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汉江，男，195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阳，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珠江，男，195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上诉人刘汉江因与被上诉人刘珠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汉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阳、被上诉人刘珠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汉江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20)鄂05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改判驳回刘珠江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刘珠江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刘汉江向刘珠江借款10万元，在另一起案件中已经抵销，本案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民法原理，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刘珠江的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书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1、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陵法院）在审理刘永江、刘佑江、刘长江、刘汉江与刘珠江、张爱妮继承纠纷一案中，作出的（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5页、第13页载明“刘汉江借款14万元（10万元+4万元），刘长江借款15万元。”其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西陵法院多次予以确认！也就是刘珠江主张刘汉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借款10万元在遗产中已经予以了抵销。刘珠江的主张得到西陵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的支持。该民事判决第二项“刘汉江的10.3万元债务，刘长江的15万元债务”，分别由家庭中五个子女均分。只是刘汉江的14万元债务被法院错写成10.3万元。该继承纠纷案经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9)鄂05民终31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西陵区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书己经发生法律效力。2、西陵法院审理刘珠江与刘汉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20)鄂05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从“刘珠江在本案诉讼中称，刘汉江以刘禹要买房为由向郑淑兰借钱，郑淑兰帐上没有那么多钱，就要我（即刘珠江）拿钱周转一下，我（即刘珠江）就按郑淑兰的意见办了。”由此可见，2015年12月11日，10万元借贷双方的当事人：一个是奶奶郑淑兰（出借方），另一个是孙子刘禹（贷款方）。刘珠江仅只是依照母亲指示汇款的办事员。刘汉江是汇款的证明人。从刘珠江拿钱周转一下看，也只是拿母亲的其他银行帐号的钱周转。刘珠江并不是10万元汇款的所有者和出借方。3、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明从2011年11月18日起至2015年8月10日止，刘珠江合计20次支取郑淑兰该帐户上的存款272742元。”加上郑淑兰去世后的抚恤金148000元，招商银行(尾号1473)帐上有420742万元”母亲帐户存款数目达到惊人的程度！所以“刘珠江没有借款能力，款项均系郑淑兰的存款”是真实的。刘汉江的“借条”只是证明刘禹收到郑淑兰的10万元钱。二、一审判决书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1、西陵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一案中，其（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焦点3：“家庭开支方面，被告刘珠江自书家庭帐目记录总开支为54.9445万元，相对更为客观详细，本院予以认定。”这其中就包括刘汉江借款14万元（10万元+4万元），刘长江借款15万元。亦即刘珠江主张2015年12月25日刘汉江借款10万元在遗产给付时予以了抵销，得到西陵区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判决的支持。2、西陵区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焦点5:“刘珠江对刘汉江所享有的债权10万元不属于遗产，不在本案中处理，刘珠江可另案起诉。”的认定与“争议焦点3”相冲突，是相互矛盾的错误认定！刘珠江拿着同一张《借条》在两个案件中主张“债权”是不会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5民终3101号民事判决对西陵区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关于争议焦点5”作出一字不漏的整段引用，并认定：2015年12月25日，刘汉江给刘珠江出具的10万元《借条》不属于遗产，刘珠江可另案起诉。错误认定案件事实。（2017)鄂0502民初101号案判决书第五页对10万元《借条》，“刘珠江承认该款系郑淑兰的存款。”在西陵法院对继承案重审时，当法官询问10万元《借条》时，被告律师清楚回答：10万元存款是郑淑兰的存款。本案一审（2020）鄂05025号第113号的民事判决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5民终3101号民事判决相冲突。10万元《借条》债权只能向债务人主张一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明知当事人虚假诉讼且不予以纠正。1、一审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审理本案不当，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2015年12月25日，我虽然给刘珠江写了借款10万元整，但《合同法》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所以，刘汉江与刘珠江之间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生金钱交易，因而民间借款合同并不成立，也没有生效。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2、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该判决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结合本案：刘珠江的10万元“债权”，在另案己经得到支持，终审3101号案己经产生法律效力。刘珠江的《借条》，只是一个孤证，并没有其他证据相互映证。自己的“钱”与母亲的钱混为一体，又不能自圆其说！刘珠江又拿着刘汉江同一张10万元《借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又在同一法院起诉，主张自己的“债权”，并得到原审113号判决的再次法律支持。刘珠江“一事两诉”的行为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113条，关于虚假诉讼的有关规定。同时违反《最高院法关于审理民间借款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的规定》第16条、17条、18条、19条、20条的规定。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驳回刘珠江诉讼请求。刘珠江辩称：刘汉江的陈述不真实，其陈述的内容已经在遗产继承案中处理，应当驳回刘汉江的上诉请求。刘珠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刘汉江偿还其借款本金1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25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截至2019年12月25日利息按年贷款利率4.75%计算为19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1日，刘珠江从其招行账户（尾号1473）向刘汉江之子刘禹（账户尾号3261）转款10万元。同年12月25日，刘汉江给刘珠江出具《借条》1份，载明：“借条今借到刘珠江人民币拾万元整。（用于刘禹深圳购房。）刘汉江2015年12月25日。”现刘珠江为此债权提起诉讼。诉讼中，刘汉江提供郑淑兰招行账户（尾号4095）银行流水1组，证明从2011年11月18日起至2015年8月10日止刘珠江合计20次支取郑淑兰该账户上的存款272742元，刘珠江没有借款能力，款项均系郑淑兰的存款。另查，1、刘桂生（2000年4月21日去世）、郑淑兰（2016年5月11日去世）夫妇生育了二女三子，即刘永江、刘佑江、刘珠江、刘长江、刘汉江。2017年1月18日，刘永江、刘佑江、刘珠江、刘长江、刘汉江因继承纠纷发生诉讼。在该继承纠纷案一审时，刘珠江主张2015年12月25日刘汉江的借款10万元在遗产给付时予以抵销。在继承案件二审时，上诉人刘永江、刘佑江、刘长江、刘汉江主张：刘汉江的14万元借款中，有10万元是刘珠江个人借款，该10万元借款不属于遗产，应从总支出扣除。2019年12月1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民终31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12月25日刘汉江给刘珠江出具的10万元《借条》不属于遗产，刘珠江可另案起诉。2、2015年12月11日，刘珠江从郑淑兰招行账户（尾号4095）取款5000元，存入刘珠江招行账户（尾号1473）。刘珠江在一审诉讼中称，刘汉江以刘禹要买房为由向郑淑兰借钱，郑淑兰账上没有那么多钱，就要我（即刘珠江）拿钱周转一下，我（即刘珠江）就按郑淑兰的意见办了。一审法院认为:既判力是我国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之一。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该判决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本案生效判决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已经确认刘珠江、刘汉江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必须得到法院以及案件当事人的尊重，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不同的认定。刘汉江以款项来源对本案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违反了我国关于“禁反言”的民事诉讼规则，且与生效判决冲突，依法应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刘珠江先行支付了借款本金10万元，后刘汉江补写了《借条》，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刘汉江应该清偿刘珠不借款本金10万元。但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故刘珠江关于借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刘珠江诉讼请求，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汉江偿还刘珠江借款本金1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刘珠江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0元（刘珠江已预交），由刘珠江负担190元，刘汉江负担1150元，刘珠江负担的诉讼费，在履行上述判决时一并清结。二审中，刘汉江庭审中提交五组证据。用以证明本案资金来源于郑淑兰，且10万元借款已经在遗产继承案件中处理。第一组是4张借条：1、2015年12月25日刘汉江出具的“借到刘珠江10万元”的借条一张；2、2000年7月25日刘汉江出具的“借妈妈4万元”借条一张；3、1999年10月28日刘汉江出具“借爸爸63000元”借条一张；4、2015年12月20日刘长江出具的“借到母亲郑淑兰15万元”借条一张。第二组系2020年6月17日刘长江书面证言及2015年12月13日刘长江转款刘珠江（招商银行卡号1473）5万元流水。内容为刘珠江给他电话，告知刘汉江要向母亲借钱给刘禹买房，让其还母亲借款5万元，后其还款5万元至刘珠江招行帐户。第三组证据系2020年4月28日刘禹书面证言。内容是2015年12月11日由刘珠江招行账户转10万元给刘禹，系其奶奶郑淑兰为其结婚购房之用。借条所写刘珠江纯属笔误。第四组证据系2020年7月1日刘永江、刘佑江书面证言。内容是刘珠江主张的10万元借款是郑淑兰的存款，且在继承纠纷一案中已判决和申请强制执行。第五组证据为银行转款凭证。用以证明刘珠江转款超过1万元以上的钱都是郑淑兰的钱，刘珠江没有能力借款，钱都是郑淑兰的钱。经庭审质证，上述证据中除了证人书面证言是二审的新证据外，其他证据均在遗产继承案件中已作为证据提交。双方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刘珠江称刘汉江实际欠父母款项13.1万元，不含本案所涉10万元，有1.5万元和1.3万元的二笔未认定，法院判决认定的103000元，是刘汉江2000年7月25日借母亲郑淑兰的4万元和1999年10月28日借父亲刘桂林的63000元。庭审后刘汉江向本院申请对刘珠江招商银行中山路支行的账户进行调查，因刘珠江资金来源，涉及另外的法律关系，即使资金来源于他人，也应由他人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该申请予以驳回。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和刘汉江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本案争议的10万元借款是否已在刘永江、刘佑江、刘长江、刘汉江与刘珠江、张爱妮继承纠纷一案中抵销；二、本案借款实际权利人是否为刘珠江。本院评析如下：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西陵法院（2018）鄂0502民初2336号民事判决中，对于被继承人（刘桂生、郑淑兰）所遗留债权是否纳入遗产进行分配问题，明确认定对被继承人所遗留债权的组成为刘汉江向父母的借款10.3万元（6.3万、4万）及刘长江的借款15万元。同时认定刘珠江对刘汉江所享有10万元债权不属于遗产，在继承案件中不予处理，刘珠江可另行起诉。即在继承案中对本案争议借款已明确可另案诉讼，并未进行抵销等处理。该判决中对于作为遗产的债权组成明确为6.3万元和4万元，并非刘汉江所述的本案10万元及另外4万元。故刘汉江上诉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将已抵销的10万债权重复受理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二、本案刘珠江主张向刘汉江出借10万元，提交了刘汉江亲笔书写的借条作为债权凭证，还有从其本人账户转款的银行流水作为交付凭证，其完成了举证责任。刘汉江对于上述10万元款项已给付其子刘禹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刘珠江无出借款项的能力，所借款项来源于母亲郑淑兰，并在二审庭审中称借条中书写“刘珠江”为笔误，不认可向刘珠江借款。本院审查认为，对于刘汉江称借条中书写“刘珠江”为笔误的辩解，与刘汉江在本案一审答辩状中称其系在刘珠江逼迫下写的借条的说法明显存在矛盾，刘汉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出具借条所产生的后果，应当具有判断力，且本案借条系收款后补写，故其诉称被逼迫和笔误的辩解均不具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刘汉江上诉主张案涉借款是其向母亲郑淑兰所借，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刘汉江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刘汉江已预交），由刘汉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为民审判员  杨 楠审判员  陈 璐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