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6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昌海大街以南、海林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吴玉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津明，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长松路西侧金牛物流园F区36-37号。 法定代表人：牛庆垒，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子文，山东鲁潍同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光包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彩光包装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7民初77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本诉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聊天记录是由被上诉人提供，其唯一性、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等均应由提供证据的一方予以证明，上诉人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不承担举证责任。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对账单不能确认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运输合同的运费金额。一审判决以所谓的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杜芳奚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垒微信聊天记录、杜芳奚与被上诉人员工王冬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上诉人前员工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垒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确认运输业务关系的建立时间，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来看，所谓的杜芳奚与牛庆垒微信聊天开始时间分别为2017年11月24日、2018年4月5日，两个微信号码微信昵称分别为“彩光杜”、“孤傲站雪—杜芳溪”，微信昵称可随意设置不具有唯一性，不能以此确认聊天对象为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杜芳奚，更不宜简单的以此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关系开始的时间等内容。张鸽虽曾是上诉人处职工，但其在2018年8月已离职，上诉人无法再要求张鸽核对她本人的聊天记录，上诉人不具备再审查该聊天记录唯一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可能。2.关于打给谭志浩的99870元的退款。一审法院认定“微信聊天中关于杜芳奚发的谭志浩的银行账户信息是真实的，被告按此信息向谭志浩账户已打款成功”，即确认该款项是所谓退款，系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讲，即便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且谭志浩的银行账户信息是真实的，最多也只能证明所谓的杜芳奚向牛庆垒发送了一个案外人的账号，不论是否真的有转账行为，都无法认定该款项交付的意图，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所谓打多了就退款了这一不符合常理的主张，更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一审判决将打款给谭志浩的款项计算在运输费内于法无据;3.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单方确认的运输费对账单来确认运输合同的运费，并未仔细核查运输合同的单价以及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聊天记录中所谓的杜芳奚在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承认过对账单中的单价及运费金额，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杜芳奚承认了对账单中的单价及运费金额，系认定事实不清。在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承运方在每次履行货物运输义务时应交给托运方相对应的货物承运单，承运单内记载有目的地、货物数量或重量、单价以及本次运输的运费金额。这一行为是几乎所有运输公司都在遵循的行业习惯，货物承运单(各运输公司名称略有差异)才是运输合同双方结算的依据，一审判决仅根据被上诉方提交的单方制作的对账表格来认定被上诉人承运货物的运输费，缺乏事实依据。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潍坊润诚佳惠物流有限公司、潍坊顺祥物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托运单中的货物重量、箱数、运输时间、地点均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应的所谓对账单中的部分内容一一对应，但是最重要的结算依据，即运费金额，却差距非常大，大多运费价格不足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对账单的三分之一。上述托运单均是被上诉人将运输义务转由第三方承运时产生的单据，既能证明行业习惯，也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对账单是虚假的。4.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既无上诉人盖章也无上诉人相关人员签字，单纯就是半张打印纸，且送货单上并未记载价格、重量这两个最重要的项目，无法核算运费金额，显然这些所谓的“送货单”不能作为结算依据，送货单制表人一栏中记为“张鸽”，张鸽确实曾为上诉人职工，但是已经于2018年8月份离职，9、10月份的送货单制表人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制表人：张鸽”的字样。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如果是被告自己打印的，不会将送货单上的公司名称打成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上诉人认为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与上诉人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能因为被上诉人的单方打印不符合事实的货运单反而推断送货单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以无法核实真实性的送货单以及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未经上诉人认可的对账单作为运输合同的结算依据，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5.关于缠绕膜、托盘、隔热膜费用的问题。一审判决中以微信聊天记录中杜芳奚没有否定被上诉人关于增加隔热防晒膜的费用的要求为由，判定由上诉人承担因此支出的缠绕膜、托盘、隔热膜货款5535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凭所谓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内容无法判断明细表中载明的包装材料用于了上诉人要求承运的相应货物的运输中，仅以所谓的杜芳奚在聊天中未提出否定意见就视为她同意该项费用的增加，不符合常理，不回应并不意味着答应对方的要求。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收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可能曾经购买过包装材料，被上诉人长期从事货物运输不可避免的要用到防止运输货物受损的材料，并不能证明包装材料是用于上诉人的货物运输中。6.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利息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鸿运来物流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彩光包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鸿运来物流公司返还多付款项590649元;2.请求法院责令鸿运来物流公司与彩光包装公司对账，并出具已运输货物的物流货运单及客户收货回单;3.本案诉讼费用由鸿运来物流公司承担。 鸿运来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彩光包装公司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费610646元和材料费55350元，总计66599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收50%，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彩光包装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彩光包装公司与鸿运来物流公司间运输合同关系开始的时间及业务量。彩光包装公司称双方于2018年3月5日开始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提供2018年3月5日彩光包装公司（甲方）与鸿运来物流公司（乙方）签订的物流运输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己工厂的物件及产品全权委托乙方承运，运输方式为公路汽车运输服务；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5日起至2019年3月4日止；运费结算方式：甲乙双方商定，按以车装实际拉运吨位，＿＿元/吨结算货物承运费，重量不得超出国家规定车载重量；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凭随车货物单，每月底对账，票到60天内付款；货物到达指定目的地后，收货人验货前，乙方保证甲方货物数量不缺失，外观完好无损坏，并办理货物签收手续为交货完毕；每车装货完毕甲方向乙方提供装货重量、数量及货物清单，乙方出据（货物单），一车一单（运单一式两份，货主一份，随承运货物车辆一份），货物安全到达凭（货物单）交付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货物包装、破损或者污染，造成货物返厂的，由乙方负责来回运费，并承担甲方相应的损失。彩光包装公司自2018年3月10日至9月30日通过银行向鸿运来物流公司支付运输费合计915649元，但彩光包装公司只认可应该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的运输费为325000元，其余590649元是被逼无奈支付的运输费，提交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鸿运来物流公司曾经通过拉横幅（横幅内容为彩光包装公司“拖欠巨额运费，天理难容，还我血汗钱”等）的方式诋毁彩光包装公司，因此彩光包装公司无奈之下在鸿运来物流公司未运输的情况下也支付了运输费。鸿运来物流公司提出彩光包装公司、鸿运来物流公司在签订运输合同之前，在2017年11月份即开始建立运输业务关系，提供彩光包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芳奚（2018年10月31日彩光包装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杜芳奚变更为吴玉芝，杜芳奚为该公司股东之一。）与鸿运来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庆垒的微信聊天记录、杜芳奚与鸿运来物流公司员工王冬梅（鸿运来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庆垒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彩光包装公司职员张鸽与鸿运来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庆垒的微信聊天记录，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牛庆垒与杜芳奚自2017年11月开始，双方在聊天过程中洽谈并办理运输业务，彩光包装公司向鸿运来物流公司下达货物运输任务，双方进行对账，发送对账单，其中有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2月8日间运输业务的对账单显示该期间运输费合计为292498元，2018年2月9号至2月28日（包括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25日）的对账单显示该期间运输费合计为9691元，2018年3月的对账单显示3月1日至3月31日的运输费合计为171341元，2018年4月份的对账单显示4月1日至4月30日的运输费为169646元，2018年5月份的对账单显示5月1日至5月28日的运输费为133862元，2018年6月的对账单显示6月1日至6月30日的运输费为118030元，2018年7月份的对账单显示7月1日至7月31日的运输费为151044元，2018年8月份的对账单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的运输费为103073元；双方根据货物重量、收货人地址远近而确定运输费用的价格表；在微信中彩光包装公司职员张鸽等向鸿运来物流公司安排运输业务，并要求鸿运来物流公司将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拍给鸿运来物流公司，鸿运来物流公司按彩光包装公司要求将大量的送货单（送货单载明公司名称：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或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制单人：张鸽，承运人：牛，及客户名称、送货地址、客户订单号、销售订单号、产品名称、收货人签名等内容）拍照后发到微信上。彩光包装公司提供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17日的送货单一宗，该送货单与微信中多次出现的送货单格式一致，证明2018年9月1日至9月30日的运输费合计为79437元，2018年10月1日至10月17日的运输费合计为11814元。鸿运来物流公司对彩光包装公司通过银行向鸿运来物流公司支付运输费合计915649元予以认可，但提出双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鸿运来物流公司按照彩光包装公司的要求返还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123151元，彩光包装公司实际支付运费792498元。鸿运来物流公司提供银行交易流水、杜芳奚与牛庆垒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5月31日，鸿运来物流公司按照杜芳奚在微信中给牛庆垒发的谭志浩的农业银行账户信息，由鸿运来物流公司职工王冬梅向谭志浩的该账户转款99870元，退回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99870元；鸿运来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儿子牛皓宇转账给周松的光大银行账户35300元，称其中23281元是退回彩光包装公司的运输费，12019元是提成。 二、关于隔热防晒膜的问题。鸿运来物流公司称彩光包装公司让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包装膜，要求鸿运来物流公司用隔热膜覆盖货物，以防因天气炎热晒坏货物，彩光包装公司答应每公斤加运费0.1元，约定隔热膜费用由彩光包装公司承担，提供2018年3月20日杜芳奚和牛庆垒微信聊天记录、购物收据，证明鸿运来物流公司为给货物增加隔热防晒膜，购买缠绕膜15箱，支付货款3450元，购买托盘30个，支付货款5400元，购买隔热膜620卷，支付货款46500元，合计支付货款55350元。彩光包装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称无法证明包装材料用于了彩光包装公司的货物运输。 一审法院认为，彩光包装公司、鸿运来物流公司于2018年3月5日签订物流运输合同，但从彩光包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杜芳奚、职员张鸽与鸿运来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庆垒、职员王冬梅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自2017年11月即开始在微信聊天中洽谈运输业务并安排运输任务，因此证明双方自2017年11月即建立运输合同关系。鸿运来物流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与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彩光包装公司为结算运费而要求鸿运来物流公司发送的大量的送货单照片格式一致，能够证明鸿运来物流公司持有的送货单即为双方结算运输费的凭证，而且能够证明该送货单是彩光包装公司随货交付鸿运来物流公司的，因为如果是鸿运来物流公司自己打印的，不会将送货单上的公司名称打成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因为鸿运来物流公司是与彩光包装公司发生的业务，且在微信聊天中该送货单与运输费对账单及相应的结算意思表示等内容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双方发生运输业务的基本事实。彩光包装公司对鸿运来物流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杜芳奚、张鸽的微信昵称及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杜芳奚、张鸽的微信昵称与此不同的相关证据，也未申请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微信聊天中也有许多语音聊天内容），且微信聊天中关于杜芳奚发的谭志浩的银行账户信息是真实的，鸿运来物流公司按此信息向谭志浩账户已打款成功。因此鸿运来物流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彩光包装公司提供的潍坊润诚佳惠物流有限公司、潍坊祥顺物流有限公司等的托运单，从未在彩光包装公司、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出现过，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因此对本案没有证明力。关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8月的运输费对账单，彩光包装公司在微信中未提出否定意见，因此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运输费对账单中载明的运输费数额，即1149185元（292498元+9691元+171341元+169646元+133862元+118030元+151044元+103073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2018年9月1日至10月17日的运输费，因微信中未出现对账单，应以鸿运来物流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作为计算运输费的凭据，运费合计为91251元（79437元+11814元）。因此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10月17日的运输费合计为1240436元。鸿运来物流公司打到谭志浩银行账户的99870元，是按照彩光包装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杜芳奚提供的信息所为，因此鸿运来物流公司称是退回彩光包装公司的运输费成立。鸿运来物流公司称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牛庆垒儿子账户打入周松账户的35300元，其中23281元是退回彩光包装公司的运输费，12019元是提成，因鸿运来物流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打款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鸿运来物流公司主张退还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23281元，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鸿运来物流公司称12019元是提成，是鸿运来物流公司的单方陈述，与本案不是相同法律关系，相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牛庆垒在与杜芳奚的微信聊天中提出给货物增加隔热防晒膜，并在微信中要求增加费用，杜芳奚没有否定鸿运来物流公司的要求，因此，鸿运来物流公司因给货物加隔热防晒膜而支出的缠绕膜、托盘、隔热膜货款55350元，应由彩光包装公司承担。彩光包装公司关于鸿运来物流公司没有运输货物而被逼无奈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590649元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不能成立。综上，彩光包装公司应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10月17日间的运输费合计为1240436元，彩光包装公司已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费915649元，鸿运来物流公司退还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99870元，因此彩光包装公司还应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费424657元［1240436元-（915649元-99870元）］；彩光包装公司另需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缠绕膜、托盘、隔热膜等材料费55350元；彩光包装公司合计应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480007元。鸿运来物流公司要求彩光包装公司自反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收50%支付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彩光包装公司支付所欠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费424657元，鸿运来物流公司应支付彩光包装公司相应的送货单。因彩光包装公司应支付鸿运来物流公司运输费合计1240436元，鸿运来物流公司应交付彩光包装公司相应的送货单，又因鸿运来物流公司自称已交付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为792498元的送货单，因此鸿运来物流公司还应交付彩光包装公司运输费为447938元（1240436元－792498元）的送货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支付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424657元、防晒材料费55350元，合计480007元及利息（以480007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2日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反诉之日起至债务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于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同时交付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运输费为447938元的送货单;三、驳回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四、驳回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的其它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706元，财产保全费1396元，合计11102元，由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460元，减半收取5230元，财产保全费3850元，合计9080元，由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8100元，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80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彩光包装公司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垒出具给案外人谭志浩的借条、上诉人情况说明、谭志浩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牛庆垒2018年5月10日向谭志浩借款10万元，本案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该笔款项并非被上诉人所谓的退回的运输费，而是用于偿还谭志浩的借款。 第二组证据、上诉人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潍坊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各一份，缴费明细两页，证明张鸽已于2018年8月4日从上诉人处离职，2018年8月4日之后不可能再出现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货运单中。 对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被上诉人质证如下： 对第一组证据中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情况说明，因系上诉人单方出具的证据不予认可；谭志浩的书面证明系证人证言，谭志浩未出庭，根据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仅凭借据而未提供付款凭证，不能认定谭志浩已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上诉人及谭志浩应当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 第二组证据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上诉人单方出具的证据，不予认可；对社保缴费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依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的成立不以是否缴纳社保为条件，不缴纳社保也不能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为其员工张鸽缴纳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5个月的社保，不能证明双方自2018年8月后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仅存在5个月的劳动关系，且张鸽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代表上诉人通过微信（其中既有文字也有语音）向被上诉人下达运输任务，并要求被上诉人发送送货单的行为均是履行工作职责，微信中下达的运输任务也均在发给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杜芳溪的对账单中，上诉人也已支付部分运输费。上诉人虽对杜芳奚、张鸽的微信昵称及聊天内容有异议，但未提供杜芳奚、张鸽的微信昵称与此不同的相关证据，也未在一审中申请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 被上诉人鸿运来物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日给上诉人开具的金额为99870元的发票一份，发票金额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垒转账给谭志浩的金额一致，证明被上诉人是按照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要求，退还上诉人99870元的运费。 证据二、上诉人员工谭志浩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垒自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11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谭志浩系上诉人员工，自2018年1月8日开始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牛庆磊下达运输任务，双方2018年1月8日才认识，谭志浩作为上诉人处的普通员工，没有10万元的支付能力，其手里持有10万元的现金不符合常理，谭志浩不能对10万元的现金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且双方因为上诉人公司下达任务才认识，仅认识5个月的时间，双方甚至连普通朋友都不算，谭志浩就借给牛庆磊10万元现金，不符合一般人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 证据三、手机通话信息打印件一份，通话记录中显示2018年6月25日晚22点29分至23点05分，时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杜芳奚，用其136××××1139的手机号、谭志浩用其153××××7552的手机号先后多次给牛庆垒打电话，要求牛庆垒去杜芳奚母亲张秀娟家里，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杜芳奚与牛庆垒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证明2018年6月25日晚22点33分杜芳奚要求牛庆垒当晚必须到其母亲家中，牛庆垒到后，杜芳奚告知牛庆垒“如果不给谭志浩写一张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的借条，后期的运费不再支付”，证明牛庆垒和谭志浩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上诉人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需庭后核实，即便该证据真实，其开具时间为2018年4月1日，牛庆垒给谭志浩打借条的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两证据之间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牛庆垒作为一名成年商人，应当知道在一份借条中签字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王冬梅还款的情况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还款的事实。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中没有体现出与10万元借贷的有关信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认识时间短就不能进行借贷没有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常理。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通话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曾通过电话，不能证明牛庆垒与谭志浩之间的借贷关系非牛庆垒真实意思表示。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谭志浩出具的证明，因谭志浩未出庭说明情况，也未提供转账凭证或是证据证明100000元款项的来源，且被上诉人不认可，故在本案中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因系单方证据，且被上诉人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2、对上诉人提交的社保缴费证明，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3、被上诉人庭后提交了票号为19801468、票面金额为99870元的发票原件，经与上诉人联系，上诉人要求由法院依法认证，对该发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4、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谭志浩与牛庆磊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谭志浩系案外人，且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谭志浩系上诉人员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不予采信。5、对于手机通话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牛庆磊、职工王冬梅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杜芳奚、职工张鸽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与之对应的送货单，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的运输费对账单，上诉人在微信中并未提出否定性意见，一审判决依据双方微信中的对账单认定双方的运输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多支付了被上诉人运费，对此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未支持其主张，亦无不当。上诉人虽对微信聊天记录中杜芳奚昵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杜芳奚微信昵称与此不同的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张鸽已于2018年8月离职，并提供了社保缴费证明，但从社保缴费证明看张鸽的社保缴费时间为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张鸽自2017年12月即代表上诉人通过微信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庆磊联系业务，故仅凭社保缴费证明不能证明张鸽在上诉人处的实际工作时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中公司名称有的是“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并据此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在被上诉人与张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送货单有很多载明的是“北京市彩光塑料包装制品厂”，张鸽在微信中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张鸽在微信中也曾要求被上诉人将回单拍给她，财务对账用，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也是“凭随车货物单，每月底对账”，故上诉人在上诉中关于送货单的抗辩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2018年5月31日王冬梅向谭志浩转款99870元的性质。该笔款项系牛庆磊根据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杜芳奚提供的银行账户等有关信息所为，且该款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4月1日运输费发票相对应，故一审判决认定为被上诉人退回给上诉人的运输费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该款项系牛庆磊归还的谭志浩的借款，但其提供的借条中载明的款项是10万元，与王冬梅打给谭志浩的款项数额不符，再者，如谭志浩与牛庆磊存在借贷关系，按常理应由作为出借人的谭志浩要求牛庆磊还款并提供还款账户信息，而非由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向牛庆磊提供谭志浩的账户信息，故一审判决未将该款项认定为牛庆磊对谭志浩的还款并无不当，如二人存在借贷关系，可另行处理。 关于缠绕膜、托盘、隔热膜等材料费用。被上诉人虽与上诉人在微信中谈及过加隔热防晒膜，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购买的缠绕膜、托盘、隔热膜等材料均用于上诉人的货物运输中，故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该部分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不当，本院予以更正。 关于利息计算。因上诉人未及时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自被上诉人反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利息损失应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综上所述，上诉人关于缠绕膜、托盘、隔热膜等材料费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三、上诉人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424657元及利息（以424657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2日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反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被上诉人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706元，财产保全费1396元，合计11102元，由上诉人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460元，减半收取5230元，财产保全费3850元，合计9080元，由上诉人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7185元，被上诉人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8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潍坊彩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7520元，被上诉人潍坊鸿运来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池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