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0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燕梅，女，197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群，陈茹靖，福建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法定代表人：张力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源琳，丘小燕，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燕梅与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下简称麦田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5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燕梅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闽0203民初1596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居间服务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在于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制购买对象，忽略了金色麦田公司为了赚取高额中介费，不顾后果地居间促成买卖双方签订违反限购政策的合同的事实。金色麦田公司未尽到基本居间义务，理应退还全部居间服务费，并承担因其重大居间过错给郭燕梅造成的损失。 金色麦田公司收取郭燕梅16万元的中介费，提供的是有偿居间服务，作为居间方，其居间活动的目的与基本义务是促成房屋买卖当事人能够实际达成房产交易，而非仅仅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本案中，麦田公司明知郭燕梅在签约时已属于限购对象，其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居间公司理应知晓相关限购政策并作出是否可以交易的合理判断。但其仍为了赚取居间服务费，促成有悖于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买卖合同，违反讼争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过错明显，也违背作为居间方的基本职业道德。 并且，在签约时麦田公司填写《合同书》，明知郭燕梅名下有两套房产，却在《交易双方信息表》买受人名下房产情况只勾选了1套，该行为也导致法院认为郭燕梅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名下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在合同解除的责任分担及赔偿损失的数额上对郭燕梅作出不利的认定。麦田公司在一审的陈述与事实不符，郭燕梅名下已有两套房产，不可能向中介提出要出售名下已有房屋以获得购买案涉房屋的资格。找第三人过户也是麦田公司为了促成买卖合同的签订而提议的，实际上，郭燕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第三人进行过户。最终，买卖合同因郭燕梅属于限购对象而无法履行，并因此解除。一审法院认定《居间服务合同》因客观上不应当得到履行而解除是正确的。 郭燕梅认为，依据房地产经济管理第19条规定，麦田公司未尽到房产中介的基本义务，不得就居间行为要求报酬，应退还郭燕梅全部居间服务费16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麦田公司仅需返还居间服务费125000元，有失公平。且，麦田公司的系列行为有违诚信，过错明显，对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及因合同解除而赔偿给林彬200000元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后，郭燕梅有权要求麦田公司赔偿损失。而一审法院完全忽视由于麦田公司的重大居间过错给郭燕梅带来的损失，径行驳回郭燕梅的诉求，明显偏袒金色麦田公司，对郭燕梅实属不公。 上诉人麦田公司答辩，麦田公司认为麦田公司为上诉人提供的居间服务合法合理，不违背国家政策，上诉人郭燕梅完全能够通过答辩人的居间达到购房目的。麦田公司在促成上诉人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买卖合同时，严格依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充分审查交易房产的权属情况、林彬的身份信息以及上诉人的购房资质等等交易相关事项，且麦田公司的促成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明确知悉上诉人郭燕梅无购房资质仍自愿签约。麦田公司不管根据合同法第426条或是居间服务合同均系提供了符合标准、符合收佣条件的居间服务。上诉人郭燕梅无法说明麦田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不合法、不应当收佣。上诉人郭燕梅提出麦田公司促成的合同违反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限制办理房产权属登记至已有一套住房的单身人士名下，却并未限制限购人士购房赠人！签约时上诉人郭燕梅表示其购房目的并非投资也并非自用，是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这套房产过户至谁名下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上诉人郭燕梅会为了实现购房目的，积极履约、积极确保该房产最终过户至符合购房资质的人名下。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促成的合同怎么会违反国家政策了。假设上诉人郭燕梅购房目的是名下持有国家政策限制的房产套数，而麦田公司促成上诉人郭燕梅签约，该服务才是违反国家政策！ 麦田公司促成上诉人郭燕梅与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完全能够实现买卖双方的交易目的。签约前上诉人郭燕梅明确提出可以过户给其亲戚朋友，只要房子实际能够归其使用，再不济其也可以出售名下房产腾出过户名额。当时答辩人根据上诉人郭燕梅提供的信息一直认为上诉人郭燕梅仅需要出售其名下持有的唯一房产，所以当上诉人郭燕梅自愿签约并自信满满，答辩人也并未阻止！直到上诉人郭燕梅与林彬约定的过户期限届满，上诉人郭燕梅并未履约，二人发生纠纷，答辩人方才被告知上诉人郭燕梅名下原来持有2套房产。但尽管上诉人郭燕梅的履约难度加大，近8个月的交易周期，上诉人郭燕梅若积极履约也完全可以实现交易目的！所以上诉人郭燕梅自己违约了再提出麦田公司促成的合同无法履约根本无法无据！ 综上，麦田公司促成上诉人与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客观上原是可以履行的。是在过户期限届满，上诉人仍无过户名额，加之买卖双方又一致解约下才出现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而无法继续履约的过错完全在于上诉人！首先，在麦田公司促成上诉人郭燕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上诉人就存在过错。上诉人郭燕梅提出麦田公司知晓其名下持有2套房产根本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对此无任何证据佐证。反之，双方交易信息确认表经上诉人签字确认可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信息就是名下持有1套房产。上诉人就算没有刻意隐瞒实际情况，也是没有准确披露实际情况！上诉人还以此追究麦田公司，简直毫无道理！ 再者，房屋买卖合同最终无法继续履行也是上诉人过错所致。林彬依照约定在2017年7月31日已将房产交付给上诉人，但2017年12月29日双方约定的过户时间已至，上诉人却没能配合办理过户。经林彬再三催促，上诉人时隔近半年才提出自己没有名额，并以此作为逃避违约责任的借口。最终导致合同解除。 综上答辩意见，麦田公司依照上诉人的要求为其提供居间服务，也最终促成上诉人郭燕梅与他人签订符合其要求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也并不违反国家政策。若并非上诉人郭燕梅在履行过程中发生违约，该合同完全能够实现买卖双方的交易目的。然而，却因上诉人郭燕梅的问题导致过户期限届满仍无法过户至符合国家政策的人员名下，而被认定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上诉人郭燕梅不仅无权要求麦田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无权要求麦田公司返还佣金，甚至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不利后果！ 上诉人麦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诉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3民初15960号的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系因限购政策，而实际上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原因是:郭燕梅逾期未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超过20日，构成根本违约，案外人林彬是根据合同约定解除的合同，而非限购政策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民事审理过程中，郭燕梅也自认其要找合适的第三人过户，合同约定的过户期限才会长达7个月之久,(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系因为郭燕梅不仅无法将其名下的房屋出售以达到购房的资格或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第三人过户导致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案外人林彬要求解除是因为郭燕梅违约，因此(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判决方才认定郭燕梅跟林彬对《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事实没有争议，而原审法院错误将《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原因归责于限购政策，原审法院的认定不仅枉顾了法律的规定，同时也掩盖了郭燕梅恶意违约的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麦田公司与郭燕梅签署的《居间服务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即上诉人提供了居间服务，郭燕梅因上诉人麦田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已支付了约定的居间服务费),然因郭燕梅对案外人违约导致承担的违约责任，要求上诉人麦田公司退还居间服务费，而原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法律条款，认定已经履行完毕的《居间服务合同》不应当得到履行，支持了郭燕梅的退还请求不仅逻辑不通，也与法律规定背道相驰。 郭燕梅是在明知自身无购房资格以出售其名下房产达到购房目的的条件下，并且案外人林彬也接受郭燕梅提出的过户条件后，上诉人麦田公司方才促成其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未侵犯到国家或第三人权益，亦被原审法院认定合法有效可履行。原审法院引用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之一: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认定了《居间服务合同》应解除，首先市政府颁布的通知不属于法律法规,先不说市政府颁发的通知不能作为判决时的依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本案适用限购政策，但该通知里并未限制买卖双方在已知限购的情况下通过排除限购障碍的方式购买房屋，《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让郭燕梅有充分的时间排除限购的障碍,且在郭燕梅构成根本违约后，案外人林彬又给了郭燕梅六个月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内郭燕梅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滥用合同的给予的宽限期,而使自己处于政策限制中(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判决中也认为郭燕梅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迟迟未能排除障碍办理过户，对《房屋买卖合同》解除负有主要责任。显然上诉人麦田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可履行。在《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法》第426条规定上诉人麦田公司就有权利收取居间服务费，实际上也已经履行完毕。但原审法院错误的适用法律不仅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使法律沦为失信人的权柄。三、原审法院判处上诉人麦田公司应当返还郭燕梅居间服务费125000元才是真正的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判决中已经提出:郭燕梅作为买受人，明知自己属于限购对象，没有购房资格，仍与林彬签订讼争合同并且在讼争合同签订时故意隐瞒其名下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在讼争合同签订后一年才以限购为由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郭燕梅的一系列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原审法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支持了郭燕梅的请求明显是在助长违法行为的滋生。如果说上诉人必须要为郭燕梅的违约行为买单,那么何来公平可言?任何人都可以找中介签订合同后，在房价下行后以此为由要求退还中介费。那么置法律规定于何地?居间方利益又有何保障?综上，原审法院不仅认定事实错误，又错误的适用法律。请求在查明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 上诉人郭燕梅答辩，一、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郭燕梅属于限购对象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这是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金色麦田公司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已生效的（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由于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对象，没有购房资格，讼争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从而判决解除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郭燕梅并没有出售现有房产或找第三人过户的合同义务，麦田公司主张郭燕梅恶意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麦田公司与郭燕梅在合同订立时均明确知晓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制购买对象，而交易案涉房屋的行为有悖于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故双方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客观上不应当得到履行，应以解除为宜，是正确的。二、麦田公司违背基本的居间义务，导致买卖双方签订违反限购政策而无法实际履行的合同。应退还全部居间服务费，并承担因其重大居间过错给郭燕梅造成的损失。麦田公司收取郭燕梅16万元的中介费，提供的是有偿居间服务，作为居间方，其居间活动的目的与基本义务是促成房屋买卖当事人能够实际达成房产交易，而非仅仅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且，讼争合同第三条第三款还明确约定：“丙方保证其居间服务行为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然而，麦田公司明知郭燕梅在签约时已属于限购对象，其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居间公司理应知晓相关限购政策并作出是否可以交易的合理判断。但其仍为了赚取居间服务费，以“政策随时会变化”“可以找第三人过户”来游说买卖双方达成合意，从而促成有悖于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买卖合同，过错明显，不但违背约定的居间义务，还违背居间方的基本行业道德。 并且，在签约时填写《合同书》，麦田公司明知郭燕梅名下有两套房产，却在《交易双方信息表》买受人名下房产情况只勾选了1套，该行为也导致法院认为郭燕梅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名下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在合同解除的责任分担及赔偿损失的数额上对郭燕梅作出不利的认定。上诉人居然连购房人的基本信息都故意填错，显然未尽到居间义务。 综上，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麦田公司未达到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约定标准，不得收取佣金。郭燕梅系基于对麦田公司专业房产中介的信赖而签署合同书、支付居间费，但麦田公司未尽到房产中介的基本义务，其居间过程中系列行为有违诚信，过错明显，对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及相应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郭燕梅实际支付的居间服务费160000元以及生效判决认定赔偿林彬200000元的损失，金额是确定的。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后，郭燕梅有权要求麦田公司退还全部中介费并赔偿损失。 此外，中介公司主张不违反国家政策，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买卖合同相对人不管是一套还是两套房产，都违反了厦门市房地产限购政策。麦田公司并未充分审查上诉人郭燕梅的购房资格，连上诉人郭燕梅名下是一套还是两套房产都不清楚，前后矛盾，未履行基本的居间义务。本案麦田公司主张案涉房屋居间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房产并未过户，房产买卖合同已经解除，房产居间义务并未完成。 郭燕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郭燕梅与麦田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2．麦田公司返还郭燕梅居间服务费16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其中120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5月31日起计算，40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6月16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麦田公司赔偿郭燕梅损失200000元。 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31日，在麦田公司的居间下，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郭燕梅向林彬购买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屋（以下均称案涉房屋）。各方当事人为此还签订一份《居间服务合同》，约定麦田公司促成郭燕梅与林彬签订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麦田公司保证其居间服务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签订后，郭燕梅支付了麦田公司居间服务费160000元。此后，因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政策所规定的限制购买对象，导致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案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过户，郭燕梅与林彬因此产生纠纷并引发诉讼。后法院判决认定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已解除，并判决郭燕梅补偿林彬损失200000元。麦田公司作为专业的房产中介机构，熟知厦门市住房限购政策，却在明知郭燕梅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为了赚取居间服务费，不顾后果地居间促成郭燕梅与林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导致该合同因违反住房限购政策无法实际履行而解除，致使郭燕梅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还因此遭受了赔偿林彬200000元的损失。而且，麦田公司在填写合同时，明知郭燕梅名下有两套房屋，却在《交易双方信息表》买受人名下房产情况信息中填写为1套，该行为也导致法院认为郭燕梅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名下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在合同解除的责任分担及赔偿损失的数额上对郭燕梅作出不利的认定，这也属于麦田公司未尽到居间义务。因此，麦田公司未尽到房产中介的基本义务，没有促成买卖双方签订合法有效且可履行的合同，致使郭燕梅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郭燕梅有权解除《居间服务合同》，并要求麦田公司退还居间服务费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经审理认定事实： 2017年5月31日，在麦田公司的居间下，郭燕梅与林彬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郭燕梅以6580000元的价格向林彬购买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屋，双方应于2017年12月29日前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同日，各方当事人还签订一份《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经丙方（麦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甲方（林彬）与乙方（郭燕梅）就买卖前述案涉房屋进行磋商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丙方提供居间服务至《房屋买卖合同》成立时结束；丙方促成交易双方签署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丙方保证其居间服务行为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应在《房屋买卖合同》成立时按案涉房屋成交价的2.5%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合同签订后，郭燕梅支付了林彬购房定金及交房保证金合计310000元。郭燕梅还分别于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6日支付麦田公司居间服务费120000元、40000元。 2018年7月16日，因《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郭燕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彬返还定金及交房保证金31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林彬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决定合并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民事判决，认为“郭燕梅与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郭燕梅自讼争合同签订至今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对象，没有购房资格，讼争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虽然郭燕梅与林彬对讼争合同的解除时间有争议，但双方均确认讼争合同已解除。在讼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郭燕梅作为买受人，明知自己属于限购对象，没有购房资格，仍与林彬签订讼争合同，并且在讼争合同签订时故意隐瞒其名下已有两套住房的情况，在讼争合同签订后一年才以限购为由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郭燕梅的一系列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讼争合同的解除负有主要责任。林彬作为出卖人，明知郭燕梅单身且名下至少已有一套住房，应当知道郭燕梅属于限购对象，没有购房资格，但仍甘冒风险与郭燕梅签订讼争合同，并且在郭燕梅迟迟未能排除障碍办理过户的情况下，林彬亦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对于讼争合同的解除，林彬负有次要责任。因郭燕梅与林彬对于讼争合同的解除均负有责任，故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郭燕梅诉请林彬返还定金及交房保证金31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郭燕梅诉请林彬支付定金及交房保证金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彬诉请郭燕梅支付违约金1006000元、赔偿律师费5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双方的责任大小、讼争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讼争房屋的交付使用情况，并考虑到迟延一年解除讼争合同对林彬造成的交易机会的丧失和期待利益的损失，为防止利益严重失衡，一审法院对林彬诉求的损失予以部分支持，并将林彬的损失酌定为200000元，即郭燕梅应补偿林彬损失20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并判决：“一、林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郭燕梅返还定金及交房保证金310000元；二、郭燕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补偿林彬损失200000元；三、驳回郭燕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林彬的其他反诉请求。”该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审理中，郭燕梅还陈述，郭燕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政策所规定的限制购买对象，但麦田公司建议说相关政策一直在变化且可以找第三方过户，所以郭燕梅才签订该合同。麦田公司则陈述，郭燕梅在当时已明确提出要出售自己名下已有房屋以获得购买案涉房屋的资格，或者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至具备购房资格的第三方名下；根据郭燕梅的该意思表示，在告知并征得林彬同意的情况下，麦田公司促成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居间人麦田公司促成郭燕梅与林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政策所规定的限制购买对象而无法履行，并因此解除。麦田公司与郭燕梅在合同订立时均明确知晓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制购买对象，而交易案涉房屋的行为有悖于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故双方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客观上不应当得到履行，应以解除为宜。《居间服务合同》解除后，麦田公司负有向郭燕梅返还居间服务费的义务。鉴于《居间服务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在于郭燕梅属于厦门市住房限制购买对象，结合麦田公司履行居间人义务的情况，麦田公司在向郭燕梅返还居间服务费前可扣除其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麦田公司应当返还郭燕梅居间服务费125000元。至于郭燕梅要求麦田公司支付利息、赔偿损失，理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郭燕梅与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二、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郭燕梅居间服务费125000元；三、驳回郭燕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47元，减半收取计3473.5元，由郭燕梅负担2320.5元，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153元。 本院二审期间，郭燕梅提出居间合同中指定第三人过户这部分意思表示应该是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文本中体现的，但是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文本最后部分的补充协议是空白的，其没有作出过这个意思表示，是麦田公司说可以找第三人来过户。 麦田则认为签约的时候上诉人郭燕梅提供的信息是其名下只有一套房，上诉人郭燕梅提出麦田公司提议找第三人过户和上诉人郭燕梅在（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案件与林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表述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在（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案件审理中郭燕梅声称，因为房价开始下行林彬急于开始卖房，并提议可以找第三人过户。当时郭燕梅说林彬是提议方，现在又反说是麦田公司提议找第三人过户，不管是谁提议，郭燕梅是已经认可了该种交易方式才自愿签约，且在该案陈述中，郭燕梅也明确表示购房目的是给其父母居住，所以才印证了麦田公司提出的该房子过户在谁名下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够归于上诉人郭燕梅使用。 林彬的提议在（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生效判决书载明：“…郭燕梅辩称：‘明确表示是房价开始下行，林彬急于卖房，并提议郭燕梅找第三人过户。’…‘并且找第三人过户也是二手房交易的通行做法，在签约当时也有委托中介居间，而中介也说这个方法没问题，所以，郭燕梅才会签约。…‘郭燕梅表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郭燕梅打算按照居间方和林彬的提议将讼争房屋过户至第三人名下。’…2017年3月24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调控措施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厦国土房[2017]136号），通知自2017年3月25日起，在严格执行2016年10月5日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本市户籍成年单身（含离异）人士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郭燕梅系厦门市户籍单身人士，其名下另有两套厦门市住房，自讼争合同签订至今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对象。”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居间合同居间方是否有过错。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分析评判如下：郭燕梅在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清楚知道其本人在当时并无购房资格,且其在（2018）闽0203民初12099号案件中亦多次提及找第三人过户,因此其不能将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归咎于麦田公司,在其无证据证明麦田公司对其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的情况下,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自行承担责任,而非诿过于人。麦田公司已经促成郭燕梅与案外人林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根据涉案居间合同的约定,郭燕梅应当向麦田公司支付相应的居间费用。考虑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完全履行,麦田公司的经纪服务项目亦相应减少,故一审酌减郭燕梅应支付的佣金至人民币125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郭燕梅与麦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47元，由厦门金色麦田房产代理有限公司负担2800元，郭燕梅负担4147元。一审诉讼费用负担同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青 审判员 林丽珊 审判员 纪荣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丘小涓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