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桂11行终79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陈现正，男，195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工人，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徐桂生，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凤凰路152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杨名锋，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盘永修，男，1946年11月26日出生，瑶族，退休干部，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建富，男，1949年6月6日出生，瑶族，工人，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盘永修、黄建富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俊珍，广西君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现正因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123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现正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桂生、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以下简称不动产登记局）委托代理人何天红、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及二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俊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工艺厂进行改制，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决定对该厂所有土地全部开发转让，新建住宅楼。具体规划：从公路旁起，往厂区内共建三排均为东南、西北走向的，坐东北朝西南的楼房。在公路旁为第一排楼房，部分单元，第二排楼房的中间段为3个单元，两端为独立户，独立户建筑面积为90平方米；第三排楼房为4个单元，每排楼房的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每个单元限建两户，每户90平方米，每个单元侧面间隔2.5米。第二、第三排分割成16份土地进行转让。根据县民族工艺厂制定的土地开发规划和购宅基地建住协议，将该厂1480平方米的土地按照每份90平方米的标准分割后转让。原告黄建富、盘永修、第三人陈现正均向县民族工艺厂购买了一份土地，且是第二排的依次顺序。2004年，原告盘永修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一幢，原告黄建富的土地暂时未建房。2003年6月24日，第三人陈现正向被告申请土地登记，向被告提交了两份先后与县民族工艺厂签订的且土地使用权面积均为90平方米的买卖契约。2003年6月24日当天，被告以第三人提供的两份土地面积均为90平方米的买卖契约作为土地来源权属证明，为第三人陈现正进行土地登记并颁发了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7年9月份左右，第三人陈现正在其购买的土地上建房，并在该排共用通道上大约超出一半的地方打圈梁，原告等人发现及时制止，第三人称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等人无权干涉。现第三人房屋已经建了六层，第三人为了将自己一楼房屋面积扩大，在一楼共用通道上砌有一条约长9米、宽2米，高3.5米的水泥砖墙，使最初6.3米的公共通道变窄，严重影响了广大业主特别是原告家庭成员的通行，原告黄建富动工建房时施工车辆将无法进出，消防车辆也无法进出，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起诉前，原告多次向县国土资源局、县消防队反映情况，要求第三人及时拆除砌在公共通道上的水泥砖墙，均未果。经调查核实了解，被告已于2003年6月24日为第三人颁发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为130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及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规定，原告盘永修、黄建富与被告不动产登记局为第三人陈现正颁发的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陈现正在占用公共通道建房的行为，已经引起相邻权纠纷，原告盘永修、黄建富认为县不动产登记局土地登记发证行为侵犯了其相邻权，原告的主体适格，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不服的诉讼，对于第三人述称的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的意见，不予采纳。对第三人提出被告只是行政登记机构，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行政部门的辩驳主张，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关于申请人对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不动产权利证书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就如何确定被申请人的请示》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四、第六条的规定，被告作为不动产登记部门，是适格的被告。 关于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否合法问题。被告不动产登记局依第三人陈现正申请对其土地进行登记并向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据1996年2月1日施行的《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该规则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的，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土地登记申请书、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从本案第三人陈现正提交的的申请办理权属登记的材料看，2003年6月2日和2003年6月20日与富川民族工艺厂签订的地产买卖契约，这两份地产买卖契约记载的土地地号均为16号，面积均为90平方米。在没有其他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的情况下，2003年6月24日，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用地面积为130平方米，与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来源权属证明材料上载明的用地面积不相符。此外，当时第三人申请土地登记的申请书中登记依据是土地转让协议，但是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土地转让协议，在土地来源权属证明不充分的情况下，被告为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面积为130平方米主要证据不足。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土地登记必须进行地籍调查，《城镇地籍调查规程》3.2.6.1和3.2.6.1规定，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经双方认定的界址，须由双方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界址调查表，双方指界人签字盖章栏为空白，且被告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指界人违约缺席。因此，被告为第三人进行土地登记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是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为第三人颁发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2003年6月24日，两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20年。且两原告在2017年9月份知道被告为第三人登记颁发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亦不断到县国土资源局和消防队等部门反映情况，故第三人述称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期限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于2003年6月24日为第三人陈现正颁发的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负担。 上诉人陈现正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是本案适格利害关系人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包含通道的面积在内，该宗地的东面在上诉人建房之前是被砖砌围墙圈围的，并无通道，现在形成的通道是上诉人建房时拆去围墙并按县消防大队的现场确认留有4.3米的消防通道而形成的通道。盘永修、黄建富使用的通道一直是从西面的整个小区历史公共通道通行的。一审法院无证据认定上诉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占据了公共通道或消防通道。2、一审判决认定不动产登记局给上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时对地籍来源审查不清和无指界人指界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的土地登记材料中有《地产买卖契约》,证实土地来源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民族工艺厂。关于面积问题，因上诉人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是130平方米，而厂里当时只有固定格式的《地产买卖契约》，所以就签了两份，虽然在面积填写上有误，本应填40平方米的而错误写为90平方米，但从价格上可以判断是40平方米，且都是优惠价。至于号位都是16号的问题，因为40平方米是16号位的多余面积，所以只能写同一个号。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土地登记中无双方指界人而认定原审被告为上诉人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因为该宗地是单位统一出让办证的，当时根本无法找出相邻方的共同指界人。包括盘永修、黄建富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办证材料里也没有共同指界人。3、本案被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依据不足。应中止本案审理，由盘永修、黄建富提起民事诉讼，其合法民事权利得到确认以后方可恢复行政诉讼的审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证据1、界址调查表。拟证明在不动产登记局的材料里每户人的土地登记都没有指界人签名。 证据2、富川民族工艺厂出售空地平面图。拟证明盘永修、黄建富、陈现正房屋位置，陈现正房屋东面是围墙，并不是通道。 证据3、照片。拟证明上诉人的房屋没有占用通道。 被上诉人不动产登记局辩称，被上诉人不动产登记局在审定上诉人陈现正土地购买相关协议时存在疏忽。首先，上诉人提供给不动产登记局的土地来源是两份地产买卖契约，契约上显示购买了180平方米土地，但登记的是130平方米，面积明显不符。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提供了两份完全不同版本的协议，不动产登记局在审核时确实没有注意到。第三、没有审核民族工艺厂土地开发规划所确定的间距，第三排每个单元应该是90平方米不应该是130平方米。第四、正常的消防通道是6米而非4.3米，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关的消防确认书，也未提交相关的报建手续。第五、按照土地登记规则规定，左邻右舍应该到现场指认界址并签名，本案具有特殊原因或者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最终导致土地登记确实有瑕疵，至于是否合法，尊重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共同辩称：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以及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涉及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相邻权，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具有诉的利益。第二、不动产登记局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第三、本案不适用中止审理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1界址调查表加盖富川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富川民族工艺厂出售空地平面图与证据3照片，与本院组织各方到现场勘查的情况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合法有效的证据，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查明“第三人为了将自己一楼房屋面积扩大，在一楼共用通道上砌有一条约长9米、宽2米，高3.5米的水泥砖墙，使最初6.3米的公共通道变窄，严重影响了广大业主特别是原告家庭成员的通行，原告黄建富动工建房时施工车辆将无法进出，消防车辆也无法进出，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该事实与本院现场核实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据此，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第三人陈现正经批准在该地建房已完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国有土地的规划和利用由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陈现正的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的东边是围墙，并非历史通道。上诉人取得的土地是民族工艺厂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分割出让的土地，该土地的四至界线和面积由出让方确定，并非由土地相邻方确定。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程序即使存在瑕疵，与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均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陈现正使用该土地建房未侵占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土地，并且，上诉人陈现正的土地与被上诉人盘永修的土地之间还有间隙空地。上诉人陈现正用该地建房已得到相关部门批准。因此，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与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向上诉人陈现正颁发的富国用（2003）字第022336400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错误，适用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迳行驳回起诉；”的规定，本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123行初13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盘永修、黄建富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陈现正已预交），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盘永修、黄建富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黎之燕 审判员  徐文坚 审判员  黄义奎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 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