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01民初1066号 原告：袁滔，男，1974年8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原告：袁发胜，男，1973年5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清，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恒溢富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桔山街道办事处瑞金大道B5路(澳城)A幢29层02、03号。 法定代表人：左继凤，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朱洪，男，1989年3月23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被告：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新桥镇场坝组新盛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邓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立美，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滔、袁发胜与被告贵州恒溢富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溢富通公司）、朱洪、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龙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疫情影响延期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发胜及其与袁滔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清，被告义龙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立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恒溢富通公司、朱洪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滔、袁发胜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恒溢富通公司与朱洪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欠款105000元及利息(工程欠款利息从2018年2月9日起以工程款10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截止2020年1月8日共产生利息为13400元)；2.依法判决被告义龙投资公司就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在其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被告义龙投资公司把黔西南州义龙实验区万屯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发包给被告恒溢富通公司，被告恒溢富通公司又把该工程E栋(模型制、安)工程发包给案外人王礼林。2015年9月3日，二原告与案外人王礼林签订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案外人王礼林将该工程劳务部分整体分包给二原告（仅提供劳务，不提供材料）。双方在《劳务分包合同》中对工程概况、被告工作、工程款支付、安全施工、违约责任等双方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约定,特别在第一大条的第四小条承包方式中的约定为:包工不包料;第十小条约定了施工合同价款为31元/每平米;合同签订后二原告于2015年9月底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案外人王礼林不知什么原因就把该工程全部交由被告朱洪来管理并负责整个工程的结算，案外人王礼林就没有再管理该工程。二原告带领工人制作模板安装及支拆，钢筋方面不在二原告施工范围内，并且施工所用的材料均由朱洪提供。约在2016年10月施工完毕后，便与被告朱洪对该工程进行结算，结算的标准也是按二原告与案外人王礼林签订的合同来进行结算，双方在2016年10月23日进行的结算方量为105935.82平米(不包含二次结构)，在2017年1月23日结算的总工程量为110000平米，朱洪于2017年1月23日向二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栋袁滔、袁港(袁发胜)承接本工程模板制作安装工程，按展开面积计算约110000平方米，已办理结算手续，本次支付后，欠模板制作安装班组约700000元，本项目部支付此款时间约为2017年4月30日以前付清。朱洪在该承诺书上签字。此后，朱洪又向二原告付了100000元，尚欠二原告工程款600000元。朱洪一直未按2017年1月23日向二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在2017年4月30日付清，在二原告多次催要下，朱洪又于2017年12月30日向二原告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栋木工施工班组袁发胜施工工程量约为105900平米，至今所欠工程款约为600000元，最终以财务对账后所欠工程款数据为准。朱洪在该证明上签字。然而，朱洪并没有按其所签的承诺书及证明上所注明的时间点支付二原告的工程款，二原告多次联系到朱洪要求其履行付款承诺，朱洪均找种种理由推脱，二原告万般无奈之下向义龙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义龙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月24日为双方进行调解，双方再次确认朱洪还欠二原告该项目工程款为565000元(朱洪又在2017年12月30日所出具证明的基础上要求少给35000元)。在义龙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要求下，朱洪与恒溢富通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向二原告支付了240000元工程款。在2019年12月底前又分两次支付了220000元，至今还欠二原告的款项共计105000元。二原告多次电话联系朱洪，要求其支尚欠二原告的工程款105000元，但朱洪均以种种理由推脱。在2018年年底，二原告到现场查看时涉案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并且已经有人入住。为了维护原告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义龙投资公司辩称，原告提出诉请，要求被告对其主张的工程欠款及利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其承担支付责任。被告认为，万屯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一期）虽是被告发包给恒溢富通公司施工，但被告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原告的这一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阐述如下：一、涉案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也未经审计结算，未达到被告与恒溢富通公司所签的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即被告目前尚不具有向恒溢富通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根据被告与恒溢富通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14.3.2条“发包人完成支付工程款项的时间期限：两年内支付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审计部门结算审计后两年内支付工程款。”之约定，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支付条件及时间是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审计部门结算审计后两年内支付，但涉案工程“万屯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至今尚未经竣工验收，也没有进行审计结算，故而，该工程还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时间节点，被告现在无需向恒溢富通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没有付款义务就不存在欠付工程款。二、即使不考虑是否达到付款条件，被告实际向恒溢富通公司支付的款项已远远超过了合同约定的金额及应扣除的质量保证金，被告也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根据被告与恒溢富通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被告不支付工程预付款，也不支付工程进度款项。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恒溢富通公司无力垫资，工程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为了顺利推进项目的建设，无奈之下，被告只得根据承包人恒溢富通公司的申请向其支付了工程款。经统计，截止到2019年9月，已累计向恒溢富通公司支付了工程款216705900.84元，其中，由原重点工程指挥部支付的金额为88382161元，由被告直接支付的金额为128323739.84元（因该工程最初是由原重点工程指挥部负责，后面才移交给被告负责）。被告与恒溢富通公司所签的“万屯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一期）一标段、二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合计为221548070元，而且，根据合同约定，需要扣取5%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两年质保期届满后退还）。也就是说，在达到付款条件的情况下，被告需要向恒溢富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合计为210270667元，而现在被告已付的工程款为216705900.84元，已经超额支付了6435233.84元。因此，被告是超付了工程款，不是欠付工程款。并且在施工过程中恒溢富通公司为了获取银行贷款，由被告作为担保人向义龙合作社借款18500000元，恒溢富通公司以涉案项目工程款向被告提供了反担保，现恒溢富通公司的该笔银行借款已拖欠的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合计为2369万多元，银行尚未向我方主张担保责任，也还未向恒溢富通公司主张。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适用情形，原告要求被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其承担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的无理诉请。 恒溢富通公司未到庭，在答辩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朱洪未到庭，在庭后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告所施工的案涉工程××栋（模型制、安）工程并非是恒溢富通公司和答辩人所发包转包的，而是原告与王礼林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所取得的工程。答辩人进场接手该工程的时候王礼林和原告已经签订了本承包合同，已经完成了地下室模板工程，答辩人接手后要求原告改签木工承包合同，原告拒绝和答辩人改签合同。按原告提交的万屯××栋主体结构模板量书面材料载明合计完成工程量为105935.82平方米，（含地下室模板工程量），二次结构实际工程约8000平方米。因为原告与王礼林签订的合同内容及价格答辩人无法进行核实所以二次结构工程尚未签字认可。合同承包价格为每平方米31元，即105935.82×31=3284010.42元。截止今日答辩人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752000元（附袁发胜签字确认的付款对账清单）。其中300000元是施工途中原告对答辩人说向王礼林缴纳了保证金300000元，以停工闹事要求答辩人退还该笔保证金，但是答辩人我也联系了王礼林出面处理此事，王礼林答复这是他和原告之间的事，与答辩人无关。但是甲方催促进度为保证工地顺利施工答辩人被迫支付了原告300000元才顺利开工的，至今无法和王礼林进行核实这300000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告提交的承诺书最后手写（付清）二字不是答辩人书写按手印的。所以与原告形成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主体是王礼林，最终原告的工程量，承包单价及劳务费是多少，都需要王礼林来参与结算核实，具体王礼林已经付了多少劳务费给原告，答辩人支付给原告的300000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需要王礼林来参与案件审理查实。原告不能超过王礼林直接向答辩人及恒溢富通公司主张劳务工程款，王礼林才是原告的工程劳务费直接支付主体、义务人，否则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答辩人或恒溢富通公司要代替王礼林支付工程劳务费，也需要将王礼林追加进行诉讼，才能查清案件事实及理清层层分包转包关系，以及理清申请人和恒溢富通公司与王礼林之间的工程款扣减抵销问题，否则将造成整个工程款的支付承担环节出现混乱，也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3日，王礼林作为发包方（甲方），袁发胜、袁滔作为承包方（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黔西南州义龙实验区万屯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E栋（模板制、安）工程发包给乙方施工。工程名称为黔西南州义龙实验区万屯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栋；工程地点：万屯镇谢科；工程内容：包含设计图纸模型（含二次结构）制安、止水条安装、来料下车。根据本合同约定单价结算。承包方式：包工不包料，设计图所示模型制安（含二次结构）、满堂架搭设、穿墙螺杆（含防水螺杆）、铁钉、铁丝、步步紧、内村等（另外补助20000元辅材费）。机具提供：（1）塔吊由甲方负责；（2）其余机具由乙方自行配置，必须满足施工需要等。工期540天，价款31元/平方米。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缴纳工程保证金300000元，第八层主体结束验收合格后退还50%，第十六层主体完工验收合格后退还剩余50%。工程款支付方式为主体施工至第八层结束经项目部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工程进度的70%支付，主体工程完工后付至总进度的90%，其余尾款三个月内全部付清。违约责任为如有违约，由违约方偿付守约方违约金200000元，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袁滔、袁发胜于2015年9月组织工人进场施工，施工了地下室的木工工程后，王礼林不再承包案涉工程，而由朱洪继续承包案涉工程。袁发胜、袁滔继续施工至2016年10月完工，施工期间朱洪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并制作一份《（木工劳务班组）已付款清单》，载明支付金额为3752000元（包含退还袁发胜、袁滔交纳的300000元保证金），扣除保证金后金额为3452000元，袁发胜在该表下方签名捺印，但未签署时间。 2016年10月23日，经双方结算，朱洪签署一份《万屯E栋主体结构模板量》载明合计模板量为105935.82平方米（包含基础模板、地下一层柱、一层及以上梁板等），朱洪在该表下方签署同意以上结算。该方量未包含二次结构。2017年1月23日，朱洪向袁滔、袁发胜出具《承诺》，载明“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栋袁滔、袁港（袁发胜）承接本工程模板制作安装工程，按展开面积计算约110000平方米，已办理结算手续，本次支付以后，欠模板制作安装班组约700000元，本项目部支付此款时间约为2017年4月30日以前”。2017年12月30日，朱洪再次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栋木工施工班组袁发胜施工工程量约为105900平方米，至今所欠工程款约为600000元，最终以财务对账后所欠工程款数据为准。 但朱洪未按照上述约定支付工程款，2018年1月24日，袁发胜、袁滔及其工人（张某、杜某、谢某、邓某、甘某等人）在黔西南州义龙新区人社局制作的《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中对应的姓名、性别、住址、身份证号码、工种、工资以及拖欠工资项栏中进行了填写，共计6页，每页下方载明的金额分别为77607元、77607元、90000元、135000元、199786元、2000元，合计金额为582000元。朱洪在每一页表下方工地负责人核实情况处签署“情况属实朱洪2018年2月9日”，在最后一页处还填写了金额“合计565000元”。2018年2月28日，袁发胜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义龙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代恒溢富通公司（朱洪）支付万屯保障房××栋工人工资240000元”。2018年3月12日，朱洪出具《委托付款书》载明“义龙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人（朱洪）现委托贵局支付袁发胜施工于万屯镇保障性住房××栋木工班工人工资240000元”。2018年12月17日，袁发胜向朱洪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万屯保障方××栋（朱洪）木工班工程款100000元，注该款由劳动局支付至民工账号。 证人邓某陈述其是袁发胜、袁滔的工人，其大约做了6个月，现在袁发胜、袁滔还差欠其28000元工程款未付，在义龙监察大队书写上述明细表时其在场，当时朱洪与袁发胜都在场，至于二人怎样协商的其不清楚。证人甘某陈述其与袁发胜、袁滔系亲戚关系，系袁发胜、袁滔在案涉工地的管理人员，每月工资12000元，朱洪是恒溢富通公司的代表人，其一直在工程现场对其管理，袁发胜、袁滔是从朱洪手中承接的工程，工程量约为110000元平方米。工程已经完工，现在袁发胜、袁滔还差欠其工资。在义龙监察大队时朱洪与袁发胜确实协商过，具体怎样协商的不清楚。上述明细表中的工人其全部认识，都在案涉工程做工，书写该表时其也在场，该表是义龙劳动监察大队要求其与工人书写后再由朱洪核对无误后签字的，表上被划掉打叉的工人工资是因为朱洪认为该部分工程超出了其所欠的总工程款，对超出部分不认可，所以将该部分数据划掉。 庭审后，本院电话向朱洪核实案涉相关情况，其陈述：案涉工程系王礼林发包给袁发胜、袁滔施工的，施工了地下室后，王礼林不施工了，其接手案涉工程继续施工，案涉工程地下室以上的模板工程还是由袁发胜、袁滔负责施工，单价也与王礼林、袁发胜、袁滔合同约定的价格一致,并未与袁发胜、袁滔重新签订合同。朱洪对上述《万屯E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仅认可“情况属实、朱洪”系其签署的，对该表中载明的金额不予认可，并认为其已经超付了案涉工程款。其签署的《王屯××栋主体结构模板量》中包含了王礼林发包的部分，针对袁发胜、袁滔为王礼林施工的地下室部分工程，其支付也可以，但需王礼林出来确认其是否支付袁发胜、袁滔工程款，然后其向上一手发包人整体结算后扣减王礼林应当支付的部分。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调取上述明细表的原件及相应的材料，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出具《关于万屯××栋模板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协助调查的复函》载明“1.贵院向我局调取《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原件，经调查核实，我局未收到该资料的原件；2.《委托付款书》委托我局代付万屯保障性××栋木工班组人工工资240000元。经调查核实，我局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于2018年3月1日为袁发胜等24人代付民工工资240000元（附：代收代付历史明细查询）”。 另万屯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一期）一、二标段工程由义龙投资公司作为总发包方发包给恒溢富通公司施工建设，合同约定总价款为221548069.55元。本工程不支付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审计部门结算审计后两年内支付工程款。案涉工程至今未能办理竣工验收审计结算。 本院认为，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个人不具备承包工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无权取得建筑资质，不能承包工程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无论是王礼林还是朱洪将义龙新区万屯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栋（模型制、安）工程的劳务部分发包给袁发胜、袁滔施工的行为均无效。案涉工程一直系袁发胜、袁滔施工，并已完工交付，针对其完成模板量办理了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袁发胜、袁滔享有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 关于工程款的支付主体，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系王礼林与袁发胜、袁滔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王礼林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然而，在案涉工程施工至地下室后，王礼林就未继续承接该工程，而是由朱洪接手该工程并负责施工，朱洪接手后未与袁发胜、袁滔签订新的书面合同，而是继续要求袁发胜、袁滔负责模板工程施工，且单价与上述《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一致；朱洪在施工过程中一直在现场负责管理，向袁发胜、袁滔支付工程款、退还袁发胜、袁滔支付的300000元保证金，并与袁发胜、袁滔就其施工的工程量办理了结算，乃至针对欠付的工程款出具承诺、证明等。再结合朱洪关于“针对袁发胜、袁滔为王礼林施工的地下室部分工程，要求其全部支付也可以，但是需要王礼林出来确认其支付了多少工程款，然后其从上一手发包人整体结算后扣减王礼林应当承担的部分”,由此朱洪在向上一手发包人进行结算时，亦包含了王礼林承接施工的部分。综上，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朱洪享有和负担。而袁发胜、袁滔继续施工，并与朱洪办理结算，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同意王礼林与朱洪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王礼林已经将其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朱洪，朱洪变更为案涉合同的发包主体，作为合同相对方，朱洪应承担支付案涉工程款责任。朱洪虽主张申请王礼林参加诉讼，但其不能提供王礼林的有效联系方式，即使追加其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亦不能与其核实其支付给袁发胜、袁滔工程款的事实，达不到追加的目的。综上，对朱洪以王礼林才是合同相对方，申请王礼林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另袁发胜、袁滔主张王礼林与朱洪系合伙关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袁发胜、袁滔主张由恒溢富通公司承担本案工程款的连带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义龙投资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其是否承担本案工程款支付责任的前提是义龙投资公司欠付工程款。所谓欠付，是指应付而未付，根据义龙投资公司与恒溢富通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工程不支付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审计部门结算审计后两年内支付工程款。本案所涉款项尚未竣工验收进行审计结算，尚不能确定义龙投资公司是否欠付案涉工程款，故袁发胜、袁滔主张义龙投资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工程款，袁发胜与朱洪于2016年10月22日针对案涉工程主体结构（不包含二次结构）模板量进行结算，载明工程款合计105935.82元，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结算后，朱洪向袁发胜、袁滔出具《承诺》载明“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Ｅ栋袁滔、袁港（袁发胜）承接本工程模板制作安装工程，按展开面积计算约110000平方米，已办理结算手续，本次支付以后，欠模板制作安装班组约700000元，本项目部支付此款时间约为2017年4月30日以前。”该方量与结算的主体结构方量不一致，袁发胜、袁滔主张该承诺书载明的方量包含了二次结构方量，结合朱洪辩称陈述二次结构的实际工程量约8000平方米，加上主体结构的方量105935.82元，约为113935.82平方米，可见该承诺书中载明的方量包含了二次结构的工程量。而后，朱洪在2017年12月30日又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证明兴义市万屯镇保障房Ｅ栋木工施工班组袁发胜施工工程量约为105900平方米，至今所欠工程款约为600000元，最终以财务对账后所欠工程款数据为准”，能够证明截止2017年12月30日，朱洪尚欠有袁发胜、袁滔工程款，但无精确的工程款数额。2018年1月24日，袁发胜、袁滔及其工人（张某、杜某、谢某、邓某、甘某等人）在黔西南州义龙新区人社局制作的《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中对应的姓名、性别、住址、身份证号码、工种、工资以及拖欠工资项栏中进行了填写，共计6页，每页下方载明的金额分别为77607元、77607元、90000元、135000元、199786元、2000元，总计金额为582000元。朱洪在每一页表下方工地负责人核实情况处签署“情况属实朱洪2018年2月9日”，在最后一页处还填写了金额“合计565000元”。袁发胜、袁滔陈述因朱洪未按约定给付工程款，其向义龙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该局组织双方调解后确认的该金额，并以此作为主张工程款的最终依据。针对明细表，袁发胜、袁滔主张该表当时系在义龙新区监察大队签的，其只能提供复印件。本院依法向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调取原件，该局回复未收到原件，导致该表最终无原件核对。但结合证人邓某、甘某关于其确实到过义龙新区监察大队，并在义龙新区监察大队书写的该明细表，朱洪与袁发胜在场协商过的陈述，以及本院电话向朱洪核实，其陈述上述明细表中的名字系其签写的，但认为当时在义龙新区监察大队，众多农工在场，被迫签字的，其不认可该表中的金额。朱洪并未举证证明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字，再从该表的内容看，表中填写的工人工资金额总计为582000元,该表中有部分工人填写的被打叉划掉，最终朱洪书写的金额为565000元，若其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字，不可能划掉部分工人的工资，数额亦不可能变少。从该表的打叉痕迹以及金额变少的事实，能够印证上述证人关于朱洪与袁发胜协商的结果。故对上述《万屯Ｅ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朱洪主张其已超付了工程款，并提供了经袁发胜签字的《（木工劳务班组）已付款清单》，该清单中载明已支付3452000元，按照方量105935.82平方米×31元／平方米＝32841010.42元，其已经超付了。袁发胜对已付款数额无异议，但其依据《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中载明的金额565000元主张工程款，包含了二次结构的款项，即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在扣减所有的已付款后（包含签署上述明细表后，其收到的工程款460000元），朱洪还差欠105000元的工程款。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主体模板工程量为105935.82平方米，加上朱洪称二次结构工程量约8000平方米，按照合同约定单价31元／平方米计算，工程款约为3532010.42元，亦未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对朱洪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对袁发胜、袁滔主张尚欠的工程款105000元，朱洪应当支付。 关于利息，《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包括违约责任的所有合同条款当然无效、自始无效，在最终签署的《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中亦未明确约定支付款项的时间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视为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朱洪于2018年2月9日签署《万屯××栋模板工程（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情况明细表》确定尚欠工程款，而该工程早在2016年10月就已完工，朱洪应及时支付该工程款，袁发胜、袁滔未及时收到工程款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对其主张的利息，从2018年2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取消，从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朱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发胜、袁滔工程款105000元，并从2018年2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袁发胜、袁滔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68元，减半收取1334元，由朱洪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直接支付给袁发胜、袁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莹莹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卢声艳 书 记 员 邹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