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25民初1582号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于显良，男，195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农民。委托代理人：林雪，内蒙古奥星（克什克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久龙，男，197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乔光远，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乌兰布统苏木元宝山嘎查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军。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了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诉被告于久龙、第三人乌兰布统苏木元宝山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元宝山村）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由审判员朱鹏飞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判，于2020年5月22日第一次，于2020年6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于显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林雪，被告于久龙及其委托代理人乔光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元宝山村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草牧场300亩；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8年，原告依法取得了由乌兰布统苏木政府划分的草牧场300亩。现被告无故占有使用该草牧场，原告多次向嘎查和苏木政府主张权利，但均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无奈诉诸贵院。被告于久龙答辩称，涉案草牧场一直是被告在经营使用，并且被告也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是依法取得了涉案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的。原告方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草原使用证复印件；证据2、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两份（新证与旧证）；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原告对涉案草牧场拥有承包经营权；被告质证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草牧场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证据1与证据2具有真实性。但证据1与证据2中的旧承包经营权证能够证明的是1999年于显良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而新的承包经营权证结合庭审询问及现场勘验笔录可知，新的承包经营权证中并不包含涉案草牧场。理由是，草牧场总亩数2442平均到户内6人时，每人为407亩，而元宝山村及双方当事人均对407亩为虚数的事实是明晰的。证据3、收款收据3枚；证明目的为，涉案草牧场原告一直经营使用，并且缴纳了草原使用费。被告质证称，证明不了是涉案草牧场的使用费，另外，票据并不连续。围栏费和本案也没有联系。本院认为，收款收据并非草牧场权属的直接证明。本案原告虽然在2015年的确权中并未取得涉案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但也一直持有权属证书，故收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乌兰布统苏木草原监督管理所及元宝山村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为，涉案草牧场原告拥有承包经营权，并标注了四至。被告质证称，此份证据与被告持有的证明之间相互冲突，且证人作证应出庭接受质询。本院认为，此份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8虽然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通过现场勘验可以知道，两份证明指向的均为涉案的草牧场。鉴于两份证据相互矛盾，那么现在涉案草牧场的权属状态就不应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证据5、克旗畜牧局《克牧字1999-31号》文件；证明目的为，原告当时是元宝山村居民，所以应取得每人60亩的实际承包经营权。而当时被告并非元宝山村居民，所以没有取得承包经营权的资格。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也是元宝山村居民，有承包经营资格。涉案草牧场是通过与冯某互换得来，程序合法。本院认为，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能否定被告取得了涉案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如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取得，应向发包方提出异议，本案中不做评论。被告方向提交证据如下：证据6、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目的为，被告一直在经营使用涉案草牧场。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四至，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元宝山村居民在2015年确权后取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承包草原定位图相同，是否实际取得草原的承包经营权，要看每人平均亩数是否超过407亩。被告户内承包总亩数1868亩，平均到户内的4人，每人亩数为467亩。即被告承包经营户的亩数包括虚数和实际承包的每人60亩。结合现场勘验可知，被告已经在涉案草牧场经营许久，故本院认定此证据中包括本案所涉的草牧场，即被告对涉案草牧场有合法承包经营权。证据7、2003年至2009年的草原使用费、草原补偿费票据7枚；证明目的为，被告一直使用涉案草牧场。原告质证称，93年以后入户的人是无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而且如果是本地人，也无需缴纳补偿费。票据也看不出草牧场四至，不能证明涉案草牧场的票据。本院认为，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票据相同，不能作为是否拥有涉案草牧场实际承包经营权的证明。证据8、乌兰布统苏木草原监督管理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涉案草牧场属于被告管理使用。原告质证称，从表述上看，与原告持有的证明不同，需要现场勘验。本院认为，通过现场勘验可以知道，两份证明内容虽然不一致，但均是对同一地块做出。相互矛盾，故现在涉案草牧场的权属状态就不应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证据9、乌兰布统苏木司法所出具的见证书一份；证明目的，司法所见证了被告承包涉案草牧场的事实。原告质证称，与本案无关，不涉及草牧场相关信息；本院认为，见证书内容不充分，未写明草牧场亩数，不予采信。证据10、乌兰布统苏木与于久龙在2005年5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证明目的，乡政府给被告划分了每人60亩的打草场。原告质证称，没有关联性，不涉及草牧场的信息。本院认为，证据具有真实性，虽然没有写明于久龙户内具体成员数目，但每人分得60亩打草场的事实与被告持有的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以户为单位，按照每人60亩的标准取得了涉案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证据11、元宝山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证明涉案草牧场原告从2003年使用至今。原告质证称，李军在勘验过程中已经说过对于草牧场情况不清楚。而且划分草牧场时并非李军划分，而是王继栋。草牧场是1999年给元宝山村居民划分的，给被告划分就是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李军作为元宝山村现任主任，其在现场勘验时，法庭询问“两份证明指的是这个范围吗？”时，其回答称“我不清楚”。这个表述与出具证明的行为相互矛盾，而且，这份证明的内容也与证据8中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证据8中称，于久龙6口人草牧场中划分给庞秀兰两口人共120亩的草牧场。故于久龙现在使用的草牧场应为4人份，与其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中写明的户内成员为4人一致。故此证明本院无法采信。证据12、元宝山村原主任王玉清的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王玉清在2019年2月份就已经被羁押，而原告持有的证据4中出现了王玉清签名，但出具日期却是2019年7月1日，故原告的证据4为伪证。原告质证称，我们还有一份有王玉清亲笔签名的证据，可以庭后提交原件，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此份判决书是已经公开的法律文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同时也能够证明王玉清是无法在2019年7月1日给原告出具证明的。予以采信。证据13、证人冯某的证言：“2003年乌兰布统乡政府将涉案的草牧场给我了。我问过赵国玉站长，说这块地是于显良退的地。于久龙在河头有一块草牧场，两块地面积大概都是300亩，后来我和于久龙对换的，这个事情也经过乌兰布统当时的王永和乡长、草监站赵国玉站长了。所以现在这块地是于久龙在使用。”证明目的，证明涉案草牧场是被告与冯某互换后得来的。原告质证称，该证人的证言应该是真实性，恰好能够证明涉案草牧场是原告的。2003年村委会违法分包，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给被告发包就是违法行为。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能够反应被告取得草牧场的过程，结合本院采信的其他证据可知，被告于久龙与乌兰布统苏木政府是签订过证据10中的补充协议的。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乌兰布统乡将涉案的草牧场划分给了冯某，冯某与于久龙互换后，于久龙取得了涉案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并经营使用至今。2005年5月2日，乌兰布统乡人民政府与于久龙签订了《乌兰布统乡国有草场（打草场）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协议》确认了于久龙以户为单位，以每人60亩的标准取得涉案草牧场实际承包经营权。2015年9月29日，于久龙取得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证内写明户内成员为4人，分别是于久龙、于鹏飞、于丽敏、马秀琴。此证内即包括本案所涉草牧场。另查明，于久龙曾将涉案草牧场划分出两人份120亩草牧场给庞秀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及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于显良提交了新旧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及草原使用证。证明其取得了涉案草牧场的实际承包经营权。但草原使用证及旧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的发证机关均为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而发证机关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已经在2015年的确权工作中发布了公告，对于草牧场权属均以确权工作中发放的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为准。故对于原告是否对涉案草牧场拥有承包经营权，应以新证作为参考依据。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的新证中亩数为虚数，没有取得实际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证书则有实际的每人60亩承包经营权。故被告对涉案草牧场是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对于原告提出的元宝山村及乌兰布统乡违法发包给被告草牧场一事，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已经通过发证的方式确认了涉案草牧场的承包经营权归被告，至于此确权行为是否合法？在民事案件中不做处理。如其认为被告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有问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草牧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于显良承包经营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鹏飞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张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