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终11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根芳，195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代理人：王剑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丹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市敏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史魏家社区。 法定代表人：陈利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温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根芳为与被上诉人宁波市敏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华公司）定期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1月14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袁根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剑纳、被上诉人敏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莉参加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根芳于2018年8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敏华公司立即支付袁根芳拖欠的船舶租赁费101.4万元及该款自2011年1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袁根芳系“宇浩629”轮的所有人。2010年1月30日，袁根芳与敏华公司签订一份租船协议，约定敏华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租用袁根芳所属的“宇浩629”轮，租期自2010年2月20日至2011年2月19日止，租金每月16万元，需在每月20日付清等。合同签订后，袁根芳按期委派上述船舶到敏华公司指定的现场进行泥驳作业，敏华公司实际租用船舶至2011年1月20日，应付租金174.4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73万元租金，敏华公司尚应支付101.4万元。嗣后，敏华公司又同袁根芳签订继续作业协议，袁根芳一直为敏华公司作业至2017年底才结束，期间上述拖欠款项经袁根芳多次催讨未果，故提起诉讼。 敏华公司一审中答辩称：1.涉案租船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租金的支付日期为2011年2月20日，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应从2011年2月21日开始，鉴于本案不存在可延长时效起算点的事由，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袁根芳主张的租金请求权利已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2.袁根芳未举证涉案工程租金金额，更无法证明敏华公司实际欠款金额，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驳回袁根芳的全部诉请。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10年1月30日，袁根芳与敏华公司签订租船协议，约定敏华公司向袁根芳租用“宇浩629”轮到宁波其承揽的疏浚工程进行施工，租期自2010年2月20日至2011年2月19日，月租金为16万元，袁根芳确保船舶每月27天施工状态，不足或超出部分按比例增减，敏华公司必须在每月20日付清租金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根芳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租船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的期限为每月20日，应自最后一期租金的支付期限即2011年2月20日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至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之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鉴于袁根芳未举证证明涉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已超过诉讼时效，袁根芳已丧失胜诉权，对袁根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袁根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033元，减半收取9016.5元，由袁根芳负担。 袁根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袁根芳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袁根芳系“宇浩629”船的船东。2010年1月30日，“浙普驳56”“宇浩629”与敏华公司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租船时间为2010年2月20日到2011年2月19日，租金每月每船16万元。租期结束后经结算租金共计174.4万元，扣除敏华公司陆续支付的73万元，尚欠101.4万元。当时因敏华公司资金紧张要求拖欠至其承揽的工程结束后支付，袁根芳考虑与敏华公司继续合作也表示同意。2012至2015年袁根芳以按装载货物重量计价方式继续为敏华公司承运，施工地仍与2010年合同相同的疏浚工程。这几年间双方之间款项支付均由敏华公司股东陈建华打款到袁根芳银行卡内。2016、2017年袁根芳继续为该疏浚工程运输渣土，但对应的付款方为与敏华公司合作的阮姓老板。2013、2014、2015年双方之间合作基本每月结算并已付清。2015年11月经结算尚应付袁根芳101228元，该款由阮姓老板代付10万元，余款1228元由陈建华在2016年2月1日支付。因袁根芳向敏华公司催讨2010年的租金欠款，敏华公司于2016年4月6日支付了2万元，之后多次上门催讨未果。关于诉讼时效，案涉租金的产生时间确实在2011年2月20日，但之后直至2015年底，双方仍在继续合作，之后的运输费用于2016年2月1日才支付完毕，双方之间的业务一直处于延续状态，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即使袁根芳未能证明租期届满后多次催讨的事实，但2016年4月6日敏华公司支付了案涉租金2万元，该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案涉租金的诉讼时效未届满，一审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不当。关于欠付租金金额，袁根芳提交了租船协议，也提交了自己记载的原始账单，袁根芳所举证据已达高度盖然性，应予支持。 敏华公司针对袁根芳的上诉答辩称：一、2010年租船协议是一个独立合同，其合同性质、签署主体、工程事项、结算依据等均与袁根芳提交的2013、2014年三份运输协议没有关联性，袁根芳将二者混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合同签署主体不同。租船协议是敏华公司与袁根芳签署，运输协议则由敏华公司与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合同性质不同。租船协议性质是定期租船合同，而2013、2014年的三份运输协议性质均为运输合同。3.各份协议结算独立无牵连。租船协议以月租金形式结算，租期一年，租金每月20日付清；运输协议以运费形式结算，每车运费320元，每月结算一次在次月10日前支付。4.工程内容和操作模式不同。租船协议约定的宁波港口之间的工程在合同期满即2011年2月19日前已告终结，而运输协议是宁波江北豪城码头至舟山金塘北部围垦工程消纳地点，并非同一事项。5.合同约定的油款等费用的承担方式也不同。租船协议约定敏华公司承担费用，而运输协议约定由袁根芳负责。二、袁根芳将2016年4月6日敏华公司退还严厚康的2万元费用作为案涉租船合同的付款实属牵强。袁根芳无法举证该款项与涉案租船协议之间的关联。敏华公司经核实该2万元付款水单实为运输协议下码头停泊费用、水费和电费等的部分返还。三、袁根芳无法证明租金欠付事实及欠付的具体金额，其以所谓高度盖然性确定欠付租金金额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租船协议在当时即已结算完毕。敏华公司在之后七年多时间因办公室搬迁和人员变动等原因，无法取得当时的凭据。而且运输协议项下多达700多万元款项均已支付，袁根芳在长达七年时间未进行任何书面催索，也可印证敏华公司不存在未付租金的事实。四、袁根芳主张敏华公司欠付租船协议下租金无依据，且已超过我国海商法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袁根芳提交4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2012至2017年银行流水单，拟证明2012年至2015年11月，袁根芳继续给敏华公司施工，运费一月一结，敏华公司于2016年2月1日付清运费余款，2016年4月6日敏华公司支付的2万元是2010年运费。证据二，宁波市江北豪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2年至2015年豪城公司与敏华公司系合作关系，袁根芳与敏华公司之间的运输协议是从豪城码头装渣土，2016年起袁根芳与豪城公司发生运输关系，同时敏华公司也与豪城公司有运输关系，拟证明豪城公司对袁根芳与敏华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情况及2010年运费拖欠的情况知情。证据三，豪城公司结算单一份，拟证明袁根芳向豪城公司借款20万元，其中10万元在豪城公司应付敏华公司的运费中抵销，另10万元在豪城公司应付袁根芳的运费中抵扣。此外，袁根芳申请俞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俞某述称：其所属“浙普驳1008”船与严厚康“浙普驳56”船、袁根芳“宇浩629”船一起于2010年被敏华公司租用。2010年11月前敏华公司先后2次各汇给严厚康100万元，严厚康平均分配给三船。之后，敏华公司未再给严厚康钱，俞某自己又向敏华公司拿到50万元。 敏华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认为：首先，袁根芳二审提交的证据均非二审新的证据。其次，对第一组证据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2016年4月6日2万元的汇款水单并无证据证明对应租船协议项下租金，实际上该2万元是运输协议结算完成后退还先前预扣的码头费用。第二组证据豪城公司《情况说明》，没有该公司人员签字，来源不明，不应采信，且豪城公司对本案双方之间的结算情况其并不清楚，并已向敏华公司出具书面说明表示撤回这一部分内容。第三组证据豪城公司结算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真实也是豪城公司与袁根芳之间的结算，与敏华公司无关。对于证人俞某证言，因俞某系经严厚康介绍与敏华公司签订协议的，且在调查中其自称2011年工程结束后与严厚康无经济往来，该陈述与严厚康提交的银行水单记载不符，双方于2014年1月27日有款项往来，故证人俞某与严厚康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真实性。而且，俞某没有参与袁根芳与敏华公司的业务，不可能知悉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业务沟通情况，故对关联性亦不认可。 敏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材料：豪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豪城公司撤回了其出具给袁根芳的《情况说明》中关于敏华公司与袁根芳之间存在欠款及催讨的内容。 袁根芳对敏华公司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2012年至2015年间袁根芳与敏华公司合作为豪城公司运输，2016年起袁根芳直接与豪城公司发生运输关系，对豪城公司撤回相关说明表示理解。 本院对袁根芳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证如下：证据一2012年至2017年银行流水单，敏华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银行流水单上收付款记录均为2012年后双方的经济往来，每笔款项收入均未备注与本案双方之间因租船协议发生的支付情况有关，其中2016年4月6日陈建华支付严厚康的2万元亦未备注“租金”或“2010年租船协议”等相关字样，袁根芳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2万元款项为2010年租金，由于2012年5月至2015年11月期间袁根芳与敏华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故不能认定该款为本案2010年租船协议项下的款项。证据二豪城公司《情况说明》，该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相关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该说明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已由该公司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撤回，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三豪城公司结算单，记载的内容是豪城公司与袁根芳之间结算情况，与本案双方之间基于2010年租船协议产生的权利义务并无关联性。证人俞某证言，俞某与敏华公司之间亦签订有租船协议，俞某关于敏华公司先后仅2次汇给严厚康各100万元，以及之后其又自行从敏华公司处领取50万元的陈述均无相应证据，故凭俞某的陈述尚不足证明敏华公司欠付袁根芳租金的事实。 本院对敏华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经审核认为，该说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相关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豪城公司先后为双方当事人出具《情况说明》，部分内容存在矛盾，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经审理，袁根芳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袁根芳依据租船协议提起诉讼要求敏华公司支付约定租金，故本案系定期租船合同纠纷。根据袁根芳的上诉意见以及敏华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根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未超过，则敏华公司是否欠付袁根芳租金以及租金金额。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袁根芳与敏华公司于2010年1月30日签订租船协议，约定租期自2010年2月20日至2011年2月19日，租金每船每月16万元，月租费必须在每月20日付清等。因此，本案租船协议项下租金的请求权应自最后一期租金支付期限即2011年2月20日之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诉讼中，袁根芳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之后两年内向敏华公司主张权利等事实从而导致诉讼中断，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至2013年2月20日止已届满。虽然袁根芳在诉讼中主张其与敏华公司之间的租船合同关系一直持续至2015年11月，但由于其提交的运输协议在签订主体、合同性质、施工地点、费用结算方式等方面均与本案租船协议不同，故其提出双方之间租船合同关系延续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袁根芳又主张敏华公司于2016年4月6日向袁根芳支付的2万元系本案2010年租船协议项下款项，但该笔付款相应的银行流水单并无任何备注内容，且由于双方之间的租船合同关系已于2011年2月19日终止，2012年5月之后至2015年11月期间双方之间又因运输协议发生经济往来，故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银行流水单不足以认定2016年4月6日的2万元系2010年欠付的租金。而且，即使该2万元款项系租金，因该支付行为发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此外，尽管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但是，在2017年10月1日前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不能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故袁根芳上诉提出应适用我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鉴于袁根芳未举证证明涉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袁根芳于2018年8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敏华公司存在欠付2010年租船协议项下租金的情况，袁根芳亦已丧失胜诉权，故本院对敏华公司是否欠付租金及租金金额不再分析评述。一审判决驳回袁根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袁根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33元，由上诉人袁根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孔繁鸿 审判员  王健芳 审判员  樊清正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