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24民初146号 原告：张云河，男，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福建省宁化县。 原告：张仁寿，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福建省宁化县。 以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恩，福建葛忠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侯祝华，女，197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建宁县。 被告：苏建南，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建宁县。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启延，福建省建宁县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云河、张仁寿与被告侯祝华、苏建南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云河、张仁寿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恩，被告侯祝华及其与被告苏建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启延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4月10日，本院依职权追加了张仁炳、张松华为本案原告，并于2020年4月2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云河、张仁寿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恩，原告张仁炳、张松华，被告侯祝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启延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5月8日，本院以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为由，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5月8日，张仁炳、张松华以其对被告侯祝华、苏建南的实体权利将另行主张为由，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本案诉讼，本院均裁定予以准许。2020年8月11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云河、张仁寿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恩，被告侯祝华及其与被告苏建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启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云河、张仁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侯祝华立即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种子回收款191,000元；2.侯祝华应以191,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7,270元，该违约金应按前述方式继续计算至其实际付清种子回收款之日止；3.苏建南对侯祝华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侯祝华、苏建南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相关费用。2020年3月18日，张云河、张仁寿变更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为：侯祝华应以191,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4,110元，及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侯祝华、苏建南实际支付种子回收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20年8月11日，张云河、张仁寿对变更后的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指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等。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8日，侯祝华作为甲方，张云河、张仁寿、张松华、张仁炳四人作为乙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乙方承接甲方种子生产任务，所生产的种子由甲方负责按本合同约定价格回收”，“其中二优品种种植面积100亩，种子每斤单价7元；二优早品种种植面积220亩，种子每斤单价6元”，“甲方按所在村同一品种平均亩产值2,000元保底”“甲方收购时间：2018年11月20日前”，“交种入库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种款的100%，最迟在春节前10天付清”，“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纠纷……可提交所在生产基地县种子管理站仲裁或依法向所在生产基地县法院起诉”等。合同签订后，张云河、张仁寿组织相关村民开始种子生产，且依约向侯祝华、苏建南交付了种子。但侯祝华、苏建南未按时支付种子回收款。经张云河、张仁寿催促，侯祝华、苏建南于2019年3月8日向张云河、张仁寿出具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将于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一半款项，余款于4月10日至15日付清。苏建南在该保证书中作为共同付款人，且侯祝华、苏建南在签名处均以“保证人”身份签名捺印。其后，侯祝华、苏建南向张云河、张仁寿所在地村民支付了部分款项，但仍有数十万元的款项未支付。张云河、张仁寿现仅就部分未付款项起诉，暂主张其中二优早品种种植面积中的95.5亩、按每亩保底价2,000元计算即191,000元。 侯祝华、苏建南辩称：1.张云河、张仁寿要求侯祝华、苏建南支付种子回收款191,000元无事实依据。2018年12月10日，张云河向苏建南交付了种子2,652斤，按照约定的价格每斤6元，计种子收购价是15,912元，扣除张云河赊借生产资金8,000元和农药款19,541元，张云河还应支付侯祝华、苏建南3,629元。张仁寿交付的种子是1,843斤，按约定的价格每斤6元，种子款是11,058元，扣除张仁寿向侯祝华、苏建南赊借的生产资金外，侯祝华、苏建南还应支付张仁寿种子款2,526元；同时，《保证书》明确了制种的结算方式是按入库重量计算，无保底收益；张云河、张仁寿虚报种植面积为45亩，实际没有这面积。2.张云河、张仁寿要求侯祝华、苏建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无相关约定。张云河、张仁寿主张侯祝华、苏建南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也没有相关约定，即使要支付违约金也应按资金占用情况计算。3.侯祝华、苏建南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了保证书，保证书约定于2019年4月10日至15日前将余款全部付清，至张云河、张仁寿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4.侯祝华与张云河、张仁寿所签订的合同因未备案，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且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张云河、张仁寿实际生产的种子与合同无关联，与侯祝华无关，应由苏建南承担实际履行合同的责任。5.张云河、张仁寿种植面积实际上不足45亩。综上，因张云河、张仁寿的原因，造成侯祝华、苏建南无法结算，故请求本院判决侯祝华、苏建南按2018年入库数量、约定的价格及依照传统的结算习惯进行结算。 张云河、张仁寿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3组证据：1.张云河、张仁寿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其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4月18日，侯祝华作为甲方，张云河、张仁寿等四人代表的宁化县的部分村民作为乙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主要约定杂交水稻制种地点、制种面积、种子品种及回收单价，其中“二优”面积100亩、单价7斤／元，“二优早”单价6斤／元，及甲方提供达到国家良种标准的制种亲本种子、并按所在村同一品种平均产值2000元保底，若乙方的亩产值不足保底值的，由甲方向乙方提高平均单价补足等情况；3.侯祝华、苏建南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保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侯祝华、苏建南确认已经收到种子并承诺于2019年4月10日至15日向张云河、张仁寿付清剩余款项的事实。 经质证，侯祝华、苏建南对张云河、张仁寿提供的证据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有异议，认为：1.合同甲方系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2.合同载有的品种、面积、单价、亩产保底值、收购时间、自然灾害致损的责任承担等进行了覆盖和涂改，责任承担上有失公平性；3.甲方提供达到国家良种标准的制种亲本种子，并非无偿提供；4.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侯祝华在宁化县未备案，违反《种子法》的强制性规定，以致合同主体不适格，导致合同无效；5.合同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制种品种与讼争实际制种品种的生产商、品种均不同，案涉合同并非本案讼争标的。对第3组证据有异议，认为：1.该保证书仅证明侯祝华、苏建南于宁化县有组织人员制种，但不能证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所约定的制种品种系实际制种品种，即保证书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无关联，该保证书仅系支付款项之保证；2.保证书所载明的保证对象是农户，保证金额是根据种子入库重量计量，保证时间是2019年4月10日至15日前，该保证书仅是担保，且保证书是张云河、张仁寿等人组织书写并由侯祝华、苏建南签名。 本院认为，侯祝华、苏建南对张云河、张仁寿提供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当事人对张云河、张仁寿提供的第2、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侯祝华、苏建南为证明其辩称依法提交了以下9组证据：1.侯祝华、苏建南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其二人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种子入库单（《种子收购花名册》）复印件二份，用以证明2018年张云河、张仁寿向侯祝华、苏建南交付种子数量的情况；3.案外人张财林和张金满的结算清单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杂交水稻制种及种子回收的交易习惯是：先将种子单价与数量结算，再扣除生产过程中由农户赊借的农资等费用，待结算清楚后，侯祝华、苏建南再将种子剩余款项转账支付给农户的情况；4.张云河结算计算清单、张仁寿结算计算清单、借条各一份，用以证明张云河向侯祝华、苏建南借用启动资金，结算后张云河尚欠侯祝华、苏建南3629元的情况，及侯祝华、苏建南尚欠张仁寿2526元的情况；5.《2018年宁化县湖北种子集团水稻种植保险投保人情况明细表（闽元）》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①在宁化县制种的是湖北种子集团，且通过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化合作社在宁化县农业局备案确认的情况；②涉案的主体是湖北种子集团委托的建宁闽元种子专业化合作社，而非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侯祝华，故合同主体不适格、合同无效的情况；③苏建南经办了对制种作物进行了自然灾害投保的情况，且保险公司对因台风减产造成的损失已向张云河赔偿7200元、向张仁寿赔偿6120元的情况；6.《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一份，用以证明宁化县所制种子非合同约定品种、种子的生产者系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委托企业系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及《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无效的事实；7.《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与销售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案涉种子系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生产，由闽元合作社委托苏建南负责宁化片区的杂交水稻制种，及案涉种子制种与侯祝华无关的事实；8.领条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制种项目的老板系苏建南，但领条所载明的制种生产定金并非苏建南处领取，而是在侯祝华父亲侯安业处领得。 经质证，张云河、张仁寿对侯祝华、苏建南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其有权援引《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相关保底条款计算其应得的款项，且该证据也证明案涉种子种植项目涉及宁化县几**村民。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认定案涉种子种植、回购的交易习惯；另外，因张云河、张仁寿代表7户农户与侯祝华、苏建南签订合同，并与其余几十户农户种子生产任务依据共同的合同，但却实际分开结算，且其交付了种子后，侯祝华、苏建南未开具收据给村民，导致双方结算困难，张云河、张仁寿代表的7户农户基本未收到任何的种子款。对第4组证据有异议，认为结算计算清单载明的种子重量无误，但侯祝华、苏建南通过张松华发放农药、化肥款给种植户后未结算，无法确认金额。对第5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第6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侯祝华、苏建南应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履行义务。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苏建南虽未在《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签字，但该证据与《保证书》所载内容可证实苏建南与侯祝华系案涉债务关系的共同付款人，而非保证合同中的担保人。对第8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侯祝华与苏建南系案涉债务关系的共同付款人。 本院认为，张云河、张仁寿对第1、2、6、8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3、7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4组证据的所载的计价方式和金额有异议，但对种子数量、农药和化肥的品类无异议，本院对该组将综合全案进行分析论证后再确定是否采信；对第5组证据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真实，故予以采信。 另，本院调取了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驻福建制种基地负责人严力军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证明载明：2018年期间，侯祝华、苏建南均未与北京金色农华种业有限公司直接合作水稻种子制种项目，即侯祝华、苏建南均未承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工作。该证据可证实侯祝华、苏建南未于2018年承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工作。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有争议的事实有：1.关于张云河、张仁寿等人实际制种系何品系的问题；2.关于案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是谁的问题；3.关于侯祝华、苏建南对张云河、张仁寿杂交水稻制种结算情况的问题。 1.关于张云河、张仁寿等人实际制种系何品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张云河、张仁寿提供了其和张仁炳、张松华等人与侯祝华签订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可证明侯祝华有向张云河、张仁寿等人提供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亲本种子的义务，而不能证明侯祝华已履行并实际组织了张云河、张仁寿培育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杂交水稻种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商业性的种子生产执行许可制度。侯祝华、苏建南提供了经宁化县种子站审核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可证明宁化县种植的种子为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在杂交水稻制种审批制的情况下，每个公司生产的种子均属不同的变种、系列，具有不同的名称、代码，且各品系在繁育时不能交互污染，否则将可能产生不同的变种，并影响该品种的纯度。综上，张云河、张仁寿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种植的杂交水稻种子系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品系，而侯祝华、苏建南提供了证据证明张云河、张仁寿实际所制的是杂交水稻两优287种子，张云河、张仁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张云河、张仁寿等人实际制种的是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 2.关于案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是谁的问题。 本院认为，《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既包括书面载明的权利义务人，也包括实际应按该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人。 甲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载有了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并经侯祝华签字。然而，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未于2018年期间委托侯祝华组织生产杂交水稻种子，且侯祝华亦非该公司的建宁生产商，因此侯祝华是用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样式与农户签订合同，故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另外，侯祝华是《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肇始者，其在合同中约定的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子虽未种植，但该合同中的种植户仍依该合同进行种植，更重要的是侯祝华的父亲仍向张云河出借款项、预支收购款，并且侯祝华在《保证书》中有作出付款承诺，因此，侯祝华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完全退出了拱桥村制种项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定侯祝华仍属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及实际履行合同的义务人。 关于苏建南在该合同中的地位的问题：从案涉杂交水稻育种的投保人、《保证书》等相关证据及苏建南的答辩意见可证明苏建南是在侯祝华未申请到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制种指标后，申请到了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两优287杂交水稻制种指标，并组织了合同相对人进行制种。因此，苏建南以实际履行加入到了该合同中，即苏建南亦系《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实际甲方之一。 乙方：制种行业通常做法是制种农户共同口头委托部分制种农户代表与制种经纪人（本案是合同甲方）签订合同，在此有宁化县农业局的相关审核登记材料予以佐证，故认定《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乙方是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四人及其所代表的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等诸多种植户作为乙方。 3.关于侯祝华、苏建南对张云河、张仁寿制种的结算情况的问题。 张云河、张仁寿对结算计算清单中所载明的种子重量无异议，并认为农药、化肥款未结算，无法确认金额。本院认为，两份结算计算清单中所载明的桶装药、九二0（赤霉素）、化肥、飞虱宝等物资确系杂交水稻制种时必需物资，且母本重量、金额也与种植亩数基本吻合，故本院对母本数量、桶装药、九二0、化肥、飞虱宝等物资的数量及金额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张云河结算计算清单中记载的“向侯安业借支8,000元”的问题（其中，借款3,000元，预付制种款5,000元），本院认为侯安业虽非本案当事人，但其作为侯祝华的父亲，案涉种植户与侯安业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侯安业出借资金和预付款可视为侯祝华委托侯安业对张云河出借的款项。综上，本院认为，张云河结算计算清单：种子2,652斤，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割禾等物资及花费、借款合计19,541元；张仁寿结算计算清单为种子1,843斤，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等合计8,532元。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张云河、张仁寿、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等制种户系宁化县村民。侯安业与侯祝华系父女关系。 二、2018年4月18日，侯祝华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的名义由侯祝华作为甲方，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等村民作为乙方（其中，张云河、张仁寿还代表了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双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该合同约定：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受北京金色农华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安排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张云河、张仁寿等人承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种子生产任务，合同主要约定：1.制种品种二优，面积100亩、单价7元/斤、纯度≥98%、净度≥98%、发芽率≥83%，水分≤12%，米粒≤1%；制种品种二优早，面积220亩、单价6元/斤。2.双方职责：甲方提供达到国家良种标准的制种亲本种子；甲方提供制种技术方案并做好制种技术指导服务，建立种子生产档案；甲方收购合同约定的合格的种子，不得少收或拒收；甲方按合同约定及时并如数支付种款；甲方负责申报种子产地检疫；甲方按所在村同一品种平均亩产值2,000元保底，如若乙方的亩产值不足保底值的，由甲方向乙方提高平均单价补足；甲方保证其所属种子公司办理本合同项下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许可手续，并负责将本合同内容上报所属种子公司。乙方职责：乙方应严格按种子技术操作规程要求，选择隔离条件好的田块制种，确保制种田隔离条件符合要求（100米以上），如因隔离不行，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等。3.甲方于2018年11月20日在生产基地县区内收购种子，入库种子应共同扦封取样，甲方收购种子后，应当出具收购单据给乙方，载明收购的种子品种、数量、单价、金额。4.交种入库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种款的100%，最迟在春节前10天付清；亲本种子结算：父本按4元/斤结算，母本按35元/斤结算，亲本种子款在甲方种款支付时结清。5.违约责任：甲方不能按合同约定如数收购乙方生产的合格种子，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6.种子生产过程中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涝、冰雹、干旱、赶粉期连续阴雨天气以及病虫害等因素导致制种减产或绝收，甲方不承担责任；7.乙方所需的母本、农药、化肥、九二0可由甲方同意供给，结账时扣除。 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签订后，侯祝华未申请到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的种子。此后，侯祝华与苏建南合作，共同运营石壁镇拱桥村的制种项目。 四、2018年4月23日，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作为甲方、苏建南作为乙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与销售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自愿承接甲方的种子生产任务，秋制（烟后制）组合为腾优，面积200亩，农户收购价为7.5元/斤；2.甲方应向乙方垫付的生产所需的不育系、恢复系、九二0、微肥等生产资料，乙方生产的种子应在10月15日前交由甲方收购；3.乙方必须按甲方技术人员的指导要求进行生产；4.种子收购实行每亩1,800元/亩的保底价支付给收购。 五、2018年6月29日，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向宁化县农业局进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备案作物品种为：杂交水稻两优287，生产地点为：宁化县石壁镇、安远镇，生产面积700亩，委托企业：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种子生产农户花名册载明了张云河25亩、张仁寿20亩。同时，苏建南为张云河、张仁寿等11户农户所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分公司投保了杂交水稻制种保险。 六、张云河、张仁寿分别培育了25亩、20亩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在制种过程中，发生了台风灾害，并造成张云河、张仁寿等农户的减产。因苏建南有为种植户购买农业种植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分公司向张云河赔偿了7,200元、向张仁寿赔偿了6,120元。制种过程中，张云河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割禾等物资及花费、借款合计14,541元，最终回收种子2,652斤；张仁寿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等合计8,532元，最终回收入库种子1843斤。 七、2019年1月3日，张云河收到侯安业预付的种子款5000元。2019年3月18日，侯祝华、苏建南向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为代表的村民出具《保证书》，载明“2018年，宁化县制种收成后未支付种子款，现向签订合同的所有农户保证如下：一、苏建南、侯祝华与张松华、张仁炳、张云河、张仁寿等，于2019年3月30日前按各农户2018年种子入库重量付一半款项；二、苏建南、侯祝华与张松华、张仁炳、张云河、张仁寿等，2019年4月10日至15日将剩余款项全部付清。特此保证。保证人签名：侯祝华、苏建南。2019年3月18日”。 本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关于本案是否可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问题；2.关于本案权利人是谁的问题；3.关于案涉《保证书》的定性问题；4.关于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多少款项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本案是否可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问题。 本院认为，张云河、张仁寿实际种所制的并非《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约定的北京金色农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杂交水稻种子，而是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虽未经宁化县种子站审查，但该审查针对的是种子的育种、制种行为，而非针对合同的效力问题，未经审查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故《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有效。张云河、张仁寿并非专业的制种技术人员，不可能在种植时先对所培育的种子委托科学院所进行专业性的品系鉴定，且不同品系的杂交水稻亲本无法从外观上进行甄别。侯祝华、苏建南对所培育的种子亲本进行了变更，是在种植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的种植标的物的变更，侯祝华、苏建南具完全过错。对于无过错的张云河、张仁寿等种植户，其直至本院开庭时方知晓其所种植的种子为另一品系。另外，实际种植的种子亦经宁化县农业局审批，并不导致其种植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在种植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侯祝华、苏建南私自变更合同履行内容并不必然导致《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不能适用，而仍应完全适用该合同中除种植品种外的其他所有条款。 2.关于本案权利人是谁的问题。 本院认为，前述已明确案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一方是侯祝华、苏建南，另一方是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及其所代表的种植户。张云河、张仁寿以本案诉至本院主张的权利，虽其二人除作为其本人还代表了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5户种植户，但本案依据现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评判张云河、张仁寿的权利状态，而对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的权利状态无法评判，在囿于杂交水稻制种面临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耕作技术，所需人力、物力及收成、结算上存在差别，导致种植户在结清种子回收款上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及诉讼程序相关规定，本案将不评判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的权利，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可分别另行主张。故，本院在本案中仅认定本案的权利人是张云河、张仁寿。 3.关于案涉《保证书》的定性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保证书》明确了保证付款的义务，是侯祝华、苏建南对付款期限的承诺，实质是其二人对所负共同债务的明确。如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或其他非典型保证合同意义上的担保，则该《保证书》为从合同，亦有其他主合同，而侯祝华、苏建南无法提供主合同及相关权利义务主体、内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认定案涉《保证书》系侯祝华、苏建南的付款承诺，并由此延伸出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4.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多少款项的问题。 本院认为，侯祝华、苏建南出具的《保证书》所载明的“于2019年3月30日前按各农户2018年种子入库重量付一半款项”，该承诺仅明确了侯祝华、苏建南付部分款项的期限和根据重量计算的价款，并未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关于按亩产值计算保底价计价方式的变更，故仍然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计价方式。 《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二优”与“二优早”的收购单价分别是7元/斤和6元/斤，张云河、张仁寿实际种植了杂交水稻两优287，无法查明两优287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约定的“二优”与“二优早”之间的关联；另外，农业生产领域种子的研发成本、育种成本、播种成株后的收成、市场价格、口感、需求等影响着价格，故而不能直接对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参照“二优”或“二优早”定价。根据合同解释，因合同提供方侯祝华、苏建南的过错导致种子收购价格不明，应作出对侯祝华、苏建南不利的解释，故认定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收购价为7元/斤。 因张云河被收购的种子为2,652斤，故收购总价是18,564元（2,652元×7元/斤＝18,564元），又因张云河获得保险理赔款7,200元，故张云河所种植的25亩杂交水稻种子共收益25,764元（18,564元＋7,200元＝25,764元），即亩产值为1,030.56元（25,764元÷25亩＝1,030.56元/亩）。根据《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侯祝华、苏建南按亩产值2,000元保底，如若亩产值不足保底值的，提高平均单价补足，故应按2,000元/亩计算，即张云河的杂交水稻种子收益为50,000元（2,000元/亩×25亩＝50,000元），扣除张云河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割禾等物资、借款及花费合计14,541元，及已收到的5000元预付款、保险理赔款7,200元，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支付23,259元（50,000元-14,541元-5,000-7,200元＝23,259元）。 同理，因张仁寿被收购的种子为1,843斤，故收购总价是18,564元（1,843元×7元/斤＝12,901元），又因张仁寿获得保险理赔款6,120元，故张仁寿所种植的20亩杂交水稻种子共收益19,021元（12,901元+6,120元＝19,021元），即亩产值为951.05元（19,021元÷20亩＝951.05元/亩）。按保底2,000元/亩补足后，张仁寿的杂交水稻种子收益为40,000元（2,000元/亩×20亩＝40,000元），扣除张仁寿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费用合计8,532元，及保险理赔款6,120元，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仁寿支付25,348元（40,000元-8,532元-6,120元＝25,348元）。 综上，本院认为，侯祝华、苏建南与张云河、张仁寿签订专业性极强的杂交水稻育种合同后，本应依约向张云河、张仁寿履行合同义务，但其在未告知种植户的情况下私自变更合同履行内容，导致张云河、张仁寿等农户不能依约结算，侯祝华、苏建南对合同内容之变更具有过错，应仍按原合同的相关规定予以计算种子回收金额。张云河、张仁寿主张侯祝华、苏建南应支付违约金，该请求实际系张云河、张仁寿的关于资金占用费的损失。本院认为，张云河、张仁寿主张侯祝华、苏建南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调整为按年利率6%支付此期间资金占用损失；对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之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张云河、张仁寿所代表的其他种植户如需主张权利，可另行主张。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侯祝华、苏建南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云河支付尚欠种子回收款23,259元； 二、侯祝华、苏建南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仁寿支付尚欠种子回收款25,348元； 三、侯祝华、苏建南应以本判决第一项为基数，向张云河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及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此款与本判决第一项一并支付。 四、侯祝华、苏建南应以本判决第二项为基数，向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及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此款与本判决第二项一并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驳回张云河、张仁寿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65元，由张云河负担1,522元，张仁寿负担1,658元，侯祝华、苏建南负担1,0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赖征源 人民陪审员  刘月媛 人民陪审员  邹传远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海莲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三十一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和种子经营的范围、有效期限、有效区域等事项。 前款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核发许可证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为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