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72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润夏，男，汉族，1981年5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建业，男，汉族，1944年8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利娜，女，汉族，1975年8月15日出生，住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帅彪、裴岩博，河南张振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润夏因与被上诉人赵利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民初4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润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代姚润夏向赵利娜讨回借款10万元。3.请求二审法院代姚润夏向赵利娜讨回数年间由本金10万元所产生之利息（按银行法定利息计算）。4.一、二审诉讼费由赵利娜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从一审开庭到作出一审判决，在长达2年之久的时间里，先后两次谈到案外人汇款的问题，而上诉人旨在抨击北京九鼎华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华美公司）的财务混乱，至始至终未提及这些案外人和赵利娜的关系。因此说案外人交付收益的行为是受赵利娜的指使，上诉人是十分冤枉的。这不是上诉人的主张，也就没有必要提供什么证明。六名案外人的汇款行为是否受赵利娜的指使，不足以作为认定整个案件的重要依据。上诉人和赵利娜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和案外人的汇款行为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上诉人和赵利娜之前是同事，平常以姐弟相称，以后又相继离开原单位。因双方同住一栋楼，一次闲聊中赵利娜说她办了一个公司，资金短缺，请上诉人投资帮扶一下，上诉人就拿了10万元汇给赵利娜。因为是朋友，并没有想到向她索要借据。谁知她竟以上诉人的名义与九鼎华美公司签了合同，上诉人知道后，多次打电话向赵利娜追讨借款，没有任何结果，甚至电话也不接听，直至这次判决书下达后，上诉人才知道她是九鼎华美公司这个犯罪组织的业务员。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开宗明义的指出赵利娜所签的合同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委托和授权，完全违背了上诉人借款给赵利娜的善良初衷，所造成的后果完全由赵利娜个人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赵利娜究竟办没办公司，请看她在管辖权异议中的所述。通过天眼查也可以查到赵利娜至少与4家公司有直接关系，其在一家公司担任股东、四家公司担任高管。天眼查显示赵利娜周边高风险信息4条、预警信息5条。由此可以看出，赵利娜办的有公司。她在2014年曾带上诉人去过她在双溪布洛小区办公的一家公司。赵利娜采取移花接木的欺诈手段，以她办公司为理由，掩盖其作为九鼎华美公司的业务员而为九鼎华美公司这个犯罪组织集资的非法目的，从而完全违背了上诉人借钱给赵丽娜办公司的真实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上诉人给赵利娜汇款10万元之后不久，赵利娜电话要求上诉人提供一个属于上诉人自己的农业银行账号，上诉人就按她的要求给她提供了一个属于上诉人自己的农业银行账号，后来就发生了多达六个案外人通过上诉人的农业银行账号在七个月的时间内向上诉人汇款。这些案外人是否受赵利娜指使，虽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赵利娜向这些案外人提供了上诉人的农业银行账号。综上所述，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合同，完全是由赵利娜一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转账的人是赵利娜，案外人向上诉人汇款利用的农业银行账号的提供人是赵利娜，她只是借用上诉人的名义，用她业务员身份为一个犯罪集团充当的马前卒而已。纵览案件始末，合同才是最关键的证据，有了合同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没有合同一切问题只是空谈而已。这里上诉人不禁要问：1、法院是否有上诉人参与订立合同的直接证据？2、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要求上诉人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据，赵利娜在案件中所列举的材料是否有证据？如判决书称：姚润夏转账给赵利娜，目的是为了给九鼎华美公司借款，她有证据么？再如姚润夏与九鼎华美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这个协议在哪里？上诉人在法院庭审过程中多次强调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合同，并通过法官询问赵利娜关于合同事宜。比如谁签订？什么时间签订？什么地点签订的？并没有得到赵利娜正面答复。如按赵利娜所述，上诉人对九鼎华美公司知情的话，上诉人为什么不直接把钱汇到九鼎华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法官曾问赵利娜是否从九鼎华美公司收取好处，赵利娜答没有。从赵利娜与九鼎华美公司业务从属关系看这种答复难以信服。合同都是一式双份，如按赵利娜所述合同确有其事，上诉人请求法院调取九鼎华美公司手中合同以证明合同是否真实存在还是赵利娜自导自演的闹剧等等。3、赵丽娜在转账时，在付款用途备注姚润夏存款、业务员赵利娜，这是合同么？这能代表姚润夏的签字么？大家都知道，任何往来汇款备注内容都是由汇款人主观随意添加。鉴于此，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此案，以正视听。赵利娜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合意，上诉人向答辩人转账10万元的目的系为了通过答辩人将款项投入九鼎华美公司进而获取高额的收益。答辩人在收到上诉人的转款后并未自用，而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直接转入了九鼎华美公司，之后九鼎华美公司也陆续向上诉人给付过投资收益。本案一审时，法院已经查明张苗苗、龙春元、李要霞等人向上诉人支付过共计35942.42元的投资收益，前述几人的账户均是九鼎华美公司用以接受客户投资款并按月返利的专用账户。因此，上诉人向答辩人的转账行为实际上是其通过答辩人进行投资的行为,即使算借款，借贷关系的主体也应该是上诉人与九鼎华美公司。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已足以使法官对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产生合理怀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此时，上诉人应就自己的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后果。但在一审中，上诉人既不能提供《借条》等能够证明其与答辩人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据，也不能就张苗苗等案外人向其转账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而驳回上诉人诉求的判决合法合理，与事实相符。综上，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姚润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代姚润夏向被告赵利娜讨回借资拾万元整；请求法院代姚润夏向被告赵利娜讨回数年间由本金拾万元所产生之利息（按银行法定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事。原告姚润夏于2014年2月23日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分两次给被告赵利娜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0000元。同日，被告赵利娜分两次将该100000元转账支付给李平，并在转账时在付款用途上备注：姚润夏存款，业务员为赵利娜。2014年4月11日，袁领盼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7441.25元；2014年5月10日，姜娟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5634.69元；2014年6月8日，张苗苗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5023.94元；2014年7月9日，龙春元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4294.21元；2014年8月9日、2014年9月12日、2014年10月14日，郭凯敏分别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3985.17元、4023.91元、3539.25元；2014年12月15日，李要霞给原告姚润夏转账支付2000元，原、被告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款项是支付给原告姚润夏因其100000元所产生的收益。另查明，2017年12月22日，洛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洛阳晚报上刊登公告，内容为：九鼎易武集团（美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涉嫌非法集资案件近期已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即将进入善后处理阶段，经市公安局协调，目前北京警方同意在限定时限内接受洛阳集资参与人报案材料；为作好案件补充登记工作，请前期未登记、报案的投资人于2018年1月3日前携带相关材料到公安机关报案；其中，经本地业务人员介绍，在洛将资金汇往九鼎公司的投资人到业务发生地公安分局案件大队或县局经侦大队报案，个人在洛直接将资金汇往九鼎公司的投资人到户籍地公安分局案件大队或县局经侦大队报案，过期不再受理。庭审中，原告姚润夏称，原告姚润夏没有和九鼎华美公司签订过合同；前期，原告姚润夏不知道九鼎华美公司的事，后来，被告赵利娜和原告姚润夏说报案的事，因为原告姚润夏对九鼎华美公司的事不知情、没有合同、不知道合同日期、不知道去哪里报案，所以，原告姚润夏没有报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姚润夏向被告赵利娜交付100000元后，被告赵利娜于当日将该笔款项转至案外人李平的账户，后又有不同的案外人按月向原告姚润夏交付了收益。庭审中，原告姚润夏没有举证证明案外人向其交付收益的行为是受被告赵利娜的指使。因此，原告姚润夏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借款关系，原告姚润夏的诉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润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姚润夏负担。二审中，赵利娜提供了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902刑初66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张苗苗、李要霞、龙春元等人系九鼎华美公司工作人员，九鼎华美公司用这些人的账户接受客户的投资款并按月返利。姚润夏称张苗苗、李要霞、龙春元等人的身份需要核实，这些人与姚润夏和赵利娜之间的借贷无关，姚润夏并不知道九鼎华美公司与赵利娜之间的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姚润夏于2014年2月23日向赵利娜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双方均无异议，但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姚润夏以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不仅要提供支付款项的证据，还需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但姚润夏并未提交借条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利娜称姚润夏向其所转的10万元系姚润夏向九鼎华美公司的投资款，赵利娜已将该款转给九鼎华美公司。赵利娜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收到姚润夏10万元款项的当天很快就转给了李平，赵利娜在转账时备注“姚润夏存款，业务员为赵利娜”。且在姚润夏2014年2月23日转款10万元后，其银行账户在2014年4月至10月间，每月收到从7441.25元至3539.25元数额不等的利息，且支付利息的并非赵利娜，而是张苗苗、李要霞、龙春元等人。赵利娜提供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张苗苗、李要霞、龙春元等人系九鼎华美公司工作人员，九鼎华美公司用这些人的账户接受客户的投资款并按月返利。因此，赵利娜主张姚润夏的转款并非是向其出借款项的抗辩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有一定证据予以印证，使得对姚润夏所主张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姚润夏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姚润夏不能提交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证据。因此，仅凭转款凭证尚不能认定姚润夏与赵利娜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故一审法院认定姚润夏主张10万元系借款证据不足，对姚润夏要求赵利娜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姚润夏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姚润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李依芳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陈兴治书记员刘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