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705民初713号 原告：王付均，男，196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择先（系王付均之妻），女，1961年4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安徽古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铜陵建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工人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1511077886。 法定代表人：姚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吉志，安徽金亚太（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奥，安徽金亚太（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良友，男，汉族，1952年10月14日出生，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珂，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付均与被告铜陵建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建达公司）、黄良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依法作出判决，原告王付均提出上诉后，二审以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回本院重审。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付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择先、吴艳，被告建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吉志，被告黄良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付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损失48.98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原本是四川省筠连县筠连镇廉溪真武村人，是一名参战退役军人。1991年原告带全家四口人从四川来到铜陵生活，1996年5月23日因为家庭生活需要，原告将所有的积蓄购买了铜陵市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房屋面积为74.45平方米，这从铜陵市房屋交易申请书，房产分户平面图，现场情况调查表中均能够反映）。但在1997年左右，原告因家中突发特种情况，夫妻两人匆忙带着两个孩子离开铜陵。但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原告并没有进行任何处置，自离开后就一直空置，无人居住。2018年4月份左右，原告为了晚年生活的需要又回到铜陵，但回到铜陵后，发现自己的房屋已经不复存在，找不到当时家的痕迹，但原告从来没有享受到任何的拆迁待遇，也没有人通知拆迁回迁的房屋位于何地，原告多处打听才了解到，自己的房屋在1999年左右被被告一拆除。原告认为自己目前除了工人新村这套房屋外，没有任何其他住房，被告一拆除了自已的唯一一套住房，因被告一目前正处于清算状态中，无法对原告被拆的房屋进行原址安置，故提起上述诉请。 建达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的房屋拆迁安置待遇因为欠付其他债务而进行了转让，因此原告主张的权利来源实际上已经转让给第三方了，其拆迁安置的相关原件均在被告黄良友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一种债务转让。2、原告诉请的权利赔偿已经超出了最长的20年诉讼时效，有证据证明涉案的房屋是1997年10月25日就完成拆迁，至原告起诉之日已经超出20年，原告的孩子王陆强，也就是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也于2016年9月份之前来过铜陵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可见原告在长达20年内对房屋这样的重大财产不管不问，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原告已经将拆迁的相关待遇进行让与。 黄良友辩称：1、同意被告建达公司的答辩意见。2、因原告与其配偶对答辩人黄良友负有债务，在1997年将拆迁赔偿的相关权证交予答辩人，并同意答辩人领取拆迁补偿款冲抵债务，原告诉状中所称的事实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王付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身份信息。2、协议书一份、房屋买卖契约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原告在1995年购买了工人新村散户××号的房屋。3、铜陵市房屋交易申请书（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了房屋的具体面积为74.45平方米。4、房产分户平面图复印件一份，证明了房屋的具体面积为74.45平方米。5、现场情况调查表（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房屋的具体面积为74.45平方米。6、税票三张（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本案中原告购买房屋后，交纳了相应的税款发票。7、房屋权属档案资料摘抄单原件，证明原告对其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享有权属。8、房屋拆迁许可证存根（复印件加盖公章），证明建达公司将房屋拆除的事实。9、企业基本信息注册查询单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建达公司身份主体状况。10、评估报告一份（出示原件），证明工人新村房屋目前的价值48.98万元。11、1996年11月26日铜陵日报报纸一张（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在1996年11月21日原告在一起刑事案件中是受害人，被人绑架，其后又受到恐吓，被迫离开了铜陵。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建达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个协议书只能证明了原告购买房屋的情况，并且房屋的建筑面积并非是原告诉请的74.45平米，是占用土地面积，实际房屋建筑面积是58.51平米，此房屋已经于1997年10月拆迁，待遇已经让与。对于证据3-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拆迁房屋的相关状况，该房屋早在1997年10月份就已经被合法拆迁，房屋在1997年10月份就已经不存在灭失了，至于房屋登记部门没有注销，并不能证明房屋还存在，原告仍然享有所有权。对于证据8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不同的意见，拆迁许可证是原告的房屋被合法拆迁的凭据，拆迁的发证日期是1997年4月22日，拆迁的期限是1997年12月底，这个可以证明房屋是在1997年年底之前拆迁。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三性均有异议，这个报告评估的房屋的面积是75平米，是楼房，与原告的工人新村26号的平房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面积还是房屋本身，评估报告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目的。对于证据11本身报纸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1996年原告是否被绑架不能确定，只是有这个案件，而且即便是存在的所谓的绑架，公安机关介入以后，犯罪份子应当绳之以法，原告不可能长达20年不回铜陵，原告的儿子在2016年到铜陵办理二代身份证也没有过问房屋。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黄良友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1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离开铜陵的原因并非因为绑架，而是在铜陵地区有巨额的债务无法偿还，与绑架没有直接的关联，其离开铜陵的时间是在1998年，此时房屋早已经被拆迁，原告对房屋拆迁是明知的。 被告建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1997年10月21日的《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王付均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的户籍在四川，因此以其子王强（王路强）名义与被告建达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同意回迁，并且已经得到铜陵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的审查许可，说明原告已经明确知晓案涉房屋已于1997年便已拆迁。2、请求延期缴费报告（1998年2月18日）、产权转让说明（1998年11月26日）、1998年12月18日的《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黄良友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请求延期缴费报告证明原告以其儿子的名义延期付款，置换房屋需要补缴12000元；原告由于缺钱同意房屋拆迁安置，放弃回迁，并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权益转让给黄良友。黄良友和被告建达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把前面有王强签订的安置协议收回了，这个协议签订补偿了20653.34元。第二份拆迁安置协议签订时，并非房屋拆迁时间，而是为了置换第一份拆迁安置协议。第一份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是房屋的实际拆迁时间。3、土地登记申请书、铜陵市临时用地许可证各一份，证明黄良友为了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而提供给被告上述权利凭证原件，足以说明黄良友享有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权益。4、收条、报纸公告（1999年6月4日）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建达公司已经尽到了拆迁补偿义务，未对原告的涉案财产造成侵害。并且对回迁发出公告。5、房屋拆迁搬迁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房屋在1997年10月25日就已经完成拆迁。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许可证、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案涉房屋在1998年5月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项目拆迁所有的过户手续，已经进入房屋建设的过程。7、中标通知书、工程招标登记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6。并且上述两组证据证明了工人新村在1998年5月份之前就完成了三通一平、完成了拆迁。对于被告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王付均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是虚假证据，第一，在这上面的签字是王强，被告建达公司认为这个王强是原告的儿子，原告的儿子叫王陆强，从来没有用过王强的名字，第二，在1997年王强仅仅14岁，是个未成年，怎么可能签订这份安置协议，这份拆迁安置协议原告从来不知道也没有签署，上面没有原告及家属任何的签字，完全是一份虚假证据。对于证据2缴费报告也是一份虚假的，上面所有的字迹都不是原告及家人的字迹，王陆强当时未满18岁，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字迹，被告建达公司在未和原告核实的情况下凭第三人所谓提交的申请就将原告的房屋进行处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产权转让说明不认可，是被告黄良友单方所出具的，被告黄良友在说明中说是原告委托被告黄良友到被告建达公司处办理质押手续，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委托手续，即便是委托处置，也并不代表房屋转让给被告黄良友。《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是被告建达公司和被告黄良友签署的，对其真实性不清楚，但是这份安置协议恰恰说明了两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于证据3中所有证据恰恰证明原告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对于证据4收条是被告黄良友出具的，说明了两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其公告原告当时由于特殊原因已经离开了铜陵，对公告内容不清楚，也不知情离开后有拆迁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对有争议的房屋，拆迁部门应当有提存保留，本案中被告建达公司出具的搬迁证也可以看出提存的是三室一厅的房屋。对于证据5房屋搬迁证，我们认为本案中的被告凭着自己制作的房屋搬迁证去强制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原告及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拆迁证，原告及家人没有在任何拆迁证签字，从这份房屋搬迁证可以看出拆迁待遇中应当返还三室一厅的房屋，恰恰能够证明本案中被告建达公司应当返还原告位于工人新村三室一厅的房屋。对于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因为根据相应法律规定，如果拆迁完成后，拆迁人需持有相关资料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迁验收手续，这个房屋拆迁验收手续才能证明房屋是何时被拆的。证据6是理论上的时间，并非是实际或者具体的时间。因为本案涉案房屋是散户，不排除其后拆迁的可能性。对于证据7的质证意见同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时我们认为本案中两被告所签署的拆迁协议（1998年12月18日）致使原告的房屋拆迁权利灭失，如若本案有诉讼时效，也应按照1998年12月开始计算。对于被告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黄良友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7三性无异议，同意证明目的。补充两点对证据1拆迁协议中王强的签字是由王强的母亲签署的，原告的儿子和女儿买户口，公安登记时王强的名字太多，后来改成了王陆强。对于证据5该证是权利凭证，在房屋拆除后作为安置的凭证，足以说明在1997年10月25日颁发日，原告所主张的工人新村26号已经被拆除的事实，该证颁发的前提是交还房屋的权利凭证，不需要原告的签名。 被告黄良友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贷款证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利息付出清单两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1995年4月原告注册成立铜陵市江东贸易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于1996年9月13日向铜陵市城市信用社联社贷款6万元，同日被告黄良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直属三分局用100195、100203账户为该笔6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贷款1996年12月13日到期。2、1997年8月31日借条（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城市信用社借款申请书》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抵押贷款合同》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同意抵押贷款材料（江志化复印件下面手写的内容）一份、铜庄城市信用社现金缴款单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江志化出具的说明材料（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为向铜庄城市信用社办理新贷款归还已经到期贷款，原告王付均、刘择先于1997年8月31日借到江志化房产证用于贷款抵押，并出具借条，承诺1998年3月底归还房产证；1997年9月1日原告王付均及刘择先与铜陵市铜庄城市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借款申请书》及《抵押贷款合同》，江志化为该笔贷款出具同意抵押材料；1997年10月22日被告黄良友通过现金的方式将2.5万元存入还款账户，从铜庄城市信用社取回抵押的江志化房产证；1999年6月17日，江志化从被告黄良友处取回抵押房产证，将原告王付均及刘择先出具的借条交给被告黄良友，并证明原告贷款的2.5万元及利息均由被告黄良友代还，故被告黄良友享有对原告王付均的债权。3、借条两张（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1997年8月25日，刘择先以小孩上学需要钱，借到被告黄良友的2000元以及章春光3000元并出具借条，后被告黄良友代为归还章春光3000元并取得该借条。4、临时用地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土地登记申请复印件一份、土地证书宗地图复印件一份、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一份、房屋分户平面图复印件一份、房屋拆迁搬迁证复印件一份、1997年10月2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王付均身份证的复印件一份，证明1997年底被告黄良友向原告及刘择先催讨2.5万元，但两人称无钱还钱，连安置房1.2万元都交不起，刘择先称两人去领取拆迁补偿款，则小孩户口无处可迁，故两人已经准备好的拆迁房资料交给了被告黄良友，让被告黄良友去领取拆迁款，不影响小孩的户口和就学，拆迁款用于归还欠被告黄良友的债务。1997年底被告黄良友在东郊找到原告王付均及刘择先住的地方，当时原告王付均被别人打的很严重，刘择先说要带原告王付均回去看病，欠我的钱没办法还，拆迁的补偿款太少了，不够的话，把病养好了再还我的欠款，我说我等你，刘择先把所有的资料交给被告黄良友，让被告黄良友到被告建达公司房产公司办理。对于被告黄良友提供的证据，原告王付均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1贷款证应当时银行留存的，由被告黄良友出具，里面的内容有怀疑态度，对贷款不可撤销没有反映因果关系。利息付出清单两份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时间和被告黄良友所陈述的时间也没办法核对，1997年9月3日取走了相应的本金和利息，也不能反映被告黄良友的证明观点。对于证据2借条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抵押贷款合同、贷款申请书虽然有原告的印章，但没有本人签字，对江志化身份证复印件底下内容真实性不认可，明显有涂改。对缴款单，没有看到款项来源和缴款原因。对于说明，江志化应是证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1997年8月25日借条署名是刘择先真实性不认可，不是刘择先本人书写，无法反映刘择先是借款人还是其他人，对1997年8月25日借条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证据4除了对拆迁安置协议、房屋拆迁搬迁证不认可外，对土地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证真实性认可，证据恰恰证明本案涉案的房屋归属原告，被告黄良友认为是原告主动交给被告黄良友和事实不符，如若是原告委托被告黄良友办理拆迁手续，应当有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再者，原告对其诉称是原告给付被告黄良友的拆迁证是不予认可的。对于被告黄良友提供的证据，被告建达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4三性和证明目的没有意见，原告否认刘择先签字的三张借条原件，与证据4中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刘择先签字是一致的，原告代理人是认可土地登记申请书的。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王付均提供的证据均予以认定。被告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4、5、6、7予以认定，证据2中的《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黄良友的身份证复印件予以认定，该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是被告建达公司与被告黄良友签订的，通过该份协议内容可知，被告黄良友需将将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的原产权证、拆迁证明、原97072010协议交给被告建达公司，从而证明了原产权证、拆迁证明、原97072010协议真实存在，也证明了被告黄良友持有该证据的真实性，从而也佐证了被告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该三组证据予以认定。被告黄良友提供的证据，结合被告建达公司证据的分析，对被告黄良友的证据均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4年9月10日原告王付均与赵桂芬签订《协议书》一份，王付均以1.2万元的价格购买赵桂芬的房屋（工人新村散户××号）。1996年5月23日铜陵市房地产交易处同意了赵桂芳与王付均关于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交易申请，王付均取得了工人新村散户××号私有房产的所有权，建筑面积58.51平方米。 1997年4月22日，铜陵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作出铜拆许字（97）第02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记载：拆迁人市建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建设项目旧城改造，拆迁范围为工人新村和红旗新村，拆迁期限1997年5月至12月底。原告王付均所有的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属于拆迁范围。 1997年10月21日被告建达公司就原告王付均所有的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达成拆迁事宜，与“王强”（乙方）签订《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安置的房屋为三室一厅，乙方在1998年元月20日前预付房款壹万贰仟元整，余款在新房交房时一次性交清；乙方未按期付预付房款视自动放弃安置房处理，给予一次性补偿等内容。被告建达公司陈述该“王强”为原告王付均之子。原告王付均陈述其子姓名为王陆强。 1997年10月25日被告建达公司填发《房屋拆迁搬迁证》，该搬迁证载明：姓名王强，人口2人，搬迁完毕日期1997年10月25日，拆除房屋地址工人新村散户××号。 1998年2月18日“王路强”向被告建达公司提交申请，该申请内容为：“兹因我父亲王富均在老家取购房款时，途中被人抢劫，造成暂时经济困难，为此，请贵公司缓期，请求延至今年11月交纳壹万贰仟元”。 1998年2月19日，被告铜陵建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乙方）与铜陵市土地管理局（甲方）签订《铜陵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铜陵市铜官东路南侧，总用地面积27388.56平方米。铜陵市城市规划局于1998年5月27日作出编号（1998）01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建设位置原工人新村、铜官东路南侧。 原告王付均原系铜陵市江东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黄良友原系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直属三分局法定代表人，原告王付均在经营过程中与黄良友相识。1996年9月13日原告王付均的铜陵市江东贸易有限公司向铜陵市城市信用社联社贷款6万元，被告黄良友所在税务局曾为其出具不可撤销担保。 1997年9月1日原告王付均向铜陵市铜庄城市信用社贷款25000元，同时借用江志化长江西村2栋107室房屋进行抵押，并由原告王付均和其妻子刘择先共同向江志化出具房产证的借条，1997年10月22日被告黄良友以地税三分局的名义代原告王付均交纳了25000元，并取回了江志化的房产证。1999年6月17日江志化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向被告黄良友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为：“此身份证复印件作为抽回房产证证明。王付均以江志化房产证贷款贰万伍仟元及利息已由黄良友同志暂代还，现我从黄良友处取回长江西村2栋107室房产证。特此证明。同时将王付均、刘泽先借我的房产证借条原件壹份交黄良友留执”。 原告王付均陈述工人新村散户××号其居住至1997年夏天，搬走的原因是受到别人的恐吓,于2018年6月回铜陵后才发现其房屋已经没有了。被告黄良友陈述1997年底到原告王付均租住的地方索要欠款，因原告王付均无钱归还，遂将房屋及拆迁的相关证件交给自己，用于冲抵欠自己的债务。 被告黄良友持有原告王付均的工人新村散户××号房屋的房屋拆迁搬迁证、拆迁安置协议、土地登记申请书、铜陵市临时用地许可证等原始证件到铜陵建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26日被告黄良友向被告建达公司出具《产权转让说明》一份，其内容为：“兹有原产权所有人王付均因到外地谋生，缺少经营本钱，在他本人万分要求之下，我借给他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王付均离开铜陵前将他在建达公司的回迁房产权给我做债务质押。现我为他贵公司办理质押手续，如果日后王付均在回迁房产权这一问题上发生的矛盾，有黄良友负责，与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请求贵公司给予解决”。 1998年12月18日被告建达公司与被告黄良友就王付均所有的工人新村26号散户房屋的拆迁签订《铜陵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写明：“1、本人委托黄良友办理放弃回迁手续；2、根据铜政92（087）号文件原工人26#产权赔偿费为19843.34元；3、原97072010协议作废；4、原产权证、拆迁证明、原97072010协议交建达公司；5、根据原拆迁证奖励400元。总计赔偿款贰万陆佰伍拾叁元叁角肆分（20653.34元）。1998年12月18日黄良友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退原住房款人民币贰万零陆佰伍拾叁元叁角肆分正。 2018年9月18日原告王付均就该房屋被拆一事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在原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王付均因原标的物已经不存在，申请评估同地段、同类型的回迁房屋工人新村2栋103号在2018年12月14日时的市场价值作为参考。北京华瑞行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8日作出估价结果，确定估价对象于2018年12月14日毛坯状态下的价值为48.98万元。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本案中，原告王付均否认与被告黄良友之间的关系及被告黄良友陈述的相关事实，但根据被告黄良友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认定被告黄良友与原告王付均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且被告黄良友与原告王付均个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否则被告黄良友不可能持有为原告王付均还贷的相关原始凭证；从被告建达公司与被告黄良友之间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内容第4条“原产权证、拆迁证明、原97072010协议交给建达公司”可以看出，被告黄良友与被告建达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时需交还拆迁相关材料，而该协议的签订也证明被告黄良友确实持有原告王付均的上述原件，否则，如按原告王付均的陈述无法则解释被告黄良友持有相关拆迁材料原件的合理性，从而也证明了被告黄良友陈述的事实真相，亦即原告王付均用拆迁回迁房抵偿欠被告黄良友的欠款。基于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黄良友并无过错，故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建达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依法取得铜陵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其作为拆迁主体依法有据，其与拆迁户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中，基于被告黄良友提供给被告建达公司的原告王付均的相关证件，也证明了被告建达公司与原告王付均就工人新村散户××号拆迁以“王强”名义签订第一份编号为97072010的拆迁安置协议也是真实存在的，从被告建达公司提供的编号为97072010的拆迁安置协议及附有王付均的身份证复印件件，应当能够认定原告王付均对于拆迁协议的事实及达成的拆迁协议的事实是知晓的。本案中，虽然被告建达公司与被告黄良友签订补偿协议，被告建达公司未能征得原权利人即原告王付均的意见，但从被告建达公司拆迁安置的全过程看，具有其合理性，其一，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是以“王强”名义签订的，在未能按时交付购房款时，又以申请人“王路强”的名义要求延期至1998年11月交款，而依据拆迁安置协议逾期交款视为放弃安置房，故被告建达公司在给予宽限的期限届满后作出退房处理符合规定；其次，被告建达公司根据被告黄良友持有的拆迁房屋拆迁搬迁证、拆迁安置协议、土地登记申请书、铜陵市临时用地许可证等原始证件及被告黄良友出具的产权转让说明，其有理由相信原告王付均与被告黄良友之间所有权转让的真实性，故被告建达公司在与被告黄良友签订补偿协议后将补偿款支付给被告黄良友并无不妥，被告建达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此外，从本案王付均陈述的事实看，其否认知晓拆迁之事实，即便原告王付均陈述属实，那么从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看，工人新村散户××号的房屋拆迁搬迁证载明搬迁完毕日期为1997年10月25日，那么此时原告王付均的房产受到侵权损害就已经发生，至其提起诉讼时明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20年期间，其请求已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告王付均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付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47元，由原告王付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凡宗雨 审 判 员  王贤稳 人民陪审员  江五九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程 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