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8601行初594号原告李阳，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李东初，男，194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系原告李阳之兄。委托代理人曾理，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市政第二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冯意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汤金艳，女。委托代理人刘双，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洋浦工商银行大厦主楼****/div>法定代表人梁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田健夫，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邱丽丽，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海南省阳浦凯丰办公大楼**商住楼****房iv>法定代表人黄文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世君，京园（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彬，女，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李阳之妻。委托代理人蔡祖刚，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阳诉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资规局）、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公司）、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明珠公司）房屋行政登记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受理后，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8）湘011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撤销市资规局作出的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房屋他项权登记行为。海控公司、市资规局不服该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湘01行终636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判，该案发回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中，王彬申请追加为第三人，本院依法允许。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阳的委托代理人李东初、曾理，被告市资规局的委托代理人汤金艳、刘双，第三人海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健夫、邱丽丽，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世君，第三人王彬的委托代理人蔡祖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阳诉称：2014年7月30日，被告在原告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路××公寓的21套房产所有权证书上登记他项权利，权利人为第三人海控公司，债权数额为1140万元。被告在作出上述登记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未依法审查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申请人双方合同资料原件的一致性，也未当面依法询问原告的真实意愿，对资料的审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登记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法院：1.判令撤销被告2014年7月30日对原告作出的房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项权证；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李阳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书，拟证明：李阳为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该财产实际上是夫妻共有财产。证据2：他项权证书，拟证明：被告在李阳的房屋产权上登记他项权。该登记债权为1140万元，此金额与李阳手上的抵押合同金额不一致。证据3：李阳手中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黄采南调取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海控公司在海南仲裁委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被告登记的抵押权合同与李阳和海控公司的合同不一致：①签署日期不一致，实际真实签署日期为7月29日即李阳手中的签署日期，但被告与海控公司手中的合同日期变成了2014年4月16日;②内容不一致，被告登记的抵押权合同第九条有韩冰擅自手写添加内容(未经李阳签字确认，也未经询问李阳同意)，即确定1140万为抵押限额，且此部分添加内容与合同条款1250万元为限额内容矛盾，但海控公司提交仲裁委的抵押权合同和李阳本人手中的合同均无此添加内容，拟证明：李阳受到韩冰欺骗，对于韩冰提交给被告的抵押合同(包括手写添加内容)情况完全不知情。反证如果被告实际履行了审查及询问义务，则原告李阳不可能被韩冰欺骗，因此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被告审查时形式上并未实际履行与当事人核对资料的审查义务及当面询问当事人的义务。证据5：调取证据通知书、2014年4月17日签订借款合同、被告调取的4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1.公安向海控公司调取的2014年4月17日的借款合同系真实合同，此处黄采南及南海明珠公司在合同尾部也再次明确其真实性。而被告的是海控公司提供的虚假合同。2.被告收取的借款合同(4月16日签订)正文内明确有借款凭证，正文尾部明确有合同附件7份从合同及生效形式为公证书，并写明“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以及双方确认的相关文件、资料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拟证明：程序形式上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收取的借款合同资料不完整，其中借款凭证、借款合同(4月16日签订)的7份从合同及借款合同生效的公证书未收取。反证如果被告实际履行了审查及询问义务，则原告李阳不可能被海控公司及韩冰欺骗。因此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被告审查时形式上并未履行与当事人核对资料的审查义务及当面询问当事人的义务。证据6：三份保证合同及一份质押合同，1、保证合同及质押合同的签订日期都是在2014年4月17日，而本案办理登记日期是2014年7月29日，因此在办理登记时该附件合同早已存在。2、保证合同及质押合同内容中都明确了主债权的期限是2014年4月17日-2015年4月17日，拟证明：1.被告在办理登记时收取资料不完整，保证合同及质押合同早已存在，其作为主合同约定的不可分割部分，被告应当收取而未收取违反法律规定。2.从保证合同及质押合同内显示的主债权期限也与被告收取的借款合同(4月16日签订)中债权期限不一致(被告收取的借款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6日-2015年4月16日)，如果被告收取了保证合同及质押合同，就可明确资料中的主合同与从合同中各自的债权期限不一致的事实，应当告知补充资料或不予登记，而原告李阳也不会受到海控公司及韩冰的欺骗。反证出被告并未实际履行审查义务及当面询问当事人的法定义务。证据7：立案决定书、公安高新分局的函件及情况说明，拟证明：2014年7月29日韩冰向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4月16日签订)系虚假合同。如被告向原告李阳履行当面询问义务，则李阳肯定会发现其为假合同，反证出被告当时并未履行当面询问义务违反法律规定。证据8：询问笔录(李丹)，公安高新分局就当时抵押登记的情况询问当事人李丹，拟证明：1.李阳、李丹等人当时在韩冰要求下在抵押登记资料(包括隐藏的虚假借款合同和空白的仲裁资料)签完字，自己就离开登记大厅，未参加后续具体的办理手续。被告未履行核对当事人情况及当面询问义务。2.李丹当时在7月29日到被告处签完字后就再未去过被告处，但根据李丹的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显示的申请时间为7月30日。此处也可反证出被告未履行核对当事人情况及当面询问义务，违反了法定义务。证据9：韩冰、黄勤的询问笔录及黄采南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等人在2014年7月29日在被告登记大厅在韩冰的资料上签字后就离开，被告事实上不可能向登记双方当事人履行核对身份和当面询问的法定义务。证据10：三份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阳、李丹、李智恒)，拟证明：1.李阳、李丹、李智恒只是在申请书上签名，该申请书上的询问内容是格式内容，被告并未实际履行当面询问义务。2.李丹的申请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明显与事实不符。当时三人到被告处的时间为7月29日，因此也可看出被告未履行进行资料审查及当面询问当事人的法定义务。证据11：海口中院的《执行裁定书》(2015)海中法执字第235号，证据内容：海口中院依据海南仲裁委的445号调解书执行原告的房产。拟证明：海控公司伪造虚假的仲裁资料骗取调解书后向海口中院申请执行，海口中院下达执行裁定。后续的海口中院另行下达的不予执行裁定，原告受到法院的生效裁定约束的事实。证据12：最高额借款合同(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证据内容：韩冰办理抵押登记时提交的主合同。拟证明：办理登记时韩冰只提交的借款合同并不完整，只有第1页及第10页，未履行收取完整资料的法定义务。证据13：调解书(海南仲裁委445号，2014年10月8日)、执行裁定书(海口中院795号，2018年8月29日)，证据内容：海南仲裁委根据海控公司提供的全套资料于2014年10月8日下达调解书，及海口中院依据该调解书执行冻结后，于2018年8月29日再次下达不予执行的裁定。拟证明：原告在调解书生效后直到海口中院2018年8月29日下达不予执行的裁定，在此期间原告都受到生效调解书的约束在法律程序上无法行使权利。证据14：民事裁定书(海口中院29号，2016年5月30日)，证据内容：海南仲裁委调解书下达后，原告等人向海口中院申请撤销调解书，2016年5月30日终审驳回原告申请的裁定，拟证明：调解书下达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在2016年5月30日被海口中院驳回后，原告就向长沙公安报案继续维权。证据15：执行通知书(李阳、李丹、李智恒)，证据内容：海口中院均以1250万元为基数拟分别强制执行李阳和李丹的财产，拟证明：海口中院的该执行通知书证明李阳、李丹等人担保的债权金额系1250万元，而被告备案登记的李阳担保的债权为1140万、李丹担保的债权为50万元、李智恒担保的债权为60万元，反证出被告并未审查借款合同前后是否一致，也未实际询问当事人。证据16：银行凭证，证据内容：南海明珠公司向海控公司的借款凭证。凭证上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30日-2015年4月17日，拟证明：第三人海控公司提交的银行凭证针对的是真实的借款合同(2014年4月17日签订)，而不是案涉的被告备案的借款合同。被告市资规局辩称：2014年7月29日，本案原告、第三人海控公司、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长房权证雨花字第0×**、0××4号、7××2号、0××2号、0××9号、0××6号、0××7号、0××8号、0××3号、0××0号、0××3号、0××4号、0××5号、0××2号、0××5号《房屋所有权证》、《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1号）、完费凭证、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琼金办贷［2011］15号）等申请材料。被告依法接收申请材料，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依法对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1.经审核，认为根据上述申请材料，同意按照最高债权额114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4月16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2014年7月30日，被告向第三人海控公司办理案涉他项权证。被告在办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房屋登记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的审慎审查义务，程序合法。2.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认为被告在办理案涉他项权证登记过程中，未审查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申请人双方合同资料原件的一致性等，亦未当面依法询问原告的真实意愿，对资料的审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登记他项权证产生错误。被告认为，根据前述案涉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的申请材料，均符合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根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的记载，被告已经依法向原告进行询问，原告承认系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被告办理的案涉他项权证登记，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市资规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证据2：长房房权证雨花字第0×**、××4号、7××2号、0××2号、0××9号、0××6号、0××7号、0××8号、0××3号、0××0号、0××3号、0××4号、0××5号、0××2号、0××5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据3：《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证据4：《最高额抵押权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1号）；证据5：完费凭证；证据6：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证据7：《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琼金办贷〔2011〕15号）。以上证据拟证明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材料齐全，房屋登记机构严格按照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的审慎审查义务，办理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的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原告已于2014年7月30日知晓案涉行政行为内容，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三人海控公司陈述意见称：一、本案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剔除期间，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原告提出的应撤销抵押登记的理由均对原告等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三、登记机关对抵押登记的审查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条（六）“其他必要材料”属于兜底性条款，是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义务，且根据《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明确其他材料只有“登记申请书、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房屋他项权证书、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已转让的证明、对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主债权尚未确定的承诺。”并没有要求对合同进行实质审查。四、本案中提交申请登记的产权证，以及抵押登记申请书上对于案涉产权的共有情况都显示是无共有产权人。登记机关已经尽到了谨慎的审查义务。综上，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海控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有：证据1：海控公司与南海明珠公司付款及还款凭证，拟证明：基于海控公司与南海明珠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以转账的形式出借1250万元给南海明珠公司，南海明珠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以转账的形式偿还了该1250万元；在原告李阳等三人与海控公司自愿签订《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并办理本案抵押登记后，海控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再次以转账的形式向南海明珠公司出借1250万元。案涉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已生效，并已实际履行，海控公司根据合同及案涉抵押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向南海明珠公司出借1250万元。证据2：抵押登记申请书，拟证明：2014年7月29日，李阳、李丹、李智恒为南海明珠公司的1250万借款提供担保，亲自到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提交了与海控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并在《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本人签字确认：申请登记的事项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抵押房产没有共有人，没有需要向登记机构说明的其他情况。证据3：房屋抵押权登记相关规定，拟证明：行政机关办理本案抵押登记的行为符合《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拟证明：李阳、李丹、李智恒将登记在本人名下“单独所有”的房屋进行抵押，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三人本人亲自到登记机构将房屋抵押给海控公司，也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行政机关办理本案抵押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具有公示公信力。证据4：《他项权证》3份，拟证明：行政机关做出本案抵押登记行为时间是2014年7月30日，从证据2可见李阳、李丹、李智恒领取该权证，知晓该行政行为的日期亦为2014年7月30日，故对行政机关的抵押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为2年，即到2016年7月30日止。李阳三人起诉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四年多。证据5：李阳与南海明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采南的借款协议及汇款回单，拟证明：2013年10月8日，洋浦华夏商旅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洋浦公司）与长沙诚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长沙诚瑞公司）在海南海口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乙方从甲方借款300万元周转。其中，黄采南系洋浦公司以及南海明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阳系长沙诚瑞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10月12日，黄采南的洋浦公司以汇款的方式向李阳的长沙诚瑞公司出借了300万元。证据6：李阳与黄采南等的《贸易融资抵押担保及反担保合同》，拟证明：2014年7月29日李阳、李丹、李智恒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之前，李阳与南海明珠、黄采南及海南中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签订《贸易融资抵押担保及反担保合同》（以下简称《担保与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1.李阳以自己名下房产为南海明珠公司向海控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向原长沙市房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2.为了保证李阳抵押房产的安全，黄采南与中通公司作为连带责任反担保人对李阳抵押的房产向李阳承担连带责任反担保；3.黄采南控制的洋浦公司放弃2013年10月8日出借给李阳控制的长沙诚瑞公司的300万元本金及全部利息，此款由长沙诚瑞公司偿还给李阳作为南海明珠公司担保的酬金。该合同可见：李阳将其名下房产以及登记于李丹、李智恒名下的房产为南海珠明公司向海控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签订《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并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是李阳等人真实意思表示，其目的是以免除三百多万元的欠款本息作为担保报酬。同时李阳也取得了黄采南以及中通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证据7：南海明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采南第1次询问笔录，拟证明：李阳等人为逃避抵押责任曾到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称海控公司、黄采南共同“诈骗”。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陈述意见称：本案的最高额借款是存在的，在被告处所办理的登记手续也是客观存在的，被告已经履行了应当注意的义务。综上，案涉他项权证的登记行为合法有效。第三人王彬陈述意见称：办理抵押登记的案涉房屋属于第三人王彬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在为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性质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综上，被告的行政行为侵害了第三人王彬的合法权益，其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依法予以撤销。庭审中，原告对市资规局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申请书的真实性存疑。证据2无异议。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被告备案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与李阳当时手中的合同不是同一份合同。证据4三性有异议。证据5三性有异议。证据6无异议。证据7无异议。第三人海控公司对市资规局所提交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对市资规局所提交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王彬对市资规局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市资规局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上面清晰地记载了案涉房屋的权属情况，在共有人及共有情况一栏均是空白，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系登记在李阳名下的个人财产。而且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25条，房屋产权证书是权利人的权属证明的文件，同时根据物权法公示公信的原则，所以本案作为抵押权人的李阳，办理案涉房屋的抵押权登记不需要经过本案第三人的同意以及签字。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登记的债权额与存档的抵押权，以及借款合同上的金额一致。李阳手上的抵押合同，根据行政诉讼以及行政程序过程中案卷排他主义，与行政行为时收取材料不一致的相关文件，与本案的诉讼审理没有关联。证据3至证据9以及证据11至证据16三性不予认可，这几份证据均与本案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我们存档的材料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作为登记机关只收取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对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2被告已经履行了收取完整资料的法定义务。第三人海控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三性有异议，调查取证通知书是形成在行政登记以后，与本案在先的行政登记行为无关，调取的合同并非是双方提交给行政机关的，也不在行政机关的审查范围之内，不是抵押登记的依据，与本案无关。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行政登记行为无关，不是抵押登记的一个依据。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证据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1、13、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均形成于本案行政行为之后，不能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本案无关。证据12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6当庭提交无法看清。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15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质证意见补充如下：证据5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盖章虽是海口海控，海口海控已经更名为海控公司了。上面所签署的借款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还清，也就是把本金1250万以及利息21万已经还清了，所以说现在所审查的合同是2014年4月16日的最高借款合同，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他的借款也就是这一笔1250万元。第二个就是关于2014年4月17日所签订的三份保证合同和质押合同（证据6）。这上面所签署的名字均为原告所亲自签名。其他的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王彬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海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是一份虚假合同，反证被告未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证据2是骗取原告进行的签字，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愿。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与本案无关。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海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对第三人海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王彬对第三人海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与原告一致。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且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至于能否达到各自主张的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9日，李阳、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共同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阳名下共计21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1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完费凭证、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的身份证明、琼金办贷［2011］15号《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等申请材料，向市资规局房屋登记部门申请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李阳到场，并在《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名。市资规局接收申请材料并予以受理后，同意按照最高债权额114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4月16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次日，市资规局为海控公司办理了房屋最高额抵押业务，并颁发房他房他证雨花字第57号他项权证。另查明：2014年10月8日，海南仲裁委员会根据海控公司申请，就李阳、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等人之间的借款、抵押作出（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5年11月16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中法执字第2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李阳等人的财产。2016年3月，李阳等人对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予仲裁的（2014）海仲字第445号《民事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并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6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01民特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阳等人申请撤销（2014）海仲字第445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2016年5月，李阳以被骗取抵押登记为由向长沙公安机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受理初查，于2016年6月17日决定对“李阳、李智恒、李丹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询问了海控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冰和南海明珠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勤。2016年12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上述调解书的过程中通知海南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2018年8月22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海仲重字第4号决定书，认定受理违反法律规定，决定驳回海控公司的仲裁申请，同月2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阳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8）琼01执异79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8年9月，海控公司就借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李阳于2018年10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被告作出抵押登记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至2018年2月7日有效）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规定，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等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本案中，虽然登记行政行为发生在2014年7月，但原告李阳因主张被诉他项权登记基础的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一直通过民事等途径主张其权益，其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之内。故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被告及海控公司主张李阳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作出抵押登记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当时生效的《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四）最高额抵押合同；（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六）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李阳、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等申请材料。被告接收申请材料后，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经审核，认为前述共同申请人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于2014年7月30日向海控公司核发房他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权证并无不当。李阳主张被告办理被诉他项权登记时，未当面询问原告真实意愿，也未全面审查相应资料；王彬主张办理抵押登记的案涉房屋属于其与李阳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被诉他项权登记行为违法应予撤销。经审查，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本案中，李阳所持有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共有人登记信息；另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记载，被告工作人员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申请内容与提交的资料是否真实”“抵押房产是否有共有人”等问题已作详细询问，李阳均予以选择回答并签字确认。故李阳、王彬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被告作出被诉他项权证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如原告认为被诉他项权登记的基础行为即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解决。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房他证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李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刚人民陪审员  杨铁梅人民陪审员  向首诚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阳叶倩书记员龚蕾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