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1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新湖石村。法定代表人:武洪涛。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承志，广东宇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汪朝阳，男，196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达，男，197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上述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湖北鸣伸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惠州市惠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治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汪朝阳、刘达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终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8）粤民申117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冶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未能正确认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未能正确认定本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及其所有权属性，导致判决错误。惠冶公司对本案承包经营的客体享有的所有权从未发生转移，该所有权贯穿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始终，惠冶公司享有所有权客体的孳息，享有该资产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货币量化的增减的收益。该收益并非因为刘达、汪朝阳的承包行为而产生，与刘达、汪朝阳无关。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企业完善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法律形式，是发包方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企业的经营权采取适当方式承包给企业经营者自主经营，由承包方向发包方承包上交利润等任务，而明确相互权利的协议。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具有特殊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企业财产。这里的财产，既包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等流动资产，也包括企业信誉、产品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只转移企业财产的经营权，不转移其所有权。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中，发包方让与的是企业财产的经营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和经营等一定的处分权，并不让与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具体到本案中，惠冶公司作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发包方，在2005年12月30日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也就是惠冶公司的当时价值2039561元的全部资产，包括生猪、兽药、饲料等活资产及固定资产、货币，发包给刘达、汪朝阳经营。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是不同形式的可以直接用于某项经营业务，可以产生收益的资产，而不是货币。本案中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的所有权属于惠冶公司，而不是属于刘达、汪朝阳。而本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是生猪、兽药、饲料等活资产及固定资产和货币，而不是2005年与上述资产可以等量量化的货币。刘达、汪朝阳是在惠冶公司交付的生猪、兽药、饲料、猪场等可以用于经营的资产的基础上承包经营以获得利润的，而不是在惠冶公司交付其的等值货币的基础上承包经营的。二审法院将本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等同于合同签署时量化的货币，是对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性质的错误认识，也是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的。一审法院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的货币量化金额来判令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返还承包经营的资产，是正确的保护了惠冶公司的所有权人的权利。二审法院判令刘达、汪朝阳按照承包合同之初承包经营客体的货币量化金额来向惠冶公司返还承包经营的资产，实际上是剥夺了作为所有权人的惠冶公司，享有承包经营客体孳息的权利，而错误的将这一孳息判令给了不享有所有权的刘达、汪朝阳。显然是违背物权法的精神的。（二）二审法院认为“整个合同通篇均未约定合同解除返还资产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005年开始承包的生猪、兽药、饲料的数量计算”，是对双方合同的错误理解。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刘达、汪朝阳有承包期间确保厂内资产持续的义务，尤其是猪群数量和质量不低于承包时的义务。承包合约明确约定：乙方承包期间内要确保厂内资产增值不流失，乙方需每月10日前向甲方代表提供生产财务报表，乙方承包期间猪群存栏不能低于承包前存栏数量、重量，如低于承包前总存栏的30%甲方有权随时收回承包权，并按承包定价实际盘存总资产的80%计算乙方盈亏。根据以上约定，在承包期内，刘达、汪朝阳有保持固定资产、猪群、饲料等承包经营客体一直持续的义务，更必须保证活资产中的猪群的数量质量一直延续在不减少。刘达、汪朝阳的上述义务，持续至承包期满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返还承包经营客体为止。也就是说，根据约定，在双方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刘达、汪朝阳需要向惠冶公司交还的，是不低于承包合同签署之初数量和质量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猪群、饲料等，如果刘达、汪朝阳在此时无法向惠冶公司返还上述固定资产，那么刘达、汪朝阳就应该向惠冶公司支付上述固定资产此时的等量货币，而非合同签署之初量化的同等金额的货币。本案一审法院以2016年10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按照承包合同签订时的生猪种猪群及猪饲料的数额，确定市场总价值4041900元作为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返还资产的依据是正确的，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的本意。而二审法院在没有正确理解双方合同本意的基础上，机械的从字面上“寻找整个合同通篇均未约定合同解除返还资产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005年开始承包的生猪、兽药、饲料的数量计算”，明显与合同本意相悖。（三）二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会形成严重的错误示范，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予以撤销。按照二审法院的判决，企业承包经营中的承包方，可以在承包期届满时，根据承包期限开始和终止时的货币量化差额，来选择向发包方的返还承包客体的方式，如果承包经营客体增值，就按照承包开始时候的量化货币返还等额货币，而如果承包客体贬值，就直接向发包方返还承包客体实物。如果本案二审判决不予以纠正的话，以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中，承包方在承包期满时，就可以随意处分承包经营客体，以获得本不属于其所有的承包经营客体的孳息，其对法律公平性的破坏将远远不止于本案，将会贻害无穷。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判决未能正确理解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中承包经营客体所有权不发生转移的属性，也未能正确的理解双方签署承包经营合同的条款，造成对惠冶公司严重不公平的错误判决，为此请求再审撤销二审法院（2018）粤13民终71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再审维持一审法院（2017）粤1303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返还承包期满后的其他资产4041900元及价值1239567.5元的固定资产。刘达、汪朝阳提交意见称：惠冶公司的再审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不符事实。一审判决直接违反证据证明的事实，违反客观规律，判决结果脱离合同约定和客观实际，被终审纠正是必然的。终审判决查明事实准确，严格依据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与合同结合的客观证据，对案件全过程结合证据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依法否定一审判决，肯定刘达、汪朝阳的上诉请求。因而，依法应当驳回惠冶公司的再审请求。针对惠冶公司再审请求及理由，根据案件事实，结合证据予以反驳。首先，对于惠冶公司对终审判决的认定，认为“判决（第15页第12-19行）对于案涉企业承包总资产的认定、核算以价值货币化认定、认定合同通篇均未约定合同解除返还资产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005年开始承包的生猪、兽药、饲料的数量计算、以及对一审判决的评判，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的意见。刘达、汪朝阳对惠冶公司的这样的意见表示难抑的不解和遗憾！这与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的客观规律严重脱离！现代地球的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无一不是以货币量化来支持和衡量的！这是国际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特征和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民商事活动的开始、过程和结果，都是以货币量化预测、控制、衡量和总结的。本案是企业承包合同关系，是社会商事活动范畴，不以货币量化衡量还能以什么来衡量？我国对于商事活动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量化经营过程和结果合法，合乎经营规律。人民法院审理商事活动纠纷，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量化以人民币为依据合法、合乎现实和合乎经济规律。就本案来说，还合乎合同约定。本案合同中，就是明确以人民币来量化承包基础、承包基数、承包总资产、承包指标（上交承包利益）、债权债务处理等等，全部都以人民币数量为核定依据！即使有些因素存在重复计量，那只是在核定承包总资产的核算运算过程中的情况，并且，也最终转化为人民币数量参与继续核算（注：这些核算过程的数据资料，都是惠冶公司在一审立案时提交给一审人民法院的，刘达、汪朝阳对这些数据一直认可不持异议），最终形成人民币量化的承包基数（总资产数据），并且以此基数确定承包收益的上缴数据（比例），而这个上缴数据也还是以人民币量化的数据！这些人民币量化的数据已经在双方约定的合同之中明明白白的记入了合同文字内容。惠冶公司凭什么认为终审人民法院将双方约定的、在前期诉讼过程中双方都不持异议的资产价值数据货币2039561元认为是资产价值货币化为2039561元就是错误？并且，在合同中约定了资产确定的时间基准点是2005年12月28日，各股东在公司这个总资产中根据股权比例，确定每人所享有的具体数额，也予以了明确的货币数字化，并且记明在合同之中（见合同第一条各股东在总资产中的份额记载）！合同约定双方在合同中确定的资产数据稳定不变，明确了“承包期间总资产不调整”，“承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定额上缴、自担风险、、自行缴纳国家规定的各种相关税费用。”这些约定已经非常清楚明确的确定了“总资产不调整”的原则。既然不调整，就确定了“固定资产不变”、“活资产不变”的结论。所以，在经营期间不存在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问题（这一点惠冶公司一直也是认可的，所以不提出该请求），也不存在增加的问题。如果有乙方建设增加了猪舍等固定资产，合同约定就“进入乙方新增投资入股”（合同第五条前部分）。这个约定就明确以固定资产的角度阐释了“总资产不调整”的承包原则。同样，双方确定的公司所有的活资产也就不存在增减的问题。所以在合同中就约定“对多出盘存的生猪和饲料经双方协商定价计算（乙方有权对多出盘存的生猪和饲料自主处理）进入乙方新增资产入股。”这里“多出”的资产只能入股，肯定也只能核算为货币数据，因为在前述文字中明确了“双方协商定价计算”。并且这个数据与承包时核算方式一样，统计出总价款货币，与合同确定的“总资产”中的活资产比较，也就是与“总资产”2039561元减去固定资产1236567.5元的余额802993.5元比较。这是极其明确而简单的会计核算。总之，对于固定资产的约定和“活资产”的约定，只能采取同一的方式和核算标准，那就是价值货币化数据！因为在承包总资产数据中本来就是价值货币化数据一个标准计算的。那么在合同到期或者解除时也就只能是依据货币化数据进行处理！我国银行法等法律，已经确定了国内经济核算的本币就是人民币。不知道惠冶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和终审判决确定的“‘总资产’等同于货币”错误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惠冶公司只提出了结论，却没有举证证明在中国不能将资产以货币核算的理由及其依据！承包合同确定的本案的承包总资产是人民币2039561元！这就是合同到期时应返还给惠冶公司的财产数据。合同约定是“不调整”的。而且根据惠冶公司提交的核算过程计算数据，确定固定资产为1236567.5元。该资产合同到期时存在，维护状态完好！并且在合同到期后，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发出了要求接受的书面联系函（惠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洪涛先生签收）。根据核算的承包总资产数据，承包总资产2039561元（合同上称为总资产，在中粮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信笺上核算公式中也称为净资产）除去固定资产1236567.5元后的余额是802933.50元。综合上述事实过程，将资产货币化是承包时以惠冶公司为主体进行的，所有物品都经过核算为货币数据后进行固定，经过加减综合确定承包总资产写进合同，核算资料和合同完整真实记录了过程和结果。因而，惠冶公司对于终审判决的这个申诉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终审判决对于承包资产的认定判断处理是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实际核算结果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其次，惠冶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称“二审法院未能正确认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未能正确认定本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客体及其所有权属性，导致判决错误。”同时认为“惠冶公司对本案承包经营的客体享有的所有权从未发生转移，该所有权贯穿企业承包合同的始终，惠冶公司享有所有权客体的孳息，享有该资产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货币量化的增减的收益。该收益并非因为刘达、汪朝阳的承包行为而产生，与刘达、汪朝阳无关。”刘达、汪朝阳对于惠冶公司的这个意见，更是难以苟同！我们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其不合事实。1、无论是刘达、汪朝阳还是终审法院及其法官，都没有认为或者认定承包资产不属于发包企业！从终审判决中完全看不到法院及法官有这个认定，在终审判决中全篇没有说过承包资产不属于发包人，判决结果也有资产返还的结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问题：如果承包资产不是发包企业的，企业怎么可能无障碍的发包和管理？承包人又凭什么每年向发包人缴纳数十万元的承包费？而刘达、汪朝阳在合同到期时向惠冶公司发出接受财产的联系函，就确切证明刘达、汪朝阳认定承包资产是发包人所有并且没有非法占有的意愿！2、惠冶公司所说的财产孳息，违反了合同约定。合同约定承包资产在承包期间是不做调整的。合同约定是体现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客观载体，这种不调整的合意在前面引用合同的多个方面的约定予以了说明。而合同绝对没有在合同履行过程或者合同终止或者合同解除时要对承包资产计算“孳息”的约定！这在合同中对固定资产及活资产在承包期间如果发生了增加的话，对于增加的处理方式约定中完全可以反映出来！3、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是依据承包总资产核定承包上交企业收益比例的。十年累计上交近600万元，这是承包合同约定的指标。合同原意明确是公司将2039561元资产发包经营，约定公司以此资产比例收取经营收益。4、从承包时惠冶公司对于确定承包资产过程的核算过程和相关数据，承包总资产2039561元，是将公司当时的猪、饲料兽药、猪场出卖资金、应收账款、固定资产与应付账款（债务）进行综合核算以后的数据，是在发包承包时先将活资产资金抵付公司原欠的约定由承包人代偿的债务1425441元（欠木料款3000元在实际核算中没有计入，如果计入那债务就是1428441元）。依据市场惯例，这实际就是一次交易！活资产通过此交易抵消了1425441元债务，减少了承包总资产，也就要由承包人在承包经营期间负责清偿惠冶公司发包前的债务。不要说合同约定在合同终止时承包资产不调整也没有约定计息，即使约定了有息，那先行抵付了债务的资产也要计息吗？！哪有这样的会计核算方法！5、再次说明：惠冶公司在一审起诉时核算出来主张刘达、汪朝阳返还的那些价值人民币4712154元的“活资产”，在承包关系中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合同标的！并且核算出这两个“增值”数据的原始数据也从来就不是合同的独立标的或者指标！惠冶公司实属无理缠讼。是玩滑稽的法律游戏！前面已经详细的说明了，整个证据证明，惠冶公司起诉的“活资产”是承包合同达成时确定合同标的“承包总资产2039561元”过程中的一个因素，经过货币核算量化后，与其他数据进行核算，形成了承包总资产2039561元，最终以2039561元为基数确定每年上交款的核算依据。总资产2039561元才是发包承包标的，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只能涉及此标的的返还处理问题。刘达、汪朝阳在合同终止时也就此向惠冶公司递交交接《联系函》！所以，“活资产数据”是核算标的过程中的数据，不是标的。而惠冶公司却将这些已经纳入标的核算过程的数据，又重新抠出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再“增值”计算，再产生一个巨额资产数据，要刘达、汪朝阳“返还”！于法不符，于理不符，于情不符！6、当事人约定是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重要文件，如果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事实，就是解决双方争议的重要依据。而本案合同，没有任何“孳息”的约定！7、而且本案合同，不是承包的养殖企业能够继续正常养殖生产的情况下到达双方合同的约定终止时间而终止的。是由于政府禁养，并且惠冶公司不能提供新的养殖场地实际提前终止的。在合同到期的2015年12月31日前，惠州市及惠阳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及广东省对环境水源保护的规定，决定停止原告公司在惠州市××区平潭示范场的生猪养殖。截止期限是2015年12月22日自行清空养殖场所，逾期没有自动清空的，采取措施强制清理。这事实，是同在此地养殖的惠冶公司其他股东都知悉的事实。并且，其中一个股东孟先生因为没有在政府指定的2015年12月22日前主动清栏停止在该地养殖，被政府强制推平养殖场猪舍，遭受了猪舍及生猪的损失！作为承包人的刘达、汪朝阳多次就此事实与惠冶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沟通，而惠冶公司明确说明不能提供场所转移生猪。刘达、汪朝阳只有自己花费资金另行寻找养殖地点，并且将在承包期内已经经过多轮次淘汰后再培殖的种猪母猪及其他生猪转移，才免除了原养殖场猪舍及其他养殖设施被强制铲平毁损的结果，才避免了养殖的各种生猪被强制拆除时建筑物垮塌灭顶之灾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当时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如果承包人拒绝按照政府指令停养导致猪场财产被毁就要赔偿损失”！迫使刘达、汪朝阳较早的找地搬走全部生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刘达、汪朝阳在合同期限到来前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前清空养殖场停止了养殖，惠冶公司却也不认账！在一审起诉时还主张合同到期以后政府禁养期间的2016年一年的“损失”！也不承认其法定代表人武洪涛先生于2016年7月22签收的刘达、汪朝阳于2016年7月22日送交的《关于进行承包合同终止结算的联系函》，该函中明确说明了养殖场固定资产仍然存在，请公司办理接收手续。冶公司却在收到《联系函》以后的提起一审起诉时主张“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固定资产经济损失1236567.5元”，理由是“被告侵吞了承包的所有资产，私自将财产据为己有，拒不归还。”！这直接与刘达、汪朝阳送达给惠冶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洪涛的联系函表明的事实不符。而一审法院竟然判令“返还。及价值1236567.5元的固定值产”！实在叫人叫绝！这样的判决惠冶公司也能说符合事实？终审法院纠正何错之有？难道高级人民法院也真的能够听惠冶公司的“维持”？8、惠冶公司支持其主张的所谓“公证”及“鉴定”完全违背合同等事实证据，违背证据的特定指向性！甚至在时点确定上完全是随意和不特定的。更与合同确定的时限完全不符。一审法院的数据来源又与所谓的“鉴定”不一样，数据来源无证据证明支持。更不说刘达、汪朝阳早就通知惠冶公司接受固定资产了！一审时原告是说都被刘达、汪朝阳“侵吞了”、“据为己有”！而刘达、汪朝阳举证证明了固定资产完整存在并且通知惠冶公司接受。同时说明有79万多元流动资金也要移交。但是，一审法院竟然对这些经法庭质证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不顾，认定惠冶公司不还固定资产（这样的认定与武洪涛签收的联系函不符）！判定固定资产“现值需经评估确定金额（这与合同中固定资产不调整的约定不符!）”判决生猪种猪按合同到期后的市场价格返还！既违反了合同确定的“承包资产”的核定过程，也违反了生猪养殖的客观规律和市场规律，更无合同约定依据！9、惠冶公司的原一审起诉诉求及一审法院判决和本再审申请完全违背了养殖业的科学规律！从惠冶公司的原起诉及申请再审的理由看，惠冶公司认为移交的生猪种猪和母猪是可以一直配种及生产的！这样它们一直可以坚持到承包期的10年后！所以，就要按10年后的价格返还！这是典型的违背养殖的生产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的认识。而且一审判决也是这样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的引用没有法律证明力的证据而发生判决错误。事实是，生猪养殖的规律，种猪和母猪都是损耗性生产资料。种猪从培育到丧失配种价值正常状态只有两年多。就算在承包时全部种猪都是当年开始培育的，到第三年2008年中期就已经全部淘汰损耗！从此得由承包人自己出资培育养殖需要的种猪直到合同到期。到合同期满，承包人约需要三次出资培育种猪。而最后一次种猪也是承包人按照当时的价格自己出资培殖的种猪。这发包时的种猪怎么可能能够产生“孳息”到2015年12月31日？能繁母猪的能繁周期是三年左右。同样假设所有能繁母猪都是承包时开始培育的，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就已经全部淘汰损耗！从此也要由承包人出资培育养殖生产所需要的母猪，直到合同到期。在这十年的承包期，承包人至少要两次出资培育能繁母猪。最后培育的母猪是以当时的市场价格自己出资培育。这发包时的母猪怎么可能还能有“孳息”计算到2015年12月31日？同样，育肥生猪，更是在出生时起6个月到6.5个月就达标出售了。就算在盘存时全部育肥猪都是刚刚出生的，也在半年时全部销售，按照当时的价格产生一次性利润，从此以后育肥猪都是当事人重新养殖育肥的。这发包时的育肥猪怎么可能还可以有孳息计算到2015年12月31日？所有2005年的生猪都要计算孳息10年到2015年底？依据何在？而且计算方式是将2005年的生猪按照十年以后物价计算！理由何在？依据何在？上述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猪养殖育肥生产中，种猪和能繁母猪属于损耗性生产资料。育肥猪是商品，通过育肥猪的价值实现将种猪和能繁母猪的损耗挽回。从另一个角度说，种猪和母猪是育肥猪损耗，构成育肥猪的生产成本。也是通过育肥猪的销售产生利润，才能有资金交纳承包金！怎么可能在合同到期时还要将构成商品成本的物品返还给发包人！兽药饲料更是如此！特别是，这些还是要先抵消发包企业在发包前所欠债务的。退一步说，即使合同约定要算，也应该将抵消债务后的余额约80万元进行核算哦！惠冶公司的主张完全违背生猪养殖业的生产规律和市场规律，依法应当驳回。第三，惠冶公司称：二审法院认为“整个合同通篇均未约定合同解除返还资产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005年开始承包的生猪、兽药、饲料的数量来算”是对双方合同的误解。刘达、汪朝阳认为，惠冶公司这一理由完全不符事实，是对终审确定事实的误读。1、前面已经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合同约定的是承包资产不调整，也理清了承包资产的构成及其产生的过程。不再多说。2、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间资产增值不流失与保证存栏量等等，是对承包经营生产过程的要求！与惠冶公司提出的合同到期返还财产没有关系！3、在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资产和活资产到期时多出的的核算处理的内容，就可以明确的清楚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间总资产不调整”的含义是具体明确的！并且是核定人民币价值比较！不是计算斤两！4、而“总资产”的描述在合同中清楚记明“2039561元”！这又正是由“活资产、债权债务、兽药饲料、固定资产”等等核算的结果。5、所以，合同终止时，应该返还的就是这2039561元。除去固定资产1236567.5元，那么活资产余额就是802993.5元了！惠冶公司有什么依据要求已经与债务核算抵消了的部分“活资产”要重新再抠出来核算“孳息”？这是什么算盘或者计算机“算”出来的？因而，终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惠冶公司对终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的反对是不符合事实的。第四，惠冶公司称：二审的错误判决，会形成严重错误的示范，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予以撤销。刘达、汪朝阳认为，惠冶公司此说完全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不值一驳！第五，刘达、汪朝阳在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中，举证证明和明确说明通知惠冶公司收取1239561.5元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余额799993.5元现金，上诉请求也得到终审法院认定。只是在金额上相差3000元。而这是一笔木料款核算的遗漏造成的。这个余额和固定资产在合同到期后、惠冶公司一审起诉前，刘达、汪朝阳就通知惠冶公司接受而惠冶公司拒不接受！终审判决确定的固定资产和现金802993.5元的实际，除了3000元木材差异，与刘达、汪朝阳向惠冶公司送交的《联系函》一致，是刘达、汪朝阳在惠冶公司提起一审起诉之前就已经通知惠冶公司接受的标的！根本没有拒绝交还的行为。即使考虑差异，也只有3000元！要判也只能是在刘达、汪朝阳《联系函》中没有包含的这3000元进行判决。这样，本案实为“无讼之诉”，是惠冶公司违背事实的恶意诉讼，已经造成了刘达、汪朝阳的巨额经济开支损失和人力损失，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诉讼资源！实际应该驳回惠冶公司的原全部请求，那么依法应当由惠冶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综上所述，根据合同和其它证据，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及判决结果错误，二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依法判决准确确定事实，并判由惠冶公司承担一审、终审、再审全部诉讼费用。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承包合同纠纷。2005年12月30日，惠冶公司（甲方）与该公司股东刘达、汪朝阳（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位于惠阳平谭示范场内惠州市惠治实业有限公司（含仍图老猪厂）全部资产发包给乙方经营、资产总量按2005年12月28日盘点为准，共同总资产合计人民币2039561元。承包期间总资产不调整，承包经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定额上缴、自担风险、自行缴纳国家规定的各种相关税费用”，以及第七条约定：“乙方承包期间要确保厂内资产增值不流失，（固定资产、猪群、饲料见附表），乙方需要每月10日前向甲方代表提供生产财务报表，乙方承包期间猪群存栏不能低于承包前存栏数量、重量，如低于承包前总存栏的30%甲方有权随时收回承包权，并按承包定价实际盘存总资产的80%计算乙方盈亏”，双方在承包当时虽对资产总量约定按2005年12月28日盘点为准，总资产合计2039561元，承包期间总资产不调整，乙方承包期间要确保厂内资产增值不流失，但亦明确乙方每月均应向甲方提供生产财务报表，乙方承包期间猪群存栏不能低于承包前存栏数量、重量，且从合同第五条关于“合同到期乙方所增加的投入所建猪栏、保育栏、住房按甲方现场代表、股东签定的价格量进入乙方新增资产入股。对多出盘存的生猪和饲料经双方协商定价计算（乙方有权对多出盘存的生猪和饲料自主处理）进入乙方新增资产入股。乙方承包期间，如遇政府征地，双方应解除合同在乙方交清到期承包款后，双方盘存清理资产，乙方承包期间所建猪栏、保育栏、住房等增值部分的赔偿归乙方。其他赔偿归甲方”的约定内容来看，到期后或解除合同时，双方需要对资产进行盘存，乙方即承包方仅有权对多出盘存的生猪和饲料自主处理，并未约定承包方可将承包资产进行处置，现本案承包合同期满后，双方并未对承包资产（包括活资产）进行盘存及移交，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自采信惠冶公司单方委托的价值评估咨询报告书，认定应返还的生猪种猪群及猪饲料等价值为4041900元，二审法院则以承包当时资产总量2039561元为依据认定应返还的资产总量，均属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终71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审判长  金锦城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邓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