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9民初9571号原告：蔡明，男，196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醉，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宏，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男，1959年2月16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肖明会，女，1963年5月30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周玉凯，男，2008年2月28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法定代理人：周某，男，1959年2月16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被告周玉凯的祖父。以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林，江苏万事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小春，男，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乐民，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鑫燕，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秋景，男，1984年8月16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乐民，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鑫燕，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蔡明与被告周某、肖明会、周玉凯、何小春、赵秋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醉，被告周某及被告周某、肖明会、周玉凯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林，被告何小春、赵秋景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乐民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醉、周华宏，被告周某、肖明会、周玉凯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林，被告何小春及被告何小春、赵秋景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乐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吴震调协（2018）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某、肖明会、周玉凯、何小春、赵秋景承担。事实与理由：蔡明系吴江市明星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明星公司向苏州中超起重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订购行车一部（中超公司的签约代表为何小春）。2018年6月，因涉及行车修理事宜，蔡明及明星公司员工按合同所留的电话与何小春联系，要求中超公司派人前来维修。后何小春经实地查看后，于2018年6月29日与赵秋景及其他工人一起来到明星公司修理行车。在修理过程中，操作工周亮触电死亡。周亮死亡后，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供电局等部门对何小春、赵秋景等人分别进行了询问，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对电焊枪进行了鉴定。但是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赔偿调解中，相关单位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蔡明刻意隐瞒了调查的内容，并误导蔡明称其找何小春修理行车的行为属于向无资质的人违法发包，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由此导致蔡明对自身的责任和事故的性质产生严重误判和重大误解，在无法得知调查真相的前提下，被迫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显失公平。蔡明经调查得知，在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保存的笔录中,何小春明确承认用工单位为中超公司，其当天的修理行为系职务行为。此外，经供电部门鉴定，引起周亮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当天携带并使用的电焊枪漏电导致，明星公司的电力设备质量完好。同时，蔡明还得知何小春、赵秋景的劳动社保关系就在中超公司，其特种设备焊接作业证上的聘用单位也是中超公司。以上对事故认定和责任判定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和事实，相关部门在调解协商时均未告知蔡明，导致蔡明在重大误解的前提下签订了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且己支付了部分款项，遭受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蔡明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周某、肖明会、周玉凯共同辩称，蔡明没有证据证明其公司的行车轨道加长合同是与中超公司签订的，事后也没有得到中超公司的追认，该合同是明星公司与何小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情形，请法院驳回蔡明的诉讼请求。何小春、赵秋景共同辩称，一、蔡明的起诉状违背客观事实与法律。（一）案涉业务不是行车修理事宜，而是明星公司对现有行车轨道加长对接，不属于原先合同业务的延续，是新的业务。（二）案涉行车轨道加长业务与中超公司无关，何小春既不能代表中超公司，事后中超公司也没有追认。何小春、赵秋景的执业证书虽然注明聘用单位是中超公司，仅是因申请执业证书时需要挂靠一个单位而已。何小春、赵秋景均不是中超公司的员工，从来没有在中超公司拿过工资，也不在中超公司上班。如果在外面接到业务，既可以介绍给中超公司做，也可以介绍给别的公司做，还可以为别人打工（点工拿工钱）。本案所涉业务就是为明星公司打工拿工钱。何小春仅出于帮助的目的，叫了电焊工为明星公司做工而已，何小春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何小春与蔡明及明星公司之间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任何实质约定，缺乏合同成立要件，双方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三）行车轨道加长是在明星公司车间进行的，如何操作、有什么质量、技术要求，都是根据明星公司事先的交底。操作所用工具、电器设备设施，除赵秋景自带之外，都是明星公司车间内自备的。蔡明在诉状中说“经供电部门鉴定，引起周亮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当天携带并使用的电焊枪发生质量问题漏电导致”，证据何在？具有电工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都知道，即便电焊枪漏电也不会触死人的，因为电焊机内控设制好的，况且那天使用的电焊机是明星公司自备的。因此，电焊枪漏电而触死人的说法或者鉴定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周亮触电后电焊枪便从6米高处掉下来，电焊枪已被摔坏，对摔坏的电焊枪能作鉴定吗？周亮触电身亡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就案件的性质而言，对照法律规定，应当属于重大责任安全事故，应当由明星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何小春、赵秋景本来不愿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周亮死了很可惜，且周亮到明星公司做工毕竟与何小春、赵秋景多少存在一点间接关联，为此，何小春、赵秋景经过考虑才自愿承担其中30％的民事赔偿责任。（四）蔡明在诉状中说“在吴江震泽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赔偿调解中，相关单位及调解委员会对原告刻意隐瞒了调查的内容，并误导……”，实属颠倒是非、违背客观事实的瞎说。理由是：1、事故发生在明星公司，首先向当地公安部门、生产安监部门报案的是明星公司，对事故调查情况首先知道的也应该是蔡明。2018年7月4日签订调解协议时，蔡明及明星公司对本起事故的发生经过、性质、责任原因应当比何小春、赵秋景知道得早、了解的多。2、2018年7月3日，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派出所民警、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安监所调查人员的主持下，蔡明与何小春、赵秋景就本起事故民事赔偿部分的责任分担先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书》。次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只是根据前日的《协议书》内容签订，怎么叫刻意隐瞒、误导呢？因此，蔡明的诉讼理由完全属于违背客观事实的颠倒之说。二、《协议书》与《人民调解协议书》完全是蔡明对事故情况基本了解清楚的情况下自愿与其他当事人签订的，就协议本身的性质而言，应当为合法有效，且何小春、赵秋景己经按协议履行完毕，应当依法维护。三、蔡明提起诉讼不仅没有任何道理，而且缺乏最起码的良知。蔡明为了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不顾事实，恶意诉讼，起码存在两个对不起：第一，对不起为他开脱罪责的有关事故调查人员。本起事故的责任主体应为明星公司，就事故性质而言，应属于公司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为什么责任主体变成了蔡明个人？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蔡明及明星公司推托罪责。根据本起事故的性质及后果，事故调查组如果公布事故调查书面结论，按法律程序上报的话，不仅要依法追究明星公司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且还要追究蔡明个人的刑事责任。现在化解了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之后，蔡明便忘记了为他开脱罪责的事故调查组人员，还说他们故意隐瞒真情，蔡明的良心何在！第二，对不起死者及死者的亲属。周亮年纪轻轻，在为明星公司做工过程中触电死亡，而事故发生后，蔡明及明星公司并没有给予受害方足够的经济赔偿，反而少赔了不少项目与金额。现在对这点赔偿还企图通过诉讼来推翻或拖延。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蔡明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2018年7月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4日，中超公司作为供方，明星公司作为需方，签订《产品合同书》一份。约定：产品名称为LD单梁行车，型号规格为LD17.1×6、LD5吨，起升高度为6米，大车速度为20米，车间长度为19米，数量1台，单价59000元。2012年3月15日完工。安装期间安全事故由供方负责。何小春作为中超公司的签约人在《产品合同书》上签字。2012年4月25日，该行车经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合格。设备信息档案中载明：跨度17.1米，额定起重量5T，起升高度6m，大车轨道长度38米。2012年2月24日至2013年3月12日，明星公司向中超公司支付了行车款59000元，款项均由何小春代收。2018年6月8日，明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明及公司员工电话联系何小春，让何小春把明星公司的行车轨道加长。何小春到明星公司看过现场后答应了蔡明。2018年6月27日，何小春联系了赵秋景，让赵秋景帮忙找几个人去干活。赵秋景随后叫了祝朝廷、贾仁营、周亮一起去干活。2018年6月28日，何小春带着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周亮四人到明星公司，由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周亮进行施工。2018年6月29日，祝朝廷、贾仁营、周亮继续在明星公司施工。当天下午16时左右，周亮在进行焊接作业时不慎触电，后经医院抢救于当日无效死亡。2018年7月3日，赵秋景（甲方）、何小春（乙方）、蔡明（丙方）就2018年6月29日发生的周亮触电死亡事故赔偿事宜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1、甲方承诺赔偿全部赔偿额的13%，乙方承诺赔偿全部赔偿额的17%，丙方承诺赔偿全部赔偿额的70%。2、如死者周亮人身伤害意外险属三方中任何一方所得的，所得保险费按三方比例所得。3、协议签订后，三方中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对家属的赔偿金一定要按比例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如有一方不支付时，由不支付一方负责。4、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赵秋景、何小春以及蔡明委托的代理人陈小龙（其委托权限包括代为调解）在《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7月4日，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周某、肖明会、周玉凯与蔡明、何小春、赵秋景签订了吴震调协（2018）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1、蔡明、何小春、赵秋景一次性赔（补）偿周某、肖明会、周玉凯106万元，其中蔡明承担70%，何小春承担17%，赵秋景承担13%。2、周某、肖明会、周玉凯自愿保证除其外再无其他继承人来主张权利，如有与蔡明、何小春、赵秋景无关，周某、肖明会、周玉凯自愿承担相关责任。3、本协议双方自愿达成，都应认真履行。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就此事再无纠葛。履行方式、时限及地点：1、蔡明承担70%（742000元）于2018年7月5日17:00前支付21万元，2018年7月6日17:00前支付20万元，余款2018年7月13日17:00前支付332000元。2、何小春承担17%（180200元），于2018年7月5日17:00前支付50200元，2018年7月6日17:00前支付13万元。3、赵秋景承担13%（137800元），于2018年7月5日17:00前支付1万元，2018年7月6日17:00前支付127800元。以上内容各方当事人、人民调解员已经核对无误。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签订后，何小春于2018年7月5日支付周亮家属50200元，2018年7月6日支付13万元。赵秋景于2018年7月5日支付周亮家属1万元，2018年7月6日支付周亮家属127800元。何小春、赵秋景的赔偿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蔡明于2018年7月5日支付周亮家属21万元，剩余532000元至今未支付。另查明：周亮触电死亡后，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震泽派出所、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在2018年6月29日分别对蔡明、何小春、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进行了询问。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在2018年7月3日对中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玉娥进行了询问，在2018年7月11日对何小春进行了第二次询问，在2018年7月27日对赵秋景进行了第二次询问。蔡明陈述：“我们几年前向何小春购买了行车，当时有签订合同，也是何小春协助到质监局备案的，合同是跟何小春所在公司签署的，具体公司名字记不得了。我差不多两周前打电话给何小春，让他来对当年购买的行车进行检修和加长。大概6月16日何小春到我公司看了下现场，我们把具体的要求告诉他。之后我们催了几次，6月28日何小春带着四个人来干活。因为这次的作业内容比较复杂，我和何小春约定在工作完成后根据具体情况付钱，到时我们会补签合同，现在还没有签。完成的话，我会打钱到何小春公司账号”。何小春陈述：“我是中超公司的电工，平时还跑跑销售。我们没有劳动合同，平时就是给公司干活或者接到订单，根据具体工程量收钱，我的社保是由中超公司缴纳的。有时候也帮朋友销售或者维修设备，如果不需要验收资质的，我就通知赵秋景他们去干活。因为7年前明星公司的行车生意是我谈下来的，所以明星公司请我对行车进行维修，没有签订行车维修合同，价钱也还没谈。死者是我委托的赵秋景派去明星公司进行行车维修的，我完全不认识死者周亮。与赵秋景签订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我就通过电话和赵秋景说了一声，由他负责具体维修，也没有通过中超公司走正规手续”。赵秋景在2018年6月29日陈述：“我是中超公司的电焊工，没有与中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有买意外保险。平时除中超公司安排的活外，还有何小春直接安排的活，费用都是按工作量结算的”。赵秋景在2018年7与27日陈述：“我本人主要从事行车安装及焊接工作，无具体工作单位。2018年6月27日，何小春电话联系我，说明星公司有段轨道需要接长，让我们帮忙干干活。这些活我们四个都会做，所以也没有具体分工什么的。何小春会直接把钱给我，我扣掉用车的一个费用，其余部分我们四个人都是平分的，因为我们干的活都差不多，而且也都是兄弟朋友关系，不存在谁是包工头、谁是干活的这种关系”。祝朝廷、贾仁营陈述：“我是中超公司的电焊工，没有与中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有给我买保险。我们是按照工作量计算收入的，都是由赵秋景给我们的。我平时接的活不是中超公司的就是何小春介绍的。这次是中超公司里的何小春接到了业务，然后找了我们老大赵秋景，他叫了我们三个一起去做一下”。金玉娥陈述：“何小春不是我公司正式员工，没有签合同，也不付工资的，就帮他代买个社保，钱是他自己付的。他有时接到行车方面的活会联系我们，但不是我公司销售人员。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周亮不是我公司正式员工，十几年前在厂里做过一阵，后来就离岗了。目前就电焊证由我公司一起年审，社保也不在我公司。如果有安装行车的活有时候会叫他们来做，根据具体情况来，不是每次都会叫他们的。2018年6月29日明星公司的作业事前没有告知过我公司，也不是我公司安排的”。2018年7月3日，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震泽供电所对周亮触电事故出具一份现场勘查情况报告，事故现场勘查情况如下：1、配电设备情况：设备运行正常。2、管理因素：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存在漏洞，管理不严。周某被施工单位雇佣后未接受严格的安全教育，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较差。周某无证施焊，不具备最基本的焊接知识和技能，很易发生事故。3、技术因素：根据当时事故现场勘查，行车轨道材料是钢材制作，导电性能良好。经事后调查分析，估计周某在焊接时，左手持焊材一块钢板，右手握焊钳（焊钳绝缘手柄脱落破损严重，手能够直接接触到导电体，不能正常使用），在焊接过程中，如果焊材和行车轨道接触良好，则电流会通过二次线把线、焊条进入行车轨道，流到二次线地线，回到焊机。由于人体电阻远远大于金属电阻，通过人体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至于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但是焊材未接触到行车轨道，而焊条和焊材接触（或者右手直接接触焊钳手柄导电体），这样电流就通过人体形成一条电流回路，路径如下：电焊机→把线→焊钳（焊钳手柄导电体）→焊条→焊材→左手→人体→臀部、双脚→行车轨道→地线→电焊机，这样就会使人触电。2018年7月26日，《苏州日报》刊登了《2018年第二季度全市工矿商贸事故情况》，关于2018年6月29日发生在明星公司南车间内的触电事故，载明：事故相关单位为明星公司(发包方），中超公司（承包方）。2018年8月14日，由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牵头，区监察委、区公安局、区总工会、震泽镇政府组成的明星公司“2018.6.2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载明：一、基本情况。1、事故单位概况：明星公司，……。2、承包方：何小春，……。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过程：2018年6月8日，明星公司总经理蔡明联系何小春，要求其对南侧车间内的行车轨道进行加长，双方未签订相关协议或合同。6月28日，何小春叫来的赵秋景、周亮、祝朝廷、贾仁营四人在明星公司南侧车间开始行车轨道加长作业。何小春、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四人具备特种设备焊接作业从业资格，周亮未取得特种设备焊接作业从业资格。6月29日16时左右，在震泽镇明星公司南侧车间内，外包作业人员周亮在行车轨道上进行焊机作业时不慎触电，送经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五、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经事故现场多次反复勘察及向相关人员询问调查，现将事故原因分析如下：（一）事故的直接原因。作业人员周亮安全意识淡薄，未取得从业资格从事特种设备焊接作业，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劳动保护用品。（二）事故的间接原因。1、明星公司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行车轨道加长项目发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何小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2、明星公司总经理蔡明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3、何小春未对作业人员从业资格进行核实，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未严格监督作业人员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三）事故的性质。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六、对事故责任人、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1、作业人员周亮安全意识淡薄，未取得从业资格从事特种设备焊接作业，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周亮已经死亡，免于追究责任。2、明星公司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行车轨道加长项目发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何小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明星公司进行行政处罚。3、明星公司总经理蔡明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蔡明进行行政处罚。4、何小春未对作业人员从业资格进行核实，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未严格监督作业人员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何小春刑事责任。5、明星公司南侧车间行车轨道加长项目作业人员周亮不具有特种设备焊接从业资格，该行车的质量和安全方面难以保证，建议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行车及其轨道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2018年11月16日，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作出吴安监罚〔2018〕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明星公司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行车轨道加长项目发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何小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违反了……，综合考虑明星公司配合事故调查、处理事故善后、整改事故隐患、组织或支持安全生产公益活动的相关情况，决定给予明星公司罚款275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日，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作出吴安监罚〔2018〕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蔡明作为明星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决定给予蔡明罚款11758元的行政处罚。明星公司、蔡明不服前述行政处罚，已向有关单位申请复议。还查明：中超公司为何小春连续多年缴纳社会保险至今。2007年、2011年，中超公司曾为赵秋景缴纳社会保险。何小春、赵秋景、祝朝廷所持特种设备焊接作业证、起重机械作业证上记载的聘用单位为中超公司。贾仁营所持特种设备焊接作业证上记载的聘用单位为中超公司。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对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参与“2018.6.2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的人员邱荣进行了询问。邱荣陈述：本次事故原因不能确定，只能确定是电焊过程中发生的。刚开始做笔录的时候，何小春、赵秋景等人都自称是中超公司的员工，所以在当天发给苏州市安监局的事故快报中将中超公司作为事故相关单位。故2018年7月26日登报的时候，将中超公司作为承包方。后来经过调查，认为何小春的行为不能代表中超公司，所以最终的调查报告没有将中超公司作为责任单位，而认定何小春是承包方。2018年11月16日苏州市吴江区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已经考虑了蔡明、明星公司的赔偿情况。以上事实，有蔡明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收条、产品合同书、收条、转账凭证、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证书及报告、作业证信息、社保清单、通话记录、现场勘查情况报告、苏州日报、单位与设备信息、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何小春、赵秋景提供的协议书、收条、转账汇款回单，本院调取的社保清单、询问笔录、现场勘查情况报告、事故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的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一、关于明星公司与何小春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明星公司系案涉行车轨道加长业务的发包方，何小春系承包方，蔡明、何小春对此均持有异议。蔡明认为何小春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承包方应为中超公司。何小春认为其仅是帮忙，与明星公司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何小春、蔡明等人在安监局、公安机关以及本案中的陈述，可以确定何小春在承接案涉行车轨道加长业务后，按照明星公司的要求，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并与明星公司约定在工程完工后进行结算的事实。因此，双方之间应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案涉行车轨道加长业务系一项新的业务，与2012年明星公司、中超公司发生的业务无关。明星公司自始至终都是与何小春个人联系，无证据表明何小春是以中超公司的名义承接该项业务。参与施工的赵秋景、祝朝廷、贾仁营虽自称是中超公司的员工，但综合其陈述，本次施工并非受中超公司的指派，中超公司未参与任何施工。因此明星公司主张中超公司是承包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蔡明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蔡明主张存在本案以下重大误解事由：1、中超公司作为承包人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赔偿主体上存在重大瑕疵。2、相关部门隐瞒了对明星公司、蔡明有利的证据和事实，并对蔡明施加压力，导致蔡明在不清楚事故发生原因和责任分配的情况下签订了调解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的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明星公司将行车轨道加长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个人何小春，何小春又雇佣了周亮从事相关劳务活动，后周亮在2018年6月29日的焊接作业过程中不慎触电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何小春在施工过程中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应当对周亮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星公司明知何小春不具有相应的特种设备改造资质而将工程交于其施工，存在过错，依法应与何小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蔡明自愿代替明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蔡明与何小春、赵秋景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共同向周亮家属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主体并不存在蔡明所说的重大瑕疵。至于蔡明所说的相关部门对其隐瞒证据和事实，并施加压力，其在不清楚事故发生原因和责任分配的情况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况，并无相关证据证实，也并非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定情形。因此，本案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三、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蔡明、何小春、赵秋景在签订《协议书》之后，再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签订各方均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签订协议过程中也不存在蔡明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协议内容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蔡明代明星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相较于明星公司的过错而言，存在偏高的情况，但也不能据此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综上，《人民调解协议书》是本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蔡明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原告蔡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555301040017676），并将已交上诉费的凭证提交本院。逾期不交按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袁 媛人民陪审员  凌轶伦人民陪审员  李圣楹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苏静静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