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4民初316号原告：王耀玲（死者余生佼之妻），女，194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原告：余春兰（死者余生佼之女），女，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原告：余联兵（死者余生佼长子），男，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原告：余宏兵（死者余生佼次子），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谌亚宗，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灯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常福福兴社区**物业**。法定代表人：杨用烈，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银，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灯岭村一组，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灯岭村余家咀。负责人：余泽锋，该组组长。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与被告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灯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灯岭村委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被告灯岭村委会以死者余生佼系受该村一组的委托迁移排灌电站的电线杆时死亡，且灯岭村委会与该村一组经济独立为由，申请追加武汉市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灯岭村一组（以下简称灯岭村一组）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该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谌亚宗，被告灯岭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银及被告灯岭村一组的负责人余泽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向本院提出并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灯岭村委会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37352.50元（具体赔偿明细：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797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3年6月12日8时许，灯岭村组织余生佼等村民迁移抽水机站旁电线杆，余生佼被突然倒下的电线杆砸中头部，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因事发突然，时任书记余某及奓山街干部共同做家属工作，说明目前灯岭村集体经济极度困难，要求赔偿根本没有条件，只能待村里条件好转后再行赔偿。原告听从安排，双方未签订相应协议，亦未获得任何赔偿，先行将死者余生佼安葬。原告多年从未找奓山街领导与村里麻烦。目前，灯岭村的经济状况有根本性好转，原告向区、街道及村三级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兑现承诺，就余生佼的死亡对原告进行赔偿。各部门非常重视，原告按协商要求提交赔偿申请，灯岭村委会在赔偿申请上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字盖章予以认可，但灯岭村委会以赔偿需要依据为由要求原告诉至法院。原告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灯岭村委会辩称，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即使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灯岭村委会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余生佼系接受灯岭村一组安排迁移电线杆死亡，应由灯岭村一组承担赔偿责任；余生佼在迁移电线杆的过程中，忽视自身安全，亦存在一定过错，可适当减轻灯岭村一组的赔偿责任；原告诉请的赔偿项目过高，主要体现在：（1）事发时间为2003年，应按照当年的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死者余生佼由灯岭村委会协助进行安葬，相关费用亦由灯岭村筹措，不应再主张安葬费；（3）事发后，由灯岭村委会协调，将王耀玲的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并办理低保，其具备生活来源，且事发时王耀玲显然具备劳动能力，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4）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请法庭酌情予以认定。被告灯岭村一组辩称，小组开会讨论决定组织组里的村民参与抗旱，由时任小组长余世军动员，余生佼等人系自发参与迁移电线杆，毕竟抗旱也是为全体组员的共同利益。事发后，组里的村民每家出资50元给原告；村里也为王耀玲办理低保，我认为此事已经处理完毕。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余生佼系灯岭村**的村民。2003年6月12日，灯岭村委会要求各小组开展抗旱自救工作，灯岭村一组遂组织余生佼等村民迁移排灌电站附近的电线杆。在迁移电线杆过程中，余生佼被突然倒下的电线杆砸中头部受伤，灯岭村委会随即将余生佼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救治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灯岭村委会协助原告将死者余生佼安葬，并垫付包括火化费、寿衣费等相关费用1914元。因灯岭村委会经济困难，并未再对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进行赔偿，但经灯岭村委会协调，将王耀玲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并为其办理低保手续，使其享受低保待遇。此后，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多年来未向灯岭村委会主张赔偿。2019年9月18日，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向灯岭村委会提交工伤死亡赔偿申请，其主要内容为当时死者家属体谅村委会经济困难，现村经济好转，请政府领导本着人道主义还死者一个公道，给予经济补偿。灯岭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杨用烈在原告提交的工伤死亡赔偿申请上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灯岭村委会公章。另查明，余生佼生前系农村居民户口，居住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灯岭村**。其与王耀玲生育有女儿余春兰、长子余联兵及次子余宏兵。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工伤死亡赔偿申请、证人余某的证言，被告灯岭村委会提交的收据等经庭审质证予以采信的证据，原、被告的自认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起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果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则原告诉请的损失如何确定及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诉讼时效指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余生佼于2003年6月12日参与灯岭村委会组织的抗旱工作过程中被电线杆砸中死亡，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自此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应于2004年6月12日前主张权利，但原告多年来却未向灯岭村委会主张权利，故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在本案中起诉被告灯岭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主张灯岭村委会事发后承诺村里经济状况好转后再行赔偿，本案适用二十年的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催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以避免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制度，出于保护权利人长时间因客观原因不能行使权利的目的。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却不存在客观上不能行使权利的情形。即使灯岭村委会向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作出上述承诺，但事故发生至今长达十七年之久，村里条件是否好转或何时好转却并不能准确界定，导致灯岭村委会承诺内容不明确，故本院对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7元，减半收取计2173.5元，由被告王耀玲、余春兰、余联兵、余宏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