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42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 法定代表人：陈文相，该公司经理。 诉讼委托代理人：袁光福、陈可嘉，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荣，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绍敏，女，1965年11月6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太君，男，196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三被上诉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李林、杨立军，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以下简称毕节烟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毕节烟草公司诉讼委托代理人袁光福，被上诉人谢绍敏、刘太君及诉讼委托代理人李林、杨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毕节烟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举证分配方面均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诉求不应支持。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采信的证人证言与案件书证相矛盾。案件的基本事实是：2016年，被上诉人合伙流转土地种植烤烟530亩，合伙种植的合同实际为6个合同账户，合同户主分别为李正荣、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天永、李从友等。2016年8月中旬，由于连续下雨后又连续晴天，出现高温高湿的气候情况，导致部分烟叶出现灾害情况。李正荣等人施用水溶肥的的烟地有部分烟叶感病绝收。李正荣等认为是因为施用水溶肥的原因导致，并以此要求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赔偿。烟草公司接到反映后立即联系保险公司并组织调查鉴定。2016年8月18日，贵州省烟科院专家到烟农受害烟田进行了实地调查，初步判断造成烟农损失的原因为赤星病引起的病害。该结论告知被上诉人后他们不服，然后双方进行了协商座谈，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聘请第三方专家对病害原因进行再次调查鉴定，在邀请专家鉴定的问题上，先是征求了烟农的意见，并建议可由烟农自己找，但因烟农表示没有了解的专家，也不关心是什么专家后，由烟草公司找；二是在下星期四（即9月1日）前给烟农明确答复。最终委托了贵州大学植保专家，会同毕节市农委下属植保站、土肥站、大方县烟办、植保站等专家于8月26日进行了现场调查，专家组调查了理化站不同的受害烟地和未受害烟地，并于9月6日出了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见上诉人一审举证第7号证据、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第6号证据）。“调查报告”结论为“（一）今年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病害的发生，田间存在病害复合侵染的情况；（二）调查情况和鉴定结果表明，高炉组区域内未施水溶肥和施水溶肥，以及杨柳组病害烟叶病害种类，发病环境和原因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异”。明确了导致烟叶病害原因主要是赤星病、线虫病，即“病害”，而不是施用水溶肥直接导致的“肥害”。根据最终收购数据显示，2016年大方县烟叶生产平均亩均收入为3098元，理化乡果木村烟农平均亩均收入为2932元。被上诉人共交售烟叶1286担，卖烟金额169.83万元（含补贴收入为175.52万元），亩均收入为3204元（含补贴亩均收入为3311元），比全县的亩均收入高129元，不存在绝收。争议水溶肥的推广使用是根据农业部印发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的通知、农业部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推进水肥一体化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通知及农业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配方肥推广应用的意见》（农发〔2013〕1号）等要求而使用，具有合法性。上诉人举证的第7号证据（2016年水溶肥施用情况调查表）证明了争议水溶肥施用情况良好。关于水溶肥不是“五无”产品的问题，农业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配方肥推广应用的意见》规定，“针对年配肥服务能力在2万吨以下或每小时2.8吨以下的基层小型智能化配肥服务网点，以农民购买的原料肥为基础肥料，按照农民施肥配方进行智能化掺混，掺混后不进入市场流通，不纳入肥料登记和生产许可范畴。”本案使用的水溶根施肥属于配方肥料范畴，没有在市场中流通；生产示范肥料的厂家有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也是烟草公司每年复合肥定点供应企业，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大方县市场监管局已介入调查过，没有认定有违法问题。本案争议损失与大方县局（分公司）提供水溶根施肥的产品质量无关。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二，原判认定原告受损的事实不存在。损失的实际存在是判赔的基础，判赔基础缺失则判决结果错误。三，被上诉人对烟叶遭受损害的原因负有举证责任，原判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及否定“调查报告”效力是错误的。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只有存在过错且造成侵权，才存在赔偿。本案争议损害如果存在，是“病”害还是“肥”害必须靠科学依据进行判断，且法律后果不同。“病”害不是侵权，是自然灾害；“肥”害则为侵权，是过错导致。本案中，原告主张侵权导致损害，则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肥”害导致。相反，双方均作证据提交的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即“调查报告”证明了争议水溶肥的施用与原告所诉灾害没有因果关系，同时指明灾害原因是“病”害，即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原判没有采信“调查报告”，相反认定上诉人负有产品不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司法原则，被上诉人负有产品存在缺陷，且该缺陷与损害结果存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表明了法条适用的条件是“存在缺陷造成损害”，即一是要有缺陷存在，二是该缺陷造成了损害，两者互为因果关系。产品缺陷的含义是指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本案中，一是原判认定争议水溶肥属缺陷产品没有列举证据，而产品存有何种缺陷需要证据证明，原判没有做到。何况上诉人列举的证据完全说明了争议水溶肥应用的合法合理性。二是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损害是争议水溶肥所致。所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五，争议产品有无缺陷不是判断原告诉求成立与否的根据。只有当损害被证明是“肥”害造成后，才能研究“肥”有无缺陷及其责任，在损害没有被证明是“肥”害的情况下，上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何况法律规定产品缺陷的举证责任在生产者。 被上诉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29020元，退还肥料款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合伙，流转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果木村农户土地530亩用于种植烤烟，为便于管理，分别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主体，于2016年4月20日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合同约定的烟叶类型为烤烟，每亩单产125公斤，种植面积分别为曾友琴89亩、谭文秀92亩、李天祥79亩、李正荣90亩、李天永93亩、李从友87亩。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烟苗、底肥、提苗费、追肥等种植物资供应。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关于下达2016年烤烟生产主推技术和示范技术计划的通知，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将案涉530亩烤烟中的200亩作为烤烟水肥一体化推广种植示范，使用由毕节烟草公司采购的黔南金福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水溶肥（又名水溶根施肥），以谭文秀92亩、李正荣90亩、曾友琴18亩供应水溶费4800公斤，包含其他种植所需物质，每亩按照350元计算物资和肥料价款，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仓在烟叶收购时，在支付给谭文秀、李正荣、曾友琴的烟叶收购款中扣留了70000.00元。另外的330亩按照常规栽培方式施用肥料。在生产过程中，施用水溶肥的200亩烟叶前期长势较好，但在临近采摘时，出现叶片坏死，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向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和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反映，同时对受损烟叶进行采摘烘烤，但烘烤后的烟叶质量达不到交售要求。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将李正荣等人反映的情况上报毕节烟草公司，毕节烟草公司委托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对出现烟叶坏死的案涉烟叶受害原因进行鉴定。2016年8月26日，贵州大学烟草学院专家组在毕节烟草公司、毕节市农委下属植保站和土肥站、大方植保站、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等部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对李正荣等户种植的500余亩烟地（罩子沟组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案涉施用水溶费的烟叶受害调查结果为：烟农介绍的施用水溶肥的烟地上部烟叶病害较为严重，上部叶达到绝收的程度，部分地块严重到中部叶以上全部绝收。另外，李正荣烤房后面未施用水溶肥的一片约3亩以上的烟地也发现与前述严重程度一样、病害特征一样的病害。鉴定机构同时随机选取李正荣地中施用水溶肥和未施用水溶肥以及大方县羊场镇坪寨村杨柳组王贵友等病害烟地的典型烟株（包括病害烟株的根、茎、叶）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2016年9月3日，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出具了《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调查结论为罩子沟组区域内施用水溶肥和未施用水溶费以及杨柳组病害烟叶病害种类为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发病环境和原因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异。 2016年5月9日，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作为甲方，中国人寿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2016年度烟叶种植保险协议，协议约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与甲方所属各县级烟草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的烟农，甲方出资作为对投保烟农保险投入的补贴，乙方在保险期限内，对暴雨、洪水、内涝、雹灾、风灾、冻灾、旱灾、病虫害的原因直接造成烟株有效叶片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案涉烟叶受损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于2017年1月3以李天祥、李天永、谭文秀为种植户，共计赔偿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48708.00元。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户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种植合同约定的种植面积共计530亩、单产为125公斤/亩。2016年，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种植户交售的烟叶收购款共计为1698317.36元、补贴56929.97元，种植面积为674亩。2016年度，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烟叶平均收购价格为26.13元/公斤，平均亩产为230.85斤。在案件发回重审过程中，毕节烟草公司申请对案涉水溶肥质量进行鉴定，本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办公室通过向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咨询，均没有能够对案涉肥料质量鉴定的机构接受委托，故无法对案涉水溶肥进行质量鉴定。 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1、原告等人施用水溶肥的烟叶是否受损；2、原告等人的损失如何计算；3、被告提供的水溶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与原告烟叶受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等人主张其2016年度种植烟叶530亩，其中施用水溶费的200亩烟叶受损绝收，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申请本院调查的证人唐某、邓某、李某等人的证实，与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烟叶收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2016年烟用物质供应表、毕节烟草公司委托贵州大学烟草学院进行调查鉴定后该机构出具的报告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等人2016年度种植的烟叶施用水溶费的面积为200亩以及该200亩烟叶在采摘前均出现病害受损的事实，故对原告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出具的证明，2016年度该烟叶站理化收购点平均收购价为26.13元/公斤、平均亩产230.85斤。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属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的种植管理范围，故对原告的损失，以理化收购点管理范围的烟叶平均产量和平均收购价格计算比较公平合理，该项损失为200亩×230.85斤/亩×26.13元/公斤=603211.05元。原告要求赔偿烘烤受损200亩烟叶支付的工资等损失以及返还肥料款70000.00元，该支出属于原告种植烟叶的必然投资，已经包含在损失赔偿范围，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以原告等人2016年度6个种植合同实际交售烟叶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数量，所获烟叶交售款已超过6个种植合同2016年度的收益为由，认为原告等人没有实际损失。但根据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等人2016年6个种植合同交售的烟叶种植面积为674亩，比530亩的合同数多出144亩。根据种植合同约定，种植的烟苗、种植所需肥料等物资由毕节市烟草公司大发县分公司供应，而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供应原告等人的烟苗、肥料均是按照530亩供应，如果原告等人实际种植的烟叶面积为674亩，那么，超出合同面积的144亩，原告等人在无法获得烟苗、肥料等物资供应的情况下难以完成生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在烟叶收购时，毕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调剂没有种植合同或者种植合同数少的烟农用原告的合同交售烟叶，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结合被告提供的原告最终交售烟叶对应的种植面积来看，应当存在其他种植户以原告等人的种植合同交售烟叶的情形。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以原告等人实际交售的烟叶已超过合同约定数量，不存在损失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供应原告的水溶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与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受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对原告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与种植户签订的种植合同，种植户种植的烟叶类型、种植所需肥料等物资均由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供应，种植户对种植的烟叶类型、肥料的使用没有选择权。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按照其上级公司关于推广烤烟水肥一体化种植示范要求，对原告等人2016年种植的530亩烤烟中的200亩推广施用水溶肥，对另外的330亩按照常规种植方式施用颗粒肥。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供应的水溶肥虽然有生产许可证、生产企业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但没有第三方出具的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被告毕节烟草公司申请，本院通过咨询相关鉴定机构，均无法对该肥料质量、成分及对农作物的影响进行鉴定，即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水溶肥是没有缺陷的质量合格产品。同时，根据贵州大学烟草学院调查报告的分析，当年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烟草病害的发生，原告等人施用水溶肥的烟叶受损主要是由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引起，但该调查报告未对案涉水溶肥的使用是否会导致前述病害的发生进行分析论证。而烟草赤星病的发病原因多样，包括烟叶品种、气候条件、施肥水平、栽培方式等方面。原告种植的530亩烟叶是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主体，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种植合同，该合同的签订符合国家烟草专卖局《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即使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水溶费符合其产品质量要求，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作为案涉烟叶种植合同中在种植烟叶类型、肥料使用等享有决定权的一方，仍应对种植户种植烟叶的类型、土地、气候条件等是否适宜施用水溶费进行分析论证，但根据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仅按照上级公司推广使用水肥一体化的要求，将原告种植的530亩烟叶中的200亩施用水溶肥。原告等人种植的530亩烟叶属于在同一地段连片种植，气候条件相同、土地性质相近，但施用颗粒肥的330亩没有发病或发病不明显，施用水溶肥的200亩发病受损，而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能排除该200亩烟叶受损与施用水溶肥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当对原告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毕节烟草公司的上级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与中国人寿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保险协议，由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为与其所属各烟草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合同的烟农投保，原告种植的烟叶受害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已赔偿原告损失48708.00元，该部分赔偿款应在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即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603211.05元-48708元=554503.05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损失554503.05元；二、驳回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70.00元，由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负担4570.00元，由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负担10000.00元。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等人种植的530亩（其中200亩施用水溶肥，330亩施用颗粒肥）烟叶属于在同一地段连片种植。 2016年9月3日，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出具《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该报告尾部载明鉴定单位：贵州大学烟草学院；鉴定人：贵州大学烟草学院教授、硕导桑维均，贵州大学植物病理学教研室博士杨再福，贵州大学植物病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艳。但是该份调查情况报告并未附载鉴定单位及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证书。 除二审查明事实外，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的损失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与被上诉人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损失的认定。一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资料和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证人唐某、邓某、李某等人的证实，上诉人提交的烟叶收购管理系统数据，理化烟叶站2016年烟用物资供应表，上诉人委托贵州大学烟草学院进行调查鉴定后出具的报告等，综合认定被上诉人施用水溶肥的200亩烟叶均出现损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产值的计算，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种植户交售的烟叶收购款共计为1698317.36元、补贴56929.97元，种植面积为674亩。即亩产值为（1698317.36元+56929.97元）÷674亩=2604.22元/每亩。被上诉人种植的330亩烟叶包含在该674亩范围内，因该330亩烟叶地与出现损害的200亩烟叶地相连，用该330亩烟叶地的平均亩产值作为计算出现损害的200亩烟叶地平均亩产值更符合客观实际。一审以理化收购点管理范围内的平均亩产值为标准计算该200亩烟叶的总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200亩烟叶出现损害的损失为200亩×2604.22元/每亩=520844元。扣除被上诉人获得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已赔偿损失48708.00元，被上诉人还应获得的赔偿为520844元-48708.00元=472136元。 关于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与被上诉人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对于被上诉人等购买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用于种植烤烟的事实，不存争议。现有证据确实无法证实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属于缺陷产品，但基于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要求，可以认定上诉人销售的属于不合格产品。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即按照社会一般智识，使用不合格产品通常会造成损失，且客观上损害确实发生。本案中，被上诉人等种植的530亩烟叶中，使用颗粒肥的330亩没有发生损害，在同一地段连片种植使用水溶肥的200亩发生了损害，在种植条件并无显著差异，受损烟叶与未受损烟叶之间的差异在于施用的肥料不同，未受损烟叶施用颗粒肥而受损烟叶施用水溶肥。因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与被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针对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损失属于病害而不是肥害的主张。上诉人据以支持其主张的依据是《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但该报告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理由如下：1.形式上，该报告系对于病因的分析，即首先确定了属于病害，再查找属于哪一种病因，并不是排除肥害的情况下查找病因。2.程序上，该报告无从体现在调查时已向被上诉人等说明取样的用途，也没有说明取样方法的效度和信度，不能说明取样的受损烟株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是否可以代表受损的200亩烟叶。3.实体上，该报告仅说明施用水溶肥与未施水溶肥的病害烟草的病害种类、发病环境和原因基本相同，而没有解决为何被上诉人等种植的530亩烟叶中，施用水溶肥的200亩受损，而未施用水溶肥的330亩没有受损。4.一审已经说明，该报告并未分析论证施用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是否会导致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5.该报告名为调查情况报告，实为接受上诉人委托对案涉200亩烟叶受损原因和结论的鉴定报告，该报告因未附载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上诉人不能依据该调查情况报告主张被上诉人的损失属于病害而不是肥害。 针对上诉人依据相关规定提出的“针对年配肥服务能力在2万吨以下或每小时2.8吨以下的基层小型智能化配肥服务网点，以农民购买的原料肥为基础肥料，按照农民施肥配方进行智能化掺混，掺混后不进入市场流通，不纳入肥料登记和生产许可范畴。”的主张，本案中并非被上诉人等从其他地方购买水溶肥后由上诉人的分支机构指导被上诉人等掺混使用，而是上诉人销售给被上诉人的水溶肥属于不合格产品。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明显不能成立。 针对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由于一审及本院均无法认定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属于缺陷产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法律确有瑕疵，但并不影响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仍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损失存在，上诉人销售的水溶肥属于不合格产品，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损失554503.05元； 三、由上诉人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损失472136元； 四、驳回上诉人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570元，由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负担8382元，由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负担61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45.03元，由上诉人贵州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负担7485.03元，由被上诉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负担1860元。上诉人贵州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已预交14570元，多预交的7084.97元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 李 可 审 判 员 ： 张 晶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 詹 淼 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