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733号原告：饶某仙，女，194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原告：虞某荣，男，196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原告：虞某施，女，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原告：虞某群，女，198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原告：虞某滨，男，198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原告：江某芬，女，199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上述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余伟权、肖欢，均系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博格特健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单号）及广州大道****自编主楼****单元。法定代表人：易某芝，职务总经理。被告：易某芝，女，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系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珊、李彦，分别为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原告饶某仙、虞某荣、虞某施、虞某群、江某芬、虞某滨诉被告广州博格特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格特公司）、易某芝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瑞雪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饶某仙、虞某荣、虞某施、虞某群、江某芬、虞某滨的委托代理人余伟权、肖欢，被告博格特公司、易某芝的委托代理人叶珊、李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江某的近亲属。2019年11月8日，江某前往被告处健身锻炼，在易某芝的带领下进行有氧运动。运动数分钟后，江某身体不适倒地，于2019年11月8日16时52分被宣告临床死亡。事发时，在江某倒地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未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对江某进行急救、任由在场的其他健身人员围观。直到江某倒地10分钟后，全身抽搐，被告才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车到达现场时，江某的心跳呼吸已经停止。被告作为盈利性经营单位对其消费者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义务包括风险提示义务和采取合理措施义务。在本案中，江某作为老年人，本不适宜参加剧烈的有氧运动，但被告却没有在江某参加运动前对其进行风险告知和风险提示，在江某倒地后，被告未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未对江某采取合理解救措施，耽误抢救的最佳时机，令江某未能第一时间得到专业医疗人员的急救，并导致江某最终死亡的后果，故被告对江某的死亡负有过错责任，应当向原告赔偿。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起诉要求：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841320元；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丧葬费53289.5元；3、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交通费10000元；5、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住宿费10000元；6、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律师代理费15000元；7、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被告博格特公司、易某芝答辩称:江某的死因是猝死，被告已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有误，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赔偿金金额过高，主张被告支付律师费毫无依据。江某是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为处理江某丧葬事宜产生2万元交通费、住宿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过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无依据。关于被告的责任问题，配备专门的急救人员、设备和药品并非健身房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健身服务并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配备专门的急救人员、设备和药品并非健身房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被告作为健身会所的经营者，确应具备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安保措施应与其经营的项目范围相适应。被告经营健身会所，其提供的健身服务并非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会员猝死发生的风险非常低，而且会员猝死并非被告作为经营者可以预料的情况。如果要求被告配备专业的急救人员、设备和药品，无疑是加重了被告防范低风险的责任。被告是健身会所经营者，而非医疗机构，不可能达到专业医疗机构的救助水平。在江某突发晕倒后，被告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查看，及时拨打120，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被告的工作人员为江某进行人工呼吸，已经尽到了适当而合理的救助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江某的死亡与被告的救助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提出被告的员工急救手法错误、未对江某实施有效的急救措施，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从而导致江某死亡，但江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其为猝死，江某死亡后未进行尸检以确定具体死亡原因，难以确定导致江某猝死的具体原因及作用机制。从江某死亡证明记载的死亡原因来看，江某的死亡与被告的救助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综上，被告已尽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江某死亡与被告的救助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其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的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8日，江某到被告处进行健身，在健身过程中，江某突然晕厥倒地，新海医院到现场对江某进行急救后，于当天16时52分宣告江某临床死亡。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供了江某新海医院急诊科的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用于证明江某于2019年11月8日在被告处死亡的事实，根据病历记载，2019年11月8日15时36分接120指挥中心电话，15:48分到现场发现患者躺在健身房地上，呼之不应，心跳呼吸已停止，大动脉博动未触及，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5mm，对光反射消失，经抢救后心跳呼吸仍未恢复，大动脉搏动未触及，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7mm，对光反射消失，心电图呈一直线，于2019年11月8日16点52分宣告临床死亡。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江某的年龄为55岁，死亡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死亡地点为博格特健身会所，死亡原因为猝死。原告提供了玉山县六都乡华山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流秋湾小组村民江某的亲属关系如下：江某的父亲为江竹茂，已故；母亲为饶某仙；配偶为虞某荣；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虞某施、虞某群、江某芬、虞某滨。玉山县六都派出所在上述证明中盖章并注明：经查，江某父母信息查询不到，其配偶子女信息如上所述。原告提供了玉山县文成街道乌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其记载江某的父母信息和玉山县六都乡华山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致。原告为证明其为了本次事故支出交通费用，提供了停车费付款记录截图，加油费付款截图。原告为证明其为了本次事故支出住宿费，提供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宾客明细账单等予以证明。根据被告提供的江某死亡前的监控视频，在监控视频时间为2019年11月8日14时11分原告在被告处的跑步机上跑步锻炼，直至14时38分原告停止跑步并走进被告的健身操练习室；14时45分至14时56分，江某在健身操练习室与其他人员聊天休息；14时56分开始，江某跟随被告易某芝和其他学员一起进行健身操锻炼，15时24分，江某停止锻炼并站在原地，15时25分，江某走到健身操练习室旁边坐下休息，大约20秒后，江某倒在地上，随后，被告易某芝发现江某倒地，立即停止教学走到江某旁边查看并对江某呼叫、涂清凉油等，后来被告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陆续到场处理；15时42分，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并对江某进行急救。被告称上述监控视频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晚6分钟，江某晕倒的时间应为北京时间15时31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在15时34分呼叫120急救中心。原告对被告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被告提供了照片，用于证明被告在前台及操房张贴了会员须知，告知会员运动的禁忌，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易某芝提供了中国专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出具的团体操教练（高级）的职业培训证书，用于证明其具有健身操教练的资格。被告提供了易某芝的结业证书，用于证明被告的教练具有教练资格证书，上述结业证书均是广州市动益健健身有限公司出具的，结业证书载明：易某芝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在动益健身学院参加“健身教练精英班”学习以下课程：运动解剖学、运动营养学、普拉提、CPR心肺复苏……等。原告对上述证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江某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有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江某是在健身操锻炼的过程中出现不适并倒地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江某所参与的健身操锻炼不属于高强度的运动，其他学员在运动过程中如有疲倦、不适，也有自行休息、喝水等情况，可见，被告也未强行要求江某参与明显超出其身体承受能力的运动，不足以认定被告在江某的健身过程中存在过错。江某死亡后，原告未对江某进行尸检和死因鉴定，不能确定江某具体的死亡原因。根据江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江某的死亡原因是猝死，而造成猝死的原因是多样的，多种疾病均可能引发猝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江某死亡的具体原因，无法证明江某的死亡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被告是否有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被告提供的监控视频，事发前江某曾在跑步机锻炼约半小时，休息约十多分钟后，江某又跟随被告易某芝进行健身操锻炼，期间未明显表现出不适的症状。在监控视频时间15时24分江某开始原地休息，后走至旁边休息，监控视频时间15时25分江某倒地，事发后被告易某芝马上停止授课并上前查看。医护人员在监控视频时间15时42分，即江某倒地17分钟后到达现场对江某进行急救。被告称其监控视频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了6分钟，其实际是在15时34分拨打120急救电话，结合原告提供的病历，新海医院记载其于15时36分收到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并于15时48分到达现场，该病历记载的时间与被告的陈述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江某是在北京时间15时31分倒地，新海医院在15时36分接到120急救中心电话，可见被告已于江某倒地5分钟内已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从常理来说，被告工作人员发现江某倒地后应第一时间查看其情况，判断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再决定是否需要拨打急救电话，而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查看江某的情况后已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其已尽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存在明显拖延救助的行为。综上，江某的死亡属突发的意外事件，事后被告没有怠于拨打120急救电话等急救措施，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江某的死亡与被告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对江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156元，由原告饶某仙、虞某荣、虞某施、虞某群、江某芬、虞某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瑞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牡叶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