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1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想，男，1996年9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彭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火，福建福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福建福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世民，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碧霞，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黔川，男，199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彭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长山，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琳，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想诉被上诉人翁世民、李黔川承揽合同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院（2019）闽0304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结终。 上诉人李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李黔川于2017年4月29日之前承接了为翁世民的房屋砌砖墙的工作任务，经李黔川与翁世民商定，翁世民按照每平方米35元的标准收取砌墙工程款。之后，在李黔川完成上述砌砖墙工作任务期间，李想参与到该工作任务之中，与李黔川共同完成砌砖墙的工作任务”缺乏依据，明显错误。上诉人系李黔川介绍到翁世民家提供劳务的，上诉人与翁世民直接形成劳务关系；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护理费的计算明显错误。其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翁世民承担26%责任过低，至少应当承担33%的选任过失责任。一审认定我方承担20%没有依据。 被上诉人翁世民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其代理人辩称：上诉人李想是受被上诉人李黔川雇佣，翁世民与李黔川是承包合同关系，翁世民根本不认识李想也从未支付任何工程款给李想，李黔川以及李想在砌墙过程没有受到翁世民的支配；涉案的工程相关设备系承包方自己负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应当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李黔川辩称：李黔川先到翁世民家承担砌墙工作，翁世民希望介绍工人，李黔川才介绍李想，李想、李黔川与翁世民是雇佣关系。上诉人关于护理费的上诉请求，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 李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翁世民赔偿给李想误工费、住院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期间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345327.98元。诉讼中，李想以赔偿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及追加李黔川为本案被告为由，将上述诉讼请求变更为：翁世民、李黔川赔偿李想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期间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732263.39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黔川于2017年4月29日之前承接了为翁世民的房屋砌砖墙的工作任务，经李黔川与翁世民商定，翁世民按照每平方米35元的标准收取砌墙工程款。之后，在李黔川完成上述砌砖墙工作任务期间，李想参与到该工作任务之中，与李黔川共同完成砌砖墙的工作任务。2017年4月29日，李想在翁世民家砌墙时，不慎从架子上跌落受伤。同日，李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住院治疗，经入院诊断为：“1．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伴马尾神经损伤；2．腰2椎体骨折；3．轻型颅脑伤；4．头面部软组织裂伤。”，并于同日接受“腰1椎体骨折切开复位减压椎弓根内固定术”手术。2017年6月15日，李想出院，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出院诊断为：1．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伴马尾神经损伤；2．腰2椎体骨折；3．轻型颅脑伤；4．头面部软组织裂伤；5．泌尿系感染。”，并医嘱：“1．继续带药治疗；2．注意休息，加强营养；3．定期复查；4．门诊随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治疗，李想共计住院47天，花去医疗费62487.68元。2017年8月30日，李想又到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腰1爆裂性骨折伴不完全截瘫术后；2．创伤后尿失禁；3．腰2椎体骨折；4．双下肢肌萎缩：废用性、神经失养；5．痛风。”，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治疗82天。2017年12月11日，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对李想的伤残等级鉴定、误工期、护理期及后续治疗费作出鉴定意见：李想分别构成伤残程度五级、九级；损伤误工期为永久误工、护理期为225天；李想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评估为10000元左右，进行该鉴定李想共花费鉴定费用2600元。2018年3月1日，重庆市彭水司法鉴定所对李想后续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作出鉴定意见：李想的后续医疗费共计约需15200元；李想属于部分护理依赖程度。之后，李想因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与翁世民产生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追加李黔川为被告，要求李黔川与翁世民对其人身损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李想的住所地为重庆市彭水县，属于城镇户口。李想与案外人向春梅于2013年结婚，但未办理结婚证，经李想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下塘社区确认，李想与向春梅属事实婚姻。2014年3月19日，李想与向春梅生育一男孩李熙晨。经李想确认，事故发生后翁世民垫付其医疗费39000元，李黔川垫付其医疗费23517.17元。 针对李想是否是受翁世民雇佣进行砌墙工作的问题，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雇佣关系是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应当是在雇主和受雇人达成契约的关系上成立的，且雇佣关系涉及的合同标的为提供劳务。本案中，李想虽然主张，其是经过李黔川介绍与翁世民认识并接受翁世民的雇佣为其完成砌砖墙的工作，但李想并不能就其与翁世民就砌砖墙达成提供劳务约定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审理过程中，李黔川的陈述也体现，李黔川是在李想之前到达翁世民房屋承接砌墙工作的，根据李黔川与翁世民的约定，双方一直是按照房屋底面积为基准以每平方米35元的标准计算工程款，该工程款的计算方式与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的承揽合同较为契合，与雇佣关系中并不涉及工作成果的交付在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情况下，李想在加入该砌墙工作后，翁世民仍然是按照房屋底面积为基准以每平方米35元的标准与李想、李黔川计算工程款，李想加入砌墙工作后并未改变按照工作成果计算报酬的约定，该事实同样也可以体现李想与翁世民之间并不存在按照个人劳务计算工资的约定。另外，李想也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在完成砌砖墙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人指挥其完成工作，该陈述表明李想在砌墙工作中存在独立性，在工作安排上并不受到翁世民的监督和指示，庭审中李黔川与翁世民对已完成的砌墙工程款结算支付方面的陈述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二人陈述中的共同点均是李黔川已将部分翁世民支付给其的工程款交付给李想，李黔川也在原一审审理中陈述，工程款的计算方式是其与翁世民商议确定的，李想的工程报酬也是通过其收取并支付的，李想在原一审审理中的陈述：“是李黔川与翁世民计算，翁世民将工资给李黔川代发。”也同样印证了李黔川的陈述，上述事实均不能体现翁世民与李想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特性，且与李想陈述砌墙的工资款是自己与翁世民共同协商确定的主张存在矛盾。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李黔川与翁世民之间就砌砖墙工作的报酬收取的约定，以及相关证据体现的工程款支付及分配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在李想加入砌砖墙的工作之前，李黔川与翁世民之间形成的是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李想在加入砌砖墙的工作之后，并未改变这种承揽合同关系的基础，不管李想中途加入砌砖墙工作的情况，是否为翁世民所知晓，但翁世民在事故发生后仍通过李黔川向李想支付工程款及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已表明翁世民是接受李想与李黔川共同为其完成砌砖墙工作的，李想在参加到砌砖墙的工作后与翁世民之间也形成了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李黔川、李想主张，翁世民雇佣李想为房屋砌墙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针对李黔川是否应当对李想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对上述争议焦点1的分析认定，李想虽然在加入砌墙工作后，与翁世民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但李想并非是以独立的个体来完成砌墙承揽工作的，从李黔川在审理过程中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可知，李黔川从翁世民处领取的20000元工程款项是通过李黔川支付给李想与另外三个砌墙工人的，李黔川也确认还有20000元尚未领取的工程款会在收到后在李想及另外三个工人之间进行分配，李黔川的上述陈述可以体现李黔川与李想之间存在共同领取收入并统一分配收入的可能性。另外，李黔川与李想均确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李黔川、李想无证据证明其二人是按照个人工程进度单独与翁世民结算工程款的情况下，李黔川陈述每个参与砌墙工作的工人均是各自完成工作各自按照工作进度进行结算与上述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也与生活常识不符。据此，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体现，李黔川与李想之间存在共同完成承揽定作任务共同获取工程款收益的意思表示，李想在加入砌墙工作后与李黔川形成了共同完成承揽任务的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黔川与李想作为共同承揽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承揽人负担的自身损害，本着“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原则，李黔川也应当对其与李想在共同承揽工作中产生的共同承揽人人身损害损失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李想于本案中追加李黔川作为被告并要求李黔川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支持，予以采纳。 关于李想人身伤害损失项目数额核定的问题，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想的住所地为重庆市彭水县，属于城镇户口，相关赔偿项目应当以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认定。医疗费方面，李想主张医疗费按照82783.84元计算，该笔费用中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62487.68元，有李想能够提供相应的医院病历、费用清单、收费票据为据，予以认定，另外的20296.16元医疗费用中，李想主张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花费的医疗费用20266.17元，李想仅能提供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的入院记录及费用清单，但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医疗费用收费票据证明该部分医疗费用的花费情况，该部分医疗费用李想可在取得相应收费票据后，另案予以主张，其余多出的医疗费用29.99元属于计算错误，本院不予支持；住院护理费方面，鉴于李想的伤残状况，住院期间需要进行护理，依据李想提供的相关证据体现的住院治疗期间，并参照本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工资的平均工资标准，依法认定李想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为208.95元／天×129天（82天＋47天）＝26954.55元，李想要求该笔护理费用的期间按照225天计算，已经超出李想的住院治疗天数，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误工费方面，李想受伤后至定残之日前一天共计天数为226天，鉴于李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误工费参照本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工资的平均工资标准，依法认定李想的误工费损失为208.95元／天×226天＝47222.7元；营养费方面，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本地司法实践，按照相关证据体现的李想实际花费的医疗费用10%认定为62487.68元×10%＝6248.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方面，李想要求按照30元／天标准计算，未超出相关法律规定也符合本地司法实践，予以确认，但李想主张的住院天数有误，故结合已查明的住院天数，认定李想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元／天×129天（82天＋47天）＝3870元；交通费方面，李想虽未提供相应交通费票据，但鉴于交通费用属于住院治疗期间的必然支出，酌情按照20元／天×129天（82天＋47天）＝2580元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方面，李想要求按照我院所在地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42121元／年×20年×62%（伤残系数）＝522300.4元，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予以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结合李想的伤残等级、相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及各方的过错程度，李想现要求认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8000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方面，鉴于李想的儿子李熙晨未年满18周岁，同时考虑到李熙晨还有其他抚养人的情况，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认定为28145元／年×（18岁-3岁）÷2人×62%（伤残系数）＝130874.25元，李想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未考虑到伤残系数的计算，超出部分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主张，不予采纳；鉴定费方面，李想能提供相应的支出票据证明鉴定费支出为3900元，事实依据充分，予以确认；后续医疗费方面，结合李想的伤残情况及两次司法鉴定结论中对后续手术及辅助药物的价值认定，李想要求后续治疗费用按照17200元，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支持，予以采纳；残疾期间的护理费方面，鉴于《重庆市彭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中对护理期的鉴定为225天及对李想的护理程度鉴定为部分护理依赖的情况，李想的总计护理期间不应超出鉴定机构认定的225天范围，故在扣除已经计算的住院期间护理天数后，参照原审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工资的平均工资标准，认定李想的残疾期间的护理费用为208.95×（225天-129天）÷2＝10029.6元。综上，截止至一审辩论终结之前，核定李想应完成砌墙工作导致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2487.68元＋26954.55元＋47222.7元＋6248.77元＋3870元＋2580元＋522300.4元＋48000元＋130874.25元＋3900元＋17200元＋10029.6元＝881667.95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翁世民作为房屋业主及砌墙工作的定作人，负有对承揽人的选任责任，翁世民在最初选择李黔川进行工程时，选择了没有相应建设工程资质的李黔川完成砌墙工作，在李想加入李黔川承揽工作后也没有对加入的共同承揽人资质进行审查，翁世民没有将定作人的选任责任履行到位，翁世民在履行定作人的选任责任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对李想受伤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鉴于砌墙工作需要高空作业存在的危险性及承揽工程的所在地址为翁世民房屋所在地等相关因素，翁世民的定作人选任责任对事故安全隐患的产生存在较大的影响，原审法院酌定翁世民对李想的损失承担26%的赔偿责任；李想在加入李黔川承揽的为翁世民房屋进行砌墙的工作后，于工作中不慎跌落摔伤，李想作为建筑工人无证上岗，在作业过程中不尽安全注意义务，保障自身安全，自身应承担20%的责任；李想与李黔川共同完成承揽工作任务，二人作为砌墙工作的共同承揽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剔除以上翁世民需要承担的责任比例及李想自担的责任比例后，本案中李想受伤后产生的经济损失中剩余的54%责任，应为共同承揽人需要承担的责任，结合李想、李黔川共同确认另外三个参与砌墙工作的工人与事故发生没有关系的事实，李黔川作为共同承揽人，在与李想共享承揽收益的同时，应当与李想共担承揽工作中产生的经济损失，故李黔川应承担上述54%责任中的一半即27%。综上所述，根据审理过程中核定的李想的经济损失881667.95元的26%计算，翁世民共计应赔偿李想各项经济损失为229233.67元，扣除翁世民、李想共同确认的翁世民已经垫付的相关费用39000元，翁世民现仍应赔偿李想经济损失190233.67元；李黔川应承担李想经济损失的27%，按照李想总的经济损失881667.95元的27%计算，李黔川共计应赔偿给李想经济损失238050.35元，扣除李想确认的李黔川已经垫付的相关费用23517.17元，李黔川仍应支付给李想赔偿款214533.18元。李想、李黔川于本案中主张，其二人均是受翁世民雇佣为翁世民提供砌墙的劳务，翁世民主张，李想系受李黔川雇佣为李黔川承包的砌墙工作提供劳务，各方当事人均无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明上述主张的合理性，不予采纳；翁世民虽抗辩，李想于本案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内容并不是在原一审时变更的，李想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属于发回重审案件，相关审理程序是重新按照原一审程序启动的，李想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时间均是在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李想变更诉讼请求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翁世民的上述抗辩主张，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支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翁世民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想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90233.67元；二、李黔川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想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4533.18元；三、驳回李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011元，由李想负担6287元，翁世民负担1301元，李黔川负担1423元。 本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李想对“李想不慎从架子摔落致伤”的认定有异议，认为是架子搭架不牢导致；对原审认定李想参与工作有异议，认为是受翁世民雇佣参与砌墙工作。 被上诉人翁世民对李想的伤残鉴定有异议，认为其是单方鉴定，伤残等级没有那么高。 被上诉人李黔川认为本案不是承揽合同关系，是劳务关系。 本案二审审理中，各方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1、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不当？2、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比例是否不当？3、一审认定的护理费是否不当？ 上诉人李想认为：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在责任比例上，翁世民承担26%太低，至少应当承担33%责任。2、判李想自己承担20%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剩下的责任应当由李黔川承担80%的责任。3、护理费，一审计算错误。根据鉴定机构的评定结论是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20年是根据法律规定参照伤残时间计算的。 被上诉人翁世民认为：翁世民与李黔川是承包合同关系，李想是受李黔川雇佣，翁世民与李想从来不认识；关于赔偿比例，翁世民在本案中过错是选择承包方没有资质的过错，涉案的铁架是承包方自己负责的。翁世民的责任过错承担26%过高。关于护理费，原审认定是正确的。 被上诉人李黔川认为：翁世民是雇主且是现场负责人，应当对本案负责，架子搭架不牢固是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黔川在本案中仅仅是中间介绍人的身份，不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不当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李想并不能就其与翁世民就砌砖墙达成提供劳务约定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而根据李黔川的陈述，李黔川与翁世民双方一直是按照房屋底面积为基准以每平方米35元的标准计算工程款，李黔川及后加入的李想提供的是劳动，但翁世民接受的是工作成果，李想加入砌墙工作后并未改变按照工作成果计算报酬的约定，翁世民与李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性，李黔川与翁世民之间形成的是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李想在参加到砌砖墙的工作后与翁世民之间也形成了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有误，予以纠正。 关于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比例是否不当的问题：翁世民作为接受成果的定作人，确实存在选任失当的问题，原审法院酌情判其承担26%的赔偿责任也是在法定比例之内，并无不当；李黔川与李想共同对翁世民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且李黔川与李想均确认二人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没有侵权的情况下，李黔川无需对李想的受伤害赔偿结果承担任何义务。但李黔川在原审判决其承担27%的赔偿责任后并没对该判项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不予处理。 关于一审认定的护理费是否不当的问题：此节，原审法院认为“残疾期间的护理费方面，鉴于《重庆市彭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中对护理期的鉴定为225天及对李想的护理程度鉴定为部分护理依赖的情况，李想的总计护理期间不应超出鉴定机构认定的225天范围，故在扣除已经计算的住院期间护理天数后，参照原审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工资的平均工资标准，认定李想的残疾期间的护理费用为208.95×（225天-129天）÷2＝10029.6元”，但重庆市彭水司法鉴定所《渝彭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李想目前双下肢不能活动，大小便自流，行走靠拐杖，需要依赖他人护理”，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想属于部分护理依赖程度”。上述护理依赖针对的是上诉人残疾期间的生活自理能力及护理需要，并不能理解为鉴定前有残疾鉴定后就没有残疾，且闽中司法鉴定所《闽中司鉴[2017]临鉴字第1388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上诉人李想损伤护理期为225天，系医疗期间及医疗终结后的继续护理期间鉴定，225天是完全护理依赖的时间。原审法院将225天的完全护理依赖认定为部分护理依赖，又遗漏认定上诉人定残后长期的部分护理依赖及费用，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李想因本案致伤的护理费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李想年纪尚轻，无其它的疾病，又属外地人，为减少其讼累，对其今后的护理期间可定为20年。上诉人李想的护理费应为（208.95元/天×225天）+（208.95元/天×365天×20年）÷2＝809681.25元。李想因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为1681319.6元。 综上，上诉人李想的上诉部份有理，有理部份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4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 二、翁世民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想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98143.1元； 三、李黔川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想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4533.18元； 四、驳回李想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011元，由李想负担4235.1元，翁世民负担2342.9元，李黔川负担24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87元，由上诉人李想负担5143.4元，翁世民负担114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完育 审 判 员 庄莉琳 审 判 员 朱明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 黄晓玲 书 记 员 刘丽华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