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7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原山西大医院）。法定代表人：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山西周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某，山西周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1，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3，住山西省太原市。再审申请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原山西大医院，2019年11月19日变更而来）因与被申请人刘某1、李某、张某、刘某2、刘某3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2019）晋01民终3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山西白求恩医院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317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于2018年针对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临床鉴字第518号）及其《回函》以及鉴定人收费、鉴定人出庭等问题，依法向天津市司法局发送《投诉意见书》。2019年5月20日，再审申请人收到《天津市司法局投诉答复书》。但是，《投诉答复书》只是在形式上认定了违规，而没有进一步指出其实体影响问题，是没有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为此，再审申请人依法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对天津市司法局提起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要求被告重新答复。在该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被告天津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9《答辩人（天津市司法局）对两名司法鉴定人的调查笔录》，其中作为本案主要鉴定人张继森的调查笔录明确表示“鉴定中实际咨询了天津胸科医院的两名主任医师，所咨询的医师对咨询问题各自出具了书面的意见，但都没有签名”，与其提供的证据10、11也能相互佐证！该事实违反了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33条第2款“专家提供咨询意见应当签名，并存入鉴定档案”的指令性规定！故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原审采信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形式上违规，实体上缺少规范标准的必要条件，并且其依据的专家意见因没有签名亦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完全是鉴定人个人认识、主观臆断，依法是不能采信的鉴定意见。（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中原告并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刘跃明父母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形，原审法院统统列为被扶养人依据不足。就未成年被扶养人，多计算了1人6年即55212元，加之母亲扶养费不当支持18404元，合计扶养费计算多出73616元。关于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与误工费。原审中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该项损失，并且该项损失应当包括在己经支持的丧葬费中，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主张酌情支持3000元明显属于重复支持。所以，原审损失计算至少认定不当高出76616元，即损失合计应为937544.58元以下；在尚无重新鉴定即过错责任不明确的情形下，结合本案案情，再审申请人认可以“同等原因”及原因力分担损失的后果，及本案赔偿金额不应当超过468772.29元。亦即，不服原审判决支持过高部分291848元。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刘某1、李某、张某、刘某2、刘某3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18年9月21日，经法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津天意[2018]临床鉴字第5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山西大医院对被鉴定人刘跃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被鉴定人刘跃明的死亡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参与度为75%。”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1、被鉴定人刘跃明于2017年11月11日23时因出现胸闷、气紧症状到太原市小店区人民医院就诊，经心电图检查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并于2017年11月12日0点19分到山西大医院急诊就医，心电图检查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killipⅢ级，说明被鉴定人为左主干病变，心功能差，病情严重，应立即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支架植入术（PCI），而急诊抢救病历记载“入院后胸憋症状已缓解，目前不考虑急诊PCI术”，说明被鉴定人在急诊期间具备接受PCI术的条件，而院方没有及时采用有效的治疗措施，被鉴定人失去一次能够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机会。当日2点，被鉴定人转入冠心病监护病房（CCU）后，临床诊疗计划为择期行冠脉造影检查，必要时支架植入术，说明在CCU期间，被鉴定人仍然具备接受PCI术的条件。直到当日6点31分，院方对这样生命危重的患者，又拖延了4个多小时，仍未行冠脉造影检查和支架植入术，致使被鉴定人病情向严重方面发展，院方又以“心衰症状重，喘息不止，端坐位，不能平卧，不宜PCI术”为由，未行PCI术治疗，当被鉴定人出现心源性休克后，院方应及时进行主动脉球囊反搏（IABP），改善冠脉灌注，辅助维持循环，缓解心功能的恶化。这种救治措施完全可以在床旁进行导管置入和相应的操作，而院方则以被鉴定人不具备进行IABP条件为由放弃最后可能挽救被鉴定人生命的治疗措施，致使被鉴定人刘跃明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而死亡。综上分析认为，被鉴定人刘跃明患有急性前壁心肌梗死，病情危重，死亡风险很大，山西大医院应全力抢救，刻不容缓，从2017年11月12日0点15分被鉴定人入院到13点15分院方宣布被鉴定人抢救无效死亡的13个小时内，院方没有尽到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使被鉴定人未能得到能够挽救生命的治疗措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造成被鉴定人死亡的后果，院方医疗上的过错与被鉴定人刘跃明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刘跃明患胸闷、气短到小店区医院就诊，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后，立即送往山西大医院急诊救治，理应得到合理有效的治疗，而山西大医院工作中不负责任，从被鉴定人入院到死亡的13个小时内，未对被鉴定人进行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由于延误治疗导致病情继续向严重方面发展，最终造成被鉴定人死亡的后果，院方治疗上的过错是造成死亡后果的主要原因。被鉴定人刘跃明患急性心肌梗死未得到合理治疗而死亡，属于次要原因。院方诊疗过错参与度（即责任度为75%）。山西大医院收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提出异议，经法院函询，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1月2日回函，回复如下：1、从山西大医院CCU病房监控录像显示，被鉴定人刘跃明在病床的姿势不是不能平卧，或院方所说的“端坐呼吸”，而是在几个不同时间段内都能看到被鉴定人呈仰卧位或侧卧位的画面，院方以被鉴定人不能平卧不进行PCI、IABP，是否在回避应承担的责任。2、山西大医院系省内一流医院，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优越，能对治疗条件不利的病人（如被鉴定人不能平卧）采用有效补救措施，院方可在告知家属病情及手术风险并征得家属同意后行镇静麻醉，有创呼吸机，在IABP保护下，直接行PCI术。院方为掩盖其管理不善，对被鉴定人放置不管不进行有效救治措施而发生死亡后果，推脱应承担的过错责任。3、本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是经国家司法部门审批的合法鉴定机构，具有医疗纠纷鉴定资质和技术水平，本案经人民法院委托，山西大医院不应说三道四。4、被鉴定人入院后做一般常规检查和简单处理，或由于院方较长时间未对被鉴定人采取有效医疗，而出现被鉴定人意识丧失，危急情况下进行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不能说明院方对被鉴定人已采取积极治疗。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均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且鉴定人张继森出庭作证，并接受刘某1、李某、张某、刘某2、刘某3、山西大医院及法庭的询问。所以一、二审法院采信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依此认定再审申请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专家提供咨询意见应当签名，并存入鉴定档案。”而本案主要鉴定人张继森在鉴定中咨询了天津胸科医院的两名主任医师，该两名医师各自出具的书面意见，都没有签名，因此，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采信。本院认为，该两名医师出具的书面意见，没有签名，形式上不规范，但不能依此否认其出具意见的真实性，更不能依此否认《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所以，再审申请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多计算了一个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由于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3000元办理丧葬事宜导致的误工费问题，一、二审法院考虑发生上述费用符合客观实际及法律规定，酌情支持3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山西白求恩医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山西白求恩医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韩德荣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段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