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302行初238号原告：凌卫东，男，汉族，1975年05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440********5210331，现住广东省博罗县***********小组，身份证住址：博罗县************。委托代理人：魏展谦，广东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俊凯，广东扬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地址：博罗县**********。法定代表人：邹运章，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利华，该局法制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曾繁仁，该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被告：惠州市公安局。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法定代表人：高诚苗，局长。委托代理人：叶家志、杨天宇，该局法制支队警官。原告凌卫东诉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下称县公安局）、惠州市公安局（下称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暨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凌卫东的委托代理人魏展谦律师、刘俊凯实习律师，被告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杨利华副主任、曾繁仁副大队长，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叶家志警官、杨天宇警官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卫东起诉称，2018年4月2日，凌秀生（长宁镇福岗村委会文书）及其妻子陈凤鸣、父亲凌石民、母亲曾春浓、弟弟凌贵生、弟媳张景芳、凌招明、凌王强、凌新辉及其儿子、凌伟波、凌南火（小组长）等，向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下称治安大队）等投诉原告2011年所盖的村委会印章与其持有的印章不符，要求鉴定。治安大队托相关部门鉴定，“博罗县****岗*民委员会”、“博罗县*宁镇福岗*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章与现在凌秀生持有的印章及小组长持有的印章不符。原告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听现任小组长及村干部说现在的印章早就换了。以现在的印章为标准，鉴定2011年以前证明所盖印章，没有跟同期的印章对比，没有经原告确认，单独委托鉴定，程序违法。在原告未向公安局投诉前，凌秀生就对村民说要原告坐牢，所有他俩要报复的对象在公安局及派出所的材料已经早早就收集好了。2011年，原告根据妻子的要求及解决小孩入学问题，需要把自己及妻子户口迁到原告户籍地。原告直接去找凌秀生等，却受无故刁难。没有办法，刚好当时有人出于“好意”，说跟凌秀生等熟悉，可以帮忙盖章，但是说入户一个要收取3000元作为盖章的费用。考虑到凌秀生等人的刁蛮，所以原告同意“好心人”先为妻子办理了入户手续，原告想晚些再入户。当时原告怕上当受骗，提出要先办好入户手续再给钱。现在才知道中了凌秀生的圈套。事情过去也有8年多了，原告都忘了此事，没有想到治安大队从2018年起经常叫原告去谈话、做笔录。后来几次还威胁原告，说对原告不利。县公安局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9】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处罚决定》），说原告“在2011年4月有私刻‘博罗县****岗**民委员会’和‘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两枚印章行为，致使长宁派出所为原告妻子办理了博罗县****岗**口，从而获得红旗小组移民房一套及获得村红利。试问，有谁看见原告私刻公章？私刻的公章在哪里？原告得到什么财产？原告什么都没有。为了读书改了名字，自己原来的田地被凌秀生等侵占了。凌秀生等私刻公章却嫁祸原告。印章鉴定没有经原告确认，是私下鉴定。公安机关仅凭内容为同意入户的证明就推断原告私刻公章，这是草菅人命。至今8年多时间的事情，就算是触犯刑律，没有报案也过了时效，何况是治安案件？原告就算有私刻公章，也是治安处罚，是2011年4月的一次性行为，如何存在连续、继续或者持续状态？在2011年4月行为就终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市公安局复议认为，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是错误的。因为所依据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结论违法，认定事实当然错误。市公安局复议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6年）（下称《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其他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存在连续、继续或者持续状态，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侵害人在违法行为追究时效内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追究时效的限制。本条第三款规定理解：该条款规定不受第一款限制，不等于过8年后仍然要处罚，想什么时候处罚就什么时候处罚。市公安局所依据的事实：是2011年5月19日凌南火报案并制作询问笔录，故该案不是不受追究时效限制。为什么原告一直在博罗县*****村委会**村（下称“石下村小组”），却一直没有警察找过原告，更没有问话笔录，也没有人报案，要在七、八年之后找原告？原告合理怀疑2011年5月19日凌南火的报案并制作《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原告强烈要求对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还原告清白。市公安局认为治安大队在2019年受理该案，与事实不符。因为从2018年起，治安大队就多次传原告做笔录，并非法拘传、恐吓原告，扰乱原告正常工作生活，使原告生活陷入困境。原告作为一个受害者，凌秀生等涉黑涉恶举报。原告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还被说成侵占集体财产。原告因维护村民利益，得罪了凌秀生之流及其保护伞，成了处罚对象，真是无法无天。希望法院纠正公安机关的错误，还一个普通百姓清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1、撤销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9】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惠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复决字【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由被告因错误对待对原告行政拘留赔偿相应损失3000元（包括精神损失费1000元）；4、在惠州市范围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5、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县公安局答辩称，一、我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超过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已自行撤销。2018年4月11日，我局治安大队接到凌秀生报案称：博罗县******委会红旗小组（下称红旗小组）村民凌卫东使用伪造的福**委会及红旗小组的证明文件到长宁派出所为其妻子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骗取小组的移民房及村红利，要求治安大队处理。治安大队接报后立即开展调查工作。经调查查明，2011年4月，凌卫东为了将其妻子何利云的户口迁到红旗小组，以3000元向一外地男子（姓名、住址不详，在逃）购买一张盖有“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及“博罗县******民委员会”两枚印章的《证明》，并利用此《证明》到长宁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将何利云的户口迁入红旗小组，于2012年取得该村移民房一套及村红利。经询问福**委会以及红旗小组的印章保管人，他们均反映没有在2011年4月给凌卫东的妻子何利云开具过任何户口《迁移证明》。长宁镇农村经济合作服务中心证明2011年红旗小组使用的印章的全称为“广东省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凌卫东妻子《迁移证明》上盖的章与当时使用的印章名称不符。2018年5月30日，治安大队将凌卫东提供给长*派出所办理户籍的《证明》送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对上面的两枚印章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与当年福**委会及红旗小组使用的印章不一致，治安大队在2019年3月5日受理该案。同年6月3日，我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凌卫东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2019年7月18日，凌卫东对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0月18日，市公安局以我局程序违法为由，确认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2019年12月2日，我局自行纠正错误，依法撤销《处罚决定》，并送达给凌卫东。以上事实有违法人员的供述、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为证。二、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2019年7月18日，凌卫东对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0月18日，市公安局认为我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我局治安大队在2019年3月5日受理该案，于4月1日传唤凌卫东制作询问笔录，但直到6月3日才对凌卫东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我局在受理案件后接近三个月才作出《处罚决定》，超过《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确认我局程序违法。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三、关于原告所提出的第3、4项诉讼请求。（1）2019年12月2日，我局依法撤销《处罚决定》，并送达给凌卫东。同时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告知凌卫东可向我局申请国家赔偿，并列明要提供的证明材料。下来，我局将根据凌卫东的申请，尽快依法予以国家赔偿。（2）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赔礼道歉并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1、我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因程序违法已自行撤销，不存在司法撤销的情形。本局将依法对原告予以国家赔偿。2、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答辩称，一、我局依据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原告凌卫东对县公安局2019年6月3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我局于7月18日收到凌卫东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因材料不齐全，我局当日向其发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惠公复补字[2019]11号）。7月23日，凌卫东提交了补正的材料，我局经审查后受理其复议申请。我局受理该复议案件后，通知县公安局调卷及答复。因案件情况复杂，我局于9月13日向凌卫东送达《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延长复议期限30日。复议人员详细查阅案件，对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细致审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提出审查意见。本局经集体讨论通过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惠公复决字[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复议决定》），于2019年10月21日将《复议决定》邮寄送达给原告。我局复议程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下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二、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凌卫东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我局依法予以确认违法。（一）基本情况。福岗村委会村干部凌秀生及红旗小组小组长凌南火到县公安局报案，控告凌卫东涉嫌私刻村委会及村小组印章，使用伪造的印章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并到派出所将其妻子何利云户口迁移至红旗村小组。凌卫东在笔录中称，其在2011年4月花3000元向一外地男子购买一张盖有“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及“博罗县***福岗*民委员会”两枚印章的《证明》，并利用此《证明》到长宁派出所办理其妻子何利云的户籍迁移手续。凌卫东辩称其并不知道证明文件上的印章属于伪造的。经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鉴定，凌卫东提供给长*派出所户籍的《证明》上所盖的印章与当年长宁镇福岗村委及红旗小组使用的印章不一致。2019年6月3日，县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凌卫东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超过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明或者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治安大队在2019年3月5日受理该案，于4月1日传唤凌卫东制作询问笔录，但直至6月3日才对凌卫东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县公安局受理案件后接近三个月才作出《处罚决定》，且无合理理由，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故县公安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因原告凌卫东已被执行行政拘留五日，该案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因此我局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法确认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凌卫东的诉讼请求。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2、询问笔录、长宁派出所接警材料等，3、司法鉴定书、长宁镇农村经济合作服务中心说明等，4、告知笔录、处罚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知书等：证据1-4证明我局对原告买卖使用伪造证明文件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存在程序违法情况，因此我局已依法撤销；5、治安管理处罚法条文摘录。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行政复议申请的事项；2、补正通知书，证明复议机关通知原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3、行政复议答复书，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开展调查的事实；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被申请人对复议事项进行书面答复；5、证据清单，证明被申请人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6、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证明被告延长行政复议期限30日；7、复议决定，证明本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8、送达回执，证明本局邮寄送达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复议决定》等的事实。原告凌卫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3、处罚决定，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据3-4证明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5、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复议决定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依据，对相关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相对方有异议的，本院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9日，石下村（也即现在的福岗村）红旗小组小组长凌南火（男，身份证：442************614）到县公安局长宁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给做了《询问笔录》，凌南火陈述的主要情况是：1、因有人伪造使用红旗小组的公章，我今天来报案；2、被伪造使用的一个是“博罗县******民委员会”公章，一个是“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公章；3、使用伪造的公章的是一名叫何利云（身份证：441************625）的女子，用伪造的公章出证明，将其户口迁入我红旗小组；4、何利云拿证明给我看，问我证明上的公章是不是我盖的，我接过证明一看，发现证明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于是我就来报案了；5、红旗小组的公章全称是“广东省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村委会公章周边是有一个缺角的，与何利云的证明上的公章不一样。2018年4月26日，被告县公安局的治安大队向福岗村石下村小组村民（也是福岗村委会文书）凌秀生（男，身份证：441************634）进行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凌秀生陈述的主要情况是：1、我从2000年8月开始担任福岗村委会文书，村委会公章一直由我保管；2、凌卫东原是我红旗小组村民，1994年8月27日户口迁至广州市航运学校（非农户口）；3、2011年4月25日，凌卫东私刻“博罗县******民委员会”、“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两枚印章，并用这两枚私刻的公章到长宁派出所为其老婆何利云（居民身份证：441************625）及儿子凌天鑫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将老婆和儿子的户口从长宁镇埔筏村迁入福岗村红旗村小组，并利用红旗村小组村民户口于2012年初骗取红旗村小组集体房屋**，价值20万元左右。并从2011年开始利用户口骗取红旗村小组每年每人1000元的分红；4、2011年6月份，红旗村小组小组长凌南火跟我反映说凌卫东没有经过村小组了证明，派出所就给办理了其老婆何利云的户口本。我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给我提供了何利云的户口迁移证明，证明中加盖了“博罗县******民委员会”、“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两枚公章。我经辨认，发现这两枚公章与我们2011年使用的公章不符；5、红旗村小组印章在公安局备案，是在长宁镇政府农村经济合作服务中心领取的；6、从2000年开始，福岗村委会公章一直由我保管，我从来没有给何利云出具过任何户口迁移手续的证明，凌卫东也从未向我要求开具其老婆的户口迁移证明，因为凌卫东户口不在我们村，其老婆孩子户口迁到我村不合规定，我们不可能给予办理；7、凌卫东骗取的移民房是在红旗村小组移民房处。2018年4月26日，治安大队向福岗村石下村小组小组长凌南火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凌南火陈述的主要内容是：1、石下村小组印章的全称是“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我在2011年5月份开始任小组长，村小组公章由我保管；2、2011年7月左右，凌卫东拿其老婆的户口本到村小组登记分房。当时凌卫东老婆何利云及其儿子的户口本地址登记在我小组地址下，没办法，就给办理登记了；3、我没有为何利云及其小孩迁移户口开过任何证明，便将这个情况向村委会文书凌秀生反映。经凌秀生到派出所了解，我才发现凌卫东2011年4月26日提出给派出所的办理其老婆何利云户口迁移证明中盖了“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章，此印章与我手中公章名字不符，于是我认定他私刻我村小组公章，我当时也去派出所报了案；4、村小组公章有在公安局备案；5、凌卫东妻子何利云及其儿子将户口迁至红旗村小组后分得的房屋在我红旗村小组移民村，房屋按每人23平方计算，1平方大概500元，凌卫东妻子及其儿子共分得46平方，价值23万元。2018年5月8日，治安大队又向凌秀生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凌秀生陈述的主要情况是：1、2011年6月份，红旗村小组小组长凌南火向反映凌卫东私刻村委会和红旗村小组印章的事，我这才知道；2、红旗村小组印章在2006年至2012年4月1日前的格式是“广东省博罗县******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之后为“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反映的其他情况与2018年4月26日的《询问笔录》基本相同。2018年5月8日，长宁镇农村经济合作服务中心出具《公章说明》：博罗县******红旗小组使用公章的先后顺势：1、2005年之前使用的公章名称：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2、2005年至2012年1月9日之间使用的印章名称：广东省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3、2012年1月9日至今使用的公章名称：博罗县******红旗经济合作社。启用新章时，旧公章由红旗小组自行销毁。2018年5月15日，治安大队向凌卫东发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凌卫东陈述的主要情况是：1、我叫凌卫东，曾用名刘锡潘，男，中专文化，户籍在博罗县**************，现住博罗县长宁镇石下小组；2、老婆何利云，今年34岁；3、在我老婆迁户口时的证明上盖了福岗村委会、红旗小组的两枚印章；4、我当时要办老婆的户口迁入，但我听好多村民说找凌秀生盖章需要5000元左右。刚好，当时有一个外地男子找到我，说他3000元帮我搞惦，我觉得便宜就让这男子帮忙办理迁户口的事；5、我不认识那外地男子，从他第一次找我谈迁户口到帮我办好入户，我一共见了那男子两次面；6、福岗村委的工作人员是否知道那男子，我不清楚。反正是那人帮我搞好迁户口所需要的资料，我拿去派出所，派出所就帮我办了。证明上的两个章是否出自村委会和村小组，我不清楚；7、那男子的情况我不清楚；8、2011年4月份，那名男子找到我家跟我谈办理入户的事，他说他3000元就可以帮我老婆何利云的户口迁到福岗村。我想自己去办要5000元，他只要3000元，划算，于是我先付了500元订金给他，第二天早上那外地男子就拿了一张盖有两枚印章（长宁镇福岗村委会印章和红旗小组印章）的证明给我，我就拿了这张证明和迁户口的相关资料到长宁派出所办理（何利云）迁户口手续。我把迁户口手续办完拿到户口本后就直接回到家把余下的2500元给了那名外地男子；9、我老婆迁入福岗村后，一个人头分23平方米（房屋），老婆、我妈、我儿子三人一共分到集体房69平方米。2018年5月30日，县公安局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委托事项：①要求将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的《证明》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03年8月11日的《科目余额表》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文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②要求将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的《证明》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印文与博罗县******民委员会提供的“博罗县******民委员会（印章使用期限从1999年至2014年止）”样本印文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2018年6月8日，西湖鉴定所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广湖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062号]，鉴定意见：①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的《证明》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文与落款日期为2003年8月11日的《科目余额表》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文规格特征与细节特征均不相同，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②。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的《证明》上盖印的“博罗县******民委员会”印文与博罗县******民委员会提供的“博罗县******民委员会（印章使用期限从1999年至2014年止）”样本印文规格特征以细节特征均不相同，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鉴定意见书有鉴定机构盖章、两个鉴定人签名。2018年6月20日，治安大队对原告凌卫东做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凌卫东陈述的情况主要是：1、这是公安机关第二次对我问话；2、我的户口不在红旗小组，老人是要我小孩认祖归宗，先将我老婆何利云的户口迁回去，再让我小孩投靠我老婆将户口迁回红旗小组；3、我收到《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告知书（公安机关也当场宣读了鉴定结论）（凌卫东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签名捺指模），我清楚鉴定内容和鉴定结果。凌卫东所述其他情况如第一次笔录。2019年4月1日14时59分，治安大队对原告凌卫东做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凌卫东陈述的情况主要是：1、2011年4月26日，何利云到长宁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时提供给派出所的证明，当中所盖“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印章及“博罗县******民委员会”印章真假我不清楚；2、因为我去办我老婆何利云户口时，村委干部不肯盖章，然后有一个陌生外省人找上门来，说3000元能帮我办到村委的入户证明，我先给了500元订金。后来那人办好了证明，我拿证明办好我老婆何利云入户后，把剩余的2500元给了那外地男子；3、我办理老婆户口时，我没有到小组开具证明，石下小组同不同意我不知道。2019年4月1日18时41分，治安大队传唤原告凌卫东，向其家属发出博公（治）行传通字[2019]第0401号《被传唤人家属通行书》。然后对原告凌卫东做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凌卫东陈述的情况主要是：1、2011年4月26日，我在办理老婆何利云迁户时，向派出所提供的“证明”的真假不清楚；2、“证明”是我花了3000元给一个外省人去办的，具体他怎么盖到章我不清楚。2019年6月3日，作为办案单位的治安大队作出《到案经过》；当日，治安大队对原告凌卫东告知县公安局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内容有：执行告知单位、被告知人、凌卫东相应的违法事实及证据、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法律依据、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权等内容。原告凌卫东表示“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凌卫东在告知笔录上签名；当日，被告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凌卫东处行政拘留五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凌卫东家属发出（博）行拘通字[2019]第1018号《被传唤人家属通行书》。当日，被告县公安局将原告凌卫东送博罗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且已执行完毕。2019年7月18日，被告市公安局收到原告凌卫东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被告市公安局经审查，于当日向原告凌卫东发出惠公复补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凌卫东在5日内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等。2019年7月23日，申请人凌卫东补正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被告市公安局予以受理，并于当日向被申请人县公安局发出惠公复答字[2019]32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2019年8月2日，被申请人县公安局向复议机关市公安局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2019年9月11日，复议机关市公安局向申请人凌卫东发出惠公复延字[2019]6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三十日。2019年10月18日，复议机关市公安局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惠公复决字[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申请人县公安局超期作出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于是，确认《处罚决定》违法。在《复议决定》中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案件由来及审理简介、当事人的意见、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复议机关的观点、不服《复议决定》进行司法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作出《复议决定》的机关名称及时间等内容。随后，复议机关市公安局向申请人、被申请人送达了《复议决定》。原告凌卫东不服被告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及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9年12月1日，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凌卫东发出《通知书》：根据惠州市公安局惠公复决字[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我局将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您给予国家赔偿，请您接通知书后尽快到我局办理相关国家赔偿事宜。原告凌卫东拒绝签收《通知书》；被告县公安局根据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博公行决撤字[2019]第005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该局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9]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凌卫东拒绝签收《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原告凌卫东是否存在私刻村委会、村小组印章的违法行为；二、被告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行为程序是否违法；三、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原告凌卫东是否存在私刻村委会、村小组印章的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本案中，1、被告县公安局的治安大队先后四次对原告凌卫东进行调查询问，第一次被询问时，原告承认在办理其妻子何利云的户口迁入红旗小组相关手续时，以3000元请一外地男子办理入户《证明》（《证明》上需要加盖福岗村委会和红旗小组的印章）。第二次被询问时，原告承认在办理其妻子何利云的户口迁入红旗小组相关手续时以3000元请一外地男子办理入户《证明》（《证明》上需要加盖福岗村委会和红旗小组的印章）。第三次被询问时，原告还是承认在办理其妻子何利云的户口迁入红旗小组相关手续时，以3000元请一外地男子办理入户《证明》（《证明》上需要加盖福岗村委会和红旗小组的印章），并承认没有到石下小组开具证明，石下小组同不同意不知道。第四次被询问时，原告承认在办理老婆何利云迁户时，向派出所提供的《证明》的真假不清楚，《证明》是花了3000元给一个外省人去办的，具体他怎么盖到章我不清楚。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用3000元向他人购买了盖有“博罗县******民委员会红旗小组经济合作社”和“博罗县******民委员会”两枚印章的同意其妻子何利云入户红旗小组（石下小组）的入户《证明》，且明知该入户《证明》（含当中所加盖的村委会及村民小组印章）存疑但还是作为必要材料向当地派出所提供；2、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上述入户《证明》上的加盖的福岗村委会及红旗小组两枚印章均为伪造。由上可知，原告凌卫东在办理妻子入户时存在买卖并使用伪造的福岗村委会及红旗小组的入户《证明》（含所加盖的印章），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县公安局在作出《处罚决定》时，认定原告凌卫东“私刻”福岗村委会及红旗小组印章，定性欠准确，应予纠正。关于被告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行为程序是否违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修正）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根据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被告县公安局是2019年3月4日受理石下小组（红旗小组）村民凌秀生的报案，而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是2019年6月3日，用时超过90日，且没有经上一级公安批准延长办理期限。很明显，被告县公安局在进行被诉行政行为中，超期办理，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办理期限，应为程序违法。关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违反法定程序的。”被告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18日收到原告凌卫东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于当日向申请人凌卫东发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7月23日，原告凌卫东补正了相关材料，被告市公安局正式受理原告凌卫东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同日向被告县公安局发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8月2日，被告县公安局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答复书及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因案情较复杂，9月11日，被告市公安局向原告凌卫东发出《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决定延长复议期限三十日。10月18日，被告市公安局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复议决定》：“确认（博）行罚决字[2019]016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决定》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陈述意见、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复议机关的分析与认定、作出复议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10月21日，被告市公安局向原告凌卫东快递送达《复议决定》。从上述事实可知，被告市公安局整个行政复议行为，原告凌卫东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规章的规定，没有不当之处。综上所述，被告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程序违法；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规章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决定适当；被告县公安局在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后，已自行撤销了《处罚决定》，但原告凌卫东不愿意撤回起诉。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行为违法；原告凌卫东请求撤销被告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凌卫东被被告县公安局违法行政拘留五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以及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统计局文件（粤人社发[2019]93号）的规定，被告县公安局应当向原告凌卫东支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1248元（7486元÷30日×5日）；原告凌卫东请求被告县公安局赔偿损失2000元，部分有理合法，有理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凌卫东请求被告县公安局支付1000元精神损失费，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因被告县公安局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县公安局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凌卫东的精神损害，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县公安局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在福岗村范围内消除对原告凌卫东的负面影响，并当面赔礼道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等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博罗县公安局2019年6月3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博）行罚决字[2019]01613号}违法。二、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凌卫东支付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248元。三、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博罗县******民委员会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在福岗村范围内消除因该机关违法行为对原告凌卫东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当面向原告凌卫东赔礼道歉。四、驳回原告凌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博罗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兆强人民陪审员  徐海峰人民陪审员  王洪霞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本件原本核对无异书 记 员  林碧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第七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确认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