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乡宁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1029民初527号   原告：张会芳，女，198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乡宁县人，现住址：山西省乡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文棣，山西鄂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建荣，男，198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原告张会芳之夫。   被告：焦保红，男，198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乡宁县。   被告：张文燕，女，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被告焦保红之妻。   被告：杨建中，男，197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址：山西省乡宁县。   原告张会芳、樊建荣与被告焦保红、张文燕、杨建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会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文棣，原告樊建荣，被告焦保红、杨建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文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会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焦保红、张文燕立即归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15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息2％计付）；2.杨建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用由焦保红、张文燕、杨建中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份，杨建中来到我家，说朋友焦保红家中有事急需用钱，要向我借款50000元，口头约定月利率4％，杨建中提供担保。2013年10月15日，杨建中打电话让我丈夫樊建荣把50000元送到乡宁县农商银行门口。我丈夫樊建荣按照杨建中指定的地点把钱送到并交给杨建中，当时焦保红、张文燕都在场。我丈夫樊建荣要求出具借条，杨建中说：“不需要打条子，保红还不了，我给你还，一个村哩，你还不相信我”，所以就没有出具借条。一个月后，杨建中送来2000元的利息。因我与焦保红不熟悉，之后，我与丈夫樊建荣多次找杨建中催要，杨建中把我带到焦保红家里，几经催要未果。2014年12月14日，杨建中才让焦保红给我出具了50000元的借条。几年来，我们一直找杨建中、焦保红催要借款，杨建中、焦保红以各种理由推托不还。该借款发生在焦保红、张文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杨建中作为连带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我愿意将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望判如所请。   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樊建荣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焦保红口头辩称，借条是我出具的，但不是本金而是利息。其中，张会芳20000元，杨建中30000元，杨建中让我给张会芳打的条子，张会芳起诉状中的樊建荣在乡宁县农商银行门口送钱的事实不存在，张文燕也没有到场，她只知道我借钱给父亲看病。   杨建中口头辩称，刚开始张会芳放的100000元是我担保，这笔款已还清了。后来焦保红欠我30000元利息，张会芳20000元利息，我让焦保红给张会芳打了个条子，50000元都是利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会芳、樊建荣与焦保红、张文燕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当事人围绕着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张会芳、樊建荣主张他们与焦保红、张文燕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杨建中对该债务提供了保证。为支持他们的主张，张会芳、樊建荣举示了以下证据:   1.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张会芳现金伍万元整焦保红×××年12月14日”，证明：焦保红向张会芳借款50000元客观、真实。   焦保红承认张会芳举示的证据即借条，是其出具的，条据是真的，但这50000元是利息，随后有了钱再给，因而是不支付利息的。如果是本金，就要写明利息如何支付，款怎么还。焦保红对其提出的借条反映的内容实际上是利息的反驳，没有相应反证予以支持。   杨建中对张会芳举示的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焦保红说的是事实，借条中50000元有他30000元，张会芳20000元，是利息不是本金。   2.樊建荣与杨建中2020年6月5日的通话录音两份，在这两份通话记录中，有这样的对话：“……樊建荣：当时可你说给，当时说给不了你给么，这个时候，你两人都推的说没钱。杨建中：你也说了么，这个钱是你拿的给了么，这话你也说了么，不是说你没说，是吧……”“……樊建荣：当时你说是，没事，你别管，你给了，到时候给不了的话我给么。杨建中：那是开始么，后来，后来的时候，你可说，你们说的时候，你可又说，你提的给的人家。樊建荣：我提的给人家还不是你说给，你不说给的话，我能认识他谁是保红？我能认识他是谁。杨建中：开始是这样说的，后来那你，那会儿总是你说下的吧，你把钱给到人家手里的，总不是我给到人家的吧……。”证明：借条记载的焦保红借张会芳、樊建荣50000元是事实，杨建中提供了担保，即焦保红还不了杨建中还。   针对张会芳举示的2号证据即樊建荣与杨建中的通话录音，杨建中的质证意见是：录音是真实的。刚开始是他担保的，后来他退出就不知道了。在此之前，张会芳与焦保红之间还发生过民间借贷关系，钱还了条子就撕了。但对案涉民间借贷发生之前，张会芳与焦保红还发生过民间借贷关系无证据证实。   焦保红对张会芳提供的2号证据即樊建荣与杨建中的通话录音没有意见，他只知道借条上的50000元是杨建中与张会芳两人的。   本院认为，张会芳举示的1、2号证据，焦保红，杨建中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因此，本院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虽然在质证过程中，焦保红提出1号证据即借条记录或反映的证据事实不真实，即不是本金而是利息的反驳，杨建中亦认可焦保红的反驳，但无论是焦保红还是杨建中均不能提出相应的反证支持其反驳，且张会芳举示的2号证据即樊建荣与杨建中的通话录音证实了樊建荣、张会芳向焦保红提供了借款，且该通话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6月5日，因此，本院对1号证据记录、反映的证据事实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由于1号证据的形成、持有、来源均为合法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2号证据的形成虽未经杨建中同意，但并未严重损害杨建中的合法权益，故，本院对该二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鉴于保证合同属要式合同，2号证据虽然证明杨建中承诺焦保红不能归还借款由其归还，但由于该承诺未采用书面形式，因此，本院难以认定杨建中的该行为具有保证的性质。   根据上述的有效认证，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焦保红曾经通过杨建中借樊建荣、张会芳夫妻50000元。2014年12月14日，焦保红向张会芳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张会芳现金伍万元整（借条有别字）焦保红×××年12月14日”。后，樊建荣、张会芳多次通过杨建中或者直接向焦保红催要，焦保红仅归还2000元。   本院认为，张会芳、樊建荣与焦保红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属有效合同。合同达成后，樊建荣、张会芳依约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焦保红就应当依法在樊建荣、张会芳要求归还的合理期间届满后予以归还。虽然案涉债务形成于焦保红、张会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文燕未对案涉债务签字确认，樊建荣、张会芳亦无证据证明案涉债务用于焦保红、张文燕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案涉债务应为焦保红的个人债务，张文燕对此不负有归还的义务。由于樊建荣、张会芳与焦保红之间的民间借贷的债权文书借条并未涉及利息，故，本案的民间借贷应界定为不支付利息。   综上，张会芳、樊建荣提出的判令焦保红归还借款50000元的请求合法，但应扣除已归还的2000元，并给予焦保红必要的准备时间。张会芳、樊建荣提出的判令张文燕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和判令杨建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焦保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会芳、樊建荣归还借款48000元；   二、驳回原告张会芳、樊建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焦保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王杰     {文书日期}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