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9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蓝伯爵公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6502325。法定代表人：程行明，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卡邦兄弟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科苑路**金融科技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87183K。法定代表人：程行明，执行董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生，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悦，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明，女，汉族，1974年1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德，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蓝伯爵京深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科苑路金融科技大厦****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M05Y9E。法定代表人：程行明。原审被告：程行明，男，汉族，1971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上诉人深圳前海蓝伯爵公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伯爵公司）、深圳市卡邦兄弟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丽明、原审被告深圳市蓝伯爵京深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伯爵京深公司）、程行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9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伯爵公司、卡邦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丽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黄丽明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蓝伯爵公司应向黄丽明返还50万元”存在错误。1.案涉项目投资说明会内容并不构成合同。退一万步说，即便认定构成合同且采信了证人景某的证言，但根据证人证言“投资股权在2018年5月份前投可在2019年6月份退出”，黄丽明是在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5日支付投资款，不属于“2018年5月份前投”，因此，不适用“可在2019年6月份退出”。2.黄丽明与蓝伯爵公司已经认可双方建立了投资关系，现黄丽明主张解除投资关系缺乏依据，其无权要求解除投资关系。3.事实上，黄丽明与蓝伯爵公司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应当以蓝伯爵公司提交的《投资协议书》为准。证人景某是蓝伯爵公司的经理，在2018年5月按《投资协议书》与黄丽明谈定案涉投资业务后，领取了4份已加盖蓝伯爵公司公章的《投资协议书》并由黄丽明签名，证人没有将黄丽明签名的《投资协议书》交还给蓝伯爵公司，但证人在离职前确实已实际领取了案涉投资业务的提成。另，庭审中黄丽明亦确认蓝伯爵公司通过微信将《投资协议书》提供给黄丽明。以上可知，黄丽明与蓝伯爵公司已签订《投资协议书》，根据《投资协议书》约定，黄丽明在满2年后才有权要求蓝伯爵公司大股东回购并按年化10.5%计算收益。因此，现未满2年，黄丽明无权要求退出投资，无权收回投资款并按年化10.5%计算收益。4.退一万步说，即便认定黄丽明现有权要求退出投资，但黄丽明已确认其退出投资的方式为蓝伯爵公司大股东回购，而非蓝伯爵公司直接回购。因此，黄丽明无权直接要求蓝伯爵公司返还50万元。二、原审法院认定“蓝伯爵公司应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化10.5%向黄丽明计付利息损失”存在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便认定蓝伯爵公司应向黄丽明返还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黄丽明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年化10.5%)过高，利息损失应当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同期同类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三、原审法院认定“卡邦公司应当对蓝伯爵公司的本案债务向黄丽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便认定蓝伯爵公司应向黄丽明返还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但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相互独立经营，不存在经营、财务混同的情形，不应认定为人格混同。因此，卡邦公司无需对蓝伯爵公司的本案债务向黄丽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丽明答辩称：一、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案涉投资说明内容不构成合同的意见不成立，因为黄丽明正是基于参加蓝伯爵公司召开的投资说明会，根据其投资说明会的投资政策进行投资，因此投资说明会的内容属于合同的一部分。黄丽明有权解除合同，在黄丽明与程行明的微信聊天过程中多次提出退款，程行明在聊天记录当中也曾同意退款，说明黄丽明解除合同的过程。且蓝伯爵公司未按照投资说明履行已经构成合同违约，黄丽明有权提出合同解除，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提出满两年后才可以退出的意见不成立。二、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蓝伯爵公司承诺年化10.5%的投资收益，并且有几倍的收益，蓝伯爵公司未按照承诺兑现本身就是违约行为，其违约给黄丽明造成损失，黄丽明按照其承诺的年化10.5%主张利息损失，符合当初的投资政策宣讲内容。其主张的利息过高，也没有事实依据。三、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向黄丽明承担连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蓝伯爵公司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等证明两者的财产独立情况，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资金往来显示卡邦公司收取蓝伯爵公司的转账，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输送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两者财产混同。蓝伯爵京深公司、程行明未应诉，亦未发表诉讼意见。黄丽明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蓝伯爵公司、蓝伯爵京深公司共同向黄丽明返还50万元及利息6175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10.5%为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7月23日，自次日起续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卡邦公司在10000万元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蓝伯爵公司所欠黄丽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判令程行明对蓝伯爵公司、蓝伯爵京深公司、卡邦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蓝伯爵公司、蓝伯爵京深公司、卡邦公司、程行明连带赔偿律师费损失14500元；5.判令蓝伯爵公司、蓝伯爵京深公司、卡邦公司、程行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5月23日，黄丽明通过其平安银行信用卡先后刷卡支付5万元及21万元，2018年6月4日，黄丽明通过其平安银行信用卡刷卡12万元，上述交易说明均为“深圳蓝伯爵公务航空服务”。2018年5月23日，黄丽明通过其姐姐黄丽汉的工商银行账户刷卡支付12万元，交易摘要为“消费”，交易场所为“深圳蓝伯爵公务航空服务”。蓝伯爵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向黄丽明出具了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黄丽明女士购买蓝伯爵京深专线股权交来投资款金额（大写）伍拾零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双方当事人均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与上述收据对应的股权投资的书面协议，为证明投资情况，黄丽明申请证人景某出庭作证。证人称，其之前在蓝伯爵公司工作，蓝伯爵公司与蓝伯爵京深公司的办公地址相同；2018年4月左右，蓝伯爵公司策划了投资宣讲会，宣传的退出机制和收益非常具有吸引力，黄丽明当时参加了投资说明会，当即表示愿意投资50万元获取收益，其具体跟办了黄丽明投资；因产品火爆，前期现场客户认购份额，后期再考虑其他的细节；宣讲会上介绍投资两种投资方式，一种是基金，由上市公司背书，年回报肯定有10.5%，加上分红，分红不定；一种是股权投资，隔轮退出，宣讲的时候说2018年5月份前投，在2019年6月份退出，回报率保守估计有两三倍，如果回报率达不到的话，保底也有大股东会回购，回购的价格不低于本金加上10.5%的收益；黄丽明支付款项后蓝伯爵公司出具收据，证人不清楚黄丽明选择哪种投资方式，蓝伯爵公司给出的投资协议书版本中没有之前宣讲会中提到的收益和退出条款，故双方未能订立书面合同；其因故于2018年9月办理了离职，不再办理黄丽明投资后续事项；黄丽明在2019年春节前后又找到其，要求其去帮她办理投资退款。黄丽明称，黄丽明在路演时表示金额有限，故黄丽明支付款项的时候头脑不清楚，后续黄丽明想按照股权投资的形式，但蓝伯爵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与最初所说并不一致，没有保证收益、没有大股东回购条款，所以黄丽明不同意蓝伯爵公司提出的方案；2019年3、4月份黄丽明与程行明沟通时，其也提出10.5%的回报和回购，但是要求黄丽明两年后退出，黄丽明并不同意，故最终未能订立书面协议。各当事人对于黄丽明主张其支付的款项用于股权投资均无异议，蓝伯爵公司等均主张黄丽明刷卡的ＰＯＳ机系蓝伯爵公司开设，款项系蓝伯爵公司收取；路演时提出有年化10%的回报，如果达不到可由大股东担保回购，但需要两年以后；证人系蓝伯爵公司的经理，在2018年5月谈定黄丽明购买蓝伯爵公司的股权业务后领取了四份盖有公章的合同，证人没有将黄丽明签订好的合同退还给公司，且证人已经实际领取了黄丽明这单业务的提成后才离职。黄丽明不确认其曾签订过书面协议，但认为合同文本虽未签订，但黄丽明基于路演介绍的投资政策已经支付投资款，合同已经成立，合同内容应以证人证言为准，黄丽明现基于解除合同要求蓝伯爵公司退回款项及赔偿损失。蓝伯爵公司称，黄丽明于2018年系因为资金的原因要求退还股权，亦认可黄丽明与蓝伯爵公司投资关系成立，但蓝伯爵公司主张按投资协议，黄丽明应满两年才有权要求大股东回购并按年化10.5%的收益予以计算，故现大股东回购的条件不成就。双方当事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黄丽明与程行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2月底，黄丽明与程行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协议一直没有签订，程行明称协议给了“景总”，现在“景总”离职，安排其他人员签订；2019年3月中旬，黄丽明继续询问程行明合同签订事宜，双方对需要签订的合同条款发生争议，黄丽明认为合同版本和之前谈的不一样，原来的年化10.5%收益和回购保本都没有体现，程行明表示合同系股权协议，黄丽明说的是基金协议；黄丽明后表示其不同意蓝伯爵公司删除京深专线投资补充协议，特别是删除有关收益和回购条款，要求返还款项，程行明表示股权投资行为无法退款，下一轮承诺优先退出，预计在2019年9-12月份可以股权退出，本金+估值升值部分；黄丽明表示时间太久，放弃后期升值价值，仅要本金退回及年化收益，后续黄丽明又与程行明多次协商未果。蓝伯爵京深公司商事登记簿公示信息显示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为蓝伯爵公司，其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经理均为程行明；蓝伯爵公司的商事登记簿公示信息显示其执行董事、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均为程行明，其唯一股东为深圳市卡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00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卡邦公司的商事登记簿公示信息显示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为程行明，程行明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90%,另一股东深圳中前瑞投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10万元，出资比例10%；黄丽明主张上述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程行明。黄丽明提交的蓝伯爵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蓝伯爵公司的股东卡邦公司认缴出资额10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0元。蓝伯爵公司提交蓝伯爵公司档案查询资料，用以证明如下内容：程行明、深圳市蓝伯爵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于2014年11月20日申请设立了蓝伯爵公司，程行明认缴出资400万元，深圳市蓝伯爵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600万元，程行明担任蓝伯爵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职务；2015年8月10日，程行明作为转让方将所持有的蓝伯爵公司20%股权以10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卡邦公司；深圳市蓝伯爵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蓝伯爵公司80%股权，以10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卡邦公司；2016年4月6日，卡邦公司出资由2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认缴出资，新增出资8000万元，该认缴出资未规定出资期限，工商档案中也无实际缴纳注册资本的记录。黄丽明提交卡邦公司档案查询资料，用以证明如下内容：2008年2月26日程行明、邱淑芳夫妻双方作为发起人设立了卡邦公司，其中程行明认缴出资80万元，占出资比例为80%；邱淑芬认缴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为20%。邱淑芬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2年8月3日，卡邦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为程行明；2013年7月29日，邱淑芬将所持有的卡邦公司20%股权出资额20万元转让给刘伟宁；2015年10月8日，刘伟宁将所持有的卡邦公司10%股权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程行明，另外10%股权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深圳中前瑞投投资发展合伙企业。黄丽明提交了蓝伯爵京深公司的档案查询资料，用以证明该公司股东蓝伯爵公司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黄丽明另向一审法院提交《蓝伯爵公务飞行合同》的部分内容的打印件及银行转账的电子回单，合同显示承运人为蓝伯爵公司、包机人为汪雪莲，公司名称为深圳市绿谷世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同日期打印件未完整显示，合同金额为259000元，电子回单显示程行明2018年7月6日收到封立燕的转账37000元、蓝伯爵公司于当日收到深圳市绿谷世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209000元商务包机费用。黄丽明据此主张程行明作为蓝伯爵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在开展公司业务时有财产混同行为。上述证据并无原件，蓝伯爵公司、程行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黄丽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蓝伯爵公司、程行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经一审法院审查，蓝伯爵公司与程行明、卡邦公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蓝伯爵公司转账给程行明的款项中备注了款项用途为“备用金”、转给卡邦公司的款项中也基本上备注为“备用金”或者“往来”。黄丽明主张涉案交易明细亦可显示程行明2018年7月6日收到封立燕的转账37000元、蓝伯爵公司2018年7月6日收到深圳市绿谷世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209000元商务包机费用；且从程行明的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8月7日收到潘玲丽转账5万元，备注45万包机利润中的5万元，2019年5月29日收到潘玲丽转账3万元，备注蓝伯爵代转，黄丽明认为这些银行交易记录显示程行明代收蓝伯爵公司应收款项，故蓝伯爵公司财产不独立，存在人格混同。蓝伯爵公司等公司称，蓝伯爵公司、蓝伯爵京深公司、卡邦公司之间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均为程行明，但蓝伯爵京深公司及卡邦公司均系独立经营，偶与蓝伯爵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故相互之间存在银行转账记录，另程行明偶有代蓝伯爵公司收取包机费用的行为，也不能以此作为混同经营的依据。另查明，黄丽明因本案诉讼聘请律师，支出律师费14500元。一审法院认为，黄丽明明确主张其参加蓝伯爵公司组织的项目投资说明会而认可投资政策，并支付了款项，蓝伯爵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故一审法院认定黄丽明与蓝伯爵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蓝伯爵公司虽主张双方之间已经订立书面协议，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蓝伯爵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双方之间在投资说明会后未实际签订书面协议。黄丽明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于证人陈述的投资说明会上介绍的两种投资方式予以采信，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黄丽明选择的系股权投资的形式；根据证人证言，股权投资在2018年5月份前投可在2019年6月份退出、保底也有大股东会回购，回购的价格不低于本金加上10.5%的收益，且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程行明亦曾表示在2019年9-12月左右可安排黄丽明股权退出，享受本金+估值升值部分，现蓝伯爵公司主张黄丽明应投资满两年方可有权要求大股东回购并按年化10.5%计算收益，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蓝伯爵公司未按投资说明会上约定的合同内容履行义务，黄丽明现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蓝伯爵公司应向黄丽明返还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黄丽明未能获得的投资收益即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化10.5%自2018年6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因蓝伯爵公司系卡邦公司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卡邦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蓝伯爵公司与其相互财产独立，应当对蓝伯爵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蓝伯爵京深公司系蓝伯爵公司的子公司，黄丽明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虽表示蓝伯爵公司与蓝伯爵京深公司的办公地址相同，但仅凭上述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公司之间已达到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高度混同并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程度，黄丽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蓝伯爵京深公司实际收取了黄丽明款项，黄丽明要求蓝伯爵京深公司与蓝伯爵公司共同向其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丽明主张程行明实际控制涉案三公司，并将三公司财产视为个人财产、以违法方式转移侵害公司财产，但黄丽明未能对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黄丽明要求程行明对蓝伯爵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在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黄丽明以蓝伯爵京深公司、卡邦公司、程行明存在未实缴出资的情况要求其对蓝伯爵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丽明要求蓝伯爵公司承担其律师费支出，但黄丽明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就律师费的承担方式与蓝伯爵公司进行过约定，故对于黄丽明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蓝伯爵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丽明返还投资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化10.5%自2018年6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二、卡邦公司对蓝伯爵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丽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08.75元，由蓝伯爵公司、卡邦公司承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丽明请求返还投资款50万元及按年利率10.5%支付利息，能否得到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确认黄丽明的投资模式是受让蓝伯爵公司所持有的部分蓝伯爵京深公司的股权。黄丽明主张蓝伯爵公司在投资宣讲会中承诺股东在2019年6月底回购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本金加上年10.5%的收益，蓝伯爵公司则主张黄丽明在满2年之后才有权要求股东回购并按年化10.5%计算收益，可见双方均认可黄丽明有要求股东回购的权利，只是对于回购期限有争议。考虑到蓝伯爵公司法定代表人程行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曾表示在2019年9-12月左右可安排黄丽明股权退出，享受本金+估值升值部分，且即使按蓝伯爵公司的主张，黄丽明在满2年之后才有权要求股东回购并按年化10.5%计算收益，自黄丽明于2018年5、6月份支付投资款至今也满2年，因此，黄丽明有权请求蓝伯爵公司按投资款本金加上年化10.5%的标准回购股权。蓝伯爵公司主张回购的主体是蓝伯爵公司的股东，但本案中黄丽明受让的是蓝伯爵公司所持有的蓝伯爵京深公司的股权，蓝伯爵公司作为蓝伯爵京深公司的股东，应由其作为回购的主体。因此，一审判令蓝伯爵公司向黄丽明支付投资款50万元并按年化10.5%支付利息，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蓝伯爵公司系卡邦公司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卡邦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蓝伯爵公司与其相互财产独立，一审判令卡邦公司对蓝伯爵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蓝伯爵公司与卡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17.5元，由蓝伯爵公司、卡邦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东华（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