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吉01行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秀全，男，1969年6月5日生，汉族，住榆树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占武，男，1953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榆树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连学，男，1955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榆树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臣，男，1965年1月2日生，汉族，住榆树市。 四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侠，吉林满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榆树市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党立新，局长。 上诉人王占武、苏连学、李绍臣、何秀全因与被上诉人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20）吉0182行初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四上诉人诉称2020年5月1日收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20）鲁0602财保322号民事裁定书，将四人名下的存款62万元予以冻结，期限为一年，或查封原告等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查封动产期限为二年，查封不动产期限为三年。王占武、苏连学到银行支取老年工资时，也发现工资款被冻结。四人经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法官沟通，才得知因为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在几名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将四人作为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登记，侵犯了四人合法权益。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纠纷，为此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认为四人是股东，将起诉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现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已被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四人才知道作为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的违法事实。为维护四人的合法权益，提起此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榆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1月7日将何秀全、王占武、苏连学、李绍臣作为股东对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所作出的设立登记。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四人诉讼请求是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榆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1月7日将何秀全、王占武、苏连学、李绍臣作为股东对榆树市鸿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所作出的设立登记”，据此诉讼请求可以得知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间为2013年11月7日，四人向法院提起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已超过五年起诉期限。故裁定驳回何秀全、王占武、苏连学、李绍臣的起诉。 四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期限超过五年予以驳回起诉的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5月1日，上诉人收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20）鲁0602财保322号民事裁定书，将上诉人等人名下的存款62万元进行冻结，期限为一年，或查封上诉人四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查封动产期限两年，查封不动产期限为三年。上诉人王占武、苏连学到农村商业银行支取老年工资时，也发现工资款被冻结。上诉人经和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沟通，才得知因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在上诉人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名字作为榆树市鸿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股东登记在册，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被侵犯。而且榆树市鸿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纠纷，为此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认为上诉人四人是股东将上诉人四人作为被告起诉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现榆树市鸿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因经营期限届满已经由被上诉人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但是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后果确实存在，而且上诉人在5月初才得知作为榆树市鸿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的违法事实。虽然从工商登记之日起已经超过五年，但是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提供的卷宗里面也没有核准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期。请求撤销原审裁定。 被上诉人榆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第一，冒名登记问题存在多种救济渠道。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或经营企业，以规避风险，此种行为违法成本较低，由此导致的工商登记纠纷较为常见。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会直接申请行政机关予以纠正，或因行政诉讼成本较低，很多当事人首先选择提起行政撤销之诉，此两种方式成本最低。由于登记部门对登记申请多采取形式审查，即不得有超出一般工作认知的注意义务，但是，如何判断被冒用者是否明知或追认使用其身份，如何判断签字虽非亲自签但是否代表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被冒用者是否是通过撤销工商登记来逃避责任，并非行政机关及行政诉讼所能认定。故解决冒名登记问题的前提是甄别当事人到底是否系真的被冒名，这并非仅考察签字是否是本人所签能认定，主要考察其意思表示，这显然不是行政自纠或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故被冒用人可提起民事侵犯姓名权之诉，来确认自己的姓名权被侵犯。也可提起民事股东资格无效之诉，以确认自己确实并非真实股东。在此基础上，参照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九条规定，抗辩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因此，民事途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可持相应民事判决书来审查变更或撤销登记，但耗费成本较多。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刑事途径认定相关人员伪造变造身份证、私刻印章等行为，并持判决书再处理行政登记问题，此种救济方式在启动程序要求较高，需要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第二，提起撤销行政登记之诉不得超出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5年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绝对客观标准，即“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并不以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标准。且最长起诉期限的设置目的在于确定保障起诉利益的最终期限，是不变期限，不因任何“正当理由”予以延长。最长保护期制度有利于法的安定性。当事人的起诉不能变得遥遥无期，以致过分影响社会关系的稳定。规定最长保护期限十分必要。行政行为作出后，行政相对人基于该行政行为取得的利益也亟需尽快安定下来，以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基于该稳定的行政行为作出其他行为。故本案原审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但本案问题在于四上诉人自称并非怠于行使诉权。鉴于冒名登记行为的隐蔽性，自述在五年之后才知晓登记行为的存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大量此种现象。 第三，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行政程序重开。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约束力只存在于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自行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当事人虽然因法律救济期限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不过，行政程序的重开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变化，行政行为作出后出现了足以推翻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沿袭之前的主张，行政机关作出的拒绝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就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他字第1号答复中述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又以行政机关拒绝改变原行政行为为由，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出现新的证据等法定事由后应当改变原行政行为的除外。”。因此，倘若申请重开行政程序，应有事实、证据的明显变化足以让一般行为能力人能够意识到行政程序不得不重开，不能简单更换诉请就能重开。故重开行政程序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要求较高。 可见，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针对冒名登记问题存在多种救济渠道，各有优劣，当事人可视自身情况进行下一步维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亓晓鹏 审判员  姜 楠 审判员  厉 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温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