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1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男，1968年1月1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院**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男，1940年1月15日生，汉族，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徐家营**街坊**楼1门**/di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3，女，1969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住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城曦龙广场聚龙轩****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4，女，1973年6月2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桑达工业区****622B。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建国，广东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1与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3、徐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徐某2、徐某3、徐某4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徐某2、徐某3、徐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本案存在借名买房严重错误，涉案房屋依法属于徐某1所有，根本不应认定为遗产。其一，本案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情况。徐某1与前妻郑某于2004年初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也一直登记在徐某1与前妻郑某名下，长迖近15年期间徐某2、徐某3、徐某4均未对房屋产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进行过相关权利主张。同时，徐某1与徐某2、徐某3、徐某4也从未签署过任何借名买房协议或文件。相反，徐某1一审提交了郑州市公证处（2004）郑证民字第XXX号《委托书公证书》，徐某2、徐某3、徐某4一审期间对该证据也明确予以认可，足以证明徐某2仅仅是受委托办理购房相关手续，而并非实际购房人，徐某2作为徐某1的父亲，受委托代徐某1办理购房相关手续不仅完全符合常理，而且有公证书客观印证，根本不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情况。其二，本案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情况。本案一审期间双方提交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工商银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编号为粵（2018）深圳市不动产权第XX号《不动产权证书》等大量相关证据均载明了涉案房屋实际购房人为徐某1及其前妻。同时，徐某2作为办理购房手续时的受托人，理所应当知道房屋实际产权登记情况，其虽然伪造了被继承人金某签名的遗嘱，但该份遗嘱显示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此时涉案房屋仍然登记在徐某1及其前妻郑某名下，而徐某2并未向郑某进行任何房屋产权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期间，徐某2、徐某3、徐某4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郑某认可其伪造签名遗嘱效力或承认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情况。并且，结合徐某1新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徐某2、徐某3、徐某4所谓的由其偿还房屋贷款并不属实，实际还款资金来源于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仅仅是作为代办人，其一审提交银行凭证也客观表明徐某2一直认可其作为代办人地位，徐某1才是房款实际出资方。至于徐某2、徐某3、徐某4主张的长期居住，考虑到双方为直系亲属关系，而徐某12014年之前长期居住在郑州，徐某1将闲置房屋提供给家人居住也完全符合常理，但该事实根本不足以证明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更不能成为徐某2、徐某3、徐某4恶意侵占徐某1房屋的借口。因此，本案所有证明均无法证明存在所谓的借名买房。其三，涉案房屋依法属于徐某1所有。涉案房屋长期登记在徐某1与郑某名下，直到2018年11月份，郑某才将其所有的10%产权份额转让到徐某1名下，此后涉案房屋产权归徐某1单独所有。徐某1一审期间也提交了《不动产权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徐某1作为已登记的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依法享受涉案房屋所有权。其四，综合本案一审情况，涉案房屋登记在徐某1名下已经长达15年之久，徐某2、徐某3、徐某4不仅从未进行过产权主张，而且在深圳市发布相关限购政策前也未要求徐某1签署任何所谓借名买房文件或主张进行房屋产权过户，明显不合常理。一审关于所谓借名买房的认定严重错误，涉案房屋不应认定为遗产。二、徐某2、徐某3、徐某4明显存在伪造遗嘱情形，一审法院却罔顾这一基本事实，竟认定伪造的遗嘱有效，明显判定错误。其一，徐某2、徐某3、徐某4一审期间已经自认伪造了被继承人的签字，所谓遗嘱依法属于无效。一审庭审期间，徐某2已经明确承认伪造了被继承人金某的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伪造的遗嘱无效。一审法院却罔顾这一基本事实及法律明文规定，竟认可并采信伪造的遗嘱，明显判定错误。其二，徐某2、徐某3、徐某4庭审所述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前后表述也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却未能予以查明。关于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遗嘱，徐某2一审谎称系因被继承人金某病入膏肓、神志不清、怕受刺激等原因，所以伪造了被继承人金某的签名。暂且不论伪造的遗嘱依法属于无效遗嘱，仅结合被继承人生前住院证及住院小结，就足以客观证明被继承人金某在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01月23日住院期间并无任何意识丧失情况，该伪造遗嘱根本体现不出被继承人金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被继承人金某实际于2018年1月2日去世，与伪造遗嘱显示的2016年1月23日时间相隔长达近两年，徐某1一审所谓的被继承人金某在遗嘱形成时已病入膏肓、神志不清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另外，徐某2所谓“病危状态，神志不清晰”与徐某3所谓“身体难受，接回家洗澡”前后陈述也明显自相矛盾且严重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却罔顾相关常识及徐某1证据，未能对上述情况予以查明，径直采纳徐某2、徐某3、徐某4庭审所述谎言，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且造成案件判决严重错误。其三，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的遗嘱依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徐某1根本不予认可，一审认可该遗嘱内容明显错误。首先，该份伪造遗嘱本身因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签名而属于无效遗嘱；其次，即使按照所谓“财产分配协议”分析，前两页并无任何当事人签字，体现不出当事人对其内容的认可，另外，涉及重大财产变更的协议而未进行逐页签字或骑缝签字明显不合常理；同时，该伪造遗嘱显示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徐某1前妻郑某此时仍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而该遗嘱缺少郑某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缺乏必要当事人签字也应当认定为无效；最后，该伪造遗嘱前两页显示涉案房屋“2003年购买，贷款30年还清”，与涉案房屋事实上于“2004年购买，贷款总期限为28年”明显不相符，足以证明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遗嘱时对涉案房屋实际购买及还款情况根本不知悉。其四，暂且不论该遗嘱本就属于无效，所谓的借名买房协议往往均具有逃税、规避限购、限贷政策，或隐瞒财产、逃避债务甚至是逃避财产申报等不法目的，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存在上述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无效，而不应承认其效力。《民法总则》第八条明确规定了民事活动守法与公序良俗基本原则，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也明文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依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需要亲自签字，当事人信息要真实有效，因此冒名顶替他人签字协议合同是虚假的，是无效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也做出类似规定，即所谓的借名买房协议在明显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根本不应认定为有效，徐某2、徐某3、徐某4辩称为规避限贷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明显无效。三、一审司法鉴定明显存在程序违法，所谓鉴定意见依法根本不应采纳。其一，鉴定事项并非徐某1申请鉴定事项。结合一审庭审笔录，明显可知，徐某1一审期间提出的鉴定事项为“第1、2页内容的真实性、是否换页、及第3页被继承人金某的签字的真实性”，而鉴定事项却变更为“第1、2页与第3页印刷文件是否变造、换页”，明显与徐某1申请鉴定事项不符，鉴定意见自然不应采纳。二、鉴定单位未依法出庭作证。鉴定意见出具后，徐某1多次明确提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同样做出明确规定。而本案鉴定人却未依法出庭作证，其鉴定意见根本不应采纳。其三，鉴定意见明显存在前后矛盾，鉴定结论明显缺乏科学依据。鉴定单位在分析说明中得出“检材1、检材2、检材3之第1页、第2页、第3页的打印文字左右边距不同，不能认定打印时检材之第1至3页文字被同时选中并统一编辑排版、一次性连续打印完成”的鉴定意见，而后又分析得出“说明9页检材是同一打印机同一时期打印”的鉴定意见，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并且，鉴定单位主要采取三份检材横向互相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甚至对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的“金某”笔迹也进行了对比，没有对每份检材第1、2页的内容真实性及三页是否必然连续行成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也没有对检材2单一存在徐某2、徐某3、徐某4徐某3的签章进行解释说明，鉴定结论不仅缺乏科学依据，甚至违背最基本的常理。因此，针对存在重大程序违法的鉴定意见，依法根本不应采纳。四、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严重不合法，且针对本案大量证据是否采信未依法进行释明。其一，一审判决针对关鍵证据遗嘱的采信严重违法。一审判决不仅直接忽视徐某2、徐某3、徐某4伪造遗嘱、前后陈述明显矛盾、所有相关证据均证明徐某1作为实际产权人的客观事实，而且忽视鉴定程序存在的多处严重违法情况，甚至忽视继承法关于伪造遗嘱无效、物权法关于物权公示、公信的明文规定，简简单单依据错误的鉴定意见认定伪造遗嘱的相关内容，罔顾相关法律及客观事实，明显严重违法。其二，一审判决未对本案大量证据是否采信未依法进行释明。本案一审期间，徐某1提交了公证书、房屋产权证书、住、住院证明等大量证据某2、徐某3、徐某4在庭审中也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一审判决未却进行任何释明，甚至没有进行任何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而一审判决针对大量证据是否采信未进行释明，甚至未做任何提及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判决，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五、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属于徐某4所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错误剥夺了徐某1名下唯一房屋，严重侵犯了徐某1的合法权益。其一，本案为继承纠纷，并非物权确权纠纷，一审法院却在错误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判定涉案房屋归徐某4所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二十八条也明文规定“借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借名人请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的，不予支持”，因此可以明确徐某2不能确权，更无权口头赠与徐某4，即本案的错误判决也明显与该指引相违背。其二，本案审理中，徐某2一直主张其与被继承人为真实购房人，一审法院却在错误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判定徐某1配合徐某4进行房屋产权过户，不仅以法院判决方式肯定针对不动产口头赠与完全有效，而且以判决方式为变相规避政府限购政策大开方便之门，明显既与法律不符，也与相关政策不符。其三，本案既然作为继承纠纷，一审理应按照继承法规定，针对被继承人名下真实遗产进行详细审查认定，而一审却未能进行详细审查认定，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变相增加了当事人的后期诉讼成本。六、徐某1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并不存在所谓借名买房，涉案房屋依法属于徐某2、徐某3、徐某4所有，根本不应认定为遗产。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3、徐某4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房产为徐某2和金某夫妻共同财产，徐某1仅是涉案房产名义登记人。首先，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及徐某2、徐某3、徐某4提供的相关购房资料的原件等证据，可以清楚的看到涉案房屋从最初的选定、洽谈、办理相关手续、缴纳各项费用以及首付款的支付、银行按揭款的偿还等均是由徐某1徐某2亲自办理的，而徐某1仅是为了配合徐某2贷款买房在相关文件上签名而已。其次，2004年签订购房合同前后徐某1一直长期在郑州工作生活，根本就没有对深圳的房产情况进行过任何了解。涉案房产的选定（包括面积、楼层等）及购买前与开发商协商价款、付款方式等细节徐某1均没有参与过。如作为一个正常购房者在购买房屋前一般都会先对深圳市的房地产行情及预购买房产周边的房产情况进行了解，然后对比后再选定要购买的房产。而徐某1一直在郑州工作生活，对深圳房产行情根本不清楚，购买涉案房产前连房产是什么情况看都没看，就直接购买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也不是一个真正要购买房屋所应表现的行为。而徐某2作为实际购房人在对涉案房产进行了解后决定购买时，因年龄已超过银行贷款要求，才以徐某1名义按揭方式购买，但购买涉案房产后期的相关工作仍需实际购买人徐某2来做，故要求徐某1出具公证书委托书给徐某2也是合情合理的。最后，涉案房产从2004年6月交付入伙直至今日，一直都是徐某2在管理、使用（包括房屋交付后的设计、装修、水电费缴纳等），而徐某1仅是以儿子的身份偶尔过来看一下父母，在涉案房屋中待一下。从涉案房屋交付至起诉前，徐某1对涉案房屋从来没有住过，也没有对涉案房产进行过任何的管理及投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关于“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徐某1名下，但通过法庭调查已查明涉案房产实际所有人为徐某2夫妇，徐某1仅是名义登记人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二、本案是按照法定继承起诉和审理的，《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作为遗嘱是否具有遗嘱效力，并不影响其作为本案证据单独使用。首先，《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上的徐某1的签名通过法庭调查已查明是其本人所签，各方对此均没有异议。其次，徐某1提出协议书存在换页，经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后，已经确定协议书3页是统一时间形成不存在换页；而其申请的“内容的真实”鉴定，并非可以通过技术鉴定来认定的；对于协议内容的真实与否应当通过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应征，而徐某1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协议内容存在篡改，鉴定机构的结论也将其主张的换页予以否定。最后，既然无法证明《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存在换页、篡改，协议书又是徐某1亲自签名确认，从法律上也就证明了协议内容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该协议作为遗嘱使用是否在法律上具备遗嘱效力并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且被徐某1起诉的理由和依据也是按照法定继承主张的，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对该遗嘱是否有效不予审查认定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在本案中仅是作为证明涉案房产实际所有人为徐某2夫妇，并不属于徐某1所有的书证使用，至于作为遗嘱不具有遗嘱效力，并不影响其单独作为书证的效力。三、徐某2夫妇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某1名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其行为合法有效。首先，2004年深圳市并没有实施相关限购规定，徐某2夫妇当时具备购房资格，仅是因为一次性付款存在压力选择了按揭付款，故才以徐某1名义签署购房合同为了是办理贷款。其次，限购规定仅是政府部门的规范性行政规定，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限购、限贷规定仅是限制流通物，并非禁止流通物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某1名下仅是徐某2与徐某1父子之间的家务事，从何而来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最后，本案是继承纠纷，并不是借名买房确权纠纷，根据继承法继承人享有合法继承被继承人合法财产的权利，涉案房产作为不动产在分割时无法进行实物分割处理，为了更好起到不损害遗产的效用，涉案房产折价补偿后将产权确定给其中一个继承人从法律和实践中均合情合理合法可行，一审法院全面考虑作出次判决才真正体现了法院公正、公平、合理、合法之办案原则。徐某2、徐某3、徐某4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深圳市龙华区梅观高速公路东侧丰泽湖山庄15栋1单元102房归徐某4所有；2.徐某1协助徐某4将上述房产过户至徐某4名下；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由徐某4向徐某1对其可继承涉案房产份额进行折价补偿；3.判令徐某1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相关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某2与妻子金某共生育了徐某4、徐某3、徐某1三名子女。2004年2月25日，徐某2以徐某1、郑某（徐某1前妻）的名义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梅观高速公路东侧丰泽湖山庄15栋1单元102房，之后徐某2进行了装修，并与妻子金某、女儿徐某4入住该房屋。2014年9月19日，徐某1与郑某协议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涉案房产归徐某1所有。离婚后，郑某将其名下10%的涉案房产份额转移登记至徐某1名下。2016年1月12日，徐某2、徐某3、徐某4及徐某1共同签订《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载明涉案房产属于徐某2与妻子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三子女均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因金某病重，该《协议书》中“金某”的签名由徐某2代签。2018年1月2日，金某因病去世。各方共同确认涉案房产作价600万元。诉讼中，徐某1申请对《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第1、2页与第3页印刷文件是否变造、换页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广州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书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粤明鉴[2019]文鉴字第04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三份检材均不存在换页变造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涉案房产虽登记在徐某1名下，但该房产的产权归属已由各方在《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中予以明确，即该房产属于徐某2和金某夫妻共同财产，结合该房产签订买卖合同、缴纳税费、归还月供、装修使用的实际情况，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排除《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换页、变造的可能，徐某1以该协议书不真实为由进行抗辩，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徐某2基于夫妻共有关系，对涉案房产享有50%的份额。在被继承人金某去世后，徐某2、徐某3、徐某4和徐某1对被继承人金某的50%应平均分配，各继承涉案房产12.5%的份额。徐某2、徐某3自愿将其享有的房产份额赠与徐某4，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考虑到徐某4对涉案房产享有较大份额，且其与徐某2长期居住涉案房产，为便于照顾老人，确定涉案房产归徐某4所有，并由徐某4折价补偿75万元（600万×12.5%）元给徐某1，徐某1应协助将涉案房产登记至徐某4名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梅观高速公路东侧丰泽湖山庄****102房屋归徐某4继承、所有，徐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该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徐某4名下；二、徐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某1补偿款75万元；三、驳回徐某4、徐某2、徐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78元，鉴定费28299元，均由徐某1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产的权属认定。涉案《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明确载明涉案房产的产权属徐某2和金某夫妻共同所有。徐某2、徐某1、徐某3和徐某4均在该文件上签字确认，涉案司法鉴定结论亦认定该文件不存在换页变造的情形，故该文件对在其上签字的各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约束力。涉案房产虽登记于徐某1名下，但该房产在购买时的签约行为、首付款和按揭款的支付以及房产的使用情况均有徐某2深度参与，难以排除其以自主占有的主观心态实施以上购房行为，亦难以排除其为该房产的真实权利人。退而言之，即使徐某1的主张成立，该房产系其个人所有，但其在上述《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自愿将该房产确认为归徐某2和金某共同共有，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情形，在此情况下，该房产应认定为徐某2和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徐某1主张《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书（即遗嘱）》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且与其本人签名确认的行为前后矛盾，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根据金某去世、徐某2和徐某3对该房产权属的权利处分意见，确定该房产适用法定继承并归徐某4所有、由徐某4按徐某1对该房产的继承份额支付相应的款项，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56.78元，由上诉人徐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雪梅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冯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