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4民初4178号 原告：丁耀魁，男，1973年5月3日出生，回族，住甘肃省临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卓娥，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韵佳，四川英特信（天府）律师事务所。 被告：孙志剑，男，1986年12月25日出生，回族，住甘肃省临潭县。 被告：吴海云，男，1985年7月14日出生，回族，住甘肃省临潭县。 上述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康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都江堰大道岷江路15号2栋1层9号。 法定代表人：张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辉，四川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沛龙，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回族，住甘肃省碌曲县。 第三人：王建荣，男，1966年2月25日出生，回族，住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原告丁耀魁与被告孙志剑、吴海云、成都市康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捷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中，马沛龙、王建荣申请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耀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卓娥、余韵佳，被告孙志剑、吴海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被告康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辉，第三人马沛龙、王建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耀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1.撤销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于2019年10月26日签订的《委托书》；2.撤销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于2019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事实与理由：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于2019年10月26日签订了《委托书》，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于2019年10月27日签订了《协议》，主要约定丁耀魁将债权（债务人系康捷公司）8816028元转让给孙志剑，将债权4610000元转让给孙志剑、吴海云。但事实是丁耀魁在孙志剑、吴海云胁迫、拘禁的情况下签订的《委托书》《协议》，《委托书》《协议》均违背了丁耀魁真实意思，损害了丁耀魁的权益。据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孙志剑、吴海云辩称，1.请求驳回丁耀魁的全部诉讼请求。2.丁耀魁欠孙志剑虫草款8816028元，欠孙志剑、吴海云虫草款4610000元是双方确认的事实。丁耀魁应当向孙志剑、吴海云履行虫草款的支付义务。3.孙志剑、吴海云没有胁迫、拘禁丁耀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丁耀魁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有70多名农牧民和虫草小商贩向孙志剑、吴海云催款，丁耀魁知晓如不支付相应虫草款，之后赊货会很困难，即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故丁耀魁将债权转让给孙志剑、吴海云是符合逻辑的，是合理的。4.丁耀魁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不具备撤销的事由，没有损害丁耀魁的合法权益，相反损害了孙志剑、吴海云的合法权利。综上，丁耀魁请求撤销《委托书》《协议》属于事后反悔的行为，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康捷公司辩称，1.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于2019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以撤销的法定事由，丁耀魁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请应当予以驳回。首先，丁耀魁诉称《协议》是在孙志剑、吴海云的胁迫、拘禁的情况下签订的，违背了其真实意思。对此，康捷公司认为丁耀魁在签订《协议》时，孙志剑、吴海云并没有对其胁迫或拘禁，签订过程有录像为证，丁耀魁是自愿签订该《协议》。其次，根据丁耀魁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其陈述签订《协议》时，孙志剑、吴海云没有限制其人身自由，没有任何的殴打行为。因此，丁耀魁诉称的胁迫、拘禁，与客观事实不符。2.康捷公司虽然向法院提起过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讼，但该诉讼仅仅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协议》签订后，康捷公司认可该《协议》，且合法有效。由于丁耀魁没有处理好自身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其部分债权人（藏族同胞）到康捷公司讨要说法，致使康捷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派出所给出的方案是提起诉讼，由法院来确认《协议》的效力。因此，康捷公司提起撤销《协议》的诉讼，目的是为了由法院来认定《协议》的效力，为履行《协议》提供法律上的保障，避免藏族同胞作出过激行为。综上，康捷公司认为《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三方均应当履行《协议》内容，请求驳回丁耀魁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马沛龙、王建荣陈述，马沛龙、王建荣系丁耀魁的债权人，代表了72名丁耀魁的债权人参加诉讼，丁耀魁欠付72名债权人的虫草款共计4294.2万元。丁耀魁销售给康捷公司的虫草，主要是马沛龙、王建荣等72人提供的，康捷公司与丁耀魁尚未结清的货款1950万元，实际的债权人主要是马沛龙、王建荣等72人，并且债权人多次到康捷公司要账，吴海云、孙志剑、康捷公司都是清楚的。《协议》侵害了马沛龙、王建荣等72名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了众多债权人生活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5日，丁耀魁向孙志剑出具《欠条》，确认欠孙志剑虫草款8816028元。同日，丁耀魁向孙志剑、吴海云出具《欠条》，确认欠孙志剑、吴海云虫草款4610000元。2019年10月25日，丁耀魁与康捷公司对账，形成《对账函》载明截至2019年10月25日，康捷公司应付丁耀魁货款14399868元。丁耀魁在数额证明无误处签字，康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峰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6日的《委托书》，载明“康捷公司拖欠丁耀魁虫草款14399868元，由于丁耀魁欠孙志剑虫草款8816028元，欠吴海云虫草款4610000元，共计13426028元。丁耀魁委托孙志剑、吴海云向康捷公司收取欠款。”丁耀魁在委托人处签字、捺印，孙志剑、吴海云在受托人处签字、捺印。张峰于2019年10月30日收到该《委托书》。 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7日的《协议》，约定丁耀魁将对康捷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孙志剑、吴海云，其中向孙志剑转让的债权为8816028元，向孙志剑、吴海云共同转让的债权为4610000元。丁耀魁、孙志剑、吴海云在该《协议》尾部签字、捺印，康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峰签字、捺印，并加盖公司公章。 2019年10月27日，康捷公司与孙志剑、吴海云签订了《付款协议》，对丁耀魁转让给孙志剑、吴海云的债权，约定由康捷公司按照付款计划，分期支付。 丁耀魁认为其在签订《委托书》《协议》时受到了孙志剑、吴海云的胁迫、拘禁，《委托书》《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遂引发纠纷。 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2019年11月1日2时20分，丁耀魁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大丰北派出所报警，接（报）处警登记表上载明：“丁耀魁在国际商贸城做虫草生意亏了，欠了7000万的账，担心对方因欠他们的钱没有还，对其人身和家人构成危险。” 二、2019年11月2日，布珠等人向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控告丁耀魁合同诈骗，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侦查，丁耀魁于2019年11月5日自首，2019年11月6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对丁耀魁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20年6月23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对丁耀魁涉嫌合同诈骗案作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 三、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于2020年1月2日出具的《关于丁耀魁虫草案件工作情况报告》中，调查情况为“受害群体与犯罪嫌疑人丁耀魁之间的债权债务主要系虫草交易而形成，部分系因虫草交易而间接衍生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主要形成于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犯罪嫌疑人丁耀魁的债务尚未清偿部分总金额为6570万元左右，其中涉及虫草欠款约为6110万元左右，民间借贷欠款约为460万元左右。” 四、本院调取了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对丁耀魁、孙志剑、吴海云、张峰的询问/讯问笔录。 丁耀魁在2019年11月5日11时20分至2019年11月5日14时00分的询问笔录中有以下陈述：“我一共欠90个商家的虫草货款，共计欠款60819190元。”“我总共欠债60819190元，我能收回来的钱是19499868元，算下来我还差41319322元。”“张峰现在还差我97万元的货款，之前的帐1900万的样子。后来他转510万的帐给扎西，因为之前我欠扎西510万元整。后来转了1300多万的帐给吴海云和孙志剑，因为我欠吴海云、孙志剑1300多万元，这样算来张峰就只差我97万元。”“只是我将张峰欠我的货款转给了扎西、吴海云和孙志剑三人，是我受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转款协议。”“我把它签了，想其它办法把它推翻和补救。”“我就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来想办法处理。”“签了字的协议后，孙志剑就走了，吴海云和张峰去公司盖章了。盖完章后，吴海云回来后，我就要求吴海云将他扣的我车还回来，他同意了，同时将盖了章的协议给我。然后离开了。他们不在了，我也就从宾馆离开了，同时到了派出所（大丰派出所）报警，大丰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是经济纠纷上法院解决，然后我就跟着坐飞机回老家了。同时我给张峰打电话叫他不要去公证处签字。我还通知我侄儿，让他告诉债主，去张峰公司，让张峰不要将钱还给吴海云和孙志剑两个人，我给这些债主说，你们必须要去张峰公司，这样才能给张峰压力，不让他把钱给吴海云和孙志剑两人。”“因为我和他们签的协议还需要公证，我不在他们就不能公证。”丁耀魁在2019年11月5日19时12分至2019年11月5日22时51分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讯问“你通知这些货主到成都张峰的公司是什么原因？”丁耀魁回答“就是让他们把公司控制了，让张峰不要把钱转给扎西、吴海云、孙志剑三个人，推翻我之前同他们签的协议。为的就是把张峰欠的1900多万元人民币均分给这些供货商。” 孙志剑在2019年11月4日17时20分至2019年11月4日18时00分的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10月26日，我就叫丁耀魁给我们开了委托书，委托我和吴海云前往康捷公司收取拖欠款，我和吴海云拿到委托书就去康捷公司找张峰，张峰说现在没钱，要不等几天，要不找丁耀魁核实委托书的真实，我和吴海云就回到了大丰宾馆，27日，我和吴海云就要求丁耀魁通知张峰来协商，张峰来了后，我们要求签订一个协议，就在1208房间，签完协议后，张峰就离开了。我和吴海云就去法院咨询起诉的事，丁耀魁一直住在宾馆，期间他侄儿来过几次，我老婆也给他送过饭，他的手机一直是打开的，而且在派出所对面的宾馆住。” 吴海云在2019年11月4日12时20分至2019年11月4日13时00分的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10月26日，我就叫丁耀魁给我们开了委托书，委托我与孙志剑前往康捷公司收取拖欠款，我和孙志剑拿到委托书就去康捷公司找张峰，张峰说现在没钱，要不等几天，要不找丁耀魁核实委托书的真实，我和孙志剑就回到了大丰宾馆，27日，我和孙志剑就要求丁耀魁通知张峰来协商，张峰来了后，我们要求签订一个协议，就在1208房间，签完协议后，张峰就离开了。我和孙志剑就去法院咨询起诉的事，丁耀魁一直住在宾馆，期间他侄儿来过几次，孙志剑的老婆也给他送过饭，他的手机一直是打开的，而且在派出所对面的宾馆住。” 张峰在2019年11月2日8时56分至2019年11月2日10时23分的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大约10月27日17时许，在新都区大丰派出所对面一个酒店，酒店名字不记得了。丁耀魁带了两个回族，一个叫吴海云，一个叫孙志剑，说要把我欠他的13426028元的债务关系转到那两个回族人。当时他带了个转让协议书，我们4人在上面签了字。”“还没有付。昨天在天回派出所和丁耀魁打通了电话，他又在电话里说这13426028元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当时我电话开的是免提，他们都听到了的，我现在更不敢付了。” 五、2019年10月23日吴海云与丁耀魁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以下陈内容：“我等只下午再没声音我就翻脸，我先去你家等你，来了我们老的小的一起去公司我全部要尼，我一点都不怕，大不了鱼死网破，要死全部死。”“我本来下来就翻脸尼，可给你面子给了这几天，再够意思了。” 六、2019年10月31日晚上23:45丁耀魁与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以下内容：“……我们四个就这样做，而且是25号对了账，31号转移账给他俩能行吗？再说今晚你来了，他俩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能不签字吗？从24号拉到宾馆守着，不让出去，我能不答应吗？还有选择的余地吗？车也扣去了！自由也没有，我该怎么办？打电话都不方便，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七、2019年12月9日，康捷公司向本院起诉丁耀魁、孙志剑、吴海云，即（2019）川0114民初10461号案件，康捷公司请求撤销康捷公司与丁耀魁、孙志剑、吴海云签订的《协议》及《付款协议书》，经审查，本院对该案不具管辖权，裁定不予受理。在起诉状中有以下内容：“协议签订后，丁耀魁曾要求康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峰代为报警，其认为该两份协议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想要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上述事实有《欠条》《对账函》《委托书》《协议》、接（报）处警登记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出具的《工作情况》、丁耀魁的询问笔录、丁耀魁的讯问笔录、孙志剑的询问/讯问笔录、吴海云的询问/讯问笔录、张峰的询问/讯问笔录、微信截图、（2019）川0114民初1046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丁耀魁为证明自己受胁迫，提交了《关于叔叔丁耀魁撤销案件情况说明》，经质证，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均认为丁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要求，丁佐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丁佐并未提交申请，其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该情况说明系打印件，仅在“丁佐”的名字处有捺印，丁佐未出庭无法确认捺印的真实性，况且丁耀魁与丁佐系叔侄关系，二人存在利害关系，丁佐证言的证明力受限，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的异议理由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丁耀魁为证明自己的车辆被吴海云开走控制，提交了与车辆贷款专员任青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监控截图。经质证，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均认为，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监控截图不能清楚看到驾驶人是谁，也不能证明车辆是被胁迫开走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监控截图看不清楚驾驶员，仅反映出车辆于2019年10月28日出入丁耀魁居住小区的时间，即2019年10月28日13:21:29进入，2019年10月28日14:17:32离开。丁耀魁于2019年10月30日向车辆贷款专员反映，因欠钱车辆被人挡走了。从上述证据看，无法达到丁耀魁的证明目的。 孙志剑、吴海云为证明自己尚欠70多名虫草商贩货款，提交了其于2019年11月13日向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记录12条、工商银行转账流水单19张、农业银行流水单32张、照片、视频光盘。经质证，康捷公司没有异议，丁耀魁对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情况说明、照片和视频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属多余证据，不予审查。 孙志剑、吴海云为证明自己名下近百名牧民的虫草款没有得到支付，提交了《请愿书》。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属多余证据，不予审查。 孙志剑、吴海云提交了签订协议时的视频光盘，经质证，康捷公司没有异议。丁耀魁提出异议，认为视频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10月31日20:04，理由是“在视频中，点击右键，在属性‘常规’一栏中可以看见创建媒体日期为2019年10月31日20:04。”该视频系孙志剑、吴海云从手机中拷贝制作为光盘的，原始视频资料孙志剑、吴海云没有保存，庭审后，经向网络技术人员咨询了关于光盘属性中创建媒体日期是否可以更改的问题，技术人员当场演示了这一日期是可以更改的。因此，丁耀魁对视频拍摄时间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马沛龙、王建荣为证明丁耀魁欠付虫草款情况，提交了72位债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欠条等，经孙志剑、吴海云和康捷公司质证，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丁耀魁欠付虫草款需要另行诉讼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属多余证据，不予审查。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基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法律未作出例外规定情况下，应由丁耀魁作为受损害方对《协议》系受胁迫而订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司法解释对胁迫行为规定了较一般民事证明标准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本案中，丁耀魁为证明自己受胁迫所举示证据均未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标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丁耀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孙志剑、吴海云有非法的、故意的胁迫行为，因此，丁耀魁要求撤销签订的《协议》，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书》，是丁耀魁委托吴海云、孙志剑去康捷公司收取欠款，法律规定委托事项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丁耀魁作为委托人，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无必要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由于合同的效力涉及公共利益，需要国家意志干预，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进行价值判断，予以审查，现马沛龙、王建荣代表丁耀魁的债权人已对协议提出了异议，认为协议损害了众多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应作为案件审理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该规定体现了债权的平等性原则，即数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先后发生数个普通债权时，其效力一律平等，不因其成立先后而有效力上的优劣。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债务人任意履行规则，任意履行规则的前提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足够清偿其全部债务，倘若不够，仍允许债务人任意履行，则可能发生有的债权人获得完全清偿，而其他的债权人不能获得完全清偿甚至完全不能获得清偿，是为不公。虽然，目前我国尚未对个人破产进行立法，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0条规定了参与分配制度，就是为了平等保护债权人。现丁耀魁的责任财产不能足够清偿其全部债务，丁耀魁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签订了《协议》后，转让协议的后果即是“孙志剑、吴海云的债权可以得到完全清偿，而丁耀魁的其他债权人不能获得完全清偿甚至完全不能获得清偿。”该转让协议构成了个别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相互串通、共同实施的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行为构成要件有三：（1）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恶意。恶意是相对于善意而言的，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此处的恶意无须具有希望损害他人的主观状态（即动机上的要求）。如果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知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的损害后果，则不构成恶意。（2）当事人客观上存在事先通谋的行为。通谋行为可以表现为双方当事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表现为一方作出意思表示，对方或其他当事人明知其目的非法，而以默示的方式表示接受。它可以是当事人互相配合，也可以是双方共同作为。（3）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应当是恶意串通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因民事行为的履行而已经产生，又可以是随着将来的履行而可能发生。 本案中，从主观上来说，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的情况报告和询问笔录可知，丁耀魁对其所欠90个商家的虫草款共计6000余万元，能收回的款项仅为1900余万元，无法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是清楚的。从孙志剑、吴海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知，签订《货款转让协议》时，孙志剑、吴海云明知丁耀魁负债过多，其责任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亦明知丁耀魁的单独清偿行为（债权转让行为）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以认定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就客观而言，孙志剑、吴海云作出了希望单独获得完全清偿的意思表示，丁耀魁在明知单独清偿将导致其清偿资金减少，进而致使其他债权人不能获得完全清偿甚至完全不能获得清偿的情况下，配合签订了《协议》。这一行为不是典型的达成一致意思联络的串通行为，而是属于当事人明知实施该行为的目的非法且又互相配合的恶意串通行为，从结果上将对丁耀魁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损害。综上，丁耀魁与与孙志剑、吴海云、康捷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也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可以认定《协议》无效。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丁耀魁的诉讼请求； 二、确认丁耀魁与吴海云、孙志剑及成都市康捷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丁耀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文利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