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7102行初889号 原告孟美丽，女，汉族。委托代理人胡永亮，陕西省富平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龙首北路西段**。法定代表人王静，局长。委托代理人郝占辉，陕西鸿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法定代表人闫东正，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马海利，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孟美丽诉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于2020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孟美丽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永亮，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马海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本院合法传唤，仅委托代理人郝占辉到庭参加诉讼，工作人员并未出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孟美丽诉称, 原告的丈夫闫向东生前系西安星科通风机械工程公司职工，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东正是闫向东的亲兄长。2018年间，闫东正邀请闫向东去其公司工作，承诺月薪5000元，具体工作为公司管理负责人，负责车间生产安全，公司院内安全，装卸车，忙时在车间工作，有时负责做饭，总之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因此每月比公司生产人员多拿工资2000多元。2018年11月22日，闫向东下午六时许去车间检查安全时发现气阀门未关，在关闭气阀门时突然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发生事故后，公司既未向公安机关报警，又未向西安市未央区安检部门报案，而是匆匆与孟美丽签订了一份所谓“补偿协议书”后，在暂时稳定了申请人等人的情绪后，便匆匆地将闫向东掩埋，埋葬过程未让孟美丽参加。事后原告向未央区工伤认定委员会申请认定闫向东为视同工伤，2019年8月19日西安市未央区工伤认定委员会作出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原告在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了(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该(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一、被告所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71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之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故应予撤销。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了(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依据不足，程序违法。”故“撤销被告2019年8月19日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时“责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孟美丽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在庭审中辩称：“……经查，闫向东系该单位车间管理”，提供的证据为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0528民初337号，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六村堡派出所闫向东非正常死亡卷询问笔录，通过证人白小江、杨新海、闫夏晨的证人证言作出的“2018年11月22日傍晚，闫向东下班吃过饭后，在公司院内散步时突发疾病倒地”的结论。而被告本次所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仍然依据是以上三人谈话笔录，属71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而作出的认定，该认定显属违法，应予撤销。二、被告所作决定，采用了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规避了与本案双方无关系的证人证言，且被告将白小江、杨新海、闫夏晨、张红军等四人的内容互相矛盾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隐瞒了事实真相，酿成错误认定。张红军证明在场共有四人：即闫夏晨、“老闫”即闫亮亮和另外一个工人及张红军四人，根本没有白小江或杨新海。白、杨二人的证言与张红军不符。张红军证明“闫向东倒在厂房的地上”而非院子。被告采信了与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闫夏晨(系公司法人闫东正的儿子)和白小江、杨新海(公司的工人)的证言，在本次决定作出时，未从具有证明效力的张红军处调查，而且无视与本案当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张红军的证人证言的做法，显存偏袒之嫌，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三、被告所作出的决定，颠倒了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行政判决书判明：被告“但对涉及工伤认定的关键情节，如劳动关系、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发病及死亡情形等诸多事实认定不清，其作出相关认定的依据不足。”可是被告却无视生效的法律裁判，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或者劳动者直系亲属对于是否构成工伤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也置若罔闻，却反复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致错案必然发生。闫向东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东正之邀而前往该公司工作，因系严东正之弟，故将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安排、公司安全、做饭、偶尔去车间上班、装车、卸车、送货等全交给其负责，所以给闫向东的工资为5000元，几乎高出其他人工资3000元的一倍。为了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也与闫向东签订了用工合同。可是被告却对公司提供的关键证据不闻不问，对公司的隐瞒行为置之不理，其意包庇公司的举证责任，造成错误认定。公司能出示上班时间表，却不出示考勤表、打卡记录、工资表、工资发凭证，公司恶意隐瞒事实真相，规避举证责任的做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却熟视无睹，其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焉有不错之理。四、闫向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病晕倒，不治身亡的。1、由于闫向东的职责是公司全盘管理人员，2018年11月22日闫向东在正常履行职责，下午吃过晚饭前往车间检查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时，关闭气阀门时晕倒的，属法律上的因工作原因所致。2、闫向东晕倒的地点是车间的地上，张红军的证言清清楚楚，属于法律上的工作地点。3、由于闫向东负责的是公司、车间的安全，每天24小时皆工作吃住在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属闫向东的工作时间。综上所述，闫向东确实应认定为视同工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依法责令被告作出对原告近亲属闫向东认定为视同工伤的决定书；3.依法判令被承担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人社工决[2019]98号；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作出了不认定为工伤的决定。2.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人社工决[2020]28号，闫向东死亡证明；证明本次工伤认定决定和第一次的理由一样，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调查。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证明被告认定程序违法，其作出相关认定的依据不足。4.闫向东死亡医学证明，死亡通知单，第一时间救护资料；证明原告近亲属闫向东在公司死亡的事实。5. 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补偿协议和保证书；证明闫向东之死与公司有利害关系，故以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认可闫向东是公司职工，认可为工伤。6.未央公安分局在调查闫向东死亡一案中制作的询问笔录；7.未央公安分局对证人三人的谈话笔录；8.白小江与原告的谈话笔录。证明原告曾在六村堡派出所报案，调查到证人张红军，发现闫向东倒在车间厂房的地上，闫向东工资4000多，和其他工人工资不同，说明工作岗位不一样，工资按天算，年底一次交齐。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闫向东的工作岗位是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的操作工，工作内容是直管的制作、推配件和装货，与其他两位工友并无不同。原告孟美丽的丈夫闫向东生前的确是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双方虽然没有签到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一点，该公司和原告孟美丽不存在争议。闫向东的工作岗位是操作工，工作内容是直管的制作、推配件和装货，工作性质同厂内另外两个工人白小江、杨新海相同，工作时间和工资数额也同白小江、杨新海一样。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整个厂子的安全管理及工人考勤记录工作均由闫夏晨负责，而不是闫向东。孟美丽在行政起诉状中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闫向东虽然是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东正的亲弟弟，但并不是公司里里外外一把手。而且事发当天，即2018年11月22日下午6时多，已是工人下班休息时间，闫向东也跟往常一样下班休息，吃完晚饭在公司厂房院子里散步溜达，并不是去车间检查安全气阀是否关闭，平时该项工作由闫夏晨负责，而这并不属于闫向东的工作内容。二、被告并未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孟美丽对此条款存在误解。原告孟美丽在诉状中所讲的被告在作出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的观点不成立，这是原告孟美丽对法律规定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从而造成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相抵触的情形。如果生效判决仅仅是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该案事实清楚，被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确认并补充认定了相关事实，充实了作出决定的理由，在此基础上，被告依法作出了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三、白小江、杨新海、闫夏晨、张红军四人的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具有证明力。原告孟美丽在诉状中所陈述的被告在调查过程中只是调查询问了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规避了与本案双方无关的证人证言，并且将白小江、杨新海、闫夏晨、张红军四人陈述相互矛盾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隐瞒了事实真相，酿成错误认定。该节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事发当天，在事发现场的就这四人，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都是事故的知情者和见证者，因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录像可以还原真相，对事故发生经过这四人最有发言权，如果被告不听取他们的陈述和意见，对在现场的情况就无从真实、客观地了解。而其他人的证言都是基于听从这四人所陈述的，都属于传来信息，证明力大打折扣。至于说，四人证言内容个别情节有不一致之处，被告认为该不一致之处，只是描述现场人员人数时的不一致，而不是对事发经过和事故处理表述的不一致，这四人对事发经过和事故处理表述全面、客观，前后一致，不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四、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未颠倒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举证证明闫向东的死亡不属于因工死亡，工作内容只是直管的制作、推配件和装货，不是公司里里外外一把手，每天的工作时间同工友白小江和杨新海。事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调查中，可以进一步证实闫向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情况，作为用人单位，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原告方的证据被告也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调查核实。根据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大于劳动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经过综合分析判断，被告才依法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未颠倒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五、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严格根据《工伤认定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程序合法正当，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节。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受理孟美丽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分别向孟美丽和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对知情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期间要求双方补充证据同时补充调查询问相关人员。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后，依法送达了不予认定决定书，并告知双方如果对决定不服的权利救济途径。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正当，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节。六、闫向东并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病晕倒不治身亡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劳动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二者的界限。闫向东因病去世的确是在与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中并未规定职工只要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任何伤害或者死亡，都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无形当中就加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和成本，也会给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造成无序、滥用。就会给职工带来这样的认识：反正我是用人单位的职工，什么规章制度、安全操作流程、谨慎注意义务啊，我(职工)都可以不用遵守，不管咋样，我受伤或者死亡了，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基金)肯定是要赔偿我。如此以来，就会出现更多的工伤事故，给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基金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一起工伤事故，可能会导致一家用人单位破产倒闭，甚至会带来社会诚信危机，造成信用体系崩溃。劳动期间只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一部分，除了劳动期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还有正常的休息休假时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该条规定为工伤认定定下了总基调，就是职工伤亡应该是在劳动期间内。所以，我们不能宽泛的理解：只要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职工发生的任何伤亡事故，都能够被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闫向东并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不是因工作原因发病晕倒不治身亡的，不应被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为工伤。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正当，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孟美丽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书、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闫向东长安医院门诊病历、死亡医学证明、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注册信息、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0528民初337号、法庭审理笔录、律师所函、授权委托书、律师执照复印件、报警回执单、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六村堡派出所闫向东非正常死亡卷（复印件）、《工伤举证通知书》、邮寄快递单、单位提交的举证材料（情况说明、单位工作时间表）、被告对案件调查笔录、《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第一次对闫向东案件作出认定的过程。证据二：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证明法院撤销被告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结论。证据三：孟美丽（系闫向东之妻）二次认定中重新提交的证据材料（工厂照片、民警询问笔录、孟美丽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证明二次行政案件认定中孟美丽补交的证据材料。证据四：第二次认定调查向单位发放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快递单、单位介绍信、单位提交的证据（情况说明书）、被告对该案件调查的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对案件进行二次调查核实。证据五：《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送达回证的邮寄单。证明被告作出认定结论并送达当事人双方。第三人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述称，被告所做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闫向东不是管理人员，张红军是第二现场出现的，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法律适用准确，并无不当之处。第三人西安星科通风工程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一、二、三、五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三人对被告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被告对原告证据1、2、3、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7.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闫向东死亡地点倒在厂房里面，同时工资多少不意味着岗位有特殊性。第三人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另补充质证意见为闫向东并非单位管理人员，张红军是在第二现场出现。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原提交的证据因来源合法，形式真实有效，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证据四中所做的于2020年3月25日对杨新海、白小江所做的谈话笔录以及2020年4月14日对闫夏晨所做的谈话笔录，因上述人员在笔录内容中关于闫向东的职务的陈述与被告在第一次工伤认定调查过程中于2019年7月4日对法定代表人闫东正所做的谈话笔录中内容矛盾，本院对该三份笔录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被告其余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根据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8民初33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确认事实如下：1.闫向东为被告星科公司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2.2018年11月22日傍晚，闫向东吃过晚饭后，在被告星科公司车间与生活区之间的空地散步。散步过程中，闫向东突发疾病倒地。职工白小江和杨新海发现后，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随机闫向东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往西安市长安医院抢救治疗。西安市长安医院进行抢救30分钟无果，并初步诊断为‘院前死亡’。富平县刘集中心卫生院证明（推断）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本院认为：……2、闫向东与被告星科公司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是形成工伤赔偿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不是只要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一旦发生职工因为疾病死亡，就会必然形成工伤赔偿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劳动期间是不同概念。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包括劳动期间和劳动休息、休假期间。一般而言，劳动期间职工发生疾病死亡，都为工伤；劳动休息、休假期间，发生职工因为疾病死亡，都不为工伤。双方对闫向东因为疾病死亡是否构成工伤，意见对立。此情形之下，认为构成工伤一方，应申请有关行政机关进行工伤认定，从而启动工伤认定程序。认定工伤，是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利，司法部门不能擅自认定，否则则构成司法权侵害行政权。本案三原告在闫向东因为疾病死亡是否构成工伤尚不确定的情形之下，以工伤事由请求撤销涉案协议，并以工伤赔偿标准及项目请求赔偿，显然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故依法应予驳回。”根据西安急救中心出具的120调派记录，闫向东昏迷倒地一事于2018年11月22日18时45分拨打120。根据富平县刘集中心卫生院及富平县公安局刘集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闫向东于2018年11月22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根据长安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闫向东于2018年11月22日死亡，死亡原因为院前死亡，心源性猝死？。根据死亡通知单显示，闫向东入院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19时26分，死亡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19时56分。2019年3月20日，公安局未央分局六村堡派出所对闫东正制作询问笔录：“问：你把事情详细经过讲一下？答：2018年11月22日18时40分许我接到我儿子闫夏晨电话，说他叔叔闫向东突然倒地昏迷不醒……问：当时你弟闫向东昏迷时现场都有谁？答：我儿子闫夏晨和我厂的两个工人（分别是白小江，杨新海。）”2019年3月20日，该派出所向闫夏晨制作询问笔录：“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2018年11月22日18时40分许在南徐村星科风管加工厂（2019年3月7日因拆迁已搬走）院内发生的。问：你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讲一下？答：2018年11月22日18时40分许我当时正办公室休息准备回家，工人杨师傅过来叫我，说我叔闫向东在院子里晕倒了，我就赶紧过去看，发现我叔倒在院子里……当时在你叔闫向东昏倒时，都有谁在现场？答：我、还有白师傅和杨师傅在场。”2019年4月11日，该派出所再次向闫夏晨制作询问笔录：“问：2018年11月22日18时40分许你叔叔闫向东在单位干什么？答：当时应该是吃完晚饭休息时间，我们单位正常是18时下班，下班后直接吃晚饭休息。问：2018年11月22日你单位是否加班？答：没有。问：闫向东那天有没有加班？答：没有加班，那天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加班……问：你叔叔闫向东当时晕倒在你们单位内具体什么地方：我过去时，发现闫向东倒在我们单位库房门外3-4米的处。”2019年4月24日，该派出所对白小江制作询问笔录：“问：你把闫向东当时昏倒的具体情况说说。答：2018年11月22日18时40分许，我吃完饭在洗碗，突然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回头一看，发现闫向东侧身躺在地上，然后我就赶紧叫闫夏晨……问：闫向东在昏倒之前有没有异常情况？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下午干完活，我们一块吃完晚饭都在院子里面溜达，因为要干活，所以我们应该都没有喝酒，我没有发现他没什么异常情况。”同日，该所对杨新海制作询问笔录：“问：你把当时情况讲一下？2018年11月22日18时30分许，我当时吃完晚饭还在食堂玩手机，我听见白小江区院子里喊闫向东晕倒了，我就赶紧跑到院子里去看，看见闫向东倒在院子地上，昏迷不醒，不能说活，接着闫晨夏也来了……问：闫向东晕倒前在干什么？答：没干什么，都是才吃完晚饭。”2019年7月4日，被告向第三人法人闫东正制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问：闫向东发生死亡时间？答：2018年11月22日晚6点40分左右。问：发生事故的地点？答：在南徐寨车间与生活区之间。问：闫向东的岗位？负责场内的车间管理。闫向东的上下班（工作时间）？早上8-12点，下午2-6点。”2019年8月19日，被告作出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闫向东收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3019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对涉及工伤认定的关键情节，如劳动关系，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发病及死亡情形等诸多事实认定不清。其作出相关认定的依据不足，撤销未人社工决【2019】9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被告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20】1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第三人提交关于闫向东受伤情况的书面材料，或认为其不是工伤的证据及材料。在本次工伤认定期间，被告向马海利（第三人财务，和公司法人闫向东是夫妻关系）、杨新海、白小江、闫亮娃制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并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上。本院认为，本案应审查的焦点问题是，闫向东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当从疾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属于日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者特殊情形下合理延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而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通常理解为职工日常履行工作职责所在的岗位或受本单位领导指派其从事工作的岗位。由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本身是对“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扩充，因此对“工作岗位”只能从立法本意出发，按照常理进行判断。本案中闫向东的死亡时间，根据西安急救中心出具的120调派记录可以确定为2018年11月22日18时45分左右，死亡地点根据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8民初337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确定为在第三人车间与生活区之间的空地，那么是否属于工作岗位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工伤的关键。而工作岗位的判断应当根据劳动者具体从事的工作内容本身进行判断，即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如果从事管理岗位，而根据该岗位管理特点，其在单位食宿均是因为工作需要，那么即使处于单位规定的下班时间也不能否认其处于工作岗位，这样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辩称闫向东的工作岗位是操作工，工作内容是直管的制作、推配件和装货，但是根据2019年7月4日，被告向第三人法人闫东正制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显示，闫向东的工作岗位是负责场内的车间管理。因此被告认定的工作岗位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陈述内容不符，属事实认定不清，被告据此作出的涉案【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4月15日作出的未人社工决【202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孟美丽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江  海人民陪审员     张亚莉人民陪审员     邵荣玲   二0二0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卓然    201971028891973312612133197303121521148201982720206182018500020002018112220198192019982019710230192019982020287120197102301920199820198192019986020190528337201811222020287120197102301919500030001201811222324120202823123201971023019456400020181122620202820202820190528337201971023019201787123466202032520204142019742019052833712018112222018112212012030212020181122184512020181122201811222018112219262018112219562019320201811221840201932720181122184020193720181122184020194112018112218401820181122342019424201811221840201811221830201973201811226408122620198192019982019121620197102301920199820203920201202041520202848120201811221845201905283372019732020282020415202028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