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法定代理人：李某（张某之母），195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张某之父），195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女，198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指定诉讼代理人：刘某（许某之母），196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许某扶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4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许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许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是无民事行为人，从小就患有癫痫病，脑智力残疾三级，有鉴定书、残疾证书为证。一审法院对于许某提供的证据都采纳了，而张某提供的证据都未采纳。张某与许某于2011年2月22日登记结婚后，张某的工资全由许某母亲掌管，直到2016年10月张某才将自己的工资卡挂失，将工资拿回，挂失时存折上只有1500元。因此，一审判决50000元的扶养费，张某无力支付。许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张某正常上班，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年收入有10万元左右，有能力支付许某的扶养费。许某现在还在生病住院。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张某自2016年11月起每月给付许某扶养费3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张某给付许某医疗费22582元。事实和理由：张某与许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2月22日双方登记结婚，2016年11月2日，许某因女儿张某3死亡而引发精神疾病住院治疗。许某在住院期间，张某对此不闻不问。2017年4月7日，许某出院，但出院后张某拒绝让许某进家，而且不承担许某治疗的费用，现在许某在弟弟家暂时居住。现在许某所患精神疾病需常年吃药维持，而张某对此不闻不问，无奈之下，许某依据婚姻法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许某的诉讼请求。庭审时，许某增加诉讼请求，即要求张某支付从2017年5月8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的医疗费25368.7元。张某向一审法院辩称，1、许某精神病是婚前所患，曾经在回龙观、某营住院治疗未愈，长期靠吃药维持病情。与张某结婚后不定期的经常犯病，张某多次给她花钱住院医治，且久治不愈如不按时按量吃药就会犯病。张某自幼患有癫痫病，脑智力三级残废，长期吃药维持病情。2014年6月许某又犯病去某营住院，医生检查后发现许某有身孕，医生建议许某做掉这个孩子，或到区医院做孕检。听到医生的话后，许某母亲把许某带回家继续吃药维持病情，直至2015年4月份孩子出生许某也没有到区医院做一次孕检，其结果是许某生出一个先天不足疾病缠身的孩子。孩子回家后全由张某父母照看抚养，抚养期间，孩子病情不断，多次住院治疗，另许某也病情不断不能自理，对孩子一天也没有管过。2015年6月孩子又发病住院10月4日死亡。张某和他父母给孩子看病共花掉人民币6万多元。许某从有身孕到孩子出生到孩子死亡期间一直陆续犯病、神志不清。许某起诉书上所写2016年11月2日犯病是因为女儿死亡而引发精神病，纯属强词夺理，歪曲事实，以达到欺骗法院，博取同情的目的。2、自2012年5月张某与许某结婚后，张某的工资折就被许某要去给了她母亲，张某每个月工资4千元年终奖等各项补助3万元，都由许某母亲任意支配。而张某看病吃药、随礼人情来往都是自己父母出钱。张某单位食堂管饭，早饭、午饭都在单位吃，自己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日常开销，许某每个月只给张某30元零花钱，想多要就会遭到许某及其父母责骂。由于张某父母多年来给许某、张某及孙女看病花费巨大，已经借债，故张某于2016年10月将自己的工资存折挂失，挂失时存折上仅剩1500元。从2012年5月至2016年10月，银行给张某出具的对账单，张某收入进账26.5万多元都被许某和她母亲支出转移另存。许某婚前就享有国家的低保，婚后亦是如此，许某是大专毕业在不犯病时也可以打工维持自己日常生活。现张某自己的工资既要生活、看病买药、又要还债，故无力再支付给许某扶养费。3、2016年11月2日许某犯病，从和张某一起居住的楼上一丝不挂的跑到区法院大门附近，是110的好几个警察用警用器械将其制伏后用布包裹抬上警车，和许某母亲一起拉到某营住院治疗。张某母亲上警车前给了许某母亲现金2万元，因张某与许某都患有随时发作的疾病，张某父母家常备现金2至3万元用以应急。并非许某在诉状中所述：张某不承担许某的住院费。再者，从2012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张某工资折在许某母亲手中，张某所挣的工资收入，完全有能力支付其2万元以外的住院费用。反而张某自己本身患病长年吃医保外的自费药，药费由其父母支付。许某所述她住院期间，张某不闻不问也不是事实。许某婚后每次犯病都是张某和他父母出钱，许某母亲带她住院医治，出院也是她母亲把她接回自己家住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把许某送回张某家中。其目的是不让张某知道许某治疗情况，住院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医疗费，她好从中捞钱。所以许某的住院登记，办住院出院手续许某母亲不让张某参与，反而倒打一耙许某住院张某不闻不问。4、由于张某和许某婚后许某经常犯病，及许某母亲长期给张某当家做主，张某与许某感情早已破裂。张某2016年11月中旬，已经向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许某离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依法驳回许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某与张某经人介绍于2011年2月22日登记结婚。张某系再婚。2015年4月4日生育一女张某3，张某3因病于2015年10月6日去世。张某患有癫痫病，智力三级残废。许某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精神残疾二级，婚后有发病，偶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性发作。2017年11月22日，许某的代理人刘某提出申请对许某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同日，张某的代理人提出申请对张某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张某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检查所见：被鉴定人张某自行步入检查室，年貌基本相当，略显呆傻貌，衣着欠整，意识清楚，定向力不完整，检查被动合作。理解力差，反应迟钝。记忆力、一般常识、简单计算等智力活动受损。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及兴奋表现。分析说明：据现有资料，被鉴定人张某自幼智力发育较差，有癫痫病史。成年后社会适用性较差。被鉴定人张某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受所患精神障碍的影响，被鉴定人张某不能完全理解民事行为的性质、后果和意义，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张某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依法作出（2017）京0119民特9号判决书，判决宣告被申请人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李某为被申请人张某的监护人。2018年11月2日，刘某撤回对许某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申请。另查，许某因2015年10月6日女儿张某3去世，病情加重，并时常入院接受治疗。据许某母亲刘某陈述：看精神方面疾病的费用每个月35元，剩下的是高血糖、甲状腺等共14种病。医保可以报3000元，剩下的是自费，自费是（每个月）1000多元，如果进行检查还有检查费。张某的代理人则认为，许某的医疗费应该扣除可以报销的部分。另查，2016年11月25日，张某曾诉至法院，要求与许某离婚，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6）京0119民初92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该判决并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7）京01民终16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9月5日，张某再次以离婚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即（2017）京0119民初7762号民事案件，要求判令张某与许某离婚并分割婚后存款10万元。另查，张某亦需服药治疗，近年其月工资约四千元，年终奖金及各项补助共约四万元。再查，2016年11月之后，张某未再与许某共同生活，亦未负担许某的医疗费、生活费等费用。上述事实，有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死亡证明、残疾人证、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北京某医院诊断证明书、延庆县某卫生保健院病历单、门急诊病历手册、病历记录、检验报告单、照片、鉴定文书、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扶养，即“一定亲属间有经济能力者，本于身份关系，对于无力生活者，应予以扶助维持”。扶养关系的发生存在于一方亲属有扶养的必要，另一方亲属有扶养之余力。而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本案当事人许某和张某在婚姻存续期间，许某患病治疗，张某理应支付医疗费，惟其金额，应扣除医疗保险报销部分，结合许某之代理人刘某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法院酌定张某支付许某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底的扶养费（含医疗费）50000元。因（2017）京0119民初77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张某和许某离婚，离婚之后，配偶双方各自开始新的生活，故离婚后双方原则上应各自承担自己扶养费。但现实生活中，有离婚者无法完全独立生活，故在此情况下先前配偶与其建立起婚姻共同体的义务得以延续。“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规定可视为先前配偶相关义务的体现，但体谅张某自身的身体状况，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亦需要被照顾；同情许某之遭遇并综合考虑其病情、病因以及婚姻的存续期间等诸多因素，离婚后无限期、全部由张某承担许某的医疗费用等扶养费应属重大不公平，故法院在（2017）京0119民初7762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并判决张某在该判决生效后一次性支付许某50000元。本判决之所以未对离婚后扶养或离婚时帮助作出判决，因为：一是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离婚时一方在另一方困难时应予适当帮助，与离婚后的扶养请求存在差异，而本案审理扶养纠纷；二是若在本判决中判令张某履行离婚后扶养义务或离婚时予以帮助，将受到（2017）京0119民初7762号民事判决书及本判决书是否生效的双重影响，效力不易确定；三是许某虽仅在本案起诉状中明确提出扶养请求，但在调查过程中，许某本人表示其不同意离婚。如果给予补偿让其满意，也愿意离婚，故实际上其在离婚诉讼案件中提出了补偿、帮助的请求，即法院在审理离婚诉讼案件中处理离婚时的帮助问题，没有超出案件的审理范围；四是审理离婚案件不应完全受辩论主义之限制，法官可行使职权探知，在离婚判决中对离婚时的帮助一并作出判决有利于维护生活困难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在（2017）京0119民初7762号民事案件中处理离婚时帮助问题较在本案中处理或另行解决纠纷更为妥适，然如该判决指出，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惟有国家、社会和法制才能真正将人从自然不幸状态中解救出来，故法院希望许某能够得到充分的关注、救助和保障并得以康复。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许某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底的扶养费（含医疗费）50000元；二、驳回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许某向法庭提交了一份《2015年冬季值班表》、北京市延庆区苗圃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在事业单位正常上班，有工资收入。张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称张某是残疾人，单位有政策要求。张某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述事实，有《2015年冬季值班表》、《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某是否应当支付许某扶养费。本院认为，夫妻间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应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经济上互相支持，一方遇患病等困难情形时，另一方在生活、经济、精神上应予以帮助，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底这一期间，许某与张某婚姻关系仍然存续，这一阶段许某多次患病入院治疗，张某既未与许某共同生活，亦未负担许某的医疗费、生活费等费用，未能尽到夫妻间必要的扶养义务。因许某在此期间并无工作，而张某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许某有权要求张某支付扶养费。关于扶养费的金额，考虑许某的实际需要，结合张某的收入和其自身亦需要支出医疗费等客观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张某支付许某5万元扶养费（含医疗费）并无不当，本院不再另行调整。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张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磊审 判 员  张洪伟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