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楠，女，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系上诉人陈楠母亲），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颖，女，195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恒（曾用名王宗现），男，195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立强，河北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文婷，河北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楠、王颖因与被上诉人王**恒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3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楠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上诉人王颖、被上诉人王**恒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文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楠、王颖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上诉人王颖将其住房借给邻居被上诉人王**恒居住，被上诉人居住多年以后，虚构买卖合同进而侵占上诉人房产，故上诉人诉求排除妨害。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出售公有住房基本情况登记与协议》、《购房收据存根》及《报纸声明》，充分证明了上诉人为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主张作为一个独立的诉，按照民诉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应提交证据，且证据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1、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买卖合同”。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书证“买卖合同”，并说明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王颖的签字为第三人代签。首先，从证据“内容真实性”的角度来讲，第三人并未得到上诉人王颖的授权，第三人代签并不能对王颖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买卖合同上王颖的手印并不是王颖所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内容不真实。其次，从“形式真实性”的角度来讲，上诉人王颖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所以此证据从形式上也不真实。最后，从证据规则角度来讲，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其应当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说明。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此份证据，上诉人提出了“合理的疑问”。第一，王**恒签名有两个，而王颖的签名只有一个；第二，王颖的签名并不是王颖亲笔书写（对方承认是他人代签）。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手印”并不是王颖所捺（如武断的认定手印是王颖所捺，则会引发不可预估的法律风险）。被上诉人主张“手印是王颖所捺”，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进行说明、举证，或是申请鉴定。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申请法院对“手印”申请鉴定，反而是上诉人提交鉴定申请书，积极提供手印，并打算缴纳鉴定费用对“手印”进行鉴定。被上诉人的懈怠行为不合常理。现因技术原因，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其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却以“但也未作出非王颖所按的结论”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有悖常理”。原审法院认为“同时因该房没有产权证，购房发票是购房最重要的凭证，现票据原件在被告手中保存，如依原告陈述系将房子借给被告暂住，则购房票据原件在被告处有悖常理”。首先，房子买了20多年，都不要求过户是不是更有悖常理。其次，1999年的1万元，在当时可是巨款，花出去了连个收条都没有，是不是更有悖常理。再次，现在房子登记在粮食局名下，被上诉人也从未向粮食局主张过房子的权利，是不是也有悖常理。从证据关联性的角度，购房发票为书证，其只能反映上诉人从粮食局购买房屋，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为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主张遗失，并登报声明；被上诉人主张是购买房子所得，但是并无证据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并无任何实体证据支持，原审法院直接运用逻辑推理得出“有悖常理”的认定，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3、关于证人证言。首先，关于杨某的证人证言，开庭审理时杨某证言“王颖把原住房以1万元卖于王**恒，原住户都知道此事”。其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听被上诉人王**恒所述，其证言证明力较弱。其次，关于史某的证人证言，其真实性不定。“我和父亲史秋成拿五千元现金送到王**恒家，用于买房，然后到王**恒现住处，王**恒将一万元现金给了一个40多岁的女士。”，从其证词可知，收款人是否为上诉人不得而知，且上诉人并不认识该证人也从未见过此人，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与本案关联性有待考究。综合以上言词证据，本案中的证人均系与被上诉人在一个工厂工作的多年老友，在看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问题上，按照中国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一定会偏向自己的朋友（被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二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片面的认可被上诉人真伪不明的证据，并未综合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即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此行为显然有失公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王**恒辩称，一、上诉人、被上诉人于1999年签订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双方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自1999年居住使用该房屋至今，系基于合法的买卖关系而取得的合法权利，上诉人诉求本案于法无据，于事实无据，一审判决认定无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l、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诉人、被上诉人于1999年4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买断案涉房屋的售房款收据原件、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居住案涉房屋近20年并落户的事实，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合理的疑问”仅为其主观质疑，其质疑不能推断出其所称的“手印不是王颖所捺”的结论。上诉人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相反证据，称其是将房屋借给被上诉人居住，又称是因借款抵押给被上诉人，不但自相矛盾，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起诉状和一审庭审中均曾多次表述，其认可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签过房屋买卖协议，但是又不认可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协议，而其对于存在另一份不同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协议书的主张又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由此，一审法院基于此对于上诉人所提交协议的认定准确无误。被上诉人对于案涉房屋系向上诉人购买合法取得，双方系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提供了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且均为直接证据、原始证据，具有证明力。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仅为单纯的口头否认，并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的证据，上诉人为履行其举证责任而申请鉴定但未能成行，即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应继续举证，否则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在上诉人申请鉴定后，被上诉人亦尽全力配合，无任何拖延或阻碍的行为，及时提供了协议的原始件，协议中卖方的捺印人为上诉人，其作为协议中手印的出具人，所捺手印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本案鉴定的无法进行，上诉人作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其行为致使本案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房屋买卖协议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亦非孤证，鉴定也不是确认协议内容以及上诉人、被上诉人间房屋买卖关系真实性的唯一途径，本案中对于买卖协议本身的鉴定是否完成，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售房款收据原件、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实际居住案涉房屋近20年并落户的事实等证据，系一组完整的，可以相辅相成互相印证的证据链条，是一个整体，一审法院对此综合分析，统一看待，做出的认定是正确无误的。3、案涉房屋没有产权登记证书，客观上不能履行转移所有权的手续，结合当时的实际，案涉房屋以及与其同样情况的其他房屋买断时，粮食局作为售房单位均仅给购房人交付了售房款的收据作为唯一凭证，无其他书面材料。即购房发票是案涉房屋买卖的最关键的也是唯一的凭证，上诉人将该售房款的收据原件交付给被上诉人，足以证实其实际是在履行其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卖方的义务。假设如上诉人陈述，其是将房屋借给被上诉人暂住，则其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唯一的产权证明文件的原件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的主张根本不符合常理的。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有悖常理均为其自认为的常理，所涉相关事实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和人情关系的，且事实上被上诉人多年来也在一直寻找上诉人和粮食局，试图尽快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但是一直未果。反而，上诉人主张的将案涉房屋出借给被上诉人，又将房屋、手续和唯一凭证交付给被上诉人，后即自行离开消失20年，期间未就房屋有过任何询问或主张，才是明显有悖于常理的。一审法院认定是符合事实和常人的基本逻辑的。5、一审中的证人与被上诉人以及案涉房产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且已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上诉人质询，多名证人证言能够相互佐证，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由任一孤证证实，证言也并非用于单独定案，其结合房屋买卖协议、买断案涉房屋的售房款收据原件等等，足以证明本案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以生活困难为由曾于1997年和1998年向被上诉人借款，但是本案所涉的房屋以及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关系均与该借款无关，被上诉人支付了房屋相应的对价，是基于买卖依法取得的案涉房屋。 陈楠、王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搬出原告的房屋；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颖与陈卫光（曾用名陈伟光）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女，名陈楠。陈卫光于1996年2月7日去世。坐落于保定市**平房（原联盟东路**）为王颖夫妻共同承租的保定市粮食局公有住房，1997年5月29日，原告王颖与保定市粮食局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基本情况登记与协议，以购房人陈伟光名义购买该房，交纳购房款3938.18元，粮食局出具了售房款收据。被告王**恒与陈卫光、王颖夫妇系邻居，于1999年5月在该房居住至今。2009年1月7日，原告王颖在保定日报上刊登声明，内容为：陈伟光坐落于新闸街122号平房（原联盟东路19号）的购房票据声明丢失。 庭审时，被告王**恒提交购房发票原件、1999年4月15日王颖与王**恒协议一份主张原告王颖已将该房出售给自己，其中协议内容为：经王颖和王**恒双方同意，协议房屋一间半卖给王**恒，房价一万元。原告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并申请对协议中王颖手印及与协议中字体形成时间进行同一性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9月24日，该中心出具不受理通知书，以指印过于模糊，没有反映出纹线特征，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未予受理。 另查，庭审时，原保定市粮食局宿舍住户孟玉录、刘风元、杨某、史某出具证言并出庭作证，其中杨某证言为：原住房陈伟光之妻王颖把原住房1间半共计25.2平方米以一万元价格卖于王**恒，原住户都知道此事，特此证明。史某证言为：我叫史某，在1999年4月15日，我和父亲史秋成拿伍仟元现金送到王**恒家，用于买房，然后到王**恒现住处，王**恒将一万元现金给了一个40多岁的女士，她在房屋买卖协议上按的手印，以上是我亲眼所见，特此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目前虽仍登记在保定市粮食局名下，但该局已根据保定市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出售给原告，原告王颖以陈伟光名义与该局签订购房协议，交纳了购房款，陈伟光已去世，因此，该房原应为二原告共同财产，二原告有权主张权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王**恒主张原告王颖已将房屋卖给自己，原告予以否认，因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本案关键，被告提交的买卖协议中原告王颖手印虽因时间过长无法鉴定，但也未作出非王颖所按的结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王颖在起诉中陈述曾与被告王**恒签过房屋买卖协议，同时因该房没有产权证，购房发票是购房最重要的凭证，现票据原件在被告手中保存，如依原告陈述系将房子借给被告暂住，则购房票据原件在被告处显有悖常理，结合杨某、史某均出庭作证证明王颖曾将涉案房屋以10000元价格卖给王**恒，且王**恒在争议房屋中已居住20年之久，原告王颖亦未提出过异议，因此认定原告王颖与被告王**恒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要求被告搬出原告的房屋，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楠、王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40.0元，由原告陈楠、王颖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颖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上的手印并非其本人所按，双方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但手印因时间过长无法鉴定，且其在一审诉状中自述与被上诉人王**恒签订过房屋买卖协议，故上诉人王颖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涉案房屋虽未办理产权证书，但购房票据原件由被上诉人王**恒持有，由被上诉人王**恒实际居住使用20余年，期间上诉人陈楠、王颖未主张过权利，结合一审证人杨某、史某等证人证言，综合以上证据来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颖与被上诉人王**恒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妥。上诉人陈楠、王颖要求被上诉人王**恒搬出涉案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楠、王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楠、王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鹏壮 审 判 员 张 力 审 判 员 于纪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马巧灵 书 记 员 沈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