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19）陕 7102 行赔初232号原告刘义明,男，汉族，1954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灞桥区XX堡XX队XX号。    委托代理人刘瑞涛，男，汉族，1978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灞桥区XX堡XX队XX号，系原告之子。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孟林，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强，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义明诉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席王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3日、2019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本案的审理结果需依其他案件的审理为依据，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19）陕7102行赔初232之一号裁定书，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8月26日，本院作出（2019）陕7102行赔初232之二号裁定书，本案恢复审理。原告刘义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瑞涛，被告席王街办的委托代理人王强、张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义明诉称，原告在起诉西安市政府强拆案（2019）陕71行初484号行政案件中，原告于2019年7月5日，在西安市政府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得知，被告给原告制作了一份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在原告并未向任何机关提出书面赔偿申请的情况下，被告所作的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于法无据。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程序上违反了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 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该决定书超越职权，没有法律依据。2.西安市人民政府行政答辩状；3.刘义明2018年7月19日的行政起诉状；4.（2019）陕7102行初465号行政判决书；5. 刘义明行政起诉状（2019年1月14日）；6.（2019）陕71行初90号裁定书；7.西铁中院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8.邮寄单。证据2—8证明原告是从上述证据中得知的涉案决定书。9.陕西高院两份裁判文书[（2018）陕行终553号、422号]；10.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据9—10证明被告没有征地批文，没有安置补偿方案。被告席王街办辩称，一、被告具有对原告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的法定职责。《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按照《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规定，被告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对《方案》确定的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被告在与原告未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于2018年6月15日对原告户的房屋予以拆除。该拆除行为经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46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违法。该判决因被告与原告均未提起上诉已然生效。据此，被告作出的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被告依法应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二、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规定了安置方式、安置后剩余房屋及其附属物的补偿、过渡费、搬迁补偿费等安置补偿事项。被告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在向原告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既严格按照《方案》所规定的上述安置补偿事项逐一予以赔偿，同时考虑到该项目己经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备案纳入棚户区改造情形，故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事实清楚，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三、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程序合法。《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根据该规定，在确定行政机关确系实施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后，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向受害人给予赔偿是其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的履行不以受害人是否提起国家赔偿申请为前提。本案中，在作出的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被告履行法定义务，向原告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完全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的规定；被告在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后，依法向原告予以送达，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告知了原告救济途径，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故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恳请人民法院依据《国家赔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席王街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2.《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关于灞河新区XX村XX村XX村XX村XX村XX户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同意备案的复函》；3.（2019）陕7102行初465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已经生效；4.国家赔偿决定书（席办赔[2019]2号）；5.送达回证、两张照片，于2019年5月24日在原告家中对其进行了送达。证明被告席王街办为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9-10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认为本案是国家赔偿。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5日，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将原告刘义明位于XX村XX队XX号的房屋强制拆除。2018年7月19日，刘义明以席王街办为被告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强拆原告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46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拆除原告刘义明所有的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1月16日，原告刘义明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为被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要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位于西安市灞桥区XX堡XX队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6月6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9）陕71行初9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强制拆除行为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另，本案原告诉请的“确认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的诉讼标的也已为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465号生效裁判所羁束。因此，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因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刘义明认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XX会所作的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违法，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请求撤销该《通告》，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陕71行初28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确认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XX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违法”，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灞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不服，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陕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灞桥区政府及灞河新区管委会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4日，被告席王街办作出席办赔[2019]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刘义明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XX村XX队XX号的房屋被席王街办拆除，该拆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刘义明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关于行政机关是否能够主动作出赔偿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通常而言，以行政行为不同的启动方式为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根据其享有的行政职权，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主动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这类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主动、积极地启动，无须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行政处罚就是典型的依职权行政行为。而依申请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后，行政主体才能实施的行政行为，这类行政行为必须由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才能启动。行政许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依申请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的义务机关及履行赔偿义务的时限要求。通常而言，国家赔偿以申请启动，即赔偿义务机关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对于赔偿义务机关是否能够主动作出赔偿决定，法律并未单独作出规定。但对法律的解读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虽然规定了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但该款内容并非对行政机关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限制，因为该条第一款也同时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综上，在赔偿义务机关主动作出的赔偿决定且原告已经提起司法审查后，如果以赔偿义务机关不能主动赔偿为由撤销赔偿决定，无疑将会使法律关系重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无非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诉累，无益于解决行政争议。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已被生效判决确定为席王街办，故本院对原告刘义明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被告就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席王街办在庭审中对赔偿项目及数额计算作出了详细说明，证明了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补偿安置方案》可以获得的赔偿项目和补偿数额，已尽到其举证责任。原告刘义明未主张其损害数额亦未举证证明被告赔偿数额错误，故对其要求撤销赔偿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义明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张成金人民陪审员   孙玉革人民陪审员   楚  琳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邓昌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