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9民终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男，198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1，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某，男，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定襄县。上诉人潘某因与被上诉人康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1民初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潘某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建立在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原审判决只是罗列了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与举证质证意见，没有阐述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第四条“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根据证据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判断，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之规定。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参加了2015年12月16日扬州乐园山西股东会相关事宜的会议，但没有查明上诉人是以何种身份参加的“股东会相关事实的会议”，也未查明该“股东会相关事实的会议”之性质系属股东会会议性质还是债权人会议性质，却以此采纳被上诉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为投资法律关系的抗辩。3、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是通过被上诉人投资莱芜港城乐园与扬州乐园；被上诉人答辩期其给上诉人转款次数为7次（原审判决认定为6次）。原审判决在没有查明上诉人资金分别投入两个项目的投资金额的情况下，无视转款次数的明显不同，却认为“经对康某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山西一级、二级股东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间转款时间与康某为潘某前三次转款的时间与比例基本吻合”，存在明显的认识逻辑错误。无论是投资金额、转款次数，上诉人均具有与其它所谓的二级股东三级股东存在明显差异。4、原审判决在采纳被上诉人抗辩意见的同时却没有对本案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属于没有按照在案证据认定基本事实。二、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依据法律规定，在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同时，法律应向当事人进行释明或将法律关系的认定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原审判决既然采纳被上诉人的投资法律关系抗辩，应向上诉人进行释明，询问上诉人是否根据其查明的法律关系变更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没有对此进行释明，属于违反法定程序。2、法律上没有二级股东、三级股东的概念。公司法上只有股东概念，在合同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层面上有股权代持合同、隐名股东与实际股东的概念。股东应有投资目标公司的股权证、在股权代持情况下应有股权代持合同，显名股东应按照实际股东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即使存在如原判决所述的二级股东、三级股东，是属于受法律保护投资关系还是非法集资债权关系存疑。原审判决对此没有进行任何审查而直接按照投资关系予以保护，显属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未能查明案涉事实且违反了法定程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应依法予以纠正。故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裁判。被上诉人康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证据。一、本案件不是民间借贷案件。康某从来没有向上诉人潘某借过一分钱。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形成借贷关系，也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二、潘某转账给康某的是扬州乐园项目的投资款。1、康某向潘某出具的仅仅是项目投资款项的收条。首先潘某转账后，我曾向潘某写过投资项目的收款条。2、一审的时候，三位证人证言都足以说明，并证明潘某是莱芜城游乐园、扬州乐园项目大股东康某名下投资有股份。3、项目开业后，我多次给潘某分红。我把山西股东会一级股东和二级股东的分红流水记录都打印出来并提交。该记录分别说明，所有一级股东二级股东和小股东潘某分红次数一样，分红时间段吻合，分红数额对应的比例吻合。4、本人的每次转账，如按上诉人所说是还钱，那为什么是有零有整，这不符合交易习惯。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潘某一审的诉讼请求:1、康某归还潘某借款328528元；2、诉讼费由康某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原告潘某向被告康某转款六次共计590000元，分别是：2014年4月4日转款50000元；2014年4月9日转款50000元；2015年1月15日转款200000元；2015年2月4日转款90000元；2015年3月22日转款180000元；2015年5月28日转款20000元。2015年12月26日，被告康某向原告潘某转款14850元；2016年4月13日，被告康某向原告潘某转款7500元；2016年5月26日，被告康某向原告潘某转款10500元；2017年2月20日，被告康某向原告潘某转款6350元；2019年3月18日，被告康某向原告潘某转款243472元，并附言“康某卖乐园处理款”。2015年12月16日，康某、赵某、薄某等参加在定襄县赵家营村定襄县华能锻造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商议扬州乐园山西股东会相关事宜的会议，潘某参加了本次会议，但未在决议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潘某主张其与被告康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依据银行转账记录提起诉讼，康某认可收到潘某的转账590000元，但否认其与潘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辩称该款系投资款。经对康某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山西一级、二级股东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间转款时间与康某为潘某前三次转款的时间与数额比例基本吻合。康某于2019年3月18日向潘某转款243472元，并附言“康某卖乐园处理款”，与康某所述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时间吻合。结合证人薄某、赵某、韩某2证实潘某在乐园中投有股份的证言。据此，本院对康某的抗辩予以采信。此外，原告主张的借款高达59万元，但原告并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亦未约定支付利息。且被告康某在后期向潘某的转款数额有零有整，与一般的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依据法律规定，现原告潘某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未就与康某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故对于原告潘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13.96元，由原告潘某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潘某提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及2014年-2018年的企业年度报告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所称的扬州乐园投资项目的经营公司，就是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在被上诉人所称的投资决策后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实缴注资。结合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其在2015年山西股东会投资金额为6000余万元，很明显康某没有将收取的他人资金注入其所述称的投资项目，故投资事实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康某质证认为这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康某提交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内部审计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总投资6000余万元。上诉人潘某质证认为此证据是复印件，且与投资项目的经营单位不一致。另外该审计报告明确注册资本是2000万元人民币，康某出资金额是16%，与工商登记明显不符，投资总额和股权投资是两个概念，只有注入到公司的实缴资本才能是公司的实收资本，超出实收资本的投资额，只能是公司的负债，不能作为资本，这是会计法明确规定的，康某筹集众多人的资金只将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蓝海鑫公司的实缴资本，其他大部分款项是否注入公司不明，即便注入也不属于蓝海鑫公司的资本。而应当是将大部分款项出借给蓝海鑫公司使用。本院认为，潘某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2014年-2018年的企业年度报告一份以及康某提交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内部审计报告复印件一份均具备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潘某与康某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关系还是股权投资关系。关于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可见关于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法律明确规定了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实质上向公司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形式上公司应将出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本案潘某实质上并未向扬州市蓝海鑫游乐开发有限公司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该公司亦未将潘某记载于股东名册上，故在外观上潘某并不满足公司股东的条件。关于潘某能否成为隐名股东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之规定，本案中潘某没有投资的意思表示，其并无隐名股东出资合同或股权代持协议，也非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潘某不符合隐名股东的条件。潘某与康某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之规定，潘某向康某转账六次合款59万元的行为，系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潘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康某在收到潘某转账后，分六次向潘某转账合款284172元（分别是2015年12月26日14850元；2016年4月13日7500元；2016年5月26日10500元；2017年2月20日6350元；2017年5月9日1500元；2019年3月18日243472元），故康某还应归还潘某借款305828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潘某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1民初26号民事判决；二、康某归还潘某借款305828元；三、驳回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228元，由康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连林梅审判员  张 亮审判员  聂瑞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贾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