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春，男，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友妹，女，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飞燕，女，198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远华，男，194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勋利，男，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言国，男，195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玲英，女，197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金荣，女，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红，女，196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五妹，女，195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俐，女，196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汗文，男，198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绪春，男，195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淑女，女，196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茵，女，196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建华，男，195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亚军，男，198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闵永兰，女，198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文洁，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广松，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青，女，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冬香，女，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湓城办事处府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锦斌，女，195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柯芳，女，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贵书，男，195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代伟杰，男，199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述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徐亚军，男，198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述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闵永兰，女，198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上述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戴建华，男，195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升武，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世明，男，195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传舟，江西国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敏，女，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传舟，江西国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明华，女，195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力伟，男，195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男，197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上诉人李洪春、代伟杰、范飞燕、张远华、徐勋利、李言国、何玲英、李五妹、戴建华、范金荣、雷红、李广松、张丽青、罗冬香、王锦斌、柯芳、杨贵书、张新俐、李汗文、陈绪春、潘淑女、郭茵、曹友妹、徐亚军、闵永兰、戴文洁因与被上诉人黄世明、邹敏、桑明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李洪春等26人的诉讼代表人徐亚军、闵永兰、戴建华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升武，被上诉人黄世明及其与被上诉人邹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传舟，被上诉人桑明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力伟、王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春等26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李洪春等26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世明、邹敏、桑明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洪春等26人与桑明华签订的《债权转为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债转股协议）合法有效，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一审判决认为债转股协议为无效协议有悖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桑明华因欠李洪春等人的借款，并就借款偿还事宜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债转股协议，并于2014年4月21日、25日落实了债转股协议的事实，却以桑明华明知在一审法院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于2013年9月16日与李洪春等债权人签订债转股协议书，系规避执行行为，故债转股协议为无效协议，属错误认定。1、桑明华转让股权并未规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应当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而桑明华与李洪春等人签订债转股协议时，并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禁止或限制其转让股权。第一，在黄世明、邹敏诉桑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桑明华价值226万元的财产。但不论是根据该裁定书还是法律规定，该裁定书应当是在送达当事人后才能生效，但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该裁定书送达给了桑明华，该裁定书未发生法律效力。桑明华转让股权不存在规避一审法院执行，而是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第二，一审法院将协助执行事宜告知桑明华的代理律师，不能等同于将该民事裁定书送达给了桑明华，也不能达到使民事裁定书生效的结果。桑明华民间借贷一案的代理律师，可能享有签收法律文书的代理权，但一审法院不能以告知的形式代替依法送达，只有通过送达使其发生法律效力，以告知代理人的方式代替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向瑞昌市教育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行为，不能产生查封股权的效力。瑞昌市教育局是办学许可部门，并非股权的登记、备案机关，一审法院明知瑞昌市早期教育学校（以下简称瑞昌早校）的股权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就应当要求瑞昌早校协助执行，才能达到控制股权转让的目的。何况协助执行通知书所依据的（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书至今未送达。二、瑞昌早校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事实清楚。李洪春等26人已提交证据证实，黄世明、邹敏对此亦无异议，一审判决认为，瑞昌早校的办学性质李洪春等26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进行证明，不符合事实。李洪春等26人在一审提交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瑞昌早校2018—2019年度下学期在籍学生花名册，证明了瑞昌早校是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现有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至九年级学生375人，属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黄世明、邹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该证据足以证明瑞昌早校为提供九年义务教的民办学校，属于法律规定的非营利性质的学校。三、不论债转股协议是否有效，该股权均不能被执行。一审判决认为，对于举办者因投资股份而取得权益多少，应在执行实施中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是以执行替代裁判，没有法律依据。桑明华在瑞昌早校的投资按《瑞昌早期教育学校联合办学协议》（以下简称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为220万元，其与徐新静签订协议时，对应的资产并非瑞昌早校的全部资产，且桑明华签订承包协议时，将其投资份额对承包协议作了担保，如果违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如数核减股份。承包协议签订于2007年8月12日，远早于民间借贷案件的保全查封。所以，如果债转股协议无效，那么桑拿明华的股权份额是多少，享有多少股东权益应经过清算或经过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进行确认，一审判决认为可由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没有法律依据。瑞昌早校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除开办人的投资外，还有财政资金的投入和其他公益性资金的投入，在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如果桑明华的投资份额没有转让，其能享有多少投资权益，应当经法定程序进行确认，在既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又无登记机关登记确认，更无任何权属证明，如《股权证明》《股东出资证明》《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确认，更不能将一份《联合办学协议》直接作为执行的依据。如果权益未经依法确认的情况下，法院即按协议约定的股份份额，对学校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拍卖，不仅会损害李洪春等26人的合法权益，且会损害瑞昌早校全体教职工和全体学生的利益，甚至损害国家利益。黄世明、邹敏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债转股协议因规避法院执行而无效符合法律与事实。1、李洪春等26人认为桑明华未签收（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书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于2013年1月6日将应诉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状等一起送达桑明华签收。且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是不以当事人签收为前提的。2、一审法院告知桑明华的代理律师的法律后果由当事人桑明华承担。3、瑞昌市教育局作为协助执行的单位，既结合实际情况，又达到限制股权转让的效果。瑞昌早校未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亦未依法进行股权登记，只是在瑞昌市教育部门备案，在上述情况下，要求瑞昌市教育部协助执行合理合法。否则，让不依法办理登记的人有规避法律制约的机会，不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二、李洪春等26人主张瑞昌早校是义务教育性质学校有违事实，也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的股权权属争议无关。根据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举办者可选择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可选择营利性民办学校。江西省规定2022年9月1日之前完成分类登记。目前，九江市包括瑞昌早校在内还没有一家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登记。瑞昌早校目前仍是营利性质的民办学校，且学校性质与本案无关。三、李洪春等26人认为桑明华的股权不能被执行，既不符合规定，也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无关。桑明华在瑞昌早校股权所相应的财产性权益是可以执行的。即使存在能否执行、如何认定桑明华财产性权益价值的问题，这是执行程序解决的问题，与执行异议之诉无关。桑明华答辩称，一、李洪春等26人陈述的学校产权与事实不符。《联合办学协议》是股东投资前的约定。股东产权应依照2007年4月9日股东会议通过的《瑞昌市早期教育学校章程》第十八条“本校资金来源联合办学人按股权比例出资”的规定处理，该章程没有列出股东具体出资数额和股比，目的是由实际投资动态确定。2007年1月签订协议后，桑明华首次入股资金230万元，大部归还学校债务。学校运作资金尚缺，无法开学，约定追加投资，启动学生宿舍楼建设和扩大招生，购买接送学生车辆和教学设备等。因此，2007年4月9日修订的章程没有规定具体股权比例。2008年1月，戴建华校长经结算要求徐新静按股比追加资金20万元，徐新静向戴建华借20万元，无法归还，故减持4.8%股权。此时，学校资产应当是400万元，加上增加的投入，股比应重新计算。学校初期收入甚微，扩股艰难。徐新静、戴建华不愿承担风险，经商议决定，要桑明华以个人名义向在校老师借款，算桑明华投资学校。桑明华并非教师，又无教育工作经验，更不能在校工作，故由徐新静、戴建华主持日常运作和内部融资，保证学校能够发展。因此，桑明华和瑞昌早校签订了《委托收款协议》，约定只向在校教师借款投资学校，桑明华个人承担本金利息，股份和收益归桑明华。李洪春等26人仅依办学协议证明桑明华的股比为55%，证据不足。股东产权应当依据股东章程、协议、出资证明等认定。二、瑞昌早校产权中的代持股权。2006年，有长年教师工作和学校管理经验的戴建华、徐新静向桑明华描绘办学美好前景并邀其加入开办民办瑞昌早校。当时桑明华有一些闲置资金，便与朋友商量决定改投学校。戴建华、徐新静说为了方便管理，统一以两大股东桑明华、徐新静名义出资办学。桑明华代持了樊培生30万元、王毅21万元、王彩霞15万元、戴建华7万元的股金。徐新静代持了戴建华等人的股权。执行桑明华的股份，必定侵犯案外人权益。三、《承包经营合同》的问题。2007年1月至8月，戴建华和徐新静工作不合，经常发生矛盾，严重影响学校正常运作。经反复商议，又要以桑明华名义承包管理，每年保证股东固定收益。承包方虽然是桑明华，但其不懂教学也不能在校工作。校长戴建华保证学校有盈余，要求一支笔全权负责，但其股份不到2%几无风险，徐新静没有任何风险。这是一个戴建华、徐新静不担风险的又要掌管学校的方案，不合常理。桑明华考虑已经投入不能半途而废，且当时在九江的生意不错，风险可担。戴建华、徐新静当老师的胆小，就支持了这个承包方案。股东王毅、王彩霞帮助学校工作一段时间，承包后离开学校，也没介入管理和监督。桑明华因常年生病和其他问题，没有过问。瑞昌早校真正的实际承包经营者是戴建华，其全面掌控人、财、物。戴建华口头汇报说学校收入付贷款利息还不够，但学校招生规模和固定资产扩大了，学校表面上不错。四、股东变更。瑞昌市教育局很重视民办教育，学校有国家政策补贴，加上全校教职员工努力，发展不错。但戴建华不公开学校贷款数量、用途，在校工作的徐新静要求审核账目，戴建华不同意，理由是已经承包，股东不能干预。戴建华找来外地新股东张燕俊，出高价400万元买下徐新静160万元的股份以平息争议。股东变更，本应当修订章程，核算股比向上级机关报备，但戴建华什么都没做，学校资产归属不清晰，戴建华仍旧一人掌控学校。五、债转股。二审开庭前，桑明华才知道以戴建华为首的34位学校债权人，指控桑明华挪用了大笔公款用于校外，使学校背负560万元巨额债务，并折抵了桑明华的全部股份。桑明华没有参与学校的任何管理工作，从未过问财务。《委托收款协议》约定限定于向在校教师借款，仅用于办学，借款数额和利息是戴建华与债权人约定，但其至今未依据协议的约定，提供任何财务报表给桑明华审计。戴建华向桑明华汇报说，学校运作良好，每年大约50万元的盈余加上国家的补贴，全部用于人员工资、扩建设施及偿还借款利息等等。桑明华于2020年6月3日向戴建华提出要看账，理清学校的账目，戴建华满口答应。2020年6月10日经阅卷发现瑞昌早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瑞昌早校借款范围、用途、数额、还贷等事实情况。2010年以后，桑明华资金非常紧张，戴建华以桑明华名义在学校教师中借了100万元左右(具体数额应当依财务支付证据确定)，帮助桑明华用于校外项目解困，数额和利息是桑明华与各个债权人约定，由桑明华另行给付，与瑞昌早校无关。桑明华投资以来多年未分享任何收益，经与戴建华商量这笔借款和利息，用出租给幼儿园房屋的租金分期偿还，桑明华非常感激瑞昌早校的帮助。2013年后桑明华资金链断了，引起民事纠纷，戴建华找到桑明华说，为了稳定教师，桑明华用股份担保。戴建华拿来一些文件让桑明华签字，申明仅用于稳定学校老师。桑明华一直非常信任戴建华，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也没留一份。现桑明华发现很多债权人不是在校老师，债务数额、利息是戴建华与债权人约定，桑明华不知道是否用于学校，这违背《委托收款协议》的约定。即便李洪春等26人主张560万元债务真实合理，折抵桑明华的全部股份显失公平。2013年8月，徐新静160万元股份以400万元出让给张燕俊。当时桑明华实际出资达300万元，股值应当是750万元。依据《委托收款协议》《章程》的约定，贷款算投资股份，桑明华的股值总计应当千万元以上，远超债转股协议的560万元本金及利息。2014年4月24日的《关于落实债权转股权会议记录》，戴建华说：“一直联系不上桑明华，最近才联系上。桑明华的原话是协议签了，我也没钱还，这股就不是我的了，戴校长你就可以按协议抵给大家。”这明显不合常理，桑明华再不会算账，也不至于少500万元无所谓。债转股协议不可能是桑明华的真实意愿。上诉人中有所谓现任董事长戴建华及其亲属，现任校长徐亚军、教务主任闵永兰现在都是大股东。《学校会议记录》《股东人员名单》《股东确认书》等证明学校管理人乘人之危，涉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伪造证据、伪造学校公文侵吞他人财产。为此，桑明华要求戴建华准备账目查看，但其强硬阻止查看账目。债权转股权必须要有股权价值评估、持股人自愿交易及资金交割证明等合理合法手续。李洪春等26人仅依据债转股协议、会议记录以及部分财务凭证证明股权已经全部折抵债务，证据不足。且戴建华阻止桑明华看账、核查支撑股权财务证据的要求，涉嫌隐瞒对其诉讼不利事实，有转移和销毁证据的嫌疑。黄世明，邹敏提出债转权协议中有局外人、非股东莫名其妙的签名，会议记录上大股东张燕俊的签名明显造假，两份文件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李洪春等26人称，如果桑明华的投资份额没有转让，其能享有多少投资权益，应当经法定程序进行确认，自认了没有进行过债转股的实际工作流程，更谈不上经法定程序确认，甚至阻止查看账目，债转股事实不能成立，不能排除学校管理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他人财产。六、主体资格不明。李洪春等26人支撑其主体资格的证据混乱不清。1.债转股协议的签字人员与附件清单不符，签字的刘美琴、黄燕、胡热爱没有出现在债权人名单中，而清单中的债权人没有全部签名。2.李洪春等26人提供的民事调解书和相关证据，证明张新俐、李五妹债权消失，两人并无诉讼主体资格。3.债转股协议的本金、利息清单与债务人借条数额不符，如柯德泉清单中本金是3.6万元，而其本人在借条上注明至2015年剩余本金是4.2万元。几乎所有债权人的借据与清单数额不符。4.戴建华女儿和亲属没有提供证明其主体资格的借据。5.案卷中证据显示2018年戴建华向很多上诉人付款，证明其回收股份，可用途写明是还款，暴露收款人是债权人，并没有股东地位。由此证明戴建华利用瑞昌早校教师群体，向司法机关和桑明华进行诉讼施压。2020年6月14日约定好看账，现任学校董事长的戴建华、校长徐亚军、教导主任闵水兰发现查看账目不是桑明华一人，而是带来了专业会计，就反悔并阻止查看账目，明显是掩盖侵占学校产权。七、学校安定，当事人和股东的权益保障。瑞昌早校办学十多年来，有长足的发展，是全校职工的辛勤劳动成果。但学校管理人多年来不去民政局办理法人和股权登记，内部产权界限不明，导致腐败和纠纷。本次纠纷，原本可以由上级主管机关合理合法协调解决，戴建华却制造群体诉讼事件。黄世明诉桑明华一案开庭时，桑明华在美国探亲，由律师肖麟代理，回国后，肖麟没有告诉关于学校被查封，后发现肖麟律师在代理多项法律事务中有勾结对方损害桑明华的行为，断了与他的往来。戴建华告诉过桑明华，法院来过学校多次，其说学校没有登记，不属于盈利企业不可能被执行。桑明华在债转股协议签字只是按戴建华的说法为了安定教师队伍，内容都没看，没有想对抗法院执行。桑明华在校外多个项目投资失误，都因被欺诈、管理不善等因素造成，并非资不抵债，尚有大量资产正在依法追讨，远远超过债务。黄世明的债权占学校资产比例很小，本案纠纷可以待学校产权明晰后，与股东协商在桑明华的股份中实现，协商不成法院可以依法执行桑明华个人部分财产，与其他股东无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进入执行程序，势必影响案外人权益和学校正常教学。综上，请求中止本案执行，保全学校财务账册，责成当事人在主管行政部门和法院监督下，聘请专业部门开展审计评估工作，确认学校资产和产权后。由当事人、学校代表、股东进行协商，和平解决争议，保证积极参与审计和协商，这样既保证各方当事人权益，又稳定学校和社会。李洪春等26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其与桑明华签订的债转股协议合法有效，桑明华原持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属李洪春等26人所有；2.撤销一审法院(2013)九中执宇第75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停止对属于李洪春等26人所有的瑞昌早校股权的执行；3.诉讼费用由黄世明、邹敏、桑明华承担。一审法认定事实：黄世明、邹敏因与桑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17日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判决桑明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黄世明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归还邹敏1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3年1月4日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桑明华价值226万元的等值财产。本院于2013年4月8日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瑞昌市教育体育局对瑞昌早校提出的因修改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变更资金而提出的变更申请不予办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8日向瑞昌市教育体育局送达了上述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因桑明华未履行上述生效民事判决，黄世明、邹敏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予以立案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3）九中执字第75号之四执行裁定，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桑明华在瑞昌早校55%股权。案外人李洪春等26人于2019年1月3日对一审法院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桑明华瑞昌早校55%股权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9)赣04执异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李洪春等26人的异议请求。案外人李洪春等26人不服该裁定，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07年1月31日，徐新静（作为甲方）与桑明华（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联合办学协议》，双方约定：甲方诚邀乙方联合办学；通过资产重组，原甲方个人投资、独立经营的瑞昌早校（法人），变更为甲、乙双方合办，双方合作为股份制合作，双方依据股权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共同享有瑞昌早校产权和经营管理权。重组后瑞昌早校的全部资产按各自股权份额享有所有权。重组后添置资产按股权比例投资，亦按股权份额享有所有权。双方共同确认瑞昌早校总股权价值为400万元，其中瑞昌早校现有资产作价380万元（含有型资产价值及无形资产价值，不含在建的学生宿舍楼工程），另投入流动资金20万元计入双方股权总额。双方共同确认瑞昌早校本协议签订前债务为200万元，剔除债务，甲方净资产价值180万元，瑞昌早校债权为零。甲方以现有资产折价380万元作为原始股权；乙方向甲方支付220万元买断甲方在瑞昌早校的股权，占联合办学投资股本息金额为400万元的百分之五十五，甲方占股权总价为180万元，占用瑞昌早校股份之四十五。甲方以净资产折算方式投入180万元，由瑞昌早校出具股权证明，享有相应比率股权；乙方应投入现金220万元，分三期注入学校账户。第一期在正式签订协议、更换学校财务印鉴后第二天注入10万元，第二期在2007年2月10日前注入90万元，第三期在2007年3月31日前注入120万元。乙方完成投入资金后，由瑞昌早校出具股权证明，享有相应比率股权；股权有偿转让应优先转让给另一方，对方无此需求可转让给第三方。徐新静与桑明华签订上述办学协议后，双方到瑞昌市教育体育局将徐新静、桑明华登记为瑞昌早校办学者。双方未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2007年8月12日瑞昌早校作为发包人，桑明华作为承包人，签订《瑞昌早校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十年，承包经营期限内，承包人依法自主治校、自主管理、自主理财、自负盈亏。2008年7月29日，徐新静作为出让方、戴建华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徐新静所持有的瑞昌早校的股权占股权总额的4.8%转让给戴建华，转让后戴建华取得股东身份。2013年8月21日，徐新静作为出让方、张燕俊作为受让方、桑明华、戴建华作为丙方，共同签订《瑞昌早校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徐新静自愿将其所持有的瑞昌早校占投资总额的40.2%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张燕俊，全部转让金为400万元，转让后张燕俊成为新的股东。当日，瑞昌早校召开全体股东会，一致表决通过决议：一、张燕俊受让原早校股东徐新静的全部股份，成为瑞昌早校新的股东，并持有瑞昌早校总投资40.2%的股权，其他股东的身份不变。二、终止2007年8月12日原股东徐新静与股东桑明华所签订的《瑞昌早校承包经营合同》。三、股东桑明华承包经营期间学校的债权债务由桑明华个人承担，与其他股东和学校无关。四、自2013年8月21日起，瑞昌早校由全体股东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并附注：桑明华承包经营期间，学校学生宿舍楼复工续建部分为桑明华单方投资，在适当的时候给予补偿。2013年9月16日，桑明华（作为甲方）、包括案外人李洪春等26人在内的34人（作为乙方）、戴建华（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债转股协议书，三方约定：因甲方欠乙方借款，甲、乙双方就借款偿还事宜，达成债权转为股权协议；甲方借乙方欠款本金及利息，经双方确认具体数额详见《债权人借款本金及利息清单》，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偿还全体借款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如超期无力偿还，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瑞昌早校的55%股权，转让给乙方抵偿全部债权，甲方不再承担偿还责任；为确保乙方的债权能及时受偿，甲方先将自己所有的瑞昌早校股权转让给丙方，作为对全体债权人的借款担保，如甲方不能按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由丙方把瑞昌早校股权转让给乙方抵偿债权。2014年1月21日、2014年4月25日由瑞昌早校校长戴建华主持，股东张燕俊参加及债权人代表徐亚军、闵永兰列席，召开了关于落实债权转股权协议的会议，研究决定受让桑明华55％股权事项。又查明：2013年4月9日，一审法院办案人员与桑明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代理律师肖麟谈话，告知对于桑明华在瑞昌早校的股份，已经通知瑞昌市教育局对于瑞昌早校因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资金提出的申请不予办理的事项。2014年3月24日，原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现濂溪区人民法院）因涉及被申请人桑明华的另案执行，向瑞昌早校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瑞昌早校“对被申请人桑明华在你校的所有股权予以查封、冻结（禁止转让）”，戴建华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上签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洪春等案外人是否取得了被执行人桑明华所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本院强制执行评估拍卖桑明华在瑞昌早校55%股权的民事权益？李洪春等案外人是否取得了被执行人桑明华所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李洪春等案外人主张桑明华在无力偿还包括李洪春26人在内的34位债权人的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与学校的34位债权人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双方就还款事宜达成债权转为股权协议，桑明华因不能偿还李洪春等人的借款本息，将其持有的瑞昌早校的55％的股权转让给李洪春等人，以抵偿所欠李洪春等人的债务。该债转股协议约定的债权转为股权的条件成就时，即桑明华未在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偿还债权人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时，桑明华持有的瑞昌早校的55％股权即为李洪春等债权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2013年9月16日签订的债转股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于2013年1月4日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桑明华价值226万元的等值财产。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8日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事项为“因本案桑明华系瑞昌早校股东之一，故要求瑞昌市教育体育局对于瑞昌早校提出的因修改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变更资金而提出的变更申请不予办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8日向瑞昌市教育体育局送达了上述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年4月9日，一审法院办案人员与桑明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代理律师谈话，告知对于桑明华在瑞昌早校的股份，已经通知瑞昌市教育局对于瑞昌早校因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资金提出的申请不予办理的事项。一审法院认为，鉴于瑞昌早校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亦未进行股权登记，只是在瑞昌市教育部门备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遂要求瑞昌市教育部门协助执行以上内容，从而限制瑞昌早校及桑明华变更资金，擅自处分股份。一审法院办案人员已与桑明华的代理律师进行谈话告知其协助执行内容，桑明华明知在本院作出（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却于2013年9月16日与李洪春等债权人签订债转股协议，系规避一审法院执行行为，故该债转股协议为无效协议，李洪春等以债权转为股权主张取得了被执行人桑明华所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李洪春等诉称因该股权并未办理股权登记，法院的协助执行既不是向股权登记机关民政部门发出，也不是向股权标的单位瑞昌早校发出，属于没有实际采取保全措施，该股权并未被依法查封，法院的保全并未起到公示的效果，法院的保全不能起到限制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李洪春等诉称2016年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后，作为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民办学校，只能是非营利性的学校，不设置股权，投资人不享有股东权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相关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结合本案对瑞昌早校的办学性质李洪春等26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进行证明，对于举办者因投资股份而取得权益多少，应在执行实施中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李洪春等的上述理由不能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综上所述，李洪春等26人称其已取得了被执行人桑明华所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洪春等26人要求撤销一审法院（2013）九中执字第75号之四执行裁定，停止对被执行人桑明华所有的瑞昌早校55%股权进行评估拍卖的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李洪春、代伟杰、范飞燕、张远华、徐勋利、李言国、何玲英、李五妹、戴建华、范金荣、雷红、李广松、张丽青、罗冬香、王锦斌、柯芳、杨贵书、张新俐、李汗文、陈绪春、潘淑女、郭茵、曹友妹、徐亚军、闵永兰、戴文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李洪春、代伟杰、范飞燕、张远华、徐勋利、李言国、何玲英、李五妹、戴建华、范金荣、雷红、李广松、张丽青、罗冬香、王锦斌、柯芳、杨贵书、张新俐、李汗文、陈绪春、潘淑女、郭茵、曹友妹、徐亚军、闵永兰、戴文洁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李洪春等26人提交了从瑞昌市教育局调取的学籍情况以及瑞昌早校2019年至2020年的学生花名册，以证明瑞昌早校的办学性质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类型是一至九年级，在校学生是366人，瑞昌早校是教育法规定的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黄世明、邹敏质证后认为，这组证据不是一审开庭以后才发现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这个学校是非营利性的学校，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关。桑明华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本院认为，因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证据综合认定。黄世明、邹敏提交了送达回证1份，证明一审法院于2013年6月向桑明华送达了民事裁定书。李洪春等26人质证后认为，送达回证不能证实桑明华签收了该裁定书，桑明华签字的时间是2012年元月，而裁定书作出的时间是2013年元月4日，在这个时间之后没有桑明华的签收记录。桑明华质证后认为，对签字不否认，但是桑明华签收以后应该是交给了律师，可能对情况不是很清楚，至于签收时间无法确认。因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桑明华提交了以下证据：1、瑞昌早校的章程，以证明李洪春等26人陈述其有55%的股权及桑明华出资220万不符合事实。2、委托收款协议1份，以证明是桑明华委托戴建华校长在向学校老师借款，有约定指向在校老师内部借款，借款用于学校运作，系桑明华的个人借款风险，个人承担借款算投资，且必须要向桑明华出具借款使用的账册。3、桑明华向学校投资学校开具的收据16张、银行的进账单、缴款单、银行凭证4份，金额是230万元，还有一份存折和一张桑明华投入的清单和戴建华的领条，以证明桑明华对学校的早期投资不止220万元。4、桑明华出具的收条4份、证明1份，银行支付证明6份，以证明桑明华是代持股权。5、录音资料：（1）桑明华与戴建华通话。以证明戴建华起草的债转股协议书是为了安定学校老师，具体债务有账目可查，承诺桑明华看账核对债务。（2）桑明华代理人与原学校股东徐新静通话。以证明学校追加投资，股东徐新静向戴建华借款追加投资，无法偿还，转让股份。（3）两段桑明华与戴建华通话录音，以证明戴建华同意桑明华看账，并约定了看账日期。（4）现场公开录音，戴建华反悔看账约定，强行阻止桑明华查看账目。涉嫌隐瞒对其诉讼不利的财务证据。李洪春等26人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桑明华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其委托代理人代理行为不当，应另行主张，该协议证明桑明华与瑞昌早校的老师之间的债务是真实的。证据3中有7张是投资款，正好是220万元，另外有一个10万元是支付的工程款，以及其他的款项均与本案无关，都不是投资款。对这些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收据里的钱是否经过了银行等实际付款，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的争议无关。关于存折是否是桑明华的个人存折不清楚。关于投入清单，这是桑明华当时个人开办了一个宾馆，这只是借款，不能作为投资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涉及到的人与瑞昌早校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与桑明华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学校无关。庭后其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应在二审组织质证，桑明华一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不提交证据，应自行承担后果。对于委托收款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无关。对于桑明华与戴建华的通话录音只能证明桑明华与戴建华通过一次电话，不能证明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桑明华与瑞昌早校早已没有投资关系，自其股份转让后即不是股东，股东权利也已丧失。戴建华同意桑明华提出的来看一下，不等于桑明华有查阅瑞昌早校财务账的权利。本案是关于法院能否执行桑明华股权的争议，桑明华与瑞昌早校是否仍存在债务纠纷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徐新静的通话内容只能是证人证言，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而证人未出庭的证言不能采信，且从录音内容中可知，徐新静对戴建华意见很大，录音内容明显有对戴建华的人身攻击内容。桑明华的代理人等人到瑞昌早校要求看账的过程中的录音只能证明桑明华的代理人等到瑞昌早校要求看账被拒绝的事实。瑞昌早校不同意桑明华看账，不违反法律规定。桑明华的代理人提出桑明华2013年之前是股东，所以有权看账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后，股东权利丧失，桑明华要求行使2013年作为股东时候的权利无任何法律依据。对桑明华与戴建华关于债转股协议的通话。第一，桑明华在2013年就已经将股权转让并对所欠债务进行了确认，现在提出重新核算没道理。第二，如果其认为还有其他债权债务没理清，戴建华已明确告知都有票据可查，可过后去核实。第三，这与本案无关。黄世明、邹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是复印件，质证意见与李洪春等26人一致。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桑明华陈述表明，其是应戴建华要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仅是暂时安定借款人，桑明华并没有真正同意股权转让给任何人，但桑明华主张其股权由其他人出资，属于隐名代持的内部问题，对外不能成为抗辩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本院认为，对于上述证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因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查明，对于瑞昌早校章程（2007年4月9日修订）第二条规定学校性质为民办学校，由桑明华和徐新静实行股份制联合办学，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企业事业单位。第十八条规定，本校资金来源：1、联合办学人按股权比例出资；2、政府资助；3、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业务的收入；4、利息；5、接受捐赠；6、其他合法收入。瑞昌早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主管部门为瑞昌市教育体育局，其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7年02月到2022年1月。桑明华认可在一审法院（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4号送达回证上签字，送达文书包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状。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李洪春等26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评估拍卖桑明华在瑞昌早校55%股权的民事权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李洪春等26人应就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洪春人主张桑明华与包括李洪春26人在内的34位债权人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双方就还款事宜达成债权转为股权协议，桑明华因不能偿还李洪春等人的借款本息，已将其持有的瑞昌早校的55％的股权转让给李洪春等人，以抵偿所欠李洪春等人的债务，桑明华未在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偿还债权人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时，按照约定，桑明华持有的瑞昌早校的55％股权即为李洪春等债权人所有，桑明华在瑞昌早校已无股权。对此，本院认为，李洪春等26人不能依据该债转股协议来阻却案涉股权的执行。首先，该协议签订在桑明华股权已被查封之后。查明的事实表明，桑明华已经签收了一审法院（2013）九中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书，且一审法院已通过桑明华的代理律师告知了查封其股权，且一审法院向瑞昌早校的主管部门瑞昌市教育体育局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瑞昌市教育体育局对于瑞昌早校提出的因修改章程、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变更资金而提出的变更申请不予办理，从而限制瑞昌早校及桑明华变更资金、擅自处分股份。其次，李洪春等人签订该协议不存在善意。桑明华在一审法院查封其股权后，其于2013年9月16日与李洪春等债权人签订债转股协议，存在规避执行的问题。桑明华二审中称该协议系依戴建华等的要求，为稳定老师及对抗案涉债权的执行，故债权人戴建华等在签订该协议并非善意第三人，其签订协议的目的系为对抗案涉债权的执行。再次，双方也对债转股协议存在争议。桑明华二审中对债转股协议中的有关债权本息及债权人身份均提出异议，认为债转股协议不真实，且李洪春等26人也主张桑明华的股份份额未得到确认，不能将协议约定的转让份额认定为其实际持有的股份份额，可见其对桑明华的股权也有异议。最后，该协议签订后未实际履行，未在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其股权并未实际转让，李洪春等26人等并未实际持有股权，也不能阻却执行。因此，李洪春等26人主张已取得桑明华股权，应停止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对于李洪春等诉称人民法院没有实际采取保全措施，该股权并未被依法查封，法院的保全并未起到公示的效果，法院的保全不能起到限制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的理由，不予支持。桑明华在二审中提出应对瑞昌早校的账目进行审计等主张，因属于其与瑞昌早校、戴建华等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不予处理。关于李洪春等诉称2016年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后，作为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民办学校，只能是非营利性的学校，不设置股权，投资人不享有股东权益,桑明华的股权不能执行的问题。根据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相关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瑞昌早校系民办学校，从本案有关证据材料来看，徐新静与桑明华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的时候，双方约定了股权及相应的资金。且在2007年8月12日，桑明华作为承包人签订了瑞昌早校的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了桑明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徐新静于2008年7月29日将其所持有的瑞昌早校的股权占股权总额的4.8%转让给戴建华，后于2013年8月21日将其所持有的瑞昌早校占投资总额的40.2%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张燕俊，全部转让金为400万元。这说明瑞昌早校的股权是可以转让的，且案涉债转股协议也说明桑明华的股权是有价值的。本案系执行桑明华的股权，瑞昌早校的办学性质不影响对桑明华在瑞昌早校的股权执行。至于举办者因投资股份而取得权益应为多少，应在执行实施中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综上所述，李洪春等26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李洪春、代伟杰、范飞燕、张远华、徐勋利、李言国、何玲英、李五妹、戴建华、范金荣、雷红、李广松、张丽青、罗冬香、王锦斌、柯芳、杨贵书、张新俐、李汗文、陈绪春、潘淑女、郭茵、曹友妹、徐亚军、闵永兰、戴文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