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484号 原告：蒋春生，男，195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王铭，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海市江海造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汛桥镇利庄村。 法定代表人：叶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尤再军，浙江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劲超，浙江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曾福盛，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代理人：戴海莺，福建顺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泉州市惠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园镇垵头村。 法定代表人：黄莲珠。 委托代理人：陈祥坚，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蒋春生与被告临海市江海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公司）、第三人泉州市惠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海公司）、曾福盛海事海商纠纷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蒋春生委托代理人王铭、江海公司委托代理人尤再军、曾福盛委托代理人戴海莺、惠海公司委托代理人陈祥坚到庭参加诉讼。受疫情影响，本案中止审理。双方庭外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春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江海公司返还不当得利船舶管理费160万元（32万元+128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21日为85994.52元）。事实与理由：惠海公司从法院拍卖所得“海铭鑫”轮（现名“新顺盛”）散装船。因船体尚未完工，惠海公司委托蒋春生、李帆及谢继友续建。经协商，蒋春生、李帆及谢继友决定由谢继友实际控制的江海公司出面与惠海公司签订《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后惠海公司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船舶续建费用，于是江海公司将惠海公司诉至宁波海事法院，法院作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判决中确认《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及于曾福盛，惠海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船舶未能及时交付不断产生看管费用，惠海公司和曾福盛应承担付款义务，船舶管理费为每月8万元，但判决仅支持了至判决生效前的四个月，即32万元。2018年7月3日，法院召开“新顺盛”轮船舶拍卖款债权人分配会议，明确：1.（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中载明的款项（包括4个月船舶看管费32万元）江海公司已全额受偿；2.“新顺盛”轮于2017年2月24日移交买受人，除去已判决的4个月看管费，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又陆续产生16个月船舶看管费128万元。蒋春生为船舶实际建造人，向实际看管人先行支付了后续产生的船舶看管费，江海公司在收到32万元船舶管理费后未将该费用支付给蒋春生。2019年，蒋春生、李帆及谢继友协商，由江海公司出面向惠海公司、曾福盛提起诉讼，追讨上述看管费。谢继友代表江海公司表示同意，并承诺在二个月提起诉讼，但约定期限届满后，江海公司未提起诉讼，也未向蒋春生偿付相关费用。蒋春生认为，应由江海公司向船舶管理方支付看管费，该看管费由惠海公司、曾福盛违约所致，应由该二者最终承担，蒋春生代江海公司支付看管费后使得江海公司取得对惠海公司、曾福盛的债权，江海公司怠于行使相应债权、拒不向蒋春生支付相应款项，损害了蒋春生相关权利，构成不当得利，故诉至法院。 被告江海公司答辩称：1.蒋春生与江海公司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江海公司已收到32万元看管费，同时已向船舶实际看管人支付，该32万元与蒋春生无关。关于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产生的看管费128万元，江海公司还未向惠海公司、曾福盛主张。2.蒋春生未向实际看管人支付相应的看管费，无权要求江海公司向其支付看管费。3.江海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请求驳回蒋春生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曾福盛陈述称：1.本案情形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2.《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与蒋春生无关，（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也与蒋春生无关，蒋春生主体不适格；3.蒋春生、李帆及谢继友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约束惠海公司、曾福盛、江海公司；4.若蒋春生、李帆及谢继友为合伙体，那么蒋春生只享有1/3的权利，不能主张全部看管费；5.蒋春生未实际支付看管费，亦未实际看管船舶；6.（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只确定了4个月看管费用，关于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这段时间船舶看管费问题，曾福盛在2018年7月3日召开债权人会议之时，明确表示不能推定惠海公司、曾福盛直接向江海公司支付看管费，这一问题应通过诉讼解决。同时，无证据证明船舶在这段时间内处于看管状态。 第三人惠海公司陈述称：在同意曾福盛意见的基础上认为，蒋春生不是涉案合同主体，亦未看管船舶。同时，蒋春生涉嫌偷盗船上财物。 原告蒋春生为证明其诉称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证1.船舶续建股份协议书（提交于微法院），用以证明蒋春生、李帆、谢继友为实际续建方，三人协商，以江海公司的名义续建涉案船舶； 证2.（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该判决确认《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及于曾福盛，惠海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船舶未能及时交付不断产生看管费用，惠海公司和曾福盛应承担付款义务，船舶管理费为每月8万元，判决仅支持了至判决生效前的四个月的看管费； 证3.债权人会议记录，用以证明2018年7月3日，法院召开“新顺盛”轮船舶拍卖款债权人分配会议，明确：1.（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中载明的款项（包括4个月船舶看管费32万元）江海公司已全额受偿；2.“新顺盛”轮于2017年2月24日移交买受人，除去已判决的4个月看管费，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2017年2月24日又陆续产生16个月船舶看管费128万元； 证4.和解协议，用以证明谢继友是江海公司大股东，2019年蒋春生、李帆和谢继友协商，由江海公司出面向惠海公司、曾福盛提起诉讼，追讨看管费； 被告江海公司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 第三人曾福盛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三公（健边）不立字［2017］1000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三公（法）刑复延字［2017］第10001号延长刑事复议期限通知书、三公（法）刑复字［2017］第10004号刑事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蒋春生偷盗“新顺盛”轮上财物，虽然公安机关认为该行为是因民事纠纷引起，未追究蒋春生刑事责任，但其应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人惠海公司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证一、《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该两份协议与蒋春生无关； 证二、开庭笔录、证人出庭申请书，用以证明在（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案件中，李帆、蒋春生表示其是《船舶续建协议书》及《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的见证人，非合同主体，以证人身份出庭陈述； 证三、不予立案通知书、延长刑事复议期限通知书、刑事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蒋春生偷盗船上财物，应承担150万元的财物损失赔偿责任。 对蒋春生提供的证据，江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1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与江海公司亦无关联性；对证2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判决书明确载明与涉案船舶相关的权利义务主体为江海公司，非谢继友、蒋春生；对证3债权人会议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江海公司已收到32万元看管费，并向实际看管人支付，关于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2017年2月24日的看管费问题，江海公司与惠海公司、曾福盛之间存在争议；对证4和解协议真实性无法确定，蒋春生、李帆和谢继友之间的协议无法给江海公司设定义务，即使谢继友是江海公司股东，其意思表示不能代表江海公司。第三人曾福盛质证认为：对证1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与江海公司无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2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蒋春生未实施看管船舶行为，未支付看管费，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2017年2月24日江海公司亦未看管船舶，不能根据判决书推定上述时间段内船舶产生了看管费。同时在该判决中确认，江海公司在收到欠款后，应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办好“新顺盛”轮船检证书及所有相关材料，但江海公司并未履行该义务，若江海公司就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管理费提起诉讼，曾福盛将就未交付证书的行为向江海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对证据3会议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江海公司已领取32万元看管费，在该债权人会议上法院对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船舶看管费未进行认定和处理，江海公司、惠海公司、曾福盛均表示要通过诉讼解决该问题。在对船舶拍卖款分配时，曾福盛之所以同意预留部分钱款在法院，是因为惠海公司对外还有别的债务，为避免曾福盛独自承担这些案外债务，故将部分拍卖款预留。对证4和解协议有异议，该协议与江海公司无关，对惠海公司、曾福盛无约束力，蒋春生不能代表李帆、谢继友提起诉讼。第三人惠海公司质证认为：同意曾福盛关于蒋春生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1协议书有异议，蒋春生未提供原件，协议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2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蒋春生未看管船舶，无人委托其看管船舶，其亦无权看管船舶；对证3会议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该会议记录与蒋春生无关；对证4和解协议有异议，这是一份虚假协议，与江海公司无关，与本案无关。 对曾福盛提供的证据，蒋春生质证认为：对两份通知书、一份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三份材料不能证明蒋春生有偷盗行为。江海公司质证认为：未见过这三份材料，但清楚蒋春生前往船舶窃取财物这一事实，当时是江海公司发现并报警。惠海公司质证认为：对三份材料无异议，曾福盛所述真实。 对惠海公司提供的证据，蒋春生质证认为：对证一两份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谢继友在该两份协议中代表江海公司签字，结合谢继友是江海公司的大股东，可以认定江海公司对谢继友、李帆、蒋春生达成的协议进行了确认，江海公司受三人达成的协议的约束；对证二开庭笔录及证人出庭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三有异议，不能证明蒋春生存在偷盗行为。江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一两份协议无异议，合同主体是江海公司与惠海公司，法院判决惠海公司、曾福盛承担相应责任，二者也已履行；对证二开庭笔录及证人出庭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在（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案件中李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证三通知书、决定书无异议，但不认可惠海公司关于150万元财物损失的主张。曾福盛质证认为：对惠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蒋春生供的证据，江海公司、曾福盛、惠海公司对证1续建股份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由蒋春生提交于微法院，无原件进行核对，无证据证明谢继友的行为对江海公司有约束力，江海公司否认其与蒋春生之间存在相关法律关系，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船舶续建主体非蒋春生，故该证据不予认定；证2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3会议记录是关于“新顺盛”轮拍卖款分配债权人会议的记录，江海公司、曾福盛参与该会议，江海公司、惠海公司、曾福盛对真实性无异议，故予以认定；证4和解协议是蒋春生、谢继友、李帆三位自然人之间的共同意思表示，江海公司为独立主体，谢继友对江海公司享有股权亦不能证明该和解协议对江海公司有约束力，故不予认定。关于曾福盛提供的证据，与惠海公司的证三相同，待证内容也相同，该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蒋春生有盗窃行为，该两组证据均不予认定。关于惠海公司提供的证据，（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对证一两份协议已经认定，本案其他当事人对该两份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二开庭笔录及证人出庭申请书是在（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案件中生成，江海公司确认李帆在该案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故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庭审调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惠海公司通过宁波海事法院司法拍卖程序，购得“海铭鑫”轮（现名“新顺盛”），因惠海公司无力全额支付船舶拍卖款，且该轮还需在江海公司续建，2014年11月27日江海公司与惠海公司签订《船舶续建协议书》，同日双方又签订《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李帆、蒋春生作为见证人在两份协议上签字。江海公司、惠海公司、曾福盛因该船续建费、交付船检证书等问题发生争议，诉至宁波海事法院，案号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该案诉讼中，江海公司申请李帆、蒋春生、胡道越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帆出庭陈诉称，其作为江海公司、惠海公司共同见证人参与并见证“新顺盛”轮续建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协商、签署。2015年12月22日，宁波海事法院作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民事判决，认定：《船舶续建协议书》、《船舶续建补充协议书》效力及于曾福盛；惠海公司、曾福盛应向江海公司支付续建款5899180元、欠款418万元以及利息，其中续建款包含4个月的船舶管理费用32万元（每月按8万元计算）；江海公司在收到相应款项后，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好“新顺盛”轮船检证书及所有相关材料并交付给惠海公司、曾福盛；等等。惠海公司、曾福盛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4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惠海公司、曾福盛的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8月18日法院裁定拍卖“新顺盛”轮。2017年1月23日至24日，法院在淘宝网上公开拍卖该轮，拍卖成交价2611万元，并于2017年2月24日移交买受人。2018年7月3日，法院召开“新顺盛”轮拍卖款债权人会议，关于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的船舶管理费问题，曾福盛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按类推方式向江海公司支付看管费，江海公司、曾福盛均表示要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该看管费问题。2018年7月18日，宁波海事法院作出（2016）浙72执886号之二号执行裁定，江海公司船舶建造欠款10079180元、保全费5000元及利息2548775元，全额受偿。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事海商纠纷。蒋春生诉请的看管费可分为两部分（32万元、128万元），分别论述如下： 关于32万元看管费问题。蒋春生认为，其与谢继友、李帆为实际船舶续建方，以江海公司名义与惠海公司签订涉案协议，江海公司收取32万元看管费后，未向其支付，江海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将该32万元返还给蒋春生。江海公司认为，其与蒋春生无任何法律关系，虽收到32万元看管费，但不构成不当得利。曾福盛、惠海公司认为，江海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与惠海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是江海公司，蒋春生、谢继友、李帆三人之间的协议不能约束江海公司。本院认为，关于“新顺盛”轮的续建事宜，本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650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作出认定，涉案协议双方为江海公司与惠海公司、曾福盛，同时判令惠海公司、曾福盛向江海公司支付包括32万元看管费在内的续建款。因此，江海公司收取该32万元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蒋春生未证明其与江海公司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亦未证明其实际对船舶进行了看管，其主张32万元看管费，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128万元看管费问题。蒋春生认为，其实际支付了看管费，其与谢继友、李帆达成协议，谢继友同意以江海公司的名义在达成协议后的2个月内向惠海公司、曾福盛就128万元看管费提起诉讼，然期间届满后江海公司未提起诉讼，应向蒋春生赔偿128万元看管费。江海公司认为，其未就128万元向惠海公司、曾福盛提起诉讼，谢继友作为作为股东，其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无关，是否提起诉讼江海公司均不应向蒋春生承担赔偿责任。曾福盛、惠海公司认为，对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这段时间是否产生船舶看管费有异议，同时江海公司并未交付船检证书，双方争议应通过诉讼解决，蒋春生、谢继友、李帆三人之间的协议不能约束江海公司。本院认为，首先，蒋春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这段时间其实际看管船舶，或已向实际看管人支付了看管费。其次，本院在召开“新顺盛”轮拍卖款债权人会议时，对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2月24日这段时间的船舶看管费问题未作认定，当事人之间对该费用亦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时间段看管费已明确产生，因此江海公司是否对惠海公司、曾福盛是否享有128万看管费债权不确定。再次，无证据证明谢继友从江海公司取得代理权，与蒋春生、李帆签订三人协议，约定江海公司向就128万元看管费提起诉讼。蒋春生、谢继友、李帆之间的协议仅在该三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约束江海公司。因此，蒋春生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请数额。蒋春生称其与谢继友、李帆三人签订了两份协议，其依据该两份协议要求江海公司支付160万元看管费。蒋春生所主张的两份协议的主体为蒋春生、谢继友、李帆三方当事人，三人各占若干股份，故蒋春生可以主张的数额要低于160万元，而非160万元。 综上，蒋春生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春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974元，由原告蒋春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 勇 人民陪审员  周雪良 人民陪审员  王亚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丹莹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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