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民终7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1，女，199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诚，遂宁市安居区琼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2，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方晓琼，系吕某之母，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上诉人雷某1、王某、雷某2因与被上诉人吕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2020）川0904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雷某1、王某、雷某2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2020）川0904民初333号民事判决，改判雷某1、王某、雷某2不承担返还吕某彩礼的义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雷某1与吕某2017年2月认识时已年满27周岁，经济已经独立于父母雷某2、王某，并有位于遂宁市安居区××住房，自己独立生活，一审法院以雷某2、王某仅参与雷某1与吕某婚约的订立过程及婚礼的主持为由，将其确定为本案共同被告并判决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错误；2.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是错误，其将××××年××月××日举行婚礼之后吕某向雷某1的微信转账定性为彩礼无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确定礼金金额错误，首先雷某1已将吕某给付的大部分礼金用于支付婚礼当天在安居区“黄娥大酒店”的生活费及农村习俗的“陪嫁”和对吕某亲属的送礼，一审法院将该款全额定性为彩礼并判决退还不合事实情理。其次，吕某为迗到与雷某1建立夫妻关系之目的，向其赠与的手机、戒子、耳钉等物品属于雷某1受赠所得，不应退还。最后，婚礼之后，家庭合理支出不属于婚约财产范围；4.吕某不属于“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情形，也未向法庭出示有关其给付彩礼后，影响到其经济及生活状况的证据。 吕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送期书”和“过礼”都是转交给王某的，且雷某1未予以否认，当地习俗亦为“由介绍人将礼金转交给女方父母”。根据《民法总则》和结合当地习俗，呂宇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诉人雷某2和王某在彩礼支付过程担任上诉人雷某1的共同代理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在一审中将雷某2和王某列为被告符合规定；2.同意一审法院对纠纷性质的定义；3.举行婚礼前，吕某两次前往医院检查身体并已将状况告知雷某1，雷某1有关吕某身体状况的言论属于扭曲事实。分手也为雷某1主动提出，有通话录音为证；4.雷某1所诉将大部分礼金用于办理酒席生活费和“陪嫁”，缺乏支撑性证据。并且按习俗进行订婚举行结婚仪式的请客酒席费用不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消耗，“黄娥大酒店”办理宴席的费用均由吕某支付。吕某依当地习俗与雷某1要求为其购置的首饰的价值较大，均应属于彩礼的范畴。吕某××××年××月××日之后通过微信向雷某1转账的前提和基础均为“将来保证成就婚姻为目的”，共计39885元，数额较大，应定义为婚约财产；5.吕某与雷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雷某1列举的理由均是以“己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前提，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故上诉人所诉理由不成立。 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雷某1、王某、雷某2共同返还吕某婚约彩礼104600元以及返还苹果手机一部、钻石戒指、手镯、项链各一条，如不返还，则支付价款27300元，雷某1、王某、雷某2相互承担连带返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雷某1、王某、雷某2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雷某1于2017年2月经人介绍相识，并于××××年××月××日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婚礼后，雷某1随吕某去广东共同生活了小段时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去广东共同生活的时间约1个月左右，因雷某1对广东的生活不习惯便独自一人回到安居与其父母居住生活，期间吕某会在节假日时回安居与雷某1一起居住，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未生育子女。2017年2月双方“见面”，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支付见面礼金2000元，2018年国庆期间“送期书”，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支付礼金29800元，2019年1月28日“过礼”，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支付礼金35800元。举行婚礼前吕某给雷某1购买手机和首饰（含钻戒、手镯、项链、耳钉），雷某1对购置手机和首饰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对购置手机的价格6200元也予以认可（吕某于2018年6月29日向雷某1微信转账6200元），吕某主张购置首饰的金额即钻戒8100元、手镯、项链、耳钉共计13000元，后吕某提供了相关购置首饰的转账凭证和购置发票予以佐证，但雷某1认为手机和首饰不属于彩礼，系无偿的赠与行为不应退还。双方举行婚礼后，从2019年2月4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吕某共计21次以微信转账方式向雷某1转款39885元，其中2019年8月26日转账2500元，注明了转款用途即给予雷某1娱乐打牌，2020年1月18日转款500元亦注明了用途即庆祝双方一周年快乐，现原审原告主张要求原审被告返还此期间的金额为（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37000元，但雷某1认为该期间的转款系吕某支付给雷某1的生活开支，不应退还。综上所述，吕某主张要求雷某1还返彩礼的金额为104600元、返还首饰及手机亦可将首饰手机进行折价返还27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法律关系的定性；2.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的确定；3.彩礼的范围；4.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金额。关于法律关系定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它仅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婚约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并不意味着婚约双方不会因悔婚而发生纠纷。本案中吕某与雷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当事人一方悔婚而引起诉讼，原审原告诉请原审被告返还彩礼，故本案应系婚约财产纠纷。原审被告辩称本案系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婚约财产纠纷诉讼主体的确定范围问题。确定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也应考虑财产的权属问题。首先，要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多与父母共同生活，一般在经济上尚不独立，经济基础较差，男方给付的财务多属父母或家庭的共有财产，甚至是亲属财产，抑或是全家共同举债所为。而接受财物的一方除特有物品外也非完全由缔结婚姻的女方个人支配，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既然彩礼的给付和接受的主体不限于男女双方，那么在要求返还时，也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诉讼的主体。本案中，婚约的当事人虽然是吕某与雷某1，但婚约的订立及在订立的过程中双方的父母均有参与、主持，故吕某要求雷某1与其父亲雷某2、母亲王某返还彩礼符合常理也不违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雷某1辩称将雷某2、王某列为本案的被告是主体错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本案中彩礼的范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彩礼，是一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向另一方所赠与的财物，其法律性质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认定彩礼的关键是看赠与财物的目的。本案中，原审原告多次向原审被告支付钱财，以二人举行婚礼即××××年××月××日为时间节点，吕某的给付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年××月××日以前，吕某向雷某1共计赠与礼金67600元，其中“见面”礼金2000元、“送期书”礼金29800元、“过礼”礼金35800元，该部分礼金共计67600元，均有介绍人参与，原审被告对该阶段给付的礼金总额67600元亦予以认可。但原审被告辩称举行婚礼当天，雷某1已将大部分礼金用于支付婚礼当天在安居区“黄娥大酒店”的生活费及农村习俗的“陪嫁”和对吕某亲属的送礼，雷某1不应返还，但雷某1针对该辩称却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吕某给付的前阶段的彩礼款为67600元；吕某要求返还手机、钻石戒指、手镯、项链、耳钉，如不返还则支付价款合计27300元，其中手机价款6200元，首饰价款合计21100元，雷某1就吕某给付购买手机的款项及给付首饰（钻石戒指一枚、手镯一个、项链一条、耳钉一对）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但雷某1认为上述财物系一般的无偿赠与，不应予以返还。但吕某提供了钻石戒指的销售发票、鉴定认定书及购买戒指的微信转账凭证。就钻石戒指的价款、品质、实物现状等内容形成了证据的完整性、连续性，故对原告主张购置钻石戒指的价款81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手镯、项链、耳钉的折价返还问题，虽然雷某1对手镯、项链、耳钉的给付予以认可，但吕某仅提供了一张微信消费明细打印件，该微信消费明细打印件上虽载明了支出金额系13411.80元，但消费明细上并未载明其费用的用途，吕某也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手镯、项链、耳钉的价格和质量，即关于手镯、项链、耳钉的实物现状、具体价格、品质及存放地点，吕某提供的孤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吕某主张手镯、项链、耳钉的价值合计13000元，证据不足，不予确认；关于吕某主张返还手机价款的诉请，虽雷某1认可吕某向其转款购买手机的事实，但该购置手机的行为应属于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希望以此来培养增进双方感情而产生的正常花费，这种财物的给付与婚约习俗无关，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范畴，为一种无偿的赠与，故吕某主张返还手机价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年××月××日举行婚礼后，从2019年2月4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吕某多次合计向雷某1转款39885元，吕某仅要求雷某1返还37000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雷某1辩称该笔费用系吕某给付雷某1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不应返还。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皆认可，××××年××月××日举行婚礼后，雷某1随吕某前往广东共同生活大概1个月左右，因不习惯广东的生活便独自一人回安居与其父母居住生活，期间二人因节假日会偶尔短暂生活在一起，现雷某1辩称该笔费用系共同生活的开支，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但从吕某转款的目的来看，吕某系为了维系双方建立的“婚姻”关系所作出的赠与，不排除吕某有与雷某1进行婚姻登记，建立真正婚姻关系的目的，故该37000元也应当认定为彩礼。关于彩礼是否返还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吕某、雷某1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故原审被告应当返还彩礼。关于彩礼返还的金额问题，本案纳入彩礼返还范围的为：“见面”礼金2000元，“送期书”礼金29800元、“过礼”礼金35800元，钻戒折价返还款8100元，后期转款37000元。从××××年××月××日吕某与雷某1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到2020年1月，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较短，现因矛盾导致感情不和，断绝来往，吕某起诉主张解除婚约返还彩礼，使双方再继续履行婚约已无回旋余地，双方对婚约的解除均有过错，结合同居时间、过错程度，酌定雷某1、王某、雷某2共同向吕某返还彩礼款80000元。综上所述，对吕某要求雷某1、王某、雷某2返还彩礼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雷某1、雷某2、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吕某彩礼款80000元；二、驳回吕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9元，吕某负担294元，雷某1、雷某2、王某共同负担11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吕某与雷某1的纠纷为婚约财产纠纷还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二、彩礼范围的认定是否正确；三、雷某2、王某是否作为返还彩礼的主体。 一、关于吕某与雷某1的纠纷为婚约财产纠纷还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问题 本院认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因共有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问题产生的纠纷。而本案中，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系吕某在未能与雷某1按照约定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要求雷某1返还彩礼，吕某与雷某1之间并不存在分割共有财产或者抚养子女的问题，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彩礼范围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 通常情形下，彩礼给付的时间应为男女之间协商婚姻之事开始，到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为止,且只要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无论是金钱给付还是实物给付，均应纳入彩礼范围认定。一审法院区别情形酌情确定吕某有督促缔结婚姻目的的财产给付为彩礼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因筹备婚礼宴请亲友的支出，属于共同支出的消费性费用，吕某并未实际取得，用于陪嫁及亲友的送礼费用，雷某1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关于彩礼不予返还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雷某2、王某是否作为返还彩礼的主体的问题 本院认为，因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男女双方，彩礼的收受人除雷某1之外，雷某2、王某参与订婚及彩礼收受过程，据此，一审法院确定雷某2、王某为返还彩礼的主体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雷某1、雷某2、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38元，由雷某1、雷某2、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 力 审判员 郑 艳 审判员 梁 燕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李诗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