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汉娥，女，1974年04月10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原住汉台区，现住汉台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兰江，陕西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丽霞，女，1962年04月1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住汉台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退休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负责人：李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蕊，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汉娥、樊丽霞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汉中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2019)陕07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汉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兰江，上诉人樊丽霞，被上诉人人保汉中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黄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樊汉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2019)陕07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改判：1、判令中国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下欠本金1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年利率9.6%向上诉人计付利息；2、判令中国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80000元，并以下欠本金8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年利率9.6%向上诉人计付利息；3、判令中国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50000元，并以下欠本金1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年利率6%向上诉人计付利息；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樊丽霞经手向上诉人樊汉娥借款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代理行为。1、保险公司长期以来有组织的实施从民间吸储购买保单，即所谓的规模保单的行为；从樊丽霞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2年以前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何某某、唐某某、樊丽霞以及营业二部全体人员长期通过加盖保险公司印章，向社会大众借款购买保单，然后退保还钱。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大规模参与这一行为就显示，向民众借款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属于保险公司有组织的行为；2、樊丽霞实施的是职务代理行为。樊丽霞作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收取借款，并向储户出具加盖保险公司印章的条据，收取的钱款也是为了解决保险公司的遗留问题，因此樊丽霞的行为本身就是实施保险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其结果就应当由被代理人保险公司承担；3、即使公章为假，樊丽霞实施的是表见代理行为，被上诉人人寿保险也应当承担责任。虽然保险公司一再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但樊丽霞在办公室收取借款并向储户出具盖有保险公司印章的证明，如此一来，作为储户的上诉人樊汉娥就有理由相信樊丽霞代理该借款业务。因此樊丽霞此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表见代理的结果；4、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与樊丽霞应当对借款本息互负连带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与樊丽霞明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理储蓄业务，但仍进行违法借贷，保险公司与樊丽霞应当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樊丽霞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承担该项判决之履行义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认定事实。1、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人寿公司正式职工，2008年12月，人寿公司要求“为确保完成全年规模保单任务，要求从客户处集资，年利率为4%-5%，用募集来的资金统一购买中国人寿分红型个险产品，以应付年度任务考核。待考核期一过，将这些名义保单统一退保，所产生的退保损失及承诺客户的借款本、息，公司通过财务处理予以解决。”自2008年底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营业二部共募集资金5092010元，其中的3247973元交给公司按正常程序办理规模保单，其他用于开展工作支出，通过退保手续，公司以规模保单的保费、红利、佣金等名义，实际退还营业二部共1928737.07元，营业二部共给客户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4104377元，又支付营销人员津贴、佣金及垫资626920.99元，共支出金额为4731297.99元。至2011年9月，人寿公司应处理而未处理的营业二部规模保单账务（亏空）为2802560.92元；2、2014年因多名客户到公司和找到上诉人吵闹，要求退款，上诉人找到罗尧，要求公司尽快予以解决，罗尧向上诉人交代，可以先以借款赎单的方式，解决急需的一部分，延缓一下，然后等公司统一集中处理。根据罗尧经理意见，上诉人从XX中心马妮处领取了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业务方章的空白纸张，以人寿公司的名义向他人，也向樊汉娥借钱，用借来的钱偿还原营业二部的借款，也即人寿公司的应付债务。该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3、上诉人以人寿公司名义向被上诉人樊汉娥的33万元借款，上诉人收款后，均用于归还人寿公司此前对其他客户的借款；二、关于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樊汉娥借款的动机和目的，在于清偿人寿公司的应付债务。事实上，上诉人也将全部借款用于了人寿公司的债务清偿。对本案借款的归还，应由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人寿公司承担。上诉人樊汉娥针对樊丽霞的上诉答辩称，应当由樊丽霞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上诉人樊丽霞针对樊汉娥的上诉答辩称，同意樊汉娥的上诉意见。这件事是保险公司的事情，事情是我做的，但责任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被上诉人人保汉中分公司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一、樊汉娥与樊丽霞个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对外借款是樊丽霞决定的、利息多少是樊丽霞决定的、所借款是樊丽霞个人收取的、所借款项是樊丽霞个人支配的、此前归还款的也是樊丽霞，这些事实有一审法庭查明的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与樊汉娥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樊丽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被上诉人没有吸收存款付息的业务，没有收取樊汉娥所出借的款项，没有委托樊丽霞对外借款，对该笔借款事实不知情，对许诺的利息多少不知情，从没有给樊汉娥支付过利息，被上诉人与樊丽霞无民间借贷委托代理关系，所以被上诉人与樊汉娥之间无民间借贷关系；2、樊丽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樊丽霞是被上诉人的退休职工，向樊汉娥借款时是被上诉人的保险销售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代理销售保险的关系。樊丽霞通过私刻印章对外许诺高息借钱，所借款自己支配，其想当然认为自己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是其一厢情愿，于法无据；3、樊汉娥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表见代理需要相对人樊汉娥善意且无过失。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正常业务是经营保险业务，而不包括吸收存款、借款；被上诉人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樊丽霞所用印章也明显注明“非订立新合同章”。以上种种皆说明樊汉娥将樊丽霞行为误以为是公司行为，是没有尽到一般人的谨慎注意义务所致，其不构成善意第三人，樊丽霞不构成表见代理；三、收款“证明”该被上诉人方形印章的法律意义。根据“九民会纪要”第41条规定，“看人不看章”的原则，主要考察盖章之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本案樊丽霞吸收存款的行为要认定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应当有被上诉人的授权；如果认为职务代理，也应当是其本人的职务范围包含吸收存款的职权。而本案中，樊丽霞没有被上诉人的授权，且使用的印章系伪造，仅凭私刻的被上诉人印章，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的有权代理人；四、被上诉人无需与樊丽霞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樊汉娥上诉理由依据“表见代理”“代理违法的民事责任”，但事实上樊丽霞行为没有公司授权，使用虚假印章，不构成有权代理；同时相对人樊汉娥不满足善意且无过失，不是善意相对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樊汉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本金1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9.6%向原告计付自2014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元，并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9.6%向原告计付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樊丽霞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向原告计付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樊丽霞原系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的员工。2012年4月13日被告樊丽霞到达退休年龄后退休，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和被告樊丽霞签订《保险代理合同》，被告樊丽霞根据合同约定从事保险代理业务。2014年10月13日，被告樊丽霞向原告樊汉娥借款10万元，原告分三次转账支付该借款，樊丽霞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樊汉娥女士：（身份证号：612XXXXXXX********）你与（应为“于”）2014年10月13日存入我司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月利息8%，如有用提前告知。”该《证明》落款为：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城区XX中心，证明人樊丽霞、陈利蓉，并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印章；2014年11月11日，被告樊丽霞再次向原告借款，原告转账支付樊丽霞8万元，樊丽霞向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樊汉娥女士：（身份证号：612XXXXXXX********），你与（应为“于”）2014年11月11日存入我司人民币捌万元整，月利息8%，如有用提前告知。”该《证明》落款同样为：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城区XX中心，证明人樊丽霞、陈利蓉，并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印章。2016年3月20日，被告樊丽霞又向原告借款，原告转账支付樊丽霞15万元，樊丽霞向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樊汉娥女士：身份证号（612XXXXXXXXXXXXXXX）你与（应为“于”）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日存入我司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存期壹年，年利率6%，如有急用提前告知。（150000.00）”，《证明》落款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城区个险专业化公司，证明人樊丽霞、陈利蓉，并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印章。之后被告樊丽霞从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陆续偿还原告56500元。2017年4月20日，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对被告樊丽霞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同年8月15日原告就樊丽霞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反映。2017年12月29日汉中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经对樊丽霞给原告等人出具证明上的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所提取的两枚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9年1月21日，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作出汉区检刑不诉[2019]4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樊丽霞不起诉。原告因索款无果，遂于2019年3月2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5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陕0702民初1576号民事裁定书，以该案民间借贷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2019）陕07民终7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陕0702民初1576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另查明，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印章一直由原公司城区个险化专业支公司的马妮保管，后于2014年8月1日停用，上交至省公司封存。被告樊丽霞认可上述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中，落款“陈丽蓉”的签名系樊丽霞代写，并非陈丽蓉本人所签。《证明》上加盖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印章，系被告樊丽霞私自伪造。被告樊丽霞辩称在马妮保管该枚印章期间，经被告公司经理批准，马妮将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的空白纸张交由被告樊丽霞，以及其借原告的33万元用于偿还被告人寿公司汉中分公司之前的债务，但被告樊丽霞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樊丽霞分三次向原告樊汉娥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33万元支付与被告樊丽霞，双方约定借款利率及借款期限等，被告樊丽霞亦认可该借款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笔借款是被告樊丽霞个人借款行为，还是樊丽霞代表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的借款行为。首先，对被告樊丽霞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是否虚假的问题，其一，从本案查证的事实看，被告樊丽霞从未保管过该枚印章。樊丽霞认可该枚印章一直由被告保险公司原城区个险化支公司的马妮保管。被告樊丽霞辩称被告公司经理曾让马妮给其加盖上述印章的空白纸张，但该辩解意见被告樊丽霞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公安机关对被告樊丽霞涉嫌诈骗刑事案件侦查中，马妮的证言陈述其从未给樊丽霞在空白的纸张上加盖过该枚印章；其二，被告樊丽霞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自述认可自己私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的事实和经过；其三，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印章印文鉴定书》（陕）公（汉）鉴字（2017）38号，对2009年至2016年樊丽霞所用的印章与被告人寿分公司该枚印章进行比对后，鉴定意见是：所提取的两枚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综上，被告樊丽霞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并无证据证明系被告人寿分公司的真实印章。其次，本案原告的借款系转入被告樊丽霞的个人账户，并未打入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账户，被告樊丽霞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有集资存款的业务或授权其对外进行集资存款的业务委托等，故对原告诉称和被告樊丽霞辩称的该笔借款系被告樊丽霞代表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的借款行为理由不能成立。再次，被告樊丽霞辩称，借原告的33万元用于偿还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之前的债务，但樊丽霞也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其该主张。综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人保汉中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樊丽霞向原告出具证明并收取借款，理应承担向原告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之民事责任。原告和被告樊丽霞约定2014年两笔借款10万元及8万元按月利率8%计付借款利息，该利率约定超过了法律规定，而原告主张按年利率9.6%结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3月20日借款15万元双方约定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樊丽霞偿还借款330000元，并按年利率9.6%、6%分别支付对应借款自借款之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请求，法院依法均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樊丽霞已经支付原告的56500元，根据“先息后本”的法律原则，法院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被告偿还原告第一笔10万元借款自出借（2014年10月13日）之日至2019年2月20日的利息为41845.48元；剩余14654.52元，酌定被告偿还原告第二笔8万元借款自出借（2014年11月11日）之日起的利息，经核算应支付利息至2016年10月8日止。之后的利息，被告樊丽霞仍应按年利率9.6%、6%分别继续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樊丽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樊汉娥偿还借款本金33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按年利率9.6%计付，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该本金清偿之日止，以本金8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6年10月9日起至该本金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该本金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樊汉娥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90元，由被告樊丽霞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樊丽霞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1、申请李长清、吴凤玲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向樊汉娥、党某某等人借款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2、提交肖利、唐玲、杭志华书写的证明各一份，证明樊丽霞向他人借贷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樊汉娥对樊丽霞提交的证人证言及书证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人保汉中分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都是从樊丽霞处听说有相关业务，但保险公司没有权利吸收存款；2、对三份书面证明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三份证明内容基本一致，明显是有人告知内容如何书写，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上诉人樊丽霞提交的两组证据，合议庭经评议认为，二审到庭的证人都是之前营业二部的业务员，其所述知悉情况也都是樊丽霞向其转述的情况，而吴凤玲也明确陈述，保险业务员是不能收投保人的钱的，公司对此有要求，法律也有规定。所以樊丽霞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所要达到其吸收存款系职务行为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而对于书面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明确要求，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所以对于书面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樊丽霞对外借款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或者是否构成了表见代理；二、人保汉中分公司是否应当对以上借贷款项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首先，樊丽霞对外借款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于代理进行了新的编纂。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了职务代理行为，具体内容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条文理解与适用》专门针对保险行业不同身份人员是否属于职务代理行为进行了具体法律适用的解读，“比如保险公司正式员工不属于保险代理人，其开展业务系职务行为，视为保险人的行为，而保险代理人所从事的保险代理活动就属于一般的委托代理范畴。”本案中，樊丽霞2012年已经从保险公司退休，并与人保汉中分公司办理了交接手续，其后返聘成为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员。樊汉娥与樊丽霞之间的借款行为最早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13日，樊丽霞此时仅是保险代理人，仅以身份来说就不具备构成职务代理的保险公司正式员工身份，故仅能依据一般代理进行判断。即便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来判断，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是否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行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授权内容、工作职责的关联性；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人的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获益归属；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等。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樊丽霞实施吸收存款的行为，是以保险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但无论是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还是本案中的证据，均没有保险公司的授权，只有樊丽霞自述是公司的规模保单业务；保险公司一直陈述对樊丽霞吸收外界存款的行为是不知情的，且这些存款都是由出借人交给樊丽霞，由樊丽霞进行了支配，借款金额、利息多少、借期长短都是樊丽霞个人决定的。在樊汉娥一案中，查明的案件事实表明，樊丽霞是2014-2016年之间向樊汉娥宣传所谓规模保单业务，第一次的“业务宣传”是发生在樊汉娥家中，此后也多在樊汉娥家中或仅是向樊汉娥打电话。在樊汉娥将钱交给樊丽霞本人后，由樊丽霞后期书写证明并加盖私刻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37）（非订立新合同章）”，自己签上“樊丽霞、陈利蓉”两个姓名后，将证明交给樊汉娥。且根据樊丽霞自述，樊汉娥交付的款项，也由樊丽霞个人支配，分别支付给了其他案外人。故樊丽霞的行为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符合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其次，如果樊丽霞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樊丽霞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符合本条规定的前半部分，即本案中，樊丽霞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但又是以被代理人人保汉中分公司的名义向樊汉娥来借款，但后半部分法律作出了明确要求，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对于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的要求也有解释，“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理应知道行为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那么就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也就不能受到保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借贷行为的发生经过，樊汉娥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樊丽霞到樊汉娥家中，宣传所谓的“规模保单”业务，作为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樊丽霞并未向樊汉娥出示任何保险公司关于该业务宣传的材料，也未出示有关授权文件，樊汉娥也是将钱款直接借给了樊丽霞个人，由樊丽霞收到钱款后，出具了一份包含出借时间、借款金额、借款利息的书面证明，书面证明上的印章查明系樊丽霞私刻，且私刻的印章上也明确注明“非订立新合同章”。在后期收取约定的利息时，也是樊丽霞个人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给樊汉娥的。樊丽霞在向樊汉娥出具的证明上明确载明的内容是“存入我司”，但保险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其正常业务是经营保险业务，并不包括吸收存款、借款；其次，樊汉娥其主观愿望是为了收取高额利息，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开展吸收存款的业务以及该项业务是否真实存在并未进行核实。综上，樊汉娥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其并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注意义务，其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人保汉中分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文中对于樊丽霞的借款行为既非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个人的借款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偿还借款的义务应该由借款人樊丽霞个人承担，人保汉中分公司不应承担连带偿付义务。综上，上诉人樊汉娥、樊丽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90元，由上诉人樊丽霞负担3895元，上诉人樊汉娥负担38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小艳审 判 员 陈耀斌审 判 员 李 晓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康 馨书 记 员 王希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