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鳌峰街道安置楼**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MA345PYN6D。 法定代表人：李彬彬。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琳，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昕宇，男，197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能、柯燕虹，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余婧，女，198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火灿，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洁，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诗山，男，198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审第三人：李巧云，女，198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上诉人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山堂公司”）、孙昕宇因与原审被告余婧，原审第三人李诗山、李巧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3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山堂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三项，并依法改判支持高山堂公司的诉讼请求，即孙昕宇应向高山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3.3万元（本案的借款本金总计683.3万元）及相应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昕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针对本案的诉求金额683.3万元，虽然李诗山与孙昕宇仅签订550万元《借款合同》，但从转账凭证、《收据》、聊天记录等证据可证明李诗山实际借款金额为683.3万元。1、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孙昕宇于2014年2月25日收到李诗山的200万元借款后，2014年3月-8月每月下旬都向李诗山支付利息64000元，月息为3.2%，付息行为说明双方实际为借贷关系。2、《借款合同》说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虽然借款合同仅约定550万元借款，但借款金额应以双方转账记录为准。3、转账记录可证明借款实际发生，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2日，李诗山累计向孙昕宇转账2525.3万元，孙昕宇累计向李诗山转账16402853元，截至2015年1月26日孙昕宇尚欠李诗山933.3万元，其中683.3万元为本案诉讼项下借款本金。如孙昕宇认为李诗山多提供的款项涉及其它法律关系，应举证证明。4、在2014年9月9日李诗山与孙昕宇微信聊天记录中，孙昕宇确认尚欠借款810万元。内容为：2014年9月9日15点15分李诗山问“关于你借款的还款时间，你要小杨提醒你下，最好提前一两天还进来”。孙昕宇回复一张excel表格图片显示：截至2014年8月28日止李诗山（提供借款金额为）852万元，（孙昕宇）还款42万元，借款余额（尚欠）810万元。孙昕宇进一步回复称“财务下午整理出来的（上述excel表格内容）但是和线上时间不一样，等来了我们核对”。李诗山回复“让他发我财务了，让他们去对了”。2014年9月9日以后，李诗山又向孙昕宇提供借款133.3万元。因此，李诗山提供的借款不仅仅为《借款合同》上载明的550万元。5、孙昕宇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借款930.3万元（另3万元是孙昕宇在出具《收据》后才提供借款）。该收据经南方司鉴中心鉴定系孙昕宇所写及捺印，虽孙昕宇未对李诗山多提供的借款签写借款合同，但其出具《收据》已确认所借款项为930.3万元，扣除在厦门思明法院起诉的250万元的债权金额，剩余的款项680.3万元为本案的借款金额。综上，高山堂公司已举证证明案涉683.3万元款项达成借款合意，上述证据可认定案涉683.3万元为孙昕宇向李诗山借款。二、李诗山已举证转账凭证、《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超出《借款合同》部分的133.3万元款项为借款。孙昕宇未能证明该133.3万元款项系双方其它性质款项。 孙昕宇辩称：一、高山堂公司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有悖常理。高山堂公司主张原始债权人李诗山以转账方式借款给孙昕宇，时间跨度长（即从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次数达到42笔，金额高达2500多万元，还存在同一天多次出借款项，当天孙昕宇又转回款项的情形。高山堂公司仅提供2014年7月份金额为550万元的书面借款合同，在约定期限内金额也不相符。二、高山堂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孙昕宇一审提交的《承诺函》表明，孙昕宇是受厦门信和贷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贷公司”）委托，协助信和贷公司P2P金融服务业平台扩大影响力并提高营业额，与其指定人员李诗山走款。信和贷公司与孙新宇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李诗山的转款行为只是其在信和贷公司的职务行为。在相关案件汤玉英案中同样有承诺函，李诗山转款给汤玉英后，汤玉英转款给陈淑兰，李诗山转款也体现为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信和贷公司有诉权，李诗山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孙昕宇与李诗山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故“债权”转让行为不合法，双方无债权债务关系。孙昕宇只是为信和贷公司利益而走账。高山堂公司就此向孙昕宇主张权利，不能成立。四、孙昕宇与信和贷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信和贷公司在《承诺函》中确认无真实借款，转账过程中如有意外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并放弃法律追索权，故双方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五、基于《承诺函》及李诗山转款的关联性，应认定本案非民间借贷。1、李诗山和孙昕宇提供的银行明细，存在多笔同日转账往来，印证了走款的事实。高山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第14页显示，2014年8月6日出现转给孙昕宇的100万元交易记录。而孙昕宇一审提交的证据11-12页显示，同一天孙昕宇分20笔，每笔5万元，将该100万元款项转回至李诗山账户。若认定为借款情况就不符合常理。而本案事实就是走账，并非借贷。2、高山堂公司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有多笔转账记录备注“信和贷借款”字样。高山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第16页《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第三条，李诗山转账给孙昕宇150万元借款，备注是“信和贷借款”。证据第23页《DCC历史流水》中与孙昕宇转款记录，亦明确备注“还款”、“信和贷借款”字样，印证《承诺函》所述事实。3、孙昕宇抵押北京房产，是为配合信和贷公司做大平台。《承诺函》载明：为扩大信和贷公司影响力和提高营业额，以孙昕宇在北京的自有房产抵押项目在信和贷公司P2P平台上使用，在走款后，李诗山将无条件配合孙昕宇办理解押手续，孙昕宇已提交北京房产抵押登记、注销手续等材料相印证。4、汤玉英案件证据亦体现《承诺函》的真实性。孙昕宇一审提交的证据6（补充证据4-19）显示，李诗山以同样方式分三笔将200万元转至汤玉英（孙昕宇母亲）账户。汤玉英于当日亦分三笔将200万元还回。其中180万元直接转至《承诺函》中指定的收款人陈淑兰的账户，剩余20万元系现金支取还款，由此印证了《承诺函》的真实性。5、《承诺函》上清晰加盖信和贷公司和李诗山个人印章，说明李诗山知晓信和贷公司和孙昕宇之间走账情形。高山堂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承诺函》系孙昕宇伪造，其相关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承诺函》是真实的，请求驳回高山堂公司的上诉请求。 余婧述称，高山堂公司未向余婧主张权利，余婧不应承担责任。其他意见与孙昕宇意见一致。 李诗山述称，同意高山堂的上诉意见，无其他意见，请求支持高山堂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巧云未作陈述。 孙昕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为驳回高山堂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孙昕宇承担。事实和理由：李诗山与孙昕宇之间没有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李诗山将不存在的民间借贷“债权”转让给高山堂公司，再由高山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能成立。一、李诗山与孙昕宇之间没有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高山堂公司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系孙昕宇接受信和贷公司委托，与信和贷公司指定人员李诗山进行走账形成。信和贷公司主营P2P金融服务，为做大平台，提高营业额，便请求孙昕宇配合走账。为此，信和贷公司出具多份《承诺函》，向孙昕宇承诺相关走账行为不会对孙昕宇产生不利影响，所有法律后果由信和贷公司承担。孙昕宇为配合信和贷公司尽快做大平台，还将自有的北京房产进行抵押，让其母亲汤玉英、姐姐孙昕雯、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厦门华派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派公司”），一起参与到信和贷公司的走账事宜中。二、一审法院未将《承诺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承诺函》与李诗山转款具有关联性，《承诺函》能够直接证明孙昕宇与李诗山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走账。李诗山和孙昕宇提供的银行明细，存在多笔同日转账往来，印证了走款事实。高山堂公司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有多笔转账记录备注了“信和贷借款”字样。孙昕宇将北京房屋进行抵押，系为配合信和贷公司做大平台。汤玉英案件证据亦体现《承诺函》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承诺函》是真实的，但却又以《承诺函》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为由，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自相矛盾，逻辑不通。3.一审法院对孙昕宇提出的鉴定申请遗漏鉴定事项，并进而错误认定2015年1月12日的《收据》具有真实性，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收据》上其他手写文字并非孙昕宇所写，是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变造的。该《收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高山堂公司辩称，1.信和贷公司不是借款合同主体，无权出具承诺函，所出具的承诺函对双方无效。承诺函无落款时间，即使有落款时间，时间也早于信和贷公司成立时间。是否为走账，是否为职务行为，不仅仅需要公司出具承诺函，更重要是借款人李诗山的意思表示。2.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收据、抵押注销材料等一系列证据均可证明双方往来款项是借款性质。3.关于对借据中第二、三项内容申请鉴定的问题，一方面鉴定机构无法鉴定，另一方面无论是否鉴定，均不影响事实的认定，因为一份文件由不同人书写是正常的。最为重要的是收据记载的内容能与转账凭证、借款合同等相印证。高山堂公司请求驳回孙昕宇的上诉请求。 余婧述称，其主张与孙昕宇上诉理由一致，同意孙昕宇上诉请求。 李诗山述称，《承诺书》对应的借款没有编号，没有日期，没有金额。《承诺书》上加盖的公章不是其授权加盖的。其与孙昕宇对案涉款项进行了对账，案涉款项是借款而非走账。 李巧云未作陈述。 高山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昕宇、余婧立即向高山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833000元以及相应利息［按月利息2%计算，自实际提供借款款项之日起暂计至2017年6月19日为4,800,704.67元，应计至全部还清之日止］；2.判令孙昕宇、余婧立即向高山堂公司支付高山堂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服务费452,246.4元；3.判令孙昕宇、余婧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9日，孙昕宇与李诗山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29日起至2014年10月29日止，若甲方实际出借的借款日期与合同约定的借款起始不一致，以甲方实际支付借款日期为准；2.借款费用自甲方实际出借款项日起按月计算，每月利息为2%。协议签订后，从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2日，李诗山先后共计43笔实际支付借款合计23,223,000元至孙昕宇银行账户，另，李诗山分别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29日向华派公司转账1,000,000元。孙昕宇从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26日先后35次向高山堂公司银行账户支付还款，合计16,402,853元。诉讼中，双方对以上往来账目无异议。一审庭审中，高山堂公司陈述其中2014年6月30日1000000元、2014年7月2日400000元、2014年7月3日300000元、2014年7月7日800000元共计2500000元债权已于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 2015年1月12日，孙昕宇向李诗山出具《收据》壹份，载明“本人孙昕宇（身份证号码352226197603××××），已收到李诗山（身份证号码：350524198403××××）提供的借款人民币玖佰叁拾零万叁仟元（小写9303000）整。本笔款项已转入本人指定的下列账户，账户名孙昕宇、开户银行：农行、账号：×××17.孙昕宇，建行，6227001935630157278,；华派机电公司，农行，332001040009992；华派机电公司，工行，4100025319200004748.”同日，李诗山与孙昕宇、余婧办理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街××号××号楼××单元××单元的一般抵押权注销登记。 2015年12月17日，李诗山与李巧云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李诗山将对孙昕宇、余婧享有的上述所有的债权及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依法转让给李巧云，并分别于2015年12月21日、2017年4月20日共计两次将该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孙昕宇、余婧。2017年6月15日，李巧云将对孙昕宇、余婧享有的上述所有的债权及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依法转让高山堂公司，并于2017年6月16日依法将该等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孙昕宇、余婧。2017年11月24日，李诗山、李巧云在《福建法治报》第三版刊登公告，告知孙昕宇、余婧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孙昕宇、余婧尽快向高山堂公司偿还借款本息。2017年12月14日，高山堂公司诉讼代理人陈勇律师代李诗山、李巧云、高山堂公司向孙昕宇、余婧等寄送《关于已向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转让全部债权并敬请尽快偿还的通知》，再次告知孙昕宇、余婧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孙昕宇、余婧尽快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一、李诗山与孙昕宇具有涉案借贷关系的合意。2014年7月29日，孙昕宇与李诗山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上有孙昕宇和李诗山的签名和手印，孙昕宇对其签名和手印未提出异议，该《借款合同》内容客观真实，证明李诗山与孙昕宇具有借贷的合意。二、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自2014年2月25日起，双方之间有较为频繁的账目往来。对于双方的银行交易记录，李诗山与孙昕宇对数额无异议，孙昕宇提出其中李诗山分别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29日向华派公司转账1000000元，并非转入孙昕宇账户。2015年1月12日，孙昕宇向李诗山出具《收据》壹份确认汇入华派公司的款项为其本人收到的款项，因此孙昕宇确认上述两笔汇入华派公司的款项为其本人收到的款项。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交易记录，从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2日，李诗山先后共计45笔实际支付借款合计25223000元至孙昕宇处，孙昕宇从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2日先后35次向李诗山银行账户支付还款，合计16402853元。其中，高山堂公司陈述2014年2月25日2000000元、2014年7月31日1900000元、2014年8月9日1600000元、2014年11月17日200000元、2014年12月30日1103000元、2015年1月26日30000元均为转入孙昕账户的款项为案涉借条项下的借款，对于案涉借条金额5500000元项下的2014年2月25日2000000元、2014年7月31日1900000元、2014年8月9日1600000元，应予确认，高山堂公司诉请超出部分，因高山堂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前述《借款合同》约定若甲方实际出借的借款日期与合同约定的借款起始不一致，以甲方实际支付借款日期为准。故应认定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三、案涉借款是否为孙昕宇、余婧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债务虽发生在孙昕宇与余婧在婚姻存续期间，但因余婧未在《借款合同》《收据》中签字，事后也无追认的意思表示，且高山堂公司提供的两份《夫妻共同债务确认书》经鉴定均不是余婧签字捺印；而余婧、孙昕宇与李诗山办理房产注销抵押登记行为，无法推定为余婧对案涉借款的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高山堂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婧有共同签字或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亦或孙昕宇的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高山堂公司主张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涉案的《借款合同》、《收据》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李诗山陆续向孙昕宇指定的账户支付了借款。故李诗山将涉案债权依法转让给李巧云，并邮寄通知孙昕宇，而后李巧云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高山堂公司，并邮寄通知孙昕宇。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李诗山、李巧云履行通知债务人义务，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已发生效力。因此，孙昕宇应向高山堂公司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5500000元及利息。另，《借款合同》第十条违约责任中约定“如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甲方有权聘请专业律师代为处理所有债权主张，并且因此而产生的律师服务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及其他追索债权产生的费用。”高山堂公司提供了票据证明其为实现案涉债权已实际支出律师费150,748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故高山堂公司主张由孙昕宇承担律师费150,748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应予确认，超出部分应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孙昕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山堂公司借款本金550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4年2月25日起计至实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9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4年7月31日起计至实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6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4年8月9日起计至实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二、孙昕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高山堂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50748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三、驳回高山堂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315元，由高山堂公司负担15600元，孙昕宇负担7871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另查明：2014年2月25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200万元（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一笔借款）。2014年3月26日、4月25日、5月27日、6月27日、7月25日，孙昕宇五次向李诗山转款，每次转款金额均为6.4万元。 2014年7月11日，李诗山分别向孙昕宇转账40万元、5万元；2014年7月15日，李诗山分别向孙昕宇转账50万元、20万元；2014年7月18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账50万元；2014年7月31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账1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220万元。2014年7月31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账30万元。高山堂公司主张前述款项两相抵扣后即为其主张的第二笔借款190万元。 2014年8月4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20万元。2014年8月6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100万元、100万元，并另行向华派公司转款100万元。2014年8月6日，孙昕宇合计向李诗山转款300万元。2014年8月7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150万元，孙昕宇亦向李诗山转款150万元，该款项互抵。2014年8月8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100万元、100万元，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100万元。2014年8月9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50万元、40万元。2014年8月13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31万元；2014年8月19日，孙昕宇分五笔向李诗山转款14533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当日共转款214533元。2014年8月25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12万元。2014年8月28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120320元。2014年8月29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3.2万元。2014年9月5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3.4万元。2014年9月11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7.2万元。2014年9月19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60万元、40万元。2014年9月26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200万元。2014年9月29日，孙昕宇分六笔向李诗山转款40万元、50万元、30万元、60万元、30万元、40万元。2014年10月28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250万元、150万元，孙昕宇亦分两笔向李诗山转款250万元、150万元，该款项互抵。2014年10月29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150万元，孙昕宇亦向李诗山转款150万元，该款项互抵。2014年10月29日，李诗山向华派公司转款100万元。2014年11月11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100万元。2014年11月12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30万元。2014年11月13日，孙昕宇向李诗山转款20万元。高山堂公司主张，华派公司是孙昕宇指定的收款人，华派公司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29日分别收取的两笔100万元亦为李诗山出借给孙昕宇的款项；因此2014年8月6日的300万元互抵、2014年8月7日的150万元互抵、2014年8月8日的100万元互抵、2014年10月28日的250万元和150万元互抵、2014年10月29日的150万元互抵。此外，高山堂公司还认为：孙昕宇于2014年8月13日及2014年8月19日向李诗山转款524533元，该款与李诗山于2014年8月9日向孙昕宇转的其中一笔50万元互抵后，剩余24533元是孙昕宇向李诗山支付的利息；孙昕宇于2014年8月28日向李诗山转款120320元，该款与李诗山于2014年8月25日向孙昕宇转款12万元互抵后，剩余320元是孙昕宇向李诗山支付的利息；孙昕宇于2014年8月29日、2014年9月5日、2014年9月11日合计向李诗山转款13.8万元，是孙昕宇向李诗山支付的利息；孙昕宇于2014年9月29日向李诗山转款250万元，于2014年11月12日向李诗山转款30万元，于2014年11月13日向李诗山转款20万元，该300万元与李诗山于2014年9月19日至2014年9月26日向孙昕宇转款300万元互抵；孙昕宇于2014年11月11日向李诗山转款100万元，该款与李诗山于2014年10月29日向华派公司转款的100万元互抵。高山堂公司认为，款项互抵后，其主张的第三笔借款160万元已明晰：2014年8月4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的20万元；2014年8月8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的其中一笔100万元；2014年8月9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的40万元。 2014年11月17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20万元（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四笔借款）。 2014年12月9日，李诗山分四笔向孙昕宇转款，每笔均为5万元。2014年12月12日，李诗山分五笔向孙昕宇转款，每笔均为5万元。2014年12月13日，李诗山分三笔向孙昕宇转款，金额分别为8万元、35万元、2.3万元。2014年12月30日，李诗山分两笔向孙昕宇转款，每笔均为10万元。2014年12月9日至2014年12月30日合计110.3万元，该笔款项即为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五笔借款。 2015年1月26日，李诗山向孙昕宇转款3万元，该笔款项即为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六笔借款。 二审中，孙昕宇认可微信号为×××73的微信号为其使用的微信号。 本院认为：高山堂公司一审已提交孙昕宇（微信号×××73）与李诗山2014年9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孙昕宇认可号码为×××73的微信号为其使用的微信号，但不认可高山堂公司主张的微信聊天内容。本院注意到，孙昕宇未能提交其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当前证据条件下，本院采信高山堂公司提交的孙昕宇与李诗山2014年9月的微信聊天记录。 经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孙昕宇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的《收据》正文首行手写“孙昕宇”及落款手写“孙昕宇”处的字迹和红色押名指印均是孙昕宇所写、所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一审依法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作出的，程序合法，鉴定意见真实、合法、有效，故前述《收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是正确的。虽然孙昕宇在一审中曾申请对《收据》上的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已告知因形成时间的鉴定难度较大，无法做出准确结论，并对该项鉴定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回函，孙昕宇在收到函后未提出异议，可视为孙昕宇对《借据》的形成时间无异议。孙昕宇关于一审遗漏鉴定事项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孙昕宇关于《收据》不具有真实性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高山堂公司一审已提交孙昕宇与李诗山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的《收据》，结合孙昕宇与李诗山的银行交易记录、孙昕宇与李诗山的微信聊天记录、孙昕宇与李诗山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本院有理由相信本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孙昕宇对其在该《借款合同》及《收据》上签名、捺手印的事实并无异议，仅声称该《借款合同》及《收据》是为信和贷公司走账而签订的。本院注意到，虽然孙昕宇持有加盖信和贷公司公章的五份《承诺函》，但信和贷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而孙昕宇持有的一份《承诺函》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8日，且未对虚拟借款金额作出约定，与常理不符，对此孙昕宇并未作出合理解释；除此之外的四份《承诺函》虽约定了虚拟借款的金额为650万元、225万元、550万元、730万元，但均无落款时间，且信和贷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明确载明“孙昕宇在收到信和贷公司的资金后，应以转账或者现金方式回款至信和贷公司指定人账户”，孙昕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款项后均已以转账或者现金方式回款至信和贷公司指定人账户，故当前证据条件下，本院认定信和贷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与本案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孙昕宇关于“《借款合同》及《收据》是为信和贷公司走账而签订”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一笔借款。李诗山于2014年2月25日向孙昕宇转款200万元后，孙昕宇于2014年3月26日、4月25日、5月27日、6月27日、7月25日五次向李诗山转款，每次转款金额均为6.4万元。在孙昕宇未能对该有规律特定金额转款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采信高山堂公司关于李诗山与孙昕宇约定确认该笔200万元借款的利率为月息3.2%的陈述。但该利率标准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利率标准上限，高山堂公司自愿将超出年利率36%的利息折抵借款本金，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高山堂公司主张的第二至六笔借款。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50万元，高山堂公司主张按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2%标准计算自2014年7月11日起的借款的利息，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高山堂公司向本院提交《李诗山与孙昕宇借款本息的计算说明》，对案涉借款尚欠本息作出了说明。高山堂公司在该计算说明中自愿放弃案涉借款部分利息，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经本院核算，该计算说明体现了李诗山与孙昕宇之间的案涉借款往来具体明细，并已将超出年利率36%的利息折抵借款本金，其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该计算说明，孙昕宇尚欠案涉借款本金6758485.73元。 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李诗山、李巧云就案涉债权履行通知债务人义务，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已发生效力。孙昕宇应向高山堂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金6758485.73元并按月利率2%标准支付利息（利息以1925485.73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9日起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7日起计算；以110.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0日起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6日起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对借款金额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3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3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三、孙昕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6758485.73元并按月利率2%标准支付利息（利息以1925485.73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9日起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7日起计算；以110.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0日起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6日起计算）； 四、驳回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4315元，均由福州高山堂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937元，由孙昕宇负担913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昀 审 判 员  王燕燕 审 判 员  陈 青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廖小航 书 记 员  郭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