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0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威强，男，汉族，1972年12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瑷华，广东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华，男，汉族，1974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8栋1单元201/202，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烨，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宝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卓越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92299P。法定代表人：肖金萍，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潘殷，女，汉族，1973年8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第三人：肖金萍，女，汉族，1979年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刘威强因与被上诉人梁国华、原审被告深圳市宝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江公司）、潘殷、原审第三人肖金萍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1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威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国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刘威强已于2016年7月31日股东会召开前通知了梁国华，并已告知梁国华有关股东会决议事项，梁国华只是因不同意会议决议事项而最终未参加会议。刘威强确实曾以电话方式多次通知过梁国华及潘殷参加股东会，除此之外，刘威强还在微信群里以书面方式通知过梁国华，微信群是肖金萍于此次股东会召开之前建立的，有刘威强、梁国华、肖金萍及潘殷四人。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表明，已通知过梁国华参加股东会，且就股东会决议事项已明确告知梁国华，梁国华只是因不同意股东会决议内容而未参加会议而已。而且，在潘殷于2016年9月7日就其与刘威强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过程所作的《情况说明》中也可清晰佐证刘威强曾在股东会之前通知过梁国华，梁国华在股东会之前就已知情股东会决议事项。潘殷在《情况说明》中清晰所述，“尽管公司另一股东梁国华不同意撤诉，我和刘威强还是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撤诉。”二、一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判决支持梁国华关于《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主张，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关键是，对于案涉的《股东会决议》，公司是否召开了股东会。宝江公司仅有三名自然人股东，《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宝江公司两大股东刘威强及潘殷于2016年7月31日在深圳市××区召开了股东会，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撤销（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199号诉讼案件一事，达成了三项决议：1、与会两名股东一致同意撤销对宝江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199号案件的诉讼；2、委托刘威强与上述案件的被告签署和解协议；3、委托刘威强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并办理相关撤诉手续。刘威强及潘殷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是在召开了股东会的前提下作出，该《股东会决议》清晰记载了会议地点、参会股东姓名、会议议题、会议决议事项，参会股东在决议上签名，故该决议完全不属于《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一）规定“公司未召开会议的”而导致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另外，依《股东会决议》记载内容，2016年7月31日股东会召开的出席人数及出席股东表决权已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出席股东一致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故上述《股东会决议》同样也不符合第五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有关公司决议不成立的其他三种具体情形。上述《股东会决议》已自2016年7月31日作出时成立。三、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需要法院处理的问题是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可以撤销，而不是该股东会决议能否成立，更不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问题。前文已述，刘威强的确在2016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之前通知了梁国华及潘殷，只是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会决议》因未按法定通知期限导致会议召集程序存有瑕疵。按规定，公司决议存有程序瑕疵的，股东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因此，针对这种行为，其他股东可以提请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而不是提请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公司决议纠纷”中的“公司决议撤销纠纷”，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四、本案中的《股东会决议》确因通知程序存在瑕疵，导致该决议的效力属于待定可撤销。由于公司决议撤销的除斥期间为60日，梁国华并未在除斥期间内诉请撤销该决议，故该《股东会决议》成立并生效。依《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相关规定，公司决议存有程序瑕疵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可见，本案中的《股东会决议》虽已成立，但因程序瑕疵导致决议效力属于待定可撤销。60日的决议效力撤销期属于除斥期间，60日期间届满，当事人撤销权消灭。本案梁国华并未在除斥期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决议效力之诉，其撤销权已消灭，故《股东会决议》成立且有效。实际上，梁国华对这份股东会决议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五、退一步来说，本案中《股东会决议》的实质内容并不属于公司股东会行使职权范围，同时依公司章程规定，该决议内容并非特别约定为公司召开股东会的必需情形，故该决议只是名义上称之为“股东会决议”，实质上公司执行董事刘威强与公司监事潘殷于2016年7月31日对公司待处理事务共同作出的一份备忘录。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股东会行使职权范围，一共十一项职权内容：前十项分别列示了各类具体事项，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主要指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特别约定由股东会行使职权的其他具体事项。本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其实就两点：一决定对某个具体案件进行撤诉；二由执行董事与撤诉案件的被告签署和解协议。结合上述法律规定，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并非属于股东会行使职权范围，决议内容其实只是公司经营的日常事项，同时公司章程也并未将该决议事项特别约定为需召开股东会决议情形，因此这类事项实际并不需要召集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讨论决议，执行董事刘威强完全可单方代表公司作出这类日常事项的决定。因此，该决议只是名义上称之为“股东会决议”，实质上系公司执行董事刘威强与公司监事潘殷于2016年7月31日对公司待处理事务共同作出的一份备忘录。退一万步，即使这份文件作为股东会决议被认定为不成立或者撤销，但这份文件表明的两个股东的意思表示本身还是有效的。综上所述，刘威强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错误，刘威强于股东会前已明确通知过梁国华，梁国华在股东会召开之前就已知情股东会决议事项；且股东会已于2016年7月31日召开并最终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成立并生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刘威强的上诉请求。梁国华辩称，刘威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宝江公司、潘殷、肖金萍对一审判决未提出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依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宝江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17日，认缴注册资本为2060万元；2015年3月25日，宝江公司股东由肖金萍（1980万元，出资比例96.12%）、高进师（80万元、3.88%）变更为梁国华（824万元40%）、刘威强（824万元、40%）、潘殷（421万元、20%）；法定代表人由高进师变更为刘威强。依据梁国华与刘威强、潘殷于2015年3月24日签署的《深圳市宝江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组织形式及分立、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由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一般情况下，经全体股东人数半数（含半数）以上，并且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方有效；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全体股东人数半数（含半数以上），并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方有效。2015年5月12日，肖金萍作为转让方，梁国华、刘威强、潘殷作为受让方，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宝江公司转让方肖金萍与受让方梁国华、刘威强、潘殷于2014年10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现转让方与受让方经友好协商达成补充约定：一、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的分担本协议书生效后，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公司利润及法律责任由转让方肖金萍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公司利润及法律责任由受让方梁国华、刘威强、潘殷按受让股权比例分担。2016年7月31日，宝江公司就撤销对高进师、高小狮、朱淑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诉讼做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如下：一、宝江公司股东刘威强、潘殷一致同意撤销对高进师、高小狮、朱淑芹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委托公司法人代表刘威强与高进师、高小狮签署和解协议；三、委托公司法人代表刘威强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并办理相关撤诉手续。梁国华主张宝江公司未按照法定程序通知全体股东，也未制作股东会会议记录，故请求确认宝江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组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庭审时，潘殷确认刘威强并未通知其要召开股东会，仅是在电话中告知其需要签署一份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认为，刘威强虽称其在2016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时已通知梁国华，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梁国华对此亦予否认，同时结合潘殷的陈述，对梁国华关于宝江公司并未通知梁国华参加在2016年7月31日召开的股东会的事实予以采信，且梁国华在事后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宝江公司的上述行为影响了梁国华作为宝江公司的股东行使其相应的股东权利，在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依法当属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宝江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案件受理费100元（案件受理费已由梁国华预交），由宝江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刘威强在诉讼中提交的其与梁国华、肖金萍、潘殷四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无反映刘威强或其他人曾通知梁国华于2016年7月31日参加股东会的内容。本院认为，刘威强主张宝江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但是，刘威强不能举证证明宝江公司曾通知梁国华召开股东会的事实，同时潘殷也陈述，宝江公司并未通知召开股东会，刘威强仅要求其签署股东会决议，因此，可以认定宝江公司并未在2016年7月31日召开股东会。事后，梁国华对刘威强提供的2016年7月31日宝江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亦未签名确认，该股东会决议依法不成立。刘威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威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启  选审判员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