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3行初69号 原告方东日，男，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程益民，福建泽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 法定代表人吴文恩，区长。 委托代理人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怡苗，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城厢区。 法定代表人苏顺琪，镇长。 委托代理人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朝阳，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方东升，男，198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 第三人方国林，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 原告方东日诉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程益民，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郑政煌、何怡苗，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郑政煌、徐朝阳，第三人方东升、方国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审查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方东升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合法性问题。 原告方东日诉称：第三人方东升系原告同胞兄弟，第三人方国林系原告之父。1995年间，原告全家搬迁到华亭镇金鸡山上建房居住，并种植果树和养殖生猪。2012年10月1日，原告与俩第三人签订《分家合约》，原告分得金鸡山上家产的相应产权。2020年3月底，原告得知金鸡山上房屋及土地拆迁，第三人方东升隐瞒原告，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与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委托的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告安置给第三人方东升一套套房和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823579元。原告认为，原告拥有被征迁土地房产及果树的相应份额，被告只对第三人方东升进行补偿安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明显违法。为此，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辩称：1、城厢区利谱征地项目涉及的城厢区2019年度第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经有权机关批准，征地手续合法；2、征迁编号Ｇ-01（-1-2）房屋位于征迁范围内，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原告并非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是房屋所在承包地块的经营者，并非土地使用权人，故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3、《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情形，且协议书内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告诉求撤销该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本案实质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家庭内部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被告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辩称：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是受城厢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依法应当驳回对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的起诉。 第三人方东升述称：华亭镇金鸡山上的财产属第三人方东升所有，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补偿安置协议书只补偿人民币4823579元，没有安置套房。 第三人方国林述称：其在华亭镇金鸡山上建设房屋并种植果树搞养殖。2012年10月1日，由本人作主邀请亲友见证，家庭成员签订《分家合约》。2020年3月，本人得知华亭镇金鸡山上房屋被拆迁，第三人方东升隐瞒本人，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与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委托的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告安置给第三人方东升套房一套及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823579元，侵犯了本人的合法权益，该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明显违法，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经公开开庭审理，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19]531号《关于莆田市城厢区2019年度第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复印件一份。 2、莆田市人民政府莆政土[2019]89号《关于城厢区2019年度第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复印件一份。 3、莆田市人民政府莆市公[2019]20号《关于城厢区2019年度第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公告》复印件一份。 4、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莆自然资公[2019]25号《关于城厢区2019年度第三批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复印件一份。 证据1-4证明征地手续合法。 5、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 6、《房屋平面图表》、《房屋拆迁平面图》、《城厢区华亭镇霞皋山牌片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明细表》复印件各一份。 7、《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 8、《征迁房屋货币补偿款领取表》复印件一份。 证据5-8证明：（1）丈量征迁编号Ｇ-01（-1-2）房屋位于城厢区利谱征地项目范围内，拆迁户名为方东升。房屋经丈量评估后于2019年11月25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时，原告并非被征迁房屋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全部征迁补偿款4823579元已发放，协议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4、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原告不清楚。证据5、8没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存疑。经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和第三人方东升质证认为没有异议。经第三人方国林质证认为有意见，安置补偿的财产是方国林所有的。 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第三人方国林没有提供证据。 原告方东日也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居民户口簿复印件一份。 证据1-2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是案涉房屋产权人之一。 3、《分家合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2年10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方国林、方东升就案涉房屋及果树签订分家协议，约定原告享有三分之一的家产。 4、《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因三利谱征地项目需要，2019年11月25日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方东升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就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征迁范围内房屋只补偿安置给方东升一人。 5、《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祖父于1985年1月1日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管理华亭镇金鸡山、狮头山上的大片土地，原告一家人在该地上建造了涉案房屋。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俩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的家庭情况，原告户口从2012年就迁往上海。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系原告家庭内部的合约，与被告无关。合约已经明确约定猪舍属于方东升，另外一部分水泥房属于方国林管理，原告只有对水泥房的三分之一享有补偿份额。证据4应当以被告提供的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为准，原告提供的该协议书不是正式的，没有安置套房。征迁安置补偿协议是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委托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故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征迁补偿款已经由第三人方东升领取完毕。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第三人方东升质证认为，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户口已迁往上海。证据4协议书内容只有补偿款人民币4823579元，没有安置套房。证据5不清楚。 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第三人方国林质证认为没有异议。 第三人方东升也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没有日期的《分家合约》复印件一份。 2、2012年10月1日的《分家合约》复印件一份。 3、2020年3月27日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 上述证据1-3证明华亭镇金鸡山征地财产方国林应份部分作价50万元后，剩余部分与方国林无关。 第三人方东升提供的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原告不清楚，但方国林按照三分之一的份额，补偿款也要分得一百多万元。经第三人方国林质证认为均有意见。 第三人方东升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本案拆迁的房屋是第三人方东升和方国林所有，原告对拆迁的新居水泥房应份三分之一，也不具有撤销征迁安置补偿协议资格。即使第三人方东升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不能代表所有权人，具有撤销权的人是第三人方国林而不是原告。证据3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协议书内容第三人方国林领取补偿款50万元后剩下的部分补偿款与第三人方国林无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方国林即使具有撤销权，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并且同意第三人方东升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退一步讲，原告即使享有三份之一的产权，超过三分之二的产权人与被告签订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 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及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3、被告提供的证据5-8，第三人方东升提供的证据2-3真实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提供的证据1-4、9-10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方东升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4《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签约时间及没有填写方东升的身份证号码，真实性存疑，应以被告提供的为准。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对案件的事实查明认定如下： 原告方东日与第三人方东升系同胞兄弟，第三人方国林系原告方东日和第三人方东升之父。原告和第三人一家人自1995年起在华亭镇金鸡山上建房居住并种植果树。2012年10月1日，原告与俩第三人签订《分家合约》，约定：1、金鸡山上的猪舍属于方东升。2、新居水泥房使用权属于方国林。如果被征用，无论被征用多少，哪里被征用，赔付款平分三份，各得一份……。之后，因城厢区利谱征地项目建设的需要，上述金鸡山上的猪舍和水泥房在该征地项目建设范围内。2019年5月21日，经征收部门组织相关人员现场实地丈量，制作《霞皋山牌片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明细表》，编号为Ｇ-01的被拆迁人方东升于2019年11月25日与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的下属单位被告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按货币补偿给第三人方东升人民币4823579元。2020年2月25日，第三人方东升在补偿款领取表上签名捺指。2020年3月27日，第三人方东升、方国林经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书》，协议约定“金鸡山征地财产方国林部分作价人民币50万元，由方东升当场交于方国林，剩余部分与方国林无关不得干涉。”2020年4月30日，原告方东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于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本院认为，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的受案范围。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主张本案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一条［合同主体］城厢区人民政府因莆田市城厢区利谱征地项目建设的需要，根据有关文件精神为本项目的征迁人。但该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甲方（征迁人）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没有体现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是受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签订协议，故俩被告主体均适格。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认为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方东日和第三人方东升系同胞兄弟，从原告提供的户口簿可以看出，俩兄弟均在同一本户口簿上，年龄相差近2岁。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的补偿款，系被告征用原告及第三人一家在华亭镇金鸡山拥有的新居水泥房、猪舍的补偿款。而新居水泥房按照原告与俩第三人签订的《分家合约》为三人均分，与户口迁出无关。故原告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认为原告户籍迁出后并非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非承包土地使用权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一份《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复印件，没有填写签约时间、方东升的身份证号码，也没有写明套房面积和具体座落位置，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以被告提供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准。按照2012年10月1日原告与俩第三人签订《分家合约》约定，原告和第三人方国林对征用的华亭镇金鸡山新居水泥房各应份三份之一。被告没有认真履行审查义务，在没有证据证实征用的华亭镇金鸡山新居水泥房全部归属于第三人方东升所有的情况下，与第三人方东升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侵犯了原告和第三人方国林的合法权益，所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第三人方东升、方国林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是在《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之后签订的，不能作为《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合法依据，但可作为后续家庭成员分配征收补偿款份额的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第三人方东升与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飞鹏 审 判 员  陈金发 人民陪审员  陈美秀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郑颖颖 附适用本案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