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3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忠耿，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刘鹏，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木相，男，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孙建萍，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忠耿因与被上诉人许木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6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忠耿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许木相支付周忠耿款项133494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木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周忠耿、许木相和案外人蒋张飞三方在原打印的《协议承诺书》上手写部分的“注：三方协商执行款项按比例分配”并不能否认原打印部分的执行款到账后由许木相首先支付周忠耿105万元，然后再按三方当事人各自金额比例支付的分配方案，原审法院认为该手写部分代替了打印部分的分配方案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二、周忠耿认为协议书中约定的105万元并非周忠耿的应得利益，是周忠耿为许木相代为支付的土建管理费与税金（6%税金），具体的法律关系是发生在周忠耿和许木相之间的，与案外人蒋张飞无关。因此周忠耿调整后的按1199786元先参与分配，之后许木相再另行周忠耿105万元税管费的分配方案并非如原审法院所认定的“显然不符合《协议承诺书》中关于比例一词的文意理解”，而恰恰是符合“比例”一词的文意理解，即先按比例将周忠耿、许木相及案外人蒋张飞三方的应得利益分配，再去内部解决周忠耿和许木相之间有关税管费的问题。三、原审判决仅凭“三方协商执行款项按比例分配”是由许木相提议添加的，其添加内容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得更多的利益，就认定更改后的分配方案理应更有利于许木相。该项推理缺乏事实和证据依据，若三方认为手写部分已完全代替了打印部分的分配方案，则合同核心部分都已修改，为何不另行签订协议或者将原有分配方案部分划掉，这不更符合常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支持周忠耿的上诉请求。 许木相答辩称：案涉执行款应按许木相、蒋张飞、周忠耿（国安公司）三方各自金额比例进行分配，周忠耿要求许木相额外支付其105万的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执行款的分配方式，《协议承诺书》中打印条款的约定是“执行款到账后由许木相首先支付周忠耿人民币壹佰零五万元整（1050000元），然后再按三方当事人各自金额比例分配支付”；也即：首先在执行款中提取105万有限分配给周忠耿，然后剩余部分再按三方比例进行分配。但是，《协议承诺书》底部手写条款又约定“注：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也即：在三方重新协商之后，约定执行款按各自金额比例进行分配。由此可见，打印条款和手写条款对执行款的分配方式是相互矛盾的。而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协议承诺书》中的打印条款是周忠耿事先打印好的，而手写条款是三方在签字前，因许木相不同意打印文字部分表述的分配方案，只愿意接受所有执行款到账后按比例分配，故经许木相提出、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后，又特意添加上去的内容。许木相认为，手写条款是三方最终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手写条款与打印条款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手写条款。即：本案执行款应按三方各自金额比例进行分配，不存在所谓的优先支付。其次，周忠耿主张的分配方式与《协议承诺书》中打印条款的约定也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即便按照打印条款的约定，也是首先在执行款中提取105万优先分配给周忠耿，然后剩余部分再按三方比例进行分配（注：周忠耿和蒋张飞在一审回答法庭询问时，对打印条款也持该种理解）。而目前周忠耿的主张却是，对全部执行款首先按比例分配，然后，不论许木相按比例分得的款项是否超过105万元，许木相都要另行支付给周忠耿105万。事实上，周忠耿的这一主张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是三方按各自金额比例分配执行款；第二层次是在执行款分配完毕后，许木相另行向周忠耿支付105万元（这实际上已经与执行款的分配无关了）。但周忠耿的该第二层次主张，只是其单方面的说法，周忠耿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按照周忠耿的主张，如果680多万执行款全额收回的话，那么首先按比例分配执行款，周忠耿即可分得2249786元（这其中已包含105万税金管理费），然后许木相还要支付给周忠耿105万元。那等于周忠耿可以重复两次受偿所谓的105万税金管理费，这显然是与事实和逻辑不符的。可见，周忠耿主张的分配方式是根本不成立的。这里需提请注意的是，《协议承诺书》中表述“执行款到账后由许木相首先支付周忠耿人民币105万元”，并非是许木相在执行款之外对周忠耿负有付款义务。《协议承诺书》中该表述的逻辑在于：因为执行事宜将由许木相全权负责，故如有执行回款的话，肯定是进入许木相的账户；又因为执行款是在许木相的账户内，故应由许木相来进行支付。而且，该表述中“执行款到账后首先……然后……”的说法，也足以表明是在对执行款进行分配，而并非是许木相在执行款分配之外对周忠耿负有付款义务。再者，根据一审已经确认的事实，《协议承诺书》底部的手写条款是经许木相提出，周忠耿和蒋张飞同意后，由（国安公司）张成书写上去的。根据常理，许木相提出的肯定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方案。但如果按照周忠耿的主张，经许木相提出添加手写条款后，许木相在按比例分得执行款后，还需要另行支付周忠耿105万元。该种分配方式与《协议承诺书》中打印条款的分配方式相比，显然对许木相更为不利。许木相作为理性主体，绝不可能主动提出对自己更为不利的方案。因此，周忠耿的主张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周忠耿的上诉请求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又与客观常理不符，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周忠耿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判令许木相支付工程执行分配款1334944元【执行款1774943元×2249786元（注：含税管费1050000元）/6826707.50元＋1050000元-已付300000元】。庭审中，许木相确认其实际已领取执行款1832809元，而非周忠耿诉称的1774943元，经询问，周忠耿表示仍先按1774943元主张分配权利。另，经原审法院核查，发现周忠耿主张的分配方案中存在1050000元重复计算的问题，经释明，周忠耿调整其诉讼请求为：许木相支付周忠耿执行分配款1061944元【执行款1774943元×1199786元（注：已扣除税管费1050000元）/6826707.50元＋1050000元-已付300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2年5月8日，杭州国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周忠耿作为甲方，许木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建设单位杭州汉骄经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骄公司）车间一、车间五、办公楼的土建和钢结构工程委托乙方施工，双方对承建方式、施工范围、工程造价、付款进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甲方由周忠耿签字并加盖国安公司印章，乙方由许木相签字确认。 2015年6月23日，国安公司以汉骄公司未全额支付工程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国安公司、汉骄公司确认在2013年12月25日经萧山区建设综合执法大队调解，双方就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质量问题达成协议，由国安公司一次性补偿汉骄公司900000元。2017年3月21日，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杭萧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汉骄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尚应支付国安公司工程款6826707.50元；二、驳回国安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生效后，周忠耿、许木相、蒋张飞等实际施工方为工程款的分配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2017年9月9日，三方再次会聚洽谈，周忠耿根据前期协商的情况事先拟定了《协议承诺书》草案，并将草案提交给许木相、蒋张飞阅看。草案载明：汉骄公司车间一、车间五、办公楼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7年3月21日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案号为（2015）杭萧民初字第3541号，判决支付工程款金额为人民币6826707.50元，现已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按照合同和相关责任认定，三方确认土建工程许木相为4408833元，水电工程蒋张飞、林若飞为168088元，周忠耿为2249786元（包括税金、管理费1050000元）。目前，土建承包者许木相要求作为诉讼案件的执行代理人，三方经协商后同意由许木相与国安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全权负责该案执行中的各项法律事务。执行款到账后，许木相应先支付周忠耿人民币1050000元，再按三方当事人各自金额比例分配。协议签订后，诉讼案件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许木相承担，与国安公司、周忠耿、蒋张飞无关。同时协议还约定，因3541号判决结果已扣除该工程验收前建设方就工程质量问题向区质监站提出施工方质量赔款900000元，现三方对该笔赔偿金应如何分担尚存异议，故待工程款执行完毕后再行协商解决。针对上述草案内容，许木相对执行款的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并要求补正。后经三方同意，由另一在场人在《协议承诺书》上补充注明“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的字句后，再由周忠耿、许木相、蒋张飞签字确认。 2017年9月10日，国安公司与许木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同意将3541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全部转让给许木相，由许木相作为该案件的执行申请人。目前，许木相确认以国安公司名义申请执行的（2017）浙0109执9031号案件分得执行款1832809元。本案诉讼前，许木相已支付周忠耿执行分配款300000元。 另查明，在本案诉讼中，经原审法院向林若飞询问，其表示《协议承诺书》中蒋张飞、林若飞对应的168088元与其无关，对协议内容无异议。 又查明，（2015）杭萧民初字第3541号案件的受理费、申请费111280元由许木相代为国安公司预缴，除国安公司实际应负担的费用外，尚余66787元，该款经原审法院通知，国安公司至今未办理退款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周忠耿、许木相及案外人蒋张飞签订的《协议承诺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在于《协议承诺书》中涉及执行款分配的条款应当如何理解和适用的问题。关于该份《协议承诺书》，其文印部分由周忠耿起草并打印形成，内容主要分上下两部分，其中上段部分为三方确认工程款6826707.50元由许木相土建分配4408833元，蒋张飞（含林若飞）水电分配168088元，周忠耿分配2249786元（包括税管费1050000元）。下段部分为三方同意许木相代国安公司负责3541号案件的执行事项，经执行到账的款项，由许木相优先支付周忠耿1050000元的税管费，此后再按三方各自金额比例分配。针对周忠耿拟定的上述执行款分配草案，许木相阅看后当场提出了异议，在其坚持下，其他两方最终同意在草案末尾处添注“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的内容。庭审中，对于该份更改后的《协议承诺书》，双方均认同执行款到账后首先应按各方比例分配，但分歧点在于周忠耿认为按比例分配后，无论许木相分配到多少金额，均应另行支付周忠耿为其垫付的1050000元税管费。但许木相认为，关于汉骄公司的工程其土建施工投入最大，而周忠耿实际并未参与施工，此后工程纠纷由许木相出资诉讼，承担风险。加之3541号案件中扣除的900000元质量赔款实际是水电项目造成，但草案中暂不处理的结果则导致许木相应得的土建工程款少了900000元，变相由许木相承担了该部分损失，草案的分配方案极不公平，故提出更改意见。许木相所提议添加的“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即到账执行款经三方分配后不存在许木相须另行支付周忠耿1050000元的问题。对此分歧，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协议承诺书》的上下文及添加部分的文意理解，所谓的“执行款按比例分配”中的“比例”一词，在各方对其内涵未作明确定义的情况下，理当对照上文中的周忠耿2249786元（含税金、管理费1050000元）、许木相4408833元、蒋张飞（含林若飞）168088元所对应的分配占比确定，符合通常的文意理解，也与周忠耿起诉状上诉请的计算方式相一致（注：周忠耿的原诉讼请求便是以该占比计算得出），应符合签约时各方对“比例”一词的正当理解。但是，依据该“比例”分配的执行款，周忠耿所分得的款项实际已含括了1050000元税管费对应的份额，而与此同时，如果许木相仍须另行向周忠耿支付1050000元，则存在1050000元重复计算的问题，有违公允。庭审中，周忠耿调整其分配方案为按1199786元（注：已扣除税管费1050000元）参与分配后，许木相再支付其1050000元税管费。关于周忠耿变更后的分配主张，虽避免了税管费重复计算的逻辑矛盾，但显然不符合《协议承诺书》中关于“比例”一词的文意理解，况且“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一文并无后话，周忠耿主张许木相另行支付其1050000元缺乏合同依据。探究《协议承诺书》签约时的情形，“三方协商执行款按比例分配”一文是许木相提出并执意添加，表明许木相对草案中原分配方案是有异议的，其主张添加内容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常理上讲，更改后的分配方案理应更加有利于许木相才对。但周忠耿在本案中对分配方案的解释不但未减轻许木相的负担，反而比草案载明的分配方案（指打印部分）更为加重许木相的付款责任，与常理相悖。综上，周忠耿主张的分配方案不但缺乏《协议承诺书》上的文意支持，亦违背日常经验法则，且有失公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相反，许木相关于执行款分配的理解更为符合更改后《协议承诺书》的本意及当时的交易背景，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承上确认的分配方案，结合周忠耿主张先行按执行款1774943元分配结算的意见，原审法院确认周忠耿应分得的款项为584944元【执行款1774943元×2249786元（注：含税管费1050000元）/6826707.50元】，扣除许木相已支付的300000元，尚余284944元。关于许木相抗辩称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质量扣款900000元、从周忠耿的分配款中抵扣周忠耿欠付许木相的保证金50000元以及抵扣许木相垫付3541号案件诉讼费66787元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质量扣款纠纷涉及三方利益，而案外人蒋张飞并非本案诉讼当事人，且质量扣款争议与本案周忠耿主张的执行款分配也无直接的关联，许木相可另行主张解决。至于许木相主张周忠耿欠付其50000元工程保证金，并要求在本案中抵扣。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法定抵销是以“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为前提，即周忠耿对许木相所负的到期债务应当是无争议的，但本案周忠耿对该笔债务并不认同，法定抵销的条件尚不具备，许木相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许木相主张由周忠耿承担其垫付的3541号案件的诉讼费66787元，根据3541号案件的判决内容，该案诉讼周忠耿为国安公司，而非本案周忠耿，许木相主张周忠耿对该笔诉讼费债务负连带责任，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周忠耿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周忠耿的其余诉讼请求，与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许木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忠耿284944元；二、驳回周忠耿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许木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57元，减半收取7178.50元，由周忠耿负担5252.50元，由许木相负担1926元。周忠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回多缴的诉讼费；许木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许木相在三方对执行款分配后是否尚应另外支付周忠耿税金、管理费1050000元。经查，案涉《协议承诺书》系由周忠耿拟定，确认许木相的土建工程款为4408833元，蒋张飞、林若飞的水电工程款为168088元，周忠耿的工程款为2249786元（包括税金、管理费1050000元），并约定许木相在执行款分配之前应先行支付周忠耿1050000元，鉴于许木相对该分配方式有异议，故《协议承诺书》补充注明“三方协商执行按比例分配”，对此本院认为，《协议承诺书》未特别注明许木相在执行款分配后尚应另外支付周忠1050000元，且如果补充约定许木相在执行款分配后尚应另外支付周忠1050000元，则会加重许木相的付款责任，与许木相提出更改分配方案的情理不符，此外，周忠耿起诉时最初主张的工程款2249786元也已包括了税管费1050000元，如果许木相仍须另行支付1050000元，则存在1050000元重复计算的问题，因此，原审按三方各自工程款数额的比例计算周忠耿应得款项584944元，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及当时的交易背景。许木相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但未按规定缴纳二审受理费，对其上诉按自动撤诉处理。 综上所述，周忠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70元，由上诉人周忠耿负担。周忠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多缴的诉讼费27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