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21民初2381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权，男，197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建，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成如，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辉，男，198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权与被告刘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刘辉以合伙协议纠纷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反诉后，决定对本、反诉合并审理。原告刘权（反诉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建、被告刘辉（反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刘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投资损失250000元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400000元，共计6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4月18日签署《养猪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养殖母猪200头，被告负责购猪、场地、喂养及购买保险等养殖事宜，原告负责出资40万元。协议签署后，原告依约履行出资义务，被告违背合同约定，未依约履行自身合同义务，造成原告投资资金及预期利益损失。 本诉被告刘辉辩称，双方签订养猪合作协议后，被告依约履行了义务，因非洲猪瘟导致合伙事务被迫终止，双方应当办理决算。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刘辉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合伙经营亏损10.9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4月18日双方当事人签署《养猪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了合作方式、合作份额、结算方式等。协议签订后，被反诉人依约向反诉人支付40万，反诉人依约进行购猪、改扩建猪场、饲养等工作。2019年7月，非洲猪瘟在四川爆发，合作猪场受到影响，饲养猪出现因疫情死亡现象。反诉人对病猪进行了掩埋和理赔保险，并及时对外出售。双方合作终止。被反诉人以特殊理由从反诉人处支取卖猪款15万元。经反诉人结算，被反诉人还应当支付反诉人10.97万元。 反诉被告刘权辩称，1.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请求的前提是反诉原告依据合同约定购买了200头母猪，只有购买了200头母猪，双方才可能开始合作，才有结算、计算盈亏的基础。反诉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按照合同的约定购买了200头母猪。故刘权认为，刘辉的反诉请求不成立。2.反诉原告刘辉主张合作受到猪瘟影响构成不可抗力，但其无相应证据证明。反诉被告刘权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4月18日，原告刘权（反诉被告）（乙方）与被告刘辉（反诉原告）（甲方）签订《养猪合作协议》，协议约定：①合作事项：养殖母猪200头。②甲方负责购猪、场所、喂养及购买保险。③乙方负责出资40万元（肆拾万元）人民币，占该合作项目50%的股份。……。④甲方提供专用银行卡作为该合作事项的财务专用卡（刘辉：农业银行.金堂支行.62×××70）。协议签署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刘辉账号为62×××70的银行卡转账39万元，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1万元，履行了40万元出资义务。 2.刘辉向刘权转款15万元。 以上事实，有《养猪合作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辉是否按照双方当事人签订《养猪合作协议》履行了喂养200头母猪的合同义务？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及本院认证情况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为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及支持其诉请，提交了如下证据： 1，《养猪合伙协议》，证明原被告建立了合作协议关系。 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2张，证明原告依约履行40万出资义务。 3.建行交易记录，证明原告反复催要被告最终仅退还原告15万元，原告尚有25万元投资及损失应由被告承担。 4.2019年8月31日账目记录，证明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被迫在2019年8月31日向原告纰漏合作账目情况，该账目记录由被告当场口述，原告助理兰静记录，并由被告签字确认，证明被告向原告宣称其4月购买了200头母猪，各项费用共计62.14万元，其中死亡91头，未统计报销保险数额，2019年8月31日出售99头，合计卖出379753.2元，实际被告未购买200头母猪，更未为母猪购买保险，该账目不真实，为被告故意提供的虚假账目。 5.死亡猪报销保险明细，该份记录为被告以微信形式传送给原告助理兰静的文件，证明该报销保险的记录是被告在双方合作前为其养殖场原有的育肥猪购买的保险，被告从未为所谓的200头母猪购买任何保险，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应予赔偿。 6.被告受成都市锦江区督院街派出所民警询问的笔录，证明被告在询问中承认将原告出资的40万中的6万用于购买母猪，剩余34万元分别用于个人用途，转账给亲戚朋友，未用于购买约定的200头母猪，说明被告反诉所称事实与被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悖。被告反诉诉请不能成立。 7.全国500个农贸市场猪仔平均价位，时间为2019.10.23，2019.11.27,219.12.11，证明若被告正常履行合同，在2019年11月左右销售猪仔价格应是75元/公斤，以该价格计算出第一批次猪仔保守收入不低于2300000元。 8.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样本图片，种畜禽合格样本图片，动物检疫合格证样本图片，家畜系谱样本图片。证明如被告购买了200头母猪，则根据《畜牧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种畜禽养殖场出售母猪给被告应向其出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种畜禽合格证原件，检疫合格证原件，及该批次母猪的种畜系谱，被告如无法提供，可证明被告根本未购买200头母猪。且被告不具备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自身不能出售母猪，也不可能成规模饲养待产仔的母猪，故其称将自己的猪抵作合作的母猪的说法不成立。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确向原告转款15万元，但该款原告声称急需用钱，请被告转款，不能证明被告系退还原告15万合伙投资款。证据4账目记录，该页上半部分及以前的部分不属实。当日并未谈及上述内容。该页上半部分内容却有部分属实，但记录不准确，不详尽。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三性无异议，证明被告为合伙经营母猪购买了保险，并进行了理赔。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证据8相关许可证样本，三性不予认可。 二、被告（反诉原告）为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及支持其反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1.养猪合作协议书，证明双方就养猪合作事宜进行了明确分工，约定反诉人按照合作协议执行的内容。 2.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证明反诉人在协议签署后，向案外人购买母猪共计160头；转款凭证，证明反诉人及其妻子转出购猪款29万元（证据显示向*磊转出18万）。 3.猪场改扩建工程承包协议书、猪场改扩建明细、收条、转款凭证，证明反诉人为猪场改扩建对外承包并支付相关费用。 4.养殖场租赁合同，证明反诉人承租养猪场，合伙期间产生租赁费90000元。 5.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证明反诉人就合伙期间的母猪因猪瘟对外出售100头。 6.保险理赔及明细，证明因非洲猪瘟，病猪理赔86头，合计49087元。 7.反诉与被反诉人双方就合伙事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后，被反诉人并未对合伙事务提出异议，反诉人就合伙事务及时向被反诉人告知。 8.证人曾某证言。证明曾某于2019年4月十几号开始在被告刘辉的养猪场专门喂养母猪。刘辉确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购买母猪的义务。 9.证人林某证言。证明林某以自己的名义帮刘辉购买了1782头猪的保险。刘辉确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购买母猪的义务。 10.证人李某证言。证明被告通过证人李某向曹磊购买160头母猪并支付货款，购买的猪确系母猪。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理由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原本应由官方兽医手写签名并加盖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的纸质版本证明，而被告刘辉提供仅为照片，理由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的货主为向永平，与刘辉无关，理由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的动物种类是猪，而非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母猪，并且送达地点是屠宰场，不能证明其购买了200头母猪，2019年5月5日向曹磊的转款的三笔金额没有附言和备注，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3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证据4原告对三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刘辉如果要对猪场进行改扩建，需经过出租方同意，刘辉没有提供相应的出租房同意的说明，由此可以得知，刘辉所谓的对猪场进行改扩建并不真实。证据5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理由一，检疫合格证明下方应有官方兽医签字及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专用章，理由二，货主名为童建，与刘辉无关，理由三，该证据动物种类载明为猪，而非双方合作的母猪，并且，母猪作为种猪不能作为育肥的肉猪进行屠宰处理。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因为刘辉所购买保险上面的保险项目明确约定是育肥猪，该保险购买时间在2018年10月12日，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伙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如果购买母猪，应该在2019年4月18日以后，所以上述猪并未包含协议约定的200头母猪，刘辉没有尽到买母猪的义务。证据7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证据8原告对证人曾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一，曾某称其于2019年4月十几号开始在被告刘辉的养猪场专门喂养母猪，而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伙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被告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时间为2019年5月5日，被告方证据前后矛盾。理由二，询问笔录中，被告陈述其用自己的100头猪冲抵合作的母猪，与证人的说法相互矛盾。理由三，刘辉的养殖场不是种猪繁育场，其不可能进行母猪繁育。理由四，曾某自述其不认识母猪，仅凭听说要下崽判断其为母猪。证据9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自己陈述育肥猪是用于杀肉的猪，而被告提供的保险凭证和赔付清单均是育肥猪，不能证明其履行了购买母猪的义务。证据10原告对三性无异议，但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刘辉根据合同约定向专业的母猪繁育场购买了专门用于繁育猪仔的母猪，而是向所有猪都养的代养场购买的二杂猪。此证人证言恰能证明刘辉违约。 三、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举示的证据，证据1被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仅确认被告有向原告转款15万元的事实。证据4，被告对该份手写证据持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被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被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8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的证据，证据1原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原告对三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原告对三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7原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原告对证人曾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9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结合被告提供的林某购买的育肥猪养殖保险凭证，凭证载明：被保险人林某，保险标的项目001-育肥猪，保险数量1782，保险期间，共365天，自2018年10月12日零时起至2019年10月11日二十四时止。该份保险系2018年10月12日为1782头育肥猪购买，且被保险人为林某。双方当事人达成合伙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证人林某称其代刘辉购买保险。因此，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0原告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其一，关于被告是否依照协议约定，履行购买200头母猪的义务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点）使用的种公畜，必须符合种用标准。销售种畜禽时，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销售的种畜还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家畜系谱。”即凡依法购买种畜禽，销售方均应提供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及家畜系谱。被告主张其依照合伙协议履行了购买母猪的义务，应当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供足以证明其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案件处于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合同已经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需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否则，由该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该案中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因此，其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 其二，被告主张其用自己养殖的部分猪抵充为合伙的200头母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他种畜禽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具体审核发放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样式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可以收取工本费，具体收费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价格部门制定。”第二十五条，“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场（厂）址、生产经营范围及许可证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禁止伪造、变造、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应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被告方并未提供其是否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因此，被告主张其用自有养殖的猪抵充合伙母猪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其三，被告主张原告支付合伙经营亏损。依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协议的合作主旨在饲养母猪，并通过饲养母猪下崽来获取利润，并未约定对养猪场进行扩建事项，因此，该事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且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依约履行了合伙协议，因此，合伙事务因被告方原因并未开始。因此，被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四，原、被告在签订养猪合作协议后，原告按时如数依约履行了40万元的出资义务，被告却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履行了喂养200头母猪的合同义务，因此，合伙事务因被告方原因并未开始，所以被告所收取原告40万元的出资款，理应退还（除去原告已收到的15万元外，还应退还25万元），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五，原主张被告赔偿预期可得利益损失400000元，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刘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返还投资款25万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辉负担1980.77元，原告（反诉被告）刘权负担3169.2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4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辉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维席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苏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