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17491号原告：赵祥宽，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湖北浩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外滩诉讼代理人：张迪，湖北浩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艳慧，女，198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蓓蓓，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688号临301室。法定代表人：王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安毅，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磊，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黎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安毅，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祥宽诉被告高艳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被告高艳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王蓓蓓到庭参加诉讼。同年12月30日，本案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同日，因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磊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被告参加诉讼。2020年8月7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被告高艳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王蓓蓓及被告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安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祥宽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高艳慧退还原告入股本金及利息124569.86元（其中本金10万元，利息自2017年1月18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款项退还完毕之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被告高艳慧多次向原告表示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一个认购原始股的机会，原告只需交纳10万元的入股资金后，就可以成为幸福九号公司的原始股东。该股份由原告实际持有，由被告代持。被告还承诺幸福九号公司将来上市后，原始股会上百倍增长，即使将来不上市或者原告任何时候想退股，被告随时可以退还入股资金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支付利息。2017年1月18日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通过转账的方式将10万元汇入被告的银行账户，被告提供了一份空白《代持协议书》让原告签名后将该协议收回。后原告因经济困难，要求退股，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不得已与幸福九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取得联系，要求幸福九号公司出面解决此事。结果王磊明确告诉原告，被告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原告还查明被告并非幸福九号公司股东。综上，被告并非幸福九号公司股东，代持行为未得到幸福九号公司的追认，代持行为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入股本金并赔偿原告因此产生的损失。被告高艳慧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的纠纷应该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属于股权合同纠纷。2、高艳慧属于职务代持行为。3、高艳慧并不存在欺诈的事实，是按照幸福九号公司、王磊的安排为公司代持或者为王磊代持。4、高艳慧收款账户是属于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在武汉大区经营的公账，转入的10万元高艳慧并未使用，相关资金去向由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在使用，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在举证环节加以证明。被告高艳慧向原告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其不是幸福九号的员工，也不是幸福九号的股东，没有取得幸福九号的授权，其行为与王磊和公司无关。应由高艳慧自行承担相应责任。被告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磊辩称，高艳慧向原告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其不是幸福九号的员工，也不是幸福九号的股东，没有取得幸福九号的授权，其行为与王磊和公司无关。应由高艳慧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赵祥宽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居住证、房屋承租合同书。证明原告经常居住地为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454号1栋1单元1楼1号。2、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武汉市不动产抵押记载信息单。证明被告经常居住地为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华润置地公馆1栋1单元2104室。3、赵祥宽尾号3652建设银行流水、李彩霞尾号6948建设银行流水、结婚证，证明原告与其配偶在2017年1月18日共计将人民币10万元转入被告个人银行账户。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截至2019年7月22日被告并不是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高艳慧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上海幸福九号总公司营业执照。证明王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幸福九号武汉通讯录、高艳慧工作证、高艳慧奖状。证明翟江霞系幸福九号武汉财务经理，高艳慧系武汉总经理，高双宾系武汉财务，原告赵祥宽系该公司经理人。3、高艳慧中国建设银行62×××90账户收取工资银行流水统计表、高艳慧建设银行62×××90账户，从2014年3月至2019年1月的银行流水。证明高艳慧2014年10月以前固定工资为1万元，于每月中旬发放，由王磊和王磊当时的财务余丹所发放；高艳慧在幸福九号集团担任武汉区总经理期间2014年11月至2017年2月固定工资为每月2万元，于每月中旬发放，由高艳慧放在幸福九号集团公司王磊管控的公卡，两张建行银行卡尾号987和559银行账户发放到高艳慧个人银行卡尾号190，而且发放工资的日期基本相同都是每月中旬那几天发，哪里有自己给自己固定发工资的，也不符合常理。进一步证明高艳慧两张建行银行卡尾号987和559银行账户是处于幸福九号集团公司和王磊的控制之下并使用，进一步证明高艳慧的身份属于幸福九号集团公司在武汉地区的经营的总经理。4、高艳慧与财务经理翟江霞的电话通话录音、高艳慧在移动公司打印通话记录的录像与照片、高艳慧通话记录、高艳慧与会计高双宾的电话通话录音、高艳慧在移动公司打印通话记录的录像、高艳慧与高双宾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高艳慧建设银行尾号为987与559的两张建行卡实际为幸福九号公司在武汉办公经营使用，两张卡的U盾在公司会计高双宾手中，该两个银行账户是公司借用高艳慧名义开立，管控权属于公司，并不属于高艳慧个人管理使用；原告的投资款转入上述公卡账户中是幸福九号集团公司在使用并不是高艳慧个人在使用。5、高艳慧公卡尾号62×××87收到第一批经理人120万投资入股款去向银行流水明细表、高艳慧公卡尾号62×××87收到第二批经理人20万元投资入股款去向银行流水明细表、高艳慧建设银行62×××87账户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1月19日的银行流水。证明根据银行交易附言的各项内容，可以证明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使用高艳慧该建设银行账户在武汉区域经营使用；该账户收到付俊、孔凡荣、刘洋等11位经理人120万元的投资款后，于2017年1月16日受王磊的安排武汉区域的财务翟江霞、高双宾将该120万元转入到了王磊62×××77银行账户并注明了“武汉市场上交经理人入股款”，可以明确各投资人的投资款最终进入了幸福九号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王磊的账户在使用，高艳慧的银行卡被公司在使用了，属于公卡，高艳慧并未实际收到任何款项；2017年1月17日该公卡尾号987收到经理人吕明颢10万元，1月18日该公卡尾号987收到原告赵祥宽8.4万元，收到原告赵祥宽配偶李彩霞1.6万元，共计20万元后，同一天公司使用高艳慧该账户又向王磊同一账户转款了2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附言：“武汉市场上交第二批经理人入股款”，再次证明了投资入股款进入了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账户，赵祥宽的投入款进入了王磊账户，高艳慧并未收取任何投资款，高艳慧的身份只是公司管理人员对收款银行卡无管控权。6、武昌区2019鄂0106民初1932号民事判决书及王磊转款到高艳慧的银行流水、高艳慧公卡尾号987和559收到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退还部分经理人入股款银行流水明细表、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退回部分经理人入股款最终去向银行流水明细、高艳慧建设银行62×××59账户2017年3月24日至2017年8月4日的银行流水。证明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收到经理人投资入股款后，曾将何轩等经理人的入股款退还到武汉公卡上，再由武汉公卡退还到经理人的账户，也进一步说明了经理人的入股款是向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王磊投资入股的行为，高艳慧并没有收取投资经理人的入股款，只是一个履行职务的行为，个人银行卡被公司在经营使用，个人无管控权。7、代持协议。证明原告本人签署了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份代持股份协议，应当明知上述资金系用于投资，投向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代持协议书是空白的，并无高艳慧签字，高艳慧并不时实际的代持人，实际代持人、代持比例还未最终确认，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还未盖章确认。8、高艳慧与福建泉州大区总赵兵、山西晋中区总吴献辉、石家庄大区总张慧杰、连云港大区总王福军、新疆大区总郝志坤、上海浦西大区总江劲松通话记录；幸福九号公众号新闻报道文稿；上海幸福九号公司相关宣传视频和材料；高艳慧与幸福九号菏泽区总张中梅、安阳区总田中旭、新乡区总王广利、苏州区总张聪杰、上海区总江劲松、厦门区总赵兵、秦皇岛区总李宗彬、晋中区总吴献辉、家庄区总张慧杰、连云港区总王福军、新疆区总郝志坤杰的通话记录。证明上海幸福九号公司总裁王磊向全国各大地区总经理进行宣讲，以“出售公司原始股份”的名义面向全国各个地区进行融资，且各个地区的经理可以购买，由各个地区的总经理代持。各地区的总经理向自己区域的经理人宣传，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宣传，而且全国有大量的经理进行了投资，最后的资金均是转入到了王磊个人账户。而且目前幸福九号经营不善，各地区的很多投资的经理要求退还入股资金，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仅在最开始退还了一部分，目前处于暂时未处理的状态。9、上海幸福九号集团公司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号：×××、Xingfu999meihao）发布的关于高艳慧身份属于武汉大区总经理、负责人、华中区总经理以及其他大区负责人身份的新闻报道下载文稿，证明高艳慧2007年在石家庄唯创公司王振、王磊的指导下工作，2008年后王振、王磊调到武汉任总经理开拓市场，后王振、王磊又注册成立上海幸福九号集团公司，高艳慧继续任武汉大区的总经理，所以新闻报道多次证明其身份为幸福九号集团公司武汉大区总经理、负责人、华中区总经理。10、付俊、孔凡荣、王强、江克松起诉高艳慧起诉状、武昌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笔迹鉴定申请书及鉴定文稿、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通知、鉴定费交款回执。证明除了本案外，还有另外4起与本案一样的案件诉高艳慧合同纠纷一案武昌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并开庭审理，本案并不属于一个个案，而是高艳慧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集体性案件；证明在江克松案件中，武昌区人民法院已经同意了高艳慧对幸福九号公司的加盟协议和对账单上“高艳慧”签名的笔迹鉴定申请，并已经确定了鉴定机构，高艳慧也缴纳了鉴定费用，鉴定工作已经启动，鉴定结果可以确认高艳慧是否签订过加盟协议书；证明在江克松案件一审庭审过程中，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王磊对本案证据的3、8、9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11、2017年1月16日王磊62×××77银行账户收到上海浦东市场马浩公卡尾号6217001210031705690987转入的浦东市场肖璜等12位经理人95万投资入股款银行流水明细表及流水、2017年4月17日王磊62×××77银行退回上海浦东市场经理人30万元与武汉市场经理人15万元投资入股款到高艳慧公卡以及马浩公卡和后，然后退回浦东市场部分经理人入股款的银行明细表及流水。证明2017年1月13日至16日幸福九号公司上海浦东市场也和武汉市场一样，也有12名经理人投资入股，共计将95万元投资款转入到了浦东市场总经理马浩的公卡内然后王磊聘请的财务翟江霞、高双宾控制马浩的公卡直接操作将95万转入到了王磊的账户中，2017年4月17日、18日，王磊的账户退回了武汉和浦东市场部分投资人入股款，到账后王磊聘请的财务翟江霞、高双宾操作高艳慧、马浩公卡将退回的投资入股款分别退回到了部分投资人的账户中，所有银行转账均有附言：系2017年1月浦东市场经理入股款；结合本组马浩公卡银行流水以及高艳慧公卡的流水和全案其他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款均进入了幸福九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的账户，而且后来王磊还事实上退回了部分投资人的投资款，以自身的行为表示进行了退款,进行了行为认可自认，这些退回的投资款也全部退回到了投资人账户，所以本案退回投资款的责任应该由王磊和幸福九号公司负责。12、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幸福9号特许经营合同》中第22页“甲方”处的“高艳慧”签名并非高艳慧本人所签,高艳慧与幸福九号公司不是加盟关系，幸福九号公司伪造虚假证据。13、高艳慧建设银行尾号559账户2018年5月5日至2019年2月19日的银行流水。证明这一时期高艳慧的银行卡公司仍然在使用，从附言的内容可以显示，同时证明2018年10月17日武汉分公司将武汉大区资金转往新卡6214832723228651王敏账户，高艳慧的卡确实是公司在使用，是公卡，自此以后都是用王敏的卡在作为幸福九号武汉分公司的公卡在使用。14、高艳慧武汉公卡尾号987银行账户部分流水明细以及高艳慧与建设银行武汉中南二路支行工作人员聊天的视频。证明通过武汉公卡尾号987的银行账户转给王磊的钱都是武汉财务人员翟江霞、高双宾通过优盾电子渠道操作的，与高艳慧个人并无关联。15、证人耿某证言。证明高艳慧是幸福九号武汉分公司的经理，高双宾和翟江霞是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他们控制优盾，归总部管理。王磊经常宣传原始股的问题。16、证人魏某证言。证明高艳慧她是我们幸福九号公司的员工，不是持股股东。翟江霞和高双宾是公司的财务，归王磊管辖，高双宾是持优盾的。我也是幸福九号的员工。有流水和团队照片为证，我去了之后是销售；当时王磊一直跟我们说公司要上市，当时高艳慧带着我们去上海培训，说高艳慧是公司的股东，说我们有机会可以成为股东，我们回来也给客户进行宣传原始股。17、高艳慧和翟江霞的微信聊天记录，高艳慧和李丽娟的聊天记录，高艳慧和刘双彬的聊天记录。证明翊臻公司和润德公司是王磊安排武汉的财务翟江霞持有高艳慧的身份信息通过公司员工刘双彬和李丽娟办理的相关证照，相关证照和公章均在王磊和翟江霞的控制之下；高艳慧并没有接触到，说明高艳慧的身份是职务行为。被告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幸福九号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高艳慧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没有签署公司章程并进行股东身份备案，并非幸福九号公司的股东，不持有、也没有资格转让或者处分幸福九号公司的股权；幸福九号公司并未在武汉市或湖北省设立子公司、分公司或类似结构，高艳慧并非幸福九号公司员工，转让所谓“原始股份”是其个人行为，与幸福九号公司及王磊无关。2、商业特许经营特许人备案查询截图，商业特许经营备案证明、幸福9号特许经营合同。证明幸福九号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完成了特许经营备案，具有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定资格；高艳慧和幸福九号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合法有效的特许经营合同，并不存在包括合伙、代理、委托、雇佣或承包在内的其他法律关系。高艳慧并非幸福公司的代理人，其虚假转让幸福九号公司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幸福九号公司及王磊是基于商业特许合同关系而与高艳慧存在资金往来，并未从高艳慧转让所谓“原始股份”中获得利益并侵犯原告的权益。3、2014年欠付总裁个人往来款对账单、高艳慧在公司办公系统中订货、付款及欠款的记录、高艳慧的QQ号及2017年10月、2018年11月、2019年2月欠款对账单及对应邮件截图。证明高艳慧作为幸福九号的被特许人长期在幸福九号公司订购货物；高艳慧与幸福九号公司及王磊之间有较多的账目往来，且对幸福九号公司及王磊均有欠款尚未偿还。高艳慧向王磊支付的款项是偿还对王磊及公司的欠款。4、上海翊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工商档案、武汉润德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高艳慧在武汉设立了两家企业并在上述企业任职，其以上述企业为主体开展经营业务，其并非幸福九号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结合润德恒通商贸公司的工商档案第7/9/13页和被告高艳慧提供的幸福九号武汉分公司通讯录高艳慧、李丽娟、卢练、高双宾、赵祥宽的个人信息、电话以及上海翊臻武汉分公司的联系方式可知，这些人都是跟高艳慧设立的两个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或者担任职务后为其办理工商登记等事务，这些人很可能是高艳慧自己设立公司的员工，不是幸福九号公司的职工。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予以判断和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赵祥宽与李彩霞系夫妻关系。2017年1月，赵祥宽为认购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而签订《代持协议书》交于高艳慧。《代持协议书》载明实际出资人赵祥宽、公司名称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生效。协议名义出资人、出资金额、代持金额等内容均为空白，落款处只有实际出资人赵祥宽的签名。2017年1月18日，赵祥宽向高艳慧62×××87银行卡转账84000元，李彩霞向高艳慧62×××87银行卡转账16000元。现因赵祥宽要求高艳慧退款未果，赵祥宽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原告赵祥宽已经作为甲方在《代持协议书》上签字，但乙方没有签字，因合同要件不完备应当认定双方合同关系未成立。虽然《代持协议书》未成立，但《代持协议书》的内容可以作为判断当时双方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要依据。《代持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双方在此确认，上述乙方出资中的元为甲方提供，该份额由乙方代持。”可见甲方（赵祥宽）提供资金并非《代持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而系双方签订《代持协议书》的准备行为。本案原告赵祥宽向被告高艳慧给付10万元的目的系为了订立《代持协议书》，后合同关系未成立，原告赵祥宽的给付行为系没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被告高艳慧作为受给付方，属于没有法律上原因获得了利益，故被告高艳慧获得不当利益应当予以返还，本院对原告赵祥宽诉请被告高艳慧退还入股本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虽然被告高艳慧主张其收受10万元系履行职务行为，但《代持协议书》由被告高艳慧持有，被告高艳慧既没有证据证明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王磊授权其签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赵祥宽知晓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王磊授权其签订合同，故高艳慧以履行公司职务为由主张不应由其返还款项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艳慧主张其已将10万元款项汇入王磊个人账户的问题，高艳慧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赵祥宽诉请被告高艳慧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艳慧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赵祥宽返还10万元。二、驳回原告赵祥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高艳慧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91元，由被告高艳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卢丹涛人民陪审员  何红艳人民陪审员  杨小彬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