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06民初11568号原告:岑某3，男，194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爽，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功群，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女，194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功群，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岑某4，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96年8月21日出生，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新口岸长崎街金丰大厦第一座14楼B座，委托诉讼代理人：起建朝，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彦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岑某1，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男，2009年8月24日出生，被告：岑某2，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女，2011年4月9日出生，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系两被告之母。被告岑某1、岑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华，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自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止）。被告岑某1、岑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思达，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自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止）。被告岑某1、岑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米兰，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自2018年10月26日至今）。被告岑某1、岑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迅，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期自2018年11月16日至今）。第三人：岑某5，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71年2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佳，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霍某，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44年12月27日出生，住所地澳门新品岸长崎街金丰大厦第一座14楼B座，第三人：刘某，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男，1938年12月1日出生，住所地澳门新品岸长崎街金丰大厦第一座14楼B座，第三人霍某、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起建朝，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霍某、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彦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岑某5、霍某、刘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岑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爽、胡功群、原告岑某3、陈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功群、被告岑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起建朝、卢彦声、被告岑某1、岑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米兰、李迅、第三人岑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佳、第三人霍某、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起建朝、卢彦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岑某3、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确定原告岑某3、陈某继承如下房产及地下室各自占应继承遗产五分之一份额:1.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十一座1601房(该房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2.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九座1601房(该房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3.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沙滘北区峡水南街2号(该房产预估值500万元人民币);4.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地下室B区DBS50(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5.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地下室B区DBS51(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6.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地下室B区DBS476(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7.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地下室B区DBS429(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二、请求依法判决确定原告岑某3、陈某继承如下房产各自占应继承遗产十分之一份额:1.珠海市金唐高尔夫山庄A39栋别墅(该房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2.珠海市港湾大道高尔夫山庄A40栋别墅(该房产预估值400万元人民币);三、请求依法判决确定原告岑某3、陈某继承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柏公司”)应继承遗产股权份额各自占志柏公司股权的4.85%、被告岑某4应继承遗产股权份额占志柏公司股权的5.6%、被告岑某1、岑某2应继承遗产股权份额各自占志柏公司股权的4.85%。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岑松江是原告岑某3、陈某夫妇儿子,自幼生长生活工作于顺德区乐从镇,后取得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身份证号为7309011(0),2016年3月9日于澳门大堂区去世。被继承人岑松江有一婚生女儿被告岑某4,非婚生儿子被告岑某1、岑某2。王某为被告岑某1、岑某2的法定监护人。第三人岑某5是被继承人岑松江的妹妹,被继承人生前与岑某5共同共有珠海市金庸高尔夫山庄A39栋、A40栋两处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是法定继承权纠纷,被继承人岑松江虽然是澳门永久居民，但其经常居所地和不动产所在地均在佛山市顺德区,因此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被继承人岑松江自幼生长生活工作于顺德区乐从镇,和其父母居住在一起,其所创办的企业志柏公司,无论是公司的注册地还是主要营业地均在乐从镇,其买房置业主要财产及居住均在乐从镇,因此其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均××××从镇。被继承人岑松江对如下房产及地下室拥有100%产权:1.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房(该房地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2.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房(该房地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3.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沙滘居委会XXX(该房地产预估值500万元人民币);4.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5.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6.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7.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该地下室预估值10万元人民币)。被继承人岑松江对如下房产及地下室拥有50%产权:1.珠海市金唐高尔夫山庄A39栋(该房地产预估值300万元人民币);2珠海市港湾大道高尔夫山庄A40栋(该房底产预估值400万元人民币)。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柏公司”)是原告岑某3牵头创设的家族企业,并由家族成员共同管理和经营该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股东只显名登记为岑某3和岑松江,但志柏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岑某3、陈某、岑松江、岑某5四人并分别持有志柏公司25%的股权。因志柏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20万元,故岑松江持有的公司25%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为30万元,即岑松江与刘庆来作为夫妻共同享有该30万元注册资本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在志柏公司于2006年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时，前述30万元注册资本所对应的公司股权为3%。因刘庆来已于1999年死亡,故志柏公司前述所增加的880万元注册资本在按家族企业比例分配后，岑松江部分应由其个人享有。因此，岑松江作为家族成员所享有的志柏公司25%股权刘庆来死亡发生了继承和转继承；由于被继承人岑松江的突然去世,父母非常痛心,为便于日后的生产和生活,维护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请贵院依据我国《继承法》及相关法律判如所诉请。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辩称，对原告关于房产分割的诉求无异议，对原告关于公司股权分割的诉求有异议，因原告岑某3、陈某不具备该股权的继承权，且我方不同意承担诉讼费。被告岑某1、岑某2辩称，原告所述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起诉书中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以及两次变更的诉讼请求应当全部予以驳回。一、被继承人经常居所地应为澳门,而非佛山市顺德区。被继承人岑松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身份证号码为7309011(0)。岑松江生前一直生活居住在澳门,并于2016年3月9日,在澳门去世。在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岑松江去世前一年的出入境纪录作为证据。1.我方提交的法院调取的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于2016年9月1日出具的自2015年3月8日至2016年3月9日期间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岑松江去世前一年，在澳门居住的时间合计329.3天,而逗留内地的时间合计仅为28.9天。2.岑某3方提供的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于2016年7月21日出具的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9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岑松江去世前一年,在澳门居住的时间为337天,在中国大陆时间仅为28天。3.岑某4方提供的澳门出入境事务厅于2017年3月6日出具的被继承人岑松江在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岑松江在去世前一年,在澳门居住时间为316天，在中国大陆时间仅为33天。综合以上出入境纪录来看,被继承人在去世前一年,在澳门居住的时间至少为300天以上,同时被继承人的三个子女也都在澳门生活,由此可见澳门应为被继承人的生活中心,而且被继承人在澳门并不存在住院就医,劳务派遣等情形。因此,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应当为澳门，而并非原告主张的佛山市顺德区。二、本案涉案遗产中志柏公司股权的继承应当适用澳门《民法典》,原告对该股权没有继承权。1.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首先,在本案中,被继承人岑松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身份证号码为7309011(0)。且继承人岑某1、岑某2、岑某4等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由此可见民事关系的双方均为澳门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其次,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自2013年1月7日起实施。本案中被继承人岑松江于2016年3月9日去世,遗产纠纷发生时上述法条均已实施且未失效。所以本案适用《法律适用法》及《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符合法律规定。2.涉案遗产中动产部分的继承应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由于本案属于涉外法定遗产纠纷,而被继承人的遗产中包含不动产(房产)和动产(股权,现金等),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1条的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因此本案中,涉案遗产中动产部分(现金,股权等)继承,应当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根据前文所述,被继承人岑松江死亡时的经常居住地应当为澳门。因此本案涉案遗产中“志柏公司”股权的继承应当适用澳门《民法典》。根据澳门《民法典》第一千九百七十一条,第一千九百七十三条,第一千九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三位被告应为涉案遗产中“志柏公司”股权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原告对该股权并没有继承权,不应参与继承,所以其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以及变更的两次诉讼请求都应予以驳回。三、应认定被继承人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90%的股权,该股权应依据澳门《民法典》由三被告每人继承30%。根据“志柏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25日,公司原始注册资金为120万。2006年,公司增资至1000万。公司登记股东仅为岑松江(持股90%)、岑某3（持股10%)2人。“志柏公司”系依法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身份的确认应当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应综合考虑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来综合认定。“志柏公司”工商登记的两名股东为岑松江、岑某3。截至诉讼为止,“志柏公司”从未变更过登记股东。即使2006年“志柏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增资,其登记股东以及持股比例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股东资格取得的时间及原因,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首先,“志柏公司”于1996年11月25日成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志柏公司”章程显示“志柏公司”原始股东仅为岑松江、岑某3。原告陈某、第三人岑某5并未参与“志柏公司”的最初设立,亦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上签章,故陈某、岑某5不是“志柏公司”的原始股东。其次,陈某、岑某5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志柏公司”的股东岑松江、岑某3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继承或其他使其成为继受股东的事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志柏公司”的股东岑松江、岑某3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故不能认定陈某、岑某5是“志柏公司”的继受股东。据此,不应认定陈某、岑某5具有“志柏公司”的股东资格。在本案中,原告在2016年7月12日提交的起诉书以及证据中,都自认了被继承人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90%的股份,并在起诉书第4页第二段第二行中称:“其所创办的企业志柏公司”。因此“志柏公司”应为被继承人岑松江创办,并且其拥有90%的股权。原告变更的两次诉讼请求,与其之前的主张、举证均自相矛盾,不应予以采信。因此,原告关于“志柏公司”为家族企业,岑某3、岑松江、陈某、岑某5共有“志柏公司”,每人各占25%股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应认定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90%的股权。综述,岑松江拥有的“志柏公司”90%的股权,应作为遗产中的动产部分,依据澳门《民法典》,由岑某4、岑某1、岑某2各自继承30%。四、涉案遗产中的不动产部分应适用《继承法》继承。本案虽为涉外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但鉴于被继承人岑松江遗产中的不动产位于珠海以及顺德。所以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1条的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涉案遗产中不动产部分的继承,应当适用《继承法》,即岑某3、陈某、岑某4、岑某1、岑某2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1.对于下述房产,上述第一顺位继承人应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1）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十一座1601房；（2）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九座1601房；（3）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沙滘XX号：（4）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地下室XXX；（5）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6）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地下室XXX；（7）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号地下室B区XXX。2.对于下述房产,上述第一顺位继承人应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1）珠海市××××区金唐路高尔夫山庄A39栋别墅；（2）珠海市××××区港湾大道高尔夫山庄XX别墅。考虑到本案被告岑某1、岑某2均属未成年人,过早的失去父亲，已使二人年幼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如不能依法继承应有的遗产份额,将会使二人未来的成长生活更加艰辛。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起诉书中的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以及两次变更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岑某5无异议。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及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1.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岑某5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第三人霍某、刘某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被告、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对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2.岑松江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及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死亡证明，证明被继承人岑松江的身份情况及死亡事实。对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3.岑某3身份证、陈某身份证；常住户口登记表、乐从沙滘居委会证明；岑松江居民身份资料证明书；岑某4居民身份资料证明书、出生证明、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及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各一份；岑某1、岑某2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及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各一份；岑某1、岑某2法定监护人王某的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是岑松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以及各继承人的身份关系。对方当事人均确认其真实性，但被告岑某1、岑某2质证认为案涉动产应当按照澳门的法律进行分割。4.房地产权证及其国有土地使用证各六份、房地产权证一份；房地产权证二份及共有权证二份(共有人：岑某5)，证明：（1）被继承人岑松江拥有以下房产的所有权：1.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房的所有权；2.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房的所有权；3.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居委会北区XX号的所有权；4.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XX的四个地下室的所有权。（2）被继承人岑松江拥有以下房产50%的产权：1.珠海市金唐路XXX栋；2.珠海市港湾大道X栋。综上证明被继承人的不动产房产。对方当事人均确认其真实性，但被告岑某1、岑某2质证认为上述房产的价格应当评估。5.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继承人岑松江对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上拥有90%的股权，实际上只拥有25%的股权。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原告对该股份不具备继承权。岑松江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不是大陆佛山，而是在澳门地区，故根据澳门民法典的规定，对于该股权部分，依照澳门法律，只有岑松江的子女有继承权，而原告对该动产没有继承权。被告岑某1、岑某2质证认为：原告在起诉状和（2016）粤0402民初4392号案件中，都自认岑松江对该公司拥有90%的股权，故原告现在的主张与之前的陈述自相矛盾。第三人岑某5质证认为：岑松江实际上只拥有25%的股权，我方已经提起诉讼；我方也对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25%的股权，该部分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工商登记情况和实际情况不一致。6.婚姻登记之叙述证明（来源于澳门婚姻登记处）一份、刘庆来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一份，死亡公证书一份，亲属关系公证书一份，放弃继承遗产公证书原件一份，证明岑松江的妻子刘庆来去世后，其父母放弃继承权。被告岑某1、岑某2质证认为：公证书是在岑某5误导情况下作出的，岑某5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该公证书应当受到质疑。第三人岑某5质证认为：放弃继承的效力已经发生，我方不认同公证书中关于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情况的表述，岑某5对该公司实际上享有25%的股权。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7.2009年至2015年间岑松江出入境记录（含岑松江在2009年—2015年在中国大陆逗留时间），霍某、刘某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含霍某、刘某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乐从镇沙滘居委会证明，证明岑松江在佛山顺德“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甚至数年、数十年以上。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2009年—2015年岑松江出入境记录不能证明岑松江在佛山顺德“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根据出入境记录，本案至起诉的前一年岑松江都是长期居住在澳门，而非顺德；第三人霍某、刘某参加诉讼申请书与证明内容没有关联性；对乐从镇沙滘居委会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居委会的法定职责没有对公民居住情况、行动轨迹的证明资格，其证明力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本案被继承人岑松江是澳门人士，其死亡前一年来往于大陆的记录依法应当以出入境记录为准，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岑某1、岑某2质证认为：岑松江出入境记录，不能证明岑松江在佛山顺德“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在岑松江去世前，进入大陆的次数是56天，在大陆住宿的时间为18天，不能就此认为其经常居住地在顺德；对第三人霍某、刘某参加诉讼申请书的关联性不认可；对乐从镇沙滘居委会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证明内容与出入境记录明显不符。第三人岑某5无异议。8.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沙滘北区峡水南街2号房产证，峡水南街2号房产里岑松江个人生活起居照片若干，常住户口登记表，乐从镇沙滘居委会证明，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副本,岑松江在顺德的开户银行众多，被告岑某2、岑某1的起诉状里也罗列了岑松江的众多银行账户的开户行基本都在佛山顺德；岑松江先生生前社会职务（佛山）：（1）1995年被评为“顺德荣誉市民”；（2）2003年3月—2006年11月：顺德政协港澳委员；（3）2003年5月12日至2016年4月12日：第九届至第十一届佛山政协港澳委员；（4）2008年11月和2013年11月：被评选为第一届、第二届佛山市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理事；（5）2006年1月和2011年1月：被评选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顺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6）1998年10月至2015年12月：被授予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7）2015年2月：被评选为顺德区乐从总商会荣誉会长；（8）开会证明，霍某、刘某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岑松江先生生前慈善事迹（顺德）：（1）1994年捐资人民币100万元重建乐从沙滘水泥公路桥，并于2012年捐资人民币50万元新建乐从沙滘运动场；（2）1997年捐资人民币500万元兴建岑松江夫人小学，并捐赠面包车一辆；（3）2000年捐资人民币10万元建校费给陈村职业中学；（4）2001年捐资人民币20万元给乐从社会福利基金会；（5）2005年顺德教育基金举办“百万行活动”时捐资人民币100万元；（6）2008年捐赠2000套课桌椅（价值人民币30万元）给汶川地震灾区学校；（7）2008年捐赠人民币30万元给佛山市政协进行佛山市政协联谊大厦改造工程；（8）2010年捐资人民币200万元新建沙滘小学综合运动场，证明岑松江把佛山顺德“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与本案证明内容没有关联。第三人岑某5无异议。9.去澳门就医的证明（黎铭康医务所声明书原件）、佛山市志柏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证明近一年岑松江去澳门是为了看病或是受志柏公司委托去澳门出差处理公司的相关业务。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与本案证明内容没有关联。第三人岑某5无异议。10.顺德区法院（2016）粤0606民初115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辖终32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裁定书认定被继承人岑松江生前的经常住所地是佛山。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霍某、刘某质证认为：经常居住地应由公安机关出入境记录认定，其死亡前一年时间出入境记录显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澳门，其他证据不能对抗上述材料的法律效力；且两份裁定书是11568号案针对管辖权作出的文书，并不能作为证据，只是对程序性作出认定，而非对实体进行审查，文书中在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依据，客观上岑松江去世前一年在中国境内的时间不超过18天。第三人岑某5无异议。诉讼中，被告岑某4没有提供证据。诉讼中，被告岑某1、岑某2提供证据及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l.岑松江出入境记录，证明岑松江去世一年前在澳门的时间为300天以上，在大陆的时间仅为56天，而且56天当中，大部分是当天返回澳门，在大陆境内留宿的时间仅为18天。澳门应为其去世时的经常居住地。原告、第三人岑某5质证认为：被告提交证据已经超过本案举证期限，法庭不应予以接纳采信；而且，出入境记录只是证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部分证据内容，要综合所有证据才能判定其是否在经常居住地居住且作为其生活中心，只凭该份证据难以证明其内容，岑松江到了澳门并不能证明其肯定在澳门逗留，其可能从澳门出国或者到香港；另外，岑松江去世前一年是因为就医才在澳门逗留。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无异议。2.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原件，证明志柏公司在1996年成立，至今持续经营22年，股东和持股比例未曾发生过任何变化。岑松江为志柏公司股东，拥有90%的股权。原告、第三人岑某5质证认为：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90%的股权只是工商登记名义上的代持，志柏公司是原告、岑松江及第三人岑某5家庭资产投资，由家庭成员共有。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无异议。3.(2016)粤0402民初4392号案件岑某3管辖权异议申请，(2016)粤0402民初4392号案件岑某3管辖权异议证据目录清单及说明，证明原告在(2016)粤0402民初4392号案件管辖权异议材料以及本案起诉材料中，都自认过被继承人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的90%股权。原告在本案中变更的诉讼请求与其之前的主张及举证自相矛盾，不应予以支持。原告、第三人岑某5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管辖权异议申请是对管辖问题程序上提出异议，并不是自认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的90%股权，岑松江拥有志柏公司的90%股权是名义上持股，实际上只持有25%的股权。被告岑某4、第三人霍某、刘某无异议。诉讼中，第三人岑某5、霍某、刘某均没有提供证据。根据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涉案准据法应如何适用？2.遗产范围如何确定？3.遗产如何处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对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及被告岑某1、岑某2提供的证据2、3，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但鉴于第三人岑某5已经另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故对于该证据证明的股权构成是属于登记股东还是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存在争议；依照法律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现属于被继承人岑松江个人的股权份额尚未确定，原告要求依法分割公司股权，本院暂不处理，其可待股权份额确定后另行解决。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第三人霍某、刘某不认可，提出放弃继承公证书是在第三人岑某5误导下做出；本院分析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刘某、霍某也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办理公证违背其真实意思，各方当事人均没有证据证明该公证声明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公证声明合法有效；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8、9、10及被告岑某1、岑某2提供的证据1，各方当事人提供上述证据的目的拟证明涉案准据法应如何适用的问题？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内容，本院分析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对于如何判断经常居所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从上述规定看，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中的继承关系时，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将经常居所作为连接点。而在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采取的是一种叠加标准，即包含二个构成要素：一是“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二是“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只有具备了上述二个要素，才能被认为是经常居所地。对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判断，结合第二个要素的概念，应该理解为一种相对持续的居住状态，而不是指一种绝对连续状态；在居住期间，即使当事人因工作派遣、出国旅游、赴外就医等原因导致其不能始终居住在某地，但只要其居住状态是相对持续的，且达到一年以上，并不影响对其经常居所的判断。而对于“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这一标准，既要审查当事人的客观生活状况，又要考察当事人的主观意愿，然后综合判断，即应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家庭生活、社会关系、主要职业、财产状况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上述二个标准除了是并列条件的关系，还是判断时重要的相互参考因素。也就是说，在判断是否连续居住时，除了要看当事人在某地居住的连续状态，还要看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将其作为生活中心的居住意图；在判断当事人是否将某地作为生活中心时，除了要看当事人主观上的居住意愿，还要看当事人的持续居住状态。本案中，根据岑某3、陈某提供的证据反映，被继承人岑松江虽然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但生于顺德，成长于顺德，其父母也居住于顺德，在顺德也有固定的生活住所，其主要的经营投资活动、财产状况、社会公益活动、居住证明等可以证明，被继承人岑松江生前是以顺德作为生活中心，已连续在顺德生活居住达数年、数十年以上；而出入境记录仅仅是反映其来往大陆、港澳的情况，结合其生前患病就医情况及经商的需要，不能据此认定澳门系其经常居住地；综合被继承人岑松江的生活状况，本院认定中国大陆地区系被继承人岑松江的经常居所地，依法应当适用中国大陆地区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继承关系争议的准据法；故本院对于岑某3、陈某提供证据的证明内容予以采纳，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岑松江于1964年1月3日出生于顺德，2016年3月9日死亡。被继承人岑松江的配偶为刘庆来，1999年10月15日死亡，二人婚后于××××年××月××日生育女儿岑某4。被继承人岑松江生前与王某于××××年××月××日生育儿子岑某1，于××××年××月××日生育女儿岑某2。被继承人岑松江的父母为岑某3、陈某。刘庆来的父母为第三人刘某、霍某。第三人刘某、霍某于2016年4月5日通过公证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对刘庆来死后以被继承人岑松江的名义遗有佛山市志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份额放弃继承权。被继承人岑松江与第三人岑某5共同共有位于珠海市香××区××路高尔夫山庄××别墅及××香××区港湾大道高尔夫山庄A40栋别墅。被继承人岑松江独自拥有位于佛山市房产三套及地下室四间，分别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房，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房，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居委会北区XX号；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XXX。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因被继承人岑松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岑某1、岑某2、岑某4及第三人岑某5、霍某、刘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民事案件。对于涉案准据法应如何适用的问题？本院在证据分析认证部分已经论述，被继承人岑松江的经常居所地为中国大陆地区，故依法应当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继承关系争议的准据法。被继承人岑松江生前无立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对其遗产进行分割。对于被继承人岑松江的遗产应如何继承，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遗产范围具体分析如下：一、对位于珠海市香××区××路高尔夫山庄××别墅及××香××区港湾大道高尔夫山庄A40栋别墅，属于被继承人岑松江与第三人岑某5共同共有，被继承人岑松江享有50%的产权份额，应当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均等继承，各继承享有10%的产权份额，即原告岑某3、陈某对上述二套别墅分别因继承享有10%的产权份额。二、对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房、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房、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居委会北区XXX以及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地下室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号地下室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号地下室XXX、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号地下室XXX的房产，属于被继承人岑松江的遗产，其死亡后，应当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均等继承，各继承享有20%的产权份额，即原告岑某3、陈某对上述房产分别因继承享有20%的产权份额。综上，对原告诉讼请求合法有据部分，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金唐路XX栋别墅由被继承人岑松江所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二、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港湾大道XX栋别墅由被继承人岑松江所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三、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房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四、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房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五、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居委会北区XXX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六、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23号地下室B区DBS50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七、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八、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X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九、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荷园路XXXX的房产由原告岑某3、陈某与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岑某3、陈某各占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十、驳回原告岑某3、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8800.08元，由原告岑某3、陈某负担89400.04元，被告岑某4、岑某1、岑某2负担89400.04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岑某3、陈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其他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兴人民陪审员  邓凯甄人民陪审员  卢士渝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书 记 员  钟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