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3民终16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红文，男，汉族，1966年5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双峰县，现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喆政，湖南法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依科铂宫商业裙楼**。负责人：文跃群，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蕾，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欧阳素群，女，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原审被告：潘友良，男，195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原审被告：曹建华，女，195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上诉人邓红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原审被告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8）湘0304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红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喆政、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蕾、周游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红文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本案诉讼标的超过130万元，且双方对是否借款的事实陈述相反，争议很大，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2、本案从第二次开庭开始进行的缺席审理是违法的。在第一次庭审之后，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对诉状中的基本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更改，违反了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但予以准许，还在不告知原审被告的情况下进行缺席审理，侵害了原审被告的诉讼权利。3、一审法院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以后没有依法向上诉人及时送达法律文书。二、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所称的2015年12月8日的借贷并非事实。1、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小微授信申请表》等有上诉人邓红文签名的文件是在2015年12月7日之前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胡智诱使上诉人邓红文所签的空白文件，从签名与落款时间笔迹的不同就足以证明落款时间并非上诉人所签，也就证明了签名时间和落款时间的不同。2、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交了上诉人邓红文在该行的流水详单显示2015年12月8日17:32:34有一笔124万元的存取款记录（账号尾数8396）。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认为该笔款项为该行所放贷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根据上诉人邓红文提交的2013年9月10日通过该行尾数为0451的上诉人账户流水显示，该行向客户发放贷款显示为“贷款发放”而非存款。从客户账户扣款还贷是“还款”而非“取款”，因此，上述124万元款项的进出不是被上诉人的放贷行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向上诉人邓红文发放了贷款。3、该笔124万元“存款”在上诉人账户内存续时间不足1秒钟，银行没有提交该笔款项存款来源和取款去向的依据，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的“存”、“取”是该银行的款项，只能证明银行存在违规操作。三、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所作陈述矛盾重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1、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诉称的是2015年12月7日上诉人邓红文向其借款，约定用途是“经营周转”，在庭审中又称是“借新还旧”。2、根据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交的《还款计划表》显示2014年借款于2015年12月16日偿还，故2015年12月8日的“取款”与还款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所称2014年11月25日发放贷款130万元，其出具的《结清证明》记载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5日偿还了100万元，余下的30万元资金去向其不能说明，足以证明2014年的借贷是虚假的。《结清证明》已证实40万元贷款于2015年5月26日结清，但是如何结算的银行无记账资料。四、一审法院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并隐瞒了上诉人邓红文提交的证据，导致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起诉上诉人邓红文要求归还借款，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2013年上诉人邓红文的贷款与本案无关，且已经还清。3、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的资料来源于银行系统数据，无篡改可能”，从而认定其真实性，存在不当。4、原审法院在采信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系统数据的情况下，又选择性地对数据做了修正，亦存在不妥。5、原审判决罗列了被上诉人材料中的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判决结果无关，说明一审判决存在错误。6、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拒绝鉴定为由要求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存在不当。因为第一次鉴定，上诉人认可签名的真实性，只是认为落款时间不是上诉人的笔迹，该点非常明显，无需鉴定，且法院也未要求鉴定。第二次借款支用申请书中的2013年7月18日改为9月18日，也非常明显，且法庭几次提醒鉴定意见不一定会影响裁判结果，那么就没有必要鉴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邓红文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辩称，1、上诉人邓红文向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借款属实，其自2013年起一直向被上诉人借款，但并未清偿，有流水显示为据。2、上诉人邓红文一直处于借新还旧的状态，且其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清偿贷款。3、上诉人邓红文称是由银行工作人员欺骗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上诉人邓红文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空白贷款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且一审法官多次提示上诉人邓红文是否进行笔迹鉴定，其均予以拒绝，并承认合同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4、因为本案所涉借款系借新还旧，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根据上诉人邓红文的申请，重新向其提供贷款用于清偿原贷款，故贷款发放后，立即将该笔款项转回银行用于清偿原贷款。原审被告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均视为自愿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邓红文、欧阳素群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14116.67元、利息5505.99元、罚息180471.62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8年6月5日），之后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利息按年利率7.1775%、罚息按年利率10.76625%计算）；2.邓红文、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支付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律师费6000元；3.潘友良、曹建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邓红文、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红文、欧阳素群系夫妻关系，潘友良、曹建华系夫妻关系。2013年8月28日，邓红文因需向湘乡市新湘路昌美隆陶瓷专卖店购买产品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借款合同1份，约定邓红文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2013年9月10日至2014年9月10日，借款用途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年利率15%。邓红文指定款项付至湘乡市新湘路昌美隆陶瓷专卖店刘强的银行账户，邓红文之妻欧阳素群作为邓红文配偶一并在合同中作为借款人进行了签名。2013年9月10日，邓红文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出支用40万元借款的申请，要求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将款项付至湘乡市新湘路昌美隆陶瓷专卖店法人刘强银行账户内，约定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15日。同日，民生银行湘潭支行通过邓红文账户受托支付40万元至指定的刘强银行账户。2013年9月16日，邓红文再次因采购陶瓷产品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1份，约定授信额度100万元，有效使用期限12个月，2013年9月16日至2014年9月16日，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还约定借款由湘潭市家居装饰材料商会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邓红文之妻欧阳素群作为邓红文配偶一并在合同中作为借款人进行了签名。2013年9月18日，邓红文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申请了借款支用，要求支用借款100万元，款项付至刘强银行账户内，约定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16日，年利率8.4%，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15日。同日，民生银行湘潭支行通过邓红文银行账户受托支付100万元至指定的刘强银行账户。2014年11月13日，邓红文再次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额度130万元，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1日，授信用途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还约定为担保本合同项下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潘友良、质押人邓红文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分别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邓红文在合同中确认以人民币23.4万元为贷款保证金，以卡内对私定期保证金存款的方式质押于民生银行，并同意由民生银行进行手工冻结，如本人到期不能按期还款，则由民生银行行使质押权，将该笔资金扣划，欧阳素群作为邓红文配偶在合同中作为借款人进行了签名。2014年11月13日，邓红文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邓红文以账号为50×××92的账户余额23.4万元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欧阳素群作为质押财产共有人在合同中进行了签名。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未提交潘友良2014年度担保合同。2014年11月25日，邓红文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出具借款支用申请书，约定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贷款金额13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1日，贷款年利率8.96%，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15日，贷款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2014年11月25日15:39:59，邓红文银行账户显示存款130万元，随后显示取款130万元。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表示该款是用于邓红文2014年11月25日借新还旧的借款130万元。2015年11月1日，邓红文、欧阳素群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出具小微授信申请表，申请贷款124万元，期限24个月。2015年12月7日，邓红文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欧阳素群作为邓红文配偶在合同中进行了签名，约定授信额度124万元，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自2015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8日，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贷款年利率7.917%，逾期利率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如授信提用人违约需赔偿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为行使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还约定为担保本合同项下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潘友良、质押人邓红文分别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邓红文在综合授信合同第一部分第17条署明：本人以人民币200625.86元为贷款保证金，以卡内对私定期保证金存款的方式质押于民生银行，并同意由民生银行进行手工冻结，账号：50×××92，如本人到期不能按期还款，由民生银行行使质押权将该笔资金扣划。2015年12月7日，邓红文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邓红文以账号为50×××92的账户余额200625.86元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欧阳素群作为质押财产共有人在合同中进行了签名。2015年12月7日，潘友良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邓红文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主合同的履行，对其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2015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8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项下的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本金余额最高限额124万元，担保范围包括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2015年12月8日，邓红文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出具借款支用申请书，申请根据综合授信合同支用借款124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8日，年利率7.917%，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15日，支付方式自主支付。2015年12月8日17:32:34，邓红文银行账户有存款124万元，随即取款124万元，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表示该款是用于邓红文2015年12月8日借新还旧的借款124万元。邓红文银行账户自2013年度借款后至2016年12月21日共计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还款合计492979.08元，之后未再还款。邓红文上述款项的归还基本是按月到账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再行扣划款项用于归还借款，邓红文一直未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主张款项扣划错误。根据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供的还款明细表显示，还款的交易类型有指定金额还款、普通还款、批量扣款，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自认指定金额还款、普通还款均是通过邓红文质押保证金账户扣划，批量扣款是在邓红文银行账户扣划。邓红文在2015年12月8日所借124万元，使用质押保证金账户扣划的款项有：2015年12月9日还款39300.65元，2015年12月16日还款1849元，2016年10月31日还款7170.29元，2016年11月30日还款7454.42元，2016年12月26日还款186591.32元，合计242365.68元，另外2016年9月30日所还7454.41元属于通过邓红文银行账户扣划还款，不属于质押保证金扣划还款，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备注为普通还款是错误的。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认为邓红文借款未还，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向法院提出诉称之请求。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为追索本案债务支付律师费6000元。诉讼过程中，邓红文提交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于2015年6月4日向其出具的原2013年信用贷款40万元已于2015年5月26日结清，原2013年基金贷款100万元已于2014年11月25日结清的贷款结清证明，主张自己在2013年所贷款项140万元已全部还清，之后未再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进行贷款，但邓红文无法举证证实自己的具体还款情况，只提出是向李小兰借用现金偿还贷款，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系统数据显示，邓红文2015年12月8日所借款项已归还本金225883.33元、利息82292.48元、罚息103.55元，还款合计308279.36元，截至2018年7月13日尚欠本金1014116.67元、利息5505.99元、罚息194121.91元，合计1213744.57元。另根据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还款计划信息表显示，邓红文2014年11月25日所贷1300000元记录的实际扣款日为2015年12月16日，与实际还款日期不相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借款人邓红文主张其已自行归还2013年所借借款140万元，不存在2014年及2015年的借新还旧，但邓红文银行账户款项的归还自2013年9月15日至今连本带息仅有492979.08元，远远不足以偿还2013年度的银行借款140万元及利息。邓红文提出自己是向他人借用现金进行还款的陈述亦不能成立，因银行大笔金额贷款的归还即便是借用现金进行归还，首先借款一般是通过银行进行转账支付到位，其次还款也应通过银行账户进行扣划，如邓红文的还款未通过银行账户进行扣划，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必然向其出具收款收据，而邓红文并未持有相应收款收据，故邓红文所举证据无法达到证实其2013年度的140万元借款系自行偿还的证明目的，邓红文关于其借款已通过现金进行归还的陈述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信。邓红文在2014年度、2015年度有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并申请借款支用，还与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了借款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邓红文银行账户在2013年度借款结清后仍有持续还款，印证了邓红文2013年的借款是借新还旧进行归还及邓红文有在2014年、2015年进行借款借新还旧的事实，潘友良、曹建华对邓红文2014年及2015年的借款均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进一步印证邓红文有在2014年、2015年进行借款的事实。根据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交的民生银行系统数据显示邓红文截至2018年7月13日尚欠本金1014116.67元、利息5505.99元、罚息194121.91元，合计1213744.57元，应予以一次性归还，且因借款已逾期，邓红文应从2018年7月14日开始按逾期贷款利率即贷款利率7.917%/年上浮50%为10.76625%/年计算至贷款还清时止。欧阳素群与邓红文系夫妻关系，并在借款申请及综合授信合同、担保合同中均进行了签名，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欧阳素群应与邓红文共同归还上述借款本息。因双方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如授信提用人违约需赔偿民生银行湘潭支行为行使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邓红文、欧阳素群应承担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支出的上述费用。因潘友良、曹建华为邓红文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及其他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故潘友良、曹建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要求潘友良、曹建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应予支持。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存在诸多管理漏洞，如进行借新还旧借款时，合同约定不明，还款计划表中对部分本金的归还记录未按实际还款日期进行记录，以致酿成本案纠纷，今后需引以为戒、进行改善。判决：一、邓红文、欧阳素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归还借款本金1014116.67元、利息5505.99元、罚息194121.91元，合计1213744.57元，并自2018年7月14日开始按年利率10.76625%持续计算贷款利息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二、邓红文、欧阳素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支付律师费损失6000元；三、潘友良、曹建华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5660元，减半收取计78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30元，由邓红文、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判决后，上诉人邓红文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湘潭监管分局就其认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在金融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了实名举报。该局于2018年11月23日向邓红文发出潭银监信复（2018）11号《信访事项回复意见书》，主要内容如下：“经查，该行在办理你的贷款业务时未发现你所反映的制作虚假合同的情形，但存在未严格执行受托支付、贷款用途不合规、记账摘要填写不规范、还款入账不及时的问题，我分局将依法采取监管措施。你与该行的债权债务纠纷，建议继续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8年12月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湘潭监管分局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发出潭银监管（2018）25号《监管意见书》，该意见书记载核查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未严格执行受托支付。你行2013年受托支付邓红文贷款40万元、100万元至刘强账户，仅提供了交易合同，无增值税发票、产品出入库单等交易真实性证明凭证。二、贷款用途不合规。你行2014年、2015年对邓红文发放贷款130万元、124万元，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实际为借新还旧，邓红文为个体工商户，但不符合生产经营正常、能按时付息的无还本续贷条件。三、记账摘要填写不规范。你行2014年、2015年邓红文账户交易流水摘要将贷款放款、还款填写为存款、取款，引起信访人误解。另查明，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11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小微授信重整申请审批表》中申请原因及详细方案部分记载：“一、重整申请人贷款目前情况。借款人贷款放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5日，借款金额为13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1日。在我行授信期间，本年度内利息逾期四次。三、重整方案。1、建议给予邓红文基金贷款124万元，期限2年……2、归还原贷款本金6万元，并追加潘友良为担保人；3、借新还旧的方式重整邓红文贷款，本次贷款124万元，直接用于归还借据号：17201201400379701的贷款124万元……”该表有银行工作人员层层审批签字，但没有上诉人邓红文的签名。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称该表系银行内部审批表，故没有上诉人邓红文的签名。再查明，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前均向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且邮寄回单显示两次送达均已由本人签收。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湘0304民初1173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6月19日分别向潘友华、曹建华和邓红文、欧阳素群送达应诉材料时一并送达了该份民事裁定书，邮寄回单显示两份邮件均在2018年6月20日签收。此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冻结了曹建华6个银行账号，于2018年6月26日轮候查封了邓红文、欧阳素群名下共有的位于湘乡市新湘路办事处新港商业街05栋房产。2018年7月11日，上诉人邓红文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傅喆政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3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当天也向上诉人邓红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送达了该份民事裁定书。另上诉人邓红文在二审中陈述其在一审中并未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所涉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诉争借贷为2015年12月8日的124万元贷款，上诉人邓红文称其2014年、2015年并未向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借款。经查，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在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11月综合授信合同、借款支用申请书及附件、借款凭证、邓红文及欧阳素群最高额担保合同和2015年12月7日综合授信合同、小额授信申请表及附件、2015年12月8日借款支用申请书、借款凭证及潘友良、曹建华2015年12月7日最高额担保合同、邓红文、欧阳素群最高额担保合同等证据主张其2014年、2015年与上诉人邓红文之间存在金融借贷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的该主张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湘潭监管分局向邓红文发出的《信访事项回复意见书》中“该行在办理你的贷款业务时未发现你所反映的制作虚假合同的情形……”及该局向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发出的《监管意见书》中“……你行2014年、2015年对邓红文发放贷款130万元、124万元，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实际为借新还旧……”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诉争借贷关系即2015年12月8日的124万元贷款真实存在。另一方面，上诉人邓红文认可2013年的贷款真实存在，称2013年的贷款已由他本人以现金的方式进行了偿还，但其对以现金方式进行偿还的主张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虽然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出具的《结清证明》记载邓红文2013年的贷款已全部清偿，但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的陈述是上诉人邓红文再次向其贷款以“借新还旧”方式进行的偿还，即2014年贷款偿还2013年贷款，2015年贷款偿还2014年贷款。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小微授信重整申请审批表》中记载诉争贷款124万元，系借新还旧的方式重整邓红文贷款，直接用于归还借据号17201201400379701的贷款124万元，该审批表中记载的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的上述主张。因此，上诉人邓红文上诉称涉案的124万元贷款并不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确实存在上诉人邓红文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账户流水摘要表述矛盾及贷款用途表述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对此也作了相应的表述说明，但上诉人邓红文并不能据此否认涉案借贷关系的存在，从而不承担本案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否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中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邓红文辩称其2014年、2015年并未与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向其申请借款，其2013年向该行所借款项已由其本人以现金的形式进行了偿还，但其对该项辩解意见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相反，正如前第一点中所述，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湘潭支行在一审中提交了一系列相关证据证明2014年、2015年上诉人邓红文与其存在金融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该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且上诉人邓红文在一审中并未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邓红文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是否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经查，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前均向原审被告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且两次送达均已由本人签收，故一审法院据此对原审被告欧阳素群、潘友良、曹建华缺席审理，没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并无不当。（三）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送达是否违法。本案中，一审法院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曹建华银行账号及查封邓红文、欧阳素群名下共有房产前已将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以邮件方式进行了送达，且邮寄回单均显示已签收。故一审法院对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的送达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邓红文认为一审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没有依法向其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红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60元，由上诉人邓红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立兵审判员  戴 伟审判员  周智湘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法官助理胡东海书记员汤健艺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