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691行初60号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湘阴县顺天大道南侧。法定代表人：张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彭金麓，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住所地湘阴县文星街道江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624006387138R。负责人：殷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夏书怀。委托代理人：韩喜，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湘阴县公安局，住所地湘阴县文星镇新世纪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624006386194C。负责人：范征，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灿飞，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伍国，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林文化公司）因要求确认被告对查扣的原告的合法书籍不退还或赔偿，不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和要求被告赔偿原告600万元，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15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9月29日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以下简称湘阴县文体局）对原告印刷的书籍进行现场查封，在查封期间原告的工作人员未经许可拖走了部分书刊，2016年10月8日两被告对剩下的书籍进行异地扣押，后经鉴定只有少部分书籍属于非法书籍，对于合法书籍至今没有退还，也没有做出处理决定。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诉称，2016年10月08日，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以原告非法印刷违法出版书籍为由，动用卡车从原告仓库强行拖走各类书籍成品67万余册，半成品20余堆，共12车，230余吨，实行异地查扣封存。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将原告已印制的上列书籍拖走后，至今没有依法向原告出具查扣物品清单等法律文书。2017年11月初，原告从另一案中收集到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向湘阴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3.29盗版盗印出版物”案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已明确载明:对本县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涉嫌盗版盗印的文学、教辅、动漫、画报、杂志、少儿读物等56个品种共45万余册出版物以及部分半成品，随即文化部门原地封存涉案出版物。9月30日，文化部门将涉案56个品种出版物向省出版物鉴定中心申请鉴定，其中，16个品种出版物经鉴定为非法出版物。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曾聘请相关专业机构对上列查扣的书籍进行了鉴定，有小部分被鉴定为违法出版物，大部分为合法印制出版书籍。而鉴定结果并未依法告知原告。2017年11月初，原告派员到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请求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将其中大部分合法印刷的书籍退还给原告，以避免原告对外违约造成更大损失。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文化稽查大队队长当时答复:暂不能退还，是否退还等结案后才能确定。原告至今一直未接到是否结案，是否退还查扣书籍的通知。2018年10月29日，原告接到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文化稽查大队电话，通知原告到查扣存放书籍的仓库取回合法印刷书籍。原告当即派人到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通知查扣存放书籍的仓库，发现仓库根本没有查扣的书籍(据悉，早已被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变卖处理)，原告即向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询问:通知原告取回的书籍在哪里?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哑口不答。2018年12月04日，原告依法向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书面申请国家赔偿时，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解释说:案子已移送湘阴县公安局处理，上列异地查扣书籍的丢失与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无关，意即应由湘阴县公安局负责。对于原告向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提出书面赔偿请求，至今未予任何答复。2018年12月04日，原告将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湘阴县公安局一并列为被告诉诸法院，诉请行政赔偿。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请求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为此，2019年11月08日，原告将《关于对查扣我司书籍等依法处理或做出行政赔偿的请求》书面请求分别邮寄给前列两被告。两被告至今对原告提出的赔偿600万元的要求，未提出任何异议，但仍未对原告进行赔偿或做出向原告退还查扣合法书籍的处理决定。应该指出的是，被告对查扣的原告数百吨的印刷书籍等或已非法变卖式违法处理，客观上已不能将查扣的合法印刷书籍等退还给原告，为此，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定被告对查扣原告的合法印刷书籍不退还或赔偿，不依法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600万元。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我们没有复议只是反映情况，当时是向法制办提出的。我们当时向政府部门主张赔偿。2.抽样取证物品清单;证明:被告扣押我们书籍，其中只有部分是非法物。3.关于9.29盗版案件情况说明;证明:抽取样品中只有小部分是非法出版物，在9.29日就已经查封，在10.8日就拖走了。4.(2019)湘06行终9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证明当时岳阳市中级人民中院和汨罗市人民法院裁定被告需要对案件进行处理。5.异地扣押仓库照片:2018年10月29日文体局李队长带张勇等人前往异地查扣仓库，发现只有一堆垃圾没有书籍。6.关于对查扣我司书籍等依法处理或作出行政赔偿的请求;证明我们已经向被告主张权利，要求对被扣押的书籍予以处理。7.协助提供证据通知;证明被告已经承认扣押，但当时扣押是没有解除8.国内标准快递回执;证明我们已经将我们的两份请求邮寄给被告，被告也已经签收。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辩称，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重案处交办的岳阳湘阴9.29盗版盗印案件要求，于2016年9月30日成立“岳阳湘阴‘9.29’盗版盗印案”专案组，对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盗版盗印案依法进行了查处，并追究了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所有非法书籍均被法院没收、销毁。答辩人单位仅在专案组成立前，依法对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涉嫌盗版盗印的现场书籍进行了现场查封及抽样，并没有对原告现场书籍进行异地扣押。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也只能证明答辩人只实施了现场查封及抽样的行为，原告诉状所述完全与事实不符。请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向被告文体局申请国家赔偿时，文体局即已依法进行了回复。2.《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文件各一份;证明原告非法印刷出版物案件系由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成立专案组及专案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查处。3.《照片》四张，证明被告文体局只是对原告印刷的书籍等出版物在原告公司仓库进行现场查封。4.《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文体局现场查封的出版物，部分被原告公司自己非法转运拖走。2020年7月18日被告文体局补充了如下证据：1.送达回证一份，2.行政裁定书一份，3.行政诉讼起诉状一份，4.应诉通知书一份。证明1、原告非法经营被刑事处罚；2、原告于2019年2月18日向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原告到2019年2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被告湘阴县公安局辩称，我局没有扣押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合法印刷的书籍并不予退还。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立案决定书》，证明公安局不是适格报告。本院在庭后调取了（2017）湘0624刑初204号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和该案卷中的《关于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送审有关图书鉴定结论明细》及《扣押非法出版物汇总表》。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是我方第一次诉讼提供的、真实性无异议，是18年接到电话，文体局要我们去拿书，当时他们带原告去他们仓库取书但是仓库里没有了，原告就向湘阴县法制办反映情况，之后就向我们发了一个不予受理的决定书。这不是被告的答复，是法制办答复。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在2016年9月29日确实是贴了封条，在10.8日由被告一，被告二联合执法将书籍拖走了12卡车，他们拖走就应该对书籍有保管责任。证据4笔录中显示陈宇对情况不是很清楚，陈宇不是经办人员，但是在询问笔录中对书籍种类数量都描述得很清楚，这不合常理，可能存在诱导的可能，应不予采信。对被告文体局补充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认为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为鉴定明细没有包含合法书籍。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对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对文体局补充的证据没有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中的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湘阴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起诉的是行政赔偿，被告扣押了原告的书籍没有归还，理应予以赔偿。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被告湘阴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当时原告是找过单位要求赔偿，我们书面回复我们没有扣押不予赔偿，于是原告提出行政复议。证据2只能证明我们对原告书籍样品进行抽样检查，不能证明我们将其进行扣押。证据3也证实被告一对原告书籍是现场查封，没有扣押，也不存在异地扣押，在发现有刑事违法行为我们将案件移送相关执法部门。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我们有扣押行为存在，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一工作人员无权带原告去仓库，也恰证实在10.8就将书籍拖走，但是在10.9日公安机关实施扣押这就与常理不符。证据6我们没有收到，对里面陈述的事实通知其去拿书，文体局不是办案机关，不存在通知去拿书。证据7真实性无法核实，需要公安机关进行核实，恰说明被告一没有扣押其书籍，在10.8原告就将书籍拖走，但是在10.9日公安机关实施现场扣押，这与事实不符。证据8因为邮寄信息填写错误该份材料无法送至文体局。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4.5无异议，证据3恰证明文化局移送的均是对非法出版物进行查封，文化局是否扣押其他出版物不知道。我局没有扣押原告其他书籍。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均恰证明与公安局无关，原告也没有向公安局提任何要求，当时通知原告去取书是文体局并不是公安机关，对文体局要原告去取书，但是没有取到，于是说将合法书籍移交给公安局，对这一事实三性都有异议。我们只是对非法出版物的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结合证据3是9.29是文化部门扣押，当时公安机关还没有介入，是在10.8日文化部门认为存在犯罪为由移送过来的。文化部门现行登记保存的非法物品，10.9对疑似出版物实施扣押，公安机关对非法出版物实施没收认可。对原告非法印刷认定是准确的，对证据8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7.8予以认定。对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提供的证据1.2.3.4及补充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湘阴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9日被告湘阴县文体局对原告翰林文化公司的印刷物品进行现场查封，没有出具查封物品清单，只出具了《抽样取证物品清单》。2016年9月30日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成立“岳阳湘阴‘9.29’盗版盗印案”专案组的通知》。2016年10月9日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对“10.8非法经营案”立案侦查。2016年10月14日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成立“湘阴‘9.29’非法印刷出版物案”专案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2016年11月4日被告湘阴县文体局向湘阴县人民法院出具《关于“9.29盗版盗印出版物”案情况说明》，内容为：2016年9月29日上午11时许，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陪同中央、省、市扫黄办重案处李恒处长等一行10余人，对本县“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涉嫌盗版盗印的文学、教辅、动漫、画片、杂志、少儿读物等56个品种共计45万余册出版物以及部分半成品，随即文化部门原地封存涉案出版物。9月30日，文化部门将涉案56个品种出版物向省出版物鉴定中心申请鉴定，其中，16个品种出版物经鉴定为非法出版物。10月8日，我局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后，湘阴县委汪书记批示要求立即组织文化、公安等部门对已查实的非法出版物实行查封，并彻查彻究。因此案涉案的非法出版物数量多、金额大已移送至县公安局侦办。2016年10月9日湘阴县公安局询问原告单位的副厂长陈宇，陈宇证实在2016年10月5日下午4点多由姚正文和袁润希从文化部门查封的书籍中拖走了30吨左右的书刊。庭审中对“仓库书籍是什么时候拖走的？拖到了哪里？”的问题，被告湘阴县文体局回答“不知道”；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回答：“2016.10.9日公安开具清单，由专案组拖走的，拖至文化局附近的仓库，车辆、人员都不是公安局的”，“扣押清单上的物品由湘阴县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没收销毁”。2016年10月12日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向原告下发《协助提供证据通知》，内容为：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2016年9月29日，岳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湘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对你公司厂房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印刷的《文化苦旅》等印刷品中有44个品种无法提供委托书，后对所有印刷品进行抽样取证送交鉴定。经湖南省出版物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鉴定，你公司印刷的《文化苦旅》、《易烊千玺》等15种出版物为非法出版物。2016年10月8日，湘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以你公司印刷非法出版物数量巨大涉嫌犯罪为由将此案移送至我局，并将先行登记保存的印刷品一并移送。我局经初查后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进行侦查，当日对你公司厂房中的其他疑似非法出版物进行扣押《详见扣押物品清单》。现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我局送交所有扣押印刷品的《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准印证》，在核实后我局将依法解除扣押。如因你公司没有及时送交相关合法证明文件造成的扣押物品直接或间接损失将由你公司自行负责。湘阴县人民法院（2017）湘0624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于2017年11月2日送达给了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贺勇威，该判决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该判决书中所列的部分证人证实在2016年10月4日或5日由公司的郑正良、姚正文安排拖走了一些书籍。该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一、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六、没收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翰林公司非法印刷的出版书刊，上缴国库。2018年10月29日被告湘阴县文体局通知原告到扣押的仓库领取书籍时发现仓库里没有书籍了。原告于2018年11月14日向湘阴县法制办提出申请，湘阴县法制办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原告于2019年向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600万元，汨罗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湘06行终9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于2019年7月2日收到该裁定书。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2019年11月8日向被告邮寄了《关于对查扣我司书籍等依法处理或做出行政赔偿的请求》，被告文体局在庭审中陈述因原告在邮件封面上填写被告文体局电话号码错误而没有收到该文书，被告湘阴县公安局收到了该文件，但没有作出答复。原告翰林文化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交行政起诉状，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原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因机构改革已经更名为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本院认为，一、湘阴县文体局于2016年9月29日对原告翰林文化公司的印刷品进行现场查封后，在查封期间，原告翰林文化公司的工作人员未经湘阴县文体局的许可擅自拖走部分书籍，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原告翰林文化公司拖走的书籍是多少，拖走书籍的品种是哪些，原告擅自拖走的书籍中有无不合法书籍和有无合法书籍，只有原告清楚，对原告擅自拖走的书籍的相关事实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导致被告湘阴县文体局不能作出决定，因此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因为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湘阴县文体局不能作出决定，因此，在没有确定被告湘阴县文体局的不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三、至2016年10月9日湘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至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送达刑事判决书给原告，湘阴县公安局的行为是根据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而实施的行为，原告对湘阴县公安局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告起诉被告湘阴县公安局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请求确定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查扣原告的合法印刷书籍不退还或赔偿，不依法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赔偿原告人民币6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飞涛审 判 员  何建南人民陪审员  喻利民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左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