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津0119行赔初8号原告刘景良，男，194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代理人韩祯祥，天津环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玉平，女，1950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代理人刘景良，男，194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姚春红，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地址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南园香林路9—1。法定代表人王洪涛，镇长。出庭负责人王立栋，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李秀云，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耿磊，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水务局，地址天津市河**围堤道**。法定代表人张志颇，局长。委托代理人秦树强。委托代理人卢刚，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景良因与被告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州河湾镇政府）、被告天津市水务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4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26日向天津市水务局邮寄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4月27日向州河湾镇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景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韩祯祥、姚春红，原告韩玉平的委托代理人刘景良、姚春红，被告州河湾镇政府负责人王立栋、委托代理人耿磊，被告天津市水务局委托代理人秦树强、卢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在东三百户村合法承包土地两百多亩，用于植树造林并同时经营树下养殖，二被告在没有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于2017年4月29日、2017年6月8日、2018年9月份对原告的进行了强拆和毁坏，原告饲养的鸡鸭鹅均不知去向。二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原告就二被告的强拆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二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原告于2019年12月9日向二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于2020年2月12日收到州河湾镇政府作出的（2020）蓟州河湾赔字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于2020年2月26日收到天津市水务局作出的津水赔决字[202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使原告的合法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且二被告行使的均是职务行为，原告对自己遭受的损失有权得到国家赔偿，故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7301054元人民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20日收据一张、照片1页。证明原告刘景良承包的蘑菇地的损失。2、照片18页。3、损失明细表16页。证据2、3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使原告经营多年的养殖场彻底损毁，养殖场建筑材料被被告运走，原告刘景良在强拆时被打致伤。4、（2019）津0119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2019）津01行终75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二被告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在确认二被告强拆行为违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天津市水务局承认生活物品被掩埋在废墟中，并建议原告补充物品明细估算损失。5、2008年3月25日《于桥水库库区大沽22米高程以下土地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6、1982年9月9日蓟政发（1982）99号《关于批转〈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的通知》。证据5、6证明涉案土地国家只是征用并非征收，所有权仍属集体所有，原告刘景良通过承包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二被告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7、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库周边排污治理工作的通知》、天津水务局网站的新闻两则。证明不论刘景良的建筑是否合法都应赔偿。8、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蓟县国土资源分局给曹文革的编号2016—006号《告知书》和给徐国军的编号2017—002号《告知书》。证明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蓟县国土资源分局未征收于桥水库周边22米高程线以下土地。9、1995年6月8日承包鱼池合同书、2012年6月13日承包费收据。证明刘景良承包鱼池以及2012年扩大承包面积的依据，刘景良对养殖场的设施物品有合法的所有权。10、天津市于桥水库水源保护工程移民生计恢复情况调查问卷。证明原告办养殖场参加过镇里、县里有关部门的培训。11、天津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原蓟县水务局签订的《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入库河口湿地工程拆迁投资包干协议书》。12、原蓟县水务局与原蓟县五百户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入库河口湿地工程（河口湿地内）拆迁投资包干协议书》。证据11—12证明原告的养殖场在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入库河口湿地工程范围之内。13、五百户镇拆迁补偿投资表（河口湿地内）。证明原告提出赔偿的标准和依据。14、津发改农经[2014]1218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复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入库河口湿地工程初步设计的函》。15、蓟政办发[2013]68号《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库区办拟定的于桥水库周边封闭管理区域内实施林草湿地工程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证据14、15证明刘景良涉案承包地和养殖场在这些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内，理应享受补偿和补贴。16、国土资发[2007]220号《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17、国土资发[2010]155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8、国土资发[2014]127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证据16—18证明原告搞养殖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19、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州供电分公司用电客户信息凭证、原蓟州区五百户镇人民政府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镇政府证明中的断电时间与实际断电时间不符。20、光盘8张。证明拆除前鱼池的原貌和拆除后毁损的现场。被告州河湾镇政府辩称，原告的看护房、禽舍等建筑物位于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下，影响环境和饮用水安全，且没有合法审批手续，不属于合法权益，且原告所列财产价值没有证据佐证，州河湾镇政府不应向原告赔偿。被告州河湾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6年12月5日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书。2、刘景良名下原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帐号为9062********的存折。3、光盘一张。证明拆除时涉案建筑内没有物品，被告给原告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被告天津市水务局辩称，1、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予以处置是天津市水务局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项、《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等规定，原告在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内搞养殖、建看护房、禽舍等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应予拆除。天津市水务局具有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予以处置的职权。2、天津市水务局没有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设建筑物，影响环境和饮用水安全。在接到限期清理通告后仍不自行清理，天津市水务局履行职责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在拆除涉案建筑物之前，工作人员已将建筑物内外相关物品进行了合理安置，不存在国家赔偿范围内的直接损失。原告因自身怠于处置造成的后果应自行承担。3、原告未对自己的赔偿主张提供证据。原告未对自己合法权利受到损失提供证据，天津市水务局无法认定其损失。综上，天津市水务局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水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4月28日《限期清理违规建筑的通告》及送达时张贴该通告的照片共三张。证明被告在拆除前已经进行了告知。2、光盘一张。证明拆除时物品的情况。3、《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4、《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证据3、4证明于桥水库周边22米高程线以内属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5、（2019）津0119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6、（2019）津01行终759号行政判决书。证据5、6证明生效判决认定原告在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内搞养殖，建看护房、禽舍等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性。依被告州河湾镇政府申请本院调取以下证据：帐号9062********的存折的交易明细。州河湾镇政府用以证明刘景良领取了鱼池补偿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州河湾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刘景良承包地是合法的。原告对州河湾镇政府提交的其它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证据2不是刘景良本人办的存折，且存折的金额与鱼池补偿协议书的金额不符；证据3视频拍摄的只是养殖场建筑物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的建筑及大量生活用品被告均没有拍摄，且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进行说服工作，而是暴力的人身攻击，该证据更进一步证明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原告对被告天津市水务局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7年4月28日张贴通告，4月29日凌晨被告就进行了拆除，没有给原告留出清除时间；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视频仅仅拍摄了搬出冰箱的画面，不能代表被告把所有的物品搬出；对证据3、4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这两份文件均是地方性法规不能对抗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证据5、6两份判决书均能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原告对州河湾镇政府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原告认为其领取的是树苗补偿款而不是鱼池补偿款。被告州河湾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照片不能证明本案所涉的财产权益为合法权益；证据3明细表中的项目不予认可，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金额也没有任何的评估，明细表中的房屋、养殖设备设施不属于合法权益，生活设施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古玩、字画、茅台、五粮液等物品存放在水库岸边的建筑物内不符合常理，额外补助仅是一张表没有其他票据支撑，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的损失明细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法院判决认定了原告物品不具有合法性；证据5—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不能证明原告的物品建筑物合法；证据8告知书的相对人并不是原告，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9中的承包鱼池合同已经因2006年原告签订补偿协议而解除，2012年的承包费收据不能证明承包关系；证据10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1—13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4—18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有些文件已经废止；证据1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0不能证明原告涉案物品的合法性。州河湾镇政府对天津市水务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州河湾镇政府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刘景良已领取了鱼池补偿的款项。被告天津市水务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组照片不能证明本案所涉的财产权益为合法权益；证据3明细表本身不属于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且表中所列项目及价格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明细表中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不属于合法权益，建筑材料数额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养殖设备设施不属于合法权益，生活设施与涉案建筑物的性质、目的不相符不符合生活常理，额外补助仅是一张表没有其他票据支撑，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的损失明细与本案无关；证据4原告所引用的内容是水务局答辩的情况而不是法院认定的情况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且原告的损失不能仅有明细还应有其他证据证明；证据5—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不能证明原告的物品建筑物合法；证据8告知书的相对人并不是原告，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9中的承包鱼池合同已经因2006年原告签订补偿协议而解除，2012年的承包费收据不能证明承包关系，并且法院判决已经确认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设建筑物的违法性，该证据不能推翻法院的认定；证据10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1—1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地块不在原告提交的文件范围内；证据14、15证明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6—18不予认可，在2002年《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条例》颁布后涉案建筑就已是违法的建筑；证据1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0没有反映出原告财产的损失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天津市水务局对州河湾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20可以部分反映原告损失情况，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证据4系法院生效裁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6适用于本案；证据7—19均不能证明原告所建养殖场的合法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适用。被告州河湾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2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不能反映被告已将原告物品全部搬出，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天津市水务局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证明被告拆除时将原告部分物品搬出，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现已失效，但其在有效期间内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其有效期间内的法律依据；证据4适用于本案；证据5、6系生效裁判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州河湾镇政府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原为天津市蓟州区五百户镇，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原为五百户镇人民政府。原告刘景良系蓟州区**镇**村村民，韩玉平系五百系**镇夏庄村村民。5年6月8日，刘景良与原蓟县五百户乡东三百户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鱼池合同，承包蓟州区于桥水库二十二米高程线以下45亩土地用于鱼池开发经营。2006年蓟州区对于桥水库周边鱼池进行清理，蓟县库区经济发展办公室与刘景良于2006年12月5日签订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对刘景良经营的鱼池予以补偿，鱼池、地、地上附着物全部清除议签订后刘景良未及时领取补偿款，也未进行腾迁。直至2012年6月13日，刘景良、韩玉平又向东三百户村村委会交纳25000元承包费，在涉案土地上饲养畜禽，在原有建筑规模上新建建筑。2013年12月5日，刘景良领取鱼池补偿款108630元。2017年4月28日，被告天津市水务局的下属单位原于桥水库管理处向原告下达限期清理通告。2017年4月29日，原于桥水库管理处与五百户镇政府将原告建筑拆除，拆除时建筑内有部分物品未搬出，后续至2018年9月原于桥水库管理处和五百户镇政府又对拆除现场进行了清理。二原告对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判决确认天津市××镇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天津市水务局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2月9日，二原告向二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州河湾镇政府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不予赔偿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天津市水务局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7301054元（其中房屋建筑损失10845300元，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1340600元，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10610990元，生活设施损失1385274元，额外补助损失12640000元，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47889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二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已被确认违法，但被确认违法并非导致被告对原告予以赔偿的唯一要件，原告具有合法权益是其获得行政赔偿的另一必要条件。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是其合法的直接损失。现就原告主张的损失分述如下：一、原告主张的房屋建筑损失10845300元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1340600元。本院认为，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将于桥水库东、南、西、北四面二十二米高程线以内划定为引滦水源保护区××区，第六条规定：“在警戒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新建、扩建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有的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设施应予拆除）；……（八）放养畜禽”。2002年7月1日，《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施行，《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同时废止，《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依然将于桥水库周边二十二米高程线以内范围列为引滦水源保护区的警戒区，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警戒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与供水设施、水电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饲养畜禽和从事集约化水产养殖。2013年4月2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将上述警戒区调整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2016年3月1日《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始施行，《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同时废止。《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堆放、存贮工业废渣、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禁止饲养畜禽、水产养殖和擅自放生水生生物。从以上法律沿革可以看出，早在1992年10月，于桥水库二十二米高程线以下区域就禁止建设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和饲养畜禽，原告在此之后经营的鱼池，建设的看护房、料房等均不具有合法性，应予取缔。但由于农户靠经营鱼池维持生计，为了顺利清除鱼池，本着保护农户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2006年政府对原告的鱼池进行了清除补偿，原告也签订了鱼池补偿协议。在协议签定后，原告本应履行协议清除地上附着物退出于桥水库二十二米高程线以下范围，但原告始终未清除，并且在2012年6月继续交纳承包费后建设新的建筑物，堆放建筑材料，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建设的养殖场的房屋及建筑材料的损失不属于合法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额外补助损失1264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强拆时被打致伤的损失250000元、各类蛋交货违约损失100000元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10790000元因养殖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支持，精神损失费150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478890元。本院认为该主张与原告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主张的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10610990元及经营者生活设施损失1385274元。依日常生活常识判断，原告的建筑被拆除前，原告在该处看护时房屋内应存在必需的生活用品。被告天津市水务局下属单位原于桥水库管理处2017年4月28日下达限期清理通告，二被告2017年4月29日实施强拆，未给原告留出充足的自行清理时间，且二被告在强拆前未将原告物品全部搬出，亦未进行登记保存或公证，致无法确定原告物品的种类及数量，二被告应对本案的物品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自行列举了大量的物品明细，这些物品的种类和数量超出了原告的建筑作为鱼池看护房、料房依常理能够判断的应当具有的物品种类和数量，本院按照日常生活常识判断，对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生活设施明细表中所载物品酌情予以采信。（一）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1、固定在房屋建筑上的设备设施，与建筑已形成统一整体，属于房屋建筑的附属设施，因房屋建筑不具有合法性故该部分附属设施的损失亦不属于合法损失，本院不予支持。2、没有固定在建筑上，可移动的设备设施，包含两部分：①第一部分为2012年6月13日以前就已存在的养殖设备设施，该部分设施在2006年清除鱼池时，政府已在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中进行了补偿，原告也领取了补偿款，本案中不应再予以赔偿；②第二部分为2012年6月13日以后增置的设备设施，原告无法确定哪些属于2012年6月13日后增置的设备设施，致该部分设备设施的名称、数量、使用年限、价值均无法确定，属证据不足，故对该部分设备设施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中用于养殖的设备设施本院不予确认，但对该表中鸭蛋等少部分不属于养殖设备设施的物品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酌情予以确认。（二）原告所列生活设施明细表。该表中瓷器、毛主席瓷像、五粮液、茅台、古玩字画、毛主席林**合影、古钱币、首饰、手表等物品，已经超出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能够判断的情形，原告未就该部分损失提交相应购买发票、资金来源或者资金使用等佐证以初步证明相应物品存在的事实，故对上述物品本院不予确认。生活设施明细表中其他生活必需品酌情予以部分确认。综合以上内容，本院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及物品使用年限，对原告的损失酌定20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天津市水务局共赔偿原告财物损失20000元，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和天津市水务局各赔偿1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上列第一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玉双审 判 员  陈跃利人民陪审员  于淑贤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彭 菲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