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04民初554号 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女，196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女，193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煜，广西中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女，196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男，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丽，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明胜，桂林市星宇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夏八妹与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桂0304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夏八妹不服该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桂03民终379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桂0304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煜，二被告（反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丽、关明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夏八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将二被告自己承包经营的原莫扌条息名下土地变更登记至原告夏八妹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系养母女关系，被告蒋安有系原告夏八妹之侄，被告莫春养系原告夏八妹之孙。2019年5月9日，原、被告因赡养及土地承包经营等纠纷在桂林市象山区司法所达成和解协议。四方约定原告夏八妹由原告莫才爹单独赡养；二被告应将自己承包经营的原莫扌条息名下土地变更登记至原告夏八妹名下，由原告莫才爹管理、经营。协议签订后，二被告拒绝履行协议，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该协议尚未经过发包人同意，效力待定，协议不具备履行性。二、被告（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土地经营权给与原告（反诉被告）行使，所得收益用于夏八妹的日常开支，而不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本案涉案《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甲乙丙三方名下的承包土地(甲方约一亩、乙方约二亩、丙方约二亩)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的约定，实质上并没有约定相应对价，是无偿的，应当属于赠与行为。虽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中有莫才爹此后单独赡养夏八妹，以及向蒋安有、莫春养支付莫扌条息的丧葬费伙食费电费的约定，但莫才爹本就是夏八妹、莫扌条息的唯一子女，即唯一赡养义务人，即使没有《协议书》约定，莫才爹也应当独立赡养夏八妹，以及负责莫扌条息的丧葬费用，蒋安有、莫春养代莫才爹支付了为莫扌条息办理身后事的丧葬费、承担了夏八妹的伙食费、电费等，属于无因管理，莫才爹本就应当将此费用支付给蒋安有、莫春养。这些约定不能成为蒋安有、莫春养将自己名下的土地承包权转让夏八妹的对价。因此，该约定是没有对价的无偿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子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赠与。该赠与行为，目前尚未实际履行且根本不具有可履行性，被告（反诉原告）依法可以撤销：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户内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在构成共同共有关系的基础尚未改变之前，蒋安有、莫春养作为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之一，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混合在该承包户内,蒋安有所在家庭承包户家庭成员共有七人，且其不是该家庭承包户的代表，莫春养家庭成员共有三人，蒋安有、莫春养在本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仅能代表其个人，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家庭成员，在蒋安有、莫春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独立出来前，不能进行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登记。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该协议尚未经过发包人同意，协议不具备履行可能性。3、该约定并没有明确被告（反诉原告）应当将本人名下的哪一块承包经营权赠与夏八妹，不具有可履行性。现被告（反诉原告）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提出撤销该协议关于赠与的约定，一经撤销，该约定自始无效，被告（反诉原告）不需要再继续属行该约定的内容。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将不再具有法律依据。 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撤销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与反诉被告莫才爹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名下的承包土地（反诉原告蒋安有约两亩、莫春养约两亩）变更登记到夏八妹名下。”的约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9日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反诉被告莫才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第二条约定：“三方同意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夏八妹由甲方独自赡养，负责生养死葬。……甲乙丙三方名下的承包士地(甲方约一亩、乙方约二亩、丙方约二亩)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属于夏八妹的承包土地，由甲方莫才爹管理、使用，其收益应用于夏八妹的生活开支。”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莫扌条息的丧葬费8000元、伙食费1740元,支付给丙方莫扌条息的丧葬费8000元、伙食费1740元。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电费1500元。”蒋安有、莫春养与莫才爹均在、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擦印，夏八妹签字确认处由莫才爹代为签字，夏八妹本人按印确认。莫才爹是夏八妹唯一的养女，无其他子女（亲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被告（反诉原告）认为，本案涉案《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甲乙丙三方名下的承包士地(甲方约一亩、乙方约二亩、丙方约二亩)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的约定，实质上并没有相应的对价，属于赠与行为。虽然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中有莫才爹此后单独赡养莫八妹以及向蒋安有、莫春养支付莫扌条息的丧葬费、伙食费电费的约定，但莫才爹就是夏八妹、莫扌条息的唯一子女，即唯一赡养义务人，即使没有《协议书》约定，莫才爹也应当独立赡养夏八妹，以及负责莫扌条息的丧葬费用，蒋安有、莫春养代莫才爹支付了为莫扌条息办理身后事的丧葬费、承担了夏八妹的伙食费、电费等，属于无因管理，莫才爹本就应当将此费用支付给蒋安有、莫春养。这些约定不能成为蒋安有、莫春养将自己名下的土地承包权流转夏八妹的对价。因此，该约定是没有对价的无偿流转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赠与。该赠与行为，目前尚未实际履行且根本不具有可履行性，反诉原告依法可以撤销：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户内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在构成共同共有关系的基础尚未改变之前，蒋安有、莫春养作为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之一，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混合在该承包户内，蒋安有所在家庭承包户家庭成员共有七人，且其不是该家庭承包户的代表，莫春养家庭成员共有三人，蒋安有、莫春养在本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仅能代表其个人，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家庭成员，在蒋安有、莫春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独立出来前，不能进行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登记。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该协议未经过发包人同意，协议不具备履行可能性。3、该约定并没有明确，反诉原告应当将本人名下的哪一块承包经营权赠与夏八妹，不具有可履行性。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蒋安有、莫春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前，行使权利撤销该协议关于赠与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反诉被告）辩称，一、本案案件事实清楚，《协议书》乃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1、2019年5月9日，原告与两被告就赡养等问题，在桂林市司法所调解下签订《协议书》，就两被告名下承包经营的原告夏八妹丈夫莫扌条息原名下承包经营土地做出了约定,三方约定将上述承包土地变更至原告夏八妹名下，其中协议中也明确了，被告蒋安有约2亩、被告莫春养约2亩土地需要变更登记至原告夏八妹名下。实际土地以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为准。2、被告庭审时认为，两被告签订合同之时乃是基于被欺诈，订的合同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然而两被告庭审时却并未举证证明合同签订之时收到了何种欺诈。原告认为，根据举证规则，应视为被告举证不能，其观点不应被采纳。3、原告庭审时认为：被告签订合同的原意是将土地交于原告管理、收益，而不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被告蒋安有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妇女，不能正确理解变更登记的含义，属于重大误解，然而，根据《协议书》中的内容，其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约定了是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随后原告莫才爹负义务进行管理耕种，收益用于原告夏八妹的赡养。如果说约定的如此明确的条款被告都能依据被告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那么整部《合同法》将形同虚设。再者即使被告蒋安有真如被告所言并不理解含义，那么被告莫春养作为村民小组长，其本质工作便是处理此类事宜，他莫非也不能正确理解吗？另外，该份协议历经了多次协商调解，多方机构介入，被告难道在多次协商沟通过程中真的误解了条款的意思吗？实际上,所谓的重大误解在众多事实面前，只是被告不愿履行协议的借口！4、被告庭审时还提出两被告并不能代表其家庭户其他成员做决定，其签订的协议不是承包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仅能代表其个人比例的1／7与1／3，在家庭析产之前不能履行，实际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且也并没有规定，签订转让协议时需要所有家庭户成员的同意。事实上，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两被告作为家庭户代表约定流转并无不可。莫春养作为家庭户户主，蒋安有作为家庭户户主配偶，其对于善意的原告而言，完全可以代表其家庭户签订协议，构成表见代理。再者，本案事实上真如被告所言是两被告瞒着其他家庭成员签订的协议吗？实际上，根据原告一审举证材料可知，签订合同之前历经多次调解，且签订之日，两被告家庭户成员也有在场，现被告以家庭户成员不知情为由拒绝履行协议，乃是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5、被告庭审时指出，合同中约定的土地并不明确，不能从两被告自身承包经营的土地中确认。实际上，根据协议书，本案涉案土地的范围已经非常明确乃是两被告分割得到莫扌条息的地块。虽然2018年土地确权之后地块信息有了些许改变，但从原告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中，也已经可以确定涉案地块的所有信息。被告主张乃是于理无据，综上，本案协议书两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约定清楚，依法有效。二、本案中《协议书》约定的土地流转已经得到了发包方同意，依法有效。1、被告于本诉答辩中称本案《协议书》未得到发包方的同意乃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发包方追认之前不能生效及行。然而在庭审过程中渐渐认同了原告观点，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乃是法律的强制新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合同无效。实际上，本案中的协议书乃是得到了发包方的同意。首先,被告莫春养就是村民小组长作为发包方的法律意义上的代表，他在本案中也恰恰为合同相对人，虽然被告辩称这只是他个人的行为。然而，其双重身份却毋庸置疑。试问，作为相对人同意的前提下，发包方代表却不同意，如此矛盾的逻辑实则与事实不符。再者，本案的协议书并不是原、被告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在多方机构、多次调解后的结果。合同签订当日，高达十位村集体代表出席了调解会议见证了协议签订，现在被告却要以发包方未同意为由进行抗辩，实乃不愿履行协议之推辞。2、被告庭审答辩称，获得发包方同意需要召开村民大会，2／3通过并报备乡、镇政府，并引用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实际上,我国相关法律仅仅规定了此类协议需要发包方同意而同意的形式并未作出规定。被告认为正确的形式实则与同组村民间土地流转无关。如果说，法律中规定的程序可以互相套用、互相类推的，有违我国法治精神。 3、事实上，同组间土地流转非常普遍的程序进行，其根本无法执行。根据现阶段农村习惯及相关司法判例终并未反对该份协议，且发包方的代表还签字认可了该份协议。由此可见，涉案协议书乃是得到了发包方的同意。4、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外流转、转包，对于农村土地的调整的确是有相应的程序规定，而这些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村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不受侵害。那么同经济体间的流转根本不存在对外的问题，更不会伤害到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试问，本案中除了合同相对人，还有谁的利益会有所增减呢？以程序来要求本案，实则于法无据。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中，自合同签订以来，发包方并未对该份协议提出过反对，并且，本案中也没有任何法定理由予以拒绝，协议依法有效。6、被告庭审时在本问题上,先主张涉案协议效力待定，后主张协议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然而，原审一审时被告的反诉请求观点也是两被告原审的主张之一，然而两被告一审反诉被驳回后，并未就一审反诉及本诉上诉。那么根据最高院指导案例（2016）最高法民再87号判决："…即未对一审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作出的裁判。”可见，本案应视为被告接受一审驳回其确认无效的判决，那么本案协议效力有无的问题己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被告依法不得再提。综上，本案协议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发包方认可，依法有效。(二）反诉部分代理意见。一、本案《协议书》不属于赠与合同。1、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上述法规，我国对于赠与合同在形式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样式要求，即一方表示赠与,一方表示接受赠与。然而本案涉案的协议书并没有一条提到了所谓的赠与，原告夏八妹更加没有表示要接受赠与。因此在形式上，本案《协议书》就不应被认定为赠与合同；2、其次，赠与合同是基于自己财产，也就是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财产权利，这部分财产权利应是永久的、确定的。因此，实务中，基本赠与合同赠与的物权和财产性权利如金钱、股权等。本案中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并非上述可赠与的赠与合同的标的。再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承包期限的,而赠与合同中标的应是永久确定。因此，从合同标的上来说，本案《协议书》也不可能以赠与合同进行定性；3、两被告认为，本案涉案土地变更并没有约定对价，是无偿的：因此是赠与合同。可实际上，是否无对价并不是判定赠与合同的唯一标准，我国《合同法》规范了一大类无偿合同，如无偿租赁合同等，如果仅仅以是否有对价来判定合同性质于法无据。再者，本案中真的如被告所言并无对价吗？实际上,根据双方认定的事实，本案涉案土地当初便无偿变更给两被告，期间两被告耕作、收益了两年，均是自己支配。难道这份收益还不是对价吗？另外，根据庭审调查也已经明确，《协议书》最后约定的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一系列费用并不是两被告的实际花费，而是经协商确定的一个双方可以接受本协议的金额，而该金额溢出被告实际支付部分，作为对价又有何不可；4、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应该是单向性的，即一方仅承担义务，一方仅享受权利。虽然可以付义务，但这并不会影响赠与合同的单向性。然而本案中的三方当事人互付义务、互享权利，这也赠与合同的单向性差距甚远,不应被认定为赠与合同；5、最后，本案协议书中第一条里已经明确了两被告需要变更登记的原因，其根本就不是如被告所言的赠与，而是因为两被告需要变更的土地乃是从原告夏八妹所在家庭户的承包经营土地中分割而来，第二条变更登记也只是为了返还之前分割走的土地。而这才是本协议真正的性质，乃是互相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件与花费；6、被告认为本《协议书》第三条中的一系列花费本应是原告莫才爹支出，自己是无因管理。可实际上，被告乃是分割了2018年的第一份《协议书》的事实。两被告分割得到土地本就是用于原告夏八妹的赡养事宜。拿到了土地,付义务赡养合情合理，何来的无因管理？现既然原告夏八妹已由原告莫才爹赡养，之前土地归还合情合理又合法；7、实际上，被告认为本协议乃是赠与合同的原因仅仅是挑出了合同中第二段关于变更登记的条款。而选择性忽略了《协议书》剩余。实际上，只要分析整份《协议书》，其返还性质就应明了。而如被告所为，断章取义，只挑选合同中某一句来判断合同性质，那么所有的具有交付、变更的合同都能被挑出相应条款而被判断为赠与合同。综上所述，本案《协议书》并不是赠与合同。二、本案《协议书》依法不可撒销。1、被告于反诉状中申请撤销《协议书》，最开始乃是基于《协议书》效力待定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其后经过庭审渐渐改变了主张，仅仅基于赠与合同的性质，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申请撤销赠与。实际上，根据上述，《协议书》并非赠与合同，那么依据赠与合同条款申请撤销赠与乃是无从谈起。 2、退一万步讲，目即使《协议书》乃是赠与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但书：“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那么根据《协议书》，变更登记至原告夏八妹名下是为了让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老有所依，是用于赡养夏八妹。其满足上述规定的道德义务，依法不可撤销。虽然被告庭审时提出，所谓的道德义务应是原告莫才爹承担，自己无需赡养原告夏八妹。可实际上，被告（反诉原告）混淆了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原告莫才爹赡养义务乃是法定，无需多言。可自己需要变更的土地乃是用于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生计，这与谁负法定赡养义务无关。3、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撤销权的形式应当在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分为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本案中，被告所主张的便是任意撤销权。可实际上，无论哪种，均受除斥期间的限制。被告庭审时认为任意撤销权不受该限制，随时可提。然而根据规定，即使是任意撤销权,也应在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行使。被告主张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并无撤销事由，可实际上，赠与合同的撒销事由很简单，便是不想赠与了，以主观为判定。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也明确表示了，签订合同后就后悔了，不想赠与了。由此可见，签订合同之后使出现了被告（反诉原告）的撤销事由，那么距被告（反诉原告）提出撤销申请，早已过了一年。再者，即使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是《协议书》效力待定申请撤销,也已经过了一年除斥期间。其主张理应驳回。4、原告认为,撤销权的形式应是撤销整份合同，现被告仅仅申请撤销的是《协议书》一部分，原告认为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完全可以履行，且并非赠与合同，依法不可撤销。本案中的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年岁已高，现仅靠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微薄的收入进行赡养，原告夏八妹仅仅是想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不应受到如此非难！两被告作为既得利益者，在拿到土地一年之内便不再赡养原告夏八妹，所谓的怕土地流失等等说辞也仅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如果按照被告的主张，那么原告试问：之前两被告分割土地之时又何曾得到了发包方的同意！全拿到土地之后又何曾支付了对价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系莫扌条息（已去世）、夏八妹的养女，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系夏八妹的侄媳，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系夏八妹的侄孙。二原告（反诉被告）与二被告（反诉原告）系同村村民。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所在家庭承包户代表为莫付才，蒋安有系莫付才的妻子，家庭成员共有七人，家庭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13.12亩，承包地块总数为26块。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为家庭承包户代表，家庭成员共有三人，家庭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5.75亩，承包地块总数为9块。莫才爹作为甲方,莫付才、莫春养、莫冬养作为乙方于2018年5月4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曾由莫扌条息、夏八妹承包的责任田白鸟圹（0.47亩）、大乌石坪（0.55亩）、乌石坪地一块共三处田地承包权给予莫才爹所有，其它所有田地由莫付才（莫春养、莫冬养）所有。2019年5月9日，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作为甲方、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作为乙方、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作为丙方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有：一、甲乙丙三方确认：1、莫扌条息去世后，为办理丧葬事宜，甲方出资1000元，乙方、丙方合计出资16000元。2、夏八妹的存折、身份证、低保证等所有证件均由乙方保管。3、莫扌条息名下的承包土地已分别分割至甲乙丙三方名下（已上土地确权证），其中甲方约一亩、乙方约二亩、丙方约二亩，均以土地确权证登记为准。4、甲方从三岁起由莫扌条息、夏八妹收养并抚养成人，现夏八妹随莫才爹共同生活。二、三方同意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夏八妹由甲方独自赡养，负责生养死葬。乙方保管的夏八妹存折、身份证、低保证等所有证件均交给莫才爹保管。甲乙丙三方名下的承包土地（甲方约一亩、乙方约二亩、丙方约二亩）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属于夏八妹的承包土地，由甲方莫才爹管理、使用，其收益应用于夏八妹的生活开支。三、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莫扌条息的丧葬费8000元、伙食费1740元，支付给丙方莫扌条息的丧葬费8000元、伙食费1740元。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电费1500元。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经三方签字以及夏八妹签字生效。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均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捺印，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签字确认处由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代为签名，夏八妹本人捺印确认。 另查明，莫扌条息名下分割至莫付才名下的承包土地有1、庙脚（0.14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2357；2、路子口田（0.17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111；3、二圹上田（0.5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504；4、桥子脚田（0.8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95。莫扌条息名下分割至莫春养名下的承包土地有1、芋头田（0.86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248；2、麦思头田（0.63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62；3、黑狗田（0.45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0511。 本院认为，一、关于莫才爹、蒋安有、莫春养及夏八妹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问题。二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协议书》未经其他家庭成员签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承包方享有依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本案中，莫春养作为家庭承包户的户主，蒋安有作为家庭承包户户主的妻子，与原告在象山区司法所并有多名村民在场情况下，当场签字并捺印，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该协议书没有承包户所有家庭成员的签字，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蒋安有代表家庭在协议中约定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至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名下并无不可。二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需经发包人同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二原告（反诉）与二被告（反诉原告）系同村村民，双方在司法所并有众多村民在场情况下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其中的签订人莫春养系当时村民小组的小组长，发包人对二原告（反诉被告）与二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约定已经知晓，作为发包人的象山区阳家村委会阳家村至今未表态反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综上，双方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 二、关于双方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中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名下的承包土地（蒋安有约两亩、莫春养约两亩）变更登记到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名下”的约定能否撤销问题。二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协议书》属于赠与合同，可撤销的代理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从《协议书》内容看，夏八妹的存折、身份证、低保证等所有证件原均由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保管，二被告（反诉原告）支付了部分丧葬费、伙食费、水电费，其作为夏八妹的侄孙、侄媳，实际分担了一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现通过《协议书》约定夏八妹由莫才爹独自赡养，负责生养死葬。蒋安有保管的夏八妹存折、身份证、低保证等所有证件均交给莫才爹保管。二被告（反诉原告）将原莫扌条息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由莫才爹管理、使用，其收益应用于夏八妹的生活开支，《协议书》明确了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不属于单方赠与行为，故对二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协议书》属于赠与合同并可撤销相应条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原告（反诉被告）莫才爹、夏八妹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将蒋安有、莫春养承包经营的原莫扌条息名下土地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能否履行的问题。从《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需要将蒋安有、莫春养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的承包土地为莫扌条息原名下承包土地，已查明莫扌条息分割至莫春养及蒋安有的丈夫莫付才名下地块情况，地块共7块，有卫星图、确权证书、二塘乡阳家村民委员会等证据可以确认土地位置、边界、面积、地块代码等，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的条件。故二被告（反诉原告）应按《协议书》内容，将莫扌条息名下分割至莫付才名下的1、庙脚（0.14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2357；2、路子口田（0.17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111；3、二圹上田（0.5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504；4、桥子脚田（0.8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95，莫扌条息名下分割至莫春养名下的1、芋头田（0.86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248；2、麦思头田（0.63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62；3、黑狗田（0.45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0511以上共7块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至夏八妹名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由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将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代表为其丈夫莫付才的1、庙脚（0.14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2357；2、路子口田（0.17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111；3、二圹上田（0.5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504；4、桥子脚田（0.88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95共计4块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名下； 二、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由被告（反诉原告）莫春养将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代表为莫春养的1、芋头田（0.86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248；2、麦思头田（0.63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1762；3、黑狗田（0.45亩），地块代码4503042002010200511共计3块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反诉被告）夏八妹名下；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蒋安有、莫春养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蒋安有、莫春养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反诉原告已预交），由蒋安有、莫春养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七星支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蔡 曦 人民陪审员  陈春燕 人民陪审员  王 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余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