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26876号原告：邓丽纯，女，198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郴州市，现住上海市宝山区XX。委托诉讼代理人：首勇，上海理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XX。法定代表人：吴满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丽纯与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丽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首勇、被告蜂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丽纯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2,284.61元；2、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56,282.65元；3、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1月、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5月的四个月的月度绩效提成83,930.48元；4、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年终绩效提成差额642,793.86元(包含2017年度的年终绩效提成220,000元)；5、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度分红53,803.26元(包含了2017年度年终绩效提成220,000元入股分红)；6、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79,053.76元(136小时)；7、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23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975.33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30日，原告与上海A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19日。2019年2月3日，A公司更名为B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A公司2016年7月1日为原告办理了招工手续，2017年10月31日办理了退工手续。A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社保。2017年11月1日原告进入C减肥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但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8月19日C公司更名为被告蜂了公司。A公司与C公司系关联公司，但C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6月原告误认为是与被告劳动合同到期，在被告要求下离职。被告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原告工作期间，被告未按时足额支付原告提成、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分红等，原告为此申请仲裁，但仲裁未支持原告请求，原告不服仲裁，现诉至法院。被告蜂了公司辩称，被告公司与A公司系关联公司，两家公司办公场所、管理人员、大股东混同，原告与哪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都是出于集团公司对员工的统一安排，对于劳动关系主体发生变更原告也是知晓并同意的，被告认可原告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原告系劳动合同到期主动辞职，故不适用赔偿金。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19日止，故对原告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不认可。关于绩效提成，被告已经向原告足额支付了绩效提成，故不同意再行支付。原告主张的分红款，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可另案主张。原告实际工作时间低于正常出勤时间，即便其存在部分加班情况，被告也均为其安排相应调休，故不同意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原告2018年9月23日未加班，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综上，原告主张缺乏依据，要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2、2019年6月28日退工登记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3、离职申请表，证明原告误认为双方劳动合同即将到期而离职，但实际上原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4、离职交接表，证明离职情况。5、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6、劳动合同，证明2016年6月30日原告是与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7、退工单，证明A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8、2017年电商部绩效考核表、2018年度绩效考核责任书、绩效考核办法录音光盘、微信记录、提成汇总明细、公证书、微信持有人身份验证截图，证明原被告约定有月度考核和年终绩效考核、分红，但被告未支付。9、调解委员会调解笔录，证明李某代表被告公司曾与原告进行过调解。10、加班记录，证明原告加班情况。11、报销凭证等证据。针对原告证据，被告质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据3、4项，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系合同到期后主动离职。证据5、6、7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入职之初根据集团公司安排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A公司缴纳社保，之后社保转移至被告处。被告认可原告工作年限合并在被告处继续计算，被告不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主观恶意。证据8，2017绩效考核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已足额发放了提成。2018年绩效考核责任书，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并未签字或盖章。录音、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即便微信真实，但这些人目前均已离职，被告从未委托授权过该些人员处理与原告的劳动争议。提成明细，对原始打印表真实性认可，水笔备注是原告自行书写，不予认可。证据9，调解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了原告离职原因系主动辞职。证据10，加班记录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围绕抗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1、离职申请表。2、2017绩效考核表。3、考勤记录。4、劳动报酬银行流水等电子单据。5、2017年2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月度提成明细及发放明细，年度提成及奖金明细。6、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月度提成明细及发放明细。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认可，是被告误让原告认为劳动合同到期。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是被告单方制作的。证据4-5，对于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统计的发放明细，是被告单方制作，并把工资和业务报销款放在一起统计。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系被告单方面制作的，支出凭证无出纳、经办人、领款人的签字，真实性不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6月30日，原告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基本工资3,500元，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19日。劳动合同第12条约定加班工资以上海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2019年2月3日，A公司更名为B食品(上海)有限公司。2016年7月1日A公司为原告办理了招工手续，2017年10月31日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A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社保。D(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于2013年7月8日注册成立，2015年9月24日更名为C公司，2019年8月19日再次更名为蜂了公司。A公司与C公司股东存在混同。C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为原告办理招工手续、2019年6月28日办理了退工手续。C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2019年5月28日，原告向C公司提交离职申请，离职原因为合同到期，最后工作至2019年6月28日。原告自2016年6月进入A公司至2019年6月离开C公司，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未有变化。2、2017年2月，原告与C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止的《2017年电商部绩效考核表》，约定了月度绩效提成和年度绩效提成方案，其中规定月度完成原定销售额目标的80%至100%的，月度提成按实际销售额的1%计发，完成超过原定销售目标的100%，则原定销售额目标部分按1%计算，超额部分按3%计算。年度绩效完成原定销售目标的80-100%，年度提成按完成销售额的1.5%发放。业绩完成超过原定销售目标的100%，则原定销售额目标部分按1.5%计算，超额部分按5%计算。电商总监李某某代表被告公司在该份绩效考核表上签字并加盖被告印章。审理中，原告提供了一份2018年度的绩效考核责任书及绩效考核办法。绩效考核办法规定，月度销售指标100%达标，奖金按照实际销售额的2%发放，超出部分按4%计算奖金。年度业绩完成达到原定销售额目标的100%的，年度提成按完成销售额的2%发放绩效提成。年度业绩超过100%的，原定销售额部分按2%计算奖金，超出部分按4%计算奖金。该份材料被告未加盖公章，被告签字一栏处签字人书写潦草，原被告均无法确认系何人签字。原告称在2018年度(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双方约定有月度绩效提成和年度绩效提成。被告对该份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确认2018年度与原告约定了月度绩效提成，否认约定有年度提成。3、原告为证明双方在2018年度约定有年度绩效提成及被告拖欠2017年度绩效提成、分红等，提供了与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李某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与李某某的通话录音，其中2018年6月28日在与孟某某的聊天中，原告称2017年、2018年年终提成、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月度提成公司未发放，要求核对一下金额。孟某某当天也在办理工作交接，回复原告称数据移交给了步某某，只有3月份之前的数据，并微信发送原告、步某某一份对账单，对账单载明：2018年年度提成422,793.86元、2018年9月分红10,338元、2018年10月分红30,589元、2018年11月分红3,050.63元、2018年12月分红8,390.06元、2019年1月分红1,435.57元、2018年11月提成39,838元、2018年12月提成14,000元。在与步某某的微信聊天中，原告询问2017年度提成及2019年4、5月份的提成，步某某回复称2017年是220,000元。原告在与李某的微信聊天中，也谈到离职交接问题，其中原告提到2018年的数据孟某某已经发给了步某某，步某某在找2017年的数据，并约李某、步某某见面谈。在与李某某的微信聊天中，李某某称原告现在离职，4、5月份的提成没办法核算，此外4、5月份公司也亏损，在职的人也要看6月份是否盈利才能发放4、5月份的提成，建议原告不要再主张4、5月份的提成。原告表示离职应该算清楚，并表示可以接受分期支付。后双方达成一致下周二(7月2日)面谈。上述原告与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李某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均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另原告为证明上述微信帐号系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李某某等人的使用的微信，审理中当庭通过微信名片显示的电话号码查询添加上述人员支付宝账户，并分别转账1元，支付宝账户显示的收款人分别为：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李某某。7月2日下午，原告至被告处与李某某进一步协商离职事宜，聊天中李某某表示可以先谈拢一个数字，给原告出具欠款证明和还款计划。原告提出要求公司支付2017年年度绩效提成220,000元、2018年年度绩效提成420,000元、5个月分红、4个月的月度提成，并称与财务、人事都确认过数字。同时提到合同约定2018年度的业绩目标是28,800,000元，但实际完成了42,200,000元，按约定公司应支付更多的提成，现在公司按1%计算年度提成，原告已经让掉40几万了。李某某希望原告能够再让掉一些金额。此外，原告与李某某除了在7月2日面谈之外，在2018年6月28日与李某某也有过一次面谈，李某某在聊天中表示可以让财务先给原告明确一个数字，谈一个还款计划。李某某当场还叫来人事李某，让李某和财务沟通一下，给原告算一个未发放提成的数字，数字确定后再谈一个具体的支付的计划。4、被告提供一份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合计17个月的提成汇总表，汇总表显示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提成合计386,644.81元，其中2018年11月提成39,838元、2018年12月提成14,000元。2019年4月提成12,686.2元、5月提成17,406.28元。原告对汇总表中各个月份提成金额予以确认，但否认收到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提成。被告则称上述月份的提成已经以预支奖金的形式发放，为此被告提供2018年至2019年度提成发放明细表，明细统计表显示在2018年2月15日至2019年5月24日，被告以现金或文某某、郭某个人转账方式支付570,131.92元，扣除绩效提成386,644.81元后，剩余183,487.11元，并称剩余的款项是发放给原告的奖励。原告对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但称被告将部分打给原告报销的款项混同统计未提成，提成均是延迟发放，从未有预支发放的先例，不认可被告预支提成的陈述。为此原告提供部分月份出差及报销费用的凭证，印证工作期间报销金额巨大。被告另提供一份2017年2月至2018年度提成发放明细表，证明原告2017年度提成225,000元，但被告已经足额发放。原告对支付凭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也否认收到提成。5、原告提供的钉钉考勤记录显示，原告在2018年4月21日、5月6日、5月26日、27日、6月23日、7月14日、7月15日等休息日提交出差申请在外地出差，其中在2018年9月23日中秋节原告亦在外出差。原告另提供2018年5月12日、2018年11月10日、11月11日出行记录单据及订餐订单，证明上述三个休息日存在加班。审理中，被告提交钉钉考勤记录，显示2018年4月21日、5月6日、5月26日、27日、6月23日、7月14日、7月15日原告无考勤记录。2018年5月12日、2018年11月10日、11月11日原告存在打卡考勤记录，其中5月12日10时41分上班、16时09分下班，11月10日只有15时12分上班打卡，无下班打卡记录，11月11日10时03分上班、16时10分下班。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1、被告是否承担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是否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虽然原告在2016年6月是与爱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A公司、B公司与被告离职的C公司在同一地点办公、管理人员混同、对外销售产品相同、大股东相同，两家公司可谓是高度混同，高度关联，原告早在2017年2月也是与C公司签订的《2017年电商部绩效考核表》，2019年5月也是向C公司提出的辞职，工作期间也是以C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可见原告对于劳动合同履行主体发生变更是知晓的，因两家公司办公地点、管理人员、业务范围、股东高度混同，属于关联公司，在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后，原被告继续履行先前签订的劳动合同直至期限届满，被告并不存在不与原告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主观恶意，故对原告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另本案原告系合同到期主动离职，故对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2、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月度绩效提成。对于原告享有月度绩效提成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从被告出具的提成汇总明细表看，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原告的月度提成合计386,644.81元，原告对此予以确认，但否认收到2018年11、12月份，2019年4、5月份的提成奖金83,930.48元。另从提成明细表看，2018年度除11月、12月外均是通过被告员工文某某或郭某按月转账支付至原告交通银行账户，2019年度中1、2月份则由文某某一次性支付至原告交通银行账户，3月份由文某某转账支付至原告交通银行账户。而对于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月度提成，被告辩称通过预支奖金的形式支付，原告对于收到被告款项金额无异议，但称交通银行账户系原告的工资卡，提成均是延迟打至工资账户，建设银行账户是原告的出差报销账户，打到该账户的是报销款并非提成。本院认为，月度绩效考核是对员工过去一月绩效的考核评定，一般而言应为事后评定。具体本案，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除双方争议的四个月份外，月度提成基本上都是按月延迟支付至原告交通银行账户，该支付方式与被告提供的2017年度月度提成发放方式相互吻合，可见通过被告员工个人账户按月延迟转账支付月度提成系惯例，而通过所谓预支奖金的形式支付月度提成既不符合双方的交易惯例，也有违生产经营常识。另结合离职当天原告与被告财务孟某某、步某某、电商总监李某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告与李某某的对录音，上述人员并未否认原告未收到上述争议月份月度提成，与此相反财务人员还在为原告核算应发放的提成金额，甚至还在与原告协商如何分期支付相关提成，综上，本院对被告已支付原告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月度提成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月度提成83,930.48元。被告虽否认上述人员微信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故对被告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另对被告主张未授权上述人员与原告协商处理离职事宜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上述人员或为被告的财务、或为人事、或为部门总监，在原告离职时与原告沟通处理离职事宜属于职责范围，无需被告额外授权，故对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3、2018年度原告是否享受年度绩效提成。本院认为原告虽然提供了2018年度绩效团队绩效考核责任书，但该份材料上无被告单位盖章，原告也不能明确何人代表被告在文件上签字，故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本院难以采信。本院虽不采信该份书面材料，但并不意味着原告与被告之间就绩效考核未做过约定。如上文所述，双方对2018年度存在月度绩效提成均无异议，而对是否存在年度绩效提成双方存有争议，但从原告与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某等人的聊天记录看，双方事实上存在年度提成的约定，且在原告离职时被告尚未支付。根据被告财务核算的金额原告2018年度的绩效提成为422,793.86元，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应及时支付原告上述款项。4、被告是否应支付2017年度的年度绩效提成及分红，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有书面协议约定了2017年的年度绩效提成，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被告提供支付凭单称2017年的年度提成已经发放完毕，但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支款凭单系手工书写，但无财务、出纳、部门主管、经办人以及领款人等签字或盖章，与原告提供的支款凭单形式不符，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另结合原告与孟某某、步某某、李某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本院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根据被告提供的2017年度提成明细表，原告2017年度的年度绩效为225,000元，现原告主张2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虽否认未支付2017年度提成，以及与原告存在按月分红的约定，但被告无法解释离职时财务发送给原告的核算清单中列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存在分红款53,803.26元。本院认为，原告陈述的2017年度的提成暂不发放作为原告借款给公司使用并每月参与利润分红的意见较为可信，本院予以采信。结合被告财务发送给原告的年度提成清单以及相关聊天记录并扣除2019年1月粉红1,435.57元后，本院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年度分红52,367.69元。关于加班工资。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4月21日、5月6日、5月26日、27日、6月23日、7月14日、7月15日以及9月23日(中秋节)，原告虽无被告处的打卡记录，但原告提交出差申请显示该期间原告在外出差，二者并不矛盾，本院确认上述出差时间为加班时间。从被告考勤记录显示2018年5月12日、11月10日、11月11日三个休息日原告均有出勤打卡记录，本院确认加班15小时。因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有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结合原告实际加班时间，本院支持原告休息日加班工资1,974.94元、9月23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82.11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丽纯2018年11月、12月、2019年4月、5月的月度提成83,930.48元；二、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丽纯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年终绩效提成差额642,793.86元；三、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丽纯2018年度分红52,367.69元；四、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丽纯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974.94元；五、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丽纯2018年9月23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82,11元；六对原告邓丽纯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10元，由被告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继峰审 判 员  王玉平人民陪审员  林景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孙 凯书 记 员  王晓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