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056号原告：刘某，女，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向琴，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1，男，200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理人：刘某(李某1之母)，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向琴，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2，男，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向琴，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贵森，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滨，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文志，男，195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滨，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国庆，男，195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滨，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良，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南，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炳瑞，男，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吴钢，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志彬，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郝一平，男，195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刘某、李某1、李某2与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廖良、韩炳瑞、吴钢、王志彬、郝一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6月23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李某1、李某2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向琴，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庆国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滨，被告廖良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南，被告韩炳瑞、被告吴钢、被告王志彬、被告郝一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李某1、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共同赔偿三原告医疗费2156．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7315元、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交通费2000元、丧葬费64272元、误工费6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要求被告赔偿75％合计1381831．2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某与李某3系夫妻关系，原告李某1系其二人婚生子。原告李某2系李某3与其前妻之婚生子。2019年3月27日晚被告约李某3至北京市西城区的沁旺达餐厅一起吃饭，饭间喝酒，20：18结账后，张贵森等人又约李某3一起到西城区马连道东街的金色风华KTV唱歌喝酒，之后李某3打车回家，途中昏迷，被出租车司机送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坛医院，不治身亡，疾病名称是急性酒精中毒导致急性冠脉综合征，三原告认为被告与李某3一起喝酒致其急性酒精中毒并最终死亡，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被告拒不露面，原告不得不诉至贵院，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辩称，不认可原告诉讼请求。事发当天是李某3邀请几名被告去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李某3邀请张贵森和宋文志去唱歌，张贵森有一些导演的人脉，李某3要拉赞助，所以请他们去唱歌，在歌厅有张贵森、宋文志、李某3三人，李某3一滴酒都没喝，张贵森和宋文志喝了一杯酒，呆了有半小时聊了会天，然后就各自回家了。李某3和张贵森两个人还打车送宋文志回家。说过两天还请吃饭，走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本身李某3自己有病，几名被告不知道，医院的诊断上也写明了他本身有病。李某3送宋文志走的时候特别清醒，什么事儿都没有。之后李某3和张贵森又重新打车走了，送张贵森到航天桥之后，二人又分别打车回家。几名被告与李某3之间没有劝酒行为，李某3去世后也没有进行尸检，并非确定性鉴定结论。本案几名被告不是组织者，也不知道李某3的身体状况，无法预测会导致死亡的后果，不存在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也没有过错，被告行为与李某3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廖良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饭局是李某3组的局，李某3催了廖良很多次，廖良六点四十才到的。廖良不喝酒也不敬酒。因为廖良不喝酒，早早的就走了，廖良走的时候死者一切正常，所以与廖良无关，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韩炳瑞辩称，2019年3月27号晚上我在旁边吃饭，七点零几分李某3给我打电话，七点二三十的时候我就去过坐了几分钟，不到八点走的。吃饭的有10个人左右，我认识李某3和廖良，其他人都不认识，相互喝酒，但是是不是劝酒我记不清了，死者让我敬其他人，我一人跟他们意思了一下。李某3之前约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去，那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饭，我问都有谁，他说我都不认识，让我认识认识，我说我在请别人吃饭，就不去了，之前半年期间他叫过我几次，那天我就在旁边，再不去不合适，进去之后，我和他们都不认识，没有必要喝那么多酒，我也急着走，所以喝了一杯，我进门的时候李某3的脸就很红了，我还拍了几张照片，我走的时候李某3脸很红、说话没有问题，没有发酒疯、睡觉等醉酒状态，我与本案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尊重法院的判决。被告吴钢辩称，在这个饭局里我只认识宋文志，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宋文志说让我认识几个朋友，吃饭我参与了，喝的是茶，没有喝酒，我听说有第二场，也没有参加，因为我有血压高，所以8点多就离开了，与我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志彬辩称，我跟死者李某3不认识，吃饭是谁请客、为什么请客我均不清楚，我是通过郝一平认识的宋文志，通过张贵森认识的孙国庆，我心脏有支架，没有喝酒，因心脏不舒服没有吃完饭我就离开了，走的时候碰到了张贵森和死者，后边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孙国庆帮我们打的车，我走的时候饭局还没有结束，是张贵森邀请我去参加饭局的，与我无关，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郝一平辩称，我的意见与王志彬意见一致，我下午和王志彬在谈工作，谈到4点多去喝的茶，张贵森邀请我去饭局坐一会儿，后来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谁请的客都不知道，也都不认识，与我毫无关系，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身份关系及主体资格的结婚证、出生证明、户口本、死亡注销证明、海兴县辛集镇宋王村村委会证明、调解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争议的事实，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李某3因急性酒精中毒导致死亡。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只是推断书，没有死因鉴定，无法证明死亡原因。被告廖良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死亡原因是急性冠脉综合征，证明不了被告存在过错。2、医疗费单据，证明李某3因抢救支付的医药费。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廖良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照片及饭店大堂的监控视频，证明被告与李某3一起吃饭、喝酒。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对照片及视频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仅能证明在一起吃饭，无法证明死因。被告廖良对照片及视频真实性认可，认为照片中没有廖良，也没有显示几名被告围着李某3敬酒，无法证明敬酒导致死亡结果发生；视频上有9个人，被告不全，且饭店大堂的视频证明不了敬酒的过程，结账也是李某3结账的，李某3送三拨客人走的时候状态很好，没有醉酒。4、微信截图，证明李某3在酒局上加了三个人的微信，是初次认识，所以不是李某3组的饭局，订包间的是孙国庆。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宋文志之前确实不认识李某3，证明不了饭局是被告宴请或者组织的，只能证明李某3联系了孙国庆，让孙国庆帮忙订了一间包间。被告廖良对真实性认可，认为证明了是李某3约得其他人，因为不可能三个不认识的人同时请李某3吃饭，饭局是李某3组织的，廖良最年轻，李某3组织饭局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关系。对于原告的上述证据，被告韩炳瑞认为只参加了20分钟左右，其他的事情都不知情，以法院认定为准。被告吴钢、王志彬、郝一平均不认可原告的上述证据，认为死者死因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对于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争议的事实，被告张贵森、孙国庆、宋文志、廖良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张贵森提交了张贵森的手机通话记录，证明李某3给张贵森打了很多电话要找张贵森吃饭，张贵森一直没有同意，27号中午李某3非要见张贵森，张贵森不得不答应晚上一起吃饭。原告认为这只是通话记录，无法证明谁给谁打的，是张贵森找李某3要字画，并不是李某3找投资。2、被告孙国庆提交了孙国庆的手机通话记录，证明是李某3打电话要一起吃饭。原告认为饭店是孙国庆本人订的，孙国庆是组织者之一，无法证明谁给谁打的。3、被告宋文志、张贵森、孙国庆提交了李某3的微信付款记录，证明是李某3结账付款。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是李某3结账付款，就餐当日晚上8点16分，张贵森和李某3都到柜台结账，两个人抢着结账，如果是李某3组织的饭局，张贵森不可能与李某3抢着结账。4、被告宋文志提交了金色年华KTV的付款收据，证明在金色年华KTV是李某3付款。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如果是李某3结账，收据应该给李某3，而不应该给宋文志，收据没有盖章，不能证明是KTV所出具的。5、被告宋文志提交了微信截图，证明不是张贵森请客，如果是张贵森请客就直接通知宋文志了，不用让李某3添加好友。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宋文志和张贵森是好朋友，最早到的饭店，孙国庆告诉李某3餐厅地址后李某3转发的。6、被告张贵森、宋文志申请证人张某到庭，证言内容为：“我是北京金色风华量贩式KTV职员，那天9点多有三个人到我们那唱歌，唱了一个多小时走的，没有点酒，但是包房套餐里有330ml的听装啤酒16个、果盘和小吃，他们说刚喝完酒，要喝茶，是他们自己带的茶叶，10点多走的，我把他们送上楼，没有人有行为异常，包房套餐里的酒不能带走，他们喝了四、五听吧”。原告认为无证据证明证人为KTV员工，也证明不了证人是当天为李某3、宋文志、张贵森服务的人，其证言前后矛盾，在KTV喝酒并不重要，因为死亡证明显示酒精中毒是晚上八点多，与KTV个就没有太大关联。7、被告廖良提交了通话记录，证明廖良于当晚18:35分到的现场，是李某3要求廖良去吃饭，而不是这些被告约好了请李某3吃饭。原告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认可李某3还有其他电话号码，认可廖良到现场的时间。被告韩炳瑞、吴钢、王志彬、郝一平认为其他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与其无关，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被告宋文志、张贵森、孙国庆、廖良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审核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某系李某3的妻子，原告李某1系李某3与刘某之婚生子。原告李某2系李某3与前妻田景霞之子。李某3的父亲李树标于2018年5月8日去世，母亲韩淑新于2007年11月2日去世。2019年3月27日晚，李某3与被告张贵森、宋文志、廖良、孙国庆、吴钢、王志彬、郝一平共同在北京市西城区沁旺达餐厅一起就餐并喝酒，韩炳瑞中途加入就餐并提前离开。该餐厅包间没有监控录像，根据饭店大堂监控录像显示：1、各方当事人进入餐厅的时间：17：13：03，张贵森、宋文志进入餐厅；17：15：50，郝一平、王志彬进入餐厅，6分钟后进入包间；17：53:43，吴钢进入餐厅；17：58：10，一位案外人（女士）进入餐厅；18:04：43,李某3手提纸袋与孙国庆一起进入餐厅；18:35:45，廖良进入餐厅；19:11:24，韩炳瑞进入餐厅。2、各方当事人离开餐厅的时间：19:57:43，张贵森送韩炳瑞走出包间，随后李某3走出包间，三人在包间外停留话别；19:58:47，韩炳瑞离开餐厅，同时李某3未返回包间而直接前往柜台查看账单，并与服务员交流至20:03:00返回包间；20：11：00，李某3前往柜台与服务员交流，随后案外人走出包间；20:11:57，案外人与李某3在大厅交谈；20:13:14，李某3返回包间；20：13：30，廖良与案外人一起离开餐厅；20：14：45，李某3与孙国庆送郝一平、王志彬离开餐厅；20：16：46，李某3与张贵森在柜台抢着付账，最后由李某3用手机微信结账；20：22：54，孙国庆退掉两瓶啤酒；20：26：39，孙国庆离开餐厅；20：30：18，李某3与吴钢、张贵森与宋文志先后一起离开餐厅。在庭审中，原告认可李某3于2019年3月27日晚8点16分在沁旺达餐厅通过微信方式结账，并于当晚8点半左右离开餐厅。用餐结束后，李某3与张贵森、宋文志三人前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的金色年华KTV唱歌并喝酒，后李某3送宋文志、张贵森回家后，自行乘坐出租车回家，在出租车上因身体不适，被出租车司机送往世纪坛医院并报警。李某3于2019年3月28日03时22分去世。李某3的急诊抢救病历显示“现病史：患者于约10分钟前自行乘坐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司机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呼之不应，遂送至我院，急诊值班医生于出租车上检查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呼之不应，颈动脉搏动消失，遂立刻将患者转移至抢救平车行胸外按压，并送入抢救室开始抢救”。李某3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Ⅰ（a）直接死亡原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为3小时；（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为急性酒精中毒，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为7小时；Ⅱ其他疾病诊断（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为2型糖尿病”。出租车司机鲍某于2019年3月28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显示：“2019年3月28日凌晨0点多，我由北三环西侧辅路向南行驶。经过中央电视塔门前时，发现有一名男子在路边招手叫车，于是我就停在他旁边，这个男子来开车门上车后，跟我说自己想要回家，家住大兴区，我当时看到这个男子满嘴酒气，但是意识还很清醒，所以就决定送他回家。我打表后一边开车一边问他具体住在大兴区什么地方，他问我大兴团河认不认识，我说认识，于是他就说让我先奔团河附近开。我沿着三环辅路向南行驶，这时我发现醉酒乘客闭着眼哼哼，我怕他喝多了吐我车上，所以行驶了大约200米左右，我就靠边想让他吐在路边，结果他没有吐，于是我就继续开车向南行驶。开着开着我发现这个醉酒乘客不吭声了，我叫他，他也没反应，我担心他怕出什么事儿，于是就一拐弯，直接将他送到了世纪坛医院。到了急诊室外，我下车了到急诊室叫医生出来查看，结果医生叫他，他也没有反应，再一摸他脉搏，医生发现比较微弱，于是就让我跟着一起把这个醉酒乘客抬下车。我们一起抬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小便失禁了。再后来医生就对他进行抢救，但是好像抢救不过来了，于是我就打电话报警了”；“该乘客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伸手打车，站姿当时还挺直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满嘴酒气，但是还能正常沟通，能够说清自己想要去大兴区团河附近，还问我认不认识，让我导航行驶”；“在车上没有呕吐等情况，没有表示过求救行为”。另查，2019年3月25日17:04，孙国庆给李某3发微信，显示“包间订好了”；同日19:18，孙国庆将沁旺达餐厅的地址发给李某3。2019年3月27日16:03，李某3添加了宋文志为微信好友，李某3所发微信内容为：“您好，三哥。我李某3星际时代影视”；当日16:13，李某3将沁旺达餐厅的位置通过微信发给宋文志，并说“三哥，我们今晚在这个地方用餐，贵5”，宋文志回复内容为“谢谢兄弟，晚上见”。2019年3月27日19:56，吴钢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双方加为微信好友并相互留下姓名、电话。2019年3月27日20:18，王志彬通过了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双方加为微信好友，王志彬留下名片及电话。2019年3月29日23:23，郝一平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此外，原告提交了就餐当日拍摄的三张照片：一张为宋文志、李某3、孙国庆；一张为张贵森、李某3、郝一平；一张为王志彬、李某3、吴钢。经本院多次询问，原告及八名被告均表示不清楚共同参加聚餐的另一位女士的姓名及具体身份信息，本院无法追加该女士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受法律保护，这里的保护既包括法律禁止行为人实施损害公民生命健康的行为，也包括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处于可能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时，负有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应当采取积极妥善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聚餐饮酒本为情谊行为，但大量饮酒可能会导致饮酒者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和控制能力下降，使饮酒者处于一种比正常情况危险的境地。共同饮酒人作为饮酒活动的共同参与者，其共同饮酒行为是醉酒人产生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共同饮酒人尤其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应对醉酒者的人身安全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与李某3共同饮酒的八名被告是否未尽到注意义务而对李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饮酒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虽然李某3死亡的具体原因并未经过公安机关的鉴定，无法确定李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为醉酒，但是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记载，李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急性冠脉综合征，而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是急性酒精中毒，且李某3确系饮酒后死亡，故对于李某3死亡与饮酒行为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是否属于组织者从而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从预定就餐地点上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孙国庆预定了饭店，但是结账人是李某3，且孙国庆独自先于李某3等人离开饭店，孙国庆的行为不符合组织者一般最后离开的通常做法；其次，从邀请人上看，廖良陈述是李某3邀请其参加聚会，不认识其他被告；韩炳瑞陈述是李某3打电话邀请其前来参加聚会，除之前见过廖良外不认识其他被告；结合宋文志与李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某3至少邀请了宋文志、廖良、韩炳瑞参加本次聚会；再次，从结账情况上看，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李某3曾于事发当日19：59、20：11两次前往餐厅柜台查看餐单并与服务员交流，并于20：16分结账；最后，从送客情况上看，李某3于20：14分与孙国庆一起送郝一平、王志彬离开餐厅后并返回；在就餐及唱歌结束后，李某3居住在本市大兴区，却先送居住在海淀区的张贵森、宋文志回家后再自行回家，从以上行为可以看出李某3至少是组织者之一，并非被邀请人，原告以李某3不是聚餐组织者为由要求共同饮酒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被告是否具有先行不当行为而对李某3负有注意义务。就共同饮酒人而言，如存在如下先行不当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造成损害结果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一是劝酒、敬酒、赌酒、罚酒等行为，导致同饮者受到身体健康损害甚至生命丧失；二是虽无积极劝酒等情形，但对同饮者过度饮酒行为未加提醒或制止；三是在同饮者醉酒处于危险状态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治疗或未将醉酒者妥善安全处置；四是未及时有效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的行为。就本案而言，几名被告是否存在以上行为，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参加人是否具有恶意敬酒、劝酒、赌酒、罚酒等行为。由于饮酒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席间都会有一些敬酒的情形，敬酒也是活跃餐桌气氛和增进饮酒者之间友谊的常用手段，如果仅以存在敬酒行为就要求共同饮酒的人承担侵权责任，有悖常理。本案中因餐厅包间无监控录像，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参加就餐的人存在敬酒超过必要限度或者恶意劝酒的行为，亦无法证实就餐时存在赌酒、罚酒的行为，且原告曾申请韩炳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韩炳瑞在场的时间段内亦未提到存在此类现象，原告以酒席间相互强迫劝酒已成为习惯为由推测本案中存在敬酒超过必要限度或者恶意劝酒的行为，这种推测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参加人是否对李某3过度饮酒行为未加提醒或阻止。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某3与八名被告当时饮酒数量的情况，也无法证实李某3个人饮酒的数量；监控录像所显示的李某3两次与餐厅收银台服务员交流的状态来看，无法反映出李某3存在醉酒后的行为异常；韩炳瑞亦表明其当晚八点左右离开时李某3说话没有问题，没有发酒疯、睡觉等醉酒状态；监控录像所显示李某3离开餐厅的状况看，李某3没有表现出表达不清、无法自主行走、意识不清或失去自制力的情形，亦无酒后呕吐等异常状况，从行为表现上无法直接判断出李某3是否过量饮酒。而根据现有证据，同席就餐的人员与李某3均不属于多年好友，其中宋文志、王志彬、吴钢均为就餐当日添加为微信好友，郝一平是就餐结束后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从双方微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以上被告与李某3属于初次相识，对于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并不知情，庭审中原告亦表示李某3并无慢行病史。在李某3缺乏明显醉酒症状亦不存在行为异常，且在场被告均不清楚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的情况下，要求八名被告主动阻拦李某3饮酒，不符合常理。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李某3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及过量饮酒的后果，将劝阻饮酒的责任完全交由同席就餐的其他人承担，有悖常理，原告认为几名被告明知饮酒有害健康应劝阻李某3喝酒却放纵李某3饮酒，有间接故意的过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3、是否属于使醉酒者处于危险状态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治疗或未将醉酒者妥善安全处置的情况。从监控录像所显示李某3与服务员交流的状态和李某3离开餐厅时的状态上看，无法看出李某3存在醉酒后状态异常的现象；几名被告亦不清楚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等不宜饮酒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对于李某3酒后身亡的后果不具有可预见性，要求共同参加的人在饮酒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预见到李某3酒后身亡损害后果的发生并履行注意义务或者救助义务，过于苛责。此外，根据送李某3回家的出租车司机的陈述，“这个男子满嘴酒气，但是意识还很清醒……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满嘴酒气，但是还能正常沟通，能够说清自己想要去大兴区团河附近，还问我认不认识，让我导航行驶……”，以及“该乘客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伸手打车，站姿当时还挺直的”的描述，可以判断李某3在将张贵森、宋文志送回家后自行打车时亦未出现酒后意识不清或呕吐的异常行为，原告认为八名被告没有尽到酒后救助义务，缺乏依据。4、是否存在未及时有效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的行为。因本案李某3未开车，故不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几名被告对于李某3酒后身亡的损害后果具有过错。四、本案是否适用公平责任予以补偿。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公平原则的适用条件是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果饮酒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则控制这一风险最有力的人是受害者本人，受害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饮酒及过量饮酒的后果，因此受害人对自己饮酒行为和酒后的行为都应当负责，如果仅因为共同饮酒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将这一义务转嫁他人，无疑有违责任自负的原则，原告主张因共同饮酒要求几名被告承担公平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李某1、李某2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37元，由原告刘某、李某1、李某2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乐人民陪审员  刘志远人民陪审员  曹凤云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