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再1号抗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某杰（曾用名刘某义），男，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玉（夫妻关系），195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同××。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刘某良，女，195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红（母女关系），197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天津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某，女，198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审被告：刘某鹏，男，198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审被告：王某华，女，195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同××。申诉人刘某杰因与被申诉人刘某良、原审被告李某、原审被告刘某鹏、原审被告王某华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津0106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作出津检一分院民监[2019]12810000143号民事抗诉书，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01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拜缇出庭。申诉人刘某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玉，被申诉人刘某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红、王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某、原审被告刘某鹏、原审被告王某华经本院合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抗诉意见，本案存在两个焦点：一是刘某典与刘某良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二是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至刘某良名下，是否合法。关于刘某典与刘某良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诉争房屋系刘某典向单位申请购买的解困房，该房屋的销售对象是本单位的职工，并且单位给予相应的资助，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对于该房屋的出资，双方均未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明，但1996年3月5日单位资助的13500元购房款系单位向刘某典发放的补贴，在刘某良未能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该笔款项偿还刘某典的情况下，应认定诉争房屋的相应份额为刘某典所有。虽然从天津市XXXXX总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刘某典生前书写的材料、刘某良的银行取款情况、以及该房屋自交付之日一直由刘某良及家人居住使用等情况来看，刘某良主张借用刘某典的名义向单位申请购买解困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于该房屋的特定身份属性，以及购房款中属于刘某典的13500元份额，生效判决认定刘某良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虽然房屋原登记在刘某典名下，但其并非真实的权利人，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关于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至刘某良名下，是否合法的问题。诉争房屋是刘某典与王某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单位资助的13500元购房款应认定为刘某典与其配偶王某影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该房屋中的相应份额应认定为刘某典与王某影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财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王某影于2008年去世，诉争房屋中属于刘某典与王某影夫妻所有的部分，应划分一半作为其遗产进行继承．刘某杰有权利继承相应份额。刘某典在未取得相关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王某影的遗产份额全部转移登记至刘某良名下，侵犯了其子刘某杰因对母亲王某影的遗产享有继承权而对诉争房屋享有的共有权，系违法行为。刘某典生前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形式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刘某良名下，其真实意思并不是进行房屋买卖，且刘某良亦未支付相应房款，故该房屋买卖协议应认定无效。生效判决认定诉争房屋并非刘某典与王某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良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刘某良名下，未构成无权处分，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综上所述，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6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刘某杰称：申诉意见以检察院的抗诉书内容为准，另外再补充：一、原审被告办理过户时，母亲已死亡，继承事实已经发生；二、刘某良办理过户是恶意串通，没有付房款，也并不是市场价格，根据《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买卖无效。申诉人刘某杰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2、依法继承分割父母遗产。被申诉人刘某良辩称：请求驳回刘某杰的请求，诉争房屋由被告借名买房，实际出资人是刘某良，所以该房屋不构成原审原告主张的遗产；刘某典将涉诉房屋出卖给刘某良，并非恶意串通，双方办理房屋过户依照法律规定条件和材料在房管局办理，相应税费及其他费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缴纳，至于双方之间的对价完全处于双方自愿，不存在原审原告所谓的恶意串通；针对原一审民事判决书，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共同共有，原一审法庭据此进行审理，该判决已生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据前述的民事判决提出抗诉，既然原审原告表示同意抗诉书中的依据事实，但在此次庭审中又提出其他请求，请法庭考虑之间的矛盾之处，因为原审被告针对抗诉书中提出的理由进行答辩，所以原审原告在此庭中提出新的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与原审原告当庭提出的请求案由不一致，望法庭予以考虑。1992年知青回城，刘某良一家四口无房屋居住，赶上刘某典单位可以申请解困房，当时刘某典和刘某良商量出钱申请，刘某良分四笔交的全款，13500元是单位给补助的房屋款，当时全家在一起商量，都拿不出现金，所以刘某良申请了解困房。一开始刘某典同意，13500元补充给房屋上，后来跟刘某良商量，刘某良给刘某典15000元，提供的证据是取款条，与记录对应，除去13500元的费用也是刘某良花费，并且刘某典的日记本中有明确记录。所以原审原告认为房屋有他们的份额，我方不认可。针对检察院提出的，被告认为刘某良借用刘某典的名义买房，此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刘某良支付，且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此房应当属于刘某良所有，抗诉书中所提到的13500元份额是属于刘某典的，此款项已由刘某良支付给了刘某典，故该房全部款项由刘某良支付；基于前述理由，刘某典已认可全部款项由刘某良支付，在生前已将该房屋过户给刘某良，双方买卖合同成立，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程序和流程办理，符合规定，至于对价，完全是出于双方自愿的意思表示，房屋的价钱，是按照房管局的要求填写的房屋买卖的价格，所以双方就房屋买卖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李某未到庭答辩，其原审时在法庭询问中表示同意原审原告李学杰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刘某鹏、王某华未到庭答辩。其在原审时表示对于诉争房屋购买的情况并不清楚，本案服从法院判决。刘某杰原审中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红桥区××房屋系刘某典、王某影的遗产，由原、被告共同共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原告刘某杰与被告刘某良系姐弟关系，其父刘某典已于2015年11月25日去世，其母王某影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刘某典与王某影生育子女四人，长女刘某良、次女刘某金、长子刘某峰（曾用名刘某礼）、次子刘某杰。刘某金于1999年3月9日去世，与其配偶李某清育有一女李某。刘某峰于2010年10月8日去世，与其配偶王某华育有一子刘某鹏。刘某典原系天津市机械局电工合金厂职工，1994年其向单位申请购买天津市华厦经济房建设发展公司开发建设的解困房，即诉争之坐落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原为XXX里11-2-310），建筑面积45.21平方米。房款总计54788.8元，分四次支付：1994年7月5日个人出资27600元；1995年10月30日个人出资5500元；1996年3月5日单位资助13500元；1996年6月11日个人出资8188.8元，购房手续均由被告刘某良办理。该房屋于1996年交付使用，一直由被告刘某良居住。1997年10月6日，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向天津市华厦经济房建设发展公司出具内容为“XXX总公司下属天津XX厂职工刘某典同志房住红桥XXX里11号楼2门310独单壹套，因房住不便，经本单位同意变更其女刘某良同志名下。请协助办理为盼。”的证明信，后被告刘某良未据此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014年元月，刘某典书写内容为“遗嘱人刘某典现住丁字沽三段XXXXX楼15号，身份证号为××××号因年事已高、不能自理生活，父女双方协议由大女儿刘某良照顾我将我名下XX里11-2-310的房产更名为刘某良所有，继承。此房在购买时用我名字买的你一直住，至今以后对刘家子孙无关由刘某良住到终生。立遗嘱人刘某典2014元13号。”的《房产遗嘱书》。2015年3月4日，刘某典书写内容为“兹有XX里××号楼××平米原是我名字现由我女儿刘某良出资购买，改为我女儿名字过户给女儿刘某良，我同意，以上房屋是我女儿刘某良出资5.5万购买，我同意过户我女儿刘某良。2015年3月4日。刘某典签字捺印，证明人田某、李某签字。”的材料一份。诉争房屋原登记在刘某典名下，2015年3月13日，刘某典与被告刘某良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约定刘某良以419413元购买该房屋，但未实际支付房款。2015年3月27日颁发所有权登记证，诉争房屋登记在被告刘某良名下。本院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良是否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刘某良名下，是否构成无权处分？民事案件的基本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确定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这种登记仅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是不动产物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关于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状态，原、被告因诉争房屋权属发生争议，双方均有义务举证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本案中，被告刘某良主张在1994年系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但双方没有关于借名买房的书面约定，故其主张借名买房是否成立，应从借名原因、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居住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案外人刘某典系天津市XXX局XXXXX厂职工的老职工，1994年其已有居住房屋，而被告刘某良与其配偶携子女于1992年从内蒙古返津后，无居住房屋，其有购房的现实需求。同时申请购买解困房可以享受单位的补贴，考虑被告刘某良与刘某典的亲情关系，其主张借用刘某典的名义向单位申请购买解困房，具有合理性。其次，诉争房屋自交付之日一直由被告刘某良及家人居住使用，符合借名买房中实际买房人以自己所有的方式对房屋占有使用的情形。第三，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除单位补贴以外的购房款的来源。但被告刘某良提交的刘某典生前记录的收支明细可以证实其在1993年10月以前仅有存款8323.7元，在94年7月尚不足以支付诉争房屋第一笔房款27600元，该明细中亦未有购房支出的记录。而诉争房屋的购房手续均是刘某良办理，且1996年6月11日交纳房款8188.8元与其当日在工商银行的取款金额（8000元）基本吻合，可以确认其支付了该笔房款。第四，刘某典生前在2014年、2015年书写的材料中均表明诉争房屋系刘某良出资55000元购买，与房屋购买的价款基本吻合；同时，从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刘某典书写的材料中，均能体现刘某典生前多次作出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刘某良名下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刘某良主张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从借名原因、房屋居住等方面均符合借名买房的构成要件，本院确认其主张的事实成立。综上所述，诉争房屋原登记在案外人刘某典名下，但其并非真实的权利人，该房屋也并非其与配偶王某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刘某良名下，系将房屋的权属登记还原到真实的权利状态，未构成无权处分。原告依对王某影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利而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共有权，无事实依据，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某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41元（全部缓交），由原告刘某杰负担。申诉人刘某杰和被申诉人刘某良就再审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刘某典与刘某良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2、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至刘某良名下，是否合法。围绕争议焦点申诉人刘某杰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一、2013年10月2日刘某典曾经在今晚报把房本挂失了，证明房子是刘某典本人的。被申诉人刘某良认为，房本一直在刘某良处，因为与刘某典有点矛盾，所以刘某典挂失房本，但是挂失之后领取还是刘某良，所以实际权利人还是刘某良。本院辨析如下：刘某典生前虽登报声明产权证灭失，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刘某典认为其丢失了房本，不足以证明原告的目的。证据二、刘某典日记本，记载买房时分厂给刘某杰4000元现金，刘某典领走买房的，证明房款中有4000元是刘某杰出资。被申诉人刘某良认为，日记本写明刘某杰放于王某影4000元，无法证明4000元用于购买诉争房。本院辨析如下：刘某典的日记本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刘某杰在王某影处存有4000元，但不能证明该4000元与本案诉争房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刘某杰提供的证据二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2015年刘某典书面材料，证明刘某良2015年3月4日书写的材料，其中“现”字从材料中证明之前买房出资与刘某良没有关系；被申诉人刘某良认为，证据三证明以上诉争房屋是由刘某良出全资5.5万购买。本院辨析如下：刘某典在2015年3月4日书写的材料，内容为“兹有XX里××号楼××平米原是我名字现由我女儿刘某良出资购买，改为我女儿名字过户给女儿刘某良，我同意，以上房屋是我女儿刘某良出资5.5万购买，我同意过户我女儿刘某良。2015年3月4号。”刘某典签字捺印，证明人田某、李某签字。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证据四、2014年遗嘱，证明房屋产权人是刘某典，而并非刘某良；被申诉人刘某良认为，遗嘱明确写明房屋是刘某良出资，一直是刘某良照顾刘某典。本院辨析如下：刘某典在2014年元月书写的《房产遗嘱书》，内容为“遗嘱人刘某典现住丁字沽XXX号楼15号，身份证号为××××号因年事已高、不能自理生活，父女双方协议由大女儿刘某良照顾我将我名下XX里11-2-310的房产更名为刘某良所有，继承。此房在购买时用我名字买的你一直住，至今以后对刘家子孙无关由刘某良住到终生。立遗嘱人刘某典2014元13号。”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证据五、刘某典生前2010的台历上书写的材料，“良有我四万”，证明刘某良与刘某典之间有账务往来。被申诉人刘某良认为台历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房屋不是刘某良购买，所谓有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本院辨析如下：证据五确实能够证明刘某良与刘某典之间有金钱往来，但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围绕争议焦点被申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一、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刘某典的日记本中“我给开一张收条共15000元”，证明刘某典收到这笔钱，并注明房子钱；申诉人刘某杰认为刘某典收款的15000元事后又还给刘某良了，不能证明刘某良给刘某典15000元。本院辨析如下：该证据可以证明刘某典收到了刘某良15000元，并有退还给刘某良的意愿，但不影响刘某良已经偿还刘某典13500元购房款的认定，刘某良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取款条复印件五张，包括1998年10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一份，载明张某红名下存入2000元。1999年12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储蓄利息及代扣税清单一份，载明刘某良名下存入1000元。1999年2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张某红名下存入1000元。1999年4月18日刘某良名下存入400元。1999年4月18日刘某良名下存入600元。可以证明刘某典收到刘某良的购房款。申诉人刘某杰认为证据二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用于偿还刘某典房款。本院分析如下：1998年10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一份，载明张某红名下存入2000元，账号为×××-7。1999年12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储蓄利息及代扣税清单一份，载明刘某良名下存入1000元，。1999年2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张某红名下存入1000元，账号×××-8。1999年4月18日刘某良名下存入400元，账号×××-5。1999年4月18日刘某良名下存入600元，账号×××-3。结合申诉人刘某杰提供的刘某典日记本记载，99年2月21日，宗良交5000元票2千2千1千各壹张，98.7.11存632-01-030059-1工商壹张2千，98.10.1存×××-7工商壹张2千，99214存×××-8工商壹张1千。991231宗良交来8千元票4张其中998151900元，9912201千元，994／186百4百各一张，2000年元六号又送来2千元现金。综上，可以证明刘某良返还刘某典13500元购房款的款项来源与刘某良提供的证据一相互印证，故刘某良提供的证据二本院予以采信。本案查证的事实与原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刘某良是否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二是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刘某良名下，是否因违法而导致无效。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申诉人刘某良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属其所有的基础是刘某良与刘某典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对此刘某良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借名买房约定的形式既可以为书面约定，也可以为口头约定。本案中，刘某良与刘某典之间没有关于借名买房书面约定的情况，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结合查明的事实进行推定。首先，关于借名买房的行为是否有合理解释。借名人甘冒风险不签订书面合同而借名购房，除了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之外，必定有其客观原因。本案中，诉争房购买的时间为1994年，其为解困房，有当年的特殊历史背景，案外人刘某典系天津市XXXX厂职工的老职工，1994年其已有居住房屋，而被告刘某良与其配偶携子女于1992年从内蒙古返津后，无居住房屋，其有购房的现实需求，在1997年10月6日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给华夏经济房开发公司的文件中表述为“因房住不便，经本公司同意变更其女刘某良同志名下”，因解困房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商品房的买卖，同时申请购买解困房可以享受单位的补贴，考虑被告刘某良与刘某典的亲属关系，其主张借用刘某典的名义向单位申请购买解困房，具有合理性。其次，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借名买房是买房人以房屋归自己所有的方式对房屋进行的占有使用。本案中，刘某良表示一直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一节，通过刘某典所立“遗嘱”中的陈述“此房在购买时用我名字买的你一直住”和申诉人刘某杰在原审中所表述的房屋一直由刘某良居住使用予以确认。再次，借名买房应当确定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除单位补贴以外的购房款的来源，诉争房屋的购房手续均是刘某良办理，且1996年6月11日交纳房款8188.8元与其当日在工商银行的取款金额（8000元）基本吻合，可以确认其支付了该笔房款；另外，根据1996年3月5日的（解困）商品房交款结算书，载明刘某典单位以支票的方式资助13500元，结合刘某典生前的日记，刘某典收到刘某良15000元房子钱并写下以后应该退回15000元给宗良，也可以证明刘某良支付了相应的购房款；刘某典生前在2015年书写的材料中表明诉争房屋系刘某良出资55000元购买，与房屋购买的价款基本吻合。综上，应当认为刘某良已支付了购房款。结合1997年10月6日下学校XXX公司向华夏经济房开发公司出具的材料，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证明刘某典及机电工业总公司均认可诉争房当时已经归刘某良所有。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刘某良主张借用刘某典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从借名原因、房屋使用情况、出资的情况、房屋归属等方面刘某良所举出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确认刘某典和刘某良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亦能够证明刘某良对诉争房的出资，故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某良系真实购房人，即应当确认其系真正的房屋产权人。据此，诉争房屋虽登记在案外人刘某典名下，但刘某典并非真实的权利人，也没有与刘某良共同购房、共同居住使用、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该房屋也并非其与配偶王某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典生前将诉争房屋通过买卖合同的形式转移登记至被告刘某良名下，目的是完成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中出名人的义务，即将房屋的登记回归真实权利状态，该买卖合同虽然名不副实，但是有事实基础，且合同目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某杰认为诉争房的出资人为刘某典，但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加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理，原告依对王某影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利而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共有权，无事实依据，亦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原审被告原审被告李某、原审被告刘某鹏、原审被告王某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及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津0106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南宝龙审判员  王 飞审判员  郑 昊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蕊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