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系郭某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兴庆区凤凰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19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程改焕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陈某与被上诉人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郭某向陈某支付47519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争议焦点是46888元的款项，郭某是否向案外人钱某1支付。46888元的货款是陈某在经营超市之时，案外人钱某1给陈某超市送货产生的货款，2019年9月3日，陈某将自己经营的超市转让给郭某时，陈某尚欠案外人钱某1的46888元的货款。当时，陈某与郭某之间超市转让约定的总价格是235000元，分三次支付。实际郭某分别于2019年9月3日抵顶货款38557元，9月5日支付36000元，9月6日24000元、20000元；9月20日抵货款21004元，同日又支付10000元；9月25日代陈某支付员工工资34983元，下剩50456元，后来又抵顶“金贵欠款”2941元，实际尚欠陈某47515元未支付，当时为了计算方便，再加上案外人钱某1与陈某、郭某都熟悉，郭某主动提出，将陈某欠钱某1的货款由其承担，让陈某不用管，由郭某在转让款中扣除后，直接由郭某支付给钱某1，陈某不再支付钱某146888元的货款，钱某1也同意。故并不是陈某欠郭某46888元的货款，而是陈某将欠钱某146888元的货款债务抵扣给郭某后，郭某未支付给钱某1。后钱某1多次找郭某索要货款，郭某同意支付但就是不予兑现，最后一次索要货款时双方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钱某1感觉向郭某索要货款无望，再加上无书面约定，又无法起诉于他，于是，钱某1于2019年11月13日向兴庆区人民法院起诉了陈某，要求陈某支付46888元货款，经法院调解，钱某1同意撤诉，由陈某向郭某主张多抵顶的货款46888元来偿还钱某1的货款。因此，陈某与郭某的货款并不包括46888元，而是该款项用于抵顶案外人钱某1的货款。二、郭某在一审中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郭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仅欠陈某632元。虽然陈某认同该微信证据的截图，但仅仅认同截图的真实性，并未认同所欠金额，因为不是完整的聊天记录，这一点，一审法院也认为确认催要600余元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之所以陈某同意600余元的欠款，那是在转让超市时，陈某将欠案外人钱某1的货款转让给郭某，三方同意后，陈某才同意欠600余元的，但后来郭某不履行还款义务，才导致钱某1起诉找陈某素要货款。再者，郭某未将46888元的货款债务转让给钱某1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而是打印了有利于自己的部分截图，更未出示相关货款凭证来证实双方之间有46888元的货款债务，在一审开庭时，陈某提出让郭某拿出货款凭证，郭某无法拿出相关的票据证实陈某欠其货款46888元，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双方仅仅只有38557元的货款往来，并无46888元的货款债务。一审法院仅以不完整的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将郭某拖欠陈某下剩的超市转让款47519元中的46888元抵顶货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完全是错误的。另外，陈某将超市转让给郭某后，对于郭某每次支付给陈某的转让款。陈某均已给郭某开具了收据，一共开具了187485元的收据，该收据也能够充分证实其实际支付转让款和抵顶货款的情况。故一审法院未让郭某出示收据即做出认定是错误的，郭某实际尚欠陈某47515元未支付，而非632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依法给予改判。 郭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某偿还陈某超市转让款4751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某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3日，陈某与郭某签订一份《超市转让合同》，载明：“转让方（甲方）：陈某640……，受让方（乙方）：郭某，150……，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超市转让达成下列协议，并共同遵守：1.甲方于2019年9月3日前将位于棋盘井鸿运商场一楼大不同百货超市（面积约1300平方米）整体转让给乙方使用；2.超市转让金为23.5万元，付款方式：2019年9月3日付85445元（捌万伍仟肆佰肆拾五元整）、2019年9月5日付80000元（捌万元整）、2019年9月25日付69556元（陆万玖仟伍佰伍拾陆元整）；3.超市内的硬件（电脑、收银系统、货架、监控、电视、冰柜）折旧一并转让给乙方，包含在转让金里面；4.自转让之日起，大不同百货超市与甲方再无任何关系和法律相关关系；5.转让前的一切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转让之后的经营和债务等一切相关法律问题与甲方无关；6.乙方在转让后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其中包括营业隐形税、房产税等）和自己所用的水、电、气、电话费等和概由乙方自行承担支付，与甲方无关；7.……；8.……；9.自本合同签订之后5天后乙方开始上货，上货之日起乙方开始正式接手，9月10日乙方承担一切费用；10.……；11.本合同一式二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甲方：（签字）陈某，2019年9月3日，乙方：（签字）郭某，2019年9月3日。”庭审中，郭某提交短信截图一份，载明：“2019年10月3日，（陈某发）2941，我欠你这么多。2019年10月4日9:21，（郭某发）代发工资之后余钱3573元，减去金贵欠款2941元，欠你632元。（陈某回）恩，对。你微信给我转过来。（郭某发）恩。”另，郭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载明：“2019年10月4日17:29（陈某发）郭哥，把剩下的六百多给我转过来。2019年10月5日14:05（陈某发）郭哥，给转一下吧，钱也不多。”陈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郭某承诺要支付转让款47519元、代付人工工资34983元，扣减上述款项后下剩632元，但被告仅支付34983元，未能支付转让款47519元。关于付款时间，陈某称双方约定2019年9月25日在“穆斯林商贸城”支付转让款47519元及人工工资34983元。经法庭询问，郭某称其还款情况如下：2019年9月3日，以货款各抵付38557元、46888元，2019年9月5日刷卡支付36000元，2019年9月6日刷卡支付24000元、20000元，2019年9月20日以货款抵付21004元，同日另支付10000元，截止2019年9月25日下欠38556元，当日代陈某支付员工工资34983元，下欠3573元，后又抵顶“金贵欠款”2941元，尚欠陈某632元，双方已在短信聊天中确认。陈某对抵顶货款46888元的事实不予认可，称其并未欠付该笔货款，对其他付款情况无异议。现陈某以郭某未能支付转让款为由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与郭某签订的《超市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恪守遵从。陈某称郭某未能按约于2019年9月25日在“穆斯林商贸城”支付转让款47519元，故主张支付该款。然，根据双方的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陈某曾于2019年10月4日确认下剩欠款632元，并于当日下午催要该款。如上所述，陈某在明知下剩47519元未付的情况下，确认并催要600余元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双方通过电话短信对欠款632元已经确认，现陈某主张郭某支付47519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扣减郭某已付款项，下欠金额应为627元，但双方确认欠款数额为632元，郭某亦同意支付该款，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陈某超市转让款63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494元，由原告陈某负担487.48元，被告郭某负担6.52元。 二审期间，陈某为支持其上诉主张，申请证人钱某1到庭作证，证明：46888元并未实际支付，是陈某欠付钱某1的，并不是陈某欠付郭某的。为证明上述问题，钱某1提交陈某向其出具收条一份。 郭某质证称，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是钱某1与郭某均是陈某的供货商，由于陈某超市生意不景气，欠供货商的货款无法偿还，故将超市转让给郭某和证人钱某1，双方达成口头转让协议。签署转让协议时，钱某1有意躲避，让郭某在协议上签字，后电话接通后钱某1说郭某先签上，称其后面签。本案就是钱某1与郭某合伙接受陈某超市。并不是陈某陈述的债权转让。 郭某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合作协议一份（原件），证明：郭某与钱某1系合伙关系，与本案的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钱某146888元抵顶超市转让款是钱某1、陈某、郭某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 陈某质证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没听说也没见过该份证据。 经审查，证人钱某1系涉案超市转让的参与人，故对其关于案件事实部分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钱某1当庭提交收条，因陈某对其真实性不表异议，本院也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认定。郭某提交合作协议，因证人钱某1对其真实性不表异议，且协议内容能够与证人钱某2钱某2钱某2及郭某的陈述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陈某与郭某签订《超市转让合同》当日，陈某向证人钱某1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钱某1大不同百货超市转让费46887元（肆万陆仟捌佰捌拾柒元整），收款人：陈某2019.9.3。2019年9月17日，郭某与钱某1、赵海军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协议对三人出资、承接范围以及超市经营费用负担进行约定。郭某主张，陈某欠付钱某1的46887元货款以抵顶超市费的形式支付，也是钱某1的合伙出资。陈某认可三方协商以钱某1的该部分货款代郭某支付超市转让款，但郭某至今未向钱某1支付该部分货款46887元。其余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或者抗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双方对一审判决郭某支付陈某632元超市转让款均无异议，双方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认定郭某支付给陈某的46888元超市转让款是否实际履行。因郭某认可该部分转让款46888元是以陈某欠付钱某1货款抵顶的方式支付，陈某虽然不予认可，但陈某向钱某1出具收条明确载明收到超市转让款46887元，结合郭某提交合作协议、证人以及陈某及郭某的庭审陈述，可以证实，郭某与证人钱某1合作经营涉案超市，郭某、陈某与钱某1曾三方协商一致，将陈某欠付钱某1的货款46887元抵顶为超市转让款。故除一审判决确认的632元外，郭某已经向陈某支付完毕剩余的超市转让款。陈某要求郭某再行支付该46887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郭某是否应当向钱某1返还该46887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因二审出现新证据，致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发生变化，但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程改焕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田 娜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升司法效能，促进司法公正，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试点法院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试点工作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进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试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试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