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782民初319号   原告：王荣芬，女，1973年11月１日出生，汉族，牙克石市新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负责人：苏丽荣，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杰，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香，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金国，男，1968年８月13日出生，现羁押在成吉思汗监狱。原告王荣芬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免渡河支行）、第三人罗金国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荣芬、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杰、张美香、第三人罗金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荣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偿还原告王荣芬本金173万元、利息50 816元，合计1780 816元；请求判令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向原告王荣芬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１、以5 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5％给付自2019年5月23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2、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率3.08％给付自2019年7月1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3、以2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3％给付自2019年6月15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4、以2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2％给付自2019年7月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5、以3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2％给付自2019年6月5 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6、以５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5％给付自2019年6月20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７、以35.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09％给付自2019年8月7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王荣芬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根据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在免渡河镇三道街营业网点的室外电子宣传屏、室内宣传板及营业厅主任罗金国的宣导，将个人款项陆续存入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营业厅主任罗金国提供的账户并签订了《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约定每期理财认购期限为3个月，期限届满后，由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按照约定支付本金及利息。原告王荣芬已经连续两年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建立理财业务关系，因有前两年的业务往来，原告王荣芬在2019年再次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签订了7份《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约定理财认购期限均为3个月，原告王荣芬按照约定将理财资金分别存入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指定账户，为了保证按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在理财业务凭证上加盖了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公章并由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营业厅主任罗金国提供保证，承诺存款期限届满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支付本金和利息，现理财认购期限均已届满，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未按约定向原告王荣芬返还本金和利息，原告王荣芬多次找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要求返还本金和利息，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以第三人罗金国作为农业银行网点负责人在此期间产生的问题应由第三人罗金国承担责任为由，拒绝向原告王荣芬履行返还本息义务。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是隶属于银监会统一管理的金融机构，原告王荣芬多年来一直与中国农业银行有业务往来，原告王荣芬基于对中国农业银行的信赖而与其建立业务关系并非是与其工作人员罗金国个人之间建立业务关系，本案中第三人罗金国是代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为原告王荣芬办理理财业务，原告王荣芬有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虽然罗金国犯诈骗罪已被判处刑罚，但其行为结果应当由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承担。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非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王荣芬无权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主张权利。理由如下：（1）从罗金国刑事案件审理中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理财单据系罗金国伪造，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没有销售过该代码的理财产品；（2）罗金国在伪造的理财单据上所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在2005年9月起已不再使用。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办事处于2005年9月13日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分理处，于2009年6月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于2017年7月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才是罗金国实施理财产品诈骗活动时被告的名称,该名称无论在工商登记还是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都有明确的公示，而且案发时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并无财务专用章；（3）罗金国并没有得到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销售涉案理财产品的授权，原告王荣芬也未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开设的原告王荣芬名下的理财账户中，而是由罗金国将诈骗所得资金用于个人使用。二、罗金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也非职务行为，原告王荣芬无权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主张权利，理由如下：原告王荣芬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原告王荣芬有过错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原告王荣芬提供的伪造理财单据上的公章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名称不一致，罗金国既没有伪造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现有公章，也没有直接使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现有公章，涉案公章上的机构并不存在；原告王荣芬资金转账业务并未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办理，这些都表明罗金国并不具有代理权限。原告王荣芬在与罗金国商谈购买假委托理财产品事宜的过程中，对购买利息较高、涉及金额较大的理财产品没有尽到更高的合理注意义务，明知罗金国超越权限却不对罗金国诸多不合常规的操作产生怀疑，原告王荣芬在2015年12月24日曾购买过中国农业银行销售的正规理财产品，应熟知理财产品的业务流程、合同文本、签章样式，原告王荣芬应谨慎审查罗金国作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必要时应向被代理人农行免渡河支行进行核实，故原告王荣芬并非善意且无过失。罗金国的行为也非职务行为，罗金国在理财单据上的签字是其以个人名义做的保证而不是职务行为，其行为不能表明是单位的工作需要，原告王荣芬对此应有合理的怀疑。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有特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认定银行工作人员的对外行为构成职务行为，还要满足一定的时空要求即在办公时间、办公场所从事执行职权的行为，本案原告王荣芬转款行为并未发生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原告王荣芬将资金按罗金国的指示转入他人的账户，实际上相当于原告王荣芬将资金交付给罗金国指定的人管理，原告王荣芬已丧失了对资金的管理权，导致资金没有安全保证，有随时被挪用和损失的风险，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也没有取得对资金的管理权，该资金的利益也没有归属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三、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通过调阅与涉案理财单据对应的原告王荣芬汇款凭证发现，2019年5月5日的理财单据没有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表明是罗金国的个人诈骗行为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无关；2019年3月3日存入案外人账户的31.5万元、2019年3月13日存入案外人账户的28万元、2019年3月18日存入案外人账户的5万元、2019年4月2日存入案外人账户的22.5万元均不是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营业时间办理，表明与罗金国的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无关；其他两笔资金结合原告王荣芬与案外人周某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原告王荣芬有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思表示。四、原告王荣芬与罗金国之间的纠纷已经通过刑事诉讼予以解决，罗金国不应再参加到本案诉讼中，原告王荣芬无权在诉状中将罗金国列为本案的第三人，无权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从程序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荣芬的起诉，从实体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荣芬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罗金国述称，对原告王荣芬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王荣芬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7张、照片打印件1张、呼伦贝尔银监局答复意见书复印件1张、呼伦贝尔银保监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复印件1张、 短信信息复印件2张、理财交易明细清单19张、呼伦贝尔银保监分局群众来信告知书复印件1张、纪检报案材料2份（6页），证明原告王荣芬购买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理财产品并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原、被告之间形成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第三人罗金国作为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工作人员，代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办理理财业务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对其工作人员疏于管理、疏于防范，造成第三人罗金国能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诈骗。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对《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不认可，其中2019年5月5日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没有盖章，属于第三人罗金国与原告王荣芬的个人交易行为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无关，其它6份《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据了解不是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营业厅办理；原告王荣芬向第三人罗金国指定的案外人周某账户转账不符合规定，未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账户；对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认可。第三人罗金国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长期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综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目的部分予以采信。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提供以下证据：1、农银呼发【2005】326号文件，呼银监复【2009】24号文件，呼银监复【2017】34号文件，金融许可证，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办事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公章印鉴比较图，（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办事处于2005年9月13日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分理处、于2009年6月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于2017年7月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本案《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所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已于2005年9月不再使用，该名称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现在的名称和印章有很大的区别；原、被告之间不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且原告王荣芬未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支付任何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原告王荣芬提起的本次民事诉讼与罗金国涉嫌刑事犯罪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应驳回原告王荣芬的诉讼请求。原告王荣芬对（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公章是否变更、是否继续使用作为客户无法甄别，涉案公章出现在罗金国的业务范围中说明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在管理上存在问题，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对外的行为承担责任。第三人罗金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试行）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流程图、业务凭证、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理财资金扣返流水、被告营业场所照片、消息服务合约详情及短信通知内容、涉案理财凭证对应资金转账详情、原告与周某资金流水、（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流程；原告王荣芬在2015年12月24日购买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销售的正规理财产品，应注意到涉案理财单据形式过于简单、内容不规范、不合常规，与第三人罗金国进行交易，主观非善意；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有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名称公示及有关理财产品的介绍，原告王荣芬未尽到注意义务；原告王荣芬直接与第三人罗金国本人和其家属协商解决拖欠理财产品本金及利息问题，体现了原告王荣芬对第三人罗金国的信任而非对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信任，属于第三人罗金国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原告王荣芬与第三人罗金国进行交易，第三人罗金国向原告王荣芬承诺高额利息，原告王荣芬应谨慎审查罗金国作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必要时应向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进行核实，原告王荣芬未尽到注意义务；原告王荣芬提供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经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调取对应汇款凭证显示，其中有四份委托的汇款未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营业时间办理，说明第三人罗金国不是执行职务行为。被告王荣芬对该组证据不认可。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王荣芬在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存在过错，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综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第三人罗金国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1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10.5万元；期限为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5月22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5%。2019年3月3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31.5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6月4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2%。2019年3月13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28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14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3%。2019年3月18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5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6月19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5%。2019年4月2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22.5万元；期限为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7月3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2%。2019年4月12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50万元；期限为2019年4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08%。2019年5月5日，原告王荣芬通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但未盖章，委托内容为原告王荣芬认购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35.5万元；期限为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8月6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09%。《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签订后，原告王荣芬按照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的指示，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183万元陆续存入到案外人周某的账户。在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时，第三人罗金国向原告王荣芬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并由第三人罗金国在《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书写给付利息的具体数额。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签订的6份《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均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另查明，第三人罗金国曾退还原告王荣芬理财款10万元。2019年11月21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罗金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违法所得692万元予以追缴，…返还王荣芬173万元…。原告王荣芬在本案涉案资金173万元已计算在诈骗数额当中。2019年7月3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呼伦贝尔监管分局给原告王荣芬等客户出具了信访答复意见书，在该答复意见书中认定罗金国2011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17日任农行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主任期间超期346天未轮岗、2015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12日担任农行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主任期间超期376天未轮岗。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于2005年9月13日将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办事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分理处；于2009年6月8日将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市支行免渡河分理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于2017年7月26日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涉案的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更名后并未上缴亦未销毁,亦未履行公章收回及公示作废程序。又查明，原告王荣芬除签订上述《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外，还曾多次通过第三人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购买款项均存入第三人罗金国指定的案外人账户。原告王荣芬也曾于2015年12月24日购买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销售的正规理财产品。本院认为，第三人罗金国曾历任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主任、客户经理、大堂经理职务，原告王荣芬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处长期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罗金国作为经办人员为原告王荣芬办理金融理财业务，原、被告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虽2019年5月5日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未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但基于双方的长期购买关系及第三人罗金国的陈述，应认定原、被告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已经成立。第三人罗金国利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身份、利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与原告王荣芬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属于利用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形式掩盖其非法骗取财物之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被告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无效。本案中，原、被告均有过错，原告王荣芬作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按照第三人罗金国的指示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并不熟知的他人账户，而不是存入本人账户，原告王荣芬未尽到注意义务；第三人罗金国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向原告王荣芬承诺高额利息与正规理财产品交易行为不相符合，原告王荣芬应预见到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问题，但还是进行购买，具有一定的过失，综上原告王荣芬对其财产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过错程度较轻。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对原告王荣芬购买理财产品造成的财产损失有过错，表现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其工作人员、公章及办公用品均具有管理的责任，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疏于管理导致第三人罗金国能够利用其工作人员身份、利用单位的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实施诈骗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王荣芬的资金被诈骗；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违反履职任职管理规定，第三人罗金国在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任职期间存在超期未轮岗问题，给第三人罗金国的诈骗行为提供了空间，综上，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存在过错且过错程度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对于原告王荣芬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损失173万元应由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负担，对于原告王荣芬的其他损失即约定利息和逾期利息应由原告王荣芬自行负担。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问题，本案原告是基于《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的约定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原、被告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是否成立、履行及效力如何，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审理，而刑事案件仅是审理第三人罗金国的犯罪问题，对于《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是否成立、履行及效力如何，并不是其审理范围，故本案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关于罗金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在无权代理的场合，如果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正当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从而与其发生法律行为，则该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是为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的法律制度。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第三人罗金国指示原告王荣芬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案外人个人账户、向原告王荣芬承诺高额利息并在《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书写具体利息数额，均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原告王荣芬曾购买过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正规的理财产品，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流程应有一定的了解，故原告王荣芬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综上，第三人罗金国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被告农行免渡河支行应赔偿原告王荣芬173万元；驳回原告王荣芬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赔偿原告王荣芬173万元；二、驳回原告王荣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 82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荣芬负担625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负担20 2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妍                       审 判 员  鲁 世 勇                       审 判 员  吴 姗 姗                             二 〇 二 〇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书 记 员   罗  昆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 第一款 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 第二款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