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11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政光，男，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英伟，男，1973年12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旭君，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讠永仪，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厚良，男，197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代理人：刘春，广东大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晓萍，广东大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源旭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双岗社区下环伟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04019309A。法定代表人：李政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林旭君，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讠永仪，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政光、刘英伟因与被上诉人李厚良、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源旭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旭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9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厚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李政光、刘英伟向李厚良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300000元及利息36000元；2.李政光、刘英伟按每月30000元的标准向李厚良支付违约金，自2018年4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90000元；3.李政光、刘英伟赔偿李厚良为追讨上述款项而支付的律师费15000元及担保费；4.李政光、刘英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李政光、刘英伟反诉称：1.李厚良赔偿李政光、刘英伟损失326547.5元；2.李厚良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李厚良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律师费15000元；4.李厚良承担反诉诉讼费。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李政光、刘英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即日向李厚良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及利息36000元，共计336000元；二、李政光、刘英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即日向李厚良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从2018年4月1日起以300000元本金按每月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第一项之利息和第二项之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300000元为限；三、李政光、刘英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即日向李厚良支付律师费15000元；四、驳回李政光、刘英伟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3958元，反诉受理费3962元，保全费2725元，共计10645元，由李政光、刘英伟承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941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政光、刘英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二、三、四项判决，改判李厚良赔偿李政光、刘英伟损失327463元、李厚良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李厚良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律师费22500元（其中一审律师费15000元，二审律师费7500元），以上合计：449963元;2.本案一审受理费、保全费、二审受理费由李厚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未尽调查义务，对于客观证据材料不予调查，审判员仅凭个人主观判断，对李厚良的违约证据视而不见。表现在：第一，一审开庭过程中，审判员对案件事实方面，未有任何对李政光、刘英伟关于案件的询问之词，整个庭审过程中，除了李政光、刘英伟律师自身陈述及相互询问外，审判人员未就案件事实部分询问过任何一方诉讼参与人，对李政光、刘英伟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据的来源、取得途径、证据内容等，未进行过任何的调查询问；第二，在李政光、刘英伟陈述李厚良违约之事实及举证过程中，提交了十二组证据材料，还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覃明寿、李永刚的个人参保情况，却被审判人员未尽调查之职当庭驳回，一审审判不公正。二、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举证责任认定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书关于李厚良离职是得到李政光、刘英伟同意的认定和举证责任明显错误。当时李厚良在公司担任经理一职，李嘉英仅是公司文员、仓管人员，李厚良为达到其目的，自己填写了一份离职申请表，但责令李嘉英在离职申请表上签名。另外，若李厚良主张其离职是经李政光、刘英伟书面同意的，应当由李厚良提交书面证据证明。三、李厚良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体表现为：李厚良违反《股权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款，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期间，隐瞒公司未如实申报公司税务的情况，导致公司必须补缴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税款、滞纳金人民币168705.35元、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税款、滞纳金人民币14609.50元（合计：人民币183314.85元）；李厚良违反《股权协议书》第二条第（五）款，在签订《股权协议书》后不到2个月时间，便以私人理由离职，李厚良离职申请表并没有其上级领导签字；李厚良违反《股权协议书》第二条第（七）款，直接表现为利用其在公司取得的客户信息资料，促成东莞市旭源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公司客户的交易。劝诱公司老员工离开公司，到其经营的东莞市旭源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作，甚至原公司核心财务人员黄欢欢已经在李厚良经营的东莞市旭源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一职；李厚良违反《股权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保密义务，泄露公司客户信息、技术信息。2017年5月24日，李厚良迫不及待以亲属李厚强名义申请设立“东莞市旭源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实际控制该公司，并以该公司与源旭公司的客户进行交易往来。现“东莞市旭源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唯一投资人股东已经变更为李厚良，由原源旭公司员工黄欢欢担任公司监事。李厚良成立一家与源旭公司名称基本相似、公司经营范围相同的公司，李厚良设立、经营该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其掌握的源旭公司的商业秘密，为其个人谋取利益。李厚良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约，还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严重损害源旭公司及股东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李厚良在履行《股权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李政光、刘英伟不予支付尾款300,000元是履行合同抗辩权，不同意向李厚良支付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股权协议书》第六条第（三）款约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因违约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在《股东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李厚良的违约行为产生在先，李政光、刘英伟抗辩在后，显然违约方是李厚良，李厚良没有任何事实与理由要求李政光、刘英伟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李政光、刘英伟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政光、刘英伟的全部上诉请求。李厚良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首先，李厚良诉李政光、刘英伟、东莞市源旭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庭审历经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辩论阶段以及最后陈述阶段，所有的证据都经过双方质证，不存在李政光、刘英伟所称的未进行任何调查询问的问题。其次，员工离职申请表为李政光、刘英伟保管和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李政光、刘英伟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李厚良承担，且本案中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的举证倒置的情形。二、李政光、刘英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李厚良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而李政光、刘英伟拖欠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李厚良不存在违约行为，李政光、刘英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厚良存在违约行为。理由如下：1.源旭公司的税款、滞纳金属于行政征收，应由源旭公司承担，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损失是由李厚良造成的。源旭公司的债权及待收款与本案无关，《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李厚良有协助公司追讨债务的义务，且该证据无法证明该待收款是源旭公司的实际损失。2.员工离职申请表为李政光、刘英伟保管和提交，上面没有任何不同意离职的内容，应认定李厚良的离职是得到李政光、刘英伟同意的，视为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关于12个月服务期限的约定，不能认定李厚良违约。3.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竞业限制条款，李厚良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李政光、刘英伟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厚良利用了源旭公司的客户信息、技术信息。4.源旭公司的员工覃明寿、李永刚、黄欢欢虽然离职，但没有证据证明是受到李厚良劝诱。同一行业里，这种现象属正常的人事流动。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李政光、刘英伟尚欠李厚良股权转让款300000元未付的事实没有争议，法院予以确认。李政光、刘英伟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没有按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00000元和利息36000元的义务，是违约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法院判令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符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不符合成立合同抗辩权的条件，李政光、刘英伟不支付股权转让价尾款300000元实则违约。李政光、刘英伟提出其享有抗辩权的理由不成立。李厚良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已经办理完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李政光、刘英伟主张抗辩权颠倒了时间先后顺序和因果逻辑关系，根本不成立。综上所述，李政光、刘英伟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李政光、刘英伟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李政光、刘英伟在二审中的上诉意见和答辩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厚良诉求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00000元及违约金能否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股权转让款问题。从李政光、刘英伟与李厚良双方签订《股权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李政光、刘英伟支付李厚良股权转让余款300000元的条件是办理完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三日内就应该支付。诉讼中，案涉当事人均确认李厚良履行了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故李厚良诉求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00000元条件已成就，本院予以支持。李政光、刘英伟上诉认为李厚良违反了《股权协议书》约定的保密义务，泄露公司客户信息、技术信息，并有严重损害源旭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李政光、刘英伟可以此拒付未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政光、刘英伟主张李厚良违反了《股权协议书》约定的保密义务，泄露公司客户信息、技术信息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即使李厚良在外注册了与“源旭公司”名称相近的企业“旭源公司”，存在有李政光、刘英伟所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双方在《股权协议书》中没有明确约定竞业限制条款，李厚良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其次，李政光、刘英伟主张李厚良未经其同意自行离职，提供了员工离职申请表佐证。对此，本院认为，该员工离职申请表的确没有李政光、刘英伟签名，李厚良主张是公司的员工签名，但李厚良没有证据证明该员工有权代表李政光、刘英伟批准李厚良离职，不足以证明李厚良与李政光、刘英伟协商一致变更了《股权协议书》约定李厚良为公司服务的时间，因此，李厚良在此方面已构成违约。根据《股权协议书》第六条第（一）项的约定，李厚良应承担违约责任，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100000元的违约金。由于李厚良未经李政光、刘英伟同意离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与李政光、刘英伟未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在《股权协议书》均有约定，双方应按约定履行。李政光、刘英伟认为其可拒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违约金。由于李政光、刘英伟与李厚良在本案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依《股权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违约条款，李厚良诉求李政光、刘英伟没有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及李政光、刘英伟反诉李厚良承担100000元的违约金均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双方因《股权协议书》产生的纠纷而支付的律师费，虽然合同对此有约定，但因双方均违约，且均聘请的律师服务，故李政光、刘英伟与李厚良各聘用的律师费由各自承担。对于李政光、刘英伟诉求的其他损失，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政光、刘英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941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9416号民事判决的第三、四项。三、限李厚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即日向李政光、刘英伟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四、驳回李厚良反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政光、刘英伟本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3958元（李厚良已预交），反诉受理费3962元（李政光、刘英伟已预交），保全费2725元（李厚良已预交），上述共计10645元，由李政光、刘英伟承担8645元，由李厚良承担20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49.5元（李政光、刘英伟已预交)，由李政光、刘英伟承担6449.5元，由李厚良承担1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黎淑娴审判员  李瑞峰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