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82民初955号原告：张永进，男，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海成，男，197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术亮，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李百健，男，195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洪，山东千佑律师事务所律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刘新利，男，1964年12月2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东墩村**。原告张永进与被告于海成、第三人刘新利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张永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与被告于海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第三人刘新利到庭参加诉讼。后李百健申请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依法追加百健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张永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与被告于海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第三人李百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新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第三、四次庭审，原告张永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与被告于海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第三人李百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洪、第三人刘新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认定原告对被告于海成在荣成市的改造后的养殖场拥有50%的份额，拆迁补偿款的50%属于原告所有；2.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担保费。事实与理由:2012年8月7日，第三人刘新利与荣成市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租赁合同》，租用了土地建起养猪场。2015年11月2日，刘新利将该养猪场全部出卖给被告于海成，同日于海成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约定原、被告为购买和建设该养猪场各出资52.5万元，原、被告各占该养猪场50%的份额。原告按照该约定足额出资。现该养猪场将被拆迁，但是被告于海成自行办理了拆迁协议，现因政府将拆迁补偿对象列为第三人刘新利和被告于海成，被告不承认原告的财产份额，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双方合伙期间的其他财产及债务我方另行主张。于海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该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养猪场系被告独自享有，被告与第三人刘新利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并独自支付了转让的全部价款，被告是该猪场转让合同的唯一受益人，对诉争的补偿款享有全部的权益。原告主张的合作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因此原告也不享有所谓50%的补偿款权益。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原、被告之间合伙成立，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52.5万元，利润各占百分之五十，只有对合伙经营进行清算扣除全部投资、费用之后的纯收益才能予以分配。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首先应当涉及到合同是否成立，成立后是否散伙，在前提条件未确定的前提下，单纯主张合作期间的收益进行分配，这明显没有法律依据。况且案涉养殖场所有投资费用均属于被告于海成投入，包括支付的转让合同出资105万元和改建过程中支付的各项费用，介于上述情况结合庭审的相关证据，请求法庭予以审查裁判。李百健述称，本案诉争的养殖大棚及补偿款，张永进早在2017年4月便转让给了我，我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并与张永进签订了《协议书》、《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所以原、被告诉争的养殖大棚及补偿款中有部分属于李百健所有。刘新利述称，我只是和于海成签订合同，至于于海成与别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或是其他关系，与我无关。李百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向本院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涉案猪场的50%的补偿款归李百健所有。事实及理由：猪场是我们的，张永进已经将其与被告共同合伙的四个猪场的财产权益转让给我。张永进对李百健的诉讼请求辩称，因代理人与原告无法进行联系沟通，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以第三人的证据及法庭认定的为准。于海成对李百健的诉讼请求辩称，我们认为第三人李百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应属于无效，该协议的内容表述为原告将与被告合作经营的大棚转让给第三人，属于转让合伙的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七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或全部共有人的同意，即使同意转让，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所以原告转让大棚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被告对原告擅自转让的行为不予认可。刘新利述称，我是和于海成签订合同，其他投资的情况我不清楚，是否存在合伙我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被告于海成与第三人刘新利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刘新利将该育苗厂的土地租赁使用权以及养猪场现有的全部资产，包括已经缴纳的地租全部转让给于海成。于海成应当在接收该养猪场之日向刘新利支付转让款100万元。合同期内如果该养猪场被征用，全部补偿归于海成所有与刘新利无关。于海成于转让合同订立当天向刘新利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向介绍人支付5万元。同日原告张永进与被告于海成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于海成乙方：张永进甲方于2015年11月2日与刘新利、荣成市委会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与乙方各出资52.5万元，利润各占50%”。2015年12月3日，原告先后向被告转账40万元、40万元、10万元，共计90万元，付款用途均载明“往来款”。案涉猪场经改建后并未实际投入经营。2019年8月22日，被告于海成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签订《石岛管理区和电产业配套园补偿拆迁协议书》，约定宁津街道办事处以货币补偿的方式支付于海成（东墩村）猪场补偿款共计2495552元。合同同时约定付款时间及比例。2020年3月30日，案外人王福坤诉至本院，主张张永进、于海成于2015年11月与王福坤协商位于荣成市海边猪场改建育苗场事宜，张永进提供水泥、砖、沙等建筑材料，于海成提供混凝土，张永进对王福坤建设的人工费进行了核算，要求于海成、张永进向其支付工程款。2020年5月6日，经本院组织调解，王福坤与于海成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于海成向王福坤支付猪场改建工程款10万元。经本院电话与王福坤核实，王福坤称：于海成与张永进系合伙关系，工程施工过程中，张永进、于海成均提供了建筑材料。现原告要求在不解除合伙及进行合伙清算的情况下，确认原告对改建后的育苗场拥有50%的份额，确认育苗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50%归其所有，被告及第三人李百健均不予认可，遂成诉。被告于海成主张，其与原告虽签订合伙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未按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实际进行出资。被告提交其与原告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及混凝土供货清单各一宗，拟证明原告尚欠被告100余万元，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转账的90万元系支付给被告的混凝土款，而非原告主张的合伙款。原告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混凝土供货清单不予认可。原告未能就其主张的已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实际出资52.5万元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张永进主张，案涉猪场改建过程中，其提供的沙、水泥、水泥砖、梁等材料及人工费、餐费共计246502元，该费用尚未结清，被告于海成提供的混凝土价值159120元。被告对张永进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第三人李百健提交其与张永进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张永进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各一份，主张张永进将其与于海成共同投资建设合作经营的四处养殖大棚的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李百健，包括案涉拆迁补偿金的权利。李百健另提交其与张永进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其自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5月19日间向张永进支付转让款300万元。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对李百健主张的相关事实不予认可。被告亦对上述证据及李百健主张的相关事实不予认可。根据第三人李百健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李百健于2019年9月在荣成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张永进诈骗案的询问笔录。张永进在公安机关陈述称：2017年，李百健在宁津街道办事处买了一个养参的池子，我帮他建设，另外他还从我手里买了2万平米的大棚，我和李百健有合同。我当时正好与于海成有合作的池子（大棚），李百健就想从我手里买这4个池子，按照当时的补偿价，是每平方1500元左右，这4个大棚能补到3000多万，李百健想给我1300万来买这4个池子。李百健找他的律师拟了这份协议，在上面的内容也是他找人填写的。我在甲方处签了名并按了手印，李百健在乙处签了名按了手印，其实我并没有欠李百健1300万元。李百健建南墙的池子总共打给我779.9万，我还返给他260万元。李百健转给我的519.9万元，当时我和李百建约定好了，建一亩施工费包工包料10万元，这个池子总共45.6亩，剩下的就是买这4个大棚的钱。李百健买这4个大棚总共给我打了多少钱我没有具体数，反正他连施工费加买大棚总共给了我519.9万。我和李百健签协议之前，李百健就找人去量过数，他量完之后把图拿给我看，他告诉我不止2万平方，所以我与他又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我只转让2万平方给他。我与于海成签订合作协议后，均按照合同的约定出资了。东墩村的大棚已经开始补偿了，总共补给我和于海成249万，但是于海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政府签的协议，想自己侵吞这249万。于海成及李百健对张永进上述陈述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就案涉养殖场是否形成合伙关系。案涉养殖场虽未实际经营，但原、被告双方在养殖场改建前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对合伙出资比例及合伙收益的分配比例予以明确约定，在养殖场改建过程中，张永进、于海成共同参与了与实际施工人王福坤的协商，张永进、于海成分别购买材料用于养殖场改建，故应当认定张永进与于海成就案涉养殖场形成合伙关系。被告辩称张永进为养殖场提供材料系基于与被告的买卖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虽与被告就案涉养殖场形成合伙关系，但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已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支付合伙出资款52.5万元。猪场改建过程中，原告虽提供了部分改建所需的建筑材料，但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为此支出的具体费用，即原告未就其合伙实际出资比例提供相关证据，从现有证据及原告自认的出资情况看，原告实际合伙出资比例并非50%，故原告要求认定其对改造后的养殖场占有50%的份额，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合伙利润应指在合伙资产总额扣除合伙投入成本及其他费用后的余额。原告要求确认的养殖场拆迁款并非合伙利润，故原告要求确认拆迁款的50%归其所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李百健的诉讼请求成立的前提是原、被告就案涉养殖场形成合伙关系且原告占50%的合伙份额，其他合伙人对张永进转让合伙份额系知情且同意，且拆迁安置补偿款属于合伙利润。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享有50%的合伙份额且其他合伙人同意张永进对合伙份额的转让行为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第三人取得合伙份额，且第三人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本身亦非合伙利润，对于第三人李百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张永进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李百健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125元（系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永进负担。有独立请求权诉讼请求7125元（系减半收取），由第三人李百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畅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