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终13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正大葡萄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永达街**。 法定代表人：李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正大东方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白加士街**盛华商业大厦13字楼**/div> 授权代表：王云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峰，北京市邦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尹国武，男，196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烟台正大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正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正大东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东方公司）及原审被告尹国武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初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正大东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正大东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违背了其原始大股东尹永政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王云玲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系认定事实错误。正大东方公司系尹永政和王云玲于1997年11月26日发起成立，尹永政占股80%，王云玲占股20%。经尹永政与王云玲决议，2014年5月3日，王云玲申请正大东方公司撤销解散。该公司撤销之前一直由尹永政实际经营，而烟台正大公司由尹国武实际经营。尹永政年事已高想要退休，故决定撤销正大东方公司，而让尹国武继续经营烟台正大公司。2015年尹永政不幸摔伤成为无行为能力人，王云玲趁此违背尹永政的意思表示，于2018年10月24日擅自申请正大东方公司恢复注册，并于2019年将该公司的董事变更为王云玲和尹方瑜。王云玲擅自恢复正大东方公司并提起本案诉讼，目的为争夺财产，违背了尹永政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王云玲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正大东方公司主张其在本案支出律师费10万元，但一审判决未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即判决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系事实认定不清，应当发回重审。正大东方公司律师费的产生与烟台正大公司之间并非必然联系，双方之间既未约定涉诉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也无法律规定律师费须由何方承担，故一审判令烟台正大公司向正大东方公司支付10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正大东方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已生效，烟台正大公司丧失上诉权。一审判决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法院在2020年1月8日明确告知烟台正大公司未上诉，可申请强制执行。正大东方公司于2020年2月6日与一审法院联系执行立案，被告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缓立案。2020年3月27日下午，正大东方公司接到一审法院电话告知烟台正大公司提起上诉，遂当即提出烟台正大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上诉的异议。2020年3月30日，正大东方公司收到法院转交的三张微信截图及上诉状。就上诉状逾期提交问题，正大东方公司提出如下异议：1.在无快递单的情况下，无法确认上诉状邮寄日期系在一审判决送达烟台正大公司十五日内。2020年1月8日，一审法院明确告知烟台正大公司未上诉，法院应在调查涉案上诉状的邮寄日期后再行处理上诉材料接收与否问题。2.从微信截图看，尹国武与烟台正大公司系两个独立民事主体，一审未判决尹国武承担法律责任，其无权提出上诉。尹国武虽系烟台正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的权利归烟台正大公司享有，尹国武不服提起上诉，出具的意见书均无法律效力。截图显示“扫二维码赵桂刚”的微信账单，无法证实与涉案上诉状是否邮寄存在关联性，亦无法证实涉案上诉状相同内容的文字材料是否在法定期限内邮出。金额8元与EMS、顺丰等快递行业的收费标准不同，烟台正大公司提交的微信付款账单无法证实与涉案上诉状邮寄有关。微信截图显示的民事上诉状word文档，并非PDF版，任何人员或单位均无法在word文档上签字或加盖公章。既然未盖有烟台正大公司公章，就无法确认其有意提起涉案上诉。且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仅有“民事上诉状（正大葡萄酒）”的标注，未显示具体内容，亦无法证实该文档与上诉状的上诉人名称、被上诉人名称、上诉案件号等内容一致。该文档的发出人或系烟台正大公司的代理人，无法证实系烟台正大公司行使上诉权利，更无法证实涉案上诉状于2019年12月30日发出。微信截图的接收人标注为尹国武，上诉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而非向案件的另一被告提出。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提出上诉须在法定期限十五日内，还明确规定以邮寄日为准，烟台正大公司称未留存邮寄单，有故意逃避回应邮寄真实时间是否在法定期限内的嫌疑。综上，烟台正大公司无法证实其在收到一审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法院提起上诉，故应依法驳回其上诉。二、正大东方公司主体适格，王云玲系其代表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享有知情权，赋予公司股东在公司拒绝查阅、复制财务账册等时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权利。正大东方公司系烟台正大公司的股东，有权提起涉案知情权诉讼。而尹永政系正大东方公司的股东，为烟台正大公司股东的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无论尹永政是否有意提起本案知情权诉讼，皆因其并非法定知情权的诉讼主体，而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王云玲、尹方瑜系正大东方公司董事，正大东方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起涉案知情权诉讼，并授予王云玲为诉讼代表人。根据正大东方公司章程10项（c）约定，尹永政意识不清，无民事行为能力，属于精神不健全的情形，必须卸任。正大东方公司在香港律师的全程参与下，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和香港公司法条例规定，于2019年2月21日卸任尹永政正大东方公司董事资格，委任尹方瑜为董事，现有董事为王云玲、尹方瑜，并经香港注册处登记确认。2019年7月23日，正大东方公司根据公司章程18（d）约定和香港公司条例规定，董事会一致决议授权王云玲为公司代表，参加涉案案件的诉讼审理，并代表正大东方公司签署涉案一切文件（附AW-0409-1-19公证证明书董事会书面决议），即王云玲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对烟台正大公司行使知情权。而尹永政已卸任董事资格，决定本案诉讼提起与否不以其意志为转移。且尹永政意识不清，烟台正大公司也无证据证实其不同意王云玲为公司诉讼代表人。烟台正大公司主张涉案诉讼的提起未经尹永政同意而要求驳回，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正大东方公司依注册地香港公司条例恢复公司注册，系正大东方公司董事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烟台正大公司支付律师费合理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烟台正大公司侵犯了股东正大东方公司的合法知情权，存在侵权行为，正大东方公司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侵权行为人侵权而给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案为涉港案件，在案件起诉前、诉讼中，正大东方公司律师为涉案知情权纠纷作出详尽法律意见书，并指导正大东方公司几次发出知情权查询函，协助正大东方公司办理相关公证书等，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审中，正大东方公司亦依法提交了诉讼代理合同、进账单等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判令烟台正大公司偿付正大东方公司实际支出的律师费损失10万元，合理合法，并无不当。 原审被告尹国武述称，本案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正大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烟台正大公司提供其自2007年11月1日到本案生效判决作出之日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表）等资料供正大东方公司和正大东方公司委托的专业人员（会计师和律师各不少于两人）进行查阅和复制，查阅复制期间自查阅复制之日起不少于三十个工作日。2.判令烟台正大公司提供其自2007年11月1日至本案生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目、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及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正大东方公司和正大东方公司委托的专业人员（会计师和律师各不少于两人）进行查阅和摘抄，查阅复制期间自查阅复制之日起不少于三十个工作日。3.烟台正大公司、尹国武赔偿正大东方公司律师费损失10万元；4.烟台正大公司、尹国武承担本案的案件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大东方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26日，注册资本10万港元，公司编号0630876。公司成立两名董事分别为尹永政和王云玲，尹永政占股80%、王云玲占股20%。2014年5月3日，经王云玲申请，正大东方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由香港公司注册处撤销注册和解散。2018年10月24日，经王云玲申请，正大东方公司恢复注册。2019年2月21日，尹永政辞职，不再担任正大东方公司董事，正大东方公司的董事变更为王云玲和尹方瑜。 2019年2月4日和7月8日，正大东方公司两次向烟台正大公司发函，以股东身份要求烟台正大公司提供自1998年7月以来的章程（包含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供王云玲查阅复制，上述两份邮件分别于2019年2月10日和7月10日被烟台正大公司签收，但烟台正大公司一直未提供。2019年7月23日，正大东方公司召开董事会一致同意提起本案诉讼，并授权王云玲为本案诉讼的授权代表，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就本案一切文件上签署或盖章，并决定委托北京市邦盛（济南）律师事务所刘高峰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烟台正大公司成立于1998年7月10日，注册资本85万元，正大东方公司占12.35%，烟台隆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改名为烟台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占87.65%。2007年11月1日，烟台正大公司章程第17条规定，董事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乙方（正大东方公司）委派2名，由甲方（烟台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委派董事长1名和董事1名。公司章程第18条规定，董事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无论委派还是撤销董事，均书面通知另一方，并向登记部门备案。章程第21条规定，下列事项需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决定：……（3）调整合营公司注册资本。章程第23条规定，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在合营公司住所或董事会指定的其他地点举行，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董事长应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议事日程，且应当在会议召开的30日前以书面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章程第25条规定，各方有义务确保其委派的董事出席董事会年会和临时会议。董事因故不能参加董事会会议，应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表其出席会议。2007年11月2日，正大东方公司出具委派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派尹永政和王云玲为烟台正大葡萄酒有限公司董事”，盖有正大东方公司的印章。2014年11月27日，烟台正大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烟台正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015年8月12日，烟台正大公司分别免去尹永政、王云玲董事职务。 2015年，尹永政因摔伤头部、短暂意识障碍进入烟台市烟台山医院神经外科，被诊断为急性硬膜下出血（创作性）、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颅内积气。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出具证明,证明其目前情况：气管被切开，不能言语，老年性痴呆，与人交流困难。反复肺部感染，泌尿道感染，体质差，不能自主进食，不能站立，需长期卧床住院治疗。 在一审法院受理的双方因公司解散纠纷发生争议的（2019）鲁06民初472号案件中，正大东方公司当庭提交了履行公证认证手续的香港高等法院HCMC（高院杂项案件）1368/2018裁判文书翻译件原件一份及《香港公司条例》打印件一份，证明正大东方公司已恢复注册，烟台正大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该公司的恢复行为不认可。上述证据显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一审法院2018年9月18日出作出裁判文书“命令正大东方公司（公司编号0630876）根据‘公司条例’第763（3）（B）条归还公司注册处。”《香港公司条例》“恢复注册”部分第768条（1）规定“如某公司根据767条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则它须视为一直持续存在，犹如它不曾经解散一样”；第763（3）（B）条规定“支付处长就为了将有关公司恢复列入公司登记而进行的法律程序而招致的费用；及”。 王云玲为尹永政的妻子。尹国武为尹永政的儿子，但并非为王云玲所生。双方庭审中皆认可尹国武为烟台正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正大东方公司主张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正大东方公司为涉港公司，烟台正大公司为在我国内地成立的公司，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烟台正大公司的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在涉及正大东方公司是否有权以股东身份行使对烟台正大公司知情权的认定事项上，应当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在涉及正大东方公司自身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等认定事项应当适用其注册地法律。 通过庭审双方的诉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王云玲是否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查阅烟台正大公司的相关决议和会计账簿。从已查明事实看，正大东方公司是烟台正大公司成立的原始股东，虽然正大东方公司于2014年10月对公司进行撤销注册和解散，但2018年10月24日申请又恢复了注册，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相关规定，其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继续有效存在。由于正大东方公司目前仍为烟台正大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故，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作为股东，正大东方公司有权对烟台正大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烟台正大公司关于王云玲于2018年10月24日申请恢复注册正大东方公司系违背了正大东方公司另一原始大股东尹永政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且该主张涉及的争议事实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采纳。 关于王云玲是否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行使该知情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正大东方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王云玲为正大东方公司的现任股东，且正大东方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召开董事会一致同意提起本案诉讼，同时授权王云玲为本案诉讼的授权代表，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就本案一切文件上签署或盖章。因此，王云玲有权代表正大东方公司行使该知情权。至于烟台正大公司提出正大东方公司2019年2月21日将正大东方公司的董事由尹永政变更成为尹方瑜的决议无效，及正大东方公司2019年7月23日召开董事会的决议亦属无效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烟台正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公司住所地提供其自2007年11月1日到本案生效判决作出之日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表）等资料供正大东方公司进行查阅、复制；二、烟台正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公司住所地提供其自2007年11月1日至本案生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目、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及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正大东方公司进行查阅、复制；三、烟台正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正大东方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10万元；四、驳回正大东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烟台正大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烟台正大公司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鲁06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东方正大公司、烟台正大公司及尹国武均于2019年12月24日签收了一审判决。2020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东方正大公司和原审被告尹国武寄送了上诉状。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陈述其第二次提交上诉状系由公司工作人员直接交给一审法院书记员，具体时间不详，但已经超出十五天。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主张，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12月30日将书写好的上诉状、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通过微信发送给本案原审被告尹国武，并告知其准备好相关材料加盖公章后邮寄给一审法院。2019年12月31日，尹国武交代工作人员邮寄了上述材料，但一审法院并未收到。在反复寻找一段时间仍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又重新提交了上诉材料。因担心被上诉人正大东方公司提出异议，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联系当时的快递公司，但快递公司称档案仅能保存一至两个月，现已无法查询，故烟台正大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尹国武的聊天记录截图、支付8元快递费的截图以及快递员赵桂刚于2020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中，烟台正大公司和正大东方公司均认可其于2019年12月24日签收了法院寄送的一审判决书。烟台正大公司若提起上诉，应当在一审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烟台正大公司2020年3月才向法院提交上诉状。烟台正大公司主张其于上诉期内向法院邮寄了上诉状且法院已签收，但其不能提交寄送上诉材料时的快递回单及物流查询信息。烟台正大公司提交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尹国武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仅能证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12月30日向尹国武发送了上诉相关材料，无法证明烟台正大公司确在2019年12月31日将上诉材料寄出。其提交的支付快递费截图及快递员出具的证明，亦不能证明系寄送的本案上诉材料及为寄送本案上诉材料所缴纳的快递费。因此，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无法证明其在法定十五日上诉期内向法院提交了上诉材料，其提交上诉材料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本案三位当事人均于2019年12月24日签收了一审判决，上诉期自2019年12月25日开始起算，于2020年1月8日届满，一审判决于2020年1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上诉人烟台正大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人烟台正大葡萄酒有限公司的上诉。一审判决于2020年1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上诉人烟台正大葡萄酒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赵 童 审 判 员  宫恩全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周 淼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