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4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辛丹丹，女，汉族，1988年8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某1。法定代理人：辛丹丹，系上诉人伍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某2。法定代理人：辛丹丹，系上诉人伍某2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伍立清，男，汉族，1966年7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运香，女，汉族，1968年8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安化县。以上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兵，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欣，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李国，男，汉族，1984年10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惠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冯送，男，汉族，1954年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惠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月如，女，汉族，1984年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原审原告）、上诉人朱立国（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朱冯送、曾月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1302民初5617号案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开平艺和门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责任划分认定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一审法院（2019）粤1391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第4行）认定，“……被害人伍志兵在明知大辣甲岛系尚未开发的无人岛屿，具有风险的前提下，仍登岛露营。被害人伍志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危险性，但其疏于对自身的安全防范，故其对自身死亡的后果承担次要责任……由被害人伍志兵对自身死亡事故承担30%的次要责任”，该认定是严重错误的，理由如下：造成被害人伍志兵死亡的原因，系被害人在被上诉人经营管理的厕所内被电击死亡。根据惠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大亚湾大辣甲岛“8.3”死亡事故调查报告》，业已查明认定(调查报告第7页)“因卫生间电路安装敷设不规范，卫生间带电导致伍志兵触电死亡，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且被上诉人的设施场所处并没有设置相关警示性安全提示。被害人伍志兵在旅游活动中不存在身体不适，也不存在不听从被上诉人经营、管理规定的情形，更无任何危险行为，已经尽到了一个普通人应该注意的义务。尽管被害人伍志兵登岛露营的是大辣甲岛系尚未开发的无人岛屿，但在炎热夏季去岛屿旅游属于常人之合理的生活行为，并且该岛屿已有其他人员多次游玩，虽然被害人首次来该岛屿游玩，但其并未超出常人应有的认知。而被上诉人从2016年至案发时，一直作为涉案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存在无证非法经营行为，且无相关资质，现场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缺失，现场管理严重不到位，也不具备排除安全隐患的防护设施和安全救护能力。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最终造成被害人伍志兵被电击致死。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5行）同时认定，“……本案中，被害人伍志兵在大亚湾开发区大辣甲岛东湾背的一处卫生间内被电击而死亡，该卫生间的经营管理者均应向被害人伍志兵的近亲属即本案五位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共同经营和管理涉案服务场所的提供者，理应尽到安全管理职责，避免安全隐患的发生，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明知违规搭建临时设施、违规进行线路安装却放任不管，且未尽到积极主动排除危险等义务，最终导致了本次事故的发生。综上，本次的事故发生，完全是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涉案服务场所带电，以及未安装断电或漏电保护装置、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具有重大安全隐患，共同导致被害人伍志兵死亡。因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其与被害人伍志兵被电击死亡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并非被害人自身的生活行为所致。况且，一审法院业已查明（第10页第8行）被害人疑似触电症状后，被上诉人才将其处供电所使用的柴油发电机断电，如被上诉人尽到了安全管理职责，完全有可能避免被害人伍志兵死亡事故的发生。因被上诉人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伍志兵被电击身亡，被上诉人理应承担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责任划分认定严重错误，在此严重错误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是更加严重错误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正当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予撤销、纠正并改判。二、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损失认定有失公允，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失认定不合理，依法应予撤销并纠正。（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13页）关于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用的认定。被害人伍志兵发生事故后（即2018年8月3日后），其众多亲属多次从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安化县、重庆市等不同地方赶来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处理被害人死亡相关事宜，包括众多亲属去大辣甲岛事故现场、去深圳殡仪馆办理尸体火化、申请尸检及领取鉴定意见书、多次找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协调赔偿事宜、几次找被上诉人面谈赔偿等，往来十几次，累计历时50余天，共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在10万元以上。由于被害人伍志兵是上诉人伍立清与刘运香夫妇唯一的独生子，众多亲属惊闻噩耗，心急如焚，伤痛欲绝，根本无心保留所有花费的单据。因此，一审法院（第13页）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部分费用单据，即对上诉人一审诉求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用，草率认定为“根据原告方递交的交通费发票，总额为18775.5元，原告主张超过此部分的，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完全有违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按照亲属3人来处理被害人伍志兵的死亡丧葬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害人亲属处理伍志兵死亡丧葬事宜所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必要费用，被上诉人均应予以赔偿，且其赔偿的标准应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之规定，则上诉人诉求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正常计算也为：住宿费=人数×420元/天×天数=3×420×50=63000元；伙食补助费=人数×100元/天×天数=3×100×50=15000元；交通费30000元；则前述1-3项费用合计为108000元。故此，一审法院既未查明认定被害人亲属多少人来处理伍志兵死亡丧葬相关事宜，也未根据上述规定对交通费、住宿费及伙食补助费的适用标准作出认定，而极为草率地以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部分单据，籍此仅支持上诉人已提供单据的部分费用18775.5元是完全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依法改判，判令支持上诉人诉求的全部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108000元。（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因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导致被害人伍志兵死亡，给被害人伍志兵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及致命的精神打击。被害人死亡后，上诉人必然遭受精神及心灵痛苦，上诉人于2019年5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立案时，诉讼请求中已明确精神抚慰金10万元，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上诉人辛丹丹、伍立清心力憔悴，且伍立清头发自伍志兵死亡后短期内几近全白，上诉人刘运香因伍志兵死亡，已致精神失常。一审判决书既不释法说理，也不阐明事理，恣意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处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之规定，该规定已经明确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不再适用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赔偿义务人也不得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为由，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范围包括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是对被害人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弥补，而不是财产性的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被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不同范畴，两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可以同时提出赔偿请求。因此，上诉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3）关于上诉人伍立清、刘运香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和判决。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伍某1、伍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法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正确，上诉人伍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94906.25元、上诉人伍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38218.75元，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伍立清、刘运香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认定不当，二审应予撤销并纠正，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业已查明确认被害人伍志兵是上诉人伍立清、刘运香夫妇的独生子。安化县*******民委员会、安化县平口镇民政所及安化县民政局于2018年10月23日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亦载明，“伍志兵于2018年8月3日在广东省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辣甲岛东湾一厕所棚内因发生触电事故电击导致死亡，家庭唯一的顶梁柱及经济来源丧失，伍志兵的父亲伍立清、母亲刘运香多年来身体状况一直欠佳，伍志兵的配偶辛丹丹因儿女年幼无法上班，家庭现无经济收入，生活相当困难。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等实际事实情况，结合一审开庭审理情况，上诉人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判令支持上诉人伍立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64000元、刘运香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64000元诉求。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计算标准认定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应赔偿上诉人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61125元，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10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前述费用合计2047254.5元。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2019）粤1391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正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朱立国、朱冯送、曾月如未在答辩期间内提交答辩意见，不影响本案审理。朱立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大亚湾法院（2019）粤1391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对各被上诉人的赔偿数额依法予以重新计算，并判令上诉人对该赔偿款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各被上诉人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伍某1和伍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本案的被害人伍志兵是农村户口，各被上诉人未提交足够用的证据证明伍志兵生前在城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稳定收入的证明。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已对各被上诉人提交的“工资明细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而社保缴费明细表中累计月数和缴费金额也存在疑问。另外各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伍志兵”生前的任何居住证明，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除此之外，因被上诉人伍某1和伍某2均是农村户口，无论死亡赔偿金按什么标准计算，该两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对此计算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计算赔偿数额有误，上诉人按原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数额计算总金额是1346510元，而原审法院却合计为1446510元。三、上诉人朱李国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来看，特别是惠州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已认定上诉人是帮工身份，地位低于业主（原审被告）朱冯送，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的赔偿主体是原审被告朱冯送，而不是上诉人朱李国和曾月如。四、案外人李浩杨、殷敏芳等“驴友团”组织者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公安机关调查，被害人伍志兵是在“驴友团”的组织下到事发岛屿游玩，而李浩杨、殷敏芳等人在明知大辣甲岛是未经允许开发的无人岛屿的情况下，仍组织包括被害人在内的“驴友”前往游玩，与被害人伍志兵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追加该组织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属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辩称，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91刑初254号刑事判决书(简称第254号判决)第11页认定，被答辩人朱李国、朱冯送无视国法，违法经营，发生导致被害人伍志兵死亡的重大事责任事故，被答辩人朱李国、朱冯送除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外，还须与被答辩人曾月如共同承担众答辩人所诉请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均应为涉案冲凉房、卫生间及小卖部等的经营管理者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维持。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应当承担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一）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朱李国、朱冯送追究其相关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两被答辩人朱李国、朱冯送的刑事责任，源于其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符合其犯罪构成要件，公安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对该两被答辩人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对违反刑罚规范的罪犯进行报复性惩罚，同时也具有警戒罪犯以及社会上潜在的犯罪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对于犯罪行为人是否进行刑罚以及进行何种刑罚主要是《刑法》的任务，而不是《侵权责任法》的任务。而众答辩人提起的侵权诉讼，是诉求三被答辩人违反民事义务，即不得损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是发生在侵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侵权责任法》强调损害填补或补偿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补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通过赔偿的方法使已经遭受侵害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得到恢复和补救。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朱李国、朱冯送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该两被答辩人的行为也导致了被害人伍志兵生命权丧失，被害人的民事权益亦受到侵害，两被答辩人依法也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两项责任可以并存、并不互相排斥。（二）被答辩人曾月如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答辩人朱李国、曾月如与朱冯送根本不存在朱李国在上诉状中主张的所谓雇佣或帮工关系。惠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的《大亚湾大辣甲岛“8.3”死亡事故调查报告》，已查明认定涉案有偿设施服务场所的实际负责人为被答辩人朱李国(该调查报告第2页，以及第254号判决第7页至第9页的证言、第11页的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曾月如、朱冯送共同经营、管理（该调查报告第6页）。被害人同行人员支付款项后接受三被答辩人提供的服务，并且被害人在旅游活动中不存在身体不适，没有不听从三被答辩人经营、管理规定的情形，其本身更无任何危险行为，已经尽到了一个普通人应当注意的义务。三被答辩人作为该设施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更清楚该设施的安全情况，对可能出现的损害或危险应当有预见的能力，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减轻损害发生造成的严重后果。上述调查报告（第7页）认定，“因卫生间电路安装敷设不规范，卫生间带电导致伍志兵死亡，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且三被答辩人的该设施场所处并没有设置相关警示性安全提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三被答辩人作为侵权人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致被害人受损害且损害结果同一，即造成被害人死亡，符合共同侵权构成要件，连带责任随之产生。况且，即便三被答辩人之间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只要各行为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仍然构成共同侵权。三被答辩人均明知大辣甲岛属于“军事用地，侵占违法”仍擅自进行非法搭建，非法经营及管理，存在严重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上述调查报告第8页）。其次，被答辩人曾月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作为以家庭共同经营的收费者和经营管理者，被答辩人曾月如对被答辩人朱李国违规搭建临时设施、违规进行线路安装放任不管，未尽到安全监管及主动排除危险等义务，且共同参与经营、管理，知法犯法，被答辩人曾月如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劝导、阻扰被答辩人朱李国、朱冯送的违法行为。最后，被答辩人曾月如、朱李国与朱冯送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或安排，为其提供劳务，雇主支付相应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雇佣关系中，雇员应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亲自完成工作，雇主所支付报酬有比较固定的行业标准。本案中，被答辩人曾月如、朱李国与朱冯送之间既没有书面形式雇佣合同，也没有每月固定工资支付明细，更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被答辩人朱李国、曾月如与朱冯送根本不存在朱李国在上诉状中主张的所谓雇佣或帮工关系。本次的事故发生，完全是由于三被答辩人提供的服务场所带电以及未安装断电或漏电保护装置、未设置警示标志，具有重大安全隐患，共同导致被害人死亡，三被答辩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均应为涉案冲凉房、卫生间及小卖部等的经营管理者（见（2019）粤1391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7行）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维持。(三)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理应承担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如前所述，由于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伍志兵被电击身亡。如果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尽到了安全管理职责，完全有可能避免被害人伍志兵死亡事故的发生。因此，被答辩人朱冯送、朱李国、曾月如理应承担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故，一审法院对责任的划分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在此严重错误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是更加严重错误的，严重损害了答辩人正当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对此应予撤销、纠正并改判。三、答辩人诉求三被答辩人承担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所有诉求，均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予支持。（一）《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规定中的“法律”也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而不包括刑诉法相关司法解释等其他规范性文件；该规定中“另有特别规定的”是指《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责任规定的基本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列举出所有侵权责任类型规定及损害赔偿项目的所有要素，《侵权责任法》只能就一些原则性或一般事由作出规定，“另有特别规定的”也是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上作出更细致、更具有操作性的规定。(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也仅指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若要求依法追究被答辩人人侵权责任的，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处理，如果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得再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此，本案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并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单独另行提起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之诉，此纠纷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不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况且本案事实不仅仅涉及刑事犯罪的朱李国、朱冯送，还涉及共同侵权的被答辩人曾月如。因此，本案纠纷属于民事赔偿范畴，不能简单归为一般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纠纷。（三）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性质属于财产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属于对被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收入减少损失的赔偿。被害人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其死亡后，再无任何经济收入，死亡赔偿金是对被害人死亡后实际收入减少做出的补偿，是合情合理的。(四)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被害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必然遭受精神或心灵痛苦，精神损害赔偿是对被害人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弥补，而不是财产性的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被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不同范畴，两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可以同时提出赔偿请求。综上，答辩人诉求三被答辩人承担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诉求，均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支持答辩人全部的诉讼及上诉请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四、死亡赔偿金、抚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计算标准认定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一）关于死亡赔偿金被害人伍志兵于2015年3月1日入职广州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工作，受害前一直在广州居住、生活长达三年以上【证据材料：被害人工牌、工资表、社保记录等】，并且其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广州是被害人的经常居住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29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同时，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2019）159号】。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况且本案目前尚未审理终结，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仍处在二审审理阶段。因此，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二）关于被扶养人伍某1、伍某2生活费被害人伍志兵与答辩人一李丹丹于2012年8月1日登记结婚，2013年10月19日生育一子（答辩人伍某1），2016年11月17日生育一女（答辩人伍某2），该子女尚幼小,依法需要抚养，接受教育。【证据材料《结婚证》《预防接种证》《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及《收据》(幼儿园就读)等】，被害人伍志兵是家中独生子，唯一精神依靠及经济支柱，年幼子女在城镇生活、学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28条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以及前述【粤高法（2019）159号】之“同命同价”规定，如上所述，本案中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妥。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计算标准认定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其他意见，详见答辩人的上诉意见）。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答辩人的全部诉讼及上诉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无理的请求及主张，以维护答辩人正当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2047254.5元（详见《被害人伍志兵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一览表》）。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各项损失共计967557元；二、驳回原告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78.03元，由被告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根据上诉人在二审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朱李国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害人伍志兵死亡责任划分问题；3.本案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4.本案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关于上诉人朱李国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冲凉房、卫生间、住房及小卖部由被上诉人朱冯送搭建，上诉人朱李国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朱李国与朱冯送之间不符合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的雇佣关系。朱李国主张其属于雇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朱李国违法经营涉案卫生间，因涉案卫生间电路安装敷设不规范，漏电导致被害人伍志兵死亡的损害结果，故朱李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害人伍志兵死亡责任划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方面，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在尚未开发的岛屿非法搭建临时设施,经营管理涉案小卖部、卫生间，其未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涉案卫生间漏电导致伍志兵死亡，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伍志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大辣甲岛为尚未开发的无人岛屿，仍组团登岛露营；涉案卫生间用铁皮搭建，卫生间内电线安装外露，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伍志兵接受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提供的卫生间冲凉服务时，应当意识到该行为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伍志兵疏于对自身安全的防范，对其自身死亡结果亦有过错。结合本案实际，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各自需要承担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对伍志兵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伍志兵承担自身死亡结果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朱李国主张案外人李浩杨、殷敏芳等“驴友团”组织者对伍志兵的死亡结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案外人李浩杨、殷敏芳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院不作审查。朱李国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中，伍志兵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连续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主要的收入来源和消费支出均在城镇，有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提供《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工资明细表》为证，故伍志兵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1.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方面，因受害人死亡的，赔偿给被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应以正式票据为凭证。根据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提交的交通凭证、发票、收据等，经核算总额为18775.5元。其余超过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因伍志兵死亡，其家属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请求在死亡赔偿金以外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结合本案具体情形可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伍立清、刘运香于事故发生时未满60周岁，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不符合法定情形。故伍立清、刘运香被抚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以上，对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的损失各项费用核定如下：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贴费1877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伍某1+伍某2）4331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446510元。扣除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已赔付的45000元，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仍应赔偿967557元（1446510元*70%-45000元）给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综上所述，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及朱李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在“本院认为”部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未予以论述存在瑕疵，但原审判决在判决赔偿总额中实际已经将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予以计算支持，因此判决赔偿总额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178.03元，由朱李国、朱冯送、曾月如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356.06元，朱李国已预交23178.03元，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缓交23178.03元，由朱李国负担23178.03元；辛丹丹、伍某1、伍某2、伍立清、刘运香负担23178.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莉娜审 判 员 邹 戈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蓝 宁书 记 员 钟润美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