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402民申1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詹汉忠，男，汉族，1971年12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茹，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吴凌峰，男，汉族，1972年10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22************076。再审申请人詹汉忠因与被申请人吴凌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粤0402民初1053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詹汉忠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故意规避重要事实，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提起再审申请。事实理由：原审未对申请人詹汉忠与被申请人吴凌峰之间的实质法律关系进行审查，错误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进行重审。本案中，申请人提供了3张《借据》、2张《借条》、1张《确认函》，5份转帐记录。3张《借据》及2张《借条》才是本案的主要证据，上述证据中都写明所有资金均“用于理财”、“用于投资”、“用于股票投资”，说明被申请人是同意并默认申请人将其资金代为进行股票买卖，而不是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借取资金用于周转。同时，被申请人知道申请人2012年投资成立了珠海国旺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专门帮客户炒股、理财的。被申请人从2016年2月3日、2016年6月5日将10万元资金交由申请人代为投资并收取收益。2017年2月3日在申请人未将2016年二笔项款归还的情况下，又将10万元资金转放申请人账户内；2018年11月4日、2019年1月8日分别将5万元、3万元资金又再次转入申请人账户。从以上款项的转入时间可知，被申请人是知道资金用于投资股票，且被申请人从2017年2月2日第一笔款项到期后，也没有要求申请人偿还，而是在2017年2月3日继续又将10万元资金交由申请人，2018年11月4日、2019年1月8日还继续转账8万元给申请人。从被申请人的转账行为说明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被申请人从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1月8日转账28万元给申请人用于投资股票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因由被申请人承担，而不能以2019年1月1日的《确认函》而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以，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审理该案是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申请人提供了3张《借据》、2张《借条》写着“到期还本”、“保本收益”、“月收益3%”，上述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因此，关于《借据》和《借条》的上述约定的月收益3%或保本收益等约定均是无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申请人自2016年至2019年向被申请人支付的185000元并不能作为投资收益，而应是被申请人的代投资款，被申请人所诉的28万元款项的亏损由其自行承担、而不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的借款。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被申请人明知申请人非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还将大笔的资金委托给申请人代为理财，导致出现亏损。被申请人在知道投资出现亏损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1日诱导申请人签下《确认函》，并以此函作为原审案件的主要证据提起诉讼的行为，完全就是虚假诉讼，请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查清此案，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综上，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理财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理财的后果应直接归属于被申请人，双方约定的固定收益的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当属无效，被申请人从2016年至2019年收到申请人转账的18.5万元应认定是被申请人的投资款而不是收益，出现的投资风险应由被申请人承担，而不能以申请人签署了《确认函》就可以改变本案原来的事实，将非法的行为予以合法化，将无效的法律行为给予错误的认定。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吴凌峰称:案件事实已经原审认定无误，不认可申请人所述。且原审判决后，申请人可以上诉，但是其没有提出。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申请人詹汉忠补充称，2018年11月4日的5万元借条，2019年1月8日的3万元借条和2019年7月1日的《确认函》都是被申请人找借口欺骗申请人签下的，对于这些借条及确认函，申请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申请人詹汉忠以涉案借条、确认函系被吴凌峰欺骗所签订，涉案借据中写明是用于投资理财，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委托理财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查，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吴凌峰提供的借据三份、借条两张、确认函、银行流水等作为证据证实。詹汉忠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提出的上述主张在原审中已提出，原审已针对上述主张进行评析，并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詹汉忠在再审申请时再次提出，但无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推翻原审根据双方已提交证据所认定的借款事实。首先，詹汉忠在原审和再审审查过程中均承认涉案借据、借条、确认函系其本人签署并已收到涉案28万元。其次，詹汉忠在收到案涉款项后至2019年3月按照约定的利率向吴凌峰转账共计18万元（吴凌峰称系归还前四笔借款的利息）。再者，詹汉忠在再审审查中亦陈述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款项约定为保本，有固定收益，到期还款。以上案件事实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且出具日期在后的确认函中亦明确载明詹汉忠向吴凌峰借款5笔共计28万元，并对每次借款的日期和利率均有约定。因此本院认为原审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并判决詹汉忠应向吴凌峰归还借款本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詹汉忠以上述理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后，仍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案中，詹汉忠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在收到原审判决后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詹汉忠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董   咏   瑶审判员 丁      晶审判员 邓雯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韩      笑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