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终11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法定代表人：杨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克，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div>法定代表人：黄余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新城茶子山东路**>负责人：李征，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庆云，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威，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新金桥支行，住所地中国（上，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东侧**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何晓燕，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军，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霖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新金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新金桥支行）信用证欺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14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煦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1.湘电公司起诉的案由为信用证欺诈纠纷，而不是信用证议付纠纷，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前置核心事实应该是审查煦霖公司是否存在利用控制第三方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堃翔公司）在未交付货物的情况下，采用伪造和虚构单据手段骗取了湘电公司开立信用证项下款项。一审法院对这一涉及案件性质的核心事实即信用证欺诈的事实未作任何查明和判定显然错误，且遗漏了诉讼请求。2.混淆信用证欺诈纠纷和信用证议付纠纷的案由适用，不先审查诉争的信用证交易是否存在欺诈，直接考量议付行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是否为议付，忽略基本事实和案由。3.湘电公司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煦霖公司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未交付货物的事实，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因货物贸易诈骗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侦查，证明本案确有信用证欺诈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逻辑本末倒置。1.一审法院未审查本案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的情形，直接审查是否存在该规定第十条的例外情形，有违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的审判依据和逻辑。2.一审法院称因《中国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指引》（以下简称《福费廷业务指引》）不是法律或司法解释，不适用该指引，否定福费廷是债权转让，而其适用的《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也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福费廷业务指引》是依照《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规定对福费廷进一步细化和解释，并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解释。福费廷作为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与议付在主体、款项支付以及法律关系、欺诈豁免上都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将福费廷等同于议付无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付款行为定性错误，本案不存在信用证欺诈纠纷的例外情形。1.工行新金桥支行与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均属于总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工行新金桥支行并非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分支机构。2.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无权办理议付，不具有议付行的主体地位。本案所涉信用证明确指定本信用证由工行新金桥支行进行议付，故本案的开证行对议付行的指定是特定化的，独一不变。工行新金桥支行已被指定为议付行，其可自行决定是否议付，其他银行不得办理议付，也无资格办理议付。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本案开证行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无权办理议付。3.一审判决对工行新金桥支行在福费廷业务中存在的主观过错未予查明。根据《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发货时间应在信用证承兑后三日，本案信用证承兑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但收货确认书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3日，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工行新金桥支行审核单据时应当发现该不符点，其却不考虑开票、交货等合理时间，不符合常理，主观上并非善意。（四）一审判决剥夺了湘电公司的辩论权利。因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涉嫌诈骗已被立案侦查，本案审理需以陈力钧涉嫌诈骗刑事结果为依据，湘电公司就此多次口头和书面要求中止审理，一审在庭审中直接驳回中止审理的要求，违反法定程序。煦霖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议付行向答辩人支付议付款属于善意议付，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议付行已在湘电公司确认付款、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承诺承兑及单证相符的前提下向答辩人支付了国内信用证项下款项，该行为与《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议付行为相符。湘电公司称福费廷业务属于债权转让而非议付行为，于法无据。2.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已对信用证善意承兑，湘电公司无权请求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3.一审判决将本案基础交易的性质认定为买卖关系错误，湘电公司与答辩人之间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借贷关系。4.湘电公司诉称答辩人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湘电公司主动向银行出具虚假《收货确认书》。5.一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要求，湘电公司的鉴定申请对本案事实认定无任何影响。综上，请求驳回湘电公司上诉请求。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述称：上海金融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上诉人提出议付行不构成善意议付，本案不应适用《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除外条款的主张均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依法公正判决。工行新金桥支行述称：1.开证申请人及收货人湘电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书》显示其已完全掌握涉案货物所有权，本案不存在欺诈的可能性。2.《收货确认书》实际上属于信用证的软条款，湘电公司可随意控制支付与否，只要湘电公司不出具《收货确认书》，煦霖公司不可能凭信用证取得货款。3.即使存在欺诈，也应适用例外原则，应当保护善意相对人。综上，请求依法公正判决。湘电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终止支付湘电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具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信用证号码：××）项下款项49999155.2元；2.由煦霖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庭审中，湘电公司又增加一项诉讼请求：确认煦霖公司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6日，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签署18ＸＬ-ＸＤ111605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煦霖公司向湘电公司出售银星牌木浆9765.576吨，合同总金额62499686.40元。2018年11月21日，湘电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了《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2018年11月22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依照上述协议书约定，开具了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信用证号码：××），金额49999155.20元，通知行、议付行为工行新金桥支行，该信用证载明货物品名为木浆，数量7812.368吨，总价为49999155.20元，受益人应提交单据为发票、货物收据，付款期限为到单后180天。2018年11月23日，煦霖公司向工行新金桥支行提交了煦霖公司开具给湘电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合计金额49999155.20元，以及湘电公司确认收到合同编号为18ＸＬ-ＸＤ111605号合同项下7812.368吨木浆的收货确认书。2018年11月26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向湘电公司发出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2018年11月28日，湘电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发出回执，该回执内容记载有“经审核单证相符，我公司将履行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于付款日前在我公司开立在你行的账户中备足款项”并签章确认。同日，工行新金桥支行收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通过ＳＷＩＦＴ系统发出的同意承兑电文，承兑电文内容记载为“你行编号Ｄ431117Ｂ80023401，我行编号××Ａ，信用证号××项下金额为49999155.20元的国内信用证，上述单据已由我行在今天予以承兑，承兑到期日为2019年5月27日。”2018年11月27日，煦霖公司向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提交了《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申请书》。2018年11月29日，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48874174.21元。另查明，2019年5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浦公（经支四）立字（2019）114630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陈力钧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陈力钧系煦霖公司总经理，亦是案外人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升公司）总经理。湘电公司认为煦霖公司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遂提起本案诉讼。再查明，工行新金桥支行的前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桥支行。其迁址和更名后，原金桥支行的业务和客户由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承接；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系工行新金桥支行的上级机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湘电公司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开证申请人，煦霖公司是受益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是开证行，工行新金桥支行是通知行兼议付行。《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除外。”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根据上述规定，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只要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开证申请人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请求即不应当得到支持。湘电公司起诉请求终止支付其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具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前提须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故湘电公司庭审中增加确认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的诉讼请求已包含在原诉讼请求中，不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本案无论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首先要解决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向煦霖公司支付48,874,174.21元议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对此分析如下：中国人民银行《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或服务。第十四条十八项规定，信用证的基本条款，应包括单据条款，须注明据以付款或议付的单据。至少包括发票、表明货物运输或交付、服务提供的单据，如运输单据或货物收据。第五十一条规定，银行不审核信用证没有规定的单据。银行收到此类单据，应退还交单人或将其照转。根据上述相关规定，信用证与作为其依据的贸易合同相互独立，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只对单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或服务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煦霖公司向工行新金桥支行发出《国内信用证议付/交单申请书》，并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煦霖公司出库单、湘电公司入库单、收货确认书等单据，该单据单内相符、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可以认定工行新金桥支行已经依照《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尽到了应尽的审查义务。工行新金桥支行在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确认到期将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承兑之后，向煦霖公司支付议付款符合规定。因此，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工行新金桥支行的议付也属于善意议付。湘电公司在辩论中认为，案涉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为工行新金桥支行而非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议付行。对此，工行新金桥支行是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下设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可以代工行新金桥支行议付，并取得议付行的权利承担议付行的责任。本案中，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履行了议付义务，是实际议付行，故湘电公司认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议付行的理由不能成立。湘电公司在辩论中还认为，根据2019年7月4日发布的《福费廷业务指引》第二条的规定，“福费廷业务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买入及转卖业务。买入业务是指某银行无追索权地买断开证行/保兑行确认到期付款且未到期债权的业务”，故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承兑后，确认煦霖公司作为债权人地位，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通过福费廷形式买断债权，成为新的债权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福费廷交易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信用证的法律法规来评价。该院认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作为案涉信用证的议付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进行议付，并无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规定议付行的福费廷业务和议付二者是相互排斥的，湘电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的《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以及国内信用证的其他条款中并未约定议付行不得通过福费廷方式进行议付，而且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议付案涉信用证的时间早于湘电公司所援引的《福费廷业务指引》发布时间，该业务指引并非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故湘电公司认为本案不能适用有关信用证法律法规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已经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善意进行了议付，煦霖公司在基础交易中是否有欺诈行为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湘电公司请求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湘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6,796元，由湘电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1月16日，湘电公司（需方）与煦霖公司（供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2018年12月15日前仓库交货，需方自提；按合同金额的80%，需方于2018年11月30日前开出以供方为受益人的180天国内信用证……在信用证有效期间且在供方交货期届满日前10个工作日，需方必须向供方出具信用证议付需要的相关单据，保证供方能及时议付。余下的20%货款，在信用证承兑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结清。同日，湘电公司（供方）与弘升公司（需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湘电公司向弘升公司出售银星木浆9765.576吨，合同总金额63,687,188.52元。合同第6.4条约定，供方不承担由于煦霖公司所提供的货物数量和质量问题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第8.1条约定，供方于合同签署后于2018年11月30日前开立国内信用证于需方指定供应商煦霖公司；第8.2条约定，供方所交付物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该合同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规定的，由需方督促煦霖公司负责无条件退换，并承担调换或退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供方仅限于沟通和协调工作。该合同湘电公司委托代理人为徐浩，与湘电公司和煦霖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委托代理人为同一人,徐浩还作为湘电公司联络人与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共同联络人董赛焰对接交易事项。2018年11月19日，煦霖公司出具货权转移单，列明7812.368吨的银星木浆货权由煦霖公司转为湘电公司，发货单位为煦霖公司，保管方为堃翔公司，物权收货人为湘电公司。2018年11月23日，湘电公司出具2018XD1116号《收货确认书》，确认收到发货人煦霖公司18XL-XD111605号合同项下的7812.368吨木浆。2019年5月25日，湘电公司以堃翔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报案。2019年6月25日，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大队已对犯罪嫌疑人陈力钧、马立峰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为由，对湘电公司控告堃翔公司合同诈骗一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还查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于2020年7月1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查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陈力钧明知其实际控制公司资不抵债、纸浆库存不足，仍以弘升公司、煦霖公司等名义，采取闭环贸易方式，分别与湘电公司等单位签订24笔销售合同及回购合同，获得货款6.37亿余元，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湘电公司主张的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一审法院未予审理是否存在不当；2.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以福费廷方式向煦霖公司付款是否为议付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关于焦点一。湘电公司上诉提出，本案案由为信用证欺诈纠纷，一审应先审查涉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再考量信用证议付行为是否适当，但一审忽略基础交易相关事实，对信用证欺诈未予审查，直接审理议付行为存在不当。经审查，对于本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一审中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均提交了证据。湘电公司提交了其与煦霖公司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公司内部汇报材料、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等，主张本案的基础交易为买卖关系，但卖方煦霖公司并没有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湘电公司，存在欺诈。煦霖公司则提交了湘电公司与弘升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及两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的相关资料，以及弘升公司、煦霖公司与湘电公司联络人交易对接微信记录，主张本案基础交易是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二）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的；（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人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本案中，首先，湘电公司在作为买方与煦霖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当日，又作为卖方与弘升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将同一批货物同一天在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两关联公司之间买进卖出。从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弘升公司交易对接记录来看，湘电公司对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均为陈力钧控制的关联公司应当知晓。其次，本案证据显示煦霖公司向湘电公司出具了货权转移单，涉案货权由煦霖公司转给湘电公司，而湘电公司主张煦霖公司实际未向其交付货物。但湘电公司却在煦霖公司申请信用证项下款项议付时并未收货的情况下出具了收货确认书。再次，煦霖公司根据其与湘电公司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开具了相关增值税发票，但并未实际交付货物。最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对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等人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查明陈力钧明知纸浆库存不足，仍以弘升公司、煦霖公司名义，采取闭环贸易方式，与湘电公司等单位签订销售合同及回购合同构成合同诈骗的事实。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的基础交易存在虚假，煦霖公司以不真实的单据获得了议付行的议付款项，符合《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湘电公司上诉主张一审遗漏了其确认煦霖公司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的诉讼请求。因确认之诉原则上是解决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对于单纯事实的确认并不具备确认之诉的利益，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确认之诉。本案湘电公司主张确认的是存在信用证欺诈这一事实，在法理上不属于确认之诉的标的。且本案即使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也要对议付行的支付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行为进行认定，才能作出是否应当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判决。一审法院对涉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未予审理，对涉案行为是否属于信用证欺诈未予确认，并不影响本案中湘电公司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判断，一审法院审查议付行为后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湘电公司提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湘电公司上诉提出，福费廷是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与议付在多个方面不同，一审法院认定以福费廷方式付款等同于议付，并认定本案已经完成议付没有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议付指可议付信用证项下单证相符或在开证行或保兑行已确认到期付款的情况下，议付行在收到开证行或保兑行付款前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向受益人预付或同意预付资金的行为。”本案中，湘电公司在来单通知书上盖章确认付款，开证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予以承兑，议付行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通过福费廷方式向受益人煦霖公司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其操作流程符合该条的规定，应认定议付行已经向受益人煦霖公司完成议付。湘电公司主张适用的《福费廷业务指引》第二条亦规定“买入业务是指某银行无追索权地买断开证行/保兑行确认到期付款且未到期债权的业务”，该规定与《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并非相互排斥。即使按照湘电公司所述福费廷是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亦不违反《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在开证行或保兑行付款前通过向受益人购买单据取得索款权利的规定，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以福费廷方式购买受益人煦霖公司索款权利即已取得议付行地位，故湘电公司主张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使用福费廷业务不能视为完成议付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五十条规定“银行收到单据时，应仅以单据本身为依据，认真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是否为相符交单。相符交单指与信用证条款、本办法的相关适用条款、信用证审单规则及单据之内、单据之间相互一致的交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银行只对单据进行表面审核。”根据上述规定，信用证与作为其依据的贸易合同相互独立，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只对单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单据所涉及基础交易进行实质审查。在本案中，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已对涉案信用证中应由当事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发票、货物收据是否表面相符，信用证条款与单据是否表面相符进行了审查，确认单证一致后，根据委托支付申请办理付款，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现湘电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存在与受益人煦霖公司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应当认定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议付行为构成善意。湘电公司提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议付行为非善意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是否有权办理议付的问题，尽管涉案信用证上载明的议付行为工行新金桥支行，但因工行新金桥支行系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的下设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可以代工行新金桥支行进行议付，故湘电公司提出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无权办理议付的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此外，湘电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其事由主要基于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前所述，本案主要审理是否具有《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终止支付的例外情形，议付行的议付行为是否构成善意，而陈力钧涉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并非本案审理的依据，不构成本案中止审理的事由，故本院对湘电公司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湘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796元，由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隽审判员 贾小弟审判员 朱湘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罗荇书记员谢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