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4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惠茜，女，汉族，1977年5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丽红，女，汉族，1979年6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强，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鸽，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雷振辉，男，汉族，1970年1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芬，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国辉，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锐，女，汉族，曾用名黄巧萍，1970年3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拓奇智造家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祥路清湖工业园宝能科技园******H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132224。法定代表人：黄锐，董事长。诉讼代表：深圳拓奇智造家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李红，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招銮，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君，男，汉族，1981年6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强，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惠茜、朱丽红因与被上诉人雷振辉、黄锐、深圳拓奇智造家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奇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沈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7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惠茜、朱丽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徐惠茜、朱丽红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雷振辉、黄锐、拓奇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沈君庭审陈述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沈君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共同受让方，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亦依法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与证人证言有着较大的区别，第三人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类型中的“当事人的陈述”，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证人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沈君关于“徐惠茜、朱丽红系根据雷振辉的要求将股权转让给黄锐”的陈述，不仅属于对其自身不利的陈述，而且还有黄锐、拓奇公司出具的《保证及还款计划书》佐证，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将沈君的当事人陈述认定为证人证言并不予采信，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徐惠茜、朱丽红将涉案股权过户给黄锐、案外人谭丽萍，系履行合同约定的股权交付义务。首先，沈君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共同受让方，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徐惠茜、朱丽红系根据雷振辉的要求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黄锐。其次，黄锐、拓奇公司虽然未参加一审诉讼，但其出具的《保证及还款计划书》载明：“甲方依约将100%股权过户至乙方指定的第三方黄锐（身份证号码：3501031970********）名下”，前述证据已清楚证明系雷振辉指定徐惠茜、朱丽红将涉案股权过户至黄锐名下。再次，《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1项约定：“甲方将持有的深圳若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歌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其中，乙方沈君持股【】，乙方雷振辉持股【】。”可见，该协议并未明确沈君、雷振辉各自受让的股权份额，故协议签订后，雷振辉、沈君势必还要向徐惠茜、朱丽红指定具体的受让方式。《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雷振辉向徐惠茜、朱丽红支付了1060万元，若其受让的股权比例、受让方式都还未确定，怎么可能将超过股权转让总价款三分之二的价款随意支付给刚刚经人介绍认识的徐惠茜、朱丽红，显然是已经向徐惠茜、朱丽红指定了具体的受让方式，并且获得徐惠茜、朱丽红的认可甚至执行。更重要的是，如果徐惠茜、朱丽红系擅自将涉案股权过户给他人，雷振辉知晓后，竟然在近4年的时间里从未向徐惠茜、朱丽红主张过交付股权或者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这显然与常理不符。最后，雷振辉一审答辩及反诉均认为徐惠茜、朱丽红一股二卖。通常情形下，出卖人一物二卖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高的出让价款，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假设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拓奇公司系新的股权交易关系，则应当重新定价，并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却载明，黄锐、拓奇公司知晓徐惠茜、朱丽红与雷振辉的股权交易及欠付交易价款情况，并自愿承担剩余价款的保证责任，黄锐、拓奇公司承诺向徐惠茜、朱丽红支付的款项总额，仅是雷振辉欠付徐惠茜、朱丽红的股权转让价款尾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这与雷振辉主张的一股二卖显然南辕北辙。因此，对于徐惠茜、朱丽红是否履行股权交付义务，一审法院应当根据雷振辉的股权价款支付情况、黄锐、拓奇公司出具《保证及还款计划》《对账及还款计划书》所载明内容，并结合沈君当庭陈述综合认定，而不应以徐惠茜、朱丽红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系按照雷振辉、沈君的指定”，草率认定徐惠茜、朱丽红未履行股权交付义务。综上所述，徐惠茜、朱丽红已全面地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但雷振辉、黄锐、拓奇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已构成严重违约。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徐惠茜、朱丽红的上诉请求，驳回雷振辉的全部反诉请求。被上诉人雷振辉辩称：一、沈君的陈述不可采信，理由如下：（一）徐惠茜、朱丽红没有起诉沈君，沈君是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本案事实而依照职权追加的第三人，当沈君参加诉讼后，徐惠茜、朱丽红也没有要求沈君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徐惠茜、朱丽红和沈君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第八条规定，自认的效果仅适用诉讼的相互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而不能适用第三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申字第675号民事裁定中已予以明确。徐惠茜、朱丽红认为沈君的陈述应适用自认规则，要求法庭予以确认其真实性，是错误的。（二）沈君故意隐瞒在2012年左右就认识黄锐的这一事实。当时，雷振辉介绍沈君认识黄锐后，沈君、林某等人在2012年将联合广场Ａ座35层的拍卖房转让给拓奇公司，而拓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黄锐，这一交易事实在徐惠茜、朱丽红提交的《对账及还款计划书》第三段就有体现，且沈君与徐惠茜、朱丽红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共同经营深圳市市辉煌鼎纳科技有限公司，相互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近期也有工业厂房的合作等重大利益关联。同时，徐惠茜、朱丽红不但放弃起诉沈君，还帮助沈君开脱责任，在一审中徐惠茜、朱丽红就声称“沈君实际上并不真正履行合同义务”。可见，沈君作出关于徐惠茜、朱丽红是根据雷振辉的指示将股权转让给黄锐及“原告和我都不认识黄锐”的陈述，显然是为了互惠徐惠茜、朱丽红。由于他们存在以上明显的利益关系，故沈君的陈述不可信。二、雷振辉从未指示徐惠茜、朱丽红将涉案股权过户给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变更股权的条件是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显然，如果在未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前，就将100%的股权过户至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这将导致合同内容发生重大变更，即变更了过户条件及过户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要求雷振辉、沈君出具书面指示文件，徐惠茜、朱丽红将可能构成根本违约。另，林某律师是本案证人，同时是朱丽红的丈夫，林某律师承认实际参与了涉案股权的交易，如果过户给黄锐确实是受雷振辉指示而为，林某律师也肯定会对以上风险做好防范措施，而事实上林某律师也以立字为据的谨慎原则来处理徐惠茜、朱丽红与雷振辉及沈君之间的股权交易。股权的实际转让价格是1560万元，但双方当时打算以原登记价3万元办理过户手续，故林某律师就拟定合同并安排双方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同时还约定将另行签订格式化股权转让合同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设计可见，该合同内容具体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清晰，可操作性强，体现了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准，也体现了林某律师作为法律人应有的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故如果第三方受让股权确实是受雷振辉指示，则林某律师一定会要求沈君和雷振辉出具书面的确认文件，但林某和徐惠茜、朱丽红都以“因为信任而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来解释无法提供纸质文件，这是明显违背常理的。林某律师在和其切身利益相关高达1560万元股权交易中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因此，徐惠茜、朱丽红的第二点上诉意见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徐惠茜、朱丽红之所以将股权过户给第三方，是因为徐惠茜、朱丽红和第三方直接发生了股权转让交易。同时，在徐惠茜、朱丽红所称2015年保证关系形成前，黄锐控制的拓奇公司在2014年12月10日就已向徐惠茜、朱丽红支付过1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也佐证他们之间存在直接交易关系。三、徐惠茜、朱丽红不但不能提交关于雷振辉指示将股权过户给第三方的书面证据，且涉案股权的实际交易条件、变更登记及公司移交环节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完全不一致，这也证明徐惠茜、朱丽红并没有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而是与黄锐、案外人谭丽萍直接交易了涉案股权。（一）关于交易条件变更，雷振辉当时只支付了3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徐惠茜、朱丽红就将股权转让给黄锐及案外人谭丽萍。对此，徐惠茜、朱丽红的解释是“因融资需要而将股权提前过户给第三方”。《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五项中，若歌公司拥有的涉案房产的现状为空置，且未设置抵押、查封或影响房产权利行使的其他情形，也就是说其名下的房产完全符合办理房产抵押贷款的条件。而《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徐惠茜、朱丽红）同意在股权过户前，根据乙方（雷振辉、沈君）的要求配合将上述房产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提供贷款抵押担保”。根据上述两条约定，如果雷振辉自己要融资或者要帮助第三方融资，都可以在股权过户前要求徐惠茜、朱丽红配合用涉案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根本不需要通过“提前将股权过户给第三方”的方式进行融资，且作为常识，相对于房产抵押和股权质押这两种担保措施，资金融通方肯定更愿意接受房产抵押，故徐惠茜、朱丽红主张“因融资需要而将股权提前过户给第三方”，没有合理性。（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了股权、董事、监事及法定代表人同时办理工商变更。但涉案股权在2014年3月13日变更到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时，徐惠茜、朱丽红仍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及监事；直到2015年12月30日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将若歌公司的股权100%转让给案外人谢荣煌时，徐惠茜、朱丽红才完全退出若歌公司。（三）《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股权过户到乙方名下的同时，甲方应将若歌公司的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章等印章、原件等移交给乙方”，但徐惠茜、朱丽红从未将若歌公司的证件和印章移交给雷振辉、沈君，这也证明徐惠茜、朱丽红是和黄锐、案外人谭丽萍直接交易，并没有履行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四、徐惠茜、朱丽红提出自己不认识黄锐，所以徐惠茜、朱丽红是受雷振辉的指示才将涉案股权转给黄锐，且企图通过沈君和林某作证的方式来证明这一说法。但事实上，徐惠茜、朱丽红、沈君、林某在涉案股权交易前早已认识黄锐，且还发生过联合广场房产的交易行为。证人林某故意歪曲事实，其证言不可信。（一）林某作证称“股权过户是雷振辉办理的”，与事实不符。从雷振辉提交的证据可知，若歌公司2014年3月13日的变更登记是由黄锐委托王贵生办理，雷振辉没有参与。（二）林某作证称“大概在2014年12月初，我、李国梁（徐惠茜的配偶）、沈君到拓奇公司进行当面催促，黄锐当时明确这是雷振辉卖给她的，而事实徐惠茜、朱丽红及我不认识黄锐，之前也没见过黄锐”，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徐惠茜、朱丽红在2012年就认识黄锐且进行了联合广场房产交易，同时从雷振辉补充的证据可知，为了完成股权交易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徐惠茜、朱丽红和黄锐、案外人谭丽萍于2014年3月5日召开股东会、签署股东会决议，于2014年3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申请办理公证。可见，双方在2014年3月就已经认识并且一起办理转股协议的公证手续，而非证人林某所称的徐惠茜、朱丽红一直到2014年12月上门催款时才认识黄锐。证人林某之所以要故意歪曲事实，无非是想掩盖徐惠茜、朱丽红私自与黄锐、案外人谭丽萍直接交易股权的事实。五、在得知徐惠茜、朱丽红将股权转让给黄锐后，雷振辉马上要求徐惠茜、朱丽红和林某退还股权转让款1060万元，在协商退款过程中，雷振辉与徐惠茜、朱丽红、林某等人达成共识：拓奇公司正在申请上市，黄锐作为该公司大股东理应有实力付清股权转让款，林某保证收回股权转让款后优先归还雷振辉，雷振辉同意和沈君、林某、李国梁共同向黄锐追讨股权转让款。此后，雷振辉一直就没有打算通过诉讼来向徐惠茜、朱丽红追回股权转让款。同时，因为雷振辉在2011年、2012年期间，通过沈君认识了林某和李国梁后，四人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进行过多次拍卖房合作，各方从合作炒房中都获利不少。即使在2017年黄锐出国失联后，雷振辉仍期待能与李国梁、林某进行合作，以合作收益来解决1060万元的债务问题，但未想到徐惠茜、朱丽红竟然在2017年9月份左右起诉，故雷振辉迫于无奈才提起反诉。六、雷振辉与黄锐、拓奇公司之间不存在保证关系。（一）徐惠茜、朱丽红主张的所谓保证关系的依据是《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和《对账及还款计划书》。即使这两份文件上黄锐和拓奇公司的签章是真实的，因上面没有雷振辉、沈君的签名确认，根本不能体现雷振辉、沈君的任何意志，故该保证书对雷振辉、沈君不具有约束力。依常理，如果雷振辉和黄锐之间确实存在保证关系，那林某律师也会要求雷振辉在担保文件上签名。（二）沈君在一审庭审中述称雷振辉和沈君、林某等人曾一起向黄锐追债，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雷振辉和黄锐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保证关系，因为根本没有主债务人向保证人追讨债务的道理。（三）从《保证及还款计划书》第1、2段对事情经过的叙述，以及《对账及还款计划书》第1段关于“现就两保证人向我方朱丽红和徐惠茜的还款情况进行对账确认”的表述可以看出，两份文件都是由徐惠茜、朱丽红事先写好，再由所谓的保证人签字盖章。徐惠茜、朱丽红单方书写的该两份文件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因对“保证人”有利，其当然乐意签署，因为所谓的“保证人”本来就是真正的债务人，但在徐惠茜、朱丽红的精心策划下，却成了享有追偿权的担保人；而对徐惠茜、朱丽红而言，通过虚构所谓的保证关系，既确保“保证人”要承担债务，又将雷振辉、沈君勾连在内，增加了可追索的对象；同时导致雷振辉无法再向徐惠茜、朱丽红要求返还10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一旦保证关系被认定有效，那所谓的保证人黄锐就可以无偿取得价值1650万元的股权及房产（黄锐已支付的320万元还可以向雷振辉和沈君追偿），而雷振辉、沈君就人财两空，既未取得股权及房产，还要承担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七、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徐惠茜、朱丽红对雷振辉的请求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不受法律保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方应在2014年1月2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雷振辉在2014年4月2日向徐惠茜、朱丽红支付最后一笔转让款，徐惠茜、朱丽红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4月2日后向雷振辉主张过余下股权转让款。沈君在一审庭审中声称“原告是在2014年前向雷振辉催过股权转让款”，该陈述不真实。即使按沈君陈述的事实看，2014年之后徐惠茜、朱丽红未向雷振辉主张过债权，所以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徐惠茜、朱丽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两年的诉讼时效已届满，故徐惠茜、朱丽红的请求权依法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如前所述，雷振辉和黄锐、拓奇公司之间不存在保证关系，故徐惠茜、朱丽红对黄锐、拓奇公司主张债权与雷振辉无关，其时效中断的效力也不及于雷振辉。被上诉人黄锐、拓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原审第三人沈君述称：一、沈君和雷振辉、徐惠茜、朱丽红都是朋友关系，当时约定由雷振辉和沈君一起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但雷振辉和徐惠茜、朱丽红都不会要求沈君承担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二、事实上沈君与雷振辉及林某、李国梁共同向黄锐、拓奇公司主张过雷振辉未付的转让款，因当时雷振辉称自己没有钱，而黄锐及拓奇公司欠雷振辉七八千万元，所以才有后来的保证还款计划。三、当时办理股权转让时，是雷振辉要求沈君去办理该股权过户，是沈君联系王贵生办理，而非黄锐。希望双方可以本着事实将这一事情予以调解。徐惠茜、朱丽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雷振辉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的义务，向徐惠茜、朱丽红清偿股权转让款44395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833592.37元（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暂计至2017年8月31日，最终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黄锐、拓奇公司对雷振辉的上述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雷振辉、黄锐、拓奇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雷振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雷振辉与徐惠茜、朱丽红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徐惠茜、朱丽红返还雷振辉股权转让款合计1060万元；3.徐惠茜、朱丽红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19日，徐惠茜、朱丽红与雷振辉及沈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徐惠茜、朱丽红将标的股权转让给雷振辉及沈君，雷振辉及沈君应在2014年1月20日前一次性向徐惠茜、朱丽红付清股权转让款1560万元，逾期按月利率2.5%标准支付逾期利息。同时，雷振辉及沈君同意，徐惠茜、朱丽红有权向雷振辉、沈君任何一人全额主张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自雷振辉及沈君按期付清上述股权转让款后二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若歌公司的股权、董事、监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申请资料。雷振辉于2014年1月29日向徐惠茜、朱丽红指定的黄思远的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雷振辉于2014年2月8日向徐惠茜、朱丽红指定的黄思浩的银行账户转账210万元。2014年3月13日，徐惠茜、朱丽红办理了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徐惠茜、朱丽红各持有50%的若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黄锐名下90%，案外人谭丽萍名下1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案外人谭丽萍系拓奇公司的监事；若歌公司的全部股权现由案外人池佳持有。雷振辉主张其系于2014年4月2日付完第二笔转让款后不久即已知晓股权变更的信息。徐惠茜、朱丽红主张雷振辉系于2014年3月13日知晓股权变更的信息，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徐惠茜、朱丽红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4年4月2日，雷振辉转款700万元至朱丽红的银行账户。2015年1月4日，黄锐及拓奇公司向徐惠茜、朱丽红出具《保证及还款计划书》，确认并保证如下：1.合同签订后，徐惠茜、朱丽红依约将100%股权过户至黄锐名下，但雷振辉及沈君仅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060万元；2.2014年12月10日，拓奇公司代雷振辉及沈君支付120万元，并自愿对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所有逾期利息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黄锐及拓奇公司计划在2015年3月31日前付清上述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并同意自2014年12月11日起，以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计算基数，按月利率2.5%标准支付利息，即月息12.5万元；4.黄锐及拓奇公司同意于2015年1月31日前支付之前尚欠的利息59.75万，2015年2月10日前支付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3月10日的利息37.5万元及偿还本金100万元。该《保证及还款计划书》上没有雷振辉及沈君的签名。2015年7月2日，黄锐、拓奇公司委托福州金三顺贸易有限公司向徐惠茜、朱丽红还款100万元。2015年7月3日，黄锐、拓奇公司委托惠州市好的板科技有限公司向徐惠茜、朱丽红还款100万元。2015年9月21日，黄锐及拓奇公司向徐惠茜、朱丽红出具《对账及还款计划书》，确认并保证如下：1.于2014年12月10日还款120万元，于2015年7月还款200万元。2.两保证人承诺对上述还款本息继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作出如下还款安排：（1）两保证人承诺在2015年10月15日前还款本金439500元及截止2015年9月30日利息321896元，合计761396元；（2）两保证人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前还款200万元，在2015年1月31日前还款100万元，在2016年3月31日前还清余款100万元；（3）两保证人在2015年10月15日前还款761396元后，余额欠款本金400万元，两保证人承诺在2015年11月5日前还10月份利息（按月利息2.5%计算），以此类推，后在下个月的5号前还清上月的利息；（4）如两保证人未依上述约定按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即视为违约，两保证人同意按月息3%标准计算逾期违约金。该《对账及还款计划书》上没有雷振辉及沈君的签名。另查，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系朱丽红的配偶，职业为律师。证人林某和沈君是朋友关系，雷振辉是沈君的朋友。2013年底，因为沈君撮合，证人林某和雷振辉协商将若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雷振辉。且林某见证了雷振辉和朱丽红、徐惠茜签署合同。雷振辉在2014年1月、2014年2月共支付了300万元股权转让款。随后其提出基于朋友关系用若歌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融资，要求先将若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其指定的第三方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如果配合，其愿意先支付700万元，尾款500万元待银行融资完成后再支付。当初基于朋友，大家比较信任就配合转让股权。股权过户是雷振辉办理的。后证人林某、谭某的配偶李国梁及沈君多次催促雷振辉付款；2014年12月初，证人林某、谭某的配偶李国梁及沈君到拓奇公司当面催促黄锐付款，黄锐当时明确涉案标的股权是雷振辉卖给她的。2015年1月，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签署《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因雷振辉当时没钱，考虑到朋友关系和黄锐、拓奇公司的保证（拓奇公司当时拟上市具有还款支付能力），徐惠茜、朱丽红没有坚持让雷振辉签字。但黄锐并没有按照还款计划书进行还款，徐惠茜、朱丽红继续找雷振辉和黄锐催款。2015年9月，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署了两份还款计划书。徐惠茜、朱丽红要求雷振辉签字，但雷振辉以没钱为由拒绝，考虑到朋友关系，徐惠茜、朱丽红没有坚持让雷振辉签字。标的股权是雷振辉要求徐惠茜、朱丽红转让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的，但基于朋友间的信任，徐惠茜、朱丽红没有让雷振辉签署书面文件。对于证人林某的上述证言，雷振辉主张：1.证人林某与朱丽红系配偶关系。2.证人林某所说的事项与事实不符且无任何证据证明，不符合事实不应予采纳，徐惠茜、朱丽红从未向雷振辉主张支付过转让款。3.相反，雷振辉多次向徐惠茜、朱丽红提出还款要求，而徐惠茜、朱丽红一直以股权转让款未到账拒绝。对于证人林某的上述证言，一审法院认为：1.证人林某为朱丽红的配偶，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故其真实性较小，可靠程度较低。2.证人林某叙述称沈君在雷振辉与徐惠茜、朱丽红的股权转让活动中系中间人角色；但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沈君系合同一方当事人，与雷振辉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沈君仅作为交易中间人而向徐惠茜、朱丽红承担支付1560万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常理；且在其证言与书证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书面记载证据为真实。3.证人林某为律师，却在进行重大商事交易之时不与交易相对方签署书面文件；尤其是在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屡屡被拖延和拒绝的情况下，仍碍于朋友信任关系，没有坚持让雷振辉签字，不符合常理。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对于证人林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另查，沈君出庭作证：最早是黄锐要买股权，经雷振辉介绍联系到徐惠茜、朱丽红。雷振辉系由于沈君的中介与徐惠茜、朱丽红认识。双方协定把资产卖给雷振辉，而后由雷振辉对该资产进行处理。在雷振辉与徐惠茜、朱丽红的股权转让活动中，沈君仅仅为介绍人，徐惠茜、朱丽红基于对沈君的信任要求沈君在合同上签字。徐惠茜、朱丽红系根据雷振辉的要求将标的股权转让给黄锐的。拓奇公司没有办法支付余款，徐惠茜、朱丽红与沈君多次到雷振辉的办公室进行协商，雷振辉和徐惠茜、朱丽红、沈君对黄锐进行多次追讨，黄锐签下了还款承诺书和还款保证书。对于沈君的上述证言，雷振辉主张：1.根据《股权转让合同》，雷振辉和沈君是合同的共同乙方，对徐惠茜、朱丽红负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徐惠茜、朱丽红本应该同时起诉雷振辉和沈君，要求两人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以使徐惠茜、朱丽红的权利受到最全面的保护。但徐惠茜、朱丽红没有向沈君主张权利，仅向雷振辉主张权利，再让沈君为其作证，在这种情况下，雷振辉认为沈君的证言已经不具有客观真实性。2.沈君和徐惠茜、朱丽红是朋友，而且从徐惠茜、朱丽红所提交的证据来看，沈君与徐惠茜、朱丽红之间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徐惠茜、朱丽红与沈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单凭沈君口头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沈君的上述证言，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沈君系合同一方当事人，与雷振辉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徐惠茜、朱丽红仅起诉雷振辉未向沈君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认为沈君证言的可靠程度较低。2.沈君叙述称其在雷振辉与徐惠茜、朱丽红的股权转让活动中系中间人角色；但一审法院认为沈君仅作为交易中间人而向徐惠茜、朱丽红承担支付1560万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常理；且在其证言与书证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书面记载证据为真实。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沈君的证言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徐惠茜、朱丽红的义务为将标的股权转让给雷振辉及沈君；雷振辉及沈君的义务为按时向徐惠茜、朱丽红支付股权转让款。徐惠茜、朱丽红与雷振辉、沈君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焦点在于：1.徐惠茜、朱丽红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是否系按照合同约定及雷振辉、沈君的指定履行了合同义务；2.如徐惠茜、朱丽红上述行为构成违约，雷振辉是否有权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徐惠茜、朱丽红应当对“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系按照雷振辉、沈君的指定”承担举证责任。徐惠茜、朱丽红提交了《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对账及还款计划书》以证明，系雷振辉指示徐惠茜、朱丽红将标的股权转让至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以完成融资，由黄锐和拓奇公司对雷振辉和沈君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但上述两份文件上均无雷振辉及沈君的签名。证人林某与沈君出庭作证，证明系雷振辉指示徐惠茜、朱丽红将标的股权转让至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徐惠茜、朱丽红基于朋友关系和相互信任没有让雷振辉及沈君签署书面文件。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林某为朱丽红的配偶，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沈君系《股权转让合同》一方当事人，却非徐惠茜、朱丽红起诉主张权利的对象，两人证言的可靠程度较低。另考虑到，两人所叙：沈君为股权转让交易中间人而向徐惠茜、朱丽红承担支付1560万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常理；证人林某为律师，在代表徐惠茜、朱丽红进行重大商事交易之时不与交易相对方签署书面文件亦不符合常理。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对于证人林某、沈君的证言不予采信。徐惠茜、朱丽红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系按照雷振辉、沈君的指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徐惠茜、朱丽红未经雷振辉和沈君同意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的事实，徐惠茜、朱丽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的可以中止履行。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自雷振辉及沈君按期付清股权转让款后二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相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雷振辉及沈君为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但标的股权已经多手转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若歌公司的全部股权现由案外人池佳持有，徐惠茜、朱丽红已不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雷振辉抗辩拒绝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义务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惠茜、朱丽红亦无权基于该义务向黄锐、拓奇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关于雷振辉是否享有解除权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系徐惠茜、朱丽红违反合同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情形，雷振辉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虽沈君作为雷振辉一方的当事人不同意解除合同，但在合同一方存在多个当事人的情形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下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不以一方当事人的全部同意为前提。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精神，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本案中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本案中，雷振辉约于2014年4月得知标的股权已被徐惠茜、朱丽红过户至黄锐和案外人谭丽萍名下，2018年2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近四年期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故一审法院认为，雷振辉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已过，解除权消灭，无权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亦无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请求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雷振辉如认为徐惠茜、朱丽红的违约行为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提起违约损害赔偿之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四）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徐惠茜、朱丽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雷振辉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557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60712元（已由徐惠茜、朱丽红预交），由徐惠茜、朱丽红负担；反诉受理费42700元（已由雷振辉预交），由雷振辉负担。二审期间，徐惠茜、朱丽红未提交证据，雷振辉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若歌公司2014年3月13日变更登记档案材料，证明雷振辉未参与办理该次变更登记事宜，在涉案股权过户前，徐惠茜、朱丽红和黄锐一起开过股东会，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且一起办理公证，双方在2014年3月13日之前就认识且见过面，故林某一审关于“若歌公司的股权过户是雷振辉办理”以及“两原告不认识黄锐、之前没见过黄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林某的证言不可采信；证据2，深圳市辉煌鼎纳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朱丽红与沈君是合作伙伴，有重大利益关系，沈君作出的雷振辉指示将股权转让给黄锐的陈述不可信；证据3，关于拓奇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材料受理的公告、拓奇公司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拓奇公司是一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黄锐，该公司在2017年之前是一家非常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吸引了众多知名机构投资，徐惠茜、朱丽红、雷振辉才一致认为黄锐有偿还能力；证据4，若歌公司2014年3月13日、2015年10月23日工商变更信息查询单，证明徐惠茜、朱丽红一直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及监事，直至2015年10月23日若歌公司股东变更为案外人谢荣煌时，若歌公司的总经理及监事才变更为其他两名案外人，该实际办理变更的情况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同时办理变更登记的约定不一致。徐惠茜、朱丽红质证认为：证据1显示变更登记的经办人是王贵生，沈君在一审中有提及其根据雷振辉的指示找王贵生代办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证明雷振辉知晓该股权转让，林某在一审中未提及“徐惠茜、朱丽红不认识黄锐，之前没见过黄锐”，即使有类似陈述，其意思也是指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徐惠茜、朱丽红从未否认与沈君之间系朋友关系，沈君与雷振辉同样是朋友及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能以此证明沈君的陈述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该证据恰好解释徐惠茜、朱丽红在要求雷振辉签署《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对账及还款计划书》未果的情况下，没有继续坚持要雷振辉签字；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徐惠茜、朱丽红在办理股权转让时就已经将公司全部证照及办理相关变更的签字手续给雷振辉、沈君指定的经办人，是否变更高级管理人员对若歌公司及过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沈君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雷振辉确定将若歌公司股权变更给黄锐，由沈君找到王贵生代办，股权公证是分开做的，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未见面，雷振辉对整个股权变更过程是知情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说明朱丽红与沈君存在重大利益关系，沈君是按事实陈述；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沈君提交2014年4月2日转账凭证（2张），证明沈君出借800万元给雷振辉，沈君并不是涉诉《股权转让合同》的直接交易人，否则沈君应直接将款项转给徐惠茜、朱丽红而非雷振辉。徐惠茜、朱丽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沈君在涉案股权转让中仅是中间人及担保人身份，并非实际的股权购买人，故徐惠茜、朱丽红没有起诉沈君，另雷振辉在明知股权过户给黄锐等人后又向沈君借款支付股权转让款，说明黄锐等人就是雷振辉按照合同约定指定的股权接收人。雷振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雷振辉并不知道股权已被过户，才会在2014年4月2日支付7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林某作证称：“大概在2014年12月初，我、李国梁、沈君到拓奇公司进行当面催促，黄锐当时明确这是雷振辉卖给她的，而事实两位原告及我不认识黄锐，之前也没见过黄锐”；在法庭询问徐惠茜、朱丽红“为何未向沈君主张权利”时，徐惠茜、朱丽红答：“沈君系原、被告的共同朋友，系基于对沈君的信赖关系双方才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在合同中当时是出于担保的一种考虑把沈君作为合同的一方，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履行合同义务”；在法庭询问“原告有无向你方催过款”时，沈君答：“向我没有，向雷振辉有，原告系在2014年前向雷振辉催过股权转让款。”黄锐和拓奇公司在2015年1月4日出具的《保证及还款计划书》中称：拓奇公司确认2014年12月10日转账支付的120万元，系代沈君、雷振辉支付。黄锐和拓奇公司在2015年9月21日出具的《对账及还款计划书》中确认：2014年12月10日，还款120万元，实际收款200万元，其中80万元转为黄锐及拓奇公司应付联合广场A座33层房地产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款。又查，2014年3月10日，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出具（2014）深证字第34348号《公证书》，证明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案外人谭丽萍于2014年3月7日在深圳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上各方当事人的签字属实。再查，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粤03破申2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廖丽娣对被申请人拓奇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粤03破316号决定书，指定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为拓奇公司管理人，韦李红为负责人。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驳回雷振辉的全部反诉请求，各方均未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围绕徐惠茜、朱丽红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徐惠茜、朱丽红起诉雷振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徐惠茜、朱丽红将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是否系受雷振辉的指示。关于诉讼时效，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徐惠茜、朱丽红与雷振辉、沈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雷振辉、沈君在2014年1月20日前一次性向徐惠茜、朱丽红付清股权转让款1560万元。雷振辉分别于2014年1月29日、2014年2月8日、2014年4月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210万元、700万元。徐惠茜、朱丽红、沈君均称徐惠茜、朱丽红多次向雷振辉催收股权转让款，但雷振辉不予认可，徐惠茜、朱丽红、沈君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即使沈君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徐惠茜、朱丽红系在2014年前向雷振辉催过股权转让款”属实，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本案起诉日即2017年8月31日，亦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徐惠茜、朱丽红主张保证人黄锐、拓奇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出具《对账及还款计划书》，对黄锐、拓奇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对雷振辉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徐惠茜、朱丽红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黄锐、拓奇公司以保证人的身份出具《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对账及还款计划书》，承诺对雷振辉、沈君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以及作出还款计划，但《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对账及还款计划书》上未有雷振辉的签字，且雷振辉在一、二审中均否认欠股权转让款，故黄锐、拓奇公司向徐惠茜、朱丽红所作的债务确认和还款承诺对雷振辉不发生法律效力。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雷振辉、黄锐、拓奇公司系连带债务人，故黄锐、拓奇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出具《对账及还款计划书》对雷振辉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雷振辉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徐惠茜、朱丽红将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是否系受雷振辉的指示问题。首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雷振辉、沈君在2014年1月20日前一次性向徐惠茜、朱丽红付清股权转让款1560万元，随后二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若歌公司的股权、董事、监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申请资料。徐惠茜、朱丽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就上述约定的变更达成合意。从若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看，若歌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实际变更时间均与上述约定不符。其次，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林某系朱丽红的配偶，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而且，从2014年3月10日《公证书》以及《对账及还款计划书》载明的“2014年12月10日，还款120万元，实际收款200万元，其中80万元转为黄锐及拓奇公司应付联合广场Ａ座33层房地产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款”看，徐惠茜、朱丽红与黄锐在2014年12月10日之前即认识，林某一审庭审中称“大概在2014年12月初，我、李国梁、沈君到拓奇公司进行当面催促，黄锐当时明确这是雷振辉卖给她的，而事实两位原告及我不认识黄锐，之前也没见过黄锐”与事实不符。故林某的证言可靠程度较低。关于第三人沈君的陈述，沈君系《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受让方之一，但徐惠茜、朱丽红却不向沈君主张股权转让款，且徐惠茜、朱丽红、沈君之间有共同投资等其他经济往来，存在利害关系。另，徐惠茜、朱丽红、沈君在本案诉讼中均称沈君仅系股权转让的中间人。由此可见，沈君与徐惠茜、朱丽红并非相互对立的双方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而案涉股权变更的事实并非于沈君不利的事实，因此，沈君作为第三人就徐惠茜、朱丽红变更股权系受雷振辉指示的陈述或者承认，并不属于当事人的自认，徐惠茜、朱丽红仍需就雷振辉指示变更股权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再次，案涉《保证及还款计划书》所载“合同签订后，徐惠茜、朱丽红依约将100%股权过户至黄锐名下”与股权实际变更情况即黄锐90%、案外人谭丽萍10%不符，而且，如前所述，案涉《保证及还款计划书》《对账及还款计划书》对雷振辉不产生约束力。徐惠茜、朱丽红以上述两份文件证明雷振辉指示徐惠茜、朱丽红将股权变更登记至黄锐、案外人谭丽萍名下，依据不足。最后，朱丽红配偶林某系律师，实际参与案涉股权交易，在该等重大交易时不与交易相对方签署书面文件，不保留指示过户或催收款项的相关证据，不符合常理。综上，徐惠茜、朱丽红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雷振辉指示变更股权，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徐惠茜、朱丽红起诉雷振辉未超过诉讼时效，在雷振辉未获得股权的情况下，徐惠茜、朱丽红主张雷振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和利息、黄锐及拓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徐惠茜、朱丽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712元，由上诉人徐惠茜、朱丽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