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26442号原告：蔡金江，男，汉族，1966年3月17日出生，住址南京市白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娇萍，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东海国际中心**14D，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35569X8。法定代表人：孙耀飞。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笋，男，汉族，1984年5月21日出生，住址江苏省丰县，系公司员工。原告蔡金江与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娇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立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基金合同》（合同编号GTZB2018SC02022）及其附件《投资说明书》和《保密承诺书》；二、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基金本金3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462500元（利息损失以3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5%的标准，自2018年5月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148930元，暂计至2020年3月1日）。合计3962500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9日，原告蔡金江与被告签订《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投资说明书》，约定：原告认购金额350万元；投资期限12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9.5%/年；收益分配方式为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被告的相关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被告向原告出具《国投精选供应链五号投资私募基金成立确认函》确认上述事宜。当日，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汇款350万元。2018年11月6日，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投资收益利息148930元，后被告再未分配收益。被告以保底收益为名，引诱原告签订了无效《基金合同》，导致原告重大损失。综上所述，被告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本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国投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蔡金江与被告国投公司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被告国投公司已依据《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合同》（以下称《基金合同》）的约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原告蔡金江作为合格投资者在预期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应当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原告蔡金江要求被告国投公司返还投资本金及支付利息等主张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第一，原告蔡金江就认购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案涉基金”）与被告国投公司签署的《基金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国投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在充分提示原告蔡金江案涉基金存在的投资风险，且原告蔡金江确认并签署《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等一系列投资相关文件的情况下，与原告蔡金江共同签署了《基金合同》，约定原告蔡金江作为合格投资者自愿以自有资金认购被告国投公司管理的案涉基金；投资锁定期限为12个月；投资范围为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同时，《基金合同》还详细约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和基金运作方式等内容。其后，原告蔡金江向案涉基金账户缴纳认购款350万元，并于投资冷静期后签署了《投资回访确认书》，确认了上述投资行为。综上，原告蔡金江签署《基金合同》、缴款认购案涉基金系其对资金损失风险、投资标的风险等投资风险有着明确认知的基础上，在理性判断后作出的投资行为，《基金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原告蔡金江与被告国投公司之间成立委托投资合同关系。第二，本案中，案涉基金系被告国投公司依法成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已在中国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为SN2258，托管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蔡金江的投资款项已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投向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受让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国建筑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据此，被告国投公司已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管理、运营基金财产。而案涉基金延期系因项目公司未回款，基金暂时无可供分配收益，该类投资风险非被告国投公司原因所致，如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也应由原告蔡金江自行承担。第三，原告蔡金江在案涉基金暂无可供分配收益的情形下强行要求基金管理人代为偿付本息收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基金合同》及系列投资相关文件的条款，还明显违背了私募基金监管部门严禁“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的原则。就基金合同的约定而言，《基金合同》第十八节第（三）条第2款约定了单个委托人当期预期投资收益的计算方式，委托人的收益仅为预期收益。《基金合同》第二十节第（二）条“特别提示”中特别说明：“即使管理人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揭示，但本基金仍可能存在未能揭示的风险，基金本金存在部分亏损甚至全部亏损的可能。同时本基金项下管理人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不代表该基金产品未来运作的实际效果，该产品存在一定投资风险”，“投资人应充分认识加入本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最低收益或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就私募基金监管层面而言，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等监管机构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禁止私募基金的保底安排，认为基金的本质应是受托理财，必须坚持“收益共享、风险自担”原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不断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打破刚性兑付”。综上，原告蔡金江在案涉基金暂无可供分配收益的情形下强行要求被告国投公司代为偿付本息收益的行为既违反合同约定，又违背监管要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蔡金江以案涉基金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为由，要求被告国投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代为偿付本息收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基于上述“一”中所述，原告蔡金江与被告国投公司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原告蔡金江有权享有投资收益，亦有义务承担投资风险。就本案而言，案涉基金出现未回款情形后，被告国投公司己积极采取措施，履行管理人职责，投资者的损失还未实际发生。即使最终项目公司兑付不能，确实无法全部或部分回款，该损失也并非被告国投公司原因所致，原告蔡金江的投资损失与被告国投公司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蔡金江也无权要求被告国投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代为偿付本息收益。三、原告蔡金江关于要求被告国投公司承担诉讼费等费用的主张，既无合同约定，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9日，原告蔡金江（投资人）、被告国投公司（管理人）与案外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合同编号：GTZB2018SC02022，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其中，《基金合同》第十八节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特别说明部分载明“本条关于‘投资收益’‘预期收益’‘当期投资收益’‘当期预期收益’等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投资人取得相应数额的投资收益，亦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基金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投资人预期收益总和的，管理人有义务仅以实际可分配收益为限分配投资收益，由各投资人按照基金文件的约定，享有相应收益，承担相应损失。”第二十节风险揭示最后一段以加黑加粗字体载明“……该产品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仅适合具有较强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认购/申购，投资人应充分认识加入本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最低收益或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投资说明书》（以下简称《投资说明书》），约定涉案基金合同的项目名称为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涉案基金”），资金投向为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国建筑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本期募集规模为1亿元（按实际采购招标情况，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投资金额300万元（含）-800万元（不含）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化）为9.5%/年，收益分配方式为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被告向原告出具《涉案基金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出资金额为350万元。投资期限为12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为9.50%/年，起息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涉案基金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到期日期为2019年5月15日（到期十个工作日内兑付）。随附原告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于2018年5月9日向尾号0192的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转账350万元。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显示，涉案基金于2016年11月4日成立，备案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基金编号为SN2258。另查，2018年11月6日，原告尾号1018的建设银行账户收到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转账148930元，附言“投资者兑付利息”。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基金合同》《投资说明书》、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以及涉案基金备案信息、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基金合同》的效力认定。原、被告双方在《投资说明书》中约定“投资金额300万元（含）-800万元（不含）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化）为9.5%/年，收益分配方式为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该约定为被告对原告投资作出的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承诺，构成保底条款。上述保底条款使得投资风险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将本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的资产损失风险转嫁给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当刚性兑付无法维持时，极易引起市场恐慌，导致投资者争相赎回投资，对金融、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本院认定《基金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在本案订有保底条款的《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与合同其他内容条款不具有可分性，其并非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合同部分，而是与合同其他部分存在紧密的牵连关系。虽然被告国投公司抗辩其在《基金合同》中标注了风险提示条款，不承诺固定投资收益，但就本案基金合同缔约目的而言，作为投资人的原告除期待投资本金安全外，尚期待合同约定的9.5%的固定收益回报率。若没有上述保底条款的存在，理性投资人通常不会签订涉案《基金合同》。在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后，投资人的缔约目的几乎丧失，若使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并履行，不仅违背投资人的缔约目的，而且无履约意义，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之结果。故此，本院认为，保底条款应属涉案《基金合同》之目的条款及核心条款，风险提示条款的标注不足以影响保底条款在《基金合同》中的目的性及核心性，保底条款无效则涉案《基金合同》整体自始无效。对于被告国投公司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涉案《基金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国投公司之间因涉案《基金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予以返还。同时，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8年5月9日开始起算，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148930元，在被告应还金额中予以抵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蔡金江返还其投资款本金3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9日开始起算，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同时相应扣除148930元）；二、驳回原告蔡金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8500元（已由原告蔡金江预交），由原告蔡金江负担1068元，由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7432元。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华鹏人民陪审员  邱卫华人民陪审员  曾桂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