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6604号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天都南路208号。法定代表人：沈红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清，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国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若楠，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程永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若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挖掘机购机款374000元，并赔偿赔款损失114912元、律师费45000元；3、判令被告以第二项请求确定的给付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7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2日，原告委托员工朱宏林与被告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日立牌ZX240-3G挖掘机一台（以下简称涉案挖掘机），售价374000元，原告交款后收货。后原告于2017年12月8日将涉案挖掘机以4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张春伟。2018年3月23日，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将涉案挖掘机扣押，并于2018年3月29日发还给江西恒立兴机械有限公司。（2018）赣0702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挖掘机为诈骗物。张春伟向法院起诉原告，经一审、二审，判决原告向张春伟返还购机款45万元、利息损失等费用。涉案挖掘机系赃物且已经发还受害人，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解除合同、返还款项、赔偿损失。1.朱宏林是购买挖掘机的履行主体，在购买时明确告知被告的销售负责人，但是基于履行合同的便利，由朱宏林签订合同，并向被告支付相应价款，因此由原告享有权利，即使朱宏林作为隐名代理人，披露委托人施德云，原告也可以向被告主张权利；2.本案存在转委托，施德云不是直接出卖人，被告没有向原告披露施德云是出卖人，不符合隐名代理，虽写明由其他人委托，但是没有写明委托人，虽然后来披露施德云的委托，我方有权选择被告作为权利承担的主体；3.合同签订时，被告没有向原告披露实际委托人是施德云，我方不清楚委托人，因为我方不清楚相对人的情况下无法请求施德云支付，通过该条款免除被告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无效；4.买受人在购买机械的时候，向公司确认该挖掘机是否有合格证明及发票，但是被告告知合格证及发票已经遗失，被告作为大型出卖平台，其对设备的权属应该做到尽职审查，我方在购买时再次确认后确认挖掘机产权无争议后才购买。我方确信挖掘机没有争议才支付费用。我方在知道被告公司相关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才知道挖掘机属于赃物，因此属于是被告在前期审查不严造成的结果，属于其在销售中遇见的错误。设备服务转让协议4.1条，被告明确其标的的合法所有人，属于格式合同，应做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不利的一方的解释，被告不是担保责任的问题，而是被告是挖掘机的合法所有人，应该承担合法所有人的相关义务。本案中原告不存在过错，被告存在过错，被告是专业的二手机交易平台有义务对交易的二手机予以严格审查，原告基于对被告交易平台的信任不存在权属问题才向被告购买二手挖掘机，因此不存在过错，被告将没有发票的挖掘机出售给我方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损失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求。1.合同相对方是朱宏林，不是本案原告，原告主体不适格，朱宏林不是原告法人，也没有提交过任何的委托书和介绍信，被告有理由相信朱宏林是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代表原告的职务行为，合同仅对合同双方有效力，原告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后仅依据员工朱宏林主张不合法；2.合同中明确约定，我方是接受委托代理销售挖掘机，在合同第4.3条有明确说明，代出卖人的委托销售，出卖人没有明确说明具体是谁，但是应该直接约束出卖人施德云，合同也约定实际的出卖人与买受人，朱宏林签订合同时，明知原告是施德云委托易百通（北京）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百通北京公司），易百通北京公司转委托给被告；3.本案中被告对涉案机器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符合一般担保，我方有先诉抗辩权，根据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的约定，原告应该一并起诉债务人，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的第4.6条约定，法院应该通知债务人参加本案诉讼，我方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不应该单方起诉我方；4.买受人在交易中存在过错，买受人应该自行承担，律师费不应该支持。朱宏林明知设备没有发票仍然购买存在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自行承担。原告将机器修缮后提高价格另行出卖，并非被告可以预见的损失，朱宏林在签订合同时，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系以机械设备销售等为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系以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等为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为证明原告主张，原告提交：1、2017年11月12日被告与朱宏林签订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约定：被告接受出卖人的委托，利用其经营、管理的平台代为销售出卖人的涉案挖掘机，朱宏林意欲购买，价款374000元。朱宏林签收本协议并接收标的物后，即表明对标的物的验收通过，被告和出卖人无义务向朱宏林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也无售后维修义务。被告系标的物的合法所有人，被告接受出卖人的委托，以其自己名义与朱宏林交易，并签订本合同，对代为出卖人委托出售的标的物权属承担担保责任，朱宏林明确知晓，被告对标的物权属提供担保责任，当标的物出现权属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债务纠纷或被第三方拖走、查封、扣押等）且标的物的出卖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等内容；2、2017年11月12日、13日，朱宏林、王莉分别通过微信、建设银行转账方式，合计向被告支付374000元；3、朱宏林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及朱宏林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朱宏林2016年3月至2018年5月份作为原告职工参加社保，朱宏林在情况说明中称2017年11月12日与被告签订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委托购买行为系是职务行为，相应权利义务由原告承受；4、（2018）赣0702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及（2018）赣07刑终675号刑事裁定书，（2018）皖0191民初1987号及（2019）皖01民终320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涉案挖掘机经生效判决认定为赃物，并已经发还给受害人，原告未取得涉案挖掘机所有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生效判决确认原告返还张春伟购机款45万元及利息损失；5、2019年7月5日张春伟出具《收条》，今收到被告返还（2019）皖01民终320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购机款45万元、利息26837元、一审受理费4025元、二审受理费8050元，合计488912元；6、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以证明因涉案挖掘机权利瑕疵，原告为张春伟案件支出律师费45000元。对以上证据，被告称，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时，朱宏林没有提交任何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部分不认可。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为证明被告抗辩，被告提交：1、2017年11月10日案外人施德云（甲方）与易百通北京公司（乙方）签订的《委托销售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销售涉案挖掘机，寄售价格378000元。甲方委托事项及权限允许乙方转委托，转受托人为乙方及其关联公司。乙方对标的物权属提供担保责任，当标的物出现权属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债务纠纷或被第三方拖走、查封、扣押等）且标的物的出卖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等内容；2、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律师函回函及向施德云发送的告知函。对以上证据，原告称，委托协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是被告之后提供，在委托销售协议中第二条表格中备注已经变更，授权委托书没有日期，真实性不认可。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明向我方出卖的是被告，合同中没有明确被告是受案外人施德云的委托进行出卖。律师函及告知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律师函的回函中备注是委托销售服务协议一份，在实际寄送律师函的过程中没有委托销售协议，被告没有邮寄，在回函的内容中没有体现委托人施德云的实际身份及联系方式，即使已经向我方披露也是交易后的事后披露。另查，（2019）皖01民终320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基本事实中，包括：原告授权其员工朱宏林以自己名义与被告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时，即没有发票和合格证，而张春伟在与原告签订《挖掘机转让协议书》亦对挖掘机没有发票和合格证系明知，张春伟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对于交易物存在权利瑕疵有疏于审查的过失等内容。本院认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被告各自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详言之，1、根据查明事实及证据，2017年11月12日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系由原告委托朱宏林以其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委托方原告与受托方朱宏林存在隐名代理法律关系。被告以自己名义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虽写明其系接受出卖人委托，但并未明确出卖人系施德云，故委托方施德云与受托方被告亦存在隐名代理法律关系。被告在《设备转让服务协议》中约定其对涉案挖掘机的权属提供担保责任，并不能排除其与施德云的隐名代理法律关系，原告在本案中并非基于担保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2、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在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时即知道原告与朱宏林的隐名代理法律关系，被告亦并未举证证明朱宏林在签订《设备转让服务协议》时即知道施德云与被告存在隐名代理法律关系，故《设备转让服务协议》并不直接约束施德云，亦不直接约束原告；3、在施德云与被告隐名代理法律关系中，朱宏林为第三人，按照法律规定，受托人被告因委托人施德云原因对第三人朱宏林不履行义务，被告应当向朱宏林披露委托人为施德云，朱宏林可以选择被告或施德云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4、在原告与朱宏林的隐名代理法律关系，被告为第三人，按照法律规定，朱宏林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朱宏林应当向委托人原告披露第三人即为被告，原告可以行使朱宏林对被告的权利，即原告可以基于朱宏林与被告签订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被告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均适格。对于解除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现根据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可知，涉案挖掘机因第三人主张权利已经发还被害人，被告收取货款后交付的涉案挖掘机存在权利瑕疵，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关于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赔款损失114912元，按照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是，鉴于原告明知涉案挖掘机没有发票及合格证而购买，购买后又以没有发票及合格证的状态再次出售以赚取差价，原告对因权利瑕疵发生的损失亦存在明显过错，故本院对其中的合理损失酌情判处。对于律师费，《设备转让服务协议》中对律师费负担并无明确约定，原告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朱宏林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设备转让服务协议》；二、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退还挖掘机购机款374000元；三、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损失50000元；四、驳回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40元，由原告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54元（于本判决作出后七日内交纳），被告易百通（福建）机械有限公司负担73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慧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樊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