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01行终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闵兰秀，女，197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中铁十二局集团二公司职员，住太原市。委托代理人李建伟，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万柏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负责人王惠宏，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张凌雁，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马亮，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范海丽，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幸福里**2004商铺法定代表人王慧，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培义，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星，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闵兰秀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股东登记行政撤销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2017年11月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被告处注册成立。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依法向被告提供各项申请材料，被告受理、对各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核发营业执照。该注册登记行为中申请材料齐全、审查形式合法，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尽到的形式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应当由申请人即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故被告为第三人登记注册的行为合法。原告于2017年9月实际出资入股，于2017年10月签订入股分红协议书，于2018年3月8日收到盖有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的出资收据，在之后期间长期实际参与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参加股东会，享有股东权益，了解公司财务情况，清楚认知自身的股东身份，未对股东身份提出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3月8日收到盖有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的出资收据，且在之后作为股东行使参加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及经营管理、了解公司财务账目等股东权利。即从2018年3月8日起应当视为原告已明知自己为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闵兰秀于2020年1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闵兰秀的起诉。本案诉讼费五十元，退还原告闵兰秀。上诉人闵兰秀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认定第三人依法向被告依法提供各项申请材料，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事实有误。庭审中，第三人及代办人均当庭认可报审材料中，涉及上诉人的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件等所有上诉人签名均非上诉人本人签署而由他人假冒伪造，这也证实了注册登记非上诉人知情，非上诉人真实意愿。被上诉人并未见过上诉人本人，无法确定上诉人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即将上诉人登记为第三人股东并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2、2017年9月的出资和9月签订的入股分红协议书实际是针对业也存在的山西众淼鑫科技有限公司而非本案的第三人。所谓的2018年3月8日盖有第三人公章的出资收据，上诉人从未见过，更没有收到。庭审材料中，闵兰秀和王慧私人微信聊天证据显示，2019年7月闵兰秀才索要入股证明，且王慧询问收据开谁的名字，可以证明该收据在2019年7月7日前并未给闵兰秀开过。第三人出示的收据为虚假证据。3、上诉人从未参加过股东会，未分享过股东利益，未对股东身份提出异议是因为上诉人至调阅第三人档案前从不知自己被注册为该公司股东。上诉人是在2019年11月1日到万柏林市场监督局调阅工商档案后才得知被假冒注册为该公司股东的。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得知被登记为第三人股东的时间应为2019年11月1日，因此本案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40号行政裁定；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辩称，1、原审第三人申请设立登记时向登记机关递交的材料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申请人应对申请的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故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行为合法有效。2、从第三人提交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已实际出资入股，第三人公司明确知道其股东身份，且第三人公司向其出具了出资收据，上诉人实际参加了股东会，且在第三人经营困难时，全体股东协商，按占股比例再次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对原告诉讼请求不应支持。3、上诉人于2018年3月8日收到第三人向其出具的收据，其已完全明知为第三人股东。上诉人于2020年1月24日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述称，1、根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1、53条规定，工商行政机关对工商登记实行的是形式审查。本案工商登记程序合法，要件齐备，无任何程序和法律上的问题，故工商登记合法。2、本案各上诉人在工商登记当中确实没有签字，但并不是假冒。因为本案的工商登记是由包括三个上诉人在内将身份证原件交给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慧，然后交给代办人代办的。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8、20条是允许委托代办的。3、第三人公司成立后，2018年3月由当时时任财务负责人乔会计开具了各股东的出资收据，收据各上诉人均收到过。4、从包括各上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建立的股东群即凯特瑞恩股东群可以看出，首先，上诉人闵兰秀将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发到了群里，证明各上诉人明知入股的是第三人公司。其次，在微信群里由历次财务报表、亏损、增资等经营内容。第三，上诉人代理人对我们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包括收据没有异议。5、从三上诉人与众淼鑫公司签订的入股分红协议看出，最大的股东是第三人，入股股比与三上诉人在第三人公司股比工商登记一致。6、三上诉人与完全清楚入股哪个公司实际出资参与经营，多次在微信群有关经营、增资、扩损、出租等内容有明确表态。7、一审对2018年3月的收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代理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认定已过起诉期限正确。经二审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上诉人闵兰秀作为乙方与案外人山西众淼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幸福里店）作为甲方共同签订《入股分红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投入资金人民币20万元，占有甲方10%股权。山西众淼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股东名单中并无上诉人。2017年11月，原审第三人山西众合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通过代办方式在被上诉人处注册成立。工商登记股东信息为张亚蕾、山西众淼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闵兰秀、陈珊、赵晋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起诉时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第三人工商登记的行政行为发生于2017年11月，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审依据2018年3月8日第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来认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当日收到了该收据，且该事实与第三人所提交的上诉人与王慧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矛盾，故原审认定上诉人2018年3月8日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且即便依据该收据时间认定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也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从现有证据来看，上诉人在凯特瑞恩微信群里出示第三人营业执照的时间为2019年7月7日，从此时推断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更为合理，上诉人于2020年1月14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行初40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朝艳审判员 张翠萍审判员 陈 聪 二Ｏ二Ｏ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 祺书记员 李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