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11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久合，男，195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丰**。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明，河北陈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芝华，男，196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 上诉人李久合因与被上诉人刘芝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0522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久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刘芝华对李久合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芝华因2018年度种植水稻赔钱，于是在2019年春在本案诉争地块种了75亩玉米，由于土地四面环水泛盐碱，玉米苗大面积死亡，在错过最佳水稻插秧季节一个多月的情况下，找到李久合，违背农时要求在2019年7月28日完成插秧，有7月23日签订的第一份书面合同为证。在第一份合同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刘芝华于2019年7月28日提出要求李久合终止第一份合同履行，有李再然的一审书面证言为证。并且李久合与刘芝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签订了第二份李久合退出插秧的书面合同。“明确原合同解除，甲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乙方自行处理，基于该约定刘芝华放弃35亩没完成插秧的地块的责任不应由李久合承担，并且已完成插秧的部分刘芝华也放弃了管理，造成75亩地全部撂荒，颗粒无收。一审法院不顾以上事实，对李久合提交的第二份合同没有依据事实和法律采信，造成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相关规定，造成合同变更以及撂荒土地导致绝收的责任被错误强加在李久合的身上。2、一审法院委托评估，并没有经过刘芝华与李久合共同到争议地块指认(盐丰47)2019年度亩产净收益鉴定人，现场踏勘地块地界不明，绝产事实不清，绝产的责任没有查明，导致评估鉴定报告有失客观公正。 刘芝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久合提供的水稻苗数量与约定的数量不符，约定供应3200盘，实际供应1800盘，其中200盘存在质量问题。 刘芝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久合返还18000元水稻苗预付款，并赔偿损失45000元、支付鉴定费2000元，共计65000元；2、诉讼费由李久合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芝华在张合友处承包了耕地若干亩，2019年7月18日，刘芝华与李久合协商，由刘芝华向李久合购买水稻苗3200盘，用于75亩耕地种植，每盘6.5元(含插秧费)，由李久合送货至刘芝华耕地。当天刘芝华预付了款项10000元，7月23日，刘芝华又支付了货款8000元，李久合分别出具了收据，同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李久合向刘芝华提供水稻苗3200盘，栽植75亩，每盘6.5元，合计20800元，待水稻插秧时，首先交付插秧费，每台插秧机2000元，合计4000元，多退少补。 7月27日，李久合雇佣赵兴伟车辆将水稻苗运送到了目的地，李久合雇佣插秧车插秧一天，后双方协商由刘芝华自行插秧，双方并于7月28日再次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有：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李久合为刘芝华提供水稻机插，分两部分，路西一处46亩，路东一处(本案75亩)，原有协议解除，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刘芝华自行处理(包括债务)。 因李久合提供水稻苗数量不够，刘芝华阻拦司机赵兴伟开走车辆，刘芝华报警，后赵兴伟向刘芝华支付4000元，刘芝华将车辆放行。 李久合实际提供水稻苗数量为1800盘，仅够种植40亩耕地，剩余35亩未种植。刘芝华将1800盘水稻苗插秧完成后，未继续向水稻田注水，亦未进行管理，75亩田地绝收。 刘芝华为证明其损失，申请对其所承包土地水稻亩产净收益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天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鉴定报告》一份，认定涉案土地种植水稻2019年度亩产净收益为600元/亩。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李久合提供的水稻苗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李久合是否应向刘芝华支付损失。 刘芝华向李久合购买水稻苗，两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李久合作为出卖方应提供约定数量的货物，买卖双方协商购买水稻苗3200盘，但李久合仅提供1800盘，据此，应向刘芝华退还多交纳的货款6300元。 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买卖标的物为水稻苗，在李久合将货物送到时，刘芝华作为买方应及时检验货物质量，鉴于水稻苗的性质，如货物存在明显的外观瑕疵(如植株过高不适宜种植或植株枯萎等)，买方应及时提出异议，但本案刘芝华在货物运到后，并未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而是进行了插秧播种，视为接受并认可货物质量，在插秧完成后其自行放弃对秧苗的管理，导致已种植的40亩田地绝收，其要求李久合赔偿该40亩田地的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不同的农作物具有其各自的生长规律，在种植时间上应遵循客观规律，按时节种植，李久合未按约定提供足够数量的水稻苗，因时节原因刘芝华亦无法再另行购买，导致35亩田地无法种植进而绝产，刘芝华作为买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李久合支付可得利益损失，经司法鉴定，涉案土地2019年水稻种植的亩产净收益为600元/亩，李久合应予以赔偿，经计算数额为21000元。 另，刘芝华因李久合未提供约定数量的货物而阻挠司机赵兴伟离开，赵兴伟支付4000元，该400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抵扣刘芝华的损失。刘芝华为确定损失数额申请司法鉴定，支付鉴定费2000元，系由李久合违约导致，故该鉴定费应由李久合负担。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久合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刘芝华25300元。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刘芝华负担870元，由李久合负担555元。 二审中，李久合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纪念证书合法审批表复印件一份、国务院颁发给李久合的荣誉证书复印件一份、国务院颁发的全国种粮、售粮大户奖章复印件一份。证明：李久合是全国劳动模范，诚实守信，在本案中无过错，不用赔偿刘芝华损失。李久合依据第二份合同终止插秧，这是刘芝华认可的，有书面合同为证。 刘芝华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刘芝华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李久合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庭审中，李久合确认其应该给刘芝华供应水稻苗3200盘，并确认其最后一次给刘芝华供应秧苗是在2019年7月29日上午。 二审查明，一审答辩时，李久合主张向刘芝华供应了2700-2800盘秧苗；一审第一次庭审调查时，李久合主张向刘芝华供应了2600-2700盘秧苗，每亩地大约40-45盘；一审第二次庭审调查时，李久合主张其提供了约2300-2400盘秧苗。 二审庭审中，李久合主张其已向刘芝华供应秧苗3200盘。 另查明，关于李久合与刘芝华于2019年7月28日签订的协议，刘芝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二审庭审中均主张，签订第二份协议的时候秧苗还未插完，而秧苗是用筐子散装的，刘芝华不知道秧苗数不够，因刘芝华要求自己找插秧机插秧，才签定了第二份协议。 又查明，2019年7月29日，刘芝华将李久合供应的秧苗全部插秧完毕。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久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李久合对其向刘芝华供应秧苗的数量问题先后有多次不同陈述，且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采信刘芝华关于收到1800盘秧苗的自认事实并无不妥。2、李久合与刘芝华约定秧苗每盘6.5元（含插秧费），刘芝华已付18000元，而李久合仅供应了1800盘秧苗，即李久合实际供应的秧苗价格明显少于刘芝华已付的货款。结合刘芝华在公安机关和二审庭审中的主张，在李久合尚未履行完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供货义务的情况下，解除第一份协议不是刘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李久合关于根据第二份协议的约定，第一份协议已经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3、根据李久合的主张，自涉案第二份协议于2019年7月28日签订后，第一份协议就解除，但李久合在二审庭审中又确认其最后一次给刘芝华供应秧苗的时间是2019年7月29日上午，即李久合在第二份协议签订后仍在继续履行第一份协议的供货义务。该情况亦进一步证实李久合与刘芝华签订涉案第二份协议是为了解决插秧问题，并没有终止李久合供应秧苗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李久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李久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乔良艳 审 判 员 张世柱 审 判 员 李 宁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王玉凤 书 记 员 衣丽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