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2民初15141号原告：张建国，男，1973年3月9日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韵皎，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云建，男，1969年2月28日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鸥，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友维，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凤凰镇安庆村。法定代表人：张建国。原告张建国与被告徐云建、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亿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黄韵皎，被告徐云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鸥均到庭参加诉讼。后转为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韵皎，被告徐云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鸥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亿公司两次庭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徐云建不具有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2、判决确认被告徐云建持有的被告国亿公司40%股权(对应出资额2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3、判令两被告共同配合将登记在被告徐云建名下的4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张建国撤回了第1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02年9月，原告以个人名义向安庆村民委员会租赁土地并筹备设立国亿公司，但因设立时原告自有资金不足，故向被告徐云建及案外人陶某,4合计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在工商注册登记时暂时借用被告徐云建之名义将其中20万元存公司预设账户。2004年1月20日，原告与被告徐云建及案外人陶某,4补充签订了《本金红利分配协议》一份，协议中明确了被告徐云建仅为被告国亿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既不参加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也不承担公司任何经营风险，仅是按投入资金收取固定红利。截止2007年2月，原告已与被告徐云建结清了全部借款本金及“红利”(实际为利息)。被告徐云建不具有国亿公司股东资格。为此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徐云建辩称，2002年9月份，原告想开办一家服饰辅料的企业，因个人资金不足，当时找到了徐云建合作，两人作为发起人成立了被告国亿公司，徐云建共出资30万元，其中20万元是作为股本，占股是百分之四十，10万元作为是日常使用资金。如果徐云建出资仅是作为借款收取利息，在国亿公司成立时，各方就应当有相关的约定，张建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徐云建做国亿公司的股东。本金红利分配协议是由国亿公司张建国提议后签订的，签订的时间是在2004年1月，这已经是国亿公司成立后近一年半了。因徐云建当时自己还有其他生意，无太多精力管理国亿公司，同时也是出于对张建国的信任，所以同意由张建国全权管理公司，接受了收取固定红利的建议。这种收取固定红利的方式是公司与股东之间对分红权的一种处置行为，并不会对出资性质和股东资格产生影响。所以徐云建出资成立国亿公司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公司的股东，实际也是记载在公司股东名册和经过工商备案的股东，其股东身份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国亿公司辩称，1、公司设立时，被告徐云建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被告徐云建未参与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也不承担公司的任何经营风险。被告徐云建不具备国亿公司的股东资格。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2年9月8日，张建国作为租用方向张家港市西张镇安庆村民委员会租用房屋、土地，作为国亿公司的经营场所。2002年9月11日，国亿公司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设立时登记股东张建国、徐云建，分别出资30万元、20万元，占股60%、40%，公司营业期限为10年，至2012年9月11日，国亿公司因未依法参加2003年的工商年检，于2004年11月26日被吊销，尚未依法清算，徐云建在本案起诉前向本院申请对国亿公司强制清算。2004年1月20日，国亿公司（甲方）与陶某,4、徐云建（乙方）签订《本金红利分配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甲方在经营过程中，盈亏与乙方无任何连带责任关系；甲方按乙方所投资的叁拾万元本金，每年支付投入的30%的红利分配（陆万元、叁万元），在每年的一月底付清本金的红利（陆万元、叁万元）；甲方确保乙方在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捌年内有30%的本金红利分配。如甲方向乙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捌年内不能支付30%的本金红利，甲方应一次性退还乙方股本金……该协议尾部甲方处由张建国署名，乙方处由陶某,4、徐云建分别署名。2004年5月18日，徐云建、陶某,4分别出具载明“收到国亿公司本金红利”内容的《收条》各1份，金额分别为2万元、4万元。2005年5月29日，徐云建出具《凭证》1份，载明：今收到04年国亿公司股金红利9万元。2006年3月37（存在笔误）日，徐云建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张建国股金红利9万元（05年红利）。2007年2月8日，徐云建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张建国现金13万元，以前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该13万元为10万元本金，3万元红利。其余20万元本金及红利由陶某,4收取，陶某,4确认收到。上述《本金红利分配协议》30万元本金的形成过程如下：2002年11月19日、12月26日，张建国分别向陶某,4出具《借条》各1份，借款金额分别为15万元、5万元。借条下方均有徐云建签名，其中11月19日的借条“徐云建”签名前注明“公证人”三字。庭审中，经被告徐云建申请，证人陶某,4到庭陈述事情经过。其述称，其与徐云建系连襟关系。1、就《本金红利分配协议》，其并未看内容，看到他们两个都在上面签字了就直接签了字。2、其将20万元现金交给徐云建后，徐云建告知把他的钱借给了他朋友张建国两人开办公司，所以后来张建国向其出具借条。本金20万元应该是张建国还给他了，一共拿了多少利息记不清楚了，大概拿了三四次利息，每次6万元，一般都是徐元建给我，有的时候张建国给我。徐云建向其借款出资的20万元实际就是张建国向其出具借条的20万。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张建国与徐云建本人进行了调查。原告张建国述称：公司成立之前，我与老婆两个开了一个厂，叫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厂，主要做服装辅料的。为了将厂做做大，我通过朋友认识了被告徐云建，当时被告徐云建说可以给我借点钱，他介绍了连襟陶某,4借给了我20万元，这是在成立了公司之后，陶某,4借款之后，被告徐云建陆续借了我10万元，当时成立公司必须至少有两名股东，考虑到被告徐云建能融到资，我就让他成为挂名股东。设立公司的出资50万元，我与徐云建实际均未出资，系委托第三方代为办理，实际上股东均没有把30万元和20万元投到公司；签《本金红利分配协议》的前提是陶某,4和被告徐云建想对他们的这个30万元有旱涝保收的想法，当初我想三年一签，因为30%的利息太高了，我也有压力，当时因为张家港市区花园浜的小房子也只要两三万一套，压力比较大。被告和陶某,4主张要签八年，后来就签了八年。当时被告徐云建也比较大气，说如果你以后利息还不出，就把本金还给他就行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借30万元的借款协议，反正弄清楚就全部结束。2007年2月8日被告徐云建在收条上也写清楚了“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我写给陶某,4借条的时候，借条上面有被告签字，上面写明是公证人，如果是被告徐云建投资，没有必要写公证人。被告徐云建述称：该协议是原告一手操办的，只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签个字，签字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了，我也没有去看内容，当时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陶某,4是后来去签字的。起诉之后我才看到这份协议的，上面陶某,4不应该签字，这20万元是陶某,4借给我的，我再投到公司里去的，这份协议和陶某,4根本就没有关系，当时内容我没有仔细看，协议内容都是原告起草并一手操办的。关于2007年2月8日的收条，写清楚收到现金13万，后面的“以前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的内容是原告让我补充写上去的。我是根据红利分配协议拿到的本金，拿到了13万元之后本金、红利全部拿到了，但是我还是公司的股东。以上事实由原告张建国提供的《本金红利分配协议》《收条》《凭证》《借条》等书证，被告徐云建提供的《工商查询表》《章程》等书证及本院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等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纠纷是由于被告徐云建作为登记股东在公司被吊销经营十多年后向本院提起强制清算，而原告张建国认为被告徐云建不具备股东资格而引发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虽然被告徐云建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也被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中，但工商登记材料仅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当出现股权归属纠纷时，股权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被告徐云建应认定为名义股东，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徐云建未提供向国亿公司出资的依据，国亿公司也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本金红利分配协议》中涉及的30万元，其中有20万元为陶某,4所有，无法对应为被告徐云建的出资款。其次，张建国与陶某,4、徐云建签订的《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该协议甲方虽为国亿公司，但下方署名为张建国，且根据协议“甲方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可知，该协议的甲方应为张建国；根据陶某,4与张建国之间存在书面借条明确借款关系以及徐云建亦作为见证人签字这一节事实，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徐云建和与另一股东张建国存在借款关系的陶某,4，系协议的共同乙方，权利义务并无区别，且双方约定了30%的固定本金红利，另外，徐云建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与公司另一股东张建国签订分红协议，并明确约定张建国“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盈亏与乙方无任何连带责任关系”等相应内容，不符合通常理解的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可推断出张建国与徐云建、陶某,4之间所签订的该协议，名为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而实质为借款关系。再次，国亿公司于2004年11月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再经营后，徐云建仍继续收取固定分红。徐云建在此后出具的收条时将国亿划去具名收取张建国款项（“张建国”）以及“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的记载，均可表明徐云建明知公司已不再经营，收取的是张建国个人支付的款项。另一出借人陶某,4亦当庭表示已自张建国处收回20万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结合以上细节，不难看出作为工商登记股东，徐云建对其与张建国之间就该30万元的认知更倾向于借款，而非共同投资人，在知晓国亿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徐云建（陶某,4）默认以收回本金及两年固定红利的方式即清洁其与张建国（国亿公司）的经济往来。加之之后长达十多年被告徐云建从未过问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符合常理。最后，从协议中约定的由张建国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及公司吊销之后支付的款项由张建国个人支付等情形，可以看出张建国是国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国亿公司的实际股东。综上，原告张建国的陈述更为可信，故本院认定被告徐云建国亿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原告张建国，原告张建国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徐云建持有的被告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名下的40%股权为原告张建国所有；二、被告徐云建、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应予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张建国将被告徐云建持有的被告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名下的40%股权登记至原告张建国名下，相关费用由原告张建国负担。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徐云建负担，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至张家港市人民法院，逾期不交纳的，本院将移送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及帐号：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10xxxxx76。审判员  肖建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 晓本判决引用的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