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83行初76号原告张倩，女，198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委托代理人李刚,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住所地曲阜市大成路星光天地**为民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朱宁波，男，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李怀民，男，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蒋杰，男，该局市场准入科科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原孔令军),山东鲁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曲阜市鲁城街道中信工业园（鲁城）。法定代表人朱兵，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明慧，山东鲁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兴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张倩不服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下简称曲阜审批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及变更登记行为，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后，本院依法通知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新东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2019）鲁0883行初13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2019年8月28日作出的曲审服不予受理﹝2019﹞1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二、责令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15日内撤销其依据第三人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公司变更登记。诉讼费50元由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担。”判决送达后，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鲁08行终12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未通知上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参加庭审，违反法定程序。裁定：“一、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行初135号行政判决；二、发回邹城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0日分别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告曲阜审批局出庭负责人李怀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杰、孔令军，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明慧、陈兴田到庭参加诉讼。因需要变更合议庭人员，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告曲阜审批局出庭负责人李怀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蒋杰，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明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曲阜审批局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曲审服不予受理[2019]1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下简称《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张倩“未能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的申请书，申请材料不齐全，缺少法律要件”为由，对张倩于2019年8月22日提出的曲阜新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撤销变更登记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张倩诉称，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杨冲、朱兵共同发起设立曲阜新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倩，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张倩出资550万元占55％股份，杨冲出资50万元占5％股份，朱兵出资400万元占40％股份。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法定代表人由公司执行董事担任。2014年7月16日和11月13日，朱兵持伪造张倩、杨冲的签字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向曲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申请变更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章程和执行董事，将原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张倩变更为朱兵。2017年5月19日，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1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朱兵伪造签名制作的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曲阜新东源公司2014年7月16日的公司章程变更无效，现该判决已生效。后原告至被告处申请诉求事项，但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2019年8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书面告知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不予受理。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及《关于调整明确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转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通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撤销被告于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作出的关于曲阜新东源公司的变更登记行为及2019年8月28日向原告出具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张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证实股东朱兵已自认伪造二人签字，虚构了形成了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的两份书面协议。2、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但被告不作为的事实。3、2016年、2019年在被告处调取的工商登记信息中2014年7月16日、11月13日曲阜新东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被告曲阜审批局辩称，一、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于2017年1月10日向曲阜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14年7月16日和2014年11月13日的两份曲阜新东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2、依法确认2014年7月16日曲阜新东源公司公司章程变更无效。原告张倩在该案诉状中陈述了曲阜新东源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和2014年11月13日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情况。因此，原告最晚于2017年1月10日清晰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但原告直到2019年11月4日才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日距其明确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日已两年有余，超出法定起诉期限。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驳回原告起诉。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9）鲁民申5064号《民事裁定书》，对案外人朱兵与原告张倩等之间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进行提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案应当中止诉讼。案外人朱兵于2017年1月16日向曲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2012年7月3日被告曲阜新东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依法确认2012年7月3日被告曲阜新东源公司章程变更无效。该次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变更内容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张倩向公司出资550万元，并变更曲阜新东源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该案经曲阜市人民法院、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并产生民事判决书后，案外人朱兵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9）鲁民申5064号《民事裁定书》，对案外人朱兵与原告张倩等之间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进行提审，并裁定：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在该次工商登记变更前，原告张倩不是曲阜新东源公司股东，其通过该次增资变更为公司股东。若该次工商登记变更基础材料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变更被确认无效，则原告张倩不再具备案涉曲阜新东源公司股东资格，其与本案不具备利害关系，此情况将从本质上影响本案审理结果。因此，本案必须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应当中止诉讼。三、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并非由答辩人作出，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经曲阜市人民政府决定，答辩人自2019年3月起集中履行相关行政审批职责，其中包含原曲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司（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事项。但答辩人现有职权是进行公司（企业）的准入或变更等审批事项，不包括行政审批完成后的事中、事后监管职能。原告认为案涉两次变更登记应予撤销，不属于答辩人的法定职权范围，也不是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曲阜审批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064号《民事裁定书》、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民终4568号《民事裁定书》、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3、曲阜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曲政字[2019]12号《关于调整明确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划转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通知》。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述称，一、张倩不具备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被告曲阜审批局也不是协助执行单位。因此，被告曲阜审批局不应办理撤销登记。依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其他任免文件等，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应当符合公司章程股东的表决方式），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因此，如张倩主张变更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其应提供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同时，曲阜市人民法院并未向曲阜审批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未要求变更曲阜审批局进行任何协助执行行为。因此，被告曲阜审批局不应就本案所涉工商登记行为办理撤销登记。二、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不具有执行内容，答辩人不负有向被告曲阜审批局提出变更申请的义务。原告张倩提出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上述《民事判决书》不具有执行内容，案外人朱兵已向曲阜市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裁定不予执行（2019）鲁0881执1073号案件。曲阜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的（2019）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的两份曲阜新东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2014年7月16日的曲阜新东源公司章程变更无效。”（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纠纷系确认之诉，不具有执行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⑴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⑷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因此，答辩人不负有向被告曲阜审批局提出变更申请的义务。三、原告张倩已不具备答辩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2012年2月20日，答辩人召开股东会，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任命张倩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2012年2月20日起至2015年2月19日止。故截至2015年2月19日，张倩任期届满，在答辩人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相关委托手续的前提下，原告无权要求变更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四、原告张倩作为答辩人的股东资格现处于不确定状态，原告张倩在答辩人与菏泽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通源公司）纠纷中作出对答辩人不利的虚假证据，若进行变更登记将严重损害答辩人合法权益。我公司与菏泽通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冉冉系张倩姑表哥）于2019年1月7日在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发生诉讼，原告张倩作为答辩人登记股东，在该纠纷中提供明显不利于答辩人的虚假证据，后法院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菏泽通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纠纷标的额4006608元）。菏泽通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中张倩作为证人又一次作出不利于答辩人的虚假证言，该纠纷经菏泽中院审理后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结果。现原告张倩诉请撤销登记，目的是变更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答辩人强烈反对，答辩人认为撤销后会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原告张倩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张倩于2017年1月10日已经知道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但原告直到2019年11月4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日距其明确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日已超出法定起诉期限。2、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791民初98号《民事判决书》、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7民终25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9年第三人曲阜市新东源公司与菏泽通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张倩作为第三人公司股东，作为菏泽通源公司的证人出庭，在庭审中做出对第三人不利的虚假证言，该纠纷经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菏泽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做出终审判决，否认了原告张倩的证言效力。3、曲阜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1民初3462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证明经曲阜市人民法院审判认定，原告张倩虽为第三人公司股东，但存在抽逃其全部出资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证据2-3综合证明，原告张倩虽为答辩人股东，但既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也屡次实施对答辩人利益不利的非法行为，答辩人认为若撤销该等变更登记，将会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利。经庭审质证，原告张倩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被告要求的条件不相符合；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出具单位是曲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且何时出具、内容真伪无法确认，综合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不同的股东会决定对于本案的审理没有实际意义。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内容无异议，但是该判决书能够说明原告张倩在2017年1月10日已经明确知晓两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该通知书不能够作为本案起诉期限变动事由；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曲阜审批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均无异议。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的事实，被告对该判决书的内容也已经知晓，知道第三人是通过虚假材料骗取的变更登记，拒不改正；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反而证实原告是第三人的股东，原告具有主体资格；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判决的事项属于公司内部事务纠纷，且该判决书也证实原告是第三人公司的股东，具有主体资格。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3份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1-3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提交的1-3份证据系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其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6日，曲阜新东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经营范围增加“北京现代、东风日产品牌汽车咨询服务”一项内容，“原公司章程废止，启用新公司章程”，股东张倩、朱兵、杨冲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2014年11月13日，曲阜新东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免去张倩执行董事职务，重新选举朱兵为公司执行董事”，股东张倩、朱兵、杨冲签字捺印，并加盖公司印章。2017年5月19日，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曲阜新东源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和2014年11月13日形成的两份书面股东会决议，是在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也未通知或征得股东张倩、杨冲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伪造二人签字，虚构形成的。判决确认“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的两份被告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014年7月16日被告曲阜市新东源公司公司章程变更无效”。该判决于2017年6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8月22日，原告张倩持上述判决书到被告处申请撤销曲阜新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2019年8月28日，被告曲阜审批局作出曲审服不予受理﹝201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有关规定，你未能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的申请书，申请材料不齐全，缺少法律要件，我局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7年5月19日，曲阜市人民法院（2017）鲁0881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曲阜新东源公司在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也未通知或征得股东朱兵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伪造朱兵签字形成了2012年7月3的股东会决议。判决确认“2012年7月3日的被告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012年7月3日的被告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变更无效”。张倩不服，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鲁08民终45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尽管2012年7月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朱兵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但朱兵在应当知道该事实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且事后通过增资行为实际履行了该决议约定的义务，并在之后的民事活动中接受并认可了该决议的内容和后果，故应当认定该无权代理签字行为已被朱兵追认，签字行为有效，2012年7月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成立并有效。”，判决“撤销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17）鲁0881民初323号判决，驳回朱兵的诉讼请求。”朱兵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11月1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申506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再查明，2019年10月9日，曲阜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朱兵诉被告张倩、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鲁0881民初346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张倩借款出资后又将该出资通过银行转出用以偿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抽逃出资，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后来又补足和返还了出资，其抽逃出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资本维持及资本不变原则，侵害了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的权益。判决被告张倩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出资款人民币5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5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该判决于2020年3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张倩作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相对人及被诉变更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之规定，一方面，本案案涉《不予受理通知书》系曲阜审批局作出；另一方面，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明确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划转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通知》（曲政字[2019]12号）明确，公司（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事项从2019年3月20日上午12：00开始，由原实施部门市场监管局划转至曲阜审批局，曲阜审批局对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履行职责，也就是说公司（企业）的变更登记职权由曲阜审批局继续行使，因此，曲阜审批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张倩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被告曲阜审批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否合法？3、被告是否应履行监管更正职责？关于原告张倩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之规定，虽然原告张倩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其请求撤销的被告于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对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但在案证据可证实，原告张倩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提起本案诉讼时，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中，而且原告于2019年8月22日向被告提出了撤销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被告曲阜审批局亦针对原告的申请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庭审中，被告虽不同意原告增加撤销《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诉讼请求，但同意作为重点问题予以审理，本院亦对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作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予以查证辩论。原告于2019年8月29日收到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19年11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关于被告曲阜审批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四）申请文件、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时，应当将申请文件、材料退回申请人；属于5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文件、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文件、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之规定，参照《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经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审查，企业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告知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并决定不予受理。属于五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材料并出具收到材料凭据。”之规定，原告张倩于2019年8月22日向被告提出撤销变更登记申请，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在5日内一次告知原告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而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才以《不予受理通知书》的形式告知原告申请材料不齐全、缺少法律要件，程序上不符合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应予撤销。关于被告是否应履行监管更正职责的问题。首先，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及第八条的规定,结合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明确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划转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通知》（曲政字[2019]12号）的规定，被告曲阜审批局具有办理本辖区内公司（企业）变更登记的职权。其次，原告申请变更错误登记和第三人公司申请变更错误登记都是登记机关发现登记是否存在错误的渠道，公司登记机关发现违法行为渠道的不同并不影响其履行相应的职责，被告主张原告不具有申请变更登记资格的理由不成立。第三，根据《公司法》（2018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第六十八条：“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有权责令改正；对于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亦有权责令限期登记。本案原告张倩申请撤销的涉案变更登记，在案证据证实系第三人提交虚假材料取得，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881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已确认“2014年7月16日、2014年11月13日的两份被告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014年7月16日被告曲阜市新东源公司公司章程变更无效”，该判决亦于2019年8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于第三人曲阜新东源公司因提交虚假材料导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第三人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被告有权依职权启动责令改正、限期登记的行政执法程序。第四，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明确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划转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通知》（曲政字[2019]12号）明确规定：“行政审批服务局对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履行职责。对于审管分离的行政许可事项，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科学确定行政审批服务局与承担监管职能部门的职责定位。”，被告认为对原告申请的变更登记事项只有审批职责无监管职责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而被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及国家市监管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有关规定，要求原告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的申请书，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被告应履行的职责并不冲突，二者是相互补充和制约，被告将其割裂适用并以此为由否认其应履行的职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参照《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被告曲阜审批局对划转的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依法依规并按照曲政字[2019]12号文件的要求与有关部门做好对接，厘清审批、监管等环节的权责关系，不得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避免推卸责任及出现监管的空白。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一、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的问题。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撤销公司登记”法律性质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2017〕2号）明确答复：“……依照行政许可法的上述规定，撤销被许可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属于行政处罚。”，本案中，原告张倩申请撤销的涉案变更登记系纠错性质的撤销登记，被告认为撤销公司登记属行政处罚依据不足；而且，本院在本案诉讼中已向被告提出了（2020）邹法行建字001号司法建议，建议其启动公司登记撤销程序，对因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造成的变更登记予以更正，但被告收到本院的《司法建议书》后，于2020年2月16日向本院提出了《意见反馈函》，不更正其已发现的违法行为。由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避免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不断陷入诉讼之中，被告宜依法履行更正职责。综上,被告曲阜审批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违反了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的曲审服不予受理﹝2019﹞1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二、责令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张倩于2019年8月22日提出的第三人曲阜新东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撤销变更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并履行更正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凡静人民陪审员  李 秀人民陪审员  李振水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田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