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7民初16420号原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住所地重庆市江**建新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8989214。负责人：黄林，职务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科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跃华国际商务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093483384。法定代表人：刘海川。诉讼代表人：谭光权，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灿，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海川润滑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兰美路**附**信用代码915001077453064692。法定代表人：刘海川。原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汽运二修厂”）与被告重庆市科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海公司”）、第三人重庆海川润滑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汽运二修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江艳，被告科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灿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海川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汽运二修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549661.43元，第三人海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撤回对第三人海川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9日，原告与被告科海公司签订《渝运-科海玉柴专卖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就合作事项、提货额、让利奖励办法等进行约定。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原告向被告供应4646329.33元货物，但被告仅支付货款2096667.9元。截至2018年12月，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549661.43元。原告多次催收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科海公司辩称：原、被告于2016年8月19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属实，双方签订了专卖业务合作协议，原告向被告供货属实，但被告对欠付货款金额有异议。经被告核对，被告欠付金额未达到原告主张的2549661.43元。对于销售清单与增值税发票供货单位记载一致部分的供货被告予以认可，但对销售清单中购买方与增值税发票记载不一致的部分，被告不认可是原告向被告进行供货，该部分供货应是原告向第三人进行供货。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海川公司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9日，原告汽运二修厂（甲方）与被告科海公司（乙方）签订《渝运-科海玉柴专卖业务合作协议》，主要约定：汽运二修厂自2016年8月起全面承接玉柴专卖配件在重庆地区（渝西以外）的经营和发展，科海公司的销售体系作为汽运二修厂的二级经销商，汽运二修厂为其唯一进货购买渠道；科海公司向汽运二修厂采购价为玉柴服务价，并开具相关增值税发票，科海公司每年完成汽运二修厂下达的销售任务计划及达到相关考核指标，汽运二修厂则按其完成的销售总额的2%进行让利奖励，若未完成计划指标，则按同比例减扣其让利奖励。本协议合作时间为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2016年9月9日，科海公司向原告提交《关联企业申请》，该申请中载明：兹有我公司已经与贵公司签署《渝运-科海玉柴专卖业务合作协议》，目前合作的各项业务正在顺利开展中。由于我公司主营销售业务由三个经营项目相同的独立法人单位[分别为科海公司、海川公司、重庆金瑶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瑶公司”）]构成，但实际控制人均为刘海川，均接受科海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基于我公司和贵司的合作约定条款，特申请将海川公司、金瑶公司与贵司发生业务及回款，均申请算作科海公司核算任务，并累计合并计算销售返利和相关政策，即申请销售任务和商务政策合并计算，但销售清单和销售增值税发票由上述三个独立法人单位各自按所提计划进行单独挂账和开票。该申请书尾部附有科海公司、海川公司及金瑶公司的开票信息，并加盖科海公司、海川公司及金瑶公司的公章。审理中，原告向法庭举示了以下证据：1.材料销售清单、增值税发票。其中，2016年8月至2016年10月材料销售清单购货方均记载科海公司，原告统计供货金额分别为1295129.39元、1330230.40元、826477.20元、211246.40元，优惠金额2815.29元，共计供货金额3660268.10元，该部分供货对应2016年9月、2016年10月、2016年12月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3660268.10元，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均为科海公司。2016年11月（供货日期从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27日）材料销售清单购货方记载科海公司或海川公司，原告统计购货方记载为科海公司的供货金额为93419.3元，购货方记载为海川公司的供货金额为925638.50元，共计1019057.80元，优惠金额32996.57元，优惠后供货金额986061.23元。该部分供货对应2016年11月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986061.23元，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均为科海公司，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和2016年11月30日。上述材料销售清单均由熊科、罗余、徐小霞、庸红丽等收货。2.转账凭证和互抵债务协议书。证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债务互抵的行使向原告支付货款2096667.90元。3.熊科的身份证复印件、工资流水及其证人证言。熊科的证人证言记载：本人于2015年至2016年12月期间在海川公司任库房管理员一职，在我就职期间，原告向科海公司和海川公司供货，每次供货时，是由证人和其他库工人员在及清点货物在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收货，以便后期财务对账。以上证据证明：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向被告科海公司供货金额为4646329.33元；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债务互抵形式向原告支付货款2096667.9元，尚欠货款金额2549661.43元。被告科海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2016年9月的开票金额1295129.39元、1330230.4元、819295.2元对应材料销售清单供货金额予以认可；对于2016年12月的开票金额215613.11元对应材料销售清单供货金额予以认可，对2016年11月的开票金额986061.23元，被告只认可其中93419.3元的供货金额，其余部分被告认为应当是原告向第三人进行供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可向原告支付货款2096667.9元。对证据3中熊科的身份证复印件、工资流水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因熊科本人未到庭，对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被告认可熊科是海川公司员工，也认可熊科同时代表科海公司与海川公司进行收货，对熊科的收货行为应当根据销售清单上的记载确认收货单位。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向被告供应玉柴机械配件，双方从2016年8月起发生业务往来，货物系由原告送至被告指定库房，货物由熊科、罗余、徐小霞、庸红丽等人收货，大部分货物是由熊科代表被告进行收货，但也由其他人员代表被告进行收货的情形；合作协议中未约定付款期限。原告陈述：原告根据开票金额4646329.33元主张原告向被告供货金额；双方有争议的材料销售清单，即供货日期从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27日的实际供货金额为1019057.8元，因原告的返利政策，向被告让利32996.57元，故开票金额为986061.23元，该部分供货对应的材料销售清单中有925638.5元记载的购货方为海川公司，但因科海公司为享受返利政策，故要求原告将该部分的供货记载为被告收货，并将增值税发票名称开具为被告，由被告支付货款；2016年11月原告结束向被告供货，因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时间至2018年12月，合同履行期届满，双方不再有合同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自合同约定期限的次日即2019年1月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渝运-科海玉柴专卖业务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原告作为出卖人应当履行向被告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被告作为买受人应当履行向原告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具体到本案，原告举示2016年9月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1295129.39元、1330230.4元、819295.2元，对应购货方为科海公司、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或2016年9月的材料销售清单，2016年12月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215613.11元，对应购货方为科海公司、时间为2016年10月的材料销售清单，根据增值税发票金额计算供货金额为3660268.10元，上述证据中记载的购货方、供货金额、供货时间能够相互对应，且被告对于供货事实、收货人员身份及供货金额均无异议。因此该部分供货金额3660268.10元，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供货。原告举示开票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和2016年11月30日的增值税发票记载供货金额为986061.23元，虽然材料销售清单与增值税发票记载购货方不完全一致，其中供货金额为925638.50元的材料销售清单记载购货方为海川公司，对应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却记载为科海公司。从原告举示的证据来看，材料销售清单客观反映了同一人员同时期代表海川公司及科海公司收货的情形，在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不能仅根据该证据记载内容和收货人的收货行为确定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另一方面，科海公司及海川公司曾共同向原告出具《关联企业申请》并确认海川公司接受科海公司的经营管理。结合原告的陈述，增值税发票购买方的记载是根据被告科海公司要求确定。被告科海公司在形成时间在后的增值税发票中确定其为购买方，从客观上反映了被告科海公司对于其作为该部分供货买受人的认可和确认。增值税发票虽非书面买卖合同，但其既是企业核算成本的合法票据，又是记载购销方纳税义务的合法证明，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因此，根据2016年11月29日和2016年11月30日的增值税发票关于购买方和供货金额的记载，本院依法确定该部分供货的买方为被告科海公司，其对应供货金额986061.23元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供货。综上所述，根据本院现有证据查明，原告共计向被告供货金额为4646329.33元（3660268.10元+986061.23元）。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096667.9元，故现在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2549661.43元（4646329.33元-2096667.9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费。原被告签订的《渝运-科海玉柴专卖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并不能视为原被告对货款的付款期限进行了约定，故原告请求将2019年1月1日作为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时间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原告作为债权人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履行债务。被告在原告主张权利后仍未履行债务的，应当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的损失。因此，本院依法将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起算时间调整为自本案立案之日起即2019年7月11日起计算。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此之后裁判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予以相应更改。第三人海川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市科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货款2549661.43元；被告重庆市科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资金占用损失（以未付货款2549661.43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未付货款2549661.4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驳回原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198元，公告费450元，共计27648元，由被告重庆市科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倩青人民陪审员  肖永凤人民陪审员  陈本贵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勾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