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6民初503号原告：唐小林，女，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燕，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萍萍，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博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鄂州市明唐后路**。法定代表人：方兴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方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科技园路**。法定代表人：方兴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兴余，男，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喜，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方成，男，199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小林诉被告湖北博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博驰公司）、武汉方兴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张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保字第00293-1、00293-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张少华所有的价值人民币（下同）1,2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其它等值财产；查封担保财产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武汉经技术开发区4MA地块。唐小林向本院申请撤回对张少华的起诉，本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2591号民事裁定，准许唐小林撤回对张少华的起诉。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2591号民事判决。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民终4657号民事裁定，认为：“第二审程序中，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向本院提交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及其所附《接受案件回执》，依其内容，本案的基本事实或需以尚未审结的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一、撤销（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259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重审。本案于2018年1月9日重审立案后，唐小林申请续行财产保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提供保单号为PZDM201842010000000573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保险单作为担保。本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鄂0106民初503号民事裁定，续行查封、扣押、冻结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所有的价值1,2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其它等值财产。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唐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燕、邱萍萍，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方兴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罗兵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由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小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博驰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下同）816万元及债务清偿日止的利息（按照每月3%计算），赔偿唐小林支出的律师费20万元；2、判令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对上述欠款及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由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25日，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出具借条，向唐小林借款136万元，借期180天，2013年7月23日前归还，如未按期归还，则按照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同日，方兴余、张少华出具担保书，承诺对上述借款及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3年1月31日和2月1日，唐小林分别将上述借款支付给博驰公司，博驰公司出具收条。2013年2月15日，方兴余因博驰公司经营需要向唐小林出具借条，向唐小林借款680万元，借期170天，在2013年8月6日前归还，如未按期归还则按照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同日，博驰公司、方兴公司、张少华、方成出具担保书，承诺对上述借款及其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3年2月28日和4月1日，唐小林分别通过汪友珍的账户将上述借款支付给方兴余，方兴余出具收条。2014年9月，因博驰公司和方兴余均不能如约偿还借款，唐小林与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等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方兴余向唐小林所借的68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博驰公司，博驰公司实际从唐小林处借款的本金为813万元，其愿意按照原借条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等承担偿还责任，截止到2014年4月13日，博驰公司共计欠唐小林765万元。因博驰公司逾期不能还款，欠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月息3%。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等为博驰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协议生效后，因博驰公司到期仍不能还款，2015年1月10日，唐小林与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等又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确认，截止到2015年1月10日，博驰公司共计拖欠唐小林欠款为970万元，还款期限延期至2015年2月9日，其余内容与前述协议书约定相同。上述协议生效后，经唐小林的多次催要，博驰公司及其各担保人仍不还款。故唐小林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辩称：唐小林主张的第一笔借款136万元，博驰公司实际收到的借款数额为100万元。2013年1月，博驰公司因资金压力，方兴余与唐小林的丈夫胡余友协商，胡余友以其妻子唐小林的名义借款100万元给方兴余，月息6分，半年利息36万元，利息提前支付，博驰公司遂于2013年1月25日向唐小林出具136万元的借条。2013年1月3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日，博驰公司的会计万海鸥向唐小林的母亲汪友珍转款36万元，并注明转款用途为还款。2013年2月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账户转账剩余86万元。该36万元名义上是支付给介绍人刘靖的中介费，实际上是提前支付的利息，是唐小林为谋取高额利息将高利贷掩饰成中介费。在该借款发生之前，方兴余并不认识汪友珍和刘靖，因此刘靖不是介绍人，也没有促成方兴余与唐小林之间达成借款关系，也就不能获得居间报酬。且在2013年1月，正值年关，博驰公司及方兴余正处于缺钱之时，四处筹款，100万元的借款支付36万元的中介费，明显超出常理。唐小林为掩饰明显高出法定标准的月息6分的利息，将36万元作为中介费，掩人耳目。从2013年1月25日的借条来看，36万元也应当作为利息。首先，该借款期限为180天，但是在该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而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达到日千分之五，转换为年利率就是180%，是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7.5倍，这表明博驰公司要对借款支付高额的代价，却在180天借款期间内不用支付利息，而需要支付36万元的中介费。如果按照上述借款期限及违约金的约定，如果在借款发生的第181天，博驰公司偿还了136万元借款，那么唐小林是得不到一分钱利息的，而与该借款毫不相关的刘靖却得到了36万元中介费，实际出借人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36万元不是中介费而是唐小林要求博驰公司提前支付的高额利息。2013年8月26日，方兴余作为博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其账户向汪友珍转账100万元，唐小林认可收到此笔转账，此时，136万元借款中的本金100万元已偿还完毕。关于向唐小林借款680万元，实际本金只有500万元，且已全部偿还完毕。该借款的发生背景为，方兴余与胡余友协商，共同出资成立方兴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前期投资1,000万元，方兴余与胡余友各出资500万元，胡余友以刘靖的名义出资，胡余友借款500万元给方兴余，按照月息6分计算，半年利息为180万元。2013年2月15日，方兴余出具680万元借条，期限170天，借款期内无利息，逾期按照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2013年2月26日，胡余友安排他人代方兴余在交通银行开户，账户尾号5734，并实际占有和控制该账户。2013年2月28日，汪友珍向该账户转款500万元。同日，方兴余出具680万元的收条。2013年3月1日，该账户向方兴公司企业注册资金专用存款账户转款500万元。2013年4月1日，汪友珍向方兴余该账户转款180万元。2013年4月3日，方兴余该交通银行账户向胡余友的亲戚丰文强转款180万元。同日，方兴余名下湖北农村信用社账户向胡余友控制的邓柳岸名下账户分别转款180万元、180万元、140万元，合计500万元。方兴余并不认识汪友珍、丰文强、邓柳岸三人，但方兴余的银行账户却显示向丰文强转账180万元、向邓柳岸转账500万元，该180万元就是偿还680万元借款中的180万元利息款，680万元借款提前扣除180万元利息，实际借款本金只有500万元，并且已经偿还。汪友珍、刘靖、丰文强、邓柳岸系胡余友、唐小林的资金代收人，共计收到方兴余名下账户的转款816万元，与本案中所谓的借款相吻合，借款已经清偿。2014年9月、2015年1月10日的二份《协议书》，内容不真实，协议书的背景是，2014年9月，方兴余希望胡余友能够继续合作共同投资方兴公司的项目，虽然方兴余和博驰公司已偿还全部借款，但胡余友承诺，方兴余如果能够再次确认之前的两次借款并签订协议书便立即进行投资。在此情形之下，双方才签订了两份《协议书》。此外，《协议书》中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也存在矛盾，协议书中确认“方兴余从唐小林处借款680万元系为博驰公司项目开发需要借款，其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均为博驰公司”，但是68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是用于方兴公司的注册资金使用，注册完成之后已全部偿还。因此，136万元和680万元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两份《协议书》再次确认借款本金765万元是虚假的。由于不存在该765万元借款，方兴余、方成、方兴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唐小林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详见附录证据目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1月25日，博驰公司出具借条，载明：“本公司为业务经营需要，向唐小林借款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元整，本公司已收到前述额度借款。借期为180天，2013年7月23日前归还，如未能按期归还的，本公司愿意按照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该违约金的效力等提出异议），并赔偿唐小林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差旅费、税金等相关费用。出借人因前述违约金和损失而需要缴纳的税款，也由本公司全部承担。”博驰公司在借款人处盖章，方兴余、张少华在经办人一栏签名，该借条上加盖了博驰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方兴余的个人印章。同日，方兴余、张少华出具担保书，载明：“被担保人博驰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唐小林借款壹佰叁拾陆万元整，经协商，担保人愿意就该项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前述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税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该项债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执行费、差旅费、税金等相关费用。担保期限为借款发生之日起至债权人全部债权实现之日。各担保人之间互相就上述担保事项承担连带责任。被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均属于担保事项范围。”方兴余、张少华均在担保人栏签名。同日，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出具收条，载明，收款人博驰公司收到唐小林支付的借款共计人民币136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收条上盖有博驰公司的公章，方兴余、张少华在经办人一栏签名。2013年1月3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02968的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日，博驰公司通过该尾号02968的银行账户向万海欧转账50万元。2013年2月1日，万海欧向唐小林的母亲汪友珍名下银行账户转账36万元，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还款”。同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尾号02968的银行账户转账86万元。2013年2月15日，方兴余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方兴余为业务经营需要，向唐小林借款人民币陆佰捌拾万元整，本人已收到前述额度借款。借期为170天，2013年8月6日前归还，如未能按期归还的，本人愿意按照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该违约金的效力等提出异议），并赔偿唐小林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差旅费、税金等相关费用。出借人因前述违约金和损失而需要缴纳的税款，也由本人全部承担。”借条下方附有方兴余的账户，载明：开户行“工行武汉分行和平大道支行”，账号尾号80×××86。方兴余在借款人一栏签名，经办人一栏有方兴余、“方成（方兴余）”的签名。方兴余、方成陈述，方成的签名系由方兴余代签。2013年2月15日，博驰公司、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出具担保书，载明：“被担保人方兴余因业务需要向唐小林借款人民币陆佰捌拾万元整，经协商，担保人愿意就该项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前述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税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该项债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执行费、差旅费、税金等相关费用。担保期限为借款发生之日起至债权人全部债权实现之日。各担保人之间互相就上述担保事项承担连带责任。被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均属于担保事项范围。”博驰公司在担保书上盖章，担保人一栏还有张少华、“方成（方兴余）”的签名，方兴公司未在担保书上盖章。方兴余、方成陈述，方成的签名系由方兴余代签。2013年2月26日，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受理了方兴余名下的银行卡开户手续，账号尾号05×××34。该开户手续由邵娜代开。原一审中，根据方兴余的申请，对该账户开户时的《交通银行业务受理通知书》上客户签字处“方兴余”的签名是否为方兴余本人书写进行了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鄂中司鉴[2016]文鉴字第04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1，2013年2月26日的《交通银行业务受理通知书》上客户签字处“方兴余”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书写的“方兴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3年2月28日，汪友珍通过其名下交通银行尾号19699账户向方兴余名下前述交通银行尾号05×××34的账户转账500万元。同日，方兴余出具收条，载明，收款人方兴余收到唐小林支付的借款680万元整，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方兴余在该收条上签名并捺印。同日，汪友珍通过其名下交通银行尾号19699账户向刘靖尾号75690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2013年3月1日，刘靖尾号75690的银行账户向方兴公司名下尾号88893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方兴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留存的银行进账单显示，2013年3月1日，方兴余在交通银行尾号05×××34的账户向方兴公司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账户（尾号88893）转账500万元，作为方兴余认缴的方兴公司的首期出资款。同日，刘靖名下尾号75690的银行账户向方兴公司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账户（尾号88893）转账500万元，作为刘靖认缴的方兴公司的首期出资款。2013年3月8日，方兴公司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登记自然人股东为，方兴余，出资比例50%；刘靖，出资比例50%。方兴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5年2月28日之前缴足，截止2013年3月1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第一期交纳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3年3月16日，甲方邓柳岸（借款人）、乙方博驰公司（出借人）、丙方刘靖（担保人）签订了《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个人因经营需要，向乙方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16日开始，于2015年3月15日前还清；丙方为甲方的借贷行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丙方持有的方兴公司10%的股权为担保物。2013年4月1日，汪友珍通过其前述尾号19699银行账户向方兴余前述尾号05×××34银行账户转账180万元。2013年4月2日，方兴公司尾号30515的银行账户向博驰公司尾号21330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2013年4月3日，博驰公司尾号21330的银行账户向方兴余银行账户尾号99×××60、银行卡号尾号93×××88的银行账户转款500万元。同日，方兴余尾号93×××88的银行账户分三笔向邓柳岸尾号34572的银行账户转账180万元、180万元、140万元，共计500万元。同日，邓柳岸尾号34572的银行账户向汪友珍尾号19699的银行账户（银行记账账号尾号为17×××09）转账500万元。同日，方兴余在交通银行尾号05×××34的账户向丰文强尾号88737的账户转账180万元，该转账凭条上客户签名栏有“方兴余”签名。原一审中，根据方兴余的申请，对该户签字处“方兴余”的签名是否为方兴余本人书写进行了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鄂中司鉴[2016]文鉴字第04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2，2013年4月3日《交通银行个人（转账）凭条》上客户签名处“方兴余”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书写的“方兴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3年4月5日，方兴公司、方兴余出具《关于刘靖在方兴公司名义持股的确认与说明》载明，在拟设立方兴公司中，刘靖作为方兴余的名义持股人，同意刘靖在方兴公司所持的名义股份，作为邓柳岸向博驰公司借款500万元的质押担保。邓柳岸逾期不能还款，刘靖的名义股份必须转让至博驰公司或方兴余指定的其他人名下，以消灭博驰公司对邓柳岸的债权。邓柳岸逾期30日未能还款的，债权即行消灭，不影响方兴余行使方兴公司100%股份的权利。并说明如下：方兴公司实际由方兴余控制，刘靖仅仅是方兴余的名义持股人。对名义持股人刘靖上述所持股份的质押担保、转让及转让后果之约定，方兴公司知晓并予以确认且无异议。2013年4月15日，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出具确认书，载明：“2013年1月25日，本单位因经营活动需要向你借款本金136万元，已于2013年2月1日收到。本单位于2013年2月1日通过万海欧银行账户支付给汪友珍的款项合计36万元（不含税），该款系支付给介绍人刘靖的中介费，本单位不持异议。特此确认。”博驰公司在该确认书上盖章。唐小林向本院提交签署日期为2013年4月18日、收款人为刘靖的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汪友珍现金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此款为中介费”。2013年7月15日，方兴余与邵娜签署方兴公司资料交接清单，邵娜将方兴公司登记资料、银行开户资料、税务资料、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账本等移交给方兴余。2013年8月26日，方兴余通过其尾号60672账户向汪友珍尾号19699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4年9月，甲方（出借人）唐小林、乙方（借款人）博驰公司、丙方（担保人）方兴余、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载明：方兴余于2013年2月13日向唐小林借款680万元整（博驰公司、方兴公司、张少华、方成提供担保），唐小林委托汪友珍分别于2013年2月28日，2013年4月1日将该笔款项转至方兴余账户。博驰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向唐小林借款136万元整（方兴余、张少华提供担保）。就上述款项的偿还有关事宜，各方签署如下协议：1、方兴余从唐小林处所借680万元系为博驰公司项目开发需要借款，其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均为博驰公司，博驰公司同意按原借条约定的偿还期限、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履行偿还责任。2、各方确认，博驰公司共计向唐小林借款本金816万元。截止2014年4月13日，博驰公司尚欠唐小林765万元。3、各方确认，博驰公司上述欠款已经超过偿还期限，自2014年4月13日起，上述欠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每月3%，直至偿还完毕之日止。延期付款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仍按照原借条以及担保书的约定执行。上述欠款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欠款人及担保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没有异议。4、方兴公司、方兴余、张少华、方成自愿为博驰公司对唐小林上述欠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承担无条件的连带偿还责任。5、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部分人员未签字不影响对已签字盖章各方的效力）。协议书上加盖有博驰公司、方兴公司的公章，有方兴余、方成的签名及捺印。2015年1月10日，甲方（出借人）唐小林、乙方（借款人）博驰公司、丙方（担保人）方兴余、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与前述协议一致，另载明：各方确认，博驰公司共计向唐小林借款本金816万元。截止2015年1月10日，博驰公司尚欠唐小林970万元。各方确认，博驰公司上述欠款已经超过偿还期限。经协商，唐小林同意博驰公司延迟至2015年2月9日前一次性归还前述借款，自2015年1月10日起，上述欠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每月3%，直至偿还完毕之日止。延期付款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仍按照原借条以及担保书的约定执行。上述欠款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欠款人及担保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没有异议。方兴公司、方兴余、张少华、方成自愿为博驰公司对唐小林上述欠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承担无条件的连带偿还责任。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部分人员未签字不影响对已签字盖章各方的效力）。协议书上加盖有博驰公司、方兴公司的公章，有方兴余、方成的签名及捺印，方兴余代张少华在协议上签名。本案在原一审中，方兴余于2016年9月14日向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唐小林、丰文强、邓柳岸等人合伙诈骗其680万元。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接受报案后，调查询问了案涉当事人，制作了询问、调查笔录。邓柳岸于2017年11月1日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陈述，笔录载明：我不认识方兴余和刘靖，也不知道博驰公司，也没有于2013年3月16日以个人名义向博驰公司借款500万元；我没有在2013年3月16日《借款协议》上签字；我没有在交通银行办理过账户和银行卡；我没收到方兴余分三次转账的500万元，也没有向汪友珍名下尾号19699的账户转账500万元；我不认识汪友珍、唐小林和胡余友；我从事家政服务，经常要把本人身份证放在家政公司登记。刘靖于2017年12月4日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陈述，笔录载明：我在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工作，和胡余友、唐小林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是公司的老板；在方兴公司注册成立前，我、胡余友与方兴余就约定，因为方兴余想把公司注册资本搞大一点，方兴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当时工商局注册公司要求首次认缴出资不低于20%，也就是1,000万元，因为方兴余没有钱，他找胡余友借款680万元，然后又找我借款500万元（我这500万元实际由胡余友出借）注册成立方兴公司，我作为名义股东持股方兴公司50%股份，方兴余和我们约定，公司注册成立后，方兴余将500万元还给我，我将50%的名义股权还给他。我借给方兴余名义持股500万元是胡余友提供的。我知道该《借款协议》，我是该协议的担保人；我与邓柳岸没有关系，我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让我在方兴公司名义持股出资的500万元回来的合理合法；这500万元经过邓柳岸账户转账，可能是胡余友考虑安全，回避风险；邓柳岸名下尾号34572的交通银行卡由胡余友和唐小林实际控制和使用；方兴余分三笔向邓柳岸转账的（180万元、180万元、140万元），我清楚这500万元转账的事情，就是方兴余偿还我的借款，成立方兴公司的过桥资金；我不清楚方兴余偿还我的名义持股款500万元的资金流向，有一次胡余友跟我说过邓柳岸账户的500万元已到账，所以，后面的事我就没管了。刘靖另于2017年1月6日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陈述，笔录载明：2013年3月16日的《借款协议》是胡余友与方兴余商量好以后，让我起草的。我不认识邓柳岸，三方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邓柳岸不在场，邓的签字也是由胡余友找人代签的，她不知道这个事情。《关于刘靖在方兴公司名义持股的确认与说明》是方兴余给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完善手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出资500万元，实际也是胡余友出资帮方兴余过桥，我只是名义上代方兴余持股。方兴余出资的500万元，是方兴余找胡余友借的。我出资的500万，以邓柳岸向博驰公司借款500万元的方式拿回来了。胡余友2017年12月4日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陈述，笔录载明：我和方兴余是老乡关系，2013年1月25日，以我老婆唐小林名义借给方兴余136万元；2013年2月28日，也是以我老婆唐小林名义借给方兴余680万元，分两笔打款，一笔500万元、一笔180万元；唐小林借给方兴余的500万元是由我岳母、也就是唐小林的母亲汪友珍账户代付的，汪友珍的账户由唐小林和汪友珍共同使用，180万元也是汪友珍账户代付的；方兴余转给丰文强账户180万元，是方兴余支付给丰文强的中介费；我认识邓柳岸，她曾经在我家做过保姆，她名下尾号为34572的交通银行账户由唐小林掌控和使用，是我老婆带邓柳岸去办理开户的；丰文强是我表侄子，其名下交通银行尾号88737的账户由唐小林掌控和使用，也是由唐小林带丰文强去银行开的户，由唐小林使用；我以邓柳岸账户确实合计收到方兴余转账500万元，邓柳岸的账户由唐小林掌控，具体资金去向，我不记得了；这500万元名义上是邓柳岸借款，实际是刘靖帮方兴余注册方兴公司的验资款500万元。2017年3月9日之前，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原是我和唐小林的，之后该公司重组，刘靖是该公司的行政经理。《借款协议》上邓柳岸的签字是我们代签的。2018年5月22日，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作出梁子公（经侦）撤案字[2018]16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该局办理的方兴余被诈骗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决定撤销此案。前述司法鉴定，由方兴余垫付鉴定费18,800元。另查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登记成立于1996年9月，2003年9月，自然人股东变更为，唐小林，出资比例30%、胡余友，出资比例70%。嗣后，公司股权历经多次变更，至2017年5月，胡余友、唐小林仍为该公司自然人股东。再查明：唐小林为本案诉讼，委托了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0万元，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同金额的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贷的真实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因为运用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而且也只有依靠证据才有可能做到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正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657号民事裁定所指出的，本案的基本事实、真实情况或尚需以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办理的方兴余被诈骗案的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虽然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对该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决定撤销，但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在办理该刑事案件中形成的询问、调查邓柳岸、胡余友、刘靖等人的笔录，是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却在本案中必须应当加以分析与判定。前述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的实质是关于特定人就某些特定事实和事项所做的陈述的记载，该笔录不过是这种信息承载的一种文本，一种物质载体。因此，如果抽象出来，就应当是刑事诉讼中的特定人的陈述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或证明作用的问题。再进一步加以抽象，脱离开特定的诉讼领域，甚至离开陈述行为的特定环境，问题就抽象为，特定人的陈述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或证明作用的问题。从这一层面上讲，民事诉讼之外形成的陈述只要关联到民事诉讼的某一案件，也就必然牵涉到该陈述的证据效力。基于证据种类的法定化预设，不同证据种类在证据运用和判断上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也就会影响证据的效力问题。所以对证据效力的分析，首先应确认其在证据种类上的归属问题，即证据的性质。关于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可见，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用排除法，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显然不属于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或勘验笔录。如果认为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的陈述（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还是其他的陈述）主体在民事诉讼中为当事人的，其笔录中的陈述即为“当事人陈述”；如果刑事诉讼中的陈述主体不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其笔录即为“证人证言”，这种根据刑事诉讼中陈述人是否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来确定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具体为当事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的划分，遭遇到一个不同界域、即不同诉讼领域对证据界定的问题。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理论，所谓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强调了一个界域的特定性，没有这种空间特定性便无所谓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即无论当事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都应当是在民事诉讼中所进行的行为。当事人陈述是当事人就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向民事诉讼的审理法院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也是证人就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向民事诉讼的审理法院所作的证言。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中记载的被询问人的“证词”，是被询问人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而非其就案件相关事实向审理法院所作的陈述，如果从特定于民事诉讼这一界域属性或空间特性而言，刑事诉讼中的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只能是“他在”的陈述，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界定范围，当然也就不能作为民事诉讼中“此在”的陈述——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具有证明作用的仅仅是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因此，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不宜径行认定为当事人陈述或证人证言。如前所述，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属于公安机关对了解案情的特定相关人员就案件相关情况的陈述进行记录以书面的形式而制成的文书载体，内容是特定相关人员对自己就案件事实一种情况的描述，虽然有区别于其他书证的特点，但仍然具有书证的共性。它以纸张为载体，以载体记载或表示的思想内容的真实性这种证明方法，通过文字、符号或图画等形式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些都属于书证的基本特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应当如实地记录清楚，制作笔录应当使用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材料，笔录应当交前述特定人核对并应当补充或者更正。据此，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是一种特殊的记载形式，其特殊性在于笔录的制作主体的特殊性，即是由特殊的公权力机关制作的，而所记载的陈述是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即是一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这种文本形式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是国家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因此，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具有特定的单位制作主体，法定的制作程序，规格化的文书格式，符合公文书证的特征。但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与一般的公文书证相比，二者包含的主体类型不同、反映案件待证事实的主体身份不同、反映的内容客观性程度不同，有着区别于一般公文书证的特点，证明效力并不必然高于其他民事证据效力，不宜简单的以公文书证优先的规则进行证据认定。任何诉讼证据都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双重属性。如前所述，在民事诉讼中，实际发挥证明作用的是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因此，这些陈述要在民事诉讼中起证明作用就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判断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的证据能力。也就是说，公安机关询问、调查笔录虽然属于公文书证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内容来自自然人的陈述，并非公文制作机关的意志。由于该笔录属于书证的范畴，在诉讼中不再需要被询问人以证人身份出庭质证，所以被询问人的证言无法受到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质询，鉴于被询问人的自然人身份，其对公安机关所作的有关案件情况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应当通过审查前述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来予以认定。关于案涉笔录的真实性，也就是该笔录的客观性或者确实性，作为证据事实，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以真实而非虚无的、客观而非想象的面目出现于客观世界，且能够为人所认识和理解。作为本案民事证据的案涉笔录材料，客观存在，唐小林一方对案涉笔录的形式要件的真实性也未持异议。关于案涉笔录的关联性，这里的“关联性”标准仅指形式上的关联性，即只要证据有发现待证事实的可能就认定其具有关联性。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实质上的关联关系则属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标准。对此应明确三个问题：第一，该证据证明或反映了什么内容；第二，该证据反映的内容是否属于本案所争议的问题；第三，该证据反映的内容对本案所争议的问题是否具有证明作用。依靠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这三个问题作出判断，案涉笔录反映了借款给方兴余的唐小林、向方兴余转账的汪友珍、唐小林的配偶胡余友、方兴余转账付款的对象邓柳岸、丰文强以及特定关系人刘靖等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案涉资金走向属于本案所争议的问题；反映的前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案涉资金等内容能够解决本案所争议的问题，由此可以认定案涉笔录对本案事实的证明价值的密切关联性。关于案涉笔录的合法性，只有合法的证据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合法性是有效证据的基本特征，包括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时，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不为法律所禁止，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一是证据来源合法，案涉笔录系本院依照博驰公司、方兴余等人的申请向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调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案涉笔录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符合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二是证据形式合法，即证据取得方法的合法性和证据程序的合法性。经本院审核，案涉笔录系经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案涉笔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询问的要求、地点与方式，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笔录的制作的规定。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笔录系采取刑讯逼供、引诱、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综上，无论是民事程序还是刑事程序，都是国家司法程序，都是代表国家公权力，从证明标准上来看，刑事证据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要求更为严格，而民事证据采取的是优势证据原则，只要符合盖然性，可以通过法官判断来认定事实。据此，在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案涉笔录，经过民事诉讼程序质证后，是可以作为本案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的。虽然案涉笔录记载的内容之间略有矛盾、细节上有所出入，如邓柳岸陈述其不认识唐小林、胡余友等人，也没有在交通银行办理过账户和银行卡；而胡余友陈述其认识邓柳岸，邓柳岸曾经在其家做过保姆，其名下交通银行账户是唐小林带邓柳岸去办理开户等。就此矛盾之处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基于特定人所处的环境、地位，邓柳岸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其所作的陈述有可能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排除在对自己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事实上，作出避重就轻、故意回避的陈述。在一个刑事案件中，一个人所陈述的数份笔录内容前后矛盾的客观事实也是存在的，更何况多人之间的笔录内容，由于各人之间在个体、心理、记忆上的差异，存在矛盾之处也是符合常理的。但是，邓柳岸的陈述与胡余友等人的陈述在关键情节上是一致的，即：邓柳岸曾从事过家政服务工作，案涉邓柳岸名下尾号34572的交通银行账户，不是邓柳岸控制和使用，邓柳岸也没有签署案涉2013年3月16日《借款协议》。因此，作为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邓柳岸，其名下银行账号被雇主所控制和使用，邓柳岸就此不敢陈述真实的事实，均符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所能得出的常理。关于案涉笔录中胡余友、刘靖等人的陈述，胡余友系唐小林的配偶，刘靖系胡余友、唐小林为股东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果唐小林认为该笔录中胡余友、刘靖等人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其相当有能力、有条件，或者提供新的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或者依法申请胡余友、刘靖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用以推翻前述证据。加之笔录中胡余友、刘靖等人的陈述，对唐小林相当不利，矛盾律作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作出两个矛盾的判断，即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但唐小林既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未就此提出正当理由，对于当事人所要证明的某一事实来说，现笔录中胡余友、刘靖等人关于案涉事实的陈述的记录，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加以推翻，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邓柳岸名下尾号34572的交通银行账户由唐小林、胡余友实际控制和使用、汪友珍名下尾号19699的交通银行账户唐小林能够控制和使用、丰文强名下尾号88737的交通银行账户由唐小林实际控制和使用。现唐小林以博驰公司出具的借条、收条，以及其与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等签订的《协议书》主张权利，虽然借条、收条是借、贷双方在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但是，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借条、收条载明的法律关系有时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审核借条、收条的真实性，尚不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审判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应当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据此，本院对案涉借贷，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如下：关于136万元的借款的认定。虽然博驰公司出具了136万元的借条、收条，但是，收条出具的时间是2013年1月25日，与借条同期同日，此时案涉借款尚未交付，因此该收条与借条一样，只是书面的借款合同，而不是交付凭证。根据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3年1月3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转账50万元；同日，博驰公司向本公司会计万海鸥转账50万元；次日，万海鸥向唐小林（使用的汪友珍账户）转账36万元，注明的转款用途是“还款”；同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账户转款86万元，虽然唐小林共计向博驰公司转账136万元，形式上貌似提供了约定的全部136万元借款，但是，博驰公司在收到借款的次日，即向唐小林“还款”36万元，完全不合借款的常理。博驰公司主张该36万元系预先扣除的利息，唐小林就此主张该36万元系博驰公司向刘靖支付的中介费，并提供了2013年4月15日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出具关于“该款系支付给介绍人刘靖的中介费”的确认书以及刘靖于2013年4月18日出具的36万元中介费收条加以证明。本院认证，所谓中介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系指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136万元借款系由刘靖促成成立或者说刘靖就此提供了中介服务，根据笔录中胡余友的陈述，胡余友与博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兴余，是“老乡关系”，双方之间直接认识，胡余友与方兴余之间的借款完全无需刘靖居间促成成立，刘靖仅为胡余友、唐小林的工作人员，客观上刘靖也不具备促成该借款成立的能力；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案涉136万元借款的中介费为3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即使刘靖促成案涉借款的成立，但其收取的中介费比例高达27%，既远远高于武汉市本地中介服务的市场价格，也不符合其居间劳务的合理成本；再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靖实际收到了该中介费。该36万元由唐小林实际控制的账户收取，虽然刘靖出具了36万元中介费的收条，但如前所述，收条并不当然为交付凭证，唐小林实际控制的账户并未将该36万元交付给刘靖。刘靖名下有银行账户，出于交易的便捷和安全，博驰公司完全可以将该36万元的中介费直接转入刘靖账户，但其却转入唐小林实际控制的账户，就此又出具“该款系支付给介绍人刘靖的中介费”的确认书，既多此一举，又无法用日常生活经验所能得到的合理的解释加以分析。基于借款人有求于出借人的弱势地位以及迫切得到借款的心理，其按照出借人的要求，虚构相关事实，出具掩饰出借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相关证明、文件等，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在武汉市本地的民间借贷中也经常发生，因此，前述收条、确认书不能作为认定中介费的依据。最后，唐小林向博驰公司及方兴余提供借款的目的是以利息的方式获取利润，但双方在前述有关136万元的借款合同中，借款期限长达180天，居然没有约定期内利息，仅仅约定了逾期违约金，此种约定，无论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还是从民间借贷的一般规律拟或从双方当事人的交往过程来判断，都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明显有悖日常生活习惯。反之，如果从博驰公司抗辩的其中有36万元系被预先扣除的利息角度来分析，结合武汉市本地民间借贷市场中大量存在的预先扣除利息的现象来判断，更能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的反映客观真实的程度。综上，当出借人唐小林与所谓的中介人刘靖存在利益高度关联性，又不能举证证明刘靖提供了中介服务及实际支付了中介费的事实，其从借款本金中收取所谓的中介费的行为，系利用其优势地位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借款利率的限制，企图获得超过法定利率上限以外的利益。该种行为实为变相收取高息的行为，法律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据此，对于案涉所谓中介费不应当认定为借款本金，前述实际借款数额为100万元。案涉借款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3年7月23日，2013年8月26日，博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兴余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唐小林实际控制的汪友珍名下账户转100万元，双方均确认该还款行为，没有增加博驰公司的义务，本院予以确认。但唐小林主张该100万元系偿还136万元的本息，其中本金51万元、利息49万元，与本院前述所认定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理由不再赘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100万元，双方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唐小林主张借期内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也不宜按照双方约定的逾期违约金标准来计算期内利息。首先，就此没有法律依据加以支撑，即没有法律规定以逾期利息标准来反推期内利息，而是与之相反；其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未约定期内利息，只约定逾期违约金，是为了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借款利率的限制，该不法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据此，博驰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前述借条载明的逾期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逾期利息应当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据此计算，从2013年7月23日至2013年8月26日，以100万元为本金，逾期利息为22,000元。关于680万元的借款的认定。首先，关于2013年4月3日方兴余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向唐小林实际控制和使用的丰文强银行账户转款180万元的认定，虽然唐小林主张该180万元为中介费，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博驰公司、方兴余与丰文强另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如前所述，该180万元仍应当认定为预先扣除的利息，理由不再赘述。关于500万元借款本金，2013年2月15日，方兴余向唐小林出具680万元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2月28日，由唐小林使用的汪友珍的银行账户向方兴余的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次日，方兴余将500万元转入方兴公司的注资资金专用账户，作为成立方兴公司的首期注资资金。2013年4月2日，方兴公司名下账户转款500万元到博驰公司名下账户；次日，博驰公司名下账户向方兴余名下账户转款500万元；同日，方兴余名下账户分三笔总计向唐小林实际控制和使用的邓柳岸的账户转款500万元，同日，邓柳岸的账户向汪友珍的账户转款500万元。因此，从前述银行交易明细所得出的结论是该500万元已经在约定的还款期2013年8月6日之前返还完毕。如前所述，该500万元亦无须支付期内利息。唐小林主张，方兴余将该500万元用于对方兴公司的出资，前述邓柳岸账户分三笔转入的合计500万元款项，系方兴余与刘靖双方约定，以方兴余向该账户支付500万元借款的形式，用以偿还来源于唐小林的刘靖在方兴公司代方兴余垫付的认缴注资金500万元，前述邓柳岸账户转入的500万元，与680万元的借款无关。本院认证，唐小林主张的依据是，2013年3月16日所谓邓柳岸、博驰公司、刘靖三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和2013年4月5日方兴公司、方兴余出具的《关于刘靖在方兴公司名义持股的确认与说明》。关于三方《借款协议》，首先，该协议显然不是邓柳岸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不再赘述。其次，即使该《借款协议》中所载明的借款事实成立，则借款人名为邓柳岸实为唐小林或其配偶胡余友，出借人为博驰公司或方兴余，担保人名为刘靖实为其上级唐小林或胡余友，根据前述说明，刘靖系方兴余的名义持股人，则所谓的担保物，为名为刘靖实为方兴余持有的方兴公司10%的股权，形成的最终结果是出借人方兴余以自己的财产为自己向唐小林的借款提供担保，完全不合常理。关于前述说明的内容，一方面载明刘靖是方兴余的名义持股人，另一方面又载明该实为方兴余以隐名股东持有的方兴公司股份作为方兴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驰公司向邓柳岸出借500万元的担保，同时载明如邓柳岸逾期不能还款，刘靖的名义股份必须转让至博驰公司或方兴余指定的其他人名下，形成的最终结果也是方兴余以自己的财产为自己提供担保，方兴余作为隐名股东持有的方兴公司股份，通过如此复杂的借款、担保的流程却又转让至博驰公司或方兴余指定的其他人名下，既多此一举，更不合常理。即使前述500万元的所谓的《借款协议》成立，根据协议，应当由博驰公司向邓柳岸名下账户提供借款，且博驰公司当时账上也有500万元的资金，但博驰公司将500万元转入方兴余名下账户，再由方兴余向邓柳岸名下账户转款500万元，也是多此一举，无法用日常生活经验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如果按照唐小林的主张，该500万元系以借款的形式，用以偿还来源于唐小林的刘靖在方兴公司代方兴余垫付的认缴注资金5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据此，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的信用基础取决于公司资本。因此，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存续过程中保持与公司资本相当的公司财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禁止抽逃出资。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一种欺诈性违法行为，我国公司法明文禁止。对于任何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且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均可认定为抽逃出资。则唐小林所主张的前述行为，显然是利用关联交易、虚构债务，导致方兴公司财产不当减少，损害公司利益，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法作为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秩序，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价值就是为了体现秩序、自由、正义，违法行为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唐小林的主张没有合法的依据，当然不能成立。刘靖向方兴公司注册资金专用账户转款500万元，系2013年2月28日由唐小林使用的汪友珍名下账户向其转款而来，刘靖系方兴公司登记的股东，依法应当履行出资义务。虽然唐小林主张该款系代方兴余垫付的认缴注资金500万元，已经通过以博驰公司向邓柳岸提供借款的形式予以返还，如前所述，该主张无合法依据；其次，前述主张的所谓的返还过程，人为故意设置复杂的程序与流程，刘靖自有银行账户，却不直接由方兴余向刘靖还款，而采取以方兴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驰公司向唐小林控制的邓柳岸借款形式，有意不走直路走弯路，其目的昭然若揭、路人皆知。目前，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2013年2月28日的500万元系唐小林与博驰公司或方兴余达成过借款合意的情形下，与本案无关。关于2014年9月、2015年1月10日唐小林、博驰公司、方兴余、方成、方兴公司等人签订的两份《协议书》，载明了博驰公司、方兴余的借款数额，并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且加盖有印章。虽然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可能经历有四个阶段：成立、生效、纠纷、效力变化。合同之成立，系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合意。成立与生效是略有不同的两个阶段，合同成立，可能因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并不生效。成立制度表现当事人意志，合同的成立与否，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体现的是自由原则；生效制度体现的是国家对合同关系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的是国家对合同关系的筛选和干预。合同其实根本上就是合同当事人就某一事项表达的意思表示的一致，是一种合意。该合意产生得到法律的承认，受法律保护，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够产生法律上的效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该意思表示是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的表达，这样当事人才会受由该意思表示引起的法律约束力的约束。2016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裁判文书选登的公报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8号的裁判要旨指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从权威观点可以看出，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与印章真实性确实存在分开的空间。如前所述，所谓的136万元借款和680万元借款并不成立；在前述《协议书》中所分别载明的765万元、970万元，唐小林无法解释清楚其组成的依据，即使按照其所陈述的利息计算标准也存在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将欲成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它由三要素构成：即效力意思、表示意思和表示行为。效力意思，是意思表示人欲使其表示内容引起法律上效力的内在意思要素。而表示行为，是用以表达行为人内在意思的方式。通过表示行为表示于外部的意思即为表示意思。也就是由表示行为将内在的要表达的效力意思变为外在的表示意思。当表意人的表示行为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的效力意思时，称为意思表示真实。据此，本案中，前述《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内容，与证据背后的客观事实不符，法官有确实充分的理由怀疑证据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统一，是司法领域中颠扑不破的原则，因此，应当认定博驰公司、方兴余、方成、方兴公司等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本院对前述《协议书》相关内容真实性不予采信。方成、方兴公司等人根据前述《协议书》的担保责任，亦无成立之基础。方兴余为案涉100万元借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据此，方兴余应当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据此，方兴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关于唐小林主张博驰公司赔偿其律师费20万元，虽然案涉借条、担保书对违约方承担律师费用作出了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如前所述，博驰公司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当行为，唐小林主张的20万元律师费，并不合理，亦不正当，本院不予支持。案涉鉴定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据此，应由方兴余直接支付给鉴定机构。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博驰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小林逾期利息22,000元；二、被告方兴余对被告湖北博驰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后，被告方兴余可向被告湖北博驰置业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唐小林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7,080元，由被告方兴余负担350元，原告唐小林负担86,73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唐小林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王勇睿人民陪审员  周 鸣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蒋 璐附证据目录：一、唐小林提供的证据：1、2013年1月25日博驰公司出具的借条，用以证明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借款136万元；2、方兴余、张少华出具的担保书，用以证明方兴余、张少华对前述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3、2013年1月3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转账50万元的银行凭证、2013年2月1日唐小林向博驰公司转账86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唐小林向博驰公司提供借款136万元；4、博驰公司向唐小林出具的收条，用以证明博驰公司收到唐小林提供的借款136万元；5、2013年2月1日博驰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用以证明博驰公司向万海欧转账50万元系支付给中介人刘靖的中介费；6、刘靖出具的收到汪友珍36万元中介费的收条，用以证明该款项为中介费；7、2013年2月15日方兴余出具的680万元借条，用以证明方兴余因博驰公司经营需要向唐小林借款680万元；8、2013年2月15日博驰公司、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出具的担保书，用以证明博驰公司、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对前述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9、2013年2月28日汪友珍向方兴余转账500万元的银行凭证、2013年4月1日汪友珍向方兴余转账18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唐小林通过汪友珍账户向方兴余提供借款680万元；10、方兴余出具的收到唐小林所借款项680万元的收条；11、2013年3月1日刘靖向方兴公司转账50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刘靖向方兴公司转账500万元作为公司设立的股东认缴出资款；12、2013年3月16日邓柳岸、博驰公司、刘靖签订的《借款协议》，用以证明刘靖向方兴公司实缴的出资款500万元，通过方兴余向邓柳岸的账户支付500万元的借款形式，归还该代垫的实缴出资；13、方兴余出具的《关于刘靖在方兴公司名义持股的确认与说明》，用以证明方兴余设立方兴公司需要刘靖提供500万元的资金，待公司设立完成后，刘靖名下的持股份额转让至博驰公司或方兴余指定的其他人名下；14、2014年9月唐小林、博驰公司、方兴余、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用以证明截止2014年4月3日博驰公司尚欠唐小林765万元；15、2015年1月10日唐小林、博驰公司、方兴余、张少华、方成、方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用以证明截止2015年1月10日博驰公司尚欠唐小林970万元；16、唐小林与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唐小林支付律师费的发票，用以证明唐小林为本案支付律师代理费用20万元；17、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梁子公（经侦）撤案字[2018]16号撤销案件决定书，用以证明方兴余主张唐小林起诉其要求偿还借款涉嫌诈骗犯罪的主张不成立。二、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提供的证据：1、2013年1月31日博驰公司转款给公司会计万海欧50万元的银行凭证、2013年2月1日万海欧向汪友珍转款36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博驰公司和方兴余已经偿还了36万元；2、2013年8月26日方兴余向汪友珍转账10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方兴余已经偿还了唐小林的借款100万元；3、2013年4月2日方兴公司向博驰公司转账50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方兴公司向博驰公司支付投资款500万元；4、2013年4月3日博驰公司向方兴余转款50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博驰公司向方兴余转款500万元；5、2013年4月3日方兴余向丰文强转账18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方兴余向唐小林指定的收款人还款180万元；6、2013年4月3日方兴余向邓柳岸分别转账180万元、180万元、140万元，合计500万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方兴余向唐小林指定的收款人还款500万元；7、邓柳岸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邓柳岸收到方兴余前述500万元后，立即将该500万元转至汪友珍名下账户；8、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鄂中司鉴[2016]文鉴字第04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方兴余在前述银行的开户资料以及转款给丰文强的银行凭证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的签名；9、核准成立方兴公司的通知书，用以证明方兴余与刘靖合作成立方兴公司，刘靖系代胡余友持股；10、2013年7月15日的方兴公司资料交接清单，用以证明唐小林和胡余友控股的公司工作人员邵娜在该日将方兴公司的资料才交还给方兴余；11、方兴余名下尾号5734的交通银行开户资料，用以证明该银行卡系邵娜代开；12、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询问方兴余的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借款本金只有100万元和500万元，借款已经全部偿还；13、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询问邓柳岸的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邓柳岸与方兴余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14、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询问刘靖的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刘靖是唐小林和胡余友的职工，方兴余转款给邓柳岸的500万元是偿还唐小林的借款；15、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询问胡余友的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胡余友与唐小林系夫妻关系，汪友珍系唐小林的母亲，汪友珍、邓柳岸、丰文强的账户由唐小林控制使用；16、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用以证明胡余友与唐小林系该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丰文强之父丰旺杰系该公司董事；17、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用以证明该公司利用汪友珍、刘靖、邓柳岸的账户的周转资金，该三人的账户受唐小林的控制和支配。三、本院根据博驰公司、方兴公司、方兴余、方成的申请，调取的证据：1、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在办理方兴余被诈骗一案的档案卷宗中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调取的方兴公司名下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方兴余名下银行交易流水明细、邓柳岸名下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丰文强名下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汪友珍名下银行交易流水明细；2、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在办理方兴余被诈骗一案的档案卷宗中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询问方兴余、胡余友、邓柳岸、刘靖的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