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23民初6109号原告：鹿兰显，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兵，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晶晶，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投资人：郦立毅，厂长。被告：郦立毅，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鹿兰显与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以下简称可兴厂）、郦立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2019年7月12日本院作出（2017）苏0623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原告鹿兰显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5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6民终345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苏0623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2019年12月20日，本院重新立案受理。2020年5月28日和7月3日，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鹿兰显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兵、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鹿兰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货款322370.4元，并自主张之日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向其购买棉纱，截止至2014年11月6日，被告结欠其货款731930.4元。2014年11月10日被告又收取原告棉纱1.13吨，价值31640元。2015年2月13日，其与被告的业务人员结算，被告共计结欠其货款431930.4元（不含2014年11月10日发的棉纱31640元），并同意承兑贴息58800元，总计结欠其货款522370.4元。后被告又支付20万元，但余款未能给付，故诉至法院，望依法予以支持诉请。被告可兴厂、郦立毅共同辩称：1.关于本案的主体方面。据其了解原告鹿兰显为多个公司推销棉纱，而并不是原告个人与被告可兴厂发生业务往来，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其他公司与可兴厂，可兴厂根据其他公司开具的发票将款项付至相应的公司，故原告鹿兰显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被告可兴厂对有业务往来单位开具的发票已经实际付款，且付款金额远远超过发票金额，但由于部分单位实际未补开发票，致使被告可兴厂无法抵扣相应税款；3.原、被告双方通过（2017）苏623民初176号以及（2016）苏0623民初2247号两个案件的审理，对于被告方已支付货款的清单及付款总额8369037元已形成一致意见，被告方对收到的货物已履行了付款义务。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货款没有相关送货事实，同时原告送货的货款实际已经给付，故请求驳回原告鹿兰显的诉讼请求。原告鹿兰显为证明自身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本院（2016）苏0623民初2247号民事裁定书（原件）。证明：其就本案纠纷曾于2016年5月9日提起诉讼，在该起诉讼过程中，其提供了大量的送货单据，被告也认可与其发生交易往来，后其于2016年10月28日申请撤诉，法院依法审查后予以准许。同时该案审理也涉及了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即其将货送至被告指定的浆纱厂，由浆纱厂浆好纱，将纱轴派送给被告指定的加工户，由加工户将布匹加工后再交付被告，最后被告与加工户结算布匹加工费，与浆纱厂结算浆纱费，与棉纱的提供者即原告结算棉纱货款，此交易习惯也是棉纱织布市场的惯例。二、被告自制的2014年对账单（复印件）。上述对账单是被告通过网络发送给其，原件在被告可兴厂的会计葛建海处，对账单虽然没有各方的签名，但明确载明了双方之间发生交易的日期、数量以及金额等，且备注了每笔交易具体细节及收款单位。根据该对账单，截止2014年11月6日，被告共计结欠其货款731930.4元。三、案外人顾建军于2015年2月13日书写的“结算方案”（复印件）及2017年3月1日的“说明”（原件）。“结算方案”内容为：“可兴公司郦总及财务：关于鹿兰显的货款往来，结算数据（葛会计提供），经与鹿兰显反复协商提供以下结算方案：1.经核对，截止2015年1月11日，431930.4元；2.两年来郦总支付的承兑，同意贴息58800元；3.2014年11月10日发新海60S纬纱（新海12月已入账），1130㎏×28=31640元；4.40S纱（现存倪小乡织轴4支计4520米，用纱1327㎏×27=35842.5元，另加浆纱费4520米×0.75=3390，合计39232.5元。待在倪小乡处拉回4支织轴后，鹿兰显同意在货款中扣除；5.库存可兴公司如东仓库40S经纱网络布10001.8米，用纱3158.5㎏。经和鹿兰显协商，鹿兰显同意按初约成本20左右/米×1001.8米，约20万元，暂未付，待春节后处理此布后付清欠款。郦总以上情况是我与鹿兰显反复、火药味很浓的情况下商妥的。我建议在处理此事上，要本着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友好顾及双方的感情。年前先付鹿兰显30万元，你看呢！”。“说明”内容为：“兹证明2015年2.13日关于鹿兰显和可兴郦总的往来结算建议是本人帮鹿兰显代笔写的。相关数据是由鹿兰显本人及葛会计提供。”四、2014年9月16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另案卷宗中复印）。该租赁合同系被告郦立毅为被告可兴厂租赁仓库而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第十二条载明“顾建军同志为郦立毅老总在如东全权的总代理，对本合同的履行有连带责任”。被告郦立毅在租赁合同的“乙方”一栏签字，顾建军在合同手写添加的“见证人”一栏签名。五、2014年11月10日如东县新海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公司）的收货单以及新海公司11月份对账单（原件）。该收货单“加工单位”一栏为“可兴（鹿兰显）”、“名称及规格”为“60S棉纱”、“数量”为“1.13T”。对账单下方注明“①鹿兰显来纱1130公斤②顾建军转新海480公斤”，并有手写部分“可兴公司：葛建海2014.12.18号”，“新海公司：刘明2014.12.18”。上述收货单及对账单证明其于2014年11月10日送货1130公斤，新海公司作为浆纱厂予以收货，而被告可兴厂于2014年12月18日接受了上述1130公斤棉纱。六、接处警登记表及公安询问笔录。因被告可兴厂结欠其货款一直未能及时支付，其将被告的成品布拖走，经葛建海报警后公安机关制作了询问笔录。根据询问笔录的内容，被告郦立毅认可负责如东仓库的是葛会计，结合新海公司的对账单签名葛建海就是葛会计，此外葛建海的笔录陈述其自身负责管理被告可兴厂的仓库，发生纠纷时也是其报警并通知顾建军，因此，原告鹿兰显与顾建军以葛建海提供的账目进行结算，并形成的案涉“结算方案”是真实的。被告郦立毅陈述在2014年10月双方曾发生一笔5吨的业务，货款并未结清，自此之后双方就无生意往来，但双方之间最后一笔接近5吨业务是在2014年7月25日的7.975吨棉纱，同时双方在2014年10月没有业务往来。七、2015年4月至11月期间其与被告郦立毅的短信聊天记录。具体内容如下：“郦：稍后给您电话，好吗？鹿：抓紧给我转款子！（4月20日）；郦：有事。鹿：抓紧给我转款子。郦：现在真没钱，过年一分也没进来过，布也全部压着。鹿：那也得给我想办法打过来。（4月21日）；鹿：抓紧给我转款子。郦：我知道的，我会尽快了结的，谅解一下，我真的亏了好多，自己的钱都在货压着。（4月28日）；鹿：快点转款子！（6月3日）。郦：现在银行的人在。鹿：做人要诚信，天天说谎有意思吗，你今天必须给我打款子，你不给我打款子，别怪兄弟给你不客气，给你面子了，你别不要脸。郦：不是我不要脸，是我没办法动，我也在全力要钱，欠钱是要还的，我是亏得破产，自己也在打工，希望你能谅解，我会尽快给你，望能理解。（6月12日）；郦：和老板吃饭，等到钱到回来。鹿：赶快办款。郦:我知道你急，我在办理。我在烟台等着，你放心，我尽力在办。（6月29日）；郦：和别人打架了，刚派出所处理好，你的钱我会弄好，说这二天来拿货，马上给你，不会赖你钱的。（7月20日）；郦：鹿兰显，客户说在安排钱，马上来南通提布，钱一到马上给你。鹿：好的。（7月28日）；鹿：你为啥不接电话汇款呀。郦：下星期一定来拿。我在谈事。下星期应该没事。（7月31日）；郦：我有事，我会叫我老婆汇。（9月22日）；郦：等等回你，客户在，我会汇的，现在在机场。（9月24日）；郦：我知道的，我真的是倒闭边缘救回来的，你谅解一下。鹿：我谅解你，厂家不谅解我呀。抓紧时间给打过来，都一年多了。（10月22日）；郦：马上会给你的，在等钱。鹿：你上星期说这星期给，今天都星期五了。到现在还没有给打款子呀。郦：我在想办法。鹿：你什么时候给打，这样不是个办法。（11月1日）；郦：等我回来吧，我在广州，5号联系。鹿：好的，5号请安排款子。（11月2日）”上述七份证据证明，顾建军是被告郦立毅在如东全权的总代理，2015年2月13日的结算方案是顾建军代表被告郦立毅与其进行了结算，结算数据来源于其与被告可兴厂的会计葛建海提供的往来账，因此该结算方案具有真实性。需要说明的是，结算方案中书写的“截止到2015年1月11日”实际是错误的，因为双方最后一笔交易是2014年11月，2015年1月11日没有发生棉纱交易或者支付货款，当时是因为在2015年1月份被告曾支付一笔货款，但在写“结算方案”时原告记不清楚时间到底是1月11日还是21日，所以就写的1月11日。在结算方案出具时被告共计结欠货款431930.4元，且还有2014年11月10日的1130公斤的货款未结清（价值31640元），此外双方还协商被告补贴其承兑贴息58800元，故被告可兴厂共计结欠其522370.4元。此后其一直追要货款，被告郦立毅一直口头答应付款，但至今未能给付。八、南通品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威公司）2014年7月25日的入库单及2017年3月3日的说明。该入库单“单位”一栏为“浙江可信（鹿兰显）”、“成品名称”为“C40S”、“数量”为“7.975T（319件）”。说明内容为“浙江可信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送至我厂的C40S纱柒点玖柒伍吨，该纱在本厂浆纱加工，可信公司与本公司实物，浆纱加工费早已全部结清。特此说明。该棉纱由（鹿兰显）代可信公司送来，与入库单一致。”九、案外人倪小乡的说明以及本院对案外人倪小乡的调查笔录（针对上述7.975吨棉纱的加工及交付情况）。“说明”内容为：“浙江可兴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送南通品威纺织有限公司的40S棉纱浆好轴后被倪小乡、邹锋、胡月飞三人拉回织成布，送至如东可兴纺织租的仓库内，由负责人顾建军，会计葛建海收。2017年3月6日”调查笔录中倪小乡陈述：“2014年7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浆纱记录卡贴在轴上），南通品威纺织公司的一批40S棉纱在其那边加工织布的，是由其本人、邹锋和胡月飞三个人一起做的。布加工好后就送到如东，是由顾建军、葛建海接收的。”上述入库单、说明及案外人倪小乡的证言证明其送至品威公司的棉纱经浆纱后已由被告可兴厂收取，品威公司与被告可兴厂已结清款项，但被告可兴厂尚拖欠其棉纱货款，拖欠的棉纱货款已包含在案涉“结算方案”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质证认为：1.对（2016）苏0623民初2247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原告想举证证明的交易习惯以及相关庭审内容在裁定书中无法显现，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举证目的，只能证明原告曾起诉过被告。2.对于2014年对账单上面并无被告负责人签名确认，同时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该份证据来源，此外原告主张该份证据是对账单，但上面并无对账主体或者对账人的签名，无法判断谁与谁对账，因此该份证据无论是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都不具备，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使用。3.对结算方案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原告庭审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同时陈述原件在葛建海处，对此被告无法予以确认；其次，从证据的内容，结合原告顾建军书写的说明，可看出这份方案是顾建军提出的一些建议，而非最终的结算方案，加之顾建军并不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时被告也无法确认顾建军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方案上面也无被告单位负责人或者经手人签字确认，这显然是一份便函或者便条，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往来的真实情况；第三、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因此是否存在原件或者复制件的内容有没有通过技术进行多次复制或者修改，无法得知，加之原告也未能就其陈述的证据来源提供证据，因此该份证据不能予以采信；最后，若该份证据系顾建军书写，那么属于证人证言，顾建军应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4.对2014年11月10日的收货单以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为多家公司推销棉纱，购买棉纱的也是多家公司，并不是一一对应，该份新海公司的收货单中涉及的货物是否给被告，从收货单中无法看到关联性。对账单上显示新海公司既有收货又有退货，并不是所有的货加工后都给了被告可兴厂。5.对2014年7月25日的入库单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入库单落款是品威公司，且品威公司出具的说明中的浙江可兴公司与被告可兴厂不一致，若双方公司之前有往来，应有相应凭证，被告领取货物也应有相应单据，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此外，从证据本身内容看，无法判断其证据来源，且无法判断证据中的签名人与本案有何关联性，故该证据也不能作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使用。6．对接处警登记表及公安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被告郦立毅的询问笔录葛建海系其在如东仓库的保管员，由于被告郦立毅并不清楚葛建海的名字，因平时他人都叫葛建海会计，所以被告郦立毅也称其为葛会计，但事实上葛建海只是仓库保管员，此与葛建海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仓库里做保管员相一致。此外，被告郦立毅的笔录中也并未提及欠原告三十余万元的货款，被告郦立毅提到有5吨左右的棉纱中有红绿丝，导致加工出来的布卖不出去，自此以后双方未再发生交易。需要说明的是，公安机关询问时被告郦立毅并未将账册带过去，仅是凭借模糊记忆陈述数据，故双方之间的往来不能依靠双方口头陈述确定，由于入库出库均有相应的单据证明，所以应该以单据上实际记载的数额为准。7.关于短信聊天记录。原告应提供网络运行商出具的信息往来记录，信息内容体现的是原告催款，并且要被告将款项汇至山东瑞云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强调纱厂老板在催他，此与被告陈述的原告仅仅是为其他单位推销，最后由被告与其他单位结算，其他单位出具相应发票的事实相一致。8.关于房屋租赁合同。首先，由于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故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与原件进行核对确认；其次，该合同中所有内容均是关于被告郦立毅向案外人刘仁平租赁房屋的权利义务约定，故该合同与案涉棉纱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该合同第十二条明确“顾建军同志为郦立毅老总在如东全权的总代理，对本合同的履行有连带责任”，通过租赁合同前后内容连贯分析，合同中约定的全权总代理，仅代表履行房屋租赁权利义务的代理，不能凭租赁合同的全权总代理就推定为顾建军能代理被告郦立毅所有事项，如果在如东发生涉及其他如婚姻家庭的事情，是不是顾建军也代理，因此原告将该份证据来作为顾建军系被告郦立毅在如东进行货物买卖合同的全权总代理，显然是断章取义，该份证据无法达到原告出证目的；第四，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原告的理解，该代理也是无效代理。按照法律规定全权代理必须对授权范围进行明确，没有明确的为无效代理，无效代理只有在得到追认的情况下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被告郦立毅也未进行追认；第五，顾建军是在合同的见证人处签名，表明顾建军与被告郦立毅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顾建军是被告郦立毅的工作人员或者委托代理人，按照正常的市场经济交易惯例，其显然不需要在见证人处签名。综上，该证据不论从客观事实还是合法性上均不能证明顾建军具有全权代理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出证目的。9.对于顾建军的手写说明。首先，无法确认该说明就是顾建军书写，也无法证实说明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证据仍然相当于证人证言，故证人应当到庭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询，否则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第三，根据说明的内容，顾建军是帮原告代写的，顾建军是原告代理人，这也否认了原告认为的顾建军是被告郦立毅的全权代理人；最后，通过该说明进一步证实了顾建军书写的结算方案不是结账清单，而是代表原告向被告郦立毅发出的请求，并非关于欠款结算的合意。10.对于案外人倪小乡的说明以及调查笔录。根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是所有供货的总货款扣减被告已付款后的余额，由于供货事实达几十笔，而且供货主体不一致，所以供货事实相当复杂，因此在原告提出所有供货事实证据给法庭审查之前，对于单笔供货相关证据的审查，无法对本案基本事实的查明构成任何影响，因此被告拒绝对某一个单笔的供货事实发表质证意见。两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即原告在另案中提供的双方之间的交易明细及往来总额（总额为8369037元），根据该明细，在原告鹿兰显所主张的2014年7月25日供货后，其于2014年8月1日支付货款95537元，2014年10月3日交付20万元承兑汇票。在原告主张的2014年11月10日供货后，其于2014年12月27日交付10万元的承兑汇票，于2015年1月21日和2月15日分别汇款20万元，因此在原告主张的最后两批供货后，其已支付的货款远远超过原告所主张的数额。原告鹿兰显对于交易明细及往来总额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被告存在支付货款滞后的情形，故上述被告举证的供货后已支付的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前期货款，本案诉讼请求涉及的未付货款系其依照结算方案内容结合交易明细得出的双方之间总的未结清货款。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可兴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郦立毅。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布、袜、服装、服饰、家纺织品等。原告鹿兰显从事棉纱经营。自2013年4月起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厂开始发生棉纱买卖业务往来，截止2015年2月15日双方总计已发生800余万元的棉纱款项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为原告根据被告的需要，向棉纱生产商组织棉纱货源，然后其根据被告的指令将棉纱送至浆纱厂浆纱，接着浆纱厂根据被告的指令将浆好的纱送至纺织厂，最后由纺织厂将加工好的布匹交付给被告。结算方面由被告与浆纱厂结算浆纱费，与纺织厂结算布匹加工费，与棉纱的提供者即原告结算棉纱货款（具体由被告向原告指定的对象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另查明，原告鹿兰显曾于2016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可兴厂给付货款751928.3元及利息，被告郦立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016年10月28日，原告申请撤回该案的诉讼，后本院于当日作出（2016）苏0623民初224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该案起诉。2015年11月9日及10日，原告鹿兰显到被告可兴厂所设仓库（如东优美佳广场对面）催讨货款，因催要未果，故其欲搬运仓库内物品，后与被告可兴厂聘用的葛建海等发生争执，葛建海报警。如东县公安局掘港派出所接警后出警处理，告知双方冷静，协商处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警离开后，原告鹿兰显将存放在该仓库里的白坯布强行拉走。关于此白坯布的争议，被告可兴厂已另案提起诉讼，本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7）苏0623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判决鹿兰显赔偿可兴厂财物损失663200元。鹿兰显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19）苏06民终26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双方对2014年7月25日和11月10日供货系双方最后两笔交易并无异议，但两被告对原告鹿兰显提供的案涉“结算方案”不予认可，同时认为顾建军无权代表公司与原告鹿兰显进行结算，按照双方之间的付款记录，其并不拖欠原告货款。此外，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公安机关在2015年11月10日对被告郦立毅的询问笔录、2015年11月13日对原告鹿兰显的询问笔录、2015年11月27日对葛建海的询问笔录以及（2019）苏06民终3452号案件谈话笔录，并于2020年5月29日和6月5日分别对顾建军和葛建海进行询问调查。被告郦立毅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在如东天一市场对面租了个厂房作为仓库用来存放布匹。……”、“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负责我仓库的葛会计（名字我不清楚）打电话给我说鹿兰显带了二十来个人还有三辆卡车强行将我仓库里的布抢走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以前我们有生意上的往来，他卖棉纱给我、“（你跟鹿兰显有没有经济纠纷）我一直跟鹿兰显做生意，大概在2014年10月份鹿兰显卖了五吨左右的棉纱给我，这批棉纱有红绿丝，加工出来的布里有异形丝，导致这批布卖不出去。这批布的货值三十万元，这批棉纱的货款我没结给鹿兰显”、“（这批棉纱价值多少钱）大概价值十多万块钱”、“（鹿兰显有没有向你讨要过这批货款）从这单生意之后我跟鹿兰显就没有生意往来了，他也一直追着我要货款，大概三四天前他还跟我要过的。我一直跟他说这批布我还压在仓库，等我卖了钱再跟他结货款。”原告鹿兰显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把到郦立毅仓库拉布匹的经过讲一下）郦立毅欠我30多万元的货款已有两年多，到现在一直在找他要钱，可是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找他人又找不到，他好多次说什么时候给我钱，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给我。……我清楚我拖走了大约4万多米的布……我自己估算一下拖走的布价值跟姓郦的欠我的钱差不多的……我想拖走他的布，逼他出来和我处理欠钱的事情……”葛建海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个人情况）我现在在浙江老板郦立毅仓库里做保管员”、“（你把郦立毅仓库布匹被拖的经过讲一下）……11月9日下午鹿兰显带了两三个人到我这边的仓库来了，我知道这个人是来要钱的，说我的老板郦立毅欠他钱迟迟不还，今天他要来拉货的。……我就打电话给郦总的，郦总在电话让我同时也报警的……警察到场后劝姓鹿的不要急也不要拉货，我也一直在劝说今天不要拖了，让我们老板明天来了再说，当时在现场还有顾建军（我们郦总在如东的朋友，在这边有什么事情这个人会协调）在场，他也一直劝姓鹿的不要拉布……接着第二天姓鹿的两三个到了仓库等郦总过来的，我就打电话给郦总告诉他姓鹿的又来了，……他在电话里也没说来，就告诉我什么事情不要管了，如果姓鹿的开始拉布就报警。我也打电话告诉顾建军这个情况。”“（郦总与鹿兰显之间有无纠纷）他们之间有经济往来的，具体欠多少钱我不懂”、“（是否清楚鹿兰显从什么时候来仓库要钱的）从今年四、五月份时候就到我们仓库来找郦总要钱的，同时他也来看看仓库的货在不在，他好像怕郦总把货都卖光了还不还钱。”、“（顾建军在现场有无阻止）顾建军在场也一直劝鹿兰显不要拖布的，顾建军与鹿兰显也是认识的，在这过程中，顾建军也在一直与郦总联系了。”顾建军在本院调查笔录中陈述：“（2015年2月13日的结算方案是如何形成的）鹿兰显与郦立毅之前有生意往来，在我认识他们之前这两个人就认识。那天鹿兰显找到我跟我说，因为将近年底，与郦立毅的账还没有结清，这个账可能是以前的也可能是正在交易的，这个我记不清楚了。因为鹿兰显没有文化不会写字，所以鹿兰显请我帮忙让我代笔写这个东西。这个方案是由我代笔的，当时葛建海在不在现场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方案的原件在哪里？是谁拿走的）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按照常理应该是被鹿兰显拿走了，这个我真的记不清楚了，也不能确定是谁拿走的”、“（回忆一下葛建海是不是参与了结算方案的整个过程）这个实在是回忆不起来了，数据是葛建海提供的，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葛建海在现场提供的，另一个就是鹿兰显口述的时候告诉我数据是由葛建海提供的”、“（是否清楚葛建海帮郦立毅从事什么工作）我只知道葛建海是仓库保管员，负责收发料的，具体葛建海有没有帮郦立毅代账这个我不清楚”、“（郦立毅租仓库的事情是否清楚）这个是事情是郦立毅全权委托我帮他租仓库的”、“（葛建海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当中陈述你是郦立毅委托在这边管事的，这是不是事实）这个葛建海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我不是郦立毅的员工，我帮他协商处理租仓库的事情，后来就认识了，郦立毅在如东有什么事情就叫我出面帮他解决一下”。葛建海在本院调查笔录中陈述：“（你帮郦立毅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我主要是帮郦立毅在如东的仓库看管东西，然后收发货，记记账”、“（郦立毅在如东有没有专职的会计）在如东没有，郦立毅在自己老家有专门的会计。我在这里每个月记录进出和收发的货物明细，比如人家送过来多少织好的布，我发给别人多少纱，然后我把整好的数据提供给他们浙江那边，由他们自己结算。我这边不开具增值税发票，这里实际上就是仓库，主要是进出货的地方”、“（结算方案写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原件是否在你这里）写的时候在不在现场我记不清楚了，原件也不在我这里，但是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结算的数据有些是我提供的，其中关于棉纱的数据应该都是我提供的，但是结算方案中贴息部分是两个老板之间协商的，我不清楚，其余有关如东棉纱买卖的数据应该是我提供的”、“（顾建军为什么要出具这个结算方案）顾建军和郦立毅存在加工业务，顾建军是郦立毅的加工单位，同时顾建军也是郦立毅在如东的代理人，比如说郦立毅在如东业务上需要和客户进行协商的，一般由顾建军出面协商，但是郦立毅是不是出钱让顾建军出面协商的这个我不清楚。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事都向顾建军报告，由顾建军向郦立毅汇报沟通”、“（结算方案中的截止2015年1月11日有无印象）我想不起来当时写的时候在不在现场，这个数据我估计是他们两个老板之间商量好的，但是具体的我不清楚”。此外，在（2019）苏06民终3452号案件中，两被告确认收到原告鹿兰显供应的2014年7月25日以及11月10日两笔货物，同时陈述：“（被上诉人郦立毅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还有五吨多没有给钱，那么五吨多指的是哪一批供货）郦立毅当时他是没有去看账册的，也没有明确知道到底是欠货款欠多少。他是这样自己这样想的。郦立毅常住浙江，如东的棉纱事务是葛会计管理的，相关的账葛会计是和郦立毅的夫人联系。郦立毅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5吨多的货是没有明确的指向的。”、“（在2014年7月25日到11月10日之间有没有其他往来了）没有供货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厂之间是否有货款尚未结清？若有未结清货款，如何确定欠款金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存有未结清货款以及欠款金额的主要依据为顾建军书写的“结算方案”以及2014年的对账单，但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且无被告可兴厂的印章或者被告郦立毅的签名认可，而被告郦立毅在与原告的短信聊天记录中却又多次承认拖欠货款，因此对于本案纠纷，必须分析现有证据并结合生活经验法则作出判断。首先，原告鹿兰显主张被告可兴厂拖欠其货款，提供了顾建军书写的“结算方案”为证，该“结算方案”虽系复印件且并无被告可兴厂的印章或者被告郦立毅的签名认可，但结合双方之间短信聊天记录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郦立毅多次承认欠款并承诺给付货款的陈述等证据，可见被告郦立毅是明知且确认与原告鹿兰显之间有货款尚未结清，由于被告可兴厂是被告郦立毅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加之交易时也是以被告可兴厂名义向浆纱厂、纺织厂送货，案涉争议系在被告可兴厂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因此可依法确认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厂之间有货款尚未结清。其次，按照2014年9月16日《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郦立毅认可顾建军系其在如东的全权总代理，对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负有连带责任。同时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在原告鹿兰显拖走租赁仓库布匹的事件中，被告郦立毅从未到仓库现场进行劝阻或者协调，反而是顾建军主动到仓库现场一直充当着协调联系的角色，且此后以向被告郦立毅询问请示的口吻出具“结算方案”，加之葛建海也陈述顾建军负责处理被告郦立毅在如东业务问题，其工作中遇有问题也是向顾建军汇报，在原告鹿兰显实施拖布行为时其同样向顾建军汇报相关情况，可见顾建军虽然与被告可兴厂之间并无书面劳动合同或者授权委托，但其实际上具有帮助被告郦立毅处理被告可兴厂在如东业务的事实，结合顾建军书面说明中陈述“结算方案”的数据来源为原告鹿兰显与葛建海提供的数据、本院对葛建海的调查笔录以及被告郦立毅在（2017）苏0623民初4229号案件的起诉陈述中对葛建海的身份自认等事实（自认葛建海为被告可兴厂的会计），可以判断案涉“结算方案”虽系复印件且未经被告可兴厂或者被告郦立毅的书面认可，但“结算方案”中关于货款数额的结算数据应是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厂之间业务往来的真实体现，故应将“结算方案”中关于货款的结算数据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同时，“结算方案”中有关贴息以及折抵货款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原告未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第三，关于尚欠的货款数额问题。根据“结算方案”的内容，截止2015年1月11日拖欠的货款数额为431930.4元，同时2014年11月10日的1.13吨货物31640元也未结清，在此之后被告分别于2015年1月21日和2月15日各付款200000元，由于结算方案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故对于2月15日已付的款项应予以扣除，但1月21日付款的200000元是否应在确定欠款数额时予以扣减？本院认为，庭审中原告陈述结算方案中明确截止至1月11日是因为1月份被告曾支付其20万元，但具体时间当时其不确定是11日还是21日，所以按照记忆写了1月11日。对此，根据原告提供的2014年对账单，截止2014年11月6日，被告共计拖欠货款731930.4元，而根据双方认可的交易明细，被告于2014年12月27日付款100000元，此时欠款数额为631930.4元，后被告又于2015年1月21日付款200000元（该月仅发生此笔付款），此时欠款数额为431930.4元，与结案方案中欠款数额相吻合，同时与原告关于2015年1月11日时间点的说法能相互印证。此外，若认定需将2015年1月21日的20万元付款扣除，则根据结算方案的内容，出具结算方案时（2015年2月13日，腊月二十五）未结货款数额应为431930.4+31640-200000=263570.4元，此后被告于2015年2月15日（腊月二十七）付款200000元，余款为63570.4元，这又与结算方案中表述的“年前付30万，年后处理布匹再抵20万元”相互矛盾。综上，拖欠的货款数额应为431930.4+31640-200000（2015年2月15日付款）=263570.4元。最后，被告可兴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被告郦立毅为企业投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被告郦立毅应对被告可兴厂拖欠原告鹿兰显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两被告至今未能给付货款，客观上会给原告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损失，故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要求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照准。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主张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不再适用，故此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鹿兰显货款人民币263570.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货款263570.4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郦立毅对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6136元，保全费2170元，合计8306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136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审 判 长  陈庭庭人民陪审员  李 琴人民陪审员  罗张琴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管飒爽书 记 员  康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