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2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衡灵，女，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森，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君，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黎方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伦云，男，197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钢，男,195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系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兆胜，男，196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再审申请人衡灵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民协公司）、刘兆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3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19）川民申29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衡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森、李亚军,被申请人大民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伦云、刘刚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刘兆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灵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民终3122号民事判决，维持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民协公司、刘兆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衡灵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过债权或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从而认定衡灵所享有的100万债权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大民协公司的还款记录以及衡灵主张债权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有：1.大民协的还款记录。大民协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还款104000元；2014年11月28日还款50000元；2017年5月11日、6月7日还款共计20000元。2.2014年10月22日大民协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原甲乙双方所签借款合同继续生效，直至大民协公司本息全额清偿为止”，这实际上是对还款期限的变更。二审法院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该证据属于证明衡灵债权未经过诉讼时效的主要证据。3.2015年8月12日衡灵为了防止诉讼时效经过，让大民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衡灵出具借条一份，借条上记载的金额为51万元，加上大民协公司已经还款的部分，已经远超过第一笔30万元的借款本息之和。再次印证了衡灵向大民协公司主张的债权本金为130万元。4.衡灵于2016年10月12日到大民协公司主张债权，大民协公司亦认可该事实。只是大民协公司认为其只应当偿还30万元，而衡灵坚持本金为130万元。大民协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衡灵仅向其主张了30万元的债权，而衡灵的合法债权130万元已经经过法院认定。（二）衡灵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大民协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兆胜于2015年11月9日向衡灵出具了《承诺书》，作出了向衡灵及另一名债权人还款的承诺。该证据可以证明，衡灵的债权未经过诉讼时效。（三）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明知衡灵多次向大民协公司主张全部到期债权，但以衡灵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为由，不保护衡灵的合法权利，违反了《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综上，衡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大民协公司辩称，（一）衡灵诉请的100万本金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是刘兆胜，应由刘兆胜承担还款责任，与大民协公司无关。1.衡灵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生效”，但衡灵未签字，大民协公司未盖章，大民协公司亦未在衡灵提供的借条及承诺书上盖章。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未生效，对大民协公司没有约束力。2.衡灵承认案涉借款100万元是刘兆胜的个人行为。案涉两份合同格式相同，大民协公司在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条上盖章，而未在2014年3月12日的合同上签章，不符合交易习惯。该笔款项系转入刘兆胜个人账户，不能证明为大民协公司所用，该笔款款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均为刘兆胜，与大民协公司无关。3.依照刘兆胜与大民协公司2016年12月7日与大民协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以及《债务清单》第二条之约定，衡灵处借款30万元属于公司债务，其余债务属于刘兆胜个人债务，该协议经过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民初175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且已经实际履行，据此大民协公司仅对本案30万借款本金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应由刘兆胜个人承担。（二）衡灵知情并认可大民协公司仅承担本案涉诉借款中的30万元，且衡灵于2016年10月12日到大民协公司申报的债权只有30万元。1.绵阳市游仙区维稳办的《告知书》、《通知》，证实明衡灵曾两次到绵阳游仙区参加关于刘兆胜股权转让款履行的协调会议，协调会上大民协公司代表罗胜君向衡灵表明，大民协公司只承担30万元的债务应该支付，其余款项应由刘兆胜个人负责偿还，债务，并提供了《借款担保合同》和借条等相关资料复印件，从未提及和申报本案涉诉借款的本金100万元。2.大民协公司与衡灵达成口头协议仅对其30万元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因此大民协公司向衡灵偿还了2万元。衡灵予以接受表明其认可大民协公司仅承担30万元借款的偿还责任。（三）衡灵所主张的债权已经经过诉讼时效。两份《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3月8日和2014年6月11日，两份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分别于2016年3月7日和2016年6月10日届满。衡灵于2017年4月才起诉，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四）二审判决生效后，大民协公司已经按照判决履行完毕，衡灵也向大民协公司出具了收据。（五）100万借款实际只转款89万元，变相收取了高额利息，违反了禁止砍头息的法律规定。综上，衡灵所主张的100万本金系刘兆胜的个人债务，应由刘兆胜承担还款义务，且该债权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不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驳回衡灵的再审申请。 刘兆胜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衡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民协公司偿还衡灵借款本金1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均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4月17日利息为829408元。其中：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9日起算；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2日起算，上述总额扣除已偿还的154000元）；3．判令大民协公司向衡灵支付因实现债权已产生的律师费用2万元；4．判令刘兆胜对大民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9日，衡灵（出借方、乙方）、大民协公司（借款方、甲方）、刘兆胜（担保方1、丙方1）、案外人李娟（担保方2、丙方2）、案外人胥衡（担保方3、丙方3）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以下简称《合同1》），约定：甲方因需要部分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向乙方借款，并由担保方丙方1等提供担保，借款用途为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借款；借款金额为30万，期限3个月，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3月8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借款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两部分，其中“经借款人确认于2013年12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指定收款人刘兆胜24万元，另付现金6万元”；双方并在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约定：“8.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丙三方均应全面和切实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未切实履行本合同之约定义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应当向对方支付借款总金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对方的全部损失以及为追偿违约责任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且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8.4甲方到期不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乙方有权要求丙方1……限期代为清偿。……”。衡灵、刘兆胜、大民协公司均在《合同1》尾部相应位置签名盖章，刘兆胜还在大民协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同日，衡灵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兆胜账户内转入24万元，大民协公司、刘兆胜向衡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衡灵人民币三十万元正，其中银行转账贰拾肆万元整，现金人民币陆万元正。”大民协公司还在《收条》尾部分别加盖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 一审另查明，刘兆胜自2013年8月13日至2016年3月30日均为大民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审再查明，衡灵为本案诉讼与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民商事、仲裁、行政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并为此支付代理费2万元。 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截至衡灵起诉前，大民协公司向衡灵共计偿还借款利息154,000元；2017年5月11日、6月7日，大民协公司又向衡灵还款共计2万元，但双方对于此还款的性质有争议，大民协公司认为系偿还借款本金，衡灵认为系偿还借款利息。另，衡灵明确表示放弃对李娟、胥衡主张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庭审中，衡灵还出示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2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一份（以下简称《合同2》），主要内容为：大民协公司（甲方，借款人）因需要部分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向衡灵（乙方，出借方）借款，并由刘兆胜（丙方1，担保方1）等提供担保；借款金额100万，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止，月息2%；借款人确认于2014年3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大民协公司指定收款人刘兆胜89万，另付现金11万元。《合同2》其余内容与《合同1》相同。刘兆胜在《合同2》“甲方法定表人”及丙方1处签字捺印。2．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衡灵于《合同2》签订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兆胜账户内转入89万元。3．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2日的《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衡灵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其中：转账捌拾玖万元正，收到现金壹拾壹万元正。借条单位：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人：刘兆胜”。4.2015年8月12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衡灵、胥衡人民币现金510000元（伍拾壹万元正），此款用于公司项目费用开支。单位：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经办人：刘兆胜”，拟证明该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只是证明衡灵曾多次向大民协公司、刘兆胜主张过债权，催收过债务。大民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合同2》及《借条》上并无大民协公司的盖章，银行交易明细也能够显示款项进入的是刘兆胜个人账户，故此不能对大民协公司产生约束力，衡灵证明目的不能实现；2015年8月12日《借条》充分证明了该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是刘兆胜，其账目进行结算都是刘兆胜个人与衡灵个人进行结算，因此该款项应当由刘兆胜个人承担。 大民协公司出具下列证据：1．刘兆胜与大民协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及2017年1月13日刘兆胜向大民协公司出具的《承诺》两份，《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就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等事宜进行确认协商，双方并将借款协议及借条清单作为该协议附件一、附件二，并在《协议》第九条明确“超出以上清单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而在该附件清单中仅明确案涉2013年12月9日与衡灵的30万借款由被告承担、却未列入2014年3月12日与衡灵的100万元借款；刘兆胜在《承诺》中再度明确除《协议》列明的债务外，其余债务均由刘兆胜自行承担。2．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民初1753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前述《协议》内容合法有效。衡灵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大民协公司还出示以下证据：1．绵阳市游仙区维稳办的《告知书》、《通知》，拟证明衡灵曾二次到绵阳游仙区参加关于刘兆胜股权转让款履行的协调会议，衡灵为了主张2013年12月9日借出的30万元的债权，也一同到绵阳游仙区参加了协调会，协调会上被告大民协公司代表罗胜君向衡灵表明，大民协公司只承担30万元的债务应该支付，其余款项应由刘兆胜个人负责偿还，衡灵对此表示同意，证实了衡灵向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只主张了30万元的债务。2．《情况说明》（罗胜君、肖春）、《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前期债权债务申报登记表》，拟证明衡灵于2016年10月12日到大民协公司“佳兆悦．君汇尚品”项目部申报登记了2013年12月9日的借款30万元的债务，并提供了《借款担保合同》和借条等相关资料复印件，经审查核实后报请公司领导对该债权予以确认，并即使给予了登记，衡灵对此表示同意，衡灵从未提及和申报本案涉诉借款的本金100万元，衡灵只向大民协公司主张30万元的债务。衡灵质证认为，《告知书》、《通知》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反而证明大民协公司股东与刘兆胜之间的股东纠纷；《情况说明》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并未出庭，且证人与大民协公司有利害关系；《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前期债权债务申报登记表》与本案无关联性。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2》形成于刘兆胜担任大民协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刘兆胜不仅以自然人身份在担保人处签字，还在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确认，结合前期衡灵曾因《合同1》与大民协公司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及《合同1》、《合同2》中关于借款用途的约定，应当认定刘兆胜在《合同2》上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银行交易明细及《借条》均能反映双方按照《合同2》履行了合同义务。综上，衡灵、大民协公司、刘兆胜所签订的《合同1》、《合同2》、《收条》、《借条》系当事人之间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应产生拘束力。 大民协公司出示的《协议》、《承诺》、《民事调解书》、《告知书》、《通知》等证据，仅能反映刘兆胜与大民协公司之间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对《协议》的履行情况，无证据证明此后得到了衡灵的认可，故上述证据对衡灵无拘束力，因其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大民协公司出示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无故未出庭，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据。大民协公司出示的《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前期债权债务申报登记表》仅能说明其拖欠衡灵30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不应当向衡灵偿还100万元债务的事实，故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大民协公司应向衡灵返还《合同1》、《合同2》确定的债务。 关于大民协公司主张的时效抗辩问题。根据查明情况，大民协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6月7日向衡灵还款共计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货币为种类物，且大民协公司偿还衡灵上述款项时并未明确该款项系偿还哪一个合同确定的债务，故应视为对《合同1》、《合同2》确定的所有债务的偿还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大民协公司拖欠衡灵借款的诉讼时效应该从2017年6月7日重新计算，大民协公司的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本金、利息及还款属性的问题。大民协公司辩称《合同1》出借的本金数额实为24万，不应当计算利息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1》的相关约定，双方一致确认款项支付采用银行转账及现金交付两种方式、并明确了各自对应的数额，再结合《收条》的内容，应当能够认定衡灵就《合同1》已足额完成出借本金30万的义务，故大民协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衡灵出示的证据亦能证明其已向大民协公司出借《合同2》约定的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双方就《合同1》、《合同2》对借款期内利息作出了约定，衡灵有权就此按约向大民协公司进行主张、并同时以该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向大民协公司主张逾期利息；根据庭审查明及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大民协公司已向衡灵还款174,000元，在双方未对还款顺序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此系对利息的冲抵，并在衡灵对应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大民协公司关于上述款项系偿还本金的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刘兆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对抗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第二十条“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的规定，衡灵放弃对《合同1》《合同2》的连带共同保证人李娟、胥衡主张连带保证责任，仅主张刘兆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外，衡灵主张因大民协公司、刘兆胜的违约行为，应向衡灵支付实际产生的律师费2万元，有《合同1》《合同2》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衡灵偿还借款本金1,300,000元；二、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衡灵偿还借款利息（以月息2%为计算标准，其中：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9日起算；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2日起算，均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前述总金额应当扣除已支付利息174,000元）；三、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衡灵支付律师费20,000元；四、刘兆胜对前述一至三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衡灵的其他诉讼请求。 大民协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衡灵要求大民协公司承担除借款本金22万元外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条》《借条》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关于两份《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大民协公司、刘兆胜于2013年12月9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衡灵30万元，其中银行转账24万、现金6万元。《收条》尾部还加盖有大民协公司的印章和财务专用章，应视为借款人认可收到出借人的现金借款6万元，大民协公司对该份《收条》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收条》与2013年12月9日的《借款担保协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本金为30万元。同理，2014年3月12日的《借条》和《借款担保协议》能相互印证，证明衡灵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故上诉人关于案涉2013年12月9日《借款担保合同》的实际借款金额为24万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借款担保合同》中明确载明了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故大民协公司提出该笔借款未约定利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2014年3月12日《借款担保协议》中100万元借款的借款主体，大民协公司虽未在2014年3月12日《借款担保协议》加盖公司公章，但有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兆胜在“甲方法定表人”处签字捺印，刘兆胜的该签字行为系履行大民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大民协公司承担，大民协公司是否实际使用该笔借款不影响借款主体的认定，故上诉人关于案涉100万元借款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均为刘兆胜个人，应由刘兆胜个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衡灵提起本案诉讼时案涉两笔借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两笔借款均适用两年诉讼时效规定，即案涉30万元、100万元借款分别于2016年3月8日、2016年6月11日诉讼时效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大民协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明确确认案涉30万元借款到期后，衡灵于2016年10月12日在大民协公司申报过债权，其在上诉状中亦认可30万元借款并愿意承担该笔借款的还款责任，构成对该笔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大民协公司在2017年5、6月的还款2万元双方未明确归还案涉哪一笔借款，因案涉3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期在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之规定，该2万元应当抵充到期日期在先的30万元借款之利息。 对于2014年6月11日到期的100万元借款，衡灵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6月11日诉讼时效届满前向大民协公司主张过该100万元借款债权或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断之情形，衡灵提出2015年8月12日的借条实际就是衡灵向大民协公司主张案涉借款，但该借条的金额、内容均不能反映系衡灵向大民协公司追索本案所涉借款，该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故该100万元在2016年6月11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成为自然债务，大民协公司在2017年5、6月期间的还款行为即使涉及该100万元自然之债，但衡灵并无证据证明大民协公司放弃了全部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不能视为其同意履行整个100万元债务的意思表示，故案涉100万元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衡灵要求大民协公司归还该10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大民协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大民协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二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判决结果应当予以纠正。据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二、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衡灵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2月9日始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进行计算，扣除已支付的174000元）；三、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衡灵支付律师费20000元；四、刘兆胜对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第三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衡灵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期间，衡灵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兆胜于2015年11月9日向衡灵、曹盛会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案涉10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曾发生中断事由；2.衡灵与刘兆胜在再审开庭审前的通话录音，拟证明衡灵在2015年至2016年间曾多次就案涉款项进行催收。大民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衡灵已在二审中向法院出示。从承诺书的内容上看，刘兆胜承诺归还借款，并以其公司股份作为担保，印证了该笔借款是刘兆胜的个人借款；2.证据二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通话录音均由衡灵发问，刘兆胜并未说明案涉款项的用途，并称有钱就会还给衡灵，证明案涉款项是其个人借款。 大民协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本案二审判决的生效证明；2.2019年5月7日大民协公司向衡灵转款的记录；3.衡灵向大民协公司出具的收据。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大民协公司已经履行二审判决，衡灵接受并认可了大民协公司向衡灵偿还30万本金及利息的事实；4.大民协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2020年6月11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项目负债情况，及新任法定代表人介入大民协公司后重新投资建设案涉项目的情况。衡灵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大民协公司只向衡灵支付了30万本息，其履行二审判决不代表衡灵认可大民协公司只有30万债务。2.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刘兆胜于2015年11月9日向衡灵、曹盛会出具的《承诺书》，在本案一、二审中未向法院出示过。大民协公司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通话录音均系衡灵向刘兆胜发问，具有一定的引导性，本院不予采信；3.二审判决的生效证明、大民协公司的转款记录及衡灵出具的收据仅能说明大民协公司已偿还衡灵30万元本息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衡灵放弃向大民协公司主张案涉100万元债权，故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4.大民协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系大民协公司的单方陈述，不属于新证据范畴。 本院再审查明，刘兆胜于2015年11月9日向衡灵、曹盛会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刘兆胜承诺在2015年12月10日前归还衡灵借款130万元，曹盛会50万元，如果到期未兑现承诺，本人自愿用在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30%的股份作还款担保，并同意由衡灵、曹盛会本人或共同委托第三人代持该股份”。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2014年3月12日《借款担保协议》（以下简称《合同2》）中100万元借款的借款主体；二是《合同2》10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是否届满；三是《合同2》借款的本金数额是100万还是89万，分述如下： （一）关于《合同2》中100万元借款的借款主体的问题。《合同2》形成于刘兆胜担任大民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刘兆胜不仅以自然人身份在担保人处签字，还在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捺印。大民协公司虽未在《合同2》上加盖公司公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刘兆胜的该签字行为系履行大民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大民协公司承担。衡灵虽未在出借人处签名，但《合同2》签订同日刘兆胜向衡灵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交易明细均能反映衡灵已按照《合同2》履行了合同义务。大民协公司是否实际使用该笔借款不影响借款主体的认定，因此，大民协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合同2》对其具有约束力。 （二）关于《合同2》10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的问题。衡灵与大民协公司在《合同2》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则案涉100万借款于2014年6月11日到期，诉讼时效应于2016月6月11日届满。2014年10月22日刘兆胜在其于2014年3月12日向衡灵出具的借条下方以大民协公司为承诺单位写下还款承诺，载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继续生效，直到还清借款为止。此时，刘兆胜作为法定代表人，以大民协公司名义作出的还款承诺属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0月22日重新计算。衡灵在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刘兆胜于2015年11月9日向衡灵、曹盛会出具的《承诺书》,表明衡灵于2015年11月9日向刘兆胜主张过案涉债权。因刘兆胜此时仍是大民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视为衡灵向大民协公司主张过权利。且刘兆胜是借款担保人，属于连带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对于刘兆胜的中断事由同样对大民协公司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诉讼时效在2015年11月9日再次发生中断，而衡灵于201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两年诉讼时效并未届满。 （三）关于《合同2》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合同2》中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借款资金人民币100万元，借款人确认于2014年3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大民协公司指定收款人刘兆胜人民币89万，另付人民币现金11万元。”同日刘兆胜向衡灵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衡灵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其中：转账捌拾玖万元正，收到现金壹拾壹万元正。借条单位：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人：刘兆胜”。《借条》与《合同2》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衡灵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大民协公司认为《合同2》的借款本金仅为衡灵向刘兆胜转账的89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衡灵的再审理由部分成立，新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5年11月9日发生中断，应于当日重新计算时效。衡灵于2017年4月24日向法院起诉时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其要求大民协公司归还该10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312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 本案一审诉讼费16998元由衡灵负担3198元，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刘兆胜负担138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8元由衡灵负担3198元，四川大民协置业有限公司、刘兆胜负担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冰柔 审 判 员 高向阳 审 判 员 谭 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 李新华 书 记 员 钟英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