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7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居岐社区大坑路25号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88624232G。法定代表人：赵小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峰，广东嘉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四工业区东盛路378号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URHFY9P。法定代表人：刘福强，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四工业区东盛路3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98902294D。法定代表人：刘福强，经理。上诉人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康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沁公司）、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注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9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志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向志康公司支付货款本金4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拖欠4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从2017年8月11日算至付清之日，暂算至起诉之日为3069元）。主要事实与理由：1.2016年10月9日，名沁公司签收了送货单，出具八张各10000元支票共80000元，且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持续性支付了46842元货款，足以说明名注公司、名沁公司欠款86842元的事实；2.志康公司与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之间的短信沟通也能印证志康公司所主张的拖欠货款86842元有事实依据；3.名沁公司原审抗辩与志康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且已经向志康公司支付的46842元是由于其财务错误错汇的，与事实不符；4.即使志康公司提供不了2015年1月送货单，也不能直接推定该月没有送货，因为2016年10月9日的对账是包括该月份的，志康公司交付发票金额也是包括该部分货款的，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交付支票的行为，足以认定双方2015年1月是发生送货的，足以认定2015年1月货款。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均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志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由志康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1.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2016年8月9日没有进行过对账，且质证及证据交换时名注公司、名沁公司没有收到2016年8月9日的两张对账单；2.名注公司、名沁公司与志康公司的买卖是以现金或银行转账交易，货款已结清，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但志康公司从不开收据；3.送货单号为NO.Z1404295、1404005、1400325的签名不是名注公司、名沁公司人员所签，NO.1404419的签名是冒签，原审没有进行核实及扣除；4.货物单价错误，志康公司提交的月结单、对账单的各月份单价前后不同，且与发票的单价不一致，志康公司应当提供双方签订单价的证据，而不应由名注公司、名沁公司提供单价证据，若志康公司无法提供，则计算单价应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发票的单价为准；5.志康公司所说的月结30天，当月货款月底结清与事实不符，志康公司2015年至2016年10月连续一年半从未向名注公司、名沁公司追款、对账；6.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志康公司证明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欠款的证据，但送货单、月结单均无法证明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欠款，且志康公司隐瞒名注公司、名沁公司的付款事实（2015年7月11日转账25000元，2016年2月2日转账30000元到志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小蓉账户，备注：名注货款）。志康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志康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共同向志康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069元）。后志康公司原审只要求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向其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11日开始计算的利息，志康公司明确放弃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自2014年起存在交易往来。名注公司通过口头或者电子数据传送的方式向志康公司下订单购买五金端子。志康公司收到订单后，志康公司通过直接送货上门的方式或快递的方式将货物送至名注公司。志康公司主张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向名注公司供应了价值为95651元的货物，双方约定货款月结30天，例如2016年3月的货款应在2016年3月31日前支付；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于2016年8月9日进行对账，对账后名注公司确认尚欠志康公司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货款95651元，志康公司为了让名注公司尽快还款，志康公司同意无需名注公司向其支付2014年12月的货款，志康公司只要求名注公司向其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货款86826元，后志康公司同意对货款再进行打折，志康公司明确只要求名注公司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货款80000元；为此，志康公司提交了2016年8月9日的两张对账单、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送货单及月结单作为证据。志康公司提供的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月结单载明的品名规格、数量与送货单上载明的品名规格、数量一致。志康公司只提交了2015年1月的月结单，未能提交2015年1月的月结单载明的对应送货单。送货单上未载明单价。志康公司主张其提交的月结单中已列明各种类型货物的单价，根据月结单中的单价和送货单上的送货数量可以计算出志康公司在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向名注公司供应了86826元的货物，其中2015年1月货款为8070元，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货款为78756元。志康公司提交的月结单、对账单均没有名注公司的盖章或签名。名注公司对志康公司提供的月结单、对账单不予确认，对送货单上载明的送货数量予以确认，并主张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志康公司向其送货时，其已结清货款，其没有拖欠志康公司货款，因送货单上没有载明单价，其不清楚单价，其亦没有统计货物的总货款。对此，名注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名注公司主张志康公司向其供应的五金端子氧化严重、导电不良，且五金端子上所标注的商标不是志康公司的商标，志康公司供应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并提交了一份不良品库存清单作为证据。名注公司提交的不良品库存清单上没有志康公司盖章或签名。志康公司对不良品库存清单不确认，并主张名注公司既称其已付清了所有货款，又称志康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名注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故志康公司供应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名注公司明确不对涉案产品的质量问题申请鉴定。名注公司主张志康公司诉请2015年1月至7月的货款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志康公司主张其诉请的涉案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志康公司一直有向名注公司催款，志康公司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志康公司曾在2016年6月13日向名注公司催款，名注公司对短信催款记录予以确认。2016年10月11日，志康公司向名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福强使用的手机号码181××××2233发短信，要求名注公司将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料发送给志康公司，刘福强向志康公司发送了关于名沁公司的相关资料。志康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向名注公司开具了信息填写为名沁公司的金额为86842元的增值税发票。名沁公司向志康公司开具了8张出票日期分别于2016年11月25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25日、2017年7月25日、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25日的加密支票，总金额为86842元，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一直未告知志康公司密码，故该8张支票未能兑付。名沁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6年11月29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5月9日、2017年6月15日向志康公司转账16842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合计46842元。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主张名沁公司、名注公司的做账人员是同一人；名沁公司与志康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名注公司与志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货款已现金结清，名注公司要求志康公司提供发票，志康公司统计了名注公司之前所付货款后告诉名注公司可以开具发票的金额，并发短信给名注公司要求名注公司出具开票资料，因手机号码181××××2233是名注公司的做账人员在使用，名注公司的做账人员误将名沁公司的资料发给志康公司，后志康公司按开票资料开具了发票给名沁公司，名沁公司于是开具了8张加密的支票给志康公司做账，志康公司催促名注公司付款，名注公司将短信内容告知名沁公司，于是名沁公司误向志康公司转账款项。名沁公司与名注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均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四工业区东盛路378号的同一幢楼房。名沁公司的股东为张茂芳、刘福强。刘福强主张张茂芳与其为母子关系。名注公司的股东为刘福强与官伟芳。刘福强主张其与官伟芳曾存在夫妻关系，其与官伟芳于2016年6月办理了离婚手续。志康公司主张名注公司与名沁公司是关联公司，其经营地址、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混同，两家公司的交易习惯及使用的印章高度相似；虽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名沁公司向志康公司出具了8张支票并分4次向志康公司支付了涉案部分货款，且2016年10月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进行对账后，名注公司将其货款转为名沁公司的货款，名沁公司在2016年10月9日的送货单上盖章确认，名沁公司该行为是债务加入的行为，志康公司要求名沁公司与名注公司共同偿还涉案货款；为此，志康公司提交了2016年10月9日的送货单作为证据。志康公司提交的2016年10月9日的送货单上显示客户为名沁电子，客户签收处盖有“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印章。名沁公司对该印章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志康公司与名注公司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志康公司请求的2015年1月至7月的货款有无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二、名注公司有无拖欠志康公司货款，若拖欠，数额为多少；三、涉案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四、名沁公司是否应对名注公司拖欠的涉案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名注公司确认志康公司曾在2016年6月13日向其催收货款，故志康公司请求名注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6月13日起重新计算二年。志康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二。名注公司确认其已收到志康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数量，但主张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向志康公司付清货款，对此名注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名注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涉案货物的单价，志康公司主张其提交的月结单中已列明各种类型货物的单价，根据月结单中的单价和送货单上的送货数量可以计算出志康公司在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向名注公司供应了86826元的货物。名注公司对月结单上所列单价不予确认，但未能说明各种类型货物的单价。名注公司从2014年起与志康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长达三年，名注公司未能说明各种类型货物的单价，故原审法院对志康公司主张的各种类型货物的单价予以确认。根据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的月结单载明的货物单价和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数量，计算出志康公司在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向名注公司供应了78756元的货物。志康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1月向名注公司供应了8070元的货物，并提供了2015年1月的月结单作为证据，该月结单没有名注公司的盖章或签名，名注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亦不予确认，并对志康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名注公司应向志康公司支付货款78756元。关于焦点三。名注公司主张志康公司涉案所送五金端子存在氧化严重、导电不良，且五金端子上标注的商标不是志康公司的商标等质量问题，并提交了不良品库存清单作为证据。志康公司对上述不良品清单不予确认，名注公司亦明确不对涉案货物的质量问题进行鉴定，名注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名注公司关于案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四。首先，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均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四工业区东盛路378号的同一幢楼房经营；其次，刘福强系名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刘福强亦系名沁公司的股东；再次，名沁公司、名注公司确认两公司做账的财务人员是同一人，刘福强使用的手机号码181××××2233既处理名注公司的事宜，亦处理名沁公司的事宜；综上，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在办公场所、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均存在混同，故原审法院认定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混同经营，名沁公司应共同支付名注公司涉案债务。志康公司确认名沁公司已向其支付货款46842元，故名注公司、名沁公司仍应向志康公司支付货款31914元（78756元-46842元）。名沁公司、名注公司至今未向志康公司付清涉案货款，应向志康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志康公司明确放弃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支付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的利息，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志康公司请求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的标准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志康公司相关诉请中超出上述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914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以3191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从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二、驳回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受理费876元、保全费451元，合计1327元，由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344元，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983元。本院二审期间，名注公司、名沁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拟证明名注公司、名沁公司已超额支付志康公司货款。志康公司质证称上述银行流水与志康公司本案主张的货款无关，反映的是2015年前的货款，且银行流水可反映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志康公司庭后提交庭审回复称因本案以外的送货单、对账单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已支付了货款，故相应凭证没有保留，无法提供。志康公司并提交其与官伟芳的录音佐证其主张。名沁公司、名注公司质证称官伟芳与名沁公司没有关联，其录音中所有与名沁公司有关的言论是无效的。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名沁公司向志康公司开具了8张出票日期分别于2016年11月25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25日、2017年7月25日、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25日的支票，总金额为86842元，其中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的支票金额为16842元，其余7张金额均为10000元，上述支票的付款期限均为自出票之日起十天。名沁公司、名注公司确认志康公司原审期间提交的短信截图的真实性，该短信截图显示：2016年10月18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你好刘总，这两天忙吧，你安我票已开好，你安排一下，我过去拿支票”；第一张支票到期前后，即2016年11月28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了志康公司的收款账户；第三张支票到期前后，即2017年4月28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28号了，款还没到哦。快放假了”，2017年5月3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票快过期了，款还没安排哦”，刘福强回复：“7号汇，28号收了北航6号的票”；第四张支票到期前后，即2017年5月27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5月25号票也到期几天啦，麻烦安排一下，谢谢”，刘福强未回复；第五张支票到期前后，即2017年6月26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你好。17年6月25号的票时间到了，你看一下，是你直接转我公司账上，还是告诉我密码，我自己到银行去进账，麻烦安排一下，谢谢！”，刘福强回复：“晚点转给你”；2017年7月9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票过期了几天了，款就麻烦这几天安排一下，谢谢”，刘福强未回复；2017年8月7日志康公司向刘福强发送短信：“刘总，17年6月25和17年7月25的票都过期了，密码也不告诉我，钱也不转账来，一句话也没有，你准备拖到什么时候给我”，刘福强未回复。志康公司原审期间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名沁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29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5月9日、2017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志康公司转账16842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合计46842元。二审期间，志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由于其对案情理解错误，一直认为名沁公司曾经汇款6842元给志康公司后开了8张金额共计80000元的发票，故对案情作出了错误的陈述，实际上名沁公司开具了金额共计86842元的支票。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案涉货款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案涉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利息计算方式及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对案涉货款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各方当事人在上诉状中均未对原审法院上述认定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是否已向志康公司清偿案涉货款；如未清偿，未付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志康公司在本案中请求名沁公司、名注公司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未付货款共计40000元。原审法院根据志康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及月结单认定2015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货款累计75756元，未付货款数额为31914元，对2015年1月的货款以志康公司未能提供送货单为由未予确认。名沁公司、名注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货款已经结清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银行流水为证。该银行流水显示，名注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2月14日向志康公司转账20000元、35000元、25000元；名注公司及名沁公司共同的法定代表人刘福强分别于2014年5月6日、2014年7月24日、2015年7月11日、2016年2月2日向志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小蓉转账30000元、20000元、25000元、30000元。志康公司主张该银行流水支付的是双方2015年前交易的货款，由于2015年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故其并未保留案涉货款以外的送货单、对账单。名沁公司、名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福强则陈述，由于名注公司2014年不是其管理，故其不清楚双方2015年前的交易金额。针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双方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交易金额经双方协商结算为86842元，其中名沁公司及名注公司已向志康公司支付46842元，未付金额为40000元。理由如下：首先，针对案涉交易，名注公司在原审庭审期间反复主张其与志康公司之间是现金交易，发票金额86842元即为货款总额，全部已通过现金方式结清。名注公司现主张通过上述转账方式结清货款，与其在原审期间主张的事实矛盾。其次，名注公司主张前述转账中2015年1月1日后的转账是支付2015年1月1日起的货款。但名注公司、刘福强2015年1月1日后转账总金额为115000元，再加上名沁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至2017年6月15日期间转账支付的46842元，转账总额远远超过名注公司在原审期间确认的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名沁公司及名注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名注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名沁公司原审期间对志康公司提交的8张支票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名沁公司、名注公司原审期间对志康公司提交的金额为86842元的发票、短信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三份证据显示的金额与志康公司根据名注公司确认货物数量的送货单制作的对账单显示的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货款金额基本对应。虽然名沁公司主张志康公司提交的8张支票是因财务人员工作失误误开给志康公司的，名注公司主张该8张支票是名沁公司出于做账目的开给志康公司的，但从短信截图的内容来看，志康公司在支票到期前后均有联系刘福强要求其付款或提供支票密码，名沁公司亦在前4张支票到期前后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向志康公司支付了与前4张支票金额一一对应的款项共计46842元。因此，名沁公司及名注公司对该8张支票的解释均不足以采信。本院采信志康公司的主张，即双方在对账后确认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为86842元，刘福强向志康公司发送了名沁公司的资料信息，要求志康公司开具相应发票，志康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向名沁公司开具了金额为86842元的发票，名沁公司则向志康公司出具了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的8张加密支票金额共计86842元，后因名沁公司未及时提供支票密码给志康公司，志康公司在支票到期前后通过短信联系刘福强要求付款，名沁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至2017年6月15日期间向志康公司转账支付了与前4张支票金额一一对应的款项共计46842元，剩余4张支票经志康公司催付，名沁公司既未提供支票密码也未支付等额款项。综上，志康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未付货款金额为4000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仅因志康公司未提交2015年1月份送货单，未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交易金额作出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志康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名沁公司、名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9439号民事判决；二、限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以4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从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三、驳回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876元、保全费451元，合计1327元，由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27元。二审受理费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部分为598元（已预交），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上诉部分为50元（已预交877元），共计648元，由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其中50元由东莞市名注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名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迳付给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对于东莞市志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多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27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天宇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陈锦波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钟增荣吕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