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鲁0203行初81号原告张向举，男，1971年2月8日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委托代理人王世福，山东海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2117号。法定代表人肖政，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于臻，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丽，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向举因与被告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向举及委托代理人王世福，被告副局长刘伟德，委托代理人于臻、杨丽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5年5月8日，原告与原胶南市红石崖镇农业服务中心签订《浅海水面有偿使用合同》，合同约定了养殖海域的四至范围，合同期限为15年。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法在约定海域养殖经营。2015年9月1日，被告等单位对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进行清点。2016年8月30日，被告以胶州湾保护、海域清理为由，将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强行全部拆除。但被告至今未将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返还给原告。后经原告申请被告仍拒不返还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做出的青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2、依法判令被告将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6米×6米网箱160个、5米×5米网箱4400个、4米×4米网箱830个、3米×3米网箱272个、生活平台478.243平米、工作平台691.63平米、看护房254.082平米返还给原告，或者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暂计）1600万元。原告提交法庭以下证据:证据一、《浅海水面有偿使用合同》一份；证明：2005年5月8日，原告与原胶南市红石崖镇农业服务中心签订《浅海水面有偿使用合同》。合同约定养殖海域的四至范围在青岛市××区辖内的胶州湾海域，合同期限15年，自2005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8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在约定海域进行养殖经营。证据二、黄岛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清单表一份；证明：2015年9月1日，被告及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青岛市××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青岛市××区黄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对胶州湾海域网箱养殖等养殖设施进行清理为由，对原告养殖海域的养殖设施进行清点，制作了《黄岛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清单表》，确认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有：6米×6米网箱160个，5米×5米网箱4400个，4米×4米网箱830个,3米×3米网箱272个，生活平台478.243平米，工作平台691.63平米，看护房254.082平米。证据三、（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书一份、（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因原告对海域养殖设施清理补偿的标准和数额有异议，原告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青岛中院审理后作出（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判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依据《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对原告补偿，该判决的法律依据是《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2019年9月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黄岛区人民政府的上诉，维持原判。青岛中院生效的381号判决第33页、第40页查明认定原告养殖设施的数量与原告证据二证明的事实一致。该判决第34页第三段查明，2016年8月25日，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向原告送达通知，原告自行清理完毕的，同意对原告在胶州湾内的养殖设施进行奖励补助。（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第35页第8行—9行查明：“2016年8月30日，被告青岛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代履行的方式，将原告涉案海洋的养殖设施拆除。”判决第40页认定，“因《青岛市黄岛海域清理补偿办法》对于生活平台、工作平台、看护房并无相应的补偿标准，对于该部分设施，不予补偿。”由此能够证实判决补偿款数额并非依据养殖设施的价值。证据四、《关于返还海上养殖设施申请书暨作价赔偿申请书》一份、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一份、《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一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等单位诉讼结束后，于2020年1月6日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将其2016年8月30日拆除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包括6米×6米网箱160个，5米×5米网箱4400个，4米×4米网箱830个,3米×3米网箱272个，生活平台478.243平米，工作平台691.63平米，看护房254.082平米等全部返还给原告，如被告不能返还，原告要求被告作价赔偿。2、2020年3月2日，被告作出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在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中第2页第三行、第四行确认，其于2016年8月30日将原告证据二项下的海上养殖设施拆除、但至今没有返还给原告。3、被告在决定书的本机关认为部分，以其不是国家赔偿主体、原告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即使被告是国家赔偿的适格主体但原告已超过二年的请求时效为由，拒绝返还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或作价赔偿原告损失。4、原告证据二项下的养殖设施已由被告拆除，原告系被拆除养殖设施的合法物权所有人，被告拒不返还原告或作价赔偿原告损失，已经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且被告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占原告财产，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作出的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5、被告行政赔偿决定书项下本机关认为部分的拒不返还原告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的三条理由依法不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拆除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的主体，但其没有返还原告或赔偿原告损失，原告向被告提出返还或作价赔偿，被告是适格的主体，其主张不是适格主体，依法不成立。2）关于原告的补偿款中是否包含原告的养殖设施的价值问题。按照《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养殖网箱等养殖设施被拆除、养殖海域被征收导致原告的海域使用权灭失，法院判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对原告进行经营性利益损失补偿。首先，该补偿主体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养殖设施或赔偿损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被告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已经补偿原告，被告就当然的侵占原告的养殖设施而不返还或不赔偿原告损失的主张不成立。其次，按照青岛中院对原告作出补偿依据的《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的文件规定，养殖设施拆除后仍归养殖户所有，没有规定被拆除的养殖设施归黄岛区政府或被告所有。再次，养殖设施拆除、政府给予补偿的法律依据是《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胶州湾生态补偿制度。市和环胶州湾各区（市）人民政府、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以及入胶州湾河流流经区域的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涉及胶州湾保护的海洋、湿地、河流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因保护胶州湾所采取的措施对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还应当作出妥善安排。”第五十四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胶州湾有关区（市）人民政府对胶州湾海域内的养殖池塘、养殖网箱、养殖筏架等渔业养殖设施进行清理。具体清理方案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按照上述规定，政府给予养殖户补偿是因为政府清理养殖网箱等海上养殖设施、收回养殖户的网箱养殖等养殖方式的海域使用权而给予补偿。而不是因为政府占有养殖户的养殖设施或政府征收、征用养殖户的养殖设施而给予补偿。且政府计算补偿数额依据的是养殖户养殖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养殖设施的价值。因此，被告主张原告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被告以原告的补偿款中包含养殖设施的价值、政府已补偿原告为由，拒不返还原告的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是否超过请求时效问题。被告将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拆除在没有返还的情况下，被告有义务将拆除的养殖设施返还给原告。从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可以证实，原告是要求被告返还养殖设施、是向被告主张物权，只有在不能返还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作价赔偿。因为原告无法得知被告是否能够返还，所以一并提出返还和赔偿申请。在此之前，被告从未告知原告其拒绝返还或不能返还，也从未告知原告可以申请赔偿，也就是说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时效还没有开始计算，被告主张原告的请求超过二年的请求时效，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向被告主张物权，物权保护没有时效限制。4）通过原告证据二、三，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和被告自认的事实、以及《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告系涉案养殖设施的合法所有权人。按照《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和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因原告系涉案养殖设施的合法所有权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或赔偿损失。证据五、行政决定书一份、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一份、代履行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10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决定书，通知原告自行清理养殖设施。于2016年8月16日向原告送达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催告原告在3日内自行清理养殖设施。但被告的《行政决定书》和《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均没有决定和告知原告拆除的养殖设施归被告所有。且按照被告上述两份材料的要求，原告自行清理养殖设施后，养殖设施当然的归原告所有。因原告对被告的《行政决定书》不服已向黄岛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的决定书。2016年8月25日，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向原告送达通知，原告自行清理完毕的，决定对原告进行补偿。在原告起诉撤销被告《行政决定书》诉讼期间，在黄岛区政府未按补偿程序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告又于2016年8月26日对原告作出《代履行决定书》，该决定书同样没有决定和通知原告其代原告拆除的海上养殖设施归被告所有或不返还给原告。因原告对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通知的补偿标准有异议，且原告同样对被告的《代履行决定书》不服亦向黄岛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决定书。上述案件法院未作出裁判之前，被告于2016年8月30日将原告的涉案海上养殖设施拆除。按照被告的《代履行决定书》，被告仅仅是代原告履行行政决定、代原告拆除养殖设施而已，但不能因为，被告代原告拆除养殖设施，拆除的养殖设施就归被告所有。现被告拒不返还原告的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原告自行将自己的海上养殖设施拆除后，政府同样也要对原告进行补偿、且拆除的养殖设施当然的归原告所有。因此，不能因被告代原告拆除，原告的养殖设施就归被告所有。被告恶意侵占原告财产的主张不成立。证据六、《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一份。证明：《青岛市黄岛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是青岛市中院判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因海域清理对原告作出补偿标准的依据。该补偿办法第三条规定：“海域清理补偿工作，按以下方法步骤进行，（一）宣传动员、（二）填表登记、（三）清点测绘、（四）张榜公布、（五）签订协议、（六）清理、验收、（七）资金拨付”。1、按照该文件的方法步骤，先行签订协议，后清理、验收。清理是先由养殖户自行清理，因养殖户是养殖设施的所有权人，清理后的养殖设施当然的归养殖户所有。即便是养殖户未自行清理，经责令清理，逾期未清理的，将组织联合执法进行集中清理。即便如此，该文件也没有规定集中清理后的养殖设施归政府或被告所有。2、上述文件的（六）清理、验收规定“海域在规定时间进行清理后，由被告等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依据不同的养殖类型和补偿标准中确定的奖励条款，给予养殖户奖励。”该文件并没有规定对养殖户被清理的养殖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按照上述规定，海域清理奖励补偿依据的是养殖户不同的养殖类型，而不是养殖设施的价值。且按照补偿标准，同一类型的养殖设施不论使用年限、不论残值多少均按照同一标准进行补偿，而没有考虑被拆除的养殖设施的价值。因此，被告主张青岛中院判决的原告的补偿款中包含原告养殖设施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尤其是青岛中院判决的原告补偿款中没有包括对原告的生活平台、工作平台、看护房的补偿。该能证明《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是不包含养殖户被清理的养殖设施的价值。亦能证明被告主张原告的补偿款中包含原告养殖设施的价值与事实不符。证据七、照片2张、出示拍摄照片的原始载体手机当庭查验；证明：该两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1月15日，当天拍摄多张照片，部分照片被删。照片证实，原告的养殖设施2019年1月15日还存放在被告查扣物资存放地。被告主张2017年就被拍卖，严重与事实不符，被告的主张依法不成立。证据八、收款收据、收条41份，证明：原告提交的部分收据、收条证实原告自2013年9月开始购买涉案养殖设施，在约定海域投入养殖设施进行养殖。证据九、（2019）鲁02民终113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查询到。该判决可以证实，该案上诉人薛某在胶州湾海域进行网箱养殖，胶州湾海域清理时，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清点并按照《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对其进行补偿。按照该生效判决第5页、第6页中的4、5、6项法院认定的事实：黄岛区人民政府按照《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第一、补偿标准：……（六）网箱养殖：（1）木质网箱：规格为4米×4米以下的，补偿标准不超过2900元/箱……的规定，对薛某进行海域清理补偿。证据十、证人薛某出庭作证，证明:我在灵山卫积米崖也从事网箱养殖，2019年6月份积米崖管委会让我们自己清理，还按照2014年黄岛补偿标准给我补偿。清理完后网箱等物品都归我们自己，能用的我继续用，用不上的我自己卖了。周围的养殖户征收补偿后，养殖户养殖设施都是自己处理，没听说过归政府或者执法局所有。原告认为，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证人网箱养殖设施在黄岛区政府按照2014年《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进行补偿后，养殖设施仍然归养殖户所有，并非被告主张的按照青岛市××区海域清理办法进行补偿后，养殖设施就归政府或者归被告所有，被告主张不成立。被告辩称，一、答辩人针对原告做出的行政行为未被确认为违法，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其起诉依法应被驳回。原告即使在诉讼中提出撤销不予赔偿决定，其实质仍是申请行政赔偿，因此本案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仅仅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并非全部的充分必要条件，若侵权的行政行为未经被确认为违法的程序，当事人向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申请行政赔偿，对不予赔偿决定不服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样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本案中，原告的养殖设施被拆除系因答辩人依法作出的《代履行决定书》，该《代履行决定书》并未被确认为违法，因此，在该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受理条件，应驳回起诉。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因此不应被撤销，原告主张返还养殖设施或者补偿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答辩人并非国家赔偿的适格主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原告以答辩人侵犯其财产权为由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是答辩人存在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答辩人以代履行的方式将原告的养殖设施予以拆除，原告对答辩人的《代履行决定书》不服，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鲁0211行初9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答辩人的《代履行决定书》合法。后原告又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于2017年3月21日做出（2017）鲁02行终14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原判。原告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9月12日做出（2018）鲁行申25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因此，答辩人以代履行方式拆除涉案养殖设施的行为合法有据，不存在任何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此外，原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采用代履行的方式拆除涉案养殖设施是违法的，因此，答辩人不是国家赔偿的适格主体。（二）涉案养殖设施已被依法拍卖，且原告就涉案养殖设施已获得补偿，其主张返还或者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涉案养殖设施已由答辩人通过代履行的方式予以拆除，并已委托青岛泽润拍卖优先公司予以拍卖，拍卖所得款项已用于支付代履行的相关费用，因此涉案养殖设施已经无法返还。其次，根据已经生效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书第17页最后一段：“一、关于原告张向举的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否应当予以补偿的问题……”的内容可以看出，法院针对的是原告因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否应予以补偿的问题而做出的判决，并且被维持的一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鲁02行初381号判决书中，补偿款是按照养殖设施的数量计算的，补偿款中已经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且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已经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因此，原告再次主张返还养殖设施或者赔偿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法定请求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即已经知道其养殖设施被拆除，但直到2020年才提出赔偿申请，明显已经超过最长二年的请求时效。（四）答辩人做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国家赔偿法》十三条的规定，原告于2020年1月6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答辩人于2020年3月2日对其做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于2020年3月5日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据1、青黄综合执法代决字[2016]第001号《代履行决定书》，证明因原告在催告期内未履行行政决定，被告依法作出《代履行决定书》代原告履行应承担的义务。证据2、青黄综合执法代确字[2016]第001号《代履行执行确认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委托第三方青岛舰海宏盛游艇服务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实施了拆除。证据3、《通知》、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7年4月18日向原告作出《通知》，要求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办理相关手续并支付代履行费用。并告知若原告逾期不办理，被告将依法对涉案养殖设施予以拍卖以折抵代履行费用。该《通知》于同日送达原告，原告拒绝签字。证据4、2017鲁02行终14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所作《代履行决定书》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证据5、2018鲁行申258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就2017鲁02行终147号行政判决书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证据6、《关于养殖设备的拍卖成交报告书》，证明涉案养殖设施已被依法拍卖，无法返还。证据7、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涉案养殖设施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应当给予补偿且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已经履行完毕。证据8、《关于返还海上养殖设施申请书暨作价赔偿申请书》、EMS快递回执，证明原告于2020年1月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证据9、青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查询结果，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并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原告。法律依据是《国家赔偿法》第4、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关于中网箱养殖补偿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证据1《代履行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1、《代履行决定书》决定代履行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2、代履行决定书没有决定和告知原告因被告代原告拆除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养殖设施就归被告所有。虽然被告决定代原告拆除，但原告系涉案养殖设施的物权所有人，即便是由被告代原告拆除，涉案的养殖设施仍归原告所有。被告应将拆除的养殖设施返还给原告，因被告原因致养殖设施灭失，被告依法应予以赔偿。3、该决定书确定，因没有缴纳代履行费用，被告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此，被告明知其无权自行向原告追缴代履行费用，更无权自行追缴原告财产折抵代履行费用。对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被告拟证明的事实不认可。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出具，未经原告签字确认，原告对此毫不知情。且被告该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与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及被告自认的事实严重不相符，该证据系被告单方伪造。1、被告作出的《代履行决定书》决定代履行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并非被告证据目录主张的2016年9月27日。也并非证据记载的2016年9月24日，被告的主张自相矛盾、前后矛盾。2、生效的（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第35页第8行—9行查明的事实是：“2016年8月30日，被告青岛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代履行的方式，将原告涉案海洋的养殖设施予以拆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第17页第四段，山东省高院确认：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即青岛中院和省高院均查明认定被告拆除原告涉案养殖设施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被告主张2016年9月27日或24日以委托第三方青岛舰海宏盛游艇服务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实施了拆除，与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相悖。被告明显在伪造证据撒谎。3、被告作出涉案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经查”部分，第二页第三行至第四行载明“2016年8月30日，被申请人（被告）以代履行的方式，将申请人（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予以拆除”。即被告在行政赔偿决定书中已经自认，其拆除原告涉案养殖设施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以上无论是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还是被告自认的事实，被告拆除原告养殖设施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而被告通过其证据2拟证明其2016年9月27日委托第三方付强拆除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严重与事实不符，此时，原告的养殖设施已经被拆除，海上没有原告的养殖设施了。被告委托第三方到海上拆除原告什么设施，是拆除海水吗？因此，被告主张委托第三方拆除原告的养殖设施不成立。关于费用明细表，生效判决查明及被告自认的事实，足以证实，原告的养殖设施在2016年8月30日就已经拆除的情况下，被告无法在2016年9月27日再委托第三方去拆除原告的养殖设施。被告也无法通过第三方产生代履行费用。该明细表同样是被告勾结第三方伪造的。同时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明细表中的费用支付给了第三方付强，不能证明被告产生代履行费用损失。对四张照片，照片没有拍摄时间，无法证明就是拆除原告养殖设施的过程和时间。但通过被告拍摄的拆除后原告涉案养殖设施的照片，可以证实原告被拆除的养殖设施种类多、数量庞大。另外，即便是被告在2016年9月27日拆除过海上养殖设施，也不能证明就是拆除原告的养殖设施。因为，原告的养殖设施2016年8月30日就已经被拆除了。被告证据2系被告勾结第三方伪造，该伪造证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对被告证据3《通知》、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不认可。这两份材料系被告单方作出，未经原告签字确认，且原告也从未见过所谓的《通知》，被告拟证明的事实不成立。1、通知中代履行费用系被告伪造证据作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2、按照《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以及被告作出的《代履行决定书》自认，代履行费用，被告只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被告无权单方自行处分原告的养殖设施折抵代履行费用。被告通知中的“逾期不处理，我局对相关养殖设施进行拍卖（或变卖），并折抵代履行费用”的内容，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和物权法的规定。3、通过被告通知中“逾期不处理，我局对相关养殖设施进行拍卖（或变卖），并折抵代履行费用”的内容，可以证实，被告认可代原告拆除的涉案养殖设施仍归原告所有，否则，如果被拆除的养殖设施归被告所有，就不存在“对相关养殖设施进行拍卖（或变卖），并折抵代履行费用”。被告主张不予返还或赔偿原告损失，前后矛盾。对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既便是被告所作的《代履行决定书》合法，不代表被告拆除原告的养殖设施拒不返还也合法，更不能证明，被告代原告拆除涉案养殖设施后，养殖设施就当然的归被告所有。对被告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据6《关于养殖设备的拍卖成交报告书》等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与原告无关，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1、该组证据包括拍卖情况报告、拍卖公告、竞买协议书、拍卖规则、拍卖会记录表、拍卖成交确认书、竞买报价单。上述证据仅证实被告委托拍卖“养殖设备一宗”，无法证明拍卖养殖设备的种类、品种和数量。更无法证明被告委托拍卖的是原告涉案养殖设施。2、按照《拍卖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的该组证据中，没有拍卖物品的权属证明，没有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也没有载明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更没有对拍卖物品进行评估。被告的委托拍卖违反了《拍卖法》的强制性规定。3、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被拆除时的价值过千万元，而被告主张其拍卖的“养殖设备一宗”的价格为1.58万元，二者价值相差悬殊，被告主张系拍卖原告涉案的养殖设施不成立。原告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涉案养殖设施在2019年1月15日还存放在被告查扣物资存放地，被告的主张明显在撒谎。4、原告系涉案养殖设施的合法的物权所有人，被告无权处分原告的财产。其主张涉案原告的养殖设施已被拍卖，依法不成立。5、该“养殖设备一宗”的买受人是付强，该人应该与被告证据2主张的所谓的“代履行人付强”系同一人，鉴于被告证据2系勾结第三方伪造，因此，被告的证据2、证据6足以证实，被告官商勾结事实清楚。6、鉴于原告答辩意见主张，原告的养殖设施无法返还，原告请求法院查实，如果因被告原因导致涉案原告养殖设施灭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对被告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生效判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给付原告补偿款，判决依据是《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胶州湾生态补偿制度。市和环胶州湾各区（市）人民政府、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以及入胶州湾河流流经区域的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涉及胶州湾保护的海洋、湿地、河流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因保护胶州湾所采取的措施对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还应当作出妥善安排。”第五十四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胶州湾有关区（市）人民政府对胶州湾海域内的养殖池塘、养殖网箱、养殖筏架等渔业养殖设施进行清理。具体清理方案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按照上述规定，政府给予养殖户补偿是因为政府清理养殖网箱等海上养殖设施、收回养殖户的网箱养殖等养殖方式的海域使用权而给予补偿。而不是因为政府占有养殖户的养殖设施或政府征收、征用养殖户的养殖设施而给予补偿。且判决依据的《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补偿标准，计算补偿数额依据的是养殖户养殖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养殖设施的价值。因此，被告主张原告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本案原告诉求的是要求被告返还养殖设施或作价赔偿涉案养殖设施的残值损失，该诉求与生效判决的补偿，有原则性的不同。被告以原告的补偿款中包含养殖设施的价值、政府已补偿原告为由，拒不返还原告的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被告证据8、9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在双方诉讼结束后，已先行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涉案的养殖设施、无法返还应作价赔偿。1、被告作出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在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中第2页第三行、第四行确认，其于2016年8月30日将原告申请中载明的海上养殖设施拆除、但至今没有返还给原告。2、被告在决定书的本机关认为部分，以其不是国家赔偿主体、原告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即使被告是国家赔偿的适格主体但原告已超过二年的请求时效为由，拒绝返还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或作价赔偿原告损失。3、因原告的养殖设施已由被告拆除，原告系被拆除养殖设施的合法物权所有人，被告拒不返还原告或作价赔偿原告损失，已经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且被告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强占原告财产，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作出的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4、被告行政赔偿决定书项下本机关认为部分的拒不返还原告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的三条理由依法不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拆除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的主体，但其没有返还原告或赔偿原告损失，原告向被告提出返还或作价赔偿，被告是适格的主体，其主张不是适格主体，依法不成立。2）关于原告的补偿款中是否包含原告的养殖设施的价值问题。按照《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养殖网箱等养殖设施被拆除、养殖海域被征收导致原告的海域使用权灭失，法院判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对原告进行经营利益损失补偿。首先，该补偿主体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养殖设施或赔偿损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被告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已经补偿原告，被告就当然的侵占原告的养殖设施而不返还或不赔偿原告损失的主张不成立。其次，按照青岛中院对原告作出补偿依据的《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的文件规定，养殖设施拆除后仍归养殖户所有，没有规定被拆除的养殖设施归黄岛区政府或被告所有。再次，养殖设施拆除政府给予补偿的法律依据是《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胶州湾生态补偿制度。市和环胶州湾各区（市）人民政府、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以及入胶州湾河流流经区域的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涉及胶州湾保护的海洋、湿地、河流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因保护胶州湾所采取的措施对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还应当作出妥善安排。”第五十四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胶州湾有关区（市）人民政府对胶州湾海域内的养殖池塘、养殖网箱、养殖筏架等渔业养殖设施进行清理。具体清理方案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按照上述规定，政府给予养殖户补偿是因为政府清理养殖网箱等海上养殖设施、收回养殖户的网箱养殖等养殖方式的海域使用权而给予补偿。而不是因为政府占有养殖户的养殖设施或政府征收、征用养殖户的养殖设施而给予补偿。且政府计算补偿数额依据的是养殖户养殖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养殖设施的价值。因此，被告主张原告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被告以原告的补偿款中包含养殖设施的价值、政府已补偿原告为由，拒不返还原告的养殖设施或赔偿原告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是否超过请求时效问题。被告将原告的海上养殖设施拆除在没有返还的情况下，被告有义务将拆除的养殖设施返还给原告。从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可以证实，原告是要求被告返还养殖设施、是向被告主张物权，只有在不能返还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作价赔偿。因为原告无法得知被告是否能够返还，所以一并提出返还和赔偿申请。在此之前，被告从未告知原告其拒绝返还或不能返还，也从未告知原告可以申请赔偿，也就是说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时效还没有开始计算，被告主张原告的请求超过二年的请求时效，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向被告主张物权，物权保护没有时效限制。综上，被告的该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决定书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意见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第4条4项规定，造成财产损害其他违法行为，本案原告作为涉案养殖设施物权所有人，被告无权侵占，按照《物权法》第34、37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返还原告养殖设施或者赔偿原告损失义务。本案原告向被告提出返还或赔偿申请，被告做出了涉案赔偿决定书，并且被告在行政赔偿决定书载明，原告如不服可以提起诉讼，原告本案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主张上述法律依据不成立，对解释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解释说明是被告在作出不予返还或赔偿之后所出具，其次该解释说明与《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第1条6项、第3条的规定不相符，系黄岛区政府违反了该补偿办法规定所作出解释说明，该解释说明也违反补偿办法而无效。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已经获得相关补偿，补偿款按照黄岛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计算，由山东省高院终审判决，补偿款中已经包含涉案养殖设施相应价值，因此原告主张返还或者赔偿涉案养殖设施无依据。对证据2前面四页带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的表格无异议，对另外两张手写单没有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2015年9月1日时原告涉案养殖设施数量，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代履行时养殖设施数量。对证据3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证据3中第一份中院381号判决书第37页第2段，本院认为部分，调查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否应当给予补偿，该内容可以证明原告对涉案养殖设施被拆除早已知悉，因此请求国家赔偿已过了两年请求事项，该判决对原告养殖设施进行补偿原因是原告养殖设施被拆除，原告因养殖设施被拆除获得补偿，因此其请求要求赔偿无事实法律依据，关于判决中对生活平台不予补偿原因是因为法院适用了《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规定，而涉案胶州湾海域清理应适用青岛市人民政府颁布的补偿方案进行补偿，在市政府补偿方案中有该部分设施补偿标准，因此原告主张该部分不予补偿仅能证明补偿款数额，并非是根据养殖设施数额没有依据，从黄岛补偿办法可以看出，补偿标准就是依据养殖设施数量及规格进行确定，根据网箱规格不同补偿款数额也不同，可以证明补偿款是按照养殖设施数量规格等进行补偿计算的。对证据4申请书及赔偿决定书无异议，质证意见同被告证据8、9举证意见，对《胶州湾保护条例》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该条例第31条3款规定，被告所做出的代履行决定书正是为了保护胶州湾所采取的措施，被告通过代履行方式将原告养殖设施拆除，即使给原告造成损失，因法院已经判决对原告作出补偿，因此根据该条例的规定，被告不应当再对原告进行赔偿。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不认可，原告针对该组证据三份文书分别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全部败诉，被告所做三份文书均认定为合法有效，代履行决定书被认定合法有效即意味着被告以代履行方式拆除原告养殖设施是合法的，因此原告主张不能成立。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不认可，原告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基于胶州湾保护，是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相关通告及文件进行清理的，并非是依据证据6该份文件，在原告请求补偿判决中，法院之所以引用该份证据6计算补偿数额是因为该证据6制定区域是在青岛市××区，原告养殖设施也在黄岛，该补偿标准也高于青岛市统一标准，该证据仅有补偿标准与原告补偿内容相关，其他内容与本案无关。该文件第一段可以明确说明该内容。对证据7真实性无法确认，系原告单方拍摄，拍摄地点以及拍摄中存放物品均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对证据8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事项不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对证据9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被告认为该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该判决书中提及补偿时间与本案原告养殖设施拆除原因并非是一致的，原告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因为市政府保护胶州湾采取措施，但是该份判决中从清理时间看并非是市政府作出决定，而可能是黄岛区政府基于蓝湾整治作出补偿，因为蓝湾整治是黄岛作出的。对证人证言的意见是根据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证人的养殖设施拆除补偿是基于其所在积米崖管委会2018年左右发出的通告，积米崖管委是黄岛区人民政府下设一级机构，应适用黄岛相应补偿办法，但本案原告养殖设施被拆除是基于2013年开始的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是基于胶州湾保护采取措施，因此证人相关证言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2005年5月8日，原告张向举与原胶南市红石崖镇农业服务中心签订浅海水面有偿使用合同，使用承包的海域进行海水养殖。但原胶南市红石崖镇农业服务中心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已于2005年4月24日使用期限终止。2013年7月22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青政法[2013]19号《关于清理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的通告》，对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进行清理。2014年8月8日，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印发《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整治实施方案》，对海域养殖设施清理工作及奖励标准进行了规定。2015年7月16日，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理整治工作联系会议印发《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二期清理整治方案》，进一步规定了清理期限和相应的奖励措施。2015年7月3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出青政发[2015]17号《关于清理整治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的通告》，要求养殖者将养殖设施于2015年11月30日前拆除、退出占用海域。未按期拆除的，按照海域管理权限，由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养殖者承担。2015年9月1日，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青岛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青岛市××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及青岛市××区黄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原告张向举的养殖设施进行清点，制作了《黄岛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清点表》，该表中载明养殖设施有：6米×6米网箱160个，5米×5米网箱4400个，4米×4米网箱830个,3米×3米网箱272个，生活平台478.243平米，工作平台691.63平米，看护房254.082平米。原告和被告工作人员均在清点表上签字确认。但原告并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清理养殖设施。2016年8月10日，被告做出青黄综合执法决字[2016]第001号《行政决定书》，要求原告于2016年8月13日前自行清理所属海域内的渔业养殖设施，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同年8月16日，被告做出青黄综合执法催[2016]第001号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限原告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立即清理所属渔业养殖设施，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但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8月26日，被告作出青黄综合执法代决字[2016]第001号《代履行决定书》，决定于2016年8月30日以代履行方式，代原告履行青黄综合执法决字[2016]第001号《行政决定书》中原告应承担的义务。原告对被告做出的《代履行决定书》不服，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黄岛区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岛中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2017）鲁02行终14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作出的上述《代履行决定书》合法，判决驳回原告上诉。原告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9）鲁行申258号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29日，原告以青岛市人民政府、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青岛市××区海洋与渔业局、青岛市××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以及本案被告青岛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共同被告，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上述被告因拆除原告海域养殖设施对原告依法进行补偿。青岛中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认为原胶南市红石崖镇农业服务中心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虽已经失效，但原告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而遭受利益损失，应当得到补偿。依据《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黄岛区人民政府为承担补偿责任的主体。黄岛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所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高于《胶州湾海域养殖设施二期清理整治方案》的奖补标准，适用《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确定的补偿标准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参照适用《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确定的补偿标准对原告的养殖设施进行补偿，遂判决“一、被告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张向举养殖设施补偿款18479960元。二、驳回原告张向举的其他诉讼请求”。黄岛区人民政府不服中院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省高院经审理，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案庭审中，原告确认黄岛区人民政府已经履行生效判决，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2020年1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将2016年8月30日拆除的原告的养殖设施返还原告，如果不能返还，请求作价赔偿。被告于2020年3月2日做出青黄综法赔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以被告非国家赔偿的适格主体、原告已经依据法院生效判决获得了养殖设施的补偿款，该补偿款中包含了养殖设施的价值以及原告申请赔偿已经超过时效为由决定不予赔偿。原告对该赔偿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即本案。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各方当事人陈述、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和相关生效法院裁判文书予以佐证。本院认为，首先，生效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书显示，原告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案件被告因拆除原告海域养殖设施对原告依法进行补偿。原告提出对于网箱应按照《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予以补偿25866120元，因没有看护房、工作平台和生活平台的补偿计算标准，原告依据建设成本和折旧暂估价值为2000万元。法院经审理确认了养殖设施的种类和数量，并适用《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最终判决黄岛区人民政府给付原告养殖设施补偿款18479960元。由此可见，无论是原告在该案中的诉求还是法院最终的判决均明确指向的是对原告养殖设施的补偿，并非如原告在本案中所称补偿仅针对所谓的海域使用权经营利益。其次，黄岛区人民政府在《关于中网箱养殖补偿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中明确，“关于黄岛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第一条的补偿标准，该标准根据不同养殖方式进行了分类，为充分保护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制定该补偿标准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养殖户的投入及损失。网箱及其相关养殖设施在网箱养殖方式中视为一个整体，补偿的数额亦是按照网箱及附属养殖设施的数量、规格来计算的，因此《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中第一条第（六）项网箱养殖补偿标准实际包含了对网箱及附属养殖设施进行补偿的全部费用。”《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第一条第（六）规定，网箱养殖的补偿标准是按照该网箱的材质、大小进行确定，其中木质网箱的补偿标准分为2900元/箱、3000元/箱和13026元/箱三种，而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据显示其网箱购买时的单价为420元，数额差别巨大。同时该《补偿办法》第一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虾池养殖、岩礁养殖等其他养殖方式的补偿标准中均括号注明包括对养殖设施和设备的补偿。《青岛市黄岛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由黄岛区人民政府制定，黄岛区人民政府对该《办法》的规定有权进行解释。所以，结合《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的上下文规定，黄岛区人民政府《关于中网箱养殖补偿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中明确网箱养殖补偿标准包括网箱及附属养殖设施的价值，符合《青岛市××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规定的网箱养殖补偿标准的涵义。综合上述法院生效判决、《青岛市黄岛区海域清理补偿办法》的规定以及黄岛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中网箱养殖补偿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可以认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行初381号行政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763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已经明确是对原告养殖设施进行补偿，补偿的标的和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返还或赔偿的标的完全一致，补偿款项中已经包括养殖设施本身的价值。原告已经依据法院生效判决领取了养殖设施的补偿款，再就同一批养殖设施要求被告进行返还或者作价赔偿，实际属于要求重复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因原告申请赔偿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所以对于原告提出的对养殖设施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本院也不再予以准许。被告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写明原告已就同一批养殖设施获得了补偿，因此决定不予赔偿，将决定书送达原告并告知了诉权和起诉期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向举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山东法院诉讼服务平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永涛人民陪审员  张爱英人民陪审员  翟志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招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