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1民终7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云，女，195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振兴街大丰商业城丰裕阁**。法定代表人：陈艳霞，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鹿斌、徐梅，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李保平，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华军、杨丽芳，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小区**团**商**。法定代表人：石景润，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高鹏、毕加艳，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建云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原审第三人李保平及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圳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103民初40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被上诉人盛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梅、原审第三人李保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华军及杨丽芳、原审第三人恒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高鹏及毕加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建云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103民初4037号《民事裁定书》，责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以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为“本案中，债权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主张权利，现破产重整程序己经终止，债权人无权再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主张权利。综上，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明显违反立案登记制的原则，且在未开庭的情况下，又引用了大量《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实体性审查，论述了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既然如此，一审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开庭审理，查清事实，通过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然而，一审法院是出具了《民事裁定书》，直接剥夺上诉人的诉权，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完全符合法定起诉的条件，具体阐述如下：1、上诉人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上诉人作为原审第三人李保平的合法债权人，李保平系原审第三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法债权人，被上诉人系原审第三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3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在李保平与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中，被上诉人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鉴于李保平仅仅向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了债权，且债权至今未得到偿还，其怠于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且李保平严重资不抵债，拒不向上诉人履行还本付息之义务，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不难看出，上诉人与本案确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2、本案一审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上诉人立案时向法院提交了原审被告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上述报告中载明了原审被告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法定代表人等信息，被告信息十分明确，符合法律规定。3、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列明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合计人民币：叁仟陆佰壹拾贰万元正。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同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上诉人也概括阐述了客观真实存在的事实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4、本案完全属于一审法院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管辖。上诉人依据“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基本原则，起初向被上诉人经常居住地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移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管辖。鉴于本案原审第三人昆明恒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当事人，故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由此可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符合法律规定，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依法完全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完全符合法定条件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己，一经向上诉人送达了开庭传票，确定了开庭时间为2020年7月2日，却突然又于2020年6月30日向上诉人下发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且该裁定书中完全没有说清楚上诉人之起诉宄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起诉的四个条件中的哪一个条件，该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刘建云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盛唐公司辩称：1、本案当中的原告的起诉条件不具备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代位权的行使条件，因为根据这两个规定需要全部条件具备，才能够提起代位诉讼，在本案当中恒圳公司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第三人李保平已经在重整程序当中积极的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而根据重整计划，李保平现在对恒圳公司的债权还没有到清偿期限；2、我们认为在本案当中由于恒圳公司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的第21条，明确提到在破产受理申请以前，债权人就债务人的下列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的，其中也包含了以债务人的股东和债务人的法人人格混同为由，向股东直接起诉要求偿还债务的，对这种类型的案件属于要裁定终止审理，在破产重新重整程序当中统一来进行解决。在本案当中，恒圳公司已经进入了重整程序，并且重整已经终结，所有的对恒圳公司的债权已经在破产程序当中来得到了处理，因此盛唐公司的案子，已经在破产重整程序当中得到解决，现在我们认为原告以此为由而申请，属于不予受理的范围；3、在破产重整程序当中，盛唐的股权已经被盘龙法院依法调整为零，我们现在对恒圳没有任何的股东权利，根据法院的裁定，工商也是做出了变更，而且是无偿调整为零。因此在本案当中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以及现在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针对上诉人刘建云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保平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的意见。1、原审民事裁定书错误，我方认为关于上诉人是否对被上诉人享有实体债权的问题，应当待本案进入实体的审理以后查明确定；2、一审裁定所依据的法律不应当适用于本案，一审裁定书所适用的破产法的相关规定44条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只是作为破产的被申请人作为债务人的情况下，但是本案这个是特殊情况，是作为次债务人的百分之百的独资股东，我方认为是不适用于一审的裁定所引用的法律，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针对上诉人刘建云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恒圳公司述称：1、我方认可被上诉人盛唐公司的答辩意见；2、恒圳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都已经对所有债权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认定，在本案过程当中重整程序已经结束，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以及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21、23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依法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裁定受理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于2019年10月25日裁定批准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李保平作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其享有对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1,980,645.87元的债权。李保平作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贷类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债权的清偿方式为“该类债权按照债权金额*40%的计算公式计算受偿，受偿方式为以A2地块写字楼按照建筑面积12000元/平米的单价进行以房抵债清偿，抵债房屋（写字楼）在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房屋抵债涉及的税费依法各自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依据该规定提起诉讼，故本案系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原告刘建云以次债务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次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作为债权人代位债务人李保平主张次债务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李保平所负债务。首先，代位权的前提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但本案中，债务人李保平已经在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申报了债权，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了其享有的债权，该债权在《重整计划》中明确了清偿方案，即债务人李保平未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原告主张代位权的前提不存在。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债务人破产宣告前，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或者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上述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第二十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会议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管理人不予追收，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主张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向债务人清偿或者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依法申请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2018年9月17日次债务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次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如果次债务人的股东与次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应当在破产程序中解决法人人格混同问题，在破产程序中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而不是单独提起诉讼，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以次债务人的股东与次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应不予受理。现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核查，重整计划明确了债权的清偿方式，破产重整程序已经终止。本案中，债权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主张权利，现破产重整程序已经终止，债权人无权再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主张权利。综上，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建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22400元，依法退还给原告刘建云。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传票》一份，欲证明一审法院已通知上诉人于2020年7月2日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但在未开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原告即上诉人刘建云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对本案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进行判断系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并不因是否进行了开庭审理作为驳回起诉的程序依据，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案外人云南兰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亦未将相应结果通知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即一审原告刘建云在起诉时其诉讼请求及诉讼当事人主体并不指向云南兰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亦应当由一审法院围绕本案的诉讼主张、法律关系对于是否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以及通知参加诉讼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独立作出判断，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未予通知云南兰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合各方当事人在本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建云以本案所提诉求向被上诉人盛唐公司主张承担相关责任是否符合民事诉讼受案条件。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陈述及各方提交的相关债权凭证事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李保平均认可双方之间基于生效《民事调解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系原审第三人李保平的债权人。而原审第三人李保平与恒圳公司也均认可恒圳公司基于连带保证责任的承担对李保平负有相应债务。上诉人在一审中以盛唐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通过上诉人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其所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逻辑关系系因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李保平享有债权，而李保平对恒圳公司又享有债权，因李保平怠于行使其对恒圳公司的债权，上诉人即有权行使债权人的代位权，同时，因恒圳公司工商登记在册的唯一股东系被上诉人盛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因恒圳公司的唯一股东盛唐公司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恒圳公司财产，故其应当对上诉人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因根据客观证据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根据初始民事法律行为系建立在其与原审第三人李保平之间，但按照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法律依据以及其诉讼请求中所隐含的逻辑关系，上诉人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建立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其作为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恒圳公司依法行使债权人的代位权并且该代位权成立；二是恒圳公司在上诉人通过法定的代位权原因向其主张债务后，因其无法向债权人进行清偿但其唯一股东盛唐公司存在与恒圳公司法人人格混同损害了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客观利益，从而盛唐公司依法应当对恒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从法律逻辑上来说，上诉人债权债务关系首先并非在其与恒圳公司或盛唐公司之间产生，而是其行使法定的债权人代位权权利将可能导致的客观结果，而作为其诉讼逻辑中首先需要实现的代位权诉讼，并不是当事人因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而直接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合同之债而向合同外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法定诉讼模式，其诉的依据并不是合同，而是法律的直接规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也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通常情况下，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构建系由债权人作为原告、次债务人作为被告、债务人作为第三人而进行，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纠纷的审理实质上亦是在法定情形下包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法律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诉求实质上为在跳过了其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且司法判断其代位权成立的前提要件，而直接向次债务人的股东主张法人人格混同情况下的连带责任，该诉讼逻辑实质上在除了在解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涵盖了对次债务人与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第三层次法律关系的司法判断，并不符合民事诉讼一事一诉的法律原则。再者，即便暂且不论作为债权人的上诉人是否可以以上述诉讼逻辑及诉讼方式直接向次债务人的股东主张责任，因作为次债务人的恒圳公司已于2018年9月17日由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作出裁定进入破产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在恒圳公司的破产程序中，恒圳公司的债权人李保平已经向管理人全额申报了其债权，管理人亦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债权进行了认定，目前李保平对恒圳公司的债权亦在按照重整计划确定的方式进行清偿，并不存在李保平怠于行使其对恒圳公司债权的事实。同时，如上诉人认为李保平怠于行使其对恒圳公司的债权并损害了其利益，也应当在次债务人恒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或李保平在破产程序中存在不向恒圳公司申报债权的情况下行使，从而使上诉人基于法定的代位权请求权基础在成立的情况下对恒圳公司或对该特定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主体享有债权，但根据本案上诉人的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其并未在恒圳公司破产受理之前或是破产过程中向次债务人恒圳公司以及其认为应当对恒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盛唐公司依法主张过代位权诉讼，故在次债务人恒圳公司已经进行破产重整，且恒圳公司的债权人李保平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上诉人目前对恒圳公司的代位权前提并不存在，自然就其认为的恒圳公司股东盛唐公司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责任的基础亦不存在。最后，上诉人本案中的诉讼主张虽然直接指向了恒圳公司的股东盛唐公司，但如前所述，其主张所隐含的诉讼逻辑实际上为要求恒圳公司的股东对恒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债务人破产宣告前，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或者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上述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会议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管理人不予追收，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主张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向债务人清偿或者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依法申请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连接主体恒圳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无论是上诉人或李保平如要向次债务人恒圳公司的股东盛唐公司主张混同责任，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则行使权利，即只能通过具备请求权基础的债权人或管理人向资产混同的责任主体主张权利并将该权利并入破产程序实现破产程序中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从而在破产程序中解决因财产混同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归属，厘清破产企业与其股东之间的财产混同状态及责任承担状态，但在恒圳公司破产程序中无论是上诉人或李保平均未向其所认为的资产混同主体主张过相关权利，亦未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对恒圳公司与盛唐公司之间基于混同的相关责任进行追究，同时也未就其主张的混同状态申请合并破产，而是在次债务人恒圳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进入破产程序后于2018年11月18日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案中恒圳公司已在上诉人提起诉讼前进入破产程序，上诉人再按照其本案诉讼逻辑行使代位权诉讼而直接将责任承担主体指向破产企业的股东要求其进行个别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建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彬审判员  吴娴审判员  保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