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47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2，男，1992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1，女，201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法定代理人：田某2，男，1992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系田某1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才发，男，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尔琼，女，1965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前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守和，金沙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6181100181。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发源，男，199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宏，金沙县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6181100188。 上诉人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与上诉人刘发源生命权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3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刘发源承担本案40%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项金额合计318,539.8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判决刘发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的刘发源离开时田某2和雷某已经喝醉了无法回家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田某2未将醉酒后的雷某送往医院救治存在过错相互矛盾；证人郑某的证言表明，郑某进入包房后见到田某2、雷某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当时在包房内只有田某2和雷某二人，刘发源根本没有在包房内，醉酒后的田某2不可能将雷某送往医院救治；雷某是因为与田某2、刘发源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导致心情不好才喝酒，但刘发源却执意同雷某反复碰杯劝雷某喝酒，田某2知道雷某酒量，曾多次劝雷某少喝并主动接过雷某的酒杯代其喝酒，一审以田某2没有尽到对雷某劝阻、直至超量饮酒的注意义务为由，认定田某2对雷某的死亡损失承担10%的责任与事实不符，田某2醉酒是刘发源插足自己的婚姻家庭及反复代雷某喝酒所致。一审判决认定三人共同饮酒及各自所实施的行为主要事实不清，对各自的责任划分明显不当，以致影响了实体方面的公正判决。2、刘发源在本案中具有两个方面的过错，应承担本案40%的赔偿责任。其一，刘发源插足、破坏雷某婚姻家庭的行为严重违反社会道德伦理。田某2与死者雷某系合法夫妻关系，且双方已生育有一女名田某1，刘发源明知雷某系有夫之妇，但其竟置法律及伦理道德于不顾，长期插足、破坏田某2和雷某婚姻家庭关系，其行为已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伦理，其具有严重过错。此外，刘发源邀约田某2、雷某三人吃饭喝酒的主要目的是“协商与雷某、田某2三者之间的情感关系”，刘发源要雷某在刘发源和田某2之间作出同谁居住生活的明确选择及表态，导致雷某心情不好而过量饮酒，这是导致产生本案死亡结果的主要原因。其二，刘发源实施的不作为过错行为与雷某的死亡结果具有必然因果关系。三人喝酒过程中，在雷某过量饮酒的情形下，刘发源未进行劝阻，相反与雷某频频碰杯，在雷某和田某2二人“醉得不省人事”的情形下，刘发源竟不管不问，离开现场扬长而去。其既未将田、雷二人护送回家或送往医院救治，也未将其二人醉酒的程度告知其家人，以致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导致雷某死亡结果的产生。刘发源实施的上述不作为行为具有严重过错，其行为已构成不作为侵权，应当依法承担本案40%的民事责任。3、一审判决显失公正，判决存在严重错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及本案充分证据表明，刘发源插足、破坏雷某的婚姻家庭，邀约雷某、田某2喝酒，协商其与雷某及田某2之间的感情问题以及刘发源频频劝雷某饮酒，在雷某醉酒后刘发源未予履行将雷某护送回家或护送到医院救治等义务，以致致产生了本案死亡结果。刘发源实施的上述过错行为与雷某的死亡结果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是造成雷某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刘发源对雷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刘发源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显属不公。 上诉人刘发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条；改判刘发源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上诉费用由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承担。事实合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是摘抄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的起诉状内容，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的内容不符(庭审视频为证)，一审判决有意偏袒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刘发源是受田某2和雷某要求吃饭，并非刘发源与田某2、雷某三人邀约吃饭，是因为田某2和雷某吃饭喝酒后搂搂抱抱，刘发源才离开包房，且离开包房时雷某没有喝醉酒的迹象，刘发源也不知道自己离开后田某2与雷某是否继续喝酒，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核实前述事实。根据田某2、田茂江在金沙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所作的陈述，刘发源与田某2、雷某吃饭喝酒是在2017年11月16日19时开始，2017年11月16日20时许田茂江接到电话并于21时许将田某2、雷某送回出租屋内，田茂江于21时至23时离开田某2和雷某，本案中雷某死亡不是在吃饭的餐馆内或者回家的途中，田某2、雷某的四位亲属田茂江、田时明、田时军、杨平四人已将雷某送回家中，即便刘发源自己送田某2、雷某回家也是会离开的，刘发源守护着田某2、雷某睡觉休息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且雷某死亡的时间是2017年11月17日3时许，如果护送雷某的田茂江、田时明、田时军、杨平预见到后果，将雷某送去医院救治就不会发生雷某死亡的结果。2、刘发源虽然参与吃饭喝酒，但不属于雷某死亡后承担责任的法律要件。刘发源离开餐馆时，没有发现雷某有醉酒的迹象，雷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饮酒过量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其在吃饭的过程中，不能理性控制饮酒，导致过量饮酒而发生死亡的悲剧，在吃饭的过程中，刘发源与雷某仅仅是情谊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且饮酒的过程中，无证据证明刘发源对雷某恶意灌酒，故意导致雷某陷入危险境地，因而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对雷某没有法定救助义务。且在雷某醉酒后，有四人将其安全送回家休息，且雷某死亡后，经法医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报告内容显示雷某的死亡与刘发源的行为之间并未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在我国民间的社会交往中宴请与接受宴请普遍存在，如果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无论关系如何，只要一起、端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悖社会常识，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精神。在本案中如果单纯地认定刘发源应当承担10%的民事责任，将会导致认定自然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泛化，其判决结果必将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相抵触，不符合我国的社交往来风范，诋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违背了地方的公序良俗。 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决刘发源限期一次性赔偿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83,583.8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发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刘发源认识雷某，成为朋友关系。刘发源认识雷某后，刘发源一直在追求雷某，但雷某不同意。2017年11月15日，田某2被强制戒毒期满，刘发源应雷某的邀请，亲自驾车带上雷某到黔西县戒毒所接田某2回家。2017年11月16日下午，田某2、雷某、刘发源三人邀约，在金沙××××河滨路弯弯桥旁“新鑫酸辣烫餐馆”一同吃饭喝酒，主要是协商刘发源与雷某、田某2三者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喝酒过程中，田某2、刘发源、雷某三人有碰杯喝酒的行为，共点了两瓶三星金沙回沙酒。吃饭喝酒后，刘发源提前离开。刘发源离开后，田某2和雷某喝醉了无法回家，田某2打电话给田时明来接，田时明又打电话给田茂江，田时军将田茂江接来。之后，田时军和田茂江就去接田某2和雷某，在金沙县中医院转弯路口处遇见田时明、田某2和雷某。田茂江叫雷某到医院治疗，雷某说没事，不用去。雷某不去医院后，田时明背着雷某，田茂江在后面扶着雷某，田时军就扶着田某2走。走到中华桥上，田茂江就背着雷某，田时明在后面扶着雷某。田时军朝河边方向走将田某2送到一中路住处休息。田茂江背着雷某走到金沙宾馆时将雷某放下来休息，并联系雷某的舅舅杨平开车来接。杨平开车来后，田茂江、田时明就把雷某扶上车后，将雷某送到一中路开心幼儿园附近雷某的承租房屋里。之后，田茂江等人将雷某、田某2扶到床上休息后，就先后回家了。2017年11月17日凌晨3时许，雷某死亡。后经金沙县公安局委托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雷某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遵医尸鉴(2017)法病鉴字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雷某系乙醇中毒合并呕吐物吸入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雷某死亡后，田某2等人以“被告插足雷某的婚姻家庭，要雷某在被告与其丈夫之间作出选择为由，邀请田某2夫妇吃饭并一起喝酒，被告目睹田某2和雷某过量饮酒并未进行劝阻。田某2和雷某喝醉后，被告未将其二人护送到家中，也未将其二人送到医院救治，也未将其醉酒程度告诉其家人，以致耽搁了雷某的最佳治疗时间，导致雷某死亡结果的发生。”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判决支持田某2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雷某生于1993年8月26日，与田某2系夫妻关系。雷某与田某2结婚后，于2014年4月20日生育一女田某1，至雷某死亡时已满3周岁。雷某的父亲雷才发生于1964年5月10日，雷某的母亲杨尔琼生于1965年6月3日。刘发源在公安机关陈述，雷某拿着酒来找刘发源碰杯，刘发源感觉雷某喝醉了。田某2、刘发源、雷某三人邀约吃饭喝酒，是田某2联系安排的餐馆，雷某结的账。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9,000元、其他费用1,000元，合计10,000元。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80元/年，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348元/年，上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66,279元(月工资为5,523.25元)。 一审法院认为，田某2、刘发源、雷某三人邀约吃饭喝酒，在发现雷某喝醉后，田某2和刘发源应当将雷某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或者护送到到家中休息。本案中，田某2和刘发源与雷某饮酒时，三人之间有碰杯行为，田某2和刘发源没有尽到对雷某劝阻、制止超量饮酒的注意义务。刘发源在雷某喝醉后提前离开，未将雷某送往医院救治或护送到家中休息，有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刘发源应承担一定的责任。雷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深知过量饮酒会伤害其身体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但雷某未予以自我控制，最终导致其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田某2作为雷某的丈夫，在雷某醉酒后，未将雷某送往医院救治，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为此，对于雷某的死亡，刘发源承担10%民事责任，田某2承担10%民事责任，死者雷某自身承担80%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规定，原告应获得的赔偿项目是：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死亡赔偿金为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丧葬费为5,523.25元/月×6个月=33,139.5元；3、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死者雷某的被扶养人只有一人，即女孩田某1，生于2014年4月20日，至雷某死亡时已满3周岁，还需要抚养15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348元/×15年÷2=152,610元。4、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为20,000元。5、鉴定等费用10,000元，但原告只要求赔偿鉴定费9,000元，是原告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确认该项费用为9,000元。上列合计796,349.5元，由刘发源赔偿10%即79,634.95元。为此，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合法，其合法部分应予以支持，不合法部分应予以驳回。刘发源不同意赔偿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刘发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79,634.95元；二、驳回原告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人民币3,530元，由原告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负担2,797元，由被告刘发源负担733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发源应否对因雷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果刘发源应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分担。本案中，雷某的死亡原因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遵医司鉴[2017]法病鉴字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乙醇中毒合并呕吐物吸入毒散呼吸道窒息死亡”，也即雷某的死亡与雷某饮酒后醉酒的事实相关。刘发源受邀与田某2、雷某在席间共同饮酒并相互敬酒的行为，表明刘发源与田某2、雷某之间已就共同饮酒的行为达成合意，三人共同饮酒后，互负照管和安全保护义务。刘发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人在醉酒后认知和行动能力均会下降，在无人照管和救助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发源作为同饮者，在饮酒过程中并未对雷某进行劝阻，离席时发现雷某已醉酒也未对雷某进行必要的照管或护送，轻信醉酒后的雷某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刘发源对雷某的死亡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刘发源对雷某醉酒死亡的后果存在过错，应对因雷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酒量以及醉酒后可能发生的危险应当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雷某对自身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刘发源与田某2、雷某在席间共同饮酒的行为符合一般社交习俗，属于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刘发源是受田某2、雷某夫妇的邀请赴宴参加饮酒，席间的酒水亦是由田某2、雷某夫妇提供，不能过分苛求于同饮者刘发源对雷某的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另外，田某2作为宴席的组织者、酒水的提供者和雷某的丈夫，其对雷某的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应大于受邀的同饮者刘发源，但因田某2已经通知了自己亲属将雷某护送回住处，田某2的责任可以相应减轻。结合本案实际，对于因雷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796,349.5元，一审认定由刘发源承担10%即79,634.95元的赔偿责任，田某2承担10%的责任，雷某自行承担80%的责任并无不当。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上诉主张的事实，与本案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不符。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以及刘发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和刘发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3,140元，由上诉人田某2、田某1、雷才发、杨尔琼负担6,080元，上诉人刘发源负担7,0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唐 琳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