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03民初2343号原告：史春开，男，1963年2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井冈山市。委托代理人：姚丽娟，江苏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解除代理关系）委托代理人：艾黎清，江苏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解除代理关系）委托代理人：张帆，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军，男，1970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刘行，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春开诉被告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7日、7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春开及其委托代理人姚丽娟、艾黎清（已解除代理关系）、张帆，被告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春开诉称：被告王军以浙江横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于2007年8月3日开始承建案外人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公司）开发的“井冈山红都产权式酒店”工程。在承建过程中，被告多次通过个人借款形式向原告及凯信公司借款，对此原告凯信公司多次催讨，被告均承诺借款冲抵其应得工程款。后因工程款争议王军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将凯信公司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王军对于其借用款项中大部分冲抵工程款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但对其中2009年2月21日的工程款确认书中载明13万元借款提出属于其个人向原告的借款，即该笔借款应归还给原告，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8民初87号，江西省高院（2019）赣民终297号判决书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欠款并恶意拖欠资金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元；2、被告支付从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4日起以13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2020年4月10日止的金额为7479.7元，暂合计137479.7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告史春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及所附《工程款支付明细》（2019年1月14日经王军本人签字确认）各一份，证明2009年2月21日原被告及案外人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2007年6月14日起至2009年2月19日止，被告已经收取款项的确认，其中包含被告向原告借款13万元整，即工程款确认书中所确认款项属于王军已经收取款项。证据二、《王军诉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证据清单》，证明（2012）吉中民一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军将《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作为第十四组证据提交至法院，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2月21日进行了对账，确认了截止到对账被告的总付款金额，即该确认书中所述款项王军已经自认收取。证据三、2018年5月14日质证笔录【（2017）赣08民初87号】，证明为了证明凯信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史春开向王军已经支付总款项，凯信公司2018年5月14日将《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作为补充证据提交主张该笔13万元借款的债权，但王军认为史春开非案件当事人，作为权利人应另案主张。证据四、2019年1月14日开庭笔录【（2017）赣08民初87号】，证明：2019年1月14日，凯信公司再次将《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作为补充证据提交以主张债权，王军抗辩史春开并非案件当事人，应以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证据五、民事判决书【（2019）赣民终297号】，证明：1、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借款13万元，当事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明细单中均显示王军收到借款13万元，但2009年2月21日的工程款确认书载明借贷关系的出借人是史春开……；2、二审过程中双方对于原审法院的该认定事实均没有异议，故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证据六、银行交易流水六份，证明原告在工程施工期间经常银行取现用于支付与被告之间的工程款，结合双方签署的工程款确认书及工程款支付明细中所记载的项目可知原被告双方之间对于工程款的支付交易习惯是用现金。证据七、王军出具给凯信公司的关于收到凯信公司支付各项工程款的收条（共计十五张）（复印件），对应上次开庭时举证的工程款确认单及工程款支付明细，证明双方之间的工程款往来存在大量现金交付的事实。证据八、2009年3月26日收据一份（洪都酒店项目部出具的，金额是124113元）、井冈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原件用涂改液进行了涂改）、房屋回购承诺书一份、楼宇按揭合作协议书一份、凯信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09年3月26日王军通过其项目公司向凯信公司出具收据一份，确认其收到工程款124113元，该笔款项实际是王军与凯信公司签署的购房合同中房屋价款的首付款，用于冲抵工程款，实际该笔费用并未支付，而是以相互抵账的方式完成了债务抵消，抵消的就是凯信公司应该支付给王军的工程款与王军应该支付给凯信公司的购房首付款，所以才出具了这张收据。2009年1月3日王军与凯信公司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其中购房首付款是121113元整，实际冲抵的首付款是124113元，相差3000元是因为银行按揭的时候少放款3000元，故该笔3000元要增加到首付款内，收据中载明的是124113元。房屋回购承诺书中载明双方约定了房屋回购的条款，实际上该套房屋后期的按揭贷款王军一直没有支付，银行方与我方协商由我方将其欠付的贷款全部付清，将房屋收回，因为双方之间首付款是用工程款冲抵的，也没有实际支付，所以我们在收回房屋之后对于该笔王军已经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124113元没有在凯信公司与王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予以主张。证据九、2009年3月26日通知一份，证明王军委托陈芳清负责项目技术，成际国负责财务。2009年4月10日通知一份，证明王军当时委托王精平作为财务负责人，到4月10日因为成际国回家有事，所以财务由王精平负责。2008年12月14日承诺书一份，证明王军承包的工程中包括外墙外粉外贴工程，并不仅仅是主体框架工程。被告王军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借贷双方的合意行为，即借方出借资金，贷方出具借条。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仅以一份《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作为债权凭证，我方认为该确认书系两家公司确认工程款支付金额的对账单，将与公司无关的个人债权债务写在公司间的对账单上，明显不符合常理，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借款与该工程或者工程款之间有某种利害关系。其次，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借方必须有相应的借款交付给贷方，贷方收到借方出借的款项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才成立。而本案中我方从未收到过原告方以任何方式给付的13万元，原告也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其向被告给付过13万元的证据。因此，我方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没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原告也未向被告出借过13万元，我方也未向原告出具过借条，故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第二、确认书上载明我方借原告13万元系原告勾结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自编自演的一出骗取银行贷款的双簧，系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案件。2008年底，由于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无钱支付被告的工程款，其公司法人即本案原告找到被告，让被告配合签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用以向银行做房贷，等房贷下来后就用作折抵被告的工程款，首付款共121113元，加上相应手续费共计13万元。原告说该首付款由其代被告缴纳，于是在2009年1月3日被告配合与凯信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均在凯信公司处，被告无合同）。2009年2月21日原告代表凯信公司与被告就已经支付的工程款进行对账，在对完工程款后原告对被告说我帮你支付了房屋首付款13万元，房屋登记在你的名下，你要认可借我13万元。被告信以为真，因此才会同意在公司间对账的确认书上注明借到原告13万元，这便是原告没有借条的原因。现在我方认为13万元实际并没有支付给凯信公司，如果支付了相当于自己交钱给自己，因为凯信公司是开发商，原告是凯信的法人。2009年3月26日原告交给被告一份由凯信公司出具的《房屋回购承诺书》，承诺凯旋门Ｃ705号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如两年后需要处置该房，凯信公司承诺原价371113元不计息回购，并承担相应的过户手续费。原告和凯信公司在2009年3月31日以被告的名义在井冈山市茨坪信用社开立银行按揭账户：18×××76。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心想起诉状内没有谈及房屋和回购的事情，只谈到借款，那房屋是不是在被告名下，于是被告立即赶到井冈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得知被告名下没有任何房屋，也没有凯旋门Ｃ705号这套房屋，被告来到井冈山市农村商业银行茨坪支行查询按揭账号，银行工作人员经查询后告知该存折已经销户（开户、销户王军均不在场），于是被告要求打印账户从开户以来的资金流水，该资金流水反映出所有按揭款开始均是有人每月存款缴纳按揭款，其后陆续有戴小飞（原告外甥，凯信公司员工），何彩霞（戴小飞妻子，凯信公司出纳），凯信公司等转账支付相应的按揭款。另外被告在另案起诉凯信公司工程款纠纷案时，2019年6月28日在江西省高院组织我方与凯信公司戴小飞对账时，从戴小飞带来的凯信公司原始账本中拍到的被告银行开户收费凭证、缴纳按揭款凭证等，证明按揭款均是由原告和凯信公司组织相关人员缴纳的，现按揭已经结束，但房屋并没有在被告名下，反而要被告支付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和凯信公司要求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就是在骗取银行房贷资金，所谓的回购也是在欺骗被告。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起诉讼就是典型的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并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被告王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身份证，证明被告主体适格。证据二、房屋回购承诺书，证明原告担任法人的井冈山市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王军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原件在凯信公司，被告没有），首付121113元，加上相应的手续费等共计13万元，由原告代王军支付并承诺回购凯旋门C705号房产，但经王军在井冈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该房屋并没有登记在王军名下，且经过查询并没有凯旋门C705号房产存在。证据三、江西井冈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茨坪支行流水三张，证明王军“购买”凯旋门C705号房屋银行按揭流水，所有按揭款均是凯信公司或者安排公司出纳何彩霞和工作人员戴小飞支付，王军未支付过按揭款，经王军查询，目前按揭银行卡已经销户，且销户与开户王军均没有到场签字。证据四、差旅费报销单一份，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三份，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业务收费凭证一份，证明王军在井冈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茨坪支行开户支付20元工本费，支付按揭款的凭证，实际全部为井冈山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该证据来源于省高院就工程款纠纷组织双方对账时从凯信公司员工戴小飞带来的原始账本中拍摄）证据五、2019年6月28日省高院的询问笔录一份，关于井冈山凯信公司160份支付凭证的质证意见及表格各一份，证明在王军起诉凯信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中，凯信公司向法院提供了160张支付凭证，用以冲抵王军的工程款，法院组织双方就该160笔支付凭证予以质证，王军只认可其中的13笔，该13笔不包括王军在2009年3月26日由王精平出具的工程款收据中载明的124113元（表格中第十二笔）。原告称在起诉王军合同纠纷案中没有提供该124113元的收据，与事实不符。证据六、2020年1月10日庭审笔录，省高院（2019）赣民终297号民事判决书，主体工程验收表，证明160笔付款凭证中王军只认可13笔，该13笔不包括王军在2009年3月26日由王精平出具的工程款收据中载明的124113元。凯信公司支付给王军的工程款中包括该160笔法院只认定其中的13笔，金额是139009元，不包括124113元（在判决书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页）；王军撤场时间是2009年3月底，验收时间是2008年12月4日。王军在和凯信公司签订工程款结算单的时候就已经撤场了。证据七、陈尚清向井冈山市建设局、劳动局书写的信访件，凯信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信访件要求凯信公司在2008年12月20日之前支付民工工资15万元。证明因为凯信公司无力支付民工工资，根本不可能有钱借给王军。凯信公司出具的证明是材料商找王军要材料款，如果不给钱就起诉王军及凯信公司，凯信公司和横店红都酒店项目部于2009年1月16日向材料商出具证明，证明当时还没有结算，但是工程是真实存在的。说明凯信公司当时根本就没有钱。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3日，被告王军以浙江横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井冈山市凯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工程合同补充协议》，承建凯信公司开发的“井冈山红都产权式酒店”的土建及部分装修工程。2009年2月21日，凯信公司（甲方）与浙江横店建筑公司红都酒店项目部（乙方）签订《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双方确认自2007年6月14日起至2009年2月19日止，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总工程款为1125.0497万元。其中水电工资20.5万元，外墙砖粘贴工程款6万元，主体及其他附属工程款1098.5497万元。另外，乙方借甲方史春开壹拾叁万元整。原告史春开、被告王军在确认书上签字，凯信公司、浙江横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红都酒店项目部在确认书上加盖公章。《工程款确认书》后附有《工程款支付明细》，其中备注：2009年1月23日，借款13万元，王军。对借款经过，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因临近过年，被告请求凯信公司支付工程款给其过年，但凯信公司按工程进度没有义务支付款项给王军，故王军私下向原告借钱过年。原告准备了几十万元现金在家中备用，其从中拿了13万元现金交给被告。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陈述：13万元借款系在2009年1月23日分几次以现金方式交付至被告，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原告还提交了2008年10月1日取款66300元、5500元，2008年11月22日取款30000元，2008年12月5日取款10000元，2008年12月23日取款50000元，2009年1月23日取款60000元，2009年3月20日取款13000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13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及双方有现金交付的习惯。现原告认为被告经催讨后仍未归还借款，故诉至法院，提出如前所请。另查明，2009年1月3日，凯信公司与王军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记载：王军购买凯信公司开发的茨坪桐木岭路36号7栋C幢705号住宅，套内建筑面积55.22平方米，分摊面积18.56平方米。房屋单价为5030元/平方米，总金额叁拾柒万壹千壹百壹拾叁元整（371113元）。首期付款为壹拾贰万壹仟壹佰壹拾叁元整，按揭为贰拾伍万元整。王军在该合同上签字。凯信公司加盖公章。该合同原件上于买房人名字、房屋坐落地址、房屋总价款、首付款及按揭款金额等处均用涂改液进行了覆盖修改，凯信公司在涂改处加盖了公章。被告称签订合同时合同是空白的，只有买房人处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地址及合同尾部买受人签章处的名字等内容是本人填写。2009年3月26日，凯信公司向王军出具《房屋回购承诺书》，内容为：“因王军于2009年1月3日在我公司凯旋门购买一套房屋（房号：C705#），面积73.78m2,单价5030元/m2,总房款371113元。其中首付款121113元，银行按揭贷款250000元。鉴于购房人王军的实际情况，本公司承诺，如果购房人王军在两年后需要处置该房屋，我公司则按原购房价格不计息回购，购房人王军应积极协助我公司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并支付按国家有关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过户手续费用。”2009年3月31日，井冈山市农村商业银行茨坪支行向凯信公司发放房屋按揭贷款247000元。原告自认被告并未向凯信公司实际支付首付款121113元，首付款由凯信公司垫付，该房屋的所有按揭贷款均由凯信公司向银行偿还，直至2015年7月将按揭欠款一次性还清。由于王军对该房屋未支付任何款项，凯信公司便收回了该套房屋，并在2018年10月30日将该房屋出售给了伊凡、张晓栋，2019年1月14日已办理产权证。被告称其未向原告借款13万元，确认书中的借款13万元实为该房屋首付款加上相关费用，因原告要求王军配合其签订购房协议来骗取银行贷款用以支付工程款，其不清楚首付款是多少，是原告告知其首付款为13万元。自己当时并不想要房屋，首付款写多少其并不在意。再查明，2009年3月26日，案外人王精平（系被告王军亲侄子）向凯信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金额为124113元，收款事由为工程款。收据上加盖浙江横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红都酒店项目部印章。原告称该收据中的款项124113即为王军应付的房屋首付款加上少发放的按揭贷款3000元，该款用以冲抵原告欠被告的工程款。2012年5月29日，被告王军因与凯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凯信公司支付工程款11229503元。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8民初87号案件开庭笔录中显示，凯信公司出示了《红都酒店项目工程款确认书》，以证明王军欠史春开13万元，王军质证称该纠纷应以民间借贷案由审理，史春开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原告应另案主张权利。该案经一审、二审，2020年3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赣民终29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该项目主体工程于2008年12月已竣工验收……王军在2009年3月底撤场。……加盖了横店公司红都项目部公章并由成际国、王精平或陈芳清签字的收据共2926139.1元……收据中王军收款的数额为139009元。从凭证收取的内容来看，凭证中有大量与王军无关的工程，又有实时发生的水电费，说明王精平、陈芳清在王军撤场后进行了施工，因此盖有公章的凭证不能作为当然由王军承担法律后果的依据。”根据被告王军在庭审中提交的原、被告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针对凯信公司提供给法院的160份付款凭证的质证意见，该139009元不包含2009年3月26日由王精平签字的收据。另原告于本案庭审中提交了王军在工程施工中向凯信公司出具的借条及收条15张，用以证明双方在工程款支付中存在大量现金交付的事实，该部分借条、收条的内容与《工程款支付明细》中相应时间的记载一致。凯信公司企业公开信息显示：凯信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15日，法定代表人为史春开，史春开持股比例为100%。以上事实，有工程款确认书及工程款支付明细表、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回购承诺书、收据、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具备借贷双方合意的形式要件及款项实际交付的实质要件，债权人应对借贷关系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原告举证了《工程款确认书》及《工程款支付明细》作为被告向其借款出具的债权凭证。由于原告主张系现金交付，但被告对款项交付提出异议，法院应结合出借人出借能力、资金来源、当事人间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常理来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本案中，原告提交了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1月23日的多笔现金取款凭证来证实资金来源及双方具有以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但以上取款凭证仅能证明原告取款的事实，且取款时间前后跨度几个月，并不能证明该款项是交给了被告。从原告两次开庭的陈述看，第一次其陈述因临近过年，家中存放了几十万元现金备用，从中拿了13万元交给被告，而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是于2009年1月23日分几次交付现金给被告，1月23日当天还取款6万元，以上原告关于借款交付的事实前后陈述并不一致。原告还提交了工程施工过程中王军收款后出具的收条及借条，以证实双方以往存在以现金支付工程款的交易习惯，这些收条及借条与《工程款支付明细》中记载的相应款项能够对应。可见，被告收到工程款或向原告借款后会另行出具收条或借条。而本案所涉借款13万元，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借条或收条，仅有工程款确认书中“乙方借甲方史春开壹拾叁万元整”的记载，原告以此作为已实际向被告支付借款的依据，显然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297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案涉工程主体部分于2008年12月竣工验收，王军于2009年3月底撤场。可见双方于2009年2月21日对已付工程款进行结算时，王军已完成了大部分施工内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297号案件判决结果为：凯信公司应支付王军工程款6943838.29元。故可以判断在双方结算时凯信公司是欠付被告大量工程款的。而原告称2009年元月时，因被告工程进度未达要求，凯信公司没有义务支付工程款给被告，故被告私下向原告个人借钱过年。该说法显然与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此外，原告陈述被告借款13万元系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系工程款的组成部分，双方结算时在原告仍欠被告工程款的情况下，如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了13万元，原告作为凯信公司的唯一股东，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原告完全可以将该13万元列入已支付的工程款中，而无需再将13万元另行标注为个人借款。原告认为被告在双方建设工程合同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并未对借款13万元予以否认，故认定该借款成立。本院认为，13万元借款属民间借贷纠纷，与双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两案的案由、主体均不同，被告对《工程款确认书》中“乙方借甲方史春开壹拾叁万元整”的内容，辩称应按民间借贷纠纷由原告另行起诉，并无不当，不能据此作为被告对13万元借款的自认。关于被告辩称该13万元即为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中涉及的房屋首付款，对此，本院认为：房屋首付款金额为121113元，对此原、被告均无异议，但该金额与《工程款确认书》中的借款13万元并不完全吻合。被告称系首付款金额加上手续费后原告告知其总共13万元，也仅是被告的单方陈述，原告对此并不认可，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对房屋首付款与《工程款确认书》中13万元借款的关联性，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两者即为同一款项。原告作为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即使房屋首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但在原告对借贷关系举证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影响本院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认定。综上，原告据以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3万元的证据不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春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原告史春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建梅人民陪审员  徐水兰人民陪审员  徐 玲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闵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