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长海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24行初10号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镇柳条村南江屯。法定代表人：张文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天、徐珊珊，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住所地：辽宁省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环海路**。负责人：赵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法制科科长。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2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天、徐珊珊，被告的负责人赵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柱、王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2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对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出长税罚（2019）92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单位虚开发票行为处300000元的罚款。原告诉称：一、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长税罚（2019）92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告（2019）92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以下简称“924号告知书”），认定原告虚开9组增值税专用发票，拟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后，申请了听证。2019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告（2019）93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以下简称“934号告知书”），依据同样的事实，拟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后，向被告提交了书面《复函》，指出被告下发两份处罚告知书的行为，违反《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2019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2019）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924号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924号决定书与924号告知书依据的证据、适用的法律均不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2.被告基于同一事实下发两份不同的告知书，违反法定程序。被告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针对同一事实，被告对原告下发了两份生效的处罚告知书、一份处罚决定书，被告的以上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被告作出的924号决定书，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1.决定书采信效力待定的询问笔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2.被告认定货款回流，未全面调取相关证据。3.认定2016年4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来源不实，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证据不足。原告提供的证据如下：1、924号处罚告知书，拟证明：2019年5月28日，被告第一次向原告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原告有虚开发票的税务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2、924号案件听证受理通知，拟证明：2019年6月4日，被告受理了原告的听证申请；3、924号案件听证开庭通知，拟证明：2019年6月4日，被告决定于2019年6月13日对924号案件进行听证；4、924号案件阅卷承诺函，拟证明：2019年6月11日，原告在924号告知书听证程序中查阅的卷宗内容，与924号决定书依据的事实及证据不符；5、934号处罚告知书，拟证明：（一）2019年10月10日，被告第二次向原告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原告有虚开发票的税务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二）虚开发票的证据之一（十二份税务凭证及财务账目）。（三）虚开发票的证据之二（六份笔录及新增一组书证：木鑫鑫公司与河南出版公司签订并作废的海参产品购销合同、证人证言材料、承诺书等）；6、934号告知书复函，拟证明：原告收到934号告知书，作出书面回复；7、924号处罚决定书，拟证明：（一）2019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有虚开发票的税务违法行为，决定作出罚款300000元的行政处罚。（二）虚开发票的证据一（十二份税务凭证及财务账目）。（三）虚开发票的证据二（六份笔录及新增一组书证：木鑫鑫公司与河南出版公司签订并作废的海参产品购销合同、证人证言材料、承诺书等）。（四）924号处罚决定书采用的证据，与934号处罚告知书采用的证据一致，远远多于924号处罚告知书采用的证据。被告辩称，2019年10月22日作出的长税（2019）92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的证据如下：一、职权合法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理》第37条；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大连税务局发布的关于各区、市、县税务机关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2008）第6号，其中被告是经过国家依法设立的税务机关；承继了原来长海县国家税务局和长海县地方税务局的职权。二、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依据：税务稽查案卷：第一组证据，1《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2长国税检通一〔2016〕A1号《税务检查通知书（一）》；3长国税检通二〔2016〕A1号《税务检查通知书（二）》；4《税务稽查案件稽查人员期间变更审批表》。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5月7日立案，并向原告送达了税务检查通知及相关通知。被告履行了立案和通知程序；第二组证据，5《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6《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7《补正或者补充调查通知书》；8《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9《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0《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1《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2《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3《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4《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5《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6《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7《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8《税务稽查案件申请延期审批表》；19《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20《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21《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办案期限合法；第三组证据，22长税税通〔2019〕100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23《税务文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在行政执法程序中告知原告提供证据资料证明案涉交易的真实性。第四组证据，24长税罚告〔2019〕924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5《税务文书送达回证》；26《陈述申辩意见》；27长税罚告〔2019〕934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8《税务文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第五组证据，29长税听通〔2019〕924号；30《税务文书送达回证》；31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32长税听通〔2019〕924号；《听证主持授权委托书》；33听证会笔录。拟证明被告依法组织了听证会，原告依法参与听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并充分发表了陈述、申辩意见；第六组证据，36税务案件集体讨论会议纪要（3）；37税务处理文书审批表；38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39税务处理文书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履行了重大行政处罚集体讨论程序；第七组证据，40邮寄送达；41改退批条；42《税务文书送达授权委托书》；43《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44《税务文书送达回证》；45公告〔2019〕38号《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拟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长税罚(2019)92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三、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税务稽查案卷：第一组证据，原告开具案涉9组发票的证据，拟证明原告开具了案涉的9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总计：8910000.02元；销项税额合计：1025044.26元）；第二组证据，证人张某（深圳市木鑫鑫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季某方、宋某萍（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乔某军（郑州市新华纸品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某林（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副经理）、张文峰等询问笔录，《海参产品购销合同》、张某出具的《证人证言材料》、原告出具的《承诺书》等。拟证明原告未发生与案涉9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符的海参销售业务，即没有向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发售过海参，也不存在代为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木鑫鑫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发售海参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预付账款”明细账、“记账凭证明细”及其《账单》、“应收账款明细”、《业务凭证/客户回单》、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交易历史》；张文峰个人账户交易记录》、孙某玉个人账户交易记录、深圳市木鑫鑫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交易记录、张文峰的《询问笔录》、张某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1，原告通过张文峰、孙某玉账户将货款支付给深圳市木鑫鑫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后者再将“货款”支付给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2，张文峰证实原告与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只有案涉这几笔购销海参业务，没有其他业务往来。拟证明原告将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又回流给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第四组证据，证人李某1《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和《税务案件当事人自述材料》、证人李某2的《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长海县小长山乡全福海珍品增养殖场收回并作废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张文峰《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主要内容：张文峰向税务机关陈述称，2016年4月27日销售给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海参全部从长海县小长山乡全福养殖场购入。但是长海县小长山乡全福养殖场工作人员证实没有向原告供应海参，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已收回作废。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27日开具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源不实；四、法律适用方面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第22条第2款和第37条第1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第一组证据中《立案审批表》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十五条第2款的规定“稽查局应当在年度终了前制定下一年度的稽查工作计划，经所属税务局领导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稽查局备案”。本审批表系2016年5月9日签署，检查期间却系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故本案不符合稽查工作计划的规定，行政立案程序不合法。对其他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第5项证据、第6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前两组证据可知，被告的稽查材料应于2016年11月已移交审理部门进行审理。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五十条的规定，审理部分接到检查部门移交的《税务稽查报告》后，应当在15日内提出审理意见，但此份证据的出具时间是2017年3月23日，显然不符合关于期限的规定。第7项到第2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五十条的规定：“案情复杂确需延长审理时限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本规章虽然未明确延长的时间与次数，但本案自2016年5月9日立案检查，到最后一次延期申请至2019年5月20日，经过了16次延期申请，历时3年之久才完成，明显违背了对“适当延长”的常规性理解。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四组证据中24、25、26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无异议。27项证据《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934号），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在2019年5月28日已经下发了924号处罚告知书并组织听证后，于2019年10月10日针对同样的事实再次下发934号告知书，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诉讼系基于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提起，此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8项证据：《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无异议。第五、六、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记账凭证》（凭证号：00216、00125、00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因本份证据系河南出版社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效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张某、季某方、宋某萍、乔某军、赵某林等人相关陈述笔录，认为此证据是由河南省新郑市监察委员会制作、辽宁省长海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提取的，未在刑事案件中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质证并查实，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此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故不予发表质证意见。但对张文峰的相关陈述认为此证据与其他证人证言一样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原告不识字，此笔录是否向原告宣读过无从考证。但需要强调一下，原告多次说明海参是代河南出版公司发给木鑫鑫公司的。对于《海参产品购销合同》、《证人证言》、《承诺书》这3份证据未在92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中列为处罚依据，亦未在924号行政处罚听证会上予以出示，却以此份证据作出本次《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条的规定，系程序违法，故不予质证。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河南出版社《预付账款明细账》、《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账凭证明细》，认为系河南出版社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河南出版社中信银行交易记录》、《原告广发银行交易记录》、《张文峰个人账户交易记录》、《孙某玉个人账户交易记录》、《木鑫鑫公司账户交易流水》这5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未体现款项用途，也无法与被告主张的资金回流金额一一对应。本案未见孙某玉的其他证明材料，无法核实其身份，也无法核实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将货款回流到河南出版公司，从而印证其开具的5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对于《张文峰在税务机关询问时的笔录》的真实性存疑，认为张文峰多次表示不识字，询问笔录是否系张文峰的真实意思表达不能确认。需被告提供同步录音录像予以佐证才可作为证据使用。对于《木鑫鑫法定代表人张某的相关陈述》的质证意见同已述意见一致。因此被告所称的开票时间与付款时间均不相符，更与所谓的资金回流时间也不相符，无法据上述证据认定案涉货款如被告所称均回流给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对于第四组证据中的《李某1在税务机关的相关陈述、自述材料》、《李某2在税务机关的相关陈述》此2份询问笔录系被告单方制作，未见其告知被询问人权利、义务，未见被询问人的身份证明，无法证明此笔录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且系被询问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对于《全福海珍品收回并作废的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证明其收回并作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系错开发票或如被告主张的不存在实际业务，在本案中暂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张文峰2016年5月11日、2016年7月8日、2019年1月3日在税务机关的相关陈述》此3份询问笔录系被告单方制作，是否程序合法且是否系张文峰的真实意思表达无法确认，故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四，原告认为对被告适用发票管理办法第22条认定原告虚开发票的事实，因事实和证据的问题与质证过程当中意见一致，不再补充，但原告认为根据该条款判断是否构成虚开发票，法律适用没有问题，但被告依据第37条第1款罚款300000元，不符合本案情况，该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第一，该条第1款规定，对虚开发票应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而在虚开1万元以上的情况下，并处罚款，也就是说对虚开发票行为，首先应该没收违法所得，这说明给予行政处罚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获得违法所得的客观事实，在没有获得违法所得、也没有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的情况下，不适用该处罚条款，现被告在原告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况下，对原告单处罚款，不符合该条款的法律规定。第二，即使是适用该条款，原告行为也应该处以5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而被告对原告处以30万元的罚款，并未给出所依据的具体裁量标准，被告对原告的罚款金额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2、3、5、7，没有异议。但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拟证明的内容有没有异议，但是强调一点：这个告知书并不是一个最终的认定，也不是生效的处罚决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924号告知书是程序性行为，在告知之后举行了听政和补充调查，所以最终作出924号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与924号告知书中所记载的事实不一致，不违反法律规定，恰恰是因为被告尊重和保护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谨慎进行调查和作出行政行为。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但是经过被告审核，对其复函的意见没有采纳，同时原告在该复函中并没有提出听证的要求。本院对于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税务稽查案卷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2日虚开3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货物名称为盐渍海参，发票金额均为876106.19元，销项税额均为113893.81元，3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为2970000元；于2015年11月16日虚开3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税额均为113893.81元，2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为1979999.98元；于2016年4月27日虚开4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货物名称为盐渍海参，发票金额均为876106.19元，销项税额均为113893.81元，4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为3960000元。大连市长海县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5月9日立案稽查。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告（2019）92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原告虚开9组增值税专用发票，拟对原告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后，申请了听证，被告于2019年6月13日依法召开听证会。2019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告（2019）93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对原告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后，向被告提交了书面《复函》。2019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下发长税罚（2019）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对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2018年7月5日，因机构改革原大连市长海县国家税务局职能划归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10月22日、11月16日、2016年4月27日分三次开具的9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为他人开具发票的行为。被告通过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取证、异地协查、提取办案机关询问笔录等检查方式，认定原告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履行了相关程序规定，其执法过程符合法定程序要求。被告所依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行政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因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长海县广鹿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 福人民陪审员  宋春家人民陪审员  何墨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景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