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1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保坤，男，1965年4月5日生，汉族，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云南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炳仙，女，1968年3月25日生，汉族，现住开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莎莎，云南兴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进琨，开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楷甸村委会楷甸村。法定代表人：唐保坤，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唐保坤因与被上诉人岳炳仙、原审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扶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18）云2502民初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保坤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主要理由为：本案欠薪主体是帮扶公司，上诉人仅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欠薪明细只能证明帮扶公司欠被上诉人劳务费，不能证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保证或承诺，从形式和性质上上诉人均无加入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原判偷换概念，将欠薪明细量化为质化，错误认定欠薪明细作为上诉人债务加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本案中“欠薪明细”属代履行性质，非债务加入。综上，原判认定欠薪明细是上诉人债务加入，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错误。请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责任。岳炳仙辩称：唐保坤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承诺书及9月2日出具的欠薪明细，均可证明唐保坤明知是代表公司行为还是其个人行为，故欠薪明细表明其自愿加入帮扶公司所欠劳务费，个人愿意支付该劳务费。唐保坤上诉主张欠薪明细是代公司签，其个人不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要求维持。帮扶公司未答辩。岳炳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用301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9日成立，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从事经济作物种植销售、家畜养殖销售、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等，公司登记两名股东，均已按照公司章程出资完毕。原告岳炳仙系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楷甸村村民。2011年4月1日被告唐保坤向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楷甸村民委员会承租了土地，以建设葡萄园种植基地。2014年期间，被告唐保坤邀约原告岳炳仙前往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葡萄基地进行除草等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每天工作8小时，被告按45元/天向原告支付劳务工资，加班费按5元/小时计算。事后，原告岳炳仙按照约定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在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葡萄基地从事除草等工作，共计工作了67天，经结算，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欠原告岳炳仙工资3012元。2015年5月19日，被告唐保坤向原告岳炳仙及其他农民工出具了《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作如下承诺：一、公司欠楷甸村民工资35万余元，保证在2015年7月前兑付清楚完毕；二、若公司继续承租土地经营，2015-2016年度租金保证在2015年7月前兑付。特此承诺。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保坤（签名、捺印）2015年5月19日”。2015年9月2日被告唐保坤又向原告及其他农民工出具了《欠薪明细》一份，该《欠薪明细》载明：“今欠开远楷甸村民在楷甸葡萄基地打工工资35万余元（详见清单），本人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欠薪。此据。欠款人：唐保坤（签名、捺印）2015年9月2日”。付款期限届满，二被告均未支付原告劳务费。经原告多次多渠道向二被告催要未果，原告遂起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合同仅指雇佣合同时，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在确定或不确定期间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原、被告双方约定由原告岳炳仙向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符合劳务雇佣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原告岳炳仙与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原告岳炳仙与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口头约定的劳务雇佣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原告岳炳仙、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对因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提供劳务而应获取的劳动报酬，即工资3012元，双方已经于2015年5月19日结算清楚，且双方在劳务雇佣事实和报酬金额上均无异议，故原告主张由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支付其劳务费用3012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唐保坤承担共同支付劳务费用3012元的责任问题。首先，被告唐保坤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公司欠楷甸村民工资35万余元，保证在2015年7月前兑付清楚完毕”以及落款处署名为“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保坤（签名、捺印）”，该内容明确表明被告唐保坤是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即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欠原告岳炳仙及其他农民工工资350,000余元，此款于2015年7月兑付完毕。从法律上看，应认定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与原告岳炳仙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被告唐保坤在出具《承诺书》后又于2015年9月2日向原告岳炳仙出具的《欠薪明细》，该《欠薪明细》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债务加入也称债务并存。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与原债务人一起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现象。本案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告岳炳仙与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唐保坤应为第三人，而被告唐保坤认可于2015年9月2日向原告岳炳仙及其他农民工出具了《欠薪明细》，《欠薪明细》载明“本人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欠薪。”以及落款处署名为“欠款人：唐保坤（签名、捺印）”，该内容明确表明被告唐保坤是以本人的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即被告唐保坤愿意承担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欠原告岳炳仙劳务报酬3012元的债务，但该内容并未明确放弃原债务人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的履行责任。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可见，被告唐保坤虽为被告开远帮扶农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其先后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欠薪明细》可以看出，被告唐保坤是知道从事民事活动时，如何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如何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结合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楷甸村民委员会、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信访办、开远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共同出具《关于唐保坤欠开远市楷甸村村民劳务费用的情况说明》，三者可相互佐证被告唐保坤在最后出具《欠薪明细》的行为是以个人的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应属于债务加入。故原告主张由被告唐保坤承担共同支付原告劳务费用301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唐保坤提出《欠薪明细》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以及签署《欠薪明细》是以公司的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抗辩理由，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且与本案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征询当事人对原判查明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认为帮扶公司未付劳务费属实，但作为帮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个人不应连带承担公司的该笔费用，故原判认定“二被告均未支付原告劳务费”错误，只应认定帮扶公司未付。此外，上诉人对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原判查明事实无异议。针对上诉人所提异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欠薪明细载明唐保坤“本人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欠薪”，说明唐保坤本人愿意支付但未付，原判因此认定两被告均未支付原告劳务费与事实相符而正确。本院经审查认为：欠薪明细所载唐保坤个人愿意支付帮扶公司所欠89名农民工劳务费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原判予以采信符合欠薪明细所载事实，本院予以支持。唐保坤上诉主张只应认定帮扶公司未付劳务费，不应认定唐保坤未付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帮扶公司未付89名农民工劳务费353150元的事实清楚，帮扶公司依法应当支付所欠89名农民工各自的劳务费，本案岳炳仙是其中之一，应付3012元。在帮扶公司未支付的情况下，作为帮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唐保坤于2015年9月2日出具给89名农民工的欠薪明细，明确欠款人是唐保坤，并承诺“本人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欠薪”，该欠薪明细清楚地表明唐保坤本人自愿支付帮扶公司所欠89名农民工的劳务费。唐保坤在欠薪明细中的承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89名农民工也诉请唐保坤支付，故原判判决唐保坤对帮扶公司应当支付89名农民工的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唐保坤上诉主张只应由帮扶公司支付，其个人不应与帮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唐保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保坤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