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1民初3295号 原告：康文添，男，198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玲，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国英，男，198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章。 原告康文添与被告洪国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黄国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文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资14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14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被告与原告合作承包深圳龙岗富置地工程1号楼的水电安装，后被告提出解除合作关系，由被告雇佣原告提供劳务。双方同意后，原告受雇于被告负责水电安装，并于2018年12月9日对原告的劳务报酬进行了结算，确认原告自2017年9月开工至2018年12月19日完工，工程量结算为应付原告工资120000元，另工程完工后应补贴原告50000元工资，合计应付原告170000元工资。结算后，被告仅支付了30000元，剩余140000元工资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不支付。 被告洪国英辩称，被告未欠原告工资款140000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曾与原告口头合作劳务分包由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惠东公司）总承包的深圳市龙岗富基置业大厦工程1号楼的水电安装工程（简称富基工程）。原告于2017年9月8日、9月9日、2019年3月16日、3月19日微信转账给被告合计19500元作为投资款。由于惠东公司材料供应不及时和工人不稳定等原因，故在2018年3月间，原告担心亏本便口头提出退出合作关系，让被告直接按每月8000元雇佣其从事水电安装工。被告口头表示同意，但双方未形成书面协议。二、2018年12月9日，原告提出辞职，其担心今后工程完工后亏本，被告会让原告共同承担责任，便与被告对双方资金往来进行核算。结果是：自2017年10月14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被告采用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预借的工资款合计55100元，加上惠东公司代付给原告工资款105000元，原告已预借的工资款为160100元；自2017年9月间至2018年12月间，原告工作期为15个月，每月工资8000元，合计工资款为120000元，扣除退回原告投资款19500元，实际上原告已多预借工资款20600元。但原告认为其前期有投资，中途退出合作，其自2017年10月14日至2019年3月间向原告所预借20600元的款项应作为其投资的利润分配款，于是原告就亲笔书写了涉讼条据让被告签名；原告担心在条据中另注明的“工程完工后，洪国英应补贴原告5万元工资”这部分被告在以后履行时会将其多预借工资款20600元来抵扣应补贴原告50000元工资这部分，故特别注明“2017年9月开工至2018年12月9日…洪国英应付原告12万元工资”。三、原告起诉时，隐瞒了自2017年10月14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被告已支付的工资款为160100元（包括惠东公司代付给原告工资款105000元）的事实，如其所称，那么其工资应当是每月工资16000元，再加上补贴原告50000元工资，那么，工资应当是每月工资19333.4元，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深圳工地务工的土建工程师每月才12000元。四、双方签订涉讼的条据后，被告又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4日、2019年8月17日采用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合计30000元。被告在涉讼工程施工中，因种种原因导致至今尚未能完工交付验收。既然原告于2018年12月9日起未再受雇被告，末付出劳动就不再享有领取工资的权利。据此，条据中的“工程完工后，洪国英应补贴原告5万元工资”这个条款显失公平，应当认定为无效。再者，双方签订涉讼的条据后，被告又支付了30000元，加上之前原告已多预借工资款20600元，被告也未欠原告任何工资款。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原、被告合伙分包富基工程的水电安装工程，双方各出资19500元，其中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9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支付给被告投资款计19500元，双方并对该合伙工程进行共同经营、管理。2018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结算协议1份，载明：“深圳龙岗富置地工程以前是洪国英、康文添合作关系到至今2018年12月9日终止。2017年9月份开工到2018年12月9日到期结束工程量结算为至（洪国英应付康文添12万元工资）另：工程完工后（洪国英应补贴康文添5万工资）双方签名为证各持一份康文添洪国英2018年12月9日”。该结算协议签订之后，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4日、2019年8月17日支付原告3000元、7000元、10000元、5000元、5000元，合计30000元。诉讼中，本院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20年6月9日作出民事裁定：冻结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深圳市深圳丽景支行的账户存款（以140000元为限）。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结算协议、转账记录，被告提供的转账账单详情，本院（2020）闽0521民初3295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结欠原告合伙分割款。 原告认为，原告的陈述以庭审陈述为准。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间，原、被告均是合伙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结算协议载明的120000元和50000元均是合伙分割款，只是以工资的名义结算。原告相应提供：证据1即结算协议1份，以此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12月9日结算，结算确认被告应付原告合伙分割款120000元，另工程完工后应补贴原告合伙分割款50000元，因为原告中途退出无法享受最后的分红，故约定50000元作为补贴弥补损失款项，共计被告共应支付原告170000元合伙分割款。证据2即惠东公司富基工程2018年9月工资表1份，以此证明该工资表记载的金额与被告提供证据8的最后一次转账记录吻合，款项的性质是汪洪彬的包工包料款项，其中原告10000元、被告29000元，而原、被告双方当时还是合作关系，若是工资款，原告、被告的工资应一致，故被告所说的惠东公司代被告支付给原告工资款不属实。被告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意见，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这恰恰证明惠东公司代为被告支付给原告工程款，推翻原告主张富基工程是惠东公司发包给汪洪彬的事实，从工资表体现，汪洪彬不是实际的分包人，如果汪洪彬是分包惠东公司水电工程，就不会出现惠东公司要支付工资款给汪洪彬的情形。 被告的意见与前述答辩意见一致。被告相应提供：证据3即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1份，以此证明富基工程是由惠东公司总承包的事实。证据4即微信账户信息1份，以此证明原告的微信账户登记信息。证据5即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的账单详情4份，以此证明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9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支付给被告计19500元投资款的事实。证据6即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的账单详情31份，以此证明被告2017年10月14日至2019年8月17日期间支付原告款项合计85100元的事实。证据7即中国工商银行预留印鉴卡1份，以此证明惠东公司因富基工程之需专门开设支付农民工工资账户，账号为4000××××7774。证据8即转账凭证2份，以此证明惠东公司代被告分别于2018年8月23日、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25日支付给原告工资款合计105000元的事实。原告质证称：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富基工程总包方是惠东公司，惠东公司将1号商业楼水电发包给案外人汪洪彬，汪洪彬又转包给原告和被告，原、被告的账目形式上是挂汪洪彬的水电班组。证据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双方均有投资，各占50%。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除了最后的30000元外，其他款项均发生在双方合作期间，合作期间转账的款项是材料费、伙食费、报销款，并不是工资，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结算后支付的30000元才是工资款。证据7，三性均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形式上是惠东公司发放的农民工工资，实际上是汪洪彬用来向总包方申请工程款所做的账目，由于惠东公司向汪洪彬转账单笔不能超过50000元，否则需提供税票，因此借用原告、被告及其他农民工的账户打款，原告、被告收到款项后，还需将款项转给汪洪彬，并非被告发放给原告的工资，因惠东公司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委托代发工资的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相应提供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可以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12月9日进行结算的相关情况。被告相应提供的证据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可以证明涉讼工程登记的施工单位为惠东公司。证据4、5，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可以证明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9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支付给被告计19500元投资款的事实。证据6，具有真实性，可以证明被告2017年10月14日至2019年8月17日期间支付原告款项合计85100元的事实。证据7，原告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的举证主张。证据8，可以证明惠东公司通过银行账户支付过原告等人相关款项。原告提供的证据2，结合证据7、8，可以证明2018年10月25日，惠东公司支付过原告10000元。经上认证，结合双方陈述，对原、被告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其一，2017年9月，原、被告合伙分包富基工程的水电安装工程，双方各出资19500元，其中原告的合伙出资交给了被告，可见该合伙组织的经营资金由被告掌控安排。其二，被告分别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尚支付给被告各5000元合计10000元投资款。被告主张原告于2018年3月就担心亏本提出退伙，但未能举证证明，且原告予以否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三，从原、被告于2018年12月9日签订结算协议内容，体现了合作关系至2018年12月9日终止，应予确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期间为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9日。其四，双方的结算协议记载的“2017年9月份开工到2018年12月9日到期结束工程量结算为至（洪国英应付康文添12万元工资）”，而结算协议上又未载明被告已付或应扣除的“工资”数额，综合本案事实、其他证据，应认定为至2018年12月9日，被告结欠原告合伙分割款120000元。除了30000元外，鉴于被告、惠东公司支付原告的其他款项均发生于2018年12月9日原、被告结算之前，被告主张这些款项应抵扣被告本案应付款项，但未能提供足以认定的证据加以证明，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其五，经上分析，至2018年12月9日终止双方合伙关系时，被告应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1200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尚欠90000元未支付。其六，双方的结算协议记载的“另：工程完工后（洪国英应补贴康文添5万工资）”，应认定为除了上述120000元外，至工程完工后，被告另应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50000元。原告主张该工程已完工，被告予以否认，而原告又未能提供该工程已完工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另应于工程完工后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50000元，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给付协议，而该条件尚未成就，原告可待条件成就时另行主张。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至2018年12月9日双方终止合伙关系时，被告应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1200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尚欠90000元未支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被告未能依约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项，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合伙分割款项140000元，应调减按90000元予以支持。鉴于上述资金被占用期间会造成了原告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理由和依据成立，应予支持，但鉴于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该利息的计算应调整为自起诉催告之日即2020年5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鉴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另应于工程完工后支付原告合伙分割款50000元，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给付协议，而该条件尚未成就，原告可待条件成就时另行主张。被告主张未结欠原告款项，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洪国英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康文添合伙款9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康文添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38元，减半收取1669元，由被告洪国英负担989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交；原告康文添负担680元，原告多预交的受理费予以退回。财产保全申请费1220元，由被告洪国英负担72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交；原告康文添负担500元，原告多预交的申请费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庄福明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赖东梅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