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初3756号 原告：湖北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建设街**。 法定代表人：王汉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学文，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瑞华，男，1964年6月15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德，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卫桃娥，女，1065年1月6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德，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瑞公司）诉被告刘瑞华、被告卫桃娥技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瀚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学文、刘阳，被告刘瑞华、被告卫桃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瀚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赔偿款280万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400840.83元（第一笔未付款80万元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9月1日计算至2017年9月5日为131225.56元；第二笔未付款100万元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5日计算至2017年9月5日为164031.94元；第三笔未付款100万元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1日计算至2017年9月5日为为105583.33元，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清为止），合计3200840.83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原告法定代表人经人介绍了解到被告主持开发了铬渣去毒专利技术，双方协商通过技术和资金合作，对云南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进行无害化处理及利用。当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专利受理通知书。2012年5月5日，原告与云南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铬渣无害化治理和资源利用协议》，2012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了《铬渣无害化处理规划平面图》。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先后购买了电磁振动给料机、球磨机等设备进行安装中试，为此累计投资568.53万元。被告在此期间做过多次实验和技术改进，但均未达标。2012年8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技术承诺书》，承诺若其提供的技术不能使解毒后的铬渣浸出液达标，愿意向原告赔偿300万元。曲靖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三份样品的检测值均不达标。因被告的技术无法投入生产使用，导致原告和陆良公司的合作项目流产，造成原告的投资无法收回，被告应根据其承诺书向原告赔偿300万元，原告已经支付了20万元，余款至今未付。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刘瑞华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我与原告之间并未达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涉案专利也不是我个人的专利权，而是学校的专利技术。我是在被原告逼迫的情况下才写了承诺书，该份承诺书并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卫桃娥辩称：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我与原告之间并无债务关系。刘瑞华个人与原告之间也无技术合同关系，铬渣去毒技术专利是学校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刘瑞华系武汉纺织大学老师。被告卫桃娥与被告刘瑞华系夫妻关系。2011年4月28日，被告刘瑞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为“一种工业化消除铬渣有毒成分的方法”的发明专利，并于2013年2月6日获得授权公告。该项发明的专利权人是武汉纺织大学，发明人是被告刘瑞华。 2012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汉林经人介绍与被告刘瑞华相识，两人商量对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进行无害化处理及利用，但并未达成书面协议。 2012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刘瑞华出具一份《中试技术承诺书》，载明：“今湖北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用武汉纺织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刘瑞华主持开发：铬渣去毒及资源化利用技术，去云南陆良县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工业化中试。若成功，则购买本技术，技术全部转让我公司，我公司出资人民币不超过叁佰万元购买。具体以协议为准。成功标准初步确定为二个：1、陆良付款。2、市级环保部门认可，成功后一个月必须签协议付款。技术购买成功，小企联合开发政府扶持资金，具体见协议分配”。 2012年5月5日，原告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良公司）签订了《铬渣无害化治理和资源利用协议》，约定陆良公司提供场地、水、电、汽，原告提供设计方案并组建生产车间和安装生产设备，双方合作将历史堆存铬渣经无害化治理变成一般工业固废。该合同还约定，许可原告在陆良公司生产区域进行工业化实验，实验成功后，原告投资进行规模化生产等内容。原告提交鄂州华会审字(2018)07号《审计报告》，载明原告为该合同项目投资310余万元。 在此期间，被告刘瑞华随同原告前往云南陆良进行铬渣去毒技术的“中试”试验。双方分别于2012年5月10日、5月21日、6月4日、7月24日陆续将陆良铬渣的废渣毒性浸出液的样品送往曲靖市环境监测站作检测，但检测结果均未达标。 2012年8月22日，被告刘瑞华向原告出具一份《技术承诺书》载明：“刘瑞华承诺，利用其铬渣解毒技术，即：一吨自然存放的铬渣，配50%七水硫酸亚铁（含量不低于88%）、40-50%氧化钙（含量不低于90%）。三种材料混均后一并进入球磨机，湿法磨至过200目筛，磨浆加入5-8倍水，在搅拌器中搅拌反应4-6小时，可以添加生石灰，保证反应液PH在11.5-12.5之间，过滤。其解毒后的铬渣浸出液的主要指标为：六价铬＜3mg/L，总铬＜9mg/L。若技术实施方，根据此工艺，且生产中达到了上述工艺指标要求，解毒铬渣达不到上述指标，即解毒后的铬渣浸出液的主要指标为：六价铬＜3mg/L，总铬＜9mg/L。刘瑞华愿意赔偿三百万元，并在三年内以现金形式支付，具体支付时间：2013年8月底前支付100万元，2014年8月底前支付100万元，2015年8月底前支付100万元。以曲靖环境监测站报告为依据”。 2012年8月23日，曲靖市环境监测站根据原告于8月13日提交的送样作出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仍未能达标。之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再提交送样检测。 2012年10月22日、2013年2月8日，被告刘瑞华分别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汉林转账10万元，共计转账了20万元。从原告提交的手机短信截图来看，被告刘瑞华在2014年至2015年间曾向原告发送过短信交流铬渣解毒的相关情况。 庭审中，刘瑞华称其出具上述《技术承诺书》系受原告胁迫，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称原告邀约闲杂人员经常上门骚扰，自己迫不得已才向原告转账20万元。为证明其观点，刘瑞华提交了武汉市公安局东湖开发区分局关东派出所出具的《报警情况说明》和武汉纺织大学保卫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情况说明均载明2012年9月间，被告刘瑞华曾在其办公场所遭遇过几名社会闲杂人员的骚扰。 原告对刘瑞华的上述说法予以了否认，并称因刘瑞华的亲戚在原告公司里持有股份，刘瑞华对云南铬渣去毒合作非常积极，但因其技术不过关导致原告投资损失惨重，刘瑞华是自愿作出承诺赔偿原告的投资损失。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从各自的行为及书面表述中予以分析。从原告给被告出具的《中试技术承诺书》以及原被告双方共同奔赴云南对陆良公司的铬渣进行解毒实验的情况来看，原告对涉案铬渣解毒技术处于试验阶段的情况是明知的。原告在《中试技术承诺书》中明确表示“若成功，则购买本技术，技术全部转让我公司，我公司出资人民币不超过叁佰万元购买”，并约定了成功的标准是“1、陆良付款。2、市级环保部门认可”。由此可见，原告的意思是想待被告的铬渣试验成功后向被告购买该项技术。但事实上，该项试验数据一直未能达标，原告无法购买该项技术，因此原被告之间并未成立起有效的技术合同关系。被告刘瑞华称其向原告出具的《技术承诺书》是受胁迫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从刘瑞华事后至2015年期间仍然多次向原告发送短信交流铬渣解毒相关情况来看，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刘瑞华出具《技术承诺书》是受胁迫而为。《技术承诺书》可视为是被告刘瑞华对原告的单方承诺，具有法律效力。但该《技术承诺书》约定了支付条件，即铬渣解毒液若按照《技术承诺书》中书写的工艺方法制作而仍然不达标，则被告愿意赔偿原告的损失。现原告仅证明了涉案铬渣解毒液未能达标，但并未举证证明未达标的铬渣解毒液是根据被告在《技术承诺书》中约定的工艺方法制作，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技术承诺书》予以赔偿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被告双方之间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合同关系，且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单方承诺的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405元，由原告湖北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畅 审 判 员  许继学 人民陪审员  胡爱萍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陈佩佩 书记员彭龙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