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20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黄中岳，男，194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黄敏，女，194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木海，福建建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福建建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福建晶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法定代表人：黄中岳。 再审申请人黄中岳因与被申请人黄敏及一审被告福建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中岳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黄敏已将“旧账结算”金额8500万元转为借款提供给黄中岳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黄敏与黄中岳之间从未就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的往来“旧账”进行结算，讼争《借款合同》是一份未实际履行的协议。1.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黄中岳与黄敏对“旧账”进行了结算，黄敏提交的《借款合同》、《确认书》以及银行账户明细不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以及黄敏已实际提供8500万元给黄中岳。黄中岳签署《借款合同》是用于向银行贷款的空白《借款合同》。从本案黄敏举证情况来看，其并未提供双方签署“旧账”结算单或结算协议等书面证据，黄敏提供的双方银行往来交易明细账目只是双方资金往来明细，并不是“旧账结算”金额。2.本案诉讼发生后，黄中岳通过对双方银行账户往来资金核对，“旧账结算”金额是46719136.86元，而非8500万元。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双方资金往来、债权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双方通过银行账户转账的资金往来款，即黄敏转给黄中岳（包括曾艺云）的金额168534607元，黄中岳转给黄敏的金额86815470.14元；另一部分是黄敏依据2010年11月1日签署的两份《合作协议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黄中岳的3500万元（包含在黄敏转给黄中岳的168534607元中）。该两笔金额加起来合计121851470.14元，故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双方之间“旧账”金额是46719136.86元，这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8500万元相差38280863.14元，可见黄敏未将8500万元提供给黄中岳。3.黄敏与黄中岳之间系债务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双方没有进行旧账结算，且旧账结算金额也不是8500万元，黄敏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均是银行贷款的格式化合同，而非旧账结算协议，若黄敏主张有进行过结算，应由其举证。《确认书》中黄中岳虽有签字，但并没有确认“旧账结算金额”是8500万元，只是确认对2012年6月1日之前尚欠债权人黄敏的债务优先偿还，而对于该《确认书》中黄中岳提到的“本人与债权人黄敏于2012年6月1日就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并书面确认”，黄敏并未提供黄中岳书面确认依据。4.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旧账”进行结算以及旧账结算金额为8500万元，故《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借款金额8500万元来源于“旧账结算”转为借款的基础事实不存在。因此，双方借贷关系未成立，黄敏向黄中岳主张权利只能基于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尚未结算的往来资金、债权债务，本案应属于债务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二）原审为了拼凑8500万元的“旧账结算”整数，故意将3500万元剔除，并以所谓“存在利息的说法更可信”而推定黄敏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将8500万元（旧账结算）转为借款实际提供给黄中岳，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3500万元系黄敏依据2010年11月1日与晶泰公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书》而支付给黄中岳，黄中岳将持有晶泰公司14%股权转让给黄敏，该款发生在2012年6月1日之前，应包含在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5月3日期间转给黄中岳的168534607元资金中。且该两份《合作协议书》已得到实际履行，从黄敏银行转账时间及金额来看，该两份《合作协议书》签署后，即2010年11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期间黄敏按约转给黄中岳8笔合计3550万元，此外黄敏并未提供另有支付3500万元给黄中岳的证据，可见该3500万元包含在168534607元金额中，故旧账金额应为46719136.86元，原审故意将该3500万元剔除是错误的。2.退一步讲，即便将“旧账结算”金额转为借款，也应该是46719136.86元，而非8500万元，原审还将除3500万元外相差的331.68万元虚构成利息进行拼凑，缺乏事实依据。3.对于黄敏主张双方于2012年6月1日结算出8500万元债务的事实，双方自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往来款项性质若黄敏认为属于借款并存在利息，以及所谓“已还款超出法律保护的利息，而应当扣减结算的8500万元债务数额的具体明细数据”，均应由黄敏举证，但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得出“本院对黄敏主张双方于2012年6月1日结算出8500万元债务的说法予以采信”的结论，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三）原审未将杨某、王某、庄某、温某、汪某、曾某、庄某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利于查明案情，且违反诉讼程序。1.案涉资金均来源于黄敏儿子杨某利用其当时任农行厦门分行东区支行副行长、莲花支行行长职务身份，吸收社会资金，从事高利贷活动，这些资金实际管理人、使用人、支配人均是杨某。黄中岳与黄敏素不相识，黄敏作为71岁非高收入者，其不可能在2008年至2012年无缘无故将168534607元出借给黄中岳，而没有签署任何借款协议、办理担保抵押手续，黄中岳收到上述款项后除转回86851470.14元给黄敏，以及3500万元作为黄敏的投资款外，其余资金均是按照杨某指令，将黄敏转给的资金，再通过案外人王某、庄某、温某、汪某、曾某等人归还黄敏，或按照杨某要求借给上述五人，只有追加该五人为本案第三人，才能查明案情。另外，从温某与黄敏共同委托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也能体现温某与黄敏存在利益关系，否则作为本案原告的黄敏为何会与温某共同委托律师代理？本案处理结果与温某明显存在利害关系。2.原审认为3500万元属另一法律关系，对黄中岳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承诺书》不予审理确认，然而，对庄某基于受让黄敏依据《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晶泰公司14%股权而取得的1500万元收益却进行确认、扣减，自相矛盾。事实上，本案处理涉及3500万元是否应另案处理，以及1500万元是否应予扣除，相关事实的查明均与庄某有关，原审在未将庄某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将庄某享有的1500万元收益或利息直接抵扣所谓黄中岳应支付给黄敏的利息，程序明显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黄敏提交书面意见称，（一）黄中岳与黄敏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借款金额8500万元，来自旧账结算。黄敏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确认书》已充分证明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黄中岳对其签字及晶泰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内容看，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并明确载明了“旧账结算”，《借款借据》证明黄中岳实际收到款项，《确认书》则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黄中岳对于双方曾于2012年6月1日进行结算的事实是认可的，且《确认书》中提到的“曾于2012年6月1日就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并已书面确认”即是指《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此外黄敏与黄中岳在2012年6月1日没有再进行过其他结算。黄中岳确认收到黄敏转来款项168534607元，结算双方往来款差额约8172万元，与《借款合同》约定的8500万元较为接近，黄敏出借大额款项给黄中岳若不收取利息是不合常理的，且银行交易发生在前，结算行为发生在后，如果截至结算日黄中岳的未还金额不是8500万元的话，黄中岳又为何要确认金额有8500万元？本案黄敏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确认书》以及银行交易明细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借款8500万元来自旧账结算的事实。（二）黄中岳的下列主张不能成立。1.黄中岳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书》签订于2010年11月1日，形成时间早于2012年6月1日经双方结算后签订的《借款合同》，不能对抗《借款合同》，若《合作协议书》涉及的投资事项与本案借款有关，其在2012年签订《借款合同》时就会对金额提出异议，要求扣减，更不会在8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以后，还向黄敏出具《确认书》，确认结算的事实，可见《合作协议书》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原审不予审理是正确的。2.黄中岳主张其转账给案外人王某等人的款项是按杨某指令进行，对此其仅提出了主张，并未举证证明王某等人以及这些转账与本案有何关联，原审对黄中岳的追加第三人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黄中岳主张还应追加庄某为第三人，但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申请，且原审已向庄某作了调查询问，根据庄某陈述，其与本案借贷纠纷并无关联，本案处理结果与庄某也没有利害关系，不应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3.根据原审调查，庄某承认其已收到黄中岳支付的1500万元，但认为该款是黄中岳代杨某、谢建红清偿债务，目前债务尚未清偿完毕，在庄某收回全部5000万元借款以前，杨某、谢建红的还款义务并未免除，黄中岳替杨某、谢建红归还了1500万元给庄某，虽与本案无关，但鉴于黄敏与杨某母子关系，黄敏同意该1500万元从黄中岳欠黄敏的利息中扣除，原审予以照准并无不当，黄中岳认为原审对于1500万元的处理程序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4.如前所述，黄敏的举证已足以证明其与黄中岳之间是借贷关系，其已实际支付借款，借款来自于黄敏与黄中岳旧账结算，黄中岳对黄敏的主张及举证虽予否认，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认为黄中岳对自己的主张未尽举证责任是正确的，黄中岳认为原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黄中岳申请再审事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敏主张黄中岳欠其8500万元借款未还，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确认书》，2012年6月1日《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借款金额（大写）：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旧账结算）”，黄中岳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向黄敏出具的《确认书》上亦载明了二人曾于2012年6月1日就双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并已书面确认，黄敏还提交了其与黄中岳之间银行往来交易明细用于佐证讼争8500万元借款系双方对2008年8月5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旧账结算而来的事实。黄中岳对《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确认书》上其本人签名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称《借款合同》是其为了向银行贷款而事先签订的空白文件，双方没有进行旧账结算，借贷关系并未实际产生。对此，黄中岳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亦未能说明双方在相应时间段有其他性质款项未结算，黄中岳主张原审认为讼争8500万元款项系双方结算形成借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黄中岳主张原审故意剔除3500万元是错误的问题，从在案证据可以看出，讼争款项系2012年6月1日黄敏与黄中岳对双方之前总往来结算后确认的金额，该3500万元发生于双方结算之前，原审查明的黄敏向黄中岳及黄中岳的受托人转账168534607元中也已包含了该节事实。从黄中岳提交的2010年11月1日两份《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除约定2012年5月1日投资期限届满黄敏有权立即收回投资款，还涉及投资期限届满后的投资收益问题，因此双方当事人是否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原审对该合作关系所涉事实不予审理并无不当，当事人如有异议可另行主张。关于黄中岳主张原审认为黄敏的借款包括本金和部分利息的说法更可信的结论错误的问题，鉴于本案系双方对之前往来款项的结算，黄敏对款项的构成进行了举证和说明，黄中岳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原审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及高度可能性判断，采信黄敏的主张并无不妥，黄中岳认为原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黄中岳申请再审还主张其与黄敏之间的往来款为代收代付，所代收款已按案外人杨某的指示付给王某等人，黄中岳认为支付上述人员的款项为已向黄敏归还款项，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黄敏有委托授权其进行代收代付，亦未能举证说明上述人员银行流水明细中的款项往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黄中岳以此主张原审未追加王某等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违反诉讼程序，依据不足，其关于支付王某等人的款项为已向黄敏归还款项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黄中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中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念保源 代理审判员  许舒可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