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9民初993号原告：刘福顺，男，1957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敏，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彩虹（刘福顺之女），女，1982年7月9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被告：进业（天津）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业六街****厂房。法定代表人：邓灿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屹，天津鼎双铭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天津鼎双铭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福顺与被告进业（天津）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津0119民初2985号民事判决。刘福顺、进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津01民终5203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福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敏、刘彩虹，被告进业（天津）轻工制品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屹、徐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福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责任，责令被告立即退还损坏所占原告土地并拆除地上附着物。2.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所欠原告租赁费50万元及利息32625元。3.诉讼费用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992年，原告承包本村的电镀厂进行经营。1995年，原告因经营需要与村委会协商，将电镀厂东侧的土坑填平，作生产之用，并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1998年，原告将自己的口粮田经有关部门批准也进行了建设。原告在经营电镀厂过程中，因业务关系与邓灿光结识。2007年，被告欲在北方建厂，遂和原告、村委会协商，将原告原承包建厂由被告租赁经营，并由被告村委会直接签订租赁合同。同时被告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把原告另行租赁的电动厂东侧的3.5亩土地、建筑及原告口原口粮地1.8亩及地上建筑也由被告租赁使用。因原告陆续交给被告，故商定租金开始为每年10万元，到2015年以后每年25万元，原告陆续向被告交付租赁物，被告经营后将原告的工厂进行改造，被告也按约定给付了租金，但是到2018年被告就拒绝给付2017年租金，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此事，被告开始以起诉村委会后再说为理由推脱，但诉诉讼之后，被告仍拒绝解决此事，还建门阻止原告进入，无奈原告只得起诉。进业（天津）轻工制品有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并无租赁关系。被告通过原告引荐于2007年与村委会建立了租赁关系，而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就原告承包的3.5亩承包地、1.8亩口粮地与被告建立了租赁关系。原告主张就其承包的3.5亩承包地与1.8亩口粮地，自2011年起与被告建立了租赁关系，租金约定为：若生产的话每年租金25万，没有生产的话就是每年10万元；并提交原告与村委会承包合同1份、村委会出具土地情况示意图1张、收据5张、2018年3月2日村委会证明1份、2019年8月21日村委会出具证明1份、“通知”1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张（王慧涛转账）、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6张（邓灿光转账）、2007年蓟县官场乡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示意图、（2019）津0105民初4011号民事裁定书、亨瑞特营业执照复印件1张加以证实。被告对于原告与村委会承包合同、村委会出具土地情况示意图、收据5张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通知”认为是给邓灿光本人的，不清楚是否给公司邮寄；对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张（王慧涛转账），认为王慧涛本人账户不是进业公司账户，系私人账户交易往来；对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6张（邓灿光转账），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进业公司支付给村委会的租金都是走的对公账，邓灿光个人与刘福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进业公司没有关系；对2007年示意图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面没有被告的章，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2019年8月21日村委会出具证明真实性不认可；对（2019）津0105民初40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证据证明了案外人王慧涛主张与原告刘福顺的经济往来是借贷，而非替被告交的租赁费；对于亨瑞特营业执照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其与村委会承包合同、村委会出具土地情况示意图、收据、2018年3月2日村委会证明、2019年8月21日村委会出具证明、对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张（王慧涛转账）、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6张（邓灿光转账）、2007年蓟县官场乡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示意图、（2019）津0105民初4011号民事裁定书、亨瑞特营业执照复印件1张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通知”，系刘福顺单方制作，无法反映出是否送达被告或邓灿光本人，本院不予采信。进业公司提交证据一大汪庄电镀厂场厂房、场地等租赁合同，证明进业公司2007年12月与村委会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了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及水电设施、营业执照、建筑许可证；提交证据二补充协议、证据三大汪庄村委会出具的收条，证明了进业公司承租的厂子在租赁合同签订时没有土地证，不能明确承租范围，后双方于2009年8月签订了补充协议，大汪庄村委会委托进业公司对其所承租的大汪庄电镀厂全部城区的范围进行放线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确定厂区红线范围，进而办理了大汪庄电镀厂的土地证，补充协议和收条均能够显示该土地证是村委会专门为了进业公司的承租土地厂房而办理；提交证据四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据五原审法院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调取的天津市土地登记申请书，这两份证据共同证明了进业公司承租的电镀厂区范围及面积是6806平方米，该土地证所显示的权利人是村委会，土地证中所示区域不包含刘福顺的承包地；提交证据六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缴纳凭证，证明进业公司每年按照向大汪庄村村委会承租的6806平方米的面积缴纳税费，也证明了进业公司是6806平方米；提交证据七大汪庄电镀厂及周边区域的卫星图、证据八进业公司承租村委会地块外东侧土地的现场照片、证据九进业公司承租的6806平方米以及周边土地的手绘图，证明了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业公司承租的6806平方米电镀厂范围外，才可能有刘福顺的违章建筑，该建筑在2015年6月左右被蓟州区环保部门和政府强制拆迁，证明了刘福顺主张的3.5亩土地是在被告承租的电镀厂之外。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大汪庄厂场房场地等租赁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被告与大汪庄村签订的合同，但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在这个合同上第一条标的，甲方所有的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及水电设施、营业执照、电镀许可证等相关权证全部相关手续详见附表以及附图；在几次诉讼当中作为被告来讲，拒不提供该附图，由此可见，被告不实事求是地陈述进行恶意的诉讼，这一点请法庭予以注意；证据二关于他授权证明，这是它的内部行为，他们怎么个经营状况我们不太了解；关于补充协议也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从协议所补的土地来看，这是和这个土地有相同的点，但是并不包括厂房手续的东侧，就是原告的3.5亩这块，后来关于村委会收款的这些手续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清楚；集体土地使用证这个是真实的，但这个土地证是涵盖了原告的3.5亩和1.8亩土地；关于电子缴纳费凭证的出示凭证的问题，这应该是被告缴纳的税款因为大致是从2011年左右，原告就陆续的将的承包的这块3.5亩土地的陆续交给被告了，所以这块交土地的使用税款被告是应该交的，因为双方有协商陆续交给被告，所以说这是被告应该交纳的税费；对于这个卫星图，也没有异议，卫星图画框这里就涵盖了第二次扩充土地，第二次扩充土地的东侧也正好是原告承包的3.5亩土地，所以说这个卫星图也是涵盖原告1.8亩、3.5亩土地的位置；关于后边拆迁的几张照片，是现场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块拆迁的地方并不是原告刘福顺的地方，而是刘福顺的女婿也从事做电镀行业，是他的地方，与3.5亩土地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被告提交的大汪庄电镀厂场厂房、场地等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大汪庄村委会出具的收条、集体土地使用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缴纳凭证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被告提交的大汪庄电镀厂及周边区域的卫星图、进业公司承租村委会地块外东侧土地的现场照片、证据九进业公司承租的6806平方米以及周边土地的手绘图，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调取的天津市土地登记申请书，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5203号询问笔录，原、被告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调取证据程序合法、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综合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主张的3.5亩承包地。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其向村委缴纳租赁费的收据，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就该3.5亩土地与村委会之间具有承包关系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将该3.5亩土地与被告之间形成了口头租赁关系，并提交了邓灿光、王慧涛的转账记录，被告反驳称上述转账系邓灿光、王慧涛与原告之间的私人债务关系，提交了王慧涛起诉刘福顺民间借贷纠纷（2019）津0105民初4011号民事裁定书1份，该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王慧涛撤回起诉处理，并未就借款事实进行实际审理，故本院对于被告上述反驳意见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邓灿光、王慧涛相关转账记录与原告陈述其与被告之间的形成口头租赁合同时间相符，且与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被告重建电镀厂的时间相符合。被告在二审询问笔录中代理人签署在笔录最后一页的代理意见“我们从村委会承租的电镀厂，面积6806平方米，刘福顺诉争的东侧3.5亩，西侧1.8亩在我们承租的电镀厂厂区范围内，也就是在集体土地使用证中载明的6806平方米的范围内。”应视为对于现电镀厂6806平方米范围内包含刘福顺3.5亩承包地的自认，虽然被告代理人在2019年8月26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代理词中称“进业公司租赁的只有村委会出租的6806m2的电镀厂，电镀厂范围内也没有刘福顺的任何土地”，但是该代理中该撤销内容并不符合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撤销自认的情形，故并不构成被告对于该自认的撤销。结合上述情况，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具有真是的口头就3.5亩承包地的租赁合同，双方均各执一词，且未有直接证据加以证实，本院对于该口头租赁合同不予确认，但是综合在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于被告占用原告3.5亩承包地并按年支付相应占用费的事实予以确认。2.关于原告主张的1.8亩口粮地。原告主张被告占用其1.8亩口粮地并与被告就该1.8口粮地形成租赁关系。本院认为，该1.8亩是否为原告口粮地及若确系原告口粮地，则该口粮地如何变更为现电镀厂集体土地使用证内使用权面积等相关事实，原告均未提供全面、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于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3.关于被告所租赁电镀厂范围内占用原告3.5亩承包地的占用费如何认定。原告起诉中要求按照每年25万元的标准支付2017及2018年共计50万元，在庭审中，原告刘福顺在庭审中陈述“当时约定如果生产的话租金每年25万，没有生产就是每年10万。”该陈述表明，原告与被告协商该占地使用费用标准时并不固定为每年25万元，而是区分被告是否生产加以调整，该陈述系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应视为原告对于该占用土地费用标准的自认，且该自认与王慧涛、邓灿光向刘福顺转账的记录中的金额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于占用费的标准为若被告生产则给付原告占地使用费用25万元/年，若被告不生产则给付原告占地使用费用10万元/年予以确认。关于被告2017年、2018年被告是否生产。被告自认2017年生产，2018年停产，原告虽表示对于被告经营情况不了解，但是结合原告解释其向村委会交付3.5亩承包地承包费用为何减少系因为2017年仅生产4个月，其余时间未生产，2018年全年未生产，故而减少其向村委会缴纳的承包费，其也应视为系原告对于被告停产情况的自认。本院对于被告的生产情况采信为：2017年生产4个月，未生产时间为8个月，2018年全年未生产。则本院计算被告应给付原告占地使用费标准为：250000元÷12个月×4个月+100000元÷12个月×8个月+100000元=250000元。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福顺与被告进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灿光系朋友关系。2007年12月17日，经由刘福顺介绍，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委会与进业公司签订《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等租赁合同》，约定：将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委会的大汪庄电镀厂厂房、场地、营业执照、电镀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租赁给进业（天津）轻工制品有限公司。2009年8月26日，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委会与进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甲方的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委会对于出租的大汪庄电镀厂一直未办理合法的电镀厂土地证，严重影响了乙方环保建设及厂房改造，为更好地履行合同，鉴于甲方的财务状况，经甲乙双方协商由乙方替甲方垫付50000元整（伍万圆整），以办理大汪庄电镀厂土地证，作为补偿甲方同意对原电镀厂以北，东西53.5米×南北12.7米，以西25.3米×南北12.7米，约合1.5亩。以每年每亩300元的价格租赁给乙方，租期为从2010年12月1日起至2037年11月30日止。2008年1月21日，以蓟县出头岭大汪庄村委会为甲方与以刘福顺为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将甲方大王庄电镀厂东边的3.5亩地继续承包给乙方，甲方允许乙方继续开办电镀厂，在开办电镀厂期间每年交承包费4600元。甲方允许乙方继续使用原大汪庄拥有的电镀生产许可证，承包期自2008年1月1日开始至2037年12月31日止。（但如进业天津轻工业制品有限公司承包大王庄电镀厂的合同终止，此允许开办电镀厂的合同终止）......如乙方不开办电镀厂，则每年承包费600元。如合同有变更，必须经甲乙双方同意，否则按违约论处。乙方如转让合同，必须经甲方同意，否则按违约论处。原告按照该承包合同，于2008年1月21日缴纳2008年度承包费4600元，于2014年12月30日缴纳2014-2015年度承包费9200元，于2015年12月15日缴纳2016年度承包费4600元，于2018年2月8日缴纳2017年至2018年承包费2530元。2009年12月31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蓟县国土资源分局向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民委员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使用权面积6806平方米。2011年，进业公司拆除原租赁电镀厂厂房进行重建。进业公司2017年仅生产4个月，剩余8个月未生产，2018年全年未生产。天津市瑞特亨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特亨公司）隶属于进业（天津）轻工业制品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王慧涛系瑞特亨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10日，王慧涛向刘福顺账户转账15万元，2016年1月26日，王慧涛向刘福顺账户转账10万元，2016年12月26日，王慧涛向刘福顺账户转账10万元。2017年1月18日，王慧涛向刘福顺账户转账15万元。2019年5月29日，王慧涛诉刘福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立案，2019年10月23日，该案被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4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王慧涛撤回起诉处理。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2018年租赁费50万元及利息，应对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具体内容加以证明，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年租金为25万元租赁关系。但依据现有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占用原告承包的3.5亩土地进行经营属实，此前被告曾向原告支付过相应使用费用，被告实际支付费用与原告当庭主张的“若企业生产按25万元/年，若企业不生产按10万元/年”的标准一致，故本院综合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以企业是否生产为条件，若生产则按照25万元/年支付占地使用费，若不生产则按照10万元/年支付占地使用费的用地合同关系予以确认。现原告起诉解除该合同关系，因被告未给付依据上述实际履行的合同标准给付原告2017年、2018年使用费，属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对于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关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据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的占地使用费标准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2018年占地使用费共计25万元。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土地并拆除地上附着物，涉案地块上的附着物为电镀厂厂房，该土地使用权人为蓟县出头岭镇大汪庄村民委员会，原告该诉讼请求涉及村集体利益，依据原告提交其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与村委会之间关于该3.5亩土地的使用另有约定，应由原告与村委会另行协商处置，故本院对于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七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刘福顺与进业（天津）轻工业制品有限公司之间关于刘福顺关于涉案3.5亩承包地的用地合同；二、被告进业（天津）轻工业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刘福顺2017年、2018年占地使用费用共计2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刘福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福顺、进业（天津）轻工业制品有限公司各负担4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德义审 判 员  张艳超人民陪审员  曹淑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浩淼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的法定解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七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