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终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法定代表人：杨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克，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div>法定代表人：黄余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住所地湖南，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负责人：胡昕，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凌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张朝晖，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菁，女，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蕾，女，该分行员工。上诉人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霖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湘潭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信用证欺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煦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1.湘电公司起诉的案由为信用证欺诈纠纷，而不是信用证议付纠纷，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前置核心事实应该是审查煦霖公司是否存在利用控制第三方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堃翔公司）在未交付货物的情况下，采用伪造和虚构单据手段骗取了湘电公司开立信用证项下款项。一审法院对这一涉及案件性质的核心事实未作任何查明和判定。2.混淆信用证欺诈纠纷和信用证议付纠纷的案由适用，不先审查诉争的信用证交易是否存在欺诈，直接考量议付行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是否为议付，忽略基本事实和案由。3.湘电公司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煦霖公司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煦霖公司未交付货物的事实，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因货物贸易诈骗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案侦查，证明本案确有信用证欺诈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逻辑本末倒置。1.正是因为煦霖公司的诈骗行为，湘电公司无法获得货物所有权才导致本案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驳回湘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不合。2.一审法院未审查本案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的情形，直接审查是否存在该规定第十条的例外情形，有违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的审判依据和逻辑。3.一审法院称因《中国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指引》（以下简称《福费廷业务指引》）不是法律或司法解释，不适用该指引，否定福费廷是债权转让，而其适用的《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也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福费廷业务指引》是依照《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规定对福费廷进一步细化和解释，并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解释。福费廷作为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与议付在主体、款项支付以及法律关系、欺诈豁免上都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将福费廷等同于议付无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湘电公司的辩论权利。因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涉嫌诈骗已被立案侦查，本案审理需以陈力钧涉嫌诈骗刑事结果为依据，湘电公司就此多次口头和书面要求中止审理，并对案件关键证据即福费廷合同以及相关附件的笔迹申请鉴定，一审法院除在庭审中直接驳回中止审理的要求，对鉴定申请并未回复，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法院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福费廷业务中存在的主观过错未予查明。1.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议付行应当在信用证正本背面记载具体议付时间和金额标注。涉案信用证背面标注议付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而在2019年1月25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邮寄给开证行的单据中标注“我行对受益人未议付”，两者明显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是议付与事实不符。2.根据《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发货时间应在信用证承兑后三日，本案信用证承兑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但收货确认书的时间是2019年1月25日，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审核单据时应当发现该不符点，其却不考虑开票、交货等合理时间，不符合常理，主观上并非善意。3.涉案《国内信用证委托收款申请书》上煦霖公司填写的内容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审单内容明显系一人所写，存在串通欺诈的情形，一审法院却对湘电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回复。煦霖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向煦霖公司支付议付款属于善意议付，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在湘电公司确认付款、交通银行湘潭分行承诺承兑及单证相符的前提下向煦霖公司支付了国内信用证项下款项，该行为与《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议付行为相符。湘电公司称福费廷业务属于债权转让而非议付行为，于法无据。2.交通银行湘潭分行已对信用证善意承兑，湘电公司无权请求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3.一审判决将本案基础交易的性质认定为买卖关系错误，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之间系通过“货权流转”的贸易形式进行融资性贸易，并非真正的买卖关系。4.湘电公司诉称煦霖公司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湘电公司主动向银行出具虚假《收货确认书》。5.一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要求，湘电公司的鉴定申请对本案事实认定无任何影响。请求驳回湘电公司上诉请求。交通银行湘潭分行述称：1.湘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为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故本案仍属于基于信用证交易所产生的信用证纠纷，而非基于基础交易所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是否应当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需要查清的基本事实应为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例外情形，而非基础交易中是否存在欺诈。本案中，受益人煦霖公司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交通银行湘潭分行承兑符合法律规定，系善意。湘电公司亦盖章确认信用证到期付款，其对承兑是明知和认可的。湘电公司申请鉴定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与诉争法律关系没有关联。2.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签订的《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对双方信用证权利义务进行审查认定完全正确。一审判决根据本案争点，适用《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完全正确。《福费廷业务指引》系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专业委员会针对各会员单位制定的业务操作指引，而非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或部门规章，且是在涉案善意议付完成后才制定的业务操作指引，不具备本案判决适用的条件。一审判决适用的《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制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也是信用证合同明确适用的法律依据，本案适用完全正确。3.湘电公司有关中止审理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其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一审判决均予驳回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述称：1.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从受理信用证受益人议付申请到最终将资金预付给受益人的行为，符合《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尽到合理谨慎之责，属善意议付。2.本案在认定善意议付的情况下，可直接适用《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无需再审查是否构成信用证欺诈。3.一审判决适用《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正确。《福费廷业务指引》非法律法规或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且该指引发布时间晚于本案信用证议付时间，无溯及力。4.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一审中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本案属信用证基础交易纠纷，非信用证项下存在欺诈。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指定议付行，已按要求完成议付。案涉信用证被止付，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对信用证项下款项严禁随意止付的规定，一审判决解除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并无不妥。湘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终止支付湘电公司向第三人开具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信用证号码：××）项下款项27320563.2元；2.由煦霖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9日，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签订19XL-XD010301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煦霖公司向湘电公司出售品牌为银星的木浆6098.34吨，合同总金额34,150,704元。2019年1月22日，湘电公司与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签订《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约定湘电公司作为申请人向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合同5.1条约定：开证行独立行使审单职能，仅审核单证本身，不涉及单据以外的合同、货物、服务等，不审核信用证未作规定的单据；5.2条约定：申请人同意开证行按单证表面相符的原则审核信用证项下单据，并根据审单结果直接对外付款/确认付款或拒绝付款/拒绝确认付款而无需事先征求申请人的意见，申请人保证接受开证行的审单结果；5.3.2条约定：申请人收到开证行来单通知书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就开证行审单结果提出异议并书面通知开证行的，视为对开证行审单结果无异议。2019年1月23日，交通银行湘潭分行依照合同约定，开具了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金额27,320,563.2元人民币，通知行、议付行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该信用证载明付款期限为货物收据日后180天，贸易类型为货物贸易，货物品名为木浆，数量4878.672吨，总价为27,320,563.2元，受益人应提交单据为增值税发票、货物收据。2019年1月24日，煦霖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提交了其开具给湘电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4张，合计金额27,320,563.2元，以及湘电公司确认收到合同编号为19XL-XD010301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4878.672吨木浆的收货确认书，以及国内信用证委托收款申请书。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审单记录为“无不符点”，并于同日将24份增值税发票和收货确认书寄送至交通银行湘潭分行。交通银行湘潭分行于2019年1月28日向湘电公司发出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同日湘电公司在该通知书上盖章确认付款。2019年1月29日，交通银行湘潭分行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发出电文，确认“……我方将依照付款指示在到期时支付人民币27,320,563.2元”。2019年1月26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27,320,563.2元。另查明，2019年5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浦公（经支四）立字（2019）114630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陈力钧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陈力钧系煦霖公司总经理，也是案外人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升公司）总经理。湘电公司认为煦霖公司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湘电公司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开证申请人，煦霖公司是受益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是开证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是通知行兼议付行。《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根据该规定，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只要议付行善意进行了议付，开证申请人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请求即不应当得到支持，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27,320,563.2元的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对此分析如下：一、《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议付指可议付信用证项下单证相符或在开证行或保兑行已确认到期付款的情况下，议付行在收到开证行或保兑行付款前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向受益人预付或同意预付资金的行为。”本案中，案涉信用证明确载明为可议付信用证，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以福费廷形式向煦霖公司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向煦霖公司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即属于前述规定中所述的议付行为。二、按照湘电公司与交通银行湘潭分行之间的合同约定，开证行独立行使审单职能，仅审核单证本身，不涉及单据以外的的合同、货物、服务等，不审核信用证未作规定的单据；申请人同意开证行按单证表面相符的原则审核信用证项下单据，并根据审单结果直接对外付款/确认付款或拒绝付款/拒绝确认付款，无需事先征求申请人的意见，申请人保证接受开证行的审单结果；申请人收到开证行来单通知书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就开证行审单结果提出异议并书面通知开证行的，视为对开证行审单结果无异议。交通银行湘潭分行收到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寄送的审核相符的信用证项下单据后，转给湘电公司审核确认。湘电公司审核后作出确认付款的意思表示，交通银行湘潭分行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注意义务。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确认到期将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承兑之后，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符合规定。因此，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也属于善意议付。湘电公司在辩论中认为，根据2019年7月4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指引》第二条“福费廷业务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买入及转卖业务。买入业务是指某银行无追索权地买断开证行/保兑行确认到期付款且未到期债权的业务”的规定，交通银行湘潭分行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承兑后，确认煦霖公司作为债权人地位，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福费廷形式买断债权，成为新的债权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福费廷交易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信用证的法律法规来评价。该院认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案涉信用证的议付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进行议付，并无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规定议付行的福费廷业务和议付二者是相互排斥的，湘电公司与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签订的《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中以及国内信用证的其他条款中并未约定议付行不得通过福费廷方式进行议付，而且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议付案涉信用证的时间早于湘电公司所援引的《福费廷业务指引》的发布时间，该业务指引并非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故湘电公司提出本案不能适用有关信用证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善意进行了议付，煦霖公司在基础交易中是否有欺诈行为与本案无关，湘电公司请求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湘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8,403元，由湘电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湘电公司提交了湖南省湘潭市湖湘公证处（2020）湘潭湖证内民字第3244号公证书及光盘，拟证明国内信用证与福费廷产品的介绍、功能、业务流程的区别，且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自认福费廷业务适用国际贸易业务而非国内贸易融资，是一种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煦霖公司、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质证认为，对湘电公司提交证据的合法性认可，但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截取内容是平安银行在官网上的业务介绍，不具有全面性、权威性，福费廷业务的法律性质要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交通银行湘潭分行质证认为，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与交通银行湘潭分行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也与本案审理有一定关联，予以采信，但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2019年1月26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27,320,563.2元”外，对其他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1月19日，湘电公司（需方）与煦霖公司（供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2019年1月30日前仓库交货，需方自提；按合同金额的80%，需方于2019年1月30日前开出以供方为受益人的180天国内信用证……在信用证有效期间且在供方交货期届满日前10个工作日，需方必须向供方出具信用证议付需要的相关单据，保证供方能及时议付。余下的20%货款，在信用证承兑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结清。2019年1月18日，湘电公司（供方）与弘升公司（需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湘电公司向弘升公司出售银星木浆6098.34吨，合同总金额34,594,663.15元。合同第6.4条约定，供方不承担由于煦霖公司所提供的货物数量和质量问题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第8.1条约定，供方于合同签署后于2019年1月30日前开立国内信用证于需方指定供应商煦霖公司；第8.2条约定，供方所交付物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该合同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规定的，由需方督促煦霖公司负责无条件退换，并承担调换或退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供方仅限于沟通和协调工作。该合同湘电公司委托代理人为徐浩，与湘电公司和煦霖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委托代理人为同一人,徐浩还作为湘电公司联络人与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共同联络人董赛焰对接交易事项。2019年1月25日，湘电公司出具2019XD011102号《收货确认书》，确认收到发货人煦霖公司19XL-XD010301号合同项下的4878.672吨木浆。同日，煦霖公司出具货权转移单，列明6098.34吨的银星木浆货权由煦霖公司转为湘电公司，发货单位为煦霖公司，保管方为堃翔公司，物权收货人为湘电公司。2019年1月30日，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向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27,320,563.2元。2019年5月25日，湘电公司以堃翔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报案。2019年6月25日，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大队已对犯罪嫌疑人陈力钧、马立峰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为由，对湘电公司控告堃翔公司合同诈骗一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还查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于2020年7月1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查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陈力钧明知其实际控制公司资不抵债、纸浆库存不足，仍以弘升公司、煦霖公司等名义，采取闭环贸易方式，分别与湘电公司等单位签订24笔销售合同及回购合同，获得货款6.37亿余元，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湘电公司主张的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一审未予审理是否存在不当；2.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以福费廷方式向煦霖公司付款是否为议付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关于焦点一。湘电公司上诉提出，本案案由为信用证欺诈纠纷，一审应先审查涉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再考量信用证议付行为是否适当，但一审忽略基础交易相关事实，对信用证欺诈未予审查，直接审理议付行为存在不当。经审查，对于本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一审中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均提交了证据。湘电公司提交了其与煦霖公司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公司内部汇报材料、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等，主张本案的基础交易为买卖关系，但卖方煦霖公司并没有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湘电公司，存在欺诈。煦霖公司则提交了湘电公司与弘升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及两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的相关资料，以及弘升公司、煦霖公司与湘电公司联络人交易对接微信记录，主张本案基础交易是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二）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的；（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人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本案中，首先，湘电公司在作为买方与煦霖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时，又作为卖方与弘升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将同一批货物在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两关联公司之间买进卖出。从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弘升公司交易对接记录来看，湘电公司对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均为陈力钧控制的关联公司应当知晓。其次，本案证据显示煦霖公司向湘电公司出具了货权转移单，涉案货权由煦霖公司转给湘电公司，而湘电公司主张煦霖公司实际未向其交付货物。但湘电公司却在煦霖公司申请信用证项下款项议付时并未收货的情况下出具了收货确认书。再次，煦霖公司根据其与湘电公司所签《产品购销合同》开具了相关增值税发票，但并未实际交付货物。最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对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等人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查明陈力钧明知纸浆库存不足，仍以弘升公司、煦霖公司名义，采取闭环贸易方式，与湘电公司等单位签订销售合同及回购合同构成合同诈骗的事实。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的基础交易存在虚假，煦霖公司以不真实的单据获得了议付行的议付款项，符合《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由于议付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向受益人煦霖公司支付了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根据《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四）议付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本案应主要审查是否存在上述除外情形，因而即使本案存在信用证欺诈行为，也要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支付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行为进行认定，才能作出是否应当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判决。故一审法院对涉案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存在欺诈未予审理，对涉案行为是否属于信用证欺诈未予确认，并不影响本案中湘电公司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判断，一审法院审查议付行为后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湘电公司上诉提出，福费廷是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与议付在多个方面不同，一审法院将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以福费廷方式付款等同于议付，认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完成议付没有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议付指可议付信用证项下单证相符或在开证行或保兑行已确认到期付款的情况下，议付行在收到开证行或保兑行付款前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向受益人预付或同意预付资金的行为。”本案中，湘电公司在来单通知书上盖章确认付款，开证行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确认到期付款，议付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福费廷方式向受益人煦霖公司购买单据，取得信用证项下索款权利，其操作流程符合该条的规定，应认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向受益人煦霖公司完成议付。湘电公司主张适用的《福费廷业务指引》第二条亦规定“买入业务是指某银行无追索权地买断开证行/保兑行确认到期付款且未到期债权的业务”，该规定与《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并非相互排斥。即使按照湘电公司所述福费廷是债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亦不违反《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五条在开证行或保兑行付款前通过向受益人购买单据取得索款权利的规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以福费廷方式购买受益人煦霖公司索款权利即已取得议付行地位，故湘电公司主张**安银行上海分行使用福费廷业务不能视为完成议付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湘电公司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福费廷业务中存在的主观过错未予查明，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事由。1.信用证背面记载议付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而邮寄单据上记载该日并未议付。经查，2019年1月25日实际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向交通银行湘潭分行的寄单时间，当日未完成议付。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提交证据证明于2019年1月30日向受益人煦霖公司完成了议付，信用证背面记载时间并非实际议付时间，该记载并不影响对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实际完成议付的认定。2.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在议付时未发现《收货确认书》时间与《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收货时间不符。经查，《收货确认书》系湘电公司作为收货人开具，虽合同对收货时间有约定，但在湘电公司已自行确认收货的情况下，其又以自己未实际收货为由要求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发现该不符点，有失公允，不能成为认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非善意议付的理由。3.涉案《国内信用证委托收款申请书》中煦霖公司填写内容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审单内容是同一人所写，存在串通欺诈，一审法院对湘电公司笔迹鉴定申请未予准许不当。经查，该申请书为一页A4纸张，页面上半部分为煦霖公司填写内容，其中手写内容主要为单据情况及单据金额；下半部分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审单内容。在煦霖公司已经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交单的情况下，即使两部分内容系由同一人所写，也不能据此认定煦霖公司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之间存在串通欺诈，一审法院对湘电公司的笔迹鉴定申请未予准许不存在程序违法。综上，湘电公司主张的事由尚不足以认定议付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五十条规定“银行收到单据时，应仅以单据本身为依据，认真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是否为相符交单。相符交单指与信用证条款、本办法的相关适用条款、信用证审单规则及单据之内、单据之间相互一致的交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银行只对单据进行表面审核。”根据上述规定，信用证与作为其依据的贸易合同相互独立，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只对单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单据所涉及基础交易进行实质审查。在本案中，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已对涉案信用证中应由当事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发票、货物收据是否表面相符，信用证条款与单据是否表面相符进行了审查，确认单证一致后，根据委托支付申请办理付款，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现湘电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存在与受益人煦霖公司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应当认定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行为属于善意，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另外，湘电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其事由主要基于煦霖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力钧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前所述，本案主要审理是否具有《审理信用证纠纷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终止支付的除外情形，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行为是否属于善意，因而陈力钧涉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并非本案审理的依据，不构成本案中止审理的事由，故本院对湘电公司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湘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403元，由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隽审判员 贾小弟审判员 朱湘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罗荇书记员谢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