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3民终4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丹金路益阳五金机电城**。法定代表人：眭卫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顺河镇齐云山路**。法定代表人：杨继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成，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8）苏1311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嘉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上诉人华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继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成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嘉宝公司给付华泰公司货款606900元及相应违约金，驳回华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华泰公司在一审中同时主张2014年3月5日对账单确认的欠款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对账单确认的欠款154000元、2016年2月6日协议（以下简称16.2.26协议）确认的欠款61万元，重复主张权利。1.关于16.2.26协议中表述的61万元欠款的计算经过，系嘉宝公司欠付宿豫区苏泰中空玻璃制品厂（杨继东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苏泰玻璃厂）两笔货款473286.27元和154000元相加为627286.27元，该数额扣减嘉宝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支付的1万元后（嘉宝公司在一审中2.26协议形成前另外支付了2万元，未找到付款凭证，属记忆错误，实际并未支付），省去几千元的零头，为61万元。因此61万元欠款与473286.27元、154000元两笔欠款并非并存关系，而是替代关系。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以下简称17.5.7协议）中提到的63万余元欠款实为对61万元欠款的错误记载，并不存在63万余元的欠款和欠条。2.对于2016年2月6日前发生的往来有嘉宝公司书写的2014年3月5日对账单记载欠款473286.27元和2014年9月19日书写的欠款手续记载欠款154000元，欠款形成均有供货和付款明细、结算记录，但华泰公司主张的61万元欠款没有任何供货明细，该61万元实为上述两笔欠款扣减嘉宝公司支付1万元后确认的欠款数额。3.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未提到之前结算的61万元，为免遗漏该笔欠款，华泰公司、嘉宝公司在2017.5.7补充协议中特别提出61万元欠款，但错误表述成了63万余元。702267元货款的形成，始见2017年1月17日对账确认单，是对此前所有货款的结算，不含之前确定的61万元欠款。尽管在2017.5.7补充协议中称该61万元欠款是2015年欠款，但“2015”属记载错误，实际上该欠款形成于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6日，该期间供货量为1307267元，嘉宝公司付款60.5万元，欠款为702267元。4.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上由杨继东添加的“此款不含往来61万（陆拾壹万元）”有涂改痕迹，但明显指向的是61万元，内容上也仅针对一笔欠款分别用汉字大写和阿拉伯数字形式表述。2017.5.7补充协议和2018年8月23日结算凭证上，也只强调过一笔61万元债务，从未存在61万元和63万元两笔欠款同时存在于同一份结算凭证的情况。6.在嘉宝公司已同时提交2014年两份结算单的情况下，已足以引起对63万元欠款的存在产生合理怀疑，应由华泰公司继续提供证据证明63万元欠款的存在，但一审法院未要求该公司继续举证。综上，17.5.7补充协议中的63万元元款项实为61万元的错误记载，而该61万元欠款系473286.27元和154000元两笔欠款相加再扣减1万元付款得出，一审法院认为61万元和473286.27元和154000元两笔欠款同时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二、案涉61万元及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确认的70.2267万元欠款系苏泰玻璃厂的债权，华泰公司无权就该笔债权向嘉宝公司主张权利，对该欠款应驳回华泰公司起诉。三、华泰公司、苏泰玻璃厂、嘉宝公司三方签订的多份对账单、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上存在不严谨或表述错误的情况，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1.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表述“截止到2017年元月17日，贵公司尚欠…货款共计70.2267万元”字面理解应是到对账日总计欠货款70.2267万元，此前的61万元债务已被覆盖，但实际上该61万元尚未支付。2.17.5.7补充协议第2条表述“乙方尚欠甲方2015年货款”和“乙方已偿还甲方2015年货款”虽表述为2015年，实际欠款系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往来形成。补充协议第3条表述“乙方之前打给甲方的欠条630000余元”也表述不符，此前嘉宝公司并未出具过63万元的欠条只有两张单独的欠条，金额共计627286.27元。第4条表述的发票开具情况，华泰公司也从未开具过。3.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载明“截止到2017年8月23日尚欠…货款共计1524900元”按字面理解，该欠款应为截至该日起的总欠款，但协议手写部分又注明已付款953000元书写的欠款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由此可见，涉案的结算凭据，应综合所有证据判断，不能仅凭字面记载处理。四、嘉宝公司与苏泰玻璃厂往来款项为61万元+702267元，与华泰公司的往来为1519900元。嘉宝公司已付953000元+860000元=1813000元，已付款项中含苏泰玻璃厂61万元中的20万元和702267元（17.5.7补充协议载明843000元中支付的70万元，已视同全部付清），与华泰公司的往来1519900元已支付91.3万元[17.5.7补充协议签订时已付14.3万元，到2017年8月23日又付11万元，之后又付66万元(86万元-20万元)]，现仅欠华泰公司606900元，嘉宝公司仅应对该数额欠款承担违约责任。五、华泰公司主张的2万元律师费过高，支出明显不合理，应不予支持。华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华泰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尽管本案款项涉及苏泰玻璃厂的债权，但通过2017.5.7补充协议，嘉宝公司对之前的所有货款均认可由华泰公司统一承继。苏泰玻璃厂系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继东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杨继东本人也认可苏泰玻璃厂对嘉宝公司的债权均由华泰公司主张，故华泰公司对案涉所有货款均有权对嘉宝公司提起诉讼。二、关于61万与63万元两笔欠款是否并存问题。2014年9月9日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形成了对账明细确认欠款为154000元后至2016年2月6日双方订立以房抵款协议期间，双方存在交易往来。虽然现已找不到订货和发货凭证，但根据华泰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明，嘉宝公司在此期间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华泰公司支付货款，也能够证明嘉宝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双方在此期间不存在交易往来，仅于2015年2月17日向华泰公司转账支付了1万元，系虚假陈述。2016年2月6日双方以房抵款协议中表述的61万元系与63万元相互独立的欠款。三、关于嘉宝公司的欠款金额问题。嘉宝公司与华泰公司有四份对账单和一份以房抵款协议。按时间顺序对账金额确认的欠款金额分别为2014年3月5日473286.27元、2014年9月9日154000元、2016年2月6日61万元、2017年1月17日702267元、2017年8月23日1524900元（其中5000元存在争议一审未认定），共计3464453.27元。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8月22日期间已付金额为953000元，2017年8月23日后付款共86万元，因此欠款应为3464453.27元-存在争议的5000元-953000元-86万元=1646453.27元，再减去17.5.7补充协议第3条提到的最后一期未到还款期的金额227286.27元，最终确认的欠款数额为1419167元。四、关于律师代理费问题。华泰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万元系实际支出，且符合江苏省律师诉讼代理费收费标准，具有合理性，嘉宝公司应予承担。华泰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嘉宝公司支付玻璃款1401453.27元及违约金（以1401453.27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嘉宝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嘉宝公司负担。一审诉讼过程中，华泰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金额变更为1651453.27元（未含后期给付承兑的市场扣点40000元）。嘉宝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一、华泰公司向嘉宝公司开具金额为33697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华泰公司赔偿延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的损失28801元；三、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华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泰玻璃厂成立于2010年5月17日，系个体工商户，由杨继东个人经营；华泰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5日，系自然人独资，股东为杨继东。苏泰玻璃厂与华泰公司住所地一致。苏泰玻璃厂、华泰公司先后向嘉宝公司供应玻璃。2014年3月5日，嘉宝公司负责人员张美静在2013年度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总货款为908128.7元，扣除已支付款项后尚欠玻璃款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嘉宝公司负责人员张美静在2014年度已发生交易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总货款为234458.05元，扣除已经支付款项后尚欠玻璃款154000元。2016年2月6日，杨继东（乙方）与嘉宝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经双方结算，甲方结欠乙方苏泰玻璃货款61万元，经协商一致，乙方同意甲方以丹阳市天悦名城8#2801户房屋款（合价伍拾万元整）抵充部分货款，结欠余款11万元，余款在2016年结清。（违约责任：若此房号有变化和余款不结，违约金伍万元）。2017年1月17日，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签订《财务往来对账确认单》一份，载明：感谢贵公司使用苏泰玻璃厂的产品，截止2017年1月17日，贵公司尚欠苏泰玻璃厂货款共计70.2267万元。已开票75.12万元。请核对确认后签字。注：本财务往来对账确认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十天内有效。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应于2017年1月27日前付42.13602万元。该合同加盖了华泰公司印章，并由杨继东签字。2017年1月18日，华泰公司（甲方）与嘉宝公司（乙方）签订《玻璃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货品，总平方为1.5万，含票；甲方在乙方交付定金后，以乙方下达订单后开始发货，但订单必须在元月30日前下达并连续下单以确保在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保证及时供货；运费由甲方负责，卸车费由乙方负责，保质期三年；货款为到付60%，余40%货大批量送齐后三个月内付清，如不及时付款甲方有权拒绝发货，余款在货齐一个月内付清，每超过一天按总欠款10%赔偿（第四条）；双方来往中均认可的传真件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成立，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此合同定价仅限此货单有效期为15天，如遇原材料浮动价格可随时上下浮动，但应有双方签字等有效方式为准；欠款方应承担法院诉讼费外，还应承担债权人及授权人往返交通、食宿费、聘请律师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2017年5月7日，华泰公司（甲方）与嘉宝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玻璃购销合同，现针对该合同中第四条结算方式及其他欠款达成补充协议，内容如下：一、原合同第四条结算方式约定“货款为到付60%，余40%货大批量送齐后三个月内付清，如不及时付款甲方有权拒绝发货，余款在货齐一个月内付清，每超过一天按总欠款10%赔偿”，经协商，该条变更为：“货全部大批量送齐后付至总货款60%，最迟付款期限为2017年7月30日前，余款40%最迟付款期限为2017年10月30日。”二、根据2017年1月17日对账，乙方尚欠甲方2015年货款702267元。自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4月18日乙方已偿还甲方2015年货款702267元，另2017年1月17日所签合同已付款为143000元。三、乙方之前打给甲方的欠条630000余元，不包括在本协议中，应另外偿还，根据双方约定，该笔欠款分三年还清，每年于当年8月30日前偿还200000元，最迟还清期限为2019年8月30日。四、2016年货款发票甲方已开具给乙方，2017年货款发票以总货款为准（发票为代开发票）。五、双方应按本协议条款遵照执行，如有违约，违约方按到期应付额月利率2分计算违约金。六、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败诉方应承担法院诉讼费外，还应承担律师代理费、追索欠款交通食宿费等一切费用。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章后生效。2017年6月1日，嘉宝公司向华泰公司发送传真（加急）一份，涉案需要的货物价值5000元。华泰公司自行制作的往来账目项单记录了该订单情况，华泰公司自己记录的订单货物实际金额为5638.56元。2017年8月23日，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签订《财务往来对账确认单》一份（2017年度中北学院、汇金天地业务对账明细），载明：感谢贵公司使用苏泰玻璃厂的产品，截止2017年8月23日，贵公司尚欠华泰公司货款共计1524900元（含汇金工地等所有玻璃订单）。（此款不含往来61万元老账、陆拾叁万元）。请核对确认后签字。对账尚有5000元差价，待确认后，再按准确款项按合同比例付款。注：本财务往来对账确认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十天内有（生）效。已付款953000元，已开票788887.39。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继东在合同上签字。另查明：2018年3月26日，华泰公司与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一份，约定由该所代理本案，律师费为20000元，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具了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还查明：嘉宝公司称2015年2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现金20000元，2016年7月22日转账30000元，2016年8月1日转账20000元，2016年8月3日转账15000元，2016年8月7日转账10000元，2016年8月18日转账20000元，2016年8月24日转账30000元，2016年8月25日转账50000元，2016年9月6日转账20000元，2016年9月24日转账50000元，2016年9月28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0月12日转账60000元，2016年10月29日转账80000元，2016年11月4日纸质承兑30000元，2016年12月4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9日转账50000元，2017年1月6日转账50000元，2017年1月26日转账200000元，2017年2月23日转账50000元，2017年3月20日转账100000元，2017年3月21日转账10000元，2017年3月31日转账13000元，2017年4月7日转账350000元，2017年4月16日转账120000元，2017年5月10日转账20000元，2017年5月24日转账50000元，2017年6月7日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8日转账30000元，2017年9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1月20日纸质承兑100000元，2017年12月7日电子承兑200000元，2018年1月23日电子承兑50000元，2018年2月13日电子承兑500000元，涉及付款总金额为2448000元。华泰公司对2015年2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现金20000元以及2016年11月14日30000元纸质承兑称未看到该三笔付款记录或证明。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嘉宝公司尚欠华泰公司货款金额是多少；二、华泰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律师费有无依据；三、嘉宝公司主张的面额为33697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损失有无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华泰公司成立前与嘉宝公司发生交易的实际为苏泰玻璃厂，而苏泰玻璃厂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杨继东为经营者，华泰公司则为杨继东一人独资的企业法人，嘉宝公司在对账确认单、补充协议上盖章等确认了华泰公司为债权人的身份，故华泰公司可以向嘉宝公司主张权利，至于苏泰玻璃厂与华泰公司内部之间的债权债务可另行处理。关于欠款金额问题：（1）本案涉及的无争议的债权为2014年3月5日对账单中的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对账单中的154000元，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中的702267元。（2）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涉及1524900元，因对账单载明5000元差价尚无法确认，且根据华泰公司目前提供的证据确实无法证实交付的事实，故本案中对该5000元不予确认。（3）根据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4月18日中843000元款项优先偿还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中的702267元（2015年货款），其余款项143000元（结合嘉宝公司自身提供证据，实际剩余140733元）作为其他还款，而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中载明的付款953000元，实际上是将此前的付款843000元与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23日期间付款110000元相加得出。2017年8月24日之后，嘉宝公司则偿还金额为860000元。（4）关于2016年2月6日签订的《协议》中的款项问题，应属于未还款项，理由如下：首先，《协议》约定了以房屋抵债，但此后并没有办理抵债手续，截至起诉亦未提出取消以房抵债的合意，以房抵债处于待履行状态；其次，2014年9月19日对账单形成之后至2016年2月6日形成《协议》之间双方存在交易关系，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了702267元即为2015年货款，明显不属于对前面两张对账确认单的结算；再次，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明确载明“一式两份”，嘉宝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款不含往来61万元老账、陆拾叁万元”并非涉案借款的真实结算。最后，补充协议第三条载明的“欠条630000余元”应属于对2014年3月5日和2014年9月19日对账确认单金额的结算（结算金额不准确），与2016年2月6日签订的《协议》无关联性。自《协议》签订后，以房抵债一直无法达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华泰公司有权直接主张货款。另外，关于《协议》后添加的违约责任因不能确定添加时间，故本院对其不予确认。（5）因补充协议对2014年3月5日和2014年9月19日对账确认单款项约定了分期付款，第一期可以认定已经支付，在诉讼过程中第二期付款期限已经届满，故为了减少诉累，可以一并处理该期款项，第三期款项付款期限则未届满，可待支付期限届满时主张权利。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的结算方式较为特殊，系对每年的交易形成一张不等的对账确认单，而偿还的款项并非按形成的先后顺序支付，而每张确认单也未必能够完整记录所有交易内容，故按结算后的借条确定欠款关系更符合双方交易实际情况，故嘉宝公司实欠款项应为1646453.27元（473286.27元+154000元+610000元+702267元+1524900元-5000元-953000元-860000元），其中，尚有227286.27元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而嘉宝公司届时将按补充协议履行第三期为200000元还是227286.27元本案不作评价，故本案中应付款项为1419167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违约责任标准约束的范围为2014年3月5日、2014年9月19日两张对账单确认的欠款以及2017年1月17日、2018年8月23日两对账单（前者对账单欠款先行付清）确认的欠款，对其他欠款尚不能按此标准计算。对于2016年2月6日协议中的50万元款项的违约责任应自立案之日计算，计算标准本院按年利率6%支持；协议中的11万元约定了付款时间，但从补充协议来看，此后付款并非对此还款，且其他应付款约定了较重违约责任，故针对该款项华泰公司自2017年10月31日起主张违约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计算标准本院同样按年利率6%支持。关于律师费，因合同有明确规定，且收取标准未违反江苏省律师费收取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依法纳税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义务，货物销售方应以自己名义开具发票，而不得虚开。根据涉案证据以及工商公示信息，华泰公司系2016年7月5日，仅有2017年8月23日对账确认单中货款可以认定为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之间的交易，其他交易则系苏泰玻璃厂与嘉宝公司之间的交易，同时，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交易中已经代开面额为788887.3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嘉宝公司未将已开发票退回并将已抵扣税款依法处理完毕的情况下，本院仅支持华泰公司开具尚未开具的涉及面额为731012.61元（1524900元-5000元-788887.3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华泰公司非一般纳税人，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格），否则同样会产生虚增交易、虚开发票、虚假抵扣税款的法律后果。至于苏泰玻璃厂与嘉宝公司之间产生的交易应据实开具相应发票，同样在对已开具发票依法处理完毕后，方可向实际的交易相对方主张权利。嘉宝公司主张的赔偿延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嘉宝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内向华泰公司1419167元及违约金（以609167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1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2018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律师费20000元；二、华泰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内向嘉宝公司开具面额为731012.61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三、驳回华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嘉宝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074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743元，由华泰公司负担3000元，嘉宝公司负担22743元；反诉费340元，由华泰公司负担170元，嘉宝公司负担170元。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华泰公司针对苏泰玻璃厂的债权是否有权对嘉宝公司提起诉讼；二、嘉宝公司欠付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苏泰玻璃厂系杨继东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的数次结算中系将苏泰玻璃厂与华泰公司的货款合并结算，嘉宝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本案诉讼中，杨继东作为华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泰玻璃厂的经营者亦明确表示，原属苏泰玻璃厂的货款由华泰公司主张权利，苏泰玻璃厂不再向嘉宝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华泰公司有权就苏泰玻璃厂的债权向嘉宝公司主张权利，如此也不损害嘉宝公司的权利。嘉宝公司称华泰公司无权就原苏泰玻璃厂的债权向嘉宝公司主张权利，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嘉宝公司提供的证据：1.2015年2月17日汇款记录，华泰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嘉宝公司向华泰公司付款1万元的事实。2.2017年1月13日杨继东手写对账单、发货明细、嘉宝公司的付款明细一组，华泰公司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确认的702267元形成过程，即华泰公司与嘉宝公司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往来货款共计1307267元，后嘉宝公司支付60.5万元，嘉宝公司欠款为702267元，17.5.7补充协议记载该债务并发生在2015年内容错误。关于华泰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人张某,4证言，因张某,4系华泰公司员工，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对华泰公司有利的证言证明力较低，且张某,4陈述其并不清楚案涉61万元债务的具体形成过程，本院对其证言不予认定。2.证人丁某,4证言，丁某,4系为华泰公司送货的驾驶员，其称每年都为华泰公司向嘉宝公司送货，但在接受嘉宝公司询问时对其送货地点、次数称记不清楚，其证言可信度不高，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华泰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分别为2014年3月5日对账单中的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对账单中的154000元、2016.2.6协议记载的61万元、2017年1月17日对账单中的702267元、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确认的1524900元扣减953000元为571900元。嘉宝公司予以否认的债务为2016.2.6协议61万元债务，认为该61万元债务数字系2014年3月5日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154000元经偿还1万元后（为627286.27元）再将七千余元的零头省去得出的数字，故61万元并非与473286.27元、154000元独立存在，对其他债务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情况，应认定前述61万元与473286.27元、154000元并非同时存在的债务。理由为：1.对于61万元之外的数笔债务，华泰公司或嘉宝公司均能提供具体的结算凭证或结算过程，而对于16.2.6协议中61万元债务，华泰公司不能提供供货单，欠条等原始凭证。华泰公司在诉讼中称在订立16.2.6协议后，将供货单、欠条等原始凭证均交给了嘉宝公司，对此，华泰公司作为生产性公司，按照常理，其原始供货凭证应为一式数联，即便是经过结算，销售方也应保留供货存根，将所有供货单均交给买受人而出卖人自己不保留任何供货单据，可能性极低，华泰公司的陈述与常理不符。况且，即便双方订立了16.2.6协议，双方对于协议中的61万元欠款约定嘉宝公司以房屋抵偿货款50万元，剩余11万元将在2016年结清，在房屋买卖合同尚未订立、华泰公司并未实际实现债权的情况下，该公司即将欠条交给嘉宝公司，也不符合常理（如果认定该61万元系此前473286.27元、154000元两笔债务转化而来，华泰公司仍保留该两笔债务的原始结算凭证，华泰公司的行为就能够合理解释）。2.对于2014年3月5日经对账确认的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154000元两笔债务，嘉宝公司陈述该公司于2015.2.17转账支付了1万元，余627286.27元双方将不足万元的7286.27元零头扣掉，形成了16.2.6协议中的债务61万元，说明了61万元债务的形成过程。嘉宝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在17.5.7补充协议中所称的“2015年货款702267元”实为2016年7月份至2017年1月发生，从而证明双方订立的书面协议、结算材料与实际往来情况存在误差，且双方在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并无业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华泰公司仅提供了16.2.6协议尚不能证明该协议中的61万元系独立于473286.27元、154000元两笔债务存在的另一笔债务，华泰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该61万元债务的存在。但在诉讼中，华泰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61万元债务的具体形成过程，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3.双方在2017年8月23日对账单时，确认嘉宝公司欠付1524900货款的同时，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继东备注了“此款不含往来63万元老账”字样，后又将“63万元”修改为“61万元”，如果61万元与63万元（双方一致认可该数字亦为473286.27元、154000元两笔债务相加得出）系两笔同时存在的债务，此时杨继东符合常理的做法应是注明“此款不含往来63万元、61万元老账”，而不是仅将“63万元”修改为“61万元”。特别是杨继东已经考虑到63万元欠款的情况下，杨继东在该次结算时不同时列明61万元、63万元欠款的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相反，如按嘉宝公司的陈述，杨继东注明“此款不含往来63万元老账”后因发现数字错误，故将“63万元”修改为“61万元”，该陈述应更为合理。综上，华泰公司主张61万元系独立于473286.27元、154000元两笔债务独立存在，可信度较低，远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本案中应不予采信。通过上述分析，本案中华泰公司的债权应为2014年3月5日对账确认的473286.27元、2014年9月19日对账确认的154000元、2017年1月17日对账确认的702267元、2017年8月23日对账确认的1519900元(1524900元-5000元未确认数额)，对上述债务，华泰公司认可的嘉宝公司已付货款数额分别为2017年2月7日1万元、2017年1月17日至2017年8月23日期间953000元（843000元+11万元）、2017年8月23日后86万元，加之根据17.5.7补充协议，2017年1月17日确认的702267元仅需嘉宝公司支付70万元即视为债务获得清偿，因此本案中嘉宝公司尚欠货款数额为1016900元【（473286.27+154000-１万-7286.27）+（702267-2267）+1524900-5000-953000-86万）】。另根据17.5.7补充协议，对于61万元债务（协议记载为“63万余元”）分三年还清，自2017年8月30日每年偿还20万元，最后还款期限为2019年8月30日，故至本案判决前，尚有21万元未到期，嘉宝公司在本案中应清偿欠款为806900元。关于嘉宝公司提出的华泰公司主张律师诉讼代理费不合理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理认为，华泰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律师诉讼代理费低于江苏省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标准，并无不合理之处，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嘉宝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二审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8）苏1311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二、撤销（2018）苏1311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2018）苏1311民初1805第18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货款8069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分别以6069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止，以806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均按月利率2%计算）、律师诉讼代理费2万元；四、驳回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7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743元，由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774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40元，由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各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304元由江苏嘉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宿迁市华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73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张 熠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 蕾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