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4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一）：陈某，男，汉族，1974年12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魏某，男，汉族，1953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三）：邓某，男，汉族，1977年2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系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宾，系广东君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河南岸大石湖演达一路华阳大厦十二层B号。法定代表人：黄少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行伟，系广东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魏某、邓某因与被上诉人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廷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某、魏某、邓某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130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2013年12月10日发函要求上诉人等提供税票、证件、账册等，一审判决照抄原告诉称事实，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二、2011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合同》（下称2011年合同）及2013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合同》（下称2013年合同），已变更《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下称合作开发合同）关于上诉人提供6000万元税票的约定，一审仍判决上诉人承担该义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2011年合同第一条第6款仅约定“甲方每次收取转让款时向乙方开具收款收据”，此外无任何条款均约定上诉人仍应提供6000万元税票。2、尤其是2013年合同，第一，该合同第一条第6款约定“甲方每次收取转让款时”仅“向乙方开具收款收据”；第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其是对此前合同的结算整合，被上诉人应付3650万元为最终价款，包括该合同43.3325%股权的转让款和合作开发合同的未付款。而该合同约定上诉人收取该款，应完成的义务为第三条义务，仅包括注销股权质押和土地抵押，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移交国土证及惠安公司证照、印章、档案、资料、账册；应承担的债务为第四条的上述义务完成前已发生的债务；应负担的费用为第五条的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的43.3325%股权变更登记税、费，但无任何条款约定上诉人仍应提供6000万元税票；第三，在双方已明确约定上诉人的义务、债务、费用，特别是应完成义务已提及移交国土证、账册等的情况下，如仍需上诉人提供6000万元税票，怎么可能不予约定而仅要求移交账册。3、事实上，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结算整合扣除3000万元转让款中，已含6000万元税票的成本，上诉人等也退出了合作。被上诉人仍主张该6000万元税票，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违约行为。一审判决无视在后合同已变更在前合同约定的事实，孤立以合作开发合同认定上诉人责任，明显违背事实与法律。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调整容积率补地价和拆迁补偿义务，却仍要求上诉人承担开具税票责任，明显与税法相悖。合作开发合同第三条第5款明确约定6000万元税票为土地和拆迁费用成本发票，依据该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第1款和第五条第1款，具体为取得土地的成本，调整项目用地容积率至5.74的补地价款成本和拆迁补偿费成本的发票，相应的应税行为为取得土地、调整容积率补地价、拆迁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无应税行为不能虚开税票，故开具税票依附于应税行为。上诉人已提供取得土地的发票，而2013合同第二条明确，调整容积率补地价和拆迁补偿义务已转由被上诉人完成，仅此开具税票的义务也转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补充上诉意见：第一，双方于2011年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最高院2005号关于审理房地产土地开发合同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的合作合同四方都是个人，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亿廷公司仅有对某大厦的物业管理，而惠安公司将股权变更给亿廷公司，在2015年才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所以合同因无开发房地产资质而无效。第二，假定合同有效，2013年合同对于上诉人取得当时5500万对价进行变更，包括开具相关发票的义务，实际是对对价进行变更。对价变更后，权利义务应作出相应的变化。2013年合同已经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第三，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从交易说，上诉人开具发票是对价，但从双方的合同来说，我方开具发票也是我方合作条件之一。随着双方合作的结束，2013年股权转让意味着上诉人的合作权利义务随之一起转让，包括清场、办理报建手续及开票义务一起转让，而不能把开具义务独立出来。被上诉人亿廷公司发表答辩意见：一、2011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合同》系为了履行同日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以下简称开发合同）而签订，不存在变更开发合同关于第三条第5点关于上诉人“甲方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的成本6000万税票及其记账单”。本案三上诉人与黄少波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第四点约定“因乙方原因无法办理外经贸部门的审批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双方同意另行商议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同意按双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条款履行。”从该条款约定可知，《股权转让合同》是实现黄少波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中权益的方式，实际履行仍按照《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执行。二、2013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点3000万元补偿费用具体针对“未完成的拆迁户补偿费(三家拆迁钉子户)、补地价款、拆迁户每月住房和赁费，回迁户的装修费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不包含第三条第5点关于上诉人“甲方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的成本6000万税票及其记账单”。三、上诉人应承担提供税票的义务赔偿因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开发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惠安公司）名下土地作价1.1亿元人民币，黄少波支付5500万人民币对价款以惠安公司名义与三上诉人一合作开发房地产，获得50%的股权及权益。三上诉人取得股权转让对价款需承担以下义务，三上诉人4个月内合作项目用地总面积8446平方米的《国土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并承担一切税收和费用，惠珠楼的拆迁清场及拆迁费、清场费用，提供土地及拆迁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2013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合同》中第二条第3点将三上诉人未完成的拆迁户补偿费（三家拆迁钉子户）、补地价款、拆迁户每月住房租赁费，回迁户的装修费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折价3000万元由原告承担。从上述约定可知，三上诉人取得股权转让对价款需履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合同约定三上诉人需6000万元开具税票的是其取得对价款的条件之一，目的在开发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三上诉人未完成该项义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理应由三上诉人承担。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四、调整容积率、拆迁补偿义务与开具税票的属于开发合同约定的不同义务，免除调整容积率、拆迁补偿义务不当然发生免除开具税票的义务，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已经明知税票开具的法律规定，且一审是被上诉人实际发生税票开具后十日内以2953862.51元为上限支付对应的税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补充答辩意见：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对上诉人在2011年房地产开发合同中的几项义务3000万予以确定，但没有包含开票义务，所以这项义务上诉人应当履行。2013年合同第四条第二点约定在股权转让前，原有债务由上诉人承担，所以上诉人仍应承担开票义务。原审原告亿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三被告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50999352.59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或者由三被告向原告支付2952862.51元的税额；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少波（乙方）与三被告（甲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一份，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东平××路××号地块。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甲方即三被告每次收取投资款时向乙方开具收款收据。甲方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同日，原告（乙方）与三被告（甲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在惠安公司合法拥有的43.3325%的股权（其中陈某拥有15%股权、魏某拥有20%股权、邓某拥有8.3325%股权）。合同签订后，三被告提供了9000647.41元的税票，依约定有50999352.59元的税票没有提供。2015年7月25日，原告提交的惠州金鼎盛税务师事务所鉴定报告显示：工程营业额为60000000元减去已提供发票9000647.41元，仍有50999352.59元，应计交相关税费合计2953862.51元。2013年7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由原告受让三被告拥有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43.3325%的股权，至此，原告拥有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原告于2013年8月前已付清全部转让款，但是三被告却未按约定提供相关的税票和财务账册，原告在2013年12月10日发函给被告,要求三被告提供税票、证件、账册等，三被告至今未能提供上述50999352.59元的税票。原告多次与三被告协商处理此事未成，遂于2016年3月24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黄少波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以及三被告是否有义务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本案三被告与黄少波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第四点约定“因乙方原因无法办理外经贸部门的审批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双方同意另行商议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同意按双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条款履行。”从该条款约定可知，《股权转让合同》是实现黄少波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中权益的方式，实际履行仍按照《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执行。在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三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签署文件确认由原告受让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应视为三被告认可原告为合同主体。另外，在2013年7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第二条保证第3点约定“根据甲乙双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甲方未完成的…”从中可知三被告认可原告为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相对方。另查明，黄少波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原告对外签订合同。故原告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所诉义务以及是否应当承担原告该部分损失问题。201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惠安公司）名下土地作价1.1亿元人民币，黄少波支付5500万人民币对价款与三被告以惠安公司名义合作开发房地产，获得50%的股权及权益。三被告取得股权转让对价款需承担以下义务：4个月内合作项目用地总面积8446平方米的《国土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并承担一切税收和费用，惠珠楼的拆迁清场及拆迁费、清场费用，提供土地及拆迁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等。2013年7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第二条保证第3点将三被告未完成的拆迁户补偿费、补地价款、拆迁户每月住房租赁费，回迁户的装修费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折价3000万元由原告承担。从上述约定可知，三被告取得股权转让对价款需履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合同约定三被告需开具6000万元税票的是其取得对价款的条件之一，至今三被告未按照以上合同约定完开具税票的义务，视为其履行不能，结合本案案情，原告可依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在自行开具50999352.59元的税票后，由三被告按照实际发生的税款金额以2953862.51元为上限向原告支付对应的税款。被告三邓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某、魏某、邓某应在原告开具50999352.59元的税票后，按照实际发生的税款金额以2953862.51元为上限在十日内向原告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支付对应的税款。二、驳回原告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22.9元（原告已预交30422.9元），由被告陈某、魏某、邓某负担。本案二审中，上诉人陈某、魏某、邓某提交两组新证据，证据一：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亿廷公司无房地产开发资质；证据二：惠州市惠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明惠安公司在2015年才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即在合作期间惠安公司也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被上诉人亿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亿廷公司只是作为惠安公司的股东公司存在，亿廷是否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影响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签订。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惠安公司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影响签订本案合同的效力，而且惠安公司现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陈某等三人原拥有惠安公司100%的股权，黄少波系亿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0日，陈某等三人与黄少波均以个人名义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土地经营房地产，并约定了以下与本案相关的主要内容：1.陈某等三人提供合作项目用地（合作项目用地中部分土地使用权在惠安公司名下，另一部分合同称作“惠珠楼”的土地在签订该合同时陈某等三人及惠安公司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地作价1.1亿元。陈某等三人负责办理合作项目用地的《国土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承担一切税收和费用，负责惠珠楼的拆迁清场并承担全部拆迁费、清场费用。2.黄少波投资5500万元入股，该款项需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双方各占合作项目50%的股份。3.陈某等三人每次收取投资款时向黄少波开具收款收据。陈某等三人“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4.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办好惠安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同日，双方另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陈某等三人将惠安公司50%的股权以5500万元转让给黄少波，并约定了款项支付及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内容。2013年7月16日，陈某等三人与亿廷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陈某等三人拥有的惠安公司43.3325%的股权以5600万元转让给亿廷公司。根据该合同注明的内容，惠安公司其余6.6675%股权已于2011年12月23日转让给亿廷公司。至此，陈某等三人名下的惠安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给黄少波或亿廷公司。该合同约定的其他与本案相关的主要内容如下：1.双方同意将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亿廷公司欠付陈某等三人的1050万元与本合同共同整合计算支付。2.根据双方《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陈某等三人“未完成的拆迁户补偿费（三家拆迁钉子户）、补地价款、拆迁户每月住房租赁费、回迁户的装修费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共计一次性定价为叁仟万元”，移交给亿廷公司承担。3.双方同意将前述3000万元、1050万元与本合同价款共同整合加减后作为本合同的最终价款3650（5600+1050-3000）万元。4.陈某等三人每次收取转让款时向亿廷公司开具收款收据；收到3650万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把惠安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和惠安公司全部相关档案、资料、账册等移交给亿廷公司；收到3650万元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和《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土地使用证抵押手续，并把《国有土地使用证》移交给亿廷公司。5.双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办理好惠安公司的股权转让登记备案。6.陈某等三人承担本合同生效前和前述第4项、第5项完成前惠安公司已发生的债务及其他债务。二、根据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和二审庭审中的陈述，《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陈某等三人“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中的“拆迁费用”指的是惠珠楼的土地的拆迁费用。至双方2013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陈某等三人未完成该拆迁工作。至于其中的“土地成本”，亿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解释为不包括惠珠楼的土地的发票，陈某、魏某（邓某一审未到庭）解释为包括土地补地价款等。三、亿廷公司在2017年1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诉讼请求确认书》，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明确为“判决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能提供税票的损失2952862.51元，并自2016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赔偿款支付完毕之日。”本院认为，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亿廷公司起诉要求陈某等三人支付税款金额是否有合同依据。本案中，陈某等三人与亿廷公司最初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双方于2011年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陈某等三人负责办理合作项目用地的《国土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承担一切税收和费用，负责惠珠楼的拆迁清场并承担全部拆迁费、清场费用。同时，又约定陈某等三人“应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6000万元的税票及其记账单”。由此可见，陈某等三人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的税票是因其履行办理《国土证》、拆迁清场等义务时，会支出相应费用，进而取得相应发票。根据亿廷公司的陈述，陈某等三人提供了9000647.41元的税票。其后，陈某等三人将其在惠安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亿廷公司，双方于2013年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陈某等三人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未完成的拆迁户补偿费（三家拆迁钉子户）、补地价款、拆迁户每月住房租赁费、回迁户的装修费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共计一次性定价为叁仟万元”移交给亿廷公司承担。陈某等三人主张该3000万元中就包含了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税票所对应的税额，亿廷公司则持不同意见。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拆迁费用”是指拆迁惠珠楼所支出的费用，双方均无异议，对于“土地成本”，双方的解释互相不一致，由于双方是合作开发房地产，按照交易习惯，在取得土地后可能会补地价款以及办理相应的容积率费用，因此将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补地价款”和“办理5.74容积率费用”认定属于《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中的“土地成本”，并无不妥。而且，《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将陈某等三人需要提供的土地成本和拆迁费用税票做了统一约定，在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中未见对“土地成本”部分的费用的独立约定。并且，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中也没有关于陈某等三人需要继续履行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税票的义务的明确约定。综上，应当认定当事人在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中已经将陈某等三人依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承担的支付土地成本及拆迁费用的义务进行了折价并移交给亿廷公司承担，亦即，陈某等三人不再继续承担拆迁、支付土地成本等义务，而在陈某等三人不进行相关工作、不支出相应费用的情况下，则无从取得相应税票，故不应要求陈某等三人提供上述税票。其次，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中对双方之间的债务进行了整合计算，对陈某等三人需要履行的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亦包含移交证照、公章、档案、资料、账册等，而根据亿廷公司的主张，陈某等三人尚欠额度为50999352.59元的税票未提供，应计交相关税费合计2953862.51元，如果当事人在签订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时有陈某等三人需要继续履行提供土地及拆迁费用的成本税票的义务的意思，相关内容应该已经明确包含在了合同中，但该合同中未包含相关内容。因此，难以认为当事人在签订2013年《股权转让合同》时有亿廷公司所主张的陈某等三人支付税款金额的相关合意。综上所述，亿廷公司起诉要求陈某等三人支付税款金额没有合同依据，应予驳回；陈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至于陈某等三人在和亿廷公司的交易中是否向税务机关交税是其公法上的义务，与其是否向亿廷公司提供税票是不同的法律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422.9元，由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422.9元（陈某、魏某、邓某已预交），由亿廷置业（惠州）有限公司负担。陈某、魏某、邓某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422.9元可向本院申请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志文审判员  胡 江审判员  于海砚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曾嘉红书记员叶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