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泉，男，1954年2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智勇，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供销社。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圩镇建委统建楼101、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19412211X3。法定代表人：林石锁。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耀能，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瑞，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德泉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供销社（以下简称大泽供销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6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德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泽供销社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息合计2779622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泽供销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刘德泉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据是刘德泉未提供证据证明1999年12月至2005年11月10日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但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事实经过，已经表明2001年2月7日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会法院）仍在发出公告，处理大泽供销社保管的本案涉案财物，在新会法院该案执行程序完毕之前，即使刘德泉于1999年已经知道大泽供销社保管财物有损失，也只能向执行法官反映，不可能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未将该案执行完毕信息，有效送达给居住在香港的刘德泉。2005年11月刘德泉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违法申请，人民法院当时在审理刘德泉提出的请求时，并未以诉讼时效中断为理由，拒绝审查刘德泉提出的实体性请求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以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为理由，驳回刘德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刘德泉的诉讼请求未认真审理及查明事实。刘德泉的诉讼请求主张的赔偿并没有包括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现金和贵重物品，相关材料物资的清点，并不是刘德泉自行组织的，而是一审法院法官在现场情况下，经法院同意进行清点的，该批材料物资清单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文件相符，并不包括现金和贵重物品。二审期间，刘德泉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详见刘德泉重新提交的省高院的复议决定书，详细列明刘德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请二审法院重新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判决认为刘德泉的起诉没有依据，但是刘德泉重新提供了有关清点损失材料清单的内容，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群众清点的货物材料清单是列在新会法院执行卷宗里，是由新会法院法官召集组织群众进行清点的，本案货物损失的清点不是刘德泉擅自清点和提供的，而是新会法院组织群众清点提供记录在卷宗里。至于该份清单是否规范，是法院办案人员的问题，但是该份清单是有证明效力的。刘德泉也是以该份清单为依据提出诉讼，所以一审判决以刘德泉提供的损失赔偿没有证据为由驳回起诉，不符合新会法院本身的卷宗证据材料。大泽供销社辩称，刘德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驳回刘德泉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刘德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泽供销社因在（1998）新法民初第738号案中保管不善，向刘德泉作出损害赔偿11065377元，利息16730850元，本息合计2779622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泽供销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德泉于2005年11月10日以新会法院在审理、执行（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大泽供销社与刘德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时对其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变卖行为违法为由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门中院）提出确认申请。江门中院于2008年2月4日作出（2005）江中法确字第14号裁定书，裁定不予确认新会法院审理、执行（1998）新法字民初第738号民事判决一案行为违法。刘德泉不服（2005）江中法确字第14号裁定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1日作出生效的（2008）粤高法确申字第8号裁定书裁定对新会法院审理、执行（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案中的查封、扣押、变卖等行为不予确认违法，该裁定书中审理查明如下事实：“1992年4月25日，大泽供销社与新会县大泽镇沙冲管理区（以下简称沙冲管理区）签订了一份《财产租赁合同》，沙冲管理区签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是申诉人刘德泉，合同约定大泽供销社将其所有的沙冲酒家租给沙冲管理区用于兴办沙发家具加工厂，租赁期限为五年，从1992年5月15日至1997年5月14日。虽然签合同的承租人是沙冲管理区，但实际上是由申诉人承租合同有关的债权债务，该合同期间的租金申诉人已交清。合同期满后，申诉人没有将沙冲酒家返还给沙冲供销社，沙冲供销社多次与申诉人协商续租事宜，但一直未能签订续租合同。1998年6月24日，大泽供销社与申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申诉人拖欠大泽供销社的租金为37500元，于1998年7月20日偿还20000元，同年8月20日偿还17500元，若申诉人不履行协议，大泽供销社有权将其货物拍卖，以偿还所欠租金。后申诉人没有于1998年7月20日履行偿还20000元的合同义务。1998年7月23日，大泽供销社向新会法院起诉，要求申诉人立即偿还租金37500元及利息，归还所出租的房屋，负担诉讼费及有关费用。同日，大泽供销社向新会法院申请先予执行，限期申诉人交回房屋。次日，新会法院作出（1998）新民初字第7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申诉人逾期占用的沙冲酒家的物品搬出，交回房屋给大泽供销社使用。1998年8月18日、19日两天，新会法院进行先予执行，在先予执行开始前，新会法院通知负责看管沙冲酒家的申诉人的岳母，要求她搬走放置在沙冲酒家的需搬走的物品。在申诉人的岳母和她的两个女儿搬走她们认为值得搬走的物品后，执行人员在要求申诉人的岳母计数的情况下，将部分杂木板等财物从沙冲酒家搬到大泽农副厂仓库，指定大泽供销社保管，并列明清单。在执行笔录及物品清点明细表上，有新会法院工作人员、大泽供销社有关人员及作为大泽供销社委托代理人的大泽法律服务所的周粮基、黄日荣的签名，但无申诉人岳母的签名或指模。沙冲酒家所在房屋由新会法院执行人员上锁后，将钥匙交大泽供销社保管。同年8月24日，申诉人到大泽供销社支付所欠租金37500元，并签收了起诉状副本及传票。同年9月1日开庭时，申诉人提出在一个月内离场时间太短，起码需要八至九个月时间，并不同意支付先予执行的搬迁费1800元，双方无法达成搬迁协议。同月14日，新会法院作出（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申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大泽供销社支付搬运费1800元，并将所占用的沙冲酒家交回大泽供销社使用，案件受理费1510元、财产保全费395元，合计1905元，由申诉人负担。因新会法院无法通知申诉人到庭宣判，故采用公告形式送达判决书。该公告载明，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该公告分别在法院公告栏、沙冲酒家、沙冲管理区张贴。1999年1月10日，大泽供销社向新会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同月12日，新会法院向申诉人发出（1999）新法执字第56号执行通知书，将该通知书张贴在沙冲酒家门口，限申诉人于同月14日前履行判决。限期届满，申诉人未履行。同月15日，新会法院作出（1999）新法执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拍卖或变卖申诉人相当于3800元的财产，所得价款清偿判决确定的搬运费、诉讼费等债务。新会法院当天根据该裁定查封、扣押了申诉人放于沙冲酒家内的碗碟、木椅等器具，制作了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上有新会法院工作人员及大泽供销社在场人员的签名。同日，新会法院还制作了限期履行通知书，责令申诉人于1月18日前将沙冲酒家交回沙冲供销社使用，到期仍不履行，将依法强制执行。期限届满，申诉人仍未履行。新会法院于1999年1月19日起连续五天强制执行，将查封、扣押的碗碟、木椅等器具变卖，所得价款1196元。变卖财产明细表上有法院工作人员及大泽供销社在场人员的签名。新会法院将酒家内的大部分物品存放在酒家所在楼房的地下平房，部分存放在二、三楼的房间，空出二、三楼的大厅。1999年3月16日，申诉人到新会法院询问变卖其货物事宜。新会法院告知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申诉人需支付生效判决确定的费用及有关强制执行的费用，并立即搬走沙冲酒家内的物品。申诉人未作答复，并拒绝在新会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上签名。同年7月至11月期间，新会法院多次与申诉人协商搬迁问题，并告知申诉人如认为造成其财产损失新会法院有过错，可向江门中院申请赔偿，如认为造成其财产损失大泽供销社有过错，可另行起诉。但申诉人坚持要先清点财物，作出赔偿后才搬迁，不同意一边清点一边搬迁。同年11月17日、18日、19日、22日，申诉人才对其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的财物（保险柜内的物品由其亲自取出）和大泽农副厂的财物进行了清点。12月15日、16日，新会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再次协商搬迁事宜，申诉人坚持对其损失作出赔偿后才搬迁，并提出其损失包括烂掉物品价值873635元，遗失物品价值255575元，遗失港币550000元，美金60000元，首饰价值港币60000元。新会法院再次向申诉人申明，赔偿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不能以此作为不搬迁的理由，并于16日当天向申诉人送达了限期搬迁通知书，限其在2000年1月16日前将放置在沙冲酒家的财产搬走。期限届满，申诉人仍未履行。此后，申诉人去向不明。2000年1月26日至28日，新会法院召集大泽镇镇政府、沙冲村委会、大泽供销社的有关人员，将沙冲酒家二、三楼房间内的物品搬到沙冲酒家所在楼房的后楼存放，将零碎杂物清理干净，并于同月29日、30日在沙冲酒家后楼与前楼之间建墙，在后门重新上锁，钥匙由大泽法庭保管。2000年8月14日，新会法院将申诉人放在沙冲酒家内的物品搬到指定地点，至16日搬迁完毕。同月17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取回其财物。同年11月19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于2001年1月20日前履行（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判决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将交有关单位拍卖、变卖查封的申诉人存放在大泽农副厂内的木板等物品。期限届满，申诉人未履行。2001年2月7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新会法院委托新会公正拍卖行于同年4月19日上午依法拍卖其存放在大泽农副厂内的被查封的财物，所得价款偿付所欠债务。后经拍卖，被查封的物品以24600元成交。2001年5月20日，案件执行完毕”。大泽供销社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抗辩称刘德泉的起诉已过了诉讼时效，认为事情发生在1998年，但是到2019年刘德泉才向大泽供销社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刘德泉是香港居民，本案属涉港民事案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的规定，涉案侵权行为地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调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德泉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刘德泉是否存在财产损失以及大泽供销社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1999年11月17日、18日、19日、22日，刘德泉对其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的财物和大泽农副厂的财物进行了清点。同年12月15日、16日，刘德泉已向法院提出其有相应财产损失。可见，自1999年12月之后，对刘德泉主张的损害事实刘德泉已经知道，其主张相关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根据现有证据，刘德泉于2005年11月10日才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违法申请，而刘德泉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1999年12月至2005年11月10日期间，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情形。因此，刘德泉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应受法律保护，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刘德泉主张大泽供销社侵害其财产权益，应当举证证明大泽供销社存在侵权行为、刘德泉存在损害结果、刘德泉的损害与大泽供销社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大泽供销社主观上存在过错。本案中，刘德泉未能举证证实大泽供销社存在侵权行为导致其存在财产损失。仅凭刘德泉自行制作的清单及证人证言材料，不足以证实其损失确实存在。刘德泉所称有现金及贵重物品遗失，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拥有所称现金及贵重物品，并将现金及贵重物品存放在沙冲酒家内。且刘德泉至迟在1998年9月1日开庭时已经知道先予执行的事实，但其当时并未提出要查点现金及贵重物品或现金及贵重物品已遗失。1999年3月16日，刘德泉到法院询问变卖货物事宜时，也未提出要查点现金及贵重物品或现金及贵重物品已遗失。刘德泉的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德泉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对刘德泉要求大泽供销社赔偿其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德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90390.57元，由刘德泉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再查明：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7日作出的(2005)粤高法立确复字第17日复议决定书载有“……本院复议认为，申请复议人因不服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在1998年至1999年审理、执行广东省新会市大泽供销社与申请复议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的查封、扣押、变卖行为，从1999年开始，一直就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的上述行为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及江门市新会区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诉，且没有得到处理。因此，申请人提出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上述行为确认违法的申请，符合确认案件的受理条件。原审以申请人的申请已逾期两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对其确认申请不予受理缺乏依据……”等内容。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1日作出（2008）粤高法确申字第8号裁定书中“本院查明”载有：……执行人员在要求申诉人的岳母计数的情况下，将部分杂木板等财物从沙冲酒家搬到大泽农副厂仓库，指定大泽供销社保管，并列明清单。在执行笔录及物品清点明细表上，有新会法院工作人员、大泽供销社有关人员及作为大泽供销社委托代理人的大泽法律服务所的周粮基、黄日荣的签名，但无申诉人岳母的签名或指模。沙冲酒家所在房屋由新会法院执行人员上锁后，将钥匙交大泽供销社保管……2000年1月26日至28日，新会法院召集大泽镇镇政府、沙冲村委会、大泽供销社的有关人员，将沙冲酒家二、三楼房间内的物品搬到沙冲酒家所在楼房的后楼存放，将零碎杂物清理干净，并于同月29日、30日在沙冲酒家后楼与前楼之间建墙，在后门重新上锁，钥匙由大泽法庭保管。2000年8月14日，新会法院将申诉人放在沙冲酒家内的物品搬到指定地点，至16日搬迁完毕。同月17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取回其财物。同年11月19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于2001年1月20日前履行（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判决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将交有关单位拍卖、变卖查封的申诉人存放在大泽农副厂内的木板等物品。期限届满，申诉人未履行。2001年2月7日，新会法院发出公告，通知申诉人新会法院委托新会公正拍卖行于同年4月19日上午依法拍卖其存放在大泽农副厂内的被查封的财物，所得价款偿付所欠债务，后经拍卖，被查封的物品以24600元成交。2001年5月20日，案件执行完毕。该裁定书中“本院认为”载有：……四、关于1998年8月18日起至1999年11月17日期间，申诉人的财物是否因新会法院保管不善而造成损失的问题。该时间段包括先予执行至生效判决作出后的执行阶段。先予执行是将申诉人的部分财物搬至大泽农副厂仓库，指定大泽供销社保管。申诉人至迟在1998年9月1日开庭时已知道先予执行的事实，其本可将先予执行的财物搬回，其却一直未作处理。本院法庭调查时，申诉人称其于1998年8月24日在新会法院作询问笔录时曾要求搬回物品，但新会法院未予答复。本院经查阅上述笔录，笔录上并没有申诉人提出要搬回物品的记载，申诉人又辩称因其文化水平有限，看笔录时未注意到无此记载。据此，申诉人所称理由不足以证实新会法院不答复其要求搬回先予执行的物品的说法。新会法院于1998年9月14日作出一审裁判后，因申诉人下落不明，采用公告形式送达该判的决书。判决书经公告期届满生效后，新会法院自1999年1月19日起，连续五天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并无不当。申诉人于同年3月16日到新会法院询问变卖其货物事宜，新会法院告知其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其需支付生效判决确定的费用及有关强制执行的费用，并立即搬走沙冲酒家内的物品，申诉人未作答复，并拒绝在笔录上签名，也不处理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的物品。同年7月29日，新会法院就该案件的执行问题进行协调时，询问申诉人有无向大泽法庭申请要回扣押财物，申诉人回答“没有”。直至同年11月17日，申诉人才同意对其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的物品和大泽农副厂的物品进行清点。上述执行过程的事实表明，申诉人不履行新会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消极地放弃对其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物品的权利，故其提出由新会法院承担因保管不善造成其涉案被执行财物损失的责任之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申诉人主张新会法院的上述司法行为造成了其财物损失的证据不足，且其对具体损失的主张也缺乏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对被申请确认案件在原审判、执行过程中，应当确认违法情形的第（九）项：“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第（十四）项：“对依法应当拍卖的财产未拍卖，强行将财产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等规定，因申诉人刘德泉未能提充分证据证实其申请确认违法的新会法院涉案司法行为，确已给其造成财产损害以及造成何种具体损害，故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确认违法的情形……等内容。本院认为，本案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大泽供销社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一、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刘德泉是以大泽供销社因在新会法院（1998）新法民初第738号案中对先予执行的财产保管不善为由，诉请大泽供销社赔偿刘德泉财产损失。经一审法院查明，1999年11月17日、18日、19日、22日，刘德泉对其存放在沙冲酒家内的财物和大泽农副厂的财物进行了清点，同年12月15日、16日，刘德泉已向新会法院提出其有相应财产损失。对上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德泉无异议。据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刘德泉于1999年12月17日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已经知道时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纠纷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即2017年10月1日前，故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及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规定。新会法院于2019年9月9日受理刘德泉提起对本案大泽供销社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因此，刘德泉应当提供能够证明从其自1999年12月17日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已经知道之日起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即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现有证据显示，本案刘德泉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1日作出（2008）粤高法确申字第8号裁定书前，均是以新会法院在审理、执行（1998）新法民初字第738号大泽供销社与刘德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存在违法查封、扣押、变卖等行为为由，请求对上述行为确认违法并主张因上述行为及新会法院保管不善导致其财产损毁、遗失，并没有证据显示刘德泉对大泽供销社提出过主张或请求，同时，在上述裁定书作出后至本案刘德泉提起对大泽供销社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之日前，刘德泉亦无证据证实就其主张的涉案损失向大泽供销社提出过主张或请求即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刘德泉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本案大泽供销社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根据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确申字第8号裁定书查明的内容，新会法院在（1998）新法民初第738号案先予执行中指定大泽供销社保管从沙冲酒家搬到大泽农副厂仓库部分杂木板等财物，沙冲酒家所在房屋由新会法院执行人员上锁后，将钥匙交大泽供销社保管，但本案无证据显示新会法院指定大泽供销社保管期间财物存在丢失，且已生效（2008）粤高法确申字第8号裁定书已作出刘德泉主张新会法院的上述司法行为造成了其财物损失的证据不足，且其对具体损失的主张也缺乏证据证实的认定，故本案刘德泉以其自制的相关清单等主张涉案损失并要求大泽供销社赔偿其主张的财产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作出对刘德泉要求大泽供销社赔偿其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德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781.13元，由刘德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疆审 判 员 徐 闯审 判 员 冒庭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倩瑜书 记 员 李健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