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11民初4853号原告：贺芬，女，1953年2月1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永甡，男，1948年5月2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住所地徐州市南郊茶棚。法定代表人：薛成，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勇，江苏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钦，男，1983年8月3日生，汉族，该院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原告贺芬与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先是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3日、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永甡、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勇、王胜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对原告的除名决定；2、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在1979年3月至2008年2月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孤儿，1970年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江苏丰县落户，1979年依“知青返城”政策被徐州市劳动局招工至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任残幼班保育员。1981年，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少数领导以“莫须有”之罪名将原告逐出单位，但未向原告送达“除名”或“开除通知书”。数十年来，因被告对原告的“处理”不符合法定程序（即未出具书面“除名通知书”或“开除通知书”）致使原告告状无门；2017年11月，徐州市信访局将原告提交的信访材料转被告单位处理，被告才于2018年2月6日向原告送达《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原告从该《回复》中第一次得知当年“对你按自动离职除名”。此后原告向徐州市民政局提交《信访复查申请书》、向徐州市人民政府提交《信访复核申请书》，徐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18年4月17日向原告送达《信访事项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原告“该信访事项属于员工被除名而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应当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权”；2018年5月15日，江苏省民政厅向原告送达《关于贺芬来信的回复》，告知原告应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的“除名处理”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对原告“擅自脱离工作岗位”、“躲到外地生孩子”的指责与事实不符，因此被告对原告的“除名处理”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辩称，1、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为躲避计划生育于1979年10月18日离开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旷工未上班，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上报徐州市民政局后于1980年1月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是正确的；2、原告起诉超过仲裁时效，且远远超过了民法规定的最长20年的诉讼保护期限；3、原告被除名后不再到被告处上班，双方已不存在履行人事关系的基础。原告贺芬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加盖徐州市公安局丰财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的户籍信息证明一份。该证明出具日期为2018年5月8日，其上载明：经查，姓名贺芬、性别女、公民身份号码户籍信息如下：原我辖区丰财三巷XX号居民贺芬（1953年2月17日），户口于1981年7月9日由社会福利院迁入。原告以此拟证明其原住在单位宿舍，后于1981年被被告违法赶出而不是被告所称的1980年。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主张户籍的迁入迁出与人事关系的存在与否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其显示的内容亦是公安机关有权证明的事项，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的户口落户时间而不能直接证明原告定居丰财三巷**的具体日期。二、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的《关于贺芬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徐州市民政局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的《关于贺芬同志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复查意见》、徐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的《徐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徐信复核不[2018]11号）及江苏省民政厅信访办公室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的《关于贺芬来信的回复》各一份。其中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回复》系对市民政局转来的贺芬2017年11月7日到市信访局上访信件的回复，其主要内容：贺芬1979年3月招工回城安排在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残幼班）工作。1979年贺芬因怀孕第四胎躲避计划生育措施擅自脱离岗位一个月以上，在多次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该院于1979年12月4日向局党委上报了《关于我院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时任局党委副书记王振桓同志于1980年1月3日签署局党委研究处理意见，同意对贺芬按自动离职除名，1980年1月15日原局生产科李进宝安排科室人员打电话将党委意见通知福利院。经调查该院认为1979年12月4日该院的处理报告有事实依据，原民政局党委按照当时计生政策规定对贺芬的处理决定正确，不能为贺芬办理养老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徐州市民政局的《复查意见》载明：2003年底以来，贺芬多次到局、市有关部门上访，该局党委于2004年10月专门成立调查组调查贺芬反映的问题，调查情况为：贺芬1979年3月被招工回城安排在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残幼班）工作，此前已有3个孩子，进院不久又怀孕第四胎，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此福利院和市局领导多次做思想工作动员贺芬做流产手术，但贺芬却在没有向组织和领导汇报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躲到外地生孩子；贺芬脱岗期间，局和福利院领导先后两次安排人员去山东枣庄贺芬爱人家做工作，均未找到贺芬本人，其中第一次是1979年10月25日至10月27日由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周跃东和福利院职工冯玉玲前往、第二次是1979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安排福利院职工李明文、冯玉玲、张万侠三人前往，因此贺芬在1979年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单位上班；1979年12月4日福利院向局党委上报了《关于我院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时任局党委副书记王振桓于1980年1月3日签署局党委研究处理意见同意对贺芬按自动离职除名，1980年1月15日原局生产科李进宝安排科室人员打电话将党委意见通知福利院领导。复查意见为：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向贺芬出具的答复意见书并无不妥。徐州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该信访事项属员工被除名而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应当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权，建议贺芬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维权。江苏省民政厅信访办公室《回复》的主要内容为：贺芬原属徐州市民政局下属单位职工，所反映的问题属于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范畴，建议贺芬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原告以此拟证明其于1979年3月被徐州市劳动局招工安排至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残幼班工作系该单位正式员工，被告将原告除名一直没有书面通知原告，直至2018年2月6日才第一次向原告送达书面告知文书告知被告当年把原告逐出单位是作除名处理；徐州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民政厅信访办公室的答复意见均告知原、被告之间的系因除名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应通过劳动人事仲裁、诉讼解决。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主张上述文件对原告按自动离职予以除名均进行了明确说明，即使原、被告之间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其进行仲裁或诉讼的时效也应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一年，因此原告申请仲裁和诉讼已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由相关职能部门出具且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向徐州市信访局递交了信访材料及相关单位处置的情况，至于原告获知被除名的具体时间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三、落款时间为1979年6月10日的江苏省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徐革发（1979）64号《关于颁发的通知》复印件一份，其所附《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条例暂行规定》中有“对于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仍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妇女……严格控制多胎生育。本规定下达四个月后生育第三个和三个以上子女的夫妇，每月扣除双方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的培育费……本规定下达后四个月以内生育的第三胎，仍按原规定执行”的内容。原告以此拟证明其在1979年12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第四胎只能依据原江苏省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6月10日颁发的《计划生育奖惩暂行规定》进行处罚，而该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在该文件下达四个月后生第三胎和三个孩子以上的夫妇只有经济处罚扣除其工资总额的10%，而没有规定除名处理。经质证，被告表示对该文件是否存在并不清楚，且被告对原告进行除名的原因是原告长达七十多日没到被告处上班而按照自动离职处理，并不是依据该文件进行处理，因此该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综合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及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提交的相关证据，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系基于原告旷工而对其作出的除名处理而非依据该《计划生育奖惩暂行规定》，因此无论该《计划生育奖惩暂行规定》真实存在与否均与本案认定事实无关。四、证人黄长福到庭作证。证人黄长福作证称：原告贺芬曾因超生被徐州市社会福利院除名，2003年贺芬为找工作找到当时从事律师工作的黄长福，黄长福接受贺芬的委托后找到很多人调查形成调查材料并将材料交给贺芬，在其调查中没有说贺芬是旷工；其中黄长福于2003年7月6日对福利院原副院长刘茂才进行询问时，笔录显示刘茂才称其1976年到福利院当副院长至81年调到标牌厂当厂长退休，对贺芬超生的事情其不知情也没有经手，更没有接到局生产科的电话让对贺芬除名，当时福利院由民政局福利科而不是生产科管理。原告以此拟证明黄长福于2003年7月6日对证人刘茂才所作的《询问证人记录》是真实的，而刘茂才的证言可以证明被告称原告长时间离开生产岗位无事实依据。经质证，被告主张证人黄长福的年龄为83岁，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明显不能作为证人；刘茂才接受询问时年龄为78岁，如此之高的年龄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无从得知，且证人并不是原告被除名时的同事或原告被除名时的知情者，所以证人证言不能够证实事发时的情况，其证言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在无证据表明黄长福、刘茂才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其作为证人的资格。但刘茂才的证言系黄长福单方记录，其在接受黄长福询问时所称的对原告超生不知情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关于在其任职期间被告由徐州市民政局福利科而不是生产科管理且其没有接到局生产科的电话让对贺芬除名的陈述亦与其后被告提供的原始档案证据不符，故其证言作为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五、证人陈志云到庭作证。证人陈志云称：其本人原系下放知青于1979年3月进入社会福利院工作，与贺芬一起在残幼班工作。贺芬在工作期间没有旷工，因为她对象在外地经常加班攒假；证人并不知道贺芬怀孕的事情，其间贺芬曾有几天或十几天回家探亲由临时工接替工作，直到贺芬把孩子抱出来证人才相信贺芬生了孩子，后来贺芬就没上几个班，福利院对贺芬怎么处理证人也不清楚，但贺芬好像是1981年中秋节前离开的福利院。原告主张证人陈志云的证言与刘茂才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不存在旷工的情形，也不存在对贺芬进行了除名处理。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证人称贺芬仅有十几天没有上班与事实差异很大，且其陈述贺芬生完孩子就回来上班也不属实。本院认为，证人陈志云系适格证人，但其陈述因其当时的职位及年代久远具有不确定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为证实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加盖徐州市档案局复制件条形章的资料四页，其中第一页为江苏省徐州市民政局收文处理专用纸，其上载明：收文字第2007号、1979年12月30日，**意见“请王局长阅批、12.30”、领导批示“常委研究：贺芬自动离职，经教育仍不到职，故同意作除名处理。请生产科办。王振桓,元.3”、处理结果“按局常委的意见于元月15日以电话告诉福利院刘茂才院长对贺芬可作自动离职处名。生产科，元.17”；第二至第三页为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于1979年12月29日拟就并向徐州市民政局提交的《关于对新工人贺芬自动离职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其主要内容为：贺芬系原儿童教养院1970年下放丰县插队的学生，1979年3月底收回分配到福利院残幼班任保育员。来院前贺芬已生三个孩子，来院工作后我们发现贺芬同志又怀孕于79年9月底去医院检查，已怀孕四个月，随即对其教育动员其流产，贺芬表示同意，在福利院对其三个孩子安排照顾之后，贺芬要求福利院通知其丈夫来院，但其丈夫来院后于10月18日带着老婆孩子不辞而别。根据局领导继续做好思想工作的指示精神，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周跃东同志和福利院管教科副科长冯玉玲同志一起去山东枣庄找贺芬和他丈夫去做工作，贺芬的丈夫推说走亲戚去了，结果在枣庄等了三四天也找不到贺芬的下落；局领导为了对贺芬负责，责成福利院再派人去枣庄做贺芬的工作，福利院又派政工科长李明文同志和负责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张万侠同志去枣庄做工作，但贺芬仍不给面见，其丈夫也不予配合。鉴于上述情况，贺芬不响应党的计划生育号召，不遵守劳动纪律，自10月18日就擅离工作岗位至今已达七十余天并且拒不接受教育，福利院党支部研究决定按自动离职作除名处理；第四页为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拟就于1979年12月4日的《关于我院职工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贺芬同志已三个孩子今又怀孕，我院多次做工作动员流产思想不通，为回避这一工作怕流产不此（辞）而别，自动脱离工作岗位达五十多天，上月份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周跃东同志协同我院冯玉玲同志以（已）赴枣庄做工作，贺芬不给面见，男方推托不知。我支部研究给予除名处理报局，局领导批示再次去做工作，我院又派张万侠、冯玉玲、李明文三同志到枣庄找到贺芬爱人进行做工作，但男方故推不知下落，经反复说明道理男方表态在两天之内找到贺芬动员回来，如不回去怎么处理都没有意见。今又有二十多天仍未回来。我们认为贺芬…多次做工作无既（济）于事，又长期不回单位，自动离职影响极坏，支部研究应给除名处理。当否特呈局领导批示、执行。该报告下方另有王振桓签署于12月26日的“研究同意院的意见除名”内容。被告以此拟证明其于1979年12月30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提交了对原告除名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明确载明对原告除名是按其70余天没到被告处工作作为自动离职处理，民政局作出同意对原告按自动离职的处理意见。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持有异议，并主张该书面证据等同于被告为自己作证，其证明力应评定为“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于徐州市档案局，本院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二、谈话记录4页。该谈话笔录尾部有朱桂梅代笔的“对局党委的照顾性处理意见，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今后不再上访、不再上诉”的内容及贺芬本人的签名并签署“2005527号”字样，其中载明的时间为2005年4月19日下午、地点为徐州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办公室，参加者有徐州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广建、徐州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处长宋钦进、徐州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调查组成员）郑应如、徐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科员（调查组成员）侯孟淮、贺芬、贺芬表妹朱桂梅、贺芬亲友历恩、叶敬军，内容为反馈贺芬上访问题调查情况、宣读局党委意见。其上载明：2004年10、11月间，受民政局党委指派，由耿前进、郑应如、侯孟淮三人组织调查组，对原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职工贺芬上访一事进行了调查复核，先后上门询问当时的有关人员共21人，做调查笔录18份，并查阅了当年局有关会议记录、福利院的有关请示报告、时任局领导签办的处理意见以及当时去山东枣庄做贺芬思想工作同志的出差报销凭证等有关资料，调查结论为：贺芬同志于1979年初进院不久又怀孕第四胎，在各级组织对其教育动员流产的情况下，贺芬擅自脱离工作岗位躲到外地生孩子，时间达一个月以上，因此原局党委对贺芬同志作出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是有事实依据的。局党委意见：原局党委对贺芬同志作出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没有形成正式的处理文件，是口头将处理决定通知贺芬本人的。考虑到贺芬是孤儿，生活比较困难等情况，可参照退职生活费现最低标准（每月338元）给予困难补助，此后标准不变。贺芬问题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如贺芬接受这一照顾性处理意见，仍维持原局党委作出的处理决定。贺芬称其发誓没有旷工，当时福利院的造假，但其最后表示同意上述决定的内容。被告以此拟证明贺芬参加了于2005年4月19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其对口头通知其处理决定是认可的并接受民政局从2005年5月起每月给予338元困难补助的意见，承诺今后不再上诉，也不再上访。经质证，原告对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因贺芬在谈话笔录中否认了被告所称旷工一个月的事实，而旷工与否系应否除名的关键，故该证据不能支持被告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但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三、被调查者为贺芬、调查参加人为郑应如、侯孟淮的调查笔录一份。该调查笔录记载的调查时间为2004年11月29日，贺芬在接受调查时陈述：其于1973年结婚，1987年离婚。1979年9、10月份检查发现其怀孕，院里冯玉玲科长和谢珍科长劝其作手术不要这个孩子，但其害怕又快临产就没有作流产手术。后其于1979年10月26日在徐州第二人民医院生的孩子，提前两三天住院，生孩子后三天出院一直住在福利院，1979年10月30日就上班了。其一直在院里上班，1980年春天梁嘉谦院长告诉贺芬其被除名了，但梁院长说不知道除名原因，第二天院里就派车将其东西送到市里四道街。被告以此拟证明原告在接受调查时认可梁嘉谦于1980年春天告诉其被除名，进而证明原告提起仲裁和诉讼远远超过了仲裁和诉讼时效。经质证，原告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并没有对原告明确被除名的原因和理由。且被告对原告作出除名决定时没有通知原告出席申诉，也没有将处分决定书面通知原告，因此被告作出的除名决定告知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但其中原告关于其于1979年10月26日生产的自述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因此对其内容及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四、调查笔录十八份。参与调查的人员有郑应如、侯孟淮、陈文雷、王永新等，按笔录形成时间为序，分别为：尹元良（2004年10月12日）陈述，其与贺芬系同学，1979年贺芬因躲计划生育，违法外出生孩子，不跟单位请假打招呼，4、5月不来单位上班，单位派人去找过两次，贺芬都不给面见，后来院里把她开除了。对于开除贺芬一事，领导在会上多次说过；刘洁汝（2004年10月12日）陈述：其于1964年到福利院工作，福利院处理贺芬一事其是后来听说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只知道贺芬一段时间不来上班，被送走了；常海州（2004年10月12日）陈述，其于1978年初调到福利院工作，福利院处理贺芬后是其开跃进货车把贺芬的物品和贺芬本人送到市里大坝头附近，但具体福利院处理贺芬一事记不清了；姚惠君（2004年10月12日）陈述，1979年贺芬怀第四胎，因违反计划生育，为躲避计划生育，到外地去生孩子就不来上班了，后来就被单位除名了，80年初就不在院里住，搬出去了；张思义（2004年10月12日）陈述，贺芬因违反计划生育生第四胎，院里不让她生，她不听院里的话就跑到外地生孩子，大约有2个月不来院里上班，就这样被福利院除名了。当时处理决定是在全院职工大会上胡平院长宣布的，但贺芬不在；冯玉玲（2004年10月12日）陈述，其于1979年3月正式调入福利院，1979年的时候其与局里的周主任被组织安排去山东枣庄找贺芬做工作让她不要孩子，贺芬的爱人说贺芬走亲戚去了，就没有和贺芬见到面，让贺芬的爱人通知她回院，她没回来；周瑞白（2004年10月15日）陈述，其与贺芬在福利院一个班组工作，干一天歇两天，只知道当时（79年）春节前有一段时间贺芬没来院上班，过了一阵子，大约是春节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贺芬抱着孩子来院，其才知道贺芬又生了个孩子，没多长时间贺芬就不上班了；吴孝民（2004年10月15日）陈述，其是1976年单位合并到福利院业务科管生产的，印象中贺芬是自动离职不来院上班的，她在外面做小生意，挣钱比福利院多；李明文（2004年10月15日）陈述，其于1976年调到福利院政工科工作，1979年底退休。贺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院里上班也不住在院里，福利院的张万侠还有一位记不清名字的人和其一起去山东枣庄去找贺芬，目的是让贺芬回院上班，在山东枣庄找到了贺芬爱人的家，没有见到贺芬本人的面；张桂兰（2004年10月15日）陈述，其在1976年合并时到福利院任副院长，贺芬是1979年初来院工作，进院时间不长，我们就发现她违反计划生育怀孕，就找她谈话让她不要这个孩子，就找不到她了。我们几个副院长（刘茂才、胡平）和王同太书记多次开会研究贺芬违反计划生育怀孕一事，安排人员找贺芬谈话，始终找不到她，贺芬也不来院里上班，另外院里也安排人员二次前往山东去找贺芬也没有找到她，就这样她一直没来院里上班。由于贺芬长期不上班，残幼班又不能缺人，所以打报告给局里要人，以贺芬自动离职除名。院里考虑她是孤儿，又在市里四道街给她找了一间房屋让贺芬居住；张万侠（2004年10月27日）陈述，其系1976年合并到福利院做计划生育工作。贺芬刚进院时已经有3个孩子，进院时间不长就怀孕了，她违反计划生育超生，院里领导就让我找她做思想工作，贺芬不听就不来院里上班跑到山东枣庄躲计划生育，1979年大约是秋天，院里安排我和冯玉玲、李明文三人到山东枣庄找贺芬，我们在山东枣庄住了二、三天时间，一直未见到贺芬本人的面；朱昌静（2004年10月27日）陈述，其于1979年3月到福利院和贺芬都在残幼班工作，对于福利院处理贺芬一事其不知道，后来贺芬不干了，不来福利院上班了；胡平（2004年10月27日）陈述，其于1976年合并时到福利院任副院长，1987年退休。1979年贺芬进院时间不长就怀了第四胎，院里安排人找贺芬谈话让她做流产手术，后来贺芬不听就躲走不来院里上班了，由于时间长了，我们几个领导碰头以贺芬自动离职处理并上报局里，在这期间院里派人到山东找过她，具体是谁去的记不清了；尹陇华（2004年10月29日），其于1979年3月进社会福利院工作，其知道贺芬有一段时间不在福利院上班外出生孩子去了，具体多长时间记不清，后来院里把贺芬送走了，为了照顾她院里腾出一套空房让她住了；陈志云（2004年10月29日）陈述，其于1979年3月进入福利院和贺芬在残幼班工作，是一个班但不是一个组。福利院处理贺芬是不让她上班之后才知道的，之前贺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来院里上班，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来上班，其以为贺芬不来上班是请假去她爱人那里去了；李进宝（2004年11月1日）陈述，其当时是民政局社会福利生产科科长，分管职工人事和财务，福利院的贺芬因违反计划生育生第四胎躲走了，不到院里上班，福利院就向局党委打了一个报告，局党委把这个报告转到生产科让生产科拿意见。局党委开会时其拿出一个因贺芬违反计划生育外出不来院里上班按自动离职处理的方案，局里没有下正式文件，是口头通知的；周跃东（2004年11月1日）陈述，1979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对计划生育工作抓的很严，根据多方面反映对贺芬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第四胎都非常重视，局党委派我和福利院的冯玉玲去山东枣庄找贺芬谈话，当时去找贺芬有二个目的，一是要贺芬做流产手术，二是让她回院上班。我们在山东枣庄找到了贺芬的爱人，其说贺芬不在家外出走亲戚去了，不给我们见面。我和冯玉玲在贺芬家和她爱人谈一个下午，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不是计划生育问题而是旷工问题，就这样贺芬爱人也不配合，我们在枣庄住了一晚也没有等到贺芬的消息就回来了；李祥业（2004年11月9日）陈述，处理贺芬是其一手经办的，当时其是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贺芬怀上第四胎严重违反计划生育，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开会研究并报分管副市长同意，将贺芬开除的还是除名的记不清了。当时有一票反对是劳动局张局长投的。为了给贺芬一个从宽的机会，就让人做贺芬的思想工作，如果贺芬的态度好考虑收回处理，开始还能找到贺芬，后来就找不到她了。局里后来开会研究让院里打个报告，按自动离职处理的。经质证，原告以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且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为由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持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其与原告认可的被告提交证据三中的调查笔录出自相同的调查人员之手且形成于同一时期，结合原告不持异议的2005年4月19日形成的谈话笔录的内容，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其陈述，结合本院认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贺芬原系下乡知青，其在下乡期间结婚并生育子女三人。1979年3月，原告贺芬返城后被安排到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从事残幼班任保育员工作。约在1979年9月，原告贺芬被发现已怀孕四个月余，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依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原告贺芬做流产手术。原告贺芬先是同意流产，后又随其丈夫约在1979年10月18日携子女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社会福利院。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报其主管部门徐州市民政局后，徐州市民政局指派该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周跃东与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冯玉玲前往山东枣庄贺芬丈夫处继续做贺芬的工作，但贺芬丈夫未提供原告贺芬的去向，周跃东等人因未等到贺芬作罢。其后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又指派冯玉玲、张万侠和李明文再赴山东枣庄，亦因未与原告贺芬谋面而无果。1979年12月4日，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关于我院职工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称：贺芬同志已三个孩子今又怀孕，我院多次做工作动员流产思想不通，为回避这一工作怕流产不此（辞）而别，自动脱离工作岗位达五十多天，上月份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周跃东同志协同我院冯玉玲同志以（已）赴枣庄做工作，贺芬不给面见，男方推托不知。我支部研究给与除名处理报局，局领导批示再次去做工作，我院又派张万侠、冯玉玲、李明文三同志到枣庄找到贺芬爱人进行做工作，但男方故推不知下落，经反复说明道理男方表态在两天之内找到贺芬动员回来，如不回去怎么处理都没有意见。今又有二十多天仍未回来。我们认为贺芬…多次做工作无既（济）于事，又长期不回单位，自动离职影响极坏，支部研究应给除名处理。时任徐州市民政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的王振桓于1979年12月26日在该报告下方签署了“研究同意院的意见除名”的意见。1979年12月29日，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再次拟就《关于对新工人贺芬自动离职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贺芬不响应党的计划生育号召，不遵守劳动纪律，自10月18日就擅离工作岗位至今已达七十余天并且拒不接受教育，福利院党支部研究决定按自动离职作除名处理。该报告于1979年12月30日报送至徐州市民政局，该局以收文字第2007号登记办理。王振桓于1980年1月3日批示：“常委研究：贺芬自动离职，经教育仍不到职，故同意作除名处理。请生产科办。”，随后民政局生产科科长李进宝将该意见电话通知了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并在文件处理专用纸处理结果栏内记载了“按局常委的意见于元月15日以电话告诉福利院刘茂才院长对贺芬可作自动离职处名。生产科，元.17”的内容。其后，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对原告贺芬的除名决定，但未制作书面文件向被告贺芬送达。但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自1979年12月即停发了原告贺芬的工资。此期间，原告贺芬约于1979年12月24日在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生育其四子王贺强。约在1980年3月，时任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的梁嘉谦告知原告贺芬其已被徐州市社会福利院除名。随后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派其职工常海州驾驶货车将贺芬及其物品从社会福利院的原住处送至被告安置给原告贺芬的位于徐州市大坝头四道街一处房屋，原告贺芬的户户口于1981年7月9日由社会福利院迁入徐州市丰财三巷**。/div>后原告贺芬以做生意为生。2003年前后，原告贺芬多次上访。2004年10月和11月间，受徐州市民政局党委指派成立的调查组成员耿前进、郑应如、侯孟淮三人对周跃东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原职工进行调查并形成十八份调查笔录，其中反映了原告贺芬因违反计划生育生育第四胎以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原告贺芬除名的经过。另外，原告贺芬在2004年11月29日接受郑应如、侯孟淮调查时称：其在生完孩子后一直在院里上班，梁嘉谦院长曾在1980年春天告知其被除名但未说明原因，次日院里派车将其送至四道街。2005年4月19日下午，徐州市民政局在该局组织人事处办公室向原告贺芬反馈上访问题的调查情况并宣布局党委意见，与会人员有时任徐州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王广建、徐州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处长宋钦进、徐州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调查组成员）郑应如、徐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科员（调查组成员）侯孟淮以及原告贺芬及自称系贺芬亲友的朱桂梅、历恩和叶敬军等人。当时的谈话记载，徐州市民政局对贺芬问题的调查结论为：贺芬同志于1979年初进院不久又怀孕第四胎，在各级组织对其教育动员流产的情况下，贺芬擅自脱离工作岗位躲到外地生孩子，时间达一个月以上，因此原局党委对贺芬同志作出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是有事实依据的。徐州市民政局党委最终的处理意见为：原局党委对贺芬同志作出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没有形成正式的处理文件，是口头将处理决定通知贺芬本人的。考虑到贺芬是孤儿，生活比较困难等情况，可参照退职生活费现最低标准（每月338元）给予困难补助，此后标准不变。贺芬问题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如贺芬接受这一照顾性处理意见，仍维持原局党委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贺芬发表意见称其没有旷工，是当时福利院的人造假，后又在该谈话笔录签署了“对局党委的照顾性处理意见，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今后不再上访、不再上诉（代笔朱桂梅）”的意见。2005年4月起，徐州市民政局以“60年代落实政策补助”的名义按每月338元的标准向原告贺芬发放补助至2007年12月，后因原告贺芬要求增加补助、办理养老医疗保险等，徐州市民政局以原告贺芬上访为由停发了上述补助。2018年2月6日，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徐州市民政局自徐州市信访局转来的贺芬2017年11月7日上访信件作出《关于贺芬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称：经调查了解我院认为，1979年12月4日院向局党委上报的《关于我院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是有事实依据的，原民政局党委按照当时计生政策规定对你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不能为你办理养老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原告贺芬于2018年2月23日向徐州民政局递交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书，徐州市民政局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关于贺芬同志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复查意见》，复查意见为：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向你出具的答复意见书并无不妥。后原告贺芬对该复查意见不服向徐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复核申请，徐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徐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徐信复核不[2018]11号），以该信访事项属员工被除名而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应当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权，建议贺芬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维权为由对原告贺芬提出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其后原告贺芬又向江苏省民政厅信访办公室去信不认可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其按自动离职除名，要求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依法补办退休养老、医保、公积金等福利待遇。江苏省民政厅信访办公室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关于贺芬来信的回复》，称：你原属徐州市民政局下属单位职工……你所反映的问题属于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范畴，建议你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2018年7月18日，原告贺芬以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为被申请人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除名决定、确认1979年3月至2008年2月（申请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人事关系。2018年7月23日，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不字（2018）第7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原告贺芬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其理由为：第一、本案诉争事项所依据的事实是申请人贺芬在1980年1月被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及徐州市民政局按自动离职作除名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确定的“法不溯及既往”之原则，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处理相应争议。经本委检索相应法律法规，在1980年可适用的法律法规为《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该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惩问题，应该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参照本规定制定奖惩办法。”该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与该规定时间相近的为《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在批准职工的处分以后，如果受处分者不服，可以在公布处分以后十日内，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书面申诉。”而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施行于1997年8月人事部印发《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始，《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处理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以及履行聘任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结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企事业单位对职工的处理依法应按照当时的规定通过申诉途径处理，即便在1997年人事仲裁制度施行后，被申请人所作出的申请人按自动离职作除名决定亦不属于人事争议仲裁的处理范围。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退、辞职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综上，本案中，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并要求确认1979年3月至2008年2月期间双方之间存在人事关系的仲裁申请不属于本委处理的劳动人事争议范围，故本委依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不予理涉。原告贺芬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其于2003年委托的黄长福于2003年7月6日对原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常务副院长刘茂才（时年78岁，已故）所作的询问证人笔录并要求现年83周岁的黄长福出庭作证。刘茂才在接受黄长福询问时称：其不知道贺芬的超生，也没有经手处理，更没有接到局生产科的电话叫对贺芬除名，而且当时福利院是由局福利科管理，生产科不管福利院。黄长福作证称贺芬因福利院以其超生除名委托黄长福找工作，黄长福接受委托后调查了好几个人并作了笔录，被调查的人没有说贺芬旷工，其后其将调查材料交给了贺芬本人，但贺芬称调查材料原件被别人拿走了。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秉持诚实、遵守法律法规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系由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及徐州市民政局于1980年1月对原告贺芬作出除名决定引发的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除名处理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依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于1979年12月4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关于我院职工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及1979年12月29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的《关于对新工人贺芬自动离职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内容，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原告贺芬作出除名决定的理由为原告贺芬因躲避计划生育于1979年10月18日脱离工作岗位，经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及其主管单位徐州市民政局派员两次寻找且将后果告知贺芬的丈夫后仍不回单位上班。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虽然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交当时的考勤记录，但其所提交的徐州市民政局针对原告贺芬的信访、上访而于2004年成立的调查组对相关人员及贺芬本人的调查记录中确实可以反映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在1979年发现原告贺芬孕第四胎后动员其流产以及原告贺芬离开工作岗位、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及其主管单位徐州市民政局派员寻找原告贺芬未果的事实，而根据参与寻找贺芬的周跃东、冯玉玲、张万侠和李明文等人陈述，前往山东枣庄寻找贺芬系分两批次进行，结合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分别于1979年12月4日和12月29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对贺芬处理报告的时间节点，应当认为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至少在1979年12月之前且直到1979年12月29日仍未到岗上班；原告贺芬虽然否认其在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其作出除名决定前存在旷工的事实，但其于2004年11月29日接受徐州市民政局调查组调查时关于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发现其怀孕后曾派人动员其流产、后其于1979年10月26日前两三天住院生产而于1979年10月30日上班的陈述与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的领导和同事没有与其谈及超生问题、其于1979年12月18日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后在1979年12月31日上班的陈述相互矛盾，原告贺芬提供的证人陈志云虽然称其不知道贺芬怀孕之事，但其亦陈述贺芬曾有一段时间未上班而由临时工接替的情形，而原告贺芬并无证据表明其为生育或探亲曾向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履行了请假手续，故应当认为原告贺芬确实存在因躲避计划生育而脱离工作岗位旷工、且旷工时间不少于30天的事实。其次，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提交的其于1979年12月4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的《关于我院职工贺芬同志的处理报告》下方有时任徐州市民政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王振桓签署于1979年12月26日的“研究同意院的意见除名”的内容、1979年12月29日向徐州市民政局报送的《关于对新工人贺芬自动离职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由徐州市民政局以收文字第2007号登记办理，并有王振桓于1980年1月3日签署的“常委研究：贺芬自动离职，经教育仍不到职，故同意作除名处理。请生产科办”的批示，上述证据均来源于徐州市档案局，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依上述证据的内容及流程，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原告贺芬的除名决定已经报其上级主管机关徐州市民政局批准。其三，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系徐州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且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原告贺芬进行除名的事实发生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经检索，此时可供参照执行的法律法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7年10月2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内容为“国家行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惩问题，应该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参照本规定制定奖惩办法”，而该暂行规定列明的处分种类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八种，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处分任何工作人员，应该对其所犯错误的事实认真进行调查对证，并且经过一定会议讨论，作出书面结论。在讨论的时候，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应该通知受处分人出席申述意见。纪律处分经决定或者批准生效后，应该书面通知受处分人，并且计入本人档案。”对照上述规定，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在发现原告贺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怀孕后进行劝告和教育、在原告贺芬离开工作岗位后曾进行查找并规劝未果后，经研究对原告贺芬给与除名处理并形成书面报告提交其主管机关徐州市民政局，后经徐州市民政局党委讨论决定，其间未通知原告贺芬出席申述意见应系因对贺芬查找未果所致。最后，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虽然未就除名决定对原告贺芬书面送达，但被告徐州市福利院已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该除名决定，原告贺芬亦自述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自1979年12月即停发其工资、时任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的梁嘉谦于1980年3月向其告知已被徐州市社会福利院除名，且随后将其本人及物品自原在社会福利院内的住所送至被告另为原告安排的徐州市大坝头四道街一处房屋，故虽然原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常务副院长刘茂才于2003年7月6日接受黄长福询问时称其不知道贺芬的超生也没有参与对贺芬除名处理的事项，但并不能否认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客观上已对原告贺芬实施了通知行为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贺芬存在旷工的事实应予确认，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基于原告贺芬旷工经研究对贺芬作出的除名决定且已报其上级主管机关同意，虽然被告对该处理决定未以书面方式向原告送达存在瑕疵，但其在职工大会宣布、口头通知以及停发工资、为原告搬家客观上已经适当履行了告知义务，并没有妨碍原告贺芬行使相应的申辩权，因此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对原告贺芬作出的除名决定的正当性不容否定，故原告贺芬要求撤销该除名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该除名决定，原告贺芬与被告徐州市社会福利院自1980年1月即不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原告贺芬亦未就其后为被告提供劳动提交证据，故原告贺芬要求确认此后至2008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贺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凤金人民陪审员  周 勇人民陪审员  马建华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