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797号原告：王桂阳，男，1987年2月20日出生，住址及户籍所在地均系山东省沂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苗，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恒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马甸西村路****楼**（东半部）。法定代理人：金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岸，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桂阳与被告北京恒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城保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桂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苗、被告恒城保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桂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恒城保安公司支付我：1、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402132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年终奖32000元；3、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半年奖20000元；4、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7000元。事实和理由：我在恒城保安公司负责保安工作，工作期间存在周六日加班情况，公司一直未支付加班费，同时拖欠我2015年至2018年的半年奖和年终奖未支付。我系副中队长，恒城保安公司曾为中队长上调工资，但未给我上调，我认为应同工同酬，故主张工资差额。恒城保安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王桂阳的诉讼请求。王桂阳系公司的保安管理人员，无需坐班，公司并不对其进行考勤管理，也不以考勤情况核算其工资，其不存在加班；公司曾支付过王桂阳年终奖，但年终奖需要根据公司经营效益决定，2015年开始我公司经济效益不好，就未再向全员支付过年终奖；双方对半年奖并无约定，亦未给员工发过半年奖，仅在公司效益特别好的时候发过部分奖励；王桂阳以同工同酬为由主张工资差额没有依据，我公司未给其上调工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王桂阳系恒城保安公司副中队长，负责巡查邮局保安的值班情况。王桂阳主张其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日早八点到晚八点，除请年假外全年无休，其住在邮局提供的宿舍，负责巡查宿舍所在片区网点的保安值班情况，不去抽查时，则在邮局的驻勤点待命，如遇突发情况要随时处理，故存在休息日加班；恒城保安公司曾向其支付年终奖及半年奖，但在2015年之后就未再支付；2018年1月起恒城保安公司为中队长每月上调了1000元工资，但未给副中队长上涨，故要求支付工资差额。王桂阳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恒城保安公司中队管理人员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印发时间为2011年3月23日，第二条考核范围为各中队管理人员（中队长、副中队长），考核结果与中队管理人员的绩效责任奖挂钩。办法载明：“1、季度考核，根据各中队季度绩效考核得分情况，对中队管理人员季度工作情况进行评价……2、年度考核，根据各中队年度绩效考核得分情况，并结合季度考核情况，对中队管理人员年度绩效责任奖进行考核：每扣1分，中队长扣年度绩效责任奖的3%，主管副中队长扣年度绩效责任奖的2%，其他副中队长扣年度绩效责任奖的1%；每加1分，中队长增加年度绩效责任奖的3%，主管副中队长增加年度绩效责任奖的2%，其他副中队长增加年度绩效责任奖的1%。3、绩效责任奖标准，绩效责任奖的标准，根据各中队人员规模、管理幅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在领导班子评价一则载明：“综合评价为一等的班子，年终绩效奖励部分上浮5%；综合评价为二等的班子，全额兑现年终绩效奖励；综合评价为三等的班子，年终绩效奖励部分下浮5%。出现公司《绩效考核标准》中否决指标的，年终绩效奖励部分不予兑现。”在管理人员评价一则载明：“评为优秀的中队管理人员，年终绩效奖励部分上浮5%；评为称职的中队管理人员，全额兑现年终绩效奖励；评为基本称职的中队管理人员，年终绩效奖励部分下浮5%，并由公司领导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改进工作，或视具体情况调整岗位；评为不称职的中队管理人员，不予兑现年终绩效奖励，并给予降职、免职处理或责令辞职。”王桂阳主张该文件系关于年终奖的书面文件，公司并无关于半年奖的书面文件。恒城保安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这是公司考核中队长及副中队长业绩的办法，而非年终奖发放办法，不能证明公司有支付年终奖的义务，且文件中也没有对年终奖的金额和支付条件进行约定，年终奖需要根据公司的效益决定是否发放。二、银行流水，王桂阳主张流水中2011年8月30日支付的1905元、2012年7月22日支付的1905元、2013年10月28日支付的3000元及2014年7月24日支付的5000元即为半年奖；2011年12月27日支付的4005元、2012年12月20日支付的5000元、2014年1月13日支付的5000元及2015年1月22日支付的8000元即为年终奖；此后恒城保安公司未再向其支付过半年奖及年终奖。恒城保安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公司并无半年奖，年终奖需根据其经营效益来决定是否发放，2015年之后公司经济效益不好，故未再发放年终奖。三、考勤表，部分考勤表内容为工资构成，载有“基本”“奖金”“职务津贴”“工龄津贴”“加班小时”“加班金额”等，其中“加班小时”一栏均为空白，王桂阳主张之所以为空白是因为恒城保安公司并不把中队长和副中队长的加班做加班统计。另一部分考勤表记录有每月的出勤天数，另载有“加班小时”“加班金额”等，“加班小时”一栏亦为空白。恒城保安公司主张考勤表并无公司印章及相关负责人签字，不认可其真实性。四、会议记录，内容均为手填，载有会议时间、地点、地点内容等，其中部分会议记录时间为休息日。恒城保安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中队长或副中队长在周末开会并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五、公司例会记录，内容为恒城保安公司中队长金强谟手填。2016年5月3日例会记录内容：“吴主任：1、营改增、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发票）……2、每月工资下发不及时，原因是因银行给钱不及时。3、干部的2015年年终奖励，中队长10000、副中8000”。2016年8月31日会议记录内容：“三、胡某：8月开始，工资结余，年终奖中队长10000元，副中队长8000元，合计5万元”。王桂阳主张办公室主任吴某曾在例会上说过年终奖发放事宜，时任办公室科员胡某曾在例会中提到2015年中队长和副中队长的年终奖要在此后的工资结余中发放，但一直没有兑现。恒城保安公司主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六、金强谟与胡某的QQ聊天记录截图，其中2016年9月8日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八月份工资结余6063元”，2016年10月10日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九月份工资结余8661元”，2016年11月10日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十月份工资结余8428元”，2016年12月8日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十一月份工资结余8965元”，2017年1月10日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十二月份工资结余9538元”，2019年2月金强谟向胡某发送消息“四中队一月份工资结余9113元”，胡某回复“2月暂时不用节余了，已够”。恒城保安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公司要求工资结余的背景是因为经营困难，需向上级单位借款来发放保安员的工资，故要求所有中队不能将经费花光，需留有一定余量上报到公司，作为公司活动资金用于发放员工补贴等，而并非以此结余来支付中队管理人员的年终奖。七、工资公示表，王桂阳据此主张中队长在2018年1月起，每月上调工资1000元，其作为副中队长，根据同工同酬亦应上调工资，但恒城保安公司并未给其上调工资。恒城保安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恒城保安公司主张王桂阳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去邮局各个网点巡查保安的值班情况，工作时间由其自行安排，公司并不对其进行考勤，亦不以出勤情况核算其工资，不去抽查时其都在宿舍休息，故不存在加班；公司并未设有半年奖，在2015年之前曾向员工支付过年终奖，2015年之后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故未再向员工支付过年终奖。恒城保安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中队长及副中队长职责，其中中队长职责包括：“一、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服从公司和驻守单位保卫科的领导……二、熟悉保安员的情况，了解守卫、护卫目标和周围环境及有关敌、社情，教育保安员保持高度警惕性。三、定期对所属执勤点和驻勤点进行走访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四、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执勤网点的执勤情况，不断修改和完善中队勤务方案……七、24小时备勤在岗，遇有问题及时到达现场……”。副中队长职责包括：“一、协助本中队中队长工作，中队长不在时，副中队长全权负责中队事务……三、负责对保安员执勤情况、内务卫生、着装、警容不定时检查，遇有问题及时纠正……”。王桂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二、工资表，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工龄津贴”“奖金”“其他补助”等，恒城保安公司主张公司并不以出勤情况核算王桂阳的工资。王桂阳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三、考勤表，该考勤表为手填“○”“×”记录，被记录考勤人员并不包含王桂阳，恒城保安公司主张因其为管理层人员，并不考勤，而是由中队长和副中队长记录普通保安员的考勤。王桂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虽无其出勤记录，但其出勤与普通保安一致，亦存在休息日加班。四、北京邮政实业集团公司内部借款协议多份及业务回单，借款协议甲方为恒城保安公司、乙方为北京首邮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首邮公司），协议载明：“甲方向首邮公司申请资金，经实业集团批准，由乙方借款给甲方，为明确责任，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协议兹共同遵守执行。第一条借款金额，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第二条借款用途，甲方借款将用于发放职工工资。第三条借款期限，本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8月15日至2015年9月30日”，恒城保安公司另在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0月15日向首邮公司借款伍拾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在2015年10月15日至2015年11月15日借款伍拾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在2015年11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借款伍拾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在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借款肆拾叁万元用于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险；在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借款柒拾万元用于发放保安员工资；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借款捌拾捌万元用于发放保安人员工资，并在此后约定由于恒城保安公司资金紧张，在借款到期日仍无力偿还，申请延期还款，将该捌拾捌万元还款日期延迟至2019年5月31日前；在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11月16日借款壹佰伍拾万元整用于保安人员工资的发放。业务回单显示首邮公司将上述借款协议所涉款项支付给恒城保安公司。王桂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不能证明公司亏损，且即便公司亏损也应支付年终奖。五、恒城保安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显示2018年12月31日恒城保安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值，2018年度利润总额亦为负值。王桂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六、会议记录，2016年5月3日保安管理部主任李海强会议记录载明：“主持人吴主任，内容：一、营改增开票信息记录。二、奖励先进个人班组及保安两节活动奖励及中、副中年终绩效暂时不能支付，因：1、营改增，2、银行单位支付不及时，3、最低工资逐年提高、社保基数提高、社保人数逐年增加，4、银行结算比例下降……”。2016年8月30日胡某会议记录载明：“公司运行状况，决定取消满五年、十年补助和服务年度奖，2016年10月1日起执行”。2016年8月31日胡某会议记录载明：“取消满五年、十年和服务年度奖，做好思想工作。吴哥：每月中队工资总额结余后报光明”。2016年8月31日李海强会议记录载明：“服务年度奖、五年以上服务奖励近期要进行调整”。档案管理员任晓颖2016年8月31日会议记录载明：“2014年1月1日两个奖励政策①服务年度奖②满5年、10年补助从10月1日取消”。恒城保安公司主张因各种因素导致公司经营效益下滑，故曾在会议中明确告知中队管理人员年终奖不能支付，其也未提出异议，后因公司持续处于亏损状态，故不再发放年终奖。王桂阳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应以其提交的记录为准。七、关于取消相关奖励的通知，载明：“各部、各中队，根据公司运营状况，结合员工队伍的整体情况，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一、取消保安员服务年度奖。二、取消对服务满五年以上的老队员特殊津贴。三、上述奖励取消后，员工不再享受相关奖励，各中队向员工做好解释工作。公司将相关奖励经费用于重点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四、执行日期为2016年10月1日”。王桂阳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王桂阳以要求恒城保安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年终奖、半年奖及工资差额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573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王桂阳的全部仲裁请求。王桂阳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王桂阳提交的考勤表中“加班小时”一栏均为空白，虽在部分考勤表中显示有其在休息日出勤天数，但该表并无恒城保安公司相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恒城保安公司亦不认可其真实性；反观恒城保安公司提交的双方均无异议的考勤表，其中均是中队长、副中队长对于普通保安员出勤情况的记录，并无王桂阳的考勤记录，亦可佐证恒城保安公司所持公司并不对于包含王桂阳在内的中队管理人员进行考勤之主张。王桂阳虽提交有在休息日开会工作的记录，但并不足以证明其每日早八点到晚八点之间均处于持续工作状态、工作时间超过了法定标准；且王桂阳住在邮局网点宿舍，主要工作内容为邮局网点保安工作的巡查，在无巡查工作时处于备勤待岗状态，有明显值守性质。综上，本院对于王桂阳要求恒城保安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桂阳主张的半年奖，双方对此并无书面约定，且王桂阳根据其银行流水所主张的半年奖发放情况，其支付时间及支付金额亦不固定，恒城保安公司则主张仅是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不定期支付过部分奖励，故本院对于王桂阳要求恒城保安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半年奖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年终奖，根据王桂阳提交的银行流水及恒城保安公司陈述，公司的确曾向王桂阳发放过金额不等的年终奖，王桂阳亦提交了《恒城保安公司中队管理人员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作为其主张年终奖的依据。但综合该文件的全篇内容，“考核评价内容及方法”“考核结果的评定及应用”等均是对中队管理人员季度、年度考核办法以及考核结果如何影响年终奖金额之规定，并未就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及发放金额做约定。王桂阳与恒城保安公司虽均提交有涉及2015年年终奖的会议记录，但互不认可其真实性，王桂阳提交的QQ聊天记录也并未显示恒城保安公司将工资结余用于支付其年终奖之事实。此外，从年终奖的性质而言，其本质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一种激励机制，故用人单位对于年终奖是否发放以及发放金额具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结合恒城保安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及银行回单，恒城保安公司在2015年之后曾多次向上级公司借款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险等，确能佐证其在2015年之后存在经营效益不佳之情形，故本院对王桂阳要求恒城保安公司支付其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年终奖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工资差额，王桂阳主张2018年1月起恒城保安公司为中队长每月上调1000元工资，据此主张恒城保安公司亦应以相同标准上调其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王桂阳系恒城保安公司副中队长，其岗位与工作职责与中队长均不相同，恒城保安公司调整中队长工资，未对副中队长工资进行调整系其用工自主权，并无不当。王桂阳据此主张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桂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元，由王桂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雅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