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22民初2143号原告：余凯安，男，汉族，1977年1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45************119。原告：余镇安，男，汉族，1974年3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40************110。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丽瓦，女，汉族，1986年1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1************628。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同谦，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少萍，男，汉族，1989年10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1************038。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同谦，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凯安、余镇安诉被告徐丽瓦、第三人张少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应被告徐丽瓦的申请追加张少萍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凯安、余镇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被告徐丽瓦、第三人张少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同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凯安、余镇安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8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8年4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2日的利息为9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是兄弟关系。2018年4月3日，原告余镇安因承租博罗县***************（下称“6号商铺”），需向绰号为“矮南”的中介人员支付中介费8万元，余镇安指示余凯安代为支付。2020年1月，由于*属于违法建筑被强拆，余镇安遂向“矮南”要求退还中介费，“矮南”称没有收到中介费。原告经核查，发现由于余凯安操作失误，将该8万元中介费转账支付给了被告徐丽瓦，两原告遂要求被告退还该错误支付的8万元，但被告百般回避。两原告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商铺转租协议书》。证明原告错误向被告支付8万元，被告无法律依据取得该8万元，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徐丽瓦、第三人张少萍共同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首先，被告徐丽瓦与第三人张少萍为合伙关系。2018年4月3日，张少萍与余镇安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书》，约定张少萍将6号商铺作价33万元出租给余镇安。张少萍即通知余镇安将款项转账至徐丽瓦名下账号，该账号为张少萍用于收取《商品转租协议书》款项的约定账号。其次，若非张少萍向两原告提供徐丽瓦的银行账号，两原告不可能在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书》当日即将8万元准确转至徐丽瓦的账号，二者在同一天完成。两原告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有履行《商铺转租协议书》，可以推定两原告的转账是在履行《商铺转租协议书》。所以原告诉称转账系操作失误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为张少萍和余镇安，并不存在两原告所称的“矮南”。第三，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可以体现，张少萍购买该案被告的土地时，曾通过徐丽瓦的账户转账购地款给土地出卖人。该事实可证明张少萍和徐丽瓦的合作关系，进一步证明两原告转账至徐丽瓦账户并非偶然，也不是两原告所称操作失误，实际上就是两原告为履行《商铺转租协议书》所支付的。综上，被告所取得的8万元是基于《商铺转租协议书》所取得，并非不当得利。最后，2020年4月17日，余镇安、张少萍和案外人博罗县康胜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康胜公司”）达成《解除合同》，三方就案涉商铺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由张少萍退还相关费用给两原告。因此，两原告和张少萍、徐丽瓦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抵销，两原告诉请被告徐丽瓦构成不当得利、返还8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为其辩称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第三人张少萍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解除商铺租赁与转租协议书合同、收据两张。证明原告余镇安与第三人张少萍签订该合同，并向余镇安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表明张少萍将徐丽瓦在2018年4月3日收到的8万元以及《商铺转租协议书》项下的款项一并退还给原告，双方的债权债务消灭。2.（2020）粤1322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张少萍与徐丽瓦存在合伙关系，张少萍曾多次指定及使用徐丽瓦的账户收支款项。经开庭质证，两原告对第三人张少萍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的当事人是康胜公司、张少萍和余镇安，徐丽瓦并没有参与，徐丽瓦与案涉商铺租赁合同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徐丽瓦所收取的8万元系代张少萍所收。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民事判决书查明及事实认定部分并没有确认徐丽瓦与张少萍是合伙关系，不能达到张少萍的证明目的。被告徐丽瓦、第三人张少萍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银行转账记录、《商铺转租协议书》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该8万元是余镇安依据与张少萍于2018年4月3日签订的《商铺转租协议书》支付的履约定金，只是张少萍口头指定原告支付给徐丽瓦，并向余镇安提供徐丽瓦的账户，该支付行为有合同依据，徐丽瓦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3日，第三人张少萍（甲方）与原告余镇安（乙方）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书》，主要约定：余镇安向张少萍承租6号商铺，价格为33万元；预付定金5万元，基础工程开工通知七日内支付14万元，市场土建工程完工通知七日内付清余款14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具体事项。该合同见证方处盖有“博罗县康胜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同日，原告余凯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徐丽瓦转账8万元。2020年4月17日，案外人康胜公司（甲方）、张少萍（乙方）与余镇安（丙方）共同签订《解除合同》，主要约定：*综合市场由甲方开发建设，甲方和乙方于2018年3月6日签订《商铺租赁协议书》，由乙方承租6号商铺30年，租金共计30万元，乙方已全额支付。2018年4月3日，在甲方的见证下，乙方与丙方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书》，6号商铺转由丙方承租30年，租金共计33万元，丙方已全额支付给乙方。现因*综合市场于2020年1月被政府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要求强制拆除，三方经协商一致约定如下：1.甲方取得租金收入30万元，已交付乙方使用该铺位16个月，折算租金13333.33元，予以扣除后实际应退还金额为286666.67元，由甲方转账到乙方指定的丙方名下账户内。2.乙方取得租金收入33万元，已交付丙方使用该铺位16个月，折算租金14666.67元，予以扣除后实际应退还金额为315333.33元；扣除甲方代乙方向丙方支付的286666.67元，余款28666.66元丙方同意按2.5万元收取，由乙方从2020年4月15日起分12个月支付，每月支付2083.33元。3.乙方和丙方各自收到上述租金款项后，三方因转租协议产生的法律关系终止，此前涉及6号商铺的所有协议、合同、收据以及口头协议均作废。同日，余镇安出具两份收据，分别确认收到张少萍支付的退租款2083.33元，以及张少萍通过康胜公司代付的退租款286666.67元。第三人张少萍辩称其与被告徐丽瓦系合伙关系，有通过徐丽瓦的银行账户收支款项，并提交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该判决书显示张少萍有通过徐丽瓦的银行账户向该案被告支付购地款的事实。庭审中，两原告陈述余镇安与张少萍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书》后，按照张少萍、康胜公司的指示共支付了33万元，其中，2018年3月30日分别支付2万元、3万元给黄晓强、陈沛昌，康胜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向原告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8年4月18日、2018年9月7日各转账支付14万元给康胜公司的财务人员林桂好，康胜公司向原告分别出具收据予以确认。上述33万元包括了张少萍应向康胜公司支付的30万元的租金，张少萍并无向康胜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由此亦可反映原告支付给徐丽瓦的8万元并非定金或租金。2018年4月3日，在康胜公司办公室签订合同时，因现场人员杂乱，在按照“矮南”提供的纸条上记载的账户支付中介费8万元时，余凯安误拿记载徐丽瓦银行账户的纸条，并操作转账，此后“矮南”否认有收到中介费。听说“矮南”真实姓名为梁汉南，*村人，是一名中介，与徐丽瓦是夫妻关系。被告徐丽瓦、第三人张少萍陈述《商铺转租协议书》并非在原告所称的康胜公司办公室签订，而是在张少萍与徐丽瓦位于*花园东门*地产的办公室签订。原告根据张少萍提供的账户向徐丽瓦转账8万元，余下的25万元张少萍指示原告直接向康胜公司支付，此外并无要求原告向其他人付款；张少萍另向康胜公司支付5万元。张少萍不清楚原告因本次租赁合同有无产生中介费。本院认为，原告余凯安于2018年4月3日向被告徐丽瓦转账支付8万元，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两原告主张该8万元系其因承租6号商铺而需向绰号“矮南”的中介人员支付的中介费，余凯安误将该款支付至徐丽瓦账户，故徐丽瓦构成不当得利。徐丽瓦与张少萍则辩称两人系合伙关系，徐丽瓦收取的8万元系张少萍指示两原告支付的，属于原告为履行《商铺转租协议书》而支付的款项，故其不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张少萍向案外人康胜公司承租6号商铺，随后在康胜公司的见证下转租予余镇安，三方在签订的《解除合同》中确认张少萍应向康胜公司支付的“租金”30万元、余镇安应向张少萍支付的“租金”33万元均已收讫，而在实际退款中，则由康胜公司在扣除实际发生的“租金”后直接向余镇安退还286666.67元，余款28666.66元作价2.5万元由张少萍向余镇安分期退还。由此可以看出张少萍并未向康胜公司实际支付“租金”，而是由余镇安代为支付，并包含在其支付的33万元内。张少萍称有向康胜公司支付5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上述事实可进一步证明余镇安已按其与张少萍签订的《商铺租赁与转租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并已履行完毕。另外，原告支付的8万元也与双方约定的“租金”支付金额不符。故徐丽瓦、张少萍关于余凯安支付的8万元系履行该协议的辩称不能成立。第二，徐丽瓦并非《商铺租赁与转租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的缔约当事人，张少萍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有指示原告向徐丽瓦支付合同项下的款项。最后，张少萍提供的（2020）粤1322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徐丽瓦存在合伙关系，只能证明其曾通过徐丽瓦的银行账户进行款项流转。在此情况下，徐丽瓦应补强证据证明其有合法依据收取该8万元，但其未予举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徐丽瓦和张少萍的辩称不予采纳。徐丽瓦无法律依据收取原告支付的8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徐丽瓦应当将其取得的8万元返还给两原告。两原告请求徐丽瓦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予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孳息为何性质的情况下，该8万元产生的孳息一般而言为利息。参照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予以支持，故徐丽瓦应以8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两原告计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予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徐丽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余凯安、余镇安一次性返还8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徐丽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利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胡灏玲书 记 员 叶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