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24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5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离退休人员，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群，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女，193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郓城广源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武某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5民初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按照陪护被上诉人的方式补足协议中未履行的陪护部分或将上诉人承担的赡养费调整至每月不超过1000元；2.上诉人愿意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一、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撑赡养协议中高昂的赡养费。但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举证据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和证明目的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二、法律不应强人所难，上诉人是退休职工，签订协议时月退休金仅为2390元，至今退休金也仅仅为3000余元，原判僵硬按照协议约定判决上诉人承担每月6000元赡养费，明显属于事实上履行不能。上诉人把全年的退休金都拿出来，其本人无法生活、无法看病，原判决没有给上诉人留一条活路。三、家事纠纷判决应当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上诉人经济条件较为困难，愿意补足未履行期限，应当优先考虑以此种方式履行义务，不仅减轻了上诉人的经济负担，使其具有履行义务的条件和现实可能性，也能让其实际陪护在被上诉人身边，有机会交流和尽孝，这样有利于消除隔阂，使紧张的母子关系逐渐恢复正常，促进亲情的回归。毕竟上诉人是因为身体较多疾病的客观事实无法亲自陪护才让其妻子去陪护的，并且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才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履行义务，若简单的判决以给付赡养费的方式履行义务，既造成上诉人的经济困难加重，也进一步减少了母子相聚的机会，继续疏远了双方之间的亲情。同时，这种不考虑上诉人经济状况的现实，不分青红皂白按照协议金额判决，将上诉人置于难以生存的地步，只能加深矛盾，甚至恶化，影响到社会稳定。四、原审按照协议金额判决，也显示出缺乏社会常识。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度经济数据，该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78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07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18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342元。被上诉人系鲁西南地区老年农村妇女，依生活经验法则和社会常识，除了生活和治病等必要的开支，每月6000元的赡养费显著超过了菏泽市本地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大大超过了该统计数据。即使是工作多年收入相对稳定和优厚的普通在职国家公务员，工资也就5000余元，根本难以支撑如此高昂的赡养费，更遑论一个体弱多病、工资又低的退休职工。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武某在丈夫去世后，三个儿子就武某的赡养问题，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赡养母亲协议书，该协议由被答辩人起草，所涉及的赡养费及非住院医药费的数额，也是由被答辩人自己确定，协议各方对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且均按协议约定实际履行，该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答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被答辩人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履行赡养陪护义务，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未实际履行期间的赡养费及非住院医药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是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可见，赡养父母不仅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并且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在履行义务时不能附加任何条件，被答辩人以其条件有限或者约定数额高于统计数据的理由并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诉称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武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李峨峰、李某、李雪峰三被告继续履行赡养协议，并要求李某支付2018年至2019年度的赡养费42000元、医疗费631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庭审中，武某撤回对李峨峰、李雪峰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系武某次子，武某丈夫去世后其长子李峨峰（由其妻董旭代签）、次子李某、三子李雪峰为保证母亲在父亲辞世后生活水平不降低，看病就医有保障，经过协商，就武某赡养问题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了一份“赡养母亲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武某每年由三个儿子分别轮流赡养和陪伴4个月，若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赡养、陪伴，每个月须承担母亲护理、生活费5000元及非住院医药费1000元，并将以上款项及时汇入母亲指定银行账户。以上协议一式四份，武某及三个儿子各持一份，该协议于2015年5月1日生效。武某对以上赡养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且协议三方均已按约定实际履行。2018年9月份李某之妻代丈夫赡养母亲一个多月后因故中止赡养义务至今。对于以上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武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赡养母亲协议书”一份，证明自己的三个儿子已在赡养协议中明确约定赡养母亲的时间及不按期赡养应承担的费用，该协议是三个赡养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得到被赡养人武某的认可且已经实际履行；二、武某的医疗单据21张，证明李某之妻在2018年8月22日前后与武某发生矛盾后离开，导致武某生病住院治疗，该费用应由李某承担。李某对证据一赡养协议认可是自己所签，并认可已按协议要求对武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际赡养和陪护，但反驳称李某签订赡养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对武某进行实际赡养和陪护而非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故该协议应部分有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21张医疗单据反驳称没有门诊病历相印证，即便该费用是真实的，也应由兄弟三个平均分摊。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对武某提交的证据一“赡养母亲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是对履行方式提出了异议，并不影响赡养协议的效力，故对武某提交的赡养协议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李某对武某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1张及门诊收费票据20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因其没有相反证据加以推翻，故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武某主张以上医药费用是由李某之妻将其气病所致，因无相关证据加以佐证，故对武某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可。李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武某主张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广东省中山市市中医院门诊检查报告单一张、住院病历一组、菏泽市立医院磁共振报告单一张、门诊病历两份，证明李某身患多种疾病需要支出相当数额的医疗费用而无法亲自赡养武某也无力支付高额赡养费；二、李某向武某汇款凭证两张，证明李某在过节或母亲生日时给母亲汇款，对母亲并非没有亲情，一直在履行做儿子的义务；证据三、李某在2015至今的工资收入明细一组，证明李某的年收入远远不足以支付赡养协议中约定的赡养费数额；四、李某房屋按揭贷款还款对账单明细，证明李某生活负担沉重。武某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一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8月和2016年6月，在这期间李某按赡养协议履行了赡养义务，可见李某患病并不影响对武某的赡养；证据二汇款时间均发生在2020年武某起诉后，武某起诉的是2018、2019年度的赡养费用，该证据对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三、四均能证明李某经济状况良好，有能力支付赡养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某提交的以上证据虽是真实的，但与其主张的事实并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以上证据的效力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在父亲去世后主动与其兄、弟协议就母亲武某今后的赡养问题签订了赡养协议，且武某对该协议的内容明知并认可，协议的各方均按赡养协议的内容实际履行。该赡养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赡养母亲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无效或有重大误解的情形，李某签订该赡养协议属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李某与其兄、弟签订的赡养母亲协议合法有效，对李某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李某在2018年度（10-12月，共3个月）和2019年度（9-12月，共4个月）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履行赡养、陪护义务，应按照约定支付未实际履行赡养义务期间的生活费、护理费及非住院医药费。 综上所述，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既符合法律规定，又顺应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应大力提倡和弘扬。武某已87岁高龄，风烛残年之际更需要儿子倍加关爱和呵护，为了使武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故对武某要求李某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武某要求李某支付除以上费用外6311元的医药费用属重复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武某生活、护理费35000元、非住院医疗费7000元，汇入武某工商银行账户6212××××2138账号内；二、驳回武某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元，由李某负担425元，武某负担79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主张其在赡养协议签订后患白内障和青光眼，认可曾于2016年动手术。上诉人认可案涉赡养协议是为了让其大哥拿出较高的赡养费以补偿其不能亲自照顾母亲，也包含了在此期间三弟照顾母亲的护理费等。 本院认为，赡养老人不仅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李某三兄弟在父亲去世后为让母亲安享晚年，共同协商签订赡养协议，是其兄弟孝德的体现，值得肯定和赞扬。尽管李某在签订协议时对其大哥有看法，但也是为了母亲的晚年生活。赡养协议所约定数额不仅包含了母亲的赡养费、医疗费，也包含了对不直接陪护人对亲自陪护人的补偿，总体数额不低，但也是三兄弟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和对亲自陪护人的照顾、感谢，故各方签订的赡养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某本意是亲自陪护母亲，按照约定其每年亲自照顾母亲4个月，但因故在2018年和2019年有7个月没有亲自照顾母亲，即便如李某所述其在2016年因病手术，2018年9月让其妻子代为照顾母亲，其妻子与母亲发生争议后离开，也不影响其返回照顾母亲，更不是其2019年仍不照顾老人的理由。虽然李某称签订赡养协议的初衷是让其大哥拿出更多费用，但其兄弟三人均同意并签字，一式四份分别由其兄弟三人和被上诉人各持一份，对其兄弟三人均有约束力。李某没有按照约定照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其通过亲自照顾、陪护的方式补偿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未尽到的赡养义务，故李某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2018年和2019年期间7个月的护理费、生活费及非住院医药费。虽然上诉人收入不高，但也仅是按照约定支付该7个月的费用，以后上诉人还可以征得其母亲同意后亲自照顾、陪护母亲。 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秋桦 审判员  梁春丽 审判员  王华栋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