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2698号 原告：孙一夫，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平，四川和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法定代表人：苏忠海，董事长。 被告：苏忠海，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宇，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文，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一夫与被告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药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孙一夫申请追加苏忠海作为被告，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一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平、张燕，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宇、张茂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一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继续履行《解除聘用合同》；2．判令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将倍特药业公司0.6股权变更登记至孙一夫名下，办理变更登记的税费由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负担。诉讼过程中，经孙一夫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为继续履行《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 孙一夫主张的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25日，孙一夫与倍特药业公司主要就薪酬、奖金激励、股权激励等内容协商一致，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倍特药业公司承诺在孙一夫履职满一年（工作突出可提前）符合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要求时，孙一夫可持股且获得1%股份，股份价格按照公司净资产6亿元计算，应付价格为600万元，其中公司负担50%作为奖励，孙一夫承担50%，申请持股的程序及孙一夫的权利义务按照合伙人管理办法执行。2016年6月28日，孙一夫与倍特药业公司主要就兑现股权激励、孙一夫持股比例、股权价款、支付方式等内容协商一致，签订《解除聘用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孙一夫同意以300万元入伙成都弘睿泰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有股改前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孙一夫应于10日内向弘睿泰合伙企业支付价款，若逾期支付款项，则视为放弃取得股份。《解除聘用合同》签订后，孙一夫如约备好300万元款项，但倍特药业公司一直拒绝受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孙一夫有权要求倍特药业公司继续履行《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义务，受领价款，并将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孙一夫名下。 苏忠海应与倍特药业公司共同承担责任。苏忠海曾直接以个人名义表示愿意将其所有的倍特药业公司股权授予孙一夫，案涉股权应当由苏忠海作出安排，将其间接持有的案涉股权过户登记至孙一夫名下；苏忠海系倍特药业公司及其独资股东四川方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审注：该公司已更名为四川方向海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向公司）、持股平台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孙一夫有理由相信苏忠海可以保证倍特药业公司兑现股权激励，可以全权代表方向公司行使其对全资子公司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权利；苏忠海作为各方实际控制人，通过一系列安排对倍特药业公司多位高管兑现了股权激励承诺，苏忠海与倍特药业公司应当诚实守信继续履行合同，将自己实际控制并间接持有的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孙一夫名下；本案不是普通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过度支配，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 倍特药业公司辩称：1．孙一夫的诉讼请求已经（2017）川01民终14135号《民事裁定书》作出生效裁判，孙一夫再次以实质相同的理由和事实提起诉讼，应当按照前诉生效裁定驳回起诉；2．孙一夫的两项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据《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由孙一夫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并以弘睿泰合伙企业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权。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孙一夫直接以300万元持股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前者要求通过弘睿泰合伙企业间接持股，后者要求通过变更登记直接持股倍特药业公司，显然矛盾；3．孙一夫要求直接通过变更登记持股倍特药业公司，与《解除聘用合同》约定的内容明显不符。并且，孙一夫也未按约定在10日内支付价款，至今已逾四年。双方约定时，弘睿泰合伙企业存续，且倍特药业公司未进行股改，现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倍特药业公司已完成股改，双方约定的交易条件客观上不再具备；4．《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是一个附条件的意向性约定。在此约定下，包含两层法定前提条件需要满足：既需要弘睿泰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入伙，又需要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同意弘睿泰合伙企业入股倍特药业公司。只有在满足这些法定前提的条件下，双方的约定才会产生法律效力。该合同约定的实质是双方都没有权力进行处分的无权处分行为，未得到倍特药业公司股东同意或追认之前，该处分行为是无效的。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方向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双方的约定，该约定应属无效；5．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并非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孙一夫要求的股权份额客观上无法实现，不具可执行性。签订协议时，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为方向公司，而方向公司有两名股东，除了成都镇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泰公司）以外，还有另一名股东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因此，对子公司的投资，需要两个股东共同作出决定，而非某一个股东，更非某个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苏忠海辩称：1．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孙一夫是基于与倍特药业公司的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苏忠海并非合同当事人，孙一夫起诉于法无据，应予驳回；2．苏忠海签署孙一夫入职倍特药业公司的意向性草稿、签订《聘用合同》，以及在与孙一夫协商解聘事宜、签订《解除聘用合同》的过程中，均是以倍特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法律后果不应由苏忠海本人承担；3．孙一夫的诉求为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而苏忠海并非倍特药业公司股东，不能也无权就案涉股权作出决定，故孙一夫的诉请没有客观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孙一夫提交的《四川睿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的企业名称并非弘睿泰合伙企业，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应以工商登记备案为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纳，但孙一夫以此证明弘睿泰合伙企业系倍特药业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持股平台的证明目的，通过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2．孙一夫提交的新闻截图，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但关于苏忠海为倍特药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明目的，通过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3．孙一夫提交的会议安排资料和网络截图，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但关于陈丽红、侯曙光、顾桂秋为倍特药业公司高管的证明目的，通过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4．孙一夫提交的2015年12月24日倍特药业公司《章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苏忠海虽在《章程》落款股东签字处签名，但不能以此证明苏忠海可以全权代表方向公司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5．孙一夫提交的2016年6月28日录音，对其真实性以及拟证明弘睿泰合伙企业为倍特药业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持股平台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但双方缔约协商过程中就泄露商业秘密违约金数额的确定并非股权的对价，《解除聘用合同》并未约定竞业限制作为孙一夫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的条件，对该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6．孙一夫提交的李英富证人证言，李英富因股权激励与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发生纠纷涉及诉讼，李英富拟证明由苏忠海决定股权激励对象和兑现方式，与其本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7．孙一夫提交的许再苏《聘用合同》和《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与本案裁判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8．苏忠海提交的倍特药业公司《股东决定书》、方向公司2019年12月26日《章程》及《股东决定》，与本案裁判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倍特药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忠海与孙一夫协商孙一夫入职事宜，签署入职文件一份。包括股权激励、薪酬、职位、组织架构、经营指标和上岗时间等内容。其中，股权激励部分约定，服务企业至少五年，满一年后方可持股（2016年11月以后），构成公司奖励50%，自己承担50%（以净资产6亿元计，持1%股份，600万元价值），其他参照合伙人规则。 2015年12月25日，倍特药业公司与孙一夫签订《聘用合同》，双方约定：聘用孙一夫担任副总经理兼任销售事业Ⅱ部总经理，聘用期限5年，从2015年11月1日起算；2016年度实现销售回款保底额为1亿元，对应年终绩效奖中位额度为54万元，以后年度的指标在前一年底由倍特药业公司下达。合同第六条约定：倍特药业公司承诺，在孙一夫履职满一年（工作突出可提前），符合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要求时，孙一夫可持股且获得1%的股份，股份价格按照公司净资产6亿元计算，应付价款为600万元，其中公司负担50%作为奖励，孙一夫承担50%，申请持股的程序及孙一夫的权利义务按照合伙人管理办法执行。该合同落款处，倍特药业公司加盖公章，苏忠海签字。 2016年6月28日，倍特药业公司与孙一夫签订《解除聘用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聘用合同，双方的劳动义务终止；倍特药业公司支付孙一夫薪资、奖金及经济补偿金等全部费用共计50万元，孙一夫确认解除聘用合同之日前的报酬（含薪资、奖金等）已结清，孙一夫不再因为原聘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倍特药业公司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孙一夫同意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公司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价款孙一夫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弘睿泰合伙企业支付，孙一夫确认逾期未支付款项，则视为放弃取得股份，无须再另行通知倍特药业公司（合同第三条）；聘用合同解除后，孙一夫仍负有保守所知悉的倍特药业公司商业秘密（包括本合同内容）的义务，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孙一夫离职一年内应遵守竞业限制。如因孙一夫原因造成倍特药业公司商业秘密泄露，孙一夫应向倍特药业公司支付违约金700万元。该合同落款处，倍特药业公司加盖公章，苏忠海签字。 当日，苏忠海与孙一夫协商过程中提及“公司本来持股平台就是德睿勤，所有的人都在德睿勤合伙企业”“我马上通知董事会，打电话，打完以后，让律师改过来，就把协议签了，好吧”“我是给了你钱，要不我要你竞业限制？我给你的股份不是钱？不对你竞业限制？”“这个违约金应该是700万，为什么是700万呢？700万怎么算的，告诉你，送了股份300万，加补偿50万，共350万，违约金是翻倍700万，把依据告诉你”等内容。 2016年7月5日、7月7日，孙一夫给苏忠海发短信，称已准备好300万元出资款，要求将指定的银行账号信息通知孙一夫，苏忠海未予回复。2016年7月7日，孙一夫与倍特药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陈友龙”通电话，询问账号信息，“陈友龙”回复只有老板同意才行。 2016年7月7日，方向公司作出《关于不同意孙一夫认购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关于倍特药业公司提交的孙一夫认购股权的报告，公司已收悉，经研究决定，公司不同意孙一夫认购倍特药业公司股权。理由如下：经向倍特药业公司人事部门了解，孙一夫在任职期间，工作业绩未达要求，决策失误并造成损失，综合评定为不称职、不合格。公司认为这样的人员不适合、也不应当成为持股员工；员工持股是对业绩突出员工的激励，而孙一夫已与倍特药业公司解除聘用合同，已不是倍特药业公司员工。公司认为孙一夫认购股权不符合员工持股与公司共同发展的企业宗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增资、质押等涉及股权的决定，是股东享有的权利。倍特药业公司股权属于公司的对外投资，有关股权转让、增资等均应由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倍特药业公司与孙一夫签订的有关股权认购的约定条款，对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 2017年7月14日，方向公司出具《关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与孙一夫约定股权认购事项的函》，主要内容如下：倍特药业公司与孙一夫在《聘用合同》及《解除聘用合同》中达成新增资本认购的约定，均属无效，因为方向公司才是倍特药业公司的投资股东，有关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属于方向公司对外投资的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关股权转让或新增资本的决定，只能由股东作出。故，倍特药业公司和孙一夫所签合同中的关于股权认购的约定条款，损害了方向公司的合法权益，当属无效，请予纠正。 2017年6月，孙一夫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倍特药业公司，弘睿泰合伙企业作为第三人。孙一夫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孙一夫有权以300万元投资取得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判令孙一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投资）入伙价款300万元支付至倍特药业公司指定的弘睿泰合伙企业；判令弘睿泰合伙企业在收到300万元入伙价款后3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诉讼过程中，因弘睿泰合伙企业不愿意接受委托收款，孙一夫变更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孙一夫在判决生效十日以内将300万元价款支付给倍特药业公司；判令倍特药业公司在收到孙一夫300万元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一夫的诉讼请求，孙一夫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作出（2017）川01民终1413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孙一夫提起诉讼的诉讼标的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一夫的起诉。 诉讼过程中，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认可弘睿泰合伙企业系倍特药业公司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但认为《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只是附条件的意向性约定，需满足弘睿泰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同意入伙，以及倍特药业公司股东同意该两项前提条件才能实施。 另查明：1．倍特药业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现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苏忠海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方向公司自2013年1月至2018年9月为倍特药业公司的唯一股东。后倍特药业公司陆续新增其他股东，现方向公司持股比例为77.7182%。 2．方向公司成立于1981年8月，曾用名四川方向药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苏忠海；2011年12月，股东由镇泰公司、吴亚丽、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73.1%）、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持股比例26.9%）；2015年9月，法定代表人由苏忠海变更为张俊涛；2018年4月，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退出，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100%持股；2019年11月，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刘争光为现任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方向公司增资216.48万元，由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分别出资72.16万元，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97%）与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3名自然人各持股1%。 3．镇泰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法定代表人苏忠海。2020年5月，股东由苏忠海和吴亚丽（各持股50%）变更为苏忠海一人，吴亚丽与苏忠海妻子为亲属关系。 4．弘睿泰合伙企业为2015年10月登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忠海。设立时有合伙人7名，2016年3月退出1人，合伙人变更为苏忠海、陈丽红、陈友龙、顾桂秋、侯曙光、李英富6人；2019年4月25日，合伙人变更为苏忠海、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4人，苏忠海认缴出资5000万元，其他3人各认缴出资500万元；2019年9月11日，弘睿泰合伙企业核准注销。弘睿泰合伙企业2016年3月24日的《合伙协议》约定，本企业有新合伙人入伙时，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 5.2020年6月30日，倍特药业公司发布《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其中载明，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苏忠海直接持有镇泰公司100%的股权，镇泰公司直接持有方向公司97%的股权，方向公司直接持有倍特药业公司77.72%股权，因此，苏忠海间接持有公司75.3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忠海之配偶吴亚伟直接持有公司4.10%的股份，故苏忠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79.49%的股份；倍特药业公司通过其控股股东方向公司对三名倍特药业公司员工实施股权激励；2019年12月，方向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同意其注册资本由7000万元增加至7216.48万元，由陈丽红、侯曙光、顾桂秋分别认缴72.16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陈丽红为倍特药业公司副总经理，侯曙光为核心技术人员之一，顾桂秋为工程项目总监，三人直接持有方向公司股份比例均为1%，间接持有倍特药业公司股份比例0.78%；方向公司作为倍特药业公司控股股东，苏忠海作为倍特药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该招股说明书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了声明。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1．孙一夫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与（2017）川01民终14135号案件构成实质相同，是否符合起诉条件；2．孙一夫请求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孙一夫主张由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将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就争议焦点一，孙一夫在（2017）川01民终14135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有权以300万元投资取得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判令其将300万元价款支付给倍特药业公司，倍特药业公司收到款项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虽与前案源于同一纠纷，但两案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前案以诉讼标的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为由驳回起诉，孙一夫就案涉纠纷仍然享有诉权。现孙一夫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具体、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故对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主张比照前案生效裁定驳回起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就争议焦点二，孙一夫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孙一夫同意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公司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份。对此，暂且不论孙一夫是否满足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的条件，该合伙企业已于2019年9月注销，事实上不具备按照原合同约定向弘睿泰合伙企业入伙的现实基础，故对孙一夫要求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就争议焦点三，孙一夫认为《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终极目的是由孙一夫取得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权，因此，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应由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将倍特药业公司0.6%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 一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并未约定倍特药业公司或者苏忠海负有将倍特药业公司股权直接过户至孙一夫名下的合同义务。《解除聘用合同》所约定的股权激励方式为孙一夫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再由弘睿泰合伙企业持股股改前的倍特药业公司股份，从而达到孙一夫间接持股的效果。现孙一夫径行要求将0.6%的倍特药业公司股权登记至其名下，没有合同依据。 另一方面，苏忠海虽为倍特药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非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解除聘用合同》签订时，倍特药业公司的股东为方向公司，无论是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还是其他方式取得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均需方向公司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方向公司并非《解除聘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在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后明确作出不同意孙一夫认购倍特药业公司股权的表态。而目前，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结构已发生变化，包括方向公司在内现有多名股东，孙一夫虽要求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将倍特药业公司0.6%股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但未明确具体方式，亦未取得现有股东的同意。综上，孙一夫主张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直接将倍特药业公司0.6%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苏忠海在孙一夫入职前与其签订入职条件，同时在《聘用合同》和《解除聘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综合本案事实来看，孙一夫系与倍特药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倍特药业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苏忠海的相关行为未超出孙一夫与倍特药业公司建立、履行、解除劳动关系的范畴，系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由倍特药业公司承担。在本院未支持孙一夫针对倍特药业公司相关诉请的基础上，对此不再赘述。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一夫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由原告孙一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莎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赵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