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2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英，女，194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乃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男，198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晶鑫晶体（内蒙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现住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亮，山东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道玲，女，197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淄博点点母婴职工，现住博山区。 上诉人王玉英、宋某1与原审被告宋道玲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4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乃旺、上诉人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亮、原审被告宋道玲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每月支付500元的赡养费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我与宋某1的父亲宋作堂登记结婚的时间虽然是在××××年××月××日，但是，字1994年下半年，宋作堂为了抚养尚为婴儿的宋某1，就与我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我到宋作堂家以后，就在附近的吕家村焦宝石矿井找了份工作，干到宋作堂退休。宋作堂退休后干了匠工，我给宋作堂干小工。干了一年多以后，我和宋作堂又承包了菜地，干了两年又干饭店，干了三四年以后，饭店所在的房屋拆除，就回到博山，我开始干保姆。这期间，我的劳动所得全部用于家庭支出，将宋某1从幼儿抚育到技校毕业，又继续供他在天津读完四年大学。读完不仅照料他，挣钱补贴家用，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我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宋作堂一家。现在，我年龄大了，身体又多病，需要人照料的时候，宋作堂和我离婚，不管我了。宋某1也对我不管不问，这种情况下，宋某1每月100元的赡养费明显偏低。我认为，宋某1应该支付更多的赡养费，参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宋某1每月支付500元更合理。故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每月支付500元的赡养费或发回重审。 宋某1针对王玉英的上诉请求辩称，我家自1990年从博山平堵沟村搬家到淄川区岭子煤矿，父亲天天上班，母亲郇正芳尚在抚养我，直到1995年秋天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为何原告王玉英颠倒黑白，说她在95年就进入我的家里，将严重不实的情况变成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我不得而知。身份证日期差14天成年时二人领证，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因为自2001年开始，我便开始利用我的休假时间在我四姑经营的北坦宾馆打工，从那时开始我就已经有了经济来源，到他们领证时，我已经有了独立的生活来源，可以养活我自己。自从王玉英进入我的家庭从未对我进行抚养和教育，甚至对我处处刁难欺凌，父亲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我在这个重组家庭中无人疼爱，后妈在我父亲面前和背后两幅面孔。第一次挨打，第一次离家出走，经常饿肚子，被讽刺挖苦，被诬陷偷家里的钱等等都是拜王玉英所赐(而后王玉英亲口承认期间家里少的钱是她私下拿走)，在这样的环境中，离开这个家变成了我的梦想。时隔多年，年少时的悲催经历我本不想提及，奈何王玉英却恶人先告状，谎话连篇，违背事实，欺骗法院以博同情，处处讹诈我和父亲。04年高中毕业后，王玉英便想让我放弃学业打工赚钱，煽动我父亲给王玉英与前夫之女宋芹出资去青岛求学，可我无法接受，自己一人跑到博山四姑家，四姑父推荐我去博山上技校再进行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的单招考试，技校学费及生活费由四姑牵头，家里所有的亲戚都进行了支援，我也处于半工半读状态，课余周末及寒暑假都会打工赚钱，靠自己和亲戚的补贴完成学业。打工情况说明略。2008年，父亲给王玉英购买养老保险，钱不够向我借取15000元(至今未还)，现王玉英每月开得劳保工资由本人父亲及本人购买所得。王玉英女儿宋芹名下位于博山大辛庄的房产，是由父亲宋作堂66000元以及宋芹本人凑钱购买，王玉英早已出租并收取租金，本人及父亲一分未得。王玉英目前做住家保姆，劳保、租金、工资每月共三份收入。与前两任丈夫育有三个亲生子女，分别为王树红、宋芹、张伟利。××××年结婚，买房等一系列开销导致我产生债务负担。婚前借到四姑夫郭玉山20000元，叔叔宋作圣30000元，表姐高文10000元，表姐李霞10000元，姐夫焦方博50000元，婚后由于买房，借到岳父马金家300000元。累计债务42万元，至今仍在偿还中。且每月支付房贷1600余元。我父亲宋作堂为人老实，王玉英在刚来我家时欠债是由我父亲帮忙偿还，与我父亲在一起后，王玉英并无任何收入，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全部生活开销，并不像王玉英所说做各种工作赚钱。岭子煤矿唯一一套房产，父亲将其出售后获得的66000元交于王玉英之女宋芹，用于采购宋芹名下的房产，至今我的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却居无定所，也未收到宋芹的任何反馈资助，现在只能租赁廉价房居住，还要承担离婚案所支出的24000元造成的债务，生活苦不堪言，而王玉英贪得无厌，仍不知足。父亲年事已高，身患疾病，在05年至19年，我父亲已经多次提出上诉离婚，但都被王玉英花言巧语心软了下来，这次他宁可背负债务独自生活也不愿意在继续与王玉英维持充满谎言，吵闹的婚姻，看清了王玉英的真面目只为了寻求一份宁静的晚年生活。我之所以提起上诉是因为我不会向我父亲一样，对不公妥协，我相信法律公平公正，我相信法院会查明真相，还我安静的生活告别那不想回忆的过去。综上所述，本人与原告无任何抚养关系，故不存在赡养义务，也没有经济条件帮助原告，请求法院予以公正的判决。 宋道玲针对王月英的上诉请求辩称，我母亲1995年去世，1996年王玉英与我父亲相识，1997年王玉英与我父亲共同居住，当时我在外打工，上诉人2当时在上学，我回去的时候都会给上诉人2即我弟弟生活费，我弟弟经常告诉我在家里挨打，王玉英经常对他进行打骂。王玉英与我父亲共同生活时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我父亲将之前在岭子煤矿的房子卖了以后贴补宋芹买房，我弟弟在天津上学的钱是其自己打工赚的，高中大学都是其自己利用休息期间打工赚的钱，学费由我家亲戚支付，我也经常给其生活费和学费，我弟弟从未从家里拿过钱。 宋某1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4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构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有赡养义务，上诉人不应支付被上诉人赡养费。一、在上诉人父亲宋作堂与被上诉人的离婚诉讼中，因经宋作堂年纪大了，将其与被上诉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时间记错为1994年5月，后经宋作堂认真回忆，其与被上诉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时间应为1995年10月份，因为宋作堂前妻郇正芳系于1995年5月12日因病去世，再此之前宋作堂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也正是因为宋作堂前妻刚病逝，出于对前妻的尊重及民间习俗，两人在相处一年之后，宋作堂在听取儿女的意见后，被上诉人才仅仅是偶尔留宿在宋作堂家中，因此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后并未立即共同生活，更未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该事实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二、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宋作堂同居的事实及同居时间，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两人同居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及时间，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三、继父母、子女的关系只能通过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才能建立。我国实行婚姻登记管理制度，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不构成事实婚姻，系同居关系。《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实际就是从法律层面再次强调：结婚登记是结婚的必经法律程序。不经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同居，事实上就是非婚姻状态，也不具有合法地位，因此，同居期间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与事实婚姻和经结婚登记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本质的区别。结合本案，无论是宋作堂与被上诉人认识的事实，还是两人同居的事实，都是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才发生的事实，因此，两人不形成事实婚姻，而是同居关系，其结婚登记时间为××××年××月××日，在该时间之前，被上诉人既不应享有事实婚姻才享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享有经结婚登记后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互之间也就不存在抚养关系和赡养关系，其相互之间既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也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四、被上诉人与宋作堂登记结婚时，上诉人已成年，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形成抚养关系，正如亲生父母对亲生子女成年之后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一样，继父母即使对成年继子女照料或资助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抚养教育，所以不能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没有抚养关系，继子女对继父母就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判断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主要标准是继父母是否承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和教育费。如果未承担任何费用，即使对继子女进行了教育和生活上的照料，亦不能认为他们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而只是一种姻亲关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仅凭常理推断即做出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是错误的。 王玉英针对宋某1的上诉请求辩称，一、王玉英与宋作堂之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时间由（2019）鲁0304民初222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该认定是由宋某1的父亲宋作堂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当时宋某1还小，根据其出生时间1986年，尚不满10周岁，因此其记忆不准确，应当以其父亲的记忆为准。二、继母子关系法律上并未规定形成继母子关系与子女的成年时间长短有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宋某1虽然是在王玉英和宋作堂登记结婚后不久年满18周岁，但并未独立生活，还在接受高中以下学历教育，参照婚姻法相关规定，仍然属于被抚养的对象，其在高中以下学历教育过程中的生活费均来源于宋作堂和王玉英，王玉英对其尽了必要的抚养义务，双方之间继母子关系已然成立，因此宋某1的上诉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宋道玲针对宋某1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宋某1的上诉。 王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宋某1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及护理费共计500元；2.判令被告宋道玲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及护理费共计200元；3.判令被告宋某1、宋道玲轮流护理原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玉英与被告宋某1、宋道玲的父亲宋作堂于1994年5月经人介绍认识，不久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王玉英、宋作堂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未共同生育子女。被告宋某1、宋道玲均系宋作堂与其前妻郇正芳生育的子女。2019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0304民初2225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宋作堂与王玉英离婚，并判决宋作堂向王玉英支付经济帮助金24000元。目前，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宋作堂应向王玉英支付的款项已经履行完毕。再查明，原告王玉英系现年71周岁，患有脑动脉供血不足、脑梗死、慢性胃炎、支气管扩张等疾病，但生活尚能自理。原告王玉英另育有王树红（音）、宋芹（音）、张伟丽（音）三个子女，现均已成年并独立生活。目前，原告每月可领取1200元左右的退休金。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婚姻登记管理制度，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不构成事实婚姻。本案中，原告王玉英和被告宋某1、宋道玲的父亲宋作堂于1994年5月经人介绍认识后不久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双方直到××××年××月××日才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确立合法的婚姻关系。被告宋道玲作为宋作堂与其前妻生育的子女，虽然在宋作堂与原告王玉英婚前同居期间尚未成年，但至宋作堂、王玉英登记结婚时，宋道玲已经成年并独立生活。因此，原告与被告宋道玲之间不构成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宋道玲承担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宋某1出生于1986年2月16日，宋作堂与原告王玉英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时，被告宋某1尚未成年，且被告宋某1自认其在2004年至2005年间在博山区求学并住校，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在天津市求学，说明宋某1在2005年7月份以前仍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依常理推断，被告宋某1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期间，尚未独立生活，仍然需要家庭经济供养，故原告王玉英在与宋作堂婚后对被告宋某1亦尽了一定的抚养义务。原告王玉英与被告宋某1之间构成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原告王玉英现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每月1200元左右的养老金不能完全满足其实际需要，综合考虑被告的收入情况、亲生子女情况，以及对被告宋某1抚养时长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宋某1每月向原告王玉英支付赡养费100元。原告王玉英目前尚能自理，其要求被告宋某1陪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阿远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当月起，被告宋某1每月向原告王玉英支付赡养费100元。二、驳回原告王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宋某1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宋某1提交证据一，宋某1父亲宋作堂的相关诊疗记录一宗及博山区医院住院病案一份、淄博市第一医院心电图报告一份、淄博市第一医院检验报告单一份、淄博市第一医院门诊病历三份、淄博市第一医院眼部检查单一份、淄博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结算单一份，证明宋作堂身患多种疾病，其本身没有存款且在与王玉英的离婚案件中因要给王玉英支付24000元而身负债务，现因治疗疾病也需要向宋某1借款，宋某1需要向宋作堂尽赡养义务。提交证据二，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中国银行客户贷款清单一份、中国银行还款流水清单一份两页、借条一份、宋某1岳父马金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宋某1为结婚买房向岳父马金家借款30万元，而因偿还该房的房贷每月要支付1600余元的事实。以上两组证据共同证实宋某1没有经济条件给王玉英支付赡养费。提交证据三，三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05年至2008年寒暑假期间宋某1在该单位工作的事实，月薪为1800元，证明宋某1有独立的生活来源。被上诉人王玉英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这组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6月、7月份，也就是宋作堂与王玉英离婚后的半年多以后，从另一侧面证明宋作堂和王玉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得到王玉英的悉心照料，身体比较健康，离婚半年多后出现这么多症状说明宋作堂的子女对宋作堂照顾不周。对证据二的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页第六条第一项，该商品房总价款为427992.4元，根据第七条第三项支付首期贷款是277992.4元，其数额小于30万元，证明宋某1向马金家借款30万元其中部分借款与房屋买卖无关。同时宋某1不能因为购置房屋产生负债而不尽赡养义务，该种抗辩既无法律依据也有违道德。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从形式上不符合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和民诉法关于单位出具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负责人签字，也无相应工资表予以佐证，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宋某12005年尚在求学，根据一审中宋某1妻子的说法并未陈述宋某1在暑假期间或周末自己打工的事实，因此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原审被告宋道玲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认可其证明内容。 另外，宋某1申请证人宋某2出庭作证，宋某2为宋某1的四姑，证明王玉英与宋作堂同居的时间为1997年左右，王玉英对宋某1一点都不好，宋某1自高中时就是自己在外打工。宋某1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我是2001年开始去上了高中兼职打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呆着，2001年以前我在这个家里也是自己照顾自己，证人说周六周日是平时的时候，寒暑假的长期工作属于兼职。证人反映的是家庭内部关系，只有关系亲近的人才知悉，因此证人反映的事实具有客观性，我方认为其证人证言真实反映了宋某1与王玉英的关系，证实了王玉英并未对宋某1进行法律上的扶养，其既没有承担宋某1的生活费也未承担教育费，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进一步证实宋某1的生活费、教育费是靠自己打工兼职得来和亲戚的资助，可以与宋某1的陈述互相证实自2001年开始宋某1已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王玉英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与宋某1之间是姑侄关系，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中对宋某1有利部分我方不予认可；宋某2说宋某1到她宾馆所谓打工的时间，宋作堂和王玉英经营饭店，本身家里面还需要宋某1在放学后帮助打理，不可能在到外面去搞勤工俭学，证人在后半部分的证言中也承认宋某1只是周六去帮助服务员干活，周日就走了，与宋某1所述每周周末都到北坦宾馆打工相矛盾，也不符合事实，其寒暑假也没有外出打工的事实，证人说宋某1高中毕业时期亲戚给其凑钱交学费也与事实不符。宋道玲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同意证人证言。 经上述质证、举证，经本院审查，王玉英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因此对于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对于证据二，宋某1有没有能力尽赡养义务与有没有义务尽赡养义务不具有关联性，因此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于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对于证据三，因该证明没有三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签字，也没有相应工资表予以佐证，因此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宋某2的证人证言，宋某1周末、寒暑假到其经营的宾馆打工不能直接证明王玉英未对宋某1承担抚养义务，因此对于宋某2证人证言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宋某1每月支付王玉英100元赡养费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对继父母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宋某1出生于1986年2月16日，宋作堂与王玉英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此时宋某1尚未成年，且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说法，王玉英在1997年左右已到宋作堂家与宋作堂同居生活，此时，宋某1只有十岁左右，因此王玉英与宋某1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宋某1应该对王玉英承担赡养义务。关于赡养费，赡养费的数额应当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双方的收入情况及赡养人的人数等客观情况。本案中，考虑到王玉英每月有1200元养老金的收入，且其自己有三个亲生子女，同时考虑到宋某1本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宋某1每月向王玉英支付100元赡养费，合法合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玉英和宋某1的上述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玉英负担100元，上诉人宋某1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杰 审 判 员 徐连宏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杨晓宇 书 记 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