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12984号原告（反诉被告）：何伟洪，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德，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张丽丹，女。被告（反诉原告）：潘振鹏，男。被告（反诉原告）：邝家良，男。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良，广东都昇律师事务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翠怡，广东都昇律师事务律师。原告何伟洪与被告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提出反诉，本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伟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德，被告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良、罗翠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于2019年6月1日解除；2.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解除前的管理运作费用（按照减去成本后剩利润的20%计算），暂计20000元；4.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6日，原告与三被告双方签订《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告负责“西贡码头”美食店（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边美食广场三栋1-6号铺）的管理、运作、出品监控、原材料进货，合作期间为2019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5日。运营后，原告占三被告减去成本后剩利润的20%作为管理费用，双方每月1-10日内盘点交数一次。同时，根据《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第三条约定，若三被告不用原告管理运作的，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着手开展对“西贡码头”美食店的筹划和运营工作，包括菜式设计、食材进货、店铺布置、装修、物资购置等。2019年3月31日，美食店得以顺利开业经营。开业后，在原告的经营管理下，美食店经营良好。2019年4月28日，三被告突然不让原告参与美食店的经营管理，多次命令店内的员工不要配合原告的管理工作（包括拒绝向原告提供账本进行核对），致使原告无法对美食店开展运作管理工作。其后，原告多次联系三被告，要求恢复原告的经营管理权或支付违约金，但三被告一直借故拖延。2019年5月27日，原告委托律师向三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三被告限期恢复原告对美食店的经营管理权利及提供美食店的账目等资料，但三被告没有履行。三被告不让原告经营管理酒楼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三被告辩称，1.原告于2019年4月27日便擅自离开了管理岗位，不按《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履行管理酒楼的义务，属于原告违约；三被告不存在无故不让原告参与酒楼经营的事实，三被告没有违约，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违约金。三被告与原告于2019年3月6日签订了《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由原告负责管理酒楼的运作、管理、监控、原材料进货，三被告负责财务、收银、入货监控的管理；如三被告发现原材料价格有疑问的情况下，可通知原告，或三被告自行采购。2018年4月中，三被告发现原告购置的食材价格、质量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是便向原告提出建议，并加强了对食材购置监控。但原告不但不向三被告作出合理解释，却突然离开了酒楼的经营管理。2019年5月，原告称三被告违约，要求三被告需向其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事实上，三被告从没有要求原告不再参与管理，只是依照《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加强了购置食材监控，而且这种监控对于投资人来说是合理且必须的。从原告与被告邝家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三被告确实是对原告提出了购置食材的建议，但三被告没有要求原告不再管理，而且被告邝家良在沟通中一直强调原告可随时回酒楼进行管理经营。原告擅自离开酒楼管理的真实原因是三被告的监控导致其无法轻易再在管理中赚取购置食材的差价。经三被告与食用油的供应商确认，原告确实存在虚报食材进货价格、从中赚取差价获得利润、损害酒楼及三被告利益的行为。“西贡码头”酒楼从2019年3月31日正式开业距三被告发现食材价格颇高未到一个月，原告就违背了合同书中合作共赢原则，为自己牟取个人利益，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首先以不诚信的行为破坏了双方的合作基础，其次又擅自离场令酒楼经营陷入混乱，是导致《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解除的根本原因。在原告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且没有证据证明其离开酒楼管理后给其造成了哪些损失的情况下，其主张高达5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原告向三被告主张50万元的违约金依法不应予以支持。2.因原告违约，擅自离开酒楼后导致酒楼经营陷入混乱，亏损较大，因此三被告无需向其支付相关的管理运作费用。《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第2点双方约定，原告占减去成本后利润的20%作管理运作费用，如无利润的情况下，原告不收任何费用。三被告刚开始创业，缺乏酒楼的管理经验，而原告声称其已拥有多年的酒楼管理经验，名下经营餐饮公司，因此三被告希望通过让出股份的方式来换取原告尽心尽力对酒楼进行管理。但“西贡码头”酒楼开业未满一个月，一切均未走上正轨，三被告投资的成本远未收回，仍处于亏损状态，原告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酒楼使经营更加雪上加霜，没有任何利润。同时，原告又违反了合同书中合作共赢原则，牟取个人私利，加重了酒楼的亏损程度。因此三被告无需向其支付酒楼的管理运作费用。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向三被告退回加盟费20000元；2.判令原告向三被告退回购买食材预付按金10000元；3.判令原告向三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被告计划开办餐饮企业，经与原告多次协商，决定加盟原告作为负责人的佛山市南海区众和轩美食店，并由双方于2019年3月签订了一份《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告负责三被告开办酒楼的管理、运作、出品监控、原材料进货为主；三被告负责财务收入和支出，入货监控，如三被告发现原材料价格有疑问的情况下，可通知原告或自行采购；合同期为两年，自2019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5日；原告收取利润的20%作为管理运作费用，如没有利润，原告不收任何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一次性收取三被告加盟费2万元，三被告注册成立公司后，再以双方企业签订一份正式合同。《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签订后，三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加盟费2万元，并投入资金对酒楼进行装修设计、配置人员等。酒楼于2019年3月31日开业时，原告又要求三被告支付了购买食材预付按金1万元。其后，各方根据《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各司其职，每天均对酒楼的开支进行核对。2019年4月中旬，三被告发现原告购买食材的价格偏高，便向原告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对购买食材的监控。但2019年4月27日起，原告突然宣称因三被告不再同意原告自主购买食材属于三被告违约，原告离开酒楼，不再向酒楼提供管理服务。原告离开酒楼后，各方曾进行了多次协商，三被告表示欢迎原告随时回来管理酒楼，且明确三被告有权按《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对购买食材进行监督控制。但原告不但不回来管理酒楼，亦不向三被告退回加盟费及购买食材按金。由于原告擅自离场，酒楼管理陷入混乱，至今仍亏损严重，给三被告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原告在三被告根据《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约定提出加强对食材购买进行监控的情形下，擅自离开酒楼管理，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向三被告退回加盟费、按金并赔偿全部损失。三被告遂提起反诉。原告对三被告的反诉辩称，不同意三被告的反诉请求。1.本案是三被告违约未按照合约约定与原告进行对账，不让原告管理涉案餐馆而引起的；2.三被告支付的2万元加盟费，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为被告成立涉案餐馆，并由被告按照原告经营的餐馆模式进行经营，原告没有违约行为，不应该退还2万元的加盟费。3.三被告主张的1万元预付购买食材按金，并不是向原告支付，原告没有返还的义务，另外，该1万元根据收据显示属于三被告的定金，现三被告违约，也不应当退还。综上，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围绕本诉及反诉共同提交了证据如下：1.《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1份，原件）。2.西贡码头入货簿、合作协议（各1份，原件）。3.西贡码头对帐簿（1份，原件）。4.李永翠微信对账转账记录截图（张丽丹与李永翠的聊天记录）（7页，原件出示手机）。5.菜式（1页）、菜牌（页）、名牌（1页）、彭永志名片（2张）、西贡码头名片（2张）、照片（6张，复印件）。6.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各1份，原件）。7.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右下角标注41-43页、右下角标注47-50页的是李永翠的聊天记录截图、其余的是原告的聊天记录截图，10页，原件出示手机）。8.律师函（通知停止违约行为，1份，复印件）、EMS快递单（单号1067777676929）（1份，原件）、EMS快递单查询截图（1份，复印件）。9.律师函（通知解除合同）（1份，复印件）、EMS快递单（单号1078597217529）（1份，复印件）。被告围绕本诉及反诉共同提交了证据如下：10.管理加盟费用《收据》（1份，原件）。11.订货按金《收据》（1份，原件）。12.送货单（1份，原件）、被告邝家良与食用油供应商的微信聊天截图（6页，当庭出示手机）。13.邝家良与何伟洪的微信聊天截图（3页，原件出示手机）。14.酒楼2019年3月至5月的收入支出明细（17页，原件）。15.酒楼3月、4月收入支出明细（2页，打印件）。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核，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1-5，证据7-9，证据10、11，证据13，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是工商部门的登记材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的微信记录不能确认双方身份，本院不以证据12作定案依据；证据14的有原件核对，且原告对证据14中2019年3月份数据进行签名确认，本院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5是数据的归纳表格，未有双方签名确认，本院对该证据证明力不予确认。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3月6日，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作为甲方与何伟洪作为乙方签订《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乙方主要负责甲方管理、运作、出品监控、原材料进货为主。运营后乙方占甲方减去成本后剩余利润20%作管理运作费用（注：损耗餐具，增加设备不列入在内，如无利润的情况下，乙方不收任何费用，每月1-10日内盘点交数一次）。乙方在合作期间内不得与南海周边附近的酒楼合作，否则应付违约金50万元，在甲、乙双方合作期间甲方如不用乙方管理运作的情况，甲方同样应付乙方违约金50万元，合同期间为2019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5日，为两年，如有需要必须经甲方同意，合约到期后，甲方优先管理选择乙方续签。甲方不得参与乙方的管理运作，只可提意见和方案，酒楼运作、管理、监控、原材料进货统一由乙方管理，甲方只管理财务、收银、入货监控。甲方负责财政收入和支出，必须有账目登记清楚，出入账必须明确，每日清单必须签名确认，乙方有权查账。如甲方发现原材料价格有疑问情况下，可通知乙方，或甲方自己采购。大家合作合赢为主，（包括管理人员工资有质疑的情况下由甲方随意变动）。在合同运营期间，如甲方有意向转让给外人的情况下，乙方应付甲方酒楼卖出总价20%费用给乙方。乙方一次性收取管理运作加盟费用2万元整，合同签定后一次性付清。2019年3月6日，何伟洪向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管理加盟费20000元。《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签订后，双方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高边美食广场三栋开设名为“西贡码头”的食店。从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原告在名为“西贡码头入货簿”的笔记本中手写罗列每日进货物品及金额。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原告在名为“西贡码头对帐簿”的笔记本中手写罗列每日进账金额，并由原告的代表人员李永翠及张丽丹签名确认。张丽丹将“西贡码头”食店自2019年3月至5月期间的收入及支出情况在笔记本中手写罗列金额。2019年5月27日，原告通过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向三被告发送《律师函》，提出三被告于2019年4月27日后突然不让原告对酒楼进行管理运作，拒绝向原告核对酒楼的账目情况，违反《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要求三被告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日起恢复原告对“西贡码头”酒楼的运作管理等权利，并向原告提供自2019年4月28日起至恢复运作管理权之日酒楼的账目、经营运作情况资料，三被告不得参与酒楼管理运作，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2019年6月1日，原告通过广东天穗（佛山）律师事务所向三被告发送《律师函》，提出因三被告阻止原告对“西贡码头”酒楼进行管理运作，而自行对酒楼进行运作管理，经沟通、通知后仍未改正，违反《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并由三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及合同解除前酒楼盈利的20%管理运作费用。双方在庭审中确认，从2019年4月28日起原告不再负责“西贡码头”食店经营。本院认为，被告潘振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双方在庭审中选择适用内地法律，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关于《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请是行使法定解除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原告在诉讼中主张因三被告违约致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对三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因三被告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三被告拒绝其参加食店管理，虽在诉讼中举证原告的代表李永翠与张丽丹，原告与邝家良，原告与潘振鹏等人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以证明上述事实，但上述聊天记录内容仅能反映双方就食店的管理问题进协商的过程，并未能证明系三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原告履行管理食店职责，更不能证明原告因此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从三被告提供的被告邝家良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可反映，被告邝家良在聊天中已明确出作并非不让原告管理的意思表示；因此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三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其主张三被告违约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涉案合同不存在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原告无权主张解除涉案合同，但鉴于《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主要内容系由原告管理经营“西贡码头”食店，而双方确认被告已于2019年4月28日起不再负责经营，而三被告在庭审中亦表达同意解除合同的意见，本院确认《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双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应根据双方履约情况、违约责任等情况进行确认。关于原告主张违约金问题。如前述，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三被告在履行《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原告主张三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0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管理运作费用问题。《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明确约定该运作费用为“减去成本后的剩余利润的20%，如无利润情况下不收任何费用”，因此原告可取得运作费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经营利润，对上述事实原告负举证责任。因双方在“西贡码头”食店期间未按会计准则设立账册，双方均只以手写方式在笔记本中对相关金额进行罗列，笔记本中所罗列数据系代表何种性质款项亦未载明；原告所举证的“西贡码头入货簿”及“西贡码头对帐簿”内容亦仅记载了经营期间收款情况及入货情况，只能从侧面反映经营期间的部分款项的出入，未能全面反映双方经营期间是否存在利润；在本院限定的期间内，双方未能对双方经营期间“西贡码头”食店的收支、盈亏情况进行对账；因此本院无法从原告举证中得出经营期间存在利润的结论，原告主张三被告支付运作费用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主张退还加盟费用问题。根据《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约定，加盟费用系签订合同后由原告一次性收取，双方并未约定该费用的返还条件，三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须承担返还该费用责任的依据，因此即使涉案合同解除三被告亦无权主张返还，三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举证其持有记载“收到订货金10000元”的收据一份，但该收据并未记载收款人，在“经手人”记载的“翠”字亦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收款人系原告，因此三被告反诉主张原告返还该款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三被告反诉主张的违约金问题。三被告认为原告擅自离场使食店管理陷入混乱导致亏损，但其在诉讼中所举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述主张，而从本案的整个基本事实过程看，无论是《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的签署还是被告退出食店经营，直至最终合同的解除，都是双方当事人自行作出的选择，尽管双方对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各执一词，但从本案基本事实看，是双方的共同合意主导了整个协议的签署、履行、解除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原告亦不存在违约行为，三被告主张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何伟洪与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于2019年3月6日签订的《互利共赢合作合同书》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二、驳回何伟洪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丽丹、潘振鹏、邝家良的反诉请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结案，本诉受理费9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反诉受理费1800元（三被告已预交），由三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及被告张丽丹、邝家良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潘振鹏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晓强人民陪审员  梁文坚人民陪审员  彭业清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林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