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31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汇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675220829P。法定代表人：杜少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渝峰，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和桂工业园**逢涌逢西村民小组南水路**用代码91440605560866486B。法定代表人：郭乃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永杏，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永逵，男，汉族，1979年2月15日出生，住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英，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杰公司）及原审被告刘永逵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汇杰公司对博泽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以及依法改判支持博泽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2.判令汇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判令博泽公司对双方不存在实际交易的3251608.09元货款承担支付义务，明显为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38页：“根据《出口代理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博泽公司在收汇后2-3个工作日按银行牌价结算人民币货款给原告。被告博泽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通知原告开具3251608.09元增值税发票，证明被告博泽公司账户已有或将有相应金额款项到账可以支付给汇杰公司”，上述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一）由汇杰公司先行开具3251608.09元增值税发票，再由汇杰公司从境外汇入款项给博泽公司，博泽公司再将款项划入汇杰公司，是双方的约定，但汇杰公司没有按约定进行汇款。根据汇杰公司提交的证据4《说明》，反映了3251608.09元的发票仅仅是为了完善此前款项往来所需要的手续，说明中的内容有：“1、汇杰公司先开出发票给博泽公司；2、汇杰公司将发票对应的外汇划入博泽公司账户，博泽公司收到汇杰划入的外汇后，按当日的银行汇率结算，划给汇杰账户；3、汇杰开出发票的款额，汇杰必须加快发票的款额往来处理，博泽要及时配合和加快处理。”上述内容证明了是由汇杰公司先行开出发票后，再由汇杰公司加快将款项汇入博泽公司，而非一审判决认为收取了发票就是有款项可以支付，实际款项支付的条件是要求汇杰公司将外汇划入到博泽公司账户。一审判决第37页也查明了博泽公司只收取了91230元发票，其余的发票均已退回，实际情况是由于汇杰公司开出发票后，汇杰公司不肯进行款项划拨，汇杰不肯将外汇划入到博泽账户，导致发票无法使用，因此，博泽公司将发票退还给汇杰公司。（二）3251608.09元发票的开具仅仅是为了完善此前的退税手续。首先，根据汇杰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6《通知》（博泽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出具），内容是：“1、委托代理出口关系已经终止；2、2016年8月1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没有做完的，可按原来的交易方式完成交易，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止”，而2016年8月1日前的业务就是《博泽2015-2016费用》，就是明确不再发生《博泽2015-2016费用》表之外的其他业务。其次，出口项目合伙人与博泽公司所签订的《退税表》，各方确定可退税款为1358141.21元，其中未收款和未开发票的可退税款为1038419元，反映了需要发票办理退税手续，在实际交易中，如不考虑代理费及其他款项支出的情况下，如要获得50万元的退税款，需要的发票额为（50万元/0.15）*1.17=390万元，其中15%是指退税比例，1.17是考虑增值税因素的发票价，因此，3261397.09元的合同和发票是针对《退税表》、《博泽2015-2016费用》中所需要对应的退税额度所出具的，并非是真实的交易。（三）由于3251608.09元发票的开具并不是真实的交易，汇杰公司没有提供相关的交易凭证。一审法院单凭发票，没有核实发票所对应的交易内容是否有真实发生，以及发票所对应的款项是否有汇入博泽公司等需要核实的交易内容，就认定该发票的金额3251608.09元已发生，明显是错误的。二、发票金额已包含货物的价值及退税款在内。双方明确付清的发票价款是不存在退税款的，因为发票价是高于实际收到客户的价款的，发票价与收到客户实际支付款项的差额就是国家退税的款项。一审判决按照发票价另行计算退税款错误，亦与进出口外贸交易习惯不符。一审判决认定按照2016年全年的发票金额9577813.86元计算退税款，显然违反行业交易及实际交易惯例。实际情况是，博泽公司作为办理出口事务的企业，其转给汇杰公司的款项仅仅是从出口企业所收取的货款及货款所产生的退税款，没有产生比发票价格之外更多的款项来源，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出口货值及相应的退税额，就从发票价格进行计税也是显然是错误的。（一）实际的交易情况证明了发票已包含货款和退税款。博泽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审证据第21-27）可以证明博泽公司实际收取客户的货款低于发票价款，而博泽公司却是按发票的价格支付款项给汇杰公司，发票的价格与实际收取客户款项的差额就包含了国家退税的款项。对一审证据21进行举例说明：证据21的发票价格是103440元，而货物实际出口报关和银行流水收入是14460美元，银行换汇结算是93570.4元，而发票价格103440元与实际收到客户的93570.4元的差额9869.6元，就是包含了国家退税的款项。（二）博泽公司作为受托人，对外出口货物的合同及其对应的货物价款是委托人订立的，博泽公司仅仅是退还出口货物收取的货款和退税款。发票中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也明显高于出口的货物价格的，发票是包含退税款的。从诚实守信原则及公平原则出发，博泽公司用于支付给汇杰公司的款项为实际收取的货款和出口退税款两部分，没有任何其他收入进行退回，而发票价明显是高于实际收取的货款，其差额就是退税的款项。一审判决再以发票价之外重新计算百分之十五的退税款，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有违诚实守信和公平原则。（三）除解除委托出口代理关系之后开具3261397.09元的发票，这么多年所产生的发票，博泽公司已经全部按发票支付了，也没有另行再额外支付退税款，因为发票已经包含了退税款。汇杰公司起诉主张的是9577813.86元的发票，汇杰公司认为2016年12月16日通知开具3261397.09元的发票没有按发票支付款项，对于另外的发票6316416.77元的支付是没有异议的，而3261397.09元的发票如前所述，是没有实际交易，仅是为完善手续而出具。三、一审法院没有审查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的《对账单》，否认《对账单》所证明的事实，错误的否认汇杰公司多收取的674609.78元应退还给博泽公司的事实。一审判决第39页认为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的《对账单》是内部对账单不是债权凭证，从而否认《对账单》内容的真实性，该认定错误。因为《对账单》的名称为《博泽2015-2016费用表》，是三人解伙时所确认的与博泽公司的债权债务，能客观反映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依据。（一）经实际结算，博泽公司应付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合伙体的款项为1057493.22元。首先：结算单上的汇率错误，导致博泽公司计算支出多支付了723017.96元。①《博泽2015-2016费用单》中确认2015年盈利：“未收美金货款247149.4*7.4=人民币1828905.56，人民币1828905.56-未付工厂人民币273153=1553752.56元”，但实际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比为6.620579，而不是7.4，导致计算过高。且，双方已经另行用退税表确认了退税额。因此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应收博泽公司2015年货款实际应为247149.4*6.620579-273153=1363119.13元；②《博泽2015-2016费用单》中确认2016年至今亏损：“未收美金货款683051.3*7.4=人民币5054579.65元，人民币5054579.65元+427359=5481938.62元，人民币5481938.62元-未付工厂5827853.31元=-345914.69元”，但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为6.620579，而不是7.4，并且另行用退税表确认了退税额，因此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应收博泽公司的2016年货款实际应为未收美金货款683051.3*6.620579=人民币4522195.09元，人民币4522195.09元+427359=4949554.09元，人民币4949554.09元-未付工厂5827853.31元=-878299.22元。上述第1项盈利减去第2项亏损=1363119.13元-878299.22元=484819.91元；而原来是1207837.87元（1553752.56元-345914.69元）。其次，根据一审判决证据32、33，博泽公司实际支付的港前费用为113789.95元，拖车费为471677.95元，合计为585467.9元，与《博泽2015-2016费用表》预算的534388元，多支出了51079.9元。            序号              《博泽2015-2016费用表》、退税表      的内容              实际发生数              备注                        1              2015年盈利              1553752.56元              1363119.13元              汇率实际为6.620576，而非《解伙合作协议》约定的7.4，且已有退税表对货款的退税进行了计算                  2              2016年至今亏损              -345914.69元              -878299.22元                  3              退税表              1358141.21元              1358141.21元                                      4              拖车费、预算7月拖车费、预算8月后订单的拖车费和港前费。              288888+29500+216000      =534388元              585467.9元              7月、8月后出货的拖车费、港前费是预算，所以有误差。                  5              合伙体向博泽的借款              200000元              200000元                                6              合伙体应收款（1+2+3）-（4+5）              1831591.08元              1057493.22元                    如上表所列为1057493.22元，（二）博泽公司在2016年8月之后共支付了1732703元，汇杰公司应返还博泽公司多支付的674609.78元。自2016年8月3日以后，博泽公司向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指定的汇杰公司支付了1732703元，其中博泽公司直接转账1298736元，另有相关单位按《博泽2015-2016费用表》中2016年应收货款单列的“427359元”直接支付43367元。而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对博泽公司的应收款项仅为1057493.22元，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多收取了货款和退税款等款项为674609.78元（1732703元-1057493.22元=674609.78元），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应予返还，因是汇杰公司的账户收取了上述款项，所以汇杰公司对上述款项也应承担偿还的责任。三、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应向博泽公司支付参展费、推广费、测试费共计2888696.65元。一审判决认为博泽公司无法证明支付的参展费、推广费等费用的钱是自身还是属于汇杰的款项，并且以博泽公司有管理汇杰公司的外汇收入的情况，认为长达5年不收回欠款，是不符合常理的，从而对博泽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有失公允，首先，所有的参展费和推广费是从博泽公司账户划出，并且附有合伙体经营者刘永逵的支付申请，明确是要求博泽公司进行垫付的，这已经明确是博泽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其次，在已经明确是博泽公司代为支付款项的情况下，应由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合伙体或汇杰公司举证证明其已经向博泽公司还款。在没有证据证明汇杰公司有还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汇杰公司应返还博泽公司参展费、推广费、测试费。博泽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是进出口代理的关系，并非是货物买卖的关系。二、真实的交易均在对账表中予以反映，在2016年8月3日，各方对于未结算完毕的订单业务进行了核对，所有未结算完毕的订单均详细确认了余款、合同号以及具体的生产厂家。所有对账单为博泽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博泽2015-2016费用表》，栏目中的2015年盈利栏目及2016年至今亏损栏目所对应的是一审证据31对账表10张。在对账表中，对于所有尚未结算完成的合同订单，各方确认了合同编号、合同金额的余款、以及具体的生产厂家等信息。因此真实的交易是应当以对账表的内容为准。三、本案中汇杰公司开出的发票3261397.09元及部分对应的合同是为了完善进出口代理关系而出具的，并非是真实的交易，与对账表的内容是完全相违背的。汇杰公司开具的发票3261397.09元分成两类，一类是仅有发票但无合同，另一类是有发票有合同。（一）仅有发票但无合同部分，在发票上注明的合同号均没有在对账表中反映，该类发票属于在2016年8月3日对账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完成，并已全部结清，所以不在对账表中未完成的订单里，且发票的内容不是真实的数额和真实的交易。因为当时各方对于未完成的订单是在对账单中进行详细列，对于已经结清所有债权债务和完成的货物是没有再在对账单中进行列举。该类发票为汇杰公司在其起诉材料第130页至142页，在发票上注明了合同编号，而合同编号中，除了两张发票外（第141页下面发票注明的合同号PI2016060-1B及142页注明的合同号1067外），其他所有的合同号均属于2015开头的，上述合同号显然是2015年的编码，属于2015年的订单号。（二）有发票有对应的合同部分，发票及合同均注明了订单号，订单号均在对账表中有反映。但对账表中关于订单的生产公司，却大部分不是汇杰公司生产，且金额也远小于汇杰公司所开具的发票。此外，合同的签订日期除了一份是2016年8月9日的以外，全部都是在2016年8月3日之前的合同，就是解伙前所发生的，故应当以对账单的记载为准，更直接证明了该类发票并非是真实的交易，只是为了完善出口退税手续而开具的。（三）对账单中非汇杰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均由博泽公司与生产的公司签订合同，也有博泽公司直接将款项支付给生产公司。汇杰公司从没有向其他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汇杰公司也没有和其他公司签订过关于对账单上的合同，因此其所开具的发票3261397.09元大部分是由其他公司所生产，汇杰公司与其他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和款项往来关系，证明了发票仅是为了完善出口退税手续而开具。（四）由于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解除了委托代理出口的合伙关系，博泽公司除了对账单列举的未完成订单在2016年8月3日之后需要继续完成外，不再开展任何汇杰公司的新的业务。根据汇杰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6《通知》，内容是：“1、委托代理出口关系已经终止；2、2016年8月1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没有做完的，可按原来的交易方式完成交易，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止；3、从2016年8月1日起，不能再以博泽公司的名义进行新的业务经营”因此，不存在对账单之外新的业务开展。汇杰公司辩称：博泽公司的上诉是有意歪曲证据，经过对其上诉证据的仔细核对，发现其上诉主张与证据反映的事实完全不相符，故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博泽公司提到的证据《说明》称“仅仅是为了完善此前款项往来所需的手续”。《说明》的内容有：“1.汇杰公司先开出发票给博泽公司；2.汇杰公司将发票对应的外汇划入博泽公司账户，博泽公司收到汇杰划入的外汇后，按当日的银行汇率结算划给汇杰账户；3.汇杰开出发票的款额，汇杰必须加快发票的款项往来处理，博泽要及时配合和加快处理。”这份《说明》是博泽公司单方面作出的，并非与汇杰公司的约定，故其内容不具备证据效力，只有双方约定一致或双方认可的约定才能成为证据。因此，博泽公司将单方表述作为案件事实的证据违反了证据规则，单方表述不能作为证据。该《说明》仅能证明两个方面，一是本案发票3251608元是博泽公司要求开出；二是余坤是代表博泽公司工作的，这也是汇杰公司提供该证据的原因，并不是汇杰公司对《说明》内容的认可。博泽公司提到的2016年8月4日其出具的通知。内容是：1.委托代理出口关系已经终止；2.2016年8月1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没有做完的可以按原来的交易方式完成，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止。但博泽公司自行增加通知上没有的内容：“2016年8月1日前的业务就是博泽公司反诉证据材料第五页以及对应的第11至20页，明确不再发生《博泽2015-2016费用》表之外的其他业务。因此3251608元发票的开具仅仅是为了完善此前的退税手续。”首先，该《通知》只说了“2016年8月1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没有做完的可以按照原来的交易方式完成，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双方的交易方式包括：以代理公司博泽公司的名义履行出口合同中货物的出口报关、运输、收取出口货物后的外汇收入，收到外汇收入后转付给委托人汇杰公司，并办理出口退税业务，这一连串的交易习惯。博泽公司却称“仅仅剩下办理出口退税这一习惯”，这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证据上了。而且，出口合同的履行有滞后性，它不是现货买卖合同，而是签订外贸单后再进行生产，汇杰公司不能自行生产还要寻找其他厂家生产，生产过程必然存在原料采购、生产、销售等。所以，履行出口合同，交付货物必然远远迟于合同的签订。即合同签订在前，履行在后，所以即便是合同签订在2016年8月1日前，其履行在8月1日之后是正常现象。因此，双方的交易习惯就不仅仅是办理出口退税了，还包括按惯例履行8月1日前的合同，交货，收回货款（有交货才能有外汇收入），博泽公司隐瞒这一情节就是想隐瞒2016年8月1日后仍有收入外汇的事实。真实情况是：在博泽公司反诉证据第5页中有一项是“减去预算8月后订单的拖车费和港前费6000元/柜，共216000元。”如果没有外贸合同需要履行，如果8月1日双方只剩以前的出口退税办理，何来“预算8月后订单的拖车费、港前费”呢？只有履行了出口合同，才存在港前费和拖车费。而且，实际的拖车费、港前费远远超过博泽公司反诉证据中7月份拖车费29500元+（预算8月后订单的拖车费、港前费）21600元，已达534388元。博泽公司在一审证据第100页中还提供了张如红的证明，证实为了汇杰公司的出口业务，汇杰公司还欠拖车费132977元未付，加上博泽公司反诉中称8月4日后垫付港前费113789.9元、拖车费471677.95元，合共718444.95元，远超博泽公司一审证据第5页的534388元，证实双方在8月1日后仍有大量合同需要向外商履行。当然，履行交货义务后才会有外汇收入，作为代理人的博泽公司应该将外汇收入转付给委托人汇杰公司，这才是博泽公司一直想隐瞒的事实。但拖车费显示了事实的真相，以拖车费一货柜3500元计算，拖车费604654.95÷3500=172.7，表示有172.7个货柜在出货，而这172.7个货柜的家具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博泽公司称不再发生《博泽2015-2016费用》表以外的其他业务是虚假的陈述，目的是为了隐瞒2016年8月1日后出货的外汇收入，占为己有，不履行代理合同，不将货款交还给汇杰公司。博泽公司反复提到其一审反诉证据第5页以及对应的第11至20页是汇杰公司与博泽公司双方结算的最终结果，一切以此为依据，与该证据数字不符就不是事实。那么看看博泽公司一审反诉第5页以及对应的第11页至20页是否真如博泽公司所称是汇杰与博泽结算的最终结果。①第5页第一项：2015年未收美金货款247149.4×7.4=1828905.56元，1828905.56-未付工厂273153元=1553752.56元。第二项：2016年未收美金货款683051.3×7.4=5054579.65+427359=5481938.62元－未付工厂5827853.31=345914.69元。以上数据是根据一审反诉证据11页至20页得来的，以17页至18页为例，是上述2015年对账金额的来源。17页表格中分为“PI号（合同）来源、PI金额、PI订金、PI金额约、收款明细、业务员、备注，”而1828905.56元的来源是PI金额累计331441.6美元（未收）减去备注中说明减081赔偿60000美元和收不到钱的24292.2美元，等于247149.4美元，247149.4美元×7.4=1828905.5元。而PI订金中是完全没有累计的，经计算共647575.8美元×7.4=4792060.9元，在第5页的总数中完全没有反映。而未付工厂数的273153元在证据第18页中同样反映的是订单余额的累计，已付订金是没有统计的。②2016年的统计数字来源于11页至16页，19页至20页，同样仅仅是未收货款的累计及未付工厂货款的累计，对已收货款120990美元也是没有显示在第5页的总表中的。从以上可知，2016年8月3日仅仅是计算出口业务中已出货未收货款及已完成出货未付工厂的金额，连已收货款都是没有结算的。博泽公司却有意把它解释成对全部金额的结算，博泽公司在歪曲证据。③从11页至20页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出口合同（PI）对应会有一个国内采购合同，编号是一致的。而从17页至18页中页明显可以看出，出口合同只显示了9个合同，采购合同却有17个，两者明显不相等，因此博泽公司才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已收齐款的合同没有显示在其中。所以说明8月3日并非全部的结算，而是仅仅对出口合同已履行合同未收货款及未付工厂货款的统计。为什么8月3日仅仅对出口合同中已经履行未收款合同及未付工厂货款进行统计，而对已收齐货款的合同未做统计呢？看2016年8月3日，郭乃澄、刘永逵、郭乃钱三人签订的《解伙合作协议》第三条“丙方2016年7月30日前所列出的应收未收款与应付未付款，均由博泽公司法人杜少杰与甲方、丙方三方签名确认，以确保应收款、应付款的顺利交割与承担。丙方在2016年8月30日前负责追回应收未收款款项”，所以博泽公司一审反诉证据第5页及第11页至20页仅仅是出口业务中应收款、应付款的统计。而且第5页中签名是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内部结算是没有错的。另外，汇杰公司想着重提醒的是：出口业务中对外商的收款，和汇杰公司对博泽公司的未收款是两个概念。从8月3日的统计表中显示，只要是外商支付到博泽公司（出口业务以博泽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就算是已经收齐货款，而博泽公司是否已经付给汇杰公司是没有反映的，因此8月3日的统计更不是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应收未收款的统计，而是对已经履行的出口业务中外商（购方）未付款的统计。而且，在外贸事务中，签订合同收取订金，收取货物才能收取余款，未交货是不存在余款的收取的。所以8月3日统计表中显示未收的是已经交付货物但尚未收回货款的统计。那么，尚未交货给外商的合同金额在表格中是无法显示的。因为尚未交付能否报关出口都不确定，所以不属于表格中统计的范围，也就是2016年8月1日以后产生的拖车费（有拖车费，意味着有货物交付）的合同在表格中是无法显示的。博泽公司歪曲8月3日统计表的表达意义，目的是隐瞒8月1日后仍在履行事先签订的出口合同，收取外汇货款的事实，以期据为己有，拒不返还给汇杰公司。同理，博泽公司提到一审反诉证据第10页退税表中可退金额注明未收款或未开发票1038419.19元，从该表述可见，是属于已经履行了出口合同，只是未收到货款或已收款但未开发票而已，与8月3日后履行出口合同，交付货物，收取外汇的合同是无关的，对于后履行的合同以及后来收到的货款，博泽公司当然负有支付给汇杰公司的义务。二、关于博泽公司声称3251608.09元发票的交易并非真实的，因此没有相关的交易凭证的问题。第一，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是出口代理关系，一切以博泽公司的名义对外，包括对外商和对国内公司进口采购。交付货物的对象是外商而非博泽公司，包括博泽公司在上诉时提供的报关单，出口方也是博泽公司。所以由于直接交付给外商，不存在再交付给博泽公司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拖车费、港口费都是由汇杰公司承担的原因。如果先交付给博泽公司，博泽公司再出口，那么拖车费、港口费就不应该有汇杰公司来承担，而其中的成本也明显加大，这不符合出口代理合同的常识。因此，博泽公司支付收取的外汇货款给汇杰公司，凭的是双方签订的出口代理合同第六条：甲方保证乙方运用资金的安全，承诺不挪用，并在安全收汇后两到三个工作日按照银行当日牌价结算人民币货款给汇杰公司。而博泽公司通知开具发票，办理退税之时，是知道办理退税必须具备：1.有出口报关手续；2.有外汇收入两个条件。由此可见博泽公司通知汇杰公司开具3251608.09元发票办理退税时，已经清楚知悉具有出口报关手续，还有相应外汇收入。因此，博泽公司应承担将相应外汇货款收入返还给汇杰公司的义务。同时，这也回应了博泽公司所称“没有履行发票所描述业务”的上诉理由。三、发票是否含退税款的问题。在一审中，汇杰公司已经就博泽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一一计算清楚，证实是不可能含退税款在发票金额中的。另外汇杰公司每开出一份发票均要缴纳17%的增值税，倘若外商所付货款低于发票金额，事先已减去15%的出口退税，汇杰公司岂不是为了尚未收到的货款，而多负担增值税，这有悖常理。此外，博泽公司在二审中提供报关金额高于外商付款金额，博泽公司提供的仅仅是外商收货后支付的货款。对订金部分是没有提供的，由此可见，博泽公司一直在歪曲证据，隐瞒事实。四、博泽公司再次强调8月3日是各方对未结算完毕的业务进行结算。如前陈述，8月3日仅仅是对已履行交货义务未收外商货款（部分国内厂家）及未付生产厂家货款的结算，并非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进行结算，也不是全部业务进行结算，而是为了履行《解伙合作协议》第三条。故博泽公司一直坚持的8月3号统计表是结算依据的观点因为与证据不符而不攻自破。同样，以统计表内容为准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证据显示其仅仅是对已向外商履行交货义务但未收到货款及未付国内厂家的统计，对已收齐货款，签订了合同但未交货物的是没有统计的。博泽公司提到部分发票没有合同。真实原因是3261397.09元发票及合同分两部分交付给博泽公司。一部分是邮寄，一部分是直接拿到博泽公司交付。对于直接交付的发票，博泽公司在退回时将合同一并退回；而邮寄的发票，博泽只退回了发票，没有将该部分合同一并退回。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是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博泽公司仅仅是代理人，汇杰公司是委托人。因此，一切外汇货物收入均应归委托人所有，仅仅是因为依据外贸管理制度，外汇必须进入博泽公司账户。而当博泽公司通知汇杰公司开发票办理退税时，就已经具备了一有出口报关手续，二外汇已到账的事实，这些外汇收益属于委托人。因此，汇杰公司不管有没有购销合同，博泽公司均负有将发票对应的外汇归还给汇杰公司的义务。而杜少杰在8月3日统计表确认见发票付款也意味着这是双方遵循的交易惯例，而非见合同付款。由于8月3日统计表是针对已经履行交货义务但未收款、以及未付国内厂家货款部分的统计，博泽公司却将其歪曲为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应付款的结算，明显与证据不符。博泽公司在上诉补充意见中称“凡发票对应合同不在8月3日统计表中，皆是已经结算清楚”的主张也因与证据不符而无法得到支持。“已经结算清楚所有债权债务的和完成的货物是没有在对账表中进行列举”，这是博泽公司的观点，没有依据。2016年8月3日仅仅是对未收外商货款进行了统计，至于博泽公司对汇杰公司付清了货款部分是没有任何显示的，博泽公司总是将证据理解为自己的主观看法。博泽公司也提及了有的发票有对应的合同而且注明了订单号并出现在8月3日统计表中，由此可见这些发票和交易是真实存在的，并非如博泽公司所言是虚假的。另外，生产厂家不是汇杰公司且金额远小于汇杰公司所开的发票的问题。由于汇杰公司与博泽之间是委托代理的关系，《出口代理合同》第二点明确约定：甲方（博泽公司）根据乙方（汇杰公司）的要求对外签订外贸合同，对内签订购销合同，所以汇杰公司是委托人，因此根据订单回收的货款应归委托人汇杰公司所有。至于汇杰公司与国内生产厂家之间的关系由汇杰公司与国内厂家解决，与博泽公司无关。而且，与国内厂家的合同小于汇杰公司开具的发票是因为汇杰公司借博泽之名与外商签订外贸合同，自己无法生产，委托其他厂家生产，这其中肯定有差价和利润，而这一利润自然归汇杰公司所有，与博泽公司是无关的。而博泽公司对外支付货款必须要得到委托人汇杰公司的同意，由于8月4日博泽公司发出通知后，汇杰公司再没有委托过博泽公司对外付款，因此博泽公司负有将所有货款收入归还汇杰公司的义务。汇杰公司补充答辩意见称：一、博泽公司声称其在2015年8月4日以后多付了货款，以及从2012年至2016年四年中代汇杰公司支付了展会费、拖车费等费用。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是代理出口合同，博泽公司仅仅是代理人，汇杰公司是委托人。出口外贸合同受国家外汇管制，所有的外汇收入必须进入出口公司的账户。由于本案一切对外名义均以博泽公司的名义进行，根据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签订的出口代理合同的第2条，博泽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是受汇杰公司的委托，一切外汇收入都属于委托人，即汇杰公司所有，而非属于代理人博泽公司所有。这是由于出口代理的国家规定必须进入博泽公司的账户而已，因此并非从博泽公司账户支付的钱都是博泽公司的款项，而是汇杰公司收入的货款。博泽公司如主张其多支付了货款及垫付了288万多元展会费，则必须提供所有的外贸合同中外汇收入减去已经支付给汇杰公司的款项，才能得出其多付了货款，以及代为垫付款的结论。这一举证责任博泽公司完全有能力完成，因为所有的收入及支出都是经过其账户，这么容易举证，但博泽公司一直未提供，可见博泽公司一直在隐瞒用汇杰公司外汇货款支付的事实，至今仍有大量合同收益滞留在博泽公司账户，只要博泽公司提供其账户流水，证明与汇杰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流水账及数据电文是一致的。二、博泽公司一直以2016年8月3日的统计表为依据，声称双方已进行了结算，但2016年8月3日的统计表的内容，与博泽公司主张的完全不一致。该统计表（以17-18页为例）是对2015年统计金额的计算，17页的表格分为PI号，即合同来源、PI金额、PI定金、PI金额余款、收款明细共六项栏目。其中，收款明细注明未收。博泽公司所谓的结算金额就是把未收款累加得出的。而其中的PI定金即已收款部分是没有计算的。经过汇杰公司累加，已收款部分是647575.8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是4792060.9元。2016年8月3日仅仅是对交付货物给外商而没有收取外商货款进行的统计，并非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之间应收未收款的统计，且只有交付货物的才存在未收款，在2016年8月3日没有交付货物给外商的，由于货物能否交付是不确定的，所以在统计表上也没有反应。而在8月3日之后，有大量货物交付给外商。外贸合同不是现货交易，和外商签订合同之后到采购原材料，生产、交付货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合同签订在8月3日之前，还有大量合同在8月3日之后才履行完毕，才收取货款。最有力的证据是8月3日之后产生了大量的拖车费，只有交付货物之后才有拖车费的产生。另外，在8月3日的统计表中也有一栏是预计8月3日的拖车费20多万，如果双方统计之后没有货物的交付，就没有大量拖车费的产生。博泽公司隐瞒大量货物没有交付，在8月3日交付然后收取外汇货款的事实，就是想把这份外汇收入据为己有，代理人隐瞒了代理事实、隐瞒收入三、博泽公司出口货物，收取外商未付款，与汇杰公司对博泽公司的未收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博泽公司收款外商货款后不一定支付给汇杰公司，而博泽公司一直在模糊这两个概念。另外，统计表上最后签名的是郭乃钱、郭乃澄、刘永逵，而不是汇杰公司。三个合伙人之间就已经交付货物而没有收取外商款项的统计，当时是为了履行三个合伙人签订的《解伙合作协议》第3点约定，“丙方在2016年8月30日前负责追回应收未收款款项。”所以才对外商未收货款进行统计，这只是内部对账。刘永逵述称：同意博泽公司的上诉意见。汇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博泽公司支付汇杰公司货款共计3261397.09元；2.判令博泽公司支付汇杰公司出口退税款1436672.08元；3、判令刘永逵对上述两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博泽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汇杰公司向博泽公司返还多支付的退税款和货款等款项674609.78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汇杰公司向博泽公司支付参展费、推广费、测试费共计2888696.65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1日，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书》，刘永逵代表汇杰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约定就汇杰公司委托博泽公司出口产品，达成协议如下：1.汇杰公司同意博泽公司以其名义对外开展活动；2.博泽公司保证汇杰公司运用资金的安全、承诺不挪用，在安全收汇后2-3个工作日，按照银行当日牌价结算人民币货款给汇杰公司；3.结算汇率为每出口一美元按当日收汇牌价博泽公司收取0.07元人民币手续费，再折算给汇杰公司，当出口产品退税率为15%时，其计算公式为（收汇牌价-0.07）*1.17/（1.17-0.15）折算；4.汇杰公司必须在出货15-20天内，博泽公司合法的出具增值税发票资料给汇杰公司供应商，并于博泽公司收到汇杰公司增值税发票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将税金付给汇杰公司指定的账户；5.汇杰公司承担货款在结算中博泽公司所产生的银行费用和清关费用及运输费用；6.对于外汇折人民币汇率按博泽公司在银行结汇时提供的结汇汇率为准；7.汇杰公司利润在没有发票的情况下，博泽公司把多出的金额按当天外汇现钞牌价折成人民币返还给汇杰公司。双方合作期间，汇杰公司与博泽公司签订多份《购销合同》，具体约定了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交货时间等。博泽公司依据上述购销合同以经营单位、发货单位的名义办理海关出口货物报关手续。2016年8月3日，郭乃澄、郭乃钱及刘永逵签订《解伙合作协议》，载明2011年4月三方订立一份《合作协议书》，就户外家具业的开发销售进行合作，并且其业务由博泽公司为代理；三方于2016年7月30日起自愿解除和终止原《合作协议书》，本协议订立之日起郭乃澄会继续接管其项目的经营；在2016年7月30日前，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刘永逵负责承担。同时，三方进行了对账，博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少杰亦在对账明细中手写注明：“经营是郭乃澄、郭乃钱及刘永逵负责的户外家私，杜少杰不负责款项的风险，只对多少钱入公司账户及该负责支付工厂的款项多少。即有多少钱回来，就支付工厂多少钱，同时见发票支付。”2016年8月4日，博泽公司向郭乃澄、刘永逵发出《通知》，表示由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因郭乃澄与刘永逵的合作结束而终止，在2016年8月1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没有做完的，可以按原来的交易方式完成交易，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6年12月16日，博泽公司向汇杰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汇杰公司先开出发票给博泽公司，总额为3251608.09元，要求汇杰公司要加快将应收的外汇划入博泽公司账户，同时博泽公司即按当日银行汇率结算，划入汇杰公司账户。后，汇杰公司开具上述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博泽公司，博泽公司只收取91230元增值税发票，其余均退回汇杰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出口代理协议书》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全面履行。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以汇杰公司的名义合伙经营讼争出口业务，是汇杰公司内部关系，不影响汇杰公司作为讼争《出口代理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故博泽公司认为汇杰公司主体不适格、要求追加郭乃澄、郭乃钱为本案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刘永逵在《解伙合作协议》中承诺2016年7月30日前汇杰公司的债务由其承担，是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之间的内部约定，汇杰公司与博泽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汇杰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刘永逵对博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出口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博泽公司在收汇后2-3个工作日按银行当日牌价结算人民币货款给汇杰公司。博泽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通知汇杰公司开具3251608.09元增值税发票，证明博泽公司账户已有或将有相应金额款项到账可以支付给汇杰公司，但博泽公司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博泽公司应当支付给汇杰公司。汇杰公司主张其在2016年全年开具9577813.86元增值税发票给博泽公司，有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博泽公司尚未支付相应退税款问题，博泽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增值税发票不能办理退税或退税款被税务机关收回等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虽然博泽公司退回3160378.09元增值税发票给汇杰公司，因《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博泽公司收到汇杰公司增值税发票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将税金付给汇杰公司，现汇杰公司已完成开具并交付增值税发票的义务，博泽公司如何处理增值税发票与汇杰公司无关。故汇杰公司主张博泽公司支付相应的退税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的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本案中，汇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已含17%税率，应将含税的销售额先换算成不含税价格，然后据此计算出口货物退税。因此，博泽公司仅应支付1227924.85元[9577813.86元÷（1+17%）×15%]退税款给汇杰公司，汇杰公司超出一审法院认定金额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博泽公司认为其多支付汇杰公司674609.78元的问题，博泽公司主要依据是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之间的对账单。一审法院认为，该对账单是郭乃澄、郭乃钱、刘永逵之间的内部对账单据，不是债权凭证，博泽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根据该对账单进行付款，且博泽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少杰亦在该对账单注明：“只对多少钱入公司账户及该负责支付工厂的款项多少，即多少钱回来就支付工厂多少钱，同时，见发票支付。”因此，博泽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博泽公司主张汇杰公司欠其2011年4月22日至2016年5月13日期间的参展费、推广费、测试费等合计2888696.65元的问题。因博泽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订立合同，应收的所有外汇货款均汇入博泽公司银行账户，而博泽公司并不能证明其支付的参展费、推广费等费用的钱是属于其自身还是属于汇杰公司的款项。且汇杰公司、博泽公司长期交易，在博泽公司管理汇杰公司所有外汇收入的情况，却长达5年不收回欠款，不符合常理，故博泽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博泽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261397.09元及退税款1227924.85元给汇杰公司；二、驳回汇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博泽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4384.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9384.56元，由汇杰公司负担1669.98元、博泽公司负担47714.58元。反诉受理费17653.23元，由博泽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博泽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佛山市顺德区睿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2.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鸿健金属电器制品厂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3.佛山市源创艺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4.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5.佛山市南海大伦五金厂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6.恩平市超藤威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7.中山市神湾镇华宇五金厂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8.佛山市南海区亚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9.佛山市溢骏五金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账单中货物的说明》、营业执照；证据1-9拟共同证明该公司在对账单的货款全部由博泽公司支付,汇杰公司没有支付过。10.对账单（新尼公司）、银行转账凭证3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新尼公司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1.对账单（竣铜厂）、银行转账凭证2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竣铜厂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2.对账单（弘晟公司）、银行转账凭证1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弘晟公司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3.对账单（帝联）、银行转账凭证1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帝联公司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4.对账单（弋戈）、银行转账凭证1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弋戈公司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5.对账单（汇俊）、银行转账凭证3张，以证明对账单中供应商汇俊公司的货款由博泽公司支付；16.对账单(汇杰)，以证明汇杰公司货款为938921元。上列证据共同证明，2016年8月3日，刘永逵、郭乃澄、郭乃钱合伙体解伙，并就博泽公司的货款进行对账而形成了对账单。对账单中所有货款均由博泽公司直接与供应商形成买卖关系，货款也由博泽公司与供应商进行直接结算。对账单中属于汇杰公司的货款为938921元，博泽公司直接支付给汇杰公司的款项为1732703元。汇杰公司起诉的326多万元的发票中，均为对账单中的内容，博泽公司已直接支付给相关供应商。同时，也证明了326多万元中，绝大部分并非是汇杰公司生产的货物。由于博泽公司已经直接与所有供应商结算完毕，因此汇杰公司无权再向博泽公司主张货款。汇杰公司起诉所称的其生产或采购326多万元的货物，并不真实。汇杰公司起诉的326万多元发票，仅有发票，没有合同材料证据，而该部分发票记载的合同编号中反映是2015年的合同内容。因为对账单反映的是未履行、未结清货款的情况,对于此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及货款，没有在对账单中反映，因此也证明了326多万元中的部分发票，未在对账单中反映，均为此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内容，汇杰公司无权再做任何的主张。汇杰公司质证认为：1.博泽公司有意地混淆了2016年8月3日进行对账的主体以及对账的内容。首先，对账的主体是刘永逵、郭乃澄、郭乃钱，并非汇杰公司与博泽公司。主体应该区分清楚。其次，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对账。对博泽公司应该支付给汇杰公司的款项没有进行任何的结算。博泽公司有意地混淆了对账单中的内容。对账单仅仅是对没有收取外商的货款，以及没有支付给国内供应商的货款，而且是已经完全出货完毕的合同进行的对账。因为2016年8月3日刘永逵、郭乃澄、郭乃钱在签订《解伙合作协议》时，是明确约定了由刘永逵对未收外商的款项进行追讨。因为整个出口业务操盘人是刘永逵，且鉴于解伙协议的上述约定，所以才对未收外商的款项及未支付国内供应商的货款进行了对账，故内容上并非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进行对账，也并非对全部合同进行对账，包括外商已经付款进入了博泽公司的账户，这一部分合同在2016年8月3日的对账单是没有反映的。博泽公司的陈述杜撰了一个已经收取货款的合同履行完毕，这是博泽公司单方的陈述，没有任何的证据证实。2016年8月3日对账中也没有对博泽公司已经向外商收取货款的合同进行任何的清算，因此，博泽公司以2016年8月3日对账单对结算依据的所有主张，违背事实，也违反证据反映的事实。2.汇杰公司做了一个统计，清清楚楚地显示了这3251608.09元发票的来源，有合同编号、外商付款的金额以及应支付给国内供应商的金额。这两者间之间的差额，即外商支付的货款和应付给国内供应商之间的差额是利润属汇杰公司，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汇杰公司自行生产的。所以外商支付的金额和应付给国内供应商之间的差额，就是汇杰公司的利润所在。汇杰公司起诉的3251608.09元货款，一部分是汇杰公司委托博泽公司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以后，再另行向国内供应商采购，这两者之间是有利润有差额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汇杰公司自行生产的，没有向国内供应商采购。所以博泽公司声称2016年8月3日对账单，应付给汇杰公司的货款938921元，仅仅是汇杰公司自行生产的货物的货款，而统计表中并没有显示汇杰公司应当收取的利润，这再次证明了2016年8月3日的统计表并非博泽公司应付给汇杰公司的货款的统计。4.博泽公司提供了众多的支付给国内供应商的证据。外商所支付的货款应与汇杰公司应付给国内供应商的货款之间，是有利润和差额的。对这一部分，博泽公司闭口不提，而这一块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而由于出口合同是博泽公司与外商直接签订的，博泽公司应有责任去提供相关的与外商签订的合同。刘永逵称与外商签订的合同已经还给了汇杰公司，该说法没有证据证实。因为2016年8月3日以后还要进行退税，一直到2016年12月，余坤才将相关的发票退回给汇杰公司，那么在办理出口退税的过程中，是一定需要出口公司与外商所签订的合同的。因此可证明这部分合同是在博泽公司的手里，博泽公司只是向法庭提供了自己开支的证据，而对自己收入的证据以及外商支付的货款等材料凭证却从不提供。这充分说明了博泽公司的陈述有意隐瞒。博泽公司仅仅提供了其支付给相应的国内供应商的货款，而没有提供博泽公司所收取的外商的货款，所以不足以证实博泽公司已经把外商支付的所有货物货款汇杰公司的付清。博泽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为博泽公司没有提供收入凭证，只是提供了支出凭证，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一部分收入是属于汇杰公司所有的，虽然是从博泽公司的账户支付，但并不是博泽公司代为支付相关的货款，而实际上是汇杰公司在支付相应的货款。刘永逵对博泽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汇杰公司、刘永逵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博泽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认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汇杰公司、博泽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博泽公司转给汇杰公司的款项是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额支付。二审期间，本案于2018年8月7日及9月6日分别向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局发函，向该局调查核实如下情况：1.办理出口退税所需资料及基本流程；2.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商品出口退税率为多少，如何计算出口退税款？3.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已经办理出口退税、哪些已经办理，具体退税款数额；若未办理出口退税的，之后还能否再办理出口退税、退税金额应为多少？4.办理出口退税时由申请方提供的购销合同中产品价格与报关单的产品价格是否应当一致？5.退税是按照购销合同的产品价格还是报关单的产品价格作为计算依据？至本判决作出之日，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局对本院的发函未作出回复。本院认为：本案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博泽公司的上诉事由及本案焦点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汇杰公司主张的3261397.09元发票对应的货款问题本案中，汇杰公司委托博泽公司为其办理出口业务。从博泽公司一审举示的合同号为PI2015011-7号、PI2015018-1号等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理报关委托书、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银行付账通知等证据反映的交易过程来看，双方的交易形式为博泽公司与汇杰公司先签订购销合同，接着由博泽公司委托办理货物报关及运输，再由银行结汇，最后由汇杰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可知，汇杰公司向博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在货物出口及银行结汇后。同时，双方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书》第一条第6点约定，博泽公司在安全收汇后2-3个工作日，按照银行当日牌价结算人民币货款给汇杰公司或由汇杰公司指定的生产厂商。因此，汇杰公司主张其开具的3261397.09元发票是在已发货且博泽公司已收汇的情况下开具，更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实际交易方式。博泽公司主张该部分发票仅为完善之前手续而出具，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其无需支付相应货款，但博泽公司的举证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其主张。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本院对汇杰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因博泽公司及汇杰公司在本案中均确认博泽公司是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向汇杰公司支付款项，故一审判决认定博泽公司应按照发票金额3261397.09元向汇杰公司支付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汇杰公司主张的2016年1月至12月31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9577813.86元的出口退税问题本案中，汇杰公司的主张为2016年1月至12月31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9577813.86元的退税款未支付,其对已收齐增值税专用发票额未提出异议。博泽公司则主张其已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向汇杰公司付款完毕，所付款中包含了货款及退税款。对此，本院认为，博泽公司一审提交了部分合同对应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理报关委托书、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银行付账通知。汇杰公司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上述证据反映博泽公司收到的银行结汇与货物报关单金额一致，而且银行结汇、货物报关单的金额均少于相应的购销合同金额。汇杰公司解释为外商已前期支付了定金，故存在报关及结汇金额少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实际上外商就是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的总款。本院认为，报关单是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书面申明。在博泽公司提供的报关单中明确填报了出口货物的总价值，博泽公司提供的结汇金额与该总价值一致。汇杰公司辩称报关单及结汇单中的金额未包含定金，明显与我国出口报关相关的规定不符。而且，汇杰公司亦未对该主张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汇杰公司的主张。根据前述证据反映的事实，本院采信博泽公司主张其收取的外汇为该合同项下的货款，其再按照汇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款项，该款项中包含了货款与退税款的主张。汇杰公司未否认其已收取2016年1月至12月31日的6316416.77元（9577813.86元-3261397.0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金额，即该款中已包含了退税款。在此情形下，汇杰公司再主张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退税款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依据双方《进出口代理合同》约定博泽公司收到汇杰公司增值税发票后七个工作日内将税金付给汇杰公司，而认定博泽公司未付退税款，未考虑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相应地，博泽公司应支付给汇杰公司的3261397.09元货款亦已包含退税款，汇杰公司主张该货款也需支付退税款，本院不予支持。因汇杰公司并未否认已收到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故博泽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三、博泽公司主张的参展费、推广费及测试费的问题汇杰公司提交的刘倩婷与余坤的QQ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交易中确存在博泽公司先行垫付费用再向汇杰公司请款收回的情形。但刘倩婷与余坤的聊天记录中亦反映2016年7月11日，汇杰公司在博泽公司的账户有结余款项332259.91元，加之此时仍有货款陆续支付，汇杰公司主张博泽公司用于支付参展费、推广费及测试费的款项是以汇杰公司在博泽公司账户内的结余款及收回的货款支付，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且，博泽公司亦未提供其以请款单的方式曾向汇杰公司要求回款但汇杰公司未付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综合博泽公司的举证情况，对博泽公司要求汇杰公司支付参展费、推广费及测试费不予支持，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博泽公司主张多支付汇杰公司6746009.78元的问题博泽公司据以提出该主张的依据为郭乃钱、郭乃澄、刘永逵签名的《博泽2015-2016费用》。经审查，该《博泽2015-2016费用》的签订时间与郭乃钱、郭乃澄、刘永逵与杜少杰所签的《2016年1月-2016月12月》《退税表》为同一天，但《博泽2015-2016费用》记载的数额与《2016年1月-2016月12月》及《退税表》并不一致，且从《博泽2015-2016费用》对盈利、亏损等项目内容进行统计可知，该《博泽2015-2016费用》仅为郭乃钱、郭乃澄、刘永逵处理合伙事务的内部对账，不能作为博泽公司主张债权的凭证。此外，博泽公司亦未对其付款情况予以举证，故其主张多付汇杰公司款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博泽公司上诉所提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案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10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261397.09元予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四、驳回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4384.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49384.56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13531.37元，上诉人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35853.19元；一审反诉受理费17653.23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367.81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汇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14367.5元，上诉人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46000.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