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丽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晔，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冰玲，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乐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秀芳。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秋林，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瑞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荣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法定代表人：张坚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霞，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福明，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曾丽君因与被上诉人李乐喜、被上诉人曾秀芳、被上诉人李瑞敏、被上诉人深圳市中荣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荣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丽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粤03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请求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李瑞敏、中荣源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理由如下：其一，原告与被告李瑞敏、中荣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李瑞敏、中荣源公司向原告提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其二，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虽然加盖了被告中荣源公司的公章，但《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款项性质未明确为原告提供的借款，仅根据《收款收据》或收款的事实无法直接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故原告诉请被告李瑞敏、中荣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曾秀芳、李瑞敏、中荣源公司与李乐喜为共同借款人，具有共同向曾丽君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关于李瑞敏，在本案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细节在于四位被上诉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家人及工作关系，而曾丽君与李乐喜又系朋友关系；在借款之初，曾丽君正是基于信赖李乐喜与李瑞敏家人关系，及李瑞敏与中荣源公司系员工及公司关系，才同意将涉案款项借给四位被上诉人用于项目投资。在几个人的关系当中，李瑞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纽带作用，如果不是李瑞敏，曾丽君不可能信赖中荣源公司。曾丽君借款之初亦是考虑到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借款意图以及共同还款和支付利息的能力才愿意借出多笔大额款项。而且，涉案款项第一笔本金是李瑞敏作为经手人在中荣源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签字并实际进行收款；涉案款项28笔利息偿还行为当中有7笔系李瑞敏支付；在涉案利息支付及款项追偿中，亦是由曾丽君与李瑞敏直接进行沟通。因此，可见，虽然李瑞敏没有明确出具相关借条或收据，但其在整个借款行为当中，担任了实质共同借款人角色，也具有明显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否则李瑞敏不可能偿还利息。而作为不具备较高法律素养及法律意识的曾丽君在获得李瑞敏父亲李乐喜及其公司的借条、收据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李瑞敏也同时出具借条或在借条上进行签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关于中荣源公司，在2014年12月2日至2016年5月20日期间，曾丽君一共借出了6笔款项，其中，有四笔款项由中荣源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的收据，分别是2014年12月3日的15万元，2016年3月6日的10万元，2016年4月9日的200万元及2016年5月20日的40万元（日期指的是《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日期），合计265万，在中荣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虽然没有载明款项性质，但有以下两点事实可合理推断出其指明的就是借款：第一，这四张借条上的借款金额、日期、款项来源人（曾丽君）与李乐喜出具的收条均能一一对应，结合收条上的内容，显而易见《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数额及资金性质指的就是李乐喜所收取的相应借款；第二，2014年12月3日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出具的第一张《收款收据》上明确载明“今收到曾丽君交来银行借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证据第2页），剩余的三张《收款收据》中均明确载明“今收到曾丽君交来人民币xx元”，根据第一张《收款收据》所载明内容，亦可合理地推断出后三张《收款收据》亦与第一张收据所载明的收款性质统一。结合以上两点，四张《收款收据》均体现了中荣源公司表示收到曾丽君所交付借款之意思表示，即作为共同借款人，承认李乐喜所借之款项。虽然四张《收款收据》所载明的内容确实不是十分的完整、正式，但其表述形式符合一般民间借贷中相对人的认知及法律水平，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应获得认可。虽然，中荣源公司抗辩《收款收据》不代表借款，但是，在中荣源公司与曾丽君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关系或合作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所载明的款项既然不是借款，又是什么性质的款项？中荣源公司并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中荣源公司抗辩是李瑞敏利用职务之便偷盖公司公章，但并没有举出客观的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证明，故应当对其抗辩事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一个公司，应当负有妥善管理公章的义务并知晓公章系一家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将不利的法律后果转嫁于善意第三人。二、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虽然被告李乐喜自认其与被告曾秀芳存在夫妻关系，但身份关系的认定不能适用自认规则。原告未就被告李乐喜、曾秀芳存在夫妻关系之事实予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原告诉请被告曾秀芳对被告李乐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曾丽君认为，李乐喜与曾秀芳为夫妻关系，涉案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投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曾丽君在一审期间提供了育龄信息卡两张，证明了其二人为夫妻关系，以及其子女的信息（共计三儿一女，其中一女为李瑞敏），而且，李乐喜也明确承认其与曾秀芳为夫妻关系。同时，根据曾丽君一审提交的证据2《借款、支付利息的银行转账流水》，曾秀芳共向曾丽君支付了十四笔银行利息的转账记录，而且，根据一审法院所调取的李某某及孙某某的《银行流水表》，也可见2016年4月9日曾丽君交付的200万元的借款中有100万元是实质到达了曾秀芳的银行账户。因此，根据以上证据及事实，曾秀芳作为李乐喜的配偶，不仅具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且涉案款项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涉案款项具有共同还款的义务。三、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5月20日再次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但仅加盖被告中荣源公司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在本院未对被告中荣源公司借款人身份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其向被告李乐喜提供现金借款4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2016年5月19日，曾丽君通过多方筹集，将从多个朋友处凑齐的40万元现金借款交付给李乐喜，李乐喜于当天出具了收条（详见曾丽君在一审当中提交的证据1第8页），而中荣源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了《收款收据》（详见曾丽君在一审当中提交的证据1第9页），两者均出具了相关收条或收据，并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只有中荣源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此，该笔40万元借款，符合其他若干笔借款的行为习惯和做法，应认定为系四个被上诉人的共同借款。三、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四被上诉人共同借款之意思表示与共同还款之责任承担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曾丽君在原审中的所有诉讼请求。李乐喜、曾秀芳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曾丽君的全部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关于曾丽君主张李瑞敏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曾丽君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瑞敏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关于曾丽君主张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也没有事实以及相应证据支持，涉案债务金额比较大，并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曾秀芳的转账行为不能推定共同借款或共同经营的意思表示，在曾丽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李乐喜向曾丽君借款的过程中曾秀芳有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用于共同经营的情形，因此涉案债务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权。关于曾丽君主张的其于2016年5月20日以现金的方式向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事实，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虽然李乐喜有向曾丽君出具过借条，但是曾丽君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取款证明或转款凭证，证明其已向李乐喜交付过借款，因此对该40万元的借款，曾丽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荣源公司答辩称，一、中荣源公司从未向曾丽君借款。《收款收据》是李瑞敏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公司印章所出具的，并非中荣源公司基于真实意思所出具的，中荣源公司未向曾丽君借过任何款项，也没有收到过曾丽君的任何款项，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有从未转账至中荣源公司的账户，收款收据说明不了借款关系的存在。而且四张《收款收据》是按序列排号的，但《收款收据》所载明的日期并不符合正常出具收据的规律。二、作为出借方，曾丽君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作为出借方，曾丽君应对借款方的身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曾丽君称“李乐喜对原告谎称其对被告中荣源公司有投资关系”，“鉴于对朋友的信任，原告向四被告陆续提供所需要的借款如下”、“如果不是李瑞敏的存在，上诉人不可能信赖中荣源公司”表明曾丽君知道未将任何借款转账至中荣源公司账户，因此曾丽君并无合理信赖利益，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综上，中荣源公司与曾丽君不存在借款关系，曾丽君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其针对中荣源公司的请求并无法律依据，恳求法院驳回曾丽君上诉，维持原判。三、曾丽君在上诉状中对举证证明责任和理解存在偏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即曾丽君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瑞敏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曾丽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定四被上诉人归还曾丽君借款本金305万元；2、依法判定四被上诉人向曾丽君支付借款利息1155563.84元（利息按每笔款项实际发放日期，以2%月息计算，暂计至2018年3月8日，并继续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3、依法判定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认定事实：一、2014年12月2日，曾丽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瑞敏支付款项15万元。2014年12月3日，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出具《收款收据》（编号：1357219），确认收到曾丽君交来银行借款15万元。该《收款收据》经手人为李瑞敏。2014年12月4日，李乐喜向曾丽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曾丽君2014年12月3日的15万元。2014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23日期间，李瑞敏、曾秀芳、案外人李某某2陆续每月向曾丽君转账支付3000元。曾丽君主张，曾丽君与李乐喜对该借款约定利息标准为每月2%，李乐喜、曾秀芳与案外人李某某2每月支付的款项3000元系每月的利息。李乐喜则辩称该款项系其向曾丽君偿还的借款本金。2016年3月5日，曾丽君通过柜台取现的方式支取款项10万元。2016年3月6日，李乐喜向曾丽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曾丽君10万元，按月息2%结算。同日，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出具《收款收据》（编号：1357220），确认收到曾丽君交来款项10万元。该《收款收据》经手人信息处仅载明“张”字。庭审中，李乐喜辩称其未收到曾丽君现金支付款项10万元。2016年4月9日，曾丽君委托案外人李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案外人李某某账户支付款项200万元。2016年4月9日，李乐喜向曾丽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曾丽君200万元，利息按每月2%支付。同日，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出具《收款收据》（编号：1357222），确认收到曾丽君交来款项200万元。该《收款收据》经手人信息处仅载明“张”字。庭后，法院调取了李某某名下6226190380183735的收款账户信息。经查，李某某在2016年4月9日收取200万元款项后，立即以每笔5万元金额通过40笔转账将该200万元支付至案外人孙某某名下平安银行62×××51账户。根据法院对孙某某该账户的调查，孙某某在2016年4月9日收取李某某支付款项200万元后，于当天及次日分别向曾秀芳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及20万元。另查，孙某某与曾秀芳、李瑞敏存在其他款项往来。2017年6月25日，案外人李某某出具《证明》，确认2016年4月9日的款项200万元系曾丽君委托其支付至李乐喜、李瑞敏指定账户。2016年5月18日，曾丽君委托案外人郑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乐喜支付款项20万元。2016年5月19日，曾丽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乐喜支付款项20万元。同日，李乐喜向曾丽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曾丽君款项20万元，利息按每月2%支付。2016年5月19日，李乐喜再次向曾丽君出具《收条》，载明收到2016年40万元整。2016年5月20日，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出具《收款收据》（编号：1357221），确认收到曾丽君交来款项40万元。该《收款收据》经手人信息处仅载明“张”字。庭审中，曾丽君主张，除了2016年5月18日及5月19日支付的40万元以外，其还于2016年5月20日以现金方式向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合计提供借款80万元。2016年5月11日，曾秀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4万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4月9日借款200万元的利息。2016年6月6日，李瑞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5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4年12月4日借款15万元及2016年3月5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2016年6月14日，曾秀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4万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4月9日借款200万元的利息。2016年6月20日，李瑞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16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5月份三笔借款80万元的利息。2016年7月6日，曾秀芳向曾丽君支付款项5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4年12月4日借款15万元及2016年3月5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2016年7月12日，曾秀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4万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4月9日借款200万元的利息。2016年7月22日，李瑞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8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5月20日借款40万元的利息。2016年8月17日，曾秀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4万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4月9日借款200万元的利息。2016年8月25日、2016年8月27日，李瑞敏通过支付宝付款方式分两笔（每笔4000元）合计向曾丽君支付款项8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5月18日、2016年5月19日各两笔2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6年11月15日，案外人陈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1万元。曾丽君确认该款项系案外人代被上诉人偿还的借款利息。2016年12月15日，李乐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5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4年12月4日借款15万元及2016年3月5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2016年12月29日，李乐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8000元。曾丽君主张该款项系2016年5月20日借款40万元的利息。其后，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未向曾丽君偿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秀芳、李瑞敏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根据曾丽君提交的《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李乐喜的陈述可以认定，曾丽君与李乐喜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李瑞敏、中荣源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理由如下：其一，曾丽君与李瑞敏、中荣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李瑞敏、中荣源公司向曾丽君提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其二，曾丽君提交的《收款收据》虽然加盖了中荣源公司的公章，但《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款项性质未明确为曾丽君提供的借款，仅根据《收款收据》或收款的事实无法直接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故曾丽君诉请李瑞敏、中荣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综合曾丽君提交的《收款收据》及转账凭证，法院对曾丽君向李乐喜出借借款本金265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于曾丽君其他借款本金诉求，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其一，曾丽君于2014年12月2日向李乐喜出借15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及李乐喜出具的《收条》为证，法院予以支持。其二，曾丽君于2016年3月6日向李乐喜出借10万元，由取款记录为证，符合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对曾丽君主张现金交付借款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其三，曾丽君于2016年4月9日向李乐喜出借200万元，经法院调查，案外人李某某收取该款项后，即将款项转入案外人孙某某账户，后孙某某于当日及次日向曾秀芳转款100万元，结合孙某某与曾秀芳、李瑞敏存在其他账目往来，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为家庭成员关系以及李乐喜向曾丽君出具《收条》等事实可以认定，该款项200万元已实际出借予李乐喜。其四，2016年5月18日及2016年5月19日，曾丽君通过委托案外人付款及自行付款的方式向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李乐喜于2016年5月19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款项40万元。至此，关于借款40万元的发生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曾丽君主张其于2016年5月20日再次以现金方式向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但仅有加盖中荣源公司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在法院未对中荣源公司借款人身份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曾丽君主张其向李乐喜提供现金借款4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合前述，曾丽君实际向李乐喜提供借款265万元。李乐喜在曾丽君催告还款后未偿还借款本金，构成违约，应向曾丽君偿还借款本金265万元。对曾丽君关于借款本金返还请求，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李乐喜在取得上述借款后，承诺按每月2%向曾丽君支付利息，却于2016年12月30日起未支付任何利息，构成违约。曾丽君关于李乐喜支付利息之诉求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但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1.关于李乐喜辩称的2014年12月2日借款15万元未约定利息的问题。曾丽君向李乐喜提供15万元借款后，曾秀芳、李瑞敏、案外人李某某2在2014年12月9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每月向曾丽君支付3000元，该付款行为具有规律性，且金额固定，标准为每月2%，符合民间借贷关于利息的支付方式，亦与其后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一致，足以认定该期间的款项为利息。李乐喜关于该期间款项系偿还借款本金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向曾丽君支付款项性质问题。法院认为，该期间款项支付的时间及金额具有规律可循，结合曾丽君与李乐喜关于利息标准每月2%的约定，可以认定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在该期间支付的款项为借款利息。3.关于利息计算方法问题。曾丽君主张按每一笔借款出借之日核减已支付的利息以确定李乐喜应付利息，但曾丽君关于借款本金的部分诉求未获法院支持，故法院对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予以统一核算。截至2016年12月30日，李乐喜应向曾丽君支付利息数额为509200元，计算公式：（15万元×759天+10万元×299天+200万元×265天+40万元×225天）×2%÷30天=50.92万元。2014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李乐喜合计向曾丽君支付利息276000元，故截至2016年12月30日，李乐喜应向曾丽君支付利息233200元，之后的利息，以265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对曾丽君的利息诉求，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关于曾秀芳的责任。曾丽君主张，李乐喜与曾秀芳存在夫妻关系，且在借款存续期间，曾秀芳多次向曾丽君偿还借款利息，其对涉案借款的事实知情，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虽然李乐喜自认其与曾秀芳存在夫妻关系，但身份关系的认定不能适用自认规则。曾丽君未就李乐喜、曾秀芳存在夫妻关系之事实予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曾丽君诉请曾秀芳对李乐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乐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丽君偿还借款本金265万元。二、李乐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丽君支付利息233200元（暂计至2016年12月30日，其后的利息以265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曾丽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44元，由曾丽君负担5444元，由李乐喜负担3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曾丽君补充提交李乐喜与曾秀芳婚姻登记证明及户籍证明，用于证明李乐喜与曾秀芳为夫妻关系。李乐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证据仅能证明李乐喜和曾秀芳是夫妻关系，但不能证明涉案债务是共同债务，不能证明曾秀芳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荣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联。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基本予以确认，但对部分认定事实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1.曾丽君本案出借本金数额；2.曾秀芳、李瑞敏、中荣源公司是否属于共同借款人。针对焦点1，曾丽君上诉主张除一审判决认定的265万元本金以外，其还于2016年5月20日以现金方式向李乐喜提供借款40万元，但曾丽君仅提交了加盖中荣源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并未提交其实际已支付该笔款项的相关证据，亦未提交其筹集该笔现金的辅助证据，即便曾丽君与李乐喜之间曾存在现金出借款项的事实，亦不能推定曾丽君已经实际向李乐喜支付该笔借款，一审法院对曾丽君主张其已向李乐喜出借该笔款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根据曾丽君提交的证据显示，曾秀芳与李乐喜为夫妻关系，李瑞敏为曾秀芳、李乐喜的女儿，而且曾秀芳曾接受曾丽君的借款，李瑞敏曾经手出具《收款收据》事宜，曾秀芳、李瑞敏均有向曾丽君支付利息行为，基于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家属关系及三人具有收款、付息行为，曾丽君主张曾秀芳、李瑞敏为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曾秀芳、李瑞敏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至于中荣源公司，曾丽君虽然提交了加盖中荣源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但四份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不同（有些单据相隔较长时间），但编号相连，形式上存在瑕疵；从中荣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中荣源公司与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并无关联；而且，收款收据并未载明借款性质，仅依据中荣源公司收款事实亦不能直接认定其为借款人。一审法院认定中荣源公司并非本案借款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曾丽君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曾丽君偿还借款本金265万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曾丽君支付利息233200元（暂计至2016年12月30日，其后的利息以265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曾丽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444元（上诉人曾丽君已预交），由上诉人曾丽君负担5444元，由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负担35000元；本案二审受理费40444元（上诉人曾丽君已预交），由上诉人曾丽君负担5444元，由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负担35000元。被上诉人李乐喜、曾秀芳、李瑞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70000元径付上诉人曾丽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锦锦（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