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1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住所地介休市龙凤镇龙凤村。负责人：黄健，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金，山西人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晓琴，女，1972年10月8日生，汉族，住介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国，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以下简称汾西水泥厂）因与被上诉人范晓琴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介休市人民法院（2019）晋078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汾西水泥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判决内容第一项，依法驳回范晓琴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范晓琴承担本案鉴定费14500元及保全费5000元。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09年至2011年期间，汾西水泥厂与范晓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范晓琴诉讼主体不适格。2008年之前，汾西水泥厂确实与范晓琴个人存在运输业务，2008年期间，汾西水泥厂上级主管单位要求只能与有营业执照、相关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发生业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后，其人员主张与汾西水泥厂确认劳动关系等原因），所以范晓琴注册成立介休市成鑫源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鑫源公司”）。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汾西水泥厂与成鑫源公司签订六份运输合同，范晓琴为成鑫源公司负责人在合同上签字。虽然2009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业务财务手续登记为范晓琴，2011年6月之后的业务财务手续登记为成鑫源公司，但该业务的合同主体全部为成鑫源公司，财务手续登记名称与书面合同主体名称不一致不能作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理由。2.汾西水泥厂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范晓琴主张其为运输合同主体的证据《询证函》，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①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签订六份《运输合同》(第一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87元；第二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09年5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75元；第三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65元；第四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64元；第五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63元；第六份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运费为每吨63元)。②范晓琴提交法院的单价为87元/吨的运输合同经鉴定为故意变造而来，证明汾西水泥厂与范晓琴个人未签订过书面运输合同。③2010年11月30日-2010年12月30日期间的运费小票；2011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期间的运费小票；2011年7月1日-2011年8月30日期间的运费小票。④2009年至2011年，在财务手续登记为范晓琴账户上，范晓琴与孟某二人签字、办理财务手续、收取运费手续。以上证据可以证明：第一，从企业公示信息可以证明孟某为成鑫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六份合同可以证明范晓琴为成鑫源公司负责人。第二，根据六份合同及运费小票，证明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范晓琴以成鑫源公司为合同主体与水泥厂签订六份《运输合同》，合同约定运费单价与实际发生业务的结算价格完全匹配，该业务的合同主体为成鑫源公司。第三，根据证据④，2009年1月至2011年6月，在登记为范晓琴的财务账户上，既有范晓琴的签字，也有成鑫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某的签字，其二人都有办理财务手续、收取运费，其二人都是履行成鑫源公司职务行为，证明登记为范晓琴的财务账户上发生业务的合同主体为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结合以上证据，本案无论是登记范晓琴名称财务账户下的业务，还是成鑫源公司财务账户下的业务，都是从新峪煤矿运输原煤至汾西水泥厂，司机、车辆号牌完全一致，虽然2009年1月至2011年6月间的业务是在登记范晓琴名下的财务账户上结算；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间的业务在成鑫源公司账户上结算，但实际上，三年间业务都是依据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签订的六份合同发生、结算的，财务手续登记名称与书面合同主体名称不一致不能作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理由，所以，本案汾西水泥厂提供的完整证据链，足以推翻范晓琴提供的《询证函》，证明本案业务的合同主体为成鑫源公司，而非范晓琴。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范晓琴个人与汾西水泥厂发生的运输业务，存在明显与常理相悖之处。第一，范晓琴以成鑫源公司为合同主体与汾西水泥厂三年间签订六份合同，2009年1月至2011年6月两年半间却未发生一笔业务，却持续签订书面运输合同，汾西水泥厂与范晓琴个人发生运输业务，却不签订书面合同，不符合常理。第二，在不发生业务的情况下，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在合同期限内因运费单价数次重新签订合同，与常理相悖。（2009年两次重新签订合同，运费从87元／吨变更为75元／吨、65元／吨；2010年一次重新签订合同，运费从64元／吨变更为63元／吨，如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实际不发生业务，就没有必要因运费变更，数次重新签订合同）。第三，范晓琴提交法院的运输合同，2011年期间的运费单价为87元／吨，与实际结算运费单价63元／吨不一致，范晓琴称运费以实际结算为准，与合同约定可以不一致，不符合事实。在合同期限内如果运费单价有变更，汾西水泥厂作为国有企业一定会重新签订书面合同，以便价格审计，所以范晓琴所述2011年实际运费63元／吨与书面合同单价87元／吨不一致时，按实际运费结算，不符合事实。实际结算价格与书面约定价格不一致，无法通过审计，属于国有企业大忌4.本案中，孟某、孟恩林等人涉嫌刑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核实情况后，将本案移交侦查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证人张某（系汾西水泥厂供销部部长）及武某（系汾西水泥厂供销部销售经理）了解的情况可知：2014年底，时任汾西水泥厂工会主席兼纪委书记孟恩林找到张某，表明其二弟孟恩国（系范晓琴的配偶）在水泥厂登记有两个财务账户，一个为范晓琴，一个为成鑫源公司，汾西水泥厂欠孟恩国运费，请帮忙提取水泥抵扣该两个账户的运费。水泥厂开会决议后，张某通知孟恩国找销售经理武某办理。其后，孟恩国找到销售经理武某，表明范晓琴、成鑫源公司账户都是一回事，都属于孟恩国，具体提取水泥由其三弟孟某（系汾西水泥厂销售科员）承办。2014年11月至2014年12月，孟某500吨水泥，单价为285元／吨，抵扣成鑫源公司的财务账户运费142500元。2015年1月，武某以成鑫源公司的财务账户运费不多为由拒绝继续提取水泥。孟某表示，范晓琴的财务账户运费与成鑫源公司财务账户运费是一回事，继续提取水泥抵扣范晓琴财务账户上的运费。鉴于孟某是汾西水泥厂职工，也是销售科科员，武某便同意其继续提取水泥，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孟某提取水泥2000吨，单价为245元／吨，共计49万元。2015年底，孟某、孟恩林等人一致否认同意该49万元水泥款抵扣范晓琴财务账户上的运费。当时，汾西水泥厂已经接到介休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得知成鑫源公司另案涉及重大诉讼纠纷，已经被法院冻结资产及银行账户。孟某、孟恩林等人前后不一致的言辞导致汾西水泥厂陷入错误认识，其涉嫌非法占有汾西水泥厂水泥款49万元，有刑事犯罪嫌疑，请求人民法院核实情况后，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处理。5.退一步讲，即便范晓琴为合同主体，水泥厂的债务金额应当为454372.28元。第一，假设本案范晓琴为合同主体，2009年至2011年期间，范晓琴与水泥厂发生运输业务中，孟某多次代为办理财务手续、代为收取运费支票、承兑（详见水泥厂提供证据中：524页至556页）。其后，孟某以范晓琴名义拉取水泥厂49万元水泥的价款抵销运费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有效。水泥厂的债务中应当扣除该水泥款49万元，剩余债务应为454372.28元。第二，本案中，范晓琴作为成鑫源公司的股东，范晓琴与成鑫源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十五号指导案例，孟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拉取水泥厂水泥的价款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6.本案一审庭审中，范晓琴故意提交变造的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证据规则，范晓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及故意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并且应当承担汾西水泥厂垫付的鉴定费14500元。7.一审判决中范晓琴的诉讼请求部分未被支持，保全费却判定由汾西水泥厂全部承担，显失公平。综上所述，虽然从法律上讲，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范晓琴与成鑫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或足以证明孟某具有代理行为，孟某提取的水泥抵扣运费的行为应当有效。事实上，本案并非如此复杂，从水泥厂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1年期间，成鑫源公司与水泥厂签订六份运输合同，根据双方业务的开展，期间运费从87元／吨逐步降至63元／吨，其中，2009年至2011年6月期间运费在登记为范晓琴名称的财务账户上结算，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在登记为成鑫源公司名称的账户上结算，虽然财务账户登记名称与合同主体名称不一致，但是，不能作为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理由，本案运输业务开展、结算都是依据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签订的六份书面合同进行的，所以，范晓琴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范晓琴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范晓琴与汾西水泥厂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范晓琴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供给法院的对账清单记载，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上诉人多次支付范晓琴运输费用。2.据2013年1月30日上诉人发往范晓琴的编号为应付账款5号的询证函显示，上诉人欠范晓琴金额为1144372.28元，2013年2月6日，范晓琴复函确认了该笔款项。3.根据地方税务局开具的三张发票，均显示收货人为汾西水泥厂，承运人为范晓琴。4.范晓琴缴纳的营业税税种为公路货物运输。一审法院认定结果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对上诉状第二部分的回应。1.关于成鑫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六份合同，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本案的任何法律事实；2.范晓琴提供给法院的合同文本虽被鉴定为变造，但这并不能否认范晓琴与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3.上诉人提供的第三、四份证据意图证明案涉合同主体为成鑫源公司，此主张不能成立。范晓琴并不是成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签字并不能代表成鑫源公司，单纯依据范晓琴在运费小票或办理财务手续时的个人签字，即认定其必然代表成鑫源公司，进而得出成鑫源公司就是案涉合同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三、上诉状第三部分仅以所谓常理论证证明目的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四、上诉人在第四部分指控案外人孟某、孟恩林涉嫌经济犯罪是无端指责，范晓琴将依法追究其诬告陷害他人的刑事责任。五、关于上诉人欠范晓琴运费款数额上诉人认为944372.28元中应当扣除水泥款49万元，孟某以范晓琴的名义拉取水泥厂49万元水泥抵消运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有效；范晓琴与成鑫源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上诉人的上述观点混淆法律观念，滥用人格混同的法律制度，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被上诉人认为孟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人格混同应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予驳回。一审原告范晓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汾西水泥厂支付运费944372.28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千分之12.57计算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止，共计利息933794.73元，本息合计1878167.0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晓琴与汾西水泥厂存在多次运输合同关系，2013年1月30日，汾西水泥厂向范晓琴发出询证函载明：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其尚欠范晓琴1144372.28元，范晓琴于2013年2月6日签字确认。2017年12月31日，汾西水泥厂又向范晓琴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其尚欠范晓琴454372.27元，范晓琴于2018年1月17日在该询证函上注明汾西水泥厂尚欠其944372.28元。2011年3月3日、2011年8月1日范晓琴为汾西水泥厂出具了1145162.34元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代开）。2019年2月22日，范晓琴诉至该院主张诉求款项。庭审中，汾西水泥厂认可范晓琴所诉的其于2014年7月7日支付了范晓琴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范晓琴是否是适格的主体；三：汾西水泥厂尚欠范晓琴的运输款数额。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案由系运输合同纠纷，适用诉讼时效为三年，汾西水泥厂于2017年月31日向范晓琴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其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尚欠范晓琴454372.27元，实质为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自此时中断并重新起算，故范晓琴于2019年2月22日向该院主张权利未过三年诉讼时效。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汾西水泥厂于2012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两次向范晓琴发出询证函，且范晓琴也曾给汾西水泥厂出具过发票，发票上纳税人系范晓琴，纳税识别号为范晓琴的身份证号，庭审中，汾西水泥厂也认可与范晓琴发生过业务往来，上述均可证明范晓琴与汾西水泥厂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范晓琴是本案适格的原告。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汾西水泥厂于2013年1月30日向范晓琴发出询证函称其尚欠范晓琴1144372.28元，且双方均认可汾西水泥厂后来给付范晓琴200000元，庭审中，汾西水泥厂虽抗辩称孟某以范晓琴名义拉取水泥厂水泥抵销运费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范晓琴与成鑫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当对49万元的水泥款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欠款应当核减该水泥款49万元，但其未举证证明孟某拉水泥与涉案欠款之间的关系，故其抗辩意见不成立，故范晓琴主张汾西水泥厂给付其944372.28元运费，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范晓琴主张的利息，范晓琴、汾西水泥厂之间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故该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限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范晓琴运费944372.28元；二、驳回范晓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50元，由范晓琴承担8407元，由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负担13243元。保全费5000元，由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汾西水泥厂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武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张某陈述：“我是水泥厂供销科科长。孟恩林找我，水泥厂欠孟恩国钱，他需要拉水泥，请示了水泥厂就安排了销售科长武某经办，水泥谁拉的具体不清楚，拉了多少不清楚。孟恩国也找过我。”证人武某陈述：“我销售科里的职工孟某，领导安排他去提水泥。提货手续都是孟某办理的。范晓琴的户头水泥厂有欠款，水泥款也可以从范晓琴账户抵扣。孟某在我销售科说过。”上诉人汾西水泥厂对两位证人的证言均无异议。被上诉人范晓琴质证称，1.张某的证言证明不了什么问题。2.武某表明49万元水泥的经办人和提货手续办理人都是孟某，孟某告诉证人可以在范晓琴账户中抵扣，但没有讲在何时何地告诉他的，证言存疑，不认可。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承运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托运人支付相应报酬的协议。本案双方当事人因支付运费产生争议，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范晓琴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是债务金额应当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2013年1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汾西水泥厂分别向范晓琴发出询证函，范晓琴以个人名义务进行了回复。范晓琴一审提供的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中记载，承运人为范晓琴，收货人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中2011年3月3日为274390.20元，2011年8月1日为870772.14元，该组数字与汾西水泥厂一审提供的（范晓琴）对账清单中的记载相吻合。关于成鑫源公司的运费问题，汾西水泥厂于2013年1月30向成鑫源公司发出过询证函，成鑫源公司进行函复，该部分运费完税凭证中显示的纳税人为成鑫源公司，询证函、完税凭证与（成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账清单记录相一致。2012年6月28日、2014年7月7日，汾西水泥厂分别向范晓琴支付运费50万元、20万元。综合上述对账、款项支付以及票据开具事实可以认定，汾西水泥厂对范晓琴、成鑫源公司的运费分别结算，范晓琴对本案讼争运费享有诉权，范晓琴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争议焦点二：汾西水泥厂认为，孟某以范晓琴名义拉取汾西水泥厂49万元水泥的价款抵销运费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有效，故该部分水泥款应当从运费中扣除，剩余债务为454372.28元。范晓琴则认为，成鑫源公司与汾西水泥厂互负债务，孟某是成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鑫源公司曾于2013年6月21日和2014年12月23日两次拉运水泥冲抵汾西水泥厂欠付成鑫源公司的债务，汾西水泥厂无证据证明孟某在2015年9月拉运诉争49万元水泥时获得范晓琴的授权，故孟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汾西水泥厂针对诉争的49万元水泥款一审时并未提起反诉，而汾西水泥厂与范晓琴以及成鑫源公司均具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厂对账清单中在范晓琴及成鑫源公司名下均有“转水泥”的记载，双方现对孟某2015年拉取水泥的行为是代理范晓琴还是成鑫源公司产生争议，而孟某以及成鑫源公司均非本案当事人，故双方另行解决为宜。此外，汾西水泥厂一审时对范晓琴提供的运输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合同存在变造、伪造的情形，并向法院申请对合同进行了鉴定，由此支出鉴定费14500元，该部分费用一审未作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汾西水泥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1650元，由范晓琴负担8407元，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负担13243元。保全费5000元，由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负担。鉴定费14500元，由范晓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3元，由上诉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 锋审判员 许 俊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