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吉，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琪，贵州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承杰，贵州筑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综合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曹士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成，男，198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珍，贵州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首义，男，199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张吉、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瓜子汽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永成、郑首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8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主张维修保养费具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出具了由贵州永利会汽车贸易公司开具并且加盖公司公章的汽车维修保养账单，账单上载明了案涉汽车的维修项目及相对应的金额，足以证明上诉人为维修案涉汽车共计花费35584元，且该笔花费并非上诉人用车的合理维修费用，而是案涉车辆自上诉人买受后才发现该车存在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披露的故障。上诉人未达到正常使用的目的才对该车进行维修保养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维修保养案涉汽车的费用属于合理维修费用，系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出三倍赔偿的诉请，完全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该规定，本身就具有惩罚性，而不考虑消费者自身因素，上诉人请求购车款三倍赔偿，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存在欺诈行为提出的。一审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支持上诉人惩罚性赔偿的诉求，却未严格依照该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吉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在一审法院能够送达到上诉人判决书的情形下，也应当可以给上诉人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但一审法院并未将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未收到一审法院的相关诉讼材料，因此一审法院在能送达上诉人的情况下而不予送达，没有合法传唤上诉人，属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与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2018年1月13日，被上诉人张永成与上诉人签订《保卖协议》（编号为TJINC1801131637289）协议约定：“乙方（上诉人）接收甲方（被上诉人张永成）委托，就甲方拥有所有权或者处置权的二手车交由乙方代理销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甲方委托乙方销售本合同项下保卖车辆”。“本合同生效后，且甲方将车辆及相关证件移交乙方后的2个工作日内，乙方先行向甲方垫付保卖车辆买卖签署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且保证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未解决争议或者违约行为后，乙方在扣除保卖服务费后将剩余款项代付至甲方指定账户”。2018年1月13日和1月19日，上诉人分两笔将保卖服务保证金分两笔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张永成指定的收款人为杨帆的账户，金额分别为212800元和47880元，根据张永成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保卖协议》可以看出，上诉人与张永成之间委托法律关系。2018年5月22日，上诉人促成张吉和张永成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编号为TJBMCEC18052216363342）。合同约定“鉴于甲方（张吉）具有通过丙方（上诉人）运营的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平台（下称“丙方平台”）购买乙方（张永成）所有的机动车的意愿，且乙方同意出售给甲方。”该合同第二款第4条约定、第七条约定，张吉当日即向上诉人账户支付了9920元服务费。根据《保卖协议》及《二手车买卖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永成之间系委托关系，买卖双方依旧是张吉和张永成之间，上诉人系为促成张吉和张永成达成本次交易的居间方，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卖方，且上诉人接收车主委托销售车辆的行为系委托关系也被多个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张吉与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关系错误。三、被上诉人郑首义超越代理权限与张吉签订的《买卖车辆协议书》属于无权代理，合同自始无效。根据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第二条第4款关于服务费的约定，张吉与张永成之间买卖合同中仅提供居间服务，张吉在明知上诉人仅提供居间服务的情况下仍与郑首义签订《买卖车辆协议书》，张吉不存在善意，郑首义超越授权范围与张吉签订的《买卖车辆协议书》属于无权代理，合同自始无效。四、一审判决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促成张吉和张永成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并签订《保卖协议》和《二手车买卖合同》，原审法院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判决，即使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当适用在张吉与张永成之间，故原审法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上诉人支付248000元赔偿给张吉，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支持其上诉主张。针对张吉的上诉主张，瓜子汽车公司辩称，对于张吉上诉状所述的损失与瓜子作为居间中介服务无关，其次对于对方上诉状第一条汽车维修费用是车辆使用中的正常消耗，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是正确的，对于第二点，车辆购买自2018年5月份，车辆具有明显折损特征。一审法院按照折损价计算正确；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错误，更不适用三倍赔偿。综上，瓜子汽车公司对于张吉在本案的损失作为中介方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驳回对瓜子的诉讼请求。针对张吉的上诉主张，郑首义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主张。针对瓜子汽车公司的上诉主张，张吉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因上文有论述，本院不再赘述。针对瓜子汽车公司的上诉主张，郑首义辩称，当时其与张永成签订合同是基于瓜子汽车公司的口头授权，其与张吉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且并不认识张吉，其认可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主张。针对张吉、瓜子汽车公司的上诉主张，张永成答辩意见一致，即：一、其与瓜子汽车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关系。一审中郑首义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是瓜子汽车公司员工，郑首义代表公司与其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买卖车辆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瓜子汽车公司于当日支付车款240000元，其于当日交付了车辆。该车辆买卖协议书真实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其并未与瓜子汽车公司签订保卖协议，即便有该协议存在，也是瓜子汽车公司为逃避责任在与其签订的买卖协议履行完毕后才签订的，只是其公司的内部销售操作模式，案外人杨帆是公司员工，其自始至终都不认识，更不存在委托关系。保卖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协议约定的车款、付款方式等与买卖协议约定不相符，不能证实双方系委托关系。同时，其在本案开庭前未见到过张吉，也未与张吉签订过任何合同，三方之间也未签订过买卖协议。张吉办理车辆过户的证件也是瓜子汽车公司提供的，其并未参与，也未签过任何授权。二、张吉主张的维修保养费系其使用车辆期间产生的合理维修保养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该笔费用，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案中张吉购车时间为2018年5月，其购买车辆后一直使用至今，期间产生了里程数，产生车辆磨损等，必然要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故产生的维修保养费用应当其自行承担。同时，张吉并未提供发票证实该费用已实际支付，也不应得到支持。三、其与张吉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中其只是急于用钱便将自己的车卖给瓜子汽车公司，与瓜子汽车公司员工郑首义签订了《买卖车辆协议书》，其并未与张吉签订买卖合同，张吉也未将车款支付给我，购买发票也非我出具，与其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出售车辆时，瓜子汽车公司已经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其作为专业经营二手车的公司，在收车时已对车辆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掌握，其不存在欺诈行为。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即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其不属于“经营者”，该案中无论是其与张吉存在买卖二手车合同还是与瓜子汽车公司存在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该交易均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张吉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张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原告与张永成的车辆买卖合同；二、被告张永成返还原告购车款248000元并赔偿原告744000元；三、张永成偿还原告为维修保养该车所花费的35584元；四、瓜子汽车公司对第二、第三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五、诉讼费用由被告张永成、瓜子汽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张吉通过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购买了梅赛德斯奔驰牌汽车一辆。2015年10月12日案涉车辆由张永成从汽车销售公司购出，案涉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载明，厂牌型号梅赛德斯奔驰牌ＢＪ7204ＧＥＬ，发动机号10220487，车辆识别码／车架号码ＬＥ4ＷＧ4ＣＢ6ＧＬ079882，税价合计318800元，不含税价272478.63元，增值税税率17%，增值税税额46321.37元，销售单位名称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另,案涉车辆于2017年10月26日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显示被保险人张永成，被保险机动车号牌号码贵Ｊ×××**，厂牌型号梅赛德斯奔驰ＢＪ7204ＧＥＬ，识别代码（车架号）ＬＥ4ＷＧ4ＣＢ6ＧＬ079882，登记日期2015年12月。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注明“机动车所有人：张永成，登记日期2015-12-17；机动车登记编号：贵Ｊ×××**”。转移登记摘要信息栏注明“机动车所有人：张吉；登记日期2018-7-3，机动车登记编号贵Ａ×××**；登记机关：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登记栏转移登记注明“姓名：张吉；获得方式：购买；转入地车辆管理所名称：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转移登记日期：2018-6-4”。2018年6月4日案涉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显示“买方：张吉；卖方：张永成；车牌照号贵Ｊ×××**，登记证号520007390697，车架号／车辆识别代码ＬＥ4ＷＧ4ＣＢ6ＧＬ079882，厂牌型号梅赛德斯奔驰ＢＪ7204ＧＥＬ，车价合计180000元，二手车市场：惠水金丰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发票加盖惠水金丰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上述事实原、被告三方皆无异议。庭审中，原告提供瓜子二手车手机ＡＰＰ截图八张，瓜子评估复检报告载明“该车部分部件轻微损伤或有更换，不影响车身骨架，发动机舱内部机械部件正常，无拆卸渗漏痕迹。外观有轻微漆面修复，部分覆盖件有更换，内饰干净，仪表无故障灯”。该页面显示“瓜子认证，259项专业检测，瓜子要求认证二手车源必须达到以下标准：无重大事故、无火烧事故、无泡水事故”。对此，被告张永成称其没有承诺车是无重大事故的，且瓜子汽车公司已经对该车辆进行了检测。另，原告提供贵州永利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汽车保养清单六份，以证明其为案件争议车辆支付了35684元维修保养费。对此被告张永成对该证据真实性异议。庭审中，原告又出示瓜子汽车公司门店照片，证明其通过网上联系后，被通知到该门店现场看车。并于2018年6月4日，原告通过ＰＯＳ机交易支付车款248020元，庭审中其称该款是在瓜子汽车公司门店进行的ＰＯＳ机刷卡支付。对此，被告郑首义称其受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安排，找代驾将案涉车辆开至指定地点。被告张永成质证称对此不知情，原告该行为是与瓜子汽车公司的交易行为。原告提交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显示，2016年7月19日接到被告张永成报案。出险原因：碰撞，2016-6-19,22:30，张永成驾驶车牌号为10220487的梅赛德斯奔驰ＢＪ7204ＧＥＬ轿车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公里因为疏忽大意、措施不当导致碰撞而发生事故。出险经过：行驶中开过路坑，本车受损不详。另，案外人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出具的账单四份显示，案涉车辆“机修：半吊发动机、更换前四方架更换方向机总成、更换发动机大小油底壳、更换波箱油底壳、更换邮箱隔热板。钣金：前杠拆装、前杠上支架拆装车身下护板左右拆装、水箱下护板更换、前横梁拆装、龙门架拆装、左右大灯拆装、龙门架拆装、左右大灯拆装、拆装排气管”。对此，被告张永成质证称该事故是单方的磨损事故，不能证明发生过重大事故。庭审中，被告张永成提交其作为甲方／卖方与被告郑首义（乙方／买方）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买卖车辆协议书》，协议约定张永成将奔驰Ｃ200车，车号为贵Ｊ×××**卖给郑首义，发动机号码为274920，车架号为ＬＥ4ＷＧ4ＣＢ6ＧＬ079882，颜色为黑色，价格为248000元。合同落款有双方签字及捺印。被告张永成同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显示其在2018年1月13日收入240000元，证明其与瓜子汽车公司员工郑首义完成车辆买卖交易。对此证据原告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郑首义提供了工资流水，显示付款方为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银行交易类型显示为代发工资。该证据证明郑首义是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的员工，其行为是公司委派的职务行为。对此证据原告及被告张永成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商品经济活动中，正当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通过被告张永成提交的《买卖车辆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以及被告郑首义提供的工资证明及双方证词，并结合交易习惯可知，案涉车辆所有权已于2018年1月3日由张永成转移至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期间虽未办理物权转移登记手续，但并不影响动产因交付而产生的所有权转移效力，该《买卖车辆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此后，原告于2018年6月，通过瓜子汽车公司APP软件联系购买案涉车辆的系列行为，实为与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行为，即通过车辆的交付及车款的支付，原告与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之间建立了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并非被告张永成与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所签《买卖车辆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亦不是具有撤销权的第三方，因此原告要求撤销第三人与被告张永成车辆买卖合同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作为案涉车辆出卖人的瓜子汽车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本案中，原告基于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购车APP软件上认证承诺以及瓜子汽车公司车辆评估师的评估意见，在指定地点看车后作出购买案涉车辆的意思表示并支付对价，且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亦完成车辆交付行为。虽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已经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成立了口头的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出卖者在APP软件上对标的物质量的说明，均可看作当事人对标的物质量要求的一种约定，故原告所购车辆应符合上述出卖者对于车辆质量的描述。现经庭审查实，该车在售卖给原告前，于2016年7月19日发生交通事故，于2017年6月12日有“机修：半吊发动机、更换前四方架更换方向机总成、更换发动机大小油底壳、更换波箱油底壳、更换油箱隔热板。钣金：前杠拆装、前杠上支架拆装车身下护板左右拆装、水箱下护板更换、前横梁拆装、龙门架拆装、左右大灯拆装、龙门架拆装、左右大灯拆装、拆装排气管”等维修记录。该事故及维修情况的存在，作为销售者的瓜子汽车公司并未在其APP界面上进行明示，而该事实对原告张吉是否选择购买案涉车辆将产生重大影响。故，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在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中存在故意隐瞒车辆真实状况，其行为构成欺诈，已属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减少了履行本身的价值，导致购买人张吉不能完全实现合同目的。因双方对违约责任没有做出约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为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应当承担退款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原告于2018年6月4日使用案涉车辆至今，其请求瓜子汽车公司返还车款248000元的请求应进行折旧计价，法院根据其使用时间及车辆折旧情况予以调整，即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应返还车款198400元给原告，同时原告应在收到退款之日返还案涉车辆给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对于原告请求三倍赔偿的诉请，结合本案实际，综合考虑过错行为及结果与惩罚的相当性。原告张吉选择在二手车交易APP上购买车辆，表明其已明知其购买的系二手车，车辆本身会存在相应的磨损、事故等情形，不能对交易对方按新车状况进行苛求。而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二手车交易的公司，对于案涉车辆售前存在碰撞事故及维修的情况，通过其专业检测和评估理应知晓却未明示，存在故意隐瞒该事实的主观故意。但该过错行为并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适用三倍赔偿的程度。本院根据车辆价值、第三人瓜子汽车欺诈行为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程度，酌定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给予原告一倍车款的赔偿，即支付原告赔偿款248000元。另，因被告张永成与原告无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请求被告张永成返还车款及三倍赔偿的请求于事实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在使用案涉车辆期间产生的车辆维修保养费用，应视为其用车的合理维护费用。且该费用在庭审中其并未出具有效票据或支付流水予以证明，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张永成、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支付维修保养费35684元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人民币198400元给张吉，张吉在收到退款之日，将梅赛德斯奔驰BJ7204GEL轿车（发动机号码274920，车架号LE4WG4CB6GL079882）返还给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二、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赔偿款人民币248000元给原告张吉；三、驳回原告张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98元，由第三人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瓜子汽车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保卖协议》和张永成、杨帆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照片；证明张永成委托瓜子汽车公司从事二手车车辆代理销售事宜，并约定由张永成授权瓜子汽车公司全权办理车辆销售、过户、转籍、代收车款等委托手续，该保卖协议仅仅是对案涉车辆最低售价保证的约定，而并非是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协议，车辆所有权仍归张永成，张永成授权杨帆签署《保卖协议》，并由杨帆代为收取瓜子汽车公司先行垫付案涉车辆的保卖价款。证据2、银行支付凭证，证明瓜子汽车公司已经依《保卖协议》约定于2018年1月13日向张永成指定的账户支付212800元，并在1月29日扣除保卖服务费后支付47880元。证据3、瓜子汽车公司官网对保卖流程及保卖指南的截图，证明瓜子汽车公司的保卖模式实质上仍是卖方委托瓜子进行二手车车代理销售，通过卖方与瓜子汽车公司签订保卖协议以确定车辆保卖价款，如车辆最终成交价高于保卖价，高出部分归卖家所有的委托代理销售模式，瓜子汽车公司仍然是提供信息服务的居间平台。证据4、《二手车买卖合同》，证明张吉通过瓜子汽车公司中介服务平台购买了张永成的案涉车辆，同时该条款约定了对重大事故车辆约定的标准。经质证，张永成对上述证据1认为没有签订《保卖协议》，照片是我们签过户时候照的身份证，其不认识杨帆，张永成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订的；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支付凭证没有关系，其得到的款项是一次性支付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到达证明目的，且证据显示瓜子汽车公司可以进行二手车销售；对证据4不认可，认为其没有签订该合同，合同中的字迹不是其签的。张吉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认为委托书并非是张永成签订的，且委托书是张永成与瓜子汽车公司进行的正常交易，与其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与证明目的没有形成对应关系；对证据4认为张吉没有签订该合同，张吉是在金阳的瓜子二手车的门店中现场付款并向店员取车。郑首义对上述证据1认为，张永成当时需要全款，但是瓜子汽车公司支付张永成百分之八十的款项，所以郑首义就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给其朋友杨帆（即以张永成的名义授权杨帆），郑首义将余款补足，张永成就可以全款拿到涉案车辆，其用杨帆的账户来全款付车款，先用杨帆的账户打入百分之八十给瓜子，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再由郑首义打给杨帆；对证据2无异议，表示在2018年1月13日已经将全款支付给了张永成；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张永成并不知道保卖协议，保卖协议只能在网上签，这些材料都是由郑首义代签的，与张吉买车的情况无关；对证据4表示不知情，其只负责将车拿到公司去，至于车辆再卖给谁其不清楚。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提交的《保卖协议》中第2条载明：张永成委托瓜子汽车公司销售合同项下保卖车辆，合同总金额即保卖价位266000元，张永成未如实披露车辆车况外，若保卖车辆最终成交价高于保卖价，高于保卖价部分，由张永成享有；合同成效后，且张永成将车辆及车辆相关证件材料移交瓜子汽车公司后2个工作日内，瓜子汽车公司向张永成垫付保卖价的80%即212800元，若该车辆在保卖期内卖出，待张永成及时履行就该保卖买卖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且保证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未解决争议或违约行为后，瓜子汽车公司在扣除保卖服务费后将剩余款项代付至张永成指定账户；若该车辆未在保卖期限内售出，且未发生本协议及双方约定的违约情形，瓜子汽车公司将于保卖期满后次日扣除保卖服务费后将剩余款项垫付至张永成指定账户，并在支付完毕保卖车款后30日内完成过户。第3条约定，保卖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且完成保卖车辆及相关证件资料移交后的14日内。再查，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陈述其实际经营地与注册地不一致，其注册地在天津，而实际经营地在北京。一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将包含传票在内的庭前文书邮寄至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注册地后被退回，一审法院又邮寄至其实际经营地，显示“他人收”，此后，一审法院将判决书亦邮寄至其实际经营地，显示“他人收”，二审中，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对收到一审判决书并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主张的送达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之规定，因上诉人未向一审法院提供送达地址，一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方式以工商登记中载明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向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邮寄传票等庭前文书，被退回后，考虑到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实际经营地的情况，一审法院后将上述文书包含此后的一审判决书均邮寄至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实际经营地，根据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认可收到一审判决书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以此为由主张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张永成成立的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涉案责任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和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之规定，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主要不同在于买卖合同需要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且由买受人支付相应对价，而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务，不涉及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可以是无偿也可以是有偿。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永成将涉案车辆交付瓜子汽车公司员工郑首义，后瓜子汽车公司通过郑首义的账户向张永成支付相应款项，郑首义将该车辆交付瓜子汽车公司后，瓜子汽车公司又以自己名义将涉案车辆出卖给张吉，并收取张吉的车款，在此过程中，瓜子汽车公司并未向张吉披露其涉案车辆的来源以及其与张永成之间的关系。同时，根据瓜子汽车公司提交的保卖协议的内容，无论瓜子汽车公司是否将涉案车辆卖出，瓜子汽车公司均应按照约定向张永成支付全额车款，并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张永成之间关系符合上述买卖合同的特征，一审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认由上诉人承担涉案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张吉主张的维修保养费以及涉案车辆的赔偿问题，本院认为，因张吉于2018年6月4日使用涉案车辆至今，期间产生的车辆维修保养费用，是其使用涉案车辆而应当承担的合理维护费用，此部分费用应由张吉自行承担。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赔偿问题，结合上文分析，瓜子汽车公司系将涉案车辆交付张吉的出售方，其作为专业从事二手车交易的公司，未将涉案涉案车辆出现的碰撞事故以及重大维修情况向购买者披露，而上述情况系购买者购买二手车需考虑的影响因素，故，瓜子汽车公司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结合二手车的性能以及上诉人的主张过错程度，过错行为后果，酌情按照购车款的金额计算赔偿数额，并未不妥，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及张吉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3898元，由上诉人张吉负担6949元，由上诉人瓜子汽车公司服务（天津）有限公司负担69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永霞审判员  冯文婷审判员  柳 凡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