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2022号原告：戴正根，男，197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水生，浏阳市泰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统生，女，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原告戴正根之妻。被告：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乌龙社区罗家组。法定代表人：陈旭。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暨第三人（追加）：周晓安，男，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第三人：孙立亮，男，197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追加）：林新忠，男，198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淳口镇农大社区李家组**，公民身份号码××××××。第三人（追加）：陈树其，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淳口镇农大社区集镇**公民身份号码********。第三人（追加）：任湘谋，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住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波扬村井头组**身份号码********。第三人（追加）：陈旭，男，198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住湖南省浏阳市淳口镇农大社区集镇**号码××××××××。第三人（追加）：汪奇峰，男，197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住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团农村团农片弄口组**×××××××。第三人（追加）：徐志刚，男，198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社，住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丹霞村大洛片圳上组**×××××。第三人（追加）：黄如江，197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社港，住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高寿村练成片口上组**××××。第三人（追加）：朱四发，男，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涉，住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涉港社区建华组×××。原告戴正根诉被告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启邦公司”）、第三人孙立亮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戴正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水生，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周晓安及第三人孙立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到庭参加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周晓安、陈树其、林新忠、任湘谋、陈旭、汪奇峰、徐志刚、黄如江、朱四发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因本案事实较为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适用普通程序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戴正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水生、吴统生，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第三人黄如江、任湘谋、陈树其、周晓安、林新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立亮、陈旭、汪奇峰、徐志刚、朱四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正根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长沙启邦公司将登记在第三人孙立亮名下的11%的股份变更登记在原告戴正根名下，第三人孙立亮协助办理；确认原告戴正根持有被告长沙启邦公司22%的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长沙启邦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均系被告工商登记股东，原告持有11%股权，第三人亦持有11%股权。2016年9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孙立亮将其持有的11%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后原告通过向被告注资方式实际支付了第三人孙立亮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018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孙立亮将其持有的11%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2019年春节过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拒绝，现公司管理层矛盾重重，致使股权变更事宜一直未办理。因被告拒绝不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于2016年9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决议，全体股东一致表决不同意第三人孙立亮转让股权。原告自己也在该决议上签字，故被告认为原告受让股权的行为不成立。第三人孙立亮的主要陈述意见：1、2016年年初，孙立亮在股东会上表达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后与戴正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10月11日，经全体股东表决均不同意戴正根受让孙立亮的股权，戴正根本人也在该决议上签字。2、2016年11月18日，在戴正根受让孙立亮的股权被股东会否决后，孙立亮仍以公司股东身份参加公司股东会议，后因与其他股东之间就公司治理之间存在分歧，自己的汽车修理厂需要管理就没有再参加相关的会议。3、2020年1月13日，孙立亮以股东身份参加北盛镇人民政府组织的调解。4、落款为2018年12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的签订时间是2020年3月3日，该协议约定股权转让金为55万元，孙立亮现只收到10.5万元。戴正根现要求变更股权登记，应当先将剩余的45.5万元的股权转让金支付完毕。第三人周晓安陈述意见与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陈树其的主要陈述意见：针对戴正根与孙立亮之间的股权转让问题，陈树其认为应当由公司收购，当时戴正根提出股权变更登记，但是因为公司几个大股东不同意，所以当时就搁置了。第三人黄如江、林新忠的主要陈述意见：关于戴正根股权转让的事情，当时不同意孙立亮转让其股权给戴正根。第三人任湘谋的主要陈述意见：在开会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看章程规定，后来才知道章程是允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的。第三人陈旭、汪奇峰、徐志刚、朱四发未发表陈述意见。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戴正根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长沙启邦公司章程，拟证明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原始股东有11名，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均系原始股东，均占公司11%的股份；章程第12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证据2、《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拟证明周晓安、陈树其、戴正根、孙立亮等9位股东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周晓安占股24%、原告占股12%、孙立亮占股12%……；协议约定“退股不退钱，股权只限在股东内部转让”。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和孙立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孙立亮自愿将其拥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原告向第三人孙立亮支付了10.5万元，第三人孙立亮向原告出具了收条。证据4、长沙启邦公司资金支付银行流水清单、长沙启邦公司股金明细，拟证明原告先后11次向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账户上支付220万元入股股金，且长沙启邦公司的股金明细单中并没有第三人孙立亮的名字。证据5、银行转账存款单、收款收据，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于2017年3月5日向原告出示了一张股金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载明第三人孙立亮交股金40万元，收据原件为原告持有，资金系原告缴纳。除此之外，原告以转账和存现的方式向被告账户上支付了180万元，加上收款收据的40万元，共计出资220万元。证据6、2018年长沙启邦公司股东工资及股金发放表，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出资220万元入股金，周晓安向被告单位出资220万元，原告占股比例与周晓安一样，所得工资与红利也是一样；第三人孙立亮没有在公司股东名单中。证据7、《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孙立亮于2018年12月30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进一步明确双方从2016年9月就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全部收购了第三人孙立亮的股份，并支付了转让金，原告以第三人孙立亮的名义向公司支付110.5万元，第三人从2016年9月11日开始不享受公司权利义务、不承担风险与亏损，第三人有义务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证据8、股权委托书，拟证明第三人孙立亮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是真实、自愿的，双方的转让是从2016年9月11日开始生效。证据9、《关于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申请书》、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21日书面向被告申请变更其购买第三人的股份份额，公司股东入群的10个股东均已知晓。证据10、庭审笔录，拟证明公司所有股东知晓原告与第三人孙立亮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至今为止，原告占股22%，第三人没有在股东名册之中。证据11、存款凭证、取款凭证，拟证明原告戴正根于2016年9月29日从浏阳农村商业银行取款24万元后现金存款到柳某的银行账户中。证据12、《证明》、《关于本人原参股长沙启邦公司组建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柳某应周晓安邀请，以妻子唐意辉的名义参股投资被告公司，其股份挂在孙立亮名下，由于柳某、孙立亮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戴正根，戴正根将股权转让款24万元支付后完成股权转让，戴正根、柳某、孙立亮都接受并认可，在2016年9月29日之后由戴正根行使所转让股权的股东权利。证据13、任湘谋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孙立亮和柳某共同向被告公司出资34.5万元，之后被告公司要求股东加速出资和追加出资，孙立亮名下的应出资和追加出资额全部都有戴正根缴纳，从2016年6月11日之后，由戴正根行使孙立亮名下的股东权利，被告公司没有向孙立亮分配利润。证据14、微信图片，拟证明孙立亮在2020年3月3日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发给原告并注明“限变更使用”，说明孙立亮对股权转让一直持支持态度。证据15、证人柳某的证言，拟证明原告在受让孙立亮股权时，取得了柳某和孙立亮的共同同意，并将属于柳某名下的股权转让款24万元直接支付给柳某的事实。对以上证据，被告长沙启邦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份，但涉案股权转让经股东大会决议不同意转让，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大会决议为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向孙立亮支付了10.5万元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流水中可以体现的名字有戴正根、陈旭、张雪、黄爱国、罗苏平、张建双，按照原告的逻辑没有体现名字的就不是股东，显然黄如江等人没有体现在该流水上，该说法不成立；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证明戴正根向公司交付240万元的事实，其交付的款项与股权并未成比例。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因前期投入较大，所需要资金远超过注册资本，故公司决定由股东自行提供借款给公司进行使用。所谓的退股金实际上就是退还超过股东个人应当承担的股金意外的借款，如果退股金属实的话那就属于抽逃出资。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孙立亮亦陈述该协议签订实际时间为2020年3月3日，约定股权交易价格为55万元，但原告实际支付10.5万元。在双方交易价款没有进行实际交付前，被告没有应戴正根要求变更股权登记义务。另，该协议与证据3属于同一内容，已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已经股东大会表决否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股权转让已经股东大会表决否认。对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交柳某与孙立亮之间进行股权代持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柳某隐名股东身份，故戴正根收购孙立亮的股权应当将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孙立亮，而不是支付给案外人柳某。2016年9月11日，戴正根与孙立亮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转让价格，推定该协议为双方进行股权转让的意向合同。对证据12“三性”有异议，柳某不是被告公司的显名股东，不能作为证人证实股权转让是否成立。对证据13的“三性”有异议，任湘谋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不能作为证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微信时间以及原告立案来看，系原告利用孙立亮的信任获得身份信息用于诉讼。对证据15的证人证言有异议。第三人孙立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长沙启邦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黄如江、林新忠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7、14有异议，股东内部转让股份必须经其他股东同意。对证据4、5、8、11、12、15不清楚；对证据6无异议，当时系为了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才注明了“退股金”，实际上是发的红利。对证据9，当时第三人黄如江、林新忠并未表态。对证据10，原告戴正根登记的股份占11%。对证据13，第三人黄如江、林新忠坚持会议记录的意见，对其私下的达成共识的材料不予认可。第三人陈树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5、7、8、11、12、15不清楚。对证据6无异议，当时系为了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才注明了“退股金”，实际上是发的红利。对证据9，当时表态赞成任湘谋意见。对证据10，戴正根登记的股份占11%，但是后来按照出资额占股22%，对于原告与孙立亮之间是否转让股份的事情不清楚。对证据13、14，坚持会议记录上的意见，对其私下达成共识的材料不予认可。第三人任湘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实际出资金额与认缴出资金额不一致；对证据2-7、15无异议；对证据8，该情况听原告说过。对证据9、14，当时公司还有其他事情尚未解决，任湘谋提出变更股权事宜暂缓，当时并非不同意股权转让事宜。对证据10无异议，当时原告的分红就是按照占股22%比例来分配的。对证据11、12不清楚，之前的股东没有柳某这个人。对证据13的证明无异议，系本人签字。本院对原告戴正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基于被告长沙启邦公司、孙立亮对证据1-6、8-11、1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全案查明的事实综合作出认定。对证据7、12、13、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认定。被告长沙启邦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会议记录，拟证明戴正根与孙立亮于2016年9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股东大会表决，一致不同意转让，戴正根本人也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孙立亮参加了相关股东会议和调解会议，证实孙立亮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证据2、收款收据，拟证明孙立亮作为股东接受公司开具的股金收据，且孙立亮向公司缴纳股金40万元。证据3、营业执照和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承诺书，拟证明当时公司营业场所变更时，孙立亮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事实。对以上证据，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孙立亮、黄如江、林新忠、任湘谋、陈树其对被告长沙启邦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孙立亮、黄如江、林新忠、任湘谋、陈树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本院对被告长沙启邦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基于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全案查明的事实综合作出认定。根据上述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长沙启邦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旭。其登记的股东、认缴出资及占股比例情况如下：周晓安认缴出资110万元，占股比例22%；陈树其认缴出资50万元，占股比例10%；林新忠认缴出资82.5万元，占股比例16.5%；任湘谋认缴出资55万元，占股比例11%；孙立亮认缴出资55万元，占股比例11%；戴正根认缴出资55万元，占股比例11%；汪奇峰认缴出资27.5万元，占股比例5.5%；徐志刚认缴出资20万元，占股比例4%；黄如江认缴出资20万元，占股比例4%；朱四发认缴出资20万元，占股比例4%；陈旭认缴出资5万元，占股比例1%。以上11位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为2035年6月7日。长沙启邦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第十三条规定：“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2015年11月25日，周晓安、戴正根、陈树其、林新忠、任湘谋、孙立亮、徐志刚、黄如江、朱四发作为合伙投资人签订《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1、周晓安持股24%、陈树其持股12%、林新忠持股12%、任湘谋持股12%、孙立亮持股12%、戴正根持股12%，徐志刚、黄如江、朱四发共同占股16%；2、由于公司是分期投资，所以股东的出资金额由所占股份比例与公司所需资金额决定，合伙投资人的出资应在全体股东商议时间内交齐，以免影响本合作项目相关活动的开展。未及时交齐的股东必须对其所引起的损失进行赔偿；3、各股东的出资为出资共同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投资后遵循“退股不退钱”之原则，各股东的出资至时不予返还……第四条第（三）项：股权转让：股权只限在股东内部转让。2016年年初，孙立亮在公司股东会上表达要进行股权转让的意向。2016年9月11日，戴正根（受让方、乙方）与孙立亮（转让方、甲方）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条：甲方将其持有的长沙启邦公司12%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股份，甲方应该对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助与配合；第二条：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甲方，乙方付清转让款后即具有该公司12%的股权；……第六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戴正根与孙立亮均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签订该协议后当日，戴正根向孙立亮支付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后戴正根将股权转让事宜通知了其他股东。2016年10月11日，长沙启邦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记录载明“戴正根接管孙立亮股份，经股东投票全体不同意”，但该会议记录只有7位股东签字。之后，长沙启邦公司依照公司章程要求股东追加投资，戴正根除按照其登记的股权比例缴纳出资之外还另外替孙立亮向公司缴纳出资。2019年7月23日，戴正根向长沙启邦公司微信群再次提起变更股权登记的申请书，该微信群有3位股东认为公司尚有其他事情未解决，暂不宜变更股权的意见之外，其他7位股东均未表态。2020年3月2日，孙立亮向戴正根出具一份《股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本人孙立亮（身份证：4301231973********）现已将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戴正根，在工商登记营业执照未变更之前全权委托戴正根办理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切事务，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9月11日后的所有法律与债务都与孙立亮无关。委托人：孙立亮2020年3月2日”。次日，戴正根（乙方、受让方）、孙立亮（甲方、出让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其在启邦公司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在启邦公司工商登记11%的股权以人民币55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2、甲方在启邦公司成立时现金出资10.5万元，之后乙方代甲方转账人民币100万元给启邦公司，乙方于2016年9月支付甲方10.5万元；3、甲方承认：以甲方的名义向启邦公司转账的110.5万元全部为乙方出资，乙方向启邦公司转账的超出甲方工商登记应出资额部分的款项是否启邦公司增资的出资以全体股东会最后决议为准。第三条甲方承诺：1、甲方承诺本次向乙方转让的股权没有任何权属瑕疵和争议，未向任何第三人设置担保、质押或者其他任何第三者权益，亦未受到来自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2、甲方配合乙方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戴正根与孙立亮均在该协议签字、捺印，并将签订时间提前至“2018年12月30日”。后因戴正根多次请求长沙启邦公司变更公司登记未果，遂起诉至本院。另查明：1、截止2018年12月，戴正根向长沙启邦公司出资220万元，周晓安出资220万元，陈树其出资110万元，任湘谋出资110万元，黄爱国出资110万元，张雪出资110万元，徐志刚、朱四发、黄如江三人共计出资150万元，合计1030万元（该数据不含启动资金3.5万元）；在长沙启邦公司成立之初，戴正根、周晓安、陈树其、任湘谋、黄爱国、张雪各出资5000元，徐志刚、朱四发、黄如江共计出资5000元，共计35000元作为公司启动资金。而林新忠、汪奇峰、陈旭没有实际缴纳启动资金。另，周晓安以林新忠名义于2019年4月30日出资50万元和2019年12月18日出资10万元，对于该两笔资金是否属于周晓安的入股金还是属于林新忠的入股金，戴正根、周晓安以及林新忠存在争议。另，黄爱国、张雪系实际出资人，并未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2、2019年2月1日，长沙启邦公司对已实际缴纳出资的股东进行分红，并编制《2018年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工资及股金发放表》，该发放表载明戴正根入股股金220万元，周晓安入股股金220万元，陈树其入股股金110万元，任湘谋入股股金110万元，黄爱国入股股金110万元，张雪入股股金110万元，徐志刚、朱四发、黄如江三人共计入股股金150万元，合计1030万。戴正根、周晓安、任湘谋、黄爱国均同意发放并签字。3、孙立亮实际出资10.5万元，在转让其在长沙启邦公司11%股权时并未缴足出资。在其股权转让后，长沙启邦公司按章程要求股东出资时，孙立亮的出资均系戴正根代为出资，具体出资金额已由双方在2020年3月3日补签的一份《股份转让协议》明确该代为出资金额共计110.5万元，该数额包含戴正根已支付给孙立亮的10.5万元。4、长沙启邦公司从成立至今未向公司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编制股东名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长沙启邦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规定，戴正根与孙立亮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现未有证据证明在长沙启邦公司成立至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该公司的章程已明确约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以登记或者股东会决议作为生效要件，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并未规定公司的股权转让必须以登记或者经股东会表决作为生效要件。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时，孙立亮所持有的长沙启邦公司11%的股份即全部转让给戴正根，涉案转让的股份所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即由戴正根享有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业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长沙启邦公司应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对戴正跟要求长沙启邦公司为其办理受让股权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长沙启邦公司抗辩称针对戴正根受让孙立亮股权事宜已通过股东会决议表决确认不同意戴正根受让孙立亮的股权，故其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2016年10月11日，长沙启邦公司针对戴正根受让孙立亮股权一事进行了决议，会议记录上载明“戴正根接管孙立亮股份，经股东投票全体不同意”，但该会议记录只有7位股东签字。其股东会是否全体股东参加，被告长沙启邦公司并未举证证实，股东会决议程序存在瑕疵。另，即便股东会决议不同意戴正根受让孙立亮的股权，针对孙立亮出让的股权，长沙启邦公司未表示收购，亦未有证据证实其他股东有受让的意思表示，而《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退股不退钱”、“股权只能在股东内部转让”约定，直接会导致转让人不能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妨碍转让人转让股权，又造成受让人不能正常受让股权，致使转让人股权架空，严重损害股权受让人、转让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戴正根受让孙立亮的全部股权后，其按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要求按其所受让后的股份比例即22%进行投资，且在2019年2月1日，长沙启邦公司分配股东红利时已明确载明戴正根入股股金为220万元，其出资金额与受让后的股权比例相对应，虽长沙启邦公司从成立之初未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编制股东名册，但从其分配股东红利名册上可以看出长沙启邦公司已承认戴正根受让了孙立亮的股份。综上，本院对长沙启邦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孙立亮抗辩称戴正根并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不同意转让其股权。本院认为，孙立亮作为长沙启邦公司的登记股东，自公司成立之初至今仅出资10.5万元，在出让其全部股份时并未缴足出资。而孙立亮与戴正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1项约定“甲方承诺本次向乙方转让的股权没有任何权属瑕疵和争议，未向任何第三人设置担保、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利，亦未收到来自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该条款就规定孙立亮所转让的股权无任何权属瑕疵，现孙立亮在转让其股权时并未缴足出资，其股权存在权属瑕疵。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戴正根支付孙立亮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并在受让其股份后代孙立亮缴足出资，且还超过孙立亮的认缴出资金额。而《股权转让协议》亦明确确认了戴正根代孙立亮出资金额，孙立亮应当知晓戴正根代为出资的行为。综上，戴正根代为出资行为弥补了孙立亮所转让股权的瑕疵，应视为支付了受让股权的对价。故本院对孙立亮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诉讼中，长沙启邦公司、周晓安、黄如江要求对股东出资进行清算，本院认为，涉案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系戴正根与孙立亮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认定，其主张与本案认定事实无关，故对其主张在本案中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戴正根持有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22%的股权，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登记在孙立亮名下11%的股权变更到戴正根名下，孙立亮提供必要的协助。本案受理费400元，由长沙启邦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娇人民陪审员  钟佳伶人民陪审员  杨 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李铃子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