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0民初21712号原告：朱某某，女，192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达，男，195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理，男，195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曹某某，男，195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原告朱某某与被告曹某某赡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达、曹明理与被告曹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4月1日起到2019年3月31日止因租房居住产生的赡养费14,250元(即两房租金差额的四分之一)。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等人于2015年3月14日达成了《关于母亲照料的几条共识》(以下简称“XXXXXXX共识”)，特别强调原告住进去而至今未住进，因为地处偏远、医疗条件差，于是把原告在青浦分得的动迁房装修后出租，又在家住宝山的大儿子曹明达家附近给原告租房，便于大儿子照看母亲，两房租金相抵出现差额，从2016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止累计差额达到57,000元，四个子女各自分担14,250元，被告迟迟未付，其他三子女均已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按照赡养费名义判令被告支付。被告曹某某辩称，不认可，被告希望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如何改善原告生活状况。关于本案原告主张的赡养费实为两处房产租金差额，已有第一次诉讼(以下简称前案)生效判决所确认，本案与前案形成重复诉讼，法院不应受理；原、被告及其他亲人于2015年3月14日达成“XXXXXXX共识”合法有效，被告已全部履行，所以前案判决被告不负担该笔费用。按照“XXXXXXX共识”，老二曹明达应该建立基金，退一步即使应该负担该笔费用，也应先将基金使用完毕，被告才同意负担；另外，即使被告应该负担该笔费用，原告提供的租金差额也不真实，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失偶后成为独居老人，共生育四个子女且均享受高等教育，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原告的两个委托代理人分别系其大儿子曹明达与二儿子曹明理，被告曹某某系原告的第三个儿子，老四是女儿，四子女现均已退休且有生活保障。2018年10月30日，本案法官、书记员走访原告，来到本市宝山区一居民区某套一室一厅房内，看到原告面容慈祥，行走困难，一个人居住，室内生活设施简陋，客厅橱窗放着原告丈夫的遗像。原告生活费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政府最低生活保障1,000元，二为四个子女平均每月支付的生活费500元合计2,000元。原告的动迁安置房于2015年底交接，但在本市青浦郊区，地处偏远、医疗条件差，四子女为了原告生活便利，在本市宝山区大儿子曹明达家附近给原告租房居住，便于大儿子照看原告。另外，原告的子女把原告在青浦分得的动迁安置房装修后出租，于是出现了两份房产租赁合同。第一份租赁合同，由原告的二儿子曹明理与案外人钱某某就原告所有青浦动迁安置房签订出租合同，约定租期三年，从2016年2月15日到2019年2月14日，第一年每月租金1,000元，第二年、第三年每月租金按市场价的优惠档次计算。青浦房租金第二年每月1,300元，第三年上半年每月租金1,400元、下半年每月租金1,600元。第二份租赁合同，由曹明理与案外人姜某某就宝山区某房产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三年，从2016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第一年每月租金2,700元，第二年每月增加150元为2,850元，第三年每月增加150元为3,000元。两房租金相折抵，第一年租金差额为每月1,700元合计20,400元，第二年租金差额为每月1,550元合计18,600元，第三年上半年租金差额为每月1,600元合计9,600元、第三年下半年租金差额为每月1,400元合计8,400元，第三年的合计为18,000元。三年合计租金差额为57,000元。原告诉称该差额由四个子女平均分担，只有被告曹某某未支付租金差额14,250元，其余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支付了租金差价。被告曹某某在前案诉讼2016年10月20日庭审中称：“如果母亲需要租房，我觉得应该先由基金支付，基金用完了我付四分之一。”在本案诉讼调查中，法官就四分之一房租询问被告，被告称：“第一次是这样说的。但是这次应该坚持先用基金。”原告曾于2016年8月11日在本院以赡养费纠纷案由立案，请求判令被告曹某某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支付原告租房差价赡养费每月人民币850元。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沪0110民初字第1307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诉请。之后，原告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3月24日作出(2017)沪02民终6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申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8)沪02民申9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之后，原告又申请检察院抗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后作出沪检二分民(行)监(2018)XXX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原告的监督申请。原告在前案诉讼的一、二审生效判决确认主要事实如下：原告年轻时帮被告带孩子至孩子长大成人，后被儿子及家人赶出。之后浙江北路老房子拆迁，原告分得郊区房屋一套，但因为交通不便、无医院等基本设施，不适合原告居住，于是在大儿子家附近租了一套月租金2,700元的房屋居住，扣除郊区房屋出租的租金1,000元，差价为1,700元。为此，双方于2015年3月14日达成了“XXXXXXX共识”：“母亲搬出了三子曹某某家后，四个子女间共同承担起照料母亲的责任。四个子女家庭经过商讨后，并达成了以下五条共识：(1)母亲没有退休工资，晚年生活费由四个子女共同承担，每个子女每个月各付500元。当物价上涨时，生活费也同时上涨。(2)母亲的医疗费(就医、买药、保健品等)由四个子女共同承担。(3)目前母亲过度租房时期，即住进拆迁房之前，房租由二子、三子共同承担。母亲借房在长子附近，方便多照顾母亲。母亲若碰到困难或大子家有事，由其他三个弟妹共同挑起担子。过年过节由三个弟妹来照顾。(4)母亲分配到新房后，装修、家具、家电由二子负责。动迁后，二子将建立母亲生活基金，基金数额为拆迁多余平方的钱款。基金的使用由二子与母亲共同监督决定。(5)母亲住进新房后，四个子女轮流照顾母亲，每家照顾三个月，有困难自行解决。母亲生病、住院时四个子女一同照顾。母亲将根据哪个子女照顾最多，自行决定继承人。(6)母亲租房拿到钥匙后两天搬至新房。协议由母亲连同四个子女共同签字认可，另有四子女表哥表嫂见证。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履行至2016年3月底，之后以新房已拿到手为由，不再继续履行协议。另查，1991年9月，被告的儿子曹某出生前，原告在女儿家看护外孙，其户口也在女儿家。曹某出生后，原告放弃给女儿家看护外孙，来给被告家照看自己的孙子。就原告户口及养老问题，同年12月1日，原、被告等子女亲人一起协商达成“保障母亲晚年生活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母亲的居住问题由所持户口的家庭承担全部责任并保证母亲的正常居住条件和居住权利，在无别的家庭主动提出接纳母亲户口情况下，不得推诿和妨碍母亲居住；但在母亲户口进入某子女家庭后，但此家庭未重新分到住房时，原迁出户口的家庭仍对原告负有居住责任。”同时，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年12月底，原告的户口从女儿家迁入被告家。本案有原告提供的两份租房合同复印件、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字第13073号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676号民事判决民事书、(2018)沪02民申9号民事裁定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沪检二分民(行)监(2018)XXX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1991年12月1日“保障母亲晚年生活的协议”及“XXXXXXX共识”复印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凭。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依次分析如下：其一，本案与前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对此，本院认为两案不构成重复诉讼，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两次诉讼的主要事实依据及理由不同，前案诉讼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及理由是“XXXXXXX共识”及租金差额，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是新的租金差额与所有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的法律规定，且原告是基于前案诉讼审判人员释明而提起本案诉讼。二是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不同，前案请求判令被告曹某某支付2016年4月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每月借房租金差价850元，本案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4月1日—2019年3月31日原告因租房居住产生的赡养费14,250元(即两房租金差额的四分之一)，尽管其中有部分时间段的重合，但是因为原告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有了新的变化。其二，“XXXXXXX共识”中所设基金可否作为被告抗辩的理由。本院认为，不可作为被告的抗辩理由，因为：(1)“XXXXXXX共识”中所说的基金，明确约定“基金的使用由二子与母亲共同监督决定”，被告以此做抗辩理由没有其中的依据；(2)退一步说，年逾九十的高寿老人，即使身边留有少量现金，作为应急救助经费也是有必要的，不宜把基金使用完毕了，再主张租金差额或其他赡养费用。(3)从庭审情况看，被告有“赌气”嫌疑，揪住“基金”不放，如果没有“基金”，被告也许会负担了该笔费用。所以，被告应该意识到孰轻孰重，无论如何这笔费用是花在母亲身上，按照1991年12月达成的“保障母亲晚年生活的协议”继续执行的话，原告还应该在被告家居住，何况被告自己受益于原告的恩泽较多，的确是不该“赌这口气”的。父母哺育子女是不讲任何条件与代价的，同理，作为子女孝顺父母也应该如此。对父母的孝心是“人在做天在看”，只要是必须的合理的，被告就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尽量满足九旬老母的生活要求，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可能表达自己的孝心，没理由攀比他人，更没理由以他人孝心瑕疵就抗辩自己不履行应该由自己履行的赡养义务，否则，就可能让原告承受“两个儿子抬水吃，三个儿子没水吃”的人生悲剧。当然，在“XXXXXXX共识”中虽然明确约定了基金的使用，由原告与其二儿子曹明理两人监督决定，但是，曹明理在党政机关工作退休的，可谓见多识广，也的确有必要把基金的建立、使用建立账目，避免其他家庭成员的合理怀疑。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告只有被告一个儿子，也许被告会孝顺备至，而且，客观地说，被告尚不属于“不孝之子”行列，因为从前案诉讼以来，被告在每年重要节日还是自觉看望母亲的，每个月和其他兄妹一样给母亲生活费；原告在被告居住期间，被告及家人还安排母亲远距离旅游等。其三，原告主张的租金差额是否真实可信。本院认为该租金差额是真实可信的。因为：(1)原告在前案诉讼中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已在前案庭审中进行了质证，被告没有提出有效反证或充分理由否定。(2)本案诉讼中被告提供了网上查阅的同等面积房产的租金，但不足以否定原告的租赁合同的证明效力，房产租赁往往是一房一价的。(3)原告提供的租金差额从2019年2月14日到同年3月31日存在空档期，本院就参照原告青浦房产租赁合同租金标准延续至2019年3月31日。(4)需要说明的是，该租金差额实为原告维系正常生活的费用，应作为赡养费的组成部分；对此，尽管原告主张到2019年3月31日尚未到来、虽未发生，但是，从本院判决送达后，也很快到了该时间段，为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宜将其一并处理。综上，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正如古人言：百善孝为先，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抚养教育与赡养扶助的双重义务交替中得以延续与发展。这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尊老爱幼、弘扬孝道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今社会每个公民做人的道德底线与法定义务。当父母年迈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了，生活困难时，有要求子女履行赡养扶助义务的权利。本案原告已高寿体弱多病，早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社保退休金，生活发生困难，其子女理应尽赡养扶助义务。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租金差额形式的赡养费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辩解理由均不能成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曹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某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因租房居住产生的赡养费14,25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元，由被告曹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书瑜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李 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十六条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附：法官判后寄语原告与被告这种亲生母子关系之间的赡养费纠纷一案，一审现已审结。本案审理期间，本人作为主审法官和书记员在2018年10月30日来到原告住处，看到原告面容慈祥，行走困难，一个人居住，室内生活设施简陋，客厅橱窗放着原告丈夫的遗像。通过与四位兄妹多次沟通交流调解以及开庭，直到判决书制作完毕，本人内心仍持续多日不能平静，思考良多，总体感觉原、被告之间矛盾可以化解，存在恢复和好的良好基础与较大可能性。故在判决之后，特作如下判后寄语：古人云，羔羊出栏思跪乳，乌鸦离巢念反邹。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抚养教育与赡养扶助的双重义务交替中得以延续与发展。这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尊老爱幼、弘扬孝道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今社会每个公民做人的道德底线与法定义务。孝敬父母老人，可谓天经地义。在我国上至伟人下到百姓，都有孝敬父母、甚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优良传统，非常看重一个人有没有孝心，所以才有“百善孝为先”之说。林则徐曾经说道：“父母不孝敬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邓小平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解放后，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十分孝敬他的继母，邓小平和夫人一直与继母一起生活，婆媳关系、母子关系相当和谐，其实继母只比邓小平大5岁。当今，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重视家风建设，而且身体力行。可谓“十月胎恩重，三春报恩轻”。相对于原告和被告及其他子女而言，还是亲生母子关系，该作何感想？可见，法律来自于生活与社会实践，不少婚姻家庭法律规定往往来自于优秀的道德习惯。所以，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往往体现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视与保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自古以来，兄弟关系好了，是这个家族的福祉。然而，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兄弟不和甚或“同欲者仇”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往往因为子女之间怀疑父母偏心了或者哪一个承受父母财产多了而发生矛盾。本案对于两房租金差额形成的这部分赡养费，被告揪住“基金”而拒不分担是不合适的，而且该“基金”的建立与使用在“2015314共识”中约定的明确。被告对此有异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而不宜以此抗辩不支付母亲的该笔费用。何况，原告头脑清晰，对于“基金”的建立与使用，原告心里也是有杆秤的。另外，就四位子女受益于父母的程度看，被告和原告二儿子分得了父母祖遗房产继而又受益于动拆迁，原告养育了四个子女，辛劳了大半辈子，在63岁又来到被告家相当于居家保姆，为被告照看养育其儿子曹某10多年，对于被告而言可谓承受了原告对其两代人的养育之恩，可以说，被告从原告老母亲这里的收益甚或恩惠远远多于其他兄妹，况且被告家庭经济条件又优于其他兄妹。孝敬父母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往往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正所谓“孝敬父母是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否则，极可能让原告承受“两个儿子抬水吃，三个儿子没水吃”的人生悲剧当然，就被告提出的基金问题，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原告与其二儿子曹明理也的确有必要把基金的使用建立账目。曹明理自认毕业于一流名牌大学，而且退休前在税务机关上班，在四个子女中文凭最高、社会地位最高，可谓见多识广，庭审中陈述基金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难道就没想到将基金使用建立账目，以身作则做个榜样，供其他哥弟妹查验，避免其合理怀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的公道，打个颠倒，人需要真正彻底地做到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不可把他人要求十分苛刻，而总是把自己看的很高尚，甚至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今社会，即使国际争端，也都竭尽全力进行谈判解决，难道我们小小的家事，就不能协商解决，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官司坚决要求判决结案？非要给被告带上“不孝之子”的高帽游街示众不成？难道这样做老母亲就高兴了？难道这样做就是孝敬老母亲的最佳方式吗？“家和万事兴”和“有容乃大”的道理，在中国可谓人人皆知；但是说着容易做到很难。如今四个子女均退休生活保障充实，且均为高等院校毕业理应知书达理，但是为赡养母亲反复协商、互相攀比、斤斤计较协商不成而导致诉讼，尤其在本院调解中接近达成协议，无奈原告的代理人称原告执意要求法院判决结案，导致调解未果，实为不妥。即使一个子女有些地方做的不到位，原告和其他子女也应该给对方一个反思与纠错的机会，而不应该揪住不放、一棒子打死，恨不得把被告赶出家族之门，甚为不当；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进入“耳顺”之年，人们普遍会对人生社会、家庭人际关系产生新的认识。人非圣贤，孰能无错，错而能改，善莫大也。我们党的干部犯错误了，还允许改正错误，何况我们的家事，难道其他子女在赡养父母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完美无缺？难道就没有曾经对不起父母的地方？其实，再退一步说，难道被告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徒”？本案被告及其家人也并不是没有孝心的，远比那些“不孝子孙”好多了。在原告搬出被告家之后，被告及家人在重要节日主动到原告住处看望，每个月和其他兄妹一样付给原告500元生活费，原告从63岁住进被告家达23年，应该说照看孙子到10岁左右，还是贡献比较大的，后面的13年，原告年龄偏高了，被告及家人还是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诸如被告及家人安排原告两次远途旅游、给原告买首饰等等。至于后面让母亲搬出，也是由于被告妻子有病等多个原因促使的，如果不是这些困难，被告也不至于让原告搬出。我们要学会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分析问题，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全面否定被告及妻子对父母其他的孝心表现，否认其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关心与帮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按照长命百岁的说法，老母亲今后生活在世上时光不一定很长，我们当然希望原告长命百岁和超过百岁。至于2019年3月31日以后，四子女如何赡养原告，希望四子女秉持孝心至上、不计前嫌，把原告的生活费、居住费、医疗费、护理费等统一协商处理，不辜负原告含辛茹苦哺育四子女接受的高等教育，不希望知书达理的共认常识在四个子女这里遭遇质疑与颠覆。有鉴于此，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原告与其丈夫年轻时养育四个子女，是不讲任何条件与代价的，在五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恨不得卖血也要养育自己的子女；现如今，四子女生活条件好了，却为赡养一个九旬老母而再三协商、商而无果，诉至法院而且又上诉又申诉，四子女又都有了子女，难道没有意识到原告的今天就是四子女的明天？孝敬老人实在是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给自己的子女树立榜样。尽孝应乘双亲在，感恩莫待白发催。请四位子女及其家人：在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人生难得老来伴，当你们夜间身体不适有家人给你端药送水时，是否想到老母亲一个人夜间喝喝水谁来送想吃药谁来端？当你们一早起来公园里跑步锻炼时，是否想到老母亲一个人行走艰难何来锻炼？当你们吃上山珍海味喝着高级牛奶时，是否想到老娘吃的是老大夫妇做的自己在微波炉里加热的饭菜？当你们在风景区或者海外游山玩水乐不思蜀时，是否想到老娘一个人坐在房间低头看看你们父亲的遗像、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腿脚疼痛时连小区连阳台都走不到？当你不辞辛苦跑到著名寺庙烧香磕头，是否想到自己母亲就是“活佛”、“不孝父母敬神无益”？当然了，相信四个子女都做一下反思，自己是否做到了“知行合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孝敬老人，把孝敬母亲看做家族头等大事，通过这次庭审与调解，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相信原、被告和其他三位子女不要纠缠于过去的是非对错，应该相信与切实践行“有容乃大”与“家和万事兴”这些普适性很强的道理，天道酬勤更酬善，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双方推心置腹相互包容，早日弥合与恢复你们父亲在世时曾经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一家人齐心协力营造与享受温馨幸福的人生港湾。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判后寄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细节，多来自于法官走访谈话、庭审及调解中了解的或者电话交流的，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不宜作为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应作为原被告对判决不服而上诉的理由，也不排除其中有些观点可能过时甚至错误，但，这些内容均为本法官完全是出于和四位子女系同龄人、法律人角度所劝说的肺腑之言……，总体是真诚的、友好的、向善的、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