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9民初1319号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确山县产业集聚区金山大道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25MA40JHH37M。法定代表人：程小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广，男，汉族，1989年11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确山县。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北京市兰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女，汉族，1971年8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男，汉族，1970年1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涛，伊川县德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男，汉族，1979年8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常幸格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广、李涛、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涛、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原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冯利利、常聚平赔偿因其私自出售73头生猪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438000元、违约金87600元(依照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一款约定的20%)，两项共计5256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常幸格对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冯利利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由担保人常幸格为被告冯利利履行委托养殖合同书提供担保。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猪苗649头及饲料、兽药疫苗等，由被告冯利利、常聚平夫妻二人负责喂养，养成后交由原告收回销售，双方按照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的约定进行结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方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2019年12月24日，经双方共同盘点确认被告猪场存栏头数为628头，截止2020年1月10日原告共收回养成的生猪553头，与最后一次盘点数缺少73头生猪。经向被告冯利利、常聚平询问，被告承认缺少的73头生猪被其私自偷卖；被告违反合同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未果，无奈，提起诉讼。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辩称：1、原告诉讼不是事实，原告违约在先，原告虽然与被告签订了委托养殖合同书以及养殖结算方案，但是，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及结算方案依约履行，表现在猪苗供应、饲料领取、病猪处理、成品猪回收等方面，比如:病猪处理时被告在12小时内向原告反映，原告就不理睬、成品猪回收原告单方面进行等等；2、答辩人不应承担73头猪的赔偿责任，原告强迫常聚平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被告没有授权常聚平，对该协议也不知情，因此该协议对原告和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诉讼要被告承担73头猪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猪苗为649只，猪苗死亡26头、半成品猪死亡70头、成品猪只有553头，因此原告在没有事实证据、自己违约情况下，让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3、原告单独主张73头猪的损失，而不承担养殖费用及押金，是单方面的愿意，原告应承担被告的养殖费用等费用，原告诉讼被告承担73头猪的损失，被告不认可，依据双方签订的养殖合同及结算方案，原告应承担被告应得到的养殖费用；综上，原告起诉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辩称：1、被告不是案件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原告强迫被告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系无效协议，对本案不产生法律效力；3、原告诉讼的损失无事实依据，双方应以委托养殖合同书、养殖结算方案进行结算，同时原告诉讼的是自己的单方面损失，而所诉的损失与被告及冯利利没有关系，同时原告的诉讼没有计算冯利利养殖费用及其他费用；4、原告与冯利利双方应以养殖合同及结算方案进行结算；综上，原告起诉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辩称：被告不应该承担责任，被告没有担保。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常幸格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反诉人给付反诉人肉猪饲料费用37000元、押金64900元，计101900元；2、确认2020年1月13日常聚平与反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30日，正邦伊川县服务部代表被反诉人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该合同书对猪苗供应、猪只回收、委托养殖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反诉人自建养猪场地。于2019年8月1日向反诉人供应猪苗649只。后反诉人按被反诉人要求按每只交押金100元给付被反诉人押金64900元。2020年1月10日被反诉人从反诉人处拉走成品猪553只，每只平均271市斤，按照每只猪每市斤8.5元计算，被反诉人应给付结算款1273835元，扣除被反诉人供应猪苗款、提供饲料款、防疫药品等费用，被反诉人应给付反诉人委托养殖费用37000元。两项合计101900元。同时被告是与冯利利签订的养殖协议，2020年1月13日被反诉人未经反诉人冯利利授权及同意与常聚平签订赔偿协议，系无效协议，针对被反诉人提起的诉讼，反诉人提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辩称：1、关于肉猪饲养费的问题。首先，根据《委托养殖合同书》第四条之约定，冯利利并未向原告提交保证金收据、猪苗领用单、物料领用单等相关资料进行结算；其次，因冯利利私自处理原告生猪73头，导致该批猪只无法按照《委托养殖结算方案》计算料肉比，进而无法计算养殖费用；第三，按照反诉人自认的结算款以及结算方式，结算款为1273835元，扣除原告供应的猪苗款、饲料款、防疫药品款等费用即为反诉人的养殖费，而根据原告提供的反诉人领用物料的证据，费用共计1260018.7元，因此，按照反诉人的计算方式，养殖费用也仅为13816.3元，而并非反诉人主张的37000元，因此，反诉人主张饲养费无事实依据；2、关于押金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8款“乙方发生违约行为依约应当承担违约金或赔偿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担保金中扣除”，因被告冯利利、常聚平私自处理原告委托养殖的生猪，违反合同约定，应当赔偿甲方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并支付违约金，而甲方的经济损失高于担保金的数额，因此，甲方不应当向乙方返还押金；3、关于赔偿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赔偿协议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并未违反合同法52条的相关规定，赔偿协议合法有效；其次，原告有理由相信常聚平有权代理冯利利签订赔偿协议，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常聚平与冯利利系夫妻关系，原告提供的猪苗由他们夫妻双方共同饲养；第二，冯利利在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时，一并签订代理委托书，委托常聚平履行原告与冯利利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三，常聚平在提货单、盘点表、死亡确认单等文件上的签字使原告有理由相信常聚平拥有代理权，常聚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赔偿协议有效；综上，三被告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三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代理委托书》；2、伊川服务部月度对账单6份（2019.07-2019.12）；3、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9日养户盘点表、《公司养户肉猪死亡确认单》；4、2020年1月13日《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少猪73头情况核实座谈会议纪要》和《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5、2019年7月30日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冯利利与常幸格签订的《委托养殖担保协议》；6、《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殖结算方案》；7、伊川县白沙镇常岭村村民委员会证明；8、录音材料。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质证称：经核对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对证据1《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合同虽然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但没有明确反诉人饲养猪只被反诉人应承担的劳务费用，对于反诉人应得到的劳务费用应由被反诉人予以明确；对证据1《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系被反诉人单方制作，在反诉人签名处的签名不是反诉人冯利利自己亲自签的，其笔迹与反诉人冯利利本人的签名十分不符，反诉人冯利利不予认可；对证据1《代理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委托书的委托范围是猪只饲养期间而不包括猪只饲养以后的委托，因此在猪只饲养期间反诉人常聚平履行代理义务，猪只回收后该代理权限消灭，不再具有代理权限；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对账单是被反诉人单方面制作，具体内容由被反诉人事先填好，反诉人常聚平并不真正了解该账单的内容，从该账单中可以看出被反诉人供应给反诉人的饲料一直是小猪饲料，而小猪饲料的费用是每包168元，大猪饲料每包为156元，中间差价为每包12元，被反诉人的供应饲料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及结算方案第一条的约定；对证据3《公司养户肉猪死亡确认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确认单只是饲养过程中的极少一部分，但猪只批量死亡,反诉人常聚平在12小时内向被反诉人提出猪只死亡的反映，被反诉人在12小时内没有到场进行处理，没有确认猪只死亡的数量，被反诉人所出具的仅仅是29头，而被反诉人提供给反诉人的猪苗是649头，而剩余的为620头，反诉人交给被反诉人猪只为553头，中间相差猪只67头，而非73头，从此可以看出被反诉人在猪只回收以及猪只确认系单方操作，与事实不符；对盘点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系被反诉人单方面制作，在猪只盘点时反诉人常聚平、冯利利并不在现场，被反诉人盘点后让反诉人签了名，具体数目多少反诉人并不清楚；证据4确有此事，但当天被反诉人以谈话的名义将常聚平约至南衙村的服务部，被反诉人上面签名的六个人当天将常聚平围在其办公室长达七个小时，从上午9时至下午5时左右，强迫常聚平认可自己私自处理73头猪，并对73头猪的赔偿达成赔偿协议，后被反诉人两名工作人员到常聚平家再次威胁并声称花200万元弄死常聚平，常聚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2020年4月29日向伊川县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被反诉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该份赔偿协议没有得到反诉人冯利利的委托，冯利利并不知情，该协议对冯利利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被反诉人庭审提交的赔偿协议与立案时提交的赔偿协议不是同一份协议，对此协议要求法庭予以鉴别；对证据5《委托养殖担保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签署该协议的原意是被反诉人要求反诉人贷款每头猪1500元，但没有履行贷款义务，反诉人向被反诉人交付了64900元押金，因此该担保协议没有履行对该案不产生法律效力；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该结算方案第一项猪苗的基础价为每头580元反诉人认可，对第二项第三款前期料每包180元认可，第七第八项也认可，但被反诉人一直供应反诉人的饲料为第二款第五项小猪料每包168元，从没有供过第二款六、七、八项饲料，从价格上明显高出其他饲料每包12元，反诉人认可结算方案第六项第一款，同意按每斤8.5元进行回收；对证据7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填写证明人的名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证明婚姻关系的是民政部门，村民委员会无权证明婚姻关系；该录音来源不合法，录音中能感觉到当时的环境如一个审判法庭，有询问人有记录人并且询问人比较强势，被询问人也就是常聚平始终处于被动弱势，从录音中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该公司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是否涉及私设公堂，被询问人的回答事实而非不清楚；该录音内容录制者明显强调猪只的差额为73头，但从今天的庭审中被反诉人提供了猪只死亡确认单，该确认单确认死去的猪只为29头，按照以前的猪苗供应为649头，也就是说剩余的活猪为620头，而反诉人说交付的猪只为553头，实际差额为67头，那么所谓的73头猪从何而来，被反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10日两份确认单分别确认628头和553头，这与实际现存的猪只数额明显不符，由此可以认定被反诉人猪只的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该录音是在反诉人签订合同前，录音没有录取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具体情形，也就是说该录音不完整，后面被反诉人威胁、逼迫反诉人常聚平的情节没有录制在该录音中，该录音不能反映被反诉人强迫反诉人常聚平签订赔偿协议的详细情节，对此录音不予认可并保留向公安机关控告的权利。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质证称：委托养殖协议无异议，是准备贷款让被告担保，对其他事项不予担保；对其他证据不予质证，与被告无关。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为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并反驳原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2、《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殖结算方案》；3、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4、报案材料；5、结算单。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以原告的为准；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方的证明目的系截取养殖结算方案的一部分，8.5元每斤回收指的是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平均销售均重260斤以下的部分，对于超过260斤以上的部分按每斤7.3元回收，此外该结算方案还约定了二级以及级外品的处理方式；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单方面制作，被告并未提供公安机关的立案手续、受理通知书，该证据也不能说明原告存在限制被告常聚平人身自由的行为；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单方面制作，被告冯利利计算结算单的数额不正确，按照原告提供的月度对账单被告冯利利领取的猪苗、饲料、兽药等相关物料共计1260018.7元，因此即使按照被告方提供的该份结算单，养殖费用也仅为13816.3元，对于押金因被告冯利利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处理由原告委托其代养的生猪，该押金不应予以退还。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质证称对证据无异议。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冯利利与被告常聚平系夫妻关系。2019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冯利利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猪苗649头、饲料、兽药疫苗等，由被告冯利利负责喂养，养成后交由原告收回销售，双方按照《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的约定进行结算，被告冯利利向原告交付每头生猪押金100元，合计649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当天，被告冯利利给原告出具《代理委托书》，委托被告常聚平提货。2019年12月24日，经双方共同盘点确认被告猪场存栏头数为628头。截至2020年1月9日，原告共收回养成的生猪553头；《伊川服务部养户盘点表》上显示2019年12月24日双方盘点猪只的数量为627头；2019年12月29日死亡确认单记载猪只死亡1头，剩余626头；2020年1月9日双方盘点猪只的数量为553头，差异73头，而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9日并无猪只死亡73头的死亡确认单。2020年1月10日，原告从被告冯利利处拉走成品猪553只，每只平均271市斤，按照约定的结算方案每只猪每市斤8.5元计算，原告应给付被告冯利利结算款1273835元。被告冯利利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委托常聚平领用物料费用共计1260018.76元。《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殖结算方案》饲料领用价部分表述有小猪料A820、中猪料A830、大猪前期料B830、大猪后期料A840，该价格依次减少；饲料使用标准部分表述有小猪料A820、中猪料A830、大猪前期料B830、大猪后期料A840。原告虽给被告冯利利配送的饲料在《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期限内均为小猪料，但被告冯利利的委托代理人常聚平在领取人处均签名确认。另查明:《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中第六条第8款规定“猪只死亡须经甲方管理员现场拍照确认，并现场填写《死亡确认单》，《死亡确认单》需乙方即甲方管理员双方签字确认才算有效，乙方必须妥善保留一份猪只无害化处理的，也必须按死猪鉴定流程执行”、“七、1.对未交付的猪只，乙方除应向甲方支付未交猪只的总价之外，（以猪只的正品回收价计）还须向甲方支付该未交付猪价值的20%违约金。……5.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一条第2款规定，乙方私自变卖与甲方委托养殖的猪只、变卖甲方提供的物资，乙方必须进行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3000元……”。被告冯利利与原告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载明“姓名：冯利利……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3000元变更为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6000元；无法核实原因的猪只本人愿意赔偿6000元/头。该变更内容自原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本人对此无异议。姓名（按手印）冯利利（签名捺印）2019年7月30日”，“冯利利”的签名为被告常聚平代签并按手印，“2019730”系原告的工作人员书写。再查明：2020年1月13日，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少猪73头情况核实座谈会议纪要，伊川服务部工作人员与被告常聚平就差异73头生猪情况进行了谈话并制作了会议纪要，被告常聚平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当天，原告与被告冯利利签订《赔偿协议》，载明“经分公司、服务部核实于2020年1月9日对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的代养肥猪头数核实,少73头(养户冯利利)最后一次盘点2019年12月24日,盘点育肥猪头数应该为628头,实际628头,无差异,双方盘点表已签字确认,无异议;随后于2020年1月9日售前盘点头数应该为626头,实际盘点头数为553头,差异73头;无异议,盘点表双方已签字确认。经调查核实,养户冯利利伤亡73头事实不成立,属私自处理肉猪73头事实成立,对方已认可。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在此乙方愿意把私自处理73头肉猪的损失赔偿给甲方,赔偿标准：按均重271.65斤/头,单价18元/斤,每头4889.7元,共计价值356948.1元；乙方支付甲方因乙方私自处理肉猪73头的违金2万元；合计:376948.00元(大写:叁拾柒万陆仟玖佰肆拾捌元整)；2.乙方承诺将赔偿款分两次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第一次乙方应于2020年1月18日之前支付20万元人民币到甲方账户指定账户,第二次应于2020年1月31日之前支付17.6948万元至甲方指定账户；若乙方未按时支付,每月乙方按总金额的2.5%支付至甲方滞纳金。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按手印生效。甲方代表签字:臧广（签名捺印）乙方代表签字：常聚平（签名捺印）”。本院认为，原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和被告冯利利双方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双务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如约向被告冯利利交付了猪苗649头，后确认死亡23头，被告冯利利实际交付553头，差额73头,被告冯利利在不能向原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说明73头生猪去向的情况下，按照《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的约定，被告冯利利构成违约，应向原告赔偿相应的损失和违约金，按照《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中约定的3000元/头的损失标准，被告冯利利应赔偿原告损失为219000元（73头×3000元/头），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3800元（损失219000元×20%）原告要求被告常聚平与被告冯利利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并支付违约金，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且被告冯利利在养殖过程中曾委托被告常聚平提货，故被告冯利利的债务应为与被告常聚平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常幸格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的约定向其赔偿73头生猪且每头6000元的损失，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中“冯利利”的签名为被告常聚平代签并按手印，“2019730”系原告的工作人员书写，从原告与被告冯利利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的日期2019年7月30日和《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中“冯利利”的签名为被告常聚平代签并按手印及“2019730”系原告的工作人员书写能够看出，《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变更同意书》并非系2019年7月30日形成，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常聚平代签“冯利利”系被告冯利利的委托或事后曾得到被告冯利利的确认，故原告主张按照每头猪6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理由不足，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反诉要求确认与原告（反诉被告）2020年1月13日签订的《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系无效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冯利利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书》，合同的当事人为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并非系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虽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给被告（反诉被告）常聚平出具《代理委托书》，但委托内容仅是委托常聚平提货，并未委托其签订合同或改变合同内容，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对《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的签订当庭明确并不知情也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交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签订的《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确系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直接证据，也未提交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对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签订该《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是明确授权或已经同意的直接证据，故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作为冯利利代理人签订的《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系无效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反诉要求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给付肉猪饲料费用37000元并退还押金64900元，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被告（反诉原告）反诉状的表述，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应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13816.24元的饲料费用并应退还押金649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常聚平于2020年1月13日签订的《正农通洛阳育肥公司伊川服务部养户冯利利私自处理73头肥猪的赔偿协议》系无效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损失219000元。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违约金43800元。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饲料费等费用13816.24元，并退还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押金64900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的其他反诉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常幸格的反诉。如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3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负担1276元，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负担2659元；案件反诉费1169元，原告（反诉被告）确山正邦养殖有限公司884元，被告（反诉原告）冯利利、常聚平、常幸格负担2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要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郭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