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5534号原告（反诉被告）：肖某，女，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反诉原告）：司某1，男，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反诉被告）肖某与被告（反诉原告）司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蕊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肖某、被告（反诉原告）司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肖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按照离婚协议支付原告2016年至2020年五年的费用共计6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3年11月15日与原告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后财产归男方所有，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500万元，但男方迟迟未按约定支付款项。双方于2013年12月10日达成补充支付协议：2013年12月底前给付女方20万元，以后每年给付不低于10万元。但多年来被告不仅不履行协议内容，且对女儿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多年来从未看过孩子。女儿现在北京读小学，生活学习成本较高，原告无力独自负担女儿生活学习支出，无奈诉至贵院。诉请法院判决被告支付2016年至2020年未履行的协议内容，支付原告65万元，望判如所请。被告（反诉原告）司某1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原因：第一，原告不具备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至2020年子女抚养费的主体资格。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协议书系其与被告协议离婚后再次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书明确约定给付金额包括婚生女司某2的抚养费用，本案中原告以其个人名义起诉被告要求给付子女抚养费，不符合《婚姻法》第21条第2项的法律规定。第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协议书约定费用（给原告个人部分），因被告不具备履行能力，不符合所附条件而事实上无法履行。《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司某1根据自己实际发展情况，给肖某及孩子司某2抚养费伍佰万元为止”，该条款是附条件的约定，其主旨是被告具备支付能力的前提下，以支付500万元为限的约定，现被告不具备支付该500万元数额的给付能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原告拟向被告要求支付500万元中的份额，需先行提供被告具备支付能力的证据，否则在被告无给付能力的前提下，暂无给付该500万元份额的义务。第三，被告无法定义务向原告支付按协议书约定费用（给原告个人部分），虽因约定产生义务但因被告健康状况、无经济收入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请法院对约定给付数额酌定调整降低数额。双方当事人离婚后，被告心情重度抑郁关闭手机断绝与外界交往，生活支出全凭亲友资助，在此期间被告在资金稍许宽裕的情况下，优先向原告及婚生女支付各种费用。两年后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偶有收入也是优先向原告及婚生女支付费用。2017年1月间，被告被北京市东方医院诊断为“心血管左支重度狭窄”，并进行治疗。2020年4月2日被告突发重症，被120急救车送往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救治。2020年5月，被告在山东省济南市突发重症，被120急救车送往山东省立医院急救。2020年6月7日，被告因患眩晕症在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住院治疗。现被告经济状况和精神压力极大，已无条件支付协议费用。被告已另行组成家庭，育有两子，家庭生活拮据，因自身健康状况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告自身生活已难以为继，无力按原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款项。第四，协议书中约定被告给付原告费用和支付司某2抚养费数额、比例含混不清，现被告提出在其应支付的数额中原告占20%份额，司某2占80%份额。根据《协议书》约定，被告负有向原告及司某2支付抚养费的两项义务，给付给原告的抚养费的真实意思是给予原告适当的经济帮助，给付司某2的是抚养费。司某2系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和接受教育阶段，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照顾，在被告应支付的份额内应占绝大部分比例。原告身为成年人，有工作和劳动的能力，在被告应支付的份额内应占较小比例，方能凸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照顾，也体现被告给付款项的真实目的。原告虽是司某2的监护人，但其个人财产与未成年人的财产应分别计算、给付，专款专用，财产不能混同，故请法院确定原告与司某2取得被告所付款项的比例问题。第五，被告自2013年至2018年向原告及司某2共计支付137.857万元，该笔费用应认定被告依协议向原告及司某2履行约定义务，并冲抵本案诉讼标的额。双方当事人离婚后，原告独自经营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并在该律所内居住。在其经营律所期间因缺乏资金曾多次向被告求助，被告代原告支付律所房屋租金、律所年检、人员工资、社保等款项共计38万元。另代原告支付人身保险保费、现金转款、代还原告使用的×××号奔驰轿车贷款，原告全额领取民航总医院赔偿被告和原告的全部赔偿款32.0655万元，上述款项与被告向司某2支付的抚养费总额已达到137.857万元。被告向原告及司某2支付的上述费用应认定为被告按协议书约定向原告及司某2支付的费用，被告已支付的费用应在本次诉讼中冲抵原告诉讼请求数额。综上，被告愿意承担能力范围内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但因情势变更，被告已无力按原协议书内容继续履行。故被告现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将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的给付金额调整为自2020年起至司某2年满18周岁，每年支付6万元，并以总支付额40万元为限；2.确认反诉人支付给被反诉人、司某2的钱，20%属于被反诉人，80%属于司某2；3.反诉人返还被反诉人车牌号为×××的奔驰车，并按照每天150元标准，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8日共2350天的车辆使用费3525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原告（反诉被告）肖某对反诉辩称，不同意反诉人的反诉请求。离婚协议中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而且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变更支付的份额比例没有必要，按照约定支付即可。离婚时，双方达成一致，车辆先放在我处，车辆使用费没有法律依据。民航总医院的赔偿款，我已经在2015年3月汇款给了反诉人16万元，而且民航总医院是在2015年支付的，被告现在才提出，已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并认定事实如下：肖某与司某1原系夫妻关系，2007年11月18日育有一女司某2。2013年11月15日，肖某与司某1自愿协议离婚，并在郓城县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我俩因男方自2010年6月到2013年2月与第三者辽宁朝阳籍女子任某同居，男方多次以发展事业需要资金为由，将女方全部积蓄骗出供与第三者玩乐。由于男方的漠不关心，在女方第二次怀孕初期，男方连续多日不归，独自带女儿的女方只能在普通医院建档生产，但第二胎在生产时因发生医疗事故抢救无效死亡。男方的过错给女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导致夫妻矛盾不断激化，此后，男方多次在夫妻争吵过程中施以暴力将女方打晕，现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无和好可能，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离婚协议如下：1.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男方有探望权。2.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500万元（支付方式另已达成协议），婚后全部财产归男方所有。3.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务方自行承担。离婚后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生活。2013年12月10日，肖某与司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给付肖某及孩子司某2抚养费细则。自2013年起以年为单位，兼顾母女俩人的实际需要，每年给付肖某及孩子司某2不低于拾万元人民币，直至孩子司某2年满18岁及司某2上大学等费用。一、2013年12月底前给肖某及孩子司某2贰拾万元人民币。二、司某1根据自己实际发展状况，给付肖某及孩子司某2抚养费伍佰万元为止。司某1愿意以自己名下车辆×××及自己名下所有财产为上述还款总数作无期限担保。”司某1认可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协议书的内容，认为协议书是其在经受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签署的。2015年，肖某以离婚后财产纠纷将司某1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司某1向其支付2013年至2016年的费用50万元，该法院审查后认为“虽然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书写内容为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500万元，2013年12月10日协议书内容写了抚养费细则以及孩子的问题，但是从尊重当事人本意角度考虑，两份协议书应该综合认定，还原本意，本院对被告同意支付原告500万元、被告至今只支付5万元的陈述予以采信。根据协议书约定，2013年底被告应该支付原告20万元，2014年、2015年各应最少支付10万元，本院按照最低给付金额支持。2016年尚未结束，该年应支付金额，暂不予支持”。该院于2016年10月28日以（2015）朝民初字第597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司某1向肖某支付3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在肖某申请法院执行后，法院已于2018年5月28日从司某1账户内扣划335643元，该案已履行完毕。现肖某诉至本院要求司某1支付其2016年至2020年的补偿金额，形成本诉。2012年，肖某、司某1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将民航总医院诉至法院，后法院先后以（2012）朝民初字第7036号、（2014）三中民终字第03597号判决，于2014年5月19日终审判决民航总医院赔偿肖某、司某1各项赔偿款、案件受理费、司法鉴定费共计308455元，肖某、司某1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上述赔偿款项均打入肖某的账户内。司某1认为上述赔偿款项中其应享有一半份额，应由肖某返还，并在最终的支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司某1认为其自2013年始已经陆续向肖某、司某2支付各种款项共计137.857万元，并向本院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5年8月18日向司某2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内转账20000元，于2016年1月23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6年6月20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6年6月25日向上述账户转账12000元，于2016年9月28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元，于2016年11月6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元，于2017年1月20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元，于2017年8月24日向上述账户转账5000元，于2017年11月6日向上述账户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1月7日向上述账户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2月22日向上述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8年4月24日向上述账户转账30000元，以上共计153000元；于2017年6月22日向肖某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内转账6000元，于2017年6月24日向上述账户转账30000元，于2018年1月13日向上述账户转账4000元，于2018年1月23日向上述账户转账5000元，于2018年4月23日向上述账户转账3000元，以上共计48000元。肖某认可司某2上述账户内自2016年收到司某1转账的金额共计133000元，认可本人上述账户内确收到上述司某1的转账，其中2017年6月24日的30000元转账是给司某2的抚养费，其他的转账均系其代司某1交纳律所工作人员的社保费用、人才市场账户开户费用。为此肖某向本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分别其在2017年6月22日将司某1转账的6000元加之自己应当缴纳的社保费用共计7000元存入了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的银行账户内，并于同日向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律所工作人员2017年5月的保险费用6777.67元；2018年1月22日，由于司某1该月迟延支付了代缴的社会保险费用，故肖某该日向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内存入6000元，用于向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纳包括自己在内的律所工作人员2017年12月的保险费用7329.24元，后司某1于次日向其账户内转账5000元。司某1认为是肖某实际在经营管理上述律所，是其自己处分钱款的行为。司某1名下有车牌号为×××的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XXX，发动机号码XXX），登记日期为2013年3月11日，经司某1与肖某协商同意，双方离婚后该车辆一直由肖某使用。司某1向本院提交其名下中信银行卡号为×××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与肖某离婚后，其名下车辆虽由肖某实际使用，但司某1仍按月偿还车辆贷款，直至2018年3月将车辆贷款偿清，共计28万元左右，该部分钱款应从其待支付钱款中予以抵扣。肖某认可上述账户明细，但认为车辆登记在司某1名下，车辆贷款理应由司某1偿还。司某1主张其与肖某离婚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成立的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交由肖某经营，其代肖某支付的部分律师事务所的经营支出，包括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的经营场所租金120000元，2014年至2018年律所年检费50000元，合作人樊少雄的工资120000元，合伙人陈曦社保款90000元，共计380000元。肖某认为双方离婚时并未约定律所交由其管理，律所经营管理权仍在司某1处，其只是律所的行政人员，该部分费用支出与其无关。司某1主张其代肖某支付新华人寿2014年至2018年的保险款8825元，其支付的司某2作为被保险人的新华人寿2014年至2018年的保险款12775元。肖某对上述投保情况表示不清楚，并表示如有投保，同意司某1解除相应保险合同。司某1向本院提交居民户口簿，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急诊病历、检查报告，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病历、门诊病历、诊疗记录及医嘱单、检查报告，山东省耳鼻喉医院门急诊病历、住院处方、交费凭证等部分就医材料，证明其身患多种疾病，家庭和经济负担严重，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状况存在重大变化，其不适宜按照协议约定支付高额费用。肖某认为司某1自身疾病非重大疾病，并不影响其支付义务的履行。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肖某与司某1于2013年11月15日协议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达成了《离婚协议书》，并于2013年12月10日就《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处理部分进行了细化，自愿达成了《协议书》，二份协议书形成时间虽不一致，在500万元钱款的接受主体上存在区别，但双方在离婚事由、财产处理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且从尊重离婚双方协商本意的角度考虑，本院认为肖某作为原告是适格的，鉴于前案已有生效判决，支持了肖某2013年至2015年的费用，现因2020年尚未结束，故本院对肖某要求司某1支付2016年至2019年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每年应支付费用的数额以双方《协议书》中约定的最低金额10万元为准。司某1主张其多年来支付肖某的钱款远超其按《协议书》应支付的金额，对于其主张的不同用途的钱款支出，本院分别作以如下认定：第一，对于司某1向肖某及司某2账户中的转账情况，肖某庭审中认可收到司某1自2016年1月起至2018年4月向司某2账户转账支付共计13.3万元，认可2017年6月24日司某1向肖某账户转账3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将在最终支付款项中将上述款项予以扣除。第二，对于司某1主张的其支付的共计38万元的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经营场所租金、年检费、合伙人工资等经营支出应由肖某负担的意见，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本院无法确认肖某与司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对于上述律所存在出资及出资情况、双方离婚后是否对于出资份额进行分割等问题，且双方均未在本案中要求对可能存在的出资份额进行分割处理，故本院认为，对双方举证中可能涉及的有关律所方面支出的主张，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处理，本院对司某1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对于司某1主张其分别于2017年6月22日、2018年1月13日、2018年1月23日、2018年4月23日向肖某账户转账的其他钱款共计1.8万元，肖某认为是其代司某1交纳的双方婚后经营的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的社保费用、人才开户费等，基于上述同样原因，本院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对此予以确认，故该部分的钱款一并作为司某1已支付给肖某的款项在最终支付款项中予以抵扣。第四，对于司某1所主张的民航总医院的赔偿款支付问题，该笔赔偿款因系双方婚内子女所涉医疗事故的赔偿，应属双方夫妻共同财产，肖某已举证证明其在取得补偿款后将其中的16万元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了司某1，司某1认可收到该笔钱款，但认为该笔钱款的收款用途是为了解决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的纠纷所用，但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且因涉及律所经营问题，本院亦无法在本案中对此用途予以确认，故本院认为肖某已向司某1支付了关于民航总医院的赔偿款16万元。第五，对于司某1主张的其离婚后代肖某、司某2缴纳的新华人寿保险的保险费用应在最终支付款项中扣除的意见，因其未能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意见亦不予采纳。关于车辆问题，由于肖某与司某1在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婚后全部财产归男方所有”，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登记在司某1名下的车牌号为×××的车辆为司某1与肖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时，双方约定车辆归男方所有，故现司某1主张肖某返还车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肖某在其与司某1离婚后继续使用车辆的行为系其与司某1合意达成的，故对司某1要求肖某支付车辆使用期间的使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司某1辩称其偿还的车辆贷款应该从最终支付款项中予以抵扣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司某1主张的由于其现在身患多种疾病，家庭和经济负担严重，《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状况存在重大变化，其不适宜按照协议约定支付高额费用，故申请对《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数额和支付比例进行变更，肖某表示不同意，从本案查证的事实来看，上述《协议书》系司某1与肖某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全面履行，司某1现因个人原因要求变更协议主要内容，并不存在合理理由，故本院对司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司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肖某支付219000元；二、肖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车牌号为×××的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XXX，发动机号码XXX）返还给司某1；三、驳回司某1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57元，由肖某负担1591元（已交纳），由司某1负担13766元（已交纳12957元，余款8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蕊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