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7民终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春江，男，1970年4月25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嫩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玉新，内蒙古律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颖，内蒙古律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二环路万正尚都**楼**。负责人：孙占江，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呼伦贝尔市莫旗支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望江花园**楼**iv>负责人：柴枫，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学府路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办公楼**负责人：林瑞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和，男，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种植险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琳瑛，内蒙古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春江因与被上诉人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呼伦贝尔市莫旗支公司（以下简称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9）内0722民初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春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颖，被上诉人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的负责人林瑞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和、宋琳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内蒙古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春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赔偿于春江保险赔偿金30.848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未列举于春江提交的全部证据，忽略了关键性证据，没有就该部分证据的举证、质证及认定进行阐述，未予采信其提交的证据显属错误。2.一审法院于本案庭审时对争议焦点进行归纳，作出判决时并没有根据该案审理情况对庭审时总结的争议焦点作出认定，而将争议焦点予以变更。3.于春江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1）安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凭证及后附保险合同主要内容：保险责任包括病虫草鼠害造成的保险农作物直接物质损害或灭失，且损害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查勘定损的义务人为保险公司，且当所投保的作物因保险责任内灾害造成损失后，由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聘请农业技术专家进行定损，依据农业专家定损结果和保险合同约定确定赔偿金额。而保险公司违反该合同义务，未组织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聘请农业技术专家为于春江定损，规避赔偿义务。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成立了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及工作内容、聘请农业专家对是否属于草害进行认定及相关人员到过事故现场；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方式及比例，于春江根据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具有事实与合同依据。（2）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该条款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对报险、查勘定损及如何计算赔偿金额均有明确约定。而保险公司违反合同义务，拒绝核定保险农作物受损情况，拒绝赔偿。（3）受灾地块图：该图系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业务员李某到现场查勘时与村里相关人员共同绘制，一份交给于春江，一份由保险公司留存。该地块图载明于春江受灾土地所在的地理经纬度以及受灾面积，与于春江的诉讼主张一致。（4）草灾情况说明：保险公司业务员李某于2017年11月27日进行工作交接时，对包括于春江地块在内的五个村受灾地块进行取证拍照，并对受灾面积用GPS进行测量，五个村受灾土地面积共计15 413亩，与于春江及其他四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出具的受灾地块图的面积吻合。该份情况说明与受灾地块图印证了于春江地块的农作物因草害所遭受的损害和受灾面积。（5）李某的证人证言，与其交接工作时出具的草灾情况说明互相印证，共同证明接到于春江报案后，李某到现场进行查勘（农业专家未到现场查勘定损）、涉案农作物遭受草害事实以及受灾地块图的真实性，同时证明李某将涉案保险卷宗材料交给安华莫旗支公司。（6）购买除草农药票据及赵某、宋某、康某证人证言，证明于春江购买并施加了苗前、苗后除草药，对草害积极预防，发现草灾后及时购买除草剂进行查杀，不存在管理过失，其没有疏于田间管理。综上，于春江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所种植土地遭受草害的事实、受灾土地面积及保险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7）保险公司主张对涉案草害免责，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涉案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负有报案、提供初步证明资料的义务，而保险公司负有进一步核查定损的义务。在于春江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举证责任就转移至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在进行二次现场查勘、确认受灾地块及面积后，拒绝按照合同约定组织农业专家定损，使得于春江的损失无法予以核定，并拒绝赔偿。且保险公司持有查勘的关键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保险卷宗，根据相关规定，应推定于春江所种植土地遭受灾害为草害及其诉讼主张成立。（8）保险公司如果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其应当就存在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因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免责情形，故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且保险公司就保险凭证背面的免责条款未作显著提示，更未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于春江主张投保的土地面积、绝产面积、减产面积及计算方法，依据充分。1.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查明于春江投保土地面积3040.35亩，交纳保费9121.05元，国家补贴保费36484.2元。根据李某确认的测绘地块图，于春江所种植土地受灾面积2458亩。于春江根据该事实主张1150亩绝产，1308亩减产。其中减产面积按照最低比例30％主张，系于春江所遭受损害的最低额度，属保险公司应支付的最低赔付金。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受损金额计算方式为：1150亩×200元×100%+1308亩×200元×30%=30.848万元。2.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莫旗2017年种植保险费补贴实施方案》，该证据证明保险期间内，由于病虫草鼠害造成保险农作物直接损坏或灭失，且损失程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保险人负赔偿责任。并要求安华莫旗支公司及时开展灾后查勘、定损、理赔，努力确保查勘定损到户。由农牧业局、保险公司、第三方专家共同组成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工作。该实施方案附件莫旗农业保险费补贴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查勘定损技术专家组成人员名单。而保险公司没有依据涉案合同和文件规定，组织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聘请农业技术专家对于春江所遭受损害定损，使得损害事实无法查清，该过错系因保险公司违反合同义务所导致。作为国家实行惠农政策的农业保险机构，保险公司收取保费而不履行义务，不向于春江提供保险合同、不告知被保险人合同内容、不及时交付保险凭证。作为从事保险业务的专业团体，保险公司在查勘、定损方面较之于春江有更充分的信息、人力及技能，更具举证能力。但其持有查勘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以“谈话笔录”代替工作组记录和专家认定等事实规避其查勘义务。上述事实，均证实保险公司违反法律义务及合同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出现涉案保险事故经于春江报险后，对事故现场查勘后怠于履行定损、赔付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保险责任、对于春江的合理损失予以赔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于春江的上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辩称，一、于春江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1.于春江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其中：农作物种植保险凭证和安华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该证据不能证明其种植的地块上曾发生过保险事故。李某出庭时证实受灾地块图并不是其和村里相关人员共同绘制的，而且也不能证明是何人所绘。关于草灾情况说明、李某证人证言，李某虽然证实草灾情况说明系其所出具，但根据其陈述，其只负责农户报案后对地块进行初查，初查工作就是接到报案后对反映有问题的地块进行核查的行为，初查时农业技术人员不参加。因此，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事故、定损勘查以及赔偿范围，李某无权介入和决定。关于赵某等证人证言，因证人所陈述内容无法证实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证明于春江的主张。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针对于春江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上述证据正确。2.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针对本案归纳了争议焦点，经过审理作出裁判，并无不当。于春江以来源不明的地块图证实其种植土地的受灾面积，混淆了初查和定损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以李某的初查行为证实受损面积，又根据上述地块图单方计算出绝产面积、减产面积以及损失金额。李某已经证实其没有对草灾进行定性、定损的权利，地块图也非其，地块图也非其所绘何查看地块、制作说明，均属初查行为。初查不代表发生了保险事故，更不代表定损。于春江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本案属于农业保险责任范围，也不能证明其损失金额，更不能证明其损失程度达到了农业保险的起赔点。二、于春江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1.于春江称其已经完成举证义务，保险公司主张其对涉案草害免责，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于春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其种植的土地上发生了保险事故，也没有证明其损失金额，其提交的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因本案不属于农业保险责任范围，不需要定损与赔偿，故保险公司无需针对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2.于春江主张保险事故发生后，其有报案、提供初步证明资料的义务，保险公司负有进一步勘查定损的义务，其还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保险公司认为其主张无法律依据，保险公司对投保地块勘查定损的前提是发生了保险事故，而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在于春江耕种的地块上发生了保险事故，故保险公司没有对其耕种地块进行勘查定损的义务。另外，保险公司并不存在拒不提供材料的情形。3.农业保险具有特殊的地域性、季节性、连续性和政策性特点，上述特点决定农业保险与一般商业保险存在本质区别，故不能完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于春江以保险法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免责事由进行说明、交付保险凭证等无法律依据。根据《农业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属农业保险纠纷，保险公司已按《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故不存在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三、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于2008年开始对耕地进行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一项惠农政策，保险的目的为种植业在遭受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时，通过农业保险能够达到恢复再生产的目的。如因人为因素、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损失，属于保险公司免责范围。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自动放弃和毁种，也属于保险责任免除情形。对于涉案情形，保险公司指派的初查人员及其他人员，包括相关专家，多次到涉案地块进行勘查，但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事故，故不属于保险责任事故。综上，于春江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内蒙古分公司未作答辩。于春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赔偿于春江农作物种植保险金30.848万元；判令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于春江承包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小库木尔村土地3040.35亩种植大豆，并于2017年6月9日在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投保了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种植保险，投保组织者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小库木尔村民委员会，保险标的名称为大豆，保险期间自2017年6月10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共113天，保险面积为3040.35亩，单位保险金额为200元/亩，总保险金额为608070元，总保险费为45605.25元，其中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40%；自治区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30%；市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4%；县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6%；农民自交保费比例20%，于春江交纳保险费9121.05元。保险凭证背面附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种植保险主要内容，其中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造成保险农作物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且损失程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保险人负赔偿责任。责任免除为：（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二）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三）放射性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等外部环境污染事故；（四）因种子、化肥、农药等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五）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在保险人查勘前，被保险人自行毁掉或放弃保险农作物，种植或改种其他作物导致的损失，保险人未在规定时限内查勘的除外；（六）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另查明，2017年8月22日，安华莫旗支公司的原工作人员李某接到上级电话，反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小库木尔农户于春江报案，称自家地里发生草害。李某接到指令后赶到西瓦尔图报案农户的地块现场进行初查。一审法院认为：于春江在安华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对其种植的3040.35亩大豆投保了农作物种植保险，并足额向安华呼伦贝尔中心支公司交纳了保险费，双方签订的农作物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于春江要求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赔偿其1150亩以上土地绝产、1308亩左右土地减产的农作物种植保险金30.848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于春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成立，但经过庭审调查，于春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种植的大豆受损的具体程度，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程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因此，于春江要求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赔偿1150亩以上大豆绝产、1308亩大豆减产的保险金共计30.848万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春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7.2元，由原告于春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在二审审理期间，本院要求于春江及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提交关于红根苋菜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草害”的基本标准的专业性、科学性依据或专家结论。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由呼伦贝尔市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张某、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白某1、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所长/研究员白某2、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闫某、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孙某、呼伦贝尔市种子管理站站长/研究员卞某、呼伦贝尔申宽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某出具的《关于大豆田红根苋菜综合防控的意见》，该意见载明：红根苋菜是大豆田优势阔叶杂草，生产中防治不及时，除草药剂选择不当，除草剂使用不当，田间造成草荒，导致减产。红根苋菜的农业防治措施为：1.轮作倒茬。轮作方式为：大豆-玉米-马铃薯，大豆-高粱-大豆、大豆-玉米-大豆、小麦-玉米-大豆、大豆-甜菜-大豆。2.使用腐熟的有机肥，防止将未腐熟的有机肥中活的反枝苋种子带入田里。机械灭草措施为：大豆出苗后，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在红根苋菜长到4片叶以上时木质化已基本形成，任何的化学除草剂已无作用，此时采取人工除草。化学除草措施为：1.苗前土壤封闭处理：在春季土壤墒情和气候条件较好的情况下，采取播后苗前土壤处理，最好在出苗前3-5天进行。选用以下药剂及配方：（1）48％广灭灵＋90％乙草胺（圣农施、禾耐斯），用药量为1000＋2000克（毫升）／公顷，低洼地、低温条件下对幼苗有抑制作用，后期恢复正常。（2）75％宝收＋90％禾耐斯（圣农施、乙草胺）＋异恶草松，用量为30-40克＋1560-2500克（毫升）＋1000毫升／公顷，低洼地、低温条件下对幼苗有抑制作用。后期可以缓苗。（3）96％精异丙甲草胺2000毫升＋50％丙炔氟草胺粉剂50克／公顷。（4）60％乙·嗪·滴辛酯2500毫升＋48％异噁草松1000毫升／公顷。2.苗后茎叶处理措施为：杂草苋菜刚出土时进行。应选择晴天，风速小于2级，6-10时或16-20时，施药时大气温度在17-32度为宜，其配方为 ：（1）选用20. 8%氟.烯乳油1875-2250毫升／公顷加48％异恶草松1050毫升／公顷喷施。（2）选用48％广灭灵750毫升／公顷＋25%氟磺胺草醚水剂1500 毫升／公顷＋20％乙羧氟草醚150毫升／公顷喷施。该意见并载明“以上红根苋菜的防治技术，近5年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莫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应用效果好，可以有效地防除红根苋菜的危害”。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并提交了由呼伦贝尔市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张某、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闫某、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孙某、呼伦贝尔市种子管理站站长/研究员卞某、呼伦贝尔申宽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某出具的《大豆田红根苋菜可防可治》说明一份，该说明中除上述《关于大豆田红根苋菜综合防控的意见》中所载明防治措施外，另载明，造成草荒（红根苋菜）的主要因素为：1.未按照以上（复合农药）防治方法进行灭草。2.只做到出苗后灭草，未做播后苗前封闭灭草。3.灭草时期不及时，化学除草的最佳时期是在苋菜两片子叶期最佳，4片真叶后红根苋菜即出现木质化，任何除草剂都没有效果。4.灭草的最佳时间是6-10点和16-20点，中午和早晨灭草影响防治效果。5.雨后灭草和灭草后下雨亦或干旱都会严重影响灭草效果。6.使用廉价不合格农药。其他当事人并未提供关于红根苋菜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草害的相应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于春江要求安华内蒙古分公司、安华莫旗支公司、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赔偿其农作物种植保险金30.848万元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根据涉案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第五条的约定，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中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造成保险农作物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且损失程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保险人负赔偿责任”，故首先需要确定涉案大豆田产生红根苋菜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畴，虽然在上述保险条款“释义”部分，对“病虫草鼠害”定义为“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病原生物、害虫、害鼠、农田杂草侵害作物，造成作物产量损失的”，但根据《农业保险条例》第二条关于“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的规定，农业保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畜牧业等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因此，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保险，其设立目的系为了有效规避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稳定农民收入。因此，此类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保险，在农业保险中，保险机构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应为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控制的因素造成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损失。而根据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提交的相关专家意见及说明，对红根苋菜的防治措施及造成红根苋菜泛滥的因素等均进行了论述。于春江虽然对上述专家意见不认可，但并未提出证据证明该意见不应采纳的相关理由，且于春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红根苋菜属于人为无法控制的草害。另外，于春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耕种涉案土地过程中，对红根苋菜的防治采取了合理、规范的措施。故于春江所主张的其耕种的土地绝产、减产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畴，无法确定。虽然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将查勘结果以通知书的形式告知于春江，但不能依据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的履行义务瑕疵推定安华呼伦贝尔支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虽然于春江提交了受灾情况绘制图及草灾情况说明，证明涉案土地的受灾事实及面积等，但现场勘查人李某出庭证实，该受灾情况绘制图并非李某本人绘制，且李某并非对涉案土地现场进行查勘定损，仅是对于春江等被保险人报案土地进行记载，其并不负责对涉案土地是否发生保险事故进行确定。故根据本案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于春江所耕种的土地出现红根苋菜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畴。且于春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种植的大豆受损的具体程度及大豆损失程度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春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于春江主张一审法院在庭审后将争议焦点变更的上诉理由，因庭审过程中确认的争议焦点系在双方当事人发表起诉及答辩意见之后，而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重新认定案件争议焦点，并不损害各方当事人诉讼利益，亦非相关法律禁止之行为，故本院对于春江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于春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7.2元，由上诉人于春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波审 判 员   王丽英审判 员  印   帅二 〇 二 〇 年 八 月 十 三 日书记   员           柏   莹附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