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0）晋0109行赔初2号原告韦书明，男，195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城市。原告何秀莲，女，195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城市。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北街**。法定代表人褚培刚，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孔国宾，男，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晨曦，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刚，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韦书明、何秀莲因与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赔偿类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6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秀莲、韦书明，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孔国宾、委托代理人李晨曦、张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秀莲、韦书明诉称，二原告系受害人韦健的父母，2018年4月12日上午，韦健（山大二院骨科医生）因感情纠纷劫持侯丽俊（山大二院骨创科护士）一起上了该院住院部的23层楼上，要求二人一起跳楼，之后侯丽俊报警。报警后，被告驻山大二院警务室警官和山大二院保卫科的人将二人解救下来。本案属于劫持人质、扰乱治安或者寻衅滋事案件，理应由公安机关立案处理，但民警却草率地把受害人交给二院处理，事后没有过问，也没有通知家属。山大二院的人更是不负责任，于上午11点多将受害人独自一人放走，在无人劝解的情况下，受害人于12点多回到大营盘鼎太风华住处，从三十楼跳楼身亡。被告处警不当与受害人坠楼身亡有因果关系。被告过错之一为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处置，肯定会将受害人进行控制或拘留，并通知家里人，从而避免受害人轻生；被告过错之二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即使不予立案处理，被告明知受害人要轻生，理应24小时看护或通知家属，而不是交由山大二院处理，并且没有告知二院对待轻生人的注意事项，事后也没有过问，将他独自放走，导致事件发生；被告过错之三为针对受害人的精神状况，应当将他及时送到精神病院救治，而不是交由山大二院处理。被告的失职渎职行为导致受害人轻生坠楼，给原告家庭造成了莫大灾难和巨大损失，故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等经济损失共计749977元。原告韦书明、何秀莲提供的证据有：1、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行申33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本案具有可诉性；2、居民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父子关系证明，证明被告跳楼死亡与被告行政行为存在关联性。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辩称，韦健的死亡系其自杀行为所致，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与韦健的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行政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了国家赔偿法制度的归责原则，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并不存在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也不能提供韦健因被告行为受到损害或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任何证据，因此不具备获得行政赔偿的基本条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第十九条第五项规定，因公民自伤、自残等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公安综合信息管理应用系统接处警信息》，该证据系由公安综合信息管理应用系统中调取，对报案人、报案内容、基本处警情况、处理意见等事项进行的简要记录，证明被告接警后迅速派民警处警，及时履行了职责，涉案警情无物品损失、人员伤亡、无治安、秩序受影响等情形，不涉及行政或刑事案件，按事件进行处理；2、《接处警登记表》，系接处警民警对本案所涉警情的报警内容、处警情况、损失情况、处理意见进行的记录，证明发生纠纷的二人因感情原因发生争执，但并未引起治安、秩序受影响等情形，且医院提出要求内部处理，民警在反馈警情后离开现场；3、报案人周鑫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山医大二院保卫科和保卫科队长薛君唐出具的《事情经过》，证明涉事女方并未处于人身受限的境地，自愿对韦健进行劝解，不存在原告认为的侯丽俊被韦健胁迫、劫持等情形，医院保安队员将韦健、侯丽俊带回保卫科，解除了不安全因素，医院建议内部处理；4、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系接警民警进一步详细说明处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以上证据均证明案涉警情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或对正常工作、交通等秩序产生恶劣影响的情形，被告按照规定处警、调查，正确履行各项法定职责，原告的诉请缺管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五项。经庭审质证，原告韦书明、何秀莲对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提供的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4，认为只是一份说明，起不到证明效力。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原告韦书明、何秀莲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因果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案件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2日早8时17分，110接到报警称山大二院住院楼西侧顶楼有一男一女在争吵，怀疑要跳楼。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接到110指令后，派驻山大二院警务室民警出警，民警到达现场时，涉事二人已被劝解下楼。经民警了解，二人为医院职工韦健和侯丽俊，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医院建议由医院对二人做工作，内部处理。因该事件不存在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构成行政或刑事案件，民警对该警情的处理意见为转事件处理，在将警情反馈给分局值班室后，民警离开现场。公安综合管理应用系统对警情过程进行了记录。后韦健回到其住处，跳楼身亡。韦健父母即原告韦书明、何秀莲认为被告出警不当行为与韦健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给原告家庭造成巨大损失，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法定职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本案中，被告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接到110报警服务台的指令，指派民警到达现场，经过调查了解，根据现场的情况，认定该警情涉及单位职工的个人感情纠纷，单位也希望内部处理，因该警情不存在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构成行政或刑事案件，故对该警情的处理意见为转事件处理，并向分局值班室反馈了的现场处置情况，且在公安综合管理应用系统对警情过程做了处警记录。被告对现场的处置并无不当，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情形，韦健的死亡结果与被告的处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秀莲、韦书明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阳 妮人民陪审员 牛桂香人民陪审员 范艳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韩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