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3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法定代表人：刘文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玲，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召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军号，男，198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陇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男，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华，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利公司”）与被上诉人乔军号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4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因生产线搬迁，国利公司对员工进行合理安置。但乔军号不愿去新场地工作，还存在持续停工、怠工、无理取闹、起哄闹事、旷工等行为。2018年4月，在原工作场所具备生产条件之后，乔军号依然拒绝提供劳动，累计2018年4月10日至4月13日旷工三天，国利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合法。至于解除时间，应当以2018年4月12日乔军号申请仲裁、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之日为准。关于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因公司该月完成搬迁，故当月产量无法统计，亦无法发放乔军号加班绩效奖。乔军号辩称：国利公司决定搬迁之后，2018年3月28日起，双方一直处于协商沟通状态。乔军号因此进行信访、申请仲裁，系行使自身合法权利，并不能认定旷工。关于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国利公司未按照原审法院的要求提供证据，应当视为同意仲裁裁决的金额。综上，乔军号同意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国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国利公司无须支付乔军号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3,149.56元（币种均为人民币）；2、国利公司无须支付乔军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298.33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乔军号原在国利公司处从事包覆工工作，实际出勤至2018年3月26日。2018年3月27日，国利公司通知乔军号于同年4月2日回公司就搬迁安置事宜进行协商。双方于2018年4月2日至同月9日期间就乔军号所在的内饰件车间搬迁安置事宜进行协商，然协商未果。国利公司出具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的《关于内饰件项目部跨地区搬迁后员工安置的通告》，内载：“根据公司战略规划需要，内饰件项目部将于2018年4月1日整体由上海搬迁至浙江平湖XX港。由于是跨地区安置，公司高度重视搬迁后员工的安置工作，将按照员工自愿选择、公司统筹兼顾的原则予以安置，具体方案公告如下：一、对于自愿迁入XX港的员工，公司将按照员工实际出勤天数给予补贴200元/人/天，补贴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迁入XX港工作满半年的员工，有资格申请调回总部工作，公司将结合员工的个人意愿和公司实际岗位需求进行安置。二、对于不愿随部门迁入XX港的员工，公司将结合员工的个人意愿和公司实际岗位需求给予就地安置……”。2018年4月10日上午，国利公司通知乔军号等员工复工，但乔军号未予复工。同月11日、12日，乔军号等员工至信访部门维权，后被引导至仲裁。2018年4月13日，国利公司向乔军号送达《关于张某、王某、付某等23人的开除通告》，内载：“内饰部门员工……乔军号……在其部门生产场地变动后，自2018年4月1日至今已达13天，既不愿到新的生产场地工作，也拒绝在原场地继续工作，并且一再无理取闹，煽动闹事，实施怠工、停工并于4月11日-12日连续旷工。严重干扰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张某等23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2008】第45号文关于旷工的规定及【2013】第29号文中第三条‘严禁组织、领导、策划、实施怠工、停工活动，严禁在生产场所无理取闹、起哄闹事、煽动员工怠工、停工或以其他方法扰乱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的规定，公司决定对以上23人作开除处理……”。2018年4月12日，乔军号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6月14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1897号裁决书，裁决国利公司支付乔军号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3,149.56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7,298.33元。国利公司不服该裁决，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庭审中，国利公司提供【2002】第011号禁止随地吐痰等通告、沪国利人字【2013】第29号重申公司内违纪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沪国利人字【2008】第45号旷工认定及处罚规定、2011年公司规章制度培训签到表、2013年8月26日拍摄的《重申公司内违纪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在公司公告栏公示的照片等证据。其中，禁止随地吐痰等通告规定：“……十、严禁在公司内怠工、停工及煽动他人怠工、停工，严禁在生产场所无理取闹、起哄闹事或以其他方法扰乱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违者一律开除处理…”；重申公司内违纪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三、严禁组织、领导、策划、实施怠工、停工活动，严禁在生产场所无理取闹、起哄闹事、煽动员工怠工、停工或以其他方法扰乱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违者以开除处理……”；旷工认定及处罚规定中规定：“……员工如有下列旷工情况公司将按严重违纪行为作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2、一个月内累计旷工达三天及以上者……”；2011年公司规章制度培训签到表中包含乔军号签到，签到表内载：“培训内容：禁止随地吐痰等通告【2002】第011号……旷工认定及处罚规定（沪国利人字【2008】第45号）……培训日期：2011.11.2”。乔军号认为上述规定均未经民主程序，仅系国利公司单方面强行制订，且本案国利公司解除的依据仅为沪国利人字【2013】第29号重申公司内违纪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而该规定乔军号并没有签收，国利公司没有尽到规章制度的告知义务；对2011年公司规章制度培训签到表真实性无异议，确由乔军号签到，但乔军号签字只是走流程，并没有实际接受培训，且培训内容亦未包含国利公司解除所依据的沪国利人字【2013】第29号重申公司内违纪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对公告栏公示的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反映张贴的时间和地点。国利公司称，包括乔军号在内，未接受安置方案的员工为27名。其于2018年4月8日将生产设备搬回，于四楼车间设置了10张工作台，可提供除3名压机操作工以外的其余24名员工正常工作。该24名员工中包括18名包覆工、1名喷胶工、2名喷胶辅助工、3名包覆辅助工。虽然只有10张工作台，但其中辅助工日常工作并不需要工作台，18名包覆工实行早、中班两班倒，故实际10张工作台可满足20名员工的工作要求。因车间现场比较凌乱，故其于2018年4月10日向乔军号等员工提供扫帚，要求其打扫，此属岗前准备行为。当日，国利公司多次明确通知乔军号等员工在原岗位恢复生产，然，乔军号等员工聚集在车间外或车间一楼或车间外物流通道，拒绝原岗位恢复生产。2018年4月10日至同月12日期间，乔军号等人持续怠工、停工、旷工、拒绝上岗，没有一个人到岗工作。为此，国利公司提供：1、2018年4月5日至8日物流车队送货派车情况表、公司车队45号车（沪KXX**）照片、用于搬运货物的托板照片、送货单、2018年4月8日欧某与任某微信聊天记录及发送图片、欧某、蒋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国利公司并申请证人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国利公司为乔军号的原岗位搬回生产设备与材料；2、四楼生产车间平面图、基建设备科2018年4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图片、吴某等人的证人证言、考勤表、XX路厂区平面图、XX路厂区压机操作工工作视频及截图、XX路厂区与原内饰件厂区的步行线路图、员工内部调动单，国利公司并申请吴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国利公司为乔军号的原岗位安装生产设备与材料，原岗位已经具备开工条件；3、孙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国利公司与肖某、周某、陈某、苟某一对一沟通的视频及视频文字整理稿、关于肖某、周某、陈某、苟某的开除通告、2018年4月10日与乔军号等27人沟通工作安排的视频、视频截图及视频文字整理稿，国利公司并申请孙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国利公司与乔军号等员工沟通在原岗位继续生产工作，然乔军号等人持续怠工、停工、旷工、拒绝上岗，没有一个人到岗工作。乔军号对证据1、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能反映客观情况的是照片，当时四楼只有5张桌子，即10个工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那几张桌子也是国利公司临时摆一下，国利公司于仲裁期间亦陈述，因2018年4月10日乔军号没有复工，所以国利公司后来又把桌子搬走了；对证据3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均系国利公司在职高层，与国利公司有利害关系；对国利公司与肖某、周某、陈某、苟某一对一沟通的视频及视频文字整理稿、关于肖某、周某、陈某、苟某的开除通告真实性均无异议，当时国利公司是与乔军号等人一个个沟通的，周边站了很多国利公司的人以及保安；对2018年4月10日与乔军号等27人沟通工作安排的视频、视频截图及视频文字整理稿真实性无异议，视频反映出孙某要求乔军号等人到四楼恢复生产，乔军号也去了四楼，但四楼只有5张桌子、即10个工作台，没有其他生产资料，不具备生产条件。且国利公司就18名包覆工实行早、中班两班倒也未作出安排。2018年4月10日早上，乔军号到公司之后，车间门锁着，乔军号无法进入，所以蹲在门口，并非国利公司所述拒绝复工，且也无法体现开除通告中所写的无理取闹、煽动闹事等情况，其他照片也可看出乔军号等人站着听领导讲话，仍然是一个协商过程。原审诉讼中，关于乔军号2018年3月工资差额一节，原审法院限期国利公司提供乔军号该月产量的依据。国利公司明确表示，如其3日内未就此提供相关材料的，则表示同意仲裁裁决的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然国利公司未在原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关材料。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劳动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国利公司主张乔军号于2018年4月12日提起仲裁申请，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要求国利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故双方劳动合同系因员工提出解除而于2018年4月12日解除。然，2018年4月12日当日，乔军号并未明确向国利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乔军号上述提起仲裁申请的行为并未导致该日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现同月13日，国利公司向乔军号送达《关于张某、王某、付某等23人的开除通告》，故双方劳动关系至此因国利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而终结。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国利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未显示乔军号存在“无理取闹”、“煽动闹事”或“严重干扰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的情形，国利公司亦未就此提供其他足具证明力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难以认定乔军号存在上述情形。据国利公司陈述，其于2018年4月8日将生产设备搬回，于同月10日向乔军号等员工提供扫帚，要求其打扫，此属岗前准备行为，并于10日多次明确通知乔军号等员工在原岗位恢复生产。即在2018年4月9日以前，乔军号的原工作地点并不具备生产条件，且双方确认2018年4月2日至同月9日期间就搬迁安置在进行协商，故国利公司主张乔军号该期间存在怠工、停工之行为，有悖事实。双方对于4月10日起乔军号原生产岗位即四楼车间是否具备恢复生产的条件存在争议。国利公司主张，其于四楼车间设置了10张工作台，上述工作台可满足除3名压机操作工以外的24名员工的工作要求。然，从国利公司提供的证据看，未接受安置方案的员工为27名。即使四楼车间的生产资料已经具备生产条件，国利公司亦未提供足具证明力的证据以证明其已对27名涉讼员工做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安排，故国利公司主张乔军号于2018年4月10日存在怠工、停工之行为亦明显欠妥。2018年4月11日、12日，乔军号等员工系因至信访部门维权，后被引导至仲裁而未出勤，该行为不能简单认定为旷工，即便因乔军号未履行请假手续而对其该两日作旷工论，仍未达到国利公司处《旷工认定及处罚规定》中规定的一个月内累计旷工达三天及以上者按严重违纪行为作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之条件。此外，国利公司亦未就其提供的作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规章制度系经由民主程序而制定进行举证。综上，国利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之行为有违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应支付乔军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现国利公司对仲裁裁决的赔偿金之金额无异议，故国利公司应支付乔军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7,298.33元。关于乔军号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原审法院限期国利公司提供该月产量的相关依据。国利公司明确表示如其限期内就此未提供相关材料的，则表示同意仲裁裁决的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现国利公司未提供该月产量的相关材料，视为其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故国利公司应支付乔军号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3,149.5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乔军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7,298.33元；二、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乔军号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3,149.5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期间，国利公司提出，该公司原审期间请求法院前往其厂区对2018年4月10日是否具备生产条件进行调查，但原审法院未予调取；还申请20余名证人出庭，但原审法院仅允许其中三人出庭作证。现其申请二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并申请其余证人出庭作证。针对国利公司补充的事实，乔军号认为，关于2018年4月10日是否具有生产条件，经过仲裁及原审的举证质证和当事人陈述，已经充分查明。关于证人出庭，因证人证明的事项和目的重复，原审法院已经充分释明，国利公司自行选择了三名最具证明力的证人到庭陈述，原审程序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关于2018年4月10日国利公司原厂区是否具有生产条件，并非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原审法院未调取，并无不当。关于申请证人出庭一节，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本案原审中国利公司先申请15人出庭作证，后增至18名，复又撤回一人。从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来看，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后原审法院要求其对17名证人的拟证明事项进行概括补充。从国利公司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补充说明看，4名证人要证明的内容是沟通安置方案以及要求复工的情况，7名证人要证明的内容是将设备从平湖运回的情况，6名员工要证明的是设备经安装调试，已符合开工条件。然双方当事人在仲裁中已确认于2018年4月2日至同月9日期间系就搬迁事宜进行协商，因此该期间双方如何协商，设备如何运回安装确实与本案无关。原审根据实际情况同意3名证人出庭作证，亦属合理。故本院对国利公司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证人出庭等申请，均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解除权系形成权，本案国利公司虽主张应当以2018年4月12日乔军号申请仲裁之日作为解除劳动合同之日，但该日乔军号的意思表示并未到达国利公司。而2018年4月13日，国利公司向乔军号送达《关于张某、王某、付某等23人的开除通告》，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由国利公司作出解除行为，并以该日作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并无不当。根据国利公司出具的开除通告记载，系因劳动者在其部门生产场地变动后，既不愿到新的生产场地工作，也拒绝在原场地继续工作，并且一再无理取闹，煽动闹事，实施怠工、停工并于4月11日-12日连续旷工，严重干扰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严重违反其规章制度，故而作出解除行为。仲裁中，国利公司辩称2018年4月11日和12日劳动者旷工。二审中，国利公司又进一步明确，2018年4月，在原工作场所具备生产条件之后，劳动者依然拒绝提供劳动，累计2018年4月10日至4月13日旷工三天以上。本院认为，国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解除行为系合法，具体分述如下：第一，国利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无理取闹，煽动闹事等行为，而且根据国利公司的通告，内饰件项目部在2018年4月1日整体搬迁，实际也存在搬迁的情况，因此也难谓干扰和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秩序；第二，国利公司在一、二审中主张的旷工时间明显超出其在开除通告记载、仲裁中辩称的旷工时间，而且也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双方在仲裁中均确认于2018年4月2日至同月9日期间系就搬迁事宜进行协商，因此无法认定该期间劳动者存在怠工、停工的行为；第四，国利公司在开除通知、仲裁、原审中均未将2018年4月13日算入旷工日期内，然其在二审中将该日主张为旷工日，明显陈述不一,本院不采信；第五，原审中国利公司陈述，2018年4月10日11点前设备才安装完毕，因此2018年4月10日是否具备生产条件确实存疑，且即便以该时间点论，也确实难以认定劳动者该日旷工一天。据此，即便本院认定劳动者2018年4月11日、12日因未履行请假手续系旷工，仍未达到国利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一个月内累计旷工达三天及以上。综上，国利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违法，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国利公司对仲裁裁决的赔偿金之金额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关于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原审中国利公司明确表示如其限期内就此未提供相关材料，则表示同意仲裁裁决的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因此，鉴于国利公司未按照原审法院的要求提供2018年3月产量的相关材料，原审法院视为其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并无不当。综上，国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杨 力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仇佳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