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196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喜聪，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珊珊，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2，男，196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3，男，196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4，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泉，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5，女，195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6，男，195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7，女，195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女，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男，197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7、郑某6、陈某1、陈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0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某1及其诉讼代理人蒋喜聪、胡珊珊，被上诉人郑某2、郑某3、郑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蒋明泉，以及郑某5、郑某7、郑某6、陈某1均到庭参加诉讼，陈某2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郑某1对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村下何社内房屋产权享有1／8份额。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讼争房屋不属于郑来成、孙罔来夫妇的遗产，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严重错误。1．关于老房子的分配郑家五兄弟均有分得，而非仅郑某6、郑某1两人。老房子是由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五兄弟共同分得，每人分得一份，其中郑某2、郑某3、郑某4将其份额折价卖给郑某6、郑某1二人，郑某6、郑某1均已支付折价款。2．讼争房屋不是由郑某6和郑某1二人共建，亦不是由郑某6和郑某1两人购买郑某2、郑某3、郑某4的老房子份额的资金转化而来。讼争房屋在老房子分配之前已经建成一层124.6平方米，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妇二人以及郑某1为主建设并申请登记在郑来成名下。讼争房屋建设的资金来源，实际是由郑来成、孙罔来夫妇的出资、郑某1从部队退役后带回的退役金800元、以及郑某1提供的部分沙石、水泥构成。3．郑某1在1991年至1996年期间也居住在讼争房屋，而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名下均有自己独立的宅基地，结婚成家后陆续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并未一直居住在诉讼房屋内。4．本案没有证据体现郑来成已将讼争房屋产权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所有。本案在案的全部证据都不能体现郑来成和孙罔来夫妻二人有把诉讼房屋的产权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郑来成的配偶孙罔来对郑来成单方作出的《房屋分配协议书》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而仅凭部分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以及主观臆断的“传统习俗”“中国农村传统习惯”就推定案涉《房屋分配协议书》系郑来成夫妇二人共同作出意思表示，存在严重错误。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罔来对《房屋分配协议书》知晓或认可。《房屋分配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2003年9月22日，当时孙罔来尚未去世，但其并没有对该协议书进行签字确认，该协议书记载的内容是郑来成未经配偶同意单方作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罔来对《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形成及其记载内容是知情且同意的。原审法院在毫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对本案的关键性事实进行主观推断。2．孙罔来是否知情且同意是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的举证责任，原审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认定存在不当。郑某2、郑某3、郑某4提交《房屋分配协议书》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三人拥有讼争房屋的产权，则应当对孙罔来是否知情且同意进行举证，如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则应承担不利后果。3．一审判决的推断毫无依据，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书第8页认定孙罔来知晓郑来成主持的分家方案不持异议的理由明显错误，“男人当家做主”的传统习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制度，且传统习俗并不表示所有的家庭、个体皆是如此行事，更不能作为推定某个独立个体的主观意思表示的依据。所谓“传统习俗”可能存在，但并不是所有家庭的习惯，孙罔来、郑来成的重大家庭财产的处置必须是由夫妻二人共同决定的；孙罔来对郑来成单方处置夫妻共同财产是否知晓或同意，不能由第三方擅自对孙罔来的个人主观意志进行个人推测，更不能以这种推测来推定并作为事实判断；在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可能存在的某些“传统习俗”就推断其个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以往农村以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组织和主持儿子分家的传统习俗”是明显的性别歧视，该种风俗崇尚、鼓励男女不平等，明显违法，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公然以此作为事实推论的依据，有违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案涉房屋的产权一直是登记在郑来成名下从未变更，孙罔来无从得知是否进行了夫妻财产的分配，而允许儿子共同居住并不能表示同意把房屋赠与或分配给儿子。郑某1并非没有居住过讼争房屋，而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亦并非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郑来成夫妇是否与郑某2、郑某3、郑某4居住在一起、居住多久，都不能说明讼争房屋系经过孙罔来同意而进行的分配。仅根据被告的单方陈述来推定对其有利的案件事实，明显对原告不利，不仅违反民事诉讼的证明规则，而且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郑某6、郑某2、郑某3、郑某4均陈述母亲知晓且同意上述分家事宜”，但均是本案讼争房屋利益和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所作出的相关单方陈述很明显不能作为推断事实的依据。4．老房子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妇二人建成，儿子们在未出钱出力的情况下都予以均分；而讼争房屋在老房子分配之前已经建成一层124.6平方米，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妇二人以及郑某1为主建设并申请登记，孙罔来作为母亲不可能同意该等不公平的分配方案。5．从《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内容看，没有任何字眼体现要把诉讼房屋的产权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而只是对老房子分配方案来龙去脉的再次确认。三、一审判决认定老房子产权份额给郑某6，是对多年以前分配家庭房产的事实予以确认的行为，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郑来成、孙罔来夫妇生前共有三处房产登记在郑来成名下，其中针对150ｍ²、168ｍ²这两套房产，上诉人与八被上诉人共九人已经共同在（2017）厦思证内字第3124号、（2017）厦思证内字第2272号、（2017）厦思证内字第2273号三份《公证书》中确认是属于郑来成、孙罔来夫妻生前共同财产的事实，且各方均认可将两套房产作为二人的遗产进行了法定继承公证，确认150ｍ²房产归郑某3继承，168ｍ²归郑某6继承。本案讼争房屋同样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妻生前共同财产，同样是登记在郑来成名下，一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定该房产并非遗产，认定讼争房屋应归郑某2、郑某3、郑某4所有，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外，老房子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妇二人建成，其五个儿子在未出钱出力的情况下都予以均分，而对于讼争房屋，虽然也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妇二人为主建设并登记在郑来成名下，但建设过程中郑某1付出了金钱和劳务帮助建房，如郑某1无法分得遗产份额，是对郑某1的极大不公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郑某2、郑某3、郑某4提交的《房屋分配协议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房屋分配协议书》不仅从法律上应认定无效，而且从其记载的内容亦没有体现对讼争房屋产权的分配。故而，讼争房屋是郑来成、孙罔来夫妻生前所建并登记在郑来成名下、去世后尚未分割的遗产，上诉人依法享有1／8的继承份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郑某2、郑某3、郑某4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讼争房屋系已经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的财产，不属于郑来成夫妇的遗产，并无任何不当。1．讼争房屋一层兴建于1980年左右，二层兴建于1990年左右，那时郑某6、郑某2、郑某3、郑某4及郑某1均有劳动能力。虽然讼争房屋的建房用地申请人是郑来成，但其系以农村家庭户为单位申请，显然不应简单认定为郑来成夫妇共有的财产。此外，1980年建造的一层楼房，郑某6、郑某2、郑某3、郑某4及郑某1等家庭成员对房屋的形成均有贡献。而1990年建造的二层楼房，亦是由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共同出资所建。因此，一审法院未认定讼争房屋系郑来成夫妇的遗产是正确的。2．应郑某6的要求，郑某1与郑某2、郑某3、郑某4及父亲郑来成于2003年9月22日签署案涉《房屋分配协议书》，确认已将旧厝168㎡的产权分配给郑某6和郑某1（分家析产过程中已充分保障郑某1的权益，后郑某1又将旧厝产权出售给郑某6），将讼争房屋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1亦在《房屋分配协议书》上签字。此后，讼争房屋也确由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个家庭居住，且郑某2、郑某3、郑某4后续也在讼争房屋的基础上进行加盖。这一系列情形足以表明，讼争房屋系归属于郑某2、郑某3、郑某4的财产。3．郑某1主张“讼争房屋建设的资金来源实际系郑来成、孙罔来的出资以及郑某1退役金800元”，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便郑某1所述属实，也不能否定案涉房屋已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孙罔来知晓并同意《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内容是正确的。1．首先，根据农村风俗习惯，家庭事务基本由男方做主，有郑来成在《房屋分配协议书》签字，足以认定孙罔来对分家析产协议的认可。其次，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及其他被上诉人在一审均有确认，郑来成、孙罔来夫妇在去世前一直和郑某2、郑某3、郑某4住在讼争房屋里，表明孙罔来是知晓并同意《房屋分配协议书》所作出的房屋分配。最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房屋分配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可知，房屋分配的相关安排早在1988年或最晚在1994年就已作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孙罔来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对此表示过异议。而根据日常社会清理可知，郑来成在分家这么大的问题上不可能不与其配偶进行沟通。即便郑来成在作出决定时未与孙罔来沟通商议，也不可能在日后那么长的时间内不将相关决定告知孙罔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孙罔来知晓并同意《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内容，具有充分依据。2．郑某1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律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郑某2、郑某3、郑某4认为，郑来成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组织儿子们进行分家的行为，是符合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并无任何不当，也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一审法院从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推理，认定孙罔来知悉并同意《房屋分配协议书》记载的内容，从未否定孙罔来意见的重要性，何来违反男女平等制度。相反，否定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支持郑某1的诉求才意味着彻底否定、打乱农村现有家庭财产传承模式，有悖社会诚信。3．郑某1主张孙罔来不可能同意如此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也是无稽之谈。五个子女都认可的分配方案何来不公平，如果说不公平，郑某1当时为何不提出。郑某1如今以房屋分配方案不公平来说事，无非是要为自己多争取一份利益寻找托词。三、本案如支持郑某1诉请，将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效果，恳请法庭在作出本案裁判时不仅考虑相关法律的正确适用，还要考虑案件裁判结果的示范效应，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分家析产时郑某1已取得老宅二分之一权属，郑某2、郑某3、郑某4等三人以放弃老宅权益为对价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因此，郑某1主张未分得讼争房屋对其不公平显然是错误的。此后，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个小家庭已在讼争房屋居住二十多年，并对讼争房屋多次进行加盖，支持郑某1的诉求无异于打破既有的生活秩序、利益平衡，并纵容、鼓励不诚信的套利行为。2．案涉房屋即将被拆迁，一旦法院认定郑某1对案涉房屋享有一定份额的权益，郑某1因此而取得被拆迁人的身份，并获得巨大拆迁利益。此风一开，他人难免效仿，拆迁部门的拆迁工作将难以推进，国家财政承压，社会风气亦将严重败坏。综上，郑某2、郑某3、郑某4认为郑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郑某6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支持。 郑某5、郑某7辩称：一审判决不正确，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陈某1辩称：不清楚案件具体情况，其母亲已过世，请依法判决。 陈某2未作答辩。 郑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郑某1对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村下何社内房屋（用地执照ＮＯ：0000064号《厦门市村镇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产权享有1／8份额；2．由八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当庭明确诉讼请求2仅包含案件受理费，故当庭撤回该项诉求，由法庭依法裁决。 一审中，郑某5答辩称，当时分家的时候女儿都已经嫁出去了，父亲没有让女儿回家分财产，女儿们都不知道，都是几个兄弟讲的。其认为没有分到的人应分到一点，要求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公平处理。关于讼争房屋拆迁达成的协议书，是拆迁的工作人员让其去盖手印，其不认识字，拆迁的工作人员说盖了手印就同意让弟弟们安排房子。 郑某6答辩称，一、《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堂兄郑建才按照父亲郑来成的意思写的，其当时在旁边。包括原告郑某1在内的四个弟弟都签字了，其自己没有签字但当时有在旁边并且知晓和同意这个协议。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分家时所有的女儿都没有参加。当时家里的老房子分成五份，给家里的5个儿子，其和原告两个拿钱买了三个弟弟郑某2、郑某3、郑某4的份额，让他们重建新房，后来原告又把他的份额卖给自己，其再申请重建，原告自己也去申请新房了。家里的财产早就分配好了，现在原告要来分财产是不合理的，对于讼争房屋其认为原告没有份。即便案涉房产分配有其一份，其也不能拿，要送给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个弟弟，因为这个房子原来父母就要分配给他们三个的。二、关于就讼争房屋拆迁达成的协议书，其有签字，是要给三个弟弟拆迁安置补偿的，其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 郑某7答辩称，当时父亲写分家协议的时她们做女儿的都不知道，讼争房产如果现在有其的份额，该要的其也要。至于讼争房屋拆迁达成的协议书，其不认字，是让陈某1帮签名，郑某7自己按的手印。 郑某2、郑某3、郑某4答辩称，一、郑来成夫妇生前已主持分家并签订分家协议，对讼争房屋进行了分配，且协议已实际履行，现原告要起诉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讼争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讼争房屋虽然登记在郑来成名下，但实际是家庭共有财产（二层以上为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在分家后单独建造），而非郑来成夫妇的遗产。（二）讼争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郑来成及其五个儿子早已就家庭财产的分割达成分家析产协议，确认将旧厝168㎡的产权分配给郑某6和郑某1（后郑某1又将旧厝产权出售给郑某6），将讼争房屋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房屋分配协议书》也有原告郑某1的签字确认，并且早已履行完毕。郑来成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已充分保障了原告的权益，将旧厝产权分配给郑某6和原告郑某1，只是原告已将旧厝产权出售给郑某6。讼争房屋已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原告无权再以法定继承为由对讼争房屋主张权利。二、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所提诉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根据《房屋分配协议书》可知，原告最迟在2003年9月22日已知晓讼争房屋已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才起诉对讼争房屋主张权益，显然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求应当予以驳回。讼争房屋20多年来一直由郑某2、郑某3、郑某4三家庭居住使用，并且还进行了加建，原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郑来成于2012年过世，至今已7年多，其余被告此前也从未就讼争房屋主张过权益。此次，因为该房屋即将拆迁，原告才避开《房屋分配协议书》不谈，而主张法定继承。如果其诉求得到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行为，也将动摇植根于民间的善良风俗。 陈某1、陈某2答辩称，一、对于分家协议不清楚，尊重法院判决；二、陈某1、陈某2有去签署讼争房屋拆迁达成的协议书，因为郑某2、郑某3、郑某4自己盖的房子他们自己去领拆迁利益，陈某1、陈某2没有参与房子的建设，当时工作人员让签字其就签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来成与孙罔来（孙网来）系夫妻，育有八个子女分别为郑秀凤、郑某5、郑某6、郑某7、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秀凤于1995年11月28日死亡，其生前与配偶陈宝钟育有两子女，分别为陈某1、陈某2。郑来成于2012年9月10日死亡，孙罔来于2003年12月4日死亡。 1975年11月25日郑来成申请在厦门市思明区××村××层××平方米的房屋（东至何明杰屋前路边，西至自己旧厝墙，南至祖厝巷路边，北至何胜利厝巷，厦门市村镇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编号×××65，以下简称老房子），1976年4月2日经公社批准后建造。后申请加盖，加盖至第二层时，约在1984年左右父亲郑来成组织分家，按照家中儿子的数量将上述老房子分成5份，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每人一份。其中郑某2、郑某3、郑某4未直接获得应得房屋份额，而是将三人应得的份额折价卖给给郑某6、郑某1。郑某6、郑某1两人共同购买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份额后，获得上述老房子（当时仅两层），并将份额折价款用于再建一幢新的房子（即讼争房屋）给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居住。后郑某6从郑某1处购买其拥有的上述老房子的份额，即老房子的全部份额归郑某6所有。关于上述老房子的加盖，1993年12月28日经厦门市主管部门批准，同意换证56平方米，补办二、三层各5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68平方米。2003年9月22日，郑来成作为立书人房主与参与分配人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签署《房屋分配协议书》确认了上述分家事实，具体内容如下：“我原有一幢旧厝，在湖仔内祖厝北：东至何明杰屋前路边，西至接自己旧厝墙，南至祖厝巷路边，北至何胜利厝巷。三层楼，每屋红线图建筑面积56平方米，三层建筑面积共168㎡。此厝产权分配给我的大儿子郑某6和二儿子郑某1。（注：后来郑某6又向郑某1买断，归郑某6所有）。因我有五个儿子，所以建社和建安有合手出资金让其余的我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郑某2、郑某3和郑某4，让他们三人再从建一幢新的房子。分配时大家都无异意，此协议作证。（此协议在1994年就已经分配好的）。”郑来成、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庭审中，郑某6确认签署上述协议书当时自己在场，虽未签字但认可该协议的内容和效力。 2017年9月19日，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2017）厦思证内字第3124号公证书公证，上述168平方米房屋由郑某6占房屋产权的百分之百。 一审庭审中，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均认可《房屋分配协议书》中所提的“建社和建安有合手出资金让其余的我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郑某2、郑某3和郑某4，让他们三人再从建一幢新的房子”中的“一幢新的房子”即本案讼争房屋——厦门市思明区××村下何社内的房屋（东至郑建全厝1.5米，西至黄连英厝1.5米，南至何顶发厝4米，北至何星灿厝4米，用地执照0000064号，以下简称讼争房屋），该房屋用地于1979年12月审批，1984年5月相关部门同意补办申建手续，1987年市主管部门经办人意见“同意换证，建房占地124平方米”，1988年12月26日市主管部门经办人意见“拟同意换证124平方米”，1990年7月12日市土地局乡村意见中经办人“同意补办二层建筑面积92.4平方米”，1990年10月23日市土地局乡村意见中科长“同意补办二层建筑面积92.4平方米”，1991年11月28日市主管部门领导审批意见“同意办证面积124平方米贰层面积92.4平方米。”该房屋建成后，一直由郑来成夫妇及郑某2、郑某3、郑某4居住。 2019年9月20日，郑某5、郑某6、郑某7、郑某2、郑某3、郑某4、陈宝钟、陈某1、陈某2在厦门市思明区××街道××组××区工作人员和征收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就讼争房屋的拆迁事宜达成《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认可郑来成、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于2003年9月22日签署的《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全部内容，不持任何异议；二、明确何厝下何237号房屋（即讼争房屋）的任何份额及任何继承的份额（包括因该房屋被搬迁所产生的任何补偿、补助和奖励）均归郑某2、郑某3、郑某4共同所有，不持任何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一、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的效力。郑某1称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系郑来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分配的是郑来成名下的老房子，鉴于以下几点：（一）考虑以往农村以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组织和主持儿子分家的传统习俗；（二）考虑上述房屋分配协议达成后，年长的郑某6、郑某1继续居住在老房子，而郑来成夫妇与年幼的郑某2、郑某3、郑某4搬出老房子另外长期居住在讼争房屋的事实；（三）结合郑某6、郑某2、郑某3、郑某4均陈述母亲知晓且同意上述分家事宜，一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郑来成配偶知晓郑来成主持的分家方案且不持异议，故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不因没有郑来成配偶的签字而无效。郑来成夫妇分配自己的财产给子女，未分配给已出嫁的女儿，属于郑来成夫妇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亦符合中国农村传统习惯，郑某5、郑某7等人所称的父亲没有告知女儿们参与分家不影响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的有效性。 二、讼争房屋的性质与权属。原告郑某1称本案讼争面积为216.4平方米的房屋系其父母郑来成与孙罔来的遗产，被继承人郑来成、孙罔来在生前均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讼争216.4平方米房屋依法应当按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割。讼争房屋虽以郑来成名义申请建房用地、建房加层，但如分析，该房屋系在郑来成组织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五人进行房屋分配，确定郑某6、郑某1分得老房子后出资给郑某2、郑某3、郑某4而建，虽然没有在《房屋分配协议书》明确写明讼争房屋的权属及份额，但根据《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五个儿子分配房产），以及之后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五兄弟多年各自居住，郑某2、郑某3、郑某4长年居住在讼争房屋的事实，可以认定讼争房屋已经由郑来成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的事实，故讼争房屋虽在郑来成名下，但在性质上属于已经分配给三个儿子的财产，不属于郑来成夫妇的遗产。 关于郑来成夫妇与郑某2、郑某3、郑某4搬进讼争房屋长期居住并加盖楼层是否影响讼争房屋权利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老房子分配给郑某6、郑某1后，郑来成夫妇与郑某2、郑某3、郑某4搬进讼争房屋长期居住，在讼争房屋的建造、加盖过程中，郑某6、郑某1等人出力帮忙，都属于家庭成员之间正常的互帮互助，不能视为投资而享有房屋产权。关于郑某1所称的郑来成夫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讼争房屋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正如郑来成夫妇劳心劳力建造了原来的老房子，在分配老房子时也仅按照5个儿子数量分了5份，并未给自己留一份，根据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约定，郑某6、郑某1拿了老房子份额后合手出资另建一幢新房子也是给“郑某2、郑某3、郑某4”居住，可见，不论是老房子，还是讼争房屋，郑来成夫妇不论自己投入多少劳力和资金，《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原意就是全部分给5个儿子，并未有给自己单独留一份，这种做法亦符合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因此，鉴于分配老房子时郑来成没有给自己留一份的事实，充分尊重郑来成给五个儿子分配房产的原意以及我国农村“分家”的传统习俗，考虑公平原则，一审法院认为不能因郑来成后来对讼争房屋也有贡献而直接认定其为权利人，讼争房屋仍然属于郑来成按照《房屋分配协议书》已经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的财产。 至于郑某5、郑某6、郑某7、郑某2、郑某3、郑某4、陈某1、陈某2经公证将老房子产权份额全部给郑某6，以及郑某5、郑某6、郑某7、郑某2、郑某3、郑某4、陈宝钟、陈某1、陈某2等人在土地房屋征收指挥部签署的《协议书》，实质上都是家庭成员对郑来成多年以前分配家庭房产的事实的进一步确认与认可。 综上，讼争房屋属于郑某2、郑某3、郑某4，原告郑某1主张讼争房屋仍属于郑来成夫妇遗产要求进行继承分配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郑某1提交一份《情况说明》，拟证明：1．讼争房屋在老房子分配前已建成，并已申请办理产权批建手续（老房子分配时间在1987年左右，讼争房屋第一层建成时间在1980年至1981年期间）；2．讼争房屋第一层在分家时未明确分配，在2003年9月22日补签的房屋分配协议书中也未体现分配；3．在郑来成主导下，兄弟们出力在讼争房屋第一层上加盖二层，主要是解决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位兄弟的居住问题，并未对产权进行分配与析产，仍是家庭共同财产，产权证然在郑来成名下；郑某2、郑某3、郑某4至今都未取得讼争房屋的产权证，也说明讼争房屋产权并没有分配给他们；4．讼争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郑来成夫妻去世后，诉争各方应共同分配。各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述材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本案争议产生的背景及相关情况，但不是民事诉讼上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可。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郑某1除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郑某5、郑某7的异议同郑某1的意见一致。其他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未有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各被上诉人的答辩情况，本案的讼争焦点：一、《房屋分配协议书》的效力。二、讼争房屋的性质与权属。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否因未有郑来成配偶签字而无效的认定。本院认为，《房屋分配协议书》系于2003年9月22日由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及郑来成共同签订，协议中既无郑某6的签字、亦无郑来成配偶及女儿们的签字，一审法院认为，以往农村以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主持分家的传统习俗，结合郑某6、郑某2、郑某3、郑某4均陈述母亲知晓且同意协议中的分家事宜，认定郑来成配偶知晓郑来成主持的分家方案且不持异议，故涉案《房屋分配协议书》不因没有郑来成配偶的签字而无效，同时，郑来成夫妇分配自己的财产给子女，未分配给已出嫁的女儿，属于郑来成夫妇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亦符合中国农村传统习惯，本院认为上述分析并无不当。此外，本院补充分析认为，郑某1在签署协议后，如认为其母亲不知或反对房屋分配协议的内容，应举证证明；且郑某1如对此份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在法定时间内提出异议，现郑某3、郑某2、郑某4提出各方已按分家协议履行多年，因讼争房屋拆迁问题，郑某1欲取得拆迁补偿引发纠纷的答辩，本院认为具有证据优势，故郑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讼争房屋的性质是否属于遗产及权属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讼争房屋虽以郑来成名义申请建房用地、建房加层，该房屋系在郑来成组织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五人进行房屋分配，确定郑某6、郑某1分得老房子后出资给郑某2、郑某3、郑某4而建，虽然没有在《房屋分配协议书》明确写明讼争房屋的权属及份额，但根据《房屋分配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五个儿子分配房产），以及之后郑某6、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五兄弟多年各自居住，郑某2、郑某3、郑某4长年居住在讼争房屋的事实，可认定讼争房屋已由郑来成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的事实，故讼争房屋虽在郑来成名下，但在性质上属于已经分配给郑某2、郑某3、郑某4的财产，不属于郑来成夫妇的遗产的认定，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此外，本院补充分析认为，根据常理及经验法则，《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对产权进行分配，并非使用权，且协议中明确“分配时大家都无异议，立此协议作证，此协议在1994年就已分配好的”可知，在十年中，各方对房屋分配均无异议，讼争房屋的权属已经确认。故郑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郑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44元，由郑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肖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 洁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