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325行初14号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市府路**万象国际城****。法定代表人：王大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可鑫，湖北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提交申请书、证据，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等。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神龙路**iv>法定代表人：李文海，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舟，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参与诉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绪，湖北邦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参加诉讼、答辩、代收法律文书。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诗经大道**v>法定代表人：纪道清，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萍，房县司法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庭，房县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余孝宽，男，195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第三人：向承君，女，195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天斌（余孝宽、向承君夫妇的女婿），男，197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代理权限：提交申请书、证据，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等。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资源公司）不服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房县人社局）和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和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鄂0325行初13号行政判决。原告源资源公司及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6月8日，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03行终20号行政裁定书，以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9）鄂0325行初13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潘永清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宋学东、张毅参加评议，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源资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可鑫、被告房县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舟、李承绪、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庭、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天斌，证人王某、张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房县人社局于2019年3月6日作出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余明于2015年7月与源资源公司签订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7年7月续订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派遣到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从事协警工作。2018年12月30日，袁某约王某当晚一起吃饭，当天余明将聚餐的地方订在南宁老瓦房农家乐。下午3：00左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中队长王某安排余明、曹某临时加班，前往门古寺镇沿途护送之前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尚进辉的尸体。晚上7：00左右，余明与曹某完成工作后回到房县县城。余明在完成工作后，直接赶到南宁老瓦房吃饭。当晚有6人在南宁老瓦房就餐，分别是余明（交警大队协警）、王某（交警大队民警）、张某（交警大队民警）、袁某（姚坪乡西坡村副书记、余明妻哥）、袁强（质监局干部、余明妻哥）、何立兵（个体户）。吃饭期间余明喝了2至3两的白酒。晚上8:10左右，晚饭结束，袁某与何立兵离开。其余4人在就餐的888包间喝水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昏迷。立即拨打房县120指挥中心急救电话，说有人醉酒。在等待救护车期间，袁强给余明做人工呼吸。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房县中医院的救护车赶来，实施急救措施后没有效果，又把余明直接送到房县人民医院的抢救。经抢救后，余明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房县人民医院于21:45向余明家属告知病情，宣布余明死亡。房县人民医院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猝死。余明发生事故的情形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余明于2018年12月30日所发生事故的情形不能视同为工伤（亡）。源资源公司对该决定不服，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房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余明在完成工作后已通过电话向其领导王某汇报了工作完成情况，从工作汇报完毕的时间起，已经完成了既定的工作，工作时间已经结束。在工作完成后前往老瓦房就餐不属于工作岗位。第一、就餐过程中未安排后续的工作；第二，聚餐是提前计划且为余明订餐，参加聚餐的有同余明为亲属关系的人员，有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等，请吃饭的主人为余明妻哥。参加就餐人员中部分人员彼此不认识；第三，余明在就餐过程中饮了酒。故余明就餐是参加的私人聚会，不是工作延续，不能认定为工作岗位。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源资源公司诉称：一、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不清或错误。2018年12月30日下午3时左右，余明被单位安排临时加班处理紧急公务。返程途中余明告知一同前往的同事曹某自己身体极不舒服。等返回到交警大队时，已过正常的工作餐时间，处于对下属的关心及了解护送情况，中队长王某安排曹某、余明到南宁老瓦房餐馆就餐，后因曹某有事没有参加。工作餐完毕后，余明在向王某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时，病情突然加重，从座椅上滑落，经房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9时45分宣布死亡，原因猝死。其一、被告1没有全面客观了解事实及事发经过，无端称当晚属于私人聚餐，是单方面的臆测或不客观的，对就餐性质认定存在事实上的错误。这与被告2了解的是王某安排曹某与余明到老瓦房吃加班晚餐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其二、两被告仅仅片面的了解到就餐的过程，并没有了解从2018年12月30日下午3时许至8时许的整个过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余明在整个工作中，尤其是返程途中多次提起身体极不舒服，该阶段尚处于工作阶段，且已经发病，这一事实两被告均没有去调查核实，这属于对事实的不客观、错误认定；其三、被告2主观臆测余明已通过电话向王某汇报完毕工作，这一点与王某的陈述不一致。被告2怎么知道汇报完毕工作了呢？被告2完全错误的歪曲事实，作出了不客观的认定；其四、被告2仅因为买单的主人是他人及饮酒就推定为余明参加的是私人聚会，这种推理完全不符合逻辑。二、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是对法条的错误理解，不符合立法目的，应予以纠正。两被告对突发疾病的起算点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疾病的发生有一个过程，不能仅仅从出现严重后果无法救治时起算。况且从余明返回出现身体极度不适，到严重无法抢救，时间也就2-3小时左右，这符合疾病突发的特征。余明发病初期是在护送工作完毕返回的途中，只是在就餐及汇报工作过程中加重，抢救无效死亡，并非两被告片面的从椅子上滑倒起算突发疾病。事发时，余明是加班归来由直接领导安排加班晚餐并汇报当天护送工作情况。这既是在工作时间内，也是在工作岗位上。不能因为有非本单位人员参与就否认晚餐的性质，就餐实为工作之合理延伸。更重要的，余明此次的工作行为并非常规的工作，是突发性、临时性、特殊性工作安排，加之交警协警工作与一般工作存在较大区别，作息也不规律，错过正常就餐时间在外就餐并汇报特殊工作合情合理。两被告根据片面的不客观的事实，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法律理解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三、被告1对原告有利或者可以再现客观事实的证据不予采信或选择性调查，不能体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全面客观调查事实的要求。其一，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与直接当事人或证人的证言不一致，出现了相互矛盾及不符合生活习惯及常识的情形。在听证阶段证人袁某等均客观的描述了当晚吃饭的前后经过，以及其迟到、早退，离开时也没有买单，其走后余明等人均还在汇报工作或者说没有离开餐馆。而被告1则说当晚袁某约吃饭，这严重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被告在向王某等直接安排工作的人员调查时，对他们的陈述并没有采信，而是直接主观推断。如王某称当晚是其安排工作餐，并听余明汇报及安排元旦期间加班情况，被告则推断为“私人聚会、工作已电话汇报结束”。到底调查人员是工作安排者，还是被调查人是工作安排者？其二、根据行政诉讼证据原则，缺乏证据时应推定有利于职工。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其三、职工发生伤亡事故，是否存在违反单位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形，并不是工伤认定应当考虑的因素。被告2认为余明在就餐时饮酒了就认定不属于工伤，这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告这种不尊重客观事实，有选择性的选用证据实属错误。四、被告作出具体行政程序违法或者说欠妥，应依法予以纠正。被告1作出决定书的当天尚在向袁某取证。按作出行政决定的流程来看，调查完毕应当制作调查报告，并经集体研究拟作出认定结果并报送审核签字批准，但被告1当天尚在调查就同时作出决定，显得草率，可能导致错误，不能体现集体意志。被告2在复议阶段，均没有列举第三人、告知第三人相关权利义务，被告的行为等于剥夺了第三人的诉权。五、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利于对公众利益的的保护，不符合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请求责令被告重新调查事实并作出正确的认定。余明是在积极履行工作单位指派的工作任务当中受到伤害，不能主观推定事实，作出对职工不利的决定，否则有违立法目的。余明勤勤恳恳工作，如果不能依法享受应有的工伤待遇，必然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该事件给余明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整个家庭几乎陷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为了避免激化社会矛盾，请求依法做出正确的判决。综上，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撤销房县人社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政复决[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认定。原告源资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王某、张某分别于2019年1月2日出具的《证明情况》各1份，王某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的《情况补充说明》1份，百度搜索“猝死”的科普资料1份。王某证明：2018年12月30日下午15时许，本人安排中队协警余明、曹某前往门古办理护送任务，二人当晚19时许返回，因交警大队餐厅装修未开伙，二人错过吃饭时间，我安排在南宁老瓦房用餐，叫二人一同前往，曹某有事未去。8时30分许，饭后准备离开时，余明从凳子上滑落倒地，后经房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王某《情况补充说明》补充：王某把工作餐安排在南宁老瓦房，饭后，王某让余明把今日工作情况加以汇报，在汇报同时，余明从凳子上滑到。张某证明：余明、曹某当晚19时许返回，因交警大队餐厅装修未开伙食，其二人错过了吃饭时间，当晚，王某安排在南宁老瓦房用餐，便叫二人一同前往，曹有事未去，余明便去参加。用以证明余明出事当晚是王某安排的工作餐，而非是私人聚会。第二组证据：证人王某、张某、袁某、曹某当庭的证言。王某出庭证实：2018年12月30日，原定由袁某于当晚在南宁老瓦房请客，因下午安排余明、曹某护送尸体去门古而通知袁某取消。余明、曹某返回后，我就让余明他们到老瓦房吃个工作餐，汇报一下护送的情况，曹某有事没去。后来我问袁某吃饭没，他说没有吃，我就让他过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白酒是我带去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那顿饭一直没有买单。我怕纪委追责，在人社局向我调查时，我说是袁某请客吃饭。张某出庭证实：2018年12月30日下午五点多，王某在我办公室直接给余明打电话，让他们回来后去老瓦房吃饭。我和王某一起先去的，晚上吃饭的一起6人。对余明来说这是工作餐。考虑到菜品超标问题，在人社局向我调查时，我先说王某安排的吃饭，后又说是袁某请吃饭，主要是怕纪委追责。袁某当庭证实：余明出事当天上午我约王队（王某）一起玩一下，后来他打电话说有事，我们取消了。当天晚上6点多王某问我回来没，叫我过去吃饭。我是后去的，吃饭后先走的，不是我请客，我也没买单。曹某当庭通过电话证实:余明出事当天下午是自己同余明一起去门古护送尸体。路途上余明说过他身体不适。六七点左右返回，王某队长喊我们去吃个便饭，我家里有事没去，余明去了。该吃饭性质是工作餐。用以证明余明事发当天事情发生的经过及当晚去吃的是工作餐，不是私人聚会，晚餐不是袁某请的客。第三组证据：2019年6月25日张某主持、王某、付华军、曹某参加的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的会议记要复印件，用以证明余明当晚去吃的是工作餐，是受王某的安排去吃的，余明在返回途中就已经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给曹某说了的，余明的死亡应认定为工伤（亡）。被告房县人社局辩称，一、我局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案的客观事实是：2018年12月30日，袁某邀交警大队中队长王某当晚一同吃饭，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农家乐预订好888包间。下午3：00左右，王某安排余明、曹某临时加班前往门古护送尸体。当晚19时许，余明和曹某完成工作后回到房县县城。余明在完成工作后，直接赶到南宁老瓦房吃饭。当晚就餐的除有交警队王某、张某、余明外，其余人员有请客的袁某好友何立兵、袁强。席间余明喝了2至3两白酒。原告诉称余明在返程途中告知曹某身体极其不适，这完全是事后为达到其能认定工伤的单方面臆测。答辩人在向曹某的调查及曹某本人的证言中，均未提到余明在全程往返中有身体不适的陈述。虽然交警工作性质特殊，但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做无限扩大解释。余明当天和曹某护送尸体到门古，其主要职责是将尸体从县城安全护送到目的地即可视为工作任务的完成，返程至交警大队驻地可视为工作时间的延伸。在曹某的证言中，余明在返程途中即已电话告知中队长王某护送工作已圆满完成，而且并未安排有其他工作任务，否则曹某不会因事直接回家。从余明和曹某返程电话汇报完当天安排的工作任务到交警大队后，即视为已脱离工作岗位。如果按照原告的逻辑，劳动者的任何一个私人空间均会被作为工作岗位做无限解释。从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订餐的经过、就餐人员、用餐标准，以及王某、张某均证实当晚是袁某接他们吃饭，王某、张某在接受答辩人第一次调查时均未提到餐后在一起听取余明当天的工作汇报和安排次日工作的情况，答辩人认定余明当晚属于私人聚会就餐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二、我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该决定书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余明突发疾病死亡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余明突发疾病死亡时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才是能认定工伤（亡）的关键。《工伤保险条例》固然倾向把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作为立法宗旨，但也不能无原则的保护。如果个人聚餐行为也能认定为工作岗位的话，所有的劳动者就没有工作和休息之分了，这显然与立法目的不相符。三、原告认为答辩人违反举证规则，完全是主观臆断。答辩人在对原告申请认定工伤过程中，一直秉承客观公正，依法取证采证。本案对当晚用餐认定为私人聚餐有充足的事实和证据，老瓦房老板彭华陈述当天下午订餐的人就是晚上出事的人，余明当天下午订餐的经过非常详实，袁某第一次陈述、王某和张某第一次陈述均表示是袁某请客，而且从用餐标准来看，只有个人请客才会点那么贵的菜品。四、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以当天调查笔录，当天下发行政决定书推断未履行集体讨论报送审签，就主观推断程序违法，无任何法律依据。无论《工伤保险条例》还是《工伤认定办法》，均没有规定集体讨论、领导审核签批作为工伤认定的必经程序。答辩人在调查取证完毕后，即可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作出行政决定，这正体现了答辩人的行政效率高效。五、答辩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法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工伤保险条例》不光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如果答辩人不依法正确履责，对不符合工伤的违背原则认定为工伤，势必会侵害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无原则认定会导致社会保险基金不合理支出，将无法确保正当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势必会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隐患。综上所述，答辩人在此次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房县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房县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向原告完成了送达；第二组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1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30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于2019年1月7日提交了申请材料，房县人社局于当日受理；第三组证据：房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彭华、刘俊坤、曹某、张某、王某、袁某的调查笔录6份及晚餐菜单1份。彭华在2019年1月8日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自己是老瓦房农家乐的老板。自己不认识那天晚上吃饭的人，当天下午三四点左右，发病的那个人开车来订10个人左右的888包间。晚上快6点的时候，发病的那个小伙子开车先来的，后来陆陆续续来了7个人，大约7：10分左右上菜。大约在8点多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突发疾病。吃饭的账没结，菜单还在这。刘俊坤在2019年1月9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自己是房县中医院急诊科医生，2018年12月30日晚，接到120指挥中心的电话，说是老瓦房有一个醉酒需要出诊。晚8:26出发，8:30到现场，有人正在给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进行胸外按压，病人昏迷在地，瞳孔散大，无自主呼吸，心跳停止。经采取急救措施后，送往县医院ICU室。我们当时问患者是否饮酒，在场的人说喝了白酒，大约喝了五六两还是七八两，我记不清了。抢救过程中，患者有酒气。曹某在2019年3月4日调查笔录中陈述：2018年12月30日下午二三点左右，余明发微信说王某队长临时安排我和余明加班，去门古护送尸体。然后余明到我家接我，一起护送拉尸体的车去门古。返回房县时大约六七点，余明给王某队长汇报情况，王队问我俩吃没吃饭，让我们去吃个便饭。我当晚有事在西河桥头下车没去。张某2019年3月4日在调查笔录中证实：2018年12月30日，我让王某安排两个人护送拉尸体的车去门古。王某安排了余明和曹某。大约晚上7:00左右，余明刚从门古回来，王某就叫他直接过来吃饭。6个人大约也就吃了大半个小时，吃完饭喝水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下去倒地上。当天听王某说是袁某请他吃饭，他邀我一起过去。当晚余明是工作回来的，单位也没有伙食，我认为对余明来说是工作餐，因为他中途出去工作了。余明当天属于临时加班。王某2019年3月4日在调查笔录中证实：2018年12月30日我安排余明和曹某护送拉尸体的车去门古。余明大约六七点左右回来的，单位没有伙食，我就让他来和我们一起吃个便饭。余明回来以后就直接过去了。当晚袁某请客，一起6个人吃饭。余明喝了二三两白酒。饭后喝水歇一会的时候，余明突然倒地了。当天晚上余明工作到六七点才回来，单位也没有伙食，到我们这吃饭，正好是工作完以后，我感觉他应该是工作餐。余明当天本来是休息，去门古是临时加班。袁某在2019年3月6日的调查笔录中证实：2018年12月30日晚上本来是我和王某说好了我待客的，后来王某跟我说他们在外面正好有事，不用我管了，我能过去的话过去就行了。下午3:30左右我从西坡出发前往县城，大约6:00左右到南宁老瓦房，王某、张某已经在那了。6:30-7:00之间，余明到了，我们开始吃饭，当时听王某说余明在外面办事情，所以我们都在等他。我们吃饭吃了个把小时，饭后，我还有事，我和何立兵开车就走了。过了一二十分钟，才听袁强打电话说余明好像不行了。《点菜单》的内容显示：桌号888，人数10人，时间12月30日晚，菜品10个（菜、饭、饮品合计总价款770元）。以上证据用以证明余明事发经过属于工作完成后的私人聚餐。第四组证据：120指挥中心电话受理登记、急诊科登记、患者病情证明及死亡记录各1份。用以证明：余明突发疾病120接警、出警、出诊时的病情以及余明死因等情况。第五组证据：2019年1月2日汪永金、曹某、王某、张某的书面证人证言。汪永金为运送尸体的司机，其证实2018年12月30日下午3点其开车从县医院太平间出发，余明、曹某开民用车尾随护送。返回县城7点多。曹某证实当晚返回县城7点多，余明打电话给领导汇报情况，余明说王队让我和余明一起去吃便饭，然后我有其它事便先走了。王某、张某证实，当晚余明、曹某二人7时许返回县城，因交警队餐厅在装修，二人错过吃饭时间，王某便约二人前往南宁老瓦房一同用餐（王某证实是其安排在老瓦房用餐），因曹某家中有事没有参加。以上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当晚7点多，余明和曹某回交警队了，已经脱离了岗位，当晚席间及用餐后也没有汇报工作的迹象。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九至十一条。被告房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做出的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余明2018年12月30日15时许驾驶白色越野车前往房县老瓦房农家乐餐馆预定了888包间，当晚宴请客人。在这期间，房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王某安排余明、曹某二人护送尸体至门古镇。二人于当晚19时许返回县城，余明通过电话向王某汇报工作完成情况。王某安排余明和曹某前往南宁老瓦房餐馆用餐，曹某因当晚有事未一同前去，余明前往南宁老瓦房餐馆888号包间用餐。席间余明喝了2至3两白酒，晚餐结束后，袁某、何立兵于20时10分许离开老瓦房餐馆，余明、王某、张某、袁强四人在就餐的888号包间内饮茶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并昏迷。房县中医院出诊医生刘俊坤初步判定患者余明状态为饮酒后产生，且在抢救过程中闻到酒气。在抢救无效果后，出诊医生将余明直接送往房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房县人民医院抢救后余明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心跳，于21时45分宣布余明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上述事实，有房县人社局提供的案件卷宗和原告提供的材料为证，足以认定。原告诉称余明在返程途中告知曹某身体极其不舒服，不属实。在人社局对曹某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中均未提到余明在全程往返中有身体不适的陈述，结合当晚就餐的情况，证人王某、袁某、张某均证实余明当晚就餐喝了2-3两白酒，也未诉说其身体不适的情况。二、余明参加就餐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认定为工伤，答辩人维持房县人社局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3月4日，房县人社局对曹某的调查笔录证实在返程途中余明电话向中队长王某报告护送工作已圆满完成，当时领导并未安排有其他工作任务，只是让二人一起去吃个便餐，因曹某有事就没去。如果需要汇报工作，应该是二人一起向领导汇报，而不是因个人有私事就不汇报工作。因此，从余明和曹某返程中电话汇报完当天安排的工作任务到交警大队后，即视为已完成了工作，脱离工作岗位，其他时间应是个人空间，私人时间，不再是工作时间。从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订餐的经过，就餐的人员（有余明的亲属和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部分人员间相互不认识），就餐的用餐标准和饮酒的事实，以及老瓦房老板彭华证言来看，当晚聚餐是提前计划好的，余明就是当天下午订餐的人。王某陈述当天晚上是袁某接他们吃饭，余明订桌。张某也证实事后听说是袁某请吃饭，其中一同用餐的人中有一人他不认识。张某，王某在接受房县人社局第一次调查时均未提到用餐完毕后在一起听取余明当天的工作汇报和安排次日工作的情况，而且王某和曹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是便餐，所以答辩人认定余明当天晚上参加的是私人聚会就餐，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因此，答辩人经审查集体讨论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予以维持。三、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不服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复议后，答辩人依法予以了受理，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依法举行了听证，充分听取了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陈述和意见，经审查并集体讨论，报领导审批后依法向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送达了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所述，答辩人做出的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房县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源资源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决定向房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2019年3月20日，源资源公司向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情况。第二组证据：房政复受字[2019]4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批表》、房政复受字[2019]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房县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并书面告知了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第三组证据：房县人社局行政复议答辩状及作出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房县人社局复议答辩及举证情况。第四组证据：房政复延字[2019]4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审批表》和《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行政复议延期程序合法。第五组证据：源资源公司提交的《听证申请书》和《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及送达回证、房政复听字[2019]1号《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纪律、听证笔录及听证申请人递交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复议听证情况及听证程序合法。第六组证据：案件讨论笔录、行政复议案件审批表。用以证明复议决定的作出经过了集体讨论和领导审批。第七组证据：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行政行为及送达情况。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述称：余明是因单位领导安排临时加班去吃的工作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而死亡，应该认定为工伤（亡）。余明不是因为饮酒致死，是因为突发心梗而亡。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房县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第一组证据中王某和张某的《情况说明》认为与其提交的是一致的。提出2019年3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原告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向行政机关提交王某2019年3月14日的《补充说明》，该证据不能作为法定证据。心源性猝死的病因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被告房县人民政府认为案发之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有书写的证人证言，2019年3月4日房县人社局对张某和王某进行询问时，是先让二人进行陈述，后才询问的，他们二人的陈述是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补充说明》是在工伤认定书下达之后形成的，而且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心源性猝死的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房县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真，初始证言最能还原事情的原貌。初始几位证言均一直指向当天属袁某请客吃饭，从下午余明订餐到晚上几个人不谋而合又到同一地点同一包间就餐就能佐证。从菜品及酒水的消费、就餐人员复杂性及就餐地点的预订性均符合朋友聚餐的日常生活经验。不可否认交警工作的特殊性，但日常工作餐大多是盒饭或四菜一汤的标准，当晚6人参与就餐点菜达10个之多，菜品标准之高远不符合工作餐的标准。被告房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离案发时间越近陈述的越真实，应当以行政行为时证人的陈述为准。曹某在诉讼阶段的作证明显不客观真实，应不予采信。被告房县人社局及房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会议纪要》没有提供原件，而且内容断章取义，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房县人社局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其调查不真实不客观。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彭华、刘俊坤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范畴，没有出庭作证，且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有很多疑点，不应当予以采信。对曹某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正好可以证明是领导安排余明去吃饭的，是吃的工作餐。提出调查笔录的设问方式是先入为主，设阱提问，所以被调查人是被迫把工作餐说成了是私人聚会。对张某、王某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调查时设问具有陷阱，调查不客观不全面，设问没有询问是否安排工作的问题，被调查人不可能回答没有问到的问题，所以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袁某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订餐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应该做客观实际全面的调查。当日就餐，袁某是迟到的，也没有买单，而且是提前走的，说袁某请客是不真实的，袁某本身也没有陈述，不能证明是袁某请客、是私人聚会。认为3月6号还在调查袁某，当天出具决定书，程序有瑕疵。对被告所讲的菜单的证明目的异议，认为以用餐价格来确定是私人聚餐而不是工作餐是被告的主观臆测，以菜点贵了就不能作为工作餐，没有法律依据，工作餐不是必须出具发票，工作餐性质不是谁买单和价格来决定的。用餐违规由相关单位去处理，不能因此否认工作餐的性质。被告调查时对王某和张某进行施压，说这份菜单太贵会受到纪委追查，所以证人做了不真实的陈述。对第四、第五组证据及法律依据无异议。原告、第三人对被告房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一、二、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第三、六、七组证据的有异议。认为工伤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所以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三组证据、对被告人社局、房县人民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案情按照证据规则综合判断。对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待证事实，本院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余明于2015年7月与原告源资源公司签订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7月又续签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派遣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从事协警工作。2018年12月30日,袁某与房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王某约定好当晚请他吃饭。当天下午3时许，余明到老瓦房农家乐预订了888包间。随后,因有前往房县门古镇护送拉尸体车、预防意外发生的工作任务，王某安排本中队余明、曹某二人临时加班,前往门古镇沿途护送，同时王某告知余明、袁某取消当晚受邀晚餐。晚饭时间，王某与房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某先来到老瓦房农家乐888包间。王某电话询问了余明护送情况，因房县交警大队食堂正在装修不能开伙，余明和曹某尚在返回县城途中，回来后错过了吃饭时间，王某便安排余明和曹某回城后到老瓦房吃便饭。王某问袁某回县城没有，喊袁某到老瓦房吃晚饭。晚7时左右,余明和曹某返回房县县城。曹某因家里有事下车回家，余明驾车前往老瓦房吃饭。当晚就餐人员有张某、王某、余明及社会人员袁某、何立兵、袁强等共6人。余明就餐时饮用了白酒。晚餐结束时间为晚8：10左右，袁某与何立兵就餐结束后先行离开。王某等4人在888包间喝水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昏迷。在场人员立即拨打了房县120指挥中心急救电话。房县中医院的救护车赶来后立即对余明实施了急救措施，但仍无效果。随后，又把余明直接送到房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房县人民医院于当晚9:45向余明家属告知病情,宣布余明死亡。死亡原因:猝死。当晚在老瓦房农家乐消费的770元，至今未结，也无人签单。2019年1月7日，原告源资源向被告房县人社局提出认定余明为工伤（亡）的申请。被告房县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对老瓦房老板彭华、出诊医师刘俊坤、事故知情人员王某、张某、曹某、袁某等进行了调查。2019年3月6日，被告房县人社局作出了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余明发生事故的情形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余明于2018年12月30日所发生事故的情形不能视同为工伤（亡）。原告源资源公司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7日，房县人民政府作出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房县人社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源资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房县人社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余明猝死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二是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至于余明在从县城到门古往返途中是否有身体不适，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8年12月30日下午3时许至7时许，余明、曹某受队长王某的安排，临时加班去门古沿途护送拉尸体的车。这是各方当事人均没有争议的。无论是工伤认定阶段的调查，还是行政复议阶段、行政诉讼阶段的当场作证，对余明从门古完成护送任务后晚7时许到老瓦房吃晚饭原因，王某、张某、曹某均前后一致的证实是作为余明直接领导的中队长王某安排的。为什么这样安排，张某、王某一直强调是交警大队食堂正在装修，余明、曹某临时加班返回错过晚餐时间。从现有证据来看，余明受领导安排临时外出执行工作任务，任务完成收尾时错过吃饭时间，领导又安排返回后直接去吃饭，该吃饭时间属于工作中解决生理需要的时间，是加班工作的延续，是工作性质的就餐。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房县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的调查中，王某陈述当晚是袁某请客，张某陈述听王某讲是袁某请客，而袁某予以否认，陈述“当天吃饭我本来是和王某说好的，本来是我准备待客的，后来王某跟我说他们在外面正好有事，不用我管”。结合袁某中途到场、最先离开，不认识餐馆老板又不做交代，没有买单的情况，不能认定当晚属于袁某请客。王某陈述“余明当晚六七点左右回来，回来的时候单位里也没有伙食，我就让他来和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到我们这吃饭，正好是工作完成以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个工作餐”，张某陈述“大约在晚上7:00左右，余明刚从门古回来，于是王某就叫他直接过来吃饭”、“当天晚上余明是工作回来的，单位也没有伙食，我认为对余明来说是工作餐，因为他中途出去工作了”，曹某陈述“到房县的时候大约六七点钟，然后余明给王队（王某）汇报情况，王队问我俩吃没吃饭，让我们一起去吃饭，因为我当晚有事，我就没去”。从以上证人的陈述可以确定余明去老瓦房吃饭是王某认为单位食堂没开伙食，余明出外勤错过就餐时间，让他去吃晚饭的。房县人社局认定是袁某接吃晚饭，余明属完成工作后参加私人聚餐，证据不足。房县人社局在答辩中虽认可是王某安排余明和曹某前往南宁老瓦房餐馆用餐，但同时认为余明和曹某返程中电话汇报完当天安排的工作任务到交警大队后，即视为已完成了工作，脱离工作岗位，其他时间应是个人空间，私人时间，不再是工作时间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也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房县人社局认定余明2018年12月30日所发生事故的情形不能视同为工伤，应当出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而不是《工伤认定决定书》。房县人社局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属违反法定程序。房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听证中，王某当场证实“当天下午余明订餐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能去吃饭，下午去加班”、“结账问题，当时怕超过标准的时候受纪律处分，处于私心，没讲清楚”，张某也证实“毕竟是因为工作，回来还未吃饭，王队长安排吃饭”。行政复议决定虽然确定是王某安排余明和曹某前往南宁老瓦房餐馆用餐，但同时认为余明在完成工作任务后已通过电话向其领导王某汇报了工作情况，从工作汇报完毕的时候起，已经完成了既定的工作，工作时间已经结束，在工作完成后前往老瓦房就餐不属于工作岗位。其查明事实与性质认定相矛盾。以就餐过程未安排后续工作、余明在就餐中饮了酒、就餐标准高，就否认余明受领导安排前去吃饭不是工作延续，没有法律依据。以余明去订过餐，有余明的妻哥参加就餐，就餐人员部分彼此不认识，就认定余明当晚是参加私人聚会证据不足。房县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房县人民政府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予以维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房县人社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政复决[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房县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3月6日作出的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房县人民政府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房政复决[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广场支行。通过邮局汇款的,款汇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邮编:442000;地址: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上诉人应将注明一审案号的交费凭证复印件同时交本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之次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也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送达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审判长  潘永清审判员  宋学东审判员  张 毅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毛晓宇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