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民初4453号 原告：郑伟，男，汉族，1969年6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财富又一城”1栋1单元10层1-10号11层1-10号。 法定代表人：杨俊，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永霞，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郑伟与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与（2018）川0108民初4454号案件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郑伟，被告支付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永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补缴或补偿2012年5、6、7月社会保险及8月未足额缴费的金额（含医保等）；2、支付因被告没有依法与原告签订无固定劳动合同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015年至2017年9月期间33个月二倍的工资差额，共计97,079.4元；3、支付2017年9月克扣工资1,050元；4、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1,236.27元；5、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加付赔偿金21,236.27元；6、请求支付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加班工资35,360.4元；7、请求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克扣的工资差额39,536.28元；8、请求支付2016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年休假16天补偿金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共计13,129.6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2年5月入职支付通公司绵阳营业部，任职客服经理（绵阳市城区收银设备维护）并且每天的工作必须通过邮件上报工作日志于被告指定的负责人及内勤人员。2017年9月底被迫离职。原告2012年入职已签第一次合同，2013年签了第二次劳动合同，2015年第三次劳动合同原告属于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的告知义务，采用空白劳动合同故意隐瞒合同内容，欺诈、诱骗原告签字。迫于被告的纪律要求，原告不得不在空白劳动合同单方签字，待被告签填后返还合同，但被告一直未返还给原告，2015年所签合同是绵阳所有员工能证实的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八十一条应属无效合同，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一直未拿到合同致使原告一直认为2015年签订的是应当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提出仲裁时才知道诱骗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原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连续二次固定期限合同后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凭证应由用人单位举证，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是有效证据。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共计97,079.4元。被告2017年8、9月恶意克扣原告每月工资1,050元，共计2,100元。在劳动监察部门的督促下被告于2018年1月后勉强支付了8月克扣的工资1,050元。9月克扣的工资1,050元至今未支付。8月实发工资为2,680.95元，8月财务实发及工资银行流水只有1,630.95元。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因故停止绵阳的主要业务，无法提供工作岗位。被告恶意克扣8、9月部分工资2,100元，造成原告工作困难无法正常生活，原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等依法提出被迫离职通知并要求经济补偿。被告收到通知后没有依法给予原告经济补偿，克扣的工资也没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应支付补偿金21,236.27元。由于被告诸多恶意违法行为迫使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依法给予原告经济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二、三、四项规定要求被告加付赔偿金21,236.27元。原告实际工作时间是按被告要求的早上9点前打卡上班，下午17点下班的标准工时考勤制度，并没有实行劳动合同中的无效条款不定时工时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也属于劳动合同变更为标准工时制并实际履行。由于工作的适时性，被告要求全年24小时响应服务。节假日商业支付量大，安排一人轮换加班、工作量巨大（平时四人的工作由一个人承担）被告节假日还要求安排了值班名单。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并且未安排补休。且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八条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及第四十条：法定休假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原告工作期间按被告要求邮件上报工作日志，被告依据其数据考勤及计算绩效，其数据说明了原告加班是根据被告要求并知晓原告加班。被告已经掌握原告加班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用人单位应该提供其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也未按其考勤管理制度中第五条值班政策执行。被告2013年11月前一直有支付加班工资，从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47个月未支付加班费，共计休息日102天，法定假日11天。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日工资149.2元（年工资计35301.8+年终奖2000），应支付休息日及法定假日加班费35,360.4元。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单方面恶意克扣拖欠工资。员工工作日志记录了原告工作量2014年4月期间工作量业绩并无大的变动、合同约定也未改变，被告大幅度降低原告的工资无凭无据，随意克扣拖欠工资（实发工资由月均3,575.19元克扣为月均2,163.18元，而且不发放工资条与总公司同岗位薪资差距巨大），原告与被告长期协商未果，因其薪资矛盾被告更换并辞退绵阳营业部多位负责人，期间因薪资问题逼走员工近半数原告无力抗争。被告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条。为解除薪资矛盾，2016年8月后实发工资稍有调整，但并未补足拖欠工资。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请求被告支付违法克扣拖欠工资对原告造成的差额损失39,536.28元。原告社保累计缴费已满20年，并已提交了入职前的养老保险对账单于被告，且入职简历已说明了原告累计工作年限被告并未提出异议，被告有责任义务认可其工龄。被告也未按其考勤管理制度中第六条休假规定第1.3项：员工工作年限按照社会工龄（以社保缴费年限核定）计算年休假。2012年被告未批准年休假，2013年至2017年被告每年只批准了原告5天年休假，2012年至2017年9月未休年假56天。由于2016年年休可以安排在2017年。按收入149.2元/天，请求支付2016年-2017年年休工资7,161.6元，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40天年假的3倍工资中其中一倍属劳动报酬工资不受时效限制（40天×149.2元）5,968元。原告认为，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为由不采信其证据，部分裁决结果明显不当。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新的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被告支付通公司辩称，第1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应予以驳回，且诉讼请求中要求的缴纳未足额缴纳部分超过了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第2项诉讼请求，原被告已经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且第2项请求的金额超过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第3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克扣原告工资，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4项诉讼请求，原告主动离职，被告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应予以驳回。第5项诉讼请求，超过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第6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安排原告加班，因此不存在加班工资，且诉讼请求中的加班工资金额超过仲裁请求中的金额，应予以驳回。第7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克扣原告工资，因此不存在工资差额，应予以驳回。第8项诉讼请求，原告已经休了年休假，因此不存在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一、根据双方陈述，郑伟于2012年5月入职支付通公司。2015年1月1日，支付通公司（用人单位，甲方）与郑伟（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乙方从事客户经理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甲方可按依法制定的或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分配制度调整乙方绩效考核工资。 二、2018年1月19日，郑伟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被申请人为支付通公司。仲裁请求为：1、补交2012年5、6、7月的社会保险费；2、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6,690元；3、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930元/月+736元/月加班费+167元/月年终奖×5.5月），并支付克扣2017年9月工资1,050元；4、支付2013年11月至2017年9的加班工资34,602元；5、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工资的差额32,116元；6、支付2012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休假补偿金并支付1-9月年终奖共计31,740元。仲裁裁决：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通公司向郑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698.76元，2016年、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199.46元，2017年9月工资1,050元；驳回郑伟的其他仲裁请求。郑伟于2018年5月14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并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邮寄诉状。支付通公司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该法院作出（2018）川07民特46号《民事裁定书》，以郑伟已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起诉为由，裁定驳回支付通公司的申请。 三、关于郑伟（乙方）举出的2013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用人单位为成都星汉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乙方从事客服专员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甲方可按依法制定的或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分配制度调整乙方绩效考核工资，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试用期工资或转正工资）不得低于当年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月。 关于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何存在与另一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郑伟陈述：因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郑伟做的工作也是同一件事情。支付通公司陈述：支付通公司并不知情，也不清楚郑伟为何在与支付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之后还与其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虽然上述劳动合同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但由于成都星汉科技有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故不能认定系支付通公司与郑伟签订。 四、郑伟的实发工资情况为：2016年10月2,599.34元、2016年11月2,639.31元、2016年12月3,469.69元、2017年1月2,552.44元、2017年2月2,669.66元、2017年3月2,699.66元、2017年4月2,659.66元、2017年5月2,779.66元、2017年6月2,600.55元、2017年7月2,610.95元、2017年8月1,630.95元、2017年9月1,610.95元。支付通公司于2018年1月向郑伟支付了2017年8月拖欠的工资1,050元。 支付通公司举出的工资表载明郑伟的工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提成工资、保密工资、津贴补贴。其中2017年2月-8月，郑伟的工资中均包含提成工资1,050元；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及2016年12月郑伟的工资组成中包含绩效工资600元。 支付通公司举出的工资表载明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应发工资情况为：2016年10月2,829.68元、2016年11月2,869.65元、2016年12月3,469.69元、2017年1月2,782.78元、2017年2月2,900元、2017年3月2,930元、2017年4月2,890元、2017年5月3,010元、2017年6月2,920元、2017年7月2,860元、2017年8月2,930元、2017年9月1,860元。 五、关于郑伟离职的原因。郑伟举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因支付通公司存在1、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2、克扣、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3、自2015年至今，每周六、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轮流加班，这部分公司从未发放加班费。迫使其依法提出解除事实劳动关系，郑伟通知支付通公司，郑伟于2017年9月26日正式解除事实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通公司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等。郑伟拟证明，其是被迫离职。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郑伟是自愿、主动从被告公司处辞职，被告公司从未收到郑伟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郑伟未举证证明该《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已送达支付通公司，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支付通公司举出《支付通员工离职移交清单》载明：员工姓名为“郑伟”，离职原因为“个人”；“该员工部门相关工作已完成交接手续，从2017年9月30日起正式离职”。支付通公司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30日因个人原因自行从公司离职，并且向公司办理完毕物品交接，因此被告不应因原告主动离职而支付经济补偿金。 郑伟的质证意见为：名字是郑伟签的，但离职原因系被告伪造，郑伟只签了移交清单，且未有任何的离职面谈，不存在离职原因。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由于郑伟已在《支付通员工离职移交清单》上签字，故本院对《支付通员工离职移交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载明的离职原因“个人”并不明确，仅能证明郑伟于2017年9月30日主动提出离职，不能证明郑伟未对支付通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况提出异议。 六、根据社保缴费记录，郑伟的工龄已超过20年。2017年郑伟已休年休假5天。 七、庭审中，郑伟陈述：上班要求打卡，下班没有要求打卡，但公司要求5点过后才能办理自己的私事，在5点后有事也必须要处理。上班时间必须到公司办公室报道，在负责人安排当天工作后，郑伟就到外面去跑。 八、庭审中，郑伟出示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2015年劳动合同是支付通公司欺诈郑伟在空白劳动合同单方签字，支付通公司一直未返还，郑伟离职后才知道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另拟证明，实际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郑伟已提交了入职前的社保对账单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于支付通公司。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合并审理的两案原告均签字互相给对方证明，不符合证人证明的相关规定，且其他证人未到庭出庭作证，应不予采信其证明力。对李江林、蒲娟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公司员工关于工资及人事事项应该是与公司的人事部门或财务部门对接，公司未有收到原告所谓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且郑伟未证明出具书面证言的人与支付通公司的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九、庭审中，郑伟举出工作日志邮件记录打印件（部分），拟证明：郑伟加班是根据支付通公司的要求，且知晓郑伟加班。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且里面仅显示了QQ号的邮箱发送过邮件而已，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原告从被告公司离职之前，被告从未要求过原告打卡上班，原告的工作性质属于很自由的，而且被告公司也未收到过原告的工作汇报。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工作日志无支付通公司的签章，且系打印件，且郑伟未证明接收方的身份，故本院不予采信。 十、庭审中，郑伟举出2014年1-5月工作量统计。拟证明：2014年1-5月期间工作量业绩并无大的变动。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除了在第一页写了“富源木地板”外，其它所有内容均为空白，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工作量问题。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无支付通公司的签章，且“商户名称”基本为空白，故本院不予采信。 十一、庭审中，郑伟举出加班证明，拟证明：被告公司工作时服务的商户出具，郑伟有加班的事实。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被告从未指令过原告加班，且原告提供的证明，其中的证明人根本不是被告公司客户，因此被告不可能会要求原告去证明人处提供服务。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郑伟未证明出具证明的公司的身份，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十二、庭审中，郑伟举出QQ电子邮件打印件。拟证明：2014年周末值班表，2012年5月7日被告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邮件。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邮件仅显示一个QQ号的邮箱有收过不同人发过来的邮件而已，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原告提供的2014年周末值班表系打印件，上面未有任何标志及名称。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郑伟未证明相对方身份，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工资表、银行流水明细、社保缴费记录、请假申请单、（2018）川07民特46号《民事裁定书》、《支付通员工离职移交清单》，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郑伟作为劳动者，被告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双方均应当依照劳动法律法规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义务。本院结合郑伟的仲裁申请，对郑伟的诉讼请求认定如下： （一）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补缴或补偿2012年5、6、7月社会保险费及8月后未足额缴费的金额（含医保等）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 （二）关于郑伟提出的因被告没有依法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应当向其支付2015年至2017年9月期间33个月二倍的工资差额97,079.4元的诉请。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郑伟于2012年5月入职支付通公司，双方仅于2015年1月1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余额的期间为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之后双方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通公司不应再支付郑伟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因此，对郑伟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7年9月克扣工资1,050元的诉请。由于支付通公司举出的工资表载明2017年2月-8月，郑伟的工资中均包含“提成工资1,050元”，而支付通公司未举出提成工资计算的依据及郑伟2017年9月不应获得提成的证据，故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院认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2017年9月的提成工资1,050元。 （四）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加班工资（休息日102天，法定节日11天）35,360.4元的诉请。首先，根据仲裁时效为1年的规定，由于郑伟于2018年1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故其提出的2017年1月18日以前的加班工资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且郑伟关于“上班要求打卡，下班没有要求打卡，但公司要求5点过后才能办理自己的私事，在5点后有事也必须要处理。上班时间必须到公司办公室报道，在负责人安排当天工作后，郑伟就到外面去跑”的陈述，反映出郑伟的工作岗位属于外勤，具有不定时工作制的特点，因此，在郑伟未证明其每天按照标准工时制（8小时/天）工作的情况下，本院认定郑伟所在岗位实际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故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支付通公司不应支付郑伟加班工资。 （五）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克扣的工资差额39,536.28元的诉请。郑伟提出的理由为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工资由月均3,575.19元降为月均2,163.18元，支付通公司应补足差额。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劳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工资组成，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及2016年12月郑伟的工资组成中包含“绩效工资”600元，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该“绩效工资”的发放依据及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郑伟不应发放“绩效工资”600元的依据，故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未发放的工资16,800元（28月×600元/月）。另外，由于郑伟的工资组成包含提成工资，每月工资有所浮动属于合理范围，因此，除去“绩效工资”外，支付通公司不再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 （六）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6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年休假16天补偿金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13,129.6元的诉请。由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时效为1年，郑伟于2018年1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故除其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外，其余请求均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由于郑伟工龄已满20年，故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其应享受15天的年休假。由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计算郑伟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天数应为6天（272天÷365天×15天-5天）。根据郑伟2016年10月-2017年9月期间的实发工资情况（包含2018年1月补发2017年8月工资1,050元，及2017年9月未发工资1,050元），郑伟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实发工资为2,718.57元/月，故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未休年休假工资为1,499.9元（2,718.57元/月÷21.75天/月×6天×200%）。 由于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时应扣除用人单位已发放的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本案中，郑伟主张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期间的正常劳动工资，但2012年至2014年3月期间支付通公司已足额支付其工资，且本院已认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未足额发放工资的金额，因此，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七）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1,236.27元的诉请。由于支付通公司2018年1月才支付拖欠郑伟2017年8月的工资1,050元，且本院已认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16,800元，即支付通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故郑伟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经济补偿金。根据郑伟2016年10月-2017年9月期间的应发工资情况（包含2017年9月应发未发工资1,050元），郑伟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为2,941.82元/月，故支付通公司应支付郑伟经济补偿金16,180元（2,941.82元/月×5.5月）。 （八）关于郑伟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加付赔偿金21,236.27元的诉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时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未规定在经济补偿金外，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还须加付赔偿金，故对郑伟提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支付通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加付赔偿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伟支付2017年9月工资1,050元、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16,8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499.9元、经济补偿金16,180元，共计35,529.9元； 二、驳回原告郑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胡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