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5347号原告：黄嫄，女，198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冕芝，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达佳，男，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超，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磊，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黄嫄（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廖达佳(以下简称被告）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湘0111民初697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20）湘01民终94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9）湘0111民初697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冕芝，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超、高晓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49.2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原经营珠宝玉石生意，原告因购买珠宝与被告相识并成为朋友，经被告推荐，原告多次在被告处购买珠宝玉石。2016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推荐一圆、一方两枚翡翠，原告向被告支付了69万元，随后原告又委托被告对圆型翡翠进行镶嵌花费1.2万元，共计70.2万元；2017年3月27日，被告向原告推荐手镯三对，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70万元；2018年9月，被告向原告推荐祖母绿宝石、蓝宝石及红宝石各一颗，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59万元。原告在向被告支付所有珠宝货款之后，被告陆续从渠道商购得相应的珠宝手镯。因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名贵珠宝手镯系用于收藏升值并家族流传使用，并不需要日常佩戴使用，故被告多次恳请原告，以原告所购货物高端为由，请求原告将所购珠宝、手镯存放于被告店铺之中，用以支撑被告店铺档次。经被告多次恳请，原告才同意将上述珠宝存在于被告位于雨花区翡翠”的店铺之中，并特意购买了保险柜进行存储。但是，在2019年初，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归还存放珠宝时，被告支支吾吾，以各种理由搪塞原告并拒绝交付保险柜钥匙，原告无奈只得于2019年4月17日委托开锁公司打开保险柜，至此原告才得知，保险柜内空无一物，被告早早已将保险柜内存放的名贵珠宝全部转移了。另原告在2017年4月17日、2018年11月28日分两次向被告支付了150万元，原本打算用于从被告处购进低端货物自己做店铺经营，但是被告亦未向原告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原告认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相应的珠宝、手镯，但是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货物，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诉争一圆一方翡翠戒指与三对手镯交付交货义务，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诉请被告赔偿价款损失无事实根据。根据被告提交的原告佩戴的诉争手镯与翡翠戒指的照片，证明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戒指与手镯。翡翠手镯市场价值评估证明被告在朋友圈所发珠宝照片并非原告所诉称的珠宝。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又形成了其他法律关系，应由原告黄嫄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50万元并非其购买珠宝的货款，而是购买被告在“一房宝石”店铺股份的股份转让款。被告与王奔共同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原告购买了被告在“一房宝石”店铺的股份后，便是原告与王奔共同经营“一房宝石”店铺，货款结清凭证与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三、原告诉请的三个宝石，系原告直接与案外人交易，与被告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银行转账记录、《商铺租赁合同》、合伙协议及结算协议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从事珠宝玉石经营，原告系被告的客户。2016年5月16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购买两颗翡翠（一方一圆），双方就翡翠品相、价格达成一致后，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被告转款69万元，继而就翡翠镶嵌款式及费用进行协商，原告为此于2016年5月26日向被告支付镶嵌费用1.2万元。2017年3月26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购买三对翡翠手镯，双方就翡翠手镯品相、价格达成一致后，原告于2017年3月27日向被告转款270万元。2017年4月17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00万元；2018年11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款50万元。2018年9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咨询了解蓝宝石的品相、价格、佩戴使用情况等，经被告联系，原告相中一颗蓝宝石，以48万元成交，原告于2018年9月19日向案外人刘丹转账付款48万元。2018年9月23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咨询了解祖母绿宝石的品相、价格等，经被告联系，原告相中一颗祖母绿宝石，以57万元成交，原告于2018年9月25日向案外人谭露转账付款57万元。2018年9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咨询了解红宝石的品相、价格等，经被告联系，原告相中一颗红宝石，以54万元成交，原告于2018年9月29日向案外人景艳山转账付款54万元。另查明，案外人王奔与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案外人王奔向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承租一层A31商铺。被告与案外人王奔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后原告受让被告在该店铺的股份，由原告与王奔继续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2019年5月17日，原告与王奔协商终止合伙经营并清算，双方签字确认“一房宝石”店铺货、钱款已清。案外人张国芳与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案外人张国芳向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承租一层A49、A50、A51商铺,经营“一房翡翠”店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后，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49.2万元。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分别向被告购买两颗翡翠、三对翡翠手镯，并分别支付翡翠及镶嵌费用70.2万元、270万元，根据原告陈述自认及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原告已取得了所购的两颗翡翠及三对翡翠手镯，应当认定被告已向原告履行了交付案涉翡翠、手镯的义务，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诉状中称，“经被告多次恳请，原告才同意将上述珠宝存放在被告位于雨花区翡翠”的店铺之中，并特意购买了保险柜进行存储，在2019年初，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归还存放的珠宝。”表明原告在取得案涉翡翠、手镯后，经被告恳请又将案涉翡翠、手镯存放在被告“一房翡翠”店铺之中，因此原告与被告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而保管合同系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原告自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已将案涉翡翠、手镯交付被告，且“一房翡翠”店铺的经营者并非被告；原告与案外人王奔协商终止合伙经营时，原告尚且知道要签订书面清算协议，而对保管价值巨大的案涉翡翠、手镯，双方却不签订书面保管合同，也没有交付、保管凭证，与经营、生活常理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40.2万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分别于2017年4月17日、2018年11月28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50万元的性质问题。原告自述是原本打算用于从被告处购进低端货物自己做店铺经营而付给被告的进货款，被告则认为是原告受让其在“一房宝石”店铺的股份而支付的转让对价，并非其购买珠宝的货款。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设立买卖合同关系均是先通过微信聊天确认成交后，原告再向被告支付相应款项，原告此两次向被告转账付款，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内容没有涉及进货，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亦与前两次的交易习惯不符，且原告有受让被告在“一房宝石”店铺的股份的事实，故原告主张该150万元是其向被告支付的进货款，证据不足，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50万元，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向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转账支付159万元的问题。根据原被告双方前两次的交易习惯，即双方先通过微信聊天确认成交后，原告再向被告支付相应款项。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向被告咨询了解后，原告分别向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购买宝石，并分别向其支付相应款项，共计159万元，被告并未收取原告支付的款项，原告与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的买卖行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嫄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2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2244元，由原告黄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干雄人民陪审员  庞昌阳人民陪审员  陈 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粟 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