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7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徐南，男，汉族，1965年8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涛，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永舜，男，汉族，1991年12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涛，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广辉，男，汉族，1959年4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涛，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苏泽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戴俊英，男，汉族，1968年7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琨，广东国强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建公司）以及原审被告戴俊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4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凯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凯建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错误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判定责任承担，将导致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应予纠正。一、凯建公司提起的是股东侵权诉讼，但诉争款项并非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收取、占有或控制、支配，凯建公司应另案向代收款的戴俊英提起租金返还之诉。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陈述显示：戴俊英在股东承包之前就开始担任凯建公司的厂长并以其银行账户代凯建公司收取租金，而凯建公司在股东承包之前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是现在的承包股东苏泽恩，苏泽恩也是操控及利用凯建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的股东。戴俊英一方在一审庭审时明确陈述是代收租金及挂购费，因了解到凯建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故暂未将代收的租金返还给凯建公司，待股东纠纷明确后，其可随时返还。据此，可反映如下事实：1.戴俊英并非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的人员或关联人员，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也不能控制、指令戴俊英。2.戴俊英从一开始就是受凯建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苏泽恩认可的代收租金人员。案涉《砂石场租用协议》的费用（挂购费及租金）从2015年1月开始由承租人支付，而凯建公司由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包开始于2015年7月31日，此前系由大股东苏泽恩实际控制。从第二季度即2015年4月起就开始由厂长戴俊英的账户代收前述费用，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于2015年7月31日承包公司后，继续沿用了原来的费用收取方式。因此，以厂长戴俊英账户代收费用，是由凯建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苏泽恩（现承包人）决定和认可的，并非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另行或专门安排的，也即相关的租金收取并非由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实际指定及控制，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根本不存在侵权行为，与租金的代收行为并没有关联性。苏泽恩在取代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包凯建公司后，苏泽恩及凯建公司从未通知承租方变更收款账户，也未通知戴俊英不得再代收租金，即以戴俊英账户代收租金是一直以来租金收付方式的延续，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从未对该租金的代收行为作出任何改变或控制，没有侵权行为。戴俊英账户代收租金的行为并非受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委托，而是凯建公司的委托行为（或延续的事实委托行为），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在终止承包后，没有也不能越权控制、指令、变更凯建公司的收款方式，更不能控制、指令承租方向何账户支付租金。戴俊英账户代收的租金，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完全没有也不能占有、控制或支配，且戴俊英确认可随时返还给凯建公司。事实上，根据凯建公司提供的收据及凯建公司一审之陈述，苏泽恩于2018年6月1日起承包凯建公司后的首个季度租金（即2018年7月至9月）并未支付至戴俊英账户里，是由苏泽恩以承租人廖某供应砂石，以货款抵扣租金形式处理的，显然，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对该租金完全没有占有、控制或支配的权利，凯建公司对该租金的收取以及收取方式完全有控制及支配的权利，基于其未对租金的收取方式进行变更，导致租金仍然按原方式收取，继续暂由戴俊英账户代为收取，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侵占租金”之事实，更不存在所谓的“股东侵权”之行为。因此，本案实应为戴俊英代收租金的返还纠纷，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对此没有关联和责任，凯建公司向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提起本案股东侵权诉讼是错误的，其诉讼请求应被驳回而另行向戴俊英主张。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混淆了挂购费与租金的不同权利主体，将属其他公司的挂购费错误认定归凯建公司，并错误判决由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担返还责任。（一）有充分证据证明挂购费属佛山市乙沙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案涉费用的合同依据是先后两份《砂石场租用协议》，两份协议标明的出租方均是乙公司，因其中的费用包括了乙公司的挂购费及凯建公司的租金，故为体现两公司的权利，第一份协议加盖了乙公司的印章，第二份续签协议轮换加盖了凯建公司的公章；两份协议均明确费用由挂购费、租金两部分构成，第一份协议更明确了各自费用的金额。承租人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费用由挂购费、租金构成以及各自金额及挂购费在续签协议时的增长情况，并明确挂购费是河道使用许可的费用，且该费用应属乙公司，租金属凯建公司。费用代收人戴俊英明确陈述费用由挂购费、租金构成，且挂购费属乙公司，租金属凯建公司。乙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挂购费属其所有并委托戴俊英账户连同凯建公司的租金统一收取。案涉土地的《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是以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徐南名义申办，余徐南明确系代乙公司申办，收益属乙公司。一审法院根据凯建公司提交的《顺德区河道管理范围内临时占用项目续期使用意见表（码头或相关临时项目）》（以下简称《续期使用意见表》）认定该证属凯建公司，是错误的。首先，该表仅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应采信。其次，《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项目名称为“余徐南砂石场”、法定代表人为余徐南，其实际的利益主体应根据记载的持有人余徐南的陈述进行确认，并且，余徐南的陈述与承租人的情况说明、费用代收人戴俊英的陈述、乙公司的情况说明均一致，足以证实。一审判决以乙公司、承租人廖某与本案存在利益冲突及未能到庭接受质询为由，认定两者的情况说明不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首先，在一审庭审首次开庭前，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便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乙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书，并在答辩状予以了强调，一审判决如认为乙公司有出庭必要，应当同意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一审判决在对追加第三人申请未予答复，乙公司具体诉讼身份不明时，便以乙公司没有出庭为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其次，廖某仅是承租人，在本案中已按约定支付了租金与挂购费，与本案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再次，一审判决对凯建公司所提交但无原件核对的《续期使用意见表》予以采信，但对乙公司的《情况说明》、廖某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明显存在“厚此薄彼”问题，亦属不当。因此，挂购费不属于凯建公司所有，一审法院判决返还给凯建公司是错误的。（二）无论挂购费的归属方是哪一方，也都不是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占有、控制和支配的，代收人戴俊英也明确其可随时返还，故该费用也与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无关，不应由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担返还责任。三、承租人廖某支付的45万元中35万属于乙公司的“挂购费”，仅10万元属于凯建公司土地租金，有先后两份《砂石场租用协议》、承租人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为证。案涉土地使用权来源于向佛山市顺德区甲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租赁而来，根据凯建公司与甲公司签订的《土地租用协议书》，甲公司出租给凯建公司720个水利桩号约100亩土地的租金为每年484000元，远低于本案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出租给廖某的每年每亩8000元标准（共20亩土地，计16万元一年）。在没有河道使用许可的情况下，租金不可能提升，故河道使用许可的“挂购费”高于租金，这是现实情况使然，是合理的、符合客观事实的，因此，先后两份《砂石场租用协议》项下土地租金均为每年16万元，这是事实，也是合理的。2018年10月11日《收据》中廖某“代付吉佑村委”的6万元应是将本应支付的租金代凯建公司支付给吉佑村委，从而抵扣租金。故，承租人廖某实际支付的45万元承租费与挂购费，其中35万元应是属于乙公司的挂购费，10万元才属凯建公司的租金。一审判决对此的认定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无论是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混淆法律关系，并错误判决余徐南、张广辉及卢永舜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应予改判。凯建公司答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余徐南等人在凯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求承租方将本案诉争的款项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的行为，侵害了凯建公司的利益，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及资金占用利息。（一）依据《砂石场租用协议》约定，租金和挂购费应当归凯建公司所有。案涉的《砂石场租用协议》是凯建公司与承租方廖某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约定廖某租用位于百丈堤段砂石场内租用地约20亩，场地租金及挂购费每年按51万元计算，每三个月结算一次。该协议的合同双方为凯建公司与廖某，合法有效，协议的租金及挂购费收益应当归凯建公司所有。（二）余徐南等人向廖某提供收据并私自收取租金和挂购费，侵害了凯建公司的利益。凯建公司的内部各股东于2018年5月21日签订了承包协议，由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承包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故在苏泽恩承包经营公司期间，余徐南等人无权收取、占有案涉的《砂石场租用协议》的收益。余徐南等人将戴俊英银行账户提供给承租方廖某，并要求其支付款项至戴俊英银行账户，是在凯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1.在苏泽恩承包公司期间，凯建公司从未授权或认可以戴俊英银行账户收取费用，戴俊英在2018年9月已从凯建公司离职，而2018年10月11日及其后的租金均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用离职员工的银行账号来收取公司收益，不符合常理；2.在苏泽恩承包经营期间，凯建公司只收取了廖某2018年8月一期的租金，其余租金均转账到戴俊英账户下，在廖某收到的5份收据（日期分别为：2018年8月6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中，2018年8月6日的收据所记载的内容、出纳人员、加盖的印章与其余四份并不相同，除了2018年8月6日的收据外，其余四份收据均记载收款人戴俊英的银行账户信息，并且形式与余徐南等人承包经营公司时一致。明显地，除2018年8月6日的收据外，其余四份均是余徐南等人开具给廖某的，凯建公司对此毫不知情。3.在廖某每次支付租金后，均收到盖有凯建公司印章的收据，一般情况下这些收据可证明廖某的每次支付行为都得到了凯建公司的确认，但凯建公司却在（2019）粤0606民初1780号诉讼案件中，向廖某主张2018年9月、10月、11月的场地使用费，如凯建公司已收到其支付的费用，就不会在诉讼案件中向其主张，由此可证，戴俊英收取案涉款项的情况，凯建公司完全不知情。故余徐南等人认为以戴俊英账户收取案涉款项是凯建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苏泽恩认可的，与事实不符。反之，余徐南等人在凯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求承租方将本案诉争的款项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的行为，侵害了凯建公司的利益，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及资金占用利息。二、关于挂购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案涉的《砂石场租用协议》并无包含应支付给乙公司的挂购费，承租人廖某支付的45万元中无需支付乙公司35万元挂购费。（一）《砂石场租用协议》并未区分租金及挂购费。案涉的《砂石场租用协议》是由凯建公司与廖某签订的，虽然协议的抬头是打印了乙公司作为出租方，但在落款处由凯建公司盖章，并且在苏泽恩接手后，苏泽恩再次找到廖某，并在合同的出租方处加上了苏泽恩签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协议仅对凯建公司与廖某有效，与乙公司无关。并且协议内容上并未区分租金及挂购费的具体金额，也未列明挂购费属乙公司所有，余徐南等人主张应支付乙公司挂购费并无依据。2014年12月31日，乙公司与廖某所签的《砂石场租用协议》实际为凯建公司默许乙公司出租的合同，乙公司并非该地块的承租人，其本身无权转租该地块。2015年7月31日，各股东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由余徐南三人承包凯建公司，余徐南等人负责自负盈亏，支付定额的承包费用给苏泽恩，苏泽恩也就默许了由乙公司代凯建公司继续将场地租给廖某，但租金及挂购费一直由凯建公司收取。2018年5月21日，各股东重新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后，凯建公司交由苏泽恩承包，苏泽恩不同意再用乙公司的名义签订租赁协议，因此该合同最终签订盖章为凯建公司，租金及挂购费也归属凯建公司所有。余徐南等人主张案涉的《砂石场租用协议》是2014年12月31日乙公司与廖某所签的《砂石场租用协议》的延续，两份协议主体不同，不存在延续的情形。而且，余徐南等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在其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由戴俊英账户收取合同款项后，租金与挂购费是如何分配的，仅凭乙公司及承租人廖某的《情况说明》无法证明凯建公司曾支付乙公司挂购费。余徐南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使用人是凯建公司，即使区分租金和挂购费，挂购费也应属凯建公司所有。关于河道使用许可方面，余徐南等人认为《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是以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徐南名义申办，收益应属乙公司。但余徐南除了是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外，还是凯建公司的股东，凯建公司委派股东代为办理《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续期也是符合常理。并且一审证据中《续期使用意见表》显示许可证的使用人是凯建公司，而非乙公司。余徐南等人认为上述意见表不应被采信，但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许可证的使用人是乙公司，余徐南等人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在诉争款项是否包含挂购费的事实方面认定清楚，应当予以维持。戴俊英答辩称，戴俊英不应被列为被告，因为戴俊英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戴俊英确实有受乙公司与凯建公司的委托，收取廖某支付的租金与挂购费，但是这些款项属于两家公司所有，戴俊英从未主张所有权，并且戴俊英也不是廖某与乙公司及凯建公司的《砂石场租用协议》的当事人，2018年9月之后已不在凯建公司任职，该日期之后，凯建公司内部运作情况，戴俊英并不知情。认可代收租金及挂购费的金额为45万元，代股东纠纷明确后，愿意将该45万元予以返还。凯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及戴俊英返还私自收取的租金及挂购费51万元及利息（其中的127500元从2018年10月11日起、127500元从2018年12月25日起、127500元从2019年4月4日起、127500元从2019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判令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及戴俊英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建公司于2013年8月19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苏泽恩、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法定代表人为余徐南；2018年3月27日，凯建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将法定代表人由余徐南变更为苏泽恩。2014年11月25日，乙公司登记成立，股东为苏某1、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由余徐南担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31日，凯建公司的内部各股东签订承包协议，由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承包期限自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2018年5月21日，凯建公司的内部各股东之间重新签订承包协议，由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承包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2014年5月14日，余徐南作为当时凯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凯建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书》，约定甲公司将其在勒流街道的一块土地出租给凯建公司使用。2014年12月31日，乙公司作为甲方，廖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砂石场租用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百丈堤段砂石场内租用地约20亩租给乙方经营砂石销售用途；场地租金按每亩每年8000元计算，另乙方需支付甲方每年挂购费25万元。乙方需一次性支付保证金10万元；场地租金及挂购费按三个月结算一次，下季度的第一个月五号前支付，保证金自签订合同后即支付。待合约期满后甲方一次性退还给乙方。该份《土地租用协议书》上甲方处加盖了乙公司的公章，余徐南在“代表签名”处签名，该协议上注明收款账户为苏某1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15日，凯建公司与廖某签订《砂石场租用协议》，约定凯建公司将位于百丈堤段砂石场内租用地约20亩租给乙方经营砂石销售用途；场地租金及挂购费每年按51万元计算，另乙方需一次性支付保证金10万元。从2021年3月1日起每年租金递增10%；场地租金及挂购费按三个月结算一次，下季度的第一个月五号前支付，保证金自签订合同后即支付。待合约期满后甲方一次性退还给乙方。该份《砂石场租用协议》抬头处的“甲方”打印为乙公司，落款处的“甲方”则加盖了凯建公司的公章。另由廖某持有的该份协议上甲方“代表签名”处有苏泽恩的签名。因凯建公司认为其在签订该份《砂石场租用协议》后，其仅收到了廖某支付的2018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127500元，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共计51万元，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私自向廖某提供了其在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所加盖的凯建公司公章的收据后，廖某将该期间的租金及挂购费51万元支付至其三人指定的戴俊英的账户，而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未能将该51万元转交给凯建公司，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凯建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廖某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砂石场租用协议》无效；要求廖某向其支付2018年9月、10月、11月拖欠的场地使用费27500元；廖某立即清理堆放在租用场地内的物品，返还土地给凯建公司。案号为（2019）粤0606民初1780号。在该案中，廖某向法院提交了5份收据，并抗辩称其已经足额缴纳了2018年全年及2019年第一季度的租金，其不存在违约事实，不同意解除合同。凯建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5份收据，其中2018年8月6日的收据内容如下：今收到廖某第三季度租金127500元。收据上加盖了凯建公司的收款专用章，出纳人员为郭某。2018年10月11日的收据内容如下：今收到廖某第四季度租金及挂购费127500元，转入戴俊英80************02，农商银行。注：廖某代付转2018年1月截止吉祐村委，实收入账67500元。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廖某2019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租金及挂购费127500元。账户戴俊英80************02，农商银行。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的四份收据上均系加盖凯建公司的公章，出纳人员均为余某。2013年12月25日，凯建公司办理了《港口经营许可证》。2017年10月20日，凯建公司向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提交《续期使用意见表》，申请办理《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续期。该意见表显示项目类别为砂石物料堆放场，项目名称为余徐南砂石场，使用单位为凯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余徐南。庭审中，法院询问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其在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向廖某交付的收据是何种形式、所加盖的印章是何公司印章、出纳人员是何人、能否提供承包经营期间保留的收据联时，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庭后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称：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期间，向廖某出具的收据是统一由凯建公司加盖公章出具，出具的出纳人员是何人记不清，余某、郭某及其他人员均可能充当过出纳；收据联属于凯建公司的财务凭证，由凯建公司保管，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退出承包经营后，将所有资产、印章、财务资料等移交给了苏泽恩，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无法提供。第二次庭审后，凯建公司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认为2018年10月11日收据中扣除的6万元是凯建公司应向吉祐村委会缴交的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的道路养护费及保洁费，该期间凯建公司由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故廖某代凯建公司缴交该6万元费用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另行返还给廖某，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向凯建公司足额返还2018年第四季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2018年3月15日的《砂石场租用协议》中有无包含应支付给乙公司的挂购费35万元？2.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否向凯建公司返还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3.戴俊英应否承担返还义务？对此，法院分析如下：一、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有无包含应支付给乙公司的挂购费35万元的问题。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主张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的延续，因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以乙公司的名义与廖某签订，协议中分别约定了租金及挂购费的具体金额，且《河道临时使用许可证》系由乙公司办理，故本案所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包含乙公司应收取的挂购费35万元。针对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的该抗辩意见，法院认为，首先，案涉地块由凯建公司向甲公司承租，虽然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以乙公司作为出租人向廖某转租，但乙公司并非该地块的承租人，其本身无权转租案涉地块；其次，从凯建公司提交的《续期使用意见表》看，余徐南以凯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续期，且该意见表中显示《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使用人为凯建公司，并非乙公司，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称《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系由乙公司办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第三，虽然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以乙公司名义与廖某签订，但是在法院在第二次庭审时询问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在其三人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廖某向其指定的戴俊英账户支付租金及挂购费后，向廖某出具的收据系以何种形式、加盖的是何公司印章时，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庭后提交的书面回复意见陈述：经与当事人核实，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向廖某出具的收据统一由凯建公司盖公章出具。即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对外系以凯建公司名义收取租金及挂购费；第四，在法院第一次庭审时询问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由苏某1或者戴俊英账户收取租金及挂购费后在两公司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能否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时，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的代理人称此前的费用已经结算清楚，乙公司根据需要指示戴俊英将其应收取的挂购费汇入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徐南的银行账户，或按乙公司要求作其他支付，并提供了几份戴俊英向余徐南账户转账的银行凭证以佐证，但上述几份银行凭证中并未载明系转交给乙公司的挂购费，且当时余徐南本身亦为凯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及戴俊英认为戴俊英账户向余徐南账户转账的行为即表明系转付乙公司应收取的挂购费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最后，从案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的约定内容看，该份协议抬头处虽然系打印了乙公司作为出租方，但落款处以凯建公司加盖公章，在廖某保留的合同文本中凯建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苏泽恩在其上签名，且协议并未区分租金及挂购费的具体的金额，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认为包含乙公司应收取的每年度的挂购费35万元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在乙公司本身无权签订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及并非《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使用人，且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并无证据以证实乙公司有权收取并实际收取挂购费的情形下，凯建公司认为鉴于当时乙公司与凯建公司的股东具有高度重合，凯建公司与乙公司系关联公司，且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余徐南，故凯建公司的各股东同意以乙公司名义代凯建公司与廖某签订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的意见，则更为可信。故对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称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及案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均有应由乙公司收取的挂购费，且本案中乙公司应收取的挂购费为35万元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二、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否向凯建公司返还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的问题。凯建公司认为在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利用其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取得的加盖了凯建公司公章的空白收据，私自向廖某收取了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51万元，该行为属于其三人利用凯建公司股东身份侵占公司的财产，故主张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其返还；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则认为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乙公司与凯建公司沟通委托戴俊英使用其账户收取租金及挂购费，案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即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后，并未变更收款账户，即凯建公司认可继续委托戴俊英的账户收取款项，且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并未控制戴俊英的账户，故其不存在侵占凯建公司资产的行为。针对双方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凯建公司提供的5份收据所记载的内容及加盖的印章看，2018年8月6日收据载明“今收到廖某第三季度租金127500元”，加盖的是凯建公司的收款专用章，出纳人员为郭某；而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四份收据均载明收到廖某租金及挂购费，并记载了收款人戴俊英的银行账户信息，四份收据所加盖的印章均为凯建公司的公章，出纳人员为余某，即从上可知，两种收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所加盖的印章完全不同。而正如前文所述，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确认其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向廖某出具的收据系加盖凯建公司的公章，即其承包期间所出具收据的形式与本案中凯建公司提供的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四份收据的形式一致。其次，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凯建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向廖某出具收据收取了2018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127500元，该127500元廖某并未汇入戴俊英的银行账户，而此后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系由戴俊英账户收取，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及戴俊英均称戴俊英系接受凯建公司及乙公司的共同委托继续收取款项，但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在庭审中称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最初由苏某1的账户收取款项，在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后，变更了收款账户，委托戴俊英由其账户收取款项。但案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凯建公司已变更由苏泽恩承包经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及戴俊英均未能提供证据以证实在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继续委托戴俊英由其账户收取款项；而正如戴俊英所称，其在2018年9月已经从凯建公司离职，为何在其离职后凯建公司会继续委托其账户收取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款项，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及戴俊英均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称其并未控制戴俊英的账户，不存在侵占凯建公司利益的行为，但从前文可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及戴俊英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凯建公司在变更承包人后继续委托由戴俊英账户收取款项，而戴俊英的收款账户系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期间向廖某提供的收款账户，且从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凯建公司在另案中向廖某主张权利，要求其支付2018年9月、10月、11月的场地使用费，廖某提交案涉的5份收据以证实其已向凯建公司缴纳了2018年全年及2019年前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综合法院采信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陈述，凯建公司认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廖某提供收据收取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并提供其承包经营期间的戴俊英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款项的意见，则更为可信。综上，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廖某提供收据要求廖某将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租金及挂购费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的行为，显然侵害了凯建公司的利益，故凯建公司主张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向其返还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租金及挂购费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因凯建公司提供的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四份收据显示，廖某该期间共计向戴俊英账户支付45万元，其中2018年10月11日收据显示扣除了廖某代付的截止至2018年1月应付吉祐村委会的费用6万元，2018年第四季度实际仅收取了67500元。凯建公司主张2018年10月11日收据最终确定的金额为127500元，故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当向凯建公司返还共计51万元。但凯建公司在第二次庭审后向法庭提交的书面回复意见中称，该扣除的6万元系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拖欠的道路使用费及保洁费，即该费用本身系凯建公司对外应承担的债务，凯建公司主张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返还该6万元费用的请求，缺乏依据，至于凯建公司的现承包人如认为该6万元费用属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期间应由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担的费用的，可另循法律途径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主张权利。综上，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向凯建公司返还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共计45万元，并按如下方式向凯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利息：1.以675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8年12月24日；2.以19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4月3日；3.以32250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6月30日；4.以45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三、戴俊英有无返还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戴俊英的银行账户收取了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租金及挂购费共计45万元，该款项属于凯建公司应收取的资产，在戴俊英未取得凯建公司继续委托其收取案涉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租金及挂购费的情形下，其账户收取案涉租金及挂购费缺乏依据，且戴俊英当庭亦表示在明确款项的权属后会向权属人支付相应款项，故戴俊英应将其账户收取的45万元返还给凯建公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凯建公司返还收取的租金及挂购费共计4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以675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8年12月24日；2.以19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4月3日；3.以32250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6月30日；4.以45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戴俊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日内将其账户中收取的上述租金及挂购费450000元支付给凯建公司；三、驳回凯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4450元，由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凯建公司提交的解除《砂石场租用协议》协议书1份、形成于2019年10月18日的《收据》1份不能直接证明案涉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对此均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有无包含应支付给乙公司挂购费35万元的问题；二、关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否向凯建公司返还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4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中有无包含应支付给乙公司挂购费35万元的问题。本案讼争的款项系承租人廖某应支付的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45万元，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上诉主张廖某支付的上述45万元款项中的350000元属于乙公司的挂购费，仅有10万元属于凯建公司的土地租金。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案涉地块权利来源的角度分析。从凯建公司提交的《土地租用协议书》可知，案涉地块由凯建公司向甲公司承租，即凯建公司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而乙公司本身并无权限转租案涉地块。而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余徐南系以凯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河道临时占用许可证》的续期，且该许可证的使用人为凯建公司，因此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主张上述许可证系由余徐南代乙公司申办，收益应属乙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从权利来源的角度分析，乙公司不具有收取挂购费的前提和条件。其次，从租金收取的实际履行角度分析。根据凯建公司提供的收据和余徐南等人在一审期间的陈述可知，各股东在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向廖某出具的收据统一由凯建公司盖公章出具，换而言之，在各股东承包经营期间对外系以凯建公司名义收取案涉租金及挂购费。同时，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也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在其三人承包经营期间曾就租金及挂购费在两公司之间进行过分配。虽然余徐南提供了戴俊英账户向余徐南账户转账的银行凭证，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转账行为系转付乙公司应收取的挂购费，因此，从实际履行角度亦无法得出乙公司有权收取挂购费的结论。再次，从凯建公司主张依据的角度分析。凯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廖某支付租金及挂购费的依据在于凯建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与廖某签订的《砂石场租用协议》。而该协议从内容上看并未区分租金及挂购费的具体金额，也未明确列明挂购费属乙公司所有，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主张廖某应向乙公司支付挂购费35万元并无理据。综上，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主张2018年3月15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的延续，因2014年12月31日《砂石场租用协议》系以乙公司的名义与廖某签订，故案涉款项中包含乙公司应收取的挂购费3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应否向凯建公司返还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租金及挂购费的问题。凯建公司认为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利用其股东身份，私自向廖某收取了案涉租金及挂购费，至今拒不向凯建公司返还相关账户内的资金。凯建公司认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的上述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故提出要求上述三人返还案涉款项的请求。如上所述，各股东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对外均是以凯建公司名义向廖某收取租金及挂购费，并向廖某出具收据。经对比，戴俊英代收租金及挂购费期间形成于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的收据与凯建公司提供的由其收取租金及挂购费的2018年8月6日的收据所记载的内容及加盖的印章完全不同，却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向廖某出具的收据样式及内容基本一致。上述差异可以初步证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廖某提供收据要求廖某将案涉租金及挂购费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的事实。根据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在一审期间的陈述可知，2014年12月31日的《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最初由苏某1的账户收取款项，在余徐南等人承包经营期间则变更为由戴俊英的账户收款。上述事实可进一步证明股东内部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存在根据承包人的变更，收款账户相应作出变更的情况。而案涉2018年3月15日的《砂石场租用协议》签订后，凯建公司已变更为由苏泽恩承包经营，但余徐南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苏泽恩继续委托戴俊英由其账户收取款项的事实。何况，戴俊英在2018年9月已经从凯建公司离职，在其离职后凯建公司、苏泽恩继续委托其账户收款不具合理性。另外，根据凯建公司在另案中向廖某主张权利，要求其支付2018年9月-11月场地使用费的事实，亦可证明凯建公司有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廖某提供戴俊英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案涉款项的主张更为可信。综上，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向廖某提供收据要求廖某将案涉租金及挂购费45万元支付至戴俊英账户的行为，侵害了凯建公司的财产权，故该三人应向凯建公司返还上述款项及相应利息。为了避免增加诉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就戴俊英的款项返还问题一并进行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戴俊英在一审庭审期间当庭表示在明确款项的权属后会向权属人返还相应款项，且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不持异议，故戴俊英应将其账户收取的45万元返还予凯建公司。因戴俊英与余徐南等人返还的是同一笔款项，因此，只有在戴俊英无法如期履行返还义务的情况下余徐南等人才需要向凯建公司返还款项45万元，但不能以此免除余徐南等人承担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综上所述，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责任认定并无不妥，但因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及戴俊英归还的系同一笔款项，一审判决判项所列支付顺序存在歧义，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4621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戴俊英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账户中收取的租金及挂购费45万元归还予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三、对于原审被告戴俊英不能归还的部分，由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67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2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予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五、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19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2019年4月3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予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六、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322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4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予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七、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予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八、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合共13350元，均由上诉人余徐南、张广辉、卢永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