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34120号原告：朱亦勤，女，194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宁，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勇，男,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婷，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学青，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亦勤诉被告陈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宁、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婷、翁学青均到庭参与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亦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勇立即偿还借款港币750万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3年6月7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陈勇承担朱亦勤律师费15万元。事实与理由：朱亦勤于1994年至1995年间向陈勇出借款项六笔，合计港币270万元，双方于1995年8月25日签署协议，确认上述借款事实并约定按年息25%支付借款利息，陈勇需在1996年5月1日前分三期结清全部借款及回报。因陈勇未能按该协议约定还款，于1999年2月12日双方经过协商，对延长还款时间及期间利息作出约定。朱亦勤丈夫郭某（已故）于1995年间向陈勇出借款项三笔，合计港币130万元，双方于1995年8月25日签署协议，确认上述借款事实并约定按年息20%支付借款利息，陈勇需在1996年7月1日前分二期结清全部借款及回报。因陈勇未能按该协议约定还款，于1999年2月12日朱亦勤丈夫郭某与陈勇经过协商，对延长还款时间及期间利息作出了约定。由于陈勇影视事业发展需要，2004年10月28日，经陈勇请求，朱亦勤及其丈夫郭某向陈勇出借港币150万元；2006年6月14日，朱亦勤及丈夫郭某又向陈勇出借港币150万元。借款后双方多次协商，但陈勇仍无法还清借款，陈勇只于2001年2月1日清偿港币20万元，2002年3月5日清偿港币30万元，2004年12月15日清偿港币160万元，2007年2月4日清偿港币160万元。经多次催讨无果，2011年12月7日，陈勇与朱亦勤及丈夫郭某的代理人郭某1于北京中国大饭店内会面并签署协议书，约定陈勇在一年半内向朱亦勤及其丈夫郭某偿还借款港币750万元，但至今陈勇分文未偿还。郭某于2011年7月20日去世，郭某的全部继承人均承认2011年12月7日代理人郭某1与陈勇签署的协议书，继承人郭某1及郭某2放弃继承该欠款及相关权益，郭某对陈勇享有的债权全部由朱亦勤一人继承。陈勇一直在大陆经营影视业务，并在北京、广州开设数家影视传媒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是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业内具备一定影响力。朱亦勤及其丈夫郭某为帮助陈勇发展事业，多次借出大量现金，长达20余年，但陈勇却在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恶意拖欠。朱亦勤在香港曾就该笔借款有诉讼，陈勇想要提出上诉，但是香港法院要求把750万港币提存法院后才可以上诉，陈勇就没有下文了，香港法院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了。但是因为陈勇自述主要居住在北京万达广场X号楼X号，这份生效的法律文书不符合承认和执行。故我方依据合同签订地，为维护朱亦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陈勇辩称：朱亦勤已经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相同的当事人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且香港法院已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判决，该香港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朱亦勤再次向贵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朱亦勤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履行地或者陈勇住所地法院管辖，双方均系香港居民，住所地也均不在北京，故贵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本案属于内地法院不方便管辖的情形，因为双方均系香港居民，且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主要发生在香港，与本案相关账目和银行票据凭证等证据都主要存在于香港，由香港法院管辖本案更加方便。当事人从未就本案纠纷签订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协议。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不属于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的情形。本案借款合同纠纷，不涉及国家、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利益。本案主要事实以及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等主要存在于香港，也不适用内地法律而应适用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的香港地区的法律。香港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更方便。假设贵院审理本案实体，将有可能出现内地与香港判决不一致、双重执行以及判决作出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等问题。陈勇目前在北京乃至整个内地实际是没有财产的，对方提供的案件线索实际已经处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状态。因此朱亦勤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贵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也不方便受理本案。请求依法驳回朱亦勤的起诉。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朱亦勤主张借款一部分发生在1995年、一部分在2004年，2011年12月7日签订协议后时效应该至2015年6月6日，因为协议约定还款期限一年半。香港判决确实已经生效了，但是因为没有向我方有效送达，所以时效超过了。2011年12月7日被告是在身体状况差、在被胁迫情况下签署的。双方实际借款情况是郭某虽然没有结婚登记手续但相当于另组家庭，花费高，因为郭某和我是朋友，所以我都帮助郭某对香港家庭隐瞒资金去向，2011年12月7日郭某1没有告知我郭某去世，直说生病不来，我是在不知道郭某去世情况下签署的欠条。1995年左右欠条是400万港币，实际我偿还了370万，我认为双方前期债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才会出现2004-2006年郭某向我出借款项，否则不可能再次向我出借款项。2004-2006年欠款不是借款，是走账往来。如果是借款的话会有当时的借款协议和收据。郭某给我出借支票后，我也向其出具相应支票。当时借款都发生在香港，我在北京和内地没有财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朱亦勤主张与陈勇存在借款合同纠纷，朱亦勤提交了2011年12月7日郭某1与陈勇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经过郭某先生、朱亦勤女士的授权，郭某1女士与陈勇先生（香港身份证号X（5））签署此协议；2、双方同意依本协议书履行，以往陈勇先生与郭某先生、朱亦勤女士的协议（含口头协议）无效；3、陈勇先生从即日起由郭某1女士代郭某先生、朱亦勤女士收取柒佰伍拾万港币，此款应在壹年半内付清；4、如陈勇未在壹年半内付清，壹年半后应计算利息（比照银行利息）。陈勇表示协议书签字是真的，但是上边应该是空白的，只有下边签字，而且该协议书是在受到胁迫、不知晓郭某死亡情况下签署。另查1，朱亦勤与郭某于1972年登记结婚，二人生育子女郭某1与郭某2。郭某于2011年7月20日死亡。郭某之父母均已先于郭某死亡。朱亦勤提交了郭某1与郭某2公证《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郭某1与郭某2均放弃继承，由朱亦勤继承。另查2，朱亦勤作为第一原告以及郭某之遗嘱执行人第二原告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起诉被告陈勇，要求陈勇支付本案所涉借款，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高等民事诉讼2013年第1258号终局判决，判决陈勇须向朱亦勤支付港币750万元款项及港币10045元固定讼费。另，双方确认2017年4月陈勇就高等民事诉讼2013年第1258号终局判决提出上诉，但因未按照香港法院规定提存钱款，故该判决已生效。另查3，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三至五年期同期贷款利率为6.4%。关于借款发生，朱亦勤提交了协议、支票、收据等证明朱亦勤向陈勇出具270万港币，陈勇对协议、支票及收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表示在2001年、2002年分别偿还20万、30万港币，之后也分多次以现金方式全部偿还给了郭某，郭某也承诺不会再要求陈勇还款，多年内也未主张。朱亦勤提交了信件、港币存款单、港币存款单证明在2004年、2006年向陈勇出借150万港币、150万港币，陈勇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表示该所涉款项为往来款，并非借款，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借款协议，而且陈勇及时返还了160万港币、160万港币。关于管辖问题，朱亦勤提交了酒店订单、录音、陈勇名片、工商登记信息、法院文书证明《协议书》签署于北京中国大饭店，证明陈勇担任北京东方天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表示酒店订单证明目的不认可，录音是在不知情情况下偷录的、不具备合法性，且经过删减不完整，其只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是股东也不是实际控制人。朱亦勤提交了房产证复印件证明陈勇系北京房屋所有权人，陈勇表示房屋已经出售。朱亦勤提交了“陈勇的誓章”，该誓章由翁宗荣律师行出具并于2017年4月2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存档的，誓章摘录如下：“本人为香港永久居民，但一直以来，本人目前和过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的一位制片人，在所有关键时刻均居住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万达广场X字楼X室”“至于据称由本人在2011年12月7日或该日前后为承认本人拖欠死者及/或第一原告的所为债务而签署的协议书，本人断言，上述确认协议是本人在病情重笃并受郭某1女士通过在场的陌生男子胁迫时在中国的北京中国大饭店咖啡厅内签署的”。陈勇对真实性认可，但表示朱亦勤系断章取义，陈勇在其中陈述借款已经全部清偿完毕。关于诉讼时效，除香港法院判决外，朱亦勤提交了电邮证明2013年11月4日、2015年7月31日均向陈勇催讨欠款，陈勇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表示从未收到过邮件，邮箱是公共邮箱而非个人邮箱，相关回复也是自动回复。关于律师费，朱亦勤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收款回单，陈勇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表示律师费由其负担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结合查明事实，2011年12月7日郭某1与陈勇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朱亦勤主要依据该《协议书》起诉本案借款合同纠纷，根据上述规定，朝阳区作为合同签订地，本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一条、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为解决民商事争议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是大陆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终审判决的先决条件，本案中双方不具备书面管辖协议，故朱亦勤虽就本案所涉同一事实已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终审判决但未获得大陆法院认可和执行。第三，鉴于上述情况，朱亦勤可就同一事实在本院进行起诉，且不适用陈勇抗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理，本院可进行实体审理。第四，朱亦勤依据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向陈勇主张借款，陈勇认可签字真实性，陈勇抗辩系在胁迫情况下签署，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勇抗辩系在不知晓郭某死亡情况下签署，但郭某死亡与否与陈勇向郭某借款无直接关联，另外，就该《协议书》约定借款发生过程，朱亦勤亦提交了协议书、支票、收据、录音等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份《协议书》确定借款事实以及金额予以确认。对朱亦勤主张陈勇向其借款750万港币之诉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五，陈勇抗辩按照《协议书》还款期限诉讼时效至2015年6月6日到期，但朱亦勤提交的香港法院判决证据可以证明朱亦勤曾向陈勇提出履行义务请求，且朱亦勤提交证据表明曾向陈勇催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依据双方提供证据陈勇在2017年4月还曾就涉案债务在香港法院提出上诉，故对陈勇抗辩超过诉讼时效之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六，关于利息，《协议书》约定逾期还款利息比照银行利息，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三至五年期同期贷款利率6.4%，现朱亦勤主张自2013年6月7日起陈勇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不超过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朱亦勤主张律师费，无双方约定，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七，朱亦勤要求陈勇支付港币，双方《协议书》约定付款为港币，且我国法律就此未有禁止性规定，法院不持异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朱亦勤借款七百五十万元港币及利息（以七百五十万元港币为基数，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亦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60元，1050元由原告朱亦勤负担（已交纳）；69410元由被告陈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静人民陪审员  史文军人民陪审员  罗小灵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辛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