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初837号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法定代表人：应胜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上海市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全，上海市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镇武落路**。法定代表人：万立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乡史各庄。法定代表人：万立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与被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魏学全，被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第三人欠款债权本金330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第三人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第三人的股东，目前工商登记显示持有第三人30%股权。被告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先后向第三人购买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后于2012年4月30日出具《承诺函》确认尚欠第三人各项货款合计45899948.9元，并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同时，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亦向第三人拆借了大量资金，后经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对账确认，被告尚欠第三人款项50154200元，并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前述两项款项合计96054148.9元，均是第三人大股东万程利用其控制地位，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单方操作完成。2017年1月6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经协商同意，第三人将其中30%欠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原告，即第三人直接对被告享有的欠款债权余额为67237904.23元。因被告未按期偿还相应欠款债权，且第三人亦未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向被告主张相应欠款债权，此种情况下，原告为避免第三人权益因此继续遭受损害，特分别于2017年12月及2018年9月两次给第三人董事会及各位董事发出了《关于要求公司通过诉讼追回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欠款的函》，要求第三人通过诉讼追回欠款债权，但至今第三人及其董事均未采取任何措施。综上所述，原告作为第三人股东，为依法追回欠款债权，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1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被告、第三人、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万程。原告成立于1988年6月25日，注册资本13万元，股东为应胜德和应胜军兄弟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53.85%和46.15%。原告实际由应胜德、应胜军、应胜泉、应胜福、张万源等兄弟五人（以下简称“应氏兄弟”）共同经营。1991年前后，美籍华人傅中成立第三人，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持有100%股权。应氏兄弟为第三人公司的受托经营人。2005年前后，原告和第三人公司经营不善、无法继续运营。因万程与应胜军系发小，应氏兄弟找到万程说将原告和第三人公司卖给万程。应氏兄弟和万程双方商定后，同意由万程受让原告。通过应氏兄弟牵线，万程与傅中协商一致后，由万程出资受让其在第三人公司的全部股权。后由万程对第三人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500万美元。该500万美元全部由万程支付，其中150万美元（30%股权）以原告的名义持有、剩余350万美元（70%股权）由万程直接持有。因万程同时需经营制药企业、医院等产业，无暇顾及原告和第三人公司，遂决定原告和第三人公司的股权暂不变更、原告股权仍由应胜军、应胜德兄弟二人代持，第三人公司的30%股权仍由原告代持，应氏兄弟继续经营原告和第三人公司，由第三人公司向应氏兄弟发放工资。2008年前后，因北京地区限制污染型加工企业。万程决定在天津成立公司，即被告，被告注册资本1.5亿元全部由万程出资。万程继续委托应氏兄弟管理被告并由被告支付工资。被告成立后，第三人公司不再实际经营，但未注销。因应氏兄弟经营不善，造成被告公司巨额亏损，加之天津开始限制污染型企业，2016年前后，被告公司停产。在此期间，万程决定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由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收购被告公司。2016年7月27日，万程将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证照、印章以及房产证等原件和实物从应氏兄弟处收回。在此之前，应胜军一直受托保管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证照、印章以及房产证。考虑到在被告经营期间，应氏兄弟将五套个人房产通过抵押的方式为被告从银行融资1656.6万元。2016年8月12日，万程和应氏兄弟协商一致同意：应氏兄弟退出被告、第三人和原告，前提条件是万程通过被告为应氏兄弟偿还前述1656.6万元。截至2017年11月份，万程通过被告将应胜德、应胜军、应胜泉、应胜福、张万源兄弟五人房屋抵押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滞纳金等全部费用19998350元支付完毕。此外，原告、第三人、被告和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01年至今的全部财务账册和档案资料原件全部由万程持有。本案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诉讼情况。应胜军和应胜德以原告的名义在本案中谎称，被告欠第三人货款45899948.9元，欠第三人资金50154200元（含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借款），被告合计欠第三人96054148.9元。2018年9月12日，原告以其持有第三人30%股权为由，主张其基于股权而直接对被告享有28816244.67元债权，并据此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原告不具有向被告主张债权的资格，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8）津01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主张原告基于其持有的30%股权享有第三人对被告债权30%外，在二审庭审中主张原告依据债权转让，受让了第三人对被告的30%债权。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第三人与原告不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且原告基于30%股权直接主张第三人对被告的30%债权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且会损害第三人债权人的利益，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津民终1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在前案二审审理期间，2019年9月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达成所谓的“合意”，第三人将30%债权转让给原告。在原告作为股东向第三人公司董事会及各位董事发函，要求第三人公司通过诉讼追回欠款债权，第三人及其董事未采取任何措施，基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原告以公司权益受损的股东救济为由，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返还第三人债权本金3300万元及年利率12%的逾期利息。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第三人对被告不享有任何债权。2008年前后，因北京地区限制污染型加工企业，万程决定在天津成立公司，即被告，被告注册资本1.5亿元全部由万程出资。被告成立后，第三人不再实际经营，但未注销。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物资及资金往来，被告仅承接第三人的销售渠道。2016年7月26日，第三人与被告就销售渠道无偿由被告承接事宜及二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备忘录，该备忘录已经生效。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明被告欠第三人欠款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是应胜军利用其持有的第三人、被告和原告印章伪造的。应胜军与万程系发小，如前文所述，2005年前后，应氏兄弟将原告和第三人转让给万程。考虑到二人之间的发小关系，加上万程还需要经营药厂和医院，万程将原告、第三人委托应胜军兄弟管理。2010年9月16日，万程指派万立强和张万源作为名义股东设立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并将该公司亦委托应胜军、张万源兄弟管理。2010年12月31日，将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应胜军等几兄弟管理。应胜军受万程委托长期担任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应胜军、应胜德、张万源等几兄弟亦受万程委托管理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应氏兄弟几人曾持有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其中被告在应胜军担任总经理期间刻制了两枚公章。2016年7月27日，应胜军将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1枚公章）的证照、印章、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房产证原件收回。但应胜军仍持有被告的另1枚公章。2017年9月6日，应胜军和张万源谎称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证照印章丢失向工商机关骗取了新的证照、印章。2017年7月26日，应胜军和应胜德谎称原告的证照印章丢失向工商机关骗取了新的证照、印章。2016年7月27日，应胜军将第三人印章返还万程，但应胜军存有加盖第三人印章的空白文件。因万程亦曾委托应氏兄弟管理北京智达永信商贸公司，可能在管理过程中存有加盖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印章的空白文件。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二2011年8月24日被告与姜洪奎签署的《备忘录》、证据三被告2012年4月30日《承诺函》、证据五被告《关于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借款及垫付款的确认函》、证据七2011年12月30日被告与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备忘录》、证据八2016年12月31日第三人与被告《对账单》、证据九2016年12月31日被告《备忘录》、证据十2016年12月31日被告《承诺函》、证据十一2017年1月3日被告致原告《承诺函》、证据十二2017年1月6日第三人致原告《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证据十三2017年10月11日原告、被告与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协议书》，原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加盖的印章应该是应氏兄弟谎称证照印章丢失后骗取的新印章加盖的。被告的印章是应胜军持有的另一枚印章加盖的。第三人和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应胜军利用加盖印章的空白纸制作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此等关键证据中均没有万程的签名，且在701号案件中应胜军无法说明此等证据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的事实。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没有向第三人监事张万源书面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直接书面要求董事会，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股东救济程序。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没有债务纠纷。原告向法院提供的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显示，被告欠第三人资金50154200元（含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证实，被告与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债务纠纷，且该公司从未委托第三人或原告代理进行对账。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七2011年12月30日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备忘录》是在701号和市高院162号案件审结后，才伪造的。进一步证明应氏兄弟持有加盖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和被告的另一枚公章。原告系代万程持有第三人30%股权，原告不实际享有该30%股权。因中外合资企业需要中方出资，故2007年第三人增资时，万程安排原告代持第三人的30%股权。原告在第三人150万美元出资全部由万程支付。其中300万元系万程从第三人以借款名义支付给原告的，其余600万元是万程安排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借款名义支付给原告的。据此，第三人500万美元全部由万程支付，原告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不实际持有30%股权。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均是万程实际控制，应氏兄弟没有任何实际股权或权益。如前所述，原告、第三人、被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均系万程实际所有。考虑到万程与应胜军的发小关系对前述五家公司的股权未作变更。应氏兄弟系万程聘用经营五家公司的，对五家公司并不享有实际的股权、控制权。且万程已按照与应氏兄弟签署的备忘录约定，将应氏兄弟个人房产抵押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滞纳金等全部费用支付完毕，应氏兄弟应按照备忘录约定退出被告、第三人和原告。故被告主张，应氏兄弟无权代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第三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设立于1988年6月25日，系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注册资金13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应胜德，股东分别为应胜德持股53.85%、应胜军持股46.15%。被告成立于2008年9月22日，注册资金150000000元，该公司现股东为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8%和万立强持股2%，法定代表人为万立强。第三人成立于1991年7月，注册资本5000000美元，股东分别为原告30%、万程70%，法定代表人为万立强，监事张万源，董事分别为应胜德、应胜军、万程、万波、马建秋。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承诺函》载明，“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我公司按照接收单及入库单的数量和价格，证实收购该贵公司的木工设备、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原材料、家具成品及家具饰品（详见：物品接收单和入库单），总计人民币肆仟伍佰捌拾玖万玖仟玖佰肆拾捌元玖角整（￥45899948.9元）。鉴于我公司目前的实际困难，加之与贵公司的特殊关系，我公司郑重承诺，尚欠贵司的货款于2017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否则，我公司将按照年利率12%向贵司支付利息，特此承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二0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关于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价款及垫付款的确认函》载明，“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贵公司于2008年5月13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直接或间接借给我公司的现金，以及同时期为我公司垫付的货款和各种费用总计人民币现金：叁仟肆佰贰拾玖万伍仟壹佰零壹元陆角贰分（￥34295101.62元），我公司予以认可{详见：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1日《现金支出明细表》复印件}；上述款项全部为我公司向贵公司的借款，特此致函。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一月九日”。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第三人公章的《对账单》载明，“致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贵公司尚欠金额如下，核对后请盖章：贵公司欠50154200.00元（含欠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承诺函》载明，“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根据2016年12月31日的对账单我公司承诺，尚欠贵公司50154200元（其中包含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的借款）的借款，于2017年6月30日前一次付清；否则，我公司将按年利率12%向贵司支付利息，特此承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备忘录》载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尚欠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和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共计50154200元。鉴于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是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同时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尚欠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借款，我公司同意届时可以将上述欠款50154200元直接支付给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特此备忘。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4日出具的说明函载明，“贵院受理的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与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提供的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中表述：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欠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借款50154200.00元，该笔借款中含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借款（以下简称我司）。事实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不欠我公司借款，我公司亦未向该公司出借款项，我公司与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纠纷。我公司亦未委托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代理我公司与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对账”。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载明，“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根据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30日和2016年12月31日的《承诺函》，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欠我公司债务合计96054148.9元；其中：现金50154200元，及其设备和产成品等物资折价45899948.9元。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给贵厂出具的《承诺函》我司已收悉，同意此《承诺函》确定的债务偿还方法，同意将欠我公司的债务30%的份额，即28816244.67元的现金由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直接汇入贵厂的账户中，特此致函。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公章的《承诺函》载明，“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鉴于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及其兄弟们用自家房产抵押给银行，无偿地给我公司贷款以解决我公司流动资金困难之需，为此，我公司郑重承诺：一、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利息及为贷款产生的其他费用、如公证费、抵押登记费等由我公司承担；二、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到期时，我公司保证按期偿还；三、为感谢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支持，我公司承诺尚欠第三人的欠款及贷款总计96054148.9元按期偿还；如果届时我公司资金依然困难，现承诺优先偿还占第三人30%股权的原告应该获得的债权，于2016年6月30日前将金额96054148.9元的30%，即28816244.67元一次支付，并直接汇入贵厂账户，否则，按照年利率12%向贵厂支付利息，特此承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2016年8月12日，万程与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签订《备忘录》一份，内容为：“甲（万程）、乙（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双方就原告、被告、第三人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合作一事，达成备忘：一、……；二、本着顾全大局，站在被告的利益上，为了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合作，乙方同意退出被告、第三人及原告，但前提条件是：1、将乙方借给被告的人民币16566000元、利息及由于借款产生的所有财务费用，无条件偿还给乙方；2、乙方所借上述款项的来源，为乙方兄弟私家五套房产抵押给银行借贷而得；三、乙方收到上述全部款项后，本《备忘录》方可法律生效；四、本《备忘录》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法律生效”。被告、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备忘录》已经执行，万程共偿还了19998350元。对此，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通过诉讼的方式收到相应的款项（《备忘录》约定的款项和利息）。在本院（2018）津01民初701号合同纠纷一案中的本院认定事实部分中载明，“在此之前万程借故将原告、被告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等企业印信收归其个人保管。此后，应胜德、应胜军等人就《备忘录》所涉款项多次起诉被告追讨欠款。此外，因万程拒绝归还原告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等企业印信，应胜德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登报声明丢失作废，并向有关主管部门刻制了新的公章、补领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被告提交了第三人与被告的《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的内容是：“第三人与被告就近年来两公司之间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备忘意见：1、第三人与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案外人第三人因北京地区政策原因停止生产，故设立被告；2、为避免资源浪费，第三人的销售渠道由被告无偿承接；3、被告成立以来（即2008年9月至2016年7月26日）与案外人第三人之间没有任何物资、资金的往来，两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4、本备忘录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2016年7月26日”。2018年9月5日，原告向第三人监事会、监事张万源、第三人董事会、董事应胜德、应胜军、万程、万波、马建秋发函要求第三人通过诉讼追回被告的欠款9600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函件形成过程说明中载明，“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为：在2016年最后一天，在被告综合楼二层万程办公室（这时万程的办公室已搬到二层小餐厅隔壁），万程将事先盖好章的包括《对账单》《备忘录》《承诺函》一起给到应胜军”。原告在（2018年）津01民初701号案件中提供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备忘录》《承诺函》作为证据，并在庭审中陈述，“《备忘录》出具于2016年12月31日”。被告、第三人提供的万程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载明，2016年12月28日13点55分至2017年1月1日17点37分万程未在中国内地。原告在一审期间陈述，“应胜军对2016年最后一天有印象较深并未较真是2017年1月2、3号，应胜军今年已60岁，又毕竟是3年前的事，有个几天的偏差可以理解，即使是转年给的文件，不影响该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第三人提供现金日记账原件，证明原告提供的第三人2008年、2010年、2011年现金日记账不真实。经核对原告提供的第三人2008年、2010年、2011年现金日记账确与第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账原件不一致。原告提供的关于家具及饰品，设备，原材料证据中只有入库清单、出库清单，单笔货物没有库管人员签字的入库单及财务人员签字的支出凭单。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家具、饰品、设备、原材料都不认可，对方手中自己有章，里边的签字，房金春我方核实的是销售的人，不是库管，不应该签字；张万林是张万源的姐姐。从企业调度来讲，有库房管理人员，出库和入库都要有库管人员签字，出库同样也要有签字，库管人员签字之后还不能入账，需要财务人员审核才能入账，才能变成公司的资产，才能计入成本，而不是说两个关联公司不需要入库单和出库单，我们还是要向税务报税的，几千万的东西从北京厂出来进入到天津厂里边，税务上简单的进销存是如何解决的。对方所说单据中数据十分明确，实际上应氏兄弟从1991年开始做家具，对这些数据如数家珍，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出来。而且这里边的签字没有一个是财务人员签字的，是无法下账的。对此，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姜红奎是供货商，第三方供货都有记录，后边都是第三人和被告两个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饰品都是零零碎碎很细小的东西。这些入库单和北京肯特的出库单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是在最后发现这个情况，找万程核对才发现这个事情。北京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陈述，万程于2016年7月27日将第三人、被告、原告、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及证件收回，并提供签收单作为证据。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本院提出对2012年4月30日《承诺函》及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加盖的公章与受案回执介绍信中加盖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并口头申请对第三人及被告进行审计。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原告主张的被告、第三人之间所谓债券债务关系，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被告及第三人审计没有必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系被告的违约行为损害了第三人公司利益，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股东代表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原告已向第三人监事会、监事、董事会、董事发函要求第三人起诉被告追回欠款，上述主体至本案起诉之日均未提起相关诉讼，故原告已履行了提起本案的前置程序。原告以2012年4月30日《承诺函》及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被告尚欠第三人款项96054148.9元，被告及第三人均对该《承诺函》《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承诺函》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原告陈述，“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为：在2016年最后一天，在被告综合楼二层万程办公室（这时万程的办公室已搬到二层小餐厅隔壁），万程将事先盖好章的包括《对账单》《备忘录》《承诺函》一起给到应胜军”。被告、第三人提供万程出入境记录，“2016年12月28日13点55分至2017年1月1日17点37分万程未在中国内地”，证明原告陈述的上述内容为虚假陈述，对此，原告辩称，“应胜军对2016年最后一天有印象较深并未较真是2017年1月2、3号，应胜军今年已60岁，又毕竟是3年前的事，有个几天的偏差可以理解，即使是转年给的文件，不影响该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第一，原告对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描述的明确具体，在其知悉其之前陈述的收到《对账单》的时间与万程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相矛盾的情况下，其作出的辩解理由不充分；第二，万程2016年12月28日13点55分至2017年1月1日17点37分万程未在中国内地，而被告提供的《对账单》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与常理明显不符；第三，原告在（2018年）津01民初701号案件中亦陈述，“与《对账单》同时形成的《备忘录》出具于2016年12月31日”；原告在本案起诉书中亦陈述，“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对账确认，被告尚欠第三人款项50,154,200元”，原告陈述的上述内容，与原告对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描述一致且早于关于《对账单》形成过程的陈述；据此，本院对原告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陈述的内容“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为：在2016年最后一天，在被告综合楼二层万程办公室（这时万程的办公室已搬到二层小餐厅隔壁），万程将事先盖好章的包括《对账单》《备忘录》《承诺函》一起给到应胜军”不真实，进而证明2016年12月31日《对账单》不是被告及第三人加盖的本公司的公章，该《对账单》不是被告及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据此不能排除原告股东应胜军持有或曾经持有被告及第三人的公章或持有盖有被告及第三人公章的空白文件的可能性，进而不能排除2012年4月30日《承诺函》及其他盖有被告及第三人公章的文件系原告股东应胜军单方制作形成的可能性。上述内容结合下列事实：1、原告主张的第三人发货给被告的家具及饰品，设备，原材料只有入库清单、出库清单（虽然该入库清单、出库清单盖有被告、第三人公章，但如前所述不能排除原告股东应胜军持有或曾经持有被告及第三人的公章或持有盖有被告及第三人公章的空白文件的可能性），单笔货物没有库管人员签字的入库单及财务人员签字的支出凭单；2、被告、第三人、北京万华友邦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账目互有大量资金往来，无法确认被告尚欠第三人款项96054148.9元；3、第三人提供现金日记账原件与原告提供的第三人2008年、2010年、2011年现金日记账不一致；4、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陈述，被告不欠其借款，其未向被告出借款项，其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纠纷；5、2016年8月12日，万程与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在签订《备忘录》中约定，“二、本着顾全大局，站在被告的利益上，为了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合作，乙方同意退出被告、第三人及原告，但前提条件是：1、将乙方借给被告的人民币16566000元、利息及由于借款产生的所有财务费用，无条件偿还给乙方；2、乙方所借上述款项的来源，为乙方兄弟私家五套房产抵押给银行借贷而得；三、乙方收到上述全部款项后，本《备忘录》方可法律生效；四、本《备忘录》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法律生效”，万程已经履行了《备忘录》中对其约定的义务（万程已经偿还了《备忘录》约定的款项和利息199983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院对《承诺函》及《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的审计申请及印章鉴定申请，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岩审 判 员  赵永华人民陪审员  范培舒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冯靖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