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89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淑红，女，1965年5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明，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昊云，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德利，男，1932年2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淑香，北京市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淑红因与被上诉人梁德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淑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明、和昊云，被上诉人梁德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淑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淑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德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德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且存在诸多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未对2016年9月5日梁淑红与梁德利及案外人徐淑兰签订《赠与协议》的法律效力作出认定。而该份《赠与协议》是本案的认定基础,也是梁德利配合梁淑红签订《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宅基地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协议书》《购房意向书》和将拆迁款转账给梁淑红等行为的基础。2、梁淑红系案外人梁秋伶之指定监护人，故其有权代理案外人梁秋伶签署《协议书》和《优惠购房意向书》。3、一审未能查清2017年9月10日梁淑红与梁德利签署两份《协议书》真实情况下，贸然认定协议书无效，显然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错误。梁德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梁淑红的上诉请求。梁德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撤销2017年9月10日梁淑红以梁德利名义与梁淑红签订的《协议书》；2、要求撤销2017年9月10日，梁淑红以梁德利名义与梁淑红代理梁秋伶签订的《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由梁淑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淑兰与梁德利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两子四女，梁淑红系二人之三女。怀柔区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在梁德利名下。2017年，该房屋所在村落-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被北京山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天置业公司）拆迁。2017年9月9日，梁德利将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委托给梁淑红办理，二人就委托事项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人系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的被搬迁人，现就搬迁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事宜作出如下授权：1、被委托人代表委托人办理搬迁过程中与委托人有关的一切搬迁补偿、补助、奖励、安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搬迁评估报告进行签字确认、与搬迁人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优惠购房协议及其他与搬迁安置补偿有关的协议或补充协议、腾退宅基地及房屋等事宜的签字确认等。2、对于被委托人代表委托人对上述事项行使同意、确认等权利并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本授权委托书的委托期限从本委托书生效之日起到第一项委托事项完毕或委托人书面通知被委托人解除委托授权时止。”同日，梁德利在给山天置业公司出具《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主要说明梁德利授权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外界干扰及胁迫等内容。2017年9月9日，甲方山天置业公司与乙方梁德利签订《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宅基地位于刘各长村×号，宅基地面积为135．05平方米，乙方被搬迁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34．61平方米；乙方在被搬迁房屋内在册3人，分别是户主：梁景禄、之妻刘某1、之子梁奇。乙方梁德利获得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总计976638．4元。此后，山天置业公司与梁德利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二）和停产停业综合补助协议，并据此分别获得相应补偿款116539元、49150元和135050元。2017年9月10日，山天置业公司分别与梁淑红、梁秋伶签订《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优惠购房意向书》（以下简称优惠购房意向书），根据《优惠购房意向书》约定，由梁淑红认购山天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刘各长村安置房一套，房号（暂定编号）为×1号楼×1单元×1室，房屋建筑面积82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77．05平方米，超优惠购房建筑面积为4．95平方米；由梁秋伶认购山天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刘各长村安置房一套，房号（暂定编号）为×号楼×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58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58平方米。山天置业公司与梁淑红、梁秋伶分别签订《优惠购房意向书》系基于2017年9月10日形成的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的《协议书》和梁德利与梁秋伶之间的《协议书》。其中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的《协议书》约定：“甲方梁德利，乙方梁淑红。鉴于：1、甲方作为怀柔区刘各长村×号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据《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房屋搬迁优惠购房方案》，可享受135．05平方米的优惠购房面积，选定回迁房2套；2、乙方系甲方女儿。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转让优惠购房权益之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一、优惠购房转让情况：1、甲方自愿将其在此次搬迁过程中已选定的×1号楼×1单元×1号（户型建筑面积约为82平方米）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乙方，并由乙方直接签署该房屋的优惠购房意向书及房屋买卖合同后实际取得该房屋；2、双方确认乙方选购的上述房屋含超优惠面积，由乙方按照超优惠面积购房的政策承担相应权利及义务。二、购房手续办理。本协议签订后，由双方按照本协议中的约定，分别按照相关单位的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办理后续正式购房手续。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基于本协议而取得全部购房权利和义务均自行享有和承担。三、本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同意严格按约履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签约双方自行承担，其他第三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梁德利与梁秋伶之间的《协议书》，除将安置房楼号改为“×号楼×单元×室，户型建筑面积约为58平方米”外，其余内容与梁德利与梁淑红《协议书》一致。但，梁德利与梁秋伶《协议书》上所有“梁秋伶”的签字均由梁淑红代签，梁淑红对此解释为梁秋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梁淑红系刘各长村指定的梁秋伶的监护人。梁淑红对其系梁秋伶监护人的主张未向法庭出示证据。2019年11月，梁德利之妻、梁淑红之母徐淑兰去世。2020年1月14日，梁德利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其与梁淑红签订的合同，但起诉书中并未明确其要求撤销的具体合同。梁德利对其主张申请法院调取怀柔区刘各长村×号院落拆迁及回购房的相关材料。法院依梁德利申请向山天置业公司调取案涉院落拆迁档案材料，具体包括：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梁德利向山天置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刘某1（梁德利之儿媳）与梁德利的《授权委托书》、搬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二）、停产停业综合补助协议（补偿给刘某1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山天置业公司与认购人为梁淑红的《优惠购房意向书》、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将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梁淑红的《协议书》、山天置业公司与认购人为梁秋伶的《优惠购房意向书》、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将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梁秋伶的《协议书》。法院调取上述拆迁材料后，梁德利明确其在本案中要求法院撤销的两份协议是：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与梁秋伶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梁德利主张撤销上述两份协议的理由是重大误解，即梁德利自始认为拆迁后的2套安置房屋归属于梁德利，梁德利没有将房屋给付梁淑红和梁秋伶的意思表示。但直到2019年12月，梁德利才得知安置房屋不在梁德利名下，故申请撤销。梁淑红不同意梁德利的诉讼请求，其抗辩理由一是梁德利、徐淑兰夫妻已在2016年9月5日将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赠与给梁淑红，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明确约定×号拆迁利益由梁淑红享有，故梁德利在拆迁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均属积极配合梁淑红完成《赠与协议》的行为；二是梁德利在2017年9月即明知协议内容至2020年1月才起诉，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梁德利对其撤销权未超过除斥期间的主张出示出庭证人刘某1、刘某2证言。刘某1系梁德利儿媳、梁淑红弟妹，刘某1证明2019年12月5日其与丈夫梁景禄陪同梁德利先后前往银行、拆迁办后才得知安置房和拆迁款均在梁淑红名下；刘某2系刘某1子侄，刘某2证明2019年12月5日前往银行、拆迁办均系刘某2开车。经质证：梁淑红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认为梁景禄、刘某1夫妻亦主张案涉标的物的权属问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刘某2系刘某1子侄。梁淑红对其主张出示2016年9月5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梁德利与梁淑红在拆迁办捺印的照片、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梁德利出具的《承诺书》、2018年银行转账凭证。其中，《赠与协议》约定：“赠与人是梁德利、徐淑兰，受赠人是梁淑红。赠与人将二人坐落于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号院内北房2间、东厢房3间及该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赠与给梁淑红。协议签订后，如遇拆迁征占，二人赠与梁淑红的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因被拆迁取得的一切权益归梁淑红所有。梁淑红还需给二人之女梁秋伶提供住房。”梁德利对《赠与协议》的质证意见主要来源于其同期起诉梁淑红的拆迁补偿款返还原物纠纷案，案号为（2020）京0116民初920号。该案质证中，梁德利先否认签订过《赠与协议》，后认可《赠与协议》上系梁德利本人签名和捺印，认可徐淑兰签名系梁德利代签，对徐淑兰签名处捺印称系梁德利代捺，逾后改称不清楚是否徐淑兰本人捺印。梁德利否认签订《赠与协议》时徐淑兰在场，否认有见证人王**田在场，否认梁淑红向其宣读过《赠与协议》内容。梁德利认为，梁淑红利用梁德利住院后养病期间以赡养梁德利为由让梁德利在梁淑红自行准备的《赠与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内容不是梁德利夫妻真实的意思表示，梁淑红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有梁德利财产的目的，赠与协议应属无效。对梁淑红在本案中出示的其他证据，梁德利认可照片、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及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梁淑红的证明目的，认为授权事项就是委托梁淑红办理房屋拆迁事宜，梁德利虽和梁淑红到银行签字，是梁淑红告知梁德利钱款由梁淑红保管，并未说钱款转给梁淑红。关于梁德利要求撤销的两份《协议书》，梁德利庭审时陈述：协议书只有首部甲方处的“梁德利”是梁德利签字，其余均是梁淑红书写；梁淑红明确表示：两份《协议书》上“梁德利”的签字都是梁淑红代签，没有梁德利的签字，首部甲方处“梁德利”的签名也是梁淑红写的。梁淑红陈述两份《协议书》形成的过程是：那天下大雨，交代清楚之后将梁德利送回去，之后的事情都是梁淑红办的。因为有梁德利的承诺书，梁淑红才能办这些事儿。当时如果没有梁德利的本人授权和《赠与协议》，拆迁办不可能全部让梁淑红代签，不可能甲乙方都是梁淑红签字。另查一：梁淑红系怀柔区刘各长村村民，本人在刘各长村另有宅基地；梁淑红提供的《赠与协议》全部为打印完成，梁德利在每页《赠与协议》底部均签字捺印。另查二：在本案同期起诉的梁德利与梁淑红拆迁补偿款返还纠纷案件中，梁德利之子梁景禄、刘某1夫妻主张刘各长村×号院落拆迁款及拆迁利益属于梁景禄夫妻所有和享有。梁景禄、刘某1认为，被拆迁的×号院落北房2间早在1984年就已分给梁景禄所有，二人在2000年时将受分的×号院落北房翻建并在院落内新建南房2间、东厢房3间和厨房1间。梁景禄同时出具了1984年《分家单》。2020年5月21日，梁德利就返还拆迁补偿款纠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关于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可否撤销的问题：首先，可撤销合同需要行为人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因该行为在意思和表示上不一致而行使撤销权。重大误解作为可撤销合同的撤销事由之一，是指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对合同误解，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可见，因重大误解导致的可撤销合同也是以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行为为前提。本案中，梁德利要求撤销《协议书》系其错误的认为《协议书》首部甲方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但梁淑红自认《协议书》上所有“梁德利”签名均系梁淑红个人书写，故梁德利要求撤销的《协议书》不属于可撤销合同；其次，案争《协议书》系梁淑红作为甲、乙两方签订的协议，梁淑红作为梁德利的委托人与自己签订协议，符合我国民法总则关于禁止自己代理的行为，现无证据证明梁淑红的行为经过梁德利的同意，且梁德利不予追认，因此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应属无效。此外，本案中，梁德利要求撤销其与梁秋伶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由梁淑红代替梁秋伶签字，但该份《协议书》中优惠购房权益的享有人系梁秋伶而非梁淑红，故梁德利在其与梁淑红的诉讼中要求一并撤销其与梁秋伶的《协议书》不妥，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的《协议书》无效；二、驳回梁德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梁淑红自认《协议书》上所有“梁德利”签名均系梁淑红个人书写，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系梁淑红作为甲、乙两方签订的协议，梁淑红作为梁德利的委托人与自己签订协议，符合我国民法总则关于禁止自己代理的行为，现梁淑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梁淑红的行为经过梁德利的同意，且梁德利不予追认，故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应属无效。梁淑红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德利要求撤销其与梁秋伶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因该份《协议书》中优惠购房权益的享有人系案外人梁秋伶，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亦无不当。综上，梁淑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梁淑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申峻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