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11470号原告：邵爱琴，女，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拯，上海市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负责人：陈永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宁，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惠南，上海紫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沈晓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圣冰，男。原告邵爱琴与被告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汇筠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根据邵爱琴的申请，追加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阳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爱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拯、被告汇筠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宁与崔惠南、第三人耀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圣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爱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邵爱琴与汇筠律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第4条。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16日，邵爱琴与耀阳公司签订《投资服务居间协议书》，由耀阳公司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并协助实现债权，居间协议第1.4条约定耀阳公司无条件提供律师服务。之后，邵爱琴与案外人许某某的公证债权出现债务人到期违约情形，邵爱琴接受耀阳公司的安排，于2016年8月16日，在耀阳公司内，与汇筠律所签订“协议”，由汇筠律所代理邵爱琴与许某某的债权执行事项，在汇筠律所的经办律师武宁承诺邵爱琴不承担律师费的情况下，邵爱琴在汇筠律所提供的格式文本上签字。2019年4月，汇筠律所(武宁律师)通过微信、告知函等方式，要求邵爱琴支付律师费，双方发生争议。2019年10月，汇筠律所将邵爱琴诉至法院，索要风险代理律师费，后撤诉。基于邵爱琴与耀阳公司签订的投资服务居间协议的约定，邵爱琴签订“协议”的本意是不承担律师费，获取无偿的法律服务。武宁律师在签约时，对邵爱琴存在欺诈和误导：首先，根据涉案债权执行证书，律师费并非可申请执行的内容；其次，涉案债权执行证书记载相关债权的逾期利息为月2%，已达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所能够保护的最高利率。因此，执行案件不论律师费几何，都不会得到执行法院的支持，且即使执行证书中写明有律师费一项，该费用也必须数额明确方能执行，故风险代理律师费不会得到执行法院的支持。然而，武宁律师在与邵爱琴签订涉案“协议”时，未将上述事实告知邵爱琴，也未告知邵爱琴律师费有得不到执行法院支持的风险，存在欺诈。武宁律师也未告知邵爱琴，若无法从被执行人处执行取得律师费，则相关费用将由邵爱琴承担。此外，邵爱琴的债权执行案，不具备进行风险代理的条件。相关债权清晰、债权实现有充足的保障，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极低，汇筠律所经办律师不需要、实际上也没有进行寻找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工作。武宁律师在与邵爱琴签约时，未按相关要求对收费标准进行充分披露，也未明确告知邵爱琴风险代理的原因和后果，未制作办案笔录，在邵爱琴未主动要求的情况下，诱导邵爱琴签订格式合同。综上，汇筠律所的经办律师武宁在与邵爱琴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存在诸多欺诈的情形，邵爱琴系在武宁律师的误导下才与之签订了“协议”，若其知晓前述风险，或者知晓汇筠律所后续可能根据上述“协议”要求其本人支付律师费，其就不会签订上述“协议”。现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汇筠律所辩称，邵爱琴与耀阳公司签订的投资服务居间协议对汇筠律所没有约束力，汇筠律所没有向邵爱琴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义务。相关债权执行证书中明确了“实现债权实际支出的费用”系可执行的内容，律师费属于该项费用，邵爱琴执行案件的执行申请表中也确实将律师费列为了申请执行内容。与邵爱琴签订涉案“协议”后，汇筠律所的承办律师武宁对相关执行案件尽心尽力，承办案件的几年来，一直积极推进案件的执行。然而，邵爱琴在被执行人许某某的抵押房产被成功拍卖，公证抵押债权即将变现之时，单方面向执行法院递交了《终止授权委托书》，撕毁与汇筠律所的“协议”，企图逃避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况且，双方的“协议”已由邵爱琴单方面解除，其再行使撤销权无法律依据。邵爱琴现在行使撤销权也已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邵爱琴系在对“协议”条款进行了详细审查确认的情况下才签订的“协议”。法律服务收费条款是“协议”不可或缺的条款，没有该条款，“协议”就不能成立，该条款经双方协商确定并签字确认生效，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非格式条款。汇筠律所的承办律师武宁也依约履行了应尽的代理义务，代理事项已近乎全部完成，邵爱琴的回收资金已经到达执行法院的账户，等待发放变现。武宁律师在代理执行过程中围绕邵爱琴的利益开展工作，邵爱琴是受益方，非权益被侵害一方，无权要求合同变更或撤销。综上，涉案“协议”第4条非可撤销条款，请求驳回邵爱琴的诉讼请求。耀阳公司述称，对邵爱琴的诉讼请求及诉称事实与理由无异议。武宁律师确实是由耀阳公司介绍给邵爱琴为其代理相关执行案件事宜的，该律师与耀阳公司有约定，律所不向资方收取律师费，由耀阳公司按件(3,000元/件)向其支付律师费。涉案“协议”在耀阳公司的办公场所签订，但具体签订过程耀阳公司并不清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16年8月16日，邵爱琴(简称客户)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协议”中简称律师事务所，该所于2017年8月21日经上海市司法局审批更名为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协议”包含如下内容：1.法律服务范围：“律师事务所接受客户的委托指定经办律师，为客户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为：代表客户就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事宜，申请执行阶段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并协助客户处理与该事宜相关的法律事务。”2.代理权限：“客户授权律师事务所的权限为特别授权(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执行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异议或申诉，代收执行款物，代收法律文书)”。3.律师：“律师事务所指派武宁律师作为本协议法律服务事项的经办律师。”4.律师费：“律师费实行风险代理，双方经协商后确定，客户委托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客户按该案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12%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8.其他约定：“除有上述特别条款的约定和以下一般条款的约定外，律师事务所和客户就如下内容达成一致的约定：(1)在合同期间内，律师开展工作后，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包括但不仅限于和解、撤诉、客户放弃权利、客户单方面撤销委托等)均视为律师事务所已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服务事项，按约定的律师费全额收取”……上述“协议”的内容部分为打印，部分为手写，其中第4条“律师费”项下的“12%”为手写填入，其他内容为打印。邵爱琴称，其在耀阳公司的通知下与张丽萍(另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原告)等三人前去耀阳公司的办公场所办理法律服务委托事宜，耀阳公司事先告知其三人，不收取三人法律服务费用。“协议”签订当天，武宁律师向三人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邵爱琴随即提出为何“协议”中载明要求其支付律师费，武宁表示因相关“协议”系格式化合同，无法修改，虽存在相关条款，但实际不会向其三人收取律师费，律师费由被执行人承担。武宁称上述“协议”第4条中的“12%”系其事先填写好，签约时，其提示邵爱琴对此进行了确认。同一日签约的几名委托人均对此未提出异议。其也向含邵爱琴在内的几名委托人讲过律师费最终由许某某承担一事。二、武宁作为汇筠律所指定的经办律师，在其代理邵爱琴填写的相关执行案件《申请执行表》中填写如下内容：“申请执行人：邵爱琴。委托代理人：武宁。被执行人：许某某。申请执行文书：(2016)沪杨证执字第90号等。申请执行内容：1.借款本金100万元；2.逾期利息，自2016年3月23日起直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00万元计算，月利率为2%；3.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含公证费、律师费)；4.可执行标的物：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XX路XXX号六幢全幢房地产。请求拍卖清偿债务、利息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2016)沪杨证执字第90号《执行证书》载明申请执行人邵爱琴对被执行人许某某的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2.逾期利息。自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直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未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计，月利率为2%；3.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公证费人民币壹仟元)。三、2017年3月31日，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向耀阳公司发出告知函，包含内容如下：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公司负责同志：我所武宁律师于2016年4月-2017年2月通过贵公司对接《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代理案25件，25位当事人都与我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关于律师风险代理费的问题特作说明如下：1.本次代理为风险代理，由本所武宁律师依照杨浦公证处的《执行证书》中的执行列项向管辖法院申请由被执行人承担申请执行人(资方)的律师费。按申请执行额的12%计算，不向申请人(资方)收取。2.申请执行人(资方)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协助武宁律师工作，擅自辞去委托，终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给我律师事务所造成收费损失的，依照《法律委托协议》的约定承担给付律师收费的责任……汇筠律所确认上述告知函中所提及的25件申请执行代理案，包含本案中的“协议”所涉的以邵爱琴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四、武宁与邵爱琴之间的微信聊天包含如下内容：2019年(以下同)4月19日，武宁：“你的百分之十二的律师费，在此次申请执行立案时，就已经列为执行许某某支付的，许某某对你要支付你的本金，利息，公证费，律师费的。法院执行律师费你必须提供实际支付的发票，关于你担心的事情办好！”“这样本金，利息，公证费，律师费都让许某某支付啊！这是代理你向法院提出的请求，律师费，公证费属于你发生的实际费用，需要有发票才可以执行！不然法院是不执行的啊”“也就是说你为实现债权实际发生的费用必须要有实际支出的发票才可以证明你有实际支出的费用，法院才可执行的啊。”4月20日，邵爱琴：“公证书都写明了律师费是问债务方许某某拿到，当初你也一直讲律师费是问许某某拿的，这律师费与我们没有关系。我说你这律师委托服务协议上怎么有8.其他约定，就是上面我发过来二张用红色划的二段文字？你不能拿二笔律师费的？你说跟我签的不存在其他约定的，这是公司格式化统一的合同不能改的，律师费就是问许某某拿的，你放心吧！那你现在汇茂的变为汇筠的也在这个协议上说明，那我也要在这协议上说明不存在第8条(1)的约定。这一直是我质疑纠结点？另外你把单位变更证明发给我看。谢谢！”4月24日，武宁：“如果愿意让许某某给你承担律师费，你就来签订变更手续，如果你不来签订协议，12%的律师费就由你自己承担，选择哪个你自己尽快决定，限你二日内答复。”4月27日，武宁：“律所告知函已经给你发去了！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这是律所给你快递信函的文件，望老妹仔细阅读一下就明白了。”邵爱琴：“你要我们来签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就要在这协议上写明律事(师)费完全有(由)债务人许某某承担，与我们债权人无关，也不存在其他约定。”武宁：“你只要授权律师为你申请执行许某某承担实际支出的律师费债权就可以了。”五、汇筠律所致邵爱琴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的“告知函”载明：“邵爱琴女士，你方于2016年8月16日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由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我方已经按原《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服务条款由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接替履行至今，为便于我方继续履行代理你方申请执行义务，特向你方告知如下：1.于2019年5月10前来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更名，授权事宜。2.我方于2016年8月26日向上海市青浦区法院申请立案，其案号(2016)沪0118执5821号，依照你方的《公证合同》和《执行证书》已为你方向青浦法院申请下列执行款项：(即前述《申请执行表》所载申请执行内容，此处略)。3.《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三条：律师费的两种支付方式作以说明如下：(1)本协议为风险代理委托协议，“客户按该案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12%向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交纳代理费。(2)《公证执行证书》所列执行事项第三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公证费，也就是说公证费和律师费已定为你方申请执行债权之一，由被执行人许某某承担支付，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但你方必须提供具体数额的票据，法院才可执行，否则，法院没有执行依据是不能执行的，诚望你方配合我方顺利完成该执行款项变现工作，前来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办理授权手续，否则，出现任何法律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六、邵爱琴曾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的《终止授权委托书》，言明：“本人邵爱琴与许某某的强制执行一案，案号为(2016)沪0118执5821号，本人自即日起解除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武宁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对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武宁律师的授权。”七、庭审中，邵爱琴最终确认其主张撤销“协议”第4条的依据为：武宁对其存在欺诈。武宁则称，签订“协议”时其向含邵爱琴在内的等几名委托人讲过律师费最终由相关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许某某承担。其本欲打算以申请执行债权的本息合计的金额为基数计算律师费数额后开具律师费发票。因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之后更名为汇筠律所，要开具汇筠律所的律师费发票，需要重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变更相关委托手续。若邵爱琴配合其开具了律师费发票，则汇筠律所不会向邵爱琴收取律师费，而是向被执行人许某某执行，即“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将由许某某“转付”。但邵爱琴不配合办理上述变更委托等事宜，不配合开具律师费发票(具体为不愿支付律师费发票相应税点)，甚至最终撤销了对其的授权，导致其遭受了律师费损失。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上海市司法局行政许可文书、《申请执行表》、《执行证书》、告知函、微信聊天记录、《终止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邵爱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在相关“协议”上亲笔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现名为汇筠律所)签订“协议”，旨在从后者处获取法律服务，“协议”的第4条涉及律师费的收取方式及数额，系“协议”中极为重要的条款，作为协议当事人理应审慎对之。邵爱琴当庭也陈述其签约时对“协议”中有关向其收费的条款提出过异议，说明相关条款引起了邵爱琴的足够重视。条款中的风险代理费数额(占与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的比例)系手写内容，留有协商空间，最终确定为12%应认定为系“协议”双方的共同意思，该条款难以定性为格式条款。只是，邵爱琴坚持称经办律师武宁对其明示过律师费并不要求其支付而是由被执行人承担。结合武宁的当庭陈述及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向耀阳公司出具的告知函、汇筠律师向邵爱琴出具的告知函、武宁与邵爱琴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能看出作为“协议”相对方的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及此后的汇筠律所)也确认：若其依“协议”及相关授权委托书，正常代理邵爱琴的相关执行案件直至执行终结，则其不会向邵爱琴收取律师费，而是向相关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执行取得。综上，“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均为：“正常情况下”律师费不向邵爱琴收取，而向被执行人收取。该意思变更了“协议”第4条的约定。但是，此变更的意思不构成撤销该条款的理由。当然，在邵爱琴向相关执行法院提交《终止授权委托书》，改变了这种“正常情况”后，汇筠律所能否依据“协议”的其他条款约定向邵爱琴主张律师费，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相关《执行证书》中明确了邵爱琴“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可申请执行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律师费属于(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代理律师武宁代邵爱琴填写的《申请执行表》中也确实将律师费一项列入了申请执行的内容。至于申请执行的律师费(计算方式及数额)能否得到相关执行法院的认可，系未可知之事，实际上邵爱琴的公证债权在相关执行案件中能够最终实现几何亦非定数，此即所谓“执行风险”，只是各人对于执行风险高低的评估结果因人而异而已。邵爱琴以自身判断的其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极低为由，主张不存在风险代理的条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邵爱琴主张的在年化24%的利率之外，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系其对相关司法解释理解的偏差，此处不多赘述。至于邵爱琴主张的签订“协议”过程中律师对于选择风险代理的原因和后果、律师费收费标准未进行充分告知、未制作办案笔录等，即使属实，亦非欺诈属性，不能作为支持邵爱琴诉请的理由。综上，邵爱琴以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协议”第4条，事实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邵爱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邵爱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晓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田 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