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207民再1号 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南翔万商商贸物流城D地块3＃楼156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719964732L（1-1）。。 法定代表人：汪克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生，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婷婷，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阪钧，男，196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原审被告：安徽元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22682086269H。 法定代表人：杨阪钧，总经理。 原审被告：上海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4705弄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50955H。 法定代表人：罗襄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水岭，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天盛公司）与原审被告杨阪钧、原审被告安徽元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元隆公司）、原审被告上海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7）皖0207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已于2018年1月31日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2月1日作出(2018)皖0207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芜湖天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生、韩婷婷，原审被告上海万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水岭、冯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阪钧、原审被告安徽元隆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芜湖天盛公司称，一、原审审理程序合法。1.送达问题。（1）上海万兴公司的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4705弄58号，原审中民事起诉状及EMS快递上书写的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4705弄58弄，答辩人认为根据常识一般地址“弄”后面既是“号”，类似“室”与“号”为一个概念，此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故，芜湖天盛公司及原审法院书写的地址不存在错误。（2）原审在正常邮寄程序送达未成功的情况下，已通过人民法院报予以公告了开庭的相关信息及判决信息。开庭公告及判决公告，两次公告，足以保障了上海万兴公司的权利。原审“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2.本案未遗漏当事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本案证据《函》以及上海万兴公司盖章确认的《连带还款承诺书》上都明确载明：涉案的借款系安徽元隆公司委托戴子平所借，戴子平并非借款人的事实，上海万兴公司完全知晓且无争议。（2）董小妹作为芜湖天盛公司处财务人员，且其在原审中也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受芜湖天盛公司委托转款，其并非贷款人。（3）安徽元隆公司也系本案的当事人，且也判决其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芜湖天盛公司从未否认安徽元隆公司为借款人的事实。（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诉讼材料后，发现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牵涉的戴子平及董小妹的身份从现有证据中完全可以证明。故原审在审查后，认为本案不存在第119条之规定情形依法审理此案，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本案借款主体应为安徽元隆公司。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芜湖天盛公司提交的借条及转账凭证、函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杨阪钧”与上海万兴公司所称“杨班军”通过上海万兴公司提供的《声明》可证明系同一人，其系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上海万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董事。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安徽元隆公司，并非戴子平。通过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阪钧与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的《函》、上海万兴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以及戴子平、董小妹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均已证明戴子平系接受安徽元隆公司的委托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故原判认定借款人为安徽元隆公司正确。 2.上海万兴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性质应属于债务加入式的债务承担，上海万兴公司应按承诺对安徽元隆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退一步而言，上海万兴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性质如属于担保，该担保行为有效，上海万兴公司亦应承担担保责任。所涉的担保系上海万兴公司的担保，并非其主张为杨阪钧个人以公司资产提供担保。《公司法》第16条虽规定公司对外做担保需要经股东大会同意或者董事会同意。芜湖天盛公司认为此条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芜湖天盛公司已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故而，本案所涉的《连带还款承诺书》应为有效的。 4.本案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和担保时效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首先，证据《函》中，格式条款上写明还款日期为2012年1月10日还100万；2012年6月30日还500万；但格式条款之下，杨阪钧手写：“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故，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为本息还清之日止，芜湖天盛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主债务未过诉讼时效。其次，上海万兴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约定：“担保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1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之日止，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2年；第33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主债务约定借款期限为本息还清之日止，视为约定不明，那么应自芜湖天盛公司主张归还借款之日开始计算担保期限，天盛公司主张权利之日为2016年8月9日，那么保证期限应至2018年8月9日届满。 综上，原审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上海万兴公司辩称，请求驳回芜湖天盛公司对上海万兴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审判程序违法。上海万兴公司在原审中未收到起诉状和其他诉讼文书，致使上海万兴公司未能依法行使答辩权和抗辩权。由于芜湖天盛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将上海万兴公司的地址写错，原审按照错误地址邮寄法律文件，导致邮件退回，但原审在未核实受送达人是否下落不明，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下，采用公告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剥夺了上海万兴公司的应诉权、抗辩权。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产生了借贷法律关系。2010年9月26日，安徽元隆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该公司用其名下的土地、房产在银行抵押后的残值部分向戴子平申请流动资金抵押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以用于公司经营流动资金补充使用，贷款期限为一年。同年10月12日，安徽广德农村合作银行同意安徽元隆公司二次抵押申请。同日，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由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借款，戴子平是贷款人和抵押权人，安徽元隆公司是借款人和抵押人，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借期一年，自2010年10月12日至2011年12月12日。借款抵押合同附抵押物清单，同时约定抵押房产价值为2600万元，已在广德农村合作银行贷款1000万元，剩余价值1600万元为戴子平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合同由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双方于2010年10月12日办理抵押登记，登记的他项权证号为房地产权广德他字第××号。2015年12月21日，上述他项权证被申请注销，注销后上述房屋于2015年转移登记至广德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上述证据材料证实了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双方在2010年10月产生了借贷关系，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借款1000万元，安徽元隆公司用1600万元剩余价值的房屋为该笔借款设定抵押，并与戴子平共同办理了抵押登记。 2.芜湖天盛公司与戴子平之间产生了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戴子平系以个人名义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了600万元借条。其次，芜湖天盛公司的财务人员董小妹，证实借款人并非是安徽元隆公司。原审原告的财务人员董小妹在2016年7月13日出具的证明，其系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因杨阪钧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故其接受芜湖天盛公司的委托，向戴子平、陶火焰的账户汇款共计350万元。董小妹是原审原告的财务人员，在办理汇款时接受的是原审原告的指派，其出具的证明较为真实反映了原审原告安排其汇款时明确告诉了借款人并非是安徽元隆公司，而是向戴子平、陶火焰个人账户汇款。再次从芜湖天盛公司的诉状中所列被告及起诉理由来看，芜湖天盛公司认为杨阪钧因资金周转需要，委托戴子平向原告借款，而不是安徽元隆公司需要借款。原审原告作为出借的主体，在主张权利时就明确了本案的借款人不是安徽元隆公司。原审原告之所以在起诉后又追加元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是出于如果不将安徽元隆公司列为被告，就无法让上海万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考虑，而诉讼策略的改变掩盖不了安徽元隆公司不是实际借款人的本质。 三、原审原告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未产生任何法律关系。戴子平向原审原告借款是其个人独立的民事行为，与安徽元隆公司没有产生代理关系。首先，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建立借贷关系，这恰恰证明了戴子平向原审原告的借款是自己的独立意思表示，而不是受安徽元隆公司的委托的代理关系。其次，2011年1月13日的函是在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借款，戴子平再向原告借款两个借款行为完成之后形成的，并非是借款。不排除是杨阪钧、戴子平、原审原告等事后合谋串通后伪造的，可能的目的就是让安徽元隆公司直接承担借款责任，继而让上海万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第三，该函的出现并不能产生将借款主体由戴子平变更为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律后果。安徽元隆公司董事会根据章程的授权在2010年9月26日作出决议，公司决定向戴子平个人申请流动资金抵押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安徽元隆公司用公司名下的土地、房产的残值抵押担保，故向戴子平借款是安徽元隆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经营决策。杨阪钧虽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无权也无法更改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而非向原审原告借款的事实。函中所提到的“我公司”是指安徽元隆公司还是其他公司不明确。第四，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没有产生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提供的2011年1月13日的函，虽有我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600万元的内容，但委托单位一栏为空白，没有加盖任何单位印章，恰恰杨阪钧在委托人一栏签字，而杨阪钧是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加盖安徽元隆公司的印章十分简便。原审原告出借大额借款，应要求安徽元隆公司盖章，而仅仅让法定代表人签字。从杨阪钧角度来看，如为安徽元隆公司借款，在自己掌握印章且很便利的情况下，不会不加盖公司印章，自己名义在委托人一栏签字，更不会以自己名义向原告出具600万元借条。故均不符合常理，也与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签订的借贷抵押合同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杨阪钧本人同时在北京、上海、新疆等地数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也向其他数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并担任数家公司的高管。如果非要理解杨阪钧是代表公司借款，那么他代表的是哪家公司。所以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没有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应是戴子平个人向原审原告借款。 四、本案借款的实质是戴子平向包括原审原告在内的出借人融资后，再以月息2%的利息转借给安徽元隆公司，以谋取利息获取利差。从操作程序上来看，戴子平先与安徽元隆公司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获得抵押权等保障之后，再向包括原审原告在内的他人融资，其谋取利差的意思表示非常明显，这也恰恰印证了本案向原告借款的主体是戴子平。本案中，戴子平向原告融资后，该款项最终是出借给了杨阪钧还是安徽元隆公司或是第三方都不明确，但却掩盖不了戴子平与原审原告建立借款关系的本质。根据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的协议，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订立了借款抵押合同。根据安徽元隆公司的章程规定，杨阪钧需要在2010年12月向安徽元隆公司认缴4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同时杨阪钧本人同时还在北京、上海、新疆、深圳、深圳等数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也向其他数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并担任数家公司的高管，所以戴子平在2010年12月份两次转给杨阪钧的410万元，具体是用于安徽元隆公司还是用于个人经营，目的均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哪种行为，其最终指向的仍然是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产生借贷关系，或是戴子平与杨阪钧之间产生借贷关系。 五、上海万兴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担保责任。在假定本案担保函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上海万兴公司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函的内容是为安徽元隆公司向原审原告借款的行为提供担保。依据以上分析，本案与原审原告形成借贷关系的是戴子平而非安徽元隆公司。而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安徽元隆公司已经不欠戴子平的借款。根据广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证明，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办理的抵押物他项权证，在2015年12月21日注销，而实践中申请注销他项权证，需要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共同申请，方可准许办理。共同申请注销抵押权，只有两种可能，债权债务已经消灭或抵押权人戴子平放弃抵押权。芜湖天盛公司在接受盖有上海万兴公司、万兴企业有限公司印章的连带还款承诺书时，未进一步审查担保函的法律效力，未审查该担保函是否是万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及民法总则第61条的规定，芜湖天盛公司在接受杨阪钧提供的担保函时未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善意，该担保函对内对外均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民法总则第61条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003年，上海万兴公司修改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在公司法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未经权力机构表决同意无效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对善意第三人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债权人在接受担保人的担保时，应当负有审查该担保函效力的义务。只有尽到审查义务才能称之为法律意义上的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函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原告在接受杨阪钧提供的连带担保承诺书时，明知杨阪钧不具有上海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也不具有上海万兴公司股东身份，恰恰明知杨阪钧是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安徽元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还明知其同时在除安徽元隆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和高管职务。原审原告出借如此大额的借款，理应负有审查该担保函是否是上海万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注意义务，至少在收到该承诺函时应当及时与上海万兴公司取得联系，以核实该承诺函是否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但芜湖天盛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函对上海万兴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暂不考虑担保函真实性的情况下，本案诉讼已过时效，担保已过除斥期间。杨阪钧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的函中，对于还款日期有明确规定，即2012年1月10日还100万元，2012年6月30日还500万元，按照原民法通则两年期诉讼时效的规定，全部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4年6月30日已经届满，而原告在2017年3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早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有关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问题，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2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之日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本案保证期间在2014年6月30日已经届满。原审原告在没有举证证明向借款人及担保人主张过还款要求的情况下，其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要求担保人担保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限。 六、原审原告出借款项的行为与担保承诺书的要求不符。即使上海万兴公司的担保成立，芜湖天盛公司的出借行为也与连带还款承诺书不符。首先，承诺书是对安徽元隆公司向原审原告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但本案向原审原告借款的是戴子平个人。其次，承诺书要求所有借款应当最迟在2010年底前款项到位，但是最后两笔共100万元，是2011年1月4日发生的，且收款人为陶火焰账户，承诺书的内容中没有关于对陶火焰的收款行为提供担保的表述，且该出借行为也超出了承诺书限定的时间段。 综上，请求驳回芜湖天盛公司对上海万兴公司的诉讼请求。 芜湖天盛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整，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10年12月30日按照250万元借款计算利息；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月4日按照500万元借款计算利息；2011年1月5日后按照600万元借款计算利息）；2.上海万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杨阪钧、安徽元隆公司、上海万兴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上海万兴公司于2010年1月28日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连带还款承诺书，承诺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期限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接受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的委托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600万元并于当日出具一份借条。上述600万元借款全部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戴子平账户（其中2010年12月28日汇款250万元；董小妹接受芜湖天盛公司的委托分别于2010年12月30日汇款250万元、2011年1月4日汇款100万元）。借款汇付后，戴子平、杨阪钧于2011年1月13日共同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份函，认可600万元借款已实际收取并承诺按期归还全部借款本息。但截至起诉之日，杨阪钧与安徽元隆公司一直未归还借款本息。期间，芜湖天盛公司多次催要，但一直拒绝归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本院原审认定案件事实：杨阪钧系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12月底，安徽元隆公司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2010年12月28日，芜湖天盛公司向戴子平账户汇款250万元。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天盛实业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2010年12月30日，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董小妹向戴子平账户汇款250万元。2011年1月4日，董小妹向陶火焰、戴子平账户汇款100万元。2011年1月13日，杨阪钧和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份函件，内容载明“芜湖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陆佰万元，此款我公司用于生产周转资金，并同意将我公司房产作抵押（房产证业务编号2010010059，房屋编号F501130、F501130-1、F501130-2），该房屋产权已过户于戴子平名下，且办理了他项权证（房地产他证广德字第0014995）。我公司和借款人保证此款未清偿之前不作重复抵押、挂失和撤销。我们保证按如下时间还款（利息逐月结清）：2012年1月10日还100万元，2012年6月30日还500万元。”当日，杨阪钧又在函下方注明“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后因安徽元隆公司一直未向天盛公司归还借款和支付利息，遂成讼。 另查明，上海万兴公司及万兴企业有限公司曾于2010年1月28日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份连带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承诺对安徽元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一事（最高限额陆百万元人民币，最迟在2010年底前款项到位），对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 本院原审认为，一、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依法清偿。芜湖天盛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安徽元隆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委托戴子平于2010年底向原告借款600万元的事实，芜湖天盛公司已通过汇款方式陆续将600万元汇至安徽元隆公司指定账户。虽然在2011年1月13日由杨阪钧出具的函件中并未加盖安徽元隆公司的印章，但从函件的文意表述和之前由上海万兴公司及万兴企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中的内容看，可以认定该笔借款系安徽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阪钧以安徽元隆公司名义所借，而杨阪钧是作为安徽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予以确认。鉴于本案无证据证明借款系用于杨阪钧个人使用，故芜湖天盛公司要求杨阪钧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该笔600万元借款应由安徽元隆公司予以归还。 二、杨阪钧2011年1月13日出具的函中载明了100万元于2012年1月10日归还、500万元于2012年6月30日归还。但杨阪钧又于当日在函的下方注明“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该项附注显然与上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不一致。鉴于两种还款期限的表述均形成于同一日，无法确定时间先后，故应视为双方对还款的期限约定不明，芜湖天盛公司依法有权随时向元隆公司主张要求归还借款。 三、关于芜湖天盛公司主张的利息，虽然在戴子平出具的借条中并无利息的约定，但在杨阪钧出具的函中有“利息逐月结清”以及“至本息还清为止”的表述，从内容上看，可以认定双方在借款时确曾约定须支付利息。但是，现有证据尚无法反映双方当时对借款利率标准的约定，应视为对利息约定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所涉借款系安徽元隆公司生产周转之需向天盛公司所借，结合市场交易习惯、交易成本等因素，酌情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按照借款出借时间，其中天盛公司2010年12月28日出借的25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0年12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0年12月30日出借的25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0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1年1月4日出借的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1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上述利息，应由安徽元隆公司予以支付。 四、上海万兴公司在借款前已向芜湖天盛公司承诺对安徽元隆公司委托戴子平向原告所借2010年底前到位的6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海万兴公司的担保承诺与之后戴子平代表安徽元隆公司向原告借款600万元的金额及出借时间均相互一致，应当认定该担保承诺与本案所涉借款存在关联。根据承诺书的内容，该种形式的保证系最高额保证，即上海万兴公司仅在6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保证期间，双方约定为“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的表述依法应视为约定不明。另该承诺书中未载明具体的还款期限，故保证期间依法应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上海万兴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已经终止或上海万兴公司已向芜湖天盛公司发送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故芜湖天盛公司起诉时，保证期间并未届满。上海万兴公司仍应对该笔6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承诺函书中明确载明“保证的最高限额为600万元。”故上海万兴公司仅在600万元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对超出部分的利息不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原审判决：一、安徽元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芜湖天盛公司借款6000000元，并向芜湖天盛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其中2500000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0年12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2500000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0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余1000000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1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上海万兴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安徽元隆公司欠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600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芜湖天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中，芜湖天盛公司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企业信息查询单、身份证，证明各方的主体资格。 上海万兴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杨阪钧与上海万兴公司有任何关联性。 2.借条、函，证明戴子平接受杨阪钧、安徽元隆公司的委托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600万元的事实，且杨阪钧、安徽元隆公司已收到全部借款的事实，并注明了还款期限是本息还清之日止。 上海万兴公司认为借条是戴子平以个人名义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的，反映出借款的主体是戴子平而非安徽元隆公司。函是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行为完成之后所形成的，实际汇款日期是2010年的12月28日、30号，掩盖不了戴子平是本案实际借款人的事实；函的内容与安徽元隆公司和戴子平之间所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内容相矛盾，函的下方所列委托单位是空白的，委托人是杨阪钧，不能认定该函是安徽元隆公司的意思表示，仅能认定是杨阪钧个人的意思表示；该函仅能证明杨阪钧收到戴子平的借款，不能够证明安徽元隆公司收到任何人借款；函中明确注明了还款日期，最后一笔的还款日期是2012年6月30号，至芜湖天盛公司于2017年提起本案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3.连带还款承诺书，证明上海万兴公司承诺为杨阪钧、安徽元隆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非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期限为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同时，还款承诺书上也明确了借款最高限额金额为600万元，与之前的函、借条中所载借款金额是对应一致的。 上海万兴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持有异议。首先，真实性不清楚，杨阪钧并非上海万兴公司高管，也无上海万兴公司有关同意对外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与上海万兴公司章程相矛盾，并非是上海万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证据有偷盖公章或伪造之嫌。其次，不具有合法性，对外出具连带担保书必须经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杨阪钧签字没有公司授权或公司决议。其三，不具关联性，在不考虑该承诺书真实性的情况下，该份承诺书是为安徽元隆公司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而本案借款主体是戴子平而非安徽元隆公司，安徽元隆公司并未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担保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四，该承诺书的形成时间是2010年元月28日，针对尚未发生的后期借款，不存在债务加入或连带还款责任。 4.银行转账回单、董小妹出具的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戴子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芜湖天盛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600万元的借款全部汇入安徽元隆公司受托人戴子平以及戴子平委托的陶火焰的账户，且戴子平亦说明系安徽元隆公司借款。 上海万兴公司对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即对芜湖天盛公司先向戴子平个人账户汇款250万元，董小妹向戴子平汇款250万元，后董小妹向戴子平、陶火焰汇款1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流水恰证明本案借款人是戴子平和陶火焰两个人，2010年的款项是汇入戴子平账户，借款人并非是安徽元隆公司，芜湖天盛公司与安徽元隆公司并没有发生真实有效的600万元的借贷关系。其次，董小妹、戴子平的证明均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应当到庭接受质证，且戴子平的情况说明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矛盾，其称受安徽元隆公司委托向芜湖天盛公司进行借款，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借款时表明了代理人的身份。 再审中，上海万兴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杨阪钧在中国大陆共投资了6家企业，同时担任安徽元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元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港汇银（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新疆辰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万兴企业有限公司、益源天然保健品（深圳）有限公司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同时担任新疆大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新疆丽辰服装有限公司2家企业的监事职务，本案中，杨阪钧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的函中“我公司”，到底代表哪家公司不清楚，不能当然认为是安徽元隆公司。 芜湖天盛公司对工商登记信息的三性均有异议，杨阪钧及杨班军是同一人，函中已注明的他项权证系安徽元隆公司的抵押房产，故杨阪钧系代表安徽元隆公司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了函，该组证据无法实现上海万兴公司的证明目的。 2.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章程修改文本、章程修正案、任命书及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证明上海万兴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杨阪钧为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是上海万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3年上海万兴公司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杨阪钧作为上海万兴公司的法人股东即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杨阪钧签字样式与本案材料不一致。 芜湖天盛公司称公司章程规定是内部行为，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认为杨阪钧不是上海万兴公司的股东仅是高管。 3.变更登记申请书、公证书、免职书、任职书、股东会决议，证明2010年1月21日起叶迅担任上海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阪钧并非是上海万兴公司董事。 4.董事会决议1份、任免决定1份、函告2份、声明1份，证明2010年1月13日上海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叶迅；2010年3月17日杨阪钧被香港万兴公司及上海万兴公司免职；杨阪钧被免职前掌握上海万兴公司印章及相关资料，且在被免职后拒绝交出上海万兴公司的印章及相关资料。 芜湖天盛公司对上述证据3、4质证意见为，叶迅担任上海万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间应为工商准予变更登记的时间2010年2月2日，而非2010年1月13日或同年1月21日；2010年3月17日，杨阪钧被香港万兴公司及上海万兴公司免职，而连带还款承诺函的日期是2010年1月28日，是在免职之前；上海万兴公司的公章，是由杨阪钧合法持有的，而并非上海万兴公司所称的偷盖以及伪造；该组证据亦证明了杨阪钧及杨班军是同一人。 5.机读档案、上海万兴公司章程（2016年），证明上海万兴公司现股东为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需经股东同意。 芜湖天盛公司认为公司章程规定是内部行为，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6.安徽元隆公司设立登记资料、公司变更登记资料、2010年1月17日章程，证明：安徽元隆公司自2008年设立时起至今，杨阪钧担任法定代表人；杨阪钧身份信息，但无相关护照；杨阪钧需在2010年12月前向安徽元隆公司认缴第二期注册资本金4000万元，因戴子平收到芜湖天盛公司的钱是打给杨阪钧的，有理由相信是戴子平借给杨阪钧，有理由怀疑是杨阪钧因个人需要借款的。 芜湖天盛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实现上海万兴公司的证明目的，但可以看出杨阪钧是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其提交的函中已确认对安徽元隆公司收到全部借款的事实签字确认。 7.广德县房地产管理局情况说明、安徽元隆公司董事会决议、告知书、借款抵押合同、广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证明：2010年10月12日安徽元隆公司与戴子平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由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借款，戴子平是贷款人，安徽元隆公司是借款人，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自2010年10月12日至2011年12月12日；安徽元隆公司以自有房屋向戴子平设立借款抵押，登记的他项权证号为“房地产权广德他字第××号”；2015年12月21日安徽元隆公司申请注销上述他项权证；目前安徽元隆公司名下无房产登记信息。 芜湖天盛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实现上海万兴公司的证明目的，杨阪钧出具的函显然是代表安徽元隆公司，故借款主体也是安徽元隆公司，戴子平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抵押合同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8.戴子平银行卡（建设银行）交易信息，证明：2010年12月戴子平收到芜湖天盛公司及董小妹所付的500万元后分两次向杨阪钧转账410万元；2011年4月之后戴子平与董小妹及杨阪钧继续存在大额经济往来，故本案不存在安徽元隆公司委托任何人去融资之事，也未看到安徽元隆公司账户有进账之事，只有戴子平、董小妹、杨阪钧间存在资金往来。 芜湖天盛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芜湖天盛公司虽将借款交付给戴子平，但是杨阪钧已通过函的形式确认戴子平系受安徽元隆公司的委托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 9.陶火焰银行卡交易信息，证明2011年1月4日陶火焰分别收到董小妹两笔共100万元款项后，将该1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吴芳，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 芜湖天盛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通过董小妹以及戴子平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董小妹分两次支付给陶火焰的100万元即是芜湖天盛公司按照戴子平的指定出借给安徽元隆公司的款项。 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均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虽各方对相对方提供的部分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法律后果或行为效力提出异议，但并不影响相关证据对本案待证客观事实的证明作用，其证明效力应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证的证据，结合到庭的当事人陈述，本院再审认定相关的案件事实如下： 2010年12月28日，芜湖天盛公司向戴子平账户汇款250万元。戴子平在收到该款后的当日，向杨阪钧转款240万元。 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以具条人的身份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天盛实业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 2010年12月30日，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董小妹向戴子平账户汇款250万元。次日，戴子平向杨阪钧转款170万元。此后，戴子平于2011年的4月26日、6月1日、7月4日分别向杨阪钧转款6万元、42万元、21万元。 2011年1月4日，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董小妹根据戴子平的要求向陶火焰账户汇款100万元。2010年1月6日，陶火焰向吴芳转款100万元。 2011年1月13日，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份《函》，该《函》载明“芜湖天盛公司：我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陆佰万元，此款我公司用于生产周转资金，并同意将我公司房产作抵押（房产证业务编号2010010059，房屋编号F501130、F501130-1、F501130-2），该房屋产权已过户于戴子平名下，且办理了他项权证（房地产他证广德字第0014995）。我公司和借款人保证此款未清偿之前不作重复抵押、挂失和撤销。我们保证按如下时间还款（利息逐月结清）：2012年1月10日还100万元，2012年6月30日还500万元。”在该《函》下方右侧打印的“委托单位”处为空白，“委托人”处签署了“杨阪钧”签名，下方左侧打印的“受托人（借款人）”处分别签署了“杨阪钧”“戴子平”签名。当日，杨阪钧又在《函》下方手写并签名了“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 2017年3月15日，芜湖天盛公司作为原告，以杨阪钧、上海万兴公司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被告杨阪钧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整，借款利息1947138.2元（本金60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现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947138.2元）；2.依法判决被告上海万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被告杨阪钧因资金周转需要委托戴子平向原告借款。被告上海万兴公司向原告出具《连带还款承诺书》，承诺对被告杨阪钧委托戴子平向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期限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接受杨阪钧的委托向原告借款600万元并于当日出具一份借条。上述600万元借款全部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戴子平账户（其中，2010年12月28日汇款250万元；董小妹接受原告的委托分别于2010年12月30日汇款250万元、2011年1月4日汇款100万元）。借款收到后，戴子平、被告杨阪钧于2011年1月13日共同向原告出具《函》一份，认可600万元借款已实际收取并承诺按期归还全部借款本息。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一直未按月归还借款本息。期间，原告多次催要，但其一直拒绝归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原审诉讼过程中，2017年4月10日，芜湖天盛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安徽元隆公司为该案的被告参加诉讼，事实和理由为被申请人安徽元隆公司为本案借款人之一。原审以芜湖天盛公司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另查明，由杨阪钧填写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分别加盖上海万兴公司及万兴企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并由其在公章下方分别签名，交由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一份打印的《连带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芜湖天盛公司：本公司承诺对安徽元隆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一事（最高限额陆百万元人民币，最迟在2010年底前款项到位），对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此承诺有效，手写或涂改无效（签名除外）。” 再查明，杨阪钧，又称杨班军或杨斑军。 上海万兴公司系于1996年3月31日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2003年7月4日和同年10月16日，该公司先后作出《合同章程修改案》，主要载明：公司投资方为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合营公司注册资本900万美元，其中香港万兴公司认缴出资额738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82%，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认缴出资额162元美元，占注册资本的18%；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香港万兴公司委派4名，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委派1名，董事长由香港万兴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委派；合营公司的贷款、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事项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方可做出决议。杨阪钧以“杨班军”之名作为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卫平作为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在《合同章程修改案》上签名。2008年10月22日，香港万兴公司作出任命书一份，同意委派KAITSAKULSAKSUTEE担任上海万兴公司法人代表及董事长职务，同时免去庄重的上海万兴公司法人代表及董事长职务，此任命书自2008年10月24日起生效，下方加盖了香港万兴公司印章，杨阪钧以“YANGBANJUN”予以签字。 2010年1月13日，香港万兴公司依据2009年11月12日形成的书面董事决议案作出委派上海万兴公司董事的免职书、任职书，决定免去曹**舫、KAITSAKULSAKSUTEE二人的上海万兴公司的董事职务，免去KAITSAKULSAKSUTEE的上海万兴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委派YUKA（加拿大护照）和叶讯担任上海万兴公司的董事，委派叶讯担任上海万兴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自即日起生效。同日，上海万兴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了上海万兴公司的董事长即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为叶讯的股东会决议。同年3月17日，上海万兴公司召开董事会，作出聘任李锋为公司总经理、免去杨班军公司的所有职务、对公司财务及杨班军进行离任审计等董事会决议。同日，上海万兴公司根据前述董事会决议作出“关于李锋等职务任免的决定”，决定免去杨班军公司所有职务等，该决定自2010年3月17日起生效。当日，香港万兴公司向杨班军发出《函告》一份，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免去你在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职务”，上海万兴公司亦向杨班军发出《函告》一份，载明“根据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已于2010年3月17日决议，免去你在公司的所有职务，望你接函后三日内前来公司办理交接事物”。2010年3月19日杨阪钧向上海万兴公司及董事会递交《声明》一份，载明“本人杨班军（身份证名：杨阪钧），认为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改为叶讯及免了我的总经理职务存在问题，我不可能交出上海万兴公司原行政公章及营业执照和相关材料。”2016年1月，上海万兴公司的投资人由香港万兴公司和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由叶讯变更为罗襄屏。 又查明，安徽元隆公司系于2008年12月4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阪钧系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设立登记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发起人股东为杨阪钧、余波、万云青、徐福良、王毅光等五人，其中杨阪钧认缴出资额为3750万元。2010年1月17日，安徽元隆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8000万元，其中杨阪钧认缴出资额为4100万元,2008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100万元，第二期4000万元应于2010年12月31日缴付。 2010年9月26日，杨阪钧主持召开了安徽元隆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包括如下内容的董事会决议：为保证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达到销售的预期目标，需增加市场费用的投入，以及原料、包材的资金配备，按资金使用计划尚有部分缺口，为此会议决定，同意公司用其名下的土地房产在银行抵押后，残值部分向戴子平先生申请流动资金抵押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用于公司经营流动资金补充使用，贷款期限为一年。同年10月12日，安徽元隆公司作为借款人、抵押人与作为贷款人、抵押权人的戴子平签订了一份《借款抵押合同》，主要约定安徽元隆公司向戴子平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10月12日至2011年10月12日，月利率1.5%，月综合费率0.5%；安徽元隆公司愿以其合法拥有的办公、厂房以不转移占用的方式抵押给戴子平，作为借款的担保；抵押办公、厂房评估价值为2600万元，已在广德农村合作银行贷款1000万元，剩余价值1600万元作为抵押。当日，安徽元隆公司向安徽广德农村合作银行出具一份《告知书》，载明：兹有安徽元隆公司在贵行办理土地房产抵押贷款1200万元，由于我公司尚需部分流动资金，为此我公司想通过其他单位（个人）方式，在现有贵行抵押的房产证最高金额外的残值部分进行他人的二次抵押，特告贵行知晓，并希望贵行给予支持为盼。2010年10月14日，安徽广德农村合作银行在《告知书》上签署“同意以残值部分进行二次抵押”的意见。 再审过程中，广德县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兹有坐落广德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10724.94㎡，用途工业，权利人安徽元隆公司68208626-9,2009年9月4日，确权登记发权证房地权证广德字第××号；2010年9月29日该权证权利人向我处申请抵押登记，抵押权利人为安徽广德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债务人安徽元隆公司，债权数额为壹仟贰佰万元整，抵押期限为2010年9月29日至2015年12月21日，他项权证号为房地权广德他字第××号，该他证注销日期为2015年12月21日；2010年10月12日该权证权利人向我处申请二次抵押（残值抵押），抵押权人为戴子平，债务人安徽元隆公司，债权数额壹仟万整，抵押期限为2010年10月12日至2015年12月21日，他项权证号为房地权广德他字第××号，该他证注销日期为2015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21日该权证权利人申请转移登记，将房地权证广德字第××号房产过户至广德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原审中对上海万兴采取公告送达诉讼文书的程序是否违法，是否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二是涉案借款主体的认定，是杨阪钧个人还是安徽元隆公司，还是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二者，还是戴子平个人，原审认定为安徽元隆公司是否正确。三是在确定借款主体后，上海万兴公司是债务加入还是最高额保证人，其对债务人所负借款本息债务是否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该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原审中芜湖天盛公司在提起诉讼时提供的上海万兴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记载，上海万兴公司的登记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杨高北路4705弄58号，而芜湖天盛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中所称的地址却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杨高北路4705弄58弄”，原审在未核实上海万兴公司正确住所地的情况下，按照芜湖天盛公司在起诉状中所称的错误地址向上海万兴公司邮寄诉讼文书，并以邮件退还视为该公司下落不明，适用公告送达方式并依此对其缺席审理并判决，审理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现已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芜湖天盛公司认为借款人是杨阪钧，安徽元隆公司是共同借款人，故而诉请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原审认定涉案借款系安徽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阪钧以该公司名义所借，无证据证明借款用于杨阪钧个人使用，据此认定借款人为安徽元隆公司，原审判决安徽元隆公司承担还本付息责任。 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即指出借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借款方，借款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情形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借贷双方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但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此实质要件仅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而不适用于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款人的认定，一般应结合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来分析认定。借贷合意是指借款人基于一定目的向出借人借款，以及出借人同意向借款人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而民间借贷之所以能达成合意，往往基于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存在某种彼此熟悉乃至信赖的关系，因此，原则上在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借款人，但履行职务、代理授权等情形除外。 本案中，结合芜湖天盛公司、上海万兴公司各自提供的证据及各自陈述，涉案600万元的借款主体应认定为杨阪钧个人，既非芜湖天盛公司主张的杨阪钧和安徽元隆公司二者，也非上海万兴公司主张的戴子平。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系安徽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阪钧以该公司名义所借，无证据证明借款用于杨阪钧个人使用，借款人为安徽元隆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1.从芜湖天盛公司在原审起诉时向本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内容上看，系以杨阪钧、上海万兴公司作为被告，未将安徽元隆公司列为被告；诉讼请求仅为请求判决杨阪钧偿还借款本息，上海万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两被告承担，未对安徽元隆公司主张民事权利；事实和理由为杨阪钧因资金周转需要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上海万兴公司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连带还款承诺书》，承诺对杨阪钧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期限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可得出芜湖天盛公司在提起诉讼时是认可杨阪钧为民间借贷关系的借款人及委托人，戴子平系借款经办人及受托人，上海万兴公司为连带还款承诺人，并未主张安徽元隆公司为借款人及委托人。 2.从芜湖天盛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关于追加安徽元隆公司为被告的申请书上看，其申请理由为安徽元隆公司为本案借款人之一。该事实能否认定，与其主张上海万兴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若该事实成立，则又与芜湖天盛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载事实和理由中的“上海万兴公司出具《连带还款承诺书》，承诺对杨阪钧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内容相互矛盾，后者民事起诉状明显指向上海万兴公司为杨阪钧个人作为借款人向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时间上看，芜湖天盛公司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主要是借条及相关转账付款凭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2010年12月28日芜湖天盛公司转账支付戴子平250万元、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出具600万元借条、2010年12月30日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董小妹转账支付戴子平250万元、2011年1月4日芜湖天盛公司财务人员董小妹转账支付陶火焰100万元、2011年1月13日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递交《函》一份，即在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出具600万元借条时，借贷双方间有600万元的借贷合意，具备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式要件。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60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时间应认定为2010年12月29日。此前一天芜湖天盛公司支付的250万元系预先付款，此后所付的350万元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后的出借方的义务履行。 4.从借条和《函》的出具时间和记载内容上看，涉及到委托关系、借款主体、是否存在抵押担保、是否约定利率、还款期限等相关内容。首先，在借条和《函》的出具时间上，《函》是在戴子平出具600万元借条后、芜湖天盛公司已实际出借600万元借款后形成的，存在先后顺序关系。 其次，从借条和《函》记载内容上看。第一，从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的600万元借条内容来看，戴子平系以具条人的身份出具，结合芜湖天盛公司出借的借款也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戴子平或其指定收款人陶火焰，原则上应推定其个人为借款人。 第三，从《函》记载内容来看，虽正文中记载“我公司委托戴子平同志向你公司借款陆佰万元，此款用于我公司生产周转资金”字样，但右下方落款“委托单位”处却为空白，并无安徽元隆公司签章，而右下方落款“委托人”处却由杨阪钧个人签名，左下方落款“受托人（借款人）”处由杨阪钧和戴子平共同签名，同时，在该《函》最下方处系由杨阪钧个人手写了“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的字样，也无安徽元隆公司的签章。因此，委托人并非是安徽元隆公司，应是杨阪钧，受托人是戴子平，杨阪钧并非为受托人，否则其既是委托人，又是受托人，违反了委托关系的特征。故而，该《函》应是杨阪钧作为委托人和借款人对此前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600万元的追认行为。2010年12月29日戴子平以自己名义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600万元借条的行为，属于显名间接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借款的借贷双方应认定为芜湖天盛公司和杨阪钧。从《函》的形式和内容本身上无法得出安徽元隆公司为委托人和借款人，以及安徽元隆公司为共同借款人。 第四，从借款实际用途上，因委托人为杨阪钧个人签名，虽然杨阪钧为安徽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依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结合芜湖天盛公司提供的付款转账凭证，实际收到借款的主体并非是安徽元隆公司，而系戴子平及其指定人员，且戴子平收到600万元借款后将其中大部分借款实际转付给杨阪钧，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实际用于安徽元隆公司。 综合前述分析，本案借款人应依法认定为杨阪钧个人，安徽元隆公司非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 第五，是否存在抵押担保，安徽元隆公司有无为涉案借款债务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函》中虽载有“同意将我公司房产作抵押（房产证业务编号2010010059，房屋编号F501130、F501130-1、F501130-2），该房屋产权已过户于戴子平名下，且办理了他项权证（房地产他证广德字第0014995）。我公司和借款人保证此款未清偿之前不作重复抵押、挂失和撤销”的内容，但根据再审中查明认定的事实，该部分内容实质为对抵押权人为戴子平，债务人为安徽元隆公司，就双方间当时存在的1000万元借款进行房屋二次抵押（残值抵押）登记事实的客观叙述，芜湖天盛公司作为该《函》的接收主体，对此系明知的，但芜湖天盛公司与安徽元隆公司之间并未就上述房产至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再行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客观上当时亦再无房屋残值进行抵押担保，事实上此后亦未办理相关房地产抵押登记。故而，双方间并未设立不动产抵押权，安徽元隆公司未为涉案借款债务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 第六，是否约定了利率。首先，根据上述关于本案60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的认定，此时由戴子平出具的600万元借条中并无利息的约定，直至2011年1月13日由杨阪钧签字出具的《函》中才有“利息逐月结清”以及“至本息还清为止”的内容，由此可以得出借贷双方对2010年12月29日至2011年1月12日期间所发生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或利率标准，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芜湖天盛公司主张的前述期间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借贷双方在2011年1月13日对借款利率标准有明确的约定，应视为对利息约定不明。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可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此后贷款的利息的裁判标准应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根据芜湖天盛公司在2011年1月4日已实际出借600万元借款，杨阪钧在2011年1月13日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包括应付利息在内内容的《函》等相关案件事实，本案利息应自2011年1月13日起以600万元借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审判决以每笔借款实际出借时间的次日起分段计付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第七，还款期限。杨阪钧2011年1月13日出具的《函》中上方打印处载明了100万元于2012年1月10日归还、500万元于2012年6月30日归还。但杨阪钧又于当日在《函》的下方手写注明“此款已收到，还款有效期至本息还清为止”。该项附注显然与上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不一致。按照生活常识和行业惯例，一般应以下方手写内容为最后确定内容。原审认定鉴于两种还款期限的表述均形成于同一日，无法确定时间先后，确有不当，应予纠正。而根据该附注手写内容，无明确还款期限，应视为双方对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情形，芜湖天盛公司依法有权随时向借款人杨阪钧主张要求归还借款。故而，上海万兴公司提出涉案借款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芜湖天盛公司诉请主张上海万兴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是上海万兴公司于2010年1月28日向芜湖天盛公司出具《连带还款承诺书》，承诺对上述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期限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认为该《连带还款承诺书》性质应属于债务加入式的债务承担，系上海万兴公司承诺为安徽元隆公司向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非连带保证责任，上海万兴公司应按承诺对安徽元隆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认为《连带还款承诺书》性质如属于担保，该担保行为有效，上海万兴公司亦应承担担保责任。但从上海万兴公司出具的《连带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上看，该公司系承诺对安徽元隆公司委托戴子平向芜湖天盛公司借款最高限额600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即上海万兴公司系针对安徽元隆公司作为借款人向芜湖天盛公司的借款所作出的连带还款承诺。根据前述对借款主体的分析认定，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仅为杨阪钧个人，安徽元隆公司非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论《连带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债务加入，还是属于担保，因安徽元隆公司非涉案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故而，芜湖天盛公司诉请上海万兴公司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基于认定安徽元隆公司为借款人，并据此认定《连带还款承诺书》的性质属于最高额保证，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原判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审判程序存在瑕疵，依法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皖0207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杨阪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6000000元，并向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以6000000元借款为基数，自2011年1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67430元，由原审被告杨阪钧负担，原审公告费560元，由原审原告芜湖市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原审被告杨阪钧各负担2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朝阳 人民陪审员  滕栋玉 人民陪审员  娄 智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齐世民 书记员丁志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