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6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御河北路二条**。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光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法定代表人：唐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河北万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大同市泓盛鑫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平城。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南环路北侧德胜大厦****商铺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负责人：南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谭某。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张某。再审申请人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大同市泓盛鑫丰能源有限公司、张某、谭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2民终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姬芳担任审判长、王国平主审、孙成宇参加评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再审请求：1.对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2民终62号民事判决再审，撤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2民终6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再审被申请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2018年2月8日，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二列），每列8400吨，共计16800吨，第一列发煤8414吨，结算价款5099220.56元，再审被申请人前期汇款500万元，再审被申请人欠再审申请人款99220.56元。二审法院没有考虑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将99220.56元从300万元扣除，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另2018年3月16日合同签订前后，再审申请人有义务各准备约定的16800吨煤源，故无论储存的煤发生在2018年3月16日的前或后，都是再审申请人已付款为再审被申请人准备的煤炭。储存了两年的煤存在风吹、日晒、雨淋、自燃、盗窃等必然存在的损失。二审法院对此未做任何评判，事实不清。（2）《情况说明》谭业峰和张宏良已经签字认可，储存的约4600多吨煤炭（实际为4821.86吨），不论数量、质量、价格的增与降，都由谭业峰（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和张宏良（大同市涨盛鑫丰能源有限公司）二人承担。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对全权操作煤炭业务的谭业峰在情况说明上签字，但未确认储存的煤与其有关事实不清。（3）第三人张宏良二审提供的谭业峰和张宏良与微信，谭业峰明确提到“我们是两人共同来判断市场来控制风险，挣钱呢，也是你和我的。”可见，谭业峰与张宏良是合作经营，谭业峰合作期间将固定资产质押给张宏良，盈合是固定的利润，没有不参与经营，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给谭业峰出委托书，全权由谭操作煤炭业务。2018年3月、5月、7月仍在协商付款装车发煤。另一审中提供的杨某与谭业峰通话记录，也说明谭业峰起主导作用。合同签订主体是上诉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但合同实际履行主体、实际控制人为谭业峰。二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不做任何评判，基本事实不清。（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三方在诉讼前已协商过，由谭业峰（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和张宏良（大同市涨盛鑫丰能源有限公司）二人承担。对已经协商确认并解决的事，二审法院不予认定，显然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申请人（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答辩称，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2民终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未就99220.56元煤炭款作出处理并无不当。答辩人原审仅就双方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采购合同》提起了诉讼，与2018年2月8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无关。虽然在庭审中再审申请人诉称合同二是合同一的补充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合同一己经履行完毕的事实，且再审申请人也无证据证明合同二是合同一的补充合同。原二审法院在此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本着“告诉才处理”的原则仅就答辩人的诉请做出判决，并无不当。合同一约定的执行期限为2018年2月8日到2018年3月7日，2018年3月7日执行期限到期，合同终止。对此合同的履行双方已做结算，答辩人尚欠再审申请人煤款99220.56元无争议。合同二约定的执行期限为：2018年3月16日到2018年4月15日，供需数量2列，发热量要求：5000大卡，交货地点：曹妃甸港。实际履行情况是：2018年3月16日答辩人预付煤款300万元，2018年4月15日执行期限到期，再审申请人未向答辩人发运煤炭。双方因300万元预付款应否退还产生争议。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两份合同是不同时间段就不同质量煤炭的分别采购行为，不能混为一谈。（二）4600多吨煤炭与答辩人无关。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辩称，4821.36吨煤炭是在2018年3月16日合同签订后，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3月19日为答辩人准备的，并提交了109张过磅单作为证据。二审中面对大量客观事实和证据，再审申请人无奈承认了4821.36吨煤炭为滚动上煤剩余煤炭的事实。客观上，再审申请人一审的诉辩和举证已经构成了虚假诉讼。现在，再审申请人又改口无论是储存的煤发生在2018年3月16日前或后，都是再审申请人为答辩人准备的煤炭。关于这4600多吨煤炭，首先，4821.36吨这一数额本身就是错误，4821.36吨是再审申请人一审提交的假过磅单中的数额。再审申请人2019年3月15日、2019年7月15日、2019年7月24日发给答辩人的三封函件中有清楚记载为4674.69吨。其次，第三人谭某提交的《关于三方协议签订过程的情况说明》中写明“该4600吨煤炭是大同煤炭投资公司和张某在前期共同滚动上煤炭的过程中形成，是每次上煤炭后剩余部分的总和”。再审申请人在庭审调查和发给答辩人的函件中均陈述这4600多吨煤炭是第三人谭某派崔文龙、苗海山全程监管上的煤。对此，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崔文龙、苗海山是宁波华营公司的员工，谭某在为答辩人和再审申请人介绍业务前代表宁波华营公司与再审申请人进行煤炭交易。4600多吨煤炭是再审申请人为宁波华营公司采购的，与答辩人无关。再审申请人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可见，虽然再审申请人在起草《情况说明》时在谭某的名字后面加了括号，标注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但谭某在签字时直接划掉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名称。这也能够表明4600多吨煤炭与答辩人无关。（三）谭某在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之间仅是介绍人身份。首先，第三人谭某仅为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的介绍人，在整个采购环节中，合同的签订、煤款的支付、煤炭的发运、验收、结算都是由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实施完成的，与谭某无关。答辩人从未给谭某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更谈不上谭某是答辩人实际控制人的问题。其次，谭某与再审申请人、第三人张某之间是否另外存在约定或合作，答辩人不知情，也与答辩人无关。再审申请人与谭某、张某签订的《情况说明》与答辩人无关。谭某无权代表答辩人，也代表不了答辩人。《情况说明》原件内容可见，虽然再审申请人在起草《情况说明》时在谭某的名字后面加了括号，标注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但谭某在签字时直接划掉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名称，谭某一方在原庭审中也已清楚说明了这一过程。答辩人从未认可过《情况说明》。再审申请人与谭某、张某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应另案处理。本案仅是答辩人基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就300万预付款的返还提起的诉讼。虽然在一审中再审申请人申请追加了第三人，但通过庭审调查，已经查明谭某、张某均与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关。因此，就再审申请人与谭某、张某之间的纠纷，应另案处理，再审申请人无权据此提出再审申请。包括4600多吨煤炭的损失问题，既然已经查明这4600多吨煤炭与答辩人无关，其损失问题当然也不应该在本案中进行处理。综上，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并无不当。答辩人要求再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谭某答辩称，（一）我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与我无关。采购合同的买卖主体双方系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内容条款的确定是由双方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履行过程中，预付款是由双方直接履行，浙江盈合公司直接付款给申请人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对公账户转账付款。此前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的履行，也是由申请人直接发送煤炭到国投曹妃甸港，双方办理货权转移手续，双方办理结算。我与浙江盈合的法定代表人唐某和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均认识，正是通过我的介绍，双方的法定代表人互相认识后，决定合作开展煤炭采购业务，我起到的是介绍人的作用，通过我介绍，双方认识，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我不是合同的任一方主体，也不履行合同内容。（二）我与双方均没有合作或者挂靠关系。浙江盈合没有授权委托我做任何业务，我只是作为介绍人，介绍双方认识，不是任意一方的代理人，没有任一方给我出具授权委托书。申请人称我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和实际控制人毫无依据。（三）申请人称张某提交微信，证明我和张某有合作经营关系，共同判断风险，用固定资产做抵押，该部分内容不属实。我和张某没有合作经营的关系，更没有用固定资产做抵押的行为。我曾经在2019年3月为山东鲁班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介绍业务，由于鲁班公司是国企，要求我作为介绍人作保证，故此我把我爱人齐志敏名下的房本交给了鲁班公司，作为合同的担保。但是此后鲁班公司在2019年6月发函称因其本身组织货源和资金周转遇到困难，暂停给收货人发运，并确认合同中介人齐志敏提供的担保物解除并于三日内返还其本人，重新发运时再协商担保事项。由此可见，该事项与本案毫无关联，申请人联合张某提出此事项，隐瞒真相逃避责任。（四）关于情况说明的签订过程。杨某曾经想让我找唐某签字盖章，我告诉了唐某，唐某不同意这个协议，也没有授权签字盖章。所以我在情况说明上签字时直接划掉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名称。杨某让我签字，我开始时不同意，但是杨某很恳切，说是国企负责人，担心任职风险，基于朋友情谊，为了杨某避免任职影响，我才签字。我签字后，曾找杨某要过几次，他没有给我。我认为，即便是我签字了，亦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我不是合同主体，而且该4600吨煤炭与本案合同亦没有关联，该煤炭是申请人和张某共同滚动上煤剩余后的部分。我在与杨某、张某的交谈中得知，该4600吨煤炭是大同煤炭投资公司和张某在前期共同滚动上煤炭的过程形成，是每次上煤炭后剩余部分的总和，因为每次合同交易的煤质不同，由此造成这4600吨煤炭的煤质根本不符合两家公司的合同约定，这些煤炭的发热量，有5500大卡的，有5800大卡的，有5200大卡，有部分是蒙煤，也有山西煤炭，也有陕西的煤炭，是混合的煤炭。在上煤的过程中，大同煤炭投资公司也上煤，张某也上煤，但是都放在张某的一个场地，最后都混合在一起了。根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一审和二审时提供的来往函也清楚地表明，这些煤炭是申请人为另外的货主备的货，甚至申请人自己都错将另外这家货主的员工当成了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员工了。我对该煤炭没有任何权利义务，不享受任何利益，让我对此担责任，毫无依据和基础和公平可言，权利义务不对等。被申请人张某答辩称，谭某用盈合，我用大同泓盛，通过申请人签订了协议，他给定价格质量，申请人给我打款我就把煤给他买到站上，就履行了一列，第二列打来300万上了部分煤，没有发走。本院经审查认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约定交货方式为场地交货、交货地点为国投曹妃甸港，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按批次预付货款，暂定500万元为一批次，货物到港后，货权转移。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应先履行预付一列煤货款500万元的义务后，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运一列煤到国投曹妃甸港，到港后完成交付，并未对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需在执行期限内按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通知上煤或须在双方达成合议后上煤的事项进行约定。从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来看，2018年3月16日，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预付款300万元，未在合同约定的执行期限内足额支付一列煤的预付款，导致案涉合同事实上无法履行的后果。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认为合同应当解除及终止，请求返还已支付的预付款及利息，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案涉合同约定的执行期限已届满，事实上已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履行僵局持续存在对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也显失公平，故原审判决认为合同权利义务应终止并无不当，判决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返还预付款及利息损失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因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并不能因此而减少或免除。本案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其在收到预付款300万元后，购买部分煤准备履行合同，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事实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和交易习惯，但在本案中也未对其损失主张提起反诉，且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是否发生履行的事实和损失赔偿的主张应否支持均涉及多方参与的事实认定及责任承担，故各方协商处理或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另行提起诉讼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关于2018年2月8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结算后形成欠付货款99220.56元的问题，双方对此并无争议，可在执行程序中协商处理或另行提起诉讼解决。基于上述，原二审判决根据浙江盈合物资有限公司的请求判决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返还预付款及利息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再审申请提出的事由并不属于本案原审必须审理及再审审查的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姬 芳审判员 孙成宇审判员 王国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