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8574号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奚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上海智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银涛高尔夫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程宏道。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朝君，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悦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周颖，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佳佳，上海恒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樽慈公司”)与被告上海银涛高尔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涛高尔夫公司”)、上海悦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鑫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畑畑独任审判。审理中，原被告申请简易程序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本案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朝君，被告悦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佳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樽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对案外人上海银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涛投资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以下同币种)381,767元(其中货款314,580元、违约金47,187元、律师费2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原告放弃逾期罚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银涛投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沪0118民初209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生效后,由于银涛投资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的付款义务,原告于2019年3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9)沪0118执1973号，原告的债权为货款314,580元、违约金47,187元、律师费20,000元及逾期罚息。执行过程中,青浦区法院查明银涛投资公司暂无资产可执行,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原告起诉两被告对银涛投资公司应向原告履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是银涛投资公司与两被告存在人格混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股东混同。具体如下：1、卢长庆,香港球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球皇公司”)(银涛高尔夫公司的实际股东,占股95%,虽然后来球皇公司将其全部股权转给全信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信公司”),但全信公司只是为其代持股)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于2002年开始,到2010年10月,长达8年之久担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离开银涛高尔夫不久,又以银涛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继续经营银涛高尔夫球场一直到2018年5月,为躲避债务金蝉脱壳,更换法定代表人为董良兰；2、雷田,曾长期任银涛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银涛投资公司的股东,后又到了银涛高尔夫公司,银涛高尔夫公司于2014年6月进行过一次董事的变更,是由法定代表人程宏道作为委托人,雷田为被委托人；3、许少莹,北京温榆河高尔夫俱乐部(简称“温榆河高尔夫”，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股东,占股5%)的股东、曾为法定代表人,另外,许少莹还是球皇公司的股东(2015)青民二(商)初第17号,刘长生自述部分)。许少莹曾长期担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任职期间,曾“同时控制多家公司并经常利用银涛投资公司的账户与其关联公司进行走账,温榆河高尔夫对上述的真实性认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9535号第2页)。银涛投资公司的公章也曾长期由温榆河高尔夫保管；4、田力维,温榆河高尔夫的股东,曾为监事、法定表人，2016年6月田力维作为质权人享有全信公司占有银涛高尔夫5%的股权质押权。他曾与杨世慧(曾代表温榆河担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董事)一起参与协助刘长生与银涛高尔夫公司、银涛投资公司争夺高尔夫球场的控制权,最终,刘长生的悦鑫体育成功取得了银涛高尔夫球场的控制权；5、刘长生,香港球皇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与卢长庆同为球皇公司的股东。曾长期代表球皇公司担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董事。他是悦鑫公司的实际拥有者和控制者(见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二(商)初第2220号第2页),也是现在银涛高尔夫球场的实际经营者。他曾发动过两次对银涛高尔夫球场的争夺,2014年10月22日,刘长生与程琪等带人进入银涛高尔夫球场并控制了球场至11月5日,银涛高尔夫曾将悦鑫公司和刘长生告上法庭。此为第一次争夺以卢长庆赢、刘长生失败而告终。刘长生第二次与卢长庆争夺高尔夫球场,参与人还有温榆河高尔夫的田力维和杨世慧,这次刘长生赢了,悦鑫体育取得了高尔夫球场的实际经营权；6、刘长生与卢长庆同为球皇公司的股东,都曾担任过球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都曾长期担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董事。双方为了球场的控制权发生了两次争夺,其实质是股东之间的利益争夺,并冠以了公司的名义。虽然球皇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全信公司,但全信公司只是代为球皇公司代持股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初49号,全信公司致球皇公司、北京温榆河高尔夫和银涛高尔夫公司的《声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长生在球皇公司转让股权后还能够堂而皇之的两次带人强行占有球场。而银涛投资公司和悦鑫公司只是卢长庆和刘长生手里利用的壳公司。第二，人员混同。具体为：银涛投资公司所雇佣的员工,也曾是银涛高尔夫公司的员工。最初,银涛投资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是与银涛高尔夫公司签订的,并向员工出具服装押金收据。后来银涛投资公司经营球场,又按着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要求与银涛投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员工并未发生变化。银涛投资公司与悦鑫公司两个公司之间的球场争夺,实质是由于股东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纷争。悦鑫公司取得控制权以后,曾于2017年12月15日向银涛高尔夫球场全体员工发《告银涛高尔夫球场在职员工书》,原来的员工可以加入现在的公司，待遇不变。但卢长庆向员工保证其能保住球场的控制权,让员工们不要去悦鑫公司。另外,员工们与银涛投资公司有劳动合同,冒然去悦鑫公司可能构成违约。最终只有部分人去了悦鑫公司,而大部分员工由于听信了卢长庆的话而丢失了工作。第三，财产混同。具体为：1、银涛高尔夫公司与银涛投资公司的财产混同。银涛高尔夫公司初期购置了部分财产,银涛投资公司在经营期间也购置了部分财产。银涛投资公司经营球场多年,改造餐厅、改建了会所、扩建了停车场、改建了出发台、为55号别墅和办公楼装了中央空调……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并全部物化成了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资产。2019年12月20日,银涛投资的六位前员工提供了目前银涛投资公司的相关财产仍被银涛高尔夫公司和悦鑫公司占有并使用的事实。2、银涛投资公司和银涛高尔夫公司、悦鑫公司的资产已经严重混同,银涛高尔夫公司占用了银涛投资公司的资产。银涛投资公司后来追加购置的财产与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财产混同,他们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的财产。原告2017年曾为银涛高尔夫球场制作了显示屏,合同相对方是银涛投资公司。目前显示屏依然在高尔夫球场餐厅并使用中,为银涛高尔夫公司占有。而原告的案子却因银涛投资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被终结。另外,卢长庆还涉嫌侵吞银涛高尔夫球场的资产。2017年12月13日,银涛高尔夫公司向银涛球场全体在职人员发了《告全体在职人员书》,银涛高尔夫公司认为银涛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拖欠巨额承包款达9,000多万元,并涉嫌侵吞并转移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资产,给银涛高尔夫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综上,银涛投资公司与银涛高尔夫公司、悦鑫公司三个公司,公司与股东之间人格混同,盘根错节,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是多个公司,但其实就是这些股东在控制着这些公司,他们时而共同联合,时而兵戎相见。总之，这些公司之间管理混乱,与他们之间的股东混同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贵院依法判决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首先，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主体，与银涛投资公司、被告悦鑫公司都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法人。其次，原告诉状中陈述，其诉请所依据的是公司法第二十条，该条规定适用情形是股东行为造成公司损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但本案两被告均非银涛投资公司的股东，故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再次，银涛高尔夫公司自2010年开始，其股东和董事等权利机构存在争议，但是相关权益人均已通过诉讼方式解决。2020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股权进行明确，故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与银涛投资公司并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原告诉状中所述的两被告的股东与银涛投资公司的股东存在混同也非事实，上述三家公司的股东无论是既往股东，还是判决、登记的股东均不存在混同的情况。另外，银涛高尔夫公司在他案审理中，获知与银涛投资公司存在一份租赁协议，虽然银涛高尔夫公司对该协议效力问题还有争议，但并非本案原告所称的混同关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对银涛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被告悦鑫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告悦鑫公司非银涛投资公司的股东，与银涛投资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不存在损害银涛投资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与银涛投资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被告悦鑫公司非本案适格当事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悦鑫公司的起诉。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并对相关证据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银涛投资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工程合同》，由于银涛投资公司逾期付款发生纠纷，原告起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该案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沪0118民初209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银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货款314,580元；二、被告上海银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违约金47,187元；三、被告上海银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律师费2万元。”该案业已生效。因银涛投资公司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原告于2019年3月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6月29日作出(2019)沪0118执1973号裁定书，鉴于目前无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银涛投资公司设立于2005年11月2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董良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陈家红，持股100%，监事为屈皓波。银涛投资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卢兵，股东为卢兵和屈皓波，分别持股95%和5%；2006年4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雷田，股东变更为雷田和屈皓波，分别持股95%和5%；后法定代表人又从雷田变更为叶海香；2011年7月11日，法定代表人从叶海香变更为卢长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5月15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从卢长庆变更为董良兰。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设立于1993年1月29日，注册资本为2,100万美元，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程宏道(董事长)，股东为深圳市元盛实业有限公司、元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温榆河高尔夫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为皮加琛、俞鹏程、皮彩霞、赵永生，监事为范川生。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于2002年6月18日董事会决议，选举卢长庆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许少莹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长生和王国庆、杨世慧、许琳、杨旸为董事，后于2010年8月10日，委派程宏道、皮加琛、赵永生、戴觉先、刘文耀担任董事，其中程宏道担任董事长，并委派范川生担任监事，同时免去卢长庆、王国庆、杨世慧、许琳、杨旸的董事职务；上述事项于2010年12月31日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6月4日，被告银涛高尔夫再次办理董事成员变更登记，将戴觉先和刘文耀变更为俞程鹏和皮彩霞。被告悦鑫公司设立于2014年8月6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周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为程琪和杨军，持股分别为97.50%和2.50%，监事为杨军。被告悦鑫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程琪(监事、持股100%)、法定代表人刘长生(执行董事)；2014年12月5日改任程琪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股100%)，监事为韦南，免去刘长生法定代表人职务；2018年5月10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从程琪变更登记为周颖，监事为韦南，股东程琪，持股100%；2019年2月19日，被告监事从韦南变更登记为杨军，其余登记事项不变；2020年4月21日，登记股东发生变化，程琪持股97.5%，杨军持股2.5%，其余事情未发生变化；审理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1.卢长庆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银涛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刘长生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的董事，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11月25日期间担任被告悦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3.雷田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银涛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于2014年6月受委托代为办理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董事变更登记事宜。银涛投资公司与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被告悦鑫公司当前登记的股东、法人及高管均无重合。审理中，原告围绕诉讼请求还提交了被告悦鑫公司开具的球费发票1份、北京温榆河高尔夫企业信息公示报告1份、全信公司的《声明》复印件1份、全信公司及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出具的《紧急报告》复印件1份、银涛投资公司的《公告》及《通知》复印件各1份、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的《告全体在职人员书》复印件1份、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和被告悦鑫公司的《告银涛高尔夫球场在职员工书》复印件1份、(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1份、(2018)京03民终9535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1份、(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1份、案外人张云萝分别与银涛高尔夫公司、银涛投资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各2份，银涛投资公司设备购买或扩建员工书面证人证言1份、收款收据复印件2份、《承包经营协议》复印件1份、报纸截图2页、银行业务回单、付款申请单复印件1页、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情况说明》及《声明》复印件各1份、被告悦鑫公司《函告》复印件1份、北京温榆河高尔夫公司的《公司声明》复印件1份、(2016)沪02民初45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2018)沪民终506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被告悦鑫公司的《申请》及其2014.8.6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等证据以证明其诉讼主张。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对北京温榆河高尔夫的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其自身盖章出具的《声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认可自身存在股权争议，但不认可与银涛投资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对裁判类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均认为与本案无关；对银涛投资员工关于设备购买及扩建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三性均不予确认，员工无法证明资产的取得及价值，且这些员工均是准备向法院主张两被告承担责任的利害关系人；其余证据材料系复印件或打印件，均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三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被告悦鑫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对北京温榆河高尔夫的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认为开具球费发票的行为不等于两被告间存在人格混同；由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出具的材料，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与被告悦鑫公司无关；对银涛投资公司员工关于设备购买和扩建的书面证人证言系原告自行制作，三性均不予认可，且这些员工均是准备向法院主张两被告承担责任的利害关系人；其余证据材料系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三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本院认为：球费发票与本案无关；张云萝的2份劳动合同复印件即便真实，劳动合同期限部分重合，但其身份仅是球场球童，无法证明银涛投资公司与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关于银涛投资公司员工关于设备购买或扩建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由于原告虽申请证人出庭但证人却某到庭作证，本院不予采纳；上述其他证据大部分为打印件或复印件，两被告认可证据真实性的除外，其余本院均不予采信，且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银涛投资公司与两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两被告是否需要对银涛投资公司对原告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上述银涛投资公司与本案两被告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未构成人员混同。根据三家公司企业信息显示，三家公司登记的股东从未有过重合现象，公司高管也非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交叉任职，原告仅能提供球童张云萝重复就职的情形，且庭审中明确表示无法提供三家公司之间存在财务人员混同的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无法证明三家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第二，未构成业务混同。业务相似，不等于业务混同。根据原告提供的多份裁判文书显示，三家公司多年来存在多起相互诉讼，根据多家法院查明的事实，反映出球场经营权发生多次变动均因被告银涛高尔夫公司与银涛投资公司、被告悦鑫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或承包协议之故，三者并非业务混同，不属于混同对外经营的情形。第三，未构成财产混同。原告仅能提供银涛投资公司部分员工关于公司设备购买或扩建的书面证人证言，且证人均某到庭作证，加之证言内容仅陈述了银涛投资公司部分资产仍然在球场上由两被告使用，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证明内容又根本无法直接推导出银涛投资公司与两被告间存在资产混同，故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三公司财产混同。本院认为，《公司法》未对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否认作出明确规定，故要对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进行人格否认，则首先应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其次要看是否满足《公司法》对法人人格否认的基本构成要件，即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和财产混同的情形，最后，还需证明人格混同导致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看出，法人人格否认是针对公司股东的滥权行为，只有公司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导致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结果发生，且股东的滥权行为与债权人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债权人才可以请求揭开公司的面纱，让滥权股东直接面对债权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作为关联公司，如果只是存在个别股东相同，经营地址相同等情况，则不能仅凭此关联现象就认定人格混同。只有当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存在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才构成人格混同。诉讼中，原告主张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应提供初步证据对上述情况予以证明，未能提供或提供的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当前涉案三家公司之间高管、股东均不存在重合，是否构成关联公司尚且存疑，更无法得出三家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了。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三家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主张，两被告无需对银涛投资公司对原告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26.50元，减半收取计3,513.25元，由原告上海樽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畑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顾雯雯书 记 员 顾雯雯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