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4431号原告：刘穗平，女，196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告：江健，男，1968年7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玲，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国财，男，196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被告：章银秀，女，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被告罗国财、章银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国财、章银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仲明，男，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继顺，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静仪，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北路120号自编C101。法定代表人：罗国财。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唐力。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豪生，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富英，男，193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新，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冯鑫，男，196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冯祥龙，男，1989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穗平，系其母亲，身份信息同上。原告刘穗平、江健诉被告罗国财、章银秀、罗仲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张富英、冯鑫、冯祥龙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8日以（2018）粤0111民初3102号予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12月28日做出（2018）粤0111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粤01民终43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2018）粤0111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重审。2019年7月4日，本院以（2019）粤0111民初24431号立案受理，并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刘穗平，原告刘穗平、江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宇、孙琳玲，被告罗国财、章银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祥，被告罗仲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继顺、曾静仪，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豪生，第三人张富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新，第三人冯祥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穗平，第三人冯鑫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穗平、江健诉称：被告罗国财与被告章银秀为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被告章银秀知悉且同意的情况下，被告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被告罗国财贷款5000000元，期限为六个月。2016年2月3日，原告和被告章银秀、被告罗仲明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被告路泰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原告与被告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为被告罗国财前述《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被告罗国财逾期拖欠贷款，2017年6月27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原告和被告发出《贷款催收函》催收。因被告罗国财无力偿还所欠贷款，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代被告罗国财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偿还所欠债务金额5423211.5元。原告代被告罗国财偿还上述欠款后，被告罗国财、章银秀始终未向原告偿还上述欠款，被告罗仲明、路泰公司也未履行其担保责任。请求判令：1、被告罗国财向原告清偿代偿款人民币5423211.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代偿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截至2018年6月10日利息暂计：205765.68元），以上暂计：5628977.18元；2、被告章银秀以夫妻共同财产对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罗仲明、被告路泰公司对第1项请求承担五分之一按份担保责任；4、四被告承担本案相关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及公告费等）及原告为实现债权垫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费、律师费、评估费等）其中诉讼费49762.4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20000元，担保公司出具诉讼保全费5423.21元。上述费用合计5709162.79元（暂计至2018年6月10日）。另，原告明确各被告承责的依据：首先，被告罗国财承担责任是基于贷款合同中明确被告罗国财是借款人；其次，请求被告章银秀以夫妻共同财产对被告罗国财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章银秀作为配偶方签署了保证合同，其明确知道且同意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章银秀应就罗国财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第三，被告罗仲明、路泰公司承责是基于保证担保合同，被告罗仲明、路泰公司均是保证合同的连带保证人，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九民会议纪要》保证人应按份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冯鑫不应该作为保证人承担责任，保证合同签署主体为保证人江健、章银秀、罗仲明、刘穗平，无冯鑫，平安银行的代偿证明已经明确本案是由章银秀、罗仲明、江健、路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冯鑫之所以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是基于平安银行对于配偶方要求其签字的规则，但是实际上冯鑫并不是保证人，平安银行也从未向冯鑫进行要求履行保证责任的催款。被告罗国财、章银秀辩称：一、客观事实。1、原告将两套房屋自愿借给圣城公司向银行抵押借款，获得高额回报款。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圣城公司签订《借资抵押协议书》，原告将其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的房屋借给圣城公司作为抵押物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进行贷款，圣城公司每月向原告支付回报款59600元（按房产总值的0.8%计算）。2、原告和圣城公司因授信额度限制，便委托罗国财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并确认罗国财不承担因贷款的法律责任。由于圣城公司和张富英在平安银行有授信额度限制，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不能进行贷款，因此圣城公司、张富英协商，以罗国财及被告路泰公司的名义办理“银行贷款”和“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为此原告与圣城公司签订《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确认：罗国财代表原告和圣城公司办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银行贷款”和“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以及作为原告抵押房屋后的乙方款项接受人。在此甲、乙双方明确本协议期间此两人所产生的一切与原告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债务将由圣城公司和控股人张富英（持有圣城公司80%股份）先生全部负责。3、罗国财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并将全部贷款给付圣城公司，并没有使用贷款。《借资抵押协议书》和《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签署后，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于2013年2月1日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平安银行授信5000000元；同日，原告和张富英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4、圣城公司独自使用5000000元银行贷款。2013年2月1日，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贷款人民币5000000元，原告和圣城公司指定罗国财将5000000元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直接划入“周相斌”的平安银行账户（账号：62×××70）。圣城公司通过“周相斌”的平安银行账户向邓卓营（100万元）、李春波（200万元）、陈仁（100万元）、温启强（50万元）和叶邵棉（50万元）五人支付总计5000000元工程款等费用。5、圣城公司未还5000000元银行贷款，每年进行“借新还旧”并支付银行利息，罗国财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银行利息。2014年，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到期后，圣城公司没有还款，原告和圣城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协商支付银行利息并“借新还旧”。2014年2月8日，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贷款500万元用于偿还2013年未还贷款。2015年，再次“借新还旧”并于2015年1月30日由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贷款500万元用于偿还2014年未还贷款。2016年，再次“借新还旧”并于2016年2月3日由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贷款500万元用于偿还2015年未还贷款。2016年8月1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到期后，圣城公司没有还款，罗国财没有再为原告和圣城公司继续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6、圣城公司每月向原告支付抵押房屋回报款，原告刘穗平已实际收到回报款145万元，原告江健已实际收到回报款252345元，罗国财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费用。7、审计报告书确认原告与圣城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2016年5月23日，圣城公司委托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书，该报告书明确确认原告刘穗平、江健作为出借方收到利息（回报款）。8、原告在圣城公司破产重整期间，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抵押房屋回报款的债权。2016年9月2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破5-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圣城公司破产重整。（1）原告江健以抵押房屋的回报款向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金额11102069.32元，2017年4月12日，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确认原告江健抵押房屋回报款为普通债权。2017年5月9日，原告江健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到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处理，该案件目前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开庭期间，罗国财出庭证实原告将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事实。（2）原告刘穗平以抵押房屋的回报款向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金额为9923765元，2017年4月12日，圣城公司管理人出具《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确认原告刘穗平抵押房屋回报款为普通债权。2017年5月9日，原告刘穗平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到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处理，该案件目前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开庭期间，罗国财出庭证实原告将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事实。二、原告自愿将其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用于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并非为罗国财借款。1、原告与圣城公司签订《借资抵押协议书》及《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原告自愿将其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2、原告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明确原告自愿将其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并非借给罗国财。3、原告每月从圣城公司获得房屋抵押回报款，罗国财从来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4、圣城公司破产重整时，原告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房屋抵押回报款。三、圣城公司是实际借款人、使用人。1、原告自愿将其两套房屋借给圣城公司用于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2、银行贷款500万元也是由圣城公司使用。3、圣城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支付贷款利息。4、圣城公司向原告支付房屋抵押回报款。四、罗国财是代借人，即受原告和圣城公司委托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是委托代理关系。1、原告自愿将其两套房借给圣城公司用于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2、罗国财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500万元给圣城公司自己没有使用。3、罗国财没有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及向原告支付房屋抵押回报款。4、原告和圣城公司承诺，罗国财代表原告和圣城公司办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银行贷款”和“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贷款期间此两人所产生的一切与原告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债务将由圣城公司和控股人张富英全部负责，与罗国财无关。5、罗国财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贷款到期，罗国财不承受偿还贷款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责任，应由圣城公司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五、罗国财、罗仲明、章银秀和路泰公司也是因代表原告和圣城公司办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银行贷款”和“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的需要，才在相关文件中签名，与本案也无任何关联。六、《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明确罗国财受原告及圣城公司、张富英的委托向银行贷款，并约定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将由圣城公司和张富英全部负责。另，原告所适用的法律在本案中不适用，若双方没有内部规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行使，但是双方有内部协议约定，即借资抵押协议一、二、三，原告所主张的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可以看出，实际上保证关系已经终结，现双方承担责任包括追偿都应该依据借资抵押协议，本案是有内部协议支撑，不适合以担保后进行追偿。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分清是非，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被告罗仲明辩称：一、被告罗国财仅是圣城公司的代理人，银行和原告均明确知悉该事宜，本案的贷款合同应按照隐名代理的关系直接约束原告、圣城公司与平安银行，与被告罗国财无关。原告明确知悉本案借款人是圣城公司，被告罗国财仅是代理人，并签下“协议期间此两人所产生的一切与甲方（原告）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债务将由圣城公司和控股人张富英先生全部负责”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该借款所生的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圣城公司，与被告罗国财无关。原告提供担保的收益由圣城公司支付，其亦向圣城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就案涉债权进行债权申报，即原告从事实上亦认可本案债务应由圣城公司承担，其向被告罗国财行使追索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罗仲明并不认识被告罗国财以外的其他任何主体，故是在认为借款人是被告罗国财的基础上提供的担保，但事实上被告罗国财并非实际借款人，罗仲明并无为圣城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愿，意思表示不真实，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规定，担保行为不生效，罗仲明不承担责任。三、本案债权5000000元，原告提供的抵押物权利价值合计6308179元，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罗仲明作为保证人，仅需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要求罗仲明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依据。四、本案的案由是追偿权纠纷，原告是基于其抵押人的身份履行了债的清偿责任，而非保证人身份。根据《担保法》第57条和《物权法》第176条，原告作为抵押人清偿债务后仅有权向借款人追索，无权向其他保证人追索。五、退一步来说，从追偿权担保的角度而言，如果要求本案担保人承担义务，则两原告与张富英、圣城公司均是担保人，应当一并分担被追偿份额，且两原告既是抵押担保亦是保证担保，应当承担两份担保，如此结合罗仲明、章银秀、路泰公司的担保，存在9份担保，罗仲明也仅需承担九分之一的责任，而非五分之一。综上，原告要求罗仲明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另补充：冯祥龙是借资抵押协议的一员，应对追偿的份额承担责任。冯鑫既是抵押合同的一方，又是保证合同的一方，应当承担两份责任，即便追偿权成立，也应是12份担保；物权法生效后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没有权限向其他担保人追偿，本案中各方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没有约定项目追偿的权利，所以本案中罗仲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管是从外部责任还是内部责任。本案并无限定是物的担保抵押人的问题，原告认为只有物保才有追偿，若按《九民会议纪要》的解释，即使共同担保的情况下，也存在追偿，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意味着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实现，债权债务消灭。原告在原起诉状中明确表明为了防止名下提供的抵押房屋被起诉拍卖，因此其偿还了欠款，表明其是以抵押人的身份偿还借款，是属于原告对自身不利的自认，现其认为其是担保人明显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则，若其仅是基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更加不能追偿，因为各方的担保没有明确约定。被告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辩称：无答辩。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述称：圣城公司确认案涉借款确实为圣城公司所用，圣城公司根据借资抵押协议书也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回报款。同时，对于两原告向圣城公司管理人提出了债权申报，管理人也对相应的回报款的金额做了对应的确认。第三人张富英述称：首先，原告最初确实是将案涉的两套房屋借给了圣城公司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但是在之后的借款出借过程中，罗国财要求圣城公司向其个人出具了欠条，确认这笔借款是属于其个人出借给公司的。同时刘穗平也已经将案涉的房屋处置后代还了罗国财在平安银行的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原告刘穗平和江健所代偿的案涉的五百多万元至今都没有被圣城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确认为已确认债权。破产管理人所提到的债权跟本案无关。其次，罗国财在江西抚州中院曾经起诉圣城公司，其所起诉的债权当中就已经包含了案涉的500万元的银行贷款，这说明罗国财已经自认了这笔债权就是其个人的负债，否则的话，罗国财就涉嫌虚假诉讼，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从罗国财所提供给破产管理人的债权申报文件当中，有多份的证据也都能够证明他向管理人所申报的债权已经包含了案涉的500万元。而且罗国财一直都是都在以该笔借款为由向圣城公司收取高额利息。本来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罗国财的个人债权大概有八千多万已经是被确认了的，但由于张富英一直在信访投诉，且张富英也就其所涉及的这两单虚假诉讼向江西高院申请了再审，所以暂时管理人把其债权移出了表外。罗国财一方面主张这个钱是公司借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自己把这笔500万借给了公司，一直在从公司拿利息，同时在申报债权的时候也是把这500万计算在内的。如果罗国财认为本案中的500万是圣城公司的借款，那么他在江西的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第三人冯鑫述称：我方不是案涉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同意原告意见。第三人冯祥龙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经审理查明，圣城公司于2011年8月31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何予斌，股东为何予斌、张富英。2012年12月15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甲方、债权人）与圣城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借资抵押协议书》，约定：债务人乙方在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棠溪村佛山一环路地段建设仓储项目，需借用债权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作为抵押物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投入乙方仓储项目建设。一、本协议书是因为乙方债务人圣城公司的法人和控股人张富英先生提出其企业发展需要，针对在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棠溪村佛山一环路地段建设大型仓储物流项目，愿意按照本协议双方签署确定的经济保障收益条件，向本协议的甲方债权人借房屋资产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进行抵押贷款的融资行为。二、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书作为甲方债权人为了乙方债务人进行的银行抵押，在确保保障甲方债权人所持有的借资抵押物不受损失或者侵害为前提基础而签署本协议书；同时也是对发生银行按《抵押合同》条款执行相关处理或偿还债务后乙方债务人对甲方债权人的财产权益的保证承诺。四、乙方借用甲方抵押贷款的房屋，须由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但甲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各项条款及甲方的责任和义务，全部由乙方履行，乙方负责按时向银行还本付息及支付一切费用，包括如发生需要甲方抵押物进行抵押银行债务时的所有费用款项。否则，由此而引起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五、甲方借给乙方的抵押物，经初评，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评估值为5439600元，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评估值为2010600元，总计合值为7450200元，乙方按该房屋评估总值和以下约定计付给甲方的回报款项：（一）从甲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和向房管局办理房屋抵押之日后第10天起至该物业注销抵押之日止，每月按照该房屋评估总值0.8%付给甲方回报款，即：乙方每月付给甲方59600元；（二）从甲方抵押的物业注销之日起至乙方土地承租期满之日止（即2036年6月5日），乙方每月按照该房屋评估总值0.4%付给甲方的回报款，即：乙方每月付给甲方29800元；（三）乙方付给甲方的回报款，每月计付一次，即乙方在每月10号前计付上月的回报款给甲方。六、违约责任。（一）乙方如不能按时支付给甲方的回报款，逾期每天则按照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落款处甲方有“冯祥龙”、“刘穗平”、“冯鑫”签名，乙方处有“圣城公司”印章、“张富英”、“何予斌”签名。同日，江健（甲方、债权人）与圣城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借资抵押协议书》，约定：债务人乙方借用债权人甲方所有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乐径2号3002房和海珠区纺织路名都一街1号2507房作为抵押物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投入圣城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甲方借给乙方的抵押物，经评估3002房价值4262300元，2507房价值2046300元，共计6308600元，从甲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和向房管局办理房屋抵押之日后第10天计起至该物业注销抵押之日止，乙方每月付给甲方回报款50469元；其余约定条款与前述《借资抵押协议书》内容一致。落款处甲方有“江健”签名，乙方处有“圣城公司”印章、“张富英”、“何予斌”签名。2012年12月28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甲方、债权人）与圣城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关于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基于甲方本人在正式办理银行抵押担保手续时，获悉乙方圣城公司张富英董事长确认，由于其公司和本人银行授信额度限制，只能通过何予斌、罗国财代表乙方和甲方办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银行贷款”和“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以及作为甲方抵押房屋后的乙方款项接受人，在此甲乙双方明确本协议期间此两人所产生的一切与甲方抵押贷款以及相关法律和债务将由圣城公司和控股人张富英全部负责。协议落款处分别有甲方“冯鑫、刘穗平”签名，乙方处有“圣城公司”印章及“张富英”、“何予斌”签名。同日，江健（甲方、债权人）与圣城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关于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与上述补充协议内容一致。2013年2月1日，罗国财（甲方、额度申请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额度授予人）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授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综合授信额度500万元，循环额度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36个月，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6年2月1日，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贷款。同日，罗国财（甲方、借款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贷款人）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贷字2013第RL20130201001705号；额度内额度合同编号：平银（广州）授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贷款金额5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4年2月1日；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7.8%；贷款用途具体为采购车辆运输经营权；贷款资金采取受托支付方式；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同日，张富英（保证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额保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为了保证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罗国财（债务人）合同的履行，张富英愿意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罗国财从2013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上述债务本金最高额为5000000元。同日，刘穗平、江健（抵押人）以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天河区天乐径2号3002房作为抵押物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抵押权人）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额抵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为保证罗国财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合同的履行，江健、刘穗平愿意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为债务人罗国财从2013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上述债务本金的最高额为5000000元。同日，罗国财签署《小微出账确认书》，申请将借款5000000元支付至周相斌账户。2013年2月6日，周相斌向案外人邓卓营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工程款”，该汇款凭证下方注明“该收款人为圣城公司建筑工程队”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同日，周相斌向案外人李海波转账2000000元，用途为“工程款”，该汇款凭证下方注明“该收款人为圣城公司建筑工程队”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同日，周相斌向案外人陈仁转账1000000元，用途为“工程款”，该汇款凭证下方注明“该收款人为圣城公司建筑工程队”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同日，周相斌向案外人温启强转账500000元，该汇款凭证下方注明“为圣城公司归还短期借款”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2016年5月30日，周相斌向案外人叶邵棉转账500000元，该汇款凭证下方注明“为圣城公司归还短期借款”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上述款项合计5000000元。罗国财表示周相斌收到款项后代表圣城公司支付了5000000款项；刘穗平、江健表示不清楚该款项的情况；圣城公司对该转账情况予以确认；张富英表示其从未要求罗国财将该借款转入周相斌的账户，至于平安银行将该款项转入周相斌账户后，该款项是否实际用于圣城公司的经营管理，要看付款时是否有相应的依据而上述汇款凭证仅有4500000元，另外500000元在何处罗国财也没有证明。2013年3月6日，江健（甲方、债权人）与圣城公司（乙方、债务人）签订《关于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对于乙方借用甲方房屋用于抵押贷款的期限依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期满之日作出相应变更。2014年2月8日，罗国财（甲方、借款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贷款人）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贷字（2014）第RL20140208000618号；额度内额度合同编号：平银（广州）授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贷款金额5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4年2月8日起至2015年2月8日，贷款用途为支付运输费用。罗国财表示该款项用于“借新还旧”。2015年1月31日，罗国财（甲方，借款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贷款人）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贷字（2015）第SW20150129000073号；额度内额度合同编号：平银（广州）授字（2013）第RL20130201001653号），约定贷款金额5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1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29日，贷款用途未明确。罗国财表示该款项用于“借新还旧”。2016年1月25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甲方）与圣城公司（乙方）、张富英（乙方、股东兼董事长）、何予斌（乙方、股东兼总经理）、罗国财（乙方、股东）签订《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内容为：甲乙双方曾于2012年12月15日签订了《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圣城公司以及乙方实际控股人张富英先生，因建设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棠溪村佛山一环路地段的仓储项目，为了应急处理该项目在建设期缺乏资金解决施工单位春节期间民工返乡工资极其困难紧张的问题，特此请求甲方提供房屋抵押向银行办理抵押融资贷款，以解决乙方的燃眉之急举措。在乙方借贷额度受限的情况下，为实现此笔银行贷款用于上述仓储项目的建设，乙方以其股东何予斌、罗国财等两位先生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融资贷款，特此甲、乙双方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了《关于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确认了委托何予斌、罗国财等两位先生以个人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进行融资贷款，并由张富英董事长作担保人和确认均由乙方全面承担上述的法律行为和经济责任，融资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200万元整。对此，甲方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的物业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的物业作为抵押物，分别为何予斌、罗国财等二人先生以个人名义向平安银行办理融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现鉴于乙方上述的抵押融资行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所签署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所约定的三年担保时间已经过期以及即将到期（即甲方抵押物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屋抵押期限至2015年12月27日；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屋抵押期限至2016年2月1日）之际，乙方提出遇到极大困难情况，特此再次向甲方请求提出向平安银行办理延期半年的抵押担保融资贷款事项。对此，为了保证甲方的权益不受损失，特别是乙方确保保证能遵循履行双方于2012年12月15日所签署的《借资抵押协议书》以及2012年12月28日签署的《关于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等生效的法律条款以及经济责任为前提基础，再次签订本延期补充担保协议。一、首先，乙方张富英董事长、何予斌总经理、罗国财股东等一致确认同意声明，上述甲、乙双方所签署生效的法律文件均具有法律效应；乙方目前所有的股东张富英、何予斌、罗国财等三位为乙方全体股东，特此保证声明对甲、乙双方所签署的所有法律合同文件均没有任何异议，甲、乙双方所签署生效的合同文件的公章不存在任何异议，同时声明一定确保甲方的一切权益受法律保障不受任何损失。二、乙方再次保证确认对何予斌、罗国财等二人上述借用甲方的资产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办理融资行为是乙方的公司行为。如遇到到期未能归还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事项，贷款银行行使抵押权，导致甲方提供抵押的房屋面临被处置风险时，乙方保证承诺，除负责为何予斌、罗国财等二人偿还上述贷款外，还须连带确保甲方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同时承担因此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影响。三、张富英董事长同意为乙方的上述承诺声明，承担甲方的连带保证责任，并同意将其名下的所有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企业股权权益等（如下述公司的股权）作为向甲方做质押担保；乙方承诺保证，若乙方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如同时当遇到张富英董事长所持有的不动产以及权属如下述资产出现再被他方处置时，乙方以及张富英董事长同意确保甲方为第一优先享受处置权人，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1）广州华圣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3）佛山市圣峰仓储有限公司；（4）佛山市三水圣通南拓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四、乙方股东之一何予斌先生确保同意对甲方承诺声明，承担甲方资产的再质押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并同意将何予斌先生名下所持有的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企业股权权益等（如下述公司的股权）作为向甲方做质押担保；何予斌先生承诺保证，若何予斌先生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或同时当遇到乙方和何予斌先生权属不动产以及如下述拥有的资产出现再被他方处置时，何予斌先生同意确保甲方为第一优先享受处置权人，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1）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2）广东求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3）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广州市求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5）广州伟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五、乙方股东之一罗国财先生确保同意对甲方承诺声明，承担甲方资产的再质押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并同意将罗国财先生名下所持有的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企业股权权益等（如下述公司的股权）作为向甲方做质押担保；罗国财先生承诺保证，若罗国财先生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或同时当遇到乙方和罗国财先生权属不动产以及如下述拥有的资产出现再被他方处置时，罗国财先生同意确保甲方为第一优先享受处置权人，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1）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六、甲、乙双方再次确认同意基于上述2012年12月15日所签署的《圣城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主合同的借资抵押协议是乙方为了及时应对解决春节期间返还民工过节的工程款遇到极其困难特向甲方请求的紧急举措；当时甲、乙双方就乙方先支付甲方取得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1号之三中海花城湾B3栋2602房的房产证后再进行向平安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的工作中，其中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19万元是全部用于清算房产证的中还存在对招商银行没有结清剩余房贷款的事项。对此，甲、乙双方同意基于这三年来双方的友好合作，甲、双方同意通过执行与结算上述借资抵押贷款的主合同“经济责任和义务”的结算基础上，乙方履行合同对甲方的收益进行收支抵扣核算（其中：甲方不计算乙方违约金额，乙方也不向甲方计算其利息款项）；但是在抵扣总额119万元对等核算完成后，乙方确保继续履行主合同的法律义务和承担经济责任向甲方依时履行合同办理支付结算手续等工作。七、乙方向甲方保证在办理甲、乙双方再延期签署半年资产抵押合同后，乙方履行主合同的义务和责任，确保于3月5日前先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20万元整，另主合同剩余款项将继续确保向甲方履行执行合同条款依时办理支付。八、甲、乙双方同意对于再延期半年资产抵押融资贷款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乙方同意确保向甲方的每月履行合同汇报利息确认为1.6%进行核算，违约延期支付罚息计算将继续执行主合同的条款。九、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声明，本再延期资产抵押合同完成后，乙方必须无条件地履行全责向平安银行及时办理注销银行抵押手续，无条件地将房产证原件归还给甲方，如果再出现乙方需要再延期抵押融资贷款行为时，乙方将无条件的向甲方承诺保证和声明，履行合同及时对甲方的抵押资产进行置换资产抵押，确保甲方的资产权益不受任何损失，并同时保证上述工作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全面履行合同向甲方办理合同结算所有应付未付等支付清算事项。十、乙方向甲方保证，对甲、乙双方主合同剩余合同期限的执行，如果需要进行提前清算工作时，乙方同意向甲方回报清算款项将按照不少于80%的清算方式进行计算回报甲方，对此，乙方承诺不存在任何异议以及任何附加条件。协议落款处分别有甲方“冯鑫、刘穗平、冯祥龙”签名，乙方处有“张富英（圣城公司股东兼董事长）”签名，“何予斌（圣城公司股东兼总经理）”签名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及“罗国财（圣城公司股东）”签名。同日，江健与（甲方）与圣城公司（乙方）、张富英（乙方、股东兼董事长）、何予斌（乙方、股东兼总经理）、罗国财（乙方、股东）签订《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约定内容除江健提供的抵押物为海珠区纺织路名都一街1号2507房、广州市天河区天乐径2号3002房外，其余约定条款均与上述《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内容一致。协议落款处分别有甲方“江健”签名，乙方处有“张富英（圣城公司股东兼董事长）”签名，“何予斌（圣城公司股东兼总经理）”签名，及“罗国财（圣城公司股东）”签名。2016年2月3日，罗国财（甲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签订《贷款合同》（以下简称“2016年《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贷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号，约定：甲方向乙方贷款5000000元，贷款期限6个月，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16年8月1日；本合同项下人民币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8.10405%（系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86.3%，现时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归还原合同编号SW20150129000073项下的贷款，甲方要在乙方发放贷款后的第三个月归还本金400000元，到期结清全部本息。合同签订当日，刘穗平、江健（甲方）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以下简称“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抵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号，约定：为了保证乙方与罗国财（以下称债务人）合同的履行，甲方愿意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本合同抵押担保的范围为平银（广州）贷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号《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经甲乙双方商定，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仅限用于归还借款人罗国财在乙方合同编号为SW20150129000073项下的贷款等。抵押物清单显示，刘穗平以其名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九横路20号201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江健以其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乐径2号3002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作为抵押。甲方处有“江健”、“刘穗平”、“冯鑫”签名。同日，刘穗平、江健、章银秀、罗仲明（甲方、保证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以下简称“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合同编号：平银（广州）保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_1）号，约定：为保证乙方与债务人罗国财合同的履行，甲方愿作为保证人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合同保证担保范围为平银（广州）贷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号《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所有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5000000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本合同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本合同由甲方独立承担保证责任，不论是否有担保人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乙方有权优先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如乙方放弃行使对担保物或其他保证人的担保权，甲方仍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仅限用于归还借款人罗国财在乙方合同编号为SW20150129000073项下的贷款等。合同落款处甲方处有“罗仲明”、“章银秀”、“刘穗平”、“江健”、“冯鑫”签名。同日，路泰公司（甲方、保证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以下简称“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二）》”），合同编号：平银（广州）保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_2）号，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内容一致。合同落款处甲方处加盖路泰公司印章并有“罗国财”签名。2016年6月3日，罗国财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圣城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43555199.04元及利息，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赣10民初49号立案受理，罗国财在该案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罗国财与圣城公司在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借款确认书》，圣城公司确认从2016年4月1日起拖欠罗国财借款本金43555199.04元，并自愿以借款本金43555199.04元为基数，每月利率二分向罗国财支付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2、收据及支付证明单，显示2012年至2016年期间圣城公司向罗国财借款的具体明细；3、企业财务状况专项报告，显示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圣城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对圣城公司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账册进行重新整理，该报告载明因公司原财务报表未能全面真实反映公司在此期间的经营状况，未能按权责发生制记账，应付未付借款利息无计提，大部分固定资产无计提等，公司资产支付监督审批薄弱，存在较大管理漏洞，该报表不足之处，计算应付借款利息时，由于某些数据不齐整，只能部分计提，由于原账册支付利息时，不能全部分清对应借款本金，可能存在已付利息串户，但相关明细已记录于账册之内，其中“股权比例明细表”载明张富英40%、何予斌1%，无罗国财，“圣城-借款明细表”显示，“平安银行（罗国财）”借入17800000元，还款9080000元，借款余额8720000元，已付利息2740441元，“罗国财投入借款汇总表”显示款项类型分别为投入借款、平安银行贷款、投资款转借款，其中平安银行贷款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本金8140000元、平安银行利息（含复利）1072373.17元，下方注明“以上资料由罗国财提供，借款26466650.65元、本金4154060.12元与账面数相等，平安银行贷款814万与账面数872万不符，相差58万元”；4、银行转款声明书，罗仲明、周相斌、周礼靖在该案出具声明，罗仲明系罗国财的儿子，周礼靖系罗仲明的妻子，周相斌系罗仲明的岳父，三人表示该案中罗仲明、周相斌和周礼靖的银行转款是应罗国财的要求转款的，银行汇出的全部款项系罗国财所有；5、委托收款确认书，该确认书由圣城公司出具，确认从2011年起陆续向罗国财借款用于公司资金周转，公司通过以下收款人及银行账号收取罗国财的借款，其中包括：“2013年2月6日，周相斌向李春波汇款200万元；2013年2月6日，周相斌向邓卓营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6日周相斌向陈仁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6日，周相斌向温启强汇款50万元”。该案中，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银祥作为圣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对罗国财、圣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祥进行询问，圣城公司在该案中表示对于罗国财起诉的两个案件【（2016）赣10民初49号、（2016）赣10民初50号】中的借款确认书均无异议，数字公司财务也予以确认，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没有异议，同意与原告进行调解；罗国财在该案中表示圣城公司拖欠银行的利息很多都是罗国财帮忙支付的，圣城公司这么多年向原告借款本金都没有付过利息，其不是圣城公司的股东，没有在工商登记里登记过。2016年7月27日，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赣10民初4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确认圣城公司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共欠罗国财借款本金43555199.04元，利息按月利率1.8%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二、圣城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前归还罗国财本金1000万元，此后每月20日前归还本金1000万元，归还最后一笔借款本金时一并支付全部借款利息；三、如果圣城公司不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罗国财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016年6月3日，罗国财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圣城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29146510元及利息，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赣10民初50号立案受理，罗国财在该案中亦提交了借款确认书、借款对账确认函、银行转账声明书、转账凭证、委托收款确认书、收据、企业财务状况专项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该案中，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银祥作为圣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圣城公司、罗国财在该案中的陈述与（2016）赣10民初49号案一致。2016年7月27日，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赣10民初50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确认圣城公司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共欠罗国财借款本金29146510元，利息按月利率1.8%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二、圣城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前归还罗国财本金1000万元，此后每月20日前归还本金1000万元，归还最后一笔借款本金时一并支付全部借款利息；三、如果圣城公司不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罗国财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因圣城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罗国财已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8月1日，“2016年《贷款合同》”借款期限届满。2016年9月2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破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圣城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2017年8月1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05破申1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圣城公司破产清算申请。2016年10月26日，江健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1102069.32元，其中本金9152652.6元【包括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的回报款2321574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4月12日的回报款272532.6元（按每月50469元计算），房屋赔偿款6558546元】、利息（违约金）1949416.72元【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为1248907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4月12日为700509.72元（以2321574元为基数按每日1‰计算，自2016年11月起以上月的回报款为基数按每日1‰）】，债权申报书中江健明确“申报广州市天河区乐径2号3002房的房屋赔偿款暂计4406071元、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名都街1号2507方的房屋赔偿款暂计2152475元（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最终实现抵押拍卖价款为准）；债权人依约将两房提供给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抵押，债务人应对债权人两房屋价值进行赔偿。”2017年4月12日，圣城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经审查，确认江健的申报的债权2539754.85元为普通债权，对余下部分8562314.47元不予确认，不予确认的理由如下：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江健与圣城公司签订的《借资抵押协议书》、《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借资抵押延期合同补充协议（三）》依法已解除，申报的回报款及利息应截至2016年11月25日，2016年11月26日之后不再计算；2、圣城公司确认截止2016年6月30日尚欠回报款2069229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11月25日，圣城公司尚欠回报款294402.5元（2016年7月的回报款为100938元，2016年8月1日起回报款按每月50469元计算）；3、案涉协议约定违约金（即利息）计算标准为日千分之一过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利息为176123.35元，超出部分不予确认；4、由于案涉协议所涉两处房产至今尚未被抵押权人处置，损失尚未实际发生，故管理人对房屋赔偿款6558546元不予确认。2016年10月31日，刘穗平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9923765元，其中本金（房屋赔偿款）7450200元、利息（滞纳金）680059元、其他（回报款）1793506元。2017年4月12日，圣城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经审查，确认刘穗平申报的债权1784231.22元为普通债权，其中利息（滞纳金）70629.80元、其他（回报款）1713601.42元，对余下部分8139533.78元不予确认，不予确认的理由如下：1、由于申报债权所涉两处房产至今尚未被抵押权人处置，损失尚未实际发生，故管理人对房屋赔偿款7450200元不予确认；2、案涉协议约定的评估价值与实际抵押评估价值不一致，故管理人按实际抵押评估价值6905620元及抵押登记时间进行调整；3、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回报款为2856374.20元，扣除自认已支付的130.5万元，管理人确认尚欠回报款1551374.2元，超出部分不予确认；4、案涉协议约定违约金过高，管理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利息，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利息为57677.99元，超出部分不予确认。2016年11月22日，罗国财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圣城公司管理人就罗国财的债权申报情况在本案提交情况说明如下：（一）申报债权本金29146510元，利息3478150.19元，诉讼费47508元，迟延履行利息375075.23元，合计33045243.42元，申报的依据包括《民事调解书》（2016）赣10民初50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申报债权通知书（2016）赣10执84号、变更申报债权《情况说明》等。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金额32761761.98元，确认为普通债权；对其余申报债权金额373481.44元不予确认，因其他人员有异议申请再审，该笔债权尚未报法院裁定。该笔债权目前已经转让给了罗兵。（二）申报债权本金43555199.04元，利息5197587.09元，诉讼费66144元，迟延履行利息557448.69元，合计49376378.82元，申报的依据包括《民事调解书》（2016）赣10民初49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申报债权通知书（2016）赣10执83号、变更申报债权《情况说明》等。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金额48818265.4元，确认为普通债权；对其余申报债权金额558113.42元不予确认，因其他人员有异议申请再审，该笔债权尚未报法院裁定。该笔债权目前已经转让给了章金发。截至目前，管理人没有接管到罗国财与圣城公司关系的其他材料。因不服圣城公司管理人作出的债权审查结果，江健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受理，案号为（2017）粤0605民初14904号。江健在该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违约金1306895元（以逾期支付的回报款为基数，从2013年8月2日计算至2016年11月25日，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一）为江健享有的普通破产债权。2018年6月20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05民初1490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江健与圣城公司签订的《借资抵押协议书》、《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借资抵押延期合同补充协议（三）》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江健已依据签署协议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各两份，并就3002房、2507房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为圣城公司指定办理“银行贷款”及“房屋抵押”事宜的人员罗国财、何予斌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提供案涉两房屋3002房和2507房作抵押担保。该判决就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起始时间进行论述，并判令：确认圣城公司尚欠江健滞纳金共计583724.47元，江健享有的前述债权为普通破产债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江健根据法院判决回报款滞纳金向管理人申报回报款债权。因不服圣城公司管理人作出的债权审查结果，刘穗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追加冯鑫、冯祥龙作为共同原告，案号为（2017）粤0605民初14919号。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在该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回报款1790750元及违约金603923元（以逾期支付的回报款为基数，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2016年11月25日，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一）为刘穗平、冯鑫、冯祥龙享有的普通破产债权。2018年6月20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05民初149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刘穗平、冯鑫、冯祥龙与圣城公司签订的《借资抵押协议书》、《借资抵押延期合同补充协议（三）》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已依据前述协议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各两份，并就201房和2602房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为圣城公司指定罗国财、何予斌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提供案涉两房屋201房和2602房作抵押担保。该判决就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起始时间进行论述，并判令：一、确认圣城公司尚欠刘穗平、冯鑫、冯祥龙2602房回报款1102004.68元、滞纳金141750.86元，刘穗平、冯鑫、冯祥龙享有的前述债权为普通破产债权；二、确认圣城公司尚欠刘穗平201房回报款412749.98元、滞纳金51762.94元，刘穗平享有的该债权为普通破产债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根据法院判决回报款滞纳金向管理人申报回报款债权。上述“2016年《贷款合同》”到期后，罗国财未归还贷款，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于2017年6月27日向刘穗平、江健、罗国财、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发出贷款催收函，要求其归还贷款、履行担保义务。刘穗平、江健于2017年7月31日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归还了贷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423211.5元；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代偿证明》，载明：“罗国财在我行平银（广州）贷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号《贷款合同》项下获得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上述贷款逾期违约后，根据平银（广州）抵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_1）号《保证担保合同》和平银（广州）保字（2016）第（SW20160201000293_1）号《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经刘穗平、江健与我行协商确定，两人于2017年7月31日代罗国财偿还了贷款本息合计5423211.5元（包含贷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整，欠息人民币423211.50元）。”刘穗平、江健认为其依“2016年《贷款合同》”履行了连带保证责任，故依法向债务人罗国财、保证人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行使追偿权，刘穗平、江健遂于2018年3月8日诉至本院。诉讼中，刘穗平、江健向本院出具《债务承担协议书》，明确：刘穗平同意以现金方式向平安银行履行担保代偿款本金1602608.04元，江健同意以现金方式向平安银行履行担保代偿款3397391.96元；利息金额42311.50元，刘穗平同意承担135648.43元、江健同意承担287563.07元。刘穗平、江健表示，案涉500万元贷款系罗国财个人贷款，其将该款项出借给圣城公司使用并向圣城公司收取一定的高额利息，由罗国财与圣城公司的民事调解书可以看出，罗国财就案涉500万元向圣城公司申报债权自认该笔贷款系其个人借款，故刘穗平、江健系基于“2016年《贷款合同》”行使的法定追偿权，该贷款合同并未处置抵押物，刘穗平、江健系基于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为债务人罗国财代偿了该笔贷款，罗国财应向刘穗平、江健偿还该笔贷款，罗仲明、章银秀、路泰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刘穗平、江健明确就该笔贷款涉的追偿权不向圣城公司主张，理由如下：首先，刘穗平、江健曾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该500万元（房屋赔偿款），但管理人不予确认，仅确认了房屋回报款，既然管理人已经否定圣城公司其是债务人，则该笔债务必然向罗国财主张；其次，罗国财已将该500万元自行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圣城公司管理人也已经确认了（2016）赣10民初49号案中的债权属罗国财所有，在此情况下罗国财、圣城公司之间已就该500万元债权债务达成了一致，即该500万元贷款视为罗国财的个人借款，其将款项借出后再行出借给圣城公司，圣城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故刘穗平、江健代偿该500万元后只能向债务人罗国财主张；第三，就案涉《借资抵押延期合同补充协议（三）》的约定来看，罗国财是借款人，在上述补充协议中系由罗国财、张富英等提供其公司作为质押反担保给两原告，即在原告的资产面临被处置风险时，罗国财、张富英等同意确认原告作为其质押财产的第一优先处置人，但原告在本案中是基于“2016年《贷款合同》”主张追偿权，因此就本案的债权不向张富英主张。罗国财表示其是以自己名义为圣城公司借款，在案涉《借资抵押延期合同补充协议（三）》中罗国财并未以个人资产作为质押反担保给原告，在2016年3月圣城公司已经没有偿付能力，因此本案原告与罗国财协商由罗国财向圣城公司确定债权，由其向法院起诉，若不确定该笔债权，因平安银行与圣城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往来，平安银行肯定要求罗国财偿还贷款，故罗国财代其抚州中院提起诉讼，原告对此是知悉且确认的，抚州中院作出的调解书中已包含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500万元；之后圣城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罗国财申报该笔债权，因案涉500万元系以罗国财名义为圣城公司借款，若不申报债权将无法确认，且此时原告的房产并未处理，只能由罗国财来确认该笔债权，罗国财向圣城公司申报的债权包含本案的500万元，原告亦同意由罗国财起诉后回款按比例返还。原告表示其并没有与罗国财协商，也未要求罗国财代其申报债权，双方仅是就平安银行贷款的代偿协议进行过协商，但协商的并非罗国财所陈述的内容，且该份协议罗国财没有签名确认，既然罗国财已经确认其向圣城公司申报的债权中已经包含本案的500万元，则本案债务人即为罗国财，无需继续审查。第三人张富英表示罗国财实际并未将该500万元贷款用于圣城公司经营，其实际将该款项自行出借给圣城公司并获取高额利息，在（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案中，罗国财用以证明其借款的证据有明显的虚假性，罗国财确认案涉的500万已经在抚州中院的案件中予以主张，故本案500万元应由罗国财个人向原告偿还；特别说明的是，（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案件张富英始终不知情，直至抚州中院拍卖圣城物流园的时才知道该两个案件，罗国财一直从圣城公司获取高额利息，其获取的利息远远超过平安银行所收取的利息，因此张富英认为罗国财个人已经使用了案涉500万贷款，其已获利；而就（2016）赣10民初49号民事调解书明确2016年7月20日圣城公司应当向罗国财偿还2000万元，罗国财代理人一再强调公司财务状况非常困难，即罗国财与圣城公司签署了根本不可能履行的调解协议，张富英完全有理由怀疑是罗国财伙同公司小股东何予斌侵吞公司资产。张富英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其从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处调取的罗国财申报材料及圣城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张富英邮寄的《关于债权审查结果的告知函》，其中：圣城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3年3月31日“短期借款-2.5罗国财平安银行贷款5000000元”，2013年4月起，部分月份的记账凭证中显示“罗国财平安银行借款利息”，部分记账凭证标注有“付罗国财平安银行贷款利息”、“还罗国财、张锦华、何予斌平安银行贷款”、“还罗国财平安卡贷款”等；圣城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欠条，显示“2015年1月30日收到罗国财在平安银行的房产抵押贷款500万元。2015年7月21日收到罗国财在平安银行的联保贷款405万元，其中81万元为平安银行保证金，实际收款为340万元。共收到两笔贷款合计824万元。2016年2月23日还联保贷款本金10万元，贷款余额为814万元。到2016年3月31日止，圣城公司欠罗国财贷款余额为814万元。”2016年3月17日，张富英出具说明，显示原公司与罗国财约定的10%股权因公司股权无法转出，所以罗国财付给公司的投资款4154060.12元现转为公司借款并支付利息；2016年5月26日，圣城公司出具借款书，显示于2015年9月18日借入罗国财人民币50万元用于还款吴伟权，因资金原因未能归还罗国财，故此款项作为公司向罗国财借入的款项并计入借款利息，借款利率为每月3%；2016年5月24日，圣城公司出具借款书，表明因公司资金困难，向罗国财个人借款200万元还给叶邵棉，并承诺借款利率为每月5%，因资金原因一直未能归还，协商后借款利率改为每月3%；张富英表示上述证据中显示的利息金额明显超过银行贷款利息，足以证实罗国财一直以案涉款项系其个人款项出借给圣城公司为由从圣城公司收取高额利息；《关于债权审核结果的告知函》中载明的无异议债权中不包含案涉债权，张富英表示该证据表明刘穗平、江健的债权并未被确认。刘穗平、江健对张富英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无异议。罗国财表示圣城公司出具的欠条及记账凭证不足以表示其是实际借款人，因圣城公司财务要做账，该款项是通过两原告的房产抵押和罗国财个人名义才可以向平安银行贷款，故财务做账时只能写明是收到罗国财的款项，之所以在账册中会体现借款利息，是因为该银行的借款利息都是罗国财个人垫付的，垫付款项后向圣城公司申领，圣城公司作为罗国财个人借款确认下来；利息并无所谓的虚高，罗国财的债权已经破产管理人确认，同时，罗国财个人自2011年起就单独向平安银行借款给圣城公司使用，借款金额达800多万元，该800多万元不包含在本案500万元贷款中罗国财表示。罗仲明表示圣城公司的记账凭证中已经明确区分了罗国财本人借款和以罗国财个人名义借款，并无任何利息虚高获利的情况。就2016年2月3日签订的“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上冯鑫在保证人处签名及“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上冯鑫在抵押人处签名的行为性质，本院发函至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询问，该行向本院复函表示：“二、“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中刘穗平、江健分别是合同项下两套抵押房产登记的权属人，其中，江健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为离婚（单身未再婚），且抵押房产为离婚后购入，属于其个人财产；而刘穗平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是已婚，配偶为冯鑫，抵押房产是两人结婚后的财产，属于夫妇两人共有财产，冯鑫同属抵押人，故我行在签署抵押担保合同时，除要求房产权属人刘穗平签名外，亦要求其配偶冯鑫同时在合同中签字，以确认知悉并同意办理房产抵押担保相关事宜和手续。三、“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保证人为江健、章银秀、罗仲明、刘穗平，其中保证人1江健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为离婚（单身未再婚），保证人2章银秀为借款人罗国财的配偶，保证人3罗仲明为借款人罗国财的儿子（申请贷款时未婚，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保证人4刘穗平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是已婚，配偶为冯鑫，抵押房产系两人婚后购入，属于夫妇两人共有财产，冯鑫同属于抵押人，根据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承担原则，我行要求冯鑫同时也在保证担保合同中签字，确认其知悉并同意与刘穗平共同承担贷款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其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本院发来《关于罗国财在我行贷款及担保情况调查的回复函的补充说明》，就原复函中的第二、第三点作出补充说明如下：“二、……刘穗平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是已婚，配偶为冯鑫，亦要求其配偶冯鑫同时在合同中签字以确认其知悉刘穗平办理房产抵押担保相关事宜和手续。三、……保证人3罗仲明为借款人罗国财的儿子（有参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保证人4刘穗平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婚姻状态是已婚，配偶为冯鑫，而我行要求冯鑫同时在保证担保合同中签字是确认其知悉刘穗平承担贷款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以上两点为我行针对贵院来函查询事项回复函的补充说明。”就上述复函，刘穗平、江健表示冯鑫签名行为的性质是基于其与刘穗平之间的夫妻关系，对夫妻一方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确认，即刘穗平承诺的以夫妻共同财产提供担保行为的确认，刘穗平在《保证担保合同》中设立的连带保证民事法律关系不当然及于冯鑫，由于冯鑫在《保证担保合同》中未承诺以其个人名义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故冯鑫不是案涉贷款的连带保证人；而被告章银秀是罗国财的配偶，该笔贷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章银秀对罗国财的借款行为知情且同意，因此该笔贷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章银秀应与罗国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张富英对上述复函的意见与原告一致。罗国财、章银秀、路泰公司表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原复函已经表明冯鑫是案涉贷款的抵押人和保证人之一，若法院认可刘穗平、江健对其他担保人的追偿权，则冯鑫应分担抵押人和担保人合计两份责任；至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复函的补充说明，由于原复函已经明确表示了冯鑫的抵押人和担保人地位，其补充意见中做出了含糊或与之相违背的意思表示，违背禁止反言原则，法院不应采纳，据了解，由于刘穗平在收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原复函后在银行进行干扰，导致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于无奈而出具补充意见，平安银行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并且平安银行贷款由两原告偿还，解决了平安银行未收回贷款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平安银行事实上与两原告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法院应从证据及签名的形式作出判决，而非完全依托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文件作出判决。罗仲明对上述复函的意见与罗国财的意见一致。圣城公司管理人表示，其确认罗国财的债权的依据为（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民事调解书，根据申报资料无法核实是否包含本案平安银行500万元贷款；江健、刘穗平的房屋回报款案件生效后，江健、刘穗平未就房屋回报款再次申报，管理人依法确认了相关债权并签发《债权确认通知书》，刘穗平、江健未就房屋赔偿款再次申报或提起相关诉讼；江健、刘穗平未就该500万元追偿权向管理人申报，若申报则管理人将依法审查。就（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案的再审情况，圣城公司管理人表示管理人已于2019年10月24日到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20）赣10民申1号、2号、3号受理通知书，受理三案的再审申请，2020年1月中，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致电代理人表示上述三案受理通知书属于错误立案，相关案件应当移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让代理人邮寄撤诉申请给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由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研究后将案件退回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再审期限届满且案件存在法律冲突问题，故于2020年6月将相关资料退回申请人，2020年7月，代理人与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沟通并邮寄抗诉材料，2020年7月15日，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向代理人出具回复函，确定不予受理两案的再审申请。圣城公司提交的由抚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查服务中心在2020年7月15日出具的《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群众来信回复函》显示：“就圣城公司不服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抗诉，属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民事诉讼监督申请不予受理的情形，即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院不予受理。”就圣城公司管理人的上述陈述，刘穗平、江健表示（2016）赣10民初49号、50号的卷宗材料均是管理人亲自调取，对于如此大额的债权申报，管理人仅依据民事调解书就予以确认，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且对于平安银行的500万元贷款罗国财的自认已经有充分证据，管理人不应违背常理；且管理人在债权人委员会无明确授权下撤回了申诉，其行为涉及失职；在圣城公司进入破产清算后，刘穗平、江健就案涉抵押房产价值向管理人进行申报，此申报行为以借资抵押协议作为依据，管理人以案涉房产没有处置为由未予以认可，因为案涉房产确实并未处置且仍在刘穗平、江健名下，在此情况下，刘穗平、江健与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在借资抵押项下的合同关系已经不再履行，各方间仅存在回报款纠纷，故原告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没有向管理人就该500万元抵押房屋款进行申报；本案中刘穗平、江健的代偿行为是确定的，追认损失不适用于内部关系，只能适用外部追偿权纠纷，且罗国财在外部合同上是债务人，也确实将该笔资金确认为个人所有。第三人张富英表示圣城公司并非案涉500万元贷款的真正借款人，罗国财在抚州中院起诉圣城公司的两起案件中，明确主张案涉500万元银行贷款是罗国财出借给圣城公司，而罗国财要求圣城公司返还的请求已经获得法院的支持，虽然张富英对该两案民事调解书提出质疑，由于管理人工作的失职导致该两案的纠错程序至今无法启动，但若法院据此认定该笔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圣城公司进而认为刘穗平应向圣城公司申报债权，势必会出现罗国财既无需向刘穗平承担清偿责任，又能向圣城公司主张权利的双重获益的不公局面；（2016）赣10民初49号民事调解书中无论是案件材料还是罗国财的债权申报材料均表明罗国财申报的债权已经包含案涉500万元，而管理人为何答复无法核实是否包括本案平安银行500万元贷款？事实上，刘穗平、江健一开始就向管理人申报并主张的房屋赔偿款，而管理人至今均无确认其相关房屋赔偿款的债权申报。罗仲明表示刘穗平、江健在房屋回报款判决生效后，未就房屋赔偿款再次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或提起诉讼，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应承担放弃自身权利的不利后果，原告认为自己具有追偿权的选择权，这是建立在不存在借资抵押协议的情况下，借资抵押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为系为圣城公司担保，与罗国财无关，而罗仲明并非借资抵押协议的当事人，本案原告和罗仲明之间并未专门约定相互追偿，罗仲明也未单独承诺向原告进行反担保等，原告无权向罗仲明主张追偿；圣城公司管理人已经明确回复如原告就本案500万元向管理人主张，管理人将依法审查，即圣城公司管理人亦承认该债权，若原告对于审查结果不满还可以向法院起诉，原告对圣城公司的诉权均受到保护，而原告故意向罗国财、罗仲明等主张追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案涉2016年2月3日借款发生在被告罗国财与被告章银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刘穗平、江健因本案委托律师产生律师费20000元，申请诉讼保全向担保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5423.21元。另查，刘穗平、江健诉被告罗国财、章银秀、罗仲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做出（2018）粤0111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罗国财、章银秀、罗仲明对该判决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粤01民终4384号民事裁定书，查明：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刘穗平、江健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履行了保证义务后，其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已经终结。现刘穗平、江健向罗国财行使追偿权，属于其与罗国财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应遵循担保追偿的法律规定及双方的协议约定。罗国财在本案中提供了《借资抵押协议书》、《借资抵押书补充协议》及《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已初步证明罗国财与刘穗平、江健之间就责任的分担存在一系列内部协议约定。因此，本案应依法审查双方内部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而认定协议的效力，并据此判定罗国财的抗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对上述内部协议约定未作实质性审查，仅依据各方在《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等外部协议中的约定，便判决罗国财在本案中需要承担责任，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此外，上述协议内容涉及到案外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张富英，本案的事实认定可能影响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张富英的权益。为查明事实，保障双方当事人及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张富英的权益，本案应追加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张富英为第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310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7月4日，本院以（2019）粤0111民初24331号立案受理，并依法追加张富英、圣城公司、冯鑫、冯祥龙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再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江健于2018年3月6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予斌偿还代偿款7309355.55元及利息，张富英承担连带责任，成玮承担六分之一连带责任。2019年1月3日，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4民初11084号民事判决，该案中查明：2016年1月13日，何予斌（甲方、借款人）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乙方、贷款人）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6768963.71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6年1月7日起至2016年7月7日，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四原告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为了保证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被告何予斌合同的履行，四原告愿意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清单显示抵押物为原告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共有的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1号之三2602房和江健名下的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名都一街1号2507房。张富英、成玮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张富英、成玮愿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发放后何予斌未归还贷款，各抵押人于2017年7月17日和2017年7月19日代何予斌偿还了贷款本息7309355.55元（包含贷款本金6760000元，欠息549355.55元）。何予斌确认其一直以个人账户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偿还案涉贷款，但认为其是接受圣城公司的委托才以个人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借款，还款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亦是圣城公司。该判决认定：本案是追偿权纠纷，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义务，何予斌未依约还款，原告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江健作为抵押担保人，在变卖了案涉房产之后履行了抵押担保责任，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代偿还了被告何予斌的7309355.55元贷款，依法取得了向借款人何予斌追偿的权利。现四原告要求何予斌清偿代偿款项7309355.55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请，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由于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对连带保证责任的比例分担有约定，对于何予斌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由成玮、张富英以何予斌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六分之一对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江健承担偿还责任。何予斌辩称案涉贷款实际使用人是圣城公司，因本案是基于何予斌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所签订的《贷款合同》所引起，何予斌也在庭审中确认《贷款合同》上何予斌的签名是真实的，其也是用个人账户进行的还款，故对于何予斌的该项辩称不予支持。遂判令：何予斌向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江健偿还7309355.55元及利息；何予斌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由成玮、张富英以何予斌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六分之一对刘穗平、冯鑫、冯祥龙、江健承担偿还责任。何予斌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2530号民事裁定书，因何予斌逾期缴纳上诉费，裁定：按上诉人何予斌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其后，何予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粤01民再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108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重审。以上事实，有2016年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贷款催收函、个人贷款业务贷款账户对账单、个人借款结清证明、代偿证明、结婚证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转账凭证及发票、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担保费转账凭证及发票、民事判决书、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借资抵押协议书、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贷款合同、小微出账确认书、欠条、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债权申报情况说明、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及本案证据，就本案的具体问题分析如下：一、关于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一）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的效力。首先，认定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罗国财订立的《贷款合同》的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平安银行系取得金融许可的金融机构，罗国财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结合2016年1月25日各方签订的《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可以认定，罗国财对于以其个人名义为圣城公司借款知悉并确认，该“2016年《贷款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案涉借贷行为并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借款人罗国财自愿参与借款，并指定银行将借款转账至案外人周相斌账户，自愿将款项交付圣城公司使用，其贷款目的并不违法。第三，上述《贷款合同》的订立既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也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平安银行已依约发放贷款，且该行对于案涉《贷款合同》的真实性及贷款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综上，本院认定“2016年《贷款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二）关于案涉“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关于主从合同效力的规定，作为从合同的案涉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需以作为主合同的案涉《贷款合同》效力的认定为前提。前述已经认定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合法有效，该《贷款合同》既有抵押担保也有保证担保。首先，案涉“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刘穗平、江健，刘穗平、江健为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提供抵押物作为担保，系基于《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的约定，且该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故该“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其次，“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刘穗平、江健、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结合章银秀与罗国财的夫妻关系、罗国财与罗仲明的父子关系、罗国财系路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可以认定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知悉罗国财的上述借款行为且无异议，江健、刘穗平、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在该保证合同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于上述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真实性及合同当事人提供抵押担保、保证担保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故应认定案涉“2016年《抵押担保合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上述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为合法有效。（三）冯鑫在案涉“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签名的效力认定。“保证不能推定”是担保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合同一旦成立，保证人的责任就很重并且难以免除，因而保证非经明示承诺而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保证的成立需要以保证人有明确的承保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如果当事人没有承保的意思表示，则不能成立保证合同。本案中，首先，冯鑫在“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中甲方处签名，保证合同签约主体抬头处虽未注明冯鑫，但冯鑫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理应知悉自己签名的法律后果，甲方处签名的人包括了签约主体载明的四名保证人刘穗平、江健、罗仲明、章银秀，而冯鑫亦在该处签名，其签名的形式符合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其次，章银秀作为罗国财的配偶、罗仲明作为罗国财的儿子，两人亦在该保证合同签名，而冯鑫作为刘穗平的配偶在保证人处签名亦符合当时合同签订的背景，即在罗国财（圣城公司）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的前提下，银行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该笔贷款的偿付能力，而要求借款人、保证人的配偶、家属共同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平安银行虽出具复函表示冯鑫签名仅是确认及知悉刘穗平承担保证责任，但平安银行的该项陈述并未获得其他连带保证人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的确认，其陈述系单方免除了各连带保证人中一方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本案系刘穗平、江健偿还了涉案贷款后产生的追偿权纠纷，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在涉案保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作出的免除部分保证人担保责任的陈述对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不产生效力。综上，本院认定中冯鑫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冯鑫系涉案“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一）》”的保证人。二、“2016年《贷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民事合同的缔约各方应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约束。虽然孤立地从涉案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等协议部分条款来看，刘穗平、江健系为罗国财向债权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担保，但系统地结合当事人的整体缔约情况来看则不然：首先，罗国财以自己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借款，但系受圣城公司委托，本案中虽无证据证实罗国财、圣城公司、刘穗平、江健等人已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披露该委托关系，但结合2012年12月15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及江健分别与圣城公司签订的《借资抵押协议书》约定“圣城公司向冯鑫、刘穗平、冯祥龙借房屋资产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进行抵押贷款”，2012年12月28日的《关于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圣城公司和张富英银行授信额度限制，只能通过何予斌、罗国财代表圣城公司和甲方（冯鑫、刘穗平、冯祥龙、江健）办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银行贷款、房屋抵押等手续，以及作为甲方抵押房屋后的乙方款项接受人”，2016年1月25日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及江健分别与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何予斌签订的《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约定“乙方（圣城公司）以其股东何予斌、罗国财个人名义分别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融资贷款……由甲方（冯鑫、刘穗平、冯祥龙、江健）提供物业作为抵押物；因约定的三年担保时间即将过期，特此再次向甲方提出向平安银行办理延期半年的抵押担保融资贷款事项”，就上述三份协议可以看出，协议当事人均清楚知悉2013年2月1日《贷款合同》、2016年2月3日《贷款合同》均为圣城公司以罗国财的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贷款，刘穗平、江健对此确认且明确其提供的抵押物系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故罗国财所为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在此时应归属于委托人圣城公司，但并不影响罗国财作为案涉贷款合同（外部法律关系）借款人身份的认定，罗国财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对以自己名义借款的法律后果应当是知悉的。其次，2013年2月1日的贷款合同的贷款金额为500万元，罗国财收到该款项后已经将款项指示交付至周相斌账户，并由周相斌账户根据圣城公司的指示向案外人转账，圣城公司亦出具证明确认该款项已经使用，即圣城公司系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但本案无法否认的是，圣城公司收到罗国财的款项后亦向罗国财出具了欠条，且将该笔贷款计入记账凭证，并在其后的账目中确认了部分借款利息，即圣城公司作为款项实际使用人确认该款项系向罗国财借款的事实。第三，罗国财在2016年2月1日的贷款合同签订后，该贷款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罗国财即向抚州中院起诉要求圣城公司偿还包括涉案500万元贷款在内的借款，该主张得到圣城公司的确认，抚州中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即罗国财系涉案500万元贷款实际出借人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第四，罗国财在2016年11月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了该笔债权，即罗国财以其行为表明其系实际借款人身份并向管理人申报。综上，本院认定，罗国财系涉案500万元贷款的实际借款人，其向银行贷款后再将该款项出借给圣城公司。三、刘穗平、冯鑫、冯祥龙及江健与圣城公司、张富英、何予斌、罗国财各自签订的《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性质。首先，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该补充协议于2016年1月25日签订，即在罗国财、刘穗平、江健即将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前期，“为了保证甲方的权益不受损失；……再次签订本延期补充担保协议”，就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其实质是在刘穗平、江健为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提供担保的前提下，由实际用款人圣城公司及其股东张富英、罗国财提供反担保，即江健、刘穗平与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成立反担保合同关系；其次，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圣城公司在该协议中明确“如遇到到期未能归还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事项，贷款银行行使抵押权导致甲方提供房产的房屋面临被处置风险时，乙方保证承诺，除负责何予斌、罗国财二人偿还上述贷款外，还须连带确保甲方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同时承担因此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影响责任”，即圣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第三，张富英在该协议中亦明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张富英提供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第四，罗国财在该协议中约定“确保承担甲方资产的再质押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将罗国财名下所持有的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企业股权权益等（如下述公司的股权）作为向甲方做质押担保；罗国财承诺保证，若罗国财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或同时当遇到乙方和罗国财权属不动产以及如下述拥有的资产出现再被他方处置时，罗国财同意确保甲方为第一优先享受处置权人，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就该条款的文义及签订背景来看，此时并不存在所谓“甲方资产的再质押担保”，而是由刘穗平、江健继续提供抵押物作为抵押担保并提供连带保证，罗国财提供反担保的方式“以其所持有的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股权权益等”作为质押担保，该条款相当于罗国财将其名下所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股权等作为刘穗平、江健的反担保，但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抵押权、质押权所对应的抵押物、质押物是特定的，而个人资产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具有不确定性，故在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人资产上设定抵押、质押为特定债权提供担保实际上不具有可行性，故不能成立抵押、质押担保，但结合该条款文义来看，罗国财是在基于刘穗平、江健为涉案贷款提供担保、确保刘穗平、江健的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以其个人资产提供担保，实质是明确由其个人承担偿还责任，这符合保证的核心要素，应视为罗国财向刘穗平、江健承担保证责任，故本院认定罗国财提供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至于其担保的范围，协议明确“若罗国财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即无论此时甲方（刘穗平、江健）的房产是否被处置，只要甲方因担保产生损失时，罗国财均应承担保证责任。至于何予斌在该协议中的法律地位，本院认为，就何予斌在该协议中的反担保条款约定为“确保承担甲方资产的再质押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同意将何予斌名下所持有的不动资产和拥有的所有企业股权权益作为向甲方做质押担保；何予斌承诺保证，若何予斌不能偿还平安银行融资贷款，导致甲方的资产面临被处置时，或同时当遇到乙方和何予斌权属不动产以及如下述拥有的资产出现再被他方处置时，何予斌同意确保甲方为第一优先享受处置权人，以充分保证甲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即该约定针对的是以何予斌名义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贷款，而何予斌与平安银行贷款合同导致的刘穗平、江健的追偿权纠纷案件已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另案处理，故本案中就何予斌的反担保责任不予审查。四、各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刘穗平、江健有权行使追偿权及追偿权的金额。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刘穗平、江健系“2016年《贷款合同》”的抵押担保人亦是连带责任保证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江健、刘穗平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催收后代债务人偿还了该笔贷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423211.5元，现该抵押物并未处置，债权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并未就物的担保实现其担保物权，刘穗平、江健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并有权依反担保合同约定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此，就刘穗平、江健行使追偿权的承担主体，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保证合同约定刘穗平、江健、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为罗国财担保，虽然从案涉《借资抵押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来看，实际上刘穗平、江健是受实际用款人圣城公司委托而担保，但前述已经认定，罗国财是涉案贷款的实际借款人，罗国财已因此而获益，我国担保法关于担保人履行担保债务后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其立法原意在于债务人因担保人的履行而免除了向债权人付款的责任，则应由其在受益范围内向担保人承担责任，即由受益者担责，涉案债务的实际用款人为圣城公司，实际借款人及受益人为罗国财，故江健、刘穗平有权向实际债务人罗国财追偿；其次，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就刘穗平、江健的担保行为提供了反担保，刘穗平、江健在履行了担保义务后可通过反担保实现其代为偿还债务的追偿；至于该主张是否超过保证期间，本院认为，刘穗平、江健在2016年10月已就其房产可能产生的被处置的风险向圣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该债权虽未获得管理人确认，但刘穗平、江健在2017年7月31日代偿该笔贷款后并未撤回该项申报，应视为其已向圣城公司主张反担保责任，鉴于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在反担保协议中就原告的损失提供了共同连带保证，江健、刘穗平对其中一个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行为的效力对其他保证人也有效，故江健、刘穗平在本案主张要求罗国财承担偿还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第三，江健、刘穗平与圣城公司、罗国财、张富英之间关于反担保及实际借款人的内部协议（即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并不阻却江健、刘穗平依据外部法律关系（即“2016年《贷款合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取得法律赋予的向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追偿权，刘穗平、江健仍有权向其他保证人追偿。至于追偿的金额，刘穗平确认其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履行担保代偿款本金1602608.04元、利息135648.43元，江健确认其向平安银行履行担保代偿款3397391.96元、利息287563.07元，该陈述系两原告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故刘穗平、江健有权就其各自代偿的金额进行追偿，并有权主张自代偿之日起的利息，即以代偿款为本金，自2017年7月3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罗国财应承担的责任。首先，前述已经认定，罗国财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其作为案涉贷款合同借款人签名确认，对以自己名义借款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清楚知悉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438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刘穗平、江健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履行了保证义务后，其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已经终结，现刘穗平、江健向罗国财行使追偿权，属于其与罗国财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应遵循担保追偿的法律规定及双方的协议约定。”本案中刘穗平、江健向罗国财行使追偿权的认定应先以内部法律关系来认定。其次，就其内部法律关系的依据为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罗国财在该协议中已就刘穗平、江健的担保行为提供了反担保，且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依据该反担保协议，江健、刘穗平要求罗国财偿还其代偿款及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刘穗平、江健与罗国财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除了上述反担保关系外，前述已经认定，罗国财亦是该贷款的实际借款人及受益人，原告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实际债务人罗国财行使追偿权，合理合法，本院亦予以支持。（三）圣城公司、张富英的责任。两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向圣城公司、张富英主张追偿权，是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已经明确圣城公司、张富英就刘穗平、江健的担保行为提供了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对抗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就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在圣城公司、张富英、罗国财均就其反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未约定承担份额的情况下，刘穗平、江健在本案中仅要求罗国财承担全部还款责任而未向圣城公司、张富英主张并无不当。（四）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章银秀、罗仲明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路泰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其自愿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保证担保的范围为“2016年《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罗国财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和诚信原则，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理应知悉其作为保证人签署涉案保证担保合同后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现江健、刘穗平已代偿涉案借款，案涉“2016年《贷款合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江健、刘穗平与圣城公司、罗国财、张富英之间关于反担保及实际借款人的内部协议（即案涉《合同延期补充协议（三）》），并不阻却江健、刘穗平依据外部法律关系（即“2016年《贷款合同》”、“2016年《保证担保合同》”）取得法律赋予的向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追偿权，前述已经认定冯鑫亦是连带责任保证人，江健、刘穗平不向冯鑫追偿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对于罗国财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由章银秀、罗仲明、路泰公司以罗国财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六分之一对刘穗平、江健承担偿还责任。至于刘穗平、江健要求章银秀对罗国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虽然章银秀就罗国财的该笔贷款作出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但前述已经认定，罗国财已将该款项交付圣城公司使用，而章银秀并未使用该借款并受益，且章银秀亦无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对于刘穗平、江健要求章银秀对罗国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穗平、江健主张的律师费20000元及诉讼保全担保费5423.21元，因案涉各合同中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时发生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负担问题并无明确约定，故刘穗平、江健要求各被告承担其行使追偿权时发生的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罗国财偿还刘穗平1738256.47元及利息（利息以1738256.47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3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罗国财偿还江健3684955.03元及利息（利息以3684955.03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3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三、章银秀、罗仲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各自承担上述判决第一项罗国财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六分之一；四、章银秀、罗仲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各自承担上述判决第二项罗国财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六分之一；五、驳回刘穗平、江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9762.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罗国财、章银秀、罗仲明、广州市路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被告、第三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胡亚芳人民陪审员  温志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