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日泉，男，194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2************415。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秀英，女，194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2************844。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球，女，196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744。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美倩，女，199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43。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婕，女，200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22。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荣力，男，200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18。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1，女，200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2X。法定代理人：陈飞球（钟某1的母亲），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述七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祺祥，广东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盛之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2G。负责人：何祖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炎彬，男，198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10。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耀海，男，196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1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方英，女，196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2************84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沙沙，女，198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公民身份号码429************80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2，女，201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公民身份号码445************843。法定代理人：何沙沙（梁某2的母亲），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2，男，201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12。法定代理人：何沙沙（梁某2的母亲），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振朗，男，198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857。上述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彬，广东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77B。负责人：陈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W。负责人：罗头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羡雯，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钟日泉、曹秀英、陈飞球、钟美倩、钟婕、钟荣力、钟某1（以下简称钟日泉等七人）、佛山市盛之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之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炎彬、梁耀海、杨方英、何沙沙、梁某2、梁某2、梁振朗（以下简称梁耀海等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佛山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肇庆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日泉等七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钟日泉等七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盛之凯公司、朱炎彬、梁耀海等六人、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人保佛山分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的问题。《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改装、加装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该条约定机动车改装、加装免除商业险赔偿责任的条件为：第一，存在改装、加装的事实；第二，未及时通知保险人；第三，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四，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结合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本案中，朱炎彬驾驶的粤E*****号牌车辆存在改装、加装的事实，但事发时并不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人身伤亡。本案事故发生时，经鉴定，粤E*****号牌车辆的速度为0，即处于停止状态。改装、加装的目的在于加大车辆的负载，而车辆加大负载的危险程度在于车辆运行过程中超过车辆设计的各项参数，加重车辆负担，有可能导致车辆部件过早损耗和车辆操控例如刹车、转弯、加速等失去控制，因此，车辆危险程度是否增加只有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才得以体现。本案中，粤E*****号牌车辆处于停止状态，不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另，本案属于被动碰撞的事故，梁振贤驾驶的车辆碰撞朱炎彬驾驶的停在高速路上的车辆，按日常生活经验可知，无论朱炎彬驾驶的车辆是否存在改装、加装、超重，均不影响碰撞事实发生，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因加装、改装而导致本案两人死亡结果的事实发生。因此，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条件与本案事实不符，不应当适用。二、关于梁耀海等六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述主体的责任源于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梁振贤，梁振贤在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此是梁耀海等六人承担责任的基础。1.关于梁耀海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梁耀海是粤H*****号牌重型厢式货车的登记车主，其也认可事故发生时在端州区捷通货运代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捷通货运服务部）担任相应职务，且保险单记载粤H*****号牌车辆的被保险人是梁耀海，梁耀海与梁振贤是父子关系，其一审提交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记载业户名为“梁耀海”，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可见，梁耀海作为登记车主与梁振贤存在共同经营货运、共同受益的关系，因此，梁耀海应对梁振贤因事故承担的责任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杨方英、梁振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杨方英与梁振贤是母子关系，与梁耀海是夫妻关系；梁振朗与梁振贤是兄弟关系，与梁耀海是父子关系。两人在一审均认可在捷通货运服务部担任相应的职务。梁耀海、杨方英、梁振朗虽否认捷通货运服务部是其家庭共同经营，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认定捷通货运服务部是其家庭共同经营。梁振贤在本次事故中驾驶车辆运输货物的行为属于捷通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范围，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属于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据此，杨方英、梁振朗应当对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关于何沙沙、梁某2、梁某2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何沙沙是梁振贤的妻子，梁某2、梁某2分别是梁振贤女儿和儿子,均属梁振贤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同理，梁耀海、杨方英也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钟日泉等七人对梁耀海等六人主张权利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通过工伤途径解决是否正确的问题。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符合工伤的交通事故案件，可以免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目前司法实践意见统一，符合工伤的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事故赔偿和工伤赔偿，即本案中，钟日泉等七人在请求梁振贤一方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与主张工伤赔偿并不矛盾，两者并非二选一的关系，更不可能是只能选择工伤赔偿。第三，钟日泉等七人并非对用人单位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而是基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主张交通事故赔偿，两者在责任承担主体、责任类型、责任比例、计算方式均不相同。第四，一审判决认为钟日泉等七人对梁耀海等六人的主张应循工伤途径解决，肇事车辆车上人员险也一并免除，缺乏法律依据。与本案类似的情况，某公司司机履行职务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公司另一上班途中员工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是否认为可以免除司机和单位的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三、关于人保肇庆分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人保肇庆分公司是梁振贤驾驶的货车的车上人员险承保公司，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钟卓生属车上人员，故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2000元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事故造成钟卓生死亡的严重后果，对钟日泉等七人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非金钱所能弥补，且钟卓生在事故中没有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2000元过低，与当地司法实践不符，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盛之凯公司、朱炎彬针对钟日泉等七人的上诉辩称，认可钟日泉等七人关于事故发生时粤E*****号牌车辆处于停止状态的主张，对其他上诉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认可。梁耀海等六人针对钟日泉等七人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正确。1.梁耀海等六人并非本次事故的侵权人，钟日泉等七人要求梁耀海等六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梁耀海虽然是事故车辆的登记车主，但其将车辆交给梁振贤使用不存在过错。3.捷通货运服务部由梁振贤个人经营，工商登记也显示梁振贤个人经营。4.钟日泉等七人要求梁耀海等六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与本案无关。5.车上人员险属于商业险之一，钟卓生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属于车上人员，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一审法院要求以保险合同纠纷另案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人保肇庆分公司在车上人员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人保佛山分公司针对钟日泉等七人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对钟日泉等七人主张的损失项目认定清楚，应当予以维持。其他意见与针对盛之凯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盛之凯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人保佛山分公司赔偿钟日泉等七人488242.25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钟日泉等七人、人保佛山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改装、加装的，被保险人、受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盛之凯公司主张车辆的改装时间为2018年，但车辆从2017年11月开始一直在人保佛山分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盛之凯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前后两个保险年度有向人保佛山分公司就车辆改装情况发出通知，故盛之凯公司辩称购买商业险时车辆已进行改装，并主张人保佛山分公司在承保时应对车辆进行检查，否则应视为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改装并同意投保，没有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错误。事实上，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盛之凯公司车辆改装并核实后才承保，钟日泉等七人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损失应由人保佛山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优先赔偿。首先，人保佛山分公司在2017年已核实粤E*****号牌车辆已经改装，其在2018年11月继续承保，证明其知道改装、同意承保。2017年12月13日发生事故时，人保佛山分公司工作人员当日到事故现场查勘，并核验粤E*****号牌车辆情况。人保佛山分公司理赔系统内粤E*****号牌车辆的照片反映，该车在2017年12月13日发生事故时已经改装，人保佛山分公司也对该次事故进行了理赔，所以，人保佛山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其次，根据投保单可知，盛之凯公司尽到了改装告知义务，人保佛山分公司同意承保，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人保佛山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关于“验车验证情况：已验车、已验证”的记载反映，盛之凯公司在投保前已告知人保佛山分公司车辆改装情况，所以人保佛山分公司才需要在承保前验车。人保佛山分公司在核验车辆改装情况后同意承保。再次，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单的内容，保险费率曾上调30%，而投保单反映上一年度并未出险，故保险费率上调30%是基于车辆改装。即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车辆改装情况。综上，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车辆改装情况后同意承保，改装免责条款不适用于盛之凯公司。二、人保佛山分公司没有向盛之凯公司尽到改装免赔的告知义务并送达保险条款，改装免责条款对盛之凯公司不生效。一审法院认定“盛之凯公司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盖章确认，人保佛山分公司已对上述免责条款采取了足以引起盛之凯公司注意的提示，并向盛之凯公司履行了说明义务。盛之凯公司的签章确认行为，亦表明其已清楚了解上述免责条款的内容”错误。事实上，投保单上的公章不是盛之凯公司所盖，而是保险中介人员私刻盛之凯公司印章所盖，盛之凯公司要求对投保单上的印鉴进行鉴定，以佐证投保单上的印章不是其所盖，并证明人保佛山分公司没有尽到免赔告知义务。同时，人保佛山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没有任何内容显示“车辆改装，商业险免赔”，人保佛山分公司承保后，只向盛之凯公司交付了保险单和保险费发票，没有交付保险条款，因此，人保佛山分公司没有对该车改装免赔尽到明确告知义务，人保佛山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人保佛山分公司制定的“改装责任免除”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人保佛山分公司责任免除条款规定“改装免赔”，同时又规定“超载在商业险内按照10%免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关于“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之规定，人保佛山分公司制定的改装免赔的规定相对于“超载在商业险内按照10%免赔”的规定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属于无效条款，人保佛山分公司不能免除赔偿责任。四、造成本案事故的原因是停车，车辆改装、超载与本案事故发生无关。交警部门认定粤E*****号牌车辆在高速公路停车是造成事故的同等原因，但车辆是否改装、超载与停车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不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粤E*****号牌车辆是否改装、超载与本案事故无关，人保佛山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钟日泉等七人针对盛之凯公司的上诉辩称，关于交强险的分配问题，由法院依法判决。超出交强险范围应该由人保佛山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认可其主张的数额。梁耀海等六人针对盛之凯公司的上诉辩称，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另一事故原因是朱炎彬驾驶的车辆在高速公路停车，其车辆是否改装与本案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人保佛山分公司针对盛之凯公司的上诉辩称，一、粤E*****号牌车辆擅自改变车辆已登记结构，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改变车辆已登记结构并因此过量载物会严重增加车辆的承重负担，超出车辆出厂核定的承重、高度，会产生、增加对己或对第三方的危险性。本案事发时，粤E*****号牌车辆违法加高车厢栏板和加装弹簧钢板，该车基于改装、加装而超载100%以上，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速度和安全性，此从该车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可以证实。且盛之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确认该车改装、加装是为了多装货。再者，事故认定书认定粤E*****号牌车辆改变车辆结构、超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需承担责任。另，从被追尾仍需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且造成本案事故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来看，也直接证明了车辆危险程度明显增加。粤E*****号牌车辆违法改装属于约定的保险责任免除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人保佛山分公司不需要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免责条款依法生效。1.从人保佛山分公司提交的粤E*****号牌车辆的投保单原件可知，盛之凯公司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确认。该投保人声明包含“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内容。因此，人保佛山分公司对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已尽到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依法生效。2.盛之凯公司认为人保佛山分公司对粤E*****号牌车辆在2017年12月13日发生的事故损失进行理赔，是对该车违法改装、加装的确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粤E*****号牌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理赔情况不能作为本案不利于人保佛山分公司利益的自认。盛之凯公司并无证据表明其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已明确告知车辆改装情况，且人保佛山分公司在次年的保险单中未对车辆改装进行记载，因此，盛之凯公司认为人保佛山分公司在知道改装事实的情况下同意承保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2）人保佛山分公司作为保险人与盛之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承保和理赔行为是基于保险合同作出的民事行为，保险人的承保和理赔事实不能作为免除盛之凯公司依法驾驶车辆义务的依据。（3）2017年12月13日的事故发生时，粤E*****号牌车辆空载，没有显示出车辆加高车厢栏板、加装弹簧钢板，人保佛山分公司无法核定该车是否存在加装、改装，但事故认定书认定粤E*****号牌车辆改变车辆结构，据此明确了该车违法改装、加装。（4）粤E*****号牌车辆在购买后即向人保佛山分公司投保，基于系新车投保，人保佛山分公司没有对车辆进行实际查验，而是按照承保流程对车辆行驶证据、出厂登记照片进行形式审查。（5）保险费率是根据所投保的险种及相应的保额及时值的市场因素确定的，保险费上浮不能表明盛之凯公司尽到改装、加装的通知义务，况且在涉案保险合同的前一份保险合同中，粤E*****号牌车辆曾有出险记录，即盛之凯公司提及的发生在2017年12月13日的事故。对此，盛之凯公司认为其就车辆改装、加装事实已对人保佛山分公司尽到通知义务没有依据。三、关于私刻盛之凯公司公章问题。首先，通过对比投保单上盛之凯公司的公章与上诉状中盛之凯公司的公章可知，属同一公章。其次，人保佛山分公司业务员采用伪造印章实现保险合同订立，或者说业务员为增加一单业绩而伪造公章的违法成本明显高于该业绩所带来的利益。据此，人保佛山分公司认为业务员采用伪造印章与盛之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没有必要，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四、退一步而言，即使人保佛山分公司需要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依据商业三者险的约定，对于超载行为，人保佛山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有10%的绝对免赔。2.事故认定书记载，事发前，粤E*****号牌车辆处于行驶状态，交警部门认定该车临时停车缺乏依据，本案事故由受害方追尾导致，依法应由追尾方承担事故责任。因此，即使盛之凯公司需要承担责任，最多不应超过30%。朱炎彬述称，同意盛之凯公司的上诉意见。人保肇庆分公司针对钟日泉等七人、盛之凯公司的上诉发表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钟日泉等七人、盛之凯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钟日泉等七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钟日泉等七人1207234.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超出保险限额部分由朱炎彬、盛之凯公司、梁耀海等六人连带赔偿；2.朱炎彬、盛之凯公司、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梁耀海等六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0日3时42分许，梁振贤驾驶粤H*****号牌重型厢式货车（搭乘钟卓生）沿着S82佛山一环由东往西行驶，行至S82佛山一环85KM路段时，碰撞停在前方同车道内由朱炎彬驾驶的货厢栏板加高的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的粤E*****号牌重型自卸货车，造成梁振贤、钟卓生当场死亡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梁振贤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朱炎彬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钟卓生不承担事故的责任。钟卓生生于1971年11月5日，事发前在城镇地区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钟日泉、曹秀英、陈飞球、钟美倩、钟婕、钟荣力、钟某1系死者钟卓生的父母、配偶、两个女儿、儿子及女儿，系钟卓生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钟日泉、曹秀英、钟荣力、钟某1系钟卓生的被扶养人，至钟卓生死亡之日被扶养年限分别为5年、11年、1年、5年。钟日泉与曹秀英共生育包括钟卓生在内3名子女。钟日泉2019年5月之前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2536.30元。钟卓生为捷通货运服务部员工，事发时在履行职务行为。捷通货运服务部为个体户，经营者为梁振贤。梁耀海、杨方英、何沙沙、梁振朗、梁某2、梁某2为梁振贤的父母、配偶、弟弟、女儿及儿子。粤E*****号牌车辆登记所有人为盛之凯公司,朱炎彬系盛之凯公司聘请的员工，事发时在履行职务行为。盛之凯公司支付42000元予钟日泉等七人。粤E*****号牌车辆在人保佛山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含不计免赔责任限额为1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改装、加装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中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保险免责条款及“投保人声明”均用加粗加黑形式标注。投保人盛之凯公司在签章处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出示交警卷宗材料。1.广东中智痕迹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1）粤E*****号牌车辆在事发时的行驶速度为0km/h。（2）该车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标准。2.该车的GPS记录：2019年5月20日3：42：24开始，车辆的行驶速度为0。3.盛之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祖飞作询问笔录：改装的目的是多装货。粤E*****号牌车辆加高车厢栏板和加装弹簧钢板后车辆装货可达40多吨。事发时，该车装载总重82吨。本案另一死者梁振贤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本起事故所致损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9）粤0605民初17486号立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当事人对本起事故的责任划分均未提出异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对本起事故发生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认定由梁振贤及朱炎彬分别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人保佛山分公司辩称车辆并非处于停车状态，而是缓慢行驶，梁振贤应负更大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人保佛山分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上述保险免责条款已用加粗加黑形式标注，盛之凯公司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盖章确认，人保佛山分公司已对上述免责条款采用了足以引起盛之凯公司注意的提示，并向盛之凯公司履行了说明义务。盛之凯公司的签章确认行为，亦表明其已清楚了解上述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根据何祖飞的笔录，粤E*****号牌车辆被加高了车厢栏板和加装了弹簧钢板，改装的目的是多装货，且事发时运载的货物重量已超车辆核定载质量。根据事故认定书，车辆的超载行为是本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上述改装行为足以达到显著增加车辆危险程度。盛之凯公司作为从事道路运输业的商事主体，理应清楚上述改装行为对车辆危险程度的影响。盛之凯公司辩称车辆改装并非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改装车辆后没有显著增加驾驶车辆危险程度，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改装、加装的，被保险人、受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盛之凯公司主张车辆的改装时间为2018年，但车辆从2017年11月开始一直在人保佛山分公司投保商业险，盛之凯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前后两个保险年度有向人保佛山分公司就车辆改装情况发出通知，故盛之凯公司辩称购买商业三者险时车辆已进行改装，并主张人保佛山分公司在承保时应对车辆进行检查，否则应视为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车辆改装并同意投保，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人保佛山分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梁耀海、杨方英一方的赔偿责任问题。钟卓生为捷通货运服务部员工，事发时在履行职务行为。捷通货运服务部系经工商登记成立的个体户，属于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钟日泉等七人主张钟卓生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捷通货运服务部的经营方式系个人经营抑或家庭经营不影响工伤事故的处理范围。钟日泉等七人主张捷通货运服务部属家庭经营，应由梁耀海等六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梁耀海等六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钟日泉等七人因本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共1115484.50元。本起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一审法院依法对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按梁振贤、钟卓生平均分配，即每人55000元。故对上述1115484.50元，则由人保佛山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55000元予钟日泉等七人。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1060484.50元，本起事故系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根据事故责任划分，一审法院酌定由朱炎彬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530242.25元，由作为用人单位的盛之凯公司承担，扣减其先行垫付的42000元，则应赔偿488242.25元予钟日泉等七人。本案中朱炎彬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车上人员险属投保人与人保肇庆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与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属同一纠纷，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故人保肇庆分公司在本案中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钟日泉等七人超出上述核定范围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人保肇庆分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人保佛山分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55000元予钟日泉等七人；二、盛之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488242.25元予钟日泉等七人；三、驳回钟日泉等七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65.11元，减半收取7832.56元（钟日泉等七人已预交），由钟日泉等七人负担4307.99元；人保佛山分公司负担356.84元，盛之凯公司负担3167.73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钟日泉等七人，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二审期间，盛之凯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机动车保险赔款计算书3页，拟证明粤E*****号牌车辆在2017年12月13日发生事故后，人保佛山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了理赔；2.现场照片2张，拟证明2017年12月13日人保佛山分公司曾核实粤E*****号牌车辆情况，知道该车改装的事实；3.投保人声明1页，拟证明人保佛山分公司未向盛之凯公司提交投保声明，未尽到保险免赔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4.保险单复印件2份，拟证明2017-2018年度粤E*****号牌车辆的保险费率是正常费率，而2018-2019年度的保险费率上浮了30%，可见盛之凯公司已明确告知人保佛山分公司车辆经过改装。钟日泉等七人、梁耀海等六人、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朱炎彬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盛之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1、2、4，目的在于证明人保佛山分公司对粤E*****号牌车辆经过改装、加装的情况知情并同意投保，但证据2照片不能反映粤E*****号牌车辆在2017年12月13日发生事故时就存在改装、加装，且改装、加装的情况与该车在发生本案事故时一致，而人保佛山分公司对该车在2017年12月13日发生的事故进行了理赔，不足以推定人保佛山分公司对本案事故发生时车辆改装、加装的情况知情并同意承保，另，该车曾在2017年发生交通事故，而该车在2018-2019年度的保险费率上浮，同样不能以此推定保险费率上浮的原因是人保佛山分公司对车辆改装、加装知情并同意承保，即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人保佛山分公司对车辆改装、加装知情并同意承保，本院对盛之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证据3不能证明人保佛山分公司未对本案商业三者险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亦与人保佛山分公司提供的投保单由盛之凯公司盖章确认保险人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不符，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对粤E*****号牌车辆的反光标识、尾部照明信号灯进行了鉴定，鉴定过程反映该车后部反光标识缺失、尘土覆盖，无法体现车辆货厢轮廓及后部宽度和高度，系陈旧性痕迹。又查，就粤E*****号牌车辆改装、加装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本院去函向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环公路大队进行询问，该交警大队复函认为：朱炎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且安全设施不全（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标准）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原因之一，而朱炎彬驾驶擅自改变车辆已登记结构（加高车厢栏板）及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核定载质量：15420KG，实际载质量：65420KG）的机动车对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影响轻微，但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是否应在各自承保的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梁耀海等六人是否应对钟日泉等七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人保佛山分公司、人保肇庆分公司是否应在各自承保的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人保佛山分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人保佛山分公司是否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粤E*****号牌车辆在人保佛山分公司处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改装、加装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保险免责条款及“投保人声明”均用加粗加黑形式标注。投保人盛之凯公司在签章处盖章确认。二审诉讼中，虽然盛之凯公司对上述投保人签章处所盖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此后盛之凯公司又以没有必要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为由撤回了鉴定申请，考虑到保险公司业务人员仅为了达到签单的目的而私刻投保人公章的可能性不大，且盛之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投保单上盛之凯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否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人保佛山分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盛之凯公司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上述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关于改装、加装与本案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炎彬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擅自改变车辆已登记结构及装载超过该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并据此认定朱炎彬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交警部门对本院的复函进一步明确，朱炎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且安全设施不全（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标准）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原因之一，而朱炎彬驾驶擅自改变车辆已登记结构（加高车厢栏板）及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核定载质量：15420KG，实际载质量：65420KG）的机动车对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影响轻微，但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由此可见，交警部门并未排除车辆擅自改装、加装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明确改装、加装行为与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为了达到增加实际载质量的目的，改装、加装时必然要对车厢栏板、挡板进行改造，也不排除在此过程中破坏原有反光标识，而交警部门认定该车后部反光标识缺失，无法体现车辆货厢轮廓的后果，与本案事故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粤E*****号牌车辆车辆改装、加装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盛之凯公司是否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盛之凯公司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已将粤E*****号牌车辆改装、加装的情况告知人保佛山分公司，而盛之凯公司主张人保佛山分公司对发生于2017年的事故进行了理赔、保险费率增加均可推定人保佛山分公司知道车辆改装、加装的情况并同意投保，本院已在证据认证部分阐述对此不予采纳的理由，在此不再赘述。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以及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的约定，粤E*****号牌车辆存在改装、加装的情况，而盛之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此及时通知人保佛山分公司，该改装、加装的行为导致车辆实际装载重量远超核定载质量，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本案事故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据此免除人保佛山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的赔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人保肇庆分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钟日泉等七人主张人保肇庆分公司在粤H*****号牌车辆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但上述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应一并审理肇事车辆承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不对该保险合同纠纷一并处理，并无不当，钟日泉等七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二、梁耀海等六人是否应对钟日泉等七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结合钟日泉等七人的上诉主张，其基于梁振贤在本案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继而要求梁耀海等六人对超出交强险的损失与盛之凯公司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警部门认定朱炎彬、梁振贤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钟卓生不承担事故责任。梁振贤同时作为钟卓生事故发生时搭乘车辆的司机，以及钟卓生用人单位捷通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者，而捷通货运服务部系经工商登记成立的个体户，属于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钟日泉等七人基于梁振贤在事故中的责任要求梁耀海等六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此，钟日泉等七人主张捷通货运服务部属于家庭经营，应由梁耀海等六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作审查处理，钟日泉等七人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主张权利。三、一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人行为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事故造成钟卓生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其家人带来沉重精神打击，一审法院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2000元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钟日泉等七人、盛之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3.55元，由上诉人钟日泉、曹秀英、陈飞球、钟美倩、钟婕、钟荣力、钟某1负担10439.92元，佛山市盛之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8623.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陈 文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廖芷艺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