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7民终1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仁，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廷幸，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文，男，194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旭（与被上诉人张永文系翁婿关系），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由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强，男，196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起征，男，196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现羁押于灵山县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式进，男，195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民委员会九冬塘村民小组。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民委员会九冬塘村。 法定代表人：张扶池，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家祥，男，196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广西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场长，住广西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宿舍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志，男，197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广西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副场长，住广西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宿舍区。 上诉人张仁因与被上诉人张永文、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民委员会九冬塘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九冬塘村小组）、韦家祥、梁伟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廷幸、被上诉人张永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旭、被上诉人张大强、梁式进、韦家祥、梁伟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于庭后到灵山县看守所对被上诉人赖起征进行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仁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改为判决被上诉人张永文、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九冬塘村小组、韦家祥、梁伟志共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8万元。二、本案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七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讼争的林木权属应归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所有是错误的。本案中，七位被上诉人所砍伐的90多亩速生桉树，自2007年起就是被上诉人张永文所种植的，至2012年5月15日转让给上诉人张仁之前就一直属于被上诉人张永文所有。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13年4月26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以下简称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出具的《保证书》已经明确声明“保证2007年在……所种植的桉树，属我所有”，即是本案讼争的林木在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给上诉人张仁之前为张永文所有。2、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从来不主张本案讼争林木为其集体所有。从2007年起，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与张永文因林地权属发生纠纷以来，从来没有向相关部门主张过涉案速生桉树为该生产队集体所有。在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不出庭接受法院调查，也没有提交书面材料向法院主张本案讼争林木的权属为其集体所有，也没有主张是被上诉人张永文所有。被上诉人张永文提交的（2007）灵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当时是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毁坏被上诉人张永文的甘蔗，九冬塘村小组与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存在土地权属纠纷，而不是存在速生桉树权属纠纷。真实的情况是，被上诉人张永文与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2008年经法院判决，由于九冬塘村小组败诉后且没有履行赔偿张永文经济损失的义务，张永文就于2008年拔掉九冬塘村小组部分村民抢种的零星速生桉树（官司后根本没有管理，不成材）后，自己再种植桉树，自行施肥管理，至2012年转让给上诉人张仁。败诉后的九冬塘村小组自知理亏，对被上诉人张永文种植桉树的行为从不干涉(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张永文与九冬塘村小组没有任何的纠纷的事实，即可体现出九冬塘村小组不阻拦张永文的种植行为)。而到了2013年5月份，上诉人张仁接包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的林木砍伐时，九冬塘村小组的部分群众就以主张林地为其集体所有为由(而不是主张林木所有权)而阻止上诉人张仁等人砍伐，本案讼争林木才一直搁置至2017年无法砍伐。如果本案涉案速生桉树系九冬塘村小组集体所有，那么存在以下疑问：从2007年起至2017年这十年间，九冬塘村小组中是谁在管理该批桉树，雇佣谁人管理；购买肥料及雇人的费用如何支出；如果没有人管理的桉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但一审法院却仅凭（2007）灵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记载“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组织部分村民强行在上诉人正在继续施肥管理的甘蔗地上全部种上速生桉树，然后挖毁甘蔗头”的内容，就认为本案涉案速生桉树系九冬塘村小组集体所有，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18年3月18日出具给上诉人张仁的《声明》也证实到转让时“该95亩林地已有林木”。如果涉案的速生桉树不为张永文所有，张永文把不属于自己的林木转让给张仁，张永文的行为就属于虚构事实而与张仁签订合同，将会涉嫌诈骗罪。且上诉人张仁及其合伙人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去核实清楚95亩桉树的权属情况，桉树权属在转让给上诉人前是属于张永文的。4、在法庭上，被上诉人韦家祥及梁伟志均承认，钦廉林场伯劳分场批准砍伐林木的前提是林木没有权属争议，才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如果涉案桉树不是被上诉人张永文的，而是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集体所有的，那么两次均以张永文的名义申请砍伐林木时，为何九冬塘村小组与张永文之间没有任何的协议对双方进行相应的约束，这明显不符合常理。5、据被上诉人张大强在法庭上陈述，他们所卖出的林木获得价款人民币67万元，分给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30万元。作为一个集体，如果速生桉树实为九冬塘村小组集体所有，为什么他们愿意才收区区的30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也证实涉案速生桉树实为被上诉人张永文所有。真正的原因是，九冬塘村小组之所以愿意只分得的30万元，无非是林地附近的村民以所谓的林地存在权属纠纷，或者以损坏道路为由而敲诈购木者的“修路费”而已。6、如果本案讼争的林木权属真为九冬塘村小组所有、那么村民小组与购木者张大强等人之间就应有一份林木买卖合同之类的协议，以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比如约定林木价款是多少，价款如何支付，村民小组谁负责收钱，谁负责监管木款的使用或木款如何分配等之类的条款。但本案中均没有这类的协议。作为人数众多的村民小组这样一个集体，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不符合常理。本案中，与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有关系的书面材料，只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9日并加盖盆山村委会公章的《协义书》，内容为“经过商量，集体同意砍木，无争仪，无纠纷”的字样。但《协义书》记载的内容是“同意砍木”，而不是“同意卖木”，说明讼争的林木并不是九冬塘村小组的。如果是，就应该是村民小组同意卖木，还要约定相应的卖木价款。因此，该《协义书》的性质实际上只是被上诉人张大强等人为了防止砍伐张永文的林木(转让后归张仁所有)时有人阻拦，通过各种关系做通了村民代表的思想工作，并承诺给村民小组利益好处后，村民代表才同意以张永文的名义申请砍伐证件。被上诉人张大强等人给付村民小组的30万元(具体是多少，还有待查证)，只不过是为了平息纠纷的“买路钱”，并不是卖木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楚事实，在九冬塘村小组没有主张林木权属的情况下，把本案讼争林木的权属判决认定归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所有，脱离本案实际。本案讼争的林木，在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给上诉人张仁前，应该属于被上诉人张永文，在张仁与张永文签订转让合同后，讼争的林木就归上诉人张仁所有。二、一审判决偷换概念，认为张永文转让的只是林地，而不包括林木，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12年5月15日所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转让的是林地及林地上的林木。理由如下：1、《林地转让合同》是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就林地及林木的转让达成的合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的约定，张永文转让的是自2012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上的桉树。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没有损害集体或他人的利益，且至今双方并未解除合同，因此，该合同从订立起至今一直有效，并不会因钦廉林场伯劳分场是否同意转让而无效。实际上，作为钦廉林场伯劳分场领导的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一直参与张仁与张永文之间转让相关事宜的操作，只是由于办理转让手续繁琐而一直没有把土地承包合同变更至上诉人张仁的名下。2、两张《收款收据》，已经证实张仁代张永文补缴了2007年至2013年的土地租金。如果当时双方约定的只是转让土地，上诉人张仁没必要补缴之前张永文所欠的土地租金，只需要缴纳张永文与林场余下年份的土地租金即可。何况，在土地上还存在桉树，双方的《林地转让合同》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张永文保证何时清除土地上的林木，何时把土地交给张仁实际经营管理的情形下，若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的仅是林地，则上诉人张仁将一直无法实现林地的实际经营使用权。既然无法确保林地的使用权及使用时间，那么上诉人张仁没必要承包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的林地。因此，被上诉人张永文所谓的只转让林地，没有转让林地上的林木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也不符合常理。3、在法庭上，证人花某及被上诉人韦家祥都证实到一个细节，即2017年在各被上诉人将要砍伐90多亩林木时，韦家祥曾经打过电话给花某(因为韦家祥一直知道花某与张仁、张大强是一起合伙承包张永文的林木的事实，并从中参与张仁与张永文之间的拟合同等相关活动)并告知其，有人将要办理砍伐证照，打算砍伐林木的事情。从这个细节就可证实，当时张永文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内容，表达了其转让的是林地及林木，且被上诉人韦家祥是清楚的。4、从证人张某1、张某2、花某的证言也可证实，上诉人张仁等人曾于2013年5月份，已经雇人修路、砍伐部分树木。在法庭上，张永文等人也不否认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张永文从未去阻拦上诉人张仁等人的砍伐行为，张永文在法庭上也不反驳上诉人及证人的上述说法。很明显，正因为本案讼争的林木是被上诉人张永文的，所以才有了张永文转让林地及林地上的林木给上诉人张仁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标的仅是涉案土地，没有涉及土地上的林木，是明显错误的。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与张永文之间的承包合同与张永文与张仁的转让合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关系。钦廉林场伯劳分场承包给张永文的虽只是土地，但并不等于张永文就不能转让林木给张仁。综合上述两点，上诉人张仁已经取得本案讼争林木的所有权。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不存在“受损害事实”，没有判决要求七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是错误的。由于上诉人张仁已经取得被上诉人张永文转让的林木，七被上诉人在明知该林木已经由张永文转让给上诉人张仁的情况下，共同侵害（其中被上诉人张大强负责物色买主，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负责找九冬塘村小组协商收钱止纷的工作，张永文负责以其名义申办证照，韦家祥、梁伟志负责掩盖事实真相向上级部门申请办理砍伐证件）上诉人张仁的合法权益，七被上诉人的行为及产生的后果，就属于“存在受损害事实”。七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因此应该对上诉人张仁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至于被张永文等七被上诉人侵害所砍伐的林木价值多少，被上诉人张永文及张大强是最清楚的。在案发后，上诉人张仁找到张永文讨要说法时，张永文亲口对张仁说张大强等人卖木所得价款是人民币78万元，并且知道收购林木的是合浦县的林某。但在法庭上，被上诉人张大强却闪烁其词，一时说卖得50万元，一时说卖得67万元。对于如此重要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去调查，本案中到底张大强等人卖木获得多少钱，卖给了谁，如何支付价款，是现金还是银行转账支付，分多少次支付，支付给谁等等这些事实都应该去调查清楚，才能公平公正地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张永文答辩称，一、上诉人张仁从转让时就清楚林木是属于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的，是村民小组在2007年种植的，九冬塘村小组的人去铲掉张永文种植的甘蔗有判决予以证实；二、138亩土地和土地上的林木的转让价款不可能是6万元，张永文没有将林地上的林木转让给张仁，张永文自己无法经营了，才转让了林地给张仁；三、没有九冬塘村小组的人员出面说要将林地上的林木卖给张仁，而且张仁从来没有在林地上种植桉树，张仁对林地上的林木主张所有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四、被上诉人张永文与上诉人张仁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已经说的很清楚，转让的是林地，而且要通过林场的同意才生效，但是林场都没有同意张永文转让林地给张仁，所以该份合同是不成立的。是张仁想砍伐林地上的林木，才要求张永文转让的，而不是张永文转让给他的，而且张仁也清楚林木是属于生产队的；五、张仁和张大强本来是合伙想要讼争的林木的，但是由于张仁没有完成生产队的要求，所以张大强就退出合伙。既然张大强知道林木是属于生产队的，张仁不可能不知道林木是属于生产队的。张仁是歪曲事实，想要别人的林木；六、关于办证的问题，林地是张永文承包的，林场要求要张永文出面才能办理，但是要生产队同意、村委盖章。因本案林地的问题，政府也多次参与调解。生产队也不能直接办证，只能由张永文去办理。所以张永文只是去申请，而林木不是张永文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大强答辩称，张大强和张仁合伙时张仁知道林木是属于生产队的，上诉人张仁答应办好证后马上给15万元生产队，6万元给张永文。但后来上诉人张仁没有履行承诺，生产队没有得到钱就出来阻拦。张仁就想带人去砍林木，张大强知道张仁没有给钱，就退出合伙。 被上诉人梁式进答辩称，砍伐证是经过合法手续办理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答辩称，一、上诉人所述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不存在实质上欠款。2006年1月1日，广西国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以下称伯劳分场）与张永文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将涉案95亩林地交由张永文经营，如张永文需转包、出租该片林地须经伯劳分场同意。交清地租后，张永文于2013年4月26日向钦廉林场申请办理砍伐证，并经相关部门同意申办，申办采伐证后因村民阻挠未能在采伐期限内采伐。2017年9月12日，张永文再次申请办理采伐证，伯劳分场于2017年10月25日向其本人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为2017年10月25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6月9日伯劳分场与张永文签订《解除协议书》一份，决定解除2006年1月1日伯劳分场与张永文的《林地承包合同》，明确原签订合同终止履行。同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与张永文签订《退还林地协议书》，张永文退还原经营林地给钦廉林场，经双方测量，面积为138亩，超合同面积43亩。张永文同意支付超合同面积部分并补缴地租19350元后申办采伐证。为保证钦廉林场正常经营，张永文缴交林地押金6.9万元（500元/亩），该押金待分场第二次抚育完成后返还。林场第一次抚育后给张永文70%的树蔸款、第二次抚育后给剩余30%。以上证明，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都是按合同契约履行职责，办理相关手续，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故被上诉人不存在实质上欠款。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重大瑕疵。张永文于2012年5月10日申请转让该片林地给张仁，并于5月15日与张仁签订《林地转让合同》一份，将张永文承包钦廉林场的林地转让给张仁经营。但从《申请书》所记载内容来看，无法证明是向谁申请，谁又同意了该申请；《林地转让合同》也是上诉人与张永文私下签订的，不能证明该合同是经伯劳分场同意后签订的；以上证据有重大瑕疵且违反张永文与伯劳分场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契约，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该转让合同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三、被上诉人张永文按合同约定，依法向钦廉林场申办采伐证，钦廉林场所要求其出具保证书等是要求证明其经营期间林木权属无争议，与诉讼事实无关。 被上诉人赖起征在庭后接受本院询问时表示，其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张大强、梁式进的一致。 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既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张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七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8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七名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讼争的林木品种是速生桉树，原生长在月角岭（又名月括岭）、大书房大岭、大书房细岭、园岭、鸦雀巢岭（以下称“涉案土地”），位于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盆山工区3林班1、2、4、5经营班部分小班。涉案土地权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钦廉林场所有(以下简称“钦廉林场”）,山界林权证号为“Ⅰ伯-3-0002”。2006年1月1日，钦廉林场的下属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将上述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张永文经营管理。经双方协商，以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为甲方，张永文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林地承包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愿意将一部分林地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就此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执行。一、承包林地位置范围: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盆山工区3林班1、2、4、5经营班部分小班。（山界林权证号Ⅰ伯-3-0002）范围：如附图所示。二、承包林地面积：经实地勾图折算承包林地面积95亩。三、承包期：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四、承包金及交付时间：承包金每亩每年35元整。交付时间：承包金按每年交付，第一年交承包金的时间在当年12月30日前交清，以后每年的承包金必须在当年的12月30日前交清。五、乙方承包的林地，若需转包、出租的需征得甲方同意，由乙方按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若乙方不按法律政策规定经营应受到处罚的，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若因乙方经营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损害责任由乙方承受，与甲方无关。承包期满时，乙方在承包林地上种植的植物无偿移交给甲方，其他附属设施由乙方于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自行处理，超期不处理的，其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承包期满时，乙方若需继续承包该林地，在与其他人承包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六、承包期内若遇国家建设需要划用承包土地时，建设单位支付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由乙方收,其它各项补偿费由甲方收，所划用的部分土地甲、乙双方的承包关系自划用时起自行终止。七、违约责任:1、甲方无故单方终止合同时，按给乙方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向乙方赔偿损失。2、乙方不按时交付承包金的,要向甲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按所欠承包金总额以每天3％计算，按日累计。乙方拖欠承包金达六个月时，按乙方单方终止合同论处,由甲方收回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并继续追收乙方所欠的承包金。3、其他违约按经济合同法规定处理。八、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九、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十、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合同签订后，被告张永文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甘蔗。2007年4月8日，被告九冬塘村小组以涉案土地权属其集体所有为由，组织村民把被告张永文种植的甘蔗毁坏，并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本案讼争的速生桉林木。后被告张永文起诉到灵山县人民法院，要求九冬塘村小组赔偿毁坏甘蔗的经济损失。2007年11月2日，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07）灵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委会九冬塘村小组赔偿人民币28165元给原告张永文；二、驳回原告张永文要求被告张扶池、张永富、张永瑞、张永秀、张永银共同赔偿及被告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委会九冬塘村小组负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被告九冬塘村小组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2012年5月15日，被告张永文未经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同意，与原告张仁签订了《林地转让合同》，被告张永文把其与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签定的《林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张仁。《林地转让合同》内容：“甲方张永文愿意将广西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林地转让给乙方经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时间，从2012年5月至2019年5月止。二、甲方欠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的承包金由乙方补交清，今后的承包金由乙方交清伯劳分场，与甲方无关。三、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该林地由乙方自主经营管理，以后该林地引起的一切问题由乙方自行解决。四、承包林地位置范围：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盆山工区3林班2.4经营班部分小班。共95亩（大小书房岭、月括岭等，山界林权证号Ⅰ伯-3-0002）。五、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交伯劳分场，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不得反悔。”签订合同后原告张仁办理了采伐讼争林木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在砍伐讼争林木过程中遭被告九冬塘村小组阻拦。为达到采伐讼争林木目的，被告张大强找被告张永文协商，由张大强出面与被告九冬塘村小组协调，争取九冬塘村小组同意采伐讼争林木，在讼争林木权属无争议的情况下，由张永文出面办理林木采伐证。2017年5月9日，被告九冬塘村小组与被告张永文达成协议，被告九冬塘村小组以涉案林地无争议、无纠纷为由同意采伐讼争林木,双方为此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此后被告张永文到有关部门办理了采伐讼争林木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讼争林木出卖给被告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进行采伐。被告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采伐讼争林木并出卖得款67万元，被告张大强分给被告九冬塘村小组30万元，分给被告张永文10万元。2018年5月16日，原告以上述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张大强与原告张仁、证人张某2、证人花某是合伙关系，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张永文签订《林地转让合同》，现被告张大强已退出合伙。在庭审中，张某2、花某表示放弃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应得利益归原告所有，不申请作为本案原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再查明，被告韦家祥、梁伟志分别担任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的正副场长，在本案事实发展过程中，其二人行为均是履行职责，受理当事人申请、协调当事人办理讼争林木采伐行政许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原告张仁与被告张永文于2012年5月15日签定的《林地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该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本案应从如下争议焦点进行评判：一、原告是否取得了讼争林木的所有权；二、原告请求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78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是否取得了讼争林木的所有权。要认定这个事实，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认定：1、讼争林木是谁种植，归谁所有问题。根据被告张永文的陈述及该院生效判决“（2007）灵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被告张永文承包涉案土地后在该土地上种植甘蔗，2007年4月8日，被告九冬塘村小组以涉案土地权属其集体所有为由，组织村民砍伐了被告张永文种植的甘蔗，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讼争林木。根据物权分离原则，讼争林木权属应归被告九冬塘村小组所有。被告张永文无权擅自处分讼争林木。2、2012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张永文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转让标的是否包含讼争林木问题。根据《林地转让合同》的内容“甲方张永文愿意将广西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林地转让给乙方经营”等分析，原告张仁与被告张永文协议转让的标的是原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即转让的是被告张永文与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原《林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标的仅是涉案土地，没有涉及土地上的林木，因此《林地转让合同》转让的仅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包括讼争林木所有权。综上，原告并没有取得讼争林木的所有权。二、原告请求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80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张永文未经钦廉林场伯劳分场同意与原告张仁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该院不予评判。根据以上第一点分析，《林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都不能证实原告张仁取得了讼争林木的所有权。原告在本案主张财产受到损害，但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取得讼争林木所有权，原告主张的受损事实不存在。“存在受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的基础要件，原告主张的受损事实不存在，故其请求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78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原告张仁负担。 上诉人张仁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三段电话录音，第一段录音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永文的通话录音，拟证明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18年3月15日通话时，张永文证明转让的林地及林木的事实，且签订《林地转让合同》是经过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同意的，合同由被上诉人梁伟志打印，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约定林木转让款为6万元，待砍伐林木后再支付，林木转让后上诉人张仁请人看护林木；第二、第三段录音为上诉人张仁与购买林木的合浦林姓老板的通话录音，拟证明被上诉人张大强欺骗合浦林姓老板购买林木，交易费用为78万元的事实。 被上诉人张永文、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九冬塘村小组、韦家祥、梁伟志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当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张仁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 对上诉人张仁提交的三段电话录音，被上诉人张永文质证认为：第一段电话录音的内容是被上诉人张永文本人说的，但是通话录音中张永文没有承认过当时转让标的包含有林木，不能证明上诉人张仁的证明目的。6万元是张仁诱导张永文说的，而且是双方产生纠纷后才偷偷录音的，该份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二、第三段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被上诉人张永文无关。 被上诉人张大强质证认为：第一段电话录音应该是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说的，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张仁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张大强在林场没有看到被上诉人梁伟志打印合同出来；对第二、第三段录音认为被上诉人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卖木给合浦的林姓老板是事实，但是经过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同意的，且办理了砍伐证，是合法合理的。 被上诉人梁式进质证认为：第一段电话录音，被上诉人梁式进没有参与，对通话录音的事实不清楚；对第二、第三段录音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张大强一致。 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质证认为：第一段录音不是真实的，合同不是在钦廉林场伯劳分场签订的，也不是被上诉人梁伟志打印出来的，被上诉人韦家祥、梁伟志没有同意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签订合同。张永文与林场的林地转让合同准备到期，要回收国有资产的，不可能再签订林地转让合同。而且张永文与张仁所写的转让合同与林场的转让合同不相符，是伪造的。同时，被上诉人梁伟志不会使用电脑，无法打印合同；对第二、第三段录音的情况不清楚。 被上诉人赖起征在庭后接受本院询问时表示，其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张大强、梁式进的一致。 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对上诉人张仁提交的三段电话录音，本院认为：对于第一段录音，被上诉人张永文认可该段录音的真实性，本院对该段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二、第三段录音，通话对象（上诉人称为合浦林姓老板）没有到庭接受询问，无法确认其身份，亦无法确认该两段录音的真实性，应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应予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及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78万元是否有依据。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上诉人张仁与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12年5月15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张永文）愿意将广西钦廉林场伯劳分场于2006年元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林地转让给乙方（张仁），从签订本合同之日其该林地由乙方自主经营管理，以后该林地引起的一切问题由乙方自行解决。合同中并没有提及将林木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称，曾与被上诉人张永文口头约定，若砍木成功后一次性向被上诉人张永文支付6万元。但同时上诉人在庭上自认，2013年95亩速生桉树的行情价格大约为26万元。则6万元林木转让款与当时行情价格相差太远，不符合常理。第二，灵山县人民法院（2007）灵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2007年4月8日，被告九冬塘村民小组以原告承包期满需清理甘蔗头为由，组织部分村民在该95亩甘蔗地上全部种上速生桉树，然后挖毁甘蔗头……”该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涉案林木的权属应当属于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张永文于2008年拔掉九冬塘村小组部分村民抢种的零星速生桉树后，再由张永文自己种植桉树。对于该主张，上诉人提供的《声明》及《保证书》不足以证实林木权属属于被上诉人张永文所有，被上诉人张永文当庭不认可其曾在讼争林地上种植速生桉树，也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张永文曾于2008年将被上诉人九冬塘村小组种植在讼争林地上的速生桉树拔除，再自行种植速生桉树。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取得讼争林地上速生桉树的所有权，亦不足以证实存在侵权事实，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张永文、张大强、赖起征、梁式进、九冬塘村小组、韦家祥、梁伟志共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8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上诉人张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枝仁 审判员  赵斯婷 审判员  李彦君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