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576号 原告蔡远洋，男，198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 原告蔡书怀，男，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 委托代理人徐韬韡，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绥阳县南部新区。组织机构代码：00952006-1。 法定代表人刘兆武，县长。 出庭负责人刘遗伦，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全义华，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3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 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付全齐，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吴显高，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村民组（以下简称：上陆坝村民组）。住所地：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组。 负责人蔡德贵，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勇，绥阳县旺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蔡远洋、蔡书怀不服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0月15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远洋、蔡书怀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韬韡，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刘遗伦、委托代理人全义华，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吴显高、付全齐，第三人上陆坝村民组负责人蔡德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现争执“大土顶”（包括“青家坟”、“羊皮土”）在四固定时原属申请人集体所有的林地（申请人原为太白区青杠塘人民公社中心大队上陆坝生产队），1962年，原太白区公所为了发展林业生产，决定成立太白林场。对申请人以调减征购粮的方式，占用现争执林地成立太白林场，由原来的太白区林业站具体负责管理。1978年，经县、区决定，占用太白林场建立了太白中学。直至1984年太白中学迁往新址后将争执林地返还给申请人。当时林业三定工作已经结束，申请人村民组的土地山林均已划分到户，二被申请人也分得了林地。太白中学搬迁后还回的土地山林除现争议林地中间靠近现S303省道北侧的土地已由村民组村民况江容、蔡书华、蔡书海和包括被申请人等农户耕种外，林地蔡书生（原生产队队长）提出由其胞弟，时任村民组长的蔡书贵（蔡远洋之父，已故）和蔡书怀代表村民组进行管理。后由林管员补填了《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太林权［青]字第拾玖号),其中,“青家坟”争议林地的界畔为:东抵书权界,南抵公路,西抵芭蕉塘田,北抵小塆；向蔡书怀填发了《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太林权［青]字第玖号)，其中包含在现争议林地的“羊皮土”山林的四至界畔记载为：东抵大土顶路，南抵公路，西以青家坟路上顶，北至灶丫口土。经过现场勘查，虽然双方对争议林地实际范围均表示认可，但对二份林权证书记载的四至界畔以及争议林地地名存有异议，与实际不相吻合，后由于303省道改扩建，占用部分林地并由二被申请人受益，发生争议林地管理权争议。2008年，在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进行林权调查和登记工作中，被申请人两户出示了其持有的《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遭到申请人质疑，引发当事人双方之间林地管理使用权争议，镇村两级多次协调未果，作为纠纷林未进行登记。2013年我县启动清溪镇旅游开发项目，因争议林地处于项目规划区范围内，再次因征地补偿导致林权争议，申请人提起确权申请。 绥阳县人民政府认为：根据调查核实情况，结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中查明认定的事实，二被申请人在林业三定时均分得了管理的山林。太白中学向申请人村民组还回“大土顶”争议山林时林业三定工作早已结束，在无发包管理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林管员向二被申请人补填的林权证书应属无效，且因与争议林地四至实际不相吻合，已被人民法院认定不得作为其主张林权的依据。无其他证据表明二被申请人已从集体分配了争议林地，亦无证据证明其管护林地行为，争议林地的管理使用权应属于未分配状态，属于申请人集体，二被申请人对争议林地的管理使用权之主张缺乏证据依据，理由不充分，县人民政府依法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二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决定现争议之“大土顶”林地东抵木材加工厂、南抵S303公路，西抵芭蕉塘田，再经S303公路转弯处顺小湾沟北上经垭口至木材加工厂范围内的林地（除中间况江容、蔡书华、蔡书海、张吉会、蔡某3、牟云英以及被申请人蔡远洋、蔡书怀等村民耕种的田土外）的所有权属于申请人村民组，管理使用权由申请人村民组集体依法行使。 原告蔡远洋、蔡书怀诉称，二原告所持有的争议林地9号和19号《山林管理证》作为真实合法有效的林权证书，系1981年12月30日时任林管员蔡某1依职权填写，且青杠塘镇回龙村保存的上述《山林管理证》底根与二申请人持有的原件也相符，并且在2016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书中，对其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同时太白中学还回争议林地与林业三定时上陆坝生产队将争议林地划给本生产队成员管理无关联。从太白中学与上陆坝生产队于1980年签订的协议可知，太白中学是在取得上陆坝生产队的同意下使用该争议林地，并同时代管争议林地，而林业三定时村集体有权将该林地划分给本集体成员。被告的行政行为不仅程序违法，而且侵害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决定书、争议林地确权示意图、原告持有的9号林权证书，证明争议林地四至清楚，由二原告一直管理使用。 2、太白中学与上陆坝生产队协议书，证明：（1）、该争议林地在林业三定前为集体土地，太白中学取得的是林地的使用权；（2）、太白中学占用的林地是14亩，不是全部林地。 3、蔡某2、蔡诗发调查笔录，证明二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书真实合法有效，且二原告管护争议林地的事实。 4、蔡某3、蔡某4、蔡德贵及第三人在2015年的调查笔录，证明二原告一直管护争议林地的事实。 5、采伐许可证，证明原告管理争议林地的事实。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事实理由不充分，依法不应支持。争议林地属于第三人集体林地，经上级决定，在大集体时期建成公社林场，后又建为太白中学。1984年后，太白中学迁往新址，原告所在村民组的林业三定工作已经结束、虽然时任队长的原告之父提议由二原告两户代村民组管理，并经过现场指界，但当时的林管员将太白中学还回来的山林填证给二原告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虽然在后来的303省道改扩建是原告领取了相应的林地补偿，还曾经办理采伐手续在争议林地内采伐树木。在答辩人上一次的行政处理后，第三人不服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二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与当时的客观情况不符，不应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原告是否对争执林地进行管理，由于争议林地系集体时期培育的林木，原告并未有证据或事实其实施了培林、护林的行为，仅仅基于砍伐树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对争议林地进行了管理。且采伐手续系争议发生后办理，不应作为主张林地使用权的依据。认为答辩人以此认定原告对争议管理使用属证据不足。从而作出判决撤销了原行政行为，责令答辩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答辩人行政确权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处适当。人民法院判决经两审终审生效后，答辩人按照生效判决，重新对该林地的历史和权属变迁情况进行了核实。结合人民法院在审理时查明的事实，答辩人认为：在无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林地发包行为，未能查明原告明确具体的造林及具体管护事实的前提下，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的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应由第三人村民组集体依法行使的行政确权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体现了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原则。综上所述，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不充分，依法不应支持。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维持答辩人作出的绥府行确决字[2017]8号《行政确权决定书》。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原告山林管理证书及公路占地、公路修复补偿费依据，蔡远洋林木采伐手续，证明争议林地法定依据与管理权行使的具体事实和证据欠缺，与客观实际不符。 2、争议林地勘察图及确权示意图，证明争议林地四至与原告山林管理证不完全吻合。 3蔡某1、蔡德贵、蔡某4、蔡某3、蔡书怀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主张争议林地管理使用权的事实和依据不符合林业三定政策规定的事实。 4、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前一行政确权行为将争议林地使用权确权给原告的两审终审判决书，证明原告诉求经人民法院审理事实、理由、依据不充分，不应得到支持的理由和道理。 5、被告重启确权程序的交办笺，决定书审批表，送达回证及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合规性。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关于争议林地管理权的认定。证人蔡某1、蔡某2、蔡某3、蔡某4、蔡德贵的证言，充分证明原告蔡远洋、蔡书怀分别所持的19号、9号《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上虽然载明了争议“大土顶”（又称“青家坟”）林地，但事实上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村民组并未将争议林地发包给原告蔡远洋、蔡书怀管理，彼此之间无争议林地承包法律关系，故前述《管理证》不能作为确认原告蔡远洋、蔡书怀对争议林地享有管理权的有效证据，管理权属上陆坝村民组集体亨有。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对于复议程序没有提出异议，应当肯定答辩人作出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答辩人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蔡远洋、蔡书怀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绥阳县人民政府[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 2、市政府行政复议证据材料清单，证明蔡远洋、蔡书怀申请行政复议提交了绥阳县人民政府[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函； 3、市政府送达地址确认书、市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1)、市政府于2017年6月21日受理蔡远洋、蔡书怀行政复议申请；(2)、市政府于2018年6月21日向蔡远洋、蔡书怀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 4、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6月27日向绥阳县人民政府送达遵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5、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答复证据材料清单，证明绥阳县人民政府在限期内做出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 6、市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市政府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6月21日向第三人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村民组送达了市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 7、市政府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市政府法制办委托函、送达回证、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市政府分别向申请人蔡远洋、蔡书怀、被申请人绥阳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村民组送达市政府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 8、市政府遵府行复[2018]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绥阳县人民政府做出的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 9、市政府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执，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市政府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送达遵府行复[2018]201号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三人述称，１、我组大土顶山林是集体山林是事实。该山林一直属集体，1962年时当时的太白区、青杠塘公社与上陆坝村民组协议以每年减公粮的方式将大土顶山林40亩协调给林场用于植树造林，1978年9月政府在大土××中学××14亩，其余林地交给了太白中学管理，1984年太白中学才搬迁到现在的青溪中学，这时候山林、土地早在1981年就已经包产到户，并填发了证书，所以大土顶山林就一直闲置至今没有划分。２、原告二人所持的9号和19号《山林管理证》是1981年填发的，并且该证没有大土顶。当时大土顶山林一直是太白中学在管理，而太白中学是1984年搬迁的，村民组根本无权划分该山林。（注：遵府行复[2015]号220《行政复议决定书》否定了原告二人山林管理证的效力，（2016）黔03行初32号判决中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否认了原告二人山林管理证的效力）。3、原告称其持有的9号、19号《山林管理证》是当时的林管员蔡某1填发，但蔡某1在2016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出庭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将大土顶山林填在原告二人的《山林管理证》上。且原告二人提供的山林管理证是复印件，我组村民没有见过原件，故原告提供的证件应为无效。４、现大土顶山林因无人管理已无林木，原告没有对该山林进行管理。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原告对1-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的三性均认可。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所有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原告、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管护与采伐证之间没有联系，且根据被告出示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山林证填发是事实，但双方之间并没有建立承、发包关系，故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争议林地享有管理权。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争议林地是原告所有。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出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蔡书怀、蔡远洋与第三人上陆坝村民组因“大土顶”林地发生权属争议，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东抵高贵科木材加工厂出厂大路转弯处往南经村民房舍和蔡某3、蔡书怀田土之间的土坎抵Ｓ303公路，往西跨公路顺小沟下抵芭蕉田，再折返跨Ｓ303公路转弯处顺小湾沟往上抵垭口至木材加工厂后面西侧范围内的争议地，除中间况江容、蔡书华、蔡书海、张吉会、蔡某3、牟云英以及被申请人蔡远洋、蔡书怀等村民耕种的田土外，由被申请人蔡远洋、蔡书怀依法管护使用”。第三人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遵府行复[2015]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第三人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2016）黔03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查明“争议地位于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上陆坝组，原告上陆坝组及第三人蔡书怀、蔡远洋均认可争议地大地名为‘大土顶’。另蔡书怀、蔡远洋主张争议地内包含小地名为‘青家坟’、‘羊皮土’的山林土地，原告上陆坝组不认可该小地名。上世纪六十年代，经绥阳县太白区公所决定，由青杠塘人民公社与上陆坝生产队达成协议，以调减征购粮方式占用‘大土顶’一带的土地建立了太白林场。1978年，经绥阳县、青杠塘区决定，在太白林场原址建立了太白中学。1984年，因山林土地下户已完成，上陆坝组遂就太白中学占地进行了专门分配，将其中没有林木的土地分配给了况江容、蔡书怀、蔡书海、张吉会、蔡某3、牟云英以及蔡书贵（蔡远洋之父）、蔡书怀等村民耕种，对此，上陆坝组及第三人蔡远洋、蔡书怀均无异议；关于林地部分是否分配的问题，上陆坝主张未分配，蔡书怀、蔡远洋主张当时分配给其两户管理。2002年至2003年期间，因S303公路占地补偿，原告与第三人产生纠纷，占地补偿款被第三人领取。2008年林改期间，因存在争议，本案争议地未颁发林权证。2013年，绥阳县启动清溪湖旅游开发项目，因争议地处于项目规划区范围内，原告与第三人因征地补偿再次产生争议，上陆坝组向绥阳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20作出（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原告上陆组不服，申请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8作出遵府行复（2015）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4年6月10日，蔡远洋在争议地内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再查明，蔡远洋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蔡书怀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存根）》。经本院组织上陆坝组及蔡书怀现场勘查，蔡远洋所持林权证中‘青家坟’林地、蔡书怀所持林权证中‘羊皮土’林地的四界指向争议地，但四界与争议地不完全吻合，其中‘青家坟’的东界‘书怀界’无与之吻合的实际界址，况江容、蔡书华、蔡书海、张吉会、蔡某3、牟云英以及蔡远洋、蔡书怀等村民耕种无争议地土地包含在‘青家坟’范围内;‘羊皮土’的东界‘大土坊路’无与之吻合的实际界址”。 遂认为“1981年争议林地仍由太白中学使用，没有作为上陆坝组的土地进行发包，也就不应当填发林权证。因此，第三人蔡远洋、蔡书怀持有的林权证与当时的客观情况不符，不应作为本案确权依据。关于上陆坝组是否将争议地发包给蔡书怀、蔡书贵两户管理使用的问题，上陆坝村民组认为争议林地未发包，蔡书怀、蔡远洋及绥阳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发包行为存在。因此，不能认定蔡书怀、蔡远洋两户基于发（承）包行为取得争议林地使用权。关于蔡书怀、蔡远洋是否对争议林地进行了管理的问题，法院认为林地管护的关键在于培育林木，本案争议地中的林木系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体农场时期由集体栽种，蔡书怀、蔡远洋未培林、护林，仅仅基于砍伐树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对争议林地进行了管理。并且，其在本案中提供的伐木手续系在争议发生后办理的，也不应作为其主张林地使用权的依据。绥阳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认定蔡书怀、蔡远洋长期管理争议地，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二、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绥阳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蔡书怀、蔡远洋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并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绥阳县人民政府是法律授权的处理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行政机关，其在处理林地林木权属争议时，应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查证。本案中，蔡远洋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蔡书怀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存根）》，该两证四至界限与太白中学1981年管理使用的土地是否重合;该两证的颁发是否与客观事实不符；该两证能否作为本案确定土地权属的相关证据仍有待查证；第二、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对争议地的管护事实系本案焦点问题，蔡书怀、蔡远洋是否系遵照集体安排代为管理争议地尚有待查证；在争议地上林木系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体农场时期由集体栽种的情况下，如排除蔡书怀、蔡远洋代为管理的情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其基于砍伐树木、领取补偿款等行为是否达到认定其对争议林地进行了管护的程度亦尚待查证。故，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后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补充调查仍未收集到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二原告系遵照集体的安排代为管理争议林地。遂根据其调查核实的情况并结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中查明的事实作出（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中所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绥府行确决字02号《行政确权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2015）绥府行确决字0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后，其又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0321行终1158号《行政裁定书》的要求进行了调查核实，但仍未收集到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二原告系遵照集体的安排代为管理争议林地，故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根据其调查核实的情况并结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将争议地的所有权、管理使用权确权归第三人上陆坝村民组并无不当。原告蔡远洋虽然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原告蔡书怀虽然持有1981年12月30日《绥阳县太白区山林管理证书（存根）》，但蔡远洋所持林权证中“青家坟”林地、蔡书怀所持林权证中“羊皮土”林地的四界与争议地不完全吻合，且争议地在1981年时仍由太白中学在管理使用，故二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远洋、蔡书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秦    远    秀 审判员 李兴蓉人民陪审员王章辉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