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6785号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投资人：杜冠淳。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咏妤,广东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国醒，员工。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洋边村龟山。法定代表人：李健。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广东福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荣，广东福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韦成，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三江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法定代表人：李韦成，董事。被告李韦成、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青，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韦成、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与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昌公司）、李韦成、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咏妤、江国醒，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被告李韦成、丰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青、叶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维昌公司偿还欠款人民币1043830元（以下货币金额均为人民币），并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4倍计至付清之日止；2、被告李韦成承担上述欠款的无限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丰品公司承担上述欠款的无限连带清偿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20万元；5、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主要是生产铸造各类铸件，供应对口企业。2010年因业务往来认识李韦成，得知李韦成是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实际受益人（当时花都区设厂），由于业务对口便开始供货给被告维昌公司及李韦成。至2014年被告维昌公司及李韦成为了规避政策、税收，三年一换，将厂转到江门市新会区三江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号，原告亦跟随供货至此，由于被告维昌公司及李韦成累欠货款己超过百万，加上得知欠其他供应商货款超过千万，于是原告逐渐减少供货量直至停止供货，并不断催收累欠款，被告维昌公司及李韦成便开始用各种理由拖延，开具空头期票等等。2018年12月，原告又打电话给挂名投资人李健催收欠款、孰料李健这次一反常态，谈笑风生地说我们已经搬厂了并将厂承包给别人经营，我们占5%股份，你们的货款要等收到的5%股份才能分配给你们。原告闻言大惊，立即与常年法律顾问驱车前往，一看所谓新厂只是一间两门紧闭的小仓库，连招牌都没有，仅堆放一些象征性产品的次品垃圾，与原来5千多平方价值千万机械设备的生产厂家简直天渊之别。为此原告携顾问直接到原厂察看，一切正常生产，价值千万的设备设施原地不动，工人班子、生产产品、原料、办公场所等没有较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被告维昌公司的招牌变成被告丰品公司的招牌，这是赤裸裸的公司财产恶意转移及诈骗。综上，被告维昌公司是名符其实的挂名投资人，是规避债务风险的挡箭牌，被告李韦成是真正的投资人、控制人、受益人，一旦套取供应商巨额货款成功变现到自己的口袋，然后将被告维昌公司的招牌摘下换上早己准备好的被告丰品公司的招牌挂上去，侵吞供应商的钱财，遂诉至法院。被告维昌公司辩称，一、我方与原告确实存在长期业务往来，但涉案款项对账是由我公司财务主管卢日敏负责，李健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韦成是我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我方对原告诉请欠款并不知情，也无法核实；另当时发生过原告提供的发票存在瑕疵问题导致被税所罚款，但我方暂时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2、原告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我方认为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原告诉请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李韦成、丰品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与我方不存在法律上的合同关系，故我方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2、原告及被告维昌公司所称被告李韦成、丰品公司与被告维昌公司混同，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李健不是被告维昌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而是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人员。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原告主张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及履行的基本情况。原告表示其系专门做铸铁产品的个人独资企业，自被告维昌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成立之日就开始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流程是被告维昌公司通过传真向原告发送订单，原告根据订单制作完成货物并交货，被告维昌公司不定期向原告支付货款。就涉案对账单所涉货物，原告表示双方有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但对账后已销毁，目前只能向法院提交对账单，经双方对账，被告维昌公司在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共拖欠原告货款1043830元，并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对账单予以证明。该对账单为表格形式，表格内容为：“1、2015年7月，对账金额343747.64元，票号50783398，票额65286.76元，付款日期2017年3月24日已付款41309.10元；票号50774859，票额86022.80元，付款日期2017年5月3日已付款60000元；付款日期2017年5月18日已付款50000元；2、2015年9月，对账金额168325.63元，票号50783401，票额109968元，付款日期2017年7月4日，已付款90325.63元；票号50783402，票额38581.63元，付款日期2017年8月18日，已付款58224元；票号50783403，票额115462元，付款日期2017年9月20日，已付款115462元；票号06576846，票额115340元；2015年10-11月，对账金额282691.72元，票号06576847，票额104500元，付款日期2018年1月24日，已付款104500元；票号06576848，票额110550元，付款日期2018年3月22日，已付款110550元，还应还款164394.26元；2015年12月-2016年3月，对账金额182954.05元，还应付款182954.05元；2016年4-5月，对账金额103736.57元，还应付款103736.57元；2016年6月，对账金额169854元，还应还款169854元；2016年11月-2017年，4674炉排，对账金额94080元、70560元，还应还款164640元；2017年4-8月，1141型炭盘、1964LF炭盘、1157壁炉排、1550型上门、1550上门框、1000型炉盘座、1157壁炉排、1000型下门、1700兴方型炉盘、1964LF炭盘、1700型方炉盘、1964LF炭盘、1964LF炭盘，对账金额254388.86元，还应付款254388.86元；加产品票税点2015年5月-2016年12月1823784.82元加百分之3.5，对账金额63862.47元，还应付款63862.47元；合计对账金额7971510.07元，已付款6867679.86元，还应还款1103830.21元”，该表格落款处“1103830.21”的右边有手写“-6万，尚欠1043830元”字样，加盖有被告维昌公司印章；该表格右上角手写有“2018.2.1”、“2018年5月14日收115340元，此支票已到账6万(6月23日到期支票)，尚欠55340元，2018年8月30日”，落款处有“球”签名。原告表示该对账单是2018年8月30日在被告维昌公司当时住所地利生围**厂房签订的，公司印章是由被告维昌公的财务人员卢日敏加盖的。被告维昌公司确认上述公司印章系其公司印章，确认上述对账单的对账双方为原告与被告维昌公司，但表示由于实际操作对账的人员是其财务卢日敏，故对于实际欠款金额并不清楚；对原告陈述的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在对账后已销毁的情况亦不清楚。原告为证明就涉案对账单所涉货物已实际履行，向本院提交了九张送货单、两张退货单、三张增值税发票、被告维昌公司开票资料变更声明、电子回单予以证明。上述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日期在2017年4月26日至2017年8月19日之间，“送货单位”处均手写有“大顺厂”字样，“收货单位、地址”处手写有“维昌三江车间”、“维昌厂”、“维昌五金公司”、“维昌沙堆车间”字样，收货经手人处手写有“李文萍”、“朱凤娟”、“金秀玲”等字样；上述《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退货单》显示的退货日期在2017年6月22日及2017年7月4日期间，收货人为手写的“大顺厂威”字样；上述增值税发票显示，2017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维昌公司开具了三张增值税发票，分别为NO.06576846，1550型铸件，金额115340元；NO.06576847,1000型铸件，金额104500元；NO.06576848,1552型铸件，金额110550元；上述电子回单显示，2017年3月24日，被告维昌公司向原告汇款41309.61元。庭审中原告表示其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只是涉案对账单中所涉部分货物的送货、退货及开具发票的情况。被告维昌公司庭审时确认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是由其公司员工经手接收的货物，对于增值税发票、被告维昌公司开票资料变更声明及电子回单表示由于是复印件看不清楚，无法确认。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维昌公司确实存在交易往来，向本院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支票、订货单予以证明。上述支票显示有，中国农业银行支票（1030443048521018），出票日期2018年6月23日，付款人：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出票人：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用途：采购；金额：115340元等，该支票上加盖有“李健”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两枚印章；上述订货单显示2014年5月12日，广州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向大顺五金铸造厂订购水波纹铸铁件。原告表示上述支票为空头支票并未成功承兑，被告维昌公司确认该支票的真实性，表示是在双方就涉案对账单确认后针对该对账单向原告开具的支票，但因为被告维昌公司账户余额不足，没有成功兑现；被告李韦成、丰品公司则认为该支票上有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的印鉴，可见与李健称对涉案对账单所涉交易不知情存在明显矛盾；被告维昌公司对上述订货单没有异议，确认该订货单中的广州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的业务是由被告维昌公司承接的。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李韦成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事实查明部分。原告表示被告李韦成是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控制人及收益人，应当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维昌公司庭审时表示被告李韦成是其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收益人，理由为被告维昌公司的注册资金系品联有限公司提供，而品联公司为被告李韦成持股的私人公司；被告维昌公司的前监事朱国耀及目前公司财务卢日敏均是被告李韦成安排的；被告维昌公司设立开始一直只承接品联公司的订单，并委托广州润盈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被告李韦成多次转账给李健用于被告维昌公司的日常经营；冯义坤受被告李韦昌的委派到被告维昌公司担任高管，同时也担任被告丰品公司的高管；金秀玲系李健妻子，同时担任被告维昌公司及被告丰品公司的仓管人员，并向本院提交了买卖合同、罚款通知书、购销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账目明细表、银行交易清单、订购合同、发票、费用报销单、结婚证、工资单、李健银行转账记录等予以证明。根据上述证据材料显示，2016年6月，广州润盈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维昌公司采购室内铁制壁炉，2017年5月，品联公司向被告维昌公司采购壁炉，广州润盈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将货物通过海关出口德国；被告李韦成于2018年6月、7月多次向李健银行转账；被告维昌公司与被告丰品公司于2018年6、7、11、12月的多份订购合同中，冯义坤作为被告丰品公司的代表人签名，李健作为被告维昌公司的代表人签名；被告维昌公司2015年1月-2018年6月费用报销单上“领导审批处”的签名为李健；2018年6月费用报销单上“领导审批处”的签名是冯义坤；在被告维昌公司与广州森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2018年6、7月的采购合同中，冯义坤作为被告维昌公司的代表人签名；金秀玲与李健系夫妻关系；被告维昌公司2018年7月工资发放表上员工姓名为包括冯义坤、林达光、郭健城、李文威、庞卓光、雍尚进在内共13人；被告李健2018年6、7月向林达光、李文威、雍尚进等人发放工资、奖金；外观设计专利自动控氧苹果炉及实用新型专利无油烟炭式烧烤炉的设计人或发明人均为李韦成，专利权人均为被告维昌公司。被告李韦成则否认其是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投资人及实际收益人，认为被告维昌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股东即是李健，且为注册资本实缴，被告李韦成从未从被告维昌公司处收取过任何收益。三、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丰品公司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事实查明部分。原告表示被告丰品公司应当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为被告丰品公司没有出资即无偿侵吞被告维昌公司上千万的财产，可见丰品公司巧立名目，把被告维昌公司的全部财产转移；被告维昌公司与被告丰品公司的公司人员混同；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同时担任被告丰品公司的监事职位；被告维昌公司与被告丰品公司同时承租了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并向本院提交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核准迁入登记通知书》、《租赁厂房协议书》、《厂房租赁合同》、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单位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予以证明。根据上述证据材料显示，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健，被告丰品公司在2018年5月10日变更登记前的监事亦是李健；2016年7月25日，被告维昌公司从江门市新会区江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森公司）处承租了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租赁期从2016年7月15日至2025年7月31日；2018年5月1日，被告丰品公司从江森公司处承租了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租赁期间从2018年5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在（2019）粤0705民初811号原告丰品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德丰联合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丰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记录中，德丰公司称其与维昌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冯义坤签订，而冯义坤既代表维昌公司又代表丰品公司，两公司地址系同一地址，员工也是同一批人；被告维昌公司交纳的2017年1月的社保费的人员名单中包括冯义坤、朱国耀等21人，被告丰品公司交纳的2018年6月的社保费的人员名单中包括冯义坤、林达光、李文威、庞卓光、雍尚进在内共7人，2019年1月缴纳的社保费的人员名单中包括冯义坤、叶美玲、李文威、兰海片在内共79人，2019年9月缴纳社保费的人员名单中包括刘月红、庞卓光等69人。被告维昌公司表示被告丰品公司任职的冯义坤、郭建华、许少军都是被告李韦成安排的，可见被告维昌公司与被告丰品公司存在人员交叉情况。被告丰品公司则表示其并非从被告维昌公司处承租厂房，而是在房屋所有人与被告维昌公司解除租赁关系后从房屋所有人处承租了厂房；冯义坤、金秀玲等人在2018年6月后才陆续在被告丰品公司实际工作，故2018年6月-8月属于交接期；被告丰品公司从被告维昌公司处购买的设备均有合同、银行流水、发票证明，并向本院提交了设备订购合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予以证明。根据订购合同显示，2018年6月1日，被告丰品公司向被告维昌公司订购商品内容包括缝焊机等，金额合计408559.06元，交货地址为被告丰品公司，付款方式、交货日期等均为空白；被告丰品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向被告维昌公司合共汇款40万，备注为“设备”。四、其他查明。1、被告维昌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6月2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李健，注册资本为50万元，生产范围包括生产、加工、销售：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五金喷涂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股东为李健及金昂斯，李健占股90%，且已实缴出资，公司住所地于2016年7月29日从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壳步（车间一）变更为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壳步（车间一）、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于2018年6月12日变更为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2#车间）、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于2018年9月29日变更为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洋边村龟山。被告丰品公司系成立于2018年1月2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韦成，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嘉美实业制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公司住所地于2018年5月10日从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宿舍楼）、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2#厂房）、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4#厂房）变更为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5月10日由陈梓健变更为李韦成；公司股东于2018年5月10日由陈梓健变更为嘉美实业制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于2018年5月10日由陈梓健变更为李韦成；监事于2018年5月10日由李健变更为陈文华；财务负责人为卢日敏。品联公司系成立于香港的私人公司，董事为被告李韦成，注册资本为港币10000元，被告李韦成持股港币10000元；香港品联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系成立于2008年1月25日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法定代表人为卢日敏，于2012年11月10人吊销。嘉美实业制品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07年3月12日的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为被告李韦成。2、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20万元，并表示由于被告维昌公司故意抽控资金、货款等，原告律师只能作风险代理，所以未实际支付律师费。三被告不同意支付。另原告及三被告庭审时均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准据法。本院认为：被告李韦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程序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接收货币一方即原告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本院作为集中管辖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花都区、从化区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此外，原告及三被告均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且涉案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发生在中国内地，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法律关系存在最密切联系，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几点：一、被告维昌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被告李韦成是否应当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丰品公司是否应当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针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以下评析：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原告提交的涉案对账单载有日期、产品名称、对账金额、已付款项及尚欠款项等信息，落款处加盖有被告维昌公司印章，虽原告未提交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但其提交的送货单、退货单、增值税发票及电子回单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维昌公司之间就铸铁产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维昌公司庭审时确认原告提交的上述送货单是由其公司员工经手接收的货物，承认涉案对账单上加盖的被告维昌公司的印章系其公司印章，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维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维昌公司应当偿还拖欠原告的货款1043830元。至于利息计付问题。鉴于被告维昌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债权，原告有权为弥补其经济损失向被告计收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现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过高，本院对此予以调整，被告维昌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倍计付利息，又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利息应分段计算，因此被告维昌公司应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1日起，以104383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本案原告及被告维昌公司均认为被告李韦成为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告维昌公司虽辩称公司注册资金系系品联有限公司提供，而品联公司为被告李韦成持股的私人公司，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公司注册资金来源，且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与被告李韦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或其他能够证明代持事实的相关证据，被告李韦成亦否认其是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二，被告维昌公司辩称法定代表人李健只是挂名股东，但从被告维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健为被告维昌公司的占股90%的股东且已实缴出资，且在被告维昌公司对外签订的订购合同、厂房租赁合同及被告维昌公司2015年1月-2018年6月费用报销单的“领导审批”处均为李健签名，足以证明李健为被告维昌公司的股东身份；第三，被告维昌公司辩称被告李韦成向李健汇款用于支付公司工资、租金等费用，但是其提交的交易流水仅能证明被告李韦成在2018年3月-9月多次向李健汇款，无法证明上述汇款的用途系用于公司经营，故综上，原告及被告维昌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李韦成有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支配被告维昌公司的行为，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李韦成为被告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对被告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维昌公司与被告丰品公司存在混同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两公司的经营场地看，公司登记信息及租赁厂房协议书显示，被告维昌公司的经营场所与被告丰品公司的经营场所存在重合，均为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村塘上村民小组利生围（3#车间）；第二，从两公司的工作人员上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曾于2018年5月10日之前同时任职被告丰品公司的监事职务；被告维昌公司自认的公司财务卢日敏同时亦是被告丰品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告丰品公司2018年6月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名单中包括林达光、李文威、雍尚进等人，而上述人员在同月由被告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通过其个人账户发放工资及奖金，存在公司人员混同情况；第三，从两公司的经营范围看，工商登记信息所载经营范围基本相同，均为生产、加工、销售：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等；第四，被告丰品公司虽提交了其从被告维昌公司购买厂房设备的订购合同，但并未提交与该合同所载金额对应的银行流水或发票，故综上两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在人员、业务、财务方面存在交叉或混同，两公司虽然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情况，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故被告丰品公司应当对被告维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四。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问题。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维昌公司就律师费进行相关约定，故原告请求律师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付货款人民币104383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04383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给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二、被告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对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15994元，由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承担13422元，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承担257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大顺五金铸造厂、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江门市丰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韦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婷人民陪审员  蔡明开人民陪审员  林娴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王醒跃法庭记录陈益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