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初79号 原告：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魏洪涛，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水根，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卫东冬，男，198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告：王子臻，男，198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沈曌，男，198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 被告：深圳市星河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道航盛科技大厦**。 法定代表人：卫东冬，系公司总经理。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义忠，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芳，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曜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办公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曜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因与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深圳市星河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公司），第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曜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曜伟合伙企业）增资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同年5月29日，四被告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仲裁，被本院依法驳回，四被告不服，后上诉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被依法驳回。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柳雪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彭丽莉、人民陪审员金玲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2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金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义忠、黄兰芳参加庭审。2018年11月21日，第三人曜伟合伙企业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于2018年12月21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金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水根、叶一春，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义忠、黄兰芳，曜伟合伙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敏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5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0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6年11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回购款之日止），用于受让原告所持有的被告星河公司的237.50万元股权（即占注册资本比例为9.3945%的股权）；2、判令被告星河公司对上述股权回购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9日原告与四被告及绍兴上虞尚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象合伙企业）等人共同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由原告支付5000万元认购对价，认购星河公司237.50万元出资。认购协议对星河公司业绩对赌进行了约定。2016年10月，四被告与原告等星河公司的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股东协议》，并对回购权进行了约定。因星河公司业绩未达目标，2017年12月25日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与原告及尚象合伙企业签订了《股权回购框架协议》，约定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签署正式股权回购协议回购原告的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告原始投资成本附加年化10%的利息。嗣后，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未与原告签订正式回购协议。星河公司业绩未能达到《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的目标，被告也未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现金或股权补偿，卫东冬、王子臻、沈曌已经严重违反承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回购股权。 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星河公司辩称，一、《股权回购框架协议》属于预约合同性质，双方并未签订正式回购协议，框架协议下主要股东并没有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框架协议的签署原因并非因为星河公司业绩不达标，而是基于原告提前回购的合同目的与主要股东重新磋商达成，在正式股权回购协议签署前，双方就股权回购仍应按股东协议约定的回购条款执行。二、依据股东协议、《股权认购协议》，原告主张的回购条件并未成就，其要求支付股权回购款没有合同依据。依据《股权认购协议》，主要股东或星河公司仅对业绩未达目标时的现金补偿或股权调整义务进行了承诺，并非承诺达到某一业绩目标。《股权认购协议》各方约定未达到业绩目标由主要股东或星河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比例调整，而非由原告要求回购股权退出星河公司，应视为双方对未达到业绩目标已约定为不属于严重违反承诺可以回购股权的情形。2017年度未达业绩目标不会导致星河公司后续上市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并不能要求回购股权。三、原告主张星河公司对主要股东支付股权回购价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也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损害了星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星河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受框架协议关于诉讼管辖的约束，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可另行对星河公司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四、原告要求主要股东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利息没有合同依据。 第三人曜伟合伙企业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原告行使回购权的条件没有成就，根据2017年股东协议第8.1.3条规定，B+轮投资人没有行使回购权的情况下，原告没有权利行使回购权；二、原告与各被告私下签署的《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侵害了B+轮投资人权益，框架协议应该是无效的；三、原告主张认为回购条件满足的原因是因为各被告与原告在2016年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触发了回购义务，但原告引用的2016年股东协议已被2017年股东协议取代；即使2016年《股权认购协议》的违约认定为回购权行使条件的触发，但实际上各被告没有违反《股权认购协议》，星河公司2017年的财务数据没有进行任何审计，即使两年的财务数据没有达到《股权认购协议》的目标，后果是原告有权要求各被告进行补偿，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向各被告要求过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四、星河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人曜伟合伙企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2016年股东协议已终止，现行有效的股东协议是2017年由星河公司全体股东签署的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原告仅能在包括第三人在内的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持有的股权全部回购之后才能行使回购权利，原告主张股权回购的条件尚未成就，其与卫东冬、王子臻、沈曌签订的《股权回购框架协议》因侵害包括第三人在内的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利益应认定无效。具体陈述如下：一、2016年股东协议已经终止，不再有约束力。2017年股东协议由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内的全部星河公司股东签署，该协议鉴于部分第（3）项明确提及各方于2016年10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权认购协议》及2016年股东协议，鉴于部分第（6）项明确各方希望以本协议明确每一方作为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与义务。2017年股东协议第16.5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章程及其他交易文件构成各方就本协议所述事宜达成的全部谅解和协议，并取代此前各方就相同事宜作出或订立的任何书面或口头陈述、协议或安排”。根据上述约定，2016年股东协议已终止，对签署各方不再具有约束力。二、原告请求股权回购的条件未成就。2017年股东协议第8.1.3条明确规定“B轮投资人的回购权应在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回购后方可行使”，因包括第三人在内的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持有的股权未被回购，原告请求回购股权的条件不成就。三、《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侵害包括第三人在内的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利益，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认定无效。四、2016年股权认购协议没有股权回购条款，原告无权根据该协议主张回购。五、星河公司不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股东协议已明确约定协议项下的争议均应仲裁解决，而星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2017年股东协议，在法院依法受理的情形下，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依法裁定驳回原告对星河公司的起诉。 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请辩称，一、本案的诉讼标的应该是原被告之间的，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第三人没有独立请求权。二、第三人提出《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无效的依据是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但本案原被告不存在任何串通行为，《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也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实际上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本身与其所作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第三人认为股东协议8.1.3条是作为回购权的行使条件的话，那原被告之间的回购还没有生效，也不会损害其利益；三、本案中第三人没有要求行使回购权，《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四、原告的目的就是要把股权转让掉，也就是让被告回购股权，第三人所谓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能成立；五、B+轮投资人启动回购权的条件尚未成就。根据2017年股东协议，B+轮投资人只能要求公司回购，无权要求股东回购，B+轮投资人也不存在业绩对赌问题，回购条件也未成就，B+轮投资人回购权的约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未履行相关程序，显然无法减资，因公司亏损，显然不可能进行分红，且B+轮投资人均没有主张回购权，因公司业绩未达目标，原告则有权要求管理层股东回购，各方已通过《股权回购框架协议》的方式确认条件成就。 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星河公司对第三人的诉请辩称，一、本案诉讼标的是因为原告请求股权回购，原告是B轮投资人，第三人是B+轮和本轮投资人，与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本质上是否定原告所主张的股权回购依据，第三人没有在本案中提出优先回购权的问题，是因为第三人及被告均认为股权回购条件没有成就，如果成就了，B+轮投资人会主张优先回购权。二、第三人提到原被告恶意串通，被告有异议，关于《股权回购框架协议》签署的背景，其实是被告被骗签了合同，当时金科公司要发上市公司公告，要求被告配合，金科公司希望早一点退出，星河公司管理层寻找第三人来受让股权，本身不会损害到B+轮投资人的利益，《股权回购框架协议》的性质是预约合同，等到真正股权回购的时候，会签署正式的股权回购协议，也一定会去咨询第三人的意见，目前没有股权回购，恰恰证明了《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是预约合同的性质。 金科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星河公司主体资格、原告及被告卫东冬、王子臻、沈曌为星河公司登记股东； 2.股权认购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出资5000万元认购星河公司237.50万元出资，协议第6.6条对业绩对赌及补偿进行了约定，如果业绩不达标，星河公司或主要股东应对投资人进行现金或股权调整的方式进行补偿； 3.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星河公司同意进行增资，原告实际出资5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237.50万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该份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股权认购协议和股东协议都是经过股东会的批准同意的，而股东协议中第八条关于股权回购承担连带责任是经过股东会同意的； 4.客户付款通知一份，证明原告已于2016年11月2日向星河公司支付投资款5000万元； 5.股东协议一份，证明协议由星河公司与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协议第8.1条对回购事项进行了约定，如回购事项发生，投资人有权要求被告主要股东回购股权，星河公司与主要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6.星河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报表各一份，证明星河公司2016、2017年度的业绩未能达到业绩中对赌条款中确定的净利润目标； 7.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主要股东于2017年12月25日签订协议，约定由主要股东回购原告在星河公司的股权，虽然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中被告星河公司没有盖章，但法定代表人卫东冬有签字，王子臻和沈瞾都是股东，对公司是有约束力的。 8.星河公司章程一份，证明公司章程约定的内容及原告认缴出资额为235.5万元，占出资比例为9.3945%。 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星河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据2证明目的的第二项不予认可，业绩目标是设置了目标并不是承诺，如果业绩不达标要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调整；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没有对星河公司对股权回购承担连带责任进行决议；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股东协议第8.1.1条回购义务是发生了回购事项原告有权要求公司特殊分红或减资，股东股权转让，而不是对回购价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并不是回购主体，没有付款义务；证据6显示2016年和2017年合计后的净利润是1528万元，虽然没达到目标，但不会导致全部的股权需要回购或者全部现金补偿；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协议仅仅是预约合同，并不是对股东回购价款方式进行了变更，星河公司没有盖章，并没有丙方，卫东冬在乙方一的签字并不代表公司。 曜伟合伙企业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三性没有异议，证据5股东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已被2017年股东协议取代；证据6审计报告形式真实性应该由被告进行核实，2017年的财务报表是星河公司单方制作，不是审计数据，难以核实；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协议是无效的，违反了2017年的股东协议，侵害了B+轮投资人的利益；证据8三性无异议。 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星河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金科公司2017年年度报表网上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其年报中对出售星河公司的股权进行了披露，在2017年11月20日管理层就决议要进行出售星河公司的股权，后续的《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是由星河公司的主要股东配合原告对投资者作出承诺；2.2017年增资协议一份，证明该增资协议应当作为原告请求股权回购的依据，而非原告提交的2016年《股权认购协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无意见，但该份增资协议仅仅是B+轮交易文件之一，而B轮投资者或早期投资者应该以当时投资形成的文件为准。第三人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也予认可。 曜伟合伙企业向本院提供2017年股东协议一份，证明2016年股东协议已经终止，2017年股东协议为现行有效的股东协议，2017年股东协议明确规定B轮投资人的回购权应在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回购后方可行使，原告请求回购股权的条件不成就。原告质证认为对2017年股东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2017年股东协议并未取代2016年股东协议，两份股东协议当事人不同，也不是相同事宜。四被代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也予认可。 原、被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星河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0日，卫东冬、王子臻、沈曌系公司主要股东及管理层。2016年，星河公司引入投资者进行增资，金科公司与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星河公司等共同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由金科公司支付5000万元认购对价，认购星河公司237.50万元出资。《股权认购协议》第6.6业绩对赌约定：如发生下述情形，则乙方（金科公司等投资方）有权要求星河公司或主要股东（卫东冬、王子臻、沈曌）支付现金补偿，或对投资人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累计实际经营净利润金额低于2016年及2017年累计经营净利润目标的90%，实际经营业绩以公司与投资人共同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准。2016年及2017年累计经营净利润目标指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经营净利润金额合计不少于人民币8000万元……同年星河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及股权结构变动等事项。2016年，四被告与金科公司等星河公司的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股东协议》，并对回购权进行了约定。 2017年，星河公司进行新一轮增资，曜伟合伙企业等新入股股东与星河公司及星河公司此前股东签订股东协议。协议约定：鉴于……（2）管理层股东、公司、早期投资人（除深圳星爱和深圳哈泽）、华谊兄弟及其他各方于2015年9月1日签署了一份股权认购协议（简称早期增资协议），早期投资人（除深圳星爱和深圳哈泽）及华谊兄弟认购公司拟增资注册资本，并最终取得公司约29.9999%的股权。（3）管理层股东、公司和B轮投资人于2016年10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权认购协议及股东协议，据此B轮投资人以人民币125000000元的价格认购并最终取得公司28.0899%的股权。（4）管理层股东、公司和投资人于2017年签署了一份增资协议，据此B+轮投资人以人民币147500000元的价格认购并最终取得公司16.3889%的股权。（5）原股东马鞍山星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上海澜亭闰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本轮投资人于2017年签署了一份《关于星河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本轮投资人以人民币31999500元的价格受让并最终取得公司3.5555%的股权。（6）各方希望签署本协议明确每一方作为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协议对回购事项规定如下：8.1.1若以下任一回购事项发生，B轮投资人有权利但无义务，通过向公司和管理层股东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公司和∕或管理层按照第8.2.2条规定的回购价格通过（就公司而言）特殊分红、减资等方式或（就管理层股东而言）购买B轮投资人股权的方式，单独或共同回购B轮投资人在B轮回购通知中列明的届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公司和管理层股东应就该等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ⅰ）公司未能在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合格上市、反向收购上市；或（ⅱ）公司和∕或管理层严重违反其在交易文件中做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出现其它重大违约行为，并且该等违约行为未能在三十天内予以纠正或补救。8.1.2若以下任一回购事项发生，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有权利但无义务，通过向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公司按照第8.2.1条规定的回购价格通过（就公司而言）特殊分红、减资等方式，回购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在B+轮及本轮回购通知中列明的届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ⅰ）公司未能在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合格上市、反向收购上市；或（ⅱ）公司和∕或管理层严重违反其在交易文件中做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出现其它重大违约行为，并且该等违约行为未能在三十天内予以纠正或补救。8.1.3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优先于B轮投资人和早期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B轮投资人的回购权应在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回购后方可行使，B轮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优先于早期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早期投资人的回购权应在B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回购后方可行使，在前一顺位股权仅被部分回购的情况下，后一顺位股权持有者无权行使其回购权。同一顺位投资人按照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行使回购权……16.5本协议、章程及其他交易文件构成各方就本协议所述事宜达成的全部谅解和协议，并取代此前各方就相同事宜作出或订立的任何书面或口头陈述、协议或安排。同年，曜伟合伙企业等4名B+轮投资方与星河公司及此前16名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2017年12月25日，金科公司（甲方一）、尚象合伙企业（甲方二）与卫东冬（乙方一）、王子臻（乙方二）、沈曌（乙方三）签订《股权回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鉴于：（1）2016年10月19日，甲方与乙方、丙方（星河公司）以及其他投资人共同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甲方向丙方合计投资人民币6000万元并合计取得交易完成后丙方注册资本总额的13.4832%。（2）乙方拟向甲方回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现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如下条款，以资各方共同遵守。2、各方确认，甲乙双方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签署正式股权回购协议，回购价格不低于甲方原始投资成本附加年化10%的利息。具体交易条件以双方届时签订的正式股权回购协议为准。3、本协议的签署并不代表甲方放弃原协议项下的股东权利，在正式协议签署并完成股权交割和对价支付之前，各方约定仍按各方共同签署的原协议执行……金科公司、尚象合伙企业分别在甲方一、甲方二处盖章，卫东冬、王子臻、沈曌分别在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处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曜伟合伙企业与本案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能否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二、金科公司行使回购权条件是否已成就，星河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三、《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是否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诉讼标的是金科公司请求股权回购，根据2017年股东协议，金科公司是B轮投资人，曜伟合伙企业是B+轮和本轮投资人，曜伟合伙企业及四被告均认为股权回购条件没有成就，曜伟合伙企业请求确认《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无效实质上是要否定金科公司的回购权，因此，曜伟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星河公司已进行过多轮增资，2017年股东协议系星河公司最新增资后全体股东签署形成，该协议也明确规定取代此前各方就相同事宜作出或订立的任何书面或口头陈述、协议或安排，因此在股权回购事项上显然不能再依据2016年股东协议，而应依据2017年股东协议。其次，根据2017年股东协议8.1.3条，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优先于B轮投资人和早期投资人享有的回购权。B轮投资人的回购权应在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回购后方可行使，在前一顺位股权仅被部分回购的情况下，后一顺位股权持有者无权行使其回购权。虽然8.1.1条、8.1.2条分别规定B轮投资人有权利向公司和管理层股东要求回购，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仅有权向公司要求回购，但在8.1.3条没有明确规定回购权仅优先于向公司回购的情形下，应根据协议条文文意及回购权整体内容理解为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全部被公司回购后，B轮投资人才能向公司或管理层股东行使回购权。而且从各方增资入股的成本上看，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的投资成本远高于B轮投资人，从一般商业逻辑及价值判断上分析，如此规定也具有合理性。本案中，曜伟合伙企业等B+轮投资人及本轮投资人股权均未被回购，金科公司作为B轮投资人，行使回购权的条件显然还未成就。再次，金科公司认为星河公司业绩未能达到《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的目标，四被告也未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现金或股权补偿，但《股权认购协议》并未就回购事项进行约定，回购权仍应依据2017年股东协议行使。同样，《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仅约定双方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签署正式股权回购协议，并未对具体回购事项进行约定。因此，金科公司要求四被告支付股权回购款及星河公司对股权回购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关于争议焦点三，《股权回购框架协议》仅约定双方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签署正式股权回购协议，在正式协议签署并完成股权交割和对价支付之前，仍按各方共同签署的原协议执行，由此可见，《股权回购框架协议》并未实际损害曜伟合伙企业的利益，结合四被告陈述的《股权回购框架协议》签署的背景及原被告对簿公堂的情况，并不能认定原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对曜伟合伙企业请求确认《股权回购框架协议》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 另，四被告及曜伟合伙企业均认为星河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受框架协议关于诉讼管辖的约束，而应由原告另行对星河公司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就本案该由本院管辖还是该由仲裁机构仲裁的问题，四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已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本院依法具有管辖权。 综上，金科公司、曜伟合伙企业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曜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48130元，由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48050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曜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柳雪松 审 判 员  彭丽莉 人民陪审员  金玲萍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