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481民初936号 原告：陈景雄，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汉松，广西程和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刘祥英，女，1967年3月13日出生，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被告：黄军强，男，1970年12月30日出生，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刘祥英、黄军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尚遥，广西志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黄桂崇，男，1969年8月2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第三人：农琴，女，1979年8月2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原告陈景雄与被告刘祥英、黄军强，第三人黄桂崇、农琴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景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汉松，被告刘祥英、黄军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尚遥，第三人黄桂崇、农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景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陈景雄与刘祥英的合伙关系；2.刘祥英归还其欠陈景雄投资紫薯的货款601756元，黄军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初，通过刘祥英的宣传，陈景雄和第三人农琴、黄桂崇认为刘祥英在国内对紫薯的销售有很强的网络，遂决定与刘祥英一起合伙经营紫薯生意，由陈景雄和农琴、黄桂崇负责从越南出货，在越南收购货物、运费、越南的税费、滞留费等全部由陈景雄出资，货物出口到中国后由刘祥英销售，产生的利润在扣除成本后由四人平分。四人为此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刘祥英给这个群命名为“紫薯共赢团队”。从2018年3月22日到2018年4月29日，陈景雄和农琴、黄桂崇共在越南组织了13车紫薯货源，交由刘祥英发往新疆、佛山、北京等地销售，这13车紫薯总重量为363860公斤，总货款为越盾3244.927兆，经过损耗，发到国内后余重为307686公斤，应付货款为2688.743兆，折合人民币751666.31元，包括在越南方面的运费、滞留费和越南税费共667.150兆（折合人民币186615.38元）合计938281.69元，这些费用都陈景雄支付的。刘祥英在中国各地销售紫薯过程中，其丈夫黄桂崇都帮她收账。这13车紫薯早已销售完毕，陈景雄多次催促刘祥英做中国销售账，并告诉刘祥英，如有亏损就不要继续经营了。但刘祥英一直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做，还告知陈景雄有盈利，让其放心。刘祥英于2018年4月8日给陈景雄汇入货款6万元、4月14日6万元、4月21日11万元、5月15日76525元，8月1日3万元，共给陈景雄汇入货款336525元，尚欠陈景雄紫薯货款938281-336525=601756元。直到几个月后的8月11日，陈景雄说要请律师告她，刘祥英才匆忙在群上发来“公司各销售点结算表”、“紫薯销售情况表”、“回款情况表”但又说“刚才发来的帐还是不对的”，说明刘祥英、黄桂崇一直没有做账。由于被告一直没有做账，也没有和原告结账，使得陈景雄的投资款一直都没能要回来，更不用说利润了，造成陈景雄巨大的经济损失。 刘祥英辩称，原、被告及第三人确实是达成了合伙经营紫薯生意的合意。但其从事的紫薯收购生意一直都是直接向边境贸易互市边民收购，从未向陈景雄直接收购过紫薯。微信上刘祥英与陈景雄的聊天记录系刘祥英误将从边民处收购的紫薯错认为系陈景雄提供。陈景雄称其从越南收购了13车紫薯通过合法途径运入国内并向刘祥英交付由刘祥英进行销售。刘祥英一直以来都要求其提供该13车紫薯的具体数量及交付证明，以及每一车紫薯的海关通关凭证、海关检疫合格证明及完税证明，但陈景雄一直未能提供。刘祥英认为，陈景雄应当提供每一车紫薯的海关通关凭证、海关检疫合格证明及完税凭证以证明紫薯质量合格并且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并提供紫薯交付给刘祥英的交付证据，其不能提供以上证明则无法证明其所提供的紫薯来源合法，且无法证明其向刘祥英交付过紫薯。 黄军强辩称，其对陈景雄与刘祥英之间如何约定经营合伙事务并不知情，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其有自己的固定职业和收入，没有参与陈景雄等人的合伙事务，只是平时尽夫妻互相帮助的义务帮助妻子刘祥英处理账目。至于刘祥英是否收到陈景雄的进口紫薯其并不知情。 黄桂崇、农琴对陈景雄的起诉无异议。 陈景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紫薯共赢团队微信群聊天记录；2.紫薯销售情况表两份，证明陈景雄从越南发13车紫薯给刘祥英、黄军强货款和越南总费用为人民币938281.69.元；3.陈景雄与第三人在越南收购记账凭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收购紫薯由黄军强负责收款；4.新疆之梦微信群聊天记录；5.陈景雄与刘祥英微信聊天记录两份；6.手机通话录音光盘；7.“新疆之梦”、“公司专发账”、“大姐红薯运输群”等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8.越南供货公司清单；9越南来货离岸总成本，证明刘祥英在原告等人决定合作之后，指导陈景雄如何做账，并以该份材料作为指导样式。刘祥英对证据2、3、8的三性有异议，销售情况表是刘祥英根据陈景雄等人提供的数据制作的，不能证明陈景雄已将这些货物交付给了刘祥英，证据3、8的在越南收货记录及越南供货公司清单，因是域外形成的证据，没有经过公证和认证，不应采信，证据9因是当庭提交，无法确定真实性，且与本案无联性。刘祥英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陈景雄的举证意见。黄桂崇、农琴对陈景雄的证据无异议。 刘祥英、黄军强、黄桂崇、农琴均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对陈景雄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2紫薯销售情况表，由刘祥英制作，记录了详细的日期、车号、件数、货款以及发货目的地，可以证实本案当事人在合伙期间经营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刘祥英有异议的两份在域外形成的证据，陈景雄在提交时未提交中文译本，不符合证据提交的规定，本院不予确认。刘祥英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初，陈景雄和刘祥英以及第三人农琴、黄桂崇口头达成一起合伙经营紫薯生意的协议，由陈景雄和农琴、黄桂崇负责从越南出货，在越南收购货物、运费、越南的税费、滞留费等全部由陈景雄出资，货物出口到中国后由刘祥英销售，产生的利润在扣除成本后由四人平分。从2018年3月22日到2018年4月29日，陈景雄和农琴、黄桂崇共在越南组织了13车紫薯货源，交由刘祥英发往新疆、佛山、北京等地销售。紫薯销售后，刘祥英向陈景雄汇入部分货款，分别是：2018年4月8日6万元、4月14日6万元、4月21日11万元、5月15日76525元，8月1日3万元，合计336525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如果存在，应否解除？2.刘祥英应否归还陈景雄货款601756元，黄军强是否是本案当事人，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陈景雄与刘祥英、黄桂崇、农琴等四人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共同经营紫薯生意，由陈景雄、黄桂崇、农琴负责越南境内的货源组织，货款及各项费用由陈景雄出资，刘祥英负责中国境内的销售，利润由四人均分。由此，陈景雄与刘祥英、黄桂崇、农琴等四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本院予以确认。现陈景雄与刘祥英就合伙期间的事务发生矛盾，起诉主张解除合伙关系，黄桂崇、农琴亦无异议，可见，四人继续合伙已无意义，故本院对陈景雄要求解除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陈景雄要求刘祥英、黄军强共同偿还货款601756元的请求，一方面，陈景雄与刘祥英、黄桂崇、农琴在合伙期间没有对合伙经营进行结算，刘祥英制作的“紫薯销售情况表”也没有体现紫薯销售的货款数额，无法确定四人在合伙期间经营的盈亏状态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情况，陈景雄要求刘祥英偿还其货款的证据不足。另一方面，如果黄军强入伙，应经过原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本案无证据证明黄军强已加入合伙，陈景雄要求刘祥英偿还货款的证据不足，黄军强亦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货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对陈景雄要求解除其与刘祥英、黄桂崇、农琴之间的合伙关系予以支持，对陈景雄要求刘祥黄及黄军强偿还其货款601756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陈景雄、刘祥英、黄桂崇、农琴之间的合伙关系； 二、驳回陈景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818元，由陈景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潆予 人民陪审员  李艳梅 人民陪审员  郭 卫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林玉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