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117行赔初51号原告马金龙，男，198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告兼原告马金龙的委托代理人刘美玉（马金龙之妻），198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法定代表人王晓明，局长。出庭负责人朱宝泉，北京市平谷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贺庆余，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文慧，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金龙、刘美玉因与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以下简称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自2020年7月8日起承担本辖区内除军产、央产、保密产类外的不动产登记职责)行政赔偿争议，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12月13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金龙、刘美玉，被告下属的北京市平谷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朱宝泉、委托代理人贺庆余、李文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就法律适用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及依法移送犯罪线索，依法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金龙、刘美玉诉称，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09年6月20日，原告马金龙与北京市平谷中侨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侨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中侨公司自愿将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小区××号楼×单元×号楼房出售给原告马金龙，该房屋建筑面积为90．12平方米，总价36．3万元。2009年7月3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住建委）为马金龙登记颁发X京房权证平字第0**407号（以下简称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2月14日，二原告向北京市住建委提出涉案房屋变更登记申请，北京市住建委经审核，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在二原告名下，分别颁发X京房权证平字第**8709号（以下简称第028709号）和X京房权证平字第**8710号（以下简称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3月2日，案外人徐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北京市住建委向二原告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上述第028709、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同年8月31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谷法院）经审理分别判决确认北京市住建委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撤销北京市住建委颁发第028709、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同时也撤销二原告所持有的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现该判决己生效。北京市住建委未尽到审核监督职责，违法予以登记颁证，致使二原告对所购涉案楼房未产生任何产权疑虑，进而装修入住，蒙受巨额损失。2018年11月，二原告向平谷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侨公司和北京市规自委依照各自过错向原告赔偿相应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侨公司应承担赔偿原告房屋差价损失50%责任，北京市规自委承担45％的赔偿责任，据此判决中侨公司赔偿二原告房屋差价损失672550元。该判决现己生效，二原告经核算确定被告应赔偿原告605295元。鉴于被告系国家行政机关，故二原告持上述请求向贵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房屋差价损失605295元（即涉案房屋经评估确定的市场价值170．81万元与购房款36．3万元差价的45%）。原告马金龙、刘美玉在证据交换日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赔偿申请，证明马金龙、刘美玉写给北京市规自委的赔偿申请；2．物流单号，证明原告寄给北京市规自委的日期及收到日期；3．马金龙、刘美玉房屋登记档案，证明马金龙、刘美玉共有房屋产权档案及登记档案内容；4．房屋评估报告，证明房屋的市场价值；5．（2017）京0117行初15号判决书、（2017）京03行终630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认为在中侨公司未提交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北京市住建委仍为其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故确认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原告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违法，二审法院维持原判；6．（2017）京0117行初14号判决书、（2017）京03行终629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马金龙、刘美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并撤销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二审法院维持原判；7．开庭笔录，证明平谷法院划分责任比例，认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规土委）对房屋差价损失承担45%的责任；8．（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2019）京03民终6421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中侨公司向原告返还购房款36．3万元，并赔偿原告房屋差价损失67255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9．中侨公司的出售批复，证明中侨公司已经出售；10．马金龙、刘美玉诉北京市金海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海翔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证明金海翔公司与中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11．王学甫的收条，证明王学甫收到马金龙的购房款；12．买卖定金协议，证明王学甫与马金龙就涉案房屋签订买卖定金协议。被告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辩称：一、基本情况。2009年7月3日，北京市住建委为原告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2月，北京市住建委应原告申请，将前述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为原告二人共同共有，向马金龙、刘美玉分别颁发第028709号和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3月，案外人徐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确认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违法，并撤销马金龙、刘美玉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8月，平谷法院作出（2017）京0117行初15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北京市住建委向马金龙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同月，平谷法院做出（2017）京0117行初14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北京市住建委向马金龙、刘美玉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18年10月，平谷法院受理马金龙、刘美玉与中侨公司、王学甫（中侨公司法人代表）及原北京市规土委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2月，平谷法院作出(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民事判决，确认中侨公司向原告返还购房款，并赔偿房屋差价损失。中侨公司、北京市规自委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作出（2019）京03民终642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9年9月，原告向北京市规自委提交赔偿申请。二、北京市规自委对原告赔偿申请的处理程序合法。根据原告提供的EMS邮寄记录，其通过EMS邮寄方式提交的赔偿申请于2019年9月6日被北京市规自委签收。而北京市规自委对原告赔偿申请的内部处理记录显示：2019年9月20日，北京市规自委受理马金龙、刘美玉提交的《赔偿申请》；2019年9月25日，赔偿申请被转送至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进行处理；2019年11月6日，北京市规自委依法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2019年11月16日，北京市规自委将不予赔偿决定书向原告邮寄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即便以前述较早的时间，即从2019年9月6日北京市规自委收到赔偿申请的时间起算，北京市规自委至迟应当于2019年11月6日之前作出赔偿决定，并于2019年11月16日之前书面通知原告，而北京市规自委的处理均在法定期限内。因此，北京市规自委作出及送达赔偿决定均在法定期限内，处理程序合法。三、原告不符合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获得国家赔偿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侵权行为系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二是必须有法定的损害事实发生；三是损害事实与行政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原告不符合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原因如下：1．原告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害，缺少法定损害事实。在（2017）京0117行初15号、（2017）京0117行初14号行政判决中，法院已认定原告马金龙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不符合善意取得情形；原告刘美玉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并非基于交易行为，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亦不符合善意取得情形。由于原告二人未能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原告马金龙与中侨公司就购房合同形成争议应通过债权纠纷予以解决，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未对原告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原告马金龙在房屋交易及登记过程中存在过错及主观恶意。原告向登记机关提交与实际签约日期、售房价款不一致的售房协议，其对登记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另外，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实行网上签约的通知》，2006年1月1日后现房销售应进行网上签约，而对2006年1月1日前已经进行现房销售的不采取网签的形式。原告马金龙与中侨公司实际履行的购房合同，签订于2009年6月20日，而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售房协议签订于1995年1月13日，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网签的交易环节。原告马金龙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是为了保护信赖物权登记的交易第三人，而原告在明知中侨公司不持有房屋产权证的情况下，仍然与中侨公司进行交易，明显不属于善意取得，原告本来就不能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登记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未造成损害。2．即便原告遭受了财产损失，也是由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民事案件中，法院己查明并认定原告马金龙在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时，与中侨公司员工陈立钢共同向登记机关提供了与实际签约日期、售房价款不一致的售房协议，并在登记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故意隐瞒，故中侨公司及原告马金龙对错误登记行为均存在过错。因此，原告马金龙与中侨公司共同串通，在申请涉案房屋登记时故意提供虚假合同，导致登记的交易基础材料为虚假材料，进而产生登记错误的后果，该登记错误形成的原因系原告马金龙与中侨公司的共同行为所致，原告所主张的损害结果与登记行为之间欠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3．至原告申请行政赔偿之时，原告的财产损失己得到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款规定，对当事人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原告申请登记时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1995年）显示，其直接损失应为6万元。即使按照原告在（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民事案件中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09年）进行认定，原告的直接损失也仅为购房款36．3万元，且法院已判决由中侨公司予以返还。因此，至原告申请本次行政赔偿之时，原告的财产损失己得到赔偿。4．原告马金龙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因公民个人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北京市住建委向原告马金龙颁发房屋产权证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但原告在明知中侨公司并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交易，且在房屋登记时与中侨公司串通，故意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合同，原告的行为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其过错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及后果。因此，即便原告遭受了财产损失，也系其自身过错所致，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综上所述，北京市规自委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程序合法、理由充分，原告不符合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赔偿申请（含北京市规自委内部办理、流转记录），证明原告的赔偿申请在北京市规自委处的办理及流转过程，即2019年9月20日，北京市规自委正式受理原告的赔偿申请；2019年9月25日，赔偿申请被转至北京市规自委平谷分局进行办理；2．不予赔偿决定书（2019年11月6日作出），证明北京市规自委已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决定；3．快递邮寄单（2019年11月16日签收），证明北京市规自委的赔偿决定已在法定期限内送达至原告；4．（2017）京0117行初15号判决书、（2017）京03行终630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确认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原告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违法；法院认定马金龙对涉案房屋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5．（2017）京0117行初14号判决书、（2017）京03行终629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马金龙、刘美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并撤销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法院认定马金龙、刘美玉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6．（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2019）京03民终6421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中侨公司向原告返还购房款36．3万元，并赔偿原告房屋差价损失67255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法院已经判决中侨公司返还购房款，因此原告已无直接损失；法院已认定马金龙提出登记申请时提交的售房协议与实际不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认可；证据3已经过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审查，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在申请登记时提交的售房协议与实际不符，且不属于善意取得的情形，所以原告不能合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亦不能合法取得房屋增值收益；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995年时还没有实行房屋初始登记，所以当时中侨公司没有相应的房屋产权证，也没有办法向被告提供；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开庭笔录对应的判决，并未明确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而且因行政行为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证据8认可；证据9至证据1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该协议已经被法院解除，对证明目的亦不认可，与当时提交的售房协议不一致。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可；对证据2不认可，本案中北京市住建委在中侨公司未提交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下，为马金龙和中侨公司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属于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2012年在徐建已持有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前提下，北京市住建委再次对马金龙、刘美玉颁发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又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对房屋差价损失的产生及继续扩大亦负有责任，现被告承担了北京市住建委的职能，故其对房屋差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3认可；对证据4中的第二项证明目的不认可，有证人和开庭笔录可以证明原告马金龙是2009年购买的房屋，属于善意取得；对证据5不认可；对证据6中的第二、三项证明目的不认可，评估报告确定的房屋价值是1708100元，属于直接损失。综上，原告有证人和开庭笔录可以证明原告2009年购买房屋时到住建委查询了房屋能否过户的问题，查明房屋没有问题才购买的，且北京市住建委也为原告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原告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权出卖。2012年，二原告办理房屋共同共有的房产证时，北京市住建委亦没提出异议。如果北京市住建委在2009年为原告办证时发现出卖人无权出卖，原告及时终止交易，凭当时的购房款可以在平谷任何地方再买房，但根据现在的房价，原告已经无力购买。北京市住建委违规办理房产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均真实，能够证明被告于2019年9月6日收到二原告的赔偿申请，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于2019年11月14日寄送二原告，二原告于2019年11月16日签收；原告提供的证据3、5、6与被告提供的证据4、5均真实，能够证明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判决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于2012年2月14日向马金龙颁发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撤销马金龙持有的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同时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于2012年2月14日向刘美玉颁发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撤销刘美玉持有的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提供的证据4、11、12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为36．3万元、市场价值为170．81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7、8与被告提供的证据6均真实，能够证明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决解除马金龙与中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学甫于2009年6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中侨公司返还马金龙、刘美玉购房款36．3万元，中侨公司赔偿马金龙、刘美玉房屋差价损失672550元即（170．81万元-36．3万元）*50%，驳回马金龙、刘美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证据亦均具备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9、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1995年3月13日，徐建与中侨公司签订《售房协议书》，约定中侨公司将位于平谷区××小区××号楼（×）-×-××号的涉案房屋出售给徐建。1995年6月9日，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徐建颁发第6597号房产所有证。后，徐建未曾对上述房屋作出处分。2009年6月20日，王学甫（甲方）与马金龙（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小区××楼×单元××号，建筑面积90．12平方米，出售给乙方；该房屋的价款为36．3万元整。2009年6月25日，马金龙向王学甫支付购房款36．3万元，王学甫为马金龙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马金龙购房款叁拾伍万叁仟元正和订金壹万元，共计叁拾陆万叁仟元正（36．3万元）。证明人：刘满红”。2009年6月26日，中侨公司、马金龙向北京市住建委提出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所提交的材料有：中侨公司委托陈立钢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房屋登记表、日期为1995年1月13日的售房协议、契税缴款书、中侨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马金龙身份证复印件、陈立钢身份证复印件、中侨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学甫身份证复印件。2009年6月26日，北京市住建委工作人员对马金龙、陈立钢进行询问。2009年7月3日，北京市住建委为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2月14日，马金龙、刘美玉向北京市住建委提出申请，申请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马金龙、刘美玉，所提交的材料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马金龙身份证复印件、刘美玉身份证复印件、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夫妻双方共有房屋协议、结婚证等。北京市住建委于当日予以核准登记，并向马金龙颁发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向刘美玉颁发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3月2日，徐建向本院提起两起行政诉讼案件，分别请求法院确认北京市住建委向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请求法院撤销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以及第0287**房屋所有权证。本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市住建委为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且马金龙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不符合善意取得情形，但因涉案房屋所有权于2012年再次发生转移登记，故被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虽违法，但已被登记机构改变,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京0117行初15号行政判决，确认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北京市规土委承担）向马金龙颁发第00440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同日，本院作出（2017）京0117行初14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北京市规土委承担）于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向马金龙颁发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撤销马金龙持有的第028709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撤销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北京市规土委承担）于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向刘美玉颁发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撤销刘美玉持有的第028710号房屋所有权证。后，马金龙、刘美玉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京03行终63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日，作出（2017）03行终62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8年10月16日，马金龙、刘美玉以中侨公司、王学甫、北京市规土委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解除马金龙与王学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判令中侨公司、王学甫连带返还购房款36．3万元；2．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购房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1176120元；3．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购房、装修损失1708100元及搬迁费用10000元。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马金龙、刘美玉申请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北京市国盛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出具评估报告载明：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评估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准确的测算，并详细考虑了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现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2018年12月28日的价值为：总价值170．81万元；综合单价18954元/平方米。2019年2月26日，本院作出（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马金龙与中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学甫于2009年6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二、中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马金龙、刘美玉购房款363000元；三、中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马金龙、刘美玉房屋差价损失672550元；四、驳回马金龙、刘美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后，中侨公司、北京市规自委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三中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京03民终642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后，中侨公司、王学甫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京民申53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侨公司、王学甫的再审申请。2019年9月5日，马金龙、刘美玉向北京市规自委邮寄赔偿申请，北京市规自委于9月6日签收。2019年11月6日，北京市规自委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于2019年11月16日签收该决定。二原告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另，本案审理期间，因认为中侨公司、王学甫涉嫌刑事犯罪，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于2020年8月7日函复本院，称本院此次移送的中侨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与本院2017年7月18日移送的中侨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一致，该局已经对该案出具过不予立案通知书，故根据公安机关受、立案有关规定，不再重复受理该案。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依据上述规定，北京市住建委（现职能由被告承担）向二原告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原告有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9月6日向北京市规自委递交行政赔偿申请，后于2019年11月7日提起本案之诉，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二原告主张的房屋差价损失即涉案房屋的增值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畴；二、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三、原告在房屋登记中所存在的过错能否构成被告免责的事由。就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行政赔偿领域中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消灭。本案中，原告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支付全额购房款后，进行房屋转移登记，已经通过其力所能及的“合法途径”获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购房款的价值已转换为房屋的所有权，房屋的现有价值含增值理应系原告的现有合法财产。同时，若被告审慎审查中侨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情况，及时发现中侨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以及案外人徐建已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情况，原告和中侨公司的交易行为会及时终止，原告另行购买其他房屋，其亦必然享有目前房屋的增值。因此，涉案房屋的增值系原告现有的合法财产，随着原告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原告享有的房屋增值亦消灭，故房屋增值构成原告的直接损失。就第二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北京市住建委在中侨公司未按规定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且徐建已持有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为中侨公司与马金龙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属于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2012年2月14日，在徐建仍持有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北京市住建委再次对马金龙、刘美玉颁发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又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其存在重大过错，对原告房屋差价损失的产生及继续扩大亦负有责任。现被告承接原北京市住建委的职能，原北京市住建委对房屋差价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亦应由被告承担。就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本院认为应根据被告的上述过错程度，参照本院（2018）京0117民初11145号生效判决书的裁判要旨，并遵循对原告损失的填平原则予以确定。就第三个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虽在申请房屋转移登记中提交了虚假的售房协议，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但就本案情况而言，即使原告提交真实的买卖协议，也不能产生阻断房屋登记行为发生的效果，亦不会产生登记行为不被撤销的效果，因此原告的过错不能构成因自己行为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形，被告不能据此免责。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马金龙、刘美玉房屋差价损失六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五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富菊人民陪审员  刘长签人民陪审员  梅翠玲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周歆卉书 记 员  刘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