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923行初47号原告彭晓阳,男,196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高安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住高安市。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高安市瑞阳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883014736182W。负责人梁宏波,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志滔，男，1974年3月25日生，住高安市，系该局人事科科长，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袁红萍，女，1988年1月7日生，住新余市分宜县，系该局干部，一般代理。原告彭晓阳诉被告高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安人社局）行政审批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晓阳，被告高安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黄志滔、袁红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安人社局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关于彭晓阳退休函》，认定彭晓阳已于2019年7月份到退休年龄，根据赣人社发[2017]53号、高人社字[2019]51号文件要求，告知其尽快携带相关档案到被告处工资股审核并办理退休手续。原告彭晓阳诉称，2019年10月25日,被告下达《关于彭晓阳退休的函》。在此之前原告曾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并提交了有关原告参加工作的材料和劳人险函［1982］32号《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参军复员后的工龄问题的复函》的文件。证明被告认定原告的年龄有误，但被告不予认可，且批准同意并办理了原告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于是原告到高安市信访局进行上访，要求被告重新复议。被告在（高人社信访复字［2019］32号）《关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回复中，对原告出生年月的认定完全无视原告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而把原告参加工作后在单位“入团、入伍”的档案资料作为最早档案。严重违背了原先参加工作后在单位入团、入伍的客观事实，从而制造了原告“档案和户籍登记不一致的”问题。被告批准同意并办理了原告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不仅剥夺了原告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权利，而且也侵犯了原告正当享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一、原告于1976年8月从新街902子弟学校初中毕业后在新街粮管所参加工作，1977年6月10日在新街粮管所加入共青团组织。1978年2月从新街粮管所应征入伍，1981年12月退伍，1982年3月分配到高安市粮食局祥符粮管所工作。1983年11月到高安市粮食局,1999年3月在高安市粮油购销公司工作,2009年12月至2019年粮食局撤并到发改委工作，现为高安市发改委事业单位职工编制（非参照编）工作人员。被告保管的原告早期档案材料中只有原告参加工作后在单位入团、入伍等材料。而且原告入团、入伍等档案材料中,都记载了原告初中毕业后在新街粮管所参加工作的就业经历,但没有原告具体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说明原告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和如实归集。《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固定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职工花名册”档案资料,是高安市档案局保存的一份历史档案，与原告入团、入伍等有关档案材料的记录情况一致，具备原告档案材料的原始记录性。原告参加工作的这份档案材料记载：原告的出生年月是“1960年7月”，参加工作时间是“1976年8月”。填报单位:新街粮管所；填报时间:1976年底。按照原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劳人险函［1982］32号）《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参军复员后的工龄问题的复函》的文件规定，“城镇居民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当临时工、合同工期间应征入伍。复员后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可将其在参军前最后一次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当临时工、合同工的时间、服兵役时的军龄和复员后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颁布和执行时间是1982年11月3日。”因而原告的工龄应从原告在新街粮管所做临时工开始计算，原告档案中最早的档案材料也应该是，《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固定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职工花名册”。参加工作年月和出生年月都应是档案中记载的“1976年8月”和“1960年7月”。由于原告参加工作材料的缺失，造成原告本应在82年底就要落实的工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原告的户籍和派出所出示的《常住人口信息》登记的出生日期均是1960年7月23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是3622221960********，社会保障号码是身份证号码。1976年初中《毕业证书》写的年龄是“现年16岁”。与原告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中记载的出生年月“1960年7月”并不存在“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的问题。二、《干部人事工作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应当在全面审核档案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审核干部的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时间、入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审核档案内容是否真实、档案材料是否齐全、档案材料记载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合理。”被告在审核原告档案材料中对原告补充和归集的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不予认定，存在明显工作上的失误，也违反了上述有关档案审核工作原则和（劳人险函［1982］32号）《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参军复员后的工龄问题的复函》的文件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十三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四、《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劳动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局、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居民身份证使用、核查工作的通知》（公发［1992］21号）规定，“三、在办理下列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事务时,有关部门必须核查公民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六）办理聘用、雇用和离退休手续。进行劳动力管理，申请社会保险:这是包括劳动部在内的14个部门联合制定发文、全国各级行政机关和相关部门都在执行,劳动部门同样也必须执行。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规定“公民出生日期以户籍证明为准。”六、关于被告在“关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原告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我们单位（发改委）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先后有包括原告在内的4位退役军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其他3人均以“入团”、“下放知青”等档案材料认定出生日期,说明被告并没有认真执行中组部《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问答》有关精神，对原告存在严重制度歧视。综上所述，原告的档案材料中关于出生日期的记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政策法律法规明确。原告的户籍登记、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和个人身份证明及初中毕业证明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与高安市档案局保存的原告原始档案材料《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固定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职工花名册”填写的年月也是相符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规定，被告批准同意并办理原告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背离了客观事实和有关文件及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依规无据，严重侵犯了原告应该享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剥夺了原告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权利，应当予以撤销。为此原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作出批准并办理原告退休的决定和行为，处分了原告的劳动权，因此,请求法院秉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文件和法律法规为准绳的原则,责成被告撤销对原告作出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以维护原告合法权利。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彭晓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户口本复印件一份；二、常住人员信息的登记表复印件一份；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上述三份证据均证明原告的出身日期为1960年7月23日；四、社会保障卡复印件一份，证明社会保障卡的号码与身份证号码一致；五、初中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当时的毕业年龄是16周岁；六、入团志愿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文化程度是初中，参加工作时间是初中毕业后到高安县新街粮管所参加工作；七、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初中毕业后在高安县新街粮管所工作，1978年1月份由高安县粮食局下调令到高安榨油厂工作（新街粮管所和高安榨油厂都是高安县粮食局下属国营企业）；八、退役军人摸底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退伍后属于城镇居民，等待工作分配；九、固定职工花名册复印件一份；十、临时职工花名册复印件一份，两份证明原告1976年8月在新街粮管所参加工作，记载的时间和出身日期是原告参加工作最早的原始材料；十一、参保人员待遇申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出生年月是1960年7月23日，但是办理退休是2019年7月，侵犯了原告的正当劳动权利；十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对原告产生了侵权行为。被告高安人社局辩称，一、原告主张的“《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工职工花名册档案资料与原告入团、入伍等有关材料的记录情况一致”与事实不相符。《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工职工花名册记载上诉人出生年月为1960年7月,《入团志愿书》记载的则是1960年6月23日出生,且有涂改痕迹,《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记载的是1959年7月出生,三份证据资料出生日期均不一致,而认定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必定是唯一的。《高安县粮食局一九七六年粮食系统职工花名册》第044页临时工职工花名册,“花名册”和粮食局均无法对原告出生日期确定效力和职能。干部档案中记载干部出生时间的常见最早形成材料一般有:自传、中学毕业登记表、早期政审材料、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应征入伍登记表、招工登记表、体检表。对上诉人1986年11月迁入的户籍和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无疑义,但并非原始户籍资料,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中劳薪字第[1964]344号中“临时工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被本单位录用为固定工后,其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根据上诉人《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和《退伍军人登记表》记载,上诉人入伍前系高安县棉油厂临时工,其本人人事档案中工资登记表记载的参加工作时间均为1978年2月和1978年3月,不能认定为1976年8月参加工作。二、原告所列第三十六条条款并非《干部人事工作条例》内容。根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六条“审核档案内容是否真实、档案材料是否齐全、档案材料记载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合理”,原告的档案材料的出生时间与其主张的关联性不合理,答辩人在档案审核过程中合理合规合法,答辩过程中均有依据。三、原告所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劳动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局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居民身份证使用、核查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等有关条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2006年10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第一条,“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日期管理工作。在办理干部录用、任免等事项时,要对干部出生日期进行认真核对,确保无误。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据此,答辩人以原告档案记载的资料认定出生日期符合规定要求。四、原告提出的“发改委2017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先后有包括原告在内四人的为退役军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其他3人均以入团、下放知青等档案材料认定出生日期……,对原告存在严重制度歧视”的问题。首先,诉讼人所提其他三人与本案无关联;其次,在档案审核过程中,答辩人均是依据法规制度规定办理,无任何歧视性问题,本案是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因退休人员年龄认定问题提起诉讼的第一例也是目前唯一一例案例。五、答辩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第2款,“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严禁随意更改职工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原告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不一致,且早期形成的入团表出生日期有涂改痕迹,故认定原告《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和《退伍军人登记表》记载出生日期符合本《通知》精神。六、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2006年10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中共中央组织部2015年第10期《组工通讯》《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问答》(网上可查询),第一条“出生日期”第4问和第6问“对干部因上学、入团、入党,入伍、招工等不够年龄,而将干部人事档案早期材料记载的年龄填大,后根据形成时间更早的户籍档案材料已经改回的,如何认定?”“答: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为避免重复得利,需认定干部上学、入团、入党、入伍、招工时填大的年龄。”彭晓阳人事档案1978年2月的《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记载的出生年月1959年7月,彭晓阳1978年2月入伍时,按1959年7月的出生年月入伍年龄为18周岁,而以1960年7月出生则不足18周岁,不够入伍年龄,故存在得利情形。根据195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第八条:自每年三月一日起到下一年二月底止,为征集年度。现役期限从征集年度下一年的三月一日算起。第十六条:在每年的六月三十日以前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原告1978年2月26日经高安县革命委员会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系1977年征集年度,应该在1977年6月30日前年满18周岁。综上,为避免重复得利,答辩人认定1959年7月的出生年龄符合政策规定,作出的《关于彭晓阳退休的函》和彭晓阳《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审批表》合法合规。答辩人认为:1.人事档案是根据组织人事部门等批准录用当事人参加革命工作审批后,开始建立的个人档案,作用为组织人事,是用人单位在使用人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系列材料。2.当兵入伍政审是很严肃的事情,要是原告入伍时的个人档案资料中已经包含其《入团志愿书》,因年龄问题或者因出生日期填写不一致,其入伍政审就不能被通过,故原告的《入团志愿书》应该是上诉人退役后加入个人人事档案之中。3.作为行政执行部门,在法律的取证,证据的采用及调解判决等方面应尊重组织人事管理有关规定。4.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坚持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各级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都是执行相同的法律和有关文件规定,不能因为一人一事的例外而曲解或折扣执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严肃机关事业单位人事档案管理,答辩人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高安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彭小扬”的《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二、“彭晓扬”的《退伍军人登记表》，两证据证明彭晓阳的出生日期是1959年7月；三、“彭小扬”入团志愿书，证明彭晓阳出生日期时间上是最早的，但是有涂改痕迹，所以无效；四、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2006年10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证明档案记载与户籍不一致的情形下，应当以档案记载的为依据；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证明档案记载与户籍不一致的情形下，应当以档案记载的为依据，同证据4证明目的；六、中共中央组织部2015年第10期《组工通讯》中的《关于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问答》(部分)；证明干部因上学、入团、入党、招工、入伍等不够年龄而将人事档案的早期材料年龄填大，需要认定干部上学、入党、入团、招工、入伍的年龄，后根据形成时间更早的户籍档案材料，已经改回的，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为了避免重复得利，应当认定干部上学、入团、入党、招工、入伍的填大的年龄；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55年8月1日)(部分)，证明1978年2月批准入伍，属于1977年征集年度，需在1977年6月30日前年满18周岁服役，而原告以1960年7月出生，则不足18周岁，不够入伍年龄，故存在“得利”情形。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高安人社局提供的证据质证：1.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批准入伍机构不是批准出生年月的主体机构；2.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无异议；3.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4.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有异议，不是规范性文件；5.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高安人社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中证据四是我方提供的；2.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是1976年10月1日发证时间和学校毕业时间不相符合，原告入团志愿书记载的简历，与原告应征入伍填写的履历，原告档案资料记载的姓名、年龄、学习经历均比较混乱；3.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有涂改，假如入团志愿书在应征入伍前入档的话，入伍的政治审查不能通过，由此可以看出，入团志愿书是后面加入档案的；4.对证据七的“三性”均无异议；5.对证据八、九、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两份证据所填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三份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人员身份信息的资料；6.对证据十一的“三性”均无异议；7.对证据十二的关联性有异议，此表中原告出生日期是当时工作人员录入电脑系统的时间，不能视同其档案应该认定的出生日期。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对证据一、二、三予以采信，可作为认定原告出生时间的依据；2.对证据四社保卡复印件，社保卡是根据原告的身份证信息办理的，对该证据中有关出生时间的内容予以采信，但不作为认定原告退休时间的依据；3.对证据五初中毕业证书复印件，不予以采信；4.对证据六原告入团申请志愿书，是原告参军入伍前形成的资料，入伍后调入其个人档案中，不属于原告参加工作后档案中最早记录材料，不予以采信；5.对证据七《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证据八《退伍军人登记表》，二证据中记载原告出生时间“1959年7月”的内容一致，予以采信；6.对证据九固定职工花名册、证据十临时工花名册，该二份证据记载的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含出生时间）更早，为高安市粮食部门的档案资料，不是原告的个人档案材料，不作为认定原告最早记载出生时间的档案资料，不予以采信；7.对证据十一原告的参保待遇表和证据十二基本养老核定表，对该证据的内容予以采信，但不作为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违法的证据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对证据一、二，与原告举证的证据七、八一致，予以采信；2.对证据三原告入团志愿申请书，与原告举证的证据六相同，不予以采信；3.对证据四组通字[2006]41号文件和证据五劳社部发[1999]8号，予以采信；4.对证据六中共中央组织部2015年第10期《组工通讯》，与证据五的内容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证据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55年8月1日），属于法律、法规范畴，不需要作为证据进行认证。经审理查明，原告彭晓阳，曾用名为“彭小扬”、“彭小元”、“彭小阳（洋）”等。1976年在高安市粮管所做临时工。1978年2月从高安新街粮管所应征入伍。彭晓阳个人档案最先记载出生年月为《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中记载的出生时间“1959年7月1日”。原告于1981年12月退伍，1982年2月分配到高安市粮食局祥符粮管所工作，后调入高安市粮食局工作。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该粮食局被撤销并入高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9年退休前系该单位的工勤编工作人员。2019年10月25日，被告高安人社局向高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彭晓阳退休的函》，认定彭晓阳《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中记载的出生年月1959年7月2日为其出生时间，确定彭晓阳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通知高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其办理退休手续，随后被告审批同意了原告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并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彭晓阳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彭晓阳自认应征入时未满18周岁，其《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退伍军人证明书》及部队考核材料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9年7月或1958年11月。但彭晓阳的《入团申请书》、《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信息》、“户口簿”及相关考核评审表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60年6月23日或1960年7月23日，或1960年8月23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被告高安人社局作为本辖区的社保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相关工作，有权对原告的退休待遇进行审核，在退休待遇审核中涉及对退休时间的确认，所以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被告认定原告个人档案中《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为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确定其退休年龄，对原告作出《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主张其出生时间应当以高安市档案局保存的其在高安粮食部门参加工作时的材料中填写的出生时间或身份证、户口薄的信息为准。被告不否认原告身份证及户口簿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60年7月23日”的客观事实。本案原告身份证及户口簿记载出生时间与其个人职工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该规定中对退休起算时间的规定，是为规范确定职工退休时间，以本人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退休时间。显然，被告高安人社局认定原告彭晓阳《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中的出生时间为最先记载出生时间，据此确定其退休时间，并无不当。本案中，原告彭晓阳个人档案中最先记载出生时间材料为《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该材料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9年7月1日”。虽然其个人档案中的《入团志愿书》中填写的出生时间为“1960年6月23日”，该材料系原告彭晓阳应征入伍前形成的，在彭晓阳入伍后，调入其档案中，否则，其入伍政审中也无法通过，不属于其个人档案中最先记载出生时间的材料。同时，高安市档案局中其参加工作时的相关记载的出生时间材料，不属于原告彭晓阳的“个人档案”中的材料。原告当初未到参军入伍的实际年龄，但原告通过填写的“不真实”年龄参军入伍，享受了其实际年龄无法拥有的相关的福利待遇。现原告又以其实际年龄要求延迟退休时间，继续享受在职人员的相关工资福利待遇，有违社会公认的公平合理性。因此，被告高安人社局对原告作出退休审批决定的行政行为，符合职工退休审批程序规定，其对原告彭晓阳作出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关于《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涉案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中华人民人和国身份证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相抵触的问题。《身份证法》强调是身份证的身份证明效力，而涉案规范性文件并未否认身份证的身份证明效力，而是要求审核身份证只是对办理退休过程中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这一特殊情况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是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起始时间，是属于民法领域中对民事主体资格的一般性规定，与退休待遇审核属不同范畴，故不存在相抵触的情形。关于应当执行《公安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劳动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旅游局、国家税务局关于进行步加强居民身份证使用、核查工作的通知》（公发[1992]21号）第三条规定：“在办理下列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事务时，有关部门必须核查公民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六）办理聘用、雇用和离退休手续，进行劳动力管理，申请社会保险……”的问题。该公发[1992]21号文也属于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是身份证在一般情况下具有身份证明效力，在办理退休过程中也需在核查身份证，但是涉案规范性文件的是专门针对办理退休过程中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同的情况，公发[1992]21号文虽是多部门联合制定，但涉案规范性文件属于特殊规定，应优先适用。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江西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审批表》的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晓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彭晓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账上，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简顺民人民陪审员  钟建华人民陪审员  潘林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彭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