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7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高新区万丽富德广场**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980949338。负责人：王焕峰，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白旭，男，汉族，1985年12月24日出生，居民，住，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楚，山东同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济宁市经济开发区嘉诚路与呈祥大道交汇处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720694540。法定代表人：侯美书，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勇，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宇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829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保险金10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判决撤销宁宇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系被上诉人单方、自愿向上诉人出具，且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公章，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该《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中所述内容均充分体现了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邮政储蓄银行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被上诉人宁宇公司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可知，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专有概念，而财产保险中并没有受益人概念，更没有“第一受益人”概念，因此涉案保险合同中关于邮政储蓄银行为第一受益人的约定系无效约定。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关于“第一受益人”的约定条款有效，该“受益人”取得的也仅是接收保险赔偿金的权利，而非保险金请求权。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人，其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不能因对“第一受益人”的约定排除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被上诉人有与上诉人达成保险金赔偿协议的法定主体资格及权利，其对保险赔偿事宜作出承诺并向上诉人出具的《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合法有效。3.宁宇公司在《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中明确表示本赔偿金额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付金额，立书人不再就本次事故向前述保险人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故宁宇公司无权再就本次事故以诉讼的方式向上诉人主张权利。4.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刚刚遭受火灾，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为由撤销《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完全系一审主审法官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系具有多年经营经验的公司法人，其具有成熟完备的经营及管理团队。在火灾发生时，其公司人员有组织的进行灭火、向保险公司报案协商理赔事宜等，说明宁宇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遭受火灾后，并没有丧失判断能力，而是理智有条理的处理善后事宜。该份《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是宁宇公司在充分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基础上作出的最符合双方订约合意的行为，并不存在《民法总则》规定的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定情形。二、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中关于免赔额及保险限额的约定不发生效力，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已对保险合同中关于免赔额及保险限额的约定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及提示。投保单用手写的方式明确了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保险单中以特别约定的方式再次提醒被上诉人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特别约定是在保险合同条款之外，经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约定的一些特殊内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将双方协商的关键性内容在保险单中以特别约定及单独的特别约定确认单的方式呈现，且该特别约定条理清晰，内容简洁、明确，其中的内容完全可以引起被上诉人的注意。为使被上诉人充分理解上述保险合同约定，清晰自身权利、义务，上诉人多次以书面及口头形式向被上诉人明确约定内容，以上材料均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2018年7月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投保人声明，确认其收到了保险合同条款，并确认上诉人已向其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2.被上诉人对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约定是明知且无异议的。首先，闫秀丽为被上诉人宁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熟知双方关于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约定。2018年7月6日，被上诉人宁宇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办理投保授权书》一份，授权闫秀丽为其于上诉人处办理投保事宜，即闫秀丽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投保人的授权办理该保险业务，也就是说闫秀丽的行为对被上诉人发生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闫秀丽既是上诉人的职工，又受被上诉人宁宇公司委托代理其办理本次企业财产综合险的投保事宜。被上诉人宁宇公司对闫秀丽系上诉人职工的身份明知且无异议，并且在各投保材料上进行签章、交纳保费，其行为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同意闫秀丽代理双方办理保险事宜。既然闫秀丽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代理人的行为法律后果及于被代理人，闫秀丽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约定是充分知悉的，可认定被上诉人宁宇公司对该约定也是充分知悉的且无异议的。第二、2017年7月6日，被上诉人宁宇公司在上诉人处办理了企业财产综合险业务，保险期间为自2017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4日，本次涉案保险业务系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续保的业务，两次保险业务承保项目完全相同，说明宁宇公司充分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第三，保险单第七条第7款及特别约定确认单第七条均明确约定了保单内容的纠错期，如保单内容与投保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收到保单材料的7日内要求变更，但被上诉人从未对保单内容提出异议，更未要求变更。第四，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出具的《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主动要求100万元的保险事故赔付。如果被上诉人对赔偿限额不知晓，肯定会提出超过100万元，甚至1000万元的理赔请求，但被上诉人正好提出了100万元的赔付请求，并且承诺100万元的赔偿金额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付金额，其不再就本次事故向保险人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以上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充分知晓火灾赔偿限额。第五，被上诉人的职工张新薪为专业的保险销售人员，并且具有保险销售从业资格。张新薪熟知保险合同条款及操作流程，深知保险合同条款尤其其中的免责条款、保险金条款的重要性，其作为专业的保险销售人员，不可能在其购买保险时无视上述条款的约定，所以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新薪对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约定是明知且无异议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保险标的不仅包含两栋建筑物，还包含原材料、机械设备等楼内物品，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保险单（第三条、第七条第6款、第11款）、投保单（第13条）、特别约定确认单（第6条、第11条）、财产保险标的项目投保清单等记载的内容，均确切显示本案保险标的仅指两栋建筑物，并不包含原材料、机械设备等楼内物品。2.《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系关于可以作为综合险保险标的进行投保的财产的概括性列举，不能将第二条罗列的所有财产都视为本保险合同的标的。保险标的的确定取决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投保人可以在第二条保险条款的列举的财产的范围内自由选择作为投保标的财产。一审判决直接将第二条中规定的所有财产都认定原告投保的保险标的，是对保险条款的错误理解。3.作为保险标的的两栋楼的评估价值远远超过了保险金额1000万元。投保人为邮政储蓄银行设置担保时，评估的两栋建筑物的价值分别为1421.58万元（不动产权证第0003054号）及253.63万元（不动产权证第0003055号），合计1675.21万元。保险单、特别约定确认单中均明确约定本保单保险金额按估价方式确定，则两栋建筑物的估价远远超过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额，所以涉案保险的保险标的不可能再包含楼内物品。一审判决以评估机构出具的每平方米1308.00元的重置价格计算两栋建筑物的重置价，计算依据错误。每平方米1308.00元的重置价是针对不动产权证第0003055号的建筑物作出的，该建筑物为钢结构厂房。而不动产权证第0003054号的建筑物为混合结构的办公楼，其单位面积的造价远远超过不动产权证第0003055号的钢结构厂房的造价。一审判决以不动产权证第0003055号厂房的造价计算不动产权证第0003054号办公楼的造价，大大降低了不动产权证第0003054号办公楼的造价，明显计算错误。4.被上诉人在投保时仅就建筑物进行了投保，投保时从未涉及楼内物品。首先，被上诉人投保时仅提供了两栋建筑物的不动产权证及评估价值材料，以此证明两栋建筑物的合法性及确定保险金额。如以动产作为保险标的，应提供动产的明细表，证明动产的数量及价值，但被上诉人投保时并未向上诉人提供任何关于楼内动产物品账面价值的材料。第二，保险合同中会对动产与不动产的保险价值确定方式进行分别约定。不动产的保险价值以发生事故时的重置价为依据，动产以发生事故时的账面余额为准。所以，因不动产与动产的保险价值有不同的确定方式，保险合同中会对不动产与动产的保险价值确定方式进行分别约定。而本案保险合同中仅有不动产的重置价的确定方式的约定，没有关于动产以账面余额确定保险价值的计算方式的约定，所以本涉案保险的保险标的并不包含楼内动产物品。5.本案涉案保险的投保背景是被上诉人在邮政储蓄银行贷款500万元，以两栋建筑物作为担保物抵押给了邮政储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担心该抵押物毁损灭失，才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公司为这两栋建筑物投有财产综合险。投保人仅以两栋建筑物设置了抵押担保，未以室内物品设置担保，所以邮政储蓄银行没有必要要求将室内物品投有损失保险。6.投保人在诉讼之前与保险公司共同委托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损失进行了评估，而此时评估的对象仅是建筑物，从未提及室内物品，说明投保人也认为保险标的仅指建筑物，不包含室内物品。7.关于《财产保险风险情况问询表》：该问询表仅是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前对投保财产及周边环境的风险大小及因素进行的例行评估，里面提到的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丝棉、海绵）是可能会存放在保险标的建筑物内的物品，是对保险标的来说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保险公司对此物品进行调查是例行程序，不能当然的认为该表格中提及的以上物品都为保险标的。8.本案涉诉保险标的仅包含不动产权第0003055号建筑物的1层房屋，并不包含其二层钢构平台。根据被上诉人在投保时依据的不动产所有权证书可见：权利其他状况：总层数为1层，所在层1层，说明被上诉人仅对第1层进行了投保。保险单、特别约定确认单中均明确约定本保单保险金额按估价方式确定，而被上诉人在投保时向上诉人提供的其向邮政储蓄银行贷款时该房屋的估价为253.63万元，该数额仅为第1层建筑的造价，并不包含第二层钢构平台的价值。第二层钢构平台系在不动产权第0003055号建筑物上独立架设的，其立柱、梁、板均独立于房屋主体结构，原始施工图纸也没有二层钢构平台的设计，可见二层钢构平台并未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系违法建筑。综上，上诉人承保的仅系不动产权第0003055号建筑物的1层房屋，并不包含其二层钢构平台。9.因被上诉人投保的建筑物的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应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金数额。《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金的责任。”被上诉人投保时提交的其两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合计1675.21万元，而保险单建筑物保险金额为1000万元。其建筑物的保险金额远远低于保险价值，应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金数额。四、恳请贵院判令上诉人赔付被上诉人保险金后，认定上诉人依法向侵权人享有代位求偿权。根据嘉祥县公安消防大队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的（2019）第00006号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起火原因为济宁市春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电焊作业过程中散落的焊渣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造成火灾，可知该次火灾损失系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上诉人理赔完毕后依法享有向侵权人追偿的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已就保险合同中免赔额及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约定对被上诉人进行了明确提示及充分说明，且上诉人承保的仅为被上诉人的两栋不动产办公楼，并不包含楼内动产物品。宁宇公司在另外案件中起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要求平安保险公司对其室内动产中的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进行全额赔付，现该案已终审完结，法院生效判决判令平安保险公司支付宁宇公司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的全部损失，赔偿金额为255万元。宁宇公司与我公司案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标的为“办公楼”的约定包含楼内全部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而另案法院生效判决已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损失，故本案一审判决与法院关于宁宇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生效判决相互矛盾。另外，本案保险合同并未将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与其他楼内物品进行单独区分，而宁宇公司要求平安公司全额赔付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损失，说明宁宇公司认为我公司保险标的不包含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既然未对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与其他室内动产区分开，说明宁宇公司在我公司投保的保险标的并不包含楼内动产物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系上诉人单方面制定，未与宁宇公司充分协商，上诉人趁宁宇公司陷入极度危困之境地，缺乏足够的保险知识签订权益转让书，该文件内容对宁宇公司显失公平，一审人民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151条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保单中设置的第一受益人的问题，财产保险合同中，尤其是涉及企业贷款的保单中，设置“受益人”或“第一受益人”是行业惯例。受益人的设置是放贷银行的要求，也是订立本保险合同的目的之一，是被保险人处分其自身权利的体现，被保险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行使，该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再者，即便不论财产保险合同中设立“受益人”主体存在其合理性和社会需求，仅在理赔阶段上诉人就曾经明确表示，本案必须取得“第一受益人”的同意方可支付赔款，并向被上诉人提供了《银行权益转让授权书》，要求被上诉人找银行盖章确认。现在上诉人为了诉讼的需要却又说保单中设置“第一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专有概念，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应当认可“第一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显然是前后矛盾。事发当天，上诉人称只要签了这份文件，第二天就能将100万元赔付到位。保险金额1000万，火灾损失超过3000万，赔付意向100万元，典型的乘人之危显失公。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免赔额和火灾爆炸事故赔付限额不发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当得到支持。首先，保险单中的免赔额和火灾爆炸事故赔付限额并未进行突出显示，不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的要求，其次所有的投保文件中填写的内容，均是上诉人的员工闫秀丽代为填写的，而上诉人及闫秀丽同时又存在违反保险法第116条的情形，因此，代为填写的内容不应当作为被上诉人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免赔额和火灾爆炸事故赔付限额的规定，因保险公司未完成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以其提示义务的完成为前提，在对免责条款完成提示义务前其明确说明义务无从进行，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但书的规定，可以认定保险人未完成该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其次，闫秀丽是上诉人的员工，并非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其是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推介涉案保险合同的人员，并非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根据上诉人一审开庭后补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代表保险人方面，与代表投保人方面的张新薪进行的合同磋商，我方的保险经办人张新薪一直在追问闫秀丽，能不能将火灾爆炸事故限额的约定改掉。因此，被上诉人方从未对免赔额和每次火灾爆炸事故限额有过追认的行为，闫秀丽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被保险人的授权代理行为。银保监会严令禁止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及工作人员代填保险单证，上述行为同样是违反保险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行为。另外，代理人应当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行为，通过张新薪和闫秀丽的微信沟通记录可以明确看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被上诉人从未给予闫秀丽授权设置“免赔额和火灾爆炸事故赔付限额”，结合闫秀丽是上诉人的员工这一隶属关系，在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同样要对于被代理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诚然对于多次办理相同保险种类的保险，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可以降低，但是却不代表保险公司可以免除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代表保险人可以隐瞒保险合同中重要的内容，不代表保险人可以代填保险单证，不代表保险人可以给予保险合同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欺诈投保人。因此，上诉人所述经过两次投保，视为投保人充分了解合同内容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上诉人虽然在保单的第7条第7项设置了纠错期，但该纠错期条款并未被上诉人真正当做约束合同双方的条款来执行。2018年7月6日投保后，同年7月9日，张新薪问闫秀丽“不是1000万的保额吗？”、“这个怎么才100万”、“能改吗”、“要是大火一次烧完了也不需要二次了”、“那怎么办？”等请求上诉人纠错的内容，但上诉人方一直未予正面回复，亦未予以纠错。第五、张新薪在2013年前曾经做过寿险银行保险业务的业务员，后因业务不达标被清退，其从未有过财产保险的业务办理经验，投保人不能以此为理由不承担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三、本涉案保险标的不仅应包括保险合同所列地址内的建筑物还应包括房间内物品。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三条的规定，只要所投保的办公楼及其内部财产，属于该条款第二条范围之内，而又不属于该条款第三条所列举的财产之一的，则无需双方特别约定并载明保险价值即属于保险标的。该解释符合双方投保的合同目的，文理词义相互关联，且有利于格式合同提供者相对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涉案保险标的不仅包括建筑物还应当包含房间内物品，属事实认定清楚，应当予以维持。1、上诉人称“保险标的仅指办公楼，不包含内部物品，如要承保，则要写明承保清单并明确保险价值”与事实不符。保险单的特别约定部分第6条：“除另有约定外，铁皮房、简易建筑、临时建筑或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上的铁皮房及简易棚以及放置于上述建筑物中的机器设备，不在本保单保险责任范围之内。”该条以特别约定的方式对于简易建筑物内的机器设备进行了除外责任；如按照上诉人的说法主建筑物内的物品不另外进行加保就不在保险标的之内，那么简易建筑物内的机器设备也就当然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如果一个物品本身就不在承保的范围之内，其就不存在被除外的基础，何必单独对于简易建筑物内的物品进行特别约定呢？由此可见，本涉案保险本来就应该承保内部物品的。2、关于两栋楼的评估价值的问题，该评估报告是2017年被上诉人准备贷款时针对于该贷款行为进行的价值评估，与本案的投保行为无关，之所以要评估到1675.21万元，是贷款银行要求，抵押物的价值要超过贷款金额的3倍以上。因此，该评估报告并非投保之用，保险人在进行核保时应当对保险标的重新进行以投保为目的的价值评估，保险人在核保时不尽审慎的核保义务，在出险后再说投保人未足额投保，有违公平、诚信原则。而且定损的重置价格是受时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一审时法院选定的评估机构资质合法、程序正当，其针对本次事故进行重置价值评估，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对于被上诉人这种生产经营性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记载均为零，是不可能发生的，上诉人只要看，就能知道该资产负债表中记载是不真实的。如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投保时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其应当依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理。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为零，并不能证明本案承保标的并不包括楼内物品。4、无论从建筑物的重置价值还是资产负债表，亦或是保险人对于确定动产或不动产的承保方式，还是因被上诉人从邮储银行贷款，将房屋抵押给了银行，均无法证明本涉案保险合同不承保建筑物内物品的结果。5、《财产保险风险情况问询表》可以看出投保时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对于投保标的进行了考察、询问，建筑物内是存在生产原料、成品、半成品等内部物品的，其进行风险评估的目的也是为了承保所进行风险评估，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保险公司核保时确认的投保人提供的各项记载为零的资产负债表是不可信的，保险人在核保时未尽审慎的审查义务。6、2015年3055号房产就已经加盖了第二层房产，两次投保时作为保险公司的上诉人均现场进行了查勘，其对于第二层的投保从未提出过异议，投保当时被上诉人也曾向上诉人提交的房产证，如保险公司不予承保第二层房产，需要在保险单中对于第二层进行责任除外的特别约定，否则该第二层房产在投保前就已经存在，应当予以承保。本案中保险人认为不承保内部物品、投保人认为结合条款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本案承保内部物品，如保险人在制作保险单时，将保险标的规定的更清楚一些，比如写明办公楼（不包括内部物品），本案将不在会产生相关争议；如保险人在缔约过程中严格遵守保监会的规定，不代填单证、不给予合同约定意外的利益，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按照要求进行突出显示，则不会产生对于合同条款效力的争议，然保险公司却一项都没有完成。因此恳请人民法院维持一审裁判，通过司法裁判促进上诉人甚至保险行业的精细化、合规化发展。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核保时未尽审慎审查之义务，未完成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发生事故后趁被上诉人陷于危难之中订立对被上诉人显失公平的协议，均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公正的评价。被上诉人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诉讼，并未要求上诉人进行第二次赔付，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按照与平安保险的保险合同要求平安保险赔付变压发泡生产线符合保险合同约定，而且未要求重复赔付，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不包含楼内物品无关联。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财产综合险保险金人民币10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5日，原告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祥支行签订《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从该银行贷款5000000元。双方约定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同日，双方签订《小企业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财产为鲁（2016）嘉祥县不动产权第0003054号房屋及鲁（2016）嘉祥县不动产权第0003055号房屋。2018年7月6日，原告作为投保人在被告处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综合险一份，被告于当日出具《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该保单载明：“保险金额为10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7月15日零时至2019年7月14日24时。保险费交付日期为2018年7月14日前交清全部保费。保险标的为：原告所有的鲁（2016）嘉祥县不动产权第0003054号不动产，其建筑面积为1645.84m2；鲁（2016）嘉祥县不动产权第0003055号不动产，其建筑面积为2840.15m2。保险价值为出险时重置价值。”其中，保险单第七条特别约定部分，第1款约定：“物质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CNY2000.00或损失金额的10.00%，两者以高者为准。”第4款约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其中火灾爆炸事故的免赔率为损失金额的30%，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但该两款均未作加黑加粗处理。其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关于保险标的第二条约定：“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未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并在保险合同内载明保险价值的，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一）金银、珠宝、钻石、玉器、首饰、古币、古玩、古画、邮票、字画艺术品、稀有金属等珍贵财物；（二）……”投保单、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抄件）、特别约定、投保人声明等文件的签署日均为2018年7月6日。财产保险风险情况问讯表中提及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的名称为：丝棉、海绵。2018年12月26日上午11时12分许，原告公司发生火灾，致原告方厂房、加工设备、原料、海绵成品等物品烧毁。2019年5月14日，嘉祥县公安消防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原因为济宁市春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电焊作业过程中，散落的焊渣引燃的周边的可燃物造成火灾。火灾发生当日，2018年12月16日，原告原职工张新薪向保险公司报案。2018年12月27日，双方共同委托山东中恒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本次火灾事故损失进行评估，公估结论标的(仅厂房)损失核定金额为RMB1596439.41元，建议赔款金额为RMB100万元。同日，原告同意被告赔付RMB100万元，书面作出承诺,明确表明本金额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付金额，原告不再就本次事故向被告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2019年7月9日，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济宁伟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标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厂房重置价格为3714916.20元，搅拌罐重置价格为1958000元，原材料价格为7431559.15元，机械设备价格为2532500元。”原告支付评估费9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投保财产保险综合险，被告依法承保，并于2018年7月6日出具保险单，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虽约定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祥县支行，但因原告已于2019年7月8日偿清贷款，现第一受益人将受益权让与原告，所以原告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在保险期间内于2018年12月26日发生火灾，即保险事故，被告应依法依约给付保险金。关于保险标的，被告认为标的仅指保险单载明的两栋建筑物，原告则认为应包含楼内物品。一审法院认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系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依据其第二、三条的规定，楼内的物品不属于该条款第三条所列举的财产，无需特别约定并载明保险价值，即可依据第二条认定为保险标的。本案保额为1000万元，如仅保承办公楼，根据两栋楼的建筑面积，依照双方以出险时重置价格认定保险价值的约定（重置价格应约同于建筑成本），无论以哪一个评估报告为依据，保额均不可能达到1000万元，因此，本案保险标的应包含楼内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依据上述规定，对于被告辩解保险标的仅指产权证上所载明的不动产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保险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均有禁止给予投保人保险费回扣的规定。被告虽否认闫秀丽转给张新薪的2400元系回扣，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因此，闫秀丽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中手工填写的内容，原告虽予以盖章确认，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仍不能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首先，被告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第四条中关于免赔额及保险限额的约定，限缩了被告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该约定并未加黑加粗或以其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形式进行突出显示，未完成提示义务；其次，闫秀丽与张新薪的微信记录能够证实，在7月6日保险单出具时，原告对于限额100万元并不知情；另外，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祥县支行出具的《同意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的起诉声明》及《放弃受益权声明》的内容，结合本案投保系应贷款机构要求所为的投保目的，保额限额为100万元根本不能保证其贷款资金的安全，即如果保额限额为100万元，而保险人又确实作出了明确说明时，第一受益人不可能同意投保该险种。综上，被告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第四条中关于免赔额及保险限额的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2018年12月27日，原告作出《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同意被告赔付100万元，明确表明本金额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付金额，原告不再就本次事故向被告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一审法院认为，该赔付协议订立时原告并不具有获得保险金的资格，此时的第一受益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祥县支行，原告此时没有对他人权益作出认定或进行承诺的主体资格，至2019年7月8日原告偿清贷款及邮政银行声明转让受益权后，原告方才取得起诉的索赔资格；且2019年1月8日，原告已发《告知函》函告被告，要求撤回《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综上，被告在原告刚刚遭受火灾，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情形下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该承诺显失公平，原告要求撤销，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一审法院采信的济宁伟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所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原告在本次保险事故中的财产损失为：厂房重置价格为3714916.20元，搅拌罐重置价格为1958000.00元，原材料价格为7431559.15元，（水平变压发泡机已另案处理，不包括）合计13104475.35元。因双方约定保额以出险时重置价格为标准，故保额与实际损失之间肯定会有一定差别，因原告损失已超过1000万元，故被告应在不超过保额1000万元的限额内给付保险金。评估费用90000元，系为确定保险标的损失所必需的支出，根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应由被告保险公司支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一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济宁市宁宇聚氨酯有限公司厂房、搅拌罐、原材料等财产损失保险金、评估费10,09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17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组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与山东康泉食品有限公司、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岳晶体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成友食品有限公司、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六宗，说明：①该六宗保险合同均包括保险单、投保单、财产保险标的项目投保清单、机器设备及存货清单等材料；②该六宗保险合同保险标的既包括动产又包括不动产，具体为固定资产、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③该六宗保险合同的签订时间均在2018年7月份左右，与本案保险合同同时间段签订；④该六宗保险合同仅是上诉人众多同样情况的保险业务的一小部分，但这六宗保险合同能够充分说明如保险标的既包含动产又包含不动产的，上诉人和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的规范做法。该组证据共同证明：①在保险合同签订实践中，如保险标的既包括不动产又包括动产，则保险合同中会分别列明不动产及动产名称，因动产品类繁多，还会就动产的名称、种类以单独的清单的方式列明清楚；②因不动产及动产的保险金额、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费率及保险费不同，均会在保险合同中对动产及不动产的保险标的的上述信息进行分别约定。而本案无论是保险单、投保单还是财产保险标的项目投保清单中，约定的保险标的项目仅为办公楼，并没有关于楼内设备及原材料为保险标的的任何约定，更没有关于楼内设备及原材料的名称、保险金额、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保险费率及保险费的约定，与上述六宗保险合同向矛盾，这能充分说明宁宇公司投保的保险标的只是不动产办公楼，不包括室内的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证据二、宁宇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的二审判决书，证明宁宇公司单独就室内的变压发泡生产线设备的全部损失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法院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就该变压发泡生产线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均在2018年7月份已经形成，在一审时已经处于上诉人的控制之下，其并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新证据范畴，所有的投保卷宗中，对于免赔额均没有进行突出显示，在第一份投保业务中，固定资产合计21839782.2元其投保金额仅为1291万，也是设备和清单不相匹配；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是否应予撤销；2、涉案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特别约定中关于免赔额及赔偿限额的约定对被上诉人是否产生效力；3、涉案保险标的是否包含楼内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投保了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7月14日。涉案保险系被上诉人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祥县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嘉祥支行）办理贷款时，邮政银行嘉祥支行为保证债权的实现要求被上诉人为涉案保险标的进行的投保，并约定涉案保单第一受益人为邮政银行嘉祥支行。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出具《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但《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的相关内容与邮政银行嘉祥支行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在出具《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时，邮政银行嘉祥支行尚未将保险金受益权转让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征得邮政银行嘉祥支行的同意，邮政银行嘉祥支行亦未对《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中的相关赔付意见进行追认，且被上诉人已于2019年1月8日以邮政银行嘉祥支行不同意为由向上诉人发送《告知函》要求撤回《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故一审法院将《赔偿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予以撤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涉案投保单特别约定中关于“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其中每次火灾爆炸事故免赔率为损失金额的30%，每次火灾爆炸事故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条款，应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上诉人就上述条款应对被上诉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闫秀丽系上诉人公司员工，涉案保险系闫秀丽与被上诉人员工张新薪负责对接办理。被上诉人提交的闫秀丽与张新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张新薪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在涉案保单出具时被上诉人对于限额100万元并不知情。虽然被上诉人在《投保人声明》上面加盖了公章，但投保人声明手写的内容均系上诉人员工闫秀丽所写，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主张闫秀丽曾转给张新薪2400元的回扣，上诉人虽对被上诉人主张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反驳证据加以证明，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投保人声明》不能视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涉案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及第三条的理解发生争议，即对涉案保险标的是否包含楼内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发生争议，涉案保险条款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故应作出不利于上诉人方的解释，应认定涉案保险标的包含楼内设备及原材料等物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43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