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山尾社。 负责人：杨国辉，职务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星，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进建，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雄、陈志华，福建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白新兴，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原审第三人：杨根朝，男，1938年11月14日出生，住厦门市集美区。 原审第三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上厝里**。 负责人：杨永达，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下称山尾小组）因与被上诉人王进建、原审第三人白新兴、杨根朝、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下称溪西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上诉人称其名称原为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现依法变更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尾小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进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王进建将1992年《山地承包合同书》以及2004年《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一并起诉且法院合并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山尾小组认为，该两份承包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引发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关系，更不能放到一个诉讼中去主张权利。第一，两份承包合同中的山地承包范围各有明确的四至范围，并没有重叠。即便从名称上看，第二份承包合同也是《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显而易见，该第二份承包合同是新增加的承包合同。第二，两份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缴纳数额不同。第二份承包合同并不是对第一份承包合同内容的补充和完善，而是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新设定的新合同。第三，第二份承包合同第5项明确规定，王进建的权利由第一份合同中的确定经营的范围已经扩大（由最初的种植树木到自主经营其他副业，包括建设管理房、和养殖等其他经济形式）。其权利义务也同时进行扩大。该事实说明，两份合同中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不同的。第四，两份承包合同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该如何认定效力？以哪一份为准，对此两份合同中均没有标明。这样就导致在适用中就会出现约定不明的情况。显然，该两份合同更具有独立的属性。第五，《合同法》第61条对形成补充协议进行了规定，而本案中出现的却非是法律规定的补充协议的范围。从合同内容上看，第二份承包合同不仅是山地承包范围变更、缴纳租金数额变更、更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变更。因此已经不仅仅是对第一份承包合同中遗漏事项或约定不明事项的补充，而是对第一份承包合同签订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设定。就双方而言，《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一份具有独立法律意义上的新合同。王进建将两份合同的混同起诉并不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而根据司法解释第208条的规定，应裁定驳回其起诉。2、原审法院认定“《山地承包合同书》已经进入实际履行的事实，应视为双方当事人以实际行动废除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故即使该合同未经见证，也应认定该合同已生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山地承包合同书》是一个典型的双务合同，甲方（山尾小组）有交付承包土地的义务，收取租金的权利。乙方（王进建）有交付租金的义务，使用承包土地的权利。而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自1992年8月该承包合同签订后，王进建在长达10年（1992-2002）的时间里都没有给山尾小组缴纳过任何租金。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该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但在王进建起诉时，该合同早已不在具备法律效力。第二，《山地承包合同书》第3条约定“乙方逾期5日交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进建在2010年后在未缴纳过任何承包租金费用。即便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以实际行动废除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但该合同实际上已经满足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情形，并已经产生合同终止的相应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不应继续认定王进建仍享有后续主张合同权利的事实。第三，因《山地承包合同》的客观事实不明，导致山尾小组在村民小组换届后才获知该事实。因山尾小组对该土地承包事实并不知情，因此才会在合同签订后的20余年中没有就该拖欠租金的问题向王进建主张权利。而并非是山尾小组长期默认该事实的存在。退一步说，即便山尾小组不向王进建主张租金权利，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看，该土地承包合同在法律上也属于满足合同终止情形的性质而不在具备法律效力。3、原审法院认定“山尾小组以案涉山地上的树木大部分系小组村民种植为由主张青苗补偿款应归小组村民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案涉被征收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是按照包干价补偿，但包干价的补偿并非是单纯的以土地亩数为计算依据。青苗费的补偿标准和数额同样要以实际种植青苗的事实为衡量标准。即便青苗费包干价的补偿不需要对林木进行实际的清点，但包干价补偿绝不是对实际青苗所有人权利的排除。第二，山尾小组才是60亩土地上青苗（防护林）的所有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山尾小组在镇、区两级政府的扶植下，由区水土办负责补助发放育苗款，山尾小组组织村民陆续在该承包土地上大量种植防护林。导致今天在该承包土地上形成了以防护林为主，而果树只是有50株左右龙眼树的事实。且在当时的防护林种植过程中，作为土地承包人的王进建并未给予任何阻拦。目前，王进建主张的60亩土地的青苗补偿实际囊括了所有防护林的补偿。即便从承包合同上看，王进建承包土地的用途也不是种植防护林。故王进建既非该片防护林的种植者（实际投入人），也非该片防护林的所有者，显然，该片防护林的青苗补偿费用应属于山尾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第三，前已述及，因王进建未按合同约定缴交承包款，合同已经满足终止情形的情况下，该青苗费用的约定条款已经不在具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说，即便青苗费用的约定条款继续有效，王进建是先期违约方无权就其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继续享有合同权利。 二、原审判决极大了损害了山尾小组的合法利益，致使集体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并给社会带来了错误的价值导向。王进建利用当时亲属担任村中职务的关系，仅仅凭所谓二纸未实际得到履行的“合同协议”就将集体财产占为己有。这不但是对300余名山尾小组成员补偿利益的侵害，更是对社会秩序的践踏。“法律不会保护非法利益的获得者“，这是底线原则。而“诚实信用、不得损害公共和集体利益，权利义务相一致”等更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原审法院没有对两份山地承包合同的性质进行准确界定，以及对王进建先期违约行为的审查，其判决结果是严重错误的。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原审法院在本案事实、证据并无重大变化情况下，依然支持王进建诉求是错误的。 王进建答辩称，一、二份合同是有机整体而非相互独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山尾小组认为《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一份具有独立法律意义上的新合同，不能成立。《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原有承包山地间荒废的石窟发包给乙方进行修复、管理、种植”、“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款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第六点的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第3点实行”、“甲、乙方双方在原有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四点双方的权利义务第2小段……”，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二份合同当事人相同，内容上有紧密的牵连关系，涉及的法律系均为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且《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部分内容是对《山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和调整。该“补充和调整”是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合同部分变更，上诉人依约定不明时的补救条款即《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认为二份是独立合同，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二、《山地承包合同书》已于1992年8月30日生效，且已实际履行，并有效存续，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山尾小组所谓未缴纳租金，合同早已不具备法律效力，已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不能成立。1、《山地承包合同书》真实合法。①该合同上加盖的是山尾小组的真实公章。溪西村委会的《证明》已证实1997年之前山尾小组的公章由山尾小组长保管，一审法院查明该公章是由白新兴所盖，是山尾小组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正确。山尾小组在原一审【（2018）闽0211号429号】、原二审均不确认是其加盖公章，以及白新兴在一审陈述“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的公章已于1988年被村委会收走，该等陈述全部经一审法院查明是虚假陈述。依《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签名或盖章只须具备其一合同即告成立，显然《山地承包合同书》已有效成立。②该合同上还加盖溪西村委会的公章，并有时任村主任杨根朝的亲笔签名，杨根朝本人已予以确认。山尾小组在原二审提交内容为“不清楚山地承包合同事情，合同尾页杨根朝的签名也不是我签的”的杨根朝《情况说明》是虚假证据。③该合同1份原件存档于溪西村委会，且该存档原件本是山尾小组持有的那份合同，该事实从溪西村委会出具的《见证书》（含《山地承包合同书》）备注的“本复印件与山尾小组存于村委会档案一致……原件杨国辉借走未返还”足以证实，山尾小组也予以确认。山尾小组在原一审案件庭审中先认可合同的真实性，后又否认真实性，并否认有合同原件，于2018年4月2日借走原件后，又在一审陈述借走后已返还，该等陈述均是虚假陈述。④白新兴认可当年王进建父亲有向山尾小组承包案涉30亩土地种植龙眼树，王进建陈述王进建父亲承包后，以其名义签订了《山地承包合同书》，二者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山尾小组确实将案涉山地承包给王进建的事实。2、《山地承包合同书》已经于1992年8月30日生效。①见证人员某已证实，“白新兴”签字是白新兴当场让其代签，原一审庭审中山尾小组陈述“先与溪西村山尾小组签订，然后由村委会盖章”及一审查明的白新兴在合同上加盖山尾小组公章的事实可以印证该事实。②见证程序完备，而且双方已就《山地承包合同书》实际履行。山尾小组已交付案涉承包地，王进建已实际种植龙眼树，山尾小组也收取了部分年度承包金，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未就合同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此足以证实双方已实际履行。③即便王进建拖欠租金，山尾小组并未主张合同解除，合同仍有效存续，且案涉山地仍由王进建实际经营、种植、收益至被征用之日。显然，山尾小组所谓的因王进建逾期缴纳租金，合同早已失去效力、已终止的说法，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三、《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依法已于2004年8月30日生效，并有效存续至今。 四、讼争青苗补偿款依约、依法均应归属于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所谓征收青苗补偿款包干价的补偿标准和数额仍要以实际种植青苗的事实为衡量标准、其是“防护林”的所有者、合同关于青苗款归属的约定条款已失效、王进建未实际种植、王进建无权就其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继续享有合同权利的说法，均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能成立。1、讼争青苗补偿款依合同约定应归属于被上诉人所有。二份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均明确约定如果土地受征用，青苗补偿款归王进建。履行中，二份合同约定有效存续，王进建已实际经营管理、种植龙眼树等，此有王进建举证的1994年《关于K西山尾王进建佃工毁林种果处理案件》及罚款票据，以及白新兴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证实。2、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涉案青苗补款依法归属王进建所有。山地上的果林木均是在王进建两份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间内管理、经营、种植、成长起来的，都是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举示的《财务凭证》2页仅能证明在1991年其曾经育过树苗，无法证明是树苗种植在案涉承包地上，若其所述在1991年6月曾在讼争山地上种植树苗属实，那么在1992年山尾小组将讼争山地发包给王进建时约定“若遇征用，青苗补偿款归王进建所有”，在合同签订以后，山上的植被所有权（包括前1年种植的树苗）均归属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所谓1992年至1995年陆续在案涉土地上大量种植防护林、讼争青苗补偿款实际囊括所有防护林补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与王进建一直经营至土地被征用的事实相悖，而且山尾小组也未举证证实。3、而且，按照现行厦门市征地这偿政策案涉青苗补偿款是按包干价每亩38000元（含奖励金8000元）进行补偿，双方均确认该事实，即被征迁土地上树木的实际情况并不是确定青苗补偿款的依据，不论地上是否有青苗，亦不论青苗的种类和数量，均按每亩38000元进行发放，也不影响讼争青苗款归属于承包者，即王进建。山尾小组所谓征收青苗补偿款包干价的补偿标准和数额仍要以实际种植青苗的事实为衡量标准，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不能成立。4、山尾小组如认为王进建未及时支付租金，有权另行主张，山尾小组无法以此作为否认讼争青苗补偿款归属于王进建。 五、案涉补偿款属于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所谓原审判决损害了其利益，致使集体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带来错误的价值导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反而是山尾小组作出虚假陈述，出具虚假证据，明显违背诚信原则。 六、山尾小组认为本案发回重审后事实和证据无重大变化与事实不符。山尾小组在原二审提出，“白新兴”签名是伪造、杨根朝签名也非本人所签、山尾小组没有合同原件。重审后，王进建调取了新证据，包括村委会关于公章在1997年前是由村小组组长保管证明、存于村委会的合同原件、存于村委会杨根朝签名的工资单，原审法院还追加了白新兴、杨根朝、溪西村委会作为第三人查证有关事实，杨根朝亦向原审法院确认合同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等。本案正是因为山尾小组出示虚假证据并作出虚假陈述，才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显然山尾小组是滥用诉权。 原审第三人白新兴、杨根朝、溪西村委会均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 王进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山尾小组立即支付王进建青苗补偿费1800000元（60亩×30000元/亩）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款项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王进建提交1份“见证书”作为证据，该文件封面标题为“见证书”，并标明“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法律服务所”。该文件中包含1份《山地承包合同书》和《见证书》。其中《山地承包合同书》载明：发包方（甲方）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村，代表人白新兴，职务小组长；承包方为王进建（乙方）。甲方将坐落于东至西亭石区、西至上厝农地、南至后溪尾农地、北至山尾农地、面积30亩的山地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从1992年8月30日起至2022年8月30日止；承包金为每年承包金150元，上缴期限不得超过每年的12月30日，逾期一日赔偿违约金10元，以此类推，逾期两个月交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承包的土地所有权属于甲方集体，乙方对其承包的土地应精耕细作，不得荒废，对其承包的土地不得出租、买卖、不得作为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若违反此条，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若生产过程中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和修改合同条款时，需要双方协商同意并报公证处备案，方可进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3款约定，在承包期限内，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乙方，土地款归甲方。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经见证之日起生效，双方应共同遵守。该《山地承包合同书》尾部甲方处盖有“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印章，代表人处的签名为“白新兴”；甲方处后部还盖有“厦门市后溪乡溪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并有“杨根朝”签名；乙方代表人处签名为“王进建”。落款日期为1992年8月30日。 前述文件中包含的《见证书》载明：“兹证明溪西村山尾组组长与溪西村山尾组村民王进建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在我们面前自愿签订前面的山地承包协议书，本协议当事人应共同遵守自觉履行。”见证单位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人为黄艺文。 二、2004年8月30日，山尾小组（发包方、甲方）与王进建（承包方、乙方）签订1份《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原有承包的山地间荒废的上石窟发包给乙方，山地间石窟面积30亩。承包期限为2004年8月至2022年8月30日。承包金为每亩每年贰元，每年租金60元，一年缴交一次，每年的12月30日前缴清全年租金。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第六点的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的第3点实行，期限满后按补充条款实行。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甲乙双方在原有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四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2小段上，有所变动，甲方可同意乙方自主经营及其它副业生产，经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在定期间可自行建设管理房，养殖或进行场地局部的平整，改善其它的经济效益的收入，甲方给予积极的肯定而不进行干涉。在合同落款处，有王进建及当时山尾小组组长杨石蛋签字，有山尾小组盖章，且有溪西村委会杨永达签字并备注有“同意小组决定”，溪西村委会也盖章确认。 三、上述“见证书”（包括《山地承包合同书》和《见证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均有保留1份原件的溪西村委会，存在溪西村委会的原件于2018年4月2日被山尾小组组长杨国辉借走。 四、王进建提供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拟证明其有缴交前述合同约定的租金。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对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中体现的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有缴交《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每年150元租金，2006年及2007年有缴交《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年60元租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本案审理中，山尾小组对王进建提交的体现缴交2005年承包山坡地租金210元（150元、60元）、2008年度承包山地租金210元、2009年度承包山坡地租金210元的收款收据以及2009年12月24日缴交山坡地租金150元、60元的收据予以确认。 五、王进建提交若干照片，拟证明其在承包的讼争地块上种植龙眼及建设管理房。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质证对该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王进建种植龙眼树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照片只是局部照片，且该照片体现的几乎都是人工林，龙眼树数量仅为50株。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提供若干照片（在重审时亦有提交），并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拟证明山尾小组村民自1991年至1995年期间在讼争地块上种植防护林，现讼争地块上除了其现场清点的龙眼树50株外，其余全部为防护林，防护林所有权归山尾小组所有。王进建质证对该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均系山尾小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原一审过程中，本院对案涉山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讼争地块种植有大片林木以及部分龙眼树。 六、2015年，因软件园建设项目用地需要，厦门市后溪镇人民政府征收了山尾小组约154亩多的土地，王进建承包的60亩山地在征收的土地范围内。 七、本案审理过程中，王进建提交了从溪西村委会调取的山尾小组存于溪西村委会档案中的山尾小组于2000年4月1日与案外人“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地材供应中心”签订的《租赁协议》、于2001年5月15日与案外人王总志签订的《合同书》、于2001年1月30日与案外人杨进国等人签订的《合约书》。上述合同中均盖有“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字样的印章。 八、溪西村委会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1份《证明》，载明：该村各村民小组的公章均是于1997年才交至村委会保管，之前均是由各小组组长自行保管，公章交接当时的村主任为杨明宏。杨明宏在该《证明》上签字确认。 九、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进建申请黄艺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黄艺文在庭审中陈述称，1992年黄艺文以法律服务所人员在场见证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当时的组长是白新兴。签合同的时候王进建、白新兴在场，白新兴让黄艺文代他签名，队章是白新兴盖的，村委会的章、签字是杨根朝盖章、签字的。 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杨根朝进行调查，杨根朝确认前述《山地承包合同书》上“杨根朝”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本院还同时对杨国辉和王进建进行了询问，杨国辉陈述称案涉土地征迁时青苗补偿费是按包干价补偿，没有实际对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每亩的青苗补偿费包干价是38000元，其中8000元是奖励金。对此王进建亦予以确认。另外，杨国辉确认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已发到山尾小组，尚未发给村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二、《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否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三、王进建是否有权取得案涉山地被征迁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 一、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关于1992年《山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王进建认为合同有效。山尾小组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上的“白新兴”签字非本人所签，且根据双方的约定，该合同书要经过见证才生效，而案涉的见证内容与事实不符，故合同所附条件未成就，《山地承包合同书》未生效。 本院认证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上“白新兴”的签字经双方当事人及白新兴确认不是白新兴本人所签，但是黄艺文到庭陈述称签订合同时白新兴有在场，是白新兴让黄艺文代为签名。由于白新兴与黄艺文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签订当时情况的陈述完全相反，两人的陈述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加盖的“厦门市后溪人民公社溪西大队山尾生产队”印章与山尾小组存档的其他合同上的印章一致，且山尾小组亦未提交证据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应认定该印章系当时山尾小组的公章。根据溪西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山尾小组的公章在1997年之前由山尾小组组长保管。因此，在山尾小组未提交证据证明《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山尾小组的公章系由他人加盖的情况下，应认定公章系由当时的组长白新兴加盖。并且，该份合同上加盖有溪西村委会的印章，杨根朝亦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其中1份合同原件存档于溪西村委会。以上事实均可印证合同的真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以上条文中“签字或盖章”的表述可以看出，签字与盖章并非合同成立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具备其一合同即可成立。并且，根据社会交往的一般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对文件的确认。《山地承包合同书》上加盖了山尾小组公章，表明小组认可《山地承包合同书》。另外，据白新兴陈述，当年王进建的父亲有向其承包案涉土地，种植了十来亩龙眼树，但当时未签订书面合同。王进建就此解释称后来是以王进建的名义签订的书面合同。以上陈述可相互印证，证明山尾小组将案涉山地承包给王进建家庭的事实，亦可佐证《山地承包合同书》系山尾小组的真实意思表示。《山地承包合同书》中“白新兴”并非本人所签，不足以否定《山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 《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本合同经见证之日起生效”，也即该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合同才生效。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王进建已实际承包案涉山地种植龙眼树，山尾小组已收取了部分年度的山地承包金，在合同签订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山尾小组并未就合同问题向王进建提出过异议，故应认定山尾小组与王进建已实际履行《山地承包合同书》。即使王进建有欠缴部分年度的山地承包金，也不能否定《山地承包合同书》已进入实际履行阶段的事实。因此，应视为双方当事人以实际行动废除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故即使该合同未经见证，也应认定该合同已生效。 综上，《山地承包合同书》形式上真实，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2004年《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首先，《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有王进建及当时山尾小组组长杨石蛋签字，有山尾小组盖章确认，且有溪西村委会主任杨永达签字并备注有“同意小组决定”，溪西村委会也盖章确认，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其次，山尾小组在原一审中主张王进建与杨石蛋恶意串通、侵害集体利益，但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进建与杨石蛋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的程序，但规范的是家庭承包，而非个人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虽规定土地承包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当经村民讨论通过，但该规定规范的对象为村民委员会，而非村民小组。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前述规定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在本案中未发现《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故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 二、关于《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能否再本案中一并处理的问题 王进建认为，《山地承包合同书》与《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有机的整体，补充协议是在《山地承包合同书》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调整，并不是与《山地承包合同书》没有任何关系的新合同。山尾小组则认为，该两份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引发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属于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关系，更不能放到一个诉讼中去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双方在《增加山地承包合同书》中的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原有承包山地间荒废的土石窟发包给乙方进行修复、管理、种植。”“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时，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其余的青苗赔偿款按原已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的第六点的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的第三点实行。”“甲、乙双方在原有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第四点双方的权利义务第2小段......”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与《山地承包合同书》双方当事人相同，内容上有紧密的牵连关系，涉及的法律关系均为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且《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部分内容是对《山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和调整。因此，王进建将《山地承包合同书》和《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一并在本案起诉，本院在本案中合并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有利于方便双方当事人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山尾小组关于两份合同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处理、王进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王进建是否有权取得案涉山地被征迁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的问题 山尾小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案涉山地上的树木大部分为小组的村民种植，故本案青苗补偿款应归山尾小组所有。但是，山尾小组和王进建均确认，案涉土地征迁时青苗补偿款是按包干价补偿，没有实际对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每亩的青苗补偿款包干价是38000元，其中8000元是奖励金。可见，在采用包干价方式的情况下，被征迁土地上树木的实际情况并不是确定青苗补偿款的主要依据。因此，山尾小组以案涉山地上的树木大部分系小组村民种植为由主张青苗补偿款应归小组村民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王进建，土地款归山尾小组。因此，王进建根据前述约定按每亩30000元的标准主张案涉60亩山地被征迁应得的青苗补偿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承包地被征收而引起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王进建与山尾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书》及《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根据合同约定，如国家动用承包土地，国家赔偿的青苗款归王进建所有。山尾小组确认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已发放到该小组。因此，王进建主张山尾小组支付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进建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对此未进行约定，故本院对王进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根朝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进建支付青苗补偿款1800000元。二、驳回王进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厦门市后溪镇溪西村村民委员会山尾村民小组负担。 双方于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围绕山尾小组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首先，王进建与山尾小组于1992年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书》，之后，于2004年双方签订《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从该合同的名称中的文字“增加、补充”可以看出，之前存在一份与该协议相关联的合同，从合同内容看，山尾小组是将王进建原有承包山地间荒废的土石窟发包给王进建；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基础上，有所适用，有所取舍，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两份合同密切关联，予以一并处理，并无不妥。山尾小组认为两份合同有所区别，就必须分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王进建提交的证据已证明1992年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书》已经厦门市集美区××乡法律服务所见证。一审法院追加白新兴、杨根朝、溪西村委会为本案第三人，并经查证当初的各个经手人、合同的公章等，且查实1份合同原件存档于溪西村委会，因此，山尾小组上诉称双方签订该合同的客观事实不明，不能成立。山尾小组从2018年本案立案至今坚称2004年签订的《增加山地承包及补充协议》是王进建与时任小组长的王进建舅舅杨石蛋利用职务关系，通过本合同将集体财产占为已有。但山尾小组至今未提供相应证据，亦未有相关部门对此作出认定，故对山尾小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山尾小组认为，即使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因王进建1992年-2002年，以及2010年之后，均未依约缴交承包金，因此该合同实际已满足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已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中，合同确有约定，承包金逾期2个月交款，山尾小组有权终止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王进建自认其于2010年之后未缴交承包金，因此，山尾小组依照合同约定，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山尾小组主张解除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应当通知王进建，自通知到达王进建时起合同解除。但山尾小组从未向王进建发出通知主张解除双方的合同，因此，双方合同至承包地被征收之前，仍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第四、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承包方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本案中，案涉土地被征收时，有关部门并未对土地上的树木进行实际清点，而是一律按包干价每亩3.8万元（其中8000元是奖励金）补偿，因此，王进建作为承包人，依法有权获得该笔补偿费。并且，山尾小组称其1991年起在讼争土地上种植防护林，但1992年8月与王进建签订讼争地块的承包合同时，已明确约定承包地上的青苗款归王进建，因此，山尾小组以其在承包地上实际种植了林木为由认为该笔补偿费应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山尾小组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山尾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章 毅 审判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