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6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昭华，男，汉族，1977年10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公民身份号码440************41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郭璀,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招杰明，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锦格，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昭华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7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广州市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在侦查20191016**屋合作社鬼水塘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发现原告有滥伐林木行为。经查原告从2019年8月底开始，在未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并未领取《林业采伐许可证》情况下，雇请他人砍伐***屋社鬼水塘的林木。经广东森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对涉案现场进行技术鉴定并出具使用林地和砍伐林木现场调查报告书GDSK（2019）0**号，现场分为5区，其中原告砍伐1区。面值593平方米(0.8895亩），现场砍伐林木蓄积0.2715立方米，可出规格材0.1222立方米，小规格材0.0520立方米。其中马尾松1株，蓄积量0.0540立方米，可出规格材0.0347立方米，小规格材0.0045立方米；砍伐软阔18株，蓄积量0.2175立方米，可出规格材0.0875立方米，小规格材0.0475立方米，林种为水源涵养林。经广州市增城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林木价值为114元。后又经被告执法人员查明，涉案土地一直为林地，并且为生态公益林，属广州市增城区******星合作社（下称：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庭审查明原告涉案房屋是原告唯一住房，村委及增城区街道办均同意原告在本村涉案土地上重建，但原告的重建过程中未向林业部门报批。被告认为原告的毁林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违法行为。被告于2019年11月29日，向原告送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补种林木通知书》，责令原告在2020年3月1日之前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即19株*5＝95株，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的罚款即228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按上述《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补种林木通知书》要求恢复林地并补种树木96株，但原告对该《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项罚款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行政处罚纠纷案件，庭审中当事人对被告的行政职权及程序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的罚款228元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本案中，原告未向国家林业管理机关申报林木采伐审批手续，未经国家林业管理机关擅自砍伐林木，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构成违法。原告称其房屋因工程建设被政府征收而易地重建行为应属政府和村委同意，且不知涉案地块为林地，不构成违法，即使违法也应由政府和村委共同承责，但其无证据证明办事处和村委同意、批准其毁林行为,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地块是荒地而不是林地，况且原告提及的办事处和村委均无权审批林木砍伐事宜，故原告之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滥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木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3倍的罚款”。广东森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GDSK（2019）064号调查报告书载明涉案毁林不足1立方米，广州市增城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林木价值为114元。被告根据上述条例条文、调查报告、价格认证，对原告“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的罚款228元的行政处罚”,合法有据，并无不妥。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增安罚决字[2019]第25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项“并处滥罚林木价值2倍的罚款。即114元×2=228元”之诉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冯昭华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冯昭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我方并非擅自行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村委和街道办知晓事实，案发前无人知晓涉案土地的种类。（一）一审判决第五页、第六页查明我方重建未向林业部门报批，没有证据证明村委和办事处同意、批准我方毁林行为，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地块是荒地而不是林地。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我方在涉案土地上重建是经过村委和街道办同意的；《冯某笔录》证明我方配合政府拆除了唯一住房，因村里没有没有宅基地，只能找到自己承包的荒地，街道办的国土工作人员到现场看过并同意我方在此建房；江某的《询问笔录》说明村委负责人和我方一起到涉案土地定位选址，其电脑中涉案土地也分不清地类，故大家认定为园地；《村委书记郑某笔录》证明我方重建是经过政府工作人员江某同意的，其没有告知建房需要审批规划手续。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增江街道办关于请求酌情处理**村村民私挖林地案件的函》《关于**村鬼水塘山体开挖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我方并非擅自、非法开挖山地，村委和街道办完全知情。（二）无人知晓案发前涉案土地是园地、林地或荒山。《承包荒山合同》中发包人告知我方涉案土地是荒山；江某的《询问笔录》中其电脑上涉案土地也分不清地类。二、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与被上诉人的证据均证明村委、政府知晓全部事实。《原告冯昭华与五村村书记通话录音》《原告与增江街领导邹某在其办公室的对话》证明村委和街道办同意我方在涉案土地上重建；《2019年12月17日听证会上的录音》报案人在听证会中说其巡查发现后上报领导，领导同增江街道办沟通后才知道我方是拆迁户，证明街道办和其他部门均知晓此事。此外，冯某、村书记郑某的笔录、情况说明和对话、通话录音等均证明我方重建选址是经过街道办领导和村委表态同意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告知村委和我方建房需要审批规划手续。综上，我方是在村委和街道办的指引下进行的行为，如果因此违法，那么应由我方和增江街道办、**村委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且街道办和村委应承担主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711号《行政判决书》并支持我方一审诉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砍伐林木的行为是否违法。上诉人自2019年8月底开始，未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且未领取《林业采伐许可证》，雇请他人砍伐广州市增城区*****屋社鬼水塘林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其经过村委会、街道办等部门同意在鬼水塘地块建房，政府部门未告知上诉人建房需要审批手续，并且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上诉人都不知晓鬼水塘地块的土地地类，因此其为建房而砍伐林木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违法。对此，首先，国土所工作人员江某的《询问笔录》记载其在上诉人进行建房选址时经电脑查询鬼水塘属于林地或园地，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资源保护管理科于2019年10月24日出具的《证明》亦认定涉案鬼水塘地块属于林业用地，而**冯屋村与上诉人及冯某1、冯某2签订的《承包荒山合同》并未认定该地块地类，且不能以民事合同名称来区分土地用地类别；其次，房屋建设审批与查处违法采伐林木行为系不同的职权，村委会、街道办等部门同意上诉人建房并不等同于许可上诉人砍伐林木；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规定，有权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行政机关应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街道办并无许可上诉人砍伐林木的职权。因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查明相关事实并经过委托鉴定及价格认定，作出《林业行政处罚现行告知书》，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最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冯昭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戈审 判 员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悠铮书 记 员  黄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