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11行初86号原告于某某，男，汉族，1981年7月26日出生，住济宁市任城区。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大道1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000043202556。负责人张德智，局长。委托代理人董彦习，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成绪国，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红星西路派出所民警。原告于某某诉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某某，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出庭负责人董岚、委托代理人董彦习、成绪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2月19日，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于某某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于某某诉称，2020年2月18日下午原告接到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红星西路派出所口头传唤，通知原告于2020年2月19日上午9点去红星西路派出所配合调查。原告按被告说的时间到达派出所后，被告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且威胁原告，并声称有事出去让原告在询问室等待，原告认为被告是滥用职权恶意拖延询问时间。原告担心受到不公正对待，要求办案人员全程录音录像，办案人员说根据规定进入办案区后是全程录音录像。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办案民警仅电话传唤原告去红星西路派出所接受询问，并且不告知原因。在2020年2月19日傍晚办案人员才拿出传唤证要求原告签字，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传唤程序严重违法。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及民警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被告在讯问时告诉原告说他们所采用的证据（短消息）不是由案外人梁彦提供的，而是接到报案后派出所去电信运营商处调取的短信记录和信息内容，容不得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未规定派出所民警具有调取公民短信和短信内容的权力，民警在办案时滥用职权、违法调取公民信息，此证据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被告在对原告的询问中，多次诱骗原告承认有关事实，并称承认也没事，疫情期间不处罚。被告对原告询问时曾强制要求原告提供家庭情况，原告提及家中有不到六岁的孩子无人照顾，被告就让原告早点承认，并称这样就可以早点回去，更何况即使有处罚，也不执行，诱骗原告承认。原告相信了被告的话，以为承认后可以早点回家照顾孩子，但承认并询问完毕后被告却无任何正当理由延长扣留时间继续扣留原告。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必要时，还应当问明其家庭主要成员、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民族、身体状况等情况。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被告在询问时要求原告提供原告前妻和子女的情况，原告反驳说这件事是原告个人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更何况原告已和前妻离婚，儿子也给了前妻，他们的情况和这件事无关。但是办案民警恐吓原告并告知原告派出所办案有派出所办案的规矩，让你说你就赶紧说，强制让原告提供。原告认为被告是利用行政权力羞辱原告，将此记入笔录，给和案件无关的原告前妻和儿子抹黑。被告在对原告询问时曾要求原告回答原告现居住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原告是否有公司及原告离婚时财产的分配情况，原告以这些事情都和案件无关，拒绝回答。更何况这些情况是案外人梁彦曾向原告前妻询问过，原告认为这些信息都和原告发送短信的行为无关，并且这些是第三人梁彦想了解的信息。原告拒绝回答后，被告一直要求原告回答，并恐吓原告说派出所让你说你就得说，出于劣势地位和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原告只能回答。原告有理由怀疑办案民警利用职权为第三人梁彦刺探原告个人信息及隐私，原告无法理解其目的和动机。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被告并未通知原告的家属，并伪造证据说原告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程序严重违法。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案外人梁彦曾在与原告前妻通话时就短信中涉及房产、钱物等敏感信息进行询问，梁彦对原告发送短信的行为并未明确提出异议或者反对、制止行为，而是刺探信息内容。原告有理由相信梁彦对原告的发送短信的行为是默许的，原告有理由相信梁彦想通过原告发送的短信内容来获取其想了解的原告财产信息。案外人梁彦在原告向其发送信息时并未表示出拒绝的意思，在原告说不再和其有任何的联系后反而选择了去派出所报案，梁彦具有明显的诱骗行为，原告在接受询问时明确向办案人员反映了梁彦存在诱骗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原告出示了电话录音，录音中可以证明第三人梁彦诱骗原告违反治安管理，且第三人梁彦在电话录音中明确表示就是要告原告。梁彦不仅恶意诱骗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涉嫌诬告陷害，想利用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达到其恶意报复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项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从重处罚。原告有理由认为梁彦的行为完全符合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规定。办案民警对原告出示的对原告有利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并未进行复核，也未进行任何的记录。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民警曾提供了两份不同的短信记录和内容让原告签字，其中一份记录中很清楚的显示原告的短信都在案外人梁彦的黑名单中，并且夹杂很多其他短信。原告对同一个案件被告出示了两份不同的证据及短信发送人提出了异议，说其中很多夹杂着很多验证码短信不是原告发的，并且原告的两个手机号码都显示在黑名单中，在黑名单中的短信是不能干扰别人的生活的。原告要求一条条的指出来，办案民警说不用看了，你直接签字就行。原告说要申辩，办案民警说你上午已经申辩过了，不能再申辩了。原告虽然有疑问但是迫于环境只好填写我提出陈诉和申辩的字样并签字。七、办案民警通知原告的时候说是需要原告去配合调查解释情况，却在讯问完毕后（2020年2月19日上午11点）仍然将原告扣留，并专人看管，连去卫生间都被监视，甚至无正当理由延长询问时间。原告有理由认为原告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非法限制，人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在利用原告和被告对法律的了解的差距和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限制原告为自己查询法律条文和寻找证据进行合法申辩的权利，使原告无法在了解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自己辩护。八、在公安机关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办案人员就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血样采集、指纹采集、拍照等行为，原告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不公平对待，此举严重侵犯人权，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原告有理由相信原告被提前做出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推定，是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严重侮辱。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2020年1月19日，原告曾接到一陌生电话，当时原告不方便接听就挂断了电话。打电话的人立即就将原告详细到门牌号的家庭住址以短信的形式发到原告手机上对原告进行潜意识的恐吓，在原告处理完事情回复该电话时此人声称是案外人梁彦的亲戚。原告有理由相信梁彦是恶意泄露原告住址并指使他人威胁原告，试图从心理上对原告造成伤害，并对原告全家的人身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原告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就此事向民警提出，要求派出所对此事调查处理。原告向被告反应梁彦的恐吓行为，办案民警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理睬，亦未做任何的记录。十、位于济宁市任城区运河大厦17楼的山东奇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原告那里没有叫梁彦的人，梁彦居住地为太白湖区鸿顺官邸小区。案外人梁彦隐匿其不在位于济宁市任城区运河大厦17楼的山东奇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的真实情况进行报案，被告派出机构红星西路派出所未核实真实情况直接长臂管辖。被告在对原告的询问过程中，包庇案外人梁彦的意图十分明显。被告在询问笔录和证据中刻意隐瞒案外人梁彦和原告的真实关系。案外人梁彦恶意骚扰原告前妻，给原告前妻发微信打电话，辱骂侮辱原告，挑拨原告夫妻关系，使原告夫妻关系出现严重隔阂，导致原告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导致了原告和前妻离婚。该情况原告均在询问时向被告提出，但被告拒绝记录该情况。在被告对原告发出处罚决定书，原告离开红星西路派出所时，被告说了一句你走了以后我们还得将处罚决定书赶紧给梁彦送去，她们那边还在等着呢，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和梁彦相互勾结违法办案。十一、被告提供的一份证据显示，原告的电话号码是被案外人梁彦拉进黑名单的，理论上是不会影响他人生活的，案外人梁彦刻意去黑名单寻找原告发送的信息，并以此为证据来告发原告，原告认为是被梁彦恶意陷害。原告认为在黑名单中的短信是无法干扰他人生活的。原告有理由认为案外人梁彦恶意诱骗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且明显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被告对此违法行为未展开调查，而是隐瞒有关的信息。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多处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并且拒绝了原告第二次的申辩要求。在告知权利的当日即做出送达处罚决定并于当日将拘留处罚生效，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要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中第（三）项“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撤销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销毁已经采集的原告有关信息。原告请求：一、撤销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于某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案外人梁彦打听原告的住所、离婚情况、财产情况。2、短信记录一份。证明案外人梁彦将原告详细家庭住址透露给其他人，对原告造成威胁。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证明梁彦曾骚扰原告前妻。4、通话记录一份（2020年2月19日18:50）。证明被告对原告的第二次讯问笔录是伪造的。5、企业信息公示一份。证明吴某笔录所述的身份与其真实身份不一致，其并非是该企业经理。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分局辩称，一、被告认定于某某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依法调查查明：2020年1月4日至2月17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于某某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他人拒收后，变换手机号码仍然发送。给他人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事实有于某某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梁彦的陈述，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于某某出于感情引发纠纷，在被侵害人梁彦拒绝和自己交往的情况下，没有理性平和的处理，而是通过手机给被侵害人梁彦发送信息，甚至在半夜时间发送信息，影响到了他人的休息和工作。梁彦将其手机号码拉黑后，仍然发送的行为，是法所不容许之行为。这种频繁发送信息的方式超过了解决感情纠纷的必要限度，侵犯和扰乱了他人正常生活秩序，不具有合法性，为法律所禁止，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二、被告对于某某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决定正确、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本案中，于某某通过手机多达90余次发送短信，且在他人拒收后仍然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属于情节较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属于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情形。本案中，红星西路派出所民警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根据情况通过电话通知于某某。于某某在接到办案单位的电话通知后到案并陈述，有归案的自动性，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于法有据。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红星西路派出所在履行告知程序时，对于某某提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如实记录，于某某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已经提出过，且公安机关已经作了调查核实，于某某没有提出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于某某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被告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了受案、调查取证、告知等相关程序，做到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对于某某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裁适当，故请求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依法维持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向于某某宣告处罚并当场交付的情况；2、受案文书一份，证明案件来源及受案情况；3、传唤证及传唤家属通知书一份，证明于某某到案时间及离开时间和通知家属的情况；4、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一份，证明依法延长询问查证时间；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证实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6、行政处罚审批表一份，证明依法履行处罚审批的情况；7、家属通知书及送达回执一份，证明于某某拘留通知家属及送达被侵害人的情况。8、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向原告于某某询问前已告知其权利和义务；9、于某某的陈述和申辩一份，证明于某某发送信息干扰他人生活的起因和经过；10、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向梁彦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11、梁彦陈述一份，证明于某某发送信息干扰他人；12、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询问王某前应告知其权利和义务；13、王某陈述一份，证明有人去单位找梁彦的情况；14、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询问吴某时告知其权利义务；15、吴某陈述一份，证明有人去单位找梁彦的情况；16、接受证据清单一份，证明接受了梁彦提供的于某某向其发送的短信信息的情况；17、书证（短信信息）一份，证明于某某向梁彦发送短信的情况；18、办案说明一份，证明于某某发送的短信数量、暂未执行、到案的情况；19、办案说明一份，证明针对于某某申辩进行复核的情况；20、办案说明一份，证明暂未执行拘留和于某某到案的情况；21、户籍证明一份，证明于某某、梁彦的户籍情况；22、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一份，证明进行吸毒现场检测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原告于某某对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十六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二)违法事实和证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事实陈述不清，说原告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生活，并未指出给何人发送信息，都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也没有说明何人才是被侵害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书具有明显的包庇迹象，通篇没有说明被侵害人是谁，致使原告无法将案外人梁彦列为第三人，变相剥夺原告合法权益。且该决定书中没有陈述原告发送信息的理由。二、对《受案登记表》，根据被告提供的受案登记表显示，受案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12时46分，受案民警为成绪国、李永华，审核人为贾广密。基本案情为2020年2月17日梁彦报警称在运河大厦17楼，其前男友发送多条信息干扰梁彦正常生活。受案登记表中仅显示是梁彦前男友发送短信，并非原告于某某发送短信，该受案登记表没有关于原告本人的任何记载。对于受案登记表所记载的简要案情不予认可，因为2020年2月17日原告接到号码为132××××2457红星西路派出所民警的电话，通话时间是12:50分，当时打电话的民警说的是接到报案原告在运河大厦堵门不走了，而不是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原告要求被告提供案外人梁彦的报警录音进行核实。原告曾被人短信骚扰，拨打110报警，接警人员明确的告诉原告这种情况需要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因此原告认为该受案登记表中的案情是伪造的，请被告提供110接警电话进行核实。三、对《传唤证》，被告工作人员2020年2月18日下午电话通知并恐吓原告接受传唤，此举严重违法，因此传唤证的批准时间应在2020年2月18日或之前，但被告在2020年2月19日下午才提供了传唤证，并且传唤证批准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传唤程序严重违法。四、对《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中被告记录为原告不提供其家属的具体联系方式，该通知书显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出具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9时，而传唤笔录显示询问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10时02分至2020年2月19日11时，在尚未开始询问和制作笔录时，被告是如何确定原告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的？后续笔录中也无办案民警询问原告是否需要通知家属的记录，存在严重的不作为和程序违规。况且后续询问中被告强制原告提供了家庭信息，不存在原告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的可能，在候问室中原告家属因不知原告去处，多次拨打原告电话，被告均拒绝原告接听电话告知家属情况。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和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对原告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的记录，是严重的行政不作为和程序违法。五、对《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要求被告提供批准人贾广密2020年2月19日工作时间和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一个小时内就询问完毕的情况，怎么能算情况复杂，延长询问时间的理由是什么。六、《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明显载明了原告于2020年2月19日18时40分提出了要求陈述和申辩，被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严重违反办案程序，且被告伪造询问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18时45分至2020年2月19日18时50分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作为陈述和申辩。七、《行政处理审批表》中基本案情及证据表格中提及于某某多次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但未提及干扰何人，造成何种影响，如何认定原告违法并给与处罚？该案案外人梁彦陈述自己邮箱已经关闭，于某某电话被加入黑名单，说明原告发送信息案外人梁彦无法接受到该信息，更无法谈及干扰他人生活。要求被告提供办案民警的警察证件，证明他们的执法权。要求出示审核人员王虔通过司法考试的相关证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认为原告的违法行为属于情况复杂，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情况复杂的违法程序的处罚，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要求被告提供对涉案行政行为集体讨论的证据。八、《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显示办案民警为成绪国、王利明，但王利明是何人，该通知书显示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19时，原告要求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18时40分，请问被告在非工作时间怎么能够在2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层层审核、批复的？其中有一份伪造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18:45-18:50，该时间段内有民警在候问室和一个喝醉的人说话，原告听到有人和这个民警说贾所升官了啊，听说调到局里去了，这个民警说正式的任命还没下来呢。如果这个被人称为贾所的民警就是贾广密，那么他就不可能在2020年2月19日18时40分至2020年2月19日19时这段时间内对行政处理审批表进行审批。九、对《送达回执》，该回执中梁彦指印和笔录中明显不同，梁字写法也明显不同。要求核对第三人梁彦的送达回执签字和手印记录，并要求被告提供将送达回执送达梁彦的轨迹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和沟通记录。十、对于某某第一次《询问笔录》，被告明确表明是通过口头方式对原告进行的传唤，此行为严重违法。十一、第二次《询问笔录》，明显是伪造的，签名字迹不符。十二、对《梁彦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要求被告提供梁彦的全程录音录像，验证梁彦报案时间和内容。十三、对梁彦《笔录》，要求被告提供2020年2月19日当天含有原告填写信息的红星西路派出所的完整人员登记表，疫情期间必须严格登记制度，所有外来人员都必须登记信息。原告在登记表上清楚的看到梁彦是在2020年2月18日下午去红星西路派出所报案和送证据的，请问被告怎么在2020年2月17日就对梁彦进行了询问。梁彦笔录中主动陈述了自己曾骂了原告，办案民警针对发现的梁彦违反治安管理法的行为未展开调查，涉嫌渎职。梁彦笔录中民警询问两人是否有经济纠纷，但为何办案民警在对原告询问时从未询问两人是否有经济纠纷的问题。实际情况是梁彦和原告存在严重经济纠纷。笔录中梁彦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原告曾向被告办案民警陈述两人的关系，但被告方办案民警刻意隐瞒此事并未做任何笔录。且原告认为梁彦笔录是后期伪造的，如梁彦笔录不是后期伪造的，被告就应该在梁彦笔录后对吴某、王某进行询问，而非原告询问时原告提及到二人时才询问，并且梁彦笔录中被告专门让梁彦形容原告的身高，是为了和王某、吴某笔录中的描述进行对应，为什么被告不询问原告关于梁彦的情况，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正常的办案程序。十四、对王某、吴某笔录，要求被告提供2020年2月19日当天含有原告填写信息的红星西路派出所的完整人员登记表，疫情期间必须严格登记制度，所有外来人员都必须登记信息。证人王某证言明显为假，当时原告正要进电梯，刚好遇到一个大姐从电梯出来，原告不认识她，也不确定她是不是叫王某，原告问她今天梁彦来上班了吗，她当时说了句应该来了吧，原告说你们公司刚才有人说你们这里压根就没有梁彦这个人，你看一下梁彦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你和她说一下，有点东西给他看，我在外面等她。原告印象当中当时原告是坐在窗子台阶上的，并且原告遇到的那个人一直低着头背对着原告，未正面交谈，竟能准确判断一个坐着的人的身高，明显不符合常理，请王某确认那天所看到的人是否带着眼镜。证人吴某权利义务告知书中的笔迹和笔录中的笔迹明显不同，且隐瞒梁彦在运河大厦的事实和身份，根据梁彦的授意说没有这个人在这里上班。根据山东省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东奇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的经理是王来坤，而非吴某，与其自述的经理身份明显不一致，其证言明显不具有可信性。王某笔录和梁彦笔录，办案民警庞明坤的签名字迹明显不符，存在造假行为。十五、《接受证据清单》中显示梁彦提供证据清单和杨爱军接受梁彦手机短信记录的时间均为2020年2月19日，要求提供视频证明时间的准确性。要求被告提供2020年2月19日当天含有原告填写信息的红星西路派出所的完整人员登记表，因为被告门口疫情期间出入登记表显示，梁彦去递交证据和报案的时间为2020年2月18日下午，而非2020年2月17日和19日，此表是伪造的。且被告曾声称短信记录是被告提取的电信公司记录，而非梁彦提供的。且对原告提交的短信证据，其中一份证据明显是在我手机黑名单中的，对该份短信证据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办案说明及针对原告申辩进行复核的情况说明均不予认可，因为被告告知原告的是疫情期间不执行处罚，但该办案说明中记载的是暂未执行，所以原告认为询问时被告对原告有欺骗行为。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对原告于某某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于某某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于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经审理查明，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于2020年2月17日接到案外人梁彦的报警，梁彦称原告于某某多次发送信息干扰其正常生活。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红星西路派出所接警后通过电话传唤原告于某某到案，对其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于某某对其多次向梁彦发送信息的行为予以认可，并在派出所出示的五十二页短信和四页骚扰拦截信息上签字，认可上述信息系其向梁彦发送。后红星西路派出所询问了梁彦及证人王某、吴某，制作了询问笔录，收集了短信信息和当事人身份信息等证据。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认为原告于某某因感情纠葛向案外人梁彦发送短信90余条，在梁彦将其手机拉黑后变换手机号码继续发送信息，有时在深夜发送信息，对案外人梁彦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原告于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原告于某某认为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于2020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本案中，原告于某某向案外人梁彦发送信息90余条，且在他人拒收后，变换手机号码仍然发送信息，有时深夜发送信息的行为，干扰了案外人梁彦的正常生活，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受理该案后，对原告于某某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依法履行了传唤、通知家属、行政处罚告知、审批等法定程序。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规定，对原告于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故，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济公任(红西)行罚决字（2020）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于某某关于被告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抗辩意见，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于某某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于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培峰审 判 员  李 明人民陪审员  张 林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亚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