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103行初293号原告周洋，男，199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蔡甸区。被告武汉市武昌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法定代表人陈彤，局长。被告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香江路**/div>法定代表人姚彬，局长。周洋诉被告武汉市武昌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武昌食药监局”）、被告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市食药监局”）履行举报投诉管理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洋诉称：2018年4月22日周洋开始向被告武昌食药监局书面投诉举报武汉市圣福康大药房违法销售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食品药品。同年8月10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向被告移送了郑食药监食案移[2018]46号文书。周洋认为被告武昌食药监局未收集涉案商品食品药品合格证明文件、未对涉案商品会否对人体健康安全产生危害作出认定，属于未依法履行投诉举报管理职责，应予确认违法。据此申请复议，被告市食药监局于2018年10月7日作出武食药监复决字[2018]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周洋的复议申请。故周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武昌食药监局未依法履行投诉举报管理职责违法，并责令被告武昌食药监局依法履行投诉举报监管职责；2、撤销被告市食药监局作出的武食药监复决字[2018]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武昌食药监局辩称：2018年4月22日，我局收到了周洋投诉武汉市圣福康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房”）销售“蟲草鹿骨丸”违反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的投诉举报信，于同月24日向周洋制发了《投诉举报受理通知书》。同年5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前往药房进行现场调查发现：该药房与武汉仁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已合并为武汉仁杰圣福康药房有限公司，该公司向我局提交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转让合并的相关资料。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询该公司的销售记录，没有发现类似“蟲草鹿骨丸”的销售记录，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继红表示合并后电脑系统已更换。由于周洋的投诉举报信未附“蟲草鹿骨丸”的近照或实物，我局执法人员再次与其联系要求提供投诉产品实物，以便我局继续调查，但周洋未对此进行回复。据此，由于难以继续查明“蟲草鹿骨丸”的情况，我局基于食品药品安全的考虑，认为该产品如涉及生产环节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应由生产商所在地食药部门予以调查，因此我局将该情况移送至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一步处理。2018年7月17日，我局将《关于周洋投诉武汉市圣福康药房有限公司销售的蛊草鹿骨丸涉嫌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答复意见书》”）回告周洋。根据《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我局收到周洋的投诉后，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受理申请的决定及《答复意见书》。根据法发[2017]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15点的规定，“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2018年以来，周洋向我局投诉食品、药品标签问题共计11件，提起行政复议2件，提起诉讼2件。周洋针对标签不符合规定等问题以各种方式大量、反复地提起投诉、复议或诉讼，其真实原因并非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是借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压，要求给予举报奖励或获得高额赔偿。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是保障真正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人能够得到救济，而周洋把行政诉讼作为谋利的工具，给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第三人造成资源浪费及诉累。综上所述，基于周洋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消耗行政资源，同时我局在已法定时限内履行了行政职责，请法院驳回周洋的诉讼请求。被告市食药监局辩称：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我局作为被告武昌食药监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我局于2018年7月25日受理周洋的复议申请，向被告武昌食药监局收集了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经审查我局认为该局依法履行了职责，据此于同年9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周洋的复议申请，9月29日邮寄送达周洋。综上所述，我局作出被诉的武食药监行复决[2018]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恳请法院予以维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权的行政机关作出或未作出处理的；”由此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否对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取决于两项条件：一是其所诉的行政机关是否具有处理其投诉举报事项的法定职责；二是其投诉举报的目的是否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案中，周洋举报其在涉案药房购买的“蟲草鹿骨丸”违反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被告武昌食药监局查处该违法行为，对举报人符合奖励条件的予以奖励。依据《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武昌食药监局收到周洋的投诉举报信后，对涉案药房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被举报的“蟲草鹿骨丸”产品，由于公司更换电脑系统，也无法查询“蟲草鹿骨丸”的相关记录。被告武昌食药监局即联系周洋要求其提供所投诉产品实物配合调查，但周洋未再给予回复。考虑到被投诉产品可能涉及生产环节中的质量问题，被告武昌食药监局于2018年7月16日出具武昌食药监告知函〔2018〕61号《案件线索告知函》，将该举报线索移送涉案产品生产商所在地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并于同日作出《答复意见书》，邮寄送达周洋，履行了相应法定职责。关于周洋提起涉案举报事项是否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综合本案情况来看，周洋举报后却拒不配合被告武昌食药监局进行调查的行为，在本案中提供的字迹模糊无法显示购买人、购买日期的购物小票等证据，都很难证明其作为消费者购买了相应涉案产品的事实。根据周洋在本院的起诉记录，其就在江岸、江汉、硚口、江夏、武昌、新洲、青山七个区的多家不同药店购买的功能相似的各种产品提起了针对食药监部门、税务部门的多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仅2018年在本院提起的类似诉讼就多达33件。同时，2018年12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行终761号、762号、763号等多份《行政裁定书》中，均分析认定，通过考量周洋就同类事项提起诉讼的数量、其自述的购药标准、举报同时向药店索赔成功则撤销举报的行为等多方因素，共同认定周洋“购买药品明显不是出于正常的消费需要，其向税务机关举报商家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考虑，而是以营利为目的，属于‘职业打假’行为”。综上，本院认为周洋并非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涉案举报事项，被告武昌食药监局作出的《答复意见书》明显不对其实际权利义务造成任何影响，周洋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虽被告市食药监局在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告知周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由法律设定，并不因行政机关的告知而改变。故本院对周洋的起诉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洋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鄂焕斌人民陪审员  祝新发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肖雪君书记员徐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