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7101行赔初16号原告薛东旭，男，汉族，1978年9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方城县。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刘艳伟,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常燕瑀,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平路。负责人史一，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张彦峰，该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伟，该所工作人员。第三人刘峦，女，汉族，1979年2月25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原告薛东旭不服被告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郑州车管所）所作车辆转移登记行为，并要求赔偿损失，于2020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月12日对原告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分别予以立案受理，并合并审理，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郑州车管所、第三人刘峦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相关法律文书无法送达第三人刘峦，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刘峦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东旭的委托代理人刘艳伟、常燕瑀，被告郑州市公安局车管所的委托代理人张彦峰、刘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月3日，被告郑州车管所为第三人刘峦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号牌号码为豫Ａ×××**。原告薛东旭诉称，2013年，原告出资购买本田奥德赛牌汽车一辆，价款23万余元，车辆识别代码LHGRB3850D8013766，发动机号码为1213773，2013年5月2日，原告于被告处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登记于第三人刘峦名下。2019年9月30日，该车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车牌号变更为豫Ａ×××**。2020年1月3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为第三人刘峦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机动车过户登记给第三人刘峦。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机动车变更登记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未尽到审查义务，程序违法，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按照该机动车现市值计算）。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驶证两个，证明2019年9月30日，该车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车牌号码变更为豫Ａ×××**，2020年1月3日，该车被第三人刘峦转移登记至其名下。2.违章信息查询记录，证明车辆原本登记在原告名下，由原告进行车辆违章处理。3.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1月3日，原告要求第三人刘峦将车辆归还，但遭到拒绝，第三人刘峦在原告不知情、不在场且未提供身份证原件以及授权手续的情况下将车辆转移至其名下。被告郑州车管所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规定，第三人刘峦在二手车市场交易后，取得了涉案车辆所有权，作为现机动车所有人有向郑州车管所提出车辆转移登记的权利。郑州车管所为第三人刘峦办理车辆转移登记并不需要原告薛东旭的委托手续及身份证明。郑州车管所具有依法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的行政职责，为第三人刘峦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本案被诉车辆转移登记仅是物权公示效力，实际上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完成交易并交付时已经转移给了刘峦。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原告所称车辆的交易及过户其并不知情，也未经其授权，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也应当由无权处分人以及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可依法对涉案无权处分人以及办理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主张权力。综上，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1.机动车档案一册（豫Ａ×××**转移登记档案），包含有第一页被委托人蔡璐豪填写的转移登记申请表、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55条，《行政许可法》31条，在申请表上打印了机动车所有人及代理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性负责，被告向申请人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第二页被委托人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原件，编号4180027400543证明被告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19条第4项审查了现机动车所有人刘峦提交的证明凭证，被告履行了审查的义务。第三页被委托人提交了现机动车所有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授权委托书，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54条，履行了法定职责。第四页被委托人提交了郑州恒鑫二手车交易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全国统一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移登记联，发票写明了车辆购买方是刘峦，卖方是原告，从发票可以看出郑州恒鑫二手车交易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依据《二手车流通办法》15条履行了职责，确认了卖方薛东旭的身份证明，车辆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识别代号等均与实车一致，向买方开具了发票，允许买方办理转移登记，买方在取得该发票时证明买卖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刘峦是涉案车辆现机动车所有人，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8/19条将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信息与注册登记车辆信息比对结果一致，被告履行了审查职责。第5页机动车查验记录表，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9条履行了审查职责，被告提交的该档案完整记录了涉案车辆办理转移登记的过程，依据《行政许可法》34条规定，现机动车所有人刘峦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因此被告为其办理转移登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法定职责。2.涉案车辆业务电子档案两张，显示：原告于2019年6月13日取得机动车所有权后到被告处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8/19条履行职责为原告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2020年1月3日刘峦取得机动车所有权后到被告处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8/19条履行职责，为刘峦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证明被告对同一种类机动车业务的办理是依据相同的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对原告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刘峦办理转移登记要求提交的资料种类及要求一致，标准统一，但原告是以双重标准要求被告对同一种类机动车业务进行审查，原告要求无法律依据。3.影像化资料（第三人刘峦，委托代理人蔡璐豪身份证明），2018年9月1日公安部推出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管理措施，身份证明免于复印，身份证明提交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的登记系统实行影像采集，证明被告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9条依法审查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8条、《机动车登记规定》（124号令）2条、18条、19条、54条、55条、64条、《二手机动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31条、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7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发票真实性有异议，该交易未真实发生，被告作出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无事实基础。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7条，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的应当提供当事人身份证明、机动车转移凭证，该档案缺少机动车原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转移证明如交易合同。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缺少原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及委托手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刘峦行驶证是被告依据法律规定为刘峦办理，转移登记合法，薛东旭行驶证在被告为刘峦办理转移登记时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19条4项，证明被告审查了该机动车行驶证。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先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3日，第三人刘峦委托蔡璐豪到郑州车管所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品牌型号：奥德赛牌HG6481BBAN，车辆识别代号：LHGRB3850D8013766），所持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移登记联、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为薛东旭的机动车行驶证、委托人刘峦、被委托人蔡璐豪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郑州车管所根据上述材料为其办理了机动车转移登记（车牌号为豫Ａ×××**）。原告薛东旭不服，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并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的赔偿请求需以撤销被告郑州车管所对案涉车辆的转移登记行为为前提。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案涉车辆转移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经本院（2020）豫7101行初94号案件判决予以驳回。故原告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东旭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梁智海审 判 员  刘洋洋审 判 员  李华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赵一代理书记员  侯俊峰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