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4753号原告：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中心西路21号。法定代表人：王志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安群，北京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伶，女，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职员。被告：北京至高美术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5号5号楼一层。法定代表人：米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海涛，北京市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鑫明，北京市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伟业公司）与被告北京至高美术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美术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安群，被告至高美术馆的法定代表人米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海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元伟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2013年7月10日的《协议书》；2.判令至高美术馆收回交付的《长城》画作，返还订金170万元；3.判令至高美术馆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至高美术馆的法定代表人米良与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系朋友关系。2013年8月12日，因米良急需用款，王志昌安排案外人葛翠敏、杨建忠、徐庆文向米良个人银行账户分别转款共计170万元，后由于米良未能还款，案外人分别就其转款的金额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米良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米良提供了一份加盖了双方公司公章，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的《协议书》，称案外人所转款项实际是天元伟业公司与至高美术馆签订协议中的画款，贵院因而认定案外人与米良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驳回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对涉案《协议书》，天元伟业公司虽否认其上所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但案外人在一审未申请鉴定，上诉后二审程序中的司法鉴定却确认了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为此，天元伟业公司只得依《协议书》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按该协议，至高美术馆应为天元伟业公司提供共计79幅、总价800万元的书画作品，但至高美术馆至今只提供一幅名为《长城》画作。故天元伟业公司诉至法院。被告至高美术馆辩称，不同意天元伟业公司诉讼请求，天元伟业公司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天元伟业公司只得依《协议书》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天元伟业公司对双方之前案件的陈述，通过诉讼已经确定了协议书的真实性”。天元伟业公司没有解除合同的依据，至高美术馆与天元伟业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已经被2015海民（商）初字第29142号、29143号、29145号一审民事判决以及（2016）京01民终字3180号、3181号、3178号二审民事判决做出了认定，2017年京民申2606号、2607号、2608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这个协议书的效力，同时确认该协议已经得到部分履行，即至高美术馆已经向天元伟业交付长城画作一幅，天元伟业公司已经向至高美术馆支付画款170万元，然后在该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至高美术馆多次催告天元伟业公司取走已经订购并且经至高美术馆完成的画作，天元伟业公司因其自身原因拒不取走画作，并不配合至高美术馆的安装，致使该画作长期存于至高美术馆，至高美术馆因此承担巨额的储存费用和维护费用。至高美术馆认为，天元伟业公司起诉要求收回交天元伟业公司的画作并返还定金170万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93条、94条之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法定要件，因为天元伟业公司的事实理由部分没有对合同解除依据进行说明，所以从解除的角度来说，要么约定解除、要么法定解除，双方的合同里面没有显示约定解除的条款，也不能触发约定解除，法定解除要求达到根本违约，至高美术馆没有根本违约，并且在过程中至高美术馆一直在催告天元伟业公司来拿画，至今天元伟业公司都没有拿走画作。至高美术馆承担了维护费用、仓储费用，所以至高美术馆并不存在违约，不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存在促使合同解除的原由，所以请求驳回天元伟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10日，天元伟业公司（乙方）与至高美术馆（甲方）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董事长、总经理、会议室、办公室、设计室等部门的设计、装裱、安装书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按乙方要求为乙方董事长、总经理、设计室、会议室、大堂、接待室等部门提供书画作品和设计、装裱、安装。二、甲方为乙方提供作品方案的设计经乙方同意后装裱安装。三、甲方为乙方会议室等部门提供书画作品共计79幅。甲乙双方同意于7月12日至9月12日期间安装验收完毕。四、由甲方提供的书画作品甲方负责保修一年，如有甲方责任损坏甲方负责修复。五、由甲方提供乙方的书画作品总价为800万元整，装裱安装费5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结算价为800万元整，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订金160万元整，甲方安装完毕经乙方验收无异议后五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余款640万元整。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同意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013年8月12日，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通过葛翠敏、杨建忠、徐庆文向至高美术馆的法定代表人米良分别转账50万元、50万元、70万元，共计170万元。葛翠敏、杨建忠、徐庆文在2015年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对米良提起了诉讼，要求米良偿还借款，后案件经一审、二审、再审，其诉讼请求均未得到支持。天元伟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前述170万元款项系《协议书》的订金，关于金额与《协议书》约定的不一致，天元伟业公司解释称因之前三案按照民间借贷主张未得到支持，故只能是依据《协议书》起诉，170万元也只能是订金。2014年，至高美术馆向天元伟业公司交付了米良所画的《长城》油画画作。关于画作《长城》的具体交付日期，至高美术馆主张系在2014年8月底9月初；天元伟业公司主张为2014年6月17日。关于画作《长城》的选定和交付过程，天元伟业公司主张画作非其选定，其是在根据对方推荐主张要上过“神七”的画作，《长城》是至高公司自己在2014年6月17日派车向天元伟业公司交付的；至高美术馆称天元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昌选画时最初没有选《长城》，当其看到《长城》后才决定要买这一幅，这幅画作是在2007年香港回归时做过展览的，意义不一样，所以在合同约定的160万元订金基础上又多给了十万元画款。《长城》系至高美术馆送过去的。关于画作《长城》的规格大小及价格，至高美术馆主张大小为88CM*173CM，价格为170万元，对此至高美术馆向本院提交了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评估证书，证书显示米良的油画作品，市场价格为每平方尺5万元至7万元，证书的有效期为2007年11月22日至2009年11月21日；天元伟业公司主张大小为87CM*176CM，天元伟业公司称送画作的时候并未协商过价格，其对于至高美术馆主张的米良油画作品价格不认可，主张画作是特定物，不能用其他的画作来衡量价值，画作的鉴定价格也不具有参考性，而需要市场的检验。诉讼中双方确认，《长城》画作自交付后一直悬挂于天元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的办公室墙上，画作的计量单位一平尺为33.3CM*33.3CM。诉讼中，至高美术馆主张其曾向天元伟业公司发送过告知函，催促天元伟业公司取走剩余画作，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向天元伟业公司送达过。至高美术馆在诉讼中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的未履行部分，对于合同已履行的部分不同意解除，称画作已经交付多年，没有进行保养，已经变色。天元伟业公司主张双方签署的《协议书》自本案起诉材料送达至高美术馆之日起解除。另，本案起诉材料于2018年9月19日送达至高美术馆。本院认为，天元伟业公司与至高美术馆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具有约束力。根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至高美术馆系按照天元伟业公司的要求向其提供书画作品的设计、装裱、安装，故根据合同内容，双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应为定作合同关系。至高美术馆的合同义务为提供79幅《画作》的设计、装裱、安装义务，天元伟业公司的合同义务为依约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根据法律规定，定做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故本案中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解除双方签署的《协议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协议书》的解除时间，根据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候解除，天元伟业公司主张自本案起诉状送达给至高美术馆之日起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协议书》解除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本案中，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至高美术馆收回《长城》画作并返还170万元，即要求合同恢复至《协议书》签署前的状态。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收回《长城》画作的请求，本院认为，首先，涉案《长城》画作交付至今已近七年，且本案中并未有证据显示《协议书》中约定的79幅画作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长城》画作自交付后亦一直悬挂于天元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的办公室内，显然属于可独立于《协议书》中其他画作的标的物，故《长城》画作属于在履行上可单独交付的标的物。同时，涉案画作已在天元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悬挂多年，本案中亦未有证据证明天元伟业公司曾就画作质量提出过异议。其次，《长城》系油画画作，且已完成交付多年，画作的成色、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发生变化，且与存放地点的温度、湿度等条件及是否按时保养密切关联，故从本案标的物的性质来看，亦不宜适用返还原则。综上，本院认为，就《长城》画作的交易双方已经完成，且根据涉案标的物履行情况，亦属于不适宜恢复原状的情况，故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至高美术馆收回画作，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至高美术馆返还170万元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至高美术馆收回画作，无相应依据，则天元伟业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至高美术馆向其返还款项及返还金额，必然涉及对《长城》画作价款这一争议焦点的认定。本案中，天元伟业公司主张双方对于《长城》画作的价格未做约定，其支付的170万元均系订金；至高美术馆主张涉案170万元为双方口头约定的《长城》画作的画款。对此结合案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具体评述如下：关于天元伟业公司所称170万元均系订金的主张。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天元伟业公司对于其所主张的所付款项的性质，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案中，《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协议约定的订金为160万元，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即支付。天元伟业公司向至高美术馆实际支付款项的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支付金额为170万元。故天元伟业公司支付款项的金额及日期均与《协议书》约定并不一致，而其在本案中亦未提交如《收据》等能够反映支付款项性质的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亦未对支付金额与《协议书》不一致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故天元伟业公司就其该项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本院对其关于170万元系订金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至高美术馆主张的170万元系双方口头约定的《长城》的画款，天元伟业公司主张双方对此未作约定。如前所述，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至高美术馆对其该项主张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案中，《协议书》中并未就单幅画作的价格进行约定，天元伟业公司在诉讼中主张画作的鉴定价格不具有参考性，而需要市场的检验。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天元伟业公司取得《长城》画作的交易方式系双方直接交易，而非在公开拍卖市场上取得，且本案中亦未有证据证明涉案画作或同类画作曾在公开交易市场进行过拍卖成交，故本案中不具备以市场价格来确认本案涉案《长城》画作价格的条件。因此，判定本案涉案画作的价格需要结合本案中双方交易的具体情况、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如前所述，《协议书》中并未就单幅画作的价格进行约定，但双方交易完成的《长城》画作必然有其价款。在案证据所显示出的双方交易脉络为：双方首先在2013年签署了《协议书》，之后天元伟业公司支付了超过约定订金金额的款项，最后至高美术馆向天元伟业公司交付了《长城》画作。前述事实脉络所反映的订画、付款、交货模式符合日常生活中交易的普遍模式。《协议书》约定的订金金额为160万元，天元伟业公司在一日内向至高美术馆支付了170万元，该金额超出了双方协议约定的订金金额，即双方并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正常情况下，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必然会对超额支付的原因及画作交付等细节进行协商。在双方已就该幅画作完成交易的情况下，天元伟业公司主张双方未就《长城》画作的画款进行过协商，与常理不符。其次，本案中，双方签署《协议书》的时间为2013年7月10日，天元伟业公司系在支付170万元款项后取的《长城》画作，依据常理而言，如天元伟业公司支付的价款金额超出了《长城》画作的价款，在协议约定至高美术馆还有其他需要交付的画作的情况下，天元伟业公司必然会要求至高美术馆继续提供画作，而本案中亦未有证据显示天元伟业公司在接收画作近五年时间内曾依据《协议书》向至高美术馆提出过相应主张。同时，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在支付款项、交付画作后至天元伟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近五年的时间里，双方曾就《长城》画作及画款发生过任何争议，故据常理推断，天元伟业公司所支付的170万元应与其所得画作的价款大致相当。再次，本案中双方交易的物品系油画类艺术品，艺术品并不同于一般商品，其属于特定物，艺术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美学价值，并受经济、地域、来源、题材、大小、艺术家、买家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艺术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原创性和独一无二的特性。故现实交易中艺术品的交易价格往往围绕其市场价格或评估价格上下浮动，是艺术品交易的显著属性和特征。至高美术馆在本案中提交的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评估证书显示，米良画作在2007年至2009年的价格区间为每平尺5万元至7万元。根据双方在诉讼中陈述的画作大小进行计算，同样大小的画作在2007年至2009年价格区间在7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另，据当事人陈述，涉案画作《长城》是具有特殊背景意义的作品，同时《长城》画作交付后一直悬挂于天元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昌的办公室内，而非《协议书》中约定的设计室、会议室、大堂、接待室等位置，该幅画作的悬挂位置亦能侧面反映该幅画作的实际价值。结合米良作品在前述时间段的评估价格，双方交易涉案画作的时间及天元伟业公司接收画作后的悬挂位置进行综合分析，至高美术馆主张涉案画作的价款金额具有合理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以上论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标的物品为艺术品，双方对价款无明确书面约定且无对应市场拍卖价格予以参考的情况下，本院综合涉案协议签署日期、款项支付金额、画作交付情况、履行先后顺序、米良画作的价格区间、艺术品本身的特殊属性、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认为，至高美术馆所主张的涉案款项为画作的画款具有高度可能性，与在案现有证据所反映出的双方交易及履行情况相符，至高美术馆的主张在逻辑上更为合理且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至高美术馆公司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对于天元伟业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于天元伟业公司要求至高美术馆退还17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至高美术馆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签署的《协议书》于2018年9月19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00元，原告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 斌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人民陪审员  董福利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 记 员  宋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