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2民终12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池市东耀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池市南新西路林业小区**，组织机构代码68210135-0。 法定代表人：黄东耀，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东耀，男，1958年6月8日出生，壮族，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乡棉，广西辉彪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广西辉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耀军，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西路**，系河池市金城江区国家税务局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政岐，广西政岐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峰，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池市东耀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耀公司）、黄东耀与被上诉人韦耀军合同纠纷一案，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5）金民初606号民事判决，东耀公司、黄东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4日作出（2017）桂12民终68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7）桂120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东耀公司、黄东耀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耀公司、黄东耀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乡棉、黄健，被上诉人韦耀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政岐、黄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耀公司、黄东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韦耀军与黄东耀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瓦房、果树与商品房交换合同书》（以下简称《交换合同》）无效，驳回韦耀军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费用（包括鉴定费）全部由韦耀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交换合同》有效错误，该合同为无效合同。1.一审认定合同有效，是建立在韦耀军与其父亲、其胞兄妹对合同标的物即案涉土地、瓦房、果树都有份额这样一个虚设的、假定的、虚拟的命题的基础之上。合同所涉标的物146.99平方米自留地及地上附着物小瓦房、13棵小树木，权属属于韦耀军之父亲韦瑞涵。韦耀军及其胞兄妹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作为国家干部职工，在其父亲韦瑞涵去世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各自份额。2.案涉的自留地、瓦房、果树己由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在其父亲韦瑞涵的同意下于2008年8月8日出让给东耀公司，双方签订了《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并已履行完毕。《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第三条中约定：“从此以后，如果有甲方的父亲、兄妹及家人和邻居之间对该宗土地发生争执，直接造成影响乙方房地产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经济损失，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并另外承担10万元的违约金给乙方。”可见，韦耀军在2011年1月20日与黄东耀签订《交换合同》时，所谓的用于交换的标的物土地、瓦房、果树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份额更加无从谈起。3.东耀公司、黄东耀没有与韦耀军达成任何协议对韦耀军及其父亲另行赔偿。不止韦瑞涵一户、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征迁赔偿已在2008年完成，韦耀军三年之后（2011年）在其父亲不知情（2013年摁手印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主张赔偿，实属蹊跷。（二）一审裁定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不是本案适格原告退出本案诉讼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没有保留或者依职权通知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属程序不当，对本案关键事实和争议焦点的查明造成极大的不利。如果合同标的物已由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处分在先，则韦耀军与黄东耀签订的《交换合同》标的物已不复存在，韦耀军不能一物二卖，即使签了合同韦耀军也无法交付，无物与东耀公司商品房进行交换，韦耀军要求东耀公司、黄东耀履行合同支付交换对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此，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与本案有直接的重大利害关系，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三）一审认为签订合同至今东耀公司、黄东耀未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合同，故对东耀公司、黄东耀抗辩遭受胁迫签订合同的理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首先，韦耀军以已被其胞兄妹处分掉、根本不存在、无法交付的本属于其父亲的标的物作为挡子，在未经其父亲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在关键的时间节点胁迫东耀公司、黄东耀签订合同，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是效力待定合同或者显失公平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能经过几年以后由韦耀军父亲所谓的追认而有效，东耀公司、黄东耀也不必行使撤销权。其次，韦耀军于2011年1月20日胁迫东耀公司、黄东耀签订《交换合同》，是在东耀公司、黄东耀富康园商住楼开发建设和入市销售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由于惧怕楼盘因纠纷致冷，忌讳商业因缠争致败，东耀公司、黄东耀只好暂时忍气吞声。韦耀军性格刚烈，不是一般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选在关键时刻胁迫当事人签订非法协议，本身已经达到了对东耀公司、黄东耀的精神控制。自2013年开始，韦耀军多次带领不法人员用石头封堵东耀公司开发建设的楼盘，东耀公司、黄东耀疲于应付，多次到韦耀军所在单位反映或控告，韦耀军所在单位一把手亲临现场责令韦耀军停止非法行为，排除妨害；东耀公司、黄东耀也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韦耀军排除妨害，消除影响；尔后，韦耀军旋即恶人先告状，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东耀公司、黄东耀花费大量人力精力进行应对。凡此种种，实际上已是对韦耀军胁迫签订合同及其衍生恶果的一种反抗。一审法院应该纵观案件因由，不能简单以东耀公司、黄东耀没有报案，没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即认为东耀公司、黄东耀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或者默认，从而认定该合同有效。（四）韦耀军胁迫东耀公司、黄东耀签订《交换合同》并没有得到其父亲韦瑞涵的授权。经广西桂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韦耀军提供的2009年6月18日的《受（授）权委托书》，指印是2013年6月以后才由韦瑞涵摁上的。韦耀军提供虚假证据，应该受到惩罚，承担不利后果。东耀公司、黄东耀已先行交纳鉴定费17000元，一审判决遗漏此项费用应该由韦耀军承担的裁判，应当补充。 韦耀军辩称，一、东耀公司、黄东耀主张《交换合同》为无效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东耀公司、黄东耀于2008年8月8日与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三人签订了《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并进行了补偿，但韦耀军和其父亲韦瑞涵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名，也未获得补偿款，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三人亦未得到韦瑞涵和韦耀军二人的授权签订合同。因此，该合同对韦耀军及韦瑞涵并没有约束力，更不能认定东耀公司、黄东耀所谓的“案涉合同标的物已经东耀公司、黄东耀的同胞兄妹在其父亲韦瑞涵的同意下于2008年8月8日一次性整体出让给东耀公司”的事实。韦耀军和东耀公司、黄东耀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交换合同》合法有效，案涉的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主要的权利人是韦瑞涵，这在本案中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而韦耀军是在权利人韦瑞涵的合法授权下，与东耀公司、黄东耀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结合签订合同时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合同内容的约定，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在一审程序，没有必要通知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在本案中，作为共同原告的韦瑞涵在诉讼中去世，原审法院曾通知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三人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之后发回重审时，一审法院裁定上述三人退出本案诉讼。由此可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三人对本案的争议标的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也没有必要将上述三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东耀公司、黄东耀如认为上述三人出庭，对查明本案的事实有重大的意义，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上述三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或者申请追加上述三人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东耀公司、黄东耀在一审程序中，并未提出相关的申请，按照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当追加上述三人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且本案也不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追加当事人的情形。从实体上说，虽然在2008年8月8日，东耀公司、黄东耀与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三人签订了《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并进行了补偿，之后又于2011年1月20日与韦耀军签订《交换合同》，但韦耀军及韦瑞涵并没有在《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上签字，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韦瑞涵授权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与东耀公司、黄东耀签订《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处分案涉的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因此如前所述，本案并不存在东耀公司、黄东耀所谓的“案涉标的物已经由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一次性处分在先”的事实。案涉合同也不是买卖合同，更谈不上东耀公司、黄东耀所谓的“一物二卖”的情形。本案中两份合同的性质，实际上是一方征收另一方的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并对此进行补偿而达成的相关协议。东耀公司、黄东耀之所以分别先后与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三人，以及韦耀军签订两份合同，表明东耀公司、黄东耀实质上已经认可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以及韦耀军及其父亲，均对案涉的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共同享有份额，并愿意对上述五人共同进行补偿。以上事实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判决亦对以上事实予以查明并确认，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必要再通知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作为一审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三、本案并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东耀公司、黄东耀在签订合同受到韦耀军胁迫的事实，东耀公司、黄东耀主张《交换合同》因存在胁迫的情形而无效，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东耀公司、黄东耀认为本案的《交换合同》存在胁迫的情形，属于无效的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不必要行使撤销权。该观点纯属是对法律的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一方受胁迫所签订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不能等同于无效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只有在受胁迫方行使撤销权并被依法撤销后，合同才自始无效。具体到本案，如东耀公司、黄东耀认为案涉的合同是受到韦耀军的胁迫签订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该合同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才自始无效，而不是东耀公司、黄东耀所主张的“不必行使撤销权，该合同就自始无效”。其次，东耀公司、黄东耀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签订时案涉合同存在胁迫的情形。东耀公司、黄东耀在本案中提交的录音、照片等所谓“胁迫”的证据，从其内容分析，并不能证明韦耀军存在胁迫的事实。且上述证据均是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后的2014年形成的，无法证明韦耀军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对东耀公司、黄东耀进行了胁迫。退一步说，即使上述证据是客观真实的，最多也只能证明由于东耀公司、黄东耀未按照案涉合同的约定履行交付义务，韦耀军因此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四、《交换合同》是韦瑞涵授权韦耀军签订的，在一审中，人民法院已经委托鉴定机构对相关的《授权委托书》作出鉴定，该鉴定费依法应当由东耀公司、黄东耀承担。韦耀军在一审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记载了韦瑞涵授权韦耀军处分案涉的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的意思表示，韦瑞涵在该委托书上按捺指印，尽管按捺的指印形成的时间是在该委托书上标注的落款时间之后，但并不影响该《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韦瑞涵按捺指印的时间晚于委托书落款的时间，能够证明韦瑞涵本人对该《授权委托书》有事后进行追认的意思表示。在一审庭审中，东耀公司、黄东耀认为韦耀军未经韦瑞涵的合法授权，《授权委托书》中韦瑞涵名字上按捺的指印不是本人的指印，因此当庭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中韦瑞涵名字上的指印是否是本人的指印进行鉴定，以及对该指印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当时，韦耀军已经提出可以对该指印是否是本人的进行鉴定，而无须对该指印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因为即使鉴定出该指印形成的时间晚于《授权委托书》落款的时间，也只能证明韦瑞涵对该委托书的事后追认。而东耀公司、黄东耀坚持要进行以上两项鉴定。经司法鉴定后，鉴定意见明显不能证明东耀公司、黄东耀的主张，该鉴定费依法应当由东耀公司、黄东耀自行承担，该鉴定费已经由提出鉴定申请的东耀公司、黄东耀预先缴纳，因此，一审法院无须在判决书中再判决由东耀公司、黄东耀负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东耀公司、黄东耀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依法应当驳回东耀公司、黄东耀的上诉请求。 韦耀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韦耀军与黄东耀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交换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东耀公司、黄东耀连带赔偿韦耀军的经济损失519742元（其中房价419742元，车位折价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东耀公司、黄东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瑞涵与妻子共生育韦耀国、韦耀军、韦素萍、韦素梅四个子女，韦瑞涵的妻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东耀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21日，股东发起人为黄东耀、谭巧凤。2009年8月7日，原县级河池市城市综合开发公司与东耀公司签订《房地产项目经营权变更协议书》，约定河池市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将原金城江镇水洞村三队位于市土地管理局南面山脚荒地国有土地783.29平方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营权变更到东耀公司，由东耀公司在该地块上开发经营“富康园商住楼”项目。2006年1月12日，黄东耀以东耀公司为甲方与原河池市金城江区（镇）水洞三队签订《征用土地、出让协议书》，约定了该宗土地征用补偿费与出让金的问题，其中“个人”的约定为“各被征用土地农户个人的土地面积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出让）金与价格由甲方（东耀公司）与各被征地农户个人自行协商解决，以及将补偿（出让）金交到各农户手中。”合同签订后，黄东耀遂开始对上述地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出让补偿。黄东耀议定了一份以韦瑞涵、韦耀国、韦耀军、韦素萍、韦素梅作为甲方与黄东耀作为乙方的《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落款日期为2008年8月8日，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与父亲韦瑞涵同意将位于屋后的一块自留地面积为101.48平方米，和一间泥墙猪栏小瓦房45.51平方米，一次性出让给乙方作房地产开发用地，土地出让金及补偿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共计149992.28元。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黄东耀持该合同分别让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签字并捺印，黄东耀签字并捺印，韦瑞涵、韦耀军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合同签订后，黄东耀将149992.28元汇入韦素萍银行账户，此外还单独向韦耀国支付了28000元。 在“富康园商住楼”建设过程中，2011年1月20日，黄东耀代表东耀公司,以黄东耀作为甲方、韦耀军作为乙方签订了《交换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将其父亲（韦瑞涵）自家屋后至挡土墙边的自留地，总面积为146.99平方米，由甲方作为房地产开发；乙方自愿与甲方在开发“富康园商住楼”的项目中，一次性选择并定位换要一套最大的商品毛坯房和一个商品车（泊）位；乙方定位换要的一套商品毛坯房户型为F型，楼层3层（从住宅一层数起，该楼层和户型位置在正大门的左上边，每层三户共一梯）；乙方定位换要的商品毛坯车位是负一层，在前排从西往东数起第5号车位；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一方违约要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整。“富康园商住楼”建设完成后，东耀公司未向韦耀军交付商品房和车位，而是于2014年7月14日将上述第壹幢第二单元第三层F型房屋出卖给杨昌炳、韦桂花，价格为419742元，于2014年2月28日将上述负一层前排从西往东数起第5号车位出卖给了黄秀兰，价格为77184元。为此韦耀军还在“富康园商住楼”封堵了住宅楼的道路。本案诉讼争议发生后，韦耀军称其签订《交换合同》出让的是父亲韦瑞涵和自己的份额，并持有韦瑞涵出具的《受（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住在，有一栋房屋。我二儿子韦耀军抚养我。我因此将我的房屋后面空闲地（自留地）和猪圈（146.99平方米）交由二儿子韦耀军全权处理。委托人：韦瑞涵。身份证号：。受委托人：韦耀军。身份证号码：。二○○九年六月十八日”。黄东耀称该《受（授）权委托书》是事后补签的，并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事项为：1.对《受（授）权委托书》中韦瑞涵捺印的时间进行鉴定；2.对《受（授）权委托书》中韦瑞涵名字上的手印是否为韦瑞涵的手印进行鉴定；3.对《受（授）权委托书》韦瑞涵名字上的手印与韦耀军名字上的手印是否为同一人的手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公明司鉴痕字第08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标注时间2009年6月18日《授权委托书》内委托人‘韦瑞涵’名处油墨捺印是被鉴定人韦瑞涵右手拇指所印”、桂公明司鉴文字第30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标注时间2009年6月18日《授权委托书》内红色油墨指印形成时间与标注时间不符。倾向认为检材标注时间2009年6月18日《授权委托书》内红色油墨指印形成时间是在标注时间2013年6月样本之后。”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韦耀军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二、韦耀军和黄东耀签订的《交换合同》是否有效；三、本案是否存在胁迫签订合同；四、韦耀军请求东耀公司、黄东耀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一、韦耀军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问题。2015年3月31日，韦耀军就原审案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第一次庭审时韦瑞涵尚未去世，其在韦耀军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签名捺印，即便当时落款时间与鉴定意见书认定落款的时间不符，但并不影响韦瑞涵对该委托书的认可追认。从该委托书的内容可知，韦瑞涵已经授权韦耀军处置其自留地及果树份额，则韦耀军有权与黄东耀签订《交换合同》，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适格的。 二、韦耀军与黄东耀签订的《交换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从本案证据可知，黄东耀为取得案涉土地的开发，分别与案外人即韦耀军亲属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签订《土地、瓦房出让合同书》，并进行了补偿，韦耀国、韦素萍、韦素梅并无异议。在该合同载明的韦瑞涵、韦耀军姓名中二人并未签名，视为韦瑞涵、韦耀军与黄东耀对补偿款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东耀公司取得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韦瑞涵、韦耀军亦未对案涉土地权属与东耀公司、黄东耀发生争议，视为双方对该土地权属的转让无异议。发生本案纠纷系因黄东耀不履行《交换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所致。从该合同的签订背景及目的以及合同的内容，均可认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 三、黄东耀主张被韦耀军胁迫签订《交换合同》，但其并未提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提供的录音及照片都是在合同签订后的2014年形成的，并不能证实在2011年1月20日签订合同时受到胁迫，且在签订合同后至今也未向司法机关进行报案或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故一审法院对东耀公司、黄东耀抗辩遭受胁迫签订合同的理由，不予采信。 四、关于韦耀军请求东耀公司、黄东耀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交换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合同的约定，东耀公司应当向合同的相对方韦耀军交付约定的商品房和车位，但东耀公司已将约定商品房和车位出卖给了善意第三人，合同履行已不可能，东耀公司构成根本性违约，应赔偿相应的损失。合同指定的商品房和车位虽未经过相关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东耀公司将商品房出售的价格为419742元，将车位出售的价格为77184元，共计496926元，上述款项应视为东耀公司出售标的物获得的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对韦耀军请求按照商品房出售的价格419742元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韦耀军对车位自行估价10万元并按该数额请求赔偿损失，无相应证据支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按照东耀公司将该车位出售的价格77184元予以确定车位无法交付的损失。合同的乙方当事人虽为黄东耀，但黄东耀是东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庭审中黄东耀明确表示是代表东耀公司签订的合同，系职务行为，因此，该496926元损失应由东耀公司承担，黄东耀不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韦耀军与黄东耀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交换合同》合法有效；二、由东耀公司赔偿韦耀军496926元；三、驳回韦耀军对黄东耀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韦耀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97元，由韦耀军负担304元,东耀公司负担869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黄东耀与韦耀军签订的《交换合同》的效力；2.本案是否应追加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一审判决东耀公司赔偿韦耀军496926元是否正确；4.鉴定费17000元的负担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韦耀军与黄东耀签订《交换合同》时尚未取得韦瑞涵的授权，但之后韦瑞涵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韦耀军全权处分自留地及猪圈，故韦耀军享有处分权。黄东耀与韦耀军签订的《交换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合同合法有效。东耀公司、黄东耀以黄东耀与韦耀军签订《交换合同》时合同标的物自留地、瓦房、果树己由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在韦瑞涵的同意下出让给东耀公司，已不复存在，且该合同系受到韦耀军的胁迫所签订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认为，首先，东耀公司、黄东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处分自留地、瓦房、果树取得了权利人韦瑞涵的同意，且合同标的物存在与否，只关系到合同能否履行的问题，对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其次，东耀公司、黄东耀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受到韦耀军的胁迫，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受胁迫所签订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并非无效合同，而东耀公司、黄东耀并未请求变更或撤销《交换合同》。综上，东耀公司、黄东耀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系东耀公司、黄东耀与韦耀军之间因履行《交换合同》产生的纠纷，而韦素萍、韦素梅、韦耀国并非该合同当事人，不享有该合同的权利或承担该合同的义务，故不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关于争议焦点三。东耀公司开发建设“富康园商住楼”完毕后，没有按照《交换合同》的约定将韦耀军选定的房屋和车位交付给韦耀军，而是将房屋和车位出售给他人，构成违约，应当赔偿因此给韦耀军所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东耀公司将出售房屋和车位所获得的价款496926元赔偿给韦耀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韦耀军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韦瑞涵出具的《受（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18日，而韦瑞涵捺印的时间在2013年6月之后，存在倒签的行为，是引发黄东耀申请鉴定的原因之一，且经鉴定证实了倒签的事实，故鉴定费17000元应由韦耀军负担。 综上所述，东耀公司、黄东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54元，由河池市东耀房地产有限公司、黄东耀负担，鉴定费17000元，由韦耀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国祥 审判员  李剑峰 审判员  韦海平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覃 婕 附：本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