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1454号原告：艾坤，男，生于1966年5月1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云南鹤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云南省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艾坤与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7月23日进行了质证。原告艾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执法大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艾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2.被告为原告办理自2007年6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3.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600.00元；4.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补偿金55200.00元；5.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142600.00元（自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共计31个月）；6.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加班工资1600.00元；7.被告支付拖欠原告2018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3600.00元；8.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7年6月1日作为协管员到被告处参加工作，工作期间认真、尽职，并于2011年被评为“管理先进个人”。原告入职后，被告自原告入职起至2014年7月1日期间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2014年7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安排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协管员，工作地点为联合执法大队，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16年6月30日合同期满，被告未与原告续签劳动合同，但却继续用工，直至2019年1月28日被告以原告不加班、不服从管理为由下发文件彝城支通报（2019）11号，作出开除原告的处理决定，并要求原告于3日内办理完毕相关离职手续，被告强令原告加班且不按劳动法之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并以原告不加班为由开除原告，该行为已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之规定。综上，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4月2日作出彝劳裁字（2020）15号裁决书，该裁决书确认了被告的违法行为，但却没有裁决被告按劳动合同法支付相关补偿及拖欠的工资，也未裁决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且仲裁庭审结束后被告才提交第七组证据：协管员2018年加班工资花名册，未经原告质证，故原告对该裁决书不服，特向彝良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决。被告执法大队辩称，原告艾坤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在原彝良县（以下简称：联合执法大队）做临时工，期间的工龄、医疗、工伤、养老等问题，已和联合执法大队做了最终解决，领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并签署了确认一次性解决的《承诺书》。2014年7月1日、2017年3月1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两次书面《劳动合同书》，在联合执法大队做协管员。2014年7月1日，和联合执法大队签订《关于城管联合执法大队外聘人员自愿要求不由单位统一购买保险的协议》。2019年1月28日，因带头煽动、邀约他人罢工，造成城市管理工作混乱，执法大队研究决定，予以开除处理。综上所述，根据本案证据材料、双方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敬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艾坤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云南省劳动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签订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劳动合同；3、上岗证3份（提交原件核对），证明原告自2007年5月到被告处参加工作，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4、荣誉证书，证明原告工作认真、尽职尽责，同时也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5、执法大队党支部彝城支通报［2019］1号文件，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28日以原告未在元旦节期间加班为由，决定开除原告工作，且限原告3日内离岗，其行为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之规定；6、仲裁委裁决书、送达回证，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委仲裁后作出彝劳裁字（2020）15号裁决书，原告于2020年5月7日收到该裁决书。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2、5、6无异议。对证据3上岗证中编号为030521、03502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编号2007002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是2018年成立，只与联合执法大队有承续关系。有相关文件予以佐证。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执法大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7.事业单位法人证明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8.《彝良城管联合执法大队聘用临时用工补偿花名册》、艾坤《承诺书》复印件各一份2页，证明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用工存在的问题已协商解决；9.2014年7月1日、2017年3月1日，联合执法大队和艾坤签订的《云南省劳动合同》、《联合执法大队外聘人员自愿要求不由单位统一购买保险的协议》、彝城支通报【2019】1号文件复印件24页，证明劳动签订、履行情况及开除处理文件。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花名册我领的钱是因为工资低了，说是补偿我们的，领取了以后才告诉我们要签承诺书说是买断了，后面一直协商没有协商好。花名册是临时用工补偿花名册，并未注明用于抵扣被告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该名册是在2015年2月份制作的，承诺书是2015年11月5日，承诺书也未注明买断社保的金额是多少，以及领取时间。对证据9中2014年7月1日这一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2017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同上第一页用工时间是2007年4月至今，与我们诉讼主张的时间是印证的，予以认可，对两份合同书中的工资含五险这个约定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禁止性规定，五险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义务，五险具体金额没有明确约定。五险只能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个人无法缴纳，因此约定是违法的，视为无效约定。对该组证据中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协议中被告要求原告放弃购买保险是违法法律规定的。对彝城支通报（2019）1号文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通报中有多处违法的地方，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二页被告通报的奖励性绩效无力兑现，明确表示拖欠，节假日加班费50元违反法律规定。第三页被告对原告的定性是煽动和邀约他人罢工，这个定性是错误的。本案中原告的诉求是得到工资。罢工的定性也是错误的，原告没有能力鼓动工人罢工。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责令被告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0.执法大队协管员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工资花名册复印件12份；11.执法大队协管员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绩效工资复印件1份；12.执法大队协管员2018年加班工资花名册复印件1份。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0中的钱已得到的；证据11绩效工资是每个月从工资里面扣的300.00元，总的扣我们11个月，第12个月一并发给我们，加班工资1600.00元，是扣了我们一半；证据12加班工资在这份表中没有体现多少天，我一年加班是32天，并且一年的奖励绩效也给我们扣了，没有加班工资还喊我加班，我们就得不到休息，就以这个借口开除我。2019年1月份的工资也没有发给我。对于法庭叫我提供的我的工资卡明细，我去银行问了，只能打出2019年7月份到今年7月份的。之前打不出来。所以我现在无法提供。2300.00元是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约定工资，其中有300.00元是每个月的奖励绩效，这笔钱是没有包含每年的加班工资。所以仲裁委裁决书上显示的是每月2300.00元计算的。如果表册上面加来的月平均工资金额不足2300.00元就以2300.00元算。每个月我们实际领取的工资不足2300.00元，没有按照约定和承诺给我们发放工资，加班工资也没有给我们算，绩效工资没有发。正因为是这样，2019年元旦我没有加班，执法大队就以这个借口把我开除。本院认为，证据1、7系国家机关颁发，来源合法，予以采信，能证明原、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与证据9中的第一份合同系同一份合同，其中除原告签名外，原告否认其他手写内容系其本人填写，被告提供证据9中第二份合同所载明原告自2007年4月至今在执法大队工作，原告无异议。该合同经原、被告及劳动用工登记机关签章确认生效。对原、被告两次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自2007年4月起在被告原承接单位联合执法大队处上班的时间、、地点岗位等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三份上岗证能证明自2007年起原告的城市协管员身份，予以采信；证据4系原联合执法大队颁发给原告，予以采信；证据5与证据9中的文件是同一份证据，能证明原、被告产生争议的起因经过，予以采信；被告认可证据6裁决书及送达回证真实性，能证明本案经过仲裁程序，予以采信。证据10、11、12系被告提交的工资等花名册，原告认可其从被告处领取了上述工资、加班费、绩效等款项，予以采信。证据8中的《承诺书》、证据9中的《联合执法大队外聘人员自愿要求不由单位统一购买保险的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协议》中原告2007年4月工作时间与证据9中第二份劳动合同书载明的原告至联合执法大队工作时间相印证，予以采信；其中关于放弃或不缴纳社会保险的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07年4月起，原告先后在彝良县建设局城管队、联合执法大队、执法大队做协管员。彝良县城城市管理工作最初由彝良县建设局管理，后专门成立联合执法大队负责管理，2018年更名为执法大队。2014年7月，原告与联合执法大队签订编号003的《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2017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2017［030］《云南省劳动合同书》，本人简历一栏载明2007年4月至今在联合执法大队工作。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安排的工作岗位为协管员，工作地点为联合执法大队。2019年1月28日，执法大队党支部出具《关于对2018年12月30日协管人员罢工事件的调查处理决定》，载明“艾坤在陈杨所建群内多次发言，在事件中带头煽动和邀约他人达成罢工共识，给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严重影响。根据相关证据，通过专题会议研究，结合大队内部管理制度，决定对其予以开除处理。”2019年1月29日，原告离开被告单位未再上班，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原告工作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1月23日，原告艾坤在彝良县处“聘用临时用工补偿花名册”上签名领取载明内容为“艾坤在岗时间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补偿标准为1000.00元／年，金额5000.00元”的款项5000.00元。原告2018年1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工资均为1750.00元，2018年2月工资为1463.56元、12月工资为2050.00元，2018年1-11月绩效工资为3050.00元，2018年加班工资为1600.00元，以上合计25663.56元。2020年3月13日，原告向仲裁委申诉，仲裁委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20）15号裁决书，裁决：执法大队一次性支付给艾坤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308.00元，艾坤与执法大队的劳动关系解除。原告于2020年5月7日收到该裁决，因不服该裁决书，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与联合执法大队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原告“2007年4月至今在联合执法大队处工作”。故本院认定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的时间为2007年4月。关于原告请求判令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主张。被告在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间以原告的不当行为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审理中原告称其是2019年1月29日离开被告处未再工作，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未提出异议，对该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艾坤诉请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的问题，鉴于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因劳动者与单位签订协议而免除用人单位的该项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是用工单位的法定义务。”被告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故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强制缴纳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畴，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被告未按规定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原告于2007年4月进入联合执法大队工作至2019年1月离开被告单位，其工作年限为11年零9个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12个月的经济补偿。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1-12月工资、加班工资、绩效工资等花名册，原告离开被告前一年工资收入共计为25663.56元。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工资高于被告提交的该笔款项，故应以此计算原告2018年的月平均工资，即原告应得经济补偿金应为25663.56元÷12月×12月=25663.56元。联合执法大队已支付原告5000.00元款项的性质，根据《联合执法大队聘用临时用工补偿花名册》内容，该费用应属于支付经济补偿金性质，故被告执法大队现还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为25663.56元-5000.00元=20663.56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依照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其与经济补偿金不能同时主张。本案被告不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违法解除原告或终止合同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共计31个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的问题，原告认可与被告签订了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2017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故仅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未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最长不超过11个月，原告主张支付31个月双倍工资不符合法律规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是劳动者在正常劳动报酬之外依照该条规定对于用人单位应签却未签劳动合同的行为可等同于正常劳动报酬的惩罚性赔偿，并非劳动报酬，故适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一般性规定，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仲裁时效期限为1年的规定，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权利，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仲裁时限内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本案原告已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已超过仲裁时效规定，不应当得到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具体加班时间、加班天数等加班情况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且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已支付加班费花名册无异议，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奖励性绩效的问题，被告已经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向原告发放了2018年绩效3020.00元，故对于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艾坤与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劳动合同关系；二、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艾坤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663.56元；三、驳回原告艾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邓瑛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夏大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