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日林，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江，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明，男，198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蓉蓉，女，198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乳山明强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深圳路**。 法定代表人：邢明，经理。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晓燕，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选忠，男，196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菲菲，山东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日林因与被上诉人邢明、刘蓉蓉、乳山明强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汤日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四被上诉人共同偿还船舶经营垫付款1013948元，自提起诉讼起支付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为止；判令四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邢明、刘蓉蓉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明强渔业公司，邢明系该公司股东，刘蓉蓉系该公司监事，“鲁乳渔51065/51066”号对渔船登记在该公司名下。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四被上诉人委托汤日林代为管理经营该对渔船，汤日林代为管理经营期间，共计垫付各项费用2249854元，该对渔船捕捞收入1231706元，兑除后，四被上诉人尚欠汤日林垫付款1013948元。邢选忠曾在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2019）鲁1082民初1806号]，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邢选忠提出“鲁乳渔51065/51066”号对渔船系邢选忠与其配偶（已故）的共同财产，2018年邢选忠参与经营该对渔船。汤日林在原审庭审时提交了11份与邢明、邢选忠的通话录音，在多份录音中已经明确了双方之间存在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关系，仅就汤日林帐册中记载的个别油款及船员工资存在异议。邢明在原审庭审时虚假陈述双方存在船舶租赁合同关系，也未出具相关证据证明。而原审法院视录音证据中的事实于不顾，轻率作出裁判，严重损害了汤日林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汤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共同偿还船舶经营垫付款1013948元以及从2019年4月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明与邢选忠是父子关系。邢明、刘蓉蓉于2017年9月27日登记结婚。 邢明于2016年3月24日个人出资成立明强渔业公司。“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登记船舶所有人为明强渔业公司。 2016年1月，邢选忠的妻子、邢明的母亲高建富去世。2019年7月10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出具（2019）鲁1082民初3596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归邢明所有；邢明给付邢选忠财产差额款50万元。 2018年4月至8月底，汤日林保管“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此后，邢明管理该对渔船。 2015年，汤日林与邢明、案外人张强签订合伙协议，三人合伙建造并共同经营“鲁乳渔54955/54956”号渔船。 汤日林与邢明、邢选忠间还存在渔获买卖关系。 一审诉讼中，汤日林提供其与邢选忠录音3份、与邢明录音5份、微信聊天记录1份，上述录音的谈话内容涉及欠款，可以认定邢选忠并不直接负责账目。其中，2019年2月12日汤日林与邢选忠的谈话录音内容为：“……汤日林：你使的那对船哪，欠我九十万来万，九十五万，邢选忠：捏差不多，邢明告诉我一百万。……汤日林：我就给他做到八月份，八月份以后就是他自己弄的了，八月份后，就不知道，作价二百万，他还我一百万，另外一百万你们俩一人五十万，这五十万什么时候给你？邢选忠：谁知道……” 一审法院认为，汤日林与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之间的争议焦点是：1.汤日林与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存在代理管理经营“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关系还是租赁“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关系；2.如果汤日林与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存在代为管理经营“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关系，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是否拖欠汤日林垫付1013948元以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汤日林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存在代理管理经营“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关系并且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拖欠垫付款1013948元以及利息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汤日林提供的所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综上，汤日林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汤日林对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925元，由汤日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汤日林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2020）鲁威海威海卫证民字第1650号公证书，对邢选忠与刘世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证据二、（2020）鲁威海威海卫证民字第2202号公证书，对汤日林的诉讼代理人询问连培永的过程及《调查笔录》进行了公证。连培永称，2018年春天，邢选忠没有能力管理“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就让汤日林出资管理，刘世铭在岸上跑腿，汤日林在管理期间出了一些资。证据三、（2020）鲁威海威海卫证民字第2203号公证书，对汤日林的诉讼代理人询问胡义纯的过程及《调查笔录》进行了公证。胡义纯称，汤日林出于好意，帮忙管理“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从2018年4月份对船提供油、冰、水、修理费各方面资金。邢明为了对账，曾经拿走过两条船的账册。 被上诉人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三份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证据一邢选忠与刘世铭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刘世铭为邢选忠提供服务，不能证明为哪对渔船服务，无法证实“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系由汤日林代为出资管理。刘世铭为汤日林的雇员，与汤日林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据二连培永为汤日林的雇员，与汤日林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被采信，证言内容亦与事实不符。邢选忠未参与涉案渔船经营，该两对渔船均由邢明经营管理，邢选忠在一审中对该事实认可。证据三胡义纯为汤日林雇佣的会计，与汤日林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被采信，且其证言含糊其辞，对渔船由谁、在何时、如何协商委托汤日林出资管理的表述不明确，该证据不应被采信。 被上诉人邢选忠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一仅能证实刘世铭与邢选忠是亲属关系以及邢选忠所在的船上（没有提及船号）需要物料、船员都是通过邢选忠与刘世铭联系，与汤日林的主张（船舶代为管理及垫资）没有任何关系，无法证明其主张。证据二，证人系汤日林的雇员，与汤日林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三，该证人系汤日林的会计，与汤日林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一能够证实邢选忠出海期间，曾安排刘世铭处理与渔船有关的事项，但无法证实其处理的是与“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有关的事项，也无法证实汤日林管理“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连培永和胡义纯均为汤日林的雇员，两人与汤日林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汤日林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受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的委托，代为管理经营“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其为管理经营上述渔船，垫付了1013948元，要求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共同偿还船舶经营垫付款及利息。邢明和明强渔业公司主张，汤日林租赁“鲁乳渔51065/51066”号渔船，双方口头约定了租金。汤日林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邢明、刘蓉蓉、明强渔业公司、邢选忠之间为委托管理经营渔船关系，也不足以证明汤日林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了1013948元，汤日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汤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5元，由上诉人汤日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兵 审 判 员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建伟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