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4行初71号原告：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负责人：陈信生，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卫，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衡东县兴衡东路**。法定代表人：徐志毅，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美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娇丽，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衡阳市解放大道**法定代表人：朱健，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娥。第三人：衡东县霞流镇鸿霞村第九村民小组。负责人：王衡春，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强，男，198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衡东县。原告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鑫霞村二十四组，原堰霞××组）因与第三人衡东县霞流镇鸿霞村第九组（下称鸿霞村九组，原大水田九组）山林权属争议，不服被告衡东县人民政府（下称衡东县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下称衡阳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6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卫，被告衡东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美林、向娇丽，被告衡阳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娥，第三人鸿霞村九组组长王衡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16日，衡东县政府作出东林证处字（2019）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涉案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地的山林权属以细水塘南北方向按面积各占一半，南面归鸿霞村九组所有，北面归鑫霞村二十四组所有与无争议的茶山相连。鸿霞村九组、鑫霞村二十四组均不服涉案处理决定，分别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19日向衡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31日衡阳市政府作出（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涉案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衡东县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字（2019）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诉讼请求：一、请求撤销衡阳市政府衡府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衡东县政府东政林处字（2019）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二、判令衡东县政府重新作出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事实和理由：一、衡东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作出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理由是：1、第三人鸿霞村九组所持00××94号林权证不能证实其在细水塘东边享有林地所有权，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衡东县政府仅凭鸿霞村九组林权证上“王家垅细冲”及无法查明四至的记载，强行与原告所拥有的细水塘东边林地混同，违背了林权证的原始记载，也侵害原告合法权益；3、衡东县政府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11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衡阳市政府作出的涉案复议决定系维持涉案处理决定，故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作出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应予纠正。综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为支持其诉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大水田九组00××94号林权证、王衍富0037713号植树造林证，拟证明堰霞××组拥有位于细水塘东边的面积8亩林地，其四至范围明确。大水田九组的位于王家垅细冲的1亩林地的南、北至位置不清，其与堰霞××组的细水塘东边林地不存在重叠。王衍富植树造林证不是林权所有证性质，不能以此主张林地所有权；2、霞流公社管委会关于堰霞××组与大水田九队山权问题的处理决定，拟证明1981年12月21日，堰霞××组与大水田九组在历史上唯一的争议地位于“中咀岭”，已处理完毕，无其他土地争议。并且，政府在双方的林权证上“备注”栏中予以注明；3、大水田九组0043591号林权证、堰霞二组0004189号林权证、堰霞七组0004196号林权证、堰霞八组0004194号林权证，拟证明有关“王家垅”、“细冲”的地名出现在多个林权证，以此证明这两个名称不具特定指向性。不能证明大水田九组位于王家垅××林地与××水塘东边林地重叠；4、细水塘东边及周边山地卫星图，拟证明王家垅距离争议地较远，而大水田九组林权证有关“王家垅细冲”的记载，通常理解应当是指王家垅附近的水塘，而不可能与距离较远的细水塘有牵连；5、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010）第19号、第20号山林权属争议调处会议纪要，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011）第0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衡阳市政府作出的（201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山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衡中法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第一轮确权及诉讼结论是：①确认堰霞××组××××组对细水塘东边山林的林地所有权，二者以崎岭倒水为界，东边归二组，西边归一组；②推翻了有关大水田九组在该争议地的林地所有权。该判决书也已生效，因此，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大水田九组提出的所有后续争议程序均不具有合法性；6、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012）第04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衡阳市政府作出的（2012）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衡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第3号行政判决书、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第3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第二轮确权、复议结论是：争议地细水塘东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归堰霞××组所有。但是，衡东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大水田九组在争议地拥有“插花山”，这是法院以审判权代行政府行政权，在争议地中创造了大水田九组的一处插花山的权属来源，明显违法；7、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013）第03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衡阳市政府作出的（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衡阳中院作出的（2017）第9号行政判决书，湖南省高人民法院（2018）第1175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9365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第三轮确权结论是：争议地细水塘东边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归堰霞××组所有。但是，衡阳市政府迫于大水田九组非法闹访的压力，违背事实和法律于2015年6月1日作出撤销确权决定的（2013）59号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衡阳市政府复议违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导致简单的行政争议复杂化；8、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019）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衡阳市政府作出的（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第四轮确权：政府采用简单粗暴方式将细水塘东边争议地“一分为二”分别确权给堰霞××组、大水田九组既违反了“双方均能拿出林权证”的基本事实，也违背了须结合各自林权证记载的“一亩”和“八亩”这一实际情况的规定，对堰霞××组显失公平；9、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法律意见书》，拟证明①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所确定的林地所有权没有争议，属于堰霞××组所有，并且“四至”范围清晰，权属无争议。②大水田九组的林权证“四至”有两面无法确定，权属存在争议。③王衍富0037713号植树造林证可以证明林木所有权归大水田九组王衍富所有，但该证记载的2.5亩林地所有权归堰霞××组；10、衡东县政府（2012）187号关于批准堰霞村农民自住房搬迁占用林地的请示、湖南省住房占用林地的批复，拟证明堰霞村35户村民建设自用住房占用林地0.63顷（约10亩），已获得湖南省林业厅批准，因本案导致堰霞村35户村民至今无法建房；11、衡东县政府2015年的情况汇报，拟证明该汇报的第四部分“专案组调查过程及情况”中的第5项事实：大水田九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没有对争议地从事生产经营、没有来管理，而一直由堰霞××组在占用、管理或使用至今，已逾六十年。被告衡东县政府答辩称，衡东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证据充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事实和理由：鑫霞村二十四组提供的林权证四至范围为东以天星穴，齐（崎）岭倒水之大圯，西以山脚止，南以二队小路止，北以大路止。四至记载清晰，因地形地貌发生较大改变，其中南以二队小路止中的二队小路，现已无法确定，四至无法闭合。鸿霞村九组提供的林权证记载争议林地南北之均为王秋和山，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具体位置。王衍富所持的0037713号《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林权所有证》记载南至茶树7行，无法明确具体位置，而且，持证人王衍富实际为鸿霞村**人，记载为堰霞××组人，为重大瑕疵。衡东县政府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依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予以维持。衡东县政府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0043590号林权证，堰霞××组对争议地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2、00××94号以及0037713号林权证，大水田九组对争议地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3、衡东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拟证明衡东县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协商听证；4、协议书及报告，拟证明争议地不在堰霞二组林权证范围内；5、法律意见书，拟证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参考意见；6、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拟证明引用的法律依据；7、《湖南省林木林地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拟证明引用的法律依据。被告衡阳市政府辩称，答辩人作出的涉案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和理由：原告及第三人分别所持的三份涉案林权证，均系“林业三定”时期衡东县政府核发，具有同等效力。因地形地貌发生较大变化，王秋和山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王衍富林权证所载的茶树7行、王清和山的具体位置也无法确定。在无法查清争议双方林地权属确切位置及归属及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衡东县政府将争议地按双方各半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答辩人据此作出维持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衡阳市政府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鸿霞村九组、堰霞二十四组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说明；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说明；4、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中止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恢复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7、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所作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8、衡东县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目录，拟证明衡东县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第三人鸿霞村九组述称，第三人的00××94号林权证及王衍富的0037713号林权证均指向细冲塘东边山林地，四至界限清楚；衡东县政府多次认定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中“细水塘东边”“以二队小路止”具体位置难以确定，就应当将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中“细水塘东边”山林地全部纳入争议区域，再依据相关林业法规，进行双方各半划分裁决。鸿霞村九组提供如下证据：1、衡东县政府1982年12月25日为霞流公社大水田九队颁发的00××94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2、衡东县政府1982年11月为霞流公社大水田九组王衍富颁发的0037713号《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林权所有证》；3、衡东县政府1981年12月10日为霞流公社堰霞二队颁发的0004189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存根）》；4、衡东县政府为霞流公社堰霞八队颁发的0004194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5、衡东县政府1981年12月30日为霞流公社堰霞一队颁发的0043590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存根）》；上述1-5，共同证明第三人享有争议林地的所有权。6、细冲东侧山林地地标、地、地貌情况说明证明细冲塘附近群众、村组共同证实细冲塘周围地标位置，地，地貌情况中，0043590号林权证南至界线“二队小路”位置作了特别标注证明；7、争议地王衍富的儿子王应财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细冲塘东侧山林地权属于大水田九组；8、第三人委托的律师对王志生（1981年-1982年林权发证时时任堰霞大队支部书记）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在王志生任支部书记期间细冲塘东侧山林地权属于大水田九组，其中对0043590号林权证南至界线“二队小路”位置作了特别说明；9、堰霞××组山林责任人龙润英、堰霞三组组长陈三洋、堰霞三组茶山责任人刘俭英对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东至界线位置的说明；10、坟墓碑头照片，证明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四至“天心穴”名字的由来及位置；11、《王氏七修族谱》，拟证明细冲塘地标名由来已久，细冲的位置以及王衍富历代就有经营细冲地段的山林地；12、1984年堰霞大队九生产队《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拟证明细冲山塘、大圮（山凹）属堰霞九组，其中《水利条约》可以证实老鸭塘是两个塘，均归堰霞九组；13、1984年堰霞村九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牛皮纸封面），拟证明细冲、细冲塘、大圮、大圮塘、老鸭塘的真实位置及其权属于堰霞九组，其中老鸭塘分为上老鸭塘、下老鸭塘，堰霞××组所指堰霞六组文家塘处为老鸭塘，因实际地貌不是上下两个塘，故其所指不属实；14、1985年堰霞村八组《林业生产责任制档案》，拟证明有数户村民的山林地是以“细冲塘”、“细冲田边”或者“渠道边”为东至界限。可以佐证“细冲塘”、“细冲田边”或者“渠道边”的位置，其中“渠道边”也就是“九组渠道”，南北流向，作为导流渠引水直入细冲塘，始建于1970年，渠宽4米，深4米；15、1984年堰霞村六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拟证明堰霞××组所指位置的水塘实际为堰霞六组的文家塘，并非其说的“老鸭塘”；16、1985年堰霞村六组《林业生产责任制档案》，拟证明“文家塘”的位置，并非堰霞××组所指认成“老鸭塘”。同时佐证，文家塘上游为堰霞九组的农田；17、堰霞村六组0430424109201JDSYMSY00029《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拟证明文家塘的位置；18、堰霞九组王甫生、王水华、王雪峰、王正平、王子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细冲塘、细冲、大圮、大圮塘、上老鸭塘、下老鸭塘、托里塘（小水库）、文家塘的位置，以及各口山塘周围农田的权属情况；19、衡东县霞流镇细冲塘东侧山林权属争议地概况卫星图（大图），拟证明含有争议地周边农村土地经营权（农田）数据；20、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三十二组-1（原堰霞九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地块分布图［二次公示图］（复印件）、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三十二组-2（原堰霞九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地块分布图［二次公示图］（复印件），拟证明争议地西边、南边、北边以及东南边的农田权属原堰霞九组，可证实细冲塘、细冲、大圮、大圮塘、上老鸭塘、下老鸭塘、托里塘（小水库）、文家塘的位置；21、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二十九组（原堰霞六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地块分布图［二次公示图］（复印件），拟证明文家塘的具体位置，以及文家塘以下的农田权属原堰霞六组，堰霞六组对文家塘位置最具有证明力；22、王衍富及其家庭成员、儿孙户口登记表、户口证明；23、大水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4、堰霞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5、1985年8月29日大水田村九组《荒山残林划分方案》、《村民委员会水土保持公约》、《今冬明春造林规划表》，以上三份合同，王衍富均有签章；26、1990年堰霞××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田亩花名册》不见王衍富及其子孙的名字；上述22-26共同证明王衍富不是堰霞××组人，是第三人组村民。27-29、大水田村《湖南省衡东县乡（镇）一九九一年农业税征收清册》、堰霞村《一九九五年农业税、特产税任务分户计算表》、《霞流镇堰霞村农业税、特产税一事一议分户计算表》，拟证明大水田九组《一九九一年农业税、特产税任务分户计算表》纳税人一栏，可见王衍富的儿子名字“应才”，佐证王衍富是大水田**人。同时证实缴纳“农林特产税”具有普遍性；30、衡东县霞流镇人民政府霞政发［1998］9号文件；31、衡东县1986年农林特产税税票——霞流乡大水田村税票；上述30、31拟共同证明农林特产税的征收是事实，该税征收是导致农业三定时期林权证填证面积普遍小于四至框定面积的直接原因；32、①关于细冲塘东侧山林地大水田九组00××94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中四至“王秋和”、“王秋和山”的情况说明；②王衍富的族系繁衍图；③《王氏七修族谱》关于王清和（王秋和）的记录其中《王氏七修族谱》，以上拟共同证明堰霞八组王清河（即是大水田九组林权证中的“王秋和”）和大水田九组王衍富（王应财的父亲）是叔侄关系，王清河是叔叔，可以侧面证实土改时其家族兄弟分配的山林地是南北紧邻相挨，所以以人名作为分界线具有合理性，也是普遍现象；33、霞流集贸市场至白村新建公路《新开路承包协议》，拟证明霞流集贸市场至白村新建公路工程中，分为东、西两段，此协议为东段的承包协议。东段由霞流集贸市场开始向西，至王家龙8、9组通往集贸市场的路口止。西段自王家龙8、9组通往集贸市场的路口开始向西，穿过“九组渠道”，贯通王家新屋，最后接通通往白村的公路。此协议可以证实霞流集贸市场至白村新建公路动工于2008年4月1日；34、霞流集贸市场至白村新建公路支付工程款、挖机款、涵管等账目情况（只摘录一小部分）。从落款日期，可以证实霞流集贸市场至白村新建公路始建于2008年。35、鑫霞村二十五组作出的《说明》，拟证明鑫霞村二十五组已放弃细冲塘东侧沿齐岭倒水为界西侧范围内的山林地拥有林木、林地所有权，不再参与任何争议和主张权利。该《说明》还原了堰霞大队在大水田九组王衍富个人0037713号林权证上加盖公章是为了认可大水田九组拥有插花山在细冲塘东侧的事实，堰霞二组林权证覆盖了大水田九组插花山林权证，但堰霞二组认可大水田九组权益。堰霞二组特别声明放弃细冲塘东侧沿齐岭倒水为界西侧范围内的山林地拥有林木、林地所有权，不再参与任何争议和主张权利；36、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王水云询问笔录》；37、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武林生询问笔录》；38、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王江河询问笔录》；39、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邓秋元询问笔录》；上述36-39拟共同证明细冲塘东侧山林地权属于大水田九组、介绍历史情况。40、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王衡云询问笔录》；41、衡东县政府调查笔录之《王应财询问笔录》；上述40、41拟共同证明此山林地权属于大水田九组并由王志生管理的事实；42、43、衡东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关于霞流镇××与大水田××组为细水塘山林地权属争议的调处意见》（［2010第19号］山林权属争议调处会议纪要、［2010第20号］山林权属争议调处会议纪要），拟证明此事件处理的历史情况。44、东政林处字［2011］第02号《衡东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45、衡政复决字［2011］54号《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46、（2012）山行初字第1号《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47、衡东县霞流镇大水田九组因不服［2012］山行初字第1号判决提起《行政上诉状》；48、（2012）衡中法行终字第59号《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49、东政林处字［2012］第04号《衡东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50、衡府复决字［2012］51号《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51、（2013）东行初字第3号《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52、（2013）衡中法行终字第34号《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53、东政林处字［2013］第03号《衡东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54、衡东县霞流镇大水田九组不服东政林处字［2013］第03号裁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书》；55、大水田九组关于衡阳市政府举办争议地听证会准备的《复议听证代理词》；56、衡东县政府关于《衡东县霞流镇堰霞村一组与大水田九组山林权属争议情况汇报》；57、衡阳市政府作出的衡府复决字［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8、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书》；59、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行终450号《行政裁定书》；60、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4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6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书》；62、衡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字（2019）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6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行申9365号《行政裁定书》；64、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衡府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44-64共同证明此争议处理的历史情况。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衡东县政府：1、2、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4的三性有异议；5-9真实性无异议；10证明目的有异议；1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衡阳市政府：与衡东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鸿霞村九组：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4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5、6、7、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9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0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被告衡东县政府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1、2、3的真实性无异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4的真实性有异议；5无异议；6、7的处理结果有异议。衡阳市政府对衡东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予以确认。第三人鸿霞村九组：1、2、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6、7真实性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被告衡阳市政府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1-7的三性无异议，8的处理结果有异议。衡东县政府：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鸿霞村九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第三人鸿霞村九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1-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6-10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1-3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所持林权证与“细水塘东边”无关；33-34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35-41不具有证明效力。其他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衡东县政府：1-5真实性无异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7-11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形式不合法；12-1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5-17无异议；1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9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20-21的关联性有异议；22-14的三性均有异议，形式不合法；25-2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7-3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32的三性均有异议；33-34三性均有异议；3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36-4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他法律文书无异议。衡阳市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衡东县政府一致。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41，被告衡东县政府提供的涉案三份林权证，来源于原告及第三人，均系证明争议地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及争议地的范围，上述证据中，除堰霞××组0043590号林权证；大水田九组00××94号林权证；王衍富0037713号植树造林证与本案有直接关系，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外，其余证据均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供的证据42-61、63均系本案历年来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林地进行争议、复议、诉讼的过程，且最终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已经生效，上述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衡东县政府提供的其他证据及衡阳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系证明其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0日，堰霞××组因与大水田发生山林权属争议，向衡东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递交《关于明确大水田九组××油茶××山地与××组细水塘东边茶山的山林权属》。鑫霞村二十四组持有衡东县政府1981年12月30日颁发的0043590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下称鑫霞村二十四组林权证），该证载明：坐落细水塘东边油茶面积8亩（争议地），四至为：东以天心穴齐岭倒水至大圮（山凹）为界，南以二队小路止，西以山脚止，北以大路止；鸿霞村九组持有衡东县政府1982年12月颁发的00××94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下称鸿霞村九组林权证），该证载明：坐落王家垅细冲油茶面积一亩，四至为：东齐岭倒水，南王秋和山，西塘边，北王秋和山；衡东县政府1982年11月为鸿霞村九组村民王衍富颁发的0037713号《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林权所有证》（下称王衍富林权证），该证载明：霞流镇堰霞××组王衍富坐落细冲王家垅茶树2.5亩，东倒水为界，南茶树7行，西塘中心为界，北王清和为界。衡东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于2010年8月30日组织协调形成会议纪要后，作出（2010）第19号《关于霞流镇××与大水田××组为细水塘山林权属争议的调处意见》（下称19号调处意见）：一、大水田村九组提供的王衍富权证上所指的“王家垅、细冲”就是现在由堰霞××组采摘茶籽的细水塘南侧茶山的一部分，界限分明，真实有效。二、王衍富林权证划定的2.5亩茶山按照东至崎岭倒水为界，西至山脚塘边，南至细水塘中心位置向南边划7行茶籽数，北至王清和山为界，山林权属大水田九组。三、从细水塘中心划定的7行茶耔树作为南分界线，东至崎岭倒水，西至山脚，北至马路边山林权属为堰霞××组所有。堰霞××组不服19号调处意见，于2011年3月5日请求衡东县政府行政裁决。2011年6月16日，衡东县政府作出东政林处字（2011）第0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02号处理决定），决定：一、大水田九组对争议山范围内东至崎岭倒水，西至塘中心的茶树7行拥有树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二、堰霞××组对细水塘东边沿崎岭倒水为界西侧范围内的其他争议山拥有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三、堰霞二组对细水塘东边沿崎岭倒水为界东侧范围内的山林拥有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堰霞××组不服该决定，向衡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衡阳市政府于2011年11月10日作出衡政复决字（201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衡东县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堰霞××组不服复议决定，向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2年2月28日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山行字第1号行政判决（下称1号行政判决）：维持02号处理决定第二、三项；撤销02号处理决定第一项，责令衡东县政府自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大水田九组不服衡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衡阳中院）提起上诉，衡阳中院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2012）衡中法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9月20日衡东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东政林处字（2012）第04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04号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地细水塘东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归堰霞村一组所有，大水田九组茶树7行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在争议地内不予认定。大水田九组不服04号决定，向衡阳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衡阳市政府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衡府决字（2012）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04号处理决定。大水田九组向衡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衡东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8日作出（2013）东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04号处理决定，责令衡东县政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堰霞××组不服该判决，向衡阳中院提起上诉，衡阳中院与2013年6月27日作出（2013）衡中法行终字第34号行政判决（下称3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1月11日衡东县政府作出东政林处字（2013）第03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03号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地细水塘东边（包括堰霞村一组与大水田村九组争议的茶树7行）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归堰霞村一组所有。大水田九组不服03号处理决定，向衡阳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衡阳市政府复议认为，已生效的衡阳中院34号行政判决查明了以下事实：三个山林权所有证四至有重复情况，其中大水田九组权属被堰霞××组覆盖，大水田九组在堰霞××组范围内俗称的“插花山”。据此，衡东县政府在处理本争议时，应当查明“插花山”的面积和位置。衡东县政府在无新证据和新的理由情况下，认定0037713、0043594两个林权证所指的“王家垅细冲”应为同一位置，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5年6月1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59号复议决定），决定：撤销03号处理决定，责令衡东县政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堰霞××组不服59号复议决定，向衡阳中院起诉请求确认59号复议决定无效。衡阳中院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下称78号判决）：驳回堰霞××组的诉讼请求。堰霞××组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湖南高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湘行终450号行政裁定：撤销78号判决，发回衡阳中院重审。重审诉讼中，堰霞××组变更诉讼请求：撤销59号复议决定。2018年5月9日，衡阳中院作出（2017）湘04行初9号行政判决（下称9号行政判决）：确认59号复议决定违法。鑫霞村二十四组及鸿霞村九组均不服9号行政判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湖南高院经审理认为，衡东县政府作出3号处理决定时，没有将衡东县霞流镇第二十五村民小组（下称鑫霞村二十五组）列为第三人，程序违法，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霞村二十四组不服湖南高院作出的（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院）提起申诉，最高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9365号行政裁定：驳回鑫霞村二十四组的再审申请。2019年4月16日，衡东县人民政府作出东林证处字（2019）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涉案处理决定），决定：第三人衡东县霞流镇第二十五村民小组（下称鑫霞村二十五组）对争议地不再参与争议和主张权利。争议地的山林权属以细水塘南北方向按面积各占一半，南面归鸿霞村九组所有，北面归鑫霞村二十四组所有与无争议的茶山相连。鸿霞村九组、鑫霞村二十四组均不服涉案处理决定，分别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19日向衡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衡阳市政府受理争议双方的复议申请后，鑫霞村二十五组于2019年7月25日书面向衡阳市政府提交说明，声明：自愿放弃对细冲塘（细水塘）东边沿齐（崎）岭倒水为界（即原堰霞八、九组征收我组山林地作为新农村建设居民点背面直通王家垅的公路为界）西侧范围内的山林地拥有林木所有权和林地所有权，不参与本次行政复议，也不再参与与此有关的任何争议和主张权利。2020年3月31日衡阳市政府作出（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衡东县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字（2019）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另查明，湖南高院（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中载明：“2015年2月2日（衡阳市政府复议期间），衡东县政府在《堰霞××组与大水田九组山林权属争议情况汇报》中载明本案争议地情况：面积为14亩，现为灌丛地，过去为油茶地；四至为：东至与二组共崎顶倒水、南至新修至白村公路、西至南头至渠道北头至塘边山脚、北至塘干上机耕路。经本院现场实地调查，各方均表示对上述报告中所载明的争议地位置及四至范围无异议。”诉讼中，鸿霞村九组与鑫霞村二十四组均认可双方所持林权证所记载东至“齐（崎）岭倒水至大圮”与“齐（崎）岭倒水”为同一位置，西至“山脚止”与“塘边”为同一位置。再查明，该涉案争议地坐落于鑫霞村，于鸿霞村九组为“插花山”（又名“飞地”）。被告衡东县政府在作出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时，未对处理决定确定的鑫霞村二十四组与鸿霞村九组面积各半的山林所有权的四至予以明确，也未附图。诉讼中，衡东县政府提供了衡东县国土测绘队于2020年7月8日测绘的《霞流镇鸿霞村与鑫霞村争议区现场测量图2995.903-382.566》，该图以红线、坐标划定了鑫霞村二十四组与鸿霞村九组的各自所有权属范围。该附图经原告与第三人核实，均认为附图的西南位置没有标注划分权属的地理标志，该部分地界实际有水渠作为地界标志。衡东县政府于2020年7月28日提供了衡东县国土测绘队测绘的《霞流镇鸿霞村与鑫霞村争议区现场测量图2995.903-382.566》，该图以红线标注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总面积为8634平方米，计12.95亩，并以坐标划定了鑫霞村二十四组与鸿霞村九组的各自所有4317平方米权属的范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衡东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是否正确；二、衡阳市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解决争议，首先需对争议地的范围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于鸿霞村九组与鑫霞村二十四组的争议地的范围，已生效的湖南高院（2018）湘行终1175号行政判决中明确载明，四至为：东至与二组共崎顶倒水、南至新修至白村公路、南至新修至渠道北头至塘边山脚、北至塘干上机耕路。经湖南高院法官现场实地调查，各方均表示对该争议地位置及四至范围无异议。该判决中对争议地范围四至的认定，应当作为涉案争议地范围的认定依据。从争议双方所持林权证分析，1、鸿霞村九组的00××94号山林权证，记载的南、北向界址均为王秋和山，如依该记载，则该山林的东向界址也应当是王秋和山，相邻的山应当为环抱争议地，否则南北向界址称谓不可能同一，现鸿霞村九组确认该证记载的东至齐（崎）岭倒水至大圮，据此可以确认该证记载四至的南、北界址内容与争议地实情不相一致，该部分的记载并不清楚；另该证记载的面积为仅1亩，则即便加上鸿霞村九组村民王衍富房前屋后茶山7行的面积2.4亩，面积总和也仅为3.4亩，而争议地实际面积经衡东县国土测绘队测绘为12.95亩；再者，王衍富实际为鸿霞村**村民，王衍富林权证上记载其为“堰霞××组”，可见，“林权三定”时期衡东县政府为鸿霞村九组颁发的林权证上关于争议地四至、面积内容的记载并不准确。鸿霞村九组所持林权证不能作为其完全享有争议林地所有权的凭据；2、鑫霞村二十四组提供的0043590号山林权证，东西向界址与鸿霞村九组记载的一致，经被告衡东县政府实地勘查，该证南至“二队小路止”的记载与地形不符，且该证记载的面积为8亩，也与实际测绘的12.95亩不符，故，亦可确认鑫霞村二十四组所持山林权证关于四至及面积的内容记载不准确，同样不能作为其完全享有争议林地所有权的凭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对同一林木、林地，各方均能提出具有同等效力的权属证据的，本着兼顾双方利益，结合自然地形的原则划分。鸿霞村九组提供的00××94号山林权证与鑫霞村二十四组提供的0043590号山林权证，均系衡东县政府于“林权三定”时期颁发，效力同等，因八十年代初林权登记时测量条件的限制，林权证所记载的内容存在部分面积为目测，四至地名的表述不规范、不统一、不清晰的情形。鸿霞村九组与鑫霞村二十四组分别所持的林权证上对涉案争议地东、西至的表述虽有不同，但实际位置为同一，可认定争议双方林权证所登记的范围存在部分交叉、重叠的事实存在。争议双方对涉案林地的争议已持续近十年，虽经衡东县政府多次协调，均未解决，衡东县政府依法具有对争议地确定权属的职责。衡东县政府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本着兼顾双方利益，结合自然地形原则，决定对争议林地按争议双方各半的原则确定争议双方的权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衡东县政府作出涉案处理决定时，没有对争议地面积进行测绘，决定按争议双方各半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属后，没有确认具体位置及面积，将可能会导致双方今后在争议地的权属划分时产生新的争议，程序上存在瑕疵。衡东县政府为弥补该程序上的不足，在诉讼中，提供了衡东县国土测绘队2020年7月28日测绘的《霞流镇鸿霞村与鑫霞村争议区现场测量图》。鉴于衡东县政府及衡阳市政府已就此进行过多次调处、作出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争议双方也就处理决定、复议决定多次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争议时间长，矛盾大，四至抵界不清，无法以原颁发给争议双方的权证为确权依据。上述现场测量图标注的争议地位置、四至又是按照鑫霞村二十四组与鸿霞村九组在湖南高院法官现场实地调查并经争议双方确认无异的范围所确定，处理决定不违反涉案争议各方面积各半的原则，为避免程序的循环往复，将该争议区现场测量图（2020年7月28日绘制）所标示的四至、争议地分割坐标作为处理涉案争议的依据（见附件），符合法律规定，也遵循了本案的实际，利于切实解决本案争议。衡阳市政府作为法定复议机关，具有复议职责，作出涉案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鑫霞村二十四组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希望争议双方当事人借此契机，平息争议，并据此做好本组林业发展规划，搞好林业生产、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衡东县霞流镇鑫霞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慕蓉审 判 员  尹运健人民陪审员  蒋艺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陈智书记员陈芳艳附件：霞流镇鸿霞村与鑫霞村争议区现场测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