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6刑初440号公诉机关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某1，男，1979年1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辩护人孙毅，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罗黎明，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金检一部刑诉〔2020〕16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1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1及辩护人孙毅、罗黎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自2015年起至2019年间，被告人王某1至本市金山区、松江区、浦东新区等地多家超市，以“职业打假人”身份向各超市部门负责人索要钱款作为“保护费”，要求被害人向其每月固定交纳钱款，其保证不会至超市进行“打假”骚扰，如超市碰到其他“职业打假人”骚扰时由其出面解决，各被害人慑于其“打假”威胁被迫同意每月支付钱款。被告人王某1以这种方式共计向被害人勒索钱款人民币472,4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金山区万某2超市，向被害人蔡某某、李某2、夏某某、陈4、王某2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63,600元。2、2017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永某某店，向被害人武某某、徐某某、杨1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01,300元。3、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卜某1店，向被害人张某1、寿某某、董某某等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26,200元。4、2009年年初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卜某2店，向被害人张某1、曹某某、茆某某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31,100元。5、2016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麦某1店，向被害人万某1、张2、张某3、龙某、杨2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52,900元。6、2013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浦东新区世某某店，向被害人刘某某、罗某、唐某某、陈某2、吴某某、石某、郭某某、周某、陈3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63,300元。7、2017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普陀区农某某店，向被害人陈1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8,600元。8、2015年6月至2019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金山区麦某2店，向被害人张某4、朱1、朱某3等人，以现金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25,400元。2019年8月1日，被告人王某1至公安机关投案，其到案后未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或出示了被害人蔡某某、李某1、夏某某、武某某、徐某某、杨1、张某1、董某某、曹某某、茆某某、万某1、张2、张某3、陈1、龙某、杨2、刘某某、罗某、唐某某、张某4、朱1、朱某2、陈某2、吴某某、石某、郭某某、周某、陈3等人的陈述、辨认笔录及电话录音，被害人夏某某出具的谅解书，公安机关出具的侦破经过及调取的相关支付宝、微信交易记录、转账记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户籍资料、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庭讯问了被告人王某1。公诉机关据此认为，王某1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我院依法审判。被告人王某1辩称，其并未实施敲诈勒索，而是与起诉指控的涉案经营者达成了口头协议，涉案经营者付给其辛苦费，其每月帮助检查商品的生产日期，挑出过期及临保商品；如遇其他打假人来店打假，也由其出面商谈赔偿金额，减少经营者的损失。此外，其于2019年7月到案，起诉指控其8月份仍在敲诈勒索与事实不符；指控其在松江区卜某2店敲诈勒索的时间也与事实不符，其当时已经停止与该店经营者的合作关系。被告人王某1的辩护人提出，王某1未实施恐吓行为，对相关经营者事前无恶意打假、举报，事后也未打击报复；被害人的恐惧心理并非由王某1造成，王某1只是为被害人提供应对打假的专业服务；各被害人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也不能相互补强；对王某1应坚持疑罪从无，宣告无罪。如认定有罪，起诉指控王某1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为服务费，应当按照有微信、支付宝等转账记录印证的金额来计算，对被害人主动要求全包的金额、仅有被害人陈述以现金交付的金额、被害人委托他人代交付却未制作笔录的金额均不应认定；王某1系主动投案，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至2019年间，被告人王某1至本市金山区、松江区、浦东新区等地多家超市，以“职业打假人”身份向各超市部门负责人实施敲诈，要求被害人向其每月固定交纳钱款，其保证不会至超市进行“打假”骚扰，如超市碰到其他“职业打假人”骚扰时由其出面解决，各被害人慑于其“打假”威胁被迫同意每月支付钱款。被告人王某1以该方式共计向被害人勒索钱款463,500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金山区万某2超市，向被害人蔡某某、李某2、夏某某、陈4、王某2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63,600元。2、2017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永某某店，向被害人武某某、徐某某、杨1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99,300元。3、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卜某1店，向被害人张某1、寿某某、董某某等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9,700元。4、2009年年初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卜某2店，向被害人张某1、曹某某、茆某某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31,100元。5、2016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松江区麦某1店，向被害人万某1、张2、张某3、龙某、杨2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52,900元。6、2013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浦东新区世某某店，向被害人刘某某、罗某、唐某某、陈某2、吴某某、石某、郭某某、周某、陈3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63,300元。7、2017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普陀区农某某店，向被害人陈1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8,600元。8、2015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本市金山区麦某2店，向被害人张某4、朱1、朱某3等人，以现金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25,000元。2019年8月1日，被告人王某1至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未如实交代上述事实。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被害人蔡某某、李某1、夏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被害人夏某某出具的谅解书及相关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金山区万某2超市部门负责人；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向蔡某某、李某2、夏某某及被害人陈4、王某2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63,600元。具体如下：⑴被害人夏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出具的谅解书及相关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实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夏某某任金山区万某2超市食品用品部副经理，帮助干杂日配部蔡某某、休闲部李某1、酒水部陈4、加工部王某2四人与王某1对接，由王某1来超市检查有无过期产品，并且出面协调其他专业打假人的纠纷，蔡等四人每月向王某1支付1,500元至2,000元不等，由夏某某汇总后转账，金额共计17,600元。2017年11月，夏某某接手酒水部后，与王某1协商，每月交给王某1500元，如酒水部出现过期食品问题由王某1负责处理。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夏某某陆续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王某1共计5,000元。期间，夏某某未遇到因过期食品问题找王某1出面协调的情况，且超市内各部门安排有专门的营业员检查过期商品，超市后勤部门也会协调各部门进行检查。夏某某出具的谅解书是由王某1家属编写的，家属主动提出赔偿其1,500元现金，虽未补全经济损失，但看其态度，出于同情同意签了。⑵被害人蔡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2016年1、2月，被告人王某1来到超市，召集几名分管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每个月给他600元，保证没有人来超市打假，如果有，王某1出面协调搞定。其为避免被捉弄，愿意给钱。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每月支付600元，统一微信转账给夏某某，由夏某某转给王某1。2017年2月开始，每月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直接支付给王某11,000元，该部分合计28,000元。⑶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微信转账记录，证实2015年底，金山万某2超市刚开业，王某1就上门找到其和蔡某某、陈4、王某2等人索要钱款，称能帮忙每月两次检查商品保质期，如被其他枪手查到过期商品，王某1也能帮助协调降低赔偿。因超市一直存在这种“职业打假人”现象，如不给钱，就会来捣乱，其就同意了。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其和蔡等人转账给夏某某，由夏某某转账给王某1。一开始，其和陈4、王某2每月每人300元，蔡某某每月600元，合计每月1,500元。几个月后，王某1要涨价，各部门合计每月2,000元，王某2不用给，其和陈4每月500元，蔡某某每月1,000元。从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其每月通过微信转账给王某1500元，合计支付给王某113,000元。超市自身有检查商品保质期的人。王某1收钱后，在其部门没有帮忙做什么，李某1遇到过其他“职业打假人”在超市买到过期商品的，其就拍摄打假人的照片微信发给王某1，王某1会打电话给这些人谈低赔偿价格。2、被害人武某某、徐某某、杨1的陈述、辨认笔录及相关支付宝、微信交易记录、转账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松江区永某某店的部门负责人；被告人王某1以“职业打假人”的身份，要求三人每月交1000－3000元不等的“保护费”，王某1就不来找麻烦，即不到三人分管的部门找过期的或质量有问题的商品索赔；如果其他“职业打假人”过来，由王某1出面协调解决。2017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王某1在该超市向被害人武某某、徐某某、杨1等人，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99,300元。3、被害人张某1、董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松江区卜某1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张某1、董某某及被害人寿某某等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9,700元。4、被害人张某1、曹某某、茆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松江区卜某2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09年年初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张某1、曹某某、茆某某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31,100元。曹某某另证实，2009年年初，王某1多次来卜某2店购买过期商品，并多次进行索赔，每次专门买一些过期产品，然后要求赔偿，几次以后，王某1主动找到店里几个食品部门的主管，表示如果每月交纳一定的费用，就不会再过来找麻烦，而且给了这个保护费，超市算他罩着，有其他打假人过来找麻烦，他可以出面去沟通。超市当时几个食品主管迫于无奈，只能同意向他交纳保护费。5、被害人万某1、张2、张某3、龙某、杨2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微信交易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松江区麦某1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16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万某1、张2、张某3、龙某、杨2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52,900元。6、被害人刘某某、罗某、唐某某、陈某2、吴某某、石某、郭某某、周某、陈3的陈述、辨认笔录、电话录音及相关微信交易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浦东新区世某某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13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刘某某、罗某、唐某某、陈某2、吴某某、石某、郭某某、周某、陈3等人，以现金、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163,300元。7、被害人陈1的陈述、电话录音及相关支付宝、微信交易记录截图，证实被害人系本市普陀区农某某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17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陈1，以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收取“保护费”共计8,600元。8、张某4、朱1、朱某2的陈述、辨认笔录及电话录音，证实被害人系本市金山区麦某2店的部门负责人，知道王某1系“职业打假人”；2015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被告人王某1在该超市以上述相同方法向张某4、朱1、朱某3等人收取现金“保护费”共计25,000元。9、被告人王某1的历次供述及当庭供述，证实2017年左右，夏某某联系其称上海“职业打假人”很多，要求其每月抽两天帮助检查商品保质期，如有“职业打假人”买到过期商品，赔偿价格谈不下来的让其去谈价格。其与夏某某、蔡某某、李某1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后，每月到超市检查，没有固定时间，仅在检查出来有过期商品时才电话通知三人，每月向三人收取每人500元，总计大概收了7、8千元。被告人王某1当庭供述，其曾为“职业打假人”，在打假界名气比较大，同行都认识；其与相关被害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金山区万某2超市、松江区永某某店、松江区卜某1店、松江区卜某2店、松江区麦某1店、浦东新区世某某店、普陀区农某某店、金山区麦某2店等8家超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每月固定向其缴纳费用。10、公安机关出具的侦破经过，证实本案的案发及被告人王某1的到案情况。11、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资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人王某1的基本身份信息及劣迹情况。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查明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本案行为的定性问题本案各被害人虽来自于本市不同区县超市，但对于支付钱款目的、过程、数额的陈述稳定，又有相关支付宝、微信交易记录、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所佐证，且被告人王某1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当庭关于每月固定收取各被害人的钱款的供述与各被害人的陈述能相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王某1曾为“职业打假人”，利用该特殊身份及熟识其他“职业打假人”的优势，足以对相关经营者形成精神强制；王某1凭借强势地位，在未交付劳务对价的情况下，单方面胁迫被害人长期支付固定钱款，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行为；相关被害人的陈述亦证实，被害人也并非基于自愿与王某1达成所谓的检查商品保质期的劳务协议，而是在王某1“职业打假”的精神强制下，心理上产生恐惧和压力，交付钱款是为免受王某1等人的打假骚扰；王某1索要钱款的行为模式具有一惯性、可复制性，即以“职业打假人”身份，要求按月给付钱款，承诺交付钱款后不受打假滋扰，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王某1及辩护人关于系为被害人提供劳务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既无相应证据佐证，也不符合劳务供给的常理，与查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犯罪金额认定的问题在案被害人共同证实向被告人王某1每月交付基本固定的金额，不同超市的被害人所陈述的金额基本能够相互印证。虽然涉案“保护费”的收取涉时长远，并非所有费用都有记录记载，但相关被害人对每月交付的钱款记忆清晰、表述完整，早期以现金方式交付也符合当时的交易特点，结合被害人的任职时间，能够相对准确地确定交付的钱款总额。关于辩护人提出应在犯罪金额中扣除被告人全包金额及相关代交付金额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1与各被害人之间无经济往来，王某1从各被害人处收取的钱款均系敲诈勒索所得，且其中王某1向被害人转账的钱款已予扣除。关于被告人王某1辩称起诉指控的部分时间段在其到案后，经查，王某1于2019年8月1日到案，因其对除第一节以外的敲诈勒索行为未作供述，故侦查机关未能及时查获，相关被害人仍按照既往习惯继续交付钱款，该金额应当计入敲诈勒索数额。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对犯罪金额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亦无其它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在部分节次金额计算有误，本院予以调整。3、关于被告人王某1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经查，被告人王某1到案后，对其向被害人收取钱款的原因、金额等均未作如实供述，当庭辩解亦清楚地证实了上述情况。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某1有自首情节之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1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某1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30年7月3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王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退赔相关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陈德锋审 判 员  周 巍人民陪审员  朱范利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陆治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