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81民初2336号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5911597092（1/1）。法定代理人：杨×，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河北党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曾用名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812310661Y。法定代理人：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预付款400万元及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4月15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截止2019年9月15日为79.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欲与被告开展煤炭贸易业务，2015年4月15日原告交付被告煤炭预付款4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7张）用于购买煤炭，被告给原告出具了相关收据。2015年5月1日双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合同期限至2015年6月30止，但被告至今未履行交付煤炭的合同义务。2016年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法院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后原告向张家港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以未查到犯罪事实为由未予立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提出以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的刑事案件对本案的影响。原告报案是被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合同诈骗，但经调查了解刑事案件不成立，且原告的实际损失并非400万元，而应核减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退还的130万元后的270万元。刑事卷宗中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赵进春陈述该公司已完成400万元供货义务，收货后将其中价值150万元的煤炭转卖，剩余的部分存放在山西昔阳县的一个煤场，通过卫×与冯水平、赵进春的通话也可以证实，煤炭买卖过程是由恒凯公司具体操作，因此原告发生资金损失后首先向恒凯公司索要，无果后才起诉被告，被驳回之后直至恒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水平死亡后原告才报案恒凯公司合同诈骗。原告明知损失是由恒凯公司造成的，却起诉被告，且原告的实际损失也并非400万元，应为核减恒凯公司退还的130万元后的数额。2、原告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原告与恒凯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资金，恒凯公司负责上下游，原告的合作利润为垫资款×1.4%/月，明显原告收取的利润为固定回报。在此过程中，买卖过程所涉的上下游合同、发票、出库单、货权转移证明均由恒凯公司一手操办，原告给予恒凯公司上述事宜的全部授权及收账额度控制在500万元以内，恒凯公司对合作贸易中的债务负兜底保证责任。此种业务模式多年以来，在贸易领域较为常见，早有定性。依据刑事初查笔录，原告将400万元银行汇票交付恒凯公司时，没有任何书面手续，发生损失后恒凯公司退还原告130万元，就剩余的270万元损失原告应向恒凯公司索要，由此可以认定原告与恒凯公司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关系。3、被告为善意第三人，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依据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委托薛银萍与被告开展此笔煤炭买卖业务，被告也认可薛银萍的代理人身份，从刑事初查笔了解到，该400万元承兑汇票也是由原告委托薛银萍交付被告公司，双方的合同也是由薛银萍负责转交。被告提交的该笔业务的《结算确认单》中加盖原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与原告支付的400万元承兑汇票中票据背书的财务专用章一致。被告与原告签署《货权转移证明》后，原告即享有彭泽县新泰贸易公司货场8510.64吨煤炭的所有权，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该笔交易已经完成付款、结算和货权转移，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再退一步讲，即使买卖过程中其他印章有问题，但薛银萍的代理行为是有效的，薛银萍代为完成了开票、结算和交货过程，原告授权的恒凯公司也收到了价值400万元的货物，并将其中价值150万元货物转卖，该笔业务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均与被告无关。综上，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1份，证明被告的公司名称由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3、《煤炭买卖合同》1份，证明2015年5月1日，原告作为买受人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原告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购买煤炭0.9万吨，交货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但至今被告仍未履行发货义务；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统一收款收据1支、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4支，证明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400万元，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一支及增值税发票四支；5、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2016）晋1181民初2411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2016年11月22日原告曾就双方的纠纷向孝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孝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以双方的纠纷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6、张家港市公安局张公（经）撤案字[2018]2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1份，证明就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原告向张家港市公安局报案，该案经调查后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7、书面证明1份，证明被告提交的合同上加盖的原告公司印章是伪造的。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与被告公司留存的合同无论是被告公司的印章还是内容均不一致，原告提交的该份合同存在诸多漏洞，既没有载明煤炭的单价，买受人指定的电厂也没有具体名称。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案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只要代理人资格能确定就能履行，合同上的印章是否为真不是被告应当注意的范围。被告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针对其辩解提供如下证据：1、《煤炭买卖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2、货权转移证明1份，证明原告在被告提供的货权转移证明上加盖公章，认可被告已交付的货物，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3、委托书1份，证明原告授权郑旭涛代为办理原告公司本年度煤炭买卖事宜,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4、辅助明细账、记账凭证、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结算确认单各1份，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统一收款收据2支，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4支，证明原、被告双方确认煤炭交易数量为8510.64吨，结算单价470/吨，合同总价4000000.8元，该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收到原告交付的货款4000000.8元，并于当日为原告出具了总价款4000000.8元的增值税发票四支，被告在结算单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和银行汇票被告背书处的印章一致；5、印章备案表1份，证明被告公司的印章备案情况，备案印章与原告提供的2015年5月1日的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6、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17支，证明被告已将该笔货款支付给其他公司；7、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授权薛银萍、温向军代表原告与被告办理业务洽谈、合同签订、货款结算手续等事宜，委托期间为2015年1月12日至2015年1月31日。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与被告签订过该份买卖合同，且合同中的印章与原告公司的印章不一致，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郑旭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货权转移证明上加盖的原告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该证明上没有交货日期，与常理不符，仅依据货权转移凭证，没有过磅单等辅助资料，亦与常理不符，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货权发生转移。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委托过郑旭涛。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辅助明细账、记账凭证是被告公司的单方记账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从未在结算确认单中加盖财务专用章，即使盖章的也应该是原告公司业务章。统一收款收据表明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给付的货款；对于发票因原告未收到被告交付的货物，原告经过公证程序后将相关发票退还给了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具体被告又背书给谁与原告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授权委托书中李金海的签字与原告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李金海的签字不一致，且公司印章也是假的。另，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向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原告报案的合同诈骗案件的相关材料。原告对该报案材料发表如下意见：1、在薛银萍的询问笔录中，对事件的描述恰恰能说明本次买卖合同的经办人是席文昌，而不是被告所说的郑旭涛，与被告所述郑旭涛有代理权与薛银萍陈述相矛盾。2、原告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在协议项下的交易均履行了付款、发货、开票等手续，并非被告所述的是借贷关系，被告主观判断原告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关系是不客观的，而应该提供证据证明。3、事情发生后赵进春和冯水平之所以退还原告130万元，系因为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居中介绍了原、被告之间的买卖，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先行支付原告130万元的保证金，再进行协调被告返还400万元货款事宜。4、关于询问笔录中，原告工作人员陈述的“具体操作”并不等于买卖过程的全部事项均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完成，被告不能扩大解释。5、对于薛银萍的本次买卖中间人、介绍人问题，被告出具的原告给薛银萍的委托书中，原告的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伪造的，而且委托的时间是2015年1月至2015年1月31日，被告明知有授权期限，却认为薛银萍直至2015年4、5月份仍有授权是不符合事实的，从被告的角度也产生不了代理的表象。6、关于交货，原告从未收到被告交付的任何货物，而被告却为原告开具了发票，又将货物交付了赵进春，赵进春不是本次买卖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被告交付赵进春的行为，是与赵进春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调取的卷宗材料发表如下意见：一、在卫×的询问笔录中，1、首先原告是以合同诈骗指控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2、2015年2月，原告在没有签署、履行买卖合同的情形下，将40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员王**；3、原告公司认可薛银萍的代理身份；4、原告公司认可已经退还130万元，公司实际损失为270万元。二、在薛银萍的询问笔录中，也确认席文昌、薛银萍代表原告公司办理业务（席文昌代为办理、薛银萍居中介绍，且原告公司对薛银萍有授权）。三、在赵进春的询问笔录中，确认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煤炭后，又将价值150万元的煤炭予以转卖。四、《合作协议》明确对合作内容、合作模式、具体业务及合作条件，均进行约定，表明原告提供给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资金额度系给付利息，故原告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五、在卫×与冯水平及卫×与赵进春的两份通话录音证实赵进春系受冯水平的委托办理相关业务，同时证实曾退还原告130万元，原告损失为270万元，也证实卫×与赵进春层沟通剩余煤款270万元如何退还。综上，由刑事案卷充分表明，本案中原告明知公司发生的损失是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造成，其270万元的资金也是被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实际占用，与被告无关。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予以佐证。本院对原、被告有争议的事实分析认定如下：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及案外人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百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系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名称变更为山西鑫诚永物流有限公司。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于2013年成立，时任法定代表人冯水平，冯水平于2017年因病去世。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系赵进春、王**系业务员。2014年4月15日，由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百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作为乙方、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合作领域甲乙丙三方同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煤炭购销领域开展合作。二、合作模式甲乙丙三方合作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泉平定有限公司（下称“山西煤运”）采购煤炭或国有煤炭运销公司的煤炭，通过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下称“华电峰源”）向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供煤或供给国有五大电力公司下属电厂。三、合作条件1、丙方应当按照甲乙方垫付煤款数额及期限向甲方支付合作利润，合作利润计算方式为垫款额×1.4%月（含税）按照实际天数计算，利润应体现在具体的购销合同中......。4、甲乙方对丙方以及为履行本协议甲乙方对第三方的单笔预付款、应收账款应在一个月（预付账款自付款之日起、应收账款的余额自合同约定付款期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内结清，一个月不能结清的，丙方负责协调期限10日（自甲方或乙方通知丙方之日起开始起开始计算）内收回到甲乙方。本协议约定合作模式下的贸易链中，任何一方对甲乙方形成了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预付款、货款、相应利息、利润、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张权利的部分用等），丙方负责连带偿还该债务。丙方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6、为确定交易的真实性，甲乙丙三方在结算货款时，随购货发票必须附有甲方上游供货单位的出库单与下游客户的验收单和收货证明，并加盖公章，否则甲方可拒收购货发票并拒绝给下游用户开具销售发票；特殊情况下丙方确实在当月以上物证有困难的，甲乙方可办理购销发票手续，丙方保证下月补齐......”。三公司均加盖合同专用章予以确认。2015年2月，原告支付给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业务员王**煤炭预付款400万元（七支承兑汇票），同年2月10日，王**为原告出具收据一支,后再由王**交给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赵进春,赵进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银行承兑汇票400万元（肆佰万元整），七支汇票分别为：1、票号：31300051/36309524金额50万元，出票人：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2、票号：31300051/36309451金额50万元，出票人：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3、31300061/33712160金额50万元，出票人：河北天业经贸有限公司；4、31300051/34812886金额100万元，出票人：邢台白玉矿产品有限公司；5、31300052/25239944金额50万元，出票人郑州金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6、31300051/36309449金额50万元，出票人：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7、31300051/36309450金额50万元，出票人：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接收人：赵进春2015年2月10日。在诉讼过程中，首先被告提供了签订日期为2015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编号为SMLL-ZJGBW-20150401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煤炭数量0.9万吨，单价470元/吨，质量指标为基底位发热量≥5600千卡/千克，干燥基全硫≤2.0%；交（提）货方式：彭泽县新泰贸易有限公司货场交货，出卖人负责办理装车事宜，并承担装车费用；交货期限：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验收与质、数量确定：煤炭质量无奖罚，以出卖人检测结果为准，买受人同意办理货权交割则视为质量合格，煤炭数量以彭泽县新泰贸易有限公司货场出库过磅数量为交货的数量依据；付款方式：付款提货，合同签订后，买受人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出卖人预付货款，出卖人在收到买受人的预付货款后，根据合同约定价格向买受人出具与预付货款金额一致的货物的《货权转移证明》；买受人根据经确认的《货权转移证明》所确定的数量及价格出具结算确认单，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出卖人开具符合国家标准的17%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合同还对违约责任、免责条款等进行了约定。此《煤炭买卖合同》加盖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及原告公司合同专用章。其次提供《货权转移证明》及《山煤国际能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结算确认单》各一份，《货权转移证明》载明“根据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与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MLL-ZJGBW-20150401），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将存放于彭泽县新泰贸易有限公司货场的8510.64吨（质量指标：收到基底位发热量≥5600千卡/千克，干燥基全硫≤2.0%）煤炭的货物所有权转移至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且付清货款之日起，该批次煤炭的所有权为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此《货权转移证明》加盖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及原告公司印章；《山煤国际能集团吕梁有限公司结算确认单》载明：结算数量（吨）8510.64，结算单价（元/吨）470，结算金额（元）4000000.8，加盖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及原告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对该合同、货权转移证明、结算确认单上加盖的本公司印章均不予认可。2015年4月15日，被告收到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转交的货款400万元，为原告出具编号为0009498的收据两支，载明：“今收到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交来煤款（银承31300051/3630952431300051/3481288631300051/3630945131300051/3371216031300052/2523994431300051/3630945031300051/36309449）人民币肆佰万元整4000000.00收款人赵少剑”；编号为0009499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交来煤款（现金）人民币捌角0.80收款人赵少剑”。被告在上述两支收据上加盖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日，被告为原告开具了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四支，票面金额共计4000000.8元。另，原告向本院提供双方于2015年5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SMLL-ZJGBW-20150501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煤炭数量为0.9万吨，质量指标为基底位发热量≥5600千卡/千克，干燥基全硫≤2.0%；交（提）货方式：铁路运输，买受人指定电厂，到站交货；交货期限：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验收与质、数量确定：煤炭质量无奖罚，煤炭数量以收货电厂出具的结算数量为准；付款方式和结算：合同签订后，买受人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出卖人预定货款（含铁路运费及杂费），出卖人在收到买受人的预付货款后，负责提报铁路计划，安排装车、发运；结算价格：一票结算，出卖人以收货电厂当月结算价格（以电厂出具的结算单为准）每吨下浮15/元吨后向买受人开具符合国家标准的17%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合同还对违约责任、免责条款等进行了约定。此《煤炭买卖合同》加盖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及原告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对该《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的本公司的印章不认可。原告称2015年7月初，以快递方式收到被告为原告出具的400.8万元的两支收据和价值400.8万元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向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提出异议，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赵进春答复尽快与被告协商解决。后原告因一直未收到货物，派员与被告核实情况。原告又与赵进春联系，赵进春告知原告，被告已经交付货物，并带原告到山西省阳泉市××县货场验货，但原告发现货场的煤炭存在质量问题，要求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货权凭证，但是未能提供任何手续。2016年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对被告提起诉讼，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终审裁定，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6）晋1181民初2411号民事裁定书，以原、被告之间的买卖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裁定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向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张家港市公安局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张公（经）立字[2018]250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张家港市百维物贸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侦查后于2018年5月18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张公（经）撤案字[2018]2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此案。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关于本次买卖的过程，本院调取的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刑事卷宗显示，因原告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协议，具体的供货商和电厂均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负责联系，原、被告在整个买卖合同交易过程中并未当面接触，双方煤炭买卖意愿及交易事项均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代为向对方转达，原、被告向本院提供的《煤炭买卖合同》均系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负责转交对方。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赵进春认可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已交付价值400万元的煤炭至山西昔阳火车站附近的煤场，随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将价值150万元的煤炭予以转卖，剩余的煤炭仍在昔阳县煤场，发生纠纷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退还煤款130万元，庭审中，原告认为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给付的130万元系保证金。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各自持有的《煤炭买卖合同》签署时间不一、交（提）货方式及交货期限不一、付款方式及结算记载不一、且各自持有的合同上对方对该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均不认可。对此原告向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张家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侦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本案对于此次煤炭买卖交易过程中，不认可的公司印章由谁伪造并加盖的事实亦无法查清。且本院依法调取的刑事初查卷宗中，在原、被告双方整个煤炭买卖交易过程中，因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由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负责联系上下游的业务往来，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认可被告实际履行了交付煤炭的义务，并将煤炭调运至山西昔阳火车站附近的煤场，亦认可因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资金紧张，将其中的部分煤炭出售，发生纠纷后淄博恒凯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又退还原告130万元，对此笔款项，原告虽对付款性质存在异议，但认可确实收取了此款，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依据合作协议另案起诉。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60元，由原告张家港百维物贸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红人民陪审员 张剑荣人民陪审员 刘铁铸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辉辉书记员 杨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