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初12号原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100005826187158。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818号4幢4单元503号。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凯、吴昆，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30600579808075L。住所地：昭通市昭阳区荷花路6号。法定代表人：马维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楠、马欣，云南俊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白冀平，男，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大关县。被告：樊祎澜，男，197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龚芳林，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巴南区人，住重庆市巴南区。第三人：谢泽明，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朱华彬，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梓烽，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诉被告白冀平、樊祎澜、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鸿公司”）及第三人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龚凯，泰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楠、马欣，被告白冀平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梓烽出庭参加诉讼。被告樊祎澜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启公司起诉称：2017年5月，原告收到泰鸿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得知有人冒充原告与被告泰鸿公司于2016年6月8日签订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后经了解，2016年6月8日，原、被告签订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在大关县住房合同城乡规划局备案，合同上加盖原告公章系伪造，在被告泰鸿公司的盖章处有被告白冀平签名，在原告盖章处有被告樊祎澜签名。原告从未与被告泰鸿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认识被告樊祎澜，三被告之行为已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依法确认2016年6月8日，原、被告签订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备案的原、被告签订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无效。本案第三人与原告的民事纠纷，已由其他法院受理审理，与本案处理结果无任何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泰鸿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在原来一审时，不知道本案，白冀平冒用我公司名义以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直到省高院二审才知道。我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参与大关景星小区工程，是被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与该合同、工程的一切书面盖有我公司印章的文件均系伪造，我公司在大关公安局报了案但未立案，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罪，请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被告白冀平答辩称：泰鸿公司说的不是事实，是泰鸿公司与我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人答辩称：大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调查了本案项目的印章问题，是泰鸿公司的几个股东共用资质，对接项目，其他股东不知晓本案项目及用章情况，符合管理。中启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总承包方，签署了合同，对第三人也办理了有关结算，收取保证金等手续，其自认入滇备案、开启银行账户是自己行为。有关印章也在项目中使用。中启公司的有关人员也参与了项目管理，向中启公司在成都的税务机关开启证明，准备在大关税务机关收款和开具税款。2019年中启公司派宁军锋注销项目账户，使用了项目章，法人章。宁军锋是中启公司在滇负责人，任职时间是2018年到2021年，就是之前自认开户的备案印章，所以，项目开始、结束时，中启公司都参与及知晓履行。2016年大关开户时，中启公司就向大关建行递交了争议合同，加盖了中启公司印章，本合同是中启公司自己签署、履行的，合法有效。归纳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确认2016年6月8日，原、被告签订的在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备案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是否成立？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原告中启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信息；第二组证据：建设工程备案资料一套（复印于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证明：备案合同上所留印章并非原告备案印章，系伪造，樊祎澜并非原告公司员工，不能代表原告进行民事活动；第三组证据：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系他人伪造；第四组证据：备案印章图样一份，证明原被告的备案印章与合同上所留印章具有肉眼可见的明显区别；第五组证据：建造师注册证书两份复印件，来源于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存档档案，证明樊祎澜并非中启公司工作人员，其无权代表中启公司；第六组证据：民事起诉状一份，民事裁定书三份，证明第三人与中启公司之间的争议系另一法律关系，已由其他法院立案受理。在本案中第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在本案中应是旁听人员；第七组证据：立案告知书，证明中启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已被大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应以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为前提；第八组证据：谈话笔录，证明案涉工程是由樊祎澜一人组织施工，中启公司并未进行投入和参与经营管理，樊祎澜无合法有效的公司授权，与中启公司之间无借用资质与挂靠的合意，是擅自冒用公司名义，在组织施工中三名被告及第三人均明知此事；第九组证据：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在中启公司准备招投标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土地遗留问题及纠纷情况，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第十组证据：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不具合法证据的客观性，中启公司从未授权李玉建进行项目管理工作。被告泰鸿公司针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为：对第一组及第三至第十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以我公司名义制作的资料是虚假的，本案应由公安机关处理后才便于法院查明事实。白冀平针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为：第一组证据是真实的；第二组证据提供鉴定的印章与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公司按照行业的规定每个项目部都有印章，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三、四组证据鉴定的印章与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无意见；对第五组证据我方只认中启公司的委托书；对六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并联性有异议；对第八、九、十组证据不是事实，不产生法律效力。第三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的委托人员将这些资料出示给被告及第三人，被告及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应行为对中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备案合同经过住建局审查备案，办理施工许可证等说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项目中使用的公章、项目章及有关人员；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通过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证据链条能够说明案涉印章是代表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中启公司授权刻制了该印章，也明知案涉项目及印章、人员的存在和使用；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肉眼不能明显区别，第三人没有条件去对备案印章核对，被告及第三人已经履行了善意注意义务，因为被告和第三人签署有关合同时就要求中启公司提供了证件，即使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第三人已形成合理信赖，构成表见代理；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恰好说明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进一步说明被告、第三人对中启公司及樊祎澜的行为能够形成合理的信赖。樊祎澜的工作单位不是中启公司，工作单位不一致，住建局认可，说明符合法律规定的；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人主体适格，相反中启公司为拖延付款时间提起本案诉讼。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否与本案有关联不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九会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如果行为人私刻中启公司的印章构成犯罪，也应当分别审理。第八组证据谈话笔录中对樊祎澜说的话真实性无法确认，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证实。从字面内容来看，在项目开始阶段中启公司就知晓该项目，并且配合办理了有关手续，而且即使像中启公司所说有关印章是伪造，中启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刑事程序解决，但是中启公司一直没有通过刑事程序得到有关合法结论，仅凭鉴定案涉印章与备案章不一致，不能说明不是中启公司的意思表示，构成表见代理。通过2020年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重庆市询问龚芳林的笔录，原告提交的谈话笔录没有让龚芳林看，就直接让龚芳林签字，该谈话笔录是中启公司称要挽救案涉项目的情况下，骗取樊祎澜和龚芳林签署的，不能采信。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了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是泰鸿公司，泰鸿公司与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解除施工合同后，又与中启公司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泰鸿公司在案涉项目中使用有关印章代表了泰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发包人、开发商的有关行为得到了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对第十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我方从形式上的审查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委托书上加盖的是中启公司在大关建行备案的印章，该印章在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一直使用，代表了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组证据：中启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开户证、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公司是合法公司，授权委托书上有中启公司盖的公章，樊祎澜是受中启公司的委托；第二组证据：施工总承包合同、入滇备案证、施工许可证，证明中启公司是一家合法企业，入滇备案证证明了办公用地在景星小区工地。根据省建设厅的要求，入滇备案证必须要法人去办理，要在栏目上公示一个月，说明法人张仲云是知晓这件事的；第三组证据：团体人身保险单，证明中启公司为了这个工程买了团体人身保险；第四组证据：2016年9月12日场地移交协议书，证明建设工地已经移交给中启公司了；第五组证据：向中启公司发出的函，证明需要中启公司解除合同；第六组证据：民事裁定书，证明中启公司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的公司印章是伪造的；第七组证据：储备金，证明中启公司在建设景星小区中完善的手续是合法的，是中启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办理的。原告中启公司对被告白冀平出示的证据质证为：凡是加盖了中启公司印章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授权内容与案涉工程项目没有关系，这种授权委托书通常是用于安排人员参与招投标、购买标书等事项，同时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有效期，同时证明了被告白冀平与泰鸿公司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入滇备案证中并无中启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也从未到省建设厅办理此项事务，该登记证中所加盖的字样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这个印章中启公司从未刻制，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刻制。白冀平出示的全部证据中的中启公司的印章都不是原告备案印章，是有人伪造一套完整的资料冒用中启公司名义在政府职能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泰鸿公司对被告白冀平出示的证据质证为：对第一至第五组、第七组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第六组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对被告白冀平出示的证据质证为：证据三性均认可，第三人是基于这些资料，对中启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方签署劳务分包合同，缴纳保证金后实际施工，对有关人员的职权行为，是代表中启公司的，第六组证据是涉及被告与中启公司之间的关系解除，因此，中启公司也应当支付第三人款项。第三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出示如下证据：第一组：劳务分包合同书、补充协议，证明申请人与中启公司签署了劳务分包合同，中启公司将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申请人，总包合同载明樊祎澜是中启公司的代表人，也是案涉项目的经理；第二组证据：《欠条》7张、借记卡交易明细三张，证明申请人向中启公司交付了保证金200万元；第三组证据：《现场签证单》2张，证明在实施案涉工程过程中发生的部分签证，申请人实施了案涉项目；第四组证据：租赁合同，证明中启公司实施案涉项目过程中租赁了钢管、扣件等物资，使用了中启公司公章；第五组证据：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证明中启公司办理了入滇登记证、案涉项目施工许可证，取得了开工令，银行账户，在办理中，中启公司均使用了公司公章，施工合同能代表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签署了劳务分包协议并支付保证金200万元，实际履行劳务分包协议；第六组证据：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证明申请人与被告中启公司、泰鸿公司、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第三人樊祎澜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由大关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申请人与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与该案诉讼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七组证据：裁判文书，证明这两份文书事实部分与本案类似，最高院认为施工单位在明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印章伪造也应对其法律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第八组证据：视频，证明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到案涉项目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商议如何推进项目进展，从未对项目中使用的印章、人员、有关手续提出异议，而且认可自己是总包方的身份，也认可樊祎澜是项目经理及樊祎澜等人的职权行为、认可第三人是劳务分包方的身份和支付了保证金，实际履行了协议；第九组证据：《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变更申请》、《云南省省外入滇企业基本信息登记申请表》、《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宁军锋的身份证、《任命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员工聘用合同书、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春城晚报》，证明了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与本案编号一致的中启公司公章，提供了宁军锋的社保信息、劳动合同，授权宁军锋去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入滇备案信息变更事宜的手续，备案是中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中启公司入滇登记的原驻滇分支机构地址就在案涉工程项目的地址即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说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组证据：《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项目经理证等证件、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报监备案表，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聘用企业变更信息、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关于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有关部门签署意见的签署单等，证明：1、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有关资料，包括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书等资料，经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通过后，于2016年9月6日取得施工许可证，说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2、案涉工程项目由樊祎澜担任中启公司的项目经理，樊祎澜依法代表中启公司，其行为对中启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第十一组证据：《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中启公司的开户许可证、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授权书、张仲云的身份证、李玉建的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对中启公司的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结果截图。证明：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员工李玉建携带授权书，营业执照正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前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立项目部专用账户。经建设银行核查有关资料后开户，账户名称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项目，实际参与案涉工程项目经营管理；第十二组证据：《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查验备案表、联系函、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末页。证明：中启公司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于2016年9月9日向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交联系函、总承包合同等资料，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80万元。中启公司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三组证据：《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证明位于大关县翠华镇顺城路接官厅（原冷冻厂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名下，案涉工程项目为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和泰鸿公司联合开发，因此二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的相关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对第三人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主要证明了中启公司是否参与了案涉工程的实际经营，是否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是第三人起诉中启公司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下面分别发表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中启公司入滇备案的注册人员叫江安强，属公司员工，此人知晓大关项目后，有意参与洽谈和招投标，按照云南省的规定首先办理入滇备案后，才能开展相关工作，所以办理了入滇备案，地址填写为大关县，但仅能证明中启公司有意向，属于订立合同、承接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对第二组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予以认可，但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提交的全部材料中所盖的印章为伪造，且机构组成表中的人员无一人属于中启公司员工或获得合法授权的人员，属于无权行为；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同时证明了以下事实：1、开户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但6月8日的合同中就已经写明了开户信息，说明合同是在开户后才签订的；2、出具的开户委托书内容明晰，授权明确，手续齐全，说明中启公司的工作是规范的。另外对账户特别说明，这是在承接工程的准备阶段，应发包方的要求开设的专用账户，所有印鉴全部由中启公司保管，后来洽谈过程中发现这个项目土地存在太多问题，于是终止了对本项目的谈判，因此账户至今没有使用过；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中启公司没有进一步签订合同，更没有进入合同履行阶段，款项并非中启公司缴纳，办理相关手续使用的印章均为伪造，缴纳时间在开设账户后，如果是中启公司缴纳，就应当由公司账户进行收支；对第五组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证明了由于土地权属不属于开发商，土地前期由中北公司建设，双方存在大量争议纠纷，中启公司在了解情况后及时终止了合同谈判；对第八组的视频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九组至第十三组的材料是相关部门依据法院出具的调查令提供了复制，不能据此判断材料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建议法庭从材料本身的经办情况进行审核；被告白冀平对第三人出示的第一至十三组证据没有意见。被告泰鸿公司对第三人出示证据的意见同原告中启公司。第三人本次庭审中补充出示如下证据：第十四组证据：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身份证复印件、中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泰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冀明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樊祎澜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6年5月17日，中启公司名称从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公司；第十五组证据：《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证明泰鸿公司、冀明公司将景星小区工程发包给中启公司，中启公司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第十六组证据：《授权委托书》、《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证明：1、中启公司将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冷冻厂（接官厅）的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下称景星小区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2、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书》时，樊祎澜出示了上述文件，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基于对文件的信任与中启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即使印章与备案章不一致，也构成表见代理，更何况中启公司的印章在项目中长期使用。3、合同约定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450元/㎡，约定了其他施工内容单价，增加工程另行支付费用；第十七组证据：《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证明中启公司与泰鸿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中启公司为准备收工程款、在项目所在地开具税务发票、缴纳税费等向所在地税务机关即成都市某税务机关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八组证据：1、2019年3月11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白冀平的《执行笔录》；2、2019年4月26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白冀平的《执行笔录》；3、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刘昌磊的《调查笔录》；4、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戴爱民的《询问笔录》；5、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刘昌先的《询问笔录》；6、2019年5月6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询问刘德坤的《调查笔录》；7、2019年3月20日，云南省大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询问白冀平《询问笔录》，该组证据主要证明：泰鸿公司股东刘德坤将泰鸿公司印章交给白冀平用于本案项目，泰鸿公司应对白冀平适用印章对应的权利义务承担责任。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看到该证据后才知道白冀平是挂靠泰鸿公司，白冀平和泰鸿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中启公司对第三人补充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十四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第十五组证据《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三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合同上的印章均系伪造印章。理由如下：1、根据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中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告中启公司2016年5月17日将公司名称“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根据规定，启用新印章时需销毁老印章，真实的“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已交回公安机关作销毁处理；但是第三人提交的该份《补充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6年6月3日，合同上加盖的是“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上的印章系伪造；2、《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上加盖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印章系伪造，另《补充合同》落款时间为6月3日，早于《施工总承包合同》的6月8日，两份合同逻辑上自相矛盾，可见《补充协议》指向的主合同另有存在，真正与白冀平洽谈项目的另有其人；第十六组证据：（1）《授权委托书》是中启公司用于安排人员参与招投标购买标书等事项，授权内容并无签订合同、组织施工方面的授权；同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系他人伪造，并且也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有效期。（2）对《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组证据是持《调查令》向云南省住建厅调取而来，并不存在“基于这些文件材料而产生信任，继而签订合同”的情形和主观认识；其次，樊祎澜并未持有这些材料；第三，中启公司并未否认曾有人了解并准备对该项目进行投标的事实，是发现该项目纠纷较多，不具备参与条件而放弃，后另有他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组织施工，中启公司依据这一事实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符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查明实际权利义务人、合同签订情况”的审理要求。第四，根据《开工令》记载工程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对第十七组证据《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无原告外出经营内容，并且时间与本案施工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上的时间不一致，没有相关税务机关批准、认可，不知道申请该份税收证明的主体是谁；第十八组证据与我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被告泰鸿公司对补充出示的证据质证为：对第十四组至第十七组同意原告中启公司的意见。对第十八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白冀平取得了公司授权。根据询问笔录来看，仅能证实公司股东将手续交给白冀平，但公司股东不是法定代表人，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公司，私自将公司手续交给白冀平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白冀平拿到手续后所办理的一切事项，均未得到公司授权，与公司无关。被告白冀平对第三人本次庭审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樊祎澜未参加庭审，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出示了大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到大关建行调取的原告开户的材料及建行营业主管高永飞的调查笔录。原告中启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泰鸿公司不发表意见。被告白冀平认为是真实的。第三人认为中启公司开户时，备案了三颗印章，对外签署有关合同，包括收取保证金、欠条，办理施工许可证都使用了这些印章。中启公司申请大关住建局吊销许可证的理由是公章虚假，但是办理相关资料中也使用了项目章，所以仅以公章与备案章不一致，不能证明施工许可证不代表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2019年5月，中启公司注销项目账户时，还在使用项目章、法人章，说明截止2019年中启公司对这些印章的效力是认可的。所以中启公司从项目开始到至今对项目章都是认可的，办理开户时就提交了案涉项目的施工合同，账户是中启公司开的，合同是中启公司认可的，是先签合同再开户的。对本院出示的大关法院工作人员到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的办理、注销施工许可证的材料，以及对罗昌恒的询问笔录。原告中启公司认可真实性、合法性。该组证据说明了有人冒用中启公司名义对外从事建筑合同，其公司知情后，对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手续予以撤销。同时，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印章，樊祎澜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被告泰鸿公司不发表意见。被告白冀平没有意见。第三人认为罗昌恒是经办人，他所说的情况应当属实。在樊祎澜的证书那几页，还有中启公司的资质证书那几页，项目机构组成表这几页当中都加盖了中启公司的项目章，中启公司仅以公章与备案章不一致，但项目章也代表了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对本院出示的2020年6月7日大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樊祎澜的询问笔录及2020年6月6日对第三人龚芳林的询问笔录。原告中启公司对樊祎澜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樊祎澜作为本案被告，而非证人，被告樊祎澜应向法庭出示其抗辩主张所依据的证据。对第三人龚芳林等人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该三人是另案的原告，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该三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到庭陈述案件事实，并对自己的主张出示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泰鸿公司同意原告发表的意见。被告白冀平没有意见。第三人对三性认可，与有关证据相互印证，法院为了查明事实进行调查，是符合规定的。通过各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第二、三、四、五、六、七组证据，泰鸿公司认为第二组证据是虚假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应证，对第三至七组证据没有异议，白冀平没有否定其真实性，第三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但对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述。对原告出示的第八、九、十组证据，泰鸿公司没有异议，白冀平认为没有法律效力，第三人不认可第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第十组证据。本院认为第八组证据无其他证据予以应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九、十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白冀平提交的第一、二、三、四、五、六组证据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且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应证，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七组证据不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二、三、四、六组证据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采信；对第五组证据有双方印章，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七组证据，系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与本案事实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第八组证据视频光盘，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视频记录了张仲云到施工现场，张仲云与樊祎澜、谢泽明等人进行商谈，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十四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十五组证据的合同已被后来的合同取代，本院不予采信。对第十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述。对第十七证据原告、被告泰鸿公司认可其真实性，白冀平没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十八组证据，泰鸿公司不认可其关联性，认可其真实、合法性，白冀平没有意见，中启公司认为与其无关，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出示的大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到大关建行调取的原告中启公司开户的相关材料、工作人员高永飞的调查笔录及对大关法院工作人员到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的办理施工许可证及注销施工许可证的材料，以及对工作人员罗昌恒的询问笔录，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应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出示的2020年6月7日大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樊祎澜的询问笔录及于2020年6月6日对第三人龚芳林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樊祎澜因为生病不能参加庭审，樊祎澜询问笔录的第3至6页中陈述了在涉案的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建设中樊祎澜与中启公司的关系及中启公司如何参与、管理该项目的内容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应证，本院予以采信，其他陈述内容及龚芳林的询问笔录，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作认证。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6年6月8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地点为“大关县食品公司冷库”，合同同时还对工程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合同工期、质量标准等分别进行了约定。2016年6月29日，中启公司到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入滇登记证，并加盖了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字样的印章，登记的驻滇办公地址为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员工李玉建持中启公司《授权书》、《营业执照》正副本、法定代表人张仲云身份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等资料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开户许可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在李玉建所提交的资料的复印件上加盖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账户名称为“中启公司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该账户的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了销户手续。于2016年9月6日又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交了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项目经理是樊祎澜。2019年11月25日，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交了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报告，申请撤销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依据该司法鉴定报告撤销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6年9月12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场地移交协议书》，将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移交中启公司。2017年8月3日，泰鸿公司以中启公司已经超过指定的期限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并撤离现场。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为案涉项目向四川省成都市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地为大关县，有效期为2017年1月10日至2019年1月10日。2017年11月1日，中启公司以从未与泰鸿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认识樊祎澜为由，诉至本院，请求依法确认2016年6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以及该备案合同无效。案件诉讼中，原告中启公司请求对《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中的印章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结论为：中启公司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预留的印章与《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后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向大关县公安局报案称中启公司印章被伪造，大关县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2日向张仲云出具了立案告知书。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中启公司主张其从未与被告泰鸿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也不认识樊祎澜，认为泰鸿公司、白冀平、樊祎澜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中启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是居于樊祎澜持有盖有中启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建筑企业资质证、中启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开户许可证。同时，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后，中启公司到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驻滇办公地址为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开户许可证》时提交的资料中也有案涉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启公司为案涉项目向四川省成都市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地同样为大关县，同时第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有中启公司的法人张仲云与第三人及樊祎澜等人交谈画面，以上证据形成锁琏，能够证明樊祎澜的行为代表中启公司。虽然经鉴定，《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印章与中启公司在公安局预留的印章不一致，但并不能否定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否认中启公司参与承包、建设、管理本案案涉项目的事实，同样也不能否认原告中启公司对该印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事实，原告认为中启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已被大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的处理应当以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为前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而泰鸿公司辩称其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任何人参与大关景星小区工程，是被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与该合同、工程有关的一切书面盖有公司印章的文件均系伪造，请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应证，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吻合，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中启公司认为第三人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因本案的审理结果与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依照法律规定，同意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中启公司主张与被告泰鸿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提交不了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白冀平，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反驳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上诉期内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 判 长  陈 丹审 判 员  杨稳香人民陪审员  吕 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陈 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