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6民初2612号 原告（反诉被告）：赵敏丽，女，197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志，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华，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马丽，女，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清，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第三人）：李双飞，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清，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赵敏丽与被告马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马丽于2018年5月21日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决定与本诉合并审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涉事实争议较大，案情较为复杂，无法在简易程序审限内审结，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2018年8月28日、2018年12月17日，本院分别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赵敏丽的诉讼代理人王明志、吕晓华，马丽及李双飞共同的诉讼代理人郭宏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赵敏丽的诉讼代理人吕晓华，马丽及李双飞共同的诉讼代理人郭宏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敏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对“厦门阅梨店”进行合伙清算，马丽向赵敏丽分配65%的合伙财产（暂计1355617.048元）；2.判令马丽退还赵敏丽租赁店铺所分摊的保证金70790元；3.判令马丽承担本案律师费53000元；4.判令李双飞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马丽、李双飞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及诉讼费。本案审理过程中，赵敏丽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的合伙关系于2017年1月30日终止，判令马丽向赵敏丽分配65%的合伙财产（暂计1355617.048元）；2.判令马丽退还赵敏丽租赁店铺所分摊的保证金70790元；3.判令马丽承担本案律师费61000元；4.判令李双飞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马丽、李双飞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4730元及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2日，赵敏丽与马丽签署《合伙协议》，对合伙人之间的权限分工、占股比例、费用负担、对账方式、盈利分配进行约定，并约定支付货款及收取货款账户变更为赵敏丽的账号。然而马丽并未配合变更账号，而是继续以其配偶李双飞的账号作为合伙店铺的账号。2016年8月3日，马丽分别出具收款收据表明收到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投资款600000元和516835元，合计1116835元，出具收款收据表明收到赵敏丽分摊商场保证金70790元及2016年10月1日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2016年7月至9月租金（分摊）106456元。2016年11月10日，赵敏丽、李双飞双方确认，2016年7月和8月利润为99767.77元，9月份利润为-39260元，10月利润为136297.2元。2016年12月4日、5日，李双飞、赵敏丽分别确认，2016年11月份利润为-12095.1元。2017年1月5日，李双飞、赵敏丽确认，2016年12月的利润为-81458.7元。综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合伙店铺利润余额为103251.17元。2016年11月10日，合伙店铺2016年7月至10月平衡表经赵敏丽、李双飞双方确认，显示银行账面余额489180.49元，实际账面余额469656.24元。此后，合伙店铺陆续支付给供货方佛山市阅木居艺术家居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阅木居公司）480000元货款。2017年1月18日，阅木居公司向阅梨店暨赵敏丽出具暂停对厦门市场供货的《告知函》。2017年12月8日，李双飞起诉阅木居公司要求返还多支付的货款408574.45元。2017年1月19日，合伙店铺工作人员蔡丽钦、胡某、徐木言对厦门阅梨库存进行现场盘点。2017年1月30日，赵敏丽的管理团队被马丽一方赶走。2017年2月28日，马丽向赵敏丽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赵敏丽回复不同意解除，此后双方多次进行协商无果。鉴于马丽、李双飞的行为，目前合伙店铺已经无继续经营的可能，且合伙店铺相关资产（包括银行账面余额、经盘点的库存、店铺的价值等）目前均控制在马丽、李双飞手中。李双飞与马丽是夫妻关系，且李双飞是合伙店铺经营的实际参与者，应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马丽辩称，一、《合伙协议》并未于2017年1月30日终止，事实上，“厦门阅梨店”经营直到2017年12月13日，因赵敏丽原因导致无法继续经营下去，马丽不得不终止。首先，2017年1月30日，是赵敏丽擅自将其管理团队撤出“厦门阅梨店”而并非马丽将其赶走，相反，赵敏丽及其管理团队撤离“厦门阅梨店”后，马丽还积极与赵敏丽联系，要求其回来继续经营，均被其以种种理由推脱，但是又不与马丽进行清算，为了“厦门阅梨店”的利益，作为合伙人之一的马丽才不得不继续经营店铺。其次，由于阅木居公司暂停对厦门阅木居的供货，厦门阅木居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到2017年12月13日，为了减少损失，马丽被迫终止了经营，与厦门吉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吉家公司）解除了租赁合同。二、“厦门阅梨店”尚未进行清算，赵敏丽要求分配合伙财产没有依据。其一，根据马丽的账目，除了现有的库存货物外，合伙财产中的大部分现金（408574.45元）被赵敏丽转到阅木居公司，后以货物或现金的方式取走，马丽虽已起诉获得支持，但尚未得到执行。其二，《合伙协议》签订之后，在赵敏丽作为“厦门阅梨店”负责人经营期间（即2016年7月至12月），“厦门阅梨店”结余利润为395626.69元，赵敏丽并未将这部分利润中应属于马丽的35%分配给马丽。此过程中，赵敏丽将大额现金转给阅木居公司，经李双飞通过诉讼方式得到追偿。其三，退一步来说，即使可以分配，也应当就合伙经营店铺财产进行分配，赵敏丽所谓“合伙店面的价值70万元”显然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赵敏丽认为存在，也应当是赵敏丽将其中的35%即24.5万元支付给马丽。而非要求马丽支付，马丽明确表态的是愿意就店铺经营期间剩余财产进行结算，双方对利益亏损等进行分配或者承担。三、租赁店铺履约保证金仍留存在厦门吉家公司。2017年12月13日，“厦门阅梨店”被迫停止经营，并与厦门吉家公司签订了《退场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所交付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换为质量保证金并由厦门吉家公司保存一年后归还。因此，赵敏丽所诉求的履约保证金并不在马丽手里，无法进行分配。四、保全保险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保险费是基于赵敏丽采取保全所发生的，赵敏丽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得到保全，保险不是唯一选择，所以不是赵敏丽可以提出损失的主张。赵敏丽才是《合伙协议》的真正违约方。赵敏丽与马丽之间的《合伙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暂定为两年。但如前所述，赵敏丽并未依约全面、切实履行义务，无法保证“厦门阅梨店”货源充足，且屡屡对客户违约，并迟迟不缴交店铺租金，也拒不分配利润。甚至于2017年1月30日，赵敏丽突然撤离“厦门阅梨店”，并导致“厦门阅梨店”之后将近一年的勉强经营和严重亏损，对此，马丽已通过反诉对赵敏丽的违约行为提出主张和索赔。综上，赵敏丽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李双飞辩称，一、《合伙协议》的签订主体为马丽与赵敏丽，与李双飞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本案属于赵敏丽与马丽之间的纠纷，与李双飞无关，因此，李双飞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赵敏丽因此起诉李双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李双飞参与“厦门阅梨店”的经营完全基于马丽与李双飞的夫妻关系，并非基于《合伙协议》的履行。综上，应驳回赵敏丽对李双飞的起诉。 马丽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赵敏丽承担“厦门阅梨店”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店面成本共计463322.59元；2.判令赵敏丽向马丽分配“厦门阅梨店”2016年7月-2017年12月未分配利润共计138469.34元；3.判令赵敏丽承担本案律师费100000元。2018年8月27日，马丽增加一项反诉请求：判令解除马丽与赵敏丽于2016年7月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在本案庭审过程中，马丽将原反诉请求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合并后变更为：判令赵敏丽承担“厦门阅梨店”经营期间的全部亏损的相应比例即206165.64元（不含库存商品）。此后，马丽又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称，最后变更的反诉请求中金额计算有误，最终赵敏丽应向马丽支付的亏损金额为191789.36元；“厦门阅梨店”库存商品可全部折价给赵敏丽并由赵敏丽按合伙份额分配给马丽，或者双方按照合伙份额直接进行分配，或者拍卖折价后按合伙份额分配。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2日，马丽与赵敏丽就“厦门阅梨店”的合伙经营事宜签订《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为合伙负责人，负责店铺的经营管理，合伙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以及费用双方按照3.5:6.5的比例分别承担。协议签订之后，马丽严格履行约定，但赵敏丽却没有依约全面、切实履行义务，无法保证货源充足，屡屡对客户违约，并迟迟不缴交店铺租金，也拒不分配利润。2017年1月，赵敏丽擅自撤离“厦门阅梨店”，经马丽多次要求赵敏丽履行合伙义务，继续经营“厦门阅梨店”。但是，赵敏丽均以种种理由拒绝，且不与马丽就“厦门阅梨店”进行清算。无奈，马丽只好自行经营“厦门阅梨店”，但由于无法得到充分的货源，经营长期亏损，直至2017年12年13日，“厦门阅梨店”被迫关闭。赵敏丽的行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给马丽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失。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赵敏丽辩称，一、马丽、李双飞将合伙店铺账号挂失，剥夺了赵敏丽作为合伙店铺执行合伙人的主要权利，并于2017年1月30日将赵敏丽及管理团队赶走，其行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经营的目的客观上已无法实现，合伙关系至此完全破裂，双方合伙关系于此时实际终止。此后，马丽、李双飞在合同已实际终止且佛山工厂已经通知暂停供货的情况下仍然独自经营“厦门阅梨店”，属于其二人的单方行为，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亏损及成本。《合伙协议》明确约定赵敏丽为合伙负责人，负责店铺经营管理。但是，协议签订后，由于马丽和商场管理的原因，双方继续以李双飞的账号作为合伙店铺的账号。此后，李双飞不仅直接挂失了前述账户，还将赵敏丽派驻的店长胡某赶走，此时双方合伙的信赖基础已丧失，合伙关系实际终止。2017年2月开始，在合伙关系已实际终止且马丽、李双飞明知佛山工厂已暂停供货的情况下，仍然擅自经营“厦门阅梨店”，期间造成的亏损及成本应由其自行承担，马丽的主张没有依据。马丽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实际支出经营成本，且存在伪造证据情形。二、马丽主张分配“厦门阅梨店”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未分配的利润没有依据。马丽自认从2017年1月开始双方没有在“厦门阅梨店”共同经营的事实，双方关于合伙所发生的纠纷已经进入诉讼程序，赵敏丽也提供合伙店铺资产清单，主张对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确认的合伙店铺的资产进行分配，马丽单独主张分配未分配利润没有依据。马丽、李双飞擅自经营期间是否有利润，赵敏丽不得而知。三、马丽主张赵敏丽承担律师费没有依据。马丽、李双飞挂失了合伙店铺的经营账号，还在双方发生争议后，赶走赵敏丽的派驻店长，其行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协议终止后，马丽、李双飞继续擅自经营店铺的损失，应自行承担，与赵敏丽无关，其为此提起反诉支出的律师费应自行承担。请求驳回马丽的反诉请求。 李双飞述称，对马丽的反诉请求没有意见。李双飞并非《合伙协议》的当事人，与本案本反诉都没有利害关系，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详见附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马丽、李双飞对赵敏丽提交的《经销商授权书》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查，该《经销商授权书》是阅木居公司所出具，其真实性已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德法院）作出的（2018）粤0606民初570号生效民事判决中得到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2.马丽、李双飞对赵敏丽提交的显示由马丽出具的五份《收款收据》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其中载明的内容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3.马丽、李双飞对赵敏丽提交的《告知函》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赵敏丽当庭出示了《告知函》的原件，马丽、李双飞并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告知函》是伪造形成或者来源不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4.赵敏丽提交一份《厦门阅梨库存清单》，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19日经盘点的库存商品数量、价值等具体情况，并主张该库存商品已实际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厦门阅梨库存清单》显示，其内容是由案外人蔡丽钦、胡某、徐木言作为盘点人对相关商品进行盘点后制作形成，其中并无马丽或者李双飞的签字确认，而实际经办人蔡丽钦、胡某、徐木言中，仅胡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胡某作为赵敏丽方的代表，自认与赵敏丽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且“厦门阅梨店”的盈亏与其有影响，赵敏丽在本案中无法提交其他证据进一步加强证明力，以佐证其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便《厦门阅梨库存清单》显示内容客观真实，该清单形成于2017年1月17日，赵敏丽无法证实该清单显示的商品在此后期间未曾处分或转移并已全部移交马丽或者李双飞占有，其主张以该清单显示的商品作为合伙经营期间剩余财产进行分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5.赵敏丽提交一份《2017年阅梨产品清单》及一份《阅梨停产产品价格表》，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库存商品的出厂价及销售价，据此计算2017年1月19日盘点剩余商品的价值，马丽、李双飞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均确认“厦门阅梨店”所销售的商品来自阅木居公司，阅木居公司作为商品提供方，所出具的有关其提供商品的出厂价及销售指导价的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赵敏丽当庭出示了该证据的原件，马丽、李双飞作为“厦门阅梨店”经营相关人员，均无相反证据证明赵敏丽提交上述证据所列价格不真实或者明显不合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赵敏丽主张依据上述证据确定的商品出厂价，结合其所提交的《厦门阅梨库存清单》列明的剩余商品情况，要求对剩余商品价值989938元进行分配。因双方当事人无法通过折价、竞价、变卖等方式对剩余商品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且在《合伙协议》中亦未就剩余商品的处理作出约定，故无法直接以剩余商品出厂价对该商品进行分配，赵敏丽提交的上述证据对本案审理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本院不予采用。 6.马丽、李双飞对赵敏丽提交的《谈话笔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经审查，《谈话笔录》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除具备法定事由外，应当出庭作证，《谈话笔录》中的证人廖某不具备法定可以不出庭的事由而未出庭，本院不予采用。 7.马丽、李双飞提交一份《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二份《收款说明》及十七份“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回单”，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共计支出租金、管理费、推广费、活动经费、水电费及违约金698576元，赵敏丽对“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赵敏丽与马丽合伙经营的“厦门阅梨店”的经营场所是通过案外人厦门鑫高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高迪公司）向厦门吉家公司承租的，并需向厦门吉家公司及厦门吉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家物业公司）缴纳相应的费用。马丽和李双飞当庭出示了上述证据的原件，且从“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回单”所反映付款内容来看，与《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收款说明》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并非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本院对其合法性亦予确认。 8.马丽、李双飞提交一份《租赁合同》，用以证明因存放“厦门阅梨店”库存商品产生2017年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的租金共计20000.4元（每月租金1666.7元），赵敏丽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厦门阅梨店”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客观上需要仓库用于存放预备的商品，且从该店铺于201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经营支出可知，每月需支付仓库租金1666.7元，与《租赁合同》的内容及马丽、李双飞的陈述相互印证，马丽、李双飞亦当庭出示了《租赁合同》的原件，并提交了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银行转账记录，赵敏丽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9.马丽、李双飞提交一份《家具送货安装承包合同》、二份《送货单》及十份《收款收据》，用以证明2017年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厦门阅梨店”支出家具送货安装承包费共计57200.4元，赵敏丽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马丽、李双飞虽出示了上述证据的原件，但上述证据是否属于显名的徐忠岁本人所出具真伪不明，徐忠岁未到庭予以认可，马丽、李双飞亦无法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其内容客观真实，且《合伙协议》并未赋权李双飞对外签订应由“厦门阅梨店”负担债务的合同，结合在2017年7月、8月出具上述《收款收据》的期间，“厦门阅梨店”并无销售记录的事实，马丽、李双飞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能达到证明其所主张事实存在的证明标准，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10.马丽、李双飞提交一份2017年2月5日的“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及一份2017年12月5日的“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2月5日、2017年12月5日经盘点的库存商品明细，赵敏丽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二份证据内容均是由李双飞与案外人李秋盆、甘燕玲作为盘点人对相关商品进行盘点后制作形成，并无赵敏丽一方的签字确认，而李秋盆、甘燕玲均在以马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鑫高迪公司任职，且未出庭作证，马丽、李双飞在本案中未提交其他证据以佐证其内容客观真实，该证据所体现内容也与双方当事人对现存商品进行清点后形成的库存明细不相符，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11.赵敏丽对马丽、李双飞提交的《商铺租赁合同》（编号11705218）、《物业管理合同》（编号11705218）及《补充协议》、《退场协议书》（编号91712056）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审查，上述证据体现的合同主体均为厦门吉家公司或吉家物业公司与鑫高迪公司，在上述合同签订前，合同双方当事人也签订了内容相近的《商铺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合同》，赵敏丽对该二份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该二份合同约定的租赁、服务期限与《商铺租赁合同》（编号11705218）、《物业管理合同》（编号11705218）约定的租赁、服务期限连续，马丽、李双飞当庭出示了上述证据原件，并进一步提交了《收款说明》和“中国民生银行业务回单”以印证上述合同履行情况，赵敏丽无相反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内容虚假或来源非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12.赵敏丽对马丽、李双飞提交的31张《收款收据》、1张《收据》及1张《送货单》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编号为611455、611458、611466、611474、611480、611493、7702749、7702751、7702752、7702753、7702755、7702756、7702757、7702758、7702759的15份《收款收据》对应的内容为鲜花、水果、笔等，无法体现与经营家具活动相关联，且均无收款人签名或签章，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采信；编号为0002898、0004972、0004989、0006414的4份《收款收据》，未载明是因经营“厦门阅梨店”而支出相应费用，马丽、李双飞在“厦门吉家家世界”商场还同时经营其他品牌家具，仅凭该4份《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编号为0002553、0002579、0002581、0002859、0002863、0002896、0002897、0002913、0002914的9份《收款收据》，虽有出具单位签章的原件，但该《收款收据》出具的时间先后顺序，明显与同一结算主体对小额费用进行即时清结而形成的凭证编号顺序的通常状态不相吻合，该《收款收据》载明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真伪不明，本院不予采信；编号为0158122的《收款收据》无收款人签名或签章，马丽、李双飞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以佐证实际支付了《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款项，本院不予采信；编号为0001644的《收据》对应的内容为茶叶款，无法体现与经营家具活动相关联，且无收款人签名或签章，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采信；《送货单》的内容无法体现与经营“厦门阅梨店”相关联，也无收款人签名或签章，本院不予采信；编号为0004998、0006429的2份《收款收据》均有原件予以核对，内容与经营“厦门阅梨店”相关，出具单位亦加盖了公章，且不存在其他明显不合理之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13.马丽、李双飞提交18份《销售单》，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30日至2017年12月13日在其实际经营期间，共计销售家具196138元，赵敏丽认为该证据是马丽、李双飞单方制作形成，且单据编号不连续，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均确认在2017年1月30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厦门阅梨店”已实际由马丽、李双飞在经营，赵敏丽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马丽、李双飞实际接管“厦门阅梨店”时，该店库存商品的种类、数量等具体信息，马丽、李双飞在能够证明现有库存商品的种类、数量等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提交《销售单》认可其售出家具的事实，属于对于己不利事实的自认，应予采信。关于单据编号不连续的问题，赵敏丽申请的证人胡某出庭作证时，亦表示实际销售过程中可能因单据填写错误作废、不止一本销售单等原因，导致实际销售形成的单据编号不连续，胡某的陈述与马丽、李双飞解释基本吻合，应予采信。 14.马丽、李双飞提交一份2017年12月10日的《租赁合同》及相应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其撤离“厦门阅梨店”后向案外人李进来承租自建房用于存放剩余商品，租金为每月2500元，赵敏丽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厦门阅梨店”停止经营后，所剩商品客观上需要场所用于保存，以避免毁损、灭失或者价值明显减少，马丽、李双飞在“厦门阅梨店”停止经营时，向出租人承租房屋用于存放商品属于合理保存共有财产行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赵敏丽方代表亦实地前往存放商品的场所与李双飞共同对剩余商品进行清点，可见，李双飞提交《租赁合同》所载事实客观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马丽、李双飞出示了《租赁合同》和《收款收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15.赵敏丽对马丽、李双飞提交的《关于合伙经营事宜清算的律师函》及其相关邮寄材料、短信记录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并未实际收到该律师函。经审查，马丽、李双飞提交的邮寄材料显示的收件人虽为赵敏丽，但收件地址并非赵敏丽登记住址或者双方约定收件地址，且邮件投递结果显示为“他人收”，赵敏丽否认其收到上述邮件，本院对赵敏丽的主张予以采信。马丽、李双飞提交的短信记录截图虽然显示对方手机号码是赵敏丽正在使用且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号码，但赵敏丽否认其收到马丽发送的上述短信截图显示的内容，马丽、李双飞未能出示短信记录的原始载体，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3月14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厦门吉家公司（甲方）签订一份编号为11603218的《商铺租赁合同》，与吉家物业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11603218的《物业管理合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面积共计462.65平方米），用于经营“阅梨”品牌；租期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月租金31460.2元，按季度支付；乙方应缴纳履约保证金70000元，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办理完毕退场手续并将租赁场所退还甲方后，履约保证金余额转换为产品质量保证金，正常情况下，甲方于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一年后将产品质量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租赁期满，乙方若需续约，须提前40个日历天主动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面积共计462.65平方米），用于经营“阅梨”品牌；租期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日常管理及公共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等费用，月管理费11566.25元；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商场品牌、营销等推广费，月推广费11566.25元；管理费及推广费按季度支付；水费按商场总租赁面积进行分摊，由甲方先行垫付后收取；电费按乙方租赁场地的独立电表计量，由甲方先行垫付后收取；公共照明、商场导购系统、电梯、空调、公用设施设备产生的电费，按商场总租赁面积进行分摊；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2000元，若乙方在退场前按要求办理完毕退场相关手续并结清相关费用，则保证金余额自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30个日历天内无息退还；本合同是《商铺租赁合同》的配套合同，本合同与《商铺租赁合同》中任何一份终止或解除直接导致另一份合同同时终止或解除。马丽作为鑫高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二份合同上签名。鑫高迪公司承租上述商铺后，交由“阅梨”品牌的实际经营者进行经营“厦门阅梨店”，并由实际经营者承担《商铺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 上述《商铺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合同》到期后，合同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5月31日再次分别签订一份编号为11705218的《商铺租赁合同》和一份编号为11705218的《物业管理合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鑫高迪公司继续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月租金32385.5元，按季度支付；履约保证金70000元，由厦门吉家公司委托吉家物业公司收取并保管，鑫高迪公司办理完毕退场手续并退还租赁场所后，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产品质量保证金，并在实际退场一年后无遗留售后问题时，厦门吉家公司无息退还产品质量保证金。《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继续由吉家物业公司为鑫高迪公司承租的“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期限自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月管理费11566.25元，月推广费11566.25元，管理费及推广费按季度支付；水费公摊、电费、电费公摊、管理保证金等约定与前一份《物业管理合同》相同。2017年5月31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吉家物业公司（甲方）还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吉家家世界装修建材家居广场每年举行“五一、十一”两次大型营销活动，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上述大型营销活动奖品经费，按租赁面积及活动次数计收，标准为20元/平方米/年，租赁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超出面积部分为10元/平方米/年；乙方应支付的活动奖品经费为7626.5元/年，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全额支付给甲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销售人员培训经费500元/年，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全额支付给甲方，甲方负责每年举办两次销售人员培训；本协议作为《物业管理合同》的补充协议。马丽作为鑫高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双飞作为鑫高迪公司的代理人在上述三份合同上签名。马丽、李双飞在庭审中称，鑫高迪公司是李双飞在经营，二人是鑫高迪公司的股东。赵敏丽对“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的月租金标准由原来的31460.2元提高至32385.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2016年3月29日，李双飞与阅木居公司签订《“阅梨”品牌加盟合同书》，获得阅木居公司的“阅梨”品牌在厦门市区域内的特许经营权，约定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李双飞不得继续使用“阅梨”商标。李双飞获得阅木居公司授权后，与马丽共同在“吉家家世界”Ａ2-18号商铺经营“厦门阅梨店”。2016年7月1日，阅木居公司向赵敏丽出具一份《经销商授权书》，授权赵敏丽为其“阅梨”品牌家具在福建省厦门市辖区经销商，负责“阅梨”品牌家具在厦门市场的销售、推广及售后服务，授权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次日，马丽（甲方）与赵敏丽（乙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约定：鉴于甲方现为阅木居公司授权经销商，负责厦门市场的“阅梨”品牌家具销售，并已在厦门市开设实体店经营该品牌家具，乙方与阅木居公司关系良好，下一年度将成为“阅梨”家具在厦门市场的授权经销商，双方有意合作经营该家具店，并就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家具店（以下简称“厦门阅梨店”）达成协议；合伙经营项目为阅木居公司“阅梨”品牌家具在厦门市场的授权经销，经营场地即甲方开设的“阅梨”家具实体店，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吉家家世界Ａ2-18；经双方盘点核算，甲方开设的实体店估值元，该估值包括了店面品牌价值、场地经营权、存货等可以形成利润的所有有形及无形资产；双方股权比例为3.5:6.5，即甲方占35%，乙方占65%，乙方作为现授权经销商，以现金入伙，应向甲方支付元作为取得上述份额的对价；乙方入伙时支付按比例65%分摊租赁保证金及2016年第三季度租金；乙方为合伙负责人，权限及责任为决定经营管理方针，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负责人事，决定员工聘用、辞退、入股、退股等，负责收取货款、支付货款及合伙债务，决定货物的订、配、调拨、退换等，与阅木居公司沟通协调，保证经销商地位、货源充足及双方友好关系；甲方权利及责任为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与实体店所在商场沟通，保证家具店持续在该场地经营及双方友好关系；双方采取每月对账的方式统计相关数据及盈亏状况，每一财政年度统一核算一次；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利润，双方按3.5:6.5进行分配，每季度分配一次；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如租金、货款、运费、员工工资、培训费、宣传活动费等，双方按照3.5:6.5的比例进行分摊；合伙期间，双方按照3.5:6.5承担风险及亏损；支付货款及收取货款的账户变更为乙方账号；合伙期间重大事项相关决策必由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在对方未知情或未征得对方意见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合伙期间，店铺的承租人不予变更，仍以甲方名义承租场地，实际经营权归合伙经营的实体店，租金也由合伙人按比例负担；实体店仍按现有模式经营，即继续挂靠在鑫高迪公司名下经营，但自负盈亏；乙方正式入伙前，甲方负责理清与出租方的租赁关系，如有未付清的租金、水电费等，应负责妥善处理，所欠费用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乙方入伙及接手经营该店铺及挂靠企业所欠一切债务由甲方负责偿还，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乙方入伙及接手经营前，甲方与第三人签订的订单、合同等，尚未履行完毕的，由甲方继续履行完毕，售后服务、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及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合伙期限暂定两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合伙期满后，如甲方退出且期间没有新的合伙人加入，则合伙解散，双方按法定程序清算并分配剩余财产，此种情形下，甲方应将乙方根据本协议支付的租赁保证金退还给乙方；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全体合伙人，造成的损失由该合伙人个人全额赔偿；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不当解除本协议，否则视为违约，任何一方违约的，应承担赔偿给守约方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包括守约方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调查处理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7月3日，赵敏丽向马丽转账支付1000000元。同年8月3日，马丽向赵敏丽出具五张《收款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投资款516835元；今收到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投资款600000元；今收到赵敏丽分摊商场保证金70790元；今收到赵敏丽2016年“十月一日”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今收到赵敏丽2016年7月-9月租金（分摊）106456元。以上五张《收款收据》金额合计1296561元。赵敏丽称，其在加入“厦门阅梨店”前与马丽、李双飞对该店铺进行估值，大概2000000元，其支付的1300000元中除了保证金外，其余都是投资款，马丽、李双飞以店铺剩余的价值作价700000元左右作为投资款。马丽称，赵敏丽实际出资款为1116835元，保证金、活动费用分摊、租金分摊等费用均为经营性支出，不是出资款；其以原经营的店铺作价601372元作为出资。同年8月5日，赵敏丽向马丽转账支付300000元。 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共同经营“厦门阅梨店”后，以李双飞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作为该店铺的经营收支账户，该账户由赵敏丽管控直至2016年11月1日李双飞将账户办理了挂失手续。根据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7月2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共计收入1473005.7元，共计支出1463835.2元；截至2016年10月28日，账户余额489180.49元；2016年11月1日，共计向案外人麦兴鉴支付480000元及支付账户挂失手续费10元后，账户余额为9170.49元。本案审理过程中，赵敏丽称之所以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将李双飞的账户变更为其名下的账户，是因为与厦门吉家公司签订合同的主体是鑫高迪公司，厦门吉家公司需要监控数据，无法办理银行账户变更。马丽、李双飞称，未办理银行账户变更是赵敏丽当时说懒得办理。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李双飞的上述银行账户的收支结果为“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收支（除了2016年11月1日支付给麦兴鉴的480000元后经顺德法院判决退还408574.45元）。2016年11月10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账务进行清理，形成一份《厦门7.8.9.10月份收支平衡表》，双方确认“厦门阅梨店”截至当日（2016年10月28日）银行账面余额为489180.49元，实际账面余额为469656.24元。该平衡表显示，“厦门阅梨店”在该统计期间每月支出仓库租金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9月份和10月份每月支出“徐／郑工资”3766.7元，双方当事人确认“徐／郑工资”即指负责“厦门阅梨店”家具送货安装的固定人工费用。2016年12月4日至5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2016年11月份的经营情况进行核算，总收入129692元，总支出141787.1元，其中店面租金31460.3元、店面管理费11566.3元、店面推广费11566.3元、仓库租金支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徐／张”工资3766.7元。2017年1月5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2016年12月份的经营情况进行核算，总收入2600元，总支出84058.7元，其中店面租金31460.3元、店面管理费11566.3元、店面推广费11566.3元、仓库租金支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徐／张”工资3766.7元。2016年12月8日，“厦门阅梨店”工作人员廖某向李双飞表示不想继续在该处上班。 李双飞曾于2015年12月1日与案外人薛扬成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承租薛扬成址于“安兜1200号”的厂房用于存放“阅梨”等三个品牌的家具，约定租期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租金每月4500元，每季度前5日付清三个月租金。《租赁合同》下方注明“经双方友好协商，本合同于2017年12月30日提前结束，租金已付清，物品已搬清。”马丽、李双飞称，因上述厂房共计存放三个品牌的家具，“厦门阅梨店”承担三分之一的租金，由于李双飞出资对承租的厂房进行改扩建，租金成本每月增加500元，增加的费用由李双飞收取，并非支付给薛扬成，增加后“厦门阅梨店”每月承担租金为1666.7元。根据赵敏丽提交的并经其确认的《厦门7.8.9.10月份收支平衡表》显示，赵敏丽与马丽合作后，“厦门阅梨店”实际按1666.7元/月的标准承担厂房租金。2016年12月6日，李双飞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薛扬成转账支付13500元。2017年3月7日、2017年6月7日，马丽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分别向薛扬成转账支付13500元、13500元。马丽、李双飞称，上述转账的共计40500元款项是用于支付向薛扬成承租的厂房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此外，其还通过现金向薛扬成支付了2017年第四季度的租金13500元，上述款项中的20000.4元属于“厦门阅梨店”应承担的租金。 因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在经营“厦门阅梨店”过程中产生纠纷，无法继续合作经营，阅木居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向“厦门阅梨店”暨赵敏丽出具一份《告知函》称，由于“厦门阅梨店”发生合伙纠纷，将严重影响其声誉及“阅梨”品牌家具形象，即日起暂停对厦门市场的供货。胡某称赵敏丽投资“厦门阅梨店”前该店店主是马丽和李双飞，赵敏丽投资后，其受赵敏丽的委托到“厦门阅梨店”做现场管理；2017年1月20日，其在“厦门阅梨店”受到威胁并于当日被迫离开“厦门阅梨店”，离开时马丽和李双飞都在场，当时无法对“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情况进行交接，此后不清楚实际经营管理者是谁。2017年1月30日，赵敏丽退出“厦门阅梨店”的经营管理，此后由马丽一方接管。马丽、李双飞称赵敏丽退出后仍保留有“厦门阅梨店”的钥匙，此后于2017年2月6日左右有打电话称“不玩了”。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厦门漆锴居家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一张《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吉家Ａ2阅梨家具修护费用200元。当月31日，厦门漆锴居家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一张《收款收据》，载明：商家名称吉家阅梨，服务费用100元，付款人阅梨，服务内容茶几面开裂。2017年2月18日至12月2日期间，“厦门阅梨店”以“优惠价”、“特惠价”等方式共售出商品43件，销售收入195338元（不含2017年2月25日销售单中的运费200元，包含2017年6月12日销售单中的退还600元）。 2017年12月10日，李双飞与案外人李晋来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向李晋来承租自建房用于存放“阅梨”家具，租赁汽自2018年1月1日起一年，租金2500元/月，年租金30000元一年一付。同日，李晋来作为收款人，向李双飞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载明：阅梨家具，2018仓库租金30000元。次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厦门吉家公司、吉家物业公司（合称甲方）签订一份《退场协议书》，约定：双方签订的11705218的“合同”于2017年12月13日提前解除；因乙方原因提前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金10000元，须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前缴清违约金，否则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前须按照“退场流程”及甲方相关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正式退场后，其履约保证金70000元自动转换为产品质量保证金，正常情况下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一年后退还，若乙方对消费者承诺的产品质量保证期限超过一年的，则按乙方承诺的期限延长保证金退还期限；甲方应退还乙方“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2000元，正常情况下于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30个日历天内无息退还，若乙方在“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前未按要求办理完成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注销或变更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相关手续的，甲方有权没收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退场其固定装修部分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拆卸及破坏。马丽、李双飞称《退场协议书》签订后，实际于2017年12月13日办理完毕“厦门阅梨店”撤店手续，并将剩余商品运至向李晋来承租的厂房处存放，店面（含装饰装修）退还厦门吉家公司。 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12月11日期间，马丽和李双飞分别通过各自名下银行账户向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7笔款项共计760164元，具体为：2017年2月24日支付137478元，2017年3月20日支付6361元，2017年4月4日支付8895元、50000元，2017年4月10日支付3763元，2017年4月24日支付107076.7元，2017年6月4日支付41879.3元，2017年6月20日支付4474元、6069元，2017年7月12日支付59160元，2017年8月14日支付110834元，2017年8月15日支付8069元，2017年9月11日支付4373元、55518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59489元，2017年11月30日支付59386元，2017年12月11日支付37339元；其中2017年6月4日、2017年12月11日的款项是从李双飞银行账户转出，其余款项是从马丽银行账户转出。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出具书面凭证，确认“吉家家世界”A2-18原签约品牌“阅梨”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3日产生的租金共计367995元、管理推广费共计264478元、违约金10000元、水电费47977元均已缴付。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还共同出具一份《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对马丽、李双飞上述所付款项对应的具体项目及数额进行明确：2017年2月24日的137478元，分别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的租金77602元、管理费28530元、推广费28530元和2016年11月份的水电费2816元；2017年3月20日的6361元，其中2998元为2016年12月份、2017年1月份的水电费；2017年4月10日的3763元，其中1825元为2017年2月份的水电费；2017年4月4日的58895元、2017年4月24日的107076.7元、2017年6月4日的41879.3元，分别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14429元、管理费40867元、推广费40867元和续约活动奖品经费7627元、培训经费500元；2017年6月20日的4474元、6069元，分别对应2017年3月份的水电费2153元、2017年4月份的水电费2918元；2017年7月12日的59160元，分别为2017年7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5月份的水电费3642元；2017年8月14日的110834元、2017年8月15日的8069元，分别为2017年8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6月份的水电费3972元；2017年9月11日的4373元、55518元，分别为2017年9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7月份的水电费4406元；2017年10月31日的59489元，分别为2017年10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8月份的水电费3971元；2017年11月30日的59386元，分别为2017年11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9月份的水电费3868元；2017年12月11日的37339元及现金4000元，分别为2017年12月份的租金14034元、管理费5012元、推广费5012元、2017年10月份的水电费3069元、2017年11月份的水电费4212元以及违约金10000元。根据《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确认的内容，马丽、李双飞支付的款项与“厦门阅梨店”有关的总计为690449元。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厦门阅梨店”至今未进行过分配，对外没有负担债务。 本案审理过程中，赵敏丽的诉讼代理人王明志与李双飞共同于2018年11月12日对“厦门阅梨店”剩余商品进行清点，并形成一份“明细表”，共计剩余96件商品（详见附件1）。本案当事人就该剩余商品的处理无法达成协议，该剩余商品难以进行分割。 另查明：赵敏丽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委托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指派陈书森、王明志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后变更诉讼代理人为吕晓华、王明志律师。赵敏丽因委托律师代理本案本反诉支出代理费共计61000元。赵敏丽在本案中向本院申请对马丽、李双飞的财产进行保全，为此支出申请费5000元。赵敏丽因申请财产保全需向本院提供相应担保，为此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并实际支出保险费4730元。马丽、李双飞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委托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本案本反诉，支出代理费共计100000元。 马丽、李双飞陈述，双方原是夫妻关系，后于2015年11月2日登记离婚；“厦门阅梨店”在赵敏丽加入前是马丽和李双飞共同经营，马丽是实际负责人，以李双飞名义获得品牌授权；赵敏丽加入后，李双飞并非《合伙协议》的当事人，之所以参与“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是因为与马丽存在内部关系，不清楚是雇佣还是合伙，对外不存在共同关系。2018年1月4日，顺德法院受理了李双飞以阅木居公司为被告、以马丽、赵敏丽为第三人的合同纠纷诉讼。李双飞在该案中主张其自2016年7月1日起共计向阅木居公司支付货款合计903497元，要求阅木居公司返还剩余货款408574.45元。该案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29日，李双飞与阅木居公司签订《“阅梨”品牌加盟合同书》，约定阅木居公司授予李双飞“阅梨”品牌特许经营权，在厦门市区域内开设“阅梨”品牌专卖店，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李双飞不得继续延用“阅梨”相关的品牌形象及加盟店授权书，不得继续使用“阅梨”商标；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至2016年7月6日，经对账确认阅木居公司已预收李双飞货款870.45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李双飞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阅木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账支付货款844597元；此后，李双飞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9日通过其客户共计向阅木居公司转账支付58900元；阅木居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共向李双飞交付货物总值495793元。顺德法院经审理认定，李双飞共计向阅木居公司支付904367.45元，阅木居公司向李双飞发送货物总值为495793元，故阅木居公司应返还李双飞货款408574.45元，遂判决阅木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李双飞返还货款408574.45元。本案当事人一致确认，阅木居公司已向李双飞返还408574.45元。 再查明：马丽、李双飞向本院提交李秋盆、甘燕玲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为李秋盆、甘燕玲缴纳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的社保总计12390.18元并支付工资总计97698元。李秋盆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其工作单位为鑫高迪公司，共计缴纳社会保险费6182.34元，共计收到李双飞、马丽银行转账53149元，共计向李双飞转账38000元。甘燕玲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其工作单位分别为厦门高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鑫高迪公司，共计缴纳社会保险费6182.34元，共计收到李双飞、马丽银行转账50349元。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点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案涉合伙关系的主体及各自出资情况问题；二、案涉合伙关系的终止问题；三、各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案涉合伙关系的主体及出资数额认定问题。 赵敏丽与马丽于2016年7月2日签订《合伙协议》，就双方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店”事宜作出约定，该《合伙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与形式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赵敏丽主张李双飞也是“厦门阅梨店”的合伙人，李双飞与马丽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持有“厦门阅梨店”35%的份额。虽然，李双飞并非《合伙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本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赵敏丽主张的上述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首先，马丽与李双飞自认双方存在共同关系，虽然，双方均表示已于2015年11月2日离婚，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共同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财产关系进行分割，并维持分割后各自独立的财产关系。其次，“厦门阅梨店”作为案涉个人合伙关系的经营对象，并非成立自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之后，而是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便已存在，赵敏丽仅是通过支付对价取得“厦门阅梨店”相应份额的方式加入“厦门阅梨店”的合伙经营中。而在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前，“厦门阅梨店”是由马丽和李双飞共同经营并以李双飞的名义获得阅木居公司的品牌授权，赵敏丽加入之后，李双飞不持异议，且未退出“厦门阅梨店”，也未就其所享有的份额进行过清理结算。第三，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后，李双飞不仅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作为该店铺经营使用，而且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始终作为马丽一方的代表对“厦门阅梨店”的收支结算、业务开展等进行操作。而且，李双飞除了提供给“厦门阅梨店”作为专户使用的银行账户外，还通过其名下其他银行账户进行转账、现金交付等形式，对“厦门阅梨店”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债务进行清偿，并无证据表明其此后与马丽之间就此进行过结算。因此，李双飞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如马丽所述仅是偶尔帮忙处理其在“厦门阅梨店”的事务。第四，从“厦门阅梨店”内部而言，胡某证言表明李双飞作为“厦门阅梨店”原共同经营人，在赵敏丽加入该店铺后，李双飞仍经常负责该店铺的有关经营事务。马丽、李双飞提交的微信记录体现出廖某的辞职意愿也是向李双飞提出。可见，李双飞在“厦门阅梨店”中的地位绝非辅助人员。最后，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厦门阅梨店”应由赵敏丽和马丽共同经营，马丽、李双飞表示李双飞的银行账户作为“厦门阅梨店”经营使用，那么，李双飞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赵敏丽和马丽。然而，事实上，在顺德法院审结的因李双飞所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发生争议的案件中，李双飞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最终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与李双飞，马丽对此不持异议，这明显不符合李双飞作为马丽一方在“厦门阅梨店”的代理人或辅助人应当具有的规范要求。况且，阅木居公司根据顺德法院的生效判决向李双飞退还的款项，李双飞是否返还给赵敏丽或马丽，没有任何证据体现。由上分析，赵敏丽实际上是以入伙方式加入“厦门阅梨店”，本院认定“厦门阅梨店”的实际合伙人为赵敏丽、马丽和李双飞，其中李双飞的合伙份额在其与马丽之间对外以马丽名义持有。马丽、李双飞称“厦门阅梨店”的合伙人仅为赵敏丽与马丽，本院不予采信。 “厦门阅梨店”在赵敏丽入伙前便已存在并具备相应价值。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的方式，并非投入资金增加“厦门阅梨店”财产并获得相应份额。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以现金入伙，应向马丽支付“人民币元”作为取得上述份额的全部对价。《合伙协议》签订后，赵敏丽实际上向马丽共计转账支付1300000元，马丽亦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赵敏丽支付的投资款总计1116835元、保证金70790元及“十月一日”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2016年7月-9月租金（分摊）106456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对赵敏丽支付的除70790元保证金之外的其他款项提出分配主张。可见，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时是对“厦门阅梨店”进行了估价，赵敏丽支付给马丽的1116835元是受让马丽在“厦门阅梨店”中的65%的财产份额，“厦门阅梨店”剩余35%的财产份额由马丽和李双飞继续享有。《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入伙时应按65%的比例分摊租赁保证金及2016年第三季度租金。赵敏丽向马丽支付的款项中，马丽所出具的《收款收据》写明了赵敏丽应分摊的保证金、活动费用及租金，赵敏丽收到《收款收据》后并未提出异议，《收款收据》中列明的项目也与赵敏丽加入后的“厦门阅梨店”经营有关，应当认定该费用属于赵敏丽投入“厦门阅梨店”的财产。因此，自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时，合伙财产的价值即为“厦门阅梨店”原有的全部资产及赵敏丽支付的保证金70790元、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月租金分摊106456元。双方当事人对赵敏丽出资的性质认识不一，且与《合伙协议》约定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合伙关系的终止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厦门阅梨店”是由赵敏丽、马丽、李双飞作为合伙人进行经营的合伙体，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个人合伙之间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特征，因个人合伙成立的合伙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其中部分合伙人退出合伙关系不一定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解除合同的规定。在合伙合同中没有就合同解除、合伙人退伙等情形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合伙人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的规定主张退伙或者解除合伙关系。具体到本案而言，《合伙协议》并未就合同解除、合伙人退伙等作出约定，三个合伙人之间并无其他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的效力经由李双飞的默示和积极行为及于李双飞，即使赵敏丽单方不参与“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活动，也不会导致马丽、李双飞二人的合伙关系终止，此时赵敏丽主张合伙关系终止，应当理解为赵敏丽要求退出合伙关系。赵敏丽虽于2017年1月30日撤离“厦门阅梨店”，但并未作出退伙或解除《合伙协议》的意思表示，且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不同意马丽于2017年2月28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意思表示，可以进一步印证其于2017年1月30日时并无退伙或解除《合伙协议》的意愿。因此，赵敏丽主张合伙关系于2017年1月30日终止，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赵敏丽撤出“厦门阅梨店”后未再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虽然其陈述马丽曾于2017年2月28日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但马丽在庭审中表示直至其提起本案反诉前均未通知赵敏丽解除合同，在2017年2月份之后经过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因此，2017年2月28日亦未发生《合伙协议》解除的法律效果。马丽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并主张以其提起本案反诉之日为《合伙协议》解除之日。因马丽提起本案反诉之日并无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主张，双方当事人在此之前并未达成解除《合伙协议》的一致意见，其于2018年8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时才主张解除《合伙协议》，彼时《合伙协议》已因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无需再诉请法院确认解除。因此，马丽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虽然，《合伙协议》在约定的存续期限内，当事人并未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效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后继续经营该店铺，且续行从厦门吉家公司处承租用于经营“厦门阅梨店”的商铺，直至2017年12月13日完全关闭“厦门阅梨店”并撤离所承租的商铺，此后未再经营。应当认定赵敏丽、马丽、李双飞合伙事项客观上已于2017年12月13日终止，合伙目的已经无法继续存续，合伙关系终止，全体合伙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理。 三、关于各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 合伙人应当对合伙经营期间所投入的财产、经营收入、经营支出等合伙体的全部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赵敏丽表示，其应获得“厦门阅梨店”1355617.048元分配款具体为：2016年11月10日银行账面余额489180.49元（含多支付给阅木居公司的408574.5元），扣除2016年11月、12月亏损合计93553.8元，加上2017年1月19日盘点库存商品出厂价值989938元，再加上“厦门阅梨店”投资时价值700000元，总计2085564.69元，按65%计算。马丽、李双飞共同表示，“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支出908941.98元，2016年留存现金417744.94元，2017年销售收入196138元，2016年11月、12月的亏损双方已承担，故赵敏丽按65%的比例应向马丽支付的金额为191789.36元。 根据查明的事实，赵敏丽和马丽、李双飞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店”的合伙关系成立于2016年7月2日。自2016年7月2日起截至2017年1月30日时，“厦门阅梨店”的全部财产状况如下：2016年10月28日时，作为“厦门阅梨店”收支专用的李双飞银行账户金额为489180.49元，该部分款项中，经赵敏丽转给阅木居公司后经顺德法院判决并实际退还李双飞408574.45元后，扣除账户挂失手续费10元，至今剩余417744.94元；2016年11月，总收入129692元，总支出141787.1元，亏损12095.1元；2016年12月，总收入2600元，总支出84058.7元，亏损81458.7元；2017年1月30日马丽、李双飞接管“厦门阅梨店”时，库存商品为总计139件（附件1中的96件现存商品+马丽、李双飞此后售出的43件商品）。自2017年1月31日起截至2017年12月13日时，马丽、李双飞经营“厦门阅梨店”的收支及有关财产状况如下：2017年2月18日至12月2日，马丽、李双飞销售43件商品收入195338元；2017年3月22日支出维修费200元；2017年3月31日支出家具服务费100元；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产生并已支付的仓库租金20000.4元；2017年12月10日支出剩余商品存储仓库2018年度租金30000元；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12月11日，马丽和李双飞向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支付的690449元，其中77602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租金，28530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管理费，28530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推广费，2816元为2016年11月的水电费，2998元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的水电费，剩余549973元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的租金、管理费、推广费、续约活动经费、培训经费以及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的水电费、违约金；96件现存商品（详见附件1）。马丽、李双飞共同确认2016年11月、12月期间亏损共计93553.8元与赵敏丽已按比例承担，这与双方当事人庭审时确认的“厦门阅梨店”对外不再负担债务的陈述一致，因此该部分债务负担无需再作为消极财产进行分配。 《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为“厦门阅梨店”的负责人，决定合伙店铺经营方针、货物的订配、调拨、退换等，负责日常管理、员工聘用与辞退，重大事项必须取得合伙人一致意见后作出。不论是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财产的管理、使用的规定，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共有财产管理、处分规则，马丽、李双飞作为共同持有“厦门阅梨店”仅35%财产份额的合伙人，在赵敏丽于2017年1月30日撤离“厦门阅梨店”后，便无权独自经营“厦门阅梨店”，应当暂停除合理管理共有财产之外的其他行为。至于赵敏丽对其撤离行为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不会当然导致马丽、李双飞享有处分权。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后销售43件商品获得的195338元收入，属于合伙财产价值形态的变化，应当纳入2017年1月30日以前的分配财产。赵敏丽称该销售收入明显低于商品的出厂价，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剩余96件商品，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该商品又难以进行分割，依法应当就其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据此，对于“厦门阅梨店”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阶段进行。即2017年1月30日以前，赵敏丽应分配的财产为398503.91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6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65%；马丽、李双飞应分配的财产为214579.03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3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35%。2017年1月份，从阅木居公司出具的《告知函》、赵敏丽的撤离行为、胡某的证言以及“厦门阅梨店”并无经营收入相应报表等事实，虽可以印证各合伙人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但并无证据证明哪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厦门阅梨店”在该月及之前的正常支出应当由各合伙人按比例分担。马丽、李双飞于2017年1月30日之后向厦门吉家公司、吉家物业公司和薛扬成支付的费用，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和《租赁合同》的约定，其中31460.2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租金，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管理费，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推广费，2816元属于2016年11月的商铺水电费，2998元属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的商铺水电费，1666.7元属于2017年1月的仓库租金，以上费用总计62073.4元属于正常支出，赵敏丽应承担65%即40347.71元。2017年1月30日以后，马丽、李双飞擅自聘请人员并经营“厦门阅梨店”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的约定，且在2017年3月14日所租赁的商铺到期后，又擅自续行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对此明显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支出的非“厦门阅梨店”必然发生费用和非保存共有财产费用的损失。对于厦门阅梨店”必然发生费用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的数额，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基于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原合同关系应当支付的租金46141.8元（77602元-31460.2元）、管理费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2017年2月至12月期间的仓库租金18333.7元，2018年度的仓库租金30000元，以上总计128403元。赵敏丽主张其撤离“厦门阅梨店”是被马丽、李双飞赶走，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赵敏丽擅自撤离“厦门阅梨店”，导致“厦门阅梨店”此后无法由马丽、李双飞进行经营，给“厦门阅梨店”造成必要费用支出的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出的损失共计128403元，赵敏丽除应当按65%的比例承担本应由其支付的部分外，还应当赔偿本应由马丽、李双飞承担的35%的部分。即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128403元。 由上所述，“厦门阅梨店”现有的现金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应共同向赵敏丽分配398503.91元。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厦门阅梨店”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本应由其承担的费用40347.71元，以及此后的必要费用支出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出损失128403元。二者相抵，马丽、李双飞还需向赵敏丽支付229753.2元。赵敏丽主张以989938元的价值对“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19日盘点的商品进行分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赵敏丽主张“厦门阅梨店”本身的价值应按700000元计算，并以此向其分配65%，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时，缴纳70790元租赁保证金，实际上“厦门阅梨店”仍有72000元保证金在厦门吉家公司与吉家物业公司处，尚未清理结算，属于尚未了结的合伙事务，各合伙人应当待该事务了结后再行结算，故本院不予处理。马丽主张的其经营“厦门阅梨店”期间支出的费用中，除了本院前述已处理的费用外，其他费用不应当由赵敏丽承担。马丽与李双飞均未对其二人之间的财产分配事宜提出主张，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厦门阅梨店”自2016年7月2日起由赵敏丽、马丽、李双飞作为合伙人共同经营，赵敏丽享有“厦门阅梨店”65%的财产份额，马丽、李双飞共同享有“厦门阅梨店”35%的份额。“厦门阅梨店”作为双方当事人合伙经营的对象，于2017年12月13日因撤店行为而终局关闭，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的合伙关系于当日客观上已终止。在《合伙协议》约定的存续期限内，当事人并未有效解除该《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因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经对“厦门阅梨店”的清理，赵敏丽应分得剩余货币财产229753.2元，上述款项实际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应当连带向赵敏丽支付。“厦门阅梨店”撤店时剩余的96件商品（详见附件1），应当就其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进行分割，其中赵敏丽占65%，马丽、李双飞共同占35%。因马丽与李双飞内部之间是以马丽名义享有该财产份额，双方在本案中未提出分割主张，李双飞对马丽的主张不持异议，依不诉不理之原则，应当分配给马丽、李双飞的“厦门阅梨店”剩余财产，在本案中先分配给马丽，李双飞与马丽内部之间可另行依法进行分配。赵敏丽因本案财产保全实际支出申请费5000元，本院依照其获得支持的诉讼主张金额确定其中的1669元由马丽、李双飞承担，其他超出部分应自行承担。马丽、李双飞应连带向赵敏丽支付申请费1669元。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各自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分别支出相应的律师费，该费用各自自行承担。赵敏丽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应当提供相应担保，是其在本案诉讼当中经本院依法确定的义务。赵敏丽提供担保的形式多样，既可以其自身财产提供担保，也可通过相关单位出具保函提供担保，形式上不具有唯一性和强制性。在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未就诉讼财产保全担保费用负担作出明确安排的前提下，赵敏丽为了提供担保而向保险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并实际支出的保险费，应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马丽、李双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赵敏丽支付“厦门阅梨店”的剩余货币财产229753.2元； 二、马丽、李双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与赵敏丽共同对“厦门阅梨店”的剩余96件商品（详见附件1）进行拍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其中赵敏丽占65%，马丽占35%； 三、马丽、李双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赵敏丽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1669元； 四、驳回赵敏丽的其他本诉请求； 五、驳回马丽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8115元，由赵敏丽负担15302元，由马丽、李双飞共同负担281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38元，由马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惠斌 人民陪审员  张开顺 人民陪审员  陈永殿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瑜玲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十八条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４７．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５５．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第一百四十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附录： 序号证据名称证据提交人备注 1经销商授权书赵敏丽 2合伙协议 3招商银行交易明细 4收款收据 5商铺租赁合同 6厦门7.8.9.10月份收支平衡表 7民事起诉状 82016年11月份厦门阅梨店损益表及品项明细 92016年12月份厦门阅梨店损益表及品项明细 10告知函 11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 12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 132017年阅梨产品清单 14阅梨停产产品价格表 15保险费发票及保单 16谈话笔录 17“剩余商品清点明细表” 18合伙协议马丽、李双飞 19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 20租赁合同 21家具送货安装承包合同及收款收据 22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及银行流水 23厦门阅梨店库存盘点清单 24商铺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补充协议、退场协议书 25店面杂费票据 26销售单 272017年12月5日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 28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 29民事判决书 30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 31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32关于合伙经营清算事宜的律师函、快递单及其投递信息、手机短信截图 33收款说明 34民生银行业务回单 35微信聊天记录 附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