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7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73年11月2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某1，男，1968年9月3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铮，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48年7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香云，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某2、康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2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2、康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们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综合考虑本案特殊的家庭关系和购房时的背景，仅仅由于双方没有书面协议就否定借名买房关系的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李某1向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交付购房款、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退还李某1购房款是错误的，且一审法院未对是否存在康某1以交纳房屋贷款的形式折抵房款的事实进行认定；3.一审法院对于房屋权属证书、购买凭证等相关材料为何由我们持有未进行审查，导致判决错误。李某1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不同意李某2、康某1的上诉请求。李某2、康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某1协助我们将北京市东城区××1号楼9单元12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转移登记至我们名下；2.诉讼费由李某1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1在原北京市东城区民安东巷1号有产权房屋一间。因此地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2001年11月28日，李某1与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约定李某1购买××314号楼7单元1层01号房屋，购房款156516元。因该房屋采光不充足，2003年双方协商对房屋进行调整。因此，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李某1（乙方）于2003年10月6日签订《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在民安地区内（原住房地址民安东巷1号）有正式房屋1间，建筑面积14.1平方米；应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李某1、杨某、李某2、康某2；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民安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其住房为××314号楼9单元12层2号住房，建筑面积71.7平方米，该安置住房的用途为普通住宅；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40178元；甲方交付乙方安置住房的日期为2003年10月8日，交付地点为本合同标的物所在地。2003年10月11日，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李某1（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施工楼号为××314号楼9单元1202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1号楼9单元1202号（即本案涉诉房屋），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经测绘，乙方回购的就地安置住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为71.18平方米；根据相应合同条款规定，甲方应返还乙方房价款2600元；乙方按照产权登记面积71.18平方米交纳公共维修基金，金额为2114元。2001年12月19日，李某1向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交付购房款53386元。2001年12月25日，李某1、康某1（甲方、借款人还是丙方、担保人）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编号为××号的《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10万元，贷款期限自2001年12月25日至2031年12月24日，等额还款月还本息512.05元；抵押物为北京市东城区××3区314号楼7单元101号房屋。因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与李某1重新签订就地安置合同，变更了安置房屋，李某1和康某1（甲方、借款人还是丙方、抵押人）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乙方、贷款人）、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丁方、售房人）签订《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关于变更所购房屋/抵押物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将编号为××号的《北京市住房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其从合同或条款中有关房屋概况由原来约定的××314楼7单元101号变更为××1号楼9单元1202号。前述借款合同签订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康某1依约履行还款义务，至2018年6月其共还款97667.7元。2018年7月3日，李某1通过银行向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账户转账60329.6元，将涉诉房屋的贷款全部还清。2003年10月，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退还李某1购房款18938元。2003年12月，李某2、康某1及二人之女康某2入住涉诉房屋。2004年6月16日，涉诉房屋登记至李某1名下。一审庭审中，李某2与康某1表示涉诉房屋系二人借用李某1的名义购买，二人支付了购房的首付款，购房的贷款由康某1每月偿还。李某1则称，其与李某2、康某1之间没有借名买房的约定，购房首付款是其以现金支付；康某1偿还部分贷款，是因为涉诉房屋由李某2和康某1使用，康某1以交纳房屋贷款的形式折抵房屋租金，理所应当。李某2、康某1不认可李某1所述。诉讼中，李某2、康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涉诉房屋。2018年8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裁定，查封了涉诉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某2、康某1要求李某1将涉诉房屋转移登记至二人名下，理由为二人与李某1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然而，李某2、康某1与李某1之间没有借名购房的书面协议。李某2、康某1主张与李某1之间存在口头的借名买房约定，但李某1不予认可。李某2、康某1出示的涉诉房屋首付款收据、银行还贷记录、生活缴费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涉诉房屋的部分房款由李某2、康某1支付，但不足以证明二人与李某1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李某2、康某1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判决：驳回李某2、康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李某2、康某1提交李某1的北京市企业职工退休证，欲证明李某1的收入情况，不具备购房能力。李某1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李某2、康某1持有首付款收据、《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申请表》、《危改购房个人贷款预审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代扣还款须知》、《代扣还款委托书》、《说明》、退房款收据、维修基金和印花税收据、补办前的房屋所有权证、《就地安置合同书》以及《就地安置补充协议书》等材料的原件。对于上述材料的原件为何由李某2、康某1持有，经本院询问，李某1称因为拆迁和购房手续均是其委托李某2去办的，钱款也是委托李某2去交的，又都住在涉诉房屋内，也没太在意，就由李某2保管了。李某2、康某1提供的日期为2001年12月19日的首付款收据原件载明：今收到李某13-3-311，交来首付购房款53386元；其提交的户名为李某2的存折显示2001年12月17日存入20000元，12月19日支取21000元；其提交的户名为康某1的存折显示2001年12月17日开户存入20000元，12月19日支取20000元；其提交的日期为2003年10月的说明载明“购房总额由原156516元变更为现140178元，减少16338元。故将此款退回本人”。一审中，李某2、康某1称其二人与李某1共同到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领取上述款项，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把钱退给二人。李某1对此予以认可。李某2、康某1和李某1均认可拆迁、产权证事宜是三人一起办理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李某2、康某1主张二人与李某1之间达成口头协议，借用李某1名义购买涉诉房屋，但李某1对此不予认可，李某2、康某1就此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结合双方之间的父母、翁婿的近亲属关系以及李某2及其女亦系涉诉房屋的安置人口的事实，本院认为，依据其主张的房款支付、还贷情况、居住使用情况以及拆迁安置和涉诉房屋相关原件的持有情况，尚不足以证明其出资以及占有、使用涉诉房屋系基于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综上所述，李某2、康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4元，由李某2、康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艳芳审 判 员 蒋春燕审 判 员 陈 妍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佳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