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13民初293号原告：孙秀珍，女，1950年9月5日出生，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原告：田维东，男，1977年11月28日出生，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原告：田维艳，女，1979年11月18日出生，住址沈阳市大东区被告：汪昭宇，男，1991年9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建平县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街道万寿路**。负责人：鲍海学，系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息剑峰，男，1984年7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孙秀珍、田维东、田维艳与被告汪昭宇、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珍、田维东、田维艳，被告汪昭宇、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息剑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270.29元、误工费9000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489902元、丧葬费3127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总计605444.7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孙秀珍系田宝生妻子，田宝生生前有两个子女，田维东系田宝生的儿子，田维艳系田宝生的女儿。田宝生的父亲田治安于1989年5月15日因病去世，其母亲程向文于1986年4月19日因病去世。2018年11月2日12时30分，被告汪昭宇驾驶辽A号小型轿车行驶至虎石台大街鑫宁家园路口与田宝生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双方车损及田宝生死亡的后果。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沈北新区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被告在驾驶车辆转弯时超过最高行使速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由于无法证明事发时当事双方哪一方有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同行的行为，故此次事故没有做出责任认定。原告认为，被告驾驶机动车辆转弯时没有减速同行，将田宝生撞飞，导致田宝生重度胸腹腔脏器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后果。如果不是被告超速行驶，不会造成田宝生死亡的后果，故原告认为被告应该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汪昭宇辩称，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垫付3万元丧葬费及805.5元医疗费。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一、肇事车辆辽A小型轿车，在我公司以汪昭宇为被保险人投保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额100万，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我公司同意对原告合理诉请优先在交强险内承担，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中按照责任比例进行承担。若汪昭宇涉及刑事责任，我公司不承担精神抚慰金。诉讼费属间接损失，不应我司承担。二、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后，经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沈北新区大队进行勘察并出具事故证明：“事发时路口有信号灯控制，当事双方中任意一方驾驶机动车有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事发时当时双方哪一方由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行为，故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汪昭宇驾驶车辆超速，为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田宝生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骑行过程并未佩戴头盔，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三、交警队对事故取证存在瑕疵，本案发生在2018年11月2日12时30分，事发后田宝生被送至医院进行抢救，救治过程中进行大量输液排尿导致血液内成分稀释。根据尸检报告显示，警方于2018年11月7日才采集心血进行检测，结果仍为15mg/100ml。根据相关事实及检测结果，可以合理反推田宝生事故发生时酒驾乃至醉驾可能性较大。交警取证的瑕疵变相导致汪昭宇承担责任增加，法院酌定责任时应予以考虑。四、原告诉请:1、医疗费具体金额请法院予以核算；2、死亡赔偿金应按田宝生户籍以及死亡时具体年龄进行计算:3、田宝生已超60周岁属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费；4、交通费无实际证据，且无法证明合理性，我公司不同意赔付；5、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责任比例酌情扣减。若汪昭宇承担刑事责任，则我司不同意赔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日12时30分，被告汪昭宇驾驶辽A号小型轿车由东向南在沈北新区虎石台大街鑫宁家园路口左转时与田宝生驾驶无牌两轮机动车由南向北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双方车损及田宝生死亡的后果。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证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2、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监控录像及现场照片：固定、记录了交通事故现场情况。3、由公安交通信息网查询，未发现田宝生办理过机动车驾驶证的历史记录，汪昭宇驾驶状态正常，辽A号小型轿车车辆状态为违法未处理。4、沈汽工鉴[2018]第181588号沈阳市汽车工程学校司法鉴定所车辆检测结论：辽A号小型轿车灯光装置齐全、完整；转向合格；制动有效。艾博牌两轮电动车前部灯组损坏，后部无灯光装置：前轮断脱；制动装置齐全，完整。接触部位为辽A号小型轿车前部左侧，艾博牌两轮电动车右侧前部。辽A号小型轿车行驶轨迹为由东向南左转弯；艾博牌两轮电动车行驶轨迹为由南向北在道路东侧非机动车车道内行驶。接触点位于东西路人行横道线北边线北约9.7米，距停止后的辽A号小型轿车右后轮约9.1米处。辽A号小型轿车行驶速度约为42km/h。艾博牌两轮电动车行驶速度约为18km/h。依据委托方提供的现场监控视频，无法确定辽A号小型轿车、艾博牌两轮电动车通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艾博牌两轮电动车是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5、辽大司鉴【2018】法毒鉴(酒)字第1781号检测报告：送检的田宝生血液中检出酒精成分，其含量为15mg/100m1.6、2018年11月02日14时00分机身编号为03204324酒精呼吸测试仪检测汪昭宇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0mg/100m1.7、(沈)公(交)鉴(法医)字【2018】543号沈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尸表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田宝生死亡原因为重度胸腹腔脏器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8、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根据现场勘查及调查：汪昭宇驾驶车辆转弯时超过最高行驶速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一撤(二)项之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原因之一，田宝生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一款、第八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原因之一，但事发时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当事双方中任意一方驾驶机动车有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事发时当事双方哪一方有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行为，故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制作此事故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至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心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1月2日死亡。抢救期间花费医疗费13270.29元,被告汪昭宇另行垫付医药费805.5元。原告孙秀珍系田宝生妻子，田宝生生前有两个子女，田维东系田宝生的儿子，田维艳系田宝生的女儿。田宝生的父亲田治安于1989年5月15日去世，其母亲程向文于1986年4月19日去世。另查明，辽AH号小型面包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被告汪昭宇为原告垫付3万元。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事故双方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因本案事故责任无法查清，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汪昭宇存在转弯时超速驾驶行为，田宝生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为，双方在本次事故发生过程中均存在违章行为。关于事故责任，焦点系双方哪一方违反了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行为。本院对于事故现场的视频、卷宗等均调取于公安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对于认定事故责任较为专业，其依据现场视频、鉴定报告等证据无法认定事发时当事双方哪一方有违反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行为。本院反复观看现场视频，因视频清晰度不高，具体细节无法识别，本院在没有获取新的证据情况下亦无法作出双方哪一方违反了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认定。故本判决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事故双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予以划分，该民事赔偿责任划分与交通肇事罪中的事故责任无关。根据交警部门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死者田宝生和被告汪昭宇均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况下，主要分析哪一方对于田宝生死亡的结果作用更大。田宝生虽然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使，但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仅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其在非机动车道内行使的行为与汪昭宇驾驶车辆由东向南转弯距离更远，更不易撞上由东向南转弯车辆。据此，田宝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更不会导致其死亡的严重后果，故田宝生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以30%为宜。被告汪昭宇在转弯时超速行驶的行为，该行为危险系数较大，国家之所以在车辆转弯时限制最高时速，即因转弯时多为路口，人多车多，降低车速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均多一份安全保障。被告汪昭宇转弯超速驾驶导致田宝生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其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以70%为宜。因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故被告保险公司在其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向交通事故的赔偿权利人即原告直接赔偿的法律义务，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按比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经审查，原告各项损失认定如下：关于医疗费，正规票据为14,075.79元（含被告汪昭宇垫付的805.5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田宝生为城市户口，应按《辽宁省2018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中城镇标准计算。死者张允平1952年3月20日出生，死亡时为66周岁，结合死者年龄，死亡赔偿金应为489,902元（34,993元×14年）；丧葬费为31,272.5元；关于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酌定支持3,00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60,000元过高，酌定支持50,000元；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过高，酌定支持1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孙秀珍、田维东、田维艳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丧葬费为31,272.5元、死亡赔偿金24,727.5元，以上合计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原告孙秀珍、田维东、田维艳医疗费10,000元；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孙秀珍、田维东、田维艳医疗费4075.79元的70%即2853元、死亡赔偿金465,174.5元的70%即325,622.15元；上述赔偿总计448,475.15元，扣除应当返还给被告汪昭宇的30805.5元，还应赔偿原告417,669.65元。四、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支公司返还被告汪昭宇垫付费用30,805.5元。以上赔偿款项，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28元，减半收取1764元，由原告负担530元，被告汪昭宇负担123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立永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谭琳娜书记员凤诗桐本案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申请执行期限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