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23003号原告：骆静，女，汉族，1961年5月1日出生，住址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娇萍，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孙耀飞。原告骆静诉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资本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职，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静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娇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投资本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确认《基金合同》及其附件《投资说明书》均无效；2.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4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592051元（利息损失以4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5%的标准，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186949元，暂计至2020年3月1日）；3.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4日，原、被告签署了《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投资说明书》，约定：原告认购金额450万元；投资期限12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9.5%/年；收益分配方式为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被告的相关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被告向原告出具《国投精选供应链五号投资私募基金成立确认函》确认上述事宜。当日，原告按约向被告汇款450万元。2018年11月6日，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投资收益分配款186949元，后未再分配收益。被告以保底收益为名，引诱原告签订了无效《基金合同》，导致原告重大损失。故原告诉至本院。被告未到庭，书面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被告已经依据合同的约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原告作为合格的投资者在享有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双方签署的《基金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作为基金管理人在充分提示原告涉案基金存在的投资风险，且在原告确认并签署了《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风险别能力和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一系列投资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基金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合格投资者自愿以自有资金认购被告管理的涉案基金；投资锁定期限12个月；投资范围为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同时《基金合同》还详细约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和基作方式等内容。原告支付了认购款450万元，并于投资冷静期后签署了《投资回访确认书》，确认了上述投资行为。原告签署《基金合同》系其对资金损失及标的等投资风险有着明确认知的基础上，在理性判断后作出的投资行为。《基金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二、被告已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原告作为合格投资者在预期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应当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案中，涉案基金系被告依法成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已在中国投资基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为SN2258，托管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的投资款项已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投向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受让该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据此，被告已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管理、运营基金财产。涉案基金延期系因项目公司未回款，基金暂无可供分配收益，该类投资风险非被告所致，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三、原告在涉案基金暂无可供分配收益的情形下，强行要求基金管理人代为偿付本息收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基金合同》及系列投资相关文件的条款，还明显违背了私募基金监管部门严禁“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的原则。首先，《基金合同》第十（三）条第2款约定了单个委托人当期预期投资收益的计算方式，委托人收益仅为预期收益。第二十节第（二）条“特别提示”中特别说明：“即使管理人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揭示，但本基金仍可能存在未能揭示的风险，基金本金存在部分亏损甚至全部亏损的可能。同时本基金项下管理人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不代表该基金产品未来运作的实际效果，该产品存在一定投资风险”，“投资人应分认识加入本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最低收益或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其次，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等监管机构反对和禁止私募基金的保底安排，认为基金的本质应是受托理财，必须坚持“收益共享、风险自担”、“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和原则。原告在涉案基金暂无可供分配收益的情形下强行要求被告代偿付本息收益的行为既违要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以涉案基金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代为偿付本息收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系委托投资关系，原告有权享有投资收益，亦有义务承担投资风险。涉案基金出现未回款情形后，被告已积极采取措施，履行管理人职责，投资者的损失未实际发生。即使最终项目公司兑付不能，确实无法全部／部分回款，该损失也并非被告所致，原告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代偿收益。三、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其诉讼、保全等费用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4日，原告（投资人）、被告国投资本（管理人）和案外人恒丰银行（托管人）共同签署了《【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投资说明书》。《投资说明书》约定该私募基金名称为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资金投向为被告国投供应链对中国建筑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资金用途为特大型央企中国建筑（世界500强第24位）的钢结构招标采购，建筑项目包括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哈密市民中心等。被告国投资本为管理人，募集规模为1亿元。《简要投资说明书》在“产品要素”条款明确约定“投资金额300万元（含）-800万元（不含），12个月年化业绩比较基准9.5%”，“收益分配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特大央企中国建筑支付的购货款；第二还款来源：深圳国投供应链到期回购”。《基金合同》《第十八节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特别说明：本条关于‘投资收益’、‘预期收益’、‘当期投资收益’、‘当期预期收益’等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投资人取得相应数额的投资收益，亦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第二十节风险揭示》最后一段，合同以加粗加黑字体标注“……该产品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仅适合具有较强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认购/申购，投资人应充分认识加入本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最低收益或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基金合同》所附的《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及《投资回访确认书》部分均无原告签名。同日，原告向“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的账户转账汇款450万元。2018年5月，被告向原告出具《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成立确认函》确认了原告投资金额450万元、投资期限12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9.5%/年、起息日期2018年5月15日、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到期日期2019年5月15日。2018年11月6日，“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向原告转账汇款186949元，摘要：“投资者兑付利息”。被告庭前提交《基金合同》复印件，该《基金合同》复印件所附的《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及《投资回访确认书》复印件的落款处均有“骆静”签名字样。原告对该份《基金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与原告持有的材料不符，且上述复印件签名与原告持有的原件签名差异较大。上述事实，除了当事人的法庭陈述外，尚有基金合同、投资说明书、招商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成立确认函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基金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被告国投资本公司在本案的《基金合同》的《简要投资说明书》条款中明确约定“投资金额300万元（含）-800万元（不含），12个月年化业绩比较基准9.5%”，“收益分配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付息标准即是上述确定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上述约定系承诺保证投资人本息固定回报的合同条款，构成保底条款。上述保底条款规避和转嫁了金融投资风险，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及合同法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对金融、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本院认定上述《基金合同》、所涉保底条款无效。在本案订有保底条款的《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与合同其他内容条款不具有可分性，其并非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合同部分，而是与合同其他部分存在紧密的牵连关系。虽然被告国投资本公司抗辩其在《基金合同》中标注了风险提示条款，不承诺固定投资收益，但就本案基金合同缔约目的而言，作为投资人的原告除期待投资本金的安全外，尚期待合同约定的9.5%的固定收益回报率。若没有上述保底条款的存在，投资人通常不会签订涉案《基金合同》；在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后，投资人的缔约目的几乎丧失；若使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并履行，不仅违背投资人的缔约目的，而且无履约意义，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之结果。故，本院认为，保底条款应属涉案《基金合同》、之目的条款及核心条款，风险提示条款的标注不足以影响保底条款在《基金合同》中的目的性及核心性，保底条款无效则涉案《简要投资说明书》及《基金合同》整体自始无效。对于被告国投资本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由于涉案《简要投资说明书》及《基金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国投资本公司之间因涉案《基金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予以返还。原告由于被告国投资本公司占用投资款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损失，由被告国投资本公司承担，利息损失参照《基金合同》及确认函约定的年利率9.5%的标准计算。因原告曾收到过被告支付的分配款186949元，在被告国投资本公司应还的金额中予以抵扣。原告主张利息损失起算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该利息起算时间没有加重被告的负担，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国投资本公司应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4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4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5%标准，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186949元）。被告国投资本公司提交的《基金合同》无原件核对，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骆静返还其投资款本金4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4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5%的标准，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1869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4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国投资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丁佳佳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何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