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1民终94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法定代表人：鲍永胜，大房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廷治，男，194309月03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哈尔滨市南岗区德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同，1964年03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双城区。上诉人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房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王大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6）黑0113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房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鲍永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廷治、刘艳梅，被上诉人王大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房村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6）黑0113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混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一审将经过公证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认定为土地承包合同，进而认定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997年经过公证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中，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买卖是违法法律的，故该合同无效。（二）此案若按一审法院确认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案由，就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来审理本案，但一审法院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2011年7月11日，大房村刘首魁与王大同签订的五荒地承包合同是违法的，因刘首魁不具备代表大房村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刘首魁是新化村的村主任，不是大房村的村主任，签订该合同时，新化村已经并入大房村，故刘首魁不具有与王大同签订案涉承包合同的权力。（四）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认定大房村在主张2011年7月11日大房村与王大同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的问题上属于举证不能，该认定属于显失公平。（五）大房村依据提交的新化村草权字030号草原权档案，能够确认双方于1995年和2011年所签订合同，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致使两个合同已实际无法履行，应自动解除。王大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大房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对面城乡新化村村委会与王大同于1995年11月2日和大房村村委会与王大同于2011年所签订的两份合同是无效合同。2.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归还大房村村委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1月2日，双城市对面城乡新化村民委员会与王大同签订承包五荒地合同，将对面城乡新化村土地350亩发包给王大同，承包费135,000元（草原管理费、农业税包括在内），承包期20年，自1995年11月2日起至2020年11月2日止。2011年7月11日，双城市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与王大同签订五荒地承包合同，将大房村新化屯东北大荒地350亩发包给王大同，承包费170，000元，承包期8年，自2021年1月1日起到2028年12月31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双城市对面城乡新化村民委员会与王大同签订的合同及双城市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与王大同签订五荒地承包合同，是双方自愿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大房村村委会主张在对外发包时未召开村民议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承包合同无效，未召开村民议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属于大房村村委会本单位内部存在问题，不能对抗合法的承包人，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正常的经济秩序，大房村村委会与王大同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大房村村委会所主张的发包土地存在公职人员顶名和权钱交易行为，但大房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大房村村委会所主张的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合同系原村委会主任刘守魁签定，大房村村委会未向一审法院举示证据予以证实自己的主张，大房村村委会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大房村村委会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大房村村委会提交证据：新化村草权字030号草原使用权档案，拟证明，草原是国家发给大房村的，无权发包给集体组织以外的人承包使用。王大同对大房村村委会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责令大房村村委会说明一审没有提交该证据的原因。大房村村委会称一审时没有找到该证据。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结合大房村村委会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人民政府韩政发（2015）12号文件，本院认为王大同承包的案涉地块性质是国有草原。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0年11月20日，大房村村民集体提出修路要求。为筹集修路资金，大房村村委会于2011年7月11日与王大同签订350亩五荒地续发包合同。该五荒地发包合同为大房村“两委”联系会议讨论通过。本院认为，关于大房村村委会主张一审法院混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一审将经过公证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认定为土地承包合同，进而认定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因经过公证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字面是土地使用权买卖，但其实际内容均为土地承包，并不涉及土地买卖，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故本院对大房村村委会主张一审法院混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一审将经过公证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认定为土地承包合同，进而认定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不予支持。关于大房村村委会主张此案若按一审法院确认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案由，就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来审理本案，但一审法院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故本院对大房村村委会主张此案若按一审法院确认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案由，就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来审理本案，但一审法院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予支持。关于大房村村委会主张2011年7月11日，因刘首魁不具备代表大房村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大房村刘首魁与王大同签订的五荒地承包合同是违法的问题。因在案涉合同上代表大房村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是大房村村主任鲍永胜，而不是刘首魁。刘首魁应是以经手人的名义在案涉合同上签字。故本院对大房村村委会主张2011年7月11日，因刘首魁不具备代表大房村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大房村刘首魁与王大同签订的五荒地承包合同是违法的不予支持。关于大房村村委会主张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认定大房村在主张2011年7月11日大房村与王大同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的问题上属于举证不能，该认定属于显失公平的问题。因大房村村委会未就其主张向一二审法院提交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就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大房村村委会主张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认定大房村在主张2011年7月11日大房村与王大同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的问题上属于举证不能，该认定属于显失公平不予支持。关于大房村村委会主张大房村依据提交的新化村草权字030号草原权档案，能够确认双方于1995年和2011年所签订合同，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致使两个合同已实际无法履行，应自动解除的问题。因大房村村委会提交证明该问题的证据只能证明案涉土地为草原，不能证明大房村村委会的该项主张。故本院对大房村村委会主张大房村依据提交的新化村草权字030号草原权档案，能够确认双方于1995年和2011年所签订合同,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致使两个合同已实际无法履行,应自动解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审理本案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有误，但并未影响判决结果，故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大房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郎晓侠审判员  周 磊审判员  王 琦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田雪书记员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