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304行赔初5号 原告潘国民，男，195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建阳市。 委托代理人方才钦，福建乾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04MB1985294K。 负责人陈加禄，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玉桂，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海珊，福建绩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东峤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3040037127832。 负责人郭清粦，镇长。 委托代理人柯国荣，该镇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舒旭，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前沁村前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51555063217。 负责人蔡福章，场长。 委托代理人陈方明，福建顺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国民诉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秀屿农业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峤镇政府）、第三人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沁农场）行赔偿一案，于2019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国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方才钦，被告秀屿农业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林文彪及其委托代理人林玉桂，被告东峤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柯国荣、黄舒旭，第三人前沁农场的委托代理人陈方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国民诉称，其系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养殖户之一，在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内饲养鸭子，鸭舍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莆田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规模为年存栏2万羽。此后莆田市秀屿区环保局于2016年11月24日以原告的养殖场逾期未完成竣工环保为由，对原告作出了停止生产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原告按照秀屿区环保局的整改意见进行了整改，完工后经该局工作人员验收认为合格，同意原告补办10万羽养殖规模。原告于2017年7月10日向区环保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该局要求通过网络备案系统申报。但在原告刚上网申报的第3天，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于2017年7月13日上午（当时原告在外地出差）召集东峤镇派出所公安人员、不明身份人员20多人，雇用一台勾机进入原告鸭场将原告13000平方米的鸭舍及配套设施强制拆除。原告第三天带律师分别找被告秀屿农业局带队的林文彪副局长，被告东峤镇政府带队的妇女主任黄丽红、东峤镇派出所所长，两被告及东峤镇公安派出所均推脱责任，说是区政府要求拆除，对原告鸭舍存舍的鸭子不予清点登记备案，拆除时不让管理人员、群众靠近拆除现场。为此，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2017）闽03行初32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省法院，省法院以（2018）闽行终526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时，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行初443行政裁定，再次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又不服，再次向省法院提起上诉。在省法院召集原告、秀屿区人民政府进行调查询问，秀屿区人民政府与前两次一审陈述一致，陈述本案行政强制行为不是区政府指令的，应找两被告。原告认为两被告强行拆除原告鸭舍，没有事先通知原告，强拆原告鸭舍又没有执法依据，其强拆行为违法。现请求：一、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80万元（1、原告鸭舍场地建造费400万元；2、原告鸭场在仓鸭禽数量14万只共值1680万元）；二、第三人前沁农场对上述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2、养殖场租赁合同，证明被强拆养殖场经营者是原告，被强拆时农场还在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内；3、投标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参与投标的资格；4、银行汇款凭证，证明中标之后投标的保证金及租金由原告支付，原告是场地的实际经营者；5、2017年6月5日《莆田市环保局关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养殖环保证情况的复函》，6、秀屿区环保局的莆秀环罚告［2016］29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7、秀屿区环保局的莆秀环信告［2017］35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8、秀屿区环保局的莆秀环信答［2018］5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据5-8共同证明原告是涉案养殖场的实际经营人，养殖场实际养殖的鸭子达到14万羽，手续正在上网审批；9、建设项目环境登记表及附卫星图一张，证明养鸭场建设依法审批，原告是被强拆的养鸭场的实际经营人，卫星图证明原告的鸭舍是真实存在的，合法合规的；10、鸭舍场地建造费用（手写清单一张），证明原告鸭舍场建造费383.3万元（土建费用180元/平方米，建设场地13600平方米，共计2448000元、七座住房35万、打水井2个15万、2个水池8万、填土方52万、电力设施12万、养鸭用的工具16.5万）；11、鸭禽进仓统计表（手写清单三张），证明在被告实施强拆时，原告鸭场在仓鸭禽数量149610羽，因被告强拆后导致这些鸭子全部死亡，按市价计值1600万；12、视频光盘一张，证明原告鸭场受到被告的强拆及被强拆后的情况；13、（2017）闽03行初329号《行政判决书》、（2017）闽03行赔初8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闽03行初443号《行政裁定书》、（2018）闽03行赔初8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在行政强制之日起六个月已提起诉讼，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秀屿农业局辩称，其并未实施任何强制行为，并非适格的行政赔偿义务主体，根据《行政赔偿法》第七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秀屿农业局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不存在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政强制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系由秀屿农业局实施涉诉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故秀屿农业局不是适格的行政赔偿义务主体。原告诉请秀屿农业局赔偿其经济损失2080万元，但原告未能举证证实秀屿农业局存在侵权事实及损失的事实，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2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仅提供的《财产损失估算表》系原告单方面自己制作，不具有证明力，无法证实其损失，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行政赔偿的诉求不能成立。综上，原告诉求秀屿农业局赔偿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赔偿请求不能成立，且秀屿农业局并非本案适格赔偿义务主体，应裁定驳回。原告认为在仓鸭禽有14万只价值1680万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秀屿农业局没有实施被诉行为，所以不存在赔偿问题。 被告秀屿农业局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1、租赁合同，证明2014年4月14日，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回然农场向前沁农场承租土地用于家禽养殖生产，租赁面积59.94亩，回然农场需自行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一切证件，协议还对租金、双方权利义务、生产安全要求等条款进行约定；2、莆流域办［2016］4号《莆田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取缔违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通知》，证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属于依法应取缔关闭的养殖场；3、秀屿区环保局的询问笔录，证明2016年11月5日原告已自认其养殖场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为建设环保设施，非法搭盖简易配套设施进行养鸭的事实；4、莆秀环罚［2016］21号《莆田市秀屿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莆秀环罚［2016］22号《莆田市秀屿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26年11月24日，莆田市秀屿区环保局分别对原告养殖场及莆田市秀屿区回然家庭农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并处罚款一万元、二万元的处罚决定，该二份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证明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5、莆环保（2016）261号《莆田市环保局关于做好过渡期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的通知》、《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的公告》，证明2017年1月1日，全国已经正式启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系统，原告于2017年11月6日备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属于过渡期环保备案要求，系原告单方制作，不具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原告养殖场已通过环保审批手续的事实，被告并没有予以批准的事实；6、地、地图明原告的养殖场位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承租的范围内；7、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闽03行初329号《行政判决书》、（2017）闽03行赔初8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原告在2017年7月13日，原告已经知道涉案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和拆除行为，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东峤镇政府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从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及图片可以证实前沁农场的合同对方是回然农场，从授权委托书可以看出原告仅是回然农场代理人；从环境影响登记表可以看出，建设单位是东庄镇养殖场，原告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与其有关联性。二、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东峤镇政府没有于2017年将原告的养殖场强制拆除，没有在当天进行行政执法。三、原告所称的行政行为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峤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第三人前沁农场述称，其与本案没有存在利害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1、第三人不是原告养殖场租赁合同的发包人。首先，原告提供的合同恰恰证明第三人不是原告养殖场租赁合同的发包人，该租赁合同是第三人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签订的。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是第三人与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且合同约定，未经第三人的书面同意，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是不能转租的，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只约束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只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与原告没有法律关系。第三人也从未收取过原告的租赁合同的租金，原告认为第三人系原告养殖场租赁合同的发包人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2、原告认为第三人在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鸭场时，未予以有效阻止，因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第三人不具有阻止行政执法的义务，理由同上，不存在法律上的阻止行政执法的义务。其次，第三人是国有企业，是民事主体，根本不具有阻止行政执法行为的能力。法律不强人所难，所以原告认为在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鸭场时，第三人未予以有效阻止，因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主要理由是第三人是合同的发包人，原告要求第三人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但实际上前沁农场并不是合同的发包人。回然农场才是原告养殖场地的发包人。对被告的执法，前沁农场没有义务也没有任何职权进行阻止。原告请求第三人对行政执法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前沁农场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1、莆秀产业综［2019］2号《关于授权蔡福章行使公司职权的批复》，2、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的（2018）闽0304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2证明前沁农场是国有企业，并非行政机关，亦未获得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授权，而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前沁农场与原告没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列前沁农场为第三人错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鸭场设施、鸭子等损失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20年6月14日作出GZPTFY［2020］损失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鸭棚等设施损失2085653.58元，鸭子损失1223019.6元，合计3308673.18元。本次鉴定费用50000元，已由原告潘国民垫付。 经庭审质证，各方意见如下：（一）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第三人前沁农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该合同是回然农场作为实际经营者，而不是原告潘国民；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是实际的经营者，只能证明潘国民是回然农场的代理人，该法律后果由回然农场承担；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系该农场实际经营人，且该汇款也是汇给回然农场，也不是汇给回然家庭农场，单位、主体都不一致，所以不能证明其是实际经营人；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潘国民是本案原告主体，是谁信访就答复谁，并不是答复谁，谁的主体就适格，且回然农场规模是2万羽，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存栏14万羽；对证据6-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信访具有相对性，不能证明原告信访就是行政主体，处罚意见告知书不是最终处罚，是处罚决定前的一个前提，也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也不能证明潘国民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证据9登记表及卫星附图三性均有异议，也不能证明原告是适格的主体，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没有记录环保局审批，被告当场查了其个体工商登记信息，其成立时间是2017年7月4日，如果原告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应以字号来起诉，不是以实际经营人来起诉，故其主体错误；对证据10、11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采信，结合视频可以看出回然农场鸭舍是用于竹子建的，现场倒塌面积不大，不存在损失400万的问题，根据视频可以看出鸭子尚在存活，不存在死亡的情形；对证据12可以看出不存在拆前、拆后的对比情形，可以看出倒塌面积不大，不存在鸭子死亡的情况，与被告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秀屿区政府的代理人认为是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实施强拆的表述有异议，两被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二）原告对被告秀屿农业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回然农场签订该租赁合同总共60亩，租金全部由原告支付，回然农场将农场一半的面积转租给原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本案原告原来是将秀屿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起诉，区政府否认本案的强拆行为，对外将责任推给本案的二被告；对证据3-5真实性无异议，反证原告是涉案鸭场的实际经营人，原告主体适格；对证据6原告出了租金，实际使用了30亩；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反而证明原告的鸭舍遭到强拆就以秀屿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推卸责任，原告才提起本次诉讼。（三）被告东峤镇政府对被告秀屿农业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从证据3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原告自认建厂花费七万元，占地面积大概500平方米，存栏4000羽，原告庭审所述与该份笔录存在矛盾，原告当庭陈述赔偿的明细及鸭子的数量都不一致。（四）第三人前沁农场对被告秀屿农业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恰恰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没有合同关系；对证据2，未完成竣工环保是原告，而不是回然农场；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处罚决定书是对原告、回然农场分别处罚，说明原告的农场和回然农场是各自独立主体；对证据5-7无异议。（五）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认为：1、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没有出具中国保险个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证书《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2、卢富煜、曾祐生为该公司从业人员，非评估师无资质证书。不具有财产损失鉴定评估资格、财产评估报告签名权。（六）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认为：一、评估报告不符合形式要件。本案中，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是否具备鉴定财产损失的资质无法查实；鉴定时提交的材料未能附件；鉴定依据不真实、不客观，鉴定方法没有依据客观事实，个人主观推定，相关调查材料未附件。故本评估报告不符合形式要件，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二、评估机构超委托事项评估。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委托事项为“对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潘国民的养殖场造成的设施损失、鸭子死亡等财产损失金额进行鉴定”。但是评估机构却对包含原告潘国民在内的九家养殖户的鸭棚和鸭子损失数量进行评估鉴定，其他养殖户的损失与潘国民不具有任何利害关系，不应纳入评估范围，评估机构认定潘国民的鸭场面积为10212.56平，显然超出了法院委托事项的范围，应当予以纠正。三、评估机构通过原告潘国民提供视频材料和卫星图推断本案鸭棚损失和鸭子损失数量依据不足，是错误的。1、对于原告潘国民送检材料中的两段视频材料的拍摄时间无法确定，评估机构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拍摄时间显然是错误的。原告潘国民称其为了保留证据使用，那原告为何不在行政执法时进行拍摄，显然其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即使第一个视频的拍摄时间在拆除之前，只能证明拆除前的鸭场情况，不能作为推定鸭子损失数量的依据；若第二段视频拍摄时间在拆除之后，但该段视频内容不完整，从视频内容中可以看出是部分倒塌鸭棚，且倒塌面积不大，死亡鸭子损失不大，不能以此推定鸭子死亡率。2、原告提供的卫星图只能证实被强拆之前养殖场的状态，但不能证实因为两被告的行政执法导致养殖场全部损坏。且根据行政执法习惯，本案涉及的行政执法绝对不是完全破坏性执法，鸭棚是否被他人拆除无法确认，故评估机构以鸭棚完全损毁的方式鉴定鸭棚损失是错误的。四、评估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评估结论不客观，损失明显过高，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该《鉴定意见书》中对于委托鉴定的材料存在主观推断的情况，没有尊重客观事实，扩大、超出鉴定材料的范围，故该鉴定报告书不能作为本案损失的认定依据。评估机构以选取的比对材料过于敷衍，没有经过审慎审查比对材料，也并未将相关依据材料作为附件，不符合形式要件，具体异议内容如下：（一）关于鸭棚及相关设施损失2085653.58元依据不足。首先，涉案鸭棚及相关设施与原告潘国民不具有利害关系，依法不属于鉴定范围。根据前沁农场与回然农场签订《租赁合同》可以证实，涉案鸭场系回然农场名义租赁，根据合同第四条：“新设施的设施必须达到相关法律和法规要求的标准，费用由乙方（回然家庭农场）承担，产权归甲方（前沁农场）所有”，故回然家庭农场内的所有建筑物的所有权不属于潘国民个人所有，潘国民与本案被拆除鸭棚及相关设施等没有利害关系，无权主张鸭棚及相关设施的损失。退一步讲，该鸭棚并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本身属于违法建筑，原告对其不具有合法权益，依法是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依法不应纳入评估范围。其次，鸭棚及鸭棚设施的面积、单价均不符合客观事实。1、鸭棚。评估机构通过卫星截图面积认定本案行政执法的范围和面积明显缺乏依据，卫星截图只能证明养殖场状况，养殖场现状的形成是否系因行政执法导致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鸭棚单价没有相关依据及材料证实。2、活动场所、空心砖房、粪池、场内土垫高。活动场所、空心砖房、粪池、场内土垫高属于不动产的性质，执法过程中未进行也不可能进行执法，且仍具备使用价值，不存在损失的情形，鉴定意见书认定该方面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水电。首先，执法过程中未对水电设施进行破坏；其次，水电设施等财产应属于出租人，原告无权主张，评估机构直接按照原告的主张进行鉴定没有事实依据。4、大水桶、小水桶、饲料桶。评估机构在不存在现场财物的情况下鉴定水桶、饲料桶数量和价值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依法予以纠正；水桶、饲料通等属于固定物，执法过程仅对鸭棚建筑物进行拆除，并未破坏水桶等设施。5、折旧。评估机构按照20%扣除折旧没有依据，从原告潘国民提供的视频材料和照片等证据均可以证实本案涉及的鸭棚等涉及系多年前建设的，折旧率远远高于20%。（二）关于鸭子损失的金额为1090214.4元依据不足。1、评估机构通过视频材料认定行政执法时鸭子的数量为76400只没有依据。首先，原告潘国民提供的视频材料的拍摄时间无法确定；其次，即使第一段视频拍摄的时间为2017年6月27日，与强拆日期2017年7月13日间隔16天，且在强拆之前已多次通知原告潘国民自行拆除及处置鸭子，因此原告在这16天之内是否有对鸭棚内的鸭子进行处置无法确定，评估机构按照视频材料直接认定行政执法时鸭子的数量与客观事实不符。且原告潘国民庭审中提供的强拆后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出强拆时原告潘国民鸭子的数量相当少。2、评估机构通过推算的方式认定鸭子的死亡率依据不足。从原告潘国民庭审中提供的强拆后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出强拆后原告潘国民鸭子的死亡数量极少数，评估机构的鉴定结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3、评估机构认定存在折价损失，且认定30%的折价率明显过高。原告潘国民在庭审中称从未对强拆之后的鸭子进行过折价处置，评估机构却认定折价损失，与原告潘国民的自认存在自相矛盾。即使存在折价处置，莆田地区存在大量的鸭子养殖户，处置的方式存在多种，评估机构采用的处置方式过于片面，认定30%的折价率明显高于实践。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秀屿农业局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系原告单方填写，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盖章，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10、11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第三人前沁农场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GZPTFY［2020］损失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提出异议，被告对该鉴定意见的损失金额等提出异议，因原、被告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该鉴定机构具有所述事项的鉴定资质，鉴定过程客观公正，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4日，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与前沁农场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租赁面积59.94亩，租赁用途为家禽养殖生产，租赁期限为5年等。原告潘国民系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的养殖户之一，在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内建有养殖场养殖鸭子。2015年5月26日，《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肉鸭养殖项目》环评报告表通过莆田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规模为年存栏2万羽，但之后原告未按要求进行网上备案。2016年11月2日，莆田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莆流域办［2016］4号《关于依法取缔违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通知》，将回然家庭养殖场列入逾期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的规模化禽畜养殖场清单。2016年11月24日，莆田市秀屿区环境保护局作出莆秀环罚［2016］21号、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莆田市秀屿区笏石回然家庭农场、潘国民作出责令停止生产并处人民币2万元罚款和责令停止生产并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7月13日，原告养殖场被拆毁。原告认为，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诉至本院，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养殖场行为违法。原告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被告的该行政强制行为已被生效的（2020）闽03行终13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潘国民申请对因被告强拆造成的鸭场设施、鸭子等损失进行鉴定，并已交纳鉴定费50000元。本院依法委托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20年6月14日作出GZPTFY［2020］损失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鸭棚等设施损失2085653.58元，鸭子损失1223019.6元，合计3308673.18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2017年7月13日强制拆除原告潘国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前沁农场内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潘国民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诉讼，主体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因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对公民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予以赔偿。本案原告潘国民要求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赔偿经济损失2080万元（1、原告鸭舍场地建造费400万元；2、原告鸭场在仓鸭禽数量14万只共值1680万元），对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潘国民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因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强制拆除养殖场而造成损失。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并未提供并非其实施本案强拆行为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于案涉养殖场妥善处置并保全的相关证据，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负有相应的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本院依原告的申请，对原告的鸭棚设施及鸭子损失进行鉴定，根据厦门功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可知，原告的鸭棚等设施损失2085653.58元，鸭子损失1223019.6元，损失共计3308673.18元。被告秀屿农业局、东峤镇政府应当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鉴定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第三人前沁农场系国有企业，并非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履行行政职能的组织，其并非本案行政赔偿适格的责任主体。故原告诉请第三人前沁农场对行政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潘国民各项经济损失3308673.18元； 二、驳回原告潘国民的其他赔偿请求。 本案鉴定费50000元，由被告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人民政府负担（该费用已由原告垫付，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豪杰 人民陪审员  林丽彬 人民陪审员  余文烟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李北雁 书 记 员  沈丽思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条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