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13民初13号原告：刘某，居住地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乌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凯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同市励志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某，居住地朔州市。原告刘某与被告山西凯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琪公司）、大同市励志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励志公司）、惠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某，被告凯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某，被告励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某，被告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187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经过宋江红介绍，原告带领农民到被告凯琪公司和励志公司开发的宋庄工地凯利家园5#、6#、10#楼从事劳务，分别为钢筋工、木工、瓦工和打混凝土外架。当时口头协商，按建筑面积每平米147元，共12000平方米，计款1764000元。2013年4月，原告按约定带领了70多名农民工进入该场地开始动工施展工作，工作了七个多月，于2013年10月底原告按约定全部完工。在施工过程中，三被告间断性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原告劳务费1000000元，后来2013年至2016年期间，又间断性支付劳务费576200元，剩余187800元劳务费未付。经过原告多次讨要，被告惠某于2016年12月3日给原告出具了187800元欠条一张，出具后讨要未果，原告又到平城区信访局上访，政府出面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达成一致。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凯琪公司辩称，凯利家园是答辩人公司开发建设的，答辩人将本案所涉全部工程发包给了被告励志公司，工程款也已经全部结清。答辩人与原告并不认识，也不存在任何关系，故原告主张的劳务费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被告励志公司辩称，1、答辩人承包凯琪公司开发建设的凯利家园5#、6#、10#楼的工程施工后，将劳务部分包给了宋某1。答辩人与宋某1约定劳务费为每平米260元，三栋楼12400平米，总价是3224000元。答辩人已实际给付宋某1劳务费3288490元，案涉工程劳务费已经全部付清。2、宋某1轻包凯利家园5#、6#、10#楼工程后又转包给原告。根据原告诉称，宋某1包给原告每平米147元，总价款为1764000元。答辩人支付给宋某1的劳务费已经超过原告诉称实际工程量的劳务费，故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问题。3、答辩人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关系，至于宋某1与原告如何结算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原告可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被告惠某辩称，案涉工程劳务是宋某1承包的，宋某1欠原告劳务费187800元属实。我是宋某1的舅舅，负责给宋某承包的凯利家园工地收料和记账。宋某1承包的工程是由原告带领他的工人施工，宋某1与原告结算后，我按照宋某1的指示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宋某1已于2017年6月3日去世，原告主张的劳务费与我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存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在判决书争议焦点认定事实和理由部分综合评判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20日，凯琪公司与励志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大同市西环路北延北侧（凯利家园）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1、2、3、5、6、9、10、11号住宅以及门卫警务室等；计划开工日期2013年8月1日，竣工日期2015年12月31日；签约合同价为56896000元。合同签订后，励志公司将其中5、6、10号楼的劳务分给宋某1，宋江红又将5#、6#、10#号楼钢筋工、木工、瓦工等劳务转包给刘某，后由刘某组织工人实际施工。2016年12月3日，刘某与宋某1进行结算后，宋某1安排其舅舅惠某向刘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宋某2工地凯利家园5#、6#、10#楼欠刘某劳务费187800元。”2019年1月10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刘某与被告凯琪公司、励志公司、惠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经开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晋0213民初28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励志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劳务费187800元；二、驳回原告对被告凯琪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对被告惠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励志公司不服本院判决，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建设工程通过层层转包、分包，最终由刘某对部分工程进行劳务施工。与刘某订立口头劳务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为宋江红，惠某亦是按照宋某1的指示向刘某出具劳务费欠据，而宋某1已死亡，应追加宋某1的继承人为本案当事人，在查明发包人及分包人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后，依法确定承担付款责任主体。综上，原判遗漏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欠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9）晋02民终1118号民事裁定书、原审及二审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作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根据案件审理查明事实及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民终1118号民事裁定明确将本案案由纠正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本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本案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本案中，原告刘某与宋某1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案涉工程由刘某实际组织工人施工，期间已付劳务费均由宋江红支付，且原告施工完毕并与宋某1进行了结算，后宋某1指示惠某出具欠条，确认了其与原告刘某之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并欠付刘某劳务费的事实。故该合同对刘某与宋某1具有法律约束力。宋某1作为合同相对人，其应承担给付原告劳务费的合同义务。因宋某1已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其债权债务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承担。但本案发回重审至庭审结束前，原、被告均未能提供宋某1法定继承人的明确身份信息，致使本院无法追加，故作为本案诉讼发起人的原告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可待宋某1法定继承人身份确定后,再就案涉权益另行予以主张。其次，被告惠某系宋某1雇佣，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受宋某1指派负责工地收料和记账，其向原告刘某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惠某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适用上述规定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有在转包人和分包人没有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也没有能力支付，而发包人尚存在拖欠转包人和分包人工程款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发包人在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本案中，刘某原则上应向转包方宋江红主张劳务费，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凯琪公司欠付励志公司工程款，而且励志公司存在未向宋某1支付工程款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但刘某在庭审中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励志公司提供由宋江红签字确认的支付明细能够证实：2013年5月至2016年4月间，励志公司已陆续向宋江红支付共计3288490元，该数额明显超出刘某与宋江红约定的合同总价款1764000元。故原告刘某请求凯琪公司、励志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56元,由原告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袁瑞东人民陪审员 李晓霞人民陪审员 孟同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