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3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丽丽，女，198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朕强，汶上郭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如军，男，1977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秀，汶上圣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保，男，197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上诉人毛丽丽与被上诉人王如军、张玉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0民初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毛丽丽上诉请求：1、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清清楚楚的事实面前却将事实置若罔闻，混淆事实，更甚至判决书上对于毛丽丽提供所有的证据均未予以认定，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合同、两村委的证明、工人当庭证言、以及其他确凿证据一审判决书上只字未提，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的证据足以证明相关事实。本案被上诉人王如军涉嫌利用虚假诉讼以达到非法占有不属于自己的承包款，对于事实进行回避，庭审中对于法官所询问的事实不予以回答。王如军口口声声说“是毛丽丽拿着王如军写的委托书自己去镇上办的涉案款”，他的陈述是假的，因为毛丽丽从没有与王如军签过委托书，也没有与王如军协商代王如军收款。当天两次去农商银行，是张玉保与两个村的领导人一块先去镇上经管站拿支票，支票是张玉保与两个村的一块办的，村里和镇里都根据事实把钱必须给实际承包人张玉保，上诉人毛丽丽事前不知情，什么也没参与，领取涉案款当时才知道，毛丽丽也不知道有委托书，当天支票由村里负责人保管，必须当面看着毛丽丽把钱转给张玉保才行，在所有人都在场时就交接清楚，被上诉人跟着一言未发。两张支票上第一张汶上县郭楼镇康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康村）写的“毛丽丽”，汶上县郭楼镇后沙河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沙村）写的“张玉保、毛丽丽”，这不是毛丽丽办的，上面的签名也不是毛丽丽本人签的。所谓的委托书没有时间，其中带有“建设银行毛丽丽卡号的”这个怎么来的毛丽丽见都没见，该委托书中的账号，与收款账号根本不符合，委托书是后期已经领完钱，为了走手续又补的，“毛丽丽”签字都不知是谁代签的。张玉保经郭楼镇公开安排让其承包两村的厕所改造，王如军是跟着张玉保干活的，负责现场施工。在签订《厕所改造承包合同》时，因张玉保有计划生育罚款，所以怕涉案款项在镇农商银行里扣了，所以让王如军代签合同，并约定这个活由张玉保投资、购料。张玉保作为真正的承包人，毛丽丽将款项给张玉保，二被上诉人均在场。毛丽丽代领涉案款并依法支取给张玉保的行为，不是基于王如军所谓的委托书发生，而是经过村镇同意并在场依法直接交付的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委托合同的约定，也无相关事宜的协商，更无双方意思表示，而是被上诉人王如军故意混淆视听。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当日转款明细，该涉案款已经当即支付给张玉保。一审中事实认定和相关法律适用对上诉人有失公允，应予纠正。被上诉人王如军答辩称：毛丽丽依据两份委托书领取了改厕款共计15.38万元，被答辩人领取后不偿还答辩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张玉保答辩称：王如军所述不是事实，张玉保是主要承包人，支票都是张玉保签的，支票是两个村里的书记和张玉保一起到镇里领的，因为张玉保欠镇里计划生育罚款，张玉保怕镇里扣钱，所以张玉保让王如军签的合同。王如军起诉的数字都不对，后沙村欠张玉保9.63万元，康村是10.3万元。张玉保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观点，对王如军的观点全部不认可。被上诉人王如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毛丽丽返还王如军16.38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毛丽丽承担。庭审中，王如军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毛丽丽依法返还15.3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7日，（乙方）王如军分别与（甲方）康村、（甲方）后沙村签订《改厕工程施工合同》，其主要内容为：“由王如军作为施工方，为康村、后沙村农户进行厕所改造，甲方对乙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同时要求乙方按时间进度促进工作，确保工程质量；乙方进行改厕工程时，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的厕改土图进行施工，确保改厕质量符合要求，确保验收合格，如未按照图纸施工，影响工程质量，验收不符合标准，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付款方式经上级部门验收合格后，上级补助的资金每户900元到位后，支付给乙方。”上述改厕工程施工完毕后，扣除施工方借支的款项，康村应付改厕工程款6.75万元，后沙村应付改厕工程款8.63万元，共计15.38万元。2019年10月28日，王如军出具两份《委托书》，委托毛丽丽代为领取康村、后沙村改厕工程款，两份《委托书》正文均由王如军书写并在委托人处签名，毛丽丽未签名捺印，其原件现存于汶上县郭楼镇农村财务监管中心。两份《委托书》内容为：1、“委托书我王如军本人委托毛丽丽代领康村农厕改造，毛丽丽身份证号建设银行账号62×××16委托人王如军。”2、“委托书王如军今委托毛丽丽代领后沙大队农厕改造款96300元，被委托人毛丽丽，委托人王如军受委托人毛丽丽。”2019年11月6日，张玉保到汶上县郭楼镇农村财务监管中心领取了康村厕所改造工程款支票6.75万元，并在收款人处签名“毛丽丽”。当日，毛丽丽将支票款6.75万元转至其汶上农商银行账户（账/卡号62×××42）中，并以现金及微信转账等方式支取。2019年11月14日，张玉保到汶上县郭楼镇农村财务监管中心领取了后沙村厕所改造工程款支票8.63万元，并在收款人处签名“张玉保、毛丽丽”。当日，毛丽丽将支票款8.63万元转至其汶上农商银行账户（账/卡号62×××42）中，并以现金、微信转账等方式支取。2020年1月18日，庭审前，毛丽丽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陈述：“毛丽丽与张玉保系朋友关系，由王如军与张玉保共同委托的毛丽丽代收的承包款，委托书也是王如军代表王如军与张玉保二人签的委托。”毛丽丽主张，张玉保也委托其代领涉案承包款，其取出15.38万元后当着王如军的面给了张玉保，王如军对此不认可，针对其主张，毛丽丽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张玉保主张，其与王如军合伙承包涉案改厕工程，王如军对此不认可，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针对其主张，张玉保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张玉保主张，其与王如军合伙承包涉案改厕工程，王如军对此不认可，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针对其主张，张玉保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两份《改厕工程施工合同》的施工方均由王如军签名，故应确认王如军为施工方，王如军作为施工方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有权获取相关合同利益。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王如军与毛丽丽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根据庭审前毛丽丽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中的陈述，可以看出毛丽丽已经知道王如军委托其代领改厕承包款事宜，毛丽丽的该陈述与庭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毛丽丽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的有关陈述，一审法院应予采信。虽然毛丽丽未在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代领康村委托书上建设银行账号与其汶上农商银行的账卡号不同，委托书有瑕疵，但并不影响毛丽丽接受委托的意思表示；王如军向毛丽丽出具两份《委托书》应属要约，毛丽丽将工程款支票转入其农商银行账户并支取涉案承包款项的行为，系其对王如军的委托要约作出了承诺。综上，应确认王如军与毛丽丽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该委托合同关系是王如军与毛丽丽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毛丽丽代领改厕款项15.38万元后未交付王如军，已经构成违约，应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王如军要求毛丽丽给付涉案款项15.38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毛丽丽主张，张玉保也委托其代领涉案承包款，其取出15.38万元后当着王如军的面给了张玉保，王如军对此不认可，针对其主张，毛丽丽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如军并未对张玉保提出诉讼请求，故张玉保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毛丽丽给付王如军涉案工程改厕款15.38万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毛丽丽向本院提交康村及后沙村出具的证明，证明实际承包人是张玉保，工程款也是与张玉保结算的。当时领款时是村里和镇里一起监督着毛丽丽把钱交给的张玉保，委托书是后来补办的，补办时毛丽丽不在场。被上诉人王如军质证称，对这两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张玉保质证称，对这两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认可。被上诉人张玉保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五张光盘及整理的文字材料，系张玉保分别和后沙村村长刘少彬、康村村书记李大华的谈话录音、2020年1月18日张玉保和王如军、刘运鲁的谈话录音、张玉保和王如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证明张玉保和王如军系合伙关系，以及王如军干扰证人并威胁李大华。证据二、税票及厕所改造申请书，证明涉案工程是由张玉保施工的。上诉人毛丽丽对张玉保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刘运鲁、王如军和张玉保三人间的录音无异议，内容是真实的。对税票及厕所改造申请书无异议。被上诉人王如军对张玉保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不知道这个录音，录音中没有王如军的声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是王如军去现场交的钱。被上诉人王如军向本院提交录音一份，证明委托合同有效。上诉人毛丽丽对王如军提交的录音质证称，不能确定录音的被录音人，无法证明录音的来源，也不能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张玉保对王如军提交的录音发表质证意见：录音内容听不清楚，录音内容与其整理的书面材料是否一致也不清楚，对其提交的录音材料不认可。本院审查认为，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张玉保提交的录音，因王如军不予认可，无法确认系本人，本院不予确认。对王如军提交的录音，录音内容不清楚，且系在法官调取证据过程中偷录，证据来源不合法，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7月9日，郭楼镇后沙村出具的证明载明：后沙村2018年改厕工程承包给张玉保、王如军，完工验收后与张玉保结算。现工程款已付清，由张玉保出示的委托书为办理领款手续时补办，把款转到毛丽丽账户上，毛丽丽当时不在场。2020年7月1日，郭楼镇康村出具的证明载明：康村2018年度改厕，该工程由管区领导联系，后沙村民张玉保承包。承包合同由村委会与张玉保签订，后因计划生育与张玉保有关，改由王如军代签，张玉保本人投资，完工验收后与张玉保结算，在领取该工程款项时，按镇级村委会要求该款项必须由张玉保本人领取，张玉保出示的委托书是为办理领款手续补办，毛丽丽本人不知道，领款手续办理时，村书记李大华及会计李大符和张玉保一块把钱转到毛丽丽名下，毛丽丽不在场……，到银行提款时由张玉保通知毛丽丽到场，取出该款项由村委李大华、李大符监督交给张玉保。2019年11月15日晚上9点，张玉保与王如军的聊天记录中显示两人正在讨论后沙村、康村厕所改造工程算账的相关事宜。另查明，张玉保于2019年11月6日出具收到条载明：今收到毛丽丽的康村农厕改造代领款现金54300元，微信转账13200元整。张玉保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收到条载明：我于2019年11月14日收到毛丽丽代收后沙村农厕改造代领款现金71300元，微信转账15000元整。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如军与毛丽丽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王如军出具的两份委托书，其中康村的委托书中没有毛丽丽的签字，后沙村的委托书中毛丽丽的签字捺印均非其本人所签及捺印。涉案厕所改造工程款虽然存到了毛丽丽的账户上，但涉案款项收款收据上毛丽丽的签字也并非其本人所签。康村和后沙村出具的证明亦证实两份委托书系领款后补办，且毛丽丽当时并不在场。故本院认为，虽然王如军发出了委托的要约，但是毛丽丽并未在委托书及领款收据中签字，不能视为对王如军的委托要约作出承诺，因此双方并未达成委托的合意。毛丽丽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的有关陈述不能视为在王如军出具委托书和毛丽丽收到涉案款项时，毛丽丽已经知道王如军委托其代领涉案款项的事宜。因此，王如军和毛丽丽并未达成委托的合意，双方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张玉保主张其与王如军系合伙关系。本院认为，从张玉保和王如军2019年11月15日晚上的聊天记录来看，双方正在讨论康村和后沙村厕所改造款项算账的相关事宜。一审中涉案工程施工工人崔光生、李昌夫、张新顺、刘衍芳，涉案工程供料商侯秋生、李文光等证人证言以及康村和后沙村出具的证明均能证明涉案工程由张玉保给工人发放工资，和供料商进行结算。上述证人证言、村委会证明以及张玉保与王如军的聊天记录与张玉保的陈述相吻合，足以证明张玉保和王如军在康村和后沙村厕所改造工程中系合伙关系，本院予以采信。张玉保出具了收条，证明毛丽丽已经将涉案厕所改造款项交给涉案工程合伙人之一的张玉保。王如军要求毛丽丽返还15.38万元的厕所改造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毛丽丽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0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如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76元，均由被上诉人王如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鲁军审判员  席建霞审判员  陈茂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邵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