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浙03执复129号复议申请人（异议人）：余阿花，女，1948年10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蔡小珍，女，1965年11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述二位复议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秦锋、潘瑞翔，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潘贻林，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被执行人：李玉珍，女，1974年9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被害人：潘贻胜，男，1972年10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瑞安市。被害人：潘祥弟，男，1966年1月22日，住浙江省瑞安市。复议申请人余阿花、蔡小珍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2020）浙0381执异6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进行公开听证，现已审查终结。执行法院查明，瑞安市人民法院（2012）温瑞刑初字第20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夫妻于2008年始，在瑞安市上望街道雅儒村莘阳大道795－799号经营欧立唯器材有限公司与李玉珍房屋介绍所，参与炒作“红证”。自2010年至2011年间，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被害人潘贻胜等人共计借款3213万元，后返还170万元。该刑事判决书判决被执行人潘贻林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被执行人李玉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同时责令俩被执行人退赔人民币3043万元，返还给被害人。对退赔部分，由执行法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温瑞执刑财字第486号。在执行中，发现瑞安市公安局曾于2012年4月23日对潘贻林、余阿花等人名下的红证指标予以查封。2016年5月9日执行法院又发函至瑞安市××街道××村村委会，要求对潘贻林及余阿花等人名下的红证指标予以限制。现案外人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另查明：2012年1月10日，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发现无法偿还各被害人欠款，就将登记在他们夫妻名下的红证指标和潘孝云抵债给其的尚登记在潘孝云名下的红证指标共计1688.5平方米分别变更登记在余阿花等人名下，对该转让事实，余阿花等人并不知情，因此所签订的《上望九二村旧村改造安置地调剂整合成套分配协议》中，并非余阿花本人签名。原登记在潘孝云名下后变更至余阿花名下的计划使用证号为：1、10406－3（安置面积107平方米）、2、10817－3（安置面积92.4平方米）、3、0031－3（（安置面积30.9平方米）4、32002－3（安置面积11平方米）、5、35065－3（安置面积5.5平方米）、6、0281－6（安置面积30.8平方米）、7、11606－6（安置面积61.6平方米）。其中1、2各自登记为一本红证；3、4、5合并成一本红证；5、6也合并成一本红证。上述10406－3、10817－3二本红证指标由村里统一建造房屋，现已建造完毕。2011年4月21日瑞安市××街道××村经济合作社出具的二份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2010）0105658、（2010）0105659，建造房屋缴款农户登记为潘孝云，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分别为49312元、57546元，该笔款并非案外人出具，余下建房款尚未交纳。该二本红证变更至余阿花名下后存放在案外人处至今，另二本红证由李玉云以抵债名义持有。认定上述事实有（2012）温瑞刑初字第2031号刑事判决书、改造安置地分配计划证、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情况说明、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函、瑞安市××街道××村旧村改造安置地分配计划证、红证指标变更清单、2014年8月18日执行法院对李玉云谈话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执行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中，登记在余阿花名下的四本红证指标原系俩被执行人所有，执行法院据此查封无误。现案外人主张该四本红证指标已全部抵债给其，但被执行人只承认已交付给案外人的二本红证即10406－3（安置面积107平方米）、10817－3（安置面积92.4平方米）予以抵债，否认另二本红证抵债给案外人，该二本红证指标又被另一债权人李玉云以抵债名义持有。因此，案外人蔡小珍主张该四本红证现已全部抵债给其无事实依据；且俩被执行人在巨额欠款不能偿还情形下，将其所有的财产即红证指标抵债给案外人蔡小珍，这也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对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执行法院不予支持。故裁定驳回异议人缪晓武的执行异议申请。复议申请人余阿花、蔡小珍称：一、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认定李玉珍不同意红证抵债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红证抵债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两夫妻因无法偿还蔡小珍借款290万元，以安置地红证指标抵债，安置地红证原先登记在第三人潘孝云名下，因潘孝云欠两被执行人钱未偿还，经第三人潘孝云同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安置地红证指标349.8平方米指标抵债转让给蔡小珍，并根据蔡小珍的指示登记在余阿花名下，该部分事实被执行人在本案异议审查听证过程中亦承认，且该安置指标变更登记时间为2012年1月10日，发生在被执行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前，复议申请人认为该物抵债已经履行完毕。2.涉案红证抵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虽然涉案买卖合同上约定的价格总额高于被执行人李玉珍尚欠复议申请人蔡小珍的借款金额290万元，但该价格并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实际上被执行人李玉珍当时同样跟被害人潘贻胜等人提出以物抵债，然而被害人潘贻胜不同意该抵债方式，最后才去公安报案导致目前仍有多处安置指标被公安查封。该事实在一审听证过程中，被害人潘贻胜和被执行人均予以承认，故本案并没有复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可以认定转让行为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不顾该部分事实，直接认定该抵债行为损害其他债权人情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错误。退一步讲，即便被执行人李玉珍后面反悔，只同意将复议申请人已经持有的两本红证用于抵债，该两本红证的涉案价值亦远远低于涉案借款金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亦应当认定该民事抵债行为有效，保护合法的交易行为。3.涉案登记在余阿花名下的红证不属于赃款赃物。涉案安置指标原系案外人潘孝云名下，故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温瑞刑初字第2031号刑事判决书并未将该红证认定为被执行人李玉珍、潘贻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赃物，说明原刑事案件中亦已经认可该抵债行为有效。若涉案红证系两被执行人财产，认定为赃款赃物，那么本案申请执行人290万元的债权如何保障，如果法院认为复议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那么复议申请人也应当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对于复议申请人的290万元予以认定并退赔，一旦对复议申请人的290万元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那么，本案两被执行人的犯罪数额也会相应增加，所受的刑期也应增加，两被执行人现已刑满释放，那只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现在复议申请人既不是被害人，作为债权抵债过来的红证又被法院查封执行，那么复议申请人的权利该如何保障。显然一审法院并未考虑该问题，其将错就错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不仅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二、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裁定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如果按照该条规定，那么本案的红证已经登记在复议申请人余阿花名下，据此应当认定红证为余阿花所有，法院一方面适用该条规定，一方面又按照规定来认定，显然存在自相矛盾。再说，本案的红证并非直接从两被执行人名下转让过来，如果判断该两本红证就是其二人所有，仅凭两被执行人的陈述和李玉云的谈话笔录就认定该红证系二人所有，该证据过于片面不足以证明红证系两被执行人所有。因此，恳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应当予以纠纷。三、瑞安市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采纳的证据未经质证，属于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过程中采纳了2014年8月18日其对案外人李玉云谈话笔录，但该谈话笔录在听证程序中并未出示进行质证，复议申请人根本不知道涉案另外二本红证已经由李玉珍、潘贻林抵债给案外人李玉云，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执行人李玉珍亦没有陈述该事实，一审法院未经质证直接采纳该证据，显然侵犯了复议申请人的权利，属于程序错误。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支持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复议申请人余阿花、蔡小珍复议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有：瑞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讯问笔录及借款人名单、瑞安市人民法院（2012）温瑞刑初字第2031号刑事判决书、瑞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潘贻林、李玉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调解笔录、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5516号庭审笔录、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执异64号听证笔录。被执行人李玉珍对复议申请人的陈述没有异议。被害人潘贻胜等人辩称：复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转账金额290万元，仅能证明其双方之间有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其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该金额与协议中红证权益计算金额339.9万元不一致。另，被执行人潘贻林在公安阶段已陈述，当时将登记在其夫妻名下及潘孝云名下的红证指标变更登记至余阿花等人名下，是为了转移财产，且余阿花并不知情。故复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不存在抵债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经审查，本院对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红证”指标的抵债行为是否真实、有效。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蔡小珍主张涉案的四本“红证”指标系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因无法偿还290万元欠款而抵债给蔡小珍，并根据蔡小珍的指示变更登记在余阿花名下。但该变更登记行为与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在公安侦查阶段中所述的事实不一致。而其中的二本“红证”指标又被另一债权人李玉云同样以抵债名义持有，且并未交付到复议申请人手中。故复议申请人蔡小珍系涉案四本“红证”指标的实际权利人的主张，缺乏足够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该案执行依据即（2012）温瑞刑初字第2031号刑事判决书虽没有将涉案四本“红证”指标认定为赃物，但在该案涉及退赔巨额欠款且无法偿还的情形下，被执行人的其他合法财产仍应变价后继续返还给各被害人作为清偿。因此，执行法院查封涉案“红证”指标并无不妥。另，被执行人潘贻林、李玉珍在未偿还该案欠款的情形下，如将其财产仅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也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执行法院（2020）浙0381执异64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余阿花、蔡小珍的复议申请，维持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执异64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成荣审判员  官昌海审判员  林彩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