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30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学，男，汉族，1955年6月10日生，户籍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公民身份号码X。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张雪林、罗世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孔泽，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杨文学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朝田口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7民初20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文学上诉请求：撤销(2018)渝0107民初2048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只支付水费22225.5元，不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被上诉人的电，上诉人是直接向电力公司申请的电表用电，直接向电力公司缴纳电费。上诉人只用了2个水表的水，只支付水费22225.5元，对方另案起诉的起诉状上载明的水费也是该金额。资金占用损失不应当支付。朝田口合作社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朝田口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杨文学付清水电费125784.8元、资金占用损失17740.9元，共计143525.7元；2.诉讼费用由杨文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文学系朝田口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1年9月3日，朝田口合作社与杨文学签订《场地租佃协议》，主要约定杨文学租用朝田口合作社土地面积146.14平方米，时间为2001年自2004年12月31日，租金半年支付1315元，杨文学在租用期间的水电费应按时交纳。前述协议到期后，杨文学未退出租赁场地，至2015年7月1日上述房屋拆迁前，朝田口合作社、杨文学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2015年5月11日，朝田口合作社对朝田口合作社的个人房屋清理情况进行公示，公示信息显示杨文学在朝田口合作社修建房屋面积为2078平方米。2015年6月30日，朝田口合作社的集体土地被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征收拆迁。一审另查明，案外人张正曾以朝田口合作社因拖欠社员补贴费、水电补贴费导致水电费无法收回，造成张正损失计222129.56元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朝田口合作社支付承包收益损失。在该案中，朝田口合作社为证明张正差欠朝田口合作社水电费226177.3元，举示水电费账本（2009年-2015年）四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渝0107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前述账本中记载的数据作为计算朝田口合作社社员使用水电数量的依据。”（2016）渝0107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朝田口合作社起诉案外人张安琴支付租金一案中，朝田口合作社亦举示同样的水电费账本（2009年-2015年）四册，该案经二审终审，作出（2018）渝05民终538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水电费账本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应当予以采纳。朝田口合作社在审理中为证实杨文学欠水电费情况，举示前述（2009年-2015年）水电费账本四册以及由案外人李继惠签字确认的水电费明细。其中水电费账本（2009年-2015年）四册记载时间区间为2009年至2015年朝田口合作社集体征地拆迁，每页均记载3个水（电）表的费用情况，每个水（电）表均注明使用人；水电费账本（2009年-2015年）四册显示登记在杨文学名下的电表2个，水表3个，其中截止2015年6月，三个水表分别产生水费23985（其中已打勾的水费表示已缴费，已缴费金额为4549.5元）、8986.5（其中已打勾的水费表示已缴费，已缴费金额为6196.5元）、33163.2元，合计产生水费66134.7元，已缴水费10745.5元，欠水费55388.7元，两个电表分别产生电费5912、64484.1元，合计70396.1元，电费均未缴纳；水电费明细显示杨文学使用的两个电表合计欠电费70396.1元（分别为5912元、64484.1元），三个水表合计欠水费55388.7元（分别为19435.5元、2790元、33163.2元），水电费合计欠125784.8元；前述水电费账本、水电费明细上均没有杨文学签字。朝田口合作社陈述，杨文学在朝田口合作社处安装有2个电表、3个水表共拖欠水电费125784.8元；其举示的水电费账本系由三个社员负责抄表，抄表后在账本上记录，社员和非社员每月到社内公开查阅账本，核实后再交纳费用；2002年至2009年8月杨文学担任社长期间，杨文学的水电费均已缴清，但2009年之后的水电费，杨文学尚未缴清；水电费账本中打红勾的为已缴纳水电费，未打红勾的部分为未缴费用。杨文学陈述，认可向朝田口合作社申请过水表，截止2014年12月底一直在用，之前使用很多年，但所有费用于2015年1月14日全部结清；杨文学未向朝田口合作社申请过电表；因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水电费账本、水电费明细均系朝田口合作社单方制作无杨文学签字，杨文学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朝田口合作社还举示水电费收据16张，拟证明杨文学交纳过部分水费。收据显示2009年-2015年期间杨文学已缴纳的总金额与水电费账本（2009年-2015年）勾选的已缴费总金额一致。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前述收据上均无杨文学签字，杨文学只认可日期为2015年1月14日的收据（编号：3661044），并陈述其已结清所有水费。编号为3661044的收据载明朝田口合作社收到杨文学交纳的水费4549.5元。朝田口合作社在起诉杨文全要求其付清水电费【（2018）渝0107民初10122号】一案中，向法庭申请证人杜昌秀出庭作证，请求该证人就其知晓的对该案及本案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杜昌秀陈述，杜昌秀系朝田口合作社社员，2014年起底，朝田口合作社的负责人张雪林让杜昌秀协助收取针织厂的水电费；朝田口合作社系挨家挨户抄表，领生活费时交水电费，如果没交就每月张榜公示（包括欠水电费、场租费等,地点为朝田口合作社办公室外面的墙上），直到开发拆迁为止;张贴的榜上有杨文学与案外人杨文全、张安兰的名字，杜昌秀每月均到场看过前述张榜；杨文学与案外人杨文全、张安兰使用社内内水电一直到2015年开发拆迁为止，杨文学的水电用到其住家及库房，还有杨文学的老房子，一直到开发拆迁杨文学亦未缴清水电费。杨文学陈述，证人杜昌秀对社内的事情并不了解，且证人协助收取水电费是2014年底，已接近开发拆迁的时间，其证言不能采信。朝田口合作社为证实其多年来通过书面通知、上墙公示、停发生活费和分配款、申请政府部门调解、诉讼方式向杨文学催收租金和水电费，向法庭举示催收通知（2015年7月10日）、朝田口合作社对拖欠租金和水电费人员的公示照片打印件4张、《朝田口社资产清理小组会议表决》（2015年12月28日）、《朝田口社集体资产处置方案》、调解申请及附表三份、（2015）九法民初字第13991号民事裁定书、（2017）渝0107民初6823号民事判决书、（2017）渝0107民初13122号民事判决书。杨文学对催收通知（2015年7月10日）、拖欠租金和水电费人员的公示照片打印件、《朝田口社资产清理小组会议表决》（2015年12月28日）、调解申请及附表均不予认可；杨文学对《朝田口社集体资产处置方案》、（2015）九法民初字第13991号民事裁定书、（2017）渝0107民初6823号民事判决书、（2017）渝0107民初13122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审理中，朝田口合作社陈述，其主张的水电费包括电费70396.1元、水费55388.7元，合计125784.8元；本案系合同纠纷，社里先向水电公司申请总的水表和电表，社员再向社里申请水表和电表的分表，社员根据分表记载的数据及统一的价格向朝田口合作社交纳水电费，朝田口合作社根据总表的数据向水电公司缴费。朝田口合作社、杨文学一致确认案外人李继惠系朝田口合作社负责抄表的社员，但杨文学认为李继惠从2012年开始担任抄表收费的工作，对李继惠书写的水电费明细不予认可。朝田口合作社向法庭明确其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17740.9元的计算方法为：资金占用损失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共计1年11个月，以欠付水电费12578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即125784.8*（4.75%/12）*23=11451.66元；2015年6月之前的资金占用损失按欠付水电费125784.8元的5%计算为6289.24元,前述两项合计17740.9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朝田口合作社、杨文学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及双方各自的陈述，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杨文学欠缴朝田口合作社主张的水电费。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首先，朝田口合作社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亦是村民自主管理的互助合作组织，对经济合作社内的经济事务具有管理职能，其举示的（2009年-2015年）水电账本四册，虽然系朝田口合作社单方面记账，但是上述账本具有连续性，每页均记载3个水电表使用记录，不易变造，且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收据在金额上能够对应前述账本勾选的已付金额，亦能印证前述账本记录的客观性；其次，在朝田口合作社与其社员发生的其他纠纷中，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对前述水电费账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故前述账本的记载内容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能够作为证明社员使用水电费情况的依据；最后，证人杜昌秀与杨文学同为朝田口合作社社员，其对朝田口合作社张榜公示欠缴水电费情况有所知晓，亦符合常理，杜昌秀关于朝田口合作社每月张榜公示杨文学等人欠缴水电费情况的陈述，具有一定可信度，杨文学作为朝田口合作社社员若对其欠缴水电费情况不服，应及时向朝田口合作社提出异议，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朝田口合作社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前杨文学曾向朝田口合作社就其水电费使用情况提出过异议，亦能一定程度印证杨文学确实存在欠缴水电费的情况。综合以上，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2009年-2015年）水电账本四册载明的内容可以作为确认杨文学欠缴朝田口合作社水电费的依据。依据水电账本（2009年-2015年）四册的记载，杨文学尚欠电费70396元、水费5388.7元，杨文学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朝田口合作社支付前述水电费，故朝田口合作社要求杨文学支付电费70396元、水费5388.7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朝田口合作社主张的水电费均截止到2015年6月，故朝田口合作社有权主张杨文学逾期缴费的资金占用损失。朝田口合作社主张从2015年7月1日起，以杨文学欠付水电费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的资金占用损失11451.66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朝田口合作社主张2015年6月之前按欠款总金额5%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6289.24元，缺乏法律依据，对朝田口合作社主张的该部分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朝田口合作社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支持为11451.66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文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朝田口合作社支付水电费125784.8元（其中电费为70396.1元、水费为55388.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1451.66元；二、驳回朝田口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32元、保全费1251元，合计2583元，由杨文学负担。本院二审中，杨文学围绕其上诉请求举示案外人李继惠出具的单据一份，并申请证人熊祥兵、马永秀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仅欠水费22225.5元，操坝的水电费不是他在交，租地的地点也不在操坝。熊祥兵陈述其以前在社里做水电抄表，操坝是谁的名义不清楚，但他们只认杨文学，至于杨文学将电给谁用不清楚。马永秀陈述杨文学租地的位置按合同来说与操坝不是同一地方，杨文学是欠合作社的钱，具体欠多少不清楚，操坝的合同是谁也不清楚。本院对上述证据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评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朝田口合作社一审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举示水电账本四册、催收通知、公示照片打印件、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文学尚欠朝田口合作社水电费125784.8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一审法院依据全案事实综合判定杨文学承担支付尚欠水电费及资金占用损失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二审中，杨文学举示李继惠出具的单据及申请证人熊祥兵、马永秀出庭发表证人证言。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继惠出具的单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该单据系李继惠出具属实，亦不能证明杨文学仅欠水费22225.5元，朝田口合作社举示的水电费账册经多起诉讼纠纷，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作为基本事实予以认定，该水电费账册明确载明杨文学尚欠朝田口合作社水电费125784.8元。其次，熊祥兵、马永秀的证人证言均没有直接证明杨文学的上诉主张，熊祥兵陈述操坝的水电缴费合作社只认杨文学，至于杨文学把水电拿给谁用不知道。该证人证言反映出杨文学对操坝的水电费由其负担是明知的。最后，朝田口合作社之前对水电费的欠费情况一直有公示，杨文学对该公示情况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在发生纠纷后对此不予认可明显缺乏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杨文学关于其仅欠水费22225.5元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文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4元，由杨文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章若微审 判 员 吴宝山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吴跃辉书 记 员 吴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