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民终1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法定代表人：王玉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颖，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国，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朋，男，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北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巴达日呼，内蒙古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宝国、李立朋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6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禾润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6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关键证据采信错误，导致最终判决结果错误。1.案涉农作物受损成因不清。本案既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那么应当就产品销售者的责任如何界定该责任是否形成了客观损害责任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是多少是否有第三方介入因素引发、加重或减轻了损害后果等基本事实予以审查，但很显然一审对这些并没有查明。农作物的长势不仅仅依赖于种子、化肥和农药，土地等级、田间管理、自然气候条件、外力因素等均对农业生产起着关键的影响。现有的证据仅仅能够证明案外人李某军在上诉人处购买了种子及除草剂并施作于二被上诉人的承包地里，但除草剂对作物具有何种绝对性影响并无证据表明；现有的证据仅仅能够证明二被上诉人耕种的作物遭受了损害，但损害程度、该损害于何时最终形成损害的形成与使用上诉人的销售物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责任比例并无证据证明。2.案涉谷物受损程度不明。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耕作的1111.08亩土地形成绝收，但其对绝收面积为1111.08亩的认定并无依据。虽然一审时二被上诉人提交了公证书意图证明2019年8月7日其耕地发生药害及受损亩数等问题，但公证机关并不具备专业的测绘与鉴定资质，用以证据保全的公证文书仅能就现场直观状况加以记录，其无权就是否存在损害、损害的来源、面积、损害的成因等予以认定。换言之，本案所要评判的责任及损害，在没有客观公允的鉴定的前提下，一切均无从谈起。一审仅以一方当事人片面的陈述便对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认定的事实予以裁量，显然不当。事实上，二被上诉人的承包地并未形成绝收，上诉人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明显看出地里存在着大量正常生长的谷物，也可以看出田地里有机械收割后的痕迹。二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其所谓的“绝收”于何时最终形成且不可逆，也未能证明其采取了补救措施尽到了管理义务。其提交的公证书也只是证明现场苗稀疏或缺苗，但绝不是颗粒无收。3.案涉谷物损失价值认定错误。一审采信的《价格评估结论书》认定的价格缺乏依据。从该结论书“摘要”中可见，其是以1111.08亩耕地绝收为前提的，并且其以“市场法”作为价格评估方法。所谓“市场法”即为“市场比较法”，其应以同类商品的近期交易价格作为评估依据，它要求评估者比较被评估资产与最近售出的类似资产的异同，并将类似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依此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但该鉴定恰恰未能询证到市场上的类同商品价格，为此，其竟以种子包装袋上的文字介绍“一般亩产1050斤-1350斤”，以及《种植金谷三号订单协议》上的保护价1.5元/斤作为评估依据。于是乎，（1050斤＋1350斤）÷2×1111.08亩×1.5元/斤=1999944.00元。这哪里是科学的“市场法”，这分明就是小学生的数学题嘛!在这个鉴定中，既看不到“市场法”需要的“修正系数”，也看不到其引用了“基本特征差额”，鉴定人仅靠广告宣传语就确定了被评估资产的价值。不仅如此，该鉴定还存在如下错误：①、鉴定人对“1111.08亩耕地”以及“绝收”这一前置事实并不是通过鉴定得知而是来源于二被上诉人的单方描述，这有悖于鉴定所要求的客观性及独立性；②、广告宣传的“一般亩产1050-1350斤”针对的是一等地至三等地的地况，而本案涉及的耕地属于恶劣的等外地，并不具备亩产1050斤的基础条件；③、订单保护价1.5元/斤针对的是机选颗粒而不是全类型颗粒，该价格不能直接作为鉴定损失的依据。4.《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为查明案情，上诉人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能够证明二被上诉人的耕地并没有形成绝收等基本事实。但是一审却以上诉人未提前提交书面申请为由拒绝该证人出庭，此举不仅违背立法本意且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更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二被上诉人涉案的耕地是否形成绝收并不明确，如果二被上诉人存在损失则该损失系何种原因导致尚不确定，损失与上诉人销售的农药施用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比例未能查明，二被上诉人的损失程度的证明亦缺乏依据。为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当，应予纠正。刘宝国、李立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维持原判。刘宝国、李立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1111.08亩谷子绝收损失1999944元、公证费3000元、评估费39999元，共计2042943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原告刘宝国、李立朋及案外人李某某签订《合伙协议书》，共同出资合伙在某旗某苏木北山承包耕地。2019年5月，三人合伙在某某某某苏木中某某某某嘎查村承包500亩口粮田，在某某某某嘎查村承包4394亩口粮田。2019年4月3日，合伙人李某某与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种植金谷3号订单协议》，2019年5月3日，合伙人李某某与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谷种销售合同》，购买金谷3号谷种4400斤，并配套专用除草剂1760瓶，总价352000元。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合伙人李某某出具《产吕质量承诺书》，其中承诺：“保证抗除草剂品种（烯禾啶+2.4滴丁酯）禾阔双杀，效果明显。”2019年5月28日，原告刘宝国、李立朋与合伙人李某某签订《退出合伙协议书》，李某某退出合伙。2019年6月份，在对原告种殖的谷苗喷施除草剂期间，由被告公司派工作人员指导配药并现场指导喷施除草剂，喷施第一批配套的除草剂后，导致谷苗出现死亡现象。原告将该情况告知被告公司后，被告为原告更换了除草剂，并把第一批未用的除草剂收回。2019年6月14日，原告刘宝国与被告负责人王某军联系要求被告到场处理，被告负责人王某军建议原告改种绿豆并承诺到秋补偿损失。2019年7月23日，原告刘宝国就谷苗死亡事项向某旗公安局某派出所报案。2019年8月1日，原告刘宝国向某旗公证处申请对喷洒除草剂后的谷地现状和地的亩数予以公证，2019年9月23日，某旗公证处出具（2019）通扎证字第526号《公证书》，原告支出公证费3000元。另查明，本案审理期间，原告申请对1100余亩耕地绝收损失进行价格评估。2019年11月22日，内蒙古某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作出蒙国宏〔兴安盟分公司〕价评字（****）第**号《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结论：申请人刘宝国、李立朋在某旗某苏木承包的1111.08亩耕地绝收损失为1999944元，原告支出评估鉴定费39999元。再查明，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种子、化肥销售；农副产品购销；农作物种子加工、包装、销售；农药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产品销售责任纠纷。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刘宝国、李立朋与李某某系合伙关系，在合伙期间，李某某与被告签订的《谷种销售合同》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后李某某退出合伙，其他合伙人刘宝国、李立朋为受损谷苗的实际经营者，其耕种的作物受损，并以此为由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原告主体适格。被告主张刘宝国、李立朋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及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者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由此可见，农药经营者在向农民销售农药时，应当提供农药正确的使用技术和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等服务，这种服务是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系本案案涉除草剂的销售者，是专业经营农药的单位，经营者具有销售农药的专业知识，对所推销产品应当熟知是否适用该农作物，亦应当熟知安全科学的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结合原告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及双方就本次纠纷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金谷3号种子及配套除草剂，并在被告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喷施除草剂后发生药害，导致案涉耕地1111.08亩谷子绝收，原告的谷子绝收与被告销售的除草剂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作为销售者对原告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作为种殖农户，亦应对谷苗田间使用的除草剂慎重选择，其对损害后果亦应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序以及造成谷苗死亡绝收的关联程序，本院酌定被告作为产品销售者对谷子绝收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原告自负30%的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二条，《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四十条、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刘宝国、李立朋各项损失1430060元【（1999944+3000+39999）×70%】；二、驳回原告刘宝国、李立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44元，由原告刘宝国、李立朋负担6944元，被告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6200元。二审中，禾润公司出示：1.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产地检疫合格证》三份、《产地检疫合格证品种清单附件》三份、《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份、《农药经营许可证》一份、金谷三号产品说明一份；出库单二份，证明：禾润公司依法经营种子与农药，所经营的种子与农药均检验检疫合格，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金谷三号系通过改良杂交繁殖的种子，本身具有对烯禾啶除草剂的抗药性，属抗除草剂品种。农民购买该种子时，均搭配使用烯禾啶类除草剂。2.出示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农药生产许可证》一份、河北某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企业标准《12.5%烯禾啶乳油》（单一页）一份、《农药登记证》一份、《委托加工销售协议书》一份，证明：涉案的农药系经正规企业合法生产且检验、检疫合格。3.出示照片两组共九张，证明：被上诉人的涉案土地没有绝收。4.出示《金谷3号、6号种子宣传单》一份，证明：宣传单按照吉林地区的习惯，每亩=1000平米，鉴定结论引用时未做区分，以亩产1050-1350直接引用。即便按照鉴定部门的引用，也应为如下公式：（1050斤+1350斤）÷2=1200斤/亩（吉林地区1000平米/亩）×66.6666%（通常666.66平米/亩）=799.99斤/亩。鉴定人未将两地的计算习惯加以区分，由此作出的结论显然错误。原审对此事实亦认定不清。5.出示订单协议三张、收据一枚、通榆县人民法院2616号案件卷宗九页、照片23张，证明：证人王某锁、温某某、盛某某均系上诉人用户，多年来一直购买并使用金谷三号和除草剂，从未发生过药害，如果田间管理跟上，不会出现被上诉人所称的后果。同时申请证人王某锁、温某某、盛某某出庭作证，证明:三人系金谷3号种子和烯禾啶除草剂用户，作物长势好，使用烯禾啶除草剂不会对金谷3号种子产生损害；申请证人杨某、李某某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作物长势良好，并已收割。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杨某、李某某系禾润公司员工，其二人与禾润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予采信。上述其他证据证明内容均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二审采信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宝国、李立朋购买使用禾润公司提供的金谷3号谷子种子及烯禾啶除草剂，并由禾润公司派员指导除草剂配药、喷施。在对种植的谷苗喷施除草剂后发生药害，出现了谷苗死亡现象，嗣后刘宝国、李立朋向某旗公证处申请对喷洒除草剂后发生药害的谷地现状和涉及耕地面积进行了公证，并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委托鉴定机构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价格评估。刘宝国、李立朋种植的谷子发生药害造成损失与其使用禾润公司销售的除草剂存在因果关系，禾润公司作为产品销售者对刘宝国、李立朋的损失存在过错。考虑到刘宝国、李立朋选用除草剂及尚未对种植作物进行后期投入等因素，一审判决禾润公司承担产品销售者责任赔偿刘宝国、李立朋损失的70%并无不当。故禾润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关键证据采信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禾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4元，由上诉人通榆县禾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包永春审判员 朱秀峰审判员 刘景国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