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黑08行初4号原告王春艳，女，197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望奎县佳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负责人，住佳木斯市。委托代理人张天琪（系原告之女），199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望奎县佳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销售员，住北京市朝阳区（中国音乐学院）。被告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友谊路8号。法定代表人闫向军，区长。委托代理人秦阳，黑龙江百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佳木斯市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红旗路696号。法定代表人任志超，局长。委托代理人朱宝权，该局办公室主任。被告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路2666号。法定代表人张路，局长。委托代理人于航，该局法规督察科科员。委托代理人戴俊峰，黑龙江普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法定代表人刘杨，乡长。委托代理人刘汉虹，佳木斯市郊区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春艳诉被告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佳木斯市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强拆房屋行为违法及补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春艳诉称，原告在另一个案件中曾向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被告提起诉讼，被告为了对原告房屋盗拆的行为不受法律制裁，继续侵犯原告的财产及不向原告给予赔偿，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行终68号案件中提出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并未达到具体明确的要求，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春艳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和“王春艳的诉讼请求包括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属于王春艳，确认郊区政府等部门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违法，请求郊区政府等部门对强拆行为给予赔偿，请求对强拆责任人犯罪行为的相关材料予以移送。王春艳的上述诉讼请求不是基于同一行政行为和法律关系，分属不同法律规范调整，且被诉主体不同，诉请不明确，不符合行政诉讼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及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春艳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这两个问题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的(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书中得到确认。因被告对原告房屋盗拆的行为不受法律制裁，继续侵犯原告的财产，对原告未给予賠偿，原告自2020年3月31日起受到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即使当事人的起诉状内容属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必须接收当事人的起诉状。因此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决与本次起诉原、被告相同的前次起诉为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原告对(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这两个案件均是对(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中的起诉状进行审理，两个法律文书是同一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书，前者为一审审结法律文书，后者为二审审结法律文书。二、请求判决因存在与本次起诉原、被告相同的前次起诉，根据起诉顺序本次起诉为后诉，(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为前诉。三、请求判决后诉中“诉讼标的”与前诉中“诉讼标的”不同。四、请求判决这两次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五、请求判决后诉对前诉不构成重复起诉。六、请求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国家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是部门规章。七、请求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两级。八、请求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内容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九、请求判决只要是当事人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中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九种情形之ー，就是满足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一层意思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条件。十、请求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的内容不是确定当事人起诉状中诉讼请求是否为“具体”的内容，不是确定是否满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一层意思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之条件的内容，而是对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提出其他要求的内容，即要求当事人如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时，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如请求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时，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如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十一、请求判决在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九种情形之一，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同时还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四)款和第(三)款第二层意思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ー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十二、请求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的内容不是确定当事人起诉状中诉讼请求是否为“具体”的内容，不是确定是否满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一层意思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条件的内容，而是对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的内容，即要求人民法院在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内容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十三、请求判决在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内容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时，当事人不听从人民法院的要求明确诉讼请求，没有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递交的起诉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九种情形之一，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同时还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四)款和第(三)款第二层意思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十四、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第一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的规定。十五、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第二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规定。十六、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第三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之规定。十七、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中诉讼请求第四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之规定。十八、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层意思之规定。十九、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二十、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二十一、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层意思之规定。二十二、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款第一层意思之规定。二十三、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层意思之规定。二十四、请求判决对(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起诉状依法应当登记立案。二十五、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审理法官抗拒《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没有按照起诉状中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二十六、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的行为。二十七、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而枉法裁判的行为。二十八、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行为。二十九、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抗拒《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没有按照(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起诉状中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没有按照(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上诉状中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三十、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违反法定程序而枉法裁判的行为。三十一、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子采信，而枉法裁判的行为。三十二、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行为。三十三、请求判决被诉的行政行为只有一个，即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盗拆，对原告的房屋进行盗拆的行政行为是四个被告共同完成的。三十四、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中，被告一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被告二佳木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郊区分局、被告三佳木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被告四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为共同被告。三十五、请求判决该案件原告是国家公民，且只有一人。三十六、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不是经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均同意后才能够审理的共同诉讼案件。三十七、请求判决(2019)黑08行初19号案件是人民法院依法必须审理的案件。三十八、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以“王春艳的诉讼请求包括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属于王春艳，确认郊区政府等部门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违法，请求郊区政府等部门对强拆行为给予赔偿，请求对强拆责任人犯罪行为的相关材料子以移送。王春艳的上述诉讼请求不是基于同一行政行为和法律关系，分属不同法律规范调整，且被诉主体不同，诉请不明确，不符合行政诉讼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及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春艳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由，作出(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裁定结论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三十九、请求判决行政诉讼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及法定起诉条件为:①被诉行政行为构成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亦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范围。②在一个行政案件中被诉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尽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时可以提出多项具有内在逻辑牵连的诉讼请求，但作为诉讼请求基础的被诉行政行为却须只有一个。即通常所谓的“一行为一诉”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原则。③不同的行政行为，作出主体不同，所依据的行政实体和程序法律存在差别，所基于的事实有异，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容、强度等亦不完全一致。若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行为提出起诉，则不仅不利于行政机关有效应诉，而且势必对人民法院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归纳争议焦点，组织举证质证，认定案件事实，安排法庭辩论，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清晰明确的裁判等诉讼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阻碍，进而影响到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审判职能作用发挥，还无益于有针对性地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该原则实为行政诉讼规律使然。④《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作出了“同一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作出了“因同一行政行为产生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这两个法律条款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共同被告”条件和同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共同诉讼”条件的案件，就不属于“一案一诉”的案件。⑤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除非存在关联事实等特殊情况及出于诉讼经济的便宜考虑，一般不得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行为列为被诉行政行为。四十、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案件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而枉法裁判的行为。四十一、请求判决撤销(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依法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019)黑08行初19号上诉案件重新审理，重新审理中依法撤销(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发回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四十二、请求判决本次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四十三、请求判决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依法必须做到释法说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四十四、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书的结论意见为“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并未达到具体明确的要求，且经原审法院告知补正后，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四十五、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书的审理法官作出“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并未达到具体明确的要求，且经原审法院告知补正后，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裁判是在没有“释法说理”，未经分析论证的情况下作出的。四十六、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书是未经分析论证而直接使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之类的表述作为结论性论断的裁判文书，是抗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的裁判文书。四十七、请求判决（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书的审理法官的行为是故意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而枉法裁判的行为。四十八、请求判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四十九、请求判决对本案进行审理的法官无自由裁量权。五十、请求判决对本案中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五十一、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对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及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不服提起的本次诉讼，程序错误。二、原告的起诉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三、原告提出的第十四项至第十七项诉讼请求已经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分别作出（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和（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两份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属重复起诉。四、原告诉请中所涉房屋的产权人系赵国友，立契时间为1996年8月20日的房屋契证中的房屋拆迁工作系佳木斯市四丰山风景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实施的，该指挥部是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了四丰山风景区的开发、建设、管理而成立的临时机构，故原告以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作为拆迁主体提起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的起诉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佳木斯市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一、原告诉请中所涉房屋的产权人系赵国友，立契时间为1996年8月20日的房屋契证中的房屋拆迁工作系佳木斯市四丰山风景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实施的，该指挥部是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了四丰山风景区的开发、建设、管理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二、原告诉状中提及的佳木斯市郊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并不存在，佳木斯市郊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服务大队隶属于佳木斯市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告诉讼请求中所涉的房屋拆迁行为实施主体不是佳木斯市郊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服务大队，也不是佳木斯市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告开列被告错误。被告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辩称，一、2019年2月13日，原告曾以姓名为赵国友立契时间为1996年8月20日的房屋契证中的房屋被拆除，提起房屋强拆行政诉讼，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又提起本次诉讼，两次起诉被告完全相同，本次诉讼请求虽多达51项，但与上次诉讼的5项诉讼请求基本相同，两次诉讼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也基本相同，构成重复起诉。二、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赵国友，原告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不具有主体资格。三、2013年4月佳木斯市四丰山风景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对违法建设的房屋进行了拆除，该指挥部不是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下属部门，也不是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成立的，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没有下达任何法律文书，也未对本案涉案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四、2013年4月涉案的违法建筑被拆除，原告于2020年4月20日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按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还是按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原告的起诉均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多达51项，与法律的相关规定不符，原告提起的两次行政诉讼法院均已立案受理，不存在未登记立案情形。原告请求对（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和（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是否正确进行审理，不符合法律关于诉讼请求的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是赵国友名下的房屋契证和其双方签订的协议，该协议是否真实有效须经民事法律程序进行确认，原告用该协议作为行政诉讼的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赵国友对拆迁事宜有异议，应由其自行主张权利，而不是由原告代为主张，原告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二、赵国友名下的房契证所涉及的房屋只是坐落于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行政区域范围内，原告的诉讼与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没有法律规定的关联性，原告将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列为被诉主体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原告提出的几十项诉讼请求既不明确也不规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诉请的内容也没有表达清楚其真正的诉讼目的，原告对之前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不服或有异议，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故其本次诉讼超出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范围。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春艳自称与赵国友于2013年2月21日签订协议，约定赵国友将位于佳木斯市四丰乡花园村，产权人为赵国友，立契时间为1996年8月20日的契证字043号房契所涉房屋以10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协议中约定房屋东邻管万年，西邻孙艳珍，南临道，北临道。房屋所在院落占土地面积1295平方米，其中房屋面积为237.5平方米，不包含59平方米的主房。该59平方米房屋系有照房屋，由产权人赵国友与佳木斯市四丰山风景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签订回迁安置协议，已回迁完毕且得到补偿。原告自述四被告于2013年4月对其从赵国友处购买的房屋进行违法强拆，具体日期不清楚，其当时未在家，房屋被拆除后的第二天，赵国友和村里的人向其告知该房屋被拆除。原告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五十一项诉讼请求。经法院向原告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原告将诉讼请求确定为：请求确认四被告未经允许强拆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并予以赔偿。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6月25日向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上访，反映其在花园村购买赵国友的房屋被强拆问题。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佳郊四政发[2018]28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载明，2009年市委市政府拟引进香港金锋公司开发建设四丰山风景区项目，2010年7月22日下发了佳政布[2010]10号《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整治城区内抢建违建建筑行为的通告》及佳政布[2011]1号《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四丰山水库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的通告》。城市规划范围包括四丰山及四丰山水库环湖路边缘外1.5公里区域（此范围包括四丰乡花园村两个屯），明确规定对其范围内的违法滥建行为依法严肃处理。2011年4月2日，赵国友在其自家院内建筑养殖房200平方米一处，没有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后期通过各种关系办理产权证200平方米。2012年11月21日，市规划局、土地局、郊区建设局、郊区房产处等单位经调查取证，共同认定该房照为违规办理，房屋为抢建违建，并对该房照进行了作废处理。2011年城市执法局依据有关文件及规定，对包括赵国友等10户违法建筑下发了自拆通知书，赵国友等人拒不执行有关文件及规定。2013年4月，由市、区城市执法局、顺达拆迁公司、四丰山风景区开发建设指挥部、郊区政府、四丰乡政府等依法对赵国友等人的违法建筑进行强拆。上访人王春艳明知是动迁地段违法抢建强拆房屋，于2013年2月21日与抢建强拆房屋所有人赵国友签订了买房协议。故对王春艳上访反映的问题不予支持。再查明，原告王春艳曾于2019年1月27日就本案的诉讼标的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行终68号行政裁定，维持了（2019）黑08行初19号行政裁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主体资格。本案中，案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系赵国友，原告王春艳自称与赵国友于2013年2月21日签订购房协议，约定以10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但未提交购房款的付款凭证或收据等相关证据，也未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不能确定该购房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原告王春艳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与案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且原告王春艳自述其于房屋被拆除的第二天就已经知道案涉房屋已于2013年4月被拆除，于2019年1月27日才首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二年的起诉期限，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春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给原告王春艳。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石广玉审判员  卢伟艳审判员  肖宇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覃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