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7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容，女，汉族，1967年12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冰，重庆格林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女，汉族，1989年6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冰，重庆格林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汉族，2010年2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巴**。法定代理人：钟某，女，汉族，1989年6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巴**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冰，重庆格林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男，汉族，1975年9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明华，重庆金牧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仁厚，男，汉族，1942年1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原审第三人：刘荣彬，男，汉族，1971年11月14日出生，重庆市巴**。上诉人刘荣容、钟某、杨某诉被上诉人刘云、刘仁厚，原审第三人刘荣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13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荣容、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冰，被上诉人刘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明华、被上诉人刘仁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容、钟某、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13499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云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仁厚与刘荣容、钟某、杨某签订的《征地安置协议》是经过家庭成员集体讨论而产生的，其中的内容是多方长时间协商的结果，此事被上诉人刘云、第三人刘荣彬均知晓，在签订《征地安置协议》前达成的《赡养协议》也明确说明了征地安置的款项由刘仁厚自由分配给刘云和刘荣彬，证实了刘云和刘荣彬是知晓并同意《征地安置协议》的内容的，该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刘荣彬、刘云未在《征地安置协议》上签字损害了刘云、刘荣彬本应继承的利益，但该协议中刘仁厚自行处置其自有的30个平方米和其应当继承的7.5个平方米的安置房指标是合法有效的，刘荣容、钟某、杨某也以其安置费与刘仁厚进行了交换，且刘仁厚亦从征地办将刘荣容、钟某、杨某的安置费领取完毕，故该部分应属有效。刘云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刘仁厚答辩称：“房屋是1997年给高速公路占了，我们没有搬家，当时办的是国有证。刘荣容本身没有赡养我，我的医药费也没要她负担。刘荣容天天找征地办去闹，闹烦了又找我闹，连着骂了我两天，我还报了两次警的，警察来了，她又走了，警察一走，她就又回来骂我。刘荣容再三来骂我，我也没得办法了。征地办就差我这一户没有签字了，非要让我签了征地安置协议”。刘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在2019年4月26日签订的《征地安置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仁厚与周某系夫妻，二人育有子女分别为刘荣容、刘荣彬、刘云，钟某系刘荣容的女儿，杨某系钟某的女儿。冯某于2014年4月1日病逝。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某房屋（产权证号：202房地证2010字第02****号）登记于刘仁厚名下，系刘仁厚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9年4月26日，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签订《征地安置协议》就上述房屋的拆迁安置约定如下：刘荣容、钟某、杨某每人安置费92,000元，共计276,000元，归刘仁厚所有；刘仁厚、周某分配安置房指标各30平方米自愿赠与给刘荣容，自己出资购买安置房指标，今后安置房产权一律归刘荣容、钟某所有，刘仁厚、周某自愿放弃购买安置房指标及产权，刘荣彬、刘云不得有异议；如在三年后，征地办未分配安置房，征地办发放刘仁厚、周某的过渡费由刘荣容、钟某领取；刘仁厚、周某必须配合刘荣容、钟某办理安置房的一切相关事宜。同日，刘荣容作为上述房屋户主与重庆市政府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签订《征地安置协议》对原本由刘仁厚和周某共同所有的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进行了分配，其中周某已于2014年4月病逝，该房屋拆迁安置的房屋或补偿的现金中属于周某的部分应属冯某的遗产。刘仁厚、刘荣容、刘荣彬、刘云作为周某的配偶和子女，系第一顺位继承人，其均对该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现刘荣彬、刘云并未在《征地安置协议》上签字，原审四被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经过了刘荣彬、刘云的同意，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自行签订协议约定冯某的遗产如何分配损害了刘云、刘荣彬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签订《征地安置协议》符合前述第（二）项的情形，该协议应属无效。因此，该院对刘云诉请确认《征地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在2019年4月26日签订的《征地安置协议》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收取800元，由刘仁厚、刘荣容、钟某负担（此款已由刘云垫付，刘仁厚、刘荣容、钟某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刘云）。二审中，刘云举示赡养协议一份，拟证明刘荣容和刘仁厚签订赡养协议时，双方是自己到界石的法律服务所签订的，签订完后，刘仁厚要求刘云和刘荣彬也到法律服务所去签字。刘荣容不赡养刘仁厚，也放弃了房屋的继承和所有收益的继承。刘荣容、钟某、杨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赡养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刘荣容仅是放弃其父亲房屋赔偿费用的继承，就上诉人刘荣容应得的部分、其自有名额并未放弃，且该赡养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9日，本案案涉征地安置协议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证明双方当事人是先确定好了赡养协议的内容及各自应分得的款项后，再去签订的安置协议。被上诉人刘云是知晓征地安置协议内容存在的，与刘仁厚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刘仁厚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因各方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故本院予以采纳。二审另查明：2014年11月12日，刘荣彬与刘荣容签订《放弃房屋继承权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自愿承诺如下：1、我们承诺人自愿放弃对我们母亲遗留的上述遗产的继承权；2、我们承诺人同意目前遗留的上述遗产的继承权由刘云一个人继承，并享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刘云系我们父母第3个婚生儿子）；3、放弃继承权系我们承诺人本人自愿，我们理解放弃继承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刘荣彬与刘荣容在承诺人处签字捺印。2019年1月9日，刘仁厚、刘荣彬、刘云、刘荣容签订《赡养协议》，该协议载明：“一、父亲刘仁厚的房屋被国家征用，房屋共计赔偿壹佰壹拾伍万，一律由刘仁厚自行所有……四、今后父亲刘仁厚未用完的房屋赔偿费，一律由刘荣彬、刘云继承所有，刘荣容自愿放弃父亲房屋赔偿费的继承权。”刘仁厚、刘荣彬、刘云、刘荣容均在该协议家庭人员签字处签字捺印。二审中，上诉人陈述，在刘仁厚、刘荣容、钟某在签订《征地安置协议》时，刘云没有在场。上诉人于2020年4月14日向本院申请周某出庭作证和申请本院向涉征地安置工作的工作人员周某调查取证。因上诉人认可在签订《征地安置协议》时刘云没有在场的事实，故本院认为没有通知周某出庭作证和向周某调取证据的必要，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刘仁厚、刘荣容、钟某、杨某于2019年4月26日签订的《征地安置协议》的无效，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患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涉案房屋某房屋系刘仁厚与冯某的共同财产，冯某病逝后，该房屋一部分应属冯某的遗产。对于冯某的遗产，2014年11月12日，刘荣彬、刘荣容出具《放弃房屋继承权承诺书》，表明放弃对上述房屋遗产份额的继承权，由刘云一人享有。2019年1月9日，刘仁厚、刘荣容、刘荣彬、刘云签订《赡养协议》，该协议对“刘仁厚的房屋”因拆迁而得的赔偿费等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刘仁厚未用完的房屋赔偿费，一律由刘荣彬、刘云继承所有，刘荣容自愿放弃父亲房屋赔偿费的继承权”，以上的承诺或约定均涉及界石镇张家巷35号房屋。刘仁厚、刘荣容等在签订《征地安置协议》时，应当知晓以上承诺和约定的存在，因该承诺和约定涉及刘云、刘荣彬应得的利益，《征地安置协议》有损刘云、刘荣彬合法利益，结合一审查明的其他案情，一审法院认定《征地安置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自始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征地安置协议》系家庭成员共同协商后签订但没有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刘荣容、钟某、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杰审 判 员  胡 军审 判 员  刘健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院印）法官法官助理  闫帅锋书 记 员  谭虹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