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吉03刑终136号原公诉机关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作周，男，1949年10月5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住北京市朝阳区。辩护人司洋，吉林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虎，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系山东国菽豆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住甘肃省山丹县。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审理梨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作周、曹虎犯销售伪劣种子罪一案，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吉0322刑初171号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人王作周、曹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因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吉03刑终243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吉0322刑初6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王作周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受疫情影响，王作周与曹虎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王作周的辩护人司洋到庭参加诉讼，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辛振宇出庭履行职务。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月至5月间，被告人王作周与恩元公司签订协议，由恩元公司梨树县和黑龙江省××县种植由被告人曹虎培育的“小康”黄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均不在该品种审定的种植范围内)，恩元公司按约定支付给曹虎人民币30万元购买15000斤“小康”黄豆种子。王作周、曹虎在明知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由曹虎从河南新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驻豆11”大豆种(无合格证及任何标签)冒充小康豆种发给恩元公司。恩元公司将种子栽种在种植基地，种子没有发芽。后王作周、曹虎又发种子(无合格证及任何标签)给恩元公司补种。恩元公司在吉林省××县种植面积为1050亩，在黑龙江省××县种植面积为1784.86亩。两地种植的大豆到秋均没有成熟，经相关部门检验、测产，在黑龙江××县种植的大豆无产量，在吉林省××县种植的大豆成熟度差、产量低，混合粒平均公顷产量883公斤，成熟粒平均公顷产量465.4公斤，成熟粒重占总粒重的52.56%，成熟粒的百粒重为12.7克。给恩元公司造成损失价值人民币3044815元。经检验种植的种子为不合格种子。2017年5月，被告人王作周、曹虎向内蒙古翁牛特旗的于俊波、汤存销售“小康”黄豆种5000斤(无合格证及任何标签)，于俊波、汤存支付种子款人民币10万元。于俊波、汤存在内蒙古××旗种植面积为1000亩，种植的大豆到秋没有成熟。经鉴定损失价值人民币974285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抓获经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证明、任职资格证书、临邑县农林局证明材料、甘肃省、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函；测产报告、王作周以全国健康养殖工作委员会名义与曹虎的山丹县金粒种植有限公司签订的小康高产黄豆推广合作协议、小康黄豆留种田回购协议、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物流单、电子回单、营业执照、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价格认定结论书；证人梁东、徐宝行、李海鑫、苟发璘、张淑玲、马庆新、邱海、蔡新山、刘云龙、尹海、曹洪会、李发、毛立伟、荆汝栋、许芊、梁巨来、汤士波证言；被害人于俊波、汤存的陈述、被害单位恩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钧元的陈述；被告人王作周、曹虎的供述。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作周、曹虎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对于王作周、曹虎均提出其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的辩解，经查，王作周、曹虎在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将不合格、没有标签的种子进行销售，曹虎又以此品种冒充其他品种的种子销售给不适宜地区种植，致使被害人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二被告人均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故对王作周、曹虎提出的辩解不予采纳。对王作周的辩护人提出王作周所起到的是居间介绍作用，王作周对于曹虎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不知情，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的辩护意见及曹虎的辩护人提出曹虎销售的小康黄豆种子不能认定为假种子或不合格种子，曹虎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应宣告其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王作周与曹虎签订了名为合作实为销售的协议，其对发往被害方的种子无合格证和无标签标识是明知的。曹虎明知销售的小康黄豆种子没有标签标识，违背了种子法相关规定，其销售的种子属于假种子。故对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视本案事实、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王作周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2.被告人曹虎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3.责令被告人王作周、曹虎退赔恩元（北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3044815元；退赔于俊波、汤存人民币974285元。上诉人王作周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对曹虎将“驻豆一号”商品种子冒充“小康”大豆原种发给买家及曹虎补发的“小康”种子没有标签和检验合格证的情况并不知情，不能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原审已经查明，曹虎在向恩元公司提供豆种的过程中，未按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交付符合国家四项标准的小康大豆原种，而是私自将“驻豆一号”冒充“小康”豆种发给恩元公司，上诉人对此行为并不知情。上诉人与曹虎没有销售伪劣种子谋取非法利益的共谋、未参与销售和发送种子的行为，不能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针对曹虎向恩元公司补发的第二批种子“小康1号”及向内蒙古赤峰的发货，均是曹虎或其员工直接发货到买方指定地址，曹虎在向买方发货前对于种子的情形并未告知王作周，王作周也未参与种子的备货和运输，仅是在买方收到种子以后发送的照片才知晓种子的情形，不能认定王作周对种子质量不合格具有“明知”的情节。上诉人与曹虎签订的《小康高产黄豆推广合作协议》中载明，金粒公司（曹虎）“提供的种子必须达到国家制定的四项标准且所提供的种子在正常播种和管理下亩产量不低于当地传统品种”，没有任何文字约定曹虎提供的种子可以无许可证、包装为编织袋、种子可以未经检验等内容。虽然梁东、薛钧元等称王作周知道种子无许可证、包装为编织袋的情形，且在报案时提及相关录音，但卷宗中并未有录音等证据的任何体现，其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王作周存在“明知”情形，应当以书证《协议》的内容认定案件事实。2.上诉人与恩元公司系种植合作关系。上诉人也是曹虎销售伪劣种子造成损失的共同受害人，不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客观行为和犯罪主体身份。上诉人对于本案受害人恩元公司、汤存与曹虎之间，所起到的仅仅是居间介绍的作用。3.本案上诉人帮助曹虎推广的“小康”大豆种子，系双方基于合同所约定的由曹虎繁育的特定原种，而并不是商品种子。曹虎出于保密目的没有在外包装上标注产地和标识，不能因此推定上诉人对于曹虎实际发送的种子是伪劣种子具有“明知”的可能性。本案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曹虎私自更换品种、再次补发导致延误耕种期限、种子质量不符合与上诉人所签订协议等行为。曹虎推广的小康种子没有生产销售许可证及标签标识的情节，与给受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之间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仅涉嫌非法经营罪。4.上诉人不具销售伪劣种子的客观行为，与曹虎之间不具有销售伪劣种子谋取非法利益的共谋，不能构成共同犯罪。5.上诉人仅具有明知曹虎不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而帮其推广小康豆种的行为，如涉嫌犯罪也应为非法经营罪。仅起到帮助作用应系从犯，且不具非法所得及刑罚必要性，应当免予刑事处罚。恳请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依法改判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应当以非法经营罪的从犯定罪，免予刑事处罚。王作周的辩护人提出，1.王作周对于曹虎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并不知情，不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不能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2.王作周与本案报案人恩元公司系种植合作关系，也是因曹虎违约提供伪劣种子造成损失的受害人。王作周与曹虎系购销种子的相对方，不是销售伪劣种子的犯罪主体；3.王作周对于曹虎所发送的种子没有检验合格证及标签的情况并不知情，与曹虎不具有共同的明知是伪劣种子而予以销售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4.种子发明人出于保密的需要对于原种不在外包装上标注产地和标识，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不能因此而认定王作周对于曹虎销售的是伪劣种子系明知。5.本案王作周帮助被害人联系购买曹虎种子的行为，与给被告人造成巨大损失之间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王作周与曹虎之间不具有共同的以销售伪劣种子的方式谋取利益的共谋和犯意联络，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上诉人曹虎上诉提出，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应改判宣告上诉人无罪。1.上诉人对通过王作周推广的经甘肃省农牧厅审定通过的“小康”黄豆种子，虽是种子法规定的假种子，但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假种子。2.上诉人销售给黑龙江省庆安县、内蒙古自治区××区的“小康”黄豆种子，因没有鉴定结论，不能认定为假种子或不合格种子。销售给吉林省梨树县的“小康”黄豆种子，虽进行检验但鉴定程序不合法，且无证据证实检验机构及检验人员具备资质，检验结论在本案中没有证明作用。3.上诉人不认为销售给被害方的“小康”黄豆种子是刑法意义上的伪劣种子，在主观上是不明知的。且受天气、种植方法、种植要求、种植地块周边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造成了被害方的损失，该损失的形成也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宣告上诉人曹虎无罪。检察机关意见，原审二被告人明知在没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未审定地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销售无标签的黄豆种子，主观上是故意的，客观上给他人造成400余万元重大损失，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法庭依法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审核确认的相关证据证实。足资认定属实。结合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及检察机关意见综合评析如下：关于上诉人曹虎提出的其销售的种子非假种子，其销售给黑龙江和内蒙古的种子没有鉴定结论而不能认定为假种子，销售到吉林的“小康”黄豆种子虽进行检验，但程序不合法，造成被害方的损失受天气、种植方法等影响，与种子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等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曹虎所销售到黑龙江、内蒙古及吉林省的“小康”豆种虽经甘肃省审定，但其销售到甘肃省外需经当地农业部门重新审定，根据曹虎及王作周的供述，其销售的种子因未经当地农业部门审定，故而均为编织袋包装，且无任何标识、标签，符合种子法关于假种子的定义；且曹虎在向恩元公司发的第一批种子为其从河南购买的“驻豆11”豆种，系以“驻豆11”冒充“小康”豆种，亦符合种子法关于假种子的定义，故而曹虎关于其销售的种子非刑法意义上的假种子的意见，不予采纳。因曹虎销售的种子无标签及标识，且以此种子冒充其他种子，依法即可以认定为假种子，故曹虎关于其销售的种子未检验及检验程序不合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曹虎的供述，其在第二次补发种子之后，派员到现场指导耕种，农户的种植应是在其指导下耕种，且因其销售的种子无标签标识，亦无耕种方法的说明，故其关于系因种植方法等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作周提出的其不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其不明知曹虎销售的种子为假种子，及其仅为居间介绍的意见，经查，王作周以全国健康养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与曹虎的山丹县金粒种植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小康高产黄豆推广合作协议》，约定王作周在全国范围内试种推广小康高产黄豆的相关事宜。同年4月25日，王作周仍以全国健康养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与恩元（北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优质大豆新品种引进种植合作协议》，约定恩元公司购进15000斤大豆种子，王作周提供的大豆种子是通过审定的种子等。根据曹虎与王作周的供述，王作周在与曹虎签订推广协议时即明知曹虎培育的小康豆种未在吉林、内蒙古及黑龙江审定，故其销售的豆种无标签与标识；王作周还供述，其在2017年3月开始陆续让曹虎发货，曹虎发的都是白色编织袋包装，且无标签与标识，结合王作周的农业专家身份，足以认定其在与曹虎签订推广协议并在向恩元公司发货前主观上明知曹虎培育的小康豆种依法不允许在甘肃省外种植，进而足以认定其具有非法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王作周提出，造成本案被害人损失的根本原因系曹虎发的第一批种子发芽率不足，而导致第二次补发，造成生长周期不足而产生的损失。经查，本案中王作周与曹虎将小康豆种销往吉林、内蒙古、黑龙江三省地，发往吉林与黑龙江的豆种虽存在补发情形，但发往内蒙古的豆种并不存在补发情形，仍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其法定刑为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故王作周的此项辩解理由并不影响其定罪量刑。王作周提出其仅起到居间介绍作用，经查，王作周与曹虎约定曹虎每亩地给王作周76元，王作周从中加价后销售，且王作周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故其关于仅起到居间介绍作用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检察机关关于原审认定犯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作周与上诉人曹虎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原审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小雨审判员 董 岩审判员 李雪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 贺书记员 贾铁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