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103民初1055号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纪王镇纪高路南一村**。法定代表人：潘海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大商城市广场****法定代表人：张丹，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木子，辽宁仁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木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51,124.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1,124.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暂计算至2020年4月14日为561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15,0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7月5日签订《采购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预购2020年第一季度的VANS品牌鞋，且原告实际将期货保证金81,200.00元支付至被告开立的支付宝账户；同时，原告2019年12月19日在被告处订购VANS品牌鞋现货，并于2019年12月20日向被告支付宝对公账户支付货款69,924.00元，上述款项合计151,124.00元。被告收到原告两笔款项后，均未按照约定供货。2020年3月10日，原告委托上海荣厚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向被告申明立即解除与被告签署的《采购协议》，要求被告返还已付151,124.00元款项，并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被告签署律师函后至今并未返还原告任何款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诉至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辩称1.买卖合同不是我公司作为供货方主体签订的，且签订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杨孝光已不是我公司员工，该买卖合同与我公司无关；2.我公司是VANS品牌的独家代理，只有我公司具备开VANS发票的条件，受潘海样和杨孝光委托，帮着出于人情走账开了发票，两笔款项在转入的当天，在原告和杨孝光指示下，转入他们指定的账户，我公司只是他们要走个流水转账用的，我公司根本未实际收到原告说的货款；3.根据杨孝光提供给答辩人的证据显示，杨孝光对该笔货款有20,000.00元的返还，原告起诉的数额不真实；4.原告提出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即无合同约定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提出的该两项主张不构成诉讼的必然成本，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也不应承担部分费用。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一份；2.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企业名称于2020年2月21日由“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变更为“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原告作为本案主体适格。3.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协议》一份；4.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6月29日及2019年7月5日之间的邮件往来截图一份；5.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6月28日、2019年6月29日及2019年7月5日之间的邮件录屏文件一份；6.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7月5日签订采购协议，约定原告从被告处预购2020年第一季度VANS品牌鞋，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宝对公账户支付期货保证金81,200.00元。7.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12日间及2019年12月19日至2019年12月20日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8.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11月10日至2019年12月20日间的微信聊天录屏文件一份；9.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一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向被告订购VANS品牌鞋现货并于2019年12月20日向被告支付宝对公账户支付货款69,924.00元。10.原告委托上海融厚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3月10日向被告发出的《催款函》一份；11.《催款函》的邮寄及签收信息一份，证明：2020年3月10日，原告委托上海融厚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出具《催款函》，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协议》，并要求被告立即返还货款151,124.00元。被告于2020年3月12日签收《催款函》，但至今未返还货款。原被告之间的采购协议已经解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的151,124.00元。12.2017年1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协议》一份；13.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8月27日至2019年8月28日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14.杨孝光与潘海样2019年8月27日至2019年8月28日间的微信聊天录屏文件一份；15.含有金额为191,241.5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一份；16.杨孝光的钉钉名片截图四张；17.2017年9月28日杨孝光与潘海样之间的邮件截图一份，证明：杨孝光系被告副总经理，按照与案涉业务操作模式相同的方式，杨孝光代表被告与原告间已经进行过多笔交易。故2019年7月5日杨孝光与原告签订采购协议的行为应认定为表见代理，被告应该承担返还货款义务。18.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19.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及律师代理费发票一张，证明：原告支付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保险费500.00元、律师代理费15,000.00元，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供应方主体为杨孝光，签订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此时杨孝光已从我司离职，合同上也无我公司盖章，且合同中对律师费、保全费的承担无约定；对证据4收件人为杨孝光邮箱，并非我公司邮箱，我公司对此事并不知情，对交易金额也并不知情；对证据5杨孝光所用的邮箱并不是公司邮箱，其发送的合同订单模板一事，公司并不知情，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6此款项是原告与杨孝光开发票需要，在我公司必要的走账流水，我公司是VANS品牌盘锦地区的独家代理，只有我公司才开具带VANS名头的发票，这笔款项只是为了开发票走的流水，款项在原告和杨孝光的指使下当时就转出去了，我公司并没有收取货款。对证据7和证据8杨孝光在2019年2月已在我公司离职，其签订合同的事，我公司并不知情，后续与原告联络的聊天内容，我公司也并不知情，是杨孝光与原告的个人行为；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6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1上显示的已签收他人代收，被告并未收到该邮件，即便收到该《催款函》，该《催款函》是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不代表其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也不代表被告对其《催款函》内所指供销合同内容及金额的认可，至于原告所称的采购协议已经解除是原告与杨孝光个人之见的解除，与被告公司无关。对证据12，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2日，签订双方为潘海样、杨孝光，均为个人，不代表我公司行为，我公司也不予认可，也并不知情。其该证据时间久远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13，该聊天记录中双方交流中均显示，此次打对公账户进一步表明了被告主张的原告与杨孝光打入我公司账户只是为走流水，用于开发票。杨孝光的行为为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14，其2017年8月27日与本案关联性不大，且其为杨孝光的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15，该转账未附相应的供销合同，不排除是双方走流水开发票的行为，且该行为金额的确定都在原告提交的微信中有商议，对数额有再三确定；对证据16，该4张截图无法确定原告的截图时间，杨孝光在2019年2月之前确实在我公司挂职，不参与经营。此时的截图只代表杨孝光当时的身份状态，涉案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此时杨孝光已在我公司离职。我公司也在钉钉公示，其不再我公司任职；对证据17，发件人杨孝光使用邮件账户为其个人账户，不代表公司行为，且该邮件发送时间为2017年9月28日，时间久远，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我公司对此行为不知情。对证据18及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两项费用不是诉讼的必然成本，均是可以不必发生的费用，且原告与杨孝光的合同中没有对此的约定，且该合同也与被告无关，被告对以上两项费用不予认可，也不予承担。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回单三份、转账截图六张，证明：从2017年至今，杨孝光与潘海样和潘海样名下的盖小苏体育不断有账目往来，都是杨孝光个人与他们签的合同，都是杨孝光自己的账号与其有账目往来，被告并不知情。可见，潘海样对杨孝光的情况很是了解。2.潘海样和杨孝光微信截图四张，证明：原告与杨孝光之间的往来频繁，因他们之间经营许多品牌，甚至有些账目混乱，但原告方对杨孝光的经营范围非常了解，他们之间有“自己的账目”，其中这个自己的账目就包含我公司vans品牌。3.潘海样和杨孝光微信截图六张，证明：原告非常清楚杨孝光的经营范围和与杨孝光的结款方式；该组证据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截图是原告与杨孝光之间商量开发票事宜，可以看出，原告非常清楚因为杨孝光虽自身经营许多品牌，但因每个品牌都存在地区的独家代理，杨孝光不具备开发票的条件，为此原告会提供开票信息，让杨孝光帮着弄发票或由杨孝光与品牌联系开发票。4.2019年7月1日转账记录两张，2019年12月20日转账记录两张，证明：原告虽主张在2019年7月1日和2019年12月20日为我公司基本户打款，但其实是原告、杨孝光与我公司商量后，帮着走账开发票用的；当时转账进入账户后马上在原告和杨孝光指示下，转入他们指定的账户，我公司只是他们要走个流水转账用的，我公司根本未实际收到原告说的货款。5.钉钉软件截图两张，证明：前几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原告已然十分了解杨孝光的经营范围、经营身份，但该组证据更证明了杨孝光在2019年2月3日已经从我公司离职，公司同意了杨孝光离职申请，我单位钉钉公示上也无其任何身份信息。原告在2019年7月16日与杨孝光签订的合同只是其与杨孝光个人签订的合同，原告未上钉钉再次对杨孝光的身份进行审核，也未与我公司沟通，是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双方的购销合同与我公司无关。证据6.杨孝光转给潘海样退货款截图3张，金额共计20,000.00元，证明：我公司提交的以上五组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合同和货款与我公司无关，只是原告与杨孝光之间的个人买卖关系，我公司既未收到钱，也未与其签订过合同，我公司只是出于人情帮着走账开了发票。如若法院最后认定此笔款项有关联，那么金额也应为131,124.00元，杨孝光已经偿还其两万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账务往来，微信截图认为与本案无关，这些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原告与被告的杨孝光发生过供货往来；对证据2.3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我公司与被告之间往来一直都是通过杨孝光联系，杨孝光为被告公司职员，我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显示杨孝光的入职时间是2015年10月1日，恰恰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职工杨孝光自2017年以来发生多次购销关系，且多次账务往来均是由原告打入被告账户，且被告职工杨孝光离职并未告知我方，我方对其离职事情并不知情，通过多年的购销关系往来，原告有理由相信杨孝光即代表被告公司，杨孝光的行为理应由被告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证据6原告确实收到了2万元转款，但该2万元转款虽由被告员工杨孝光向原告转款，原告对被告与其职工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知情，但原告认可该笔款项为退款。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孝光（甲方）曾与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海样（乙方）签订《采购协议》一份，合同的结算金额为585,025.50元；付款方式为电汇；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开户行为工商银行，开户账号62×××80，开户名杨孝光。合同下方有甲方潘海样签字按捺，日期为2017年1月2日，乙方杨孝光签字按捺，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2017年8月27日，杨孝光与潘海样在微信上协商，将该款打入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账户，由被告代开发票。2019年6月29日，杨孝光通过电子邮箱326×××＠ｑｑ.ｃｏｍ向潘海样的电子邮箱ｈｙｐ×××＠163.ｃｏｍ发送《期货订货协议》。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欲采购2020年第一季度VANS品牌鞋。2019年7月1日，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通过账户名为沈志敏的支付宝账户向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宝账户postmaster@leaf.onaliyun.com转款81,200.00元。同日，被告向账户名为渠立参的支付账户转账80,000.00元。2019年7月5日，潘海样通过其电子邮箱ｈｙｐ×××＠163.ｃｏｍ向杨孝光的电子邮箱yangxiaoguang@leaf.onaliyun.com发送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为附件是我们的订单（吊牌金额是700,350.00元，折扣是6折，返点2个点）附件及保证金的转账截图（交易给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宝），交易金额是：81,200.00元（大写：捌万一千两百元整），另外协议我今天邮寄出去，后续再邮件回复协议扫描版本，请确认。2019年7月16日，甲方杨孝光与乙方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议》一份，载明：2.1条约定乙方预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向甲方采购（附件一）采购清单中的产品，总计吊牌金额700,000.00元。2.4条约定乙方签署合同后一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期货保证金为折后金额20%。保证金分三个月冲抵分别为30%、30%、40%。5.1条约定采购价格参照甲方确认的供应商报价单，如果订单中的约定与本条约定不一致，则以订单约定为准。VANS按吊牌金额60%结算，最后批货返利2%。付款方式：电汇。5.2条约定甲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开户行：工商银行大连红绫路支行，开户账号62×××80，开户名杨孝光。对公支付宝：postmaster@leaf.onaliyun.com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如果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化，应及时通知乙方。11.1条约定本合同的有效期自2019年6月29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本合同终止时甲乙双方可以就延长合同另行进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予以确定。合同下方有甲方杨孝光签字按捺，乙方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日期为2019年7月16日。2019年11月11日，杨孝光与潘海样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杨孝光应向原告发货101双鞋，已发货96双鞋，尚欠5双。2019年12月19日，潘海样通过微信联系杨孝光，订购货号为VN0A4BV6X0P的鞋180双，金额为72,009.00元，扣除欠付的5双鞋子的价款为2085元，潘海样通过支付宝于2019年12月20日向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宝账户转账69,924.00元。同日，被告向账户名为巴依老爷的支付账户转款69,924.00元。庭审前，杨孝光已返还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货款20,000.00元。另查明，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更名为本案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变更。再查明，杨孝光原为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0月1日入职，2019年2月3日离职，该信息已在钉钉上公示。又查明，2020年4月6日,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委托该律所代理,代理费为15,000.00元。潘海样通过个人支付宝账户于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6日、2019年3月28日向杨孝光个人支付宝账户转款110,456.00元、84,074.00元及15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关键在于杨孝光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即原告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案涉《采购协议》系杨孝光与上海盖小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订立，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杨孝光并未以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而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合同中亦未加盖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故其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其次，原告未举证证实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杨孝光提供加盖有被告公司印鉴的授权委托书，所举合同无被告公司公章。即原告未对杨孝光的代理权限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故不具备表见代理的主观因素要件。综上，杨孝光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另被告所举的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杨孝光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海样之间有多笔个人转账记录。在原告所举的2017年1月2日杨孝光与潘海样签订的合同与案涉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直接将款项打入杨孝光的个人账户。2017年8月27日，因需要被告代开发票，杨孝光与潘海样在微信中约定将货款打入被告账户，不能仅以被告代开发票的行为认定其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因此，案涉合同系杨孝光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对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盘锦宣池商贸有限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2元，减半收取1661元，保全费1276元，由原告柏一（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卜薇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蔡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