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民申65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法定代表人:应胜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全，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镇武落路7号。法定代表人:万立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以下简称飞达家具厂)因与被申请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肯特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终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飞达家具厂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事实真伪不明缺乏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客观真实存在。（一）飞达家具厂原审提交的物资出库单、物资入库单、承诺函、确认函、对账单、备忘录、银行流水、现金日记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已充分证实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基础债权96054148.9元客观存在，并得到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多次书面确认。（二）天津肯特公司提交的《备忘录》记载形成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早于天津肯特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给飞达家具厂出具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和北京肯特公司于2017年1月6日给飞达家具厂出具的《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的形成时间，在无相反且足够充足证据的情况下，理应采信形成在后的《承诺函》《确认函》的证据力，更何况《备忘录》本身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即存在矛盾，以及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印章均由万程掌控的情况下，飞达家具厂更有充分理由怀疑该《备忘录》的真伪。根据证据规则的内在逻辑，天津肯特公司要否认自己盖出印章的文件，要么出示印章为假的鉴定结论，要么出示证据证明盖章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但至今天津肯特公司并未提供类似证据，其所提交的北京肯特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及万程个人出具的说明，因万程系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而无法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为此，天津肯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及抗辩均不能否定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的真实存在，而原判决据此认定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真伪不明，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二、本案有新的证据，即天津肯特公司、北京肯特公司与飞达家具厂于2017年8月3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北京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及天津肯特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一）根据《承诺函》《确认函》，以及飞达家具厂、天津肯特公司以及持有天津肯特公司98%股权股东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书足以证实，各方就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基础债权96054148.9元没有任何异议，飞达家具厂、天津肯特公司及北京肯特公司之间有关28816244.67元的债权转让行为生效的要素均已齐备，债权已合法有效转让完毕。（二）案涉债权转让系由债务人即天津肯特公司发起，并经原债权人北京肯特公司及债权受让人飞达家具厂确认后而生效，这不同于一般的债权转让，亦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债权转让的形式要件来认定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成就，而应从债转让的实质要件进行分析，合同法有关债权转让的立法主旨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具备债权转让行为的实质要件，就应认定债权转让行为有效。（三）飞达家具厂在原判决作出后，已发现新的证据，即北京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及天津肯特公司针对《承诺函》《确认函》达成的债权转让行为，于2017年8月30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在该份协议中明确确认了北京肯特公司将其对天津肯特公司所持有的28816244.67元的债权转让给飞达家具厂，并得到了北京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及天津肯特公司一致确认。基于该协议，足以充分证实北京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及天津肯特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客观存在，亦足以推翻原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即使原判决认为基础债权真伪不明，亦应在本案中进行实体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判决，而不应要求针对基础债权另案处理。基础债权之诉仅在天津肯特公司和北京肯特公司之间产生，另案处理意味着飞达家具厂将无法启动确认基础债权之诉，或另案中两个肯特公司攻守同盟，作为本案债权转让的受让人飞达家具厂的权益将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二）原判决在认定基础债权应另案处理的情况下，却同时径直驳回飞达家具厂的诉讼请求，而不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此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意味着即便另案查清基础债权，飞达家具厂再起诉债权转让之诉也会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被剥夺了向天津肯特公司主张受让债权的权利。（三）原判决对飞达家具厂和天津肯特公司各自提交证据的认定标准不一致，飞达家具厂提交的《承诺函》、《确认函》与天津肯特公司提交的《备忘录》均仅有印章，且《备忘录》记载的形成时间还早于《承诺函》《确认函》的形成时间，但原判决却仅采信了《备忘录》的证据力，变相否认了《承诺函》《确认函》的证据力。（四）根据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均未禁止公司将其享有的债权对外转让给其股东，只是出于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才要求司法机关对该种转让行为要予以特别关注及谨慎审查。而就本案而言，原判决根本未审查北京肯特公司是否存在债权人，亦未审查该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实际损害到了债权人的利益，就径直认定损害了北京肯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明显属于主观臆断，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一）一审判决仅审查了基础债权事实，就债权转让事实只字未提，并以基础债权真伪不明为由驳回了飞达家具厂的诉讼请求，飞达家具厂也是据此提起上诉。然而二审判决反而就基础债权事实只字未提，却径直审查了债权转让事实，按照二审判决逻辑，其应已确认了基础债权的客观存在。基于此，二审法院理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以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权，即使二审法院拟就此直接作出判决，应对基础债权事实部分进行充分论述己证实基础债权的客观存在，而不应得出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的荒谬认定。如二审法院真的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那又何必对债权转让行为进行任何论述，此种处理方式等于变相剥夺了飞达家具厂的诉权。（二）未依法追加案涉债权转让的原债权人北京肯特公司加参加本案诉讼，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在天津肯特公司对飞达家具厂提供的本案关键的《承诺函》《确认函》上印章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原判决未向双方释明是否要求印章鉴定，以及未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承担。被申请人天津肯特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所称“原判决认定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事实真伪不明缺乏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客观真实存在”的问题。第一，双方举示的证据就基础债权是否存在的情况呈现完全相悖的记录。申请人举示的载明由天津肯特公司签发的《承诺函》和北京肯特公司签发的《确认函》均向飞达家具厂表明存在96054148.9元的债务，但是被申请人举示的《备忘录》否认了该债务的存在，而且签订《备忘录》的当事人双方正是天津肯特公司和北京肯特公司，也就是本案所指的债权债务两方就该债务在不同文件中作了完全相悖的陈述。第二，依据现有证据，双方的物资和资金往来尚不能定性为债务关系。申请人举示了北京肯特公司物资出库清单、天津肯特公司入库清单以及北京肯特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旨在证明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存在债务。被申请人天津肯特公司在庭审中解释为“资金过账、保持账户流水、以便申请银行贷款”。经审查，北京肯特公司的银行账户确实存在为天津肯特公司“垫付”大量款项的记录；在天津肯特公司与案外人姜洪奎于2011年8月24日签订的《备忘录》中，就购买板材结账一事也记载为“此木材款由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垫付”，但是，并无双方认可的文件说明“垫付”行为的原因和相关款项的法律属性。鉴于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的股权关联和受托经营因素，目前的证据尚难以将上述物资和资金往来直接定性为双方之间的债务。第三，根据原审庭审情况，双方互有经济往来，天津肯特公司也向北京肯特公司转移过资金，但并没有全面的对账报告或会计核算依据，因此，现有证据尚难以证明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存在巨额债务以及96054148.9元的债务金额。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所举示的有关基础债权债务的证据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有关基础债权有效存在的事实尚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申请人关于“原判决认定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事实真伪不明缺乏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天津肯特公司与北京肯特公司基础债权客观真实存在”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北京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及天津肯特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的问题。飞达家具厂提交的新证据系记载为天津肯特公司、北京肯特公司及飞达家具厂等三方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其自述未能在原审期间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是“一时未想起本份证据在何处存放”，后来发现“由银行保存”。本院对此进行了审查，第一，根据飞达家具厂提供的证据保管者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的联系方式，未能与保管者取得联系，飞达家具厂陈述的“由银行保存”的事实难以确认。第二，飞达家具厂关于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成立，且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据飞达家具厂陈述，该证据形成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两审期间一直寻找该证据”，然而，被申请人也系该证据文书的签署者之一，申请人却没有在两审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调查并责令同为该协议当事人的天津肯特公司提交该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根据2019年9月4日庭审笔录第4页的记载，飞达家具厂在二审庭审中曾明确作过“北京肯特与天津肯特及飞达厂就债权转让没有单独签署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陈述。另一方面，飞达家具厂的股东之一、本案代理人应胜军曾担任天津肯特公司和北京肯特公司的总经理，根据（2018）津0114民初35号判决书的认定，天津肯特公司经营期间存在两枚以上公章及不规范使用公章的情况。第三，《债权转让协议》记载了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的部分债权让与飞达家具厂的事项，但是，结合前述有关基础债权的情况，该项记录尚不足以消除本案有关基础债权的事实真伪不明的判断。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对于飞达家具厂的该项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第一，飞达家具厂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仍然可以依据与其发生法律关系的真实、合法证据，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存在合法权益无从救济的问题。第二，原审法院关于飞达家具厂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真伪不明的认定，符合法律关于证明标准和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飞达家具厂和天津肯特公司均不认可对方举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两审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情况认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飞达家具厂提供的证据，所欲证明基础债权债务及部分债权予以转让的事实并不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天津肯特公司为反驳该事实而提供的证据，待证事实也真伪不明，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飞达家具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并无不妥。第三，由于飞达家具厂在一审庭审和二审上诉状中均依据《承诺函》和《确认函》及其他举示的证据，向天津肯特公司主张受让的债权而非以股东身份主张权利，因此，原审判决关于飞达家具厂“以其所占北京肯特公司股权的份额，直接向北京肯特公司的债务人主张债权，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且会损害北京肯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说理并不正确，应予澄清、纠正。同时，本案有关债权转让的诉讼请求是以基础债权债务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因此认定基础债权债务的事实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审也确实对该事项实际进行了审理，却在原审判决中表述为该事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说理确有不当。但是，前文已经论述，因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据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述说理不当并未导致案件审理结果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该说理不当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并不影响法院在确认基础债权真伪不明的事实基础上驳回飞达家具厂主张债权让与的判决结论。因此，申请人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第一，北京肯特公司不属于必须追加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必须参加诉讼的主体应当是诉讼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即，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而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中，北京肯特公司并非飞达家具厂主张的、已经受让的28816244.67元债权债务关系的权利主体，不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同时，其本人未申请、本案的原被告也没有在诉讼中提出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因此，不存在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而程序违法的情形。第二，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发表了否定对方文件真实性和质疑印章的质证意见，同时充分陈述了相应理由，说明当事人均明确了印章鉴定的涵义以及未鉴定的法律后果，并不存在必须由法院释明的事项。因此，原审并不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申请人的此项申请理由不予支持。综上，申请人飞达家具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盛学军审 判 员 刘崇理审 判 员 潘勇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孙亚菲书 记 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