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691行初260号 原告吴某，女，1982年11月24日生，××族，住海安市。 委托代理人张英玺，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婷婷，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海安市长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沈宏华，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王鲲，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永生，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陶橪，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海安某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 法定代表人杨某，职务总经理。 原告吴某不服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安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于2020年4月2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提起诉讼。经补正材料，本院于4月9日立案后，于4月13日向被告海安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海安某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某及委托代理人张英玺、周婷婷，被告海安人社局的应诉负责人王鲲及委托代理人朱永生、陶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1月7日，海安人社局作出海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9年12月6日18时左右，吴某从公司车间跑出到大门口接小孩时不慎摔倒受伤，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非工作原因所受的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第十四条其他项规定及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 原告吴某诉称，1.被告认定原告非工作原因受伤与事实不符。原告系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长年在外务工。原告在某公司的工作时间为7:30至19:30。根据原告的家庭情况，既要照顾家庭孩子，又要按照规定时间工作，其不得已在小孩放学后，将小孩接到厂内做作业，继续上班。原告将小孩带到厂内做作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工作时间内继续工作，显然与工作有密切关系。这既符合原告客观情况，也系某公司允许的。事发当日，原告前往厂门口迎接孩子的过程中，被停放在车间门口行道上叉车的货叉绊倒受伤，而且受伤后，原告还继续完成当日工作。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原告受伤的前因后果，应当认定为工伤。2.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法律适用不准确。根据案件事实，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认定为工伤。3.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违法。被告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认真调查核实，也未将认定决定书送达原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海安人社局辩称,1.根据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该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2.根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证明吴某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根据公司提供的李庆如、缪稳根的书面证明、公司大门监控视频，可以证实2019年12月6日，吴某从车间出来不慎跌倒，爬起后继续行走至公司大门口，于17时47分05秒接到小孩后一同返回车间。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非工作原因所受的伤害，故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4.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12月19日，某公司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予以受理。2020年1月7日，被告作出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及时通知某公司领取。因新冠××疫情防控响应，待某公司复工复产后，被告于2020年2月19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送达某公司，某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签收，送达程序合法。 第三人某公司书面述称，1.吴某系某公司生产车间的吊线员工。2.通过公司监控视频显示，吴某于2019年12月6日18时左右，急急忙忙从车间跑出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正常行走，从摔倒到进院时间间隔5天，人都在正常上班。间隔时间内有没有受到其他碰撞，或者其他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创伤性脾破裂说不清楚。3.吴某上班时间非工作原因私自跑出车间，把小孩接到车间里未经车间主任知晓，摔倒后也未告诉车间主任及公司领导，事发当日无一人知道，且公司禁止任何人把小孩及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人带进厂区，特别是生产车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吴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吴某从事生产岗位工作，实行计件工资制等内容。某公司为吴某办理了工伤保险。 根据某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反映，2019年12月6日18时左右，吴某从公司车间出来准备到大门处接小孩，被停放在车间门外行道上的叉车绊倒，后爬起来继续走向大门口，接到小孩后回车间继续工作至正常下班时间。 2019年12月11日，吴某到海安李堡中心卫生院就诊，经治疗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急性弥漫性腹膜炎。 2019年12月19日，吴某、某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20年1月7日作出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后于2月19日向某公司工作人员张庆安邮寄送达，未直接向吴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顾海军送达。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书、视频资料、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吴某所受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2.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关于争议焦点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表明认定工伤通常需要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个因素。在三个因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因素，而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用以判断工作原因的辅助因素。当工作原因系工伤的间接原因，或者是否是工作原因难以查明时，判断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则至关重要。“因工作原因”通常指职工所受伤害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履行工作的行为与造成的伤害事故的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生理生活必须的诸如上厕所、打开水、食堂就餐等活动，应当视为因工作原因的合理延伸。本案中，根据吴某当庭陈述，某公司规定的工作时间为7：30至19：30，从监控视频来看，事发当天17：45左右，吴某从车间出来，被停放在场地上的叉车绊倒，爬起后继续走向公司大门口处接小孩，17：47左右在大门口接了小孩返回车间。这说明事发当天原告是正在从事工作，工作地点也在车间，符合了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两个要素。结合吴某的家庭实际情况，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有两个小孩需照顾，吴某在小孩放学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到公司门口接已放学的小孩到公司内做作业，属于从事与生活需要所必须的活动范围，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工作时间内继续安心工作，显然与工作有较密切的关系，当视为因工作原因的合理延伸。退一步讲，即使某公司的规章制度不允许职工将小孩带入公司内，吴某的行为亦属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应当按照违反劳动纪律的规定给予处理，并不因此影响吴某主张工伤的权利。某公司亦应当通过加强门卫管理等方式，防止员工因违反劳动纪律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关于争议焦点2，《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作出认定决定或不予认定决定后，均应当送达受伤害职工（或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不因为已向用人单位送达，即可以免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向职工送达的义务，也不因为已向职工送达可以免除向用人单位送达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在作出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仅仅向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邮寄送达，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原告进行过有效送达。事实上，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委托了其丈夫作出代理人代办工伤认定的有关手续，并代为领取工伤认定书。吴某当庭陈述获得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系之后由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微信发送，其不知真伪，后于2020年3月份到被告处核实，才获知被告确实作出了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故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有效送达，程序明显违法。至于法律适用方面，因为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某公司提出吴某受伤时间与诊断时间存在间隔期，吴某2019年12月6日在公司内摔倒受伤与其后诊断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被告在后续的工伤认定程序中作出判断。 综上，海安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海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曹献忠 人民陪审员  顾春宇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顾梦窈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