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桂1281行初21号 原告卢森标，男，1963年7月16日生，壮族，个体户，户籍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现住河池市宜州区。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磊，广西正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宜州区林业局，住所地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中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12810080551452。 法定代表人覃振涛，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忠义，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林晖，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银魁春，该局干部。 第三人河池市宜州区龙头乡高明村兰电塘屯村民小组。 负责人覃永强，村民小组长。 原告卢森标因与被告河池市宜州区林业局（下称宜州区林业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分别于2018年9月6日、9月10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结束后，原、被告双方协商并申请本院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的相关财产损失进行评估。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森标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磊、被告委托代理人韦忠义、刘林晖、银魁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森标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于2006年6月8日签订《兰电塘屯公路筑路工程承建及荒山荒地经营回报协议书》，第三人以自有荒山1410亩给原告承包种植速生桉，期限为40年。双方到宜州市公证处进行公证。之后原告按合同约定修建了公路，并于2007年开发了承包的荒山并且全部种下速生桉。2015年5月原告在办理林地转让手续时被被告告知该林地已被划为公益林，无法转让。经调查得知，被告是以2000年12月26日《森林分类区划现场界定书》（编号05018）作为依据在2008年时将第三人承包给原告的商品林划为公益林，并于2010年9月将原告承包范围内的林木办理《林权证》发放给第三人村民共计31本。被告还将自2008年起至2014年总计158751.75元的公益林补偿金错误发放给第三人。之后原告向宜州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宜州法院将原告列为第三人、将第三人列为原告进行审理，并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宜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界定书》。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桂12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因此，请求被告赔偿共计145.875175万元。经评估机构出具评估结论报告书后，原告变更请求赔偿金额共计984.275175万元及利息（1、修路款35万元；2、2008年至2014年的公益林补偿款158751.75元；3、2007年至2018年共12年1300亩林地租金78万元及利息；4、2007年种植1300亩速生桉第一年总投资款106.60万元及利息；5、2012年第一期砍伐的直接利润340.275万元；6、2018年第二期砍伐的直接利润408.525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告卢森标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7为复印件，证据8—9为原件）：1、《荒山荒地经营协议书》、《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06年6月8日与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协议书，承包期为2006年12月30日至2046年12月30日，并经过宜州市公证处公证，原告前期支出的修筑公路费为350000元；2、《森林分类区划现场界定书》（编号05018），用以证明该界定书上没有被告单位盖章和工作人员的签名，也没有到现场进行实地界定；3、（2015）宜行初字第20号、（2016）桂12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两级法院作出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告2008年以《森林分类区划现场界定书》（编号05018）的范围将原告承包经营的商品林划归为生态公益林程序违法，被依法撤销，原告据此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4、关于龙头乡高明村兰电塘屯《林权证》登记事项的说明、《林权证》发放登记表，用以证明被告于2010年9月错误的将原告承包经营范围内种植的速生桉办理林权证给第三人的村民，该办证登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林木所有权，导致原告无法转让和砍伐，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5、公益林补偿基金发放表、银行转账单，用以证明公益林补偿款是以原告经营范围内的林地面积确定的，应当由原告享受（2008年至2014年共计158751.75元），但被告错发给第三人，证实被告将原告承包林地划归公益林；6、现场照片（2张），用以证明被告立碑在原告承包林地下面公路旁的公益林管护区域图和管护公约，禁止在公益林区采伐林木，导致原告无法砍伐和转让；7、行政赔偿申请书，用以证明法院判决生效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但被告至今未有答复，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8、原告林地地形图，证明原告承包地面积为1410亩；9、《价格评估报告书》，用以证明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10、原告预交评估费缴纳增值税普通发票3张，用以证明原告预支评估费116680元；11、出庭证人贺桂祝证言，以证明贺桂祝在2000年不是队长，被告2000年《界定书》上不是其本人签名。 被告宜州区林业局辩称，1、被告于2000年作出的《界定书》在先，而原告与第三人于2006年签定的《承包协议书》在后，虽然被告作出的《界定书》行政行为被两级法院确认违法并予撤销，但该荒山荒地仍由原告经营管理当中，被告未损害到原告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也不影响原告转让经营权；2、根据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赔偿是违法执行职务而造成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财产权被侵犯的损害结果，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而原告提出的各项请求均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州区林业局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河池市宜州区龙头乡高明村兰电塘屯村民小组（下称兰电塘屯村民小组）未提出书面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被告《答复函》，证明被告委托代理人韦忠义在庭审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抗辩和主张均为被告的意见，答辩状为被告单位出具答辩状（因答辩状上未加盖被告的公章）；2、河池市宜州区庆远林场《调查取证复函》，证明2007年种植速生桉，至2012年砍伐时的总投资额约为1393元/亩（不含土地成本）；2007年至2018年11月11年时间正常情况下应砍伐两批桉树，第一批所得利润约为2878元/亩，第二批砍伐所得利润约为3540元/亩；3、现场勘察笔录，证明双方确认原告已在承包地种植桉树约为1300亩，现残留的成材林并可以砍伐的为30亩；4、询问证人韦某1笔录，证明韦某1为被告单位工作人员，2006年受原告和第三人委托现场绘制原告承包荒山的地形图，确认承包地面积1410亩是经过走界、测量并经计算机程序测算得出的，数据准确；5、询问证人韦某2笔录，证实韦某2于2002年之前为第三人村民小组长，被告2000年公益林界定书没有其签名；6、询问证人兰某笔录，证实其于1999年至今一直担任龙头乡高明村委干部、副主任等职，贺桂祝是2002年通过选举当选为村民小组长的，被告2000年作出的公益林界定书时的村民小组长为韦某2；7、龙头乡高明村委会证明，证实贺桂祝于2002年才任第三人村民小组长；8、询问证人覃某笔录，证实覃某2000年系高明村委主任，2002年之前的第三人村民小组长为为韦某2，2002年至2017年的村民小组长是贺桂祝，而且2002年被告界定公益林时的相关人员只到村委会，由村委通知相关村民小组负责人直接在公益林界定书上签名，没有事先走界、协商等，事后也没有公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7”无异议；对证据“1、3、4、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原告在庭审时补充的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承包地地形图是个人绘制的，且无制图人签名，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对证据“11”（出庭证人证言）证人陈述的公益林总面积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承包地有1410亩只是单方面说法，对第三人是否告知原告公益林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是合同关系；对证据“9”即评估结论报告的评估方法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2、3、4、5、6、7、8”无异议；对证据“1”的第一项、第二项无异议，但认为第三项即被告认定原告的承包地已于2010年退出公益林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退出国家公益林是要层层报批手续的，而被告无证据证实已被批准退出公益林。 被告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无异议，认为证据“2”中作出答复意见的庆远林场无评估资格；对证据“3”确认的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实际面积应为1000亩；认为证据“4”中的证人只是被告单位干部，不是专业测绘人员，其确认的面积不准确；认为证据“5、6、7、8”中谁为队长均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真实、合法，能互相认证，形成证据链，能客观地反映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致使原告遭受财产损失，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卢森标与第三人兰电塘屯村民小组于2006年6月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出资约35万元帮第三人修一条通村公路，第三人将自有荒山1410亩发包给原告种植桉树，期限为40年。双方通过公证后，原告当年已将路修好，并于2007年将1410亩荒地全部种上桉树。2008年原告听到其承包的林地被划归公益林的消息后，多次向被告的办公室等部门询问，均被口头告知其承包地未被划定为公益林。因得不到书面答复，原告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自2008年开始停止对承包地桉树林的施肥、杀草等管护工作。2009年5月15日被告制作了《2008国家级重点公益林补偿基金发放表》，并于同年7月8日向第三人兑付33937.5元公益林补偿金。截止2014年被告共向第三人发放公益林补偿金158751.75元。此外，被告还在2012年向第三人村民发放31本《林权证》（2010年作出的林权登记）的同时，又在村旁立有《宜州市龙头乡高明村兰电塘屯、石板屯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管护区域图》碑，该界碑上标注有“七不准”，其中有“不准在生态公益林区内采伐林木”字样。2015年原告办理林地转让时被林业部门告知其经营的林地已被划为公益林，导致无法转让。经第三人调查得知，被告以2000年12月26日《森林分类区划界定书》（编号为05018）作为依据而将原告承包的商品林划为公益林。第三人不服该行政行为，于2015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本院于同年10月9日作出（2015）宜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桂12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28日被告收到原告递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赔偿决定。原告于2018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明，1、原告于2000年12月26日作出的《界定书》，划定的生态公益林为国家级，面积为227.4公顷（共计3411亩，其中包含原告承包的1410亩）；2、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即补进、调出国家公益林的，要经林权权利人申请，由林业主管部门逐级审批（公示），最后报请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进行年度集中核准。但被告在庭审中一直强调原告的林地已于2010年退出公益林。本院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向被告发出调查取证通知书，被告在复函中亦明确已于2010年退出公益林；3、原、被告共同指定并申请本院委托相关评估机构对原告的相关财产损失的结论为（1）2007年种植1300亩速生桉的第一年总投资（含苗木、肥料、割草、挖坎、种植等费用）为100.1万元；（2）2012年第一期砍伐的直接利润为340.275万元；（3）2018年第二期砍伐的直接利润为408.525万元；（4）2007年至2018年共12年间合理的林地租金为78万元，四项损失共计933.4万元；4、双方均确认原告承包地现残留的可以砍伐的成材林面积为30亩。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请求赔偿的主体资格；二、原告是否超过请求赔偿时效；三、原告能否获得赔偿，其损失如何计算。 关于原告是否具备请求赔偿主体资格问题。首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等生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从事林业生产的承包期为30—70年。据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其次，从第三人于2015年提起的（2015）宜行初字第20号行政诉讼案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被告在2000年界定公益林时，没有按程序事先进行走界、没有和林权人进行协商，没有第三人负责人签字和未经原宜州市政府批准，事后无公示或其他方式告知第三人。被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在与原告签订合同前已经知道该荒山已被界定为公益林。因此，原告作为土地承包者，认为其遭受经济损失是因为已经被确认违法的被告行政行为所致，其作为原告请求被告予以赔偿，具备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符合原告资格。 关于原告是否超过赔偿请求时效的问题。原告自2008年初至2016年9月，从听到自己承包地被划为公益林消息到被告的行政行为被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认违法，从最初被告知其承包地不是公益林到被告向第三人发放公益林补偿金、第三人领到补偿金又不告知原告，而第三人领取的补偿金是否包括原告承包部分的土地原告亦无从得知。也就是说截止2015年5月，原告无法判断被告将其承包地划归公益林的行为是否存在，自第三人起诉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到2016年9月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才知道被告的行政行为存在并违法。据此，原告的赔偿请求未超过两年的请求时效。 关于原告能否获得赔偿以及赔偿数额如何计算问题。1、原告是在投资35万元完成筑路工程和投入100.1万元种植桉树之后听到其承包地被划为公益林的消息，才被迫停止对桉树林的施肥、杀草等管护活动的，又因为被告既告知其承包地不是公益林，之后又向第三人发放公益林补偿金，导致原告不能正常管护而遭受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2、被告只是界定公益林的总面积为227.4公顷（3411亩），并未专门对原告承包地的部分进行测绘，在庭审中被告亦表示其确认的原告承包地为1000亩是推算得来的，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1410亩合同是经过被告的工作人员走界、测绘、并经计算机系统换算得出的数据，且在本院组织的双方当事人现场勘查（被告派技术人员用无人机航拍）后双方已确认原告已种植的桉树为1300亩。因此，原告实际种植的桉树面积应为1300亩；3、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补进、退出公益林变更为一般用材林要经申请并由林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审批，但被告已在庭审中强调该承包地已于2010年退出公益林，并且停发公益林补偿金，并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交书面答复予以确认，属行政行为。据此，自答复之日起原告可继续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同样，原告请求赔偿期限亦截止至2018年止；4、可得利益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取得，但不能绝对排除意外情况发生，存在不能实际取得的风险，加上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大幅度加大全民负担。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而本案原告的直接损失为2007年种植1300亩桉树的直接投资100.1万元减去尚有30亩可以砍伐的桉树收入9.4275万元（按评估价格每亩纯利润为3142.5元）剩余90.6725万元，再加上修路款10.5万元（35万元÷40年=8750元/年，相当于每年支付租金8750元，截止2018年，共赔偿12年租金10.5万元），共计损失101.1725万元。另外，参考本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被告应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在目前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类比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体规定，来衡平赔偿标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应当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规定，违法损害赔偿金应当计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据此，原告应获得直接损失赔偿总金额为101.1725万元及利息，原告的间接损失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公益林补偿金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原告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 1、被告河池市宜州区林业局向原告卢森标支付赔偿金101.172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以90.6725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0.5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驳回原告卢森标的其他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卢森标自愿负担，评估费11.668万元，由原告卢森标负担10.4033万元，由被告河池市宜州区林业局负担1.2647万元。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案件受理费汇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98，开户行：河池农行城东分理处。逾期未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再庭 审 判 员  韦明升 人民陪审员  韦展菊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覃永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