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5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余俊，男，199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波，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玉，女，198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波，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碧荣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工业物流园内**团**宿舍**。 法定代表人：黄宇奘，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贤玉，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声颖，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余俊、刘小玉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碧荣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3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余俊、刘小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增值税纳税义务与增值税税款承担并非同一概念，开发商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是基于房屋销售产生的增值。增值税属于流转税，依据增值税税制原理，增值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增值税税率变动导致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消费者承担，即买方承担。碧荣公司前期所收取金额是对当时政策约定增值税部分的预收行为，而政策性退税才是国家降低增值税给企业减负。2.结合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明确双方约定的单价是固定单价加增值税。陈余俊、刘小玉实际按照11%增值税的税率标准缴纳了购房款，但碧荣公司实际纳税义务发生于2019年9月，实际缴纳税率为9%。陈余俊、刘小玉缴纳房款时多缴纳的2%的增值税价款，由碧荣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实际占有，故碧荣公司应当返还陈余俊、刘小玉多缴纳的购房款。 碧荣公司辩称，增值税税率的调整不影响房屋总价款，理由分述如下：1.涉案房屋价格为固定单价，房屋总价款仅与面积和单价有关，与房屋增值税税款无关。根据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及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本案中的房屋总价计算方式很明确：即单价乘以面积。另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面积误差绝对比值在3%以内（含3%）的，据实结算房价。除此之外，任何因素不影响合同总价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出自买卖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2.补充协议第十条第3款，仅仅是双方在协议中就房屋买卖所适用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披露，而不是碧荣公司预收或代收增值税。《补充协议》第十条第3款的内容：“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本条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表述。协议并没有提到出卖人代收代缴增值税，况且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企业，也不存在替买受人代收代缴一说。除此之外，双方在补充协议中也没有就税率影响总价做任何约定。3.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碧荣公司与陈余俊、刘小玉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另一个是碧荣公司与政府之间税收征缴法律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其中一个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变动，对另一个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影响。4.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税收调控的具体手段中，增值税直接面向企业，个人所得税直接面向个人，二者区别不容置疑。碧荣公司作为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不应让购房人通过诉讼把税收让利剥夺走。不动产买卖为大额财产交易，司法实践应维护商品房交易的秩序和稳定性，尊重行业习惯，遵守公序良俗。5.碧荣公司未多收取陈余俊、刘小玉的购房款，也未多预收增值税款、契税，陈余俊、刘小玉在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展示的复杂计算，是基于其对双方《存量房买卖合同》和国家税收政策的片面理解。综上，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本案房屋单价固定不变，房屋总价款仅与房屋单价和房屋面积有关，与增值税税率无关，碧荣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因为政策调整的增值税税率降低，与陈余俊、刘小玉无关，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陈余俊、刘小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碧荣公司返还陈余俊、刘小玉购房款20950.9元；2.本案诉讼费由碧荣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1日，陈余俊、刘小玉与碧荣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陈余俊、刘小玉购买碧荣公司开发的位于浍水路以北、云锦路以东悦玺公馆第9幢10层1003室房屋，该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建筑面积共96.45平方米。第四条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价款，按上述方式计算的该商品房价款：单价为每平方米12055.79元，总金额1162780元整。第五条约定：以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商品房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的，据实结算房价款；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第六条约定：买受人采取按揭方式付款，首付房款人民币402780元，应在2017年12月11日前支付给出卖人；剩余房款人民币760000元，办理按揭贷款。双方在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中第十条第2款约定：根据国家财政部、税务局相关规定，2016年5月1日起房地产行业执行“营改增”政策，买受人知悉并确认，本合同内载明的单价、总价、面积补偿款、违约金、赔补偿金、以及买受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按揭款等所有购房款、均已包含增值税项税额。买受人在支付房款当日，出卖人凭相应款项支付凭证按实开具收据或增值税发票。第3款约定：根据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现陈余俊、刘小玉以国务院增值税税率调整为9%，要求碧荣公司向其退还降税部分差额，诉讼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陈余俊、刘小玉与碧荣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争议所涉及的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增值额是从销售额中扣除当期购进商品与劳务的价值差额后余下的价值量。简言之，增值税系对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征收的税种。碧荣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碧荣公司，并非陈余俊、刘小玉。双方在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增值税税率为11%，但是碧荣公司如果按陈余俊、刘小玉主张9%的税率纳税，也是因国务院修改增值税税率而履行的纳税义务，并不构成陈余俊、刘小玉所主张的不当得利。同时，案涉合同约定房屋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买受人购买本房屋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确定房屋价款系含税价格的固定价款，且不具有降税、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碧荣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综上，陈余俊、刘小玉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余俊、刘小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元，减半收取160元，由陈余俊、刘小玉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即一方获利无合法依据，且获利使他方受损。2019年国家深化增值税改革，将销售不动产的增值税税率由11%调减为9%。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及增值税征缴实际，该增值税调整政策的适用对象亦应当为房地产销售单位和个人。本案中，作为纳税人的碧荣公司基于国家税费政策调整获取利益并非没有合法依据，所获取的利益也并不当然地转化为购房款，与陈余俊、刘小玉主张的购房款损失之间并不当然地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陈余俊、刘小玉主张碧荣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税收利益而使其受损害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陈余俊、刘小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元，由陈余俊、刘小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董江宁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吴丁蔷 书记员俞文静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