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盈顺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吕耀来。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梁君，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然，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1978年6月29日出生，加拿大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豪乾，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盈顺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顺公司）与上诉人陈某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345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盈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606民初234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陈某支付盈顺公司货款291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陈某于2016年9月2日向盈顺公司支付了40000元货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陈某并未于2016年9月29日向盈顺公司支付40000元货款。首先，陈某在庭审中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但根据盈顺公司与陈某之间的交易(双方除案涉买卖合同外，还有其他交易)，其一般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无现金支付货款的习惯。故陈某称其于2016年9月29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了40000元货款明显与其支付习惯不符，由此可知，陈某根本没有支付该40000元货款。其次陈某一审虽提交了2016年9月29日的收据拟证明其已现金支付40000元货款，但此外并无其他关联证据佐证现金付款的事实。现金付款不同于银行转账支付，陈某主张现金支付，应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盈顺公司庭审中明确未收到该40000元现金货款，且双方的交易中确实存在先开具收据后付款的情况，对此，陈某更应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但一审阶段，陈某仅提交了一份收据，完全没有对40000元现金的来源、支付去向等情况给予说明和陈述，故陈某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其现金支付货款的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明陈某40000元现金的来源及支付去向，仅依据盈顺公司2016年9月29日开具的收据就认定陈某已现金支付40000元货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陈某支付盈顺公司货款291000元。陈某答辩称，与上诉意见一致。上诉人陈某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018)粤0606民初2345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陈某向盈顺公司支付的货款应是172800元，而不是251000元;2.上诉费由盈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事实上，陈某已通过案外人联某公司向盈顺公司支付了勒流百丈高格的工程款75200元。该事实已由案外人联某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印证，内容：“我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向广东盈顺电气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5200元，该笔货款为代陈某支付。”因此，陈某通过联某公司支付给盈顺公司的75200元的货款，应在货款中予以扣减，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盈顺公司的员工梁某当代盈顺公司收取了陈某30只接线盒，应从货款中扣除3000元。该事实，不仅有梁某当在《取货单》上面签名确认，且盈顺公司在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并没予以认定，显然认定有误。三、陈某于2016年5月6日通过案外人谈裕科向盈顺公司付款163000元。盈顺公司答辩称：一、陈某主张通过联某公司支付75200元没有依据。联某公司支付给盈顺公司的75200元系2016年8月11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其中一笔货款，该合同总货款为106000元，联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支付30800元预付款。2016年8月16日，盈顺公司开具剩余货款75200元的发票，联某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签收，并于2017年6月23日将剩余75200元货款支付至盈顺公司的账号。盈顺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庭审陈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相互印证上述情况，但陈某仅提供一份联某公司出具的证明，而联某公司并未出庭接受询问，且一审法院进一步询问陈某时，其回复不但相互矛盾，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印证。二、陈某主张30只接线盒扣除3000元货款没有依据。首先，盈顺公司的经营性质和业务均不需要使用接线盒，不可能向陈某购买。其次，陈某提供的取货单显示的是梁某当取货30只，并非盈顺公司或梁某当代盈顺公司取货。梁某当在庭审后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已明确，该30只接线盒系其个人与陈某之间的交易往来，与盈顺公司无关。盈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某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291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2005元；2.陈某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盈顺公司分别与陈某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陈某向盈顺公司采购XBW-500欧式箱变（勒流百丈高格500K箱变）一台，后陈某更改勒流百丈高格工程的设备为XBW-630K欧式箱变，更改后，设备价格为161000元。2015年8月21日盈顺公司与陈某签订《产品购销合同》，陈某向盈顺公司采购XBW-630KVA欧式箱变（佛山市顺德区森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增容630KVA箱变配电工程）一台，价格为170000元。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均约定：货到工地两个月付清；如需方逾期付款给供方，每日按所欠货款的千分之五交违约金给供方。2015年4月30日、2015年10月13日，盈顺公司分别将设备送至勒流百丈高格、佛山市顺德区森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地。盈顺公司认为陈某仅于2016年10月19日支付了40000元货款外，剩余货款291000元未付，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陈某提供的取货单显示，梁某当于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2月8日向陈某取接线盒共计30只。陈某提供2016年9月29日的《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陈某货款4万元整。该收据上加盖了盈顺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陈某提供联某公司2019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向广东盈顺电气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5200元，该笔货款为代陈某支付。陈某提供的2016年8月11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佛山市联盛工程有限公司预付款30000元，盈顺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盈顺公司提供其与联某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联某公司向盈顺公司采购高压进线柜等设备，货款金额为106000元。2016年9月2日，联某公司收到盈顺公司交付的该合同设备。盈顺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佛山市联盛工程有限公司预付款30000元。2016年9月27日，盈顺公司向联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发票金额为75200元，2016年10月8日，联某公司签收该增值税发票。盈顺公司认为联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30800元，联某公司合计支付106000元，已经结清该合同的货款。另第一次庭审时，陈某认为，根据其微信发送给盈顺公司员工麦豪堂的表格，可证实除前期支付的40000元外，陈某已另向盈顺公司支付了货款88700元，故实际所欠的金额为202300元；第二次庭审时，陈某认为，其共计向盈顺公司支付了货款198700元，其中，2016年8月11日通过联某公司支付30000元，2017年6月23日通过联某公司支付75200元；2016年10月19日现金支付40000元，2016年9月29日现金支付40000元；扣减梁某当收取的30只接线盒的货款3000元，及扣除盈顺公司不按合同提供高压真空开关陈某另行购买支出的货款105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陈某系加拿大公民，该案系涉外商事案件。因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审理，故该案适用中国的法律解决该案纠纷。盈顺公司和陈某对案涉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货款金额331000元并无争议，盈顺公司认为陈某仅支付了40000元货款，陈某则认为除该40000元内外，其另外共计支付了158700元货款，因此，该案争议的焦点是：陈某总计向盈顺公司支付了多少金额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陈某认为，除盈顺公司自认的其于2016年10月19日现金支付的40000元外，另外于2016年8月11日通过联某公司支付30000元，于2017年6月23日通过联某公司支付75200元，于2016年9月29日现金支付40000元；扣减梁某当收取的30只接线盒的货款3000元，及扣除盈顺公司不按合同提供高压真空开关陈某另行购买支出的货款10500元。首先，关于联某公司向盈顺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否是代陈某支付的问题。虽然陈某提供了联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其于2017年6月23日向盈顺公司支付的75200元是代陈某支付。但一审法院询问陈某，联某公司为何出具《证明》、代为付款有何依据时，陈某代理人回复：陈某作为自然人挂靠在联某公司，故由联某公司代为支付货款。在一审法院进一步询问：陈某挂靠在联某公司名下与盈顺公司发生交易，为何联某公司之后又以自己名义与盈顺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设备时，陈某代理人又称上述表述有误，因陈某与联某公司存在经济往来，故由联某公司代陈某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即陈某对联某公司为何代其支付货款作出相互矛盾的陈述，却又未能提供双方存在挂靠或者经济往来的证据，且盈顺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取的是联某公司的预付款，而该案盈顺公司与陈某之间的交易发生在2015年，即便是联某公司代陈某付款，在陈某拖欠盈顺公司货款未结清的情况下，按照常理，盈顺公司出具的《收据》内容也应记载为收到货款而非预付款；而从盈顺公司提供的其与联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看，联某公司向盈顺公司采购设备，价款为106000元，盈顺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向联某公司开出《收据》，内容为收到联某公司预付款30000元，之后联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盈顺公司支付30800元；盈顺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某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向盈顺公司支付75200元，联某公司合计支付106000元，与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一致，即盈顺公司的证据与其陈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综上，对陈某以联某公司代其支付案涉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75200元及30000元的抗辩意见，明显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梁某当收取的30只接线盒的货款应否从盈顺公司货款中予以扣除的问题。陈某认为梁某当收取了30只接线盒，应从货款中扣除3000元，并提供的两份《取货单》予以佐证。但盈顺公司对此并不确认，《取货单》也仅显示梁某当取货30只，但并未载明30只接线盒的单价或货款总值，亦未载明梁某当系代盈顺公司取货，陈某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盈顺公司存在委托梁某当向其采购接线盒的意思表示，故对陈某称应从盈顺公司的货款中扣减该3000元接线盒货款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梁某当表示该接线盒的交易系其与陈某之间的交易往来，与盈顺公司无关，故陈某可另循法律途径向梁某当主张权利。第三，陈某认为盈顺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高压户外真空路由器，导致其自行购买设备支出10500元，故应从盈顺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并提供2015年5月16日的《收款收据》佐证。但该《收款收据》系复印件，且客户名称为佛山市诚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无法证实是陈某支出的该款项，且根据盈顺公司与陈某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更改协议，双方并未约定由盈顺公司提供该高压户外真空路由器，故对陈某称应从盈顺公司的货款中扣减该1050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后，陈某称其于2016年9月29日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陈某称其通过现金方式向盈顺公司支付了该《收据》中所记载的40000元，盈顺公司称该《收据》开具后并未收到陈某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询问盈顺公司为何在未收到款项时即向陈某开具《收据》，为何不在《收据》中注明“尚未支付，以实际收到款项为准”等类似内容时，盈顺公司称根据其与陈某之间的先开收据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向陈某开出该《收据》，故没有做其他的备注。但在法庭上，盈顺公司明确盈顺公司与陈某在该案交易前曾有三笔交易，盈顺公司开过三份《收据》给陈某，第一张收据是先开收据再付款，后两份收据是开收据当天支付了款项，即此前盈顺公司与陈某的交易并非均是盈顺公司所称的先开收据后付款。综上，对盈顺公司以双方之间存在的先开收据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为由，主张陈某未支付该收据记载的4000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陈某称其于2016年9月29日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陈某于2016年9月29日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于2016年10月19日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共计80000元，扣减之后，尚欠盈顺公司货款251000元未付，显属违约，应向盈顺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货款于货到工地后两个月付清，逾期每日按所欠货款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盈顺公司认为第一份合同项下的货款于2015年4月30日交付，故该份合同项下的货款最迟应在2015年6月30日支付，第二份合同项下的货物于2015年10月13日交付，故货款最迟应在2015年12月13日支付，因此，主张两份合同项下的货款统一从2015年12月1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该主张系盈顺公司对其权利的自愿处分，不加重陈某的负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陈某应按如下方式向盈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以331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6年9月28日；2.以291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6年10月18日；3.以251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某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盈顺公司支付货款251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以331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6年9月28日；2.以291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6年10月18日；3.以251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盈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6295.82元，由盈顺公司负担864.82元，由陈某负担5431元。二审期间，陈某向本院提交了银行交易流水和谈某科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其于2016年5月6日通过谈某科向盈顺公司付款163000元。盈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为：谈某科系佛山市顺德区有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盈顺公司于2016年3月9日与有来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谈某科转账支付的163000元系用来支付有来公司的货款，与本案无关。盈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盈顺公司与有来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和梁某当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时间为2019年9月29日的收据是在未收取款项的情况下开具的，陈某事后未付款；2.谈某科支付的163000元系支付有来公司的货款，与本案无关。陈某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确认。经认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以采信，理由在下文予以阐述。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陈某系加拿大公民，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双方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二审争议焦点为：陈某欠付货款数额如何确定。陈某辩称其曾委托联某公司代为支付货款75200元，但盈顺公司提供了其与联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银行转账记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故在陈某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上述75200元系联某公司自付货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某辩称梁某当收取的30只线盒应抵扣货款。陈某未举证证明梁某当系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故在《取货单》仅有梁某当个人签名且梁某当自认为个人行为的情况下，陈某主张盈顺公司承担责任，理据不足。陈某辩称其曾委托谈某科向梁某当付款163000元。陈某在2018年8月21日与麦某堂的微信聊天中自认欠款数额为287500元，2019年7月4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辩称欠款数额为202300元，2019年8月12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辩称欠款数额为132300元，而在上诉时又辩称委托谈某科支付163000元。经询问，陈某自认与盈顺公司不存在案涉买卖合同以外的交易，且案涉买卖合同亦仅存在两笔交易，但其确认的欠款数额却先后经历四次变更，有违诉讼诚信。根据其上诉意见，陈某不仅清偿全部货款，盈顺公司尚欠陈某30700元（163000元-132300元），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陈某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盈顺公司辩称其开具的时间为2019年9月29日的收据并未实际收取款项。根据文义解释和一般交易习惯，收据是收取款项的凭证，盈顺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先开收据再付款的特别交易习惯，且盈顺公司在陈某未付款的情况下未将该收据取回反而在10月另行开具收据亦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此外，40000元属于正常的现金支配范围，陈某辩称其以现金付款，并不违反常理。盈顺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盈顺公司和陈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5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1755元，上诉人广东盈顺电气有限公司负担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梁亦民审 判 员 尹宇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任小青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