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6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小区康华园**楼**。 法定代表人：刘小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河北双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建国，男，195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马笑梅，河北韬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范建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联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7月31日所签订的广安小区康华园2-4-401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提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范建国与高联公司，而《协议书》的当事人是石家庄市园林局与高联公司，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不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权对《协议书》条款进行变更。范建国与高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对办理产权登记进行协商，更没有协商一致后进行变更；2、范建国与高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可撤销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范建国身居副局长，高联公司受到胁迫，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思与其签合同；3、本案诉争的房屋，不是对社会大众公开销售的普通住宅，其购买资格需要经过园林局与高联公司一致准许。所有的11套安置房是一个整体，不能将范建国购买的房屋单独分割出来区别对待。 范建国辩称：1、《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产权登记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2、上诉人要求撤销合同的请求已经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且上诉人所称的撤销理由根本不存在；3、上诉人称11套安置房是一个整体应一起办证，但上诉人实际提供的安置房仅有两套，且另一套房已经办理了房产证。 范建国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9年4月29日，甲方石家庄市园林局与乙方高联公司签订《联营意向书》，内容为：为了尽快完成谈北路南旧城改造任务及双方合作当中的前期工作，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合作建设谈北路以南，长安公园东北角（具体位置见双方盖章的规划图）的商业住宅楼一事特草签如下意向：一、甲方原四排17户居民由乙方按拆迁法负责拆迁和安置。二、按总规划图，1号楼、3号楼全部归乙方所有。双方只对2号楼进行立体分割：底层商业归乙方；底层商业以上甲方分得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具体户型、单元双方另议），其余部分归乙方。三、甲方现有住宅楼六层，拟在此基础上加高层次，其具体事项、分成比例双方另行商议。四、甲方积极配合办理有关规划、报建等手续。五、其他具体细节，另行商议后，再签订正式协议。2003年7月2日，甲方石家庄市园林局与乙方高联公司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按照甲乙双方1999年4月29日签订的《联营意向书》第一条的约定，乙方已按照甲方的要求和拆迁法的规定对甲方原四排17户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按照《联营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甲方现有住宅楼六层做加高层次处理。现经甲方调查，甲方和甲方居民不再选择加层，改为拆迁安置。故甲乙双方商定不再对住宅楼做加层处理，改为共同在乙方广安小区3号楼以西进行合作开发及拆迁安置。在此基础上就《联营意向书》第二条分给甲方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住房问题，签订如下协议：一、乙方在其所建设开发的广安小区2号楼分给甲方4套住房，即：三单元602号、501号、二单元502号，四单元401号。二、乙方分给甲方第一条所列4套住房的房款，按甲乙双方商定的价格，由甲方付给乙方后，乙方为甲方提供4套住房钥匙。三、4套住房分给甲方后，剩余的住房，由乙方在其建设开发的第三期工程中（位置：和平路以南、青园街以东、谈中街以西、健康路两侧），再给甲方提供7套、每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25平方米的住房。四、乙方在三期房产开发工程中分给甲方的住房楼号、楼层、具体位置，甲乙双方另行商定；住房价格待竣工后由双方商定。乙方将上述11套房产的房款全部收齐、并将全部房产交付甲方使用后，由乙方统一办理房屋产权证。至今乙方仅将2号楼三单元602号、四单元401号分给甲方，由甲方工作人员购买。2007年7月26日，石家庄市园林局向高联公司出具信函，内容为：根据我局与贵公司签订的协议，经研究，同意副局长范建国同志前去贵公司购买一套住房（4套中的1套），见信请予以办理相关手续。2007年7月31日，出卖人高联公司与买受人范建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开发的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商品房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165.82平方米，单价为3150元／平方米。付款方式买受人于2007年7月31日前一次性将房款全部付清。交付期限出卖人应当在2007年7月3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合同签订后，范建国于2007年8月20日向高联公司支付购房款370000元，高联公司出具收据并于当日将房屋交付范建国，范建国于2015年8月20日通过其妻子的银行卡账号向高联公司支付剩余的房款152333元，高联公司为范建国出具2008年2月20日的收据一张。庭审时高联公司称涉案房屋已办理了大证，范建国称小区的房产证已经办理下来，其他业主已经办了。范建国2009年不再担任领导职务，2012年8月退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石家庄市园林局与高联公司就拆迁安置和合作开发签订的协议，经石家庄市园林局研究同意范建国到高联公司购买一套住房，范建国与高联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高联公司主张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范建国利用职务之便、胁迫其签订，显失公平，但根据高联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范建国利用职务之便、胁迫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显失公平的事实，故范建国与高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显失公平合同的情形；且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高联公司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范建国按照合同向高联公司已交清了全部购房款，高联公司也已向范建国交付了房屋，虽范建国未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向高联公司缴纳全部购房款，但高联公司并未催缴，在范建国二次交付房款时出具收据，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高联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故高联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协助范建国办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范建国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高联公司抗辩根据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高联公司统一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条件未成就，范建国与高联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十六条对产权登记进行明确约定，是高联公司与范建国对产权登记进行重新约定，是高联公司在履行与石家庄市园林局的约定中对协议书第四条有关由高联公司统一办理房屋产权证的约定的变更。高联公司的抗辩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条件未成就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反诉被告）范建国办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无异。 本院认为，2007年7月31日，高联公司与范建国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合同签订后，范建国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高联公司也应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房屋并协助范建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约定：出卖人（高联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一审法院判决高联公司协助范建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并无不当。高联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受到范建国的胁迫做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其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可撤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高联公司与范建国签订的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至于其中涉及到多少套安置住房与按照合同履行办证义务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高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高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林 审判员 李 莉 审判员 岳桂恒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