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3民终3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桂得，男，196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琨，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玉姣，女，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成民，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鹏，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任发，男，1966年7月3日生，汉族，住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维安，广西五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家星，男，1964年9月10日生，汉族，住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维安，广西五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靖，男，1968年10月15日生，汉族，广西灌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孝海，男，汉族，1976年3月19日出生，住广西灌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郑红，广西问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雷桂得因与被上诉人龙玉姣、周任发、周家星、袁靖、唐孝海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0312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雷桂得的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0312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请，即由五被上诉人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190016.44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周任发、周家星与袁靖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是错误的，其双方应该是雇佣关系。从周家星与袁靖签订的《桉树砍伐承包合同》内容可以看出，袁靖、唐孝海的生产行为及要求、时限、生产工作的人员组合方式、活动都要听周任发、周家星的安排及在其监督下进行，这些都是雇佣关系的典型特征。至于“按出材吨位结算承包费，每吨为60元”的约定，显然是支付劳务报酬的计量方法，不是什么承包费。周任发、周家星与袁靖名为承包合同，从内容来看实质是雇佣劳务合同。袁靖、唐孝海从事的是砍伐树木工作，完全是以出卖苦力完成的，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报酬也是每吨才60元，一审法院的认定及判决结果，等于将上诉人置于无法实现赔偿的悲惨境地，这也完全不公平和不人道的。2、一审法院认定雷桂得与周家星、周任发形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双方形成的应该是雇佣关系，并且上诉人雷桂得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雷桂得受周任发、周家星雇请将木材运送至指定的地点，然后由周家星、周任发支付报酬，雷桂得运送哪里的木材，将木材运送至何处，均受周家星、周任发安排，双方存在身份上的从属关系，应当认定雷桂得与周家星、周任发形成的也是雇佣关系。至于雷桂得不是在车辆运输时被砸伤，而是在步行时被砸伤的，是因为其要到前方查看车辆掉头路况，这是其为完成运输劳务的部分活动。因此，雷桂得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3、一审法院认定雷桂得对自己的受伤承担40%责任是错误的，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伐木，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才是导致上诉人受伤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伐木区的范围，什么地方的树木正在砍伐，什么时候被伐倒，只有被上诉人方才最清楚，不能因为上诉人反应不及时被砸伤，而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反应不及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因此，上诉人不应对自己受伤承担任何责任才对。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作出由唐孝海承担赔偿责任并由袁靖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适用该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判决本案雇主周任发、周家星承担赔偿责任，袁靖、唐孝海承担连带责任才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周任发、周家星与袁靖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雷桂得与周任发、周家星之间也直接形成雇佣关系，并且雷桂得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雷桂得不应对自己受伤承担责任。望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龙玉姣答辩称，其与周任发有合同关系，将桉树交与周任发砍伐，在砍伐过程中出现的伤人事件与其无关，所以上诉人要求其赔偿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周任发、周家星答辩称，其不存在侵权行为，也没有过错，与唐孝海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 袁靖答辩称，其与周任发、周家星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承揽关系，其只是帮周任发、周家星打工。 唐孝海答辩称，在砍伐过程中其没有过错，也尽到了注意义务；上诉人对本案发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与周任发、周家星是雇佣关系。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雷桂得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上述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190016.44元；2、五被告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五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4日，被告龙玉姣将自己种植在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独峰村委石头岭沟山尾等岭场约200亩的桉树以陆拾贰万元的价格卖给被告周任发砍伐销售，双方签订《桉树买卖合同》。2017年5月21日，被告周家星与袁靖签订《桉树砍伐承包合同》，将其购买的桉树承包袁靖砍伐。约定每吨60元，包含树木伐倒、分段、搬运、码堆、装车等，生产安全由乙方（袁靖）负责。由于袁靖不愿意装车，改为由被告周任发、周家星另外请装载车负责装车，价格变更为每吨40元。合同签订后，2017年6月9日到临桂区林业局以龙玉姣名义办理了该片桉树的《林木砍伐许可证》。被告袁靖组织人员及伐木工具到石头岭沟山尾岭场进行伐木。当地司机知道有木头运输后，经与被告周任发、周家星协商，按每吨结算，将木头运到两江镇的木材厂。 原告雷桂得（持有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知道后于2017年8月19日也加入了这次运输。原告为周任发、周家星运了几车木头后，2017年8月21日早上，原告如往常一样驾驶桂Ｃ×××××号车到油麻地拉木头，当天早上9时许，原告将车停在砍伐区路口，便步行前往砍伐区，返回途中，袁靖喊来的伐木工唐孝海在路边坡上（目测离路约2米）伐木，原告走过伐木点约20米后，被伐木工唐孝海砍倒的桉树砸伤在路上。原告受伤后，先后在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12月15日出院。2018年3月19日再次住院，2018年3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1、胸椎多发骨折并截瘫；2、肺挫伤并胸腔积液；3、右额叶、双顶叶脑挫伤并出血；4、蛛网膜下腔出血；5、颈6椎体棘突骨折；6、多发肋骨骨折；7、头皮挫裂伤缝合术后；8、中度贫血；9、胸骨体骨折；10、右足多发距骨骨折并距附关节半脱位。住院及门诊共支付医药费204998.87元。2018年4月4日经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鉴定（一）原告人体损伤程度为一级伤残；（二）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三）人身损害营养期为120日。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900元。2018年6月23日，因病情需要，购买护理垫支付113元。原告受伤期间周家星支付了3万元给原告，其余治疗费均由原告自行垫付。同时查明，原告雷桂得有三兄弟，母亲阳永弟（1945年8月18日生）、父亲雷保才（1935年6月17日生）均健在。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龙玉姣将林木出售给被告周任发，周任发支付价款，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已经实施对林木的砍伐，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双方的买卖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对于原告的受伤，被告龙玉姣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雇佣关系是受雇人与雇佣人约定，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报酬而发生的社会关系。雇员必须听从雇主的安排、指挥监督和管理。承揽，以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独立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本案中原告运输木材，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否参与运输，由原告自由决定，不受被告周任发、周家星控制，其使用自己的工具将木材从砍伐地运至两江镇木材加工厂即完成工作，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与被告周任发、周家星不存在从属关系。原告提供车辆为被告周任发运输木材，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将货物从起点运输到约定地点，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具体完成方式和时间由原告自己决定，被告周任发、周家星支付报酬给原告，工作相对独立，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袁靖与被告周家星签订《桉树砍伐承包合同》，约定袁靖的工作任务为伐木、分段、搬运、码堆、装车等；一天中何时砍伐，从何处开始砍伐，安排几个人砍伐，搬运、码堆、装车采用什么方式、工具，均由袁靖决定，被告周家星、周任发以出材吨位向袁靖支付费用，安全责任由袁靖负责，工作相对独立，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被告袁靖、唐孝海辩称属于雇佣关系，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定做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靖、唐孝海为完成《桉树砍伐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共同劳动，共同完成合同约定义务，获得报酬共同分享，属于合作关系。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身体受到侵害，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生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同时参照《2018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相关统计数据，本案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关于医疗费，凭发票医疗费确定为204998.87元；2.关于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因鉴定结论定残是2018年4月4日，误工天数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18年4月3日为223天，原告从事交通运输，按其行业平均工资75633元/年标准计算，按223天计算误工时间，因此，误工费确定为46208.65元（75633元/年÷365×223天）；3.关于护理费及定残后的依赖护理，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护理期限和护理依赖程度确定护理级别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故，确定护理期为20年，参照当地护工服务业通常标准140元-150元/天标准计算，原告请求按年50000元标准计算，符合实际，因此，护理费应为1000000元（50000元/年×20年）；4.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12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100元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12100元；5.关于营养费，根据原告的病情及出院医嘱，结合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50元/天，按鉴定结论营养期120天，因此，营养费为6000元；6.关于交通费，根据原告受伤住院、转院，鉴定及本地交通费等情况，原告要求交通费按2000元计算，基本符合本案的事实，确定交通费为2000元；7.关于鉴定费凭发票，确定鉴定费为1900元；8.关于残疾赔偿金，由于原告从事交通运输，其户籍亦属非农户籍，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2元/年计算，并综合本案情况，确定残疾赔偿金数额为610040元〔30502元/年×100%×20年计算〕；9.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母亲阳永弟（1945年8月18日生）、父亲雷保才（1935年6月17日生）虽属农村户口，但其生活来源来自原告，原告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付，其父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该标准给付，同时按共同扶养人数3人、扶养年限13年（父亲5年，母亲8年）予以确定，因此，费用为79512.33元（18349元/年×13年÷3）；10.购买护理垫113元，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该笔费用，此后也没有发现原告提交发生此费用的依据，也没有鉴定机构鉴定该费用将来需要发生，应当以实际发生额计算；11.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构成伤残1级，给原告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根据被告的经济承担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确定赔偿精神损失费为30000元为宜。上述各项费用共计1992872.85元。 根据上述分析，被告龙玉姣没有过错，其辩称不承担责任，依法予以采信；原告认为在桉树砍倒交付之前发生伤人事故，作为桉树所有者龙玉姣对其所有物伤害他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被告周家星进入砍伐木材，龙玉姣就已经将木材交付，其权利属于周家星，原告受伤是他人砍伐木材倒下造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条树木自然倒下伤人并非同一概念，原告以此理由请求被告龙玉姣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周任发、周家星形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受到损害，请求合同相对方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雷桂得持有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合法营运，被告周任发、周家星在选任过程中亦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被告周任发、周家星此项辩称予以采信；被告袁靖、唐孝海与被告周家星、周任发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定做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被告周任发、周家星此项辩称予以采信，原告诉称，他们之间属于雇佣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唐孝海从事伐木工的工作，其应当知道或理应知道此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施工场地的安全仔细查看，没有控制好被伐倒的树木倒向，未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保障路人的安全，致原告路过伐木区被伐倒的树木压伤，应负主要责任即60%的责任；本案中，被告袁靖没有对进场施工的协作人员进行培训，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安全警示防护措施，对原告受伤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与被告唐孝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明知是伐木区，在没有轮到自己装载就进入伐木区，在路过离路边仅2米的伐木点时，应当能够听到伐木声音，没有注意查看被告唐孝海的伐木行为，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对其受伤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即40%的责任，本案中原告造成的损失为1992872.85元，由被告唐孝海赔偿60%即1195723.71元，被告袁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孝海赔偿损失1195723.71元给原告雷桂得；二、被告袁靖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雷桂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30元，由原告雷桂得负担10030元，由被告唐孝海、袁靖负担14200元。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 本院认为：龙玉姣将其承包山上的桉树出售给周任发，周任发的合伙人周家星将桉树的砍伐任务交由袁靖完成，袁靖即邀请包括唐孝海在内的另七人（在本次事故前另六人已退出）合作砍伐，唐孝海在砍伐过程中，将木材的运输者雷桂得致伤。一审法院关于对周家星、周任发与龙玉姣、雷桂得以及袁靖、唐孝海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的，本院予以确认，雷桂得在本次事故中所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以及龙玉姣、周家星、周任发不承担事故民事责任的认定，也均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的，本院也予以确认。但袁靖、唐孝海系合作砍伐桉树，双方之间属于合作合伙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规定，雷桂得受伤的费用和损失应属袁靖、唐孝海在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应由袁靖、唐孝海共同承担给付责任，且是连带给付责任，袁靖、唐孝海应当赔偿雷桂得受伤的费用和损失为1195723.71元（1992872.85元×60%）。 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0312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 由袁靖、唐孝海连带赔偿损失1195723.71元给雷桂得； 驳回雷桂得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诉讼费依法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鹏 审判员 徐 刚 审判员 唐国登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肖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