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9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常军，男，1978年7月17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永红，女，1984年12月20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伟，山东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成，山东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倩倩，女，198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玉华，女，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夹书海，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夹某，男，201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山东华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睿，山东华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曹永贤，男，1960年11月5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付常军、赵永红因与被上诉人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夹某及原审被告曹永贤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常军、赵永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夹某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夹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事发时，付常军、赵永红与夹登旭的雇佣关系已解除。夹登旭于2019年10月21日向赵永红发送的微信明确表示解除雇佣关系，并要求归还其身份证。个人雇佣关系的解除通过单方口头通知即可成立。事后，赵永红与张倩倩结清了夹登旭自2019年8月21日至10月21日的工资，张倩倩未提异议。因此，自2019年10月21日，双方的雇佣关系已经解除。夹登旭于2019年10月22日要求赵永红给其打点零花钱，赵永红向其发放红包的行为，不能证明双方仍维持雇佣关系，当时，夹登旭的工资尚未结清，赵永红向其发红包不能说明夹登旭仍在履行职务行为。二、事发时，夹登旭并非正在履行职务。夹登旭通知赵永红解除雇佣关系后，其人身是自由的，不再从事雇佣活动。公安卷中对宋海涛的询问笔录第二、三页记载的内容，足以说明涉案事故的起因和经过，即：宋海涛与夹登旭系朋友关系，2019年10月28日18时许，夹登旭与宋海涛通过微信联系，邀请宋海涛来玩。19时30分，宋海涛告知夹登旭其在小超市购物，夹登旭知道后便去小超市找宋海涛。双方在返回夹登旭所在船舶的路上，夹登旭抱着宋海涛所购物品在跳船时掉入海中，发生溺亡。因此，事发时，夹登旭并非正在从事职务行为。三、本案应定性为个人意外事故。事发时，夹登旭从事的活动内容和目的都与雇佣活动无关，其应自行承担责任。根据公安卷中赵桂青的询问笔录第二页内容可知：事发当天中午，夹登旭与赵桂青在一起饮酒；也正是因为饮酒，从对方当事人提交的监控视频，明显看出夹登旭走路摇晃，系酒精作用导致其跳船时掉入海中溺亡。夹登旭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海上、船上作业以及相关风险应有充分的认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夹某的诉讼请求。 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辩称，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以及船员赵桂青的陈述均能证明事发时双方并未解除雇佣关系，且夹登旭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溺水死亡。夹登旭系根据赵永红的指示及工作所需，下船采购生活物资。根据宋海涛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其与夹登旭系“正好在商店遇到”，并非事先相约。夹登旭系按照正确、通常、合理、唯一的方式登船，本身不具有任何过错。关于事发当天中午夹登旭是否饮酒的事实，仅有付常军、赵永红的另一雇员的陈述证明。且该陈述与他人的陈述相矛盾，不能单独证明夹登旭饮酒的事实。即便夹登旭中午少量饮酒、登船过程中存在部分过错，一审判决付常军、赵永红承担60％的损失亦合理、正当。综上，二审应依法驳回付常军、赵永红的上诉。 曹永贤未陈述意见。 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付常军、赵永红、曹永贤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0199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夹登旭，男，1987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吉林省双辽市。张倩倩系其妻子，夹书海、冯玉华系其父母亲，夹某系其儿子。曹永贤系辽大金渔运1××××号船舶的船舶登记所有人。付常军、赵永红系夫妻。 2019年10月28日，夹登旭在青岛市崂山区建港码头溺水死亡。询问笔录显示，事发当天中午，夹登旭与同船船员赵桂青每人喝了二两白酒后睡去，至19时30分许，夹登旭与另一船舶船员宋海涛去码头小商品店买东西，返回至夹登旭工作船舶时，因失足掉入海中。经目击人员报警及参与救助未果，夹登旭被送至青岛市急救中心进行急救，因失去救治时机死亡。询问笔录同时显示，赵桂青称夹登旭死亡时在“辽大金渔运1××××”号船舶工作，工作内容为看船。11月1日，医疗卫生机构和派出所出具关于夹登旭死亡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2019年10月31日，夹登旭亲属韩洪岩与付常军的电话记录显示，夹登旭系赵永红雇佣，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 张倩倩与赵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20日、10月20日，赵永红分别向张倩倩提供的账户转账。11月1日，赵永红向张倩倩微信转账3340元，并称夹登旭的工资就此结清，张倩倩予以认可。 夹登旭与赵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7日，赵永红称“在船上，看看你要什么物资发给我”，夹登旭回复买10双袜子等物资；10月14日，赵永红向夹登旭发放红包，称“再给你发200，买些菜吃”，夹登旭收下菜钱，并回复“船上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我在这放心吧，船一点事没有”，赵永红回复“好的，菜市场有，要不就上大集去”；10月21日，夹登旭称不干了，赵永红未回复；10月22日，夹登旭要求赵永红给其打点零花钱，赵永红向其发放红包，并称再有事给付常军打电话，夹登旭回复好。 出海船舶出入港报备登记表显示，9月20日，“辽大金渔运1××××”号船主或船长付常军出入沙子口港，从事运输业务。付常军在庭审中承认其船舶系套牌。 “辽大金渔运1××××”号船舶登记证书记载船籍港大连，捕捞辅助船，其出海船舶户口簿记载，2019年10月28日该船自近海到达辽宁省正明寺，正明寺边防派出所加盖证件专用章。 夹书海、冯玉华仅育有夹登旭一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事发时夹登旭与付常军、赵永红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曹永贤应否承担赔偿责任；3.付常军、赵永红的赔偿责任如何确定。 一、事发时夹登旭与付常军、赵永红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夹登旭生前系由赵永红雇佣并发放工资，在付常军所属的船上工作，工作内容为看船，夹登旭与付常军、赵永红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亦成立事实上合法有效的雇佣关系。根据夹登旭与赵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夹登旭在船上的生活物资有时需要自己采买，由赵永红提供资金。事发前夹登旭虽称不干了，但赵永红未回复，且次日仍向夹登旭发放了零钱红包，结合询问笔录中夹登旭同船船员的陈述，法院认定事发时夹登旭与付常军、赵永红存在雇佣关系。付常军、赵永红抗辩事发时双方雇佣关系已解除，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夹登旭的工作内容为看船，采买物资属于其履行职务所必需的行为，付常军、赵永红辩称该行为与工作无关，不具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二、曹永贤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事发时，曹永贤所属的“辽大金渔运1××××”号船舶位于辽宁正明寺，且付常军承认涉案船舶系套牌船，故法院认定案涉“辽大金渔运1××××”号船舶并非曹永贤所属船舶，曹永贤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付常军、赵永红的赔偿责任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夹登旭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付常军、赵永红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夹登旭在工作期间饮酒，且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登船时没有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致使其溺水死亡，夹登旭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根据《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减轻付常军、赵永红的赔偿责任，该院综合考量全部情况，以付常军、赵永红承担60%的损失为宜。 依据《解释》的规定，结合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的主张，该院对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遭受的损失及数额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依照《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夹登旭死亡时不足六十周岁，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主张依照2018度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17元计算20年共1016340元，系合理主张，予以支持。 2．丧葬费。依照《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主张按照2018年度青岛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8197元／12个月计算6个月共34098元，系合理主张，予以支持。 3．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夹登旭儿子夹某2010年5月17日出生，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主张按照2018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2890元计算8年除以2共131560元，系合理主张，予以支持。 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承受的精神痛苦，并考虑本地生活水平及发为个人之因素，酌情确定为10000元。 上述合计1191998元，付常军、赵永红按照其承担损失的60%的赔偿责任，应当赔偿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各项损失合计715198.8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付常军、赵永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15198.8元；二、驳回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对付常军、赵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对曹永贤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618元、保全费3520元，由付常军、赵永红负担11482元，由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负担765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依据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并质证的证据查明，夹登旭与赵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28日上午11时44分，赵永红给夹登旭发送微信红包，称“买点菜”、“豆油去小店大姐那拿一桶”。夹登旭领取了微信红包，回复“知道了”。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事发时，付常军、赵永红与夹登旭的雇佣关系是否已解除；2.事发时，夹登旭是否从事雇佣活动的职务行为。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付常军、赵永红主张，其与夹登旭的雇佣关系已经解除的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夹登旭于2019年10月21日通过微信向赵永红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意思表示即发生解除的效力；二是事发后，赵永红在向张倩倩支付的夹登旭剩余工资，计算至2019年10月21日，张倩倩未提异议；三是赵永红于2019年10月22日向夹登旭发放红包，属于结算工资的行为，不能证明双方仍维持雇佣关系。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辩称，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未解除。经查，付常军、赵永红在一审中提交的赵永红与夹登旭的聊天记录为手机截图，并未提交记录聊天内容的原始载体，因此，对付常军、赵永红提交的聊天记录的完整性，本院无法确认。虽然夹登旭于2019年10月21日19时08分向赵永红发送信息称“嫂子，不干了，身份证，给我打来。不打也能”，即表示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但从付常军、赵永红提交的聊天记录截图看，赵永红没有回应，没有解除雇佣关系的明确表示，因此，以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已经解除雇佣关系。从10月21日之后的事实看，9月22日，赵永红向夹登旭发送微信红包。9月28日，赵永红向夹登旭发送微信红包，并称“买点菜”、“豆油去小店大姐那拿一桶”，夹登旭至事发前一直未真正离开涉案船舶，这些事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未解除。付常军、赵永红对赵永红9月22日向夹登旭发送红包的行为解释为未结算工资，没有事实依据，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张倩倩对赵永红支付的剩余工资未提异议的问题，张倩倩未提异议不能说明其对工资数额没有异议，即使对工资数额没有异议，也不能推定其认可雇佣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综合上述情况以及公安部门对赵桂青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在夹登旭溺水死亡时，其与付常军、赵永红之间的雇佣关系并未解除，付常军、赵永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付常军、赵永红主张，夹登旭溺水死亡，是其与宋海涛从超市返回船上，夹登旭抱着宋海涛所购物品在跳船时掉入海中造成的，而且，夹登旭当天中午喝了酒，属个人意外事件，并非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死亡的。张倩倩、冯玉华、夹书海及夹某辩称，夹登旭下船去超市采购生活物资，系根据赵永红的指示及工作所需；夹登旭的登船方式正确，不存在过错，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夹登旭当日饮酒。根据《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夹登旭生前受雇于付常军、赵永红，负责看船。2019年10月28日19时30分许，夹登旭到码头小商品店买东西，采购生活物资是夹登旭看船工作的保障，夹登旭买完生活物资返回船上，在工作的时间内，与其履行看船的职务有内在联系，属于与看船有关的雇佣活动范围，应当认定为夹登旭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期间溺水死亡。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清楚，予以确认。付常军、赵永红主张系夹登旭个人意外事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付常军、赵永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18元，由上诉人付常军、赵永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审 判 员 董 兵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福贵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