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藏03刑终12号 抗诉机关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张向红，男，汉族，1969年1月1日出生，甘肃省甘谷县人，初中文化，经商，户籍地重庆市荣昌区，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7月3日被刑事拘留，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6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对张向红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1月17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4月3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同年8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李志军，男，汉族，1980年1月5日出生，江苏省如皋市人，初中文化，务工，户籍地江苏省如皋市，暂住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7月3日被刑事拘留，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6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志军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1月17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4月3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同年8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恒，男，汉族，1993年10月1日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中专文化，务工，户籍地四川省南部县，暂住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6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对陈恒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1月17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4月3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同年8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石季松，绰号“石头”，男，汉族，1991年5月25日出生，四川省荣县人，小学文化，务工，户籍地四川省荣县，暂住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6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对石季松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1月17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4月3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同年8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牛秀珍，女，汉族，1973年10月5日出生，甘肃省天水市人，小学文化，务工，户籍地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7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16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对牛秀珍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取保候审。2020年1月17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4月3日，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同年8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审理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2020）藏03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尼玛次仁、向巴曲扎，检察官助理魏忠敬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陈恒、石季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第一审人民法院未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经对证据分析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犯组织卖淫罪，指控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陈恒、石季松犯罪的时间、地点、经过、手段、危害结果等事实。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证据与指控的犯罪事实缺乏联系，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如不能排除沐之缘经营者、出资者疏于管理、“技师”私自从事卖淫活动的可能性，得不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犯组织卖淫罪，陈恒、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唯一结论。 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是原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主要根据，因缺乏被告人实施组织卖淫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供述，且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反复，在庭审中否认犯罪事实，并提出改变供述的理由，致使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属实；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矛盾，也无法查证属实。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具体分析如下： 1．证人曾某某的证言证实御景宫存在卖淫活动，但曾某某已于一二年前退出御景宫经营，致使御景宫存在卖淫活动的事实存疑，且与证人王某某的证言相互矛盾；王某某在证言中称其注销了御景宫，并将出租房及设备退还教育宾馆，与被告人李志军供述王某某转让的事实矛盾。 2．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曾供述自己知道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以及服务收费标准，后又翻供，无法确认三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且与侦查机关在2018年6月22日扣押的营业报表的价格、服务时间、收费等记载相互矛盾。 3．被告人李志军、陈恒、石季松在庭审中提出，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让李志军、陈恒、石季松阅看了其他人的笔录之后才予供述，并称可以指认当时的侦查人员，第一审人民法院要求原公诉机关作出说明，原公诉机关未作出说明。 4．六名“技师”的证言反映出六名“技师”在侦查机关作证不止一次，但卷宗内并无相关材料，且六名证人关于对服务流程、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的陈述与营业报表中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 5．证人钮某某、罗某某二人的证言高度一致，均称由“9号技师”服务，收费标准为600元，为二人服务的“技师”未介绍服务内容，与“58号、9号技师”的证言相互矛盾，与营业报表记载的“58号、9号”服务价格600元、800元不一致。 6．侦查机关未将涉案的“pos”机、沐之缘所有的营业报表、账本、吧台中的挂牌、号牌以及原公诉机关估算的42万余元非法所得、张向红银行账户内的经营收入扣押、冻结。“技师”何某某在证言中称已向侦查人员提供营业记录，但案卷中并无相关证据材料。 7．侦查机关未围绕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收集、固定证据，在原公诉机关作出退回补充侦查提纲中，明确要求围绕犯罪构成要件收集、固定证据的情况下，仍未按要求收集、固定相关证据。 8．因侦查机关未及时搜查，被告人张向红已将部分营业报表及相关凭证销毁。 综上，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款之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五被告人无罪。 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 1．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22日23时许，在沐之缘现场抓获二名卖淫女和二名嫖娼男子，四人被查时虽然没有正在发生性关系，但均明确表示具有发生性关系的意图。 2．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是沐之缘的幕后“股东”，被告人牛秀珍是沐之缘的“法人”。张向红对沐之缘经营管理主要体现在前期对沐之缘的装修。沐之缘的装修，李志军也出资2万元。被告人陈恒、石季松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所雇佣。 3．六名卖淫女所作的关于自己在沐之缘主要从事向他人提供性服务的证言详细，包括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费用，与沐之缘老板之间的分成叙述明确。六名卖淫女的证言均提及被管理的情形，如上下班时间、交纳押金、旷工处罚、吃住在店内等情况，且证言内容相差不大，可以明确证实在沐之缘被容留、雇佣、管理的事实。关于卖淫收入的分配，六名卖淫女均称与沐之缘五五分成，与被告人李志军、牛秀珍、陈恒、石季松的供述一致。 4．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故意、犯罪事实的问题。原公诉机关认为，首先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在侦查阶段均供称对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是明知的，虽然之后翻供又不予承认。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三名被告人对原公诉机关提出的关于男性与女“技师”在密闭空间如何洗澡的问题，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其次根据六名卖淫女的证言，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的前期供述，结合一般人的认知，可以证实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对沐之缘是一个打着洗浴幌子，实则是一个卖淫场所的事实是明知的。沐之缘所谓的洗浴收费标准明显不符合正规洗浴场所的收费标准。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犯罪故意明显。 5．被告人张向红负责对沐之缘经营管理和掌管沐之缘经营收入这一事实，根据张向红供述和同案犯供述即可确认。张向红辩称其系帮助被告人牛秀珍管理沐之缘，但张向红如果不是管理者、决策者，为何可以直接从经营收入中扣划沐之缘的装修费、水电费、房租费，其辩解明显不符合常理。 6．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系沐之缘的实际获益人是可以确定的。首先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沐之缘的前身为御景宫，李志军是御景宫“股东”之一，且李志军在庭审过程中也承认这一事实。李志军对自己在沐之缘持50%股份的事实供认不讳，张向红在庭审过程中也承认接受御景宫并一直持50%股份的事实。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均供述接受御景宫同时留用了御景宫的女“技师”。御景宫“股东”曾某某称御景宫曾是卖淫场所，“股东”王某某对御景宫存在卖淫活动并不否认。 7．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陈恒、石季松二人受雇于沐之缘的事实。陈恒在上班期间负责晚班工作，石季松负责白班工作，二人前期在向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所作的供述中均提到了自己的职责，即为沐之缘幕后老板们负责店内日常经营管理，负责收银、接待、管理卖淫女，并向他人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不同的是陈恒会把每天经营收入汇总后不定期交给被告人张向红，与张向红对账后还负责发放店内雇员含卖淫女的工资。陈恒、石季松均明显表达了进入沐之缘工作后就知道沐之缘是一个卖淫场所。上述事实能与六名卖淫女的证言相互印证，也能同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的前期供述相互印证。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上述犯罪事实不做认定，认为无罪，明显有误。 8．原公诉机关的证明事实为御景宫存在卖淫活动，且被告人李志军属御景宫“股东”之一，庭审过程中李志军承认了自己是御景宫“股东”的事实，虽然曾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证言并不完全一致，但并不影响李志军自己前期在御景宫占有股份的事实，第一审人民法院将该事实予以排除，明显有误。 9．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第二点分析。原公诉机关认为2018年6月22日当晚的管理人员是陈恒，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并未直接参与安排卖淫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但营业报表中确实存在400元、600元、800元等记录，原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时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在认定金额时用了400元、600元、800元不等的嫖资。 10．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第三点分析。原公诉机关认为在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曾召开庭前会议。会上，原公诉机关曾向五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当时五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未申请。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李志军、陈恒、石季松确实提出了侦查机关让其阅看了其他人的笔录之后才予供述的问题，但出庭公诉人当庭提醒被告人可以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法庭可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要求公诉人对证据进行审查，法庭未接受公诉人的意见。且本案五名被告人在检察机关接受讯问时，均称侦查机关在对其讯问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没有刑讯逼供。 11.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第四点分析。原公诉机关认为检察机关审查证据主要以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为主，且原公诉机关也曾向侦查机关提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未予移送，侦查机关答复称处理治安案件过程中产生的证人证言经转化后提供给了检察机关，转化后的证人证言能够较为明确反映待证事实。第一审人民法院如果认为证人证言不完整，可以建议原公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第一审人民法院并未启动上述程序，也未对有关证人证言作出认证，直接否定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不当。 12.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第五点分析。原公诉机关认为证人吴某某、何某某关于收费数额、各自编号的证言与其他证据确实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存在的矛盾不影响二人证言可以作为认定二人卖淫意图明显、沐之缘存在向嫖客介绍卖淫女的事实根据。 13．原公诉机关认同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证据的第六点、第七点、第八点分析，但三点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 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和二审出庭意见认为： 1．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陈恒、牛秀珍、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综合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张向红与李志军为谋取非法利益，开设沐之缘，容留至少六名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且六名卖淫女的证言证实，在沐之缘需交纳1000元押金，平时吃住都在沐之缘，每十天还需交纳600元的食宿、管理费用，沐之缘有上下班、请假、迟到罚款等管理制度。张向红、李志军开设沐之缘实质就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建立的卖淫场所，再通过容留的方式，将分散的卖淫女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张向红、李志军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陈恒在沐之缘不仅仅是收银员，还充当着管账人，直接参与经营和负责对卖淫女的日常管理工作，起到协助组织卖淫的作用，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且帮助作用较大，系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主犯。在案证据证实牛秀珍虽未直接参与沐之缘的日常经营管理，但受利益驱使，为了每个月5000元的“法人风险承担费用”，主动为沐之缘办理营业执照，并将自己登记为“法人”，为不合法的卖淫场所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卖淫场所的顺利建立起了帮助作用，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但牛秀珍在协助组织卖淫罪中所起的协助作用一般，系从犯。石季松负责沐之缘白天的嫖客接待、嫖资收取、对卖淫女的活动在营业报表上进行登记和“上钟”，并将收取的嫖资与夜班收银员陈恒进行交接。石季松明知同案犯组织卖淫仍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但协助作用一般，系从犯。本案侦查机关虽然未将“pos”机，沐之缘所有的营业报表、账本、吧台中的挂牌、号牌等物证提取到案，以及未提供证明非法所得的证据，可能会影响对原审被告人的量刑，但不会影响对原审被告人的定罪。 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审被告人李志军当庭承认自己曾是御景宫“股东”这一事实，与证人曾某某 、王某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曾某某的证言证实御景宫被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接手后，当时在御景宫从事卖淫活动的部分女“技师”也留在了沐之缘，且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原审被告人牛秀珍的证实。故可认定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对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是明知的。 3．沐之缘的营业报表详细记录了2018年6月22日当晚提供性服务的房号、“技师”编号、价格、时间、实收等内容，能够与公安机关于当晚检查时在沐之缘8号、9号房间内当场抓获二名嫖娼人员和二名卖淫女的事实相互印证。营业报表上的内容有“价格”和“实收”字样，表明“价格”其实是标价，实际生活中的标价在经过讨价还价和讲价后，实收的价格肯定会低于标价。因此，营业报表上出现350元、500元、700元的价格是符合常理的。五名原审被告人前两次供述，对于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不同收费标准包含不同服务内容以及卖淫女的卖淫收入与老板平分等事实，供认不讳，彼此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也能得到证人证言的印证。五名原审被告人后期在同一时间段内翻供，因五人被取保候审，不排除有串供的可能性。五名原审被告人提出受侦查机关诱供，但在一审庭前会议和一审庭审过程中均未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也没有对翻供提出足够的理由，反而更进一步证明了五名原审被告人在犯罪以后，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依然心存侥幸，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心态。 原审被告人张向红辩称，沐之缘的“股东”是原审被告人李志军、牛秀珍，其受前妻牛秀珍之托帮助前妻管理沐之缘财务，自己没有参与沐之缘的经营管理，不知道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 原审被告人李志军供认自己与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是沐之缘的“股东”，但辩称沐之缘仅经营洗浴，不存在卖淫活动。 原审被告人牛秀珍供认自己与原审被告人李志军是沐之缘的“股东”，但辩称其只是以自己名义为沐之缘办理了营业执照，每月可领取5000元的工资，并未实际参与沐之缘的管理，不知道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 原审被告人陈恒辩称，自己是原审被告人李志军聘请至沐之缘的收银员，只负责收银，不知道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 原审被告人石季松辩称，自己只负责沐之缘白天的收银工作，不知道沐之缘存在卖淫活动。 经二审审理查明，自2017年6月起，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在昌都市卡若区茶马路3号教育宾馆一楼合伙经营一家洗浴中心。2017年8月，张向红前妻即原审被告人牛秀珍以洗浴中心经营者的名义为洗浴中心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将洗浴中心的名称登记为“沐之缘”。为此，沐之缘经营期间，张向红、李志军每月支付牛秀珍“风险费”5000元。 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22日沐之缘经营期间，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先后管理、控制至少六名卖淫女在沐之缘从事卖淫活动，并雇佣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二人分别在夜间、白天负责接待嫖娼人员，为嫖娼人员安排房间，向嫖娼人员介绍、安排卖淫女，收取嫖娼人员的嫖资，并负责对卖淫女的日常管理。另外，陈恒还负责卖淫女卖淫收入的发放，以及沐之缘雇佣的厨师、保洁员等人员工资的发放。沐之缘根据性服务的内容、时长，性交次数，制定有不同价格的收费标准。陈恒、石季松收取嫖娼人员的嫖资后，由陈恒将嫖资或卖淫收入统一交由张向红掌控。卖淫收入由张向红、陈恒共同核算后，首先在张向红、李志军和卖淫女之间平均分配。张向红、李志军所得卖淫收入除去牛秀珍、陈恒、石季松等人员工资和沐之缘房租每月2.5万元、日常开支等费用后，最后由张向红、李志军平均分配。 2018年6月22日23时，沐之缘中的卖淫女何某某、吴某某与嫖娼人员纽某某、罗某某在沐之缘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随后，沐之缘的另外四名卖淫女也被公安机关调查。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牛秀珍，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分别于2018年6月26日，7月2日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上述事实，有一审、二审开庭审理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信息、户籍证明：（1）张向红，男，汉族，1969年1月1日出生于甘肃省甘谷县，户籍地重庆市荣昌区；（2）李志军，男，汉族，1980年1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户籍地江苏省如皋市；（3）牛秀珍，女，汉族，1973年10月5日出生，农民，户籍地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4）石季松，男，汉族，1991年5月25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荣县；（5）陈恒，男，汉族，1993年10月1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南部县。 2．营业执照复印件：昌都市卡若区沐之缘于2017年8月8日注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营业场所位于昌都市卡若区茶马路3号，经营者牛秀珍。 3．沐之缘洗浴中心房租收据：除2018年5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沐之缘洗浴中心每月交纳租金2.5万元。 4．沐之缘洗浴中心水电费收据：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共交纳水电费15.48515万元。 5．沐之缘洗浴中心营业报表：2018年6月22日19时至22时，“88号、58号、28号、9号、80号”六名“技师”分别提供了价格、实收均为“500元、600元、400元、400元、700元”的服务各一次；“66号技师”提供了价格、实收350元、700元的服务二次。“58号、9号技师”于6月22日23时提供价格分别为800元、600元的服务各一次。 6．昌都市公安局卡若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昌都市拘留所执行回执、解除拘留证明书，西藏自治区罚没收入统一票据、西藏自治区资金往来票据：沐之缘洗浴中心六名女性“服务员”吴某某、何某某、都某、达某某、张某某、邵某某，因卖淫被行政拘留五日；罗某某、钮某某因于2018年6月22日在沐之缘洗浴中心嫖娼被罚款500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某的证言：张某某于2018年6月1日应聘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从事帮人洗澡、按摩，并提供性服务。沐之缘洗浴中心有“法人”牛秀珍一人，收银员陈恒、石季松二人，保洁员二人、厨师一人，还有八名“员工”。八名“员工”都从事性服务活动，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编号。张某某不知道其他“员工”的姓名，平时以“编号”相称。“员工”编号的牌子挂在吧台的墙上，如果“员工”请假，自行将牌子取下即可。张某某在沐之缘洗浴中心期间，为接待的所有人员提供了性服务，约有十一人。沐之缘洗浴中心的避孕套由“员工”自行购买，其余日常用品由沐之缘洗浴中心提供。两名收银员分白班、夜班负责管理“员工”工作。“员工”七点半上班，根据上班先后“挂牌子”，并根据“挂牌的先后顺序接客”，客人也可自行选择“员工”提供性服务。服务完毕，客人自行将服务费交给收银员，由收银员统一管理服务费。每天“员工”都会与收银员对账。服务收费标准根据服务内容、时间、次数有400元、600元、8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服务收入在“员工”与沐之缘洗浴中心之间平均分配，“员工”工资每五天或十天结算一次。张某某只领取一次工资，由陈恒发放。 2．证人吴某某的证言：吴某某自己应聘至沐之缘洗浴中心，应聘时就清楚自己需要从事性服务，在沐之缘洗浴中心期间主要从事帮人洗澡、按摩，并提供性服务。接受吴某某性服务的人员约有七人。沐之缘洗浴中心有收银员二人，“技师”约有八人，还有保洁员、厨师。收银员负责“技师”的日常管理。沐之缘洗浴中心的客房主要用来提供性服务，避孕套、湿巾、漱口水由“技师”自行购买。客人进店后，收银员将“技师”带进客房，客人如果不满意，可以要求换人。客人选定“技师”后，由收银员介绍服务内容和价格。沐之缘洗浴中心根据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次数，收费标准有600元、8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服务费由客人自行交给收银员管理。服务收入由“技师”和沐之缘洗浴中心“对半平分”，“技师”工资每十天结算一次，每月会被扣除500元生活费。吴某某上班仅三天就于2018年6月22日被抓。被抓当晚，收银员安排吴某某为客人提供服务，客人选择了收费标准为600元的服务。吴某某正在为客人按摩时被公安人员检查发现。 3．证人邵某某的证言：2018年1月，邵某某经人介绍，到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主要从事帮人洗澡，并提供性服务。邵某某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期间，接待的人员约有二百六十人，其中部分提供了性服务。沐之缘洗浴中心有客房十一间，主要用于为他人提供性服务。避孕套由“服务员”自行购买，其他日常用品由“老板”提供。沐之缘洗浴中心有“老板”牛秀珍一人，“股东”二人，其中一个“股东”姓李。收银员陈恒、石季松二人，保洁员二人。“服务员”八人，她们都有自己的编号，平时以编号相称。牛秀珍“有时候来店子里看一下，问一下收益情况”。收银员负责收钱和管理“服务员”，“服务员”负责提供性服务。“服务员”根据服务内容、时间、次数，收费标准分为400元、600元、8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服务收入由“服务员”和“老板”平均分配。客人进店后，由收银员安排到客房，并安排二三名“技师”供客人挑选，由选定的“技师”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服务完毕，客人自行到吧台向收银员结账。“服务员”进入沐之缘洗浴中心需要交纳1000元押金，押金在工资中扣除，每月还需交纳600元生活费。“服务员”工资由“老板”、收银员核算，十天结算一次，由陈恒发放。 4．证人达木某的证言：2018年6月，达某某自行应聘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从事帮人洗澡，并提供性服务。达某某为其服务的所有人员提供了性服务，约有十人。沐之缘洗浴中心有客房十一间，“老板”一人、收银员二人、保洁员二人、“服务员”八人。收银员负责“服务员”的管理，“服务员”提供按摩服务和性服务。避孕套由“服务员”购买，其他日常用品由“老板”提供。根据服务时间、内容、次数，服务的收费标准有600元、8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客人进店后，收银员将客人安排到客房，并与客人商谈服务价格。商定价格后，收银员安排二三名“服务员”进入客房供客人选择，由选定的“服务员”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服务结束，客人自行到吧台结账。每天“服务员”都会与收银员核对服务收入，服务收入由收银员统一管理，并在“服务员”和“老板”之间平均分配。“服务员”工资每十天结算一次，由收银员发放。每次发放工资时，“服务员”会交纳600元住宿费和生活费。 5．证人都某的证言：2018年5月23日，都某应聘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主要从事帮人洗澡、按摩、并提供性服务。都某为其服务的人员均提供了性服务。“服务员”进店需要交纳1000元押金，正常上班期间不允许请假，否则予以“罚款”，每月还需交纳600元生活费。除避孕套由“服务员”自行购买外，其他日常用品由沐之缘洗浴中心提供。沐之缘洗浴中心有客房十一间，收银员陈恒、石季松二人，保洁员二人，厨师一人，“服务员”八人。收银员负责收钱、接待工作，“服务员”主要提供洗浴、按摩、性服务。沐之缘洗浴中心根据服务内容、时间、次数，收费标准有400元、600元、8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先由收银员接待客人，再由客人选择“服务员”，由客人选定的“服务员”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每天“服务员”会与收银员对账，服务收入由“服务员”和“老板”平均分配，“服务员”工资每十天由陈恒结算、发放一次。 6．证人何某某的证言：2017年6月，何某某被石季松带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主要从事帮人洗澡，并提供性服务。何某某为其服务的人都提供了性服务，接受性服务的人约有六百人。沐之缘洗浴中心有客房十一间，有“老板”牛秀珍一人，经理陈恒一人，收银员石季松一人，保洁员二人，“服务员”八人。石季松会在何某某“接客的收入里面抽取费用”。沐之缘洗浴中心经理陈恒，石季松负责收银、接待、协助经理管理“服务员”。二人“抽取我们（服务员）上班的费用和客流量”，“一个客人抽取3元”。根据服务内容、时间、次数，收费标准有400元、600元、800元、1200元、1500元，每种收费标准的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400元的服务，何某某得200元，“老板”得200元，“经理、收银员”自何某某手中抽取100元。600元的服务，何某某得300元，“老板”得300元，“经理、收银员”自何某某手中抽取100元。800元的服务，何某某得600元，“老板”得200元，“经理、收银员”自何某某手中抽取200元。1200元的服务，何某某得900元，“老板”得300元，“经理、收银员”自何某某手中抽取300元。何某某未提供1500元的服务。服务流程如下：客人进店后，由“经理或收银员”安排至客房，并与客人商谈服务价格。商定价格后，“经理或收银员”安排二三名“服务员”进入客房供客人挑选，由选定的“服务员”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服务结束，客人自行到吧台结账。每天“服务员”都会与收银员对账。为防止“服务员”擅自离开，“服务员”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期间需交纳1000元押金，请假也会扣除部分押金。工资每十天发放一次，发放工资会扣除或交纳600元生活费。除避孕套由“服务员”自行购买外，其他日常用品由“老板”提供。2018年6月22日晚，收银员安排何某某为一人提供收费为600元的服务，该人泡澡完毕时被公安机关查处。 7．证人钮某某的证言、公安机关执法录像：2018年6月22日23时许，钮某某与罗某某至沐之缘洗浴中心洗澡，“顺便找个女的给性服务”。一男子接待了二人，将钮某某安排在一个房间。钮某某向该男子“点了一个600元的套餐”。随后该男子安排一女子进入房间在木桶里放水让钮某某泡澡，该女子脱掉衣服全部裸露准备为钮某某搓背时，被公安人员查获。 8．证人罗某某的证言、公安机关执法录像：2018年6月22日23时许，罗某某与钮某某至沐之缘洗浴中心洗澡，“顺便找个女的给性服务”。一男子接待了二人，将二人分别安排在一个房间，并说有“600元的800元的服务”。罗某某选择了“600元的服务”。该男子随后安排一女子进入房间在木桶里放水让罗某某泡澡，该女子脱掉衣服全部裸露准备为罗某某搓背时，被公安人员查获。 9．证人曾某某的证言，曾某某对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石季松照片的混杂辨认笔录：曾某某与王某某、李志军、金某某共同经营教育宾馆御景宫洗浴中心，曾某某、金某某各占20%股份，王某某、李志军占60%股份，“法人”王某某，御景宫经营项目主要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收费标准分别为400元、600元、800元、1200元，每种价位都包含了性服务。“技师”工资每十天结算一次，工资按每次服务收费的一半计算。后曾某某退出御景宫经营，20%股份转让给张向红，张向红清楚御景宫中有“技师”为男性提供性服务。曾某某退出御景宫经营后一二年，御景宫转让给张向红、李志军，由二人共同管理，聘请“石头”（石季松）为经理，张向红前妻牛秀珍作“法人”，不参与管理和经营，每月领取“法人风险费”。御景宫五六名“技师”继续留用提供性服务，服务价格和“技师”工资计算标准沿用御景宫的标准。 （三）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 1．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绘图、现场照片：现场位于马草坝沐之缘洗浴中心，进入洗浴中心右侧为前台，内部有一条南北走向、宽1.8米的走廊。南北走廊西侧有四个房间，由北向南房号分别为V2、V7、V9、V11；南北走廊东侧有五个房间，由北向南房号分别为V1、V3、V6、V8、V10。2018年6月22日，公安机关对洗浴中心检查时，在V8号房抓获二名卖淫嫖娼人员，在V9号房抓获二名卖淫嫖娼人员。在南北走廊北端东侧有一布帘隔开的房间，房间北面有一张木质桌子，桌下有一女士用包，包内有大量避孕套。南北走廊南端有一条东西走向、宽1.7米的走廊。东西走廊南侧有“几个房间”（现场绘图显示有房间五间），供洗浴中心工作人员住宿。自东向西第一个房间内两张床，其中一床东西方向摆放，在该床上有一黑色带花纹记账本；另一张床西侧有一床头柜，床头柜上有一纸盒子，纸盒内有一红色“女士用包”，包内有大量避孕套；“床头柜的下端有一个包”，包内有大量避孕套。第二个房间有一个黑白条纹箱子，“箱子右前方发现一个红色的包”，在红色包内有大量避孕套。东西走廊北侧有一房间，该房间东北方向有一上下两层木质床，上层床上有一蓝色的包，包内有大量避孕套。 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2018年7月3日，公安机关对原审被告人张向红位于昌都市卡若区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卧室保险柜搜出教育宾馆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沐之缘洗浴中心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中国建设银行卡两张，沐之缘洗浴中心电费收据、房租收据。 3．辨认笔录：经对照片的混杂辨认，罗某某辨认出吴某某系2018年6月22日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为其提供服务的“女性技师”；吴某某辨认出罗某某系2018年6月22日在沐之缘洗浴中心接受其服务之人。经对照片的混杂辨认，钮某某辨认出何某某系2018年6月22日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为其提供服务的“女性技师”；何某某辨认出钮某某系2018年6月22日在沐之缘洗浴中心接受其服务之人。 4．辨认笔录：原审被告人石季松、陈恒、牛秀珍，吴某某对原审被告人李志军的照片进行了混杂辨认；石季松、陈恒、牛秀珍对原审被告人张向红的照片进行了混杂辨认。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原审被告人陈恒的供述：2017年7月，陈恒受李志军安排，到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负责晚上八点至次日凌晨五点期间的收银、接待，以及负责日常账目管理、“技师”请销假、人员招聘等工作。牛秀珍仅为沐之缘洗浴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只是“挂名法人代表”，不参与沐之缘洗浴中心管理，偶尔至店内询问日常情况，每月工资5000元。沐之缘洗浴中心的“股东”是张向红、李志军，张向红以“店内股东的身份”负责店内账目管理和店内的日常管理，一二天会以“股东的身份收一次账”，李志军偶尔到店内询问日常情况，二人不领取工资，每月分红二三万元。2017年12月，石季松到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负责早上十点至晚上八点的收银、接待工作。沐之缘洗浴中心有保洁员二人、厨师一人、“技师”八人。“技师”都有各自的编号，平常以编号称呼，负责提供性服务。“技师”需交纳1000元押金，和每月600元生活费。沐之缘洗浴中心避孕套由“技师”自带，张向红负责沐浴露、洗发露、梳子、刮胡刀、垃圾袋等日常用品的采购。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经营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牛秀珍、张向红、李志军三人知道店内从事卖淫活动。“客人进门由吧台人员首先询问客人是否有认识的技师，如果有认识的技师，通过对讲机呼叫技师。如若没有认识的技师，由吧台人员带入房间，再由吧台人员呼叫上班技师到房间，由客人自由挑选。客人挑选好了之后，由技师询问客人需要多少价位的服务项目，再由技师到吧台报钟。技师服务之后，客人自行吧台买单。”根据性服务时间、次数、内容，沐之缘洗浴中心收费标准有400元、600元、800元，每天接待人员20至25人，每月营业额有30万至35万，每月纯收入五六万元。陈恒进入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时，张向红要求其将营业款交由张向红管理。石季松将白天营业额交给陈恒，陈恒连同晚上营业额以现金或微信转账的方式一同交给张向红，张向红会向陈恒出具一份收据。经营收入在“老板”和“技师”之间平均分配。“技师”工资每十天发放一次。“技师”工资发放前，陈恒持“报钟单”与“技师”核对工资，再与张向红核对“技师”工资，后从张向红处领钱向“技师”发放工资。除去“技师”、员工工资和店内开支，剩余经营收入由张向红、李志军分配。陈恒工资6000元，一次收费600元、800元的服务，提成分别为6元、8元，“包夜”提成百分之一。石季松工资5000元，一次收费600元、800元的服务提成分别为6元、8元。如果是沐之缘洗浴中心之外的“技师”在沐之缘洗浴中心接待客人，每次服务由“老板”提成10元。出租车师傅为沐之缘洗浴中心介绍客人的，介绍一人向师傅支付130元。 2．原审被告人石季松的供述：2017年6月，石季松到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并清楚沐之缘洗浴中心提供卖淫服务。沐之缘洗浴中心有“老板”张向红、李志军二人，“法人代表”牛秀珍一人，经理陈恒一人，“服务员”八人，保洁二人，厨师一人。“老板”张向红负责财务，每两天至店内收取一次营业款。“老板李志军平时不管事，只负责每月分红。”牛秀珍不是“老板”，不参与“任何管理工作，只是挂名法人代表”，每月工资5000元。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应该知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陈恒负责管理员工包括石季松的请销假上下班、员工工资、当天营业收入、人员招聘等，“负责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新员工需交纳1000元押金，以防止擅自离职，并每月交纳600元生活费。石季松负责白天收银、管理员工、接待客人，每月工资5000元。石季松将客人安排到房间，询问客人有无认识的“服务员”，如果没有，就让在岗的“服务员”进入客人房间供客人挑选。石季松在客人选定“服务员”后与客人商定服务价格，并介绍服务内容，“服务员”则回自己的房间取避孕套、消毒液等“做性服务的工具”，并在吧台找石季松“接钟”。沐之缘洗浴中心根据服务内容、次数、时间，收费标准分别为400元、600元、800元、1500元，每个标准的收费服务都包含有性服务。避孕套由“服务员”自备，其他物品由沐之缘洗浴中心提供。服务费由陈恒、石季松收取，白天的营业款由石季松交给陈恒，再由陈恒交给张向红。营业款由沐之缘洗浴中心与“服务员”平均分配，但一次收费1500元的服务，“服务员”分配收益960元，“老板”分配540元。一次收费400元、600元、800元、1500元的服务，陈恒或石季松从“老板”那里提成分别为14元、16元、18元、25元。石季松“带的员工何某某”每服务一次，石季松在何某某收入中“抽成10元”。张向红、李志军每月分红三至四万元。“技师”工资每十天发放一次，陈恒核算好后，自张向红处拿钱发放。沐之缘洗浴中心吧台“技师牌”上挂有号牌，一个号码代表一个“技师”。 3．原审被告人李志军的供述：沐之缘洗浴中心“老板”是李志军和张向红，各占50%的股份。张向红负责经营管理，包括店内的支出和收入，李志军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二人于2017年5月接手沐之缘洗浴中心，并一边装修一边试营业，于六七月开始营业。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用房“是张向红的”，店内装修、管理均由张向红负责，牛秀珍仅负责办理了营业执照，只是“法人”，没有参与管理，每月工资5000元。张向红、李志军二人合作时就商定：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经营洗浴和提供性服务，营业收入二人“五五分成”，店内“大小事务都由张向红全权负责”。张向红与李志军商议让张向红前妻牛秀珍任“法人”，李志军未反对。沐之缘洗浴中心有收银员陈恒、石季松两名，与李志军是“朋友关系”。陈恒于2017年6月由李志军安排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负责收银。石季松于2017年底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张向红不清楚沐之缘洗浴中心“卖淫的人数”，但知道经营洗浴、搓背、按摩和性服务，收费标准有400元、600元、800元。服务收入由陈恒与张向红核算，由张向红保管，并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与“技师”双方之间平均分配。“技师”工资，由陈恒自张向红处拿钱发放。如果是出租车将需要服务的人运至沐之缘洗浴中心，每运一人给出租车师傅130元。张向红会告知李志军每月分配多少收入，李志军每月收入在4000元至8000元之间，分红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支付。 4．原审被告人张向红的供述：张向红承包经营昌都市职校的教育宾馆。2017年5月8日将（部分）房间出租给前妻牛秀珍用于经营一家洗浴中心，房租每月2.5万元。洗浴中心于2017年6月至8月试营业，8月正式开业，经营洗浴、提供性服务。洗浴中心“老板”是牛秀珍、李志军，各占50%的股份，牛秀珍为“法人”。牛秀珍“当时她就找我商量，她说她要做法人，我先不同意，她说还有5000元工资，所以我就同意了，就这样她就成为了公司的法人。”洗浴中心的“pos”机使用张向红的姓名注册，由牛秀珍借去使用，绑定的尾号为“097”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也是张向红的，该银行卡由张向红保管，存放在张向红屋内保险柜中。陈恒于2017年6月被李志军安排至沐之缘洗浴中心上班，负责沐之缘洗浴中心日常管理。陈恒每隔两天“就会给我交一次账，把钱就给我转过来，我就保管”。张向红接到营业款时，出具两份收款凭据，张向红、陈恒各持一份。张向红的收款凭据已被丢弃。“技师”工资每十天发放一次，由陈恒“算好了后”自张向红处拿钱发放。每月25日之前交纳房租费、水电费，每月2日向店内员工发放工资，剩余收入由“李志军和我分了”。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一年左右，每月房租2.5万元，夏季电费每月2000元，冬季电费每月五六千元，前期装修费约十万元，都由张向红从营业额中扣除。牛秀珍“文化水平不高不会算账，又在金店上班，没有时间”，张向红负责为牛秀珍“算账管钱”，不参与洗浴中心其他管理，“分红是分给牛秀珍和李志军的”，牛秀珍的“分红”由张向红保管。沐之缘洗浴中心店内缺少日常用品，陈恒会告知张向红，由张向红负责购买。 5．原审被告人牛秀珍的供述：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场所是2017年5月8日承租张向红的房屋。2017年6月，牛秀珍前夫张向红装修洗浴中心，需要更换店名和“法人代表”，与牛秀珍商定，由牛秀珍作“法人”，工资每月5000元，并告知牛秀珍“做法人的话有风险”。牛秀珍“为了钱”，愿做“法人”，随后以自己的名字办理了沐之缘洗浴中心的所有证件。2017年6月，沐之缘洗浴中心边装修边营业，于8月正式营业。沐之缘洗浴中心有八名“技师”、二名保洁员、二名收银员、一名厨师。沐之缘洗浴中心“老板”是牛秀珍和李志军。因没有文化，牛秀珍让张向红帮忙保管沐之缘洗浴中心营业款，张向红还负责购买沐之缘洗浴中心日常用品。“李志军什么都不负责，只负责分红。”收银员陈恒、石季松负责收银、接待、工资发放、店内日常管理。“技师”由收银员招聘，会收取“技师”1000元押金。“技师”每月还需交纳600元生活费，外出需要向收银员请假。沐之缘洗浴中心不是正规洗浴场所，除洗澡、搓背、按摩外，还提供性服务。根据服务内容和次数，收费标准分别为400元、580元、780元。收银员将营业款存至尾号“097”的银行账户中，该银行账户户名为张向红。张向红没有使用该账户银行卡，便给了牛秀珍使用，但由张向红存放在保险柜中保管。每天晚上，陈恒会将一天的营业额交给张向红。张向红会向陈恒出具收款凭据。服务收入由沐之缘洗浴中心与“技师”双方平均分配。“技师”工资每十天结算一次，由陈恒自张向红处拿钱发放。除去店内“所有开销和员工工资”，剩余收入由牛秀珍和李志军“五五分红”。牛秀珍共“分红”七八万元，大部分已被花掉，仍有一二万元“分红”在张向红处保管。经营期间，牛秀珍从张向红处领取工资约二万元，剩余三万元在张向红处保管。 （五）电子数据 微信转账记录：原审被告人陈恒于2018年4月20日至6月19日期间，通过微信向原审被告人张向红转账14次，共计11.4215万元。 一、关于沐之缘洗浴中心是否存在卖淫以及原审被告人是否知道存在卖淫的问题 沐之缘洗浴中心六名女“技师”的证言和主要负责收银和管理“技师”的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的供述足可证实，六名“技师”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从事卖淫活动，且卖淫收入是沐之缘洗浴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原审被告人张向红、牛秀珍、陈恒、石季松在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辩解不知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原审被告人李志军在二审过程中辩解沐之缘洗浴中心不存在卖淫活动，但是： 首先，五名原审被告人在首次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就明确供认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原审被告人张向红供称沐之缘洗浴中心主要经营“洗浴，还可以提供性服务”；原审被告人李志军供称“只知道有按摩、搓背和性交”，并称与张向红“合作时，我们谈了店内还是主要经营洗浴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原审被告人牛秀珍供称沐之缘洗浴中心不是正规洗浴场所，“除了洗澡、搓背、按摩以外，还提供性服务”；作为沐之缘洗浴中心的收银员、实际参与管理“技师”的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首次供述就详尽地供述了“技师”性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服务流程、管理制度等内容。五名原审被告人首次关于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的供述，能够得到在沐之缘洗浴中心从事卖淫活动的六名“技师”证言的印证。 其次，虽然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在接受侦查机关第三次讯问，原审被告人牛秀珍在接受侦查机关第二次讯问，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在接受侦查机关第七次讯问，开始予以翻供，否认知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但均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翻供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一是张向红、牛秀珍即使翻供也没有否认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只是否认自己知道。李志军在二审庭审中方才否认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之前一直辩解自己不知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二是牛秀珍在接受侦查机关第四次讯问时又供认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三是陈恒、石季松开始否认自己知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时已是2020年1月，距离案发2018年6月已有一年多。其间，侦查机关对取保候审的二人多次讯问，包括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于2019年4月10日对二人的一次讯问，二人供述一直稳定，均明确供认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从二人的供述中也可看出，卖淫女的卖淫收入是沐之缘洗浴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 再次，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雇佣于沐之缘洗浴中心的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分别在夜间、白天负责接待嫖娼人员，为嫖娼人员安排房间，向嫖娼人员介绍、安排从事卖淫活动的“技师”，收取嫖娼人员的嫖资，并负责对“技师”的日常管理。原审被告人张向红虽然一直否认自己是沐之缘洗浴中心的“老板”或“股东”即实际经营者，辩称自己是帮助前妻即原审被告人牛秀珍经营管理沐之缘洗浴中心，但其本人参与沐之缘洗浴中心的经营管理也是事实。在案证据可以证实张向红与陈恒共同核对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收入的账目，接受、管理经营收入资金和收入账单，核对发放“技师”的收入和雇员工资；还可证实张向红负责沐之缘洗浴中心的日常开支、日常用品购买和经营收益分配等事务。张向红也不否认上述事实。原审被告人李志军作为沐之缘洗浴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参与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收益的分配，并认识陈恒、石季松。综合上述事实，作为沐之缘洗浴中心的实际经营并参与收益分配者的李志军和作为参与管理者的张向红、陈恒、石季松辩称不知晓以“技师”卖淫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难以让人信服。 因此，原审被告人关于不知道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或不存在卖淫活动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沐之缘洗浴中心实际“股东”即实际经营者的问题 沐之缘洗浴中心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是原审被告人牛秀珍，牛秀珍也较为稳定地供认自己为沐之缘洗浴中心的“法人”，与原审被告人李志军各占沐之缘洗浴中心“股份的50%”，并按“股份占比分红”。牛秀珍有时供认自己是“老板”，有时又否认。原审被告人张向红始终供认沐之缘洗浴中心的“股东”或“老板”是其前妻牛秀珍和李志军。但是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牛秀珍并没有实际参与沐之缘洗浴中心经营管理，也没有参与经营收益的“分红”，沐之缘洗浴中心的经营管理实际由张向红在负责，尤其是经营收入的管理和支配。牛秀珍辩称其将沐之缘洗浴中心的全部事务已委托张向红办理，张向红也持相同的辩解，但二人的辩解得不到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的印证。相反，作为沐之缘洗浴中心实际经营者之一的李志军始终供认其与张向红共同经营沐之缘洗浴中心，作为负责收银和管理“技师”的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也始终供认洗浴中心实际经营者是张向红和李志军。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也曾供述，沐之缘洗浴中心开业之初，牛秀珍为了每月可自沐之缘洗浴中心领取5000元工资，以牛秀珍的名义办理了营业执照。综合判断在案所有证据，可以确定牛秀珍仅是沐之缘洗浴中心名义上的经营者，张向红、李志军才是实际经营者。 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原判中指出本案证据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本院认为这些问题不影响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牛秀珍、陈恒、石季松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即：张向红、李志军利用合作经营的洗浴中心组织至少六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卖淫女的卖淫收入是洗浴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张向红、李志军通过雇佣陈恒、石季松实现对洗浴中心的经营管理；洗浴中心的卖淫收入由张向红掌控和支配，牛秀珍以自己的名义为洗浴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利用共同经营的洗浴中心组织至少六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二人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张向红、李志军共同故意组织卖淫，系共同犯罪，且均系主犯，但张向红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于李志军。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受雇于张向红、李志军，协助张向红、李志军组织卖淫，陈恒、石季松二人的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陈恒、石季松共同故意协助组织卖淫，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陈恒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石季松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原审被告人牛秀珍明知沐之缘洗浴中心存在卖淫活动，仍以自己的名义为洗浴中心办理营业执照，为张向红、李志军组织卖淫提供协助，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协助张向红、李志军组织卖淫犯罪过程中，牛秀珍与陈恒、石季松二人不存在犯罪故意的意思联络，牛秀珍与陈恒、石季松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牛秀珍的作用小于陈恒、石季松。 原审被告人张向红、李志军组织卖淫犯罪，原审被告人陈恒、石季松、牛秀珍协助组织卖淫犯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鉴于石季松系从犯，牛秀珍的作用又小于石季松，故对二人可从轻处罚；李志军的作用小于张向红，对二人的量刑应有所差别。综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2020）藏03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人张向红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18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原审被告人李志军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7日起至2025年8月18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原审被告人陈恒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12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原审被告人石季松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7日起至2022年2月12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原审被告人牛秀珍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12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志 伟 审 判 员 向巴江村 审 判 员 李 秋 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甘 文 静 书 记 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