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行终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晋江市捷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金溪路枋脚路段。 法定代表人郭琼琼，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鸿斌，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子峰，男，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黄秋慧，女，198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 上诉人晋江市捷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达公司)诉被上诉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晋江人社局)、原审第三人黄秋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4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的方式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杨帆系捷安达公司的司机。2018年7月2日3时20分时许，杨帆受捷安达公司指派驾驶闽Ｃ×××××重型普通货车（该辆货车登记在福建龙跃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前往广东省送货，途经Ｓ14汕湛高速Ｋ118＋200Ｍ五华棉洋往揭阳方向时，意外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杨帆与黄秋慧于2009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2018年8月7日，杨帆的妻子黄秋慧向晋江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8年8月20日补正完整材料。晋江人社局于当日受理了黄秋慧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次日将《举证通知书》送达给捷安达公司。因就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黄秋慧于2018年9月26日向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杨帆与捷安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晋江人社局于2018年9月28日据此作出工伤认定中止审理通知书，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晋劳仲案［2018］1082号裁决书，认定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捷安达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8）闽0582民初1554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捷安达公司与杨帆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捷安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闽05民终249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捷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捷安达公司至今未对该判决提起再审申请。晋江人社局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9］79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帆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晋江人社局分别于2019年7月24日、25日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捷安达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晋江人社局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9］79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由晋江人社局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泉政文[2014]176号文件的规定，晋江人社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依法进行工伤行政确认的法定职责。故晋江人社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适格。《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案中，捷安达公司与杨帆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晋江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故捷安达公司为承担杨帆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晋江人社局受理黄秋慧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捷安达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并依法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调取了黄秋慧与杨帆的结婚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晋劳仲案[2018]1082号裁决书、(2018)闽0582民初15541号民事判决书、(2019)闽05民终249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并对黄秋慧、捷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进步制作了《调查笔录》，上述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晋江人社局在捷安达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帆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情况下，认定杨帆是接受捷安达公司指派送货，在运输途中发生事故，并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工伤认定，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晋江人社局履行了受理、告知、调查取证、决定及文书送达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捷安达公司在晋江人社局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帆所受伤害不是工伤，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捷安达公司关于杨帆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案涉车辆虽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但庭审中捷安达公司自认该车系其股东购买后挂靠在案外人名下，且捷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接受晋江人社局询问时，就杨帆事故发生过程明确陈述系在捷安达公司指派下驾驶案涉车辆，故捷安达公司主张即便杨帆系其员工，晋江人社局未能举证证明事故发生时杨帆系从事捷安达公司指派的工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晋江人社局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捷安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晋江市捷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晋江市捷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捷安达公司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撤销晋江人社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9］79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晋江人社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能全面查清本案事实，判决驳回捷安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清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第一，捷安达公司系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公司，公司的业务就是接受货主的委托，将货物通过货主指定的运输途径，代为将货主的货物委托承运人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本质上捷安达公司仅仅是作为货主与承运人之间的中介方，并从中赚取相应的代理费或服务费，捷安达公司本身并非承运人，仅是货运代理，其与承运人的关系也是属于运输合同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本案所涉的该次运输也是黄秋慧之夫杨帆接受捷安达公司的委托，作为承运人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并非是基于劳动关系而引发的，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第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捷安达公司接受货主的委托指定将一批货物通过货车运输至广东省广州市，捷安达公司经与杨帆就运费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决定将该批货物交予杨帆承运。嗣后，杨帆作为货物承运人驾驶闽Ｃ×××××重型普通货车运送货物，上述事实表明了，黄秋慧之夫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为委托人与承运人的运输合同关系，其在承运过程中受到的事故伤害应按普通人身损害纠纷处理，并不涉及工伤事故。第三，捷安达公司与杨帆之间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前就有过多次的业务往来，双方的模式为杨帆作为承运人将捷安达公司的货物运送至指定的地点，在将货物确定交由杨帆承运之前，双方就货物运输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并根据运输距离长短、运输货物重量、目的地及时间要求等确定运费价格，杨帆只需按约定将货物及时完好的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约定，并取得相应的运费，至于杨帆承运后如何安排相关运输的事项，均由杨帆自行确定，无需捷安达公司请示报告，捷安达公司对杨帆没有任何指挥和管理的职能，双方为各自独立的运输合同相对人关系，并未形成固定的从属或管理关系。综上所述，晋江人社局在本案对杨帆的工伤认定，并没有对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即草率作出工伤认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而一审法院对此也没有进行审慎的核实，径直对晋江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予以维持亦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晋江人社局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晋江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1.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晋江人社局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2.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二、晋江人社局认定杨帆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1.杨帆受捷安达公司指派驾驶货车外出期间受到伤害，应认定为工伤。2.晋江人社局的认定程序合法。晋江人社局于2018年8月20日受理黄秋慧关于其丈夫杨帆的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8月21日向捷安达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捷安达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举证。因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晋江人社局告知黄秋慧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晋人社工认中[2018]4号《工伤认定中止审理通知书》，决定中止案件审理。2019年7月15日，黄秋慧提交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民事判决，晋江人社局决定于当日恢复审理。经晋江人社局对杨帆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杨帆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3.捷安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晋江人社局对黄秋慧、捷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进步的《调查笔录》，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晋江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杨帆系捷安达公司司机，其在2018年7月2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且捷安达公司在晋江人社局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有效证明杨帆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捷安达公司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晋江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认定杨帆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捷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晋江人社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9]79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第三人黄秋慧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捷安达公司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以及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的规定，晋江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其所在辖区职工工伤的职权。本案中，晋江人社局在受理黄秋慧对其夫杨帆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通知举证、询问调查、认定及送达等程序，查明捷安达公司与杨帆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8年7月2日，杨帆因受捷安达公司指派在外出送货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晋江市人社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作出晋人社工认[2019]79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帆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捷安达公司上诉称杨帆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但杨帆与捷安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闽05民终2490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故对捷安达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捷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晋江市捷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海瑞 审判员  庄丽娜 审判员  谢火生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陈嘉怿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