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6618号 原告：杨红，女，1970年3月19日出生，回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羽，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肖家伟，男，1968年4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雪峰，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妍妍，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吕权龙，男，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杨红与被告肖家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0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羽、被告肖家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雪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案涉标的较大，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追加吕权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羽，被告肖家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雪峰，第三人吕权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500万元；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11月2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原告于当日分两次向被告个人账户转款500万元。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还款，但被告一直以其他理由拒绝归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肖家伟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2015年11月25日被告向原告分两次转款500万元的性质系垫资的过桥资金，是原告归还原告向答辩人所欠的银行贷款，该款项的来源即为答辩人或答辩人控制的公司。 吕权龙述称，第三人与杨红从2007年开始有合作关系，之后因为发展需要就委托肖家伟在上海为第三人与杨红贷款500万元；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双方终止了合作，在终止合作时因为杨红占用了500万元资金，第三人要求杨红提前还款，杨红没有能力还款，提出了给第三人写一张借条，第三人觉得不安全，提出去公证处公证一下；后来第三人与杨红一起去公证处进行了咨询，公证处告知第三人借款要有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然后第三人就给肖家伟说了，肖家伟就在外面借了500万元给第三人，第三人于当日将该款转给杨红，杨红又于当天把这个钱还给了肖家伟；然后第三人就和杨红带上银行流水去了公证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5年11月25日，案外人上海普丽复印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伟，以下简称普丽公司）尾号为3456的银行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吕权龙尾号为0293的银行账户分三次共计转款300万元；吕权龙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红尾号为3475的账户转款300万元；杨红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肖家伟尾号为1648的银行账户转款300万元。 同日，肖家伟尾号为1648的银行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吕权龙的银行账户转款200万元；吕权龙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红尾号为3475的账户转款200万元；杨红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肖家伟尾号为1648的银行账户转款200万元。 诉讼中，杨红主张其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25日向肖家伟所转款项300万元、200万元（共计500万元），系其向肖家伟出借的借款，肖家伟则予以否认。 （二）吕权龙于2017年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杨红归还借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赔偿律师费、公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沪0115民初45967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案件事实：杨红、吕权龙系朋友，双方曾共同投资经营。2015年11月25日，吕权龙通过银行转账向杨红汇款500万元。同年11月27日，杨红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于2015年11月25日借到吕权龙借款500万元。同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一份，对杨红、吕权龙签订的《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于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杨红为投资服装百货行业及驾校需要资金向吕权龙借款500万元，借期八个月，即自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7月24日；借款期限内无利息，如逾期还款的，按照未还金额按每月2%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借款收、付款的银行账户作了特别约定；如杨红不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吕权龙可申请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公某、律师费某用由杨红承担。2015年12月3日、12月28日，杨红分别付款17700元、31886元至吕权龙尾号为02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吕权龙收款账户一致）；2016年1月18日至同年11月25日，杨红付款302.15万元至吕权龙尾号为049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7年3月20日，吕权龙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对2015年11月27日的公证书出具执行证书，因杨红对债务履行提出异议，公证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等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杨红的付款明细，2016年7月24日后，无付款至吕权龙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0293账户的记录，故杨红并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对于杨红辩称已还款3071086元一节，因多年来双方之间有众多资金往来，且杨红的付款行为明显不符合借款合同关于还款的特别约定，难以认定该付款行为系杨红履行还款之举。故该院判决：杨红向吕权龙归还借款500万元，并以50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7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为标准支付借款利息，并赔偿吕权龙律师费10万元、公证债权文书费用1.5万元。 杨红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上诉时的事实及理由为：1、上诉人（即杨红）与被上诉人（即吕权龙）近十年恋爱关系，涉案500万元本质上并非借款，而属于双方解除同居关系财产分割；2、虽然双方约定了具体还款账户，但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只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任一账户付款，且对方未提出异议，即视为履行了还款义务；3、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300余万元是否构成还款行为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依法作出（2018）沪01民终277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关于还款存在特别约定，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杨红的付款行为不符合约定，吕权龙亦不认可属于涉案还款，在双方资金往来众多的情形下，难以认定该付款行为系杨红履行涉案还款义务。故判决驳回杨红的上诉，维持原判。 杨红不服终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再审称：2005年至2015年间其与吕权龙系男女恋爱关系，2015年底双方协商终止关系，涉案500万元本质上并非借款，而是吕权龙要求其支付的分手费，双方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涉案款项来源于吕权龙的朋友肖家伟及肖家伟控制的公司，其账户在收到该笔款项后随即转账至肖家伟账户，该等转账行为均由吕权龙实际操作，借款没有实际发生。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杨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于2018年11月14日依法作出（2018）沪民申205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杨红的再审申请。 （三）本案庭审中，吕权龙陈述，我与杨红从2007年开始有合作关系，之后因为发展需要就委托肖家伟在上海为我与杨红贷款500万元；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双方终止了合作，在终止合作时因为杨红占用了500万元资金，我要求杨红提前还款，杨红没有能力还款，提出了给我写一张借条，我觉得不安全，提出去公证处公证一下；后来我们一起去公证处进行了咨询，公证处告知我借款要有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然后我就给肖家伟说了，肖家伟就在外面借了500万元给我，我于当日将该款转给杨红，杨红又于当天把这个钱还给了肖家伟；然后我就和杨红带上银行流水去了公证处。 杨红陈述：从2005年开始我和吕权龙既是合作又有情感关系，这之中有大量经济往来，到了2015年因为各种原因，双方没有合作关系，情感也破裂了，吕权龙就提出双方分手进行经济上的结算；吕权龙提出我们之前交往的这10年，结算为我给他500万元，毕竟在交往的十年中双方拿了多少钱出来也计算不清楚，我就同意以500万元作为结算；吕权龙提出我要出具借条并进行公证，公证处要求要有一个流水的转账凭证，当时吕权龙就转了500万元给我，就说这作为吕权龙向我借款500万元的依据，钱到了我的账户上，吕权龙就要我把这个钱转给了肖家伟，之后进行了公证，这个500万元是对以前全部的结算我是承认的；2015年11月25日以后我就陆续开始向吕权龙偿还公证书上的500万元，2016年12月时我已经偿还了300多万元，2017年2月份我准备还剩下的，吕权龙就发微信给我说应该还公证书上的500万元，我就回复说已经还了300多万元了；因为吕权龙否认我还了这个款项，所以我也要求肖家伟偿还我的500万元；我从始至终没有向肖家伟借过500万元；吕权龙给我的500万元我是转给了肖家伟，现在吕权龙要我还这公证书上的500万元，所以现在我就要求肖家伟把这500万元还给我。 （四）2013年5月30日，肖家伟与案外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载明：肖家伟向民生银行借款496万元，贷款期限为3年，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止；等等。 上海市徐汇公证处作出的（2013）沪徐证经字第441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肖家伟与民生银行申请对前述《综合授信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另附有案外人四川省阿坝州鑫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红）与普丽公司签订的《复印机买卖合同》，约定的货款总价为166.6万元。 鑫鼎公司于2011年6月23日登记成立，杨红系该公司股东，2018年7月18日前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肖家伟系普丽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 2013年6月25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350万元；次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350万元，鑫鼎公司于同日再向杨红的银行账户转款350万元，杨红亦于同日向肖家伟的银行账户转款165万元、向吕权龙的银行账户转款115万元。 2013年7月19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146万元；同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146万元，鑫鼎公司向杨红的银行账户转款146万元，杨红亦于同日向肖家伟的银行账户转款146万元。 2014年6月23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350万元；同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350万元（交易附言为“受托支付”），鑫鼎公司向案外人上海艾托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350万元，转款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还借款（肖家伟）”。艾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卞秋芳，股东为卞秋芳、卞秋林。 2014年7月31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100万元；同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交易附言为“受托支付”），鑫鼎公司于次日向案外人上海天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转款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还借款，代肖家伟付款”。肖家伟系天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 2014年9月28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46万元；同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46万元（交易附言为“受托支付”），鑫鼎公司于次日向吕权龙的银行账户转款46万元，转款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还款，还肖家伟借款”。 2015年6月19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分别增加350万元、100万元；同月23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350万元、100万元（交易附言均为“受托支付”），鑫鼎公司亦于同月23日向案外人上海长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450万元，转款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还借款”。长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案外人陈鸣。 2015年9月30日，肖家伟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因“贷款放款”增加46万元；同日，肖家伟向鑫鼎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46万元（交易附言为“受托支付”），鑫鼎公司于同年10月8日向吕权龙的银行账户转款46万元，转款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网来款，还肖家伟借款”。 《中国民生银行客户贷款情况表》载明，民生银行于2015年6月19日向肖家伟发放的“小微企业个人授信贷款”100万元、350万元已于2016年5月30日结清。 上述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电汇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综合授信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个人账户对账单、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红持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了民间借贷之诉，肖家伟抗辩称该款并非借款，而系垫资的过桥资金，是杨红向其归还的借款，该款项的来源即为肖家伟或肖家伟控制的公司，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双方对案涉500万元银行转账的性质有不同意见。 杨红与肖家伟及肖家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普丽公司，以及吕权龙之间，存在数笔循环转款，因此本案必须对上述转款行为进行综合考量。 （一）2015年11月25日，肖家伟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普丽公司向吕权龙转款共计500万元，吕权龙收款后向杨红转款500万元，杨红收到款项后随即向肖家伟转款500万元。上述款项流转显示，肖家伟及普丽公司转出的500万元经由吕权龙银行账户支付至了杨红银行账户，再经由杨红银行账户后最终支付至了肖家伟银行账户。可见杨红或吕权龙的银行账户仅作为上述款项的流通渠道，并未发生实际的款项增加或减少。 （二）杨红在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时陈述：“涉案款项来源于被申请人的朋友肖家伟及肖家伟控制的公司，其账户在收到该笔款项后随即转账至肖家伟账户”，即杨红主张肖家伟向其借款500万元，又认可该借款来源于肖家伟，其主张前后矛盾，出现了借款人所借款项来源于借款人自己的逻辑错误。 （三）杨红在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时陈述“该等转账行为均由被申请人（即吕权龙）实际操作”，充分说明上述转款行为均非杨红所为，在案涉款项流转时，杨红无向肖家伟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双方亦从未达成借贷的合意。 （四）吕权龙、杨红对两人在结束双方关系时进行结算，杨红应向吕权龙支付500万元，并由公证处对借款进行公证为办理借款公证需有相应银行转款记录的陈述一致，此即为案涉转款产生的源由。 故而肖家伟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普丽公司将共计500万元款项转账给吕权龙，吕权龙转账给杨红后，杨红应吕权龙要求又再转账给肖家伟。 后因吕权龙否认杨红向公证书约定银行账户外的转账款项系杨红归还的借款款项，故杨红亦起诉要求肖家伟偿还其500万元。 （五）杨红向吕权龙出具《借条》，并就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公证，系杨红、吕权龙就其终止关系时确认的杨红应向吕权龙支付500万元结算款，两人之间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而杨红与肖家伟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案涉转款行为系在数个主体间进行的闭合型循环转账中，短期内以“转出－收回－再转出”的路径进行有计划的循环流转，脱离了实际的交易关系，此种异常的资金循环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借贷关系，账面的资金流转图并不反映真实的资金流转情况。杨红仅依据某个单独环节的转账凭证主张债权时，不宜直接认定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肖家伟已就本案款项并非借款关系进行了抗辩和举证，杨红虽对肖家伟的抗辩提出异议，但在此情况下，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仍应归于本案的原告方即杨红。因杨红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没有其他充分有力证据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关系。对于杨红以借贷关系为由要求肖家伟偿还借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杨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凌燕 人民陪审员  廖祖蓉 人民陪审员  曹 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申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