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豫03执异30号申请人（被执行人）：贾剑光，男，汉族，1947年7月15日出生，住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申请人（被执行人）：贾玉川，男，汉族，1966年7月15日出生，住洛阳市瀍河回族区。申请人（被执行人）：贾鹏飞，男，汉族，1993年8月10日出生，住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照强，河南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科兴科学园A栋4单元80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港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杨晓宇）。委托代理人：王侃，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俊博，该企业职工，特别授权。本院在执行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港湾四号）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增资扩股协议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申请不予执行洛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20年4月23日举行了听证，申请人贾剑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照强、被申请人港湾四号的委托代理人吴俊博到庭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称，应依法裁定对洛阳仲裁委员会（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不予执行，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仲裁程序遗漏当事人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飞公司）。仲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是“请求仲裁庭依法裁令三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各方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由三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支付股份回购款21525000元；请求仲裁庭依法裁令三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851150元”。2015年5月19日当日签订的不是《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而是《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是由甲方贾鹏飞与乙方港湾四号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由甲方港湾四号、乙方鹏飞公司、丙方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签订。按照2015年5月19日由甲方贾鹏飞与乙方港湾四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贾剑光、贾玉川并非协议当事人。因此，贾剑光、贾玉川也不应是《股份转让协议》纠纷仲裁案件当事人。按照2015年5月19日由甲方港湾四号、乙方鹏飞公司、丙方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鹏飞公司是协议当事人。因此，仲裁案件遗漏当事人鹏飞公司。从该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鹏飞公司的履约情况是仲裁申请人能否申请股份回购的前提条件。鹏飞公司的履约结果与仲裁申请人能否申请股份回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其是否履行并完成业绩承诺和上市承诺，是审理仲裁案件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仲裁委没有通知鹏飞公司参加，遗漏了必须参加仲裁活动的主体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之规定，仲裁委未通知必须共同进行仲裁的鹏飞公司参加仲裁，属于仲裁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2015年5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对赌条款无效。作为2015年5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补充文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仅能在协议当事人贾鹏飞与港湾四号之间进行补充，贾剑光、贾玉川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并不是当事人，不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贾剑光、贾玉川没有该协议的权利义务来源和基础。那么，鹏飞公司、贾剑光、贾玉川在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也是没有来源和基础的，是无效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第二部分的“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中，给对赌协议作出的解释是：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2015年5月19日贾鹏飞与港湾四号签订的是《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鹏飞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在该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指港湾四号）按持股比例享有权益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的权益和分担风险及亏损）”。该条约定证明港湾四号出资500万元购买贾鹏飞100万股股份，作为拥有该100万股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股东一样，按持股比例享有权益和分担风险及亏损。该协议并非是港湾四号对鹏飞公司进行投资，鹏飞公司进行融资，而由港湾四号与鹏飞公司达成的股权性融资协议。鹏飞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进行转让，与投融资性质的增资扩股，具有性质上的不同，根本就不发生对赌。那么，2015年5月19日贾鹏飞与港湾四号并追加贾剑光、贾玉川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对赌，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其本身就是无效的。三、仲裁庭未对港湾四号申请仲裁请求的2015年5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对赌效力进行释明，违反法律程序。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一）关于合同效力第36条：【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在双务合同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仲裁庭未对《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对赌效力进行释明，违反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四、仲裁庭违反不诉不理原则。港湾四号的仲裁请求第一项是：请求仲裁被申请人按2015年5月19日协议进行股权回购。港湾四号在仲裁过程中，没有变更过其仲裁请求。但是，裁决结果是：裁决仲裁被申请人按照2015年5月13日协议进行股权回购。根据不诉不理的原则，仲裁委应当也只能围绕着港湾四号仲裁请求的2015年5月19日的协议进行审理，当事人应当就2015年5月19日的协议进行举证、质证，仲裁委应当就2015年5月19日协议的效力进行释明，根据协议效力及履行情况，判断股份回购条款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回购的条件是否成就，作出是否支持股份回购款的裁决。但是，仲裁庭完全偏离了对仲裁申请的指向标的即2015年5月19日协议的审理。案件审理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竟然审理和裁决的是仲裁申请之外的，即仲裁申请人陈述的“2015年5月13日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19日协议内容是港湾四号作为鹏飞公司的股东出价500万元，购买鹏飞公司股东贾鹏飞100万股。2015年5月13日协议内容是港湾四号出资1500万元，购得鹏飞公司股份300万股的协议。2015年5月13日和2015年5月19日的协议标的完全不同。仲裁委应该裁决的是：是否支持港湾四号要求鹏飞公司三控股人回购其2015年5月19日协议中500万元受让100万股股份，鹏飞公司三控股人应否支付港湾四号股份回购款500万元。但是，仲裁委审理和裁决的是2015年5月13日协议指向的出资1500万元持有的300万股的股份回购款。鹏飞公司控股人在仲裁开庭时，对仲裁申请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即2015年5月13日《增资扩股协议》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提出质证意见为（见裁决书第15页）“该两份协议，所涉及的1500万元投资款是2015年5月13日所签订，与申请人请求仲裁第一项要求继续履行2015年5月19日的两份协议没有对应关系”。仲裁申请人作为证据提交的是2015年5月13日协议，与其仲裁请求依据的2015年5月19日协议，完全没有对应关系，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仲裁被申请人当庭已提出异议。但仲裁申请人不但没有解释，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前，也没有变更仲裁申请。仲裁委作出的裁决是仲裁申请人没有申请仲裁的2015年5月13日投资1500万元取得的300万股由鹏飞公司控股人回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之规定，裁判超出仲裁申请请求范围的，属于错案，应当再审。因此，仲裁裁决超出仲裁申请请求范围的，属于仲裁程序严重违法。五、港湾四号仲裁请求事项不具体、不明确，仲裁委应当驳回其仲裁申请，而未驳回，程序违法。港湾四号的仲裁请求第一项所称的2015年5月19日的协议名称是《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但事实上，2015年5月19日的协议名称是《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港湾四号仲裁请求第一项出现的时间矛盾、协议名称矛盾，时间与协议名称不对应，属于请求事项不具体、不明确，仲裁委应依法驳回其仲裁申请，但是，仲裁委违反法定程序，支持了港湾四号不具体、不明确的仲裁请求。六、违约金裁决程序违法。1、港湾四号仲裁请求第二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851150元”。第一，港湾四号根本就没有请求仲裁委对违约金进行裁决，而是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仲裁委不是人民法院，无权替代人民法院就违约金进行裁决。第二，港湾四号请求的违约金金额为185.115万元，而按照仲裁委的裁决，违约金以1500万元为基数，从裁决送达（2019年10月23日）45天后按日千分之二计算。暂时计算到2020年4月23日，违约金为1500万元*2/1000*6个月*30天/月=540万元，远远超过了港湾四号的请求金额。如果再继续计算到一年的话，违约金就是1080万元。港湾四号在仲裁过程中并没有申请增加违约金金额。但裁决超出了当事人请求金额的，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决。2、仲裁被申请人认为自身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需要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仲裁庭若认为鹏飞公司违约，应当对仲裁被申请人释明是否需要调整违约金。但是，仲裁庭未向仲裁被申请人进行释明。股份回购，也就是股份的再次买卖，属于买卖合同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之规定，仲裁庭违反法定仲裁程序。3、裁决书“五、仲裁庭意见”第62页“仲裁被申请人如未按本裁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约定每逾期一日，仲裁三被申请人按依照裁决书确定的回购价款每日千分之二向仲裁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其性质与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同”。裁决书第63页裁决第三项第二款：仲裁三被申请人按每日千分之二向仲裁申请人支付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之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利率是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而不是日千分之二。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张景峰在裁决本案时，将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即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竟然作出等同于日千分之二的枉法裁决，高出法定利率11.43倍。按照仲裁庭裁决的日千分之二枉法标准计算，按仲裁申请人如回购价款150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1.5%，月违约金换算为6%，月利息、违约金合并后的比例高达7.5%，逼近一毛。计算一个月利息、违约金达到112.5万元。这样的裁决与国家当前正在严厉打击高利贷、套路贷的法律政策背道而驰。作为仲裁庭赤膊上阵，直接充当了非法高利的保护伞，是枉法裁决的犯罪行为！七、鹏飞公司控股人的业绩对赌责任已通过协议和决议予以免除。仲裁委违反证据认定、审查规则。签订于2015年7月19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已经生效。其中第五条第（二）款约定“在进行上述股份转让同时，乙方（指被申请人）同意召开股东大会，同意通过如下《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向核心员工定向增发480万股，价格确定为每股1.50元或评估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尽量减少股份支付对公司净利润造成的下降影响。由于本次股份转让和员工激励造成的公司净利润下降部分，在对赌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上给予甲方相应豁免”。证明利润下降部分，鹏飞公司控股人的对赌义务相应豁免。根据电子邮箱记载，鹏飞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通知港湾四号在春节前利用开茶话会之际的1月28日召开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全体会议。港湾四号接到通知后，委派李绍武于1月28日到会。会议以表决形式通过议案，其中：“二、表决通过公司控股人700万股的480万股作为对公司高管按每股1.65元激励方案和下余220万股按公司总股份4283万股每股1.63元平均分配方案。公司利润下滑不追究公司控股人对赌协议责任”，“力争2016年至2017年创业板或国家战略新兴板注册上市准备工作，争取2016年6月30日完成申报创业板或同时争取完成在新三板做市，全体同意上报”。证明公司利润下滑不追究公司控股人对赌协议责任。工商登记显示，港湾四号的合伙人之一是深圳港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港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又是港湾四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绍武是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港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李绍武与港湾四号具有关联关系。2015年5月13日和2015年5月19日的四份协议，均由李绍武代表港湾四号签字。由李绍武代理的股权回购申请人深圳汇金黄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春华向深圳仲裁委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载明：李绍武系包括港湾四号等7家投资者的推荐者和一致行动人，7家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协议协商、条款谈判、入股时机把握、日常沟通、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请求均由李绍武等具体协调和办理。李绍武代表的是包括港湾四号等7家投资人的汇金系。李绍武在2016年1月28日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的签字行为对港湾四号发生法律效力。港湾四号诡辩李绍武不能代表其参加股东大会进行表决。以上事实已经证明李绍武是包括港湾四号在内的7家投资者一致行动人的身份。港湾四号在仲裁程序中故意隐瞒李绍武的身份。鹏飞公司控股人的对赌责任从双方约定的相应豁免，到股东会决议的“公司利润下滑不追究公司控股人对赌协议责任”。股东会在召开前，已通知了港湾四号，港湾四号委派统一行动人李绍武参加会议并签字，事后又将会议纪要发送给港湾四号。《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港湾四号在60日内未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发生法律效力。仲裁委违反证据审查、认定规则，属于程序违法。八、鹏飞公司没有违反上市承诺约定。仲裁委违反证据认定、审查规则。《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受理了鹏飞公司的新三板上市申请，于2015年9月24日同意鹏飞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鹏飞公司的股票代码为833829。鹏飞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6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鹏飞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上市，而全国股转系统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属于法定的国内证券交易所。鹏飞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即：2015年7月31日前申报并被受理；2016年6月30日前向国内证券交易所提出转板申请（适合已在新三板挂牌）或将其在国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报材料向中国证监会（若彼时已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则向国内证券交易所或法律法规确定的机构申报）申报并受理。仲裁委违反证据审查、认定规则，属于程序违法。九、鹏飞公司没有违反业绩承诺约定。仲裁委违反证据认定、审查规则。根据双方约定，鹏飞公司2015年度完成利润的承诺数是1500万元的50%，即750万元。2016年度完成利润的承诺数是2000万元的50%，即1000万元。另外，《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在第二条均对业绩承诺作出特别说明：“以下没有特指时，本协议中出现的净利润和税后净利润均指乙方鹏飞公司的实际产值的税后净利润”。按照该特别约定进行审计，鹏飞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的税后净利润均超过承诺数。即便鹏飞公司没有完成利润承诺数，根据豁免约定和豁免决议，鹏飞公司控股人不承担对赌责任。仲裁委违反证据审查、认定规则，属于程序违法。十、裁决无法执行。按照《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三、股份回购”中“若甲方提出书面回购申请，丙方应当在甲方提出书面回购申请后45日内将甲方持有的乙方全部或者部分股份进行回购并将回购价款支付给甲方”的约定和国家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流程规定，若符合回购条件，应由仲裁申请人转让股份，然后由仲裁被申请人受让股份，再由股权转让方、受让方以及鹏飞公司共同到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最后由仲裁被申请人支付回购价款。这是三方约定（甲方：港湾四号，乙方：鹏飞公司，丙方：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的股份回购的先后顺序。裁决书仅裁决仲裁被申请人支付回购价款，未裁决仲裁申请人履行先履行义务即转让股份并对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导致裁决无法执行。另外，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第三条第3.1款的约定，仲裁申请人出资1500万元，持有鹏飞公司300万股的股份。仲裁申请人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2017年8月3日《关于申请回购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申请书》载明，回购的股份数是400万股。但仲裁申请人的仲裁申请请求是2015年5月19日协议所指向的100万股。裁决仅要求三个仲裁被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但未裁决回购股份的数量，也未裁决三个仲裁被申请人中哪一个人或者哪两个人或者就是三个人对股份进行回购。如果是三个仲裁被申请人共同回购，那么，每一个人回购的股份具体数量是多少？是平均分配股份数量还是每一个人有多有少？仲裁申请人转让的股份，究竟转让给谁？每一个受让人受让的股份究竟是多少？裁决均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执行内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该部分的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且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一)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二)金钱给付具体数额不明确或者计算方法不明确导致无法计算出具体数额;(三)交付的特定物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四)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之规定，裁决枉法、裁决违法，贵院应裁定驳回仲裁申请人的执行申请，裁定不予执行。综上所述，根据以上事实与理由，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依法裁定对洛阳仲裁委（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不予执行。港湾四号辩称，港湾四号向洛阳仲裁委员会对被执行人提起（2017）洛仲字第345号仲裁案件所依据的是港湾四号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鹏飞公司于2015年5月签订的《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即港湾四号在仲裁审理中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仲裁开庭审理时，港湾四号也未向仲裁庭提交过变更仲裁请求的申请。港湾四号提请仲裁的请求及理由是要求被执行人根据各方签订的协议约定，履行回购股份的义务。根据各方签订的协议约定，在符合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履行回购的义务主体是被执行人，鹏飞公司在法律上或约定上并不承担回购的义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及仲裁规定，港湾四号应向应当直接承担义务的被执行人申请仲裁，要求其履行约定义务。本案在经过仲裁以及在洛阳市中级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的程序后，被执行人再次申请不予执行的行为，系严重无视司法权威，纯属滥用程序权利，拖延履行义务，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其只因个人不合理意图未能实现，便无视基本的事实和法律，甚至个人主观臆断的对投资人、仲裁员、律师、法官、普通工作人员进行恶意攻击与污蔑，不仅毫无法治态度与契约精神，其个人品行也可见一斑。本案系现在社会中比较常见的投资人要求回购股份的纠纷，其审理的主要争议焦点即在于其是否符合约定的回购条件，如符合，即应遵守约定，而本案的相关争议焦点在仲裁与撤销仲裁程序中已经认定的足够清楚。申请执行人作为私募基金，依照法律规定正常在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并寻求投资回报，是正常、合理的商业行为，也是当下社会普遍的融资模式，对方在急需资金的情况下由港湾四号真金白银的进行了投资并成为股东，对方也实际使用了港湾四号的投资，对方在接受投资时对于投资的相关约定即非常清楚，其作为经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理应知晓法律后果，现在却以各种理由意图推翻协议，只收取投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和义务，不符合基本的法律原则。本案的纠纷便在于基于信任的投资后对投资人的权益保护，现各地司法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均已明确类似案件的审判精神，这无疑是积极的信号，如本案支持被执行人的请求，投资企业权益无法有效保障，各类融资企业将以此效法，这是明显不公的，港湾四号认为此风不可助长，如若开口，将在社会上形成极度不好的效应和影响，不仅将冲击有效的社会融资渠道，也将损害和动摇法治经济和基本经济秩序的基石，司法不应为此等不义行为披上依法认定的合法外衣。本院查明，港湾四号因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增资扩股协议产生纠纷，于2017年11月20日向洛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仲裁庭依法裁令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继续履行各方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三人应共同向港湾四号支付股份回购款人民币21525000元（贰仟壹佰伍拾贰万伍仟元整）；2、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共同向港湾四号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851150元（壹佰捌拾伍万壹仟壹佰伍拾元整）……洛阳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1月30日依法受理此案，并于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7日审理了此案，在仲裁委开庭审理此案时，港湾四号称其名字修正为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仲裁请求第一项依据的是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协议，不是5月19日协议，第二项以上述记载为准。仲裁委向两方当事人释明：仲裁委此前如果基于仲裁申请书关于申请人的不确切记载而发生的一些程序事项、进行的程序工作，对于申请人修正后主体具有法律约束力。两方当事人均表示无异议。经过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仲裁庭认为，2015年5月13日，港湾四号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等签订了《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港湾四号向鹏飞公司出资1500万元，并取得相应的股份，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反映，没有出现无效的情形，属于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确认了业绩承诺：2015年实际产值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2016年实际产值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双方还约定了股份回购条款……仲裁庭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45日内向申请人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股份回购款1500万元及利息，股份回购款利息的计算办法是1500万元乘以申请人持股月数再乘以月息一分五计算（申请人持股月数为2015年7月2日起至被申请人按照裁决确定支付期限内支付日计算的月数计算）；（二）申请人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另查明，2015年5月19日，贾鹏飞与港湾四号签订了《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贾鹏飞将其持有的鹏飞公司1155万股中的100万股股份转让给港湾四号，转让对价为每股5元，总计人民币500万元。2015年5月19日，港湾四号（甲方）与鹏飞公司（乙方）、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丙方）签订了《贾鹏飞与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载明：根据甲方与贾鹏飞2015年5月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甲方受让贾鹏飞100万股鹏飞公司股份，对该等投资，甲乙丙进行以下约定。在计算本协议中相关回购价款时，每股投资本金确定为5元。丙方对乙方经营业绩做出如下承诺：1、2015年净利润：实际产值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2016年净利润：实际产值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并约定了股份回购条件（与《深圳港湾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洛阳鹏飞耐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件相同）。上述协议均约定了相同的争议解决办法，即：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洛阳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再查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三条规定，仲裁员可以由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担任，张景峰并非公务员身份，其担任仲裁员符合法律规定，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程序违法的其他事由，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在仲裁委庭审期间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方当事人有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情形，且涉及到的是涉案裁决在案件事实认定上的问题。故裁定驳回了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的申请。本院认为，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虽然仲裁申请人港湾四号向洛阳仲裁委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上载明的仲裁请求为“请求仲裁庭依法裁令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继续履行各方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三人应共同向港湾四号支付股份回购款人民币21525000元（贰仟壹佰伍拾贰万伍仟元整）”且其在仲裁庭开庭审理时也重申了该项请求，但其所提仲裁请求内容实质上为其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双方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也不是上述两份协议，而是《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同时，仲裁庭裁决的也确实是《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双方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因此，仲裁裁决并未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对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所提其他请求事项和理由，部分属于仲裁程序依法裁决的范围，部分已通过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主张过相关权利，本院依法不予审查处理。结合以上事实，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查，对于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贾剑光、贾玉川、贾鹏飞不予执行洛阳仲裁委员会（2017）洛仲字第345号裁决书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张仲锋审判员  李立华审判员  李 宁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张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