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9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丽丽，女，1969年4月25日出生，回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泓兰，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毅彬，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北部工业区侨英路****。 法定代表人：吴有文，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曾锦，福建彬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碧芬，福建彬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彭豪，男，198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 原审第三人：凌巧艳，女，198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上诉人常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峰公司）、原审第三人凌巧艳、彭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常丽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常丽丽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退货行为系单独的退货合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管辖裁定文书认定本案不属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相符，退货行为不属于案涉两份特许经营合同的内容。万达峰公司不可以一方面超越合同相对性要求常丽丽退货，另一方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拒绝退款。二、法院应当对万达峰公司关于“简丽娟”、“曾丽英”身份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制裁。 被上诉人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答辩称，退货行为是基于两个独立的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而发生，并非单独的退货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单独的退货合同关系。管辖裁定的认定不能否认基础合同关系，万达峰公司与常丽丽均在各自履行与凌巧艳的合同。以前的货款都是由常丽丽支付给彭豪、凌巧艳进行结算。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常丽丽应当向凌巧艳主张退货的货款，其权利仍可得到实现。三、关于简丽娟及曾丽英的身份情况，万达峰公司已经如实向一审法院书面说明。 原审第三人凌巧艳、彭豪未陈述意见。 常丽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万达峰公司立即支付常丽丽退至万达峰公司的202件大衣、外套等货品的进货价款37924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6日，凌巧艳以“雅奴天使女装江苏健民实业总代理”（甲方）代表人的身份，与常丽丽（乙方）签订1份《雅奴天使专卖许可经营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范围内代理“雅奴天使”品牌，开设专柜或专卖店。甲方向乙方提供货品的供货折扣为全国统一折扣五折。货品以乙方代表订货的形式由甲方统一组织提供。甲方提供给乙方的货品如出现质量不合格，乙方有权退换给甲方。该合同还约定，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双方无异议，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约至下一个合同周期。 2015年6月2日，案外人厦门万丰裕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裕公司）与彭豪签订1份《“雅奴天使”特许授权经营协议》，约定万丰裕公司授权彭豪在江苏省进行“雅奴天使”品牌特许连锁专卖店/专柜、特许加盟、入驻商场等经营，销售万丰裕公司提供的“雅奴天使”服饰系列产品，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017年1月11日，万丰裕公司发出1份《江苏省代理商欠货款确认函》及1份《关于审批江苏省代理商申请欠货款金额还款方案意见》，两份函件载明的抬头均为“尊敬的江苏代理商凌巧艳女士，彭豪先生”，彭豪在该两份函件上签字。 2017年3月2日，万达峰公司作为特许人（甲方），彭豪作为被特许人（乙方），签订1份《YNTS（雅奴天使）特许经营合同（江苏省）》，约定甲方授权许可乙方在江苏省区域内进行“雅奴天使”品牌系列服饰产品独家管理经营，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约定，2017年春季除乙方已下订单外提供大类商品及增补款（除羽绒服、棉服、皮草品类）为铺货制采用利润配比模式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为甲方57%，乙方43%。计算方式范例：（大类商品店铺折扣为商品零售价的5折-大类商品出厂折扣为商品零售价的3.2折）*57%*店铺零售件数=甲方收入；（大类商品店铺折扣为商品零售价的5折-大类商品出厂折扣为商品零售价的3.2折）*43%*店铺零售件数=乙方收入。乙方加盟客户的供货折扣为大类商品按商品零售价的5折，羽绒服、皮草品类代理商买断公司不参与分成。2017年春季开始甲方所提供乙方所有大类商品（含增补款）给予乙方100%退货率，羽绒服、棉服、皮草、饰品及甲方所明示的买断商品无退货率，次品羽绒服给予换货，无退货。 常丽丽提交1份微信聊天记录，称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其儿子刘思宇与案外人曾丽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思宇向案外人厦门市集美区雅文晟服装加工厂付款4668元，曾丽英将发货快递单号发给刘思宇，并告知刘思宇收到货品后要系统审核一下。刘思宇提出要退一批秋冬外套换春款。之后曾丽英给刘思宇发送1份《关于江苏20**年款秋/冬退货的通知》的图片。该通知载明抬头为“致江苏区域各店铺”内容为要求江苏区域各终端店铺2017年秋/冬季所有货品须于2018年3月23日前完成退货至公司总仓（各店铺须于2018年3月16日前完成系统退货通知单制单提报并进行退货处理），否则不再作退货处理，视为各店铺自行买断，届时公司财务部将按买断价格及标准予以核算对账。落款为“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并盖有公章。之后，曾丽英向刘思宇发送1份“雅奴天使退货异常单”，载明退货店名为“六合”，退货反馈/具体差异情况为，系统审单202件，实收201件，少1件，另有4件脏污的返回店铺。再后，曾丽英告知刘思宇：“冬装现在不能返回”“要返回你要向总”“是总代欠你钱”，并告知后续由“简丽娟”负责江苏区域的工作。 常丽丽提交1份微信聊天记录，称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刘思宇与案外人简丽娟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思宇发送一段文字：“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我是江苏区域南京六合雅奴天使服装店店主，根据贵公司YNTS[2018]第003号关于江苏20**秋/冬季退货的通知文件，我已于2018年3月23日前退了约4万元货至公司总仓（并于2018年3月16日前完成了系统退货通知单提报退货），我的货已退至公司总仓快1个月了，但至今公司未与我换货处理，请公司相关单位负责人能调查此事，尽快发货，减少我的损失……”刘思宇要求简丽娟把前述文字打印好后给有关部门看一下，简丽娟回复：“这个事情你要找江苏的总代理”。之后，简丽娟给刘思宇发送1份《关于雅奴天使江苏市场合作终止函》图片，抬头为“致江苏省代理商彭豪先生/凌巧艳女士”，内容为“1、即日起，公司停止贵方江苏省雅奴天使品牌特许经营权；2、贵方经营期间各辖属二级客户与贵方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均与我司无关，请贵方妥善处理……”，落款为“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2018年4月12日”并盖有公章。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前述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微信用户关联手机号联系微信用户本人，两个微信用户关联手机号的使用人分别确认系曾丽英、简丽娟，且两人均陈述称其系万达峰公司员工，但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两人未直接答复一审法院。本案审理过程中，万达峰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否认曾丽英、简丽娟系其员工，而是厦门市集美区雅文晟服装加工厂的员工，该厂承接万达峰公司的服装加工，但也会接其他公司的订单。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万达峰公司确认曾丽英、简丽娟在万达峰公司缴交社保。 常丽丽提交1份操作“雅奴天使”店铺POS管理系统的录像，显示“江苏六合店”通过该系统提报的购买吊牌价936元服装的“店铺收货”订单以及总计202件、吊牌价75848元的“店铺退货单”。本案庭审过程中，就常丽丽提交的视频中体现的“雅奴天使”店铺POS管理系统，万达峰公司确认之前有使用该系统，但目前已无法使用，常丽丽亦确认该系统目前已无法登录。 “南京市六合区雅奴天使服装店”登记经营者为常丽丽，该店于2015年3月10日登记设立，与2018年3月15日登记注销。庭审中，常丽丽称该店实际由其与其子刘思宇共同经营。 庭审中，常丽丽陈述称，其与凌巧艳签订合同，之前都是与江苏省总代理进行货款结算、退货。本案诉讼不是基于特许经营合同，只是因为万达峰公司要求退货至万达峰公司，双方基于该退货的事实形成合同关系。货已退至万达峰公司，所以万达峰公司应退款。关于退换货，常丽丽陈述称一开始是跟江苏总代理退换货，后来总代理要求常丽丽直接退货给厦门总公司，总公司换新款给常丽丽，这种模式已持续了很久。后面两次进新货、退货，总代理要求常丽丽把钱打给厦门总公司。之前的退换货是依据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之前未发生退货，最后一次原本是要换货，但万达峰公司越过总代理直接发通知给各店铺要求退货。 庭审中，常丽丽确认其与凌巧艳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到期之后有继续履行，万达峰公司确认其与彭豪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于2017年底到期后有继续履行。万达峰公司陈述称彭豪与凌巧艳系夫妻关系，是万达峰公司授权的江苏省总代理。 一审法院认为，常丽丽以合同纠纷为诉由对万达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应举证证明其与万达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常丽丽主张其与万达峰公司之间基于案涉退货的事实形成合同关系，万达峰公司据此负有向常丽丽返还货款的义务。从在案证据来看，虽然曾丽英、简丽娟未明确承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常丽丽提交了微信聊天的原始记录，两份聊天记录中对方用户绑定的手机号可以查实为曾丽英、简丽娟的手机号码，故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结合曾丽英、简丽娟当时系万达峰公司员工的事实可以证明，万达峰公司有收到常丽丽主张的案涉退货，也即可以证明常丽丽所主张的向万达峰公司退货的事实。但是，从在案证据可以看出，万达峰公司与彭豪、凌巧艳之间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常丽丽系凌巧艳作为万达峰公司授权的江苏省总代理发展的加盟商，与常丽丽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是凌巧艳。根据常丽丽的陈述，无论是其根据江苏省总代理即凌巧艳的要求直接向万达峰公司换货，还是万达峰公司直接要求常丽丽退货，或是根据之前的交易模式常丽丽最后一次向万达峰公司换货时万达峰公司收到货物后未再向常丽丽发新货，相关的行为、事实均是基于常丽丽与凌巧艳之间、凌巧艳与万达峰公司之间两个独立的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而发生。常丽丽根据万达峰公司的通知向万达峰公司退货的事实是其与凌巧艳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内容，该事实并未单独在常丽丽与万达峰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常丽丽关于其与万达峰公司之间基于案涉退货的事实形成合同关系且万达峰公司基于该合同关系负有返还货款的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常丽丽与万达峰公司之间已形成直接结算款项的交易习惯。因此，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常丽丽主张万达峰公司返还货款3792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彭豪、凌巧艳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丽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常丽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其与万达峰公司员工的沟通内容，虽然万达峰公司对微信聊天内容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回，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万达峰公司通过其员工直接向常丽丽等“江苏区域各店铺”发出通知退货，常丽丽根据该通知直接向万达峰公司退回讼争货物，万达峰公司亦确认收到常丽丽退回的货物。至此，退货事实直接发生在常丽丽与万达峰公司之间，并非基于常丽丽与第三人的约定。常丽丽有权基于讼争退货事实，请求万达峰公司支付相应对价。常丽丽主张的退款金额来源由万达峰公司店铺POS管理系统，万达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常丽丽主张的退货货款计算有误或不真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常丽丽主张的退款金额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常丽丽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丽丽支付退货款3792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8元，均由厦门万达峰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仲 审判员 师 光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国辉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