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7民终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负责人:聂峰,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敬弟,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大联,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2MA2N8NP741(1-1)。 法定代表人:王维东。 诉讼代表人: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黄中梓,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玲,安徽天贵(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与被上诉人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置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民初8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滨江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明知滨江置业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对申请贷款提交的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虚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未进行真实性调查,违反法律法规向滨江置业公司发放60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对滨江置业公司的贷款用途、贷款企业资信、工程进度等状况未进行贷后检查,致使滨江置业公司在取得贷款后将一部分贷款用于归还公司债务,改变了贷款用途。上述事实认定,首先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关于本案中的证据,原审判决中已经清楚列明,只包括《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金某违法发放贷款案的一、二审刑事判决书。而上述证据中,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存在上述“明知”情形。刑事判决书中,只有关于金某“明知”上述情形的认定,并未同时认定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也同样“明知”。原审判决将金某个人的“明知”直接等同于九江银行的单位“明知”,显然没有任何依据;其次,上述认定也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如果九江银行确实存在上述“明知”情形的话,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就不应当仅是金某个人,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作为贷款银行,也同样会因此而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的单位犯罪。再次,至于滨江置业公司取得案涉贷款后是否以及如何改变贷款用途,显然属于其是否诚信履约和恰当履约的问题,此行为既不可能成为金某是否构成犯罪的要件,也不可能成为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二、原审判决理解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明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制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应当认定双方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无效。该裁判观点明显存在以下错误:1、“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显然应是建立在双方合意基础之上的一种通谋行为。而如前所述,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并不存在与滨江置业公司进行通谋的情形,双方之间只达成了签订借款合同的合意,而不存在以借款合同为形式而掩盖其他非法目的的合意;2、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同正常的职务行为并非同一概念,个人的犯罪行为只可能体现其个人意志,不可能体现单位意志,因此,即便是金某同滨江置业公司之间存在某种非法的合意,也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意志的体现。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需要讨论金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的问题。3、所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本案中,首先取得借款就是滨江置业公司的真实目的,该目的本身并不违法,无需进行掩盖;除此之外,其并不存在其他非法目的;其次,滨江置业公司伪造贷款资料的行为也不属于规避法律的行为,其目的并非为了排除应当适用的法律以争取能够适用对其更为有利的其他法律,而是为了使得实际不能满足的贷款条件在外在形式上能够满足,该行为实际属于欺诈,而不是规避法律;再次,双方当事人所采用的形式无非是签订的银行借款合同,该形式同贷款的真实目的完全一致,不存在以此形式掩盖其他目的问题。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对于《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理解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民法总则》为一般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本案为合同纠纷,且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成立于2013年,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关于《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中已经明确指出:“民法典施行后,现行合同法将不再适用。在此之前,存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在适用时的衔接问题。民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之间并非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而是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的关系。当合同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先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对照上述可以看出,原审判决将《民法总则》同《合同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特别法和普通法(一般法)的关系明显属于认识错误,其按照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选择本案适用法律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会议中还明确指出: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被虚伪意思表示中的隐藏行为所代替。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既可能是两个行为,也可能是一个行为,无论是两个行为还是一个行为,都是无效的。但在隐藏行为中,虚伪意思表示尽管因其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但被隐藏的行为则要根据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来判断,实践中可能是有效的。由上可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所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在《民法总则》颁行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适用价值和适用空间。3、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精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但要注意有例外情形…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有效或者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不仅错误认定了本案事实,而且错误理解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同时也错误适用了法律,由此导致原审判决结果完全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纠正。 滨江置业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根据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结果,金某作为案涉6000万元贷款的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单位的主调查人,是经过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授权认可的主调查人,但金某对本笔贷款的最终发放没有决定权。其作为主调查人只是本笔贷款审查、发放等众多程序中的其中一个环节，本笔贷款金某作为主调查人,在贷款资格审查等方面指使滨江置业公司原法人及工作人员提供虚假证件、合同、财务资料等,其作为主调查人在明知滨江置业公司提交的一系列材料均为伪造虚假材料;仍签字认可真实性。在此后审批、签约、发贷、贷后检查等法定程序中,金某与时任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经理产生争执,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经理不同意放贷,后经原任安徽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督察员、银行处副处长王彪与时任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行长、副行长协调,最终发放本笔贷款。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的正、副行长的意思表示是代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必须对此行为负责。该笔借款的违法发放是由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单位意识所决定的,金某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行为。2、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已经自认金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而并非为其个人行为。根据(2017)皖01民初224号民事裁定书及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与安徽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公司）、孙百胜达成的协议书,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起诉大富公司、孙百胜合同纠纷一案,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撤回起诉并在协议书中约定九江银行合肥公司解除大富公司保证合同与展期协议以及孙百胜担保函与展期协议,并不再基于保证合同、担保函以及相应展期协议向大富公司或孙百胜主张任何权利。前述违法发放贷款罪涉及大富公司、孙百胜提供保证担保,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放弃对大富公司、孙百胜的责任,清楚表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对同一经办人金某代理行为的认可,对合同无效的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明知滨江置业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对申请贷款提交的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未进行真实性调查,违法向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发放6000万元贷款等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二、一审判决理解法律正确。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意思表示不是合法借贷,而是实现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目的。为规避金融管理秩序,逃避贷款监管,掩盖违法发放贷款目的,代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办理银行授信负责人金某指使原滨江置业人员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目的不是正常发放贷款,也不是让原滨江置业公司正常使用贷款,其实现及追求的真实目的是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目的。根据(2017)皖11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支付工程款是虚假的,该笔6000万元贷款并非用于滨江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项目中。2、《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授信及贷款资料虚假，形式上直接违法,是犯罪手段。代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履职的金某在办理借款授信及发贷过程中,一方面故意隐瞒滨江置业真实资信状况,另一方面指使并指导滨江置业公司的财务人员提供虚假材料,并与原滨江置业公司人员勾结串通,伪造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上述资料是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授信及贷款资料,实际虚假、伪造。3、以《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名义发放贷款是犯罪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损害金融安全社会公共利益。金某在代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履职过程中,为了进一步达到规避授信、贷款监管的犯罪目的,故意不要求滨江置业提供上一年度财务报告,违规给滨江置业发放3000万元后,未对贷款的用途、贷款企业资信、工程进度等状况进行贷后检查,又违法发放3000万元贷款,致6000万元贷款违法发放给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滨江置业公司。金某以组织存款费用名义占有275万元,剩余违规发放的贷款全部通过非法手段转移到名义借款人滨江置业公司之外。为了达到犯罪目的,明知滨江置业公司不符合贷款的条件,指使帮助滨江置业公司制作虚假材料授信发贷,金某的行为构成了违法发放贷款罪已被判刑。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与滨江置业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行为侵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和金融安全,以所谓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理解完全正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九民会议纪要》中对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本案中案件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之前,起诉时考虑按《合同法》适用,不存在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的事由,认定无效与《民法总则》价值判断即法意保护、违法惩戒目的一致。按《民法总则》中虚假意思认定也应当无效,作为犯罪手段的借款、抵押合同属于虚假意思表示,且银行人员起主导作用。2、从适用与法解释角度,《九民纪要》倡导按《民法总则》虚伪意思表示替代《合同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款,目前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本案事实不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还存在违反强制性规定、侵犯国家金融安全的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正确。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滨江置业公司诉讼请求：1、确认滨江置业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于2013年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01)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滨江置业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约定由滨江置业公司向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借款6000万元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借期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止。合同另约定借款利率及利息计收方式、本金偿还方式。同日,滨江置业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滨江置业公司以其产权证号为“池土国用(2012)第CH2-119/2012号”土地为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与滨江置业公司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之下的所有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为6000万元,抵押额度有效期为2013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另约定担保范围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大富公司亦于同日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大富公司为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与滨江置业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6000万元,并约定保证范围。2013年3月20日,滨江置业公司以两块土地抵押、公司100%股权质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成德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池州市滨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向安徽省投资集团公司申请一年期贷款9000万元提供担保措施。为申请6000万元贷款,滨江置业公司提交了虚假的公司财务报表、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虚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工程款申请支付单等资料。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工作人员金某作为滨江置业公司该笔贷款的主调查人,通过QQ聊天、电子邮箱等方式指导滨江置业公司财务人员编造修改报表;隐瞒滨江置业真实资信状况;对贷款申请提供的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未进行真实性调查;未对贷款的用途、贷款企业资信、工程进度等状况进行贷后检查,违规要求滨江置业用部分贷款支付组织存款费用275万元。池州三建公司作为滨江置业公司开发的玉庭龙湾花园一期工程的承建单位,收到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受托支付的6000万元贷款后,于2013年11月20日汇给滨江置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成德3000万元,于2013年12月4日汇给滨江建材公司3000万元。截止2014年1月,滨江置业公司实际支付池州三建公司工程款1084万元,贷款未完全用于工程项目建设,改变了贷款用途。2014年5月5日,滨江置业公司向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还款50万元。2015年8月,滨江置业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7年8月11日,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工作人员金某因违法向滨江置业公司发放贷款6000万元被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金某不服上诉至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4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1刑231号判决书,对金某所涉罪名、刑罚予以维持。上述事实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2017)皖1125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明知滨江置业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对申请贷款提交的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未进行真实性调查，违反法律法规向滨江置业公司发放60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对滨江置业公司的贷款用途、贷款企业资信、工程进度等状况未进行贷后检查，致使滨江置业公司在取得贷款后将其中一部分贷款用于归还公司债务，改变了贷款用途。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疏于对工作人员的监管，其行员工金某作为该笔贷款的主调查人，指导滨江置业公司编造虚假数据，明知其提交的是虚假的材料，仍将虚假材料逐层上报，违规要求滨江置业公司用部分贷款支付组织存款费用，为滨江置业公司贷款提供便利，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已经生效的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11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滨江置业公司明知不符合九江银行合肥分行放贷条件，为了达到申请贷款和提取贷款的条件，修改公司财务数据，伪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取得贷款后用部分贷款归还公司债务，改变贷款用途，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明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制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应当认定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无效。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对金某在办理该笔贷款业务时的违法违规行为，着实存在着监管不严的责任，即便仅有金某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可否认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为一般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本案为合同纠纷，且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成立于2013年11月5日，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因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无效，故认定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综上所述，对滨江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20130909404）无效；二、确认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61702013090940401）无效。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负担。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滨江置业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6170120130909404）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滨江置业公司为获取九江银行合肥分行6000万元贷款，提交虚假的公司财务报表、伪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虚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工程款申请支付单等资料，并在九江银行合肥分行该笔贷款主调查人金某的指导下编造虚假数据，金某明知滨江置业公司提交的是虚假的材料，仍将虚假材料逐层上报，为滨江置业公司贷款提供便利，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已经生效的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11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贷款经过了申报、调查、审核、放款监督、贷后检查及展期等多项程序，时任行长、副行长亦知晓案涉贷款，一审认定金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滨江置业公司及金某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以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合法形式，进而掩盖了“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得以实现。如金某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则滨江置业公司骗取银行贷款6000万元的非法目的难以实现。原审认定《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确认滨江置业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无效，进而确认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九江银行合肥分行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包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