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饶福如，女，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平端，女，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庆林，男，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君，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庆仁，男，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燕青，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庆章，男，汉族，住住广东省始兴县******石下坝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优发（何庆章女婿），男，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饶福如、易平端、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以下简称饶福如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何庆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庆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燕青、被上诉人何庆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优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福如等五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何庆章归还侵占的3.37亩耕地及2011年至2019年国家发给3.37亩耕地的补贴和利息共计3500元、归还侵占的“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的箭竹和黄竹给饶福如等五人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何庆章负担本案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证据《主持当年分田的知情队委调查笔录》未经饶福如等五人质证及辩证，便以该证据认定本案的事实，系程序违法，影响实体公正，严重损害饶福如等五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何志安与何秀明（饶福如等五人家人）有矛盾，是同村人尽皆知的情况，何庆章故意向法庭提供此人作为调查对象，居心叵测！事实上，登记簿并非由何志安进行记录的，而是由当时的会计何秀芳记录的，而且村民的田亩数，公粮任务数都是由何秀芳计算并记录的。其中“总表”至今仍由何秀芳保管。故何志安向法院说明情况时，信口开河说是由其记录的，是违背事实的。二、饶福如等五人与何庆章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属于临时代耕性质，而非转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认定饶福如等五人放弃或退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而作出本案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饶福如等五人系以经商（做生意）收入为主的农户，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平均分配的责任田、不需要那么多户内指标田的情况，并没有任何事实及证据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当年及今，我国为了维护农村稳定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为的是保证农户享有土地这一基本生存利益的立法目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除了家庭承包户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发包方可以收回除林地以外的耕地及草地外，家庭承包户迁入其他城镇的原则上均不丧失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6年之后，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在1.88亩的耕地上先后种了花生、橘子、李子等经济农作物，2005年左右开始栽种竹木，并管理至今，每隔一两年都会出售。1998年至2000年左右在洗马坑河边坝土上种了竹，因为洪水淹死部分竹，所以连续几年有补种。饶福如等五人一家从1996年至今一直有在农村从事生产活动，并非一审法院查明的“原告一家虽然户口仍在农村，但近十多年来甚至更久没有在当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当年饶福如等人家劳动力有限，虽然是耕种不了那么多田地，但由于土地权益对于饶福如等五人一家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财富，即使按照土地的面积需要多交农业税，但饶福如等五人一家有人在外经商，肯定有足够的能力负担该部分的税额，根本不需要退出土地承包经营以减轻赋税问题。另外，当年其他村民也有意愿与饶福如等五人家协商代耕事宜，但是饶福如等五人考虑到与何庆章的亲戚关系，才因此将涉案田地交给何庆章代耕。一审法院根据没有经过质证的何志安的证言及何庆章未提交证据以证实饶福如等五人“不要这3.37亩”的陈述，以认定饶福如等五人放弃或退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显然是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的。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分田方案和分田步骤所得出来的饶福如等五人合计分得户内指标田亩数，并没有任何事实及证据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由于每片地区以及片区上每一块田的亩数不一样，所以无法完全做到按总田亩数除以总人口数来分配。从本案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题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表中明显体现了这个事实：同样的人口数所分得的田亩数有差异。而且一审法院也陈述:“何庆章家理论数据是7.09亩+2.84亩=9.93亩，10.13亩是造册计数，因实地划分时田块存在不便分割的情况，故理论数据与实际数据难免存在一定误差，对比理论数据，实际分得的田亩数有些农户多一点，有些则会少一点，这属于普遍的正常现象”。一审法院以饶福如等五人的户内指标田亩数为4.72亩，来认定村小组出具的《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从而没有采纳该项证据，这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有失偏颇，从而导致的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认定饶福如等五人将涉案2.84亩退还给村小组、再由村小组发包给何庆章，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题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表中何庆章“分田人口”项下登记为“6人+4人”的表述来看，也可以看出该4人是饶福如等五人所获得的田亩数，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推断，是饶福如等五人退还了部分田地给集体，集体再发包给何庆章，则无需在“分田人口”项下登记为“6人+4人”，只需要在总面积项下直接将再发包后的田亩数与人口指标内的责任田亩数相加登记即可，无需多余特别强调多出来的“4人”，显然一审法院认定的逻辑错误。而且，《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题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表只是村集体进行土地管理及计收土地税费的依据，而不是土地流转及土地权属的规范文件，在没有其他书面凭证佐证“退出、再发包”的事实的情况下，土地账册之记载不能作为认定土地流转、土地权属转移的事实依据。另外，如果一审法院认定饶福如等五人将涉案土地退还给集体、再由集体发包给何庆章，应当由何庆章先行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则应当认定土地再发包的主张不成立，否则，极可能损害家庭承包户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益，导致家庭承包户因农村土地流转中发包方管理的种种不规范做法丧失安身立命之本。4.从逻辑上推理，如果当年分田之初未最终落实全部分田面积时，饶福如等五人便放弃了涉案田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公平原则，也应当再将退出来的田地进行平均分配，对于其他村民来说，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能分多一分是一分，根本不会拒绝多分田地，所以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情况，集体将多余的土地仅再分包给一家人，也不符合“方案平等”的原则，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错误。三、村集体已经就当年的经过及事实出具了相应的证明，饶福如等五人并没有放弃及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认为“出具该《证明》相关人员（何庆仁及盖章的村、组干部）对当年的分田方案何实施情况并不知情，未做深入调查”，该结论严重违背事实且不合逻辑。《证明》是由当年参与分田的绝大多数当事人签字并按手指印确认过的。其中有当年的队长何世阳以及会计兼记录人员何秀芳，并且当年主要是由该两人主持分田事宜，作证的人员全都是当年的参与者和知情者，如果是一个人作证有可能对事实的记忆有偏颇，但是作证的有数人，均系知情人士，在饶福如等五人提出要求其出具《证明》时，上述知情人均同意在《证明》上签名。授权盖章的村委书记曾书记，亲自组织过双方的多次调解，非常清楚整个事件的真相从而愿意为本案的事实作证。而一审法院却罔顾事实，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否认了《证明》内容，显然有失公平。四、本案争议的竹子确系饶福如等五人所种，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便妄下结论，严重损害了饶福如等五人的合法权益。饶福如等五人视所提供的关于“洗马坑河边的坝土”的《证明》中，签名并按指印的基本都是竹林附近有耕地的村民，其非常清楚林木的情况。其中签名作证的除本村小组村民，还有另外一个村小组的村民黄德邦，其当年的耕地就与涉案竹林相邻，每年都亲眼看到饶福如等五人家在这块坝土上种植作物、种竹，其最清楚当时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此证据视而不见，有失公允。综上，本案涉案土地作为口粮地，系饶福如等五人全家的安身立命之本，饶福如等五人在小城镇经商，并不当然丧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诉争土地虽然已交给何庆章经营，且村委对土地账册进行了调整，但该事实均不足以表明饶福如等五人已同意将土地转让给何庆章。村委会在诉讼中对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转让的事实也明确了剩余3.37亩并没有交给村里进行再次分配，也就是饶福如等五人并没有将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实上何庆章只是代管经营，虽因此取得了该块土地的耕种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是临时的，饶福如等五人才是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者。而涉案的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种植的竹木确实是饶福如等五人一家所有，应当由侵占者归还给饶福如等五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予以改判。饶福如等五人在二审庭询期间补充上诉意见称，1.当年系何庆章找到饶福如家要求代耕土地的，不是饶福如等五人主动放弃涉案土地，当时除了何庆章外，还有其他村民愿意代耕土地并代缴农业税。2.当年饶福如家在外经商，只是小生意，不可能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3.一审法院询问的何志安，其居住的地方和耕种的土地距离涉案土地较远，故其不清楚争议土地的情况，一审法院采纳何志安的证人证言错误。何庆章辩称，何庆章并未从饶福如等五人处取得涉案土地，而是村小组分田到户时，将涉案土地分到何庆章名下。1996年分田到户台账上，也记载涉案土地分至何庆章名下。饶福如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何庆章归还所侵占的3.37亩耕地给饶福如等五人；2.请求法院判决何庆章归还2011年至2019年国家发给此3.37亩耕地的补贴及赔偿所产生的利息，共计3500元；3.请求法院判决何庆章将所侵占的“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的箭竹和黄竹归还给饶福如等五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饶福如等五人原系一家人，户主是何秀明（系饶福如的儿子，易平端的丈夫，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的父亲）。作为家庭的户主，何秀明和何庆章均系始兴县******石下坝组（下简称石下坝组）村民。一审诉讼期间，何秀明于2019年5月31日死亡，由其继承人饶福如、易平端、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石下坝组依中央政策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96年10月间进行了责任田调整，直至今日未变。1996年调整分配责任田时，国家尚未取消公购粮（农业税）任务，各农田承包户均要根据所承包农田的面积和等级，承担不同程度的上缴公购粮（农业税）任务。那时，完成政府下达的上缴公购粮（农业税）指标，是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带有政策强制性。石下坝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责任田时，既要考虑做到在各农户中分田公平，又要确保农田有人耕、不抛荒，这样才能完成上缴公购粮（农业税）任务。那时，农村、农民经济来源呈现多元化，不少农户不再以农耕收入为主，而是以做个体户经商收入为主，因此，各农户对耕地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在需要负担公购粮（农业税）的情况下，以经商（做生意）收入为主的农户，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平均分配的责任田。当然，也有部分劳力充足又没有经商收入的农户，希望得到更多的耕地。当年，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属于前者情况，何庆章一家属于后者情况。基于上述情况考虑，石下坝组当年对发包的责任田采取了方案平等、自主调整、捡勾落实的做法：方案平等，就是做分田方案时，每家每户平等对待，将组里拟分配的全部责任田按等级划分为四个地片（即等一片：更上、垇秋、下段，共14.93亩；第二片：洗马坑、榕树潭、驳背、圳背、上坝、东门口路下、老大门口、车坑边下、坑背、河背路下，共36.6亩；第三片：马森、河上、东门口上、车塘边，共10.9亩；第四片：涧水，共6.07亩），每户在每片均应分田，在同一片应分的责任田面积＝该片人均面积×户人口数；自主调整，就是将方案通过后下发或告知每家每户，在落实、执行方案前，每家每户可根据自家对责任田的需求进行自我调整（不需那么多农田的，自行找其他需求大的农户接收），并将调整结果告知村民小组（队委），由村民小组登记备案，并在实际划分田亩时按备案落实；捡勾落实，就是在分田方案经自我调整阶段最终确定以后，对各片责任田按一定面积单元和顺序编号，然后由各农户捡勾（抓阄），最后对号入座，由村民小组分田干部（队委）到实地将责任田地块一一对号入座地划分到各农户名下承包耕种。当年，石下坝组分田人数共58人，其中饶福如等五人家4人，何庆章家6人。依上述分田方案和分田步骤，饶福如等五人家按人口数在第一片可分得1.03亩（14.93亩÷58人×4人），在第二片可分得2.52亩（36.6亩÷58人×4人），在第三片可分得0.75亩（10.9亩÷58人×4人），在第四片可分得0.42亩（6.07亩÷58人×4人），合计本可分得户内指标田4.72亩（1.03+2.52+0.75+0.42）；何庆章家按人口数在第一片可分得1.54亩（14.93亩÷58人×6人），在第二片可分得3.79亩（36.6亩÷58人×6人），在第三片可分得1.13亩（10.9亩÷58人×6人），在第四片可分得0.63亩（6.07亩÷58人×6人），合计本应分得户内指标田7.09亩（1.54+3.79+1.13+0.63）。但在自我调整阶段，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因有经商的经济来源，不需要那么多户内指标田，其家户主更找到需要多耕田的何庆章家接纳，何庆章家也同意接纳，双方并将“一退一纳”的自我调整方案上报村民小组（队委）登记备案，经捡勾（抓阄）落实，饶福如等五人家庭最后仅在第二片中的榕树潭分得责任田1.88亩，户内指标田的其余部分2.84亩（4.72亩-1.88亩）便由村民小组（队委）分给了何庆章家承包耕作，加上自家的户内指标田，何庆章家共分得责任田10.13亩（注：理论数据是7.09亩+2.84亩=9.93亩，10.13亩是造册登记数，因实地划分时田块存在不便分割的情况，故理论数据与实际数据难免存在一定误差，对比理论数据，实际分得的田亩数有的农户会多出一点，有的则会少一点，这属普遍的正常现象）。当年的分田登记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该登记薄现仍由当年的队委兼分田主持人之一何志安保管）显示，何庆章户在第一片的更上分得四坵田小计2.66亩、在第二片的洗马坑分得八坵田小计4.37亩、在第三片的马杰分得七坵田小计2.1亩、在第四片的涧水分得一坵田小计1.00亩，合计分得10.13亩；何秀明户仅在第二片的榕树潭分得九坵田合计1.88亩。双方均提供有当年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表，其中何秀明（饶福如等五人户）、何庆章（何庆章户）分别登记如下：姓名分田人口单造面积双造面积单双造面积单造产量双造产量单双造产量何秀明4人1.881.88772.4772.4何庆章6+4人1.009.1410.131504262.64412.6上表反映了当年饶福如等五人、何庆章两家分田的基本信息：何秀明（饶福如等五人户）分田人口4人，最终分得责任田1.88亩，每年负担公购粮（农业税）772.4斤；何庆章（何庆章户）分田人口6+4人，最终分得责任田10.13亩，每年负担公购粮（农业税）4412.6斤；何庆章（何庆章户）分田人口6+4人对应的田亩数10.13亩，正是反映了双方自我调整后分配的结果，即何庆章（何庆章户）多分的田亩数来源于何秀明（饶福如等五人户）4人名下放弃或退出的部分指标田。另查明，饶福如等五人、何庆章对洗马坑河边坝土上种植的竹子归属有争议，经查，洗马坑河边坝土系浈江河河床收缩、位移形成的，权属仍系集体所有，因为形成初期属荒芜地，集体也未出面跟管，有种植需求的农户会自行开垦种植一些薯、豆、竹等作物，但种植前后均未向村、组集体承包或批准，对这种现象，农村的习惯做法是“谁种谁有谁收”。经调查相关村民，争议的现有竹子近十多年来一直是何庆章管理、维护，饶福如等五人一家虽然户口仍在农村，但近十多来甚至更久没有在当地农村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其称争议竹子系其所种植无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对相关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对争议的责任田归谁承包的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当年，也就是1996年，石下坝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调整责任田，是经过了“方案平等、自主调整、捡勾落实”三个阶段实施的，最后由石下坝组分配给了饶福如等五人家责任田1.88亩，分配给了何庆章家责任田10.13亩。饶福如等五人家之所以会少分而何庆章家之所以会多分，系建立在两家自愿基础上“一退一纳”的结果，而且“退”是由饶福如等五人家将指标田自愿退回给石下坝组，“纳”是由何庆章家向石下坝组收纳，并非是由饶福如等五人家分得后转包或转让给何庆章家耕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可见，当年石下坝组的发包方案及其实施，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精神，别说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并未实际分得人口指标内的4.72亩责任田，就是实际分得了该面积的责任田，其将其中的2.84亩退还给集体、再由集体发包给何庆章家，也应认定为承包地转让，饶福如等五人对退还集体的2.84亩不再享有承包权。对饶福如等五人提供的《关于何秀明家1996年分田情况的说明》证明力问题，其中有言：“……当时双方口头约定，何秀明家埂上和洗马坑的3.37亩耕地借给何庆章家使用三至五年，三至五年后如果何秀明家不需要使用，何庆章家可以继续使用；但当何秀明家需要使用的时候，何庆章家必须按何秀明家的要求归返。”饶福如等五人何庆仁承认该证明文字系其于2018年9月18日自行打印的，何庆章并不认可其中内容，虽然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在“情况属实”处盖有印章，但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并无其他证据或调查材料证明个中内容“情况属实”，故对该证明的上述言论不予采信。对同日由何庆仁打印并由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盖章“情况属实”的《证明》，经与原始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登记薄对照，该证明的文字内容存在多处不属实的情况，例如，《证明》中称“其中何秀明家共有4人参与了分配，共分得耕地5.25亩”，其实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当年指标田不可能有5.25亩，只能有4.72亩，说其家“共分得耕地5.25亩”没有何任依据，又如，《证明》中称：“记录在何秀明家的有1.88亩，剩余3.37亩并没有交给村里进行再分配，而是全部记录在何庆章家……”这里所称的“村里”自然是指当年的村小组，如果没有交给村小组再分配，又怎么能在当年的分田薄上记录在何庆章家？难道是有分田干部弄虚作假胡乱登记？尚若如此为何持续至今无人投诉或提出异议？显然，《证明》的内容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均有不实，从中也可看出，出具该《证明》相关人员（何庆仁及盖章的村、组干部）对当年的分田方案和实施情况并不知情，未作深入调查，故对该《证明》内容，该院不予采信。对饶福如等五人提供的始兴县太平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浈江村石下坝组村民何庆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的回复》，首先，该回复性质上是代表当地镇一级政府的倾向性意见，不属政府所作的处理决定或生效文书，没有强制执行力。其次，从其调查内容看，仅仅是对当年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表进行数字分析，以片面的人口面积平均值作套用对比，没有对当年的分田方案和实施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忽视了法律允许并自愿的“自我调整、一退一纳”的实际做法，必然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故对该回复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故对饶福如等五人要求何庆章归还3.37亩耕地以及归还相应种植补贴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对争议的洗马坑河边坝土上种植的竹子归属问题。洗马坑河边坝土早期系因河床收缩、位移形成的荒芜地，所有权仍属集体所有，饶福如等五人与何庆章双方均未向村、组集体承包耕种，应本着“谁种谁有”的原则处理。饶福如等五人称其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种植过麻绳、萝卜、蔬菜等，但这些都是短周期植被，因未向村、组集体承包，在该坝土上种植过这些作物不等于该坝土就长期归曾经种植作物的人使用，饶福如等五人种植的作物收割后如果没有连续种植、连续管理，坝土又会再次变成荒芜地，其他人一样可以重新种植、使用该坝土。从现场勘验和走访知情村民的情况来看，该坝土上现有二、三亩竹子近十多年来一直由何庆章家经营管理，而饶福如等五人一家至少十年以上未在当地从事过农耕活动，饶福如等五人无证据证明争议的现有竹子系其所种植，也无证据证明何庆章存在侵占竹子的行为。故对饶福如等五人要求何庆章归还案涉坝土上竹子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石下坝组在1996年最后一次调责任田时，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制订并实施“方案平等、自主调整、捡勾落实”分田方案，饶福如等五人一家实际承包的责任田为1.88亩，而何庆章一家实际承包的责任田为10.13亩（数据出自当年的分田统计数，而非现在的实际检测数），两家按人均面积对比之所以少分或多分，是因为指标田转让后再分配的结果，两家不存在转包、出租和代耕关系。对争议的洗马坑河边坝土上种植的竹子，饶福如等五人无证据证明系其所种植，也无证据证明何庆章存在侵占行为。饶福如等五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9）粤02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驳回饶福如、易平端、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元，由饶福如、易平端、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向始兴县*******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浈江村委会）询问涉案土地的承包情况时，该村委会于2020年8月4日作出《关于何秀明何庆章两户耕地土地确权纠纷说明》，记载，在1996年本组第二轮调整耕地时，小组人口58人，耕地面积68.37亩，按人口分耕地，每人1.185亩，当事人何秀明4人，何庆章6人参与分田，何秀明只要了1.88亩人口田，其余的人口田已分到何庆章名下，并由何庆章承担这份人口田的公粮及其费用。饶福如等五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于亩数的问题。7.11亩可能是村委根据平均数所得，具体是多少应该按照当时出具的证明上面的亩数为准，因为都是参与分配的人所出具的证明。本案的争议田亩数是没有人领取到确权证的。何庆章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另查明：一审期间，饶福如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洗马坑河边的坝土”的证明》，内容为：“‘洗马坑河边的坝土’原本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1990年左右太平镇浈江村石下坝组8号村民何秀明最早在此开荒扩土，并在此终止萝卜、蔬菜、麻绳等农作物，直到1996年。1998年至2000年左右，在此种植箭竹。此后由于何秀明家一直在外做生意，很少回家，部分箭竹被洪水淹死。何庆章在两千零几年开始在此坝土上种竹。”除此以外，饶福如等五人还提交了《关于何秀明家1996年分田情况的说明》，内容为：“1996年10月12日太平镇浈江村石下坝组第二次调整耕地，全组耕地面积为68.73亩，参与本次调整的人数为58人。其中何秀明家共有4人参与了调整，共分得耕地5.25亩。其中位于榕树潭有1.88亩。由于当时何秀明家劳力紧缺，何庆章家向何秀明家请求把位于埂上的两块耕地1.27亩和0.5亩以及位于洗马坑的1.6亩合并统一进行分配给何庆章，以便其耕作。当时双方口头约定，何秀明家埂上和洗马坑的3.37亩耕地借给何庆章家使用三至五年，三至五年后如果何秀明家不需要使用，何庆章家可以继续使用；但当何秀明家需要使用的时候，何庆章家必须按何秀明家的要求归还。”在上述两份说明上均有部分村民的签名和浈江村委会、始兴县**********民小组（以下简称石下坝村小组）的盖章。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向石下坝村小组财务何志安制作了询问笔录，何志安称，当年村小组分田时，何秀明家表示不需要这么多田，要给何庆章家耕种。村小组就直接将涉案承包地分给何庆章。现在“洗马坑”河边的竹子，也是何庆章家种植的。饶福如等五人质证称，何志安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何志安称何秀明不要指标田，是因为何志安与何秀明有矛盾，所以何志安的陈述均对何秀明不利。何秀明虽然在外经商做凉粉生意，但因凉粉生意有季节性，故何秀明随时有可能回村耕田，不可能将指标田给别人。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饶福如等五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何庆章是否应涉案3.37亩耕地返还给饶福如等五人。二、何庆章是否应将“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的竹子归还给饶福如等五人。三、何庆章是否应将涉案3.37亩耕地的补贴及利息返还给饶福如等五人。一、关于何庆章是否应涉案3.37亩耕地返还给饶福如等五人的问题。饶福如等五人主张涉案土地原是其承包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饶福如等五人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是其承包地。饶福如等五人未能提供涉案土地的权属证明，仅提供了一份《关于何秀明家1996年分田情况的说明》，在该说明上有部分村民的签名及浈江村委会、石下坝村小组的盖章，但浈江村委会向本院出具的《关于何秀明何庆章两户耕地土地确权纠纷说明》则认为，涉案土地已经分到何庆章名下。浈江村委会一审期间出具的证明与本院向该村委会了解情况时，村委会出具的意见相反。而且，一审法院向村小组的财务何志安所作的笔录中，何志安也称石下坝村小组将涉案3.37亩土地分给了何庆章。饶福如等五人对何志安的陈述不予认可，却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志安作了不实的陈述。石下坝村小组出具的证明与其工作人员的陈述相反。浈江村委会与石下坝村小组均作出了与《关于何秀明家1996年分田情况的说明》相反的陈述，故仅凭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土地有承包经营权。而何庆章一审期间提供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上，何秀明（本院注：系饶福如等五人的家人，当时的户主）只登记有1.88亩的耕地，双方均提供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队分田面积产置各项任务》中，也记载何秀明的耕地面积为1.88亩。从上述分田名册及任务表上，均未记载饶福如等五人分得了涉案3.37亩耕地。结合一、二审期间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本院向浈江村委会了解的情况，饶福如等五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3.37亩土地是其承包地，一审法院驳回饶福如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何庆章是否应将“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的竹子归还给饶福如等五人的问题。饶福如等五人主张洗马坑河边的坝土上的竹子是其所种植，现被何庆章所占有。但饶福如等五人仅提交了《关于“洗马坑河边的坝土”的证明》，该证明上仅有部分村民的签名及浈江村委会、石下坝村小组的盖章，无村委会和村小组负责人的签名。而且，该证明上也称，何秀明家一直在外做生意，很少回家部分箭竹被洪水淹死。后是何庆章在此坝土上种竹。一审法院向何志安询问时，何志安亦表示涉案竹子由何庆章种植。故饶福如等五人主张涉案竹子由其种植，故要求何庆章返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何庆章是否应将涉案3.37亩耕地的补贴及利息返还给饶福如等五人的问题。如前所述，饶福如等五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3.37亩是其承包地，故其要求何庆章返还涉案土地的补贴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饶福如等五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饶福如、易平端、何庆林、何晓君、何庆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李 罡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