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0221号原告：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张建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华，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剑辉，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清，女，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属宝，系吴清的丈夫。被告：张属宝，男，198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原告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拯律所）与被告吴清、张属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拯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华，被告吴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本案被告张属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法拯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24915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被告为夫妻关系。2016年4月8日，两被告与我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1．两被告委托我律所代理其诉广州正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签约之日起三日内，两被告一次性支付5000元律师费，两被告收到正远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所包含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与我律所双方平分（包含私下和解的情况）。后两被告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的案件均由我律所代理；但在案件执行阶段，两被告却在2018年12月27日私下到法院与被执行人正远公司进行和解并签订和解笔录，约定正远公司应在2019年2月28日前共向两被告支付款项57万元。截止至2019年2月1日，两被告己全额收取57万元，扣除本金312600元、诉讼费7570元，剩余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共计249830元，故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两被告应向我律所支付利息及迟延履行金的一半作为律师费，即124915元，但两被告至今仍未支付。2019年10月12日，我律所向两被告发律师函催收律师费，但两被告拒收，邮件于2019年10月18日退回。综上所述，我律所己如约完成代理义务，但两被告却不支付剩余律师费，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我律所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我律所的诉讼请求。吴清、张属宝共同辩称：我们与正远公司的借贷纠纷于2016年3月7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立案，案号分别为（2016）粤0106民初4262号（起诉标的为本金99600元，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的利息21000元及截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6）粤0106民初4263号（起诉标的为本金213000元，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的利息40900元及截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两案立案成功且我们提交了各项证据材料的复印件。虽然案件性质单一，我们也证据齐全，但正远公司委托了律师出庭，由于我们法律知识和经验欠缺，也想聘请一名律师出庭辩护。我们接触原告时也只是想委托原告参加一审的开庭辩护，原告自称主要负责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案子，与多位法官相熟且可以说得上话，阅览起诉状及证据后表示胜诉基本没有问题，三个月左右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且律所是个人制，其本人既是代理律师又是律所老板，律师费绝对最便宜。此番言辞博取了被告的信任后，我们于2016年4月8日与原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将两份起诉状及多份证据清单原件全部移交原告，当即缴付了5000元的律师出庭费用。但原告不顾及案件的难易程度一律采用风险代理，并称以往都是按这样的内容版本同客户签订的委托合同，律师界有这样不负责任搞法的律师吗？这严重损害我们的利益。历时近三年，案件最终于2018年12月27日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私下调解协议如下：支付我们本金及四年利息共计57万分三期付款，2019年2月份结案。我们认为，（一）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违法行为。原告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等方式承揽业务，违反了律师法的禁止性规定，属于违法执业。以原告的资历和身份，我们如同患者信任医生般与其签订委托合同。我们当时法律知识较浅薄且第一次参与法院诉讼，对诉讼流程、风险及周期都毫无经验意识，立案之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和煎熬导致惴惴不安，迫于急切追回本金，不用寝食难安心急火燎之下听信了原告诱导如果几个月左右能够搞定的话支付50%利息可以接受，初衷只是委托原告代为开庭辩护没想到被忽悠签订了一份不负责任的委托代理合同。（二）原告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不按规定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未告知各类风险、未告知政府指导费用，合同上未列明“律师已经告知指导价”“当事人知道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风险代理”。原告当时招揽业务时口口声声称律师费绝对最便宜，不以赚钱为目的，首付5000元开庭费后却弄了一份风险代理合同。（三）委托代理合同条款严重侵犯我们的诉讼权利，限制我们的撤诉、调解、和解权利和义务，致使诉讼周期无限延长加重诉讼风险，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风险代理无效五种情形之一的规定。诉讼中是否和解、调解、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严重阻挠司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是原告主动提出该风险收费模式，且没有告知此举的后果又限制我们调解、撤诉，延长了诉讼期间，我们的本金是夫妻辛苦劳动积攒下来，且此本金还包含了亲戚的借款。我们既承受心理的煎熬又面临本金打水漂，放大了风险导致我们夫妻日常生活中为诉讼之事经常闹得不愉快，影响了社会和家庭的平稳，间接地制造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合同无效列举如下：1．合同第三条“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甲方须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合同订立后甲方要求撤诉或与对方达成庭外和解、放弃权益等任一情形。”2．合同第六条“本合同签订后，甲方自动放弃权利主张，或者甲方自行通过协议取得权益，或者乙方通过协商、调解、庭外和解、诉讼等任何方式使甲方获得权益或免除（减少）甲方义务的，均视为乙方完成胜诉代理，乙方无需退还已收取的律师费。”3．合同第七条“特别约定：甲方所获本金及诉讼费全部归甲方所有，如甲方与对方私下和解的，应保证乙方按照起诉标的所主张的利息支付律师费。”（四）原告违背了我们的诉讼意愿，由于原告的过错令我们增添了一些列不必要的风险和精神上的烦扰。我们多次强调初衷只是想请律师仅负责一审出庭辩护按小时付费并已支付出庭的律师费，二审和执行阶段没有打算请律师，因为我们和正远公司是雇佣关系，我们可以自行独立参与二审或者调解以便尽早结案。但原告诱导我们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且一审的判决书和二审的传票等法律文件和证据原件都在原告手上，导致我们无法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此乃原告的过错导致我们承受了一系列风险和变故，关于诉讼的前后重要工作（起诉状拟定，提出诉讼请求利益的最大化，齐全的证据链收集及上百份的复印资料、资产状况等）都是我们独自做完的。通过一审判决书及庭审记录可以看出，就算没有委托原告出庭辩护，判决结果也是一样，因为案情单一明了，证据链（租赁合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盖有公章，内部融资文件盖有公章）充分齐全。如果原告由头至尾做完了一审的全部工作（起诉、立案、收集证据）则按政府指导价支付合理律师费天经地义，但原告仅象征性地出席了开庭且已收取律师费。1．原告的执业道德在哪里？作为资深律师兼律所负责人博取了我们的信任后出具如此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真是“用心良苦”。害得我们一等就是几年，严重阻挠及妨碍司法规则和司法秩序。合同里没有一项条款能够限制原告需承担何种责任，却处处限制我们和解、撤诉等，如同给我们套上了一副遥遥无期的“紧箍咒”，完全是“空手套白狼”。而原告已收取5000元律师费作为开庭费用，无需承担任何压力和风险，期间任何费用包括复印费、快递费等都未花费过，结果却等着坐收渔人之利，原告竟然还多次勒索我们支付124915元，跟抢劫有什么区别？2．诉讼期间恰逢建筑行业（各类劳务分包、建筑租赁企业）倒闭潮频繁，行业内很多法人不是破产就是失联，风险巨大。如果不是原告合同里强行阻挠和解或许早已调解结案，致使我们担惊受怕了好几年，且此本金还包含了亲戚的借款。原告严重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且阻碍案件的周期达三年，开始口头承诺是三个月左右能搞定的案子被折磨了三年多，期间的风险与煎熬可想而知，本来中途几次可以调解却都被耽误了，我们付出的是真金白银和三年来的提心吊胆，无论最后的结果怎样（无法执行或执行不了），原告稳赚不赔还能坐享其成，不出工出力就等着分钱，公理何在？间接给我们心理造成巨大的阴影甚至对法律失去信心，我们已将原告所违规之处书面投诉至广州市律师协会和广州市司法局。3．平心而论，律师费取决于案件性质、投入工作时间、官司的难易程度、取证复杂程度、经办花费费用、所承受风险等等因素。如果通过原告的付出能够在6个月内积极调解结案拿到钱，我们心甘情愿按约定支付律师费，但最终却是长夜难眠地苦等了36个月之后通过双方自行私下调解而结案。原告2016年4月8日委托至今仅参加过2018年8月22日的一审开庭和2018年9月4日的二审开庭，一直就是等等等。36个月仅参与过两次出庭辩护，未收集证据、从未与我们协商、未外出操劳、未主动调查财产线索；一直都是我们每周主动打电话追问法官进度，期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关注和调查正远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并积极寻求和解。综上所述，委托代理合同从形式上看是一份风险代理合同，但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未告知政府指导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限制调解、和解的条款违背了有关社会和谐的公共政策，与社会中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善良风俗背道而驰，偏偏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原告的风险责任，却反复限制了我们撤诉、私下和解，和解还需经原告的同意，严重侵犯了我们的民事处分权利，故不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自我们起诉之日起，历时三年最终还是由我们通过私下和解而获取权益得以结案。整个过程中（矛盾源头）由于原告的过错在先，与我们的诉讼意愿向违背导致我们精神上长期饱受折磨。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7日，吴清、张属宝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正远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案号依次为（2016）粤0106民初4263号、（2016）粤0106民初4262号。起诉时，吴清要求正远公司偿还本金213000元及利息40900元（利息4200元/月×10个月-1100元）；张属宝要求正远公司偿还本金99600元及利息21000元（利息2100元/月×10个月）。2016年4月8日，吴清、张属宝（甲方）与法拯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乙方代理甲方与正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张建忠、郭少斌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代理范围：与对方协商、调解、诉讼等。第三条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甲方须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合同订立后甲方要求撤诉或与对方达成庭外和解、放弃权益等任一情形。第四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如下方式收取律师费：签约之日起三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5000元的律师费；甲方收到对方支付的款项中所包含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由甲乙双方平分。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甲方自动放弃权利主张，或者甲方自行通过协商取得权益，或者乙方通过协商、调解、庭外和解、诉讼、执行等任何方式使甲方获得权益或免除（减少）甲方义务的，均视为乙方完成胜诉代理，乙方无需退还已收取的律师费。第七条约定：甲方所获本金及诉讼费全部归甲方所有，如甲方与对方私下和解的，应保证乙方按照起诉标的所主张的利息支付律师费。第八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收到对方款项并付清律师费之日止。2018年5月14日，本院作出上述两起案件的民事判决，其中（2016）粤0106民初4263号案判决正远公司向吴清偿还借款本金213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213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97%计算），案件受理费5110元由吴清负担230元，正远公司负担4880元。（2016）粤0106民初4262号案判决正远公司向张属宝偿还借款本金99600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996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理费2710元由张属宝负担20元，正远公司负担2690元。另查明，2016年8月22日，法拯律所的律师张建忠、郭少彬作为吴清、张属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庭审。庭审中，吴清、张属宝的利息计算方式均变更为从2015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息2.5%计算。对此，吴清、张属宝认为法拯律所未征得其同意而擅自更改诉讼请求，其后亦未进行告知，存在过错。后正远公司不服对两案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6043号及（2018）粤01民终16042号民事判决，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14日，吴清、张属宝依据（2016）粤0106民初4263号、（2016）粤0106民初4262号两案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8）粤0106执25260号、（2018）粤0106执25261号立案受理。2018年12月27日，吴清、张属宝与正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明共同签署《执行笔录》，同意正远公司分期向吴清支付384046元、向张属宝支付185954元，两案的执行费5812元、2689元由正远公司缴纳。2019年2月1日，吴清、张属宝出具《结案申请》，称正远公司已于该日履行完毕《执行笔录》中所载明的付款义务384046元及185954元。以上款项共计570000元。法拯律所主张上述执行款项570000元中包括两案的本金312600元、诉讼费7570元，以及利息和迟延履行金249830元，吴清、张属宝对此予以确认。吴清、张属宝主张法拯律所存在虚假承诺，提供了张属宝与法拯律所的律师张建忠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该证据反映，2016年3月2日，张建忠称“律师费好说，我是做口碑生意的，不完全以赚钱为目的”“你目前的证据基本没什么问题了，至于法院，我这里主要代理天河法院的诉讼”。2016年4月10日，张属宝称“那么按照你的经验，乐观估计什么时候可以搞定此事呢？”，张建忠回复称“时间很难确定，乐观的话三个月（调解结案）。”另外，法拯律所提交了张建忠与张属宝于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10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反映双方陆续就案涉案件的一审、二审及执行情况进行了沟通。本院认为：吴清、张属宝主张《委托代理合同》中限制了其撤诉、调解及和解的权利，如合同的第三条、第六条及第七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认为合同应属无效。经审查，案涉合同条款并未限制吴清、张属宝作为当事人所享有的撤诉、调解及和解等权利，仅是约定吴清、张属宝在上述情况下，仍需向法拯律所支付律师费。吴清、张属宝据此主张权利受限并进而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吴清、张属宝主张案涉合同违反了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向其告知政府指导价，该情况不属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吴清、张属宝还主张法拯律所以不正当的手段承揽业务，通过误导、虚假承诺等方式诱导其签订了案涉协议，但从吴清、张属宝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法拯律所并未对结案时间、律师费金额等进行明确承诺，吴清、张属宝据此主张法拯律所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证据不足。综上所述，法拯律所与吴清、张属宝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各方的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合同约定，吴清、张属宝应于签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律师费5000元，收到对方支付的款项中所包含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由吴清、张属宝及法拯律所双方平分。吴清、张属宝认为案涉案件的案情明了且证据齐全，其中重要工作都是由其自行完成，法拯律所仅参与了两次出庭而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且已经收取5000元律师费，现法拯律所再要求收取律师费，与案件性质、投入工作时间、官司的难易程度、取证复杂程度、经办花费费用等不相匹配。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中已对律师费的计算标准进行明确约定，吴清、张属宝对此应当有所认知，且本案诉讼前亦未见吴清、张属宝对律师费的标准提出异议。另外，吴清、张属宝的案件存在利息得不到支持或者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得不到清偿可能性，即法拯律所亦存在无法取得后续律师费的风险。且从双方长达三年多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案涉案件审理过程来看，法拯律所一直在为吴清、张属宝提供相应法律服务，法拯律所在庭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增加了关于利息的主张，未减损吴清、张属宝的权益，并未有明显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吴清、张属宝认为律师费的收取不合理，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吴清、张属宝已于2019年2月1日收到案件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249830元，法拯律所据此要求吴清、张属宝支付其中50%的款项124915元及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市场利率政策变化，本院依法调整利息计算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清、张属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24915元；二、被告吴清、张属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支付利息（以124915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0元，保全费1145元，均由被告吴清、张属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林彩云人民陪审员  刘亚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朱琳书记员万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