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81民初2264号 原告：姜才华，男，197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原告：柴忠爱，女，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长希，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滢，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双塔街道官塘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9T5QN47。 法定代表人：欧阳宝坤，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航，男，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影，女，199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原告姜才华、柴忠爱与被告江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碧桂园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毛志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才华、柴忠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款项9269.3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5月8日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浙江省江山市的房产。同日，双方签订《商品房补充协议书》，在协议第十一项第十一条“关于税费”中约定，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926935.45元，增值税按10%计算为92693.55元，房产总价合计1019629元。协议第十四页第十六条规定，本补充协议效力优先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按约支付房款，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开具《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57808840），税率系9%，按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926935.45元计算，税额应当系83424.19元，合计1010359.64元。原告实则多支付了9269.36元，被告占用该资金于法无据，也无合同约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支持诉请为盼。 诉讼过程中，经本院征询意见，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 被告江山碧桂园公司辩称，一.税费是纳税义务人与税务机关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涉案商品房总价是买卖双方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税率下调与买卖双方对房屋总价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哪种税种，税费都是纳税义务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属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而房屋总价是原、被告双方为买卖涉案商品房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因此，税率与房屋总价是基于两个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二者不存在任何关联。不管税率是下调还是上涨，对涉案商品房的交易总价都不产生任何影响。原告将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没有法律、合同及事实依据；二.合同已明确商品房总价款的计算方式，双方并未约定面积补差以外的价格变动情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该商品房计价方式为按照建筑面积计价，单价为每平方米11358.24元，总价为1019629元，由此可见，买卖双方已就该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和总价达成合意，即建筑面积乘以单价。而第六条约定：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为准.所以，只有在合同约定的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时，才会对总价造成影响，除此之外，合同并未对总价进行调整的情形。而在国家调整税率后，买卖双方并未对该商品房的单价和总价进行协议变更，因此本案商品房总价款未发生改变，答辩人足额收取房款并不构成任何违约。答辩人收取的相关税款是依据合同的约定，有法律依据，并没有侵害原告的权利，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三.补充协议中的条款未变更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也不属于调税调价的意思表示。答辩人所开具的发票按照含税单价*建筑面积的原则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物价备案，买卖双方也按照该原则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结合行业通行计价规则可知，不含税总价并不能作为双方买卖商品房的交易价格。虽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现了“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26935.4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2693.55元(税率为10%)”的文字表述，但该条后半部分同样有“总房价人民币1019629元”的表述，补充协议中的条款仅是对当时税率情况的告知性说明，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已包含了增值税的价款。补充协议约定的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0%，此约定是基于答辩人预售该商品房时实施的增值税相关政策，双方就税种、开票种类、税额等作出的约定，双方不具有任何降税降价的意思表示，所以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没有关于降税降价的约定，更不构成对主合同约定计价方式的变更；四、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答辩人而非原告，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直接惠及买受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税点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销售不动产一方，也即本案被告。无论国家增值税税率是上调还是下调，均为答辩人于签约时无法预料且需自行承担的商业及政策风险。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虽然从长远来看可能作用于消费领域，惠及广大消费者，但其直接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活力，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人应是当下的企业，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签订的合同必需重新核算合同价格，立即“让利”与买受人。反之若增值税税率提高，答辩人也并不会向原告等众多买受人收取税额补差.原告诉求的实质是将增值税下调带来的红利直接归属于购房人，此举有违国家出台减税政策的初衷。答辩人收取相关税费是依据相关税服务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样承担国家增值税税率变化的风险，答辩人收取相关的税费有法可依据，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因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样也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从合同履行、交易稳定性还是减税政策目的来看，答辩人依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收取销售价款，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成纳税义务的行为合理合法，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情况，无需向原告退还任何款项。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院据此予以认定： 原、被告于2018年5月8日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浙江省江山市的房产。同日，双方签订《商品房补充协议书》，在协议第十一项第十一条“关于税费”中约定，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926935.45元，增值税按10%计算为92693.55元，房产总价合计1019629元。原告按约支付了房款。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开具《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5780884），税率系9%。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对合同签订后，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时税率发生变化，是否影响合同总价有争议，本院予以分析认定。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商品房补充协议书》1份，证明：1、该协议第24页（注：实为协议第七页）最后一段内容为“（4）若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调整导致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调整的，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第二十八页（注：实为协议第十一页）的第十一条（一）的内容为“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26935.4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2693.55元（税率为：10%），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1019629元”，这个计价的方式已经推翻了原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补充协议的第十六条规定，如本协议内容与原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实际上这份协议已经在很多方面对原合同作了变更，补充协议的精神为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都是买受人承担的。 被告经质证后认为，相关的政策调整税率是卖家承担，与买家并没有相关，只有契税是根据国家调整的。事实上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承担了增值税上调下降的风险。补充协议第十一页也致使对价款的构成做了简单的回应，其真实意思并没有改变合同总价款的意思。税率的调整是买受方来承担的，第七页最后一段的意思并不包含增值税。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也就是说，交易税金均包含在总购房款中。补充协议约定“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调整导致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调整的，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是对税费中属于办理上述事项的手续的税费发生调整，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规定执行。上述约定并未对增值税发生调整时，要求按调整时的政策规定执行。因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包含在合同总购房款中的增值税是不受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影响的，即如果税率调高，总购房款也不发生变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调高的税费仍由出售方承担。因此，即使开具发票时税率发生调整变低，签订合同时卖方和买方约定的总购房款不发生变化，也即税费多收部分不能退回。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另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害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本案中，由于被告收取含增值税的购房款有有效合同的依据，原告并无有效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被告收取的费用为违法或违约，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才华、柴忠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本案生效判决履行。未履行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毛志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