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1民初24968号原告：张良，男，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俊勇，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科天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许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雪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许萍，女，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鸣，男，196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系许萍之夫，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第三人：阮观明，男，196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俊勇，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葛友根，男，195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原告张良诉被告北京华科天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天翼公司)、第三人许萍、阮观明、葛友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项俊勇，被告华科天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雪洁，第三人许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鸣，第三人阮观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俊勇，第三人葛友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为拥有被告华科天翼公司10%股权的股东；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3、判令被告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第三人许萍配合被告将其名下的占公司10%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华科天翼公司于2007年8月28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和经营地实际在房山区良乡。根据2011年3月29日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和当时的工商登记,被告公司有五位股东,其中股东阮观明占公司40%的股权,股东许萍占公司41%的股权,股东许辉占公司5%的股权,股东葛友根占公司5%的股权,股东张雷占公司9%的股权。2011年7月,被告股东阮观明、许萍和原告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公司增加投资800万元,即总投资额增加到3600万元,吸收原告为新股东,原告向公司投入资金720万元,占公司20%的股权;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后,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股东阮观明占43%的股权,股东许萍占37%(含许辉、葛友根各5%股权,许萍实际占27%股权),原告占公司20%的股权。由于当时公司与原股东张雷之间存在技术股股权纠纷,故《合作经营协议书》还约定等公司与张雷的股权诉讼关系处理完毕后(其本意是等张雷的9%股权收回后),一个月内按本协议正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修改公司章程。此后,原告以妻子曹秋红名义向被告打入了投资款360万元,被告给原告开具了投资款收据;另有360万元实际由股东阮观明追加投资。股东阮观明、许萍和原告三方一致同意,根据实际追加投资款的数额,原告占公司10%股权,阮观明占公司53%股权,许萍占公司27%股权,许辉和葛友根各占公司5%的股权。2015年9月19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阮观明、许辉、葛友根、许萍和原告均参加了股东会会议,股东会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股东会决议(之二)》确认原告占公司10%的股权。股东阮观明、许辉、葛友根和原告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股东许萍全程参加了股东会议,对该股东会决议未表示反对,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公司及其他股东与原股东张雷之间的股权纠纷诉讼,经过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08103号民事判决后,在二审诉讼过程中,达成了庭外和解(和解协议在股东许萍处),于2016年7月16日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准予撤回上诉而结案。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书》及2015年9月19日《股东会决议(之二)》的约定,与张雷之间的股权纠纷诉讼处理完毕后一个月内,被告应正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为原告的10%股权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但在本案起诉前,原告发现公司工商登记中进行了两次股权变更,其中2016年7月14日张雷的9%股权办理变更给了许萍,2016年7月22日许辉的5%股权办理变更给了许萍,两次变更后,许萍在工商登记中的股权比例为55%。为此,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和许萍办理变更登记,将许萍名下的10%的公司股权变更到原告名下,但被告和许萍均不予理睬。原告认为,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了投资义务,实际拥有被告公司10%的股权,原告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得到了其他股东的认可,原告己符合股东身份的实质性条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被告有义务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为原告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由于股东许萍在工商登记中的股权比例远大于其实际拥有的股权,其有义务配合公司将10%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被告华科天翼公司辩称，1、华科天翼公司注册成立前，阮观明、许萍等七名原始股东于2007年8月18日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中已约定注册资本外的后期资金投入不改变各股东在公司的股份以及投资款计算利息后计入公司经营成本，其目的是为排除股东通过追加投资改变股权比例，且日后各股东未通过任何方式达成对上述条款进行变更约定的一致意见。2、阮观明、许萍、张良于2011年7月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没有明确的股权转让人、受让人和对价款，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而是重新调整华科天翼公司股权架构，擅自分配并处分了许辉、葛友根、张雷的股权份额，损害了上述三人的利益，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因此是无效的，不产生调整公司股权及股权比例的法律效果，且张良也未按三方协议的约定向华科天翼公司投入720万元。从协议效力和协议履行情况来说，张良均无权主张以继受股权方式取得华科天翼公司的股权。3、2015年9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上，许萍因不同意决议而未签字，张雷此时已假释却未参加股东会，另外三名签字的股东阮观明、许辉、葛友根的合计持股比例未超过50%，即使不考虑协议内容，根据《规定（四）》第五条第（四）项之规定，因表决比例未达到法定比例，《股东会决议》是不成立的；且决议内容调低了许萍的股权份额并处分张雷的股权份额，却未经许萍、张雷的同意，《股东会决议》更是无法成立的。4、华科天翼公司得财务账册及投资明细表中从未记载张良是股东身份以及股权比例，张良参加2015年9月19日的股东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是其与阮观明联手为诉讼所做的准备，且案外人李君华也签到并出席股东会，李君华同张良一样均是非股东身份向华科天翼公司投入资金，不能以是否出席股东会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依据。5、张良的投资款并未进入华科天翼公司的注册资本，亦未在公司章程、验资证明、出资证明书等法律文件上得到反映，而是计入公司长期借款，并计算利息，这不仅是会计记账方式，亦是执行2007年《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张良于2013年7月1日将其投资款中的200万元转由阮观明投资时，其配偶曹秋红向华科天翼公司签署的领据上写明“领回暂借款”，且张良通过赵林友于2016年5月30日从华科天翼公司擅自转走150万元作为华科天翼公司对张良的还款，张良的投资款不构成对华科天翼公司的出资。6、张雷于2016年7月12日将其持有的9%股权转让予许萍而非阮观明，正表明其不认可2011年三方协议，不能因为张雷目前不持有华科天翼公司股权了，即认为2011年三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股权变更条件已成就，因为不是华科天翼公司收回张雷9%的股权，而是许萍通过向张雷支付股权对价款并合法受让取得9%股权。因此张良不符合股权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的法律要件，无权主张其对华科天翼公司享有10%的股权。第三人许萍的意见同华科天翼公司。第三人阮观明同意张良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第三人葛友根称好多事情记不清了，希望法庭依法裁判，同意张良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8月18日，阮观明、许萍、许辉、葛友根、张雷、栾长寿、严芳芳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定为“北京华科天翼航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共7人，分别为阮观明、许萍、许辉、葛友根、张雷、栾长寿、严芳芳（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后期资金投入各股东在公司的股份不变）。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为，阮观明40万元，许萍35万元，许辉5万元，葛友根5万元，张雷、栾长寿、严芳芳等三人技术股15万元由葛友根缴付。该项目预计投资1200万元，其中，阮观明480万元，许萍420万元，许辉60万元，葛友根60万元（阮观明代缴20万元，许萍代缴20万元），张雷、栾长寿、严芳芳等三人技术股180万元由阮观明代缴90万元，许萍代缴90万元。投资利息按月息千分之十记入公司经营成本，在公司投产后按月开始支付等。2007年8月28日，华科天翼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根据2011年3月29日修改后的华科天翼公司章程规定，华科天翼公司登记股东共5人。其中，阮观明认缴出资额40万元，许萍认缴出资额41万元，许辉认缴出资额5万元，葛友根认缴出资额5万元，张雷认缴出资额9万元。2011年7月，阮观明（甲方）、许萍（乙方）、张良（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三方在协议中约定：截止2011年6月30日合营公司实际投入资金约2800万元（含本息），甲乙方合计实际投入资金2547万元，占90%的绝对控股权。合营公司计划增加投资800万元，即投资额增加到3600万元。一、甲方、乙方同意吸纳丙方作为合营公司的新股东；二、丙方向合营公司投入资金720万元，占合营公司20%的股份；三、丙方进入合营公司后，新合营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为甲方占43%的股权，乙方占37%股权（含许辉、葛友根的股权），丙方占20%股权，股东按股权比例出资；四、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合营公司打入人民币500万元，余款220万元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一个月内打入；……7、三方商定待合营公司与张雷的股权诉讼关系处理完毕后，一个月内按本协议精神，正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修改公司《章程》等。2011年7月28日,华科天翼公司收取张良之妻曹秋红投资款300万元；2011年11月3日收取曹秋红投资款200万元；2012年1月4日收取曹秋红投资款60万元，以上共计560万元。2012年12月26日，华科天翼公司收取曹秋红现金350万元。后将其中的200万元转为阮观明投资。华科天翼公司财务账目将上述投资款财务列项为长期借款，并计算利息。除注册资本外，阮观明、许萍、许辉、葛友根的投资款亦列为长期借款，并计算利息。2015年9月19日，华科天翼公司召开股东会，参会人员有阮观明、许萍、许辉、葛友根、张良、李君华，会议形成四项决议，有阮观明、许辉、葛友根、张良签字，许萍未签字。其中，《股东会决议（之一）》记载：1、会议选举阮观明、许萍、张良、许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会议选举葛友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股东会决议（之二）》记载：各股东一致同意根据2011年7月由阮观明、许萍、张良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对公司股权和股权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权比例为阮观明53%、许萍27%、张良（由曹秋红名义登记持股）10%、许辉5%和葛友根5%。其中阮观明的53%股权暂包含张雷名下的9%的股权，待与张雷之间的纠纷结束后根据情况股东再协商处理。从本日开始按新的股权比例执行，各股东按新的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在决议作出后，按上述比例申请工商登记变更。另查，2015年5月，许萍、许辉、阮观明、葛友根、华科天翼公司将张雷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张雷无偿退出华科天翼公司9%的股份并赔偿违约金900万元。本院作出（2015）房民（商）初字第08103号判决，驳回许萍、许辉、阮观明、葛友根、华科天翼公司的诉讼请求。许萍、许辉、阮观明、葛友根、华科天翼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了上诉。2016年7月，许萍分别与张雷、许辉签订转股协议，由许萍受让了张雷、许辉的股权。至此，许萍持有华科天翼公司的登记股权为55%。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张良提交的华科天翼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公司章程、合作经营协议书、收款收据、股东会决议等；华科天翼公司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华科天翼公司工商档案材料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良向华科天翼公司付款360万元是否因此取得华科天翼公司10%的股权。当事人成为一个已设公司的股东，在本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增资扩股，当事人认缴新的增资，从而持有公司的股权；一是股权转让，注册资本不变，当事人从原股东处受让相应的股权，并向原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在第一种方式下，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且必须经过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吸纳新股东，既有增资事宜，又有新股东进入公司事宜，均属于必须经过股东会表决决议的事项。之后，股东会还要通过修改章程的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因此，通过增资扩股成为股东，但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且未明确投资人投资数额及股权份额的，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从本案的情况来看，首先，华科天翼公司股东会并未通过增资扩股的决议，亦未通过吸收张良为新股东的决议，部分股东与张良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并不能取代股东会决议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其次，华科天翼公司其后并未有实际的增资扩股行为，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有所增加。张良虽向华科天翼公司投入了360万元，但该360万元既未进入注册资本又未进入资本公积，而是以“长期借款”的方式存在，并且计算利息，这属于张良对华科天翼公司享有的其他债权而非投入的资本。再次，华科天翼公司的章程并未进行任何的修改。因此，张良虽后来参加了华科天翼公司的股东会会议，但仅参加股东会本身不足以推定张良为华科天翼公司持股10%的股东。在第二种方式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许萍与张良就许萍所持的华科天翼公司10%部分的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张良亦未向许萍支付过相应的对价。综上分析，张良并未成为华科天翼公司的股东，其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保全费1020元，由张良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保新审判员  李跃坤审判员  安 乐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