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3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市民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桂林民丰国际大酒店贵宾楼**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695356141Y。 负责人：李翠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丽，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卫，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桥长，男，1968年8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睿敏，广西寿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林市民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桥长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1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民丰公司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阳朔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1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腾退商铺停止妨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没有溯及力的司法解释处理之前发生的案件违背法理。上诉人据以证实拥有物权的桂林仲裁委《仲裁裁决书》、桂林市中级法院《民事裁定书》，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6月23日通过《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之前，对于既订立有《借款合同》又订立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均认定为有效协议，当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例中既有按借贷关系也有按商品房买卖关系进行判决的情况，而桂林仲裁委员会(2012)桂仲案字第12号《仲裁裁决书》、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桂市民仲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的法律适用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法律溯及力，而一审法院用没有溯及力的该司法解释去处理之前发生的案件，将仲裁裁决设立的物权理解成担保债权，在法理上是错误的。二、对于己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应直接采信，无权另行认定与生效裁判文书相抵触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和第（六）项的规定，法院的生效裁判和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免证。本案中，上诉人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事实，早在2012年5月桂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桂仲案字第12号《仲裁裁决书》中已得到确认，且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己作出(2013)桂市民仲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上述裁决和裁定，不仅破产管理人应当遵守（上诉人己另案起诉破产管理人妨害上诉人物权，七星区法院己受理），人民法院也不能随意否定，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不得作出与生效裁判不一致的判决，以维护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和法治统一。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与具有既判力的生效裁判文书相抵触，是非常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对无权管辖的事务进行越权审判是不正确的。我国实行或裁或审的司法制度，依法归仲裁委员会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无权管辖。上诉人与盛景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既然己经归桂林仲裁委员会仲裁管辖，就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该《房屋买卖合同》事实认定和性质判断就应该由仲裁机构去裁决，其属于物权设立还是债权担保就应该按仲裁机构的裁决执行，一审法院对此是没有审判权的。一审判决将仲裁委员会裁决己经设立的物权认定为担保债权，实为越权审判，应予撤销。四、上诉人拥有对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及物权权利，在《物权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充分的依据。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自2012年5月17日桂林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之日起，该涉案商铺的物权就己经变更归上诉人所有。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6〕5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的规定，桂林仲裁委(2012)桂仲案字第12号《仲裁裁决书》当然具备导致涉案商铺变更物权的法律效力，同时该仲裁裁决的效力得到了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桂市民仲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尚未拥有涉案商铺的物权显然于法不符。五、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将物权登记视为物权设立、变更的唯一方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从未主张依据《物权法》第九条设立自己的物权。《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等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是指物权设立、变更的一般情况，该条同时也规定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的规定就是例外情况，其中，依据第二十八条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这时无需登记上诉人即己经享有不动产的物权。同时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一的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只有在处分该物权时，才需要依照法律办理登记手续。因此，上诉人因桂林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裁决享有的物权，是不需要进行初始登记的。特殊法条的法律效力高于普通法条，这是最基本的法理，本案应适用《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而不是第九条，一审判决明显脱离本案案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六、涉案商铺己不属于破产企业财产，销售预告登记和生效仲裁裁决己经确定物权发生变更。根据《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或者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依照上述规定，预告登记不仅具有物权变更的请求权，它同时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及公示作用，在其他没有法律文书否定和撤销预告登记的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该涉案商铺于2009年12月预告登记则具有法律效力应当支持，更何况己经生效多年的2012年的桂林仲裁委的仲裁裁决己经确认涉案商铺属上诉人所有，涉案商铺所有权己经发生物权变更。一审法院认为只要没有过户到上诉人名下就不发生物权变更就仍然属于破产企业的财产，明显违反《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的规定，是不正确的。七、上诉人的合法主张应当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6)5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物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权的，应予支持。上诉人的合法主张应受法律保护，法院应排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合法拥有商铺的物权妨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桥长辩称：一、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答辩人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其不是涉案房屋的物权所有人，不符合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破产债务人的争议虽然经过桂林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并经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执行。但其至今未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被答辩人有关涉案房屋的执行程序已经中止，不再产生法律效力，所产生的争议应当由破产法院依照破产程序审理。二、被答辩人借钱给破产债务人，其与破产债务人所形成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其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与破产债务人同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担保债权实现的行为。根据广西高院(2018)桂民终1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答辩人在办理预告登记时所提供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属于作废的发票，也表明所谓的房屋买卖行为以及预告登记均属于无效的行为，其行为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三、被答辩人在破产案中也就涉案房屋进行了债权申报，但其物权债权未被确认而是确认为普通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被答辩人是否就债权异议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结果如何答辩人不知情，被答辩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答辩人与破产债务人于2009年12月17日与破产债务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涉案房产，于次日支付了购房款60万元，于2010年5月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使用权。2018年8月，因破产债务人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答辩人收到债权申报通知书以后，于2018年10月31日提交了《债权申报表》，申报债权类别为办理不动产权证。并于2019年4月25日向破产管理人交纳了剩余房款642327元。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认，答辩人的物权债权已经得到确认(债权编号为318号)。而据答辩人了解，被答辩人也进行了债权申报，但经确认为普通债权。而被答辩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起诉。而且根据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5民破1号之一，破产程序已经通过重整的方式终结。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者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民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撤离并腾退座落于阳朔县，停止一切妨害原告对上述标的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各项权利的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盛景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盛景公司分期向原告借款金额530万元，借期4个月，借款月利率2%；在原告与盛景公司签订的“阳朔凤鸣综合市场”三号楼第六层整层《商品房买卖合同》在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之日，原告向盛景公司发放第一期贷款285万元；在原告与盛景公司签订的“阳朔凤鸣综合市场”三号楼第9、10、11、15、16、19、24、25、26号九套门面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阳朔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了《房屋预告登记证书》之日起，原告向盛景公司发放第二期贷款245万元；在办理三号楼第9、10、11、15、16、19、24、25、26号九套门面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之日，双方所签订的三号楼第六层整层《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解除，双方共同向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申报办理解约退房手续；由盛景公司承担《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税费，并约定在盛景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动解除，双方共同向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申报办理解约退房手续。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09年12月14日、2009年12月15日和2010年1月5日将530万元汇入盛景公司账号，盛景公司向原告开具了收到购房款530万元的购房发票。双方于2009年12月22日在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上述九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和商品房预告登记。2012年5月17日，由于盛景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还款付息，原告向桂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仲裁：被申请人（盛景公司）应向申请人（原告）交付位于阳朔县，协助申请人办理上述门面商铺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并承担上述门面商铺因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所发生的全部税费（含专项维修资金）。2013年3月2日，盛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裁定驳回盛景公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案件后，向被执行人盛景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2014年7月22日，上述执行案件统一由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执行，但一直未能执行。 2009年12月17日，被告与盛景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涉案房屋“阳朔凤鸣综合市场”三号楼一层第9号商铺，门面总价款为1242327元，被告支付购房款60万元。2010年5月，被告取得了涉案门面的使用权，并将该门面出租他人使用。2018年8月3日，盛景公司进入破产还债程序。2018年12月8日，盛景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定原告另行申报民间借贷债权，确定被告办理不动产权证，补交尚欠房款642327元。2019年4月26日，被告按照债权人会议要求，向广西盛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嘉和律师事务所）交纳尚欠房款642327元。2019年10月，原告认为被告侵害其合法权益，向该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是否取得涉案商铺的物权，其诉请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原告与案外人盛景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证债权实现，原告又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到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涉案商铺的商品房预告登记。因此，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民丰公司可以作为本案原告。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请是要求被告撤离并腾退涉案商铺并停止妨害原告行使权利的行为。因此，原告的诉请为物权请求权。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物权即涉案商铺之所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及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物权请求权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只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才能享有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与物权不可分离。其产生根据在于物权是对客体进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当物权人的支配权受到他人侵害时，为恢复权利人对客体的圆满支配状态，物权人才行使此项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分别规定了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本案属于返还原物、排除妨害请求权。本案中，原告与案外人盛景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证债权实现，原告又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到阳朔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商品房预告登记。涉案商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虽然原告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意愿看，原告与盛景公司系借贷关系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民间借贷债权得以实现提供担保，这也是破产程序中，原告的债权被要求另行申报民间借贷债权，而被告的债权被定为物权的原因。虽然涉案商铺经仲裁裁决由盛景公司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且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但当盛景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后，涉案物权应当按照破产法的特别规定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的规定，原告有关涉案商铺的执行程序已经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上述法律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涉案商铺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因而不发生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不经登记，法律不认为发生了房屋所有权的变动。虽然原告办理了房屋预告登记，但预告登记所登记的，不是不动产物权，其目的在于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本质上还是一种请求权，只不过这种请求权，对后来发生的与该项请求权内容相同的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行为，具有对抗的效力。当涉案商铺进入破产程序后，盛景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债权人会议确定原告另行申报民间借贷债权，确定被告办理不动产权证，但至今破产程序尚未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的规定，涉案商铺为债务人盛景公司的财产。因此，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均不可能取得涉案商铺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原告没有取得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因而原告不享有物权请求权，故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桂林市民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5民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涉案的标的已经经过破产程序终结，裁定书中确定被上诉人对涉案商铺的物权。上诉人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物权请求权。 本院认为，涉讼房产虽经仲裁裁决由盛丰公司协助上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本院亦受理上诉人请求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申请，并进入执行程序。因盛景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因此涉案房产按照破产法的特别规定和程序进行处理。涉讼破产案件管理人依法对涉破产案件的相关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并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涉案房产归被上诉人黄桥长所有，由上诉人另行按民间借贷债权申报债权并无不当。涉案房产尚未过户登记到上诉人名下，该房产依法并不产生物权效力。故上诉人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撤离、腾退占有的涉讼房产、排除妨害上诉人对涉讼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等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桂林市民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裕松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邹国良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樊 睿 书 记 员 陈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