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1510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马德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仁，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磊，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执行事务合伙人：薛桢梁，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彬彬，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燕，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锦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市路****。法定代表人：薛桢梁，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第三人上海锦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案件与反诉案件合并审理，并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仁、被告(反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彬彬、李晓燕、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薛桢梁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三方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约回购原告持有的第三人30%的股权，配合原告及第三人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并向原告支付第三人30%股权回购款人民币234万元；2.判令第三人配合原、被告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名下的第三人30%的股权登记至被告名下；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8,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2018年2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又于次日签订《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所持有的第三人的30%股权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协议签订起九年内原告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234万元；协议签订起九年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以234万元的对价回购原告持有的第三人30%股权。2018年3月21日，第三人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成为了第三人股东。因之后原告退出第三人的运营管理，原告继续持有第三人股权已无必要，故自2019年1月起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股权回购要求，但被告一直未予履行。第三人也应配合原、被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根据《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第9条，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8,000元，应由违约方即被告赔偿。原告故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理由如下：一、原、被告的合作方式实质是联营合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同时，原告还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全权参与第三人经营、分享第三人利润，亦应承担第三人的风险和亏损。而《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回购条款本质上是保底条款，其对回购价格未按通常对赌模式设定浮动估值计算，也未挂钩公司股权价值评定，而仅以固定的234万元价格设定对价，原告为的是规避其入股后因公司盈亏产生股权价值贬损，从而实现旱涝保收、全身而退的目的。回购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投资方和债权人的利益，应当认定无效。二、本案存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应以经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该份协议未约定回购。《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增加的回购条款应为无效。三、《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九年内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与被告回购的行为未约定顺序，从条款表述来看，应为同时履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先履行。被告早已交付涉案股权，按股权转让的通常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原告应支付股权对价，待该转让交易完成后，才能论及回购问题。而原告至今未支付股权对价，无权主张回购。四、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中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是其基于自主诉讼安排产生的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五、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对第三人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但原告通过转移收入的方式造成公司亏空，还违法解除员工劳动关系等，给第三人及债权人造成巨大损失。第三人已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起诉原告。在相关债务和纠纷解决之前，被告有权拒绝接受负担义务的瑕疵股权，否则对被告明显不公。第三人目前处于资不抵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状态，客观上也无法召集股东会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而原告现在是希望通过诉讼方式强行脱离第三人股东身份，目的是为了逃避第三人破产、被执行时债权人对其追索。针对被告的辩称，原告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不是合同的生效要件。《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回购条款是双方对股权转让安排的重要补充，合法有效。《业务合作协议》是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与本案无关，也不属于联营合同。二、《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第5.1条未附任何条件，只要原告在九年内提出回购请求，被告即应立即配合完成回购。回购不以原告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234万元为前提。反诉原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以23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三人成立于2017年3月3日，注册资本780万元，反诉原告是其股东之一，持有45%股权。2017年底，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联系，希望通过入股管理的方式与第三人开展业务合作，将相关资料通过第三人进行使用、经营、实现共赢。反诉原告在此基础上，同意以234万元价格转让其持有的第三人30%股权给反诉被告。2018年2月2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反诉被告以234万元受让上述股权，全部股权转让款在协议生效八年内支付。2018年2月23日，双方又签订《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反诉被告在协议签订后九年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2018年2月底，因反诉被告一再要求，反诉原告出于对其的信任，配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先行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反诉被告名下，并将第三人公章、营业执照移交给反诉被告。但至今反诉被告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反诉被告接管第三人管理运营后，第三人不仅未实现预期盈利，反而损失惨重。反诉被告还试图通过回购谋取利益，逃避和转嫁经营责任。反诉被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反诉诉请。《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为九年，目前该期限未届满，反诉被告无义务付款。第三人上海锦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反诉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和反诉诉请。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几个月后，原告就违反约定，与第三人的对手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损害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已另行起诉了。现第三人其他所有股东都不同意原告进行股权工商变更、退出公司。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上海锦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3日，注册资本780万元，股东为被告(出资额351万元，持股比例45%)、上海财金通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273万元，持股比例35%)、上海安琦华迪资产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156万元，持股比例20%)。2018年2月22日，原告(乙方、受让人)、被告(甲方、出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标的公司即第三人30%股权作价234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八年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合同并约定标的公司所在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2018年2月23日，双方又签订《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鉴于”部分载明前述缔约事实。第4条约定，甲乙签订本合同后九年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第5.1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九年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234万元的对价回购乙方持有的第三人30%股权。第10条约定，本协议及其所提及或明示包含的所有协议和/或文件构成协议各方之间就本协议标的事宜达成的全部协议，取代先前协议各方有关本协议标的事宜的所有口头及书面的协议、合同、谅解及通讯。2018年2月28日，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基于乙方的网站和品牌，共同探索培训和招聘业务的商业模式，合作期间3年；甲方投入600万元用于开展业务，乙方将高效合作项目(包含讲座、师资培训、求职力测试、求职大赛等)、培训业务(面向个人的收费课程)和招聘业务(面向企业的有偿招聘项目)独家授权给甲方运营管理，乙方不再独立开展上述业务。2018年3月21日，第三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为原告(出资额234万元，持股比例30%)、被告(出资额117万元，持股比例15%)、上海财金通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273万元，持股比例35%)、上海安琦华迪资产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156万元，持股比例20%)。但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019年1月3日，原告与被告执行事务合伙人暨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薛桢梁微信沟通，要求安排工商变更、退出第三人公司。薛桢梁表示“现在的一切不在我的掌控之下……我什么都做不了”。2019年4月24日，原告与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为其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回购纠纷聘请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代理人，合同约定一审律师费18,000元。原告已于2020年1月2日支付了该费用。2019年9月24日，原告又与薛桢梁面谈，但未有结果。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业务合作协议》、第三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微信聊天记录、《委托代理合同》、工商银行网银转账凭证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方才生效的合同。被告辩称《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工商备案，而《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工商备案，后者超出前者约定的内容无效，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业务合作协议》，但被告据此认为其与原告间股权转让协议的回购条款构成联营合同保底条款，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合意变更、协议补充，故《股权转让协议》、《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涉案股权已悉数交付，原告已登记成为第三人股东。被告依据《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要求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则依据该合同第5.1条要求被告回购股权并支付回购款。对此，本院认为，《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设置了两笔股权转让交易：第一笔是被告以234万元价格向原告出让第三人的30%股权；第二笔是原告以234万元价格向被告出让第三人的30%股权。该两笔买卖交易各自独立，故第一笔交易中原告的付款义务，与第二笔交易中被告的付款义务，不构成双方在同一买卖关系下互负的债务，不存在同时履行的问题。由于缔约时原告尚不是第三人股东，故上述两笔交易的发生必然存在先一后二的顺序。就第一笔交易，被告已交付标的股权，原告应按约定期限支付相应价款，原告至今未付，则第一笔交易未履行完毕，第二笔“回购”交易尚未轮及。故原告要求被告回购其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前述第一笔交易的付款期限约定为合同签订后九年内，该表述不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情况，故债权人无权要求债务人随时履行。既支付期限尚未届满，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有必要指出，虽然被告无权要求原告提前履行债务，但法律并不禁止债务人自愿提前履行债务(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故原告完全可以在九年内提前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即刻要求被告回购股权，而不致逾九年回购期限。故《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与第5.1条并不存在矛盾，内容亦具备可履行性，双方理应予以恪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5,664元，减半收取计12,882元，由原告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552元(已减半收取)，由反诉原告上海元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炜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