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3220号原告：泉州市坤泽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北峰街道泉州软件园研发启动区**。法定代表人：金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淑芳，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京迪世博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楼（**）****。法定代表人：朱玉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剑，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泉州市坤泽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泽公司）与被告京迪世博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迪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坤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淑芳，被告京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坤泽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坤泽公司和京迪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2、京迪公司向坤泽公司返还授权费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7日起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京迪公司向坤泽公司赔偿因履行《招商代理合同书》而投入的各项损失38920元；4、京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6日，坤泽公司和京迪公司签订《招商代理合同书》，约定由京迪公司授权坤泽公司提供“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项目福建省独家招商代理服务，负责招揽在福建省内注册的企业主体，参与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中国馆主题展的活动，坤泽公司向京迪公司支付50万元授权费，具体招商政策以代理合同附件为准。代理合同签订后，坤泽公司向京迪公司支付了50万元授权费，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积极开展招商工作，但2019年9月京迪公司在未与坤泽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变更招商政策，将招商各授权层级、费用、享受权益等主要条款均予以更改，导致坤泽公司无法继续正常开展招商工作，已开发客户无法正常签约，给坤泽公司造成巨大信誉及经济损失。坤泽公司已经依约支付授权费，亦按照合同约定开展招商工作，但因京迪公司任意变更招商政策的行为已经导致代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代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坤泽公司有权解除代理合同，要求京迪公司返还授权费并赔偿相应损失。经与京迪公司多次沟通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坤泽公司诉至法院。京迪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坤泽公司的诉讼请求，因基于坤泽公司和京迪公司的负责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授权费用本应是100万元，打折之后确定为50万元。《招商代理合同书》确有不同版本，但调整之后的合同书没有增加授权费用。京迪公司不存在单方面变更合同，《招商代理合同书》的第二条对项目时间和项目流程都有约定，严格按照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组委会和中国贸促会制定的章程执行。《招商代理合同书》第十一条合同的解释，约定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标准的解释权最终归中国贸促会所有。京迪公司对合同书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名称和字面上的调整，是基于贸促会的要求进行的调整，但对合同书的主要条款权益等方面不存在调整，因此京迪公司不存在违约的问题。针对坤泽公司主张的因履行《招商代理合同书》而投入的各项损失38920元，其中坤泽公司与亿鑫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之间的3900元印制画册的收据，坤泽公司支付的对象是个人，该笔费用与事实不符，支付对象应该是亿鑫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坤泽公司与陈亮个人签订的装修施工合同，因个人不具备装修资质，不应成为装修合同签订的主体，且35020元的装修费用的支付主体是金哲个人，应该是坤泽公司作为支付主体。故京迪公司对坤泽公司主张的各项损失38920元不予认可。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坤泽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招商代理合同书》及附件《甲方与组委会的授权合作书》《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说明书》《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说明书》《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联合推广合作代理政策说明》，证据2.支付授权费的发票，证据3.变更后招商说明，《2020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创新发展计划》《2020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创新发展计划》《2020中国茶文化国际发展论坛暨茶文化国际创新发展计划》，证据4.关于履行合同的函、关于履行合同回复的函，证据5.收款收据，证据6.装修施工合同及微信转让记录，证据7.《招商代理合同》，证据8.建设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证据9.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据10.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兴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京迪公司对证据5-证据7、证据9-证据10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京迪公司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9年1月10日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向京迪公司出具的《合作确认函》，证据2.《合作协议》，证据3.《招商代理合同书》，证据4.授权证书，证据5.2019年11月7日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向京迪公司出具的《合作确认函》，证据6.2019年11月7日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向京迪公司出具的《关于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发展论坛相关要求的知会函》。坤泽公司对上述证据1、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京迪公司提交的证据6，因其向法庭提交了证据原件，经审核，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6日，委托方（甲方）京迪公司与受托方（乙方）坤泽公司签订《招商代理合同书》。第一条合同目的。甲方授权乙方就“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项目提供福建省独家招商代理服务。第二条项目名称、时间和流程。项目名称：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传统文化、民族品牌、科技智造、茶文化）及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传统文化、民族品牌、科技智造、茶文化）。项目时间：项目时间及场地安排由中国馆组委会或中国贸促会最终发放公告为准。项目流程：项目活动流程应严格按照中国馆组委会或中国贸促会制定的章程执行。第三条合同期限、范围。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该项目结束后三个月终止。如项目进度延期，则本合同有效期限相应顺延。2、代理地区：乙方拥有“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项目福建省独家招商代理权；凡是在福建省内注册的企业主体，参与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中国馆主题展的企业，必须与乙方达成协议，由乙方代理相关手续。3、授权费及支付方式：本合同授权费为人民币五十万元整，一次支付完毕。乙方支付授权费后，即享有该项目福建省独家代理的权利和义务，甲方不得将福建省的招商权提供给其他公司。第四条招商工作。1、商户确认：乙方在招商过程中推荐的客户根据《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说明书》及《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说明书》中“授权企业合作标准”，并提交《客户确认单》（格式见附件）申报甲方予以确认。甲方应在乙方申报通知后三日内完成对该客户的书面确认。2、招商费：乙方与客户签订合作协议后，按《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说明书》及《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说明书》中规定的“授权品牌及合作伙伴费用”的相应级别缴纳50%给甲方。3、权益确认：乙方在得到甲方的书面确认，并与客户实际签约后，按“授权品牌”级别款项的50%全额支付给甲方后，甲方应于三个工作日内为该企业制定相应授权合作级别的官方证明，并寄递给乙方。并于X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世博会通知、资料等给乙方转交客户。第八条违约责任。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合同一方未遵守本合同的约定，未及时、完全地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守约方应当以传真或邮寄方式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违约方于收到书面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纠正违约行为。如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未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守约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第十一条合同的解释。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条款内容不明确，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本合同的原则、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及关联条款的内容，按照通常理解对本合同作出合理解释。如无法达成一致，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标准的解释权最终归中国贸促会所有。《招商代理合同书》的附件2《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说明书》载明，本次论坛将由京迪公司负责具体策划、组织与实施，从传统文化、科技智造、民族品牌、茶文化等行业，甄选邀请国内企业代表参加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同时推出“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计划”，授权部分优秀参会企业成为论坛合作伙伴。2020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授权合作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指定品牌”“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赞助商”“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战略合作伙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官方合作伙伴”。其中，授权费用方面，论坛指定品牌为10万元，论坛赞助商为20万元，论坛战略合作伙伴为30万元，论坛官方合作伙伴为50万元。《招商代理合同书》的附件3《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说明书》载明，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推荐品牌”“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指定品牌”“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赞助品牌”“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战略合作伙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展官方合作伙伴”。在授权费用方面，推荐品牌为10万元，指定品牌为20万元，赞助品牌为3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为50万元，官方合作伙伴为80万元。据京迪公司庭上陈述，修改后招商政策条款是中国贸促会和京迪公司一起制定的，2019年10月份左右开始沟通条款修改事宜，2019年11月份左右作出的更改。变更后的招商说明《中国茶文化国际创新发展计划》载明，一、作为合作单位。企业可作为2020中国茶文化国家发展论坛合作单位参加此次活动……，合作单位权益如下：（一）品牌荣誉权益。1、获得“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梦——2020中国茶文化国际发展论坛钻石合作伙伴”或“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梦——2020中国茶文化国际发展论坛金牌合作伙伴”称号；2、获得“参与2020中国茶文化主题展示活动”荣誉证书；3、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扩大企业影响范围，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另外，在《2020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创新发展计划》以及《2020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创新发展计划》中同样载明，作为合作单位可获得的品牌荣誉权益有：获得“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文化梦——2020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发展论坛钻石合作伙伴”或“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文化梦——2020中国传统国际发展论坛品牌合作伙伴”称号；以及获得“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品牌梦——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发展论坛钻石合作伙伴”或“走进迪拜世博会，共筑中国品牌梦——中国民族品牌国际发展论坛金牌合作伙伴”称号。2019年11月4日，坤泽公司向京迪公司发送《关于履行合同的函》，载明：2019年3月16日，贵司与我司签订了《招商代理合同书》。根据该合同第三条规定，乙方通过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五十万元整独家授权代理费，而拥有“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及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主题展”项目福建省独家招商代理权。具体招商政策，根据该合同附件2和附件3执行。截止目前，因贵司单方面，通知变更合同附件2、附件3招商代理政策（变更内容包括：1、招商各授权层级发生变更；2、招商各授权层级费用发生变更；3、招商各授权层级享受权益发生变更），已造成我司正常招商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已开发客户无法正常签约，已对我司对外信誉造成严重损害，为增强贵我司双方合作，我司恳请贵司收函后10天内，就是否继续履行该合同“附件2、附件3”招商代理政策，予以书面明确回单。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双方同意解除合同，退还代理费及承担我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后，京迪公司向坤泽公司发送《关于履行合同回复的函》，载明：根据《招商代理合同书》第二条的项目名称、时间和流程中的项目流程：项目活动流程应严格按照中国馆组委会或中国贸促会制定的章程执行，我司合同内容附件2及附件3的变更原因属于中国贸促会对项目流程及内容的调整，在合同规定范围内，并且中国贸促会作出的调整为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因素，是我司不能合理控制的，无法预料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并于本合同签订之后出现的，因此我司不承担贵公司提出的退还代理费及损失，我司愿意与贵公司继续合作或协商解除合同，如贵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行为，我司有权追究责任。根据《招商代理合同书》第十一条合同的解释，如无法达成一致，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标准的解释权最终归中国贸促会所有。庭审中，坤泽公司陈述，双方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是京迪公司授权坤泽公司在福建省的独家招商代理服务，根据招商具体工作安排并按照附件2和附件3的内容要求筛选客户，客户向坤泽公司支付招商费用，并根据授权品牌的级别颁发证明。坤泽公司作为福建省的独家招商代理商，需要由坤泽公司对客户进行初步的审核，最后由坤泽公司和客户签订协议，授权费用直接支付给坤泽公司，并将相应级别授权费用的50%缴纳给京迪公司，坤泽公司从中赚取招商的佣金。坤泽公司在招商过程中，为招商宣传印发了宣传册，招聘并安排员工到各地去开发客户。其中一些客户已经进行了深入地商谈，处于待签约的状态，但是由于京迪公司变更招商政策的核心条款，客户无法获得相应的荣誉称号，且享有的权益发生了变更，因此就不同意签约了。坤泽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发客户进行招商，而招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客户能享受到的权益。而招商条件的修改导致由原来五个不同的授权层级变更为两个层级，且调整后的两个层级并未明确价格，这和原来的招商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导致坤泽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京迪公司陈述，之所以作出招商政策的调整是由于在招商过程中出现一些乱标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因此上级层面不允许再指定品牌，故将相应的品牌层级称号修改为“钻石合作伙伴”和“金牌合作伙伴”的称号，这其实是对修改后的等级权益做了一个归类的表述，但是具体的权益没有发生变化。调整后的版本之所以没有明确层级价格，因为坤泽公司招商的客户的资质认定最终还需要京迪公司的审核，如果审核后的资质和价格是相匹配的，京迪公司再报给组委会。目前，迪拜世博会延期到2021年12月份举办。本院认为，坤泽公司与京迪公司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坤泽公司主张的合同解除是否达到了合同解除的条件，《招商代理合同书》及附件的招商政策的修改是否导致合同解除条件的成就；二是坤泽公司主张返还50万元授权费用并支付利息以及主张的各项损失能否支持。首先，关于合同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双方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第八条违约责任：“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合同一方未遵守本合同的约定，未及时、完全地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守约方应当以传真或邮寄方式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违约方于收到书面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纠正违约行为。如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未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守约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本案中，附件2《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国际发展论坛合作说明书》和附件3《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主题展授权合作说明书》作为《招商代理合同书》的附件，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明确了具体的招商政策。从招商政策变化的前后对比来看，变更前的招商政策，将授权合作单位明确划分为五个层级，并明确了每个授权层级项下的授权费用，以及根据层级的不同所享受权益的也有相应区分。而变更后的招商政策，作为合作单位可获得的品牌荣誉权益被划分为两个层级，分别为“钻石合作伙伴”和“金牌合作伙伴”，且没有明确相应层级对应的授权费用以及在享有权益方面作出明确区分。坤泽公司作为该项目福建省独家招商代理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基于这些招商条件去开发客户，由客户根据不同层级缴纳相应的授权费用并获得相应的荣誉和享有相应的权益，坤泽公司从中赚取佣金。京迪公司虽称招商政策的变更是由于组委会和贸促会的政策调整而作出的改变，但结果是京迪公司单方面变更了招商政策，由于客户相应层级、缴纳费用以及享有权益的变化，最终导致坤泽公司无法继续正常开展招商工作，影响客户的开发和签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坤泽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于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实际上是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解除，该项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时间，虽然双方在前期就合同事项进行过函件沟通，京迪公司也就坤泽公司的函件进行了回复，但实际上并未达到合同解除的效力。坤泽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了坤泽公司想要解除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坤泽公司与京迪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应自京迪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材料之日起即2020年2月20日解除。其次，关于坤泽公司主张退还50万元授权费用的请求。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招商代理合同书》签订后，坤泽公司依约履行了50万元授权费用的付款义务。合同解除后，坤泽公司主张京迪公司向其返还50万元授权费用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50万元授权费用的利息部分，双方在《招商代理合同书》中并无约定利息，在双方合同解除之前，京迪公司依法享有占有50万元授权费用的权利，且京迪公司对招商政策的变更是基于中国贸促会的要求作出的修改。综合以上情形，坤泽公司主张50万元授权费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投入的各项损失。坤泽公司请求京迪公司赔偿其因履行《招商代理合同书》而投入的各项损失38920元的诉讼请求，坤泽公司仅向法院提交了支付金额的银行流水，并未提交全部发票及对应的合同依据，无法直接证明该几笔费用支出是因履行《招商代理合同书》而花费的必要支出，故坤泽公司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泉州市坤泽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京迪世博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书》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二、被告京迪世博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泉州市坤泽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费用50万元。三、驳回原告泉州市坤泽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5元，由被告京迪世博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跃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