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4067号原告：张立军，男，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冬，上海国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沪诸劳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黄本君，总经理。原告张立军与被告上海沪诸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冬，被告上海沪诸劳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本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83,2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90,41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1日起入职被告处，任货物装卸工一职，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的作息时间为做六休一，但休息日加班工资被告仅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故存在100%的加班工资差额。原告每月工资均以现金形式结算，且被告未向原告提供过工资条等文件。2018年12月31日，被告在未进行任何提前告知或支付任何费用的前提下，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但始终无法就相应损失的赔付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原告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加班工资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海沪诸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辩称，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并未在被告处工作，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截图分别显示为“沪诸员工千隆群”、“朋友醉好”、鼎煜人力-高莹，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接受被告管理人员的指挥和领导。原告另称，“沪诸员工千隆群”是被告公司的工作群，“朋友醉好”是被告公司场地主管及小组长建的群，高莹是被告处的业务及人事主管，因原告手机多次更换，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聊天记录时间仅为2018年7月；3、上海职工平均工资统计年鉴，证明原告系参照上海市公布的2017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年工资来计算其月平均工资，并以此作为其诉请的计算基数；4、工作服照片、原告穿着工作服的照片，显示工作服上印有“沪诸劳务”字样，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5、调解通知，证明原告就双方劳动争议纠纷于2019年12月26日即申请了调解；6、被告公司及上海黄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晟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证明被告与黄晟公司虽为两个民事主体，但两家公司的高管均为黄本君和廖振华，明显存在关联关系。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中对“沪诸员工千隆群”的微信聊天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群是其设立的海宁鼎煜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煜公司)的工作群，因为被告是一家老牌公司，相当于一个品牌，尽管实际已不经营，但名称仍保留，故被告法定代表人设立的鼎煜公司的微信工作群仍使用了被告的名称，但实际与被告公司无关，且2018年被告与千隆无任何合作。对“朋友醉好”、鼎煜人力-高莹的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确认高莹是鼎煜公司的主管；证据3与被告无关；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被告处虽然有过这样的工作服，但被告向员工发放的工作服均不回收，因此流入社会的工作服很多，故仅凭该工作服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鉴定结论书、仲裁调解书、银行回单，证明原告在鼎煜公司工作期间受伤，经鉴定为工伤十级，原告就其工伤待遇事宜经仲裁调解与鼎煜公司达成协议，鼎煜公司已实际履行；2、2018年6月至同年12月的记账凭证，证明上述期间被告与原告所述的其工作所在的千隆无任何业务往来；3、劳务装卸外包协议，协议甲方即为原告所述其工作所在的千隆，证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千隆是与黄晟公司存在劳务外包合作关系，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合作；4、2018年6月至同年12月期间被告公司员工个人收入统计，证明上述期间被告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原告并非被告员工。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原告因工受伤，因被告不认可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其与鼎煜公司就其工伤待遇事宜协商一致调解解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协议甲方确为原告所述的千隆，千隆是厂区，甲方租赁了千隆的冷库，原告在该冷库工作。协议乙方黄晟公司经查询，被告法定代表人是该公司的高管，故认为该协议能证明2018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与千隆存在业务合作，虽然被告没有用自己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但基于两家公司的高管和法定代表人存在关联关系，足以证明原告所述的情况属实；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这仅是被告为了缴纳个税而自行制作的表格，并非原始记录。且派遣至劳务装卸外包协议甲方处的被告员工均未统计在内，表格内还出现了许多女性，而实际在该处的搬运工人全部为男性，仅有一名女性，即被告认可的主管高莹，但高莹也未出现在该表格内。另，该表格中所列的员工收入与原告等搬运工的收入亦明显不符。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26日，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出具调解通知，内载有该中心受理原告与被告的劳动争议调解申请。2020年3月27日，原告就本案诉请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707号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于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印有“沪诸劳务”字样的工作服照片及原告穿着该工作服的照片等材料。被告为证明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劳务装卸外包协议、2018年6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记账凭证及被告公司员工个人收入统计等材料。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的“沪诸员工千隆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显示有原告在该群内的聊天内容，即使原告在该微信群内，根据原告有关其能找到的该微信群最早的聊天记录时间仅为2018年7月之陈述，也仅能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起为该微信群成员。而根据该微信群群名，结合原告有关其在千隆工作之陈述，该微信群应当系在千隆工作的被告公司员工的工作群。然根据被告提供的劳务装卸外包协议及被告公司2018年6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记账凭证，结合双方一致确认外包协议中的甲方即为原告工作所在的千隆，可以证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工作所在的千隆是与黄晟公司存在劳务外包关系，且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被告与千隆之间无往来业务款项。故即使原告提供2018年7月起“沪诸员工千隆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且原告在该微信群内，亦无法据此认定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员工。而原告提供的其与高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为鼎煜人力-高莹，无证据能够证明高莹系被告公司员工，亦无法证明高莹此系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进行的沟通。原告提供的“朋友醉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则无法看出此系原告所述被告公司场地主管及小组长建的群，更无法以此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原告持有印有“沪诸劳务”字样的工作服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次，被告提供的2018年6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被告公司员工个人收入统计中亦未显示有原告名字，原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亦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最后，原告亦未提供2013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任何证据。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之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立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张立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程 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