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446号原告：游萍，女，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定代理人：张某，男，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垚，男，198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系原告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荔香街**之二。经营者：张水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飞祥，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芬，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工业区**路5门法定代表人：陈保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礼，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工业加工区首层**经营者：谢小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江，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游萍诉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彭碧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游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垚、林盛、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飞祥、郭丽芬、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保义及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礼、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的经营者谢小炎以及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游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连带赔偿原告694320.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24日，原告在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处购买一台电动车，该车由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出具的该车《合格证》明确记载该车执行标准为：GB17661-1999，即《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2018年5月24日6时58分许，原告与刘世坤发生车辆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原告特重型颅脑损伤，经行开颅术治疗，现处于植物生存状态，评为一级残疾。事故发生后，交警增城大队七中队对涉案电动车进行车辆属性检测，检测结果：电动车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水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款对两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二轮轻便摩托车。2018年6月22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世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刘世坤及其保险公司。人民法院对原告损失认定如下，(2018）粤0118民初5996号原告的损失为124178.63元，(2019)粤0118民初2725号原告损失1561710.03元，（2019）粤0118民特154号原告的损失1785714.29元。合计3471602.95元。原告认为，首先，原告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而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是摩托车，因此，涉案电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其次，依照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须取得驾驶证、无须佩戴头盔等。本案中，如果原告佩戴头盔，可能颅脑将不会受伤或受伤不至于成植物人。因此，被告欺诈行为造成了原告损伤。最后，原告购买电动自行车无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摩托车则依法强制性要求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两点直接导致交警认定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据此，被告至少应连带承担原告损失20%的侵权责任。综上，恳请贵院依法裁决，判如所请。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答辩称：一、本案立案案由是产品责任纠纷，但被告销售的车辆并无质量问题，更没有产品缺陷。原告提交的合格证显示，涉案车辆通过了当地质监部门的检测，符合产品生产的相关要求，并不具有产品缺陷。原告提交的技术鉴定报告书是由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作出，但企业信用信息显示，该公司并无产品质量检验资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因此，该技术鉴定报告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就涉案车辆是否有产品缺陷并没有完成自身应负的初步举证责任。二、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合法性存疑。由于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依据技术鉴定报告书认定涉案车辆为机动车的，但技术鉴定报告书本身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前提下，责任认定书的合法性也就存在不确定性。三、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合法性，涉案车辆的质量也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起交通事故原告负次要责任的原因系原告驾驶车辆途经路口时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造成的，而非案涉车辆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的。不能据责任认定书推断：如原告驾驶的是电动车就不会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如驾驶的是机动车就一定会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故原告仅凭责任认定书，不能证明涉案车辆的属性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三、原告本身的不安全驾驶是其负担事故次要责任的真正原因，原告应为本身过错承担责任。虽然法律未明文强制规定驾驶电动车必须佩带安全头盔，但是被告销售涉案车辆就己配有安全头盔，原告作为成年人也应当认识到：只要在上路行驶，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都会有交通事故的风险，都应当注意减少自身的驾驶风险：即应佩带安全头盔并确保安全行驶。电动车驾驶人不带头盔、横冲乱穿的现象频发，…一直以来为全国各地的交警部门所强烈诟病，许多地方甚至就电动车驾驶人不佩戴头盔还出台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以此强烈呼吁电动车驾驶人应佩戴头盔并确保安全驾驶。因此，原告未戴安全头盔、未确保安全驾驶才是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真正原因，其过错并不因其驾驶车辆的属性而赦免。四、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技术鉴定报告的合法性，认为涉案车辆不符合电动车标准是导致原告承担事故次责的原因，由于涉案车辆并无质量问题，本案的案由也就不应定性为产品责任纠纷，而应当是一般意义上的侵权纠纷，应当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被告作为销售方从正规厂家供应商采购涉案车辆，并检视了涉案车辆具有质检部门的合格证，因此其销售行为并无过错，而没有过错就无需承担责任。而生产厂家未按照电动车标准进行生产，应当由其承担过错责任。五、原告对其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总损失的计算方式没有事实依据，并且应以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外的部分乘以30%作为本案原告的关联损失，再按照本案的过错方的过错比例，得出过错方应当赔付原告的数额。两份法院判决认定原告截止至2018年12月4日的产生损失为：44178.63元+1561710=1605888.66元，不应将未实际发生的后续治疗费8万元计算入内；而2018年12月4日后的损失，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提交的(2019)粵0118民特154号民事裁定书，仅仅是原告与该案交通肇事者双方协商的调解数额，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额，因此不能作为确定2018年12月4日之后的损失的依据。在依法认定原告的总损失额后，还应该核减交强险部分赔付数额120000元及原告自行放弃的财产损失1250元，因为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才会受到事故责任划分份额的影响。核减后乘以30%才是本案原告的关联损失，再乘以本案有过错方的比例，才能得出过错方应赔付原告的数额。综上所述，本案涉案车辆并无产品缺陷或质量问题，涉案车辆的属性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与原告承担次责也无因果关系，是原告的不安全驾驶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及因此承担次责，被告作为销售方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主体不适格，原告没有充足证据涉案电动自行车是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原告及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对涉案电动自行车是否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则承担后果；涉案电动自行车电机编号与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电机编号字段、编号均不相同，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自2014年一直使用唯一电机合作商是江苏省常州市的电机厂，使用的电机编号是MF开头的，而原告使用的电动车的电机编号的是DF开头；原告仅使用一张写有我方的合格证就认定涉案电动车是我方生产是不合常理的，原告提交的合格证与我方的合格证有根本性差异，且我方的合格证均有我方加盖公章，而原告提供的并没有我方加盖的公章，并不排除第三方仿造的可能；我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企业自行车生产编码管理实施细则，我方生产的电动车均有唯一的编码车架号，根据授权我方生产的自行车电动车架号均为2121开头；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企业信息注册时并无自行车类别鉴定资质，其所出鉴定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就此事故的发生，原告有过错，未按照规范操作行驶，未配戴头盔加重了后果发生，作为驾驶人员在广州也推行文明驾驶，原告放任危险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后果。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人民法院予以驳回。原告请求我方承担案涉电动车产品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失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产品缺陷，即使真实存在，也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与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无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均明确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永达作为原告所指称的涉案电动车的销售者，已经指明了该电动车的生产者为被告天津强玛，因此销售者不应当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三、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本案中，被告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销售者或生产者。销售者是指直接消费者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包括面对销售者的运输者、仓储者、批发商等第三人。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对这类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认定及承担方式，有明确的规定。四、原告所主张的损失计算方式有重大错误。原告主张其损失为300多万元，但实际上，原告的损失的70%，已经通过交通肇事对方当事人、保险公司等，予以解决。原告的实际损失应为其中的30%。正确的计算公式应为：原告举证证明的总损失×30%×因产品缺陷生产者应承担的比例(原告主张为20%)，即使按原告主张的总损失及原告所主张的比例，应为：347万元×30%×20%=20.82万元。五、原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应免除或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1、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检验报告，上面记载事故电动车没有脚踏装置，据原告自认，在购买就已经明知该车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属于自行车。2、原告作为成年人，在2017年8月24日购买电动车后，到2018年5月24日，经过几个月的使用，应当了解该车的重量、车速等，并应当知道该车不属于自行车，对该车辆潜在的危险性应当有所认识和了解。但是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内，原告仍未对该车按有关规定进行上牌等，却事实上按摩托车的标准去使用，而不是按自行车的标准去使用该车。3、作为交通工具，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轻便摩托车，虽然在上牌等管理环节上有所区别，但是使用人在骑行上路前，是要经过必要的学习的，经过学习和练习，才能熟练骑行。在骑行上路之前，对该类交通工具所固有的危险性，也应当清楚了解。车辆的计设最高车速，并不代表使用人在实际使用中必然超速。小轿车的设计最高车速一般达到180至220公里每小时，但在实际使用中，守法驾驶人会按照行驶道路的限速和道路的实际情况来控制车速。六、损害结果的发生与车辆缺陷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本次事故的发生，并非因为电动车刹车、转向等影响行车安全的因素不合格引起事故。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交通肇事双方实施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4日6时58分许，刘世坤驾驶粤Ｕ×××**小型轿车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车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誉山国际小区70栋路口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就原告驾驶的“强玛”电动车（电机号1823330）的车辆属性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检验，2018年6月19日，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第20180534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该报告载明“强玛”电动车（电机号1823330）以需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48V，额定功率为450W，验车时该车无脚踏装置；同时载明，据检测该车质量为63KG；还载明结论为：无号牌（电机号1823330）“强玛”电动车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款对轻便两轮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轻便二轮摩托车。2018年6月22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第44018312018000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驾驶的电动车（电动机号1823330）属于轻便二轮摩托车，且无法找到车架号，同时认定原告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后认定刘世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因涉案交通事故，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以刘世坤、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8）粤0118民初5996号案立案受理，2018年10月18日，本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8民初599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原告的损失为124178.63元。原告就涉案交通事故于2019年3月11日再次以刘世坤为被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9）粤0118民初2725号案立案受理，2019年5月31日，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8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原告的损失为1561710.03元。2019年8月8日，经广州市增城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主持调解，原告与刘世坤就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再次达成调解，并申请本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2019年8月13日，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8民特15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对刘世坤同意一次性赔偿游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后续护理费、后续护理费必需用品费、营养费共125万的调解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均同意（2019）粤0118民特154号民事裁定书中原告的总损失按照125万元除以70%的方式确定。原告于2017年8月24日以1250元的价格从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购买了一辆“强玛”电动车（电机号为48V350W16111823330），该电动车合格证载明经检验本产品符合GB17761-1999标准；同时载明电机编号为DF48V350W16111823330，车架编号为空白。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陈述原告购买的电动车电机号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车电机号不一致，不属于同一电动车。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陈述其公司2014年至2019年1月1日生产的电动车电机编码均以MF开头，同时陈述，涉案电动车未有车架号，且电机编码与其公司的电机编码不一致，而其生产的电动车均载明了车架号，故涉案电动车非其公司生产；还陈述其生产的强玛电动车都属于电动自行车。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陈述其出售给原告电动车系从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采购。2014年至2017年间，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多次向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强玛电动车。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陈述其未向原告销售过涉案电动自行车。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确认强玛电动车未配备脚踏。经查看事故现场视频，原告未佩戴安全头盔，通过路口时未减速慢行。同时，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确认原告驾驶的“强玛”电动车系其从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并转售给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确认原告驾驶的电动车外观上符合其出售给原告的电动车。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常州市铭丰电机厂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江苏省常州市铭丰电机厂自2014年至2019年1月1号向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供应电机（电机上打印有SWMF开头的电机号）。另，两被告均认为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具有鉴定资质，不认可其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本院认为：原告驾驶的涉案电动车属性或者类别的认定属于公安机关的职责，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系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但是该检验报告的出具只是公安机关对涉案电动车属性认定过程中的一个工作环节，公安机关将涉案中电动车属性的检验交由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仅仅是为了完成对涉案电动车属性认定所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检验报告并不等同于鉴定意见书，现公安机关根据自行的工作流程独立的对涉案电动车的属性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并依法形成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此，对于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不确认原告驾驶的涉案电动车系其生产，但是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确认原告驾驶的涉案电动车系其从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并转售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同时，存在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于2014年至2017年间多次向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电动车的事实，加之存在涉案电动车自身标注了“强玛”字样的事实，现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涉案电动车并非其出售给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为此，对于涉案电动车系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并由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出售给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动车均属于电动自行车，现原告驾驶的涉案电动车因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准，而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显然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涉案电动车存在明显缺陷。同时，轻便二轮摩托车对驾驶人的驾驶资格以及操作要求要求明显高于电动自行车，且一般而言，轻便二轮摩托车的风险程度要高于电动自行车的风险程度。因涉案电动车的缺陷导致原告在不具备相应资格的情况下驾驶，增加原告的驾驶风险，故涉案电动车的缺陷与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联系，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存在赔偿责任。因原告驾驶涉案电动车时并未佩戴安全头盔，且通过路口未减速慢行，故原告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结合涉案实际情况，相对于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而言，原告应当承担涉案事故导致其损失的主要责任，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应就原告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故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需对原告损失的20%承担赔偿责任。因（2018）粤0118民初59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的损失为124178.63元、（2019）粤0118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告损失为1561710.03元、（2019）粤0118民特154号民事裁定书中原告的损失为1785714.29元，故原告因涉案事故导致的总损失为3471602.95元，为此，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需向原告赔偿损失694320.59元。本案中，涉案电动车的生产者为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相对于原告而言，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均为销售者，而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上述承担责任的形式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对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在涉案中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连带赔偿损失694320.5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原告游萍赔偿损失694320.59元；二、被告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对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44元，由被告天津市强玛科技有限公司、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广州市增城燃记电动车配件部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碧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罗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