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976号原告：凌彪彪，男，198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敏，系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西门南路莲花楼二层24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UDW3B。法定代表人：佘桂林。被告：邵德毅，男，199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系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系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维，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被告：邓均文，男，198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原告凌彪彪诉被告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公司）、邵德毅、邓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受理后，被告邵德毅以金大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邓均文，其本人仅仅是挂名的投资人为由申请追加邓均文为被告，要求邓均文对金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依法通知了邓均文。并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彪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敏，被告邵德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庄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金大公司、邓维、邓均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彪彪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被告金大公司、邵德毅、邓维与原告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2、判令金大公司、邵德毅、邓维共同向原告返还投资款352237元及利息（利息以352237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9月9日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大公司、邵德毅、邓维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金大公司的业务员张某通过网络推介业务时在网上找到原告，并借机与原告聊熟，取得原告信任。张某在取得原告信任后，推荐原告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并注册金大公司名下的投资类手机APP，为原告介绍优质股票并通过该款手机APP系統迸行股票买卖。原告为投资，按张某要求下载安装并注册了金大公司名下的投资类手机APP，并按金大公司的推荐通过该APP买卖金大公司推荐的股票。2019年2月至2019年9月期间，原告按金大公司的要求，为通过APP购买相关的股票注入备用投资款，连续累计向邵德毅及邓维名下银行账号共转账421153.63元投资款。原告每次按金大公司指示向邵德毅或邓维转账后，即按APP系统操作提示在APP系统内购买金大公司推荐的相应的股票，APP系统内显示原告账户收益。2019年9月，原告发现该APP突然显示原告账户收益仅仅为3万多元，账户收益约30多万元蒸发，且原告通过该APP系统买卖的股票亦从不存在。原告认为，金大公司、邵德毅、邓维共同让原告通过金大公司手机APP系统投资并买卖金大公司推荐的股票，原告已按金大公司要求向邵德毅及邓维转账投资款421153.63元，但金大公司、邵德毅及邓维并未为原告或提示原告开设相应的证券账尸，也均未通过APP系统实际为原告买卖并交割股票，原告根本从未实际获得任何股票。金大公司、邵德毅及邓维的违法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实现投资目的，且损失巨大。原告有权依法解除其与金大公司、邵德毅及邓维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并要求金大公司、邵德毅及邓维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352237元及利息。为保护原告合法利益，原告特依法向贵院起诉，恳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邵德毅辩称，首先，原告与各被告不成立委托投资关系。委托理财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文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的行为。从本案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及APP操作页面来看，原告支付给金大公司的钱款最终都是在其自己的股票账户中并由原告自己掌握和使用，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中也只是建议或者推荐一些具有市场潜力的股票给原告，最后股票的买入和卖出都是原告自行操作的，被告从未有登录操作原告的账户。同时原告操作股票账户产生的收益及亏损都是直接归属于原告，由原告享有和承担的。原告并未将资金托付给被告，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成立委托投资关系，原告因自己操作股票不当造成的亏损应由其自身承担。其次，从原告提供的APP软件操作页面来看，该“牛金牛”软件实际上是一个配资平台，原告通过使用自己的启动资金向“牛金牛”平台申请配资数倍于其启动资金的股票投资专用款项，平台仅收取相应的配资利息，资金全部由原告自行使用。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中金大公司仅是向原告提供投资建议且没有收取任何投资咨询服务费用，双方也没有形成股票各询服务关系或者委托投资关系，因此原告应该知悉股市的风险并进行理性的投资判断。原告提交的软件截图中显示申请配资即同意《牛金牛操盘协议》，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协议作为证据。但参照现行市场股票配资方式，申请配资人在使用配资进行股票投资后，若所购买的股票跌幅达到一定金额或者比例时，配资方有权对申请配资人的股票账户进行“强制平仓”，即将持有的股票全部卖出并收回配资资金，由此所产生的相应后果也全部由申请配资人承担。具体到本案，原告证据第6页内容证实原告明知其购买股票在亏损时“牛金牛”会对其实行平仓。而从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很明显原告是因为股票亏损导致的平仓才导致本案的损失。另外，按照股票配资的原理，原告实际上是用数倍于其实际本金的金额去购买股票的，所以其持股市值不等于其资金，只有本金及其购买股票升值的部分是属于原告所有的。而实际上原告在长期的股票操作中，是有对其本金及收益进行提取的，仅以其转账确定金额也是不准确的，因此其诉请的损失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原告使用的“牛金牛”平台并非在金大公司名下的，股票配资必然伴随着大量的配资资金，从金大公司工商注册的经营范围和服东身份来看，金大公司是没有能力可以做出并经营本案“牛金牛”ARP软件的。实际上，“牛金牛”软件是由金大公司以外的人控制经营的，虽然金大公司收取了原告的充值资金，但是从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原告充值的资金并非实时到账，而是需要另行联系财务才能在APP中充值成功，并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5，金大公司收取的款项，都转出给了邓均文，例如，被告提交证据76页中，原告向邵德毅的账户中转账5000元，同一天就有5000元汇入邓均文的账户中，证实“牛金牛”并非金大公司所控制和经营，金大公司充当的是一个中介身份，实际给原告配资的另有其人，金大公司收取的原告款项最终都是交由软件的实际控制人文科、韩龙、江泽等人，因此金大公司及邵德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能成为本案责任主体。最后，答辩人邵德毅并非金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实际上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只是受到邓均文、余泽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蒙骗，被他人使用其名义注册公司。从公司股权均以0元进行转让就足以证实公司并非在邵德毅的控制之下进行转让，并且原告是在2019年9月发现其收益突然蒸发的，而邵德毅登记持有的金大公司100％的股权早在2019年5月31日就已经全部转让给了邓维，此后原告仍然是在正常投资炒股的，案件发生在邵德毅完全脱离公司之后，邵德毅对原告产生损失完全是不知情且没有任何过错的，故股权转让后发生的公司债务与邵德毅无关，邵德毅不能成为本案的责任主体。被告金大公司、邓维和邓均文均未应诉答辩，亦未举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微信号×××,微信昵称“一个人的回忆”的微信使用者通过微信向原告推送内容为“A：一万配资10万，明天三个点出，你可以赚3300左右；B：三万配资30万，明天三个点出，你可以赚9000左右；C：五万配资50万……；D：10万配资100万……只需要你把握三个点就能赚取本金操作的十倍，有空余的资金吗？配点试试？”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配资广告。2月18日，原告问“一个人的回忆”：“这个怎么配资？”“一个人的回忆”回复：配资很简单，首先下载一个配资交易软件，其次注册一个属于你个人的配资交易账户，就可以配资操作了。操作很简单，就跟你平时操作的证券账户是一样的。原告问：交易软件在哪里下载？“一个人的回忆”就发送了一个交易软件二维码给原告，并向原告提供了一个推荐码。并跟原告说：注册好了之后完善一下个人资料，实名认证，这样你的这个账户就是受第三方安全托管的，任何一笔交易记录都是可以查询到的。原告按照指引完成了交易软件手机APP的安装和注册。之后，原告问：配资是多少平仓？“一个人的回忆”回复：万一亏损到达客户本金的70%，系统为了防止客户的亏损继续，会自动平仓……。接着“一个人的回忆”建议原告先充值点资金，检验一下能不能实时到账。并向原告提供了一个账号名为邵德毅，账号为62×××82的银行账户，并称该账户为公司的对公账户，要求原告将资金存入该银行账户。原告于当日向该账户转账2000元。2月25日，原告问：我买的价，怎么出来要高那么多啊？“一个人的回忆”回复：这很正常，市场买入价格都是在浮动的，而且买进的价格高于委托的价格，是由于中间的差价包括了建仓手续费……。3月5日，“一个人的回忆”问原告：你账户目前有多少资金？原告回答：配好了，配的70万的，账户留了2万。“一个人的回忆”建议：再充点钱进来，弄个10万的合约，110万资金操作。原告没听取该建议。“一个人的回忆”继续说：主账户50个亿的资金已经买完了，目前正在调换备用账户。马上就可以买了。3月10日，“一个人的回忆”跟原告说：建议你先充值点资金进来，补充保证金，以免明天早盘低开导致合约出现风险……3月22日左右，原告跟“一个人的回忆”说：我解除合约了。“一个人的回忆”规劝原告，为了减少管理费，可以由天配改成月配，再购买股票。原告回说都不买了，都退了。4月1日，原告和一个微信号为×××，微信昵称为“心旅途”的微信使用者互加为微信好友。加为好友后，原告问对方：你换这个号码了？“心旅途”说：是的，我那个微信号用不了了。原告问：被封了？“心旅途”说：被腾讯检测到异常，永久封。5月20日，原告问“心旅途”：转账账号怎么变了，以前那个还能用吗？“心旅途”给原告发了个账户名为邓维，账号为62×××96的银行账户和一个账号名为邓维，账号为62×××28的银行账户，并告诉原告以后赚钱赚到这两个账户。7月1日，“心旅途”跟原告说：哥，行情大涨，开干了。原告回复：我买的票大跌。“心旅途”问：什么票啊？行情这么好，怎么会跌呢？接着又跟原告说：彪哥，你的合约预警了。原告称，“一个人的回忆”和“心旅途”是同一个人，是金大公司的网络推介业务员。另外，原告还跟微信号为×××,昵称为“半仓狙击手”的使用者互加了微信好友，“半仓狙击手”经常通过微信向原告推荐股票，指导原告进行股票交易。原告称“半仓狙击手”是金大公司的操盘老师。2019年3月18日，“半仓狙击手”问原告：目前合约盈亏如何？原告回复：巨亏。“半仓狙击手”问：亏多少？原告回复：亏了15万左右。庭审中，原告陈述，配资和股票交易都是通过上述手机APP操作完成，每一次充值后，点击配资比例，然后其个人账户里就会显示资金情况，然后再进入该手机APP的股票交易页面由原告自己操作进行股票买入卖出交易。从安装手机APP、注册个人账户，到2019年9月一直这样操作，至9月的某天，突然其个人账户的资金由30多万变成3万多，而且很快APP就打不开了。由于该手机APP已经无法打开，所以原告未能向本院提供该手机APP中其个人账户的股票交易情况和资金情况，仅向本院提交了在该手机APP尚能打开时截屏保存的几张图片。图片显示该手机APP的名称为“牛金牛”。其中一张图片显示的是进入APP后点击“按天操盘”项后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内容为“申请即表示已阅读并同意《牛金牛操盘协议》”。由于APP无法打开，现已无法查看该协议内容。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5月20日，原告向邵德毅名下银行转账315995元，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9月9日期间，原告向邓维名下银行账户转账86710元，即合计投入资金402705元。原告自认，期间其提取了部分收益，投入的总资金扣减提取的款项后，实际投入款项为352237元。另外，根据原告提交的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的金大公司的公示信息显示，目前，金大公司是自然人独资企业，2019年5月23日前登记的独资股东为邵德毅，2019年5月23日变更登记为邓维，2019年8月1日至今登记的独资股东为佘桂林。被告邵德毅抗辩称，其并非实际出资股东，只是借名给邓均文和余泽用来注册了金大公司，金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邓均文和余泽，其只是金大公司的一个员工而已。而且其从包括原告在内的配资者处收取的款项全部已经转给了文科、韩龙、江泽等人，由他们根据配资者在“牛金牛”APP上选择的配资倍数提供相应的股票账户给配资者，配资收益则已经转给了金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均文和余泽。为证实该主张，邵德毅向本院提交了从金大公司工商内档中调取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免职证明》、《股东会决议》，以及邓均文通过支付宝向邵德毅支付1500元的支付凭证，邵德毅名下账号为62×××71、62×××18、62×××07、62×××70、62×××89、62×××82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其中，《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反映2019年5月23日，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同意金大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邓维。《股东会决议》内容为：邵德毅同意将持有的金大公司10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邓维。支付宝转账凭证仅显示邓均文于2019年7月20日向邵德毅转账1500元，并未备注款项用途。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邵德毅曾多次向文科、韩龙、江泽、邓均文和余泽等人转账，但所转款项均未备注款项用途。另查明，金大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证券交易，金大公司不具备证券交易资质和融资融券资质。本院认为，根据微信昵称“一个人的回忆”使用者与原告在微信聊天中向原告推荐“牛金牛”手机APP，并且指引原告向邵德毅银行账户转款进行配资炒股的事实，以及微信昵称“心旅途”的使用者与原告互加为微信好友后，原告问“你换这个号码了？”“心旅途”说“是的，我那个微信号用不了了。”在5月20日时原告问“心旅途”“转账账号怎么变了，以前那个还能用吗？”“心旅途”告诉原告以后转账赚到账户名为邓维的银行账户内。而邵德毅在2019年5月23日之前是金大公司的登记股东，5月23日由邵德毅变更登记为邓维的事实，可以确认原告关于微信昵称“一个人的回忆”使用者（以下简称“一个人的回忆”）与昵称“心旅途”的使用者是同一人，且是金大公司的网络推广业务员的陈述属实。根据原告与“一个人的回忆”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以及原告庭审中陈述股票交易由其自己操作可以看出，原告向金大公司转入一定款项和保证金等款项后，就通过“牛金牛”手机APP中的配资页面，点击配资倍数，金大公司根据原告的配资倍数，将配资后的款项转入原告的个人账户中，原告再自行完成股票买入卖出交易，买什么股票，买多少，什么时候什么价格卖出等均由原告自行决定。原告则按照双方约定向金大公司支付一定的利息、管理费等费用。而不是委托金大公司员工为其进行股票的买入卖出交易。因此原告与金大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符合委托投资理财合同关系基本特征。金大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其自有资金出借给原告，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故金大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场外配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因金大公司不具备证券交易资质和融资融券资质而无效。由于“牛金牛”手机APP已无法打开，导致无法查明原告通过该APP进行的股票交易是实盘交易还是虚拟盘交易，也无法查明原告使用该APP进行股票交易的具体交易情况和盈亏情况，以及原告的个人账户中最后的资金金额。而“牛金牛”APP是由金大公司使用和控制，故上述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应由金大公司承担。现因金大公司未举证证明原告通过“牛金牛”APP进行的股票交易是真实的股票交易，也未举证证明最后原告个人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情况。现原告主张按其实际投入扣减历史提取收益后的余额352237元作为最后的账户资金额，本院予以采纳。另外，在新闻、媒体、网络等大量报道场外配资违法，严厉打击场外配资的情形下，原告仍违法与金大公司进行场外配资，原告与被告的场外配资炒股行为，会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故原告对此亦存在重大过错，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应由原告和金大公司各承担50%，即金大公司应向原告返还176118.5元（352237元×50%）。因双方之间的配资合同关系无效，原告亦存在重大过错，故对原告的利息损失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金大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23日之前，金大公司的唯一股东是邵德毅，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的唯一股东为邓维，2019年8月1日至今为佘桂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邵德毅和邓维均未能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金大公司的财产，且邵德毅和邓维均实际收取了原告支付的投资款。故邵德毅和邓维应对他们分别作为金大公司唯一股东期间金大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原告与金大公司之间的配资合同关系在邵德毅、邓维和佘桂林分别为金大公司独资股东期间一直存续，而本院判决金大公司应返还原告50%的投资款损失，因此，邵德毅应在收取的315995元的50%范围内对金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邓维应在收取的86710元的50%范围内对金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邵德毅辩称其仅是挂名股东，金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邓均文，应由邓均文连带承担金大公司的债务。金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是邓均文，属于金大公司内部关系问题，公司的股东对外的公示效力以登记为准，故不能以此为由对抗公司以外的债权人。被告金大公司、邓维和邓均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凌彪彪返还投资款176118.5元；二、邵德毅对上述第一项中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在157997.5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邓维对上述第一项中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在43355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凌彪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6584元，由原告凌彪彪负担3292元，被告广州金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2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会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