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东夏西国际橡胶城一期2号楼第三层A2-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73829N。法定代表人：吴烈，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维雄，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浩，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锡培，男，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8。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博佳，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宏佳铝材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025E。法定代表人：吴烈，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广东，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昌公司）与被上诉人黄锡培、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宏佳铝材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公司）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世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锡培向其返还侵占的资金3200万元，以及赔偿其经济损失3712万元（暂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按资金占用总额及实际占用天数以月息20‰计算损失，计至2019年9月1日，以后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合共6912万元;2.判令黄锡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金世昌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亿元，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宏佳公司持有30%、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持有10%、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东海公司”）持有10%、区英添持有20%、吴泽成持有18%、冼绍应持有12%。2013年5月13日，任东华、吴烈、郑炳飞、张活基作为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在金世昌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内容为：一、金世昌公司成立后，涉及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变更注册资本或股东的公司重大事项，需召开股东会商议表决。二、公司首期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成功设立开业后，预留3000万元用于公司运营；其余17000万元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按照股东各自实际出资比例，通过合法合规程序放贷至各股东的下游企业。2013年5月16日，吴烈、张活基、冼绍应、李洁英、黄锡培在金世昌公司（筹）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内容为：同意增加黄锡培、黄均培持有公司的股份，黄锡培占20%，黄均培占8%。吴烈将持有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两家合共20%的股份减持给黄锡培，股权过户费用由吴烈、张活基两人平均分担；8%的股份由冼绍应的股份中减持，过户费用由张活基承担。公司账号预留印鉴中预留“黄锡培”方章。同日，宏佳公司（甲方）与黄锡培（乙方）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甲方代乙方持有在金世昌公司占有的20%股份。乙方必须按金世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应履行出资义务，并依时将出资额付至甲方账户，由甲方代为办理出资手续。甲方暂代持金世昌公司股份持股期限为贰年，期满后双方必须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过户变更手续，将相应股东权益转移到乙方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6月10日期间，金世昌公司将11笔金额分别为200万元至350万元的款项转入佛山市南海奇峰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峰公司”）、佛山市南海奇亮塑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亮公司”）、曾振文、曾忠禧、陈俊辉、陈裕强、关晓红、郭菊平、黄俭培、黄锡培、冼惠玲账户，合计2950万元。金世昌公司持有11份与上述转账金额对应的短期借款合同。2014年12月28日，黄锡培在《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上签字，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金世昌公司持有一份借款人为谢素芹、贷款人为金世昌公司、保证人为黄锡培的《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50万元。2014年5月15日，谢素芹账户收到转入款项250万元。后，金世昌公司分别依上述《短期借款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15日，黄锡培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答辩状，称：2013年4、5月期间，黄锡培经张活基介绍认识吴烈，并谈到他们在筹建金世昌公司。由于金世昌公司资金不足，他们承诺给予黄锡培股份，但必须填补8000万元的验资缺口。黄锡培看好行业并相信吴烈，将8000万元划给金世昌公司。在金世昌公司成立后，吴烈以市道不好、风险增大为由，决定公司不对外营业，各股东各自按股权抽回资本金。黄锡培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问题，实际只需支付日常工资、租金、税费等，年终会以“利润”形式返还，以资金的安全为首要，于是按公司规定向公司“借”了3200万元。黄锡培认为其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所谓的“贷款”实为抽逃资金的行为，但金世昌公司的管理者占有黄锡培的资金后，拒不承认其股东资格，使其无法了解自己的资金情况。2015年5月，黄锡培向公安机关报称被诈骗，公安机关其后立案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或讯问，各人陈述如下：张活基：张活基与吴烈、潘建华、任东华、郑炳飞共同商议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黄锡培在金世昌公司成立后在宏佳公司参与会议，但黄锡培不是股东。张活基一共向金世昌公司出资6400万元，其中6000万元是黄锡培归还给张活基的款项，其余400万元是张活基自有资金。张活基表面上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但实际上是公司管理负责人之一，是流程最后审批人。金世昌公司曾借款予黄锡培，借款的原因是公司认为黄锡培有还款能力，并不是因为黄锡培是股东，黄锡培不是股东。潘建华：潘建华于2013年经张活基介绍认识黄锡培，但不清楚黄锡培是否为金世昌公司的股东。黄锡培：2013年5月，张活基联系黄锡培，邀请黄锡培参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备，张活基和吴烈称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后会很赚钱，但各股东无法如期缴纳投资款，请黄锡培帮忙，并承诺给予黄锡培股份，并由股东代持。黄锡培经考虑后，决定借款8000万元给张活基、吴烈作为金世昌公司的验资款。吴烈称其减持20%股权给黄锡培，于是吴烈以宏佳公司的名义与黄锡培签订了代持协议，签订后吴烈称没有带公章，要带回公司盖章，但此后一直没有把代持协议给黄锡培。金世昌公司成立后，黄锡培发现自己既不是公司股东，也无经营管理权，公司账户预留印鉴中也没有预留黄锡培的方章，黄锡培感觉受骗，并找张活基和吴烈解决。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黄锡培向张活基、吴烈追回了3000万元。此后，黄锡培又向张活基、吴烈追讨，张活基和吴烈就要求黄锡培提供一些账户和对应人员的证件、公司营业执照等，通过金世昌公司转给黄锡培。黄锡培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张活基和吴烈称黄锡培不用签署任何文件，他们自行处理。后来，张活基和吴烈称需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求黄锡培配合每月划付利息，并以年底分红的方式返还。因此，黄锡培才按照张活基和吴烈的要求采用短期借款合同的方式追回合共3200万元，并根据短期借款合同上的利率支付利息。任东华、郑炳飞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就金世昌公司的筹建事宜进行了陈述，未提及黄锡培。金世昌公司的工作人员刘国华、欧阳樱姬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认为黄锡培是公司客户，未提及黄锡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7年9月4日，金世昌公司递交《关于退回公司财务账册的请求》，称黄锡培只是金世昌公司的其中一名债务人，不是公司股东。另查，2013年12月，黄锡培曾向金世昌公司报销部分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以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因此，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主体须为公司股东或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案中，金世昌公司与黄锡培就黄锡培是否为公司股东存在争议，并各自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或反驳，法院分析如下：一、持股方式角度。首先，根据2013年5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吴烈将持有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家合共20%的股份减持给黄锡培，股权过户费用由吴烈、张活基两人平均分担”，故该20%的股权应直接由黄锡培持有，登记至黄锡培名下，但金世昌公司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作出后没有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其次，宏佳公司与黄锡培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宏佳公司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20%股权，由黄锡培将出资额付至宏佳公司账户，并由宏佳公司代为办理出资手续。但是，宏佳公司与黄锡培均否认上述代持协议实际履行，亦没有证据显示宏佳公司代黄锡培办理了出资手续。综上分析，由于黄锡培不是金世昌公司的登记股东，而宏佳公司也否认代黄锡培持有公司股权，故黄锡培是否持有公司股权存疑。二、出资及股东身份确认角度。首先，虽然黄锡培于另案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称，其对金世昌公司进行了出资，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但也承认公司一直不确认其股东资格。其次，黄锡培主张其向金世昌公司支付8000万元供金世昌公司验资，以获得金世昌公司的股东身份，但金世昌公司的负责人张活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否认黄锡培向金世昌公司进行了出资，并认为黄锡培所支付的款项是向张活基还款，与金世昌公司出资无关。最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显示，张活基以及其他股东代表、工作人员均不认为黄锡培是公司股东，金世昌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件也否认黄锡培的股东身份。因此，无论金世昌公司还是公司的经营者张活基由始至终均不确认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综上分析，由于黄锡培与宏佳公司均否认宏佳公司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股权，而金世昌公司、张活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期间一直亦否认黄锡培对公司进行了出资且不确认其股东身份，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黄锡培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享受了股东权利，故金世昌公司在本案主张黄锡培是公司股东，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锡培的股东身份，故金世昌公司主张黄锡培损害公司利益，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金世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3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700元（金世昌公司已预交），由金世昌公司负担。金世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金世昌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黄锡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驳回金世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明显错误。驳回诉讼请求是一项涉及实体权的判决。一审法院在查明黄锡培以奇峰公司等十二个主体，以借款形式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以及金世昌公司在此之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黄锡培被驳回起诉，公安机关又不予立案的事实，在黄锡培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合法占有金世昌公司该3200万元的情况下，判决驳回金世昌公司的诉讼请求，等同于否认了金世昌公司对案涉3200万元享有的合法权益，也等同于确认黄锡培占有该3200万元的合法性，事实上，黄锡培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合法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法院审非所诉，其裁判理由与其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更加没有对归纳的争议焦点作出任何评判。1.关于案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由规定》中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由此可见，案由是由法院确定的，而且最终是以“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的案由的。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首先认为“本案以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并认为“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主体须为公司股东或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次认为“由于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然后得出“故金世昌公司主张黄锡培损害公司利益，本院亦不予支持”的结论。如上所言，案由最终是“在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后确定的，如若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认为本案案由不应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那么，一审法院应依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确定本案的正确案由，不能以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与其查明的法律关系不相符为由，作为驳回金世昌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裁判理由。由此可见，其裁判理由不成立。此外，退一步说，如若一审法院认为金世昌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其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依法履行释明义务，但一审法院没有履行该义务，属于程序错误。2.金世昌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判令黄锡培返还侵占金世昌公司的资金3200万元以及赔偿金世昌公司经济损失3712万元”。黄锡培的主要答辩理由之一是：其“仅是接受金世昌公司股东（吴烈、张活基）还款3200万元”。由此可见，就案涉3200万元资金，金世昌公司认为是黄锡培非法侵占，而黄锡培则认为是接受金世昌公司股东的还款，正因如此，一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黄锡培是否构成侵占资金”（见庭审笔录第4页），据此，一审法院只要查明黄锡培是否合法占有该3200万元，并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其认为正确的案由后，便可作出适当的判决，但一审法院从未就双方争议焦点作出任何的评判。其裁判理由只是对黄锡培是否属于金世昌公司的股东作出评判。本案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黄锡培是否属于金世昌公司的股东与其应否返还侵占的3200万元没有因果关系。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可谓审非所诉。三、黄锡培是否属于金世昌公司的股东均改变不了其非法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资金的客观事实，因此，黄锡培负有返还该3200万元及赔偿金世昌公司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的责任。1.黄锡培以其个人名义及借用十二个主体，以借贷形式共向金世昌公司借入3200万元并至今仍未归还是客观事实。黄锡培对此事实予以确认。至于黄锡培是否以金世昌公司股东身份占有该3200万元，在黄锡培不能证明其合法占有的情况下，均不影响其承担返还之责任。2.金世昌公司在诉讼中认为黄锡培是其隐名股东并提出相关证据证明，目的是说明黄锡培为什么能担保十二个借款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款的原因及经过，并不是请求法庭确认黄锡培具有金世昌公司的股东资格。黄锡培不是金世昌公司的注册股东，其之所以依公司规定能担保十二个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款，是因为宏佳公司向金世昌公司提供了与黄锡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证明黄锡培是实际股东，事实上，黄锡培也是以实际股东的身份担保他人借入案涉资金的。这一事实有黄锡培签署的《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证明，黄锡培在该担保书表明“以上企业、个人（十一个主体）借款人名单均由本人提供，本人愿意为以上借款人担保”。同时，也有黄锡培等人在此之前与金世昌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自书的《关于黄锡培、关晓红与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答辩书》予以证明，黄锡培在该答辩书中明确承认：“黄锡培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有实际出资”“当时只有股东本人签了担保责任，目的是为了确认这部分资金是股东本人所取得”“于是按公司规定向小贷公司借了人民币3200万元”。由此可见，当初黄锡培的确是以实际股东的身份“按公司规定”（即担保下游企业）通过其提供共十二个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入3200万元的。如若黄锡培否认《代持股权协议》的存在，否认其实际股东身份，那么只能说明黄锡培当初是欺骗了金世昌公司，涉嫌诈骗金世昌公司巨额资金，但不能据此否认或改变其非法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资金的事实。在此特别指出的是：金世昌公司不知道宏佳公司出于什么原因在庭上否认其代黄锡培持股的事实，但根据黄锡培提供的证据9，宏佳公司曾于2017年1月5日和1月18日以《代持股协议》为依据，起诉黄锡培，请求黄锡培支付其代持股出资款，该两案均由宏佳公司申请撤诉，但据此可证明，在2017年1月18日之前，宏佳公司是认为其持有金世昌公司的30%股权中有20%是代黄锡培持有的，所以才请求黄锡培支付其代持股的对价。现虽然金世昌公司和宏佳公司都同时否认两者之间的代持股权关系。但不论其否认是否有理，均改变不了黄锡培非法侵占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的事实。此外，黄锡培在金世昌公司就案涉资金分别起诉黄锡培及其借用的借款主体的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时，辩称所涉资金并非“贷款”“实为股东本人抽逃资金行为”并认为其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有实际出资”，否认与金世昌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受理法院也据此以案涉资金涉嫌股东抽逃出资为由，裁定驳回了金世昌公司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一并侦查。现在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金世昌公司提出本案诉讼后，黄锡培则辩称其不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收到案涉资金是接受金世昌公司股东（吴烈、张活基）的还款。黄锡培就同一事实出尔反尔，其辩称实在不应被法庭采纳。事实上，金世昌公司在法律上、契约上均没有对黄锡培负有任何债务，黄锡培辩称所涉资金属于吴烈、张活基归还其个人欠款（借款）毫无依据，即其无任何证据证明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具有合法性，故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查明黄锡培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资金，黄锡培无证据证明其属于合法占有的情况下，判决驳回金世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金世昌公司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黄锡培非法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资金，金世昌公司对于该3200万元拥有合法的权益，该项债权应受法律保护。为维护金世昌公司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支持金世昌公司的上诉请求。诉讼中，金世昌公司补充上诉事由如下：一、本案诉讼争议焦点是黄锡培取得并至今占有涉案3200万元，是否属于侵占。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明，亦未对黄锡培占有该3200万元的性质及是否合法作出评判，应予以撤销。黄锡培主张占有该3200万元是接受他人归还的资金，系合法占有。黄锡培的观点包含了：第一，吴烈、张活基向其借款8000万元，用于注册成立金世昌公司；第二，吴烈、张活基为了向其归还借款，要求黄锡培提供有关向金世昌公司借款的人员身份证明，然后由吴烈、张活基伪造相关借款合同，并控制放贷流程，将资金付到黄锡培及其关联人的账户；第三，吴烈、张活基通过该方式归还共3200万元，该款项是属于吴烈、张活基的个人还款，与金世昌公司无关。金世昌公司认为黄锡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1.关于8000万元的问题。黄锡培称其将8000万元分别付到吴烈、张活基指定的账户，并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以证明其主张。但该8000万元系黄锡培与吴烈、张活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金世昌公司无关。第一，若该8000万元是黄锡培按照吴烈、张活基指定付到相应账户的主张属实，则该8000万元只与吴烈、张活基及相关收款方有关联，与金世昌公司无关。该8000万元的性质、用途更与金世昌公司无关。黄锡培曾以区英添收取其40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起诉区英添、张活基等，案号系（2015）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178号。在该案中，张活基辩称所涉资金系黄锡培归还其欠款，并提供了62笔转账凭证，证明其曾向黄锡培转账2亿2千多万元，该4000万元是双方经济往来，并非不当得利。该案以黄锡培撤诉结案。后，黄锡培又于2015年5月13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举报吴烈、吴贝、张活基诈骗其2000万元资金，司法机关没有认定张活基诈骗罪，而认定为抽逃出资罪。第二，区英添和冼绍应都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共占有股权32%，对应出资额为6400万元，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刑终1248号刑事判决查明，区英添和冼绍应均属于代张活基持有金世昌公司的股权，张活基是实际权利人，是金世昌公司的实际股东（隐名股东），并因为以虚假借款形式抽逃出其全部出资额（6400万元），犯抽逃出资罪。亦即，以区英添、冼绍应名义共同向金世昌公司出资的6400万元属于张活基所有，与金世昌公司无关。综上，张活基才被判定为抽逃出资罪。因此，该8000万元系黄锡培与张活基等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金世昌公司无关。2.黄锡培辩称吴烈、张活基伪造借款凭证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控制放贷流程，以放贷形式向其关联方发放3200万元，与事实不符。黄锡培知晓涉案资金的发放情况，并主动按借款合同的规定履行付息（至2014年10月）还本义务。且借款凭证均是在相关人员签章后由黄锡培交回金世昌公司。例如，（2015）佛南法丹民二初字第147号借款合同纠纷中，关晓红否认涉案合同上签名系其所签及否认借款事实，保证人也否认参与签订涉案合同，但经法院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鉴定，涉案两份《短期借款合同》上保证人奇峰公司等6份检材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故此该案所涉借款凭证中除“关晓红”签名不能确定真伪外，其余条款及签章均真实。黄锡培当时向金世昌公司提供的关晓红身份证复印件也盖有奇峰公司的公章，并标注该复印件只可用于向金世昌公司申请贷款资料存档用途，因此，若关晓红签名不真实，也是黄锡培造成的。再如，以谢素芹名义签订的《短期借款合同》上有黄锡培在丙方保证人一栏签名及摁指模。另，黄锡培向金世昌公司提交的《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也证明其知道案涉所有短期借款合同真实存在，而非吴烈、张活基伪造。上述担保书附件列明11份短期借款合同的编号、借款人名称、借款金额等情况，附件签署栏载明“以上企业、个人借款人名单均由本人提供，本人愿意为以上借款人提供担保”，并由黄锡培签名。再，金世昌公司的经办人刘国华总经理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明确其知道黄锡培是金世昌公司股东，并称“所有公司的客户都是由股东推荐，并由公司相关股东承诺担保”“黄锡培向公司推荐客户所借的相关业务手续我有参与，也曾经到过奇峰公司及他哥哥经营的纸箱包装公司进行办理相关手续”。金世昌公司业务员李本育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明确“黄锡培及其亲属在金世昌公司贷款的客户上报审资料页是我经办的”。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凭证并非吴烈、张活基伪造，而是由黄锡培交由相关人员签章后交予金世昌公司。黄锡培知道涉案各笔借款内容，并按约定支付相应利息至2014年10月，及对到期借款办理借新还旧的手续。3.黄锡培主张3200万元系金世昌公司股东吴烈、张活基的个人还款行为，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该3200万元是金世昌公司的合法财产，是从金世昌公司账户支付。金世昌公司没有愿意替任何股东偿付其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义务代任何股东还债。且，金世昌公司至今未见到该笔资金属于吴烈、张活基两人归还黄锡培借款的证据。第二，金世昌公司是按照正常贷款业务流程发放涉案贷款，并依所收利息缴纳税费。因此，该3200万元借贷业务属于金世昌公司的经营行为。第三，公安机关就张活基犯罪案调取金世昌公司所有经营账册，并进行了司法鉴定，若所涉资金属于张活基、吴烈个人还款行为，则张活基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或职务侵占罪，但（2019）粤06刑终1248号刑事判决认定张活基构成抽逃出资罪，且犯罪行为与涉案3200万元无关。若黄锡培被认定为金世昌公司的实际股东，鉴于其取得涉案资金的形式与张活基抽逃出资形式一致，即使公安机关至今没有对其立案追责，但其也符合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主体资格。若黄锡培不被认定为金世昌公司的实际股东，根据其与宏佳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其虚构借款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款，符合一般侵占主体资格。因此，黄锡培应向金世昌公司返还侵占的3200万元。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无理否定黄锡培利用金世昌公司实际股东身份，以担保其下游（关联）企业、个人方式向金世昌公司“借入”涉案资金的事实。1.《关于黄锡培、关晓红与金世昌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的答辩书》系黄锡培在另案自认的获得资金的方式、资金性质，均在本案产生证明力。黄锡培自认：其系金世昌公司股东，有实际出资，在公司决定不对外营业后其按公司规定，以曾振文等名义向金世昌公司借回了3200万元，本诉讼中所讲的贷款，实为股东本人抽逃资金的行为等。黄锡培的自认与金世昌公司主张的事实完全一致。因此，一审应对该证据予以认定。2.金世昌公司举示的（2017）粤06民终4258号民事裁定是前述另案的终审裁定，证明涉案资金被认为是公司股东以虚假借款形式抽逃的出资，故法院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一并侦查处理。另，（2019）粤06刑终1248号刑事判决是生效的判决。一审应对上述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3.《代持股协议》《短期借款合同》《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及黄锡培填制的金世昌公司内部使用的报销凭证及发票，足以证明黄锡培当时以金世昌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并利用金世昌股东会决议内容，提供其下游企业共11个借款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入涉案资金。金世昌公司成立后没有直接对外营业，只向股东作出借款担保的下游企业提供贷款。基于《代持股协议》的存在，黄锡培才有权向金世昌公司提供11个借款主体进行借款并享有20‰的优惠利率。金世昌公司内部经由黄锡培填制的报销凭证及对应发票，证明黄锡培参与金世昌公司开业筹建。一审对上述证据均应采纳。黄锡培在张活基抽逃出资罪一案是处于被害人的地位。抽逃出资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工商管理制度以及公司的债权人、发起人、股东的合法权益。黄锡培对金世昌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而黄锡培在公安机关委托鉴定作出的鉴定报告上以被害人身份签名确认，则张活基因抽逃出资罪损害了黄锡培何项权益呢。由此可见，案涉3200万元是黄锡培以股东担保下游企业的形式向金世昌公司借入的。无论黄锡培是否为金世昌公司的实际股东，均改变不了其侵占了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资金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证明黄锡培以欺诈手段取得涉案3200万元，其应向金世昌公司返还上述款项。三、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在“本院认定如下”方面存在错误。金世昌公司提交的证据6是12份《短期借款合同》和一份《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黄锡培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内借款合同内签章系伪造，《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也是吴烈、张活基要求而出具”，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认定为“本院对原告持有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作认证”。事实上，该《短期借款合同》上除借款人为“陈裕强”的合同外，其余合同中涉及保证人（丙方）的印章包括“佛山市南海奇峰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奇亮塑印包装有限公司”均真实。以奇峰公司、奇亮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人的印章真实。以“谢素芹”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丙方保证人“黄锡培”的签名真实。《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上，黄锡培的签名真实。一审法院对该签章的真实性不作认定明显错误。同时该签章的真实性证明了该借款合同并不是如黄锡培声称的是由吴烈、张活基伪造的。四、一审法院在“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方面，不但遗漏了案涉双方争议焦点所涉及的事实，即黄锡培通过什么方式占有金世昌公司3200万元的事实，而且就其认定的事实也存在明显的错误。1.原审判决遗漏了关于黄锡培以实际股东身份向金世昌公司提供并作出担保的借款主体，向金世昌公司“借入”3200万元资金的事实，金世昌公司在上诉状中已予以明确。一审法院对黄锡培提交的、来源于“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侦查卷宗的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明显有所取舍，明显偏信、偏帮黄锡培。刘国华是时任金世昌公司的总经理，是具体负责金世昌公司的业务管理工作，其证言可信，刘国华在2017年5月12日接受办案人员询问时明确回答“公司召开股东会时，参加的分别有吴烈、张活基、黄锡培、潘建华、黄永恩、黄国培，在会上董事长吴烈介绍称，他自己是公司最大股东，第二股东为张活基，第三股东为黄锡培”“我印象中除了股东黄永恩没有向公司推荐客户之外，其它（他）股东都由（有）向公司推荐客户”“黄锡培向公司推荐客户所借款的相关业务手续我有参与，也曾经到过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黄锡培经营的奇峰公司及他哥哥经营的纸箱包装公司进行办理相关手续”。“金世昌公司正式成立运作后，并没有对外营业，公司的所有客户业务来源都是由公司股东推荐及承诺担保的”。但一审法院却将刘国华的询问笔录内容歪曲为“刘国华、欧阳樱姬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认为黄锡培是公司客户，未提及黄锡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此外，潘建华并没有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该询问笔录显然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但一审法院却在认定事实中引用了该询问笔录的内容，显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9月4日金世昌公司递交《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称黄锡培只是金世昌公司的其中一名债务人，不是公司股东”。属于断章取义作出的事实认定。事实上，金世昌公司在《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中提出了5点内容，在第3点“我公司质疑”中确有“黄锡培只是我公司的其中一名债权人，不是我公司的股东”的文字表述，但这是建立于《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第1点“我公司的理解”即张活基挪用了我公司的资金的基础上提出的，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的资金使用权。当初金世昌公司是以借贷形式向张活基提供的借款主体发放贷款的，并且收到了该借款人支付的合共1000多万元的利息，因此，金世昌公司没有认为资金被挪用了，在该借款逾期后，金世昌公司也没有以张活基涉嫌犯罪而向公安机关举报，而是循民事诉讼方式追偿该贷款。与此同时，金世昌公司也循民事诉讼方式向黄锡培及其提供的借款主体追偿贷款，当公安机关调取金世昌公司所有经营帐册后，金世昌公司感到难以理解，故此才向公安机关发出了《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由此可见，金世昌公司于《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称“黄锡培只是我公司的其中一名债务人，不是公司股东”是基于：第一，黄锡培不是金世昌公司的注册股东，对外不具有股东身份，在金世昌公司没有认为资金被他人挪用的情况下，金世昌公司没有任何的事实和理由举报张活基挪用了金世昌公司的资金。因此，称黄锡培不是公司股东是相对于注册股东而言的。第二，《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第5点“特别声明”中明确，基于前述“我公司的理解”即张活基是因为挪用了我公司的资金而被贵局立案侦查的前提发出的请求函的。事实证明，张活基没有挪用金世昌公司的资金。黄锡培也没有举报张活基挪用资金，而是举报张活基等人诈骗其资金（见补充证据2），换言之，金世昌公司在《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中所有的质疑因前提条件不符而被撤回，因此，《关于退回公司财务帐册的请求》在本案中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黄锡培辩称：一、金世昌公司基于黄锡培系其隐名股东身份而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案由并无不当。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至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是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决定的。本案中，黄锡培与金世昌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金世昌公司起诉状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要求黄锡培承担侵权责任的，因而一审法院按照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审判并无不当。金世昌公司并未指出黄锡培与其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亦未指出本案应适用的“正确案由”，故其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黄锡培不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无法成为损害公司利益侵权责任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如前所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法律适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至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但黄锡培并非金世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非登记股东，也不是继受股权的隐名股东，因而黄锡培作为侵权主体不适格。以下简要阐述：第一，从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与吴贝股权纠纷案件来看，生效判决确认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在金世昌公司的股权系替吴贝代持，黄锡培的股权不可能来源于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第二，黄锡培与宏佳公司《代持股协议》无效，黄锡培亦不可能从宏佳公司处继受股权。根据2013年5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金世昌公司成立后，涉及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变更注册资本或者股东的公司重大事项，需召开股东会商议表决。而黄锡培、宏佳公司的代持股协议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该代持股协议因违反股东会决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第三，黄锡培与宏佳公司均确认双方《代持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黄锡培并不当然取得股东资格；第四，黄锡培并不因与宏佳公司的代持股协议而当然取得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相关司法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1号王云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确定的裁判要旨，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应建立在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且向公司实际出资，并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显名为公司股东的基础上。但是本案金世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以上事实，黄锡培并不当然取得金世昌公司股东资格。在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确认之前，黄锡培与金世昌公司不具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金世昌公司无权要求黄锡培以股东身份承担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责任。第五，黄锡培成为股东因未经发起人股东全部同意而不具备股东资格。司法实践中，是否取得股东资格需要考察两个因素：一是投资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其他股东的合意。能够用以确定投资人成为股东的个体意思表示的行为可以包括：向公司出资，签署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而其他股东合意是指其他股东接受投资的团体意思表示，在公司设立时需要其他所有设立人的同意，而在公司成立后只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本案缺少了其他发起人同意黄锡培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参见黄锡培一审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张活基讯问笔录第25-65页、第七组证据中潘建华、任东华、郑炳飞询问笔录）。也就是说，不能依据黄锡培向金世昌公司挂名股东转款8000万元这一事实当然认定黄锡培具备股东资格。综上，黄锡培不是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侵权责任的适格主体，金世昌公司要求返还3200万元于法无据。三、案涉3200万元是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活基、吴烈向黄锡培还款，属黄锡培的合法占有，金世昌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黄锡培与案外人黄均培合计实际出资8000万元（资金流向如下：2000万元→吴贝→云东海公司、4000万元→区英添、2000万元→冼绍应），远超出金世昌公司（金世昌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28%股权（金世昌公司承诺20%股权给予黄锡培、8%股权给予案外人黄均培）对应出资款。由此可见，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目的在于取得黄锡培过桥验资款，这一目的也可从金世昌公司成立后的数个还款行为反证：首先吴烈、张活基分别归还1000万、2000万及利息予黄锡培；其次张活基不承认黄锡培的股东资格；再次金世昌公司将黄锡培排除在其经营管理之外；最后，吴烈、张活基伪造借款凭证、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要求黄锡培提供借款人名单及身份资料，控制整个放款流程，以发放贷款形式向黄锡培关联方放贷3200万元并承诺返还黄锡培已付利息。由上可知，黄锡培取得的3200万元系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还款，属合法占有。金世昌公司上诉主张不成立。四、黄锡培就金世昌公司权益受损的发生不具有过错，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侵权责任，主观构成要件应满足侵权人具有主观过错。但本案中，从金世昌公司与关晓红系列案民事判决书可知借款合同等文件签名系金世昌公司伪造；抽逃出资的股东会决议于2013年5月13日形成，黄锡培不知情；公司注册成立后仅是向股东关联方按照前述股东会决议发放贷款，并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从以上表现不难判定，黄锡培不具有抽逃出资的主观过错且其行为也不构成对金世昌公司资本的侵蚀，不影响金世昌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即使认定抽逃出资，也是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的行为，与黄锡培无关，黄锡培仅是接受金世昌公司股东还款而合法占有3200万元，本案不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五、金世昌公司相较黄锡培更具举证优势，其应就黄锡培的股东身份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黄锡培返还3200万元的前提是黄锡培作为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本案中，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并未按照承诺将黄锡培印鉴预留为财务印鉴，而且控制了金世昌公司财务以及其他经营活动，相较黄锡培更具举证优势。金世昌公司应提供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工商登记或者有黄锡培参与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黄锡培系其股东，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金世昌公司的逻辑严重错误。金世昌公司上诉理由存在两个逻辑：一是黄锡培从金世昌公司处以借贷形式拿走3200万元，而该借贷形式只有股东才可以享有，所以黄锡培是其股东；二是黄锡培拿走的3200万元是金世昌公司的合法财产，所以黄锡培占有即属于侵权。该两种逻辑存在如下错误：第一，黄锡培是否具备股东资格需要结合全案证据、尤其是金世昌公司发起人张活基、潘建华讯问笔录等综合证据认定，而不能反推认定；第二，3200万元是否是金世昌公司合法财产，在吴烈、张活基实际控制金世昌公司违规向股东关联方发放贷款的情况下，金世昌公司的财产已与其股东个人财产无法区分，其事实上已丧失独立法人地位，该3200万元已非其独立财产，其请求黄锡培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世昌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宏佳公司述称：坚持一审意见，宏佳公司与黄锡培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宏佳公司不确认代黄锡培持有股份。对其余与宏佳公司无关的内容不发表意见。金世昌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1.（2015）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178号案“开庭笔录”7页，拟证明黄锡培曾以区英添银行帐户收到其40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为由，向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区英添、张活基等，张活基辩称该款属于其与黄锡培之间的经济来往款。该案最后以黄锡培申请撤诉方式结案；2.黄锡培的询问笔录3页，拟证明黄锡培于2015年5月13日到公安机关报案，举报吴烈、张活基等诈骗其2000万元，证明其辩称的出借的8000万元只与吴烈、张活基等个人有关系，与金世昌公司无关；3.司法鉴定意见书[粤财案司法（2016）文鉴字第71—1号]1份，拟证明案涉《短期贷款合同》等文件上保证人“佛山市南海奇峰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盖章属实，非黄锡培所称属于“吴烈、张活基伪造的借款凭证”；4.关晓红身份证复印件1页，拟证明关晓红是黄锡培提供的借款主体之一，为证明其真实，保证人“佛山市南海奇峰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在该复印件上盖章并作出说明，证明黄锡培全程参与了案涉短期借款合同的签订；5.刘国华、李本育的询问笔录共6页，拟证明时任金世昌公司总经理的刘国华、主办业务员李本育均证明他们知道黄锡培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并亲自办理了黄锡培及其提供的借款主体向公司借款的业务；6.黄锡培等案涉共12个借款主体与金世昌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表共8页，拟证明黄锡培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案涉各借款主体与金世昌公司及金世昌公司以梁宝异名义开立的私帐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黄锡培不但实际占用了案涉3200万元资金，而且对于每一个名义主体借入的资金支付的利息均非常清楚，详细记录；7.涉税证明1页，拟证明案涉“借款”产生的“印花税”“利息收入税”等均纳入了金世昌公司的经营核算，案涉3200万元的发放行为属于金世昌公司的经营行为；8.鉴定意见通知书1页，拟证明黄锡培以“被害人”身份签署金世昌公司的会计司法鉴定意见书；9.《酒店家具购买合同》1份、《物业接收确认书》2份，拟证明黄锡培以金世昌公司的代表身份购买金世昌公司办公家具以及接收出租方交付的金世昌公司营业场所。黄锡培参与金世昌公司的筹建、开业工作；10.询问笔录6页，拟证明据吴烈向公安机关称黄锡培因不愿意按2013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由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合共代持其20%股权，要求吴烈由宏佳公司代其持有，故此，才出现了吴烈代表宏佳公司与黄锡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吴烈认为黄锡培虽然已支付1000万元给吴贝（吴烈儿子），但2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为4000万元，故此黄锡培应要再支付3000万元给宏佳公司才能占有金世昌公司的20%股权。结合黄锡培提供的证据9即宏佳公司以黄锡培欠其代持的出资款3000万元为由起诉黄锡培一案的起诉书及撤诉裁定书，证明宏佳公司至少在2017年1月之前认为其是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的20%股权的，故此，才起诉要求黄锡培支付代持股权的对价款，宏佳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否认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20%股权，与事实不相符。经质证，黄锡培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虽然该庭审笔录不完整，从节选部分第13页可以判定以下事实：金世昌公司登记股东区英添以及隐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活基均确认黄锡培不参与金世昌公司经营且金世昌公司对黄锡培是否参与其经营不置可否，所以可以推定黄锡培从未行使股东权利。张活基关于4000万元是其与黄锡培之间的经济往来款的陈述，只是其单方陈述，与事实不符。该4000万元是黄锡培过桥验资款的一部分。张活基与黄锡培的民间借贷纠纷已在佛山仲裁委审结。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的完整内容可以参看黄锡培一审提交的证据9。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金世昌公司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中陈述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取得黄锡培8000万元过桥验资款，而非赋予黄锡培股东资格。本案金世昌公司也是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起诉要求黄锡培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8000万元与金世昌公司无关的话，则金世昌公司就丧失了全部的请求权基础。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签名均系虚假，因而一审判决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虽然该一审判决书未能生效，但是黄锡培关联方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即便盖章真实，也不影响整个贷款流程是吴烈、张活基主导，黄锡培全部行为仅仅是为了减轻损失这一事实，相关侵权责任应由吴烈、张活基承担。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黄锡培是否参与贷款流程以及参与程度不影响黄锡培不是适格侵权主体这一事实，整个贷款流程是吴烈、张活基主导，黄锡培全部行为仅仅是为了减轻损失，相关侵权责任应由吴烈、张活基承担。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黄锡培一审提交了该证据，同时提交的还有潘建华、任东华、郑炳飞、欧阳樱姬、李本育、董铭欣的询问笔录，结合黄锡培提交的张活基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金世昌公司的证明内容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刘国华、李本育只是金世昌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股东资格，金世昌公司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建华、张活基询问笔录更具证明力，黄锡培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应全案判定。对证据组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即便黄锡培知道3200万元资金流向，也不影响整个贷款流程是吴烈、张活基主导，黄锡培全部行为仅仅是为了减轻损失，相关侵权责任应由吴烈、张活基承担。对证据7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从2013年5月13日股东会决议、张活基刑事案件询问笔录及判决书认定事实来看，金世昌公司设立之初即确定预留3000万元后在一个月左右向股东下游企业发放贷款，在实际操作中，金世昌公司除向股东关联方发放贷款外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此种放贷模式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股东抽逃出资，不管金世昌公司是否缴纳税款都不影响此种模式的违法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组证据可以看出黄锡培关联账户转入的8000万元是金世昌公司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与金世昌公司有密切关系，而不是金世昌公司所说的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在黄锡培尚未与金世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闹翻之前，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为取得黄锡培信任，要求黄锡培参与筹建工作，不能证明黄锡培就是金世昌公司的发起人股东，黄锡培是否金世昌公司的股东应结合黄锡培一审提交的证据4、7、9中张活基、潘建华、黄锡培的询问笔录综合判定，该组证据不能单独说明黄锡培是股东，黄锡培应提交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吴烈只是金世昌公司的发起人之一，黄锡培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应结合其他股东如张活基、潘建华的询问笔录，及金世昌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来判断。宏佳公司质证认为，金世昌公司举示的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上述证据与宏佳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内容不确认，宏佳公司并不确认代黄锡培持有20%的股份。该段询问笔录证明黄锡培并未履行代持股协议，黄锡培并未根据协议取得相应股份。黄锡培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1.（2015）佛仲字第063号仲裁裁决书1份，拟证明黄锡培支付到吴烈、张活基关联账户8000万元的资金流向与民间借贷仲裁案中截然不同，本案是基于黄锡培按吴烈、张活基要求向其关联方转账8000万元过桥验资款而产生，但是另案四千多万元是基于黄锡培与张活基民间借贷关系产生，二者法律关系不同、不具有关联性；2.《金世昌民事案件表》以及（2015）佛南法丹民二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金世昌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黄锡培关联方的案件合共12件，以（2015）佛南法丹民二初字第147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为例，判决查明主合同签名均系虚假，因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虽然该一审判决书未能生效，二审裁定中止审理，但是黄锡培关联方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他案件审理法院基本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判决驳回金世昌公司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另，金世昌公司作为专门小贷公司，其明知借贷合同签名虚假却仍替股东清偿借款，屡次恶意提起诉讼，浪费司法资源，黄锡培保留追究金世昌公司虚假诉讼的权利。经质证，金世昌公司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具备证据效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金世昌公司是向黄锡培担保的下游企业与个人提供借款而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法院审理后发现全部是黄锡培虚假借用的，因此一审认为没有借贷关系，上诉后法院认为是股东抽逃出资移送公安机关，3200万元无论属于什么款项均要追回，金世昌公司是因公安机关不立案才提起本案诉讼，并非虚假诉讼。宏佳公司质证认为，对黄锡培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发表意见，因为与宏佳公司无关。宏佳公司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核，黄锡培对金世昌公司举示的证据1、3-6、8、10的真实性无异议，金世昌公司对黄锡培举示的证据2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金世昌公司举示的证据2与黄锡培一审举示的相应证据相符，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锡培为公司股东，金世昌公司举示的证据7并不足以影响本案案由的确定，至于金世昌公司与黄锡培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审查。金世昌公司举示的证据9复印件显示证据形成时间为2013年8月、11月，该证据反映了购买家私、接受物业等事项系与公司筹建有关，结合黄锡培质证意见所述的“在黄锡培尚未与金世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闹翻之前，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为取得黄锡培信任，要求黄锡培参与筹建工作”的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锡培举示的证据1系黄锡培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2017年9月5日出具的《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五、鉴定意见1.……2013年3月13日至17日，宏佳公司、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区英添、吴泽成、冼绍应的银行账户分别收到以下银行账户的资金转入：“吴烈关联账户”累计10200万元，“黄锡培关联账户”累计8000万元，黄永恩账户1400万元，何富心账户400万元。2.……金世昌公司账户向“黄国培相关借款人”账户转入8450万元，金世昌公司账户收到“黄锡培相关借款人”账户累计转入5500万元，金世昌公司账户对“黄锡培相关借款人”账户的收支差为-2950万元。本院认为，金世昌公司起诉称黄锡培为其实际股东，其依照2013年5月13日股东会决议向黄锡培提供的个人和企业发放了3200万元贷款，但黄锡培占有上述款项不予归还的行为损害了金世昌公司权益，故请求黄锡培返还侵占的资金3200万元，并按资金占用总额及实际占用天数以月息20‰赔付经济损失。黄锡培辩称其不是公司股东，且涉案款项是金世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活基、吴烈归还其为金世昌公司验资时提供的过桥验资款。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是黄锡培是否金世昌公司股东及涉案款项应如何处理。一、关于黄锡培是否金世昌公司股东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黄锡培系金世昌公司股东。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2013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经吴烈、张活基、冼绍应、李洁英、黄锡培签名确认，且本案现有证据亦未能反映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并作出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因此，案涉股权转让生效。第二，根据股东会决议形成之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可知，案涉股权转让并不涉及公司对外法律关系，因此金世昌公司工商登记未办理变更、没有预留印鉴等均不能否定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第三，本案现有证据显示向黄锡培转让股权的股东出资已经验资。黄锡培在诉讼中确认金世昌公司股东出资款中包括其提供作为过桥验资款的8000万元，而金世昌公司亦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黄锡培成为股东，亦即上述款项转化为黄锡培为取得涉案股权的相应出资款。因此，根据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出资情况足以认定黄锡培是金世昌公司股东。第四，如前所述,股东会决议已生效,宏佳公司签订了《代持股协议》后于2017年两次提起代持股协议纠纷向黄锡培主张相应权利，宏佳公司上述行为实为确认代持事实。虽然宏佳公司在本案中认为《代持股协议》未实际履行，但未能举证反驳其提起前两起纠纷的相关自述内容，其在本案中变更陈述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则。第五，虽然任东华、郑炳飞及金世昌公司部分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否认黄锡培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但相关个人陈述缺乏相应证据佐证，且黄锡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为依据。第六，金世昌公司除了借给股东1.7亿元以外，没有发生其他业务，因此黄锡培也客观上不能参与公司运营，及公司经营中无法形成黄锡培以金世昌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资料，故本案不能以缺乏黄锡培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证据为由否定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综上，黄锡培自2013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签订之日已成为金世昌公司股东。二、关于涉案款项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形成了黄锡培以其指定的企业或个人向金世昌公司贷款的交易事实。就上述交易事实，金世昌公司主张黄锡培以借款形式占有款项但不予归还侵害了公司权益，黄锡培辩称是取回其为金世昌公司成立所提供的过桥验资款，因此，双方并未形成真正的借贷合意,双方的借贷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虽然涉案借贷无效，但黄锡培指定人员已经实际取得了金世昌公司的款项，因此，本案须审查黄锡培所主张的取回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我国公司法采用法定资本制,依法成立的公司，应维护公司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和充实原则及资本不变原则。公司成立后,股东的出资即转化为公司资产,非因法定原因和法定程序,股东不得取回其出资。根据黄锡培所述可知其提供的过桥验资款经过验资后实际已经成为金世昌公司的注册资本，黄锡培所述取回款项的行为有违资本恒定原则。且，现有公司法亦未规定允许股东与公司、或股东与股东“合意”股权回购或股东取回出资，因此，黄锡培占有上述款项不予归还缺乏合法基础。金世昌公司诉称黄锡培构成侵权并请求黄锡培返还占用资金及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依据充分。就占用资金金额问题，金世昌公司虽提交了12份涉案借款合同并主张款项金额为3200万元，但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认定黄锡培关联账户收支差额为“-2950万元”。因此，本院仅对金世昌公司请求返还295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其超出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此，金世昌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仅酌定黄锡培就占用案涉资金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金世昌公司计付。另，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该日之后的利息计算标准应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294号民事判决；二、黄锡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返还2950万元及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息随本清）；三、驳回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3700元，由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39604元，黄锡培负担1540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700元，由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39604元，黄锡培负担1540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