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28514号原告深圳市溢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路西侧贤基大厦**4J、4H，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86117881。法定代表人许国军。委托代理人张红波，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东江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270796104。法定代表人贺东红。委托代理人郭卫东。被告深圳市同键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路**北科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8367201P。法定代表人周静。委托代理人王义良，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贝贝，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深圳市溢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同健”）、深圳市同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同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红波、被告惠阳同健的委托代理人郭卫东、被告深圳同键的委托代理人王义良、梁贝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5324488.2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相关情况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惠阳同健自2015年初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原告向被告惠阳同健供应电子化铂金线等货物，双方交易流程为被告惠阳同健通过电子传真方式向原告下订单，原告确认后送货至被告惠阳同健指定地址，被告惠阳同健在送货单上加盖收货专用章。原告主张2015年至2018年期间合计货款为11425467.88元，截至2017年10月25日，被告惠阳同健共支付货款4930979.64元，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被告深圳同键共支付货款1170000元，剩余货款5324488.24元未付清，经催要无果，诉至本院。原告称被告深圳同键与惠阳同健存在人格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及关联交易的事实，故深圳同键应与惠阳同健共同承担付款责任。被告惠阳同健辩称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无证据证实，对账单未经其盖章确认，送货单并无金额且双方未最终确认总的交易金额，双方签署了书面协议原告同意在最终货款金额的基础上减掉70万元。被告深圳同键辩称其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深圳同键系独立法人，不应对惠阳同健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对账单（庭审时原告称为“采购单”，但庭前原告提交的证据清单写明为“对账单”，结合该份证据的内容和与送货单的时间先后顺序对比，本院认为其性质实为对账或结算，故本院统一称为“对账单”）、送货单、付款单、录音等证据，被告惠阳同健称对账单无原件，且部分并未盖章和签字，故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对送货单中加盖了被告惠阳同健公章的部分予以认可，对付款单认可，对录音不予认可；被告深圳同键对付款单予以认可，对其它证据均不予确认。经查，上述证据中，对账单的确认人员为案外人“李华、徐静、乔鹏程”等人，庭审时原告称李华系惠阳同健的技术人员、徐静系惠阳同健的财务人员、乔鹏程为惠阳同健的董事，被告惠阳同健的代理人称其为“后来才进入公司，不清楚三人是谁”；另有2017年7月、2017年10月及2017年11月对账单并无人签字确认;根据上述对账单，2014年11月至12月应付货款为339992.49元，2015年1月应付货款为352157元，2015年2月应付货款为74350.49元，2015年3月应付货款为215541.96元，2015年4月应付货款为333295.65元，2015年5月应付货款为385351.89元，2015年6月应付货款为292636.93元，2015年7月应付货款为424124.1元，2015年8月应付货款为514334.67元，2015年10月应付货款为458185.5元，2015年11月应付货款为456329.5元，2016年1月应付货款为400815元，2016年2月应付货款为220642.5元，2016年3月应付货款为389064元，2016年4月应付货款为335182元，2016年5月应付货款为422660元，2016年6月应付货款为320972元，2016年7月应付货款为295487.61元，2016年8月应付货款为346956元，2016年9月应付货款为431958.78元，2016年10月应付货款为380306.77元，2016年11月应付货款为337439.42元，2016年12月应付货款为290174元，2017年1月应付货款为156371.58元，2017年2月应付货款为200854.54元，2017年3月应付货款为220922元，2017年4月应付货款为194326元，2017年5月应付货款为39913元，2017年6月应付货款为49513元，2017年7月应付货款为160295元，2017年8月应付货款为190141元，2017年9月应付货款为272758元，2017年10月应付货款为321941元，2017年11月应付货款为36207元，2018年8月应付货款为172725元，2018年9月应付货款为285075元，2018年10月货款为342263元，2018年11月应付货款为190775元；送货单显示除编号为“0012267”及“0012268”外，其余送货单均有惠阳同健加盖收货专用章；付款单系两被告向原告的付款记录，其中深圳同键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均备注为“货款”或“药水款”，原告称惠阳同健从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合计向原告支付货款4930979.64元，深圳同键从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合计向原告支付货款1170000元，被告深圳同键辩称上述付款行为均为其代被告惠阳同健向原告支付货款，因其是惠阳同健的供应商，惠阳同健要求将所欠货款直接付至原告；录音证据中有部分为谈话录音，原告称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许国军、代理人张红波及两被告的实际控制人陶寅之间于2019年9月11日在惠阳同健所在地的谈话录音，惠阳同健认为该录音即使是陶寅本人，未经陶寅许可，原告的私自录音已侵犯了陶寅的隐私权，不具有合法性，且陶寅仅受惠阳同健的委托处理特定事项，并未得到公司的授权处理公司债权债务事项；被告深圳同键称陶寅与其没有关系，无权代表深圳同键对外做任何意思表示，经查，上述谈话录音显示，原告方向陶寅询问“陶总，你那个深圳同键是负责什么业务的”，陶寅回复“接单啊”，原告方再问“接单就是接到这边来生产”，陶寅回复“对啊”，之后原告方再问“你们是通过那个公司赚钱来还这个公司，对吧”，陶寅回复“那只能这样，没办法”。被告惠阳同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同意在双方最终确认的货款金额基础上减免70万元，经查，该《协议书》系陶寅作为惠阳同健的代表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许国军作为原告的代表于2017年11月16日签订，内容为双方确认截至2017年11月16日惠阳同健共欠原告货款（实际欠款金额依双方财务核对后最终数据为准），原告同意惠阳同健欠款总金额的基础上减掉70万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分24个月支付，原告收到惠阳同健支付的前述款项后不再向惠阳同健主张余下货款、利息、违约金及其他任何权利等；惠阳同健在《协议书》抬头处加盖公章。被告惠阳同健于庭审时称陶寅系其股东，双方签订上述《协议书》时并未对总欠款金额进行结算，之所以会签订该协议系因乔鹏程是公司总经理，其有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原告知道此事后同意减免了70万元的货款。原告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该协议的签订是为了惠阳同健能够尽快支付货款，但惠阳同健至今仍未支付，故协议内容已失效。深圳同键对该份证据无异议。另根据两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深圳同键成立于2014年3月12日，案外人陶寅曾系深圳同键的股东（2015年8月28日已变更），担任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5月12日已变更）及监事（自2017年5月12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等职位，深圳同键的现任监事为案外人唐术海，案外人杨美如亦曾系深圳同键的股东（2015年8月28日已变更），担任过监事（2017年5月12日已变更）一职；惠阳同健成立于2001年3月23日，现任监事为唐术海，杨美如系其前法定代表人（2018年11月7日已变更）；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含机器设备租赁、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与加工、设计销售等。判决结果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及庭审当事人陈述，被告惠阳同健对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收到原告货物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争议焦点在于货款金额，对此原告提交了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本院认为，对于加盖了惠阳同健收货章的送货单，被告惠阳同健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因送货单上均未记载货物价款，惠阳同健对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并不认可。对于对账单，惠阳同健的代理人庭审时称其“后来才进入公司”，不清楚签字人员是谁，且对账单并无原件，因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院在庭审前已在合理期限内向被告惠阳同健送达了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惠阳同健理应在收到后核对签字人员是否为本公司的工作人员及所担任的职务等情况，但被告惠阳同健直至庭审时仍然表示不清楚该三人是否为公司工作人员，不符合常理；且，被告惠阳同健在此后的庭审时又明确表明了其中签字人员“乔鹏程”系其总经理，其陈述内容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并且，依照惠阳同健所述双方尚未对账，一方面与其曾有持续多次的付款行为存在矛盾之处，另一方面如果未对账属实，被告惠阳同健明知在拖欠原告货款的情况下，依据诚信原则，其应当积极核对原始资料，与原告对账确认货款，但被告惠阳同健并未履行相关义务，明显存在过错，且在原告起诉后仍未有积极的对账行为，反而以“对账单无原件，不清楚签字人员”为由否认原告主张的货款，其行为属于消极不作为，亦违反了诚信原则。现在原告已提交了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并能对账单、送货单之间是否对应作出合理说明，被告惠阳同健在已收货的前提下否认原告主张的货款，却又未提出反证，故本院对惠阳同健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原告提交的送货单，考虑到采用传真方式符合现代交易的惯例做法，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均予以确认，虽然有部分对账单并无人签字，但能与加盖了惠阳同健收货章的送货单予以对应，本院亦予以确认。经核算，从2014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应付货款为10852038.38元，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因原告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的已付货款情况，因被告未提交证据，本院采信原告所述，确认两被告合计支付货款6100979.6元，故剩余未付货款为4751058.78元。根据被告惠阳同健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表明双方对在总欠款金额减掉70万元已达成一致，原告关于协议内容已失效的质证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惠阳同健现在应该就未付货款4051058.78元（4751058.78元-700000元）承担立即支付的违约责任。关于两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首先，从案外人陶寅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陶寅曾代表被告惠阳同健与原告签署减免货款的协议及惠阳同健庭审时认可陶寅系其股东的事实，足可表明陶寅与被告惠阳同健具有高度紧密联系；另一方面，陶寅代表惠阳同健与原告签署的《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而此时陶寅正担任被告深圳同键的监事一职，此前陶寅亦曾是深圳同键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第二，案外人杨美如担任惠阳同健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同时是深圳同键的股东或监事；第三，两被告的监事一职现在由同一人担任；第四，深圳同键持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其虽辩称系代惠阳同健支付货款，但是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的委托关系，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两被告告知过原告双方的委托关系；第五，两被告的经营范围存在相同之处；最后，关于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虽然两被告均予以否认，但两被告均未就此提出相关司法鉴定，结合两被告与陶寅之间的关系，且谈话录音并未侵犯陶寅的隐私权，本院对谈话录音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在该谈话录音中，陶寅明确表明“一个接单一个生产”、“那个公司赚钱还这个公司”。故综合以上事实，足以表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其人员、业务及财务均存在混同的情形，两被告具有高度的紧密关系，故两被告均应对原告的货款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同键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溢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4051058.78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溢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9071元，保全费3182元，合计52253元，由原告承担12497元，两被告承担397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琼人民陪审员 李 雯 钦人民陪审员 黎 远 锋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梁倩（兼）书 记 员 刘 雨 欣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