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02民初7531号 原告：朱明严，男，汉族，1968年1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游春燕，女，汉族，1977年2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百里杜鹃路招商花园城购物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590775593X。 法定代表人：赵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洪伟(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0789666。 原告朱明严、游春燕与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商置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明严、游春燕，被告招商商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明严、游春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及产权证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以437329元购房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16年9月30日起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止，约为52574.4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购买由其开发的位于毕节市南部新区，建设项目为招商花园城的商品房（房号：酒店式公寓XX、XX）。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BJHYC-AJ0170号），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毕节市招商花园城酒店式公寓XX至XX号，合同价款为437329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首付款227329元，后原告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向被告支付剩余房款210000元。原告于2016年2月29日将涉案房屋的公共维修基金14353元、契税26055.90元、印花税434.26元、交易税1531元、土地使用证132元、产权登记费2200元，共计44706.16元缴纳给被告办证（原、被告已经形成委托办证关系）。按约定，被告应当在2016年9月30日前，交付给原告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但实际上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才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交付给原告。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据此，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之规定，本案中，原告按约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但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交付涉案房屋的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及产权证，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金，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应依法赔偿原告约52574.44元。为此，原告特具状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招商商置公司辩称：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2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中，约定或法定交付办理有关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日期均在2017年1月5日之前，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3年诉讼时效，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等情形，因此被答辩人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答辩人不存在违约情形，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商品房交易过程中，承担办理商品房权属登记义务的主体为购房者，而非房开企业，房开企业只具有协助的义务。如果房开企业存在违约导致购房者未能按期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在双方对逾期办证违约责任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房开企业才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作为出卖人，被答辩人作为买受人，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义务的主体为被答辩人，答辩人仅负有协助义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中约定，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需要买受人与出卖人双方共同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十二《补充协议》中关于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约定：“若出卖人代办《房屋所有权证》，则买受人在出卖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费用及文件资料交给出卖人；若为买受人自行办理的则由买受人自行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以上费用及办理相关手续。如因买受人原因，未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应付款、未及时付清政府规定的税费、专项维修资金、办证手续费、登记费以及应当由买受人交纳的其他费用、未及时按约前来办理交房手续、提供办理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资料等、出卖人均有权拒绝为买受人办理产权转移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承担，则出卖人办理权属登记的时间顺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买受人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除外”。据此，如果由答辩人代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被答辩人应当在答辩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资料全部提交给答辩人，如因被答辩人原因，未及时按约提供办理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资料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被答辩人承担，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案中，因被答辩人未及时提交资料，答辩人于2017年9月24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通过设置办证资料收取点的方式针对整个项目小区所有的业主收取办证所需资料，但被答辩人并未提交资料，2018年8月23日，答辩人再次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被答辩人提交办证所需资料，被答辩人在收到通知之后，才于2018年底或2019年将全部办证所需资料提交给答辩人，同时向答辩人出具《委托书》，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证书。由此可知，答辩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通知义务，本案中导致逾期办证的原因，除了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被答辩人拖延提交办证所需资料。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答辩人代被答辩人办理产权登记的前提条件是被答辩人提交全部办证所需资料，而被答辩人拖延提交办证资料的行为构成违约，此种情形下，不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双方合同约定，答辩人均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委托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采用书面形式的，被代理人应当出具委托书。本案中，被答辩人虽然同意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证书，但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向答辩人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答辩人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证书，因此，双方实际于2018年底或2019年才形成委托代办关系，在此之前，答辩人不负有代为办理产权证的义务。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登记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其中包含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本案中，被答辩人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向答辩人提供了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资料，而在被答辩人提供相关材料之前，答辩人无法向登记机构提交办证所需材料，无法完成办证工作。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直到2018年底或2019年才形成委托代办关系，在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之前，答辩人不负有办证义务，客观上也无法完成代为办证任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以及“当事人没有特殊约定”。本案中，答辩人在办证过程中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且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经对产权登记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按照该约定，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出卖人应承担责任的情形，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导致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证书未能及时办理完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答辩人主观过错所致。请求法院综合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导致涉案房屋办证逾期的原因除了被答辩人未能及时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外，还有以下诸多因素：1、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施行，直接改变了原有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证书单独办理的办证模式，规定必需将同一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及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合并登记在一个不动产权利证书上，不再按照原法律规定的单独办理商品房所有权登记及土地使用权登记，这一法律法规的变更导致房开企业需采用新的履行模式即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一并粘连登记来代替原单独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的履行方式，必然使办证时间延长。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也涉及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调整等问题，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的一段时间内，商品房交易的办证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显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此种情况下，继续要求答辩人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事实已经不可能，对答辩人处以违约金，明显不公平。具体到毕节本地，毕节市政府出具公告，自2016年9月30日起，毕节市七星关区、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统一由毕节市国土资源局、毕节市七星关区国土资源局和毕节市国土资源局金海湖新区分局所属的各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权证明》。正式废止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办理，事实上无法继续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因此，在上述多方面原因混合导致逾期办证的情况下，答辩人并非从主观上希望延迟办证，而是受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及时为被答辩人办理权属登记证书。答辩人作为受害者之一，若法院判决由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则过于严苛、对答辩人显然不公平。综上所述，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证书办理逾期是多方面因素所致，而非答辩人主观原因造成，请求法院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8日，原告作为买受人，被告作为出卖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开发建设的位于毕节市城市南部新区，该房号为酒店式公寓XX至XX；总价款为437329元，前述约定的商品房价格已包括水、电建设安装费用以及双方约定的附件五所列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出卖人不再向买受人收取该商品房总价款以外的费用；出卖人承诺于×年×月×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1、约定日期起180个工作日内,出卖人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按已付房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2、约定日期起180个工作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1）项处理:（1）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60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的违约金。双方同意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被双方签订合同附件十二《补充协议》，约定：关于产权登记的补充。1、若出卖人代办《房屋所有权证》，则买受人在出卖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费用及文件资料交给出卖人；若为买受人自行办理的则由买受人自行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以上费用及办理相关手续；2、如因买受人原因，未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应付款（含面积补差款）、未及时付清政府规定的税费、专项维修基金、办证手续费、登记费以及应当由买受人交纳的其他费用、并及时按约前来办理交房手续、提供办理登记所需的全部手续、资料等，出卖人均有权拒绝为买受人办理产权转移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承担，则出卖人办理权属登记的时间顺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买受人确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除外。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437329元以及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抵押登记费等费用。2015年10月9日，涉案商品房所属招商花园城酒店式公寓取得商品房备案证明书。2018年10月17日，被告向原告邮寄《办理产权证的告知函》，要求原告提交办理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的相关资料。原告认为，被告迟延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及产权证构成违约，故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 另查明，收楼意见书载明收房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办理了房号为XX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黔（2019）毕节市不动产权第××号］。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告提交的各项证据在卷为凭，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责任的问题。原告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被告向原告交付了商品房，但基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在我国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出卖人除依约交付房屋外，还负有协助买受人办理取得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义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期限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之规定，被告于2016年2月29日向原告交付涉案房屋，则被告应于交房之日起90日（2016年5月29日前）履行完毕将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原告的义务，以便原告能够办理涉案房屋权属证书。虽然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但附件十二《补充协议》约定：若出卖人代办《房屋所有权证》，则买受人在出卖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相关费用及文件资料交给出卖人；若为买受人自行办理的则由买受人自行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以上费用及办理相关手续。而被告向原告代收了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抵押登记费等办证所需的费用，视为原、被告双方达成委托代办产权证书的合意，成立事实上的委托代办关系。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则被告无须向原告直接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其交付文书的义务转化为告知原告其已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具备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条件。原告据此得以向被告提交应由买受人提交的办证资料，用于被告代为办理转移登记。被告尽到完成初始登记前提条件下的通知义务，可视为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文书交付义务。在案证据显示，2018年10月17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办理产权证的告知函》，可视为被告已履行了涉案房屋具备转移登记条件的通知义务。因此，计算违约金的截止时间应为2018年10月17日，而原告仅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至2018年9月30日，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从其所愿。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系持续性违约行为，违约金的数额随着违约行为的持续发生而不断增长，此时，守约方享有的违约金给付请求权作为继续性债权，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违约金应当以按日形成的单个独立债权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则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5月15日）往前倒推三年即2017年5月15日之前的违约金请求权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原告诉请的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5月14日期间的违约金，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被告抗辩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部分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以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综合原、被告双方的履约情况，上述违约金以原告已付购房款总额43732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17年5月15日起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止，共计503天，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违约金为437329元×4.75%（年利率）×1.3÷365天×503天=37215.2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明严、游春燕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37215.20元； 二、驳回原告朱明严、游春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7元，由原告朱明严、游春燕负担163元，被告招商商置（贵州毕节）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芹云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邵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