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8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文旭，男，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龙，福建杰斐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萍，福建杰斐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栋，男，198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红梅，女，198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跃，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文旭因与被上诉人黄国栋、骆红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7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文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许文旭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1年初，许文旭开始与黄国栋、骆红梅合伙从事化妆品买卖生意。双方约定由许文旭全额出资，黄国栋、骆红梅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所有的货款均应上缴给合作双方。原计划成立公司，但后未实际成立公司，实际运营中，所有货款均应缴付至许文旭处。2014年底，许文旭发现黄国栋、骆红梅私下截留货款，未将已销售的货款缴付至许文旭处。经许文旭与黄国栋夫妻对账，黄国栋夫妻确认尚欠170万元货款未缴付给许文旭。两夫妻表示将应缴未缴货款转化为借款，并出具借条交许文旭收执，出具日期误记载为2015年2月30日。事后，因信任不再，双方合作无法继续进行，经许文旭反复要求，黄国栋两夫妻提议将其掌控的货物退还给许文旭，并自愿以其在台商投资区××的房屋用于抵偿欠款。双方于2015年8月17日在黄国栋存放货物的仓库盘点后，确认黄国栋夫妻应付货款为：欠账未写支票金额共12882704＋10782048排支票金额-退返货11380365余欠12284387（菲律宾比索）。黄国栋夫妻对账后未付款，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向黄国栋夫妻发送《盘点清单》催讨，要求“尽快把账目结清”。此处的“结清”是指“清偿欠款”的意思，并非请黄国栋夫妻核对确认的意思。后黄国栋夫妻向许文旭交付了共14份支票计6798720比索（菲律宾商业交易付款主要以支票方式），许文旭根据支票载明的付款日期向银行提示付款，均被银行拒付。许文旭于2018年3月据《借条》向晋江市人民法院起诉，黄国栋于2017年7月向许文旭微信发送了两张截图（内容为2015年7月6日商议盘点至2015年9月8日收到许文旭《盘点清单》的对话），黄国栋在截图下方又发送信息“这个是盘点清单”。晋江市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并据此驳回许文旭起诉。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存在以下几方面错误。一、一审判决推定许文旭提交的14份支票不是盘点后交付，而是包含在双方盘点前黄国栋夫妻交付的10782048支票错误。（一）根据世界通行的支票交易规则，持票人必须在支票载明的付款日起才能向银行提示付款。双方对于2015年9月8日《盘点清单》载明“10782048排支票金额”均认可该些支票均为空票。即证明该些支票均已在2015年9月8日前向银行提示付款并被拒付。所以在2015年9月8日的《盘点清单》中才会记载“10782048排支票金额”属于欠款范围。付款时间在2015年9月8日之后的支票，因为未向银行提示付款，无法知道是否是空票。许文旭提交的14份支票付款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之后，每一张支票背面均加盖有银行的方形章，该方形章记载的时间是持票人第一次向银行提示付款时间。该些提示付款时间均在2015年9月15日之后，即许文旭要在9月15日后才知道这14份支票是空票，不可能在9月8日的《盘点清单》中即认定为空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法庭询问黄国栋夫妻是否可以提供票根来证明出票时间。黄国栋夫妻代理人表示“菲律宾的支票是没有票根的”，所以无法举证。但是，根据三方现场查看支票原件，证明该些支票是有票根的。该事实证明黄国栋夫妻持有证据但拒绝举证的行为。一审判决书列举了多种双方交易的“不合常理”的商业行为，却单对支票票根这种显而易见的举证矛盾视而不见。（二）菲律宾商业交易的付款行为大都通过支票进行。《盘点清单》中记载“欠账未写支票金额共12882704＋10782048排支票金额-退返货11380365余欠12284387”也显示双方以支票结算的交易习惯。因此，即使黄国栋在盘点前交付的支票是空票，在盘点后许文旭也只能接受黄国栋夫妻交付的支票。上一次的商业汇票无法兑现，无法直接证明下一批汇票还是无法兑现。正是基于此，许文旭在收到14张支票后，均在支票载明的付款日准时向银行提示付款。如果早知道这些票都是空票，许文旭根本不需要多次跑银行（至少14次）。因此，一审判决“上一批支票是空票，下一批也必然是空票”的推定错误。二、《借条》项下欠款未被退回的货物抵消，黄国栋明确表示以房屋抵偿欠款。黄国栋夫妻确认向许文旭出具《借条》后，在4月19日微信中写道“我唯能做的打算就是这两年不管在怎么辛苦都要努力的把这些货款先给你补上”，“补上”一词证明黄国栋夫妻确认拖欠了应缴的货款。黄国栋夫妻出具《借条》后有向许文旭交付了10782048比索的支票。该些支票用于偿还《借条》项下欠款。上述事实均证明《借条》项下欠款真实存在。因上述支票均为空票，则《借条》项下欠款未清偿，债务仍在。黄国栋夫妻称其出具《借条》是“许文旭为确保能收回库存的化妆品货款，要求黄国栋夫妻以出具《借条》的形式保证”。如果仅是为保证，黄国栋夫妻就不需要开具支票给许文旭。因为开具支票就意味着还款，而还款是以债务真实存在为前提的。黄国栋在晋江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笔录第3页确认“盘点清单上载明的款项含括在借条载明的170万元内”。即证明《借条》所列欠款真实且在双方盘点后仍未偿还。（一）双方均确认合伙事务由许文旭全部出资。即使在合伙解散后，黄国栋退货，退货也不应用于扣除黄国栋的未缴付给合伙体的欠款。黄国栋夫妻称“借条”项下欠款已与退货相抵消不能成立。（二）盘点前后双方的微信往来证明黄国栋夫妻欲以房屋抵偿尚欠许文旭货款。黄国栋2015年6月13日微信写到“梅阿有跟品说过就是货给你们，我们大陆那套房产也给你们，这样的处理你们能接受吗”。证明黄国栋确认除了退还所有货物外，将国内的房屋抵给许文旭尚不足以清偿所有欠款。许文旭认为黄国栋就算以房屋抵偿仍不足清偿债务，黄国栋在2015年6月25日微信写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货先全退还给你，房产按市场价处理”。许文旭回复说“你把房子大厦名称发过来，我查下市场价，或你开个价格过来”。随后黄国栋发送了一张《房价走势》图，显示黄国栋星湖湾房屋2015年6月份价格为每平方6000元。黄国栋又在微信问道“价格你可以查一下，如果你们觉得可以那就过来盘仓库”。上述行为及语言证明黄国栋夫妻确认全部退还存货外，还有欠许文旭货款，需要以房屋来抵偿。（三）黄国栋夫妻掌握库存货物的明细及价值，并在双方共同进行的盘点中知晓尚欠许文旭的货款数额。2015年7月5日黄国栋微信称“仓库还没拼好，我忙拼好再通知你们，大仓库租期到8月份底”。7月11日许文旭微信问“仓库拼好了吗？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接手”。7月17日许文旭微信说“明天过去盘点，你跟品阿联系，她不清楚路线”。黄国栋回答说“好”。证明双方于2015年7月18日盘点。许文旭连存放货物的仓库在哪里都不知道，对货物的明细不可能清楚。所有的货物均在黄国栋夫妻掌控之下，黄国栋夫妻对货物价值是清楚的，盘点必然是双方共同对货物进行核对。在7月18日双方已对存货价值有了共同的盘点结果。许文旭于2015年8月26日微信问“什么时候把房子转给我，好把账目结清”。在盘点后，许文旭仍发出这样的信息，证明盘点结果显示黄国栋夫妻还欠许文旭大额款项。黄国栋对许文旭要求过户房子的信息并没有反对，而是回答说“你货搬完先把这些货算出来吧”。许文旭回答“已算清楚”即指双方在仓库盘点时已对存货价值有了计算结果。三、黄国栋对《盘点清单》无任何异议，甚至以《盘点清单》反驳许文旭另案据以起诉的《借条》。可证明黄国栋夫妻认可《盘点清单》所载余欠数额。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向黄国栋夫妻发送《盘点清单》催讨，虽然骆红梅将许文旭拉黑，但黄国栋收得到，知悉《盘点清单》内记载的尚欠款数额。对于许文旭上述催讨信息，黄国栋回复“是你没人性，不有放雕我，我也有能力对你，要创就来谁也别怪谁”。证明黄国栋收到了该盘点清单并知悉内容，但其对该清单记载的内容未提出任何异议。从常理上讲，双方盘点后，若有一方对盘点清单有异议，必然会提出。但黄国栋并未提出。特别是事隔3年，许文旭于2018年3月6日起诉后，黄国栋于2018年7月10日向许文旭发送2015年9月8日许文旭发送《盘点清单》给其的截图。并注明“这是盘点清单”。此时，该行为证明黄国栋知悉《盘点清单》的内容，但其仍未对《盘点清单》内载明的欠款金额提出任何异议。黄国栋两次对《盘点清单》的回复与使用，足以证明其认可清单所列的欠款。四、一审判决舍弃法律裁判规则，无视证据证明力，存在努力为既定裁判结果寻找理由的现象。（一）一审认为骆红梅把许文旭微信拉黑了，所以双方自9月8日后没有联系，因此不可能交付14份支票错误。首先，黄国栋并未拉黑许文旭，双方的联系可以通过黄国栋进行。其次，即使没有微信，还有其他如电话等通讯渠道可以联系。因此，骆红梅将许文旭的微信拉黑，与其夫妻事后交付支票给许文旭没有必然联系。（二）一审认为许文旭全额出资，由黄国栋两夫妻记账保管，使两夫妻在合伙生意中没有任何风险，不符合常理错误。这恰恰是基于亲情而产生的完全信任。也恰恰因为这种完全信任，才有本案纠纷发生。（三）一审认为双方约定“黄国栋、骆红梅不得自从大陆进公司产品，资金不得自借它人”，限制黄国栋夫妻不得隐瞒许文旭进货的具体情况，与晋江法院笔录“原告全额出资购买化妆品，由被告负责进行销售、回款”存在前后不一的陈述错误。上述内容不存在前后不一，许文旭付款方式与欠款事实并无联系。（四）一审认为双方既然已盘点，未要求当场签字确认不合常理错误。商业交易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口头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会按“保存固定证据”的思维进行。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发送《盘点清单》不是要求黄国栋核对，而是催讨。（五）一审认为许文旭无法说明从2011年以来的出资情况不符合常理。在双方认可由黄国栋具体执行合伙事务并记账保管的情况下，许文旭不记得总共出资多少才是符合常理的。综上，一审以对国内商业交易的有限认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弃许文旭提交的《借条》、《盘点清单》、双方微信往来，黄国栋以房屋抵偿债务的证据于不顾，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定，全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 黄国栋、骆红梅辩称，一审认定清楚，许文旭的上诉缺乏依据，应维持原判。 许文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黄国栋、骆红梅共同偿还许文旭货款1637508元及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文旭与黄国栋、骆红梅于2011年间签订合同1份，就双方在菲律宾合作经营化妆品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合同主要约定：公司利润按产品入货金额扣10%分配给黄国栋、骆红梅；比如顾客退坏货，其他全部费用由公司按入货金额扣2%；比如货丢失、出事损失、坏货由黄国栋、骆红梅全部负担；比如顾客跳票、跑票，由许文旭和黄国栋各负担50%；公司资金由许文旭全部投资，收入账目由黄国栋、骆红梅保管，转交本公司，黄国栋、骆红梅不得自从大陆进公司产品，资金不得自借其他人等。之后，双方进行合作，2015年8月27日，许文旭到菲律宾把黄国栋、骆红梅仓库里的存货搬走。许文旭制作盘点清单，并于2015年9月8日通过微信发给黄国栋、骆红梅，让黄国栋、骆红梅核对。《盘点清单》上载明余欠12284387菲律宾批索。许文旭曾于2018年3月6日提供案涉借条1份，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闽0582民初32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国栋、骆红梅的起诉。该裁定书于2019年8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认定该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合伙关系，该借条是因双方的合伙经济往来而出具的。双方的合作关系在2015年8月27日已经终止。黄国栋、骆红梅自认尚欠许文旭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黄国栋、骆红梅结欠许文旭的款项数额如何确认。本案双方合作的地点在菲律宾共和国，为涉外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依法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经审查，黄国栋、骆红梅对许文旭提供的14份支票真实性不持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黄国栋、骆红梅主张支票并非盘点之后出具，而是在2015年2月至3月期间出具。鉴于许文旭提供的盘点清单中载明“排支票金额10782048”及民事起诉状中陈述“总欠许文旭货款23664752菲律宾批索（包括已出具但无法兑现的支票金额10782048”，且在第一次庭审中许文旭称“排支票金额就是在盘点之前，黄国栋、骆红梅出具借条之后，黄国栋、骆红梅有交付若干份支票用于偿还借条项下的款项，支票金额共计10782048批索。欠账未写支票金额就是双方还有其他未付款项共计12882704批索，黄国栋、骆红梅没有出具支票。”法院当庭要求许文旭于庭后十五日内将该排支票提交法庭，许文旭未能提交该些支票而提交该14份支票且称没有包括无法兑现的支票10782048批索，法院释明许文旭应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持有的无法兑现的金额为10782048批索的支票及中文翻译文本，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许文旭仍未能提供；且至今黄国栋、骆红梅对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微信发送的盘点清单并未予以确认，又骆红梅在2015年9月8日就已经将许文旭的微信拉黑，许文旭虽称双方在2015年9月8日至2018年7月10日间有联系，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况且许文旭在2015年9月8日微信发送给黄国栋、骆红梅的盘点清单中已经明确排支票无法兑现，其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又接收所谓盘点之后骆红梅出具的14份支票，显然不符合常理。故对许文旭关于该14份支票是盘点之后骆红梅出具给其尝试偿还欠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许文旭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记录，其上体现了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分别向黄国栋、骆红梅发送盘点清单，但黄国栋并未确认，其时骆红梅已将许文旭微信拉黑，没有接收到；虽然2018年7月10日黄国栋将许文旭发送盘点清单的微信截图发送给许文旭，且称“这个是盘点清单”，但系许文旭在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期间发送的，并不能以此认定黄国栋对该盘点清单予以确认。许文旭仅凭自己制作的盘点清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许文旭提供的借条和14份支票，也无法证明黄国栋、骆红梅尚欠其货款这一事实。因许文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国栋、骆红梅尚欠其货款12284387批索这一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主张的黄国栋、骆红梅尚欠其货款12284387批索不予认定。况且，庭审中，许文旭存在诸多不合常理、前后不一的陈述。其一，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许文旭全额出资，黄国栋、骆红梅负责进出货、掌控货物、销售，进出货的价格均由黄国栋、骆红梅确定。由黄国栋、骆红梅实际经营，其根据货物的销售情况、存量调控价格，寻找客源，但是都会保持适当的利润。利润是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执行，黄国栋、骆红梅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的利润是按照入货金额的10%计算，所有的货款收入在黄国栋、骆红梅收款后，应转交许文旭，具体合伙事务中的账目均由黄国栋、骆红梅记账、保管。”若是按该模式，黄国栋、骆红梅根本不存在任何风险，不符合常理。况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黄国栋、骆红梅不得自从大陆进公司产品，资金不得自借其它人”，该约定显然是限制黄国栋、骆红梅进货，故许文旭主张由黄国栋、骆红梅负责进货，与该约定明显相悖。又许文旭提供的晋江市人民法院的质证笔录第三页中许文旭陈述“是由许文旭全额出资购买化妆品，黄国栋、骆红梅负责进行销售、回款。”可见许文旭存在前后不一的陈述。其二，在第三次庭审中许文旭陈述“盘点是到黄国栋的仓库进行盘点，账目是在许文旭办公室核对。盘点后没有当场进行确认。许文旭认可双方对结果有一个口头确认，故没有要求对方签字确认。”既然是黄国栋、骆红梅负责进出货，进出货的价格均由黄国栋、骆红梅确定，双方又已经当场进行盘点，账目在许文旭办公室核对，为何不当场进行确认，而要事后由许文旭发送微信让黄国栋、骆红梅进行确认，显然也有悖常理。其三，许文旭庭审中陈述“总出资许文旭记不清楚，已经收回多少许文旭不清楚，还应收回应该以账目为准”、“许文旭不清楚提供多少资金，时间间隔太久”、“由于时间间隔太久，我方没有办法提供许文旭提供资金具体情况的证据。双方之间的合伙账户计算得不清楚，我方无法回答法庭出资多少的问题”、“在双方合作中许文旭无法确认出资多少，合伙经营中进货频繁，具体出资几次许文旭不清楚”、“双方核对后，黄国栋、骆红梅没有将账目交给许文旭。黄国栋、骆红梅没有书面将具体经营情况向许文旭汇报”，这些陈述显然也不符合常理,许文旭不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制作的盘点清单中黄国栋、骆红梅欠款金额是如何计算得来，况且依这些陈述，许文旭根本无法说明清楚欠款计算依据。综上，鉴于许文旭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黄国栋、骆红梅自认尚欠许文旭人民币50000元，系对其不利的认可，予以确认，据此认定黄国栋、骆红梅尚欠货款50000元。虽然许文旭主张本案双方系合伙关系，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所示及庭审中的陈述，本案并不符合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黄国栋、骆红梅尚欠许文旭货款人民币50000元，系黄国栋、骆红梅的自认，应予认定。黄国栋、骆红梅经许文旭起诉催告仍未能还款，应承担逾期还款的民事责任。故黄国栋、骆红梅应支付许文旭货款5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许文旭请求黄国栋、骆红梅偿还货款1637508元及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理由根据不足，不予全部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国栋、骆红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文旭货款5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许文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签订的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在菲律宾经营化妆品的事实，本案诉争款项为双方在菲律宾合作经营结束后的款项。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货资金由许文旭承担，黄国栋、骆红梅按进货金额的10%分配收益，黄国栋、骆红梅负责日常经营支出，保管账目，并承担货物丢失、客户未付款等风险，双方之间的合作内容不符合个人合伙共同劳动、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一审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正确。根据已生效的（2019）闽0582民初3220号民事裁定书及一审查明事实，黄国栋、骆红梅于2015年2月30日出具借条一份确认欠许文旭170万元人民币，许文旭于2015年9月8日发送《盘点清单》给黄国栋、骆红梅，黄国栋收到该盘点清单。在（2019）闽0582民初3220号一案诉讼中，黄国栋还将该盘点清单发送给许文旭，拟证明其没有拉黑许文旭，并以此说明170万元借条形成的原因。虽未有证据证明黄国栋、骆红梅对该盘点清单进行确认，但在双方约定经营账目由黄国栋、骆红梅保管的情况下，黄国栋在收到该盘点清单后未提出异议，也未能提出推翻该盘点清单的证据，并且黄国栋在诉讼中将该盘点清单作为证据使用，可认定该盘点清单的真实性，许文旭就其享有的债权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应认定黄国栋、骆红梅尚欠许文旭货款12284387比索的事实。在许文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黄国栋、骆红梅欠其12284387比索的情况下，黄国栋、骆红梅主张其仅欠50000元人民币，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还款情况的相应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黄国栋、骆红梅尚欠许文旭12284387比索，许文旭按起诉之日2019年9月16日的汇率，主张黄国栋、骆红梅支付人民币1637508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利息标准应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许文旭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7708号民事判决; 二、黄国栋、骆红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许文旭人民币1637508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5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538元，均由黄国栋、骆红梅负担，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缴交；许文旭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95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538元均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翔峥 审 判 员 陈庆辉 审 判 员 郑玉蒜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吴一凡 书 记 员 黄钰漩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