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03民初2299号原告：冉龙权，男，1966年2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文洪，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迎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太平村宏庙组**。法定代表人：刘燕，职务：理事长。原告冉龙权与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迎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石柱中药材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冉龙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文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石柱中药材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冉龙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大黄种芽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购买马蹄大黄种芽款4578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栽种马蹄大黄种芽支出租地、运输、打地、抖草、工人工资、购买杀虫药肥料等经济损失480896.8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计划栽种中药材，通过多方了解，发现被告宣传的马蹄大黄栽种是一个不错的项目，而且，被告还回收成品，销路有保障。经过协商，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了《大黄种芽销售合同》，合同第二条第1项约定：乙方负责提供规范化栽培技术及全程跟踪服务；第三条第1项约定，乙方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五条约定，乙方对大黄后期成品包回收。关于栽培成活率的问题，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项特别约定：乙方“确保成活率不低于80％以上，如达不到80％以上立即补上种芽（不收取费用）”。为栽种马蹄大黄种芽，原告在红河州蒙自市亩土地。从被告处购买的大黄种芽分两批运输，第一批运了41万株种芽，这次被告法定代表人刘燕及合作社技术员刘定刚（刘燕的父亲）跟随来到原告的地上进行技术指导；第二批运了278750株种芽。原告通过转账向被告支付购买种芽的款项45万元，另按刘燕的要求帮其购买三七支出7800元，该款折抵种芽款，原告共支付了种芽款457800元。原告请人打地、栽种、抖草，购买杀虫剂及肥料在地里使用。大黄种芽栽下后，成活的情况很糟糕，成活率不足5%。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处理，被告一直拖延，2个多月后才安排人员到地里查看，但对于大黄种芽成活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的约定，补上种芽，但被告只同意补种苗，而且最多只同意补8万棵种苗。（种苗比种芽的生长周期长，被告同意补的种苗也与原告购买的种芽数量相去甚远）。在大黄种芽成活率远远达不到被告在合同中所做承诺的情况下，被告不同意按合同履行，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该法律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解除合同，原告有权要求赔偿。原告经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特此提起诉讼。被告石柱中药材合作社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述称：1、签订的马蹄大黄种牙合同无异议；2、不认可原告主张的457800元种芽款；3、不认可原告提出的租地、斗草、农药、打地、人工工资、运输等损失480896.80元；4、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原告种中药材是自己找到我才供应种芽；种植包回收是事实，所以他才选择这个项目；栽种时我方已派人到当地进行过技术指导，一直到栽种结束，已经尽到技术服务的义务；种芽成活率确实在合同中约定过，但种芽死亡是由于细菌感染导致的，不是我方的原因。450000元种芽款不是事实，其中还送给他300000个芽头，他还有80000货款没有支付给我，按合同约定，货款应该在取货验收完后支付，他没有付完款存在违约。事发后，根据实际出芽率和未付款情况，我方答应赔偿他80000个种苗。原告冉龙权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欲证实原告基本信息及主体资格。第二组：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欲证实被告基本信息及主体资格。第三组：土地租赁合同、支付土地租金凭证。欲证实原告向蒙自市鸣鹫镇颇者村村民共租用313.91亩土地用于种植中药材，租赁期限为三年。原告支付了第一年的土地租金。第四组：大黄种芽销售合同。欲证实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了《大黄种芽销售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五组：微信转款凭据、跨行汇款凭据。欲证实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购买大黄种芽的货款450000元。第六组：视频资料共8段，第1号视频：欲证实原告向被告购买大黄种芽，被告法定代表人刘燕及合作社技术员刘定刚(刘燕的父亲)跟随运输种芽到原告租赁的土地上；第2、3、4号视频，欲证实原告向被告购买大黄种芽后，请工人栽种，被告技术员刘定刚在现场提供技术指导；第5、6、7号视频，欲证实被告销售给原告的大黄种芽，栽种后成活率不足5%，远远达不到被告在销售合同中承诺的80%；第8号视频，欲证实因大黄种芽栽下后成活率极低，原告多次找被告处理，被告一直拖延，2个多月后才安排刘定刚到现场，刘定刚到现场后，对于大黄种芽成活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第七组：原告支付第一批大黄种芽运输费凭据，欲证实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大黄种芽分两批运输，原告支出第一批种芽运输费9500元。第八组：收据，欲证实原告为栽种大黄种芽支出打地费25200元。第九组：收条，由栽种大黄种芽管理人马绍忠出具，欲证实原告为栽种大黄种芽支出抖草工钱4760元。第十组：收条，由栽种大黄种芽管理人马绍忠出具，欲证实原告为栽种大黄种芽支出栽种的工人工资69211元。第十一组：送（销）货单，欲证实原告栽种大黄种芽期间，购买杀虫剂及肥料支出9270元。第十二组：协议，欲证实原告雇请两名长工管理大黄种芽基地，每人每月工资2500元。第十三组：微信聊天记录、收款收据，欲证实原告按被告要求，购买了文山特产三七发往新疆，原告支出7800元，该款折抵向被告购买大黄种芽的货款。第十四组：房费收据，欲证实原、被告签订合同后发货时，被告法定代表人刘燕及合作社技术员刘定刚（刘燕的父亲）跟随来到原告栽种基地进行技术指导。第十五组：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刘燕的通话录音，欲证实大黄种芽栽种成活率远远低于被告在合同中所做承诺，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补上种芽，但被告只同意补种苗，而且最多只同意补8万棵种苗；被告的说词，等于明确告知原告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本院认为，被告石柱中药材合作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在举证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也未到庭质证，本院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且与原告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与合同约定原告自取种芽及大面积栽种马蹄大黄种芽的事实相吻合，并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第十五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第十一组证据，所购农药及肥料用于已成活的种芽，该部分种芽原告仍然在管理，不能认定为损失，故不予采信；第十二组证据，无实际支付工资凭证，故不予确认；第十三组证据，无双方对该款抵扣种芽货款的合意，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确认；第十四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故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8日，原告向被告采购马蹄大黄种芽，双方签订了《大黄种芽销售合同》；合同约定：1、采购种芽名称为马蹄种芽，规格为1公分至1.2公分，品种为马蹄大黄，数量为410000个（其中10000个种芽用于补芽），单价为0.75元，总计金额307500元，实际应支付种芽货款为300000元。2、种芽规格：被告提供马蹄大黄种芽、规格与协议约定的要求一致，被告负责提供规范化栽培技术及全程跟踪服务；质量保证正中马蹄大黄芽，种芽无霉烂；确保成活率不低于80%以上，如达不到80%以上立即补上种芽（不收取费用）。3、原告到被告基地取货，经验收数量、质量合格后，被告开具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原告支付100%的种芽款（种芽款以实际出货数量计算确定）。4、产品回收：被告出售大黄种芽后，大黄后期成品包回收，价格按照市场价回收。5、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执行期限内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等。合同签订后，被告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出售了第一批马蹄大黄种芽400000个，并另外赠送10000个，其法定代表人刘燕及相关工作人员随货到原告种植地进行了技术指导和服务，至栽种完毕；后经双方协商，被告又向原告出售了第二批马蹄大黄种芽278750个；两批种芽原告分别于2019年11月中旬、12月下旬栽种完成。原告分别于2019年11月8日、15日、26日，12月18日、25日，2020年1月2日、9日、21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刘燕支付货款2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30000元、20000元、30000元、20000元，共计450000元。期间，原告发现种芽霉烂及未出芽，遂与被告反馈要求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但被告未及时履行该合同义务，余款原告也未向被告支付；2020年5月间，原告和被告安排的技术指导及服务人员到现场勘察，马蹄大黄种芽仅有少量出芽存活；之后，双方就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被告同意补给原告种苗80000个，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另查明，原告为种植马蹄大黄种芽，向蒙自市鸣鹫镇颇者村农户租用耕地313.91亩，租期从2019年1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目前，原告已向农户支付了第一年租金107838元。原告自行到被告处取货运输时，支付了运费9500元。在栽种和管理马蹄大黄种芽期间，支出打地费25200元、抖草工钱4760元、栽种工钱69260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大黄种芽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合同约定，双方除购销大黄种芽外，还约定了种芽栽种全过程技术指导及服务、成品回购等事项，不限于种芽买卖，双方合同权利义务贯穿于种芽栽种至成熟的整个时期，应定性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被告的主要合同义务除交付种芽外，还应负责提供规范化栽培技术及全程跟踪服务，确保种芽成活率不低于80%；现种芽只有少量存活，并且被告也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原告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权解除合同，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大黄种芽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规定，被告因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造成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告的损失包括已支付的种芽货款、土地租金、运费、打地费、抖草工钱、栽种工钱，其中，所租赁的土地在租期内原告还可以另为他用，租金酌情支持8个月，即71892元；原告的损失为630612元。根据合同性质，种芽的日常管理由原告负责，被告仅负责提供规范化栽培技术及全程跟踪服务；在种芽的栽培过程中，原告明知出芽期为20天左右，在逾期的较长时间内，虽然被告未及时提供技术跟踪服务，但原告作为经营管理主体，未采取其他救助措施，导致种芽霉烂而进一步扩大损失，其自身存在管理过失的责任；综合全案情况，原告的损失由其自己承担30%的责任，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441428.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冉龙权与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迎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大黄种芽销售合同》。二、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迎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冉龙权经济损失441428.40元。三、驳回原告冉龙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93元，由原告冉龙权负担3493元，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迎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负担3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宝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松羿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