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561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法定代表人：任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是知，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男，1985年12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通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天，北京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瓜音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希瓜音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是知、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希瓜音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经纪合同书》（以下简称经纪合同）于2020年1月9日解除；2．胡波涛支付违约金30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日，希瓜音乐公司与胡波涛签订经纪合同，双方约定胡波涛委托希瓜音乐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演艺娱乐事务，合同期限内胡波涛从事的演艺娱乐事务活动和工作的收入，由希瓜音乐公司负责结算并代收，希瓜音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比例收取佣金；胡波涛如提前解约，须向希瓜音乐公司支付300万元作为解约赔偿金。合同期限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1月31日止。希瓜音乐公司称，经纪合同签订后，胡波涛经其推介已为包括热播剧在内的9部影视作品提供配乐或编曲，并举办了电视剧《恋爱先生》编曲创作分享会。胡波涛经希瓜音乐公司的上述推介行为，在影视作品配乐、编曲圈获得了较高知名度，希瓜音乐公司亦按经纪合同约定向胡波涛支付了相应款项，如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2019年7月22日，希瓜音乐公司收到胡波涛发送的《解约通知书》，胡波涛以希瓜音乐公司未为其制定演艺娱乐事业发展规划和安排任何演艺娱乐事务为由提出解约。对此，希瓜音乐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回函明确表示不同意胡波涛单方解约。后希瓜音乐公司安排的演艺工作，均遭到了胡波涛的拒绝。同时，胡波涛在未经希瓜音乐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参加演艺活动。希瓜音乐公司认为，经纪合同属于具有综合属性的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代理或行纪合同，胡波涛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在希瓜音乐公司明确不同意胡波涛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经纪合同仍在履行期内。但考虑到经纪合同不宜强制胡波涛履行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基于对胡波涛本人意愿的尊重，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胡波涛答辩并反诉称：首先，希瓜音乐公司与胡波涛存在经纪合同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同时有效。在经纪合同履行过程中，希瓜音乐公司仅代理发行了少量胡波涛早期的作品，未给胡波涛安排任何演艺活动。胡波涛除领取工资外，未获得过其他演艺收入。希瓜音乐公司是经纪合同的在先违约方，其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在此情况下希瓜音乐公司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次，胡波涛于2019年7月发出《解约通知书》系基于希瓜音乐公司的在先违约行为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希瓜音乐公司所称胡波涛擅自开展演艺活动与事实不符，胡波涛是在希瓜音乐公司未为其安排任何演艺活动构成根本违约的前提下，以自己在外寻找工作机会这一方式行使不安抗辩权。且针对胡波涛自行承接的演艺活动，希瓜音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知晓并认可，故胡波涛并未擅自进行演艺活动，不构成违约。最后，经纪合同中关于解约赔偿金的条款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无效格式条款，系希瓜音乐公司基于其强势地位所订立的。希瓜音乐公司未投入任何资金对胡波涛进行宣传推广，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希瓜音乐公司要求胡波涛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胡波涛不同意希瓜音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经纪合同于2019年7月25日解除；2．确认经纪合同第九条中“乙方如提前解约，则须支付甲方300万元人民币作为解约赔偿金”的约定是无效格式条款。针对胡波涛的反诉，希瓜音乐公司答辩称：1．希瓜音乐公司并不存在在先违约行为。希瓜音乐公司在经纪合同订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如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向胡波涛支付了酬劳，胡波涛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经纪合同中的解约赔偿金条款并非格式条款，该条款并未加重胡波涛的义务，亦未排除胡波涛的权利。在经纪合同正常履行的一年半内，胡波涛收入共计146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酬劳分配比例，如合同在约定的8年有效期限内正常履行，可为希瓜音乐公司创造上千万元的利润，300万违约金并不足以弥补公司损失。综上，不同意胡波涛的全部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与经纪合同及其履行情况有关的事实2017年12月1日，希瓜音乐公司（甲方）与胡波涛（乙方）签订经纪合同，双方约定：1．1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演艺娱乐事务（“演艺娱乐事务”：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享有著作权之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的出版、发行、信息网络传播、表演、摄制等；对乙方签字和生平资料以及一切有关著作权、邻接权的使用、再许可、转让等……）之独家全权经纪人。1．2本合同有效期限内，乙方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再授权或委托任何人或机构代理其开展任何演艺娱乐事务活动，亦不得自行接受或参与任何非甲方安排之演艺娱乐事务活动。2．合同期限为8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1月31日止，每个服务年度为当年1月1日至次年1月1日，按照该期间计算年度收益。3．1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委托期限内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所有演艺娱乐事务的独家、全权经纪人，由甲方全权代表乙方策划、安排、接洽、同意乙方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演艺娱乐事务，并由甲方全权代表乙方签订聘用协议，约定乙方从事特定演艺娱乐事务活动的具体事宜。3．2乙方委托甲方代其收取委托期限内其从事演艺娱乐事务活动而获得的总收入，而不论甲方收取此项总收入时委托期限是否业已届满或本合同书是否业已提前终止。甲方有权自雇主处直接收取该等收入，并统一记账核算……4．1甲方将为乙方争取演艺娱乐事务范围内最佳受聘机会，并为乙方商讨及争取与演艺娱乐事务有关的最理想条件……5．2双方同意，甲方应得之佣金（或酬劳）如下：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为总收入的60%；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为总收入的50%；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为总收入的40%；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为总收入的30%；单笔收入低于10000元的，甲方不提取佣金（或酬劳）……7．合同期限内所形成之乙方所有创作及制作作品、表演著作（包括但不限于创作的词曲、制作之音乐作品、主持、戏剧、歌唱、舞蹈等表演及任何创作）及被拍摄录制制作之影音图像等内容，均以甲方为唯一著作权人，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人资格及著作权财产权等权利，乙方仅享有署名权……9．在本合同期限内，甲乙双方有任何一方拒绝或未能履行本合同书规定的条款，或者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守约方有权通知违约方立即纠正其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在收到上述通知后30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所遭受之全部损失。乙方如提前解约，则须支付甲方300万元人民币作为解约赔偿金。为证明如约履行了经纪合同义务，希瓜音乐公司提交了：1．影视剧《白发》《宸汐缘》《九州缥缈录》《恋爱先生》《那片花那片海》《听雪楼》《我的真朋友》《筑梦情缘》《那座城，这家人》的片尾截图，片尾署名显示胡波涛参与了上述影视剧的配乐制作。2．影视剧《恋爱先生》线下分享会直播截图，显示胡波涛作为该剧音乐制作人参与了《：电视剧背后的音乐与故事》节目直播。3．胡波涛《丑牛》《胡波涛影视音乐作品集01》在QQ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平台发行的页面截图，显示发行公司均为希瓜音乐公司。4．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的《经纪约佣金代支付证明》，载明其受希瓜音乐公司委托，向胡波涛支付经纪约佣金合计376000元（分别为2019年1月发放制作费200000元、2019年6月发放制作费176000元）。5．希瓜音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博及其丈夫谭旋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显示其二人自2018年2月至2019年3月间共计向胡波涛转账1084000元。6．《胡波涛制作项目结算表》及任博、谭旋与胡波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胡波涛制作的音乐作品被使用的情况及结算价格进行了确认，胡波涛认可结算标准为普通配曲1000元/分钟、片头配曲2000元/分钟。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希瓜音乐公司未拖欠胡波涛酬劳，且额外支付了3万余元，此外双方也表示有关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争议不在本案中主张。胡波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认可前述影视剧配乐工作是希瓜音乐公司指派、音乐专辑发行是由希瓜音乐公司实施，亦确认已经收到146万元的酬劳。但其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胡波涛称其与希瓜音乐公司同时签订了经纪合同和劳动合同，上述履行情况非基于双方之间的经纪合同关系，而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希瓜音乐公司是依据劳动合同向胡波涛指派工作，胡波涛也是依据劳动合同开展制作工作、收取计件工资。此外，胡波涛还认为经纪合同中关于解约赔偿金的约定为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即使该条款有效，鉴于希瓜音乐公司并未履行经纪合同中的义务，未为胡波涛推介演艺工作，也未付出推广成本，解约赔偿金作为违约金金额也过高，应该调整为1元。为此，胡波涛提交了：1．希瓜音乐公司（甲方）与胡波涛（乙方）于2017年12月1日订立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该劳动合同，其中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资标准等均为空白。2．希瓜音乐公司（甲方）与胡波涛（乙方）于2017年12月1日订立的《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3．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打印件，显示自2017年6月起至2020年4月，由艾薇亭（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先后为胡波涛缴纳社会保险。4．胡波涛为《九州缥缈录》《宸汐缘》《鹤唳华亭》等配乐明细及结算账单，显示希瓜音乐公司向胡波涛支付配乐费用及2019年2月-6月份5个月工资总计税后171808．32元。希瓜音乐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指出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给胡波涛缴纳社会保险，劳动合同中并未对劳动期间和报酬等进行约定，双方并未产生真实的劳动关系。即使经纪合同与劳动合同同时存在，双方也应受经纪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束，且胡波涛在与任博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双方之间的结算标准和方式，应视为是对经纪合同中酬劳结算方式的变更。二、与经纪合同的解除有关的事实胡波涛主张希瓜音乐公司未履行经纪合同的义务，故其于2019年7月18日向希瓜音乐公司发送《解约通知书》，其上载明：2017年12月1日，本人与贵司签署了经纪合同，委托贵司担任本人的独家经纪。然而自双方签署协议以来，贵司并没有为本人制定演艺娱乐事业的发展规划，也没有安排任何演艺娱乐事务，使得协议没有得到任何履行。基于上述情形，本人现郑重通知贵司：1．本人即日起正式通知贵司解除经纪合同并终止与贵司的合作；2．贵司不得再以本人经纪公司的名义从事任何与本人演艺事业有关的活动。本解约通知自贵司收到之日生效，特此函告。2019年7月26日，希瓜音乐公司向胡波涛公证邮寄了《关于＜解约通知函＞的回函》，称胡波涛陈述的“我司未为您本人制定演艺娱乐事业的发展规划，也没有安排任何演艺娱乐事务”这一解约理由毫无事实根据，不认可胡波涛单方面提出解约的法律效力，也不同意提前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希瓜音乐公司希望胡波涛收到该回函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其重新商谈合作事宜、积极解决相关问题。2019年9月2日、9月6日，任博先后向胡波涛发送主题为“关于《有匪》制作案的制作要求”的电子邮件和催稿的电子邮件，要求胡波涛根据文字片段创作符合片段情境的音乐demo。胡波涛于2019年9月6日回复邮件明确拒绝了希瓜音乐公司的工作安排，理由为双方已经解约，且其手受伤无法工作。2019年10月18日，希瓜音乐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认为胡波涛于2019年7月单方提出的合同解除无效，胡波涛以合同已解除为由拒绝其安排的演艺工作，并未经其许可擅自开展演艺工作，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要求解除合同。为此，希瓜音乐公司还提交了影视剧《七日生》《青春斗》《少年派》片尾截图和歌曲《群星闪耀时》《梦在黎明破晓》歌词界面截图，显示胡波涛参与了配乐、作曲或弦乐编写。胡波涛称希瓜音乐公司对其自行开展的演艺工作知情并认可，其提交了：1．胡波涛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在胡波涛发朋友圈为其参与作曲的影视剧《青春斗》进行宣传时，任博在该条朋友圈下点赞。2．任博与胡波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任博询问《七日生》中胡波涛的署名顺序。3．任博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任博发送了一条文字内容为“由【希瓜音乐人】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少年派》正在播出…【希瓜音乐】”的朋友圈。4．名为“上海谭旋音乐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于2019年6月20日所发布的题为《最新鲜|由【希瓜音乐人】胡波涛参与音乐制作的电视剧＜少年派＞正在热播中》的文章截图，显示有“都市家庭剧《少年派》正在热播中……希瓜音乐人胡波涛参与音乐制作”等内容。5．胡波涛与任博于2019年6月6日的谈话录音，双方谈话时任博有“你在外边接活儿什么的，这个事情。就像我说的，其实有没有经纪约，我并没有反对你去外面干活儿，从来都没有”等言语。希瓜音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表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等于希瓜音乐公司许可胡波涛自行开展演艺工作。2019年11月28日，胡波涛收到本院向其邮寄送达的希瓜音乐公司的起诉状。2019年11月20日，胡波涛（乙方）委托代理人孙海天向希瓜音乐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任博发送了《解除协议书》协商解约事宜，协议书第一条为“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同意解除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经纪合同，解除的效力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时，立即生效”；第二条为“经纪合同解除后，甲方立即停止代理发行乙方个人音乐作品（2012年专辑《唤醒一棵树》10首、2014年专辑《行人记》10首、2015年钢琴专辑《九颗小水滴》9首、2016年专辑《一切都很好》10首、2017年单曲《树的迁徙》、2018年专辑《胡波涛影视音乐作品集01》31首、2018年专辑《丑牛》10首）。甲方应在解除协议后30日，将上述音乐作品在各个合作平台下架，并将版税报表公示于乙方，双方按经纪合同约定进行分账。”后双方并未就前述《解除协议书》达成一致。2020年1月9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时，胡波涛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解除经纪合同。当日，双方均同意经纪合同于2020年1月9日解除。2020年7月2日，本案开庭时胡波涛明确表示不再同意此前双方确认的解除时间，要求本院确认希瓜音乐公司未能履行经纪合同主要义务，经纪合同自2019年7月25日解除。希瓜音乐公司仍要求本院确认经纪合同于2020年1月9日解除。三、其他胡波涛提交了2019年7月25日希瓜音乐公司出具的《关于的回函》，希瓜音乐公司称于2019年7月22日收到胡波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胡波涛关于解除原因为“劳动合同对于劳动合同期限、报酬等必备内容均未约定”的陈述，其不予认可；同时考虑到胡波涛的整体表现，双方的劳动关系自回函发出之日起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除并不影响胡波涛以其他身份与希瓜音乐公司合作关系的效力。希瓜音乐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及是否解除均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有希瓜音乐公司提交的经纪合同、截图、证明、银行明细、解约通知书、回函公证书、项目结算表、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协议书，胡波涛提交的经纪合同、截图、劳动合同书、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社保记录、结算账单、回函等予以证明，本院的证据交换笔录、开庭笔录亦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胡波涛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即胡波涛发出的解约通知是否有效；二是希瓜音乐公司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及合同解除时间；三是解约赔偿金条款是否有效及胡波涛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一、胡波涛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希瓜音乐公司与胡波涛签订的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故经纪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经纪合同系希瓜音乐公司与胡波涛所签订的关于发展胡波涛未来演艺事业的多种权利义务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性合同，其中包含了委托、行纪、居间等多种法律关系，属于具有综合属性的演出经纪合同。此类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代理或行纪性质，因此不能依据合同法中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或行纪合同的规定享有单方任意解除权，且鉴于经纪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故关于经纪合同的解除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胡波涛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是希瓜音乐公司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具体行为表现为未为胡波涛制定演艺娱乐事业的发展规划，也未为其安排任何演艺娱乐事务。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经纪合同的目的是希瓜音乐公司为胡波涛提供演艺经纪服务，双方就此分享收益。从希瓜音乐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希瓜音乐公司为胡波涛发行了音乐专辑、安排了影视剧配曲工作及相关宣传活动等，并足额支付了上述演艺活动的报酬。胡波涛主张上述演艺活动均是为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所实施，与经纪合同无关。对此，希瓜音乐公司虽与胡波涛同时签订了经纪合同和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上对于劳动期限、报酬等内容均未作约定，希瓜音乐公司亦解释称劳动合同的签订目的是为了便于给胡波涛缴纳社保。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希瓜音乐公司前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即便希瓜音乐公司与胡波涛同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案诉争的发行音乐专辑等活动已经明显超出了劳动合同的约定，应属于为履行经纪合同所实施的演艺活动范畴，故胡波涛关于希瓜音乐公司仅履行了劳动合同，其也仅收取了计件劳动报酬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胡波涛主张的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与经纪合同中约定的方式不同，本院认为，在胡波涛未就结算提出异议且已实际接受了根据结算方式计算的相关报酬的情况下，结算方式的变更并不构成希瓜音乐公司根本违约的依据，故希瓜音乐公司并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胡波涛无权以此为由解除合同。综上，胡波涛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希瓜音乐公司不同意解除经纪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胡波涛于2019年7月18日向希瓜音乐公司发出的解约通知书并不产生解除双方经纪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经纪合同仍合法有效。对于胡波涛要求本院确认经纪合同于2019年7月25日解除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希瓜音乐公司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如前所述，由于胡波涛2019年7月18日向希瓜音乐公司发出的解约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双方经纪合同的法律效力，故在本案起诉前双方在经纪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在，胡波涛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依据希瓜音乐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在希瓜音乐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经纪合同后，胡波涛对于希瓜音乐公司安排的影视剧配曲工作明确表示拒绝，且自行开展演艺活动。尽管胡波涛提交了部分微信截图、谈话录音等，欲证明希瓜音乐公司对其自行开展的演艺活动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仅能体现希瓜音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部分意思表示，并不足以证明希瓜音乐公司认可胡波涛前述行为不构成违约，也不足以否定胡波涛自解除通知书发出后未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合同违约的事实。故希瓜音乐公司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要求解除经纪合同。关于经纪合同的解除时间，鉴于双方未就合同的解除时间达成一致，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希瓜音乐公司于本案起诉时要求法院确认经纪合同解除，故本院确认双方经纪合同自本案起诉书送达胡波涛即2019年11月28日解除。对于希瓜音乐公司提出的解除时间为2010年1月9日的主张，本院不再予以支持。三、解约赔偿金条款是否有效及胡波涛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在胡波涛未提交证据证明经纪合同属于前述格式条款之情形下，经纪合同应系希瓜音乐公司和胡波涛协商后订立，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从解约赔偿金条款的内容看，也不存在免除希瓜音乐公司责任、加重胡波涛责任或排除胡波涛主要权利的情形。故本院对于胡波涛要求确认解约赔偿金条款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庭审过程中，胡波涛认可经纪合同中的解约赔偿金属于违约金性质，但主张希瓜音乐公司并未为其投入任何成本，也未遭受任何损失，故违约金约定的金额过高，应当调整为1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关于本案经纪合同中约定的300万元的违约金是否过高，本院综合胡波涛在经纪合同订立后至其发送解约通知书期间给希瓜音乐公司的创收及其本人的酬金收入情况，兼顾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尚余6年合同期间的预期利益等因素，认定经纪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并不会过分高于因胡波涛提前解约给希瓜音乐公司所造成的损失，故本院认定胡波涛应当就提前解约行为向希瓜音乐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对于希瓜音乐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签订的《经纪合同书》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胡波涛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原告上海希瓜音乐制作有限公司预交），由被告胡波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0元（反诉原告胡波涛预交），由反诉原告胡波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长 张 璇审判员 尹 斐审判员 李莉莎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洪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