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5民初5660号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法定代表人：王淦平，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邱永海，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负责人：陈岩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振，该公司法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负责人：王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陈梦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邱永海，被告京东公司委托代理人郭振，被告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委托代理人何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7月23日，在广澳高速北行50公里100米处，被告京东公司的驾驶员林洪卫驾驶粤Ａ×××××重型厢式货车，原告驾驶员李亚新驾驶粤Ｓ×××××大型客车（该车载有乘客），由于被告京东公司的驾驶员林洪卫驾驶时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向前撞击原告车辆的车后，导致原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车辆无法继续行驶而被拖去修理，因此转由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化州分公司承运。经交警认定，本次事故被告京东公司的驾驶员林洪卫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京东公司未向其赔偿，被告京东公司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一、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37703元（拖车费2800元、修理费35000元、转运费56000元、停运费38903元、保险费2941元、车辆折旧费损失10958元、律师费5000元）；二、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庭审时，原告明确转运费是包括成本的30000元和利润的26000元。庭后原告对诉讼请求一进行了重新明确为：拖车费2800元、修理费35000元、停运损失51000元【26000元（转运13天）+25000元（停运25天）】、保险费2941元、车辆折旧费10958元、律师费5000元，合计107699元。被告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辩称：一、涉案车辆在我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000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我司未向原告垫付任何费用。二、我司同意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主张的部分合理合法诉请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原告主张的间接损失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原告诉求，我方意见如下：1.对原告主张跨省运输的费用不予认可，原告主张是去浙江温州，但根据其提交的包车许可证，其没有跨省运输的资格；2.拖车费，开票时间是5月29日，距离事故发生有10个月，我方认可南沙区的拖车机构，但对原告主张的佛山的拖车机构开出的发票三性不予确认；3.维修费无异议，我方认为维修时间过长，10天为宜；4.对原告提交的包车费单据三性有异议，原告提交的化州市植保公司的包车费金额为56000元，出具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是在事故后5个月出具的，对原告主张的转包不予确认，也无法确认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营运乘员去温州的事实，该部分应当为间接损失，原告也没有提交转包合同，仅提供发票无法证明因本次事故发生的转包费用。5.保险费，该费用是原告与其车辆的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事故发生后原告可以向其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其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范围内。另，原告提交了保险费发票，与原告提供的保单显示的保费不一致，明显超出保费，该份保险是商业三者险，事故后仍生效，原告的所有保险与我方无关，因此不予认可。6.律师费，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我方不予认可。针对原告的重新明确诉讼请求，保险公司回复意见为：停运损失费系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我方赔偿范围，保险费、车辆折旧费、律师费损失均非法定损失赔偿范围。被告京东公司辩称：一、我司认可事故的事实，事故发生时林洪卫是履行职务行为，他是我司员工，我司愿意承担替代赔偿责任。二、我司涉案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因此本案中所有应由我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承担。三、我司不认可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具体意见与保险公司一致。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3日16时02分，在广澳高速北行50公里100米处，林洪卫驾驶粤Ａ×××××重型厢式货车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与原告驾驶员李亚新驾驶的粤Ｓ×××××号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导致原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林洪卫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亚新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随即将车辆拖至佛山市飞驰客车修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佛山市飞驰客车修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出具《证明》记载车辆号牌为粤Ｓ×××××号大客车于2017年7月23日晚上拖入我司进行事故修复的施工作业，至2017年8月30日全部完工，经检验合格出厂。原告支付了拖车费2800元及维修费35000元，并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对维修费没有异议，但对拖车费有异议，其只认可南沙地区的拖车机构，不同意由佛山地区的拖车机构产生的费用，且提出拖车费发票的开具日期距离事故发生10个月后，对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可。原告称发票是后面补开的，但确系事故后产生的费用。庭前，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评估，请求评估维修期间的停运损失为25000元，具体以鉴定机构意见为准。2018年11月2日，经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本院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民太安公司）对原告的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评估，民太安公司接受委托后，向本院表示原告提交的申请内容不清，要求原告补充说明停运时间。本院通知原告后原告向本院补充和更正了申请评估的内容，具体为从2017年7月23日计算至2017年8月30日共38天的停运损失，请求评估金额为51000元（26000元+25000元），其中13天的转运损失为26000元，25天停运损失25000元。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针对原告上述补充及更正意见如下：1.原告主张的维修时间38天不合理，正常维修无需那么长的时间。另，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记载，原告涉案车辆因有三次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被公安机关采取了扣留行驶证处理。交警部门扣留行驶证的涉案车辆是不能上路行驶的。故公安机关扣留行驶证期间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能计算在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失期限内。2.对原告主张的13天转运损失26000元有异议。原告涉案车辆《道路包车客运经营许可证》为市际包车、县际包车、县内包车，涉案车辆无到温州包车法定资质，原告主张前13天温州包车利润26000元为损失不合法。后来的停运损失25000元也不合理。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记载，原告涉案车辆因有三次以上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被公安机关采取扣留行驶证处理。交警部门扣留行驶证的涉案车辆是不能上路行驶的。故其将其违法行为导致车辆不能正常行驶期间计算到交通事故致损停运期间不合理。京东公司对此未作回应。2018年11月30日，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编号为MTA(C)GD0120180046《评估报告》,该报告记载：资料显示，粤Ｓ×××××号车于2017年7月23日事故发生后拖车至佛山市飞驰客车修理有限公司修理厂维修至2017年8月30日竣工提车，期间耗时38天，我司假设这个时间为本次事故粤Ｓ×××××号车停运的全部时间。又根据原告方提交的《补充和更正说明》资料所示，事故发生后在现场作转运续航，这个时间为13天。所以，本次评估的停运时间采用委托材料中《民事诉讼状》所述的停运日期计算，即停运时间按为25天计算。根据市场价格咨询情况取平均值，带司机租车费用为1600元/天，经咨询该行业的司机工资（含社保即住房公积金、伙食津贴等）约为350元/天，因此，纯租车所需的费用核定为人民币900元/天。公估结论为：本次事故粤Ｓ×××××号车在修复期间停运损失按25天计算金额核定为人民币22500元（900元/天×25天）。原告对上述报告意见为：1.对评估报告认定的每日停运损失900元（已除去成本）没有异议；2.对评估报告中认定停运损失仅为25天有异议，原告的停运天数是包括转运天数的13天和没有转运天数的25天，即合计为38天。我方认为解决如下：（1）认同转运公司出具13天转运损失合计为26000元的意见；（2）把转运的13天天数亦按转运的每日900元标准计算。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对上述报告意见为：1.本案车辆因有三次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被公安机关采取了扣留行驶证处理。而被公安机关采取了扣留行驶证的车辆是不能上路行驶的。故公安机关采取了扣留行驶证期间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能计算在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失期限内，原鉴定报告应考虑扣除涉案车辆行驶证扣留期间的时间；2.原告主张的相关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赔偿范围。被告京东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该报告的质证意见。庭审时，原告陈述事故时运输合同的承接和转运情况。具体为原告从广东省从化市植保公司处承揽浙江温州的双程来回包车业务，该项业务费用总额560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交由化州运输分公司替代运输旅客到目的地，即原告将整项业务转给化州运输分公司，后化州运输分公司出具发票给原告。原告向本院提交了金额为56000元的包车费发票。2018年9月25日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化州运输分公司出具《转运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司于2018年6月5日开具给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一张56000元‘运输服务包车款’发票的原因是，2017年7月23日，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粤Ｓ×××××车辆经营者承接到运载一批广东化州至浙江温州旅客旅游的包车业务，因其车辆当日下午行驶至广澳高速时发生交通事故而无法继续运载车上旅客到目的地而请求我司转运其车上旅客、支付给我司包车款56000元，为此我司于2018年6月5日补开当日包车款的发票。按正常计算，从广东化州至浙江温州运输包车的各种成本合计不超过30000元。特此证明。”原告主张保险费2941元（42942.25元÷365天×25天），其称涉案车辆的保险费总额是42942.25元，由于车辆已经停运无法行驶，该期间内保险的用途无法实现，应视为自身的损失。原告主张车辆折旧价10958元，计算方式为车辆总价750000元，保险及落户50000元，按照现有客车运输规定，只有5年的客运期间，因此计算公式为800000元÷365天×25天=10925元，由于停运的25天内无法进行客运，即为5年客运期限中损失了该期间的运输收入。原告为主张律师费，向本院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5000元的律师费发票。其称由于被告怠于赔偿原告，致使其未能及时获得赔偿，因此通过诉讼途径请求赔偿，因处理该事故而花费的律师费属合理损失。粤Ａ×××××车辆登记车主为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该车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时，林洪卫是粤Ａ×××××车辆驾驶员，京东公司确认事故时林洪卫正在履行职务。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主张停运损失免赔，其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认为根据上述合同条款，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在其保险赔偿范围内。被告京东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保单，其主张当时只收到保险公司的电子保单，线下没有给其邮寄书面材料，电子保单中也没有附件，因此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免责条款不生效，不认可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主张的任何免赔事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称庭后补充投保过程的说明以证明在线上投保的时候已经明示告知免责条例，但其后并未提交本院。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庭后向本院提交由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盖章的《团车投保明细》，记录了客户名称为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项下共计23条投保单明细，但不包括本案京东公司所有车辆。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称，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属所有分公司包括本案被告京东公司的车辆都是统一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且已经投保多年，被告京东公司应当知晓保险条款。京东公司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质证意见与京东公司一致。本院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且经事故双方签名确认，本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予以确认。林洪卫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作为其雇主的京东公司对此承担替代责任。粤Ａ×××××车辆在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100万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主张停运损失免赔，在京东公司主张电子投保未见任何保险条款情况下，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已尽足够的合理的提示义务，本院对于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停运损失免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先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2000元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根据其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京东公司予以赔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本案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拖车费2800元，实际发生，且原告提交相应发票，虽然发票日期并非事故发生之日，但实际经济来往中确有延后开具发票的情况，本院对该费用予以确认。2.车辆维修费35000元，原告提交相关的维修费票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3.车辆停运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车辆2017年8月30日维修完毕，在整个维修时间38天内，原告车辆是无法使用的，原告申请评估时提别提出的13天转运损失，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原告车辆维修期间无法使用的基础。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提出维修时间过长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原告车辆维修时间明显超出合理维修时间，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还称应当扣减因交警部门扣押原告车辆行驶证导致的停运时间，现原告主张的停运时间并未涉及扣押证件无法上路行驶时间，故对该抗辩也不予采纳。本院认定原告车辆的停运时间为38天。民太安公司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其具有鉴定资质，鉴定过程合法，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尽管因原告对停运时间的表述不清，导致民太安公司没有对原告自行主张的转运时间（13天）予以评估，只对原告自身主张的停运时间（25天）进行评估，但是民太安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对于停运期间每天的租车费用进行了市场咨询及评估核定，得出的900元/天的计算标准具有客观性，且原告也认同该标准，故本院确认原告的停运损失为34200元（900元/天×38天）。4.保险费，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保险费是因原告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而产生，原告车辆损毁维修不影响原告与其投保保险公司间保险合同的履行，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车辆折旧费，原告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已经进行维修，且本院已支持维修费，更支持了其因停运期间产生的损失，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6.律师费，是原告的诉讼成本，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损失包括拖车费2800元、车辆维修费35000元、车辆停运损失34200元，共计72000元。根据前述理由，上述损失中的车辆维修费35000元，应先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2000元限额内承担；其余各项费用及超出交强险部分共计70000元，由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付。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共计需支付原告7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72000元给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27元由原告东莞市盛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729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7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陈梦芷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