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6行赔终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绥安镇朝阳路**。 负责人林芳艺，大队长。 参加调查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天辉，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坚，男。 委托代理人洪旭辉，福建方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秋德，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代理人邱达芳。 原审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泰县武安镇 法定代表人蔡素芬，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丽勤，女，住福建省漳浦县。 上诉人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漳浦交警大队）因与上诉人薛秋德、原审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合公司）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行赔初25号行政赔偿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8月11日，漳浦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有一辆运土车超载，并将该警情转交其下属的绥安中队。绥安中队的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碎石停放在道路一侧，该车尚未熄火，但驾驶员不在驾驶室。薛秋德出现在现场称其是车主，但却不说车辆是哪个驾驶员驾驶的。经执法民警与薛秋德沟通后，由薛秋德安排驾驶员将该车辆停放至与漳浦县公安局签订有《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的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经过磅，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同车上碎石的皮重为78160千克。当日，漳浦交警大队作出编号3506233000651312《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车牌号为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于2017年8月11日10时20分在绥安镇查岭往石榴1ＫＭ路段实施载货超100%以上、擅自改装、未带行驶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决定。并在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标注限载36Ｔ，扣车鸿杰车场。后漳浦交警大队于同日完成补报审批手续。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未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号码。2017年9月7日，经漳浦交警大队绥安中队查询，涉案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瑞合公司，登记的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强制报废期为2031年6月6日。同日，漳浦交警大队向瑞合公司邮寄一份《通知》，主要内容如下：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于2017年8月11日被扣留于鸿杰停车场。经电话联系，至今未到漳浦交警大队绥安中队接受处理。瑞合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应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到绥安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来处理时请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2018年8月27日，蔡X勇到漳浦交警大队绥安中队接受询问，陈述其是瑞合公司的实际管理人，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是薛秋德挂靠在其公司的车辆，双方有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由于2017年年检时，薛秋德只缴纳强制险未投保商业险违反公司规定，其将车辆的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收藏起来。瑞合公司有收到漳浦交警大队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通知》，但认为该车属于挂靠车辆，公司没有权利处理，有通知薛秋德前去处理。蔡X勇向绥安中队提供《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X勇居民身份证、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漳浦交警大队于2018年8月29日向薛秋德邮寄《违法处罚通知书》，告知薛秋德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薛秋德十五日内到漳浦交警大队绥安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由于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被薛秋德拒收而退回，漳浦交警大队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薛秋德。薛秋德在庭审中确认其有收到该《通知》。漳浦交警大队于2018年9月3日向瑞合公司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再次向瑞合公司告知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超载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的情况，再次通知瑞合公司责成当事人或派人十五日内到漳浦交警大队绥安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截至2018年10月4日，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仍未卸载。2018年9月11日，薛秋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漳浦交警大队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漳浦交警大队赔偿因违法扣车行为产生的车损失及停运损失共计170万元，具体包括：购车款及保险费48万元；14个月营运收入损失132万元。另查明，案涉车辆购车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瑞合公司；该车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所有人为瑞合公司，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总质量为31000千克，核定载质量为15790千克，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6月。2016年6月14日，薛秋德与瑞合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合同书》，合同约定薛秋德购买一部车牌号为闽Ｅ5××××号解放牌普通货车，由于薛秋德购买该车缺乏资金，余欠319700元由瑞合公司代垫，薛秋德分18个月偿还，薛秋德付清余款319700元之后，该车辆所有权归其所有。2016年6月15日，薛秋德即委托服务方（实际车主或经营者）与瑞合公司即受托服务方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双方约定薛秋德将闽Ｅ5××××号车从事营运活动的有关事务委托给瑞合公司代为办理。服务范围：代办汽车挂牌入户登记手续；代办公路营运证；代收代缴各种税费和保险费等。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违法行政行为有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本案关联的请求确认违法之诉一案中，已被本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确认违法，故薛秋德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赔偿。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关于本案扣车行为引起的赔偿项目问题；2、关于漳浦交警大队是否应当对扣车行为产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1，本案薛秋德以漳浦交警大队违法扣车为由，要求其赔偿因此产生的购车款、保险费48万元及14个月营运收入损失132万元，共计170万元。经审查，薛秋德的诉请实质是要求漳浦交警大队赔偿因本案扣车行为给其车辆造成的损失及14个月营运收入的损失。因营运收入损失并非案涉扣车行为引起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因此，薛秋德可获得的赔偿项目为扣车行为造成的车辆直接损失，评估值为99760元。针对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机动车的合法证明，没有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并且经公告3个月仍不前来接受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机动车送交有资格的拍卖机构拍卖，所得价款上缴国库；……”本案中，漳浦交警大队于2017年8月11日扣留案涉车辆，并出具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于2017年9月7日通过查询系统查询到案涉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瑞合公司。同日，漳浦交警大队向瑞合公司邮寄了《通知》，要求其收到通知后来接受处理。但是瑞合公司一直没来接受处理，薛秋德也没有过来接受处理。直至2018年8月29日，漳浦交警大队才又通过邮寄送达方式通知薛秋德来接受处理，但薛秋德仍不前来接受处理。在此情况下，漳浦交警大队从未采取其他相关措施来处置案涉车辆，确有不妥。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在扣留车辆后二十四小时内，将被扣留车辆交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的，不得扣留车辆所载货物。对车辆所载货物应当通知当事人自行处理，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的，应当登记并妥善保管，对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或者拍卖，变卖、拍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本案漳浦交警大队在扣留案涉车辆后，未及时对车载货物进行处置，导致车辆长期负重而加重车辆的损耗，故漳浦交警大队应当承担该部分损失的主要责任。但经本院释明，薛秋德拒绝对该部分损失进行评估，本院将在评判赔偿数额时酌情予以考虑。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漳浦交警大队应当扣留案涉车辆直至超载这一违法状态消除且当事人向漳浦交警大队提供行驶证、驾驶证等证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驾驶案涉车辆的违法驾驶员还应当负责在车辆被扣留后将车上超载的货物卸载。本案中，薛秋德对案涉车辆被开到鸿杰停车场是知情的，后漳浦交警大队亦正式通知其车辆被扣的情况，并通知其携带行驶证等速到漳浦交警大队下属的绥安中队接受处理。而薛秋德不愿意让实施超载行为的驾驶员对超载的货物进行卸载并到漳浦交警大队处接受处理，也不主动到瑞合公司处取回行驶证，是导致车辆一直被扣留在停车场的原因之一。因此，薛秋德对车辆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的责任。至于瑞合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是本案评判的范围，薛秋德可以另案进行主张。综上，原审综合各方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的大小，酌定漳浦交警大队应按照车辆直接损失99760元的50%即49880元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漳浦交警大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薛秋德赔偿金人民币49880元。二、驳回薛秋德的其他诉讼请求。鉴定费9000元，由漳浦交警大队承担4500元，薛秋德承担4500元。 原审判决后，漳浦交警大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为“驳回薛秋德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鉴定费9000元由薛秋德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作出的扣留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闽0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而且适用法律错误;针对该行政判决，上诉人已提起上诉。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改判为“驳回薛秋德的诉讼请求”。首先，（2019）闽0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而本案以（2019）闽0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中所判决的“确认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实施强制扣留的行政行为违法”作为事实根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扣留车辆后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或者拍卖的车载货物，仅限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的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而本案被扣留在停车场的案涉车辆所载的货物是碎石，并非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上诉人对案涉车辆所载碎石未予变卖或者拍卖并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再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是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是行政法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因此，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路客运载客汽车超过核定乘员、载货汽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扣留机动车后，驾驶人应当将超载的乘车人转运、将超载的货物卸载，费用由超载机动车的驾驶人或者所有人承担。”本案中，上诉人于2017年8月11日扣留案涉车辆，薛秋德于2017年8月11日当天就知道案涉车辆被上诉人扣留，但迟迟未安排违法驾驶该超载车辆的驾驶员携带行驶证、驾驶证前来接受处理和卸载案涉车辆超载的货物。上诉人于2017年9月7日通过查询系统查询到案涉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原审第三人，并于同日向原审第三人邮寄了《通知》，告知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100%以上被上诉人扣留于鸿杰停车场，至今未到上诉人下属绥安中队接受处理的情况，通知原审第三人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到上诉人下属绥安中队接受处理。但无论是原审第三人还是薛秋德，都未按该《通知》的要求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前来接受处理。2018年8月29日，上诉人向薛秋德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告知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薛秋德十五日内到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绥安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由于薛秋德拒收该《违法处理通知书》，上诉人又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连同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薛秋德。但薛秋德在收到该《违法处理通知书》后，直至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的委托对案涉车辆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资产评估报告书，仍未由其本人或安排违法驾驶该超载车辆的驾驶员前来接受处理和卸载超载货物。所以，案涉车辆被扣留在停车场期间的直接损失是薛秋德在案涉车辆被扣留后不依法接受处理和卸载超载的货物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所造成的，该直接损失应当全部由薛秋德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案涉车辆被扣留期间的直接损失评估值99760元的50%向薛秋德支付赔偿金人民币49880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秋德的诉讼请求”。 薛秋德答辩称：上诉人漳浦交警大队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 瑞合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由法院依法裁判。 薛秋德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书；按本案原审第一次的车辆租金鉴定和重新对车损鉴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行政赔偿责任。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主要事实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是原审第三人与薛秋德因车辆挂靠合同纠纷，借用报警方式扣自己的车，被上诉人对报警情况未审查而出警扣车，成为原审第三人打击另一方当事人的行政强制工具，原审对这一因果关系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接到报警，仅派一名执法人员到场单独执法扣车。被上诉人将超装待运车辆视为超载上路的车辆，违法指令另派驾驶员开车上路是钓鱼执法，且上诉人临时联系驾驶员将该车开至被上诉人处，警方未要求其签单而让其离开，这一过程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将上诉人作为法定车主接受强制，要求带行驶证、营运证到场明显与在案笔录相矛盾。本案一审阶段，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时要求上诉人支付鉴定费一万元明显存在程序违法，被二审发回后，这一鉴定未作任何释明程序违法。本案发回重审后，继续选定房产评估公司非专业机构进行车损鉴定时明显违反专业机构选定规则。二、原判决错误。案涉车辆于2016年购买，购车价39元，外观配置后52万元，2017年被扣到2020年已近三年，原判只判上诉人获赔4.5万元，违反市场价格规律，显失公平。 漳浦交警大队答辩称：一、行政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的赔偿，不包含间接损失的赔偿，薛秋德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二、漳浦交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漳浦交警大队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漳浦交警大队依法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瑞合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由法院依法裁判。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名称、证明对象及质证意见均记录于一审判决书中，相应的证据材料亦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审理期间，根据漳浦交警大队的申请，要求对闽Ｅ5××××号重型自卸货车自2017年8月11日被其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以来停放在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期间的车辆损害直接损失数额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20年3月25日，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两份评估报告，其中福德信资评字［2020］003号《车辆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11日，闽Ｅ5××××自卸汽车的评估值为人民币295800元；福德信资评字［2020］004号《车辆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16日，闽Ｅ5××××自卸汽车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96040元。即被扣留期间车辆实体直接损失为9976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案涉扣车行为已经本院判决确认违法，薛秋德的合法权益如因该违法行政行为受到损害的，有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薛秋德在行政赔偿上诉状称“该车交警通知已由上诉人领回送入大修车场”，原审法院依据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论，认定案涉车辆被扣留期间车辆直接损失为99760元，并无不当。因营运收入损失并非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福德信资评字[2018]102号《2018单项资产评估报告》系对案涉车辆在被扣押期间的租金损失进行评估，该评估报告系根据薛秋德的申请而作出的，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应由薛秋德自行负担。上诉人薛秋德主张应按车辆租金损失重新对车辆损失进行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漳浦交警大队于2017年8月11日扣留案涉车辆，一直到2018年8月29日才通过邮寄送达方式通知薛秋德来接受处理，且在扣留案涉车辆后，未及时对车载货物进行处置，导致车辆长期负重，车辆价值贬损，故其应当对车辆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薛秋德在扣车时在场，其对案涉车辆被开到鸿杰停车场是知情的，但其不提供实施超载行为的驾驶员姓名到漳浦交警大队处接受处理，也不主动到瑞合公司取回行驶证，是导致车辆一直被扣留在停车场的原因之一，其对车辆损失的扩大负有相应的责任。原审综合各方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的大小，酌定漳浦交警大队按照车辆直接损失99760元的50%予以赔偿，并无不当。上诉人漳浦交警大队、上诉人薛秋德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二审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妙红 审 判 员 蔡月新 审 判 员 王炜强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杰河 书 记 员 陈雪贞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