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民初4454号 原告：王辉，男，汉族，1968年10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财富又一城”1栋1单元10层1-10号11层1-10号。 法定代表人：杨俊，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永霞，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王辉与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与（2018）川0108民初4453号案件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王辉，被告支付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永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补缴或补偿2011年12月、2012年1、2月社会保险及3月未足额缴费的金额（含医保等）。2、请求支付因被告没有依法与原告签订无固定劳动合同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015年至2017年9月期间33个月二倍的工资差额，共计96,878.1元。3、请求支付2017年9月克扣工资1,050元。4、请求支付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加班工资33,395.67元。5、请求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克扣的工资差额38,612元。6、请求支付2016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年休假16天补偿金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共计12,400.08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1年11月入职支付通公司绵阳营业部，任职客服经理（绵阳市城区收银设备维护）并且每天的工作必须通过邮件上报工作日志于被告指定的负责人及内勤人员。2017年9月底被迫离职。2011年12月、2012年1、2月社会保险费未缴纳，2012年3月至2017年9月期间未足额缴费，请求补缴或补偿。原告2011年入职已签第一次合同，2013年签了第二次劳动合同，2015年第三次劳动合同原告属于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违反合同法第八条的告知义务，采用空白劳动合同故意隐瞒合同内容，欺诈、诱骗原告签字。迫于被告的纪律要求原告不得不在空白劳动合同单方签字，待被告签填后返还合同，但被告一直未返还给原告，2015年所签合同是绵阳所有员工能证实的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八十一条应属无效合同，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一直未拿到合同致使原告一直认为2015年签订的是应当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提出仲裁时才知道诱骗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原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连续二次固定合同后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凭证应由用人单位举证，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是有效证据。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2941.8×33共计97,079.4元。被告2017年8、9月恶意克扣原告每月工资1,050元，共计2,100元。在劳动监察部门的督促下被告于2018年1月后勉强支付了8月克扣的工资1,050元。9月克扣的工资1,050元至今未支付。8月实发工资为2,680.95元，8月财务实发及工资银行流水只有1,630.95元，足以证明被告随意克扣拖欠工资。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因故停止绵阳的主要业务，无法提供工作岗位。原告实际工作时间是按被告要求的早上9点前打卡上班，下午17点下班的标准工时考勤制度，并没有实行劳动合同中的无效条款不定时工时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也属于劳动合同变更为标准工时制并实际履行。由于工作的适时性，被告要求全年24小时响应服务。节假日商业支付量大，安排一人轮换加班、工作量巨大（平时四人的工作由一个人承担）被告节假日还要求安排了值班名单。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并且未安排补休。且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八条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及第四十条：法定休假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原告工作期间按被告要求邮件上报工作日志，被告依据其数据考勤及计算绩效，其数据说明了原告加班是根据被告要求并知晓原告加班。被告已经掌握原告加班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用人单位应该提供其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也未按其考勤管理制度中第五条值班政策执行。被告2013年11月前一直有支付加班工资，从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47个月未支付加班费，共计休息日102天，法定假日11天。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日工资149.2元（年工资计35301.8+年终奖2000），应支付休息日30,436.8元（102×149.2×2），法定假日4,923.6元（11×149.2×2）。共计加班费35,360.4元。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单方面恶意克扣拖欠工资（与2017年8、9月克扣工资如出一辙）。员工工作日志记录了原告工作量2014年4月期间工作量业绩并无大的变动、合同约定也未改变，被告大幅度降低原告的工资无凭无据，随意克扣拖欠工资（实发工资由月均3,575.19元克扣为月均2,163.18元，而且不发放工资条与总公司同岗位薪资差距巨大），原告与被告长期协商未果，因其薪资矛盾被告更换并辞退绵阳营业部多位负责人，期间因薪资问题逼走员工近半数原告无力抗争。被告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条。为解除薪资矛盾2016年8月后实发工资稍有调整，但并未补足拖欠工资。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请求被告支付违法克扣拖欠工资对原告造成的差额损失39,536.28元。[按克扣前12月平均每月工资-克扣拖欠期间平均每月工资（3575.19-2163.18）×28]。原告社保累计缴费已满20年，并已提交了入职前的养老保险对账单，且入职简历已说明了原告累计工作年限被告并未提出异议，被告有责任义务认可其工龄。被告也未按其考勤管理制度中第六条休假规定第1.3项：员工工作年限按照社会工龄（以社保缴费年限核定）计算年休假。2012年被告未批准年休假，2013年至2017年被告每年只批准了原告5天年休假，2012年至2017年9月未休年假56天。由于2016年年休可以安排在2017年。按日收入149.2元，请求支付2016年-2017年年休工资7,161.6元（16天×149.2元×300%），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40天年假的3倍工资中其中一倍属劳动报酬工资不受时效限制5,968元（40天×149.2元）。原告认为，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为由不采信其证据，部分裁决结果明显不当，无法令人信服。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新的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被告支付通公司辩称，第1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应予以驳回，且诉讼请求中要求的缴纳未足额缴纳部分超过了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第2项诉讼请求，原被告已经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不存在二倍工资，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且第2项请求的金额超过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第3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克扣原告工资，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4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安排原告加班，因此不存在加班工资，且诉讼请求中的加班工资金额超过仲裁请求中的金额，应予以驳回。第5项诉讼请求，被告从未克扣原告工资，因此不存在工资差额，应予以驳回。第6项诉讼请求，原告已经休了年休假，因此不存在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一、根据双方陈述，王辉于2011年11月29日入职支付通公司。2015年1月1日，支付通公司（用人单位，甲方）与王辉（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28日；乙方从事客户经理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甲方可按依法制定的或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分配制度调整乙方绩效考核工资。 另查明，王辉于2017年9月30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二、2018年1月19日，王辉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被申请人为支付通公司。仲裁请求为：1、补交2011年12月、2012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2、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6,690元；3、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930元/月+736元/月加班费+167元/月年终奖×5.5月），并支付克扣2017年9月工资1,050元；4、支付2013年11月至2017年9的加班工资34,602元；5、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工资的差额32,116元；6、支付2012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休假补偿金并支付1-9月年终奖共计31,740元。仲裁委作出绵劳人仲案[2018]16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通公司支付王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047.26元。支付通公司就该裁决向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仲裁委作出绵劳人仲案[2018]16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通公司支付王辉2017年9月工资1,050元；驳回王辉的其他仲裁请求。 王辉于2018年5月14日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并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邮寄诉状。支付通公司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绵劳人仲案[2018]161-1号《仲裁裁决书》，该法院作出（2018）川07民特45号《民事裁定书》，以王辉已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起诉为由，裁定驳回支付通公司的申请。 三、根据社保缴费记录，王辉的工龄已超过20年。2017年王辉已休年休假5天。 四、王辉的实发工资情况为：2016年10月2,599.34元、2016年11月2,639.31元、2016年12月3,239.35元、2017年1月2,479.15元、2017年2月2,669.66元、2017年3月2,699.66元、2017年4月2,659.66元、2017年5月2,779.66元、2017年6月2,600.55元、2017年7月2,610.95元、2017年8月2,680.95元（其中1,050元为支付通公司于2018年1月补发）、2017年9月1,610.95元。 支付通公司举出的工资表载明王辉的工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提成工资、保密工资、津贴补贴。其中2017年2月-8月，王辉的工资中均包含提成工资1,050元；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及2016年12月王辉的工资组成中包含绩效工资600元。 王辉的工资表载明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应发工资情况为：2016年10月2,829.68元、2016年11月2,869.65元、2016年12月3,469.69元、2017年1月2,709.49元、2017年2月2,900元、2017年3月2,930元、2017年4月2,890元、2017年5月3,010元、2017年6月2,920元、2017年7月2,860元、2017年8月2,930元、2017年9月1,860元。 五、庭审中，王辉陈述：上班要求打卡，下班没有要求打卡，但公司要求5点过后才能办理自己的私事，在5点后有事也必须要处理。上班时间必须到公司办公室报道，在负责人安排当天工作后，王辉就到外面去跑。 六、庭审中，王辉出示工作日志打印件。拟证明：王辉加班是根据支付通公司的要求并知晓王辉加班。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不能证明王辉的证明目的，支付通公司并未要求过原告加班。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工作日志无支付通公司的签章，且系打印件，故本院不予采信。 七、庭审中，王辉出示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2015年劳动合同是支付通公司欺诈王辉在空白劳动合同单方签字，支付通公司一直未返还，王辉离职后才知道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另拟证明，实际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节假日根据公司制度安排值班，并安排有值班表。 支付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系复印件，合并审理两案原告均签字互相给对方证明，不符合证人证明的相关规定，且其他证人未出庭作证，应不予采信其证明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且王辉未证明出具书面证言的人与支付通公司的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工资表、银行流水明细、社保缴费记录、请假申请单、（2018）川07民特45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王辉作为劳动者，被告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双方均应当依照劳动法律法规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义务。本院结合王辉的仲裁申请，对王辉的诉讼请求认定如下： （一）关于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补缴或补偿2011年12月、2012年1、2月社会保险费及3月后未足额缴费的金额（含医保等）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 （二）关于王辉提出的因被告没有依法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应当向其支付2015年至2017年9月期间33个月二倍的工资差额96,878.1元的诉请。王辉于2011年11月29日入职支付通公司，根据双方出示的证据，双方仅于2015年1月1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支付通公司支付王辉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期间应为2011年12月30日至2012年10月30日，之后双方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通公司不应再支付王辉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因此，对王辉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7年9月克扣工资1050元的诉请。由于支付通公司举出的工资表载明2017年2月-8月，王辉的工资中均包含“提成工资1,050元”，而支付通公司未举出提成工资计算的依据及王辉2017年9月不应获得提成的证据，故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院认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王辉2017年9月未发放的工资1,050元。 （四）关于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3年11月至2017年9月加班工资（休息日102天，法定节日11天）33,395.67元的诉请。首先，根据仲裁时效为1年的规定，由于王辉于2018年1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故其提出的2017年1月18日以前的加班工资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且王辉关于“上班要求打卡，下班没有要求打卡，但公司要求5点过后才能办理自己的私事，在5点后有事也必须要处理。上班时间必须到公司办公室报道，在负责人安排当天工作后，王辉就到外面去跑”的陈述，反映出王辉的工作岗位属于外勤，具有不定时工作制的特点，因此，在王辉未证明其每天按照标准工时制（8小时/天）工作的情况下，本院认定王辉所在岗位实际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故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支付通公司不应支付王辉加班工资。 （五）关于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拖欠克扣的工资差额38,612元的诉请。王辉提出的理由为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工资由月均3,575.19元降为月均2,163.18元，支付通公司应补足差额。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劳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工资组成，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及2016年12月王辉的工资组成中包含“绩效工资”600元，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该“绩效工资”的发放依据及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王辉不应发放“绩效工资”600元的依据，故支付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支付通公司应支付王辉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未发放的工资16,800元（28月×600元/月）。另外，由于王辉的工资组成包含提成工资，每月工资有所浮动属于合理范围，因此，除去“绩效工资”外，支付通公司不再支付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 （六）关于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6年至2017年9月未安排年休假16天补偿金及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共计12,400.08元的诉请。由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时效为1年，王辉于2018年1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故除其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外，其余请求均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王辉工龄已满20年，故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其应享受15天/年的年休假，由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计算王辉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天数应为6天（272天÷365天×15天-5天）。根据王辉2016年10月-2017年9月期间的实发工资情况（包含2017年9月未发工资1050元），王辉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实发工资为2,693.27元/月，故支付通公司应支付王辉未休年休假工资为1,485.94元（2,693.27元/月÷21.75天/月×6天×200%）。 由于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时应扣除用人单位已发放的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本案中，王辉主张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期间的正常劳动工资，但2012年至2014年3月期间支付通公司已足额支付其工资，且本院已认定支付通公司应支付王辉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未足额发放工资的金额，因此，王辉提出的支付通公司支付其2012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的40天正常劳动工资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辉支付2017年9月工资1,050元、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16,8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485.94元，共计19,335.94元； 二、驳回原告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成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胡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