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323民初376号原告：向某，女，1976年9月7日生，汉族，现住重庆市彭水县。原告：周某1，男，1974年3月17日生，汉族，现住重庆市梁平县。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秉弘，重庆达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诉讼代理。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二道镇石门村。负责人：王竑锜，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莉，吉林理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诉讼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旭，男，1986年11月30日生，汉族，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该学校副校长，一般诉讼代理。原告向某、周某1诉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秉弘，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莉、郑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某、周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对原告因重大误解与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进行变更：即将该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由甲方（本案被告）一次性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五十五万元整(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变更为“由甲方（本案被告）向乙方（本案原告）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儿子周某2非正常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948258元（大写:玖拾肆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由被告在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大写:伍拾伍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398258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诉状所列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对原告因重大误解与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进行变更:将该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由甲方(本案被告)一次性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五十五万元整(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变更为‘由甲方（本案被告）向乙方（本案原告）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儿子周某2非正常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948258元(大写:玖拾肆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由被告在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大写:伍拾伍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398258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变更为“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由被告在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的基础上增加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398258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增加部分诉讼请求，即增加此次出行的交通费和住宿费14711元，诉讼请求总金额共计962969元。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此次增加的诉讼请求14711元已经包含在已赔偿的550000元基础之上要求增加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98258元之中，不再主张。2.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周某2（身份证号：×××）系原告周某1、向某尚未满10岁的婚生儿子，2016年9月入学被告，由被告对其进行全封闭式的教育、管理和监护;2018年12月7日，原告经被告电话通知:周某2因发烧经被告调理无好转，病情严重,要求原告来被告处处理周某2的治疗事宜，原告周某1接此通知后，当即要求被告立即将儿子周某2送往医院检查、诊治，并于第一时间从重庆乘飞机到长春前往被告处处理周某2的治疗事宜；2018年12月8日，被告带周某2在伊通县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周某2肝脾增大,医院要求马上转上级医院住院治疗，被告随即将周某2送往长春市儿童医院，该医院要求住院治疗，而被告“校医”闫某办理住院手续后又私自办理出院，导致周某2未能住院得到及时治疗;2018年12月10日晚，周某2经抢救无效去世;2018年12月14日，就周某2死亡的相关经济赔付事宜,被告与原告周某1、向某进行了协商;为此被告拟定了《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该协议将周某2的死亡定性为“因病意外死亡事件”，并在此定性的基础上约定被告一次性向原告周某1、向某支付周某2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当时原告周某1、向某基于被告表现出的“积极赔偿”姿态所产生的对被告的信任，同被告签署了上述《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原告周某1、向某同被告签署上述《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后，对儿子周某2“因发烧意外死亡”益发感到蹊跷:儿子入学时身体健康，为什么会因为发烧而在12月7日至12月10日短短4天内就“意外”死亡为此，原告周某1、向某对被告所谓“在校因病发烧经学校的调理”是否得当产生了质疑:被告的保健室是否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儿子发烧生病后，对其“调理”施治的被告校医闫某到底有无行医资格被告保健室对儿子发烧生病的“调理”具体采取了怎样的“调理治疗”措施带着这些质疑，原告向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伊通满族自治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并敦请这些相关部门予以调查处理,2019年3月7日，就上述投诉，经由伊通满族自治县教育局的反馈意见可以确认的是:被告于2018年12月2日就发现周某2发烧生病,距离被告通知其父母的时间2018年12月7日有5天之久;2019年5月6日，就上述投诉，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通过调查，作出了《周某1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明确认定的调查事实情况是:被告校内设立的保健室系未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学校卫生室，被告对周某2调理施治的“校医”闫某根本无医师执业资格;被告在校内设立未经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保健室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已构成无证行医;被告无医师执业资格“校医”闫某对周某2调理施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已构成了非医师行医;同时在上述调查核实的事实情况基础上，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对被告及闫某依法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据此，原告周某1、向某才知道儿子的去世绝非被告定性的被告无过错的“意外死亡”事件，而是被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而对于2018年12月14日，将儿子周某2的去世，在定性为“意外死亡”事件的基础上，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明显系被告隐瞒事实真相，足以造成原告重大误解的、显失公平的协议。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着公平的原则就本诉状所列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祈望判如所请。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辩称，一、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情经过是不完整的。其对于自2018年12月8日晚8时将孩子交给被答辩人周某1后至12月11日凌晨孩子去世期间孩子的就医治疗过程没有叙述，对于答辩人2018年12月11日傍晚抵达郑州机场后直接到殡仪馆见二被答辩人开始处理孩子去世的善后事宜，至12月14日双方达成一致签订《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以下称“赔偿协议”)并向被答辩人支付赔偿款的过程没有叙述,对于导致孩子死亡最可能的病因没有叙述，而这些事实对于本案被答辩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首先，原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以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主张请求撤销《赔偿协议》。而本案中《赔偿协议》从开始协商到达成一致并起草签订履行，经历了大约三天的时间，期间答辩人方代表无数次的向被答辩人建议、主张找律师咨询相关责任划分和赔偿金额事宜、并建议走司法程序,期间被答辩人曾向郑州新郑市新港派出所报案,答辩人也到公安部门接受询问和处理，期间双方对赔偿协议的文字描述进行反复推敲调整，因此,最后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被答辩人在经充分考虑、并能够获得专业法律人员指点和国家公安部门帮助的情况下，对协议内容反复确认后，在被答辩人两位朋友周某3、宿某的见证下自愿做出的对赔偿金额认可的意思表示,整个过程中被答辩人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况”。第二、孩子死亡的原因非因答辩人的公共设施、教育设施、安全保卫、教学活动等原因引起，而是因为孩子自身疾病导致。自2018年12月2日孩子第一次提出不舒服开始至将孩子交到被答辩人手中,答辩人一直以常规的手段给予积极的调理控制，并根据病情先后到伊通县医院和长春市儿童医院检查,经诊断疑似为白血病，此期间在答辩人处孩子病情一直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12月5日、12月7日三天两次电话通知到被答辩人孩子家长马上接孩子外出治疗后，12月8日晚周某1到达长春并接管孩子，之后的诊断、治疗由孩子家长处置，在家长带领下，孩子带病以虚弱的身体经飞机、火车到郑州、平顶山，准备回重庆等的长途奔波后，2018年12月11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死亡。整个过程中，答辩人对于孩子的死亡不应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答辩人认为应承担低于50%的过错责任。第三、根据吉高法【2018】86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二〇一八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的通知》的内容，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身损害全部责任方应赔偿死亡赔偿金为566380元，丧葬费30725.5元，针对答辩人在孩子死亡一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来看，双方协议的赔偿金额550000元，并未显失公平。至于被答辩人提到的答辩人保健老师无医师执业资格问题,根据伊通卫生健康局的调查，保健老师仅对孩子进行了刮痧、按摩等物理降温手段，并给孩子服用了石膏粉、山药等药食同源的产品，其行为并不是造成孩子死亡的原因。所以依《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被答辩人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情形。二、被答辩人的请求内容没有法律基础。第一、被答辩人虽然依据《民法总则》将原来主张变更《赔偿协议》的请求内容变更为撤销协议，但其除撤销《赔偿协议》的主张外，还继续主张在原协议支付死亡赔偿金550000元的基础上增加向被答辩人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398258元。答辩人认为，这部分请求内容就是在主张变更原《赔偿协议》，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符，《民法总则》仅赋予当事人撤销该法律行为的权利，而无权主张变更，所以被答辩人要求增加支付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第二、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仅可主张撤销协议。至于协议撤销后，重新主张赔偿的问题应属侵权纠纷，与本案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且该案将依赖本案的审理结果，所以应另案处理，因此，被答辩人在本案中一并主张赔偿不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第三、《赔偿协议》签订履行于2018年12月14日，被答辩人起诉主张撤销的时间是2020年4月8日，所以被答辩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对《赔偿协议》行使撤销权时,超过了《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消灭。三、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增加支付死亡赔偿金,因其诉状中没有提供具体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所以答辩人根据其庭审举证进行质证答辩。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赔偿协议，该赔偿协议将原告9岁的儿子的死亡定性为意外死亡，该协议证明被告确认在2018年12月7日将周某2因病发烧的情况通知原告之前，被告曾对其进行调理治疗，该协议在认定周某2死亡属于意外死亡，达成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50000元的协议；2.伊卫字[2019]24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文件一份。证明伊通卫生局经过调查以该文件确认被告及校医无医疗资格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进而证明被告对周某2发烧生病的调理治疗系非法行医；3.周某2生前死亡前后的照片8张。证明其死亡时背部胸口有明显不正常的紫青伤痕；4.周某2的户口本一份。证明其是城镇户口；5.2019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一份。证明重庆市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939元；6.2019年重庆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54845元。证明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丧葬费的计算；7.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审理精神损害赔偿的通知一份。证明受害人的亲属因不法侵害的近亲属可以提起精神赔偿，最高限额为100000元；8.交通费、住宿费票据187张。证明花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21929元。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赔偿协议中是因病意外死亡而不是单纯的意外死亡；对证据2，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意见书中，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被告保健老师虽然未取得医师资格，但该老师并未使用处方药品及中药饮片，仅对周某2同学采取了拔罐、刮痧等物理降温措施，这不属于行医行为，也不可能对孩子的身体造成损伤，所以孩子生病、以致最后死亡不是由被告刮痧、拔罐造成的，而且，这份证据也不是原告行使撤销权的事由；对证据3，被告认为通过照片的第4、5、6、7、8张，在殡仪馆孩子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身体的外观状况应该与生前不一致，会有变化，原告说被虐待的淤青伤，是与事实不符，被告对孩子曾经做刮痧、拔罐的处置，所以孩子身体应该留有痕迹，这些事情家长清楚，也经过伊通公安局、教育局、四平公安局、当时新郑市新港派出所都调查过，不存在被告虐待行为；对于证据4，被告对其无异议；对证据5，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这份证据是统计部门对2019年全年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而本案周某2死亡时间是2018年12月，应该适用2017年重庆市的统计数字，所以原告不能依据这份2019年的统计数字证明协议签订时显示公平，也不能以这种反悔的形式向法院重复起诉；对于证据6，被告认为关于误工费，原告应该另行详细说明；对于证据7，被告认为该份通知，适用的条件是重庆市各级人民法院，而本案审理法院是吉林省，所以不适用这份文件，这份文件所保护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其基础是由不法侵害行为导致死亡，本案中周某2的死亡并非因被告不法侵害所致，这结论在原告的数次各部门上访中，相关部门已经出具结论性意见，不法侵害致死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公安部门结论均是不予立案，所以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不法侵害行为，因此不适用该文件；对于证据8，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理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187张票据，只有8张交通费票据发生于周某2死亡之前，有8张交通费票据发生于2018年12月15日、16日，其中有宿某、周彬4张票据，其余票据均发生于2019年和2020年，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中4张医疗费票据，共计872元，没有异议。结合相关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①2018年12月8日伊通县人民医院的门诊诊断书复印件一份；②郑州中医师王某出具的《病情介绍》复印件一份。证明医院和王某医生均已经诊断周某2为疑似急性白血病发作，而且对孩子病因、病情的确认，原、被告双方的意见也是一致，都认可是白血病。证明导致周某2死亡的极大可能是因自身疾病--白血病的原因，而非被告方的侵权行为导致，也非因被告方的错误调理导致；2.2018年12月8日被告方老师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与原告周某1沟通联系的聊天记录截屏。聊天内容可见，去王某医生那里治疗是原告家长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和后绪作出的准备回重庆治疗的决定，以及12月9日晚8点多坐上去平顶山火车等的带孩子就医的行程相关细节；3.录音“1111111111”：转文字第3页、第11页，原告二人分别叙述了接到孩子后的整个就医过程，从凌晨3点多赶机场、无法登机，机场转到火车站，坐动车9小时20分，晚上继续坐火车到平顶山，在王某医生已经明确建议孩子应马上到大医院输液输血的情况下，第二天仍未对孩子有任何治疗，而是连夜到郑州机场准备回重庆，然后孩子在机场抢救无效去世。这里被告不评论原告带孩子的就医过程是否合理，但基于普通人的常识，在孩子极可能是白血病的情况下，连续两天的长途奔波，对病情的严重发展应该是有影响的，而且从家长能决定带孩子远路赴医，孩子在长途奔波、舟车劳顿、未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能坚持两天多的时间，可见被告将孩子交给原告时，病情是稳定的。其实原告在录音中已经后悔了自己的做法，在此，被告代理人对于这份证据要证明的问题，请法庭裁量；4.①协议书、收款收据及二原告和二见证人周某3、宿某的身份证复印件；②录音“银行”。两份证据充分体现了《赔偿协议》的文字形成过程以及协议内容、赔偿金额，以及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协议第五条、第六条特别明确了乙方主观方面的清楚、自愿和收到款项后的承诺，并特别签字确认此事，上述证明，协议文字的起草是双方、尤其是原告方，在之前已确定了赔偿金额的基础上又反复推敲字句，斟酌意见，并有见证人提供参考意见，最后在两名原告方见证人的见证下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的，对于协议内容原告方是充分理解并完全同意，整个过程中原告方并未处于危困状态，也并非缺乏判断能力。另外，总计550000的赔偿金额，比对吉林省2018年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来看，在当时并未显失公平；5.①录音“11111111”：孩子去世后双方第一次见面，在带着诚意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被告方共9次提出建议原告咨询律师走司法程序，谈话过程中原告方确认被告方5号（孩子生病第4天）、7号两次已将孩子生病事宜通知了学生家长，以及原告接到孩子后的就医过程等；②录音“2222222”：在原告方自述已经咨询律师并提出赔偿款100多万的情况下，被告方又3次提到建议走司法程序，校方全力配合；③录音“新录音13333”：在双方争议赔偿金额的过程中，被告仍多次提出走司法程序，校方全力配合，原告激动下提出背孩子去学校闹；④录音“和解”：内容是原告方报警后，双方共同到新郑市新港派出所接受警官处理，警官听了双方意见后，同样建议找律师咨询，不成则走司法程序，被告反复表示全力配合。另外警官指出，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对学校影响很大，影响招生。原告也说，如果解决不了，实在不行就把孩子背回你们学校去，直接给你捅上天；⑤录音“4444444”：内容是在被告提出给到500000的时候，原告方不接受，此情况下，被告依然几次主张走司法程序，让对方找律师，双方发生争执，过程中原告提出要到长春拉条幅满街跑，各部门都去，并会通过自媒体，被告认为，这里有双方争执激烈言词过分的性质，但也一定程度上有向被告施加压力、甚至威胁的成分；⑥录音“新录音1555555”：内容是双方商定赔偿金额确定为550000，双方达成一致，无异议了；⑦录音“银行”：内容是赔偿协议文字形成过程中，这时金额双方已经商定一致，关于“在校因病经学校调理无好转”等几处文字，双方又反复纠结、确认、核对，最后协议的每个字都经原告方确认后，双方签署了该协议；⑧录音“新录音2最后”：内容是事情处理完后，原告方表示对被告方工作人员的感谢，表示对事情的处理很满意，这事啥意见没有了。上述这些录音内容，基本上完整地记录了从2018年12月11日晚被告方到达郑州与原告四人共同处理孩子死亡事宜--12月14日双方签订赔偿协议并向原告全额支付赔偿金的整个过程。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整个过程中，被告方完全没有利用原告的丧子之痛，想草率解决，从而侵害原告方的合法权益，而是无数次的提醒、强调，希望对方走司法程序、找律师详细咨询，在原告报警后接受派出所公安人员处理的过程中依然表达同样的观点，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公安人员的支持。在这个过程里，被告作为民办学校，深知这个事情如果经舆论、媒体传播后对自己招生的影响，在认为自己并非全部责任，甚至并非主要责任的情况下，仍赔偿了550000元，并一次支付赔偿款，就是希望一方面安慰原告，另一方面平息此事，不想给学校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原告方对于这个赔偿处理结果，也是满意的。所以，在这起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原告并非处于危困状态，也不是缺乏判断能力。原告依《民法总则》151条申请撤销，不具有法定事实；6.伊通法院本案案卷中原告方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2020年4月8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本组证据证明原告方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协议的时间是2020年4月6日、4月7日、4月8日，距离协议签订履行超过1年除斥期间，所以原告撤销权丧失。并且根据原告诉讼主张所依据的《民法总则》151条，本案没有延长一年除斥期间的法定事由，原告多次提出没有行医资质的问题与151条无关，在被告对周某2调理的过程中也不存在行医的问题，至于卫生部门作出的处理意见，仅是对其没有医师资格进行的处理，而没有认定保健老师对周某2有行医行为，也没有认定保健老师对其有非法侵害行为；7.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①侦查卷宗4-1，34-38页，伊通公安局治安大队对周某2死亡事件的调查报告，周某2死亡原因，36页三（1），98-119页，周某22012年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病例相关记录，其之前有过血液病记录，做骨穿化验，对于上述情况，其身体状况从未向被告披露，被告没有能力推测周某2的发烧会与白血病有关，所以才在保健室正常调理。5-20页，证明被告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第八点，关于周某2在校被虐待又被非法医治核查报告。②卷4-4,39-49页，闫某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详细说明了周某2从发病到交给原告决定到河南平顶山王某处治疗的详细过程，里面提到2018年12月5日，电话联系周某1描述了周某2生病情况，周某1让其在学校多照顾孩子，7日晚又给周某1打电话，证明我们在发病初期就通知了学生家长以及接下来学校对孩子就医检查的过程，找王某治病是周某1自行前往还是经推荐的，闫某作为保健老师没有强烈推荐，只是推荐了一种方式，至于如何选择如何决定，决定权是在原告家长手。85-94页，伊通公安局向新港派出所去函询问情况，新港派出所提供的材料，证明周某1已经确认2018年12月5日接到老师的电话，老师已经告诉孩子生病的情况；8.退院记录，伊通县公安局去拍照的，12月8日下午4点左右退院，当天入院当天退院。闫某说，当日，学校老师与周某2母亲联系，医生做骨穿需要家长签字，老师与其母亲沟通，孩子母亲说以前做过，孩子父亲晚上到，赶紧出院，让其父亲做决定。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证据1，原告认为周某2白血病没有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达不到被告证据的目的。诊断报告书，证明孩子出现肝脾增大是不正常的，胸口有伤，这份证据证明孩子是非正常死亡；对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的目的，王某是校医推荐的，原告对王某不熟悉，不能证明选择中医救治是原告自己的决定，12月8日晚上8点多，在被告宿舍，原告见到校医就拿着化验单子说原告儿子得的是白血病，白血病到西医治疗就是化疗，他说孩子这样死的更快，他说试一下中医，能保孩子的命，原告不认识王某，是校医严某的师父，校医一再要求原告带孩子看中医，原告手机也有微信聊天截图，庭后提交法庭；对证据3，原告认为从录音看出与文字资料是一致的，去找王某是校医指的一条路，笔录的第二页，原告问校医诊断准不准确，副校长回答有两个校医，原告问是否有资质，被告回答肯定是够的，还有第11页，表达的观点，校医带周某2去长春，原告强烈要求住院治疗；对证据4，原告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是无效的条款，在卫健局调查后才知道校医没有职业医师资格，原告有理由认为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当时情况原告处于危困状态，在不知道被告的校医没有资格的情况下，以为对方在积极的赔偿，签的协议，原告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能够主张多少，按照法律规定就高的原则，就死亡赔偿金一项就超过550000元还要多，原赔偿协议的定性，当时不了解医疗资质，对方有欺诈的行为，有隐瞒真相的行为；对证据5，原告认为被告证明在整个赔偿协议签订过程中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不知道校医没有资质，原告提起诉讼，原告与其他孩子反应的情况，去卫生局反应，被告校医没有行医资质，这不是意外事件，认为协议是一个显失公平的协议，在死亡定性上都是显失公平的，原告想早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原告那里有风俗，在7天内入土为安，后听别人家长说学校有很多问题，原告去投诉，去反映，查校医是否有资质，如果当时诉讼，会在殡仪馆放很长时间；对证据6，原告认为以协议签订的时间2018年12月14日，原告起诉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是在重庆网上立案的，在立案后，2020年5月变更了诉讼请求，原告知道应当知道，不是在签协议的时候起算，是在知道应知道，2019年5月6日卫健局作出决定，按一年的除斥期间计算，原告2020年4月9日变更诉讼请求，当时网上立案没有回复，到伊丹法庭，原告材料不符，回去后疫情，正式立案是2019年10月8日；对证据7，第13页的内容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结论没有确诊白血病，他的死因并没有确诊白血病。孩子是在被告学校完全封闭的学校，发生情况应该立即送医院，而不是等家长从重庆来，会耽误治疗时间，去王某治疗是闫某提的方案，不能等，该送医院，恰好证明对方有过错。认为对方想将责任推给家长，没有及时送医院，学校有监护职责。被告告诉原告不用担心，不用看，过两天能吃饭就好了，过两天打电话时孩子就已经病重了，原告说去就近的县医院，校医说天太晚了，不方便，原告说不用等原告来，先带孩子去医院，原告去调查了，医生还记得，应该住院治疗，为什么出院了。原告认为孩子生病，学校作为监护人，应立即送医，及时通知家长，而不是等家长来做决定；对证据8，原告认为该份证据恰好证明入院出院是被告办的，不能证明是原告要求出院的，原告是要求住院的，闫某的说法只是她个人的说法，不能成依据。结合相关证据，本院对上述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死者周某2系原告周某1、向某之子，2016年9月送到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进行全封闭式教育。2018年12月2日，周某2发烧感到身体不适，在周某2发烧期间，闫某作为学校保健医对周某2进行拔罐、刮痧等物理降温，5日，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的老师与原告电话沟通，告知原告其子周某2近期发烧情况，7日，学校老师电话通知原告，因周某2病情严重，要求原告尽快到学校接周某2做全面检查，8日，学校保健老师带周某2前往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化验检查，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结果显示肝脾增大，白细胞数值较大，医院建议马上转到上级院做进一步检查，随后，保健老师带领周某2前往长春市儿童医院入院就医，同日办理出院。当晚，原告周某1到达长春。9日，原告周某1听从闫某建议带领周某2前往河南省平顶山。10日，周某1带领周某2到达中医王某处，并被告知原告需带周某2去大医院检查治疗，当晚周某1带领周某2准备返回重庆。11日凌晨，周某2突发不适，赶往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进行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14日，原被告双方达成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550000元，原告不再向被告主张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另查明，原告曾向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进行信访，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出具伊卫字[2019]24号文件，作出《周某1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责令被告停止执业活动，并给予8000元行政处罚，闫某构成了非医师行医，并给予48000元行政处罚。再查明：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向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报案，处理意见为不构成案件。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以因被告校医闫某非法行医至周某2死亡为由向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管理大队报案，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8年12月14日，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在重庆进行了网上立案，故原告申请撤销双方签订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没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原告之子周某2于2018年12月11日死亡，被告知晓后立刻找到原告，与原告协商各项赔偿事宜，并于2018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虽被告在处理该事时态度积极，但在事发到签订协议仅仅几天的时间，原告在不知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该份赔偿协议，且“校医”闫某是非医师行医，无行医资质，原告并不知晓，被告没有向原告说明，且原告住所地的赔偿标准高于事发地的赔偿标准，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明显对原告不利，故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双方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周某2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故此，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按照2020年重庆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精神抚慰金的主张，根据原告住所地的赔偿标准，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提起精神赔偿，最高限额为100000元，高于吉林省的赔偿标准，应适用重庆市的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误工费的主张，根据2019年重庆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4845元，经计算月平均工资为4570元，原告周某1、向某主张处理周某2的相关事项产生的误工期为6个月，本院认为标准过高，本院酌情保护１个月;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丧葬费的主张，根据2020年重庆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丧葬费为27420元（赔偿标准：4570元／月×６个月），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交通费、住宿费的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票据可知，其中三张票据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本院不予保护，其他票据共计16766.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20年8月12日，故此应适用上一年度2019年度重庆市公布的统计数据。关于被告代理人提出的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另行提出侵权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解除后，应当各自返还，本案不存在被告向原告返还的问题。如原告另行起诉，不能在同一案件中解决赔偿问题，必然增加当事人诉累，亦浪费司法资源，一案解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被告代理人的观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周某1、向某与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签订的《关于周某2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二、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周某1、向某关于周某2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62066.5元［死亡赔偿金758740元、丧葬费274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9140元（4570元×１个月×２人）、交通、住宿费16766.5元，合计912066.5元－550000元＝362066.5元］；三、驳回原告周某1、向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74元，由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春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赵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