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1民初23165号原告：周某1，男，196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栋，中山市沙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周某2，男，195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梓恒，男，198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系被告周某2之子。第三人：周某3，女，195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第三人：周某4，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周某1诉被告周某2、第三人周某3、周某4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栋，被告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梓恒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周某3、周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周某2向原告周某1返还不当得利101474.95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周某2、第三人周某3、周某4与原告周某1是同胞关系，四人的母亲是刘佩婷（1933年出生，2017年因病死亡）。刘佩婷年老不能从事劳动后跟随原告周某1生活。从2009年起，刘佩婷患各种疾病，其经济收入不足以负担医药费和生活费的部分由原告周某1补贴，直到刘佩婷死亡。刘佩婷自2009年起共发生自付自费医药费116751.52元，消费性支出206123.1元，扣除刘佩婷期间经济收入219991.17元和中山市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的医疗保健支出12220.56元，原告周某1共补贴90662.88元。2013年7月1日，刘佩婷摔伤，加之其身患多种严重疾病，于是由原告周某1妻子刘若瑶在医院或家中长期护理直至刘佩婷去世。期间刘若瑶没有工资收入，刘若瑶的经济支出均由原告周某1承担。按照中山市城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工资计算，刘若瑶因刘佩婷而减的经济收入为213761.96元。原告周某1认为，第三人周某3长期患病，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赡养母亲，可以不分担赡养母亲的费用。但被告周某2有劳动能力，应当赡养母亲。被告周某2怠于履行赡养义务导致原告周某1额外承担了经济支出，被告周某2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向原告周某1返还不当所得，即返还原告周某1补贴刘佩婷医药费、生活费90662.88元和护理费213761.96元的三分之一，共101474.95元。故原告周某1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原告周某1围绕其诉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明1份；2.（2018）粤2071民初4756号民事判决书1份；3.中山市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4份，病例、出院证明书各1份；4.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权证1份；5.生果金证明1份；6.中山市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证明1份；7.关于查询刘佩婷退休死亡待遇的回复1份；8.门（急）诊、住院收费收据341张；9.中山农商银行账户明细21份；10.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4份；11.刷卡凭证15份；12.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5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及住房情况3份、2017年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1份、网页截图1份；13.债权让与证明1份。被告周某2辩称：被告周某2无需向原告周某1返还不当得利101474.95元，理由如下：1.被告周某2没有从原告周某1方获得任何财产收益，不存在不当得利。2.原告周某1及其妻子刘若瑶照顾母亲刘佩婷是履行其赡养义务的行为，事前并没有对此行为有费用要求，且在（2018）粤2071民初4756号民事判决中已对原告周某1作出相应弥补，原告周某1对该判决没有上诉，表示已接受该判决。刘若瑶从1997年至今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并不是因为刘佩婷2013年摔伤后才辞去工作在家中护理刘佩婷的，不存在刘若瑶因护理刘佩婷而减少家庭经济收入；2017年原告周某1工资收入72794元，即家庭总收入72794元，2016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611元，原告周某1一家人口家庭总支出为23611×3=70833元，原告周某1家庭年存款为1961元，根本不足以支付原告周某1提及到的补贴90662.88元。期间，原告周某1于2013年购买了世纪新城一套商品房，此部分费用巨大，并未统计；原告周某1称刘佩婷收入219991元，其中遗漏了股权分红最多的2007年，刘佩婷2007年股权分红61520元，一直由原告周某1收取代管。另外，亲友每逢节日都会给刘佩婷一些经济慰问，额外经济收入55000元，期间刘佩婷先后两次住院，医疗费共54000元，由被告周某2、第三人周某4、原告周某1三人共同分担，每人支付18000元，刘佩婷自付自费医疗费用应扣除此部分费用，则刘佩婷共发生自付自费医药费共62751元，消费性支出206123元，扣除刘佩婷经济收入336511元及医疗保健支出12220元，剩余79857元。2009年刘佩婷于人民医院做引流手术后，原告周某1以中山市人民医院手术费用高昂及费用不明确为由，对医院提起诉讼，企图获取高额的医疗赔偿；2013年原告周某1不接受被告周某2的意见（三兄弟共同出资请人看护刘佩婷），执意要把刘佩婷接到家中照顾；2018年刘佩婷病危时刻，原告周某1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任何亲友，甚至在刘佩婷去世前一天，刘佩婷的小叔前去看望她并让原告周某1把刘佩婷带出来吃饭，原告周某1以刘佩婷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刘佩婷去世当天为凌晨零点，但原告周某12个小时后才通知亲友，并告知亲友刘佩婷没有任何财产遗留；2017年母亲节当天，刘佩婷委托被告周某2保管40000元用于处理她的身后事，被告周某2以兄弟不和为由拒绝保管，故刘佩婷把40000元交给周某4保管，却偏偏没有让跟她一起居住的原告周某1保管。通过以上种种迹象，有理由怀疑原告周某1一直想通过刘佩婷得到更多利益。2007年被告周某2之妻查出有癌症，被告周某2花光所有积蓄为妻子治病，期间被告周某2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被告周某2没有工作一直照顾妻子，除了村里分红没有其他经济收入。2015年，被告周某2之妻病情复发并无力回天，被告周某2为此负债累累。即使如此，被告周某2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还是会每隔两三天煮好汤带回去给刘佩婷喝，2013年后，被告周某2只能通过儿子周梓恒去原告周某1家中把刘佩婷接出来的方式见到刘佩婷，并在自己有限的时间、能力范围内赡养母亲。被告周某2作为家中长子，年少时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承担了家里主要土地耕作和脏重活，祖屋改建时后期资金不足，被告周某2在外借款完成修建，但原告周某123岁大学毕业才回来工作，对家庭贡献有限。刘佩婷生病，每次都是被告周某2第一时间安排入院并亲自照看，直到找到看护为止，之后刘佩婷前后进行了两次白内障手术，都是被告周某2亲自带刘佩婷去医院完成，原告周某1并没有参与。被告周某2认为其已尽到了应尽的赡养义务，且刘佩婷的经济收入完全足以支付她所有的消费性支出，包括医疗费，且有所剩余。被告周某2为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4份；2.生果金证明1份；3.中山市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证明1份；4.节日慰问金人员名单1份；5.母亲刘佩婷后事收支情况说明1份；6.股权证1份。第三人周某3、周某4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周某1、周某4、周某2与刘佩婷系母子关系，周某3与刘佩婷为母女关系。刘佩婷的丈夫周志权于××××年××月××日死亡，刘佩婷于2017年8月28日因病死亡，周某1、周某4、周某2均确认刘佩婷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周某1称2009年至2017年8月28日期间周某1负责刘佩婷所有收支，承担刘佩婷生活消费、治病等所有费用；2009年起刘佩婷随周某1在祖屋生活，2013年7月刘佩婷摔倒受伤，出院后迁居到周某1家中，由周某1及其配偶刘若瑶照顾至刘佩婷2017年8月28日去世；刘若瑶无工作及其他经济收入，自2013年起在家照顾刘佩婷；刘佩婷死亡后丧葬费用去共20000多元，从周某1给刘佩婷的40000元中支出，周某1、周某4及周某2的儿子负责丧葬费事宜。周某2称1999年至2013年期间刘佩婷均独自在祖屋生活，无人照顾；周某2搬出去居住后，一直有回家探望、照顾刘佩婷，刘佩婷住院后请不到看护时，都是由其看护的，其所尽的赡养义务不比周某1、周某4少；2009年至2013年期间刘佩婷所有生活医疗费用均由刘佩婷自己支出承担，刘佩婷每次手术均由周某1、周某2、周某4共同出资；丧葬费从刘佩婷生前留下的40000元支出，亲戚因刘佩婷去世而给家里的慰问金均由周某1收取。诉讼中，周某1、周某2均确认双方未曾约定周某1预先支出及护理后，再由周某2及周某4返还。周某1主张其与周某2、周某4、周某3均为刘佩婷的子女，均由赡养刘佩婷的法定义务，经济支出原则上均等承担，由于周某3存在疾病，应少承担赡养义务，故刘佩婷的生活消费、治病等费用应由周某1、周某2、周某4共同承担，即各承担三分之一；周某4每周看望刘佩婷一次，故周某1不要求周某4返还周某1多支付的赡养费；周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应返还周某1多支付的刘佩婷赡养费部分。周某2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其已履行赡养刘佩婷的义务，从未从周某1那里得到任何财产利益，不存在不当得利，周某1赡养刘佩婷是其法定义务，（2018）粤2071民初4756号判决已对周某12013年至2017年期间的赡养行为进行相应弥补。后因与周某2对返还赡养费不当得利责任无法达成一致，周某1遂诉至本院，并提出前述诉求。诉讼中，周某1提交股权证、生果金证明、中山市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证明、关于查询刘佩婷退休死亡待遇的回复等证据证明2009年至2017年期间刘佩婷股权分配收入共计102720元，生果金收入共计15200元，养老金收入共计102071.17元，总收入合计219991.17元。周某2认为周某1主张的刘佩婷生前收入未包含2007年卖地款60000多元、股权分红61520元及刘佩婷住院期间亲戚给的慰问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查：关于刘佩婷生前支出部分，1.据周某1提交的广东省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收费收据显示，2009年1月2日至2017年8月5日刘佩婷共支出医药费197222.17元，其中自费自付部分为116751.52元。周某2称刘佩婷自费自付医药费部分并非由周某1全部承担，周某2已承担该部分费用的三分之一；2.据周某1提交的中山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7年期间中山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共计206123.1元，中山市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共计12220.56元，故周某1主张其已承担刘佩婷2009年至2017年8月28日期间除医药费外的生活所需支出共计206123.1元-12220.56元=193902.54元。周某2对此不予确认，称周某1主张的2009年至2013年消费性支出是平均值，刘佩婷是老人，不能取平均值；3.据周某1提交的中山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28日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工资共计213761.96元，故周某1主张2013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28日刘若瑶因在家护理刘佩婷而产生的工资损失共计213761.96元。周某2对此不予确认，称刘若瑶自1997年起就没有工作。周某1主张其负担了2009年至2017年期间刘佩婷生活消费、治病等支出扣除刘佩婷个人收入后的费用及刘若瑶因在家护理刘佩婷而产生的工资损失，周某2应承担周某1负担费用的三分之一，即（213761.96元+193902.54元+116751.52元-219991.17元）÷3=101474.95元。周某2对该诉求不予确认，称刘佩婷生前收入完全足够支付医疗费及护理所需费用。又查：2018年2月14日刘若瑶出具债权让与证明1份，主要载明：刘若瑶与周某1是夫妻关系，因家婆刘佩婷于2013年7月1日摔倒导致右股骨骨折后行动不便，需要卧床休养，下地需要有人搀扶或坐轮椅；刘佩婷同时患有多种高危疾病需要有人长期护理，因此，从2013年7月1日起至2017年8月28日刘佩婷死亡期间，由刘若瑶协助周某1照顾护理刘佩婷，故刘若瑶在此期间不能外出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全靠周某1承担家庭经济开支；现因周某1向其他赡养义务人追偿护理刘佩婷的护理费，刘若瑶将护理费的请求权让与给周某1，由周某1行使该请求权。再查：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5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沙溪镇龙瑞村村民刘佩婷于2017年死亡。其亲属、婚姻关系如下：一、父母：父亲于解放前身故，查无资料；母亲王玉钊，于1999年死亡；二、婚姻：1956年与周志权（男，于××××年××月××日死亡）结婚；三、子女（与周志权所生）：1.××××年××月××日生育儿子周某2；2.××××年××月××日生育女儿周某3；3.××××年××月××日生育儿子周某4；4.××××年××月××日生育儿子周某1。中山市公安局沙溪分局在上述证明加具意见“经查，刘佩婷与周志权是夫妻关系，与周某2、周某4、周某1是母子关系，与周某3是母女关系，王玉钊无资料可查，无法证实。”本院认为：对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生活消费、医疗等费用，对于其自行负担的生活消费、医疗费用，各子女依法应予均担。周某1、周某2、周某4、周某3均系刘佩婷的儿女，对刘佩婷应该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周某1是否自行负担了刘佩婷生前生活消费、医疗费用；二、周某2是否应当负担刘若瑶护理刘佩婷期间的工资损失。关于焦点一。2009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28日期间刘佩婷收入合计219991.17元、自费医疗支出合计116751.52元，有周某1提交的股权证、生果金证明、中山市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证明、关于查询刘佩婷退休死亡待遇的回复、广东省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收费收据等证据为证，并有周某1当庭陈述佐证，且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予以认定。周某2辩称刘佩婷前述收入未计入2007年卖地款60000多元、股权分红61520元及刘佩婷生病期间亲戚给的慰问金，其已负担部分刘佩婷住院手术费，但周某1主张的刘佩婷收入未包含2007年收入，且关于卖地款及慰问金，周某2除单方陈述外，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周某2该辩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刘佩婷收入扣除其自费医疗支出后，尚余103239.65元。本案中，周某1、周某2均确认，2013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28日期间刘佩婷一直住在周某1家中，由周某1、刘若瑶照顾，其收支均由周某1负责，但周某1、周某2未曾约定周某1预先支出刘佩婷生活消费、医疗费用后，再由周某2及周某4返还。周某1主张2009年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刘佩婷随周某1在祖屋生活，其生活费用均由周某1负担，但周某2不予确认，周某1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周某1主张刘佩婷生活消费支出按中山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周某1已自行负担了刘佩婷生活消费、医疗费用扣除刘佩婷收入部分的费用，但据周某1提交的中山市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山市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远高于刘佩婷当年总收入，故按中山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刘佩婷当年生活消费支出显然不合常理，且周某1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自行负担了刘佩婷2009年至2017年期间生前生活消费、医疗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周某1要求周某2负担周某1已自行支出刘佩婷生活消费、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周某1、周某2均确认，2013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28日刘佩婷因疾病需人照顾，周某1妻子刘若瑶在家照顾护理刘佩婷，无其他经济收入，本院予以认定。但一方面，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赡养人应对患病老人给予适当护理，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在精神上给予抚慰。故刘若瑶在家照顾护理刘佩婷，是其履行赡养义务的表现。另一方面，周某1、周某2均确认双方未曾约定周某1、刘若瑶护理刘佩婷后，再由周某2、周某4向周某1、刘若瑶支付护理费或刘若瑶护理期间的工资损失，周某1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刘若瑶因在家护理刘佩婷而产生工资损失，故周某1以刘若瑶在家护理刘佩婷而产生工资损失而要求周某2负担刘若瑶工资损失的三分之一，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某1本案诉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周某2辩解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周某3、周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自动放弃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本院对案件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0元，减半收取1165元，由原告周某1负担（该款原告周某1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鑑财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宝兴陈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