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民终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永江，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洮南市，现住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艺，白城市洮北区新立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吉林省洮南市黑水镇。 法定代表人：陈东宇，系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辉，党委副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吉林杨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永江因与被上诉人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18）吉0881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撤销洮南市人民法院（2018）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依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二、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是以其2017年收回上诉人承包2公顷土地后，才提出追缴所谓错发上诉人2010年至2018年领取的综合补贴款计23398.50元。而原法院判决支持其诉求是不正确的理由是：一、上诉人是合法的，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的承包人。上诉人是黑水镇林牧场农民。一轮土地承包由林牧场发包给本人2公项土地至二轮土地延包。2003年林牧场经镇党委同意又与上诉人签订了书面口粮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三年（见该合同）。合同期满后。2006年3月1日被上诉人为发包方则与上诉人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黑水镇集体耕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期限是至二轮土地承包期满（见该合同）。按照《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上诉人就是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2017年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欠所谓二年承包费为由却将上诉人承包的2公顷土地全部收回。那么。收回土地之前上诉人是实际承包人即是种地人，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二、上诉人是依政策享有补贴的种地的权利人。国家“三项补贴”是对种地农民的补贴。是国家将农资综合补贴。本着谁种地补贴给谁基本原则发放的。对此，国务院（财农）【2016】26号文件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上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本条并没界定“有土地使用权证”和“种植口粮田”的人。因此按本条规定上诉人完全符合领取补贴之条件。而被上诉人在没有收回土地之前也一直给上诉人发放补贴。现在被上诉人翻脸了，于是玩弄权术“覆手为云，翻手为雨”却以“错误发放”为由而损害上诉人合法利益。对被上诉人无理主张法律不应支持。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第五条一项约定内容违反政策是无效的。在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第五条一项“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由甲方享有”。此项内容只要与（财农）【2016】26号文件第一条一款规定对照。该合同此项约定明显违反政策规定。与此同时冶治反映出被上诉人无视国家政策靠手甲掌握的权利肆意安为。所以违反政策的合同就不应受到法律支持和保护。然而原审判决竞然称“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则判决上诉人返还补贴款。原审这一判决真是令人发质法律公平公正何在？党和国家政策贯彻落实体现何在？请二审法院明鉴，主持公道，保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答辩称，洮南市黑水镇林牧场至今不是依法建制，故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上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所有证，登记载明土地坐落地址为黑水镇东安村，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因此，上诉人胡永江不能成为林牧场法律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在农村实行一轮、二轮以家庭承包土地的过程中，林牧场并没有进行土地家庭承包。上诉人胡永江不可能以家庭承包方式在林牧场承包土地，当然不能享有与家庭承包方式承包耕地有关的国家补助或补贴款。被上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所有证所载“由黑水镇人民政府统一管理”的内容，证明被上诉人对案件涉及土地享有发包及收取承包费的权利，且相对人的承包方式非家庭承包。上诉人胡永江清楚前述事实及本人身份，因此就案涉土地与2003年、2006年先后两次与被上诉人签订有有偿承包合同，履行向上诉人交付土地承包费的义务。根据国家政策，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在2004年已经不再收取承包费。双方2006年3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每年每公顷承包费1200.00元”，第五条一项约定“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各项政策，由甲方享有”，证明上诉人胡永江对自己承包耕种案涉土地应交付承包费、且不应享有所谓的国家补助及补贴款的事实心知肚明。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客观公正，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故请上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退还原告错误申报发放、被告不该享有并领取的30亩耕地2010年-2014年度补贴款12060.00元、2015年度农资综合补贴款2447.70元、2016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款2957.70元、2017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款2961.90元。2018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款2971.20元。合计人民币23398.50元。 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3月1日，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与胡永江签订黑水镇集体耕地承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黑水镇人民政府将位于林牧场境内有镇属集体耕地2公顷承包给胡永江经营管理。承包期限：从2006年3月1日起至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承包费用为每年每公顷1200.00元。承包费一年一缴，每年的1月10日前交齐。”同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双方的责任及义务，并特别约定了“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由甲方（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享有”。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向胡永江发放了2010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23398.50元。胡永江对2010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23398.50元的数额没有异议，对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位置、面积也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返还上述补贴款23398.50元。理由如下：一、国家“三项补贴”是对种地农民的补贴。二、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补贴款纯属无理取闹。即胡永江认为双方争议的土地系胡永江的“口粮田”，并向本院出示了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土地承包合同、政府土地使用权复印件、黑水镇集体承包合同一份原件、收据一组、胡永江本人2002年收据一张等证据。而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主张争议的土地不是胡永江的“口粮田”，并向本院出示了双方2006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集体土地所有证。同时胡永江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现，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胡永江应当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返还2010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23398.50元。国家“三项补贴”是对种地农民的补贴。包括：1、良种补贴；2、种粮直接补贴；3、农资综合补贴。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在实践中，其发放的对象为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取得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及依法种植的农民或者是依照土地流转取得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种植的农民。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补贴款是发放给种植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的农民的或者说是发放给种植“口粮田”的农民的。在本案中，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不是胡永江的“口粮田”，同时也不是“口粮田”。虽然胡永江向本院出示了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土地承包合同、政府土地使用权复印件、黑水镇集体承包合同一份原件、收据一组、胡永江本人2002年收据一张等证据，用以证明发生争议的土地是其本人的“口粮田”，但未能向本院提交其享有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证书，而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争议土地的集体土地所有证，该证载明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为：洮南市黑水镇农民集体。因发生争议的土地不是胡永江“口粮田”，所以依照补贴政策，胡永江不享受国家“三项补贴”待遇。同时因该土地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洮南市黑水镇农民集体。所以也不是农民的“口粮田”。因此在2010年至2018年因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的错误申报行为，给胡永江发放的补贴款23398.50元没有合法的依据，胡永江属于不当得利。因此胡永江因不当得利的行为所取得的补贴款23398.50元应当退回给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由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上缴财政。同时胡永江与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依法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因为双方合同中的约定：“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由甲方（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享有。”因此按照合同约定胡永江也应当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返还2010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23398.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胡永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退还补贴款23398.50元。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胡永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下列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合议庭当庭予以确认： 2003年1月4日，洮南市黑水镇林牧场经黑水镇党委研究决定，与胡永江签订《口粮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面积2公顷，承包期限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末，承包费每年每公顷土地400元。合同约定承包方按时完成各项义务工，按时交纳合同款，如不履行合同义务，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合同履行至2005年末。 2005年12月13日，洮南市人民政府给土地所有权人“洮南市黑水镇农民集体”核发了洮集有（2005）第00004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地号为019-004，图号L-51-102-38，土地面积82.40公顷，地址位于黑水镇东安村。该土地所有权证记事中记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土资发（2001）359号文件规定能够证明土地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应依法确权给乡（镇）农民集体，没有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乡（镇）政府代管”。本案争议的1公顷土地包括在该土地所有权证内。由于黑水镇没有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建制，黑水镇林牧场的集体组织机构也已经不存在，上述土地由黑水镇政府代管。 2006年3月1日，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与姜焕君签订黑水镇集体耕地承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黑水镇人民政府将位于林牧场境内有镇属集体耕地2公顷承包给胡永江经营管理。承包期限：从2006年3月1日起至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结束。承包费用为每年每公顷1200.00元。承包费一年一缴，每年的1月10日前交齐。”同时双方在责任和义务中约定，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由甲方（黑水镇人民政府）享有；乙方（胡永江）必须按期上缴承包费，如不按期上缴，甲方收回土地等。合同签订后，胡永江从2006年至2014年，一直向黑水镇政府履行合同义务，交纳承包费，并经营合同约定的土地。但2015年、2016年胡永江连续两年未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交纳土地承包费，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春以通知解除合同的方式收回上述承包地。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向胡永江发放了2010年至2018年的粮食补贴款23398.50元。胡永江对2010年至2018年的补贴款23398.50元的数额没有异议，对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位置、面积也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向洮南市黑水镇人民政府返还上述粮食补贴款23398.50元。成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洮南市人民政府核发了土地所有权人为“洮南市黑水镇农民集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并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上记载“没有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乡（镇）政府代管”。因此，黑水镇政府有权经营、管理涉案土地。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发包土地为黑水镇政府代管的洮南市黑水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黑水镇政府与上诉人签订的该份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农村土地的其他承办方式，不属于农村家庭承包地。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虽然上诉人主张是不情愿签订的合同，但其并未出示证据证明受到胁迫，并且在2006年至2015年之间上诉人一直按照合同的约定向黑水镇政府交纳土地承包费，因此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应取得家庭承包地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上诉人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主张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应取得家庭承包地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应另行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主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黑水镇政府与胡永江签了《黑水镇集体耕地承包合同》，约定在耕地承包期间，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由甲方（黑水镇人民政府）享有。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黑水镇政府要求胡永江返还2010年至2018年的粮食补贴款23398.5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胡永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0元，由胡永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苏 波 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龚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