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01民初296号 原告：童绍英，女，汉族，1955年8月4日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方，西昌市长安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被告：聂立朝，男，汉族，1969年8月11日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原告童绍英与被告聂立朝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童绍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聂立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童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土地承包期限超过原告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承包土地6.63亩；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2年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到户，原告承包了集体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即原告的承包期限至2012年到期，也就是说原告承包给被告的土地承包期限只能到2012年底，超出2012年之后的约定期限应属无效约定。1992年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时间为长期承包，哪怕是一百年。合同履行到2003年，由于原告发现被告擅自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多次要求被告到场协商解决，可被告避而不见，后原告向村、乡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但被告拒不到场。无奈，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但法院认定《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应当就此条内容进行重新约定。现判决已生效，原告与被告就土地承包时间协商达不成一致。因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6条、第58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 被告聂立朝辩称，这个土地是我从原告处承包而来的，合同上有明确约定的，协议也是原告找人和我写的，原告叫我承包他土地，当时我没钱承包，都是借钱给的承包费，土地现在是给我叔叔（聂永贵）种，我们是一家人，聂永贵种和我种是一样的；国家补偿的钱也应该是给我的，土地也可以还给原告，但是原告要补偿我损失。（按照当时12000.00元本金来计算利息，月利息2%补偿我。） 原告童绍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1）1992年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粮田、旱地承包给被告耕种，现承包土地面积为6.63亩；（2）承包期限为长期，哪怕是一百年；（3）原告收被告承包费1.2万元；（4）承包期限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应当就此条内容进行重新约定。 被告聂立朝对原告童绍英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认为：违反也是原告违反了，和我无关。 被告提交了证据：《承包合同》1份，《契约》1份，以证明原告是把土地、房子一起卖给我了。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认为：承包合同以法院认定的事实为准，承包费合同约定是11000.00元。契约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也和本案无关。 经审查，本院对（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及《承包合同》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契约》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1992年2月原告童绍英与被告聂立朝订立《承包合同》，童绍英将其位于大观山的5亩粮田承包给聂立朝耕种，约定合同期限“承包时间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承包，哪怕是一百年，甲方（童绍英）都同意乙方（聂立朝）承包”，合同价款“承包费11000.00元”。合同订立后，童绍英向聂立朝交付了土地，聂立朝向童绍英支付了承包费。2017年国家因修建高铁征用《承包合同》所涉部分土地，聂立朝从童绍英处承包土地面积实际为6.63亩。现原告童绍英以《承包合同》中关于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承包合同》中土地承包期限超过原告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并要求被告返还承包土地6.63亩。 另查明，我院审理的（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案件中，原告童绍英以被告聂立朝将案涉土地非法转包给聂永贵（聂立朝叔叔）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土地，我院以聂永贵并非转包取得土地为由驳回原告童绍英的诉讼请求；前述案件中，我院评判《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应当就此条内容重新进行约定。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承包合同》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案件主要事实并无争议，争议焦点为原告童绍英能否以土地流转约定期限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为由要求被告聂立朝返还土地。一般来讲，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农户家庭所有，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应当遵循的第（三）项原则为“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以保证法律和土地政策的衔接。实务中，可能大量存在农村土地流转约定期限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的情况，就本案具体案情，本院基于以下三点意见不能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一）如果原告童绍英家庭农户是从村集体承包的案涉土地，则童绍英家庭具有案涉土地承包权，但童绍英的前述主张，仅是其口头陈述，童绍英并未向本院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文书等证据举证证明其是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人，并证明聂立朝从其处流转土地期限已超过承包期，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开始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现原告家庭的具体承包期限并不明确，原告童绍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尚不能径行确认《承包合同》中超过原告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二）从《承包合同》来看，双方已自愿处分民事权利，即童绍英将案涉土地流转给聂立朝长期经营，聂立朝向童绍英支付对应流转价款，如无法定事由，双方应当恪守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三）案涉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也涉及农村社会稳定。经本院审查，原告童绍英诉至我院主张权利的本意是认为《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超过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之后期限属于无效期限，其有权回收案涉土地。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承包合同》并非自始无效的无效合同，也无证据证明聂立朝将案涉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等法律禁止事项，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农村土地发包人（所有权人）、承包权人或其他权利主体可以以约定土地流转期限超过承包期限（且本案中原告家庭的承包期限不明确）为由有权从经营权人处回收土地，且按照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如果原告童绍英系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人，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如果继续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权，则应当按约将案涉土地继续流转给被告聂立朝经营，且双方应当按照公平和诚信原则依法重新订立合同，并约定土地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案涉国家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也涉及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能排除原告童绍英有其他经济利益目的涉及本案诉讼的可能性，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并不明确，本院审慎行使审判权，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6.63亩土地的要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被告聂立朝陈述可以向原告童绍英返还土地，本院也向被告作了询问笔录，但原告的补偿意见与被告提出的具体补偿要求差距较大，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根据我国法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依法分离，各权利人依法享有各自权利（包括将来如果因案涉土地被征用而可能涉及的各权利人应当如何分配土地补偿款项事宜），不得非法侵害其他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童绍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童绍英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木戈约布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何 小 菊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