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2331号原告：朱斌，男，198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毅，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齐黛林，女，195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夏鸿光，男，195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铸，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法定代表人：王成章,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该司职员。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法定代表人：赵秋虎，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兵，该司职员。第三人：方旗，女，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告朱斌诉被告齐黛林、夏鸿光、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投资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酒店公司）、方旗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李巧毅，被告夏鸿光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张铸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红楼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第三人红楼酒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兵，以及第三人方旗仅参与本案第一次庭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第二次庭审和质证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齐黛林、夏鸿光对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欠原告10万元债务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夏鸿光、齐黛林承担。事实和理由：在申请执行人刘卫红与被执行人广州海角红楼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01执异7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为（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原告享有债权额为10万元）”。但三债务人经法院强制执行，至今没有向原告清偿任何债务。红楼投资公司系由齐佩林、方旗在2011年8月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为一亿元，后股权先后转让给红楼酒店公司、齐黛林和夏鸿光。在原告与红楼投资公司的执行案件中，红楼投资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股东齐黛林、夏鸿光应对红楼投资公司所欠原告债务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特起诉至法院，望能判如所请。另补充：红楼投资公司由齐佩林、方旗在2011年8月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一亿元。设立时齐佩林、方旗分别在2011年8月12日实缴出资款1400万元、600万元，各持股70%、30%，合计2000万元，当日办妥验资手续，2011年8月15日工商部门核准红楼投资公司开业。该出资款2000万元在2011年8月被转出红楼投资公司账户。齐佩林、方旗分别在2013年8月28日、8月29日向红楼投资公司缴付剩余出资款5600万元、2400万元，合共8000万元，2013年8月30日办妥第二期出资8000万元、累计出资一亿元的验资手续，工商部门在2013年9月5日核准了红楼投资公司第二期实收8000万元、累计实收一亿元出资款的变更登记。该8000万元出资款验资后，于2013年9月12日被全部转账至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东齐佩林、方旗的两期出资款合计一亿元，在验资手续完成后均很快被转出红楼投资公司账户，真实用途不明，此后再没有回到红楼投资公司账户，齐佩林、方旗构成抽逃出资。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股东齐佩林、方旗应在抽逃出资款一亿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红楼投资公司所欠原告10万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13年10月29日，齐佩林、方旗分别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全部出资7000万元、3000万元等价转让给红楼酒店公司，红楼酒店公司成为红楼投资公司的唯一股东。2014年4月14日，红楼酒店公司又分别向齐黛林、夏鸿光等价转让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9900万元、100万元，齐黛林、夏鸿光合共持有红楼投资公司100%股权。齐佩林、方旗抽逃红楼投资公司出资款2000万元时，分别持有红楼酒店公司70%、30%股权，且齐佩林在2010年9月受让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是受夏鸿光指定，实际系代表夏鸿光持有，夏鸿光是实际控制人；齐佩林、方旗抽逃8000万元出资款到红楼酒店公司时，齐黛林、代表夏鸿光的齐佩林分别持有红楼酒店公司37%、33%的股权，合计持有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且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夏鸿光与齐黛林是夫妻关系，齐黛林、夏鸿光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方旗同时担任红楼投资公司和红楼酒店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可判断红楼酒店公司、夏鸿光与齐黛林，对齐佩林、方旗两次抽逃出资是明知的。在这种情况下，红楼酒店公司、齐黛林、夏鸿光仍然相继受让红楼投资公司的股权。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齐佩林、方旗应向原告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齐黛林、夏鸿光应承担连带责任。又补充：因方旗抽逃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的300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齐黛林、夏鸿光在方旗抽逃30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齐佩林已去世，如原告在本案一并主张齐佩林抽逃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7000万元，需清查齐佩林的遗产及所有继承关系，包括清查齐佩林生前持有的北京润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过户等详细情况，很大可能需要追加齐佩林的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及其他在齐佩林死亡后取得其遗产的主体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原告不想在本案处理齐佩林的家庭问题及财产纠纷。为此，原告在本案只追究方旗的抽逃责任及齐黛林、夏鸿光的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暂不追加齐佩林的抽逃责任，并保留在另案追讨的权利。被告齐黛林、夏鸿光辩称：第一点，鉴于原告在2020年4月16日补充说明中，明确放弃对齐佩林提出诉讼主张，根据告什么审什么的审判原则，本案应围绕方旗是否抽逃资金，以及两被告是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来进行审理。第二点，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具体的理由是，公司债权人如追究抽逃出资的责任依法应当受到其债权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中即使假设能够认定红楼投资公司、齐佩林、方旗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债权，来源于其与刘卫红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虽然原告自刘卫红处受让债权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的10月，但必须指出的是刘卫红对红楼投资公司以及红楼酒店公司以及方旗的该原始债权，形成于2015年11月份，刘卫红对此主张权利后，是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在2016年5月26日作出的（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刘卫红其后依据该仲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刘卫红将其中的部分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因此对原告本案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显然不应脱离以上基础法律事实，必须考虑到原告的本案债权，是源自刘卫红的原始债权之客观情况，故依法理应从该原始债权的形成时间，即2015年11月起开始计算原告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否则、刘卫红无异可以操纵第三方采用这种所谓债权转让的方式来任意突破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将有违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本意。查看原告的补充诉状，原告承认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依据之一是公司法解释三的第14条第二款，而其起诉时间则是在2020年3月13日，显然即使假设能够认定红楼投资公司原股东齐佩林、方旗存在的抽逃出资行为，此时原告的本案债权早已经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告的诉讼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的起诉理应依法裁定驳回。第三点，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们看到在原告在其起诉状以及相关的补充诉状里面，其向法院提出的支持其诉讼主张的法律依据，包含着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从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一款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来分析，该法律条文规定的是公司债权人在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下，有权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符合条件的受让人，对该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该法律条文中针对的对象是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股东。以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受让人，当中并未包括对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情形的处理。亦即抽逃出资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属并列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彼此互不包含。那么在本案当中，按照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各项起诉理由，可以确认原告之所以要求两被告对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其原因是认为红楼投资公司的原股东齐佩林、方旗存在的抽逃出资行为，而并非认为他们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且原告用于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依据，也并非是公司法解释三的第13条的第二款。因此本案显然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们希望法庭严格规范该法律条文的使用范围，不能扩大适用至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第四点，原告没有向所谓的抽逃出资人方旗主张追偿责任，而直接起诉两被告，该行为违法。我这一点的意见实际上我是按照原告提起本案的思路来进行答辩。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但是原告在起诉状和提供的相关的材料里面，以及它所要适用的法律均是该第18条第一款，还有解释三的第14条第二款，那么我们姑且按照原告的起诉的思路，即使是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二款，以及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来规范本案相关的事实，我们就该两条法律是否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发表一下意见，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的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13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个18条引申出来的第13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这几条的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根据14条的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股东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这里买受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以及逻辑关系来说，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先向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进行追偿，或向法院起诉，要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个应当是一个前置条件。结合到本案，原告如果认为方旗构成了抽逃资金，而抽逃出资该行为成立的话。应当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者仲裁来确认方旗抽逃了出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方旗的抽逃出资的行为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后，才能进行到受让人也就是说本案的两被告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没有向方旗主张追偿的责任，而直接起诉两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鉴于该行为违法，理应予以驳回。第五点，涉及到本案的实体问题，原告称本案存在着抽逃出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红楼投资公司原股东齐佩林、方旗存在于2011年8月18日抽逃出资2000万元，以及2013年9月12日抽逃出资8000万元的行为。对此本答辩人认为原告的此项主张并无足够的证据予以佐证，主要理由如下，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的规定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其中形式要件是需要具备该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情形之一，这个是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则必须抽逃的行为损害公司的权益，具体至本案，齐佩林和方旗确实在2011年8月18日从红楼投资公司账户转出了1990万元，以及在2013年9月12日，从投资公司账户转出了8000万元，但仅凭该等转账行为，并不能认定必然构成了抽逃出资。其一，查看原告提交的证据，2011年8月是将1990万元从投资公司的验资账户转至基本账户，然后转给了齐佩林，用途是还款，由于原告放弃了对齐佩林的追究，由于在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没有参与到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因此根据原告目前提交的现有证据，显然根本无法证实齐佩林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之间的该笔1990万元还款往来是否有损害了红楼投资公司的利益，故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二、对于2013年9月被转出的8000万元，原告承认其转出的路径是2013年9月9日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验资账户转至基本账户。然后2013年9月12日转至红楼酒店公司，再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该笔款项从红楼投资公司基本账户转至红楼酒店公司账户，明确注明其用途为往来款，且其后红楼酒店公司与红楼投资公司之间也确实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故根据该些证据实际已经充分证实该等转账行为，系基于形成的正常资金流转，完全不可能属于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中所规定的各项抽逃出资情形之一。至于红楼酒店公司此后将其中的7940万元转给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更加与本案无关，完全属于红楼酒店公司自身的正常经营行为。其三，到目前为止，原告没有向法庭出示当8000万元的款项从红楼投资公司转到红楼酒店公司的时候，没有证据证明该笔钱由方旗收了，也就是说方旗没有收取过该8000万也好3000万也好这笔款项。因此方旗所谓抽逃资金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后一点，我们认为两被告对于所谓的齐佩林、方旗的两次抽逃出资行为，均毫不知情，更加不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本案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二款的规定。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是由齐佩林、方旗于2011年8月发起设立，在原告声称的前述所谓抽逃出资时间段，原告在他的诉状上面是这样表述的，2011年8月18日，投资公司账上2000万元转出公司的账户。2013年9月12日，8000万元转账至红楼酒店，这个就是原告所陈述的所谓的抽逃出资的时间，那么在原告声称的前述所谓抽逃出资时间段，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东依然是齐佩林和方旗，两被告在当时并非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东也并未在红楼投资公司担任过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职务，更加不是红楼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两被告不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的第二款中，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界定，主体条件明显不符。既然没有主体条件，那就更谈不上协助的问题，而原告也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证据来予以佐证两被告的身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说的是查看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红楼投资公司的股权历经多次变更，其中发起人方旗、齐佩林是在2013年10月31日将他们持有的红楼投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红楼酒店公司，本答辩人认为这是第一手的转让，其后红楼酒店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将所持有的百分之百的红楼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给了两被告。本代理人认为这是第二次转让，目前红楼投资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张永城、李敏和周丽华。显而易见的是两被告虽曾经作为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东，但仅是红楼投资公司历次股权变更过程中的部分中间环节并且两被告在红楼酒店公司受让股权时，从工商登记的验资报告来看，红楼投资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均已出资到位，两被告作为善意的受让方，根本无法得知公司的原始股东方旗、齐佩林，2011年8月转出2000万元，以及在2013年9月转出8000万元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但原告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两被告对于齐佩林、方旗的该些所谓抽逃出资行为事先知情或者应当知道的，对于缺乏证据支持的原告该等主张，贵院理应不予采纳。如前所述红楼酒店公司只是在2013年10月31日至2014年5月15日期间短暂担任过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东，无论红楼酒店公司在2011年8月以及2013年9月10日的股东登记情况究竟如何，也无论齐佩林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何种亲戚关系，均不能据此即推定了两被告对齐佩林、方旗的两次抽逃出资是明知的。该些事项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更何况红楼投资公司2013年9月将8000万元转到红楼酒店公司的行为，事实上完全是基于两家公司之间业务往来而形成的正常资金流转，也没有证据证明该8000万由方旗来进行收取。因此以上的事实与抽逃出资毫无关系。最后，两被告事实上从未实施过任何协助齐佩林、方旗抽逃出资的行为，齐佩林、方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他们是遵循自身的意志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尽管被告齐黛林、齐佩林为亲姐妹关系，以及被告齐黛林与被告夏鸿光为夫妻，但不能依据该等亲戚关系，即推定两被告必然有为齐佩林、方旗的抽逃出资行为提供了协助，原告的这种观点纯属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原告在本案中也确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来说明证实两被告究竟是如何协助了齐佩林，协助了方旗来进行所谓的抽逃出资。因此原告应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第三人红楼投资公司、红楼酒店公司、方旗未作答辩。原告、两被告及第三人方旗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事实，本院结合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本案庭审笔录认定如下：刘卫红与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内容如下，（一）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于2016年5月31日前向刘卫红支付本案借款本金621万元及利息。（二）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分别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以100001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计算；2．以3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7日起计算；3．以150002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9日起计算；4．以70003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1日起计算；5．以50004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5日起计算；6．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7日起计算；7．以120005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8日起计算；8．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1日起计算；9．以50006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2日起计算；10．以350007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3日起计算；11．以50008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4日起计算；12．以270009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6日起计算；13．以30001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14．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3日起计算；15．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6日起计算；16．以200011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17．以400025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7日起计算。（三）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补偿刘卫红律师费50万元；本案仲裁费65980元由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承担，该费用已由刘卫红预缴，东莞分会不予退回，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迳付刘卫红；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应将前述律师费及仲裁费于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给刘卫红，逾期支付的，须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刘卫红计付利息。（四）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双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因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未履行（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根据刘卫红的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1日以（2016）粤01执2282号立案执行，后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2017年12月11日，刘卫红申请恢复执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粤01执恢104号立案恢复执行，后又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2018年9月10日，刘卫红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朱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016），主要内容为刘卫红将其依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在（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执行案件中对债务人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享有的壹拾万元债权转让给朱斌，其余债权由刘卫红享有和处分，与朱斌无关。2018年9月21日，刘卫红出具《债权转让确认函》，主要内容为确认上述转让事实，并确认同意上述转让债权的申请执行主体变更为朱斌。2018年10月20日，刘卫红向红楼酒店公司、红楼投资公司、方旗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执异779号案听证过程中，朱斌与刘卫红确认转让的10万元不是债权本金，而是一般债务利息，其它权益仍然归刘卫红所有。2018年11月14日，朱斌与刘卫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书面确认函，确认转让的10万元为一般债务利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01执异779号执行裁定，裁定追加朱斌为（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朱斌享有债权额为10万元）。关于该执行案的执行情况，朱斌向本院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769号执行裁定书、（2019）粤01执恢13号执行裁定书、（2019）粤01执恢13号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八执行裁定书作为参考，并陈述称，在2018年11月29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执异779号执行裁定，裁定追加朱斌为（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朱斌享有债权额为10万元），其实在该裁定作出的同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执异764-785号执行裁定，一共裁定追加李慧连等22人（包括朱斌在内）为（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李惠连等22人分别享有债权额为10万元）;李惠连等22人各自享有的10万元债权均为一般债务利息，因此是各自独立的;在追加李惠连等22人（包括朱斌在内）为申请执行人后，在2019年1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01执恢13号案恢复执行（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此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执恢13号以及（2019）粤01执恢13号之一、之二、之三执行裁定，虽有裁定采取执行措施但实际都未执行到任何款项；2019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执恢13号之四执行裁定，在查明上述事实基础上，认定由于经多方采取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被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此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执恢13号之五、之六裁定，也只是裁定采取执行措施，但实际未执行到款项；直到2020年5月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执恢13号之七执行裁定，裁定强制执行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对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到期债权6942163.21元，该裁定是有实际扣款500多万元，但该扣划的500多万元也尚未作任何分配处分；因此原告至今未获得任何清偿，另外即使该500万多元全部分配也远远不足清偿（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所确认的超1600万元的总债权（所包含的一般债务利息也已经超过了700万元）；因此，朱斌的涉案债权根据现有执行情况是无法获得清偿的。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红楼投资公司在2011年8月1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方旗，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方旗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2年5月25日，方旗认缴出资9500万元，持股比例95%，实缴出资1500万元，黄磊认缴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00万元；2012年11月26日，方旗认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实缴出资600万元，齐佩林认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实缴出资1400万元；2013年9月5日，方旗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实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3年10月31日，变更股东登记为红楼酒店公司实缴出资10000万元，持股比例100%；2014年4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齐黛林；2014年5月16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9%）、夏鸿光（持股比例1%）；2018年10月23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8%）、夏鸿光（持股比例1%）、李敏（持股比例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成章；2019年6月10日，股东变更为张永诚（持股比例36%）、夏鸿光（持股比例35%）、李敏（持股比例29%）。关于上述红楼投资公司的股份转让具体情况。根据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3年10月29日，方旗、齐佩林分别与红楼酒店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分别约定方旗、齐佩林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3000万元、7000万元转让给红楼酒店公司，转让金分别为3000万元、70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红楼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4月24日，红楼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红楼酒店公司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9900万元、100万元转让给齐黛林、夏鸿光，转让金分别为9900万元、100万元；2014年5月16日，红楼投资公司对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0月22日，齐黛林与李敏签订《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齐黛林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100万元转让给李敏，转让金额为0元；转让后，齐黛林、夏鸿光、李敏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分别为98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王成章担任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日，红楼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6月6日，齐黛林与张永诚、夏鸿光、李敏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齐黛林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3400万元、3600万元、2800万元分别转让给夏鸿光、张永诚、李敏，转让金均为0元；转让后，夏鸿光、张永诚、李敏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分别为3500万元、3600万元、2900万元；2019年6月10日，红楼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庭审时，本院明确要求齐黛林、夏鸿光应将其受让红楼投资公司股权以及将红楼投资公司股权转让出去的相关协议及支付对价的证据提交本院，以证实股权受让及转让的真实性，但齐黛林、夏鸿光仅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一份。且该协议书虽然写明出让方为红楼酒店公司，收购方为夏鸿光、齐黛林，但落款处仅有红楼酒店公司的盖章以及夏鸿光的签名，并无齐黛林的签名，对此，齐黛林、夏鸿光方解释称“因为齐黛林和夏鸿光是两夫妻，当时夏鸿光认为他签了就可以代表齐黛林了，且齐黛林对这个协议的内容是认可的，只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北京人，过来广州不方便，就只有夏鸿光过来签了。”另外，该协议书的内容也与上述工商内档内2014年4月24日由红楼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其中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中约定须待红楼投资公司取得“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项目”的政府批准开发权后，齐黛林、夏鸿光才须支付对价1亿元；而工商内档内2014年4月24日由红楼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两人均有签名）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未约定支付对价1亿元须附任何条件，并且明确约定齐黛林、夏鸿光一方须于2014年4月24日前将转让金（共计1亿元）全部付给红楼酒店公司。关于红楼投资公司的1亿元注册资本缴存、验资及使用、转出情况。根据广州融成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8月12日出具的穗融成验字（2011）第2628号验资报告显示，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红楼投资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2016年8月12日之前缴足，该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出资额为2000万元，应由方旗和齐佩林于2011年8月12日之前缴纳，经审验，截至2011年8月12日止，红楼投资公司已收到方旗和齐佩林首次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2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该验资报告附件1《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1年8月12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本期实缴注册资本6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6%；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本期实缴注册资本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14%。该验资报告附件2《验资事项说明》显示，方旗和齐佩林首次实际缴纳出资600万元、1400万元，均于2011年8月12日缴存红楼投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开立的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36×××75账户内。根据广州成鹏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8月30日出具的成鹏验字（2013）第P551号验资报告显示，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红楼投资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分期在两年内缴足，该次出资为第2期，出资额为8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经审验，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红楼投资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1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红楼投资公司的实收资本为10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该验资报告附件1《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本期实际出资情况为货币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24%；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本期实际出资情况为货币56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56%。该验资报告附件2《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前期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出资比例6%，本期实缴注册资本为2400万元，出资比例24%，累计实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30%；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前期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出资比例14%，本期实缴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出资比例56%，累计实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70%。该验资报告附件3《验资事项说明》显示，红楼投资公司系由方旗、齐佩林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44010100017528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00万元；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红楼投资公司股东由方旗、齐佩林变更为方旗、黄磊，于2012年5月25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公司变更（备案）记录》；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红楼投资公司股东由方旗、黄磊变更为方旗、齐佩林，于2012年11月26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红楼投资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分期在两年内缴足；本次出资为第2期，出资额为8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本次出资由方旗、齐佩林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其中方旗实缴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出资方式为货币2400万元；齐佩林实缴5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6%，出资方式为货币5600万元；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红楼投资公司已收到方旗、齐佩林第2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8000万元；方旗实际缴纳出资额24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40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缴存红楼投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36×××76账号内；齐佩林实际缴纳出资额56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5600万元于2013年8月28日缴存红楼投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36×××76账号内。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红楼投资公司名下账号为36×××75的银行账户，于2011年8月11日收入齐佩林所转投资款900万元、500万元，于2011年8月12日收入方旗所转投资款600万元，该三笔款项与上述红楼投资公司收到的第1期共计2000万元的投资款相对应。但上述2000万元投资款显示在2011年8月18日产生1861.11元活期存款利息后，于同日全部转出至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内，并同时销户。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在收到上述投资款及利息共计20001861.11元后，即于当日转出1990万元至齐佩林名下62×××4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还款”。之后，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又于2011年12月22日转出10万元至陈可名下36×××24银行账户内，用途列明为“往来款”，此时余额仅剩1742.50元。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红楼投资公司名下账号为36×××76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8月28日收入齐佩林所转投资款600万元、500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收入方旗所转投资款2400万元，该三笔款项与上述红楼投资公司收到的第2期共计8000万元的投资款相对应。但上述第2期投资款共计8000万元显示在2013年9月9日产生9100元活期存款利息后，于同日全部转出至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内。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在收到上述第2期投资款及利息共计80009100元后，即于2013年9月12日转出8000万元至红楼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往来款”。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红楼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于2013年9月12日收到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所转第2期投资款8000万元后，即于当日将79400000元转出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91×××54银行账户内，备注用途为“往来款”。此后至2013年9月29日，红楼酒店公司通过其名下36×××21银行账户向红楼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分两笔转回200万元、300万元，但随后又于同日分四笔30万元、30万元、30万元、10万元转给罗飞名下62×××11银行账户共100万元，以及于同日转回4012000元、于2013年11月7日转回712.62元给红楼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后即作销户处理，上述转账均备注用途为“往来款”。至此，红楼投资公司用于最终收取股东方旗、齐佩林共计10000万元投资款的36×××35银行账户，已将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全部转出并销户处理。关于红楼投资公司上述1亿元注册资本的去向及使用情况，即注册资本是否用于红楼投资公司的实际运营的情况，本院在第一次庭审时已明确要求红楼投资公司应对其1亿元注册资本的去向及用途进行举证，但红楼投资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并且在收到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参与第二次庭审和质证庭审。关于齐黛林、夏鸿光以及后续受让的股东是否有再次对红楼投资公司投入资本的行为，齐黛林、夏鸿光均表示不清楚,目前亦无任何证据显示后续还有投入资本。根据现有证据，2012年5月23日，红楼投资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合法流向说明》，记载：我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5日，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人民币；我公司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的运营情况为筹建当中，目前公司实收资本为2000万人民币，其中货币资金金额为1990万元人民币，此项金额为验资款转基本户剩余金额；应收账款项为10万元人民币，此项金额为往来账款，收款人为陈可；此两项资金项目数额均有银行收款与付款凭证作为依据；至目前我公司未进入经营状态。该说明同样未对已实收的2000万元资本为何有1990万元转账至齐佩林名下62×××4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还款”）作出任何合理解释。至于在2013年8月29日实收齐的另外8000万元注册资本，为何于2013年9月12日即转出至红楼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往来款”），齐黛林、夏鸿光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2018）湛仲字第2337号裁定书作为参考，拟说明：2013年9月12日，红楼投资公司转账8000万元至红楼酒店公司的行为是基于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是抽逃出资行为。上述裁决书的内容显示，红楼酒店公司与红楼投资公司与2013年9月10日签订有《借款协议》，约定由红楼投资公司向红楼酒店公司出借8000万元，借期为三年；红楼投资公司按约定于2013年9月12日向红楼酒店公司出借了8000万元，但借期届满后红楼酒店公司一直未能偿还借款；仲裁庭审中，红楼酒店公司与红楼投资公司均确认案涉借款用途为商业经营。但根据本院上述已查明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红楼投资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向红楼酒店公司转账的8000万元，实际上于当日即将其中7940万元转出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91×××54银行账户内（备注用途为“往来款”）。夏鸿光在庭审中陈述称，其通过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方旗出借过8000万元借款，支付至方旗指定的红楼酒店公司账户；红楼酒店公司在2013年9月12日向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7940万元，实际是方旗向红楼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后转至红楼酒店公司再转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向其清偿借款，至今还剩60万元未清偿完毕；但其当时不知道方旗还款7940万元的资金来源。由此可知，红楼酒店公司与红楼投资公司在（2018）湛仲字第2337号案中确认所谓案涉借款8000万元的用途为商业经营，是不能成立的，按夏鸿光所称实际上其中的7940万元当日即被直接转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清偿夏鸿光的借款。关于上述方旗与夏鸿光之间的8000万元借款。根据现有证据显示，2010年9月17日，方旗（甲方）与夏鸿光（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8000万元，期限180天（起始日期为款项到达红楼酒店公司账户之日记起），利息为月息8%，借款到期甲方连本带息一同归还乙方；该8000万元借款，用于支付东莞市亿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含现有建设的所有投资款）；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直接过户到夏鸿光指定的齐佩林名下，股东方旗在红楼酒店公司实际资产的70%另作为此笔借款的抵押；在约定的借款时间内红楼酒店公司的董事长及法人仍由方旗担任，乙方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对重大事项具有知情权（1、公司财务收支情况；2、公司公章由乙方指定人保管，甲方指定人签字后，即可盖章，盖章文件乙方留复印件；3、乙方为防范资金凤险而提出的其他事项知情权）；借款到期时，甲方归还借款本息后，甲方抵押给乙方在齐佩林名下的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将无偿转让到方旗名下；到期后如甲方未能按期支付利息，则乙方有权对红楼酒店公司行使70%股东的权利；同时董事长变更至乙方指定人名下，甲方保证无条件积极配合。上述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夏鸿光在2010年9月17日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借款后，已通过协议约定对红楼酒店公司具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一定的控制权（保管公司公章），并且在方旗未能到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通过指定齐佩林代持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的方式实际控制了红楼酒店公司。由此可知，夏鸿光实际从2010年9月17日之后就已经对红楼酒店公司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相应的控制权，其对红楼酒店公司在2013年9月12日向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付7940万元巨额资金不可能不知情，也即当时其不可能不知道方旗向其还款7940万元的资金来源。在上述8000万元借款中充当重要转款、收款作用的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工商档案显示是在2000年6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王东春在2009年2月15日实缴出资1000万元；2014年5月19日发生股权变更，齐黛林实缴出资990万元，王东春实缴出资10万元，王东春担任法定代表人。另查明，与红楼投资公司有密切资金往来关系的红楼酒店公司，已被2020年6月28日生效的（2020）粤01民终9984号民事判决、（2020）粤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认定为与红楼投资公司人格混同，理由如下：第一，两公司住所地混同。红楼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红楼酒店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两公司住所地址混同。第二，两公司人员混同。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职员长期存在交叉、重合的情形，红楼酒店公司曾持有红楼投资公司100%股权。案涉借款于2016年发生时，齐黛林持有红楼投资公司99%股权、同时持有红楼酒店公司50.7534%股权。红楼投资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安，红楼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股100%的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梁海珍，红楼投资公司办理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经办人马川，现为红楼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成章，均为红楼酒店公司的员工。第三，两公司业务混同。红楼酒店公司与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红楼酒店公司出具的其中加盖了红楼投资公司公章的《会议情况说明》，存放在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两公司作为共同乙方与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意定书》和《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两公司共同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第四，两公司财务混同。刘卫红提供的证据显示，两公司之间有多笔大额往来款，两公司未能解释款项的具体真实用途，红楼投资公司的销户余额亦转入红楼酒店公司的账户中，在刘卫红提供了初步证据拟证明两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下，两公司也拒绝就款项属于正常业务的往来款进行举证，应由两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两公司已发生财产混同。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该案中，红楼投资公司、红楼酒店公司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审（2020）粤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判决红楼投资公司对（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红楼酒店公司所欠刘卫红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2020）粤01民终998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红楼投资公司人格混同的红楼酒店公司工商档案显示：红楼酒店公司于2006年9月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0年9月19日变更登记为，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350万元，持股比例70%，方旗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系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3日发生股权变更，齐佩林出资165万元，持股比例33%，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黛林出资185万元，持股比例37%；2013年10月31日发生股权变更，方旗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20%，齐黛林出资253.7670万元，持股比例50.7534%，王憬瑜出资146.2330万元，持股29.2466%；2016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范志强；2016年12月19日，原股东王憬瑜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齐黛林；2018年6月12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秋虎，原股东齐黛林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赵秋虎。又查明，夏鸿光通过多重代表关系与方旗之间还有其他借款抵押关系。2018年10月30日，夏鸿光以声明人名义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声明：贵院受理刘卫红申请执行方旗、红楼酒店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一案，现本人知悉贵院正启动拍卖方旗名下位于汇侨新城汇侨路72号的21套房屋及其他3套房屋，共24套房屋的相关事宜，对此，本人郑重向贵院陈述如下意见：一、本人都是该等房屋的抵押权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本人对该等房屋的处置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本人在该24套抵押房屋登记的抵押权利价值为2768.618万元，如果贵院最终裁定处置该等房屋，请贵院扣减先行扣减该等金额优先偿付给本人后，剩余款项方可用于贵院执行案件的相应债务偿付事宜；三、望贵院将有关本案的法律文书寄送之如下地址：北京市石景区鲁谷大街53号西富港写字楼4层招商办。2019年6月26日，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鸿润华厦商贸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权益保留声明书》，内容为：2018年10月30日，夏鸿光经我们两公司同意向贵院提交了《权益保留声明》，阐述了在2012年10月15日齐佩林代表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与方旗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合同内容：方旗用其个人位于广州市的24套房屋作为抵押，向齐佩林代表的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为此，齐佩林于2012年10月17日签署了《权利确认书》，证明借给方旗的款项实际是由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所出借，齐佩林只作为上述两家公司的代表人，来间接完成对方旗的借款手续；在2012年11月19日，齐佩林以个人名义代表两公司到广州市房地产登记与交易中心办理了方旗个人位于广州市24套房产（广州市白云区汇侨新城汇侨路72号的21套及其他3套共24套）的抵押手续，抵押权人是齐佩林；同时齐佩林也于当日获取了此24套房产的“房屋他项权证明”；以上情况完全属实；故显而易见齐佩仅仅只是上述我们两家公司的出借代表人，而事实是方旗提供的24套位于广州市房产的抵押权归属是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共同所有，并且方旗的个人借款实际债权人也为我们两家公司；以上述实际情况描述为依据，我们两公司特此向贵院提交此权益保留声明书（附相关证明材料），请求贵院依法保留我们两公司的合法权益。关于齐黛林、齐佩林、夏鸿光、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本院查明，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齐黛林与夏鸿光是夫妻关系。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01年11月3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2001年11月20日齐佩林、夏鸿光、李增新分别出资500万、400万、100万；2014年3月10日发生股权变更，齐黛林、夏鸿光分别出资600万、400万，齐黛林担任法定代表人。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是在2008年9月10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10万人民币，由股东齐黛林于2008年8月27日出资10万元，且齐黛林是法定代表人。最后，关于方旗本人的实际出资能力，方旗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经本院审查准许，朱斌申请向银行调取了方旗名下用于出资的银行账户62×××76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1年8月10日时仅剩192774.31元的余额，后于2011年8月11日收到齐佩林名下账户62×××41汇入200万元，以及于2011年8月12日收到不知名账户62×××63、36×××58分别汇入400万元、180万元，此时在部分款项转出后余额达到6104774.31元；2011年8月12日，方旗即通过该账户向红楼投资公司履行出资600万元的义务，出资后账户余额为104774.31元；该账户2013年8月27日时仅剩9992.5元的余额，后于2013年8月28日收到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账户02×××04汇入2400万元，注明为借款；次日2013年8月29日，方旗即通过该账户向红楼投资公司履行出资2400万元的义务，出资后账户余额仅为14892.5元。结合方旗本人出资账户的交易明细以及上述查明的多笔借贷事实来看，方旗当时并不具备以自有资金实际向红楼投资公司出资3000万元的能力。本院认为，本案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2018）粤01执异779号执行裁定书，应确认朱斌对红楼投资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且红楼投资公司无履行债务能力致使朱斌享有的合法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故朱斌有权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红楼投资公司股东就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抽逃出资或受让瑕疵股权等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朱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方旗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等不实出资行为；三、齐黛林、夏鸿光应否在方旗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红楼投资公司所欠朱斌10万元利息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由于齐黛林、夏鸿光提出朱斌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故本案应先审查诉讼时效问题。首先，朱斌的涉案债权标的（10万元利息）是经生效仲裁调解书确认的债权中的一部分，后因发生债权转让经执行裁定确认追加朱斌为申请执行人而来，故本身并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其次，关于朱斌提起本案诉讼以方旗承担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补充赔偿责任为基础要求齐黛林、夏鸿光作为股权受让人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朱斌因在涉案执行案件中所确认债权至今未获清偿，而诉请股权受让人齐黛林、夏鸿光依法连带承担股东方旗所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也即齐黛林、夏鸿光关于朱斌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股东出资是公司设立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股东出资形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法人财产是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保证。在公司法理论上，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可进一步细化为股东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三种情形。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红楼投资公司两股东齐佩林、方旗的第一期出资款1400万元、600万元合共2000万元，在办妥验资手续一周后其中的1990万元被转回至齐佩林名下账户；齐佩林、方旗的第二期出资款5600万元、2400万元合共8000万元，在办妥验资手续后也很快被转出至红楼酒店公司，其中的7940万元被转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后出资款9990万元没有再回到红楼投资公司账户，没有实际用于红楼投资公司的经营。上述9990万元出资款进入验资账户后很快就被转出公司账户，大额资金流向明显异常，且红楼投资公司、方旗、红楼酒店公司、齐黛林和夏鸿光对此均无合理解释。其中，方旗、齐佩林在2011年8月出资的第一期资本2000万元，在验资一周后即将其中的1990万元转回齐佩林的个人账户，无任何合理解释，并且直至2012年5月23日红楼投资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方《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合法流向说明》也承认公司未进入经营状态，因此足以认定第一期出资中转回齐佩林账户的1990万元并未实际用于红楼投资公司的经营，而是未经法定程序就被抽回。另外，关于2013年8月出资的第二期资本8000万元。夏鸿光在庭审中陈述称其中转入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7940万元实际是方旗向红楼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后转至红楼酒店公司再转至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偿还其个人所欠夏鸿光8000万元的债务，至今仍有60万元未偿还；但庭审后又向本院提交了（2018）湛仲字第2337号裁定书作为参考，认为红楼投资公司向红楼酒店公司在2013年9月12日转账8000万元，是红楼酒店公司向红楼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夏鸿光的上述陈述前后不一，且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在无任何担保的情况下红楼投资公司为何愿意出借8000万元巨款给方旗用于偿还其个人借款，并且如此巨额的借款双方还没有签订任何借条等借款凭证，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常识。其次，既然上述8000万元是方旗向红楼投资公司所借，只是经由红楼酒店公司的账户，并最终主要用于偿还方旗个人所欠夏鸿光的借款，但为何实际借款人方旗既未出具任何借款凭证，也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其须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反而由不是实际借款人、也不是主要最终受益人的红楼酒店公司向红楼投资公司出具《借款协议》、《还款协议》等借款凭证，并最终经湛江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裁决确认须承担80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还款责任，明显不合常理。实际上，从方旗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方旗当时并不具备实际出资2400万元的能力，且红楼投资公司与红楼酒店公司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人格混同，两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应据此推定为虚假借贷关系，故不论夏鸿光作何种解释，都足以认定方旗、齐佩林在2013年8月向红楼投资公司出资的共计8000万元并未实际用于红楼投资公司的经营，而是未经法定程序就被抽回。上述抽逃出资的行为严重侵蚀了红楼投资公司资本，减损了红楼投资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朱斌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并且，方旗作为时任红楼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上述出资款的抽逃均应视为知情且同意，故不论上述款项是否进入方旗个人账户都不影响抽逃行为的性质。综上，足以认定方旗确有抽逃出资的不实出资行为，至于抽逃出资的具体金额，由于红楼投资公司所收资本中尚有10万元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为已抽逃，且方旗和齐佩林的资本是一起被抽逃的，也无法认定上述10万元具体是谁所出资，因此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方旗抽逃出资的金额为2990万元。因此，朱斌作为红楼投资公司的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股东方旗在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红楼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由于方旗根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本来已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故朱斌再诉请方旗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红楼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实际意义，因此朱斌在本案中未提出该诉请，并无不妥。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齐黛林在2012年5月3日登记成为红楼酒店公司持股37%的股东，到2013年10月31日持有红楼酒店公司50.7534%股权。根据2010年9月17日方旗与夏鸿光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夏鸿光在2010年9月17日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借款后，已通过协议约定对红楼酒店公司具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一定的控制权（保管公司公章），并且在方旗未能到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通过指定齐佩林代持红楼酒店公司70%股权的方式实际控制了红楼酒店公司。虽然，根据红楼投资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3年10月29日，方旗、齐佩林分别与红楼酒店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方旗、齐佩林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3000万元、7000万元转让给红楼酒店公司，转让金分别为3000万元、7000万元；2014年4月24日，红楼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红楼酒店公司将其对红楼投资公司的出资9900万元、100万元分别转让给齐黛林、夏鸿光，转让金分别为9900万元、100万元。但实际上，目前并无任何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本案中夏鸿光还向本院提交了另一份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约定了附条件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确认并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此后，齐黛林、夏鸿光在转让红楼投资公司股权给李敏、张永诚等人时又均约定转让款为0元。显然，如果红楼投资公司实际有10000万元注册资本用于经营，则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0元均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上述股权的受让人均应推定为对红楼投资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结合齐佩林直至2013年10月29日都是红楼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红楼投资公司与红楼酒店公司人格混同、齐黛林和夏鸿光（通过齐佩林）实际掌控红楼酒店公司、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齐黛林和夏鸿光是夫妻关系等事实，在齐黛林、夏鸿光未能提供充足证据反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齐黛林、夏鸿光在受让红楼投资公司股权时是明知方旗、齐佩林、红楼酒店公司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并且，齐黛林、夏鸿光是夫妻关系，在受让红楼投资公司股权时，与红楼酒店公司并未分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红楼投资公司工商内档中所保存的2014年4月24日红楼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所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齐黛林、夏鸿光在本案中提交的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都是齐黛林、夏鸿光一起作为受让方出现），且庭审时齐黛林、夏鸿光也确认“因为齐黛林和夏鸿光是两夫妻，当时夏鸿光认为他签了就可以代表齐黛林了，且齐黛林对这个协议的内容是认可的。”因此，足以认定齐黛林、夏鸿光作为夫妻，对两人共计受让红楼酒店公司所持红楼投资公司100%股权是共同知情且同意的，依法应对此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方旗应在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红楼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齐黛林、夏鸿光则应共同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方旗未出资本息金额及齐黛林、夏鸿光受让的股权金额均远远超过红楼投资公司所欠朱斌10万元利息债务，且方旗所持红楼投资公司股权在全部转给红楼酒店公司后又全部转给了齐黛林、夏鸿光两夫妻，故朱斌现要求齐黛林、夏鸿光对红楼投资公司所欠朱斌10万元利息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红楼投资公司、红楼酒店公司以及方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第二次庭审和质证庭审，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齐黛林、夏鸿光在第三人方旗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2018）粤01执异779号执行裁定书所确定欠原告朱斌10万元利息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齐黛林、夏鸿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巫仕平人民陪审员  李玉兰人民陪审员  钟利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辜晓静陈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