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1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复文,男,1948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秀，女，1979年2月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系张复文儿媳，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晓斌，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南,男,1950年9月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敖福祥，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住所地：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负责人：张英，男,1945年7月2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系该组小组长。上诉人张复文因与被上诉人张南、原审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复文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31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属于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于2002年获得案涉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并一直实际经营，一审法院以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为依据，作出认定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相关内容无效的判决，严重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在我国，“法不溯及既往”既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更应该是立法、司法机关行使职能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已经生效的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行初169号判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行终1133号判决以及一审法院自身作出的(2019)赣0731民初2953号判决，均已查明并认定：①被上诉人承包本案所涉土地期间，因未履行按期缴纳农业税等义务，大禾坪组于2002年依法将该土地收回；②大禾坪组依法将案涉土地发包给上诉人耕种，上诉人于2002年获得了本案所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述两个事实均发生于2002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2003年3月1日生效并施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故上诉人获得案涉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上诉人对案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更应当受“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发包方承担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的义务”等法律规定的保护，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很明显既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法治原则及基本常识，更严重违反了前述相关法律规定。二、根据前述三份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的多次自认，被上诉人并非本案所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被上诉人并非本案所涉地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与该合同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并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罔顾该基本事实，作出该判决，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前述三份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的多次自认，被上诉人一家至少在2009年以前就已将户口迁入赣州市章贡区，是非农业家庭户口。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采取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本案被上诉人一家均为设区市的非农业户口，其已经不具有平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享有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被上诉人不具有签订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主体资格。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更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意见，“发包方在二轮承包中将农户在一轮承包中的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本集体的其他农户，丧失承包土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意见，农户在一轮承包中享有了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并不必然延伸至二轮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现该承包土地在二轮承包时已经被发包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农户，应当认定原农户并未依法取得相应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其要求返还原承包土地所产生的纠纷，仍然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注：规则索引：见《发包方在二轮承包中将农户在一轮承包中的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本集体的其他农户，丧失承包土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9年第1集（总第37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四、第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因被上诉人未按照当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按时缴纳农业税，将案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变更为上诉人并不属于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也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及规定；至于一审法院所称的未经村民代表同意等事项系因当时法治环境不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法治意识较弱等历史原因造成，属于程序瑕疵，并不影响调整承包经营权人这一行为的效力。退一万步说，该程序瑕疵并非由上诉人造成，基于公民对国家机关或类国家机关的信赖保护原则，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过错，前述程序瑕疵的不利后果由上诉人承担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张南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并不存在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问题。首先，上诉人混淆了本案的事实，上诉人在2002年左右并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仅是因客观原因未按期交纳农业税第三人擅自将属于答辩人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由上诉人耕种，此时上诉人耕种诉争土地属于临时代耕性质，一直到2008年，上诉人以两个儿子张永红、张永平名义违法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将诉争土地登记在此两本证的范围内，上诉人才算是违法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要审查本案的违法无效行为的时间起算点，最早也只能从2008年开始，而非从2002年开始起算。显然，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完全能适用于实施以后的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两个行政判决查明并认定了“大禾坪组于2002年依法将该土地收回、上诉人于2002年获得了本案所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系扩大曲解，与判决原文内容不符。其次，即使是在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前的承包行为，亦应受该法调整。2002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升为法律，它对于保护广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于颁布之前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方针、政策的总结和升华，在该法颁布之前，亦有一脉相承的国家政策调整，在该法第五章六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本案诉争的土地，答辩人张南于第一次大包干时（1981年）即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至第二轮承包时（1998年）张南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享有三十年的承包期，根据该法上述规定，已将该法颁布之前的农村土地承包行为都纳入了法律保护范围，此属法律明确规定的溯及既往，应当得到适用。再次，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适用于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见解释第27条），一审判决审理本案适用该解释完全正确。二、答辩人张南明显对本案诉争土地有利害关系，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诉争土地自1981年就由答辩人家庭承包经营，在第二轮延包（1998年）时还领取了承包经营权证，自答辩人知道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后，经发包人开村民小组大会决议并纠错，2017年8月，于都县人民政府向张南颁发了新的承包经营权证，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继续登记在答辩人名下，承包期限延续了第二轮延包时的时间（自1998年至2028年三十年）。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答辩人对诉争土地自土地承包以来自始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2015年发包人（第三人）将诉争土地违法收回发包给上诉人，侵害了答辩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三、答辩人张南以家庭为单位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从答辩人张南在一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可证实，张南是以家庭户主的身份在1981年取得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当时分配土地时在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宗名义地规定了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基础地位，张南家庭为单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户主张南名下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根据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政策，对于诸如农户进城落户、外出务工、经商、升学等情形，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见承包法27条、江西省实施办法20条）。不能仅凭户籍变动而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张南家庭的承包经营权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且此问题并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四、本案纠纷系答辩人与上诉人的民事纠纷，并不属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纠纷。本案的性质系当事人之间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且已被两个行政判决认定，上诉人错误地定性，于事实不符。答辩人在第二轮承包时（1998年）就已获得了承包经营权，根本没有适用所谓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意见的事实基础。五、未按期缴纳农业税并不是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事由。不能凭答辩人当时因为信息不通等客观原因未按期缴纳农业税就违法收回承包地，未按期纳税，答辩人张南也仅仅是承担继续补交税款的责任。正是基于对国家机关和法律的信赖和保护原则，答辩人张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得到法律保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除遗漏了一事实（答辩人张南自1981年就取得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外，基本查清了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张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范围中关于社公下×××地块的合同内容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张南取得了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2年左右,因张南未按期缴纳农业税,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决定将张南承包的位于“社公下”“店背”“中坝(该处有二块)”的四块的土地交由同组村民张复文承包耕种,农业税等相关赋税也由张复文交纳。2008年,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分别向张复文的儿子张永红、张永平核发了于都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将案涉四块土地分别登记在张永红、张永平名下。2014年新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开展后,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与张复文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四块土地发包给张复文承包经营。2015年12月22日,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为张复文颁发了于府农地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开始,张南开始向镇、县主管部门反映其承包土地被错登的问题。2017年3月13日,于都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于都县银坑镇人民政府发函,认为“平安村委及村小组在未召开户主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将1.52亩土地确权登记给张复文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议村、组按程序分别变更登记张复文的两个儿子2006年换发的证书,及其此次确权登记张复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新增加的1.52亩土地…”。2017年4月17日,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在该组张氏允哲祠堂召开户主会议,会议应到会户主总数82户,实际到会58户(其中10户未到会,由他人代表),现场发放票数58票,经投票表决,49票同意张南继续享有原承包地承包经营权。2017年8月4日,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向张复文发出告知书,决定终止与张复文签订的案涉四块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之后,张南向于都县银坑镇人民政府确权办申请注销张复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案涉四块土地的登记,并申请为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张复文拒绝交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都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23日发布公告,决定注销张复文持有的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5月15日，于都县农业和粮食局向张南核发了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经营权证》，并将案涉四块土地登记在张南名下。2018年6月8日，张复文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确认于都县人民政府2018年4月23日决定公告注销张复文持有的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违法。2018年8月20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于都县人民政府2018年4月23日作出的注销公告。2019年1月1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之后，张南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确认之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发包方承担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的义务。”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张南于1998年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作为发包人即负有维护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义务，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原告张南的承包地。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与被告张复文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四块土地发包给张复文承包经营，该部分内容违反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无效，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张复文抗辩原告为非农户口、被告张复文非代耕、已取得相应土地权证等问题，因本案只审查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与被告张复文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张复文抗辩第三人负责人张英系原告堂兄弟关系，其陈述不应作为裁判的依据，因该抗辩与法不符，一审法院也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张复文与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大禾坪组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承包土地为×××的内容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张复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张复文与大禾坪组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涉及诉争四块承包地的内容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第三人大禾坪组作为发包方，因被上诉人张南未按期缴纳农业税,决定将张南承包的案涉四块土地交由张复文承包耕种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其与大禾坪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缺乏法律依据。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2009年之前已将户口迁至赣州市章贡区，非案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虽然依据被上诉人张南家庭的户口信息，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承包期内，全家已于2008年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大禾坪组作为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地。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本案中，大禾坪组并未履行上述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并经有关部门批准，亦未告知被上诉人村小组将与被上诉人终止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决定。故大禾坪组径行将案涉土地重新发包给上诉人并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因违反上述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再次，大禾坪组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户主会议,会议通过法律规定的票数表决被上诉人张南继续享有原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可见，村小组在与承包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前必须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否则不能保证村小组将土地发包给上诉人及承包费的约定未损害集体组织和广大村民的利益。该户主会议的表决结果也表明了大禾坪组对被上诉人作为承包经营权人的认可，符合多数村民的意愿。因此，一审判决对该承包合同无效的认定与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二轮承包中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返还原承包土地产生的纠纷属于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南在1998年第二轮承包中已取得承包经营权证，因大禾坪组未履行法定程序收回被上诉人的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未丧失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则本案主要审查的是上诉人和第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并非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并不适用上诉人所主张的情形。同时，被上诉人在知道村小组将案涉土地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经营后，即开始提出异议，向镇、县主管部门反映承包土地被错登的问题。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问题。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上诉人张复文的儿子张永红、张永平于2008年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张复文于2015年12月12日与大禾坪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因此，上诉人及其儿子承包案涉土地的行为均发生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公布施行之后，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法不溯及既往”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复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复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文俊审 判 员  赖国东审 判 员  王阿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玉华代理书记员  雷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