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16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根彦，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武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瑞东，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兆乾，山东文亭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根彦因与被上诉人朱瑞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3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根彦，被上诉人朱瑞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兆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根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朱瑞东给付货款408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宋根彦和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2019年1月17日，朱瑞东在宋根彦处购买价值45860元杨木皮子，转售给他人，这一事实有成武县公安局孙寺派出所出警证明、电话录音及宋根彦、朱瑞东之间的电话录音加以证明。成武县公安局孙寺派出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根据出警情况作出的证明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该出警证明中明文记载“到达现场后经双方自诉：朱瑞东在2019年1月17日将报警人宋根彦价值四万余元的杨木皮子拉走，并卖给了江苏省丰县大李寨的郝某，现宋根彦并没有收到货款。报警人宋根彦与朱瑞东因此发生争执”。既然是双方自诉，说明朱瑞东对自己拉走宋根彦价值45860元的杨木皮子，并转售给他人，宋根彦并没有收到货款这一事实没有异议。2020年1月8日，时隔一年后，孙寺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对朱瑞东电话录音中，问到“当时是你拉的宋根彦的皮子卖给丰县的，叫啥来？”朱瑞东回答：“常勇”。黄警官接着问“对了，你卖了，你钱一直没给人家，你想想”，朱瑞东说“不是不给他，一直在给他要呢”。宋根彦与朱瑞东的电话录音中，宋根彦向朱瑞东催要货款时，朱瑞东明确表示“我得要过来啊……我总没说不给你吧”。足以说明系朱瑞东赊购了宋根彦的杨木皮子，真正的买主就是朱瑞东本人。之所以推诿，其实就是朱瑞东将货物卖与他人后，未及时得到货款而已。虽然朱瑞东在诉讼过程中百般推诿，矢口否认购买宋根彦货物的事实，但却能够清楚说出宋根彦出售涉案货物的数量，并认可之前给付宋根彦5000元货款，说明其确系购买宋根彦货物的行为人。宋根彦在和案外人郝某不认识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朱瑞东作为购买方，不可能将价值四万余元的货物赊销给他，况且郝某是外地人，其本人又不在买卖合同交易现场。如果朱瑞东没有参与涉案买卖货物交易，就不会在拉走货物后给付宋根彦5000元货款。朱瑞东诉讼过程中的辩解不符合常理，其答辩系受人之托的理由不能成立。按照禁止反言原则，朱瑞东在诉讼过程中的辩解无法对抗本案中宋根彦、朱瑞东之间客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二审法院应依法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宋根彦要求朱瑞东给付货款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按照当地交易习惯，口头达成杨木皮子买卖协议。朱瑞东拉走宋根彦货物后，理应给付货款。朱瑞东虽然经催要给付了部分货款，但拖欠剩余货款的行为已构成侵权。综上，涉案买卖合同中，从朱瑞东出具的证据中可以认定朱瑞东拉走宋根彦货物，数额具体，价款明确。扣除朱瑞东已经给付的5000元，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宋根彦要求朱瑞东给付货款的请求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理应得到法律支持。 朱瑞东辩称，朱瑞东不是从宋根彦处购买杨木皮子再转售案外人郝某，只是受郝某委托，帮忙联系看货等等，购买人是郝某。在宋根彦的货物出卖给郝某以后，郝某已经委托朱瑞东向宋根彦偿还货款5000元。郝某的父亲就案涉货款也向宋根彦出具了欠据，宋根彦也曾到郝某处催要货款。在朱瑞东与孙寺派出所干警以及宋根彦的通话中，朱瑞东始终陈述购买宋根彦货物的是郝某，而非朱瑞东。另外在一审判决后，宋根彦与朱瑞东的通话中，宋根彦也认可郝某父亲书写的欠条在宋根彦处，货款应由郝某支付等。再者郝某最近又向宋根彦偿还货款2000元。以上充分说明，朱瑞东不应向宋根彦支付货款，应由案外人郝某向宋根彦进行偿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根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瑞东给付货款408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根彦提交的其提起诉讼后与朱瑞东之间的电话录音和宋根彦原始记账单，均属间接证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宋根彦、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朱瑞东提交的郝某证人证言、郝某授权委托书、王忠义证人证言和李某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证据效力依法不予认定。对朱瑞东提交的存款凭证和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朱瑞东收到现金存款5000元，无法证明该笔存款是郝某委托朱瑞东代其支付给宋根彦的。宋根彦提交的孙寺派出所出警证明、电话录音和朱瑞东提交的孙寺派出所出警证明，只能证明宋根彦、朱瑞东之间发生争执，不能证明宋根彦、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宋根彦要求朱瑞东支付货款40860元，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确定宋根彦、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宋根彦提供证据不足，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宋根彦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宋根彦要求朱瑞东支付货款4086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宋根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元，减半收取411元，由宋根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根彦提交银行交易明细两页，拟证明宋根彦和朱瑞东经常有拉板皮交易往来。朱瑞东质证认为：转账是真实的，是孙合帮用朱瑞东的卡给宋根彦转的账，孙合帮和宋根彦有业务往来，现在孙合帮说这个卡不用了，朱瑞东就注销了。宋根彦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宋某称宋根彦是其亲哥，2019年1月17日其去娘家走亲戚，看见朱瑞东拉宋根彦的皮子，拉了好几百包，装完皮子，宋某没有看见给钱。宋根彦质证认为：证人说的是事实。朱瑞东质证认为：证人与宋根彦有亲属关系，其证明朱瑞东欠宋根彦皮子款不属实，真正买皮子的是丰县的郝某，应由郝某偿还款项。 朱瑞东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郝某与宋根彦的微信聊天截屏，拟证明一审判决后，郝某又向宋根彦偿还涉案皮子款2000元，还欠38800元。第二组证据为朱瑞东与宋根彦在2020年5月27日16:20通话记录及通话录音、书面文字整理资料各一份，拟证明欠货款人是郝某，郝某父亲替郝某出具的涉案货款欠条在宋根彦处。宋根彦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截屏，转给宋根彦2000元钱没有说是谁，后来郝某打电话说是朱瑞东让郝某转给宋根彦2000元钱。第二组证据是宋根彦和朱瑞东的录音，能够证明朱瑞东拉宋根彦的皮子，让宋根彦给别人要钱不符合常理，谁拉宋根彦的货谁付钱。 关于宋根彦、朱瑞东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宋根彦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朱瑞东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银行交易明细所涉及的转账汇款均系2018年12月形成，与2019年1月案涉货物买卖合同无关联性。宋根彦提交宋某的证言，因宋某系宋根彦之妹，与宋根彦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明效力不足。朱瑞东提交的两组证据，宋根彦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在第二组证据通话录音中，朱瑞东称“他给你打的条子不在你那吗”，宋根彦称“哎呀，我跟你说，打条子有啥用啊，打条子，咱说打条子，他又没拉我东西。我找他，他给我不”；朱瑞东称“你们两个讲好的，人家承认”，宋根彦称“他承认他咋不给”。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宋根彦与朱瑞东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宋根彦主张其与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朱瑞东对此不予认可，则宋根彦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宋根彦一审时提交的记账凭证系其自书，不具有证明效力；提交的成武县公安局孙寺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证明，仅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不能依此界定买卖合同相对方；提交的宋根彦与朱瑞东的通话录音及派出所民警与朱瑞东的通话录音，朱瑞东均未认可其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宋根彦二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宋某证言，如本院认证部分所述，不能实现宋根彦的证明目的。在朱瑞东二审提交的两组证据中，证明有案外人向宋根彦给付部分款项及向宋根彦出具条据。综合判断上述证据，宋根彦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朱瑞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宋根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2元，由上诉人宋根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小彤 书 记 员 杨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