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1民初5485号原告：范之懿，男，汉族，1934年2月1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祥兵，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鹂欧，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之俐，女，汉族，1943年6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祥兵，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鹂欧，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之维，男，汉族，1946年12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翠娟，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晓竹，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龙赢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福兴路3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580179835B。法定代表人：李晏。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韵文，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晓睿，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范秋生，男，汉族，1951年9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慢，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瑜，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与被告重庆龙赢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赢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渝0151民初548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范秋生、范之碧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11月24日依法追加范秋生、范之碧为本案第三人。2020年2月27日，范之碧去世。2020年4月27日，范之碧的继承人王继光、王邦定、王邦一、王帮正、王帮重向本院表明不参加本案诉讼。本案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之懿,范之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祥兵、吕鹂欧，原告范之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翠娟、雷晓竹，被告龙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韵文、冀晓睿，第三人范秋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慢、周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向原告返还范绍增骨灰；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3.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范绍增先生系民国时期抗战名将，系三原告父亲，在世时曾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于1977年3月5日在郑州逝世，遗体及安葬事宜由河南省体委按照高级干部的标准，曾安葬于郑州烈士陵园。后因个别子女自作主张的行为，使范绍增骨灰在范秋生处一放就是43年。范秋生虽持有骨灰但不等同于其可以在不经过范家其他子女的同意下独自决定骨灰的安置事宜。因循“叶落归根”、“魂归故土”，几年前范家6个子女（包含三原告）已多次商谈关于墓葬父亲范绍增的事情，一致同意为父亲范绍增先生在老家四川大竹县公墓购买墓地，并于2018年由5人共同出资完成（当时商量因范秋生需支付送骨灰回来的交通等各项费用，所以范秋生未出资），刻好署名6个子女的墓碑。在三原告准备办理父亲安葬事宜时，却意外得知父亲范绍增先生的骨灰被被告非法持有，并欲安葬在被告位于铜梁福果山的“福果山生命纪念园”内，且在没有告知和征得三原告的同意下，擅自准备以包含三原告在内的范氏家族名义进行安葬。三原告认为根据《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原则，被告在双方多次沟通未获得三原告同意，且明知三原告不同意将父亲安葬在福果山生命纪念园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实施上述行为，侵犯了三原告作为合法直系亲属对父亲范绍增骨灰依法享有的特殊物权及安葬权。被告在迎接骨灰以及公开宣传中采用未经核实的照片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对原告的侵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约定的墓位面积超过法律规定，不能履行，构成侵权。被告的行为都证明被告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其安葬行为只是借名人效应作商业宣传。范秋生持有骨灰并不代表其具有私自安置骨灰的权利，与父亲的亲疏关系也不影响其他子女对骨灰安葬的权利。范秋生违背组织的安排未与其他兄姐商量，擅自处理骨灰的行为，说明其已经不具备再持有骨灰的权利，应纠正这个错误状态，将骨灰返还三原告共同保管，按照多数子女的意愿或者遵循长兄长姐的意愿安葬于家乡大竹。范绍增生前每遇家族遭受重大事件或困难都会安排家人回四川大竹避难，可见在其心中家乡是心灵的港湾，是最后的避难所。由于范绍增先生系社会名流，抗日名将，原告家族重视名节，被告的非法行为严重伤害了原告的情感，应该给予原告精神损失赔偿。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龙赢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原告基于被告侵权请求返还骨灰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无偿为范绍增先生修建墓位，策划安葬仪式已投入近180余万元，原告不但没有因为被告的服务遭受任何损失反而受益。被告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本身对范绍增骨灰安葬在被告经营的生命纪念园予以认可且全权委托范秋生与被告协商处理范绍增骨灰的安葬事宜，而后被告与范秋生建立安葬服务法律关系，诚实履约不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骨灰不属于侵权责任承担形式，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另外骨灰不属于《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也不属于遗产，其利用及处置受公序良俗限制，原告不具备请求返还骨灰的所有权权源。即使将骨灰视为特殊的物，被告占有骨灰的行为亦具有足以阻却原告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合法占有本权，被告基于第三人范秋生的合同关系及其实际交付而取得骨灰的占有本权，被告并非无权占有，因此即使被告具有返还义务，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向范秋生返还，而非向原告返还。最后，原告诉请有违中华传统伦理并有损范绍增个人名誉。本案范秋生已将范绍增骨灰移交被告并基本筹备完毕准备下葬，且在被告不存在非法利用、侮辱、诽谤等违反公共利益利用范绍增骨灰的情形下，原告强行要求被告返还范绍增骨灰，有损范绍增个人名誉，也有违中华传统伦理和道德。被告作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取得经营许可的市场主体，具备对外提供安葬服务的资质，被告依法接受第三人的委托为其提供安葬服务并未侵犯原告的权利，因此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范秋生述称，范秋生从未同意在四川大竹县购买墓地，原告陈述六子女均同意不属实。关于四川大竹的墓地范秋生只是听说过，没看过也不知道在哪里，没有人通知范秋生。范绍增的正面形象和口碑都在重庆，故范秋生选择将范绍增骨灰安放在重庆。范秋生自1951年出生后就跟随父亲生活，3岁时与父亲一同到河南生活直至父亲1977年3月5日去世。在长达26年的共同生活中，范秋生同父亲建立了难以割舍的父子情，父亲晚年系由母亲叶绍芳女士及范秋生共同照顾起居。在父亲生病期间一直由叶绍芳女士、范秋生以及在北京的大姐赵曼微照顾，第三人给原告打电报但没一个人过来，直到父亲去世也只有叶绍芳女士、范秋生以及在北京的大姐赵曼微在场。在父亲去世火化后，骨灰可以存放在烈士陵园但并非强制性，考虑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范秋生将范绍增骨灰放在家中保管以防被破坏。母亲叶绍芳女士此后随范秋生共同生活，由范秋生负责照顾。在母亲叶绍芳女士去世后，其骨灰也是由范秋生保管直至2019年5月范秋生将二老的骨灰移送给龙赢公司保管，范秋生自行管理父亲骨灰长达42年，现范秋生自愿将二老骨灰一并安葬在龙赢公司经营的重庆福果山生命纪念园内并未损害原告任何权益。本案被告与第三人形成安葬服务法律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签署协议书，就范绍增骨灰提供安葬前保管及后续殡葬服务进行约定，目前被告保管范绍增骨灰系基于第三人的移交，属合法持有，并不存在非法持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骨灰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在被告不存在侵权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应驳回原告的所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范之维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陈凌名片、电话录音（2019年4月2日）、《协议书》复印件、移交文件复印件、大竹县墓碑照片、墓地协议书、收据、银行流水、律师函，范之懿、范之俐提交的追悼会照片复印件，龙赢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三份、死亡证明书复印件、骨灰移交文件、迎灵仪式照片、迎灵视频、重庆市殡葬服务许可证、福果山生命纪念园总平面图，范秋生提交的户口本、郑州市城镇居民粮证、抚恤金证明、死亡证明书、《协议书》复印件两份、骨灰移交文件复印件等证据，经开庭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范之维提交的范绍增先生悼词。龙赢公司认为悼词下方书写内容存在先盖章后写字的可能，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悼词下方书写内容为范绍增与范之维系父子关系，该内容与户籍信息一致，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关于范之维提交的照片三张。因上述照片均系复印件，且龙赢公司与范秋生对此不予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范之维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龙赢公司利用照片进行公开宣传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龙赢公司提交的河南省体育局离退休干部工作处证明，由于该证明无经办人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4.关于龙赢公司提交的迎灵仪式费用明细、流程、名人墓设计方案、面积图纸、墓位效果图实际产生费用明细表、设计合同、设计费票据、雕塑合同、雕塑发票、雕塑式样图片、安装图片、墓盖采购单据、墓盖实样图片、景观石采购单据、景观石实样图片等证据。由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5.关于范秋生提交的证人刘玉峰、钟永谊、吴梦林的调查笔录。因上述证人均未出庭，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对该证词均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6.关于范秋生提交的证人冯国威的证言。冯国威出庭作证并签署证人保证书，其陈述冯国威与范秋生从小住的家属院很近，认识四十余年，并不认识范之维。因冯国威父亲当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在范绍增去世前两三年身体有不适的情况，范秋生就会找到冯国威办理范绍增入院就诊事宜，平时范绍增到医院就诊只有范秋生陪同。最后范绍增在高干病房住院期间因外伤感染得了败血症转到医院1号楼治疗，后因治疗无效去世，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仅看过范秋生在北京的大姐、叶绍芳还有范秋生来照顾范绍增，没看到过其他亲属，在范绍增去世时是冯国威和范秋生给范绍增穿的衣服和鞋子。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认为证人证言关于范绍增住院的情况属实，但认为高干病房不需要人陪护，且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范秋生与父亲范绍增共同生活有感情是肯定的，但范绍增对所有子女的感情都是一样。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死亡证明书等证据，对冯国威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7.关于范秋生提交的证人王继光的证言。王继光出庭作证并签署证人保证书，其陈述王继光系范之碧的丈夫。范绍增在六十年代到重庆曾表示，范绍增在重庆有许多房产，对重庆很有感情，死了要埋在重庆。范绍增还表示不喜欢四川大竹，因为在大竹名声不好。由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对该证言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前提下，仅凭该证言不足以证明范绍增生前曾留有遗愿将骨灰安葬在重庆的事实，故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8.关于范秋生提交的证人王帮正的证言。王帮正出庭作证并签署证人保证书，其陈述王帮正系范之碧之子，范绍增和叶绍芳是王帮正的外公、外婆。王帮正曾于1970年左右到郑州与范绍增共同生活七、八年，户籍也迁到郑州。因范绍增晚年需要照顾，范秋生白天上班，王帮正帮忙照顾。在范绍增生病时是范秋生、叶绍芳还有王帮正在照顾。范之维工作地点很远，有时候会回来探望范绍增，在此期间范之俐与范之懿没有来过。范绍增去世前王帮正回重庆了，后来范秋生通知王帮正回去参加追悼会。范绍增的追悼会主要是范秋生负责操办的，范之懿、范之维都是范绍增去世后才来的，范之俐没有来。在范绍增去世后，领取骨灰盒和保管都是范秋生操办，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无人过问。王帮正在与范绍增共同生活期间，曾与范绍增交流为什么不回四川大竹。范绍增表示其喜欢重庆，从大竹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另外王帮正也表示范之维等在大竹买墓地的时候没有范秋生的参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认为王帮正对范绍增照顾部分证言与冯国威相矛盾，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冯国威陈述在范绍增去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治疗期间仅看到范秋生、叶绍芳、范秋生在北京的大姐三人照顾，而王帮正陈述在其与范绍增共同生活期间对范绍增进行照顾，但在范绍增去世前王帮正已经回重庆，二者的陈述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关于王帮正陈述范绍增生前对重庆的喜欢以及不愿回四川大竹的事实，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对证言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言其他部分内容，综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户口本等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已公开的资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范绍增的基本情况、家庭关系及骨灰保管情况范绍增（《傻儿师长》、《哈儿传奇》等影视作品主人公原型）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1938年被委任为川军第27集团军第88军军长，自募兵员进行抗日。1949年9月，范绍增被委任为国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1949年12月，范绍增率部起义。此后范绍增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十军高参，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委员、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范绍增在世时曾在重庆居住生活多年，后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至终老。范绍增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有多妻多子，其中包含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范之碧、范秋生等子女。范绍增之妻叶绍芳（非范秋生生母）于1960年左右与范绍增共同生活至范绍增去世，范秋生自出生起一直随范绍增生活，范之维在1957年至1971年期间与范绍增共同生活，后因工作原因从范绍增家中搬出，在节假日探望范绍增。范绍增因病于1977年3月5日去世，于1977年3月9日火化，叶绍芳、范之懿、范之维、范秋生参加了范绍增追悼会。在范绍增遗体火化后，其骨灰、死亡证明一直由叶绍芳、范秋生保管。叶绍芳此后与范秋生共同生活，由范秋生赡养至1998年去世。叶绍芳去世后，范绍增及叶绍芳骨灰均由范秋生独自保管至2019年5月4日范秋生将二人骨灰移交龙赢公司前。另查明，范绍增为户主的户口簿中显示，在1954年至1977年期间叶绍芳、范之维、范秋生有户籍迁入信息，无范之懿、范之俐的迁入信息。审理中，范之维陈述范之懿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与范绍增共同生活，1954年范绍增到河南工作而范之懿复员到东北后分开居住，但中间仍有联系。范之俐毕业后到江苏工作与范绍增联系较少，范绍增曾在1957年至1961年期间通过范之维向范之俐邮寄生活费，在叶绍芳与范绍增共同生活后才停止邮寄。范秋生表示在其与范绍增共同生活期间从未见过范之俐，直到2009年才与范之俐第一次见面，范之懿与范秋生也只有三次见面。二、范绍增的骨灰安葬争议及龙赢公司被控侵权的相关情况龙赢公司系于2011年8月5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骨灰安葬、安放；殡葬用品生产、销售；墓碑设计、安装等服务。重庆市民政局于2019年3月31日向龙赢公司发放了重庆市殡葬服务许可证，显示经营范围：提供骨灰安葬、骨灰安放、丧葬用品销售服务。2018年11月27日，范之维与大竹县猴儿岩骨灰公墓签订了入墓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范之维凭有效证件自愿为范绍增购买猴儿岩骨灰公墓墓位，墓型为吉祥墓，价格为21,800元。另外对管理费等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范之维在审理中陈述其购买的为双人墓，欲将范绍增与叶绍芳安葬在一起，但墓碑不刻叶绍芳名字。范秋生在审理中表示其并未同意将范绍增骨灰安放在四川省大竹县，甚至不清楚公墓地址。2019年年初，龙赢公司联系范之碧协商范绍增骨灰安放事宜，后通过范之碧家属与范之维、范秋生对此事进行了沟通和商议。2019年4月2日，范之维与龙赢公司工作人员陈凌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进行电话沟通。范之维在通话中表示骨灰安放问题要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范秋生四个子女进行表决，范之碧已经老年痴呆没有表决权，范之碧的亲属王家没有代表权。现在因为墓已建好，不能一主二墓，建议把墓先迁四川大竹县代表范绍增回了老家，然后马上重新与龙赢公司签合同，龙赢公司再迁墓就顺理成章，这样范之懿、范之俐也没意见。陈凌表示如果真的要达成协议肯定是家族全部同意，不会强制。范之维表示满意龙赢公司的园区条件，想促成此事，但骨灰要经过大竹否则空置墓位不好。陈凌表示需要范家家族成员好好商量，公司不会恶意炒作，只是一个宣传。范之维表示明天范秋生去了，以后代表就是范秋生，也和范秋生谈了，如果这个事情能成功，就委托范秋生代表范家家族来谈，王家不能代表范家。陈凌答复好。此后，范秋生认为范之维等提出的迁坟方案不符常情，同时坚持要将范绍增、叶绍芳骨灰合墓安葬在龙赢公司经营的重庆福果山生命纪念园，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对此持有异议。最终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与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安葬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4月30日，范秋生与龙赢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范秋生系抗日将领范绍增先生的法定继承人并保管范绍增先生的骨灰及其死亡证明书，范秋生同意将范绍增先生的骨灰安葬至龙赢公司所属的重庆福果山生命纪念园，龙赢公司自愿接受范绍增先生骨灰的迁葬，并按本协议约定修建范绍增先生纪念墓。《协议书》对范秋生授权及声明、迁葬事宜、墓位修建、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内容主要包括：范秋生授权龙赢公司无偿为范绍增先生提供安葬、祭祀、塑像、墓位修建、维护等服务，并许可龙赢公司在其合法经营期限内无偿使用范绍增先生肖像、生平事迹等历史资料进行商业宣传或者组织纪念性商业活动。范绍增先生的墓位由龙赢公司根据重庆福果山生命纪念园统一规划设计打造，建墓所需全部费用由龙赢公司承担，龙赢公司拟于园区内德馨苑为范绍增先生提供20平方米的墓位使用面积，其中包括了雕塑、墓碑、绿化等。龙赢公司保证在不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合法依规使用范绍增先生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商业宣传，不得对范绍增先生的历史形象、人物精神进行捏造、诽谤、抹黑性宣传。同时龙赢公司应向前往祭祀的社会民众大力宣传与弘扬抗日将领范绍增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故意诋毁、抹黑范绍增先生的言行予以制止。2019年5月2日，范之碧与龙赢公司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协议书》。2019年5月4日，范秋生将范绍增骨灰移交给龙赢公司，龙赢公司举办了迎灵仪式。2019年6月5日，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委托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廖翠娟、雷晓竹向龙赢公司发出律师函，函告内容为：1.请重庆龙赢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在接到律师函后10日内将范绍增先生骨灰妥善归还交予三原告；2.若重庆龙赢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未在期限内妥善归还骨灰，委托人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包括但不限于行政途径、新闻监督、司法途径等）维护自身的权益。三、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在审理中明确诉讼请求及更正自述事实的情况本院在审理中要求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以及要求龙赢公司停止侵权的具体内容。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表示骨灰代表了人格权，龙赢公司非法持有范绍增骨灰、并利用范绍增对外进行宣传，侵犯了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的人格权，基于侵权责任要求龙赢公司返还范绍增骨灰。另外停止侵权的具体内容为将范绍增骨灰归还给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不安葬在龙赢公司处，同时停止利用范绍增进行宣传活动包括龙赢公司以后也不得利用范绍增进行宣传。范之维在审理中强调龙赢公司未征得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的同意与范秋生签订协议存在侵权行为，因为龙赢公司的介入导致范绍增骨灰至今尚未下葬，没有要求追加范秋生作为案件当事人，只要求龙赢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更正诉状中陈述范绍增骨灰曾安葬于郑州烈士陵园的事实，同时范之维表示其在1999年去范秋生家中看到范绍增骨灰才清楚范绍增骨灰未安葬在陵园，与范秋生商量了几次骨灰安葬问题未果，就没管了。审理中，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于2019年10月9日向本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认为本案的关键证据即诉争标的物范绍增的骨灰由龙赢公司持有，因证据的特殊性，如有毁损灭失，恐将再难以取得，故申请对现由龙赢公司持有的范绍增骨灰进行保全。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民事裁定，对存放在龙赢公司的范绍增骨灰予以保全，龙赢公司应妥善保管范绍增骨灰，保持原状，不得进行毁损、转移及其他行为。目前，范绍增骨灰在龙赢公司处保管，尚未安葬。本院认为，本案中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明确龙赢公司非法持有范绍增骨灰，并利用范绍增对外进行宣传，侵犯了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的人格权，基于侵权要求龙赢公司承担返还范绍增骨灰并承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本院在其明确的诉请范围内予以评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龙赢公司持有范绍增骨灰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二、龙赢公司对范绍增的宣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一、关于龙赢公司持有范绍增骨灰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龙赢公司基于与范秋生之间的协议接收范绍增骨灰，确定龙赢公司是否具有合法依据需要从范秋生是否有权对范绍增骨灰进行处置以及龙赢公司与范秋生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等两个方面进行评判。（一）范秋生是否有权对范绍增骨灰进行处置围绕该问题，本院从骨灰的法律保护、权利主体以及处置权的归属进行评述。首先，关于骨灰的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已经审议通过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994条也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上述规定均明确了死者遗体受到侵害时，死者近亲属有权向行为人主张权利。法律对遗体的保护实质上是对死者人格尊严的保护，骨灰作为遗体的焚化物，应当参照遗体受到法律保护。骨灰作为死者亲友对死者寄托思念，表达孝心等特殊情感的载体，是具有人格因素特殊属性的物质，但并非是民法物权意义上的物。一般认为民法上的物需要具备非人格性、可支配性、独立性、有用性、原则上须具有有体性等特征。物权作为最基本的财产权利之一，其权利客体中的物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并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体现为一定的财产利益。虽然骨灰在死者近亲属寄托哀思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但不能通过交易进行利用，否则将严重违背善良风俗，骨灰承载着死者的人格利益，不是物权的权利客体，不能适用《物权法》关于所有权及共有等相关法律规定。其次，骨灰的权利主体。法律对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利益的保护，实质上是对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延伸保护，其保护的客体为死者的人格利益。行为人侵害死者的骨灰，既会侵害死者的人格尊严，也会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死者近亲属作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者，对骨灰享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在骨灰遭受他人侵害时可向侵权人主张权利。骨灰虽然不是受物权法所调整的物，但其具有可以被控制的物理形态，同时也可以成为如骨灰保管合同等法律关系中的标的物，在骨灰遭他人冒领、误领、盗取等非法持有死者骨灰的情形下，死者近亲属基于对骨灰的管理权，可以要求行为人排除妨碍返还骨灰。最后，关于骨灰的处置权归属。《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慎终追远，对死者的祭奠、悼念是我国悠久的传统习俗，在当今也是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是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民事习惯。死者生前与其亲属之间基于血缘或生活情感上的依赖，建立亲密关系，形成深厚情感。祭奠、悼念既是亲属对死者的尊重与追思，也是对亲属精神上的一种安慰，能够缓解亲属对死者去世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同时也可能影响到亲属的外部社会评价。祭奠、悼念的表现形式包括办理丧葬事宜、举办追悼会等内容，而办理丧葬事宜包括对死者遗体、骨灰进行安葬。但当死者亲属在办理死者的安葬事宜时对安葬方式或地点存在分歧时，则需明确骨灰的处置权以解决骨灰的安葬问题。如前所述，骨灰不是物权的权利客体，不适用《物权法》关于所有权及共有的相关规定。目前法律对骨灰的处置权暂无明确规定，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维护死者尊严，尊重民间习俗角度出发，基于民事习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骨灰的处置权可以按照以下顺序予以确定：1.死者生前遗愿。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即是说死者生前对“身外之物”的财产的处分受到法律的认可，而骨灰是死者遗体的焚化物，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死者生前对骨灰的处置更应得到尊重和认可；2.若死者生前没有遗愿，则应由近亲属协商决定。若近亲属协商不一致，则可参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进行决定。法定继承顺序直观体现了继承人与死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情感依赖程度，已经审议通过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994条也明确规定在死者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由配偶、父母、子女主张权利，若上述亲属不存在或已去世的情形下，则由其他近亲属主张权利，即说明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中具有排除其他顺位继承人的权利，故在死者生前没有遗愿的前提下，则可参照法定继承顺序予以确定骨灰处置权的归属；3.若同一顺位的近亲属意见仍不一致，则应综合考虑各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亲疏关系，特别是生活、情感互相依赖和扶助情况，死者后事的处理以及其他符合公序良俗的民间习俗等情况予以确定。首先，与死者生前生活情感互相依赖程度更紧密的亲属，往往也更加了解死者生前的心理动态包括对后事处理的态度；其次，由死者生前长期共同生活到最后的亲属料理死者安葬等后事，在没有相反事实情形下，一般更符合死者生前遗愿；最后，与安葬骨灰相比对死者生前的陪护对于死者更具意义，对父母承担主要陪护照顾义务的子女在父母去世后的安葬事宜上更具话语权符合一般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和法感情。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充足证据证明范绍增生前对骨灰安葬事宜留有遗愿，故骨灰的处置权由其近亲属决定。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范秋生、范之碧作为范绍增子女，对范绍增骨灰的安葬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其中范秋生与范绍增共同生活时间最长，且在范绍增晚年时承担了主要的陪护照顾义务。在范绍增过世后，范秋生对其骨灰予以接收并保管40余年。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在诉状中陈述范绍增遗体及安葬事宜由河南省体委按照高级干部的标准曾安葬于郑州烈士陵园，但在庭审中又对其陈述该事实予以更正，也就是说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在范绍增过世后未曾确认过范绍增的骨灰被如何安置存放何处，抑或是明知范绍增骨灰在范秋生处保管但均以默许的态度认可范秋生对骨灰进行管理。无论基于任何条件或理由，都不能否认客观上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实施有效管理长达40余年，而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未参与实际管理的事实。综上，无论从感情生活的依赖程度、范绍增后事处理以及骨灰保管的情况，还是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认定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具有处置权更符合善良风俗。另外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的安葬方式及安葬地点等处置行为亦不违背善良风俗。从安葬方式上看，范秋生、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均认可将范绍增骨灰入土安葬，该安葬方式也符合一般民事习惯。从安葬地点看，将骨灰安葬在死者出生地固然是传统民间习俗之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迁徙变得更加频繁，将骨灰安葬在死者生前曾经工作和生活或者其他与死者有密切关系的地方也符合一般民间习俗。本案中，范绍增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但其在重庆市以及河南省郑州市居住生活较长时间，均存在密切关系。且从范之维与龙赢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内容来看，范之维也表示如果先将范绍增骨灰安放在大竹然后再迁墓到龙赢公司经营的生命纪念园，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均无异议，也就是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对范绍增骨灰最终安放在重庆并不反对。因此范秋生将范绍增骨灰安葬的行为并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综上，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具有处置权且不存在处置不当的行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骨灰处置权的确定并不排斥其他近亲属在死者安葬后享有祭祀和探望的权利。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提出范绍增骨灰应按规定存于烈士陵园，但范秋生因错误认识未按照组织安排，非经亲属授权而私自持有骨灰的意见。由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未提交证据证明范绍增骨灰按规定必须存在烈士陵园的事实，范秋生在庭审中陈述当时可以选择将骨灰存放在烈士陵园但并非强制性，即存放于烈士陵园是权利并非义务。另外范绍增妻子叶绍芳在范绍增去世后与范秋生共同生活，并共同保管范绍增骨灰，范秋生并非私自持有，因此对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提出子女与范绍增的亲疏关系不影响骨灰安葬权，持有骨灰不代表管理，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或听从最年长的兄姐的意见安葬骨灰的意见。本院认为，正是基于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才决定了作为死者的子女优于其他顺位亲属有权利及义务安葬死者的骨灰。同理在同一顺位的子女，亲疏关系也影响对骨灰安葬问题上的话语权。本案中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户口本等证据，可以认定范之懿、范之俐在范绍增晚年未与其共同生活。虽然该情况的发生可能并非基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但无法否认客观上范之懿、范之俐没有在范绍增晚年承担陪护义务的事实，在范绍增去世后的40余年内没有对范绍增骨灰实施管理行为。范之维与范绍增共同生活较长不乏亲密关系，但范之维在范绍增去世后并未表现出对骨灰管理的意愿，其自述在1999年到范秋生家中才知道范绍增的骨灰未被安葬的事实，由此可知在范绍增去世后的20余年时间里其未曾探究过范绍增骨灰被如何安置，且在其得知骨灰由范秋生保管后，与范秋生沟通了几次未果就没管了，即默认了范秋生的管理行为。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在本案中主张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或听从最年长的兄姐决定骨灰处置权归属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龙赢公司与范秋生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一方面，从主体资格上看。龙赢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其经营范围包括骨灰安葬、安放等服务。重庆市民政局于2019年3月31日向龙赢公司发放了重庆市殡葬服务许可证，许可其提供骨灰安葬、骨灰安放、丧葬用品销售服务。龙赢公司与范秋生签订协议时在经营许可期限内，具有提供殡葬服务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从现行有关规定看。根据民政部关于公墓管理的相关规定，殡葬服务从业者在签订协议时需要审查签约主体是否持有死者的火化证明、死亡证明，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于防止炒卖墓穴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发生，规范殡葬服务行业的市场行为。范秋生在与龙赢公司签订协议时提供了范绍增户籍证明、死亡证明书等原始文件，龙赢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查义务。综上，龙赢公司在与范秋生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签订协议时，具有提供殡葬服务的主体资格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查义务，其与范秋生签订协议的行为不具违法性。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主张龙赢公司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与范秋生私下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签订协议构成侵权的意见。本院认为，骨灰如何安葬是由对骨灰享有管理权的主体决定的，殡葬从业者作为民事主体，无权力审查死者全部近亲属的身份信息情况，也没有拒绝与具备签约条件的主体签订骨灰安葬协议的法定理由。正如范之维在本案中陈述其以个人名义与四川省大竹县猴儿岩骨灰公墓就范绍增骨灰事宜签订骨灰公墓入墓协议书，该公墓在未取得范绍增全部近亲属至少未包含范秋生同意的前提下，仍然与范之维签订协议，这说明行业一般做法也没有要求殡葬从业者必须在征得所有死者近亲属同意的情况下方可签订协议。另外从善良风俗看，若死者近亲属之间就骨灰安葬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要求殡葬从业者均拒绝接收骨灰，导致死者骨灰无处安葬，进而使死者的人格尊严严重受损。与违背部分死者近亲属的安葬意愿相比，拒绝接收骨灰的行为更加有违善良风俗。故对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范秋生对范绍增骨灰有处置权且不存在处置不当的行为，龙赢公司在签订骨灰安葬协议时亦不存在违法行为，故范秋生与龙赢公司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龙赢公司基于该协议持有范绍增骨灰具有合法依据，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据此要求龙赢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返还骨灰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要求龙赢公司不能安葬范绍增骨灰的请求。如前所述，龙赢公司与范秋生就范绍增骨灰安葬事宜达成协议合法有效，龙赢公司按合同约定安葬范绍增骨灰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龙赢公司对范绍增的宣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未提交证据证明龙赢公司已经实施利用范绍增进行宣传的行为或者即将实施侮辱、诽谤、贬损等致使范绍增人格利益受损，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人格尊严遭受侵害的行为，故在本案中对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名人的姓名、肖像等具有较大商业价值，可以对商品的销售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人格权中姓名权、肖像权等权益包含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两部分。本案中范绍增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姓名、肖像等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在范绍增去世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范秋生对此均享有权益，但并非所有对范绍增进行的宣传行为均对其近亲属构成侵权，应当在具体案件中具体分析。若龙赢公司此后对范绍增进行宣传活动，应当充分尊重范绍增近亲属的意见，且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进行。若龙赢公司对范绍增的宣传活动未得到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的许可或超出必要限度，则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有权另案处理。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主张龙赢公司举办迎灵仪式的行为构成侵权的意见。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龙赢公司基于与范秋生的协议接收范绍增骨灰，该迎灵仪式为骨灰接收仪式，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未举示证据证明龙赢公司已经对此进行公开宣传的事实，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之维提出龙赢公司主张其在迎灵仪式使用了合成照片构成侵权的意见。由于其未举证证明该照片系由龙赢公司合成并对外公开宣传的事实，且在该仪式上范绍增的其他在场亲属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主张龙赢公司与范秋生签订协议书中约定为范绍增、叶绍芳提供的墓位面积超过法律规定的面积构成侵权的意见。龙赢公司与范秋生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墓位面积包括了雕塑、墓碑、绿化等内容，并不仅仅是墓穴面积，且其意图也是为范绍增提供更好的安葬条件，并不存在恶意处理骨灰的情形，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要求龙赢公司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由于龙赢公司目前尚未存在侵权行为，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范之懿、范之俐、范之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伟伟审判员  朱 平审判员  王 欣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