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民终54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志英，女，汉族，1951年8月14日出生，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可，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温州交运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出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里垟路****。负责人：黄剑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乐星，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英因与被上诉人温州交运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出租分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7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即“王志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交运公司经济损失667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交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是一种不定期的挂靠关系，具有随时解除的权利。双方亦未约定挂靠期限，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挂靠行为的持续需要多条件相符合，包括双方的意愿、被挂靠方资质的存在，挂靠方资质的存在及出租车车辆的状况。其中挂靠方的资质和车辆状况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挂靠方要开展营运必须取得道路营运证，而该证是有有效期的，到期后需要申请，没有营运证是不能营运的。正因如此，挂靠关系无法确定期限，也具备随时解除的可能。参照合同法有关租赁合同的规定，王志英作为挂靠人，其任意解除权类似于承租人，其已于2018年3月告知交运公司解除合同，留足了交运公司准备的合理期间。由此，王志英业已履行合同的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不应赔偿交运公司所谓损失。2.交运公司的经营成本并非专为王志英所设，其经营场所、招募员工为数百辆车辆及其公司其他业务而工作，为单个出租车缴纳税费是其工作的极小部分。双方之间挂靠关系持续15年多时间，已缴纳的管理费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其为单个出租车所付出的经营成本，且挂靠车辆随时退出属市场风险，不应当强加到挂靠车主身上。3.王志英的车辆是2003年从案外共有人处以对价41.3万元取得，挂靠期间车牌不变，现在一审以强制报废期来计算，显失公平、于法无据。根据我国机动车报废的管理制度，车辆何时报废本身就存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情况。出租车基本上不可能使用至最长报废期限。4.关于每辆车每个月150元管理费的计算标准的问题。从2009年开始管理费都是120元，也是经过物价局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2017年至2018年交运公司依据自己相对垄断的市场地位，在未经双方当事人合意及政府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提升费用至150元，一审法院以此不合理的计算标准计算交运公司的损失，不仅助长了交运公司的垄断地位，损害他人利益，还对整个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进行了破坏，所以此赔偿标准显失公平、于法无据。所以，应当按照120元每月的标准计算，毕竟交运公司的损失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按150元每月计算。赔偿的期限也不应按照强制报废期计算，而是应当按营运证的剩余有效时间来确定。营业证是每三年检验一次，最多也就是3年。综上，作为经营者的交运公司一方面以不存在的行政限制性规定为由，拒绝解除合同，侵犯王志英依法享有选择其他挂靠公司的权利；另一方面以丧失的将来报酬以及所谓受损的经营利益要求赔偿，极大阻碍了出租车经营权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不利于出租车挂靠市场的自由竞争，从而使出租车挂靠市场服务质量日趋下降，损害了公共利益。一审判决第四项使用法律错误、赔偿依据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二审庭询过程中，王志英明确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赔偿经济损失1440元[按管理费120元/月的50%，从2018年8月9日（交运公司反诉之日）计算至2020年12月21日（涉案车辆道路运输证到期时间），计24个月]。交运公司辩称：一、本案的出租车挂靠合同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具有历史特殊性。王志英取得的出租车经营权，需依附于交运公司合法拥有的道路运输运营资质的基础上，因此形成涉案的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1998年，温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及通知，规定出租车客运经营权需要通过拍卖的方式取得，当时拍卖价格约为68万元，文件还规定对于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另行解决。为此对于包括涉案出租汽车在内的经营权双方就存在争议，后经政府部门协调，由挂靠方缴纳3万元后由政府部门将客运经营权证颁给挂靠方，并考虑到交运公司的历史贡献，规定车辆必须长期挂靠在交运公司处经营，以挂靠费、政府补贴的形式予以弥补。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上的出租车实际上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案所涉的历史遗留车辆，其挂靠关系是由于历史问题而长期保持的，另一种是1998年以后以68万元的价格拍卖取得的出租车，其挂靠关系是可以由车主任意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挂靠。交运公司为了履行挂靠合同的义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工作有办理车辆年检、为车辆的营运配备安全员进行安全教育、为车辆的驾驶员进行政府备案登记、为车辆投保、出现交通事故或者驾驶违章的情形时配合处理违章等等。特别是2009年以后基于政府的兼并重整文件，交运公司在人员场地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不是短期可以收回的。依据政府政策文件的规定，出租车挂靠经营权的价值为2万元，政府通过公营运力的投放对企业的投资进行相应的补偿。王志英之所以提出解除合同，根本目的在于要自行成立公司去取得政府的公营运力补助。王志英的这种做法显然有违诚实信用，也有违政府的政策初衷。因此，王志英解除合同已经给交运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损失的计算方法，交运公司认为是一审法院依据利益衡平的原则酌情确定的损失计算方法，属于自由裁量的范围，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对于本案挂靠合同解除后交运公司的损失，虽然存在，但通过现有证据很难准确的界定一个金额，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是有权酌情进行确定的。至于王志英提出的酌情确定的挂靠费标准以及赔偿期限问题，其中150元/月的挂靠服务费是从2017年开始确定的，对此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王志英也一直是这么缴纳的。另外，关于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以报废期限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挂靠经营过程中，即使车辆报废，有新车替入后还是可以运营的。王志英提出以道路运输证的时间来计算，道路运输证是交运公司道路运输资格所派生出的小证，到期后基于交运公司的道路运输资格是可以继续存续、重新发证的。事实上，本案之前也曾经有大量类似的案件，当时道路运输证的期限要比行驶证期限要长，而当时挂靠方是要求依据行驶证的报废时间来酌情确定损失。综上，涉案挂靠合同解除给交运公司造成的损失实际上远远大于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但交运公司对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损失金额予以认同，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王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浙C?T1431号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2.确认浙C?T1431号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属于王志英；3.判决交运公司协助王志英办理浙C?T1431号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的转移登记手续，变更至王志英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交运公司承担。交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王志英赔偿交运公司经济损失20000元；2.王志英支付交运公司车辆挂靠费（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双方办理完毕解除手续之日止，按每月350元计算）；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王志英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浙C?T1431号出租车曾系王志英与案外人郑献忠共有。2003年7月10日王志英与案外人郑献忠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案外人郑献忠将其对涉案出租汽车享有的份额以41.3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王志英，并于同年7月14日经公证认证。嗣后，王志英将该车辆挂靠登记在王志英、交运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形成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但未签订书面的挂靠经营合同。挂靠经营期间，车牌号为浙C?T1431出租汽车车辆所有权属王志英所有，车辆更新、保险、运营等由王志英承担，王志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发生的一切意外自负责任。王志英需向交运公司缴纳各项规费用合计每月350元（其中管理费149.34元/月）。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登记的所有人为王志英、交运公司，交运公司配合有关部门协助王志英处理解决事务，并由交运公司办理该出租汽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交运公司。涉案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登记于王志英名下，机动车行驶证记载的强制报废期为2026年1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挂靠经营应以双方的合意为前提，现王志英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故王志英要求解除涉案浙C?T1431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办理车辆有关证件的转移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涉案的浙C?T1431出租汽车系王志英以41.3万元的对价从案外人郑献忠处受让，并办理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手续，且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亦登记于王志英名下，故王志英诉请确认浙C?T1431出租汽车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其所有，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反诉部分。该院认为，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交运公司以其管理挂靠的出租车车辆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为由，认为王志英单方面解除合同造成被告的重大损失，反诉王志英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王志英按照规定挂靠于交运公司处，交运公司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一定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则以向王志英收取服务管理费的形式收回。现王志英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向交运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由于王志英解除与交运公司之间的出租汽车挂靠关系，相应地也减少了交运公司的经营日常成本，故交运公司要求王志英赔偿其损失2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且该赔偿金额亦明显高于交运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结合本案的实际，从兼顾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该院参照交运公司向王志英收取管理费的标准（149.34元/月的标准，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自交运公司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1月5日，约89个月）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6675元（150元×89个月×50%）。关于交运公司主张的挂靠费用，鉴于该院已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故已通过以王志英向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形式予以体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王志英与交运公司之间的浙C?T1431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二、确认浙C?T1431号出租汽车（车辆识别代号：LFV2A1BS0H4754068）所有权、客运经营权归王志英所有；三、交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王志英办理上述出租汽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至王志英名下；四、王志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交运公司经济损失6675元；五、驳回交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反诉受理费150元（已减半），合计800元，由王志英负担50元，由交运公司负担75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询后提供的材料，不影响案件的处理，本院不再组织质证。但交运公司在二审庭询后提供的材料认可了王志英在二审庭询中主张的交运公司于2017年4月前（含4月）收取管理费120元/月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鉴于二审庭询过程中，王志英明确上诉请求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赔偿经济损失1440元[按管理费120元/月的50%，从2018年8月9日（交运公司反诉之日）计算至2020年12月21日（涉案车辆道路运输证到期时间），计24个月]。由此，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审法院参照交运公司向王志英收取管理费的标准（149.34元/月的标准，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自交运公司提出反诉之日（2018年8月9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2026年1月5日，约89个月）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6675元（150元×89个月×50%）是否合理。交运公司业已按管理费149.34元/月的标准向王志英收取，王志英亦根据该标准实际缴纳了管理费，对此事实，双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从兼顾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参照一审期间交运公司向王志英实际收取管理费（149.34元/月的标准，酌情按150元/月计算）的50%作为计算标准，并酌情自反诉之日计算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止将损失确定为6675元，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交运公司在缔约时的预期收益、缔约后为履行挂靠合同的人财物投入等因素，一审法院该酌定金额并未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亦未造成双方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志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志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国栋审 判 员 易景寿审 判 员 苏子文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