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02民初7036号原告：王柯胜，男，汉族，1988年4月24日出生，地址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英、罗桦，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告：戴苏聪，男，汉族，1990年3月29日出生，地址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葭、田友莉，贵州浅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王柯胜与被告戴苏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柯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戴苏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葭、田友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戴苏聪退还原告王柯胜货款568800元及逾期利息（以568800为基数从2018年5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至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截止至2020年5月12日为68256元），合计637056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戴苏聪长期从事苹果手机转手倒卖工作，并从中获取差价利润，2017年2月28日起被告戴苏聪将手机倒卖给原告，并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原告，原告收到手机后让被告戴苏聪代为出售给案外人，并由被告戴苏聪将销售货款及利润支付给原告。2017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戴苏聪支付货款568800元后，迟迟没有收到货，原告多次询问被告戴苏聪，被告未交货亦未退款，故诉至法院。被告戴苏聪辩称：原告通过中间人即被告向案外人袁莱购买手机，除向被告支付5000元的感谢费外，委托被告代转袁莱的其他款项，均获取相关利润，或者获取相关的手机，未向被告支付任何报酬，双方系存在无偿委托关系，被告从案外人袁莱处，基于中间人身份及与袁莱之间的委托关系，获取每台手机200元的费用，该费用系袁莱的报酬，与本案无关，原告在知晓被告处有渠道，可以进货到便宜的手机后，与案外人钟某主动联系被告，委托被告作为中间人，与案外人开展苹果手机买卖交易，并赚取了利润，但是当案外人即原告的卖家袁莱诈骗案事发后，原告及案外人钟某等，因向袁莱主张退款无果，向被告主张退款，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主张的最后一次货款时间是2017.4.23日，今年提起诉讼，已经过诉讼时效，请驳回原告诉请。原告王柯胜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主体适格。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原告工行流水清单、交易往来情况，证明：1、原被告存在多次交易，第一次为2017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19400元用于购买苹果（型号：ｉｐｈｏｎｅ7、32Ｇ，单价4388元／台，50台）手机，被告随即向其供货商袁莱丈夫夏睿以4188元／台价格转出209400元，从中赚取利润差价1万元。由于被告有销售渠道，因此被告代原告销售手机，并将销售手机的利润支付给原告。每次利润周期大概为8-10天，3月8日、16日、25日被告向原告分别支付第一次交易利润7310元、4880元、4480元。第二次交易为2017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19400元用于购买苹果（型号：ｉｐｈｏｎｅ7、32Ｇ，单价4388元／台，50台）手机，并出于感谢多转5000元感谢费，合计224400元，3月2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次交易利润5310元。由于两次交易利润周期时间相同，因此4月2日被告将两次交易利润16960元一并支付给原告。2017年4月21日，被告将第一、二次购机货款本金438800元一并退还给原告。上述事实证明原被告之间交易习惯为：原告向被告支付手机款后，被告向其供货人袁莱进货，并从中赚取差价将手机倒卖给原告，因此原告向被告付款行为系买卖关系。由于被告有终端销售渠道，被告代原告销售货物后，将销售利润及货款本金支付给原告，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润及货款的行为表明双方系委托关系。2、第三次交易为2017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68800元用于购买苹果（型号：ｉｐｈｏｎｅ7、128Ｇ，单价5688元／台，100台）手机，但被告至今即未退还货款，也未交付手机，即为本案诉争款项。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顺丰快递明细、快递单，证明：1、2017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后，被告一直未交付货物。在原告多次询问下，被告以其供货方袁莱未向其供货为由对原告进行解释，并要求原告进行耐心等待。原告在证人钟某起诉被告的诉讼案件中看见本组证据，发现2017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通过顺丰快递邮寄苹果手机，收件人的电话、名字、住址均为原告，手机型号也与原告的购买的型号相同，因此该批货物为原告购买手机。但原告至今并未收到该批货物，经了解该批货物由被告取得。2、2017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通过顺丰快递邮寄苹果手机，共10单快递，每单快递10台手机，共100台手机。再一次印证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的行为系买卖关系，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后，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供货。结合被告银行流水，从快递明细可以看出被告大量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案外人供货。3、特别提请法庭注意，在物流记录中，除了2017年5月20日案涉争议的物流邮费全是寄付外，其余全是到付。这足见被告有意隐瞒原告已经发货一事，因为选择到付方式支付邮费，快递公司为了及时收到邮费会第一时间联系收货人。但被告选择寄付方式就为其争取时间提货从而导致快递公司不再通知原告，以达到隐瞒原告货物已到的事实。4、该组证据来源于钟某诉被告一案中发现，证据出现在2019年，原告在知晓被告隐瞒发货的事实，因此，原告的诉讼时效应当从知道侵害之日起。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原告代理人在代理案外人钟某一案中提交，在其他诉讼中，被告并没有认可该证据，并且案件还在诉讼中，未取得生效判决，该组证据上所有的寄方均是从重庆寄出，被告在面单上载明的寄件期间从未到过重庆，且所有面单均无被告签字，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据原告在上一组证据中所述的证明目的，原被告之间因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向原告发货，同时，原被告之间又存在委托关系，所以原告收到货物后，又转交给被告代为销售，即如此被告就无需在向原告发货，完全违背逻辑，面单上显示的收方均为原告，也有原告的收货地址及联系电话，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可以知道原告已经超额案外人所供货物，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基础。本院认为：顺丰快递明细、快递单加盖有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印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四：案外人部分转账记录、被告中行流水、工行流水，证明：1、通过被告中国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被告与案外人存在大量交易行为。结合快递明细，被告除了向原告供货外，还向其他人个人供货。因此，被告长期向多人倒卖手机，并从中获取差价利润。2、由于魏丹丹是被告的销售渠道，所有货物都是销售给魏丹丹。通过被告工行流水可以看出：2017年5月31日魏丹丹向其转账80万元，再结合最后一次手机物流为2017年5月20日即为案涉争议手机。这就证实了被告虚构尚未发货一事隐瞒手机已发货的真相，并自行提取属于原告所有的手机销售给魏丹丹。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银行流水也达不到原告推定的证明目的，通过案外人钟某与被告之间的争议诉讼，在原审二审中被告申请出庭的三名证人证言，均认可被告作为手机买卖中间人的身份，没有向原告主张任何费用及损失，原告认为被告系手机倒卖商，无任何证据。本院认为：关于案外人部分转账记录这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单据无相关盖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中行流水、工行流水均有银行盖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五：邹精阳民事卷宗，证明：2017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邮寄的手机，被告自己提走取得并交付给邹精阳。由于原告购买的手机，已被被告获取。因此，被告无法向原告交付货物情况下，应退还原告货款。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仅为一张其声称来自卷宗的威信截屏，并非盖法院档案章的全套卷宗资料。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聊天记录内容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只作为中间人并没有发货义务，也不清楚发货环节。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六：证人证言，证明：1、由于原被告及证人均住在同一片区，因此由同一个快递网点取货。2、原告所购买的货物均由被告发货，因此被告清楚物流更新信息和原告收货信息。因此在物流公司未通知原告情况下，被告自行提取被告货物。3、被告将原告货物提取后销售给魏丹丹。被告认为证人钟某与本案被告尚存在未结诉讼，且与原告系朋友与本案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中对本案被告不利的陈述和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的其主观臆断，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原被告在同一快递网点取货，不能达到其他证明目的。被告戴苏聪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免责协议书、银行流水，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案涉款项后，已经转出，根据免责协议约定，被告只是作为中间人代为转付款项，没有发货义务，还有负责声明。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协议书约定比较模糊，对双方法律关系未明确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约定的事项中，如果是因为袁莱的原因无法供货，被告不承担责任，但是被告已经供货并自行提走，因此不能免除交货或者退款的责任，同时，被告陈述在2017.5.20袁莱诈骗案，但被告当日向原告进行供货，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故意虚构此事，导致原告相信被告是因为袁莱的原因无法供货，从银行流水不能看出被告的银行流水均是与原告的交易有关，被告同样收取案外人款项支付给袁莱，无法证明转给袁莱的款项中包括原告的货款。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立案告知书、微信截图、袁莱案件的百度相关资料，证明被告于袁莱案件案发后，及时告知原告被诈骗的事实，原告作为被诈骗对象也进行了追债，原告的损失是由袁莱产生的，不是被告导致的。原告认为：对三性不予认可，本案被告不是实际的报案人。本院认为：立案通知书加盖有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的章，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微信截图等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28日和3月16日，原告王柯胜分别向被告戴苏聪汇货款219400元和219400元，用于购买苹果手机，被告从中赚取差价，因被告有销售渠道，由被告代原告销售手机，并将手机利润支付原告。2017年3月1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免责协议书》，主要约定：1、王柯胜自愿提供资金给戴苏聪，资金全部用于苹果手机进货及销售用途；2、在协议生效期内，戴苏聪负责定期将手机销售产生的利润以汇款形式转给王柯胜；3、戴苏聪作为苹果手机进货环节的中间人，在协议生效期内，若非戴苏聪直接原因，导致王柯胜所提供资金无法如数归还，戴苏聪不对该笔资金作出赔偿。4、本协议书有效期自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0日。此后，2017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68800元用于购买苹果手机，但被告至今未退还货款，亦未交付手机，且庭审中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经交付手机或退还货款。另查明，2017年6月7日15时，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区对吴研茜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因认为袁莱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其故对其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原告王柯胜向被告戴苏聪转账货款用于购买手机，双方签订了《免责协议书》，未明确双方的法律关系，但经本院庭审查实，王柯胜在与戴苏聪合作倒卖手机时，不知道实际的手机供货方为案外人袁莱，庭审证据中也无证据体现在三次交易中有案外人袁莱的参与，而是依赖于被告戴苏聪进行手机买卖，双方实质上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并提交了银行流水及物流单信息予以佐证，该信息单发货人显示为戴苏聪，收货人为王柯胜。虽然发货人戴苏聪的名字是打印，但并无证据推翻该发货单系以戴苏聪的名义发货，物流信息单加盖有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印章，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故该证据可证明王柯胜曾向戴苏聪支付货款，且已收到以戴苏聪名义所发的手机。关于被告辩解的无偿委托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现王柯胜不认可委托戴苏聪向案外人购买手机，但未举证证明并非其直接原因导致原告王柯胜提供的资金无法归还，戴苏聪以该《免责协议书》作为抗辩，陈述其为王柯胜与案外人之间手机购销关系的中间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戴苏聪提交的微信截图，称案外人钟某在微信群中进行追债的对象是案外人袁莱，原告作为被诈骗对象也进行了追债，该证据不能推翻王柯胜已提起诉讼要求戴苏聪返还货款的事实。原告王柯胜于2017年4月23日向戴苏聪汇货款568800元后，戴苏聪未向王柯胜发送手机，也未支付任何款项，被告对该金额未发表意见，且原告提供了银行流水，对此金额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应当退还给原告的款项为568800元，对此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因双方对退还款项的时间并无约定，故本院酌情判令被告以568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之次日）起按原告诉求的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戴苏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柯胜货款568800元；二、被告戴苏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柯胜逾期利息（以568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柯胜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70元，减半收取5085元，由被告戴苏聪负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夏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