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6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建静：男，1970年2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永嘉县人，住浙江省永嘉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司马强毅，男，198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上述两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湖南惠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敬凡，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将，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源源，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任鹏亮，男，196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再审申请人余建静、司马强毅因与再审申请人姚敬凡及原审第三人任鹏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湘民申208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余建静、司马强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春,再审申请人姚敬凡的委托代理人韩将、王源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任鹏亮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敬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余建静和司马强毅偿还其欠款3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3月13日，姚敬凡（作为乙方）与余建静（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1、岳阳市金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爵公司”）因与任鹏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于2013年9月30日提起诉讼至本院，请求解除与任鹏亮签订的关于财富小区第五栋201、107、108、109、110五套房屋的买卖合同和返还房屋，一审法院根据金爵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冻结了上述房产；2、鉴于乙方是金爵置业公司最大股东，同时又是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甲方承诺如乙方能促成公司解除对任鹏亮房屋的财产保全措施，甲方支付300万人民币给乙方作为对乙方的酬劳。支付方式为甲方将上述房屋贷款后支付100万元，剩余200万元在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该200万元按月息百分之一计息；3、一审法院解除对上述房屋的冻结，则视为乙方已完成约定事项。余建静于当日向姚敬凡出具了一张300万元的欠条，司马强毅在欠条上签名。同日，余建静又以第三人任鹏亮的名义与金爵公司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该协议金爵公司未加盖公章，由股东之一的郭某签名。和解协议约定由任鹏亮支付金爵公司各项补偿款100万元，金爵公司收到该款当日负责解除所有的财产保全措施。次日，余建静向金爵公司支付了100万元，金爵置公司于收款当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申请解除对任鹏亮（即本案第三人）房屋的冻结。2014年3月14日，一审法院分别作出了对任鹏亮（即第三人）解除冻结的裁定书和撤诉裁定书。2014年3月31日，上述房产过户至司马强毅名下。2014年4月22日，余建静、司马强毅找到姚敬凡，商讨原出具的300万元欠条一事。姚敬凡将原始条据交给余建静后，当场被余建静撕毁。尔后，姚敬凡向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金鹗山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未作出处理。另查明，第三人任鹏亮并未向余建静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其与姚敬凡、金爵公司签订任何协议。姚敬凡也认可在签订协议时并未看到任鹏亮给余建静的任何书面授权书。再查明，2013年9月26日，金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第三人任鹏亮要求解除其与任鹏亮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金爵公司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12月6日，任鹏亮针对金爵置公司的起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要求驳回金爵公司的起诉，并判决金爵公司退还任鹏亮多支付的购房款20万元。任鹏亮的反诉一审法院尚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姚敬凡与余建静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该协议并不符合法律对居间合同的定义，不属于居间合同。姚敬凡与余建静所签订的协议，在本协议中余建静并不对合同标的物存在利害关系，真实存在利害关系的系第三人任鹏亮，余建静无权与姚敬凡签订任何协议，第三人任鹏亮在协议签订后也未追认，姚敬凡自己也陈述在与余建静签订合同时也未看到余建静出示任何委托手续。综上，余建静无权与姚敬凡签订任何协议。同时，余建静在当日又与金爵公司另一股东代表郭某以公司名义签订了《和解协议》，并支付了原案解除冻结及撤回起诉补偿款100万元，姚敬凡对与余建静签订的协议未履行其合同义务，且余建静与原案金爵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姚敬凡也未起到促进作用，故对于姚敬凡要求余建静、司马强毅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履行300万元合同的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姚敬凡提出的余建静和司马强毅向姚敬凡出具的300万元欠条，由于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且两上诉人认为姚敬凡提供的300万元欠条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300万欠条的原始凭据姚敬凡与余建静、司马强毅商讨300万元如何支付一事时，原件已经由姚敬凡当面交给了余建静，但被余建静当场撕毁。虽然事后姚敬凡向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区分局金鹗山派出所报案，但公安机关未传讯余建静和司马强毅且并未立案。故对姚敬凡的陈述不予采信。判决驳回姚敬凡的诉讼请求。姚敬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余建静、司马强毅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合同报酬30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余建静、司法强毅承担。事实与理由：1、余建静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并不需要经过任鹏亮的委托，是余建静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上诉人按照协议要求促成法院解除了对任鹏亮房屋的查封，余建静应当按照协议向上诉人支付合同报酬300万元。2、上诉人与余建静签订《协议书》，郭某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并声明金爵公司不持有异议，可以说明郭某对《协议书》内容是知情的，郭某是协议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其不可能在私下与余建静达成协议。对于为什么签订《协议书》和《和解协议》，余建静在一审两次开庭期间解释不一样，一审法院对其前后不一致的解释在无相关证据的佐证下予以采信，违背客观事实；3、余建静出具的300万欠条的复印件能与《协议书》的第二条内容相佐证，形成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余建静辩称：1、姚敬凡明知道答辩人没有任鹏亮的委托手续，没有依法催告任鹏亮对《协议书》进行追认，《协议书》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2、姚敬凡没有提供《欠条》的原件，且没有证据证明不是将《欠条》退还给答辩人，姚敬凡认为答辩人故意撕毁《欠条》原件并报警，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欠条》复印件不能予以采信；3、余建静提供的《协议书》未加盖金爵公司的公章，说明姚敬凡持有《协议书》上的公章，是事后补上的。案涉房屋共1800多个平方米，当时房屋价值大概700万元左右，若酬劳300万元，除去过户费。只剩几十万元，显失公平。司马强毅辩称：1、答辩人只是在欠条上签字，并不是欠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所以不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案涉欠条已被销毁，一审法院也未认定，司马强毅不应承担任何法律律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姚敬凡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人任鹏亮未作陈述。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姚敬凡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4月2日该院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余建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多次虚假陈述；2、证人郭某、卢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郭某与余建静签订的《和解协议》和姚敬凡与余建静签订的《协议书》是同时签订的，都应当履行。对于上诉人姚敬凡提交的证据该院认证如下：证据1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郭某与卢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该院予以采信。余建静申请证人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和解协议》与《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卢某并未在场。对于章某的证人证言该院认证如下：因章某本人并未参与《和解协议》与《协议书》的谈判签订过程，且其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佐证，该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该院对郭某进行调查，郭某陈述，姚敬凡为金爵公司最大股东，若没有姚敬凡的同意，金爵公司不会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余建静应向姚敬凡支付300万元报酬。该院二审查明，金爵公司已于2011年4月19日被吊销，吊销时姚敬凡为公司最大股东。余建静签订《和解协议》与《协议书》时，其与任鹏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任鹏亮同意以案涉五套房产向余建静抵债。案涉铺面一楼依2013年的银行贷款评估价格约为20000元／㎡。付某于2014年4月23日向金鹗山派出所陈述，其与姚敬凡一起在“三十九铺”茶楼与余建静、司马强毅商谈债务一事，余建静要求把之前向姚敬凡出具的300万欠条改成两张欠条，一张100万，一张200万，当时余建静要求看300万的欠条，司马强毅在一旁重新打欠条，余建静将300万欠条拿到手后就撕毁，并用打火机烧掉，司马强毅以各种理由不肯重新写欠条。证人卢某陈述，案涉房产过户在司马强毅名下，要求司马强毅签字是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该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姚敬凡与余建静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两人于2014年3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协议书》签订第二日，一审法院即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且根据郭某的陈述，对于解除财产保全，姚敬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故应当认为姚敬凡已按照《协议书》履行完义务。虽余建静主张，姚敬凡明知其没有任鹏亮的委托手续，仍与其签订《协议书》，且未依法催告任鹏亮对《协议书》进行追认，《协议书》应当无效。该院认为余建静与任鹏亮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任鹏亮可以用案涉房产向余建静抵债，且也是余建静与金爵公司股东之一郭某签订《和解协议》，余建静与案涉房屋有利害关系，故余建静与姚敬凡签订《协议书》无需任鹏亮委托。余建静认为《协议书》显失公平，但其未在法定期间向法院申请撤销《协议书》。姚敬凡虽未能提供《欠条》原件，但有《协议书》和《报警案件登记表》及《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该院对姚敬凡陈述的欠条被余建静故意撕毁的事实予以认定。司马强毅在余建静向姚敬凡出具的《欠条》上签名，签名的位置在“欠款人”处，且从岳阳楼区分局金鹗山派出所对付某的《询问笔录》内容来看，司马强毅一直参与余建静和姚敬凡的债务问题谈判，付某陈述置换欠条时，司马强毅正在执笔书写欠条，且案涉房屋解封后过户到了司马强毅名下，从上述事实可以推定司马强毅为该笔款项的担保人。一审法院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后，余建静按照《和解协议》另行向金爵公司支付100万元的补偿款，《协议书》约定若姚敬凡促成金爵公司解除对任鹏亮房屋的财产保全措施，则由余建静支付姚敬凡酬劳300万元，30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的款项。若按照《协议书》还向作为公司股东的姚敬凡支付300万酬劳，有失公平。故该院酌情认定余建静向姚敬凡支付100万元报酬，司马强毅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所述，姚敬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5）楼民一初508号民事判决；二、由余建静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姚敬凡支付报酬1000000元，由司法强毅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姚敬凡的其他诉讼请求。余建静、司马强毅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采信的证人证言未经质证。二审判决采信付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卢某的证言是错误的。司马强毅从未参与余建静与姚敬凡的谈判，二审判决推定司马强毅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不符。申请人认为付某的证言未经公安机关核实，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二审采信该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二、二审判决有枉法裁判的行为。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姚敬凡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以“有失公平”将300万元的报酬酌情调整为100万元属于对“显失公平”的法律构成理解错误。二、一审法院对合同自由原则理解错误，认定余建静无权与姚敬凡签订《协议书》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对300万元欠条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再审期间，余建静、司马强毅的代理人提供了两份新证据，一份是金爵公司法定代表人任伏秋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项目是其与任鹏亮合作的，姚敬凡仅仅只是任鹏亮的代理人；姚敬凡的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任伏秋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且任伏秋、任鹏亮、姚敬凡均未出庭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另一份是两份汇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任鹏亮汇款798万元给姚敬凡，由姚敬凡代表任鹏亮在金爵公司的出资，姚敬凡的代理人质证认为，资金流水不能说明股东身份，只能说他们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任鹏亮、姚敬凡未出庭证实，且两份汇款凭证均系复印件，不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余建静、司马强毅在本案中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姚敬凡与余建静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姚敬凡作为金爵公司最大股东，在他的作用下，一审法院于《协议书》签订的第二天即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应视为姚敬凡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金爵公司股东郭某在原审中亦证实解除财产保全，姚敬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300万元报酬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原审从涉案房屋当时的市值，以及姚敬凡在解除涉案房屋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出发，将300万元报酬调整至100万，符合本案的实际。关于司马强毅应该承担本案什么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司马强毅在余建静出具给姚敬凡的欠条上欠款人处签名，应视为债务加入，并无担保意思表示。原审依担保法第十九条判决其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2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民终22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由余建静、司马强毅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共同向姚敬凡支付报酬100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合计61600元，由余建静、司马强承担30800元，姚敬凡承担30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晓辉审判员  王典良审判员  罗 斌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陶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