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2631行初21号原告：吴克稳、廖本吉等189人（名单附后）。诉讼代表人：廖本吉，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榕江县。诉讼代表人：吴克稳，男，197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榕江县。委托代理人：吴学林，男，贵州兴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榕江县林业局。法定代表人：蔡向东，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龙胜培，男，榕江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陈法全，男，该村主任。第三人：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三组。负责人：蒋天训，男，该组组长。第三人：蒋光超，男，1951年11月24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榕江县。第三人：蒋光杰，男，1973年5月12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榕江县。第三人：蒋光忠，男，1954年9月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榕江县。第三人：蒋明豪，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侗族、住榕江县。第三人：蒋光昶，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侗族，住都匀市。原告吴克稳、廖本吉等189人与被告榕江县林业局、第三人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村委会（简称“乌婆村委会”）、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三组（简称“乌婆村三组”）、第三人蒋光超、蒋光杰、蒋光忠、蒋明豪、蒋光昶林业登记一案，于2020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189人的诉讼代表人廖本吉、吴克稳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学林，被告榕江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龙胜培，第三人乌婆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陈法全、第三人乌婆村三组的负责人蒋天训、第三人蒋光超、蒋光杰、蒋光忠、蒋明豪、蒋光昶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克稳、廖本吉等189人诉称，80年至90年代，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其父亲在乌婆村保体“豆地脑坡”中的“强盗会"（地名）东至抵杨胜泽农田、抵杨胜泽山界以水沟为界，南至抵刘念快农田，西至抵蒋光杰刘念浩农田，北至抵蒋元满山界以林带埂为界；抵蒋国江、刘念干、刘念欢山界以界沟为界。（地名）非法造林，2009年林改时明确“强盗会”为村集体林地。蒋光超等五户必须与村娄会签订林木分成协议。2019年“雷榕高速”项目征用乌婆村部分土地，其中包括“强盗会”公示补偿事宜时，才知道被告在2009年村改时为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办理了榕江林证字(2019)第04120034800248号林权证，林权证00348号记裁归属于村集体林地记载为第三人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三组，林地使用权归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的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第三人乌婆村委会补办的造林合同也没有林木分成比例，被告办理林权证并未公示，也没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所记载的事项错误，程序违法，理应撤销，根据《村民组织法》第36条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蒋光超、蒋光杰、蒋光忠、蒋明豪、蒋光昶的林权证榕林证字(2009)第04120034800248号中的0348的“强盗会”宗地。被告榕江县林业局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008年乌婆村开展林权制度改革时，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363户，人口有1486人，现已达1500多人。原告只有189人，既不是一个村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一个村民小组，而是来自村内不同的小组个体为了诉讼临时组合。涉诉林地“强盗会”，不论在山林三定时期，还是在林权制度改革时，集体都没有划分给原告，涉诉林地“强盗会”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既不是涉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涉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要求撤销的是榕府林证字(2009)第04120034800248号林权证中的00348号林权证是榕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不是县林业局颁发的，林业局只是勘界绘图而己。从《林权登记档案》中的《林权发证审批表》可以看出，被告是林业主管部门，而发证机关是榕江县人民政府，被告签署的意见是“同意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颁发林权证”，榕江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意见是同意发证。因此，诉争林权证不是被告颁发的，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三、榕江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涉诉林地“强盗会”虽不是第三人的自留山，而是集体山，但该山在大集体时期就是第三人父亲蒋天职的耕地，共四幅，1975年生产队丈量过，第三人还保留有丈量记录至今。后来第三人退耕还林，栽上杉树。在山林三定时期，涉诉林地因第三人栽有杉树，集体将该山划分给第三人作责任山经营管理至今。在林权制度改革时期，集体仍将该山的林权证颁发给第三人，并签订了《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为林地家包字(00348)号。因此，榕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实体合法。榕江县人民政府具有林权证颁证行政主体资格。涉诉林地在榕江县行政区域内，榕江县人民政府有管辖权，县人民政府将涉诉山林的《林权证》颁发给谁，是县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该证程序合法。在颁证过程中，严格按照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四个阶段开展，特别是在审查阶段，重点审查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是否在榕江县区域内，林种、面积等数据是否准确，林权证明材料是否合法有效，权属是否有争议，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是否相符，没有问题后才颁证，内容合法。该林权证是严格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流程办理，摸底调查现有林权-第一榜公示-制定、通过林改方案-勘界-第二榜公示-签订（完善）合同-林权权利人申请发证-审核-输机-发证前第三榜公示-颁证-建档等流程办理，程序合法。有《林改方案》、第一、二、三榜《公示表》、《林权登记档案》等证据证实。涉案的《林权证》不存在准予撤销的情形。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县人民政府在颁证过程中没有滥用职权，也没有玩忽职守行为，没有超越法定职权，更没有违反法定程序，申请人具有申请资格，符合法定条件，县人民政府没有使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也不存在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因此，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涉诉林地是集体的林地，是集体划分给第三人作责任山经营管理，林木是第三人父辈营造的，林地林木均不是原告的，榕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没有影响原告，更没有造成原告损失。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蒋光超等5户述称，一、“豆地脑坡”与“强盗会”是两幅不同的山，互不相接，更不存在包含、交叉现象。“豆地脑坡”和“强盗会”都是乌婆村的山，但不在一个方向，“豆地脑坡”在寨子的东面，“强盗会”在寨子的南面，中间隔有“庙边”、“梁山脑”两幅山，还隔有乌婆河和平乐县级公路，“豆地脑坡”与“强盗会”四抵互不相接，更不存在包含、交叉、重叠现象，相距直线距离1000多米，是两幅不同的山。二、“强盗会”是我家的责任山，一直由我家管理经营至今。在大集体时期，“强盗会”是我家的耕地，共四幅，还有蒋天鹏的一幅。1975年生产大队对耕地进行调查时，还到“强盗会”去丈量，现我家还保存有原始记录为凭证。在山林三定时期，因我家在“强盗会”栽有杉树，集体才没有将“强盗会”划分到户，留作我家作责任山经营管理至今。2008年我县开展林权制度改革，按照“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原则，集体仍将“强盗会”划分给我家作责任山经营管理，并签有《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经小组、村委会、镇政府、县林业局和县人民政府的同意，才颁发林权证给我家。三、本案的纠纷不是林地使用权纠纷而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2019年政府修建雷榕高速公路，公路经过“强盗会”山林，征用“强盗会”25亩，每亩补20900元，合计522500元。高速公路指挥部在征地过程中，将“强盗会”登记在我家名下，并张榜公示，此期间，村委会到雷榕高速公路指挥部反映，高速公路指挥部暂时停发涉案林地征收补偿费。我家与村委会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产生纠纷后，2020年2月27日在镇政府的组织下，对补偿款的比例分配，我家与村委会达成《关于强盗会乌婆村委与蒋明豪家族林地调解协议》，村委会享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26070元，我家享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74%。经过征求意见，最后有189人不同意调解协议，1000多人同意调解协议。双方的纠纷不是林地使用权纠纷而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四、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一是实体合法。“强盗会”在大集体时期，是我家的耕地，有1975年生产大队对耕地进行调查时丈量记录为据。在山林三定时期，集体没有将“强盗会”划分到户，留作我家作责任山经营管理至今。在林权改革时期，集体仍将该山承包给我家，有《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为据，被告将“强盗会”的林权证颁发给我家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实体合法。二是程序合法。被告严格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规定流程办理颁证程序合法。三是被告的颁证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强盗会”既不是原告的自留山，也不是原告的责任山，“强盗会”的林木是我父亲造的，而不是原告造的，林木不是原告的林木，该山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将该山林权证颁发给我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五、原告的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榕江县于2008年初启动林权改革，2008年5月21日张榜第一榜公示表，2009年10月20日张榜第二榜公示表，2009年11月张榜第三榜公示表，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5日签署意见同意发证，2010年2月份颁证。原告共有189人，绝大部分人参加过林改，很多人都看过公示表，很多人亲自领过自家的林权证，知道“强盗会”的林权证已颁发给我家。从2010年领证到现在，已整整10年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六、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2008年乌婆村开展林权制度改革时，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363户，人口1486人，现已达1613人。原告只有189人，既不是一个村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一个村民小组，而是来自村内不同的村民小组的个体为了诉讼临时组合。涉诉林地“强盗会”，不论在山林三定时期，还是在林权制度改革时，集体都没有划分给原告，“强盗会”的林木也不是原告所造，涉诉林地“强盗会”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七、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从林权发证审批表和林权证发证机关印章来看，我户于2010年2月4日依法取得，该林权证发证机关是榕江县人民政府，榕江县林业局是办证经办机关，将榕江县林业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因此，应该驳回原告起诉。综上所述，诉请无法律与事实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乌婆村委会述称，涉案的林权证其颁证程序是合法的，是通过公示的，但山的所有权归村委会所有的，不是第三组所有，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在该山植树造林是事实。第三人乌婆村三组述称，由于今年我才任第三组组长，只知道山是集体山，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经审理查明，2008年林改期间，在办理林权登记过程中，榕江县人民政府为乌婆村蒋光超等五户办理林权证。乌婆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于2008年7月23日该村村民（含原告53人）参加投票表决通过《平永镇乌婆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在《平永镇乌婆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审查意见上，乌婆村委会于2008年7月24日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平永镇乌婆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5条：（1）明析产权（2）对我村尚未落实到户集体山林的确权：豆地脑破集体山，林地属集体，林木属三组蒋光忠、蒋光杰等户所有，村委会要与相关造林户完善相关合同。榕江县政府根据该方案和审批表以及林权登记公示表等相关材料，于2010年2月4日向蒋光超等五户颁发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宗地内业号：00348，小地名“强盗会”，面积为36.92亩，该证登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乌婆村三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权利人均为蒋光超等五户。因雷榕高速征用该证登记的“强盗会”林地，乌婆村委会以该林地属集体林地，未划分到户为由，反映到高速指挥部要求停止发放征地补偿款。于2019年10月31日乌婆村委会与第三人蒋光超等五户就“强盗会”林地权属达成调解协议。但该村有189人不同意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2020年3月24日由乌婆村委会主任陈法全主持召开会议，参会的群众、村干共有24人，会议决定，因县政府和村委会行为违法，起诉榕江县人民政府采信蒋光超等5户林权证书，并推选廖本吉、吴克稳作为本案诉讼代表人。于2020年4月27日，原告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189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榕江县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对“强盗会”林地的林权登记。同时查明，2008年乌婆村开展林权制度改革时，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363户，人口有1486人，现已达1500多人。起诉的有189人，且在189人当中有53人曾经参加本村林改方案并在乌婆村各组林改实施方案表决情况的同意林改方案一栏上签名。另查明，2009年12月25日，蒋光超等五户作为申请人填写《林权登记申请表》，该表记载蒋光超等五户对位于小地名“强盗会”林地申请登记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面积为36.92亩，并载明该林地四至范围。乌婆村委会在申请审批表村委会意见栏意见为“申请人填报情况属实，同意上报审批”，负责人处龙正稳签名、乌婆村委会盖章。2009年5月24日第三人蒋光忠、蒋光杰等5户与第三人乌婆村委会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由第三人蒋光忠、蒋光杰等5户承包强盗会（小地名），乌婆村委会对蒋光忠、蒋光杰等5户《林权登记公示表》（第二榜）上加盖有乌婆村委会公章，于2009年9月29日制作，该公示表记载：林权权利人为姓名蒋光超等5户，林地所在地为强盗会，登记权利内容为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林权登记公示表》（第三榜）记载，林权权利人蒋光超等5户，林地所在地名地强盗会，以及两地块四至范围。本次榕江县平永镇乌婆村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涉林权证是同一时期统一制作并予颁发，林权证系乌婆村委会从镇政府领取后转交各村组或直接交给持证人。第三人蒋光超等5户在2010年从第三人乌婆村委会领取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上述事实，有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证实。本院认为，在2008年6月29日乌婆村1至8组在林改实施方案表决过程中，以吴克稳、廖本吉、李常彬、顾家顺、潘伯辉、蒋光敦等169人中有53人参加和同意当时制定的林改方案，在乌婆村实施林权制度改革方案工作中李常彬、顾家顺、潘伯辉、蒋光敦为当时的各组组长，于案涉林地登记之时应当知道林权登记内容。另外，乌婆村委会在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中具体实施的行为，也已经知晓案涉林权登记等有关内容。从乌婆村委会在蒋光超等5户呈报的林权登记审批表中，在村级审批一栏，签署填报情况属实、同意上报的意见及其公示表（三榜公示）。其应当知道蒋光超等5户对案涉林地申请林权登记，以及所申请登记的内容信息，也应当能够预见榕江县政府可能将案涉林地进行登记并颁发林权证的后果。但是，原告和村委会未提出反对意见和其他行为，还进一步开展向蒋光超等5户填案涉林地林权登记信息的乌婆村林权登记公示表等工作。同时，在案涉林地登记后，乌婆村委会及各小组协助县政府、乡政府开展颁发林权证的工作，而查看、核实蒋光超等5户林权证是否已经颁发，是其所负责本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内容。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颁发的林权证，是普遍登记背景下进行的林权登记活动，案涉林权证与同村其他农户的林权证同一时期统一制作颁发，故亦可推定原告应当知道本批次林权证颁发时间。从管护情况看，现案涉林地蒋光超等5户实际管护，则原告及乌婆村委会清楚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综上，对于本案案涉林权登记争议而言，乌婆村委会及各小组作为村一级组织，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并最终配合完成林权登记。因此，可以综合认定乌婆村委会及原告自林权证颁发之时，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已将案涉林地进行登记。退一步而言,现即使假定乌婆村委会及原告自林权证颁发之后合理期限方才知道内容，但原告距离2009年2月4日颁证长达近十一年,即2020年4月27日才提起行政诉讼，亦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从社会秩序稳定性以及行政管理效率性考虑，行政诉讼对此争议已无进行司法审查之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乌婆村委会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而该村的169位村民于2020年4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之规定，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考虑，本院认定本案中原告起诉系已超过两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克稳、廖本吉等189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给原告吴克稳、廖本吉等189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义杰人民陪审员  吴礼善人民陪审员  陈文聪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宋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