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7民初17674号原告：恒爱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698472H。法定代表人：郭藏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香，广东国晖（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尧，广东国晖（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政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心社区吓坑路广德巷**华富通厂**301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JT2396。法定代表人：陈小兵。被告：陈小兵，男，1987年10月18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广东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恒爱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东政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政公司）、陈小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香、吕尧，被告陈小兵、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东政公司向原告返还货款计850000元；2.被告东政公司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2月21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利息以8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陈小兵对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中旬，原告与东政公司订购额温枪一批，并于2020年2月18、19日向东政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176500元。2020年2月20日，原告与东政公司补签编号为DZ20200220-013的《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东政公司采购额温枪20000支（具体产品编号为1RC-168A），单价353元，总价款7060000元，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收货地点位于深圳仓库，原告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4小时之内向东政公司支付50%的货款3530000元。合同签订后，陈小兵于2020年2月20日将1076500元退返原告账户，剩余100000元未退返，并要求原告将货款3430000元直接汇至其个人账户。当日，原告向陈小兵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830000元，并委托法定代表人郭藏燃向陈小兵转账支付1600000元，原告合计向二被告转账3530000元，按约履行了50%货款的支付义务。合同签署履行后，二被告向原告承诺在2020年2月底前向原告交付额温枪10000支，否则自愿退款，但截止2月22日，东政公司均未向原告交付额温枪，且自该日后二被告拒接电话，拒回信息，引发原告被骗恐慌，原告遂于2月24日向东政公司出具《公函》一份，告知东政公司其应当向原告提供相关资质及公司实际经营地址等资料，否则视为涉案购销合同无效。东政公司收到《公函》后，拒不回复或提供，原告遂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查询获知：东政公司并不具备生产医疗器械产品的相关资质。原告认为：二被告存在合同诈骗或欺诈的嫌疑。为了解事实并挽回损失，3月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藏燃从北京赶赴东政公司寻求解决，但二被告拒不接洽回复。原告于次日前往深圳坪山马峦派出所报案。3月3日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未果。3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藏燃再次找到陈小兵，要二被告向原告退返货款。迫于原告的报案压力，二被告起草《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购销合同（编号为DZ20200220-013）》作废不继续履行，由原告向案外人深圳市华实洪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实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华实公司向原告发送××台，由东政公司向华实公司支付2400000元。同时二被告表示协议签订后会向原告退回其中货款280000元，但该协议未就剩余850000元的货款退返事项做出明确约定，郭藏燃拒签，但陈小兵采取限制郭藏燃人身自由殴打等方式强迫郭藏燃同签署。为尽力挽回损失也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藏燃只好签字。该协议签署后，郭藏燃在获得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向马峦派出所报案，并做了笔录及伤情鉴定，鉴定结果为轻微伤。协议签订后，东政公司向原告退回100000元货款，陈小兵退回货款180000元至郭藏然个人账户，华实公司也已向原告客户交付价值2400000元的额温枪。原告认为，对于未履行部分的合同款项，二被告应依法予以返还。为维护合法利益，特提起诉讼。原告提交购销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建设银行支付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微信聊天截图、公函、协议书等作为证据。二被告辩称，东政公司与原告之间原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东政公司无需向原告退还85万元。理由如下：原告与东政公司在2020年2月18日接触时，双方意向签订6万台额温枪采购合同。后经多次协商，原告与东政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通过传真的方式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额温枪2万台，单价353元，总价706万，交货时间为3月13日。合同签订后24小时内，原告向东政公司支付总价50%的款项，即353万元；签订4天内原告向被告支付20%的款项141.2万元，订单交货满1万台支付尾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向东政公司支付了首期款353万元，之后就开始违约，4天内拒不支付第二期款项，且签订合同后就开始催货。2020年2月22日签订合同第三天，原告就追东政公司出货应急。虽所订货物还未生产出来，但考虑到后续双方可能还要继续合作，东政公司就高价从第三方手里购买了250台额温枪，按照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藏燃的指定，200台邮寄山西，50台现场交付其指定的收货人。在2020年2月22日，双方又通过微信沟通，并确定东政公司向原告交货250台，不存在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到的2020年2月22日被告拒接电话，拒回信息等情形。2020年2月24日，按双方合同约定，原告应向东政公司支付第二期货款。但原告非但未支付货款还向东政公司发出函件，称其要终止原购销合同。东政公司收到函件后于2月24日书面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按约支付货款。事实上，东政公司具有额温枪销售资质，接到原告的订单之后，东政公司向案外人华实公司采购，华实公司具有生产销售资质，履行合同均不存在任何问题。原告见终止协议不成，就去各地公安部门报案，先是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当地公安未予受理。之后又于2020年3月初先后到马峦派出所、碧岭派出所、同乐派出所报案称其被诈骗。陈小兵作为东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次都积极处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直到原告来到深圳上述各个派出所报案称是被诈骗之时都没有到原告与东政公司约定的交货日期。各个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也是积极处理此事，对东政公司有无资质问题，东政公司是否有向厂商订货以及厂商是否有生产销售资质等问题进行分析处理。2020年3月3日起至2020年3月18日签订三方协议，陈小兵作为东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几乎每天被传唤到派出所，甚至在同乐派出所曾经谈判三个整晚。在此期间，原告多次向东政公司询问额温枪厂商在哪里？起初，东政公司考虑到原告还有4万台订单未下，找到厂商之后很有可能跳过东政公司直接与厂商合作，就没有告诉原告订货厂商的信息，但被折磨近半个月时间之后就想算了，这个企业自己也不会再合作了，就告诉了原告生产厂商的信息即原告诉状中所提到的华实公司。三方见面协商之后，于2020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与东政公司签订的合同作废，不再继续履行，双方也不再承担原合同的任何责任。原告与华实公司直接签订购销合同，由华实公司直接给原告供货12000台，东政公司代原告向华实公司支付货款240万元，视为原告向华实公司付款，用于购买12000台额温枪。考虑到本协议是由于原告单方面违约，导致东政公司履行合同时可获取的利润无法再继续获得，东政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向原告交付250台额温枪，费用未计，东政公司因做此单业务已支付业务员提成未计，最主要的是原告获得了厂商购货渠道，原本需要花费706万元购买2万台额温枪，现折算单价后，仅需400万元就可以购得，若原告继续向华实公司购买2万台额温枪，即可节省306万元，各方利益均可平衡。另外原告与东政公司口头约定，签订合同的现场东政公司再向原告退还28万元，其他款项不用再退还，此事终结，各方都不得再就此事引发其他争议，各方才签订了该份《协议书》。签订该份《协议书》之时，原告、被告以及华实公司签好之后协议就放在桌面，当时协商的是各方均不能动，直到东政公司向原告支付28万元之后，各方才可以将《协议书》拿走，足可以认定各方对此事都是认可的，不然东政公司也不会在签订《协议书》当场就向原告支付28万元。如果原告还要追溯尾款85万元，东政公司无法与其达成如此调解方案，更不会现场就转款28万元给原告。原告称其是在陈小兵限制人身自由，殴打致轻微伤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纯属恶意捏造事实。整个谈判过程中，原告法定代表人郭藏燃都非常强势，根本就是在诉状中捏造事实，误导法庭判断。2020年3月18日三方协议中明确有规定原告与东政公司签订的合同取消作废，不再继续履行，双方不承担原合同一切责任。当然包括东政公司按约履来完付款义务后，就无需再向其履行其他义务。合同第二条所提到的原合同DZ20200220-013如有未履行的责任，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实属兜底条款，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该条款所约束的就是未返还85万元的问题。结合整个事情发展来看，东政公司始终是守约方，违约方是原告，经过半个月的折腾，本案中获利最大的也是原告，相比较而言，东政公司法定代表人莫名其妙的天天被传唤到派出所，反复解释一些莫须有的“诈骗”经过，无法打理正常生意，涉案的业务也让出了部分可获得的利益。而原告由始至终抱着私欲，诬告被告诈骗，借着政府部门对涉及疫情案件从严处理，谨慎处理的态度，最终达到了与生产厂商直接合作的目的。本就获得好处的原告，现又恶意提起诉讼，捏造陈小兵对其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其致轻微伤等虚假事实，故意隐瞒2020年2月22日收获250台额温枪的真相，向人民法院起诉，于情于理均不应得到支持。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陈小兵作为东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论是收付货款，还是去派出所协调处理，包括签署最后一份三方协议，均是履行其职务的行为，所有责任应由东政公司承担，与陈小兵无关。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提交送货单、双方往来函件、受案回执、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20日，原告与东政公司签订编号为DZ20200220-013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东政公司采购额温枪20000支，产品编号为1RC-168A,单价为353元，总价款为7060000元，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交货方式卖方送货，收货地点位于深圳仓库。合同签订24小时内原告支付东政公司合同总价50%的款项即3530000元，合同签订4天内原告支付东政公司合同总价20%的款项即1412000元，在合同订单交货满10000台起即日，原告支付东政公司合同总价30%的尾款即2118000元，东政公司收到原告所有款项发完所欠订单数量。除因不可抗力外，东政公司逾期交货则按逾期交货部分总额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原告欠款逾期不付，原告承担每日千分之一违约金给东政公司，欠款逾期5天以上，东政公司有权把销售给原告货物按销售价的五折收回抵未付款。签约当日，原告向东政公司支付货款3530000元。2020年2月22日，东政公司分别通过现场交付和快递方式向原告交付250台额温枪。2020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购销合同终止协议》和《购销合同终止公函》。2020年2月24日，原告向东政公司发出公函，要求东政公司在2月26日前提供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等资质，否则被告与原告签订原订单号DZ20200220-013合同无效。2020年2月24日东政公司向原告回函，不同意解除或终止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请原告依据合同第五条约定付款日如期支付合同总价20%进度款即1412000元。2020年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开出受案回执。2020年3月初至3月中旬，原告先后到深圳马峦、同乐等派出所报案，声称东政公司“诈骗”，派出所组织原告与东政公司调解未果。2020年3月18日，原告与东政公司、华实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原告与东政公司签订的编号为DZ20200220-013的《购销合同》取消作废不再继续履行，双方不承担原合同的一切责任；东政公司与华实公司签订的20000台额温枪购销合同取消作废不再继续履行，双方不承担原购销合同的一切责任。第二条约定，编号为DZ20200220-013的《购销合同》如有未履行的责任由原告和东政公司另行协商解决。第三条约定，由原告与华实公司双方另行直接签订购销合同，由华实公司直接出货给原告念家牌××台，原告已向东政公司支付的2400000元货款，由东政公司直接支付给华实公司，视为原告向华实公司支付2400000元货款用于购买××台。签约当日，东政公司还向原告返还了货款280000元。另华实公司已向原告交付12000台额温枪。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2个：（1）《协议书》是否是在陈小兵限制人身自由，殴打致轻微伤的情况下被迫签署；（2）《协议书》第一条“双方不承担原合同一切责任”的真实意思。对于《协议书》是否是在陈小兵限制人身自由，殴打致轻微伤的情况下被迫签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称《协议书》是在陈小兵限制人身自由，殴打致轻微伤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但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协议书》第一条“双方不承担原合同一切责任”的真实意思，原告认为意指《购销合同》约定的原告支付货款、东政公司交付额温枪的义务，双方不再承担；东政公司、陈小兵则认为意指东政公司在已经向原告交付250台额温枪，退还货款28万元，直接将额温枪生产厂家案外人华实公司信息告知原告，并代原告向华实公司支付240万元货款后，原合同下剩余货款东政公司无需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仅仅根据争议条款文义本身，难以确定东政公司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剩余货款。其次，从合同情境、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签订前后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目的来看，原本东政公司向华实公司购买20000台额温枪，然后再以每台3**元价格转卖给原告，目的是从中赚取差价。2020年2月22日，东政公司向原告交付250台额温枪（按照《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每台3**元计价值88250元）。2020年3月初至3月中旬，原告先后到深圳马峦、同乐等派出所报案，声称东政公司“诈骗”，派出所组织原告与东政公司调解未果。后在原告的要求下，经原告与东政公司、华实公司协商一致，2020年3月18日，三方签订《协议书》，原告与东政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不再继续履行，东政公司与华实公司签订的20000台额温枪购销合同也不再继续履行，转由原告直接向华实公司购买××台，单价每台2**元，较《购销合同》每台减少153元。东政公司将原告已支付给其的2400000元货款直接转支付给华实公司。另签约当日，东政公司还向原告返还货款280000元，实际未返还货款应为761750元。在此情形下，东政公司主张剩余货款无需返还具有一定合理性。剩余货款无需返还，实质上是对于《购销合同》未履行部分东政公司的预期收益以及东政公司居间促成额温枪生产厂家华实公司与原告直接交易的一种补偿安排。最后，通过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额温枪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物资，东政公司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掌握着额温枪生产厂家信息并拥有供货渠道，有着较大的商业价值；东政公司在合同的洽谈、签订、履行、变更过程中已付出人力、财力等经济成本，卖给原告20000台额温枪的目的是赚取利润；《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在此之前，原告本应在2020年2月24日前向东政公司支付第二期货款1412000元，但原告未按期支付，违约在先；原告通过东政公司直接获得额温枪生产厂家华实公司信息，并直接向华实公司购买12000台额温枪，相较《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已直接减少购买费用183.6万元，获利颇丰；同时，东政公司实际未返还货款为761750元。在此情形下，如果原告还向东政公司主张返还剩余货款，对东政公司明显不公，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因此，原告主张返还货款850000元的诉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原告请求东政公司返还货款850000元，支付利息，陈小兵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恒爱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81元，保全费4801.87元，合计10982.87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裴红军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江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