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4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富，男，196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X。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艳，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通集团广东大禹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吴川市*******口四通高科工业城。法定代表人：孙海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航明，广东佳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富因与被上诉人四通集团广东大禹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3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艳，被上诉人大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航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大禹公司支付李国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45458.98元；3、大禹公司支付拖欠李国富的停产期生活费127689元；4、大禹公司赔偿未如期为李国富缴纳社保致李国富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其中已发生的10507.5元，正在发生的每月1890元（第一个月为2101.5元，含当月求职补贴），需按时支付至李国富可以正常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为止（共24个月）；5、大禹公司按湛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标准，支付赔偿金56813元给李国富；6、大禹公司付清停产前欠付李国富的工资19680元。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李国富1977年9月参加工作，1988年调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实业公司），1994年在广东华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办理套改工资手续，1994年下半年起华立实业股份公司经营困难，李国富的劳动关系被调至广东华立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科技股份公司）。1998年，华立科技股份公司改名为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川市四通高科服务有限公司、符丹艳共同出资组建吴川市华立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2004年11月2日，该公司变更为吴川市四通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2005年1月18日再次变更为四通集团广东大禹高科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即本案大禹公司）。大禹公司成立时承继了华立科技股份公司吴川的全部资产以及原集团企业改制遗留的所有人员。李国富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李国富系广东华立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个人补缴社会保险费核对表、汇总表也证明大禹公司已承继了与李国富的劳动关系，并为李国富办理了相关的社保手续。二、李国富的各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大禹公司停产多年，既未能为李国富提供劳动条件，发放工资，也未履行安置责任，给李国富造成了损失，侵害了李国富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李国富的上诉请求。大禹公司辩称，一、李国富不是大禹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第一，大禹公司既不是由华立实业公司改制而成，也不是由华立实业股份公司改制而成。大禹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27日，投资者是深圳市泰格华基科技有限公司和符丹艳，且大禹公司的股东不是华立实业公司，也不是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因此，即使李国富是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员工，也与大禹公司无关，其不能成为大禹公司的员工；第二，李国富没在大禹公司上班，依法不能形成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的。李国富自称其在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上班，这与大禹公司无关。李国富提供的《个人补缴社会保险费核定表》中有李国富及大禹公司的名称是工作人员过错造成的。该核定表显示从1989年起计算社保费，该时期大禹公司还未成立的。针对该表的错误，大禹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向社保部门提出了纠正申请，社保部门已予以纠正。二、李国富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了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予以驳回其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李国富所主张的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时至起诉之日已长达三十年了，李国富的诉讼请求已大大超过了仲裁时效。综上，李国富的请求无理，依法应当驳回其请求或者起诉。李国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禹公司支付李国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45458.98元；2、大禹公司支付拖欠李国富的停产期生活费127689元；3、大禹公司赔偿未如期为李国富缴纳社保致李国富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其中已发生的10507.5元，正在发生的每月1890元（第一个月为2101.5元，含当月求职补贴），需按时支付至李国富可以正常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为止（共24个月）；4、大禹公司未为李国富办理医保，至李国富现及退休后不能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待遇，应按湛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标准，支付补偿金给李国富用于自购同等待遇医保，按76.7岁计算为56813元；5、大禹公司付清停产前欠付李国富的工资196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富提供的集体单位招收新职工呈批表、中国职工技协会员证、参考工资标准套改审批表显示，李国富于1980年成为当时吴川县二轻钢具三职工，1988年是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的干部，1994年在华立实业股份公司（营销部）办理套改工资手续。李国富称1994年前后一直到公司停产前，李国富在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驻京办事处工作；1994年上半年由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发放工资、1994年下半年由华立实业公司发放工资给李国富；自1994年下半年起，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李国富所属部门在业务和人事方面也不断调整重组中，陷于时开工时停工的状态。另，李国富自认自公司停产后离开吴川市到广州市打工，后将户籍迁入广州，现户籍为广州户籍。2018年9月7日，李国富向大禹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李国富于2019年2月22日向吴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该仲裁会作出吴劳人仲裁非终字[2019]第07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委认为申请人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裁决驳回申请人李国富的仲裁请求。李国富不服裁决结果，主张大禹公司是从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改制而来，遂提起本案诉讼，诉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李国富应对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李国富提交的现有证据如技工证、工资套改审批表只能证明李国富与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李国富提出大禹公司是从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改制而来的主张，李国富无法提交相应的工商登记资料予以证明，李国富仅提供了相关公司在上市时年报节选材料的打印件，无法提供该类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这些年报节选材料即使真实的情况下，李国富提供年报材料显示的内容亦无法反映出华立实业公司、华立实业股份公司原有职工全部由大禹公司接收的内容；李国富提供的个人补缴社会保险费核定表、汇总表仅能证明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之间存在社保关系，不能直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更何况大禹公司未实际按该核定表为李国富补缴相关的社保费用。另一方面，李国富在庭审上自认原公司停产无论是原公司还是大禹公司者没有安排其上班，故其自停产后没有在原公司或大禹公司上过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李国富未在大禹公司上过班，也未接受过大禹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管理，大禹公司与李国富之间未发生过“用工”的事实，故无法认定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李国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国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国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国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民事判决书》（2014）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用以证明华立实业股份公司改制为大禹公司，继承了劳动关系；2、缴费记录情况表，用以证明大禹公司已经支付了部分社保费用；3、光盘，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补充。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大禹公司对李国富提交的证据有以下意见：1、（2014）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一案不能在本案采纳。原因一是该案是调解结案，二是涉案当事人不同，不能把另一案件的当事人搬到本案适用。大禹公司的演变应以工商登记为准；2、证据二不是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3、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由法院核实确认。经过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审查核实，本院对李国富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014）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基于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提起的诉讼，该证据于一审程序中提交并经质证，二审不再审核；2、证据二虽不是新证据，但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且与案件争议的基本事实有关联，可以作为证据使用；3、证据三不属于二审程序的新证据，仅是反映李国富对其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的采集过程，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于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自大禹公司成立之日起，李国富一直没有在该公司上过班，大禹公司亦没有给李国富发放过工资。但该公司曾为李国富缴交过企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行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费用。本院认为，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李国富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李国富的上诉理由以及大禹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李国富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其核心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并向用人单位收取劳动报酬。本案中，大禹公司与李国富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李国富自始至终没有为大禹公司提供过劳动、接受大禹公司的劳动管理，大禹公司也没有向李国富发放过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大禹公司与李国富之间并不存劳动关系。至于大禹公司为李国富购买相关社会保险的问题。虽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相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但不能因大禹公司曾为李国富购买过社会保险就推定两者的劳动关系当然成立。只有在李国富是否向大禹公司提供过劳动、接受劳动管理及获得劳动报酬等关键事实存在争议，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大禹公司是否为李国富购买社会保险才能成为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参考依据之一，仅凭大禹公司曾为李国富购买过社会保险一事并不能直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李国富主张大禹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停产期间生活费、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赔偿金、不能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待遇赔偿金及欠薪等诉讼请求，均是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一审判决以无法认定李国富与大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李国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国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国富负担（李国富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子 轩审 判 员 杜 友 裕审 判 员 钟 斯 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 虹 亨书 记 员 邓唐慧卉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