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鄂行终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吉，男，194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法定代表人郄英才，该市市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中原路**/div> 法定代表人郑德安，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湖北先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洪吉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襄阳市政府）、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襄阳自规局）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6行初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洪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违法强拆；2.判令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承担违法强拆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14日，原襄樊市国土资源局向原襄樊市国营林场、李洪吉作出《告知通知书》，告知对其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拟作出“1、没收国营林场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所得28800元；2、拆除李洪吉在非法转让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3、按非法所得的50%处以国营林场与李洪吉罚款各14400元。”的处罚。该通知书李洪吉于2006年7月20日签收。2006年7月31日，原襄樊市国土资源局对原襄樊市国营林场、李洪吉作出襄土资监字〔2006〕58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与告知通知书中拟作出的处罚情况一致。该处罚决定书李洪吉于2006年8月3日签收。2019年1月24日，襄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襄发〔2019〕4号《关于襄阳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载明，新组建襄阳自规局，不再保留襄阳市国土资源局。2019年11月27日，襄阳自规局向李洪吉作出《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通知书》，该通知载明，李洪吉必须在2019年12月5日前自行拆除其违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如不自行拆除并恢复原状，襄阳自规局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2019年11月30日，襄阳自规局再次向李洪吉作出《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充通知书》，该补充通知载明，为如期完成省政府下达的任务，请李洪吉于2019年12月3日前搬迁完毕，腾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襄阳自规局将于2019年12月4日对李洪吉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组织拆除。2019年12月3日，襄阳自规局向李洪吉发出《通知》，从即日起将对其非法转让、占用的林地上的违章建筑物予以拆除。李洪吉所诉房屋于2019年12月4日被拆除。李洪吉认为拆除行为系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共同实施，对拆除其房屋的行为不服，遂于2020年1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违法强拆并承担违法强拆赔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向李洪吉释明，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襄阳市政府实施了强拆其房屋的行为，将襄阳市政府列为被告系错列被告，且因级别管辖问题，让其另行主张权利，李洪吉予以拒绝。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所有待证事实都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对其所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该行政行为是否由被告实施，显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这属于原告赖以指控行政机关作出了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也属于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实质理由。本案中，李洪吉请求确认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并予赔偿，但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诉房屋系襄阳市政府实施拆除的情况下，襄阳自规局在其答辩状中称，拆除行为系其所为，襄阳市政府未对李洪吉作出过具体行政行为，亦未实施过强制拆除行为，李洪吉将襄阳市政府列为被告错误，针对襄阳自规局提起的诉讼，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且根据襄阳自规局向李洪吉作出的《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通知书》，以及《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充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李洪吉所诉拆除行为系襄阳自规局实施。李洪吉理应以襄阳自规局为被告向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李洪吉仍欲变相提高审级，坚持原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李洪吉请求确认襄阳市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的起诉，应予驳回。至于李洪吉所诉襄阳自规局强拆行为违法并赔偿的主张，应以襄阳自规局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其意图以多列被告，变相提高审级的方式主张权利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李洪吉的起诉。 李洪吉上诉称：李洪吉在原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襄阳市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应当依法确认襄阳自规局、襄阳市政府为李洪吉的共同侵权行政行为人。且襄阳自规局在原审所提供的证据也证明襄阳市政府是强拆具体行政行为的安排指挥者，该局仅为强拆的具体实施履行者。原审认定没有证据证明襄阳市政府参与强拆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据此驳回李洪吉的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6行初13号行政裁定；2.裁定襄阳市政府的被告主体适格，并依法审理。 襄阳市政府答辩称：强拆李洪吉房屋的主体是襄阳自规局，而非襄阳市政府。襄阳市政府只是负责违建房屋清查整治的组织协调工作，并未直接实施强拆李洪吉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洪吉对襄阳市政府的起诉。 襄阳自规局答辩称：对李洪吉作出限期拆除违章建筑物的行政行为是该局作出，拆除行为也是该局实施，襄阳市政府并未对李洪吉作出过任何具体行政行为。李洪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襄阳市政府对其作出过具体行政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洪吉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李洪吉请求确认襄阳市政府、襄阳自规局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并予赔偿，但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诉房屋系襄阳市政府实施拆除。且襄阳自规局答辩称拆除行为系该局所为，襄阳市政府未对李洪吉作出过具体行政行为，亦未实施过强制拆除行为。根据襄阳自规局向李洪吉作出的《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通知书》《关于限期拆除违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充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可知，李洪吉所诉拆除行为系襄阳自规局实施。故李洪吉应以襄阳自规局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李洪吉仍坚持原诉，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洪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   莹 审判员 周   杏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雷禹 书记员 雷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