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783行初2号 原告王德金，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东阳市艺海北路**。 法定代表人吕良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蒋月燕。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旭芳，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杏香，女，193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王德元，男，195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王美珍，女，195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王苏珍，女，196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王德宝，男，196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李俊，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惠珍，女，196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第三人王晓珍，女，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原告王德金因不服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王某办理土地登记的行为，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2月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3月31日恢复诉讼，并于2020年5月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德金、被告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出庭负责人楼万丈及其委托代理人蒋月燕、马旭芳、第三人王德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俊、第三人王德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杏香、王美珍、王苏珍、王惠珍、王晓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自己所在的东阳市白云街道笠里村拆迁权属存在争议。王某（2004年故）及第三人徐杏香系自己与其他第三人的父母，其他第三人均是自己的弟妹；王春喜（1960年左右故）与吴秀景（1972年左右故）系自己的祖父母。1952年7月王春喜户5人初始登记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土地房屋面积或地基有186.7㎡，相关祖传土地房产权属仅应归办证的5人即祖父母、父母和本人所有。80年分家后，本人在上述自己份额的土地上建造了11.25㎡的平屋。王某在办理涉案土地使用证指界时瞒着我们，擅自将本人建造的房产包含在内，办理了东集用（2000）字第2-19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涉案土地使用证）。2019年10月18日，被告就涉案土地，为原告办理了异议登记，但至今未撤销涉案土地使用证。被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证时未做权属审核，未以1952年7月产权证为依据，同时将应当按继承处理的土地房产与原告自建的房产一并处理，是违法的。故诉至法院，诉请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土地使用证。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东集用（2000）字第2-19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东阳市档案馆的东阳县土地房产统计表及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两份，证明涉案土地在1952年7月已登记的情况及涉案土地归原告祖父母、父母及本人所有的权属登记情况；3、作证书，证明涉案土地上有原告自建的11.25㎡房屋；4、拟制示意图，证明被诉行政行为错误的事实；5、宗地草图及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证明涉案土地中原告的11.25㎡系由王某私自指界的；6、浙（2019）东阳市不动产证明第0025192号登记证明，证明被告已就原告反映错误登记的情况进行了异议登记；7、保证书、证明、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及不动产权属查询结果单，证明被告违法做出登记及将原告所有的11.25㎡登记在内的情况。 被告辩称，王某申请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来源清楚，登记申请资料齐全，依法应予登记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1、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身份证、证明、保证书及收件单（均为复印件），证明王某在提出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申请材料的事实；2、地、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地草图、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证明东阳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依法作出了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的事实；3、法律依据：土地登记规则。 第三人王德宝答辩称，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1991年7月14日，原告和王某等因房产债务等家庭纠纷，到东阳市白云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调解，将当时登记在王春喜名下的祖传房产，分别分给了王某夫妇和王德宝。本案被告登记的房屋，就是调解协议中王某分得的房屋，与原告是没有任何关系，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德宝提供了（白）政调字第43号调解协议书，证明王春喜的祖屋在1991年就已经分割，案涉的1.5间矮屋即祖屋的两间平房及1980年建造的11.25㎡房屋均已分归王某所有，与原告无关，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 第三人王德元的答辩意见与第三人王德宝一致。 第三人徐杏香、王德元、王美珍、王苏珍、王惠珍、王晓珍均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关于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依法办理的行为违法；第三人王德宝、王德元对三性均无异议。 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被告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认为该证系依法办理；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认为其中所涉的王春喜的房屋已经分归了王某和王德宝，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被告对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不具有任何的证明效力。证据4、被告对其证据形式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明力；证据5，被告对三性均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的，认为该组证据系作出被诉行为的合法依据材料。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只是依原告申请作出的异议登记，但原告并未能提供任何的权属依据材料以证明其主张。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相关证据系作出被诉行为的合法依据。第三人王德元、王德宝的意见与被告一致，并认为原告所称的11.25㎡房屋系王某出资建造。 关于第三人王德宝提供的调解协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为了调解家庭矛盾的，被告也未将该协议作为案涉土地登记的依据，协议中分给父母的矮屋1.5间，对应的房屋仅是案涉土地证宗地附图中9.25*6.35㎡的部分，土地证中另外3.00*3.75=11.25㎡的房屋是自己建造，把这部分登记进去是错误的；被告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并认为从协议的内容可以推断调解协议中的矮屋1.5间不仅包括祖屋的两间平房，也应该包括1980年搭建的11.25㎡房屋，所以涉案土地使用证登记没有错误；第三人王德元无异议，并认为调解协议中的矮屋1.5间不仅包括祖屋的两间平房，也包括了与原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11.25㎡房屋。 经审核，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确认，能证明王某以笠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为权利来源依据，将上述祖屋中的两间平房和1980年搭建的11.25㎡房屋一并申请土地登记，并向登记部门提供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保证书、身份证等；东阳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9月13日准予登记并向王某发放了涉案土地使用证。对原告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在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之后，个人仅具有土地使用权，该证所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已失效，土地房产所有证仅具有一定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效力。原告提供的证据3属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与王某的指界、第三人王德宝及王德元的陈述存在矛盾，在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其陈述，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具有证明被告依据相关材料就涉案土地作出初始登记的证明力。第三人提供的调解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协议第一条的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认证意见，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与第三人系兄弟姐妹，涉案的土地使用证权利人王某（已故）系原告与第三人的父亲。经档案记载证明，原东阳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7月曾为原告祖父王春喜户5口人位于东阳笠里村的祖传土地房产办理过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为“东民字第16号”，载明该户有地基三间（面积壹分五厘），另有平房两间及楼房一间半（房屋面积共计壹分三厘），登记当时的五口人为原告及原告父母（王某、徐杏香）、祖父母（王春喜、吴秀景）。后因家庭人口增多及房屋破损等原因，王某户在1983年另行批得屋基四间（实际建造5间），祖屋只留存两间平房及一间半楼房。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涉案土地使用证中9.25＊6.35㎡部分关联的就是上述祖屋中的两间平房，原告另案起诉的东集用【2000】字第2-19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关联的是上述祖屋中的一间半楼房。1980年左右，平房南边新搭建平房11.25㎡。1991年7月14日，为解决家庭矛盾，王某、王德金、王德元及王德宝曾在原东阳市××镇××白云办事处达成了调解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就上述1983年批得的5间房屋及祖屋进行了分割，内容为“根据1987年有大队干部、亲戚在场对父母房产分割，虽未签字，现经兄弟讨论同意……房屋分德金（王德金）屋基2.5间，分德元（王德元）与德金同，德宝（王德宝）高屋一间堂屋半间，矮屋1.5间归父母（王某夫妇）所有”。2000年8月6日，原东阳市吴宁镇笠里居委会为王某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笠里村王某户房屋一处，占地69.99㎡，系解放前建造”，王某以该证明为权利来源依据，将上述两间平房的祖屋和1980年搭建的11.25㎡房屋一并申请土地登记，并向登记部门提供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保证书、身份证等；东阳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9月13日准予登记并向王某发放了涉案土地使用证。原告认为涉案土地使用证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向被告申请异议登记，被告于2019年10月18日为原告办理了异议登记。原告认为被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证时未将1952年7月的产权证作为权属依据并将原告自建的房产一并登记，行为违法。故诉至法院，诉请判令撤销涉案土地使用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原告认为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己对涉案土地证中的9.25＊6.35㎡土地享有权利；认为涉案土地证中的11.25㎡土地上的房屋系其建造，故主张被诉行政行为的权属来源审核存在错误，侵犯了其合法权利。本院认为，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地归国家及集体所有之后，该证仅具有一定的土地房产来源证明效力，在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一同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认定依据；虽然被告仅以笠里村的证明作为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的权利来源依据，但根据第三人王德宝提供的1991年调解协议，能证明涉案土地证中9.25＊6.35㎡的土地已经包括在协议中分给王某夫妇的一间半矮屋中，王某对此部分房屋对应的土地享有使用权。涉案土地证中另外11.25㎡土地对应的房产，原告主张系自己于1980年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份额上建造，但没有土地来源及房产所有权的依据；另外，原告认为该11.25㎡的房屋用途是猪栏和便缸，依据1991年调解协议，分割的不仅包括祖屋，还包括1983年批得并建造的5间房屋，是对当时家庭全部房地产的分割，原告未分得祖屋，在原告父亲分得的祖屋旁边独留原告用于猪栏和便缸的附属用房，不符合常理，在原告的主张与其父亲的指界相互矛盾时，应当认定在被诉行为作出时，原告对11.25㎡房屋享有权利的依据不足。因此，本院认为，1991年调解协议中的房产分割是各权利人对祖屋的重新分配，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涉案房地产的权利应归王某享有，原告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依据不足。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被告作出被诉行为时，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德金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刚 人民陪审员  马海光 人民陪审员  虞晓飞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代书 记员  陈英芝 附与本案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