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752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村寺右新马路**深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再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宁军，该公司职员。 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凤凰街李子园社区19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市横琴紫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邓晓杏）。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萍、卢希夷，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羊城支行，住，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番禺信合大厦**/div> 负责人：范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元盛、曾励杰，该行职员。 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执异22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羊城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羊城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变更其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其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如下：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与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执行法院作出（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法律文书生效后，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法院出具了（2003）穗中法执证字第598号《债权凭证》，该案处于执行中止状态。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已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接，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9年12月9日改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执行人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7月24日，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为穗农商转【2019】第002号/GZAMC-01-JO-ZCB-2019-061，约定将包括对被执行人的债权在内的17户债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双方于2019年8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2019年11月22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为GZAMC-02-ZQZR-1-2019-127，约定将上述包括对被执行人的债权在内的17户债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申请人，双方于2019年12月6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现为本案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合法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的规定，申请人现已为上述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确定的债权及相关权益的权利人，故请求执行法院依法变更申请人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提交如下证据：1.（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2.（2003）穗中法执证字第598号《债权凭证》；3.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及证明；4.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5.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6.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7.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协议》；8.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答辩称：对证据一（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90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2003）穗中法执证字第598号《债权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因为我方没有收到；对证据三企业法人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及证明与我司查询的资料和开办企业的股东不一致，有出入，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四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在的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五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我方对该协议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合法性也不发表意见，对于关联性我方认为该债权转让不是国家政策允许下的债权转让行为，是相互民间民事的合同，买卖关系于民事的买卖关系合同关系，买卖判决书的标的不合法，因为买卖的不是合同债权，而判决书上的标的，该转让协议是一种收购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对证据六该催收公告只是公示，我公司没有收到该书面通知；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来依法审查，其关联性与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差不多，该协议的转让标的是77927555.16元，但其给我方的证据并没有写交易的标的，在证据的原件上显示收购的标的是660万，660万就是用10%的对价去取得7000多万的债权，所以其收购买卖的判决书标的行为，不是合同法认定的债权转让行为；对证据八对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的催收联合公告、报纸等，我方公司从来没有收到书面的公告。 另外，我方认为：第一，本案请求变更的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是适格的主体，其在执行中程序中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至其名下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及法律规定，本案变更申请执行人不具备以下四个主要可以变更申请执行人特征：1.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分立的，分立协议中确定继受该债权的法人为申请执行人；与他人合并的，合并后存续的法人为申请执行人；2.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其他组织被撤销的，开办该组织的公民或者法人为申请执行人；3.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企业法人依法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歇业的，其清算人或者负有清算义务的人为申请执行人；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涉及执行程序的不良债权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受让人为执行主体。该条规定只能适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适用于其他主体。同时，如受让人再次转让该债权的，也不再适用该条规定。本案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9年11月11日，其既不是原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人及股东，也不是企业注销的清算人或负有清算义务的人，又不是开办该企业的公民或法人，同时其也不是原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的国家政策下的金融资产管理企业，故其不适用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变更申请执行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收购债权时，其与广州资产管理公司所签订的《债权协议》中第7条标的的转移、交付及公告的第7.2.3小点上说得非常明确：乙方（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承诺确认，甲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对乙方变更主体行为能否实现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不得因无法变更诉讼（含执行）或抵押权人等手续而向甲方主张回购该标的的债权或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将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来的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债权（不是合同协议项下的债权），要求在本案中变更为执行申请人，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支持，故其请求是违法的，法院应驳回其请求。第二，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债权，应当通过诉讼方式来重新确认其实际应享有的债权金额，而不是在执行程序以变更执行主体来实现。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是债权人将合同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及合同债权的转让。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是经过诉讼程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程序予以确认的适格主体所拥有的债权，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与合同债权不能等同。因此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予以转让，是转让（或买卖）生效法律文书行为，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该行为，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基于债权而将申请执行人的主体予以变更。最高法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法（2005）62号文]、（法发[2009]19号）等该系列文件只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其将（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至其名下，并继续享受金融机构的特殊待遇明显于法无据。至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所受让的（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应通过诉讼程序，来审查其债权的合法性，然后再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才是正确的途径。而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及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非国务院确定的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其无权直接变更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其应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经过实体审判判决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才能依据判决结果进行处置。同时，对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这种债权转让企图在执行程序中变更的行为被驳回的案例也有，在广州中院的2007年7月23日的（1999）穗中法经执字第376-4号《民事裁定书》已有生效的裁定。第三，以比较低廉价格购买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巨额债权行为，是一种利用司法程序漏洞进行的一种“赌博”，其因此不当获利是其收购价格几倍甚至十几倍，这种行为应当予以禁止。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所提交的证据看：其是通过购买方式取得（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但并未有具体的收购价格，也未提供其购买的债权的已付款的实际交易凭证，故也就存在交易不实或低价交易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实际是利用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进行的一种以小博大的“赌博”，同时其这种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成为其不当获利的工具和“奴役”，应当予以禁止的。而民事合同项下债权正常转让，是不会出现获利几倍或是十几倍的，故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的被贱卖，等同于贱卖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并严格禁止。另外,我方认为：第一，经我方从相关的档案查到（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的原告及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从其开办企业资料显示，其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属全民制所有制企业，在档案中并未见企业注销、清算的资料，及原开办企业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债权及其事项的处分资料；第二，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现为广州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其开办时间为2006年10月11日，与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原开办企业农业银行没有任何关联，不是改制或重新入股；第三，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混合制所有民营企业，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存在出资或股东也不是企业注销清算或负有清算义务的人，又不是开办该企业的公民和法人事实，仅为买卖（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标的的一种对价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异议申请。 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申请执行人主体的执行依据；2.（1999）穗中法经执字第376-4号《民事裁定书》（终审），拟证明变更申请执行人被驳回的法律事实；3.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网上查询的资料，拟证明申请人其股东及关联企业严重失信事实；4.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网上查询的资料（国家企业信息公示），拟证明申请人其股东及关联企业严重失信事实；5.变更申请执行人杨林榆在广州成立“广州苏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档案查询），拟证明该公司成立公司就是用来收购各债权的事实；6.杨林榆在广州成立“广州苏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商事主体网），拟证明该公司成立公司就是用来收购各债权及严重失信的事实；7.（2019）苏01破申52号《民事裁定书》；8.（2019）苏01民终405号《民事判决书》；9.（2019）苏民申503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7-9拟证明杨林榆利用收购债权玩破产游戏被驳回事实；10.广州市天河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工商档案资料（显示该社五十年代由人民银行创办，后由农业银行代为管理），拟证明开办企业的投资人及主体为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1.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商档案资料（民营股份合作制），拟证明2005年由市政府筹建，通过募集股本金开办创立，与农业银行无关；12.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混合制所有制），拟证明开办企业的投资人及主体并不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或人民银行。 第三人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答辩称：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我方确认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同意对方的变更申请。 执行法院查明，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因与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01年7月26日作出（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判令：一、被告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940万元及利息（2001年3月30日前的利息为8783228.4元，从2001年3月31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罚息的规定计息）给原告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逾期付款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执行；二、驳回原告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235元、财产保全费90745.24元由被告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预付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不予退还，由被告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迳付给原告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由于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依据（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于2002年3月1日以（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立案执行。在执行中，由于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于2003年9月9日向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发放（2003）穗中法执证字第00598号《债权凭证》。 另查，1987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向广州市天河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颁发许可证书，批准该社为集体金融组织，独立的企业法人。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委托中国农业银行代管该社。2006年9月5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银监复〔2006〕286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的批复》，同意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该联社开业同时，广州市辖区内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该联社债权债务。2008年12月1日，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注销证明，证实上述情况。2009年1月7日，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其债权债务由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接。 2009年12月9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佳地（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经工商行政机关核准其名称变更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 又查，2019年7月24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8月21日在《南方日报》A04版上刊登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20年3月10日，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出具《债权转让证明》，确认该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双方于2019年12月6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11月22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债权转让证明》，确认该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再查，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无证据证实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失信情形。 执行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债权系由执行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2006年9月5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该联社开业同时，广州市辖区内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该联社债权债务。因此，原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在本案中的债权全部由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承接。2009年12月9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7月24日，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依据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1月22日，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转让协议签订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均在报纸上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的方式通知被执行人。此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向执行法院出具《债权转让证明》，书面确认涉案债权已经转让的事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执行法院生效的（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经各方当事人合法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得以确认，无需再通过诉讼程序对上述相关债权转让行为予以确认。因此，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请求将其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答辩称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是适格的主体，其在执行中程序中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执行法院认为，如上所述，原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其债权债务转为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而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后又转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该行授权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将本案债权依法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法又将该债权转让给现在的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可以独立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主张其是涉案债权的实际权利人并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主体适格。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认为只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才能转让和受让债权以及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能受让债权的主张，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对当事人依法转让债权及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条件作出新的规定，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执行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及关联企业存在失信问题的主张。由于被执行人并无证据证实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失信情形，因此，被执行人的该主张并不能够成为阻碍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依据。 对于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以执行法院2007年7月23日作出的（1999）穗中法经执字第376-4号民事裁定书作为否定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依据的主张。执行法院认为，执行法院当时所作的该民事裁定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但随着时代的更迭，法律认知的进步，原先未被法律所认可的变更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现被执行人仍然套用过去的民事裁定否定现在申请人符合法定变更条件的情形没有法律依据，执行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申请人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申请变更为执行法院（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依法有据，执行法院予以支持。2020年4月24日，执行法院作出（2020）粤01执异221号执行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变更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认定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不是本案执行的适格变更主体（申请执行人）。其主要理由是：一、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不是本案申请执行人，其成为申请执行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原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于五十年代创办的全国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其中一个，并于2009年1月注销。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五十年代，是国有人民银行（当时人民银行负责全国的所有存款贷款业务，其它银行均尚未恢复和成立）出资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后在1989年进行规范登记时，是以自有历年积累的资金完成登记，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受人民银行委托由农业银行代为管理，企业注销日期为2009年1月7日。2.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是2009年5月成立，属于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依据广州市商事登记资料显示：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成立于2009年5月14日，经营场地为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239号11层。该企业出资人及股东为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及自然人等，出资人中并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从上述资料看，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注销在前，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成立在后，相互之间相差4个月，其没有任何关联性；经营地址；经营地址也不同，一个是天河区，一个是番禺区业的出资人及股份组成也没有任何关联性，一个为国有企业出资及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另一个是其它股份所有制企业分支机构，也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企业性质也完全不同。而执行法院就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成为申请执行人，也没有出具其合法承继或代位受让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债权债务的法律文书、或上级政府批文、法院的裁定，就将原申请执行人原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项下的（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债权认定归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所继承，并变更为申请执行人，这明显不符合代位要件是不妥的。二、基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在（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地位没有事实依据支持，故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的变更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也就不成立。最高法的《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1月7日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其中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等四项规定，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不是原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出资人及股东，也不是企业注销的清算人或负有清算义务的人，又不是开办该企业的公民或法人；同时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书、上级政府批文、法院的裁定，证明原（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包括改制、收购、继承、出资、清算），故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承继该案债权并成为申请执行人没有任何法律事实能予以支持。事实上，被执行人就（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案的执行，从未在任何时间点收到任何法院关于申请执行人已变更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羊城支行”的执行或民事书面裁定，只是现才知晓既有异议。三、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在受让债权时已对不能变更诉讼（含执行）或抵押权人时的法律后果有预期。依据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收购债权时，其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1月22日所签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对不能变更诉讼（含执行）或抵押权人时的法律后果有预期，在该《协议》的第7条标的的转移、交付及公告条款中的第7.2.3小点上说得非常明确：乙方（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承诺确认，甲方（即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对乙方变更主体行为能否实现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不得因无法变更诉讼（含执行）或抵押权人等手续而向甲方主张回购该标的债权或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基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在原（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案的法律地位存疑，故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受让的（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包括执行案）项下债权再转让也存在风险，故在再次转让的《协议》中对转让的债权中部分债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做了预期防范。四、转让判决书项下债权本不为过，但如果以低廉价格赌博方式获取，并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为其不当获利提供便利，这就应当予以禁止。由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所交还的证据中，其有意将转让的价款隐去，但在听证会上其所出具证据原件中却清晰地显示转让的价格，故被执行人认为，1.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2019年7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债权资产标的为¥77,927,555.16元，转让价格为504万元。2.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2019年11月22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债权资产标的为¥77,927,555.16元，转让价格为660万元。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来看，按其504万元的转让价格对应债权标的计算，即获利15.5倍，但其快速变现短短几个月获利156万元；同时其将这种巨额暴利通过债权转让方式转给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而再按660万元的转让价格对应债权标的计算，即获利11.8倍，利用司法程序上的瑕疵，通过国家机器和法律作用使其实现或达到巨额暴利，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小博大的“赌博”，国家机器和法律成为其利用的工具，这是应当予以禁止的。综上所述，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等所签订一系列的协议不违法，但由于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与（2002）穗中法执字第404号执行案原申请执行人（民事案［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的原告）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不存在任何关联，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书予以验证其取得债权正当性，故广州中院就认定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合法有效，佳地公司认为广州中院的认定不妥，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是（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执行案（2002）穗中法执字第00404号执行案的适格主体，故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适格的主体，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其变更申请。 本院经审查，对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执行法院裁定变更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有无违法不当之处。 首先，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是否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根据执行法院查明的事实，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虽是本案生效判决的金钱债权人且系其申请强制执行，但该主体在注销后的本案债权已由农商银行羊城支行承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因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申请执行人天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注销后，执行法院确认农商银行羊城支行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复议申请人主张农商银行羊城支行并非本案申请执行人，并进而主张不能变更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其次，转让生效裁判或申请执行的金钱债权是否应予禁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2）项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2009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2009﹞执他字1号《关于判决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多次转让人民法院能否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请示的答复》指出，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承受人”，包含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承受债权的人。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8日发布指导案例34号《李晓玲、李**裕申请执行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行复议案》指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关于债权转让合同争议问题，原则上应当通过另行诉讼解决，执行程序不是审查判断和解决该问题的适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转让其享有的金钱债权，包括已经生效裁判确认和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也包括金融债权；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如果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持有异议，应当另诉解决。复议申请人以本案债权转让价格较低，应当予以禁止，明显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且，执行债权能否实际执行到位或其最终实现的金钱债权比例，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客观风险，理当由债权转让的各方当事人在公开交易市场中自行判断和承受。复议申请人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变更申请执行人违法不当，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复议申请缺乏依据，本院应予驳回。执行法院裁定变更萍乡市鸿岸管理咨询中心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州佳地投资有限公司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执异221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