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14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流东，男，汉族，1973年8月6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霞，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兴祎，男，汉族，1969年2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寿，广东明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欣，广东明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流东因与被上诉人段兴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流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段兴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段兴祎承担。其事实和理由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不当,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段兴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本案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纠纷系因段兴祎于2016年11月23日向魏流东转账73万元引起的。2019年1月17日，段兴祎曾就该笔转账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1973民初2727号。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判决驳回了段兴祎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生效。如段兴祎对该判决不服，完全可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段兴祎却为本案纠纷“换了一套外衣”重新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而言，本案当事人与(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完全相同，诉讼标的均为段兴祎于2016年11月23日转账的73万元，本案的诉讼请求也否认了前述案件的裁判结果，即两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后诉的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判决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显然构成了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段兴祎的行径更是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诉累。二、已有生效判决认定魏流东无需向段兴祎偿还73万元。(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生效判决第四页第四段载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达成民间借贷的合意；二、被告应否偿还案涉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生效判决认为：“虽然《投资协议书》中约定，公司存续五年内，各发起人不能终止职务及技术服务，终止技术服务或终止职务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所有股份，并且公司无需对其补偿和支付股份金额。但是，在2018年11月12日的股东决议中，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深圳XX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被告以135万元的价款转让公司股权,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案涉款项，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已有(2019)粤1973民初272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魏流东无需向段兴祎返还73万元。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罔顾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2019)粤1973民初2727号生效民事判决，草率的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判令魏流东向段兴祎支付股份款912500元及利息，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不认可生效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段兴祎向魏流东转账73万元的性质认定问题，该争议焦点在(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中已进行了认定，且该判决已生效，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的既判力，一审法院应直接适用，而非作出相反认定；2、一审判决认定魏流东是段兴祎挂名的“显名股东”，是错误的，且与常理不符。首先，魏流东与段兴祎从未就股权挂名事宜达成过合意。从魏流东与段兴祎提交的证据看，截止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时，段兴祎从未向魏流东主张股权挂名一事，反而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魏流东返还诉争的73万元，这也侧面证明了双方从未有股权挂名的合意。其次，段兴祎根本不需要通过魏流东挂名为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股东。段兴祎本身即是XX公司的大股东，其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持股，根本不需要选择会产生争议的方式通过魏流东挂名，这也侧面证明了案涉73万元实际就是段兴祎为履行《投资协议书》而支付的款项,魏流东无需向段兴祎返还，故一审法院认定魏流东是挂名的“显名股东”，与常理不符；3、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魏流东是段兴祎挂名的“显名股东”后，亦未对股权占比、股权转让款等事实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简单粗暴的判定魏流东需向段兴祎支付股份款912500元，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段兴祎支付给魏流东73万元应按照何种标准计算股份占比，占多少比例。如一审法院认定段兴祎支付给魏流东的73万元是魏流东代段兴祎挂名持有的，里面应包含着魏流东的技术投入，则该73万元不应按其他投资额的标准计算股权比例，否则，段兴祎就不需要魏流东代持了，那么应按何种比例计算就无从得知，但一审法院却按其他投资额的标准核算股权比例，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一审法院并未审查魏流东转让股权后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魏流东以135万元转让其所持有的XX公司的股权后，实际收到的税后股权款为1295325元，并非一审法院所述的135万元。第三，一审法院并未审查魏流东在XX公司服务的期限，以及未能服务满五年的原因。一审法院认为魏流东在XX公司服务满五年以前，只是段兴祎的“显名股东”，而非实际的股权所有者，即认为魏流东取得股权是附条件的。但一审法院却未审查魏流东未能在XX公司服务五年的原因是包括段兴祎在内的所有股东协商一致决定的，并非魏流东的主观意愿，是段兴祎刻意阻止该条件的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视为魏流东已服务满五年。第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合理原则”判定魏流东向段兴祎支付股份款912500元，对魏流东不公平，更不合理。（1）一审法院未审查魏流东的服务期限以及未满服务五年的原因，简单的以魏流东未在XX公司服务满五年为由，认定魏流东是段兴祎挂名的“显名股东”，并按一般投资的标准计算占股比例，对魏流东不公；（2）一审法院未审查魏流东每月领取工资的标准远低于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就得出魏流东不仅领取了工资，还能获得段兴祎的股权转让款的结论，对魏流东不公。由此可见，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合理原则”恰恰作出了对魏流东不公平的判决。最后，一审法院未从善意的角度审查段兴祎的意图，是错误的。魏流东转让XX公司股权的背景是XX公司成立之初，急需技术人才，段兴祎与案外人刘某便与包括魏流东在内的三位技术人员合作投资设立XX公司。在XX公司步入正轨、逐渐盈利时，三名技术股东在XX公司凸显的作用减弱，此阶段的XX公司更需要资金支持，两大股东便不再重视三位技术股东，并希望三位股东退出XX公司，在此背景下将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协议亦可看出上述背景(案外人刘某宁愿多花一倍的价钱受让案外人赵某的股权)。纵观段兴祎从签订《投资协议书》到股权转让，再到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魏流东，最后到本案。如果段兴祎是善意的，则在本案起诉前，尤其是在合作之初及此后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均可向魏流东表明股权挂名一事，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或另行签订协议明确约定。但事实上，段兴祎却在XX公司步入正轨，成功将三位技术股东挤出XX公司后，跟三位技术股东“秋后算账”，先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三位技术股东，败诉后“换上一套外衣”再提起本案诉讼。很显然，段兴祎从来都不是善意的，且整个过程多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一审法院却对段兴祎不诚信的主张偏听偏信，进而支持了段兴祎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四、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2019年3月13日,魏流东曾以XX公司提出与魏流东解除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2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粤03民终21937号民事判决，判令XX公司向魏流东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上述新证据足以证明魏流东未能在XX公司服务满五年，是因包括段兴祎在内的所有股东一致决议，并经XX公司发出《协商离职证明》决定的，并非申请人主观意愿，是段兴祎刻意阻止魏流东服务满五年的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应视为魏流东服务满五年的条件已成就。一审法院认定魏流东在XX公司服务满5年前只是挂名的“显名股东”，是错误的，以此来判决魏流东向段兴祎返还股权款更是错误的。段兴祎辩称：一、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首先，本案的案由系股权转让纠纷，而（2019)粤1973民初2727号一案的案由系民间借贷纠纷，两者不同；第二，两案诉讼请求不同，本案诉讼请求是要求魏流东支付段兴祎股份款，而非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若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相同，则不构成重复起诉。二、本案与（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案由不同，不能简单套用该判决认定的观点及理论。首先，法院认定（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因此认定魏流东无需向段兴祎返还73万元。但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段兴祎诉请魏流东返还股权投资款，两案参照的法律依据不同。而且，2727号案件判决推定的事实是基于民间借贷及相应举证，不能简单套用到本案；其次，即使段兴祎同意魏流东以135万元的价款转让公司股权给刘某，也不代表放弃追偿技术款垫资及收益，段兴祎未明确表示将73万元股权赠予魏流东，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将这笔巨款白送给魏流东。三、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魏流东向XX公司投资的108万元中包含段兴祎以技术股名义向魏流东转账的73万元以及魏流东自己投入的35万元，魏流东对此没有异议。而一审判决认定的股份投资款912500元可以有两种计算方式：（1)段兴祎出资的73万元占魏流东名义出资108万元的百分比，即73万元÷108万元×100%，再乘以总转让款135万元，即得出段兴祎应当获得的股份转让款为912500元；（2)135万元÷108万元=1.25倍（即魏流东名义总出资108万，在股份转让后获得135万元，即增值1.25倍），再乘以73万元，为912500元。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均得出相同的计算结果。一审开庭时魏流东对此计算没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的数额无误；其次，对于魏流东提到的交税问题，在庭审中其未对此举证，也未提出该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至于魏流东主张其退出XX公司的原因。一审庭审中，魏流东并未对其退出公司的原因进行陈述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魏流东与XX公司的劳资案件与本案无关，况且该劳动纠纷也未认定为非法解雇（如果是非法解雇就是双倍赔偿金了），而是认定魏流东要求离职、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故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魏流东坚持要退出股份，故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事实，依照协议，魏流东没有在公司服务五年，也就不能获得技术股份或代持股份。从结果来看，魏流东作为股东，既有工资又有股份增值，还有经济补偿金，额外又想免费获得段兴祎的73万元和股利，而段兴祎作为股东，不仅没有工资，还要无偿给付73万元给魏流东，这样显然严重不公平。一审认定魏流东应依据《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的规定服务满5年，否则无法取得相应的股份，这样的认定是非常正确的。段兴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魏流东立即支付段兴祎股份款912500元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魏流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4月19日，段兴祎（甲方）、魏流东（丁方）及案外人刘某（乙方）、赵某（丙方）、李某（戊方）签订一份《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约定合股投资经营XX公司。协议约定总投资1500万元，实际注册资金1250万元，其中甲方以现金出资600万元，占40%的股份比例；乙方以现金出资450万元，占30%的股份比例；丙方以现金出资95万元，技术折合现金100万元，占13%的股份比例；丁方以现金出资80万元，技术折合现金100万元，占12%的股份比例；戊方以现金出资25万元，技术折合现金50万元，占5%的股份比例。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公司存续五年期间，各发起人不能终止职务及技术服务（除生病住院及死亡外），终止技术服务或终止职务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所有股份，且公司无需对其补偿。任职期间，丙、丁、戊三方因为技术入股，任何一方不得消极怠工，如果因为个人不负责任导致影响公司产品研发进度，或影响生产进度，或引起品质重大事故，经董事会劝说无效后，董事会有权决议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剥夺其技术股份和职务，公司无需对其补偿和支付股份的金额。协议第二条第7款约定，全体股东应严格按照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资金注入，未能按期出资的股东则按比例减少其所持股份并根据出资金额重新计算各股东股份比例。2015年5月18日，XX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段兴祎与魏流东及案外人刘某、赵某、李某。各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均为2015年5月18日，认缴出资方式、实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等信息不同，具体如下：赵某认缴出资162.5万元，实缴出资150万元；李某认缴出资62.5万元，实缴出资62万元；李某认缴出资62.5万元，实缴出资62万元；段兴祎认缴出资500万元，实缴出资350万元；刘某认缴出资375万元，实缴出资330万元；魏流东认缴出资150万元，实缴出资108万元。2016年11月23日，段兴祎以技术股投资名义向魏流东账户付款73万元，魏流东收到段兴祎该款项后立即投入公司。魏流东也承认该款项是段兴祎给魏流东的投资款。魏流东除将段兴祎所付的73万元投入公司外，自己另外投入了35万元。2017年10月17日、2018年5月11日，魏流东与案外人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登记在魏流东名下的XX公司12%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2018年11月12日，XX公司全体5名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如下：1、一致同意股东赵某将其持有公司13%的股权以人民币2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刘某；2、一致同意股东魏流东将其持有公司12%的股权以人民币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刘某；3、一致同意股东李某将其持有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7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刘某；4、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注：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0万元）。转让前股东依次为刘某、段兴祎、赵某、李某、魏流东，出资额依次为375万元、500万元、162.5万元、62.5万元、150万元，出资比例依次为30%、40%、13%、5%、12%；转让后股东依次为刘某、段兴祎，出资额分别为750万元、500万元，出资比例依次为60%、40%。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制订公司新章程。本公司股东承诺以上内容均真实合法，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另查明，本案段兴祎作为原告，曾将本案魏流东（另案的被告）诉至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请事项为：一、判令魏流东立即返还段兴祎资金73万元；二、判令魏流东承担上述资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魏流东承担。2019年4月3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段兴祎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该案判决书第3页审理查明部分，有如下记载的内容：……庭审中，魏流东对73万元的技术投资款的计算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实际认缴金额1000万元，实际出资额108万元，故魏流东股权占比为10.8%，该108万元包含其应承担的技术股出资250万元（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总技术股出资为250万元）×10.8%=27万元，魏流东的技术股出资100万元，扣除魏流东应承担的技术股出资27万元，其他股东就应承担100万元-27万元=73万元。段兴祎作为股东之一，其应承担的支付给技术股股东份额为250万元×35%（段兴祎的实际股权占比）=875000元，其中的73万元支付给了魏流东，另外145万元支付给了李某。XX公司股东刘某曾将该公司前股东赵某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粤0304民初12255号，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判决书第3页审理查明部分，有如下记载的内容：同日，上述各方（段兴祎、魏流东、刘某、赵某、李某）还另外签署了一份《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段兴祎任董事长，负责公司方向的指引及参与重大项目的决策，盈利前不设立工资；刘某任总经理，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管理，盈利前不设立工资；赵某任研发总监，负责软件研发及研发管理，月薪1万元；魏流东、李某分别任生产总监和品质总监，月薪均为1万元。原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段兴祎于2016年11月23日以技术股投资名义向魏流东转账的73万元性质认定问题。根据2015年4月19日段兴祎、魏流东及案外人刘某、赵某、李某签订的《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段兴祎和刘某只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余三名股东（赵某、李某、魏流东）除了以现金方式出资外，主要的出资方式是用技术折合成股份款出资。虽然在后续的公司设立中出资方式没有体现出技术出资部分，但各方实际操作的方式是段兴祎和刘某以技术股投资名义向其他股东转款，然后再以有技术股出资股东的名义注入公司。在（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中，魏流东对此也进行了说明。根据《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小股东必须服务满一定的年限，否则无法获取相应的股份。本案中，魏流东抗辩主张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取得了股份，段兴祎诉请的股权转让款是魏流东转让自己名下的股份所得。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魏流东转让涉案股权（包括现金出资取得的部分和技术出资取得的部分）时，其中现金出资取得的部分属于有权处分，技术出资取得的部分虽然此时登记在魏流东名下，但前提是魏流东需在XX公司服务满5年，在条件成就前魏流东只是挂名的“显名股东”，并非实际的股权所有者。魏流东处分相关部分的技术股股权时，因其并非实际的所有人，可能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如果事前得到了许可，则为有权处分；如果事后得到了追认，无权处分行为则转化为有权处分行为。但无论如何，由于处分人（即挂名的权利人）并非实际的股权所有者，其最终无权获得相应的转让款。本案中，XX公司全体5名股东于2018年11月12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即对无权转让股权的“显名股东”转让股权形成了新的决议，相应的股权转让行为因此有效，但同意转让股权与代为垫资的股东放弃追偿技术股垫资款及收益属于不同的概念，技术股垫资款及收益仍应属于代为垫资的股东。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在《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中，代为垫资的股东没有明确表示该款属于赠与、购买魏流东的技术等不需要归还的款项。其次，2018年11月12日的《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中，代为垫资的股东虽然同意转让涉案股权，但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追偿技术股垫资款及收益。最后，根据涉案股权系股东之间的转让（段兴祎、赵某、李某将股权转让刘某，各方均为XX公司的股东）及转让价格较原始出资有溢价等事实，XX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转让价款真实可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魏流东在XX公司成立至转让股权退出期间共计为两年半，魏流东在此期间除了每月领取工资外，还可能获取段兴祎诉请的股权转让款912500元，其代价就是段兴祎代为垫付的73万元不予偿还，同时，段兴祎在XX公司盈利前不领取工资，即一方获取超额收益的代价是另外一方的利益受损。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该结论亦明显不公。综上，对魏流东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对段兴祎的诉请予以支持。利息以912500元为基数分段计算，其中自起诉之日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魏流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段兴祎支付股份款912500元及利息（利息以912500元为计算基数分段计算，其中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63元，由魏流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起诉讼事项而言，段兴祎曾于2019年1月在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魏流东返还其资金73万元及逾期利息，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XX公司成立过程中其向魏流东转款73万元，用于各股东约定的魏流东一方的技术股投资，但后来魏流东在任职未满约定五年的情况下离职，并与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将其所持的XX公司12%的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了刘某，故魏流东应返还其当初提供的73万元，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支付利息。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无论是从上述款项的形成过程、《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还是从股东会决议同意魏流东转让股权及其具体转让过程分析，双方既不存在借款合意，也不存在返还的事实依据，故判决驳回了段兴祎的诉讼请求。而本案段兴祎的诉讼请求是魏流东返还其股份款912500元及利息，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依然是其在XX公司成立过程中以技术股的名义向魏流东转款73万元及后来魏流东离职并将其所持XX公司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刘某的事实，只是增加了股权转让时的溢价部分。由此可见，本案与前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当事人完全相同，均为段兴祎和魏流东；诉讼标的相同，均为双方在XX公司成立过程中因技术股出资问题引起的款项返还纠纷，实质上属于股东之间的出资款分担关系，系无名协议纠纷，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和原审法院虽将案由分别表述为民间借贷纠纷和股权转让纠纷，但对照段兴祎两起案件的起诉状，均未明确其请求权基础是借贷或是股权转让，尤其对本案而言，段兴祎并非魏流东转让股权的相对方，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根本不存在股权转让纠纷的前提和基础，故不能以上述案由为据认定两案诉讼标的不同；两案的诉讼请求亦相同，均为要求魏流东返还段兴祎的转款73万元及其孳息部分，虽然标的额不完全相等，但本案只是增加了股权转让后所付款项的溢价部分。另外，本案的诉讼请求也实质上否定了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2019）粤1973民初2727号案件所作的裁判结果。从该院的裁判理由可以看出，该院是从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和返还没有事实基础即《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及股东决议同意魏流东转让股权两个方面认定段兴祎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并判决驳回的，而非单纯以借贷关系不成立而驳回段兴祎的诉讼请求，因此，段兴祎再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魏流东返还73万元及其溢价和利息，明显否定了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综上所述，段兴祎提起本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重复起诉，原审法院受理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62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段兴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463元，退还段兴祎；魏流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463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慈  云  西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王  丹  妮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