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渝01行赔初4号 原告王开容，女，汉族，1968年1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汪颖，女，汉族，1981年12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游忠洪，重庆者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游飞翥，重庆者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巴川江，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静。 委托代理人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开容、汪颖诉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简称长寿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开容、汪颖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游忠洪、被告长寿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静、梁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被告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长寿府发［2013］119号《关于征收长寿经开区生态防护屏障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简称119号《征收决定》）并张贴公告。两原告位于长寿区商业用房在征收范围，被告就该房屋作出长府房征补［2015］9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简称9号《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补偿决定书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以“视为长寿区政府作出《补偿决定书》没有证据和依据”为由作出渝府复［2015］3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简称《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2019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已经履行了向被告提出赔偿的前置程序。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作出9号《补偿决定书》给两请求人造成损失，赔偿被征收的长寿区商业用房的各项损失费用共计1280万元。原告受到的损失为：一、案涉房屋赔偿（具体金额待司法评估后确定）；二、附属设施赔偿：1.水表户头费1250元；2.电表户头费722元；3.柜式5空调移装费900元；4.卷帘门；三、装饰装修费（具体金额待司法评估后确定）；四、搬迁费按35元／平方米计算；五、停产停业损失（具体金额待案涉房屋价值司法评估后确定）；六、提前搬迁奖励费396600元；七、被征收房屋内经营网吧的设施设备赔偿（具体金额待案涉房屋价值司法评估后确定）；八、资金占用损失（以各项赔偿的总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年利率6%从2013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全款支付赔偿金日止）。 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实体及程序合法；二、案涉被征收房屋存在权属争议，被告无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存在合理正当阻却事由；三、两原告申请国家赔偿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的时效；四、两原告诉称赔偿的项目主要是按照征收补偿条例规定的相关的项目，与其诉称的9号《补偿决定书》违法造成的损失不存在关联性；五、原告所称的损害事实与9号《补偿决定书》被撤销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两原告的赔偿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赔偿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19号《征收决定》及公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9号《补偿决定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费用结算表》。 拟证明：1.请求人停产停业、赔偿金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时间；2.9号《补偿决定书》违反补偿条例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应该补偿的项目；3.请求人应当获得赔偿的项目及标准的依据。4.原补偿决定中案涉房屋的补偿面积错误。 第二组：渝规限长字[2015]29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长寿府催字[2015]20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长寿府强拆告字[2015]35号《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局未经登记建筑认定书》。 拟证明：长寿区政府及其多个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认定案涉房屋存在违法建筑，并限期拆除及实施强拆措施的行政行为错误以及案涉房屋面积之差。 第三组：《长寿经开区生态防护屏障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初步结果明细表（非住宅-晏中社区七组）》、《房屋征收估价报告》、《房屋面积复核确认表》、2005年附图、《致委托估价方函》。 拟证明：1.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案涉房屋的面积认定错误；2.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案涉房屋的楼层认定错误；3.案涉房屋的估价错误。 第四组：《复议决定书》、长寿府行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拟证明：1.长寿区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违法，被撤销。2.长寿区政府及其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对案涉房屋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及强拆的行政行为错误，并被撤销，依法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 第五组：《行政赔偿申请书》、《不予赔偿决定书》。 拟证明：1.原告履行了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的前置程序；2.原告于2019年9月29日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中并没有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决定不予赔偿，而是以其他的事由拒绝赔偿，因此，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时效中断、中止规定，应重新计算时效。 第六组：营业执照。 拟证明：1.被征收前，请求人一直用案涉房屋经营网吧；2.营业执照载明，该网吧属于企业性质，应当按照企业的标准给予（补偿）赔偿。 被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相关房屋面积及补偿标准均应按征收条例法定的补偿项目，并非原告所请求的9号《补偿决定书》被撤销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案涉违法建筑已经被拆除，在本案产权房屋的补偿解决后，相关部门将依据征收条例的规定对未经登记建筑进行处理，与本案原告的诉求没有关联。对第三组、第四组、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在诉状中已经表述重庆市人民政府在2015年7月21日作出复议决定撤销了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原告对该补偿决定造成了损失应当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2年时效期限内向被告申请赔偿，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有法定的中止、中断的事由。原告提交的不予赔偿决定，主要是针对119号《征收决定》申请的国家赔偿，同时该不予赔偿决定即便没有提到时效的问题，也不妨碍被告针对原告以9号《补偿决定书》违法为由申请的行政赔偿提出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赔偿决定也不构成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行政赔偿申请书》、邮寄单、邮件查询结果； 2．《调查笔录》； 3.《不予赔偿决定书》、邮寄单、邮件查询结果。 拟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实体及程序合法。 第二组： 4.119号《征收决定》； 5.长寿府发[2013]121号《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6.（2014）渝高法行终字第00205号《行政判决书》。 拟证明：119号《征收决定》合法。 第三组： 7．《依法履职申请书》； 8.《依法履职申请答复书》； 9.《行政起诉状》（2020）渝01行初9号； 10．《应诉通知书》（2020）渝01行初9号； 11.（2020）渝01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 12.行政上诉状。 拟证明：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被告无法作出征补决定存在合理正当阻却理由。 第四组： 13.9号《补偿决定书》； 14.《复议决定书》。 拟证明：2015年3月5日，被告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作出补偿决定。两原告不服该决定，以房屋产权不归其所有，要求房屋征收部门对重庆飞龙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飞龙公司）进行补偿为由，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以被告超过法定期限答复为由，作出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 15.《调查笔录》2份； 16.《非住宅商品用房认购协议》； 拟证明：2019年5月28日，区住建委分别对两原告制作履职申请调查笔录，两原告明确表示涉案被征收房屋为两原告共同购买，应为房屋所有权人，并于2019年6月13日提交非住宅商品用房认购协议予以证明。 第五组： 17.《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关于请求提供相关资料的函》 18.《承诺》； 19.《关于冻结晏家恒丰苑B栋拆迁补偿款的函》； 20.恒丰苑B栋销售统计表4张； 拟证明：飞龙公司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主张权利。 2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张定中2014年12月31日签订）； 拟证明：与两原告一样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未办理产权证的张定中，征收实施部门与其达成补偿安置协议。 22.（2017）渝0109行初18号《行政裁定书》（飞龙公司不服安置补偿协议）； 23.（2017）渝01行终323号《行政裁定书》（飞龙公司不服安置补偿协议）； 24.（2018）渝行申299号《行政裁定书》（飞龙公司不服安置补偿协议）； 25.（2019）渝行再1号《行政裁定书》。 拟证明：飞龙公司不服房屋征收部门与张定中签订的协议书，提起诉讼，北碚区人民法院以飞龙公司并非安置协议相对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为由，作出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审裁定维持。飞龙公司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提审，2020年6月4日，该院裁定维持（2017）渝01行终323号《行政裁定书》。 26.《处理房地产权属登记遗留问题联合审批表》。 拟证明：飞龙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主张权利。 27.（2017）渝0109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飞龙公司诉原国土局安置补偿）； 28.（2017）渝01行终620号《行政判决书》（飞龙公司诉原国土局安置补偿）； 29.《再审申请书》（飞龙公司不服620号终审判决）； 30.《应诉通知书》（2018）渝行申645号； 31.（2018）渝行申645号《行政裁定书》。 拟证明：飞龙公司要求原国土局针对包含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商铺进行补偿安置，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飞龙公司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原告质证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已经驳回了案外人飞龙公司对案涉房屋争议的请求和相关请求，由此证明案涉房屋属于两原告的事实无可争议；被告提交的（2020）渝01行初9号行政判决与高院生效文书认定的内容相冲突。 对被告举示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不予赔偿决定书》的理由不予确认。该决定书中认为案涉房屋存在争议与高院判决认定事实不符，同时该决定证明原告请求赔偿的时效中断、中止。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同原告提交证据一致，对其中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证明案涉房屋存在产权争议的证明目的，9号《补偿决定书》被撤销后被告一直不作为，导致被征收房屋的评估报告超过了法定有效期，被告至今没有依法足额的对涉案房屋进行补偿，原告向被告又一次申请司法救济。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9号《补偿决定书》内容违法已经被复议撤销，对《复议决定书》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调查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证明了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对认购协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安置补偿协议中的房屋就是与本案案涉房屋相邻的同属一层楼的另一个买受人，他签订的购房合同与本案合同完全一致；相关判决证明案涉房屋不存在产权争议，原告就是该房屋产权人。 经本院审查，原告举示的9号《补偿决定书》、《复议决定书》、《行政赔偿申请书》、《不予赔偿决定书》与本案相关，内容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1、2、3、7、8、13、14、16与本案相关，内容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6、22-25、27、28、31，系生效法律文书，其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举示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庭审笔录，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1月29日，飞龙公司与王开容、汪颖签订《非住宅商品用房认购协议》，协议载明：“乙方认购由甲方投资开发的恒丰苑B栋一层门面从左至右（以双园路方向面对B栋）约220㎡，（准确面积以房管所核定为准）”。2013年10月23日，被告作出119号《征收决定》。2015年3月5日，被告作出9号《征补决定书》，其上载明：被征收人为王开容、汪颖；被征收房屋为长寿区晏家双园路42号附1-4，该决定书还载明了补偿的具体项目及内容。王开容、汪颖不服该决定书向重庆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其上载明：申请人称：该《补偿决定书》中所涉及的房屋产权不是申请人，而是飞龙公司；房屋面积、楼层认定错误、评估价格不公等；该复议决定书以被申请人作出《补偿决定书》没有证据和依据为由，作出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原告于2015年7月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 2019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以被告在实施119号《征收决定》过程中对原告所有的房屋的征收和补偿两方面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为由，申请被告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以双方协商或第三方评估为准。后原告在2019年11月18日明确赔偿金额为门面各类损失费用1280万元，其中包括律师代理费、临时安置费、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利息损失、国有土地出让金、经营损失、室内电脑及桌椅等设备损失、员工安置房及其他。被告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收到后不服，提起本案赔偿诉讼。 另查明，被告作出9号《补偿决定书》后，未执行该决定书，原告也未按该决定书内容将拟被征收房屋交征地实施机构拆除。 还查明，原告还于2019年5月16日向被告邮寄《依法履职申请书》，申请被告就上述被征收房屋重新做出征收补偿决定书。被告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依法履职申请答复书》后，原告不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违法而提起赔偿诉讼。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已被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原告有依法请求赔偿的权利。 一、关于原告请求赔偿是否超过时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被告作出9号《补偿决定书》后，原告即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复议决定书》撤销了9号《补偿决定书》。原告在庭审中也自认在2015年7月收到《复议决定书》。故从此时起，原告就知道9号《补偿决定书》违法，其申请国家赔偿的时效应当从此时起开始计算两年，至2017年7月届满。原告于2019年9月2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赔偿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国家赔偿请求时效仅作出了中止的规定，其条件在于“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本案中，原告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有符合该条规定的赔偿请求权时效中止的因素，故原告认为赔偿请求权时效因其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没有以超过时效提出抗辩则赔偿请求权时效重新计算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故本院认定，原告提出行政赔偿超过了赔偿请求时效。 二、关于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是否造成原告损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因此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财产损失以及损失与被确认违法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1280万元，包括对案涉房屋赔偿、附属设施赔偿（水电气设施费、空调移装费、卷帘门费）、装饰装修费、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费、提前搬迁奖励费、网吧设施设备费、资金占用损失，但原告并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上述费用以及上述赔偿内容系被告作出9号《补偿决定书》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虽被撤销，但被告并未执行补偿决定书的内容，原告也没有将房屋交付征收部门拆除，原告提出的损失项目，与被确认违法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的违法行为并未对原告的财产造成直接损失。 另，对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估价（评估）申请和现场勘验申请，因原告提出的损失与被告作出的9号《补偿决定书》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超过申请赔偿时效且赔偿请求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开容、汪颖的行政赔偿请求。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晓 瑛 审 判 员 夏  嘉 人民陪审员 邓 倩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周  宏 书 记 员 石光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