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3136号原告：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协鑫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37XY(1/1)。法定代表人：江平，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倓，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海，男，系该公司员工（已撤消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江沂，男，系该公司员工。被告：东莞市兆益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屋山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53Q。法定代表人：罗桂森，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恒，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兆益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雪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倓、张利海、曾江沂，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恒、王建军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申请和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1155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被告的浆料产品的供应商，双方之间存在长期供销关系。被告通过口头、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原告订货，原告接到订货信息后备货，采取送货上门方式交付货物，被告收货后在原告的“出库单”上签字确认。对每批次发货，被告于签收该批次货物后30日内付清货款，每月对账一次并签署“对账单”。双方每月按送货单及上月货款余额进行对账，被告按账期滚动结算货款。截至2018年8月31日原、被告双方对账确认，被告累计拖欠原告货款210977元，经原告多次催要后被告支付部分货款，现尚欠货款115558元。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因交易形成的欠款理应及时支付。被告方所欠债务经原告多次催要至今未能支付。被告辩称：一、原告企图通过掩盖证据、隐瞒事实，提起本案虚假诉讼，以达到虚构被告拖欠货款的不法目的。正如原告起诉状所称，被告与原告每月进行对账一次并签署对账单，原告明明持有2018年8月之后的2018年9月-12月的对账单，却不如实向法院提供，而仅提供了2018年8月对账单来主张案涉货款，可谓司马昭之心。结合被告提供的2018年8月-2018年12月的对账单可以看出：被告与原告实际上是按照月结60日支付货款的，一般由原告业务员带着制作好的盖有公章的对账单到被告处与被告财务进行对账，被告对账后签署对账意见后交还一份给原告。因原告交付的浆料产品多次出现质量问题，导致被告无法使用，被告经与原告联系后向原告退回了部分浆料产品，并在对账单中注明退货的款项，以及修正了部分产品单价。原告收到被告修正后的对账单后并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异议，却始终并未对2018年9月-2018年12月的对账单中“期初余额”、“期末余额”进行相应修改，故被告均在对账栏目下方的“数据不符”处对对账内容明确提出异议，对对账单中“期末余额”明确不予确认。经被告统计核算，截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余额为68006元，遂将2018年12月对账单中“期末欠款余额”修正为“68006”并将该修正后的2018年12月对账单交还原告，并已向原告付清该68006元，原告收到修改后的2018年12月对账单却从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异议。二、被告实际上已全额付清了原告的案涉全部货款。1.被告自开业以来，始终诚信守法经营，务实求真，从未因拖欠货款而被起诉或被列为被执行人，在行业中有着良好的商誉。被告与原告自2015年4月开始交易以来，被告均是按照对账金额与原告进行结算付款，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被告与原告这几年所形成的交易习惯，均是先由原告向被告出具发票，被告收到发票后，再向原告按照对账金额向原告支付货款。2.从原告自2015年4月以来向被告出具的发票金额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金额可以看出，原告一共向被告开具发票金额为1436159元，而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为1442744元，被告已足额向原告付清了全部货款。且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向被告出具了金额为18738元发票、被告于2019年3月29日支付了该18738元后，原告再没有向被告出具发票，亦未就货款金额向被告提出任何异议，更从未向被告提出过催收货款，而是在时隔8个月之久直接提起本案诉讼，这显然不符合常理。3.因原告近年出品浆料产品质量不稳定，不少批次产品根本达不到使用要求，被告因此经常退货，不得不临时从其他厂家那里急调浆料保证生产及供货，原告实际已造成了被告经济损失。故被告基于自身生产效益考虑，自2019年2月起未从原告处购买浆料产品，不排除原告对此心怀不满，在时隔8个月之后提起本案诉讼以对被告进行打击报复之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双方约定被告签收货物后30天内付款，双方每月对账一次并签署对账单，双方按送货单及上月货款余额进行对账，被告截至2019年3月尚欠其货款本金共115558元。原告提供了2018年8月的对账单及其后的出库单为证。2018年8月对账单显示期初余额为151901元及当月送货金额、当月收款数额、期末余额。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请的欠款金额115558元计算方式如下：2018年8月期初余额151901元+8月送货额（销售清单总额）64296元-8月收款5220元=210977元；2018年9月的期初210977元+9月送货额21150元-9月收款68832元=163295元；2018年10月的期初163295元+10月送货额53514元-10月收款14916元=201893元；2018年11月的期初201893元-11月送货额548.9元（负的原因是退货）-11月收款0元=201344.1元；2018年12月的期初201344.1元+12月送货额13464元-12月收款28494元=186314.1元；2019年1月的期初186314.1元+1月送货额18738元-1月收款68006元=137046元；2019年2月的期初137046元-2月送货额2750元（负的原因是返点）-2月收款0元=134296元；2019年3月的期初134296元+3月送货额0元-3月收款18738元=115558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8月对账单的期初余额不予确认，并主张双方每月仅对当月的应付款金额进行对账，没有对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进行对账，原告根据被告反馈的对账金额开具发票后，被告再付款，被告已经结清了每月的对账金额。被告提交了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对账单、发票、退货单、银行流水等。这些证据情况如下表：2015年-2019年原、被告交易明细日期原告主张的当月账单金额被告主张的当月应付金额实付货款金额付款日期开票金额开票日期发票编号2015年5月对账单看不清27720277202015-7-29277202015-6-23156090442015年7月对账单看不清27720277202015-9-29277202015-8-17159266622015年10月对账单看不清73296732962015-12-24732962015-11-17214978882015年11月93600936001510022016-1-21265322015-11-17214978872015年12月3060057402936002015-12-2721857141296822016-1-13218573552015年小计2797382797382785502016年1月3499234128341282016-3-28341282016-3-11250270682016年3月1165501181341394642016-5-26284402016-5-17047650522016年4月163926143154726962016-6-25853742016-5-17047650532016年5月1386013608136082016-7-281266302016-5-17047650552016年6月1782017496174962016-8-22327602016-5-17047650542016年9月9900972097202016-11-30372962016-5-17047650562016年11月1125010350324002017-1-182016年12月22500220502016年小计3907983686403195123446282017年2月2466024660279002017-5-25279002017-4-17159748592017年3月324032402017年4月4140041400414002017-6-28414002017-5-15138904782017年5月8757087570875702017-7-28875702017-6-15251029042017年6月2682026820268202017-8-26268202017-7-13251035082017年7月7020702070202017-9-2570202017-8-20193124922017年8月2340234023402017-10-28429122017-10-26311824302017年9月4129239564395642017-11-282017年10月1215012150121502017-12-292017年11月25742574123122018-1-262017年12月993697382017年小计2590022570762570762336222018年1月2980829808298082018-3-26211072018-1-18012833972018年2月1143098101096022018-5-30414182018-3-30134527132018年3月10303299792981722018-4-18136956852018年4月1647541647541647542018-6-251190342018-4-18136956862018年5月6924674106741062018-7-29459182018-4-30136964942018年6月37530522052202018-8-25741062018-5-23136968922018年7月3652268832688322018-9-30365222018-7-31551407442018年8月6429638244149162018-10-26975422018-10-19372368992018年9月2115028494284942018-12-26211142018-10-19372368982018年10月5351445468454682019-1-22203042018-10-31376069312018年11月-548.94122225382019-1-2941222018-11-8376071322018年12月13464184162018年小计604197.1587066563738579359另，原告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1972财保713号民事裁定书并予以实施。本院认为，从原告向本院提交2018年8月对账单的举动以及原告确认双方每月对账一次的情况，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8月之前均有每月对账，但原告并未提供双方全程交易的对账单及其他交易凭证。被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在2018年8月之前，被告多次在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手动修改对账金额，而原告也按被告修改的金额开具发票，被告也按修改后的金额付款，可见，原告对被告修改的金额是没有异议的，但原告每月对账单上的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均是按“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当月送货额-当月收款”计算，而不是按双方重新确定的当月应付款金额进行更新，故对账单上的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不能体现被告的真实欠款情况。原告主张按2018年8月对账单上的期初余额作为起算标准来计算最终被告的欠款金额，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是否已经结清货款的问题，首先，关于2018年7月之前（含7月）的货款，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知，除了2016年3月和4月外，截至2017年7月，原告基本都按被告修改的金额开具发票，被告也按修改后的金额付款。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被告基本按原告的对账金额付款，原告在2018年5月23日仍按被告手动修改的2018年5月对账金额74106元开具发票，被告也按该金额支付了2018年5月的货款，后被告也按原告的对账金额付清了2018年年6月和7月的货款。至于2016年3月的货款，原告在对账单上主张的当月送货金额为116550元，被告手改为118134元，实付139464元，被告已付的金额已经超过原告主张的当月应收金额。至于2016年4月的货款，原告在对账单上主张的当月送货单金额为163926元，被告手改为143154元，实付72696元。被告提供了2016年4月的异常联络单，以证明2016年4月货款中应再扣减70458元。该联络单显示被告主张应在4月货款中扣减70458元，落款有“旭川”陈某签名并注明“情况属实”。原告对联络函不予确认。鉴于原告自2016年4月以来均未向被告就该月的收款情况提出异议，故对被告主张存在该笔扣款，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双方已经结清2018年7月之前（含7月）的货款。至于2018年8月后的货款，首先，关于2018年8月的货款，原告提供的2018年8月对账单显示当月的送货金额为64296元，被告在2018年10月11日手写要求将其中12096元转入2018年10月，并注明当月应付金额为“52200元-XCB-30的退货13956元=38244元”，后被告转账支付了14916元。被告主张38244元与14916元之间的差额23328元是因为还有23328元的退货，并提交了2018年10月14日关于“2160kgXCS-2033B”退货的退货单及货物放行条，原告对当中的12096元转入2018年10月货款以及对退货单均予以确认，即2018年8月被告应付的款项为14916元。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已经付清了2018年8月的货款。至于2018年9月的货款，原告未提供2018年9月之后的对账单，并主张是被告未将对账后的账单给原告。被告主张已经将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的对账单给回原告。本院认为，原告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陆续向被告开具不同金额的发票，但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被告主张已经将对账后的账单给回原告，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对账单，2018年9月对账单显示原告主张的当月送货金额为21150元，被告在2018年11月10日在2018年9月对账单上手写修改了部分单价并备注当月应付金额为“20610元+12096元（8月转10月）-4212元（退货）=28494元”。原告确认当月送货金额为20610元及退货4212元。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向原告支付了28494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已经付清了2018年9月的货款。至于2018年10月的货款，被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原告主张的当月送货金额为53514元，被告在对账单上手写修改了部分金额并备注当月应付“53190元-7722（退货CXB-30540kg×14.3）=45468元”。被告提交了2018年11月21日关于“3桶CXB-30共7722元”的退货单。原告确认当月送货金额为53190元，也确认退货单的真实性，对被告主张当月应付金额为45468元，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已经支付了45468元，本院认定被告已经付清2018年10月的货款。至于2018年11月的货款。被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原告主张的当月送货金额为-548.9元，被告在对账单上备注当月应付“4122元”。后原告也开具了金额为4122元的发票，故对被告主张2018年11月的应付金额为4122元，本院予以采纳。至于2018年12月的货款，被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原告主张的当月送货金额为13464元，被告手写将期末欠款余额改为“68006元”并备注当月应付金额为“18792×98%（提前付款扣2%）=18416元+4122（11月货款）=22538元”。被告主张2018年12月的货款本来应在2019年2月之后支付，但被告在2019年1月29日提前支付了，故可以扣减2%的货款即376元。原告确认在2019年1月收到68006元及22538元，但对被告主张2018年12月货款扣减2%不予确认。根据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的对账单，被告均手写备注提前付款扣减2%的内容，但原告没有对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被告修改的金额以及付款金额提出异议，故对被告主张双方有约定提前付款可以扣减2%货款，故本院予以采纳。现被告已经支付了2018年11月对账单和2018年12月对账单上的当月应付款以及被告手写修改的欠款“68006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2018年11月和12月的应付款超过该范围，故本院认定被告已经结清2018年11月和12月的货款。至于2019年1月至3月的货款，原告主张的2019年1月送货额为18738元、2019年2月送货额为-2750元、2019年3月送货额为0元，并确认在2019年3月收款18738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已经结清了2019年1月至3月的货款。综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欠款115558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粤1972财保713号案诉前财产保全费1098元、本案受理费1306元，均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陈雪敏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黎淑君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