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5251号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路19号楼-1层-103内M824室。法定代表人：刘增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淀区志新路15号三层321。法定代表人：赵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保东旭，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与被告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立案受理，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增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被告后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保东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信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后谷公司退还款项195459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签订了《后谷咖啡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华信公司为后谷公司在北京区域经销后谷公司的“后谷咖啡”系列产品，合作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按照合同约定，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先后支付了27万元款项。在合同期间，华信公司从后谷公司处提货进行销售，最终剩余195459元款项至今未予退还。经催要无果，故华信公司诉至法院。被告后谷公司辩称：第一，后谷公司向华信公司供应价值246579元的货物，华信公司先后仅支付220000元供货货款，后谷公司已向华信公司超额供货。现华信公司要求退还货款195459元，即变相地指后谷公司仅向华信公司交付价值24541元的咖啡，严重违背事实。第二，2018年10月18日，刘增涛向后谷公司支付的5万元备注性质为公司借款，而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故该5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与本案的诉讼主体亦无关，后谷公司并非该款项的适格原告，故华信公司无权向后谷公司做出法律上的请求。第三，后谷公司在华信公司支付货款的范畴内已完成货品供应，华信公司在起诉之前从未向后谷公司催要过货款，双方未就后谷公司供货后，后谷公司对华信公司仍存有欠款达成一致，故华信公司主张退还货款并无依据。原告华信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2．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增涛与后谷公司经理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函及周某的实名认证信息；3．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单及民生银行网银截图。后谷公司认可华信公司证据1．3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被告后谷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华信三友货品、账目往来明细》；2．《发货单》，并主张根据《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第8．5条，后谷公司对华信公司设立专门财务往来账目（由华信公司明细账户组成），华信公司的货款、价格折扣或违约金或赔偿金等从该账目余额内计算，故后谷公司证据1．2即能反映其向华信公司的供货情况。原告华信公司不认可后谷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双方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予以采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华信公司证据2有原件，故本院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后谷公司证据1．2均无华信公司的确认，且华信公司并不认可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后谷公司证据1．2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查明如下事实：后谷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华信公司签订《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其上载明：甲乙双方就乙方销售甲方经营的后谷咖啡系类产品是以达成合同约定；2017年销售年度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12个月；乙方经销区域为北京地区；甲方对乙方设立专门财务往来账目，乙方的货款、价格折扣或违约金或赔偿金等从该账目余额内计算；乙方所有与甲方货款的结算均通过指定对公账户结算，若乙方确实无法提供对公账户，乙方需指定本合同签字页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乙方指定一位打款人员刘增涛办理货款结算业务；合同约定经销期限届满双方未继续合作或合同提前解除的，乙方支付的货款余额予以返还，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落款处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处有周某的签字。刘增涛与“Xiaolei0537”的微信号的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11月13日，“Xiaolei0537”向刘增涛发送标题为《华信三友询证函20190806》，其正文内容系一份《对账函》，其上载明：致华信公司，承蒙贵公司在业务上对我公司多年的支持与厚爱，在此谨致以真诚的协议！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为，截止2019年6月3日，欠贵公司155459元，备注为空；截止2019年6月3日，欠贵公司40000元，备注为借款，合计金额为195459元。其上后谷公司签章处、“贵公司”（即华信公司）签章处均为空白。华信公司主张“Xiaolei0537”系后谷公司职工周某的微信号，且“Xiaolei0537”的实名认证信息载明为（*磊）。2017年7月14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8月8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10月24日，华信公司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20000元；2018年10月18日，刘增涛向后谷公司转账支付50000元，转账用途为“公司借款”。庭审中，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均认可《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的合作期到期后双方仍有供货往来。庭审中，华信公司称合作期间，后谷公司的职工刘某主动电话联系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增涛，告知其可采购的货品及单价，刘增涛根据刘某的建议进行采购，但采购时双方没有签订具体订单；后谷公司负责送货，并向刘增涛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数量但并未载明单价的送货单，后谷公司根据送货情况自行扣款；合作期间，后谷公司向华信公司供应过价值20万元的货物，但货物的保质期为1年，后谷公司于2018年底货物快到保质期时拉走部分货物，但拉走货物的价值不清楚，后谷公司称拉走部分的货值会转为货款；2019年11月，因双方不再合作，后谷公司的职工周某通过微信方式向刘增涛发送《询证函》，确认了后谷公司账面上华信公司的剩余款项情况；合作期间，周某以后谷公司的名义向华信公司借款，后承诺将该笔借款转为货款；《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的“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系格式条款。庭审中，后谷公司称其为华信公司设立了专门账目，根据账目记载，后谷公司已向华信公司交付价值246579元的货物，且华信公司认可以后谷公司单方确认的账目明细为准；后谷公司称其最后一次向华信公司供货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华信公司已先后向后谷公司支付22万元货款，如果后谷公司没有支付相应价值的货物，华信公司不可能持续付款，这有违交易惯例及日常经验法则；且即使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之间存有未结款，也已过了6个月的退款期；后谷公司认可刘某、周某均系其公司职工，但周某并非业务授权代表，后谷公司也并未给予其关于特定业务的授权。本院认为：华信公司与后谷公司签订的《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周某系《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中确认的后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代表华信公司。周某向华信公司出具《对账函》，确认截止2019年6月3日，后谷公司尚欠华信公司155459元（备注为空）及40000元（备注为借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华信公司称后谷公司承诺将借款转为货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华信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备注为借款的40000元，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现后谷公司确认尚欠华信公司货款155459元，且《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经销期限届满双方未继续合作或合同提前解除的，乙方支付的货款余额予以返还”，故后谷公司要求华信公司返还155459元货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后谷公司主张其已向华信公司供应价值246579元的货物，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后谷公司对陆续支付货款的行为进行了合理解释，并未违背交易惯例和日常生活逻辑。《2017销售年度经销商合同》约定“返还期限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计算最长为6个月”，但后谷公司和华信公司均认可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间结束后双方仍有合作，且故后谷公司主张已超过6个月退款期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55459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8元，由原告北京华信三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799元（已交纳），被告北京后谷咖啡有限公司负担340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