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锐，男，汉族，1992年12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晓槟，男，汉族，1993年6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上诉人黄锐因与被上诉人聂晓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郁南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2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锐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5322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没有查清，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进而对双方欠款金额认定错误。同时对被上诉人超期举证的行为进行纵容，一审判决有失公允。一、一审法院存在多次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ATM转账”的方式借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ATM转账”方式借还款，即使上诉人在庭审时多次否认存在“ATM转账”此种方式，但一审法院仍然强行认定双方之间采用此种方式借还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所谓转账，即指不直接使用现金，而是通过银行将款项从付款账户划转到收款账户完成货币收付的一种银行货币结算方式。因此所谓“ATM转账”，应系账户与账户之间的交易行为，但实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使用过银行卡账户在ATM进行点对点的借还款。而被上诉人仅凭几张从银行调出的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的账户入金单就认为系其还款，即通过ATM转账还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自己的银行入金单无法证明系其还款。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到被上诉人分三笔款项现金转账给上诉人及其家人，其同时亦将款项转入自己账户，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确实在工商银行柜员机转账。一审法院应该明确转账和现金存款的定义，被上诉人提交的均是银行入金单，与转账无任何关联。同时对于一审法院认为在工商银行复函前被上诉人对于转账的时间、转账数额、转账收款人的情况，均清楚陈述，即可以认定为系被上诉人的还款，更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工商银行的复函的证明力强，上诉人仅看到被上诉人调出的入金单，至于复函是什么，上诉人完全不清楚。如果复函仅系入金单的话，其仅能证明上诉人当时银行卡有一笔金额入账，但完全无法证明系被上诉人存入的。在第三次庭审中，被上诉人甚至提交了自己的银行卡入金单，认为系其对上诉人的还款。债务人自己的银行卡入金单也能认为系还款的话，完全没有事实逻辑。即使上诉人在第三次庭审中，极力强调不能将被上诉人自己的银行卡入金单认定为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罔顾事实，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并对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书第5页中，一审法院提到经查被上诉人分三笔款项现金转账给上诉人及其家人，同时亦将款项转入自己账户，上诉人认为其与其家人的银行入金单与被上诉人给自己存钱无任何关联。因此上诉人希望强调这是银行卡入金单，不是转账证明，银行卡入金单与表明双方账户资金往来转账证明完全不同，不能进行混淆。3.一审法院仅将被上诉人自认作为判决结果，对争议金额懈于查清。一审法院仅将被上诉人认为的其仅欠上诉人15000元的自认事实作为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无视事实与法律所作出的判决。在庭审中，上诉人分别提交2018年4月28日转账8000元给骆鸿伟和2018年6月17日转账25000元给郭小钰的转账证明，但一审法院都不予采信。相反的是，被上诉人于第三次庭审时提交的上诉人的母亲的银行卡入金单却被采信为系被上诉人的还款。相比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根本无法显示系谁存入的银行卡入金单，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证明，则明显更能证明资金往来状况。若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卡入金单显示的是上诉人的母亲，进而基于亲属关系而认定该两笔款项系还款的话，那么上诉人于2018年4月28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表哥骆鸿伟的8000元（骆鸿伟系被上诉人的表哥该情况一审法官知晓且在第三次庭审直播关闭后有再次向被上诉人确认），2018年6月17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女朋友郭小钰25000元，这两笔款项应被认定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而且上诉人也依法申请了证人郭小钰出庭，以达到更好的证明款项系借款的目的，一审法院都不予采信，但未予采信的具体理由一审法院未予清楚说明。而对于借还款情况表中编号77的一笔微信为2603元的转账，在不清楚收款人姓名的情况下，法院也未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一审法院也明知双方转账的次数近180多笔，双方来往款项超过100多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提交借款、还款情况表与转账凭证有部分时间、数额未能对应，部分款项存在重复。庭审中，双方也确认有部分转账系双方打麻将的来往数。一审法院应当依照双方交易习惯剔除不合双方交易习惯和民间借贷习惯的来往款项。例如来往款项里面的还款记录中2016年7月17日的人民币700元、2016年12月4日的人民币100元、2017年10月29日的人民币303元、2017年12月9日的人民币975元、2017年12月18日的人民币925元等，这些小额项目或者非整数项目系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而结合双方借款数额，也明显系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的。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于2017年9月25日由被上诉人签署的金额110000元的借条，其中约定每月还款5000元，那就应该将符合该整数的金额认定为对于该借条的还款，其他金额项目则应该视为他用，除非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非5000元的整数项目为该借条的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从未对此进行举证，而是将双方所有的交易往来记录提交给法庭，无论其中是否含有双方麻将款、吃饭等费用混入，意在混淆视听。而一审法院也未对此进行审查，并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一直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最终简单的将被上诉人的自认事实作为最终的审判结果，有违公允。被上诉人虽然自认其尚欠人民币15000元，但也仅系被上诉人自认讼争金额中的人民币15000元为无争议金额，但绝不是作为最终判决的依据。法院仍应对双方的借还款金额以及借还款事实进行查清，同时也不应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人的银行卡入金单认定为还款，而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人转账证明予以否认。即使上诉人申请了证人出庭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情况，仍然不予采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完全脱离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关系等因素，一方面确认双方存在麻将往来等金额项目，另一方面却又仅凭一个无任何事实依据的自认作出了最终判决，系懈于对双方借贷事实及金额的审查。退一步而言，即使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欠款金额并非为人民币90000元，但是欠款金额也不应系被上诉人自认的人民币15000元，而至少应加上上诉人分别提交的2018年4月28日转账8000元给骆鸿伟和2018年6月17日转账25000元给郭小钰的金额，以及刨除借还款情况表中编号77的人民币2603元的一笔微信还款。二、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该案件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虽在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增加了诉讼请求导致于2019年4月18日再次开庭，而后又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11月14日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该在相关限期内提交证据，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是，直至2019年11月14日开庭前不久，被上诉人仍向法院提交证据，其行为已经严重超期举证。而上诉人既未看到被上诉人申请延期举证的证明，也未看到法院对其予以训诫或者罚款，且纵容其在举证期限外继续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所谓的银行卡入金单并予以采纳。三、财产保全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财产保全除了提供相应的担保外，是要根据保全财产的申请数额收取一定的费用的，而财产保全的费用通常会由败诉方承担。起诉前，财产保全费已经由上诉人先行垫付，本案中，即便判决金额为人民币15000元，也无法认定为上诉人完全败诉。在一审判决书第7页，法院认定对于诉讼费及保全费的负担问题，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上述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对于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应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决定各自负担的费用数额。而法院在明确本案的确系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情况下，仍然径行认定财产保全费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不当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聂晓槟经本院合法传唤，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聂晓槟立即偿还黄锐借款本金9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聂晓槟承担。后黄锐提出增加诉讼请求：1.判令聂晓槟偿还黄锐借款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9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800元及保全费920元由聂晓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5年来，黄锐多次向聂晓槟出借款项，期间聂晓槟陆续归还款项，对于聂晓槟借款、还款的数额，黄锐、聂晓槟至起诉时未进行结算。庭上黄锐确认双方之间借款还款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聂晓槟确认双方之间借款、还款是通过支付宝、微信网银、ATM转账的方式。均没有涉及到现金交款。另黄锐、聂晓槟确认有部分的转账是双方之间打麻将的来往数。庭审后聂晓槟自行核算，认为尚欠黄锐15000元。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黄锐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5322民初213号民事裁定书，对聂晓槟位于云浮市*********华策星科国际公馆**栋第**层**房（产权证号：云预100002****）在90000元范围内予以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借款、还款数额的认定。黄锐、聂晓槟确认，双方之间借款、还款不存在现金交付。为此按双方提交的证据，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对黄锐、聂晓槟之间借款、还款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对于黄锐主张自2017年8月19日至2018年6月29日止，聂晓槟共向黄锐借款216000元。经审查黄锐提交的16笔黄锐向聂晓槟转账凭证，16笔转账共为215641元，并非黄锐认为的216000元，但上述转账只是黄锐、聂晓槟之间部分来往款项，且聂晓槟提交了期间向黄锐转账相关凭证，对黄锐主张自2017年8月19日至2018年6月29日止，聂晓槟共向黄锐借款216000元不予确认。对于黄锐提交的2017年9月25日聂晓槟借款110000元借条的效力问题。黄锐只提交了2017年８月19日至2018年6月29日黄锐转账给聂晓槟部分的凭证，聂晓槟则提交了自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长达几年双方之间转账凭证，且就在书立借条的同一天（2017年9月25日），黄锐曾转账两笔款项共45000元给聂晓槟，黄锐认为45000元是立借条后转账的，而聂晓槟则认为是立借条前转账的，亦无法确认45000元的款项究竟是立借条前或后所转账。黄锐、聂晓槟双方确认，双方之间借款、还款不存在现金交付。结合双方提交证据，不能证实至2017年9月25日聂晓槟尚欠黄锐110000元，为此一审法院对2017年9月25日聂晓槟尚欠黄锐110000元不予采信。对黄锐主张于2018年4月28日转账8000元给骆鸿伟，另于2018年6月17日转账25000元给郭小钰，黄锐主张均为聂晓槟所借。对于黄锐的主张聂晓槟予以否认，尽管证人郭小钰出庭作证，但其证明力亦达不到两笔款项为聂晓槟所借的证明效力。故对黄锐主张以上两笔款项由聂晓槟所借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聂晓槟于2018年12月28日通过柜员机现金转账三笔款项共29500元是否确认还款问题。经查，聂晓槟于2018年12月28日11时42分向黄锐账户（黄锐卡号尾号为“0599”）转账9900元，之后于同日11时51分、53分向陈玉娥（黄锐母亲）账户（卡号尾号为“4401”）分两笔转入9700元、9900元，上述转入黄锐及其母亲陈玉娥账户三笔款项共29500元。对上述三笔款项，第二次庭审时黄锐认为三笔款项未收到，为此一审法院依聂晓槟律师申请，向其发出律师调查函，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分行（简称工商银行）调查，确认有上述三笔款项转入以上账户，在第三次开庭时黄锐才确认收到三笔款项，但辩解并非聂晓槟汇入。经查聂晓槟分三笔款项现金转账给黄锐及其家人，其同时亦将款项转入自己账户，可以证实聂晓槟确实在工商银行柜员机转账，在工商银行复函前聂晓槟对于转账的时间、转账数额、转账收款人的情况，均清楚陈述，与工商银行复函相一致。聂晓槟所提交工商银行的复函证明力强，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于2018年12月28日，通过柜员机以现金转账方式分三笔款项共转账29500元给黄锐及黄锐的母亲。另经一审法院向黄锐的母亲陈玉娥调查，黄锐的母亲确认与聂晓槟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聂晓槟向黄锐母亲转账的款项，均视为对黄锐的还款。综上，综合黄锐、聂晓槟提交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意见，确认自2015年来，黄锐多次向聂晓槟出借款项，期间聂晓槟陆续归还款项，对于聂晓槟借款、还款的数额，黄锐、聂晓槟至起诉时未进行结算。而聂晓槟提交的相关转账凭证，转账的次数近180笔，双方来往款项超过100多万元。聂晓槟提交借款、还款情况表与转账凭证有部分时间、数额未能对应，部分款项存在重复。庭上黄锐、聂晓槟确认有部分的转账是双方之间打麻将的来往数，现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聂晓槟尚欠黄锐明确款项。庭审后聂晓槟自行核实，认为尚欠黄锐15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聂晓槟确认尚欠黄锐借款15000元，属于对己方不利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聂晓槟尚欠黄锐借款15000元，对黄锐主张欠款数额超出该数额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债务应当清偿，聂晓槟应将尚欠15000元清偿给黄锐。关于借款利息。经查，黄锐、聂晓槟双方并未书面约定计算利息，聂晓槟在庭审时否认约定利息，黄锐则认为提过计算利息，但没有收到过利息。黄锐、聂晓槟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按相关法律规定，借款期间内不计算利息。对于黄锐主张自起诉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本案借款未约定归还时间，从黄锐主张还款日起视为逾期，黄锐要求从起诉日（2019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此之后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对于黄锐请求聂晓槟返还黄锐为财产保全而支出保费800元，其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诉讼费及保全费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黄锐部分胜诉、部分败诉，黄锐、聂晓槟分别按胜诉、败诉部分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综上，对黄锐合法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不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聂晓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15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给黄锐；二、驳回黄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保全费920元，共2970元，由黄锐负担2625元，聂晓槟负担34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黄锐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上诉人微信信息页，拟证明2018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确认欠款，并承诺今年至少还款6万元；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8日已经没有钱还给上诉人；三、上诉人转账至郭小钰的支付宝截图、案外人谢泳桀与被上诉人聂晓槟聊天记录截图、谢泳桀支付宝账单详情截图，拟证明黄锐在聂晓槟指示下转账至郭小钰支付宝的25000元系聂晓槟借款，聂晓槟使用其女朋友郭小钰的支付宝账号转账，谢泳桀收到郭小钰的支付宝转账。被上诉人聂晓槟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9月25日，被上诉人聂晓槟向上诉人黄锐立下借条一张，载明：“现今本人聂晓槟（身份证号：445********609****），向黄锐（身份证号码：445********231****）借110000元整，承诺每个月还6100元，半年后还50000元，如不能按期还款，可遵法律途径追还。此借条具有法律效应。借款人：聂晓槟。日期：2017.9.25”。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聂晓槟认为借条是对2017年9月25日之前双方的借、还款的结算，之后双方有续借续还的情况。为此，聂晓槟提供了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双方的往来款转账凭证及汇总表，主张其向黄锐共借款561942.98元，已还款552162元，实欠借款9780.98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聂晓槟表示愿意归还15000元给黄锐。黄锐对聂晓槟提供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认为上述转账凭证是不完整的，应以双方实际借还的金额为准，但在二审诉讼中，黄锐认为其对聂晓槟实际借款和还款具体金额均算不清，主张以借条为准。经对上述转账凭证的核算，2017年8月19日至2019年1月11日止，黄锐向聂晓槟转款539842.98元，聂晓槟向黄锐转款528672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在二审程序中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聂晓槟尚欠上诉人黄锐借款本金为多少。黄锐在起诉状中主张自2017年8月19日至2018年6月29日止，聂晓槟共向黄锐借款216000元，仅还款126000元，尚欠借款90000元。聂晓槟提交了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黄锐与聂晓槟之间转账凭证，以证实其实欠借款9780.98元。黄锐对上述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上述转账凭证不完整，但其又未能提供其他的转账凭证证实聂晓槟实际欠款金额。对于黄锐在一审提交的借条，虽然聂晓槟承认其真实性，但黄锐在一审诉讼中并没有以借条来主张聂晓槟欠款，而是认为应以双方实际借还的金额为准。黄锐在二审中认为聂晓槟实际借款和还款具体金额均算不清，主张以借条为准。黄锐在二审推翻其在一审的主张，但又未能说明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对黄锐以借条为准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均确认双方不存在现金往来，也就是说聂晓槟提供的转账凭证可以反映双方的款项往来情况。经对上述转账凭证的核算，2017年8月19日至2019年1月11日止，黄锐向聂晓槟转款539842.98元，聂晓槟向黄锐转款528672元，黄锐向聂晓槟转款多于聂晓槟向黄锐转款11170.98元。黄锐认为聂晓槟尚欠其借款90000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聂晓槟的自认，判令聂晓槟归还15000元及利息给黄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黄锐上诉认为聂晓槟于2018年12月28日通过柜员机现金转账三笔款项共29500元不是偿还借款问题，黄锐在一审中已经承认收到该三笔款项，二审认为不是聂晓槟还款，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黄锐认为其于2018年4月28日转账8000元给骆鸿伟和2018年6月17日转账25000元给郭小钰是聂晓槟借款，因收款对象是案外人，聂晓槟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两笔款项不予认定为聂晓槟借款正确。对此，黄锐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锐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黄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晓红审判员  陈 阳审判员  董振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冯梓叶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