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6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1，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2，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榆社县漳源大道南延。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害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终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姬芳担任审判长、王国平主审、刘志刚参加评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王某再审请求：1.撤销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终757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榆社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1民初43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陪护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劳动能力鉴定费等工伤待遇共计625473.28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28535元，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生活费6720元，经济补偿金29213元，合计789941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被申请人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所谓的书面《劳动合同》非新证据，且《劳动合同》上的签字并非再审申请人本人所签，系被申请人伪造的证据。虽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确存在劳动关系，但被申请人从未与申请人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先是为了逃避工伤赔偿责任，在劳动仲裁答辩时称：“申请人从未在我公司工作过，申请人所受到的伤害不能算作工伤。”在一审庭审时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后又为了逃避支付双倍工资，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伪造的《劳动合同》。被申请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恰恰证明了《劳动合同》系被申请人伪造，更证明了被申请人一直在虚假陈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采纳被申请人逾期提交的证据，应当对其予以训诫、罚款。但原审法院不但没有对被申请人依法进行训诫、罚款，反而对被申请人重大的虚假陈述视而不见，径直采纳了一份伪造的证据。（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工资计算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应按照11685元／月计算。第一，再审申请人2016年10月，经人介绍进入被申请人处。2017年1月之前，被申请人以现金的形式向再审申请人发放工资，2017年1月之后，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再审申请人爱人陈艳霞的银行账号，授权被申请人将再审申请人的工资发放至陈艳霞的银行账号，被申请人也同意此种发放工资的方式。因此，法院应结合申请人2017年1月到2017年4月的银行流水，平均计算再审申请人的月平均工资即11685元。第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本条例所称工资总额，是指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山西省2016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4975元，即4581.25元／月，再审申请人的工资未超过标准的三倍13743.75元，因此，再审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应当以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为准。第三，依据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文件晋公交管（事）(2017)15号《关于转发山西省2016年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山西省2016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8837元，实际上，再审申请人系危险化学品车辆驾驶员，其实际工资高于上述的山西省2016年交通运输的平均工资，也进一步证明，再审申请人的11685元／月的工资标准，符合实际状况。第四，按照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再审申请人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共三个月的工资总额为36278元，平均为12092元／月，比再审申请人计算的月平均工资数额还高。因此，按照再审申请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11685元／月计算各项赔偿费用，合理合法。第五，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再审申请人银行客户明细账，2017年1月、2月、3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2410元，也高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11685元／月。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为579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应当按照11685元／月计算。（２）二审判决按照再审申请人受伤上一年即2016年山西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581元的60％既2749元，计算再审申请人的工伤保险待遇，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及《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职工在用人单位工作不满1年发生工伤的，经办机构应当以职工实际工作月数的平均缴费工资为基数核定其工伤保险待遇。”再审申请人的工伤保险待遇都应当按照其实际发放的工资计算。其次，按照二审判决的逻辑，在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情况下，不按照职工本人实际工资计算工伤待遇，而是按社平工资的60％计算，会出现以下严重的社会后果，不但有损法律的尊严，更是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以再审申请人为例，如果单位按照再审申请人的实际工资为其交纳了工伤保险，那么公司在支付8级伤残的三个一次性补助金时，公司仅需要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0220元。而如果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那么按照原二审判决所认为的社平工资的60％计算，公司需要支付三个一次性补助的总额为120956元。也就是说，如此的核算，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选择不缴纳工伤保险，因为不交工伤保险赔偿的比缴了工伤保险更少，不但不利于工伤问题的解决，更可能会给工伤保险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山西省对于工伤保险赔偿的具体规定，是按职工本人的实际工资标准核算，并且在2017年《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修改时未进行过任何变动。而且，参照《太原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细则》第八条：“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用人单位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后，重新核定工伤保险待遇。重新核定前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工伤保险基金不予补支。”对于未按照职工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职工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同时，按照二审判决的逻辑，将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相比较，如果同样适用2017年相关的标准，那么8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为山西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352元＊20年＊30%=164112元，如果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规定的，相关标准应当参照一审辩护终结上一年度的数额计算的话，8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则为山西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35元＊20年＊30%=186210元．也就是说，无论按哪个标准计算，对于8级伤残，如果按照社平工资的60%计算下来的赔偿数额，还不如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数额，这也明显与法律规定的精神不相符。因此，原二审判决按照再审申请人受伤上一年即2016年山西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581元的60％即2749元，计算再审申请人的工伤保险待遇，适用法律错误，不但有损法律的尊严，更是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另外，被申请人还应支付再审申请人住院期间护理费用9162.5元。王某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护理，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未安排人进行护理，依据《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经收治的医疗机构出具证明，由用人单位派人陪护。经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同意，用人单位可以按照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人的标准按月支付陪护费。”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再审申请人两个月护理费用共9162.5元。2016年山西省上年度月平均工资54975/12*2月。原一、二审判决所依据的100元／天的护理费无任何法律依据。且不提原二审判决按照5790元／月的工资计算再审申请人的停工留薪期待遇也系认定错误，就按原二审判决的逻辑，再审申请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也应当是工伤保险缴费的本人工资基数，不知为何原二审判决却采取了不同标准认定再审申请人的停工留薪期、经济补偿金中的本人工资和工伤保险待遇各项费用的本人工资部分。因此，再审申请人的各项请求合理合法，原一、二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六）项之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申请人所诉本案事实与案件基本事实不符。（1）我方二审未主动提供《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是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2019年4月1日榆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榆劳人仲裁字（2019）1号仲裁裁决书中确认的《劳动合同书》，向榆社劳动局核实后要求我方提供的，不是新证据，也不存在任何伪造行为。本案基本事实是2016年12月1日我方与申请人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劳动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协议签订后，申请人王某于2017年3月后就不再上班，申请人多次通知其回公司办理离职等手续均拒绝，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我公司《规章制度》，我方认为与王某劳动关系已法定解除，之后王某于2017年7月未经我公司允许私自返回代他人上班，是个人行为与我方公司未建立任何关系，其所称在2017年7月5日替班中受伤，我方对此至今一直未予认可，退一万步讲即便2017年7月5日王某因驾驶被申请人车辆受伤，由于我方与申请人王某已无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其违规顶班行为受伤最多是帮工行为，其受伤也不能认定为工伤。之所以我方采取了一些让步行为，一是我方在管理中存在漏洞，使申请人在工伤鉴定时专了空子，二是申请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工伤鉴定，三是我方本着息诉止争的态度，未对工伤鉴定等提起必要的法律手段从而让申请人有机可乘。追根溯源，本案到目前为止申请人王某确认在我方存在的信息要么是申请人父亲代签字，要么就是不承认自己签字说伪造，连领取工资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以申请人爱人陈艳霞名义领取，申请人除受伤是自己其他都是他人代为行使，受伤时间还与医院病例描述不一致，退一万步讲即便我方想给其缴纳保险，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工资、社保应一一对应方可，申请人诉讼中一方面说公司不按规定签订合同、为其缴纳社保，一方面连发放工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自己申请打给其爱人，以上种种表现很明显违背常理，但却符合了申请人王某本意，意图很明确避重就轻就是想非法拿取不属于自己的钱财。（2）申请人王某说《劳动合同书》伪造，但申请人自己打印内容、自己签字（庭审中陈述为申请人父亲代签字）、自己亲自去找我方获得违规盖章、自己在工伤鉴定以及仲裁和一审中提供的2019年1月9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明确说“2016年12月1日与甲方签订为期1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现终止劳动合同”，既然未签订《劳动合同书》申请人为什么自己要申请解除终止合同，榆社劳动仲裁书中已确认申请人工伤鉴定是依据该《劳动合同书》所获得，申请人依据《劳动合同书》做出工伤鉴定而进行诉讼却说是伪造，如是伪造申请人为什么未在仲裁、一审中提及，如果该《劳动合同书》伪造，申请人诉讼中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工伤认定决定书》理应认为无效，无工伤鉴定等本案就不存在任何赔偿法理依据，这些事实申请人其实非常清楚，申请人自始就知道有《劳动合同书》，至于认不认《劳动合同书》完全取决于申请人意图，而本案《劳动合同书》事实上确实客观存在。（3）事实上申请人受伤与工作无直接关系，我方在仲裁、一审中均有详细代理意见，代理词中明确过，申请人提供的病例材料均完全可以印证。从哪里来的受伤，到目前为止有多种说法，未经我方允许违规顶替亲戚朋友代班是其中一种。特别说明，陈艳霞工资表和银行流水互相印证的工作共四个月，空三个月（三个月中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2017年3月、4月、5月申请人三个月未在被申请人处从事任何工作是基本事实；2017年6月只干了四趟，均与前面我方陈述一致并对应。庭审中我方质问过被申请人三个月空白如何解释，申请人未给予回答，2017年7月后未在上诉人处再进行任何服务，假使申请人王某7月存在劳务服务行为，受伤时与我方仅仅是临时劳务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二）申请人王某案涉工作岗位，行业特性决定也是行业常理按计件核算工资，工资不固定也无法固定（工资不固定这点在庭审中也得到申请人王某印证），核算标准从我方提供的陈艳霞工资表构成可看出，至于申请人王某提出企业一定要按“高”工资缴纳社保等，纯属一方的臆想。况且我公司地处县城人均工资3000都达不到，按申请人王某所述，只要在我公司工作驾驶员无论有无业务、干不干都要承担每月万余元社保等各项费用，且不说业务来源是否持续稳定，如此庞大的开支违背了基本财务成本核算规定不说，对整个物流行业管理、发展将是毁灭性打击，更是对国家社保政策根本性的误解。即：依照申请人王某说辞理解缴纳社保人退休后，国家申领工资应是按其缴纳的数额发放，但常识和相关规定可知根本不是如此核算发放数额。（三）申请人王某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月平均工资核算万余元是2017年1月到2017年4月银行流水计算得出，再一次的避重就轻，具体表现如下：（1）就申请人爱人陈艳霞银行卡流水统计显示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共计有我方五次打款，分别为2016年11月2690元、2016年12月12568元、2017年1月11675元、2017年2月10499元、2017年6月2520元。其中2017年3、4、5月份空白，2017年7月以后不再有发放记录（此一审、二审庭审均有质证，双方无异议）。前列数据首先说明工资支付是以计件核算，每月不固定，趟数多工资多，不跑就没有报酬，工资不固定这点在庭审中也得到申请人王某印证，工资核算按件计算。其次，申请人王某自始至终都知晓自己如何干、怎么干、干没干的事实，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缴费工资不同于实际工资，只要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缴多少那是企业结合实际综合多种因素决定的，每月按1万多元的工资标准核算，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违背法律规定，对被申请人、对在被申请人处勤恳劳作的其他劳动者均极其不公平。（2）申请人王某只挑选最有利自己的即达到一万多标准的月份核算工资标准，之后月份工资两千多、乃至三个月无一分收入的均避而不提。（四）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终757号民事判决书，我方认为核算标准虽未全部按法定2749元计算不大妥（部分5790计算），造成我方多承担费用，但总体合法合规，合情合理。（五）该案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因我方公司管理漏洞造成诉讼不利后果，我方将吸取此次经验教训，加强合同管理，规范劳动、劳务服务行为，但这并不会改变本案的基本事实。诉讼中我方自始至终本着和谐、解决问题的态度息事宁人，处处让步，申请人则得寸进尺，恰逢疫情之下我方公司维持经营已实属不易，时至今日公司本着坚持不裁一人宗旨，为保住每一位劳动者每一个月工资正常发放，被申请人公司承担着无法言喻的压力和艰辛，担当着普通企业为国、为民效力的一份义务，申请人王某行为已严重影响被申请人公司正常经营、损害了被申请人公司名誉。综上所述，本案二审判决的生效我方面临承担巨额诉讼赔偿无疑会让我公司经营雪上加霜，而二审判决对于申请人王某已远远超出正常劳动者合理赔偿，二审判决符合事实、合法合规，申请人却仍不满足肆意利用滥诉的手段提出不合理、不公平的诉求，影响被申请人正常经营，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国家对弱势群体劳动者扶助初心，如企业务工中人人效仿，企业将难以维系，企业倒闭没有劳务机会给老百姓，最终损害的必将是更多大众的公共利益，被申请人依法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将申请人王某全部的再审诉求予以驳回，以维护法律的正义、公平、严谨性和严肃性。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申请再审认为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二审提供的劳动合同书是伪造的，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从榆社县劳动人事争仲裁委员会榆劳人仲裁字（2019）1号仲裁裁决书中认定事实来看，案涉劳动合同书在仲裁中已出现并作为证据予以认定，且作为认定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对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确认，故王某认为劳动合同书系伪造的理由与案件查明的事实不符，据此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某再审申请认为应结合其2017年1月到2017年4月的银行流水平均计算的月平均工资即11685元作为计算工伤保险待遇中工资的依据，但其主张的月平均工资既非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也非不满12个月按实际工作月份计算的平均月缴费工资，将此作为计算工伤保险待遇的工资标准无法律依据。关于原二审判决将2749元/月作为计算王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依据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王某的提供银行卡交易明细与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发放表中陈艳霞的工资金额不相符，榆社县劳动人事争仲裁委员会认为工资标准以2016年晋中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379.83元执行，缴费基数以2017年晋中市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缴费基数2749元/月执行，并认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2017年晋中市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缴费基数2749元/月执行。从本案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来看，王某提供陈艳霞银行卡交易明细与榆社县远安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发放表中陈艳霞的工资金额确实不相符。从工资发放和领取情况来看，存在3个不发生工资发放及领取的实际情况，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系基于所涉物流行业运输业务的特殊性产生一种新型劳动关系，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具有不确定性，管理与被管理也不具有持续性，认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依据的平均月缴费工资可以结合同案件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作出认定。原二审判决认为应按2749元作为计算依据较为适宜，系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断，且2749元/月是2017年晋中市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缴费基数，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王某据此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某再审申请提出的护理费的认定标准问题，原审判决系酌情认定，从当地工资实际情况及受伤情况的护理依赖程度来看，护理费按每天100元计算并不显失公平，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再审申请人王某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姬 芳审判员 刘志刚审判员 王国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