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2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桂远，男，196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田，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科翰，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立升，男，197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代理人：李艳，北京市鑫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生义，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 委托代理人：王金双，河北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徐州路****。 法定代表人：孙金山，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速捷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北规划五路东。 法定代表人：逯艳双，总经理。 一审被告：孙金山，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广饶县。 一审被告：孙萍，女，198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广饶县。 一审被告：孙寿山，男，195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广饶县。 一审被告：孙连山，男，197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广饶县。 一审被告：牛树刚，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广饶县。 上述五一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山东环周（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一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霖，山东环周（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东营市恒丰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徐州路** 法定代表人：孙金山，总经理。 一审被告：山东巨益新能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巨野县城东工业园民路北、固堆路东）。 法定代表人：孙寿山，总经理。 一审被告：东营市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徐州路**/div> 法定代表人：牛树刚，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因与被申请人张生义、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山东速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捷公司）、一审被告东营市恒丰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环保公司）、孙金山、孙萍、山东巨益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益公司）、孙寿山、孙连山、东营市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牛树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6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鲁民申67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桂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田、贾科翰、再审申请人赵立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被申请人张生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双、一审被告孙金山、孙萍、孙寿山、孙连山、牛树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李东霖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恒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金山、速捷公司法定代表人逯艳双、一审被告恒丰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金山、巨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寿山、恒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树刚经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桂远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6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和无棣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3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不得追加再审申请人为被执行人；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一、二审法院判令追加张桂远为（2018）鲁1623执31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的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这两条的构成要件是，1.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2.在股权尚未流转的情形，股东或者出资人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第十七条）；3.在股权已经发生流转的情形，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第十九条）。在股权尚未流转时，同时满足构成要件1、2的，可以追加企业法人的股东、出资人、依法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股权已经发生流转时，同时满足构成要件1、3的，可以追加原股东、依法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由此可以明确的是，在股权尚未流转时股东或者出资人是否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在股权已经发生流转时已经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是否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是这类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必须经过实体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具体到本案，属于股权已经发生流转的情形，发起人股东只有孙萍（已实缴出资），认缴出资的股东有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刘桂杰（出资期限至今尚未届满），除此之外的常凯凯、殷素芳、恒丰公司、赵立升、张桂远，均是或者曾经是受让股权的继受股东，因此，要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就应当查明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在转让股权时是否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在转让股权时其认缴出资的出资期限是否已经届满；因此，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就应当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经过举证质证，经过庭审程序查明前述基本事实，方可依法判定责任。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程序中，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无一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对于他们是否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范围如何，数额是多少，出资期限何时届满，这样一些案件最基本的事实，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都未曾也不可能举出一份证据，两级法院也未曾组织质证一份证据，仅凭借早已废除公示实缴出资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公示的速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就武断地认定该公司的10000万元始终未履行，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未经任何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就对本案最基本的事实主观地作出实质判断，以行政机关不再公示的信息代替司法审判，其事实认定的正确性无保证，也与案件审理中查明的孙萍已经实缴出资2000万元的事实相悖。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从实体法的视角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其字面意义明确表明，对于公司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除一人有限公司外，股东因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只限于原始股东，具体有两类，一是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股东，二是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认缴新增资本的股东。均规定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时，可以变更、追加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而《公司法》在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结构）第一节（设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发起人）只对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在第九章（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发起人也只对公司设立时或者新增资本时的股东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所有这些法律规定，能够充分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所指的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主体，不可以包含继受股东。在本案一、二审程序中，张桂远再三向法庭申明前述理由并提供了若干份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的生效判例佐证，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判令追加作为继受股东的张桂远为被执行人，其适用法律明显错误。（2）按照《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股东出资瑕疵责任的主体认定和责任承担的判定上，原始股东是最终责任人，继受股东最多是特定情形下的替代责任人，欲判令继受股东承担替代责任，最起码的前提是原始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被依法认定，其出资瑕疵责任的范围也被依法确定，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继受股东承担替代责任后还可以对负有最终责任的原始股东享有追偿权。因此，对继受股东科以出资瑕疵替代责任，必须以查明原始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和责任为前提。对于因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引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从程序法的视角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确定，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中，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一方为原告，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在这样的诉讼结构制度安排下，如果支持强制执行债权人的申请，绕过所有发起人、设立人股东和认购增资的股东，只裁定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原始股东无法参加诉讼，其出资瑕疵行为和相应的瑕疵行为责任的性质、范围、数额就无法审理、查明，在这样的基础上判令继受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对原始股东的出资瑕疵责任承担替代责任不当，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不允许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知，原审法院在原始股东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判令追加张桂远为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必定导致裁判结果错误。 赵立升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申请人及各原审被告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速捷公司各股东自始至终未履行10000万元的出资义务，该认定与事实不符。速捷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公司成立时，股东孙萍已全部实际缴纳出资2000万元。二、一二审判决径行追加赵立升为被执行人，无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赵立升并非设立速捷公司的发起股东或者新增出资的认缴股东，而是通过债转股的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速捷公司股东，且在张生义起诉速捷公司前将股权回转给了原股东恒丰公司，赵立升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的义务。因此，赵立升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三、赵立升以其对恒丰公司享有的9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抵顶其受让的1400万元股权，除其本人自认外，恒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金山在张生义起诉前已出具《关于赵立升退股情况的说明》，确认了该债转股的真实性。赵立升以债转股方式支付了对价，其在受让股权时没有过错，属于善意受让。赵立升在其以债转股方式受让恒丰公司股权后，发现恒丰公司对速捷公司市场前景陈述不实，故不再履行债转股手续，为此就40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最终通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赵立升继续享有对恒丰公司的债权，恒丰公司同意赵立升将股权返还恒丰公司，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因此，赵立升与恒丰公司尽管未达成撤销股权转让的书面协议，但双方通过上述行为将股权和债权分别回转给了对方，事实上撤销了债转股协议，因此赵立升既不是案涉股权的转让人，也不是受让人，而是恒丰公司的债权人。四、原审一、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及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执行法院裁定追加赵立升为被执行人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赵立升应否在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应当依据民事执行法律确定。一、二审法院未经审判程序直接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追加赵立升为被执行人，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未严格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追加被执行人，超越了执行程序范围，属严重程序违法。五、原审一、二审判决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及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赵立升对速捷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并追加为被执行人无请求权基础。六、原审判决违法追加赵立升为被执行人，侵犯了赵立升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张生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一、关于各股东10000万元的出资义务是否到位问题，一、二审法院认定各股东始终未履行10000万元的出资义务正确。恒丰公司转让给张桂远、赵立升的股份来源于李绍忠(38%)、商圣伟（23%）、韩维(19%）、殷素芳（10%）、常凯凯(5%)的股份。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绍忠、商圣伟、韩维、殷素芳、常凯凯共转让给恒丰公司95%的股份都未实缴，应予以认缴；虽然常凯凯的2000万元股份受让于孙萍，但工商登记、股东会决议中未显示2000万元实缴，仍显示常凯凯应于2014年12月22日认缴该出资2000万元，因此常凯凯作为继受股东应认缴2000万元；速捷公司的股份虽经多次转让，但各股东都未按股份转让协议支付股份转让款，未支付股份转让款的原因为转让股份的股东都实行认缴制，未按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在本次庭审中，再审被申请人张生义提交了关于10000万元系认缴而非实缴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再审申请人认为工商登记信息不规范。被申请人认为：关于本案10000万元系实缴还是认缴的判定，从证据效力分析应以工商登记以及相关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为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最高的公示力和证明力，如申请人否认该证据的效力，应提出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程序予以撤销，在撤销前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关(包括法院)都不能否认该证据的效力。在本次庭审及原一、二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关于10000万元的出资义务是否到位问题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因此其主张无相关证据的支持，依法不能成立。二、关于再审申请人张桂远是否存在未缴纳出资事宜，一、二审法院认定张桂远未缴纳出资以及具有出资的义务正确。在本次庭审中，张桂远承认5100万元股权受让并未支付对价。在本案原听证及一、二审案件审理中，再审被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上述事实：1、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老股东会决议（证明内容：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51%的股权5100万元转让给张桂远)2、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新股东会决议、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内容：1）、增加股东张桂远、赵立升；2)张桂远的出资额为5100万元；张桂远应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额为5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的5月31日）3、2016年11月10日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与张桂远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内容：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将在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的5100万的股权转让给张桂远)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再审申请人张桂远存在未缴纳出资这一基本事实。三、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的基本事实的确定。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迫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追加被答辩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上述规定追加再审申请人作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比较简单，即再审申请人是否系“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或再审申请人是否存在“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情形，查明上述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为再审被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及听证程序中提交的下列证据：1、2015年12月16日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新股东会决议、2015年12月16日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内容：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未认缴出资，应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95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2、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老股东会决议（证明内容：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51%的股权5100万元转让给张桂远)3、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新股东会决议、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内容：1)、增加股东张桂远、赵立升；2)张桂远的出资额为5100万元；张桂远应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额为5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的5月31日)4、2016年11月10日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与张桂远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内容：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将在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的5100万的股权转让给张桂远)5、2017年7月31日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年7月31日张桂远与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内容：经股东会同意，张桂远将持有的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51%的股权5100万元转让给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上述证据充分的证明再审申请人张桂远存在未缴纳缴纳出资的情形、而且存在未缴纳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这一基本事实。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罗列的“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是否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出资期限是否届满”等根本不是本案应查明的基本事实。2、本案中无需要查明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是否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本案的焦点系再审申请人张桂远是否存在未缴纳缴纳出资的行为或是否存在未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行为，张桂远的股份受让于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而非受让于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因此法院无需查明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的股份出资情况；而且从2015年12月16日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新股东会决议、2015年12月16日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工商登记信息明确显示“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应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9500万元”，这充分证明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未履行出资义务（如履行出资义务应显示实缴）：所以再审申请人显然未正确的把握本案需要查明的争议焦点。3、本案也无需追加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参加诉讼。如前所述，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为张桂远是否存在未缴纳出资的情形或未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行为，而张桂远的股份受让于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无需追加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参加诉讼，另外从执行程序审理的简易、快捷特点分析，如追加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等人参加诉讼既不符合程序经济的要求，也与执行程序重效率的价值相违背，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不应追加恒丰公司的前手（王洪刚、李绍忠、商圣伟、韩维)甚至前手的前手参加诉讼。4、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分析，再审申请人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如认为其并非系“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或被答辩人不存在“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把该责任强加给法院，其所谓的“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无非系其狡辩的理由。综上，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事由一“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实施缺乏证据证明的，”明显不成立。四、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的”明显不成立。1、再审申请人具体理由中主张“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指的是公司设立时或增资时的股东，不包括继受股东”该理解显然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第十九条规定“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指的是所有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该解释并未规定“该股东”仅为设立时或增资时的股东，再审申请人对股东限定的理解系对上述解释错误的理解，且该理解并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的依据。2、再审申请人主张在执行程序中不能追加继受股东的观点无法律依据，其列举的部分案例不能作为依据。再审申请人认为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继受股东更为合理。在执行程序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后再行诉讼既不符合程序经济的要求，也与执行程序重效率的价值相违背。另外，在审理程序中判断公司财产是否不足清偿到期债务是极为困难的。相反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判断则相对容易些。因此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继受股东更为合理，而且被答辩人主张在执行程序中不能追加继受股东的观点更无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在二审中列举了部分判例来支持其主张，被申请人认为该判例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首先，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另外，再审申请人所列举的判例是否真实、该判决和裁定是否生效无从证明，另外再审申请人所列举的上述案例与本案明显存在适用上的差别，比如再审申请人所列举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的事由系抽逃出资的股东与本案存在明显的差别。3、再审申请人认为执行异议之诉，原股东无法参加本案诉讼，其出资瑕疵的行为的和相应的责任就无法审理，该观点不能成立。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以工商登记的信息或出资证明书为准，在本案中只要查阅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完全可以证明股东出资义务是否完成，另外，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应由本案再审申请人举证，其当然能证明受让股权后是否按股东会决议完成了出资义务，因此该观点显然不成立。4、再审申请人主张“不允许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不成立。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回避了其明知受让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恒丰公司并未出资，从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新股东会决议、2016年11月10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张桂远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额为5100万元”表述充分体现该5100元并未实缴，另外从张桂远与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分析，再审申请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一直未向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支付5100万元对价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张桂远应向公司认缴5100万元，张桂远作为继受股东应继受恒丰公司的认缴出资的义务，再审申请人一直回避该义务显然有悖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最基本的义务。一、二审法院“再审申请人应当知道恒丰公司未履行出资的事实，且再审中请人应负有出资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显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规定，且该规定并未禁止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因此，再审申请人主张“不允许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明显不成立。五、本案中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规定处理本案正确。本案中通过股权转让的过程可以看出，再审申请人张桂远受让的股权来自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而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在转让股权时并未认缴出资，因此，再审申请人张桂远作为受让人应履行原股东山东恒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不能只拥有股份而不履行认缴出资的义务），另根据山东速捷新材料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张桂远应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5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出资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之前全部出齐。张桂远作为公司的股东也应履行公司章程的义务，因此本案无论从任何角度再审申请人张桂远都应当履行出资的义务，张桂远作为股权受让人受让股东资格当然包含股东的义务。而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出资是每个股东最主要的义务，故张桂远应当承担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义务。再审申请人不能只受让股东权利，而排除股东义务。本案张桂远不但不履行出资义务，还对该股权进行再次转让，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17条、第19条的规定，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综上，再审申请人所提出的再审理由根本就不成立，望再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 一审被告孙金山、孙萍、孙寿山、孙连山、牛树刚述称，本案系再审案件，应当对执行异议一案的基础案件（执行异议之诉之前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审查。一审被告并没有签署保证合同提供担保。对一审被告是否为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审查，因此一审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一审被告没有上诉、申请再审的原因是其经营的公司经营不善，个人资金困难，连生活都难以维系，没有经济基础支付律师费和诉讼费。请求再审法庭查明事实，维护一审被告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恒丰公司、速捷公司、一审被告恒丰环保公司、巨益公司、恒信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赵立升、张桂远向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623执异12号执行裁定，不得追加赵立升、张桂远为(2018)鲁1623执31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赵立升、张桂远对速捷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2.诉讼费由张生义、速捷公司、恒丰公司、恒丰环保公司、孙金山、孙萍、巨益公司、孙寿山、孙连山、恒信公司、牛树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0日，本院受理了张生义与速捷公司、恒丰公司、恒丰环保公司、孙金山、孙萍、巨益公司、孙寿山、孙连山、恒信公司、牛树刚，王风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鲁1623民初2946号民事判决，判决速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生义借款19753620元及利息(以1975362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恒丰公司、孙寿山、孙金山、恒丰环保公司、孙萍、巨益公司、孙连山、牛树刚、恒信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1403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45322元，由速捷公司、恒丰公司、孙寿山、孙金山、恒丰环保公司、孙萍、巨益公司、孙连山、牛树刚、恒信公司负担。(2016)鲁1623民初294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张生义申请了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执行。执行中，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鲁1623执异12号执行裁定，裁定内容为：追加赵立升、张桂远为被执行人；赵立升、张桂远分别在尚未缴纳出资额1400万元、5100万元的范围内履行(2016) 鲁16**民初294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速捷公司系依照公司法等法律于2011年8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2016年11月10日，赵立升与恒丰公司签订了《山东速捷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丰公司将其速捷公司14%的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赵立升；同日，张桂远亦与恒丰公司签订了《山东速捷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丰公司将其速捷公司51%的股权以5100万元转让给张桂远。2016年11月14日，速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进行了变更，恒丰公司认缴出资额9500万元、韩维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商圣伟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变更为张桂远认缴出资额5100万元、赵立升认缴出资额1400万元、恒丰公司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韩维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商圣伟认缴出资额200万元。2017年7月31日，赵立升、张桂远又分别与恒丰公司签订了《山东速捷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立升、张桂远将其受让的股权转回给恒丰公司。2017年8月7日，速捷公司将其股东出资的工商登记信息变更为恒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0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应以对公司负有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首先，从速捷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看，各股东对速捷公司的10000万元出资义务自始至终未履行，速捷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增资股东应负有出资义务，其受让股东如应当知道未出资的事实亦应负有出资义务。赵立升、张桂远从恒丰公司受让股权时，应当查看速捷公司给恒丰公司的相关出资证明书，其未尽到注意审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赵立升、张桂远在受让股权后又将出资不实的股权转让给恒丰公司，其二人作为转让人，应对转让存在瑕疵的股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股权转让是股东身份的转让，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均应概括转让，赵立升、张桂远受让了股权，也就应受让原股东恒丰公司作为速捷公司股东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包括补足出资及因出资不实而应承担的责任。退一步讲，若 赵立升、张桂远能举证证明其与恒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及 在担任股东期间关于未履行出资义务无过错，可在承担责任后向 恒丰公司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立升、张桂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立升、张桂远负担。 张桂远、赵立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承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立升、张桂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从速捷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看，各股东对速捷公司的10000万出资义务自始至终未履行。速捷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增资股东应负有出资义务，赵立升、张桂远作为受让股东，从恒丰公司受让股权时，应当查看速捷公司给恒丰公司的相关出资证明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速捷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 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文义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股东”，自然是指公司的现股东，否则司法解释会有特别表述方式；从司法解释上下文理解，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多个追加事由不能合并适用，且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分别使用“股东”和“原 股东”的表述方式，也可印证前述分析。从法律规范间的关系理 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是实体法律规范与执行程序的结合，其规定的变更追加 事由均以其他实体法律规范为前提，在执行司法解释采纳公司法 解释规定追加未足额缴纳出资的原股东为被执行人时，对于应负 连带责任的、知道或应当知道原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新股东， 自无豁免之理。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采用了“股东”和“受让人” 的表述，而执行司法解释采用了“股东”和“原股东”的表述， 只是表述语境和习惯的差别，上诉人仅以表述不同为由主张不应 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忽视了两部司法解释在逻辑、价值、体系上 的高度一致性，属于对法律规范的狭隘解读，本院不予支持。从 速捷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看，赵立升、张桂远应当知道该公司的 股东未履行出资的事实，二人亦应负有出资义务，其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2018)鲁1623执异12号执行裁定追加赵立升、 张桂远为被执行人，并分别在尚未缴纳出资额1400万元、5100 万元的范围内履行(2016)鲁1623民初294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无不当。综上，赵立升、张桂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桂远、赵立升负担。 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未提交新证据。 被申请人张生义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16日速捷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本案在恒丰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以前采取认缴制，恒丰公司并没有实际缴纳出资。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质证认为，公司章程本身不能证明速捷公司实行认缴制。认缴制是2013年法律修改后才实施的。本案2011年8月9日，孙萍作为原始股东实缴2000万元出资已经到位，工商登记材料显示为认缴，说明工商登记存在不规范之处。 2、2016年11月10日新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影印件，该材料上有张桂远的签字。证明张桂远明知恒丰公司未实际交纳5100万元出资，张桂远受让该股份时就应该向公司认缴。张桂远质证称该证据是影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材料是真的也不足以证明张桂远负有认缴出资义务。股权转让不适应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原则。 3、2016年11月10日的工商登记信息材料原件，该证据显示申请人张桂远应认缴5100元，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张桂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好说明工商登记信息不能保证真实性。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受让股权是没有承担原股东出资的法定义务的。赵立升同意张桂远的质证意见，并补充认为工商登记材料存在与公司实体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可能性，如隐名股东的存在。该证据不能证明张桂远、赵立升在受让瑕疵股权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股东出资不到位。具体理由：1、申请人赵立升以债转股支付股权对价，并非无偿转让。对原股权属于善意受让。受让人只负有股权对价的义务。2、申请人受让股权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根据工商材料显示，恒丰公司认缴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受让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受让前恒丰公司已经缴纳出资。 庭审中，被申请人张生义对赵立升以900万元债转股权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有异议，并对赵立升提交的调解书不予认可。 被申请人张生义向法庭陈述，本案原始债权发生在2014年、2015年。原债权人王凤国将债权转让后，其进行了起诉，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 本案申请人张桂远陈述，其受让股权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转出（回）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受让、转让、转回均未支付对价。 综合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的举证、质证情况以及法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工商登记显示，本案速捷公司的股东恒丰公司在将股权转让给张桂远、赵立升时，速捷公司属于认缴资本制，恒丰公司并未履行认缴公司资本义务。张桂远、赵立升以工商登记不规范否认在股权转让时公司注册资本的缴纳方式，理由不成立。2016年11月10日张桂远受让恒丰公司股权以及2017年7月31日将股权转让（回）恒丰公司时，张桂远、恒丰公司均未支付对价。赵立升主张以900万元债权转为股权，因张生义对赵立升提交的调解书不认可，且赵立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支持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对被申请人张生义陈述的本案原始债权发生在2014年、2015年左右，张生义系受让该债权后进行的起诉，因再审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张桂远的意见同申请书及庭审的意见；赵立升的意见同申请书及庭审的意见。并补充：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19条规定，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指的是公司设立时或增资时的股东，并未规定可以追加受让股东。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方法院法律文书可以佐证。第二、在速捷公司设立、增资时的股东并未参加庭审的情况下无法查实原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第三、申请人债转股事实存在，撤销股权的事实存在。依据申请人原审提交的关于赵立升退股情况说明、借款合同、明细查询、银行电子回单、资产评估报告等可以证实。 被申请人张生义关于法律适用的意见同答辩状及庭审意见。同时补充：1、关于本案实缴认缴判定以及两申请人认缴出资义务应该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国家的证明力和公示力。如申请人否定该工商登记信息效力应该通过复议或行政诉讼予以撤销，撤销前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否定国家工商登记部门的公示效力。2、两申请人认为不能追加继受股东观点是个人理解，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3、原审法院并没有适用公司法解释3，两申请人以公司法解释3规定来否认追加效力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公司法解释3的实行时间为2011年，最高法院关于追加规定实行时间是2016年，且追加规定是关于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申请人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从权利义务对等分析，两申请人获得了速捷公司51%以及14%的股份，就应该对未支付相应对价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4、本案被申请人庭审中列举的诸多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系未缴纳出资并将股权转让。根据追加规定应承担相应责任。赵立升所述原审程序中提交借款合同、明细查询、银行回单根本不存在；赵立升的500万元以及900万元债权转为股权转让对价不成立。 一审被告称不应对本案被申请人张生义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速捷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认缴资本制，股东恒丰公司认缴出资期限为2016年5月31日。2016年11月10日恒丰公司在将股权转让给张桂远、赵立升时，未履行认缴公司资本义务，也未取得对价。张桂远、赵立升系无偿取得速捷公司股权，应当履行公司股东出资义务。但是2017年7月31日，张桂远、赵立升又将股权无偿转回了恒丰公司，此时张桂远、赵立升已经不是速捷公司股东，速捷公司股东恢复原状，原来应当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恒丰公司依旧应当承担出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张桂远、赵立升不应当再为恒丰公司的出资义务承担责任。本案执行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鲁1623执异12号执行裁定追加赵立升、张桂远为被执行人，而此时赵立升、张桂远已经不是速捷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要求张桂远、赵立升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已无依据。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实体法律规范与执行程序的结合，其规定的变更、追加事由均以其他实体法律规范为前提为由，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为依据，认为执行法院应当追加赵立升、张桂远为被执行人，违反了变更、追加当事人应当有明确法律、司法解释为依据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张桂远、赵立升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6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3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追加张桂远、赵立升为(2018)鲁1623执31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张生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启江 审判员  姜晓玲 审判员  闫 慧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权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