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502行初64号 原告刘代虎，男，1969年6月4日出生，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牛德全，贵州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陕桥街道陕桥社区南屯组。 法定代表人王邦勇，该办事处主任。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所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五里岗街道燎原社区。 法定代表人王文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彩虹，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威宁陕桥砖厂，住所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陕桥街道陕桥村。 负责人陈昊。 原告刘代虎诉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第三人威宁陕桥砖厂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黔0502行初4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刘代虎的起诉。原告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2020）黔05行终4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9）黔0502行初43号行政裁定，本案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代虎及其委托代理人牛德全，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代理人李彩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威宁陕桥砖厂未按本院传票通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代虎诉称，2014年8月5日，原告将位于陕桥街道清水沟场地出租给第三人开办砖厂，租期为六年，并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原告租给第三人使用时，场地的基建设施完备，第三人只在场地上修建了仓库、砖机房、简易棚和水池就开始营业生产。2017年，威宁县为了保护好草海生态系统，对草海保护区范围内的砖厂拆除和土地恢复。二被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10月24日签订了《草海国家级保护区拆除补助协议书》，补助第三人573,100元。该费用是经过第三人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包含：仓库9,800元、砖机房17,900元、简易棚900元、水池3,600元以及围墙、场地平整及硬化、堡坎及设备基础费540,900元。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助协议书时没有通知原告，直到2018年12月5日原告才知晓此事，经查，被告已支付第三人40余万元，尚有10万余元未支付。依据原告与第三人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只能获得仓库、砖机房、简易棚、水池拆除的补助款32,200元，其余补助款应归原告所有。根据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助协议中涉及的场地平整及硬化、堡坎的补助款属于原告。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中涉及的场地平整及硬化、堡坎的补助项目。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证明2014年8月5日原告将场地租赁给第三人； 2、《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资产评估汇总表，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签字的协议涉及到应当补偿给原告的540,900元补偿给第三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 3、陕桥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租赁给第三人的场地中的设施是原告2011年3月修建完毕； 4、原告与谢春梅的租赁合同，证明场地首先是在2011年租赁给谢春梅。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辩称，根据《中共威宁自治县委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威委（2019）7号文件规定，原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更名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据《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威府办通（2017）178号文件要求，在完成具体整治工作时需要经过如下工作步骤：1．由威宁县陕桥街道办事处牵头，联合我局及环保、规划、国土、林业、水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待整治制砖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行审查；2．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后，在限期内对原厂址设备进行撤除，并按时恢复土地原状的，按照评估价对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类予以补助，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限期进行拆除；3．充分利用县域新兴媒体传统媒体将草海保护区内的制砖企业情况向社会公众公开。威宁县陕桥街道办事处牵头开展的清理工作过程中，威宁陕桥砖厂向联合执法组提供了《关于威宁县陕桥砖项目备案的通知》（威发改投（2011）33号文件）拟证明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联合执法组审查后认为，威宁陕桥砖厂系由威宁自治县发改局批准备案建设的，年产350万块免烧砖的砖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2017年7月，在认定威宁陕桥砖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后，我局委托云南玺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砖厂的资产以2017年7月2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同年7月26日，该公司出具玺正评字（2017）第03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认定，威宁陕桥砖厂的资产评估价值为57.31万元，2017年10月24日按照《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具体资产具体明细及价值金额，我局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另外，在开展清理拆除工作的过程中，我局通过提供新闻稿件的方式，在2017年8月30日、9月1日的两期《威宁新闻联播》对拆除工作进行充分连续报道。综上所述，我局在拆除威宁陕桥砖厂工作的过程中，程序符合威府办通（2017）1178号文件的要求。我局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任何法定应当予以撤销的事由。2011年7月11日，经威宁自治县发改局依法审查备案，威宁县陕桥砖厂投资项目立项，建设起止年限为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对于厂区内经批准备案后合法建造的相关基础设施，威宁陕桥砖厂具有充分的处分权限，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与我局订立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协议书》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也不具有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合同可撤销、可变更的事由。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涉案《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予以驳回。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单位信息； 2、威委（2019）7号文件，证明被告单位变更情况； 3、威府办通（2017）178号《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拆除第三人砖厂的行为是有依据的； 4、备案通知，证明第三人砖厂属于新建，而非续建； 5、砖厂营业执照，证明砖厂投资人是陈昊，成立时间是2011年7月21日； 6、产权声明书，证明纳入评估的财产没有产权争议，属于陕桥砖厂的合法财产； 7、资产评估产权持有者承诺函，证明纳入评估的资产权属明确； 8、《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证明陕桥砖厂与被告就砖厂拆除事宜协商一致后签订协议； 9、视听资料光盘一份，证明被告进行了相关的宣传活动，原告不可能不知情； 10、照片（简报），证明被告多次进行宣传活动。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威宁陕桥砖厂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9年5月5日就涉案砖厂场地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的第1、2、3、10组证据无异议；对第4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所涉及的砖厂并非2011年新建，第三人实于2014年才成为砖厂所有人；对第5组证据该营业执照成立日期虽然是2011年，但成立之时的投资人或者所有权人系谢春梅以及经过两次变更的任川、廖祥芬，第三人是2014年10月29日才是威宁县陕桥砖厂的投资人，也就是说2014日10月29日的陕桥砖厂与10月29日之前的砖厂不是同一个经济组织。对第6、7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是第三人的单方申明，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被告应当充分调查后查清楚场地的归属才能实事求是的与第三人或者原告签订协议；对第8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所涉及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就场地应当获得的补偿权；对第9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并没有就如何征收事宜向原告进行释明，也未通知原告参与调查。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第1组证据场地租赁合同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2组证据该系工信局与陕桥砖厂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的，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第3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单位出具证明需要单位主要 导签字、加盖公章；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本院调取的勘验笔录，原告、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关联、合法性原则，均能反映案件事实，依法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均无异议，依法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0日刘代虎将其位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清水沟的承包地出租给谢春梅创办威宁县陕桥砖厂并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期为从2011年8月1日起至2014年8月1日止，其第四条第4项约定因社会公共建设需要所租赁土地由政府收回或征用的，除土地补偿款归甲方刘代虎，其余补偿金归乙方谢春梅所有。2011年7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威发改投（2011）33号《关于威宁县陕桥砖厂项目备案的通知》，对威宁县的项目备案申请予以备案，其建设性质：新建；建设地点：威宁县草海镇陕桥村清水沟；建设起止年限：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2014年8月5日威宁陕桥砖厂与刘代虎续签《场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期为六年，价格三年一定，合同第三条第3项约定因社会公共建设需要所租赁土地由政府收回和征用的，除土地和房子补偿款归甲方刘代虎外，其余补偿金归乙方威宁陕桥砖厂所有。2014年8月29日威宁陕桥砖厂投资人变更为陈昊（负责人）。2017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清理整治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制砖企业，保护草海湿地生态系统，于2017年8月20日印发威府办通（2017）178号《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该工作方案第四点整治对象明确为：对草海保护区内的制砖企业分两类进行清理整治，一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二是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方案第五点第（二）项中明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在限期内对原厂址设施设备进行拆除，并按时恢复土地原状的，按照评估价对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类予以补助；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砖企业，限期进行拆除，督促按时兑现聘用工人工资，依法解除用工协议，遣散工人，及时清除生产设备及其场地构筑物，督促落实主体责任，按时恢复土地原状且在限期内自行拆除，恢复原状的，按照一门一万元予以补助。2017年10月24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威宁陕桥砖厂拆除位于陕桥街道陕桥村生产设施设备、所有地面附着物及平整土地并给予威宁陕桥砖厂补助人民币573100元。2019年2月20日，刘代虎认为2017年10月24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砖厂补助款中包含了场地平整及硬化、堡坎的补助款，而场地平整及硬化、堡坎系其建设，相应补助款项应归其所有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威宁陕桥砖厂的场地用地系2011年6月20日刘代虎出租给谢春梅的前述土地、该地系刘代虎承包耕地。2017年10月24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并未对威宁陕桥砖厂的场地用地与其借用的刘代虎房屋予以征收、征用，且至今该场地争议堡坎及土地现状与原状一致。2019年1月18日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文件威委（2019）7号《中共威宁自治县委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更名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院认为，首先，2017年8月20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发的威府办通（2017）178号《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已明确其予以整治（搬迁补助）的对象为制砖企业，而威宁陕桥砖厂系经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是符合该方案的搬迁补助对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和能源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陕桥街道办事处与威宁陕桥砖厂签订的《草海国家级保护区砖厂拆除补助协议书》系对威宁陕桥砖厂进行搬迁造成其合法建设损失的相应补助（包含砖厂附属设施堡坎及土地的平整、硬化），并未涉及砖厂土地的征收、征用，故原告个人要求将涉案堡坎、土地平整及硬化补助款支付给其个人的请求没有法律、政策依据。其次，就涉案砖厂场地堡坎、平整硬化土地的行为的合法性，系因威宁陕桥砖厂的合法性而取得，并由威宁陕桥砖厂对外予以体现，且该涉案堡坎及土地的平整硬化属砖厂附属基础设施，不应与砖厂分割单独进行补助。再次，按照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中政府因社会公共建设需要收回、征用土地时，除土地和房子补偿款归甲方刘代虎外，其余补偿金归乙方威宁陕桥砖厂所有之约定，虽本案并未涉及土地征收、征用，但被告按照原告与第三人之约定内容与第三人签订涉案协议并无不当。就本案原告的主张，属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的范畴，原告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综上，原告提起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代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建新 人民陪审员  刘 佩 人民陪审员  彭 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罗雅兰 书 记 员  段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