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2民初9370号原告：张春华，女，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景峰（系原告张春华的丈夫），住辽宁省凌源市。被告：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1号楼12层1-25-1201至1-25-12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867743。法定代表人：孟立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爽，女，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1743X。法定代表人：李晓鹏，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枫，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员工。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01794237K。负责人：王守坤，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枫，男，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新区支行，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华园东路6-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583898333P。负责人：徐韵蓬，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枫，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女，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员工。原告张春华与被告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海科融通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光大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称光大沈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新区支行（以下称光大浑南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景峰，被告光大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枫（同时担任被告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被告光大浑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春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原告30万元人民币及赔偿自收取至退回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利率计息）1.5万元，合计31.5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鉴定及其他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7年12月10号在中金亿信沈阳分公司（以下称沈阳分公司），由支付公司人员用Pos机将原告存于光大支行的3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一店（以下称中金一店）。几天后，原告到北京查找中金一店，但未找到。后来，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方网站查询，北京无中金一店这个商户。此时，原告意识到此30万元出问题了，原告则立即向光大支行反映此情况，并请求光大支行查找此款去向，尤其请光大支行查出此笔交易的支付机构是谁，可光大支行拒绝了原告的多次请求。此后原告不断查找，最终由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找到了涉案的支付机构。中金亿信的性质是金融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对此中金亿信的《营业执照》及其向原告出具的个人借贷禁止性行为告知书均可充分证明。中金亿信作为一个金融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其无实体生产场地、无实体商品经营场所、无劳务人员服务项目、无网络信息系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项目，其当然也提供不出任何商品订单号，其既不是实体特约商户也不是网络特约商户，中金亿信实际上从事的是非法集资活动，对此，被告都了如指掌。可被告为了从中金亿信非法集资额中得到提成（银联、银行及支付机构均按资金交易额提成），则与中金亿信沆瀣一气，违法为中金亿信提供资金转移通道，为中金亿信实施非法集资行径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被告在原告资金交易业务中，中金一店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收到此款，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银发[2014]5号文件”即《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业务管理的通知》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3]第9号即《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都应依法为原告查明资金去向，并应依法及时为原告追回资金。同时，因被告违反了上述文件的有关规定、违反了银发（2009)142号文件及银办发（2009)14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致使原告资金被骗，直接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基于被告在此资金交易业务中，违反了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公司法》、《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海科融通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列答辩人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1.被答辩人与案外人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金亿信）基于相应的法律关系，将名下3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中金亿信，在该法律关系中，答辩人基于先前与中金亿信签订的《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业务服务协议》仅为中金亿信提供了30万元人民币的支付服务，未与被答辩人发生合同法律关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具有相对性，体现在：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即合同关系只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相关约定，其他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约定才能提请诉讼；合同内容的相对性，即除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外，合同主体间签订的合同内容，仅对签订该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责任的相对性，即某个合同发生违约情形时，该合同内的守约方只能向该合同内违约方主张赔偿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者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没有形成合同法律关系，所以被答辩人以合同纠纷为由列答辩人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二、被答辩人存在事实认识错误。被答辩人主张“由支付公司人员用POS机将原告存于光大支行的3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中金亿信”存在事实认识错误。首先，答辩人（支付公司）的业务模式仅为向旗下商户发放收款终端机具（POS机），并依据收款终端机具（POS机）的交易指令，为其提供支付服务，不存在向旗下商户指派工作人员帮助其收款。其次，中金亿信基于与被答辩人相应的法律关系或相应的约定在收款终端机具（pos机）上收取被答辩人的30万元人民币，需要被答辩人的同意且需要刷取被答辩人的实体银行卡片。最后，经被答辩人确认支付金额并完整有效的输入正确对应的付款银行卡密码后，中金亿信方能收款成功。所以，不存在被答辩人主张的情形。2.被答辩人主张“中金亿信无实体生产场所、无实体商品经营场所、无劳务人员服务项目”及“中金亿信实际上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答辩人都了如指掌、沆瀣一气”毫无依据，存在严重的个人主观想象及事实认识错误。中金亿信目前在中国境内为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5565774302C，法定代表人为李博，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截止到目前为止登记状态仍为开业。被答辩人既非中金亿信的控股股东，又非中金亿信的监管单位，仅与中金亿信存在合同法律关系，针对中金亿信业务中的商业信息、行为不得而知，更不存在被答辩人认为的“如指掌、沆瀣一气”。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退还30万元人民币及赔偿自收取至退回日的利息毫无法律依据。1.答辩人作为一个具备合法资质的支付服务机构，仅为中金亿信提供了正确的支付服务且从未参与被答辩人与中金亿信的任何事务。答辩人仅根据中金亿信的收款终端机具（POS机）的收款指令正确地发起支付流程，相应的资金经答辩人结算后进入了收款终端机具（POS机）绑定的账户内，该笔款项目前并未在答辩人处，答辩人也不因为中金亿信提供了支付服务而取得该笔款项的使用权、处置权。2.被答辩人基于相应的法律关系，自主将名下3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中金亿信，如被答辩人针对该笔款项与中金亿信存在争议，应当要求中金亿信退还，而不应当要求被答辩人退还。如被答辩人认为自身资金被骗，应当及时向具有管辖权限的公安机关报案，而不应当列答辩人为被告，要求答辩人退还30万元人民币及赔偿自收取至退回日的利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列答辩人为被告，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形，且要求答辩人退还其30万元人民币及赔偿自收取至退回日的利息，于情于理于法，皆无所依据。提交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不能证明、支持其主张。答辩人恳请法院参考自身的答辩意见，依据事实与法律驳回被答辩人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光大银行辩称，1.2016年8月28日，原告张春华持本人身份证在我行柜台办理了卡号为62×××83的银行卡。经过柜台人员核对，该身份证真实有效、身份信息与张春华本人一致，我行为其办理银行卡，并设定支付密码，该卡凭密码进行支取。我行为原告开卡的业务操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合法合规。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7年12月10日原告在中金亿信沈阳分公司由支付公司人员用POS机将30万元存款支付给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店。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中认定：该笔业务的交易方式为POS刷卡支付，资金划转过程需要通过支付密码等验证方式确认。本案中，原告通过POS机刷卡并使用输入支付密码的验证方式，发出转款指令，最终由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交易款项划转至其特约商户约定的结算账户中。上述转款行均由原告自行做出，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对其自身行为承担责任。在该笔POS刷卡业务中，我行作为原告所持银行卡的开卡行并未参与交易，我行对于原告卡内资金无任何处置行为。我行为原告办理的银行卡开卡业务与原告转款损失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3.经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认定，本案POS机刷卡业务的收单机构为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是其特约商户。我行与上述两家北京公司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行无权对其身份证明文件及资质情况进行审查和管理。上述两家公司所办理业务后果和责任不应由我行承担。原告因转款行为遭受的损失，是因不法侵害人实施的诈骗行为所致。我行为原告办理业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和失误，原告所受损失与我行无关。我行作为金融机构而非国家机关，没有权利和能力为原告追回被骗资金。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新区支行是原告银行卡的开卡行，为其办理开卡业务。该支行依法领取营业执照，按照法律规定，该支行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民事诉讼，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原告没有合同和业务上的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行的诉讼请求。被告光大沈阳分行辩称，与被告光大银行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光大浑南支行辩称，与被告光大银行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欲将钱出借给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金亿信公司）以获得高利息，于2017年12月10日在中金亿信沈阳分公司营业场所通过POS机刷卡的方式支付30万元，后查，该30万元并未支付至中金亿信公司名下账号，而是支付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博名下账号。现原告以合同纠纷案由诉至法院，主张由四被告返还该30万元并赔偿利息。案涉银行卡账号为62×××83，持卡人为原告张春华，该卡为原告张春华于2016年8月28日在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办理。根据该银行卡2017年12月10日对账单显示，当日有三笔各10万元从该账户转出，摘要部分均载“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银联消）”。案涉POS机系被告海科融通公司发放，被告海科融通公司庭审中举证其与中金亿信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签订的《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业务服务协议》，其中商户填写栏位处工商注册名称载“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一店”，主账户开户名为李博，开户账号为62×××66，开户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通州区梨园支行，乙方落款处为中金亿信公司合同专用章。原告庭审中举证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于2019年12月17日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其上记载：“一、海科融通公司调查情况。（一）经调查，中金亿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亿信公司）为海科融通公司特约商户。（二）根据你提供的3笔银行流水单，经调查，上述交易为2017年12月10日，海科融通公司为其特约商户中金亿信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务，交易方式为POS刷卡支付。资金划转过程需通过支付密码等验证方式确认。海科融通公司根据POS刷卡交易发生的交易款项，经由海科融通公司备付金账户，最终将相关交易款项划付至与特约商户中金亿信公司协议约定的结算账户，即其法定代表人李博的个人银行账户。依据现有材料，未发现海科融通公司存在未按交易指令擅自划转资金的行为。（三）经调查，海科融通公司在对其特约商户中金亿信公司签约过程中存在未严格审核其入网材料、收单银行结算账户设置不规范的违规情况，且未能采取有效的检查措施和技术手段对特约商户中金亿信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检查，海科融通公司存在未严格落实《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3]第9号）相关规定的违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主张由被告承担责任，由此，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且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如举证不能，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被告海科融通公司的责任。原告主张，其是将银行卡交给了该公司工作人员，并由该工作人员操作刷卡，原告随后在POS机出具的凭证上签字，这样，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POS机是一个销售点终端机，是为了方便消费者结算而形成的一个收银系统，其目的是为了实际交易方便需要，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是欲将钱出借给中金亿信公司以获得高利息故使用POS机刷卡，由此，原告通过POS机付款的行为是基于其与中金亿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是由谁操作刷卡，使用POS机付款也是原告选择的一种支付方式，其在POS机打印出的凭证上签字也仅是对该笔钱款支付的确认，原告与被告海科融通公司之间并无订立合同的合意。另，原告主张，被告海科融通公司违反原告的支付授权指令，擅自将原告的款项支付给了中金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博。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海科融通公司为收单机构，中金亿信公司是其特约商户，原告通过POS机付款并无对POS机的授权指令，其在刷卡前对该POS机并无操作，仅是输入了支付密码对发卡行下达支付指令，其是通过该种付款方式向中金亿信公司付款，就原告与中金亿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只要原告采用了中金亿信公司提供的付款方式支付了相应款项即已完成了付款义务，至于该款项最终进入何账户，是基于海科融通公司与中金亿信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是中金亿信公司的选择。由此，原告与被告海科融通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原告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主张被告海科融通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光大浑南支行的责任。原告在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处开办银行卡，双方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选择POS机作为支付方式，在其输入支付密码后即向发卡行发出转款指令，发卡行对卡内的资料进行审核，与持卡人信息一致，发卡行即执行付款指令。此时，双方之间形成委托付款关系，即持卡人不直接向特约商户支付现金，而是委托发卡行支付。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在执行原告于2017年12月10日发出的三笔转账指令时并无违约行为，其是依据原告的指令分三笔各10万元将款项转出，刷卡所使用的银行卡及持卡人信息、交易密码均与银行留存的信息一致，故开卡行执行持卡人的指令并无过错，至于钱款为何最终进入李博名下账户，是依据收单机构的支付指令，该指令发卡行无权干涉。关于原告主张银行没有尽到限额义务的问题，原告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就使用POS机时有限额约定，故无法认定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就此有违约行为。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由被告光大浑南支行承担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对原告所主张的基于被告光大浑南支行应承担责任的基础上，被告光大沈阳分行和被告光大银行作为地方支行代表和总行应承担责任的诉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申请调取刷卡后POS机输出凭证的问题，因原告申请调证的目的在于证明其与被告海科融通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海科融通公司未按授权指令转款，本院在前段已就此论述该凭证并不能用于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前述目的，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调证申请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春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13元，由原告张春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凤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姜立娟书记员张锐妍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