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31民初788号原告：谢某1，男，1993年9月10日生，汉族，住于都县。原告：谢某2，男，1969年2月20日生，汉族，住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虔干，赣州市民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郭某1，女，1991年8月5日生，汉族，住于都县。被告：郭某2，男，1969年8月6日生，汉族，住于都县，系被告郭某1之父亲。被告：谢某3，女，1970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于都县，系被告郭某1之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章德，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明，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某1、谢某2与被告郭某1、郭某2、谢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某1、谢某2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虔干，被告郭某1、郭某2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章德、谢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某1、谢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返还婚约银圆6个、各项礼金（资金）323806元，赔偿损失21156.5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经人介绍相识恋爱。同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六），双方按当地风俗习惯，由双方家长（父亲）出面签订婚约（礼目），约定:男方（原告）向女方（被告）支付镇彩（彩礼）25.9万元、银圆6个，女方向男方打发小车一辆（价值10万元左右），男方签约之日向女方付彩礼10万元，余款结婚前付清，等等。原告谢某2、被告父亲郭某2在婚约上签了名，婚约执笔人谢陈发，在场人谢发寿、刘称华在婚约上均签了名。签约当日，原告委托刘称华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郭某2支付彩礼10.81万元（其中的8100元为按风俗习惯给女方的“查家”费）。此后，原告方向被告方支付了礼金:1.原告付被告金银首饰2.69万元（转账）、订婚戒指费（现金）5700元，合计3.26万元;2.农历二○一九年八月十五男方到女方家给被告见面礼（现金）2200元;3.女方八月十六到男方家给被告方见面礼（现金）5900元，女方父母红包2012元、七位来宾4620元、改称呼礼2000元（均为现金），合计14532元;4.2020年1月15日（农历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现金）15.66万元（约定25.9万元，签约当日付10万元，本次15.66万元，还有2400元按习惯为“留有余地”予以免除），被告郭某22020年1月15日在《礼目》上注明“余款已收＂;5.2020年1月19日（农历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原告向被告支付“迎亲礼”（现金）4990元;6.2019年9月10日至2019年12月7日被告郭某1分别向原告索要了4次现金:520元、520元、400元、3344元，合计4784元，被告称用于“购买手机”“同事借款”等。上述原告支付被告婚约各款项合计324806元（10.81万元＋3.26万元＋2200元＋14532元＋15.66万元＋4990元＋4784元＝323806元）。此外,原告向被告交付银圆6个。原告给被告购买礼服1331元；向厦门铂爵旅拍支付婚纱照、相册、租赁婚纱及礼服款等13879元;购买喜糖2446.55元;支付酒席订金2000元、婚庆订金1500元合计订金3500元,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156.55元（1331元＋13879元＋2446.55元＋3500元）。原告履行婚约及风俗习惯后,要求被告一同去办理婚姻登记。被告却提出先办酒席再登记。于是被告选择××××年××月××日（2020年年初六）办酒席。原告2020年1月19日向被告支付“迎亲礼”4900元时正式送达了××××年××月××日（年初六）出嫁迎娶（办酒席）的“日子”。被告未再提出异议，原告便向亲戚朋友发送了请贴。然而，被告在春节后却突然提出不结婚不办酒席了，要求终止关系。原告一直要求被告履约办理婚事，但至今被告坚决拒绝。被告不讲诚信，违反道德、风俗习惯和法律，收受了原告大额婚约款项（彩礼等）323806元、银圆6个和造成原告经济损失21156.55元，依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二）等相关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上述婚约财产和赔偿损失，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郭某1、郭某2、谢某3辩称，郭某1及谢某1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谢某1与郭某1谈婚,但按农村习俗红单的主体是谢某1的父亲谢某2及郭某2、谢某3,从涉案红单中签字也可以体现这一点。郭某1及谢某1只是婚约的当事人,并非签订“礼目”的主体,也不是婚约财产的支付与接收主体,婚约礼金的支付方及收取方系谢某1的父亲及郭某2、谢某3,并非谢某1及郭某1。郭某2、谢某3认可收到了谢某2支付的25.56万元礼金,如果法院判决上述礼金应当返还一部分,返还的主体及接收的主体应当是郭某2、谢某3及谢某2。因此,谢某1无权作为本案的原告参与诉讼,其将郭某1列为被告同样是错误的,恳请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本次起诉。即使谢某1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主张返还的礼金数额323806元与被告实际收取的金额不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1156.55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首先，关于礼金的问题，郭某2确认收到谢某2支位的礼金共计25.56万元,并非323806元。2019年9月14日,被告与原告家人协商本次婚约礼金事宜,并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原告谢某1的父亲谢某2向郭某2支付彩礼为25.9万元,郭某2及谢某2当日签订了礼目,谢某2当即向郭某2支付礼金10万元。2020年1月17日,原告应向郭某2支付剩余彩礼15.9万元,但因当地有“留有余地”的习俗,被原告实际向被告支付了15.56万元,剩余的3400元并未支付,两次合计郭某2收到原告家人支付的礼金为25.56万元。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金银首饰款、见面礼、红包、改口费及4次现金的问题。郭某1按习俗收到了原告父母的见面礼红包后,按习俗改口称呼原告的父母为“爸妈”,但其余红包为原告一家根据习俗赠与给被告亲属的,被告未收取红包更不清楚具体的金额,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费用,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农村习俗及法律规定。而且郭某1家也给原告的亲戚包了红包,原告的亲朋来到被告家,被告大办酒席宴请原告一方,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婚约解除同样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失。至于原告诉称郭某1索要的4次现金,更不是事实,在本次婚约进行途中,原告与郭某1处于恋爱同居状态,两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但只要有假期,两人就会在一起居住生活。原告给付的款额分别为520元、520元、400元和3344元,皆为恋爱期间原告向郭某1表示爱慕之情的赠与,并非原告所称的借款,而且相关款项的转账说明都写的是“老婆,教师节快乐”、“爱你”等亲密的语言,所以原告诉称的这些费用实际上是情人之间的赠与,并非郭某1向原告索要的借款,郭某1无须退还。而且在此期间,郭某1同样向原告及其爸妈赠送了类似的金额,表达自己对原告的爱意和对原告爸妈的敬意。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21156.55元经济损失，该款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在婚约存续期间购买礼服、喜糖、酒席定金、拍婚纱照及婚庆定金,花费共计21156.55元,郭某1对拍摄婚纱照的相关事实知情,被告也支付了开销费用,而且相关的礼服系原告自己定制的,使用人也是原告,衣服原告今后可以穿,不存在损失一说。至于原告购买喜糖、酒席定金等,均是原告自行操办的,被告不知情,而且因疫情影响,相关的酒席订金、婚庆订金应该可以退还,不存在损失一说。即使有损失,也并非被告造成的,是原告拒绝与郭某1成婚,并一而再的到被告家闹事,最终造成双方婚约解除,过错在于原告。在双方准备成婚期间,郭某1同样大量购买了物品,支付了相关费用,婚约解除同样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所谓借款和损失根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郭某1与谢某1发生矛盾后,谢某1无理取闹、主动放弃并拒绝与郭某1和好是造成双方婚约解除的根本原因,原告应当对婚约解除承担全部责任。首先，郭某1与原告自相识谈婚至2020年1月25日止，一直感情良好，郭某1此前一直希望与原告喜结良缘。郭某1与谢某1自2019年7月开始相识相恋,2019年9月14日,两人开始按农村习俗同居生活，之后双方一同拍摄婚纱，订购准备结婚的相关物品,关系一直很融洽。2019年10月国庆期间和2020年元旦期间,郭某1主动到原告一家生活的地方陪谢某1,增进两人的感情,并主动与谢某1的父母沟通，从双方发送的红包也可以验证这一点。2020年1月17日,原告一家支付了15.56万元礼金后,因被告当天未能购买好车辆,原告的亲戚看到被告后在大街上对着郭某1家破口大骂,质问被告是不是想拿钱跑人。被告考虑到双方马上要成为亲家,为了女儿今后着想,本着矛盾会化解的心态,没有多加理会。2020年1月19日,原告一家确定××××年××月××日正式办理结婚酒席,郭某1家积极响应并邀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到时候来喝喜酒。××××年××月××日（除夕）,谢某1还到被告家中吃午饭，下午也是在被告家休息,虽然当时谢某1与郭某1有些矛盾，郭某1希望两人好好沟通,化解矛盾,开开心心办理结婚酒席。为了结婚后与谢某1在一起,避免分居两地,郭某1甚至主动放弃高薪工作,一心一意期望与原告共建美好家庭。其次，谢某1主动解除婚约后，为了逼迫郭某1家返还礼金，谢某1纠集其亲属到被告家及村组大闹，严重损害了郭某1家的名誉。因谢某1称对郭某1没有感情,不想与其结婚,经亲朋多次劝解,谢某1仍然拒绝与郭某1和好,反而要求被告退还礼金，遭到被告的拒绝。谢某1从2020年1月26日（正月初二）开始,纠集其亲戚朋友到被告家闹事。从那之后,谢某1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从网络造谣发布视频称郭某1“骗婚”到让其舅舅刘称华带人硬闯被告家中,毁坏被告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对郭某1家进行漫骂、羞辱,在被告村中敲锣打鼓、贴大字报等,逼迫被告退还礼金。原告一家的上述行为,严重的侵害了郭某1家的合法权益,给郭某1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第三，被告希望协商解决本次婚约纠纷，但因谢某1无理要求及反悔，调解未成。从2020年正月开始，媒人、村主任、乡政府及司法所等人和机构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多次调解，被告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积极配合调解,也愿意退还部分礼金,但是谢某1却一次次反悔,其要求也越来越过分。经过最后一次调解,被告在家等待谢某1的答复,结果谢某1提起了诉讼并要求被告退还所谓的323806元礼金及赔偿损失21156.55元,显然此前原告没有诚意调解解决本次纠纷，故意拖延时间。第四，鉴于谢某1主动解除双方的婚约,并多次到被告家闹事,给郭某1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压力。也给郭某1家的名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最终造成双方婚约解除,原告应当对婚约解除承担全部责任,被告无须退还全部礼金,更不存在赔偿损失。同时,被告保留追究原告一家名誉侵权的权利,必要时,被告将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挽回自己的名誉损失。综上所述,郭某1按照婚约履行相应的义务,期望与谢某1结为连理共同生活,谢某1无理取闹主动解除婚约并拒绝与郭某1和好，应当承担婚约解除的全部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不合理诉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谢某1系谢某2之子，郭某1系郭某2、谢某3之女。2019年7月，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经人介绍相识，后两人开始通过手机微信交往。2019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原、被告签订定亲红单，双方商定礼金人民币25.9万元。当日，原告按照红单约定向被告郭某2转账支付了礼金10万元、“查家钱”8100元，共计人民币10.81万元。剩余礼金15.9万元，原告于2020年1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向被告郭某2支付了15.66万元，郭某2视同付清，并在红单上签名确认“余款已收”。2020年1月19日，被告收取了原告给付的“迎亲礼”3900元。原告方另还按当地习俗给付了被告银圆6枚，谢某1为郭某1购买了总价值2.69万元的钻石戒指、金手镯、金项链、金手链、金耳饰、金玉坠、铂银戒指各一枚。谈婚期间，双方还按农村习俗相互向对方及亲属支付了见面礼、红包钱若干，谢某1与郭某1因异地工作，双方仅在部分节假日期间有短暂接触交往。为筹备婚礼，谢某1、郭某1均发生了一定的金钱支出。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交往一段时间后，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导致难以相处，2020年1月下旬（农历正月）起，双方不再交往。另查明，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2020年3月16日，应原告谢某1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对被告郭某2的银行存款34万元进行了冻结，保全申请费222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农村风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生活时间较短，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应返还哪些彩礼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已约定原告已实际给付的25.66万元礼金，无疑应认定为彩礼。“查家费”8100元、“迎亲礼”3900元，数额较大，亦应认定为彩礼。至于原告方为郭某1购买首饰所支出的2.69万元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该笔支出数额较大，这种给付财物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婚约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为的一种赠与，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而不是一种无偿的赠与，现婚约已经解除，结婚的目的未能成就，故赠与财物的一方在婚约解除时可以请求返还。被告关于郭某1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购礼服、婚纱照、购喜糖、订酒席等婚礼支出，属于双方因结婚的正常支出费用，不属于彩礼的范畴。谈婚期间，谢某1明显出于表达爱意、维持感情向郭某1给付的520元、3344元等微信转款，属一般财物赠与，不应认定为彩礼，原告要求返还，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其余各项内容均只有原告单方陈述，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考虑到原告谢某1与被告郭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实际共同居住时间较短等因素，本院认为被告郭某1获赠的首饰及被告郭某2、谢某3获赠的银圆6枚（折价酌定800元／枚）应返还原告，被告郭某2、谢某3所得彩礼现金268600元按90%返还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某2、谢某3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谢某1、谢某2返还彩礼人民币241740元；二、被告郭某2、谢某3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谢某1、谢某2返还银圆原物6枚（或价款人民币4800元）；三、被告郭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谢某1返还金银首饰原物（或价款人民币2.69万元）；四、驳回原告谢某1、谢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24元、保全申请费2220元，共计8744元，由原告谢某1、谢某2负担874元，被告郭某1、郭某2、郭某1负担78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伟人民陪审员  叶素梅人民陪审员  孙育英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邱楷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