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敏瑜，女，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辉，男，汉族，1959年1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民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丽，女，198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广璐，广东安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茂竹，广东安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李颖，女，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第三人：深圳前海动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5583058。法定代表人高万龙。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动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金田路**荣超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1253797D。法定代表人彭跃。上诉人陈敏瑜因与被上诉人刘艳丽、原审被告李颖、原审第三人深圳前海动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投资公司）、深圳市动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产资本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7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敏瑜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7345号判决第一、二、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刘艳丽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陈敏瑜与刘艳丽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判令解除陈敏瑜与刘艳丽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返还刘艳丽的投资款及投资收益，没有事实依据，混淆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明显失当。理由如下：一、关于陈敏瑜与刘艳丽是否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问题。原审认定陈敏瑜与刘艳丽之间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有误。1、刘艳丽与陈敏瑜间并不存在“委托理财”的合意。“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理财”是指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股票、期货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汉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民事法律关系的建立以民事主体双方达成合意为前提，而事实上刘艳丽并未与陈敏瑜达成“委托理财”的合意。刘艳丽系一家从事金融投资的公司——北京复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投资顾问，该公司具有发行私募产品的资质并发售有私募产品。刘艳丽作为金融投资公司的高管，拥有丰富的理财经验，平时专门为陈敏瑜这样的金融消费者提供专业服务。在本案中，身为金融投资的专业人士竟然委托一个普通金融消费者的陈敏瑜代为理财，购买与本公司类似业务的私募产品，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刘艳丽之所以转账50万元与陈敏瑜共同购买私募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赚取投资收益之余增强陈敏瑜购买其推荐的其它金融产品的信心，并没有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陈敏瑜理财的意思表示，从没有“委托理财”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亦不符合法律关于委托理财的规定。2、原审中刘艳丽提交的微信等证据以及其主张均说明刘艳丽与陈敏瑜之间只存在事实上的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刘艳丽在微信中提及，因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发行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最低认购份额为100万元起，其资金不足基金的认购起点，故，刘艳丽欲共同参与陈敏瑜的投资，由陈敏瑜代持认购。刘艳丽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凭证，均表明刘艳丽的意愿为“共同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陈敏瑜也遵循刘艳丽的意愿，于2018年2月1日与前海役资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将自有的资金450万元与刘艳丽转账的50万元共500万元认购了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发行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刘艳丽原审期间提交的其它证据亦证明二人仅存在事实上的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委托理财关系。2019年2月24日，刘艳丽委托广东安恪律师事务所函告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称“2018年1月，刘艳丽女士与陈敏瑜女士达成合意共同出资500万元投资贵公司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其中刘艳丽女士投资50万元，陈敏瑜女士投资45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刘艳丽女士与陈敏瑜女士共同出资投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对此达成合意且该合意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根据约定的内容共同享有投资贵司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所获得的收益”。并以共同投资人的身份阻止了陈敏瑜对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的及时兑付，要求参与基金清算、基金份额回购及基金份额转让等事项。3、陈敏瑜在与刘艳丽共同购买由刘艳丽推荐的私募产品中并未向刘艳丽收取任何管理费或者佣金等其他收入，是无偿的行为，该产品的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完全均由二人共同承担。因此，不论是从双方的意思表示还是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看，陈敏瑜与刘艳丽之间存在的是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委托理财。综述以上观点，即使刘艳丽的全部证据属实，也只能证明刘艳丽与陈敏瑜是一种共同投资关系，不是委托理财关系，双方应共同承担投资行为的后果，共负盈亏。原审判决认定的案由不当，应予纠正。二、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陈敏瑜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是否公正合法的问题。原审判决判令陈敏瑜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公平。首先，根据民法原理，“占有”是“返还”的前提。二人共同投资款项因刘艳丽出具律师函导致尚未由动产资本公司清算、兑付。陈敏瑜不曾取得对刘艳丽投资款项的占有，返还自然无从谈起。其次，原审将第三人承诺还款等同于款项已完全回收，显属逻辑错误。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6750号案（以下简称“26750号案”）中判决由动产资本公司支付陈敏瑜款项5011111.6元及利息（利息以5011111.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3%自2019年2月21日计至陈敏瑜履行债务完毕之日止），但该判决因陈敏瑜上诉尚未生效。即使该判决之后生效，也存在何时能执行回款、能否执行回款等等不确定性因素。本案与26750号案系同一审判长（主办法官），在明知26750号案陈敏瑜上诉，且胜诉后尚有执行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无视投资款项并来被陈敏瑜占有的事实，仍做出责令陈敏瑜返还投资款项及收益的判决，令人费解。再次，对于陈敏瑜与刘艳丽共同投资的收益认定错误。原审判决“推算，陈敏瑜收到的投资收益为638888.4元(500万元×13%-11111.6元）。刘艳丽的出资份额为50万元，刘艳丽按照比例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为63889元”。实际上，因基金的起算日及税费的因素，陈敏瑜收到的投资收益是620946.71元。原审判决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臆断推算，不仅会扩大陈敏瑜的责任范围，也让判决很不严肃。同时，原审判决仅对投资收益进行分割，未考虑投资成本的问题。鉴于陈敏瑜与刘艳丽共同投资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到期后由于刘艳丽的行为错过了兑付时间窗口，其后，由于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不履行兑付承诺，陈敏瑜为共同投资人的利益被迫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26750号案）向责任人主张兑付。为此，陈敏瑜至今需支付诉讼费用54129元、律师费用16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5300元以及其他的交通、误工等费用。以上费用（包括以后还必然产生的其它费用）均系该项投资活动的成本，应当在对投资收益进行分配前提前扣除。最后，退一万步讲，假使如原审判决认定刘艳丽与陈敏瑜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在陈敏瑜未实际占有刘艳丽投资款项、未收取刘艳丽任何报酬、在委托关系中没有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要求陈敏瑜向共同投资人刘艳丽还本付息，不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掼失”的规定，使双方的权责利严重失衡，毫无公平可言。综述以上观点，原审判决判令陈敏瑜返还投资本息并无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三、不仅如此，因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未能按时兑付，陈敏瑜因资金紧张，不得不向他人借款周转（借款200万元，每月利息36000元），给陈敏瑜造成了巨大的掼失。面对上述情况，原审判决不仅不予查明，反而因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已经反悔的一纸承诺推断陈敏瑜已收到投资本金500万元，进而判令陈敏瑜返还刘艳丽的共同投资款50万元。这样的判决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其公正。鉴于陈敏瑜与刘艳丽共同投资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收益如何，是否盈亏，目前皆无法定论。只有等该案的判决生效及执行完毕，双方才能进行结算，扣除所有费用及损失，盈余部分才是可以分配的利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错误认定陈敏瑜与刘艳丽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基础上，错误适用法律，判令陈敏瑜返还刘艳丽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判决结果显失公正。在此，陈敏瑜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支持陈敏瑜的前列上诉请求。刘艳丽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陈敏瑜与刘艳丽之间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艳丽在原审中提交的刘艳丽与原审被告李颖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刘艳丽提交的证据1）、刘艳丽向陈敏瑜转账50万元并备注“共同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的凭证（刘艳丽提交的证据2）、陈敏瑜汇款500万元至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专户凭证（刘艳丽提交的证据3）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刘艳丽于2018年1月29日将诉争资金50万元委托给李颖及陈敏瑜，由陈敏瑜将该资产于2018年2月1日投资于动产鑫享九号私募基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及第二条的规定以及上述事实，能够明确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为陈敏瑜及刘艳丽、标的为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数量为50万元，且从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陈敏瑜收到刘艳丽资金后的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鉴于委托理财合同并非必须由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对委托理财行为的定义以及上述事实，本案中陈敏瑜及刘艳丽的行为符合委托理财的相关规定。另《民事案由规定》中并无“共同投资纠纷”的案由，“共同投资”亦非专业的法律术语。按照惯常解释，“共同投资”是指两个以上出资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或共同出资经营的行为，陈敏瑜与刘艳丽的行为显然不涉及到设立公司或共同经营的合意，因此对于陈敏瑜诉称委托理财纠纷的案由错误，二人系事实共同投资关系的说法不具备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明确规定将本案定为委托理财纠纷并无不妥。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陈敏瑜返还刘艳丽投资理财款及收益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原审判决认定陈敏瑜应当对刘艳丽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事实清楚。根据陈敏瑜在原审中所述，陈敏瑜在收到刘艳丽备注注明涉案款项用途为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且刘艳丽明确向李颖表明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却并未按照刘艳丽原本委托事项将50万元用于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而是购买了中金鼎晟文商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期（以下简称中金基金）。陈敏瑜的行为导致刘艳丽委托投资款项以及收益无法收回，且陈敏瑜在收到鑫享九号基金支付的收益后经刘艳丽多次催告未向刘艳丽支付任何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陈敏瑜在原审中对上述事实的承认构成自认。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陈敏瑜的前述自认并无法定撤销情形。陈敏瑜诉称与刘艳丽构成事实上共同投资动产鑫享九号基金的关系与陈敏瑜自认不符，原审法院根据陈敏瑜自认事实认定陈敏瑜存在故意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清楚。2.原审判决认定陈敏瑜应当对刘艳丽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陈敏瑜自认的事实行为显然属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刘艳丽的委托款项以及收益无法收回，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理应对刘艳丽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陈敏瑜返还刘艳丽投资理财款及收益适用法律正确。3.陈敏瑜诉称未向刘艳丽收取任何管理费或佣金收入是无偿行为与事实不符。根据刘艳丽新提交的证据（具体见刘艳丽提交证据1）显示，刘艳丽为委托陈敏瑜理财向陈敏瑜支付了委托费用。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陈敏瑜作为受托人理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然而直至2019年2月陈敏瑜与原审第三人指定的回购人签署基金份额转让时仍声明为基金份额的唯一合法持有人（具体见刘艳丽提交证据2）。刘艳丽在多次与陈敏瑜联系未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向原审第三人发送律师函的措施说明自己委托人的身份。陈敏瑜不仅存在故意将刘艳丽委托其投资动产鑫享九号基金资金投入中金基金的过错行为，还存在上述不诚信的过错行为。前述行为均给委托人刘艳丽造成损失。陈敏瑜诉称即使正确履行受托人义务依然无法取得投资理财款及收益仅是因与原审第三人的诉讼仍在进行中，为逃避其应承担的过错责任而做出的前后矛盾、逻辑不通的说辞。综上，刘艳丽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贵院判决驳回陈敏瑜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审被告李颖、原审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动产资本公司二审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刘艳丽一审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刘艳丽与陈敏瑜、李颖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陈敏瑜向刘艳丽返还刘艳丽已支付的理财款项50万元；3.陈敏瑜向刘艳丽支付理财利息共计6.5万元；4.陈敏瑜与李颖就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所有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用由陈敏瑜、李颖承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艳丽称与李颖系朋友关系，双方存在多年的合作投资行为，2018年1月，刘艳丽与李颖共同出资500万元投资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的动产鑫享九号基金，其中刘艳丽投资基金为50万元，李颖投资450万元。2018年1月29日，刘艳丽向陈敏瑜账户打入50万元，该银行转账凭证上备注：共同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刘艳丽为此提交了其本人与李颖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陈敏瑜确认收到刘艳丽转账的50万元，但主张该涉案款项是用于购买中金鼎晟文商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期（以下简称中金基金），并非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因为中金基金现在无法回兑，因此无法返还收益和本金给刘艳丽。刘艳丽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并未委托陈敏瑜购买中金基金，同时确认尚未收到任何投资收益和投资本金。2018年2月1日，陈敏瑜与第三人前海投资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签署“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约定陈敏瑜向深圳前海动产投资有限公司认购500万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金额为500万元。陈敏瑜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深圳前海动产投资有限公司向陈敏瑜出具投资确认函及收款收据，确认陈敏瑜认购金额为伍佰万元，投资期限起始日期为2018年2月2日，投资期限为12个月，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3%。随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2018年2月1日，陈敏瑜向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专户转账500万元，备注：陈敏瑜购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同日，陈敏瑜（甲方）与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乙方）签署一份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甲方持有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的份额为500万份，认购金额为500万元，投资期限为12个月，约定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3%/年，其中基金合同约定甲方的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年，差额比较基准收益率为2%/年，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差额部分由乙方补足。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差额比较基准收益为甲方认购的基金产品对应的投资额类别的业绩比较基准大于11%/年的部分，即投资期限内差额比较基准收益=甲方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本金（500）万元×（13-11）%。双方分别在协议书签名、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同日，陈敏瑜（甲方）与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回购协议》，内容为乙方以《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条件回购甲方所实缴的出资份额。回购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鑫享九号的资产份额人民币伍佰万元及基于该财产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业绩比较基准收益。乙方回购的价格=甲方所持有的鑫享九号财产份额本金500万元×（1+13%/年×1年）-已支付的投资收益。双方在协议上签名、盖章。2019年2月25日，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甲方）与陈敏瑜（乙方）签署合同备忘录，约定甲方指定吴桂兴与乙方签订《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本次标的基金份额转让的价格合计500万元以及最后一期应付未付之投资收益，双方确认自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2月1日产品到期应付未付至投资收益为11111.6元，双方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自2019年2月21日至基金份额转让款到账之日期间按照13%/年的利息补偿给乙方，甲方保证于本备忘录签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连同受让标的的500万元一并汇入乙方银行账户。动产资本公司在备忘录上盖章确认。一审另查明，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每月按照收益率13%/年的标准向陈敏瑜支付投资收益，截至2019年2月1日动产资本公司尚欠陈敏瑜收益11111.6元未支付，另外动产资本公司承诺回购陈敏瑜的500万元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上事实，有刘艳丽、陈敏瑜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原审院认为，刘艳丽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陈敏瑜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刘艳丽出资50万元委托陈敏瑜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陈敏瑜确认收到刘艳丽转账的涉案款项50万元，且并未有情形显示陈敏瑜对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陈敏瑜应当按照约定切实履行受托事项。陈敏瑜主张刘艳丽系委托其购买中金基金。根据查明的事实，刘艳丽的委托转账凭证备注注明涉案款项用途为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陈敏瑜应当知道刘艳丽委托的具体事项，却并未按照委托事宜购买鑫享九号基金，导致刘艳丽的委托投资款项以及收益无法收回，陈敏瑜未能履行受托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艳丽请求解除与陈敏瑜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陈敏瑜应当对刘艳丽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每月按照收益率13%/年的标准向陈敏瑜支付投资收益，截至2019年2月1日动产资本公司尚欠陈敏瑜收益11111.6元未支付，可以推算，陈敏瑜收到的投资收益为638888.4元（500万元×13%-11111.6元）。刘艳丽的出资份额为50万元，刘艳丽按照比例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为63889元。另外动产资本公司承诺回购陈敏瑜的500万元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因此陈敏瑜应当返还刘艳丽的投资款项50万元。关于李颖的连带责任问题。在本案中，刘艳丽并未举证证明李颖为刘艳丽委托理财的受托人，刘艳丽提交的与李颖的微信聊天内容亦未约定李颖为本案涉案资金的受托人，刘艳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刘艳丽与陈敏瑜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二、陈敏瑜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艳丽投资理财款50万元；三、陈敏瑜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艳丽投资收益63889元；四、驳回刘艳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450元，保全费3345元（已由刘艳丽预交），由刘艳丽负担50元，由陈敏瑜负担12795元。如果陈敏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刘艳丽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刘艳丽与李颖微信截图及招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1.刘艳丽为委托陈敏瑜理财向陈敏瑜支付了委托费用；2.可推定陈敏瑜明知刘艳丽支付的50万元是用于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证据2，陈敏瑜签署的声明书，证明陈敏瑜直至2019年2月陈敏瑜与原审第三人指定的回购人签署基金份额转让时仍声明为基金份额的唯一合法持有人，陈敏瑜的此种不诚信过错行为给刘艳丽造成了损失。上述两份证据均为打印件。陈敏瑜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很难确认，不发表意见。证据2，真实性确认。为了追讨500万元，特别是三份《回购协议》，要求陈敏瑜签订相关的文件，所以陈敏瑜不但签了该声明书还签了其他很多，目的是为了拿回钱。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陈敏瑜主张系与刘艳丽共同投资动产鑫享九号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成立；2.一审判决解除刘艳丽与陈敏瑜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陈敏瑜返还刘艳丽投资理财款50万元并支付投资收益63889元是否正确。关于焦点1：刘艳丽与陈敏瑜并未订立书面投资协议。刘艳丽主张根据口头约定向陈敏瑜账户打入50万元，用于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上备注：共同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的证据予以证实，并提交了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佐证。陈敏瑜在答辩状及诉讼中均主张该涉案款项是用于购买中金基金，主张已将该款与其本人的50万元一起用于购买中金基金，并非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采信刘艳丽的主张，认定刘艳丽系要求用于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采纳。陈敏瑜作为受托人，未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投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陈敏瑜主张即使认定用于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也应认定构成共同投资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陈敏瑜的自认，其并不存将陈敏瑜的投资款50万元实际用于认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而是用于购买中金基金，陈敏瑜与动产资本公司的《回购协议》也确认500万元的投资均系陈敏瑜一人享有，陈敏瑜主张应认定刘艳丽与其成立共同投资产鑫享九号基金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2：陈敏瑜未将刘艳丽50万元投资款用于购买动产鑫享九号基金，而是用于购买中金基金，刘艳丽对陈敏瑜的行为不予追认，陈敏瑜未按约定进行投资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陈敏瑜应返还投资款50万元并应赔偿相应的损失。根据陈敏瑜投资500万元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的事实，约定收益为13%/年。二审期间，陈敏瑜也书面回复本院，确认500万元购动产鑫享九号基金已获投资利息62万元。一审根据陈敏瑜与第三人动产资本公司关于按照收益率13%/年的标准向陈敏瑜支付投资收益的约定认定陈敏瑜应赔偿刘艳丽投资收益63889元并无不当。陈敏瑜以现因投资款的追索发生纠纷，尚存在诉讼成本及不确定性为由上诉主张予以改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敏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38元（陈敏瑜已预交），由陈敏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丁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晓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