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282刑初43号公诉机关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沈正国，男,1974年4月2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汉族，初中文化，系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负责人，现住该村。2017年10月13日因涉嫌诈骗被肇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11月21日被肇东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5月14日因涉嫌诈骗被肇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19日被肇东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6月21日由肇东市公安局执行，羁押于肇东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4月4日被肇东市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肇东市公安局执行。辩护人文永明，黑龙江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安保祥，男,1955年8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汉族，小学文化，系肇东市农民，现住大庆市萨尔图区。2018年12月10日因涉嫌诈骗被肇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2月21因涉嫌诈骗罪被肇东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12月24日由肇东市公安局执行；2019年1月8日肇东市人民检察院下达撤销强制措施通知书，2019年1月10日被肇东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1月23日因涉嫌诈骗罪被肇东市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肇东市公安局执行；2019年5月14日因涉嫌诈骗罪被肇东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羁押于肇东市看守所；2019年11月13日被肇东市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肇东市公安局执行。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检察院以黑肇检诉刑诉（2019）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正国、安保祥犯诈骗罪，于2019年2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于当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2019年9月19日肇东市人民检察院以黑肇检诉刑变诉（2019）8号起诉书向本院提出变更起诉。于2019年6月13日和2019年7月30日及2019年10月15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2019年10月25日依法作出判决。判决：一、被告人沈正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安保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三、被告人沈正国诈骗人民币27053.86元及被告人安保祥诈骗人民7572.86元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沈正国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诉人沈正国、原审被告人安保祥犯诈骗罪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8日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查相关证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6月16日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将相关证据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肇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杜东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正国及辩护人文永明、被告人安保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12年1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沈正国系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的负责人。负责该村的相关工作。1.2014年10月份，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国家统计给种植大豆农民发放补贴款时，采取欺上瞒下，虚构事实，弄虚作假的手段以在当年根本没有种植大豆就有12亩地的本村农民刘某2的名义虚报其151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9135.5元，被沈据为己有。2.2014年10月份，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国家统计给种植大豆农民发放补贴款时，采取同样手段，以在当年种植大豆约50亩地的本村农民崔某1的名义虚报其种植大豆171亩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10345.5元。3.2015年8月份，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国家统计给种植大豆农民发放补贴款时，采取同样手段。以在当年根本就没有种植大豆的本村农民冯某1的名义虚报其42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5496.5元，被沈正国、冯某3据为己有。4.2015年8月份，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国家统计给种植大豆农民发放补贴款时，采取同样手段，以在当年根本就没有种植大豆的本村农民冯某2的名义虚报其51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6674.37元，被沈正国、冯某3据为己有。5.2016年，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村民被告人安保祥将自家的49.2亩耕地租给里木店镇金山村村民张某1耕种，张某1在租赁的49.2亩耕地上种植玉米。2016年国家政策是谁种植玉米就给谁补贴款，安保祥的49.2亩地玉米补贴按规定应该给张某1。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此项工作时将49.2亩玉米补贴款给张某1申报了，安保祥得此信息后便找到沈正国，沈正国领安保样到里木店镇政府给安保祥申报了49.2亩玉米国家补贴款，沈某与安保祥合谋共同骗取2016年国家玉米补贴款人民币7572.86元。2017年9月7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中共肇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案件移送函后，对该案立案侦查。2018年5月15日沈正国被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网上通缉。2018年5月19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人员在肇东市里木店旭日村向阳堡屯沈振国家中将其传唤到案。2018年12月10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人员在大庆市萨尔图区惠民小区安保祥家将其传唤到案。公诉机关针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本院移送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沈正国、安保祥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根据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建议本院对被告人沈正国、安保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沈正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辩解为我没有得到刘某2、崔某1、冯某1、冯某2四人在2014年和2015年所得的种植大豆补助款。他们四人当年申报补贴款，刘某2和崔某1是我通知的他们，他们俩自己去镇里申报的。冯某1、冯某2申报的时候我没在家，应该是冯某3办理的，他得没得到钱我不清楚；2016年的时候安保祥申请国家玉米补助，我没领他去找过刘某1。我没有给安保祥申报过。被告人安保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辩解称其文化程度是小学一年级，认不得几个字，而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并未向其宣读笔录内容；其未联系沈正国，玉米补贴款不知道谁汇入其帐户的。未提出量刑意见。被告人沈正国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沈正国某成诈骗罪，辩护人认为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沈正国是否构成诈骗罪，关键是看：其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报大豆和玉米补贴面积，从而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纵观本案全部证据，起诉书指控的所谓诈骗行为，证据均不确实、不充分，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起诉书中对以刘某2名义虚报151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9135.5元的指控。指控该起诈骗行为的证据主要有刘某2的证言、大豆核实面积表和刘某2账户记录，相反证据有被告人沈正国的辩解。对于刘某2的证言。首先从合法性角度讲，其收集时间是2017年9月23日，而根据立案决定书显示，该案的立案时间是2017年10月12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对于报案、控告等材料，仅具有审查权，而不具有侦查权；在立案后，才具有侦查权，才能收集证据材料。本案中，刘某2的证言收集时间早于立案时间，因此在立案前所收集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合法性，应予排除。在本案的证据材料中，很多证人证言均是在立案之前收集，不具有合法性，均应被排除。其次，从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角度讲。刘某2的证言称“取了9000多元钱”，这与刘某2账户的取款记录不符。刘某2在2015年6月份并未取过9000多元钱，这一点已足以说明刘某2的证言不真实。而且，刘某2的证言还称沈正国“在一次酒桌上对我和崔某1说要给我俩申报大豆补贴款”，而崔某1笔录中称“当时沈正国给我打电话问我种植了多少亩的大豆”，相互矛盾。因此，刘某2的证言不足为凭。如果刘某2的证言真实，那么根据其陈述沈正国在以其名义申报大豆补贴款之前便告知了刘某2，刘某2没有反对并将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存折和身份证号告知了沈正国，补贴款也进入了刘某2农村信用社的银行账户，这足以证明刘某2和沈正国二人共谋、共同实施了所谓诈骗行为并且既遂，公安机关为什么不追究刘某2的刑事责任？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刘某2的诉讼地位是证人还是犯罪嫌疑人？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其所陈述的内容是否还会与作为证人的陈述内容一致？由此反推，刘某2的证言内容也是不真实的。再次，刘某2称取出的9000多元钱都给了沈正国。一方面刘某2账户并不存在9000多元的取款记录，另一方面即使存在记录关于沈正国获得该笔大豆补贴款的证据也仅有刘某2的陈述，而沈正国否认。这种一对一的矛盾证据不能证明沈正国得到了补贴款，证据并不确实、也不充分。对于大豆核实面积表。沈正国签字的大豆核实面积表中记载崔某1实际种植面积是160亩，刘某2实际种植面积是240亩；而实际上，崔某1是按照221亩发放的补贴款，刘某2是按照151亩发放的补贴款。这足以说明大豆补贴款的发放并不是根据旭日村申报的亩数确定，在村里申报的亩数与最终确定发放补贴款的亩数中间是有相关部门审核的。村委会或者村负责人并不是面积的最终核实者。参照《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中规定：应在7月之前申报，7月至9月统计和农业部门核实，10月份应报省统计局和省农委。因此，2014年10月各村应早已申报完毕，沈正国的签字应是后补的，这与沈正国的辩解也相互印证。再次，大豆核实面积表上不仅有沈正国所写情况属实并签字，而且还有公章。而公章并非是在旭日村保管，而是在镇里保管。不能排除沈正国看到核实面积表上已经盖章，以为核实完毕而签字的情形。再参照上述文件规定，核实申报面积不是村委会或村负责人的责任，而是统计和农业部门的责任。侦查机关虽然收集了大量的证人证言，欲证明申报和核实申报面积是村负责人的责任。一方面，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是诈骗罪，而不是负责人存在失职行为便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事故类犯罪。诈骗罪是否成立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本案中，沈正国是否构成诈骗罪，关键在于其是否实施了虚报面积并非法占有了虚报的补贴款的行为，而不是谁负责申报、谁负责审核便构成诈骗罪。另一方面，再多的证人证言也不能推翻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以及实际发放补贴款的客观情况。因此，该类证人证言对沈正国是否构成诈骗罪起不到任何证明作用。虽然虚报大豆补贴款是事实，但旭日村申报面积与实际发放面积存在巨大差额的事实足以说明了在核实阶段有人修改了数据，谁人修改本案却并未查清，存在他人修改的可能。因此，指控沈正国该起诈骗正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不能成立。二、关于起诉书中对2014年以崔某1名义虚报171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10345.5元的指控。同样，指控该起诈骗行为的证据也主要有崔某1的证言、大豆核实面积表和崔某1账户记录，相反证据有被告人沈正国的辩解。首先，如果崔某1陈述内容真实，他与刘某2一样应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证人。其次，从合法性角度讲，崔某12017年9月12日证言收集程序不具有合法性，应予排除。该份证言的收集时间是2017年9月12日，而该案的立案时间是2017年10月12日，在立案之前公安机关并不具有侦查权，因此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询问笔录头部没有询问人和记录人的姓名，无法证明在整个询问过程中都是由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询问，也不具有合法性。再次，从真实性角度讲。崔某1在2018年11月26日证言中自称沈正国在为其申请补贴时是如何说的、以及取钱的过程都已经记不清楚了，已经丧失了作为证人的资格，对案件事实毫无证明作用。最后，根据崔某1账户显示，大豆补贴款是13370.5元，虚报补贴为10345.5元，在2015年6月20日取出12000元，崔某1称沈正国给其6200元，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可见，虚报金额、取款金额及崔某1陈述存在巨大差额，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更重要的是：大豆面积核实表中申报的实际种植面积与发放补贴款的面积严重不符，足以说明中间有相关部门审核，沈正国不应为此负责（详见上面论述）。因此，崔某1不具有证人资格，其所谓证言内容也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其他证据严重矛盾，其所谓证言不应被采信。起诉书指控沈正国该起诈骗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不能成立。对于以上两起所谓诈骗行为，从常理而言也是不合理的。通过刘某2和崔某1证言可知，沈正国与他们二人并无特殊关系。如果沈正国想要顶名虚报，为什么不找亲戚朋友顶名，而找关系一般的人顶名？将如此明显的犯罪行为暴露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其危险性对于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这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的正常思维逻辑。三、关于起诉书中对2016年为安某重复申报玉米补贴款的指控。从客观上讲，安某重复申报了玉米补贴款，这是事实。但谁为其申报，是否存在诈骗行为不能仅根据这一结果来判断，也不能根据谁负责申报来认定。纵观本案的全部证据材料，用于证明沈正国为安某申报的证据仅有言词类证据，一类是安某的供述，一类是张某1、刘某1等人的证言；相反类证据有沈正国的辩解。对于安某供述。安某在整个预审过程中一共有六次笔录。每次笔录中关于与张某1商谈补贴款归属过程的描述及与沈正国一起去找刘某1过程的描述，均不一致。而且，安某自称与沈正国存在过节，对沈正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其也自认存在诬陷沈正国的不实陈述。此外，安某和沈正国是同案被告人，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安某在预审阶段的供述不可信。而且，安某在庭审时供述称其文化程度是小学一年级，认不得几个字，而在预审阶段，侦查机关并未向安某宣读笔录内容，不具有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安某在庭审中供述称，其从未和沈正国去找过刘某1、更未修改过申报材料。鉴于在预审阶段安某的供述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应采信其庭审证言。对于张某1证言。张某1在预审阶段共有两次笔录，两次笔录的收集程序均不具有合法性。一份笔录收集时间早于立案时间，询问人也不具有侦查权；一份笔录与邓某同时询问，不具有合法性。而且，张某1在从安某家承包土地的面积上存在不实陈述，显而易见是为与安某申报面积一致而故意说谎。此外，张某1陈述与安某商谈补贴款归属问题的过程与安某描述严重矛盾。张某1称安某找过他，但未提在场的人有赵某2，也未同意给安某2500元；而安某称当时张某1同意了，赵某2给张某1做了担保，后赵某2（又称张某1）又给安某打电话称张某1不同意给钱了。在存在矛盾证据又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张某1的陈述无法认定是真实的。退一步讲，即使张某1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沈正国与安某找过张某1而已，过程中沈正国也没有说话，让其自行协商，这对于沈正国是否为安某重复申报毫无关联、毫无证明作用。对于刘某1的证言。从合法性上讲。2016年所谓玉米补贴诈骗案的立案时间是2018年4月25日，在本案被立案前，公安机关没有侦查权。故刘某1在立案前三份询问笔录的收集程序是非法的，应予排除。从真实性上讲。刘某1笔录内容存在多处矛盾。先是在2017年11月17日笔录中称沈正国找过他，在2018年3月21日笔录中称记不清了，而在2018年3月25日笔录中又称想起来了。这是非常奇怪的，2017年说的言之凿凿，2018年又记不清了，后又想起来了，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其次，刘某1在2017年11月17日笔录中称修改了原始材料，2018年3月25日笔录中称只是“看了安某的土地台账”，而2018年12月5日笔录中又称“他要拿回去进行修改，我就给他拿回去了”，原始材料和土地台账相矛盾，“看了”、“修改了”和“拿回去了”相矛盾，而且在之前的笔录中从未提及让刘某1“帮忙协调下让买地的人将玉米补助分给卖地的人一部分”。以上矛盾之处充分反映了刘某1的矛盾心理，不论这种矛盾心理如何产生，总之刘某1证言是不可信的。对于其他人的证言，在质证过程中已陈明意见，均不应被采信，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此不再赘述。更为重要的是：该案证据没有像2014年和2015年那样的“核实面积表”，证明沈正国签字确认；也没有申报的原始材料，证明沈正国进行了修改。为什么唯独2016年没有申报的原始材料，没有核实面积表？是真没有还是不提供？值得怀疑。这两份最重要的书证均缺失，如何能够证明2016年的玉米补贴是沈正国申报的，进而证明沈正国存在诈骗行为？2015年大豆补贴便是冯某3申报的，其陈述也证明了沈正国经常不在村里，与沈正国的辩解也相互印证，虽不能充分证明2016年的玉米补贴不是沈正国申报的，但起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安某供述称并没有分给沈正国钱款，沈正国也并未向安某要过钱款，沈正国不具有诈骗的动机，也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满足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此外，沈正国连低保都没有为安某申报，为什么会在明知安某对其有意见的情况下帮助其骗取国家补贴款？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仅凭矛盾重重的言词证据，且在被告人沈正国和安某否认又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沈正国某成诈骗罪，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诈骗罪，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不能成立，恳请法庭依法判决被告人沈正国无罪。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沈正国自2012年1月至2018年5月担任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的负责人，负责该村的全面工作。2016年里木店镇上报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工作由镇政府委托各村负责人或党支部书记负责。旭日村上报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工作由旭日村负责人沈正国负责。旭日村种植玉米农户的亩数、身份证号码、折号等信息都是由沈正国收集上报给镇经管站，由镇经管站报到市农委，由市农委报到市财政局。2016年，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村民被告人安保祥将自家的49.2亩耕地租给里木店镇金山村村民张某1耕种玉米，租赁期三年。2016年国家政策是谁种植玉米就给谁补贴款，安保祥的49.2亩地玉米补贴按规定应该给耕种人张某1。被告人沈正国在负责申报玉米补贴款工作时将此49.2亩玉米补贴款申报给张某1并将此事告知安保祥。安保祥得此信息后便找到沈正国同张某1协商玉米补贴款分配事宜，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沈正国未按照申报规定，明知安保祥不具备申报玉米补贴款资格的情况下，采取欺上瞒下、虚构事实、弄虚作假的手段，领安保样到里木店镇政府给安保祥申报了49.2亩的国家玉米补贴款，沈正国与安保祥骗取2016年国家给种植玉米农民的补贴款人民币7572.86元。2017年9月7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中共肇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案件移送函后，对该案立案侦查。2018年5月15日沈正国被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网上通缉。2018年5月19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人员在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向阳堡屯沈正国家中将其传唤到案。2018年12月10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人员在大庆市萨尔图区惠民小区安保祥家中将其传唤到案。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户籍证明及常住人口表证实被告人沈正国和安保祥的身份情况。2.抓获、破案经过证实2018年5月19日肇东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根据准确线索，在里木店镇将涉嫌诈骗被网上通缉的逃犯沈正国抓获，以及安保祥的归案和此案件的侦破等情况。3.肇东市里木店镇经管站的证明证实2016年里木店镇上报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工作由镇政府委托各村负责人或党支部书记负责。旭日村上报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工作由旭日村负责人沈正国负责。旭日村种植玉米农户的亩数、身份证号码、折号等信息都是由沈正国收集上报给镇经管站，由镇经管站报到市农委，由市农委报到市财政局。4.提取笔录、补贴人员登记表证实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2016年种植玉米补贴人员登记表二张（张某1、安保祥）已被公安机关提取。安保祥申报玉米种植面积49.2亩，张某1申报玉米种植面积99.1亩（含张某1租种安保祥的49.2亩地）。5.刘某1的证明证实2016年玉米种植者补贴按省文件规定补贴款归种植者所得，不归原地主所有。6.黑龙江省监察机关核查个人在银行存款通知书及交易明细账、张某1、安保祥的存款凭条证实张某1、安保祥已领取玉米补贴款。7.卖地协议书证实安保祥于2014年11月15日将自家地50亩卖给本村张某1耕种，期限3年（2015年-2017年）。8.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政办发（2016）82号关于印发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证实补贴对象为玉米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种植者，并对种植者申报的玉米种植面积开展入户调查和地块实地核实工作报统计局和农委，对截留、挪用和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9.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情况说明证实张某1与其爱人邓某的询问笔录是同一天不是同一时间由公安机关相同的两个工作人员询问的，笔录中的时间相同是操作电脑自然形成，没有及时更正；关于刘某2、崔某1的询问材料的时间问题，因为沈正国涉嫌诈骗一案在2017年9月7日就已经受案，公安机关在受理案件之后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关于沈正国涉及诈骗金额以起诉书为准。10.肇东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肇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证实2017年初中国共产党肇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到群众举报，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负责人沈正国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在对沈正国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他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所以肇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办案，在公安局领导的同意下，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某3指派五站中队侦查员王某4、李某2、吴某与市纪委联合对沈正国展开调查，所以沈正国的刑事案卷中有很多证人证言是在公安机关配合市纪委前期工作中形成的，当时调查工作的主体是市纪委，具体工作人员是市纪委的王某5，刘勇，在两家的办案过程中使用的是公安机关的办案笔录系统，所以在工作中形成的证人证言笔录都是由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签名。11.肇东市里木店镇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汇总表证实2016年玉米国家每亩补贴标准为153.92元。12.案件移送函证实肇东市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将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沈正国、冯某3、崔某1、刘某2、冯某2、冯某1涉嫌骗取种植大豆补贴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移送至肇东市公安局依法办理。13.中共肇东市里木店镇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证实里木店镇金山村与旭日村合并村，合并之日起旭日村一切工作业务的公章都统一为金山村；2013年6月，经金山村（旭日村）部分党员和老干部、乡镇党委推荐沈正国为金山村（旭日村）负责人，2013年7月经镇党委相关人员对沈正国进行考核无异议后，决定试用半年，半年后正式任职。14.大豆核实面积表、统计局关于里木店镇种植大豆面积表证实2014年10月9日旭日村申报的崔某1实际种植面积160亩，刘某2实际种植面积240亩，后报统计局确认崔某1补贴面积为221亩，补贴金额13370.5元；刘某2大豆补贴面积为151亩，补贴金额为9135.5元。2015年8月5日里木店镇旭日村冯某2实际种植大豆面积51亩，冯某1实际种植大豆面积42亩。15.肇东市公安局调取证据清单证实沈正国本人签字A4纸1张；秋季防火费用收据2张已被公安机关调取。16.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统计局关于做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证实2014年全省大豆目标价格统一补贴标准为每亩60.50元；2015年全省大豆目标价格统一补贴标准为每亩130.87元。17.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银联卡、存折证实冯某1、冯某2、刘某2、崔某1收到申报的大豆补贴款的数额。18.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情况说明证实经调取崔某1农村信用社流水，该笔大豆补贴系在ATM自动取款机取走，故没有签字凭证。19.2020年6月16日肇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经工作，暂未发现（2020）黑1282刑初43号关于被告人沈正国、安保祥诈骗罪一案补充证据中所提及的相关证据。（二）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1的证言陈述称（1）2017年11月17日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我以每亩550元的价格买了3年安保祥的49.2亩地，我们之间有合同。2016年这49.2亩地我种了。2016年我们村上报种植者补贴的时候，安保祥找过我要过这笔种植者补贴，我没同意，因为根据国家政策，这笔钱是谁种玉米给谁，这笔钱我应该得的。他说想要人民币2500元我也没同意。当时村支书沈正国、庄某1龙在场，还有不少人在场，我记不清了。后来安保祥把这49.2亩地又上报种植者补贴我不知道。沈正国他是村支书肯定知道安保祥重复上报种植者补贴的这件事，安保祥找我要补贴这事沈正国也在场。里木店旭日村的种植者补贴上报工作由村书记沈正国负责。（2）2018年3月26日的证言陈述称，2016年我一共得到99.2亩玉米补助款，我记得当年的国家补助是每亩153元。这其中有我自己的50亩，我自己种，所以补助我得到了，另外买安保祥的地（期限三年）49.2亩补助我得到人民币7800元左右，因为国家当时政策要求，谁种地，谁得补助。2016年沈正国负责向镇里给我申报的玉米补助，是因为当时沈正国是我们村上的负责人。安某得到了玉米补助我不知道。（3）2018年11月2日的证言陈述称，2016年我一共种了96亩苞米，其中50亩地是我买安保祥的，剩下的地是我自己的地。2016年我得到国家玉米补贴人民币10000余元，2016年8月份，安保祥和沈正国找我在旭日村向阳堡屯庄某1龙家院里要过玉米补贴款人民币2500元，我没同意当时我们旭日村书记沈正国说：“你俩的事你们自己商量”。最后没有谈妥。后沈正国给我申办了，我不清楚沈正国又给安保祥申办了一份玉米补贴。（4）2019年7月9日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以每亩地550元钱的价格买安保祥家耕地50亩三年，并签了买卖耕地合同，后通过我实际测量卖给我的实际亩数49.2亩，当时我种玉米了。2016年的时候，得到了当时的粮补款。2016年安保祥找我说耕地是他的，他想要这笔粮补款，但根据国家政策，谁种地粮补款就给谁。安保祥又想从粮补款里要2500元，我没同意。当时谈这事有沈正国、庄某2龙在场，其他人记不清了我不知道安保祥又把卖给我的49.2亩耕地报了粮补，但是按正常程序应该是每个村书记或是负责人统计自己村上的耕地亩数，之后报到镇里。2.证人邓某的证言陈述称（1）2019年7月10日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我丈夫张某1通过朋友介绍以每亩550元买了安保祥家的耕地，并签订买卖耕地合同50亩，后通过测量安某卖给我家的耕地实际亩数49.2亩，租期三年。2016年当时国家有粮补政策，政策规定谁种地给谁粮补款，我家种的玉米，得到了粮补款，安保祥找我爱人张某1谈过，想从粮补款里要2500元张某1没同意。安保祥上报粮款的事我不清楚，但是按照正常程序应该是每个村的村书记或者是负责人统计自己村上的耕地亩数，之后上报到镇上。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2017年11月2日我和我爱人张某1的二份询问笔录是同一天进行询问的，不是同时询问的，是分别进行询问的，询问之后我和我爱人张某1分别在询问笔录上签的字，按的手印。（2）2018年2月12日和2019年11月2日的证言陈述称，我认识沈正国，他是我们村原来的村书记。2016年我家当时种了玉米50亩地左右，又申报安保祥家的玉米地当时得了7500元补贴。当时我们种玉米的农户得先把个人情况申报给沈正国，之后由是村书记沈正国统一往乡里申报。2016年的时候安保祥去我家要玉米地补贴款人民币2500元时，沈正国也在场什么也没说，他意思是让我们家和安保祥双方自己解决，但是我们家没有给他。在这之后安保祥没要过。3.证人王某12019年7月8日的证言陈述称，我镇召集各村干部到镇里开会，要求每个村的村书记和负责人实事求是的调查、统计好本村种植玉米的户数和亩数，统计完之后报镇里经管站，镇经管站再报农委。每个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本村的村书记和被合并村的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2016年旭日村申报玉米补贴这项工作由负责人沈正国负责，其他人没有这项权利。如果某个村申报玉米补贴这项工作出现纰漏、错误或者涉嫌违法违纪，责任由申报人负责。4.证人刘某1的证言陈述称（1）2017年8月29日的证言陈述称，2002年12月份至今任里木店镇政府经管站站长。2014年和2015年里木店镇境内申报过种植黄豆的补贴，具体申报需什么手续我不知道，和经管站没关系。种植黄豆的补贴由乡政府统计助理管，应该是由村上将种植户名，种植面积、种植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报给统计助理，再由统计助理报到市统计局。2014年和2015年里木店境内有种植黄豆的，具体面积不知道，据我听说整个里木店境内近些年没有大面积种植黄豆的。（2）2017年11月17日的证言陈述称，我任肇东市里木店镇经管站站长从1992年至今。国家种植者补贴政策是2016年开始的。种植者补贴上报工作的具体流程是镇长张某2开的会，由各村党支部书记负责种植者补贴的上报工作。各村将种植玉米农户上报的亩数、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存折号码等相关资料进行汇总，形成报表，报到经管站，各村将数据报到我这之后，都有找我进行调整数据或补充的，我把上报的原始资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进行修改。旭日村书记沈正国领着农户（那个农户我不认识）找我说上报材料需要修改，我就将旭日村的原始材料给他了，至于他是怎么修改的我不清楚，修改完后他就将材料给我了。但他修改的旭日村的原始上报材料交到经管站后，经管站进行了汇总，重新形成了正式报表进行上报，原始材料就没保存。（3）2018年3月21日的证言陈述称，沈正国是肇东市里木店旭日村的负责人。2016年国家开始对种植玉米的农民补贴，申报的流程是村上负责填表统计种植玉米面积及种植人的姓名，然后上报我经济管理站，由我们经济管理站进行汇总上报市农委。2016年的某一天，沈正国领一男子到我经济管理站的办公室，找一名叫安保祥的土地台账，对台账修没修改我记不清了。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的上报种植玉米补贴表记得当年沈正国将旭日村的种植玉米补贴申请表，拿走去旭日村进行公示，一直没有将表给我。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安保祥我不认识。（4）2018年3月25日的证言陈述称，在2016年的某一天，沈正国确实领了一名男子上我的办公室看了安保祥的土地台账。沈正国领的这名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安保祥，我不认识安保祥。（5）2018年12月5日的证言陈述称，国家对农民种植玉米补贴是从2016年开始的，我们给种植玉米的老百姓发放玉米补贴款的流程是镇里开会，要求各大队书记认真统计、核实各村农户的种植玉米面积，不准瞒报、不准漏报、不准虚报。如果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由谁负责。会后我就将各村的土地台账借给各村村书记，让他们拿回去以台账为准去核实、统计各村、屯的老百姓种植玉米面积，各村书记统计完之后，将土地台账返给我并且他们还向镇里经管站上报各村、屯的老百姓种植玉米申请补贴的申请报表，我们就录入微机，打出一个电子版的公示表，然后让各村村书记将公示表拿回去在各村、屯公示一周，如果老百姓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就按照公示表上传市农委进行申报。当年在镇里开会时因为沈正国是旭日村的负责人，开会他参加了，旭日村申报玉米补助都是他负责申报的。2016年10月份左右，沈正国领一个老百姓（公安机关让我辨认出是安保祥）进我办公室，让我帮忙协调一下让买地的人将玉米补助分给卖地的人一部分。这事我没同意，不归我管，让他们自己协商去，后沈正国说他们村前段时间报上来的申请表，有的地方需要修改，他要拿回去修改，我就给他拿回去了，过几天沈正国又将修改完的玉米补贴申请表给我拿回来了。张某1我不认识。对于每个村报上来的玉米补贴申请表中的种地人或者种地亩数的真实性，应该由每个村上报申请表的负责人负责进行具体核实监督。我提供给肇东市公安机关的两张旭日村玉米补贴申请表的复印件就是当时沈正国给我的原件复印的，这两张复印件上体现了安保祥得到了49.20亩玉米补助，张某1得到了99.1亩的玉米补助。两张复印件中有很多是手写的，我确定不了是沈正国手写的，可能是沈正国委托别人代他写的。2016年的申报玉米补贴过程，旭日村不可能不通过沈正国就直接向我们经管站申报玉米补助这项工作，因为当时旭日村就沈正国一个村干部。里木店镇镇政府没有聘用过冯某3、赵某1二人从事过旭日村的工作。5.证人黄某的证言陈述称（1）2018年12月10日的证言陈述称，安保祥是我丈夫，老家是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有地49亩，我家将地卖给张某1了。2016年我家没有种玉米当年得到国家的玉米补助款人民币7600多元钱，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我听我丈夫说是沈正国帮助办的。(2)2019年1月4日的证言陈述称，2016年秋天的时候，我老伴安保祥跟我说他和沈正国找张某1商量好了，补助钱给我家人民币2000元，赵某2给担保，如果张某1不给这钱，赵某2给。过一段时间，担保人赵某2给安保祥打电话说张某1不给我家补贴款人民币2000元钱了，赵某2要给，安保祥说我能要你钱吗？后安保祥去找沈正国。沈正国说这件事挺难办，但还是去了经管站，沈正国当时将旭日村的报表给拿走了，说给我家再报一份49亩多的补助款。过一段时间安保祥去银行取钱时，发现我家的地补折上进玉米补助钱了，应该是沈正国帮我家把事情给办成了。6.证人崔某2的证言陈述称，2016年我们村村书记是沈正国，当时我们申报玉米补助上报给村书记沈正国，村书记上报到镇里，我的补贴就是报给沈正国的，2016年的时候，沈正国在家主持工作了，我们村上当时种植玉米的农户申请玉米补贴都统一上报到村上，后统一由村支书沈正国上报到镇里，一亩地给150多元钱玉米补贴。7.证人尚某的证言陈述称，我现任里木店镇旭日村村书记。2016年的时候，我们村村支书是沈正国，申报玉米补助当时是我们上报给村书记沈正国，村书记上报给乡里，我的补贴就是沈正国帮着申报的，2016年的时候沈正国在家主持工作了，我们村上的种植玉米的农户都上报给村上了，之后统一由村书记上报给乡里。8.证人赵某1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我没有替沈正国在大豆面核实面积表上签过沈正国的名字，我当年在明水干工程了。9.证人刘某2的证言陈述称，2014年，负责人村支部书记沈正国知道我没有种过大豆及申请过大豆种植补贴，沈正国向我要过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存折和身份证号，沈正国用我的名字申报大豆补助款，不知道沈正国给我申报了多少亩的大豆补贴款。2015年中旬，沈正国给我打电话说：“大豆补贴款进帐了，我到万宝的农村信用社取出人民币9000多元，我在肇东市五站镇卓达工地大门口沈正国的车里给的他钱。10.证人崔某1的证言陈述称，我2014年我种植了50亩的大豆。沈正国以我名义帮我向乡里申请大豆补贴款，申报160亩得补贴款12,000.00元，沈某给我6,200.00元。11.证人冯某2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我家没有种植大豆及自己也没申报过，大豆补贴款下来后，我和冯某3一起到里木店镇信用社查看打到我存折里补贴款人民币6674.37元，我取出来6600元，在信用社门口我就把钱给冯某3了，他没给我好处。12.证人冯某1的证言陈述称，我家地从来没有种过大豆，2015年我自己没有申报过大豆种植补贴，是谁用我的身份证申报过大豆补贴款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2016年的一天，冯某3找我说：“村上用我农村信用社折子和我的身份证上报申领了大豆补贴款下来了，后我给冯某35000元，没有其他人在场，冯某3也没给我好处。我们大队上报农作物补贴沈正国说的算，冯某3和沈正国应该都知道我从来没有种过大豆，冯某3平时帮助村书记沈正国通知乡里的有关文件，填表送表。13.证人李某1的证言陈述称（1）2017年10月13日的证言陈述称，2014年、2015年我在里木店镇政府做统计助理。2014年、2015年之间里木店旭日村的农民崔某1、刘某2、冯某2、冯某1他们四个分别获得了大豆补贴，这四个人我不认识，也没以个人身份向我申报种植大豆补贴。农民申报大豆补贴的程序是里木店镇政府领导给各村村书记开会，由村书记到村里去统计各村种植大豆的具体亩数，统计好后申报到我这里，我再将各村统计好的亩数都打进了电脑表格里，统一打印出来后再由各村村书记签字。2014年是沈正国亲自给我送来的，但具体报的是谁我记不清了。2015年是沈正国委托冯某3来报的。申报种植大豆补贴的具体面积和亩数由哪级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我不清楚，我就负责统计数字，由村镇两级领导签字后报上级。公安机关出示2014年的旭日村大豆核实面积表，表中内容是崔某1160亩、刘某2240亩，是沈正国当天签的，最多也不超过一两天。（2）2017年8月23日的证言陈述称，我于2011年10月至今任里木店镇统计助理，2014年和2015年里木店镇内有种植大豆的。2014年市统计局向各乡镇下发关于大豆种植补贴的文件，里木店镇接到文件后，组织各村支部书记开会，让各村支部书记回去按照实际情况统计自己村种植大豆的户名和面积，然后报到我这里，我汇总后，经镇长张某2和农业书记王某1签字，后报到市统计局。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的大豆种植补贴款都打到种植户个人卡上。2014年旭日村上报到我这里的崔某1160亩、刘某2240亩和统计局提供的崔某1221亩、刘某2151亩两张表不一致，因为村上经过核实之后报给我，经过领导同意后报到统计局，应该以统计局崔某1221亩、刘某2151亩为准。2015年旭日村上报到我这里的冯某251亩、冯某142亩。2014年旭日村共报372亩，2015年旭日村共报93亩该亩数没有经过核实，都是村书记沈正国给我报上来的。14.证人张某22017年10月17日的证言陈述称，我是肇东市里木店镇镇长。2014年、2015年里木店镇得到国家种植大豆补助文件后，召开会议落实文件精神，最后我告诉每个大队书记不许欺上瞒下，占用农民一分钱，一定要实事求是上报种植大豆补助面积。后大队书记对农民传达会议精神，然后由农民上报给大队，大队进行核实填表，确定无误后，上报给镇里统计助理，由统计助理汇总统一上报统计局。没有农民直接向镇里申报的，在申报过程中对于农户申报上来的相关材料由里木店镇旭日村负责人沈正国去核实农民上报种植大豆补助的真实性，沈正国负责的旭日村在2014年、2015年两年中申报了农民种植大豆补贴款。15.证人刘某3、王某2、张某3的证言陈述称，2014年我们村给农民申报种植大豆补助程序是镇里开会，通知百姓有大豆补贴的事情，让我们大队书记统计本村种植大豆的人数，如实将种植人的姓名、种植亩数、地块及银行账号上报到镇里。因为国家有政策对种植大豆的农民有补贴。对于上报大豆补贴的这项工作我们大队书记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宣传政策，监督好、核实，以确保老百姓上报过来的情况属实，我们还要丈量地块的面积，不能多报、虚报。我们核实完后，由我们村委会上报或由我们指派专人上报给镇政府，不能由老百姓们私自上报。16.证人冯某3的证言陈述称（1）2017年9月7日的证言陈述称，我在旭日村没有职务，配合村书记沈正国做些村上的事。2015年旭日村申报种植大豆补贴是沈正国让我申报的，他说：“今年有大豆补贴，看谁种大豆了给报上。2015年我在旭日村给冯某2报了51亩及给冯某1报了42亩，他们来找我说种大豆了，我就把他们的姓名、身份证号、农村信用社折号填写在表上报到镇政府。沈正国在表上签没签字我不知道。2015年旭日村的种植大豆补贴的钱打没打到冯某1、冯某2的农村信用社的折上我不知道，冯某1和冯某2把大豆补贴的钱没有给我。（2）2018年11月2日的证言陈述称，2016年我家种植24亩玉米得了人民币3000元补贴。我们种植农户的先把个人情况申报给沈正国，之后由我们村书记沈正国统一向乡里申报。2014年、2015年的时候沈正国给刘某2、崔某1、冯某2和冯某1申报过大豆补贴。申报时他们四个人种植大豆的亩数和申报的亩数不相符，有的人没种植大豆他都给申报了，还有的人种植的少，他给多报亩数了。（3）2019年5月14日的证言陈述称，当时确实是帮沈正国在大豆核实面积表上签过名，因为他不在，具体签了多少我记不清了。当时沈正国是否授意我和赵某1帮他在大豆核实面积表上代替沈正国签字我记不清了。17.证人边某的证言陈述称，2015年至今冯某1，他没种过黄豆。这些年我们这片耕地种的都是玉米。18.证人倪某的证言陈述称，2014年、2015年我们旭日村据我了解没有种过黄豆，没听说过崔某1、冯某1、冯某2、刘某22014年、2015年种过黄豆。（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安保祥的供述和辩解（1）2017年11月17日的供述称，2016年我家的49.2亩地在2014年都卖给张胜利了，双方签了合同，我没种过。2016年有种植者补贴政策后，我和张胜利协商，虽然地是他种着，但是种植者补贴必须给我。所以我就以我名报了49.2亩种植者补贴。我们村上报种植者补贴由我们村书记沈正国说的算。2016年种植者补贴政策下来后，这49.2亩地的种植者补贴到底给谁。后我与张胜利协商他不同意，我又跟村支书沈正国说：“这块地怎么整你帮我想办法”，沈某说：“那就这样吧，我领你去镇里经管站在地底子上签个地没买，然后给你再报一份补贴”。后我跟沈正国去的经管站，沈正国跟刘某1说：“把我们旭日村的地底子拿出来”，沈正国在地底子上找到我的名，我在上面签了“地没卖”,又将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沈正国，他就给我报上了。沈正国明知我这块地卖给张胜利，种植者补贴应该由张胜利得，已经给张胜利报了，村支书沈正国负责种植者补贴的上报审核工作，没有他帮忙，我不可能报上。我这块地重复报两次，他肯定知道这事，他知道我把地卖给张胜利了，张胜利和我都报了补贴。2016年我得了49.2亩种植者补贴，共计人民币7572.86元。（2）2018年4月12日的供述称，我家在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有49.2亩地。2016年我将地租给张某1了，2016年我得到种植玉米的补助款人民币7572.86元。2016年4月中旬沈正国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国家有种植玉米补贴款，谁种植玉米，补助款就给谁”，我说这个钱必须给我，因为地是我的不是张某1的，钱不能给张某1。后沈正国联系到张某1和张某1的媳妇、还有赵某2，我们五个人在十字街商量种植玉米补助款的事情，我向张某1要人民币3000元的种植玉米补助款，张某1不同意，要给我人民币2000元我不同意，沈正国说：“听我一句话2500元”，赵某2说我做担保，如果张某1不给你2500元，我就将这钱给你。后张某1说我租你地，国家规定谁种植给谁补助，我不能给。沈正国说：“这个事情好办，我再多给你报一份种植玉米补助款”。我两去肇东市里木店镇政府经管站的办公室，沈正国让刘某1将里木店镇旭日村二队的土地台账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刘某1也没问我们干什么用，就将土地台账，给了沈正国，沈正国小声对我说：你在台账上写上“地没卖”然后签上你的名字。后身份证的复印给了沈正国，什么时间给的我记不清了。因为这个补助是往以前的地补折子打钱。我的种植补贴登记表是谁填的我不清楚，都是沈某帮我办的（他帮我办这个事没有向索要过钱或物）。如果没有沈正国的帮我，我得不到当年的种植玉米补贴人民币7572.86元。（3）2018年12月10日的供述称，沈正国带我去里木店镇经管站在台账上签字的事情不属实。当时我和沈正国还有经管站的刘某1三个人在一起，沈正国让刘某1把里木店镇旭日村二队的土地台账拿出来，后来还让我在台账上签字，并且还让我在上面写上“地没卖”，当时我没有在台帐写“地没卖”，也没有签字，后来我就走了。因为我前几年找他办低保，但沈正国没同意，我一直怀恨在心，就在前两次你们工作人员询问我的材料中说当时是沈正国让我在台账上签字，我就在台账上签字了，我就想报复一下他。后来我去银行取钱的时候见存折上进了玉米补助的钱，因为我跟沈正国说过，沈正国答应给我办，我取完钱后，没给沈正国打电话问，沈正国没有要过好处。（4）2018年12月18日的供述称，当时我找张某1去了，和沈正国一起去的，沈正国当时说让我和张某1二人商量，后我和张某1商量好他给我2000元，我的一亲属赵某2担保，说张某1不给，赵某2就给我人民币2000元。后赵某2打电话说张某1不同意给了，赵某2要给补助2000元，我跟赵某2说我能要你钱吗？因为我和沈正国有点亲属关系，我就找沈某说张某1不给我补助钱，让他想办法，补助钱不想给张某1，沈正国当时说跟我说这件事挺难办，后我去经管站，沈正国当时还把旭日村的台帐给拿走了，后来的事情都是沈正国办的。我去银行取钱时发现我地补折上就打进玉米补助钱，我想应该是沈正国帮我把事办成了。（5）2019年1月8日的供述称，前二次公安机关在对我讯问时我说没和沈正国商量这事，其实我和他商量这个事了。我和沈正国一起去找张某1要的玉米补贴款，张某1没有把钱给我们，我和沈正国又去我们镇里找的经管站站长，经管站站长告诉我们这个地不是我种的，不能把钱给我们。沈正国和我说给我重新报一份新的玉米补贴款的表格，让我回家等就行，之后过了没多长时间这个补贴款就下来了，钱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我没有给沈正国钱、物。2.被告人沈正国的供述和辩解（1）2017年10月13日的供述称，我没有得到冯某1、冯某2、刘某2、崔某1四人在2014年和2015年所得的种植大豆补助款。他们四人当年申报种植大豆补助款，冯某1、冯某2的我不知道，刘某2和崔某1是我通知的他们，他们俩自己去镇里申报的。冯某1、冯某2申报的时候我没在家，村上的事由冯某3管理，应该是冯某3办理的，他得没得到钱我不清楚。（2）2018年5月19日20时24分的供述称，2016年我是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负责人。2016年我们旭日村申报玉米国家补助工作不是我负责，因为我是2012年成为黑龙江省肇东市里木店镇旭日村的负责人，因政府每年都欠我10000多元，我觉得这项工作没有前途，就在外经商。所以这项工作我不负责。不在家的时候，政府又雇佣了冯某3和赵某1代替我的工作。张某1买安保祥家的地我不清楚。2016年的时候是否给张某1申报过玉米补助我记不清了，2016年的时候安保祥没有找过我要求我帮他再申请一份他卖给张某1的49.2亩的玉米补助，并且我没领着安保祥去镇里找了经管站站长刘某1，帮安保祥申报了玉米补助。这个事是虚构的，根本谈不到钱和物。（3）2018年5月19日18时34分的供述称，我不知道公安机关给我上网。（4）2018年5月20日的供述称，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没有帮助安保祥申请过玉米国家补助。2016年的时候安保祥申请国家玉米补助，我没领她去找过刘某1。我没有给安保祥申报过，2016年旭日村所有的玉米补贴，都是下面工作人员上报的，当时我没有在家，在外地做生意了。（四）鉴定意见书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鉴定文书，证实送检的2015年大豆核实面积表上“沈正国”签名字迹与沈正国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五）辨认笔录辨认笔录、被辨认人照片和被辨认人基本信息证实经刘某1辨认2号照片（安某）系沈正国领到刘某1办公室的那名男子。本院认为，被告人沈正国、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安保祥不具备申报玉米补贴款资格的情况下，二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2016年国家玉米补贴款人民币7572.8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沈正国、安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沈某、安保祥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均系主犯。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沈正国涉嫌骗取大豆补贴款据为已有的犯罪事实，经查，在以刘某2名义报补贴的事实中，只有刘某2的证言证实沈正国涉嫌的犯罪事实，在以崔某1名义报补贴的事实中，也只有崔某1的证言证实沈正国涉嫌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两起犯罪事实，不能排除沈正国疏于审查或者审查不严涉嫌玩忽职守行为，不能排除他人指使、帮助刘某2、崔某1或者刘某2、崔某1本人亦或沈正国以刘某2、崔某1的名义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的合理怀疑，结论不具有唯一性，且被告人沈正国亦否认实施了上述两起犯罪事实及涉案赃款去向不明,指控被告人沈正国涉嫌诈骗罪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大豆补贴款目的证据不足。玩忽职守的行为也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沈正国涉嫌在2015年以冯某1、冯某2名义虚报93亩大豆种植面积，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人民币12170.87元的犯罪事实，经查，冯某1、冯某2均证实系冯某3找二人虚报大豆种植面积骗取补贴款，大豆核实面积表上“沈正国”签字经鉴定不是沈某本人所签，冯某3证实替沈正国签过字，证实冯某3的上述虚报行为系受沈正国指使的证据不足。冯某1、冯某2称骗取的补贴款均交给了冯某3，沈正国称冯某1、冯某2申报大豆补贴款时其外出不知道此事，没得到冯某1、冯某2的大豆补贴款，证实沈正国获得冯某1、冯某2骗取的补贴款的证据不足。综上，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沈正国涉嫌上述四起诈骗的犯罪事实，因在案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人沈正国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采纳。关于沈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沈正国帮助安保祥虚报玉米种植面积，骗取国家补贴款的行为，因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因有张某1、安保祥申报玉米面积登记表、肇东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证人王某1、刘某1、张某1、邓某、黄某、崔某2、尚某等人证言及安保祥的供述等证据，均由司法机关依法获取，证据均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具备客观关联性、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真实性，且无证据证实安保祥在侦查期间的供述系非法证据，对安保祥在侦查期间的供述应予采信，上述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安保祥供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2016年沈某系里木店镇旭日村负责人，按规定沈正国负责该村申报玉米补贴款工作，其他人没有权利申报，沈正国明知安保祥将自家的49.2亩耕地转包给张某1耕种玉米，并在负责申报补贴款工作时已为张振将此49.2亩玉米申报补贴款，仍领安保样到里木店镇政府给安保祥申报了49.2亩的国家玉米补贴款，沈正国的上述行为能够排除其疏于审查或者审查不严涉嫌玩忽职守行为。沈正国主观上具有为安保祥非法占有国家玉米补贴款的故意，客观上受安保祥请托实施了为安保祥虚假申报49.2亩国家玉米补贴款的行为，沈正国与安保祥骗取2016年国家玉米补贴款人民币7572.86元的诈骗事实成立。故对沈正国、安保祥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安保祥违法所得的国家玉米补贴款人民币7572.86元应当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鉴于被告人沈正国、安保祥系初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表现和对于社会危害程度，对公诉机关适用法律的意见及量刑建议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沈正国犯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二、被告人安保祥犯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三、对被告人安保祥违法所得人民币7572.86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陈潇潇人民陪审员  李洪启人民陪审员  孟广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责任书记员杜颖维庭审记录员石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