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72民初46号 原告：钟诗才，男，194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XXX。系钟老梅的父亲。 原告：孙秀兴，男，197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XXX。系钟老梅的配偶。 原告：孙文杰，男，199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身份证号XXX。系钟老梅的长子。 原告：孙文壮，男，199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XXX。系钟老梅的次子。 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造烘，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环城西一路海钢八达城**。 法定代表人：杨建青，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伟、徐凤英，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法定代表人：丁智勇，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添，该局职员。 被告：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楼**501/div> 法定代表人：郭盛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青林，海南阳光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诗才、孙秀兴、孙文杰、孙文壮与被告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河道公司）、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以下简称宜昌航道局）、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四原告以海南河道公司为被告，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琼72民初13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四原告的起诉。四原告不服，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海南高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琼民终97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9）琼72民初138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收到上述指令后，重新组成合议庭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宜昌航道局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为本案被告并通知其参加诉讼。2020年6月23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秀兴、孙文杰、孙文壮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陈造烘，海南河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伟，宜昌航道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添，中海建设海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青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丧葬费37544.5元、死亡赔偿金6669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69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768219.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4日早上约6时许，钟老梅与陈志凤、陈二荣、孙仁来、陈太交共五人在昌化镇昌化港口南边昌化江出海口处挖螺。8点半左右，海水突然出现不规律潮汐变化，迅速涨潮，大约1分钟涨潮2次，潮高70厘米至100厘米，将钟老梅等五人淹没，陈志凤、陈二荣、孙仁来、陈太交等四人被附近其他挖螺人所救，钟老梅未能获救溺水死亡。事发当时，海南河道公司、宜昌航道局、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正在此河段施工。往常时候，施工船只抽沙放水时，会致使潮汐反常，海水迅速上涨，淹没附近沙滩。另外，据了解，海南河道公司是该河段整治的建设方。据此，四原告认为，钟老梅是因施工船只作业造成的涨潮而被海水淹没，进而导致死亡。三被告作业时未通知附近挖螺的渔民而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无法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海南河道公司辩称，1.海南河道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四原告认为钟老梅是因施工船只作业造成涨潮而被海水淹没，进而导致死亡。但河道公司仅仅是涉案工程的业主发包方，原告认为与钟老梅死亡有关的三艘船舶均非海南河道公司所有，故河道公司并非适格被告；2.事发时三艘涉案船舶均处于待工状态，并未实际施工。根据法院调取的证据，事发时在附近的三艘施工船舶（“长鳄2”船，“昌化江3”船、“吸盘4”船）均处于待工状态，并未实际施工作业，故不存在所谓的钟老梅的死亡是由于船舶作业时造成潮水变化所致这一事实，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被告宜昌航道局辩称，1.本案事发地并不在宜昌航道局的施工红线区域内，故宜昌航道局无义务也无权利在事发地张贴任何指示标识或指示牌；2.根据事发时宜昌航道局所属的“长鳄2”船和“吸盘4”船上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坐标数据显示，两船分别距离事发地539米和883米，且该两船在事发时均未移动或施工，“长鳄2”船还一直在维修，“吸盘4”船也处于锚泊状态，故两船不会造成海面任何人为浪涌；3.本次事故如属于宜昌航道局造成，相关安全生产部门应当启动事故调查，但在宜昌航道局向公安机关等部门提交材料后，已排除安全生产事故。本次事故属于受害人自身原因导致，与宜昌航道局无任何因果关系。 被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辩称，1.针对本案的人身损害，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既未实施导致损害的行为，也无过错，钟老梅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与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原告要求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海建设海南公司经营的“昌化江3”船属于无动力的分拣平台，主要功能是将抽沙平台输送过来的沙石进行分离，该船作业时确需排水，但排水是通过船身两侧共4个直径约60厘米的排水管进行的，即使在正常作业时，该4个排水管的排水量也不大，并不会引起船身周边水位的大幅变化，不会产生“潮汐反常，海水迅速涨高，淹没附近沙滩”的情况。且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时，“昌化江3”船不但正停工待命，且距离事发地点直线距离有800米左右。故钟老梅之死与该船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无关；2.钟老梅之死系个人行为导致，应由其自担风险。钟老梅系当地渔民，应当知道挖螺是利用河流出海口潮汐变化的一种生产劳作方式，该生产方式本身就存在不能及时上岸，导致溺水的风险，也应当知道该生产方式的其他风险（如事发区域海底状况复杂及挖螺人负重后可能妨碍逃生自救等),故由这些风险造成的人身损害应由其自行承担。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为了防止作业区附近的渔民出现此类风险，在施工场地附近设置有许多警示牌，在施工区域出现渔民挖螺或捕鱼时也会及时劝离，故本案事故与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无关；3.四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高于法定标准。 四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8组证据： 证据1.钟老梅及四原告家庭人口信息、户口簿，证明内容为原告与死者钟老梅的关系； 证据2.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内容为钟老梅死亡的事实； 证据3.昌江县公安局昌化边防派出所出具的《关于昌化镇钟老梅溺水死亡的情况报告》，证明钟老梅溺水死亡事件的过程； 证据4.视频光盘一张，证明内容为被告船舶作业时会因排水造成海面涌浪； 证据5.昌江县气象台出具的《气象证明》，证明内容为钟老梅死亡时并未发生气象灾害； 证据6.中国海洋环境信息网海浪预警界面截图，证明内容为钟老梅死亡前后没有海浪警报； 证据7.作业船舶排水的视频3段，证明内容为被告的船舶排水时会产生较高的海浪（该组电子证据存储于证据4的光盘中）； 证据8.事发现场的视频4段，幸存者陈述的视频1段，证明内容为事发时的气象条件、环境，以及被告船舶事发时在附近海面作业（该组电子证据存储于证据4的光盘中）； 被告海南河道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显示的钟老梅身高仅为160-168厘米，而昌江公安部门在证据3的报告中载明，现场周围水深已达130-173厘米，两相对比足以证明钟老梅进行的挖螺这一生产活动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溺水风险。对证据4（含同样存储于该光盘上的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且证据8中的幸存者视频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该幸存者应当到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对证据5、证据6的三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只能证明其记载的信息。 被告宜昌航道局、被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认同被告海南河道公司的质证意见，未发表其他质证意见。 被告海南河道公司向本院提交了3组证据： 证据1.“吸盘4”船、“长鳄2”船、“昌化江3”船三艘施工船舶的施工日志，证明内容为钟老梅溺水当日，即2019年4月24日，三艘施工船舶均处于检修、待命状态，未实际施工，钟老梅之死与海南河道公司无关； 证据2.东方地区（八所）2019年潮汐表，证明内容为每日每时潮水高度以及事发当时潮位正常，不存在原告所述潮水突然增高的情况； 证据3.现场监控录像视频光盘1张（共3段视频）及3张视频截图，证明内容为施工船舶均处于检修、待命状态，未实际施工，死者溺亡与被告无关;事发当日当时潮水潮高正常，以及钟老梅从事的挖螺生产本身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被告海南河道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了4份证据： 证据4.“长鳄2”船《施工工班记录本》、《安全值班记录本》在事发当日前后的记录复印件； 证据5.“昌化江3”船《施工日志》在事发当日前后的记录复印件； 证据6.“吸盘4”船《内河航行日志》在事发当日前后的记录复印件； 证据7.海口海事法院调取上述三组记录材料过程中形成的五方（海口海事法院、原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海南河道公司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船方、施工方）调取证据笔录； 该四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船舶在案发时并未实际施工的事实，海口海事法院调取相关日志的过程以及日志自身的真实性。 四原告对海南河道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相关施工日志均系被告方单方制作，其真实性、客观性存疑，且仅从“昌化江3”船4月24日的施工日志的内容来看，该船当日进行了设备调试，从常理来看，设备调试将不可避免导致该船开动机器和进行抽沙作业。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因该组证据证明的是自然情况下的每日潮高、涨落潮时间等，但本案中正是由于被告的船舶突然开机作业导致了潮水的不规律上涨。证据3.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视频的画质难以分辨钟老梅的溺亡是否由于自然潮汐导致的，也难以分辨涉案船舶是否作业；对其中3张视频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其来源不明。对证据4至证据7中与证据1相同的部分质证意见同证据1，同时认为虽然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证据7的笔录中明确表示“没有异议”，但这并不表示原告认可了证据4至证据6所记载的内容，仅对海事法院调取证据的程序无异议。 被告宜昌航道局、被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未对被告海南河道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宜昌航道局向本院提交了2组证据： 证据1.《昌化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杨柳村至咸田村河段河道疏浚工程总体平面布置图》，证明内容为事发地坐标不在宜昌航道局施工红线区域内，且距离施工区域较远； 证据2.船舶全球卫星系统定位定位图，证明内容为“吸盘4”船、“长鳄2”船在涉案事故发生之日的全球卫星系统定位坐标数据，以及相关数据显示两船距离事发地达883米和539米，且该两艘船舶并未施工。 四原告对宜昌航道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证据来源，也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相关全球卫星系统定位图的上标注的拍摄日期是2019年2月9日，并非事发当日。 被告海南河道公司、被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未对宜昌航道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调取了3组证据： 证据1.海南河道公司与宜昌航道局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的《昌化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杨柳村至咸田村河段河道疏浚工程试作业合作协议》； 证据2.宜昌航道局与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施工试作业分包协议》； 证据3.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对海南河道公司所做的询问笔录。 该3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为三被告之间的相互关系。 原被告各方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对原被告各方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四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该三组证据能够证明钟老梅与四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关系以及钟老梅死亡的基本事实。对证据4、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相关视频并非采集于涉案事故发生之时，无法直接、客观的反映事发当时的情况，钟老梅的死亡原因、三被告在事发时是否作业、三被告是否从事了可能导致钟老梅死亡的活动等问题，应当综合各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等综合认定。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内容予以认定。 对被告海南河道公司提交（含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证据1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但对证据1、证据3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定，钟老梅的死亡原因、三被告在事发时是否作业、三被告是否从事了可能导致钟老梅死亡的活动等问题，应当综合各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等综合认定。 对被告宜昌航道局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中关于“吸盘4”船、“长鳄2”船在事发时没有作业的部分不予认定，因仅凭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定位数据无法认定相关事实。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内容予以认定。 三被告认为四原告提交的证据4、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系被告单方面制作，无法辨明来源。但从相关视频资料的内容来看，这些视频资料确实反映的是事发周围海域的情形、即使并非是事发当时拍摄完成，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事故的相关情况。三被告对证据8中关于幸存者陈述的视频资料有异议，认为其没有到庭发表证言、接受询问，但该部分视频资料的内容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能够相互印证，且视频中的幸存者均为渔民，工作时间、地点均不、地点均不规律在难以到庭的困难，故对相关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亦予以认定。 原告对海南河道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至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系三被告自行制作。但从相关证据的性质来看，无论是航行日志、施工日志还是现场监控视频，客观上只能由三被告自行制作。故仅凭这些证据的制作主体是被告无法否认其真实性及证据效力。且相关航行日志、施工日志等系本院依职权调取、调取时本案各方均在现场，相关监控视频亦与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尤其是证据3能够相互印证，故对上述航行日志、施工日志、现场监控视频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等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对宜昌航道局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宜昌航道局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均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证据1的来源问题，该证据是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针对涉案疏浚工程专门制作的平面布置图。对于证据2的来源和拍摄时间问题，证据2系宜昌航道局综合事发地坐标点和本案所涉疏浚工程相关坐标点、施工船舶有关日志所记载的事发当日船舶位置坐标点等在“谷歌地图”（GoogleMaps）手机应用程序中制作的示意图，其所谓影像拍摄时间系该手机应用程序所采用的卫星底板照片的拍摄时间，且该手机应用程序卫星底板照片系定期更新，并非实时拍摄。且该卫星底板照片拍摄时间为何时并不影响各坐标点的相互位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综上，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2019年3月13日，海南河道公司与宜昌航道局签订《昌化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杨柳村至咸田村河段河道疏浚工程试作业合作协议》，约定由海南河道公司将昌化江咸田村段入海口的疏浚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发包给宜昌航道局完成。宜昌航道局又于2019年4月1日将涉案工程中的河沙开挖工程部分分包给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上述两合同签订后，宜昌航道局先后组织“吸盘4”船、“长鳄2”船进场施工，中海建设海南公司组织“昌化江3”船进场施工至钟老梅死亡当日，即2019年4月24日。 又查明，钟老梅，女，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身份证号码XXX5，生前住海南省昌江县昌化镇昌田居委会昌文路33号，系原告钟诗才之女，孙秀兴之妻，孙文杰、孙文壮之母。于2019年4月24日在昌化江入海口西南海域溺水身亡。根据昌江县公安局昌化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情况报告，2019年4月24日早上6时许，钟老梅与案外人陈志凤、陈二荣、孙仁来、陈太交共五人到昌化江入海口昌化港南边一带挖螺。五人生产至8时30分许，海水突然出现不规律潮汐变化，一分钟左右涨潮两次，潮高70厘米至100厘米，潮水将钟老梅等五人从海里向岸边推，把五人从浅水区冲至深水区，陈志凤等四人获救，钟老梅未能获救溺水身亡。当日8时33分，昌化边防派出所接警称有人落水，遂组织出警，并于9时30分找到钟老梅遗体。根据昌江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测量，钟老梅溺水地点的大致位置为19°19'20"N，108°39'37"E，周围5米至20米范围内水深约130厘米至173厘米。根据相关部门的水文资料，当日无大潮、无海浪预警，根据昌江气象台出具的气象证明，当日7时至8时，附近气象站记录的风力均在1级以下（1.5米/秒以下）。 钟老梅溺水地点临近昌化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杨柳村至咸田村河段河道疏浚工程作业区。作业区内外当时停泊有若干艘施工船舶，其中包括宜昌航道局所有的“吸盘4”船、“长鳄2”船及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所有的“昌化江3”船。 “吸盘4”船总长88.6米，型宽15米，型深4.8米，2229总吨，为内河挖泥船，船舶登记所有人为宜昌航道局。根据该船航行日志记载，2019年4月23日夜间，该船曾对吸盘设备进行调试，4月24日6时25分，该船设备调试结束，吊起吸盘头，并于6时45分完车停工，关闭主机。该船船长在本院现场调查时表示，该船的吸盘头需主机控制，故4月24日6时45分主机停车后到当日18时主机重新开车期间该船没有施工。 “长鳄2”船总长64米，型宽10.6米，型深2.75米，384总吨，为海上挖泥船，船舶登记所有人为宜昌航道局。根据该船施工日志记载，2019年4月24日，该船没有施工安排，处于“待令”即等待施工安排的状态。因“长鳄2”船并非自航船，而是定泊式非自航船，故该船没有航行日志，仅有施工日志。 “昌化江3”船系由原“贵港福盛3585”号货船改装的无动力施工船，原登记总长47.2米，型宽9.5米，型深3.2米，475总吨，船舶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周玉安，事发时由中海建设海南公司使用。根据该船施工日志记载，2019年4月24日该船没有施工安排，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因“昌化江3”船并非自航船，而是非自航施工船，故该船没有航行日志，仅有施工日志。 根据宜昌航道局的陈述，“吸盘4”船为全电自航吸盘挖泥船。经本院查阅相关参考资料，吸盘式挖泥船的工作原理是依靠挖泥船上安装的泥泵的作用，在其吸入管中产生一定的真空度，通过吸盘将泥、沙和其他较松散物质与水一同吸起，最后经泥泵的排泥管将所吸起的泥浆送至排泥区。部分此类挖泥船为了提高挖泥效能，在吸盘附近安装有一定数量的喷嘴，由船上的冲水系统提供高压水流，喷射至水下土层，达到运用水利搅松周围土层泥沙，增加吸泥浓度的目的。从原告提交的相关视频资料来看，“吸盘4”船在施工过程中，船身周围确实有较为明显的海水射流痕迹。 “长鳄2”船为绞吸式挖泥船。经本院查阅相关参考资料，绞吸式挖泥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转动的绞刀绞松河底或海底的土壤形成泥浆，经过吸泥管吸入泵体并经过排泥管送至排泥区。 “昌化江3”船为水上泥沙分拣平台，根据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提交的材料，其工作原理是将其他船舶抽取的沙石泥浆等通过管道输送到该船上，再通过皮带分拣架、圆筒筛等将沙石进行分离，挑选出其中的河沙以供进一步处理。该船在作业过程中有排水需求，排水通过设置在船体两侧的四个直径60厘米的排水管进行。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三被告是否应当就钟老梅的死亡向四原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是指侵权人因实施侵害或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而依据侵权责任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侵权责任以侵权行为为前提，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基础。故要确定三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应当查明三被告是否单独或共同实施了导致钟老梅死亡的侵权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等法律的规定，所谓侵权行为，是指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行为。因此，要确定本案中三被告是否实施了导致钟老梅死亡的侵权行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三被告在钟老梅死亡前后是否在进行河道疏浚作业；二是三被告的疏浚作业等行为是否与钟老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三是三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 关于三被告在钟老梅死亡前后是否在进行河道疏浚作业，原告未提交任何足以证明“吸盘4”船、“长鳄2”船、“昌化江3”船在事发时正在作业的证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中虽有幸存者关于现场有机器运转的响声的陈述，但根据宜昌航道局提交的监控视频资料等证据，事发现场水域情况非常复杂，不但有施工船，还有渔船和其他船舶往来，仅凭有机器运转的响声来看，不足以证明三艘涉案船舶在事发时正在进行河道疏浚作业。且从原告提交的其他视频资料证据来看，“吸盘4”船在作业时船身边会有明显的射流，排泥管亦处于排水排泥状态，但相关幸存者亦陈述没有看到任何船舶有排水的迹象。而从宜昌航道局和中海建设海南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三艘涉案船舶在当日均无作业记录，从宜昌航道局提交的监控视频资料来看，事发现场也没有射流冲刷、排泥管排水排泥等施工迹象。综上，结合三艘涉案船舶作业方式，应当认为三艘涉案船舶在钟老梅死亡前后未进行河道疏浚作业。 关于三被告的疏浚作业等行为是否与钟老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三艘涉案船舶在钟老梅死亡前后进行河道疏浚作业，故不应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与钟老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考虑到事发水域是开阔的河口三角洲，并非狭小的封闭水域，即使合计约3000总吨的三艘涉案船舶均在进行疏浚作业，仅凭其排水、喷水的水量也难以造成整个河口区域70厘米至100厘米的潮位变化。原告亦未提交任何足以证明涉案船舶疏浚作业可能导致潮位瞬间急剧变化的证据。原告虽认为根据水文和气象部门的相关资料，事发当日当时没有可能导致潮位急剧变化的天气或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故导致钟老梅死亡的剧烈潮位变化只可能是因三被告的船舶正在进行疏浚作业导致的。但应当认为，水文和气象部门对天气、地质、水、地质测和记录是宏观层面上的，不能精确的反映事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从海上生产实践来看，小范围内的反常天气、地质、水、地质经常发生，且难以预报和记录。故原告仅凭当日气象和水文资料认为没有任何原因可能导致昌化江河口潮位瞬间变化，进而推断潮位变化只能是由于三艘涉案船舶的疏浚作业引起的这一逻辑推断是不正确的，本院亦不予采纳。 鉴于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实施了导致钟老梅死亡的侵权行为，三被告的行为与钟老梅的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三被告亦无需向四原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虽然规定了特定条件下的过错推定原则，该法第七条亦规定了部分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无论是过错推定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均应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前提，且损害事实与加害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从本案的事实分析，此种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故本案不符合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条件。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诗才、孙秀兴、孙文杰、孙文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482.2元，由原告钟诗才、孙秀兴、孙文杰、孙文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建华 审 判 员  焦 南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美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