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内民申33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暖，女，1992年6月10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淑贤，女，1926年11月3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国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帆，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杨暖、李淑贤因与被申请人呼和浩特国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铁物业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1民终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暖、李淑贤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错误。杨年利系国铁物业公司雇佣的保洁员，2014年11月29日早晨8时左右被发现躺在国铁物业公司负责物业管理的小区1号楼中单元窗外地上己死亡，死者杨年利当时身穿国铁物业公司工衣并且手持工作所用抹布。根据公安机关的具体调查可以证明，杨年利是在当日8点30分前，在国铁物业公司安排的、杨年利经常工作的指定地点即1号楼中单元四楼进行保洁作业时不慎坠亡的，由此杨年利作公司雇佣的员工，已经长期在国铁物业公司开展物业保洁工作，并且坠亡当日是在公司安排的工作时间范围之内，并且发生坠亡的地点为杨年利从事保洁工作的四楼，所以杨年利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并且从事工作任务时发生的伤亡事故，由此作为国铁物业公司应当依法对杨年利法定继承人即杨暖、李淑贤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根据以上事实陈述，杨年利坠亡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地点并且是在从事保洁工作中，国铁物业公司在一审以及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物业提高服务考核表、物业保洁人员工作流程、考核表、考勤表、其他保洁人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要证明“物业公司保洁人员是8点30分点名后再由物业管理站安排进行保洁作业”，一是该组证据均是国铁物业公司单方出具的，对其真实性存在极大的异议；二是该组证据存在明显的后补的情形，在所有证据的笔体和字迹以及书写用笔的一致性可以明显的看出这点，也就是国铁物业公司存在明显的逃避赔偿责任的违法性，并且在该组证据中都准确的提到物业保洁人员工作的范围不包括窗台外以及玻璃的清洁工作，准确的标出这一工作范围实属后补的有目的的规避公司的赔偿责任；三是作为证人的公司的保洁人员均属在职人员，其与公司存在法定的利害关系，由此其陈述的事实根本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并且证人证言是在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后才出具的而且还对杨年利坠亡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他事实描述高度吻合，这一情形有违常理，实属后补证据、上下串通，蒙骗法院的违法行为；四是公司每天都要点名以后再安排工作，每次工作的地点和时间都不一致，这一事实也有违常理，无法解释其合理性。其次，尽管杨年利因其妻子去世家庭发生变故，在2014年11月25日就请假操办家中事务，但是2014年11月28日家中事务己经操办完毕，经济并不宽裕的杨年利完全有理由回单位继续工作，而且杨年利在11月29日同往常上班一样大概六点半左右乘坐第一班公交车前往单位，根据车程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到达单位，据公司1号楼保安陈述的事实也是杨年利在大概八点前进入公司指定的工作区域开始工作，试问员工就不能提前开始工作吗？非要等到点名以后再开始工作吗？第三，杨年利发生坠亡时是身穿公司工衣，并且手持抹布，这一点可以充分认定其在对四楼楼道窗户进行保洁作业时发生的坠亡事故。尽管公安机关认定当时四楼的窗户并没有被擦拭过的痕迹，那么杨年利就不可以先开始擦拭窗户外，再擦拭窗户内吗？在其对窗外玻璃以及窗台进行保洁时发生了坠亡的事故就完全没有可能性吗？第四，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事故原因和现场采集的图文证据，在杨年利工作地点的休息室以及更衣室发现了杨年利更换的棉衣和其日常上下班所携带的红色物品袋，从其更换的棉衣可以认定其开始工作的基本事实就是穿上了公司要求的工衣，最为重要的是其携带的物品带中均是杨年利日常所用的基本物品，包括每日服用的药品、充电器、手套以及其他物品，这一证据就可以充分证明杨年利就是按照正常的工作要求时间、正常的同往日一样的来到工作地点开展工作，并且在此发生了坠亡。第五，公安机关调查的全部图片证据可以全面的反应当时发生坠亡事故的基本情形，事发所在地的窗户位于公司负责物业管理的××区，这一区域正是杨年利日常被安排工作的地点。而且四楼窗户的结构是左侧是不可开关的玻璃，右侧是可以开关的窗户，在保洁人员对窗外玻璃以及窗台进行保洁时必然会开启窗户右侧，并将右脚伸出窗外，并保持骑在窗户上的动作才能完成保洁工作。而在此时，如果不慎发生坠落，杨年利必然会用仅在窗外的右脚使劲蹬踏窗户的边缘保持稳定，这也是公安机关所出的现场照片中窗户边缘水泥掉落并呈现白色缺痕的直接原因。并且更为明显的是，杨年利坠亡时身体仰面朝上，完全符合其工作不慎，在充分挣扎后无法固定身体，右边身体先掉出窗外后坠地的基本情形，否则其如果存在故意跳楼那么身体肯定面部朝下才符合常理。由此，以上基本事实和现场证据均可以十分明确的认定杨年利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并且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坠亡，但是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了本案的基本事实认为不能证实杨年利是按照国铁物业公司工作安排在从事保洁工作中发生的坠亡，实属是对本案认定事实的错误。（二）一审以及二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而确定举证责任错误。本案的案由一审以及二审人民法院确定为生命权纠纷，即雇员在为雇主工作中雇员伤亡时适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9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又根据本法第11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此类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雇员发生生产事故请求雇主承担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只要雇员能够证明其在雇主指定的时间和场所内从事工作，发生伤亡的雇主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此类案件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作为弱势群体的雇员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至于事故如何发生或者因何原因发生，仅仅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认定雇员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从而判决雇主免责的，或者依法判决认定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比例，但是该举证责任在于雇主或用人单位，而不是在于作为弱势群体的雇员本人。由此，综合以上法律规定和陈述的基本事实，一审以及二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过错，从而违法强制将举证责任确定给杨暖、李淑贤，直接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杨暖、李淑贤认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一审、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请求法撤销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并且裁定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年利系国铁物业公司的保洁员，2014年11月29日早晨8时左右被发现在国铁物业公司负责物业管理的小区1号楼下坠亡，公安机关认定杨年利是从四楼窗户坠落致死。根据杨年利发生坠亡事故的时间和地点及事故发生时身穿工衣且持有抹布的情况，原审法院仅根据国铁物业公司提交的单方制作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实施措施、考核表、物业保洁员工作流程、考勤表、工作日志及与国铁物业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该公司职员刘志杰、其他保洁员的证言及玻璃没有擦拭的痕迹认定杨年利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依据不足。综上，杨暖、李淑贤的再审申请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本案应指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审判长  张国婷审判员  闫少波审判员  王菁馨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孙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