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311民初541号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男，汉族，住阳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吉明，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共青，男，汉族，现住阳泉市郊区。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男，汉族，现住阳泉市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共青，男，汉族，现住阳泉市郊区。，系王振韦父亲。第三人：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投资人：史振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奉楠，工作人员。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与被告（反诉原告）王共青、王振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9）晋0311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后，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不服于2019年12月1日提出上诉，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2020）晋03民终354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通知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以下简称金桥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共青及被告王振韦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在庭审中明确为：1、判令二被告（反诉原告）返还23656元，如债权转让成立则要求第三人金桥公司退还该款项；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反诉原告）是父子关系。2012年12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租赁金桥公司×××号出租车，并交纳押金50000元。后被告（反诉原告）因有事不能继续租赁，在征得金桥公司同意后，与原告（反诉被告）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该出租车转租原告（反诉被告）经营，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35000元，用于转让其交付金桥公司的35000元债权。2014年1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与金桥公司签订《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原告（反诉被告）租赁×××号出租车。原告（反诉被告）交给被告（反诉原告）现金15000元，领取油补后又支付被告（反诉原告）8656元，共23656元。2015年10月，金桥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终止租赁合同，起诉原告（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诉讼中，金桥公司不认可被告（反诉原告）转让该债权，不同意退还原告（反诉被告）。2018年该案终审判决后，原告（反诉被告）找被告（反诉原告）退款。被告（反诉原告）拒绝退还。为维护原告（反诉被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二被告（反诉原告）辩称：我不欠原告（反诉被告）的款项，我已提起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应支付我9848元。第三人金桥公司辩称：1、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返还的请求，我方不是当事人，与我方无关。2、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的交纳的50000元是租金不是押金。3、关于35000元的债权，我方不予认可。被告（反诉原告）王共青、王振韦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反诉被告）支付9848元；2、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10日，我们家庭租赁金桥公司×××号出租车，原告（反诉被告）在我们雇佣其经营出租车期间，看到经营车辆挺赚钱，便多次提出想租赁该车辆，经双方多次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该出租车让与原告（反诉被告）经营，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35000元转让费。2014年1月经协商，原告（反诉被告）顺利租赁到该车经营，并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了现金15000元，剩余20000元给被告（反诉原告）出具了欠条，后经双方协商，原告（反诉被告）用金桥公司的油补进行抵顶，又支付被告（反诉原告）8656元，另抵顶汽车修理费1500元，经双方对账，原告（反诉被告）尚欠被告（反诉原告）9848元转让费，并于2015年6月15日给被告（反诉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该款项至今未付。原告（反诉被告）在履行与金桥公司的合同过程中由于拖欠租金等违约行为导致租赁合同解除，责任和过错均在原告（反诉被告）一方，现出租车已经被收回。原告（反诉被告）辩称：1、出租车是因被告（反诉原告）有事不能经营而转让。2、双方分别与第三人存在独立的合同关系，不存在我方影响对方不能经营的情况。3、双方不存在欠款的事实基础。综上，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第三人金桥公司辩称：要求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证如下：1、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晋0311民初449号、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3民终540号，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23656元；双方当初约定是35000元转让费，支付35000元后被告（反诉原告）向金桥公司缴纳的50000元归原告（反诉被告）；证明车辆是因被告（反诉原告）有事不能继续经营，才转给原告（反诉被告），而不是原告（反诉被告）想租赁被告（反诉原告）才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后辩称：当时我向金桥公司预交50000元租金，其中15000元已经扣除，金桥公司还欠我租金35000元，原告（反诉被告）转租车辆应支付我35000元，当时实际支付了20000余元，尚欠9848元，如果原告（反诉被告）付清我35000元，金桥公司的35000元就与我没有关系了，那就是原告（反诉被告）与金桥公司的关系了。第三人质证后辩称：50000元是一次性租金，从2012年12月10日到车辆报废之日（即2020年12月9日），另外每日还要付130元租金，直至车辆报废。原告（反诉被告）陈述：我之前是王共青的货车司机，当时我不想干货车司机了，让王振韦打听干出租车，当时被告（反诉原告）也经营有出租车，后来商量把被告（反诉原告）的出租车转让给我。当时口头协议我给被告（反诉原告）35000元押金，我没有那么多钱，只有15000元，被告（反诉原告）也同意先交15000元，剩余的款项慢慢抵顶，后来和金桥公司的经理也商量好了。2014年1月10日到了金桥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同意转让，我同意接收，我与金桥公司单独签订了租赁合同，然后我就接了车。运营五六天后，我发现车烧机油，后来被告（反诉原告）在剩余款项里扣了1500元用于修车。之后每年油补下来后，双方共同到金桥公司领取款项后把款项给被告（反诉原告）用于抵顶。15000元是接车时给了被告（反诉原告），8656元是抵顶油补，1500元抵顶修理费，正常履行的债权转让的话，我现在还欠被告（反诉原告）9844元。我付给被告（反诉原告）35000元后，被告（反诉原告）押在金桥公司的50000元（王振韦讲金桥公司已扣除其15000元，剩余35000元）就转让给我，相当于是给我在金桥公司押了35000元。关于50000元的性质，在本案二审时，被告（反诉原告）代理人史律师表示，50000元实际是出租车经营权转让费，史律师在原来的案件中曾经参与过，是第三人的代理人。我认为这个50000元是出租车公司的乱收费项目，是以一次性租赁费的名义收取，又按照折旧补偿费的名义扣除，而实际是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费，这项收费明显违反国务院国办发（2004）81号文件规定。无论出租车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或被告（反诉原告）有如何的约定，此50000元都属于违反国家政策的乱收费项目，其格式条款依法应认定无效。我给被（反诉原告）告打了借条后实际上已经付清35000元，产生了新的欠款关系。我方找被告（反诉原告）要50000元的条，但被告（反诉原告）不给。被告（反诉原告）没有按照原来的约定将35000元债权（押金或租金）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从法律上讲，该车辆不存在转租问题，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分别和第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所谓的转租实际上是被告（反诉原告）为了将其押在金桥公司的一次性租金转让，与原告（反诉原告）商定债权转让。当时讲债权转让时，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及第三人代理人、经理都在场，都同意债权转让。我从2014年1月10日至2015年10月9日期间经营车辆，2015年10月9日第三人收回车辆。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后辩称：当时口头约定原告（反诉被告）给我35000元后接车干，没有讲过是押金以及转让债权，现在我认可金桥公司退的钱与我无关，当时先给了我15000元，油补抵顶8656元、修车抵顶了1500元，现在实际欠我9844元。第三人质证后辩称：合同右上方写的是“未押未收”，我方没有收取任何赵宝孩的现金或转账，赵宝孩在我方不存在押金。当时讲是转租车辆，当时也是以转租经营，不涉及债权转让或押金。根据附加协议第一条，如果被告（反诉原告）不租了，可以协商处理。合同中有约定，如果一方违约，扣除剩余租金，现在原告（反诉被告）违约，租金不予退还。附加协议中的车辆折损补偿费，第一年是15000元，第二年至第八年每年5000元。二、被告为（反诉原告）支持其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提供2015年赵宝孩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欠我9848元。原告（反诉被告）质证后辩称：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并没有收到借款，实际是当初转让金桥公司押金的欠款，由于被告（反诉原告）并没有将该债权转让于原告（反诉被告），因此，该欠款不存在事实依据。第三人质证后无异议。第三人向本院举证如下：1、提供2012年12月10日与王振韦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附加协议一份，证明当初被告（反诉原告）所支付的50000元为一次性租金，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法院都已认定原告（反诉被告）与我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及附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于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口头协议转让租金的约定，对我方不产生约束力，更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任何形式的口头约定，对我方有法律效力。原告（反诉被告）质证后辩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50000元属于不公平的、违反国家规定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约定，同时合同右上角的书写内容可以看出，该50000元应该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原来的判决并没有认定被告（反诉原告）与第三人关于50000元押金的效力。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后辩称：无异议，当时我给金桥公司交了50000元。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与第三人金桥公司签订了《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从第三人金桥公司处租赁×××号出租车经营客运出租，租赁期限自2012年12月10日起至2020年12月9日止。租金由被告（反诉原告）一次性支付50000元后，另每日付第三人金桥公司租金130元，每月25日前交清当月租金。该合同约定，如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由于自身原因需转租车辆必须征得第三人金桥公司同意，重新签订合同。同日，双方签订附加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中途违约退出承租车辆，第三人金桥公司第一年收取被告车辆折损补偿费15000元，第二年至第八年每年5000元；自车辆上户之日起前四年每日租金为130元，后四年每日租金为120元；每年的车辆燃油补贴，第三人金桥公司按30%领取，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按70%领取。上述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与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协商将×××号出租车转租给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口头约定：转让费为35000元，被告（反诉原告）向第三人金桥公司支付的租金50000元归原告（反诉被告）所有。2014年1月10日，经第三人金桥公司同意，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与第三人金桥公司签订了《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号出租车转租给原告（反诉被告）后，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款项15000元，并在其经营期间从×××号出租车领取的油补款项中支付被告（反诉原告）8656元，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将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的车辆修理费1500元抵顶其所欠被告（反诉被告）的转让费，上述款项共计25156元。2015年6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王共青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共青现金玖仟捌佰肆拾捌元正赵宝孩”，该款项实为欠款，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与被告（反诉原告）王共青并无该借贷关系。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在经营期间于2015年6月开始拖欠租金，第三人金桥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将×××号出租车收回。庭审中，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原告（反诉被告）认为：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债权转让事实成立，请法院根据庭审结果认定，如果认定债权转让成立，应由第三人退还我方35000元，第三人所称的每年扣除5000元，首先不合法，其次原告（反诉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纠纷已处理终结，不涉及扣除该费用的问题；如果债权转让未完成，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第三人退还被告（反诉原告），被告（反诉原告）退还我方已支付的23656元，同时，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反诉就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第三人所收取的50000元，实际上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乱收费项目，该合同条款属于出租公司利用优势地位制定的不公平的违法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条款。被告（反诉原告）主张：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支付9844元。第三人金桥公司认为：不管原告（反诉被告）以何种形式假设35000元的存在，都是口头约定，没有形成相应的债权转让合同，且对我方不产生效力及约束力。根据合同法，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交付租金的合同，而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转租即不是转让债权也不是转让债务，而是转让租赁物的使用仅和收益权，我方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均签订了租赁合同，均经过双方的共同协商，双方认可并签字，合法有效，原告需履行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假设有35000元的租金，依照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单方违约，所付的租金不予退还。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经协商一致，将被告（反诉原告）从第三人处租赁的×××号出租车转租给原告（反诉被告）经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该转让行为经第三人同意后，原告（反诉被告）与第三人另行签订了《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因此与本案租赁标的×××号出租车的有关权利义务应由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承继。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与第三人签订的《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租金由被告（反诉原告）一次性支付50000元后，另每日付第三人金桥公司租金130元，每月25日前交清当月租金，因此被告（反诉原告）向第三人支付的50000元租金实为预付的款项；双方的附加协议第一条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王振韦中途违约退出承租车辆，第三人金桥公司第一年收取被告（反诉原告）车辆折损补偿费15000元，第二年至第八年每年5000元，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从2012年12月10日租赁标的车辆，2014年1月退出租赁，应扣除15000元。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陈述“当时我向金桥公司预交50000元租金，其中15000元已经扣除，金桥公司还欠我租金35000元，原告转租车辆应支付我35000元，当时实际支付了20000余元，尚欠9848元，如果原告付清我35000元，金桥公司的35000元就与我没有关系了，那就是原告与金桥公司的关系了”，上述扣除款项金额及约定转租金额的事实符合该行业通常采用的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做法，能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事实，即2014年1月标的车辆转租给原告（反诉被告）后，除第三人金桥公司按约定扣除的15000元外，剩余预付租金35000元属原告（反诉被告）所有，第三人同意转租并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新的租赁合同的行为能够印证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转让事实。因此原告（反诉被告）于2015年10月10日退出租赁后，该款项核减21个月的车辆折损补偿费即8750元，剩余款项为26250元，原告（反诉被告）请求的23656元不超过该数额，故对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第三人关于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转让预付租金不成立的意见，因被告（反诉原告）将标的车辆转租给原告（反诉被告）时，35000元的转租费用即依据其已付第三人的预付租金50000元，核减其经营期限内扣除的车辆折损补偿费用15000元而得出，且第三人同意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的转租事实并与原告（反诉被告）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后，第三人实际并未另行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预交租赁费用以核减车辆折损补偿费，故对第三人金桥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继续支付所欠款项9844元的意见，符合双方约定，对该款项，原告（反诉被告）依法应予支付。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9844元；第三人阳泉市金桥汽车出租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赵宝孩返还款项23656元。案件受理费392元，由第三人金桥公司承担，反诉费50元由原告赵宝孩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利军人民陪审员  张小风人民陪审员  高云忠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史振兴书 记 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