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02民初3898号原告：长春市超大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经济开发区（孙菜园子村）。法定代表人：林桂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吉林铸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省金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新发路****。法定代表人：马立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澄，吉林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长春市超大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大塑料公司）与被告吉林省金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标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超大塑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被告金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大塑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金标公司赔偿超大塑料公司损失150,843.4元；2.判令金标公司返还超大塑料公司已支付的委托服务费16,660元；3.判令由金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0日，超大塑料公司、金标公司双方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超大塑料公司委托金标公司为超大塑料公司员工在沈阳缴纳工伤保险，协议期限2018年1月10日起至2020年1月10日止，委托服务费为68元/月/人。2018年1月11日下午，超大塑料公司员工曹某在工作中右手卷进造粒机中受伤，随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3月13日出院，住院费用全部由超大塑料公司垫付。超大塑料公司将事故及时通知金标公司后，金标公司没有协助超大塑料公司办理工伤理赔程序，而是向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报“意外伤害团体医疗险”，仅对曹某医疗费一项理赔62,347.72元。曹某因无法获得除医疗费之外的工伤赔偿，于2018年7月12日向农安县劳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鉴定委员会出作六级伤残的工伤认定。随后，曹某于2019年5月向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由超大塑料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工伤赔偿。仲裁委于2019年6月28日做出农劳人仲裁字（2019）第11号裁决书，超大塑料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农安县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农安县法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吉0122民初3225号判决，超大塑料公司向曹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共计224,206.05元。该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没有上诉，超大塑料公司已履行支付义务。金标公司没有履行《委托服务协议》的委托代办工伤保险事项，已经构成违约，金标公司应按“工伤保险待遇”向超大塑料公司进行赔偿，即：超大塑料公司已向曹某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150,843.4元，并返还已支付的委托服务费166,60元。金标公司辩称，一、金标公司不应赔偿超大塑料公司的损失。1.争议双方之间系商业意外保险委托服务关系，本案《委托服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金标公司不存在违约。案外人曹某工伤发生于2018年1月11日，超大塑料公司此前就已长期委托金标公司为包括曹某在内的员工投保商业意外伤害保险。超大塑料公司收到保单后仍继续支付保险费用，嗣后又领取了金标公司转交的保险理赔金62,347元，且均认可同意，说明双方之间系商业保险委托服务关系，而非工伤险委托服务关系。2.超大塑料公司诉请与《委托服务协议》不具有因果关系。根据《委托服务协议》约定，工伤保险办理后24小时生效，员工在生效前的空档期发生工伤事故由超大塑料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曹某的受伤与超大塑料公司的保险费支付时间均发生于2018年1月11日，即工伤事故发生于空档期内。另外为劳动者投保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金标公司与曹某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是工伤责任主体，因此工伤保险机构有权拒赔。超大塑料公司诉请与《委托服务协议》不具有因果关系。二、金标公司不应返还超大塑料公司委托服务费。金标公司受超大塑料公司的委托，已实际履行了商业保险委托投保工作。超大塑料公司没有获得相应的保险金系新华保险公司的原因，超大塑料公司理应向新华保险公司主张权利，故金标公司不同意返还委托服务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10月10日，超大塑料公司向金标公司转账340元，转账附言：保险费。2017年10月10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签发887623916098号《工伤伞》保险单，保险期间2017年10月1日零时起至2017年10月31日24时止，投保雇员名单包括超大塑料公司2017年10月参保人员曹某、蔡福射、李强、姜落坤、唐立国。2017年11月6日，超大塑料公司向金标公司转账340元，转账附言：保险费。金标公司陈述已为超大塑料公司2017年11月参保人员曹某、蔡福射、李强、姜落坤、唐立国投保至新华保险，但保单丢失。2017年12月6日，超大塑料公司向金标公司转账340元，转账附言：保险费。2017年12月，新华保险签发887643387987号《工伤伞》保险单，保险期间2017年12月1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31日24时止，投保雇员名单包括超大塑料公司2017年12月参保人员曹某、蔡福射、李强、姜落坤、唐立国。2018年1月，金标公司向新华保险投保，保险合同号887672090205，保险期间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31日24时止，投保雇员名单包括超大塑料公司2018年1月参保人员曹某、蔡福射、李强、姜落坤、唐立国。另，上述在新华保险投保的保险合同特别约定“被保险人在受伤期间需按月足额缴纳保费”。2018年1月10日，超大塑料公司（甲方）、金标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服务协议》，约定：协议期限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2020年1月10日止，代理服务事项是由乙方合作公司的账户为甲方员工在沈阳缴纳工伤保险，按照参保地工商保险缴纳的相关规定，甲方选择缴费基数为3373元为甲方员工参保工伤保险；委托服务费指因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提供委托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伤保险费及代为缴纳工伤保险的服务费，为68元/月/人，甲方须在每月日前一次性将工伤保险费及委托服务费存入乙方指定账户等。协议第二十六条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在每月_日前为甲方员工办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办理后24小时生效。在员工工伤保险办理后生效前的空档期，员工发生工伤事故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赔偿”。另，协议后记载有附件二“甲方提供参保人员名单”，但超大塑料公司在协议签订未提交该名单。协议签订后，超大塑料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向金标公司转账340元，转账附言：保险费。2018年1月11日下午，超大塑料公司员工曹某发生工伤事故。超大塑料公司陈述其将事故及时通知金标公司，金标公司没有协助其办理工伤理赔，而是向新华保险申报“意外伤害团体医疗险”。2018年6月11日，金标公司将新华保险理赔的62,347.72元转账给超大塑料公司，转账附言：工伤理赔款。曹某于2018年7月12日向农安县劳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鉴定委员会出作六级伤残的工伤认定；于2019年5月向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由超大塑料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工伤赔偿。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28日做出农劳人仲裁字（2019）第11号裁决书，超大塑料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吉0122民初3225号判决，判令超大塑料公司向曹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9,047.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9,047.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0,416.3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2,946.35元、护理费11,590元、伙食补助费1,159元，共计224,206.05元，扣除超大塑料公司多支付的医疗费部分300.12元和曹某在超大塑料公司处借款60,000元，超大塑料公司仍需支付曹某163,905.93元。该判决生效后，超大塑料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向曹某转账支付50,000元，于2019年10月11日向曹某转账支付60,000元，于2019年11月4日向曹某转账支付54,000元。另查明，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1月8日期间，超大塑料公司累计转账给金标公司16320元，转账附言均为保险费。金标公司提交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代为超大塑料公司员工投保商业险的保险单，证明金标公司与超大塑料公司通过协商实际将工伤险代缴协议变更为商业险代缴协议，截止2019年1月金标公司一直为超大塑料公司履行代缴商业险业务。对此超大塑料质证认为：虽然金标公司与保险公司存在投保关系，但是在金标公司无法办理工伤险的情况下作出的补救措施，不能证明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且保单投保人不是金标公司，我公司员工与金标公司及青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金标公司办理商业险未告知超大塑料公司。金标公司庭审时提交了上述保单复印件，超大塑料公司表示所有的原件由法庭核实真实性，金标公司于庭后向本院提交原件进行核实，本院核实后已将原件退回金标公司。再查明，庭审中经询问金标公司是否告知超大塑料公司为其员工投保商业险，金标公司回答“告知了，双方在2016年存在合作关系，由于长春不允许单工伤保险，所以双方改为商业保险关系，在2018年1月双方协商准备转变为单工伤保险，但由于合同签订的次日发生工伤，导致双方继续维持商业险代缴关系。”本院认为，超大塑料公司与金标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另，超大塑料公司与金标公司在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亦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超大塑料公司向金标公司支付了委托服务费用，金标公司代其为员工向新华保险投保了意外伤害类商业保险。本案争议焦点为金标公司应否赔偿超大塑料公司向曹某支付的赔偿款150843.4元和应否退还超大塑料公司已支付的委托服务费166,60元。首先，超大塑料公司主张与金标公司在2017年的委托合作中即要求其代为缴纳工伤保险而非投保商业险，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经查2017年合作期间超大塑料公司每月向金标公司支付340元委托服务费，期间参保人员均为五人，即每人每月为68元，而金标公司此间一直为其员工投保商业险并非工伤保险，超大塑料公司也未向金标公司提出过异议。其次，双方虽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案涉协议，约定金标公司代为办理缴纳工伤保险，但金标公司在2018年1月已为超大塑料公司参保人员向新华保险延续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31日24时止。而超大塑料公司系于2018年1月11日才向金标公司转账支付340元，此时如金标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在收到委托服务费后立即办理工伤保险，相应保险也需要24小时后方能生效，然曹某是在超大塑料公司转账当日下午发生事故，根据协议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在每月_日前为甲方员工办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办理后24小时生效。在员工工伤保险办理后生效前的空档期，员工发生工伤事故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赔偿”，曹某的工伤事故亦是发生在“工伤保险办理后生效前的空档期”，其工伤事故依约只能由超大塑料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赔偿。最后，金标公司庭审中陈述是因为曹某于协议签订次日发生事故，双方协商后继续由金标公司投保商业险，超大塑料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金标公司未能就此协商事实提供书面证据。但是，超大塑料公司在曹某发生事故（2018年1月）并获得理赔（2018年6月）后，即应当知道金标公司截至事故发生时为曹某及其他员工投保的是商业险而非工伤保险，而超大塑料公司此后却并未向金标公司提出异议或主张解除委托，并接受了新华保险的理赔，同时继续按月向金标公司支付委托服务费用直至2019年1月8日，且超大塑料公司在（2019）吉0122民初3225号案件起诉时，在诉请的事实与理由中自认“原告（超大塑料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委托吉林省金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向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工伤保险”，结合超大塑料公司继续支付委托服务费的标准（每人每月68元）与其2017年委托金标公司投保商业险时始终一致的事实，应认定超大塑料公司以实际行为认可金标公司一直为其员工投保商业险的委托代理行为，故在金标公司已实际为其员工持续投保商业险的情况下，超大塑料公司主张金标公司退还已支付的委托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春市超大塑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5元，由原告长春市超大塑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常 菁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