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0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某，住山西省候马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某，住址同上，与杨某系夫妻关系。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徐虎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徐某，住山西省侯马市。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因与被申请人山西徐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虎公司”）以及原审审第三人徐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2日作出的（2019）晋10民终2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279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发还重审后一二审法院未中止审理等待临汾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临政函【2019]82号函生效而下判，导致判决缺失行政机关的前置处理意见基础，判处错误。临汾市政府通过对本次事故的调查，将本次事故定性为生产安全事故。本案系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71条规定，事故涉及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事故调查认定的责任划分各自承担的份额。因此该事故赔偿责任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损害责任，应适用特别法处理，即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安全生产法》为核心的行政法划分赔偿份额，如有一方不履行应当按《安全生产法》第111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安全生产事故的赔偿行政处理是主导，是基础。该事故处理所依据的应是特别法，而不是普通法。本案原审经过一二审两级审判，诉讼期间，临汾市人民政府委托侯马开发区管委会作出了2018年12月27日作出了侯开管函【2018]17号《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划分山西徐虎商贸有限公司“9.10”高空坠落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和伤亡赔偿费用承担份额的通知》，再审申请人以此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2019）晋民再170号民事裁定认为“事故认定和处理结果方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己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为由裁定撤销一、二审的判块，发回侯马法院重新审理，并在裁定书中明确要求“对本案重审时，应当结合侯马开发区管委会针对案涉事故所做的处理意见和法律依据综合认定”。发还后原告见对其不利，便以侯马开发区管委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理的主体问题提起行政复议，后省政府撤销了该划分，由临汾市政府重新作出划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本应中止诉讼，等待临汾市政府的处理结果生效后再恢复审理，但是一审法院为了提高结案率，暂以普通民事案件处理了该案，判决答辩人返还原告垫付款35万元。但同时又指出“如今后有行政机关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确认徐虎公司对涉案事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亦可通过行政程序另行主张权利”。判后答辩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临汾市政府重新作出了对赔偿份额的划分依法作出了临政函【2019182号《临汾市政府关于划分山西徐虎商贸有限公司“9.10”高空坠落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和伤亡赔偿费用承担份额的通知》（简称临政函【2019]82号）。原告见对其仍然不利便在二审开庭前一日又提出行政复议，因该通知被复议而未生效，故二审法院本也应当中止诉讼，但为了年底结案又维持由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由此可见，由于发还后，一审、二审法院，违背省高院的发还意见，以“如今后有行政机关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确认徐虎公司对涉案事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亦可通过行政程序另行主张权利”违背行政处理前置程序，以普通法，代替特别法处理，判决错误。发还重审后一审二审法院应中止审理却未中止审理，导致判决缺失生效的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判处错误。2、原判从合同内容中可以得知，鼎天公司承包的只是原告徐虎公司的“阳光板铺设”业务，不包含“开采光口I,，因本案坠亡事故发生在开采光口的过程中，该业务不属于鼎天公司的业务。徐虎公司与没有施工资质的鼎天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基础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9号厂房铺阳光板”。实际施工人卫胜利，也即死者父亲己证明“开采光口”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徐某安排卫胜利施工队伍实施的帮工活动，铺设阳光板是不需要切割的，卫姜林踩在被切割的阳光板上坠亡，完全可以证明其是在为被上诉人徐虎公司完成“开采光口”的帮工任务中坠亡。根据《最高人民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据此规定原告徐虎公司本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临汾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临政函【2019182号函，该部分新证据可以证实行政机关己就本次安全事故进行了充分调查，最终认定由被申请人和鼎天劳务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事故涉及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事故调查认定的责任划分各自承担的份额。在被申请人赔偿垫付资金问题起诉到人民法院之前，临汾市政府已在责任划分过程中，并未处理结束，原审人民法院做出上述判决后，临汾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临政函【2019182号函”，再审申请人现已提供新证据，证明行政机关依法对责任划分及赔偿额的承担进行了确认，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审判决没有依据该部分法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发还重审后一审、二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第11条规定，但其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遣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作为发包仪的被申请人明知道鼎天劳务没有施工资质，仍将工程承包给鼎天劳务，在这样的情沉下，对死亡事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一二审判决却认定被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反而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认定明显与其适用的法律相悖，适用法律明显错误。3、鼎天劳务与被申请人2017年9月3日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地基工程施工合同”依法无效。原审判决将无效协议认定为有效协议，并以该协议免责事由作为定案依据明显错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第20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搅工程。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项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明知鼎天劳务没有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仍与鼎天劳务于2017年9月3日签订了“钢结构厂房地基工程施工合同”将其9号厂房铺设阳光板工程的施工发包给申请人，应依法认定该合同无效。原审判决混淆施工单位施工资质和工程项目的施工许可两个概念，将本案所涉工程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认定为施工单位不需要任何施工资质，从而认定双方的无效协议为有效协议。这样的认定严重违反了我国《建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并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徐虎公司以及原审审第三人徐某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是被申请人徐虎公司要求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返还其垫付的350000元赔偿款。本案的基础事实为：2017年9月3日，徐虎公司（甲方）与鼎天公司（乙方）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地基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徐虎公司车间厂房的建设，11号厂房钢结构及屋顶工程、9号厂房铺阳光板等。合同签订后，鼎天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通过朋友于双龙找到卫胜利，由卫胜利组织人员实际施工。2017年9月10日下午14时40分左右，卫胜利又叫上自己孩子卫姜林，一同开始从东向西开始铺设阳光板。15时30分左右，常斌斌将切割机放到准备切割的第三块板时，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卫姜林不慎踩上刚切割的第二条彩钢板掉了下去。15时55分，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经现场初步诊断卫姜林已经死亡。2017年9月16日，杨某（甲方）与死者卫姜林之妻康丽娜及其父母卫胜利、姜秀兰（乙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意外伤亡赔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与死者卫姜林系雇佣关系，2017年9月10日，卫姜林在受雇期间因身体原因导致意外死亡；乙方同意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人民币70万元；以上赔偿款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及处理事故给其亲属造成的交通费、误工费等一切应由甲方承担的赔偿费用；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及与第三方之间再无任何纠葛。协议签订后，经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等相关行政部门介入协调，为处理事故赔偿事宜，第三人徐某（徐虎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日通过网银转账给杨某转款35万元，由杨某用于履行其与卫姜林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之后，杨某以自己的名义一次性给付卫姜林亲属赔偿款70万元。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是否应返还被申请人徐虎公司35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7年9月3日，徐虎公司与鼎天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厂房地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包括9号厂房铺阳光板；2017年9月16日，杨某与死者卫姜林之妻康丽娜及其父母卫胜利、姜秀兰经协商签订了一份“意外伤亡赔偿协议书”认可死者卫姜林系与其是雇佣关系，即卫姜林系鼎天公司雇佣人员。本案事故的发生正是死者卫姜林在铺设阳光板过程中不慎坠落死亡，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鼎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2018年5月17日鼎天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20条的规定，作为鼎天公司股东的杨某、高某依法应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至于杨某、高某提出本案坠亡事故发生在开采光口的过程中，开采光口系徐某安排的帮工活动，所以徐虎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主张，由于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高某提出本案判决缺失行政机关的前置处理意见基础的程序问题，由于法律并未规定涉及安全生产事故的民事诉讼应以行政处理为前置程序，故杨某、高某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杨某、高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韩德荣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