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初317号 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市路**（3-3）。 法定代表人：WANNEEJATURAPATTARAKIT，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仕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甬江路**。 法定代表人：傅勤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傅勤峰，男，195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告：王琴芳，女，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告：傅立挺，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告：贺芳，女，198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告：宁波市北仑成丰酿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横浦村 法定代表人：傅勤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宁波三立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甬江南路** 法定代表人：傅勤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述七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如飞，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C.公司）与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公司）、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宁波市北仑成丰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丰公司）、宁波三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立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17日组织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T.C.C.公司的申请，本院对阿拉公司、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成丰公司、三立公司实施了财产保全。T.C.C.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孙仕琪，阿拉公司、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成丰公司、三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如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阿拉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00000元；2.判令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36282666.66元（计算至2019年3月7日）；3.判令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支付罚息（以27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4.判令被告阿拉公司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500000元；5.判令原告在11400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阿拉公司质押给原告的22900吨基酒折价、变卖或者拍卖价款予以优先受偿；6.判令原告在27000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阿拉公司质押给原告的十五项商标折价、变卖或者拍卖价款予以优先受偿；7.判令被告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成丰公司、三立公司对被告阿拉公司上述第1项至第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被告王琴芳、贺芳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判令七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担保费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1）一份，约定由原告采用“分笔借款、逐步到位”的方式向被告阿拉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350000000元的借款，每笔借款期限为两年，从各笔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同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一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621），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90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45000000元借款。2017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了第二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710），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21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60500000元借款。2017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了第三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915），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800吨大罐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8500000元借款。为担保《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被告阿拉公司另还向原告提供了十五项商标作为质押物并办理了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傅勤峰、傅立挺、成丰公司及三立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3），约定上述主体为被告阿拉公司在《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琴芳作为被告傅勤峰配偶，被告贺芳作为被告傅立挺配偶，亦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人民币借款合同》签署后，原告根据被告阿拉公司的书面申请，向被告阿拉公司分笔发放了共计270000000元的借款：（1）2017年6月23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45000000元；（2）2017年6月3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630），并于同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20000000元；（3）2017年7月3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03），并于2017年7月4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130000000元；（4）2017年7月1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10），并于2017年7月14日及2017年8月10日分别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31500000元及35000000元；（5）2017年9月11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913），并于2017年9月20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8500000元。《人民币借款合同》第4.1.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年利率为8%。”第4.2.2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20日。”第6.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采用定期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还款。”但被告阿拉公司自收到借款后从未支付利息。除此之外，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还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2），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提供其名下不动产、动产等抵押物/质押物作为《人民币借款合同》的担保。其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1条约定：“甲方和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当日内到抵押物法定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并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日内将他项权利证明、抵押登记证明文件正本及/或抵押物所有权属证明正本交乙方保管。”但被告阿拉公司迟迟未配合原告办理抵押/质押物的抵押/质押登记手续。《人民币借款合同》第13.3条约定：“违约事件……13.3.4甲方未按约定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或不能（含表示其不能）按照本合同履行义务……13.3.16甲方的担保人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或者发生担保合同项下的违约事项……”第13.4条约定：“如发生了上述违约事件，乙方有权采取下列救济措施……13.4.2无须甲方同意直接单方宣布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立即全部到期并要求甲方立即偿还，乙方要求甲方偿还前述款项之日即为本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13.4.3立即执行本合同和担保文件项下的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第13.5条约定：“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偿还的本金，乙方除有权行使本条第13.4款约定的权利外，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借款利率加收50%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甲方同意上述罚息金额的计算以乙方计算结果为准。”第13.9条约定：“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保险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等），均由甲方承担。”被告阿拉公司未按期办理抵押/质押登记手续，亦未按期支付借款利息，已违反了《人民币借款合同》的上述约定，原告有权宣布全部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阿拉公司立即偿还本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原告亦有权向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成丰公司、三立公司追究连带清偿责任。 对此，被告阿拉公司辩称：其与Ｔ.Ｃ.Ｃ.公司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合作关系，Ｔ.Ｃ.Ｃ.公司的诉请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基本事实的确定。2017年4月，Ｔ.Ｃ.Ｃ.集团公司的苏旭明主席与当时宁波市委领导会见会谈，确定了Ｔ.Ｃ.Ｃ.集团公司与被告阿拉公司双方的合作基调。2017年6月，Ｔ.Ｃ.Ｃ.公司与被告阿拉公司在“宁波-深圳投资合作推荐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Ｔ.Ｃ.Ｃ.集团公司决定由Ｔ.Ｃ.Ｃ.公司向被告阿拉公司注资350000000元。根据2017年6月22日《人民币借款合同》附件三约定，Ｔ.Ｃ.Ｃ.公司应于2017年6月提供借款136000000元，2017年7月提供借款134000000元，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各提供借款40000000元，合计为350000000元。但事实上，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6月仅提供借款65000000元，2017年7月提供借款161500000元，2017年8月提供借款35000000元，2017年9月提供借款8500000元，显然，Ｔ.Ｃ.Ｃ.公司未依合同约定时间和金额提供借款给被告阿拉公司。2017年7月中旬，Ｔ.Ｃ.Ｃ.公司代表案外人方土根口头通知被告阿拉公司，苏旭明主席会同Ｔ.Ｃ.Ｃ集团公司讨论决定，在被告阿拉公司借款的2年合同期内，暂不收取被告阿拉公司利息，利息待2年合同期结束时，一并结算支付。2017年9月，方土根再次告知被告阿拉公司，原合同关于按月支付利息的约定变更为借款合同到期一并结算，并且言之凿凿称有Ｔ.Ｃ.Ｃ.集团公司总部的书面会议纪要。2017年12月25日，方土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给被告阿拉公司，其中第一条约定，结息方式变更为“自双方约定的每笔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并支付利息”。2018年春节前，方土根儿子方熙提供给被告阿拉公司的《2017年8月30日与苏主席开会总结》进一步揭示出了Ｔ.Ｃ.Ｃ.公司主动并且多次要求变更利息支付条款的事实真相。Ｔ.Ｃ.Ｃ.公司与被告阿拉公司、傅勤峰分别于2018年11月6日和2019年1月23日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讨论稿对“借款利息于借款合同到期一并结算”确认无异；二、关于Ｔ.Ｃ.Ｃ.公司起诉未届履行期问题。根据《人民币借款合同》第二条第2.2款约定，案涉借款的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2019年6月21日，该履行期限不但对被告阿拉公司有约束力，对Ｔ.Ｃ.Ｃ.公司也同样具有约束力，在约定的履行期限未届满前，Ｔ.Ｃ.Ｃ.公司提前要求被告阿拉公司归还借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阿拉公司在履行案涉合同中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如前已述，被告阿拉公司持有的《2017年8月30日与苏主席开会总结》足以证实，Ｔ.Ｃ.Ｃ.公司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额所得税决定变更按月收取利息的约定，现倒打一耙，以所谓的被告阿拉公司未按约支付利息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有违诚信原则。Ｔ.Ｃ.Ｃ.公司未按《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如期提供资金，已严重影响了被告阿拉公司企业的经营部署和后续经营收益能力的建设，如今Ｔ.Ｃ.Ｃ.公司在未受到民事权益侵害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公然侵害了被告阿拉公司利益，严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三、关于被告阿拉公司是否迟迟未配合Ｔ.Ｃ.Ｃ.公司办理抵押、质押手续问题。被告阿拉公司认为，Ｔ.Ｃ.Ｃ.公司的陈述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面之词，根本不值一驳。首先，《最高额抵押合同》第4.1条明确约定“在每一笔贷款中，甲方（被告阿拉公司）以部分本合同附件一《可选择抵押物清单》所列明的财产向乙方（Ｔ.Ｃ.Ｃ.公司）抵押”，这些可选择抵押物包括以下不动产：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的房屋及建筑物、岭南仓库；动产包括机器设备、在建工程、1.2万吨原酒；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品牌、专利、许可证等；以上抵押物评估价值为108227万元。其次，基于上述抵押物范围广，而且最终选择权在Ｔ.Ｃ.Ｃ.公司，所以，Ｔ.Ｃ.Ｃ.公司最终选择的方式方法为按Ｔ.Ｃ.Ｃ.公司批次发放借款金额分别办理抵押、质押登记手续。事实上，根据Ｔ.Ｃ.Ｃ.公司提供的四份质押合同显示，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6月22日签发第一份基酒抵押登记书（相应的，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发放借款45000000元）；2017年6月27日国家商标局签发《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相应的，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发放借款20000000元）；此后，对应Ｔ.Ｃ.Ｃ.公司发放借款的计划，被告阿拉公司第一时间配合Ｔ.Ｃ.Ｃ.公司办理其选定的相应抵押物的登记手续，在Ｔ.Ｃ.Ｃ.公司委托的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毕秀娟律师全程跟踪下，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7月12日签发第二份基酒抵押登记书（相应的，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和7月14日发放借款130000000元和31500000元）；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8月10日签发第三份基酒抵押登记书（相应的，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发放借款35000000元）；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9月15日签发第四份基酒抵押登记书（相应的，Ｔ.Ｃ.Ｃ.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发放借款8500000元）。也就是说，Ｔ.Ｃ.Ｃ.公司发放借款的前提条件是被告阿拉公司办妥Ｔ.Ｃ.Ｃ.公司选定的抵押物的法定登记手续，很显然，在被告阿拉公司面临资金困难、急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被告阿拉公司拖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完全有悖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因此，Ｔ.Ｃ.Ｃ.公司的这一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纯属无稽之谈。综上，被告阿拉公司认为，我国合同法第6条规定的是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原则”，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以及在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心怀善意，要诚实，讲信用，不得滥用权利，不得尔虞我诈。本案中，Ｔ.Ｃ.Ｃ.公司将没有受到侵害的权益诉诸于法律，显系滥用诉权，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T.C.C.公司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1）1份，拟证明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该合同，约定由原告采用“分笔借款、逐步到位”的方式向被告阿拉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3.5亿元的借款，每笔借款期限为两年，从各笔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2.《质押合同》3份（合同编号分别为TCC20170621、TCC20170710、TCC20170915），拟证明（1）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一份《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90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45000000元借款；（2）2017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二份《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21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60500000元借款；（3）2017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三份《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800吨大罐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8500000元借款；3.《动产抵押登记书》4份，拟证明被告阿拉公司为担保114000000元借款，将其名下的229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并办理了质押登记；4.《关于商标质押的补充合同》以及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拟证明被告阿拉公司为担保《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将其名下的十五项商标专用权质押给原告并办理了质押登记；5.《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合同编号为TCC2017003）、《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合同编号为TCC2017002），拟证明（1）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傅勤峰、傅立挺、成丰公司及三立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主体为被告阿拉公司在《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琴芳作为被告傅勤峰配偶，被告贺芳作为被告傅立挺配偶，亦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2）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提供其名下不动产、动产等抵押物/质押物作为《人民币借款合同》的担保。其中第11.1条约定：“甲方和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当日内到抵押物法定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并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日内将他项权利证明、抵押登记证明文件正本及/或抵押物所有权属证明正本交乙方保管。”6.关于阿拉公司首笔资金提前放贷的紧急申请（2017年6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回单编号17174000002）各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23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45000000元；7.关于申请TCC放贷第二笔1.5亿贷款的申请报告（2017年6月29日）、《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630）、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回单编号17181000002）各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630），并于同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20000000元；8.《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03）、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回单编号2017070402001509046）各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7月3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03），并于2017年7月4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130000000元；9.关于阿拉公司申请66500000元贷款发放的申请书（2017年7月8日）1份、《人民币借款合同》1份（合同编号20170710）、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2份（回单编号分别为2017071402001615173、2017081002001875744），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10），并于2017年7月14日及2017年8月10日分别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31500000元及35000000元；10.关于8500000元贷款的申请书（2017年9月14日）、《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913）、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回单编号2017092002001296325）各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913），并于2017年9月20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8500000元；11.原告补充提供专项法律顾问聘用协议、律师费付款凭证、律师费发票1组，拟证明原告为本案将负担律师费500000元，现已支付律师费397500元，剩余律师费将在条件成就后支付；12.原告补充提供保单、担保费支付凭证、担保费发票1组，拟证明原告为本案支付保全担保费152791.33元。 以上证据经质证，七被告发表如下意见：1.对证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提请法院关注：（1）该合同第1.1条约定，案涉合同项下的350000000元资金系原告为配合宁波市政府的政策而提供的长期战略合作资金；（2）该合同第1.3条清楚地载明，每一笔具体的借款由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原告为该笔借款从附件四《阿拉酿酒资产清单》中选定相应的抵押、质押物后，在被告阿拉公司配合原告办妥抵押、质押登记手续后，原告才予以发放；2.对证2的三份《质押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需向法院说明的是，合同编号为TCC20170621的《质押合同》与《动产抵押登记书》《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证》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抵押、质押登记手续是逐笔办理的，因而，根本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谓的“被告阿拉公司迟迟未配合原告办理抵押/质押物的抵押/质押登记手续”的情形；3.对证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这恰恰证明被告阿拉公司按约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提请法院注意的是，登记编号为甬仑工商抵登字2017第11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签发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此时，案涉借款合同尚未签署，进一步印证原告提供的案涉借款实为长期战略合作资金的事实；4.对证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这恰恰证明被告阿拉公司按约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商标专用权质押项下的借款包括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70630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中的20000000元借款、2017年7月1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70710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中的6000000元借款；5.对证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证明内容有异议，纵观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无可争议的两个事实是：（1）每一笔贷款的发放以部分可选抵押物办理抵押/质押登记手续为前提，所谓的最高额抵押名不副实，原告提供的所有合同文本都套用银行的格式文本，与实际操作明显不符；（2）部分商标原已质押给银行，需通过偿还银行贷款释放质押物后，再将释放出来的商标质押给原告；6.对证6至证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提请法院关注的是：（1）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向原告提交书面紧急申请一份，载明“根据双方合作框架下资金使用计划，2017年6月15日释放的第一笔4500万元贷款……”，当时双方尚未签署案涉借款合同，同时，也清楚地说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而非单纯的借款关系；（2）合同编号为20170630、20170703、20170710和20170913四份《人民币借款合同》均是为配合办理商标质押和原酒抵押而签署，且被告阿拉公司也是在第一时间办理了相应的质押、抵押登记手续；7.对证11、证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保全担保费不是原告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七被告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银行汇款凭证6份，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23日提供借款45000000元，2017年6月30日提供借款20000000元，2017年7月4日提供借款130000000元，2017年7月14日提供借款31500000元，2017年8月10日提供借款35000000元，2017年9月20日提供借款8500000元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未依合同约定时间和金额提供借款给被告阿拉公司的事实；2.2018年5月24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工作函1份，拟证明：（1）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是宁波市政府参与确定的，原告应向被告阿拉公司注资350000000元的事实；（2）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案涉《人民币借款合同》仅仅是临时性过渡措施的事实；3.《2017年8月30日与苏主席开会总结》1份、方土根于2017年12月25日发给被告阿拉公司的电子邮件1份，拟证明《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结息方式变更为“自双方约定的每笔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并支付利息”的事实，及该补充协议是由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拟稿的事实，进而证明变更按月收取利息的约定是原告深思熟虑的结果；4.2018年11月6日和2019年1月23日《合作框架协议》各1份，拟证明“借款利息于借款合同到期一并结算”是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傅勤峰各方共识的事实。此外，七被告还向法院提交以下补充证据：1.（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362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七被告提供的证据4是来源于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2.2016年1月12日《外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015年12月30日《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和编号为（甬市监）登记外备字［2016］第001134号《备案通知书》、2016年1月12日《备案审核表》各1份；《取消清算组的备案报告》1份；2016年9月5日《外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016年8月31日《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和编号为（甬市监）登记外备字［2016］第000400号《备案通知书》各1份，以上三组材料拟证明：（1）因为政府对原告的厂房进行征收，原告于2015年12月30日决定依法进行清算和注销，并进行登记和备案的事实；（2）原告于2016年8月5日决定继续经营，取消清算组备案的事实；（3）原告于2016年9月5日再次决定依法进行清算和注销，并再次进行登记和备案的事实，进而证明案涉借款发生在原告第二次启动清算期间，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公司清算期间不得进行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规定，原告的行为已经违反规定，依法应由公司登记机关对原告予以警告，并没收原告的违法所得。 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发表意见如下：1.对证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被告阿拉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人民币借款合同》第11.1条的约定，原告有权单方调整借款金额，被告阿拉公司无权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剩余的最高浮动借款额内未提供的借款，而且被告阿拉公司违约在先，原告有权拒绝继续借款；2.对证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原告出具，原告对该情况并不知情；3.对证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前一文件没有原告盖章或者签字，原告并不知情，后一邮件即使实际存在，其正文部分也说明方土根本人只是转达方，不代表原告已经同意邮件内容；4.对证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5.对于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邮件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确认邮箱归属。即便邮件内容真实，该邮件也只是双方磋商的草稿，并不是原告的最后意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亦非双方的最终意思表示；6.对于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确实曾经成立了清算组准备进行清算，后来又取消了清算继续经营，这不影响双方签署的合同的效力，不能算是清算期间的非法行为，退一步讲，就算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处理单位亦是公司登记机关，而非人民法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些证据予以认定；原告对七被告提交的证1“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亦予以认定；关于七被告提供的证2至证4，因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原告均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关于七被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虽原告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因邮件内容并未体现出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故本院对七被告的证明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七被告提交的补充证据2，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1），约定由原告作为甲方，采用“分笔借款、逐步到位”的方式向作为乙方的被告阿拉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350000000元的借款，每笔借款期限为两年，从各笔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同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一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621），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90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45000000元借款。2017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二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710），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2100吨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60500000元借款。2017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签署第三份《质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915），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将1800吨大罐基酒质押给原告用以担保8500000元借款。2017年6月26日，被告阿拉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以十五项商标作为质押物的商标质押补充合同，并于2017年6月27日办理了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登记证上载明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190000000元。2017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傅勤峰、傅立挺、成丰公司及三立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3），约定上述主体为被告阿拉公司在《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琴芳作为被告傅勤峰配偶，被告贺芳作为被告傅立挺配偶，亦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人民币借款合同》签署后，原告根据被告阿拉公司的书面申请，向被告阿拉公司分笔发放了共计270000000元的借款：（1）2017年6月23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45000000元；（2）2017年6月3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630），并于同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20000000元；（3）2017年7月3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03），并于2017年7月4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130000000元；（4）2017年7月10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710），并于2017年7月14日及2017年8月10日分别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31500000元及35000000元；（5）2017年9月11日签署《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0913），并于2017年9月20日出借给被告阿拉公司8500000元。另，《人民币借款合同》第4.1.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年利率为8%。”第4.2.2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20日。”第6.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采用定期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还款。”但被告阿拉公司自收到借款后未支付过利息。除此之外，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还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TCC2017002），约定被告阿拉公司向原告提供其名下不动产、动产等抵押物/质押物作为《人民币借款合同》的担保。其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1条约定：“甲方和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当日内到抵押物法定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并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日内将他项权利证明、抵押登记证明文件正本及/或抵押物所有权属证明正本交乙方保管。”《人民币借款合同》第13.3条约定：“违约事件……13.3.4甲方未按约定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或不能（含表示不能）按照本合同履行义务……13.3.16甲方的担保人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或者发生担保合同项下的违约事项……”第13.4条约定：“如发生了上述违约事件，乙方有权采取下列救济措施……13.4.2无须甲方同意直接单方宣布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立即全部到期并要求甲方立即偿还，乙方要求甲方偿还前述款项之日即为本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13.4.3立即执行本合同和担保文件项下的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第13.5条约定：“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偿还的本金，乙方除有权行使本条第13.4款约定的权利外，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借款利率加收50%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甲方同意上述罚息金额的计算以乙方计算结果为准。”第13.9条约定：“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保险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等），均由甲方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若为借贷关系，则被告阿拉公司如何承担还款责任；二、被告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成丰公司、三立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确定；三、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是否应由七被告承担。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阿拉公司已确认了双方签署的各份合同的真实性，该些合同内容及形式合法，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有效，缔约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虽被告阿拉公司抗辩其与原告之间建立的是投资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并辩称原告已经同意变更了利息的支付时间，但被告阿拉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主张，故其仍应按照涉案2017年6月22日《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还本付息。基于涉案2017年6月22日《人民币借款合同》第4.1.1条、第4.2.2条、第13.3条、第13.4条对涉案借款的利率、付息时间以及原告可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分别作出了约定，现原告已履行了出借270000000元的合同义务，而被告阿拉公司未能按时付息，已构成违约，故在涉案借款期限届满前，原告要求被告阿拉公司提前还清全部借款，亦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本院核算，暂计至2019年3月7日，被告阿拉公司应向原告归还本金270000000元、支付利息36282666.6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罚息”，根据涉案2017年6月22日《人民币借款合同》第13.5条的内容进行理解，实为逾期利息，鉴于涉案借款的利率标准为年利率8%，则涉案借款的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12%（借款利率上加收50%），故原告关于被告阿拉公司应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日止以27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的逾期利息的主张，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该期间的借款利息不再另行计算。另，根据涉案《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关于商标质押的补充合同》的约定，原告依约享有该些合同项下的质押物及商标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上述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权。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在首页中明确了被告傅勤峰、傅立挺、成丰公司以及三立公司作为涉案借款债务的四个保证人，同时，该合同第4.1条载明“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4.2条还载明“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甲方（保证人一、保证人二、保证人三、保证人四）作为保证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保证”，现被告傅勤峰、傅立挺、成丰公司以及三立公司分别在落款处进行署名，应视为其作出了连带保证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该四位被告为被告阿拉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约有据。然对于被告王琴芳、贺芳而言，虽该两人亦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署名，但从该合同的落款栏的表述可知，被告王琴芳、贺芳系分别作为被告傅勤峰、傅立挺的配偶进行签名，两人并非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亦不持有合同文本，且该合同约定作为配偶签字仅代表“配偶确认已知晓上述合同约定，并对甲方（四个保证人）依据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有任何异议”。由此，本院认为，被告王琴芳、贺芳并非涉案借款债务的保证人，但其已明确同意其配偶以夫妻共同财产对涉案借款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琴芳、贺芳应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涉案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由于涉案2017年6月22日《人民币借款合同》第13.9条明确约定“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保险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等），均由甲方承担”，客观上原告亦为本案诉讼预交了相关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及律师代理费，虽原告实际已付的律师代理费为397500元，但原告提供的专项法律顾问聘用协议中明确载明总的律师代理费为500000元，结合目前律师行业收费标准而言，该金额尚在合理范围之内，且七被告对于该些费用的金额未持异议，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阿拉公司承担该些费用的主张，亦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70000000元，并支付利息36282666.66元（计至2019年3月7日）； 二、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3月8日起以27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款清日止）； 三、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有权在11400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质押的22900吨基酒折价、变卖或者拍卖价款进行优先受偿； 四、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有权在质权登记证上载明的被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对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质押的十五项商标折价、变卖或者拍卖价款进行优先受偿； 五、被告傅勤峰、王琴芳、傅立挺、贺芳、宁波市北仑成丰酿酒有限公司、宁波三立食品有限公司（其中王琴芳、贺芳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清偿之后，有权向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六、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支付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500000元、保全担保费152791.33元； 七、驳回原告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5764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傅勤峰、傅立挺、宁波市北仑成丰酿酒有限公司、宁波三立食品有限公司对其中的1573124元连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梅亚琴 审 判 员  徐京波 人民陪审员  陈武昌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 ??6?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