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1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玲，女，198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宁，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英，女，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姚勇，男，197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施玲因与被上诉人姚英、原审被告姚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0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宁，被上诉人姚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姚勇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玲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8年5月30日姚勇向姚英借款5万元，属于姚勇的个人债务，不应由施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仅仅从“形式上审查”该笔借款的用途，导致对该笔债务的认定存在“实质上的错误”，对上诉人施玲极为不公平，依法应当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仅仅从“形式上审查”该笔借款用途，审查到该笔借款系用于偿还郑政权债务这一层面，对于姚勇在另一生效判决案件中自认“郑政权债务系因偿还赌债而借款”这一明显而直接的事实视而不见，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流于表面，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其次，施玲加入姚勇与郑政权之间的债务这一法律行为，属于“债务加入”，一审法院却将此行为认定为施玲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明显错误。在施玲与姚勇作出共同偿还郑政权债务的《民事调解书》中，并未确认郑政权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施玲作为债权人郑政权与债务人姚勇之外的第三人同意与债务人姚勇共同偿还债务，属于“债务加入”。在司法实践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首先明确使用了“债务加入”的概念，其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第十七条规定：“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债务加入”做了多次阐述（见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民商事增补卷ＩＶ第1675页，观点编号954）。施玲在诉讼过程中与债权人郑政权达成民事调解协议，同意与姚勇共同偿还其个人债务，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不能因此认定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再次，“姚勇与郑政权之间的借贷关系”跟“姚勇与姚英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针对案涉债务是否为施玲姚勇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作出独立的判断。根据2018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借款，在符合以下四种情形之一的方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二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三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四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然而，姚勇个人向姚英借款5万元，系用于偿还其个人向郑政权借来偿还赌债的借款，且施玲更未向姚英作出共同借款或者同意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该笔债务不符合可以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任何一种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为施玲与姚勇的夫妻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二、双方当事人均多次承认，姚英、姚勇与施玲之间存在不少现金往来；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及本案的相关证据，以断定用于偿还夫妻共有房屋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民币19.6万元已经还清。首先，本案系因上诉人与姚勇离婚引发的系列家事纠纷，跟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以一般性民事案件的举证要求来量化本案证据的证明力。由于双方当事人均多次承认施玲、姚勇与姚英之间存在不少现金往来。施玲当时借款用于购房的47万多的款项，也是通过取现后支付现金的。而姚英在诉讼中也多次称与姚勇、施玲双方实际上存在现金往来。且施玲、姚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除了购房时借款、消费贷款过桥时的借款，也没有其他夫妻共同债务，施玲称其大额取现用于偿还向姚英所借的共同债务合情合理。施玲称：2013年7月份，施玲夫妻通过施玲的母亲吕美芬向银行贷款60万元，在偿还谢应芳债务及姚勇的赌债后还有余款，在2013年9月24日，施玲取现5万元，用于偿还给姚英的上述借款。从日常交易习惯、人际关系传统来说，施玲、姚勇夫妻从银行贷了那么多的款项，还有余额，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一分都不还给姚英？一审认定该笔取现用于还款关联性不足明显错误。施玲夫妻除了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贷款月供，平时生活拮据，也没有大额支出的需要。施玲称于2014年3月1日通过其中国银行卡（账号：4312××××0260）取现1.81万元；2014年12月17日通过其上述中国银行卡取现1.49万元偿还给姚英，具有合理性。其次，苏景鹤跟姚英原为夫妻关系，二人在办理离婚登记后仍以夫妻名义同居，施玲名下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27××××4068）对苏景鹤净多转出的金额7830元，也应视为偿还案涉债务。此外，平时姚勇跟姚英、苏景鹤的经济往来比较密切，除以上施玲可以回忆起并查得到的账目之外，其余的款项实际上都已经结清了。这一点，从自2013年至今姚英从未向施玲提过施玲夫妻还有欠他们债务，也可以侧面证实。三、本案系因上诉人与姚勇离婚引发的系列家事纠纷，姚英在姚勇施玲离婚后将近1年且双方离婚后财产分割执行完毕半年方才提起本案，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在上诉人与姚勇离婚案件的《民事调解书》［2018闽02**民初16348号］中，上诉人与姚勇双方已经共同确认双方没有夫妻共同债务，可以证明了案涉债务已经还清。而且，在上诉人与姚勇双方闹离婚后至离婚案件调解日前，先是姚勇的母亲谢应芳起诉姚勇、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再是中国农业银行起诉姚勇、上诉人借款合同纠纷，后来是上诉人的父亲施锦池起诉姚勇民间借贷纠纷。然而，被上诉人姚英在上述期间，多次出庭为谢应芳作证，多次旁听施锦池案件的庭审，却迟迟不提起案涉债务诉讼，反而在上诉人与姚勇双方离婚后将近1年，双方离婚财产分割执行和解后将近半年方才提起本案，不但不合常理，更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一审的诉求毫无依据，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全部诉求。 姚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姚英于2018年5月30日转账到姚勇银行账户的5万元是施玲与姚勇的共同债务，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施玲提出的“郑政权债务系因偿还赌债而借款”的主张，并未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也没有任何证据佐证，显然不应得到支持。更何况，案涉5万元借款并非“因偿还赌债而借款”，而是偿还给郑政权的借款。“郑政权债务系因偿还赌债而借款”，该债务需要偿还，并且是施玲与姚勇共同偿还；而为了偿还郑政权的借款而借取的款项，却不用偿还，施玲的理由显然不符合逻辑。其次，施玲不属于“债务加入”。所谓“债务加入”，加入者在加入之前，是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但案外人郑政权向法院起诉时，是将施玲与姚勇列为共同被告，其诉求也是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债务。根据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施玲与郑政权达成调解协议，并非是“债务加入”，而是根据当时的规定，该笔债务就是施玲与姚勇的夫妻共同债务。再则，2017年12月7日，经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也出具了（2017）闽0203民初1199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施玲与姚勇应共同偿还郑政权借款本金70.5万元。因此，该民事调解书再次确定了施玲与姚勇负有共同偿还郑政权借款的义务，也就是说，该民事调解书及调解协议确定的郑政权的债权是施玲与姚勇的共同债务。而用于偿还该共同债务，显然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债务，依法应认定为共同债务。实际上，姚英一审证据7《被告一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姚勇于2018年5月30日向姚英借款之前，姚勇的银行账户余额仅有917.76元；收到姚英出借的7万元当天，姚勇就将其中5万元转至郑政权的账户。可见，姚勇借取该5万元的目的和实际用途，都是用于履行（2017）闽0203民初1199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即偿还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施玲与姚勇拖欠郑政权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笔5万元的借款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用于偿还施玲与姚勇的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民币19.6万元已经还清，原审法院判决施玲与姚勇应当偿还该笔借款，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施玲声称“其大额取现用于偿还向姚英所借的共同债务合情合理”，该说法根本毫无依据。双方之间存在现金往来，不等于施玲已经用现金还清债务。施玲所谓的“从日常交易习惯、人际关系传统来说”，其实就是一句“没有任何证据”。而其理由也完全不符合逻辑，根本不能成立。三、施玲名下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27××××4068）对苏景鹤净多转出的金额7830元，并非偿还案涉债务，也不应用于抵扣案涉债务。施玲与苏景鹤的往来款项中，有些一、二千元、数百元甚至50元、20元的款项，金额明显极低，明显是苏景鹤代为购买生活用品及日常消费开支的费用。更何况，姚英与苏景鹤早已离婚，施玲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将应当偿还给姚英的款项支付给苏景鹤，而且还是以这么零散的方式。一审判决未将该款项用于抵扣案涉借款，是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四、本案不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在案外人谢应芳起诉施玲与姚勇的（2018）闽0203民初11910号案发生之前，姚英一直认为施玲的母亲吕美芬于2013年7月22日转账支付给姚英的47万元是偿还给姚英的还款，因此，姚英在该案中作证以说明情况，但法院的生效判决最终认定该47万元是施玲与姚勇偿还给案外人谢应芳的款项，只是用了施玲的账户而已。在此情况下，姚英方才得知施玲根本不曾向自己清偿债务，因此，姚英只能在（2018）闽0203民初11910号案判决生效之后，另行提起诉讼，这是姚英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救济方式，也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并不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综上所述，施玲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姚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姚勇、施玲立即向姚英偿还借款本金246000元及其利息（以24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9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 一审中，施玲辩称：（一）用于偿还夫妻共有房屋公积金贷款的借款196000元已经还清。首先，施玲与姚勇当时通过施玲的母亲吕美芬向银行贷款600000元；其中470000元偿还谢应芳的债务，80000元被姚勇拿去还赌债；2013年9月24日，施玲取现50000元，用于偿还给姚英的上述借款。其次，施玲于2014年3月1日通过其名下的中国银行卡（账号为4312××××0260）取现18100元；2014年12月17日通过上述中国银行卡取现14900元，也是偿还给姚英的。再次，根据施玲查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27××××4068）对姚英、苏景鹤的转账流水，施玲转姚英净多转出60740元，转给苏景鹤净多转出7830元，合计68570元。此外，平时姚勇跟姚英、苏景鹤的经济往来比较密切，除以上施玲可以回忆起并查到的账目之外，其余款项实际上已经结清。自2013年至今，姚英从未向施玲提过施玲夫妻还有欠他们债务。（二）关于2018年5月30日的50000元借款，属于姚勇的个人债务，不应由施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笔借款是姚勇个人向姚英所借，用于偿还其姚勇个人向郑政权的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郑政权的债务系姚勇的个人债务，姚勇因偿还个人债务向姚英所借的款项，亦是属于姚勇的个人债务。施玲虽然同意帮姚勇共同还债，但不等于施玲同意与姚勇共同向姚英举债，更不等于其同意共同向姚英偿还债务。姚勇是否已经还款，是姚英姐弟之间的事情，施玲不得而知。（三）本案属于因施玲与姚勇离婚引发的系列家事纠纷。在（2018）闽0203民初16348号施玲与姚勇离婚纠纷一案的《民事调解书》中，施玲与姚勇已经共同确认双方没有夫妻共同债务，也可以证明了案涉债务已经还清。而且，在施玲与姚勇离婚后至离婚案件调解日前，先是姚勇的母亲谢应芳起诉姚勇、施玲民间借贷纠纷，再是中国农业银行起诉姚勇、施玲借款合同纠纷，后来是施玲的父亲施锦池起诉姚勇民间借贷纠纷。然而，姚英在上述期间，多次出庭参加诉讼、旁听，却迟迟不提起案涉债务诉讼，反而在施玲与姚勇双方离婚后将近一年，双方离婚财产分割执行和解后将近半年才提起本案诉讼，不但不合常理，更看出姚英有恶意诉讼的嫌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3日，姚英转账支付姚勇196000元；同日，姚勇偿还关于厦门市思明区××号××室房产的公积金贷款196020.8元。2018年5月30日，姚英转账支付姚勇70000元；同日，姚勇转账支付案外人郑政权50000元。在2013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施玲多次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27××××4068）转账支付姚英款项合计81740元，姚英多次转账至施玲名下的上述账户合计21600元。2019年9月25日，姚英诉至本院。 另查，姚勇和施玲于2007年10月31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1月15日经本院调解离婚。本院对郑政权诉姚勇、施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闽0203民初1199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姚勇、施玲需分期偿还郑政权借款本金705000元，于2017年12月7日前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于2018年5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555000元。本院对施玲诉姚勇离婚纠纷一案作出的（2018）闽0203民初1634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厦门市思明区××号××室房产为姚勇和施玲的夫妻共同财产。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应芳诉姚勇、施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闽02民终73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施玲自认其母亲吕美芬向姚英转账的470000元系用于偿还谢应芳主张的借款，谢应芳抗辩系偿还姚勇欠姚英、苏景鹤的其他借款，根据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谢应芳的抗辩主张，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应芳的主张不予采信；施玲作为475605元的共同借款人，其提供证据证明，已通过银行按揭，将共有的房屋抵押贷款归还了谢应芳470000元，仅剩余130000元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一）关于姚英主张其出借款项196000元给姚勇用于偿还当时由姚勇和施玲共有的厦门市思明区××号××室房产的公积金贷款，姚勇未提出抗辩，施玲亦不持异议，应当认定该笔借款属于姚勇和施玲的共同债务。施玲辩称已经还清该笔借款，但是其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实难采信，仅有银行转账记录表明其与姚英之间存在账目往来。对此，姚英解释其名下的接收施玲转账款项的银行账户实际由姚勇使用，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缺乏证明力，不予采信；施玲要求将其与姚英之间转账款项互相抵扣后多出的部分作为还款，合法合理，予以支持。（二）关于姚英主张其出借款项70000元给姚勇，姚勇将其中50000元用于偿还姚勇和施玲欠案外人郑政权的共同债务的问题。姚勇未提出抗辩，施玲对该笔款项50000元作为借款不持异议，但是不同意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在（2017）闽0203民初11994号《民事调解书》中，姚勇和施玲共同确认向案外人郑政权偿还债务；在施玲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姚勇向姚英借款50000元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应当认定该笔借款亦属于姚勇和施玲的夫妻共同债务。（三）关于利息。没有证据表明姚英与姚勇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姚英可以催告姚勇和施玲在合理期限内还款，自本案起诉后，姚勇和施玲均未履行还款义务，现姚英要求姚勇和施玲以24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5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施玲与姚英之间转账款项互相抵扣后多出的部分60140元（81740元-21600元），按照先抵充利息、后抵充本金的顺序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姚勇、施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姚英借款24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6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已还款项60140元按照先抵充利息、后抵充本金的顺序处理）； 二、驳回姚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施玲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外，认为遗漏查明对补充证据姚勇向施锦池出具的借条，体现姚勇向郑政权的借款系因偿还赌债而发生的认定，其余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当事人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施玲的上诉请求，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姚英是否存在恶意诉讼。二、案涉借款196000元是否已还清；三、姚勇向姚英借款中的50000元是否系施玲与姚勇的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姚英是否存在恶意诉讼。姚英辩称在案外人谢应芳起诉施玲与姚勇的（2018）闽0203民初11910号案件之前，姚英一直认为施玲的母亲吕美芬于2013年7月22日转账支付给姚英的47万元系偿还姚英的借款，但判决最终认定该47万元是偿还给案外人谢应芳的款项。在此情况下，姚英只能另行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姚英的答辩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恶意诉讼。故，施玲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借款196000元是否已还清。根据在案证据，施玲称大额取现用于偿还该笔款项，但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责任。故，一审认定不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姚勇向姚英借款中的50000元是否系施玲与姚勇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2018年5月30日姚勇向姚英借款中的50000元，系姚勇的个人债务，理由如下：根据在案证据，姚勇曾在2012年12月1日向施玲的父亲出具《借条》中载明，“2012年因误入歧途参与赌博欠下巨额赌债，将住房抵押贷款还了部分，又向郑政权借50万也用于还赌债……”。在该《借条》中，姚勇自认偿还郑政权的债务均因赌博产生，而姚勇向姚英借款的70000元中50000元明确用于偿还郑政权，本院认为，虽然在姚勇与郑政权的民事调解书中，施玲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其并未对姚勇向姚英的借款进行追认，姚英亦未有证据证明施玲明知或追认该笔款项，故，对于施玲的该部分上诉理由具有优质证据支持。此外，施玲与姚勇在借款五个月后协议离婚，该协议载明双方确认无其他夫妻共同债务，姚勇在本案二审中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出答辩意见，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案涉50000元系用于偿还姚勇因赌债而所负债务，因自行承担对姚英的还款责任。最后，在施玲与姚勇的离婚协议中载明施玲同意自行抚养婚生女姚心妍，不向姚勇主张抚养费，本院认为，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经济利益的角度，该50000元亦不应由施玲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为宜。故，对于该笔案涉50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施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0750号民事判决； 二、姚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姚英借款24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6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已还款项60140元按照先抵充利息、后抵充本金的顺序处理）； 三、施玲对上述第二项判决中的196000元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四、驳回姚英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施玲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990元，减半收取计2495元，由姚英负担995元，姚勇、施玲负担1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90元，由施玲负担4490元，由姚英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肖东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姚 洁 代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