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艳，女，汉族，1978年11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昆，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婷，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谦，男，土家族，1975年7月7日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明，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艳因与被上诉人司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7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司谦归还范艳借款本金人民币1757021元及逾期还款利息200元（以175702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11日期暂计至2019年1月27日为200元，以后另计至实际还清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司谦承担。一、一审法院关于无充分证据证明范艳与司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范艳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司谦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司谦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司谦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范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范艳提供了向司谦转账的银行流水，己经尽到举证责任，若司谦主张转账系范艳与其合作经营放贷业务的资金往来，则应该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区分本案的举证顺序，在司谦没有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旧要求范艳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加重了范艳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依据范艳与案外人周某在另案中的庭审笔录等证据支持司谦与范艳存在合作经营关系的主张,系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司谦虽主张转账系双方共同经营贷款业务，但无论是在本案中，还是在范艳与案外人周某一案中，司谦均仅是口头的陈述，并没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司谦并未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范艳与案外人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范艳与司谦之间的合作事实存在。一审法院以范艳与案外人在另案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作为司谦主张的佐证，系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依据范艳与司谦之间的借贷行为与通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不符这一特征否定范艳与司谦之间的借贷事实并无法律依据。—审法院认定：“范艳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范艳、司谦交易频繁，资金往来周期短，数额不固定且部分并非整数，与通常的民间借贷不符。”然而，本案中司谦经营放贷业务，范艳根据司谦的需求向其借出相应的款项，故交易稳定、频繁和往来周期短等特征与通常民间借贷行为不同也属正常现象。一审法院仅因本案借贷行为的个性而去否定其真实性，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范艳举证不足以证实借贷关系，不支持范艳要求司谦归还借款诉请的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司谦归还范艳借款及利息，望二审依法裁判。司谦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范艳与司谦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2年范艳与司谦之间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双方经营深圳市新正达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双方开始合作经营放贷业务，本案涉及的资金往来都是双方在合作经营的往来，并非是借贷资金往来。二、按照正常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都会在转账之前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在转账之后出具借条、收条等收据，但是本案中范艳未提交上述证据，而且在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1月9日开始支付款项至2017年4月4日，这期间长达15个月，而且发生的转账往来不是单笔，数目众多，而且多数是出现零数，不是整数，这显然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范艳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司谦归还范艳借款本金1757021元及逾期还款利息200元（以175702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11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27日为200元，以后另计至实际还清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司谦承担。原审认定,双方为朋友关系。2016年1月9日至2017年4月4日，双方互相转账72笔，范艳累计向司谦转账875576元。2013年3月16日至2017年4月10日，范艳与案外人周某互相转账149笔，范艳累计向周某转账881445元。范艳主张该转账记录反映的是其与司谦的借贷往来。司谦对转账记录无异议，也认可周某系司谦指定的收款人，但辩称转账属于双方合作经营放贷业务的资金往来。范艳于2017年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周某归还836885元，并提供了其与周某的转账记录作为证据（大部分转账记录与范艳在本案提交的记录相同），因范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周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遂作出（2017)粵0306民初221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范艳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2017)粤0306民初2214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原审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范艳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司谦归还借款。依据法律规定，范艳应当举证证明双方迖成了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了借款。本案中，范艳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司谦抗辩转账系双方共同经营贷款业务并有案外人周某与范艳在另案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在此情况下，范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范艳未提供借条、结算凭证、催收记录或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不能证明其转账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同时，范艳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双方交易频繁，资金往来周期短、数额不固定且部分并非整数，与通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不符。因此，范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司谦间形成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对范艳要求司谦归还借款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范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7元，由范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范艳与司谦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一审中，范艳提供了银行转账证据，证明于2016年1月9日至2017年4月4日间，双方相互转账共72笔，相抵后范艳累计向司谦转账875576元；2013年3月16日至2017年4月10日间，范艳与案外人周某互相转账149笔，相抵后范艳累计向周某转账881445元。在另一案件及本案中，司谦均认可周某系受其安排，而与范艳互相转账。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存在互相转账，且转账次数频繁，各次转账，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范艳主张系其向司谦出借款项，司谦主张双方系共同经营放贷业务，一直未进行结算。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本院认为，本案并非由一方向另一方单向转账，亦非每次转账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且资金往来周期短，数额不固定，部分转账并非整千整万的金额，与通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的特征不符，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范艳尚未完成举证责任，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的证据不足，范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司谦确认其与范艳共同经营放贷业务，双方尚未进行结算，范艳可据此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614.98元，由上诉人范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紫娟(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