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116行初21号原告：重庆市杜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泉街道红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696557762B。法定代表人：杜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田荣明，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重庆市巴**鱼洞街道鱼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345049612XY。法定代表人：李洪亮，支队长。出庭负责人：沈仁兵，副支队长。委托代理人：郭海蓝，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穆天明，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市杜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家食品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巴南环境执法支队）环保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家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斌、委托代理人田荣明，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出庭负责人沈仁兵、委托代理人郭海蓝、穆天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于2018年9月26日对原告杜家食品公司作出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超标排放水污染物，对原告处罚款壹拾万整。原告杜家食品公司诉称：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作为自然人开办的小型民营企业，成立于2009年10月28日，主要从事加工、销售、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已于2018年5月27日关闭。2018年5月26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在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进行现场检查，并于同年9月26日作出了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罚款10万元。对于一个已关闭企业不存在违法性。被告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立法本意是禁止向水体排放各类废弃物，被告有何证据证明原告向水体排放了废物？被告行政处罚执法程序违法。从被告举行的听证会了解的部分事实，污水抽样没有通知原告参与，抽样地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检测报告没有送达原告确认。请求：1.撤销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杜家食品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证明2009年就已经在这个村进行豆干生产和包装，2014年4月原告又续签的合同。2.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村民委员会2018年7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已经于2018年5月27日搬迁。3、重庆市巴南区2015年9月10日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以及监察记录单，证明何大江是巴南区环境保护局职工。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辩称：一、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依法不应被撤销。1.被告作为行政处罚实施主体适格。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2010）第十四条、《环境监察办法》（2012）第四条和《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对于在本辖区内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故被告对杜家食品公司实施行政处罚主体适格。2.被告对杜家食品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对象主体认定准确。3.被告对杜家食品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有被告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环责改字〔2018〕118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被告于2018年5月26日对杜家食品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寨）笔录、于2018年7月23日对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城建环保环卫所工作人员何大江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于2018年7月23日对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樊荣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原告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事实。4.被告对杜家食品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对原告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后，于2018年7月26日向其送达了《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巴环罚告字〔2018〕0314号），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以及提出听证的权利。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陈述申辩，于2018年7月26日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对该案进行了听证，原告在会上提出要求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回避。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送达了听证回避告知书，告知其申请回避的理由不符合法定情形。被告于2018年9月7日对该案进行了第二次听证。2018年9月2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环罚字〔2018〕309号）并告知了诉权，依法有效送达于原告。2019年10月28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当面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故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5.被告对杜家食品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幅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2018年5月26日，被告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的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并委托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原告外排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排污口废水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5.36倍。原告已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故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条款，对原告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另外，行政罚款数额系被告严格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考虑其违法情节后，由被告行政处罚集体审议会研究决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给予了原告适当的处罚。二、杜家食品公司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所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给予支持。1.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被告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5月26日被告对原告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正在生产，排污口有废水排出。被告委托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原告外排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排污口废水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5.36倍。原告已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原告称其公司已于2018年5月27日关闭与其2018年5月26日的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行为之间无任何关联。《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故原告的超标排污违法行为不因其关闭公司而可以免除行政处罚。且原告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至今仍然有效存续，《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原告应当对其超标排污违法行为依法承担行政处罚责任。2.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被告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只要排污主体排放的水污染物超过了相关排放标准即应当依法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无论原告排放的废水是直接进入水体还是排入其他外环境，只要其排出的水污染超标，即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被告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委托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原告外排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排污口废水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5.36倍，被告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准确。3.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被告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5月26日被告对原告现场检查时，原告不配合现场检查，该事实有2018年7月23日对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城建环保环卫所工作人员何大江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现场视听资料予以证实。故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调查取证时，当事人应当到场。下列情形不影响调查取证的进行：（一）当事人拒不到场的；（二）无法找到当事人的；（三）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的；（四）暗查或者其他方式调查的；（五）当事人未到场的其他情形。”被告现场执法程序符合要求。另，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采样地点为该单位法定排口，符合监测规范，监测报告的结果作为处罚依据已事先于2018年7月26日在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中告知了原告保障了其陈述申辩权利。综上所述，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依法不应被撤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凭证，《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凭证。2.《听证回避告知书》及送达凭证。3.《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凭证。4.《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送达凭证。5.《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凭证，协助调查告知书以及送达回证。证据1-5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不应被撤销。6.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听证笔录、监测报告、视频资料等。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处罚适当，依法不应该被撤销。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号证据中的《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第一次未收到。3号证据《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凭证确认收到。2号证据《听证回避告知书》及送达凭证因地址错误未收到，4、5号证据即《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凭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送达凭证与协助调查告知书以及送达回证未收到。6号证据中的勘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在异议。原告认为该笔录是被告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私自编纂。理由在于：1.勘验当天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没有排污行为；2.勘验笔录中臆造原告的生产流程；3.仅对与被告有关联关系的工作人员而非原告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并做笔录。针对被告在6号证据提供的视听资料（包括留置送达视频和取样视频），原告虽认可其真实性，但原告认为取样视频中被告工作人员操作程序不规范、取样地点选取有误且未通知原告参加，其取样行为违法。对何大江和樊荣的笔录，二位均是行政执法人员，具有不中立嫌疑，且认为樊荣的笔录系事后伪造，不予认可二笔录真实性。6号证据中的监测报告，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因监测部门属于被告下辖，中立性存疑且该报告未送予原告确认签字。6号证据中的听证笔录，原告认为因其在听证回避申请被拒而听证机构又系被告的下属机构，故其笔录中立性、真实性存疑，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因签字处没有承租人签字，不符合合同形式要件，被告对租赁合同三性不予认可。且该份证据不能证明2009年的事情。另外合同与本案行政处罚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内容是否真实，合议庭依法核实。即使原告于2018年5月27日搬迁、关闭，也不能免除被告于2018年5月26日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应该给予的行政处罚。对证据3立案审批表以及监察记录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何大江与被告没有任何工作上的隶属关系，何大江的身份是巴南区南泉街道环卫所的工作人员。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6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2只能证明原告租赁厂房签订合同以及已经搬迁的情况，不能证明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杜家食品公司系2009年10月2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地为重庆市巴**南泉街道红旗村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2018年5月26日，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原告杜家食品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杜家食品公司正在生产。被告对原告公司的现场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原告公司人员拒绝在该笔录上签字，南泉街道环卫所工作人员何大江参加了该次检查，并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上签字。被告检查过程中委托了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单位接入村级管网处的排废水口池废水进行采样监测，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巴环（监）字[2018]监督244号《监测报告》，监测结论显示杜家食品公司排污口废水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18×103mg/L，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5.36倍。因此，被告认定原告已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2018年7月26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后原告申请听证，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举行了听证会，因原告方申请回避，被告于2018年9月7日再次举行了听证会。2018年9月26日，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向原告作出巴环责改字〔2018〕118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经集体讨论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向原告杜家食品公司作出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杜家食品公司处罚款壹拾万元整。被告于2018年9月28日向原告邮寄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处罚决定书》，邮寄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旗村8社，收件单位：重庆市杜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收件人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杜斌。因原告拒收，被告向原告公告送达了前述法律文书。后被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原告表示未收到处罚决定书，被告向本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于2019年10月28日再次向原告送达了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20年3月4日诉讼来院。另查明：因机构改革，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的职责职权由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使。本院认为，根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市、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及第一百一十四条“市、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分别由市、区县（自治县）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实施。”之规定，被告巴南环境执法支队作为巴南区的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其法定职责。关于本案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被告的执法人员在对原告执法检查过程中，委托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原告排废水口池的废水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原告单位排污口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被告同时对现场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根据笔录及视频资料显示，被告委托的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废水采样的地点为原告公司接入村级管网处的排废水口池，原告公司的废水即从该废水池排放至村级管网，因此在该水池进行采样监测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其并未排放污染物，对此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该废水池与村级管网之间还有污水处理设施对废水进行处理，对原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构成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关于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执法支队在发现原告的违法行为后，经两名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收集证据并责令改正，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经原告申请后组织了听证，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送达原告，并在原告表示未收到处罚决定后为保障其权利再次向其送达了处罚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污水采样未通知原告参加，处罚程序不合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被告对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有权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原告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已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是否搬迁均不影响被告依法对其上述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综上，被告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杜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重庆市杜家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 玲审 判 员  朱 锐人民陪审员  刘启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陈 健书 记 员  罗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