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6民初6323号原告：上海浦东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星松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王春平，男，被告：上海冠举实业有限公司，原告上海浦东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燃公司)与被告上海星松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松公司)及第三人上海冠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举公司)供用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变更冠举公司为共同被告，并追加王春平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及被告星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海英到庭参加两次诉讼。第三人冠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被告冠举公司及王春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星松公司、王春平支付原告液化天然气款30万元；2、判令被告冠举公司支付原告液化天然气款29,996.80元；3、被告星松公司、王春平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4月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14日，被告冠举公司与被告星松公司签订《液化天然气建站及LNG供应合同》，约定冠举公司在星松公司厂区内建设LNG气化站并向星松公司供应LNG天然气，星松公司向冠举公司按月预付气款，合同期5年，自2016年3月15日至2021年3月14日。2016年11月，冠举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博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翎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冠举公司将星松公司天然气项目所有资产及配套办公设施以230万元价格转让给博翎公司，并约定冠举公司将配合合同主体变更为博翎公司指定的合法主体，资产产权手续提交博翎公司。2017年1月24日，博翎公司与原告签订《LNG工业气化站收益转让协议》，约定博翎公司将包含星松公司天然气项目在内的资产经营权和收益权以7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另约定博翎公司需将项目客户供气合同主体变更为原告。基于以上背景，2017年3月28日，原告、星松公司、冠举公司三方签订《财务主体变更协议》，约定自2017年4月1日起，星松公司天然气款的结算回款和开票主体变更为原告，即自2017年4月1日起，由原告向星松公司供应天然气，星松公司向原告支付气款，不再向冠举公司支付气款。协议签订后，原告自2017年4月1日起向星松公司供应天然气，并与星松公司对接抄表、检修、对账和结算事宜。鉴于星松公司预付气款，在2017年3月底4月初各方交接时存在两笔款项争议：一是2017年3月份预付冠举公司气款多余的29,996.80元，该部分预付后实际由原告供气；二是2017年4月5日，星松公司以汇票形式预付当月气款30万元，该汇票由王春平签收，但至今未交付原告。两笔争议款合计329,996.80元，星松公司于2017年9月和10月分别指示原告向冠举公司开具金额165,010元、164,986.80元的发票两张，后原告于2017年10月17日和同年11月10日向冠举公司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因冠举公司否认收到星松公司前述款项，原告向法院起诉冠举公司，未获支持。原告认为，对于30万元汇票，星松公司如系错误付款，则原告主张星松公司继续支付，如王春平收到星松公司汇票且构成表见代理，则王春平有义务付款。29,996.80元是在2017年4月1日前由王春平收取，应当由冠举公司支付。被告星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一，本案程序不合法，包括原告与两个不同用气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本案用气主体有星松公司和上海星枫实业有限公司，两公司用气量是分开单独计量，气款也不同，不应合并审理，应裁定驳回起诉。第二，星松公司没有违反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甲丙方为内部关联企业，现变更开票、回款主体，双方承诺变更不对乙方造成影响，如有影响，由冠举公司全权负责。故付款争议应当由冠举公司承担。第三，上述变更协议签订后，仍然是王春平至星松公司处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是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第四，原告于2018年1月18日回复星松公司询征函中确认至2017年12月31日，是原告欠星松公司71,631.24元，其中包括了2017年3月15日王春平预收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尚结余的29,996.80元、2017年4月5日王春平收取的金额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可见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对由王春平至星松公司处收取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原告的气款并无异议。第五，原告分别于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1月10日开具给冠举公司合计329,996.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印证原告确认星松公司已付该款，如王春平未将该款交付原告，属于该两方之间的争议。第六，2017年4月1日后，星松公司还是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气款，并未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冠举公司气款，未违反协议约定。被告王春平、冠举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之前已起诉过冠举公司，纠纷已解决。如星松公司多支付费用给冠举公司，也应由星松公司向冠举公司主张。王春平曾给原告员工黄彬彬一张承兑汇票。王春平是冠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收取汇票均系职务行为，应由冠举公司承担责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液化天然气建站及LNG供应合同、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发票、民事判决书，星松公司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资产转让合同、LNG工业气化站收益权转让协议，被告方表示不清楚，结合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天然气明细表、付款情况说明，王春平、冠举公司表示不清楚，星松公司称付款情况说明是原告打印好交给星松公司盖章，明细表上手写数字是星松公司财务人员填写，只涉及开票，鉴于星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9)沪01民终1345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浦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冠举公司支付浦燃公司液化天然气款329,996.80元及该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7年11月20日计算至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2.王春平对冠举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3月14日，冠举公司与星松公司签订《天然气建站及LNG供应合同》一份，合同对冠举公司为星松公司供应天然气相关事宜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6年11月，冠举公司与博翎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冠举公司将前述星松公司天然气供应项目转让给博翎公司。2017年1月，浦燃公司与博翎公司签订《LNG工业气化站收益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博翎公司将包含星松公司天然气供应项目在内的三个气化站所有权转让给浦燃公司。2017年3月28日，以冠举公司为甲方、星松公司为乙方、浦燃公司为丙方，三方签订《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一份，约定自2017年4月1日起甲乙双方签订的天然气建站及LNG供应合同项下开票主体变更为丙方，乙方结算回款账号同时变更为丙方，除财务主体变更外，仍按照原合同内容执行，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发生改变。2017年10月17日、2017年11月10日，浦燃公司分别向冠举公司开具金额为165,010元、164,986.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冠举公司已将发票办理抵扣认证。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浦燃公司主张案外人星松公司于2017年4月5日将本应支付给浦燃公司的天然气款误付给了冠举公司，加上星松公司2017年4月1日之前预付给冠举公司的天然气款中的结余部分款项，要求由冠举公司一并向浦燃公司支付。但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浦燃公司的主张成立。浦燃公司提供的《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从内容上看仅涉及开票、结算款账号等财务主体变更事项，并且明确了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发生改变。结合浦燃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亦不能证明浦燃公司与冠举公司及其他相关方已就所谓星松公司向冠举公司误付款和多付款达成由冠举公司将已收取的款项支付给浦燃公司的合意，故在冠举公司不认可浦燃公司主张事实的情况下，浦燃公司要求冠举公司直接向其付款，依据不充分，难以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17日，星松公司出具《付款情况说明》，称：由于《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签署之后，没有和双方财务及时沟通，我司于2017年4月5日付了纸质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号XXXXXXXX，金额30万元和2017年4月1日之前预付纸质的银行承兑汇票剩余金额29,996.80元给冠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平，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合计329,996.80元。经我司、冠举公司和浦燃公司三方多次协商，我司的前述付款仍然有效，冠举公司在浦燃公司开具同等金额发票后向浦燃公司支付329,996.80元。2017年4月5日，王春平收到星松公司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XXXXXXXX，金额30万元，出票日期2017年1月3日，到期日2017年7月3日，付款行为恒丰银行宜兴支行。除此以外，2017年3月15日、同年7月31日，星松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气款，均交付给王春平。原告确认除2017年4月5日、票号XXXXXXXX、金额30万元的承兑汇票外，王春平将此后收到的承兑汇票均交付给原告员工宋义。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原告诉请的29,996.80元，原告认为系用于支付2017年4月1日之后的气款，依据是星松公司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称2017年4月1日之前预付纸质的银行承兑汇票剩余金额29,996.80元，该说明是用气方的单方陈述，在前供气方冠举公司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鉴于原告未提供与冠举公司气款结算的证据证明该款项实际存在，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王春平2017年4月5日从星松公司处收取的票号XXXXXXXX，金额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虽然王春平代原告从星松公司处收取汇票并未出示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在《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签订前，一直是冠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春平从星松公司处收取汇票，而在三方《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生效后，按照约定应当由星松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气款，但实际上仍然是王春平从星松公司处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并转交给原告，而且《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内容称仅涉及开票、结算款账号等财务主体变更事项，明确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发生改变，并表示原告与冠举公司为内部关联企业，故星松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王春平有权代原告收取汇票，实际上除本案争议汇票外，原告也认可收到了王春平转交的其他汇票，故星松公司将争议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王春平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可以认定星松公司已向原告完成相关气款支付义务。原告要求星松公司再行付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王春平之间就争议汇票的法律关系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表见代理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王春平称已交付原告员工黄彬彬，原告否认黄彬彬是其员工，也否认收到。现王春平并无证据证明已将争议汇票交付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王春平赔偿未能转交银行承兑汇票而造成的30万元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还主张相应利息损失，系因王春平未交付原告汇票造成的扩大部分损失，鉴于双方对该纠纷争议的发生均有过错，本院将起算日调整自王春平收到原告诉状之日。冠举公司、王春平抗辩称王春平收取汇票均系代表冠举公司的职务行为，因《财务主体变更协议书》签订后，王春平已无依据代冠举公司收取汇票，冠举公司也无权代原告收取汇票，难以认定王春平构成职务行为，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冠举公司、王春平还申请对争议汇票所有背书人信息进行调查，本院认为，银行承兑汇票系有价证券，至于该汇票此后背书流转、承兑情况如何，属于票据法律关系，与王春平因未举证已将汇票交付原告工作人员而应承担的无权代理民事责任并无必然关联性，相应调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春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浦东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损失30万元及该款自2020年6月2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66元，由原告上海浦东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16元，由被告王春平负担2,9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唐旭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褚马懿书 记 员 宋春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