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58539号原告：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法定代表人：刘宁。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与芮，女，198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北京红孩子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楼****法定代表人：侯恩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娟，女，198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红孩子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瑞滋公司）与被告北京红孩子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红孩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纽瑞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与芮、被告北京红孩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纽瑞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北京红孩子公司支付货款103585.27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北京红孩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纽瑞滋公司于2012年与天津红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孩子公司）签订合作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商品采购合同》，适用区域包括其北京分公司。后因苏宁通过北京红孩子公司收购天津红孩子公司，故在2012年12月7日天津红孩子公司与北京红孩子公司共同加盖公章向纽瑞滋公司寄送《变更通知函》，函告纽瑞滋公司合同将由北京红孩子公司继续履行。2012年12月15日之后产生的所有订单由北京红孩子公司与纽瑞滋公司进行结算，纽瑞滋公司盖章确认后寄回《变更通知函》的回执，故北京红孩子公司自2012年12月15日起成为合同的主体。合同到期后，纽瑞滋公司供货持续至2013年3月。合同约定纽瑞滋公司根据北京红孩子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向北京红孩子公司提供婴幼儿配方奶粉、橄榄油、营养品等产品，货款结算采用约定45天账期。自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纽瑞滋公司累计向北京红孩子公司供应的扣除退货后的产品金额共计469714.54元，自2013年1月25日至2013年12月3日，纽瑞滋公司根据全部应付货款金额向北京红孩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2张，其中按合同约定的返利直接在开票金额中扣除25424.45元，累计开票金额为488110.45元。北京红孩子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三次向纽瑞滋公司支付货款，故扣除已付货款及返利金额后，北京红孩子公司尚有未退货也未付货款产品金额103585.27元。纽瑞滋公司向北京红孩子公司多次联系要求支付货款，并分别于2015年8月15日、2016年10月28日、2018年6月8日先后三次向北京红孩子公司发送催款通知，北京红孩子公司始终未履行付款义务。北京红孩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纽瑞滋公司的诉讼请求，纽瑞滋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因为双方对账未结束，故对纽瑞滋公司诉讼请求的金额不认可。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双方的合作于2012年12月31日即终止，继续合作需要续签合同，但是双方并未续签合同，且纽瑞滋公司主张的金额都发生在2013年。双方结算的依据应为双方盖章的结算单,而不是纽瑞滋公司单方制作的表格。纽瑞滋公司自己制作的出库单系其单方制作，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月1日，纽瑞滋公司（乙方）与天津红孩子（甲方）签订了编号SHH12MY025的《商品采购合同》，主要约定：乙方保证以同时期同渠道市场上最优惠的价格向甲方提供质量最好的商品，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的商品价格，不高于乙方给予其他同一渠道零售企业的最低价格。甲方向乙方订货（或退货），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将采购订单传达给乙方，订货单和退货单中对商品的名称、包装、规格、国际条形码、数量、到货日期、交货地点等内容有明确要求。乙方应将订单列明的商品，按照约定的时间、运输方式交付到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到甲方仓库送货及时办理退货时，务必携带一式两份的订货单和退货单。乙方应按甲方订货单上要求的到货时间交付，对于紧急订货的订货单，甲方采购部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通知乙方马上查收订货单，并告知乙方具体送货时间及送货地点，乙方应按照紧急订货单要求送货。甲方应妥善安排本方工作人员在乙方到货后，以及按照订单对商品的种类、规格、产地、数量、包装等进行初步验收。如商品不符合本合同及订单要求的，有权拒绝接收。乙方交货时，应将商品整齐地卸到指定的位置上，与甲方指定的收货地点的商检人员当场点交验货。甲方收货人员和乙方送货人员仅在甲方入库单上签字。双方签字的甲方制式入库单是甲方收到乙方货物的重要凭证。甲方收货人员在乙方携带的出库单或送货单等非甲方制式订单上签字均未经甲方授权，是该签字人的个人行为，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双方应根据销售周期约定具体的对账周期，并按照确认的书面对账单及时对账。货款结算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对账，乙方应当按照进货、销售、退货等清单载明的数量及数额向甲方提供《供应商对账单》，甲方持相关单据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加盖公章确认与增值税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合同的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如合同需要延期需在本合同到期前签订合同延期协议，延期合同最长90天，甲乙双方需在合同超期90天内签订新合同。合同还做了其他约定。2012年12月7日，天津红孩子公司与北京红孩子公司共同盖章确认《变更通知函》并邮寄给纽瑞滋公司，载明：“致纽瑞滋公司：苏宁与红孩子就“红孩子母婴”及“缤购”两大业务的收购项目于2012年9月签署了相关协议，苏宁将对红孩子公司进行全面资源整合。作为整合的第一个步骤，自2012年12月15日起，原天津红孩子公司与贵公司签署的2012年度的《商品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等附件（简称原合同），由北京红孩子公司继续履行。2012年12月15日之前产生的订单由天津红孩子公司进行结算，我们将尽快与贵司核对之前的账款，并在核对完成后按原合同相关约定完成支付；2012年12月15日之后（含当天）产生的订单由新公司进行结算。此外，对原合同约定需要贵公司支付的各项费用，天津红孩子公司及北京红孩子公司不重复收取”。北京红孩子公司与天津红孩子公司均在落款处盖章确认。纽瑞滋公司共向北京红孩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88110.45元的增值税发票，北京红孩子公司向纽瑞滋公司支付货款共计340704.82元。诉讼中，纽瑞滋公司提交了销售出库单，证明自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2月14日，其向北京红孩子公司交付的扣除退货的产品应付款结算款总计469714.54元。对该出库单，北京红孩子公司认为系纽瑞滋公司单方制作，并未经北京红孩子公司确认。诉讼中，纽瑞滋公司提交了三份催款通知及快递记录，证明其向北京红孩子公司多次催款。对上述催款通知，北京红孩子公司称其没有收到过，快递记录无法证明快递是否寄出。诉讼中，纽瑞滋公司称其起诉的金额都是2012年12月15日之后向北京红孩子公司所供的货物。诉讼中，纽瑞滋公司称按照供货流程，北京红孩子公司不在出库单上签字，北京红孩子公司收货后会给纽瑞滋公司入库单，但入库单不全；北京红孩子公司按月结的方式开电子结算单，结算单为财务出具，采购发给纽瑞滋公司，纽瑞滋公司会根据结算单开具发票，但因时间长了无法提供结算单。诉讼中，纽瑞滋公司称与北京红孩子公司财务臧峰对过账，臧峰认可所欠货款。北京红孩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询臧峰，臧峰称其并未和纽瑞滋公司进行对账，2019年2月曾和上海纽瑞滋总部进行过协商，想一揽子解决几家红孩子分公司的事情，但是没有达成方案。以上事实，有纽瑞滋公司提交的《商品采购合同》《变更通知函》、销售出库明细表、开票和费用明细表、销售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回单、催款通知及本案开庭笔录、询问笔录在案作证。本院认为，根据《变更通知函》，北京红孩子公司为2012年12月15日后与纽瑞滋公司的单位结算，且北京红孩子公司向纽瑞滋公司支付过款项，故可以认定纽瑞滋公司与北京红孩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于供货金额，纽瑞滋公司提交的出库单缺少北京红孩子公司确认，纽瑞滋公司虽称北京红孩子公司向其提供结算单，但无法向本院提交。纽瑞滋公司提交的催款记录无法证明北京红孩子公司收到了相应通知，结合其提交的发票亦不足以证明其向北京红孩子公司的供货情况及北京红孩子公司的欠付货款金额。臧峰亦否认和纽瑞滋公司对账及欠款的事实。纽瑞滋公司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纽瑞滋公司要求北京红孩子公司支付货款103585.27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2元，原告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方 洁人民陪审员  刘文革人民陪审员  朱**萍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阮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