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某1，男，195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庆，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某2，男，196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贵叶，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女，198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婷，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边某3，女，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采峰，安徽皖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边某1、边某2、夏某因与上诉人边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5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边某1、边某2、夏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边某3给付边某1339982元、给付边某2339982元、给付夏某320382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边某3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适用法律错误，边某3提交的自书遗嘱应认定无效，被继承人张绍林、边永法所有的位于合肥市的房屋价值款1176000元应全部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一审法院以“边某1、边某2、夏某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笔迹鉴定所需的检材，推定案涉遗嘱为张绍林所写”系部分适用法律错误。1、2014年5月份书写的遗嘱，被继承人张绍林87周岁，在遗嘱中记载已经89周岁，与事实不符，且张绍林在文末书写姓名时书写两次，两处署名不一致，该遗嘱书写是在张绍林刚到边某3家里居住，不能确定是否系张绍林真实意思表示；2、2014年7月份书写的遗嘱，该份遗嘱措辞非常专业，不似一个87周岁高龄没有任何法律知识且仅有小学文凭的老人书写，且该遗嘱没有书写具体的时间，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遗嘱的形式要求；3、结合边某1、边某2、夏某提供的录音材料及一审法院走访社区调查的情况，两份遗嘱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边某1、边某2、夏某提供的录音材料中，被继承人张绍林对出卖房屋一事不知情，并一再强调，即便房屋出卖，房屋也应当由其子女一起分割，遗嘱中所言“不认边某2此儿”与事实不符，社区群众反应边某2对张绍林极为孝顺，边某1、夏某也尽到扶养义务，案涉遗嘱的内容完全与事实相违背；4、涉案遗嘱的形成有违事实常理。涉案遗嘱形成时张绍林年事已高，无法认定张绍林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书写的文字表述绝非张绍林一人单独完成，涉案遗嘱疑点重重，应认定遗嘱无效。因此，案涉房屋价值1176000元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二、抚恤金应由边某1、边某2、夏某与边某3平均分割，各取得抚恤费41082元。从抚恤金的含义看，有权享有抚恤金的家属应包括死者的近亲属或者与死者有扶养关系的人。抚恤金虽不属于遗产，但完全可以参照遗产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夏某为被继承人张绍林的外孙女，是张绍林的近亲属，作为代为继承人应同样有权对抚恤金进行分割，张绍林的抚恤金全由边某3领取，因而该抚恤金分配额也应由边某3支付给边某1、边某2、夏某。 边某3答辩称：1、边某1、边某2、夏某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在认定遗嘱方面是正确的，两个遗嘱都是有效的，按照继承法应按照最后一份遗嘱进行，两份遗嘱内容是一致的，均否定了边某1、边某2的继承权，遗嘱有效；2、抚恤金中含有很多张绍林的补发工资，一审法院把工资当作抚恤金进行分配是错误的，丧葬费补助2000元，但不够使用，应当从抚恤金中扣除。 边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边某1、边某2、夏某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案涉合肥市房产，经过两次买卖，第一次购买此房的产权人是张绍林，拿到房产证时间是2001年9月19日，此时张绍林的配偶边永法已经去世18年多，张绍林用自己购房工龄和自己的购房款，购买自己单位出售的公房，房产证上记载为个人100%的产权，该房应为张绍林的个人全部产权，在边永法去世时，该房没有经过购买，显然不是边永法生前个人财产，不是边永法的遗产，无法继承；2、2001年9月19日，张绍林用个人钱款购买该房时，没有证据证明使用了边永法财产或遗产购买此房，该房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关于该房在购买时，是单位的“房改房”，含有去世18年的边永法“工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服务，此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属于财产权益”于法无据，应当依据2001年当时的法律、法规、解释或2000年最高法院在有关“复函”中就“工龄”是否属于财产或财产权益来认定。本案中，为治疗边永法家庭经济早已入不敷出，边永法去世时没有任何遗产，直到边永法去世18年后，张绍林才有了积蓄，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自己单位的“房改房”，依据当时最高法院的“复函”意见，应当视为张绍林个人财产；4、张绍林工龄是34年，边永法37年，实际相差2年多，且边永法长期患癌症，生病后没有积蓄，没有遗产，一审法院认为的“遗产未分割”系事实认定错误；5、从本案时效上看，边永法1983年去世，如果边永法有遗产，边某1、边某2、夏某应当在20年内提起主张，现已超过法定最长时效20年，边某1、边某2、夏某无权主张边永法的继承权利；6、从张绍林2014年5月、同年7月两份“遗嘱”和2013年9月19日“家庭会议”、2014年3月20日“移交条”和当天的“报案记录”都没有提到边永法的遗产，也没有提到遗产继承分割问题，只提到张绍林的继承问题，可以证明边某1、边某2、夏某知道边永法没有任何遗产，同时证明边某2打张绍林的事实，依据继承法、张绍林亲笔书写“不认这个儿子”，边某2不再具有继承权；7、涉案房屋第二次交易时间为2017年下半年，此时《物权法》已生效，张绍林亲自到房产局办理手续，房产局对该房产的“买卖、过户的产权人、继承人”经过全部审查，房产局没有认为边某1、边某2、夏某是继承人，从侧面证明边某1、边某2、夏某不是继承人；8、一审法院在计算后事安葬、抚恤金等计算有误，抚恤费审批表记载合计是166328元，其中补发工资72792元，抚恤金91536元，丧葬费2000元，补发工资系张绍林个人遗产，按照张绍林的遗嘱，边某1、边某2、夏某无权继承张绍林的工资，边永法去世后需要购买墓地，丧葬费2000元不够安葬，需要从抚恤金扣除。 边某1、边某2、夏某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属于边永法与张绍林的夫妻共同财产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法律依据：边某3以2000年“最高法院的复函”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张绍林个人财产无法律依据。根据建住房市函【1999年】005号——关于唐悦民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住建部的意见认为使用已故配偶工龄购买的共有住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以下简称4号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二是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该意见与住建部的意见相佐，且不具有操作性，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9次会议通过法释［2013］7号《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明文将［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进行废止，理由即在于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故现行司法实践认为使用已故配偶工龄购买的“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2、事实依据：“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这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实际上是对职工的一种工资差额的补偿，属于财产性权益，职工生前没有实际取得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对这种财产性权益的拥有资格。在职工去世后，这种财产性权益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房屋所有权形态，将工龄优惠折扣通过房价表现出来。因此，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所购“房改房”，应由健在的一方与已故配偶共同共有。夫妻生存一方使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因其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承继性，此类“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到本案，诉争房屋使用了边永法与张绍林的工龄，购房对价包含边永法的工资福利等财产权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审法院认定正确。3、边某3主张边永法患癌症导致家中经济上入不敷出，与事实相违背。边永法生前系离退休干部，所花费的医疗、调养费用等均为公费报销，且在边永法去世时家中子女几乎都已工作，家中经济尚可，边永法生前的存款及抚恤金等一直未作处理，在张绍林处保管，与张绍林购买涉案房屋的房款难以分割。4、关于边某3主张的时效问题，虽被继承人边永法死亡已久，但遗产一直未作处理，未进行分割，为边永法、张绍林共同共有。在共同共有状态的期间，应无诉讼时效的限制。现张绍林于2018年10月31日去世，即便计算涉案财产的诉讼时效，也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二、关于抚恤金计算的问题。原审法院从张绍林生前的单位调取的抚恤金的证据材料记载：抚恤金及丧葬费合计，张绍林同志抚恤金按其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基本离休费2288.4元的肆拾个月计发为91536.00元和2017年度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2为：72792元。丧葬费2000.00元。三项合计166328.00元。对于这份证据明确记载丧葬费2000元，因原审庭审中边某3明确陈述张绍林的存款足以支付丧葬等费用，所以不存在以抚恤金补贴丧葬费的事宜。另外该份证据记载的“张绍林同志抚恤金按其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基本离休费2288.4元的肆拾个月计发为91536.00元和2017年度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2为：72792元。”明确记载91536元和72792元为抚恤金，这是依据《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1〕192号）：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烈士和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因而，被继承人张绍林的抚恤金金额为91536元和72792元之和，即164328元，原审法院对抚恤金数额认定是正确的，只是该抚恤金数额应当在边某1、边某2、夏某、边某3四人间平均分割，每人应得41082元。关于遗嘱问题，该两份遗嘱系无效，子女对父母都孝顺，边某2没有打骂虐待张绍林，遗嘱的内容不可能是张绍林所写，张绍林卖房子的行为是受他人诱导。 边某1、边某2、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张绍林、边永法所有的位于合肥市房屋的房屋价值款（约110万元，当庭变更为117.6万元）；2、依法分割抚恤金、丧葬费计16632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边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张绍林、边永法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四个子女：长子边某1、长女边言义、二子边某2、二女边某3。被继承人边永法于1983年5月6日去世，享年60岁，被继承人张绍林于2018年10月31日去世，享年91岁。被继承人张绍林于丈夫边永法去世后未再婚，被继承人边永法、张绍林生前均为合肥蜀山森林公园的离休干部，死亡时遗产均未作处理。其中长女边言义于2013年7月30日去世，育有独女夏某，边言义之夫夏伦友声明放弃分割边言义对其父边永法的继承份额。二被继承人现遗留的合法财产为合肥市房屋、存款、住房补贴及一次性工作奖励、其他遗物等。此外，被继承人张绍林去世后的抚恤金、丧葬费计166328元至今也尚未分割。被继承人边永法去世较早，被继承人张绍林年老后，边某1、边某2等均尽到了应尽的赡养义务。边某3在被继承人张绍林在世时，私自出卖房屋并侵占房款，被继承人张绍林的存款、抚恤金、遗物等财产也均由边某3故意侵吞，边某3应对遗产不分或少分。自被继承人张绍林去世后，各继承人就遗产及抚恤金等的分配多次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张绍林、边永法均系离休干部。张绍林与边永法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子边某1、长女边言义、次子边某2、次女边某3，边永法于1983年5月6日病逝（其父母先于其去世），边言义于2013年7月30日病逝，边言义丈夫为夏伦友，夏某为边言义、夏伦友的独生女。2018年10月31日，张绍林因肾衰竭死亡，办理丧葬事宜的支出由边某3用张绍林的存款予以支付。2018年11月2日，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按照离休人员待遇给张绍林发放抚恤费164328元，丧葬费2000元。此后，双方因遗产以及抚恤金的分配发生纠纷，边某1、边某2、夏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边永法病逝后对遗产未进行分割。1995年期间，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根据国家规定对本单位的公有住房进行房改。1996年3月，张绍林用其与丈夫边永法共计71年工龄（张绍林34年工龄、边永法37年工龄）购买了位于%产权，另交纳购房款12261.18元，该房建筑面积81.94平方米，但房改时按照66.09平方米计算房价款；1998年6月，张绍林购买上述房产的100%产权，补交房屋差价款3414.55元。1998年6月25日，合肥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向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出售公房资金到位证明》，载明张绍林实际应付房价款21142.71元等。此后，张绍林一直在该房居住，2014年3月19日前，张绍林的日常生活主要由边某2照顾。张绍林与三子女曾于2013年9月19日召开家庭会议，会议决定主要内容为：母亲（张绍林）工资由养护人全权掌握，支配，房产由养护人受益继承；母亲存款15万元，母亲过世后丧葬费、抚恤金除开销外，由兄弟姐妹四人共同平分；尊重母亲心愿，养老护理由边某2为主，母亲如不遵守上述协议则自愿去养老院养老；上述协议若无意见，签字确认。该协议张绍林、边某1、边某2均签字确认，而边某3未在协议上签字。2014年3月19日，边某2与张绍林发生争吵而打了张绍林一巴掌，张绍林报警处理。次日，边某2将其保管的张绍林的三张存折20多万元、边某3向张绍林借款6万元的借条、房产证以及金手镯、粗项链等移交给边某3。此后，张绍林的日常生活主要由边某3和保姆照顾。2015年4月前后，边某3将张绍林送至光明医院老人院生活，后又送至医养结合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 2017年下半年，边某3联系中介出售长江西路玉兰大道8号4幢208室住房，房屋价款1176000元，2017年11月19日，张绍林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上签字，该售房款在边某3处。2018年4月，边某1、边某2、夏某在买受人装潢房屋时才知该房已被出售。2014年5月2日、2014年7月，张绍林书写《遗嘱》各一份，其中，2014年7月的遗嘱主要内容为：1、本人养老送终一切事宜皆由女儿边某3负责安排；2、本人名下蜀翠苑4幢208室房屋由女儿边某3继承。本人名下的全部收入和财产都给女儿边某3；3、由于此前本人名下望江西路3566号蜀峰湾小区15栋301室购买房产权已经赠与边某3，并由边某3出全资购房居住，此房为边某3所有，不属本人遗产，其他子女无权侵占瓜分；4、以此为准，此前所有遗嘱全部无效作废。 边言义丈夫夏伦友于2019年6月23日和2020年5月28日分别出具《放弃继承声明》、《声明》各一份，主要内容为：边言义继承边永法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1／2为其所有赠给女儿夏某，边言义病逝后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自愿放弃给女儿夏某。边某3对此无异议。 又查明，边某3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其真实的出生年月为1963年11月，而非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日期1960年1月17日。 本案诉讼期间，边某1、边某2、夏某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张绍林”的签名提出异议，认为非张绍林本人书写，并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但由于边某1、边某2、夏某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笔迹鉴定所需的张绍林手书的检材，一审法院视为其放弃鉴定。 2020年1月21日，一审法院就本案到蜀峰湾社区调查了解张绍林房产、赡养以及边某2是否存在虐待张绍林等事宜，边某2、边某3所在社区的片区负责人黄宗深陈述：边某2、边某3在这里居住，我很熟悉，他（她）们之间因为房产、赡养纠纷来社区我处理过，2014年之前是边某2照顾张绍林，2014年之后是边某3照顾，边某2比较老实，对张绍林比较孝心；边某3买了母亲的一套福利房，当时还向张绍林借了6万元，蜀翠苑是张绍林居住的房子，当时说这个房屋给边某2，这些都是口头说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本案诉争房产是张绍林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系单位房改房，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福利的房屋。此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属于财产权益。边永法系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张绍林购买案涉房产时其丈夫边永法虽病逝，但其享有了边永法37年工龄优惠购房，且边永法病逝后，边永法的遗产亦未进行分割。鉴此，本案所涉房产应认定为张绍林与边永法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1/2产权。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张绍林的遗产是按照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案涉遗嘱的效力如何？本案诉讼期间，由于边某1、边某2、夏某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笔迹鉴定所需的检材，一审法院视为其放弃鉴定，推定案涉遗嘱为张绍林本人所写。由于案涉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张绍林仅能处分其所有的房产，其对边永法所有的房产无权处分，故张绍林遗嘱中将案涉房屋由女儿边某3继承，处分了属于边永法的财产，侵害了边永法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张绍林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遗嘱的其他部分为有效遗嘱。据此，边永法的遗产依法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张绍林的遗产按遗嘱继承处理。 争议焦点之三，本案遗产的范围以及遗产如何分割？由于案涉房产已经出售，边某1、边某2、夏某在一审的三次庭审的诉请均是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张绍林、边永法所有的房屋价值款1176000元和分割抚恤金、丧葬费计166328元，并未诉请分割被继承人张绍林的工资存款等，故本案张绍林的工资存款等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理涉。由于张绍林的抚恤金是其病逝后所得，是国家给予死者配偶、子女及父母因失去亲人的精神抚慰，该抚恤金依法不属于张绍林的遗产。因此，本案张绍林与边永法的遗产范围为1176000元。边永法的法定继承人为妻子张绍林及其四个子女，各继承人平均分割边永法的遗产，故张绍林在其长女边言义病逝前占有案涉房产3／5份额，边某1等四个子女各继承1／10的房产份额。由于边言义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父亲边永法的遗产，故该1／10遗产依法为夫妻共同财产，边言义与其丈夫夏伦友各占1／20房产份额。2013年7月，边言义病逝，边言义的继承人为张绍林、夏伦友、夏某，故张绍林、夏伦友、夏某各继承边言义的房产份额为1／60（1／20÷3）；由于夏伦友两次声明将其房产份额全部转由女儿夏某承继，边某3对此均无异议，故夏某占有房产的份额为5／60（1／60＋1／20＋1／60），张绍林占有房产份额为37／60（3／5＋1／60）。据此，边某1、边某2、夏某、边某3继承案涉房产的价值分别为117600元、117600元、98000元、842800元。 张绍林病逝后单位发放的抚恤费共计164328元，丧葬费是为了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张绍林已实际支付。故边某1、边某2、夏某主张分割丧葬费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抚恤金是国家规定给予死者配偶、子女或父母因失去亲人的精神抚慰，故该抚恤费应给付边某1、边某2、边某3，而夏某作为张绍林的外孙女，其不享有抚恤金的分配。故边某1、边某2、边某3各取得1／3的抚恤费为54776元。 由于上述款项均由边某3保管，故边某3应分别给付边某1172376元（117600元＋54776元）、边某2172376元（117600元＋54776元）、夏某为98000元。 综上所述，边某1、边某2、夏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边某3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边某1172376元、边某2172376元、夏某98000元；二、驳回边某1、边某2、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96元，由边某1、边某2、夏某共同负担10533元，边某3负担5663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遗产继承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案涉遗嘱中所涉房屋是张绍林的个人财产还是张绍林与边永法夫妻共同财产。二、案涉遗嘱的效力以及本案遗产分割是否正确。三、边某1、边某2、夏某主张对边永法遗产继承权是否过了诉讼时效。四、张绍林单位发放的164328元抚恤金中是否含有张绍林的补发工资。五、夏某是否享有案涉抚恤金的分配份额。 一、关于案涉遗嘱中所涉房屋是张绍林的个人财产还是张绍林与边永法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一审查明，案涉遗嘱中所涉房屋即位于合肥市，系边永法去世后，张绍林依据国家房改政策使用自己和已故配偶边永法的工龄优惠折扣购买的“房改房”，房产证登记在张绍林名下。本院认为，“房改房”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策性福利分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政策性优惠福利的房屋，其价格不是单纯的市场价格，因此，“房改房”不同于普通商品房。《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房的，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建设部【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复函认为，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如果一方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同购买，即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边某3上诉所称的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复函”因“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已于2013年4月8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法释（2013）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根据国家房改政策，住房福利待遇是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福利分房的对象应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售房单位的职工一方。另外，使用配偶工龄购房的优惠政策，并非仅仅是对房价的政策性补贴，也是夫妻双方对原公有住房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是已故配偶享有物权的资格身份和享有共有权依据，因此，这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属于财产性权益。职工生前没有实际取得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对这种财产性权益的拥有资格。根据房改政策，房改售房并不会因为一方死亡而受影响，在职工去世后，这种财产性权益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房屋形态，将其工龄优惠折扣通过房价表现出来。因此，对于“房改房”的权属认定，不能割裂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房改政策的精神实质，忽视“房改房”是从原有公有住房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承继事实，以及只能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并使用夫妻双方工龄折扣的优惠福利政策，不能简单依据出资来源、购房时间以及房产证取得时间来确定“房改房”的权属。综上，生存配偶按照国家房改政策使用本人工龄和已故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的“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张绍林与边永法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边某3关于案涉房屋属于张绍林个人财产，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遗嘱效力以及本案遗产分割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互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一审中，边某3提交了2014年5月2日、2014年7月，张绍林的《遗嘱》各一份。2014年7月的《遗嘱》明确表示：“以此为准，此前所有遗嘱全部无效作废”。从形式上看，该遗嘱系自书遗嘱，遗嘱内容表示清楚，有张绍林签名，并注明年、月。本院认为，该《遗嘱》符合自书遗嘱法定要件。边某1、边某2、夏某虽然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遗嘱非张绍林本人书写；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绍林在2014年7月立遗嘱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故一审法院对张绍林所立遗嘱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由于张绍林《遗嘱》中所涉房产为张绍林和边永法夫妻共同财产，依据法律规定，张绍林仅能处分属于其自己所有的房产部分，无权处分属于边永法所有的房产份额，张绍林遗嘱中将案涉房屋全部由边某3继承，处分了属于边永法的财产，侵害了边永法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张绍林的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遗嘱的其他部分有效，并据此对边永法的遗产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对张绍林的遗产按遗嘱继承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边某1、边某2、夏某关于案涉遗嘱无效，案涉房产价值款全部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边某1、边某2、夏某主张对边永法的遗产继承权是否过了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边永法去世后，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视为均已接受继承。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发生效力。”因此，各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就已经取得遗产的部分物权，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应按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边某3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边某1、边某2、夏某无权再主张对边永法遗产继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张绍林单位发放的164328元抚恤金中是否含有张绍林的补发工资问题。经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发（2011）192号文件《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病故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 张绍林生前所在单位关于张绍林抚恤费审批表中对张绍林抚恤金的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作了明确说明，符合上述文件规定和国家关于抚恤金发放政策，边某3关于164328元抚恤金中含有张绍林的补发工资，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抚恤金数额正确。边某3此节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夏某是否享有案涉抚恤金的分配份额。本院认为，抚恤金是职工死亡后所在单位给予死者家属或者生前被抚养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不适用于遗产继承，而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中，因此，代为继承不适用于抚恤金分配。因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即“生者”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虽不是遗产，可比照遗产继承人顺序进行分配，第一顺序为父母、配偶、子女，其他人员为第二顺序。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的人员，抚恤金才在第二顺序的人员中分配。本案中，张绍林去世时，其父母及配偶边永法、长女边言义均已故去，因此，案涉抚恤金应在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即边某1、边某2、边某3三人中进行分配。夏某作为张绍林的外孙女，不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也不属于张绍林生前抚养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故一审法院判决其不享有对案涉抚恤金的分配，并无不当，边某1、边某2、夏某此节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边某1、边某2、夏某、边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8元，由边某1、边某2、夏某承担3926元，由边某3承担79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竹梅 审判员  陈 思 审判员  李 彧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谈 炎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