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01行终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嘉，男，197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庆红，山西晋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华，女，195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效东，系王爱华丈夫，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住所地太原市新建路**。负责人刘清平，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莲，该中心政策法规处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悦小雷，山西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嘉、王爱华与被上诉人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行政管理行政许可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6行初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晋AXXX**依维柯中型普通客车于2000年11月29日办理了机动车所有权注册登记，登记所有权人为山西太原新北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公路客运。2005年5月12日，原告与白恒亮签订《转让车辆协议书》，约定原告以123000元受让太原至阳城的晋AXXX**客车，同时，原告与山西汽运集团新北盛运输有限公司签订《车辆挂靠落户协议书》，原告自愿到山西汽运集团新北盛运输有限公司落户的依维柯车辆一辆，车牌号为晋A325**（车辆的产权为原告所有），山西汽运新北盛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太原至阳城的线路。2007年至2019年间原告多次以太原新北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使用假线路审批表以及被告丢失线路审批表为由向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山西省交通运输厅信访办、山西省监察厅驻交通厅监察室等部门信访、反映情况，称晋AXXX**依维柯车辆于2000年底出厂，但被告审批该车的营运日期是1999年3月15日，被告对该营运车辆线路的审批未尽法定职责，线路审批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陈述于2007年2月知道被告对晋AXXX**车辆运输线路的审批行为，于本案提起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亦超过被告作出行政审批之日（1999年3月15日）起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从2007年至今，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而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非因合理事由而耽误起诉期限，也不能证明其存在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嘉、王爱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上诉人李嘉、王爱华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认定是错误的。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05年5月，上诉人从白恒亮个人购买了一辆太原至阳城的二手客运线路车，车号晋AXXX**，并在被上诉人处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后来车辆被查扣时才得知，机动车登记证显示该车辆出厂日期是2000年10月31日，在车管所登记日期是2000年11月29日，但是被上诉人对该车及线路的审批时间是1999年3月15日，车辆先审批后出厂、登记，这显然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而且，审批表中车辆牌照号栏的XXXXX是手工填写，有变造的嫌疑。由于车辆审批和牌照信息不符，不得不退出营运，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投诉反映，可被上诉人的答复是以该车审批表已找不到了而搪塞，还虚伪承诺给安排工作，以致拖延至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应当提交而不提交线路审批表的主要证据，就能说明该线路审批表是变造作假以及故意丢失的事实。无论变造作假或是丢失，都是违法的，这是本行政诉讼必须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不提供证据证明审批的合法性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不查明事实而以时效为由驳回起诉是没有依据的。第二，关于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的乱作为造成的车辆停运以来就一直投诉反映，但被上诉人不承认违法审批，只答应协商处理。在2019年8月1日的答复也是如此，并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山西省交通厅的建议也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所以说诉讼时效应当从被上诉人书面告知的时间即2019年9月19日起算。上诉人是在车辆被查扣不能营运时经查询才得知的，之前并不知情。但被上诉人并不认可其行政行为违法，只有被上诉人或有关行政机关认可其行政行为违法或告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时，才算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上诉请求：1．撤销迎泽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6行初3号行政裁定；2．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4．将被上诉人伪造、变造线路审批表又丢失一案移送检察院立案。被上诉人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辩称，第一，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时限。首先，上诉人是在2007年2月就得知所谓的违反审批的行为，其应当在得知后的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是本案是在2019年的10月30日立案的，这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的时限。其次，上诉人诉称的违法审批的行政行为发生在1999年3月15日，而上诉人起诉的日期就2019年10月30日，已长达20年之久，也超过了最长起诉时限。最后，当其知道所谓的行政违法审批以后，应当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其没有提起诉讼，而是选择了信访，因此超过起诉期限完全是因自身原因造成的。第二，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首先，省际、市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其次，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整合组建为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组建后的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已经没有交通行政许可的职能。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是被告，所以省运输管理局也就是现在山西省道路运输发展中心也不是适合的被告。第三，本案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所提到的关于对晋A325**车的违法审批，甚至大造假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案涉班线经营期限是经营期限，不是车辆的运营期限，车辆和线路是独立存在的。这条线路经营8年，这8年之内的车辆是可以换的，车辆本身是没有经营期限的。线路经营期限1999年就开始了，2000年11月是购车日期，早于购车日期完全是正常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裁定是依法有据，完全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共山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关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晋编办字〔2020〕19号），其中对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主要内容为：整合山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山西省地方海事局（山西省航运管理局、山西省船舶检验局）、山西省城市汽车客运管理办公室、山西省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管理中心等4个事业单位的相关职责，组建山西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城市客运服务中心）。主要职责：承担全省公路水路运输、城市客运、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的服务工作；承担全省航道航标设置与维护、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技术保障、通信导航等航务的服务保障工作；承担全省船舶检验、登记以及新建船舶图纸审核技术性服务保障工作；承担全省船员培训机构资质评价的技术支持和船员技术培训的服务保障工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系于1999年3月15日作出，上诉人于2020年1月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聪审判员 刘 栋审判员 郭朝艳 二O二O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郭 祺书记员 侯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