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刑初249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庆秋，男，197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湖南省常德市，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公务员，工作单位广州市南沙区，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因本案于2019年12月2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取保候审。委托辩护人耿洁媛，广东元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辩护人程有社，广东元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以穗南检一部刑诉〔2020〕16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庆秋犯危险驾驶罪，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4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同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黄慧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庆秋及其辩护人耿洁媛、程有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1月30日21时许，被告人余庆秋酒后驾驶粤Ａ×××**小轿车在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进金沙大道北5米今洲广场内路段行驶时，碰撞到广场内旗杆地盘底座，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被交警查获。经鉴定，被告人余庆秋血液中检出乙醇（酒精）含量为252.62mg/100ml，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为证实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列举了鉴定意见、视听资料、有关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余庆秋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鉴于被告人余庆秋不否认酒后开车，公诉机关认为其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建议本院对其判处拘役二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余庆秋承认酒后开车，但是认为其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等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故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其是醉酒驾车；其停放的车辆粤Ａ×××**小轿车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其只是将车辆移开；此外，驾驶车辆过程中，其在熄火后，存在二次饮酒;一贯表现良好，取保候审阶段有立功表现。辩护人庭前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请求对《交通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现场检测报告书》《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上述共6项证据）予以排除，并请求调取完整的血液酒精鉴定的档案，申请法院通知办案民警梁某2、邬某1、公安机关受案部门负责人、公安机关勘测人员、派出所工作人员梁某1、血样交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出庭，并以已提起行政诉讼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广州市司法局已受理对鉴定机构的投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为由，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并提出余庆秋无罪的意见，理由如下：1.排除《交通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理由是公安机关强制检验被告人血液，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程序违法，强制方式违法。强制检验被告血液，紧急情况下实施后未补办批准手续；仅一位交警实施；未当场告知被告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强制检验被告人血液过程中，一直使用手铐。以上违反《行政强制法》第二十条第（二）项、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2.排除《现场检测报告书》理由是，强制检测被告尿样，不属于紧急情况下实施，公安机关实施前未经行政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其他理由同上。3.排除《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的理由是，交警大队在行政案件尚不具备转为刑事案件的条件时，即开始使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措施，程序严重违法。4.交警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违规使用手铐检验血液，属违规使用警械，严重侵犯被告人身自由。综上，以上证据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如果不在刑事案件中排除，反而作为认定被告犯罪的证据，会造成严重的司法不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交警大队对被告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被撤销；非法侦查措施形成的证据，应予排除。且以上非法证据，已丧失补正、合理解释的机会，应予排除。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30日晚，被告人余庆秋与战友宁某等人在南沙区今洲广场的毛家饭店聚餐，期间被告人余庆秋有饮酒。当晚聚餐完毕21时50分许，被告人余庆秋独自驾驶粤Ａ×××**小轿车在今洲广场内路段行驶约100米后，碰撞到位于广场内的旗杆地盘底座。发生碰撞后，被告人余庆秋下车查看，又驾车前进、后退，再次碰撞，后趴在方向盘睡着。群众报警后，公安民警到现场将被告人余庆秋查获。鉴于其深度醉酒，无法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公安民警于当晚23时30分许，将被告人余庆秋带至南沙区中心医院抽集血样。2019年12月1日，经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余庆秋血液中检出酒精含量为252.62mg/100mL。同月26日，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认定，被告人余庆秋负事故全部责任。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支队南沙大队调取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询、驾驶人信息查询、机动车信息查询，证实：被告人余庆秋系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无前科劣迹；粤Ａ×××**小型轿车为余庆秋所有，机动车状态为正常；余庆秋准驾车型为C1，当前状态为正常。2.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1日出具的暨大司鉴中心[2019]毒鉴字第D6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的自查报告，证实：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1日接受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的委托，依据GA/T842-2019《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方法》，运用顶空气相色谱法，从送检的余庆秋血液（试管编号CW48673884,样品编号：2019-D-663）中检出乙醇成份，含量达252.62mg/100mL。鉴定人金某2、尹某在鉴定意见书签名。鉴定意见书后附检材照片、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执业资格证等。另经查明，公安机关已于2019年12月1日将该鉴定意见送达给被告人余庆秋，余庆秋无提出异议。后余庆秋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向广州市司法局对鉴定人金某2、尹某进行投诉，上述鉴定机构向广州市司法局出具自查报告，对鉴定程序、操作、技术等进行了说明，摘要如下：2019年4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该鉴定中心为交通事故酒驾检验鉴定服务项目的中标人；本案中，血液提取环节及存储环节由公安机关独立完成，提取记录由公安机关制作，存储场地及设备亦由公安机关自行配置；血样接送环节，该鉴定中心指派两名工作人员全程接送，全程录像，同时在《检材流转记录单》对被鉴定人姓名、检材名称、种类、数量、接送时间作了详细记载，确保了检材可靠、同一、真实；检测环节，鉴定人金某2全程指导监督，金某2、尹某在签发上述鉴定意见书之前，查阅了委托资料、样本信息、检测图谱、数据等，并且鉴定程序及鉴定意见经张志东复核，保证了鉴定结果的合法、科学、准确。参与鉴定人员均为鉴定中心鉴定人或助理，不存在投诉的“多名无关人员在鉴定现场”。本案鉴定过程中，定性、定量可同时进行，余庆秋投诉的“先要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定量分析”“偷工减料”，属其理解有误、无稽之谈。鉴定意见书中的备注检出限为1mg/100mL是一个常规性说明。等等。总之，自查报告认为，在本案鉴定过程中，无论程序、技术还是表述上，该鉴定中心均合法合规，余庆秋相关投诉无任何依据。3.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19年12月1日制作的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被告人余庆秋于2019年11月30日21时51分许，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在广州市南沙区今洲广场停车场与停车场地栏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日，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检验血液、尿样的强制措施。经检测，余庆秋尿液中吗啡、甲基安非他命、氯胺酮等均呈阴性，余庆秋对该结论无异议。4.交通警察梁某2出具并有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盖章的“关于2019.11.30余庆秋醉驾交通事故的情况说明”，记载：2019年11月30日21时57分，梁某2接到今洲广场发生交通事故的警情后，赶到现场。其发现当事人余庆秋已被金洲派出所警务人员用约束带控制，余庆秋侧躺在地，身上有酒味。其尝试与余庆秋沟通，但无应答。其判断余庆秋饮酒太多，无法做呼气式酒精测试，并担心醉酒引发其他意外，故通过分控中心通知120到场，将余庆秋带至南沙区中心医院进行抽血。5.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制作并盖章的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记载：当事人为余庆秋，事故时间2019年11月30日21时50分，事故地点为南沙区今洲广场内，血样提取时间为2019年11月30日23时27分，提取地点为南沙中心医院，提取血样A、B两瓶各5ml，编号分别为CW48673955,CW48673884。交通警察梁某2签名。被提取人处有被告人余庆秋签名捺印。6.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盖章出具、执勤人员梁某1签名的执勤经过，记载：2019年11月30日21时57分许，南沙区金洲派出所工作人员梁某1接到金洲派出所通知，前往今洲广场处理一宗小车撞地栏的交通事故。梁某1到现场后发现一男子坐在粤Ａ×××**号小轿车主驾驶位，其尝试叫醒该男子，但该男子无反应。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该男子醒了，情绪激动，胡言乱语，且有推搡行为。在警告无果后，梁某1与同事将该男子制服，并向派出所报告案情。后交警赶到。7.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出具的抓获经过，记载：抓获方式为现场抓获，线索来源为工作中发现，执勤民警梁某2、邬某2发现粤Ａ×××**小轿车的驾驶员即被告人余庆秋有酒驾嫌疑。因被告人昏睡无法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值班民警联系120救护车将其带至南沙区中心医院进行抽血。被告人余庆秋对抽血照片、所驾驶车辆、事故发生路段照片进行了签认。8.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余庆秋对抽血、储存等环节提出异议后，公安机关于2020年7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事故发生地即今洲广场属于道路范畴，属于南沙交警大队管辖范围；在南沙中心医院抽取余庆秋的血样后，由公安机关在2小时内送至南沙交警大队分控中心，移交分控中心当日值班人员陈某、乔某，并放在冰箱内低温保存，温度在0-4度。上述做法符合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及广州市有关文件的规定；另外，根据公安部令第157号规定，对酒驾人员进行检测，应当由两名交警或一名交警带领辅助人员将酒驾人员带到医疗机构提取血样，或现场由法医等提取血样。9.公安机关对粤Ａ×××**小轿车进行检查时制作的视频及情况说明，证实：在余庆秋向公安机关辩称其存在二次饮酒后，公安机关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发现车上主驾驶位正底下有一瓶未开封的酒，副驾驶座位正底下有一空酒瓶，有较多灰尘且瓶内无酒，车内没有找到保温杯。两个酒瓶均位于座位正底下，很难取出。10.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交警部门认为余庆秋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行驶的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的全部原因，余庆秋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11.监控视频，证实被告人余庆秋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及被查获的全过程。监控视频显示，被告人余庆秋酒后走路摇晃，带着醉态，其取车后驾车离开停车场，驶向事故发生地点，行驶约100米后，发生碰撞。余庆秋先是下车查看，后上车倒车，发生二次碰撞，其再次下车查看，后上车向前移动，再倒车，数分钟后继续向前移动车辆，数分钟后打开车门坐在驾驶位休息。数分钟后，执勤人员到场，发现被告人睡着，数分钟后，执勤人员将其叫醒并让其下车接受检查。视频显示，被告人自始至终其未进入车辆后排。12.证人宁某、龚某的证言，证实两人系被告人余庆秋的朋友，在2019年11月30日晚，与余庆秋等人在南沙区今洲广场吃饭，期间余庆秋有喝酒。13.证人梁某1的证言，证实内容与执勤经过基本一致。其赶到现场后，发现一男子坐在粤Ａ×××**号小轿车主驾驶位，靠着方向盘睡觉。车上只有该男子一人。车辆为启动状态，其将车辆熄火。男子很大酒味。其尝试叫醒该男子，但该男子无反应。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该男子醒了，情绪激动，胡言乱语，且有推搡行为。在警告无果后，梁某1与同事将该男子制服，并向派出所报告案情。后交警赶到。经辨认照片，指出被告人余庆秋就是驾驶粤Ａ×××**小轿车的男子。14.证人黎某的证言，证实：其系今洲广场肯德基员工。在2019年11月30日22时许，一名男子驾驶的粤Ａ×××**小轿车在今洲广场碰撞到停车场地栏，警察到场后该男子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该男子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其询问该名男子是否需要帮助时，该男子就趴在方向盘上不理其。15.被告人余庆秋的供述及辩解，证实：被告人余庆秋供述反复。其在公安机关先是不承认有驾车的行为，称“上车后车辆发生位移”“车辆滑动”“其躺在后排座，下车接电话时，由于车辆滑动与停车场的护栏发生碰撞”；后对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有异议，原因是“当时吃了感冒药”，后又表示“对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无异议”，但“发生事故后，在车上还喝了酒，酒瓶现在副驾驶位置”；再后，其承认酒后驾车，发生碰撞事故，后坐到车辆副驾驶位置上等待妻子来接，过程中从副驾驶位底下拿出已开封的茅台酒，喝了约半斤。关于被告人余庆秋提出的其酒后驾车只是为了挪开车辆、避免阻挡他人的意见。合议庭经评议，对此不予采信。理由如下：被告人余庆秋系聚餐完毕，从停车场取车，并驾车行驶约100米后在广场发生碰撞事故；案发的今洲广场区别于小区门口、车库门口等特定地点；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以车辆被堵为由，要求被告人挪动车辆。故被告人不具有该酌情从轻处罚情节。关于被告人余庆秋提出的其在发生事故后有二次饮酒情形。合议庭经评议，对该辩解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众多证据显示，被告人余庆秋醉酒驾车，在事故发生后，酒力发作，其已完全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根本不能完成任何稍具复杂性的动作。其所辩称二次饮酒，明显与常理不符，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追究。并且，公安机关在其作出该辩解后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并出具了情况说明，足以推翻该不实辩解。此外，为消除社会公众误解、防止盲目效仿，本院在此明确申明：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在没有被公安机关查获前，即使存在二次饮酒，其目的也是逃避法律责任，并不影响对被告人依法进行刑事评价。关于被告人余庆秋一贯及案发后的表现。合议庭经评议认为，被告人的工作表现不影响本案对其定罪量刑。有关部门出具的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表现良好的材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表现良好，不能认定为本案中的立功情节。关于被告人余庆秋及其辩护人提出中止审理的请求。合议庭经评议认为，被告人余庆秋就鉴定意见向司法局进行投诉、就公安机关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提起行政诉讼，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情形。人民法院并非所谓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对该申请予以驳回。关于被告人余庆秋及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合议庭经评议，综合评述如下：（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一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相关笔录，等等。证据的审查包括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证据的属性包括证据力和证明力，证据力即其作为证据的资格。本案中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但仍然是本案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反映了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的问题；而非法证据排除，解决的问题就是证据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即证据合法性的问题。（2）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有其特定含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指的是“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即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取得的言词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应一律排除；而物证书证，只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如没有搜查手续非法取得的物证，在无法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予以排除。对于没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不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仅仅存在技术性违法的瑕疵证据，有关部门作出补正和合理解释后，应作为证据使用。（3）本案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交通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现场检测报告书》《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其中，《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公诉机关并无当作证据提交。而《交通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现场检测报告书》，显然不属于言词证据。特别是《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既不属于言词证据，也不是物证书证，而是属于鉴定意见，不属于排除对象。（4）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时如何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第五节第八十四条有详细的规定。经本院审查，本案鉴定机构、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不具有回避情形，血液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均保证了充足、可靠、同一性，鉴定意见形式要件完备，程序合法，鉴定过程和方法符合要求，鉴定意见明确，鉴定意见与案件密切关联，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均不存在矛盾，鉴定意见已及时告知被告人，被告人对鉴定意见亦无异议。同时，该鉴定意见不存在该司法解释第四章第五节第八十五条规定的不应当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被告人及辩护人庭后申请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技术审核”，亦予驳回。（5）关于辩护人、被告人在庭前、庭审、庭后提出的公安机关、鉴定机构在办案过程中、鉴定过程中存在的所谓种种问题，公安机关、鉴定机构已经作出多份情况说明、自查报告，进行了合理解释与说明，已经对被告人的辩解、投诉进行了回应。（6）关于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已经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措施有可能被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如被撤销，相应取得的证据不能使用的意见。本案中，被告人酒驾发生事故，公安机关对其强制抽血，究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属于刑事侦查手段，存在很大争议。行政诉讼应否受理、是否会驳回起诉、有关措施是否会认为违法，等等，本院不予评价。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即使认定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强制抽血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可作为定案根据。（7）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一样，适用法律依据不一样。被告人及辩护人意图用行政诉讼牵制刑事诉讼，包括提出“中止刑事诉讼”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即使强制抽血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审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采取抽血等强制措施是否存在违法，由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予以确认，但检材来源、取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意见可否作为认定余庆秋醉酒驾驶的定案依据，应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审查规则予以认定。行政诉讼中的“确认违法”与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并非同一概念。换言之，即使行政判决确认强制抽血等违反法定程序，也不必然导致鉴定意见等证据被必然排除。故，不论被告人、辩护人提起行政诉讼结果如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是否违法、是否撤销，均不影响公诉机关提供的相关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被依法认定、使用。综上，对排除有关证据的申请，予以驳回。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要求通知公安机关及鉴定机构众多工作人员出庭的申请、要求调取鉴定全过程档案的申请。经查，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已出具书面的执勤经过等；鉴定机构也提交有关视频、自查报告等。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醉酒驾车，构成犯罪。被告人再要求相关人员出庭作证、要求调取鉴定全过程档案，并无必要，本院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和证据，足资证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庆秋犯危险驾驶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余庆秋身为公务员，理应模范带头、遵守法纪，却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已触犯刑律，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余庆秋血液酒精含量已超过250mg/100mL，属于深度醉酒；从其驾车时间、地点来看，事故发生在晚上十时许，位于人流量大、车辆多的今洲广场；从事故经过来看，其控制车辆反复前进、倒退，发生数次碰撞，负事故全部责任，最后趴在方向盘上睡着，可见其对车辆已完全失去控制。虽然被告人余庆秋驾车行驶距离较短，但仍然给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险，故应对其从重处罚。庭审中，被告人余庆秋虽然承认其酒后驾车，但拒绝认罪，作出“其系酒后挪车”“事故发生后有二次饮酒”等不实陈述，意在避重就轻、逃避及减轻罪责，故不宜认定其有坦白情节，不能据此对其从轻处罚，否则将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不良示范效应。被告人余庆秋及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余庆秋的认罪态度，特别考虑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三条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余庆秋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胡名态人民陪审员  吴伯南人民陪审员  唐经果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陈一松书记员马家淇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刑法规定“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判处主刑的同时，必须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判决指定的期限”应当在判决书中予以确定；“判决指定的期限”应为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