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政，男，197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一江，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惠兰，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企业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创业**楼**。 法定代表人：李荣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雄飞，福建公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庆华，福建公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荣春，男，198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雄飞，福建公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庆华，福建公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政因与被上诉人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公司）、李荣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6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政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予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富公司、李荣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海富公司系诉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其有权转让诉争股权给刘政,该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调查海富公司、李荣春逾期提交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的真实性，而是简单地凭海富公司、李荣春的主张认为其是真实的，并进而认为海富公司系诉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李荣春为代持人。该认定事实完全是错误的。首先，从该持股协议的签署主体而言，海富公司是于2010年8月26日注册登记，而李荣春自2010年8月26日始就是海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荣春本身负责持有并管理着海富公司的章，刘政完全有理由合理怀疑涉案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完全是海富公司、李荣春自行伪造委托代持的状态；而且，在刘政与海富公司、李荣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海富公司、李荣春根本没有告知刘政，直至原审庭审时刘政才知道《委托持股协议书》的存在，也根本无法确定海富公司与李荣春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委托持股情形。其次，从该持股协议的签署内容而言，该协议用机打的形式体现海富公司、李荣春委托持股的最后一页签订时间是“2011年04月02日”，原审庭审中海富公司、李荣春亦承认协议签订时间是“2011年4月2日”；同时协议第一条约定“海富公司现出资委托李荣春购买并持有福建众益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益公司）550万股股份...”但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关于众益公司的基本信息，可以明确:（1）众益公司在2014年9月18日之前，企业工商登记名称为“泉州百来太阳能有限公司”；（2）众益公司在2014年9月18日之前，企业类型登记的是有限责任公司；（3）根据股东及出资信息查询李荣春最早认缴出资时间是2011年7月22日。如上事实，与海富公司、李荣春主张的委托持股的时间和事实及协议内容完全矛盾，因此，足以证明该份持股协议的签订时间并非2011年4月2日，而是为了逃避责任，海富公司、李荣春在诉讼过程中共同伪造的证据。再次，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写明了“甲方（受让人或隐名股东）刘政全权委托乙方（出让人或显名股东）海富公司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持股”，假如海富公司、李荣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有告知刘政，海富公司、李荣春之间存在代持情形，那么转让协议中的“出让人”就应直接写李荣春，而且，如海富公司是涉案股权实际股东，但本案1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主体又是李荣春，明显与事实不符，不能仅凭李荣春持有众益公司的股权，就认定该股权与海富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关联。而且，《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即海富公司）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持股”，并非由李荣春代持。即使海富公司真的系众益公司的隐名股东，李荣春为代持人，刘政也是委托李荣春代持股权。最后，众益公司系在新三板上市的公司，基于交易安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明确公司应股权明晰，不允许股东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原审法院未依职权启动对李荣春在该公司持股情况的调查，到底李荣春的股权是自身持有还是代为持有，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仅凭《委托持股协议书》就认为“海富公司有权转让诉争股权给刘政”，该认定完全是错误的。首先，尚无法确定海富公司是否系众益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与李荣春的委托持股是否真实。其次，即使海富公司是诉争股权的隐名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3.事实上，海富公司根本不是众益公司的股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海富公司的注册资本仅50万元，根本不符合机构投资者的身份，又何来是众益公司的股东身份。4.庭审中，海富公司承认李荣春所持有的股权系限售股，根本无法转让，既然海富公司均明知诉争的股权不能转让，为何还欺骗刘政将股权转让款15万元汇给李荣春，这是恶意串通的行为，不是合法、有效的。二、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也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基于上述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海富公司故意隐瞒非众益公司股东的事实，并和李荣春共同欺骗刘政，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委托持股协议》为无效合同，海富公司、李荣春应立即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股权转让款15万元，并按约定赔偿相应的损失。三、本案涉及虚假诉讼，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海富公司、李荣春为了达到非法目的，隐瞒事实，共同欺诈，符合合同诈骗行为，刘政保留向有关机关报案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因刘政有理由怀疑本案的证据《委托持股协议》是海富公司、李荣春在诉讼过程中共同伪造的证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查虚假诉讼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海富公司辩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刘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签订有《委托持股协议书》，该持股协议系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的真实合意，证实海富公司系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李荣春亦未对海富公司与刘政间的股权转让提出异议且均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的理由。其一、海富公司系一家以投资为经营范围的投资公司，其了解到众益公司拟申请新三板挂牌，故在众益公司筹备股改和挂牌前即出资委托李荣春购买并持有众益公司股份，因而双方于2011年4月2日签订案涉的《委托持股协议书》，双方至今也一直认可该《委托持股协议书》。刘政以众益公司股改和名称的变更日期2014年9月18日晚于《委托持股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由认为该协议为伪造的缺乏事实根据。其二、李荣春虽系海富公司的股东，但不代表海富公司的公章就由李荣春持有；李荣春持有海富公司的公章与否也与《委托持股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关联。其三、海富公司系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海富公司在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时是否是众益公司的登记股东并不影响海富公司转让股份的权利，故而刘政认为的股转系统业务规则不允许股权代持、海富公司不具有新三板公司机构投资者资格均与《委托持股协议书》的效力无关，况且，新三板企业并无禁止股权代持。其四、《股权转让协议》亦不存在欺诈事实，正是因案涉股份为登记在李荣春名下的高管股，《股权转让协议》才约定了以代持方式履行股份交割义务，刘政受让案涉股份的目的系为了获得股份增值回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代持方式未损害其合同目的，故而刘政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海富公司系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的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荣春辩称：一、股权代持协议真实，合法有效。首先，该协议系海富公司与李荣春双方经协商合意签署，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股权代持的情况是发生在标的公司股改之前，该行为不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规范进行调整。需要说明的是挂牌新三板可以存在代持股份的行为，只要进行充分披露和说明，是否进行披露和说明是标的公司的责任，不是李荣春的责任，新三板企业的股东，并不必然是合格投资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三板的原始股东不需要满足合格投资人的要求。再次，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告知股票属于由李荣春代持，由于李荣春系标的公司的高管，持有的股份属于限售股，无法进行过户，刘政知悉同意后，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代持。本案中，无论是李荣春或海富公司都承认与刘政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愿意继续履行。刘政与海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由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刘政提出的返还转让款与经济损失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政的上诉请求。 刘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刘政与海富公司、李荣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判令海富公司、李荣春立即向刘政返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支付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三、判令海富公司、李荣春赔偿刘政经济损失23000元；四、由海富公司、李荣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众益公司系经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31日。李荣春为该公司的股东、董事。2011年4月2日，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签订《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约定：海富公司出资委托李荣春购买并持有众益公司5500000股的股份，海富公司委托李荣春作为显名股东（即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海富公司作为实际出资者，对众益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李荣春接受委托仅以自身名义将海富公司的出资向众益公司出资并代海富公司持有该等投资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或处置权；在海富公司拟向众益公司之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李荣春应对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 2017年12月29日，海富公司与刘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海富公司将持有的10000股众益公司股份，以每股15元的价格，共计150000元转让给刘政；刘政全权委托海富公司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持股；刘政依法享有和承担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刘政的投资款150000元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转入海富公司指定账户；投资款及手续费指定账户（开户行……户名：李荣春、账号……）；海富公司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代刘政持有股权，维护刘政的合法权益，不得侵占或截留刘政应得的分红收益、优先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分配剩余资产的权利等利益及其利息；未经刘政书面授权，不得擅自转让、处置代持股权；海富公司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本协议虽未约定但行为结果侵害刘政合法权益或给刘政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危险的，刘政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按刘政投资总额的10%赔偿刘政的损失。2017年12月30日，刘政将股权转让款150000元转账至海富公司指定的李荣春名下银行账户。诉讼过程中，海富公司、李荣春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富公司与刘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签订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海富公司为诉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李荣春为诉争股权的代持人，海富公司有权转让诉争股权给刘政。诉讼过程中，海富公司、李荣春均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政主张海富公司、李荣春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政利益的行为，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刘政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政与海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刘政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要求海富公司、李荣春返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支付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23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刘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96元，减半收取计2048元，由刘政负担。 二审期间，刘政向本院提供了三组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海富公司），用以证明自2010年8月始，李荣春系海富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及法定代表人；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众益公司），用以证明：李荣春是众益公司的股东，并非海富公司是众益公司的股东；众益公司在2014年9月18日之前的企业登记名称为“泉州百来太阳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李荣春最早在众益公司的认缴出资时间是2011的7月22日；3.《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用以证明李荣春与海富公司于2011年4月2日签订代持众益公司的股权协议系伪造证据。 海富公司、李荣春质证认为：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无法证明刘政想要证明的内容，可证明海富公司是诉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其有权转让股份，同时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约定，若海富公司转让股份，李荣春应提供便利，股权转让协议中李荣春也签字确认该股权转让行为。 对于刘政提供的上述证据1、2，海富公司、李荣春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综合认证。 二审中，刘政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2011年4月2日，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签订《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是伪造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海富公司、李荣春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的焦点：刘政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所有证据，除2011的4月2日海富公司与李荣春签订的《委托持股（代持股）协议书》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海富公司系目标公司即众益公司的股东，李荣春是众益公司前身“泉州百来太阳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系自然人股东，目标公司经数次变更即公司名称变更、企业类型变更，均显示李荣春为自然人股东。且确如刘政上诉所称，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没有证据证明海富公司向刘政披露过案涉股权系海富公司所有并由李荣春代持。因此，海富公司并无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权利。其抗辩其为目标公司的隐名股东，由李荣春代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是，刘政请求确认其与海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理由是海富公司与李荣春恶意串通，共同欺诈。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支持其主张；且刘政作为市场主体，本应全面了解情况，谨慎交易，对造成本案纠纷，也负有责任。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刘政请求返还转让款150000元，可予支持，并依协议约定赔偿损失。因此，刘政上诉主张海富公司、李荣春赔偿其投资总额10%的经济损失1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刘政还主张应赔偿其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因已在上述赔偿范围内，对该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刘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6051号民事判决； 二、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李荣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政返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 三、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李荣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政赔偿经济损失15000元； 四、驳回刘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96元，减半收取为2048元，由刘政负担25元、由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李荣春共同负担20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96元，由刘政负担50元、由泉州海富投资有限公司、李荣春共同负担40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佳华 审判员  孙志坚 审判员  王一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庄晓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