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如松，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钊雄，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海，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致琛，海南懋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申高波，男。上诉人申如松因与被上诉人李玉海、原审被告申高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7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申如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2018年10月18日，申如松牵头发起设立深圳市华申物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申公司），申如松持股70%（其中，申高波代持10%，胡冬玲代持60%），李玉海持股30%。2018年10月25日，华申公司注册成立，申如松首期实缴21万元，李玉海首期实缴9万元。华申公司成立后，李玉海时常对公司不经营、不管理、不上班，经常连续数日酗酒，严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甚至打砸华申公司，破坏办公场地，李玉海还以个人名义收取公司应收账款,严重侵害公司权益。2019年2月19日，李玉海与申如松达成合意，并由申高波与李玉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李玉海1元转让其持有华申公司30%股权，由申高波继续代持，李玉海签字确认，同日形成《股东会决议》。2019年2月21日，各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以此变更工商登记。华申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由申高波10%、胡冬玲60%、李玉海30%，变更为胡冬玲60%、申高波40%。至此，华申公司股权已经由申如松实际持有。2019年2月25日，李玉海、申高波、胡冬玲签署《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李玉海将华申公司30%的股权作价75346.44元转让给申高波。申如松对此毫不知情。二、华申公司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应以各方2019年2月1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为准。2019年2月19日签署的协议是申如松、李玉海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和《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及内容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合法有效。李玉海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予以认可，李玉海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只是为了过户登记而非其转让股权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股权溢价转让、折价转让系正常商业行为。申如松并非2019年2月25日李玉海、申高波及胡冬玲签署的《股东退股协议》的主体。对申如松而言，案涉股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应为2019年2月1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审法院推定申如松知道《股东退股协议》，并判令申如松承担向李玉海支付股权转让款75346.44元及利息错误。魏某与申如松微信全文为，魏某：“申总好！福州的气动设备客户已经检测、验收。今天已经发送给客户。请安排华申公司按照股东退股协议条例退还李玉海的款项，谢谢。”申如松回复：“正在安排”。一审庭审中，申如松确认，“正在安排”是指安排货款支付并非指退股款项。李玉海及华申公司之间有众多钱款往来，包括李玉海在一审中自认的华申公司应退款给李玉海的工资及材料费。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股东退股协议书》签署主体是李玉海、申高波及胡冬玲。申如松并非合同相对人，对《股东退股协议书》不应承担义务。被上诉人李玉海辩称，李玉海、申高波于2019年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元，实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所用。2019年2月25日，李玉海与申高波签订《股权退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证人魏某与申如松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魏某向申如松催款所拍摄的视频，可证实申如松认可其应向李玉海支付款项。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申高波未陈述意见。李玉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申如松、申高波立即支付李玉海股权转让款75346.44元，并从2019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暂计起诉之日的利息为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8日，李玉海与申如松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共同出资成立华申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采取资金认缴制，申如松出资7成，占股70%；李玉海出资3成，占股30%；为方便具体业务开展，工商登记时，申如松股份的代持人为申高波和案外人胡冬玲，申高波占股10%，胡冬玲占股60%，由申高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玉海占股30%；第一期启动资金为30万元，申如松出资21万元，李玉海出资9万元，公司注册成功，开通公司账户第2天，双方将第一期启动资金注入公司账户……华申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1月9日，李玉海向华申公司转账支付第一期启动资金9万元。2019年2月19日，李玉海与申高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玉海拥有华申公司30%的股权，应出资30万元，实际出资9万元，李玉海将其3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申高波……《股东会决议》载明内容显示，经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同意李玉海将其所占3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申高波，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不变……2019年2月21日，华申公司的股东信息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2月25日，李玉海与申高波及胡冬玲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一份，约定李玉海将其所占30%的股权转让给申高波，经财务核算返还李玉海75346.44元；申高波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李玉海退股后，公司股东胡冬玲持有公司60%的股份，申高波持有40%的股份，公司盈亏由股东胡冬玲及股东申高波负责，与李玉海不再有任何关系；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李玉海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一周时间内付清全部转让款……该份协议书后附有《利润表》及《财务说明》各一份。李玉海申请了证人魏某出庭证明其代表李玉海向申如松追讨上述股权转让款，制作了录音录像资料，并与申如松进行了微信聊天记录，同时当庭出具了上述证据材料的原始载体。申如松、申高波对录音录像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没有权利代理李玉海与申如松进行交涉。经查，申如松、申高波在庭审中确认视频资料及微信聊天主体一方均系申如松；申如松在视频中明确表示同意退钱给李玉海，对此申如松、申高波辩称承诺退的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工资和材料款；微信聊天记录中证人魏某向申如松发送“请安排华申公司按照股东退股协议条例退还李玉海的款项”，申如松回复为“正在安排”，对此，申如松辩称上述聊天记录前半段系与福州气动设备客户的交易情况，应当由明申公司向华申公司支付款项，故申如松回复“正在安排”是指明申公司安排货款付给华申公司。另查明，李玉海、申如松均确认申如松系华申公司的实际持股人，申高波系代持人。申如松、申高波在庭审中自认，申如松持有华申公司的公章，其在《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系其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李玉海与申高波、胡冬玲签订了《股权退股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申如松、申高波辩称在签订上述《股权退股协议》前李玉海已实际将其名下股权进行了转让，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故李玉海在签署《股权退股协议》时已不具有转让的股权，属于一股二卖，且申如松对此不知情，李玉海无权进行转让，导致《股权退股协议》无法履行。李玉海认可申如松、申高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确认在2019年2月21日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但主张上述文件的签订系为了办理过户登记使用，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对各方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一审法院认为，申如松、申高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所约定转让价为1元，不符合常理；申高波系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的一方主体，对变更登记的事实应当是清楚的，在此情况下如非其个人意愿，再次与李玉海签订《股权退股协议》亦不符合常理；申如松虽辩称对《股权退股协议》签订不知情，但通过证人魏某的录音录像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均能显示，其对证人魏某向其追讨李玉海的退股款项时均未明确予以否认，并多次承诺可以退还或正在安排，申如松对上述回应的解释理由并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于申如松的抗辩不予采信。《股权退股协议》附件《利润表》对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收入支出做了明确整理；《财务说明》能够与《利润表》相互印证，明确了李玉海转让其名下股权的价款依据，且先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后进行财务清算亦符合民商事交易惯例。因此，对于申如松、申高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李玉海提供的证据与银行流水清单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对于李玉海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玉海按协议已履行向申高波转让案涉股权的义务，但申高波至今未按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已构成违约，因此，李玉海请求申高波支付股权转让款75346.44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申如松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转让款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申如松系华申公司的实际持股人，申高波系其股权代持人，申高波接受李玉海转让的30%的股权的事实系经申如松确认，该事实申如松在录音录像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均予以了认可，故申如松应当对上述股权转让款75346.44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玉海的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玉海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鉴于《股权退股协议》明确约定了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李玉海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一周时间内付清全部转让款，但申如松、申高波至今未支付转让款，现李玉海主张申如松、申高波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5346.44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申如松、申高波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玉海支付股权转让款75346.4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5346.44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3月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43元,保全费774元，均由申如松、申高波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申如松确认其与胡冬玲是夫妻关系，其与申高波是兄弟关系。申如松对李玉海一审期间提交的录音录像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再，二审期间，申如松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魏某与申如松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玉海严重酗酒影响华申公司正常经营；证据二，监控视频，拟证明李玉海打砸华申公司，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李玉海不同意质证，同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关于双方在案涉股权交易中实际履行的是2019年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还是201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的问题。2019年2月19日，李玉海与申高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玉海将其持有的华申公司3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申高波。2019年2月25日，李玉海与申高波及胡冬玲签订《股东退股协议》，约定李玉海将其持有的华申公司30%的股权以75346.44元转让给申高波。各方当事人确认李玉海持有华申公司30%的股权，应缴出资30万元，实缴出资9万元。2019年2月25日的《股东退股协议》随附华申公司《利润表》及《财务说明》，明确经财务核算，根据李玉海的实缴出资扣除按股权比例应承担的公司亏损额及收取的应收账款等项目，应支付李玉海退股款75346.44元。上述《股东退股协议》与《利润表》及《财务说明》能互为印证，可以认定李玉海将其持有的华申公司30%的股权以75346.44元对价予以转让，符合商业惯例。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退股协议》的文本内容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本院认为，2019年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应是各方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而将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1元，实际系为掩盖案涉股权交易的真实价格。故201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转让价款应按该《股东退股协议》的约定履行。关于申如松应否承担向李玉海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的问题。李玉海、申如松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华申公司，申如松持股70%，李玉海持股30%；申如松股权代持人为申高波和胡冬玲，申高波持股10%，胡冬玲持股60%。申如松确认其与胡冬玲是夫妻关系，其与申高波是兄弟关系。李玉海与申高波及胡冬玲签订案涉《股东退股协议》，约定李玉海将其持有的华申公司30%的股权以75346.44元转让给申高波。该《股东退股协议》有申高波与胡冬玲的签名。虽然申如松未在《股东退股协议》上签名，但申高波与胡冬玲均为申如松的股权代持人，胡冬玲与申如松为夫妻关系，申高波与申如松为兄弟关系，申如松主张其对案涉《股东退股协议》不知情，有违常理。且李玉海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录音录像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申如松对受让李玉海的案涉股权是知情的，并多次承诺可以退还或正在安排。鉴此，一审判决认定申如松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应对75346.44元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申如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4元，由上诉人申如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曾慧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