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01民初824号原告：黄某1，男，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市医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红兵，女，1966年9月13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告：黄某2，男，1990年5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女，1964年1月16日出生，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告：黄某3，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告：黄某4，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告：黄某5，女，1955年6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原告黄某1与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2、黄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汝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与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2、黄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有：判令黄平刚名下位于凯里市房屋（凯房权证州房字第**）归原告继承。事实及理由：原告与黄某3、黄某4、黄某5及去世的大哥黄里林是同胞5兄妹，父亲黄平刚在单位分有住房一套51.53平方米，后因房改政策用2563.73元购买该房，在还没有完善后续各种手续费用之前，父亲黄平刚就于1996年4月22日去世。原告与父母同住，父亲在世时曾对子女们说该房屋由小儿子黄某1继承好照顾母亲，我们五兄妹皆无异议，父亲去世后，母亲也确实是与原告同住予以赡养照顾。后因父亲单位对房屋进行加建，面积为15.12平方米，金额4200元由原告出资加建，由原告自己出资办理该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准入许可证》，并于1999年7月1日获得《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6月27日获得《市场准入证》。因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书面遗嘱，经母亲与所有子女协商，由黄某1与母亲符治荣同住负责赡养照料，黄某3、黄某5、黄某4及母亲自愿将自己的继承权无偿让给原告继承。黄里林则要求黄某1补偿其2000元就自愿将自己享有的继承权让给原告。为此，在2000年4月27日，原告、黄里林、黄某3、黄某5、黄某4及母亲符治荣共同签订下该房屋继承权书面的《协议书》，原告当场支付黄里林2000元补偿款，各方签名捺手印。2007年6月9日母亲因病去世，黄里林亦于2008年11月28日去世。现因房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造需拆建安置，但房屋仍登记在父亲名下需办理过户手续，经与被告协商都不予配合办理过户。为此，特诉至人民法院。为证明诉请成立，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居民身份证》、《协议书》、《房屋产权证》、《契税完税证》、《证准入许可证》、《原、被告父母死亡证明》、《子女关系证明》、《黄里林死亡证明》、《黄里林亲属关系证明》、《民事调解书》复印件。被告黄某2辩称：涉案的《协议书》我不清楚是否是我父亲黄里林本人生前所签订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鉴定。被告黄某3、黄某4辩称：父亲遗留下的房屋我们大家都有继承权，母亲虽然与原告同住，但我们几兄妹都尽了赡养义务，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是我们本人签订的，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鉴定。被告黄某5辩称：涉案房子确实是父亲遗留的，我们几兄妹也曾签过协议是事实，说好是谁享有房子谁就照顾母亲，母亲确实是一直随原告共同生活，但我们对母亲也尽赡养义务。现大家起争执，是基于房屋被征收，其余被告要求原告马上给补偿款，而原告说要等到开发商支付征收款后再多少对兄妹之间给点补偿，达不成一致意见才导致本案诉讼。经审查：对于当事人各方均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黄某1与黄某2之父黄里林、黄某3、黄某4、黄某5系同胞5兄妹，其父亲黄平刚生前在任职单位分配有住房一套，后因房改政策购买该房。1996年4月22日黄平刚去世，妻子符治荣便与原告共同居住，由原告负责照顾符治荣的起居生活。1999年7月1日，黄某1出资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4月27日，原告与黄里林、黄某3、黄某5、黄某4及母亲符治荣共同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家父黄平刚（原农牧局干部）在单位原有住房一套，面积为52.65平方米，在购房时拿出2563.73元买下此心的部分使用权，在没有办好房产手续之前，于1996年3月去逝。黄平刚在世时，是其最小儿子黄某1跟随父母住在一起，黄平刚曾对五个子女（三男二女）说过，此房今后由小儿子黄某1继承，其五个子女全部答应，所在后来农牧局要加修建房一间，面积为14平方米，总金额4200元，全部由黄某1付清，根据遗产继承法，其子女和妻子都享有黄平刚原有遗产继承权，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人员有：符治荣（妻子）、黄某5（大女儿）、黄某4（二女儿）、黄里林（大儿子）、黄某3（二儿子）、黄某1（小儿子）。为今后不发生遗产纠纷，经继承人协定如下：1、家母符治荣因无工作，生前的生活由黄某1负责护理、抚养，符治荣的遗产和继承权全部由小儿子黄某1继承。2、黄某5的遗产继承权，愿无偿转让给黄某1。3、黄某4的遗产继承权，愿无偿转让给黄某1。4、黄某3的遗产继承权，愿无偿转让给黄某1。5、黄里林因从不承担过父亲黄平刚的安葬费：平均每人3200元和母亲4年来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月30元，共1470元，所以自己承认无权继承遗产，退出遗产继承权。但以后黄里林又来家无理要求住房，使家人坐立不安，母亲病情加重。因此，为了使今后永不发生遗产纠纷，黄某1答应黄里林要求：黄某1一次性付给黄里林人民币贰仟元（2000元），黄里林愿从此以后与黄平刚、符治荣无任何遗产继承关系。以上协定全属自愿。签字后生效，并当事数清现金。”协议签订后，原告遂支付2000元给黄里林。事后，原、被告一家人就该房屋未发生过争执，符治荣亦于2007年6月9日去世，黄里林于2008年11月28日去世。2016年6月27日黄某1后续出资办理了该房屋《准入许可证》，且对房屋管理、使用至今。后因涉案房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造需拆建安置，房屋仍登记在黄平刚名下，原告便要求各被告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遭到拒绝，便诉至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某2、黄某4、黄某3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对《协议书》中加盖与己有关的手印要求司法鉴定。黄某2因未能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检材，而不具备鉴定受理的条件。本院接受了黄某3、黄某4的司法鉴定申请后，依法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协议书》中加盖的“黄某3”、“黄某4”的指纹进行鉴定，2020年5月28日该鉴定中心出具了贵警院司鉴（2020）痕检鉴字第3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00年4月27日的《协议书》第2页中落款部分“签字人：”一栏处“黄某3“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是黄某3右手食指捺印所留”。同年6月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了编号为2020-3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凯里市人民法院：你单位于2020年5月20日委托我中心对落款时间2000年4月27日《协议书》第2页中落款部分“签字人：”一栏处“黄某4“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是否是黄某4捺印进行鉴定，经审理，我中心认为，上述鉴定委托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第二种不得受理之际情形，我中心决定不予受理，并退还鉴定材料”。事后，本院又根据黄某4的再次申请，委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12日出具了编号为2020-30号《司法鉴定业务不予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经审查，二000年四月二十七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页上签字人“黄某4”签字处1枚红色印泥捺印指印属于残缺指印，特征点少，不能满足指印鉴定的要求。根据《司法鉴定通则（修订版）》第十五条第（二）项“鉴定材料不完整”之规定，故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涉案房屋系原、被告父母生前参加房改政策取得，在黄平刚死亡后，其妻子符治荣组织所有子女对房屋继承进行协商，并共同签订了书面的《协议书》，明确其名下的遗产和继承权全部由小儿子黄某1继承，除黄里林有偿放弃继承权外，黄某5、黄某4、黄某3均无偿放弃继承权，该协议已具备合同的性质，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房屋依约理应归黄某1继承并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黄某2、黄某4、黄某3虽抗辩协议签订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事实成立，结合黄某5的陈述及《鉴定意见》的结论，黄某2、黄某4、黄某3的主张不能推翻《协议书》的真实性，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黄平刚名下位于凯里市房屋（凯房房权证州房字第**归黄某1继承。若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750元，由黄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直接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如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毛丽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