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9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帝高燃气电气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北唐村唐家1128号7幢2车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7927142542。 法定代表人：徐真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骏，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立兵，男，汉族,1975年8月14日生，住廊坊市广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伟，河北拓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帝高燃气电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高燃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立兵之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广阳区人民法院（2018）冀1003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因疫情防控需要中止过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帝高燃气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根据2016年9月26日《协议书》之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煤改气”天然气壁挂炉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及资金回笼工作，还应提供廊坊市安次区厂房作为上诉人在廊坊市的仓库，被上诉人于立兵亦应承担仓库收发和管理工作。但被上诉人于立兵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已按2016年9月26日《协议书》之内容履行了相关义务。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涉案壁挂炉的型号和数量的情况下确定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费用金额亦有误。原审法院对于税金及上诉人的付款条件亦未予查明。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存在超期情形，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业务提成及奖励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于立兵辩称，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的上诉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理由如下：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为了在廊坊地区拓展壁挂炉的销售业务才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合意。双方的合作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期由于政策规定为了保证售后问题，壁挂炉的销售必须由廊坊当地的公司负责，因此上诉人与廊坊市帝业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由廊坊市帝业商贸有限公司开展销售业务。而2017年因为新的政策规定，需要品牌厂商以自身名义参与到廊坊市煤改气工程的壁挂炉采购的招投标中，只有中标入围后才能进行销售。于是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926协议》）。协议约定上诉人在廊坊设立办事处，由被上诉人负责，核心工作和目的就是入围中标，继续销售。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并利用之前在销售帝高品牌产品中积攒的人气，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使上诉人的产品入围并中标。但是在中标之后，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利用自己在商业中的优势和地位，恶意打击被上诉人。甚至欲将被上诉人排挤出去，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更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具体如下：一、上诉人称其持有《入围通知书》与被上诉人持有的《入围通知书》盖章的位置存在差异。此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招投标工作根本不了解，因为《入围通知书》本来就不是一份，《入围通知书》在发放的时候就是三份。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对于《926协议》的履行，试问上诉人在廊坊毫无任何市场开拓及相关资源，其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入围并中标的？很显然，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的产品能够成功入围本就是被上诉人兢兢业业，不断努力工作的结果。就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交廊坊日报出具的证明、广告宣传彩页、宣传照片等相关证据。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已按照《926协议》努力对上诉人公司的产品及品牌进行宣传和大。被上诉人亦自行出资举办宣传活动，还印制加页广告，同时在廊坊日报中投放，确为上诉人品牌壁挂炉在廊地区的影响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而促成了2017年度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在品牌招标中的入围并中标。另外，本次中标入围的型号只有一种，即L1PB20-10(R)；《926协议》中的价格为2200元，而中标价格为3100元，因此中间差价为900元。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招投标过程中曾为上诉人垫资35000元。且中标后由于当时需要向广阳区建设局支付履行保证金100万元，被上诉人还曾垫付了20万元（2017年5月1日通过刘洪民的账户向上诉人负责人股东徐雄华账户支付15万元；5月2日通过张红的账户向徐雄华支付5万元）。被上诉人也按《926协议》约定租赁了仓库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被上诉人为了上诉人的招投标不仅出钱出力，还租赁产品销售仓库，而上诉人对此竟然不予认可。由此亦可以看出，连垫付的钱都不承认，还企图将被上诉人一脚踢开，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已没有任何诚信可言了。三、《926协议》所载明的内容与双方实际欲履行的内容亦不完全相同。本案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由被上诉人宣传、推广并运作上诉人公司的品牌壁挂炉入围并中标，此是协议之核心及最重要的工作。双方在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努力的履行义务帮助上诉人的品牌成功入围并中标。对于实际需要被上诉人完成的工作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而后面的销售、安装和售后都是相对简单的。而上诉人发现与被上诉人签订的《926协议》中给予被上诉人的提成太高了，而后面的简单工作别人也可以做了，且花费的成本会更低。于是上诉人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就背信弃义，放弃了公平和信用。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亦可以佐证其为节省每台几百元的安装和售后费用而违反协议之约定将后面部分工作交由案外人来完成。在被上诉人完成上诉人产品市场宣传、招标、入围及中标大部分重要工作时，上诉人在没有解除《926协议》，也没有告知并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将剩余部分工作交由案外人处理，此明显系上诉人违约。上诉人的这种恶意违约的行为亦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此亦应承担违约之责任。四、对于安装费和售后方面，被上诉人亦组织六支队伍，并联系了预备队，以防止因工作量突然加大无法按时完成。这些投入亦系因为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综上，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于立兵向一审法院诉请：原告为被告垫付了200000元的保证金和招标代理费35000元，经过原告的多方努力终于成功中标入围，并在当年度销售5477台。截止起诉之日被告尚拖欠各项费用未结清。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上海帝高公司为了在廊坊市“煤改气”天然气壁挂炉采购项目中销售自己的壁挂炉，经与原告平等协商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第一条为“甲方（即被告）在廊坊市成立办事处，任命原告为廊坊办事处的主任，张红为副主任”，第二条约定了乙方的职责为负责壁挂炉的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负责货款的回笼、负责提供仓库等。《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了各类壁挂炉的价格，同时约定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协议书》价格的差价作为原告的业务提成及奖励，合同约定合同价不含安装及售后服务，不含质保金。销售价高于合同价格部分开票需加10%的税金。结款方式为被告收到货款后扣掉税款后，在3日内将原告的业务提成及奖励支付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努力推广运作销售事宜。2017年4月份原告按照广阳区政府的要求参与了壁挂炉销售的招投标。被告成功中标入围，入围价为3100元并在当年度销售5477台。依照合同约定每台销售差价为900元（入围价为每台3100元，合同价为2200元）。价差总款为4929300元。另查明，被告向第三方支付安装费1098880元、售后服务费546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义务，促成了广阳区政府壁挂炉销售招投标中被告的中标，当年度销售壁挂炉5477台。每台售价3100元，而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壁挂炉的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协议书》价格的差价作为原告的业务提成及奖励，支付给原告，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称与广阳区万庄镇、九州镇等各村签订的购销合同为被告方授权代表签订，并不是原告，这正是2016年9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三项第2款中关于合同签订的约定内容，即由被告与采购方签订合同。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壁挂炉的安装及售后费用由原告垫资。故被告支付的安装费和售后费用应予以扣除。原告诉称垫付的200000元的保证金和招标代理费350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亦未能提供原告放弃履行合同的证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帝高燃气电气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向原告支付业务提成及奖励人民币2790890元。案件受理费42800元减半收取21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帝高燃气电气销售有限公司承担19600元，由原告负担6800元。 二审中，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三组。证据一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二是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三是入围公告一份。证据一和证据二欲证明：上诉人帝高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已被上海法院的案件予以认定，且廊坊市帝业商贸有限公司亦认可了该《协议书》的真实性；证据三欲证明入围并不代表最终销售的成功，上诉人在后续销售中亦进行了推广才成功签订了九州镇和万庄镇所辖的19个村委销售合同。对此，被上诉人于立兵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该案件是上诉人帝高公司与廊坊市帝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案发生之前产生交易纠纷的判决，故该二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证据三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表示认可，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被上诉人于立兵一审提交的广告宣传等证据是于立兵领导的上诉人公司廊坊办事处对上诉人帝高公司入围涉案工程所进行的；被上诉人于立兵在一审中提交的宣传彩页亦充分显示在显著位置标明了上诉人的公司名称、企业ＬＯＧＯ，且注明服务热线为“上海帝高驻廊坊办事处销售服务热线：133××××6866”。此足以证实系于立兵按照《926协议》之约定，领导办事处为上诉人公司品牌入围进行推广和宣传的事实；且该证据亦能证实系经过于立兵的努力才使上诉人产品成功入围的。此亦与双方签订《926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相一致的，进而证明于立兵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对价。 二审中，被上诉人于立兵亦向本院提交证据三组。证据一是张红的声明和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于立兵与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之间的诉讼是张红与于立兵协商一致的；由于本次开庭系临时通知也是受疫情影响，张红本人不能到庭陈述事实。证据二是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房租金和保证金的收据，欲证明：于立兵按照《926协议》约定租赁仓库（地址：廊坊市安次区），并支付了相应费用，已履行了协议。证据三是银行转账记录，欲证明2016年5月1日刘洪民向徐雄华尾号5698的建行卡转账15万元，而剩余5万元是2016年5月2日由张红向徐雄华转付的。在于立兵运作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中标之后需要向广阳区建设局交纳履行保证金100万元，于立兵向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负责人及股东徐雄华支付共计20万元。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质证称：关于证据一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当庭陈述，所以对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亦均不予认可。理由：这份证据中的租赁物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未履行双方协议书当中所约定提供仓库、保管及收发等义务；仅凭收据不能证明租赁仓库事实的存在，除支付凭证还应该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款项是廊坊市帝业商贸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无关。 对上诉人提交的三组证据，结合各方对于证据所发表的意见及在案的其它证据，本院对于证据一和证据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于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三组证据，结合各方对于证据所发表的意见及在案的其它证据，本院对于证据一，因张红本人并未到庭，故本院对该声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三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经本院释明后，各方均认可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过涉案《协议书》，且认可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亦认可在涉案《926协议》未解除的情况下，其自称又与案外人曹鹏和张玉健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将相应的工作交由案外人实施。对此，被上诉人于立兵称，首先，于立兵已实际履行了《926协议》所涉工程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工作，后面的工作都是极其简单的；其次，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在《926协议》合法有效且未被解除的情况下，私自再委托案外人的行为明显系违约行为；再次，被上诉人于立兵始终为履行好《926协议》所涉工作在努力准备着，此亦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于立兵诉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上诉人帝高燃气公司对于原审法院对此判决不予认可。二审中上诉人所提交证据亦不足以佐证其上诉主张。结合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支付房租金和保证金的收据及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入围通知书、镇政府的销售情况说明、廊坊日报出具的证明、广告宣传彩页、宣传照片以、送货单和证人证言等在案相关证据，并结合《926协议》所涉项目实际内容及各方对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立兵在《926协议》合同签订后，积极履行了宣传推广义务，并促成了广阳区政府壁挂炉销售招投标中上诉人的入围并中标，在当年度销售壁挂炉5477台。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亦具有事实基础。基于此，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将壁挂炉的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协议书》价格的差价在扣除安装费和售后费后向被上诉人支付业务提成奖励及其数额亦无不当之处，且不违反法律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帝高燃气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相应的上诉主张本院亦均不能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均无不当，程序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27元，由上诉人上海帝高燃气电气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心冰 审 判 员 宋 强 审 判 员 赵洪亮 二０二０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马 占 书 记 员 田孟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