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1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宝辉，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港路以东香醍湾项目会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正杰，山东潍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涛，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元忠，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现服刑于福建省福州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斌，北京市仁人德赛（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山东潍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宝辉因与被上诉人易元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792民初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宝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792民初第42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垫付款项18924877元及利息;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根据公平原则，受让人应支付受让股权的股价。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8月24日），已明确载明其代被告持有15%的股份，且被告已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因此在股权转让时被告无需再向其支付转让价款，可以认定被告已履行出资义务”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可以认定被告已履行出资义务”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次，2014年8月24日潍坊宜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海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载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的对价，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垫付的增资款。第三，被上诉人有偿还垫付增资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8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19279743.27元的费用。2、股东出资款不能作为借款予以抽逃，股东会决议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临时股东会决议（2013年5月29日），该出资实质为借款，并非认缴公司注册资本，亦即并非股东的法定义务……”，该认定错误，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首先，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原则，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也在公司法禁止之列。上诉人、宜海置业公司股东林某2按照2013年5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出资，就是对宜海置业公司的出资（增资）款，其实质当然不是借款。本案中无论是上诉人还是林某2都没有将出资（增资）款转化为借款，也没有收取宜海置业公司的利息或将出资（增资）款作为借款抽逃的行为。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将出资（增资）款转化为借款予以抽逃。其次，2013年5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有公司统一出具借据，利息据实计息”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但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上诉人、林某2将出资（增资）款打入宜海置业公司账户的款项，性质上为出资（增资）款，出资（增资）款进入宜海置业公司的账户后，即成为宜海置业公司的法人财产，如果将出资转变为借款而归还，本质上都是改变上诉人、林某2对宜海置业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依据《民法总则》第162条……本院认为，该条规定应做严格解释，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首先原告应具有为被告增资的代理权限，而本案中原告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告有此代理权限，而且也未证明事后取得被告追认，故即使原告为被告实施增资行为，亦不能对被告发生效力”，该认定错误。首先，股权代持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这是基本的法理。其次，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股东会作出的决议是公司的“法律”，上诉人作为宜海置业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作为宜海置业公司的隐名股东，都应该严格遵守、履行股东会决议。第三，认缴新增资本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第四，在被上诉人因涉黑犯罪被羁押、服刑，宜海置业公司及上诉人无法正常与被上诉人联系，而且宜海置业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在没有被撤销和宣告无效的情形下，作为股东的上诉人以及作为隐名股东的被上诉人，都应该严格履行。4、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资为公司增资，是避免被上诉人的股权被稀释。首先，上诉人按照股东会决议要求出资，同时为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代持股权的比例为其垫资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宜海置业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5日成立，原名海正集团潍坊宜海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3月26日变更为潍坊宜海置业有限公司，是由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金1200万元。2011年8月16日，宜海置业公司变更为案外人袁根生注资1200万元（持股40%）、上诉人注资540万元（持股18%）、被上诉人注资360万元（持股12%），加上海正集团有限公司900万元（持股比例30%），共计注册资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的四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7月4日公司增资扩股之前，上诉人认缴出资额是1440万元，持股比例48%，其中代上诉人持股2%，公司增资扩股后，上诉人认缴出资额是3360万元，持股比例48%，如果上诉人不将代持被上诉人的2%股份即60万股也同时增资扩股的话，那么被上诉人在宜海置业公司所持的股份就会稀释至0.857%（60万股÷7000万股＝0.00857）；同时，如果上诉人不将代持被上诉人的2%股份即60万股也同时增资的话，被上诉人将丧失对公司的控制力，因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人民币19279743.27元用于向宜海公司增资，既是为了公司利益，更是为了被上诉人利益。其次，如果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根据代持的股权比例同时增资，必然导致被上诉人的股权被稀释，必然侵犯被上诉人的优先认缴权。《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增资，不仅侵犯了不知情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剥夺了不知情股东的优先认缴权，该增资行为应属无效，应当恢复不知情股东的原持股比例。5、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证据效力问题。（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6收款收据37张及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证人证言。首先，在举证期限内上诉人要求向法庭提交十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可能是考虑人数众多，主审法官要求上诉人等一下合议庭是否组织质证，但直到一审判决，没有组织质证。其次，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37张及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客观真实，被上诉人否定上述证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第三，江西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无论是证据的形式要件还是待证明的事实，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是合法有效的证据。（2）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认定“该两份报告系单方委托形成，且前述原告主张涉案款项为出资款，在该两份报告中表述为债转股……，本院不予采信”，系错误认定。首先，案涉两份报告均为有权机构依法作出，且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依据两报告对宜海置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依法进行了变更。该两份报告在没有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为有效证据。其次，一审判决将出资款与债转股对立起来，否定两份报告的真实性，混淆了“出资款”与“债转股”概念和逻辑关系。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债权可以转变为股权，其本质是增资。6、上诉人认为股东出资义务不仅仅是注册资金的出资，还应包括经营项目的出资，涉案项目总计4.7亿元，按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的出资义务已经到位，这对双方的出资义务是不对的，因为上诉人是代持了被上诉人的股权，是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代理出资的行为是代表了被上诉人的行为，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投资、融资款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易元忠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按照享有的15%股权比例履行了对应的出资义务。1、对被上诉人履行相应出资义务的事实认定以及证据，除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法庭陈述外，在被上诉人诉宜海置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中，也做了详细的案件事实查明及认定，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上诉人也明确认可被上诉人对15%公司股权已经履行出资义务。2、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持有的15%公司股权对应的出资义务，与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垫付增资款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出资不到位，上诉人也无权作为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向被上诉人主张出资。二、上诉人所谓的增资实质是借款性质，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部分增资是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实现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该款项最初为借款性质的属性。1、2013年5月2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公司出具借据、支付利息的内容，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依据此协议向公司交付的款项性质为借款，按照上诉人的诉求，其主张垫付增资款包括两部分：一是垫付的投资款（形式和实质都是借款），二是以债转股方式的增资款，但是无论是投资款还是债转股的增资款，首先都是因向公司出借款项而形成的，借款行为必须有借贷双方的合意，但被上诉人从未和公司达成借款合意，也没有授权上诉人代其出借款项，所以上诉人无权将其单方自愿行为的法律后果要求被上诉人承担。3、如果涉案款项不是借款，上诉人又何来债转股之说？债转股是先有债权在先，而后通过合意进行转化，以增资方式将债权转化为股权，如债不存在，则债转股就成了虚假的了。4、毫无疑问，股东不能以借款等方式抽逃出资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上诉人以其没有抽逃行为为由，倒推涉案款项不能作为借款，如认定为借款，则将会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行为，上诉人的该推断明显犯了逻辑错误。本案事实是先有借款后有债转股，债转股后债就不存在了。若此时，再以借款的名义将出资变相撤回才是法律所禁止的抽逃注册资本。一审认定债转股之前的借款事实无误，且不会因此成为上诉人抽逃注册资本的理由。因为债转股之后上诉人的债权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对公司的股权。上诉人先前的债权在债转股之后不存在了，又如何以借款的名义撤回出资或抽逃注册资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授权、指示上诉人代行任何非股东权利、义务，且股东会只有在职权范围内做出的合法决议，才能要求股东遵守。1、股权代持和委托代理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完全是不同的法律概念。虽然上诉人代持股权可以代为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并不能据此就可以随意代履行义务，更不能代为履行非股东义务。2、即使按照上诉人的观点将双方的关系牵强的解释为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其代为持有股权，其作出的代理行为要和持有的股权有关，且其要在明确的授权范围内作出代理行为，但上诉人代为向公司出借款项的行为和代持股权并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且为代理人设定义务，应当得到被代理人的特别授权，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设定出借款项给公司的义务既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明确授权，也没有得到被上诉人任何的事后追认。3、股东会有权作出增资协议，但是股东是否认缴增资、认缴多少，股东会则无权对此作出强制性决议，股东会在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的职权范围内的合法决议，股东毫无疑问是必须要遵守的，但是上诉人认为对于股东会决议，股东要不加区分地都要遵守的观点显然错误。强制股东或隐名股东按照原持股比例追加增资的决议，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这种非法决议，相关股东当然不必遵守或认可。四、上诉人所谓的垫付增资行为，不是为了维护被上诉人的利益，反而是给被上诉人设置负担、强加义务。1、上诉人一直号称其垫付增资行为是为被上诉人利益考虑，防止被上诉人的股权被稀释，但是上诉人已经按照15%公司股权所对应的7000万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关出资款实际出资到位，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股权可能被稀释的问题。2、被上诉人的股权是否被稀释，如被稀释，稀释后的股持股比例是多少均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处理。并且即使被上诉人的股权比例被稀释，但是上诉人计算的方式以及结果均是错误的，且对被上诉人来说，股权被稀释后，也并不影响其相应的股权价值，其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不会因股权稀释而变化，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3、根据上诉人陈述的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中关于剥夺不知情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增资行为应属无效的司法裁判观点。被上诉人如果认为公司没有向其告知增资行为，剥夺了优先认缴权，那么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有救济途径，通过诉讼等方式推翻上诉人的增资行为，而无需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考虑优先认缴权被侵犯的问题，更不需要上诉人擅自通过一种强加给被上诉人义务的侵权行为去维护所谓的被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实际是在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而又无实际意义的借口。五、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的法定义务中没有强制股东追加投资的义务，没有要求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数额如期完成实缴出资；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证人因疫情不能到庭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已经在本次庭审前消失，不能成为相关证人不能到庭的理由，另结合一审上诉人对于该证据表达的证明内容证人所证明事项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实际关联。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宝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易元忠偿还垫付投、融资款18924877元及利息；2.易元忠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林宝辉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14193658.12元，后又主张其实际垫付款为19279743.27元，要求仍按原诉讼标的额18924877元主张权利。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林宝辉与易元忠之间的关系。林宝辉主张其为易元忠代持15%的股份，双方之间的代持股份关系属于委托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六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其代持股份期间所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易元忠承担。为证明其主张林宝辉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委托书、情况说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易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易元忠写给林宝辉的信件各一份，证明2013年4月10日，易元忠委托易冬兰（系易元忠姐姐）办理将易元忠股份转入林宝辉及林某2名下的事宜，由林宝辉代持其股份，易某律师证明该委托书系易元忠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书上易元忠的签字系易冬兰代签；后易元忠给林宝辉写信表明委托其儿子易翔处理其股东权益相关事宜，将其持有2%的公司股份委托林宝辉代持、办理显名等；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8月24日，易元忠与林宝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公司成立时，因易元忠不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由林宝辉代持其15%的股份，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易元忠以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但易元忠在江苏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起诉林宝辉的（2017）3396号案件中，易元忠自认持有公司15%的股份，另有他人5%的股份，共20%的股份由林宝辉代持。经质证，易元忠对证据1中委托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委托书中未提及股权比例为2%，且没有易元忠的签字，也未载明易元忠授权林宝辉代行义务的内容，该证据落款为委托人易冬兰、见证人易某，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需出庭作证；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易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易元忠写给林宝辉的信件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信件中并未提及股权比例为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易元忠代持林宝辉15%股份且就易元忠代持的股份林宝辉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但易元忠并未让林宝辉代行股东义务及其它非股东义务；易元忠认为其是否持有公司20%的股份与本案无关，根据证据2，林宝辉仅代持易元忠15%的股份。根据约定，林宝辉应当自协议签订之日即2014年8月24日起将代持的股份返还给易元忠，由易元忠以显名的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对2014年8月24日后林宝辉仍然以名义股东的身份代易元忠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易元忠将保留追究林宝辉相关责任的权利。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结合林宝辉、易元忠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易某确系易元忠的刑事辩护人，且委托书出具时间确在易元忠被羁押期间，易某作为专业法律从业人员，其出具的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高，而根据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林宝辉、易元忠之间确存在代持股份关系。因此，可以认定上述证据中委托书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林宝辉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但上述委托书及信件中均未载明林宝辉代持的股份比例；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可以认定易元忠与林宝辉确实存在代持股份关系，根据林宝辉提交的证据2，能够证明在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8月24日期间林宝辉代持易元忠15%的股份，但林宝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易元忠委托其在代持股份期间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二、关于林宝辉主张的代为出资、投资之事实是否成立。林宝辉主张截止到2018年5月31日，其按照公司2013年5月29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以及2013年6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共向公司投资61695178.47元，易元忠作为公司股东有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和义务，其为易元忠垫付出资为公司增资既避免了易元忠的股份被稀释，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按照易元忠持股15%的比例计算，林宝辉为易元忠垫付出资19279743.27元，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林宝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3.临时股东会议决议（2013年5月29日）一份、股东会决议（2013年6月26日、2014年8月24日）二份，证明2013年5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和需要，妥善解决公司增资和建设资金需要，股东均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按照公司需要的时间出资，由公司统一出具借据，利息据实计息。”；2013年6月26日，宜海置业公司决定增资，股东会表决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30000000元增资到70000000元人民币，股东需要缴纳增加出资40000000元，易元忠持宜海置业公司15%股份，应缴纳6000000元出资，增加的注册资本均已出资到位，易元忠实缴3600000元。经质证，易元忠对证据3中2014年8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林宝辉转让给易元忠15%的股份，与林宝辉代持易元忠的股份相同；对2013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易元忠已经按照7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的15%履行了出资义务，假如易元忠没有完成出资，那么林宝辉将15%的股份转让给易元忠，却不需要易元忠支付任何转让价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对临时股东会议决议（2013年5月29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决议内容不合法，公司及股东会无权给股东或第三方设立义务，该证据中林宝辉的签名与证据2中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中林宝辉的签名明显不同，且林宝辉与林某2系亲兄弟，该证据有后补及恶意串通的嫌疑，但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股东向公司投入资金的性质为借款，而并非注册资本出资。本院经审查认为，易元忠对2014年8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2013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临时股东会议决议，易元忠虽然提出异议，但综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本案民事起诉状中林宝辉的签名，林宝辉在相关书面资料中存在两种签名的字体，而易元忠亦未举证推翻该两份证据，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即使临时股东会议决议（2013年5月29日）真实，根据该决议内容，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实质为借款，而非股东出资。证据4.2013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15日案外人宜海置业公司向林宝辉出具的收款借据79张，金额共计45419706元，证明因公司经营房地产项目，资金需求量大，股东会要求股东按照公司工程项目及实际用款的需要按持股比例向公司投资，因易元忠被依法羁押，林宝辉难以与易元忠取得联系，为避免易元忠的股份被稀释，根据公司的增资决议，林宝辉为易元忠垫付投资款19279743.27元。经质证，易元忠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存在伪造的可能性，该组收款收据涉及的款项金额巨大，林宝辉并未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进行佐证，不符合常理，首先，部分收款收据的时间与证据3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及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存在矛盾，根据证据3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作出借款决定的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但是该组证据部分为2013年5月29日之前的收款收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根据协议林宝辉应将代持的股份返还易元忠，但是该收据中部分为2014年8月24日之后的收款收据；其次，从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看，款项性质有借款、投资款、工资、物业费、向第三方支付的借款及利息等不明款项，并且部分收款收据载明款项性质为还款，所以该组收款收据无法证明林宝辉是否向公司出借款项及具体出借金额，但该证据可以证明林宝辉与公司之间存在互相拆借资金的行为，该行为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对此林宝辉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虽然加盖宜海置业公司公章，但该组证据载明的金额均较大，对该证据的效力应结合实际交付款项的相关证据予以认定。该组收款收据中时间在2013年5月29日之前的有15份，其中有11份载明“收到借款”、3份载明“收到还款（归还4月12日向公司借款）”、1份载明“投资款”；时间在2014年8月24日之后的有39份，大部分均载明为“借款”；剩余25份中有1份载明“收到还款”、其他多数载明“投资款”。证据5.宜海置业公司营业执照、公司企业信息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一宗，证明宜海置业公司系依法成立的公司，2011年9月6日，林宝辉持股8%，易元忠持股2%；2013年4月，林宝辉注资14400000元，持股48%（其中代易元忠持股比例为2%）；2013年7月4日，宜海置业公司增资，林宝辉的认缴出资额由14400000元变更为33600000元，持股比例变为48%，其中林宝辉代易元忠持有公司15%的股份；宜海置业公司章程8次修改，易元忠在宜海置业公司的持股情况随着公司股东变更、公司增资而变化，从2011年8月16日持股12%，到2011年9月6日持股2%，到2014年8月24日持股15%。易元忠股份一直在增加，没有被稀释，原因在于林宝辉在公司两次决定增资时为易元忠垫资所致，易元忠应偿还林宝辉为其垫付的资金。经质证，易元忠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变更登记材料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材料虽来源于有限责任公司工商部门的工商登记档案，对于外部而言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是因为存在隐名股东等事实，工商档案登记的易元忠的持股比例、股东情况以及注册资本均与客观事实不符，对于股东内部而言，应当以各方股东的实际约定以及客观事实为准，林宝辉、易元忠以及袁根生接手宜海置业公司时，就已经商定了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0000000元，且易元忠在出资时也是按照20%的股份（其中5%的股份为案外人所有）比例进行出资的；若林宝辉陈述属实，在宜海置业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过程中，易元忠的股权比例不仅没有被稀释，反而是从2%增加到15%，林宝辉不仅垫付增资维持股权不被稀释，反而又额外增加出资，提高易元忠的股权比例，这明显违背了一般的常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易元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6.收款收据37张及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证人［闫某（其丈夫张善俊汇款）、陆艳、郑嘉辉、蔡某、林良金、孙某、林某1、郭孔武、侯轶、张敏、林某2、庞某、翁夏凌、林艳］证言、江西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易元忠向该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林宝辉持有公司48%股份，其中代易元忠持有公司15%股份，林宝辉根据临时股东会议决议要求，共出资42843762.95元人民币，按照林宝辉代持易元忠15%股份计算，易元忠应偿还林宝辉垫付投资款19279743.27元，因垫付的款项中有部分为现金，实际数额要大于林宝辉主张的数额，鉴于林宝辉的举证能力及实际垫付情形，其变更了部分证据。易元忠对证据6中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银行汇款凭证与收款收据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无法确定，林宝辉提交的收款收据总金额与其主张的42843762.95元不一致；对收款收据以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首先，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各个证人的债权是否实现以及债务人是林宝辉还是宜海置业公司或其他第三方，证人均未作陈述，易元忠对此并不知情；其次，部分证人的陈述与在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中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内容：（1）证人蔡某、林某1在本案的证人证言中陈述是受林宝辉的授权，其二人的转款系林宝辉向宜海置业公司出借的借款，在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授权证明”中陈述是受林某2的授权，其二人的转款是作为林某2的债权，记录在林某2的债转股账目名下；（2）证人闫某在其证人证言中陈述是受林宝辉的授权使用其丈夫张善俊的账户汇款，而在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授权证明”中，其丈夫张善俊才是受托人；（3）证人闫某、庞某、孙某的证人证言中陈述的作为林宝辉向宜海置业公司出借的款项，在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作为林宝辉的债权记录在林宝辉债转股账目名下，林宝辉把同一笔转账款项，作为多种不同的用途重复使用，存在双跺脚现象；（4）证人林某2的四笔转账款项，其在本案的证人证言中陈述是受林宝辉的授权，其转款作为林宝辉向宜海置业公司出借的借款，但在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中，上述款项是作为林某2的债权，记录在林某2的债转股账目名下；并且林某2在2013年4月19日第四次转款时已经成为宜海置业公司的股东，这也与其不是股东的陈述不符；再次，林宝辉主张增资借款的依据是2013年5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但林宝辉提供的收款收据中有17份日期在2013年5月29日之前，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林宝辉应于2014年8月24日将代持股份返还给易元忠，但上述收款收据中有3份时间在2014年8月24日之后；另外，2013年4月7日金额为1600000元、2013年12月5日金额为1100000元的收款收据没有相应的转款凭证，应当予以剔除；第一次庭审时，林宝辉共提交了79份收款收据，第二次庭审重新整理提交却仅仅提交了37份，且两次提交的收款收据中均存在林宝辉偿还公司借款的收款收据，说明林宝辉与公司之间存在资金拆借行为；林宝辉两次提交的收款收据仅有24份是相同的，第二次提交的37份中有13份是与之前79份完全不同的新收款收据，这说明林宝辉提交证据的随意性，其随意放弃未提交收款收据部分相对应的大额债权，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林宝辉系宜海置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公司的另一股东林某2系亲兄弟关系，其在收集、制作、获取与公司账目相关的材料时不受任何制约；对于以上事项说明，宜海置业公司与林宝辉恶意串通并侵害易元忠的合法权益，而林宝辉现在是否与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未经审计，无法确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易元忠对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因汇款人并非为本案林宝辉，故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于该37份收款收据，均加盖宜海置业公司公章，符合证据形式，经核查，与林宝辉提交的证据4中的79份收款收据有26份重复，剩余11份时间均在2013年5月29日之前，均载明“收到借款”；对证人证言，因相关证人未到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证人证言即使真实，证人书面陈述与本案林宝辉提交的其他证据中亦存在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而林宝辉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对江西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易元忠向该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即使真实，亦无法确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据7.山东世纪鸢飞会计师事务所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潍坊信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潍信达会审字［2018］第Ｓ-355号审计报告书一份，证明林宝辉债转股33600000元，按照林宝辉代易元忠持15%股份计算，易元忠应偿还林宝辉6000000元，审计报告证明截止2018年5月31日，林宝辉投入宜海置业公司42843762.95元（不包含2013年7月份增资的4000万元）。经质证，易元忠对潍信达会审字［2018］第Ｓ-355号审计报告书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审计报告书所依据的财务资料均是由宜海置业公司单方提供的，且财务资料是否真实、客观均无法确定，报告书中科目余额表共4页并没有会计所的印章，从报告书骑缝章看出，该4页材料并非该报告书的内容，4页纸张颜色、装订孔明显与其它报告材料存在差异，所以该4页纸是擅自添加；对鲁鸢会验字［2013］第8075号验资报告书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根据附件4债权转股权出资验资证明部分记载内容，对于林宝辉与宜海置业公司之间、林某2与宜海置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如何具体履行没有任何表述，且在验资时，宜海置业公司是否欠林宝辉及林某2款项以及欠款金额均没有明确说明与财务记录；根据该报告第7页十二项特别事项说明部分，该报告是以相关当事人提供真实、合法、完整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的，该基础资料均是由林宝辉及林某2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易元忠均无法确认，根据评估报告后附备查文件中汇款单及证明，也与林宝辉提交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林宝辉提交的该两份报告系单方委托形成，且前述林宝辉主张涉案款项为出资款，在该两份报告中表述为债转股，对易元忠提出的异议，林宝辉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对该两份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8.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将出资转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改变易元忠对宜海置业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易元忠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宜海置业公司股东林某2、林宝辉、易元忠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要求以投、融资形式进行增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规定，认缴新增资本是股东的法定权利，也是股东的义务。易元忠对证据8中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判例第9页明确说明股东会仅有权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但对股东是否认缴以及认缴多少不能作出决议。按照法律规定，股东是享有优先认购权的，但是这是一种权利而并非义务，且该权利的行使，必须需要股东另行明确表意确认行使，方才产生法律效果的，本案的易元忠作为隐名股东，并未有任何表意要在已经实缴宜海置业公司7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对应的15%的资本金之外额外多认缴注册资本。另外，易元忠已经完成了宜海置业公司7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对应的15%的资本金出资义务；对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没有参考意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林宝辉提交的证据8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性。易元忠抗辩称，林宝辉主张易元忠偿还的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债务人为公司，林宝辉不应向易元忠主张还款，易元忠已按照公司要求完成了法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公司要求股东向公司出借借款并非易元忠必须履行的股东义务，且易元忠并未授权林宝辉代为行使股东权利或履行股东义务，故林宝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易元忠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2010年11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转款金额6500000元）一份；2.袁根生出具的情况说明（2018年3月14日、2018年8月13日）二份、邹亦玲出具的情况说明（2018年3月16日）一份；3.2010年11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转款金额7000000元）、银行流水复印件各一份，前述证据证明易元忠分别于2010年11月5日、2010年11月18日通过袁根生向宜海置业公司交付出资款13500000元，已经按照70000000元的公司注册资金完成了应当承担的股东出资义务；4.调查笔录一份，证明事项同证据3，以上证据均加盖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复印专用章。经庭审质证，林宝辉对易元忠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是易元忠与袁根生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证据2系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作证，证据3不能证实涉及款项是支付到宜海置业公司的，证据4系易元忠的单方证明，其在另一案件中要求袁根生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但是袁根生拒绝出庭，所以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易元忠提交的上述证据1-3均复印自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9民初87号易元忠与宜海置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卷宗，结合林宝辉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易元忠提交的上述证据2、4，应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相关证人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对易元忠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15日，宜海置业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最初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卫海，由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发起设立。2011年8月16日，宜海置业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1200万元变更至3000万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经理由张卫海变更为袁根生，监事由赵静变更为林宝辉、易元忠。股东变更情况：由海正集团（出资1200万元、占100%股份）变更为海正集团（出资900万元，占30%股份）、袁根生（出资1200万元，占40%股份）、林宝辉（出资540万元，占18%股份）、易元忠（出资360万元，占12%股份）。2011年9月6日，宜海置业公司第三次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海正集团（出资900万元，占30%股份）、袁根生（出资600万元，占20%股份）、林宝辉（出资240万元，占8%股份）、易元忠（出资60万元，占2%股份）、段又鹏（出资1200万元，占40%股份）。2012年4月28日，宜海置业公司再次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张卫海变更成袁根生，执行董事亦由张卫海变更为袁根生。股东变更为袁根生（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林宝辉（出资840万元，占28%股份）、易元忠（出资60万元，占2%股份）、段又鹏（出资600万元，占20%股份）。后易元忠因触犯刑律被依法羁押无法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3年4月10日，易元忠在其刑事辩护人易某见证下向其姐姐易冬兰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易冬兰办理将其持有的宜海置业公司股权转入林宝辉、林某2名下。2013年5月29日，宜海置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载明“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和需要，妥善解决公司增资和建设资金需要，股东均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按照公司需要的时间出资，由公司统一出具借据，利息据实计息。”2013年6月26日，宜海置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30000000元增加到70000000元，此次增资中股东林某2认缴注册资本20800000元，出资后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52%，股东林宝辉认缴19200000元，出资后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48%。2013年7月4日，宜海置业公司再次进行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7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林某2（出资3640万元，占52%股份）、林宝辉（出资3360万元，占48%股份）。2014年6月21日，易元忠给林宝辉写信，表示关于山东项目的一切事宜由其子易翔全权代表其处理。2014年8月24日，宜海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同意林宝辉将其占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份转让给易元忠，易元忠之子代易元忠作为新增股东列席会议。同日，易元忠之子易翔代易元忠与林宝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宜海置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000元，林宝辉出资336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8%，易元忠出资10500000元（包括魏有志出资35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公司成立时因易元忠不能到公司参与经营管理，故将股权挂靠在林宝辉名下，由林宝辉代为持股；并约定林宝辉将所持的公司15%的股权按原价10500000元划转给易元忠，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易元忠以显名股东持股并行使股东权利；易元忠已履行出资义务，本次转让股权无需再向林宝辉支付转让价款；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羁束并适用其司法解释，约定管辖法院为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林宝辉、易元忠自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8月24日存在代持股份关系，该行为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易元忠提交的上述证据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但根据林宝辉提交的证据2、证据3中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8月24日），已明确载明其代易元忠持有15%的股份，且易元忠已履行相应出资义务，因此在股权转让时易元忠无需再向其支付转让价款，可以认定易元忠已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林宝辉提交的证据3中的临时股东会议决议（2013年5月29日），该出资实质为借款，并非认缴公司注册资本，亦即并非股东的法定义务，而根据前述确定的事实，林宝辉代持股份的期间为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8月24日，但其提交的证据4及证据6共90份（已排除重复的26份）收款收据中，出具时间在该期间内的只有25份，即使该证据真实，那么根据该90份收款收据所载明的内容，可以证明林宝辉与宜海置业公司之间在2013年5月29日之前已存在借贷关系，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投资数额既包括其向宜海置业公司的还款，也包括其向宜海置业公司的出借款，而根据前述对林宝辉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林宝辉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收款收据中所涉及的款项均系其向公司全部实际交付了相应款项。综上所述，易元忠持有宜海置业公司15%的股份，已履行相应出资义务，林宝辉所主张的为其垫付资金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宜海置业公司虽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临时股东会议决议要求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根据公司需要向公司投资，但该出资实际为公司向股东借款，而向公司出借款项并非易元忠的法定股东义务，易元忠未授权林宝辉代为向公司出借款项，亦未授权将借款转为股权，因此，林宝辉在代持股份期间未经易元忠同意无权代易元忠向公司投资。林宝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主张林宝辉为易元忠代持股份系一种委托代理行为，其为易元忠向公司增资的行为系代理行为，相应后果应由作为被委托人的易元忠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该条规定应作严格解释，即使林宝辉、易元忠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林宝辉应具有为易元忠增资的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宝辉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林宝辉有此代理权限，而且亦未证明事后取得易元忠追认，故即使林宝辉实施增资行为，亦不能对易元忠发生效力。综上，林宝辉主张易元忠返还垫付投资、融资款项及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宝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350元，由林宝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公司注册资本7000万元以其享有的15%股权比例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是形成股东会决议后的增资，被上诉人称公司成立时完成了出资义务，增资和出资两个行为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不一致的，公司的增资行为是经过召开股东会决议完成的，并由审计报告证明增资款项的拨款来源，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对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进行了依法变更。本院经认证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赣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判决书第十一页载明“……易元忠此前已支付了两笔计1350万元出资款，袁根生、林宝辉陈述及易元忠自述均证实易元忠在被羁押前实际持有宜海公司20%的股份，易元忠在宜海公司2010年11月成立时就打了两笔款项650万、700万合计1350万元购买宜海公司股权，其中第一笔款2010年11月5日650万元是通过邹亦玲转入袁根生账户，袁根生在此前一天已支付了850万元到宜海公司控制的账户，并最终转入了当时法定代表人张卫海100%控股的海正珠宝公司账户。根据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当时宜海公司、海正集团、海正珠宝公司均受张卫海控股控制，系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公司，可以认定该650万元支付到了原股权所有人海正集团。袁根生证实易元忠支付的此笔650万元是优惠了50万元后易元忠购买宜海公司10%股权的出资款。第二笔款是易元忠于2010年11月18日转账700万元至袁根生账户，再由袁根生转到其受宜海公司控制的账户，并最终转入海正珠宝公司等账户，亦可以认定该700万元支付到了海正集团。袁根生证实易元忠支付的该笔700万元是易元忠购买宜海公司另外10%股权的出资款。故易元忠之前已支付了其应当缴纳的出资款1350万元。”该判决书第十八页载明“……综观易元忠转款给宜海公司的整体情况，先是易元忠在宜海公司2010年11月成立时购买公司股权打款两笔共计1350万元……”。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垫付出资款18924877元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上诉人自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8月24日代被上诉人持有宜海置业公司15%的股份。上诉人在二审中陈述其所主张的垫付款包括两部分，从注册资本3000万元到7000万元，按照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15%的股份应当增加的注册资本600万元，剩余的12924877元是按照2013年5月2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规定向公司出资作为公司建设经营使用。对此，首先，(2019)赣民终61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2014年8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内容均证明在上诉人代持股份前，被上诉人已经按照7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和持股比例履行了出资义务；其次，从2013年5月2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看，各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实质为借款，而作为股东并无必须向公司出借款项的义务，上诉人在代持被上诉人股份期间，在未取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代被上诉人向公司或他人出借款项。即使如上诉人所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从委托事项来看，被上诉人系委托上诉人代持股份，而出借款项非股东法定义务，亦不属于委托事项内容，在被上诉人未追认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前所述，上诉人所主张的为防止被上诉人股权被稀释，代被上诉人垫付款项增资的主张不成立，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证据采信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做了详尽阐述，对于证据的认证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上诉人关于证据问题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50元，由上诉人林宝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池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