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602行初35号原告：唐顺付，男，汉族，1968年01月10日出生，云南省巧家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户籍地：云南省巧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廷虎，云南省曲靖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230151388380。住所地：云南省巧家县红山乡红山社区红山社。法定代表人：赵应彪，系该乡乡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高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帮俄，云南长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唐顺付诉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山乡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一案，根据2016年8月25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昭中法〔2016〕74号《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的通知》的要求，原告于2020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7月15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顺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廷虎，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高君、张帮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顺付诉称，1997年至1998年红山乡党委政府号召村民开发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种植经济林木、药材等并决定“谁开挖谁种归谁所有”。1998年时我任红山乡牛栏村屋基社社长，响应上级党委政府号令，带领屋基社社员陈某2、邹锡贵（社长）、邹锡德、李某、张方文、陈某1等人，在本村麻毫沟对面的荒山（原属沙湾、水井、大树、屋基等8个社所有）上开荒，种植花椒、药材等经济林木。陈某2开挖的现归陈某2所有，……唐顺付开挖的6亩多一点的花椒园，同样是归唐顺付所有、管理使用，其收益所得同样是归其所有。到2008年溪洛渡水电站建设，移民局现场测试面积为6.05亩的花椒园，也是归唐顺付所有。因溪落渡水电站建设淹没到这片荒山开发所得到的花椒园，直接征收变现。2011年时任村总支书记的甘元亮因与我工作上产生隔阂，甘书记唆使大树社社长张方贵、村民张俊友、张俊红、张俊才胡闹，把8个社所有的荒山说成是大树社一个社的。村支书还硬把屋基社唐顺付开荒所得的6亩多的花椒园说成是大树社集体的。2011年10月代表村委会做出决议，上报红山乡政府，给上级做出错误处理意见。上述村民及甘元亮（代表村委会）于2011年12月上旬，伪造我唐顺付侵占本村大树社集体土地的证明材料，违背了十年前乡党委政府的号令及开发荒山谁开发归谁的上级政府决定与客观事实不服，引发大树社与屋基社的土地权属争议及大树社与屋基社唐顺付土地使用权属争议。我于今年6月向巧家县人民法院起诉征地补偿，经法院释明，应找政府先解决土地权属问题。为此，6月19日我向县政府邮寄了6.05亩花椒园土地确权申请，于6月28日签收，至今已超过60日，未作处理。我于今年9月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今年11月8日昭通中院云06行初243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巧家县人民政府于今年7月22日将原告唐顺付的土地确权申请批转红山乡人民政府办理，并于10月11日联系红山乡人民政府，督促尽快办理。从7月22日至今早已超过60日，11月11日我找到红山乡政府乡长，请求给我土地确权处理决定，赵乡长说不知情，叫找分管的黄高君副乡长，黄副乡长说已回复县政府，叫我找上级要。第二天11月12日我找到巧家县人民政府，县政府的领导说还有一段时间才办理，就打发我走了。12月17日，被告给我的回复与原信访回复一致，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现请求判令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对原告唐顺付的6.05亩花椒园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进行处理。原告唐顺付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2019年6月19日原告提交的《申请》复印件1份、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6行初243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1份、《红政呈（2011）38号文件》复印件1份、《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复印件1份、《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移民人口公示表》复印件1份、《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实物指标符合调查表——土地分解到户表》复印件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1份，证明6.05亩的花椒园在2008年10月调查时确认在原告名下，归原告所有后引起土地权属争议。遂申请县政府确权处理，在今年7月22日批转被告处理，此地块与原告的承包地白迟林相连，在屋基地社的林地范围内。被告作出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与公示表、土地分解到户表互相矛盾；3、证人陈某1、李某、冯某、陈某2、张某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6.05亩的花椒地是原告于97、98年开发荒山所得。4、《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并未针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确权处理。经质证，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原告于2019年6月19日提交的《申请》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申请中原告申请进行确权的土地被告已经于2011年对其权属进行了认定，原告提交的该份申请系重复申请，且其在提交申请时并未提交相应的权属证明；提交的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6行初243号《行政裁定书》《红政呈（2011）38号文件》《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移民人口公示表》《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实物指标符合调查表——土地分解到户表》两份证据系巧家县移民局的一个公告，在公示期间，已有人提出异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涉案土地并无关联，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五份《证明》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4组证据无异议，能够充分证实被告自接到巧家县人民政府转办的唐顺付提交的《申请》后已经明确对其作出了回复，并予以送达，与原告诉称的行政不作为自相矛盾。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所诉不是事实，本案涉案土地的权属于2011年即己界定明晰，该宗土地属牛栏村民委员会大树村民小组所有。1、被答辩人所诉不是事实。针对涉案土地的调查，经红山乡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司法所、自然资源管理所、土地确权办、移民办工作人员组成，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经调查核实情况为：该宗土地位于牛栏村小地名为“麻豪”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面积为6.05亩，图斑号为1039，现已被溪洛渡库区淹没。该宗土地原系牛栏村大树社村民钱天才耕种，因钱天才是五保户，无人赡养，钱天才即耕种该宗土地维持生活。钱天才死亡后，由大树社集体安葬。后来该宗土地就转由牛栏村大树社村民张逢翠耕种管理。期间，在该宗土地上从未有人种植过药材，因溪洛渡电站修建，该宗土地经实测属库区淹没范围。2008年9月，巧家县移民局在登记土地过程中，因张逢翠与唐顺付家系亲戚，两家便私自商议将涉案土地登记在唐顺付名下。后巧家县移民局基于唐顺付的指认，将该宗土地登记在牛栏村民委员会屋基村民小组村民唐顺付家名下。登记公示期间，大树村民小组村民知道该情况后，即及时向巧家县移民局反应情况，并要求予以更正登记。因唐顺付自认为该土地属其所有，大树村民小组与唐顺付即就该宗土地的权属产生争议。因此，就本案土地权属发生的争议，被答辩人所诉不是事实。2、就该宗土地权属产生的争议在2011年移民安置期间，已经由人民政府予以界定，权属明晰，即该宗土地属于牛栏村民委员会大树村民小组所有。该宗土地权属产生争议后，2011年移民安置期间，经牛栏村民委员会大树村民小组集体召开会议，并上报牛栏村民委员会，经牛栏村民委员会核查认为，该宗土地属大树村民小组所有，并形成《牛栏村委会关于大树社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经牛栏村民委员会核查并上报红山乡人民政府申请对该宗土地权属进行界定。红山乡人民政府受理后，即就该权属争议进行调查，并向巧家县人民政府呈交了《关于请求对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的请示》。经县政府批示后，红山乡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了《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同意牛栏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对涉案土地权属作出明确界定，即归大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二、本案被答辩人信访反映涉案土地争议的问题及其提交的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答辩人已明确作出回复意见并予以送达，答辩人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2019年3月，唐顺付以信访方式反映涉案土地权属问题，并认为2011年时任牛栏村支书甘元亮因与其工作上原因，强行将该宗土地说成是大树社集体的。针对该信访反映问题和主要诉求，答辩人接到转交信访件后，即对信访事项展开调查，并作出了《关于对唐顺付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2019年6月，唐顺付就涉案土地权属向巧家县人民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登记申请，县政府转交县司法局办理，县司法局转红山乡人民政府承办。答辩人接县政府批示后，即成立以乡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司法所、自然资源管理所、土地确权办、移民办参加的调查组，对涉案土地予以调查。经调查后，作出《关于牛栏村唐顺付与大树社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情况报告》，并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该《回复》于2019年12月17日送达给唐顺付。因此，就被答辩人信访反映涉案土地争议的问题及其提交的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答辩人己明确作出回复意见并予以送达，答辩人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1份；2、《法人身份证明书》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3、《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4、《巧家县红山乡公文呈批单》复印件1份；5、《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红政信复字[2019]6号）复印件1份；6、红山乡信访文书《送达回执》复印件1份；7、《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审批单》复印件1份；8、《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牛栏村唐顺付与大树社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情况报告》复印件1份；9、《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的请示》（红政呈[2011]38号）复印件1份，证明红山乡人民政府对唐顺付于2019年3月19日信访涉案土地作出答复的事实；10、《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复印件1份；11、《牛栏村委会关于大树社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复印件1份；12、大树社村民小组《申请》复印件1份；13、大树社村民小组《证明》复印件1份；14、《大树社村民协议》复印件1份；15、大树社部分村民《证明》复印件1份；16、牛栏村民委员会《协议书》复印件1份；17、《争议土地方位标号图》复印件1份；18、红山乡政府对甘元荣、邹锡贵、张方贵、张俊有等人的《调查笔录》复印件各1份；19、《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及《送达回执》各1份，证明红山乡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的权属作出了界定，并对原告的申请作出了明确的回复并送达给原告，本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客观公正，红山乡人民政府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4组证据《巧家县红山乡公文呈批单》无异议；对第5组证据《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红政信复字[2019]6号）有异议，该答复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已经明确了原告有6.05亩的花椒园；对第6组证据红山乡信访文书的《送达回执》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审批单》无异议；对第8组证据《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牛栏村唐顺付与大树社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情况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报告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图斑反映的内容来看，被告作出的行为不尊重历史；对第9组证据《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的请示》（红政呈[2011]38号）内容中的第5项不予认可；对第10组证据《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的质证意见与第8、9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11组证据《牛栏村委会关于大树社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有异议，此决议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没有告知过原告，剥夺了原告的权利，所以对此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12组证据大树社村民小组《申请》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通过《申请》已经得知与原告存在争议，但是被告仍未告知原告；对第13组证据大树社村民小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第14组证据《大树社村民协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第15组证据大树社村民的《证明》不予认可，该证明的形式、内容、来源不正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对第16组证据《牛栏村民委员会协议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此证据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的协议书，没有加盖村委会的公章，证据来源不合法；对第17组证据《争议土地方位标号图》有异议，图中的方位图是错误的，应该对调才对；对第18组证据红山乡政府对甘元荣、邹锡贵、张方贵、张俊有等人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第19组证据《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及《送达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请求事项的回复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原告唐顺付系巧家县红山乡牛栏村委会屋基村民小组村民，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提交的第2组证据中的《申请》、（2019）云06行初243号《行政裁定书》《红政呈(2011)38号文件》《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提交的《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移民人口公示表》《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实物指标符合调查表——土地分解到户表》系巧家县移民局在确认相关被征收土地权属的过程中制作，但该二份证据并不是相关对土地权属具有确权职能的部门作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提交的第3组证据，与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行政不作为的案件的审理之间不具备关联性，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提交的第4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在原告2019年6月递交《确权申请书》后被告已作出相应处理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1-19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因案涉土地权属产生纠纷后已经于2011年作出处理并将该处理结果告知了巧家县移民局，巧家县移民局根据被告的该处理决定，未将案涉土地补偿款发放给原告以及2019年6月原告提出确权申请后，被告已进行了答复的事实，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唐顺付系巧家县红山乡牛栏村委会屋基村民小组村民。2008年，因溪洛渡水电站建设需要，巧家县红山乡的部分土地被确定为水库的淹没区。2008年7月26日，巧家县移民局进实物指标调查后制作了《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实物指标符合调查表——土地分解到户表》。在该表中，将图斑号为1039的牛栏村小地名为“麻豪”处面积为6.05亩的花椒地登记于原告唐顺付名下。后在公示过程中，因牛栏村委会大树村民小组认为该土地属于大树村民小组所有提出异议，要求巧家县移民局将1039图斑的6.05亩花椒园的权属所有者更改为大树村民小组。自此，原告与红山乡牛栏村民委员会大树村民小组就案涉土地权属昌盛争议。2011年10月9日，巧家县红山乡牛栏村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大树社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该决议载明：“唐顺付侵占大树社集体土地6.05亩，图斑号1039归本村大树社集体所有”。2011年10月18日，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向巧家县人民政府递交红政呈（2011）38号《关于请求对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落渡淹没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的请示》，载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与本村屋基村民小组唐顺付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乡村两级经多次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故报请县人民政府进行确权”。2011年12月12日，红山乡人民政府向巧家县移民局呈交了《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该报告载明：“因溪洛渡电站的修建，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与本村屋基村民小组村民唐顺付发生淹没土地权属争议，乡村两级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乡人民政府以《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的权属进行界定的请示》（红政呈［2011］38号）向县人民政府请示请求解决，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村民小组与村民个人就某块地所有权申请确权在处理如何办请乡政府组织国土、林业商县移民局即可’。同时，大树村民小组组长及部分村民代表提交了有关土地权属证明材料。牛栏村委会也提供了《关于大树村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该决议决定6.05亩（图斑号［1039］）土地权属归大树村民小组所有，并相应冻结屋基村民小组村民唐顺付4个生产安置人口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按照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及上述证明材料，红山乡人民政府同意上述土地权属归属一事。”2013年-2014年期间，原告唐顺付的其它被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款补偿到账。后原告唐顺付因未得到该争议地块的土地补偿款向相关部门提出信访。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在接到相关部门的转交信访件后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了红政信复［2019］6号《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2019年6月，原告向巧家县人民法院起诉征地补偿，因巧家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应当先找政府解决土地权属问题，故原告于2019年6月19日向巧家县人民政府邮寄了《确权申请》。巧家县人民政府于6月28日签收，于2019年7月22日批转给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办理并于2019年10月11日联系红山乡人民政府，督促其尽快办理。2019年10月8日，原告唐顺付以巧家县人民政府对其提交的确权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未答复为由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6行初24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唐顺付的起诉。2019年11月28日，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作出了《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载明：“一、您在申请中自述‘1997年至1998年任牛栏村屋基社社长期间，带领陈某2、邹锡贵等人在麻豪对面的荒山上开荒’。经调查组调查，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属实。二、您在申请中自述争议地块是1997年至1998荒山开荒后种植花椒、药材等经济林木。经调查组调查，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属实。三、您在申请中自述争议地块原属8个社所有，通过查阅溪洛渡电站实物指标调查时图纸图斑，该争议地块在图斑上位于牛栏村大树村。通过调查组调查，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属实。综合移民实物指标调查以来的相关佐证资料，结合近期的调查情况已据实向县人民政府进行报告，现对您进行回复，2011年牛栏村委员会提供了决议，随即乡人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请示请求解决。并按要求向县移民局提交了报告。加之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原则上支持2011年乡村作出的土地权属归属的决定。”2019年12月17日向原告唐顺付进行了送达。原告唐顺付收到上述回复后认为与原信访回复一致，以被告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系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对原告唐顺付的6.05亩花椒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进行处理。本院认为，根据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本办法第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根据上述法律、规章的规定，乡级人民政府针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具有作出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2008年7月26日巧家县移民局制作了《溪洛渡水电站（巧家库区）实物指标符合调查表——土地分解到户表》。在该表中，将图斑号为1039的牛栏村小地名为“麻豪”处面积为6.05亩的土地登记于原告唐顺付名下。后在公示过程中，因牛栏村委会大树村民小组认为该土地属于大树村民小组所有提出异议，要求巧家县移民局就1039图斑的6.05亩土地权属的所有者改为大树村民小组进而与原告唐顺付就案涉土地权属产生争议。针对该争议，2011年10月9日巧家县红山乡牛栏村委员作出《关于大树社集体土地与屋基社唐顺付纠纷一事的决议》，该决议载明：“唐顺付侵占大树社集体土地6.05亩，图斑号1039归本村大树社集体所有”。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根据该《决议》，向巧家县移民局递交了《关于红山乡牛栏村大树村民小组溪洛渡淹没土地权属界定的报告》，该报告中明确载明：“.......按照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及上述证明材料，红山乡人民政府同意上述土地权属归属一事”。巧家县移民局根据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的该报告，在核发原告的征地补偿款时未将争议土地的补偿款核发给原告，原告唐顺付在未领到案××争议土地征地补偿款××就已经××了××乡人民政府对案涉土地作出了确权决定。故原告唐顺付在2013年-2014年领取自己的其它征地补偿款时已明知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已对案涉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进行了确权处理的情况下，仍然要求被告红山乡人民政府再次对同一问题进行重复处理于法无据。如苛以被告需再次启动调查程序，再次重复作出处理决定才视为履行了行政作为的义务，则实属浪费行政资源。另外，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量，亦不允许行政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恣意撤销或者废止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收到巧家县人民政府批转的原告唐顺付的确权申请后，已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了《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该《回复》已明确告知了原告唐顺付：“原则上支持2011年乡村作出的土地权属归属的决定”。综上所述，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针对原告2019年6月19日递交的《确权申请》，已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了《红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唐顺付申请事项的回复》，已履行了答复的义务，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原告唐顺付提出要求判决被告巧家县红山乡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对原告唐顺付6.05亩花椒园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进行处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顺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唐顺付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兴慧审 判 员  赵 琼人民陪审员  马国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马世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