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4981号原告：蔡卓辉，男，196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良贵，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木莲中路268号。法定代表人：黄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威，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西办事处鸿升社区常德汽车总站。负责人：刘德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录，湖南广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卓辉（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卓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威、陈坚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通知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8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叶良贵，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威、陈坚及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于2013年至2019年超额收取原告名下大巴客运代理费1745095.9元、利息418177.53元，共计2163273.43元；2、责令被告尽快退还未按相关规定收取金额共2163273.43元票款；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常德汽车总站至长沙黎托高速站客运大巴的实际经营人（牌照:湘Ｊ×××××、湘Ｊ×××××、湘Ｊ×××××、湘Ｊ×××××、湘Ｊ×××××、湘Ｊ×××××），被告旗下的长沙黎托汽车站利用原告名下客运大巴在其汽车站经营之便，超额收取原告客运代理费，长达7年，数额巨大。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占有该款的合法根据，其获取此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被告的行为应属不当得利。我国《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第5条规定，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按客运运费的一定比例，向承运人计收客运代理费。客运代理费费率按不同站场设施、服务内容和吸引旅客能力等具体条件确定，最高不超过以下标准:一级站10%，二级站8%，三级站和三级以下站6%。站级标准执行交通部统一规定。客运代理费也可以按上述费率标准采取定额收费办法计收。2013年至2019年站内票面售价为85元，2013年至2017年长沙黎托汽车站为临时站，按《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第5条规定，最多收取6%的客运代理费，2018年长沙黎托高速汽车站才升为一级站，最多收取10%的客运代理费，但实际收取客运代理费25%-29%，平均每张多收取12.6元-16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尽快退还2013年至2019年未按相关规定收取原告名下大巴客运代理费共2163273.43元。”被告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被告与原告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系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发生内部承包或挂靠关系，如果原告有任何的诉求，应当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解决争议纠纷。被告只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发生业务和经济往来，没有收取过原告的任何款项，不存在与原告有“利”的往来，更没有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被告“占有款项的情形”，故原告起诉被告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2020年6月1日主张权利，原告对于被告的任何诉求均在2017年5月30日前全部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6月25日，被告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了《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该协议第一点也明确约定了截止到2017年4月30日双方客运费已全部结清，双方须就本协议内容向各自班线经营者说明，各自班线经营者不得就营利问题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被告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了案涉车辆的《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原告的女儿蔡苑蓉也作为授权代表签字认可，该协议书第6.1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依据所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进行营收结算。基于以上约定，被告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之间进行公对公的营收结算，在双方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第二条明确：乙方自愿按所属车辆在对方车站的实际乘车人数结付一定运费给对方，作为对方运输收入的补充（长沙的客源相对较好），第三条明确：甲方车站为一级车站，收取10%的客运代理费。故被告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收取相应的客运代理费和补充收入，符合合同约定，被告都是依据合同约定依法依规的进行合理收取。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述称，原告在承包经营期间，其与被告关于客运代理费如何收取、收取比例、车辆运费如何支付，均是原告与被告自行协商、结算的，第三人未参与，对他们之间的情况不知情。2、原告只是承包了第三人的车辆，按承包协议向第三人交纳相应费用，第三人未再另外收取费用。3、原告认为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了结算协议，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被告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第三人不知情，该协议也只对被告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请求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涉车牌号为湘Ｊ×××××、湘Ｊ×××××、湘Ｊ×××××、湘Ｊ×××××、湘Ｊ×××××、湘Ｊ×××××的大型普通客车均登记在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名下，原告系上述六台车的实际经营人或出资人。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与原告均陈述双方系承包关系，由原告承包经营上述车辆并向第三人交纳承包管理费，但双方均未提交承包合同等证据。2013年1月18日，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现有的班线（即客运许可证）、客运车辆及“湘高速”品牌委托乙方在本合同约定下自主经营，并由乙方按月上交收益给甲方，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中附表中显示包含原告经营的上述六台车。2013年9月30日，被告下属的黎托分公司（甲方）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约定甲方车站在国家物价部门标准的原价范围内，根据市场客源情况确定乙方经营的湘Ｊ×××××、湘Ｊ×××××、湘Ｊ×××××的执行票价，并负责为乙方经营车辆提供与站级功能相适应的售票、候车、检票、行包管理等良好的经营场所及优质服务；线路起点：黎托高速汽车站至常德，结算价为68.7元；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14日，被告下属的黎托分公司（甲方）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又签订一份《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约定甲方车站在国家物价部门标准的原价范围内，根据市场客源情况确定乙方经营的湘Ｊ×××××的执行票价，现核定执行终点常德票价85元（含空调费2元），在扣除相应的客运代理费及站务费1.5／人后为结算价，线路起点：黎托高速汽车站至常德，结算价为63.9元；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5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此前乙方与被告下辖各单位所签订的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认同、无异议，截至2017年4月30日，双方的客运费已经全部结算清楚，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要求对方承担任何义务，此前的营收结算协议，即行废止，甲乙双方须就本协议内容向各自班线经营者说明，各自班线经营者不得就营利问题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甲方车站根据站级标准按国家政策扣除旅客站务费（甲方1.5元／人次）后余额作为结算价，同时乙方自愿按所属车辆在对方车站的实际乘车人数结付一定运费给对方，作为对方运输收入的补充，在营收结算时一并扣除；甲方车站以执行票价（含燃油附加费）为基础，扣除旅客站务费和补充收入后收取10%的客运代理费，在营收结算时一并扣除；双方还对合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4月29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乙方）签订三份《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分别就湘Ｊ×××××、湘Ｊ×××××、湘Ｊ×××××车进站经营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6.1条约定：甲乙双方依据所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进行营收结算。同时，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上述《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的所有条款，原告的女儿蔡苑蓉作为承诺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在该《承诺书》上加盖公章。2018年1月12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此前乙方与被告下辖各单位所签订的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认同、无异议，截至2017年4月30日，双方的客运费已经全部结算清楚，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亦不得要求对方承担任何义务，此前的营收结算协议，全部终止，甲乙双方须就本协议内容向各自班线经营者说明，各自班线经营者不得就营利问题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所有营收结算在未签订新的结算协议前，参照原结算协议的标准执行。2013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承包上述案涉六台车运营上述线路，被告提供车辆站务服务，被告下属黎托高速汽车站对原告营收统一结算，并出具《黎托高速汽车站参运车运费结算单》载明各月代扣费用及实际结付金额，双方进行了结算后，被告在扣除客运代理费等相关费用后向原告支付了运费，并开具了发票。2020年6月1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只能收取客运代理费（票价金额的10%）及旅客站务费（1.5元／人次），超过金额部分属于多收，应予返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湖南高速常德分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进站经营合同》、《客运车辆进站经营协议书》、《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及被告与案外人湖南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发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作为案涉六台车辆的实际经营者，亦应按上述合同及协议的条款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的约定，被告既可依据《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及服务项目向原告收取车辆站务费用，又可依据《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向原告收取约定的运费作为运输收入的补充。被告向原告收取的客运代理费为票面金额的10%，旅客站务费按1.5元/人次收取，未违反强制性规定；被告另行向原告收取的运费，亦未违反《客运班线车辆营收结算协议》的约定。故被告收费均未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卓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10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053元，由原告蔡卓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战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晓纯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