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破终38号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深圳市瑞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赵思思，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望东，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跃，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申志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深圳市瑞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瑞安公司）因申请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下称外经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破申1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安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20)粤01破申12号民事裁定，受理其提出的对外经总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为瑞安公司未对外经总公司产生新的债权，不得再次对外经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属于事实认定有误。实际上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的债权一直存续，瑞安公司的债权不可能因为原审法院的裁定而灭失，也根本无需产生新的债权才能申请破产清算。且在撤回前次申请后，有权再次提出申请。原审法院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认为瑞安公司不得再次提出申请，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瑞安公司无需对外经总公司产生新的债权方可申请破产清算，因为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的债权一直是存续的，原审裁定书中确认了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并确认外经总公司至今未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清偿，瑞安公司的债权亦未灭失。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瑞安公司未对外经总公司产生新的债权”，即无权申请，明显违反企业破产法第七条规定。瑞安公司前次申请破产清算时，因原审法院要求瑞安公司预先缴纳部分破产申请费用，实际上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八条规定，但瑞安公司还是同意撤回破产清算申请。本次瑞安公司再次申请破产清算，不属于重复申请，法院不得适用“一事不再理”予以驳回。原因在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经过实体审理对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或申请作出判决或裁定之后，不得再对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请求或申请进行审理或裁判。而原审法院在前次立案后并未对本案实体性问题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据此，原审法院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认为瑞安公司不得再次提出申请，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外经总公司至今仍未清偿瑞安公司的债权，原审裁定亦对此予以确认，对外负有未能清偿的负债且经执行仍未清偿的，即已证明外经总公司资不抵债，完全具备破产原因。另外，外经总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其属于“僵尸企业”，“正等待安排出清”，说明其并未就公司具备破产原因这一事实提出任何异议，亦未举证证明公司资产大于负债，不具备破产原因。因此，在外经总公司完全并持续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外经总公司未产生新的破产事由，不具备破产原因，明显属于事实认定有误。外经总公司至今仍未清偿瑞安公司的债权，外经总公司在听证会上对未清偿瑞安公司债权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原审裁定书亦对此予以确认。另外，瑞安公司的债权经过强制执行，仍未执行到位而被终结本次执行，该事实原审裁定书法院查明部分亦有记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即可认定外经总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另外，外经总公司在听证会上认为其属于“僵尸企业”，“正等待安排出清”，“目前公司尚未是时候进行破产清算”，于此可见，外经总公司并未就公司具备破产原因这一事实提出任何异议，只是认为公司目前还没准备好，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即已经自认具备破产原因；且外经总公司在听证会上陈述，在破产和解程序中，其并无财产清偿案外人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时利公司）的债权，而是通过第三人受让债权的方式进行处理，也再一次印证了外经总公司已无清偿能力并具备破产原因的事实。在瑞安公司前次破产清算申请听证会上陈述其负债为2600多万元，资产为200万元，净资产为-2400万元。而破产和解程序中外经总公司仅处理了600多万的负债，即使全部扣掉该笔负债，其依然负债将近2000万元，依然属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形。而且，外经总公司在本次庭审中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新增资产，或提供其他关于资产大于负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证据，即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因此，无论是瑞安公司举证角度，还是从外经总公司自认角度，外经总公司都已经完全并持续具备破产原因。原审法院认为外经总公司未产生新的破产事由，不具备破产原因，明显属于事实认定有误，据此驳回瑞安公司申请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裁定书认为外经总公司破产和解程序中与案外人时利公司已达成破产和解协议，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可按照该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主张权利，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该协议系外经总公司与时利公司自行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具有个别适用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清偿方案，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并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可适用其他债权人的破产和解协议。根据原审裁定，结合瑞安公司在听证会议上陈述以及(2018)粤01破99-3号破产和解裁定，可以确定外经总公司和案外人时利公司系自行达成的债务处理协议，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情形。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和解协议是经过债权人会议讨论和决议的，具备适用于所有和解债权人的清偿内容，对所有和解债权人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但前述债务处理协议系自行达成，未经讨论和决议，内容上系通过第三方受让债权方式对债务进行处理，也无可普遍适用的清偿内容。因此，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认为瑞安公司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按照该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主张权利，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区别于未知债权人，瑞安公司作为已知债权人，和解程序的管理人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瑞安公司不知晓更无法参加破产和解程序，破产和解程序以及与时利公司的和解协议对瑞安公司并无约束力和可适用性。原审裁定认为瑞安公司未申报债权，但并未查明瑞安公司未能申报债权的原因系管理人未依法通知申报。在前次瑞安公司申请外经总公司破产清算时，瑞安公司就是以债权人身份申请的，也是向原审法院提出的申请，债务人也出庭参加了听证，因此外经总公司和原审法院完全知悉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享有债权的事实。而且，原审法院准许瑞安公司撤回破产清算申请的裁定书也在全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了公开发布，外经总公司破产和解程序的管理人也应当完全知悉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享有债权的事实。因此，瑞安公司属于已知的债权人，而非未知的债权人，破产和解程序的管理人依法应当通知已知的债权人申报债权。但直至该破产和解程序终结，瑞安公司亦未收到任何申报债权的通知文件，因此无法参与破产和解程序。瑞安公司非因本人原因，未能申报债权，无法参与破产和解程序，外经总公司与时利公司自行达成的协议也非和解协议，破产和解程序以及时利公司的协议对瑞安公司并无约束力和可适用性。最后，原审法院不能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排除瑞安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权利，也不能消灭瑞安公司的债权，破产和解程序终结后仍有未清偿的对外负债，具备破产原因，即应进行破产清算。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并未排除破产和解程序终结后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权利。瑞安公司的债权也不可能因为破产和解程序而灭失。破产和解程序终结，但外经总公司仍未清偿对瑞安公司的负债，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依法应当裁定受理瑞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四）外经总公司及其破产和解程序管理人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明知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享有债权，但整个破产和解程序未通知瑞安公司申报债权，并私自达成了债务处理协议并申请终结破产和解程序，使得瑞安公司无法参与该破产和解程序，债权至今仍未得到清偿，瑞安公司保留追究外经总公司及前述管理人赔偿责任的权利。原审法院查明：外经总公司成立于1980年11月21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190663015L，注册资本柒佰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申志明，公司住所地为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路广州国际贸易大厦****，公司类型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期限为长期，核准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经营范围为：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咨询服务。外经总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其现时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深圳市庆鸿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庆鸿基公司）因与外经总公司发生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经审理后于2001年6月22日作出(2000)越法经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庆鸿基公司与外经总公司于1999年9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2000年7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外经总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退还100万元给庆鸿基公司；三、外经总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按100万元计的从2000年9月3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每日3‰计付违约金给庆鸿基公司，但违约金数额不得超过本金；四、驳回庆鸿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庆鸿基公司、外经总公司均不服该上述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0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08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因外经总公司未主动履行义务，瑞安公司（原庆鸿基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执行决定，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7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通过银行、车管、房管等部门对外经总公司名下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除强制扣划了外经总公司名下银行存款l164元可发还申请执行人瑞安公司外，均未发现外经总公司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经执行，由于申请执行人也未能在法院限期内提供外经总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故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5日作出(2010)越法委执字第600-1号执行裁定，裁定(2010)越法委执字第600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网上公开），庆鸿基公司于2001年8月8日更名为瑞安公司。原审法院根据时利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1月1日裁定受理外经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担任外经总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仅有时利公司一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额共计6585841.74元，原审法院已裁定确认该无争议债权。后外经总公司和时利公司就相互间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了《破产和解协议》，原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该和解协议予以认可，并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粤0l破99-3号民事裁定，认可该和解协议，并终结外经总公司破产程序。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裁判文书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和解债权人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无财产担保债权的人。和解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外经总公司曾于2018年11月1日被原审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19年5月20日，原审法院裁定认可该案所涉的和解协议，并终结外经总公司破产程序。本案中，瑞安公司对外经总公司享有的债权发生于2018年11月1日前，但其并未在外经总公司破产清算（和解）一案中申报债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瑞安公司可以按照该案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向外经总公司主张行使相关的权利。自2019年5月20日至今，瑞安公司未对外经总公司产生新的债权，在外经总公司未发生新的破产事由的情形下，现瑞安公司申请再次对外经总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5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2020）粤01破申12号民事裁定，对瑞安公司提出的对外经总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受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外经总公司与时利公司达成的《破产和解协议》约定，时利公司申报的债权总额为6585841.74元，外经总公司向时利公司支付850000元用于清偿债务。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外经总公司与时利公司达成的《破产和解协议》对瑞安公司是否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和解债权人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无财产担保债权的人。和解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本案中，原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日裁定外经总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此期间，外经总公司与唯一申报了债权的债权人时利公司达成《破产和解协议》。原审法院经审核后裁定认可该和解协议，并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上述破产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其效力也及于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因此，本案所涉的和解协议对未申报债权的瑞安公司也有约束力。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瑞安公司应当按照上述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向外经总公司行使相关权利，但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根据上述《破产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时利公司申报的债权总额为6585841.74元，外经总公司向时利公司支付850000元用于清偿债务。可见，外经总公司是12.9%（850000元÷6585841.74元×100%）的比例向债权人清偿债务。该清偿条件应当对所有债权人包括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都有约束力。故瑞安公司可以按照上述的清偿比例向外经总公司主张权利，但瑞安公司申请外经总公司再次破产清算，缺乏法律依据。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瑞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丁海湖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邹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