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6行终3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巧玲，女，1987年6月5日生，××族，住海安市。 委托代理人毛三丫，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市中医院，住所地海安市宁海中路**。 法定代表人朱时林，院长。 应诉负责人葛飞，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于建忠，海安市中医院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鹏，男，1989年12月30日生，××族，住海安市。 上诉人任巧玲因卫生行政证明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行初12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3日，任巧玲和袁鹏登记结婚。2019年1月12日，任巧玲至海安市中医院住院待产。当日，任巧玲签署《海安市中医院医患协议书暨患者授权委托书》，载明任巧玲委托其配偶袁鹏全权处理诊疗过程中的一切事务，行使在中医院诊疗期间的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等诊疗活动的知情同意权、选择权、变更权及决定权，委托人对受委托人与中医院签署的相关文书均予以承认。同时，还对医患双方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告知。任巧玲及袁鹏均在上述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1月14日，任巧玲在海安市中医院剖腹产一子。1月20日，任巧玲出院。1月21日，袁鹏携带任巧玲及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结婚证等材料至海安市中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其中，《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系袁鹏代任巧玲填写。当日，海安市中医院签发编号T3×××79《出生医学证明》，该证载明新生儿姓名袁任某，性别男，出生时间2019年1月14日5时10分，母亲姓名任巧玲，住址南京市，有效身份证件号码，父亲袁鹏，住址海安市××组××号，有效身份证件号码等内容。 2019年1月29日，任巧玲父亲与袁鹏父亲因小孩取名问题发生口角并报警。2019年5月，袁鹏同任巧玲一起到上海市社保部门办理了任巧玲的生育保险津贴。任巧玲及袁鹏当庭承认办理生育保险津贴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任巧玲于2019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海安市中医院在任巧玲未到场及未收到任巧玲亲笔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办理了任巧玲婚生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侵犯了任巧玲的合法权益。请求：1.撤销编号为T3×××79《出生医学证明》；2.判令海安市中医院赔偿任巧玲经济及精神损失4000元。 另查，《关于进一步加强住院患者授权管理的通知》第四条载明，为避免增加患者及家属负担，授权委托贯穿患者诊疗相关活动的始终，授权委托内容包括与此次诊疗相关的一切医疗工作及其延续行为，包括患者出院后办理与此次诊疗相关的文书及证明等，无需重复授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是否合法的问题。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国卫妇幼发[2013]52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的通知》（以下简称52号文）附件2《新版（第五版）首次签发情形与要求》第一条规定，《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为新生儿签发国家统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其中第一项规定，在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由该机构负责签发。本案中，任巧玲于2019年1月14日在海安市中医院产下一子。海安市中医院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组织，具有为新生儿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第二，52号文对首次签发《出生医学证明》作出了规定，签发机构审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后，按照《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内容签发，如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还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委托书及领证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本案中，任巧玲在入院之日即签署《海安市中医院医患协议书暨患者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袁鹏全权处理其在诊疗过程中的一切事务，对袁鹏与海安市中医院签署的相关文书均予以承认。同时，海安市中医院在工作管理中也制定了文件，明确为避免增加患者及家属负担，患者入院时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包括与诊疗相关的一切医疗工作及其延续行为，包括出院后办理与诊疗相关的文书及证明。在明知任巧玲与袁鹏为夫妻关系，任巧玲产后体虚，入院时又签有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海安市中医院有理由相信袁鹏携带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等材料前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系根据任巧玲授权而为，海安市中医院尽到审慎的审核义务后按规定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并无明显不当之处。而且，任巧玲也当庭陈述，在2019年5月，任巧玲与袁鹏两人至上海市社保服务中心办理生育保险津贴事宜，而办理生育保险必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说明任巧玲对《出生医学证明》内容是应当知晓并认可的，况且任巧玲亦当庭承认对《出生医学证明》所载信息内容除孩子姓名外无异议。之所以产生本案讼争，仅仅是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而引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姓名权属于公民自身民事权利的一部分，新生儿也不例外。只是因为新生儿不具备相应的行使姓名权的能力，而只能将该权利让渡给监护人行使。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实现保护被监护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不能因为父母就新生儿姓名无法协商一致或者存在争议而影响到新生儿的权利。医疗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是确认新生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及其与生母、生父之间血亲关系的一种行政证明行为。该行为与新生儿究竟姓啥名谁之间无充分必要关系。法律法规亦未规定医疗保健机构有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应当审查新生儿父母对新生儿姓名是否达成合意的职责。任巧玲因为新生儿未能随母姓而提起本案诉讼，对已经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并报过户口的孩子而言，并无实质利益，反而会使原已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置于不稳定状态。 关于任巧玲请求赔偿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海安市中医院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无违法之处，且任巧玲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损失客观存在，故任巧玲要求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并无明显不当之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任巧玲的诉讼请求。 任巧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没有依据，《出生医学证明》本应由新生儿母亲持有效身份证领取，如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则需要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发的委托书，而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任巧玲并不清楚，也未授权袁鹏领取。2.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程序违法，患者在诊疗期间的授权与《出生医学证明》办理的授权，性质与权能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对两项事项办理均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应该参照执行，而不能以所谓的海安市中医院辩称的为了患者方便免除该事项，海安市中医院简化程序的行为直接剥夺了任巧玲对婚生子姓名的决定权，侵害了任巧玲的民事权益。3.一审法院适用海安市中医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院患者授权管理的通知》错误，该通知系内部文件，对患者没有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海安市中医院辩称，1.患者授权委托的时间是住院期间还是出院之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大部分产妇都是在住院期间签署授权委托，因为不可能让产妇去办相关手续。任巧玲住院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涉及诊疗相关内容，开具《出生医学证明》是一个延续的行为，与诊疗不是两个完全孤立的行为。2.任巧玲的子女取名争议系家庭矛盾引发，与海安市中医院无关。3.任巧玲出院后10天因家庭矛盾对取名发生争议时，并没有对《出生医学证明》提出异议，任巧玲与袁鹏于2019年5月至上海办理生育保险时也没有对《出生医学证明》提出异议，表明任巧玲对授权委托行为予以了追认，只是因为争取婚生子姓名权未果，才将家庭矛盾转嫁给海安市中医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一审判决的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海安市中医院根据袁鹏提交的材料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 52号文附件2《新版（第五版）首次签发情形与要求》第二条明确了出生医学证明的首次签发要求，即《出生医学证明》由正页、副页和存根三部分组成，所有项目要填写齐全、字迹清楚、内容准确。签发机构审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后，按照《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内容签发，如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还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委托书以及领证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本案中，2019年1月21日，袁鹏携带任巧玲及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结婚证等材料至海安市中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海安市中医院根据袁鹏提交的材料，签发了编号为T3×××79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载明新生儿姓名袁任某，性别男，出生时间2019年1月14日5时10分，母亲任巧玲，父亲袁鹏等内容。 对于患者在海安市中医院的诊疗行为，海安市中医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院患者授权管理的通知》，并且在患者入院时，要求患者签署《医患协议书暨患者授权委托书》。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住院患者授权管理的通知》第四条载明，为避免增加患者及家属负担，授权委托贯穿患者诊疗相关活动的始终，授权委托内容包括与此次诊疗相关的一切医疗工作及其延续行为，包括患者出院后办理与此次诊疗相关的文书及证明等，无需重复授权。《医患协议书暨患者授权委托书》中，约定了“受托人全权处理委托人在诊疗过程中的一切事务。”由于新生儿出生于海安市中医院，海安市中医院系为任巧玲、袁鹏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唯一法定机构，因此，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是任巧玲入院产子这一诊疗行为的延续和应有之义，属于上述文件中的“包括患者出院后办理与此次诊疗相关的文书及证明等”行为。虽然案涉《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背面即印制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办理须知》及《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授权委托书》的格式文本，海安市中医院在授权委托书为空白的情况下，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确有一定瑕疵。但是，海安市中医院根据任巧玲、袁鹏入院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袁鹏持有的任巧玲身份证原件，结合产妇产后身体虚弱，一般由家属代办相关证明的通常情况，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程序亦无明显不当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关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规定，主要是通过对《出生医学证明》的首次签发、换发、补发的严格管理来达到及时为新生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及时进行出生申报登记，实现对人口的有序管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医疗机构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系核对查验新生儿父母身份信息所需，并无体现新生儿父母对新生儿姓名形成合意的目的，医疗机构亦无审查新生儿父母是否对新生儿姓名形成合意的权力。本案中，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的陈述及提交的材料，法院有理由相信，本案不是一起单纯的因海安市中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错误引发的卫生行政纠纷，实质是因任巧玲、袁鹏双方家庭纠纷引发的对子女姓名权的争执。对于新生儿而言，父母虽然是法定的监护人，但姓名权是自然人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新生儿的姓名权不因父母的婚姻纠纷而剥夺，也不因父母监护权的行使而受到不利影响。对于新生儿姓名这一身份权利而言，即使对案涉《出生医学证明》予以撤销，仍需要父母共同确定，反而可能导致新生儿的姓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影响后续的户籍登记、社会保险缴纳等一系列行为。更何况，结合本案从产子到此后发生家庭纠纷、办理生育保险津贴等一系列事实来看，很难认定袁鹏系与任巧玲未达成合意、违背任巧玲意志的情况下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任巧玲的诉讼请求及赔偿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巧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德萍 审判员  仇秀珍 审判员  张祺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丁雯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