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5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师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任某，住山西省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山西瑶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某。再审申请人师某因与被申请人任某、周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290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韩德荣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师某的再审请求为：1.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2.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2908号民事裁定，改判为：确认任某、周某于2018年11月21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第二、三、四、五条款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原裁定以再审申请人与涉案房屋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驳回起诉，原裁定对此观点的论述为“案涉房屋使用权系周某通过与夏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而取得，师某并未与夏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签订合同，其与案涉房屋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与周某系夫妻关系，涉案房屋使用权是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夏县五交化公司处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夏县五交化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足以证实前述事实。涉案房屋属于再审申请人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与再审申请人当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裁定认定事实及裁判结果明显错误。（二）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据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以夫妻哪一方的名义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均属共同财产。原裁定认为涉案房屋使用权是周某与夏县五交化公司签订合同而取得，再审申请人未签订合同，故将涉案房屋使用权排除于夫妻共同财产之外。原裁定对于财产权属的认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完全相悖，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其次，被申请人任某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将再审申请人与周某列为共同被告，认为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见其对于再审申请人与周某为夫妻关系是知情的。被申请人任某明知再审申请人与周某为夫妻关系，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仍然在未征得再审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周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利益的行为。且任某明知周某无力还款，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再次向其提供借款，进一步说明二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被申请人任某与周某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损害再审申请人利益的条款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请求贵院对本案立案再审，判如所请，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再审审查中，师某提交了由山西省夏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是：2004年至2005年期间，夏县五交化公司十字路口办公楼装潢工程，由周某、师某夫妻俩共同承建铝合金门窗等业务，结算后余款还欠9.47万元。2005年6月10日五交化公司以9.47万元把五交化公司东院综合楼第三层十三间以四十九年产权归周某、师某夫妻俩使用，期限自2005年7月1日至2054年6月30日。被申请人任某答辩如下：(2019）晋08民终290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故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师某的再审申请。（一）师某所谓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主张不能成立。师某提交的夏县五交化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首先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司法解释之规定；其次该证明不能达到涉案房屋系师某与周某共同所有的程度。还有，既然夏县五交化公司知道合同的相对方是周某，并为任某履行了更名手续，现在出具这份证明同以前的更名行为明显相悖。（二）根据周某于2005年6月10日与夏县五交化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主体是夏县五交化公司，而非周某，更不是师某，周某一人只有使用权，而非周某和师某二人共同拥有使用权。根据周某与答辩人任某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涉案房屋并不是完全转让给任某，因为五年内周某连本带息还清履行了全部义务，任某还应将房屋转回周某。（四）任某足以相信周某对涉案房屋具有转让、更名等权利，任某己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善意。师某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与周某恶意串通，反而证明了其与周某恶意诉讼。1.任某足以相信周某对涉案房屋具有转让、更名等权利，任某己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善意。首先，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前，法院查封涉案房屋，师某并未提出执行异议；其次，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是在被执行人周某未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任某依法向夏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夏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甲乙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证明了该协议不仅仅是在任某和周某之间进行的协商，而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自愿签订；最后，周某（乙方）与夏县五交化公司（甲方）签订的《合同书》中，周某之妻师某并不是合同主体，也无其签字。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周某变更上述《合同书》中乙方的主体为任某时，夏县五交化公司也认可和同意周某的请求，而不是师某，且在涉案房屋产权人夏县五交化公司的同意下已经更名完毕。故从涉案房屋的查封阶段，师某未提异议、法院的主持下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夏县五交化公司同意并认可周某更名为任某，均证明了任某足以相信周某对涉案房屋具有转让、更名等权利，任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善意。2.师某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与周某恶意串通，反而证明了其与周某进行恶意串通。师某与周某系夫妻关系，其诉称任某与周某恶意串通，不符合常理也无证据证明，其目的就是其二人恶意串通，达到推翻执行和解协议的有效性，规避任某债权的实现。师某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中，与周某进行配合，周某称“瞒着我妻子师某签了这份协议，该房产属于我同师某的共同财产”【参见（2019）晋0828执异3号第2页被执行人周某称】。在法院驳回师某的执行异议请求后，师某又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由，再一次将其配偶周某列为共同被告，以达到夫妻之间的配合诉讼，这种恶意串通行为是不言而喻的。3.师某与周某系夫妻关系，二审法官庭审时询问师某，师某也称关系很好，再者任某起诉该笔债务时也列师某为被告，从上述事实足以表明师某对周某执行过程中的行为是明知和同意的。（五）在二审期间，师某通过法官及朋友一直同任某进行调解和协商，表示她解决该笔债务，双方就数额进行了协商，因中间有差距，未达成协议，后其表示该房屋剩余使用权全部归任某，让任某找差价仍未果。这些也充分证明师某对任某与周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是知道并同意的。综上所述：任某与周某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2019）晋08民终2908号民事裁定书正确，师某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故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师某所提交的《证明》能否确认任某、周某于2018年11月21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第二、三、四、五条款无效。本案中，夏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周某作为乙方于2005年6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第一条约定五交化公司综合楼十三间产权四十九年内归乙方所有，再审审查中师某所提交的《证明》中，山西省夏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也称，该案涉楼房十三间四十九年产权归周某、师某夫妻俩使用，但《合同书》中载明：第2条“乙方对本合同所签的房屋拥有四十九年使用权”、第4条“合同期限内，乙方对该房屋有继承转让、转租等权利，但继承、转让必须经过甲方办理有关手续”和第5条第项“乙方不能利用甲方的经营场所进行违法经营，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上述内容表明，周某只是对案涉楼房十三间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对案涉楼房无处分的权利，即未取得涉案房产的完整产权，该《合同书》实质上是租赁合同，即周某通过《合同书》所取得的是案涉楼房十三间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师某主张周某与任某在签订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时，未征得其同意，属私自处分他人权利，但原审中师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所提《证明》亦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不足以推翻原裁定。任某再次向周某提供借款，目的是为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即周某将其租赁的涉案房屋375平米转让给任某，以抵顶周某对任某所欠债务，并不构成在恶意串通。《合同书》乙方的签订者是周某，周某有权以此涉案房产使用权与他人从事民事行为，故师某所称周某与任某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主张，因无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师某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师某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师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韩德荣审判员 仲俊光 二0二0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