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台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布头路**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028288XU。法定代表人：周素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广东一律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杰艺，广东一律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星群，男，汉族，1973年9月6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舞钢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胜辉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繁路同富裕工业园**龙泉科技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42228212。法定代表人：邓星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华，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石马径社区石二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5472420H。法定代表人：朱胖军。上诉人深圳市台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星群、深圳市胜辉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辉鑫公司）、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10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台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令邓星群、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向台科公司支付尚欠设备款95687.2元及利息（按年息24%，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33681.82元，合计129369.02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邓星群、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存在遗漏或错误。1.《购销合同》第二条：价格及付款方式中约定的价格是不含税价格。邓星群如果要求开具发票应另外支付税点，双方约定各自承担一半。邓星群签字确认的《购销设备补充协议》里面也确认了税费款，原审判决遗漏该事实。2.《购销合同》第五条：交货地点规定甲方负责免费送货至珠三角地区，并负责机器设备运输至乙方工厂安装。第五条其他事项规定乙方必须提供本合同签订人和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开票信息、企业代码证等复印件，以利于双方长期友好往来，原审判决遗漏该事实。3.胜辉鑫公司在2017年9月4日支付10000元，台科公司应邓星群要求在2017年10月30日向胜辉鑫公司开具金额为76000元的发票。4.胜辉鑫公司的经营地址曾经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台科公司曾经将涉案机器设备送往该地址。胜辉鑫公司之法定代表人与邓星群系堂兄弟关系。5.高士达公司分别在2017年1月12日支付货款35115元、2017年3月1日支付46078元、2017年6月27日支付6691元、2017年7月3日支付46773元货款，台科公司应邓星群要求在2016年12月17日开具金额为35114.9元、2017年1月19日开具金额为75972.7元、2017年3月21日开具金额为53465.2元发票。6.台科公司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关于高士达公司（2016)湘01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高士达公司犯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案审判期间与本案台科公司开具发票时间在同一期间。7.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购销设备补充协议》确认货款为1191000元，其中既有《购销合同书》又有送货单的货款金额为1120000元，没有《购销合同书》但加装第四轴有送货单的货款金额为32000元。既没有购销合同，也没有送货单的，2016年4月15日、2016年4月29日加装第四轴现款结算的金额为39000元，上述货款总合计为1191000元。税费为19244.2元，换弹片和滑块900元。2017年5月13日因对方不付款吊回两台机器扣除货款16万元。总计应付货款合计为：1191000+39000+900-160000=1051144.2元。8.原审判决认为邓星群签收的货款仅为1152000元，但在应付货款里有两笔没有送货单的货款，分别是2016年4月15日加装第四轴2台，单价为13000元，2016年4月29日加装第四轴1台，单价为13000元。因邓星群前期货款存在拖欠现象，邓星群提出加装第四轴时，台科公司要求邓星群支付现金否则不予安装，因此该两笔货款是没有账期，当天支付的货款。从付款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在2016年4月15日邓星群支付了该2笔款项，分别为26000元和13000元。邓星群签收的货款1152000元加上这笔没有账期现款结算的39000元合计正好为1191000元。《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确认加装第四轴有五台，能够印证台科公司的主张。邓星群在2017年5月3日签订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及本案庭审当中均未对该笔货款提出异议。9.邓星群没有提出违约金过高，要求减少。10.原审判决未查明邓星群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关系。台科公司认为邓星群是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业务代表或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串通损害台科公司利益、国家利益。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货款金额。邓星群在2017年5月3日签字确认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里及庭审当中均确认货款为1191000元，同时对送货单也没有异议，原审法院未进行调查询问，擅自将没有账期现款结算的39000元自行扣除，有违“不告不理”原则。邓星群在签字确认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里确认第四轴是5台，同时从银行流水看也确实在2016年4月15日支付了2笔款项，分别为26000元和13000元。从付款规律、数据及逻辑上也可以印证台科公司的说法，因此本案的货款应为：1191000元，不应扣减39000元，尚欠货款金额为76443元。(二）关于违约金。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逾期付款的日千分之三，台科公司主动将其变更为年息24%，原审法院认为该违约金标准过多，但并没有进行论述。台科公司认为，涉案货款的跨度从2014年8月5日截止到现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且之前邓星群已支付的货款也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台科公司是经营企业，邓星群这种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给台科公司造成了资金压力，给台科公司造成了损失，台科公司并没有向其主张已付但未按期支付货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台科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从邓星群最后一次支付货款的第二天即2018年1月18日，计算基数也是最后尚欠货款的金额，台科公司已经让渡了上述已付货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标准过高，属于简单化处理，没有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且邓星群也并未提到该违约金标准过高，要求减少。(三）关于税款。《购销合同书》确认的金额是不含税金额，但台科公司开具了金额总计为240552.8元的发票，双方商定税率各自承担8%。2017年5月3日双方签字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确认截止到2017年5月3日税款为13164元，即在2017年5月3日之前开具的税款指的是向高士达公司开具的发票税款即13164元。胜辉鑫公司发票是在该份《购销设备补充协议书》之后的2017年9月30日开具的，所以该份补充协议里面当时还没有涵盖76000元的税款。在庭审中邓星群对该笔税款自己承担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确认是其提出要求让台科公司向胜辉鑫公司开具的，原审法院再次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原审法院认为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并没有实际交易，台科公司出票行为违法，故不支持发票税费的诉请。首先台科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与台科公司没有实际交易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次，假定没有实际交易，台科公司收取的货款金额是不含税价款，如果要求开具发票，台科公司作为卖方将此转嫁给买方并无不当，且客观上台科公司开具发票，台科公司就承担了其应该承担的全部税费，自身并未给国家带来税收的损失。台科公司与邓星群存在真实交易且应邓星群要求开具发票，而且对于台科公司来说台科公司仅需要开具一次发票，承担一次税款，因合同是不含税价格，双方自愿各自承担一半并未违反国家规定。台科公司是应邓星群的要求开具发票，让邓星群向其承担税费，属于双方内部规定，台科公司已经全额缴纳了增值税并不因此而损害国家利益，台科公司要求邓星群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而且邓星群对承担税款也并无任何异议。原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都未对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认为出票行为违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主动干预，不支持台科公司要求邓星群承担税费的诉讼请求，那么原审法院对邓星群的违法行为同样也应主动处理。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拿着台科公司开具的发票已向国家进行了税收抵扣，邓星群因此在税务上受益，国家也因此遭受税收损失，原审法院却不予处理，不支持台科公司向邓星群的税费请求。(四）关于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是否存在实际交易关系，是否应该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1.《购销合同》第五条规定邓星群应提供本合同签订人和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开票信息、企业代码证等复印件，以利于双方长期友好往来。邓星群属于自然人，无法开具发票，说明邓星群只是代表自己所在的单位来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主体虽然是邓星群，但从此条款可以看出，邓星群是代表其所在的单位签订合同的。2.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通过自己的账号向台科公司支付了货款并由台科公司开具了发票。没有交易关系不可能支付货款。或者说通过付款及开票行为确认了双方的交易关系。3.购销合同第五条交货地点约定甲方负责免费送货至珠三角地区，并负责机器设备运输至乙方工厂安装。合同约定将货款送往乙方所在工厂，台科公司将机器送往了深圳市光明新区，该地址也是胜辉鑫公司的经营地址。说明邓星群是代表胜辉鑫公司所在的工厂订购货物的。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堂兄弟关系。4.胜辉鑫公司在庭审中否认10000元是货款，邓星群认为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是支付的税费，但该说法与邓星群承认的税点不吻合。且胜辉鑫公司在庭审中未正面回答支付的是税款还是货款，也未否认和台科公司存在买卖关系。5.高士达公司曾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浏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浏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湘01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对高士达公司的定罪及量刑部分。2016年12月20日，高士达公司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可能在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台科公司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其向国家税务机关进行抵扣获利，以身试法，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6.台科公司在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10月19日分三次向高士达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开票时间跨度长达近一年时间。如非真实交易，又或者如邓星群所称与高士达公司无关，高士达公司仅配合补开发票，那为何不一次性补开。高士达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非标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生产及销售，台科公司销售给邓星群的就是非标自动化设备及配件。高士达公司与台科公司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可能性或基础。结合原审法院庭审情况，高士达公司陈述多次出现反复，且与邓星群的陈述相互矛盾，侧面证明了台科公司与高士达公司交易真实存在，高士达公司应与邓星群共同承担还款责任。7.邓星群是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业务代表或双方存在串通关系。邓星群无实际的营业执照和工厂，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合同，邓星群和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将款项打给台科公司，并让台科公司开具发票给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从购销合同第五条可以推断，邓星群是代表其所在的单位。邓星群可能系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业务员。邓星群作为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从2014年的货款拖到现在，可见其是百般逃避承担责任的，庭审中对自己签字的合同甚至都不予认可。在本案，台科公司主张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责任，邓星群却百般替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辩解，担心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责任，实在有违常理。台科公司认为邓星群和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存在串通，利用一个无资金能力的邓星群签订合同并否定交易关系逃避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责任。在台科公司举证证明邓星群是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的业务代表并要求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否认并辩称与邓星群是买卖关系，但也未举出任何证据进行反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邓星群未到庭应诉，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台科公司应退还邓星群多支付的购机款122557元，具体金额如下：总购机款2014年8月5日320000元，2014年8月11日18000元，2014年10月6日160000元，2015年1月20日320000元，2015年3月16日14000元，2015年3月25日320000元，合计1152000元，2017年8月21日换弹片900元。台科公司已收到邓星群的货款955457元，2017年5月从邓星群处拉回两台H5**三轴加工中心总价为320000元，不是160000元，因此，台科公司应退回多付购机款为955457+320000-1152000-900=122557元。台科公司的书面合同与口头承诺相矛盾，其拉走邓星群320000元的机器抵160000元，还胁迫邓星群签订购机补充协议，造成邓星群多支付了122557元的货款。二、台科公司销售给邓星群的机器货款总计为1152000-320000=832000元，依法应开具832000元的发票，直至2020年3月29日，台科公司仅开具169371元的发票，漏开税务发票662629元。台科公司事实上并无和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和销售加工等关系，仅仅是应邓星群要求补开部分发票给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三、台科公司销售的机器、设备未有正规税务发票，没有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合格证及备案材料、生产许可证、安全证书等，邓星群有理由相信台科公司销售的机器是不合格的产品，因此给邓星群带来1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应该由台科公司承担。胜辉鑫公司答辩称：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并没有实际交易，台科公司出具发票的行为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胜辉鑫公司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并且台科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由胜辉鑫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故台科公司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高士达公司答辩称：邓星群与高士达公司有十几万元的零配件交易，高士达公司要求邓星群开具发票才付款，因邓星群没有开发票资格，就要求高士达公司把款项支付给台科公司，由台科公司开具发票。除此之外高士达公司与台科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台科公司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邓星群、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向台科公司支付尚欠设备款95687.2元及利息（按年息24%，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33681.8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邓星群、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5日，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购买2台H5**三轴加工中心的《购销合同书》，总价32万元，2015年6月5日支付完成，逾期每日收取千分之三滞纳金；同日，邓星群签收了该2台设备。2014年8月11日，邓星群签收了台科公司提供的单价为18000元型号为62D的设备1台。2014年10月6日，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购买1台H5**三轴加工中心的《购销合同书》，总价16万元，2015年8月5日支付完成，逾期每日收取千分之三滞纳金；同日，邓星群签收了该台设备。2015年1月20日，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购买2台H5**三轴加工中心15000转的《购销合同书》，总价32万元，2016年1月1日支付完成，逾期每日收取千分之三滞纳金；同日，邓星群签收了该台2设备。2015年3月16日，邓星群签收了台科公司提供的单价为14000元的机械配件。2015年3月25日，邓星群与台科公司签订购买2台H5**三轴加工中心15000转的《购销合同书》，总价32万元，2016年1月30日支付完成，逾期每日收取千分之三滞纳金；同日，邓星群签收了该台2设备。邓星群上述签收的机器设备价款共计为1152000元。2017年8月21日，台科公司为邓星群换弹片，费用为900元。台科公司当庭自认共计收到955457元的货款，并陈述曾于2017年5月从邓星群处拉回2台H5**三轴加工中心抵扣货款16万元。按照邓星群的要求，台科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向胜辉鑫公司开具了76000元的发票、于2016年12月20日向高士达公司开具了35114.9元的发票、于2017年1月19日向高士达公司开具了75972.7元的发票、于2017年3月21日向高士达公司开具了53465.2元的发票。一审法院认为，邓星群向台科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应当向台科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关于货款数额，虽然邓星群与台科公司曾签订购销设备补充协议确认货款为1191000元，但邓星群签收的货款仅为1152000元加上当庭认可的900元换弹片费用共计为11529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货款总额为1152900元，减去台科公司当庭自认收到的货款955457元以及拉回的2台机器抵扣160000元，邓星群尚欠台科公司货款37443元。关于违约金，台科公司主张从2018年1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邓星群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酌定按年利率15%计算。台科公司关于支付发票税费的主张，因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并未有实际交易，台科公司出具发票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台科公司主张支付发票税费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台科公司要求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因该二公司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且台科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二公司应承担责任，故台科公司相应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邓星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台科公司支付37443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台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保全费1166.84元共计2610.84元，由台科公司负担1588.84元，由邓星群负担1022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中台科公司提交了其与邓星群在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购销设备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买方邓星群于2014年8月5日至2017年5月3日分期共购买7台三轴加工中心及5台第四轴，货款为1191000元，另外税费13164元，合计1204164元，截止2017年3月1日已支付876193元，剩余327971元未付清，台科公司取回两台设备抵扣160000元，剩余167971元分十个月付清。一审庭审中邓星群称双方还有差不多6万多元未结清。二审期间，台科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胜辉鑫公司曾经的公司地址与邓星群在合同上标明的地址是相互吻合的。证据二，高士达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三，（2016）湘01刑终944号刑事判决，以证明台科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正是高士达公司被法院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期间。高士达公司在敏感时期不可能在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侧面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证据四，2016年8月3日公明邓星群对账单，以证明39000元货款涵盖在1191000元货款中，该对账单载明货款合计1191000元，已支付685000元，尚欠506000元，该1191000元货款中包含两个第四轴32000元和三个加装第四轴39000元。胜辉鑫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四，因不清楚对账的事情，不发表质证意见。高士达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四，因不清楚对账单的事情，无法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货款数额应如何认定；2.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款承担责任；3.邓星群是否应支付发票税款。关于货款总额，台科公司主张实际交易的货款共计1191000元，加上换弹片900元，扣除已付货款955457元和抵扣货款的机器160000元，尚欠货款应为76443元，一审仅认定有邓星群签收的货款1152000元，未认定2016年4月15日加装第四轴2台260**元，2016年4月29日加装第四轴1台130**元，对货款金额认定有误。本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购销设备补充协议》确认邓星群购买的设备中包含5台第四轴，货款为1191000元，并约定了货款的分期支付方式，台科公司二审中提交的2016年8月3日对账单中邓星群亦确认了有五台第四轴，其中加装三台第四轴共计39000元，并确认货款合计1191000元，与《购销设备补充协议》内容相印证，应认定双方对于货款已进行对账结算，并确认为1191000元，结合邓星群在一审庭审中关于双方还有6万多元未结清的陈述，台科公司主张实际交易的货款共计1191000元，加上换弹片900元，扣除已付货款955457元和抵扣货款的机器160000元，尚欠货款应为76443元，本院予以采纳。因此，邓星群应向台科公司支付尚欠货款76443元。关于逾期利息，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三，邓星群在一审中对此不认可，因逾期付款损失主要表现为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将逾期付款利息调整为年利率15%，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邓星群应向台科公司支付76443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台科公司请求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胜辉鑫公司及高士达公司的责任问题，涉案买卖合同是台科公司与邓星群所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邓星群向台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虽然本案中有部分货款是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所支付，发票也是向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开具，但该事实不足以证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共同买方，或者该合同是邓星群代表该两公司所签订，台科公司请求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税款问题，因台科公司与胜辉鑫公司、高士达公司并未有实际交易，台科公司向该两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台科公司请求邓星群支付发票税费19244.2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邓星群要求台科公司向该两公司开具发票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如何处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台科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105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105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星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台科公司支付76443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台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保全费1166.84元，共计2610.84元，由台科公司负担544.84元，由邓星群负担20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95.32元，由台科公司负担312.32元，由邓星群负担1183元；台科公司已预交的1183元，由本院予以退回。邓星群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183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宋东华（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