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妙起，男，195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黎明、谢尚泽，北京成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城**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60622210001581。 法定代表人徐振福，职务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振福，男，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挺，女，1986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兆、刘淑英，江西华星（余江）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李妙起与被上诉人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徐振福、徐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17）赣0622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庭询听取了本案各方当事人意见，依法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妙起上诉提出：1、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案客观证据已表明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2009年的股权变更登记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代办”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虚假的意思表示；徐振福一方向法庭作出了虚假的陈述内容，导致原审法院作出了错误判决。2、即便上诉人未实际出资，仍依法享有中厦公司股东资格，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注册资本制度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后，指导意见的适用时效存疑；在“认缴制”背景下，上诉人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规定的任一情况，享有股东资格。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振福、徐挺二审答辩称：本案是股东身份确认纠纷，徐振福、徐挺等股东不应当被认定为被告；另外李妙起不是股东。1、2007年4月10号，上诉人李妙起与被上诉人徐振福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依据该合同，李妙起所享有的所有股权已经全部转让，且该合同履行完毕，因此，李妙起已经不是股东。至于2009年1月工商变更登记依据的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签字并非本人签署，所谓的股权转让依据的是李航将股权转让给李妙起的协议，而李航当时不是股东。2、如果李妙起被认为是股东，有悖于常理。李妙起在将近十年的期间，没有进行管理，没有获得过分红，且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其实是2003年发起时的出资，而上诉人李妙起在2007年已退出；至于2009年签订的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是认缴制，应当是实缴制，不管是通过时效判定还是看具体使用情形，都不应当认为是认缴制。 上诉人李妙起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李妙起为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的股东，且有300万的股份；二、确认原告李妙起在河北坤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和公司”）的中厦公司法人股权中占有股份；三、判令被告提供2009年6月23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所有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查阅、复制；四、判令被告提供2009年6月23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所有的财务账簿及原始凭证供原告查阅与复制；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妙起作为原始发起人，于2003年11月28日投资1000万元（工商登记为300万元）与徐振福、徐挺组建成立中厦公司。到2009年6月份，经过中厦公司第一个楼盘在江西余江的开发完成，三位股东一致决议：将中厦公司盈余的人民币600万元以中厦公司的名义投资到河北省张家口购买了40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与武义银泰实业有限公司、历朝平、金君强合资组建成立了坤和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但事至今日七个周年过去了，第三人徐振福、徐挺利用其是一家人实际控制着中厦公司和坤和公司这一条件，拒不告知原告关于中厦公司和坤和公司投资效益及分配情况，也不让原告查阅、复制相关财务报表、账簿、原始凭证、相关会议记录及决议等，更为气愤的是，现在连原告是中厦公司的股东被告都不承认。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1月28日李妙起、徐振福、卢建荣、李行四人发起设立中厦公司。2007年4月10日李妙起、卢建荣、李行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股东徐振福，并签订了《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转让方李妙起、卢建荣、李行；受让方：徐振福……第二条转让款与付款期限。1、转让款合计10836000元；2、付款期限的特别约定。鉴于上述转让款已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全部投入余江冠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出资及出借款，其中：向冠锦公司出资525万元，占总出资额的35%，出借款为735万元。故自本合同生效起事实上不发生转让款支付事项，出让方取得转让款的权利已转化为公司在冠锦公司的股东权利和债权人权利(鉴于公司与公司之间借款行为被法律所禁止，自本合同生效后，借款部分应调整为冠锦公司与李行、卢建荣、李妙起、徐振福个人的借款关系)……转让方依法享有《公司法》规定的“隐名股东”的法律权利与义务。2009年1月8日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法定代表人由李行修改为徐振福，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李行510万元，占51%，出资方式货币；卢建荣270万元，占27%，出资方式货币；徐振福140万元，占14%，出资方式货币；李妙起80万元，占8%，出资方式货币）修改为（徐振福410万元，占41%，出资方式货币；李妙起300万元，占30%，出资方式货币；徐挺290万元，占29%，出资方式货币）。2017年7月31日原告李妙起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拥有300万元的股份等权益。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分别作出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知，《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是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外观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的股权的，应当证明一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的意义在于对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本案属于房地产公司内部股东因股权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不涉及公司之外第三人，且中厦公司现处于清算阶段，故本案的关键在于原告是否实际出资。具体到本案中，原告李妙起原始占有中厦公司股权份额为8%，根据2009年变更工商登记的材料中《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008年12月）》，李行将其持有的22%的股权以贰佰贰拾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李妙起，限合同签订十日内付清。被告方提供了2007年4月10日《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辩称2009年工商登记的材料均为虚假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原告继受取得30%股权应当依法提供转让款支付的证据或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等其他证据。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赣高法［2008］4号第23条规定：“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事实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原告仅提供工商登记证明，不足以认定其股东资格，故对其确认股东资格及查阅公司会议记录、财务账簿等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二、本案作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被告系中厦公司，原告是否占有坤和公司的股份属于另一纠纷，且该纠纷的被告应当是坤和公司，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在坤和公司的中厦公司法人股权中占股份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不予处理。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而股权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并非实质上请求权，而是形成权。故原告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的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本案徐振福、徐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妙起的诉讼请求。 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妙起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2016年6月9日——2017年9月21日间，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对被上诉人徐振福的询问笔录四份，拟证明徐振福多次供述确认上诉人系中厦公司股东，且中厦公司已实际筹措资金投资坤和房地产开发，徐振福向原审法庭作了虚假的陈述。 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经本院组织本案各方当事人庭询质证，被上诉人中厦公司、徐振福、徐挺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徐振福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与本案确认股东身份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系被上诉人徐振福在公安机关调查刑事案件时所做的笔录，但在该四份调查笔录中徐振福只是对中厦公司投资、设立的部分情况进行了陈述，该陈述不能完整反映中厦公司股东投资情况及公司内部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中厦公司、徐振福、徐挺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相同。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确认，有：1、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徐挺、徐振福户籍档案复印件；2、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两份民事起诉状、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三份以及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本案事实相互一致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人李妙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为被上诉人中厦公司的股东，且有300万份股份等诉讼主张，其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的意义在于对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本案一、二审已查实的证据和事实表明，虽然中厦公司是2003年11月28日由李妙起、徐振福、卢建荣、李行四人发起设立的，但2007年4月10日李妙起、卢建荣、李行已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股东徐振福，并签订了《江西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故上诉人李妙起自2007年4月10日起已不持有被上诉人中厦公司的任何股份，同时也不具有被上诉人中厦公司股东的实质身份。因此，上诉人李妙起应就其主张的2009年其继受取得30%股权，应当依法提供转让款支付的证据或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等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的事实存在，但在本案一、二审中上诉人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上诉人李妙起提出的“已实际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一、二审已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提出“即便上诉人未实际出资，仍依法享有中厦公司股东资格，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根据赣高法［2008］4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3条“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事实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的规定，对本案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妙起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准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00元，由上诉人李妙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文胜 审判员  陈华秀 审判员  汪福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