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1082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村西纵一路深国际华通源物流中心19、20号。法定代表人：王旭，经理。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旭，男，汉族，1964年9月26日出生，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卫东，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娟，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大坪龙潭大冚路2号D栋一楼。法定代表人：陈智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燕，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诚，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好运通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为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26-9号（3门）。法定代表人：许向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泽，广东伟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王旭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大公司）、沈阳好运通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4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励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龙达公司、王旭、好运通公司赔偿励大公司货物损失500000元；2、龙达公司、王旭、好运通公司赔偿励大公司损失350000元；3、龙达公司、王旭、好运通公司赔偿励大公司重新运输的费用8000元；4、由龙达公司、王旭、好运通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5000元；以上暂合计863000元；5、龙达公司、王旭、好运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法律规定，判决：一、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货物损失500000元。二、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重新运输的费用4855.20元。三、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律师费用5000元。四、王旭对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东莞市励大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402.36元（按励大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收取），由励大公司负担5051.58元，由龙达公司、王旭负担7350.78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426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龙达公司、王旭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龙达公司、王旭无需赔偿励大公司货物损失500000元、重新运输费用及律师费用。3、改判为由好运通公司向励大公司赔偿相应货物损失费用、重新运输费用及律师费用。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励大公司、好运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货物为好运通公司所扣留，应由好运通公司承担扣货后的不利后果。1、龙达公司、王旭在一审庭审期间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系因好运通公司扣押货物所致，已经完成举证。龙达公司、王旭提交的证据有：光盘及录音文字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蔡克琴及赵立彬的情况说明等，龙达公司、王旭已经完成了举证。2、后来，因好运通公司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也不承认收到案涉货物，故龙达公司、王旭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观澜派出所报案，观澜派出所受理后进行了调查核实，观澜派出所民警在向应利军本人核实时，应利军明确表示：其是好运通的货场经理，2018年1月23日在好运通的货场收到龙达公司发的货，该货物是励大公司和深圳市鑫翔龙物流有限公司的，在收到货后，货站的员工清点无误后就把货单给好运通公司财务（许向东老婆），财务就把运输费付给了司机。且明确指出了货物的存放地点为：沈阳北一路瑞胜汽配城北门左手边200米处。龙达公司、王旭认为，应利军作为好运通公司的员工，已经明确表示货物由好运通接收，好运通公司在一审时的陈述是虚假的。3、综合一审中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货物由好运通公司扣留。因此，励大公司即使遭受了经济损失亦应由好运通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的价值为500000元，要求龙达公司、王旭赔偿是错误的。1、励大公司所述的货物损失及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励大公司提供的与第三方的《采购合同》中没有关于货物价值的显示。2、本案货物按照现有情况来看并未灭失，因此可以根据现有货物对货物价值进行评估得出实际价值。另，该货物非绝对罕见物品、特定物品，是具有一般市场价格的商品，励大公司应该就货物价值进行举证，其在一审中未提供案涉货物市价的证据，应该属于举证不足。3、本案中唯一有关于500000元陈述存在于《和解协议》中，但龙达公司、王旭在一审中已举证励大公司提交的《和解协议》系由励大公司逼迫签署的。4、励大公司纠集社会人士围堵公司逼迫龙达公司签署了该份协议。且签署协议时王旭眼疾发作，正在治疗过程中，无法明确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因此该份协议不是龙达公司、王旭真实意思表示。另，该《和解协议》是在励大公司围堵龙达公司经营场所时同行的专业律师所出具的，其在未出具货物价值证据的情形下而在《和解协议》中确定货物价值为500000元，就是利用双方的法律知识不平等的地位而故意向龙达公司、王旭设置“陷阱”，因此《和解协议》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内容显失公平，且属于在欺诈和胁迫下签订的，同时龙达公司、王旭对其内容有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三）励大公司的经济损失仅限于货物延期送达的损失。货物仍旧扣留在好运通公司处，未灭失，且该货物非鲜活、不易保存性质的货物，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重大的价值变化。龙达公司、王旭亦在向好运通公司沟通并进行追偿。但是励大公司对所述的货物损失500000元、损失350000元情况未提供证据证明。（四）龙达公司、王旭已经在开具的货物托运凭证上明确写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由托运人自负；如若全部丢失，则按运费的三倍赔偿。1、该凭证龙达公司已经通过微信发至励大公司。2、约定书写在正面显著位置。3、励大公司与龙达公司属于长期合作，励大公司理应清楚条款，一审法院以“字体一致、格式版本、与《和解协议》约定不一致”为由予以确认为无效条款，龙达公司、王旭认为显然是错误的。4、由于物流行业的特殊性，对货物的丢失进行赔偿限额的约定是整个行业的惯例，因此龙达公司、王旭认为应当严格适用双方书面约定，尊重行业交易惯例，以运费的三倍进行赔偿。被上诉人励大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王旭是完全行为能力人，签订和解协议不存在逼迫等行为，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龙达公司、王旭应当履行和解协议的义务。（二）货物价值在协议中签字确认，且采购合同上有约定该货物是特殊物品，根据第三方要求的设计图纸、技术要求进行供货，货物有时效性，需要重新制作，货物现在对于励大公司来说没有价值。（三）龙达公司、王旭提交的货运单励大公司没有签字确认，励大公司不确认内容，该货运单属于格式条款，龙达公司、王旭没有进行合理提示义务，应属无效条款，且和解协议中对赔偿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好运通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好运通公司不是本案订立运输合同的主体，且龙达公司、王旭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好运通公司扣押了涉案货物，事实上好运通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接收过涉案货物。龙达公司、王旭一审提交的与应利军的电话聊天记录中，应利军明确承认案涉货物是应利军扣押。龙达公司、王旭二审提交的询问笔录中，应利军的陈述与电话聊天记录中的陈述矛盾，故对于询问笔录中应利军的陈述应不予采信。龙达公司、王旭一审提交的货运委托书上记载送货地点是“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高速口”，收货人为“应经理”，该收货地址并非好运通公司的经营场所，收货人也并非好运通公司的员工。（二）案涉和解协议系励大公司与龙达公司、王旭私下协商、签署，好运通公司不知情，好运通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龙达公司、王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应利军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好运通公司收到龙达公司的货物，实际由好运通公司的应利军扣留该货物，应利军也承认该事实。证据二，何延雄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龙达公司、王旭提交得蔡克琴、赵立彬的证人证言内容真实，也佐证货物被好运通公司扣留。证据三，周文静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周文静在接受公安调查时仍口头声称货物价值500000元，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笔录也证明货物被好运通公司扣留后，好运通公司还安排人暗中与励大公司联系，想把扣留的货物私自转卖。励大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应利军单方陈述可信度不高，派出所没有立案或定性，该笔录同时证明案涉货物由龙达公司、王旭及好运通公司之间的纠纷导致，应当由其共同承担责任；证据二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不确认其关联性；证据三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该笔录证明货物价值与和解协议确认的价值一致。好运通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1.三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也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依法不应采纳。2.关于应利军的证人证言，好运通公司认为应利军对于货物被谁扣押的证言与龙达公司、王旭在一审提交的电话聊天记录中应利军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应利军在一审聊天记录明确承认案涉货物是应利军所扣，与好运通公司无关；且应利军在上述聊天记录及询问笔录中都提及王旭欠应利军的钱，因此货物被应利军所扣符合常理；龙达公司、王旭提交的货运委托书的送货地址是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高速口，收货人为应经理，即应利军，收货地址不是好运通公司的经营场所，收货人也不是好运通公司员工，好运通公司根本没有接触货物，更无法扣押货物。3.周文静不是好运通公司的员工，何廷雄与周文静在笔录中虽然称货物是在沈阳丢失，但无法证明是好运通公司扣留。4.何廷雄、周文静和应利军的证人证言均是单方的，且为利益相关人，无法相互映证，依法不应采信。5.龙达公司、王旭声称深圳市公安局观澜派出所有去调查，但派出所至今没有联系好运通公司进行调查，公安机关对案件事实存在疑虑。另查明，王旭称是在其家里签订案涉和解协议，当时还有王旭的妻子在场，励大公司的律师说协议只是关于事情发生的经过，没有说是和解协议，也没有提及货物的价值，王旭当时相信该律师说的话，以为协议只涉及事情发生的经过，也没有让其妻子看和解协议的内容。龙达公司、王旭称其就案涉货物被好运通公司侵占事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有进行调查，但没有立案。本院认为，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龙达公司、王旭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各方的上诉和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龙达公司、王旭是否应向励大公司赔偿货物损失、重新运输费用及律师费用。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龙达公司作为与励大公司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其次,王旭主张其在签署案涉和解协议时正患眼疾，无法看清协议内容，但是，根据王旭提交的住院病历资料，王旭于2018年1月22日出院时右眼未做手术，入院检查时右眼视力为0.2，左眼视力为0.1，出院时左眼视力无明显下降，故王旭的视力情况不足以证明其无法看清和解协议的内容。而且，王旭二审期间称其妻子也在场，若其看不清楚和解协议的内容，其完全可以在其妻子看清楚内容后再决定是否签名。因此，对于王旭主张其在不清楚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王旭称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了和解协议，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于王旭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龙达公司、王旭主张和解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龙达公司应向励大公司赔偿因扣货事件造成的所有损失，并约定了货物价值5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龙达公司应向励大公司赔偿货物损失500000元、重新运输的费用4855.20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王旭以连带担保人的身份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故王旭应对龙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另，由于一审法院对于励大公司有关好运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而励大公司对此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励大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其没有上诉请求好运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本院在二审中对好运通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不予审查。若龙达公司、王旭认为是好运通公司扣押案涉货物并造成相关损失，其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龙达公司、王旭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深圳市龙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王旭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梁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