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2民初554号原告：中山市兴泊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新茂村工业区××××××××××之二。法定代表人：阳某1，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国，广东融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胜利，男，行政主管。被告：中山市诺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赵某1，执行董事。被告:赵某1，男，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县××××××××××××。被告:中山市横栏镇恒意达五金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厂左侧）。经营者：贾磊，男，198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云虹，女，财务人员。第三人：阮学票，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原告中山市兴泊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泊源公司）与被告中山市诺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创公司）、赵某1、中山市横栏镇恒意达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恒意达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兴泊源公司申请追加阮学票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因本案有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经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泊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国、袁胜利，被告诺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赵某1本人，恒意达制品厂主要负责人贾磊，第三人阮学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泊源公司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诺创公司、赵某1、恒意达制品厂向兴泊源公司支付货款147113.54元及逾期支付货款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为止）。事实和理由：兴泊源公司与诺创公司于2018年5月开始成为合作客户，为方便诺创公司经营，兴泊源公司同意向其提供五金配件，双方约定由兴泊源公司送货至恒意达制品厂进行氧化加工以及诺创公司指定的鸿盈打砂厂（即阮学票）进行打砂加工，诺创公司承诺收到货物后1个月内支付货款。其后，兴泊源公司自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陆续向诺创公司提供五金配件数批次，兴泊源公司按上述约定将货物送货至恒意达制品厂进行氧化加工以及鸿盈打砂厂（即阮学票）进行打砂加工，并由上述单位人员签收并验收合格，确认货物质量没有问题。兴泊源公司要求每月与诺创公司对账，但该公司一直以繁忙为由拖延至今。双方交易初期，诺创公司尚能按双方约定支付货款，但自2019年8月始以资金周转不灵为由拖延支付。兴泊源公司后多次催讨货款，但诺创公司仍以账务未结算或繁忙为由拒绝。由于诺创公司拖延货款，兴泊源公司自2019年6月后未继续向其供货。经核算，诺创公司现尚欠兴泊源公司货款147113.54元未付。此外，诺创公司系赵某1于2018年5月4日个人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若诺创公司不足清偿前述债务，则应由赵某1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诺创公司、赵某1答辩称，1.欠款金额不确认；2.诺创公司与兴泊源公司确实有交易关系，双方在合作期间一直没有对账；3.欠款金额一直没办法对账，因部分案涉货物由兴泊源公司交付恒意达制品厂，恒意达制品厂加工后送回兴泊源公司，兴泊源公司深加工后送回诺创公司。被告恒意达制品厂答辩称，1.恒意达制品厂与兴泊源公司之间无交易关系，案涉欠款与恒意达制品厂无关；2.兴泊源公司应诺创公司要求将货物送到恒意达制品厂进行加工，恒意达制品厂在加工完成后应兴泊源公司和诺创公司要求将货物分别送回两公司收取，恒意达制品厂向兴泊源公司、诺创公司交货时均有签收；3.恒意达制品厂因加工货物产生的加工费由诺创公司支付，双方之间发生的加工费已结清；4.恒意达制品厂从兴泊源公司收取货物后将部分货物转发给阮学票进行打磨加工，阮学票加工后将货物交回恒意达制品厂再次加工，恒意达制品厂从未在阮学票处直接提取兴泊源公司的货物。综上，恒意达制品厂并非本案交易合同相对方，无须对案涉欠款承担支付义务。第三人阮学票陈述称，阮学票应恒意达制品厂及兴泊源公司要求从兴泊源公司、恒意达制品厂处收取或提取货物进行打磨加工，阮学票加工后将货物交给恒意达制品厂或兴泊源公司，其没有与诺创公司交易，亦未向诺创公司交付兴泊源公司委托加工的货物。阮学票不清楚兴泊源公司与诺创公司之间交易情况，其亦没有参与。双方当事人依法提交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对证据进行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诺创公司于2018年5月4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唯一自然人股东为赵某1。恒意达制品厂于2007年1月16日登记注册，现由贾磊个人经营。兴泊源公司现持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送货单若干份及相应对账单等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诺创公司向其清偿未付货款147113.54元。兴泊源公司自认通过4种方式向诺创公司交付货物并产生货款、加工费在内的款项，包括2018年6月10日至2019年5月11日期间直接向诺创公司交付货物185444.9元，2018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应诺创公司指示要求向恒意达制品厂交付并进行氧化加工的货物货款270945.58元，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应诺创公司指示要求向阮学票交付进行打砂加工的货物货款448899.95元以及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从恒意达制品厂收回货物进行深加工后再向诺创公司交货产生的加工费38281.08元（该部分货物未累计原货物总价，仅核算二次加工费）。兴泊源公司称其交付给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的货物均应诺创公司要求送货，送货单上载明收货客户为诺创公司。另外，恒意达制品厂加工后将部分货物送回兴泊源公司进行二次深加工再交付给诺创公司，兴泊源公司就前述货物向诺创公司送货时仅结算二次加工费，货物原价在送货给恒意达制品厂的送货单据上予以核算。此外，恒意达制品厂加工后一部分货物直接由其送货给诺创公司，兴泊源公司以其向恒意达制品厂送货金额核算向诺创公司交货款项。此外，兴泊源公司应诺创公司指示向阮学票交付货物，阮学票进行打砂加工后将货物交付恒意达制品厂及诺创公司，兴泊源公司亦以其向阮学票送货金额核算向诺创公司交货款项。兴泊源公司出示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送货单显示标注收货单位为诺创，且载明送货名称及规格、数量等内容，但只有少部分送货单同时记载单价、金额，绝大部分单据则未标注单价、价款等内容，大部分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由阮学票签字或书写“鸿盈”字样。兴泊源公司依照送货单编制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对账单若干份，拟证明通过阮学票向诺创公司交货445145.4元。对账单记载送货单号、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备注为“鸿盈”等内容，但对账单并无诺创公司或阮学票等人盖章或签字确认。诺创公司辩称未收取前述送货单载明货物，其亦未委托或指示阮学票收取前述货物。阮学票确认前述送货单中收货人处由其签收或书写“鸿盈”字迹的单据载明货物确实由其收取，但案涉货物系由恒意达制品厂或兴泊源公司向其交付，阮学票加工后全部交回恒意达制品厂或兴泊源公司，诺创公司从未委托其从兴泊源公司提取货物，阮学票亦从未向诺创公司交付货物。兴泊源公司出示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送货单显示标注收货单位为诺创，且载明送货名称及规格、数量等内容，但未标注单价、价款，部分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由赵某1、梁安锐、邹年兰、朱锦维、周金珍、李咏波等人签字，部分送货单则未记载签收人。兴泊源公司依照送货单编制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对账单若干份，拟证明直接向诺创公司交货221294.86元。对账单记载送货单号、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备注为“诺创”、“亚创”等内容，但对账单并无诺创公司或赵某1盖章或签字确认。诺创公司辩称收取送货单载明部分货物，但对兴泊源公司所称送货金额不确认。兴泊源公司出示2018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送货单显示标注收货单位为诺创，载明送货名称及规格、数量等内容，但均未标注单价、价款等内容，大部分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字为“贾磊”、“廖”、“廖宁”。兴泊源公司依照送货单编制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对账单若干份，拟证明其通过恒意达制品厂向诺创公司交货263323.38元。对账单记载送货单号、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备注为“恒意达”等内容，但对账单并无诺创公司或恒意达制品厂、贾磊等人盖章或签字确认。诺创公司确认其确实从恒意达制品厂处收取兴泊源公司供应货物，但对前述部分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恒意达制品厂确认其确实从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但称双方仅清点交货数量而未核算价款，恒意达制品厂经加工后部分货物送回兴泊源公司，部分货物直接交付给诺创公司，领取货物已按数量全部交回，恒意达制品厂仅与诺创公司结算加工费，未与兴泊源公司核算送货价款及加工费等，其对兴泊源公司所列产品价款不知悉。诺创公司提供汇总表、对账单以及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恒意达制品厂送货单等拟证明双方交易期间兴泊源公司直接向诺创公司送货累计231327元、兴泊源公司受诺创公司指示向第三方“亚创公司”交付货物累计111363元，诺创公司从恒意达制品厂领取兴泊源公司货物185275元，诺创公司累计应付货款527965元。诺创公司当庭表示前述统计数据来源于兴泊源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据以及诺创公司从恒意达制品厂收取货物单据。经查，恒意达制品厂送货单记载送货期间为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标注为“诺创”，送货单另记载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颜色，但未标明单价、金额等内容，送货单位一栏书写“廖”、“贾磊”等字样，收货单位一栏则由赵某1、梁安锐等签收或空白未填写。兴泊源公司对诺创公司提供前述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其称不清楚诺创公司与恒意达制品厂之间具体交货情形，且诺创公司仅提供并确认双方交易的部分单据，并不反映双方交易的全部情况。恒意达制品厂则确认送货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但称对诺创公司领取货物总价不知情，因其仅核对交货数量。恒意达制品厂提供送货清单以及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恒意达制品厂送货单拟证明交易期间恒意达制品厂向诺创公司、兴泊源公司交付货物的情形。经查，恒意达制品厂送货单记载送货期间为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标注为“诺创”，送货单另记载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颜色，但未标明单价、金额等内容，送货单位一栏书写“廖”等字样，收货单位一栏则由许名荣、赵某1、梁安锐或无法辨别字迹人员签收。兴泊源公司确认收取部分货物，但称对并非其签收单据不予认可。诺创公司确认部分货物总价185275元确实由其领取，其余单据则与其无关。兴泊源公司庭审中称其通过上述途径向诺创公司交付货物及加工等产生款项累计943571.51元，诺创公司已付款项782650.09元，现未付货款及加工费累计147113.54元。诺创公司则称其于交易期间能核算交易金额为527965元，现其实际已向兴泊源公司支付货款787117.63元。恒意达制品厂及阮学票均表示其从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时未标注产品单价及总价，恒意达制品厂向兴泊源公司、诺创公司交货时亦未标注产品单价及总价，阮学票向恒意达制品厂、兴泊源公司交货时亦未标注产品单价、总价。兴泊源公司、诺创公司、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等证实各方交易期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进行对账或通过其他方式确认各自交易总额。兴泊源公司称其向阮学票交付货物系经诺创公司指示或要求，所涉货物由阮学票直接交付诺创公司或通过恒意达制品厂交付。诺创公司则称其从未指示或委托阮学票向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阮学票亦从未向其交付货物，诺创公司收取的货物来源于兴泊源公司直接交付或由恒意达制品厂转交。恒意达制品厂称诺创公司确实指示其从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但所涉货物经加工后已经交回兴泊源公司或转交诺创公司。恒意达制品厂从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后，因部分货物须加工而转发阮学票，但货物经打磨后已经交回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称除恒意达制品厂向其交付货物外，兴泊源公司亦直接向其交付货物，阮学票加工后部分货物送交恒意达制品厂，部分货物则送回兴泊源公司，前述货物并非应诺创公司指示交付，阮学票与诺创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交易，阮学票未向其交付货物。针对前述说法，各方除前述证据外，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兴泊源公司与诺创公司之间确实发生买卖合同及加工关系，兴泊源公司提供3组送货单据拟证实交易具体情形，但诺创公司仅确认兴泊源公司交付货物（含加工费）总额527965元，故兴泊源公司仍应就具体供货情形提供证据及作出充分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兴泊源公司为证实交货（含加工费）943571.51元向本院提交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送货单共计3组以及对账单予以证明，并将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列为被告、第三人要求其证实交货具体情形。经查，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对账单由兴泊源公司单方编制，并无诺创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故对账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送货单据中确实有部分单据由赵某1或诺创公司其他人员签字确认，诺创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并作为统计收取货物金额的依据，但其余单据由阮学票、贾磊、廖宁、“鸿盈”或其他不能辨别笔迹人员签收，赵某1及诺创公司不确认兴泊源公司其余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故兴泊源公司不能仅凭前述单据即作为认定其向诺创公司交货依据。兴泊源公司、诺创公司及恒意达制品厂确认诺创公司指示或要求兴泊源公司向恒意达制品厂交付货物进行初加工，恒意达制品厂亦直接向诺创公司交付货物，但各方亦确认恒意达制品厂从兴泊源公司领取货物加工后部分转交诺创公司、部分货物回转兴泊源公司。因此，即便兴泊源公司现称收货人为恒意达制品厂，所涉单据载明货物全部由恒意达制品厂签收，但因货物存在回转兴泊源公司的情形，故兴泊源公司不能仅凭交付货物给恒意达制品厂的单据作为认定诺创公司收货金额的最终凭据。此外，兴泊源公司提供阮学票、“鸿盈”签字的部分单据并称其通过交货给阮学票加工从而实现向诺创公司交货，但诺创公司否认通过阮学票收取货物，阮学票亦称从未向诺创公司交货，其领取货物经加工后交付恒意达制品厂或交回兴泊源公司，同时，从各方提供证据亦无法证明阮学票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向诺创公司交付兴泊源公司向其供应的货物，故兴泊源公司不能以交货给阮学票的单据作为认定诺创公司收货最终凭据。最后，依照本院前述查明事实，兴泊源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送货单中关于诺创公司直接收货及恒意达制品厂代收单据可作为认定交货事实的参考依据，但关于阮学票收货的单据则确定不能作为认定交货事实依据。经统计，依照直接交货给诺创公司及交付恒意达制品厂的单据统计核算，兴泊源公司仅能证实交货总金额484618.24元（221294.86元+263323.38元），现诺创公司自认收取货物合计货款527965元（231327元+111363元+185275元），同时，诺创公司及兴泊源公司均确认诺创公司现支付货款金额已经超过78万余元，显然，诺创公司付款金额已足以涵盖兴泊源公司提供送货单载明的送货金额或其自认收货金额，兴泊源公司现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推翻诺创公司的说法，故兴泊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兴泊源公司不能证实诺创公司现仍拖欠其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货款。至于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应否对兴泊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依照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案涉纠纷发生于兴泊源公司与诺创公司之间，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均非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本案仅须审查兴泊源公司与诺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含加工费）纠纷即可，兴泊源公司与恒意达制品厂、阮学票之间是否存在违约或侵权纠纷并非本案审理范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兴泊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山市兴泊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2.27元，由原告中山市兴泊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卢钊洪审判员  梁 瑜审判员  吴柏强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孙铭斌杨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