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186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阳，男，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临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先烈，女，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立新，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临湘市。上诉人周阳因与被上诉人谭先烈、原审第三人周立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39395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周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17500元及利息；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案涉三张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均系周阳，被上诉人作为借款人有签名按指模，且被上诉人一审时也表明上述三张借条系本人签署。一审法院以借条及声明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为案涉借款的权利人为由认定上诉人并非案涉借款的实际出资人，属事实认定错误。通过第三人周立新及方亚兵转账至被上诉人账户的款项的权益归属于上诉人，该委托转账行为不受上诉人银行流水账户金额的影响，单凭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出借款项的能力。原审第三人周立新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复杂，为防止混淆，涉案当事人均同意涉案款项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名义建立。2019年9月2日前往被上诉人处要债的是上诉人的母亲，仅因被上诉人称原审第三人周立新实际出借人，公安机关才要求原审第三人前往派出所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自始至终，原审第三人从未对案涉借款主张过权利。谭先烈、周立新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周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先烈向周阳偿还借款本金1317500元及利息409760元（利息以本金1317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8年5月27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谭先烈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4月13日，周立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谭先烈转入50万元，谭先烈于2017年4月16日出具一份手书《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周阳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一年”。借款人签名为谭先烈“谭先烈”，并附有谭先烈身份证号码及上述收款银行账号信息。2017年5月20日，案外人方亚兵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谭先烈转入30万元。2017年5月23日，周立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谭先烈转入8.8万元。谭先烈于2017年6月9日出具一份手书《借条》，内容为：“今收到周阳支借人民币二笔共计伍拾万元整”。借款人签名为谭先烈“谭先烈”，并注明“此二笔款项已收到”。除以上两笔转账外，关于该份借条所涉剩余借款11.2万元周阳称系通过现金支付，谭先烈否认收到现金的事实。上述两张借条对利息未作约定，周阳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5%，谭先烈对此不予认可。2018年5月26日，谭先烈出具一份新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周阳人民币1317500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息2.5%/月”。借款人签名为“谭先烈”，证明人签名为“周立新”。周阳称该份借条系因谭先烈未归还2017年两张借条涉及的借款本息，双方于2018年5月26日进行结算，将前期利息计入借款本金重新出具的借条。其中，第一张借条所涉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从2017年4月13日起算，第二张借条所涉借款本金50万元，从2017年6月9日起算，均按月利率2.5%计至2018年5月26日，本息共计金额为1317500元，即为2018年5月26日借条所确认的借款本金数额。谭先烈确认上述三份借条均由其本人签署，但辩称实际出借人系周立新，而并非周阳。同时，谭先烈辩称2018年5月26日借条系由周立新带人上门胁迫其出具，但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所称被胁迫出具借条的事实。谭先烈提交一份转账凭证，载明2019年2月2日谭先烈向案外人方亚兵账户转入10万元；谭先烈提交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载明：①2019年2月2日，周立新向谭先烈发送方亚兵银行账户信息，指示谭先烈向方亚兵账户转款；②2019年9月2日晚上，周立新称“……借了100多万给你，我真的对你是很用心……100多万现金……我真的起诉你的话，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谭先烈主张上述10万元系归还案涉借款本金，且周立新为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周阳及周立新对谭先烈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周立新主张该笔款项系其委托谭先烈买车的退款，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款项性质。经查，周立新与周阳系叔侄关系，庭审中周立新称周阳尚在“老家”。2019年10月，周立新及方亚兵分别出具《声明》，确认上述银行转账系受周阳委托，所涉汇款的全部权益属于周阳。周立新述称与谭先烈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未解决。庭审中，各方确认谭先烈与方亚兵并不相识。另，经向流塘派出所调取相关询问笔录查明，谭先烈于2019年9月2日下午报警称有一男一女上门要债，谭先烈称不认识上门人员，后看到对方手里的借条才知道是以前借钱的周立新派过去的，谭先烈确认尚欠周立新借款1317500元以及签了相应借条的事实。同日，周立新接受询问称，因谭先烈欠其侄儿周阳借款未归还，现来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周立新在询问笔录中称：谭先烈于2017年4月16日找其借款100万元，其因资金不够，遂叫谭先烈找周阳借，双方谈好借期1年，利息2分5，每月先还利息，并签订了借条，周阳把钱打到周立新账户上，再由周立新转给谭先烈。经查，周阳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案涉借款发生期间，周阳账户余额从未超过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周阳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请谭先烈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谭先烈出具的3张借条虽载明系向“周阳”借款，但周阳并非借条所涉借款的实际出资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本金88.8万元实际系由周立新及方亚兵转账支出，剩余本金11.2万元周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由其本人通过现金支付的事实。虽然周立新、方亚兵均出具《声明》确认上述银行转账系受周阳委托，所涉汇款的全部权益属于周阳；但两份声明的时间均为2019年10月，系在谭先烈及周立新报警之后，且根据周阳提供的银行流水，周阳并无出借款项的能力，而周立新在询问笔录中所称“借款系由周阳打到其账户，再由其转给谭先烈”，更无事实依据；再者，如按周阳及周立新主张，借款权益归于周阳，但谭先烈2019年2月2日按照周立新指示向方亚兵转账的10万元却与周阳毫无关联，此为显失公平；因此，单凭借条及声明不足以认定周阳即为案涉借款的权利人。其次，没有证据表明周阳实际参与了案涉借款事宜。事实上，周立新多次就案涉借款直接与谭先烈进行沟通，其在微信中称“……借了100多万给你，我真的对你是很用心……100多万现金……我真的起诉你的话，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分明是以出借人自居。同时，周立新还直接对案涉借款进行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显然，在整个事件中，周阳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结合周立新当庭所称周阳尚在老家的事实，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实际是由周立新借“周阳”名义进行操作，周阳并非真正的出借人。综上，周阳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谭先烈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周阳的起诉不付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周阳的起诉。周阳预交案件受理费10173元，一审法院予以退还。保全费5000元，由周阳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周阳与被上诉人谭先烈之间是否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周阳是否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涉案借款本金88.8万元虽然实际由一审第三人周立新和案外人方亚兵转账支付，但周立新和方亚兵均出具了声明，确认银行转账支付的借款系受上诉人周阳的委托而为，所涉汇款的全部权益属于周阳。被上诉人谭先烈也向上诉人周阳手写出具借条，载明收到了上诉人周阳支付的借款。上诉人周阳委托他人办理向被上诉人谭先烈出借款项的事务未违反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谭先烈对于其向上诉人周阳借款这一事实是清楚的，故上诉人周阳是与被上诉人谭先烈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依法应当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上诉人周阳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谭先烈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一审第三人周立新仅以上诉人周阳的名义向被上诉人谭先烈出借款项，周阳并非真正的出借人，由此否认上诉人周阳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39395号之二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 娃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