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03民初1665号原告：袁树忠，男，1964年4月29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原告：黄碧，女，1970年9月23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盟，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办事处环宇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211801542882。法定代表人:王能武，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春林，男，1955年1月15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袁树忠、黄碧诉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夏小惠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树忠、黄碧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将贵Ｇ×××**号车随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返还原告；2.判令被告返还多收取原告购车款60000元，资金占用费16480.11元（从2014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6月2日）。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1年，根据原平坝县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客运市场公司化经营、集约化管理”的要求，原告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贵Ｇ×××**号、经营线路“平坝一引子渡”客运车加入被告，约定车辆的产权、经营权归原告所有，盈余亏损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每月向被告缴纳管理费。同时约定，“营运车辆退出更新，统一由被告申报办理旧车退出、新车入户手续，所需资金由原告承担，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原告所有。”2014年10月，原告贵Ｇ×××**号车辆使用年限到期，应办理车辆退出更新手续。同年10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收款收据（代协议）》，该协议载明，“今收到定金2万元。”“自交款之日起6个月内，车辆更新申请如获行政许可，此定金转为购车费用，不足部分由交款方补足。定车辆总价约为15万左右，多退少补。”同年10月17日，11月25日，原告又分两次共计向被告缴纳定车款13万元。2014年12月15日，前述车辆退出及更新手续完成，并于同年12月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报告办理车辆退出、新车购买情况，并移交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被告均予以拒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向移交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返还多收取原告购车款。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支持原告如前所请。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超过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于2020年6月17日向平坝区人民法院提出了诉求：“判令被告将贵Ｇ×××**号车随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返还原告，”这一诉求极不合理，其理由如下：1、贵Ｇ×××**号车是2014年10月初至12月底期间完成了从申请到购车办完营运手续上线经营的，原告袁树忠于2015年5月14日就该车从购置到办完营运手续所需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了结算，并领回应退款2151.00元。此事距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的时限。2、贵Ｇ×××**号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在该车注册登记时，由原告作为车辆注册登记的必须资料上交到安顺市车辆管理所。再则，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必须返还上述票证的相关合同条款、原告也未提供被告必须返还贵Ｇ×××**号车相关票证的依据，故被告没有返还上述票证给原告的义务，更何况上述票证是不属于原告的。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购车款60000元（暂定）资金占用费16480.11元这一诉求更是无中生有，毫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经营的贵Ｇ×××**号客车于2011年加入我公司经营，国家为规范客运经营秩序，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挂靠经营。贵Ｇ×××**号车因经营期限届满，于2014年12月15日已经报废，退出了客运市场，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贵Ｇ×××**号车的协议，承诺均已随着该车的退出（报废）而终止。2014年10月8日，原告在向被告提出退出市场，如被告获得行政许可后，优先继续承包原告的申请，并郑重承诺：“服从公司管理，同意由公司统一购车。”2014年10月17日被告在原告和另外2人（王家学、苏荣贵）的参与下，与贵州奇瑞万达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客车买卖合同》，在合同中明确了客车的价格、配置数量、总价、交纳定金的数量，接车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原告对上述内容签字认可，说明原告对购车的各种费用已经知晓。该车（贵Ｇ×××**）办完手续运营后，2015年5月14日被告与原告对购置车辆所需费用进行了结算，将应退款2151.00元退给原告，原告已收取，并签字确认：“以上帐已结清．..交款人之前所持该车（贵Ｇ×××**）收款收据全部作废．．．...”据此，原告故意持已经作废的“收款收据”将被告诉至法院，严重违反了《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诚信诉讼告知书》第三条的相关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不但妨害了司法秩序，还侵害了被告的合法利益。给被告的经营管理及名誉造成负面影响。如按照原告的诉求所言，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购车款60000元，纯属违背客观事实，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主张。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袁树忠、黄碧为谋取不当利益而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将被告诉至法院。故意夸大支付的购车款数额，其行为有悖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其主张已经完全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尊严。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0年11月9日，原告袁树忠取得安客运班许字2010266号经营许可证明，经营起点为平坝，讫点及站名为引子渡，车牌号码为：贵Ｇ×××**蓝，有效期为2010年11月9日至2011年11月8日。2014年10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其经营的贵Ｇ×××**号车退出更新，承诺愿意服从被告管理，购买新车继续经营。拟更新车辆为19座客车，标准、配置、车辆颜色等按全国统一，并对更新车辆产生相关费用的承担作出承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申请审查后予以准许。同日，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书面《代协议》，约定由被告代为购车，双方同时约定：由原告先行预交车辆退出更新定金20000元，订车时再交30000元。双方同时议定：自交款之日起6个月内，该项申请如获行政许可，此订金转为购车费用，不足部分由交款方补交；获得行政许可后，如交款方借故反悔，不按收款方要求和交款方承诺如期购车办理相关营运手续。此定金不退。6个月后，如未获行政许可，收款人应如数将定金退还交款人，不计利息。车辆总（含税、费）价约为16万左右，多退少补。原、被告在《代协议》落款处签名盖章。被告于2014年10月17日与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车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向该公司购买奇瑞万达中型普通客车三辆，单价为127800元，总金额为383400元，《客车买卖合同》对所购车辆配置、验收标准、车辆交货、付款方式及期限和交付、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客车买卖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处注明：“客户自行到贵阳接车，临牌、保险费用自理。以上配置、价格我都认可。”原告黄碧及案外人王家学、苏荣贵（客运车驾驶员）在特别约定后签名确认。被告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双方经办人签名。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2014年12月9日，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购买的车辆，因拖延交车时间，自愿向二原告支付车辆补偿款6000元。原告黄碧分别于2014年10月8日、2014年10月17日、2014年11月25日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车辆更新定金20000元、购车定金30000元、购车款100000元。至此，原告因购车共计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150000元。2014年12月15日，原告办理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该车车牌号码为：贵Ｇ×××**号，机动车所有人为：贵州省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将该车辆交由原告进行营运。2015年5月14日，原告袁树忠与被告就购买贵ＧＢＥ5**号车及因交纳保险等事宜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双方明确购买贵Ｇ×××**号车产生相关费用为147849元（包括购车款、购置税、申报手续费、保险费、工本费、管理费），原告已预交150000元，结余2151元，结算后，被告向原告袁树忠退还2151元。原告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于2015年5月5日、5月12日与案外人苏荣贵、王家学就购车款及费用分别进行了结算。另查明，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进行名称变更，变更前名称为：贵州省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前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结婚证、被告企业信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贵Ｇ×××**号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收款收据、询问笔录、贵Ｇ×××**号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承包经营合同、客车买卖合同、结算清单、收条、贵Ｇ×××**号车登记证在卷为凭，足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贵Ｇ×××**号车承包合同两份该组证据不能支持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本院认为，二原告委托被告代购普通客车一辆用于客运经营，整个代购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所购买的车辆也一直正常营运中。原、被告双方对案涉贵Ｇ×××**号车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均无异议，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被告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车买卖合同》时的买受人为被告，原告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系对所购置车辆的配置及价格进行确认，并未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表明自己是实际购车人。贵Ｇ×××**号车登记车主及办理的行车证、营运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及业户名称均为被告，故在此情形下，依照生活常识，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具购车发票时，发票注明的购车人应为被告而非原告，而被告作为法律认可的车辆所有人对购车发票等相关购车凭证持有或保管符合常理。原、被告事前并未就被告需要向原告交付相关购车票据进行约定，事后也未对购车产生的相关材料的交付达成补充协议。故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其交付贵Ｇ×××**号车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无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于2015年5月14日结算时确定的购置税为7264元，二原告依据购置税按照10%比例收取，推断贵Ｇ×××**号车的实际购车价格为72640元，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购车费用为147849元，故被告应向二原告退还购车款60000余元。结合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查明被告为原告代购车辆过程中，与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车买卖合同》中对所代购车辆的单价、品牌、配置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黄碧也在合同上签字对购车单价127800元及车辆配置表示认可，被告按照合同价格支付购车定金及剩余款项，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购置车辆，原、被告双方并于2015年5月14日就购车款及产生的相关费用与原告袁树忠进行了结算，原告袁树忠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并未对结算费用提出异议，被告将结算后的结余2151元退还原告。结算中所有支出均有对应项目，且所支出的147849元包括了购车产生的各项费用，购车款只计算为127800元。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72640元，并非127800元，也未举证证明双方于2015年5月14日双方进行结算时存在原告受到胁迫、欺诈的情形。原、被告双方事先并未约定结算时以购车发票载明的价格进行结算，故原告认为被告实际支付购车款为72640元，被告应向原告退还购车款60000余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因购车发票由被告持有，如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该发票原件，人民法院可认定原告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本案中即使当事人提交了案涉贵Ｇ×××**号车原始购车发票，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被告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也不能仅凭该发票而认定发票上载明金额即被告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购车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代购车辆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系挂靠关系，被告主张双方系承包关系，并提交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二份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袁树忠并不认可两份合同上的签名是自己所签。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案涉车辆系被告代购，该车的实际所有权归二原告所有并无异议，仅是对购车凭证的交付及实际支付购车款的数额发生争议，认定双方之间是挂靠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故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抗辩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原、被告代购案涉车辆发生于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存在本案中诉讼时效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还是三年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在本院受理的（2020）黔0403民初10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得知与自己经营客运货车情况相似的购车人吴政明存在购车发票载明金额与结算时的购车款金额不一致的情形，故而怀疑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进而于2020年6月10日诉来本院，提出如前诉请。（2020）黔0403民初1035号案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20年6月30日审理完毕。原告于2020年6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被告抗辩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树忠、黄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2元，减半收取856元，由原告袁树忠、黄碧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夏小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孙婷婷书记员张丁勇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