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渝0103行初284号 原告王菊，女，汉族，1933年7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中区，现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杨和强（系王菊之子），男，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南岸区，现住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重庆市渝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新民花园**。 法定代表人越德川，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平，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旭东，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菊不服被告重庆市渝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简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信访回复一案，于2019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建议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菊的委托代理人杨和强，被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越德川及委托代理人胡平、陈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菊诉称，原告于1950年9月从渝中区文德女中应征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西南公安部参军，1950年12月被送到西南军区通讯学校无线电专业学习至1951年6月15日毕业，学习期间享副排级待遇。原告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四处任正排职情报员。此后，西南公安部四处将原告又安排到当时实行军事管制的重庆电信局实习，其间由班长卢签惠作为联系人与驻在重庆市市中区兴隆巷3号的西南军区公安部四处单线传达相关指示及领发干部津贴等，准备实习完毕后回西南公安部四处或在西南军区其他部门分配。 1952年下半年，西南公安部被撤销，原告就近转业成为重庆电信局的正式专业员工。原告在1953年办理了排职干部转业证。由于原告的档案里没有当时部队与转业单位间的书面手续及排职干部证明，故原告在渝中区人民武装部于1973年8月1日换发1953年的正排职转业证时被误填为“学员”。 2004年1月，原告单位系统审核转业干部时原告已获认定。2011年8月，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1）200号文件规定企业退休的转业干部可享受一定的生活补助金。原告单位及上级单位皆以原告有转业证等审查上报至国资委，原告最终获得了享受该文件规定的待遇资格。但在2012年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力社保局）突然取消了原告享受的该待遇。直到半年以后，原告在区人力社保局问到他们是接到上级要求停发原告相关补助的内部通知，后原告通过组织、院校、健在的部队老上级、老战友以及渝中区人武部，补齐了各种证明原告身份的材料。2019年10月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其认定、恢复原告为排职军转干部的身份及待遇，但被告却做出了原告不属于军队转业干部的决定。 被告作出的《关于王菊要求重新认定军转干部身份的回复》错误，被告仅以现在完备的军官证、转业证等来衡量刚解放时军队干部的转业手续，不尊重历史事实，不尊重革命老军人的证言，是不公平的。被告无权推翻法定认定部门的证明。如原告的中专身份、渝中区武装部证明。原告1986年的中专证明，是军事院校（其前身即西南军区通信学校）依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文件补发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还原，也是对原西南军区通信学校近千学员学历及干部身份的肯定。人武部则是认定是否军转干部的唯一职能部门，它出的证明具绝对权威性，其他部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无权予以否认。原告的上级、军管会领导、电信局人事部门、毕业院校、地、地方人武部等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实事求是、依职权开具的证明，是具有权威的，绝非什么“违法取证”。被告以所谓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个人不得私自索取证明材料的通知》来推翻其他老军人、军队院校、政府职能部门等的真实证明，是于法无据的。这些证明并非是托私人关系的违法伪造，被告仅是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机构，它只能根据军队（包括部队领导）、法定职能部门的证据、国家政策等，去做好对退役军人的服务工作，而并非是军转干部法定的认定机关，如有什么异议，被告也只能以其他证据要求人武部等其他部门、单位撤销相关证明及认定，而不能超越其职权去作出应由其他职能部门作出的决定，甚至随意越权作出与其他职能部门决定相悖的决定，这无疑是错误的。因此，现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的《关于王菊要求重新认定军转干部身份的回复》，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答辩称，第一，被告作出的信访回复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依据《信访条例》、《重庆市信访条例》、《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规定，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原告的信访事项转交被告办理，2019年10月23日被告依法对杨和强代母亲提出的“关于其母亲优待抚恤”信访事项做出了“关于王菊要求重新认定军转干部身份的回复”的信访回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被告做出的回复并未增设原告的权利义务，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信访受理后，被告根据相关程序要求，安排专人到王菊档案存放单位南纪门街道查阅了其档案资料，其档案资料《重庆电信局邮电人员履历表》、《重庆市塑料工业公司职工履历表》均证明其在西南通信学校期间6个月为“学习技术（报务）”的学员，不是军队干部。且根据其信访诉求中记载：“2012年10月王菊军转干部待遇被取消”。在被告作出信访回复的前后，原告档案并没有变化及更正事项，其权利义务也未因此受到影响。被告作出的回复依据事实和相关规定进行，并没有增设其权利义务，没有对原告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存在可诉标的。 第三，被告对原告作出信访答复的程序和答复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首先，被告作出信访答复的程序合法。原告之子杨和强于2019年9月25日向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信访请求，后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问题属地将该信访事项转至被告处理。2019年10月16日，被告作出信访事项受理决定并向杨和强告知。经派专人到渝中区南纪门街道社保所查询原告档案后，2019年10月23日，被告针对该信访事项作出《关于王菊同志要求重新认定军转干部身份的回复》并向原告送达。被告依法对杨和强代原告提起的信访事项进行受理、调查、作出信访回复的程序符合《信访条例》和《重庆市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以上事实，有《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信访事项基本情况登记表》、《重庆市渝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杨和强同志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介绍信存根（渝中退役军人介（2019）54号）》、《证明》、《重庆市渝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证据可予印证。其次，被告作出信访答复的内容合法。原告档案文件中均载明原告系“西南公安部四处学员身份”、“西南军区通讯校学员身份”，未有文件可证明原告在西南军区公安部及西南军区通信学校中曾担任过干部职务。原告本人持有的转业军人证明书也载明王菊为“西南军区通讯校学员”。被告基于上述材料，结合渝中区认定企业军转干部规定，对原告提出的信访事项进行答复。该信访答复是被告基于事实基础和相关规定向信访人作出的答疑回复，并不具备决定信访人身份的效力，也未实际影响信访人的权利义务。被告作出的信访答复内容符合《信访条例》和《重庆市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以上事实，有双方举示的《重庆电信局邮电人员履历表》、《重庆市塑料工业公司职工履历表》、《转业军人证明书》等证据可以印证。 第四，原告曾因相同信访事项起诉原职能部门被驳回起诉，其诉讼标的已受生效裁判羁束；原告本次基于相同标的再次起诉，且未提交新证据，属于重复起诉行为。原告曾于2015年3月27日因不服同样行政（信访）回复起诉原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一审、二审均裁定驳回其起诉，在本次起诉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与上次提交的证据基本一致，并没有新的证据和事实。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九项规定，原告的诉讼标的已受生效裁判羁束。原告在未能提供新证据情况下再次以相同标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行为，应当驳回起诉。上述事实，有被告举示的《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中区法行初字第00056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渝05行终180号》可予以印证。 综上，被告作出信访答复的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其诉讼标的已受生效裁判羁束，未提供新证据即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因此，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起诉。 经审理查明，王菊曾于2014年9月向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申请，要求该局重新作出恢复其转业干部退休待遇的行政行为。同年10月16日，该局向王菊作出回复，以其仅是军校学员等理由认定其不是转业干部并不予恢复相关待遇。王菊对此不服，于2015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其作出的回复。2015年6月17日，本院作出（2015）中区法行初字第00056号行政裁定书，以王菊的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王菊的起诉。王菊不服该裁定，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渝05行终180号行政裁定书，以该回复是针对王菊的请求，经过核实后予以的书面回复，并未增设权利义务，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王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9年9月25日，王菊之子杨和强代其母亲王菊向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信访诉求：“2012年10月王菊军转干待遇被取消了，现找到相关干部证明材料，要求重新认定干部身份。”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随后将该件转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处理。同年10月16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按信访事项受理并书面告知杨和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于同年10月17日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街道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借阅了王菊的档案后，于同年10月23日向王菊作出《关于王菊要求重新认定军转干部身份的回复》并送达。该回复的主要内容为：“我区认定企业军转干部的原则是以档案为准，档案材料不能充分证明的，以本人持有的有效证件为准。根据中央组织部1985年《关于个人不得私自索取证明材料的通知》精神，个人索取的材料不能作为相应的证明材料。经查，您于1950年11月参军，1951年6月从西南军区通信学校以学员身份转业后在市电信局实习报务，于1953年提干搞业务至1956年，又调重庆监察局、重庆冶金局、重庆日杂公司后转塑料公司工作至退休。从您的档案来看，在军队没有提干记载；从经历看，您在军队没有任干部的经历。虽然档案中有1986年组织补办的军队中专学历证明，但不能有效证明您是军队转业干部，只能证明您的中专学历。鉴于您是转业学员，不是转业干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发（2002）82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29号）精神，您不能享受企业军转干部待遇。” 本院认为，原告王菊曾于2014年9月向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重新作出恢复其转业干部退休待遇，该局以其仅是军校学员等理由为由，认定其不是转业干部并不予恢复相关待遇并作出回复。原告王菊对此不服，于2015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回复。该案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了原告王菊的起诉。原告王菊于2019年9月又向被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求重新认定其军队转业干部身份，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信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的规定，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符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原告王菊的请求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菊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伟 人民陪审员  周永红 人民陪审员  曾炎一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 助理  郭海玲 书 记 员  冉韵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