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49号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负责人：姚家强，组长。代表人：田井权，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才，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庆县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启东，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下街村民组。负责人：田维忠，组长。第三人：田井英，女，1942年11月18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任仕江，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任建，男，199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胡大军，男，194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李立书，男，196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田井权，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宋贤文，男，1952年9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冉龙贵，男，1949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王文德，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田绍彬，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田维建，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田维银，男，1981年11月2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昌志，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昌福，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董延强，男，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董延勇，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董延国，男，1960年2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董延刚，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身份证明号码522129197203202096。第三人：董军军，男，199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松，男，197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刚，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军，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锡英，女，196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胡鲔，女，198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胡敏，女，199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宋仕兵（系上述第三人推荐的诉讼代表人），男，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贵，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以下简称新寨组）诉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下街村民组（以下简称下街村民组）、第三人宋仕兵、董延强、田井权、董延国、董军军、田井英、任仕江、任建、胡大军、李立书、宋贤文、冉龙贵、王文德、田绍彬、田维建、田维银、杨昌志、杨昌福、董延勇、董延刚、杨松、杨军、杨刚、杨锡英、胡鲔、胡敏（以下简称宋仕兵等二十六人）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黔03行初16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第三人胡大强已去世，本院依法追加其继承人杨锡英、胡鲔、胡敏参加诉讼）。原告新寨组组长田井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才，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蒙小浩，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庞启东，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诉讼代表人宋仕兵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第二、三、四项处理决定，将争议山林的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属确定给凉风村新寨村民组所有。事实和理由：一、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1962年“四固定”时，原告所在的生产队取得地名叫高碑处的山林进行管理，四至界线为:从高碑直上到山岭，再从山岭翻过去直到代正学耕管的责任地左边，再对直过去沿着田应生的责任土边为界；再斜对过去沿第三人下街组的退耕还林地带边沿延伸到洋玉田再到袁家屋基；沿着这条线的上方是属原告集体管理的山林，下方是属第三人下街组管理的山林；另外一条山林分界线从高碑直上到山岭岭岗，从岭岗到山顶的分水岭沿下至湄余公路涵洞直上的交汇处，并填发有余林自字第14902号山林证。上述界线内的山林虽未下户，但一直是原告所在村民作为集体林在管护。1987年3月，原凉风乡成立林场时将原告集体管理的山林及各村民承包的山林交林场统一安排人员看护管理，同时也将原告的集体山林证收去统一保管（至今未返还），还签订了《山林、荒山承包合同》，该合同至今仍在履行。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2009年因原告村民在争议林地采伐树木与第三人发生纠纷，此时原告才知晓争议山林在2007年就颁发了《林权证》给第三人下街村民组村民董延强、田井英等十三户村民。原告认为第三人下街组没有任何山林权属依据，私自将属于原告管理的山林承包给董延强等13户进行管理，并单方办理林权证侵害了原告权益。虽然余庆县人民政府在确权过程中撤销第三人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50914003号、050914033号、050914014号、050914013号、050914016号、050914021号、050914020号林权登记，但仍将争议山林的所有权确权处理给第三人下街村民组，将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确权给任仕江、董延强等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依据不合法。余庆县人民政府以大乌江镇人民政府组织第三人下街村民组村民董延国与原告方村民田维成2003年4月30日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是村民之间达成的协议，该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其内容本身侵犯了原告村民的集体利益。且双方调解时，原告方的组长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并不知晓；调处过程中原告村民田维成、代应忠不清楚争议山林本身就是属原告集体所有和管理的集体山林。由于大乌江镇人民政府人员在组织调解时并未对争议山林的权属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事实依据佐证，协议内容本身损害了原告新寨组村民的集体利益，因此，该调解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处理该争议的依据。三、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有误，而且有损案外人利益。被告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部分记载“被申请人（指的是第三人下街组）提供的余林字第14870号《社员自留山证》为任清才所持有，记载地名为高碑上面的山林，四至界限：上抵小路，下马路，左1258电杆，右1257电杆；经现场勘查，小路为岭岗，无1258、1257电杆，上、下界包括部分争议林地，余林字第1487l号《社员自留山证》为田得修持有，记载地名为高碑后面的山林，四至为：上抵小路，下抵马路，左1257电杆，右1256电杆；经现场勘查，小路为岭岗，无1256、1257电杆，上、下界包括部分争议地，虽然左右边界与争议地相距较远，但结合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等《林权证》存根，可证明包括争议林地，其证相互关联，可以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原告认为余庆县人民政府认定采纳的依据，即自留山证存根笔迹产生时间明显与原告提供的余林自字第14902号存根的笔迹产生时间不一致，而且上述自留山证包括的山林面积明显超出了本案争议山林的范围，尽管第三人提供的山林证存根编号相连贯，也不排除第三人对争议山林的填证存在造假的嫌疑，据原告了解，在余庆县档案局不能查询到第三人的山林证存根，第三人也无山林证提供，而原告对争议山林的山林证存根存放于余庆县档案局，由此说明原告持有的山林证的存根更具有真实性。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山林确权处理过程中未启动对争议双方持有的山林证存根进行笔迹比对的鉴定程序，导致本案争议未得到客观公正的核实，根据被告的处理决定明确的四至界限已经包括了案外人田井谷（已故）和代应忠、田维成三户村民（这三户村民承包管理的山林在本案中本无争议）的利益。四、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与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和理由一致。本纠纷在2018年经余庆县人民政府处理后，原告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复议决定撤销了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并责令其在60日内重新调查处理。但余庆县人民政府事后并未在法定时间作出，因此程序严重违法，该处理决定本是无效的处理决定，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复议决定亦是错误决定。综上所述，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提供余林自字第14902号余庆县自留山证存根、有关人员的证词以及1987年自行确定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主张争议地权属，证据不充分。1.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内容为：凉风公社后坪大队新桥生产队，自留山所有者姓名为新桥，面积为15亩，共计2幅，，地名为反背高碑，发证时间为1983年1月2日。该自留山证上无四至记载，不能证明包括争议地，但可以确认原告在该处有山林，而被告并未否认原告在高碑处存在山林的事实。在2007年林改时已颁发小地名“高碑老”的《林权证》给该村民组村民田维成、代应忠两户。2.原告提供的1987年新寨组村民姚家强与新寨组其他村民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中记载的“高碑老”下半级、“大洋沟”公路以上林地，边界为东：龙溪至遵义的公路,南：柒拾柒号公路桩直上到田应生土角（杜老六坟、大洋沟面），西：田应生土角直到袁家凹口，北：核桃树分水岭（上洞口中、下王老丑土角），西北：凹劲到何福山水井路、再从何福山水井到袁家四口××路为界，该四至包括争议地。但该合同属于新寨村民组自行确定的合同，无权属来源，与第三人的山林证产生对抗，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作为处理该案的定案证据。3.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证明争议地属于新寨组，但未提供任何权属凭证予以佐证。4.原告所提出的山林承包给凉风林场，经查阅1987年3月3日原告所在村民组与凉风林场所签订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只记载有大屋基、秦家窝凼的林地，无林地四至记载，也不包括争议林地。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大乌江镇人民政府组织原告村民田维成和代应忠与第三人下街组村民董延国于2003年4月30日达成《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以余湄公路72号路桩处函洞直上山顶为双方的边界线”，面向山左边（南面）为下街组山林，右边（北面）为新寨组山林。此协议书双方签字认可，并有大乌江镇人民政府的公章，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与争议地相关联，应作为处理该案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余林自字第14870号、第14871号《自留山证》是林业“三定”时期村民划分林地后依法获得的权属凭证。第14870号证记载的地名为高碑上面的山林，第14871号证记载的地名为高碑后面的山林，两幅山林其四至上、下包括部分争议林地，虽然左右边界关于电杆号的记录与争议地相距较远，但结合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14871、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可以证明包括争议林地，且各证相互关联，可以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综上所述，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原告诉请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不服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受理后，依照法定程序向相关当事人送达了法律文书，并依法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了审查，在查明全部案件事实后，依职权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行决［2019］18号《行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经查，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林地为同一地点，小地名为高碑或高碑老，四至为：东至余庆到湄潭公路，南至以高碑（石碑）至上山顶，西至分水岭，北至涵洞直上分水岭。原告提供的余林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中记载内容为：凉风公社后坪大队新桥生产队，自留山所有者为新桥生产队，面积为15亩，共计2幅，，地名反背高碑，发证时间为1983年1月2日。但其记载内容无四至记载。其提供的便条记载内容为：“林国兴等16户村民所挖的窝数”，不是林权凭证；其提供的1987年本组村民姚家强与其他村民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上记载的林地四至界虽然包含争议地，但该合同属村民自行签订的合同，不能对抗第三人的自留山证；其提供的余林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无四界记载，提供的证人证言无权属凭证相互印证；其提供的1987年3月3日原告与凉风村林场签订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上也无四界记载。但第三人田井英等24户以余林自字第14870号《社员自留山证》记载的“高碑上面”、14871号中记载“高碑后面”和余府字（2007）050914003号、050914005号、05××06号、05××09号、05××11号、050914013号、050914014号、050914016、05××18号、05××19号、050914020号、050914021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050914033号《林权证》主张涉案林地权利。经勘查，上述050914005号、05××06号、05××09号、05××11号、05××18号、05××19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林权证》所记载的高碑老山林不在争议范围。另查明林业三定时第三人在争议地所划分山林的情况及其他查明的事实己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进行了阐明。余庆县人民政府通过对大××镇凉风村××与××组林权纠纷调查资料的分析和查证，对争议林地的认定事实清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7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18条、第20条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3条、第6条、第10条、第17条的规定，余庆县人民政府的余府行决［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故被告作出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述称，对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遵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无意见。余庆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申请、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案件来源。证据2.余林自字第14868号至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及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以证明下街组村民享有涉案山林权属的事实。证据3.对李朝武、任清华、胡大军的调查笔录，以证明高碑老山林是四固定时划分给下街组村民的事实。证据4.对赵清和廖银光的调查笔录，以证明高碑老山林是四固定时就划分的山林。证据5.《调解笔录》、调解现场草图、《调解协议书》，以证明大乌江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董延国与田维成、代应忠因高碑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组织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证据6.对田维忠、胡大军、宋仕彬、任仕江、宋贤文、王仕珍、田井英、董延刚的调查笔录，以证明下街组村民在高碑处有山林且进行实际管理的事实。证据7.《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以证明该合同未明确山林四至界限，不能确定是否包含争议地。证据8.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以证明新寨村民组在高碑处有林地的事实，但该证无四至边界记载，不能证明该证包含争议地。证据9.《承包山林合同书》，以证明原告方与本组村民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但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证据10.凉风村新寨村民组与下街村民组高碑处山林争议示意图，以证明高碑处争议山林的现场状况。证据11.送达回证，以证明送达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自留山证存根联记载发证时间是1981年，但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填发时间为1982年，且笔迹和原告方提供的笔迹产生的时间明显不一致，所记载的电杆是在1983年才架设，该证据系第三人伪造；对证据3、4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不是山林权属凭证；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中反映分山林的事实无异议，但不是权属依据；对证据7、8、9、10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的处理期限超过法定期限，程序不合法。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事实类证据（与余庆县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一致）。第二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清单、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以证明案件来源。第三组证据：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才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以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第四组证据：余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大××镇凉风村××与××组林权纠纷调查资料目录》及《行政复议回复书》，以证明余庆县人民政府按期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其他材料。第五组证据：《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复议决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经质证，原告对遵义市人民政府出示的事实类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程序类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原告新寨组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王仕怀的证实，以证明原告在四固定时期取得争议山林权属并明确了四至界限，1983年成立林场并将山林承包给原告村民管理的事实。证据2.陈西芝的证实，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山林是1962年取得。证据3.张元华的证实，以证明电杆架设时间为1983年，第三人提供的自留上证中记载有电杆标号，但发证时间却为1981年，因此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系伪造，余庆县人民政府对证据的真实性未进行核实。证据4.《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以证明原告在争议山林处有山林的事实，但四至界限不明。经质证，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对证据1、2、3的三性均持异议，认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故不符合证据规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发包方并不是新寨组而是林场，不能证明该处山林是属新寨组，且该合同没有四至界限，不能证明争议林地在合同范围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及下街村民组未提供证据。本院对各方证据作如下认证：对余庆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系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收集，与本案相关联，其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证明效力与对余庆县人民政府的提供的相同证据的认证相同；对其提供的程序类证据系在履行复议程序过程中收集和产生，且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不予以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合同书中并未明确承包林地的四至范围，不能确定与争议林相关联，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下列案件事实：争议林地位于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地名为“高碑”或“高碑老”四至为：东至余庆到湄潭公路，南至以高碑（石碑）至上山顶，西至分水岭，北至涵洞直上分水岭。原告与第三人因对案涉林地权属发生争议，于2010年3月22日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余庆县人民政府撤销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对争议山林重新进行确权。2018年9月5日，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行决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新寨组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31日，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8］3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余府行决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余庆县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收集了原告主张涉案林地权属所提供的1987年新寨村民组村民姚家强与新寨村民组村民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陈西芝的证言、对代正国的调查笔录以及便条一张；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提供的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自留山证》、余府字（2007）第050914003号、050914005号、05××06号、05××09号、05××11号、050914013号、050914014号、050914016号、05××18号、05××19号、050914020号、050914021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050914033号《林权证》、林业承包合同；调取了下街组村民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以及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存根。其中，余林自字第14868号记载董永成“大羊沟”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王仕珍边界、右大羊沟；余林自字第14869号记载王仕珍“大羊沟”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6电杆、右1253电杆；余林自字第14872号记载郑兴付“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在土、下马路、左胡少云边界、右任清才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3号记载胡少云“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胡大均边界、右郑兴贵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4号记载胡大均“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冉龙贵边界、右胡少云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5号记载冉龙贵“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王文明边界、右胡大均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0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记载任清才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8电杆、右1257电杆，另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土、左土角、右王文明的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1号记载田得休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7电杆、右1256电杆，另一幅“大羊井上面”林地四至为：上王文明边界、下新在土、左路、右路。余庆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勘察现场认为，原告对争议林地无权属凭证，其提供的1987年新寨村民组村民与本组村民姚家强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中记载的“高碑老”下半级、“大羊沟”公路以上林地四至虽然包括争议地，但该合同属于新寨村民组村民间自行达成的合同，无权属来源依据，与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提供的林权凭证相冲突，不能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无林地四至范围记载；提供的证人证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提供的便条不是林权凭证，不能证明与争议地相关联；1987年3月3日原告所在村民组与凉风林场签订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中无林地四至记载，不能证明与争议林地相关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第三人下街村民组村民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以及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包括争议林地且相互关联，结合调解协议书确定的内容，可作为定案依据。余庆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条六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持有的余府证（2007）第050914003号、050914033号、050914014号、050914013号、050914016号，050914021号，050914020号，小地名为高碑老申请表编号为00009,00010,00011,00012,00013,00014,00015号的林权登记；二、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凉风村下街村民组所有；三、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凉风村下街村民组村民任仕江、任仕军、宋贤文、田少容、杨松、杨刚、杨军、田井英、董延刚、董延强、董延国、董延茂、董延勇等人所有；四、驳回申请人请求撤销胡大军、李立书、田井权、冉龙贵、王文德、田绍彬、田维建、杨昌志、杨昌福、胡大强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5××09、05××19、05××11、05××24、05××23、05××18、05××31、05××06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为高碑老林权登记的申请。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依法履行了相关复议程序，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9〕6号），维持了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现原告不服，认为二被告的处理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第2、3、4项，以及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内容，确认争议林地为原告所有。另查明，一、董延国与田维成、代应忠二户因高碑处山林发生争议，余庆县大乌江镇人民政府于2003年4月30日组织争议双方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记载：一、双方所争执的山林界限，以湄余公路72号路桩处的涵洞直上山顶（即现场所坎割界限）为双方的边界线。面向山左面为下街组山林，右手面为新寨组山林。二、董延国与同组王仕珍的林界从涵洞处沿公路向余庆方向九十米处直上为边界线，面向山左手面为王仕珍山林地，右手面为董延国山林地。二、董延国、董延勇、董延强、董延茂、董延强系董永成之子；田井英与郑兴付系夫妻关系，郑永贵、郑永强系二人之子；任仕江、任仕军（已故）为任清才之子；宋贤文、田少容（已故）系田得休之子女，宋仕兵系田得休之女婿；杨松、杨刚、杨军系王仕珍之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新寨组与第三人下街村民组为不同的村民组，双方间的林地权属争议余庆县人民政府有权进行处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的规定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山林土地纠纷调处机关应当根据权属争议各方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供有关争议林地的权属凭证，以及反映长期经营管理事实等方面的证据材料情况，综合评判并确认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本案中，原告提供1987年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虽有“高碑老”荒山记载，但未记载四至界限，不能反映与本案所涉争议林地相关联。同时，该合同载明“高碑老”荒山12份，社员章处为：代正华10口人、田维成2口人，代正华、田维成户应是对“高碑老”林地界线最清楚的原告村民。原告组村民与第三人组村民因现争议林地所涉分界线处的林地发生争议，在2003年4月30日达成的调解议中，代应忠、田维成等均已认可林地分界线，明确以涵洞直上山顶为界，现争议地属该调解协议明确的第三人组山林。对原告所持有的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中记载地名为：“反背高碑”，共计2幅，根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组并无名叫“反背”的山林或地名，在高碑反背有一整幅林地，并已分配到户的事实，对此处记载的“反背”不应为林地地名，而应为地点指向，不能以此认定其在高碑处有林地，更不能证明该《自留山证》包括争议地。本案中，第三人村民持有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自留山证》及存根，记载林地范围包括部分争议山林，从其记载的四至范围，结合2003年4月30日董延国与代应忠、田维成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的分界线，可知14868号、14869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林地系争议林地的部分，且紧临分界点涵洞，属于争议地北面范畴，属第三人林地。审理中经本院现场查看，位于湄余公路下方的电线杆现仍存在，虽电杆编号已与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记载不完全相符，但可确认第三人组村民对现争议林地在分配时以电线杆为界进行了实际划分的事实；其中余林自字第14869、14870、14871号记载的林地上下包含在争议林地范围，左右电杆号相连，可确认上述三幅林地相连，余林自字第14872号记载的林地其左面接余林自字第14873号胡少云林地边界，上述林地能相互连接成片，且均属第三人方。同时余林自字第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的林地四至虽不包括争议地，但能证明从争议地界线自北向南相连接，亦属第三人方所有。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供争议山林的任何权属的依据，也缺乏对涉案林地实际经营管理的相关事实。余庆县政府依据双方对争议林地的相关依据，并结合现场勘测的实际情况，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第二、三项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05××06号、05××09号、05××19号、05××11号、05××18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高碑老”林地，经余庆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测，上述《林权证》的来源依据为余林自字第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原告要求撤销上述《林权证》无事实依据，也与本案原告无利害关系，故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对该部分《林权证》证不予撤销的处理决定正确。本案需指出的是余庆县人民政府未在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指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本案争议处理不及时；应提高行政效率，依法及时调处行政争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复议程序合法；经审查后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者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华 嵩审 判 员  王小华人民陪审员  张 欣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陆沁书记员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