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6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住山西省交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九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曹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的（2019）晋11民终1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姬芳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审判员刘志刚、孙成宇参加评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141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有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为1996年4月4日被申请人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张《收据》，其中一张《收据》载有“今收到李某人民币贰佰伍拾元，系付承包枣树地5亩，水费100、机耕费50、包地100”，另外两张《收据》同样载有“承包枣树地5亩、包地100”的内容，可证明1996年被申请人是按照每亩20元的价格向再审申请人收取土地承包费。第二组证据共四份，为同一时期向被申请人承包土地的村民耿建全、曹学强、薛生有、王吉功四人分别出具的书面证言，证实1996年春被申请人就承包土地一事召集包括再审申请人和上述四人在内的所有承包人开会，明确约定承包期30年不变，承包费每亩20元，每五年增加10元，15年后50元封顶，30年承包期满后根据国家政策另行调整，并承诺签订合同。上述两组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早在1996年就已明确约定涉案土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在承包期内（1996年至2026年）土地承包费50元／亩封顶，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中对上述内容并未提出异议。2.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将土地承包费确定为每亩300元，并通知了再审申请人，视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每亩土地承包费用300元的承包合同缺乏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提交的2015年1月5日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上并无再审申请人的签字，被申请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将决议内容以书面或其他有效形式送达再审申请人，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签订了每亩土地承包费300元的承包合同。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从未接到过参加上述会议的通知，也未参加过上述会议，对村民代表大会将土地承包费提高为300元／亩的决定毫不知情。（2）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从2015年开始一直是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向被申请人缴纳承包费缺乏证据证明。为了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再审申请人曾在2015年根据村委会的明确承诺，交纳了3000元而非6000元用于办理土地确权手续，但时至今日，被申请人不仅未能为再审申请人办理土地确权手续，还擅自截留、扣缴了再审申请人及家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老年生活费等款项共计10800元用于抵销所谓的土地承包费欠款。其中，2015年、2016年每年截留、扣缴3000元，包括再审申请人全家四口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1600元以及再审申请人的母亲乔秀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400元、老年生活费1000元；2017年、2018年、2019年每年截留、扣缴1600元，包括再审申请人全家四口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中明确承认上述款项是其单方截留、扣缴的，而不是再审申请人主动交纳的，再审申请人从未认可、同意将土地承包费变更为每亩300元。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早在1996年就确立了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严格执行土地承包费50元／亩封顶的有关约定，不得擅自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应与再审申请人及时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至今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其于1996接收再审申请人20元／亩的土地承包费并出具收款收据，证明双方早在1996年就已经确立了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约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不能成为被申请人单方面、擅自提高土地承包费的依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变更、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干涉承包经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强迫、阻碍承包经营当事人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行为，给承包经营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为双方法律行为，被申请人单方做出的行为，若得不到再审申请人的同意，该行为系无效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未就变更土地承包费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能成为被申请人擅自提高土地承包费的依据，也不能视为合同双方就变更土地承包费的有关内容达成新的协议。被申请人借所谓的村民代表大会单方面擅自将土地承包费提高至300元／亩是无效的、不合法的，更是假借集体研究决定之名对再审申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粗暴干涉和公然侵犯，对于被申请人这种擅自提高土地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明确提出“对随意提高土地承包费，收回部分承包地高价发包，或脱离实际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搞规模经营而强行从农户手中收回‘责任田’等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严格加强对土地承包费的管理。延长土地承包期和进行必要的‘小调整’，不得随意提高承包费，变相加重农民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也都明确提出，“要严格依法审理因随意提高土地承包费、撕毁合同、一地多包、收回土地高价发包、缩短承包期等行为引起的纠纷案件，坚决纠正各种违法行为。”“依法保护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延长土地承包，制止随意提高土地承包费和收回土地高价发包等行为，保障国家土地政策的连续性。”人民法院应当据此严格依法审理因随意提高土地承包费引发的纠纷。（3）被申请人擅自截留、扣缴的再审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应当依法返还，被申请人不得主张抵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的，应当退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擅自截留、扣缴承包收益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承包方请求返还的，应予支持。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主张抵销的，不予支持。”被申请人从2015年起累计擅自截留、扣缴再审申请人全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等总计10800元，并直接用于抵销土地承包费，原审判决认可上述擅自截留、扣缴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称：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完全可以在一、二审庭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范围，对七份证据中的三张《收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约定了30年的土地承包期限；对四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中提交了两份证据，可证明2015年1月13日答辩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将土地承包费定为300元/亩，8个村民的缴费单据可证明2015年1月以来村民都是按照300元/亩的标准缴纳土地承包费。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中，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并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第一组证据为：1996年4月4日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张《收据》，分别载有“今收到李某人民币贰佰伍拾元，系付承包枣树地5亩，水费100、机耕费50、包地100”、“今收到李义军人民币贰佰伍拾元，系付承包枣树地5亩，水费100、机耕费50、包地100”、“今收到李义文人民币贰佰伍拾元，系付承包枣树地5亩，水费100、机耕费50、包地100”。李某主张该《收据》可证明1996年被申请人是按照每亩20元的价格向其收取土地承包费；第二组证据为同一时期向被申请人承包土地的村民耿建全、曹学强、薛生有、王吉功四人分别出具的书面证言，证实1996年被申请人就承包土地一事召集包括再审申请人和上述四人在内的所有承包人开会，明确约定承包期30年不变，承包费每亩20元，每五年增加10元，15年后50元封顶，30年承包期满后根据国家政策另行调整，并承诺签订合同。被申请人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质证主张，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围，对三张《收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约定了30年的土地承包期限；对四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再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本案再审审查中，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并提供了1996年4月4日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张《收据》和同村村民耿建全、曹学强、薛生有、王吉功四人分别出具的书面证言，但该证据并不符合上述有关新证据的法律规定，故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不能成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提供了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8个村民的缴费单据，证实2015年新的一届村委产生后，为了依法治村，对全村的各项规章制度重新进行了规范，2015年1月5日经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种植枣树的耕地的承包费确定为每亩300元。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其未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对该决定不知情，但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提供了李某2015年-2018年的收据6张和村委会财务关于李某交枣树地承包费的情况说明，证实李某2015年已按照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缴纳了6000元（20亩×300元）承包费。虽李某再审主张其2015年缴纳的是3000元而非6000元，该3000元是用于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非交纳土地承包费，另外3000元系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扣缴的其和家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老年生活费等，但李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2015年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要求其缴纳3000元用于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在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其给付欠缴的承包费之前，李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对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扣缴其和家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老年生活费用于抵销承包费事宜向相关部门提出过异议，现李某仅以其未参加2015年1月5日村民代表大会为由主张其对村民代表大会将土地承包费提高至300元不知情，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不能成立。至于李某主张1996年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与其确定承包合同关系时双方约定土地承包期30年和土地承包费每亩50元封顶，因李某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判决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根据庭审调查情况认定李某应给付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16200元承包费，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姬 芳审 判 员 刘志刚审 判 员 孙成宇 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宋天民书 记 员 张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