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4643号原告：南通富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法定代表人：秦化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建，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欧亚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薇，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钱吉芳，女，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第三人：葛奇慧，女，198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上述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卫东，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通富凯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钱吉芳、葛奇慧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通富凯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徐永建、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薇、陈佳蔚及第三人钱吉芳、葛奇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雇主责任险保险责任，并直接向第三人支付保险理赔款727,92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法律费用9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1日，原告为公司9名雇员向被告投保雇主责任保险，被告的保险责任是“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符合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8年6月12日零时起至2019年6月11日二十四时止。2018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代理人赵某提出将雇员中“王玉东”变更为“葛荣飞”，被告代理人同意并表示第二天(即2018年8月11日)零时生效。2018年8月13日，葛荣飞驾驶原告车辆与案外人李某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葛荣飞当场死亡。2019年1月3日，江苏省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葛荣飞因事故死亡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并予以认定工伤。葛荣飞的近亲属(即本案第三人)向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葛荣飞工伤保险待遇，该仲裁委裁决由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目前裁决已生效，原告因经济能力所限，未能向第三人履行该裁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原告因该起保险事故被提起仲裁等，共需要支付律师代理费90,000元。2018年8月13日事故发生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理赔责任，但被告以2018年8月14日才办理完成批改手续为由拒绝赔偿。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尽早弥补第三人的损失，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雇主责任险保险责任，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0,000元，向第三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97,920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雇主责任险保险单、保险费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雇主责任险并支付保险费；2、微信截图(原告当庭向法庭展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告知被告的代理人赵某要求变更雇员，将雇员名单中的“王玉东”变更为“葛荣飞”，该代理人同意此变更并表示于2018年8月11日生效；3、工伤认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裁定书、仲裁裁决书，证明2018年8月13日葛荣飞驾驶原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当场死亡，经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个程序最终认定为工伤，并经南通市港闸区劳动仲裁委裁决由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4、行政委托代理合同、仲裁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原告处理与第三人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事宜支付的律师费用。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认可。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原告提供的聊天截屏，无法确认聊天双方的身份，亦无法确认聊天记录的时间是否更改或删除；且被告无法确认记录中有通过语音聊天转化为文字的信息；赵某并非被告员工，也非被告的代理人，且被告是于2018年8月14日收到原告的变更申请的。对证据3的工伤认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真实性认可，但原告与葛荣飞并未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工合同，且原告并未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等材料，无法看出葛荣飞在事故中承担责任的认定；对该组证据中的行政裁定书、仲裁裁决书三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系原告主动提起诉讼、仲裁，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费用的范围，被告不予理赔；裁决书第三页提到葛荣飞的工伤，但原告并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本案保险的理赔还基于原告与雇员之间要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证据4表面真实性认可，但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无法确认该两份律师代理合同的律师费用是否实际发生。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均予认可，表示无异议。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本案保险系在线产品，所有投保均在线上完成。若投保人需要变更，则需提前一天在网上申请，该申请待生成批单后方才生效。故葛荣飞发生事故时并未在原告投保的雇员名单内。被告于2018年8月14日才收到原告的雇员变更申请，葛荣飞发生交通事故时尚未列入雇员名单，被告对此不负保险责任。原告诉状中所称的赵某并非被告员工，而是原告的代理人，且被告从未在2018年8月10日收到过原告及相关人员关于变更雇员的申请。被告从未授权赵某作为代理人处理相关保险事宜。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中没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排除葛荣飞存在无照驾驶、酒后驾驶等行为，且交通事故有其他责任方，存在其他保险已赔付部分金额的可能，这些均会影响到被告是否应该理赔。法律费用赔偿限额为80,000元，理赔范围仅限于原告被提起仲裁或诉讼产生的仲裁费或诉讼费用，不包括律师费用及原告主动提起的行政诉讼产生的费用，且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并未经过被告认可。该笔90,000元中有30,000元系原告主动提起的行政诉讼和仲裁，故相关费用被告亦不承担。原告主张的法律费用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保险单，证明(1)根据保单明细表特别约定，原告欲变更雇员应至少提前一天以批注、批单或其他书面形式向被告提出申请，生成批单后变更雇员申请开始生效；(2)法律费用赔偿限额为80,000元，理赔范围仅限于原告被提起仲裁或诉讼产生的仲裁费或诉讼费用，不包括律师费用及原告主动提起的行政诉讼产生的费用；2、雇主责任保险批单，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14日申请变更雇员清单，被告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同意原告变更被保险人雇员清单的批单及该申请变更的生效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零时；3、健康险运营系统截图，证明2018年8月14日，原告在系统中录入向被告申请减少雇员“王玉东”、增加雇员“葛荣飞”的雇员变更申请，并经核保完成，批单生效；4-5、健康险运营系统截图、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均证明赵某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代理原告投保被告雇主责任险相关事宜，包括代原告收取及支付保费等；赵某实为原告代理人，而非被告代理人；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查询详情，证明赵某所属公司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同意被告证明内容中的原告可以以其他书面形式向被告提出变更雇员的申请，同时案涉保单明确记载原告作为投保人有权随时申请变更名单，被告提供的保险单、保险条款约定雇员生效日期不早于被保险人申请日期的次日生效，被告未明确何时生效，一旦原告的申请被批准生效，原告可以理解为从原告申请次日起生效，即从2018年8月11日零时生效；被告作为保险公司有最大诚信义务，而被告提交的证据载明法律费用最高限额为100,000元，又载明在理赔时该费用需按比例赔付，二者互相矛盾，被告不诚信；证据2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该批单记载的申请时间错误，原告申请时间为8月10日，而被告称为8月14日，且被告称赵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则被告应提交证据证明是谁于8月14日代原告提供了变更申请，若被告无相应证据，则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时间不正确；证据3-5，被告称该三组证据为电子证据，但该三组证据的形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故被告的该三组证据不合法，原告无法确认真实性；被告提供的证据中编号为20页的截屏，其雇主责任险的渠道来源显示“中介业务”，原告认为系被告通过中介招揽的保险，而赵某就是保险代理人；编号为21页的截屏显示2018年8月14日的录入人为I云保，该批单与被告承保时的批单一致，故该操作系由被告操作，而非被告所称的录入由原告操作，故被告须对此操作进行说明；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2018年8月14日14：28：12录入，2018年8月14日14：28：13核保通过，表明被告只需1秒即能完成批改，而原告是8月10日提交的变更申请，可看出被告与其合作的中介人员管理不到位；对于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明确，即仅包括保费的收取，故不能认定赵某系为原告购买保险的代理人；被告提供的证据第25页显示收款人为赵某，但用途为中介云平台批改，原告认为根据该记载赵某就是被告的中介；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赵某系保险业从业人员，具有保险代理人代理资格，故其为被告对外推销保险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被告所称的赵某系原告的保险代理人。综上，被告的举证目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三人表示同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被告证据5中第26页有原告公司章及赵某签名的书证系被告的格式行为，充分证明了赵某系为被告招揽保险业务的中介方。第三人述称：同意原告的上述诉请。葛荣飞是第一次为原告进行运输业务，就出了车祸，第三人系受害方，被告应将此理赔款直接支付给第三人。对原告诉称的事实均认可。根据保单第十七条约定，被告并未要求变更手续一定要书面申请。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陈述如下：其办理原告的雇主责任险投保，其与被告之间无雇佣关系，仅是为原告办理了被告的保险。该笔业务其收取过中介费，是通过一个叫尹建美的人介绍做了这单保险业务，是帮原告去投保。当时办理了投保的全过程，但网上操作不是其操作的，是其把所有材料交给尹建美去做的。原告雇员名单变更其知道，但不记得是否在葛荣飞出事之前变更的，因为葛荣飞出事了，其才知道之前原告在被告处有笔未结清的保费，故葛荣飞的名字没有变更进去，这也是别人对其说的。对于名字变更，其都是通过QQ发送过去的。对于原告说的要变更名单的具体时间，其已记不清。后来名单有变更，应该是原告未结清的保费完成支付了，但不清楚具体什么时间进行的变更，且具体操作都是别人操作的。对于原告后续理赔，其并没有参与过。原告的保费是其帮原告垫付的，当时原告称钱款不够，所以是其帮原告垫付了全部保费。除了垫付保费，没有其他费用来往。对于未结清保费的费用支付与退还是直接转账至原告账户的，原告至今欠着其垫付的保费，并未归还。原告提供的其与秦化忠的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但当时使用的手机已坏，不能提供其手机中的聊天记录。对于证人赵某的证词，原告认为，证人能证明2018年8月10日原告已向被告提交了变更名单，证人承揽该笔保险业务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被告按照缴纳保费支付的一定比例的佣金，故被告应依法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被告认为，证人陈述其为原告处理投保事宜，保费的支付与退回都是通过转账完成的，被告在此过程中未向赵某支付过其他任何费用，故赵某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关系。即使赵某为中介人，赵某与原告员工秦化忠相识，该员工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秦化连的哥哥，说明赵某实际是原告的代理人，是在为原告处理相应事宜。第三人认为，证人对自己身份可能存在认识错误。证人认定其与原告无确实关系，而她为原告垫付保费，第三人认为系其为了拿被告的中介返点。从被告证言可看出中间存在多个中间人，而被告仅与联系最紧密的中介付费，而证人是第几手中介无法考证，但不能否认证人系被告中介的身份。原告补充提交证据：南通博远物流有限公司罗王氏与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濉溪县龙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朱燕与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湖北兆鑫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陈若芹与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雇主责任保险批单，证明2017年至2019年，南通博远物流有限公司罗王氏通过赵某为公司驾驶员购买保险，并通过赵某向被告办理了雇员变更的批改手续；2017年至2019年，濉溪县龙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朱燕通过赵某为驾驶员购买保险；2019年5月，湖北兆鑫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陈若芹通过赵某为驾驶员购买保险；赵某系被告的保险代理人，而非原告的保险代理人。被告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聊天记录真实，也都是涉及到其他公司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无法证明赵某为被告代理人，同时也证明了赵某的身份相当于中介代理，即其帮助投保人寻找保险产品并向保险公司投保。结合原告向赵某出具的材料，原告委托赵某支付保费的行为，均证明赵某为原告代理人。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无异议。被告补充提交了《公证书》一份，证明(1)2018年8月14日14：28：12，原告在系统中录入，向被告申请减少雇员“王玉东”、增加雇员“葛荣飞”；2018年8月14日14：28：13，原告在系统中录入的雇员变更申请核保完成，批单生效；(2)赵某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代理原告投保被告雇主责任险相关事宜，包括代原告收取及支付保费等；赵某为原告代理人，而非被告代理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在系统中录入系被告员工操作，不能证明系原告录入。从批单内容看，该录入操作系案外人江苏诚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代为操作。根据系统记载“2018年8月14日14：28：12”接收申请，但根据证人证言，赵某是在8月10日提交的申请，故产生了时间差。从批单明细看，其中有多个批单，只有第2个批单，即葛荣飞的批单，系原告申请，其他均不是原告申请，且批单中显示的减少的五个驾驶员的名单，并非原告员工，原告也未进行过批单变更申请。从赵某的身份及代付费声明看，都是2018年9月19日办理批单时产生的委托信息，即赵某非法使用代付保费申明，故原告对代付保费声明的合法性不认可，且《公证书》只能证明操作时的流程，但不能证明该代付保费声明的真实性。第三人认同原告的质证意见，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网络操作并非原告所能操作，被告收到材料后进行批改的过程，并不能证明原告上传批改材料的时间。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向被告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并签订了保险合同，内容包括了保险单、保单明细表、人员名单、保险条款。2、保单明细表载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期间自自2018年6月12日零时起至2019年6月11日二十四时止，总投保人数9人，首次投保总保费8,415元。保单赔偿限额：(1)总单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0,000元；(2)总单累计赔偿限额5,000,000元。总单责任赔偿限额：雇主责任保险-法律费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000元，累计赔偿限额200,000元。第9条保障方案载明：保障方案1：长途货车司机，人数9人，人均保费935元，死亡赔偿金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800,000元。明细表第11条特别约定：本保单记名承保,承保的被保险人雇员仅限于与被保险人建立合法劳动关系的自然人,投保人需根据雇员实际年龄对应选择保险计划。被保险人可随时申请变更名单，雇员生效日期不早于被保险人申请日期的次日零时生效。3、雇主责任险人员名单为：苏近元、周维龙、王玉东、赵家胜、卞玉广、余西龙、秦占、曹建、秦化忠9人，人均保费935元。4、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符合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死亡赔偿金按保险单约定的每人死亡赔偿限额计算死亡赔偿金额。第十七条：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列明被保险人雇员名单，对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列入名单的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发生名单变动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在新增人员开始工作后五日内通知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否则，对于新增的雇员发生的索赔案件，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5、(2019)苏人社行复第12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原告作为申请人自述：葛荣飞并非原告劳动者，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建立临时雇佣关系。该决定书认定原告与葛荣飞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9年9月4日港劳人仲案字(2019)第478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原告支付第三人有关葛荣飞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后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上述款项中的30,000元，剩余款项未支付。6、原告方证人赵某为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具有保险代理人从业资格证，其证词并不能确认变更员工名单的具体时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原告在2018年8月10日是否向被告申请了雇员责任险的员工名单变更。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与葛荣飞系临时雇佣关系，而葛荣飞出车当天为2018年8月13日，原告应先证明在2018年8月10日与葛荣飞已建立雇佣关系的事实，但根据第三人的陈述，葛荣飞发生车祸，是其在原告处唯一的一次出车。原告在庭审中又称葛荣飞于2018年8月10日出车，于2018年8月13日发生车祸，对此运输过程，原告的陈述并不完整且前后矛盾。现原告提供的其员工于2018年8月10日委托保险经纪人赵某办理雇员名单变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聊天记录中双方的真实身份，且证人赵某称其并不记得这个聊天内容的确切时间，原告并未提供当时结算保费或书面申请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主张其已在葛荣飞发生车祸前向被告申请了雇员名单变更这一节事实，本院无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该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被告理应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但因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葛荣飞在发生意外事故时已登记在保单雇员名单内，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通富凯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79.20元，由原告南通富凯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李 菁审 判 员  徐 丰人民陪审员  路真诚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