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5民终3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甲红，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景旭，阳谷谷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思臣，男，195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台前县。上诉人杨甲红因与被上诉人崔思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1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甲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景旭,被上诉人崔思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甲红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纳错误。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其所提交的欠据中只有上诉人的签名是上诉人书写，其余内容为被上诉人书写。该欠据是被上诉人采用其他方式获得上诉人的签名后，再依自己本意增添内容，可见该证据为违法取得，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认定。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供货记录，该记录中被上诉人明确书写多个“已清”两字，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交易习惯，即上诉人付款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交付供货记录，双方结算完毕、钱货两清。该供货记录所载明的总价款与被上诉人提交欠据中的数额明显不符。被上诉人对该供货记录无异议，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欠据的虚假，也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出具欠据后交付供货记录的理由牵强，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据及部分供货记录的纸张均非整张纸张，不排除该证据为拼凑剪接而成，从而达到形成证据的非法目的，而一审却未对有关事实查清，对有关证据错误采纳认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纳错误，从而所适用的法律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崔思臣辩称，上诉人未提交还款新证据，其称被上诉人的证据系拼凑而成不属实，亦无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思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甲红偿还货款3224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杨甲红向崔思臣购买豆饼，当时未付货款。经结算，杨甲红欠崔思臣货款29000元，于2017年4月17日给崔思臣出具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晋城豆饼款贰万玖仟元正（整）杨甲红2017年4月17日”，崔思臣将当时供货明细交给了杨甲红。后杨甲红又于2017年农历3月25日向崔思臣购买豆饼600斤，于农历3月29日、4月3日、4月8日分别购买豆饼400斤，共计1800斤，每斤均为1.80元，共计款3240元，杨甲红未付款，其在供货明细上签字、按印进行确认。崔思臣于2018年7月11日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杨甲红认可与崔思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认可2017年4月17日的欠条上的签字是其本人的，但辩称欠条为崔思臣拼凑剪接的，并认为崔思臣提交的两份证据为一张纸张，与其提交的供货记录使用的纸张相同。经过纸张对比，崔思臣提交的两份证据明显并非出自同一纸张。杨甲红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辩称，并表述未向崔思臣提供过空白签名的纸张，故本院认定2017年4月17日的欠条系杨甲红签名认可。杨甲红提交供货记录证明已将货款结清，对杨甲红的该陈述，崔思臣解释称因杨甲红出具欠条后即将供货记录交付给杨甲红，崔思臣的解释符合交易习惯，且杨甲红仅提供供货记录，未提交已付款的证明，亦未收回欠条，不足以说明其已结清欠款，故对杨甲红的辩称，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崔思臣提交的2017年农历3月25日至4月8日的四次供货记录上均有杨甲红的签字，杨甲红辩称该供货记录仅显示交易过程收货记录，非拖欠的货款，与其上述的“货款付清即收回供货记录”的表述相矛盾，其付清货款后未收回该供货记录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本院对崔思臣主张的四次供货记录中的货款本院予以认定。杨甲红认可货物单价为每斤1.80元，故对崔思臣要求杨甲红支付2017年农历3月25日至4月8日的四次供货价值3240元的请求，本院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杨甲红应支付崔思臣货款共计3224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甲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偿还原告崔思臣货款32240元。案件受理费303元，由杨甲红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2018年2月-2018年5月其与上诉人的六段通话录音，通话中，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还款请求，上诉人杨甲红多次提到“买了（猪）我给你打电话”、“过了年买了猪给你清干净”、“你告去吧”，拟证明起诉前其向上诉人催要货款的事实。就该宗录音证据，上诉人质证称，其一，该手机号码确系杨甲红本人的手机号码，声音亦其本人的声音，但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该录音不属于新证据；其二，该录音实际产生时间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注明“已清”的供货清单之前产生的。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起诉前向上诉人催要过货款的事实。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法院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审认定上诉人杨甲红应偿还被上诉人崔思臣诉请的货款，该认定是否有依据。首先，就涉案欠款事实，被上诉人提交了两份书证予以证明，原审以该两份书证作为事实依据认定了本案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崔思臣提交了2017年4月17日的欠条、2017年3月25日-4月初八的供货记录证明上诉人欠其32240元货款的事实，上述两份证据中均有“杨甲红”签名，上诉人对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于原审庭审中明确其未向被上诉人出具过带签名的空白纸［（2018）鲁1521民初2450号正卷第34页第11行-12行］，其所提出的2017年4月17日的欠条其他内容系被上诉人书写，不能否定该欠条的真实性；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对该欠条存在增添、拼凑、剪辑行为，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就此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质证情况，原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书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杨甲红就其涉案欠款均已还清的抗辩主张，举证不足。就该项抗辩主张，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书写的2016年7月-2017年3月份供货记录一份，该记录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3月25日-4月初八之供货记录不同，后者每次供货均由上诉人签名，结合2016年7月-2017年3月份供货记录的记载内容及其上两处“已清”所处位置、被上诉人持有29000元的欠条、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书写的供货记录等事实，被上诉人称“供货清单中正面记载‘已清’只是针对截止部分期限供货的账目已清，并不是指所有的供货均已请”、“因为给上诉人要钱双方对账，对完账后把清单给了上诉人，变成了欠条且按了手印”、“后来的供货因为杨甲红信用不好，家里人说每一次在清单上都让杨甲红签了字且按了手印，后来的供货清单数额不包括之前打欠条的29000余元”具有一定合理性。上诉人辩称供货记录所载内容与欠条数额明显不符，理由不足，其以供货记录主张欠条不实，原审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仅凭2016年7月-2017年3月份的供货清单，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货款均已清偿的事实确实存在，就此，上诉人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比双方举证情况，结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向其催要货款的通话录音中曾承诺买了猪还钱之事实，原审认定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322140元货款，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缺乏依据，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甲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6元，由上诉人杨甲红负担。审判长 闫 红审判员 刘 颖审判员 吴艳锋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唐端阳书记员石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