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725民初1793号原告：康占英，女，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都希，内蒙古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洪帮，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内蒙古运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内蒙古运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康占英与被告李洪帮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都希，被告李洪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赵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36828.61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的继母，原告与被告的父亲李树贤于1998年6月12日结婚，李树贤于2018年2月8日因病去世。2009年开始李树贤的单位及国家每年都发放农资直补、综补及长寿、养老补贴，发放至老人去世为止，共计发放了34631.63元，李树贤的补贴银行卡及款项都由被告控制。自李树贤住院后，被告持有李树贤老人的银行卡。除此之外，自2015年9月1日李树贤住院卧床开始，被告控制并掌管李树贤的工资卡，经调查得知到李树贤去世为止，被告从李树贤的工资卡里共计支取了639025.59元，但未将上述款项交付给原告或者李树贤。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上述收入应是原告和李树贤的夫妻共同收入，原告应分得一半。被告辩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的父亲李树贤自2015年8月病重住院至2018年病逝，被告和被告的妻子承担了照顾赡养病重的父亲及原告生活的全部义务，因原告年事已高，便将被告的父亲的工资卡交给被告安排花销，包括在海拉尔的房租费、住院9次180余天的费用、医药费、交通费、水电费、取暖费、伙食费等，实际上被告为照顾父亲和原告实际支出的花销远远高于被告父亲的工资收入，高出部分均由被告支出，被告未从父亲的工资收入获得不当利益，没有要求给付护理费，而且承担了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修建墓地等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被告夫妻为照顾赡养病重的父亲及原告，自家的羊无人照看损失巨大，对此原告是完全知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利益构成要件包括没有法律根据和取得不当利益，被告未取得不当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在李树贤与原告的共同财产分割之前，并不能确定原告是否有个人财产及数额。自2015年8月李树贤生病至2018年2月去世之前，被告代管工资卡及补贴卡期间，工资卡内发放了286993.96元，补贴卡内发放了10922.06元，原告称补贴发放34631.63元和被告从李树贤的工资卡中支取了639025.59元与事实不符，且代管工资卡及补贴卡期间，被告从两张卡中支取的款项全部用于支付了生活基本花销及日常购买药品。被告还自行额外负担了父亲的部分医疗费及住院费等共计137418.85元。自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被告代管父亲的工资卡及补贴卡期间，工资卡内其中189872元抚恤金已经由原告及被告的兄弟姐妹平分，两张卡内剩余35381.59元均用于支付部分丧葬费，被告实际支出丧葬费7万元左右（其中有票据的45347.3元），不足部分由被告自行承担，不存在被告取得原告个人财产的情形。2018年10月11日，梁文丽（系原告儿媳）代原告领取了4万元抚恤金，并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到此款后无其他争议，其签订协议、领取抚恤金、出具收据的行为均代表了原告，收据中载明的再无其他争议可以证明原告明知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工资已全部用于生活花销，2018年3月以后的工资除了抚恤金均用于丧葬费，不存在被告不当获利情形。原告的工资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工资的50%应作为被告父亲的遗产依法继承，被告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以上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结婚证，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父亲李树贤于1998年6月12日结婚。被告质证，对结婚证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无异议；二、死亡注销证明，用以证明李树贤于2018年2月8日因病去世。被告质证，对死亡注销证明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无异议；三、2009年至2018年呼伦贝尔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河西支行流水明细5张，用以证明2009年开始国家每年给李树贤发放农资直补、综补、长寿养老补贴共计发放了34631.63元。被告质证，对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不认可，被告自2015年9月开始代管该银行卡，至2018年2月，共发放补贴款10922.06元，被告从银行卡中支取了10830元，均用于生活花销。李树贤去世后，2018年2月9日李树贤的工资卡显示余额为1151.09元，2018年7月27日进账640元，截止2018年9月21日银行卡内余额0.83元，李树贤去世后银行卡内余额为1791.09元，该笔款用于了丧葬费。四、李树贤在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账户及银行账户开户至2018年11月期间交易明细（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用以证明自2015年9月7日至李树贤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被告从李树贤的工资卡内支取了639025.59元，该部分收入属于李树贤的工资收入，一半应归原告所有。被告质证，对李树贤在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账户及银行账户开户至2018年11月期间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自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工资卡内发放金额286993.96元，另有报销的5笔医药费137418.85元，该5笔医药费均由被告自行支付，李树贤去世前2018年1月31日工资卡内余额显示75.03元，截止2018年11月2日，李树贤的工资卡内余额为零。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房屋租赁合同三份，用以证明李树贤患病后被告为了便于照顾父亲，自2015年9月29日起至2018年9月29日止在海拉尔滨州明珠租住楼房。原告质证，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从时间来说，2017年至2018年的合同是整年租赁，李树贤于2018年2月8日去世，为了照顾老人而租房的证据日期与证明目的之间存在矛盾。二、2016年11月21日水费发票、2015年10月13日由海铁房产中鑫物业出具的收款收据、2016年呼伦贝尔市医疗口腔门诊收费专业发票、2016年9月27日庆云小五金经销部存根、2016年3月11日购买排风扇收据、2018年2月1日安利日用品有限公司购货单、2017年12月29日宏宇电器家电销售单、2016年李树贤的补交党费收据，用以证明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被告平均每月从李树贤的工资卡里支取8000元至9000元均用于生活花销，包括医疗器械费300元、药品费3359元、党费1032元、水费及门禁卡费、购买排风扇、水管费300元等，以上共计4991元。原告质证，对水费和党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票据非正式票据，无法证实用于李树贤及原告生活中支出，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三、证人李某出庭证言，证人证实证人与李洪帮是2016年认识，与李洪帮是一个小区居住，李洪帮推着李树贤老人来广场溜达，时间长了与证人经常一起聊天，老人也爱开玩笑。四、证人赵某的出庭证言，证人证实李洪帮的房子是租住的，平时称呼李洪帮叫大帮，李洪帮经常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推着其父亲溜达，对其父亲挺孝顺，有时候推到健身器材处，抱着其父亲，其父亲穿戴挺干净。证人的老伴住院期间与李树贤是病房对着病房，李树贤有病的时候李洪帮护理的也挺好，上卫生间也都是李洪帮抱着其父亲去，住院期间伺候的特别好。五、证人徐某的出庭证言，证人证实证人和李树贤认识有50多年了，到海拉尔5年了，李洪帮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老人这么孝顺的少见，平时就推着其父亲在广场，各方面对李树贤都够好，广场跳舞的人都能看出来，从穿着到坐轮椅、帮老人学走路。经质证，被告认可证人李某、赵某、徐某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出被告在海拉尔期间对李树贤老人无微不至的生活照料，老人生前意识形态清楚，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原告质证，李某、赵某、徐某的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尽孝是儿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但不能成为被告侵占原告合法财产的借口，意识是否清醒与本案无关，李树贤无权处置原告份额内的财产。六、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李树贤的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的工资存折、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李树贤的账号为×××发放补贴款的银行卡交易记录，用以证明被告自2015年9月开始代管该银行卡，至2018年2月期间李树贤的工资卡内工资共计发放了286993.96元，另有报销的几笔医药费共计137418.85元，该部分医药费实际是被告自行为其父亲支付。李树贤去世时卡内余额为75.03元。原告质证，对李树贤的工资存折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不认可，该工资存折内容与法院调取的证据相反，应以法院调取的证据为依据。对银行卡的真实性无异议。七、2016年7月6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4847.41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复印件）、2016年12月29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4373.14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复印件）、2017年7月17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0006.52元账户电子回单（复印件）、2017年12月29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5156.24元电子回单（复印件）、2018年7月26日李树贤的医药费43035.57元电子回单（复印件）、老干部报销医药费两份（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国有陶海牧场职工医院证明，用以证明以上医药费共计137418.85元，由被告自行支付，后经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浩特陶海牧场报销，分别汇入李树贤的工资卡里，该报销的费用应由被告领取，不属于李树贤与原告的共同财产。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主张医疗费均由被告支付，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李树贤及原告支付后报销汇入李树贤的银行卡里，对内蒙古自治区国有陶海牧场职工医院证明不认可，该款只能说明李树贤和原告支出后国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报销，与本案无关联，李树贤每次住院都是在该医院住院是不成立，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相互矛盾。八、2018年10月11日，原告（梁文丽代签）与李桂荣、李洪帮、李秀邦、李桂英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0月11日收据、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审批表，用以证明一次性死亡抚恤金为189872元，原告以及被告兄弟姐妹四人签订了协议，约定将189872元抚恤金由签协议的几个人平均分割，梁文丽代原告签字确认领取了4万元，载明收到此款后再无其他争议，证明原告明知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的工资已全部用于生活花销，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工资存折中发放的223462.5元扣除189872元抚恤金，剩余33590.5元，另一张卡余额为17910.9元，两笔合计35381.59元，均用于支付了丧葬费用。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证据有意进行歪曲，协议中明确载明抚恤金、丧葬费，每人应分数额，纠纷解决后再无其他争议，梁文丽代理原告签订协议只是解决了抚恤金及丧葬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他问题，原告不认可邮政储蓄银行的工资存折含189872元抚恤金，被告向法院提交的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审批表有明确的数额即189872元，该款打入银行卡中金额是不会改变成20多万元。九、2018年2月6日加油站发票2份、2018年2月8日商店收据9份、2018年1月8日照片收据、2018年1月8日寿衣收据、2018年8月25日墓碑收据、2018年2月9日商店收据、2018年2月7日商店收据3份，引风机、电线、插头收据1份，2018年5月9日陶海牧场天时酒家收据、2018年2月10日陶海牧场天时酒家收据、2018年2月11日收据、2018年2月8日商店采购明细表、2018年6月1日修幕地收据、2018年10月1日拉沙子石头运费收据，用以证明被告实际支付丧葬费7万余元，其中有票据的45347.3元，丧葬费实际支出数额远高于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被告的父亲银行卡内的支出的35381.59元，高出部分均由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质证，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要件，没有正规的税务发票，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结婚证（证据一），能够真实原告与李树贤系合法夫妻关系的事实，死亡注销证明（证据二），能够真实李树贤于2018年2月8日去世的事实，本院对以上结婚证、死亡注销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2009年至2018年呼伦贝尔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河西支行流水明细五张（证据三），能够真实李树贤名下×××银行卡自2009年4月7日至2018年9月2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李树贤在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账户及银行账户开户至2018年11月期间交易明细（证据四），该证据能够证实自2007年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日期间李树贤的工资账户交易明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本院对被告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房屋租赁合同三份（证据一），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组证据能够证实自2015年9月起至李树贤去世在海拉尔区租赁房屋居住的事实存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2016年11月21日水费发票、2015年10月13日由海铁房产中鑫物业出具的收款收据、2016年呼伦贝尔市医疗口腔门诊收费专业发票、2016年9月27日庆云小五金经销部存根、2016年3月11日购买排风扇收据、2018年2月1日安利日用品有限公司购货单、2017年12月29日宏宇电器家电销售单、2016年李树贤的补交党费收据（证据二），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李树贤在海拉尔区生活期间的日常消费支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证人李某出庭证言（证据三）、赵某的出庭证言（证据四），证人徐某的出庭证言（证据五），以上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在与其父亲李树贤共同生活期间，照顾其父亲生活起居的事实，本院对以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李树贤的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号码为×××工资存折、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李树贤的账户号码为×××补贴款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据六），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李树贤的两张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2016年7月6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4847.41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复印件）、2016年12月29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4373.14元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复印件）、2017年7月17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0006.52元账户电子回单（复印件）、2017年12月29日李树贤的医药费25156.24元电子回单（复印件）、2018年7月26日李树贤的医药费43035.57元电子回单（复印件）、老干部报销医药费两份（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国有陶海牧场职工医院证明（证据七），该组证据结合李树贤的工资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实李树贤的医药费报销情况，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2018年10月11日，原告（梁文丽代签）与李桂荣、李洪帮、李秀邦、李桂英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0月11日收据、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审批表（证据八），该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及李树贤的其他子女就李树贤去世后的抚恤金达成分配协议和原告领取了4万元抚恤金的事实，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对自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的李树贤的工资收入无争议，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2018年2月6日加油站发票2份、2018年2月8日商店收据9份、2018年1月8日照片收据、2018年1月8日寿衣收据、2018年8月25日墓碑收据、2018年2月9日商店收据、2018年2月7日商店收据3份，引风机、电线、插头收据1份，2018年5月9日陶海牧场天时酒家收据、2018年2月10日陶海牧场天时酒家收据、2018年2月11日收据、2018年2月8日商店采购明细表、2018年6月1日修幕地收据、2018年10月1日拉沙子石头运费收据（证据九），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李树贤去世后办理李树贤的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经被告申请，本院向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浩特陶海牧场调查了本案涉及的抚恤金、丧葬费是否汇入李树贤的工资账户。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浩特陶海牧场出具了调查取证函（回执），并附了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审批表，调查取证回执内容为：李树贤的离休工资发放到2月份，从2月份以后所打款项均为抚恤金、丧葬费212436元。43035.57元系报销李树贤2018年1月至6月药费。经质证，被告对以上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抚恤金189872元已经由原告及被告的兄弟姐妹平分，其中原告分得4万元，报销的医药费是被告自行为李树贤支付，故该笔医药费由被告领取，剩余部分均用于李树贤的丧葬费用。原告质证，对以上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证据无法证实抚恤金、丧葬费是汇入了涉案工资卡中，金额仍不能确定或相一致，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浩特陶海牧场出具的调查取证函（回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审批表能够证实李树贤去世后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汇入李树贤的工资账户的事实和43035.57元是报销的李树贤2018年1月至6月药费的事实，本院对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浩特陶海牧场出具的调查取证函（回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审批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根据以上认定有效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与李树贤于1998年6月12日登记结婚，系合法夫妻关系。被告是李树贤的儿子，李树贤另有其他子女。李树贤于2018年2月8日去世。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8日，原告、李树贤与被告和被告的妻子一同在海拉尔区租赁房屋居住共同生活。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8日期间李树贤名下工资账户收入和各项补贴账户收入均由被告代领，原告、李树贤的该期间的日常生活开销和李树贤住院治疗疾病各项支出由被告负责用李树贤的收入予以支出。李树贤去世后，国家发放了189872元抚恤金和22564元丧葬费，该抚恤金和丧葬费均汇入李树贤的账号为×××的工资账户中。2018年10月11日，原告与被告和李树贤的其他子女达成协议，协议分割了189872元抚恤金，原告领取了4万元的抚恤金。李树贤去世后的丧葬费被告从李树贤的工资账户中支取支付。2018年2月8日李树贤去世时，李树贤的账号为×××的补贴卡账户余额为701.09元，自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9月21日，李树贤的账号为×××的补贴卡账户收入共计为1089.74元，该部分收入为李树贤遗留的遗产，李树贤去世至2018年9月21日，被告从李树贤的补贴卡里支取了1790元。李树贤的工资账户×××中，截止2018年2月8日账户余额为75.03元。自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11月2日，李树贤的工资账户×××中收入266588.09元，其中以工资和利息形式存入共计223552.52元，他行来账的形式存入43035.57元。266588.09元收入中189872元是抚恤金，原告与被告及李桂荣、李秀邦、李桂英已协议分割完毕。22564元是丧葬费、43035.57元是报销的医药费，剩余11116.52元属于李树贤遗留的遗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不当占有自2015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李树贤的工资收入及补贴款收入中原告应分得的财产，如果存在占有情形，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具体分析如下：李树贤去世时其工资账户和补贴卡账户余额共计776.12元（75.03元+701.09元），该部分存有的收入是原告与李树贤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定原告对776.12元享有一半的所有权即388.06元，剩余388.06元属于李树贤遗留的遗产，李树贤去世后被告支取了该776.12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原告的个人财产388.06元。李树贤去世后，其工资账户中汇入的43035.57元是李树贤的报销医药费收入，被告未举证证明43035.57元报销的医药费是被告用自己的收入支出的相应证据，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该43035.57元属于原告和李树贤的共同生活期间的收入，原告对该部分收入享有一半的所有权，另一半属于李树贤的遗产，李树贤去世后被告领取了该43035.57元，被告应向原告返还43035.57元的一半即21517.79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李树贤的自2015年9月起至2018年2月8日收入的一半，但该期间李树贤患病，被告基于父子身份关系，与其妻子共同照顾李树贤和原告的生活起居的事实存在，且李树贤和原告将李树贤的工资卡和各项补贴卡交由被告领取并用于李树贤和原告的日常生活开销中支出支配的事实存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在李树贤去世时李树贤和原告留有存款和留有财产交由被告代为保管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证据不足部分予以支持。李树贤去世后，原告与被告及李树贤的其他子女对国家按相关政策发放的189872元抚恤金已分配完毕，原告对抚恤金部分主张返还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除抚恤金之外的收入属于遗产和丧葬费，因遗产分割还涉及其他继承人的民事权益，故原告如对遗产分割和丧葬费支出数额有争议，可另案主张，本院在本案中暂不予审理。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返还21905.85元（388.06元+21517.79元）；原告的其他诉讼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一）、（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洪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后立即向原告康占英返还21905.85元；二、驳回原告康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52.42元，减半收取3176.21元，由原告康占英负担2969.64元，被告李洪帮负担206.5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立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佟葆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