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4787号原告：付宝兰，女，1955年3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博，北京李自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保华，女，1971年3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付宝兰与被告傅保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宝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博、被告傅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宝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付宝兰与傅保华口头达成的《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借用合同》无效；2.判令车牌号为×××的车辆为付宝兰所有。诉讼过程中，付宝兰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付宝兰与傅保华口头达成的《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借用合同》无效；2.判令车牌号为×××的购车指标为付宝兰所有。事实和理由：付宝兰与傅保华系姐妹关系，付宝兰是北京市户籍，傅保华是河北省户籍。2010年，因北京市当时的汽车下乡政策，付宝兰与傅保华达成口头协议，傅保华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购买车辆，车辆登记在付宝兰名下，傅保华享有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但车辆上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所有权归付宝兰所有。双方达成协议后，傅保华出资购买了长安牌面的车。之后，傅保华又于2015年将上述小客车指标登记在一辆北京现代小轿车（车牌号：×××）上。现付宝兰找傅保华协商，要求其将上述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归还，但傅保华不予配合，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故付宝兰诉至法院，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付宝兰的合法权益。傅保华辩称，一、双方没有达成过口头协议，双方没有合同关系。二、2010年购买车辆的时候，北京市还没有实行购买汽车摇号的规定。当时为了用车方便，2010年，傅保华才用付宝兰的身份证购买的面的汽车，傅保华出资购买的该面的汽车，车辆所有人归傅保华。2015年，傅保华出资更新了车辆，是北京现代小轿车（车牌号：×××），该车辆所有权人归傅保华所有。三、车牌号是随车辆的，车牌号登记在付宝兰名下，也不能证明该车属于付宝兰。对于傅保华出资购买车辆，付宝兰也是认可的，故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归傅保华，车辆和车牌是一体的，傅保华不可能把车辆指标给付宝兰。综上，付宝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付宝兰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付宝兰与傅保华系姐妹关系，付宝兰是北京市户籍，傅保华是河北省户籍。2010年，傅保华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以付宝兰的名义出资购买了长安牌面的车一辆，车牌号为××××（傅保华陈述），由傅保华使用。2015年，傅保华又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出资购买了北京现代牌小轿车一辆，并将上述车牌号更换为×××，该车辆仍登记在付宝兰名下，由傅保华使用至今。另查，北京市人民政府在2010年12月23日颁布施行《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措施，以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诉讼中，付宝兰、傅保华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付宝兰称，关于借名买车问题，当时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傅保华借用其身份证购买车辆，车辆上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所有权应归付宝兰所有。傅保华认可其在北京市不具有购买机动车的资格，并称双方没有口头协议，其只是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购买车辆，后又更新了车辆，车牌号登记在付宝兰名下，但车辆和车牌号是一体的，其不可能把车辆指标给付宝兰。另外，双方均认可上述借名买车行为发生在北京市颁布施行《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措施（即摇号政策）之前。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借名买车引发的纠纷。傅保华虽不认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但认可其借用付宝兰身份证购车的事实，结合其与付宝兰的陈述及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双方当时针对借名买车问题应达成了口头协议。结合付宝兰陈述，其诉讼请求中要求判令其与傅保华口头达成的《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借用合同》无效，实际应为要求确认双方口头达成的由傅保华借用付宝兰的名义购车的协议无效；其诉讼请求中要求判令车牌号为×××的购车指标为付宝兰所有，因当时北京市还未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措施，故实际应为要求判令×××车牌号为付宝兰所有，要求傅保华返还×××车牌号。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付宝兰与傅保华口头达成的由傅保华借用付宝兰的名义购车的协议效力问题。二是×××车牌号的归属问题以及傅保华应否返还付宝兰该车牌号。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居民身份证是居民在社会生活中证明个人身份的重要凭证。本案中，傅保华认可系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购买车辆并登记在付宝兰名下，且在之后又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更换了车辆，且仍登记在付宝兰名下，而实际出资人和使用人却是傅保华并非是付宝兰。因而借用付宝兰的身份证购买车辆的行为违反了居民身份证不得出借的规定，扰乱了居民身份证管理的公共秩序。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上述规定表明，机动车应登记在所有人名下；否则，机动车登记制度将丧失其意义，机动车管理亦将陷入混乱。本案中，傅保华借用付宝兰身份购买车辆的行为导致“车户分离”，违反了上述机动车登记的规定，构成对机动车登记管理公共秩序的损害。车辆登记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一方面给车辆的管理秩序造成混乱，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北京市不具有购车资格的人持有并使用北京牌照的车辆，损害了相关的公共利益。因而上述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上述借名买车的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最后，因×××车牌号登记在付宝兰名下，故对其要求判令×××车牌号为×××，本院不予支持。即使付宝兰基于傅保华占有使用×××车牌号使得其无法使用该车牌号，而要求傅保华返还该车牌号，但因仅返还车牌号，将会导致“车户分离”的问题，且该车牌号的归属问题属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由相关车辆管理行政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依法处理，故付宝兰要求判令×××车牌号为其所有，要求傅保华返还该车牌号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付宝兰与傅保华借名买车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为维护和保障国家对居民身份证管理的公共秩序以及北京市机动车登记管理的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本院将针对在本案中发现的问题适时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不断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付宝兰与傅保华于2010年口头达成的由傅保华借用付宝兰的名义购车的协议无效；二、驳回付宝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付宝兰负担18元（已交纳）；由傅保华负担1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立亭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施振伟书 记 员 沙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