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甘行终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裴某1，住甘肃省白银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裴某2，男，住甘肃省兰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裴某3，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原告）裴某4，女，住甘肃省兰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1，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某1。委托代理人王某。委托代理人邹某，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张某2。委托代理人吕某。委托代理人魏某，甘肃中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裴某5,住甘肃省兰州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郭某、杨某2，甘肃众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裴某1、左某、裴某2、裴某3、裴某4（以下简称裴某1等5人）因诉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关区政府）、张掖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张掖路街道办）第三人裴某5房屋行政拆除一案，不服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甘71行初27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5日，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受张掖路街道办委托，作出编号为GSCERI-19JC-072的《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86号民房安全性鉴定报告》，认定金塔巷86号房屋结构安全性严重不符合《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对Asu级的要求，安全性评定为Dsu级，建议对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86号民房进行拆除处理。经本案第三人裴某5同意，张掖路街道办于2019年4月2日对涉案房屋实施应急避险，予以保护性拆除。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法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张掖路街道办于2019年6月3日在《兰州晚报》发布的《公告》并组织拆除房屋，故本案适格被告为张掖路街道办，城关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城关区政府没有事实根据，五原告以城关区政府和张掖路街道办为共同被告起诉属错列被告，经该院释明，五原告拒绝变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依法应当充分予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应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和条件行使起诉的权利，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裴某1、左某、裴某3、裴某2、裴某4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五原告。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案由定性错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必须申请法院执行，政府无权执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强制执行纠纷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期间出具的《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86号民房安全性鉴定报告》没有向上诉人送达，应属无效证据，且该鉴定报告的××道办，申请主体错误。对“危房”采取强制措施的主体应当是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而非“街道办”。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城关区政府和张掖路街道办均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认定城关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错误。即使原告所诉被告不当，也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而不是裁定驳回起诉。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城关区政府答辩称：1.涉案房屋系本案第三人裴某5所有的房产，始终由第三人裴某5占有使用收益，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联，且房屋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下，相关主体在征得第三人裴某5的同意后予以拆除。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驳回起诉正确。2.城关区政府未予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3.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张掖路街道办答辩称，一、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理由是：1.原审第三人裴某5是涉案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收益人。1978年涉案房屋是裴某5在其父居住房屋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房屋，之后居住至今41年。第三人裴某5一直占有使用收益涉案房屋，在此期间，从无任何人提出异议。2.原审第三人裴某5以遗嘱继承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二、涉案房屋已经依法鉴定为危房，若不及时处置将危害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第三人裴某5作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人同意拆除涉案房屋，不存在强制拆除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裴某5答辩称，一、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不是本案行政相对人，不具有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1.裴某5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1983年10月23日，其父裴志英在《兰州晚报》刊登声明，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作废。1985年5月23日其父立下遗嘱，将金塔巷94号房屋遗留给本人，其父1986年11月去世，本人以遗嘱继承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涉案房屋一直由本人自1978年居住至今，涉案房屋历经三次修建，均是本人出资修建。1978年因暴雨房屋受灾，将86号房屋重建。2009年房屋受损，将房屋重建改为现在的房屋结构。期间将房屋出租获取收益。3.父亲去世34年，上诉人裴某1等人均未对涉案房屋提出异议，也未就本人继承房屋的事实提起诉讼。二、张掖路街道办在拆除涉案房屋时已经征得本人同意，拆除行为合法，不存在强制拆除的事实。三、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涉案房屋是2019年4月2日拆除，上诉人于2019年10月24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和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与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2.是否存在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关于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与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问题。对于原告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该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一般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具有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形成公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来说指的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需要对起诉人的权利或者利益予以考虑或者保护，则认为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则认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即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被上诉人裴某5在一审期间提供了涉案房屋的来源、翻建情况及其基于遗嘱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相关证据，也即该证据排除了其他继承人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据此，上诉人裴某1等5人虽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共同继承权，但是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若存在继承权争议，各方应当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救济渠道解决。一旦因共同继承法律关系予以确定，则上诉人裴某1等5人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作为被上诉人张掖路街道办在实施拆除房屋时，根据裴某5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属于其通过遗嘱继承取得，至于遗嘱是否合法与真实不是街道办在拆除程序中应当予以判断和考虑的因素，也即在实施拆除涉案房屋时并不需要通知或者告知上诉人裴某1等5人，故上诉人与本案被诉拆除涉案房屋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是否存在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事实根据。本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城关区政府和张掖路街道办强制拆除了城关区金塔巷86号、88号房屋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无论上诉人主张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在具体实施中要体现一定的强制性，这是行政强制的本质特征。经审查，涉案房屋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条件下，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人裴某5在政府主导下对涉案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后同意拆除，也即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成立，但不存在强制拆除的事实。上诉人裴某1等5人仅以未收到房屋拆除通知为由认定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事实不能成立。故对涉案房屋拆除不存在强制拆除的事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的部分答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朵利民审判员 吕 强审判员 赵静莉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马恩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