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524民初888号 原告：杨文沛，男，1955年5月27日出生，彝族，云南省昌宁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武，男，云南金曦（腾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黄卓余，男，196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强，男，四川乐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杨文沛与被告黄卓余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文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武，被告黄卓余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文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黄卓余立即返还其2015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经营桑林煤矿所得利润450万元；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6月6日，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桑林煤矿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杨文沛以3200万元的价格将桑林煤矿的全部权益转让给黄卓余，双方并对价款支付方式和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黄卓余向杨文沛支付了260万元定金后，杨文沛就将桑林煤矿交由黄卓余实际经营管理，从而黄卓余获得了煤矿100%的控制经营权和收益权。协议签订后，因黄卓余未向杨文沛全额支付转让价款，杨文沛于2018年3月14日向昌宁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4项诉讼请求。2018年6月14日，昌宁法院作出（2018）云0524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昌民初437号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杨文沛与被告黄卓余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二、由被告黄卓余、吴蓉返还原告昌宁县鑫羊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羊公司）70%的股份；三、被告黄卓余经营鑫羊公司期间债权债务由其自行负责；四、由被告黄卓余赔偿原告违约金60万元。2018年10月8日，黄卓余向昌宁法院申请再审，昌宁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云0524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2019年8月22日，昌宁法院作出（2019）云0524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昌民再1号判决书”），判决维持昌民初437号判决书中第一项，驳回了杨文沛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该再审判决确认“本案中，杨文沛与黄卓余因签订《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但本案双方在再审开庭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均未提起相互返还财产的请求，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对各方是否需要相互返还财产不予处理和判决，当事人各方可另行起诉或自行协商解决”。再审判决生效后，黄卓余向昌宁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文沛返还356万元，昌宁法院作出（2019）云0524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昌民初1720号判决书”），杨文沛不服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山中院”）提起上诉，保山中院审理后作出（2020）云05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保民终246号判决书”），判令杨文沛向黄卓余支付356万元转让款。同时该终审判决在判理部分认定，“对于杨文沛主张黄卓余在经营期间销售的煤矿款应当返还，一审未提起反诉，二审未能达成调解，杨文沛可另案主张”。终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协商未果，因此杨文沛按照桑林煤矿原批准的年生产能力3万吨计算，被告黄卓余自2013年6月至2016年9月可生产原煤9万吨（3年×3万吨/年=9万吨），根据黄卓余在2015年12月，2016年9月、12月的《工伤保险应缴明细表》《原煤购销合同》《往来账核对科目余额调节表》《煤炭购销合同》等证据，扣除在此期间因国家政策规定需对煤矿进行整改的时间外，黄卓余的实际生产期间应当在1年半以上，最低可生产原煤4.5万吨，以每吨最低利润100元计算，黄卓余实际获得利润450万元，为此提起以上诉讼请求。 被告黄卓余辩称，第一，根据昌民再1号判决书，《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已经解除，杨文沛未按约定交付案涉采矿权，桑林煤矿的采矿权自2015年9月已转移给了鑫羊公司，因此杨文沛不是案涉采矿权的主体，也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因此法院应裁定驳回杨文沛的起诉；第二，杨文沛提到的其与答辩人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已经过昌民再1号判决书和昌民初1720号判决书及保民终246判决确认予以解除，答辩人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权益和财产，其作为鑫羊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经营是在2015年5月以后。因此，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鑫羊公司接手桑林煤矿后除了进行必要的矿山维建外没有进行实际的采矿作业（维护建设施工中零星出煤是例外）的经营活动，不知原告主张的450万利润从何而来，这是原告单方的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的臆猜，系原告的恶意缠诉；第四，桑林煤矿是鑫羊公司的资产，杨文沛、黄卓余、吴蓉是公司的股东，因经营桑林煤矿在各股东之间产生的纠纷系股东权益纠纷，属《公司法》及相关解释调整范围，因此原告所提的利润无论存在与否都应当通过股东代位诉讼或股权损害赔偿诉讼解决，而非通过本案返还之诉处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杨文沛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2013年6月-2016年9月，被告是否实际经营桑林煤矿，此期间桑林煤矿实际产生的利润是多少？3、鑫羊公司与桑林煤矿之间是何种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的证据为：Ａ1、昌民再1号判决书1份（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桑林煤矿系原告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因此《协议》系对煤矿实质性和概括性的全部转让，因被告未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法院判决解除《协议》后，双方因协议约定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Ａ2、昌民初1720判决书和保民终246号判决书各1份（复印件），证明黄卓余基于昌民再1号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已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文沛返还因签订协议而支付的款项356万元，该案经二审审理已结案，同时二审法院还确认原告可另案主张被告返还在经营期间销售的煤炭款。Ａ3、《协议》1份（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6月6日签订协议，原告将桑林煤矿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3200万元；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260万元、工商登记手续变更后30日内支付1000万、余款1940万分3年付清，协议并对违约责任作了约定。Ａ4、鑫羊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13年7月12日登记成立鑫羊公司，2015年1月26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文沛变更为黄卓余，从此，被告对桑林煤矿进行了100%的控制和经营。Ａ5、“鑫羊公司（桑林煤矿）”2015年12月和2016年9月、12月工伤保险《应缴明细表》（复印件），字强、胡某与黄卓余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云南澜沧江酒业集团保山有限公司与桑林煤矿签订的《原煤购销合同》和《往来账核对科目余额调节表》，证明被告在2015年3月--2016年9月期间，对桑林煤矿进行实际管理和控制，对煤矿进行开采和销售，并为其雇佣的工作人员缴纳了工伤保险。Ａ6、《利润单价计算清单》1份（复印件），证明被告在经营管理桑林煤矿期间，每开采一吨的平均利润为135元，再参考其生产期限和产量，按每吨最低利润100元计算，被告实际可获得的纯利润为450万元。Ａ7、郑绍平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的过程、内容。Ａ8、3份《现场检查笔录》和1份《现场处理决定书》，证明黄卓余一直在实际经营桑林煤矿。Ａ9、张军的证言，证实其从2010年开始任桑林煤矿的副矿长，2015年1月份2016年9月，系黄卓余在经营煤矿，但其对煤矿的采量并不清楚。Ａ10、杨兴的证言，证实其2008年开始为杨文沛干活，帮黄卓余只作了2个多月，其对煤矿的采煤量并不清楚。Ａ11、李某的证言，证实其2010年-2016年中旬在桑林煤矿上班，任煤矿的通风副矿长，2015年煤矿一直在正常生产经营，但其对煤矿的实际产量并清楚。Ａ12、陈某的证言，证实其受黄卓余雇佣，2014年4月-2015年10月31日在桑林煤矿工作，任矿长，2015年3月黄卓余接手煤矿后，煤矿一直在正常生产经营，煤矿每月的产量为2000-3000吨、成本在200元左右（不含电费），后因煤矿在建设期，但黄卓余一直在逼其采煤，其不同意，所以就辞职不干了。Ａ13、张某的证言，证实其2008年帮杨文沛做活，2015年左右黄卓余接手煤矿，其在2017年过年前离开，黄接手煤矿后一直在正常生产经营，但采煤量是多少自己清楚。Ａ14、蔡某的证言，证实其2014年到桑林煤矿帮杨文沛做活，2015年3月黄卓余接手煤矿，黄经营期间煤矿一直在正常采煤。Ａ15、胡某的证言，证实其2015年1月-2016年9月为黄卓余销售煤矿，煤的价格分别为260元／吨和380元／吨，每月的销售量为3000-4000吨左右。Ａ16、字强的证言，证实其2015年1月-2016年9月与黄卓余订立合同，每月为其销售3000-4000左右的煤矿，大概10天左右结一次账，结账方式有的是现金、有的是转账，10天销售的煤量大概在1000吨左右。被告在经营桑林煤矿期间二人曾为其销售煤炭并签订合同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对Ａ1、Ａ2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陈述的待证事实，昌民再1号判决书系对昌民初437号判决书的纠正，从该判决书中看不出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任何财产；昌民初1720号判决书和保民终246号判决书也只是对《协议》及履行情况进行认定，被告未取得煤矿的任何权益。另，2015年1月26日起桑林煤矿的采矿权及相关权利属于鑫羊公司，不再属于黄卓余和杨文沛个人。Ａ3、Ａ4虽然真实，但经法院审理已经判决解除《协议》，不能证明被告获得利润。Ａ4只能证明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无法证明被告取得煤矿100%的控制和经营权，因此两份证据不能证明黄卓余有返还义务。Ａ5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不予认可。Ａ6只是原告单方所作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Ａ7不具备证人证言的合法形式，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对该证据的认证应以昌民再1号判决书的为准；Ａ8只能证明鑫羊公司为被检查主体，检查的内容只是煤矿存在安全隐患，没有说明煤矿在实际生产，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实际控制经营桑林煤矿。Ａ9-Ａ16证据中，证人与原告均存在雇佣或亲属关系，如张军是原告的女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陈述被告自2015年3月就实际经营桑林煤矿与其他几位证人对同一问题的陈述均不一致；在被告担任鑫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证人杨兴并没有在煤矿担任机电副矿长；证人李某对原、被告双方转让煤矿根本不清楚，也不清楚煤矿的实际产量；证人陈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且关于煤矿产量的陈述都是其个人陈述，没有依据；证人张某、蔡某是不是桑林煤矿职工都不清楚；证人胡某称原告为舅舅，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与证人字强的陈述也不一致；证人字强的陈述没有相关凭证证实，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 本院认为，Ａ1、Ａ2、Ａ3合法、客观真实，系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几份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法律事实和判决事项，予以采信。Ａ4虽然客观真实，但只能证明原告于2013年7月12日登记成立鑫羊公司，2015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黄卓余，股东为黄卓余、杨文沛和吴蓉，并不能证明黄卓余对桑林煤矿有完全的控制和经营权，因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Ａ5虽然真实，但其中的《煤炭购销合同》看不出字强与胡某究竟与黄卓余购买了多少吨煤以及煤的种类和价格；《原煤购销合同》和《往来账核对科目余额调节表》中看出系“云南澜沧江酒业集团保山有限公司“与“昌宁柯街桑林煤矿（字强）”核对2015年7-12月、2016年1-2月的煤量和金额，而供应商则为“字强”，因此该组证据只能证明黄卓余接手桑林煤矿后进行过煤矿销售，但并不能证明黄卓余在经营桑林煤矿期间的实际产量和所得利润；黄卓余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本院仅采信黄卓余在经营桑林煤矿期间有销售煤矿的事实，对其他证明目的则不予采信；Ａ6系原告单方计算，无辅助证据证实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因此不予采信；Ａ7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不予采信；Ａ8只能证明相关部门对桑林煤矿进行安全检查，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Ａ9-Ａ16不能证实桑林煤矿在2015得1月-2016年10月的实际产量和所得利润，不予采信。 被告针对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Ｂ1、鑫羊公司营业执照（2015年5月11日登记）和《采矿许可证》（2015年9月2日登记）复印件各1份，证实桑林煤矿的经营主体是鑫羊公司，案涉资产系鑫羊公司资产，黄卓余管理鑫羊公司的行为系职务行为；Ｂ2、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昌宁县的批复》《云南省煤矿建设项目复建验收确认表》《矿业权涉及各类保护区及相关规划审查意见表》复印件各1份，证实桑林煤矿自2015年4月起就处于复建期，需验收合格才能投入生产，其中2014年7月工信局的文件中明确载明该项目处于停建状态，同意办证延续。黄卓余在实际经营桑林煤矿期间仅只是进行了复建工作，没有进行任何实际开采；Ｂ3、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客户存款回单、收条、收据复印件各1份，证实黄卓余为矿山复建支付张建强工程和材料款13.8万元；Ｂ4、昌民再1号判决，证明目的与原告提供的Ａ1证据一致。 经质证，原告杨文沛对被告黄卓余提供证据认为：对B1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即桑林煤矿与鑫羊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被告一直在实际经营管理桑林煤矿，因此被告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B2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B3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内容，但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在经营管理煤矿；B4证据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财产。 本院认为：被告黄卓余提供的B1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B2证据虽然真实，但不能证明被告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B3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不予采信；对B4证据的认证意见与A1相同。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桑林煤矿成立于2004年6月9日，系杨文沛个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2013年6月6日，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协议》，约定杨文沛将桑林煤矿转让给黄卓余，转让价款为3200万元。协议签订后，黄卓余以支付现金、代杨文沛偿债、以煤抵款等方式在2013-2016年期间几次向杨文沛支付款项共计356万元，但二人一直未办理桑林煤矿的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2013年7月12日，杨文沛登记成立鑫羊公司（营业期限为2013年7月12日-2015年7月12日）。2015年1月26日，鑫羊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由杨文沛变更为杨文沛和黄卓余，法定代表人为黄卓余。2016年12月30日，该公司又增加一名股东吴蓉，法定代表人仍为黄卓余。 因黄卓余在2016年6月后未再向杨文沛支付桑林煤矿的其他转让款，2018年3月14日，杨文沛向我院卡斯法庭提起诉讼，并提出4项诉讼请求。2018年6月14日，我院作出昌民初437号判决书，并于同年6月19日进行了公开宣判和公告送达。黄卓余于2018年10月8日以该案程序违法和实体处理不当等事由向我院申请再审，我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云0524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对该案决定再审，并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昌民再1号判决书，判决维持了昌民初437号判决书中关于解除杨文沛与黄卓余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并驳回了杨文沛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0月23日，黄卓余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文沛返还其支付的款项356万元，同年12月13日，我院作出昌民初1720号事判决书，判决杨文沛返还黄卓余322万元。黄卓余和杨文沛二人均不服，并向保山中院提起上诉，保山中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保民终246号判决书，判决撤销昌民初1720号判决书，并判决由杨文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黄卓余转让款356万元，黄卓余于2020年6月4日向我院申请该案的强制执行。2020年5月18日，杨 文沛向我院提起本次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自签订桑林煤矿的转让协议后，因产生纠纷已历经多次诉讼，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内容、付款及其他法律事实亦经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载明和确认。本次诉讼中，原告提出被告应返还自接手桑林煤矿所获利润450万元，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不论是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还是其他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在接手桑林煤矿后出售过煤矿、进行过复建、接受过安全检查、缴纳过工人工伤保险，并不能证明被告在经营桑林煤矿期间实际的产煤量和所获得的利润。虽然本院昌民再1号判决书载明了“杨文沛与黄卓余因签订《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但本案双方在再审开庭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均未提起相互返还财产的请求，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对各方是否需要相互返还财产不予处理和判决，当事人各方可另行起诉或自行协商解决”的内容，但本案中，原告是要求被告返还经营煤矿期间所得利润，而其提供的证据却不足以支撑其诉讼请求。虽然被告黄卓余在经营桑林煤矿期间出售过煤矿是客观事实，但“出售煤矿”不是必须等于“获利”，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原告杨文沛要求被告黄卓余返还经营桑林煤矿期间所获利润4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文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400元，由原告杨文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