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申6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邬元勇，男，197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萍乡市法莱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东侧。法定代表人：谢树同，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建设中路**。负责人：冯亮，该分行行长。再审申请人邬元勇因与被申请人萍乡市法莱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莱德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终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邬元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三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支持邬元勇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书有关庭审情况的表述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申请再审。（1）一审判决书有伪造庭审内容的嫌疑。其中描述法莱德公司代理律师在邬元勇宣读完诉状之后的答辩环节即提出拒绝邬元勇退房要求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法莱德公司已在合同期限内履约交房，第二是邬元勇的合同解除权（庭审时的措辞为“请求解除权”）因在一年内未行使已丧失。根据邬元勇回忆法莱德公司提出邬元勇已丧失合同解除权的时机不是在答辩环节而是在后期辩论中，这与一审判决书的表述不符。另有佐证：第一，判决书中法莱德公司的两条答辩理由自相矛盾，一同提出不合常理，按照合同解除权的相关法律解释：一方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应建立在合同另一方未能在合约期限内履约的情况下，如果法莱德公司已在合同期限内履约交房是事实，就不会有邬元勇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丧失也就无从说起；第二，一审庭审笔录及判决书中多次法莱德公司提及请求解除权的相关内容与前后文逻辑不洽，存在明显的事后加工痕迹。实际庭审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围绕法莱德公司虚假交房的情况进行辩论，对于最终判决的关键——邬元勇享有合同解除权的起始时间及期限却没有进行充分论证。（2）关于合同解除权期限，在一审庭审时邬元勇认为依照合同法，合同解除权有效期限应为三年，而法莱德公司主张邬元勇的合同解除权（庭审时法莱德公司的措辞为“请求解除权”，且并未提出具体法律依据）有效期限为一年，已丧失，此情节判决书中没有记录。当庭审判员未对合同解除权期限是一年还是三年之争议进行判定，亦未以一年为期提问邬元勇在合同解除权期限内是否有何行权行为，就在判决书中以合同解除权过期为由驳回邬元勇诉请。（3）一审判决书中质证环节第5条邬元勇出示日期为2018年元月10日致法莱德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的邮寄单，对照庭审笔录中法莱德公司相应的质证意见“即使快递单邮寄过，从这个就可以看出2018年1月10日就催告了”，法莱德公司基本默认接到了邬元勇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审判员当庭也未表示“邬元勇不能提供将该邮寄单交付邮寄的证据，不能证明邮件已交付邮寄”（引自一审判决书原文）。避免了邬元勇进一步提供证据，在判决书中却认定该证据不能证明邬元勇已将邮件交付邮寄。目前邬元勇已经到邮政快递公司提取相关证据，可证明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邮件确实交付邮寄，且已经由邮政快递公司送达法莱德公司。邬元勇认为一审审判员在庭审及判决中上述蓄意偏帮法莱德公司的行为严重左右了本案的审判进程及结果。现请提取一审庭审录像核实。2.一审、二审判决罔顾事实、枉法裁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三项申请再审。（1）本案中法莱德公司与其利益关联方（伪称为第三方的萍乡市法莱德生活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经营公司）伪造了2016年4月30日的房屋交接文件，对邬元勇一直隐瞒着不能履约交房的事实，直至2019年6月的一审庭上仍坚称已在合同期限内履约交了房。根据本案一审中法莱德公司提交的证据《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可见案涉房屋实际竣工验收时间是在2017年11月8日，取得竣工备案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一审判决书却认定“案涉房屋在2016年5月13日已由邬元勇委托的第三方公司接收，并统一经营管理，第三方公司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达二年以上”，完全是无稽之谈。（2）判决书中认定“合同解除权发生之日应为2016年5月31日，邬元勇的合同解除权应在2016年5月31日至2017年5月30日内行使。”其中认定的合同解除权发生之日是依照购房合同，认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却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纯属断章取义，完全偏向法莱德公司而回避了对邬元勇有利的因素：如果依照合同，合同解除权在交房最后期限一个月之后发生，并没有期限限制；如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关于合同解除权为一年的规定，则合同解除权应在邬元勇知悉或应当知悉法莱德公司违约交房情况之日产生，本案中法莱德公司通过利用合同陷阱并与其利益关联方私相授受伪造了房屋交接文件一直隐瞒着不能履约交房的事实，致使邬元勇直至2017年8月方从法莱德业主维权事件中得知，则邬元勇于2018年元月10日向法莱德公司提出解除合同也是在第十五条规定期限内。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一）邬元勇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再审事由是否成立。（二）原审判决认定经营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接收、经营管理案涉房屋是否存在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合同解除权发生时间及行使期限是否存在错误。（一）关于邬元勇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申请再审时，邬元勇并未提供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有关审判人员审理本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其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再审事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经营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接收、经营管理案涉房屋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经查，1.2015年1月6日，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案涉房屋买卖作出约定。2.2015年1月6日，邬元勇向法莱德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为建立和培养法莱德国际生活广场统一的商业氛围，邬元勇同意将所购房屋交由经营公司经营管理并签订经营管理协议。3.2015年1月6日，邬元勇与经营公司签订《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其中约定：（1）邬元勇同意接受经营公司为案涉房屋的经营管理公司，委托经营公司对外租赁经营，行使统一经营管理权。（2）为保证案涉房屋如期投入运营，邬元勇全权委托经营公司与开发商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签署相关文件，并认可该手续的合法性。根据上述事实可知，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委托了经营公司与法莱德公司办理案涉房屋交接手续，并将案涉房屋交由经营公司经营管理。另经查，2016年5月13日，法莱德公司与经营公司签署《交房表》，双方办理了案涉房屋交房手续。综合上述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经营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接收、经营管理案涉房屋，并无不当。邬元勇在申请再审时主张法莱德公司与经营公司伪造了房屋交接文件，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合同解除权发生时间及行使期限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经查，2015年1月6日，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1）法莱德公司应当在2016年4月30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经验收合格，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邬元勇使用。（2）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法莱德公司如未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案涉房屋交付邬元勇使用，逾期超过30日后，邬元勇有权解除合同。根据上述约定可知，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约定了在法莱德公司逾期交付案涉房屋时，邬元勇享有单方解除合同权利的条件。原审判决根据上述约定，认定2016年5月31日为邬元勇合同解除权发生时间，符合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该款是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本案中，邬元勇与法莱德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邬元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属于上述条款调整的范围。原审判决根据上述条款，认定邬元勇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为2016年5月31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并无不当。综上，邬元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邬元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姚 姝审判员 刘晓雯审判员 江都颖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刘鹏书记员邓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