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3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泽辉，男，198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勇，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磊，女，197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春光，男，196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来宝，山东齐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泽辉因与被上诉人宋磊、袁春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5民初6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泽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勇，被上诉人宋磊、袁春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来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泽辉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5民初607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8日与被上诉人宋磊签订一份《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双方约定由上诉人以400000元购买被上诉人宋磊在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公司)拥有的80000元股权的收益权，同时协议由被上诉人袁春光签字担保。2016年12月19日，根据被上诉人袁春光的指示将股权收益权款以货款形式打入被上诉人宋磊的个人帐户。自合同签订以来，被上诉人宋磊未履行任何批露关于中宝公司股权收益权情况，也未以任何形式和上诉人结算股权收益权的收益。首先，双方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条款，属于无效合同：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规则》第三、四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第六、九、十、二十一条规定，双方交易时，上诉人既不符合新三板交易规则中对资金账户内资产日均人民币200万元的规定，也不具有2年以上的相关投资经历和背景；双方签订股票交易协议属于私下交易，并没有做到公开，违反新三板股票交易的相关程序，同时并未告知任何新三板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严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并存在欺诈行为，属于无效合同。其次，本协议并非是一个双方股票代持协议行为，而是一个交易行为，如果判定是一个股票代持行为，当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本协议中已经尽到支付的义务，而被上诉人却未积极履行合同中的交易义务；本协议的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和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未尽任何风险提示义务；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意愿同意把股权收益权买卖变更为股票过户卖给上诉人，客观上也无法实现交易。因此这是一次带有欺诈性质的非公平交易。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被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要求判定为无效合同或者撤销合同，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退还已支付款项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宋磊、袁春光共同辩称，一、双方所签订《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清楚明确，没有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上诉状中所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均非法律和行政法规，亦不是规章，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与本案无关联；三、《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已履行三年，股权收益权价值已发生变化，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原价款，上诉人要求与法无据；四、袁春光并非《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中的甲乙双方，仅为见证人，本案与袁春光无关；五、法无禁止则可为，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明确禁止性规定，民事行为就是有效的，合同以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由此最高法院才有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分，以维护交易稳定和交易秩序；六、从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有效，对本案有参考指导作用，本案目标公司在上海，本案如在上海判决无疑是有效的，而在山东也应当是有效。七、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欺诈请求撤销合同系二审中增加了新的诉讼请求，两被上诉人不同意由二审法院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李泽辉与宋磊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2.判令宋磊返还上诉人股权收益权买卖款40万元；3.判令宋磊以股权收益买卖款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9日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占用款利息72000（40万×6%×3年）元；4.判令袁春光对上述（2）、（3）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由宋磊、袁春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春光与宋磊系夫妻。2016年12月28日，宋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泽辉签订《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约定中宝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2日，注册资本为3700万元，甲方持有该公司224.10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6.0568%。甲方自愿将该公司目前3700万元注册资本基础上8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0.2162%（以下简称“目标股权”）的收益权（以下简称“目标收益权”）卖给乙方，乙方支付甲方40万元人民币。双方约定，目标收益权的权益范围为目标股权除经营决策权、管理权和投票表决权以外的其他所有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股权所对应的目标股权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目标股权份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而形成的派生股权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基于目标股权及目标股权之派生股权而获取的股息红利、基于目标股权及目标股权之派生股权而产生的其他收入。双方约定，除本协议约定的目标股权的收益权归乙方享有外，目标股权的其他收益仍归甲方享有，特别是甲方基于目标股权对公司所享有的决策经营权、管理权和表决权。双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如中宝公司实现发行上市且甲方所持有的股份解除限售可按照一定比例流通时，乙方可要求甲方按照可售比例卖出目标股权，卖出收入归乙方所有，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权优先回购乙方要求卖出的目标股权。双方另约定了其他事项。袁春光与宋磊共同在甲方处签字。双方签署该《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前的2016年12月19日，李泽辉即按袁春光、宋磊的要求将股权收益权转让款40万元以支付货款的形式转账支付给宋磊。 一审法院认为，李泽辉与宋磊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李泽辉要求解除与宋磊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泽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80元，减半收取4190元，由李泽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李泽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证明双方所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不符合新三板交易规则；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明《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无法进行交易； 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证明《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签订中被上诉人未尽任何相关提醒义务； 4.中宝公司信息材料，证明合同所涉公司为新三板基础层公司。 被上诉人宋磊、袁春光共同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需要核实，该三份证据均是涉及股权转让规范性文件，对合同效力不产生影响，且与本案无关联，本案是股权收益权买卖，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证据不适用本案；对证据4，没有日期，需要核实。 被上诉人宋磊、袁春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中宝公司营业执照及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被上诉人已经提交给了公司，公司对此无异议且愿意协助双方履行本协议；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股转系统函[2016]6104号，证明允许上市、转让方式是协议转让。 上诉人李泽辉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正式批准上市前的函件，上诉人查了公司正式挂牌上市日期为2016年8月9日。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3均系涉及股权转让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与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缺乏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双方对中宝公司系在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的事实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 根据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并查阅一审卷宗，本院确认如下事实：中宝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2日，公司经营范围为环保科技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宋磊于2015年11月2日取得中宝公司2241000股个人类限售股。2016年7月2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6104号，该函载明：经审查，现同意你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2016年8月9日，中宝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20年7月13日，中宝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本公司于2017年12月收到宋磊转来的宋磊与李泽辉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复印件，本公司对《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中的内容不持异议，本公司愿依法协助宋磊和李泽辉履行《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中的内容。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签订《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及李泽辉已按协议约定向宋磊支付转让款4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直接予以确认。双方二审中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涉案合同的效力；二是上诉人关于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两被上诉人连带返还转让款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从双方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约定将宋磊持有的中宝公司股权中的80000元股权收益权转让给李泽辉，李泽辉支付宋磊转让款400000元，上述股权收益权的范围为除经营决策权、管理权和投票表决权以外的其他所有收益的权利。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仅是对宋磊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涉案股权的收益权进行了单独转让，并未对宋磊持有的股权一并转让。双方在涉案《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中约定以股权收益权作为标的进行转让，且约定的股权收益权的数量及收益权范围明确具体，上述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交易模式并未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故李泽辉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泽辉二审中主张两被上诉人构成欺诈请求撤销合同的问题，因与其在一审中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一致，系在二审中增加了独立的诉讼请求，两被上诉人对该诉讼请求不同意调解，亦不同意由本院一并审理，故本院不予审查，李泽辉可基于相应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两被上诉人连带返还转让款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泽辉虽主张其未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涉案合同应予解除，但从双方签订的《股权收益权买卖协议》内容来看，李泽辉系通过支付转让款的方式取得就涉案股权获取收益的权利，李泽辉亦认可自签订协议至今中宝公司并未就公司收益作出决议，即在签订协议时作为中宝公司股东的宋磊对其所转让的股权收益权不享有具体收益分配请求权，仅享有可期待的收益分配请求权，李泽辉受让上述收益分配请求权是其本人意思表示，现其以未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以此为由要求两被上诉人连带返还转让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90元，由上诉人李泽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