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03民初2973号原告：童国富，男，汉族，1970年11月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马俊，余服先（实习），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陈欣，男，汉族，1976年7月29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代理人：赵燕，阮飞，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童国富诉被告陈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6月24日、6月29日、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童国富及其委托代理人马俊、余服先，被告陈欣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燕、阮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童国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欣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89.75万元（利息自实际出借之日即2015年5月4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事实和理由：被告陈欣于2015年5月4日向原告童国富借款，同日原告童国富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陈欣出借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童国富多次向被告陈欣催要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但被告陈欣一直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欣答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要求陈欣偿还借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原告未提供借条、借款合同等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2、原告的主张违背交易常识。本系列六案所涉本金合计645万元，支付时间自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5月13日，在此期间原告向被告共进行10笔款项支付，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要过借款本息，并且不符合常理的不断进行款项转账，原被告双方亦未出具借条明确借贷金额、利息标准、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二、涉案款项系原告支付给陈欣的佣金，并非借款。1、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委托炒股关系。2013年下半年起原告将自己及其兄弟童国荣的证券账户委托给陈欣进行购买股票投资管理，陈欣及童国富、童国荣三人的证券账户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的主要股票名称及交易时点相同，且三个账户在该时点进行该股票交易均为陈欣在中泰证券公司VIP1室专用的MAC地址为4487FCC7C3C1的专人专机电脑进行的交易，根据证券公司相关规定及MAC地址的唯一性，证明原告委托陈欣管理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投资。2、童国富向陈欣支付的是因委托期间产生收益的佣金。根据童国富与陈欣的口头约定，由童国富在委托操盘期间产生的股票收益扣除资金成本后按照30%的比例向陈欣支付佣金。三、原告童国富要求陈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主张借款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明细账》两份、补充证据：《童国富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明细账》、《借条》、《微信记录》、《童国富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7556的银行卡明细账》、《童国富中国民生银行尾号为0198的银行卡明细单》、《童国富中国民生银行尾号为8885的银行卡明细单》、《童国富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6977的银行卡明细账》，被告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认为自2014年8月26日后，原告单方大额转账给陈欣，是自2013年底原告及童国荣委托陈欣操作股票账户后给付陈欣的佣金，本案的150万元转账以及本系列六案的转账时间、金额无法一一对应，微信记录无法体现发生了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并且原告向被告连续不断支付大笔款项且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能否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二、对于原告提交的《还款情况说明》、《借款及还款明细表》，被告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三、对于被告提交的：1、陈欣中泰证券《信用资金账户（87×××06）流水明细》，2、陈欣中泰证券《信用资金账户（87×××88）流水明细》，3、陈欣中泰证券《信用资金账户（87×××06）委托记录》，4、陈欣中泰证券《信用资金账户（87×××88）委托记录》，5、陈欣中泰证券个人ＶＩＰ室使用的电脑设备信息，6、《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拓东路营业部客户室管理规定》，7、《询问笔录》，8、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原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5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能否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第6组证据与本院调取的证据系同一组证据，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评判。第7-8组证据，因证人李某与原被告之间有利害关系，本院均不予认可。四、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原告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五、本院根据被告申请依法调取证据如下：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中童国富（身份证号：3326231970********）的证券账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记录及委托记录（含操作设备的ＭＡＣ地址信息）；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拓东路证券营业部中童国荣（童国富弟弟）的证券账户（含信用资金账号及普通资金账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记录及委托记录（含操作设备的ＭＡＣ地址信息）；3、光盘2张。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认可。原告认为童国富从未委托或通过陈欣进行股票操作，更未承诺向陈欣支付佣金，童国荣不是本案当事人，其证券账户信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能否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六、本院依职权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杨浩然所作《工作笔录》，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被告对三性均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证明陈欣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的ＶＩＰ客户，营业部针对ＶＩＰ客户配备ＶＩＰ室及电脑供陈欣使用，该电脑发出的ＭＡＣ地址编号为4487ＦＣＣ7Ｃ3Ｃ1。七、对证人李某的证言，原告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是原被告的朋友，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童国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数次向被告陈欣转款，分别于：2012年3月28日转款150万元、6月28日转款50万元、10月31日转款10万元、11月6日转款5万元、2013年8月14日转款55万元、9月21日转款15万元、2014年6月29日转款27500元、2014年7月6日转款36500元、7月10日转款56700元、7月13日转款29500元、7月14日转款41300元、8月1日转款3万元、8月26日转款4次，每次转账5万元，共转款20万元，8月27日转款60万元、9月29日转款200万元，10月31日转款4次，每次转账5万元，共转款20万元，11月3日转款30万元、11月4日转款3万元、11月10日转款50万元、12月30日分别转款25万元、49万元、6万元，共计转款80万元，2015年1月26日转款13万元、3月5日转款210万元、5月4日转款150万元、5月13日转款150万元、6月15日转款113万元，共计转款14061500元。被告陈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数次向原告童国富转款，分别于：2012年5月2日转款45000元、6月28日转款45000元、7月2日转款4万元、7月19日转款30万元、8月2日转款95000元、9月21日转款100万元、10月8日转款15万元、12月31日转款100万元、2013年9月30日转款15万元、2014年6月30日转款4000元、7月2日转款12400元、10月29日转款340万元，2015年1月8日转款13万元，9月8日10万元，共计转款6471400元。被告陈欣于2014年9月28日向原告童国富出具《借条》，载明：“今本人陈欣向童国富借款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整，兹定于2014年11月1日前归还。”被告陈欣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拓东路证券营业部开设的普通资金账户为87×××88、信用资金账户为87×××06，童国富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开设的普通资金账户为16×××06、信用资金账户为17×××04，童国荣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拓东路证券营业部开设的普通资金账户为87×××57、信用资金账户为87×××98，被告陈欣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拓东路证券营业部ＶＩＰ室中使用的电脑设备ＭＡＣ地址为4487ＦＣＣ7Ｃ3Ｃ1。陈欣、童国富、童国荣三人于2014年1月2日-2015年7月22日期间，在股票交易名称、交易时间、发出交易的ＭＡＣ地址专属同一设备等要素均呈现高度一致。另查明，童国荣系童国富弟弟。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界定问题，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为基于民间借贷而产生的债务纠纷，被告则抗辩认为双方是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而支付给被告的佣金。一、针对原告要求被告陈欣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89.75万元（利息自实际出借之日即2015年5月4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为《借条》、《微信记录》及数笔银行转账交易流水。结合上述证据显示，原告自2012年3月8日起至2015年6月15日期间共计向被告转款14061500元，其中包含自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5月13日期间，本案及本院已受理的另五件系列案的转款金额共计645万元。原告认为双方借款持续时间长，且是连续滚动的多次借款行为，被告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原告转账340万元系结清双方之间2014年10月29日前的账目，与本系列六案无关。被告抗辩其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原告转账340万元系偿还2014年10月29日前的款项，包含《借条》约定的280万元，双方账目结清，且涉案的150万元系原告及其弟弟童国荣委托被告操作股票交易盈利而给付给被告的佣金。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原告向被告转款时间发生在2015年5月4日，转款金额150万元，综合原告诉至本院所主张的系列六案中的六笔转账均发生在2014年8月26日后，原告向被告的转款行为具有持续时间长、转账金额大、转款次数频繁等特点，原告在向被告进行长期频繁地大笔金额转账期间内，仅有一份《借条》，且未约定借款利息。该份《借条》仅能证明在2014年9月28日，陈欣向童国富借款280万元的事实，不能代表双方之间的全部转款行为均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自发生连续数笔大金额转款行为之日起至原告诉至本院期间，既然双方已经形成过一次以书面形式将借贷行为固定下来的《借条》，但其余数次大金额转账行为均未形成有效的书面债权凭证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及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也不符合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和常理。其次，自2015年5月4日本案转款行为发生至起诉之日，原告在其认为向被告出借数笔大额借款后，在较长时间内，被告持续未归还借款，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在上述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催还借款的事实，且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中亦未体现双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和借贷交易往来。再次，原告诉至本院所主张的系列六案中的六笔转账均发生在2014年8月26日后，被告分别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原告转账340万元，2015年1月8日转账13万元、2015年9月8日转账10万元，被告认为其于2014年10月29日转款340万元系偿还2014年10月29日前的款项，包含《借条》约定的280万元，双方账目结清。而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该340万元的转款与该280万元的《借条》无关，不足以反驳该笔款项系偿还280万元的事实，且原告认可该340万元系结清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之前的账目，因此本院对原告关于该340万元款项性质的辩称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该340万元转款系偿还《借条》中280万元的款项。本案150万元转款发生在2015年5月4日，在该转款行为发生后，被告仅于2015年9月8日向原告转账10万元，转款金额不具有利息系固定数额且与本金之间存在特定百分比的特点，转款也无常规付息时点的规律性。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了转账凭证，未提供书面借条、借款合意等证据证实借贷关系的成立，根据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认定借贷金额及借贷时间、利息等基础法律事实，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二、针对被告抗辩案涉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代原告及原告的弟弟童国荣操作股票交易获利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佣金。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其在中泰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交易流水、个人VIP室电脑设备使用信息情况及证券公司相关内部管理规定，本院依申请调取的童国荣、童国富在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交易信息，从以上交易记录对比中可以看出，陈欣、童国富、童国荣三人于2014年1月2日-2015年7月22日期间，三人账户委托交易股票中有6支股票存在交易时间交叉重叠，并且发出交易指令所委托的设备MAC地址在0025568BC41B、001A926F86DE、4487FCC7C3C1中交叉出现，根据交易习惯、股票交易名称、交易时间、发出交易的MAC地址专属同一设备等要素均呈现高度一致性等因素考量，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有存在代为操作股票交易的事实存在，但被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对盈利所给付的佣金比例及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其次，本院认为，被告就其与原告之间就争议事实存在的基于委托合同而给付佣金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所提供的证据，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证明标准，本院无法确认代为交易股票的盈利收入及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的比例，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有代为操作股票交易的事实，但不能确认原告向被告所转款项系支付佣金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据借贷发生金额、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交易习惯、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等综合因素考量，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童国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80元由原告童国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蒲贵兵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方麒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