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2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宜春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府北路**。 法定代表人：熊小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震，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何生，男，1958年3月3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再审申请人宜春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袁何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利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袁何生雇佣范永东（在押）、邹勇（在逃）恶意妨害经营，属于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以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袁何生不构成妨害利达公司经营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驳回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则属拒绝裁判行为。范永东等人冲击售楼部，采取涂油漆、控制人身自由、抢走利达公司财务电脑、打砸利达公司财物等行为，有利达公司在原审法院提交的《110警情信息》、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2016年3月2日，袁何生与邹勇签署了一份《关于处理袁何生宜春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分配事项协议书》,该协议明确“剩余18%股权部分给予邹勇40%提成”。据此可知，袁何生雇佣邹勇以非法手段索要债务，邹勇以“借钱为名”敲诈利达公司人民币70万元。二、因利达公司大股东黄兴志不理睬邹勇，袁何生再次雇佣范永东非法讨债，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范永东等人立案侦查，因犯罪嫌疑人范永东的讯问笔录，饶良勇、张亚骏的病历证明属于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范畴，二审法院委托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调查，该局出具调查反馈函后二审法院既未对该函进行说明，亦未交由利达公司、袁何生进行质证，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关于质证方式的规定，其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二审法院应提审范永东、熊卫国进行讯问，提取袁何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调取饶良勇、张亚骏的医疗证明。结合利达公司在原一审法院中提供的现场相片、监控视频等证据可以得知，范永东、邹勇不具备受托从事债务清收的合法身份，且在非法讨债时涉嫌严重的软暴力犯罪。同时再次申请法院调取以上证据材料。三、袁何生雇佣范永东、邹勇妨害经营是商品房和商铺滞销原因之一，系“多因一果”。恶意妨害是指故意以违法的行为，对他人的经营活动进行妨害，使其经营权和经营利益受到损害的侵权行为。妨害经营与一般的财产损害不同，并非直接针对财产权或财产，而是针对创造财产的活动；损害事实是受害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损害，从而使其合法的经营利益受到损害。确定妨害经营的损害事实，必须存在妨害经营行为实施前后的经营状况具有明显的不利益的客观事实。所造成的损害，一般是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是比较侵权行为实施前后的经营利益，确定适当合理的利益差。原二审判决已查明袁何生雇佣范永东等人“非法讨债”，恶意妨害经营，利达公司也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商品房销售受到不利影响，损害事实确已发生。虽然，商品房销售受地段、市场形势、商品房户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因一果”，但袁何生故意唆使范永东妨害经营为近因，且未被其他介入因素所打断，对此应依收益平均法、同类比照法、综合法等计算利达公司的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四、袁何生与利达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已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现已基本执行到位，袁何生雇佣范永东、邹勇非法讨债、妨害经营，因不属于自力救济的范畴，即系违法，二审法院以此为由免除袁何生的赔偿责任，社会反映极其不好。利达公司在再审中提交了2017、2018、2019年《江西民营企业100强名单》及一审法院出具的《执行证明》，证明袁何生的债权已基本执行到位，但其雇佣范永东、邹勇妨害经营却不承担赔偿责任，社会影响恶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袁何生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原审法院对利达公司要求袁何生赔偿经济损失3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是否妥当的问题。 利达公司主张其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袁何生雇佣范永东、邹勇等人非法要债行为恶意妨害其正常生产经营，导致利达公司房屋销售量明显下降，相关资金无法及时回笼，从而造成利达公司资金成本增加。虽然房屋销售受多种因素影响，但袁何生雇佣范永东、邹勇等人非法要债的不当行为是利达公司房屋销售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袁何生应赔偿相应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亦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利达公司与袁何生之间另有纠纷，（2018）赣民终243号生效判决认定利达公司应支付袁何生转让款9142199元及利息，继而袁何生委托范永东等人就此追偿债务。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对范永东等人的不当追偿债务行为进行了相应处理，但利达公司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袁何生系恶意唆使范永东等人以妨害利达公司日常经营的违法行为追偿债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袁何生因指使范永东等人实施非法行为而受到公安机关的追责，故根据现有证据尚难以证明利达公司房产销售业绩下降的现象与袁何生委托他人追偿债务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利达公司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根据利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利达公司主张的损失系因袁何生唆使范永东等人违法追偿债务导致利达公司房屋销售业绩下降，从而造成流动资金短缺的损失，并非范永东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利达公司主张的损失与范永东不当追偿债务造成的后果缺乏直接关联性。房产公司销售业绩既受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亦受社会层面的经济因素，另受个人层面的需求消费因素以及公司自身的经营销售模式因素等影响，袁何生委托范永东等人的不当要债行为或在固定时期对利达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干扰，但并不必然导致利达公司长此以往均受此消极因素的影响导致整体销售业绩始终处于下降趋势。在利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何生委托范永东不当追偿债务行为与利达公司房产销售业绩下降具有必然性的情形下，利达公司所主张的损失与袁何生的行为之间缺乏充足的关联度，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系因袁何生的行为导致利达公司产生320万元经济损失，故原审法院认为其要求袁何生承担320万元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诉请依据不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利达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范永东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等进行调查取证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向公安机关进行相应调查，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亦对此出具了调查反馈函。反馈函中显示公安机关对袁何生是否明确要求范永东以违法方式解决、承诺报酬以及范永东是否采取了喷漆、关电闸等手段，正在进一步调查，并未予以确认。在公安机关对侦查事项尚无结论性意见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依照调查结果未对袁何生的行为作出认定亦符合案涉实际。 利达公司虽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事由申请再审，但并未明确新证据的名称与证明目的，其所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交并经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再审申请书中明确陈述为再审中提交的2017、2018、2019年《江西民营企业100强名单》及一审法院出具的《执行证明》，并不能作为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故其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利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宜春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颖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何 君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