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刑终748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守怡，男，1982年9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汉族，大专文化，农民，住温州市苍南县。2016年10月28日因本案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7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星，浙江星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久秀，女，1988年11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汉族，本科文化，农民，住沂源县。2016年10月26日因本案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1月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灿，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全丽，女，1985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汉族，大专文化，农民，住杭州市江干区。2016年10月30日因本案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王超阳，男，1980年1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东阳市。2016年10月31日因本案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9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倪薇，女，1988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汉族，本科文化，农民，住杭州市西湖区。2016年10月29日因本案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11月8日被逮捕，2018年7月3日被取保候审。 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理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守怡、王超阳、邵久秀、全丽、倪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7）浙1081刑初192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吴守怡、邵久秀、全丽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陶丹奇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吴守怡及其辩护人金星、原审被告人邵久秀及其辩护人王灿、原审被告人全丽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案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被告人全丽于2010年2月经浙江诚信人才资源交流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工作，于2016年11月底离职。被告人全丽在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工作期间，将包含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联系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他人获利。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全丽将包含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联系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吴某（另案处理）共计14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11400元。 2、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2016年5月至10月，被告人全丽将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娄某（另案处理）共计6.7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6500元。 3、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全丽将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倪薇共计14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10900元。 4、2015年4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全丽将包含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联系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胡某1（另案处理）共计10.5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5400元。 5、2013年7月至8月、2015年10月，被告人全丽将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无偿发送给同事孙某（另案处理）共计4957条。 二、被告人倪薇于2009年4月经浙江诚信人才资源交流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工作，于2013年9月底离职。被告人倪薇在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工作期间，将包含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联系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部分新办企业数据卖给他人获利；在离职后，通过同事关系购买或无偿索要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并转卖给他人获利。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倪薇向全丽购买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14万余条，花费人民币10900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倪薇将获得的上述数据67064条卖给吴守怡获利共计人民币10000余元。 2、2013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倪薇利用同事关系向沈某（另案处理）无偿索要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5900余条，后倪薇将该数据信息转卖给吴守怡获利。 3、2013年5月至9月，被告人倪薇将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吴守怡共计17460条，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余元。 4、2013年5月至9月，被告人倪薇将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邮箱为512×××＠ｑｑ.ｃｏｍ的女子（另案处理）共计1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3000元。 三、被告人王超阳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将包含企业名称、联系人、电话、注册地址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吴守怡共计44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9600元左右。 四、被告人吴守怡于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通过向沈某等人购买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转卖给胡某2等人获利。具体事实如下： 1、2013年5月至10月、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吴守怡向倪薇购买包含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生产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注册成本、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16万条，花费人民币25000元。 2、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被告人吴守怡向沈某购买包含企业名称、联系人、电话、注册地址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3.9万余条，花费人民币8000元。 3、2010年3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吴守怡向王超阳购买包含企业名称、联系人、电话、注册地址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80万余条，花费人民币50000余元。 4、2016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电话、注册地址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胡某2（另案处理）共计2.9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元。 5、2016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尚某（另案处理）共计70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元。 6、2016年10月，被告人吴守怡伙同周某2（另案处理）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黄某（另案处理）共计39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800元。 7、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2016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所属地代码、企业类型、登记日期、经营范围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邵久秀共计42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8000元。 8、2016年9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邮箱为437×××＠ｑｑ.ｃｏｍ的人（另案处理）共计3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元。 9、2016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邮箱为173×××＠ｑｑ.ｃｏｍ的人（另案处理）进行非法获利共计7000余条。 10、2016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守怡将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卖给蒋某（另案处理）共计2.2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1600元。 五、被告人邵久秀向吴守怡等人购买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所属地代码、企业类型、登记日期、经营范围、小区住户、联系方式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并向张某等人出售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所属地代码、企业类型、登记日期、经营范围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获利。具体事实如下： 1、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2016年10月，被告人邵久秀向吴守怡购买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所属地代码、企业类型、登记日期、经营范围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42万余条，花费人民币8000元。2016年1月至7月、同年10月，被告人邵久秀将上述新办企业数据卖给张某（另案处理）共计9.7万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4000元。 2、2016年10月17日，被告人邵久秀向微信名为“金某”的人（另案处理）购买包含小区住户、联系方式等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321条，花费人民币500元。 2016年10月26日，温岭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在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白杨派出所的配合下，由该所民警将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邵久秀于杭州市下沙开发区中兴景冉家园10幢2单元703室传唤至白杨派出所进行讯问；同年10月28日16时许，在杭州市西湖区抓获被告人吴守怡；同年10月29日20时许，在杭州市西湖区抓获被告人倪薇；同日22时，在杭州市江干区抓获被告人全丽；同年10月31日11时许，在杭州市西湖区浙江浙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抓获被告人王超阳。被告人吴守怡、王超阳、邵久秀、全丽、倪薇归案后，均如实供述其涉案事实。 另查明，被告人全丽在案发后积极协助公安民警抓获同案嫌疑人吴某、娄某、胡某1等人。一审期间，被告人吴守怡已退赃共计人民币18100元、王超阳已退赃共计人民币52200元、邵久秀已退赃共计人民币4500元、全丽已退赃共计人民币34200元、倪薇已退赃共计人民币28000元。 原判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吴守怡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二）被告人王超阳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三）被告人邵久秀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被告人全丽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八千元；（五）被告人倪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六）扣押的吴守怡的作案工具移动硬盘一只、主机箱一台、邵久秀的笔记本电脑一台予以没收；（七）被告人吴守怡的已退赃款人民币18100元、王超阳的已退赃款人民币52200元、邵久秀的已退赃款人民币4500元、全丽的已退赃款人民币34200元、倪薇的已退赃款人民币28000元予以没收。 原审被告人吴守怡上诉称及其辩护人认为，1、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2015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才有的新罪名，故对于其2015年11日之前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2、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自2017年6月实施，故对其犯罪行为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3、其买卖的是企业向社会公众完全公开的企业信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且从犯罪构成、本质特征及罪刑法定原则分析，其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4、其对原判认定的信息数量有异议，数据存在重复、错误等问题，且有些买卖行为发生在2015年11月前，应予以扣除；原判对其买和卖的数量重复计算；5、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积极退赃，且其系初犯、偶犯，法律意识淡薄，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原审被告人邵久秀上诉称及其辩护人认为，1、42万余条数据系其为合法经营而购买，不应认定为犯罪；2、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数量应该是9.7万余条；3、其对原判认定的信息数量有异议，数据的准确率低，上家未经筛选将其并不需要的杭州市以外的数据卖给其，且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系上家赠送，应予以扣除；原判对其买和卖的数量重复计算；4、其应认定为自首；5、其主观恶性小，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家庭情况特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二审期间，其还提交了杭州纽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与该公司于2016年5月14日签订的三年期的劳动合同、其社会保险及养老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其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2016年10月系因公司合法经营而购买企业数据。 原审被告人全丽上诉称，1、其系劳务派遣人员，不能构成特殊主体；即使作为特殊主体，亦应将2015年11月之前其出售的数量予以扣除；2、第一笔犯罪事实中，其卖给吴某的信息只有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电话，且大部分电话号码为固定电话或空栏，不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3、第二、五笔犯罪事实中，犯罪行为的时间跨度虽从2015年11月前至2015年11月后，但中间有中断，并不连续，故中断前的行为不构罪；4、其有立功表现，对其他人未被定罪有异议；5、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认罪态度好，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吴守怡、王超阳、全丽、倪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被告人邵久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第1笔将9.7万余条企业数据卖给张某非法获利人民币4000元、第2笔的事实，有被告人吴守怡、王超阳、邵久秀、全丽、倪薇的供述，证人吴某、娄某、胡某1、孙某、占某、周某1、胡某2、尚某、邱某、周某2、黄某、蒋某、李某、沈某、张某、何某1、何某2的证言，扣押决定书、清单及照片，搜查笔录，电子证物检查笔录，邮箱数据统计表，邮件截图，微信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情况说明，抓获经过及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2016年10月，被告人邵久秀为合法经营向吴守怡购买包含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电话号码、所属地代码、企业类型、登记日期、经营范围等在内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新办企业数据，共计42万余条，花费人民币8000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社保部门调取了被告人邵久秀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向杭州纽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调取了员工信息、销售记录、公司与被告人邵久秀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二年期、于2016年5月14日签订的三年期的劳动合同等材料，并询问了公司法定代表人，证实被告人邵久秀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系杭州纽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2、本院还依职权向工商部门调取了被告人邵久秀在侦查阶段供述其于2015年底注册的公司，即杭州久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实该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注销；3、上诉人邵久秀提交的杭州纽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邵久秀在公司工作期间向他人获取的企业信息，均用于公司正规的业务推广。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并经控辩双方质证，应予以采信。 关于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法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关于法律的溯及力问题。首先，《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前，并不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不构罪，只是当时的罪名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前者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而后者的犯罪主体只要是一般主体即可。虽然各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横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后的两个阶段，但该行为应认定为出于同一犯罪故意而实施，系连续犯，依照相关规定应当对其适用修订后的《刑法修正案（九）》一并追诉。故对上诉人吴守怡、全丽在2015年11月之前仍构罪的部分，应予以认定。至于上诉人全丽提出第二、五笔犯罪事实中犯罪行为有中断，连续犯要求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只要基于同一犯罪故意在一段期间内连续实施犯罪行为即符合。 其次，关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17年6月1日施行，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解释》实施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本案即属于该情形，故应依照《解释》的规定办理。 故原判适用法律、司法解释正确，上诉人吴守怡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全丽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买卖企业信息是否可以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首先，从买卖的内容看，本案的企业信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一，虽然《企业信息公示条例》规定，企业信息中应予公示的企业年度报告应包括企业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并不包括在内。在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时，不能看到法定代表人的证件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这也充分体现了对法定代表人作为公民的个人信息的一种保护。而上诉人吴守怡、全丽购买或出售的信息中，包含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联系号码等内容，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因此上诉人吴守怡、全丽购买或出售的信息属于法律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范畴。第二，《企业信息公示条例》规定，企业信息应当自产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而上诉人全丽及原审被告人王超阳、倪薇出售的企业信息均是某个星期注册登记的新企业的信息，属于尚未公示的工商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案的企业信息中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联系号码等内容属于行为人非自愿公开或者非主动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其次，从买卖的方式看，均具有非法性。《解释》第四条规定，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此外，各被告人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或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再予以出售的行为亦具有非法性。 综上，本案买卖企业信息的行为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故上诉人吴守怡及其辩护人以其买卖的是企业向社会公众完全公开的企业信息，认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并据此提出本案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全丽关于第一笔犯罪事实中其卖给吴某的信息只有纳税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电话，不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3、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的认定。 首先，各被告人涉案信息数量的认定，有扣押决定书及清单、电子证物检查笔录、经各被告人确认的邮箱数据统计表及邮件截图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其次，关于信息的真实、重复性问题。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目前无具体线索显示哪一条信息系错误或重复，故各被告人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应当按照查获的涉案信息数量认定。且原判已根据具体情况对数量进行就低认定。 再次，关于赠送信息的数量认定。上诉人邵久秀在侦查阶段和一审期间供述，其以800元的价格向上诉人吴守怡购买了2013年和2014年的资料，其在二审期间辩称该两年的资料系被告人吴守怡赠送，该辩解没有其他证据能予以佐证，其亦不能对翻供作出合理解释；况且，即使是对于赠送的信息，亦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应计入犯罪数量。 最后，关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行为的信息数量认定。原判在查明事实部分详实列举了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但在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总量时则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前者不重复计算，而对后者累计计算。 综上，原判认定各被告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并无不当。但是，鉴于二审期间根据新证据查明上诉人邵久秀系因合法经营而购买信息，故对其犯罪数量予以更正。上诉人邵久秀为公司合法经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又将其中部分信息予以非法出售，应当分别适用《解释》第六条、第五条的规定。但其非法出售部分，亦属情节特别严重。 故上诉人吴守怡、邵久秀及其辩护人基于涉案信息的真实或重复性、系赠送、买和卖重复计算提出原判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不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邵久秀及其辩护人关于其购买的部分信息系因合法经营购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应予以更正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4、关于被告人邵久秀是否构成自首及被告人全丽是否构成立功、系特殊主体。 根据在案证据，公安机关根据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在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白杨派出所的配合下将被告人邵久秀抓获归案，其到案过程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全丽在案发后积极协助公安民警抓获同案嫌疑人吴某、娄某、胡某1等人，但不符合立功的相关规定，故不能认定有立功表现，但在量刑上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全丽虽系劳务派遣人员，但其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给他人，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故应认定为特殊主体。 故上诉人邵久秀及其辩护人关于其系自首，上诉人全丽关于其系立功、不构成特殊主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5、关于本案的量刑。 原判根据上诉人吴守怡的犯罪情节以及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的刑罚适当；根据上诉人全丽的犯罪事实以及其系特殊主体、协助抓捕、坦白等量刑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八千元亦属量刑适当。鉴于上诉人邵久秀系因合法经营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有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有悔罪表现，决定对其再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故上诉人吴守怡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全丽关于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邵久秀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守怡、邵久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购买、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全丽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情节特别严重；原审被告人王超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原审被告人倪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部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并在离职后通过购买、收受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提供给他人，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诉人全丽及原审被告人倪薇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他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上诉人全丽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同案嫌疑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且能自愿认罪、积极退赃，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其中上诉人邵久秀及原审被告人倪薇确有悔罪表现，可适用缓刑。上诉人吴守怡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全丽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邵久秀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检察员建议驳回上诉人吴守怡、全丽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二、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吴守怡、全丽的上诉。 二、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刑初1926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邵久秀的量刑部分，维持其余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邵久秀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坚 审判员 李如省 审判员 张媛娇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徐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