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9民初2283号原告：阳才元，男，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松，重庆市南川区南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花盆村二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208705448X。法定代表人：张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阳才元与被告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造化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邱广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20年7月1日、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才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松、被告震造化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才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给付煤款117526.4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震造化工因生产中需要原煤和洗精煤作为锅炉燃料，我于2016年5月25日、5月29日、6月21日分别供给被告原煤3车和洗精煤1车，原煤重量为38.74吨，39.20吨，36.92吨，共计114.86吨，确定单价为760.00元/吨，计原煤货款为87293.60元(见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入库单4512125号、4512126号、4512129号)；洗精煤重量为38.76吨，确定单价780.00元/吨，计原煤货款为30230.80元（见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入库单4512129）。综上总计煤款为117526.40元至今未付。被告震造化工辩称，一、是否有买卖煤炭的事实。首先，双方没有订立买卖合同不符合常理。震造化工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是工业硫化钠(俗名硫化碱)，是以煤炭作为原料，加上元明粉（或者芒硝）混合燃烧生成产品，原材料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水分，挥发份，杂质，发热量等等。其次，没有煤炭生产企业的质量检测报告，没有增值税发票，企业无法在税务发生抵扣，该煤炭来自什么地方不明确。再次，没有过磅单，签收不符合原料采购的一般规定，没有任何企业允许没有具体数量而入库的。再次，没有承运人的基本信息，没有运费的发票，也没有驾驶员的货运单。最后，原告提供会计记账联起诉，证人在法庭的陈述显然不是事实，公司如果在经营，记账联不向企业财务部门提交是不正常的，并且，财务记账联是企业的内部传递票据，不是提供给销售方的凭据。在没有开庭时，被告故意讲了财务记账联不符合常理，原告在开庭时就找了三个证人来作出完全相同的证言，相信审判员对此已经有了正确的判断。上述事实表明，原告对买卖合同的事实都没有完成举证，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原告主张事实成立是缺乏支撑的，不应该认定买卖事实的存在。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是一个企业，虽然因工艺问题一度停产，但是从来没有关门，机构一直在运行，原告4年多没有向被告主张权利是不正常的。依照我国民法总则规定，债权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申请的证人刘荣鑫称原告一直在向他主张债权，向债务人的某一股东主张权利，该股东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获得企业的授权，该主张即便存在，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也不能延长。不会发生阻却时效的效果。刘荣鑫在2016年11月6日就已经不是被告的股东，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被告。2016年11月6日刘荣鑫等被告的全体股东，因企业债务1800余万元，将企业整体资产以及股权以0价的方式转让给了现在的实际控制人梁正东，由梁正东承担1800万元的债务，并且投资3000万元全部重建。梁正东不仅得到区工业园区的承认，同时区人民法院也予以认可，其在区法院执行局已经清偿了部分执行案款，并与其他债权人形成和解。在2016年8月13日刘荣鑫等股东大会就形成了决议，从时间上分析，如果是企业的债务，且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都向刘荣鑫主张债权，而刘荣鑫也不告知其去找早已实际控制企业的梁正东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实际上，企业移交给梁正东后，有很多债权人找来，对于企业债务的确认，原来的股东与梁正东的协议中是明确了确认方式的。几千元的债权人都来确认了，原告近200000元的债权却只找刘荣鑫，不向被告主张，显然是不可能的。前述事实被告提供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2720号以及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3民终1479号民事判决书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如何审查买卖合同成立和效力，理解该规定内容，原告仅提供不一定真实的，不符合常理的，被告没有过的，不是原件是复写的“财务记账联”主张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依法不应该获得支持。经审理查明：通过天眼查软件查询被告公司工商信息，被告震造化工是一家从事造纸蒸煮助剂制造的公司，2015年2月11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刘荣鑫变更为其弟弟刘云贵，公司注册股东为刘荣鑫、钟模棋、张强、刘云贵、李建、李兴梅、陈蓉为股东，2015年10月12日李建、陈蓉退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强，至今该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中的股东仍显示为刘荣鑫、钟模棋、张强、刘云贵、李兴梅五人。2016年8月13日，震造化工的注册股东召开了股东会，形成了《股东大会决议》，后经包括刘荣鑫在内的全体注册股东同意零价转让公司的整体资产及债务，具体转让事宜由张强负责办理。2016年11月6日，张强代表震造化工与梁正东签订了《股东股权和整体资产转让协议书》，除了转让公司资产外，还将公司1800万元债务一起转让。该协议签订后，公司实际由梁正东经营管理至今。2019年4月，刘荣鑫因对《股东股权和整体资产转让协议书》效力存在分歧，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后本院作出(2019)渝0119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认定前述协议书有效，驳回了刘荣鑫的诉讼请求。刘荣鑫及第三人钟模棋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渝03民终147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时，根据被告公司及其申请的证人刘云贵陈述，震造化工在2015年时实际是承包给钟模棋个人在经营，后由于经营不善钟模棋于年底离开公司，因其下差冯亚军债务，在刘荣鑫的介绍下，2016年初开始公司又交给了冯亚军管理，冯亚军接收后就对机器设备进行检修，当时企业蒸发器坏了，公司未实际经营，到2016年4月前冯亚军也走了。证人刘云贵还陈述在钟模棋与冯亚军经营期间，都请了刘荣鑫参与管理公司，2020年4月冯亚军走了后，应该是刘荣鑫在管理公司，刘云贵并没有去公司看过，也不知道公司是否在经营，但从年终的报表上看，是没有经营迹象的。2017年前，震造化工负责生产的管理厂长为阳才君，负责材料入库过磅的保管员为赵年明。原告当时从事煤炭买卖生意，通过刘荣鑫的联系，其分三次向被告公司出售气煤与洗精煤，分别为2016年5月25日38.74吨，单价760元/吨，金额29442.4元；2016年5月29日气煤76.12吨，单价760元/吨，金额57856元；2016年6月21日38.76吨，单价780元/吨，金额30232.8元；上述三笔煤炭买卖分别记载于被告的入库单第二联的会计记账联上(单据号码：4512125、4512126、4512129)，三张入库单上均有赵年明和阳才君的签名，上述金额共计117531.2元。庭审中，原告方申请了赵年明、阳才君、刘荣鑫出庭作证。赵年明、阳才君表示原告所诉的煤炭被拉进了震造化工公司属实，入库单上的名字系其二人所签，并表示入库单分三联，其中会计记账联是拿给供货人的，供货人拿该记账联再去找公司报账，2016年时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刘荣鑫；刘荣鑫表示原告所诉的煤炭确系其与原告联系购买的，原告最近几年一直再找他要钱，至今尚未付款。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震造化工的答辩、证人证言，原告提供的入库单(会计记账联)原件3份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方是否向被告方出售了其起诉的相应货物；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方是否向被告方出售了其起诉的货物。由于时间久远，现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本院亦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本案只能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来推定高度盖然性的法律事实。首先，因为震造化工实际管理者的情况在2016年期间多次发生变化，公司现在的实际控制人也不可能了解2016年的公司经营情况，从被告及其申请的证人刘云贵陈述的事实来看，2015年震造化工的实际经营者为钟模棋，2016年4月份以前为冯亚军，而2016年4月冯亚军走后，一直到2016年8月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之前，中间有四个月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出现空档期，本案买卖发生的时间刚好是2020年5、6月份，系该空档期期间，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钟模棋、冯亚军经营期间均邀请了刘荣鑫作为公司管理者参与管理，因此刘荣鑫对公司的管理在时间上是持续性的，加之其本是公司股东之一，因此在冯亚军走后的空档期，刘荣鑫继续实际经营管理公司是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结合震造化工当时的员工赵年明、阳才君明确表示当时公司的负责人是刘荣鑫的证言，足以推定刘荣鑫在2016年4月份至8月份期间系震造化工的实际管理人的事实，因此原告表示系刘荣鑫与其联系的购煤炭事宜是符合逻辑的，刘荣鑫也到庭认可了原告所诉买卖的真实性；其次，从原告出示的入库单(第二联：会计记账联)来看，上有当时被告公司的保管员赵年明和生产厂长阳才君的签名，该二人当庭陈述了原告确有向震造化工运送煤炭进厂的事实，并认可了该退库单第二联确系当时震造化工与供货方交易时给供货方出具的收货凭证，该二人与原告之间并无特殊的利益关系，其证言具备较强的公立性，与入库单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较强的证据链，足以说明原告向被告的厂区运输了煤炭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对于被告辩称的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6年公司为实际生产不可能购买煤炭、原告提供的入库单为会计记账联不符合财务规则等理由。首先，现实中口头合同比比皆是，书面协议并不是买卖合同的成立与否的必要依据；其次，2016年8月份以前公司是否由有生产经营行为已经有公司当时的生产厂长、保管员和实际管理人刘荣鑫作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而公司现任的管理者当时并未参与管理公司，因此现在公司陈述的证明力较小，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再次，对于被告辩称给供货人出具复写的财务记账联不符合财务运行规则的问题，因被告并未提供证据来证明2016年时公司正常财务运行规则下的票据开具情况，并且各市场主体之间对外经营业务时均有各自的运营习惯和票据结算方式，不能据此就否定2016年时震造化工公司给供货人提供入库单的会计记账联，用以之后结算的事实。综上，根据整个庭审及证据的情况，原告出示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力明显更强，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推定原告向被告出售煤炭的事实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最后一批煤炭的买卖时间发生于2016年6月21日，如果没有中止或中断情形，则原告最迟应于2019年6月21日前起诉。因刘荣鑫表示原告最近几年一直在向其追索债务，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最主要是解决原告向刘荣鑫追索债务能否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从(2019)渝0119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在2016年11月6日以后，震造化工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转让给了梁正东，公司的所有注册股东实际上均已转让了全部股权，不再对震造化工具有管理权限。被告目前也辩称刘荣鑫早已不是公司股东，无权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承诺，原告主张的对象错误，不能否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但是，虽然震造化工的实际股权结构在2016年11月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但刘荣鑫对《股东股权和整体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一直不服，至今仍对外宣称自己是震造化工的大股东之一，其也于2019年4月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该案经过二审最终于2019年11月1日才作出定论，明确了《股东股权和整体资产转让协议书》有效。再加上震造化工一直未到相关职能部门变更注册手续，至今为止，其公开的工商注册信息中，仍然显示刘荣鑫为公司股东之一，而本案原告当时买卖煤炭本就是和刘荣鑫联系，公司现在的实际控制人并不知情，故原告在震造化工股权动荡期间，直接向刘荣鑫主张公司债权，符合常情，可以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成立，货款共计117531.2元，原告只诉求117526.2元，视为对部分货款权利的放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阳才元货款117526.2元。二、驳回原告阳才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交纳13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重庆震造化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邱 广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蔡佩鋹书 记 员  黄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