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22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是花，女，1966年9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系姜某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启丛，男，2001年6月1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系姜某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灵，女，1988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系姜某之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雪松，江西微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祥钦，男，1972年1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刘是花、姜启丛、姜灵与被上诉人曾祥钦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6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是花、姜启丛、姜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内容；2、改判上诉人刘是花不应返还被上诉人土地价款计人民币83501.77元及以该款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款清之日时止的利息或裁定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起诉；3、一、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价款及由该款产生的利息系上诉人刘是花与其已故之夫姜某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判决上诉人刘是花返还被上诉人曾祥钦土地价款及相应利息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故之夫姜某与被上诉人订立《置换协议》的性质系转让土地使用权属经营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由一审案卷可知,上诉人已故之夫姜某之所以与被上诉人订立《置换协议》，是因为被上诉人为姜某垫付了银行贷款利息,姜某无力归还而不得以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其所欠被上诉人垫付的上述利息才与被上诉人签订前述《置换协议》的,由此可见,姜某与被上诉人签订该《置换协议》根本不属于经营行为,而是姜某以土地使用权来抵偿其个人债务的以地抵债行为。因此,一审法院以姜某与被上诉人订立《置换协议》属经营行为,进而认定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另一方面,退一步来讲,假设姜某与被上诉人订立《置换协议》属经营行为,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也是错误的。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法条所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指夫妻因共同经营家庭经济,共同抚养小孩,互相履行和享有夫妻权利义务等而产生的债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也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或为夫妻一方或双方治疗疾病以及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此外,于2018年1月18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则更为明确规定,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要考虑两个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同时,该司法解释还明确规定，应由债权人举证证实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一方由此享受了经营利益,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此可见,不能认为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对外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只有当该经营行为系夫妻共同为之或债权人已举证证实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即该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时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反之,如果债权人未举出充足证据证明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系夫妻共同为之或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该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则依法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应当由夫或妻一方个人予以偿还。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刘是花既没有在被上诉人与姜某签订《置换协议》上签名,被上诉人也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姜某签订《置换协议》得到了上诉人刘是花的追认或由该《置换协议》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于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为姜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置换协议》系经营行为,客观上增加了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产生的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属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据此判决上诉人刘是花返还被上诉人所谓的土地价款及相应利息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而且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作为弱势群体(妇女）的上诉人刘是花的合法权益，理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姜某与被上诉人订立《置换协议》的行为属经营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在上诉人刘是花既没有在被上诉人与姜某签订《置换协议》上签名,被上诉人也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姜某签订《置换协议》得到了上诉人刘是花的追认或由该《置换协议》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案涉土地价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判决上诉人刘是花返还被上诉人曾祥钦土地价款及相应利息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二、退一步来讲,假设案涉土地价款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是花以案涉土地价款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向被上诉人支付款清之日时止的利息同样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一方面,假设案涉土地价款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是花给付被上诉人相应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因为,在上诉人已故之夫姜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置换协议》没有依法解除之前,无论是姜某,还是上诉人刘是花占有土地价款均有合法依据,根本不属于非法占有,且上述《置换协议》也没有约定协议解除后应支付被上诉人相应的利息。同时,被上诉人无论与姜某,还是与上诉人刘是花均未约定土地价款的返还时间,即无论是姜某,还是上诉人刘是花均不存在逾期返还土地价款的情形,于此情形下,假设案涉土地价款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是花给付被上诉人相应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理应依法予以纠正。另一方面,假设上诉人刘是花应给付被上诉人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从2019年9月10日开始按月利率0.8%计算利息同样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因为,前已述及,在姜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置换协议》没有依法解除之前,无论是姜某,还是上诉人刘是花占有土地价款均有合法依据,根本不属于非法占有,且无论是姜某,还是上诉人刘是花均不存在逾期返还土地价款的情形,于此情形下,即使要计算利息也应从协议解除之日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计算利息。同时,利率也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规定,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暂用期间利息,而不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按月利率0.8%计算利息。综上,假设案涉土地价款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是花以案涉土地价款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向被上诉人支付款清之日时止的利息同样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三、被上诉人一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理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由一审案卷可知,被上诉人与姜某签订《置换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10月13日,而其起诉解除协议,并主张相应诉讼权利的时间是2019年9月10日,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于此情形下,理应从程序上依法裁定驳回其一审起诉。基于以上几点上诉理由,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内容,改判上诉人刘是花不应返还被上诉人土地价款计人民币83501.77元及以该款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款清之日时止的利息或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起诉,对本案作出公平合理的终审判决。曾祥钦答辩称：1、本来本案暂已告一段落,就此判决结果,本身对被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但被上诉人考虑到上诉人亲属姜某在一审程序中死亡的事实,相比起来,就算损失部分也觉得能够体谅过去,不想再提起上诉纷争,但是三上诉人就否认其亲属姜某生前代表家庭共同经营的基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置换协议》,同对又否认因无法交付该土地产生的返还款及相应利息,三上诉人既是在规避法律和客观事实,更是对其亲属姜某不予尊重,严重的丧失了作为共同责任人的道德底线。2、被上诉人尊重一审查明事实，对如何借款后就三年贷款期产生利息由被上诉人去支付,最后用该利息来置换土地,就此事实详见一审判决书第6、7、8、9、10页中有详细记录,此就不再赘述。至于三上诉人提到的“姜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置换协议》根本不属于经营行为,而是姜某以土地使用权来抵其个人债务的以地抵债行为”显然是错误,三上诉人明显以偷换概念来否认事实。姜某向原告借款时间正是其与案外人何良波、欧阳才春共同开发原黄姜厂地块时期,上诉人刘是花是心知肚明的,直至后来签订《置换协议》和因故不能交付土地及多次进行协商处理,特别是在诉前2019年8月份,姜某和上诉人刘是花准备将位于安远县的住房抵给被上诉人作为不能交付土地的损失。虽然没有抵换成功，但事实客观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置换协议》的性质属于经营行为完全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具体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2页,在此也不再赘述。3、至于返还款利息计算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算至款清之日止的利率争议问题。就此问题,被上诉人认为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能清楚,也可以从网站搜索对此类争议适应何种利率计算。如果可以交付土地,该微小利息算得上什么？依据目前市场价,就《置换协议》所涉土地价值不低于40万元,三上诉人如果可以交付土地,被上诉人何乐不为之,三上诉人能交付土地吗？显然不能。4、三上诉人在二审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诉求，根本没任何意义,就本案来说,不存在时效已过的问题,属于20年时效的范畴,如果确有时效争议,被上诉人主张计息的时间就不是2019年9月10日起。其次，假设时效有争议,被上诉人清楚记得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起时效抗辩,二审提出显然与法律相悖。基于上述事实,三上诉人提起上诉之诉,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是在增加诉累,更是在浪费宝贵的审判资源，谨请二审依法调查、核实、研究后彻底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曾祥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并判令被告自起诉日起按月利率0.5%计算的利息给原告；2、解除原、被告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置换协议》，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利息和置换土地产生的地价款469152元，并判令被告自起诉日起至款清止以469152元为基础按月利率0.8%计算的利息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0日，曾祥钦向江西安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350000元，同日，曾祥钦将前述贷款款项中的290000元转账交付给姜某。2011年10月13日，姜某（甲方）与曾祥钦（乙方）签订了《置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属甲方名下黄姜厂第二期土地分配3.24套约205平方，经双方商定划给乙方102.5平方，用于抵乙方转借贷款利息；二、甲方负责办理土地使用证，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小区基础设施（包括街道路面硬化、平整河坝、征收土地）建设的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只负责102.5平方所摊的壹万元，多出部分由甲方负责；三、如遇甲方合股的大股东何良波要整体转让土地，甲方要保证乙方的地皮价格在2000元/平方米以上，否则乙方有权决定自己的102.5平方土地不转让（如整体转让乙方不负责壹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四、甲方地皮的具体位置由甲方和何良波抓勾确定，甲方抓勾确定的205平方地皮要双方协商选择其中的位置；五、乙方置换的102.5平方土地乙方有权建房或转让给其他任何一方建房，甲方不得干涉，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除乙方自己姓名以外的其他姓名申办土地使用证，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另外的费用；六、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直至姜某去世，《置换协议》所涉土地仍未交付。2013年1月31日，姜某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曾祥钦手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另查明，姜某于2019年9月21日因病去世，姜某的妻子为刘是花，姜某与刘是花于1986年10月28日登记结婚，姜某的儿子为姜启丛，姜某的女儿为姜灵。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曾祥钦向银行贷款后把一定数额的贷款款项交付给姜某使用，双方约定姜某将其名下黄姜厂二期的土地划给原告102.5平方米抵偿原告转借贷款的利息，并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了《置换协议》。根据该《置换协议》的约定内容，原告是以其向姜某转借贷款所产生的利息作为受让土地的价款，因此原告向银行归还贷款利息即视为向姜某交付土地价款。直至姜某去世，该《置换协议》所涉土地仍未交付，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亦未继续履行《置换协议》，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置换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在《置换协议》解除后，原告应当受偿土地价款及姜某占用土地价款期间的合理利息。对于土地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审查认为，该《置换协议》并未约定交付土地的时间，且所要交付的土地需待姜某与案外人“抓勾确定”，即该土地交付的时间及交付条件是否成就在签订《置换协议》时尚未确定，原告方既未举证证明姜某与案外人已“抓勾确定”土地，亦未举证证明与姜某合股的案外人已整体转让土地，故仅凭《置换协议》并不足以认定姜某已实际取得相应土地并逾期交付土地或确保土地单价在2000元/平方米以上的保值条件成就，且《置换协议》中并未对转借贷款利息的金额加以明确，因此原告主张地价款469152元并无合同依据。原告在《置换协议》解除后应当受偿的土地价款应以原告实际转借给姜某的贷款本金在资金占用期间所产生的贷款利息进行确定。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1年1月20日在向银行贷款后实际向姜某转账交付的款项为290000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以现金向姜某交付了另60000元，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以原告实际转账交付的款项认定原告向姜某转借贷款的款项为290000元。被告刘是花提交了姜某的银行流水，显示姜某于2012年10月3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95000元，原告未举证证明该95000元属于其与姜某的其他经济往来，故认定姜某于2012年10月30日支付给原告的95000元系归还部分转借贷款本金。原告主张姜某此后于2014年1月15日归还了转借贷款本金（50000元借款除外），被告方未举证证明姜某何时还清了转借贷款本金，应当由被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主张的债务清偿情况予以认定，即认定姜某于2014年1月15日归还了转贷款项本金（50000元借款除外），并认定案涉土地价款（即转借贷款利息）系于2014年1月15日交付完毕（原告向银行交付贷款利息即视为向姜某交付土地价款）。结合以上认定的事实对案涉土地价款（即转借贷款利息）认定如下：1、根据原告提交的缴息还本汇总（加盖有江西安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版石支行业务公章）显示自2011年1月20日到2012年10月30日期间原告向银行贷款350000元产生的贷款利息为72586.36元，则该期间内原告向姜某转借贷款290000元产生的贷款利息（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计60142.98元（290000元÷350000元×72586.36元）；2、2012年10月30日姜某向原告归还了转借贷款本金95000元，此后至2014年1月15日期间原告向银行贷款350000元产生的贷款利息为41926.03元，则剩余转借贷款本金195000元（290000元-95000元）产生的贷款利息（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计23358.79元（195000元÷350000元×41926.03元）；3、案涉土地价款（即转借贷款的利息）共计83501.77元（60142.98元+23358.79元）。对于土地价款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2019年9月10日）起计息并无不当，予以采纳。对于该利息的利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之中“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规定的范围内核定逾期利息。鉴于案涉土地价款系于2014年1月15日才交付完毕，至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9月10日）已超过五年，故以2014年1月15日正在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6.55%）为基础核定逾期罚息利率范围在年利率8.515%-9.825%之间。原告主张按月利率0.8%（即年利率9.6%）计息的利率标准在前述逾期罚息利率范围内，予以采纳，因此认定土地价款的资金占用利息应以83501.77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姜某于2013年1月31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曾祥钦手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该《借条》是姜某于2013年1月31日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形成的债务，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又陈述称该《借条》反映的债务是姜某未归还的部分转借贷款本金，其前后陈述的内容矛盾，应当由原告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故在当事人前后陈述矛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书面证据的效力优于当事人的陈述，因此对于原告提出该《借条》反映的债务系部分转借贷款本金的主张不予采纳，仅认定该《借条》反映的债务系于2013年1月31日形成的借贷债务，因此在核定前述土地价款（即转借贷款利息）时未将该50000元借款纳入转借贷款本金计算相应贷款利息。据此认定原告应受偿的借款本金为50000元，因该《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认定该借款利息应以50000元为基数从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前述原告应受偿的土地价款及土地价款利息均系姜某所应承担的债务，该债务发生在姜某与刘是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姜某与原告订立《置换协议》的性质是转让土地属于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即姜某的经营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夫妻共同财产，由此产生的债务也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故本案所涉的土地价款及土地价款利息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刘是花应当对本案所涉的土地价款及土地价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债务，因出具借条的系姜某，被告刘是花并未在该借条中具名，原告既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是否用于姜某与刘是花的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亦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是否基于姜某与刘是花的共同意思表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借款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作为姜某的法定继承人并未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之规定，故本案所涉借款债务应当由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在继承姜某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所涉土地价款及土地价款利息应当由被告姜启丛、姜灵在继承姜某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曾祥钦与姜某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置换协议》。二、被告刘是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曾祥钦返还土地价款83501.77元。三、被告刘是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曾祥钦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占用利息（以83501.77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四、被告姜启丛、姜灵在继承姜某的遗产价值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中被告刘是花所应给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继承姜某的遗产价值范围内向原告曾祥钦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六、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继承姜某的遗产价值范围内向原告曾祥钦支付借款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七、驳回原告曾祥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92元，由原告曾祥钦承担6678元，由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承担2314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由原告曾祥钦承担2168元，由被告刘是花、姜启丛、姜灵承担75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是否应当计算利息及计算方法。3、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姜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是对夫妻共同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处分，均属于夫妻共同经营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司法实践中，即使合同双方未就违约及损失赔偿金计算方式作出约定的情形，违约方也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损失。由于双方对于违约损失没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的资金占用利息，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且被上诉人行使的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8元，由上诉人刘是花、姜启丛、姜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文俊审 判 员  赖国东审 判 员  王阿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李晓倩代理书记员  姚冰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