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加佑，男，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澄海区*******省南1横2号，公民身份号码：440************833。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程，广东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卓家喜，男，195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饶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40************613。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桂海，广东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仪，广东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卓振松，男，194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饶平县汫洲镇山家树仔尾南9巷17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30。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逸翀，广东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饶平县******民委员会，住所地饶平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45122ME1933516E。法定代表人：卓伟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丁加佑因与被上诉人卓家喜、原审第三人卓振松、饶平县******民委员会（下称山家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饶平县人民法院（2020）粤512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丁加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程，被上诉人卓家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桂海、张钰仪，原审第三人卓振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逸翀、原审第三人山家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李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加佑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饶平县人民法院(2020)粤512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民法总则》第六条的内容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以此条文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上诉人实不知何意。《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内容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引用的是该条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此为据认定合同无效，需再引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然而一审判决却引用了国务院农业部的规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这是错误理解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因为根据该项，能够被引用来认定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而不包括除此之外的其它规范性文件，如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甚至行政规章、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而且，所谓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不包括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有关此事，最高人民法院已有相关司法解释。而一审判决所适用以认定合同无效的规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恰恰就是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由此可知，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是完全错误的。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述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来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人所周知的道理，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规范性文件对于其颁布实施之前的行为均没有约束力。《合同法》的基本理念是尽量促使合同的生效，保障交易安全。也正是因此，在《合同法》领域，如果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更有利于认定合同效力的，应当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不得适用后法以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后法有利于认定合同有效，则适用后法。基于此理，《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认定合同效力应适用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l.行为人具有相应的事实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民法通则》笫五十五条及《合同法》笫五十二条的内容来看，本案合同均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对此（转租）行为，当时也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知，一审判决错误无疑。二、认定案涉合同无效的同时判决上诉人返还案涉土地，却没有同时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向上诉人收取的转让款，将造成严重不公。199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卓振辉二人合伙承包，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此后，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成养殖场，后又吸收卓振辉入伙共同经营。因经营欠佳，2001年合同期满后，被上诉人及卓振辉不再经营，故其二人退出合伙，养殖场折价15万元由上诉人归坐。为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及卓振辉各支付了5万元合计10万元。归坐后，上诉人继续艰苦经营。原审第三人山家村民委员会由于其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故不将案涉土地收回后另行出租，而是每年直接向上诉人收取租金。上诉人也是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审笫三人山家村民委员会缴纳租金，各方均无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此情形应当认定为不定期租赁合同，由此可见，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山家村委会之间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山家村委会之间则不存在合同关系。第三人山家村委会辩称其仅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显属说谎。2012年，被上诉人见上诉人有收益，对其先前退伙的行为起后悔之心，于是仗着其系本地村民的优势地位，强行抢先向第三人山家村委会缴纳了一年租金，并以此为据胁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和再支付35000元。上诉人鉴于已对养殖场投入大量成本，现开始有所收益的事实，不得不同意其无理要求。人心不足蛇吞象，被上诉人见上诉人软弱，故现在得寸进尺，利用国家审判机关的帮助强行对上诉人进行夺产。一审法院做出如此判决，明显有失公正，从客观上沦为了被上诉人的帮凶。第三人卓振松向上诉人受让后，也是投入了大量（约五十万元）的资金进行基建。如果判决上诉人转让养殖场的行为无效并判决将养殖场交还被上诉人，将造成其极其严重的损失。故即使判决转租行为无效，也应当同时判决由以后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对其作出适当补偿，方为合理。似一审法院判决，将是以国家名义支持以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非法获利。既造成严重不公，更是对民法上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直接否定。其仅凭被上诉人于上个世纪的1996年签订的一份期限为五年的合同（已于2001年期满）和2012年缴交一年租金事实，判决其取得案涉养殖场的租赁（或者承包），既不合法，更不合理，无法令人信服。请二审法院依法公平、合理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卓家喜答辩称，1.上诉人上诉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在本案中，上诉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原审已依法查明了相关的事实，并且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书无效，同时也判决上诉人与第三人卓振松养殖场转让关系无效，这两个无效的判决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同时原审判决上诉人应付还被上诉人19320元也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山家村委会答辩称，1.为保障土地承包经营者享有土地权利，山家村委会在1996年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签订了合同，并与卓家喜成立了土地合同关系。1996年山家村委会为了保障土地承包经营者享有土地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享有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山家村委会将承包的土地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包括案涉养殖场在内的承包的土地，无论经营方式是合伙经营还是独资经营，承包关系均以合同所列明的承包方为主，2.发包出的土地，在合同所约定的承包期届满后，承包方均没有与山家村委会签订新的合同，因此本村的实际情况是，在合同到期后有按合同约定的数额缴承包款，就视为承包期的延续，山家村委会收取案涉场地的承包款，依据是签订的合同，根据原审法院庭审所查明的事实，卓家喜与山家村委会在1996年合伙经营养殖场，作为养殖场的经营人员，无论是卓家喜或是丁加佑缴纳承包款，在山家村委会看来，均是该承包合同中承包方履行的义务，至于丁加佑引用《合同法》第236的规定，认为丁加佑与山家村委会成立租赁合同一说，山家村委会认为,合同成立的基础是双方的合意，在本案中暂不谈山家村委会从没有收到丁加佑想要承包案涉养殖场的表示，或是卓家喜表示其不再承包案涉养殖场的意愿，而且在本村一直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下，也没有可能将案涉养殖场发包给丁加佑，综上，山家村委会认为山家村委会与卓家喜成立合同关系，卓家喜成为案涉养殖场的经营人，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审第三人卓振松答辩称，1.一审法院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卓家喜与山家村村委会之间成立的是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同理作为合伙承租经营的丁加佑在卓家喜退伙之后，也当然承接的是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卓家喜向原审第三人山家村委会承包涉案土地显然不符合当事数方的说法。一审中，无论是卓家喜或是山家村委会均认为涉案土地系由卓家喜于1996年向山家村委会租赁，二者之间成立的是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而山家村委会也在其提供的证明中提到了这一点，且从原审案件中的由山家村委会出具的收款票据中也清楚记载，该钱款性质系租金，不是土地承包款。而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完全忽略这一事实，颠倒是非黑白，直接认定系卓家喜向山家村委会承包该合同，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众所周知的是，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租赁合同实是天差地别，适用的相应法律法规自然也是各有差异。2002年，卓家喜与另一合伙人退出经营该养殖场后，该养殖场无疑系由丁加佑承租经营，而丁加佑显然也有权与山家村委会继续履行原有的土地租赁合同，山家村委会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继续收纳丁加佑缴纳的租金。那么据此，丁加佑显然也有权将其所有的土地承租权转让给卓振松，由卓振松去继续承租经营。即使该转租行为并未经山家村委会同意，但该行为也不致使该次转租合同当然无效!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性质适用的相应的诸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来评析涉案法律行为显然不妥。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引用国务院农业部的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此处合同法己对该款所使用的法律做出限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却对此作了扩大解释，直接以一部国务院发布的规章，认定涉案合同无效，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此外，涉案合同明显也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其他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武断认定丁加佑与卓振松的转租行为无效显然也是错误无疑。3.卓振松在承租涉案土地时，完全有理由相信丁加佑确实有权转租该土地，卓振松系作为善意的第三人承租该土地。卓振松在承租该土地之前，特地向饶平县***书记、主任卓伟盛求问涉案土地丁加佑是否有权转租，当时饶平县***书记、主任卓伟盛当场给予了卓振松明确的答复，示意卓振松既然与丁加佑就该养殖场达成协议，自可开展投资改建事宜，而在场部分人员今天也出庭作证证明此事，而后卓振松也取得了该涉案养殖场并且投资多达人民币五十万对该养殖场进行改建。而一审法院要求卓振松无条件将该养殖场返还卓家喜管理使用，完全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难道卓振松所投资的这五十万元就白白打了水漂？空为他人做嫁衣？这恐怕完全有悖于常人所能认知的公平原则？长此以往，又有谁敢投资经营产业？合同法的原则本身就是为了促使合同生效，保障交易安全，促使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卓振松都不应当在一次本就合理合法的投资经营之中无缘无故蒙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退一万步说，即使法院认定丁加佑与卓振松之间的转租行为无效，该养殖场应当由卓振松以外的他人接手，那么也应当由以后的实际使用人对卓振松做出合理的补偿，方显公平公正原则。卓家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确认原告卓家喜和被告丁加佑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养殖场（汫洲镇山家村船港边）转让《协议书》以及被告丁加佑和第三人卓振松的养殖场转让关系无效；2.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卓振松停止破坏养殖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0元。同时将养殖场归还原告；3.判决被告付还原告自2012年至今（共计7年）的租金19320元；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月29日，原告卓家喜通过公开投标中标向山家村委会承包山家村船港边土地4.6亩，承包期限为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0日。承包后，原告与被告丁加佑合伙将该承包地建设成为养殖场并共同经营，后案外人卓振辉加入合伙，三人共同经营该养殖场。承包期限届满后，发包方山家村委会未收回该承包地。2002年，原、被告及卓振辉拆伙，协商养殖场财物折价15万元，由被告给付原告及卓振辉各5万元，该养殖场由被告经营。2012年6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将养殖场转让给被告，场租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同时约定养殖场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如确须转让，应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协议签订后，该养殖场由被告经营至今。期间，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每年承包款2760元由原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2013年承包款2760元由被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2019年3月，被告将该养殖场流转给第三人卓振松，并对该场进行改造，原告得知后不同意并进行阻止而发生纠纷。另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及被告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人均未向发包方山家村委会备案或提出转让申请并经山家村委会同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请求及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处置涉案场地的租地合同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原告是否主体适格？2.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1，讼争养殖场系原告通过公开投标中标向山家村委会承包，该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为山家村委会，承包方为原告。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及被告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均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否则转让协议无效，原、被告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转让养殖场的行为未向发包方山家村委会备案或提出转让申请，并经其同意，故该转让行为因未取得发包方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无效。因此，原、被告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应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第三人山家村委会至今只确认原告卓家喜是案涉土地的承包人，村委会与丁家佑不存在承包关系，故讼争养殖场的承包经营权应归还原告。关于原告是否主体适格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规定，被告不是案涉土地的承包人，其作为养殖场的受让方于2019年3月将养殖场流转给第三人卓振松应当取得原承包方（即原告）的同意，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流转行为经原告同意，故该流转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原告作为案涉土地的承包人，主张确认被告丁加佑与第三人卓振松之间的流转关系无效，主体适格。关于焦点2，讼争养殖场2012年至2019年期间由被告实际经营管理，期间，原告向山家村委会缴纳了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的承包款，共1932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讼争养殖场2012年至2019年期间由被告实际经营管理，受益人为被告，依照公平原则，原告向山家村委会交纳的承包款，被告应予付还，原告该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及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25000元的请求，原告未举证证明改建破坏部分价值25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卓家喜和被告丁加佑签订的关于汫洲镇山家村船港边养殖场转让《协议书》及被告丁加佑和第三人卓振松的养殖场流转关系无效，被告丁加佑及第三人卓振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该养殖场移交原告卓家喜管理使用；二、被告丁加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卓家喜19320元；三、驳回原告卓家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8元，由原告负担512元，被告负担396元。原告起诉时已先预交，被告还款时一并迳付给原告，一审法院不再收退。二审审理期间，原审第三人卓振松向本院申请证人康韩雄、卓越兴、卓镇兵、麦潮镇、张哲坤、黄松元出庭作证，经本院允许，上述证人均已出庭作证，证人康韩雄陈述：其自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在涉案的养殖场做基建的工作,月工资6500元;证人卓越兴陈述：卓振松承包的涉案的养殖场于2019年10月27日改建,其去帮忙,工作了6、7个月的时间；证人卓镇兵陈述：卓振松承包的涉案的养殖场于2019年10月27日开始基建，其到那里工作，负责财务理数，基建的投资数额56.2万元；证人麦潮镇、张哲坤、黄松元均陈述：2019年10月，其在KTV中有听到山家村委会的主任对卓振松的儿子卓乌说：“既然丁加佑转让给你父亲，现在该怎么改建就去改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原审第三人卓振松认为,证人出庭能证实的是在改建开始之前，卓振松曾经特地向村委会主任卓伟盛求证，丁加佑是否有权将养殖场转租给卓振松、是否可以改建，再者是卓振松花费了50多万对养殖场进行改建。被上诉人卓家喜的质证意见为:1.第三人申请的证人作证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举证期限的规定，证人证言都不是一审判决之后形成的新证据，我方认为证人的证实不能作为该案的定案根据；2.从证人的证实内容来看，对卓镇兵反映的卓家喜有去锁门和派出所工作人员去养殖场的证实无意见，对其他证人证实的内容有意见，无法证明村主任同意卓振松改建，证人都是与申请方有利害关系或亲戚关系的人，缺乏证明力。原审第三人山家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除了同意卓家喜的质证意见之外，补充意见，在KTV说的话的证人，很凑巧只是在10分钟内听到这句话，其它表示无印象，都是卓乌的朋友，对证人的真实性存疑，且证人无法提供相应的凭证予以佐证，证人证言是无法证明卓振松及丁加佑所要证明的事实。村委会对养殖场的改建及转租的情况均不知情也不同意。上诉人丁加佑的质证意见为:三位参与养殖场改建的证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养殖场改建的事实，其它三位证人都听到同一句话，由卓乌去找村委法定代表人谈，法定代表人有权转租案涉场地，村委是同意转租的，我方对证人作证无异议。对二审争议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正确，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3月，丁加佑将涉案的养殖场流转给第三人卓振松，丁加佑称转让价18万元，卓振松承包了涉案的养殖场场地后，投入了资金对养殖场进行改建。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1.一审确认卓家喜与丁加佑签订的关于汫洲镇山家村船港边养殖场《转让协议书》及丁加佑和卓振松的养殖场流转关系无效并判决丁加佑及卓振松应将养殖场移交卓家喜管理使用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丁加佑应当付还卓家喜19320元是否正确?关于焦点1,1996年1月29日，卓家喜作为山家村的村民通过公开投标中标向饶平县**********山家*船港边土地4.6亩，约定经营使用期限为1996年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0日。卓家喜与山家村委会均承认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一种发、承包关系，而涉案的土地性质为农村集体土地，卓家喜与山家村委会双方之间成立的合同性质符合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特征，应认定双方是一种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丁加佑提出本案所审理的合同性质是土地租赁合同，因涉案的土地性质为村集体土地，而非其他用地，其所提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卓家喜承包上述场地后，与丁加佑合伙将该承包的土地建设成为养殖场，并共同经营养殖场，后案外人卓振辉加入合伙，三人共同经营该养殖场。承包合同期届满后，发包人山家村委会未收回该承包地。2002年，卓家喜、丁加佑及案外人卓振辉对合伙经营的养殖场进行拆伙，协商养殖场财物折价15万元，由丁加佑给付卓家喜及卓振辉各5万元，该养殖场由丁加佑实际一人在经营使用。2012年6月24日，卓家喜、丁加佑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卓家喜将养殖场转让给丁加佑，同时约定养殖场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如确须转让，应双方协商同意。协议签订后，该养殖场由丁加佑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卓家喜将其向山家村委会承包的涉案集体土地转包给丁加佑，并未征得发包人山家村委会的同意，虽山家村委会有在丁加佑承包期间按其之前与卓家喜的合同约定收取了丁加佑的部分期限的承包款，但这系基于丁加佑与卓家喜合伙经营养殖场的原因,并非山家村委会认可丁加佑承包涉案的养殖场,且丁加佑不是山家村人，在正常情况下原则上是不能承包山家村的集体土地，故不能认定为山家村委会同意将涉案的养殖场由卓家喜转包给丁加佑经营，故卓家喜与丁加佑于2012年签订转包协议应依法确认为无效。2019年3月，丁加佑再将涉案的村养殖场场地以转让的方式流转给卓振松使用，因丁加佑并非依法取得涉案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人，其无权可流转涉案的集体土地，且丁加佑将涉案养殖场场地流转给卓振松，未征得发包方卓家喜和山家村委会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故丁加佑将涉案场地转包给卓振松的行为，也应依法确认为无效，一审对上述二次转让涉案的养殖场场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予以确认为无效是正确的，对此，本院予以维持。山家村委会仍然承认与卓家喜之间成立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涉案承包合同至今仍未解除，故丁加佑和卓振松应将涉案的场地交付还卓家喜经营管理，一审对该项的判决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2012年6月24日，卓家喜、丁加佑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涉案的养殖场场地转让给丁加佑使用，租金由丁加佑付还卓家喜，卓家喜向山家村委会缴纳了2012年及2014年至2019年每年由向山家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款19320元，而该款丁加佑并无依约定还卓家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卓家喜向山家村委会交纳场地承包款而丁加佑未及时付还卓家喜的承包款已造成卓家喜的经济损失，故一审判决丁加佑应当付还卓家喜19320元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丁加佑于2019年3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卓振松经营使用，卓振松对涉案土地进行投资改造,其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卓振松已投资50多万元进行基建，一审判决将场地交付还卓家喜经营使用，对此，卓振松对场地改造的经济损失应当如何处理？因卓振松对该事实在一审中既不答辩，也不出庭应诉,更无提出赔偿其损失的主张，故在丁加佑将涉案场地转包给卓振松的行为被确认有无效后,卓振松不能对涉案的养殖场场地继续使用,丁加佑是否应当赔偿卓振松因改造上述受让场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如果丁加佑被确认应赔偿卓振松的经济损失并履行赔偿责任,那么，丁加佑因与卓家喜之间的合同被确认无效所造成的损失，该如何主张,因丁加佑和卓振松并无在本案提出该项主张,故该问题应当在本案审理终结后，丁加佑、卓振松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丁加佑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8元，由丁加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 海审 判 员  朱 萍审 判 员  李照雄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钰婷书 记 员  陈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