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46A。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喜，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三原，男，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公民身份号码450************133。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瑶，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慈航，男，199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公民身份号码511************314。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宇，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35R。负责人：何晓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涂丽萍，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可心，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黎三原、邓慈航、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7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潭开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黎三原、邓慈航、太平洋保险公司连带赔偿湘潭开发公司损失115260.93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黎三原、邓慈航、太平洋保险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事故客观发生，且事故的确导致高压线等财产损害。首先，一审法院已认定在2018年6月21日，在佛山市顺德区********附近，发生吊车从事吊重物作业时，导致高压线等财产损害。其次，邓慈航在一审答辩时称，其在事发后也及时赶往现场勘查，从现场情况看，鱼塘损失并不严重，断裂电线已直接修复通电，并没有湘潭开发公司主张的损失那么巨大。由此可知，本案事故的确造成电线、鱼塘损失。最后，针对本案的具体损失，湘潭开发公司已就每一项损失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主观认为湘潭开发公司是注册资本较大的公司，就加重湘潭开发公司的举证责任，不合理。本案属于突发事故，对于电线的抢修与鱼塘损失的补偿等，都需要湘潭开发公司当机立断地进行赔付，才能有效阻止事故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要求过于苛刻，判决全部驳回湘潭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黎三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慈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于邓慈航已就案涉车辆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保险，故即使法院认定邓慈航需承担赔偿责任，也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虽已认定2018年6月21日在佛山市顺德区********附近，湘潭开发公司指使黎三原操作粤B*****车辆（吊车）从事起吊重物作业时导致高压线等财产损害的案件事实，但并未加重湘潭开发公司的举证责任。案涉事故虽属突发事故，但湘潭开发公司在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维修作业时，应进行合理筛选，并签订最基本的相关维修合同，而非随意委托。即使没有相关维修合同，至少应与第三方公司进行工程报价、维修内容等进行商谈和约定，但湘潭开发公司并未提供针对工程报价、维修内容的相关证据，与理不符。湘潭开发公司在向鱼塘主廖某1、廖某2、麦某1进行赔偿时，理应明确其真实身份信息及其对案涉鱼塘享有所有权，本案中湘潭开发公司在鱼塘权属不清、鱼苗损失无法界定的情形下，与第三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及支付款项，均与太平洋保险公司无关，湘潭开发公司理应自担风险。二、第三方维修单位与湘潭开发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关系，湘潭开发公司无法证明财产损害的实际发生金额。湘潭开发公司声称向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赔偿款项是折扣此前工程款，表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关系。关于由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湘潭开发公司并未提交与此相对应的支付凭证，无法证明赔偿事实的发生。即使损害事实确有发生，则维修款的支付数额是否合理亦未可知，湘潭开发公司在委托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时，并未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定损、亦未提供案涉事故造成财产损害明细等，其实际赔偿数额无法知悉。三、湘潭开发公司主张索赔的证据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且言辞存在冲突。如：《工程报价单》和《工程量结算汇总表》是在2018年11月同时做出的，不符合一般工程施工习惯；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今收到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交来…急抢修工程人民币伍万肆仟陆佰壹拾零元玖角叁分”的内容与湘潭开发公司所称系抵扣之前欠款的说法不符，而且该收据日期无具体年月日，且有涂改痕迹，财务主管、记账、出纳、审核、经办无任何人签名，也不符合有关交易习惯。关于《收据》，廖某1、廖某2、麦某1与电器维修方出具的《收据》为统一款式，于理不符。湘潭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黎三原、邓慈航、太平洋保险公司立即赔偿湘潭开发公司的损失115260.93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本金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黎三原、邓慈航、太平洋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慈航系粤B*****号车辆（吊车）所有权人，其确认黎三原系邓慈航雇佣的司机。黎三原具有机动车驾驶资格（B2），并接受过相关特种车辆操作培训，取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湘潭开发公司于1992年登记成立，具有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经营资质，注册资本达5408万元。2018年6月21日，在佛山市顺德区********附近，湘潭开发公司指使黎三原操作上述吊车从事起吊重物作业时，导致高压线等财产损害。另查，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粤B*****号车辆的交强险、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并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期间为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28日。关于投保经过，该司称系其业务员陈某1通过其朋友杨某1与投保人对接，由业务员告知杨某1关于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免责条款，再由杨某1通过口头形式对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说明，目前投保单原件已无法找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因侵权事由而引起追偿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赔偿金额理据是否充分？2.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关于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赔偿金额理据是否充分。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赔偿金额包括以下部分：1.向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抢修工程款54610.93元；2.向鱼塘主廖某1、廖某2分别赔偿养殖损失3000元、55000元；3.向鱼塘主麦某1支付占用鱼塘工作赔偿2000元；4.因维修空调支出维修费650元。对此，法院分析如下：关于抢修工程款54610.93元。其一，双方未签订有关维修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其二，在工程开始时，施工单位未提出预算报价，而是在2018年11月（湘潭开发公司自称）才同时作出《工程报价书》和《工程量结算汇总表》不符合一般工程施工习惯；其三，湘潭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由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今收到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交来……紧急抢修工程人民币伍万肆仟陆佰壹拾零元玖角叁分”的内容显然与湘潭开发公司所称系抵扣之前欠款的说法不符，而且该收据日期存在无具体年月日，且有涂改痕迹，财务主管、记账、出纳、审核、经办无任何人签名，也不符合有关交易习惯；其四，工程量结算汇总表的金额已包含有关税金，因此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理应向湘潭开发公司开具发票，湘潭开发公司也应向该司索取发票，以作财务管理用途，但目前仍未开具发票，不符合常理；其五，湘潭开发公司称上述赔偿款项系抵扣此前工程款，湘潭开发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此前有业务往来并对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在此前后就有关债权债务抵销达成到过相关约定，也不符合常理。因此，湘潭开发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抢修费用54610.93元。关于向鱼塘主廖某1、廖某2分别赔偿养殖损失3000元、55000元，向鱼塘主麦某1支付占用鱼塘工作赔偿2000元，因维修空调支出维修费650元。其一，无收款人或单位的身份信息或主体信息。湘潭开发公司未提供廖某1、廖某2、麦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信息，更不能提供证据如鱼塘承包合同等证明上述三人对受损鱼塘存在合法权利，另外，湘潭开发公司也未提供电器维修部的主体信息或经营者身份信息，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关主体的真实存在；其二，湘潭开发公司称除一笔55000元系转账外，其余均为现金支付，对此，法院认为，湘潭开发公司作为一个注册资本达5000余万元且经营多年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使系现金支付，理应有比较规范的财务审批手续，以证明该现金已实际支出，但湘潭开发公司并未提供有关证据，至于该一笔55000元的转账，系由“田颖”转至“蔡秀珊”账号，除没有财务审批手续外，由于湘潭开发公司与受损鱼塘主廖某2不可能存在经常性的合作或交易关系，因此双方不存在基本的信任，为避免再生事端，如不直接向受损人廖某2转账，湘潭开发公司必然会要求廖某2出具有关转账的字据，如要求廖某2出具同意湘潭开发公司转账至某人账号的承诺，留存收款人账户复印件等，但湘潭开发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三，电器维修部、廖某2、廖某1出具的收据票号分别为：4858243、4858245、4858246，需知，有关付款系由湘潭开发公司支付，并由收款方向湘潭开发公司出具收据，且不说有一张收据是存根联，单从有关票号来看，电器维修部作为从事电器维修的经营主体，必然有自己的收据模板，其向湘潭开发公司出具的收据不可能与鱼塘主向湘潭开发公司出具的收据相同，票号相连，因此湘潭开发公司提供上述收据不足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四，对于有关鱼塘受损情况，湘潭开发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甚至不能陈述有关损失的具体情况，如受损鱼类种类、养殖时间、受损数量等，以核定出一个相对客观合理的损失金额。综合以上分析，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赔偿金额理据不足，法院在本案中暂不予认定。关于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本案属于与“外部高压线、高压电缆接触”等受损而免责的情形，且有关免责条款已用黑色加粗字体进行提示、说明，另外也有“保险人已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就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明确说明，投保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明示告知等，因此，相关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太平洋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如上所述，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赔偿金额理据不足，太平洋保险公司将不会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但基于当事人的相关辩解，法院还是对案涉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对有关免责条款，保险人不仅仅履行提示义务，还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即使太平洋保险公司有在书面条款对有关免责事项使用加黑加粗字体，那也仅可能意味着其履行了提示义务，至于其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不在于其书面条款如何表达，而在于其实际如何履行了相关义务，太平洋保险公司称其业务员委托其朋友与投保人联系，并由该朋友就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口头说明，首先，该业务员的朋友是否具有保险专业的相关知识未可知，如果其不具有相关知识，其自己可能都不能充分理解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其次，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系保险人的义务，为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切实使该义务的履行能落到实处，显然需要具有保险业从业资格的人行使；再次，不管是该业务员，或是该业务员的朋友，都没有能够提供证人证言等，以证明其确实履行了相关义务。结合以上分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因对免责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因此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具有法律效力，案涉损害不属于保险人免责情形。综上所述，虽然案涉损害不属于保险人免责的情形，但由于湘潭开发公司在本案中暂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损失的金额。故对湘潭开发公司要求黎三原、邓慈航、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在本案中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湘潭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2.61元，由湘潭开发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期间本院根据湘潭开发公司的申请向案外人廖某2作了询问笔录，并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7月10日，本院去事发现场对廖某2作了询问笔录。廖某2述称，案涉事故造成其以及隔壁鱼塘的死鱼，其确认湘潭开发公司一审提交的由其签名的《赔偿协议书》以及《收据》的真实性，由其妻子蔡秀珊收取了银行转账赔偿款5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是追偿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湘潭开发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本案中，结合湘潭开发公司提交的《事故现场确认书》《赔偿协议书》《收据》、现场照片、转账记录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应认定湘潭开发公司将吊运电缆的工程发包给邓慈航，邓慈航雇请黎三原操作吊机时不慎碰倒高压线，造成高压线损坏以及鱼塘死鱼。关于湘潭开发公司的损失认定。首先，关于高压线抢修工程款。湘潭开发公司主张该款项金额为54610.93元，且是用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欠付其的工程款抵扣。由于负责抢修受损高压线的四川贺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湘潭开发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利害关系，湘潭开发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收据》存在涂改痕迹，且其未能提供维修发票、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实际支出维修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鱼塘损失。由于廖某2在本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述称本案事故造成其以及隔壁鱼塘死鱼的损失，并确认《赔偿协议书》《收据》的真实性，以及由其妻子收到转账赔偿款，故本院确信廖某2、廖某1因本案事故造成鱼塘损失，且湘潭开发公司已赔偿其该费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院认定该项损失共计58000元（55000元+3000元）。最后，关于占用鱼塘费以及空调维修费。湘潭开发公司述称是因占用麦某1鱼塘停止供氧维修高压线以及因线路跳闸造成空调损坏需要维修产生的费用，该两项费用金额不大，且有《收据》佐证，现金给付亦合情理，故本院予以采信，确认该两项损失合计2650元（2000元+650元）。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造成本案损失的直接侵权人是黎三原，但由于黎三原事发时是受邓慈航雇请履行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应由邓慈航对黎三原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邓慈航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湘潭开发公司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由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关于“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故湘潭开发公司自身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案涉车辆的交强险、工程机械设备综合保险并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且事发在保险期间，一审法院已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本院予以确认。具体理由一审法院已进行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因此，湘潭开发公司在本案中的损失60650元，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予以承担。综上所述，湘潭开发公司的上诉主张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因出现新的证据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7652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赔偿款60650元予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三、驳回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02.61元（已预交），由湘潭开发公司负担617.61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6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5.22元（已预交），由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234.22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1371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的诉讼费部分，应在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迳付予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法院不另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