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英涛，男，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潮安区******************，公民身份号码：445************310。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伟龙，广东祥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楷，广东祥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文雄，男，196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2。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锴，广东森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沐凡，广东森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英涛因与被上诉人夏文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英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夏文雄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文雄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9年1月8日进行结算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李英涛于2018年间多次向夏文雄借款。2019年1月8日双方进行结算”与事实不符。夏文雄在起诉状中载明的是“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后因被告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到借款230万元”，且双方在庭审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李英涛于2018年间多次向夏文雄借款。2019年1月8日双方进行结算”的陈述或主张。一审法院却对此进行认定，认定事实不清。（二）夏文雄主张的五笔现金取款与本案完全没有关系，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足以证明该五笔取款明显是其它用途。首先，五笔款项均为他人的转账收入款或冲正款，夏文雄在收到相应款项即行将相关款项支出，与本案涉诉借款完全无关。2018年1月8日，第三人林秀红账户收到来自上海的“跨行代付”款551953.69元，同日该账户即取现551954元；2018年1月18日，该账户收到“电子汇入”款529371元，同日该账户即取出529371元；2018年3月14日，该账户又再收到来自上海的“跨行代付”款552000元，隔日该账户即取出552000元；2018年4月8日，该账户再次收到来自上海的“跨行代付”款552000元，同日该账户又再取出552000元，而2018年3月5日，该账户收到“冲正”款474435元，说明该账户上次交易转账474435元不成功，银行系统将转账支付不成功的款项退回原账户，该账户在转账不成功后即将原准备转账支付的款项474435元取现。可见五笔取款交易与本案完全无关。其次，该银行交易取款所指向的款项数额也与夏文雄所主张的交付款项数额完全不一致，特别是其中2018年3月15日、2018年4月8日二笔款项数额均为552000元，明显为相同的固定数额支付，不可能是为了交付50万元而相同的支取552000元，是为达到不当目的提供虚假证据。（三）一审判决载明“虽然夏文雄主张其出借给李英涛的230万元系分五次采用现金支付，其主张的这种支付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民间借贷的交易支付方式存在有不相适用之处，有使人存疑的因素”，但却判决李英涛负支付借款及利息，明显自相矛盾。（四）李英涛并没有实际收到借款，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逻辑上的双重标准。李英涛向夏文雄借款时，在对方承诺回头会交付借款后，出于信任，且听闻民间借贷合同没有实际交付，合同并不成立，于是一直没有及时收回《借条》和《收款凭证》。一审认为李英涛在没有收到现金借款情况下未予收回《借条》和《收款凭证》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及习惯，却认可夏文雄所主张的自2018年1月到4月分五次交付现金借款，出于信任没有要求李英涛出具借条或收条，直到2019年1月才要求李英涛一并出具《借条》和《收款凭证》的“事实”，明显存在双重标准。（五）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夏文雄所谓交付的借款来源，明显事实不清。首先，夏文雄在一审自认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其经营的公司和其自有资金，但举证的资金来源却只有单一来源于第三人林秀红账户。其次，夏文雄主张林秀红账户资金系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所有，林秀红却证明资金为夏文雄所有，二者陈述明显矛盾，说明本案没有实际交付借款。夏文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依据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英涛上诉所述均属恶意揣测，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其所主张，意图扭曲既定事实，存在无理缠讼行为。夏文雄在一审中己充分主张并举证系分五次将借款现金交付给李英涛，五次借款共计230万元，且李英涛也出具《借条》及《收款凭证》确认借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中“2019年1月8日双方进行结算”之陈述并无不妥之处。（二）夏文雄出借的资金来源清晰，合法合理。夏文雄作为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完全具备资金出借能力，而林秀红系该公司财务员工，为方便日常财务操作，其以个人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代夏文雄作为老板进行财务管理并无不妥，林秀红的银行账户所取出的资金系夏文雄的资金。李英涛凭空猜测银行交易明细中的五笔取款系用于其他用途，却又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明显混淆是非，颠倒事实。（三）李英涛己实际收到本案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李英涛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若未实际收到该如此大额的借款，却出具《借条》、《收款凭证》并签字加盖指纹，完全违背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夏文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英涛付还夏文雄借款230万元及该款利息损失（其中：自2019年7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3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共44083.33元，2019年10月24日起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李英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英涛于2018年间多次向夏文雄借款。2019年1月8日双方进行结算，李英涛出具《借条》和《收款凭证》各一份交夏文雄存执。《借条》的内容是：“兹借到夏文雄现金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小写2300000.00）还款期限2019年6月30日前”；《收款凭证》的内容是：“兹收到夏文雄交来的现金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人民币小写（￥2300000.00）。借款期届后，李英涛没有履行还款，夏文雄催讨未果，遂于2019年10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夏文雄是否具备资金出借能力；2.夏文雄实际有没有交付给李英涛借款230万元。从双方举证的证据材料及陈述内容分析，虽然李英涛答辩提出其并没有收到夏文雄借款现金230万元，庭审时也陈述其在夏文雄没有交付借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夏文雄收回《借条》和《收款凭证》是基于双方系朋友关系，且没有发生银行汇款或转账的事实，并相信夏文雄提出《借条》和《收款凭证》由其处理掉就好的说法所造成的，并提供（2016）粤5102民初139号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夏文雄因向他人借款于2016年被他人起诉，不具备大额现金出借能力。但如此巨额的借贷关系，李英涛在没有收到夏文雄交付借款的情况下便出具《借条》和《收款凭证》给夏文雄，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及习惯，因此，一审法院对李英涛的抗辩内容不予采信。至于李英涛提供一审法院（2016）粤5102民初139号民事裁定书指证夏文雄因向他人借款于2016年被他人起诉，以此来证明夏文雄不具备大额现金出借能力，该证据显然不具备如此的证据效力，无法完全证明夏文雄因此就不具备大额现金出借能力。虽然夏文雄主张其出借给李英涛的230万元系分五次采用现金支付，其主张的这种支付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民间借贷的交易支付方式存在有不相适用之处，有使人存疑的因素，但夏文雄举证的《借条》和《收款凭证》，其内容能清楚地反映了李英涛确认借到并收到夏文雄的借款230万元这一事实，因此，本案可确认李英涛已收到了夏文雄交付的借款230万元。李英涛借款后没有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履行还款，应负本案纠纷的责任，尚欠夏文雄的借款230万元应予付还。由于借贷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夏文雄请求李英涛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合法，应予支持，本案李英涛应自2019年7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夏文雄逾期还款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李英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夏文雄借款230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借款2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553元，由李英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庭审中，李英涛向本院出示保存在其手机的照片，称照片显示2018年1月8日21时36分其本人在韶关市武江区粤北人民医院，2018年3月9日在湖南省郴州市，2018年3月13日在广州怡景新村，2018年3月23日在江西省赣州市，2018年4月14日在江西省赣州市，拟证明夏文雄所称的款项交付时其本人不在潮州。经质证，夏文雄发表以下意见：（一）五张照片并非二审新证据，应在一审期间内提交。（二）通过五张照片并不能证实李英涛没有收到夏文雄借款的事实，且五张照片的时间与夏文雄在一审期间陈述的时间不一致，一审陈述的是2018年1月10日、1月20日、3月6日、3月17日、4月10日，这五个时间点与其提交的照片的时间不符，无法证明不存在借款事实。（三）上述照片无法证明李英涛本人在该时间点本人在场，该手机也无法证明是其本人在场所拍摄。二审庭审中，夏文雄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拟证明林秀红在2018年1月前便是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的员工及在该公司参保的事实；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林秀红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代夏文雄取款并交给夏文雄，夏文雄出借资金给李英涛的事实。关于李英涛在上诉状中所述的冲正款474435元，账户在转账不成功后即将原准备转账支付的款项474435元取现。事实是因为银行的操作问题导致取款失败，所以退回林秀红账户，而不是退回上海民生银行的账户，之后再由林秀红从账户取出，说明该款项实际有取出。经质证，李英涛发表以下意见：对于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意见，其恰好证明林秀红账户的资金并不属于夏文雄所有，即本案夏文雄并没有向李英涛交付涉案借款，而是利用林秀红所开设的银行账户流水来拼凑所谓的借款金额，林秀红账户金额的取出是对应，入多少取多少，即使林秀红的账户的资金是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所有，也并不等于夏文雄本人所有。公司与法定代表人的资产各自独立，夏文雄若利用公司资金出借，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账户流水应有记录，而该公司并没有银行账户流水证实。而关于林秀红的账户资金归属，在一审案卷第41页足以证明林秀红的账户资金是公司所有。二审庭审后，李英涛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手机相片截图复印件，拟证明李英涛2018年1月8日在韶关市武江区、2018年3月9日在郴州市汝城县、2018年3月23日在赣州市章贡区，本案夏文雄声称交付的日期李英涛都在外地，夏文雄声称的借款已交付是虚构的；证据（二）l2306高铁已完成车票订单截图复印件，拟证明李英涛2018年1月8日由深圳北乘坐高铁前往韶关的事实；证据（三）维也纳酒店宾客账单及证明原件，拟证明李英涛2018年1月8日入住维也纳酒店韶关武江矿山公园店直至2018年1月10日，李英涛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1月10日都在韶关市，夏文雄声称的借款已交付是虚构的。经质证，夏文雄发表以下意见：（一）上述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时李英涛并没有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应不予以采纳。若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事实有关并予以采纳，请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训诫或罚款。（二）第一组证据无法体现借款的时间与证据的时间相符，且无法体现证据中的人物以及拍摄的人物是李英涛。（三）第二组证据高铁票并非正规纸质的高铁票，只是电子的详情单，并且乘坐的时间与借款时间不一致。（四）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没有李英涛的签名确认，也无法体现其在酒店真实居住的事实。客户账单并非正规的住房发票，无法体现其在酒店居住，也不排除事后伪造事实的情况。且该证据也没有酒店的工商登记信息，对该酒店的真实信息存疑，且该证明也没有酒店负责人及经手人的签名确认。（五）关于韶关往赣州的截图，该证据并非高铁纸质的票据，无法证实李英涛当时是乘坐该车，不能依据该证据否定借款的事实。并且本案借款是分多次借款，夏文涛在本案已提供了《借条》和《收款凭证》证实了其已经拿到借款的事实。二审庭审后，夏文雄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夏文雄有向李英涛催讨欠款及李英涛以各种理由推脱,怠于还款的事实。经质证，李英涛发表以下意见：所有聊天记录均与本案无关，其中既有本人与夏文雄的聊天记录，也有本人与其他人的聊天记录。记录中还提到夏文雄公司资金出现困难，本人介绍朋友与其公司签订合同，解决他的资金困难。对于微信聊天的身份确认是其本人，但微信聊天的记录与本案无关，本人是与夏文雄在聊其他事。二审期间，李英涛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夏文雄提供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20日、2018年3月6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4月10日其与李英涛的通话记录或短信聊天记录。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不予以准许。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主要的争议焦点是：李英涛是否尚欠夏文雄涉案借款？夏文雄起诉主张与李英涛之间存在借贷事实，李英涛抗辩款项并未实际交付。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提供的证据、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对涉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做如下分析：首先，夏文雄作为债权人持有李英涛签名并加盖指纹的《借条》及《收款凭证》为据，李英涛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借条》上的内容“兹借到夏文雄现金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小写2300000.00）还款期限2019年6月30日前。借款人：李英涛身份证：445************310日期：2019年1月8日”均系李英涛亲笔书写且加盖指纹。李英涛于同日还再次出具《收款凭证》，手写内容为“兹收到夏文雄交来的现金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人民币小写（￥2300000.00）经手人李英涛”。李英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书写《借条》及《收款凭证》时具备完全的辨认能力，应清楚知悉在《借条》及《收款凭证》上签名确认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李英涛称其长期从事外贸生意，那么作为一个熟悉商事交易的主体，其以借款人身份向出借人夏文涛出具《借条》，表明其认可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其在《借条》上又明确载明“借到现金”，在《收款凭证》上再次确认“收到交来现金”，表明其对于已收到所借款项予以认可。上述《收款凭证》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而李英涛未能对其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即出具如此高额的《借条》及《收款凭证》作出合理的解释，且也未能提供依据证明从签署借条之日起至本案诉讼之前，曾对夏文雄未向其交付所借款项提出异议的事实。再次，夏文雄提供《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林秀红的《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等，对案涉五次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及其作为广东华禧婚纱礼服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具备资金出借能力进行了举证。李英涛抗辩《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中的五笔取款系用于其他用途非用于本案借款，但对其主张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英涛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最后，李英涛在一审期间否认借贷事实，但对其抗辩怠于举证，直至二审才提交手机相片截图、车票订单截图等。但其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足以直接否认夏文雄所称的五次借款的交付事实。且对于夏文雄二审补充提供的其与李英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18年4月5日李英涛向夏文雄称“弟欠你的钱不敢忘”，对此，李英涛作出了“是人情钱，从2013年本人与夏文雄就有资金往来”的解释且否认其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但对此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案涉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可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判令李英涛承担案涉借款的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英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53元，由李英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楚峰审 判 员 杨 桦审 判 员 陈 烨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佘敏琪书 记 员 吴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