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内0223民初1384号   原告：钢某，男，1986年3月23日出生，党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2，男，1963年12月27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被告：李某3，女，1968年7月1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内蒙古蒙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钢某与被告李某2、李某3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29日和2018年12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钢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告李某2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承包的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安镇那仁宝力格嘎查3135亩草原、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侵害，排除妨害，立即搬出，并返还原告；   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自1995年6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其侵占的原告3135亩草原、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止，按每年20378元（1698元/月55.8元/日）的标准赔偿原告损失，暂计至2018年8月12日损失为468694元；2018年7月31日原告在自己承包的草牧场拉网栏被告妨碍不让拉网栏，还抢走了工人的工具，雇了三个工人，每人一天200元。暂计至2018年8月12日损失为7200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钢某1986年3月23日出生后户口登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旗那仁宝力格嘎查，与奶奶阿优喜系同一个户口，均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旗那仁宝力格嘎查成员老户。1986年国家施行第一轮草原承包经营政策时,原告的奶奶阿优喜作为户主,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共同承包了涉案草原,取得了涉案草原的草原承包经营权。取得涉案草原承包经营权后,原告的奶奶阿优喜及原告一家在涉案草原上建设了房屋、羊圈、水井、网围栏等附属设施。1995年被告一家因无房居住,找到阿优喜及原告希望能在涉案草原上暂住几年帮看护房屋设施及草牧场。1997年施行第二轮草原   承包,阿优喜和原告继续承包了涉案草原。2001年阿优喜去世。被告一直帮看门无偿住原告的草牧场及房屋。2008年原告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准备自已使用承包的上述涉案草原、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遂多次找到被告一家,要求被告一家搬离涉案草原及房屋,但被告一家均以各种理由推脱。2015年国家施行草牧场确权政策,经过确权原告于2015年6月25日,取得了上述3135亩涉案草原的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为J15022304010111)。之后,原告又多次找到被告一家,要求其搬离涉案草原及房屋,但被告一家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被告一家非法侵占原告所有的涉案草原及房屋,妨碍原告行使草原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侵权。故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其一,通过庭审,原告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2018年9月3日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再无其他证据在任何时间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该时间远远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二,被告从阿优喜处转包涉案草场,是1997年3月份,原告当时已经11岁,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在牧区长大,对牧区生活比较了解,应该知道其权利,如果享有涉案草场的经营权,其应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其三,被告从阿优喜处于1997年3月份转包草场,原告的父亲照日格图全程知晓并参与,因此照日格图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如果原告的权利被侵犯,原告的父亲当时是知道的,并可以随时主张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即便存在诉讼权利,也丧失了实体胜诉权。   二、原告主体不适格。(1)整个庭审过程,原告一直在回避本案很核心的主体身份问题,作为原告,其有义务举出原告与阿优喜的身份关系的证据,从而证明其系同一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关系,但目前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述身份关系系同一承包经营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或者后果。(2)原告钢某与起诉状中所称的奶奶阿优喜真实关系如下:钢某的父亲照日格图是阿优喜丈夫的侄子,照日格图管阿优喜叫婶婶。该事实通过被告在庭审当中举出的公证书以及出庭作证的两个证人的证言证明,其不是存在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具体理由:阿优喜与原告父亲照日格图于2000年10月18日公证书当中第二条公证证明,阿优喜与原告父亲照日格图解除抚养关系,而抚养关系只有非血缘关系才能解除,可见阿优喜与原告父亲照日格图并无血缘关系,即与原告更无血缘关系,而传统的农户是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因此,阿优喜与照日格图、钢某就不是一个承包经营户中的成员。(3)照日格图(于1971年迁到了朱日和乡)、钢某在其他嘎查分到了草场,这是客观的事实,既然在其他嘎查分到草场,那么不可能再在阿优喜承包经营户中,那么原告作为照日格图的孩子于1986年出生,原告只能是和照日格图是同一个承包经营户,因此原告与阿优喜肯定不在同一承包经营户里。(4)原告持有2015年补签的草场承包经营合同,取得草场承包经营权证书,本身是存在重大瑕疵的,正常程序是应当持有1999年发放的二轮承包经营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进行确权。本案中阿优喜的二轮承包经营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是客观存在的,并无丢失。客观事实：1997年二轮承包地过程中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也只是阿优喜的名字,承包经营合同上登记的是阿优喜的名字,合同落款签的是本案被告李某2的名字。该事实经过当年经办人张某1的证人证言证明,完全可以证明二轮承包经营合同与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信息与原告无关。(5)原告诉状中叙述的1986年国家施行一轮承包经营政策时阿优喜作为户主,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共同承包草场的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当时照顾老户的政策,承包经营权人阿优喜作为老户多给分一个人的草场。如果原告及其父亲照日格图和阿优喜在一个承包户中的话,那么当时应该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的草场,即承包登记中的二人草场皆为老户阿优喜的承包草场,而没有原告和其父亲照日格图。综上,原告并不是涉案草场承包经营主体,其没有权利主张草场承包经营权相关的权利,因此,其主体不适格。   三、被告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被告取得草场的经营权是通过合法转包取得。(1)1997年春阿优喜、照日格图在场的情形下将其草场转包给了李某2,将其几间土房转让给了李某2,为此李某2支付了30000元。在办承包经营权证和承包经营合同过程中,阿优喜以及照日格图共同同意承包经营合同落款由李某2签字,并且由其持有承包经营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该事实通过被告所举的公证书、那仁宝力格嘎查证明以及经办人张某1和18位证人证言等证据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客观真实地证明被告转包阿优喜草场的事实。从1997年开始李某2一家一直在经营涉案草场,因被告是通过合法途径从阿优喜处将草场承包经营权转包,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李某2与原承包权人阿优喜基于自愿、平等、协商、有偿的方式对06388号草牧场的使用权(至二轮承包截止日期)进行转包和房屋、羊圈等附属设施的所有权进行了转让,且被告作为那仁宝力格嘎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改变草牧场用途,符合我国《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被告与阿优喜的草场经营权是转包,不是转让,具体理由如下:其一,1999年在阿优喜、照日格图和被告全部在场的情况下,由当时经办人张某1向本案被告发放承包经营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明确权属登记人均是阿优喜,被告明确知晓这一情况,并没有提出要求变更承包经营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权属登记,足以说明双方流转的形式是转包,并非转让,因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才需要承包经营权权属登记的变更。其二,原、被告双方的争议在诉讼到贵院前,双方进行过调解,结果并没有达成合意,该调解的事实原告予以认可。被告在该调解过程中陈述其对涉案草场经营期间是从1997年到2027年,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被告与阿优喜是一个转包行为。其三,被告与承包经营权人阿优喜是基于自愿、平等、有偿的基础上达成的转包合意,并且30000元于1997年转包3135亩草场、转让附属房屋等设施的价格是合乎当时的市场价的,且双方已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合同双方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此外,草场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协议,双方采取书面形式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生效要件,故被告与承包经营权人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其四,从法律适用上来讲,被告与阿优喜的有关草场转包和房屋设施的买卖符合法律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1)1997年有关草场的转包适用的是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以及政策性规定,1988年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以及国务院办公厅6号文件和一轮承包草场经营权证上的记载,均允许承包经营权人自由流转其承包经营的土地。(2)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更是明确了被告与阿优喜的转包行为合法有效。综上,被告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涉案草场经营权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四、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各种数额不成立。原告诉状当中向被告主张的各种赔偿数额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又因通过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因此该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原告应返还从2010年7月开始的草场禁牧补贴每年每亩6.5元,即6.5元×3135亩×8年=163020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第七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扣缴;即承包方被告享有国家给予的草场禁牧补贴,原告应将违法取得的草场禁牧补贴返还被告。就该诉权被告通过另案对原告继续诉讼。综上,望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欲证明1986年3月23日原告出生，落户在内××旗号，与原告奶奶阿优喜同一户口，原告奶奶阿优喜系户主。2001年原告阿优喜去世，户口销户后，2004年11月22日原告成为了户主，原告单独一个户口，原告至今依然是内××旗那仁宝力格嘎查成员。被告质证称，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第一，户口簿的登记情况不能反应草场土地客观实际情况，是否是同一承包成员，承包草场需要通过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权证加以证实，因此其证明不能实现；第二，本案原告与阿优喜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戚，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亲奶奶和亲孙子的关系；第三、该户口簿明确记载2004年11月22日迁来，并不是出生就在该户口上。本院认为，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2.《达茂联合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合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欲证明：1、第一轮草原承包经营时，原告的奶奶阿优喜作为户主，原告作为家庭成员承包了涉案草原3135亩，取得了涉案草原的草原承包经营权。1993年7月7日，原告奶奶阿优喜作为户主与包头市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苏木人民政府签订《达茂联合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明确约定承包草场面积为3135亩。2、1997年施行第二轮草原承包，阿优喜和原告继续承包了涉案草原。2015年国家施行草牧场确权政策，经过确权原告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安镇那仁宝力格嘎查委员会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同日原告取得了上述3135亩涉案草原的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J15022304010111），确认原告承包涉案土地的承包起止时间为1997年5月1日至2027年5月1。原告至今仍享有涉案草原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被告质证称，对1993年7月7日登记人为阿优喜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的证明问题不予认可，该承包合同恰恰说明本案涉及的草场3135亩，承包人尽尽是阿优喜，因为此时阿优喜丈夫已经去世，更没有原告的父亲，更没有原告。该证据证明第二点，通过草牧场证明阿优喜承包的草场转包给本案的被告是合法有效的。对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草原承包合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一、第二轮经营合同发放的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合同相对方登记人是阿优喜，并非本案的原告，落款的签字是本案的被告李某2，草场经营权证登记的是阿优喜，也就是说原告2015年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就是为了办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三、牧民纠纷调解笔录、视频4段（2018年7月31日视频3段、2018年9月3日视频一段）证明：1、1995年被告一家因无房居住，找到阿优喜及原告希望能在涉案草原暂住几年帮看护房屋设施及草牧场。2001年阿优喜去世后，被告继续帮原告看门并居住原告的草牧场及房屋。2008年原告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准备自己使用承包的上述涉案草原、房屋及其他附设施，多次找到被告一家，要求被告一家搬离涉案草原及房屋，但被告一家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之后，多年来原告又多次找到被告一家，要求其搬离涉案草原及房屋，但被告一家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2、2018年7月31日开始原告雇佣三个工人（每人每天200元）去涉案草原安装围栏，一直到2018年8月12日原告共计向工人支付7200元劳务费，但被告以抢夺工人工具和围栏杆等方式阻扰原告对涉案草原安装围栏，导致原告至今未能安装围栏。3、证明现涉案草原上的房屋及其他设施均系1995年被告一家开始居住时原告一家已经建设的原有房屋及其他设施。被告质证称，对原告提供的调解笔录的三性都予以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明问题不予认可，第一，该调解书中被告也进一步明确他是转包阿优喜的草场，期限是2027年，并不是原告所称的看门人；第二，该调解书中因双方分歧太大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视听资料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第一、被告只是进行了阻拦，没有抢夺工具，被告阻拦行为是维护自己的合法行为，并非侵权行为。视频资料中被告明确陈诉要通过司法机关解决，并且一直重复，是通过转租承包阿优喜草场才来这居住和经营的。第二、视频中房屋与1997年3月16日房屋和相关设施是不一致的，被告后期都有修缮。第三、被告自认去到草场是2018年9月3日，那么足以证明其主张权利早已超了20年。本院认为，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   4.依原告申请本院从达茂联合旗公安局明安镇边防派出所调取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依原告申请本院从达茂旗草原监督管理局调取的达茂旗牧区草牧场划分基本情况统计表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证明：1、1986年3月23日原告钢某出生，1986年3月30日落户在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那仁宝力格嘎查，原告与奶奶阿优喜同一个户口，奶奶阿优喜系户主。2、1988年6月份的《达茂旗牧区草牧场划分基本情况统计表》明确记载第一轮草原承包经营是原告的奶奶阿优喜作为户主，原告作为家庭成员2人共同承包了涉案的3135亩草场，取得了涉案草原的草原承包经营权。3、1997年施行第二轮草原承包，原告与奶奶阿优喜继续承包了3135亩的涉案草原，1999年10月1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给原告和奶奶阿优喜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合同编号：06388），该《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期限为1997年至2027年，承包草场人口为2人。被告质证称，对《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基于钢某的真实的身份，对落户情况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第二、落户的情况，不能代表草场经营的情况。对于1983年《达茂旗牧区草牧场划分基本情况统计表》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质证如下，第一、该登记表为1983年第一轮草场承包时的登记表，与本案争议的转包、承包是否有关联性，请贵院根据其他证据予以确定。第二、该登记表中，最上角是没有时间的。第三、在登记栏户名一处，只有阿优喜，并没有本案的原告，人口登记的两人中没有原告，其一、当时对于老户的登记，当地承包时予以照顾，分两个人的草场，这个是政策性行为。第二、登记两人，在统计过程中，可以确定没有原告和原告的父亲，如果像原告说的系同一继承户，当时承包的草场应该是四个人或三个人的草场。所以原告的举证过程中，没有提到其父亲照日格图。对《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三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被告在举证中，证人张某1给发放的该证，与该证一起发放的还有草场经营合同，这份证据可以证明只有阿优喜是涉案草场的经营权人，涉案草场承包户中再无其他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   1.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一、阿优喜和照日格图（钢某父亲）二人共同认可于1997年将其承包的3135亩草场流转给了本案的被告。房屋、羊圈等附属设施的所有权转让给了被告，这一事实二人在公证书中第二条予以确认。第二、证明阿优喜和照日格图不是母子关系，该公证书中第三条双方解除了抚养关系，即说明双方不是母子关系，双方不能约定解除。原告质证称，对公证书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第一、该公证书系复印件，只印有一个骑缝章，并不是公证处的公章，由于未提供原件，加之原告之前对于公证书并不知情，所以真实性不认可。第二、即使该公证书是真实的，该公证书只是阿优喜与照日格图之间公证书，并没有涉及本案原告。第三、即使该公证书是真实的，公证书中的调解协议书，虽然有约定，住房及草牧场一处已于1997年以30000元之价转让他人，但是并没明确转让房屋及草牧场的具体坐落。也未明确转让于何人，故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即使公证书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涉案草原房屋及附属设施已转让于本案被告。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公证书盖有核对无异章及审查人的签字，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   2.嘎查委员会证明、证人证言（19份）证明1、嘎查委员会证明被告于1997年3月16日搬到了哈日淖尔阿优喜牧点居住，至今任在哈日淖尔居住，一直使用经营阿优喜的牧场。2、证人张某1在担任新宝力格苏木牧业干事、负责草原监理工作时，于1999年10月1日，在阿优喜、照日格图、李某2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并经阿优喜、照日格图同意的情况下，由张某1向李某2颁发了登记人为阿优喜的草场经营权证以及承包经营合同的事实。之所以向李某2颁发是因为阿优喜于1997年将其承包的草场流转给了李某2。3、18位证人共同证明了阿优喜将其承包的草场流转给了被告，阿优喜所有的房屋、羊圈等设施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本案被告。原告质证称，对嘎查委员会的证明三性均不认可，第一、该证明其属于证人证言，由于嘎查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没有出庭。第二、该证明内容写到李某2于1997年3月16日搬到哈日淖阿优喜牧点，我要说明一点，嘎查委员会应当是不会对外来搬迁人口实际时间进行登记。但是我们提出的质疑是二十几年经过后，现在的嘎查委员会是如何确定的具体时间。对王某、图布信毕力格的证明及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其他人所有的证人证言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因为证人没有出庭，无法查明真伪。本院认为，那仁宝力格嘎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盖有嘎查委员会的公章，本院予以采信；对张某1、王忠、武爱叶、高二子、芒来扎布、吕茂盛、王双云、李斌山、崔俊仙、吕堂生、郭元明、高生玉、崔永贵、候亮、王吉云、巴图吉日格拉、吕茂荣、张扬锁出具的证明，原告不认可，上述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图布信毕力格、王某出具的证明，原告不认可，图布信毕力格出庭作证时不认识其出具的证言证词，王某出庭作证时称其证言证词是听别人所说，故本院不予采信。   3.证人图布信毕力格出庭作证，证明被告李某2从阿优喜手里买的草场和房屋。被告认可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对其所有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经原告代理人询问，证人并不认识其所称自己书写的证言证词，而且其庭审中口头表述的证词与书面表述的证词相互矛盾。本院认为，原告不认可证人图布信毕力格证人证言，证人并不认识其所称自己书写的证言证词，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4.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李某21997年去的哈日淖尔，我是1998年到的西麻毫，我听说过李某2买的阿优喜草场。被告认可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对证人张某2的证人证言不认可，经庭审中核实，其本人当庭的陈述与其出具的书面内容不一致相互矛盾。本院认为，原告不认可证人证言，证人所证明的事实，系其听别人所述，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钢某于1986年3月23日出生，之后于1986年3月30日将户口落户在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那仁宝力格嘎查，现在的达茂旗明安镇那仁宝力格嘎查，户主为阿优喜，与户主关系为户主的养孙子。原告奶奶阿优喜去世后，原告成为户主，单独一个户口。达茂旗牧区草牧场划分基本情况统计表上牧户阿优喜人口为2人，1999年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颁发的草场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方姓名为阿优喜，承包草场人口为2人，合同编号06388号，承包期限为1997年起至2027止，草场面积为3135亩。于2015年6月25日原告钢某与那仁宝力格嘎查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同日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给原告钢某换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为J15022304010111,草原承包合同编号为06388号,承包方钢某，草原面积为3135亩，承包期限1997年5月1日至2027年5月1日。被告李某2、李某3夫妻二人，从1997年开始占有使用涉案草场及房屋等附属设施至今。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户口簿、身份证、达茂联合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合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常住人口登记表、达茂旗牧区草牧场划分基本情况统计表、草原承包经营权证（1999年）等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涉案草场承包经营权属原告所有，原告也是涉案草场上的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对于被告辩称的“被告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被告取得草场的经营权是通过合法转包取得。”的答辩意见，因被告提供的公证书内容虽然写有“住房及草牧场一处，经双方协商已于1997年以3万元之价转让他人，现无纠割。”，但未写明住房及草场牧场坐落、面积以及转让何人，也无任何转让手续佐证，因此公证书不能证明涉案草场已转让给被告。被告也未提供转包的书面合同、支付款项的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现二被告仍然占有该草场,拒不搬离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应将占用的草场、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返还给原告，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承包的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安镇那仁宝力格嘎查3135亩草原、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侵害，排除妨害，立即搬出，并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赔偿原告占有草场、房屋、其他附属设施的经济损失及赔偿原告雇佣工人的费用7200元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损失，故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抗辩的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之规定，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排除妨碍、立即搬出并予以返还涉案草原、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是基于物权即涉案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和涉案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主张的，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四）项，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2、李某3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搬离现占有的原告承包的位于达茂旗明安镇那仁宝力格嘎查3135亩草场及房屋，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并将该草场、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返还给原告钢某；   二、驳回原告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58元，减半收取427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某2、李某3负担100元，由原告钢某负担41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558元，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判决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逾期不提出申请，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请执行的权利。   审判员 太 平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环宇   附本案所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权；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做、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