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高发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滨基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主楼**。法定代表人：柳玉海，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汤婕，女，汉族，1970年11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柳玉平，男，汉族，1966年8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述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彪、毋继光，均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大温坝长惠楼3A写字楼div>法定代表人：纪福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松、谢炳坤，分别为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一审被告：深圳市源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深勘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张海峰。再审申请人深圳市高发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因与被申请人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一审被告深圳市源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远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6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粤民申241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不适用于本案。债务人深圳市泽盛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盛达公司）因东方公司的申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因破产管理人的申请，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破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泽盛达公司破产程序。在泽盛达公司破产程序终结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判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责任。一、二审判决判令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律前提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法释〔2008〕10号）第3款的规定，即“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的规定，法院在适用上述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会议纪要第118条同时规定，上述《批复》第3款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是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作为泽盛达公司的股东，并不属于前述“有关人员”的范畴。一、二审判决错误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在于其将上述批复第3款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了错误等同，进而根据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作为泽盛达公司股东的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对泽盛达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但座谈会纪要适用的强制清算情形与泽盛达公司的破产清算情形显然不同，一、二审判决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明显是错误的。另外，在《理解与适用》第170页中，亦明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不适用于终结破产后的情形。”因此，一、二审判决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判令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如前所述，在泽盛达公司破产程序终结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判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使是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也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中“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4条进行了明确；根据会议纪要第14条的规定及其理解与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中的“履行义务”，是指“没有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或者在清算组组成后没有履行清理公司主要财产以及管理好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就前述义务：虽然公司法第180条、第183条规定，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情况下，应当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但就本案而言，泽盛达公司2010年1月23日经营期限届满后，虽未及时成立清算组，但东方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已向法院申请泽盛达公司破产清算，法院于2014年3月14日已裁定受理泽盛达公司破产清算案，且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在法院裁定受理泽盛达公司破产清算时，公司法中“成立清算组”之义务已无再履行之可能，泽盛达公司未成立清算组，对于泽盛达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亦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泽盛达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清理公司主要财产以及管理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均应由破产管理人履行。管理人声称已向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邮寄送达《征询函》，要求提供泽盛达公司账册，但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未收到《征询函》，无从知晓需向破产管理人提供泽盛达公司的财产账册等资料，当然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明确的意见，在泽盛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而该等相关主体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并不包括作为股东的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且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并不存在泽盛达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情况，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泽盛达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仍留存于公司，案件一审期间，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亦向法院提交了泽盛达公司完整的财务账册目录（一审证据14、15、16），且明确表示可向法院提供账册原件、可根据法院要求配合财务账册的审计工作。本案原审期间，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亦向泽盛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移交了泽盛达公司2002年之后的财务资料（二审证据6），且明确表示可根据管理人的通知随时移交2002年之前的财务资料。本案原审期间，再审申请人也向泽盛达公司破产管理人发出《关于配合深圳市泽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函》，明确表示泽盛达公司财务账册齐全、具备全面清算的条件。根据本案申请再审期间形成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也可证明泽盛达公司财务账册齐全、可以清算。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泽盛达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情况，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且本案并不存在泽盛达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情况，本案当然也不存在惠州东方公司主张适用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案并不存在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前提，且本案也不存在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本案的新证据也可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请求法院支持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东方公司辩称：一、关于原审是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一）原一、二审判决关于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属于泽盛达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认定正确。根据泽盛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汤婕出资比例为36.6666%（第一大股东），柳玉平出资比例为33.3333%，深圳高发公司出资比例为16.6666%，源远公司出资比例为13.3333%。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合计出资比例高达86.6666%。（二）原一、二审判决关于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属于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泽盛达公司无法清算的认定正确。泽盛达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等清算义务人未及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后不积极向管理人移交主要财产、账册和重要文件，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1、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泽盛达公司工商档案显示，在泽盛达公司已出现经营期限届满的解散事由后的15日内（即2010年2月7日前），作为清算义务人的高发公司、源远公司、汤婕、柳玉平并未对泽盛达公司进行清算。2、2013年10月2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东方公司对泽盛达公司的破产申请后，发出(2013)深中破（预）字第87号公告，要求泽盛达公司相关人员出席听证会。3、2014年3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泽盛达公司破产案后即发出公告，要求泽盛达公司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上述两份公告均依法张贴并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4、泽盛达公司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期间，在企业破产法等法规并无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本着善良管理人职责，主动向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在内的四位泽盛达公司清算义务人发出《征询函》，告知清算义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不履行的法律后果。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深圳高发公司拒收，其他清算义务人因地址原因退件。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工作指引中，并未对管理人提出发函要求及调取公司股东身份资料的要求。管理人囿于工作权限，无法取得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最新身份资料及通讯方式，只能信赖工商登记中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自己提供的身份资料；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在身份资料及通讯方式变更后未及时在工商登记中备案而导致的不能送达，责任不在管理人；鉴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拒收行为效力应当及于全体清算义务人。5、泽盛达公司管理人出具的《深圳市泽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报告》显示，因泽盛达公司去向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泽盛达公司任何财务账簿及财产信息”。6、(2014)深中法破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泽盛达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全面进行清算…终结深圳市泽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综上，原一、二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该行为使泽盛达公司主要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灭失，导致泽盛达公司无法进行清算，证据确实充分。（三）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有关“泽盛达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没有灭失，可以清算”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的清算，指公司解散事由出现时为终结现存的财产和其他法律关系，依照法定程序，对公司的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处分和分配，以了结其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剥夺公司法人资格的法律行为。除破产清算外，无论是自行清算还是强制清算，具备足额清偿公司债务的财产为清算的财产要件，具备完整的财务账册、重要文件为清算的物质要件，具备相应的工作人员为清算的人员要件。对于强调程序价值的清算程序而言，人、财、物三项要件缺一不可。首先，根据泽盛达公司2003年3月提交的最后一次年检报告，泽盛达公司净资产为111万元；根据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泽盛达公司净资产为146万元。此时，泽盛达的资产足以覆盖包括惠州东方的债权在内的全部债务，换言之，如果泽盛达公司在停止营业时（2003年底）正常清算，泽盛达公司在清偿完全部负债后还有一百多万的资产可供股东分配。由于被申请人等泽盛达公司股东的不作为，导致上述财产灭失，管理人无法接管到任何财产。即使具备其它诸如财务账册齐全、人员到位等因素，由于没有主要财产来清偿债务，清算程序亦无法全面进行、完成。其次，根据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泽盛达公司现有的财务账册是不完整的。最后，破产清算程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后，即使发现了主要财产、财务账册及重要文件，也不能重新启动清算程序，只能就新发现的财产进行追加分配。（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最后一段）（四）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1、本案《审计报告》形成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系本案二审判决作出之后，不符合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审计报告》只是在泽盛达公司停止运营16年后进行资产清查，并非清算。2、《审计报告》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反而证明泽盛达公司已无法清算。“工作起止日：2019年01月09日至2019年03月14日。本次进行资产清查的泽盛达公司已停止运营16年，原单位经办人员均已离开公司，与被投资企业及账面应收款项的客户均已有十多年没有联系，债权已过追索诉讼时效，我们除了按照一般正常企业资产清查的程序外，还对泽盛达公司实施了从1995年至2003年的账务进行梳理，关注并披露重要业务事项，实施了实地函证银行存款等其他替代程序。”泽盛达公司破产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载明，“2014年5月6日，管理人前往泽盛达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接收工作。管理人发现，泽盛达公司自2002年前即不在注册地址经营，去向不明。因此，因泽盛达公司注册地址已没有相关人员及相关资料，无法查知现工作地址，导致管理人未能顺利接管泽盛达公司印章、证照、档案等材料。”以上《审计报告》与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节选内容证明：(1)泽盛达公司从2002年就已经停止营业了，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未依法清算；(2)因清算义务人未及时依法清算，导致泽盛达公司应收账款债权已过追索诉讼时效，巨额财产灭失；(3)泽盛达公司停止运营16年后进行资产清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二、关于法律适用（一）(2019)粤民申2416号《民事裁定书》并未认定本案原一、二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有关规定，指出本案原一、二审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的该观点不能成立。1、《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不应适用于本案。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三、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中指出：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本案属于再审案件，不属于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不应适用会议纪要。其次，“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的基本原则，而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具体体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所指的“法律”，应当排除原判决、裁定生效后出台的法律。任何裁判者都只能以裁判作出时的有效的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进行裁判。不能因为裁判作出后有新的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出台，就推翻在先的生效裁判。否则，势必造成生效裁判文书既判力的缺失，动摇法治的基石。更为严重的是，若如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所希望的，用后出台的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来认定生效裁判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则所有作出裁判的法官都可能按照《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被追究责任。如此一来，势必大乱。2、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以会议纪要第118条来指责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属于对会议纪要第118条的误读。首先，该条系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三款如何适用的指引。由于此前存在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追究破产企业“有关人员”的错误情形，为了准确适用批复第三款，在会议纪要第118条中，明确了批复第三款“有关人员”为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其责任为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相关责任，与本案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在内的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没有关联。其次，虽然东方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但是一、二审法院均未将该批复作为判决依据，即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攻击的靶子根本就不存在。3、原一、二审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36号）也是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是与会议纪要同级别的司法文件，至今仍然有效。该意见第16条“……人民法院就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应当告知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有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说明，法律法规中关于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的规定一以贯之，未曾变更。根据上述规定，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方面的错误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均没有任何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东方公司作为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源远公司作为泽盛达公司的股东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二审期间，高发公司、汤婕、柳玉平提交了会计凭证目录、帐册目录、会计报表目录及《财务资料移交清单》等证据，主张其并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泽盛达公司的账务资料是存在的，泽盛达公司完全可以清算，但一、二审法院对此并未审查，径自就以在本案审判程序中无法审查泽盛达公司财务账册是否齐全、是否足以进行清算，在（2014）深中法破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该裁定书对本案有拘束力为由，判决高发公司、源远公司、汤婕、柳玉平作为泽盛达公司的股东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605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691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审判长  郑捷夫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邓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