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824民初1615号  原告:高树锋，男，196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米脂县人，现住靖边县，身份证号：612XXXXXXX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师锋，陕西省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住所地：靖边县XX镇。负责人：孙国卫，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树锋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统万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高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师锋及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高树锋及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负责人孙国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储蓄款5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70天X120元=8400元；并增加诉讼请求：一、被告承担两次鉴定费4880元，法院撤诉费650元；二、被告支付原告多年来诉讼、上访等因本案所花交通费3119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10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个人结算账户本外币活期一本通存折。2015年7月20日，原告到被告处存款时，原本存的3万元，但从存折上看存的是2万元，办理人员韩林。原告找到被告处要求给说法时，被告的负责人说正在给查。后2015年7月31日，原告又到被告处存款1万元时，被告工作人员却某某的将该笔存款写成取现，第一次取走1万元，第二次取走2万元。而事实是，原告连同7月20日少写的1万元，和7月31日所存的1万元及同日取走的3万元，且存折上要有10万元的存款，但从2015年7月31日的余额中可以看出，存款余额为50027.58元，2015年7月31日当时存完款时，原告还没有走出被告所在的大厅时，就和被告的工作人员理论，并要求查看视频监控，并随后向西郊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称不在他们的办理范围内，在原告多次和被告交涉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拿出了7月20日和7月31日的业务凭证，从凭证可以看出，凭证中的签字并非原告所签，后被告一直推诿不管。后原告向榆林市银监会多次反映均未果。在原告不断向原靖边县公安局信访办信访的情况下，靖边县公安局信访办于2017年9月26日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认为该案应向人民法院依法提出。无奈，原告只能向贵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被告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但被告因工作原因非法侵占原告存款，致原告5万元的存款凭空消失。无奈，原告只能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农行统万路支行辩称，一、被告按银行规定和正常程序办理原告的存取款业务，不存在过错和瑕疵，原告对于未妥善保护密码和存折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2015年3月10日，原告来被告处开立个人结算账户，支取凭证为存折，支付方式为凭折凭密，账号为26-XXXXXXXXXXX6974。同日，原告存款人民币8万元；2015年3月28日，原告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5月8日，原告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7月20日，原告存款人民币2万元。2015年7月31日，原告分两笔共取款人民币3万元。以上存取款业务的业务凭条中均有“高树锋”的签名，支取方式均为“密码”，即只要密码正确就可以支取，并不要求本人必须亲自办理。以上业务操作符合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和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被告员工按约定的操作规范为原告办理了存取款相关业务，没有出现任何违规、违法操作，更不可能随意支取原告的存款，原告对于未妥善保护密码和存折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故被告对原告银行账户和存取款业务的业务操作和服务，没有任何过错、过失和瑕疵，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前后冲突，其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最初于2015年12月初到被告处反应存取款业务有错的事宜，先是说2015年7月31日的两次支取现金的情况本人不知情，后经过被告核实和解释，原告又到被告处说自己确实取过1万，但是另外2万是要存款，银行办成了取款，他没拿到钱。现在起诉又说2015年7月31日他都是办的存款。原告对于2015年7月31日的账户支取情况前后三次说法都不一样，相互冲突，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鉴定结论与本案无关，不得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开户时约定的支控方式为：凭密码，即只要密码输入正确即可支取，存、取款凭条并不要求为本人签字，原告对于未妥善保护密码和存折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称2015年7月20日的存款凭条及2015年7月31日金额为2万元的取款凭条并非其本人签字，并对签字申请鉴定，鉴定结果为：2015年7月31日两万元的取款凭条的签字无法判断是否为原告书写，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定结果为：2015年7月20日的存款凭条并非原告书写，根据原、被告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和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即《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第四章存款与取款第二十四条：人民币单笔金额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七条：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得代理。原、被告开户时约定的支控方式为：凭密码，被告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五万元以下，存取款时并不需要提供客户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也可以由他人代理存取款，且代理时不需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只要密码输入正确即可以支取，存、取款凭条上并不要求为本人签字。另外，原告存取款时持有的是存折，每次存、取款时存折上都会机打每次存、取款时的情况，且现金业务必须现场核清，同时，从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原告中的存折上显示原告开通了短息通知业务，每笔款项的支取实时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原告，原告称自己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其次，就两份鉴定结论而言，2018年原告申请鉴定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为真实合法有效的结论，法律并未规定鉴定资质较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效力优先于其他鉴定意见，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具备合法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内容也完备，与本次鉴定相比，2018年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做鉴定的时间距离原告在案涉两张凭证上签字的时间近了两年，2018年取材时原告的书写习惯更接近原告在两张凭证签字的书写习惯，因此，2018年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更为真实，其鉴定结论为真实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法庭应当予以采纳。四、原告的误工费、交通费诉求无法律依据，法院应当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才可根据实际误工天数主张误工费，本案属于经济纠纷，并非人身损害侵权案件，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无法律依据，同时，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交通费的承担，且原告的交通费票据并不能证明是因本案纠纷而产生的费用，法院应当予以驳回。五、原告主张鉴定费和撤诉诉讼费无法律依据，法院应当予以驳回。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本案中原告主张签字并非其亲笔书写，按照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两次鉴定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且原告在2018年以同样的诉讼理由向靖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鉴定，鉴定结果为三张凭证上的签名均为原告高树锋本人书写，同时，本案中鉴定结果为其中两张凭证无法鉴定，另一张鉴定结果为不是原告书写，根据开户时原、被告双方约定的支控方式为凭密码，因此该鉴定结果与本案无关，原告高树锋应当承担两次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鉴定费用理应由原告承担。六、原告涉嫌构成诈骗罪，应当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第一、原告两次笔迹鉴定结论相差甚大，原告在2018年以同样的诉讼理由向靖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鉴定，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三张凭证上的签名均为原告高树锋本人书写，在原告举证不利时主动提出撤诉申请，显然原告为了逃避法院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本案因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向靖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再次申请笔迹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出具的鉴定结论与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大相径庭，综合原告高树锋在2018年当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对其不利时主动提出撤诉申请，显然原告在本次鉴定时故意改变书写方式蒙敝鉴定机构，使其无法鉴定或者做出与2018年鉴定结论完全相反的鉴定结论，原告高树锋用虚构事实隐瞒真像改变共惯有的书写方式使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或者做出错误的鉴定结论。第二、案涉存取款发生在2015年7月，原告存取款时持有的是存折，每次存、取款时存折上都会机打每次存、取款时的情况，且现金业务必须现场核清，同时，从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原告中的存折上显示原告开通了短息通知业务，每笔款项的支取实时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原告，显然原告当时对案涉三笔存取款及相应的存取款金额是完全知情的，如果原告当时对案涉三笔存取款有异议当时不现场提出而在离开银行五个月后的2015年12月份才提出异议，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原告从2015年12月开始，多次到农行统万路支行、支行办公室、运营部、风险部、行长办公室闹事，多次到令万路支行霸占窗口不让其它客户办理业务，围堵银行负责人车辆、纠缠辱骂、寻衅滋事，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被告正常业务的开展，被告多次向派出所报案，有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予以证明，请法庭予以核实。综合上述三点，原告对其实施诈骗蓄意已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改变惯有的书写方式的方法使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或者做出错误的鉴定结论，其行为是欺诈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应当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第一组证据中受理费票据、鉴定费票据证明因案涉纠纷支付的受理费、鉴定费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中汽车票、火车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因未说明具体时间及行程也无与涉案纠纷相关联证据印证，故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银行取款凭条，因其认可该凭条“高树锋”字迹系其所签，且与存折记录、交易明细表相符，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西政司鉴中心2019第5143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案涉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5万元以下，按原、被告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凭密码），结合被告举证《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中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即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5万元以下，存、取款时可不提供客户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也可以由他人代存、取款，可不提供代存、取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故对其证明被告将原告2万元造假按取款非法对待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第交的第四组证据信访事项告知书的真实性及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26日向靖边县公安局信访办提出信访事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业务凭证（存、取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国农业银行储蓄管理办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首先对其证明原告2015年7月31日取款1万元事实，虽原告认为该凭条背面无时间、签名、数额，但庭审中高树锋认可该取款凭条系其签名，且与其存折记录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相印证，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的证明目的，虽两鉴定意见不一，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凭密码），及《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即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5万元以下，存、取款时可不提供客户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也可以由他人代存、取款，可不提供代存、取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结合其提交证据能形成证据链条且相互关联，并与原告存折记录印证，故对该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3月10日，原告高树锋在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开立个人结算账户，支取凭证为存折，支付方式为凭折凭密，账号为26-XXXXXXXXXXX6974。该存折显示，2015年3月10日存款人民币8万元，2015年3月28日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5月8日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7月20日存款人民币2万元，2015年7月31日两笔共取款人民币3万元，并有扣除短信通知业务费用，以上存取款记录与被告明细表记录相符。其中，该明细表及存折、存款凭条记录显示：2015年7月20日16时54分，存款2万元，业务员为韩林,该“存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2015年7月31日9时9分，取款2万元，业务员为李婉榕，该“取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2015年7月31日12时33分，取款1万元，业务员为双婷婷，该“取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根据本院对农行统万路支行时任主任李某某、副主任马正及业务员韩林、李婉榕、双婷婷调查核实。李某某称2015年11月份其找他说钱存的错了，但他给其的答复是不可能错误，而且监控只保留90天；马正称；先是找的李某某，后在2015年11月份来找到他说业务办错了；韩林称凭条显示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业务是其办理的，但记不得当时是否为高树锋本人来办理的，且高树锋至今没有向他问及此笔存款错误问题；李婉榕在本院询问笔录中陈述，凭条显示2015年7月31日9时9分2万元取款业务是她给办理的，但记不起当时是否为高树锋本人来办理的，且当时也没有人找她说业务办理错误问题，到2015年12月份，高树锋找到她说存款给他办成取款了；双婷婷在本院询问笔录中陈述，凭条显示2015年7月31日12时33分她办理了1万元取款业务，但不记得是否为高树锋本人办理，且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大约到了2015年年底，高树锋来营业部先是说李婉榕办理的那笔钱不是他取的，后来又说她办理的这笔也有问题，存款办成取款了，最后又说韩林办理的那笔也有问题，且给其调取了相关材料。2017年9月26日靖边县公安局作出靖公（信）不受字（2017）0025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2018年1月3日，原告就此事起诉被告至本院，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2015年7月30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高树锋’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通过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室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原告高树锋交纳鉴定费2880元。2018年8月2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结论为：检材中的“高树锋”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的高树锋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鉴定检材样本以高树锋2016年4月7日向本院递交的起诉状中“高树锋”、及本院2016年4月13日给其送达的受理通知书等诉讼文书送达回证中以及其在地址确认书中的“高树锋”签名为样本与检材进行的比对鉴定）。2018年10月22日，本院给其送达了该鉴定书，原告于当日补交案件受理费650元，并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准许其撤诉的民事裁定。2019年4月1日原告高树锋就此事再次涉诉，并于2019年5月29日提交申请，对“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2015年7月30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高树锋’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通过本院司法鉴定室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原告交纳鉴定费2000元。2020年3月2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标识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序号为“04600099”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存款凭条（银行打印）》原件上“客户签名”处“高树锋”姓名字迹不是高树锋所写。2、依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标识日期为“2015年07月31日”、序号为“046c0010”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取款凭条（银行打印）》原件上“客户签名”处“高树锋”姓名字迹是否高树锋所写。（鉴定过程即以高书锋2019年12月10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现场书写 “高书锋”字迹为样本与检材进行的比对鉴定）。另查明，原告高树锋在庭审中陈述，2015年7月20日，其至被告处存款3万元，存款完成后，自己并没有看存折记录，但其在存款凭条上签过字，对是否签单确认过、签单显示存款数额其表示均已记不清了。其陈述，2015年7月31日其去了一次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大约是下午2时以后，其至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存款1万元，但业务员让其在取款凭条上签字，其当时提出异议，业务员重新打印一张，其未签字就走了，当时未看存折记录，之后自己看了，但不认识字。后（具体过了多长时间记不起）其去靖边县支行反映，工作人员让把凭条调出来。此后（具体时间记不清）其就去了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业务人员把7月20日、7月31日凭条调出来后，其发现错了，且名字也不是自己签的，就给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的马行长说了，但马行长说监控过期已经顶出去了，先进行了解并让其找公安局。又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储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币单笔金额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七条规定，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得代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原告高树锋2015年7月20日在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是存款2万元还是存款3万元；2、原告高树锋2015年7月31日在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是两次取款3万元还是存款1万元。关于上述焦点问题，农行统万路支行对账号为26-XXXXXXXXXXX6974的高树锋存折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两次取款3万元的主张，提供了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客户资料登记表、业务凭证（存、取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等证据。其中，2015年7月31日取款1万元事实，庭审中高树锋认可取款凭条系其签名，且与其存折记录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相印证，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的主张，虽本次鉴定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非高树锋笔迹，2015年7月31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不能确定是否高树锋笔迹，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凭密码），结合被告举证《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中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即人民币单笔金额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得代理。因案涉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5万元以下，且存、取款时持有存折，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时都随即机打记录在存折上，如有异议，理应当场提出并予核查。而按原告高树锋庭审陈述，因其当时未看存折记录，之后看了也不认识字、不识数，故对2015年7月20日存款3万元，存折记录为2万元，并在时隔10日后的2015年7月31日再次存款1万元，存折记录为当日两次取款3万元的事实均不知情。高树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持有存折并开通了短信通知业务，且当日带着手机，对该解释有悖常理。至于监控录像,因案涉的存、取款均发生在2015年7月,按高树锋庭审陈述，“过了一段时间”，其找靖边县支行李行长，让把凭条调出来，“忘记过了多久”，其就去了农行统万路支行，业务人员把凭条给调出来，名字不是自己签的。于是给农行统万路支行的马行长说了，马行长说他们先进行了解，监控已经过期，顶出去了。而该行时任主任李某某、副主任马正在本院的谈话笔录中谈及高树锋第一次向其反映该问题的时间均是2015年11月，农行统万路支行主张未能保存超过3个月之前的监控录像,符合常理。综上，对农行统万路支行举证证明其主张的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而原告高树锋对其主张的2015年7月20日存款3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存款1万元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树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高树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姬登峰审  判  员    樊  勃审  判  员    艾  婷    二 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贺炳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