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469号原告：徐水生，男，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袁日明，男，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曾用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负责人：林武汉，该局局长。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曾用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负责人：廖建平。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黄玉怡，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水生、袁日明诉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下称：增城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下称：广州供电局）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水生、袁日明，被告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黄玉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水生、袁日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两原告赔偿180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徐水生、袁日明两人在四丰榄排村合伙经营鱼塘养殖，2019年6月28日晚上约9时20分至凌晨2时40分，四丰榄排村左边大范围发生意外停电，本次停电事故造成两原告经营的鱼塘约4万斤桂花成品鱼缺氧死亡。2019年6月29日上午，经过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现场勘验及市场调查后作出《现场勘验笔录》，认定两原告的初步经济损失达180万元。四丰榄排村发生停电事故后，两原告及村民们立即报警报修，增城供电局到抢修地点正常约需26分钟，但从两原告及村民们与增城供电局取得联系后，抢修人员实际到场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极大地拖延了抢修时间，两被告的抢修行为存在重大过错。而且在四丰榄排村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后，增城供电局未在抢修过程中为村里各农业养殖用户提供临时应急供电，违反了应急抢修的基本行为准则，亦存在重大过错。本次停电事故造成村里各农业养殖户不同程度的损失。原告认为，引发此次停电事故的原因不在两原告身上，增城供电局在抢修过程中存在前述重大过错，因此其应对两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增城供电局隶属于广州供电局，故广州供电局理应承担增城供电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两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共同辩称：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袁日明是案涉鱼塘及受损财物的权利人，其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袁日明非本案的适格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案件的适格原告应当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两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袁日明与徐水生共同承包案涉鱼塘、袁日明是案涉鱼塘及受损财物的权利人”等事实，即袁日明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二、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不合法。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承包农村集体所有土地需要经过法定的民主意定程序，即依法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经相关行政机关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但本案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显示他们所获取的承包经营权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已向土地所有者支付承包费用，因此两原告在本案中不享有合法的请求权。三、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与两原告之间均不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故本案依法不属于供用电合同纠纷，而应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009年5月21日，增城供电局与三江镇四丰村榄排经济合作社（下称：榄排合作社）签订了编号为018309-200905-D909的《供用电合同》，双方约定用电地址为增城市增江街××村榄排经济合作社新年坡同罗窝，主供线路为东方变电站F8龙豹汽车甲线，保安电源为“不选择”等内容。后来榄排合作社的主供线路变更为牛潭变电站。2014年11月27日，增城市增江街××村委会出具证明，明确：“该村村民林田夫租用了位于增城市增江街××村蛇佛（土名）的农场，故向增城供电局申请变更用电户名”等内容。2014年12月9日，林田夫提交了过户申请书、变更用电申请等材料。12月11日，增城供电局同意增城市增江街××村蛇佛（土名）的专变1x30kVA变压器的用户由四丰农场变更为林田夫，接入点为牛潭变电站F14四丰线#40塔农场支线#39杆，接入方式为架空（台架）接入，银行划账账户户名为龙德绍。12月29日，广州供电局与林田夫签订了编号为018309-201412-H5714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用电地址为增城市增江街××村蛇佛（土名），受电点为牛潭变电站F14，双方按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供、受电设施的安全、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如需要委托广州供电局负责维护时，应另行签订受电设施委托维护协议”等内容。2019年6月28日21:20左右，四丰村内发生大范围停电。增城供电局接到停电通知后于当晚22:03到达现场，经排查系属于林田夫所有的位于增江街××村蛇佛（土名）牛潭变电站F14专用变压器（下称：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发生故障造成了包括牛潭变电站在内的有关线路停电（下称：案涉停电事故）。而案涉停电事故所牵涉的有关线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与两原告均不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四、徐水生高密度养殖且在停电以后没有积极采取能够防止其养殖鱼缺氧死亡的措施，系造成其养殖鱼死亡的根本原因，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所谓的“损失”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首先，根据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案涉鱼塘养殖存在高密度养殖情形，原告作为一名专业的鱼类养殖户，具备比一般群众高的养殖知识，其知道或理应知道高密度养殖极易造成养殖鱼缺氧继而死亡的风险，但其仍然冒风险高密度养殖，显然其已充分评估并愿意接受相关不利后果。其次，在有关线路因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发生故障而引起案涉停电事故的情况下，徐水生作为一名专业养殖户，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防止养殖鱼缺氧死亡，任由其养殖鱼缺氧死亡，其主观上明显存在“放任损害发生或进一步扩大”的故意或重大过错。再次，在停电后，增城供电局随即依照规定及时抢修并于2019年6月29日2:14完成抢修及恢复了供电。而彼时，徐水生的养殖鱼已经因缺氧死亡，这恰恰证明了该等养殖鱼在短时间内已因其高密度养殖而缺氧死亡。五、案涉停电事故是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发生故障造成的，林田夫、龙德绍分别为该专用变压器的产权人、实际使用人，没有依法对其专用变压器进行维护、管理，在明知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也未整改，甚至在其专用变压器发生故障后也没有积极、及时维修，显然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就原告所谓的“损失”承担责任。首先，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者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又，根据广州供电局与林田夫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了双方按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供、受电设施的安全、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如果林田夫需要委托广州供电局负责维护时，应另行签订委托维护协议。本案中，林田夫从未委托广州供电局或增城供电局对其专用变压器进行维护管理，故林田夫专用变压器依法依约由林田夫自行进行维护、管理。其次，在案涉停电事故发生后，经增城供电局积极抢修、排查，发现系由于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发生故障引发了案涉停电事故，但彼时林田夫、龙德绍分别作为该专用变压器的产权人、实际使用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以对该变压器进行维修。增城供电局唯有切断对该专用变压器的供电，以确保其他线路能够恢复用电。事实上，直到2019年7月20日，龙德绍才聘请了没有相关资质的电工对林田夫专用变压器进行维修，进一步证明了林田夫、龙德绍在案涉停电事故发生之后怠于维修该专用变压器。再次，在案涉停电事故发生前后，增城供电局发现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存在安全隐患，先后于2017年3月3日、2019年8月21日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相关文书由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实际使用人龙德绍、龙德绍的女儿龙满儿签收，他们确认该专用变压器存在安全隐患，并承诺“由于客户的责任造成供电企业对外停电的，由用电客户承担赔偿责任”等。六、两被告在本案中无过错，也未实施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原告所谓的“损失”也不真实，即便该损失真实存在，也与两被告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法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一）增城供电局到达案涉事故现场抢修、恢复供电的时间合法合规。原告主张“实际抢修人员到场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极大地拖延了抢修时间”毫无事实依据。根据《供用电规则》第五十九条、《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等法律规定，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抢修的时限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农村地区不超过120分钟，边远、交通不便地区不超过240分钟，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用户做出解释，农村地区恢复供电时间为5小时。本案中，案涉停电事故大约于2019年6月28日21:20发生，增城供电局接报后即于当晚22:03到达有关现场，于次日2:14完成抢修并恢复供电，均符合前述条文规定。（二）配备应急电源依法是原告的义务和责任，被告不具有为原告配备应急电源的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原告主张“供电局没有为其配备应急电源”也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五条、《农村安全用电规程》第6.30条等法律规定，凡有自备电源或备用电源的农村用户，在投入运行前要向电力部门提出申请并签订协议。用户重要负荷的保安电源，可由供电企业提供，也可由用户自备。在电力系统瓦解或不可抗力造成供电中断时，仍需保证供电的或用户自备电源比从电力系统供给更为经济合理的，保安电源应由用户自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重要电力用户（如医院、学校、、地铁机场等），应当按照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的规定配置自备应急电源。据此，配备应急电源依法是原告的义务和责任。其次，从合同约定来看，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故被告不具有为其配备应急电源的合同义务。即便徐水生所谓的电表确实系其实际所用，该电表也应该是榄排合作社或沙云奇私下擅自转给徐水生的，被告对此并不认可，且因该电表属于榄排合作社辖区内的受电设施设备，根据增城供电局与榄排合作社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榄排合作社不选择保安电源，在前述情况下，徐水生所实际使用的电表为不配备保安电源。再次，本案中，徐水生不是法律规定的重要电力用户，如果其需要配置应急电源的，依法应当由其自行配置，但其作为一名专业的养殖户，却没有自行配备，有关后果由其自身承担。（三）在案涉停电事故发生前后，对于广州供电局委托增城供电局管理的涉案线路，增城供电局已经依法依规先后于2019年3月26日、5月24日到27日、8月14日到15日进行和完成了日常巡视工作，充分尽到了管理责任，并针对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开展了相关督促整改措施，排除专变对主供线路的安全隐患，也进一步证明了被告在案涉线路安全供电上已尽到充分管理职责。（四）原告诉请的180万元损失金额均系徐水生的单方陈述，毫无根据。根据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于2019年12月10日出具的《说明》，该大队明确《现场勘验笔录》所涉鱼的数量、重量、价值均系徐水生的陈述而非该大队评估的结果。综上所述，袁日明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徐水生在本案中对两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全部驳回。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21日，增城供电局（供电方）与四丰村榄排合作社（用电方）签订了编号为018309-200905-D909的《供用电合同》，双方约定用电地址为增城市增江街××村榄排经济合作社新年坡同罗窝，用电性质为永久性，电价分类为农业，报装容量8千瓦，用电地域范围为榄排经济合作社内，主供线路为东方变电站F8龙豹汽车甲线，用电保安电源为“不选择”，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电能计量装置，电能计量装置属供电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于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于用电方以及其他供、用电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内容。徐水生在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村榄排合作社承包了一处面积为16.8亩的鱼塘养殖桂花鱼，该鱼塘所接电源为10kV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徐水生自称自2014年开始在四丰村内承包鱼塘进行养殖并以养鱼为业，袁日明自称从增城农机公司退休后无事可做，因与徐水生是战友关系遂投资入股一起经营鱼塘。2019年6月28日21:20，四丰村发生大范围停电，导致案涉鱼塘增氧设备无法运行。因四丰村内有较多农业养殖户，在停电之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四丰村村民迅速拨打抢修热线报险，要求供电部门马上派人前来抢修，后被告派出的抢修工作组进行抢修并恢复供电。此外，徐水生还在2019年6月29日3:05分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增江派出所报警。2019年6月29日上午10:35-11:20，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在接到徐水生的申请后前往案涉鱼塘进行现场勘查，并作出粤增渔（污）现勘录（2019）07号《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情况记载如下：2019年6月29日10:35区渔政大队执法人员、区农业局渔业科技术人员及镇农办接警后立即对徐水生四丰养殖场死鱼事故进行调查，事故地点四丰榄排（徐水生死鱼事故养殖场）该养殖面积16.8亩，经现场检查发现，该16.8亩鱼塘水面漂浮大片死鱼，并已腐烂发臭，鱼种为成品石斑鱼，每条1.3斤左右，死鱼约4万斤、3.2万条石斑鱼成品鱼。据当事人陈述，2019年6月29日凌晨1:15发现停电后石斑鱼开始浮头，跟着慢慢死去，当晚天气（晴天），渔业科技术员现场分析，初步怀疑该场高密度养殖石斑鱼，造成死亡原因是缺氧，初步估计经济损失180万元。渔业科技术员现场检查情况对今次造成死鱼事故，主要原因是该塘高密度养殖石斑鱼，按照死鱼情况，是鱼塘缺氧造成今次死鱼事故，该死鱼事故进一步协调之中。徐水生在勘验笔录当事人处书写日期、签名及捺印。2019年12月10日，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作出《关于2019年6月29日徐水生养殖场死鱼事故现场勘验笔录说明》，内容为“2019年6月29日，我大队接到徐水生的申请，对位于增江街××村鱼塘内的鱼类死亡事宜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形成了相关笔录。其中，笔录所涉鱼的数量、重量、价值均系徐水生的陈述，而非我大队评估的结果。”关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两原告与两被告陈述不一。两原告陈述从供电部门到抢修地点正常约需26分钟，且供电企业所在地离原告鱼塘只有7公里路程，此前四丰村也有停电事故，抢修人员差不多半个小时也能到场，但是此次抢修却用时将近一个半小时，当晚天气良好，并且抢修人员在22:50来到现场之后竟然不知道变压器的位置在哪里，还需要村委联防的人带去寻找，而且到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还一边玩手机，严重延误抢修、影响复电，最终在2019年6月29日凌晨2:40通电，复电时间以街灯亮时为准，总历时5小时20分钟。两被告则陈述在接报事故的同时，电网系统也检测到有停电事故，因此次停电范围除了四丰村榄排合作社之外，隔壁牛利岭合作社、玄村岭合作社等几个村社都有停电，排查的话是需要整条线路排查，对所有专用变压器进行逐个排查。在停电当晚21:31，被告增城供电局迅速派出了十多人的工作组进行抢修，当晚22:03各小组到达各个现场，并成功在2019年6月29日凌晨2:14完成抢修并恢复供电，抢修人员到场及恢复供电时间应以中国南方电网统一采购的广州电网配用电运行技术支持平台（为供电数据实时监测以及电力调度控制平台）生成的记录为准。两原告为证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向本院申请三位证人（陈某1、林某、陈某2）出庭作证。（一）证人陈某1作证内容：“我是陈某1，住增江街××××号，我居住的地方距离原告的鱼塘走路只有5分钟路程，我与原告没有其他关系，我们都是鱼塘养殖户，我的鱼塘在广汕路进入约两公里的吉利石场那里，当晚停电时我在鱼塘边，停电之后我也拨打了抢修电话，之后我在广汕路边、四丰村委会门口等抢修人员，抢修人员来到村委会的时间是在十点半左右，恢复供电时间也就是街灯亮的时间是2点多不够3点”。（二）证人林某作证内容：“我是林某，我在村委会上班，停电当晚我值班。我不认识袁日明，我认识徐水生但也不熟，徐水生在我们村里养鱼，有时会到村委会办事。当晚是21:10到21:25左右停电的，停电时我在村委，停电之后我打了四五个电话给供电所问他们过来没有，他们抢修人员差不多在停电后一个小时才到，抢修人员来到之后还去错变压器位置。当晚从停电到抢修人员到达、去错变压器的过程我都在场，之后都不在场，修变压器不是我带去的，是他们自己去的。我们村内有多少变压器我不清楚，在22:30时我见到有4-6个抢修人员在海业酒楼后面那里抢修，我当时还跟他们说总来电变压器不在这里，我不清楚抢修人员在其他变压器位置的抢修情况。”（三）证人陈某2的作证内容：“我是陈某2，我在村委工作，当晚是21:20停电的，抢修人员22点30-40之间来到，只来了一台车，大概四五个人左右，恢复供电是凌晨2点30左右。当晚12点我到了值班的地方，后来他们又来了几部抢修车”。另查，涉案电费的缴费方式：由原告徐水生的手机绑定涉案电表号0800830045418550（户主：沙云奇）通过微信支付缴费，两原告并提供手机微信支付记录及5张缴费发票（2019年2月1日-4月1日、2019年4月1日-6月1日、2019年6月1日-8月1日、2019年8月1日-9月1日、2019年9月1日-9月30日），该发票上均记载名称为“沙云奇”，规格型号为“农业生产”，，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村榄排经济合作社新年坡同罗窝两原告自称该5张发票是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电力公司那里打印的，证明其向被告缴纳电费的事实。两被告对缴费发票及微信支付记录质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缴纳电费行为实际上是在履行原告承包合同项下与发包人关于电费缴纳的约定，不能对抗及约束作为非合同相对方的两被告，也不构成对榄排合作社与增城供电局之间的供用电合同的变更，并称根据被告系统内部显示前述电表号的用户名称为“榄排合作社”、用户结算户是“沙云奇”，如果涉案电表用户名存在变更，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14条、第16条、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应申请用户更名或过户并办理相应的手续，被告用电系统内部中并没有两原告，结合两原告的第一次庭审陈述，两原告知道若变更用电用户是需要办理变更手续，但是其认为无所谓所以没去变更，视为各方按照供用电合同、承包合同相关约定各自履行自己权利义务，且未做任何变更，两原告自己选择不办理用户更名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其行为对电力企业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涉案鱼塘电表户名变更，两原告陈述其在榄排合作社承包鱼塘时及在电力局缴费时有询问过被告的职工要不要变更电表户名，当时被告的职工回答说改不改都没有关系，只要按时结清电费就行，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还陈述村内其他鱼塘承包者也很少有人去办理电表户名变更，且供电局也没有要求两原告去办理变更。两原告自认案涉鱼塘用电为农业用电，其16.8亩鱼塘养殖的是高级桂花鱼，对鱼塘供氧要求较高，一旦缺氧桂花鱼就会出现浮头、继而死亡，并陈述因被告派遣抢修人员到达迟延以及在抢修过程中业务水平差、工作态度差、在抢修过程中拒绝向其提供应急电源、抢修及恢复供电过程耗时过长，导致其承包的16.8亩鱼塘养殖的约4万斤（当初其投放时约3.2万条桂花鱼苗，至事发时已长至约1.3斤/条的成品鱼）高级桂花成品鱼全部缺氧死亡，根据当时成品桂花鱼市场售价45元/斤，4万斤桂花鱼总损失为180万元。而且，在事发之后，增城农业局、渔政大队都有派人前来处理，但是两被告至今均没有派人前来调查及处理问题。关于涉案鱼塘所在地域范围的性质问题。两原告认为其承包的鱼塘在增江街××村，性质应该属于城镇地区；两被告认为四丰村属于农村地区。又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更新20**年度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公告》，通过登陆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按如下步骤点击查询“2019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道-四丰村委会”的城乡分类代码为220（该代码表示为村庄）。再查，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供电服务承诺》第四条规定：“故障停电后，城市地区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时间平均45分钟，农村地区90分钟，特殊边远地区2小时。城市地区抢修到达现场后恢复供电平均时间4小时，农村地区5小时。”诉讼中，两原告申请本院向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下称：增城军人事务局）调取该局与增城供电局之间就四丰村停电致两原告承包鱼塘死鱼问题来往对公函件。来往函件内容如下：2019年8月2日，增城军人事务局向增城供电局发送《关于协调处理好徐水生诉求问题的函》：“我局收到徐水生反映‘承包四丰村鱼塘养殖期间停电，抢修时间过长导致全塘成品鱼缺氧死亡’问题的来信。经了解，徐水生是我区退役军人，望贵单位联系其本人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对其合理合法、符合政策规定的诉求请予以解决，对其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诉求请耐心做好解释工作。随附徐水生信访相关材料。”2019年8月9日，增城供电局向增城军人事务局复函：贵局《关于协调处理好徐水生诉求问题的函》收悉，经核查，现函复如下：一、经我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确认徐水生承包的鱼塘所接电源为10kV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6月28日晚上21:18时，10kV牛潭F14四丰线故障跳闸，导致四丰村一带停电。接到停电消息后，我局急修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开展查障抢修，通过逐项设备排查，于6月29日2:06发现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存在故障（故障原因变压器本体绝缘击穿）。隔离该专变后，于6月29日2:14时恢复除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外其余变压器的正常用电。二、跳闸当晚，10kV牛潭F14四丰线共有11台公变、16台专变受到停电影响。由于当地地处农村，交通不便，受影响的变压器分散，故障范围较大，且故障发生时间为夜晚，增加了查障难度，我局当时已组织合计14人、4辆车对线路故障进行排查，以最快速度为受影响的用户恢复正常供电，从故障发生停电到恢复供电，查障抢修总耗时4小时56分。三、我局严格执行运行管理制度，定期对我局资产的电力设施巡视维护，已履行日常检修维护职责。发生故障的专变属林田夫专用变压器，由其负责运行维护，但其未履行好维护职责，造成设备故障，不属我局运维责任。根据用电方四丰村榄排合作社与我局签订的供用电合同8.1条，如因第三方过错导致供电方停止供电，给用电方造成损失，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四、上述用电地址中，与我局签订供用电合同的用电方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签订人为林时清，电费缴纳人为刘锦庆）。本次抢修，我局发现徐水生为承包上述地址养殖鱼的租户，与刘锦庆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但是用电方四丰村榄排合作社未到我局办理相关的变更用电手续。供用电合同8.11条规定“用电方因买卖、出租、分立、合并、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而在同一用电地址变更用电人的，应当向供电方办理变更用电手续、清偿拖欠的电费或落实经供电方认可同意的债务承担者。否则，供电方可以拒绝向该用电地址的用电地域范围内供电”。因此，我局的供电对象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鉴于该合作社已经违反了供用电合同的约定，我局有权依照供用电合同约定拒绝向该地址供电。五、本次抢险，我局发现该用电地址的报装容量为8千瓦，该址在2019年2月、4月、6月和8月的用电量分别为16461度、18688度、16803度和11775度，按照抄表周期内24小时一直用电计算，该地址实际最大用电负荷约为12.98千瓦，超出供用电合同约定的报装容量约4.98千瓦，存在长期私自超过合同约定容量用电的情况，属于违约用电行为，根据供用电合同8.1条，如用电方违约或违法用电，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以上情况，我局已履行了对局属资产电力设施的维护职责，本次造成线路跳闸停电的故障原因在第三方，且用电方存在未办理变更用电手续及超合同约定容量用电等违约用电行为，因此，依照相关法律和供用电合同约定，我局不应当对徐水生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徐水生承包的鱼塘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我局建议其配备足够容量的发电机作为应急电源，同时做好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工作，以应对突发停电事件。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组织双方到庭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增城供电局在向增城军人事务局的回函中第五点承认了涉案用电地址长期存在超负荷运作、没有增容，证明被告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是造成此次停电的主要原因。被告认为原告的陈述是其单方错误理解，第五点内容恰恰证明了榄排合作社没有按照与增城供电局所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使用、管理和维护属于他们的专用变压器，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正确用电，已构成对《供用电合同》的违约，同时被告复函第五点中也强调了会保留对榄排合作社的违约行为的追究权利，因此，被告认为增容或使用行为并非属于被告的责任或行为，而是属于用电方榄排合作社的责任或行为，被告在此前的庭审中多次强调原告之所以可以使用案涉鱼塘的电是原告与榄排合作社私下转供电行为，也即被告在复函中第四点提及的行为，故被告认为若原告坚持认为因案涉线路存在超出报装容量用电造成了其承包鱼塘损失，原告应当是向榄排合作社主张赔偿责任而不应当向本案被告。以上事实，有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公司报告、报警回执、承包土地合同书、报障截图、现场照片、电费发票、微信支付截图、现场勘验笔录、《关于2019年6月26日徐水生养殖场死鱼事故现场勘验笔录说明》、《供用电合同》、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电网配用电运行技术支持平台截图、《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供电服务承诺》、《关于更新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公告》、增城军人事务局与增城供电局之间的来往函件，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增城供电局作为向辖区社会公众提供电力的供电企业，其与榄排合作社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用电地域范围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内，案涉鱼塘位于该合作社内，属于前述用电地域范围，案涉鱼塘电表亦接入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原告虽未办理相关变更用电手续，但其实际使用被告供给的电力并交纳电费，被告亦予以接受并收取电费，且双方并未重新签订新的供用电合同，视为原、被告以各自的行为接受案涉《供用电合同》的约束，故双方应当恪守《供用电合同》，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两被告提出未与两原告签订供用电合同、两原告非合同相对人故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原告徐水生承认原告袁日明投资入股案涉鱼塘，故袁日明与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亦适格，两被告提出袁日明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涉案鱼塘所在四丰村的地域定性。本院认为，第一，案涉鱼塘所在位置为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道四丰村，通过登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查询得知，四丰村的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村庄；第二，根据原告提交的缴费发票可知，案涉鱼塘的用电规格型号为“农业生产”，可知该区域为农业用电。故，两原告认为鱼塘所在的四丰村为城镇地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两被告有无违反及时抢修义务。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请主张，其认为因被告的抢修人员到达现场迟延及恢复供电时间过长致使其所养殖鱼因缺氧死亡。《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供电企业应当迅速组织人员处理供电故障，尽快恢复正常供电。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抢修的时限，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城区范围不超过60分钟，农村地区不超过120分钟，边远、交通不便地区不超过240分钟。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用户做出解释。”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供电服务承诺》规定“农村地区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时间平均90分钟，农村地区抢修到达现场后恢复供电平均时间5小时”。本案中，原、被告对停电时间（2019年6月28日21:20）均无异议，但对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存异议。本院认为，首先，且不论两原告与两被告关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与恢复供电时间的陈述谁更具客观性，从两原告及其申请的证人证言内容，即便关于前述两个时间点全部采纳两原告的主张（即：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22:50，恢复供电时间为6月29日凌晨2:40），那么案涉停电故障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为90分钟（21:20-22:50）、恢复供电时间为3小时50分钟（22:50-凌晨2:40），未超出《供电监管办法》规定的农村地区的120分钟，亦符合南方电网发布的《供电服务承诺》所规定“平均”用时。其次，结合被告电网系统技术支持平台的相关数据，本院认为，两被告已按相关法律规定及服务承诺履行了及时抢修义务。关于两被告有无向原告提供应急电源（即保安电源）的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用户需要备用、保安电源时，供电企业应按其负荷重要性、用电容量和供电的可能性，与用户协商确定。用户重要负荷的保安电源，可由供电企业提供，也可由用户自备。本案中，两原告作为四丰村内鱼类养殖散户，其可以选择自备电源，也可以由其与供电企业协商由供电企业提供，但是本案两原告在事发前并未与供电企业协商或者向供电部门提出配备应急电源的申请，故两被告并无向其提供应急电源的义务。综上，两原告以两被告抢修人员到达现场迟延及抢修过程未为其提供应急电源为由主张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两原告认为在增城供电局向增城军人事务局的复函第五点提及的案涉电力长期超负荷运行证明被告未履行监管职责是导致停电的主要原因。本院认为，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二）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的规定，案涉《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用电地址的报装容量是8千瓦，实际用电超负荷是用电方自身违法、违约用电行为，且超负荷也并非此次停电的原因，故原告以此为据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水生、袁日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0元（原告已申请缓交），由原告徐水生、袁日明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衡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黎剑烨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年修正）第六十条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电力监管机构对供电企业处理供电故障的情况实施监管。供电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报修服务制度，公开报修电话，保持电话畅通，24小时受理供电故障报修。供电企业应当迅速组织人员处理供电故障，尽快恢复正常供电。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抢修的时限，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城区范围不超过60分钟，农村地区不超过120分钟，边远、交通不便地区不超过240分钟。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用户做出解释。四、《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一）擅自改变用电类别；（二）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三）擅自超过计划分配的用电指标的；（四）擅自使用已经在供电企业办理暂停使用手续的电力设备，或者擅自启用已经被供电企业查封的电力设备；（五）擅自迁移、更动或者擅自操作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电力负荷控制装置、供电设施以及约定由供电企业调度的用户受电设备；（六）未经供电企业许可，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者将自备电源擅自并网。五、《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用户需要备用、保安电源时，供电企业应按其负荷重要性、用电容量和供电的可能性，与用户协商确定。用户重要负荷的保安电源，可由供电企业提供，也可由用户自备。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保安电源应由用户自备：１.在电力系统瓦解或不可抗力造成供电中断时，仍需保证供电的；２.用户自备电源比从电力系统供给更为经济合理的。供电企业向有重要负荷的用户提供的保安电源，应符合独立电源的条件。有重要负荷的用户在取得供电企业供给的保安电源的同时，还应有非电性质的应急措施，以满足安全的需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