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603行初253号 原告唐菊华，女，汉族，196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代理人杨明，四川天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文顺斌，四川天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岳池县九龙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辉，局长。 出庭负责人郑涛，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诚，四川丘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岳池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岳池县园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321008770720E。 法定代表人杨洪，主任。 出庭负责人张晟，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李建平，该单位工作人员。系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岳豪，四川丘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荣红，男，汉族，1966年1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中途退庭） 原告唐菊华不服被告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池县九龙镇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何荣红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菊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明、文顺斌，被告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岳池自规局）的出庭负责人郑涛及委托代理人徐诚，被告岳池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九龙街道办）的出庭负责人张晟及委托代理人李建平、岳豪，第三人何荣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荣红因不遵守法庭秩序，责令其退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8月7日，被告岳池自规局作为拆迁单位、第三人何荣红作为被拆迁户，被告九龙街道办作为委托拆迁单位，签订《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 原告诉称，请求撤销《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请求被告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按国有土地拆迁房屋并安置原告的工作及一次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原告所在村组进行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2019年8月7日，岳池自规局委托九龙街道办与第三人签订《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该房屋系原告与第三人的共同财产，在未征得原告和第三人双方同意下，才有权征收和拆除，否则是违法行为。九龙街道办未按照文件规定做好征地拆迁工作，致使原告与第三人起矛盾，原告认为标准低，不同意拆迁，第三人愿意拆迁，只有第三人签字同意，没有原告同意就拆掉房屋属于违法强拆行为。九龙街道办没有监管好拆迁款的分配，全部打在第三人账户上，二被告乱支配原告的征地拆迁款，没有顾忌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被告至今未为原告一次性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二被告在没有征地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的丈夫单独签订的协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信息及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户口本上没有柏素华； 2、（2019）川1621民初3764号案卷材料； 3、（1990）岳法民字第31号民事调解书； 4、（2019）川1621民初3764号民事判决书； 5、九龙镇人民政府证明； 6、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 7、报警记录4份及120急救记录； 8、信访处理意见4份； 9、广安府发（2018）11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印发广安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岳府发（2017）12号《岳池县县城规划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基本住房货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试行）》。 10、贫困户证明一份； 11、聊天记录。 被告岳池自规局辩称，原告所称未征得其同意，对其房屋进行拆除的事实不成立，拆除案涉房屋及对其进行补偿，签订了协议，协议基本履行完毕，相关款项已支付到何荣红、唐菊华、柏素华、何强账户，原告也已领取款项，说明原告是知道并同意对其房屋进行拆除并签订补偿协议。原告诉求核心实际是相关款项如何分割问题，这些都是民事化解相关争议问题。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岳池自规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安置补偿协议； 2、唐菊华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3、转账支票存根、房屋拆迁补偿明细； 4、何荣红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5、何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6、户口薄复印件； 7、九龙镇征地拆迁住房安置人口审核表。 拟证明被告与案涉房屋登记产权人以及在籍人口6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有何荣红的签字捺印，相关款项打入了相关家庭人员的相关账户内，房屋产权人及相关家庭人员对补偿协议的签订没有异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 被告九龙街道办辩称，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二被告与何荣红签订的案涉补偿协议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在房屋征收过程中，二被告有权与房屋所有权人何荣红签订补偿协议，原告只是安置对象，其主张补偿协议由其签字才有效的主张不能成立，该补偿协议，各方已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所有义务；原告与何荣红系夫妻关系，何荣红系户主，原告不得以其不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何荣红一家六人，仅有原告一人提出异议，同意人数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该补偿协议有效。原告系同意并认可该补偿协议，2019年3月20日，何荣红名下的房屋需安置的6人签订有一份协议书，就分割问题进行明确约定；2019年4月10日，原告要求将拆迁补偿款转入其名下；为享受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购房奖励，原告之子何培果购买了商品房，也领取了购房奖励。案涉补偿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即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九龙街道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何荣红家庭成员户口登记卡一份七页； 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七页（含建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 3、九龙镇征地拆迁住房安置人口审核表一份一页； 4、九龙镇民生桥村10组户籍人口花名册一份两页。 拟证明原告唐菊华与第三人何荣红系九龙镇民生桥村**村民，土地使用权性质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 第二组： 1、2019年3月20日《协议书》（何荣红名下房屋分配协议），拟证明原告知晓并认可征地拆迁，对拆迁还房的分配及征地补偿款的支配达成一致意见； 2、2019年5月17日何荣红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何荣红承诺本人及其家人不干扰征地拆迁工作； 3、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表（何强、何培果），拟证明何强、何培果与开发商签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备案； 4、《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拟证明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 第三组： 1、2020年4月24日何荣红出具的《承诺书》； 2、何荣红、柏素华费用结算汇总表； 3、九龙镇办事处支付给何荣红房屋拆迁各项费用记账凭证。 拟证明九龙街道办已向何荣红、何强、唐菊华支付1912013.8元，其中原告已领取了188500元，证明原告认可协议，被告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四组法律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 第三人述称，被告拆了我的房子，只要买了房子我有地方住就行了，不能撤销他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九龙街道办认为，对户口信息没有意见，证实拆迁之前，原告的在册人口为6人；对证据2本身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未参与；证据3真实性由法院确认，柏素华在本案中能到安置补偿的原因是因为柏素华本身就是该组的户籍，对其进行安置补偿有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柏素华安置补偿不当也不会损害原告的权益，柏素华是否侵害原告的权益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纳入本案处理；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撤销的理由是因为原告撤销了赠予，认定了原告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予关系，赠予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并未协议内容进行撤销的，不能否认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证据5建档贫困户的情况，不是本案原告的实际家庭人口的情况，应以户籍登记为准；证据6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7无法核实，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即便属实，也不能否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的合法性；证据8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证据9真实性没有意见，两份文件本身是征收的相关文件，也是按照这两份文件进行签订的，没有违背文件精神。证据11与本案无关，与相关人员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岳池自规局认为，同意九龙街道办代理人的意见；有关聊天记录的打印件均是说明的感情问题，不能否认柏素华系民生桥村10组的在籍人口，有关脱贫办、办事处有关户口人数的证明，虽然形式上反映出来有三人的情况，但这是识别判断贫困户标准的户籍人口，而不是补偿安置的在籍人口的判断，故，是原告的认识错误，补偿安置的人口判断应该以第二被告提交的户籍人口花名册为准。第三人因退庭未发表意见。 对被告岳池自规局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对安置补偿协议均有异议，协议编号是同一编号，被拆迁人的名字分别是何荣红和柏素华，签订的时间均为2019年8月7日，柏素华与本案被拆迁的房屋以及原告、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家庭人员，两份协议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与补偿内容完全一致，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是不予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也不认可。银行卡复印件真实；188500元是通过多种方式才得到；对何强的身份有异议，最开始我与何荣红认识的时候，记录的他是1988年；对审核表有意见，柏素华、何强不是原告家的人，原告家只有唐菊华、何荣红、何培果三人，其他的是何荣红加上去的。被告九龙街道办没有异议。第三人何荣红没有异议，他家庭成员只有6个人，我前妻离婚，户口还在这里，第一批打钱后买房，再打第二批，网签后再打款，我也给了原告188500元；没有补偿房款给柏素华。 对被告九龙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第一组证据1，户籍登记7人，与案件事实是矛盾的；证据2三性没有异议；证据3三性有异议，住址是民事桥村****，人员有柏素华，该地址只有原告、第三人和何培果，与其他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户籍人口花名册上没有柏素华这个人，与安置人口审核表是相互矛盾的；第二组证据1是经岳池县法院审理后被撤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证据2是个人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原告和其他的家庭成员，证据3三性予以认可，证据4与岳池自规局出示的是同一份协议，与对岳池自规局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整个组的花名册上没有柏素华，柏素华在组上是没有任何房产，在协议书上的建筑面积是645.9平方米。房屋建好了是办理了使用证；人口审核表有异议，户籍人口花名册不清楚。承诺书、买卖合同不知道，从来不跟我商量的，房子是原告与何荣红一起修建的，跟柏素华没有关系；签订的协议原告不知情。花名册是张贴过，费用结算总表写的何荣华和柏素华，原告修建的房屋都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不同意按照几百一平拆除，何荣红37.7万元的我知道，其他的都不知道；柏素华、何强签的75.4万元，原告不清楚柏素华领取了75.4万元的原因。被告岳池自规局认为，没有异议；第三人何荣红认为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4、证据9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10九龙镇人民政府脱贫办及街道办出具的证明，由于非户籍主管部门出具，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何荣红户的户籍信息；证据6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与本案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7报警记录4份的内容真实，但与签订协议行为无关，本院不予确认，120院前急救记录与签订协议行为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8信访处理意见4份，从内容看主要是原告反映家暴、房屋补偿款的问题，与案涉补偿协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1聊天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岳池自规局和九龙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7日，拆迁单位岳池自规局作为甲方、被拆迁户何荣红作为乙方、委托拆迁单位九龙街道办作为丙方，为确保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顺利进行，签订《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加盖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房屋拆迁专用章、岳池县九龙镇人民政府印章，何荣红签字纳印。协议对被拆迁房屋位于岳池县，建筑面积645.96㎡［砖混结构313.84㎡、砖（木）石结构203.38㎡，无证搭建128.74㎡］，被拆迁户在籍人口6人、安置对象6人，各项补偿款共计1439065元，1年内购房奖励480000元，还对房屋搬迁期限资料交付，房屋拆迁费用，房屋搬迁安置、财产分配，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同日，柏素华作为该组村民与二被告签订了《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各项补偿款共计192949元，1年内购房奖励80000元，柏素华委托汇入何强（第三人何荣红与柏素华之子）账户中。现案涉房屋已被拆除，2019年4月10日，九龙街道办支出财政所内部收付凭证记载何荣红收房屋拆迁基本住房安置补偿款、临时过渡费377000元，原告收185000元，何强（收款单位为柏素华）收754000元；上述款项已实际支付。2019年8月22日、2019年10月24日、2020年4月24日相继支付部分补偿款项。原告认为该协议未经其同意，存在违法行为，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在诉讼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撤销二被告与第三人何荣红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 同时查明，第三人何荣红与柏素华于1990年2月2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其二人共同生育一子何强。原告唐菊华与第三人何荣红于2003年4月14日登记结婚，生育一子何培果。何荣红户（岳池县15号）下有6人，即何荣红（户主）、唐菊华（妻）、何强（长子）、何培果（子）、冯丽萍（儿媳）、何浩宇（孙子）。柏素华户（岳池县），户主柏素华。原告与第三人就及其子女何强、何培果等人因2019年政府征地拆迁工作启动，于2019年3月20日，就第三人名下房屋分配达成协议。2020年3月30日，岳池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该分配协议。 另查明，被告称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所在村组，系为修建公里及中国曲艺学校而实施征地，征收土地方案已报批，但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未得到相关批准手续。政府机构改革后，原岳池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能由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继行使，原岳池县九龙镇人民政府撤销后，其辖区由岳池县九龙街道办事处管辖。 本院认为，被告岳池自规局具有签订案涉《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政职权，其委托被告九龙街道办实施。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系为实施征地拆迁安置而签订。岳池自规局作为岳池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在本案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与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有关权利人签订案涉《安置补偿协议》的职权，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系本案适格被告。 《安置补偿协议》是否应当撤销问题。从民事行为方面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的规定，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同样是以户为单位取得，并非户内成员分别取得。因此，基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是以家庭（户）为对象的特殊规定，案涉户主是何荣红，有权以其名义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告也按约履行了相关支付义务。只要协议没有其他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就不能否定《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第十四条“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的规定，原告应当对撤销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为显失公平，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第三人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被告九龙街道办在支付款项方式上，亦不能证实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认为未经其同意签订协议，被告在支付款项时不公以及显失公平等应予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 从行政行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前）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二被告在征收土地未依照法定程序批准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违反了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征收土地方案以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批准后，再组织实施的规定，应依法撤销，但是二被告由于系为公共利益（修筑公路和曲艺学校）实施上述行为，撤销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同时，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征收土地前应当完成相关前期工作，前期工作亦包含相关部门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二被告与第三人何荣红所签订的协议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并不相悖。因此，即便签订协议的行为，违反修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现也无必要以此为由予以撤销。因此，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案涉协议，依法应当确认违法，而不予撤销。 综上，二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案涉协议由于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撤销，但是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此，依法确认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协议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池县九龙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何荣红于2019年8月7日签订《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岳池县九龙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代君万 人民陪审员  周田菊 人民陪审员  杜 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