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1532号原告：宁海县荣乾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城关新园二路**(新兴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秋明，上海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华，上海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永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div>法定代表人：唐某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民，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凌红燕，女，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工业区良舍路******。第三人：丁言平，男，196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信成花园****>第三人：上海贵航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iv>法定代表人：严某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云，上海德尚(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伊宁，上海德尚(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海县荣乾模具有限公司以上海永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被告、以凌红燕、丁言平为第三人，诉至本院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决定通知凌红燕、丁言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6月11日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后，基于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上海贵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航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6月11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两次庭审，原告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丁言平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贵航公司参加了第二次庭审；第三人凌红燕经本院合法传唤，两次庭审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6,009,084.42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有互相业务往来，2018年1月，原告收到被告“企业询证函”，该函显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为362,782.77元，对此原告不予认可。首先，在2014年初，被告因业务支出需要，由被告时任财务总监凌红燕(本案第三人)出面，要求原告代为被告支付第三人丁言平4,278,182.36元。原因是被告系国有企业。无法将款项直接转给没有业务的第三人丁言平，故只能通过有长期业务的原告，以支付货款的形式由原告代为向第三人丁言平支付。即由原告以货款的形式向被告收取，然后再支付给第三人丁言平。2014年5月8日至2015年1月7日，原告共收到被告七次代为转付款4,278,182.36元。2014年5月12日至2015年1月9日，原告将收取的款项，根据被告要求分十四次共计金额4,278,182.36元转账给了第三人丁言平。但被告将上述代为转付款视作对原告的已支付货款，直接在尚欠原告的货款中作了扣除。因此，上述代为转付款4,278,182.36元被告应当作为尚欠货款向原告进行支付。其次，在2018年3月19日，被告通知原告，认为在收取四张发票合计金额879,479.04元与签订试制协议中的条件不符，故未纳入被告尚欠原告的应付款中。事实上，上述款项均有双方签订的“供货价格协议”为依据。并且上述被告在收取四张发票时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被告将上述款项879,479.04元未计入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之中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在2019年1月至7月底，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应收发票金额为3,508,902.80元，而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应收发票金额为942,323.16元。同时，原告已收货款为2,077,939.39元，因此，2018年1月至7月底，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为488,640.25元。综上，截止2019点7月底，被告实际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6,009,084.24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本案中对于后两笔金额不作处理，故将货款金额调整为4,278,182.36元。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400多万元的货款确实存在，但被告已经支付，故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第三人凌红燕未作陈述。第三人丁言平述称，2014年初，贵航公司的人员(我通过这家公司代理出口)电话告诉我，想请我帮一个忙：另外一家公司，他们也是通过贵航公司代理出口，由于产品质量与外方发生纠纷，导致不能及时收汇，出现了核销问题，大约有50万欧元不能及时核销。所以这家公司想请贵航公司帮忙协调借用我出口收取的外汇，先帮他们核销，他们会支付一定的费用。考虑到我也是从贵航公司代理出口，而且我们都是从贵州011航空基地的企业来的，所以我答应帮这个忙，但是我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一、要先收取6%的风险费用(因为存在我自己的出口不能核销且不能退税的风险，我自己的出口由于核销延迟导致退税延迟而产生的利息差额等)；第二、每使用一笔我出口收汇的美元，必须先将该美元等额的人民币保证金(或者叫押金)先支付给我；第三、50万欧元核销需要时间，要根据我收汇的时间去确定，不能让我保证在啥时间内必须核销完。贵航公司将我的要求转告给对方，对方同意我的要求。2014年4月，被告通过贵航公司发电子邮件给我一份合同，要求我签字盖章，以便支付6%的费用，我签字盖章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直接邮寄给被告还是通过贵航公司转给被告，同时邮寄我的银行资料及身份证复印资料。被告是否回签了6%的费用合同给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电脑里保留了1份被告通过贵航公司发给我的没有签字盖章的草稿。2014年4月24日，我收到6%的费用总计人民币262,697.94元(此费用是按照当时50万欧元对应的人民币6%计算的)，我即通知贵航公司的操作员薛健伟，可以开始借用我收取的外汇帮助被告核销了。流程是：当我知道哪笔外汇要到账时，即通知薛健伟该笔外汇可以借用给被告核销，由薛健伟将该笔金额的结汇人民币金额通知被告，被告将该笔人民币保证金付给我，我收到保证金后即通知薛健伟给他们核销及使用。从2014年5月到2015年1月，合计借用我方收到的外汇694,144.14美元，我共收到了付款人为李珍娟及宁海县荣乾模具有限公司支付的保证金4,278,182.36元。我不认识被告的人，与被告也没有见过面。我也不认识付款人，我只知道付给我的款是借用我方外汇的被告的保证金。如果被告退还等额人民币的美元外汇(按照退还时结汇人民币金额)给贵航公司，我愿意退还保证金，但是必须先退回美元。第三人贵航公司述称，我方与丁言平确有关联。原、被告讼争的款项系原告代被告支付给丁言平，丁言平再与我方发生关联。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间长期互有业务往来，被告与第三人贵航公司间长期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2013年5月24日，被告向贵航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被告自2004年1月起委托贵航公司代理被告汽车零部件产品进出口业务，主要出口客户为德国MAB公司和大众公司。双方签订代理协议书后具体分工为被告负责联系国外客户确认订单事宜并安排生产，贵航公司以名为采购实为代理的方式从被告取得该批货物并申报出口，核销退税工作由贵航公司一并负责，退税款归属于被告。双方约定国外外汇入贵航公司美元账户，收到外汇后贵航公司支付被告人民币采购货款。因德国MAB公司支付货款周期较长，截止目前MAB共有571,982.20万欧元外汇尚未支付到贵航公司美元账户，贵航公司应付人民币货款5,519,498元(明细见附件清单)。由于未收到国外汇款，对于欠付被告的人民币货款，贵航公司无需支付，双方均做挂账处理。被告在情况说明中还作出如下承诺：1、对于未收到外汇，被告将继续催促德国MAB公司尽早汇款至贵航公司，如不能全额收回外汇，影响到贵航公司正常核销工作，被告承担全部责航公司所受的行政、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2、收到的外汇优先保证贵航公司已网上备案申报延期收汇的出口外汇(2012年8月后出口德国NAB公司)。3、如果因不能全额收回外汇，影响到贵航公司的退税工作，被告愿退还之前未收汇合同所得到的出口退税款项收入至贵航公司(由贵航公司退回至主管税务局)，并承担全部责航公司所受的行政、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基于被告提出的上述因素，第三人贵航公司联系了自己的客户丁言平，欲借用丁言平的外汇收汇额度来核销被告的挂账。三方达成一致，由丁言平向被告收取6%的服务费，然后开始借用丁言平的外汇，核销被告在贵航公司处的挂账。2014年4月24日，丁言平在收到了被告支付的262,697.94元服务费后，将其可收取的外汇694,144.14美元转由贵航公司收取，贵航公司收取外汇后，根据当时的汇率标准折合成人民币4,278,182.36元支付给了被告，核销了被告的部分挂账。第三人凌红燕于2013年10月入职于被告财务部门，任被告财务总监，于2019年10月退休。2014年初，被告时任财务总监凌红燕联系了作为被告长期客户的原告，要求原告代被告向第三人丁言平支付4,278,182.36元。原告在2014年5月8日至2015年1月7日期间，收到被告七次付款共4,278,182.36元后，于2014年5月12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将收取的款项分十四次共计金额4,278,182.36元，转账给了第三人丁言平。为此，凌红燕于2018年5月4日在列明的清单上签字确认，上述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4,278,182.36元非被告支付的货款，系原告代被告向丁言平转付。2018年8月3日，在原告法定代表人与凌红燕之间的电话对话中，凌红燕也强调被告财务账目上能对得上，被告支付的上述款项不是货款，并确认系委托原告转付给丁言平。审理中，被告还提出如下观点：凌红燕作为被告当时的员工不具有第三人资格，因本案诉争的标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的4,278,182.36元货款是否已经支付。凌红燕作为被告曾经的财务总监，对于上述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故凌红燕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的处理结果有两个，即被告已经支付或未支付4,278,182.36元货款。而原告认为凌红燕是经手整个事情的人员，其系代表被告履行职务。故无论法院认定涉案的4,278,182.36元货款是否已经支付，该结果不会对凌红燕造成任何影响，与凌红燕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凌红燕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018年5月4日协议中凌红燕签名的真实性的意见为：该协议没有原告和被告的盖章，仅有被告当时已经内退的前任财务主管凌红燕的签字，即便该签字是真实的，亦不能认定被告认可该协议中的内容。故被告认为没有鉴定凌红燕签名真伪的必要。关于原告提交的与凌红燕对话的录音资料，被告认为，即便对话一方是凌红燕本人，亦不能证明涉案的4,278,182.36元不是货款。理由如下：首先，录音中“凌红燕”明确说：“新领导说是货款，因为看不出来是给的其他钱”，由此可见，当时的付款就是以货款形式支付的，所有的材料均指向该笔款系货款。其次，录音有一段中的“凌红燕”讲到：“但是当时我们也没想到，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从货款付，如果不来找我我都不知道。”这表明，“凌红燕”是事后由于原告法定代表人陈青荣去找她，才认为不是货款。但所有的内部手续走的都是货款的方式，而事实上也存在着这么一笔货款。另外，该录音中亦没有讲到具体指的是哪一笔款项，是多少金额。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转账明细、收款凭证、付款凭证、核销明细、录音资料，第三人贵航公司提交的收汇凭证、情况说明和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为凭，对于当事人各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庭审中，被告认可双方确实存在4,278,182.36元的货款，被告应当支付且已经支付。双方也一致确认本案中处理的货款金额仅限定在原告主张的范围。故本案争议焦点应当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4,278,182.36元系货款还是被告委托原告转付给他人的款项。第三人凌红燕、丁言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故应视为原告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二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收案后经初步审查，本院认为为了查明案情，确实需要将该二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也发现了追加此二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必要性。正因为凌红燕作为被告曾经的财务总监，对本案的事实更加清楚，凌红燕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如能到庭如实陈述，对查明本案事实会有重大作用。被告反复提出凌红燕作为被告当时的员工不具有第三人资格，且从法理上分析了法院不应追加凌红燕为第三人，明显是有担忧凌红燕的出现会对其造成不利后果的嫌疑。被告在庭审中确认，第三人凌红燕于2013年10月入职于被告财务部门，任被告财务总监，于2019年10月退休。而原告诉称的事实发生在2014年初，被告因业务支出需要，由被告时任财务总监凌红燕出面，要求原告代为被告向第三人丁言平支付4,278,182.36元。从时间上来看，凌红燕正是被告的财务总监，其代表被告联系有很长时间业务往来的原告，由原告协助被告解决一些款项支付方式上的困难，是在情理之中。那么，如何来证明凌红燕确实代表被告实施了上述行为，可着重分析一下原告提交的2018年5月4日由凌红燕签名的转账明细、2018年8月3日对话一方为凌红燕的录音资料。被告对上述签名和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虽然第三人凌红燕几次庭审均未到庭，导致无法向凌红燕直接取样用于鉴定，但作为被告曾经的财务总监，其在被告财务部门必然留有相当数量的签名，被告完全能够提供用于签名笔迹鉴定的样本。凌红燕刚于2019年10月退休，至本案诉讼并不很久，纵观所有当事人，只有被告与凌红燕有相当的紧密度，被告应当有机会联系到凌红燕提供录音资料鉴定的样本。因此对于凌红燕签名和录音的真实性的鉴定申请，应由被告提出，即被告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鉴于被告明确不申请鉴定，本院对上述转账明细上凌红燕的签名真实性、录音对话一方系凌红燕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虽然转账明细上没有原、被告的盖章，只有凌红燕的签名，但在双方的业务来往中，都明知凌红燕担任的职务。原告想要被告确认一些事实，总得找在被告公司担任要职的人员。而凌红燕不仅担任了被告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且是要求原告代为转账的经办人。故原告选择要求凌红燕签名确认，属正常的心理状态。且根据凌红燕时任的职务，其签名确认完全是代表被告公司的行为。即便转账明细上没有原告盖章，但其提交了此证据，就是对该事实的认同。凌红燕于2018年5月4日在转账明细清单上签字，时任职务为被告财务总监，其应当清楚原、被告间存在大量的业务所产生的货款往来，故其签字的目的是为了澄清清单上被告付款的性质，即该付款不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而是原告代被告向丁言平的转付。事后原告法定代表人与凌红燕间的录音，凌红燕也强调被告财务账目上能对得上，进一步认可了上述款项是委托原告的代付款，而非支付的货款。由于被告考虑其企业性质的特殊性，不能直接向出让外汇额度的丁言平直接付款，找到了由长期业务合作关系的原告，由原告代被告向丁言平支付购汇对价。是因为被告可以在付款给原告的支付凭证上注明“货款”，以免违反财务方面的相关规定，也正因为这个“货款”的注明，使被告能够在诉讼提出被告已经付清4,278,182.36元的抗辩。但是，结合以下几点，能推翻被告的抗辩：1、2013年5月24日，被告向贵航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被告有大量外汇未能收回，影响到被告协作单位贵航公司的正常核销工作和退税，进而被告可能承担相应的损失。说明被告迫切需要大量外汇。2、2014年4月24日，丁言平在收到了被告支付的262,697.94元服务费后，向将其可收取的外汇694,144.14美元转由贵航公司收取，根据丁言平的陈述，服务费的标准为6%，而查询当时的汇率标准，与丁言平所述基本一致。说明被告支付给丁言平的262,697.94元，系用于购汇的费用。3、贵航公司收取了丁言平提供的外汇后，根据当时的汇率标准折合成人民币4,278,182.36元支付给了被告，核销了被告的部分挂账。丁言平提供外汇后收到的对价人民币4,278,182.36元系原告向其支付。说明原告没有无故向丁言平付款，而是接受被告的委托代被告向丁言平支付。另，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本院已充分注意到，被告借用外汇的行为、第三人丁言平转让外汇的行为、第三人贵航公司从中斡旋的行为，均有可能涉嫌违反某些强制性规范。本院将会依照相关规定另行作出处理。但上述当事人的行为，不影响法院依法审理本案的民事诉讼。综上，本院认定，本案讼争的4,278,182.36元并非货款，而是被告为了购汇而委托原告代为支付给外汇出让方。故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4,278,182.36元应当认定为未支付，被告应当承担支付尚欠货款的民事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审理中，第三人凌红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永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宁海县荣乾模具有限公司货款4,278,182.36元。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25.46元，减半收取20,512.73元，由被告负担。被告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沙黎淳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施彩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