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4民初3163号 原告：廖应梅，女，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宗浩，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喻艳娟，女，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英，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喻雄英，女，1973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霖，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应梅诉被告喻艳娟、喻雄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向各方当事人依法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本院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应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宗浩，被告喻艳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英，被告喻雄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应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69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曾在原告处购买货物，但被告未支付全部货款。2012年10月28日，原被告对账目进行了核对，确认被告共欠原告货款87000元，被告于当日出具欠条。后被告陆续还款，但截至2020年尚欠原告69000元货款，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欠条，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原被告确认二被告欠原告87000元； 2、交易明细，证明喻艳娟的配偶蒋定宏于2019年--2020年依旧在向原告支付欠款。 被告喻艳娟辩称，一、原告提交的欠条并不是债权债务关系的清晰确认，原告需要提供其原始发货凭证才能证明货款到底还欠多少。喻艳娟之所以签欠条是因为被几十个厂家围攻，胁迫无奈之下才签字的，并且有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能够证明欠条是在没有核对账本的情况之下出具的。 二、欠条涉及的债务属于喻艳娟离婚后的个人债务，该欠条的诉讼时效自喻艳娟出具欠条后的第二天重新计算，至喻艳娟最后一次付款即2015年2月2日中断，于2017年2月2日诉讼时效届满。 1、根据《合同法》第161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原告提交的欠条所涉的是2010年--2011年的服装生意，故喻艳娟最迟应当在2011年最后收到货物时支付。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答复：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根据以上答复意见，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欠条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也记载：“合同已届履行期限后出具欠条的情形。该情形下，欠条是作为债务人对其所欠债务的确认，其未定履行期限，表明其未有还款承诺，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中断。” 三、在超过诉讼时效之后，喻艳娟并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原告的债权变更为自然之债，已经丧失胜诉权。 1、案外人蒋定宏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支付款项仅是基于想息事宁人，不想家里被闹事，不能视为债务人喻艳娟支付款项，不能视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2、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已处于自然债务关系中。由法定之债变为自然之债，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强制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只存在一种客观事实。对于这种自然之债，权利人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但是债务人自愿履行的，债权人有权接受。但不能因为债务人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履行部分债务，而认为原诉讼时效期间仍在进行之中，对于剩余债务，债务人仍享有时效抗辩权。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淮海城市信用社诉何茂岭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向其履行部分债务要求继续偿还尚余借款案》对此法律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认定，并收录在2002年第二辑人民法院案例选中。 四、喻艳娟在新疆时，曾以现金存入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过款项，具体情况需要到新疆调取资料，但因为新冠疫情原因，喻艳娟无法前往。 综上，原告提供的欠条不是明确的债权凭证，需要提供其他材料才能证明债权数额；原告提供的欠条数额也远远超过实际欠款；原告提供的欠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的部分履行不能代表喻艳娟放弃了剩余款项的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告的起诉已丧失胜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喻艳娟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报警登记表，2012年10月28日上午9：40，多个厂家围住喻艳娟，要求出具欠条，该事项经派出所登记在案； 2、报警登记表，证明2012年10月28日晚19：45，喻艳娟被多个厂家围住长达10个小时，无奈根据厂家要求出具欠条，但因欠条是在没核对账本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真实债权凭证，为保留证据，特前往派出所予以登记。证据1-2证明案涉欠条是在没有账本的情况下，喻艳娟被几十个厂家围攻才出具的，并不是确定的债权凭证，廖应梅尚需提供发货单据等才能核算出具体的债权金额。 3、2013年7月20日短信记录，喻艳娟向廖应梅现金汇款4000元； 4、2015年2月2日短信记录，喻艳娟向廖应梅现金汇款8000元；证据3-4证明喻艳娟现金汇款12000元，诉讼时效自2015年2月2日重新起算，至2017年2月2日诉讼时效届满。 5、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被告喻艳娟与蒋定宏于2011年12月30日办理离婚手续； 6、银行流水，蒋定宏分别于2017年8月6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2020年1月23日向廖应梅转款共计11500元；证据5-6证明案涉欠条出具之时，被告喻艳娟与蒋定宏已经离婚，故属于喻艳娟的个人债务。蒋定宏作为非债务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基于息事宁人的付款不能视为诉讼时效重新起算。 被告喻雄英辩称，2012年10月28日，被告虽然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但该欠条是在打砸物品，打人的被胁迫情况下出具的欠条，我方提交了证据佐证，该欠条应属无效；原告未提供任何供货的债权凭证，对69000元的货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欠条形成时间2012年10月28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请，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喻雄英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号，证明原告对喻雄英的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 2、接报警记录，证明喻雄英、喻艳娟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欠条，该欠条属于无效。 被告喻艳娟对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交易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案的案涉债务是喻艳娟的个人债务，原告不能举证案涉债务属于喻艳娟的共同债务，案外人蒋定宏在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支付只是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并不能视为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对于欠条，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欠条记载的内容及货款金额的真实性不认可，该欠条是二被告在被几十个厂家围攻情形下，且未经对账，被迫写的欠条。 被告喻雄英对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蒋定宏向原告支付过款项，但该款项与喻雄英没有关系，达不到证明目的；欠条，对于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该金额是没有核账的情况下写的，当时的情况是由二十几家厂家围攻被迫签订的，合法性不予认可。 就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对喻艳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报警登记表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具体内容不能反映与本案有相关情况，且报警所涉及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针对接警内容属于喻艳娟个人陈述，在出警情况中，只有处理警官的意见，没有处理结果，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同时提醒法庭注意在喻艳娟的自述中她欠北站的人货款，已说明欠款的事实；2、对离婚登记表，与本案无关，每次他们在订货及确认账目的时候喻艳娟与蒋定宏一同出席；3、银行转账，三性认可，原告也认为欠款是由蒋定宏支付的，至于其内部如何分工原告不清楚；4、对于短信记录，且还款应当有相应的交易明细，该份手机短信记录并非银行发送给原告的交易提示，故对其转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喻雄英对喻艳娟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报警登记表，三性予以认可；2、离婚登记表，三性予以认可；3、银行转账流水，系蒋定宏转账给原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喻雄英无关联性；4、短信，如果有原件佐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喻雄英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喻艳娟提交的证据第1、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因未提供转账记录或现金支付的相关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原告对喻雄英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认为在出台买卖合同相关解释后应该适用新的法律；证据2关联性不予认可，如果被告主张是在胁迫下签订的欠条应该出具公安局处理结论而不是报警表。 被告喻艳娟对喻雄英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是：证据1三性无异议，根据最高院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所认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欠条出具第二天计算是符合的，证据2三性无异议，结合喻艳娟提交的报警表可以合理推断在出具欠条当日发生了厂家围攻二被告的相关事实，时长达10个小时，而且是在没有核账的情况下出具欠条的，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也是不可能对账出具的。 本院对喻雄英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8日，喻艳娟、喻雄英向廖应梅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火车北站西二楼经营户廖应梅货款87000元。2012年10月28日19：45分，喻艳娟向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双桥子派出所报警称：因在2011年和妹妹一起做服装生意，做生意亏本，今天来了很多厂家，因欠他们的货款，让其给他们打了欠条，但这些欠条，是在没有核对帐本的情况下打的，我只是来登记作为一个证据。2017年8月6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2020年1月23日喻艳娟的丈夫将定宏向廖应梅转款共计转款11500元。原告认为，被告至今尚欠69000元货款未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20年3月原告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请求。 另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一、该欠条真实性问题？2012年10月28日，喻艳娟、喻雄英向廖应梅出具欠条，喻艳娟、喻雄英认为是受到胁迫所写下的，并提供了接（报）外警登记表予以佐证，但通过喻艳娟自己陈述的还款及蒋定宏的还款行为，其并未否定与廖应梅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欠付货款这一事实。故该欠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廖应梅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答复：“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0月29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10月28日止。不论喻艳娟自已陈述的最后一笔还款2015年2月2日，还是蒋定宏2017年至2020年的还款行为，均在该诉讼时效之外。而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已处于自然债务关系中。由法定之债变为自然之债，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强制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只存在一种客观事实。对于这种自然之债，权利人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但是债务人自愿履行的，债权人有权接受。但不能因为债务人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履行部分债务，而认为原诉讼时效期间仍在进行之中，对于剩余债务，债务人仍享有时效抗辩权。故廖应梅于2020年3月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廖应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廖应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文 昊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冬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