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603刑初17号 公诉机关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某1，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副处级），户籍地及捕前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辩护人马某，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以康检一部刑诉[2020]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1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20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1、检察官助理胡日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1及其辩护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受贿罪 2012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刘某1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国保总队副总队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王某2、许某、龙某等五人财物共计9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情况如下： 1、2012年，王某2的父亲王某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直属公安局立案并拘留，为了请托刘某1帮助将王某某案件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王某2送给刘某14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刘某1予以收受。 2、2012年8月,李某1、芒某、韩某1等人因涉嫌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立案并刑事拘留，为了请托刘某1帮助将该案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三人的妻子龙某、韩某2和杨某送给刘某15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刘某1予以收受。 3、2018年6、7月份，许某知道刘某某因为涉案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担心自己会牵扯到该案中，就委托史某帮忙找人疏通关系，后史某联系到刘某1，请托刘某1是否能将许某从涉黑案件中摘出来，并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刘某1电话中表示答应。后刘某1于2018年7月份左右公出通辽，与史某、聂某等见面，了解许某情况的同时收受了许某委托史某送给刘某1的3万美元用于疏通关系，被告人刘某1通过向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有关领导打听案情后，得知无法帮助许某办理取保候审，将其中的2万美元退还给了史某，其余1万美元予以收受。 （二）行贿罪 2012年，被告人刘某1在收受王某240万元贿赂款后，拿出其中的5万元送给时任自治区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局长宗某，请托宗某帮助办理王某2父亲变更取保候审事宜，几天后，宗某将5万元退还给了刘某1。 为了支持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1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90万元人民币、1万元美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5万元人民币，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1犯数罪，应对其数罪并罚。被告人刘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和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其在受贿罪行中构成坦白，可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其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事实，其在行贿罪行中有自首表现，可对其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1认罪认罚，可对其依法从宽处理。本案涉案赃款全部被收缴，其中部分赃款系被告人刘某1主动上缴，且被告人刘某1主动提供财产刑担保，其有悔罪表现,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遂建议对被告人刘某1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二十万元。 被告人刘某1对控方指控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但辩称其有主动投案情节。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某1是利用其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才以受贿论处。而在本案中，刘某1虽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等三人的钱款，但其未为龙某等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刘某1收受的该笔50万元不属受贿，不应计入其受贿数额内；被告人刘某1经其单位电话通知，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应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事实 2012年至2018年，被告人刘某1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国保总队副总队长期间，先后收受王某2、许某、龙某等五人财物共计9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具体受贿事实分述如下： 1、2012年，王某2的父亲王某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直属公安局立案并拘留，遂王某2请托刘某1帮助将王某某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为此，王某2送给刘某14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刘某1予以收受，并为了能够使王某某取保候审，刘某1向办理王某某案件的相关负责人行贿、并请托； 2、2012年8月,李某1、芒某、韩某1等人因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且李某1、芒某被该局刑事拘留，遂李某1、芒某、韩某1三人的妻子请托刘某1帮助将李某1等三人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为此，李某1、芒某、韩某1的妻子龙某、韩某2、杨某送给刘某15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刘某1予以收受，并为了能够使李某1、芒某、韩某1取保候审，再请托时任东胜区公安分局主要负责人刘某2； 3、2018年6、7月份，许某得知刘某某因涉案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担心自己会牵扯到该案中，就委托史某帮忙找人疏通关系，后史某联系到刘某1，请托刘某1将许某从刘某某等涉黑案件中摘出来，并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后刘某1于2018年7月份左右公出通辽，与史某、聂某等见面，了解许某案件情况的同时收受了许某委托史某送给刘某1的3万美元，被告人刘某1遂向许某案件的侦办单位--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的有关领导打听案情，欲为许某请托该侦办单位的有关领导，得知无法帮助许某办理取保候审，便将先期收受的3万美元中的2万美元退还给了史某，其余1万美元予以收受。 （二）行贿事实 2012年，被告人刘某1在收受王某240万元贿赂款后，将其中的5万元送给时任自治区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局长宗某，请托宗某帮助办理王某2父亲变更取保候审事宜，几天后，宗某将5万元退还给了刘某1。 另查明，于2018年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平均值为6.7136元。 再查明，经初步核实，内蒙古自治区××区基本掌握刘某1有关违纪事实和收受王某240万元的受贿事实，遂于2019年10月24日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将刘某1涉嫌职务犯罪案指定由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管辖，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于当日立案。当日，自治区公安厅纪检监察组通知公安厅国保总队政委，让其以“刘某1牵扯到一起经济案件，需到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接受调查”为由通知刘某1，国保总队政委通知时，刘某1在赤峰老家陪母亲治病，接通知后，刘某1当日乘飞机返回呼和浩特市，并于当日21时许，在国保总队三名同事的陪送下，刘某1到达鄂尔多斯市公安局，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协助民警当即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到案后，刘某1如实供述了收受王某240万元的事实，并主动交待了收受龙某等三人50万元、收受许某1万美元及向宗某行贿5万元的事实。 又查明，被告人刘某1从王某2处收受的40万元于2017年1月3日，通过陈某向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纪检监察部门上缴；本案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刘某1办公室搜查到人民币24万元和1万美元，刘某1自愿用该24万元退赃；诉讼过程过，刘某1在亲属的帮助下主动上缴赃款26万元并提供20万元的财产刑担保。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刘某1主体身份的证据。 1、干部任免审批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内公任免字[2010]34号任免职通知和内公任免字[2015]54号任免职通知，证明被告人刘某1于1995.07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通辽市开鲁县公安局工作至2001.05；自2001.05-2014.12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工作，其中自2010.11-2014.12，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2014.12-2019.7任内蒙古自治区××区长（副处级）。 2、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关于刘某1在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任副主任期间分管工作的说明，证明刘某1自2010年11月至2014年12月任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在办公室领导班子内工作分工为协助办公室主任负责进行机要密码、新闻宣传工作，分管办公室机要处（机要室）、新闻发言人办公室。 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关于刘某1同志在国保总队任职期间分管工作情况说明，证明刘某1自2014年12月任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副处级）以来，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间，主要协助分管总队群体性事件预警防范支队（四支队）工作；2015年5月至今，主要协助分管总队有害气功侦查防范支队（九支队）工作。 综合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刘某1于2012年、2018年实施本案时其系国家工作人员，且其于行贿人的请托事项有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二）关于被告人刘某1收受王某240万元人民币以及向宗某行贿5万元事实的证据。 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其请托刘某1办理过其父王某某取保候审的事情。当时内蒙古公安厅直属分局说其父王某某是因涉嫌诈骗被拘留的。2012年4月上旬，其通过陈某联系并请托刘某1办事时给刘某1现金40万元人民币，10万元一捆的人民币，一共4捆，装在一个酒店的纸袋子里，放在一个棕色的帆布包里拿过去的。该40万元的来源为其身上带了一部分现金，剩下的钱是其从内蒙古公安厅附近的工行取的现金。 2012年4月其父王某某被内蒙古公安厅拘留，并被押解回呼和浩特市。为其父案件其也来到呼和浩特市，入住金士顿酒店，在该酒店陈某向其介绍了刘某1的情况，当时陈说刘某1与办理王某某案件的宗某有关系，其就决定找刘某1为其父办理取保候审事宜。后陈某联系了刘某1，三人在金士顿酒店楼下茶吧见面，其向刘某1说了其父被直属公安局拘留的事，刘某1说回去了解一下情况。隔了一天刘某1联系其到刘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刘某1告诉其，释放其父的事情可以办，但需要费用，其问刘某1需要多少，刘某1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其理解是要40万元，随即离开刘某1的办公室回去准备钱。准备好钱以后其和陈某在金士顿酒店大堂与刘某1见面，其上楼将装着40万元现金的包拿下楼，刘某1开车停在酒店大堂门口，其上了刘某1车的右后座，把装钱的帆布包里的纸袋子放在了刘某1车的左后座上。过了不到一个月其父王某某被取保候审。其给刘某1送钱的事情，陈某也知情。其不清楚刘某1是如何帮助其父王某某办理取保候审的。2013年7月9日父亲王某某被“双规”。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的时候，其受锡林郭勒盟XXXX煤矿法人张某某的委托到呼和浩特市帮助处理王某2父亲涉案事宜。当时王某2说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其联系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的刘某1，并向刘介绍王某2父亲涉案情况，恳请刘某1帮忙。当天晚上，刘某1在呼和浩特市金士顿酒店一楼茶吧与陈某、王某2、王某2司机刘亚楠等人见面，当时王某2就将其父王某某被冤枉的事情向刘某1介绍了一遍，并恳求刘某1帮忙。刘某1当场表示愿意给王某2过问打听王某某的案件。刘某1回去了解完案情后给陈某打电话在金士顿酒店茶吧见面，刘某1说王某某的案件是时任内蒙古公安厅直属分局副局长宗某办理的，宗是公安厅的办案能手，应该不至于冤枉王某某，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还需进一步落实。陈某去金士顿酒店门口接电话的过程中看到刘某1准备起身离开，而王某2离开座位上楼了，过了一会儿王某2拿着一个包下楼，刘某1开着一辆白色斯柯达轿车准备离开，王某2拿着一个黄色帆布包，把刘某1驾驶车辆左后座的车门打开，接着将黄色帆布包放到车内就匆匆返回酒店。后王某2的父亲王某某被公安厅直属分局取保候审。 2013年，王某2因为纪委调查王某某的事情也被抓。有一天刘某1让其去内蒙古公安厅办公室见他，见面后刘某1告诉其王某2在看守所里举报他收了王某2的钱为王某某办理取保候审的事情。刘某1让陈某配合他说个谎，如果有人来调查这个事情，就向调查人员说“王某2在金士顿门口将一个包放在了刘某1车上就离开了，刘某1看到包里装的是现金后，给陈某打了一个电话，并且当面训斥了陈，说陈给他介绍的什么人，让其把钱退给王某2”。2016年左右，公安厅纪检组找其调查王某2检举刘某1之事时其按照和刘某1商量好的说法向纪检组说明，纪检组让陈某上交王某2的40万元行贿款。刘某1准备了40万元现金给陈某，其将该40万元上交公安厅纪检组。 王某2在金士顿酒店房间里和其说过，找刘某1帮他父亲办取保，需要送多少钱合适，其当时说让自行商量着办。刘某1是在王某2被抓后和其说过王某2给他送过40万元。 3、证人宗某的证言，证明宗某与刘某1之间无经济往来，刘某1给宗某送过5万元现金，宗某大约在一周左右就给刘某1退回去了。 2012年或2013年春天，其当时在公安厅法制局直属公安局任调研员，负责包头市浩然公司合同诈骗案。有一天早晨，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刘某1拿着一个包到宗某在公安厅2号楼17楼的办公室，说“拿两条香烟，过来看看”，之后刘某1就走了。刘某1走后其发现刘在沙发上放了一个档案袋，里面有5万元现金，不是香烟。后其去刘某1的办公室没找到，之后其又找了两、三次，都没见到刘某1。过了一周，也就是十天内，其就把这5万元现金给刘某1送过去了。当时给刘某1退钱的时候，刘某1也没有明确说给其送钱是什么目的，其知道刘某1可能是想找其办事。 当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8-9点的时候，刘某1反复给其打电话出来喝啤酒，没办法其从呼和浩特市呼和佳地小区的家中下楼，当时刘某1已经在其居住小区门口，旁边停着一辆奔驰车。刘某1说王某2来了在车里，让其上车，其没上，刘某1说：“宗哥你给他（王某2）指一条道，怎么能规避调查”，其当时清楚有关部门在调查王某2的父亲王某某，其根本不可能向刘某1泄露任何秘密，当时其非常生气，告诉刘某1整的太过了，然后直接回家，没有和王某2见面。 4、被告人刘某1的供述，证明2012年左右，刘某1通过陈某认识在锡林郭勒盟开矿的王某2，第二次见面是陈某给刘某1打电话，约到呼和浩特市金士顿酒店大厅的茶吧见面，王某2说其父王某某是国企领导，被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抓了，是被诬告、被冤枉的，请托刘某1帮忙过问一下，刘某1应允。当刘某1准备离开酒店上车的时候王某2手拎着一个兜子过来拉开其左后侧车门，把兜子放在了刘某1车后座上，其当时猜到是钱，但不知道多少。王某2说给刘某1拿点钱方便办事，刘某1让王某2把兜子拿走，王某2未拿回直接离开，刘某1心存侥幸，心想等给王某2办完事再说钱的事，就收下了。刘某1回办公室后发现王某2给的兜子里装有40万元现金，十万一捆的100元面值人民币总共4捆。王某2给其放钱时候其驾驶的车是单位配给的白色斯柯达轿车。王某2送给刘某140万元的事情陈某也知道，因为当时是陈某约的刘某1，而且后期是陈某把这40万元行贿款上交内蒙古公安厅纪委。刘某1收下王某2送予的40万元后，当天或者第二天刘某1拿了其中的5万元，去公安厅2号楼时任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局长宗某的办公室，和宗某提了王某2父亲的事情，说王某2反映他父亲是被诬告的，让宗某重视一下。宗某说他去了解一下情况，刘某1就把装有5万元现金的牛皮纸袋子留在宗某办公室后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宗某到刘某1办公室，将5万元退还，并说这个钱他不能要，王某2父亲的案子是纪委交办的，他不能管，叫刘某1也不要管了。过了一段时间，王某2和陈某又来呼市，给刘某1打电话要见面，刘某1和王某2说与宗某谈话的情况，并告诉他这个案件是纪委交办的刘某1管不了。当天晚上刘某1带王某2和陈某一起坐着王某2的车到了宗某住的小区，刘某1给宗某打电话，宗出来与其见面时其和宗某说王某2来了，想和他见个面，宗某没有同意，就离开了。 这件事情过了没多久，王某2的父亲王某某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直属公安局释放，刘某1觉得虽然其没有办成这件事，但是王某2的父亲已经释放了，所以就没有给王某2退钱。2015年或2016年的时候，陈某来呼和浩特市找到刘某1，告诉他王某2被抓了，问刘某1收王某2钱的事情怎么处理。刘某1和陈某商量让陈某帮刘某1扛一下，要不刘某1就得进监狱。如果有人调查的话，让陈某帮刘某1承认，王某2送给刘某1的钱当时刘某1退给陈某了，由他保存着。过了一段时间公安厅纪委开始调查，纪委找陈某谈话，陈某也是按照与其商量好的理由去答复纪委的。2017年驻内蒙古公安厅纪检组找陈某谈话，刘某1和陈某说纪委开始调查了，刘某1到处借钱凑够了40万元现金交给了陈某，由陈某将40万元受贿款上交内蒙古公安厅纪检组。 2012年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主要负责机要密码和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其与宗某是同事关系，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平时私下接触比较多，互相之间也熟悉。 5、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个人开户信息、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证明2012年4月11日，王某2在内蒙古分行营业部呼和浩特财富港支行从其卡尾号7869的银行账户内取款30万元；2012年4月25日，王某2在内蒙古分行营业部呼和浩特新城支行营业室从其卡尾号7869的银行账户内取款50万元。 （三）关于被告人刘某1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共计50万元的证据。 1、证人龙某的证言，系李某1的妻子，证明2012年8月份左右，李某1被东胜区警方拘留，龙某知道吴某人脉比较广，就找吴某帮帮李某1。后涉案芒某的妻子和韩某1妻子（名字叫艳丽）也找到吴某帮忙。十来天后，吴某告诉龙某和芒某妻子、韩某1妻子，他找到关系了，能放三人的老公出来，需要50万元。吴某说内蒙古公安厅的刘某1能办这个事情，一起凑的50万元给刘某1。龙某，韩某2，杨某三家凑齐50万元现金后，龙某联系吴某，之后上述四人到内蒙古公安厅的一间办公室见到刘某1，龙某、韩某2、杨某跟刘某1说了各自丈夫的名字，简单说了被抓的情况，主要就是想请托刘某1在李某1、芒某、韩某1等人在鄂尔多斯市××区织考试作弊的案子上帮忙，把芒某、李某1放出来，韩某1不被抓进去。把钱放到刘某1办公室后，一行四人就离开了。大约隔了十天左右，李某1和芒某就被释放了。送给刘某1的50万元中龙某出了20万元，剩下的30万元分别是芒某妻子和韩某1妻子凑的。 2、证人韩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份左右，韩某2接到杨某的电话，说因为组织考试作弊的事情，芒某和李某1被东胜区公安局抓了，韩某1也参与了这个事情，当时没被抓住。韩某2和杨某说赶紧找人问问情况，处理这个事情，后来和李某1的妻子龙某取得联系。过了十来天，龙某联系上了一个叫吴哥的人（吴某），说他能帮忙办理这个事情，需要准备50万元。后龙某出了20万元、杨某出了20万元，韩某2出了10万元，大约过了一周，凑好钱后联系的吴某，龙某、杨某、韩某2三人在内蒙古公安厅门口见的面，当时在吴某的车上把钱凑在一起，放在一个黑色的袋子（塑料贷或者布袋）里。刘某1来内蒙古公安厅门口接他们四人进去的，韩某2和龙某、杨某、吴哥一起去了刘某1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她们把钱放到刘某1的办公桌上。在办公室里她们几个人告诉刘某1被东胜公安局拘留的家人的名字，刘某1让他们先回去，他去处理这个事情。 大约过了20天左右，芒某和李某1就被释放了，韩某1去东胜区公安分局自首办理了取保候审。龙某说刘某1是内蒙古公安厅的领导。韩某2认为刘某1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作用，没有刘某1帮忙芒某等人应该不能被放出来。 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份，韩某1给其打电话说出事了，芒某和李某1都在鄂尔多斯组织考试作弊被公安局抓了，他当时跑了没被抓住。李某1的妻子龙某也知道她丈夫被抓，于是就找人疏通关系，要把被抓的李某1、芒某弄出来，在此期间韩某1给杨某打电话，意思是要摆平这件事，需要给领导送50万元。过了一段时间，韩某2电话通知杨某，意思是50万元已经准备好了，让杨某跟着他们一起给内蒙古公安厅的领导送去。第二天由姓吴的男子开车，杨某、龙某、韩某2一起坐车到内蒙古公安厅，当时50万元现金已经装在一个袋子里，一行四人就到公安厅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进去以后姓吴的男子跟领导沟通了一会，大约2、3分钟，姓吴的男子就把装有50万现金的袋子放在了领导办公桌旁边，之后就都走了。送给刘某1的50万现金中20万是龙某出的、韩某2出了10万元、韩长青出了20万元。 4、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份左右，李某1的妻子龙某找到吴某，说李某1在鄂尔多斯市××区织考试作弊被抓，龙某委托吴某找人托关系把李某1放出来。后吴某找到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的刘某1，当时刘某1答应帮忙办理这个事。吴某告诉龙某他找了一位公安厅的领导，涉案的三个人一共出50万元,龙某同意，并表示与另外两个家属一起凑钱。过了几天，龙某等人将送刘某1的50万元现金准备好，遂吴某和龙某、另外两个涉案人员的家属在内蒙古公安厅门口见面，她们三个女人在吴某的车上把钱凑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里，刘某1接吴某等人去他的办公室，吴某向刘某1介绍考试作弊那几个人的家属，龙某把装钱的袋子放在刘某1的办公桌旁边，她们三个女人分别说了一下各自老公的名字，简单介绍了一下被抓的情况，请托刘某1尽快将她们的老公放出来，刘某1答应给办理这件事。之后就一起出来离开了。隔了一、两天，吴某和刘某1从呼和浩特市坐飞机到鄂尔多斯，一起去了时任东胜区公安局局长刘某2的办公室，刘某1和刘某2说他想给组织考试作弊的李某1等人办理取保候审，刘某2说他过问一下。隔了大约三、五天左右，刘某1和吴某说他给联系好了，让他们去鄂尔多斯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吴某带着韩某1去了东胜区公安分局投案并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前被抓的李某1和芒某也被取保候审放出来了。 5、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初，其在鄂尔多斯市××区织考生作弊被抓获，同月5日其因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在其被拘留期间，其妻龙某委托吴某帮忙办理对其取保候审事宜，吴某具体如何办理的其不清楚，其于同年9月3日被东胜区公安分局取保候审，当时与其一同涉案的芒某和杨军军都被释放，韩某1直接被取保候审。 6、证人芒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5日芒某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日被取保候审。 芒某后来听说在其被刑事拘留以后，家人请托过相关领导帮忙关照这件事，芒某被释放后李某1跟芒某要过钱，意思是龙某托关系找人，送了不少钱，想让芒某出20万元的费用，但是芒某拒绝李某1。 2013年冬季，在一次饭局上，芒某见到并认识吴某，吴说当时芒某、李某1被抓进去后，龙某和芒某妻子以及韩某1的妻子杨某找到他，并通过他找到了内蒙古公安厅的刘某1，给刘某1送了50万元。后来与芒某一同涉案的都被释放，还有韩某1直接被取保候审。韩某1组织的作弊，他负责提供作弊的设备和答案，芒某、李某1、杨军军帮助韩某1联系考生。 芒某不知道50万元由谁出、每人出多少。 7、证人韩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5日韩某1因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取保候审。 2012年，芒某、韩某1等人在鄂尔多斯市××区织他人考试作弊时被发现，其在考场外看到芒某被警察抓获，其知道出事后就逃跑了，且第一时间给妻子杨某打了电话，告诉她芒某在东胜区考场内组织作弊被抓了，自己跑了。之后韩某1回到呼和浩特市，在玉泉区蒙古风情园东侧租房等消息。大约过了30天左右，杨某电话中告诉其组织考试作弊的事已经找人疏通关系，是李某1的妻子龙某找的吴某，吴某说需要给刘某1送50万才能办这件事，后龙某出了20万元、韩某1出了20万元、韩某2出了10万元，一共凑起来50万元，由吴某领着龙某、杨某、韩某2，四人一起将50万元在内蒙古公安厅刘某1的办公室送给刘某1。后来韩某1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局自首。 8、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刘某2于2003年至2017年11月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局长。2006年左右，刘某2在内蒙古公安厅开会，与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办公室下设厅长办主任刘某1一起开会认识。2012年8月，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分局招考工作人员考场内，社会闲散人员李某1等4人利用微型摄像机、无线电发射器、无线电接收器等设备给考生传递试题答案，涉嫌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东胜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刘某1为李某1等4人办理取保候审之事，应该是找其帮忙，但具体过程记不清了，刘某2应该是向下属询问过办案进度，或者向法制大队的人问过处理意见，没安排人专门办过，应该是看符合法律规定顺水推舟，把事办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应该上会研究决定的，如果不符合规定，其不能给他办。在为李某1等4人办理取保候审这件事上，刘某1未给刘某2送过钱物。 9、被告人刘某1的供述，证明2012年时，刘某1担任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主要负责机要密码和新闻舆论引导工作。2012年8月份左右，吴某带着李某1的妻子（龙某）还有另外两个女人（杨某、韩某2）来到刘某1办公室。当时她们三个女人告诉刘某1，李某1和另外两个女人的丈夫，在鄂尔多斯市组织的考试中帮助考生作弊，李某1和其中一个在场女人的丈夫被东胜区公安局抓了（李某1和芒某当场被抓，韩某1在逃），想请刘某1托关系，帮这几个涉案的人办理取保候审，当时刘某1答复其认识东胜区公安局局长刘某2，刘某1去找刘某2帮忙给这三个女人的丈夫办理取保候审。她们三个女人一共给刘某1送了50万元现金，留给刘某1让其办事的时候使用。大概是刘某1收受龙某等三人50万元之后的第二天，刘某1和吴某驾车去了呼和浩特市机场，乘飞机到鄂尔多斯市。在东胜区公安分局，刘某1和吴某在刘某2的办公室，向刘某2说明了来意，希望刘某2能给李某1等三人办理取保候审。刘某2找分管案件的副局长接待，刘某1又详细说了李某1等人的具体情况，想帮他们三个人办理取保候审。该副局长表示李某1等帮别人考试作弊的事不触犯刑法，让刘某1回去等消息。过了不久，东胜区公安分局将李某1等三人释放。2007年左右，刘某1当厅长办副主任的时候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刘某2，其与东胜区公安局局长刘某2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10、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龙某银行卡尾号为8419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龙某于2012年8月初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2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出具的韩某1尾号为7121金谷农村商业银行光明支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2012年8月6日，从韩某1尾号7121的银行账户内分两笔支取20万元，每笔10万元。 11、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关于李某1、芒某、杨军军、韩某1等人涉嫌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一案的侦查卷宗（内装立案决定书、刑事拘留手续、取保候审手续、撤案决定书等材料），证明东胜区公安分局于2012年8月5日对李某1等人涉嫌犯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案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对李某1、芒某、杨军军三人刑事拘留；于2012年9月3日对李某1、芒某、杨军军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当日释放该三人，同月5日对韩某1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该局以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犯罪为由，于2012年12月4日对李某1等四人涉嫌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一案决定撤案，并于当日对李某1、芒某、杨军军、韩某1四人解除取保候审措施。 （四）关于被告人刘某1收受许某1万美元的证据。 1、搜查证、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证明2019年10月24日，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对被告人刘某1内蒙古自治区××区的办公室依法进行搜查，并对所搜查到的人民币24万元现金及1万美元予以扣押。 2、实物证据--100张面值为100美元纸币，证明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刘某1处依法查获1万美元。 3、证人史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7月份左右，史某朋友许某告诉史某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就刘XXX涉黑案开展调查，已经对刘XXX采取了强制措施。因为许某和刘XXX走的比较近，害怕也被定到黑社会性质犯罪当中，许某知道史某和刘某1关系不错，让史某帮忙联系刘某1给打听案情、说说情，看能否单独立案，不与刘XXX的涉黑案牵扯到一起，如果可以的话，许某就自行到奈曼旗公安局投案自首。之后史某给刘某1打电话将许某的情况给刘某1讲了一下。刘某1答应协调奈曼旗公安局处理一下，史某把刘某1答应的事告诉了许某，许某就给史某20万元人民币，让史某送给刘某1用于疏通关系。 一周之后，刘某1出差来到通辽联系了史某，并在史某的办公室史某和许某的舅舅和刘某1见面，许某的舅舅给刘某1介绍许某案件的情况。许某舅舅离开后史某和刘某1说“许某给刘某1拿20万元人民币办事用，其有人民币和美金，看刘某1需要哪种”，刘某1说拿美金，史某就从办公室拿了3万美金给了刘某1。刘某1拿钱后的第二天去了奈曼旗公安局，从奈曼旗回来刘某1告诉史某事情并不是许某舅舅说的那么简单，闹不成。随后刘某1给史某退了2万美元，剩下的1万美元至今没有给史某。总之请托刘某1办的事，最后没办成。 送给刘某1的3万美元的来源是史某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找人帮忙用67万元人民币兑换的10万美金中的一部分。大约2018年8月份，许某因为涉黑案件就跑了，史某就找不到许某，2019年8月份许某被奈曼旗公安局抓获，史某收下的20万元人民币就一直没机会还给许某。 4、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许某和史某认识有十多年。许某因参与刘某某涉黑案，于2019年6月20日被奈曼旗公安局刑事拘留。刘某某绰号叫刘XXX，于2018年6月2日因为寻衅滋事被奈曼旗公安局抓捕。刘某某被抓获后，许某预感到刘某某的案子牵扯到自己，于是许某找史某帮忙，请托史某想办法处理其案子。史某答应帮许某托关系，并找了内蒙古公安厅的领导刘某1。2018年6月末、7月初，许某从史某处得知刘某1要来通辽，许某表示拿点钱给刘某1，用作帮其办事的答谢，问史某需要多少钱，史某说需要20万元人民币。当时许某已经预感刘某某的事肯定牵扯到自己，不敢四处走动，就让其舅舅聂某将其准备的20万元送给刘某1，聂将钱送到了史某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桥北的公司里。后史某告诉许某，钱已经送给了刘某1，刘某1到通辽市奈曼旗帮许某疏通这件事了，肯定没问题。2018年8月份，许某听说警察到其经营的鼎盛牛市找他，就不敢在通辽，跑到吉林省双辽市躲了起来。2019年6月被奈曼旗警察抓获。 2018年8月开始许某就跑路了，所以没机会向史某要钱。史某未向许某退还过人民币或美金，也没向许某说过刘某1退钱的事。其送给刘某1的20万元是从同学刘某3借的。 5、证人聂某的证言，证明其系许某的舅舅，许某在通辽市区大林镇开了一个鼎盛牛市。史某是在通辽市做园林绿化工程的。许某在涉黑案中请托过史某帮忙，大约2018年7月份，许某在鼎盛牛市给聂某20万元人民币，让其将现金转交给史某，说许某已经让史某请托内蒙古公安厅的领导刘某1，为许某处理涉黑案的事情，这钱是给刘某1的好处费。并说刘某1已经到通辽，在史某的公司。聂某去了史某的公司，在公司门口聂某把20万元人民币给了史某，聂某进公司见到刘某1，就把许某的事跟刘某1说了，大体意思是“刘某某出事了，可能会牵扯到许某，希望刘某1帮忙协调奈曼旗公安局，摆平这件事”。刘某1表示这件事他可以帮忙，没什么问题，他准备下午或者第二天就去奈曼旗公安局协调这件事。 2018年8月，奈曼旗警察抓获聂某的同案犯张绍纲，聂某和许某就一起跑路了，直到2019年6月份二人被抓捕归案。 6、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自2015年至今任奈曼旗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其和刘某1在2000年前后认识的，刘某1当时是开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中队长，张某是科左中旗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中队长，二人有业务往来就认识了。 2018年夏季的一天，刘某1给其打电话，向其询问“6.02“案件的基本情况，而且告诉其具体事情见面说。之后有一天，刘某1到其奈曼旗公安局办公室向其了解”6.02“案件案情，同时向其了解一名涉案嫌疑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对这名涉案嫌疑人处罚有没有从轻处理的可能，其当时敷衍一下或者是直接拒绝了，反正刘某1说的事情肯定是没给他办。 “6.02”案件是通辽市科尔沁区的涉黑案件，当时通辽市公安局将案件指定管辖到奈曼旗公安局。当时张某担任“6.02“案件总指挥，冯某某担任“6.02“案件前线指挥，办案地点设在通辽市开发区公安局，奈曼旗公安局抽调精锐警力六十余名，案件侦办半年的时间，后由奈曼旗检察院起诉到奈曼旗法院，52名违法犯罪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另案处理的有8人。 7、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其现担任奈曼旗公安局副局长。其和刘某1在1998年时就认识，当时李某2在奈曼旗公安局清河派出所任副所长，刘某1在开鲁县刑侦大队当民警，因工作认识的刘某1。后刘某1调到内蒙古公安厅工作，2016年开始其在奈曼旗公安局分管国保工作，刘某1在公安厅国保总队任副总队长分管反邪教工作，有时刘某1从公安厅下来调研指导工作，二人有几次接触。 2018年8月、9月的一天，刘某1给其打电话，委托其了解“6.02”案中的叫许某的嫌疑人的涉案情况，到案之后能不能办理取保候审。李某2向专案组了解到许某是案件的重要嫌疑人，就是主动投案也不可能办理取保候审。遂给刘某1打电话回复其了解到的情况。 8、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2018年上半年，许某向刘某3借20万元人民币。 9、被告人刘某1的供述，证明2018年时，刘某1担任公安厅国保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当年夏天刘某1公出到通辽，史某请刘某1去他办公室，在办公室史某告诉刘某1奈曼旗公安局正在调查一起涉黑案件，史某朋友许某可能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但事情不大，想让刘某1帮忙找一下奈曼旗公安局局长张某，看看能不能将许某从涉黑案件中摘出来，从轻处理一下。刘某1当时答应帮忙。当时史某表示帮许某办事见领导用钱，给了刘某13万美元，刘某1拿着钱离开。收受3万元美元后刘某1就去找奈曼旗公安局局长张某，向张说明来意，问一下许某情况，说听许某家里人说许某的事情不大，看看张某能不能关照一下，从轻处理。张某说许某的案件不是像刘某1说的那样，许某涉及的案件是上级交办的案件或是扫黑除恶的案子，而且许某是案件主犯，不能取保候审，他的事情办不了，没有通融的余地，不能从轻处理。刘某1听张某这样说，明白这件事情办不了，后来也就没有给张某送钱，直接离开。回到史某的办公室，给史某退了2万元美元，告诉史某，许某的事情办不了。但刘某1再去找找奈曼旗公安局副局长李某2，如果史某同意刘某1就先退给史某2万美元，留下1万美元再运作一下，史某同意。刘某1回到呼和浩特市后给奈曼旗公安局的李某2打电话说了一下许某的情况，之后李某2答复，许某的案件他帮不上忙，办不了。刘某1看事情办不了，就把1万美金放在了其办公室。 刘某1见过许某的舅舅聂某，聂某也和刘某1说过请托其为许某处理涉案的事情。 刘某1是在通辽市参加公安工作时认识的张某和李某2，当时都在通辽当过刑警，互相之间早就认识。刘某1时任公安厅国保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张某、李某2时任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局长和副局长，是公安厅下级部门的工作人员。另外李某2当时分管奈曼旗公安局的国保工作，和刘某1有职务上的指导、制约关系。 10、许某案中的奈曼旗公安局拘留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奈曼旗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等证据，证明2018年11月7日，奈曼旗公安局决定对许某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3日，奈曼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许某涉嫌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决定批准逮捕许某；2019年6月20日，奈曼旗公安局对许某执行逮捕，送奈曼旗看守所羁押。 11、国家外汇管理局鄂尔多斯中心支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2018年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平均值为：1美元=6.7136元人民币，1万美元=67136元人民币。 （五）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证据。 1、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指定管辖决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审理函，证实2019年10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将刘某1涉嫌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指定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管辖；2020年3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由本院进行审理。 2、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出具的“刘某1到案情况说明”、被告人刘某1的供述、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经初步核实，内蒙古自治区××区基本掌握刘某1有关违纪事实和收受王某240万元的受贿事实，遂于2019年10月24日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将刘某1涉嫌职务犯罪案指定由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管辖，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于当日立案。当日，自治区公安厅纪检监察组通知公安厅国保总队政委，让其以“刘某1牵扯到一起经济案件，需到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接受调查”为由通知刘某1，国保总队政委通知时，刘某1在赤峰老家陪母亲治病，接通知后，刘某1当日乘飞机返回呼和浩特市，并于当日21时许，在国保总队三名同事的陪送下，刘某1到达鄂尔多斯市公安局，鄂尔多斯市监察委员会当即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到案后，刘某1如实供述了收受王某240万元的事实，并主动交待了收受龙某等三人50万元、收受许某1万美元及向宗某行贿5万元的事实。 3、内蒙古自治区××区关于刘某1涉案财物的情况说明、随案移送赃款清单、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二份（辩方出示）、被告人刘某1的庭审供述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某1从王某2处收受的40万元于2017年1月3日，通过陈某向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纪检监察部门上缴；本案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刘某1办公室搜查到人民币24万元和1万美元，刘某1自愿用该24万元退赃；诉讼过程过，刘某1在亲属的帮助下主动上缴赃款26万元并提供20万元的财产刑担保。 4、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刘某1的基本情况。 5、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真伪鉴定书，证实涉案1万美元系真币。 辩方出示《工商银行跨行汇款单》1份，拟证明2020年06月09日被告人刘某1妻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财富港支行向中共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鄂尔多斯银行银行账号×××）汇款310,000.000元，是代被告人刘某1退缴本案赃款。经审查，刘某1亲属缴纳的该笔31万元系因被告人刘某1的其他违纪事实向鄂尔多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缴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刘某1是否利用其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受贿？刘某1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等三人的50万元后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 本院认为，涉案三起受贿事实的请托事项均不属被告人刘某1本职工作范畴之内事项、也不属其领导或主管的公共事务，以刘某1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职位不能认定其与具体承办请托事项的公安厅直属分局、东胜区公安分局、奈曼旗公安局之间有隶属、制约关系，但其利用其是公安厅副处级工作人员这一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到有关单位“打招呼”办理请托事项。实际上，本案行贿人也是基于刘某1是公安厅“领导”这一身份才向其行贿，故本案中，被告人刘某1是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贿赂，应适用《刑法》第388条之规定。 至于被告人刘某1是否为请托人龙某、韩某2、杨某谋取不正当利益，经审查，在该问题中控、辩双方对被告人刘某1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不存在争议，但对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有不同意见，对此本院认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为行贿人提供帮助或方便条件。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1意图不经法定程序，直接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事项中的当事人谋取取保候审措施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即使请托事项中的当事人最终被撤案，但该结论不能否定被告人刘某1先行为的违法性，其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等人的50万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受贿。 2、关于被告人刘某1是否有自首情节的问题。 经查，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1接到其原单位“其牵扯到一起经济案件，为此接受鄂尔多斯市公安局的调查”的通知后虽自行前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但其表现不能体现其因本案自愿接受刑事责任的意志，即其表现不能体现其自动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故被告人刘某1不具有自动投案情节，故不能认定其于全案有自首情节，但其到案后如实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事实，故其在行贿罪行中有自首情节。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1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90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的受贿数额属数额巨大；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5万元人民币，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刘某1犯有两罪，对其两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刘某1在行贿罪行中有自首情节，对其该部分罪行依法从轻处罚；在受贿罪行中有坦白情节，其中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等三人50万元人民币和收受许某1万美元的犯罪事实是在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情况被告人主动如实供述，但该两起受贿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其收受王某240万元人民币的受贿罪行属同种罪行，故对其受贿罪行中的表现认定为坦白，对其受贿罪行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1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从宽处理；其积极退赃、提供财产刑担保，具有悔罪表现，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辩护人所提“刘某1是利用其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才以受贿论处。而在本案中，刘某1虽收受龙某、韩某2、杨某等三人的钱款，但其未为龙某等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该笔50万元不属受贿，不应计入其受贿数额内”一节，经查，该项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且于法相悖，不予采纳；辩方所提“被告人刘某1有主动投案情节，于全案构成自首”一节，经查，该项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综上，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1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2022年12月23日止；罚金已缴纳。） 二、被告人刘某1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90万元和美元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李 雪 梅 审 判 员 吴 晓 春 人民陪审员 许 海 洋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吉日嘎拉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款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七条第一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第一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