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地址：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打禾岗下新屋。法定代表人王承刚，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唐秋红，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赖梓健，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陈惠忠，局长。原审第三人周树良。上诉人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飞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惠阳区人社局）、原审第三人周树良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行初472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周树良系原告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其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7时30分打卡上班，11时30分左右途经G205线2963KM+100M路（距离工厂约300米）段处时，与车牌号为粤L*****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人身伤害，后被送往惠阳三和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1．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2．左股骨内侧髁、胫骨近端骨挫伤、骨髓水肿；3。左膝内侧副韧带损伤；4。前交叉韧带损伤（Ⅱ级）；5．左膝半月板损伤；6．左膝关节腔积液。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20180613号），认定第三人周树良不负事故责任。2019年3月8日，第三人周树良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惠阳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567号）认定第三人周树良因交通事故所受的人身伤害为工伤。原告不服该认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的合理路线，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职工违反企业内部规定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的请示》的复函认为，职工所受伤害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规定，就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对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应做目的或原因来理解，上、下班是用于限定途中的目的和原因，其强调的重点是途中，只要职工是为了开始或结束工作而往返于合理的路线即可，即使职工因属于违反劳动纪律，存在迟到或早退情形，也只是应当受到劳动纪律的制裁，但并不影响其“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即职工是否存在违反单位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形，并不是工伤认定应当考量的因素。本案中，第三人于2018年6月13日11时30分左右在距离工厂约3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虽然从时间上看，第三人却有可能存在违反公司考勤的规章制度，但是根据以上规定，违反公司考勤制度对原告的工伤认定并不产生影响。第三人称其是为了外出就餐，从被告调查的情况及本案的证据上看，事故发生前后，原告公司正值员工下班就餐时间，再结合事故发生的地点，第三人称其系外出就餐的事实合情合理，因此，第三人系在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的合理路线上，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故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维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尽管被告未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但是原告主动提交了证据，被告也进行了审查，该程序瑕疵未影响到原告的举证权利，因此，原告以第三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程序违法为由，请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飞星公司上诉称，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年2月21日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472号行政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且在庭审查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惠阳人社局”)作出的惠阳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56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存在程序瑕疵的情况下，仍然作出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判决结果，有违司法公正。具体理由如下：一、第三人周树良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受伤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上下班途中”无事实依据。(一)第三人周树良此次发生交通事故并非下班途中，而是其旷工外出期间所致。与第三人周树良同一车间的同事以及生产主管、经理均可证明，第三人周树良在事发当日早上上班不久后，就一直未在工作岗位，其在未向主管部门口头或书面请假前提下，擅自离岗，属无故旷工。另外，从第三人周树良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侧面印证，其在当天并未正常上班，而仅仅是在下班的时候出现在了距离工厂几百米处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显然，第三人周树良旷工外出并不属于“从事属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动”，更不在“合理时间内的合理路线”。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上下班途中”，明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退一步而言，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周树良事发处为其上下班途中必经之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结合上述规定，认定“上下班途中”必须符合二个条件，一是在合理时间内，二是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两者缺一不可。员工证言及询问笔录均可证明，上诉人一直有为第三人周树良在厂内提供食宿，第三人周树良下班后一般都是在食堂或者宿舍煮饭，无需外出吃饭。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便是第三人周树良中午1l：30从上诉人工厂下班，也应该是在食堂吃饭，或者在宿舍煮饭。距离公司几百米外的事发地并非第三人周树良中午下班吃饭的必经之地，即并非合理路线。(三)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仅以存在矛盾的询问笔录，认定第三人周树良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无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提供的周树良、苏某某、周某某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关于事实的描述存在较多矛盾之处，例如：孙某某等证人证言显示，周树良在2018年6月13日上午实际上并未上班。苏某某笔录上称“吃完饭回到车间(大概11点半)就没有看到周树良在车间”，与周树良笔录上所称“ll点半左右员工苏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吃完饭回来了继续操作机器干活，我就离开车间，准备去公司外面的木桶饭(新世界那边)吃快餐”存在明显矛盾。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在询问笔录存在矛盾情况下，直接以“证人均系被答辩人员工，与被答辩人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度不强”，继而又以另一员工苏某某笔录中有利于第三人周树良的说法，“证明了第三人周树良发生交通事故当天上午在上班的事实”，显然是双重标准，对上诉人而言极其不公。二、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周树良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无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依照该条规定，事故的发生应当是在上下班的必经途中。而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周树良是在从申请人处下班，更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周树良是在下班的必经途中发生事故。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据该款规定作出认定书，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在庭审中承认并未向上诉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程序证明资料，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行政行为存在严重程序瑕疵的情况下、以程序瑕疵未影响上诉人举证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诉求，有违司法公正。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在庭审中承认并未向上诉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末，一审法院也已经据此查明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未向上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而且庭审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存在的其他程序瑕疵进行了说明(惠阳人社局从受理到作出工伤认定书、送达等，并未向一审法院进行举证)，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当视为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没有证据证明其程序的合法性。再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中(三)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书，即使被上诉人程序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一审法院也要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被上诉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违法。但一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惠阳人社局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情况下，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明显与我国法律相背，有违司法公正。四、更退一步而言，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周树良交通事故属于工伤范围、且第三人周树良在另案[(2019)粤1303民初531号]中已经得到了交通事故足额赔偿的情况下，其基本权益已得到足够保障，依据公平原则，再对其予以认定工伤，会造成上诉人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难以维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方面均存在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1322行初472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惠阳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56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惠阳区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查明，第三人周树良系被答辩人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其于2018年6月13日中午下班后步行外出吃饭途中，于11时30分途经G205线2963KM+100M路段处时，与车牌号为粤L*****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人身伤害，后被送往惠阳三和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1.腰椎体压缩性骨折；2.左股骨内侧髁、胫骨近端骨挫伤、骨髓水肿；3．左膝内侧副韧带损伤；4．前交叉韧带损伤(II级)；5．左膝半月板损伤；6．左膝关节腔积液。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20180613号)，认定第三人周树良不负事故责任。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疾病证明书、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在本案中，第三人于2018年6月13日中午下班步行外出吃饭，于11时30分发生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三人不负事故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在第三人下班后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中，且第三人不负事故责任，故，第三人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工伤认定阶段，被答辩人提供有孙某某、周某某和刘某某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以证明第三人在交通事故当天上午旷工离职，但，前述三位证人均系被答辩人员工，与被答辩人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度不强；被答辩人员工苏某某在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当天中午11点我下班离开车间(周树良当时还在车间)”，证明了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当天上午在上班的事实。此外，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诸如监控视频等客观证据证明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当天上午不在上班的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人身伤害不是工伤，被答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答辩人认定第三人周树良因交通事故所受的人身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3月8日，第三人周树良向答辩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答辩人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答辩人为查清事实，依法进行了调查，在对全部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答辩人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惠阳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567号)并依法送达。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针对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程序瑕疵，答辩人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在工伤认定中，答辩人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换言之，调查核实是答辩人的权利，在被答辩人主动提供证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答辩人没有必须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的义务。综上，答辩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惠阳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567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审第三人周树良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首先，从惠阳区人社局对苏某某、周某某等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结合周树良在《询问笔录》中的自述，可以认定周树良系飞星公司的员工，其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7时30分打卡上班，在11:30分发生交通事故，该时间点属于公司员工上午下班（吃中餐）的正常时间范围。其次，周树良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位于G205线2963KM+100M路（距离工厂约300米）处。从惠阳区人社局调查的情况及其他证据来看，周树良自述其步行外出是为了就餐，惠阳区人社局对此予以认可。周树良外出就餐是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的合理路线。再次，经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晓南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树良不负事故责任。即，周树良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惠阳区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处理得当。原审判决驳回飞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飞星公司主张周树良事故发生当天并未上班，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飞星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供周树良相应的考勤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来证明周树良事发当天上午不在岗的事实，其提供的孙某某、周某某、刘某某等证言不能够证实周树良当日上午（7点30分至11点30分）的完整情况。飞星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需要指出的是，惠阳区人社局在行政程序中未向飞星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确实有所不妥。原审法院对此已经做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飞星公司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飞星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少棉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