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42570号原告：于培善，男，1954年4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楚瑶，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上海华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杨峰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杰，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生，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于培善与被告上海华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第一次原审于2019年2月25日以(2019)沪0106民初10372号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该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撤销判决、发回重审的裁定。本院于2019年9月9日以(2019)沪0106民初42570号立案受理，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重审。本案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需查明相关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4月17日、7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培善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楚瑶，被告法定代表人杨峰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杰，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被损车辆损失72,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关于第一项诉请，原告具体陈述，车辆损失28,000元，保险费损失8,000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应当赔偿三倍，现原告主张赔偿二倍，即28,000元加上8,000元，乘以2。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购入一台迈腾牌轿车，因不熟洗修业务，特全权委托被告代理保险、修理业务。2018年6月，原告偶然发现前雾灯框脱落，即怀疑被告修理有诈，当即委托锦腾4S店检修，竟发现车辆内保险杠严重变形，前大灯、雾灯被盗换。经人提醒，原告调取保险公司五次理赔记录，竟发现被告全部都在造假。在一年多时间内，两次骗换前保险杠，先后骗换车辆大灯、雾灯、后尾灯及虚构修理项目近二十多处。原告车辆始终由本人驾驶，所有修理在事发前均由被告负责，除此之外未做任何修理。经专业人员检验认为，车辆被正面撞击损坏，将在今后高速行驶中严重降低其安全性能，另外在二手车市场中也将大大降低其市场价格。短短一年多时间，被告仅在原告一人身上连续作案这么多次，性质这么恶劣，其他还不知有多少客户深受其害，还蒙在鼓里。故原告诉至法院。案件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再一次明确其第一项诉请的组成，其中车辆被替换非原厂零件的损失共计9,000元；保险费损失1,800元每次，共5次计9,000元，其中原告自行承担1,000元，共计8,000元；车辆安全隐患及二手车评估贬值19,000元；上述合计36,000元，乘以2就是诉请主张的金额。原告并明确，其起诉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纠纷，被告主要的违约行为为在维修过程中将原告的原厂车辆配件私自更换为非原厂件，没有尽到维修义务。被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没有造成原告车辆的任何损失，原告的损失是其车辆发生事故之后由于自己原因造成的损失，且该损失已通过保险理赔获得弥补。第三人对原告的诉请不持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保险定损报告五份，证明原告的车辆在被告处维修，但是被告实际实施的维修行为与定损报告并不一致；2.车损照片，证明原告的车辆前保险杠有被撞痕迹，是在被告处修理时被撞的；3.通话录音，证明原告和保险公司客服通话，证明原告五次均是在被告处维修；4.长江快修连锁门店照片和修理单照片，证明被告和长江快修是两个主体，但在同一地址，由同一个人经营；5.车辆零件照片，证明车辆在最后4S店更换下来的配件，是被告更换到原告车辆上的配件，是坏的，也不是原厂配件，被告未尽到维修义务。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的车辆的确在被告处维修过；证据2看不出是否是原告的车；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保险公司只是告知定损的地点不是维修地点；证据4真实性认可，长江快修与被告公司是一个主体，长江快修只是一个商标；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关联性，无法证明系原告车上的配件，在4S店维修是有了单车事故，然后才更换下来的，无法证明事故前是什么情况，原告最后在被告处维修到4S店维修之间有一年多时间，无法证明期间原告是否另外维修过。被告为证明其诉讼意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维修清单，被告整理的与原告发生的维修关系的情况；2.长江快修接车单、平安保险公司定损报告，维修事项、价格都记载了，原告也签字确认，定损报告与维修内容不一致，原告是自己提出来的，报出险也是原告自己报的；3.照片，证明原告在2018年6月17日出了交通事故，向平安保险进行理赔，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车灯掉了；4.定损项目单，是原告2018年6月17日车辆撞击后的理赔项目，与之前的照片相印证，证明原告系出了事故才向保险公司报案的；5.POS机支付凭证，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维修报价支付费用，原告是指导实际维修项目的；6.2016年8月25日接车单，与同年8月25日的定损报告相对应，以及2017年1月10日接车单，证明被告的维修项目是与原告协商过的，原告是签字认可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记载的维修内容不完全与实际情况一致；原告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同意被告的证明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6恰能证明被告实施的维修与保险定损情况不一致，被告存在恶意损坏原告车辆、骗取保险的情况。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原告的5次报案信息凭证，证明原告保险报案时的具体情况。原告对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主张维修项目是由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对接的。被告对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4真实性不清楚，对原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1因与第三人的记录不一致故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4、6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不清楚。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的证据2互相关联，可以证明系原告车辆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的证据1虽与第三人定损报告记载不一致，但原被告均确认实际维修情况与第三人定损结果确不相符，且被告提交的证据5、6可与该证据的记载相印证，故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对于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于2015年购买一台大众FY7187FBDBG轿车，车辆发动机号为386922，车牌号先后为沪K6XX**、皖BZXX**、沪BVXX**。原告一直在被告处进行车辆的维修保养。本院查明，原告的车辆曾分别于2016年2月14日、同年8月23日、同年11月1日、2017年1月8日、2017年5月10日向第三人报机动车辆保险出险。第三人分别出具5份定损报告，其中，2016年2月14日记载的定损情况为，更换配件：外尾灯(右)，并记载后保险杠的维修事项，定损金额共计1,600元；2016年11月1日记载，更换配件：前保险杠皮、前大灯(右)、前保险杠下隔栅(右)，并记载有前保险杠修复的其他事项以及右前叶子板的维修事项和右前钢圈喷漆，定损金额共计2,400元；2017年1月8日记载，左右前门(半喷)、右后门(全喷)、左右后叶子板(全喷)、右前叶子板(全喷)、左后门(半喷)，定损金额2,000元；2017年5月10日记载，更换配件：前保险杠皮、前保险杠下隔栅(右、中)、前雾灯(右)，同时记载前保险杠修复的其他相关事项以及右前大灯修复，定损金额2,700元。该5份定损报告记载的修理厂均非被告，第三人解释具体经办人离职，相关情况无法核实，可能是在记载的修理厂进行定损，然后在被告处维修。第三人另提供与定损报告相对应的报案信息，分别记载：2016年2月14日出险，报案人原告于培善，单方事故，行驶受损，倒车撞立柱，本车车损，派工地点上海长江汽车快修(江杨南路店)；2016年11月1日出险，报案人原告，单方事故，行驶受损，直行撞立柱，本车车损；2017年5月10日出险，报案人原告，单方事故，行驶受损，直行撞其他，本车车损，派工地点本市江杨南路XXX号上海长江汽车快修江杨南路店。根据被告自制原告车辆的维修清单，其中被告实际为原告车辆实施的部分维修情况为：2016年11月3日，新极润540保养、更换右前大灯(金额850元)、右前叶油漆、右后叶油漆、前保油漆、右后门油漆、后保油漆、添加新极润540机油1升、右后轮补胎、左后门油漆，合计3,985元，优惠价实收3,400元；2017年1月10日，前保油漆、右前后叶子板油漆、右前后门油漆、左前后门油漆、左后叶子板油漆、全车镀膜、全车内饰清洗、更换雨刮片2根，合计4,660元，优惠价2,000元；2017年5月12日，前后保油漆、右后门油漆、右前后叶油漆、全车内饰清洗、左后轮补胎、右前大灯修复、前保险杠拆装修复，实收2,700元。本院另查明，2018年6月，原告再次以车辆撞击为由向第三人报出险，第三人出具的定损报告中部分记载内容为，右前大灯查勘报价2,157元。原告在2019年11月1日的庭审中陈述，其车辆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没有发生过碰撞，其提交的5份第三人出具的定损报告上记载的维修事项均不是真实的。在2020年4月17日的庭审中，针对第三人提交的5份报案信息，原告称在这5次报案中，实际发生4次撞击。案件审理中原告称事发当时并未收到过第三人出具的定损报告，对保险公司定损情况不知情。但对此第三人表示在当时应当就将定损报告通知原告的。另，原告确认其在被告处维修车辆后，一般被告会出具一份红色清单，原告签字后提车。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署专门的书面协议，但是原告的车辆多次在被告处维修保养，双方间实际形成车辆维修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第一，原告主张的5次车辆出险情况，应以保险公司的记载为准。案件审理中原告坚持主张5份定损报告所记载的维修事项均是虚假的，系被告为了骗取保险理赔编造的情况。但庭审中原告关于这5次事故具体是否发生碰撞，前后陈述矛盾。而根据第三人的报案信息记录显示，当时报案的均系原告本人，且第三人进行过实际定损，被告亦确认定损报告所显示的损失情况属实。假设如原告所言，车辆实际均并未受损，则原告将很可能涉嫌保险诈骗的刑事罪行。原告本身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实际车辆未受损，故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原被告在车辆实际维修时，并未按照第三人定损报告的维修事项进行。从被告自制的原告车辆维修清单可以看出，实际实施的维修事项与定损报告出入较大。如2016年11月1日定损报告记载需更换前保险杠，但是实际未更换，仅进行了油漆，但是另行增加了保养事项及其他维修项目；2017年1月10日定损报告记载一系列的补漆，而实际进行的除了补漆外，还有全车镀膜及内饰清洗等项目，最终结算费用却和定损报告一致；2017年5月10日定损报告记载更换前保险杠及前雾灯，但是实际进行的维修却只是前保险杠的拆装修复与前大灯的修复。故足以认定原被告未按第三人的定损结论进行维修，并利用第三人支付的车损理赔款其中的差价，实施了理赔维修范围以外的维修及保养事项。第三，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被告在维修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首先，原告的车辆在2018年以前，的确发生过多次撞击。虽然原告不予认可，但是根据第三人的报案记录及定损报告足以证明撞击实际存在，并造成了原告车辆前保险杠、前大灯等部件的损坏。其次，被告对原告的受损车辆进行了降格维修。虽然被告实际实施的维修事项与定损报告的记载不一致，但是针对原告的车辆损坏被告还是进行了修复，只是部分应当更换的部件未予更换，而以修复取而代之。综合上述两点情况，原告在2018年发现的车辆损坏情况，很可能即为之前的损伤未完全修复。比如前保险杠的损坏；以及前大灯本就是在2016年11月受损时进行了更换，从2018年定损时的原厂价和2016年11月时报价的巨大价差，可以看出2016年第三人当时定损确定的是非原厂的大灯配件，被告据此也是更换的非原厂件。最后，被告所实际实施的维修事项，均经过原告认可。虽然，原告表示其对于车辆实际损坏情况完全不知情，并且是虚假的，但是第三人明确表示定损报告是通知到原告的，且这也符合保险行业实际操作的惯例。而原告车辆在被告处维修之后，被告会出具具体的项目清单，由原告签字后提车，这由被告提交的接车单及原告的自述亦可互相印证。从获利的角度分析，被告利用维修差价实施的实际维修举措多为保养、全车镀膜等车辆综合性保养维护措施，除了被告可能获得价差利润外，原告车辆本身也获得一定额外利益。故综合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对于被告实际实施的维修项目是知情且认可的。综上，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由被告实际造成了其车辆的损坏，亦未能证明被告存在违约履行的情况。最后，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被告在获得保险车损理赔款后，未按保险公司的定损结论进行维修，反而使用降格维修等不当措施利用理赔款的差价进行车辆的保养等其他消费。这样的行为导致直接受损的首先是原告自身，降格维修虽然可以在外观上弥合表面的损坏，却无法将车辆内在的损坏修复，将造成安全隐患。同时，正是由于原告在维修时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也使得其自身在维权时缺乏必要的依据，陷入被动。另一方面，因车辆未能完全修复也将造成车辆的保险风险提升，从而在未增加保费的前提下，损害保险公司的合同利益。故，对于原被告这样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予以谴责。综上所述，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被告在维修过程中实际损坏了原告的车辆，也未能证明被告存在违约履行修理义务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培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原告于培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剑峰审 判 员  徐 凤人民陪审员  王承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韩雨奇书 记 员  杨 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