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8民终569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强，男，198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委托代理人：白建坤，山东滋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洪英，女，195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委托代理人：胡永建，山东九州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康桂菊，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原审被告：康桂兰，女，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原审被告：康桂苓，女，197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上诉人王建强因与被上诉人金洪英、原审被告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2民初2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建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金洪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金洪英享有位于济宁市兖州区王鲁社区土楼闸村1号楼2单元402室的房屋（以下简称402室房屋）50%的权利份额，系认定事实错误。（一）房屋赠送协议合法有效。金洪英与其配偶居住的是60年代土坯结构房屋，临近危房，因已实施新农村合并计划，如果房屋自燃坍塌无法翻建，老房屋将无任何价值。因此，金洪英及其配偶康玉恩多次与王建强及其父母商议，最终签订了房屋赠送协议。签订协议书时，金洪英及康玉恩、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及王建强均在现场。因他们不会写字，所以签名处均由王建强代笔，在各自姓名上按指印时，金洪英说“你姥爷（康玉恩）按上就行，他是户主，我还能反悔吗？”所以协议中金洪英的名字也是康玉恩所按，但是经过金洪英同意的。协议签订后，金洪英及康玉恩就将赠与房屋产权证书交给了王建强。在拆除老房子时，金洪英未提出异议；在王建强以自己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并以自己名义抽取楼号时，金洪英也未提出异议。老房子被拆除后，金洪英及康玉恩在王建强提供的房屋中居住五年多，直至康玉恩去世。这些都是双方实际履行房屋赠送协议的行为，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金洪英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综上，房屋赠送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王建强以拆旧买新的形式出资购买402室房屋，该房屋应为王建强所有。（二）退一步讲，即便赠与部分不成立，金洪英也不应获得402室房屋50%的份额。案涉房屋是新农村建设中以集资筹资方式所建，并非完全是老房屋财产形式的转化。既然是集资建房，应按出资情况确认案涉房屋的份额。402室房屋购买时总价为12万元，其中王建强出资10万元，老住宅作价2万元，老住宅价值占402室房屋价值的16.66%，其中金洪英所占份额应为8.33%。 金洪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金洪英不知道签订房屋赠送协议的事，更不在场。金洪英从未说过把房子给王建强，也没有说过康玉恩按上指印就行了。一审庭审后，据康桂兰、康桂苓回忆说，是王建强单个找她们在协议上按的指印，不是在一起按的。王建强让按指印时，没说房子给王建强，只是说养老的事，就在协议上按了指印。房屋赠送协议上金洪英的签名和指印是伪造的，不可能是有效协议。（二）402室房屋是依据旧房支付适当购房款12万元转化而来的。房屋实际价值大约是40万元，没有旧房就没有402室房屋。案涉房屋系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与金洪英有着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是以金洪英夫妇特定的资格和名义转化而来的，理应归金洪英夫妇所有。一审判决根据案件事实，认定房屋赠送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确认金洪英享有50%的权利份额，王建强缴纳的10万元房屋集资款，金洪英承担相应的5万元，合情、合理、合法。 康桂菊述称，同意王建强的上诉意见。 康桂兰述称，同意金洪英的答辩意见。 康桂苓述称，同意金洪英的答辩意见。 金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金洪英对402室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份额；诉讼费用由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及王建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洪英系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之母，王建强系康桂菊之子。金洪英与丈夫康玉恩在济宁市兖州区土楼闸村曾自建房屋及院落一处，并在1995年2月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证载明的所有权人姓名为康玉恩。2013年10月1日，康玉恩与三个女儿协商后同意将该房屋赠送给王建强并签订了《房屋赠送协议》，内容如下：1.院子里的所有房屋归受赠人王建强所有；2.房屋拆迁后，受赠人必须给赠送人安置住房，如有违约赠送人可以收回房屋；3.此协议生效后，任何人不得反悔和干涉，受赠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对此房屋使用、租赁、买卖（包括以老院为基础所购买的房屋在内），赠与人应协助受赠人办理房屋相关手续。康玉恩、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在赠送协议书的右下方按下手印，但金洪英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也一直未按手印。协议签订后，康玉恩将旧房屋的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交付给了王建强。 后在土楼闸村旧村改造时，王建强以康玉恩已将该房屋赠送给自己为由向村委会申请拆除旧房并取得在王鲁社区新建住宅楼的安置资格。2013年10月21日，王建强以个人名义将10万元建楼集资款交至村委会，后康玉恩、金洪英夫妇的旧房及院落被拆除，王建强以抓阄方式取得了402室房屋。2018年7月，康玉恩因病去世，金洪英与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及王建强因涉案房屋的权属发生争执。 另查明，涉案的房屋系以康玉恩、金洪英夫妇的旧房拆除为条件由土楼闸村村委会进行安置的，拆除后获得了2万元的补偿款，该款作为新楼房的建房集资款的一部分，未支付给拆迁户。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涉案房屋系新农村建设中以集资筹资方式所建设的房屋，其取得的条件是旧房必须拆除，新房屋具有对旧房住宅户安置的性质，故新房屋的权属应遵循与旧房相一致的原则予以确认为宜。涉案的旧房屋属于金洪英与康玉恩的夫妻共同财产，每人各自享有50%的权利份额；王建强提供的按有康玉恩及其三个女儿手印的《房屋赠送协议》上未有金洪英本人的签字或手印，而且王建强也无证据证实金洪英同意将旧房屋赠给其所有，故该房屋赠送协议内容中涉及处理康玉恩房产权属的部分有效，涉及处理金洪英房产权属的部分无效，故自该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涉案旧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已变更为属金洪英、王建强二人共有，每人各享有50%的权利份额。基于该房屋被拆除后安置取得的402室房屋也应属于二人共有，每人享有50%的权利份额。至于王建强为取得涉案房屋所交纳的集资款10万元，依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房屋共有人金洪英负担其相应的份额5万元，该权利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金洪英对402室房屋享有50%的权利份额。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金洪英和王建强各负担67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王建强的上诉请求，结合金洪英的答辩意见，以及康桂菊、康桂兰、康桂苓的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洪英对402室房屋是否享有50%的权利份额？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被拆迁的房屋系金洪英夫妇共有，金洪英夫妇共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金洪英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宅基地使用权的共同权利人，没有在房屋赠送协议上签名，也没有加按指印，据此应当认定康玉恩将房屋赠送给王建强未经金洪英同意。房屋赠送协议签订后，亦未获得金洪英追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金洪英享有的权利份额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是，王建强可以根据房屋赠送协议约定，取得康玉恩的权利份额。因此，被拆迁房屋属于金洪英与王建强共同共有，宅基地使用权亦属于二人共同享有。 其次，402室房屋系拆迁安置补偿而来，该房屋的取得是以拆除金洪英夫妇的旧房及其他附着物、金洪英夫妇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为条件的。如果没有金洪英夫妇的宅基地、旧房及其他附着物，王建强不可能以12万元（包括补偿款2万元）取得该房屋。因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2万元仅是对旧房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不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体现在王建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款获得了安置补偿房屋。王建强主张仅以旧房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款2万元认定金洪英对402房屋享有的权利份额，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402室房屋系金洪英夫妇拆迁安置补偿所得，在房屋被拆迁前，旧房归金洪英和王建强共有，宅基地使用权亦由二人共同享有。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金洪英与王建强各自享有402室房屋50%的权利份额，并无不当。王建强支付的10万元，一审判决已经释明，有权要求金洪英承担5万元。由于王建强在本案中没有提起反诉，其可以对该5万元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王建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王建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先东 审判员  宋汝庆 审判员  史海洋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