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琦，女，1963年11月15日生，××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缪仁凌，上海光盛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谨得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三合口村工业园区**楼**。法定代表人：董美燕，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霞，江苏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江苏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琦因与被上诉人南通谨得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谨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5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谨得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谨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人系海湾布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布姆公司）员工，向杨宗棒订货系职务行为，谨得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为南通爱卓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库单，故案涉合同相对方并非谨得公司。本人在对账时仅对金额进行核对，没有看清具体公司，杨宗棒的行为涉嫌窃取他人公司资产，本案诉讼主体应为杨宗棒与布姆公司。2.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四个主体，分别是杨宗棒、谨得公司、南通爱卓纺织品有限公司、南通半球纺织品有限公司。谨得公司所诉货款除16940.3美元外，本人均已付清。2017年5月6日、22日两只货柜，本人及布姆公司均未收到。聊天记录中的50112美元其实真实数字是49937美元，45576美元的货柜系杨宗棒发给其弟弟的，没有发送给本人。3.谨得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过高，且起算时间错误。谨得公司辩称：1.因货款迟迟不能到位，杨宗棒代表我司赴国外与王琦对账，王琦在签名时必然注意到对账函中我司的落款。本案所涉提单托运人均为我司，王琦在第一次开庭答辩时也曾认可我司主体资格。在外贸交易中，只能以公司作为交易主体，布姆公司从未与我司签订过买卖合同。2.2017年5月16日双方对账后，因王琦欠付货款，其再次购买床上用品时，承诺后期货柜尽可能现金。2017年5月6日货柜价值50112美元，因对账时货物尚未到达沙特，故该笔款项不包含在对账函中的数额里。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微信中涉及的49938美元其实就是50112美元，杨宗棒在微信中已予以纠正。关于2017年5月22日45576美元货柜，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王琦并未否认收到货物，且已分期付清了全部款项。3.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合同双方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可以参照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谨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琦支付货款774006.94元（112829美元，暂按汇率6.86计算）及逾期付款损失（以774006.94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6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琦曾多次通过微信向谨得公司订购床上用品等。2017年5月16日，王琦确认结欠谨得公司销往沙特的货款217000美元。王琦在收到谨得公司2017年5月6日（5月8日装船）发往沙特的货物后，于2017年5月29日向谨得公司经办人杨宗棒发送内容为“杨总你好，账单已对，之前总欠217000，从现在开始发货尽可能现金，这个柜49938美元，我估计星期四或星期天安排汇款，谢谢”的微信。2017年6月3日，王琦向杨宗棒发微信称：杨总你好，明天给你汇沙特的那个柜款……。2017年6月4日（星期天），王琦从国外分两笔向谨得公司付款26112美元、24000美元。2017年6月6日，杨宗棒发微信告知王琦，2017年5月22日所发（5月25日装船）货物15号到港，货款为45576美元。次日，王琦回微信称：沙特这个柜45000多美元，现在生意一点都没有，我都愁死了……，我想跟你商量，如可以的话，先把提单寄给他（指叶长青）让他先清出来，我钱筹备起来再给你汇过去。2017年6月21日、7月10日、7月19日，王琦从国外不同账户向谨得公司付款20000美元、15000美元、10500美元。2017年7月19日，王琦向谨得公司黄坚发微信称：沙特已汇10500（美元），上一个柜的货款已经汇完。2017年8月21日、11月27日，谨得公司分别收到货款20000美元、15000美元。2018年2月7日、4月9日、4月18日，谨得公司分别收到货款45000沙币、120000沙币、100000沙币，分别折合11780美元、31413美元、26178美元。以上相抵后，尚余货款112531美元未能支付。另查明：布姆公司由王琦丈夫与阿联酋公民热史德·么合热兹依投资设立，分别占有股份49%、51%，2019年5月2日，邱建设代表布姆公司与王琦签订“更新无限期雇佣合同”（始于2017年5月11日）；谨得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屏证实，2015年10月王琦已通过微信向谨得公司下单，王琦亦通过微信指令谨得公司分别向国外不同公司发货。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谨得公司提供的与王琦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双方往来中，王琦并未以布姆公司名义向谨得公司下订单，而是其个人直接要求谨得公司向指定的国外公司发货，且王琦填写对账函时亦将其作为对账主体，故王琦关于谨得公司系与布姆公司发生往来的辩称没有依据。即便以往的部分对账单上曾加盖布姆公司的印章，亦仅系债务加入，原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不因此改变，并不免除原债务人的债务履行义务。谨得公司与王琦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王琦所欠谨得公司的货款应予及时给付，王琦未及时给付货款依法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据此，一审判决：一、王琦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谨得公司给付112531美元货款相对应的人民币（112531美元×给付当日人民币汇率）及逾期利息（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二、驳回谨得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7年5月28日，杨宗棒向王琦发送Excel对账单，其中列明“规格200*230，数量288包，单价2.9”。其后，杨宗棒告知王琦“287*60*6.9=49938，这柜子的钱，要付的”。王琦对此提出异议，杨宗棒回复“写错了，2.9”。2017年6月5日，王琦向杨宗棒发送两张汇款单，并告知杨宗棒该两笔汇款是沙特货款50112美元。2017年6月7日，王琦告知杨宗棒“实在不行，这个柜就先放到你弟那里，我去你弟那里拿”。2017年7月1日，杨宗棒通知王琦“沙特还有25614美元”，王琦回复“知道，知道，过几天给你汇过去”。另查明，45576美元与50112美元两笔交易均发生在案涉对账函出具后。一审中，王琦主张案涉合同双方为谨得公司与布姆公司。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2.案涉剩余货款及利息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是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是债务人认可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并承担给付义务的书面证明，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债权人有权据此主张买卖关系存在并要求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具体到本案而言，案涉对账函的抬头为“致王琦（沙特）”，落款为谨得公司，且谨得公司作为案涉对账函的持有人，在无其他反证情况下，案涉合同双方应认定为谨得公司与王琦。一审中，王琦认可谨得公司为出卖人，二审中却又对谨得公司作为出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其行为已违反了禁反言原则，故本院对其关于杨宗棒是案涉合同出卖人的主张不予采信。王琦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多年从事商事贸易活动经验的成年人，在商事活动中较一般公众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倘若王琦是代表布姆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其应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签署对账单时向谨得公司表明其代理人身份，而事实上王琦在与杨宗棒的聊天过程中从未提及其系代表布姆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因此，王琦主张布姆公司为案涉合同买受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双方为谨得公司与王琦。根据杨宗棒与王琦2017年5月28日的聊天记录，杨宗棒发送的金额“287*60*6.9=49938”明显属于计算错误，杨宗棒在王琦提出异议后，也及时予以了更正，依双方议定的单价2.9和数量288计算，该笔款项应为50112美元。2017年6月5日，王琦向杨宗棒发送两张汇款单，并告知杨宗棒该两笔汇款是沙特货款50112美元。结合王琦在2017年5月29日关于“账单已对，之前总欠217000，从现在开始发货尽可能现金，这个柜49938美元”的表述，王琦支付的50112美元货款即为杨宗棒计算错误的49938美元货款，该笔款项并非王琦对案涉对账函中欠款的还款。就45576美元货款问题，杨宗棒于2017年6月6日告知王琦有45576美元货物15号到港，王琦表示提单给叶长青，其筹备钱，也可以将柜先放到杨宗棒弟弟那里后由其自取。王琦对于向杨宗棒下单以及货物即将到港的事实并无异议，仅表示货款需要筹措。其后，王琦在商谈中也未表明放弃该批货物的购买或向杨宗棒询问该批货物的去向。2017年6月21日王琦汇款2万美元后，杨宗棒于2017年7月1日再次向王琦催款25614美元。王琦表示过几天汇款后，于7月10日、7月19日再次付款15000美元、10500美元。王琦的汇款时间与该批货物到港时间相近，支付金额亦几乎一致，加之其在2017年7月19日“沙特已汇10500，上一个柜的货款已经汇完”的表述，可以认定王琦支付的该笔45500美元货款即为45576美元货款。综合以上分析，王琦主张支付的50112美元与45500美元均为案涉对账函项下的还款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付款时间及违约金均没有明确约定。就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王琦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货款。因对账函上所列明的217000美元均为2017年5月16日之前的结欠，而上述货物王琦均已收到，因此，谨得公司主张王琦自2017年5月17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就利息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照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案涉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0元，由上诉人王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琰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