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鄂13执复19号复议申请人（案外人）：湖北添福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伙牌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关秀，该公司总经理。被执行人：郝伏朝，男，196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申请执行人（受害人）：段继东，男，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复议申请人湖北添福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添福公司）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郝伏朝犯合同诈骗罪一案涉财产部分过程中，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鄂1303执1773号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扣划被执行人郝伏朝在襄阳××××区财政局账号为42×××55的账户存款145.16万元。2018年1月18日，湖北添福公司认为划扣的145.16万元属其所有，遂提起执行异议。2019年4月25日，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1303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湖北添福公司的异议。湖北添福公司不服，向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鄂1303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驳回湖北添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湖北添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20年3月26日，本院作出（2020）鄂13民终11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驳回湖北添福公司的起诉。2020年6月8日，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一执行裁定，撤销（2019）鄂1303执异5号执行裁定。2020年6月19日，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驳回湖北添福公司的异议。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查明，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鄂1303刑初12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郝伏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郝伏朝犯罪所得150万元，返还给被害人段继东。郝伏朝不服，上诉至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鄂13刑终1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鄂13刑终114号冻结令，将郝伏朝在襄阳××××区财政局的账号为40×××55的账户存款145.16万元予以冻结。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鄂1303执1773号执行裁定，扣划上述款项。在郝伏朝合同诈骗案侦查期间，郝伏朝称案涉的145.16万元（2014年6月3日李玲汇入80万元，2014年10月21日襄阳××××区红星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汇入65.16万元）系以其为股东的襄阳东风康安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襄阳××××区财政局未能证实案涉的145.16万元系襄阳康安公司所交；襄阳××××区经济开发区证实在襄阳康安公司征地档案袋中，有郝伏朝提交的145.16万元缴款凭证。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证实未收到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387.9156万元土地出让金，但国土部门可先作为一般告知，不作为正式征收土地款的依据。按照程序，国土部门告知后，由襄阳康安公司向襄阳××××区财政局缴纳土地补偿款。公安机关根据郝伏朝供述，从襄阳××××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存档的襄阳康安公司征地档案中调取了郝伏朝提交的金额共计145.16万元的两张进账单复印件。襄阳××××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证实该两张进账单复印件系郝伏朝提供。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征地科于2013年9月26日向襄阳康安公司出具了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分解表。该表载明的用地面积为122.62亩，土地补偿费为387.9156万元。公安机关从郝伏朝处提取的包括上述两张进账单在内的共计八张进账单（复印件）合计金额为387.9156万元，与襄阳康安公司应交纳的土地补偿费完全一致。郝伏朝辩护人提供的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与被征地单位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亦载明政府征收的2012012号地块面积为122.62亩，征地补偿费为387.9156万元。湖北添福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与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书。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于2017年4月24日向该公司出具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分解表。该分解表载明土地补偿费金额为415.0194万元。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认为，湖北添福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与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书，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于2017年4月24日向其出具了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分解表。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出具资金分解表后，湖北添福公司才能向襄阳××××区财政局交纳土地出让金。案涉145.16万元的缴款时间均在2014年。因此，襄阳××××区财政局账号为42×××55的账户中的145.16万元存款不应认定为湖北添福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因案涉的两张单据存于襄阳康安公司在襄阳××××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处的征地档案中，故应当认定案涉的145.16万元系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襄阳康安公司系郝伏朝设立的一人公司，应认定是郝伏朝个人财产，其向襄阳××××区财政局缴纳的145.16万元执行中可以予以扣划。遂作出（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驳回湖北添福公司的异议。湖北添福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错误认定案涉的80万元、65.16万元系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理由为，1、案涉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郝伏朝、襄阳康安公司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2、李玲、襄阳××××区红星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分别证实案涉的80万元、65.16万元是代复议申请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而不是代襄阳康安公司或郝伏朝缴纳的土地出让金。3、依据襄阳××××区财政局出具的土地出让金缴纳流程，若个人为企业出资的，需现场出具缴款情况证明。原审仅凭汇款单复印件认定案涉的80万元、65.16万元是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显然错误。4、复议申请人的关联企业襄阳鹏跃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从2011年开始就与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磋商征地事宜。复议申请人是襄阳鹏跃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为落实投资协议而专门成立的项目公司。二、本案执行依据是“继续追缴被告人郝伏朝犯罪所得150万元，返还给受害人段继东”。原审法院理应按该执行依据中载明的犯罪所得150万元的去向“70万元个人消费，80万元用于退缴郝伏朝涉及的另一诈骗案的款项”予以追缴。而案涉的80万元、65.16万元不论是否是代复议申请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但可以肯定的是该款一定不是郝伏朝的犯罪所得。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将该款作为犯罪所得予以执行追缴，明显错误。三、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在审查复议申请人异议时未召开听证会，程序严重违法，无法保证实体公正。请求撤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督促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返还划扣的145.16万元。经审查查明，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7）鄂1303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郝伏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段继东150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遂判决：一、被告人郝伏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郝伏朝犯罪所得150万元，返还给被害人段继东。郝伏朝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鄂13刑终1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0月30日，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作出曾公（经）冻财字（2015）第7号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将郝伏朝在襄阳××××区财政局40×××55账户上的存款145.16万元予以冻结。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鄂13刑终114号冻结令，冻结上述145.16万元。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鄂1303执1773号执行裁定，扣划了上述145.16万元。上述145.16万元是由两笔款项组成的，其中80万元是李玲于2014年6月4日汇入的，65.16万元是襄阳××××区红星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于2014年10月21日汇入的。该两笔汇款单原件原由郝伏朝持有，用款性质栏的内容分别为“付土地款”、“土地补偿款”。后因段继东索要被骗款项，郝伏朝称已交征地款，并将上述两笔款项的汇款凭据原件交给段继东保管至今。2015年5月13日—2015年7月10，李玲、李顺华、朱守庆、朱鲲鹏等人陆续向襄阳××××区财政局的账号为40×××55的账户另外转款6笔，共计242.7556万元。另查明，2008年4月，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政府与襄阳康安公司签订了投资建厂协议书。2013年9月26日，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征地科向襄阳康安公司出具了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分解表。该分解表载明，襄阳康安公司应交纳的土地补偿费为387.9156万元，用地面积为122.62亩。2017年4月24日，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征地管理科向湖北添福公司出具了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分解表预存（挂钩）。该分解表载明，湖北添福公司应交纳耕地开垦费、土地补偿费等合计415.0194万元。2017年7月6日，湖北襄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襄樊市鹏跃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关秀）于2011年5月19日与襄州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因地块未选定，项目一直未动工建设。2016年12月29日，湖北添福公司与襄州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在襄阳纺织产业园征地60亩，建设涤纶经编面料生产项目，现征地手续正在办理中。”还查明，在郝伏朝合同诈骗案侦查期间，郝伏朝供述，两笔款是我借李玲、李顺华夫妻的，我指定的账户，让他们夫妻两人打过去的。其中80万元是李玲汇的，65.16万元是李顺华以襄阳××××区红星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名义汇的。在郝伏朝合同诈骗案审理期间，郝伏朝的辩护人提交了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区分局与襄州区伙牌镇郜营社区居委会、下冯村委会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襄州区伙牌镇郜营社区居委会、下冯村委会向襄州区财政局递交的“关于支付伙牌镇郜营社区居委会、下冯村委会土地补偿费用的请示”、“襄阳康安公司征地明细”，“襄阳康安公司（郝伙朝）交纳2012012地块土地出让金明细表”等。上述材料中均载明政府征收的2012012号地块面积为122.62亩，征地补偿费为387.9156万元。李玲、襄阳××××区红星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于2017年5月5日在报纸上刊登遗失上述80万元、65.16万元汇款凭证的声明，于2017年5月认可向襄阳××××区财政局所汇的款项是替湖北添福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中，关于案涉145.16万元的权属问题。首先，案涉的土地收入分解表是落实有关投资建厂协议的关键，也是相应公司预缴征地款项的前提。即只有取得了土地收入分解表，才有可能预缴征地款项。在案涉145.16万元支付之前，当地土地部门仅向襄阳康安公司出具了土地收入分解表，未向湖北添福公司或其主张的关联公司出具土地收入分解表。湖北添福公司在案涉145.16万元支付后的二年多才取得土地收入分解表。故可以认定襄阳康安公司汇款具有汇款基础。其次，案涉145.16万元与李玲、李顺华、朱守庆、朱鲲鹏等人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7月10期间向襄阳××××区财政局6次转款数额（242.7556万元）的总和为387.9156万元，与当地土地部门向襄阳康安公司出具的土地缴款分解表载明的土地补偿费金额一致，亦与郝伏朝的辩护人在案涉合同诈骗案审理期间提交的相关材料载明的补偿费金额一致。而湖北添福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才取得土地缴款分解表，故可以证实案涉145.16万元属襄阳康安公司汇款，而非湖北添福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汇款。最后，案涉145.16万元的汇款凭证原件原由襄阳康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郝伏朝持有，现由段继东持有。这更说明案涉145.16万元属襄阳康安公司汇款，而非湖北添福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汇款。李玲、襄阳××××区红星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关于其向襄阳××××区财政局的汇款是替湖北添福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的陈述及在报刊上登记的汇款凭证遗失声明显然不足以推翻上述完整的证据链。故案涉145.16万元的权属人应为襄阳康安公司。湖北添福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系案涉145.16万元的权属人，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驳回其异议并无不当。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审查湖北添福公司异议时虽未召开听证会，但本案历经两次执行异议审查、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本次执行复议亦召开了听证会，充分保障了湖北添福公司寻求救济的权利，没有影响本案对案涉145.16万元权属主体的认定。故复议申请人关于程序违法、无法保证实体公正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刑事裁判认定的襄阳市国土资源局襄州分局出具的证明仅能证实该局未收到署名为襄阳康安公司缴纳的征地费用，并未认定案涉145.16万元的归属，故对复议申请人关于案涉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郝伏朝、襄阳康安公司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湖北添福公司不是案涉145.16万元权属主体，对其其他复议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湖北添福公司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人湖北添福纺织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执异5号之二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仑审判员 陈艳利审判员 李小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邹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