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7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南路新南站。法定代表人：孟德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竹，云南王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一路民生街康居苑**办公室。法定代表人：周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庆、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1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竹，被上诉人现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庆、赵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盛达公司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遗漏必要的诉讼参与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案外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只欠93905.97元，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120万元不能成立。双方约定性质为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只有200万元，剩余为各类经营性借款，支付方式和途径分别作了约定。被上诉人主张的120万元实际是案外人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该部分款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我方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现代公司辩称：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就是429万元，上诉人实际履行了300万元，根据合同相对性结合上诉人的履行，上诉人一直是认可股权转让款的，本案诉讼中又推翻原来的约定。我方一审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向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重复主张债权。上诉人提到的审计征询函，并不能代表双方股权转让关系就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现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费129万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8月6日起至被告付清全部股权转让费之日止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3月7日为273,901.05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于2002年7月17日登记成立，2003年8月18日登记新增注册资本至500万元，2013年8月19日登记股东为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牟进军（持股比例20%）。2014年7月31日，原告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提交工商备案，内容为“甲方（即原告）系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持有公司8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决议，双方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在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400万元人民币，按429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即被告）；二、上述股权转让费，乙方按约定支付给甲方，并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三、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甲方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义务；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交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一份。”同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2013年8月甲方（即原告）与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威斯达）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实际支付股权转让费200万元后，获得昆明威斯达80%的股权。后在公司运作期间，甲方又先后借给昆明威斯达各类经营性借款共229万元。为妥善解决此事，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共同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退出在昆明威斯达所持有的股份，将现持有的昆明威斯达8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二、股权转让费为甲方原支付的转让费200万元，加上甲方先后借给昆明威斯达的各类经营性借款共229万元，共计429万元；三、股权转让费支付方式：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费200万元，同时，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昆明威斯达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五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费尾款229万元付至昆明威斯达账户，由昆明威斯达支付给甲方，作为昆明威斯达归还甲方的借款；四、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将昆明威斯达的证照、印鉴、财务资料以及合同、协议等相关资料进行清理后移交给乙方。甲方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义务；五、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签章后生效。”2014年8月6日，被告转账支付原告款项200万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的收据。2014年8月21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登记该公司股东为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牟进军（持股比例20%）。相应变更登记附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7月30日作出的《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4年7月30日表决通过）》，主要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股东会。经讨论，一致通过如下事项：一、同意变更股东，由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牟进军变更为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牟进军；二、同意股东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三、原股东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在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400万元人民币，按429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受让人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须于2014年8月7日前，将人民币429万元支付给出让人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该决议由原、被告（即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牟进军以股东名义签章、签字落款。2016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到“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还款100万元”的收据。2016年5月10日，被告转账支付原告款项100万元。2018年2月8日，原告向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询证事项为“本公司2017年12月31日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其他应收款93,905.97元，贵公司欠款合计93,905.9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负有《协议书》项下229万元的支付义务。本案原、被告于2014年7月31日形成转让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合意。针对股权转让事项，双方于同日签订两份书面合同，其中提交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原告持有的比例为80%的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作价为429万元，对股权转让费的支付方式则未在协议中作具体明确。另一《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致，对股权转让费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为“甲方（即原告）原支付的转让费200万元，加上甲方先后借给昆明威斯达的各类经营性借款共229万元，共计429万元；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乙方（即被告）支付甲方股权转让费200万元，同时，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昆明威斯达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五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费尾款229万元付至昆明威斯达账户，由昆明威斯达支付给甲方，作为昆明威斯达归还甲方借款。”原告主张其转让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予被告的转让费为429万元，被告仅支付了300万元，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转让费129万元。被告抗辩《股权转让协议》系用于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使用，所记载股权转让费429万元非实际转让对价。被告受让股股权的转让费仅为2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和《协议书》所记载429万元中的其余229万元为原告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性借款，并非股权转让费。并主张原告实际出借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性借款不足229万元。针对被告抗辩，原告进一步主张其持股期间实际向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及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投入了2,296,135.97元，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协议书》，以及双方合意的股权转让费为429万元，《协议书》中所明确经营性借款229元只是对股权转让费组成的描述。针对上述诉辩主张及庭审中细节性主张，一审法院评述如下：①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和《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原、被告双方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书》，所约定事项均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且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但在股权转让交易实践中，当事人签订多份合同之情形实属常见，即除订立进行备案的合同（即所谓阳合同）以外，有可能签订与备案合同相异或更为详细的协议（即所谓阴合同）对具体交易条件和细节进行补充。在备案以外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下，依交易常情，可依之并结合备案合同确定交易双方之间权利义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一致，均为原告持有的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差异在于股权转让对价的表述。其中《股权转让协议》表述转让对价为转让费429万元，而《协议书》在约定股权转让费为429万元的同时，对股权转让费以说明方式表述为“股权转让费为甲方原支付的转让费200万元，加上甲方先后借给昆明威斯达的各类经营性借款共229万元”。此外，《协议书》对“股权转让费支付方式”进行了具体约定。从合同对价角度而言，《股权转让协议》和《协议书》的约定并无实质性差异，即作为取得原告持有股权的对等义务，被告须支出429万元。至于《协议书》约定“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五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费尾款229万元付至昆明威斯达账户，由昆明威斯达支付给甲方，作为昆明威斯达归还甲方的借款”应理解为被告履行对价义务的方式，不影响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而对于被告认为《协议书》所明确的229万元经营性借款对应的相对人应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作为意图通过受让取得股权一方，被告应诺提供429万元作为取得股权的条件，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被告对相应交易条件或对价的确定应当是知悉的。即从逻辑上来说，被告同意支出229万元交付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再由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至于其承诺该种交易条件的主观目的，是出于代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债务还是认可原告以经营性借款方式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投入，均不影响被告与原告达成支出该229万元作为取得股权对价合意的认定。被告以转让对价确定因素的表述方式为由抗辩其非履行义务主体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②对价确定因素的客观性是否影响相关义务的履行。被告在抗辩其非《协议书》中“229万元经营性借款”的履行主体的同时，主张原告在取得涉案股权过程中与案外人牟进军（亦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另一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标的包括两个目标公司（即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和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且根据协议约定首期支付牟进军的200万元转让费为两个公司各100万元，原告从牟进军处受让股权支付的转让款仅为100万元，《协议书》确定原支付转让费为200万元为牟取暴利。并主张原告实际出借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性借款仅有109万余元。原告则主张其支付牟进军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办理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其支付牟进军的200万元实际为获得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对价，并未涉及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书》对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系原、被告之间合意的结果，对对价确定因素的考量或相应因素的客观性，并不能当然推翻合意的有效性。其中《协议书》所表述“原支付的转让费200万元”属原告与前手股东（即案外人牟进军）之间关系，并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对交易股权价值的判定或确定。而对于股权转让对价确定因素中的“原告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性借款229万元”是否客观，就原、被告而言涉及的是认知问题。即从逻辑上而言，如被告认为借款不实或投入不实，换言之目标公司并未实际取得款项或受益，则属被告认知有误的范畴。在未经撤销情形下，不影响双方所形成对价合意的有效性。相应对价确定因素的客观性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至于被告履行转让对价义务后，因对价履行而产生的对价确定因素中“原告与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经营性借款”可能发生的清偿效果争议，应由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和原告之间另行处理。故对被告申请追加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以及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请求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基于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不是必要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不予准许。③被告主张原告在受让股权过程中未足额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未按照约定履行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并在主张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欠付被告房租、水电费的同时，主张原告应在未实际出资范围内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原告作为股东期间，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对被告负债以及原告是否应当承担股东责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更无由发生在此基础上的债务抵销效果。一审法院对其相应主张均不予审查。④被告抗辩主张原告未将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密钥移交被告，换言之欲以此由此为由作履行抗辩。对此，原、被告所订立协议对转让股权项下对应的交接手续在《协议书》中约定为“甲方将昆明威斯达的证照、印鉴、财务资料以及合同、协议等相关资料进行清理后移交给乙方”，但未具体明确是否包含被告所主张“计算机软件密钥”。被告亦未提交依据证实客观存在相应必须移交事项。故被告相应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抗辩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应支付原告股权转让费（或转让对价）429万元，扣除已支付的300万元，尚应支付原告129万元。对于相应转让费或转让对价的履行，涉案《协议书》约定“乙方将股权转让费尾款229万元付至昆明威斯达账户，由昆明威斯达支付给甲方”，该履行方式性质为双方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无论被告是否向第三人（即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交付款项，在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未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情形下，被告所负债务不得免除。被告无依据证实（约定第三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原告支付《协议书》项下剩余股权转让对价129万元，负有继续清偿相应债务的责任。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股权转让费129万元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涉案合同对被告迟延履行情形下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未做明确约定，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费（对价款）1,290,000元；二、原告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8,875元，由被告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6,410元，由原告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65元。一审法院确认事实，经审查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组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性借款明细印证企业征询函；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欲证明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不同的法人主体。被上诉人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并不影响双方股权转让关系。企业征询函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做出认定，而海南威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关系的主体。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对价应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本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也于2014年7月30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及相关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上诉人盛达公司主张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对价仅为200万元，另229万元性质是案外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欠款，而实际案外人的欠款仅109万余元，因此后续款项不应支付。本院认为，涉及本案股权转让事项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对于股权转让的对价均明确载明股权转让对价为429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同样明确股权转让总对价为429万元，虽然期间表明229万元由上诉人付至案外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后再由其支付给被上诉人，并对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欠款进行抵扣。首先，该内容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能视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对自身权益的处置。其次，该协议基础仍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虽然对229万的付款方式及抵扣作了补充约定，但抵扣及付款方式均涉及案外人，而案外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关系的合同主体，因此该约定对案外人并无约束力，且依照该协议所载内容并无因案外人事项变动而改变基础股权转让约定的意思表示。第三、本案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股权转让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相关基础法律事实、具体金额、是否存在抵扣等均应通过其他途径处理另行处理，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10元，由上诉人云南盛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迅审判员  吴娴审判员  白皓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