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4民初3491号 原告：陈娜，女，汉族，1990年6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王海滨，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滨城大道**闽侯世贸滨江新城（现：世贸上游墅）第66#楼8层818SOHO办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1050338966X。 法定代表人：胡广金，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乐、姚秀彬，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永定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0881442867。 法定代表人：袁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亚、冯亚强，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庭侨，男，汉族，1983年2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乐、姚秀彬，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申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1J1AQC28。 法定代表人：项科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邢春婷，该公司员工。 原告陈娜与被告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星睿公司）、江苏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宝图公司）、高庭侨、上海申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申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宝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闽0104民初34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宝图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宝图公司不服本院民事裁定，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26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民辖终5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王海滨，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乐、姚秀彬，被告宝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亚、冯亚强，被告申寻公司法定代表人项科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邢春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的《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并由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1120000元；2.判令被告星睿公司、宝图公司退还原告车辆购置税87662.69元、保险费21091元、车船税625元，交强险950元，共110328.7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360000元；4.判令被告高庭侨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原告与被告星睿公司签订了《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约定车型为2019款保时捷卡宴，颜色：白/红，车价1120000元，交车地点星睿汽车展厅，预计交车日期2018年8月，定金100000元，余款1020000元拟付日期为车到付款。销售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合同价款。根据销售合同第5条的约定，被告星睿公司交付给原告涉案车辆的配备以原厂为准，如有变动，仍以原厂标准配备为准。但原告在使用后偶然得知，涉案车辆的现有配置与原厂配置并不相符，原厂的配置内饰应为双色调部分真皮饰件（黑色-莫哈韦米色），而被告承诺交付且实际交付给原告的涉案车辆的配置颜色为白/红。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涉案车辆的配置清单，确认涉案车辆的具体配置，其中显示涉案车辆在个性化配置中内饰颜色为双色调光面真皮内饰，褐色/波尔多红，价格为54100元。此外，被告星睿公司误导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款型为2019款最新款保时捷卡宴，且涉案车辆存在后备箱被拆卸、重新喷漆过等多处瑕疵。2018年8月24日，被告宝图公司开具了发票号码为00127880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被告宝图公司系销货单位，购买方系原告，价税合计1016880元。因此被告宝图公司开具购买人为原告陈娜的发票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在帮助被告星睿公司完成与原告之间的汽车买卖，由二被告共同卖车给原告，原告与二被告在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12月29日，经被告星睿公司申请将股东高庭侨、倪彬辉变更为股东高庭侨一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然而，在2019年6月6日，即本案诉讼期间，被告高庭侨进行了股权变更，将被告星睿公司6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3000000元）、4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000000元）各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胡广金、熊宝玉。而后，仍在本案诉讼期间，案外人胡广金又将持有被告星睿公司59%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950000元）、案外人熊宝玉持有星睿公司4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000000元）均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陈艳，案外人胡广金保留了1%的股份。因此被告高庭侨恶意以低价转让股份逃避债务，未出资到位且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综上所述，被告星睿公司、宝图公司隐瞒事实真相，以欺诈的方式诱使原告与其签订销售合同，侵犯原告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通过改装涉案车辆，按原厂配置的价格和款式误导原告消费并隐瞒涉案车辆瑕疵牟利，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被告高庭侨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逃避将来可能的债务，恶意以低价转让公司股权，未出资到位且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上述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辩称，一、被告星睿公司在向原告销售汽车时不曾隐瞒真相，被告星睿公司系在陈娜要求下将改装过内饰的车辆出售给陈娜，因此被告星睿公司并未侵犯陈娜的知情权。首先，虽然涉案车辆系2018年2月出厂，但被告星睿公司已告知且陈娜已获知2019年款的车辆标准配置与2018年款车辆标准配置完全一致，因此称之为2019年款完全没有问题，将当年生产的车辆称之为后一年款的说法也完全符合业内的一般做法，故被告星睿公司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误导陈娜涉案车辆系2019年最新款车辆。其次，经陈娜要求被告星睿公司将涉案车辆系已经进行个性化配置的现车，车辆内饰由黑色-莫哈韦米色改为黑色-波尔多红，红色内饰系原告单独购买的部分（若是原装内饰不需要再购买），因此原告以不知道内饰已经修改为由起诉，实属无理取闹。此外，陈娜还向其他人了解过该款车型的具体销售价格。因此，其对涉案车辆内饰经过改装是知情的，被告星睿公司不存在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二、涉案车辆出售时不存在拆卸后备箱，重新喷漆的情况。涉案车辆交付给陈娜时，被告星睿公司仅进行了内饰改装，并未对车辆后备盖进行过拆卸，也未重新喷漆。陈娜系在车辆交付（2018年9月）后近3个月（2018年12月29日）才对被告星睿公司销售人员称车辆存在上述问题，但其并未提供相应材料对该情况进行证明，当时涉案车辆已经行驶近三个月，期间是否发生事故，陈娜是否自行拆装涉案车辆均不可知。因此，陈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在交付前拆卸过后备箱盖并重新喷漆，车辆交付时陈娜已经签字确认车辆没有任何瑕疵或者其他问题，被告星睿公司不存在隐瞒涉案车辆瑕疵的情况。三、涉案车辆发票价低于购买价系陈娜未减少购置税的支付而要求，陈娜对此是明知的。虽然合同约定涉案车辆购买价为1120000元，但该价格已经明显低于星睿公司向陈娜出具个性化配置清单中载明的1208400元，在被告星睿公司已经给予优惠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车辆购置税的支付，陈娜又要求被告星睿公司按较低的价格开具机动车销售发票。若陈娜对该情况不知情，那么其大可以在收到该发票时要求被告星睿公司重新开具发票，而非在车辆已经交付半年后提起诉讼时才提出这一点。由此可以说明，本案被告星睿公司开具低于购买价的发票就是陈娜要求的，其对该情况明知，被告星睿公司不存在欺诈。综上，被告星睿公司不曾对陈娜隐瞒事实真相，其与陈娜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在陈娜明确了解涉案车辆各项信息的情况下签订的，陈娜的诉请毫无根据，请求法院驳回陈娜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宝图公司辩称，原告陈娜诉称被告宝图公司与其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且以欺诈方式诱使其签订合同、改装车辆隐瞒瑕疵牟利等纯系无中生有,被告宝图公司并未与原告陈娜发生车辆买卖关系，被告宝图公司与交易买方办理了验车交付手续，买受人对被告宝图公司交付车辆确认无异议提车，原告陈娜起诉被告宝图公司并主张被告宝图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案涉车辆宝图公司是销售给申寻公司的，与原告陈娜无车辆买卖关系，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诉状中已自认其是与星睿公司设立和发生的买卖关系。事实上，在案涉车辆的流转中，宝图公司是与申寻公司发生的车辆买卖关系，双方完成了签订购车协议、付款、验车提车、委托开具发票等交易全过程，宝图公司并未与星睿公司及陈娜直接发生购车交易行为。其中，宝图公司开具售车发票更是基于申寻公司委托所为，并非原告诉称的与星睿公司“共同卖车给原告”，发票主要是税费征收依据及用于上牌，在本案中并不能完整全面客观准确反映买卖关系的过程和事实，不能作为原告与宝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事实上,原告陈娜向被告星睿公司购买案涉车辆，购车合同是与星睿公司签订的,购车款是支付给星睿公司的,车辆交接也是与星睿公司进行的,故陈娜与星睿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原告陈娜及星睿公司与宝图公司均未发生过任何联系，由此也证明原告诉称宝图公司以欺诈方式诱使其签订合同、改装车辆隐瞒瑕疵牟利等更系无中生有。宝图公司根据自己的买方申寻公司要求开具发票并不能改变原告陈娜与被告星睿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原告与宝图公司不仅不存在购车交易合同，也未向宝图公司支付过车款，更未从宝图公司处提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宝图公司与原告陈娜没有法律上的买卖关系，原告陈娜要求宝图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宝图公司与申寻公司签订购车协议后,已按约向申寻公司履行了全部义务,交付车辆为符合约定的新车，车辆现状与宝图公司无关。1、2017年11月24日，申寻公司经和宝图公司协商签订购车协议，申寻公司向宝图公司购车，约定“品牌:Porsche(保时捷)；型号:Cayenne；车身颜色及代码:白；内饰颜色及代码:双色调部分真皮饰件(黑色一莫哈韦米色)”，“乙方车辆自提，车况当场确认，提车前乙方需出具提车委托书”，“甲方可协助乙方办理车辆开票业务”，“开票名称以乙方提供为准，开票前出具开票委托书”。协议生效后宝图公司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2018年5月3日申寻公司出具《提车委托书》委托戴友根来宝图公司处提车；同日戴友根现场验车，确认车辆内外完好无损后办理交接提车；2018年8月23日出具《开票委托书》，要求宝图公司开具陈娜名下购车发票，至此，宝图公司已完成车辆完好交付义务，申寻公司亦未有任何异议。2、事实上，自2018年5月3日申寻公司提车后车辆辗转至星睿公司并销售给原告陈娜，陈娜取车后上牌并使用至其提起诉讼已一年有余，原告提出后备箱拆卸、重新喷漆过,但宝图公司交车时是全新完好交付并有申寻公司提车人验车确认的，所以原告要求宝图公司在交车后一年多对其现在认为的所谓“车辆后备箱拆卸、重新喷漆过”承担责任显得十分荒唐，因为如果现在存在“车辆后备箱拆卸、重新喷漆过”的现象首先就无法排除是原告提车和使用后形成的可能，而宝图公司是全新完好交付车辆的,所以不论现在是否存在“车辆后备箱拆卸、重新喷漆过”，都没有要求宝图公司承担责任理由和依据。3、据被告星睿公司答辩及提交的证据,原告陈娜购车时与星睿公司有改车之约，提车时也已签字确认。而宝图公司因与陈娜和星睿公司无直接关系，所以对改车之事既不知情更未参与,原告要求宝图公司对此承担责任同样是毫无道理和不能成立的。三、原告认定星睿公司构成“销售欺诈”，以其对星睿公司的诉求要求宝图公司等共同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状称星睿公司构成“销售欺诈”，须知欺诈是一种主观故意行为，暂且不论星睿公司是否存在“销售欺诈”，宝图公司是2017年11月24日与申寻公司签订购车协议发生的买卖关系，2018年5月3日向申寻公司交付车辆，完成了除开票外的车辆交易内容。原告陈娜2018年7月21日才与星睿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宝图公司向申寻公司交车后除按申寻公司指令开票外对该车后续交易情形并不知晓更未参与，不存在与星睿公司形成共同主现故意的可能，原告以其对星睿公司的诉求要求宝图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宝图公司并非原告购车交易相对方，原告追加宝图公司列为被告并提出相应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求。 被告申寻公司辩称，一、申寻公司非合同关系相对人，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申寻公司与原告陈娜并无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陈娜是和星睿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他们是合同的双方相对人，在整个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申寻公司仅仅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因为陈娜是从星睿公司处提车，购车款支付给星睿公司，开票方是宝图公司，可以说，原告陈娜根本就没有和申寻公司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申寻公司并不是适格被告，申寻公司更适合作为本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二、申寻公司并未实际接触到涉案车辆，无理由要求申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涉案车辆在宝图公司验收入库并进行了PDI检测，申寻公司与星睿公司在2017年11月18日签订了《汽车代销协议》，在2017年11月24日申寻公司与宝图公司签订了《购车协议书》，申寻公司作为中间人，替星睿公司寻找车源，后宝图公司通知提车，虽然提车委托书是以我方的名义委托戴友根到宝图公司指定的地点提车并办理了提车手续，但是我方并未实际派人去提车验车，而是由星睿公司委托的戴友根去提车验车并办理的提车手续，提车时间是2018年5月3日，所以在提车之前还是提车之后，车辆一直处于宝图公司或星睿公司的控制和占有之下，申寻公司并没有任何条件去接触到车辆。而且关于车辆的相关配置，申寻公司也是将宝图公司发给其的车辆配置单原封不动的转发给星睿公司，所以申寻给星睿公司的配置单与宝图公司给星睿公司的配置单是同一配置单，并无二样。所以之后星睿公司交付给原告陈娜的车辆的配置单是星睿公司自己制作的，车辆的相关配置以及颜色的更改也和申寻公司无任何的关系。综上所述，星睿公司交付给原告陈娜的车辆是否存在欺诈情形，是否存在瑕疵等情况均与申寻公司无关，原告要求申寻公司承担其与星睿公司的合同中的相关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申寻公司不应该承担与此相关的任何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被告对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对《销售合同》、个性化选项清单、《收款收据》及POS签购单、《业务凭证/客户回单》（2份）、《长安信托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车辆购置税申报、《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涉案车辆内部照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完税证明、保单、货物进出口证明书、Vip卡、使用手册、星睿公司工商内档资料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2.针对被告星睿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对（2019）闽玉融证内民字第2407号公证书、原告微信朋友圈截图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原告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完税证明、福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2张）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完税证明、发票与其无关，不予质证。被告高庭侨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陈娜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原厂数据查询记录、汽车之家APP查询信息，拟证明被告星睿公司交付给原告的案涉车辆系经过改装且有瑕疵的车辆，与原厂配置不相符，隐瞒真实情况，侵犯原告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同时在明知车辆存在多处瑕疵情况下，误导原告购买案涉车辆，虚假表述案涉车款为2019款最新款，构成欺诈。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定是否有删改，故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对原厂数据查询记录、汽车之家APP查询信息有异议，认为案涉车辆的具体数据应以被告星睿公司提供的公证书和官方数据为准。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原厂数据查询记录与其无关，不予质证，保时捷车辆的具体数据应以保时捷官网和相关汽车产品文书一致。本院认为，被告星睿公司并未否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对方系其公司员工，仅认为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删改情况而对三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反证，经核对原载体，本院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并非通过保时捷的官方渠道查询保时捷车辆相关信息，故原厂数据查询记录、汽车之家APP查询信息不予采信。 2.被告星睿公司提交《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辆交车单）》，拟证明应原告要求，在增加费用进行个性化配置时，被告对其购买的车辆内饰颜色进行过变更，原告对案涉车辆内饰颜色非原厂是明知。原告对车辆交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车辆交车单仅被告星睿公司持有一份，备注一栏内容系被告星睿公司事后自行添加，并向本院提出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被告高庭侨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星睿公司提交的车辆交车单备注一栏中第4项“4）内饰改红、毛皮顶、碳纤维、非原厂。”分别与落款签字“陈娜”、备注一栏中第1至3项“1）机油包2）保养一次3）手册”、颜色一栏中“白/红（改）”的先后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通过双方确认的摇珠方式确定了首选的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及备选的福建弘正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机构。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和福建弘正司法鉴定所分别向本院出具《司法鉴定退鉴函》和《退件函》，均表明无法就原告申请鉴定事项作出鉴定。在此情况下，原告对其车辆交车单中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在案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车辆交车单存在事后添加的情况，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星睿公司提交车辆配置价格表，拟证明案涉车辆整车加上原装选配的价格为1213400元。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高庭侨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车辆配置价格表为被告星睿公司单方制作，原告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 3.被告宝图公司提交《购车协议书》《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分拨点检表单、PDI检测资料一套、《提车委托书》及戴友根居民身份证、《商品车及附件交接单》、《开票委托书》及陈娜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宝图公司从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案涉车辆，后与申寻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将案涉车辆依约完好交付给申寻公司，以及申寻公司指定宝图公司开具原告名下发票的事实。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申寻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的三性无法确认。被告申寻公司提交《汽车代销协议》、上海申寻提供给福州星睿的车辆配置单、《购车协议书》、配置单、《开票委托书》、车辆委托书、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申寻公司向被告宝图公司购置案涉车辆后，与被告星睿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将案涉车辆依约交付给星睿公司，及由宝图公司直接开票给原告的事实。被告星睿公司、高庭侨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宝图公司对《购车协议书》、开票委托书、车辆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汽车代销协议》、微信聊天记录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的三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提交的上述材料能够体现案涉车辆各个环节的购销流程，合同相对方对相应的合同及履行情况无异议，原告虽对三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交反证，故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宝图公司提交的（2018）鄂1081民初1518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1月18日，被告星睿公司与被告申寻公司签订《汽车代销协议》，约定被告星睿公司向被告申寻公司购买保时捷全新卡宴车辆，颜色为白-黑，总值1059696元。被告申寻公司发给被告星睿公司的车辆配置单显示：车辆年款为2018款、个性化配置中内饰颜色为双色调部分真皮饰件（黑色-莫哈韦米色）。 2017年11月24日，被告申寻公司与被告宝图公司签订《购车协议书》，约定申寻公司向宝图公司购买Porsche(保时捷)，型号:Cayenne，车身颜色及代码:白，内饰颜色及代码:双色调部分真皮饰件(黑色一莫哈韦米色)的车辆，成交价1016880元，宝图公司可协助申寻公司办理车辆开票业务，开票名称以申寻公司提供为准，开票前出具开票委托书。宝图公司发给申寻公司的车辆配置单显示：车辆年款为2018款，内饰颜色为双色调部分真皮饰件（黑色-莫哈韦米色）。 2018年3月25日，被告宝图公司与案外人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宝图公司向案外人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9辆“保时捷”品牌车辆，其中包含案涉车辆。2018年4月22日，买卖双方进行了交付前的整车分拨点检、PDI检测，未发现买卖车辆存在问题。 2018年5月3日，被告宝图公司依约交付案涉车辆，被告星睿公司以被告申寻公司名义委托提车人戴友根提车，戴友根在《商品车及附件交接单》中签字确认。 2018年7月21日，原告陈娜与被告星睿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星睿公司购买车型：2019款保时捷卡宴，颜色白/红的车辆，车价为1120000元，预计交车日期为2018年8月，合同标的车型的配备以原厂为准，如有变动，仍以原厂标准配备为准。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被告星睿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个性化选项清单》显示：车辆年款为2018款，内饰颜色为双色调光面真皮内饰，黑色/波尔多红。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贷款方式依约向被告星睿公司支付案涉车辆车款。 原告陈娜提车后在《车辆交车单》中签字确认，《车辆交车单》载明：车型：保时捷卡宴，颜色：白/红（改），备注：1）机油包2）保养一次3）手册4）内饰改红、毛皮顶、碳纤维、非原厂。 2018年8月22日，被告星睿公司通过微信要求被告申寻公司就原告陈娜购买的案涉车辆开具发票。2018年8月23日，被告申寻公司向被告宝图公司出具《开票委托书》，委托被告宝图公司为原告陈娜开票，并列明具体开票信息。2018年8月24日，被告宝图公司开具购方为原告陈娜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金额为1016880元。 后原告陈娜以案涉车辆内饰非原厂配置、车款非2019款最新款，且存在被改装、后备箱被拆卸、重新喷漆等多处瑕疵等情况，卖方构成欺诈为由，于2019年5月21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星睿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24日，法定代表人为高庭侨，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7年1月4日，投资人变更为高庭侨，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9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广金，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本院认为，原告陈娜与被告星睿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星睿公司的售车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案涉《销售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陈娜主张被告星睿公司明知案涉车辆存在被改装及存在后备箱被拆卸、重新喷漆过等多处瑕疵的事实，仍误导原告购买案涉车辆，其虚假表述涉案车款为2019款最新款保时捷卡宴，被告星睿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被告星睿公司抗辩，改装案涉车辆内饰系原告要求，原告对涉案车辆内饰经过改装是知情的，被告星睿公司已告知原告2019年款与2018年款车辆标准配置完全一致，可将案涉车辆称为2019年款，将2018年生产车辆称为2019款的说法符合业内做法，涉案车辆出售时不存在拆卸后备箱，重新喷漆的情况，故被告星睿公司不构成欺诈。本院认为，被告星睿公司的售车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应从以下三方面分析：首先，原告和被告星睿公司对案涉车辆的内饰经过改装非原厂没有异议。争议在于原告对内饰非原厂是否知晓。从《车辆交车单》载明内容来看，颜色一栏载明案涉车辆颜色为白/红（改）、备注一栏载明案涉车辆内饰改红、毛皮顶、碳纤维，非原厂，原告陈娜于提车时签字确认了上述情况，表明交车时原告陈娜对内饰非原厂的情况是知晓的，并未提出异议，且内饰属于《个性化选项清单》中的内容，本案原告与被告星睿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和《个性化选项清单》中，并未明确约定案涉车辆的内饰需原厂生产，现有证据难以证明被告星睿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不应认定被告星睿公司就内饰改装进行了故意欺诈。其次，被告星睿公司交付给原告的案涉车辆为2018年款，虽然《销售合同》载明车型为2019款保时捷卡宴，但被告星睿公司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的《个性化选项清单》明确载明车辆为2018年款，原告对购买车辆是2018年款应是知晓的，《个性化选项清单》属于《销售合同》的组成部分，在《销售合同》与《个性化选项清单》表述不一样的情况下，从常理分析，双方约定的交车时间为2018年8月，更可能的情况是，双方约定的车型为当时的最新款。且从被告星睿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案涉保时捷车辆的2018年款与2019年款的标准配置是完全一致的。原告提车时进行了确认，在使用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实际上，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故不宜认定被告星睿公司就案涉车辆的车款进行了故意欺诈。最后，原告主张案涉车辆存在拆卸后备箱、重新喷漆的情况，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亦未向本院申请鉴定，本院难以认定案涉车辆存在上述瑕疵。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被告星睿公司不构成售车欺诈行为，原告主张被告星睿公司构成欺诈，诉请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及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车船税、交强险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然考虑到被告星睿公司系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应就影响消费者选择的车辆相关情况规范、准确地向原告表述，但其在与原告微信沟通及订立合同时确实对案涉车辆的车型表述存在不准确、不规范的情况，对案涉车辆内饰是否是原厂等可能影响原告选择的要素，亦未尽到明确、详实的告知义务，导致原告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及消费心理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及案涉车辆的内饰情况并不影响整车正常、安全使用，鉴于案涉车辆内饰改装费为54100元，本院酌定被告星睿公司向原告赔偿54100元。 被告高庭侨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案涉交易发生在2018年，该期间被告星睿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庭侨为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高庭侨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星睿公司财产，故被告高庭侨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系与被告星睿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向其支付购车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二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与原告未签订买卖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宝图公司仅代被告星睿公司向原告开具了购车发票，不足以证明被告宝图公司与被告星睿公司共同与原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诉请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宝图公司、申寻公司的相关抗辩主张，予以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娜54100元； 二、被告高庭侨对本判决确定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陈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515元，由原告陈娜负担43002元，由被告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庭侨负担513元。被告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庭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本院将予以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兰幼清 人民陪审员  张 力 人民陪审员  许海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潘彩虹 书 记 员  韩国丽 附一：本民事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附二：执行申请提示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