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202民初987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男，汉族，1951年12月15日生，住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代理人：姜凤歆，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董超，男，满族，1971年4月1日生，农民，住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代理人：唐洪彬，吉林市邦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蔡屯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郑本胜，村长。 委托代理人：孙振军，蔡屯村法律顾问。 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诉被告董超（反诉原告）、第三人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下称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凤歆、被告（反诉原告）董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洪彬、第三人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蔡屯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郑本胜及委托代理人孙振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诉称：2003年1月1日原告、王洪学等九人与第三人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蔡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发包合同》，承包退耕还林地40公顷，2016年1月1日王洪学等八人将上述承包地中的18公顷水田全权委托给原告代为经营并获取收益，而被告却擅自将上述土地其中8.3亩非法耕种至今，经原告多次沟通，第一被告拒不返还，因被告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土地被侵占，造成两年收成损失，并且没有取得两年直补款，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向原告返还非法侵占的承包地；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侵占土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按每年每亩1200元×8.3亩=9960元×2年=19920元，直补款：每亩180元×8.3亩=1494元×2年=2988元。合计22908元。 被告（反诉原告）董超辩称：我和刘成祥没有签订土地经营转让合同，经龙潭区人民政府确权，争议的8.3亩在册耕地的经营权属于我，不是属于刘成祥，也不是属于蔡屯村民委员会。2003年，蔡屯村民委员会和我父亲（我家原户主，现在已过世，我现在是户主）商量，说为了致富，让我们把土地一次包给村里，村里再发包给刘成祥；刘成祥给我家贷款买扦插树苗，刘成祥负责技术指导，树苗四年后刘成祥回收，一颗六元，每家收入几十万。我家没同意，后来村里又多次来找，我父亲口头答应发包四年，四年后树苗不赚钱，就不再发包，自己还种地。2004年国家取消了统筹款农业税，而且还给我们农民土地直补款，一年不缴纳统筹款农业税省下的钱加上直补款就又二千多，由于政策的改变原来与村里口头约定的承包意向变得极为不公平。特别是村里和刘成祥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管理条例》，合同约定把基本农田用于种植树木，我们咨询了国土资源局，这样的合同是无效的，也就是我家可以和村里协商或者起诉到法院解除合同，自己耕种土地。我家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昌邑区人民法院给我们九家下达了先于执行的民事裁定，就是我们先耕种土地，以免耽搁农时。我们几家去种地时，原告刘成祥带了四十多人，拿着木棍到地里驱赶我们，不让种地，我和几个农民反抗，被他们打的跑到山上躲避，晚上都不敢回家，因为他们的人不走，到家里等着打我。临走还砸坏我家大门。那时社会风气不好，地痞流氓横行，我家的土地被他们霸占，一占就是十多年。2016年开始土地确权，中央开始打黑除恶，我们才有胆量种自己的土地。所以，土地是我家自己的土地，我没和刘成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没和村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刘成祥串通村里签订违法的土地承包合同，然后霸占我的土地十多年，现在告到法院让我把自己的土地给他，还让我给他土地直补款，企图继续霸占我的土地，欺人太甚。我相信法院，请法院查清事实，维护我的合法权益，驳回刘成祥的诉讼请求。我将写反诉状，就我的土地被霸占十年的损失，要求刘成祥赔偿损失。 第三人蔡屯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其具体事实和理由是：首先，本案不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而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是，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是《土地发包合同》，如果任何一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都是一种违约行为，均应属于合同纠纷，而不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二是双方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该土地的用途是用于林木定植、苗木栽培、花卉草药种植。但因原告改变了土地用途，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本政府职能部门责令恢复耕地，为此，原告在进行耕种农民的土地，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约定的承包土地的用途，而农民将土地转包给原告种植苗木、花卉、其目的就是要增加收入、恢复耕地后，不仅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使农民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承包土地的理由是充分的，也是合法的。三是农民耕种土地均持有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合同约定的内容发生根本性变更的情况下，农民请求进行耕种自己的承包土地并无不当。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应当属于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不应当是侵权责任纠纷。四是依据该合同第三章第五条（二）款关于：“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如有违约，赔偿土地租金全款20%的违约金”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的请求，也应当是主张给付违约金，而不是赔偿金。其次，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合。根据答辩人与原告2003年1月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第五条规定：“乙方合伙人必须共同行使权力，任何一人不得独立对本合同行使权力”。而本合同乙方签字的共有9人，但本案提起诉讼的原告只有刘成祥1人，遗漏了原告诉讼主体，其他8人均应列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否则，法院不应予以受理。第三，原告请求赔偿土地损失费每亩1200元，直补款18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是原告请求每亩土地赔偿1200元，不但没有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更没有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土地转包给原告，不是让其耕种农作物，而是苗木栽培、花卉草药种植，原告回收苗木从中获取利益。但恢复耕地后，原告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的性质。既然法律不予准许，原告就应当无条件的将土地返还给农民。所以，农民耕种自己合法的承包土地并无过错。二是，原告请求返还直补款每亩180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第三章第一条规定：“发包期内该土地的一切权利归乙方所有，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享受国家退耕还林的一切政策和待遇”。这一约定足以证明，原告只享受退耕还林的政策，而事实上原告将农民的承包土地退耕还林，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法实现退耕还林的合同目的，因此，原告也就不应当享受这种退耕还林的政策待遇了。其次，原告与答辩人于2003年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而2004年国家才实行土地直补款的政策，合同签订时双方并没有直补款归谁的约定，而农民是该土地的合法经营者，直补款归农民所有并无不妥，原告的这一主张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三是，2003年村委会将19户农民的9.3公顷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承包后，以每亩66元的价格转包给原告刘成祥等9人，2004年国家惠民政策出台后，每亩地给农民土地直补款170元，刘成祥领取后，扣除每亩66元的承包费后，却从中获得100余元的利益，农民则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是显失公平的，为此，原告请求直补款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第四，原告将农民的承包土地种植了林木，并获得了林权证，导致农民的土地到2026年合同到期时而无法恢复农田原状，答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答辩人认为，本案的审理，应以《土地发包合同》是否予以解除为前提条件。为此，答辩人已向法院提交了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案蔡屯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就《土地发包合同》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合同，二审法院已于2018年12月13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无判决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规定，原告刘成祥的诉请目的是要求被告履行《合同》，而蔡屯村村民委员会要求的是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另一案件虽然一审已经判决，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之中，故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中止本案的诉讼，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即缺乏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董超诉称：反诉被告刘成祥2003年以与村里签订土地发包合同为由耕种我的土地8.3亩，2005年春耕前我到昌邑区人民法院起诉，昌邑区法院裁定先于执行，让我耕种土地，我耕种土地时被刘成祥带领的外地好几十人追打，不敢回家，躲到山里，根本种不了地。刘成祥就带人耕种我的地直到2015年末，耕种的13年，期间没有给付承包费，并且领取了我的土地直补款16932元。2016年开始土地确权，党中央开始打黑除恶，社会环境明显好转，我才敢耕种自己的土地。不想刘成祥仍然嚣张的又带领外地好几十人来抢地，还将我起诉到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刘成祥按照平均每亩土地每年承包费500元计算，给付13年的承包费53950元，返还领取的12年直补款16932元，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刘成祥辩称：反诉原告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在2005年反诉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耕地，虽然与本案案由不同，但是基于同一事实，都是关于案涉土地谁有权耕种的问题，属于同一事实。反诉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在2003年反诉原告将土地交给菜屯村，发包给反诉被告，被告已经向反诉原告支付了土地转让款即出租款共24年，反诉原告不但没有收取该笔款项，而且进行了确认。反诉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没有解除，合法有效。反诉被告有权利耕种土地并取得直补款。因此，反诉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3年，董超父亲董喜良为调整产业结构（种植苗木）将自身承包土地退耕还林，交由蔡屯村村民委员会发包给原告刘成祥等九人，由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与刘成祥等人签订《土地发包合同》，董喜良收取租金，期限为24年。后因无法销售苗木，2005年，董超父亲董喜良起诉蔡屯村村民委员会、刘成祥等九人要求返还耕地、支付土地补偿费、赔偿损失，经本院一审驳回被告董超的父亲董喜良的诉讼请求。2016年至今，被告董超将其中8.3亩土地抢种，并领取两年直补款。 另查明：本案第三人蔡屯村村民委员会诉刘成祥解除双方2003年1月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一案，经本院审理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吉0202民初1396号裁定书，驳回蔡屯村村民会员会的起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吉02民终2871号裁定书，驳回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上诉，维持原裁定。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刘成祥等人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05）昌民初字第885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0202民初1396号裁定书、（2018）吉02民终2871号裁定书、土地出租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 关于本诉部分，本院认为,一、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董超虽具有土地承包权属证明，但为调整产业结构，将自身承包地交回蔡屯村村民委员会，由蔡屯村村民委员会发包给刘成祥等人，蔡屯村村民委员会与刘成祥签订的《土地发包合同》合法有效，刘成祥等九人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后其他承包人又将其经营管理权全部委托于刘成祥，故刘成祥对全部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主体适格，董超无正当理由抢种涉案土地，侵犯了刘成祥合法权利，据此本案应属于侵权纠纷；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董超作为侵权人，应当返还土地并赔偿刘成祥损失，结合本地承包土地的实际价格及董超此种行为的危害性，本院酌情确定为800元/亩，抢种面积按其交付原告刘成祥数据计算，即8.3亩具体数额为8.3亩×800元/亩×2年=13280元；三、直补款应属土地种植者领取，但董超将土地抢种，补贴据为己有，应予返还，具体数额按被告董超领取的170元/亩计算，共8.3亩，即8.3亩×170元/亩×2年=2822元。董超如认为土地应由其本人耕种，应该通过协商、行政裁决、法律诉讼等正规途径解决，而不能仅凭自己认为，就抢占土地，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本案反诉部分，综上所述，反诉被告刘成祥与蔡屯村村民委员会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未解除，至今仍合法有效，刘成祥依据合同享有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反诉原告董超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反诉原告董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董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蔡屯村其抢种的8.3亩土地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并一次性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两年损失13280元，直补款2822元，合计16102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董超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受理费372元，反诉受理费112元，合计48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董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颖卓 人民陪审员  杨 竹 人民陪审员  李晓梅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凌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