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最高法执监115号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张文国，男，195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被执行人：高忠智，男，196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被执行人：杨艳，女，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申诉人张文国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高院）（2019）陕执复7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榆林中院）依据陕西省神木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神木法院）（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书，在提级执行张文国与高忠智、杨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7月14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榆林中院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4号执行裁定和（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结案通知书，裁定终结（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执行案件已履行完毕，于2018年1月11日结案。张文国不服提出异议称，其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与被执行人高忠智、杨艳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因其迫切需要30万元偿还第三人张江琴的债务，如果其不签订该和解协议，则拿不到这30万元执行款，故对于该和解协议，其有反悔权。且即便按照该和解协议，二被执行人也未严格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有两次逾期，其中第三期20万元本应在2017年1月15日给付，实际履行日期为1月17日，第四期20万元本应在2017年4月15日给付，实际履行日期为4月24日。二被执行人违反和解协议，应恢复本案的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高忠智的煤矿现在投产运营顺利，市场十分火爆，被执行人杨艳依然担任陕西省神木市农业局副局长要职，二被执行人的女儿至今多年一直在国外留学、生活，完全有履行能力，但作为债权人，其现在一无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系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且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综上，请求撤销榆林中院（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4号执行裁定，尽早恢复对（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高忠智称，涉案款项与杨艳无关，不应将杨艳列为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其都是提前将和解兑现款打入执行局账户，之所以出现两期延期到账的问题，一次到账日晚了一天，但其打款时未超期，因跨行转账不能当天到账；还有一次是因为转账时出现故障，退回两次，第三次才到账，导致出现晚到账的情况。榆林中院查明，张文国与高忠智、杨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神木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文国于2015年10月14日向榆林中院申请提级执行。执行期间，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7月14日达成《和解执行协议》，约定：一、被执行人应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1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6月21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利息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以上款项，双方协商由被执行人分期分批履行，具体为：达成协议之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30万元，在2016年10月15日还20万元，在2017年1月15日还20万元，在2017年4月15日还20万元，在2017年7月15日偿还20万元，2017年10月15日偿还20万元，在2018年1月15日偿还20万元；三、上述款项履行完毕后，双方对该案不能再主张任何权利；四、关于利息问题：被执行人在执行当中向申请人共履行了14万元，该款以被执行人履行的利息对待，除此之外申请人自愿放弃对该案利息的追偿和执行；五、被执行人在签订协议并向申请执行人履行30万元之后，申请人必须向榆林中院申请将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上予以屏蔽；六、协议签订后由申请执行人申请榆林中院解除该案查封被执行人四套房屋中的其中两套，以后每履行一次解除一套；七、以上还款期限被执行人必须按期履行，如有一次未按期履行，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恢复原判决书内容的执行，并有权对放弃的利息主张权利；八、以上还款协议，第三人李峰自愿为被执行人作为执行担保人，如被执行人不能按期履行，李峰自愿承担该案的全部还款义务；九、以上款项由被执行人打到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榆林市乡企城支行，开户单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账户：10×××01。执行和解协议签订的当日，被执行人向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打入和解协议约定的首付款30万元，该院执行局当日向申请人张文国进行了兑现，申请人张文国向该院出具了申请将被执行人在失信名单中屏蔽及解除对被执行人名下位于神木县神木镇东兴路北东侧2栋一层5号（产权证号09131193）和位于神木县神木镇六里碑路北七巷3号（产权证号09130643）两套房屋给予解除查封的申请。之后，被执行人高忠智本人或通过他人按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向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打款，于2016年10月14日到账20万元，于2017年1月16日到账10万元，于2017年1月17日到账10万元，于2017年4月14日到账10万元，于2017年4月25日到账5万元，于2017年4月26日到账5万元，于2017年7月5日到账20万元，于2017年10月11日到账20万元，于2018年1月11日到账20万元。被执行人将和解兑现款打入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后，执行员通知申请执行人张文国领取执行款，由张文国向榆林中院出具领条后，该院将兑现款打入张文国名下银行账户。最后一期，即2018年1月11日到账的20万元，经申请人张文国签字，执行局审批，于2018年2月9日打入张文国银行账户。2018年1月11日，榆林中院作出（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结案通知书》，通知本案双方当事人该院（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执行案件已履行完毕，于2018年1月11日结案，并于当日作出（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榆林中院认为，根据张文国的异议申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应否恢复原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的执行，需具备其在签订协议时受欺诈、胁迫，或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关于异议人张文国在签订和解协议时是否受到胁迫的认定。本案原系神木法院执行，因异议人张文国的申请，提级至榆林中院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对被执行人高忠智与杨艳名下所有银行卡均进行了查询，查封、扣押了被执行人名下车辆与四套房屋，并将二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措施并无不力。涉案执行和解协议，在榆林中院执行部门主持下达成，应为双方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一致形成，且异议人已对被执行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分期履行款项全部进行了接收。异议人主张因案外人催要款项，执行法院施加压力，导致其违心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系受胁迫之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执行人是否按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问题。本案中，被执行人在与申请执行人张文国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共分十次支付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150万元执行款，第一期30万元当天兑现；第二期20万元于约定付款日的前一日到账；第三期分两次，分别于约定付款日的推后一日和推后两日到账；第四期被执行人分三次转账，第一次转账10万元于约定付款日的前一天到账，第二次转账5万元于约定付款日的推后九日到账，第三次转账5万元于约定付款日的推后十日到账；第四期于约定付款日提前十日到账；第五期和最后一期均于约定付款日提前四日到账。涉案付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付款日与到账日应有时差，且根据到账日结算凭证的统计，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六期付款，一期按时，三期提前，两期部分款项稍有延期，显然不能认定为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但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之规定，异议人张文国如认为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瑕疵履行，使其遭受了损害，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异议人张文国领取了全部执行和解协议兑现款，现主张行使反悔权，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的执行无法律依据。综上，异议人张文国所提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2019年1月28日，榆林中院作出（2019）陕08执异6号执行裁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张文国的异议请求。张文国不服榆林中院异议裁定，向陕西高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榆林中院（2019）陕08执异6号执行裁定；2.撤销榆林中院（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结案通知书和（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4号执行裁定;3.依法恢复神木法院（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主要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原本在神木法院强制执行，但因执法环境问题，经申请，榆林中院于2015年10月14日批准提级执行。于2015年底只执行回来3000元。2016年6月，二被执行人登上榆林中院第六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但显失公平。具体说是不签订和解执行协议二被执行人就没钱，就分文不履行还款义务（被执行人在执行当中共履行了14万元债务，其中包括神木法院执行的1万元、榆林中院执行的3万元和解封奔驰车给的10万元）；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现场就履行了30万元还款义务。执行和解协议违反法律、显失公平。申请执行人将执行和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和被执行人两次未按期履行等事项提出异议，榆林中院（2019）陕08执异6号执行裁定避重就轻只字不提执行和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的重大事实，只是载明上述两次不是未按期履行，是瑕疵履行，申请人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无法律依据。那么，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第七条“以上还款协议被执行人必须按期履行，如有一次未按期履行，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恢复原判决书内容的执行，并有权对放弃的利息主张权利”由谁来解释。三、执行和解协议第五条：“被执行人在签订协议书并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30万元后，申请人必须向榆林中院申请将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上予以屏蔽”。申请执行人受胁迫“必须”给榆林中院写《屏蔽二被执行人失信名单申请书》。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陕西高院查明，榆林中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另查明，执行和解协议签订的当日，被执行人向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打入和解协议约定的首付款30万元。其后，被执行人高忠智本人或通过他人按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向榆林中院执行局账户打款，第二期于2016年10月14日（提前一日）到账20万元；第三期于2017年1月16日（延迟一日）到账10万元，于2017年1月17日（延迟两日）到账10万元；第四期于2017年4月14日（提前一日）到账10万元，于2017年4月24（延迟九日）到账5万元，4月25（延迟十日）到账5万元；第五期于2017年7月5日（提前十日）到账20万元；第六期于2017年10月11日（提前四日）到账20万元；第七期于2018年1月11日（提前四日）到账20万元。再查明，第三、四期款项延期到账期间，张文国未提异议，也未申请执行。2017年6月，张文国以第三、四期款项延期到账为由，向榆林中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陕西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申请执行人张文国提出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应否支持。一、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本案执行中，在榆林中院执行部门主持下，申请执行人张文国与被执行人高忠智、杨艳达成《和解执行协议》，约定了分期履行案款的数额及履行方式，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并捺指印予以确认。复议申请人张文国无证据证明《和解执行协议》系在欺诈、胁迫下作出的，对此项主张陕西高院不予支持。二、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已全部履行完毕。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恢复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恢复执行：（一）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恢复执行的。本案中，榆林中院有权按照执行法律规定，审查判断债务人是否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是否履行完毕及是否按照原生效裁判执行。处理和解协议履行与恢复原裁判执行的关系，应坚持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案情全面综合考虑，既应鼓励当事人积极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也要制裁以和解协议拖延或规避执行的行为。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七期付款，从被执行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时间看，第一、二期、第五、六、七期按时或提前付款;第三期迟延一两日付款;第四期付款有10万元提前一日，两笔5万元分别延迟九日和十日。但被执行人在履行第五期付款时提前了十日;第六期、第七期均提前四日履行。从整体上看，被执行人在本案中并非故意拖延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规避执行，应属持续努力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而仅存在轻微的履行迟延，并不致于对张文国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或导致协议根本目的不能实现。延期期间，张文国未提出异议、未申请恢复执行，可视为其默示认可。因此，应认定本案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应按照原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三、关于本案被执行人瑕疵履行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本案中，执行和解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榆林中院裁定终结了本案的执行，张文国如仍认为被执行人的迟延履行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依法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综上，复议申请人张文国复议请求事项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9年5月30日，陕西高院作出（2019）陕执复71号执行裁定，依照《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一条、《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张文国复议申请，维持榆林中院（2019）陕08执异6号执行裁定。张文国不服陕西高院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陕西高院（2019）陕执复71号执行裁定，撤销榆林中院（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号结案通知书和（2015）榆中执提字第000274号执行裁定，恢复神木法院（2014）神民初字第05413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主要事实及理由：1.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执行法院执行不力，申诉人被迫借钱偿还欠他人的债务，致使自己生活困难。申诉人为解燃眉之急，被迫签订了违反法律规定的所谓执行和解协议。2.陕西高院复议裁定查明事实不实，根据执行卷宗中的材料，申诉人于2017年4月25日在榆林中院领取第四期逾期十日履行的20万元时，就递交了《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2017年11月2日，申诉人向执行法院递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2017年11月27日，申诉人前往执行法院，请求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一条就是否支持恢复原判决执行，要求作出裁定书，否则进入不到执行异议程序；2017年12月14日，申诉人也向有关部门投诉执行人员。上述材料，证明申诉人一直在要求尽快恢复原判决的强制执行，但陕西高院查明的是第三期、第四期延期到帐期间，申诉人未提异议，也未申请执行，纯属捏造事实。3.陕西高院仅把被执行人的两次逾期履行认定为“存在轻微的履行迟延”，而且申诉人已经在领取第四期逾期十天到账的20万元时同时递交了《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并于2017年11月2日递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但陕西高院却认为“延期期间，申诉人未提出异议、未申请恢复执行，可视为默示认可”。4.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陕西高院复议裁定掩盖、放纵了执行人员违法犯罪的事实，执行人员不顾民事判决，擅自启动执行无法律效力的所谓的和解执行协议并以此终结了民事判决的执行，胁迫申请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第五条屏蔽失信被执行人。5.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不能成立。被执行人高忠智、杨艳答辩称，1.《和解执行协议》是在榆林中院执行部门主持下达成，系各方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双方签字捺手印予以确认，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合法有效。申诉人主张为解30万的燃眉之急被迫签订协议，与事实不符，申诉人作为省公安厅退休领导，如其受胁迫签订和解协议，应当在30万元之后就主张撤销协议、恢复执行，但其却是在接收被执行人依和解协议约定付款义务后提出，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对申诉人的该项主张，应予驳回。2.《和解执行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本案不应恢复执行。被执行人前期已经支付21万元（诉前7万元和执行中14万元）的基础上，《和解执行协议》确认再向申诉人分期支付150万元，截至2018年1月11日，已分7期全部履行完毕。法院认定被执行人第三期、第四期款项支付存在到账迟延，事实上，被执行人并非故意拖延，一方面，案涉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跨行转账需要13日才能到账，付款日和到账日存在时差，第三期的打款日其实并无迟延；另一方面，被执行人当时全部财产均被查封且无其他收入，确实无力履行，部分款项是因无法凑齐才有所迟延。即便有两期款项迟延到账存在轻微履行瑕疵，但整体来说，被执行人并非故意拖延或者规避履行，而是持续努力按期还款，且七期中有四期款项是提前到账的。因此，轻微履行瑕疵事实上并未导致申诉人利益受损，《和解执行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被执行人已经完全履行和解协议。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一条、《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应依法驳回申诉人恢复执行的申诉请求。即使申诉人认为因瑕疵履行受到利益损害，因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其应依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3.被执行人目前资不抵债、债务缠身、生活困顿，已无履行能力，申诉人陈述的与事实严重不符。2013年6月，因做生意需要资金，便向时任省公安厅处长的申诉人借款，后生意陷入停滞，前期投入被诈骗而空。为了偿还债务，与他人合伙办场，但未实际投入，现矿依然难以开工，未曾有任何实际收益。目前高忠智系下岗职工，无任何收入来源，杨艳也仅有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收入，儿女均租房居住，女儿从未出国留学或生活。目前被执行人依然债务累累，名下所有房产已抵押给银行且均已被法院查封，部分房产已与其他债权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被执行人并非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综上，申诉人张文国在完全自愿情况下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在被执行人履行完毕后，却又反悔，要求恢复执行，依法应当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与陕西高院、榆林中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二是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三是执行法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一、关于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胁迫是指以带有威胁性的行为要求被胁迫人答应自己非意愿的要求，亦或者签订损害自己权利的不平等合约。《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申诉人张文国与被执行人高忠智、杨艳在榆林中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共同签订了书面的《和解执行协议》，该协议有双方当事人和担保人签名和捺印。申诉人主张其被迫签订《和解执行协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关于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根据此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即一方当事人自始至终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者是履行了部分后不再履行，致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共约定了七期付款，其中第三期的20万元，有10万元迟延一日，有10万元迟延两日；第四期的20万元，有10万元提前一日，有5万元迟延九日，有5万元迟延十日，另外五期被执行人系按时或提前付款。从被执行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整体情况看，虽然被执行人有两期款项的交付时间晚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但迟延的时间并不长，且其早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完毕。可见，被执行人并不存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其中两期迟延付款的行为，只能说明其履行有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执行和解协议目的的实现。因此，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张文国未就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提出异议和申请恢复执行，可视为申诉人默示许可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但该认定错误并未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榆林中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虽然有两期款项延期，但已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榆林中院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并无不当。陕西高院就被执行人瑕疵履行的问题，已向申诉人释明可以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寻求救济。因此，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张文国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文国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孙建国审判员  薛贵忠审判员  熊劲松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燕东申书记员李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