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81刑初146号公诉机关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柯生伟，男，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大冶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兼治安管理中队中队长，出生地湖北省大冶市，住大冶市。2019年5月24日被大冶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后经黄石市监察委员会批准延长留置时间三个月。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于2019年11月22日被大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冶市看守所。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湖北鸣伸律师事务所律师。大冶市人民检察院以鄂冶检刑诉[2020]1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柯生伟犯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于2020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冶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熊良荣、吕监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柯生伟及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冶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徇私枉法犯罪事实2009年2月，被告人柯生伟担任大冶市公安局东风路派出所治安警务中队副中队长期间，在承办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过程中，明知余某1的伤情已构成轻伤或以上损伤程度，属于刑事犯罪案件，且得知可能是好友程某1（另案处理）指使他人所为，为使程某1等人不受法律追究，不提请委托司法鉴定和采取有效刑事措施。2009年3月22日，程某1安排黄某2（另案处理）等人到大冶市派出所投案自首，为帮助程某1等人逃避法律打击，被告人柯生伟将黄某2带到大冶市铜草花宾馆，故意歪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缩小案情，对黄某2进行讯问并制作内容失实的投案笔录。次日，被告人柯生伟组织余某1与黄某2双方在东风路派出所进行民事调解，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被告人柯生伟明知余某1与程某1等人协商的赔偿金额为400000元，被告人柯生伟担心在调解协议上据实记录400000元的赔偿款，则表明案件性质严重，为防止案件在日后评查过程中被察觉，擅自将双方赔偿金额以32000元记录于调解协议上，并制作调解书由余某1、黄某2分别签字捺手印确认。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过程中，被告人柯生伟想到2009年2月4日在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对余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详细记录了余某1被10多名男青年持刀砍伤且伤情较重的事实，与此次当事人双方调解协议中赔偿金额故意缩小的案情所形成的事实严重不符，为防止帮助程某1等人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败露，被告人柯生伟又以2009年2月4日同样的时间、地点，重新对余某1制作了一份虚假的询问笔录，笔录在故意明确记录将砍伤余某1的人员为黄某2等3名男青年并对伤害情节、事实进行缩小描述。调解完毕后，被告人柯生伟将2009年2月4日在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对余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从案卷材料中撤出，将重新伪造后的虚假笔录进行附卷，造成案件事实情节轻微，属于一起普通行政案件的假象。2009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柯生伟再未对该案进一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该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程某1、黄某2等人在此期间内均未被依法追究。2019年7月4日，大冶市公安局对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黄某2等人均被刑事拘留。二、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2013年4月，被告人柯生伟担任大冶市派出所治安警务中队副中队长，在承办吴赏赏等人故意伤害一案过程中，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明知被害人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不将该案转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而只是进行民事调解，致使吴赏赏等人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2019年6月27日，大冶市公安局对吴赏赏等人故意伤害案刑事立案侦查，目前该案犯罪嫌疑人之一余某2已移送审查起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柯生伟的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并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被告人柯生伟提出，1、起诉书指控我明知余某1的伤情而不提出司法鉴定的表述不正确，我向鉴定部门提出过，法医室是有记录的；2、我不知道他们调解金额为400000元，是办案人员在调查余某1、程某1等人时才发现的。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提出，1、被告人柯生伟在处理余某1被伤害一案中，基于与程某1系同村、好朋友等私情因素，对余某1被致害造成重伤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于2009年3月23日达成赔偿协议，余某1也获得了赔偿款，故未追究该案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属于徇私枉法犯罪行为，其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019年6月25日，被告人柯生伟被留置期间主动交代其犯罪事实，且经查证属实，根据追诉时效法律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柯生伟犯徇私枉法罪的证据不足，且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而不予追诉；2、2013年5月18日，被告人柯生伟在办理李某1被故意伤害构成轻伤一案中，因被害人亲属与犯罪嫌疑人亲属请求公安机关调解，后被告人柯生伟作为该案承办人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被害人也获得了赔偿，故未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2019年5月24日，被告人柯生伟在办案机关人员调查时主动交代该案情况，后办案机关以被告人柯生伟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事后，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亲属都未因此事而发生争执、控告、信访、申诉等行为，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故被告人柯生伟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反之，既使被告人柯生伟构成滥用职权罪，也超过了追诉时效。综上，请求法庭依法判决被告人柯生伟无罪，以维护被告人柯生伟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一、徇私枉法罪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间，被告人柯生伟担任大冶市公安局东风路派出所治安警务中队副中队长，主要负责大冶市新冶社区范围内的治安案件处置工作。2009年1月24日，被害人余某1在位于大冶市办叶家坝小区大门被他人持刀砍伤，因该小区系被告人柯生伟辖区范围内，故该案由被告人柯生伟负责调查办理。同年2月4日，被告人柯生伟与大冶市公安局法医李某2一起来到黄石市中心医院找被害人余某1了解案情，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期间，李某2看到被害人余某1躺在病床上，手、脚及身体多处绑有绷带，通过听取被害人余某1的陈述及对其受伤程度进行判断，被害人余某1的伤情构成轻伤或以上损伤程度，并将结论告知被告人柯生伟。另外，被告人柯生伟了解到，该案可能是程某1（另案处理）指使他人所为。被告人柯某2为使程某1等人不受法律追究，对被害人余某1伤情不提请委托司法鉴定，对查证工作敷衍了事，没有全面、客观的搜集证据。2009年3月22日，程某1按照被告人柯生伟要求安排黄某2（另案处理）等人到大冶市派出所投案自首，为帮助程某1、黄某2等人逃避法律打击，被告人柯生伟将黄某2等人带到大冶市铜草花宾馆，故意对案件事实作简单讯问、缩小案情，掩盖案件事实真相，对黄某2进行讯问并制作内容失实的投案笔录。次日，被告人柯生伟组织被害人余某1与黄某2双方在东风路派出所进行民事调解。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被告人柯生伟明知被害人余某1与程某1等人协商的赔偿金额为400000元，被告人柯生伟担心在调解协议上据实记录400000元的赔偿款，则表明案件性质严重，为防止案件在日后评查过程中被察觉，在制作调解协议时，故意弄虚作假，擅自将双方赔偿金额400000元改写成32000元，并制作调解书由被害人余某1及黄某2分别签字捺手印确认。在调解过程中，被告人柯生伟想到2009年2月4日在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对被害人余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详细记录了被害人余某1被10多名男青年持刀砍伤且伤情较重的事实，与此次当事人双方调解协议中赔偿款额及故意缩小的案情所形成的事实严重不符，为帮助程某1等人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败露，被告人柯生伟又单独以2009年2月4日同样的时间、地点，重新对被害人余某1制作了一份虚假的询问笔录，故意记录将砍伤被害人余某1的人员为黄某2等3名男青年并对伤害情节、事实进行缩小描述。调解完毕后，被告人柯生伟将2009年2月4日在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对被害人余某1所作的询问笔录从案卷材料中撤出，将重新伪造后的虚假笔录进行附卷，造成案件事实情节轻微，属于一起普通行政案件的假象。2009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柯生伟再未对该案进一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该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程某1、黄某2等人在此期间内均未被依法刑事追究。2019年7月4日，大冶市公安局对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黄某2等人均被刑事拘留。另查明，2019年5月24日，被告人柯生伟接到大冶市监察委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且当庭认罪。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户籍证明，证实：柯生伟的基本情况。2、情况说明、干部履历表、任职文件，介绍信、立案决定书、留置通知书、留置决定书等，证实：1995年4月，柯生伟从部队复员后被安置大冶市公安局工作，先后在该局行政科、交警大队、东岳路派出所任职，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柯生伟被任命为大冶市派出所治安警务中队副中队长；2013年9月至案发，在大冶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工作。2019年5月24日，大冶市监察委依法对柯生伟采取留置措施。3、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调解协议、申请书、收条，证实：2009年1月24日19时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称，余某1在大冶市办叶家坝路口被他人砍伤，后公安机关以行政案件立案，该案由柯生伟负责办理。2009年3月19日，程某2赔偿余某1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400000元；同年3月23日，经柯生伟主持调解，涉案人员黄某2与余某1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金额变更为32000元，余某1放弃伤情鉴定，也不要求追究黄某2等人法律责任。4、会议记录复印件，证实：2009年2月4日，大冶市派出所召开会议，对余某1被伤害一案认定为是一起刑事案件。5、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09年春节后上班的一天下午，柯生伟讲他辖区内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正在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叫我随他一起去看一下。后柯生伟驾车带着我一起去了黄石市中心医院，来到病房后才知道伤者是余某1，他不能下地走路，手、脚及身体多处绑着绷带，我询问余某1伤情后就与柯生伟一起离开。在下楼后，我告知柯生伟，余某1伤情在轻伤以上。过了一段时间，余某1自己拿着他的住院病历来找我做损伤鉴定。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来，没有办案民警。我就看了他病历资料，结合他身上的伤情，最后结论为重伤并制作鉴定意见书，后来余某1一个人来把他鉴定意见书拿走了，办案单位也未找我拿余某1伤情鉴定书，也没有人过问余某1伤情鉴定情况。6、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1月底，余应在大冶市东风路街办叶家坝村路口被他人砍伤，该区域属柯生伟管辖范围，该案由柯生伟主办，我只是协助他。当时案发时是胡某值班，胡某也制作了笔录，受案登记表中柯生伟代我签名。2009年3月22日调解协议上我签了名字，是柯生伟找我补签的，我在柯生伟接手该案后就没有参与该案的取证和调解工作，该案由柯生伟一人承办，我只是在事后补签名。从案卷材料看出，胡某和柯生伟在同一时间、相同地点，对同一对象分别制作两份笔录，且笔录内容中对案情和伤情描述完全不同，这说明有一份笔录是不能如实反映案情的，可以拿出余某1当时在医院抢救的录像进行对比。按照正常程序，从胡某出警现场取证情况判定，余某1被伤害案应为刑事案件，从收案到结案应进行议案，具体由治安案件主办民警向分管领导提出申请召开议案会，如果需转为刑事案件，分管刑侦案件领导必须参加；如果案情重大复杂，派出所所长和教导员都要参加。7、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1月24日17时许，我在所内值班时接到指挥中心电话称，大冶市东风路街办叶家坝村口处有人被砍伤，后我马上带人出警来到现场，余某1被送往医院救治。通过现场目击证人了解到有两伙年轻人追砍一个年轻人，且人数有十余人，他们行凶后驾车逃走了。我回到派出所后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对报警人制作了笔录。因余某1当时被送往医院救治，故没有给他制作笔录。后来通过了解，余应证实案发当天约叶晨东等人在叶家坝村口处见面时，被一伙青年围着，在逃跑过程中，那伙青年持刀追至叶家坝村口处时将余某1砍倒在地，后又有一伙人持刀将余某1砍了十余刀，我制作完笔录后就再也未参与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我记得余某1给我打过电话，说他做了伤情鉴定，后来案件调解了，对方赔偿几十万元，怎么调解的他没有讲。8、证人柯某1的证言，证实：2003年6月至2013年6月间，我担任大冶市公安局东风路派出所副所长。2009年我主要负责“两实”工作，该工作任务很繁重，我没有精力去管其他的事情。2009年间，柯生伟、陈某1只在工作例会上进行汇报，不会单独向我汇报工作。关于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人给我讲过。从该案材料看，该表是立行政案件的，且上面“陈某1”的签名也不是他本人签的，按照工作惯例，柯生伟的名字排在前面，说明该案是柯生伟主办，加之简要案情中记载“余应在叶家坝村口处被几名男青年砍伤”，柯生伟是负责该区域的民警，可以看出案发地在柯生伟管辖范围，故柯生伟是该案承办人。9、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7年6月至2012年9月间，我担任大冶市公安局东风路派出所教导员。2019年6月，原大冶市派出所徐维与我谈起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后来我回家翻了会议记录本，记载在2009年2月份的工作例会上，时任东风路派出所所长张某1先后2次提出要求办案民警加紧查处。我了解到当时余某1构成重伤，应转为刑事案件，可是作调解结案，这样就放纵了犯罪，这是严重违法违规办案行为。另外，从受案登记表中可以看出，余某1案的承办人是柯生伟，如果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认为该案符合刑事案件追诉条件，应转为刑事案件，无需等待伤情鉴定结果出来。10、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01年5月至2009年5月间，我担任大冶市派出所副所长。从“接处警登记表”中的签名看是我本人签的，但我可以肯定该案出警的是胡某，我的签名也是后来补签的，由于我与胡某不是一个班，不可能在同一天接处警登记表上签名，补签的目的也是应付市局检查。关于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是否转立刑事案件我不清楚，我也未参与该案的相关工作。11、证人熊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1月，我休完产假上班，主要负责所内宣传、党建等工作，案件登记、归档等工作由协警陈璐负责。从案件登记表来看，该表不是我制作登记的，具体是谁登记的我不清楚，余某1被故意伤害案发生区域是柯生伟管辖，该案承办人应该是柯生伟。12、证人程某1的证言，证实：我原来在陈贵开餐馆时与时任陈贵派出所所长张某1认识，后来他调离后一直在交往，柯生伟与我是同乡。2009年春节期间，我湾的程某2来找我，讲他把余某1砍了，伤势较严重，让我帮忙打听一下余某1伤情。后我去找柯生伟了解情况，得知柯生伟是余某1被砍伤案的承办人，柯生伟告诉我余某1伤情很严重，可能构成重伤。我希望柯生伟帮忙做余某1工作，将该案进行调解，只要能调解结案，就不会形成一起刑事案件，砍余某1的人就不会受到刑事追究。我找过柯生伟三、四次，希望柯生伟能将该案摆平了结，柯生伟告诉我他只是承办人，还必须找张某1帮忙，后我又找张某1说明来意，并询问余某1案进展情况，张某1告诉我该案已交给柯生伟负责，让我直接找柯生伟沟通，并强调余某1医疗费一定要到位。事后，我就找柯生伟询问案件事情，柯生伟告诉我余某1要400000元，我就将该信息告知程某2，让他准备300000元，后程某2将300000元交给我，我从银行取出现金100000元，将400000元交给陈宝林转交余某1，余某1也出具了400000元的收条。该赔偿款到位后，我就电话告知柯生伟，并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柯生伟就叫我将砍伤余某1的人带来做个调解笔录，后程某2安排黄某3和另外一名男青年找我，我就将他们带到大冶铜草花宾馆，并告知他们要制作自首、调解笔录，办案民警怎么问，你们怎么回答。不一会儿，柯生伟一人驾车来到该宾馆，将黄某3他们带到包厢内制作笔录，笔录制作完成后柯生伟就开了。过了几天后，柯生伟就给我打电话，说余某1已签订了调解协议，事情已处理完毕。该案调解后，柯生伟对该案没有继续调查、取证，涉案人员也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13、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2009年1月的一天，我与黄某3、冯某、黄某5送四个人一起时，冯某讲碰到余某1就要搞他人。过了一、两天后，冯应胜得知余应在大冶市东风路街办叶家坝村门口时，我与黄某5送乘坐黄某3驾驶的蓝色马自达；冯某驾驶程某2黑色吉普牧马人越野车，一起到达金湾大酒店门口靠路边停下，我们就直接从该牧马人车后备箱拿刀。后冯某和黄某5送拿刀追砍余某1，余某1在跑的过程中被摔倒在地，冯某、黄某5送就持刀对着余某1砍，我也拿刀对着余某1屁股和背部砍了两、三下。此时，还有另外四个人持刀对余某1进行乱砍，我都不认识。后来听到警笛声后就跑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后，黄某3找到我讲，那件事情已摆平，我们需要做一下笔录，且黄某3告诉我，只要按照民警所提示的说就行。后黄某3和我一起到大冶铜草花宾馆一房间内，当时只有一个民警给我们制作笔录。做笔录时，那名民警自问自答，然后再问我是不是，我说是的，整个笔录内容都是这样，该笔录除了我个人情况真实外，其余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假的。我们去砍余某1是受冯某邀约的，黄某3把我们送到后就离开了，后来驾车来接我们。14、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实：事发前的三、五日的一天，我与程某1、黄某2、黄某5送等人在一起吃饭时，程某1对我们讲，余某1当着很多人的面出他洋相，这个人的人性不行，你们找到余某1后将他“钉一顿”。后来我、黄开送、黄某2、“军”驾车来到大冶市东风路街办叶家坝村门口处时看到余某1与人在一起，我们将车子停在金湾大酒店旁边，“军”、黄某2、黄某5送下车从后备厢拿出菜刀，我就在车上等他们，看到他们三人持刀砍余某1。在他们砍的过程中，又有三、四名男青年持刀砍余某1，其中我看到徐强也在，余某1被砍倒在地上血流不止。我发现有警车开过来了，就喊他们快走，后他们就坐我的车子跑开。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程某1给我打电话，说事情已摆平了，让我到派出所签调解协议和做笔录，后我让黄某2去做笔录。黄某2同意后，我们一起来到东风路派出所，一名警察问了一下情况后，将我们带到大冶市铜草花宾馆做笔录，做完后就离开了。15、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2007年7月至2012年9月间，我担任大冶市公安局东风路派出所所长。2009年春节前发生在大冶市东风路街办叶家坝村伤害案件的值班负责人是教导员黄某1，副所长周某，民警胡某等人。2009年2月初，全所上班后开会期间，胡某将余某1被砍伤案件做了汇报，说余某1在医院救治，该案已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我就对胡某讲，该案是一起恶势力对杀案件，必须要查，并让胡某抽空去医院找余某1制作笔录。过了几天后，胡某找到余某1制作了笔录，由于余某1状态不是很好，笔录内容不是很完整，我就对胡某讲，该案发生地是柯生伟的辖区，交给柯生伟主办、陈某1协办。后柯生伟好像有顾虑，我就让他抓紧时间调查，全面核实案情，最好叫法医李某2与他一起到医院对余某1做个初步鉴定，做到心中有数。十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柯生伟来到我办公室讲，余某1被砍伤案与程某1有关系，余某1说可能是程某1手下的人砍伤的，法医李某2与他一起去的，按李某2的说法，余某1的损伤程度在轻伤以上。不一会儿，程某1来到我办公室，也是为余某1的事情来的。我问程某1是否知道余某1被砍之事，程某1对我讲他知道，但他没有参与，可能是他手下人干的。后来柯生伟告知程某余某1伤情在轻伤以上，现在人还在医院需要钱，我就对程某1讲你先凑钱把余某1伤治好，双方达成调解、谅解，可以从轻处理。我当时想只要他们将余某1赔偿款到位，案件调查事情可以缓一步，只要余某1不上访、告状，可以由柯生伟自行处理。后来听说余某1母亲及余某1先后来派出所询问案件办理情况，情绪很激动，该案是怎么调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余某1也没有到所吵闹，余某1的伤情鉴定也未过问，该案最终以调解结案。按照法律程序，余某1被砍案件涉案人员清楚，且余某1伤情经初步鉴定为轻伤以上，应当将此案转为刑事案件，不能通过调解结案。我们在工作会议上没有讨论过这个案子，该案的办理程序都是我和柯生伟商量着来办。同时，当得知该案与程某1有关后，考虑到我、程某1和柯生伟的关系，还仍然安排柯生伟办理该案，也是为了方便照顾程某1，使其躲避法律制裁。事后，我们三人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了。16、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实：余某1头部、面部、背部及双下肢等多处皮肤裂伤，属轻伤（偏重）；右手第5掌骨远端、右外踝、右胫骨远端前缘、左内踝、左距骨后缘骨折，属轻伤（偏重）；右侧手腕掌侧刀砍伤，现右手对指、握物活动受限，属重伤。17、法医鉴定书登记表、鉴定委托书及行政案件程序规定。18、被告人柯生伟的供述与辩解。二、滥用职权罪2013年4月2日15时许，李某1经吴赏赏邀约来到大冶市东风路办事处新冶大道图书馆附近，被多名男青年持砍刀、匕首刺伤手部和腿部。该案经报警，由时任大冶市派出所治安警务中队副中队长即被告人柯生伟负责办理。被告人柯生伟在承办吴赏赏等人故意伤害一案过程中，未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不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明知被害人李某1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不将该案转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对明显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涉案人员不及时采取刑事措施。主持民事调解时，在涉案当事人未到案的情况下，由其亲属进行民事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由吴赏赏家人赔偿李某1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90000元，致使吴赏赏等人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2019年6月27日，大冶市公安局对吴赏赏等人故意伤害案刑事立案侦查，目前该案犯罪嫌疑人之一余某2已移送审查起诉。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户籍证明，证实：柯生伟基本情况。2、归案情况说明、立案决定书、交办函、情况说明、执法回告登记表，证实：2013年4月2日15时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称，李某1在大冶市图书馆附近被人持砍刀、匕首刺伤，后公安机关以行政案件受理，由柯生伟负责办理。2019年6月27日，公安机关转为刑事案件侦查。3、证人柯某1证言，证实：2013年4月2日，李某1被伤害案承办人系柯生伟，李某1被伤害后构成轻伤，涉案人员构成故意伤害罪，必须转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该案没有对涉案人员制作调查笔录，调解过程中涉案人员也未到场，都是由双方父母代理，也没有集体议案表。4、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至5月，我主要是在大冶市派出所主要负责办理辖区内“两实”登记工作，不参与办理案件，柯生伟是我所治安副中队长。关于李某1伤害案的笔录是我制作并签名，但应该是我值班时受理的案件，后转给该辖区治安民警柯生伟，在我制作的笔录上补签了名字。从案卷材料看，李某1伤情显示为轻伤，应转为刑事案件查办，但该案在进行民事调解，未进入后续侦查，这不符合办案程序。另外，案卷中也未找涉案人员谈话取证，调解原因和理由不明，但最终还是在派出所达成调解，该案没有结案证明和结案报告，按规定必须由办案民警向分管领导报告，在所内治安组议案会议上讨论形成意见后再执行，但案卷材料未记载议案记录，是不符合案件办理程序的。5、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09年4月至2013年1月间，我在大冶市派出所任副所长。从李某1被伤害致伤的案卷材料看，该案承办人是柯生伟，该案应该是一起寻衅滋事案，案卷材料未记载涉案人员笔录，李某1的伤情鉴定报告为轻伤，该案程序应转为刑事案件侦查，但最终还是以调解处理，且涉案人员也未到场参与调解，没有集体议案记录，这是不符合规定的。6、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4月至2017年12月间，我担任大冶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执法监督中队长，主要负责执法监督、案件审核、复议应诉、国家赔偿等工作。从李某1被故意伤害案件卷宗材料看，按照办案证据标准来说，该案件是有问题的，只要构成轻伤案件，就应该转刑事立案侦查。7、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9月至2019年4月间，我担任大冶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13年4月，我已调离东风路派出所。从李某1被伤害案材料看，该案承办人是柯生伟，李某1伤情鉴定显示为轻伤，应该转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但最终还是调解处理，后面也未采取进一步措施，该案的调查过程基本是没有开展的。在调解过程中，也是涉案人员父母参与调解，也没有委托书，该案材料里面没有相关委托资料。按照所里的制度规定，各辖区案件由各辖区民警主办，办完后由分管领导和法治员把关。8、证人黄某4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2日14时许，我驾车途经大冶市东岳路街道育才小学后门处，乘载两名男青年到大冶市子内，看到一名女青年站在路边，坐在我车辆副驾驶室的男青年叫那名女青年上车时，从我车后冲出一群男青年，手里拿着砍刀、匕首等物，一名男青年用匕首朝坐在我车子副驾驶室男青年手部、脚部刺了几刀，一名男青年用钢管砸我车子前后车窗玻璃，之后我就把受伤的男青年送到医院治疗了。9、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2日14时15分许，我和李某1一道在大冶市办育才小学后门补胎，李某1接到一女的电话，后我们乘坐出租车来到大冶市子内，李某1坐在该出租车副驾驶室。到达后，我看到一名女青年站在路边，李某1询问那名女青年怎么一个人，突然从出租车后面冲出一群男青年，他们手中持砍刀、匕首，其中两、三名男青年持匕首朝李某1的手部、腿部刺了几下，一名男青年持砍刀砸出租车前后车窗玻璃，后出租车司机将我们送到医院了。10、鉴定意见书、照片，证实：2013年4月2日，李某1在大冶市图书馆附近被吴赏赏邀约的男青年持砍刀、匕首刺伤。经鉴定，李某1右侧肢体多处刀砍伤、6处伤口原始长度28cm，其人体损伤程度构成轻伤。11、调解书、收条、申请书，证实：2013年4月2日，李某1被吴赏赏邀约的男青年持砍刀、匕首刺伤后。同年5月18日，经柯生伟主持调解，李某1父亲李中华与吴赏赏父亲吴兴雪达成赔偿协议，由吴赏赏一次性赔偿李某1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9万元，由李某1父亲出具申请书，不要求追究吴赏赏及其他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12、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2013年4月2日14时许，我与李某3在大冶市办育才小学后门补胎，接到吴赏赏的电话后与李某3一道乘坐出租车来到大冶市子内，看见吴赏赏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询问她怎么一个人时，从车子后面冲出一群男青年，两名男青年持匕首朝我手部、脚部刺了几下，另几名男青年在砸出租车，后该出租车司机将我送到医院治疗。13、被告人柯生伟的供述与辩解。上述两起犯罪事实证据，经庭审进行质证，被告人柯生伟及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柯生伟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到追诉；又滥用职权，致使有罪的人未及时受到刑事追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分别构成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柯生伟提出，我向鉴定部门提出过对余某1伤情进行鉴定，鉴定部门是有记录的。经查，余某1被殴打致伤治疗出院后，独自携带有关住院病历资料来到大冶市公安局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并拿走鉴定结论，且未发现办案单位出具鉴定委托书，法医鉴定登记表也无记载，上述事实有被害人余某1的陈述、证人李某2的证言及相关书证予以证实，故被告人柯生伟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柯生伟提出，我主持调解时不知道被害人余某1赔偿金额400000元，是后来办案人员调查程某1、余某1时才知道的。经查，程某1在向被告人柯生伟询问案件进展情况时，被告人柯生伟告知程某1，余某1要求赔偿400000元，且被告人柯生伟为了使案情性质与调解协议的赔偿金额32000元相吻合，又以同样的时间、地点，重新给被害人余某1制作了一份虚假的询问笔录，将案件的事实、性质缩小描述，并将重新制作的询问笔录从卷宗材料中替换出原始笔录，造成案件情节轻微，属于普通行政案件假象，上述事实有证人程某1的证言、被告人柯生伟的供述及被害人余某1的陈述予以证实，故被告人柯生伟的该项意见，亦不予采信。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提出，被告人柯生伟在办理李某1被故意伤害案中，涉案人员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后请求办案机关主持调解，被害人也获得了赔偿。事后，被害人及涉案人员都未因此事而发生争执、控告、信访、申诉等行为，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故被告人柯生伟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经查，被告人柯生伟在李某1被故意伤害案中，明知李某1的人体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不将该案转立刑事案件，而是在涉案人员和李某1未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结案，致使涉案人员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故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的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提出，被告人柯生伟在办理余某1被伤害案中，基于私情因素，对余某1被伤害致重伤以调解结案，故未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构成徇私枉法罪，该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019年6月25日，被告人柯生伟在留置期间主动交代该案事实，且经查证属实，根据法律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的经过五年，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柯生伟犯徇私枉法罪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应不予追诉。另外，即使滥用职权罪成立，该罪已超过法律规定追诉时效。经查，被害人余某1被伤害致重伤一案发生于2009年1月24日，于同年3月22日调解结案，因被告人柯生伟徇私情未依法转立刑事案件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构成徇私枉法罪，该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法律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故该案追诉时效为十年。2013年4月2日，被告人柯生伟在办理被害人李某1被伤害一案中，明知被害人李某1伤情为轻伤，不将该案转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仍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致使涉案人员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属于在前罪追诉期限内又犯罪，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十年。同时，滥用职权罪在前罪追诉时效内，并未超过法定追诉时效，故辩护人方松林、陈尚柱的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柯生伟接到大冶市监察委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悔罪，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柯生伟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从宽处罚。被告人柯生伟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柯生伟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胡国艳人民陪审员  李海军人民陪审员  吴玉珍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余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