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73民终3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单）自编****单元。法定代表人：张晓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回兴街道，住所地重庆市渝**回兴街道兴科大道**汇凯青年城**14-8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邓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文星，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东，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歌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协议，索隆公司不是适格的权利主体。索隆公司曾与天浩盛世公司签署《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作为其权利依据在重庆、贵州、珠海等多地提起商业诉讼，后该批案件被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协议违反《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的禁止性规定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之后索隆公司才与天浩盛世公司补签了《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转让对价，索隆公司不具备协议所约定的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经营资质，也未开展向任何使用者进行作品正常授权的许可或其它经营业务，因此该转让协议是为诉讼目的专门制作的证据，其实质仍是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权。二、一审判决认定歌王公司向公众放映了涉案作品缺乏证据佐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公证存封光盘仅记录了在歌王公司经营场所播放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片段的画面，没有记录取得涉案作品的过程，无法证明涉案作品是存放在点歌系统的本地服务器上，还是存放在云端上的第三方曲库中，即无法证明涉案作品是否由歌王公司提供。三、一审判决确定歌王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歌王公司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覆盖的市场主体，在判定其民事责任承担时，应适用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只要歌王公司依法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主观上即没有过错，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民事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另外，歌王公司已经缴纳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也应作为“侵权行为的情节”，在酌定判赔数额时予以考虑。索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歌王公司上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以下判决：一、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侵害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音乐作品《娃娃脸》享有的著作权的行为，并将上述作品从其曲库中予以删除；二、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800元；三、驳回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歌王公司提交了《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以及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终119号民事裁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1036号民事裁定，用以证明涉案《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协议。对于上述证据，索隆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经查，（2018）黔03民终119号和（2018）黔民终1036号民事裁定为同一诉讼的一审和二审裁定书,裁定书仅涉及索隆公司与天浩盛世公司签署的《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本院认为，上述民事裁定书、授权协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歌王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三、歌王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索隆公司依据涉案《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受让取得涉案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有权对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作品的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歌王公司主张该《音乐著作权转让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未能提交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转让协议涉及的是著作权实体权利的转让，而非管理性权利的授权，歌王公司上诉认为索隆公司以该转让协议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歌王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根据涉案公证书的记载，歌王公司在其经营场所通过歌曲点播系统放映了涉案作品，侵犯了索隆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放映权。歌王公司上诉认为公证机构取证时未记录取证过程，无法证明涉案作品是否由其提供，但涉案点歌系统能够放映涉案作品、而且该点歌系统由歌王公司控制,歌王公司有义务也有能力说明涉案作品的来源,在此情况下，歌王公司仍不举证证明该作品的具体来源。因此，歌王公司仅以公证取证未记录取证过程为由否认公证证明的事实，理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歌王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放映其作品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具体于本案而言，歌王公司侵犯了涉案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歌王公司主张其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卡拉OK曲库的使用费，尽到了合理的版权审查义务，无侵权故意，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但并未举证证明其播放涉案作品时已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因此，歌王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索隆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因涉案侵权行为所致其实际损失以及歌王公司违法所得的利益，一审法院根据相关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赔偿金额，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中，歌王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判赔数额存在畸高的情形，故本院对一审判赔数额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歌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广州市歌王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惠环审判员  莫伟坚审判员  彭 盎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蔡健和书记员林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