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92民初17849号原告：卢龙，男，198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成坤，重庆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利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观音桥步行街****19-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31663095D。法定代表人：杨文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自强，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龙与被告重庆利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通公司）商标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日、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卢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成坤，被告利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自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2.利通公司退还卢龙4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30日，利通公司误导卢龙使用的“周老师快乐作文”与“周老师”商标有实质性区别，声称可以将“周老师快乐作文”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并建议卢龙同时申请1类、5类、9类等20个类别，卢龙随即与利通公司签订《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支付费用40000元。根据相关规定，个人申请商标必须提交营业执照，在卢龙明确告知利通公司其没有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居民身份证的前提下，利通公司仍欺骗卢龙承诺可以通过申请。基于利通公司的欺诈，卢龙现请求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后卢龙在2020年3月24日庭前会议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双方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认为在签订合同时利通公司对卢龙进行欺诈，故意编造商标申请相关障碍造成卢龙对商标申请的恐慌，使得卢龙与其签订涉案《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卢龙向本院提交了《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2018年5月30日）、收据、卢龙询问笔录、郭念讯问笔录、“刘露”联系方式及短信截图、撤销案件决定书等证据材料。被告利通公司辩称，1.卢龙的撤销权起算时间最迟应为2019年3月20日，即卢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间，而卢龙于2020年3月24日要求行使撤销权时其撤销权已经消灭；2.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或违法；3.利通公司已为卢龙申请注册20类商标，其中部分类别商标已经注册成功；4.双方共签订5份《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双方纠纷期间，利通公司针对5份合同自愿退还卢龙37000元，至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综上，请求驳回卢龙诉讼请求。为支持其答辩意见，被告利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5份及风险告知书1份、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商标注册证、作品登记证书、网页、收件回执单、撤案决定书6份、发票、手机银行转款记录、民事起诉状、报案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卢龙提交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2018年5月30日）、收据、卢龙询问笔录、撤销案件决定书，被告利通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被告利通公司提交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5份及风险告知书1份、商标注册证、作品登记证书、网页、收件回执单、撤案决定书6份、发票、手机银行转款记录、民事起诉状、报案材料、民事裁定书，原告卢龙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卢龙提交的郭念讯问笔录、“刘露”联系方式及短信截图，被告利通公司不予认可，认为郭念讯问笔录不能证明利通公司实施了欺诈，“刘露”联系方式及短信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郭念讯问笔录系本院依卢龙申请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华新街派出所调取，加盖了制作单位的公章，应当具有原本的证明力，可以认定真实性；对“刘露”联系方式及短信截图，“刘露”联系方式属于卢龙的陈述，短信截图因卢龙未提交电子证据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被告利通公司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原告卢龙不予认可，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加盖了商标局公章，可以认定真实性。综上，对于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3月14日，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卢龙委托利通公司代理申请注册“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申请类别为第16、35、41类，费用为6000元。2018年5月，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了《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主要约定：1.利通公司委托卢龙申请注册“周老师快乐作文”文字及图形商标，申请类别为20个，分别为第1类、5类、9类、12类、15类、18类、19类、20类、25类、28类、31类、30类、32类、36类、38类、39类、43类、44类、42类、45类，费用共计40000元；2.若三个工作日未拿到国家受理号，则按合同金额全额退款。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卢龙向利通公司支付了上述商标注册委托费用40000元。2018年6月1日，利通公司代理卢龙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起商标注册申请。后“周老师快乐作文”文字及图形被注册为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第1类、5类、9类、19类、20类、28类、39类、43类、45类，注册人为卢龙，上述2018年5月30日合同中20类别的其余类别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卢龙在提交给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华新街派出所的《报案材料》中称，2018年初利通公司的销售员王明霜找到卢龙商谈关于“周老师快乐作文”申请商标事宜，卢龙在利通公司的“引导”下签订了申请“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注册代理合同，类别为第16、35、41类；不久卢龙接到北京一家“快乐营”公司电话，自称申请了“曹老师快乐作文”注册商标，因卢龙申请注册“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而被驳回，要求卢龙转让“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不然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商标；后卢龙电话询问利通公司员工，利通公司员工称如果商标局收到超过全类别45类的一半数量申请时，会考虑通过类别多的商标注册申请，驳回卢龙3个类别注册申请；于是卢龙又给了利通公司40000元，用于申请另外20个类别的商标注册；后利通公司继续建议卢龙申请剩余22个类别商标注册，费用44000元，卢龙又向利通公司支付44000元；没过多久，卢龙又接到北京公司的电话，称他们以申请版权的方式申请驳回其商标注册申请，利通公司建议马上申请版权快速通道，超在北京公司前面，封死对方可能拿到商标的另一个方式，卢龙又向利通公司支付申请版权的费用；半年后，卢龙接到利通公司通知，第一批的商标注册申请中第16类被驳回了，在利通公司的诱导下卢龙又向利通公司支付5500元作为复议的费用；后卢龙申请的第35类商标注册也被驳回；卢龙接到一个自称是北京知识产权公司人员的电话，称有办法快速复议，需要6000元；卢龙觉得声音很熟悉，很像之前“快乐营”的刘总，卢龙就觉得被骗了。该报案材料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卢龙陈述2019年3月20日律师拟定报案材料初稿，卢龙也不确定是否被骗，后报案材料多次修改，2019年3月25日卢龙与代理律师共同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同日公安机关对卢龙进行了询问。2019年3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华新街派出所民警对卢龙进行询问。该询问笔录中，卢龙陈述的内容与上述报案材料内容基本一致。卢龙在该询问笔录中另陈述：2018年5月29日，卢龙向利通公司支付了本案涉案合同款项40000元（20个类别），2018年5月30日，“刘露”又给卢龙打电话称愿意给卢龙7到8万元收购商标，如果卢龙不转让商标会想办法抢注商标，后卢龙联系利通公司刘经理，刘经理称对方实力更强，如果对方提供更多的附加值有可能政府会偏向对方，为确保商标安全，干脆申请全类别，卢龙又向利通公司支付44000元（22个类别），两次合同和收据是2018年5月31日拿给卢龙的，两次合同的时间顺序写反了；2018年10月份，卢龙接到一个自称是北京知识产权公司的张姓人员的电话，感觉对方的声音与之前“快乐营”公司刘露声音很像；第二天卢龙用一个新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卢龙问是刘总吗，对方说对，卢龙说你不是姓张吗，对方马上挂断电话，卢龙反应过来对方是骗子，一环一环套路；2018年10月31日，卢龙到利通公司找郭念退钱，郭念否认存在欺骗行为。2019年3月27日，利通公司向卢龙退还37000元。卢龙陈述在公安机关报案后，双方达成口头调解协议，利通公司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即37000元，未支付尾款；现卢龙认为该笔退款37000元系利通公司针对2018年3月14日、6月14日、10月18日三份《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进行退款。利通公司陈述口头调解协议约定总调解金额为37000元，利通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且该调解金额37000元系针对全部5份合同达成的调解协议。2019年4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华新街派出所民警对郭念进行讯问。郭念陈述：卢龙申请“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和图形（一个小太阳），最开始郭念和一个同事一起与卢龙谈成第一次合作，申请第16、35、41类，负责的经理是宋娟；2018年5月底，宋娟安排王艳玲打电话冒充外地公司给卢龙打电话进行二次合作，卢龙收到这种恐吓消息后就联系郭念，郭念让卢龙联系刘传芳；第一次王艳玲打电话给卢龙后，卢龙增补了20个类别的申请，第二次王艳玲打电话给卢龙后，卢龙增补了22个类别的申请，第三次王艳玲打电话给卢龙后，卢龙委托版权申请；郭念、王艳玲得到业务提成，刘传芳好像没有业务提成。利通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宋娟、王艳玲、郭念均为其公司员工，但认为是员工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019年7月1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因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20180502李冲报称被诈骗案（含本案原告作为被害人）。2019年8月8日，卢龙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9）渝0105民初21147号），请求撤销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要求利通公司返还73500元。卢龙在该案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2018年年初，利通公司声称可以将卢龙使用的“周老师快乐作文”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同时申请3个类别，卢龙随即与利通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后利通公司诱导原告申请其他42个类别、提出复审等各种借口，总共向卢龙收取108500元；后卢龙通过咨询了解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申请商标必须提交营业执照，但在商谈过程中，卢龙明确告知利通公司自己没有营业执照，仅能提供居民身份证后利通公司仍旧向卢龙承诺可以申请通过；2019年年初，卢龙意识到利通公司的行为属于诈骗，并在2019年3月2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得知利通公司涉嫌诈骗正在被调查，有很多人均与卢龙相同情形；后双方协商利通公司同意退还全部费用，但仅退还部分费用。卢龙于2019年11月7日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另查明，卢龙与利通公司又于2018年5月29日、2018年6月14日、2018年10月18日分别签订三份《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卢龙向利通公司支付的费用分别为44000元、12500元、5500元。综上，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五份委托合同，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14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涉案合同）、2018年6月14日、2018年10月18日，五份合同总金额为108000元，卢龙共计向利通公司支付费用108000元。又查明，利通公司为完成上述委托注册商标事项，须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交纳受理商标注册费300元/类别。审理中，本院根据卢龙的申请，于2020年3月19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华新街派出所调取上述卢龙询问笔录、郭念询问笔录、撤案决定书等材料，卢龙于2020年3月24日庭前会议前查看上述材料。卢龙在庭审中陈述不需要已注册的9类商标，且不承担该9类商标的注册费用。上述事实，有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利通公司是否以欺诈手段使卢龙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涉案《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2.卢龙的撤销权是否消灭。本院围绕争议焦点逐一论述。一、关于利通公司是否以欺诈手段使卢龙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涉案《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构成可得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1.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2.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3.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4.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根据公安机关对卢龙的询问笔录及对利通公司员工郭念的讯问笔录，卢龙从自身角度陈述全部相关过程，郭念从利通公司角度陈述了利通公司的行为，基本可以相互印证。结合卢龙主张的欺诈事由，分析如下：对欺诈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利通公司的员工郭念在讯问笔录中陈述该公司经理宋娟多次安排王艳玲冒充外地公司给卢龙打电话进行“恐吓”，以达到后续多次签约的目的。利通公司确认宋娟、王艳玲、郭念均为利通公司员工，但认为是员工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为利通公司的员工，但这些员工是以利通公司名义行为，且系利通公司多名员工之间形成配合、联络的有组织行为，利通公司亦直接从该行为受益，可以认定上述行为系利通公司的行为。对欺诈的第二个构成要件，利通公司员工冒充第三方公司打电话给卢龙，意图是迫使卢龙做出再次签约意思表示，符合欺诈之故意要件。对第三个构成要件，利通公司冒充第三方公司声称将会通过“其他方式”使得“曹老师快乐作文”商标通过注册以及利通公司员工谎称这种“其他方式”可能是“如果商标局收到超过全类别45类的一半数量申请时，会考虑通过类别多的商标注册申请，驳回原告只申请3个类别”，均为不实信息，与事实严重不符，商标代理系较为专业的行业，卢龙作为社会一般人基于利通公司冒充第三方公司的“恐吓”以及对利通公司此种专业机构的信赖，陷入错误认知，认为必须继续申请本案20类商标才能确保此前申请的商标获得注册，此种错误认知使得卢龙作出签订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卢龙无申请涉案20类注册商标的主观意思，签订涉案合同违背其真实意思，故第四个构成要件亦成立。综上，本院认为利通公司以欺诈手段使卢龙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涉案《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该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二、关于卢龙的撤销权是否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关于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卢龙认为应当从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之时即2019年7月1日起算，利通公司认为卢龙的报案材料载明在2018年已经知道被骗，且卢龙在（2019）渝0105民初21147号案的诉状中陈述其在2019年年初已经意识到被骗，撤销权除斥期间最迟从卢龙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间2019年3月20日起算。首先，关于撤销事由，应以成立可撤销的事由为限，不应以模糊的感觉及推测的事实作为撤销事由。就本案而言，撤销事由主要指利通公司冒充第三方公司要求卢龙转让“周老师快乐作文”商标，不然他们将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商标；利通公司员工谎称这种“其他方式”可能是“如果商标局收到超过全类别45类的一半数量申请时，会考虑通过类别多的商标注册申请，驳回原告只申请3个类别”，由此由此“恐吓”及“欺骗”形成连环嵌套，共同导致卢龙违背真实意思作出签订涉案合同的决定。卢龙虽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10月左右发现“刘露”用另外电话及名义联系卢龙，觉得被骗了，但卢龙并未知晓利通公司冒充第三方公司并虚构商标注册规定，仅从推测自己“被骗”，此种推测不构成撤销事由，故在2018年10月不应起算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其次，关于知道或应当知道，对于撤销事由的确定应当基于一定证据的客观支撑，即只有在一定证据基础上才能认定受欺诈人明知或应知的主观认识状态，从而开始起算除斥期间。就本案而言，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的报案材料反映卢龙当时对与利通公司接触过程的认知状态，系其从自身角度陈述相关过程，卢龙未完全了解利通公司冒充第三方公司并虚构商标注册规定的欺诈行为，更未掌握该可撤销事由的一定证据，故不能认定在2019年3月20日卢龙对可撤销事由处于明知或应知的状态，不应起算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最后，除斥期间的设立目的为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交易安全与稳定状态。就本案而言，卢龙在2018年10月开始怀疑利通公司存在欺诈后于2019年3月25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报案，该案于2019年7月1日撤案；于2019年8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撤销涉案合同，后于2019年11月7日撤诉；又于2019年12月11日向本院起诉，认为利通公司存在欺诈。卢龙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要求终止双方合同关系，卢龙并无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综上，利通公司无证据证明卢龙行使撤销权时超过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界消灭。虽然卢龙在2020年3月24日查看利通公司员工郭念讯问笔录，完全了解可构成合同撤销的事由，并掌握一定证据，但卢龙在2019年8月8日以诈骗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涉案合同，应推定其应当知道可撤销事由，从该时间起算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卢龙起诉时未超过撤销权除斥期间，其请求撤销与利通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三、合同撤销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利通公司作为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的专业机构，应当秉持专业、谨慎的态度进行代理服务，不应为达到牟利目的冒用他人名义且虚构事实对委托人实施欺诈，有违专业及诚信。利通公司实施欺诈取得的财产应当全部返还，至于其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支付的商标注册费系其自身过错导致，不应由卢龙负担，故利通公司应当返还卢龙所支付的费用40000元。利通公司在2019年3月27日向卢龙退还了37000元。卢龙认为该笔退款37000元系利通公司针对2018年3月14日、6月14日、10月18日三份《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进行退款，利通公司未针对涉案合同费用40000元进行退款。利通公司认为37000元系针对含涉案合同的双方共计5份合同进行退款。本院认为，利通公司在支付该笔退款37000元时未明确针对哪一份合同，因利通公司系付款人，有权对其权益进行处分，应以其意思表示为准，即该笔退款系针对5份合同进行退款，故应按5份合同价款按比例推算本案合同价款已退金额。卢龙与利通公司签订的5份《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总价款为108000元，涉案合同价款为40000元，利通公司已退还款项为13703.7元（40000元/108000元*37000元），故被告仍应退还原告26296.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卢龙与被告重庆利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知识产权服务委托协议》；二、被告重庆利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告卢龙26296.3元；三、驳回原告卢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卢龙负担260元，被告重庆利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雁苗审 判 员  潘寒冰人民陪审员  邓享恒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段胜宝书 记 员  李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