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1民初2831号 原告：南木王姆，女，1989年9月20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红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四川明炬（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 法人代表人：刘小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帅，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林，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朝静，女，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第三人：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div> 法定代表人：胡志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义峰，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系公司员工。 第三人：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div> 法定代表人：孟志军，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兰，女，198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系公司员工。 原告南木王姆与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李朝静及第三人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因被告李朝静下落不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8日、2018年12月24日与另八件系列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被告中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帅、第三人国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义峰、第三人康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朝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木王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中港公司的旅游服务合同；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旅游费2900元；3、判令二被告自2016年5月23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以29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向原告计算并支付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李朝静系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负责人，2016年5月20日，原告到该网点遇见李朝静咨询旅游事宜。2016年5月23日，李朝静向原告出具《承诺书》1份，其上由李朝静签字并加盖有中港公司网点业务专用章。但李朝静收到原告支付的2900元款项后，即将该款项交付给康辉公司，康辉公司又转账支付给国旅公司，最后李朝静向原告出具的发票加盖了国旅公司的印章。至此被告不再履行合同义务，2017年10月12日经旅客代表投诉后，李朝静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介入后，经调解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旅游投诉调解书》中载明由被告尽快安排原告出行东南亚，李朝静在被投诉人处签名，但至今被告都未安排原告出境旅游。由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 中港公司辩称，1、原告与中港公司并未建立服务合同关系，中港公司未收到原告任何款项，也未与原告签订合同，本案与中港公司无关；2、李朝静虽然作为中港公司的门市负责人，但中港公司未授权李朝静刻制代表公司的印章，其行为已经超出公司职权范围，属于其个人行为，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3、原告在诉状中明确李朝静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李朝静自行承担；4、中港公司在阿坝州具有办理出国护照的资质；5、原告办理护照的费用已产生，应当每人扣除440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李朝静未到庭，亦未作答辩。 国旅公司述称，1、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基本符合事实；2、根据阿坝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要求，国旅公司被阿坝州出入境管理部门指定为户籍在阿坝州的公民出境旅游护照的代办机构；3、2016年5月左右，陆续有数十人通过被告中港公司在都江堰的营业网点报名办理出境旅游，由于中港公司不是阿坝州公民的护照代办机构，便通过本案第三人康辉公司找到我公司，为63名阿坝州公民办理出境护照，根据国旅公司与康辉公司的约定，国旅公司实际收取办理护照的定金为1000元人民币，但出具三千元左右不等的发票，由实际与游客发生合同来往的旅行社将发票交给游客，游客实际交付多少旅游费、交付多少定金由实际与游客发生合同来往的旅行社决定，国旅公司一概不知。并同时约定，如果游客退团，国旅公司将收取每人300元的服务费，如果通过国旅公司出境旅游，可将定金抵做旅游团费。国旅公司最终共为四川康辉旅行社办理了63本护照；4、由于通过国旅公司办理护照的63人，均没有通过国旅公司出境旅游，上述63人中究竟由多少人已经出境旅游或者没能出行，国旅公司也一概不知，2016年11月14日，国旅公司与康辉公司都江堰网点负责人高小兰、中港公司网点负责人李朝静协商，每人退还定金700元，其余300元作为服务费，不予退还。综上，国旅公司认为，国旅公司没有与原告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本案与国旅公司无关，国旅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康辉公司述称，当时李朝静以游客的身份找到康辉公司，称帮阿坝州朋友办理出国旅游，因康辉公司不是阿坝州指定代办护照的机构，就委托给国旅公司办理护照，以每人1200元押金收费办理护照，护照办理下来后剩余费用转为出行旅游费，客人需要完成旅游，2016年11月14日李朝静到国旅公司称费用是其本人垫付的，其他客户联系不上，收不到费用，要求退还其垫付的费用，21日又到国旅公司以自杀为威胁要求其退还费用，康辉公司与国旅公司协商退还扣除服务费后以每人760元退还给李朝静，并且李朝静签字，承诺与康辉公司、国旅公司解除关系。后来原告投诉到旅游局，经调查，所有责任应当由李朝静负责。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5月20日，原告到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咨询出国旅游事宜，李朝静系该网点负责人，原告向李朝静支付了旅游费2900元。同日，李朝静以个人名义找到康辉公司都江堰网点负责人高小兰，称为其阿坝州朋友办理出国旅游手续，委托康辉公司为包括原告在内的59人办理出国旅游护照提供所需的发票和合同，李朝静（甲方）与康辉公司高小兰（乙方）约定：“甲方付给乙方1200元/人，客人证件办下来半年之内走团充作团费，返100元/人；如果客人自行出行，凭出入境记录销签后退还760元/人。如果客人因为特殊原因，半年内不能出行，可电话协商适当延长出行时间期限。”因康辉公司没有为阿坝州旅客办理出国护照的资质，又委托给国旅公司为原告提供办理出国护照所需的发票和合同，国旅公司与康辉公司约定按每人1000元收取费用，如退团则扣取300元服务费，即每人退回700元。2016年5月23日，康辉公司高小兰向国旅公司转账支付了59000元。国旅公司以旅客为购买方向康辉公司提供了价税合计3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提供了加盖有国旅公司印章但旅游者栏空白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康辉公司将发票与合同交予李朝静后由李朝静转寄原告，原告于2016年6月收到李朝静寄件后，持国旅公司出具的合同和发票在阿坝州公安部门办理了出国旅游护照，但至原告起诉时，李朝静未组织原告出国旅游。 2016年5月23日，李朝静向原告等人出具了《承诺书》，记载“凡在都江堰三官桥中港国际旅行社办理护照去旅游的游客已交2900元，再无需交取任何费用，如再产生任何费用，由都江堰网点中港国际旅行社李朝静负全责（除办签证费）。”该承诺书上除李朝静签署姓名、日期外，还留有“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都江堰三官桥服务网点业务专用章”的印文。 2016年7月14日，李朝静与康辉公司高小兰确认实际参团人数为63人，康辉公司按1200元/人的标准向李朝静实际收取了56人的费用，余7人费用欠付。2016年11月15日，李朝静与国旅公司、康辉公司签署一份《情况说明》，载有“兹有李朝静2016年5月20日通过都江堰康辉旅行社委托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理仁真机等63人出国旅游。出境旅游合同及发票于2016年5月20日由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开给仁真机等63人（已由都江堰康辉旅行社交给李朝静，她转到每个客人手上）。从2016年5月开始办理护照，至2016年11月，部分客人因为没有拿到护照，仁真机等63人至今没有一人参团出行。现已申请国旅（四川）退回扣除所开旅游合同及发票产生的税费及合同工本费后由李朝静为客人垫支的旅游团费给都江堰康辉旅行社最后退给李朝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李朝静承担，前面三方之间的协议解除，后面与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都江堰康辉旅行社无关。”2016年11月21日，国旅公司向高小兰转账支付退款37100元，同日，李朝静在2016年11月15日《情况说明》空白处书写收条一份，记载了其收到都江堰康辉高小兰退仁真机一行63人旅游费39660元，已扣除费用，后面任何情况与都江堰康辉无关。 2017年10月12日，马丽萍作为原告代表向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投诉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李朝静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经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协调，马丽萍与李朝静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据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于2018年10月31日制作的《旅游投诉调解书》，对原告的处理方案为“五、红原县9人由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李朝静安排出行东南亚，出行时间由旅行社尽快安排，提前三天通知游客，签证费客人自付，就不再产生其他费用”，还确认了原告已交费用为2900元。 审理中，中港公司陈述服务网点负责收客，旅客与总公司签订合同，李朝静没有找过总公司，该网点2016年在营业，2017年年后未再营业，但未注销。为证明李朝静行为超出授权行为，中港公司提供了公司公章和财务章为证。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收条、承诺书、旅游投诉调解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朝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朝静以中港公司名义与原告建立旅游合同关系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中港公司对李朝静作为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负责人的事实予以认可，中港公司提供的公章和财务章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交款时明知李朝静系超出公司授权范围履行职务，故2016年5月李朝静以中港公司名义向原告等人出具加盖有中港公司业务印章的《承诺书》、向原告收取费用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原告虽未与中港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原告向网点负责人李朝静支付旅游费，李朝静亦以中港公司名义出具承诺书，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原告与中港公司之间的旅游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中港公司应当对原告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 关于解除合同和退还旅游费。原告虽未在2017年10月31日《旅游投诉调解书》签字，但原告代表马丽萍进行了签字，结合原告陈述，可以确认原告知晓并认可该调解书中的处理意见，中港公司在庭审中亦否认李朝静行为系职务行为，视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双方的旅游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与中港公司作为旅游合同关系相对方，原告已履行向中港公司支付旅游费的合同义务，中港公司并未履行安排出国旅游的合同义务，原告要求中港公司退还原告支付的旅游费用2900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中港公司提出根据李朝静与第三人的委托合同，扣除护照费用440元，因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要求中港公司退还2900元旅游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认为，该诉请实际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于2016年5月20日支付李朝静2900元旅游费，基于前述对李朝静职务行为的认定以及对解除原告与中港公司旅游合同关系的认定，中港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旅游费支付次日起至退款之日止的利息，即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以29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计算并支付利息损失，原告主张2016年5月23日起计算支付，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李朝静的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本院认为，1、据《承诺书》内容，系李朝静对原告支付2900元后不需再支付任何费用的承诺，并非李朝静以个人名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2、据2016年11月15日《情况说明》，系李朝静在与康辉公司、国旅公司协商退款过程中对康辉公司和国旅公司作出的承诺，不能证明其具有加入原告与中港公司之间债务关系的意思表示；3、2017年10月31日《旅游投诉调解书》关于原告处理意见的表述，也不能证明李朝静具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关于李朝静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南木王姆与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旅游合同关系。 二、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南木王姆退还旅游费29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9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5月23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南木王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平 人民陪审员  魏建国 人民陪审员  唐永全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