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24民初2226号原告：范立新，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泽林，男，1939年4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被告：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宁乡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宁乡市城郊街道罗宦社区宁乡大道和三环路交汇处。负责人：李帆，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事雄，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瑶，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宁乡市资福镇红旗村象塘组。法定代表人：袁北平。第三人：宁乡流沙河镇楚腾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宁乡市流沙河镇花林村瓦子组。法定代表人：喻乐阳。原告范立新与被告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宁乡市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丰成合作社）、宁乡流沙河镇楚腾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楚腾合作社）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由审判员颜彦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6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当事人争议大，案件复杂，2020年6月28日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8月2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事雄、潘瑶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丰成合作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楚腾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32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劳动关系的成立。双方的劳动关系从2004年至2018年12月26日连续工作14年，时间、地点、人员的安排，分别为9个阶段：2004年元月至2005年12月在宁乡××××镇长兴村担任培植技术员；2006年度在担任培植技术员；2007年元月至2011年12月在菁华××乡××村担任培植技术员；2012年度在坝塘镇担任培植辅导员组长；2013年度在菁华铺乡担任培植辅导员组长；2014年度在宁乡市坝塘镇担任培植辅导员组长；2015年元月至2016年12月底在宁乡市沙田乡、巷子口镇担任培植辅导员组长；2017年度在宁乡市沙田乡担任培植辅导员组长；2018年元月至2018年12月26日在宁乡市沙田乡担任培植辅导员。二、工资报酬。用人单位在用工的同时未签订书面合同,尚未与劳动者约定工资报酬的多少。每年工资的发放，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违反劳动法第48条、49条、91条，用人单位构成侵权;三、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被告擅自于2018年12月26日解除终止合同关系，没有按劳动者在工作单位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12年。被告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四、不服宁乡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宁劳人仲案字［2019］588号裁决书。综上所述，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工资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用人单位工作。1、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2、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3、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4、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合同。5、其他合理情形。宁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的裁决，靠边站及适用法律极为错误，劳动者范立新从2004年至2018年，在烟草公司宁乡分公司担任烟草技术员调动工作分别9个阶段。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变更调动工作符合以上一款规定，劳动者仍在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据此劳动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原告的诉讼请求给予判决。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2、注册信息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3、宁乡市烟草分公司招聘公告，拟证明原告经过招聘培训上岗，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证据4、2009年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业务委托合同（共4页）、培训通知、培训签到表、培训记录表（3页），拟证明原、被告2009年的劳动关系；证据5、荣誉证书，拟证明2010年至2011年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证据6、2012年菁华铺烟草站工作纪律、2012年菁华铺烟草站片区（乡）年度目标管理要求及奖罚办法（二页），拟证明原、被告2012年的劳动关系；证据7、2014年烟需物资控制外流方案（资福烟草站2013年12月20日制定，共二页），拟证明原、被告2013年的劳动关系；证据8、2014年资福烟草站烟农辅导员花名册二页，拟证明原、被告2014年的劳动关系；证据9、2015年资福站工作纪律（2015年2月27日制定），拟证明2015年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证据10、湖南省宁乡农商银行存折(2页),拟证明原告的工资由被告汇给丰成合作社，在2018年12月26日代发工资后，解除14年的劳动关系；证据11、丰成合作社关于烟农辅导员与合作社的劳动关系说明，拟证明由被告招聘、管理、考核、业务培训、技术承包、工作调动、工资报酬，原告与乡镇烟草专业合作社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被告一方欺诈；证据12、菁华铺站数据管理制度，拟证明原告接受烟草公司管理，是烟草公司的员工；证据13、宁乡流沙河镇楚腾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拟证明法人在签订合同之日不具备法人资格，合作社没有用人资质，超出经营范围，无力承担任何风险；证据14、关于切实加强育苗大棚管理做好防冻防灾的通知，拟证明2011年有直接劳动关系；证据15、宁乡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文件，拟证明2011年公司对辅导员进行考核，证明与辅导员有直接劳动关系；证据16、宁乡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文件，拟证明公司对辅导员进行工作安排，有直接劳动关系；证据17、2014年资福站工作纪律，拟证明2014年与辅导员有直接劳动关系；证据18、长沙市烟草公司宁乡县分公司烟用物资发放实施方案，拟证明公司对辅导员进行工作安排，与辅导员有直接劳动关系；证据19、宁乡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文件，拟证明2015年对辅导员调制阶段的考核，与辅导员有直接劳动关系。被告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证据3，因未提供原件对真实性暂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和举证目的均有异议，被告确实曾经公开招聘过烟农辅导员，并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后来也与其直接建立了劳动关系，但由于上级的要求及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被告先后于2008年与全县的所有烟农辅导员均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将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辅导服务先后承包给当地的烟叶合作社，不再与原烟农辅导员建立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证据4，2009年晒烟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合同的有效期限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只能证明2008年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委托合同，双方系业务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同时双方的业务委托关系已经在2009年解除，培训通知等只能证明2009年4月27日开过一次培训会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举证目的有异议，对原告的表彰只能确认其工作的先进性，表彰行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6，未提供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烟草站进行管理的相关制度，上面并没有针对原告的内容，2012年的会务手册只能证明原告参加了一次会议培训，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该方案只是讨论稿，并未盖章生效。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8，对三性均有异议，一是没有制作单位盖章确认，无法确定真实性和合法性，即使是真实的，对关联性和举证目的均有异议，花名册只能说明原告是某一辖区的一名烟农辅导员，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9，未提交原件，三性均有异议且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没有制作单位的盖章确认，无法得知是谁所制定的，同时该工作纪律的相关规定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该证据未注明资金来源，性质及发放的单位，因此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1对三性和举证目的均有异议，被告已经将所有烤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业务委托给了合作社，双方签订了《业务承包合同》，与合作社建立业务承包关系，且被告按合同约定将承包费支付给了合作社，与烟农辅导员没有建立任何关系。同时合作社与烟农辅导员签订《业务委托合同》，与烟农辅导员发生业务关系，其业务委托报酬也由合作社支付，与被告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或劳务关系。证据12、真实性需要核对，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宁乡流沙河强胜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时间为2016年，2018年1月变更为宁乡流沙河镇楚腾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名称变更并不影响合作社主体资质。同时，2018年原告与合作社签订业务委托合同时，合作社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证据14、因未提供原件，所以对真实性暂不予认可，同时对关联性和举证目的均有异议，当时全市还没有成立合作社，所以，被告与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务外包关系，由劳务公司与辅导员签订劳务协议，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证据15、16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文件实施的对象是各乡镇烟办和烟草站，是通知规范各乡镇烟办及烟草站做好相关工作。对辅导员进行考核并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因此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7，未提交原件，三性均有异议且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没有制作单位的盖章确认，无法得知是谁所制定的，同时该工作纪律的相关规定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18，三性均有异议，该方案并未盖章生效，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19，三性均有异议，该文件只是烟草公司向乡镇烟办、烟草站发放的文件，是烟草公司与各烟办、烟草站之间业务联系及工作要求，与辅导员无关，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丰成合作社对关联性有异议，与丰成合作社无关。第三人楚腾合作社对证据1至证据12与合作社无关，证据13至证据19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宁乡市分公司辩称，一、2004年至2008年期间，原告与答辩单位虽然存在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至今已有11年，因此，原告再要求答辩单位支付补偿金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2004年12月20日，原告进入答辩单位处工作，担任烟叶生产技术员，双方确定劳动关系。为加强公司业务管理，2008年开始，答辩单位将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进行业务外包，与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烟叶生产技术员不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及其他所有的烟叶生产技术员开始与答辩单位的业务外包单位签订合同，双方建立民事关系。因此，原告与答辩单位的劳动关系已于2008年解除。上述事实，已在宁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审理双方劳动争议案中予以查明。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与答辩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08年解除，原告现在请求答辩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明显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2014年至2018年，原告与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签订《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业务委托合同》，双方建立服务合同关系，并领取服务费用，与答辩单位未签订任何协议，因此，原告要求答辩单位支付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010年12月1日，答辩单位与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签订《2011年烟叶生产管理技术指导服务业务承包合同》，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与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签订《烟叶生产技术服务合同》，上述合同中对技术服务的内容、范围、技术要求、服务费的结算支付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答辩单位已按其完成业务的数量和质量足额向其支付了技术服务费。在此期间的2013年至2017年，原告与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直接建立合同关系。原告分三次与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分别签订《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业务委托合同》。合同中对委托内容、范围和要求、费用支付、结算及双方权利和义务等事项作了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按合同约定将费用支付给原告。从上述事实可知，答辩单位将烟叶生产进行了业务外包，自2013年开始，原告虽然继续为烟叶生产提供服务，但是其与答辩单位的业务外包单位宁乡县资福丰成晒烟专业合作社签订《晒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业务委托合同》，并按合同约定领取费用，与答辩单位没有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因此，原告诉称2018年被答辩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1年、2015年、2016年、2017年，被告与丰成合作社业务承包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及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自2011年开始被告将烤烟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外包给丰成合作社，双方之间形成承包合同关系，被告依约向丰成合作社支付了承包费，与原告没有建立民事法律关系。第二组证据：2014年、2015年、2017年丰成合作社与原告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2018年楚腾合作社与原告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领据及电子银行回单、仲裁庭审笔录，拟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与合作社建立合同关系，由合作社发放各种费用的事实。原告认为第一组证据是被告与合作社签订，与他无关，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丰成合作社对被告与丰成合作社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作社只是过账，被告向合作社支付的资金全部付给了烟站的工作人员，合作社不负责招聘、管理、发工资，对被告与楚腾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与丰成合作社无关。第三人楚腾合作社对2018年楚腾合作社与原告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领据及电子银行回无异议，其他证据与楚腾合作社无关。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口头述称，被告公司仅借答辩单位过账，与答辩单位没有关系。第三人丰成合作社为证明其述称，向本院提供了领条、收条（据）（共计16张），拟证明烟站工作人员刘华、高静等人将技术人员的业务承包方从合作社领走。原告对第三人丰成合作社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对上述16张收据，涉及5个人，分别是刘华（原资福烟草站站长），贺新颖和刘重喜（原资福烟草站烟叶技术员），傅瑶和高静（业务外包公司长沙帮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派驻资福烟草站从事电脑操作工作）。其中刘华的领条或者收据一共有6张、贺新颖2张、刘重喜2张、傅瑶1张、高静5张，除其中2017年1月12日的领据，因领款人刘华一栏并非本人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领条、收条（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他们根据丰成合作社提供的烟农辅导员的报酬明细表代发给了相关的辅导员，是应丰成合作社的请求帮忙代发，因此第三人丰成合作社的证明目的是不能成立的。第三人楚腾合作社认为与楚腾合作社无关。第三人楚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口头述称，原告与答辩单位只签订了8个月的合同，自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30日止。第三人楚腾合作社未提供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客观真实，被告认可曾经公开招聘过原告等烟农辅导员，并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建立了劳动关系，所以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12、14、15，从证据的内容来看，待证的事实均发生在原告与丰成合作社签订委托合同，建立合同关系之前，原告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2013年12月之前，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8、9、16、17、18、19，其中8、9、17、18未加盖被告单位或者烟草站公章，从证据的内容来看，待证的事实均发生在原告与丰成合作社签订委托合同，建立合同关系之后，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0，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1，其证明的内容与被告和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原告和合作社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的内容不一致，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3，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楚腾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5月，原名宁乡流沙河镇强胜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楚腾合作社系由强胜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更名而来，所以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第一组客观真实，被告与合作社建立合同关系与原、被告终止劳动合同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被告待证的事实，予以确认。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提供的证据，结合原告与合作社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对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04年初，原宁乡县烟草公司（2018年4月18日以后更名为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宁乡市分公司）招聘原告到本市基层乡镇担任烟农技术指导员，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09年8月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成立，经营组织采购、供应成员种烟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组织收购、销售成员种植的烟叶；开展成员种烟所需的运输、贮藏、包装服务；引进种烟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晒烟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成立后被告即与第三人丰成签订《业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方合作社必需是在当地工商部门正式注册、手续健全和证照齐全的烟叶生产专业合作社，具有完备的组织机构、一定的运转资金和管理协调能力，具备独立完成业务承包事务的能力。业务承包费用和报酬按承包方提供技术服务区域内的烟叶核定总量计算,按月预付，收购结束后一次性结算的方式进行。合同还对业务承包的内容和要求、承包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交付及验收标准、烟叶价格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此后宁乡市的烟叶生产和销售按照烟叶专业合作社向被告交付承包成果，被告向烟叶专业合作社支付服务报酬的模式进行。自2013年12月开始，第三人丰成合作社与原告签订业务委托合同，第三人丰成合作社委托原告对片区内的烟叶生产进行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原告提供技术服务，并获得报酬，技术服务的费用和报酬按提供技术服务区域内的烟草核定总量和约定的价格标准计酬。该薪酬按照生产全过程中各大事项考核评分兑现，报酬按进度预付，结算时一次性足额付清。合同还对委托期限、委托内容、成果交付及验收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此后原告的业务费用由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按照约定支付。2018年1月第三人楚腾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5月）与原告签订业务委托合同，原告业务费用由第三人楚腾合作社按照约定支付。2018年12月，由于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合作社不再与原告签订合同。为此原告以被告作为被申请人，向宁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请求依法追究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额132000元。2019年12月25日，宁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驳回申请人的全部申请请求的裁决，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赔偿金?原告自2004年入职原宁乡县烟草公司起即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但2013年12月开始原告与第三人丰成合作社签订委托合同，第三人丰成合作社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服务报酬，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即自2013年12月终止。故自2013年12月开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委托合同，此后由第三人支付原告服务费用，原告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13年12月业已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如原告认为被告终止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则依法应当在2014年12月前提出，且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时效方面其有法律规定的中断、中止的情形，故原告在2019年才就该项请求申请仲裁并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二者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劳动合同。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立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范立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金友人民陪审员  杨大明人民陪审员  徐建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 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人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