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川0181执异49号 案外人：都江堰市鑫红丽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镇迎宾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曾德霞，执行董事。 申请执行人：苏昌勇，男，197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都区。 被执行人：都江堰市嘉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宝莲路**/div> 法定代表人：谭鑫，职务不详。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苏昌勇与被执行人都江堰市嘉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渝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对都江堰市鑫红丽苗木种植有限公司在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予以冻结，限额38万元。案外人都江堰市鑫红丽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红丽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外人鑫红丽公司称：嘉渝公司参与的都江堰市聚源镇普星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综合整理项目由于资金断链不能继续完成，经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鑫红丽公司整体接盘继续推进该项目。2016年2月17日，鑫红丽公司与嘉渝公司签订《接盘协议》，约定由鑫红丽公司负责继续完成相关土地整理项目。2016年2月18日，鑫红丽公司、嘉渝公司、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签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的三方协议》，约定嘉渝公司将其全部权利转让给鑫红丽公司。2017年12月22日，鑫红丽公司完成该土地整理项目并经省国土资源厅验收合格，取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川国土资挂钩验［2017］33号《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验收证书》，实际节约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为89.175亩。根据前述的《接盘协议》、《三方协议》约定，《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验收证书》所载89.175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的权属属于鑫红丽公司，鑫红丽公司仅对嘉渝公司负有14773587元的金钱债务，且该债务的履行条件是鑫红丽公司收到国土整治中心支付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款后。该事实由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1667号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虽然鑫红利公司与嘉渝公司存在债务关系，经法院判决鑫红丽公司对嘉渝公司负有支付义务，但并不影响上述指标的权属关系，因此，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鑫红丽公司在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予以冻结，限额38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给鑫红丽公司的权利造成了实质侵害。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对鑫红丽公司土地整治指标款的冻结。 申请执行人苏昌勇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规定，法院有权查封被执行人嘉渝公司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而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鑫红丽公司在收到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支付的集体建设用地周转指标款项后5日内向嘉渝公司支付14773587元”，该判决指明的鑫红丽公司履行支付该笔款项义务的条件是收到国土开发整治中心指标款，但该笔债权对于嘉渝公司来说亦属于可期待债权，而不属于鑫红丽公司的财产。因此，法院有权向嘉渝公司的债务人鑫红丽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并有权对该指标款进行冻结。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第三十一条规定，鑫红丽公司应付嘉渝公司款项既不属于第五条“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也不属于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的情形。因此，鑫红丽公司认为不应当冻结该款项、冻结行为对其造成权利损害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法院驳回鑫红丽公司全部异议请求。 经审查查明，2012年11月28日，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签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储协议》，约定嘉渝公司将其在聚源镇普星村出资实施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中验收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周转指标约80亩交由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收储，并约定收储议价。2016年2月，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鑫红丽公司签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的三方协议》，约定：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同意将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储协议》中涉及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鑫红丽公司，鑫红丽公司按原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签订的指标收储协议约定事项继续推进。2016年2月17日，嘉渝公司与鑫红丽公司签订《接盘协议》，由鑫红丽公司全面接盘嘉渝公司在都江堰聚源镇普星村的土地整理项目。2018年12月27日，本院作出（2018）川0181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鑫红丽公司收到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支付的集体建设用地周转指标款后5个工作日向嘉渝公司支付14773587元。 另查明，苏昌勇与嘉渝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川0181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都江堰市嘉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昌勇工程款292000元；二、被告嘉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昌勇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292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9日开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苏昌勇的其他请求。”之后，因嘉渝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苏昌勇于2020年4月1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0）川0181执598号。2020年6月10日，本院作出（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对鑫红丽公司在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予以冻结，限额38万元，冻结期限为二年。2020年6月12日，本院向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送达（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其协助执行对鑫红丽公司在其单位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限额38万元，冻结期限二年的协助执行事项。 上述事实，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储协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的三方协议》、《接盘协议》、本院（2018）川0181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川0181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等材料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以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五）项的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中，本院在冻结案涉城镇建新区可使用挂钩周转指标前，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鑫红丽公司已签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的三方协议》，约定都江堰市国土开发整治中心与嘉渝公司同意将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储协议》中涉及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鑫红丽公司，该财产权利并无登记，合同履行后，该财产权利已不属于嘉渝公司，而属于鑫红丽公司，即鑫红丽公司系案涉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及指标收储款的权利人，故鑫红丽公司的异议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申请执行人苏昌勇的辩称理由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该规定中所称的“到期应得的收益”系指债务人对其具有资本性质的投资所应获得的利益，而非是指债务人依据合同所应得的债权利益。本案中，根据被执行人嘉渝公司与案外人鑫红丽公司签订的《接盘协议》约定：“鑫红丽公司全面接盘嘉渝公司在都江堰聚源镇普星村的土地整理项目，嘉渝公司前期投入的土地整理资金由鑫红丽公司进行支付。”此时，嘉渝公司与鑫红丽公司之间依据该协议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嘉渝公司不再拥有完成取得相应数量“土地指标”所应获得的指标款项的权益，故本院直接冻结鑫红丽公司在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并要求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予以协助执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苏昌勇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中止本院（2020）川0181执5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冻结的都江堰市鑫红丽苗木种植有限公司在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收土地整治指标款限额38万元的执行。 案外人、当事人对本裁定不服，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长  刘易兵 审判员  毛爱军 审判员  黄 虹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