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06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高安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保安围第十一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朱应艮，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望开华，广东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华文信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袁家涌村北王路**奥航硅谷产业园****101。法定代表人：王笃国，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芳，女，汉族，1977年8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汉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高安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公司）诉被上诉人东莞市华文信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文信公司）、王文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6.42元（高安公司已预交），由高安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高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华文信公司、王文芳连带支付高安公司货款人民币1045158元，并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暂计至2018年10月1日为125418元），合计1170576元；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华文信公司、王文芳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华文信公司已足额支付其与天恩公司及高安公司交易产生的欠款”缺乏事实根据，与事实明显不符，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华文信公司、王文芳提供的银行转账纪录均是支付天恩公司2015年6月以前及高安公司2016年7月以前的货款及部分转账提现款，均不是支付涉案月份的货款，与高安公司诉请天恩公司2015年7、8、9月三个月的货款以及高安公司2016年8月、9月份的货款无关。一、关于华文信公司欠天恩公司2015年7、8、9月三个月的货款552451.94元，高安公司已提供对应月份的送货单已证明交货给华文信公司，但华文信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付清，华文信公司辩称2016年1月22日至7月15日的八笔银行转账到天恩公司的汇款合计1504827.25元是天恩公司上述三个月的货款，明显与事实不符。高安公司已在一审提供对账表、收款收据和对应月份的送货单证实，华文信管理所2016年1月22日转账150208元系支付天恩公司2015年6月的货款；2016年3月1日转账253773.84元系支付高安公司2015年12月的货款；2016年4月13日转账94270元系支付高安公司2016年2月份货款；2016年5月23日转账211452元系支付高安公司2016年4月货款。而被华文信公司2016年3月31日、5月5日、及7月15日分三次各二十万元共计六十万元转账到天恩公司的款项，并非支付给天恩公司的货款，天恩公司并未开具这六十万元的收款收据给华文信公司，且华文信公司欠付天恩公司2015年未付的货款金额只有552451.94元，结合证人天恩公司出纳黎某的当庭陈述以及天恩公司的银行流水单，证实上述三笔款项进账后不久均被提现，足以证明苏建华利用其担任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华文信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便利，将华文信公司上述三笔款项以支票方式转账到天恩公司账户，后吩咐黎某提现走账的事实，即上述三笔转账款项系苏建华走账体现款项，并非支付给高安公司或天恩公司涉案货款。二、关于华文信公司欠高安公司2016年8月和9月的货款合计492705.6元，高安公司已提交送货单予以佐证，华文信公司虽然抗辩已于2016年7月至10月银行转账350563元及支票背书转让的方式支付431000元，但高安公司已举证证明这些付款均是支付7月份以前的货款，并非支付高安公司8、9月的货款，原审判决华文信公司已足额支付该欠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一）高安公司原审已提交对账单、收款收据及对应月份的送货单证实，华文信公司2016年7月28日转账162453元系支付高安公司6月份货款;2016年8月8日转账147020元及10月24日转账41000元以及2016年9月1日、9月6日两笔支票背书135000元和9月19日的支票背书120000元均是支付高安7月份货款，均不是支付高安公司诉请的涉案8月及9月货款，华文信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付清8、9月份货款。（二）一审认定高安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交货给华文信公司的货款只有1681451.07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高安公司提交2015年12月、2016年1月、2月、4月、7月、8月、9月的送货单，只是证明华文信公司主张的上述已付款项系支付7月以前的货款的事实，并非证明双方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总交易金额只有1681451.07元，双方实际交易总额为2991769.98元。（三）原审判决认定华文信公司2016年1月22日至2016年10月24日共向天恩公司转账合计884925元、以其他方式付款282000元加上高安公司自认已支付2015年12月至16年4月货款754619.25元共计1917133元，并进而认定华文信公司足额已付清高安公司全部交易的欠款，完全与事实不符，该部分款项中存在属于重复计算错误，也与华文信公司自认及抗辩相矛盾，且高安公司已举证证明华文信公司已付款项均是支付7月以前的货款，不能证明华文信公司已支付8月份9月份货款。三、原审判决认定高安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送货给华文信公司总金额只有1681451.07元，而华文信公司已付款合计1917133元，若按此认定华文信公司还多支付高安公司二十三万多元，也就是说高安公司倒欠华文信公司二十三万多元，如果该认定属实，华文信公司为何至今未向高安公司主张返还。这明显与双方认可的月结三十天的付款方式不符，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华文信公司向本院答辩称：高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并非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的判决合法有理。一、华文信公司所有的付款均系支付天恩公司2015年6-9月份以及高安公司2015年12月、2016年1、2、4、7、8、9月份货款，华文信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不存在任何欠款。关于高安公司所主张的黎某的证词，华文信公司认为该证词不可信，因黎某系天恩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之一，其所证明的天恩公司法人苏之一，也是其公司财务人员之一，其所证明的天安公司法人苏建华与华文信公司无关，而且该6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系其所主张的款项，华文信公司支付的全部的60万元均是用于支付天恩公司的货款款项。二、关于高安公司所主张的2016年8月8日转账147020元，10月24日转账41000元以及2016年9月1日、9月6日两笔支票背书的135000元、9月19日支票背书的120000元均不仅仅是支付高安公司2016年7月的货款，该几笔数额总和为443020元，远超过其所提交的月结单的货款总和为407683.21元，案涉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一致，二审应予维持。三、在原审开庭时，高安公司主张2016年1-9月交易总额为2991769.98元，而在其二审诉讼请求却又主张交易总额为2495361.13元，且未提供确切供货单据等证据予以印证，其本身言论前后矛盾，应不予采纳。四、华文信公司经高安公司的提醒，认为本案中没有反诉要求返还多付的款项并不代表我方将来不在另案起诉要求返还华文信公司多付的款项，综上，华文信公司原审判决基本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但高安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对于几处笔误予以修正，原审判决14页倒数第三行华文信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应为1月12日，倒数第二句“共向天恩公司转账”实为“向高安公司转账”。原审判决第15页上面第一句话“上述付款合计为1917133元”实为1921544.25元。王文芳向本院答辩：答辩意见与华文信公司一致。王文芳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签约主体，不是适格当事人，且王文芳对华文信公司已经全额完成出资义务，与华文信公司在财务上相互独立，也不存在混同情形，因此高安公司要求王文芳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交。二审法庭调查后，根据审理需要，高安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份加盖了天恩公司公章且有黎某、郭葵弟、卢秀霞签名的《债权转让情况说明》，其内容为作为天恩公司的股东，证明向高安公司的债权转让系天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经阅卷和法庭调查后，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期间，高安公司向本院明确，华文信公司欠天恩公司货款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月、9月三个月，2015年6月份之前的货款已经付清。华文信公司欠高安公司的货款是2016年8月、9月两个月的货款，其他货款已结清。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针对高安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高安公司上诉提出的有争议的60万元，应否认定为华文信公司向天恩公司支付的货款；华文信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仍欠高安公司货款，华文信公司及王文芳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华文信公司向天恩公司分三笔转账合共的60万元是否为华文信公司向天恩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虽然高安公司在原审中已申请公司财务黎某出庭作证，且黎某在原审中称2016年3月31日、2016年5月5日、2016年7月15日华文信公司汇款给天恩公司的合共60万元并不是支付天恩公司的货款，而是苏建华走账提现的款项，且对于该三笔款项华文信公司亦未要求在天恩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因此该60万并不是货款。但本院认为，在正常的交易往来中，对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应视为支付货款，天恩公司在没有得到华文信公司确认该款项另作他用的情况下，收取款项后再向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华支出该款项，按理应属天恩公司内部对资金的管理使用问题，不能单凭天恩公司一方之词便否定款项性质。而且黎某除了是公司的财务以外，还是公司的股东，与天恩公司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因此单凭其证言，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华文信公司是否仍欠高安公司货款的问题，由于双方在一、二审中均明确，对于双方的交易往来，双方无法进行一一对应区分，因此，原审对高安公司、天恩公司的主张的总送货金额以及对华文信公司向天恩公司、高安公司的总付款情况进行综合查明和认定并无不当。由于高安公司主张在2015年6月以后的总送货金额为1681451.07元，而在2015年6月以后即使扣除了双方有争议的60万元以后，华文信公司支付给高安公司及天恩公司的款项总数仍超过1681451.07元，故本院认为原审在高安公司未进一步举证已付款为支付其他交易款项的情况下，认定华文信公司已向高安公司、天恩公司足额支付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4206.42元，由东莞市高安纸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烨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