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2354号 原告：邵欣，女，198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雄海（邵欣之父），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军，四川中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进，男，198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锋，四川天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邵欣与被告张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邵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雄海、余建军，张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进向邵欣返还22万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3日，张进向邵欣介绍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是倒卖法拍房。因为有内部关系，投资回收周期只有二十多天，20%收益，由中国银行德阳分行行长夫人的关系杨姐和陈红来具体运作，张进从中抽成。张进自称已经投入几十万，所在单位领导也投入了十万，还有双方共同的朋友黄艳梅等人都在投资。张进向邵欣承诺“亏了我给你负责”，之后还通过微信向邵欣发送了大量房屋图片和视频，让邵欣购买这些所谓的法拍房。基于对张进警察身份的信任，邵欣于2019年3月15日至8月10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张进指定的账户转账共计64.926万元。2019年8月25日，邵欣等人到德阳要求查看房屋时发现被骗，根本没有所谓的法拍房，所投资金全部被骗，该案已由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因张进承诺保证邵欣的资金安全，2019年10月25日，张进主动提出补偿邵欣损失22万元，并拟定了补偿协议。本着互谅互让，邵欣接受了补偿协议。但在履行过程中，邵欣多次电话提醒和催要，张进仍不履行前两笔到期的补偿金11万元，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办法。邵欣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张进辩称：1．本案事实经过为：2019年初，案外人陈红告知张进其通过低价购入法拍房再高价出售赚取利润，邀约张进投资。投资初期，陈红按约支付了所谓的利润。邵欣得知此事后，希望借此赚钱，但因为不认识陈红，就希望通过张进向陈红投资。邵欣转给张进的所有投资款，张进都全部转给了陈红。2019年3月至8月期间，大家都收到了陈红的投资分红，但到8月底，陈红就未再支付分红了。得知被骗后，张进、邵欣以及其他投资人以诈骗罪为由向公安报案，现陈红所涉诈骗罪一案已经进入法院审理阶段。邵欣经张进介绍后结识了陈红，此后便直接跳过张进向陈红转款。并且，双方是一同去公安机关报案的，所以邵欣明确知晓实施诈骗的是陈红，不是张进。但因陈红已挥霍钱款，所以邵欣要求张进给予经济补偿；2．《补偿协议》是张进受胁迫签订的，请求法院予以撤销。邵欣的父亲和哥哥都是青神县公安局的民警。邵欣父亲曾打电话要求张进予以补偿，张进拒绝后，青神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日派包括邵欣哥哥在内的三位民警到张进所在单位即四川省阿坝监狱调查张进的犯罪事实。邵欣要求张进给予补偿，否则公安机关将会对其立案侦查。基于对公安权利的忌惮，张进与邵欣签订了《补偿协议》。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非出于自由意志签订的，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邵欣提起诉讼后，张进已向有关单位和部门举报了青神县公安局的违规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张进向邵欣介绍其通过案外人陈红倒卖法拍房赚取高额收益，邀约邵欣进行“投资”。邵欣于2019年3月15日、4月16日、8月10日分别向张进转款4.5万元、24万元、3.5万元，合计32万元。前两笔款项，张进收款后均转至陈红账户。2019年8月10日的3.5万元，张进陈述先是向邵欣借款，后来又协商作为“投资款”，其将3.5万元还入信用卡后再由陈红刷卡套现。邵欣第一次转款时，张进称“你先试着”“我一开始也是投几万试水”“亏了我给你负责”；2019年6月，张进通过微信向邵欣发送所谓法拍房的视频和照片，称其“过来看一下房子”“对你们负责啊”并表示可以搬走房屋内家具家电；2019年8月初，张进提出“到时候你们要投，个人跟陈红对接”“主要是钱太多”“我是说我承担不起那么多资金的风险啊”。 此外，邵欣陈述其于2019年4月至7月期间还通过信用卡刷卡、转账等方式直接向陈红支付32万余元，以上共投入资金64万余元。 邵欣自认于2019年4月至6月收到“投资”收益14.6万元。2019年8月23日，邵欣发现被骗，其与张进及其他“投资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于2019年8月26日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陈红。 因公安机关未将张进作为诈骗罪嫌疑人，邵欣与其他“投资者”向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进行信访，请求对张进涉嫌诈骗案予以监督并立案侦查。张进称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多次向其调查，最后未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其所在单位四川省阿坝监狱因此事向其了解过情况。 2019年9月30日，邵欣向青神县公安局报案称其被张进诈骗。青神县公安局于10月3日派出三位民警前往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以及张进所在单位四川省阿坝监狱了解情况。青神县公安局向阿坝监狱开具的介绍信中仅有鲁珲、董林两位民警的姓名，另一位民警为邵欣的表哥帅杨。三位民警向张进了解情况时，有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在场。 2019年10月25日，张进乘坐动车前往青神县与邵欣协商。邵欣因身体原因，委托其父邵雄海、其母杨红玉代为参加。双方在某临街茶楼的包间中协商，除张进和邵雄海、杨红玉以外，邵雄海邀请了其战友李某、杨某协助调解和在场见证。协商过程中，张进可自由出入和拨打电话。 当日，张进与邵欣之母杨红玉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由张进书写。协议载明：“2019年3月，邵欣通过张进知晓陈红在做法拍房的投资事宜，邵欣表示愿意投资。之后，邵欣通过网银、微信转账给张进，再如数转给陈红投资法拍房，共计金额32万元。之后，陈红通过张进转账给邵欣5.5万元。到了8月份，由于没有按时收回投资本金和收益，张进和邵欣、雍美霞、王丽君等受害者去派出所报案。在投资陈红法拍房的事情中，邵欣共计损失26.5万，由于目前陈红被批捕，张进和邵欣是好朋友，张进愿意用个人资金补偿邵欣22万。此协议签订后，邵欣在政府机关调查取证时要如实陈述，并且对此协议严守秘密，否则此协议无效。若张进未按约履行，邵欣可依法按欠款金额起诉张进。张进支付邵欣方式：2019年12月31日前先支付6万，春节前再支付5万，剩余的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上半年5万，下半年6万）。此协议一式两份。此协议由张进和邵欣的代理人杨红玉签订”。上述协议签订后，邵雄海的几名亲友到场，邵雄海邀请张进一起吃饭，张进拒绝后自行打车返家。 邵欣提起本案诉讼后，张进向相关部门进行信访。2020年6月，青神县公安局出具《关于对张进反映“青神县公安局滥用职权、公器私用，违规插手民警经济纠纷”的核查报告》，回复：因案件结果地发生在青神县，青神县公安局有管辖权，开展案件线索核查是正常程序；刑侦大队派三位民警前往了解情况时，帅杨以其与邵欣存在亲戚关系为由申请回避，但刑侦大队大队长认为是线索核查暂不回避；通过调查，三位民警在阿坝监狱向张进了解情况时没有威胁恐吓、公器私用的行为；邵雄海不是青神县公安局的领导，而是经侦大队民警。通过调查，邵雄海在与张进通话以及当面协商过程中没有对张进进行语言威胁、以及通过公共权力施加压力。 张进不服上述调查结果，继续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2020年7月27日，眉山市公安局出具《关于张进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回复意见为：青神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30日接到邵欣报案，于2019年10月2日受理为刑事案件开展初查工作，通过单位和领导向张进了解情况，未采用侦查强制措施，无滥用职权、公器私用问题；青神县公安局及驻局纪检组先后两次到阿坝监狱向张进了解情况，均有单位领导全程参与，无威胁、恐吓的言语和行为，但存在用语不规范问题；青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帅杨是报案人邵欣的表哥属实，但不属于法定近亲属回避范围；邵雄海作为邵欣的父亲与张进签订《补偿协议》，属个人行为。因协议履行产生的争议应当通过相关民事法律程序解决或由双方协商解决，公安机关无权干预；青神县公安局在受理调查邵欣控告你涉嫌诈骗一案中存在执法瑕疵，眉山市公安局已依规进行处理。 2020年7月22日，四川省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分别出具了内容一致的《情况说明》，称：“2019年10月3日，青神县公安局民警董林、鲁辉、帅杨在前往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了解后，凭青神县公安局开具的介绍信来到我单位，向张进了解相关情况，张进作了如实回答。董林一行三人明确提出张进要承担邵欣的损失，如果张进不给一个明确说法，他们回去无法交代，并且强调张进在陈红诈骗案一事上存在刑事问题，青神县公安可以随时对张进立案调查，将他带走。当时张进提出，自己也是受害者，还有其他受害者，但他们说他们只管邵欣的损失问题，其他人的损失问题他们不管”。 上述事实，有邵欣、张进的当庭陈述，以及邵欣提交的《补偿协议》、转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关于对张进反映“青神县公安局滥用职权、公器私用，违规插手民警经济纠纷”的核查报告》《关于张进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张进提交的转款凭证、《四川省青神县公安局介绍信》《情况说明》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张进提交的两段录音，其所称对话人员非本案当事人，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且，张进以此证明其签订《补偿协议》系受到胁迫，但两段录音中除张进本人的陈述以外，一段录音的主要内容为调查人员的询问，另一段录音为四川省阿坝监狱办公室主任张品的电话录音，张品提及“基本按照原话说的”“只是我说得委婉而已”，不能达到张进的证明目的，张品已对相关情况出具《情况说明》，本院对该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张进介绍邵欣参与陈红实施的所谓倒卖法拍房“投资”，因陈红涉嫌诈骗罪，导致邵欣的“投资款”未能收回，张进签订《补偿协议》补偿邵欣22万元。本案争议在于，张进签订《补偿协议》是否受到胁迫，该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构成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满足以下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张进主张邵欣利用其父亲和表哥的警察身份，以对其立案侦查相威胁，导致其恐惧工作前程遭受影响，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补偿协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张进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邵欣虽通过向德阳市公安局信访，以及向青神县公安局报案的方式请求公安机关对张进立案侦查，但信访和报案本身并不构成非法胁迫。青神县公安局和眉山市公安局已对张进信访问题进行核查和回复，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进受到了办案民警的威胁恐吓；其次，邵欣之父和表哥虽为警察身份，但张进亦为监狱狱警，具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认知能力，应当知晓信访和报案仅是反映犯罪线索，是否立案侦查乃至最后承担刑事责任，仅凭当事人信访或报案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张进以此为由主张陷入恐惧，与其身份和应有认知不符；再次，青神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日前往张进所在单位调查，《补偿协议》于2019年10月25日签订，二者间隔二十天有余。即使被公安机关调查询问对张进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而从《补偿协议》签订过程来看，张进乘坐动车自行前往青神县，事后自行打车返家。协商地点位于临街茶楼，张进可自由出入和拨打电话。在场双方为张进和邵欣父母，以及两名协调见证人，邵欣一方虽有四人，但均年近六十，相较张进狱警身份且正值壮年，行动能力上不足以对张进构成威胁，张进不存在行为或意志受限的情形；最后，《补偿协议》全文由张进本人书写，内容层次分明、思路清晰，且明确“张进和邵欣是好朋友”，所以张进愿意以个人资金补偿邵欣22万元。双方因好友身份，且张进作为介绍人引荐邵欣参与“投资”，其因此作出补偿承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协议在约定张进补偿邵欣的同时，也对邵欣科以了配合调查和保密的义务，否则协议无效，可见，张进作出补偿承诺系附带条件和义务的，并非处于意志自由完全失衡的状态。协议签订后，直至邵欣提起本案诉讼的数月时间里，张进亦未主张受到胁迫也未提起撤销协议。 综上，张进主张以受胁迫而撤销《补偿协议》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其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协议约定分期支付22万元，现前两期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张进未按约履行支付义务，且在本案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本院对邵欣主张张进支付全部22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欣支付22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00元，保全费1620元，由被告张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赵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