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9091号原告：卢美玲，女，1963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卢远志，男，196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晖，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远和，男，195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敬杰，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美玲、卢远志诉被告卢远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美玲、卢远志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晖，被告卢远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敬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分配xxx路xxx号商铺在承包经营期间（从2016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19日）的租金收益共计332472元（第一年120000元，第二年126000元，第三年135000元，已扣除每月1348元），即向两原告各支付110824元；2、判令被告将东华西路102商铺交给原告卢美玲经营；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卢美玲自2019年4月起至2019年9月由卢美玲代付的租金每月1348元，共6个月，共计8088元。事实和理由：涉讼商铺为广东省某某厅安置的回迁房，约定由原告卢美玲向广东省某某厅承租并签订租赁协议。根据卢美玲、卢远志、被告卢远和三方于2012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1、承租人卢美玲；2、铺面经营所有利润除去（租金及父母的一切费用）之后卢美玲、卢远志、卢远和各占33%纯利润；3、每月30号前由卢美玲负责划进各人账号；5、xxx路xxx号地下居住与经营合为一体。”由此可见，三方签订协议时的默认意思表示为涉讼商铺对外承租、利润分配均为卢美玲负责，所以商铺的承租、经营、租金的支付与收取等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由卢美玲对外行使该权利。2016年10月，卢远和以自己的名义将涉讼商铺租赁给梁春霞使用并签订了《商铺承包合同》，该合同被告卢远和已在（2017）粤0104民初5404号判决中予以确认。其中约定了：商铺位于广州市xxx路xxx号地下，承包期限从2016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19日止，每月承包金10000元／月（每年5%递增），收款账户为卢远和个人账户。截至2019年9月16日，卢远和应收到的租金为369750元。按照《协议书》约定，卢远和应当将租金收益清算后的份额（因父母均已过世，扣除费用仅为支付给广东省某某厅的租金每月1348元，故实际清算金额为322570元）支付给卢美玲及卢远志，即每人33%，即每人107523元。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对原告诉请的金额问题，实际上梁春霞单方违约，没有支付2019年4月20日后的6个月租金，少支付67500元，实际只按合同支付了2年6个月的租金。一、两原告均不享有涉讼商铺使用权和收益权，涉讼商铺实际上是被告在拆迁前某某发廊商铺经营的延续，两原告对某某发廊没有任何实际投入，不能以居住回迁的使用权来主张被告商铺的收益分配。二、由于广东省某某厅在拆迁过程中，将某某发廊的商铺于包括两原告在内的户内人员居住回迁统一放在涉讼商铺中安置，因此造成被告多年的商铺经营，受到原告多方侵扰，而原被告近年来在与某某厅签署的文件，实际上均是通过由被告授权原告卢美玲作为与某某厅代理接收文件，且一般以三年为有效期，至原告卢美玲多次滥用诉权的方式多次提起对被告关于涉讼商铺的诉讼，被告在2018年开始已拒绝签署授权处理，因此原告卢美玲作为被授权人根本无法办理涉讼商铺的租赁授权，也就是说在没有得到被告同意和书面授权前，原告卢美玲不可能仅凭自己名义与某某厅签署租赁文件，办理租赁手续，因此原告卢美玲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承租人，因此原告的第二诉讼请求要求单独将商铺交还给原告卢美玲无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于返还代付租金，我方认为原告的确代我交2019年4月-9月的租金8088元，在2000年1月-2005年底由我经营，但实际上我做到2005年5月交付到原告卢美玲，当时原告卢美玲经济不好，向我申请拿到店铺，我方认为提前拿到的商铺收益可抵扣代租金8088元。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8日，本院就卢美玲诉梁春霞、卢远和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0104民初22933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原广州市xxx路xxx号首层房屋原承租人为卢远和及卢美玲的父亲卢某某，姚某某是卢远和及卢美玲的母亲。1987年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经批准征用上述房屋所在地段兴建综合楼。同年8月1日，卢远和作为xxx路xxx号地下某某发廊的代表（乙方，下同）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甲方，下同）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甲方经批准征用东华西路94-112号地段兴建综合大楼，xxx路xxx号地下某某发廊属征地范围内；某某发廊暂停营业三年期间，甲方自愿赔偿某某发廊利润损失等等合共25000元；如综合大楼在三年期内不能给某某发廊回迁原东华西路马路面西边，影响乙方重新营业，甲方自愿按每天53元赔偿乙方延期损失等。同月5日，卢远志（注：姚某某儿子之一）作为姚某某（乙方，下同）的代理人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甲方，下同）签订《征地拆迁安置合同》（已办理公证手续），约定甲方征拆xxx路xxx号地下22平方米（实用面积）和阁楼面积22平方米；甲方在新楼建成后安排乙方回迁两套单元（一套：居住面积22平方米，安排在地下，原东华西路马路面地段靠商场旁边西边作为营业地点；另一套安排在8楼后座）；乙方回迁属租住户，按公房规定办理公房租赁手续，并缴交租金给甲方等。1993年7月9日，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与卢美玲签订《回迁协议书》，订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兴建的综合大楼已落成回迁，原东华西路五常里108号二楼住户现安排在东华西路96号807房、102号地下，经双方查勘，设施完好，同意回迁等。此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与姚某某就上述回迁房屋签订租赁合同。1994年10月广东省某某运输厅曾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厅征用xxx路xxx号地段兴建住宅商用大楼，原108号地下租住户卢远和早已永迁，领了永迁费，故不属我厅安排。特此证明”。2005年7月17日，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甲方）与卢美玲（乙方）就xxx路xxx号首层房屋签订《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甲方同意将该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2005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月租金980元等。该合同约定的租期届满后，卢美玲继续在涉讼房屋经营凉茶店，并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交纳租金。2015年11月18日，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甲方）与卢美玲（乙方）就xxx路xxx号首层房屋再次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月租金1348.38元等。卢美玲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交纳租金。2016年10月12日，梁春霞（乙方）与卢远和（甲方）签订了《商铺承包合同》，其中约定了：铺位于广州市xxx路xxx号地下，承包期限从2016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19日止，乙方应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本合同后，当日内向甲方交纳商铺押金20000元，每月承包金10000元/月等。在该案中，卢远和确认梁春霞已向其缴纳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期间的“承包金”60000元。卢远和于2017年10月9日通过银行向卢美玲转账支付4200元，并称该款为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支付的租金。卢美玲确认收到该款项，但称租金是其另行支付给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同意在该案主张的款项中抵扣4200元。卢远和坚持认为该款项为租金，不需要抵扣。卢远和为了证明卢美玲是代其签订租赁合约，向本院提交了2012年2月27日的《授权书》及2015年9月1日的《暂定缓解书》。《授权书》的内容为：卢远和、卢远志授权卢美玲为东华西102号（原108号地下）承租人。《暂定缓解书》的内容为：因xxx路xxx号铺面问题尚未得到完善解决，现三人决定暂时缓解，为了保证铺面正常营业，暂由卢美玲办理xxx路xxx号铺面作承租人手续，授权人为卢远和、卢远志，承权人为卢美玲。卢美玲表示：卢远和对涉讼房屋本身就没有管理、使用、支配的权利，故该《授权书》没有法律效力。《暂定缓解书》证明卢美玲没有承认卢远和对涉讼房屋享有权利，只是由于当时卢远和经常到涉讼房屋闹事，影响经营，故卢美玲才同意签订缓解书，目的是保证经营，避免卢远和闹事。另查，卢远和曾于2011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继续将广州市xxx路xxx号地下商铺按公房租金标准租予其使用，并与其继续签订租赁合同。本院于2011年4月12日作出（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驳回卢远和的诉讼请求。卢远和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6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已依照其与姚某某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将姚某某户安置回迁至xxx路xxx号首层及96号807房，并与姚某某签订租赁合同，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已经履行合同所约定的回迁安置义务。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并无作出过拒绝将涉讼xxx路xxx号首层房屋出租给姚某某户的意思表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涉讼102号首层房屋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曾由卢远志作经营使用，2000年至2005年期间曾由卢远和作经营使用，2005年至今由卢美玲作经营使用，由此可见，涉讼102号首层房屋由谁使用是由姚某某户（姚某某以及其子女，下同）自行决定的。自2005年7月份起，涉讼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姚某某的女儿卢美玲，姚某某至今未提出异议，卢美玲在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届满后，至今一直使用涉讼102号首层房屋并交租给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广东省某某运输厅没有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与卢美玲之间为不定期租赁关系并无不当。卢远和认为卢美玲是受其委托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签订租赁合同，卢远和对其该主张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卢远和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并没有拒绝出租涉讼102号首层房屋给姚某某户使用的意思表示，该房屋自回迁后一直由姚某某户使用至今，现卢远和要求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将该房屋出租给其个人使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卢美玲及卢颖斯曾于2017年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梁春霞支付占用涉讼商铺期间的租金（自2016年10月20日起至2017年3月19日止，每月按10000元计算）。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5404号民事判决，认为：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3月19日期间，卢美玲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承租了涉讼商铺，并且交纳租金，对涉讼商铺享有合法使用权。卢美玲在庭审中已对卢远和、梁春霞签订的《商铺承包合同》予以认可，故在梁春霞已交纳租金的情况下，要求梁春霞再交纳租金，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卢美玲、卢颖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2017）粤0104民初22933号民事判决中，本院认为：根据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104民初5404号民事判决，卢美玲对涉讼商铺享有合法使用权，卢远和应将其向梁春霞收取的“承包金”60000元交还给卢美玲。由于卢美玲对两人签订的《商铺承包合同》予以认可，故在梁春霞已向卢远和交纳“承包金”的情况下，再要求梁春霞共同承担本案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卢远和转账支付给的4200元是否在本案中抵扣的问题，因卢远和明确表示不需要抵扣，故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卢远和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卢美玲返还广州市xxx路xxx号首层商铺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的“承包金”60000元；二、驳回卢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卢远和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1月17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4908号终审民事判决，其中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期间，卢远和提交工商银行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原件）三份作为证据，拟证明卢远和确实是涉讼商铺的实际承租人，一审判决作出后，卢远和仍然按照每季度一交的方式，分别在2018年1月、4月、7月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以卢美玲名义开办的银行账号缴纳当季度涉讼商铺的租金，涉讼商铺的租约已于2017年年底到期，卢远和没有重新出具新的授权委托书情况下，卢美玲无权签订涉讼商铺的承租合同，卢美玲也不可能拿出2018年开始的商铺租赁合同。卢美玲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审理的是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期间的承包期，与卢远和提交的证据无关；该份证据恰恰证明涉讼商铺承租人是卢美玲，卢美玲享有涉讼商铺的合法使用权；卢美玲是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缴纳租金的唯一主体；从本案一审到目前，卢远和仍非法侵占涉讼商铺，擅自收取梁春霞支付的承包金，因此才存在卢远和向卢美玲支付款项的情况。二审期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发函询问：一、该厅与卢美玲之间的两份《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是该厅以卢美玲作为承租人，还是以卢美玲作为姚某某户的代表与姚某某户签订？如卢美玲并非代表姚某某户与该厅签订合同，那么为何该厅仅与卢美玲签订，而没有与卢远和、卢远志签订？二、在拆迁卢某某承租的原广州市xxx路xxx号首层房屋时，该房屋户籍人数？当时回迁安置的对象是否以拆迁时被拆迁房屋内的户籍人口为准？卢远和、卢远志的户口在拆迁前是否已迁出被拆迁房屋？该厅有无对卢远和、卢远志进行回迁安置？如有，是如何安置的？三、该厅是否了解卢远和、卢美玲签订的《授权书》（见附件）和《暂定缓解书》的相关情况？该厅在与卢美玲签订2015年11月18日《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时有无要求卢美玲出具上述《授权书》（见附件）？如有，那么为何在签订2005年7月17日《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时没有要求卢美玲出具《授权书》？四、1994年10月该厅出具的《证明》所指的“卢远和早已永迁，领了永迁费，故不属我厅安排”，是指卢远和领取了商铺和住宅两部分的永迁费，还是仅指住宅部分的永迁费？该永迁费与1987年8月1日《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停业补偿费用25000元、“按每天53元”计算的“延期损失”是否同一性质或同一笔费用？如不同，1987年8月1日《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费用是否已发放？广东省某某运输厅针对该院上述函件向该院复函，内容如下：经查询相关资料，关于我厅xxx路xxx号首层安置回迁房的历史来由情况如下：1985年，经广州市有关部门批准，我厅征用东华西路五常里地段的地块兴建职工宿舍综合楼，原xxx路xxx号地下属征地范围内。当时，原xxx路xxx号地下承租人为姚某某。原xxx路xxx号地下的格局分为地下及楼阁两部分，面积各22平方米。其中，地下部分当年由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均为姚某某子女)兄妹三人共同经营某某发廊。楼阁由姚某某户作为居住之用。1987年8月1日，卢远和作为原某某发廊的代表与我厅就某某发廊的拆迁补偿事宜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原某某发廊在拆迁期间的停业补偿问题，并约定“双方签定合同后，并付款手续办清后本合同生效，三天内交付我厅拆除”。1987年8月5日，我厅就姚某某户的拆迁安置事宜与姚某某签订《征地拆迁安置合同》（因姚某某不识字由其子卢远志作为代表签署，并经公证）。1993年，我厅按《征地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安置姚某某户回迁新建的xxx路xxx号首层及东华西路96号807房，并按照约定与姚某某作为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经2011年庭审查明：xxx路xxx号首层房屋在1995年至2000年间由户远志作经营使用，2000年至2005年间由卢远和作经营使用。自2005年7月起由于承租人姚某某口头提出因年纪大无法按时督促相关子女履约交租，变更其女卢美玲作承租人，当时，户远和、卢美玲、卢远志兄妹三人均在场同意。2007年6月30日以卢美玲作承租人的《租赁合同》到期，由于卢远和与卢美玲产生矛盾，未经协商单独向我厅提出以他的名义与我厅签订新的租赁合同的要求。我厅认为：xxx路xxx号首层房屋由谁使用应由姚某某户家庭自行决定，我厅若满足卢远和的要求，必然会引起法律诉讼。因此，我厅拒绝其要求，并催促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兄妹三人及其母通过协商解决家庭争端，重新推举新的经营代表与我厅签订新的租赁合同。2011年4月间，卢远和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诉讼，以其作为某某发廊的代表并与我厅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为由，要求我厅与其签订xxx路xxx号首层的租赁合同。卢远和的诉讼请求被驳回。（详见：（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2011年9月间，卢远和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详见：（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11月间，卢远和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姚某某与卢远和的母子关系，卢远和作为某某发廊的代表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等事实，认为回迁的xxx路xxx号首层归谁使用是姚某某户自行决定的事项，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卢远和的再审申请。（详见：（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3331号民事裁定书）因我厅于1987年间征用东华西路五常里地段的地块兴建职工宿舍综合楼，距今已30多年，且当时是委托第三方办理拆迁手续的，很多拆迁资料无从查找，现只能对法院需要了解的几点情况作以下回复：一、我厅根据1987年8月5日与姚某某签订《征地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安置姚某某户回迁新建的xxx路xxx号首层及东华西路96号807房，并与姚某某签订租赁合同。2005年7月起由于承租人姚某某口头提出因年纪大无法按时督促相关子女履约交租，变更其女卢美玲作为xxx路xxx号首层的承租人，当时，卢远和、卢美玲、卢远志兄妹三人均在场同意。2015年11月我厅根据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兄妹三人提供的《暂定缓解书》与卢美玲续签xxx路xxx号首层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因此，卢美玲是代表姚某某户与我厅签订合同的。二、因年代久远，拆迁资料无从查找，我厅对原xxx路xxx号地下房屋当时户籍情况及当时的拆迁政策不清楚。但从姚某某户在1993年回迁至今没有对此有异议可见我厅1987年8月5日与姚某某所签订《征地拆迁安置合同》的安置对象已包含姚某某户符合当时拆迁政策的所有人员。正如法院在（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那样：“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已依照其与姚某某所签订的《征地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将姚某某户安置回迁至xxx路xxx号首层及东华西路96号807房，并与姚某某签订租赁合同，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已经履行合同所约定的回迁安置义务”。三、法院所提到《授权书》及《暂定缓解书》是我厅催促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兄妹三人及其母通过协商解决家庭争端，重新推举新的经营代表与我厅续签新的租赁合同而要求他们提供的。2005年由于xxx路xxx号首层原承租人姚某某口头提出因年纪大无法按时督促相关子女履约交租，变更其女卢美玲作承租人，当时，卢远和、卢美玲、卢远志兄妹三人均在场均同意。2015年11月我厅是根据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兄妹三人提供的《暂定缓解书》与卢美玲续签xxx路xxx号首层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的。四、从卢远和及卢美玲在初审及二审中所反映的事实均可印证卢远和当年确实办理了一间房屋的永迁。我厅1994年10月出具的《证明》指“卢远和早已永迁，领了永迁费，故不属我厅安排”一事所言非虚。鉴于卢远和在庭审中认为当年办理“永迁”只放弃安置居住的房屋，并没有放弃某某发廊安置回迁后的经营使用权；卢美玲只在庭审中提及卢远和当年“永迁”一事；而《证明》只提及卢远和当年办理了“永迁”，也没有具体说明卢远和“永迁”所放弃的是居住或商用房屋的这一情况，我厅提供当时相关资料供参考。（详见附件3：《协定书》、《协议书》）五、从1987年8月1日双方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第3点“双方签订合同后，并付款手续办清后本合同生效，三天内交付我厅拆除”及我厅当时能顺利实施拆除这一事实可证实《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费用已发放”。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在复函后附有以下附件：1.（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3331号民事裁定书；2．《征地拆迁补偿合同》、《征地拆迁安置合同》；3．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于2005年8月22日签订的《协定书》、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于2012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其中《协定书》内容为：经三方协商同意如下：原来居住人员姚某某、卢远志、冯艳容、卢美玲居住权利。地铺使用权人由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如日后个人同意把自己经营权及居住权，归属个人的子女使用。壹式叁份同时生效。《协议书》内容为：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安排回迁xxx路xxx号地下铺面及居住，现协议如下：1.承租人卢美玲。2.铺面经营所有利润除去（租金及父母的一切费用）之后卢美玲、卢远志、卢远和各占百分之三十三纯利润。3.每月30号前由卢美玲负责划进各人账号。4.如特殊情况必须提前知会。5.此协议签订后即生效。6.xxx路xxx号地下居住与经营合为一体。其后有见证人签名，姓名不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卢远和、卢远志分别作为原被拆迁的xxx路xxx号地下商铺及阁楼住户姚某某户的代表，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征地拆迁安置合同》，其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安置姚某某户回迁至东华西路96号807房及102号地下（首层），并与姚某某就回迁房屋签订租赁合同。虽然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分别在2005年、2015年与卢美玲签订两份租赁合同，但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的复函来看，广东省某某运输厅是将卢美玲作为姚某某户的代表与其签订合同。已生效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均曾使用涉讼商铺，该案认定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已履行安置姚某某户回迁的合同义务，涉讼东华西路首层102房由谁使用是由姚某某户自行决定的。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复函所附的《协定书》、《协议书》内容来看，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均作出过共同使用涉讼商铺或平均分配利润的意思表示。因此，本院认定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作为姚某某的子女，对涉讼东华西路首层102房均享有使用权。卢美玲关于卢远和无权私下收取梁春霞租金（承包金）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未对涉讼商铺的经营收益及产生的费用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卢美玲起诉要求卢远和向其返还承包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017）粤0104民初5404号民事判决虽依据卢美玲与广东省某某运输厅签订租赁合同及交租的情况认定卢美玲对涉讼商铺享有合法使用权，但该案审查的是卢美玲是否有权要求梁春霞支付承包金，并无审查卢远和对该商铺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权，对卢远和与卢美玲之间的经营权纠纷并无作出认定，故一审法院以该案判决作出认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卢远和的上诉理由虽不成立，但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卢远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遂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29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卢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7月22日，广东省某某运输厅办公室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位于广州市越秀区xxx路xxx号房屋是我厅的物业，该物业自1993年7月起由我厅用于安置本单位的拆迁户姚某某（户），现由其子女卢远和、卢远志、卢美玲三人共同使用，承租人为卢美玲。新一期租赁相关手续正在协商办理当中。另查明，在2016年10月12日梁春霞（乙方）与卢远和（甲方）签订的《商铺承包合同》中还约定了：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19日，承包金额每月10000元；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19日，承包金额每月10500元；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19日，承包金额每月11250元等。本案诉讼中，两原告称：我方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收到梁春霞2019年4月20日后的6个月租金，我方也不清楚情况。但按照合同约定，梁春霞有两个月的押金在被告手上，如果梁春霞有违约拖欠租金，那么我方可主张梁春霞返还拖欠租金。本院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4908号民事判决，认定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作为姚某某的子女，对涉讼东华西路首层102房均享有使用权。结合卢美玲、卢远和、卢远志于2012年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铺面经营所有利润除去（租金及父母的一切费用）之后卢美玲、卢远志、卢远和各占百分之三十三纯利润”，原告卢美玲、卢远志主张涉讼租金收益扣除每月租金1348元后，由原告卢美玲、卢远志，被告卢远和各分得33%，公平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现无证据证实被告卢远和收取了梁春霞2019年4月20日后的6个月租金共67500元，故本案可分配的租金收益为313500元，扣除相应的三人应承担每月租金1348元后，三人可分配的“纯利润”为273060元，每人分得91020元。同理，原告卢美玲垫付的2019年4月至9月共6个月的应由三人承担的租金8088元，每人承担2696元，即被告卢远和应向原告卢美玲偿付2696元。因上述《协议书》并无约定涉讼房屋由原告卢美玲一人经营使用，且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4908号民事判决认定原、被告三人对涉讼东华西路首层102房均享有使用权，故原告卢美玲要求被告卢远和将涉讼房屋交由其一人经营，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卢远和向原告卢美玲支付91020元，向原告卢远志支付9102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卢远和向原告卢美玲偿付2696元。三、驳回原告卢美玲、卢远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08.40元，由原告卢美玲、卢远志负担1219.43元，被告卢远和负担5188.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邓小斌人民陪审员  李月花人民陪审员  吴国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徐珮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