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4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安市博昊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下白石镇八一路东山小区**。 法定代表人：柯传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锋，福建润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俊森，福建润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柯传寿，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现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纯辉，福建润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国光，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章照，福建起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安市博昊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博昊公司）、上诉人柯传寿因与被上诉人林国光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9)闽72民初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完毕。 林国光原审诉请判令：博昊公司、柯传寿连带偿还林国光欠款1254892.5元及延期还款利息（从2018年6月18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16日博昊公司、柯传寿与“海和166”砂船的股东签订砂船改造施工协议，由博昊公司、柯传寿承包该船体改造工程，至2018年5月份工程改造完工。2018年6月18日经双方结算博昊公司、柯传寿多领取工程改造款1254892.5元。同日，双方经协商该款由博昊公司、柯传寿偿还给林国光，并由柯传寿出具结算明细单给林国光，约定于2018年7月2日、7月17日、8月2日还清754892.5元，余款2018年8月17日前还清。之后，博昊公司、柯传寿不但拒不按约定时间还款，且明确表示不按结算明细单偿还所有欠款，林国光为此呈讼。 原审查明：2015年11月20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柯传寿是博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2018年7月2日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柯传洪。 2017年8月16日，林某、卢某作为甲方“海和166”的负责人与乙方博昊公司签订施工协议，约定甲方将“海和166”砂船的船体改建工程承包给乙方进行改建，协议第5条约定:“改装承包费用：船体改建以每吨1850元计算，焊条以检验合格品牌及其它工具、施工所需机械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甲方只负责用电费用。注：机舱、舷侧延伸内底板，艏舰舱割补新增钢板每吨补650元。注：5月6日至8月2日保险费、误工费、停工费等费用，补贴小柯10万元整。”第6条约定：“付款方式：乙方施工设备和施工人员到达施工现场时，甲方付乙方10%费用，施工达到一半以上甲方再付乙方20%费用。工期完工调试检验合格完整结算后一切付清。” 2017年11月1日、4日、22日、28日、12月27日、2018年1月22日、29日、2月5日、11日、3月26日、4月13日、8月22日、9月27日，“海和166”船东方先后向柯传寿汇款共415万元。2018年6月17日，柯传寿向船东方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船东工程款415万元，其中收林国光370万元，林某25万元，林某付柯涛10万元、曹某10万元。 2018年6月,柯传寿在“海和166”的船东方林某、卢某、许某均在场的情况下，由许某书写结算明细单，柯传寿作为承诺人签字。该明细单首行记载为“柯传寿：海和166砂船改造钢材总明细单2018年6月18日”，后列明：钢板角钢1188.514吨+228.75吨=1417.266吨×1850元/吨=2621942元；其中艏尖舱等有138.59吨要补贴650元/吨，138.59吨×650=90083.5元；2017年点工带材料70天×600=42000元；2018年点工没带材料90天×400=36000元；补贴吊车费10000元；做护栏板52片×180，角钢1.512吨，377管0.856补，15000元；在洪湖未开工补贴、保险费和误工等费用100000元：总工程量合计2915025.5元，减掉恒兴船厂氧气费用19918元=2895107.5元；林国光、林某付柯传寿415万元-应得改造工程款2895107.5元=柯传寿多拿林国光工程款1254892.5元（柯传寿在该数字旁手写备注“实欠110万元”）；柯传寿未结账之前多拿海和166船东林国光砂船改建工程款1254892.5元（柯传寿在该数字旁手写备注“实欠110万元”）；其中，在柯传寿自己身上多拿的工程款为754892.5元，在45天内还清，分三次每15天还20万元，2018年7月2日、17日、8月2日还清；柯传寿付给柯涛多付曹某改建工程款50万元由柯传寿和柯涛追回多拿工程款，在两个月内还清；柯传寿和曹某核对无误差工程量，最终责任退回多拿工程款给林国光由柯传寿承担。 2018年6月28日1257时，柯传寿向福鼎市公安局桐城派出所报警。报警登记资料显示，案发地点皇朝酒店7011，报警内容为因工程与人发生纠纷。庭审中，柯传寿陈述结算明细单实际是在2018年6月28日签字，当时报案后派出所未召集双方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林国光则认为结算明细单是在6月18日签字。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经审理应为船舶改建合同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原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结算明细单是否为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四、结算明细单所约定的50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 关于原告是否适格。施工协议记载的委托改建方为“海和166”，其性质应为个人合伙。林国光虽未作为合伙人在施工协议上签字，但从其向柯传寿转账支付大部分工程款、协议记载的“海和166”负责人为林某、卢某、该两人在场书写的结算明细单上明确载明“海和166船东林国光”、并约定案涉款项退还给林国光等事实，可认定其为“海和166”船东、合伙人，且二被告对此没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林国光作为“海和166”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享有连带权利，其行为代表人全体合伙人，有权单独提出权利主张。从不当得利返还的角度，施工款中370万元由原告支付，另外45万元虽由林某支付，但林某要求柯传寿在结算明细单签字的事实表明其认可明细单内容即认可退款给林国光，故林国光个人本身实际就是不当得利返还主张的适格当事人。 关于结算单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柯传寿主张结算单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需证明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柯传寿提交的派出所报案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在受原告胁迫的情况下签字，其关于受胁迫过程的其他陈述均无证据证明，故相应主张不能成立。在结算明细单已经具体确认工程量以及多付款金额、所确认的保险补贴等10万元、单价1850元/吨等均能与施工协议相互印证、柯传寿还单独书写实欠110万元的情况下，博昊公司、柯传寿方抗辩实际施工量超过书面确认、没有多付款，依法依理均应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施工协议约定70%尾款等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不足以反驳完工后结算明细单确认的多付款事实。柯传寿作为合同当事人博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在施工现场均理应知晓工程量并有权结算，其抗辩自己不具有对账能力与条件违背常理、不能成立。综上，博昊公司、柯传寿主张结算明细单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应认定结算明细单是柯传寿真实意思表示，因柯传寿是博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明细单的记载同时亦表明博昊公司认可该结算内容。 关于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博昊公司是施工协议的当事人，而柯传寿是博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收到案涉款项的虽是柯传寿个人，但应视为其代表公司接收款项，博昊公司是取得不当利益的主体，依法负有还款责任。柯传寿在结算明细单上明确承诺个人还款，故其抗辩其行为代表公司缺乏事实依据，柯传寿依约应履行连带还款义务。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博昊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柯传寿签署结算明细单时尚是公司股东，收取案涉款项，且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依法亦应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结算明细单记载，柯传寿未结账之前多拿林国光砂船改建工程款1254892.5元，但柯传寿同时备注确认仅欠110万元；首笔还款数额虽为754892.5元，但随后又确认“分三次每15天还20万元，2018年7月2日、17日、8月2日还清”，20万元还3次总额应为60万元，加上第一笔还款50万元，刚好110万元。因此，应认定柯传寿及博昊公司多拿的工程款为110万元。林国光主张1254892.5元缺乏事实依据，超出部分应予驳回。博昊公司没有合法根据，取得该110万元不当利益，造成林国光损失，依法应予返还。柯传寿依法依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博昊公司、柯传寿未按期还款，依约应就3笔20万元分别从逾期付款的次日即2018年7月3日、7月18日、8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向林国光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林国光主张从6月18日起算缺乏合同依据，多主张部分应予驳回。关于50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结算明细单记载“柯传寿和曹某核对无误差工程量，最终责任退回多拿工程款给林国光由柯传寿承担。”文义上不足以得出退还工程款的数额尚需以柯传寿和曹某的核对为前提，该内容应理解为是明确退款的责任主体是柯传寿。另从明细单确认的多拿工程款总数以及“柯传寿付给柯涛多付曹某改建工程款50万元”的记载，亦足以说明多拿的50万元款项是已经确定的，博昊公司、柯传寿依约应在两个月内还清。明细单首行记载2018年6月18日，以及随后约定每15天还款20万元、第一次还款时间7月2日，两者距离刚好为15天，据此可认定林国光主张的结算明细单签订于6月18日属实，博昊公司、柯传寿抗辩结算明细单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缺乏事实依据。博昊公司、柯传寿未依约支付该50万元，应从2018年8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向林国光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林国光主张按6%的年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原审酌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福安市博昊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林国光110万元，并就其中3笔20万元分别从2018年7月3日、7月18日、8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其余50万元从2018年8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二、柯传寿就上述第一项判决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林国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柯传寿、福安市博昊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5060元，林国光负担1710元。 一审宣判后，博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林国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一审错误推定林国光为“海和166”船东、合伙人，据此认定其与博昊公司存在船舶建造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林国光一审期间提交的《“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协议甲方为林某、卢某，乙方为上诉人博昊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合同相对人是林某、卢某与博昊公司。虽然案涉的大部分工程款是由林国光账上转入的，但其仅是以第三人的身份代替林某、卢某履行交付工程款的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林某、卢某承担，此举并不必然推导出林国光与林某、卢某存在合伙关系，正如柯传寿一审庭审时所说的，其一直认为林国光是船东方的财务人员，并不认可林国光是船东。因此，林国光不是合同当事人，其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既认定林国光与林某、卢某存在合伙关系，又未追加各合伙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属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三、柯传寿遭受林国光等人胁迫在“明细单”上签字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且有报警记录为证，有《“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反证。柯传寿因需要找林某、卢某等人结算工程款事宜，被多次关押在福鼎市皇朝酒店。人身自由遭受极大的限制。直至柯传寿被第三次关押时即2018年6月28日，他们拿着事先书写好日期为2018年6月18日的“明细单”逼迫柯传寿签字，甚至还使用威胁恐吓等过激的言语。经过对方多次长时间的关押及言语上的恐吓，使柯传寿心理上产生恐惧，忌惮于他们对自己做出过激的行为。万般无奈之下，柯传寿只能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按照他们的要求在“明细单”签字。同时，报警内容也体现双方是因为工程款发生纠纷，难免会发生言语甚至是肢体上的冲突，这能够与柯传寿被威胁恐吓的客观事实相互印证。案涉工程款应当经双方结算后予以确认，不能以“明细单”的内容确认工程款。根据上诉人与船东方签订的《“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第6条付款方式来看，余款70％是建立在工期完工、检验合格且结算后付清。可见，付款方式是先完工后付款，不可能存在多领取工程款的情形。林国光及船东方如果认为上诉人有多领取工程款，其完全可以通过提供钢材采购的凭据或者钢材物流运输的凭据或者船东方现场代表郭某等物证、人证来证明，且上述证据均在船东方手上持有。其能够提供却拒不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林国光仅凭以非法拘禁、胁迫手段取得柯传寿签字，认为工程款被多领取了，该主张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成立。 上诉人柯传寿的上诉意见与上诉人博昊公司基本一致，另提出：一、本案应当追加柯涛作为共同被告，原审法院未予追加程序违法。按明细单记载，柯传寿多付给柯涛工程款50万元整，这必然涉及到柯涛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博昊公司已经在原审申请追加柯涛作为共同被告，但原审法院一方面确认明细单的效力，另一方面又对明细单记载的涉及第三人柯涛的责任部份未予审查。二、从《“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签订主体看，林某、卢某才是合同相对人，林国光不是本案船舶改建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与案涉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林国光起诉。原审判决认定林国光为“海和166船”的合伙人，没有得到合同相对人林某、卢某的确认，并且，并不能就林国光汇款给柯传寿的行为认定林国光取得了合伙人的资格。林国光与柯传寿此前素不相识，直到上诉人和柯涛被非法关押在福鼎皇朝酒店时，上诉人才知道林国光这个人。三、原审判决仅以上诉人多次遭非法拘禁、受胁迫，不具备对账条件与能力的情形下签字的《海和166沙船改造钢材总明细单2018年6月18日》的内容，认定上诉人多领取工程款，过于片面，未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审查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并且，原审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本案中，施工方的工程款主要是依据船东方提供的钢材吨数为计价基数，而船东方提供的钢材吨数，完全可以通过其采购凭据或物流运输凭据或其钢材到达施工现场时船东方派驻的代表郭某的原始记录等证据予以认定。如林国光认为工程款被多领取，应当提供上述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述证据在船东方手上持有，其完全有能力提供。如船东方持有该证据而又拒不提供，应当推定所谓工程款被多领取的事实不存在。四、案涉的船舶改建施工工程，是博昊公司与柯涛共同承包，经柯涛与曹某联系、洽谈后，将所承包的船舶改建工程转包给曹某实际施工，船舶改建施工地点在湖北洪湖，施工方的现场代表是柯涛，船东方派驻的现场代表是郭某，而上诉人柯传寿并未在施工现场，无法知悉施工的钢材吨数与进度，上诉人柯传寿仅是根据柯涛口述的施工进度，收取船东方相应的工程款，再将收到的工程款交付给合伙人柯涛，再由柯涛将相应的工程款转给实际施工人曹某。也就是说，上诉人并不具有确认钢材吨数的对账条件和能力，显然，所谓的“明细单”上的钢材吨数对账，纯属林国光自行编造，强加并胁迫上诉人签字，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从该明细单备注的内容来看，也说明案涉工程款涉及柯涛和曹某，同时还体现了“柯传寿和曹某核对无误差工程量后，最终责任退回多拿工程款给林国光”，因此，工程量是否有误，需要与曹某、柯涛核对。原审对明细单所写内容的推论完全错误。文字内容本身存在矛盾，前文认为柯传寿多拿工程款754892.5元，接着书写：分三次、每15天还20万元，2018年7月2日、17日、8月2日还清。可见，754892.5元分三次，每次20万元是无法还清的，这只能说明林国光在自行编造时出了错误。原审法院在林国光错误编造的基础上，节选对其有利的部分认为三次还款60万元，再加50万元，即等于110万元，但却无法说明余下的154892.5元缘何消失了。客观情况是林国光事先编造好明细后，其发现书写的金额与分期还款情况有出入，说就按多领110万元计算，并逼上诉人进行书写签字。上诉人及博昊公司不仅没有多拿案涉船舶改建施工工程款，相反，船东林某、卢某还拖欠工程款100多万元未支付，上诉人保留另案提起诉讼的权利。五、原审适用法律有误。不管是原审法院还是林国光，均未提出要求上诉人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事实予以证明，原审十分武断地以上诉人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为由，判决上诉人对博昊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认为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前提条件都没有成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就是林国光是否有权单独提出权利主张来看，上诉人认为，“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是作为享有连带权利的前提，但本案林国光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形，原审就此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柯传寿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林国光答辩称：自2018年6月17日起，被上诉人做为案涉船舶的合伙人之一，支付给上诉人370万元，其余他人向上诉人支付45万元，合计415万元，上诉人柯传寿就此向船东方出具收条予以确认。6月18日，船舶合伙人卢某让林某与上诉人柯传寿进行结算，故而有了针对案涉船舶改造所产生多出的工程款还款协议书。一审据此做出判决处理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柯传寿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证据1、船东方提供的钢材数量明细及单据26张；拟证明：2017-2018年案涉船舶改造期间，船东方提供的钢材数量为2601.9109吨，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工程款按每吨1850元计算，则船东方就应支付工程款480多万元，这还尚未包含其他约定的工程款，本案不存在多付工程款项的情形。 证据2、柯传寿与柯涛的转账记录及明细；拟证明：柯涛与博昊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柯传寿按照合伙约定将收取的船舶工程款支付给柯涛，实际支付给柯涛350万元左右，其中有转账记录的达到242万元。 被上诉人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且复印件中有的部分存在重复计算。上诉人还存在将发货单与过磅单均做为钢材改造工程量计算的情形。被上诉人指出其中2017年4月8日这张“滨江物流中心”的发货单，是被上诉人向上海灿林公司购买钢材，上诉人却将发货单数量做为钢材的工程量计算。双方其实已经在6月18日进行了核对，实际以双方核对为准。证据2是上诉人与柯涛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联。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包含钢材数量的销售产、称重单、出库单等，相关数字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据虽为复印件，鉴于上诉人仅系工程施工人，并不负责工程材料的提供，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可以做为本案证据，但具体证明力将在下文结合分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系其与案外人柯涛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中，上诉人对第一阶段收工程款41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不认同原审法院的表述方式，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部分款项并不是转到柯传寿账户。上诉人对明细单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有受胁迫。被上诉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经本院审查，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双方在《“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中第3条“施工工期”约定，甲方（“海和166”）提供施工材料。 本院认为，本案《“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签订主体为甲方“海和166”，其中负责人林某、卢某在甲方处签字，乙方博昊公司，由法定代表人柯传寿签字，从协议记载来看，甲方“海和166”性质可以视为个人合伙，林国光虽未在协议中签字，但其向柯传寿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本案的《海和166沙船改造钢材总明细单2018年6月18日》亦约定案涉相关款项退还给林国光，据此，可以认定林国光为“海和166”的合伙人，林某、卢某亦予以认可，因此，林国光的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本案林国光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是《海和166沙船改造钢材总明细单2018年6月18日》，上诉人主张该结算明细单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案涉船舶改建的钢材系由“海和166”一方提供，对于钢材量的举证或说明，林国光一方有举证的便利及条件，以进一步佐证结算明细单所体现的结算事实；另外，双方对于改建所需钢材的交接，现场人员之间的核对应更为客观，本案柯传寿陈述其并未在现场，不具备对账的条件与能力，也较为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纳。二审中，上诉人还举证船东方提供的钢材数量明细及单据26张，以证明船舶改造期间，船东方提供的钢材数量远超出结算明细中的数量，本案不存在多付工程款项的情形。但被上诉人对此未能进行相应有效的反驳。其次，从结算明细的记载看，经结算的多付工程款为125万多元，但在该数字旁边又记载“实欠11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解释为：“当时我们认为是多拿的120多万元，柯伟寿说没有那么多，说只有110万元，就这么写了”,可见，双方对数额的结算较为草率，并未完全依据钢材交接的大致数量进行对账。结算明细单的尾部备注“柯传寿和曹某核对无误差工程量，最终责任退回……”，由此亦可见，结算明细单并非最终的结算。第三，本案证据显示柯传寿进行了相应的报警，报警记录显示时间、内容，与案涉工程款纠纷均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第四，《“海和166”142.8米砂船改建施工协议》在付款方式中明确约定了付款的进度，没有证据显示双方改变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做为改建材料的提供方，显然是知晓工程进度及应支付进度款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提出超付工程款予上诉人，且金额较大，有违交易常理。综上分析，被上诉人原审中仅凭《海和166沙船改造钢材总明细单2018年6月18日》主张多付工程款，依据不足。原审据此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海事法院(2019)闽72民初3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国光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6770元，均由林国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蔚 审 判 员  林文勋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龙霞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