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丰社区富民工业区**208。 法定代表人：温应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实辉，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下店社区南环路**。 法定代表人：涂凤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原，福建云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冠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下称沃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4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冠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为：1.沃科公司支付冠弘公司货款106825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以1098259.5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沃科公司赔偿冠弘公司订单取消的利润损失1108160元；3.驳回沃科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沃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未能查明本案产品纠纷的交涉过程，认定基本事实有误。2018年7月，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采购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电源适配器，冠弘公司据此向东莞市绿源新能电子有限公司(下称“绿源公司”)采购上述产品，并通过绿源公司直接将产品交付给沃科公司。同年12月沃科公司告知冠弘公司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停止货款的支付。2019年3月沃科公司提出向冠弘公司采购5V1AUL及24V4.88AETL型号的适配器，并要求冠弘公司打样、报价，随后冠弘公司委托其他公司对上述两款适配器打样，并将样品交给沃科公司确认，其他公司2019年4月5日亦向冠弘公司报价。2019年5月3日，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下订单采购。2019年5月25号，绿源公司起诉冠弘公司，冠弘公司就质量纠纷及迟延交货提出反诉。因该案涉及质量、迟延交货而需要统计损失金额及提交证据，冠弘公司便多次向沃科公司催要损失数额及证据。但沃科公司强硬要求扣款70万元，并要求冠弘公司书写品质保证书。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双方就另一款5V3A产品的打样、送样进行沟通，沃科公司提出向冠弘公司采购5V3A产品。2019年6月14日，冠弘公司告知沃科公司：如进行扣款70万元，可自行以质量处理通知书的形式单方面发文通知冠弘公司扣款，冠弘公司不可能自愿承担70万元扣款的；如沃科公司扣款70万元，则冠弘公司可要求绿源公司承担该70万元，如果冠弘公司自愿承担扣款70万元，则冠弘公司无法再向绿源公司主张扣款70万元。因双方在电话微信中就《质量处理通知书》争执不下，当日沃科公司股东兼副总经理林庆洪要求冠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温应奎带上公司公章上门协商。2019年6月15日在协商过程中，冠弘公司对《质量承诺与保证函》的内容基本表示同意，因此公司加盖了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温应奎签字；而对于《质量处理通知书》，因沃科公司无法提供能效不良的不良率到底是多少，冠弘公司表示不同意扣款。此后，沃科公司称，即便冠弘公司不同意扣款内容，也需签收材料，才能安排财务支付货款，《质量处理通知书》拿回去后与绿源公司沟通，沃科公司后续补充产品能效不良的不良率证据。因此，温应奎个人签字签收，但没有对内容表示同意，也没有按沃科公司的要求加盖公司公章。另外，《质量处理通知书》中的“罚款70万元并终止合作”是双方为向绿源公司显示问题的严重性而加上去的，事实上双方并未终止合作，该终止合作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6月21日，沃科公司单方作出《关于终于与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合作的决定》，全面终止冠弘公司的供应商资格。2019年7月20日，沃科公司要求冠弘公司确认在生产途中的订单是否全部已经取消，冠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温应奎在该份终止合作决定上备注“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并签字。2019年7月22日，沃科公司因冠弘公司没同意《质量处理通知书》扣款70万的内容，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又发出《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适配器延误、客户取消订单等损失统计》以证明其因交货期延误造成的损失(并非6月15日《质量处理通知书》中描述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不少于70万元，但沃科公司并没有提供不良率证据，而上述损失统计也没有依据。以上事实有冠弘公司在庭审中针对沃科公司提交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以及冠弘公司在庭后提交的冠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温应奎与沃科公司林庆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原审判决仅以沃科公司单方所提交的书面证据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忽略了证据的来源背景及双方在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作出的判决存在错误。二、沃科公司以GTA62-0502100US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对冠弘公司处以质量扣款700000元为其单方行为，双方对此并未达成一致共识；原审判决温应奎签收《质量处理通知书》为由而推定冠弘公司同意扣款70万元并终止合作有误。1.首先，《质量处理通知书》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质量承诺与保证函》、《质量处理通知书》两份材料是在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产品质量问题出现后，双方为给供应商绿源公司施加压力以便于各方后续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出具的。其中《质量处理通知书》中的“终止合作”并不是出具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要向绿源公司展示问题的严重性而添加上去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在《质量处理通知书》出具时双方仍然在讨论UL5V3A新机种样品的改进及重新送样等合作问题，事实上也未终止合作。对上述事实，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双方在协商“扣款70万元”时，因沃科公司提供不出能效不良的不良率等关键损失的计算依据，冠弘公司不同意通知书中的扣款70万元计算，后经双方协商先由冠弘公司签收此通知书作为沃科公司提交财务付款的依据，回深圳后去与绿源公司沟通《质量处理通知书》中的内容，沃科公司后续补充提供产品能效不良的不良率等损失计算依据。但沃科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提供的《损失统计》却是以交期延误造成的损失为计算依据，是完全不同的损失统计，至今也没有提供能效不良的不良率等损失的计算依据。因此，《质量处理通知书》并非是冠弘公司与沃科公司对涉案产品扣款及终止合作协商一致处理的结果，不应作为本案依据。2.其次，在“未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原判决不应直接将冠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温应奎签收《质量处理通知书》的行为，推定为对内容的同意及肯定。《质量处理通知书》，顾名思义是沃科公司单方面告知质量处理决定的行为，温应奎在“确认人”处签字，只能说明是其个人签收了该通知，是对文件签收的过程进行确认，并非对内容的肯定。温应奎个人也没有明确作出同意终止合作及同意扣款的意思表示，不应依此推定冠弘公司同意了通知书内容。而根据沃科公司林庆洪与温应奎沟通的微信记录可看出，林庆洪称“签个字才能转给财务”可知，温应奎在《质量处理通知书》签字仅仅是一个签收行为，其本意是用于沃科公司财务内部安排付款。3.再者，对比《质量保证书》、《质量处理通知书》的签收情况，亦可证明冠弘公司是不同意沃科公司扣款70万元的事实。2019年6月15日，沃科公司通知冠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应奎携带公章到其公司处，协商如何处理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适配器的问题。《质量保证书》、《质量处理通知书》是2019年6月15日当日同时出具的，对比两份文件可知：《质量保证书》加盖冠弘公司公司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温应奎的签字；而《质量处理通知书》却没有加盖公章。这是因为：“扣款70万元及终止合作”仅是向绿源公司展示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出具时双方的真实意思。冠弘公司同意对存在问题的产品进行赔偿，但要求赔偿金额需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沃科公司单方要求的“扣款70万元”并没有相应的证据印证。例如：《质量处理通知书》中以品质不良和交期延误为依据扣总货款的31%，这品质不良中的能效不良的不良率到底是多少，沃科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印证。为此，冠弘公司要求沃科公司列出其实际的损失并提供相应证据，沃科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向冠弘公司提供了交期延误造成的损失为计算依据的《损失统计》，但仍然没有提交相应的不良率计算依据。由此可见，双方在2019年6月15日的《质量处理通知书》中并未达成扣款70万的共识，否则沃科公司又何须在2019年7月22日向冠弘公司发出《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适配器延误、客户取消订单等损失统计》。沃科公司具体的损失，应当根据沃科公司提交的客观损失的证据及事实进行核算的结果为准。更何况，70万元的损失也已超过《合同法》对违约金计算的法定上限。三、沃科公司取消2019年5月3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属违约行为，应依法赔偿冠弘公司损失1108160元；原判决以冠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应奎在《关于终止与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合作的决定》(下称《终止合作决定》)上书写“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字样，从而推定冠弘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属事实认定有误。1.《终止合作决定》是沃科公司在2019年6月21日单方出具，而“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为温应奎在2019年7月20方才书写，双方不可能在2019年5月19日就同意解除《采购订单》。2019年6月15日，双方就《质量处理通知书》达不成一致意见后，沃科公司电话通知终止所有合作，冠弘公司要求沃科公司如单方终止所有合作，便向冠弘公司发终止合作的函件。2019年6月21日，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发出了《终止合作决定》，取消了冠弘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另，从沃科公司2019年6月21日发出的《终止合作决定》看，此时上面并没有“在途订单己取消已签收”的字样。2019年7月20日，沃科公司要求冠弘公司明确已取消在途订单，冠弘公司此时才在《终止合作决定》上书写“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字样。冠弘公司一审庭后提交的微信记录，足以清楚地反映上述事实。因此，原判决认定“冠弘公司与沃科公司均同意于2019年5月19日解除下单时间为2019年5月3日的《采购订单》”与事实不符，其作出的判决存在严重的错误。2.温应奎书写“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并不是同意解除2019年5月3日签订的《采购合同》，而是基于沃科公司单方解除《采购合同》行为采取的合法、合理补救措施。温应奎在该决定上书写“在途订单已取消，已签收”，仅仅表明一种事实状态，即冠弘公司已经取消了与第三方之间的采购订单，停止了采购订单所列产品的生产。温应奎完全没有作出同意解除《采购订单》的意思表示，不能由此直接推定为冠弘公司同意沃科公司单方终止合作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本案中，沃科公司单方解除《采购订单》违约在先，冠弘公司“取消在途订单”仅仅是基于沃科公司的违约行为，为避免扩大损失而采取的适当、合法、合理的措施，不能仅仅以冠弘公司在《终止合作决定》上书写了该内容就认定冠弘公司同意解除《采购订单》。3.沃科公司以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适配器产品质量及迟延交货而取消5V1AUL及24V4.88AETL型号的适配器订单，属违约行为。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的质量问题及迟延交货问题，早在2018年8、9月份就已存在，而沃科公司取消的5V1AUL及24V4.88AETL型号的适配器订单是在2019年5月新签订的，订单中的产品与涉及产品质量的产品是不同型号、不同生产工厂的产品。由此可知，沃科公司签订新订单时必然已充分考虑了其他型号产品存在的质量及迟延交货问题，绝不可能基于其他产品存在的问题而取消订单。由此可见，沃科公司取消订单的行为属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4.冠弘公司是否同意终止合作，都不等于冠弘公司放弃向沃科公司主张订单取消损失的权利，冠弘公司仍然可向沃科公司主张订单取消的损失。冠弘公司与沃科公司签订了《采购订单》，并向第三方采购相应的产品，从而赚取合法差价1108160元。现因沃科公司单方取消订单，合同无法继续正常履行，冠弘公司的客观损失已实际发生。客观损失发生后，冠弘公司作为受损一方，有权向沃科公司主张追偿。退一步说，即使冠弘公司2019年7月20日签署的“在途订单己取消，已签收”视为冠弘公司同意终止合作。沃科公司取消订单的行为仍然构成违约，冠弘公司仍然有权向沃科公司主张订单取消的损失。另，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无明确约定或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宜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冠弘公司从未明示放弃追偿订单损失的情况下，冠弘公司仍然有权向沃科公司主张因取消订单而产生的订单损失。5.冠弘公司的损失金额是确定的，是签订合同时沃科公司预见到的损失，沃科公司应依法赔偿冠弘公司损失1108160元。冠弘公司与沃科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上的单价、数量及总价清楚明确，而第三方向冠弘公司的报价的单价也是清楚明确的，两者相比较可以计算出冠弘公司可得1108160元，该款项是采购订单履行完毕后冠弘公司应得的金额，也是沃科公司签订合同时预见到的金额。现沃科公司取消订单而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冠弘公司因此而无法获得1108160元利益。四、原判决未对冠弘公司庭后补交了法定代表人温应奎与沃科公司林庆洪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本案产品纠纷的交涉过程(详见本上诉状第一部分)，原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质证，属程序违法。 沃科公司答辩称，冠弘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冠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支付货款109825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以1098259.5元为基数，从最后送货日期次月（即2019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沃科公司赔偿冠弘公司订单取消的利润损失110816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沃科公司承担。 沃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冠弘公司承担迟延交货及产品质量问题的违约责任，向沃科公司支付违约金70万元；2.冠弘公司返还沃科公司因擅自变更双方约定的电源适配器材质产生的差价53420元（按每个0.2元计算，共供货267100个）；3.反诉费用由冠弘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冠弘公司系沃科公司的电源适配器供应商。2018年7月14日、2018年8月6日、2018年8月20日，沃科公司与冠弘公司分别签订一份《采购合同》。三份《采购合同》分别约定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购买5Ｖ2.1Ａ电源适配器100000个、100000个、61446个，每个价格8.5元，价款分别为850000元、850000元、522291元。三份《采购合同》均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冠弘公司应向沃科公司提供总单量的0.5%作为备品。合同签订后，冠弘公司实际交付5Ｖ2.1Ａ电源适配器267100个给沃科公司。2019年5月3日，双方签订一份《采购合同》（合同编号：×××ＧＨ），约定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购买150000个5Ｖ1Ａ的ＵＬ适配器（单价7.9元，金额1185000元）及11360个24Ｖ4.88Ａ的ＥＴＬ适配器（单价163.5元，金额1857360元）。因冠弘公司迟延交付货物，交付的5Ｖ2.1Ａ电源适配器存在质量问题，双方于2019年5月19日协商一致解除《采购合同》（合同编号：×××ＧＨ），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双方还就已交付的5Ｖ2.1Ａ电源适配器的货款及冠弘公司违约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约定，在扣除冠弘公司应赔偿沃科公司的70万元后，沃科公司应于2018年8月、10月、12月分三次支付冠弘公司货款398259.5元。沃科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支付货款30000元，其余货款368259.5元至今未支付。冠弘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货款。沃科公司应于2018年8月、10月、12月分三次支付冠弘公司5Ｖ2.1Ａ电源适配器货款398259.5元，但沃科公司仅于2019年8月26日支付货款30000元，剩余货款368259.5元至今未支付。沃科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按约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冠弘公司有权要求沃科公司支付剩余368259.5元。沃科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给冠弘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酌情确定沃科公司应向冠弘公司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368259.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冠弘公司与沃科公司协商一致解除《采购合同》（合同编号：×××ＧＨ）。根据《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冠弘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数额，请求沃科公司赔偿损失110816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冠弘公司应赔偿沃科公司的经济损失70万元，双方协商一致在沃科公司应支付冠弘公司的货款中扣除，故沃科公司要求冠弘公司支付违约金70万元，不予支持。沃科公司要求冠弘公司返还因冠弘公司变更电源适配器材质的差价5342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货款368259.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783元，减半收取计12391.5元，由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8236.5元，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负担415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667元，由泉州沃科电器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除冠弘公司对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采购合同》和双方约定从货款中扣除70万元赔偿沃科公司损失有异议外，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冠弘公司为了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冠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温应奎与沃科公司股东林庆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冠弘公司称该份书证一审期间已提供，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程序违法。该书证欲证实：1.自案涉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后，双方关于质量扣款的事宜一直在商谈。对于沃科公司单方作出的《质量处理通知书》要求扣款70万元，温应奎回复称“这个质量处理决定你盖上公章直接发函给冠弘公司就可以了，这是你们公司的意志”，林庆洪称“你签个字我才能转给我们财务”。可见，冠弘公司并没有对扣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温应圭的签字行为，仅仅是其本人对文件的签收，其本意是应沃科公司要求用于其财务内部安排付款。2.与此同时，双方一起对内容表述更改，林庆洪称“这个字眼不用这么纠结”、“现在不是还在做3A的测试？”，温应奎回复“老大，文是拿给他们看的，态度要坚决”、“这说明事情很严重，你们很生气”，由此说明《质量处理通知书》并非真实意思，目的不过是为了向绿源公司反映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3.2019年6月21日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出具《终止合作决定》，双方不可能在2019年5月19日对终止合作达成一致意见。4.2019年7月22日，沃科公司因冠弘公司没同意《质量处理通知书》扣款70万元的内容，才单方出具了《质量问题汇总》，但仍未提供产品能效不良的不良率证据和统计依据。5.2019年7月25日，温应奎问“林总，扣款决定写好了吗？发过来看一看”，林庆洪回复：“今天会寄过去”。由此可见，双方在2019年7月25日尚未达成扣款的意见。 证据二（2019）粤0306民初15224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1.判决确认存在质量问题的货款为20万余元，双方当事人根本不可能对质量扣款达成一致意见。《质量处理通知书》不过是为了向绿源公司反映货物质量问题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涉案货物由绿源公司直接向沃科公司发货，因此，关于质量扣款金额应当与该判决结果至少保持一致。仅因冠弘公司在《质量处理通知书》签名的签收行为，从而认可沃科公司对冠弘公司处于70万元的罚款，显然对冠弘公司有失公平，违反民事的公平原则。 沃科公司对冠弘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1.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内容不完整，冠弘公司删除2019年7月20日17：43分冠弘公司发给沃科公司的《采购合同》。并称微信记录证明：（1）2019年5月8日前，双方已就违约赔偿70万元达成了一致意见，6月10至6月15日间，双方仅就处罚决定怎么行文进行磋商；（2）6月14日上午9：59沃科公司的语音已明确70万是沃科公司在作出让步的前提下双方达成的协议，与生产商绿源公司没有关系；（3）冠弘公司明确直接抵扣货款；（4）《质量处理通知书》是由双方协商确认的。2.对(2019)粤0306民初15224号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同时该判决也证明：1.冠弘公司通过绿源公司生产的产品，因生产商换变压器达不到双方约定的六级能效；125000个适配器使用非UL安规线材，对于显性瑕疵绿源与冠弘公司约定了15天的检验期；对于产品能效有问题产品的数量问题，该15224号案中认定数量为28000个，本案双方认可的是267100个；产品换成铁角，认可0.2元每个的差价等。2.15224号案判决书中以下事实与本案争议不相符合：(1)125000个适配器使用非UL安规线材，对于显性瑕疵绿源公司与冠弘公司约定了15天的检验期；而本案没有此约定；(2)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冠弘公司未向绿源公司主张延期交货，构成对供货期认可，判决不支持延期违约金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从沃科公司给冠弘公司发函就能证明沃科公司一直就有向冠弘公司主张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3)15224号案判决关于70万违约金以列表中损失全部实际发生为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沃科公司为了反驳冠弘公司上诉主张，提供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9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除2019年7月20日17：43分冠弘公司发给沃科公司《采购合同》及增加9月6日15：57至9月9日聊天记录外，其余内容与冠弘公司提供的微信记录内容一致，以此证明：1.冠弘公司认可履行的三份合同存在的质量问题；2.聊天记录开始(2019年5月8日)前，对本案产品质量、延期问题，经过差不多5个月的协商，双方达成了70万元赔偿额的意思表示。双方聊天谈的仅仅是怎样行文才能让冠弘公司向生产商绿源公司主张权利；3.冠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授权沃科公司赔偿款可以在货款直接扣除；4.2019年5月3日《采购合同》并未实际存在。2019年7月20日冠弘公司才发给沃科公司合同，倒签下单日期为5月3日；5.终止合作(解除)是冠弘公司的意思表示；6.2019年6月15日以后，沃科公司发给冠弘公司的文件均为沃科公司协助冠弘公司反诉绿源公司提交证据。 冠弘公司质证称，1.沃科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冠弘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内容一致；2.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知：（1）2019年6月14日温应奎向林庆洪表示“那个扣款70万是你们公司股东会做出的决定，做单独一个你们公司的处罚决定出来，用发通知的形式发给我”。林庆洪称“你直接签字盖章回传，这个月好像还有你的排款，再折腾付款又排不上了”，对此温应奎称“这本来就是因为质量问题给你们公司造成了困扰应该由你们公司做出处罚决定”。林庆洪又在微信语音中要求温应奎同意扣款70万元要求，但温应奎也明确表明“扣款决定本来就是你们公司根据你们的损失做出的决定，不是供应商自愿来让你们去扣的”。可见，冠弘公司从未表示同意扣款70万元的事实。（2）2019年6月15日，沃科公司发送《质量处理通知书》要求扣款70万元，温应奎回复称“这个质量处理决定你盖上公章直接发函给冠弘就可以了，这是你们公司的意志”，沃科公司公司股东林庆洪称“你签个字我才能转给我们财务”。（3）2019年6月21日，沃科公司单方向冠弘公司出具了《关于终止与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合作的决定》，因此双方不可能在2019年5月19日对终止合作达成一致意见。（4）2019年7月22日，沃科公司因冠弘公司没同意《质量处理通知书》扣款70万元的内容，才又单方出具了《质量问题汇总》，但仍未提供不良率证据和统计依据。（5）2019年7月25日，温应奎又问林庆洪“林总，扣款决定写好了吗？发过来看一看”，林庆洪表示“今天会寄过去”。可见，双方在2019年7月25日尚未达成扣款的意见。（6）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6月19日，双方对《质量承诺与保证函》、《质量处理通知书》内容及表述进行多次修改，林庆洪称“这个字眼不用这么纠结”、“现在不是还在做3Ａ的测试？”，温应奎回复“老大，文是拿给他们看的，态度要坚决”、“这说明事情很严重，你们很生气”结合上述内容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事实：第一，冠弘公司并非单方自愿让沃科公司扣款。第二，冠弘公司一直坚持由沃科公司单方出具扣款函，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向绿源公司反映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沃科公司认可发给冠弘公司的文件（其中包含《质量处理通知书》中“扣款70万元”）是为了“协助冠弘公司反诉绿源公司提交证据”，也可印证上述事实。第三，温应奎的签字行为，仅仅是其本人对文件的签收，其本意是应沃科公司“你签个字我才能转给我们财务”的要求，用于其财务内部安排付款；第四，沃科公司单方终止合作，解除了《采购合同》。三、沃科公司在以温应奎在2019年7月20日向林庆洪发《采购合同》（编号为×××ＧＨ）为由，认为《采购合同》并未实际存在，不属实的。正如代理人在庭审上所称，针对《采购合同》的内容及相关事实，双方已在本案一审中予以确认，沃科公司此时又称《采购合同》不成立，明显前后矛盾，属虚假陈述。至于该份《采购合同》的聊天信息，冠弘公司从未刻意删除，而是认为该信息与冠弘公司主张的事实无关，因此在截图时未注意而遗漏。《采购合同》绝不可能也不是由冠弘公司作为供方所出具。温应奎将该《采购合同》发给林庆洪，目的是为了让沃科公司公司补盖公章，但不影响《采购合同》于2019年5月3日在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与生效。 本院认为，案涉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微信聊天记录能否证明双方各自的诉讼主张，本院结合焦点予以分析认定。冠弘公司提供的（2019）粤0306民初1522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沃科公司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 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沃科公司应付未付冠弘公司的货款数额应如何确定？3.冠弘公司要求沃科公司赔偿订单取消的利润损失1108160元应否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材料，冠弘公司在一审庭审之后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当时一审法院已就本案作出判决，并制作判决书。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对微信聊天记录质证，并无不当。冠弘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就上述证据组织当事人质证，程序违法，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2，沃科公司应付未付冠弘公司的货款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2018年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购买5V2.1A型号GTA62-0502100US电源适配器，未付货款1068259.5元，以及冠弘公司交付的产品存在质量未符合双方约定、延期交货的情形，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合意冠弘公司赔偿沃科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延期交货造成的经济损失70万元，并直接从应付未付货款中扣除。从双方微信聊天内容看，5月8日至6月10日18：26，双方谈话关于5V3产品样品测试问题，自6月10日18：32沃科公司问：“还有上次的保函你还没盖章回传”；冠弘公司回复：“……明天回复你”；6月13日17：49沃科公司发送保函修改版：冠弘公司回复：“我先看下，明天上午回复你”；6月14日9：41冠弘公司称：“林总，品质保证函是我司给贵司的一个品质保证承诺，那个扣款70万元是你们公司股东会做出的决定，做单独一个你们公司的处罚决定出来，用发通知函的形式发给我，付款时直接扣除就好了”，后双方又就扣款70万元的如何行文进行磋商，多次修改，至6月15日沃科公司向冠弘公司发送《质量处理通知书》。温应奎在《质量处理通知书》供方确认人一栏签名。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双方当事人均未谈及扣款70万元的计算依据，也未体现冠弘公司对扣款70万元表示异议。因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冠弘公司在本案诉讼之前，曾以其他方式就货款中扣除70万元事宜向沃科公司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沃科公司主张就本案产品质量问题、延期交货赔偿70万元双方达成共识，以《质量处理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确定的真实性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采纳。冠弘公司上诉主张扣除70万元货款，是沃科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仅是向供应商绿源公司展示问题严重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3，冠弘公司要求沃科公司赔偿订单取消的利润损失1108160元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从双方微信聊天内容看，6月19日冠弘公司向沃科公司发送《处罚决定》，称“林总，这个看一下，没问题盖公章发给我，我们要交诉讼状了”。次日又催促沃科公司“林总，发函”；6月21日沃科公司发送《终止合作决定》；7月20日发送《采购合同》文本，由此可见，本案诉争2019年5月19日《处罚决定》、2019年5月3日《采购合同》实际行文分别于2019年6月、7月间，两份书证均存在落款日期倒签的情况，沃科公司主张两份书证系为协助冠弘公司与绿源公司诉讼的需要而出具的，2019年5月3日的《采购合同》未实际成立，与微信聊天记载内容相符，且有(2019)粤0306民初15224号判决书载明2019年间冠弘公司与绿源公司因本案产品买卖合同产生纠纷的事实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沃科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冠弘公司要求沃科公司赔偿解除2019年5月3日《采购合同》的利润损失110816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冠弘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求改判，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73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冠弘高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佳华 审判员  孙志坚 审判员  王一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赖俊杰 附：主要法律条文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