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刑初1186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谭建红，男，1985年4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29日被羁押，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辩护人杨树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志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一部刑诉〔2019〕3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谭建红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孟瑶、代理检察员李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谭建红及其辩护人杨树英、黄志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间，被告人谭建红化名谭京，虚构自己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身份，经李某（另案处理）介绍，在本市海淀区梅地亚大厦以帮助被害人梁某1（女，52岁）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将其民事案件发回重审为由，收取梁某1人民币50万元。现涉案钱款已退还。被告人谭建红于2019年9月30日向公安机关投案。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谭建红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谭建红定罪处罚。被告人谭建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提出异议。辩解自己纯出于帮助梁某1的目的，未收梁某2款、未实施诈骗行为。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一是被告人谭建红从未隐瞒其真实身份。谭京是艺名，不是为欺骗梁某1才叫的。梁某1对谭建红身份的认知，对谭建红接受梁某1委托办理其案件再审事项并不影响。虚构央视工作人员身份行骗的是李某。二是谭建红向梁某1允诺办理其民事再审申诉是基于田某、郭某、刘某给谭建红的错误认识，谭建红主观上没有虚构找最高法、最高检工作人员帮助办理梁某1案件的故意。三是谭建红没有非法占有梁某2款的故意，其从未占有涉案款项。四是李某所述多处不真实。李某逃避在本案中的责任，他的证言不能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综上，被告人谭建红认为田某、郭某、刘某等人是司法机关领导，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范围；谭建红在接受梁某1民事案件再审委托时并没有虚构事实非法占有梁某2款的故意，在事发后谭建红也积极退赔。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至同年9月间的被告人谭建红，虚构自己系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身份，经李某（另案处理）介绍，以帮助被害人梁某1能够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将其败诉的民事案件“发回重审”为由，在本市海淀区骗取到被害人梁某2款。李某的银行账户收到被害人梁某1转账的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谭建红得到其中人民币30万元，并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未予退还。同年9月29日被害人梁某1报案，同日被告人谭建红主动到派出所欲说明情况，随即被羁押。同年10月30日，被告人谭建红的家属委托林某退赔被害人梁某1人民币10万元。李某于同年10月30日和11月4日分别向被害人梁某1退赔人民币共计40万元，被害人梁某1表示对李某予以谅解。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调取的如下证据材料：1.被告人谭建红的10次供述：（1）2018年9月30日11时许的供述。供称2018年8月其通过小李（李某，与其在一次活动中认识的，认识3年了）在梅地亚中心一层认识了一个叫梁某1的人，当时还认识了一个叫张某的人。见面时梁某1跟其说她在老家有一个民事案子，判决不公正，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其找人帮她，办事需要多少费用她都管，还说只要能够将案子退回到一审判决的时候，她按照标的额30%给其提成。其当时跟梁某1说只要把前期办事需要花费的钱承担好就行，等事情办成之后，你从人情上觉得愿意给谁点好处，你自己决定。后来其和小李接到了张某的电话，小李在电话中跟张某沟通，张某说梁某1主动想给钱，本来想打到张某的账户，但张某没记住自己的卡号，所以想直接让梁某1把钱打到小李的账户，其和小李同意了。小李将自己的账号发给梁某1，梁某1当时转账30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随后梁某1回老家，其在北京开始帮她办这个事，其托关系、请律师，花费30万**面的很多钱。有一次梁某1和吕某、张某来北京，与其和小李两人还是在梅地亚中心见的面。见面后梁某1给其补充了之前她案子的一些资料，其就向梁某1说这事其帮她办不下去了，之前的30万已经花光，其愿意将已经花费的30万退给她，但梁某1不愿意，非要其继续帮忙，还说再需要什么费用她给其。其跟她说这件事办下来得花六七十万，对她来说不划算。后其自己先走了。其离开的时候小李还和梁某1、张某他们在一起。（2）2018年9月30日15时许的供述。供称梁某1的钱分两次打到李某的银行账户，总共50万元。不是以什么理由收的钱，是梁某1非得打钱过来，然后让其和小李为她找律师找关系帮她办事。第一次梁某1给李某的账户里打30万元时，没有谁主动要，也没有谁主动给，就是大家在一起一块商量后达成一致的（意见）。第二次梁某1打钱是主动非得打给其和小李。第一次的30万元是李某自己取的，取完后好像是分两次给的其现金。后来的20万元是取款机取的，怎么取的其现在也记不清了。这些钱至少45万元到了其手里，其去帮梁某1找人帮忙办事了。李某手里差不多有三五万，他跟其一起找领导办梁某1这件事的时候花费了。（3）2018年9月30日16时许的供述。供称其网名叫“小谭央视频道”，微信号“×××”。其不是在职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其有央视的编导证。三四年前跟央视没有关系了，其没有向梁某1及张某介绍自己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其不知道李某是否向他们介绍其是央视记者。其当时跟梁某1说过其本人没有能力办事，但梁某1非得逼其帮她办，其只能说自己再托别人帮她办。其和李某将梁某1给的50万元请别人吃饭、打点、包红包、打车了。具体钱给办事的谁了，其不能说。（4）2018年10月1日2时许的供述。供称其带梁某1见过一个男子一次，其不方便说他姓名（何时何地见面也记不清楚了）。该男子承诺梁某1办成退回抗诉的事情，但后来梁某1自己不办此事了，还要求其把钱全部退回给她。其没给上述男子钱款，对方不要。（5）2018年10月3日的供述。供称（为梁某1的事）其找了一个叫郭检的最高检检察官，50岁左右，具体地址其说不上来，梁某1没有和郭检见过面。其还找过一个书画院的刘院长，其不知道是哪个书画院，人是其几年前在一个公司认识的。其私下向梁某1介绍刘院长为“老领导”，没说刘是哪个单位的。其给过刘院长钱，但他一直没收。梁某1给其的钱其都花了，就算没花出去，钱在其这里也是梁某1给其的钱，是其应该得的。（6）2018年10月24日14时许的供述。供称互联网上关于其身份的事情是别人下的圈套害其。（7）2018年11月7日的供述。供称其（为梁某1的事）找了最高检的检察官郭星，其不知道郭在最高检担任什么职务，其是通过最高法院田某认识的郭。其和田某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的，其也不知道田在最高法担任什么职务。（8）2018年11月22日的供述。供称对于从梁某1处收取的50万元，其之前没有说实话，实际上李某那里有20万，其拿了30万。这30万中其曾经给了刘院长10万，2018年9月28日前后，刘院长又把现金退给了其。给刘院长的钱是其主动给的，为了帮梁某1办事，刘院长说暂时收10万。没有其他人知道其曾给刘院长钱的事情。梁某1的这30万元，其都用于自己私人花销了。其中还信用卡（还了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的信用卡，共计8万元左右）、还别人债务（还堂哥谭德友3万元、还一个山东阿姨葛一新9万元）、还有给家里钱（给其父亲1万元），余款用来干什么记不清了。张某收过2万元，是李某用手机在梅地亚中心转的。因为当时提款数额有限，钱先转给张某，张某后来又把钱提出来给了李某。其知道百度百科有其是央视主持人信息的事情，其给百度（公司）打过电话，但是没打通。本次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谭建红11:50自供，（第二次汇款后）要带30万元给刘某，所以想办法把梁某1汇的钱取出来。11:51自供，前三四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11:58自供，30万元都自己花了。还信用卡、还债。12:06自供，给谭德友3万元，信用卡还建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卡差不多8万元，给自己父亲1万元，给自己一个阿姨葛一新9万元。12:16自供，其余的（钱怎么花的）想不起来了。上述录像连续、完整，被告人在自然状态下做出供述，录像中未发现公安机关存在违法讯问的情况。（9）2019年1月17日的供述。供称其经李某介绍认识梁某1，并收取梁某1诉讼材料，其先后咨询过田某、郭星，后其将此事告诉刘某。刘某说认识高检的人，并说要花60万元。梁某1同意给70万，先期给了30万，其带着梁某1见刘某，后梁某1再次转款20万。后梁某1到高检办案中心，发现是正常程序办理案件，要求其退款。其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李某收到的50万，其给刘某10万，后被退回。其余40万元在李某处。（10）2019年5月17日13时许的供述。供称是刘某提出向梁某1要70万元的。刘某当着其和李某的面给高检公诉厅打电话，说有个民事案件很不公平，最高法已经下判决，当事人在黑龙江省检察院申请抗诉，对方不立案，看最高检能不能帮忙立案。挂了电话他就说可以立案抗诉，其和李某就离开了，当时还没有见到梁某1和几个中间人。过了三天左右，其去刘某家，刘某说要60-70个（万元），这个事儿可以办。其第一次见梁某1当天就跟她提到了刘某所说钱的事情，其还劝过她70万费用太高，要她考虑好。经中间人张某劝她，她同意前期支付30万。其从没有跟梁某1介绍过自己，也不知道别人怎么介绍其的。其跟梁某1说办事找最高法、最高检的朋友。其找到的是田某，他看病的时候其曾看到他病历上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其因剧本合作认识的郭某，他说是最高检的，其就相信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书画展览上，其和刘某认识，他说是书画院院长。其向梁某1介绍刘某是“退休老部下”，后其带着梁某1去见了刘某，梁某1亲自将全部材料给了刘某，刘某说“行，先这样吧。”让梁某1回去等信儿，没有给梁某1承诺。梁某1见刘某之前，刘某就让把70万准备齐。然后其和李某跟梁某1说签字之前（即刘某所说签字就是抗诉已经可以立案了）要把钱给办事的人。刘某收梁某1材料第二天，其就找梁某1要40万，梁某1第二次打款的当晚，其和李某、吕某、张某四个人将其中的10万元取出，再加上李某身上已经有的10万，共20万元，第二天其和李某拿了给刘某送过去，因为有李某在，刘某没要。次日其又带着20万去了刘家，李某没进去，其一个人给刘某了10万元。第二次打款后刘某让梁某1在北京等消息，等了几天一直没信儿，就让梁某1回去了。9月初，刘某给其打电话，通知其让梁某1赶紧过来签字。其等人以为签字就是发回重审的意思，但是后来梁某1和刘某联系，梁某1按照刘某的要求到石景山高检接待大厅，发现没有发回重审。其为此问了刘某，刘某让大家别着急，说现在北京正开会，领导不敢介入了，让梁某1回黑龙江省检察院立案，这边已经找好人了。梁某1过几天就回老家了。其建议梁某1按照刘某说的去黑龙江省检察院办理，梁某1感觉受骗。9月底，梁某1、吕某、张某等人突然来北京找其要钱，其觉得他们要钱太突然，没法立刻退，就让他们到派出所说明情况。梁某1报案前的中午，其和梁某1他们见了一面，梁某1说李某电话一直没接。其就给李某打电话，说了他一顿并要求他给梁某1打电话。梁某1要求其马上退款，其说等李某回来，是刘某骗了大家，梁某1带的两个人就威胁其。后来其去找刘某退钱，刘某退了10万元，刘让其给他写了与他无关的字条。对以上供述，被告人谭建红质证意见为：一是其在侦查阶段遭遇到恐吓、威胁。二是其当时出于保护刘某。三是梁某1的钱不在其这里，其是为她帮忙的。四是梁某1报案时李某出差了，其怕产生误会，遂于2018年9月28日去派出所说明情况，但没想到自己被抓。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被告人谭建红9月30日11时第一次供述、9月30日15时第三次供述、9月30日16时的讯问笔录，因办案民警违反执法办案场所使用管理规定，讯问录像没有声音，笔录均不具有合法性。第四次笔录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10月1日2时第六次讯问笔录因为地点伪造不具有合法性。10月3日17时第七次供述、10月24日14时第八次供述部分不属实。11月7日22时第十次供述笔录无同步录音录像，故不予认可。被告人谭建红称宣布逮捕时其正在睡觉，与记录不符，不予认可。对于11月22日11时的供述，因讯问录像与笔录的时间不一致、录像被修改且笔录内容与录像不一致等问题，亦不予认可，且警方引诱被告人作出口供，不具有客观性。对于2019年1月和5月谭建红供述的部分内容认可。2.被害人梁某1的陈述。述称其有一个案值460万元左右的民事案件，经过黑龙江省法院一审、二审，2017年10月由“沈阳巡视法院”再审后判其败诉。2018年5月左右，其和朋友吕某聊天时，吕某说认识一个银川的朋友张某，张认识北京的领导，能帮其。随后吕某开始帮其联系（再审）。过了十天左右，其和吕某、张某在北京见了一面，张某说帮其找找人，但没说具体找什么人。6月，张某发微信说帮其联系了中央电视台的李某能帮忙。其到京，见面时李某和张某都介绍李某是中央电视台的。其向李某说了案件情况，李某说他去找中央台同事看看能不能办。后来张某告诉其找的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挺厉害的，领导说有希望，但是难度也很大。同年6月27日10时许在梅地亚中心一层大厅，李某介绍谭京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谭主任，李某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其把案件材料给了谭京，他看了一下，说他为其找找最高检的朋友，要办下肯定是要出费用，但没说具体出多少。后张某到宾馆房间找其，说谭京、李某帮其把案子发回重审需要70万的费用到最高检找人。其觉得数额有点儿多，主动提出给30万，张某又给李某打电话沟通，李某同意先给30万，剩下的40万发回重审后再给他们。同年6月29日10时许，其和贾长玲（其公司员工）、张某、李某、谭京又在梅地亚中心一层大厅见面敲定办事所需费用。谭京说先给他们30万，发回重审后再给40万，一共70万元，并说他不管钱，让其直接把钱打到李某的账户。当时张某提议双方写个协议，李某和谭京未同意。当日17时许，其让公司出纳从黑龙江给李某的建行账户转款30万元。后其回到了东北。7月份左右，张某、谭京、李某分别通知其可以来北京到最高检签字，他们都没说具体签什么字，其理解的意思就是事情办的差不多了。7月27日，其和张某、谭京、李某一起在梅地亚中心一层大厅会面，谭京说第二天和一个最高检退休的老领导见一面，别的没有说。见面后，张某以家中有事为由先离京了。7月28日下午2、3时许，在一个茶馆，其和谭京、李某见到了他们所说的最高检退休老领导，是一个60多岁男子。整个见面时间大约10分钟，老领导没自我介绍，看了其材料，说发回重审没问题，但发回重审之后会怎样他就不敢保证了，让其等消息。8月中旬，张某到东北旅游，吕某当着其和张某的面给谭京打电话问事情怎么样，谭京说这个事情只等签字了。吕某和谭京沟通完之后，告诉其带40万元现金去北京，其签完字后最高检发回重审，就再给谭京40万。张某说谭京问其为什么还不来北京，事情都办好了，就等签字，让其带着40万现金马上去北京。8月27日其在梅地亚中心与谭京、李某会面。谭京、李某说其必须先给40万才能签字。吕某和张某也很无奈。其问能不能退钱，谭京说已经给领导了，具体哪个领导没说。当日14时许，吕某、张某告诉其，商量后的结果是其先给谭京他们20万，发回重审签完字再给余款20万，其同意了。当日15时，其让公司出纳给李某的建行账户转款人民币20万元。过了一段时间，张某、吕某、谭京、李某分别通过电话、微信告诉其带两份抗诉书到北京签字。9月3日其来北京，谭京让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4日上午，之前见面的老领导给其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其到最高检的服务中心提交抗诉申请书。其通过正常程序去最高检接待室，接待室工作人员说按照正常程序是有可能发回重审的，应该带着一审、二审、再审判决和抗诉申请书，经过黑龙江省高检院后才能到最高检。此时其意识到自己被骗。其打电话给老领导，老领导说他不是最高检的退休领导，只是一个画院的院长，他从来没有收过任何钱，也没有说过这件事情一定能办，他只是热心帮忙。这时谭京还是继续向其索要20万元，其就打电话报警了。之前，其曾从网上“百度”过李某和谭京的身份，李某也向其出示过他的记者证。辨认笔录：其辨认出自称谭京和李某的男子。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其没有说过什么高院老领导，只是说了是退休的，在书画院当院长。其没有虚构自己是央视主任的身份，这些都是李某对梁某1说的。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被害人梁某1的陈述有部分不属实。梁某1与张某之前就有联系，被告人谭建红自己没有虚构身份，是李某向人介绍他。梁某1的陈述并没有表达谭建红自己介绍自己是央视工作人员。给钱的数额是由张某转述，不一定真实。谭建红没有向梁某1承诺可以办事。对于张某和李某的转述以及梁某1的主观猜测一律不予认可，对例如2018年6月29日见面商讨等事实时间点的陈述不予认可。3.证人李某（智慧中国杂志社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证言：（1）2018年10月6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8月，其接到朋友张某的电话，找其帮忙办事，几天后对方到北京。一起吃饭时还有一个女子叫梁某1，张某和梁某1跟其说想找人帮忙将梁某1败诉的案子“发回重审”，其答应帮着问问。后来其想到参加公益活动时认识的谭京。谭说他是央视新闻中心的小领导。再后来，其约了谭京跟张某、梁某1见面，其介绍谭京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谭京将梁某1的事揽了过来，承诺帮她办这事。谭京跟其说找关系帮梁某1办事估计要花70万元左右，后其告诉张某，张又转告梁某1，梁某1答应先给30万元，事成再给20万元，另给20万元作为其和谭京的好处费。梁某1把30万元打到其账户，其收到后全部取出现金，交给了谭京。谭京拿到钱后带着其一起找了几个律师，有的喝了杯咖啡，有的吃了饭，有的见了个面，给了对方几个材料，就完事了。谭京说他自己拿10万元给了一个姓刘的人（此人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余下的20万元不知去向。其只知谭当时没有收入，他租房的钱哪来的不知道。再后来谭京跟其说钱花光了，让其跟梁某1要钱。梁拒绝，但是其和谭京退不出之前的30万元。经张某做工作，梁某1又给了20万元，汇到其账户。其和谭京一起分两次取出（吕某、张某也在场）。第二天，其准备将钱给谭京时，谭说先放其这里。于是其将10万元存进自己另一张中国银行卡上（其中1.9万元其借给别人了，其中4千元其借给谭京之弟了），另10万元自己花了5万元租房、5万元给女朋友存起来了。其跟梁某1认识的原因是对方托其办事，其向她介绍自己是中央台编导，自己没有能力为她办事，但想挣好处费，其共收取她50万元，自己获利20万，谭京得到30万元。谭京真名谭建红，他跟梁某1说自己是央视新闻中心的，北大法学院毕业。（2）2018年10月7日的证言。其与张某是在一次培训活动中认识的。谭京带其找过几个律师说过梁某1的事儿，没花多少钱，就是跟律师一起喝过咖啡，吃过饭。（3）2018年10月24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7、8月份，在通州区的一个茶馆，其与谭建红、梁某1和一个老领导刘讯普（音）见面，谭介绍他是从最高院或最高检退下来的，在北京很多年有很多关系。他听梁某1说了下情况，说到时候帮忙看看，但是没给任何承诺，没提钱的事情，聊了二三分钟就被谭建红送走了。除刘讯普外，谭没有找过其他人帮梁某1的事，他联系过几个人，但其不知道那些人是干嘛的，没人答应帮忙，更没人收过钱。此案的案款涉及到其自己仅有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账户。2018年7、8月份，张某邀请其和谭去宁夏玩儿，其买票时知道了谭京真实姓名是谭建红，他说自己在媒体圈自称谭京。（4）2018年10月25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7月中旬，因为谭建红没钱交不起房租了，他说得赶快让梁过来交钱，遂以在一份提交材料上签字为由把梁某1叫到北京，实际这份材料不存在。开始谭建红定下收办事费用70万，多次商量，梁某1分两次给了50万元。谭建红在网上带央视标志的文章和图片，都是他找自媒体发的。（5）2019年1月23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底，其召集谭京、张某、梁某1及她一个朋友在梅地亚见面。见面前，其跟梁某1他们说谭时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见面时又给他们介绍谭是新闻中心的。梁某1说自己案件时哭了，谭说自己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将她的事揽了过来，承诺帮她找高检的领导办理。张某提出签一个协议，谭京说自己是公职人员不能签。梁某1给的30万到账后的第二天，其将30万元取现交给谭京。谭京带其找了最高法的田某，田说办不了。过了两天，谭又带其见了高检的郭检，对方也说这事不好办。后谭京又带其找到刘某，刘让谭京把材料放下。同年8月底，梁某1给的20万到其账户当晚，其和吕某、张某、谭京通过ATM机取了10万元左右交给谭京了。过了二三天，其和谭京在复兴路附近柜台取了10万元，连同之前的10万元共计20万元拿去刘某家，刘未收取。第二天谭又带其去刘家，其在外面等，谭京自己进屋。有半小时的功夫，谭出来后告诉其钱给了10万。梁某1给20万元之后，谭京说让她见一个老领导，别的啥也没说。其和谭、梁某1、老领导在一个茶馆见面，说了几分钟。老领导也没自我介绍。回去的路上，谭京跟梁某1说老领导是高检退休领导，其在旁边听着。（6）2019年4月22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29日左右，梁某1把30万元打入其建设银行账户是因为谭建红说自己是公职人员不方便，且当时谭答应梁某1说自己能帮着办事。开始其和梁某1都说要签协议，谭也以自己是公职人员为由不同意。30万元到账后的第二天，谭建红催其将钱取出。6月30日，其将30万元装在3个A4黄色信封中，在格林豪泰酒店9层谭建红的房间交给谭，谭随后将钱放到他的黑包内。当时，谭女友杨茹雅及他家保姆也在场。2018年8月27日左右，梁某1、吕某、张某都在，说既然第一笔打到其这里，当天下午4点多第二笔也打给了其建行账户。晚8点半左右，其和谭建红在玉渊潭ATM机取出2万元给谭，并通过支付宝转给谭4万元，随后其陪谭到其他ATM机取出2万元。其和谭回到谭位于颐源居的家中，谭将4万元放到桌上。当晚12点左右，从KTV出来，其和谭建红、吕某、张某到翠微广场的一台A**机，从其建行卡取出2万元，谭也从他账户取出2万元，其给张某的支付宝转了2万元，张提现后找了一台A**机把2万元现金取出，其和张某取出的共4万元都给了谭建红。同年9月1日，其从卡里把剩余的10万元取出交给谭建红，加上之前给谭的10万一共是20万元。谭说自己喜欢钱，让其给他拍了四张照片和一段视频。谭说要给刘院长，是否给了，其不在场。同年9月2日，谭在颐源居家中，给其20万元，说梁某1给的钱剩下的，暂时放其处保管。案发后，其退给梁某1了。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其没有虚构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向人介绍刘某是最高检的。李某说假话。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李某的证言不属实。一是李某与谭建红认识时间为2016年，并不是其所说的2018年。二是李某知道被告人谭建红的真名，二人曾多次一起出去。虚构身份是李某虚构，不是谭建红虚构身份。三是谭建红其实是有收入的。四是李某陈述给谭建红钱的事实虚假，目前给钱事情没有查清；当时李某在场，清楚怎么回事，说自己不知道是虚假证言。谭建红没有要过钱，都是李某要钱。五是谭建红没有直接向被害人要过钱，也没有指示过李某（要钱）。六是李某在羁押时陈述与取保候审时的陈述有矛盾，李某在羁押时的陈述才是客观的。4.证人吕某（《市场信息报》信息采集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朋友梁某1找到其，说她有败诉的案子，问其是否能有朋友帮忙将案件重审。其打电话跟当月在山西一起培训时认识的张某咨询。张说他在北京认识老领导。三天后，张让其带梁某1与老领导见面。在饭店吃饭过程中，梁某1将败诉的事情跟老领导说了，老领导拒绝了。同年7月，张某给其打电话，要其出面协调，其才知道他和梁某1已经留了电话，他们自己联系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办此事。已经给对方30万元，现在对方还要40万元才能办，而梁某1想着办完后一起给，让其去找梁某1调解。两周后，张某到东北找其，其带他和梁某1沟通了此事。又过了一周，其和张某、梁某1到北京，与谭京、李某吃饭，席间张某介绍李某、谭京是央视记者，李、谭点头默认，并坚持要梁某1追加40万元办事，梁某1与他们争执不下，其与张某分头做工作，敲定梁某1先追加20万元，事成再给20万元。饭后，梁某1将20万元转到李某银行卡里，其和张某陪李某、谭京去取款机提现10万元。谭京说第二天早上领导要走，先给领导10万元，剩下的10万（以后）再给。第二天其和张某离京，梁某1留下等消息。一周后的9月份，梁某1告其最高检签不了字，决定不办此事了。梁某1此前共给李某、谭京50万元。9月26日，其与张某、梁某1找李某、谭京退钱，未得到明确回复，梁某1报警。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吕某表述第一次见面时间点错误，其能证明谭建红没有虚构自己的身份，本案应为谭建红、李某二人共同所为。5.证人张某（《市县领导决策月刊、网》外联部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中旬左右，其接到当月在太原一起参加新闻培训时认识的吕某的电话，吕某说他朋友梁某1想托人将败诉的案子重审，问其是否有人能帮忙。其想到在北京认识的老领导。6月，其和吕某、梁某1在北京见面，并与老领导吃饭聊天，聊天时老领导说自己帮不上。一段时间后，其想起认识的自称央视的李某，把梁某1的事跟他说了。李答复可以帮其问问。过了一周左右，李说帮其问好了，找到了央视新闻中心的副主任兼节目主持人谭京，并说办下来需要六七十万元的费用。其遂约李某、梁某1在京见面。6月，其和李某、梁某1在北京见了面。梁某1将官司材料给了李一份，李说找人问问。7月，李某找了叫谭京的人，后其和梁某1见到了李某、谭京。见面后，谭京给梁某1看了自己的中央电视台证件。谭说自己认识最高检的老领导，能帮助梁某1，先期需要50万元费用，后期办完事再给20万元。梁某1同意先给50万元。其跟李某提出与梁某1签一个协议，李某拒绝了。后来，梁某1给李某汇30万元用于办事。后梁某1就跟李某私下联系了。过了一段时间，梁某1说她和李、谭在一个茶馆见了一个对方带过去的老领导，老领导收了她的材料，答应办事。再后来梁某1说李某变卦，李某则跟其说梁某1不给钱，没办法办下去，已经给的钱也很尴尬，不方便退。其联系了吕某，其与吕某、梁某1到北京与李某、谭京见面。最终决定梁某1再给20万元办事，待通知重审签字时，再给另外的20万元。当晚，谭、李从取款机提出了10万元。几天后，在京等消息的梁某1说最高检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跟她说应该回黑龙江检察院办理，她发现被骗。其跟李某联系，李某说给梁某1联系了黑龙江省高检，让她去那里签字办理。再后来就联系不上李某了。联系上了一次谭京，谭京说梁某1给的钱已经办事了，然后谭也联系不上了。在第一次见面时，李某说谭京认识关系，能办梁某1的事。谭京说自己认识北京最高检的一个老领导，肯定能帮她办成，但不保证重审后能胜诉。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张某说的后半部分不对，其找了最高检的人帮忙，只是没有具体说找的是刘某，之后其跟张某一直都有联系。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张某之前向谭建红索要过好处费5000元，谭建红没有给。谭建红没有给梁某1出示过证件，没有找老领导，没有主动说让梁某1给50万。李某虚构身份，而不是谭建红虚构自己身份。6.证人刘某（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院长）的证言：（1）2018年10月25日的证言。证实其与谭京在一次活动中认识，谭自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主任兼记者。其看到他在网上也有很多关于央视的报道及照片，就相信他了。李某是谭京带过来的。2018年6、7月份，谭京说他一个姐姐牵涉到一起官司，请其帮忙。过了几天，其看到谭京给的材料，二审已经判完，基本只能走反诉（原话如此）的程序。其后来咨询了朋友，走正常程序即可。其转告了谭京。半个月后，其和谭京、梁某1、李某见面，谭京向梁某1介绍其是他的一个很有名气的前辈。其看了梁某1拿的材料。其答应帮忙问问，但是能问到什么程度，其不敢说。聊了5分钟其就离开了。后来其又问了朋友，答复按照检察院正规的程序走即可，不需要找人。同年9月前后，其告诉谭京去最高检控诉中心递交材料，按正常程序走，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找人。之后其未再管过此事。其当时之所以和梁某1见面，一是看看谭京和梁某1究竟是什么关系，二是想了解事情的真假。（2）2019年3月4日的证言。证实2018年7、8月份，其和谭京、梁某1等人见面后，其给高检的老乡高峰志打电话询问检察院能否抗诉，高回答可以，要按程序走，高还跟其说石景山有一个高检的接待大厅，让梁某1去那里咨询办理流程。高一直没有说钱的事情。其转告了谭京（从未说过签字的事情，仅说可以去高检接待中心询问一下）。后来谭京几次打电话约其见面。同年8月中旬，谭京、李某到其家，询问办梁某1案件的事是否需要出费用，其称不需要，就按程序走。后来谭京又到其家说案子的事就仰仗你了，把10万元放在其家里就走了，当时其因身体原因没追上他。事后其打电话叫谭京把钱拿走，他只拿了7万元，意思是其没少做工作，给其留3万元。9月29日，其又让谭京来家把剩下的3万元拿走了。当天，谭京写了字据，说梁某1的事与其无关。可能谭京将其联系方式告诉了梁某1，有一天（应该是她去了高检以后），她给其打电话，问其是不是检察院的人？钱够不够？其表明没有收钱之事，并说办事就是出于朋友的帮助。其从河南周口沈丘县文联退休，2011年来京创办了东方中国诗书画院，工作与检察院没有关系，谭京管其叫“前辈”。其未当着谭京面给检察院的人打电话，根本没有向他说钱的事情。对上述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刘某当时打电话说可以找最高检办，而且他收钱了，他说没有收钱是谎话。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刘某才是本案的始作俑者，他欺骗了谭建红。刘某承认可以办梁某1的事情，需要70万元费用是刘某提出的。谭建红去找刘某两次都是和李某一起去的。刘某错误指示谭建红，使得梁某1产生误会。7.证人田某（《人民法院报》退休干部）的证言。证实2017年左右，因为一部电视剧《抗大烽火》的发行，通过媒体朋友认识的谭京，他说和央视及其他电视台比较熟，他在那些单位工作过。老郭（具体名字记不清）是《抗大烽火》的导演，其和他认识时，他应该在最高检工作（但其未核实过）。因为《抗大烽火》剧，其介绍老郭是高检的，与小谭认识。其和小谭见面三次左右，都是因为电视剧的事情，每次谈戏，小谭会问其一二个法律问题，有时问的比较幼稚，其知道的都会和他说几句。谈戏过程中闲聊，小谭曾问其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什么事情，当时他说的很乱，其建议他去找专业的律师，也没多问，之后小谭没有再问过此事。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田某是最高法的工作人员，说明谭建红找熟悉法律的人在办理梁某1的事。田某在没有拒绝的情况下介绍谭建红与郭某认识，田某没有说不办理此事，没有直接拒绝谭建红。8.证人郭某（北京正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6年左右，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属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担任特邀理事，其与朋友田某说过。《抗大烽火》电视剧的导演是其朋友，田某带其找谭京谈该剧发行的事情，田某说谭京从央视到地方台的人都认识，有路子。其未和谭京单独联系过，谭京未找其帮忙做什么事，也未给过其钱款。郭某经辨认，指出照片中谭建红即他所认识的小谭。对上述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叫郭鑫，不知道他叫郭某。李某跟我一起到酒店见他谈梁某1的事，说看能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对梁某1的事提供帮助，他说可以帮但是要经过律师介入花费高，要花个一两百万。当时梁某1跟我们说梁某1的最低底线是130万，这远远超过梁某1的范围，这么帮忙吃力不讨好，就没找他了。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郭某的微信记录证明其参与了本案，曾与谭建红沟通过收费问题。9.证人高某（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民警）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29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以登记时间为准）其在值班，谭建红到派出所说自己叫谭京，有个钱的纠纷，当时分不清是民事纠纷还是诈骗案件。其负责前台接待，当时初步核实他身份都是别的民警操作的，具体由办案民警处理这个事了。对谭建红传唤应该是第二天凌晨了，限制人身自由是关押到三室，需要跟所长报备，且有登记。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未提出异议。10.证人王某1（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民警）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29日其值班，其对谭建红印象不深刻，但是派出所办过他这个案子，其对此事有印象。次日0时许对谭建红传唤，其能确定他不是在派出所以外的地方被抓获的。派出所唯一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就是三室，进三室需要本人和办案民警的签字，屋里也有监控，但监控记录的录像是有时效的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未提出异议。11.证人黄某（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民警）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29日，梁某1报警称被谭京诈骗并说能指认和辨认嫌疑人。后来嫌疑人谭京本人在值班室出现（他是自己来的还是跟别人一起来的其记不清楚了）。经过核实，谭京真名谭建红。对他传唤的时间是在凌晨，公诉机关调取的派出所对谭建红进行人身检查登记的记录，所记录的时间是真实准确的。监控录像已过保存时效，无法调取。讯问肯定有录像，三室是限制被传唤人自由的场所，需要进行登记和人身检查。谭建红的到案时间以到案经过为准，到案经过上有涂改痕迹，那是笔误了。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12.证人王某2（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其通过同学认识了自称央视主持人的谭京，后来有个刑事案件谭找过其，具体案情记不清了。对本案涉及到的梁某1事情其不记得了，好像谭京本人不是当事人，也没有交费，其未具体了解。同年9月，好像谭京妻子又一次失踪，让其从中说情，其未管，这事和本案没有关系。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否认曾自称央视主持人。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有些事实是证人王某2不记得，不记得并不代表不存在，该证言整体内容证明谭建红帮助梁某1的案件找过律师王某2洽谈，并谈过费用的问题。13.转账汇款单2张。证实被害人梁某1通过梁梅账户于2018年6月29日向李某转账30万元、于同年8月27日向李某转账20万元。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14.账户名为李某的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581）交易明细。证实2018年6月29日该账户“转账存入”人民币30万元，备注为“北京张某李某”；同年8月27日该账户“转账存入”人民币20万元，备注为“梁某1借款”。对上述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均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笔30万元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不能证明与被告人谭建红有关。关于第二笔20万元的意见同被告人谭建红的意见。15.梁某1与谭建红、李某、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1）梁某1与谭建红：梁某1与谭建红（昵称小谭央视频道）于2018年6月27日添加为微信朋友，6月29日梁某1讲“只要抗诉成功发回重审，他们都会老实了，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后梁某1询问过事情进展，谭建红回复“还要经过很多手续……，不要那么着急，这边该推进的就会推进”。同年9月4日下午梁某1告知谭建红，高检要求其回黑龙江省检察院办理，已跟之前见面的“大哥”联系，并将情况告知。谭建红询问“刘部长怎么跟你说的”，梁某1回复“到那儿后，人就说你这（事儿）黑龙江的就得在黑龙江省，不能越级上高检”，并告知梁某1“有什么事情你别跟领导说，你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好沟通些”。9月6日，谭建红跟梁某1联系“你明天去高检/这边安排你和高检对接，随后来北京”。9月27日（星期三）梁某1要求星期四见面，并给谭建红发见面地址，谭建红回复见面需提前联系，大家工作都忙，并说“钱都给两位领导了，你又说不办了，让我们很为难”。9月28日（星期五）下午，梁某1给谭建红发微信“谭京：事情走到现在，一步一步到今天，从整个过程我一直按你的要求分2次转给你带来的李某的银行卡里50万块人民币，我一直被骗到现在……昨天也跟你见面了，意思我们表达的很清楚，望你赶紧把这笔钱返回给我，要不明天早上我们一定会去相关部门反映……”/“你拿我50万，不办事，还不返钱……”。当日下午5时14分，谭建红回复其“你没有打钱给我，我没收你钱，你给谁打钱你找谁”/“不是你们这样办事的，是人家给你安排好了你不去”。后梁某1回复“你不办事把钱返人家，天经地义”/“你还是记者呐，你就玷污记者的名声”/“是你让把钱打给李某的,你坑你兄弟呗”/“一开始说30万，发回重审再（给）40万，之后又说打20万，……咱们5个人在这儿作证的”/“你太玷污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名声了”/“你现在不就是拿这50万不想给吗……”。谭建红回复“事情我承认是有这回事，但不是你们这样办事的。办事情都有程序”/“你到公安去，我也是这么说，事情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很多事情总得有个程序吧”/“就算你说不办了，钱都花出去了，基本都撒出去了，你现在要拿回来，拿回来也得给时间吧？你让我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儿”。（2）梁某1与李某：梁某1与李某（昵称CCTV小李飞刀2018）于2018年6月22日添加为微信朋友。6月26日李某微信梁某1“高检这边儿有朋友”。6月29日梁某1微信李某“领导回复了，有希望，但难度很大”/“三十万已汇入您的账户请查收”。7月2日梁某1询问李某“发回重审有希望吗”，李某答复“正在进行当中，该给领导的都给领导了”。之后梁某1时常询问事情进展。7月20日梁某1又问李某是否有好消息，李某答复领导（意指谭建红）没在。7月23日梁某1催问，李某答复“领导7月26日回（北京）”，要梁某17月26晚到北京，并称“领导带咱们见高检的人”。7月29日梁某1微信李某“今天早上天林给我打电话说到后续40万的事情”，梁某1承诺李某不用担心，只要发回重审她马上就给40万。7月30日梁某1要求与李某见一面。8月11日，梁某1微信李某“如果你们商量好不办了，请把三十万退给我”。8月12日，梁某1问“耀猛什么情况回话”。8月14日，梁某1再次要求退钱“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不办三十万返回！遵守承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别逼我”，并告知退款账号，询问“什么时间把三十万打过来”，李某无应答。8月27日，梁某1告知李某“20万已给你打过去了，你查一下”。8月28日，梁某1希望尽快“签字”，并说希望让“老领导”催。9月3日，李某微信梁某1“明天上午谭见你”。9月4日，梁某1微信李某“到了，没看见你们”。（3）梁某1与张某：2018年6月23日，张某微信梁某1“材料领导拿上了，我和耀猛等”。梁某1问“有希望么”，张某答“有”。7月29日，张某微信梁某1：“如果没有百分之百重审，耀猛不会让你打钱，为了这事，姐，你不必考虑”。7月30日，张某微信梁某1“你四十万打给他们，发回重审，你都不相信，你信谁，今天安排，签字，发回重审”/“和耀猛联系，他把钱给领导了，怎么要，不是领导不办，姐你考虑吧，一要钱那就是事儿，怎么要！三思”。8月11日，梁某1微信张某“如果你们商量好不办了，请把三十万退给我”。8月13日，张某微信梁某1“他说了，打钱就办，不打钱，没法办”。梁某1回复“那就把钱退回来”。当日下午，张某微信梁某1“你和耀猛联系，他和我翻脸了”。梁某1微信张某“请您转告耀猛把三十万打过来”。对以上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公安机关调取以上证据时应通过录像来确认微信证据的原始性。因极容易被篡改，该证据不符合公安机关调取电子数据证据的规定，不能证明其原始性。另，谭建红对梁某2款不具有占有的故意。16.中央电视台证明。证实该单位没有名为谭建红、李某的工作人员。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谭建红工作的真实状态，中央电视台有很多合作单位，谭与央视有合作项目。17.百度百科、中国新闻网、新浪博客照片、截图一组。均显示谭京为中央电视台记者，且配图与被告人谭建红外貌一致。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18.谅解书及收条2张。证实梁某12018年10月30日及11月4日收到李某家属共计40万元；10月30日收到谭京（谭建红）家属10万元，其对李某行为表示谅解。梁某1写道：“我经张某介绍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谭京和李某，当时曾在网上查到谭京系央视新闻部副主任、主持人等信息，谭利用此身份办理我的事情。谭称认识北京高检退休老干部可以帮我，费用70万元。前期30万元打到李某账户上，并说‘回头我找李某拿’（当时张某、吕某、贾常玲都在场）。转款后，谭京带我到通州老领导家附近茶馆与老领导见面，对方说可以办理此事。数日后，谭京约我到京签字时，说办事还需40万元。经吕某、张某斡旋，我再给谭京20万元。谭还是要求我把20万元汇入李某账户。后我发现被骗而报案。在事情整个过程中，每次和谭京、李某见面时，李某没有发表过多意见，只有谭京讲述事情如何操作”。对以上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均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客观。19.刘某提供的谭建红的自书材料，上写“梁某1的事情与刘老师没有任何关系。谭京20**.9.29”。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这个材料是其所写，但其被欺骗了。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此材料系谭建红在刘某逼迫下所写的。刘某参与了本案诈骗的行为，是真正诈骗的人。20.李某提供给司法机关的谭建红手拿现金（20万元）的照片。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提出自己不知照片的拍摄时间。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1.被告人谭建红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除2018年6月4日转账汇入120000元、20000万元，同年6月11日转账汇入25200元以外，多为支出，无大额进账，2018年6月30日账户余额3.28元。2018年7月1日现金存款130000元，账户余额为130003.28元，后账户用于信用卡还款、滴滴出行、微信付款等支付；9月7日该账户存入6000元、9月13日存入4900元、9月19日他行转账27300元，至同年9月30日，该账户余额为16445.58元。被告人谭建红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7月17日存款5000元、7月18日存款230000元、8月6日存款19700元、8月25日分四笔存款39500元、9月23日存款50000元。对以上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均为与本案无关。另，被告人谭建红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未查询到进出账数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查询到其在该行的账户信息。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均为与本案无关。22.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文书及被告人谭建红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对谭建红手机勘验的结果。（1）李某与谭建红的微信记录（系办案机关将谭建红手机数据恢复后提取）：6月27日22时，谭建红微信李某“我们太善良了，看到她这样的情况我们把她当一回事先去找领导，对方现在又在犹豫，怎么给领导交代，约好了明天送资料”。7月27日13时，谭建红微信李某“东西必须到位了人家才跟你签字”。7月28日14时，李某微信谭建红“提醒下领导别给名片，别说自己具体职务”。8月7日13时许，谭建红微信李某“谭京，中央电视台主持人，1985年8月1日出生在贵州瓮安，2009年毕业于北京法学院，随后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同年进入CCTV新闻中心，服务至今。因出色工作表现，2015年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副高级职称）”。（2）谭建红与刘某通话及微信联系时间集中于7月底至9月底；与郭某通话及微信联系时间集中于6月底至7月初。（3）谭建红与“最高检察院”（昵称）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有梁某1案民事再审申请书。对上述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均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恢复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本案事实，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案件事发过程，不具有完整性和客观性。8月6日的聊天记录有将近10个小时谭建红没有回复李某，应该是其曾过打电话给李某。另，微信没有恢复全，要求看原件。申请提取全部的聊天记录，且对于微信聊天记录要求出具手机原件。勘验的手机无保管和移交、记录，被告人谭建红还有其他手机，申请做其他手机的鉴定。2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子数据勘验工作笔录。经对被告人谭建红使用手机支付宝应用程序中的信用卡还款进行勘验，提取的2018年6月至10月的还款记录显示，2018年6月至9月还款共计36500元（与邮政储蓄银行交易记录一致）；同时对“滴滴出行”进行勘验，提取2018年6月至9月的出行相关记录，显示其2018年7月23日、28日，8月28日，9月29日有前往通州区清水湾的行迹。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的质证意见为：“滴滴”记录的出行时间不对。其于2018年9月28日，而不是第二天29日打的车。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上述出行记录和还款金额不属实。24.吕某与谭建红（昵称谭京央视频道）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8月26日，吕某微信告知谭建红，其将与梁某1、张某等人带着钱到北京，办完后钱到位。（9月7日同一周的）星期四，吕某微信谭建红“人家要见你，你别不见面”/“人家心里边儿稍微有点儿凉了，没办法了现在”。谭建红回答“跟打仗一样，子弹打出去了，让收回来，怎么收啊？我们是现金给人家，不然别人不认账，……我怎么收”，谭建红称钱办事都花了，其无法退钱。吕某讲“人家这趟来就想把钱带走”/“借也得把这窟窿补上”。谭建红表示梁某1的钱给领导了，吕某仍劝其争取领导的理解，把钱要回再退给梁某1。（同一周）周五17时，谭建红回复“让她上法院吧，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你把钱给律师，你找他退钱，他能退吗？怎么退啊？走法律程序吧。去找公安解决吧，看公安能不能解决”/“再说她钱没有给我打，让她钱打给谁，去找谁”。对以上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说明是哪个侦查人员提取的，不具有合法性。25.李某提供给公诉机关的其与谭建红的通话记录。在通话中谭建红反复让李某“不要理她，不要跟她聊，什么事让张总给她说，她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接”，“东西报现金来，不到位就别谈这个事儿，这是领导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也别说是领导的意思，是他人的意思”。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提取笔录，不认可合法性。26.到案经过。证实2018年9月29日梁某1报案被谭京诈骗，经工作，民警发现谭京真名为谭建红。后民警在派出所值班室接待一名自称谭建红的来访者，经工作及梁某1辨认，谭建红系诈骗嫌疑人。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提出：其曾被公安机关超时间关押。因梁某1称要报警，其想提前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遂于2018年9月28日晚到派出所找梁某1，但其到了以后梁某1就报警了，其即被关押。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应对被告人谭建红主动到案予以认可。27.海淀分局涉案人员进出办案区登记台账。证实被告人谭建红到达办案区的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1时15分。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没有说嫌疑人进入办案区才叫做主动到案，应该是嫌疑人进入派出所大门就叫主动到案了，该证据无法证明公诉机关的证明目的。28.海淀分局违法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检查情况登记表及入所健康检查表记载，被告人谭建红“体表无外伤”、“未见异常”体征。对上述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均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29.被告人谭建红的身份信息。证明其自然情况。对此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辩方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1.辩护人申请证人林某到庭。证人林某出庭证实：2018年10月24日其给梁某1转款人民币10万元，几天之后梁某1一方的王光梅子微信告知其还差2万元，并给其李耀超的账号，让其又转款2万元。当时办理退款事宜的有其和谭元元，对方的人中，其认识的有王光梅子、李德财、李耀超，其他人其不认识。2.出示鉴定文书（同证据22），证明让梁某1到最高检“签字”的事情，并非谭建红编造，谭建红也是被欺骗。谭建红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3.出示拘留证。证实谭建红于2018年10月1日12时被送至海淀区看守所，说明同日2时0分至2时30分的讯问笔录地点系伪造，该堂供述应予以排除。对以上证据，被告人谭建红均未提出异议。公诉人认为林某等人于2018年11月3日转给李耀超的款项并不是给梁某1的退款。经庭审质证，法庭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2018年10月1日2时0分至2时30分的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地点与事实不符，办案机关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不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谭建红手拿现金的照片不能显示出与本案有关联，该证据法庭不予采信。其余公诉机关、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指控事实相关联，对其证明效力，法庭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的质证意见，法庭将结合全案的事实及证据，在下文一并作出综合评判。本院认为，被告人谭建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谭建红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谭建红的诈骗数额，被害人梁某1按谭建红要求将50万元汇入李某银行账户，谭建红庭前供述及李某证实谭建红得到了汇款的30万元；作为无固定职业者，被告人谭建红名下的银行卡亦在案发时间段内有30余万元大额现金存入；李某证实50万元中的20万元其有所处分，从现有证据分析，谭建红得到了梁某1的30万元，即有20万元并非被告人谭建红实际占有，应从其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谭建红的犯罪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起诉书所列被告人谭建红的到案时间有误，本院一并予以纠正。被告人谭建红及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主要有：一是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被严重超期羁押、讯问笔录系非法取得等理由，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进一步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线索或书面的材料。经对被告人谭建红的手机依法勘验，其使用的“滴滴出行”软件显示其2018年9月29日有前往通州区的行迹，说明其9月28日确未被羁押，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传唤的时长未违反法律规定。二是辩护人所提谭建红2018年11月22日所作的供述系非法取得的意见，经播放同步讯问录像，讯问过程中被告人谭建红未遭受逼迫、诱供等威胁，无疲劳审讯，讯问笔录依据其正常状态下的自然供述而制作。三是辩护人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与完整性存疑的意见，经查，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等，均系办案机关依法提取，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证据的内容与梁某1的陈述以及多名证人的证言、相关书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综上，辩方就证据所提意见不能作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由，本院对辩方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予以驳回。针对被告人谭建红所做的无罪辩解以及辩护人发表的相关无罪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谭建红谎称自己任职于中央电视台，以虚假身份骗取被害人梁某1信任后，在不具备办理梁某1请托事项的条件下，伙同他人告知梁某1其可以帮助办理。其虽然在得到梁某1给付30万元钱款后，就相关请托事项咨询过一些人员，但未得到任何承诺，其明知事情无法办成，仍继续以办事为由欺骗被害人并再次索要钱款，可见被告人谭建红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被害人梁某1给付的钱款中有10万元被谭建红送与刘某用于办理涉案事项，后刘某退给谭建红，此款在被害人强烈要求被告人谭建红退钱时并未退还被害人；结合被告人谭建红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口供反复，不交待赃款真实去向的情况，综合全案分析，足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对被害人给付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告人谭建红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故其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无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谭建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29日起至2023年9月28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二、扣押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的黑色OPPO手机一部，由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中心保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吕海菲人民陪审员  于景艳人民陪审员  闵增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鲁宇雯书 记 员  谢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