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003民初311号原告：刘德艳，女，197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牡丹江市阳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文军，黑龙江易律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机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0006063863071。法定代表人：栾志国，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众石，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德艳与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德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文军，以及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众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德艳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恢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1998年至2019年12月养老保险费82445.04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牡丹江机车工厂劳动服务公司职工，之后关系（指劳动关系）被转入过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也被调入过基建队工作，该基建队是牡丹江机车建筑工程公司一处的前身。2018年机车建筑工程公司一处划分到牡丹江机车服装厂。上述单位均系原牡丹江机车厂下属关联单位，之后因为被告和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共同的法定代表人栾志国称，原告归属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因此，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对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牡丹江机车服装厂赔偿原告社会保险费等。但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经一、二审人民法院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在诉讼过程中，牡丹江机车服装厂称原告是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的职工，并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原告于2020年5月7日依法向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恢复申请人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裁决被告支付申请人垫付1998年至2019年12月养老保险费82445.04元。2020年6月19日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牡劳人仲字（2020）第141号仲裁裁定书，以原告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因此，原告依法向我院提起诉讼，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的仲裁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1.原告于2018年2月补缴基本养老费时才知道被被告单位开除，之前被告从来没有通知过原告。原告知道此事后，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找到被告及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共同的法定代表人栾志国主张权利，但始终未能予以解决。因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栾志国告知原告的工作关系归属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因此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对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提起劳动仲裁，2019年7月29日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以原告与牡丹江机车服装厂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黑10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由于自诉讼过程中，牡丹江机车服装厂称原告是被告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的职工，并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原告才于2020年5月7日以被告作为被申请人向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栾志国是被告和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共同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向其主张权利应当视为仲裁时效的中断。并且以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共同的法定代表人栾志国告知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是原告单位，原告才以其作为被仲裁人提起仲裁和诉讼。由此可见，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2.根据原告证人上李长会的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于2018年3月末到2018年9月多次找被告和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共同的法定代表人栾志国主张权利的事实，至2019年4月18日原告对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不足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中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相关规定，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牡劳人仲字（2020）第141号仲裁裁决书是错误的；二、被告对原告的开除不合法，应当依法给原告恢复劳动关系。1.被告对原告除名未征求工会意见，除名违法。被告举示的《辞退、除名、开除、挂名挂挡职工处理名册》证据上，没有关于对原告除名的同级工会意见。根据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国发(1982)59号《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九条：“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的相关规定，被告所谓的除名未征求工会意见，未允许原告本人进行申辩并慎重决定，未经过一定的会议讨论。因此，被告对原告除名不合法，被告应当给原告恢复劳动关系。2.被告对原告除名未依法送达，程序不合法。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179号）规定：“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第18条规定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作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因此，企业通知请假、放长假、长期病休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回单位报到或办理有关手续，应遵循对职工负责的原则，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职工本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亲属签收。直接送达由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只有在受送达职工下落不明，或者用上述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方可公告送达，即张贴公告或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在此基础上，企业方可对旷工和违反规定的职工按上述法规作除名处理。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法，视为无效。上述单位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任意对申请人进行工作调整并相互推诿，拒不确认及恢复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的规定，被告对原告非法除名，并且出名后即未将除名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原告本人，也未交其同住成年亲属，也未采取邮寄送达的上述方式送达的情况下，就是被告自述以公告送达，其程序不合法（并且原告提供的公告送达报纸也没有原件）。因此，被告对原告除名不合法，应当为原告恢复劳动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牡丹江机车包装材料厂辩称：一、被告于2000年3月4日，通过合法程序对原告做出除名处理。作出处理后，已到劳动部门办理了备案。所以，被告与原告之间于2000年3月4日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承担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是政府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受诉范围。所以，综上两点，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1份，意在证明原告要求与被告恢复劳动争议案，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9日仲裁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因此，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认为该仲裁裁决结果正确。本院认为，由于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且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就所争议的劳动关系，已经通过仲裁机构裁决的前置程序。故本院对原告提供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黑龙江省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据4张，意在证明被告未履行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因此，原告自行缴纳82445.04元，缴费期间从1998年1月份至2019年12月。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为交款人不是被告，是原告本人。所以，不存在替被告垫付情形。如果是垫付，应当体现交款人为被告。所以，此份证据也证实原告向社会养老保险部门自己交纳养老费，是属于应尽的法定义务。本院认为，原告提供此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事实，且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提供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欲证明的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一并论证；3.原告提供的牡劳人仲字（2019）1248号仲裁裁决书1份、本院作出的（2019）黑100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书1份、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10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书1份，意在证明原告于2018年2月才知道自己被被告除名，之前不知道。于是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向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裁决与牡丹江机车服装厂的劳动争议。因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法定代表人栾志国称，原告调入的是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原告才对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提起劳动仲裁。经仲裁及一审、二审判定，原告与牡丹江机车服装厂没有劳动关系。根据该仲裁裁决及审理事实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单位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结合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申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将原告开除，违反法律规定。开除不合法，被告应当与原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被告对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此组是认定原告曾主张原案件的主体错误，不能证明其他问题。另外，被告于2000年对原告作出的是除名处理决定，不是开除。除名可能是一种轻微的违反劳动纪律，开除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二者有区别。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组证据系生效文书，具有证明力。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此组证据予以确认。4.原告提供的《辞退除名、开除挂名挂挡职工处理名册》1份，意在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开除除名不合法，该书证上面没有同级工会的意见和工会主席签字。根据1982年59号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9条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应指定专人找受处分的职工谈话，并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同级工会意见，按规定的权限批准，分别由劳动人事干部部门办理处分决定，应书面通知本人，并以适当的方式宣布处分材料，存入本人档案。被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为该名册是经过劳动部门备案，而且在原告的档案当中存档的，所以说符合规定。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经劳动局审核备档的除名书，其来源合法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虽然该证据中的缺少工会意见，但能够证明被告除名原告已办理报批程序，该瑕疵并不影响除名决定的有效性。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采纳，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5.原告提供的牡劳人仲字(2019)1248号案件的庭审记录1份，意在证明案外人牡丹江机车服装厂与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栾志国，是栾志国告诉原告调入牡丹江机车服装厂，原告才与牡丹江机车服装厂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证实原告对本案申请的仲裁未超过时效。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栾志国兼任两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不违反法律规定。劳动仲裁认定的超过仲裁时效，不是说原告18年之后超过时效。因为是2000年3月4日对原告作出除名的决定，2005年将原告的档案转入劳动部门个体科。那么是原告从最晚在2005年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不是说18年之后原告的这两个诉讼之间超过时效。所以，说被告认为这份笔录和想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仲裁机关的庭审笔录，其来源合法。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欲证据的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一并论证。6.原告提供的《工人履历表》1份，意在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认可在2000年3月4日之前，被告与原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但是，在2000年3月4日作出除名之后，双方就解除了劳动关系。所以，此份履历表证实不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有劳动关系，被告只承认双方曾经有过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来源合法，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在办理除名之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且被告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采纳，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7.原告提供的牡劳人仲字（2020）1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1份，意在证明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庭审笔录最终体现到仲裁裁决书，认定超过仲裁时效。所以，原告提交该笔录就证实其没超过仲裁时效，因为笔录和结果应当是看仲裁裁决结果。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仲裁机关的庭审笔录，其来源合法。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欲证据的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一并论证。8.原告提供的录音光盘1份。意在证明在2018年的3月份至9月份期间，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解决违法除名和开除的问题。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有异议。原告应该出示书面证据，提供2018年3月曾经找过栾志国所谓录音，确定不了是不是栾志国的录音。被告认为最晚于2005年时，原告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不是说从2018年3月起至2019年3月之前，原告申请仲裁就不超过时效。因为原告的劳动关系是2005年2月22日已经转入到劳动局的个体科，在刘德艳本人档案封皮当中，在2019年4月24日之前，封皮有劳动局加盖的蓝色除名章。所以，原告在2005年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原告自称于2018年3月找过栾志国，在2018年3月之后1年内提起仲裁就不超过时效，这个是混淆概念。假设原告在2006年2月22日之前申请劳动仲裁，就不超过时效，绝不是到2018年。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属于录音证据，其通话关联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且被告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9.原告提供的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卡片，原告证明被告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从1992年到1999年。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被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由于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10.被告提供的1999年8月30日牡丹江日报（复印件）、2000年3月4日包装材料厂的“除名决定”1份、2000年3月7日《辞退、除名、开除、挂名、挂档职工处理名册》1份。意在证明对原告的除名符合法律程序，已在牡丹江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备案。原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报纸是复印件，不能核对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处理名册”的真实性有异议，上面的字经过修改，把自愿“解决”合同修改为自愿“解除”合同，是否是伪造不能证实。在同级工会意见处没有工会主席签字，也没有工会盖章，违反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9条等规定；对“关于刘德艳、王桂云除名决定”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决定中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因此，无法核实内容的真实性。该决定只是被告自我陈述，不是证据，只是加盖了该单位的公章。另外，在报纸上公告除名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此组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此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对原告的除名采用刊登报纸进行公告，以及报请劳动部门核准的事实，故本院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1.被告提供的原告档案封面1份。意在证明原告故意将档案封面上的除名章涂抹，目的是回避诉讼时效。原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也没有公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更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复议件，且原告对此份证据不认可。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12.被告提供的原告档案中“招收集体固定工人通知书”。意在证明该证据上加盖了除名备案章的事实。原告对此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也没有公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更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那么被告在对原告进行除名时，未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未经工会批准，未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召开相关会议，更未按照合法程序向原告进行送达。因此，对原告的除名是无效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复议件，且原告对此份证据不认可。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13.被告提供的牡丹江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个体科电脑查询单1份。意在证明原告档案于2005年2月22日已转入个体科，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也没有公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更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此份证据系复议件，且原告对此份证据不认可。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14.被告提供的《人事命令》1份。意在证对原告的除名下发了人事命令。原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命令原本没有写明是哪个单位的命令，原本命令中没有具体内容，没有科长审批签字，没有主管领导审批。被告举示该证据，不符合给原告开除或除名的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此份证据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且原告对此份证据有异议，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于1987年通过集体所有制招工，被录用到穆棱县物资联营公司工作。1990年通过调转调入牡丹江市机车厂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之后，被分配到被告单位工作。2000年3月4日被告对原告及另一工人作出除名决定，原牡丹江市劳动局于2000年3月7日盖章审批通过，被告从此停发了原告工资及相关待遇。被告庭审自认于2005年因体制改革被铁道部脱管，被告按规定将原告工人档案移交到地方劳动部门（即原牡丹江市劳动局）进行管理。2018年2月份，原告自行补缴1998年至2019年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共计82445.04元。2020年5月原告向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恢复其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了牡劳人仲字（2020）第14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依法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要求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以及原告主张垫付社会保险费是否属于本案民事诉讼调整范畴。本案中，原告庭审自认从2000年起再未到单位上班工作，也被停发工资。通过庭审举证，证实被告也是于2000年的3月份对原告办理了除名手续，并通过了劳动部门的审核认可。尤其从2018年2月份，原告自行补缴从1998年起的社会（养老）保险费，该费用就是以劳动部门所保管的个人档案为测算依据，只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办理劳动关系解除，劳动者的个人档案有权移交至劳动部门管理。证明原告应当知道与被告之间早已终止劳动关系及自愿接受该事实，也足以证明原告认可被被告除名的合法性、有效性。况且，历经十余年当中，原告对其自认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存续问题，从未向有关部门依法寻求救济，属于原告无正当理由怠于主张权利，其行为与要求违反了民法诚实信用与公平的原则。此期间，也不存在导致劳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于2020年开始主张恢复劳动关系的仲裁，属于原告自身存在主观过错，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原告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请主张已经超过劳动仲裁诉讼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垫付的82445.04元社会保险费，此费用属于已经发生的垫付性费用，不属于社会保险费未缴或少缴的缴费争议，原告的诉请事项应当属于民事受案范围。由于本案确定双方之间是于2000年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被告对此后产生的社会保险费不再具有给付义务。据此，原告只能就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当由被告缴纳部分要求承担垫付返还。但因原告提供的票据为1998年至2016年期间累计缴费数额，无法确认每年缴费数额并不属于原告过错。故本案对原告此项诉讼主张暂不做处理，待原告取得2000年之前存在垫付社会保险费的有效证据后，其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另案主张垫付款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德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刘德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彦君审 判 员  李 坤人民陪审员  丁亚君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