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汇利汇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天星街**院**楼****。法定代表人：孙金会，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元，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海英，女，1969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思，男，199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英（高思之母），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金会，女，197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昆朋，男，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汇利汇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利汇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海英、被上诉人高思、原审被告孙金会、原审被告张昆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19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利汇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高思、罗海英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思、罗海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的将股东出资款认定为借款。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高思分18笔向汇利汇通公司进行注资，用于支付公司应付债务，履行股东义务。虽然前述资金未在工商信息中公示，但这并不影响高思实际出资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股东的出资与否取决于该笔款项是否已成为公司经营资本，而不取决于是否进行了工商登记。一审判决仅凭汇利汇通公司的工商信息登记情况，就将高思的注资款认定为借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这18张单据中没有任何一张载明属于借款。二、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协议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高思应当承担汇利汇通公司的25万元债务，且在其认缴资金限额之内。汇利汇通公司与高思、罗海英签订《借款协议书》的目的就是将已经成为公司的资金再归还给股东。该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当属无效，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新股东张昆朋的合法权益。即使按《借款协议书》约定，高思的出资款也未转化为借款。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由汇利汇通公司为高思出具收到借款的收据作为确认依据，高思在一审时并未提交借款收据。三、罗海英非本案适格当事人。罗海英在《借款协议书》中是以代理人身份出现并签字的。该协议中所谓的25万元借款也是高思交付给汇利汇通公司的。罗海英不应享有实体权利，否则，同一笔借款会出现两个债权人。罗海英、高思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高思给付汇利汇通公司借款25万元，并非是投资。汇利汇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高思向汇利汇通公司的注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与事实不符。高思的认缴资本金是500万元，实缴出资0，实缴期限为2034年6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9日，《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能够证明汇利汇通公司及其股东对高思给付汇利汇通公司的款项为借款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高思分批给付汇利汇通公司的款项，从始至终都是汇利汇通公司向股东高思个人的借款。汇利汇通公司上诉主张股东是否出资取决于该笔款项是否已成为公司经营资本，而不取决于是否进行了工商登记，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采信。二、《借款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三、罗海英是《借款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具备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孙金会述称，同意汇利汇通公司的上诉意见。张昆朋述称，同意汇利汇通公司的上诉意见。罗海英、高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汇利汇通公司偿还本金25万元；2．判令汇利汇通公司支付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6年9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孙金会、张昆朋对上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汇利汇通公司、孙金会、张昆朋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思原为汇利汇通公司的股东，其与孙金会各认缴出资5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50%，实缴期限为2034年6月10日。汇利汇通公司经营期间，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高思陆续向汇利汇通公司提供共计243511．55元，汇利汇通公司为高思出具收据共18张，其中有部分收据上载有注资（或验资）字样。2016年9月9日，高思与张昆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思将持有的汇利汇通公司5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张昆朋。当日，汇利汇通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该股权转让的决定。现汇利汇通公司的股东为孙金会、张昆朋。2016年9月28日，汇利汇通公司（甲方）与高思、罗海英签订《借款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签订以下借款协议，乙方因工作及时间原因，由罗海英代高思全权代理此事。一、甲方因经营活动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25万元整，乙方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将此款分次以现金或汇入甲方账户，由甲方向乙方出具收到借款的收据为确认依据。二、借款期限为：甲方于2016年10月31日前将借款还清并汇入以下账号……，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甲方银行贷款或项目回款到账后支付此款项。三、为本协议顺利履行，甲方各股东提供个人担保，承担借款的连带责任。甲方股东分别为孙金会、张昆朋。孙金会在协议落款甲方及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汇利汇通公司亦在落款处盖章，罗海英在乙方处签字。此后，汇利汇通公司未向高思、罗海英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高思向汇利汇通公司提供的25万元是否为借款。高思虽曾为汇利汇通公司股东，其提供款项的收据上亦有载明“注资（或验资）”字样，但依汇利汇通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高思的实缴资本为0，而实缴期限为2034年6月10日，故在高思的出资义务尚未到期、且款项未登记为实缴资本的情况下，该款项应视为对汇利汇通公司的借款。关于罗海英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虽收据上载明交款人为高思，但《借款协议书》中载明乙方为高思、罗海英，《借款协议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视为双方确认出借方为高思、罗海英。汇利汇通公司认为，协议载有“罗海英代理高思签订该协议”，故罗海英仅为代理人，对此，罗海英为高思的代理人并不能否定其亦为协议的当事人，故罗海英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据《借款协议书》，双方经协商，确认借款金额为25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高思、罗海英要求汇利汇通公司返还借款25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借款协议书》，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故高思、罗海英要求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确认以年利率6%的标准，自逾期之日即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对超过该标准的利息不予支持。关于孙金会是否为保证人及是否超过保证期间一节，《借款协议书》载明孙金会作为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孙金会不论作为汇利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或代表其本人，签字的行为即表明其认可该协议的内容，同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12月31日，协议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依据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应为6个月，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现高思、罗海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向孙金会主张过还款，故保证期间届满，孙金会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高思、罗海英要求孙金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张昆朋是否为保证人一节，张昆朋未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高思、罗海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昆朋知晓《借款协议书》的内容并同意提供担保。高思、罗海英要求张昆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北京汇利汇通贸易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思、罗海英借款250000元；二、北京汇利汇通贸易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思、罗海英利息（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高思、罗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汇利汇通公司与高思、罗海英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书》。汇利汇通公司在该协议中确认因经营活动需要，向高思、罗海英借款人民币25万元整，高思、罗海英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将此款分次以现金或汇入汇利汇通公司账户，由汇利汇通公司向高思、罗海英出具收到借款的收据为确认依据；同时，双方还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汇利汇通公司上诉提出，涉案款项的性质为高思作为汇利汇通公司股东的出资款；汇利汇通公司与高思、罗海英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将涉案款项归还给高思，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当属无效。本院注意到，高思与张昆朋于2016年9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思将其持有的在汇利汇通公司500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张昆朋；股权转让后，张昆朋按其出资比例在企业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提及高思已经实际缴纳出资，双方当事人亦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汇利汇通公司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办理了相应的股东变更登记。结合汇利汇通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高思的实缴资本为0、实缴期限为2034年6月10日一节事实，应当认定高思在转让其所持有的汇利汇通公司的股份时尚未缴纳相应的出资款。高思、罗海英在诉讼中提供了汇利汇通公司在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向高思出具的共计18张收款收据。虽然其中部分收据上载有“高思注资”的字样，但不影响汇利汇通公司在《借款协议书》中重新确认上述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借款协议书》的约定，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无不当。本案《借款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汇利汇通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本院亦注意到，汇利汇通公司向高思出具的18张收款收据总计金额为243511．55元，但汇利汇通公司自愿在《借款协议书》中确认其向高思、罗海英的借款金额为25万元，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此外，高思之母罗海英与高思共同作为本案《借款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其有权依据该协议向汇利汇通公司主张涉案债权。对于汇利汇通公司上诉提出的罗海英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汇利汇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汇利汇通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葛 红审 判 员  赵婧雪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韩 武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