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5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杨贤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存旋，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铤，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阳市木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法定代表人：刘木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细奴，男，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锋，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涛，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衡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潮阳市木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木晖公司）、刘细奴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衡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存旋、林铤，被上诉人刘细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锋、林楚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木晖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汇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刘细奴以其提供抵押的抵押物对本案借款承担抵押责任，衡汇公司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木晖公司、刘细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单纯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刘细奴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潮阳市支行（下称农行潮阳支行）之间不存在抵押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其一，本案签名笔迹鉴定意见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二，即使《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声明书》中的签名非刘细奴本人所签，也不能据此认定刘细奴与农行潮阳支行不存在抵押关系。即使刘细奴对抵押合同的签名效力予以否认，但其后提供自己的房产证为借款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完全可以视为对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同意、追认和确认。其三，在农行潮阳支行2005年9月30日和2006年6月30日签发的催收通知书中，均有写明借贷双方存在抵押合同关系，而刘细奴均有在抵押人一栏签章予以确定。且在2015年6月19日又再次以抵押人的身份签收银行的催收通知书，证明刘细奴对该抵押合同关系完全没异议。其四，刘细奴当时为该笔债务作抵押，将其房产证原件交付农行潮阳支行进行保管，且从未对农行潮阳支行的保管行为提出异议，故有合理理由相信刘细奴本人当时对该抵押关系是知情且认可的，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认定刘细奴与农行潮阳支行之间不存在抵押关系，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该条款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但第四十一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以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本案中的抵押合同即便非刘细奴本人签署而存在瑕疵，但订立抵押合同只是抵押关系成立的一个形式要件，是否真正存在抵押关系，应当根据不动产抵押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即是否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作为依据。故，本案的抵押合同即便存在瑕疵，但在抵押物已经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也应当认定该抵押关系已经成立。三、刘细奴与木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就是同一个人，刘细奴用名下房产为其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就是刘细奴（刘木水）初衷和本意，根本不存在所谓其对抵押知不知情的问题。本案中，刘细奴与木晖公司（即本案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即刘细奴。所谓的“刘木水”只是刘细奴另一个虚假的身份。案涉抵押房产是刘细奴名下财产，也是“刘木水”的财产。该事实有案涉抵押房产证上产权人刘细奴身份证号与木晖公司企业登记上“刘木水”身份证号相一致为证。衡汇公司提供木晖公司工商内档中保存的“刘木水”的身份证件，其身份证号与刘细奴的身份证号完全一致，这更加证明刘细奴和“刘木水”就是同一个人的事实。本案借款逾期后，在银行的催收通知书上，刘细奴在“抵押人”一栏中，就多次使用“刘木水”的私章或者同时使用“刘木水”“刘细奴”的私章签章确认（2005/2006/2008年的催收通知书），这也表明，“刘木水”就是刘细奴，其本人经常在不经意间混用这两个姓名。刘细奴和“刘木水”是同一个人，即意味着木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刘细奴）在签署抵押借款合同时，理所当然要用自己名下的房产为其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因此，《抵押借款合同》和《声明书》上的“刘细奴”无论是谁代签的，都是代表了“刘木水”（刘细奴）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笔迹鉴定违反鉴定规范，提取的实验样本过少，且是刘细奴的伪装签名。故一审的笔迹鉴定意见完全错误，而且也因为存在刘细奴追认、刘细奴和“刘木水”是同一人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对刘细奴签名所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没有自然样本及实验样本字迹过少的严重错误，违反笔迹鉴定的基本规范。刘细奴在一审所提交的《鉴定申请书》中申请人处的签名，与2015年6月19日的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名完全一致。但在字迹鉴定提取实验样本时，刘细奴故意伪装另一个签名样态作为实验样本，还此地无银在《鉴定申请书》上补上伪装签名，而鉴定机构则煞有其事地以该伪装签名作为实验样本进行鉴定。令衡汇公司感到欣慰又意外的是，刘细奴在一审庭审中，又向法庭自认《鉴定申请书》上申请人处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至于2015年6月19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名，刘细奴则早已在一审答辩状中自认是其本人所签。故这完全一致的两处签名样态，充分证明了字迹鉴定所提取的刘细奴签名实验样本，完全是刘细奴的伪装签名。因此，一审的字迹鉴定意见完全错误，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本案中《抵押借款合同》和《声明书》上的签名，即便不是刘细奴本人所签，但其已经对该无权代理予以追认，该抵押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而且，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就是刘细奴，本案系刘细奴（刘木水）用其名下财产为其自己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将房产进行抵押是其本意和真实意思表示，衡汇公司毫无疑问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衡汇公司的合法权益。木晖公司未作答辩。刘细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刘细奴与农行潮阳支行不存在抵押民事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衡汇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不予采纳。1、衡汇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以及《声明书》上虽有“刘细奴”的签名，但该签名经一审司法鉴定已确认不是刘细奴笔迹。衡汇公司认为该笔迹鉴定意见错误，毫无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而以上事实证明，刘细奴从未就案涉贷款与农行潮阳支行签订过抵押合同或者向银行出具同意抵押的声明书，故双方之间不存在抵押担保合同关系。衡汇公司以房产证上存在抵押登记而认为是刘细奴对抵押合同的追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刘细奴从未提供房产证为案涉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更没有办理过相关抵押手续，刘细奴是在2015年6月19日接农行潮阳支行通知，说其产权证为木晖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抵押，才知道产权证丢失被他人用于抵押一事。衡汇公司诉称刘细奴“提供自己的房产证为借款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将其房产证原件交付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进行保管”等事由，完全是衡汇公司的臆想，毫无事实依据。其次，《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声明书》是他人假冒刘细奴签名的，因此，《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关于抵押部分的条款以及《声明书》属于虚假的协议和声明，并非无权或越权代理行为，合同从未成立，不存在追认的前提条件。3、衡汇公司诉称刘细奴在2005年9月30日和2006年6月30日银行签发的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确认，毫无事实依据。虽然该二份通知书上盖有“刘细奴”字样的印章，但刘细奴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印章，更不可能在通知书上盖章确认。4、衡汇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为刘细奴与农行潮阳支行的抵押关系成立，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条规定“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其前提必须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存在真实的抵押合同，也就是说，抵押合同的成立是抵押登记的必要条件。本案相关证据已证明刘细奴并没有与农行潮阳支行签订抵押合同，即双方之间不存在抵押合同，因此，该抵押登记缺乏事实前提和合法依据，不能导致刘细奴与农行潮阳支行的抵押关系成立。综上所述，衡汇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刘细奴的合法权益。衡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木晖公司偿还衡汇公司借款本金154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其中740000元本金自1998年10月30日至1998年12月30日按月利率6.3525‰计算利息，自1998年12月3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利息；800000元本金自1999年4月1日至1999年6月17日按月利率6.39‰计算利息，自1999年6月18日起至欠款还款之日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利息）；2、判令刘细奴以其提供的抵押物对本案借款承担抵押责任，衡汇公司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木晖公司、刘细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30日，农行潮阳支行向木晖公司发放贷款750000元。木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在农行潮阳支行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及人名章予以确认，并约定：借款日期为1998年10月30日，到期日期为1998年12月30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3525%计算。《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借据》还载明：根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借字233第013号合同，经信贷小组研究，同意收回再贷，期限至1998年11月30日前归还。借款后，木晖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0元。1999年3月15日，木晖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农行潮阳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编号为农银抵借字233第25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主要约定：自1999年3月15日起至2000年3月15日止，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向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限额不超过1800000元的贷款，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用途、还款方式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有同等法律效力。1999年4月1日，农行潮阳支行依约向木晖公司发放贷款800000元。木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木水在农行潮阳支行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及人名章予以确认，并补充约定：借款日期为1999年4月1日，到期日期为1999年6月17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39%计算。2001年1月30日、2003年11月7日、2004年12月30日、2005年10月10日、2006年7月4日、2008年6月30日、2010年6月28日、2012年6月27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6月19日，农行潮阳支行分别向木晖公司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通知其归还贷款本息。2016年12月14日，农行潮阳支行的上级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下称长城广州办）签订编号为2016农银粤委批转004-135号《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尚欠的贷款本金1540000元及利息债权转让给长城广州办，并于2017年1月24日在《羊城晚报》刊登资产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1月7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衡汇公司签订编号为中长资（粤）合字[2019]3号《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衡汇公司，并于2019年5月7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另查明，原潮阳市房地产估价所于1999年3月15日作出潮房估字第13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载明：委托方为木晖公司，权属人为刘细奴，估价270万元。1999年3月17日，原潮阳市房管局对刘细奴址于原潮阳市的房地产办理抵押登记，设定权利人为农行潮阳支行，设定日期为1999年3月15日至2000年3月15日止。《房地产权证》现由衡汇公司存执。一审法院认为，木晖公司与农行潮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借款部分的内容系经协商一致而订立，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农行潮阳支行已依约发放了贷款，木晖公司应按双方的约定，在借款到期时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农行潮阳支行的上级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长城广州办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以及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衡汇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衡汇公司因此依法取得涉案贷款本金1540000元及其利息的债权。因此，衡汇公司起诉请求木晖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40000元及其利息、罚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但是，关于利息计算时间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衡汇公司虽然受让不良债权，但并非金融机构，故无权取得专属于金融机构的计息权利。因此，衡汇公司主张受让日之后，即2019年1月7日之后发生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两笔借款的履行期届满时间分别是1998年12月30日和1999年6月17日。农行潮阳支行分别于2001年1月30日、2003年11月7日、2004年12月30日、2005年10月10日、2006年7月4日、2008年6月30日、2010年6月28日、2012年6月27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6月19日向木晖公司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催收贷款。债权转让后，债权人又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9年5月7日通过合法途径向木晖公司主张权利，引起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故衡汇公司对木晖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细奴提出原债权人于2015年6月19日向其催收不能引起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由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声明书》上有“刘细奴”的签字，在未经法律程序予以否认之前，应推定刘细奴为涉案债务的义务人。因此，刘细奴提出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刘细奴的抵押责任问题。由于农银抵借字233第25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上抵押人签名处“刘细奴”以及1999年3月15日《声明书》上声明人签名处“刘细奴”并非刘细奴所签，故刘细奴与原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之间不存在抵押民事法律关系。因此，衡汇公司请求判令刘细奴以其提供的抵押物对本案借款承担抵押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木晖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潮阳市木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40000元及利息（其中，自1998年10月30日起至1998年12月30日止，计息本金为740000元，月利率按6.3525‰计算；自1999年4月1日起至1999年6月17日止，计息本金为800000元，月利率按6.39‰计算）、罚息（其中，从1999年12月31日起至1999年6月17日止，计息本金为740000元；从1999年6月18日起至2019年1月7日止，计息本金为1540000元；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50元，公告费1400元，共计20150元，由潮阳市木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8750元，予以退回。潮阳市木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18750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期间，衡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木晖公司工商内档资料，拟证明：1、内档第8页中刘细奴、刘木水两张身份证号码相同，刘木水和刘细奴是同一个人；2、案涉抵押房产在1996年建造完成后，刘细奴用于经营海门东晖旅店，1997年海门东晖旅店作为股东设立木晖公司时，刘细奴又将抵押房产作为实物进行出资，本案抵押房产实际上是木晖公司的资产，刘细奴一审辩称1996年后没有使用过该房产的产权证系虚假陈述；3、刘细奴是木晖公司的股东、实际经营者并担任监事；4、内档中大量使用刘细奴印章，该印章与本案2005年和2006年催收通知书上刘细奴的印章完全一致，证明催收通知书上的印章就是刘细奴本人的印章。本院依法向汕头市潮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案涉抵押房产的《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和《声明书》。木晖公司未到庭进行质证，本院组织其他两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刘细奴针对衡汇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二审才提交，法庭不应认可。对于证据内容，刘细奴本人从未跟刘木水登记过木晖公司，对该份证据有关内容包括身份证和房产证毫不知情，内档只有刘细奴的私章，没有其任何签名，刘细奴本人确认从未有这枚印章，有可能是他人假冒刘细奴的身份去盖章。从内档可以看出，刘细奴和刘木水是两个不同的身份主体，至于刘木水的身份证号码为何和刘细奴一致，刘细奴本人并不清楚。刘细奴从未以房产作为实物进行投资，内档体现当时东晖旅店登记的实物出资是370000元，但房产价格明显是远高于370000元的，所以房产和出资不相符。衡汇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也无法支持其上诉主张。衡汇公司针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无异议，证实本案的抵押登记有效。刘细奴针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申请书及声明书有异议，声明书与衡汇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致，但经过鉴定，该声明书上的“刘细奴”不是刘细奴本人的签名，而登记申请书和声明书的签名明显是同一笔迹，而且是一起从房产部门调取的，说明登记申请书中的“刘细奴”也不是刘细奴本人所签，所以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抵押生效的依据。本院认为，衡汇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调取的证据尚不足以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不足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依法均不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除案涉两笔贷款利率有误外，其他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涉两笔贷款的借款借据载明，750000元贷款月利率为6.3525‰，800000元贷款月利率为6.39‰。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审判决木晖公司向衡汇公司支付尚欠借款154000元及利息，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衡汇公司主张刘细奴应以案涉抵押物对本案贷款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依据是否充分。（一）案涉抵押物应否对本案750000元贷款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为1999年3月15日至2000年3月15日，而衡汇公司起诉的750000元贷款发生于1998年10月30日，未处于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规定，衡汇公司主张该笔贷款尚欠债务属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应提供抵押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的证据，但衡汇公司未能提供，刘细奴亦未予认可，衡汇公司以借款逾期后的部分催收通知上抵押人处有加盖“刘细奴”人名章或刘细奴签名为由主张其对抵押行为作出追认，但衡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枚印章的真实性，仅凭催收通知上的签章行为主张抵押权设立亦于法无据，故衡汇公司要求以案涉抵押物对该笔贷款尚欠本息行使优先受偿权，本院不予支持。（二）案涉抵押物应否对本案800000元贷款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基于促进交易的理念，我国合同法保护缔约形式自由，但出于交易理性、交易安全等考虑，法律对部分合同仍保留特殊形式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抵押合同通常具有单向负担义务的性质，风险性较高，法律意图通过合同的书面性要求给予抵押人深思熟虑的机会，尽量避免其作出草率决定，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原债权银行农行潮阳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其金融借款所涉抵押合同理应坚持书面性要求。而一审司法鉴定意见显示，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和《声明书》上“刘细奴”的名字并非刘细奴本人所签，故应认定农行潮阳支行与刘细奴未签订书面抵押合同，不符合法律关于抵押合同的特殊形式要求。衡汇公司上诉以一审笔迹鉴定的样本过少和刘细奴伪造签名为由，主张笔迹鉴定意见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进行笔迹鉴定所采用的样本系经衡汇公司和刘细奴共同确认的，衡汇公司在确定鉴定样本时未提出前述异议，而是在得知鉴定意见与其待证事实相悖的情况下才提出，亦未能就其异议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并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在刘细奴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前述两份书证不足以证明刘细奴同意为本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农行潮阳支行在缔约时对他人签署“刘细奴”名字的行为未有异议，其与刘细奴确立抵押担保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也难谓真实。且在此情形下，债权人何以持有案涉抵押物的房产证原件在事实层面上存在争议，在刘细奴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衡汇公司主张房产证原件系由刘细奴交给农行潮阳支行保管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因前述两份书证内容上存在瑕疵，衡汇公司有义务进一步举证补强其证明力。从其补强证据看，首先，衡汇公司以木晖公司的工商资料中显示刘细奴和刘木水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为由，主张刘细奴和刘木水系同一人，刘细奴对本案抵押行为知情并同意。因户籍信息资料显示该公民身份号码为刘细奴所有，且在刘细奴的户籍信息资料中未登记有“刘木水”的曾用名，而在木晖公司的工商内档中，刘木水、刘细奴分别被登记为股东和监事，故衡汇公司仅凭身份证号码一致主张该二人为同一人理据尚不充足。案涉债权历经多次转让，衡汇公司作为最后一手受让人，并非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缔结的亲历者，却从未与原债权银行核实确认此事，亦有悖常理。故其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其次，案涉催收通知书加盖的“刘细奴”人名章与木晖公司工商内档中“刘细奴”的人名章肉眼可辨不一致，且对该两枚印章的真实性刘细奴均予以否认，故前述盖章行为不足以认定刘细奴签收了本案借款的催收通知；而2015年6月19日的催收通知书已明确系向木晖公司催收债权，刘细奴在该通知上签名的行为不能视为原债权银行向抵押人进行催收，更无法认定为刘细奴对抵押行为的追认。为进一步查明农行潮阳支行与刘细奴实质上是否形成担保合意，本院依法向汕头市潮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案涉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的材料，但该登记中心提供的《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和《声明书》中，《声明书》上“刘细奴”的签名业经一审司法鉴定并非刘细奴本人所签，结合签名笔迹，刘细奴否认《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上乙方落款处“刘细奴”的署名系其本人所签，具有一定合理性。经征询衡汇公司和刘细奴意见，该两方当事人均认为不需要对前述申请书上刘细奴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从本院调取的上述材料确无法得出刘细奴存在为案涉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行为的结论。综合上述因素，应当认定农行潮阳支行与刘细奴之间并未形成抵押合同关系，衡汇公司受让本案债权后行使权利亦不得超越其所受让的原权利范围，其向刘细奴主张800000元贷款的抵押权亦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应不予采纳。木晖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衡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50元，公告费300元，合共19050元，由上诉人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介志审判员  庄晓燕审判员  林 喆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