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884号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星村东坑区一横路**。经营者：何成滔，男，198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少栋，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婷，广东安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匡秋，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被告：方爱娟，女，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凝，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建，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诉被告方匡秋、方爱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简淦传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少栋、陈慧婷，被告方匡秋、方爱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凝、吴新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诉称：被告方匡秋、方爱娟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服装生意。从2015年开始，原、被告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买卖合意，双方约定原告提供样板给被告方匡秋或两被告雇请的员工冯磊选版，被告通过原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货，并在选货完成后将款式、码数及数量告知原告。由原告按照被告指定的款式、码数及数量生产出来后，再通过快递的方式交付给被告，被告在收到货物后以微信转账或者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双方约定隔月结清欠款，即本月货款隔一个月结清。其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已向被告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最后一次供货为2020年1月12日，但被告并未按照双方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拖到2019年l2月30日才向原告结清2019年9月以前的货款，仍欠原告2019年10月105976元、2019年11月178529元、2019年12月134253元、2020年1月247978元，共计666736元。欠款以来，原告曾多次与被告联系要求付清全部货款，但时至今日仍未付清全部货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66736元，并承担延期付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还清之日）；二、两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被告方匡秋、方爱娟共同辩称：两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货款、利息。一、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并非事实，本案被告主体错误。两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事实上，原告与被告方匡秋所在单位，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被告方匡秋微信名截图中体现的“彩驰k5k6”，全称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方匡秋作为彩驰公司员工，与原告之间的联系、往来均系以彩驰公司员工的身份履行的职务行为，与被告方匡秋个人无关，更与被告方爱娟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诉请。原告既没有提交原告与被告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未提交原告向被告个人开具的发票。相反，原告提交的证据均可以证明事实上与原告发生往来的系彩驰公司而非被告个人，且原告对其交易主体为彩驰公司是明知的，主要理由如下：1、原告提交的出货单上的客户名称系原告自行填写，被告并未在任何一张出货单上签字确认，而出货单相对应的快递单收件地址均是彩驰公司的经营地址，因原告系寄件方，若原告认为系被告个人采购，需提供相应物流信息证明具体收件地址。2、原告提交的采购退货单上显示的制单员、审核人梁修营系彩驰公司员工，职务为物流部主管，可证明实际系彩驰公司与原告间存在业务往来。3、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方匡秋与莫月群）中，被告方匡秋的昵称显示的就是彩驰公司，且双方聊天过程中，莫月群提到的冯磊系彩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现仍在彩驰公司负责采购业务。且双方聊天过程中，被告方匡秋多次提到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情况，可证明原告明知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系彩驰公司而非被告个人。4、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徐与原告工作人员）中，原告工作人员身份不明，小徐全名徐群欢，系彩驰公司财务，且双方聊天内容中也体现了买卖双方均系公司，原告向彩驰公司财务催款足以证明原告明知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系彩驰公司而非被告个人。三、原告的诉请无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有限公司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被告仅系彩驰公司员工，无需就公司行为及其履行职务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即便原告确实就案涉业务存在未追回款项的，也不应当由被告个人承担，更不应当认定为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两被告与原告间无任何经济往来，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系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10年9月16日，经营者为何成滔，何成滔与莫月群于2015年1月15日登记结婚。被告方匡秋与方爱娟是夫妻关系，两人于1992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2014年6月10日，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甲方）与莫月群（致纯牛仔，乙方）双方就K5K6牛仔订购业务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供货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服装；交货方式及费用约定：乙方负责把产品发货到甲方指定的地点，运输方式为物流，签收人为方匡秋，联系电话为133××******，收货地址为江苏省常熟市。双方签订上述《供货协议》后，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且以后继续存在服装买卖的交易往来。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方匡秋，该公司已于2019年6月12日注销。彩驰公司（即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7日。诉讼中，原告述称，2015年被告方匡秋来到原告的制衣厂要求与原告合作，被告选定服装的版式、码数、数量后，原告向被告报价并告知预计能交货的日期，被告确认后由原告进行生产，生产后通过被告指定的物流发送给被告指定的地址，被告方匡秋每个季度都会带采购人员到原告的制衣厂挑选版式及下单；交易过程中，选版、下单、付款均与被告方匡秋对接，其他交易事宜与其他人对接，对账也是与被告指定的人员对接，交易后期对账是与小徐对接，2020年1月小徐说已离职。原告主张涉案交易的购买方为被告方匡秋，并主张与被告方匡秋的交易自2015年开始，并提交了多份《广州市增城至纯制衣厂出货单》、日昱物流的物流单及物流运单查询的截图。根据原告提交的物流单，收货方信息均载明为“方匡秋133××××****江苏省常熟”，到达网点载明为“常熟营业部”；物流运单查询的截图显示货物已签收，但未显示签收人。对于原告提交的《广州市增城至纯制衣厂出货单》、日昱物流的物流单及物流运单查询的截图，被告辩称《广州市增城至纯制衣厂出货单》的内容是由原告单方填写的，且日昱物流的物流单及物流运单查询的截图均无法证明涉案货物是由被告方匡秋签收的。另外，原告还提交了莫月群与方匡秋、莫月群与财务小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交易过程中的对账情况及被告拖欠货款的情况，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账单记载，客户均为“K5K6”。庭审中，原告主张“K5K6”是为了区别被告方匡秋与其他客户而使用的标识。诉讼中，两被告主张涉案交易的购买方为案外人彩驰公司，方匡秋、冯磊、徐群欢均是彩驰公司的员工，并提交了三人的《常熟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情况表》。被告还提交了由案外人彩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彩驰公司与原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原告按彩驰公司要求提供货物，因原告未按其要求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其无法将对应的货款支付至原告对公账户，故委托方匡秋代其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主张交易过程中曾告知原告涉案交易的购买方为彩驰公司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是知道方匡秋是代表公司与原告进行对接的。原告否认被告方匡秋曾向其告知涉案交易的采购方是彩驰公司。另外，原告提交了莫月群与冯磊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冯磊是被告方匡秋雇请的人员及原告向冯磊进行报价等事实。被告主张原告提交的莫月群与冯磊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完整，并当庭提交了更详尽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冯磊也是以公司的名义与莫月群进行商谈的，原告知晓涉案交易的采购方为公司。根据被告提交的莫月群与冯磊的微信聊天记录，冯磊在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与莫月群商谈选版、报价及下单事宜。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购买方是否被告方匡秋、方爱娟；二、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诉请的款项。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两被告主张涉案交易的购买方为案外人彩驰公司，并主张其已告知原告；原告否认购买方为彩驰公司并否认被告曾告知其购买方为彩驰公司；且被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明确告知原告购买方为彩驰公司，而原告提交全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证据也没有显示彩驰公司的名称。为此，对于两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涉案交易的购买方为被告方匡秋、方爱娟。本案中，根据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方匡秋及冯磊等人均是以公司的名义对原告商谈，而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甲方）与莫月群（致纯牛仔，乙方）于2014年6月10日已就K5K6牛仔服装订购业务签订了《供货协议》，故原告是知晓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的存在的；原告提交的涉案货物交易的物流单载明的收货方信息与《供货协议》约定的一致，且原告提交的发货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账单中客户名称有载明“K5K6”，而原告主张“K5K6”是其用于区分被告方匡秋与其他客户。综上，实际上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与原告自2014年6月开始交易，且之后双方虽然未再签订《供货协议》，但双方的交易是一直延续的。为此，原告主张自2015年开始与被告方匡秋、方爱娟发生交易，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在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注销前，与原告交易的相对方应为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原告主张涉案拖欠的货款为2019年10月至12月交易产生的货款，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6月12日注销，该公司注销后，与原告交易的相对方不再是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而应是向原告下单或收取货物的行为人，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物流单，收货方信息均载明为“方匡秋133××××****江苏省常熟”，被告否认货物由被告方匡秋收取，且原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货物的签收人为被告方匡秋；另外，根据被告提交的莫月群与冯磊的微信聊天记录，冯磊在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与莫月群商谈选版、报价及下单事宜，而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方匡秋在2019年6月以后曾向原告下单要求原告提供货物。为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注销后向原告购买涉案货物的主体是被告方匡秋及方爱娟。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原告主张的涉案货款的交易发生在2019年10月至12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至12月发送的货物的购买方为被告方匡秋及方爱娟，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666736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购买方是被告方匡秋、方爱娟，并要求两被告支付涉案货款666736元及逾期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39元，由原告广州市增城致纯制衣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简淦传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敏仪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