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安 市 雁 塔 区 人 民 法 院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0113民初1929号原告：王巧云，女，汉族，1951年2月12日出生，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银安，陕西省西部法制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西安曲江新区、15-22层。法定代表人:刘晓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素清，陕西存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佳，女，汉族，1986年10月21日出生，住西安市长安区，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王滨，职位不详。被告：张红玉，女，汉族，1975年4月6日出生，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窦丽华，上海锦天城律（西安）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琪，上海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红玉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巧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马银安,被告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素清、冯佳，被告张红玉委托代理人窦丽华、张安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国人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故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原告王巧云诉称，2009年至2015年，原告王巧云多次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购买保险及理财产品。在购买保险和理财产品过程中，原告通过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保险业务员张红玉办理投保手续，并多次将保费直接转给被告张红玉，由被告张红玉代原告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缴纳保费。2015年2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书院门负责人张某某及被告张红玉告诉原告王巧云将之前投保的保单退保，用退保资金购买2010版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理财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原告同意后，被告张红玉为原告办理了退保手续。为了购买2010版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理财产品，2015年2月17日，原告向被告张红玉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65万元，2015年2月17日、2015年2月27日、2015年3月2日，原告分三次按被告张红玉的要求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书院门负责人张某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39万元，由张红玉代原告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缴纳保费。2015年2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保险服务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书院门负责人张某某及被告张红玉向原告承诺年息为13%，首年利息可以计入保险本金。原告与被告张红玉、张某某进行了对账，原告支付了保险本金304万元，首年利息为39.52万元，合计343.52万元。原告同意投保340万元，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保险服务卡，并将剩余3.52万元以现金形式返还原告。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出具的保险服务卡载明了保险单号码、保险凭证号、被投保人、缴费金额等信息，并加盖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保险期限自2015年2月24日至2021年2月24日止。现原告先后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购买的多笔2010版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理财产品不能按期兑付本息，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不得不提前解除与被告的保险合同。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2015年2月24日签订的《保险服务卡》合同，合同总价款：503.5376万元；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返还保险本金340万元，并按年利率13%向原告支付利息163.5376万元（截止2019年9月12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利息；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被告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辩称，一、原告以所谓的“保险服务卡”，诉求与我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原告2015年2月从未在我公司购买金额为340万元的《国寿鸿盈两全（分红型）保险》；其次，我公司没有经营理财产品的资质；更无在2015年2月24日将保险合同以“保险服务卡”的形式交付给原告的事实。1.经我公司核查，原告在我公司共购买过38份保险，38份保险合同中有33份保险合同是分红型保险，表明原告熟知我公司分红型合同的投保、退保、借款、红利申领等流程。而这33份分红型保险合同没有一份是以“保险服务卡”形式订立！更没有一份分红型保险合同是固定的利息！分红型保险，在被保险人未出险的情况下，每年所得的红利是根据我公司该险种每年的业绩不同而不等的，何谈原告所称13%的固定年利率？因此，原告所称2015年2月25日与我公司之间发生的金额为340万元的保险合同不符合事实。2.原告在我公司投保的33份分红型保险中，其中2012年8月29日投保的一份保险险种名称（《国寿鸿盈两全（分红型）》）与“保险服务卡”所载险种名称相同，该保险产品有我公司出具的加盖保险合同专用印章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内容显示：投保时间为2012年8月29日；三年交费，每年交费20万元，保险期限为六年、十年、十五年；原告选择的是3年缴费六年满期，该产品的保险责任是：1、六年保险期满后，我公司给付满期保险金；2、被保险人因做火车、轮船、飞机意外导致身故，我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原告分别于2012年、2013年缴纳两期保费共计40万元，两期保费均交至我公司账户，同时我公司出具保费发票。2014年9月18日原告亲自到公司柜台办理了该险种的退保手续，退保金额为355400元，两年产生的红利8141.63元（按此测算年度红利仅为1.35%，即1万元一年产生的红利为135元），红利产生的利息55.89元，总退保金额为363597.52元，该退保金额直接由公司付至原告的建行账户。由此可见，分红型保险根本没有固定的年利率！此外，保单借款只能是投保人亲自到我公司柜台办理，绝不允许他人代办。原告曾于2014年7月19日、2015年2月办理过数份其投保的保单借款业务，无有一份是他人代办的，故根本不存在张红玉能代原告办理保单借款的事实！3.原告已于2012年8月29日向我公司购买《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其知晓保险购买流程和保险责任，为何又于2015年2月将巨额资金通知完全不同于前面购买流程的方式购买同意险种？原告就不质疑吗？同一险种，合同形式完全不同，我公司《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为合订本，有投保单、投保合同和保费发票等要件，而“保险服务卡”仅为内容漏洞百出的一张纸！4.原告向我公司投保《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两年合计缴纳40万元退保费退保金额仅为36.36万元，其连所交保费都不能全额拿回来，又何来年利率13%之说？原告清楚的知晓，保险合同的生效，投保人缴纳保费是其合同的主要义务，也是法定义务。没有缴纳保费，保险合同是不生效的。我公司从不允许业务人员私自收取保费，我公司严格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每笔保费均是通过柜台或账户缴纳的，涉案的保险服务卡上载明的340万款项，没有交付到我公司账户，表明双方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本案原告曾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将答辩人诉诸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审理均认定：“保险服务卡”不是保险合同。“本案原告依据“保险服务卡”主张与我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且所涉款项并未转入我公司账户，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故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曾多次购买过我公司的保险产品，其每一份保险合同均有投保人的签字以及我公司签发的保险合同，并加盖保险合同专用章，法律关系明确，从未出现过差错。而涉案“保险服务卡”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有悖于双方的交易流程和方式。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张红玉辩称，1.张红玉未参与原告购买涉案保险，根据服务卡显示2014年8月6日由张某某签章并加盖被告一的业务处理章（非订立新合同章）且该办理业务人是韩茹，复核人郑斌，签证人张某某，2.原告明知购买的理财产品并非正规产品的情况下，仍交易，原告对所有风险应当知晓，原告作为长期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应当具有经验，且具有辨识能力，原告在明知并非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仍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有主观过失，被告对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被告中国人寿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称其自2001年到2015年期间多次在被告处购买保险。故认识了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红玉。2015年2月17日，原告向张红玉转款65万元；2015年2月17日，原告向张某某转款30万元；2015年2月17日，原告向张某某转款81万元；2015年3月2日，原告向张某某转款14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304万元。原告称其在被告处投保了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原告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24日的《保险服务卡》，载明：被保险人：王巧云女士，本公司已为您承保了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2010版；缴费金额340万元；保险单生效日为2015年2月25日；年金领取日为2021年2月24日；签证人为张某某；经办人为韩茹；复核人为郑斌。该保险服务卡落款处印章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西安分公司 业务处理专用章（20086）（非订立新合同章）”。关于原告转账324万元，但保险服务卡载明缴费金额为340万元，原告称其中81万元的转账中20万元是其他保险的，计入本次金额为61万，故有效金额为304万元，张红玉和张某某口头承诺说批注上首年利息已付，计算方式为原告自己记载的304万元+304万元*13%并称人寿的人又给了3.52万元的现金，故合计是340万元，关于付款的人，原告并未在本院指定时间内核实并回复。被告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称对《保险服务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并无保险服务卡这样的形式，张某某曾经是公司银保四部公司的经理，现在已经联系不上，同时张某某并未将收取的款项向公司转账。被告张红玉称其在2015年2月17日收到原告转款65万元后即在2015年2月25日按照原告的指示将65万元转账至张某某账户。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服务卡上的注明的复核人郑斌到庭核实称，其是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员工，韩茹也是公司员工已经退休，张某某是银保四部的经理，关于原告提供的保险服务卡其表示公司并无这种形式的卡，而且其也并未复核，原告保险服务卡上的内容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其并未复核且公司没有复核一说。以上事实，有转账记录、保险服务卡、（2018）陕民申2031号裁定书、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证据佐证，并经当庭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请，本案为保险之诉。原告应对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或者保险合同，而非保险服务卡。而本案所涉的保险服务卡载体为单页纸张，所载文字均为打印字体，加盖的印章为方形印章，印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085）（非订立新合同章）”。由此来看，该保险服务卡尚不足以证明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另，根据原告、被告张红玉的陈述和银行交易明细来看，案涉款项实际发生金额为304万元，是在2015年2月17日从原告银行账户转入张红玉银行账户65万。2015年2月25日，再由张红玉将上述65万元转入张某某账户。2015年2月17日，从原告银行账户分三次转入张某某账户259万元，其中20万元是其他保险的。上述款项并未转入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账户。由此来看，原告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并未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巧云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47050元，本裁定书生效后退给原告王巧云。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洁人民陪审员    齐      燕人民陪审员    赵  小  旻  二0二〇年 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董  江  丽   打印：相丽华       校对：秦婷婷      2020年  月  日送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