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02民初728号原告：贵州饭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贵阳世纪城**团商铺******。法定代表人：林启航，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高成顺，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开远市。被告：董丽珍，女，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开远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翎芳，云南大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贵州饭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饭否公司）与被告高成顺、董丽珍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被告高成顺、董丽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翎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二被告之子高翔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美团外卖”APP是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为商家提供外卖展示及外卖交易的网络服务平台。该平台在开远市区的运营，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签约合作商/代理商的方式，由合作商/代理商负责当地的市场开发、商家入驻、商家运维、订单配送及用户投诉等事宜。而当地消费者在美团外卖平台与商家达成的美团外卖交易订单，其配送服务按照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的运作模式、标准和要求，均由“美团骑手”在“美团骑手APP”平台获取订单信息后独立完成。订单完成后，美团外卖平台收取的订单金额及配送费用中应当支付或者转付的商业支持服务费和配送费用概由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合作商/代理商在北京钱袋宝支付技术有限公司开立的“钱袋宝”账户代为支付或转账。2017年12月26日，被告高成顺、董丽珍之子高翔用其手机号在“美团骑手APP”平台申请注册并经平台审核通过后成为“美团骑手”。从此，高翔便自备智能手机在“美团骑手APP”平台获取订单信息，按照订单提示信息自行配备交通运载工具承接美团外卖订单的配送业务，并按照业务订单的完成单量领取报酬直至2020年1月8日病故。其间，高翔于2019年11月与开远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开远市公安局的职工，其个人社会保险也由开远市公安局为其缴纳。原告与高翔签订《劳务合同》，并按照合同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务关系，并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按照双方达成的合意，以及高翔实际享有的合同权利和实际履行的合同义务，双方之间成立的是劳务合同关系，高翔对于提供劳务具有高度自主权，且从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之间没有工作时间、工作定额的要求等来看，高翔并不受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管理和安排，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没有约定固定工资数额，不受最低工资标准约束，按照接单数量结算劳务费与劳动关系下的计件工资实质不同，高翔已与开远市公安局建立了稳定的劳动关系，属于其全日制职工，在开远市公安局参加工伤保险，在开远市公安局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其仅仅是利用工作闲暇进行配送，客观上决定了其对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人身及财产依附性弱，高翔不符合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条件，且现行政策也不支持滴滴、美团、饿了么、达达等平台与其平台从业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并认可平台与其从业者之间建立民事法律关系，现行社保制度规定一个劳动者只能在一个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一个劳动者不可能同时享有两份工伤保险。综上所述，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高翔之间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为维护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被告高成顺、董丽珍辩称，本案是典型的“以承揽劳务合同的名义规避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高翔的工作职位系美团骑手兼夜班组组长，其实际工作内容必须要服从公司各种管理制度，可见《劳务合同》纯属原告方为逃避劳动法的制约、回避劳动关系中必须要缴纳的“五险一金”开支而特别设计的典型的“以承揽合同名义规避事实劳动关系”的行为。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通过考察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日常管理、是否接受劳动报酬、是否系用人单位主营业务范围等因素来确定，对于类似于外卖骑手这种产生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生产物，本着规范企业合法用工、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也应依据上述基本原则来认定。高翔通过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管理的系统登记注册为其名下的骑手从事外卖派送服务并经公司安排担任夜班组组长，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高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外卖派送服务属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主要经营内容，故外卖派送服务是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主要用工领域，贵州饭否公司通过其管理系统向包括高翔在内的骑手分配工作任务，这种工作分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而是多对多，但实质上与传统行业中操作人员从生产流水线上选取工作对象并无二致；劳动报酬由原告贵州饭否公司进行计件发放，每月结算，也符合一般劳动关系的特征；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和考核，这些足以认定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高翔在两个单位同时就业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依法判决认定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被告高成顺、董丽珍之子高翔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劳务合同》复印件1份、声明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高翔签署的《劳务合同》约定，乙方（高翔）自主决定是否接受甲方（贵州饭否公司）提供的订单信息，自行配备交通工具完成配送业务，双方按照乙方实际完成的配送订单进行结算，双方系平等主体，该合同已经高翔签字确认，双方的关系应依据合同约定确定，双方构成劳务关系。2、骑手接单过程截图与视频、高翔配送订单明细、高翔劳务费明细，用以证明是否接单、何时接单完全取决于骑手的自愿，骑手对提供劳务具有高度自主性。双方费用结算方式，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3、开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出具的参保证明，用以证明高翔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期间与开远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系全日制职工，高翔系利用在开远市公安局工作的闲暇提供劳务，原告与其的人身依附性、经济依赖性都非常小。经质证，被告高成顺、董丽珍对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劳务合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名称，合同中承揽业务的约定、结算的条款都是空白的，这些是劳务合同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没有约定就形同虚设，等于没有约定，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也没有盖公章，并且合同只有一份，所有的骑手都没有合同，形式和内容都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是原告贵州饭否公司规避劳动法的规定签的合同，所以该合同不能作为依据，不能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声明上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同一天签的合同，其他骑手的合同都有盖章只有高翔这份没有盖章，说法不成立。对证据2中骑手接单过程截图与视频、高翔配送订单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骑手接单是自行决定的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中的劳务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完备，4月份的收入不完整，只记录了一笔工资，4月30日还有一笔原告支付给高翔500元的工资没有记录，其他月份的劳务费明细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高翔不是开远市公安局的全日制职工，只是辅助协警，法律不禁止多重劳动关系。被告高成顺、董丽珍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高成顺、董丽珍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高翔户口册复印件1份、开远市人民法院（1993）开解民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及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高成顺、董丽珍的自然情况及二被告与死者高翔系父母子女关系。2、红河州受伤职工住院病情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高翔系工伤病亡。3、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高翔名下建行尾号4981账户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与高翔家属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死者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手机截图（开远市美团配送组长微信群截图）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高翔发生工伤事故是在公司开会期间发生的。经质证，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对被告高成顺、董丽珍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病情诊断证明书真实性不认可，是单方的描述；对证据2中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没有派出所的签字盖章；对证据2中的户口注销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高翔死亡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高翔是工伤。对证据3中的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中工作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要在美团注册为骑手的人都需要提供健康证明和身份证明，提供工作证明是为了骑手方便办理健康证，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中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方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在协议签订后申请了仲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高翔的死亡时间是在开会时，但是不能证明是工伤。本院出示了以下证据：1、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开劳人仲案（2020）06号案件审理笔录。2、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对配送站原站长彭恒、骑手施旭东、赵余强、熊保祥、吴建春、贵州饭否公司开远分公司负责人林启慧的调查笔录。3、开远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开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内勤郤文玲的调查笔录、开远市公安局政治处出具的高翔工资收入证明和关于高翔在开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职期间的考勤说明、开远市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专干工资花名册、开远市公安局出具的停保花名册（高翔）、高翔与郤文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对本院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形成程序是违法的，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审理案件可以自行调查取证的范围，并且调查的时间是在开庭前的单方调查，没有通知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被调查人员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在开庭的过程中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被告高成顺、董丽珍对本院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所称的证据2程序违法的观点不成立，因为作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做这个调查是有必要的，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提供了7份（包含高翔）劳务合同，承揽业务和费用的结算内容都是空白的，权利义务都不清楚，所以这个调查是合法的也是有必要的，性质也不是证人证言。本院对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2、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用以证明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本院在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判时对证明目的是否成立一并予以评判。本院对被告高成顺、董丽珍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2、3、4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高成顺、董丽珍提交证据用以证明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成立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本院在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判时对证明目的司是否成立一并予以评判。本院对本院出示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2、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美团外卖”APP是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为商家提供外卖展示及外卖交易的网络服务平台。该平台在开远市区的运营，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签约合作商/代理商的方式，由合作商/代理商负责当地的市场开发、商家入驻、商家运维、订单配送及用户投诉等事宜。2019年4月19日，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与昆明麒唛经贸有限公司解除《美团外卖合作协议》，同日贵州饭否公司与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美团外卖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贵州饭否公司负责“美团外卖”在开远的市场开发、商家入驻、商家运营维护、配送及用户投诉处理等工作。贵州饭否公司在开远设立配送部和市场部，分别负责骑手管理和市场开发、商家入驻，配送部负责人即配送站站长，属于贵州饭否公司的管理人员。2019年7月25日贵州饭否公司开远分公司成立，作为贵州饭否公司在开远的分支机构。开远分公司成立后，负责开展贵州饭否公司授权的相关业务。高翔在2017年12月26日注册成为美团骑手。2019年8月12日，高翔与新接手开远区域美团业务的贵州饭否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贵州饭否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负责开远“美团外卖”后为高翔等骑士继续购买意外伤害保险。高翔作为兼职骑手和组长，须在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2点30分上线并开展配送业务，若不能按时上线需向站长请假。其余时间，高翔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上线参与配送工作，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高翔完成的配送订单为1263单，配送订单发生的时间在10时至次日凌晨2时30分的不同时间段内。配送使用的交通工具由高翔自行提供，在配送前需按贵州饭否公司要求到指定地点进行配送前的配送箱消毒、照相上传系统等准备工作。高翔通过“美团骑手APP”接受派单任务，接单后可以丢单。贵州饭否公司通过“烽火台A**”对配送人员、配送订单进行管理。2019年12月前，贵州饭否公司规定兼职骑手配送按每单5元结算配送费，从2020年1月开始，贵州饭否公司规定兼职骑手每月完成300单配送按每单5元结算配送费，低于300单则按每单4元结算。高翔工资由单量工资、好评工资、补贴及罚款扣款四项组成。贵州饭否公司按月制作工资表给高翔签字确认上月单量和工资金额，每月16日前贵州饭否公司通过“钱袋宝”平台向高翔银行卡支付上月报酬。2019年9月-12月贵州饭否公司启用钉钉打卡对包括高翔在内的骑手进行考勤管理，高翔的考勤记录中有迟到、早退记录。2020年1月8日，贵州饭否公司城市经理在微信群通知各配送组组长当日14时30分到开远配送站开会，高翔作为兼职夜班组长参会，14时30分许高翔在配送站突发疾病送医医治无效于当晚死亡，医院诊断意见为：脑干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肺部感染；腰椎退行性变，死亡原因为：脑干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2020年1月15日，被告高成顺、董丽珍与贵州饭否公司就高翔死亡赔偿的相关事宜达成赔偿协议，由贵州饭否公司赔偿被告高成顺、董丽珍350000元，贵州饭否公司已经支付了被告高成顺、董丽珍150000元。另查明，2019年11月，高翔与开远市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开远市公安局为高翔缴纳社会保险。被告高成顺、董丽珍向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确认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开劳人仲案（2020）06号裁决书，裁决认定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贵州饭否公司不服向本院起诉。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在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从双方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约束、其所从事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以及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等要素来判断。本案中，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之间权利和义务内容与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内容有相似之处，比如接受管理、以劳动力换取报酬等。但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理由分析如下：首先，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贵州饭否公司通过美团骑手APP账户的申请标准和流程，为高翔申请美团骑手APP账号，贵州饭否公司通过美团APP平台向高翔提供用户需求信息，平台展示用户需求、单笔费用、服务完成确认等信息。高翔可通过注册并登陆美团APP平台自主选择是否接受业务，若选择接受，由高翔按照平台约定的内容完成劳务，并在合格完成约定应当提供的劳务后，获得约定的劳务费。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在合同中明确了高翔提出口头辞职申请，高翔同意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互不负权利义务，根据《劳务合同》成立新的关系。因此从双方签署协议的名称和内容来看，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仅就形成劳务关系达成了合意而未对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而且还排除了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其次，从实际履行情况看，高翔是否在美团APP平台接受业务自主选择决定，贵州饭否公司不对高翔设置底薪，贵州饭否公司不对高翔下达业务工作量，高翔接单后也可以丢单，高翔在贵州饭否公司的劳动报酬是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即完成的送餐单数结算而不是根据工作天数进行结算，不接单就没有收入，与劳动关系中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结算要求和标准明显不符。再次，高翔提供劳务时，虽然贵州饭否公司对其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考勤，但高翔可以自主决定提供劳务时间，与劳动关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相比，强度有所差别；高翔自行配置交通工具完成接单的送餐业务，车辆维修、加油、违章罚款都是高翔自行负责，高翔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仅包含人力成本，还包含自行负担的运输成本，有别于劳动关系中劳动报酬的对价为劳动力成本的特点。最后，高翔2019年5月至2020年2月的薪资打款记录表显示，其工资收入并不固定，2019年5月365元，最高月份2750元，其他月份1400余元至2000余元不等，高翔于2019年11月与开远市公安局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开远市公安局的职工，从事辅警工作，说明高翔并没有将其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在贵州饭否公司的工作中，其在贵州饭否公司所获报酬并非其主要生活来源。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高翔与贵州饭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贵州饭否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成顺、董丽珍之子高翔与原告贵州饭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贵州饭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审 判 长  马 磊审 判 员  张艳婷人民陪审员  柴琼芝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董容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