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54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某，住山西省岢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天津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曲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联合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某2，住山西省太原市。再审申请人高某因与被申请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1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王东担任审判长、许文杰主审、赵凯参加合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高某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日作出的（2019）晋09民终1295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在本案二审判决后，高某了解到当年同时给天海公司供应煤炭的王军，也是因为追索煤款与天海公司打了几年官司，一直打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查阅王军的所有判决时，发现他的判决中认定天海公司的很多事实，能证明当年供应煤炭的运费、价格、天海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等等，同时也能证明本案高某与天海公司的往来情况。因此，高某递交新的证据，山西省奇岚县人民法院（2015）岢民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9终740号民事判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72号民事裁定。这些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1.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高某是运费煤款合并结算的，二审法院认定高某只赚取运费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天海公司与高某之间《运费结算单》及《过磅单》，双方均认可在此期间共拉运煤炭16414.52吨、结算运费158627.8元。又根据高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天海付款通知单》可知，曲肖宾作为山西昊东煤炭集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代表公司已向高某支付了3717305.04元煤款。因此二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高某仅赚取运费是错误的，如果仅是赚取运费，曲肖宾为何要向高某支付煤款，而不是直接向鑫宇焦化厂支付煤款，同时曲肖宾本人也承认高某2013年也在赚取煤款，高某还有2014年1月份的煤款确认单，可见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高某是赚取运费和煤款的。2.天海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向高某支付的100万是煤款加运费，不是二审法院认定的不当得利。本案的关键在2014年3月至7月间，双方的货款是否结清。根据天海公司提供的证据，2014年3月至7月间，共拉运煤炭20393.86吨，结算煤款（含运费）4130923.4元，所结算款项既包含煤款也包含运费。但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高某从鑫宇焦化厂进煤最低价190元／吨（不包含运费），最高价220元／吨（不包含运费），每吨煤的运费大约8元至10元左右。若是根据天海公司提供的数据计算，平均每吨煤的煤款和运费共计202.6元，仅比煤款和运费都按最低价计算190+8=198（元），高了4.6元，显然是不合理的。并且2014年3月，天海公司记载供应中煤7736.78吨，3月份共支付五笔款，合计支付煤款及运费1527284元，这样计算下来每吨197元，还低于198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期间，双方并非只交易了一笔，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的交易习惯、付款习惯，一二审法院并没有予以调查和确认，以及高某特别提交的证明煤炭市场中交易价款定价金额的习惯，法院完全未考虑，严重背离市场交易习惯、日常生活经验。因此，天海公司提供的拉运煤炭的总吨数是错误的，并且这些证据是掌握天海公司手中，可以肯定，天海公司没有提供当时的全部过磅单。另外在证据五-5中，天海公司亦自己承认，其提交的2014年3月的磅单数量存在少提供的情形，只不过双方对其少提供磅单数均认可了。但该认可并不代表对后续的计算中，该部分就可忽略。这些均能够表明天海公司主张的基础事实存在矛盾。天海公司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在2019年1月3日，一审的庭前会议中，天海公司的原总经理么世刚和副总经理的证人证言均表示，该100万是煤款，不是借款。一、二审法院对此证言不采信，法院忽略了该两位证人所拥有的身份的特殊性。两位证人是高某与天海公司煤炭买卖发生交易期间的高管，和高某在交易过程中有直接接触，对双方的交易情况最为清楚。同时两位证人是天海公司的原高管，对款项的支出有签字批准的权利，他们均证实争议的款项不是借款，而是煤款，标注借款仅是财务处理手段。证人在法院的监督下作出100万是煤款的事实，这是对天海公司不利的陈述，而法院竟未采纳，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4．天海公司的经营状况分析中记载，天海公司统计：截止2014年7月31日，欠高某的煤款127万余元。如2014年5月份真实存在“借款”，那么在2014年8月份天海公司就不会允许高某拉回部分煤炭顶账。（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本案的关键证据是天海公司应当拿出当时的财务账簿及所有的原始凭证，重新核算一下当时的供煤账务往来，就一目了然了。高某多次向一审、二审法院书面提出调取天海公司的财务账簿，但都被法院拒绝，因此，高某再次申请调取天海公司2014年的财务账簿及原始凭证。（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天海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高某一审、二审不断的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应当按照规定适用诉讼时效抗辩，驳回天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业务往来结束于2014年8月份，天海公司在起诉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向高某主张过此笔款项。这明显与法律对企业的财务要求与普通人的理解严重不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天海公司作为一家公司，每个会计年度均应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核算，那么2014年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在当年的12月31日均应清晰的记录及显示在其当年的财务会计报告中。如果该笔款项属于天海公司对高某的债权，则其在2014年底就应当知晓，而非在2018年才知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显然天海公司主张民事权利的期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在审理中高某提出了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应支持高某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2014年到2018年底，时隔4年之久，再审天海公司才提起诉讼，高某作为自然人不可能像公司一样把相关的票据，凭证保留的完完整整，为将来未知的诉讼做准备，这显然是加重高某的举证责任，且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为二年，2017年民法总则颁布后将诉讼时效改为三年，时效从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若该100万为借款，且当时的天海公司的会计登记的也为借款，应当对公司有提醒的义务，诉讼时效应当从2014年底计算，一二审法院从2018年开始计算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五）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本案一审立案的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被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也是归还借款，其未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也未有庭审记录能够证明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此时，法院应当按起诉时主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竟然超出诉讼请求，以不当得利判罚，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天海公司提交书面意见：（一）高某提交的裁判文书不能推翻原判决。高某提交的天海公司与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裁判文书，不能证明银生与天海公司之间的关系。本案的核心系高某取得的100万元与双方之间的煤款和运费是否结清。高某提交的裁判文书无法证明这一事实。（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问题。（四）原审判决将借款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不属于超出诉讼请求之判决。经查明，涉案100万元请求返还是基于何种权利产生，高某以借款名义领取，高某认为该款系煤款，经查明，天海公司不欠高某煤款及运费。高某取得涉案100万元无合法依据，原审法院将案由借款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高某与天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及运输关系，在煤炭买卖及运输过程中，天海公司通过转账形式交付高某100万元，天海公司财务账簿中记载为借款，高某认为是煤款及运费，双方就此发生争议。（一）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理由。高某提交天海公司与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裁判文书，裁判天海公司付王军煤款1271727元，高某未举证说明该案裁判文书哪些内容可作为新证据，该案的裁判文书中亦未有涉及高某与天海公司煤炭买卖关系的证据及表述，故相关裁判文书不能视为新证据，高某该再审理由不成立。（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理由。高某称当时其购煤价为190元至220元，一二审认为双方结算完毕错误，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天海公司提交的高某供煤数与结款数，与双方2014年3、4月份结算时的价格相当，一、二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认定高某与天海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关系结算完毕，并无不当。高某在询问时主张2014年5月供应天海公司中煤6000余吨，天海公司只给其计算1615.44吨，少计算5000吨左右，价值100万元。高某在一、二审及再审申请书中均未提及该主张，其在一、二审庭审时对2014年5月供煤1615.44吨并未提出异议，且天海公司提交的过磅单可以证明高某2014年5月供煤1615.44吨，且付款凭证确定的付款金额337961.4元与供煤1615.44吨相比较，所得吨煤价格与双方前后交易价格基本相符，可认定供煤数量与结算状况。高某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2014年5月供煤6000余吨，故高某该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高某该再审理由不成立。（三）关于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再审理由。高某认为需调取天海公司的财务账簿，一审庭审中天海公司对相关账簿予以举证质证，不需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且再审询问时天海公司亦将相关财务账簿提交法庭予以核对，故高某该再审理由不成立。（四）天海公司以该100万元为借款提起诉讼。高某认为是煤款，但经审理查明，高某认为该100万元为煤款的理由无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之间未有书面借款合同，高某取得该100万元无合法依据，应予以退还，一、二审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五）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天海公司在财务账簿中记载该100万元为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其提起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如按不当得利计算诉讼时效，天海公司表示其在2018年整理账务时发现该100万元，其随即提起诉讼，亦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某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 东审 判 员 赵 凯审 判 员 许文杰 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华峰书 记 员 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