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申5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敬斌，男，汉族，1982年4月10日出生，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晓仑，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财宝，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丽景路**。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刘敬斌因与被申请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敬斌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中恒公司偿还刘敬斌垫付税款109359元并支付利息14146.26元（以10935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从上一次起诉的立案时间2016年2月2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3日的14146.26元，并支付从2018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中恒公司做账的票据凭证，证明刘敬斌支付的款项得到了中恒公司的确认且相关款项经过了审计、清算。2、南昌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证明2012年2月13日，中恒公司与温州海洋与渔业局签订了《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施工合同》，中恒公司将该工程交由朱邦义承包，朱邦义安排戴勇杰负责施工。2014年11月，中恒公司对温州办事处进行了财务审计。3、《关于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的承包管理问题协商意见书》、银行流水四张，证明2011年11月，戴勇杰退出中恒公司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承包管理工作，中恒公司需归还戴勇杰投资款1474286元及支付其投资回报款300万元。2012年11月22日，中恒公司将温州科技园投资款1474286元退还给戴勇杰，剩余300万元投资回报款由刘敬斌垫付给戴勇杰。刘敬斌于2013年1月14日转款100万元给戴勇杰、于2013年3月4日转款200万元给戴勇杰。刘敬斌垫付的300万元投资回报款属于用款支出，应当在刘敬斌向中恒公司提供的5357.32万元财务票据中进行增加300万元用款支出。4、温州海洋科技园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缴款书、银行流水各一张；中恒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工程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转账专用完税各两张；中恒公司杨府山居住区6#地块（聚英家园）1#楼、幼儿园工程项目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各一张。证明刘敬斌的前妻淦冰于2014年7月18日为中恒公司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缴纳了123790元税金、于2013年4月9日缴纳中恒公司杨府山居住区6#地块（聚英家园）1#楼、幼儿园工程项目税款113968元、于2013年6月5日缴纳中恒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工程税款21984.16元，以上四笔税款均是刘敬斌前妻从个人卡转账到税务局缴纳。中恒公司在提供的6446.39万元银行流水中对上述四笔款项未进行扣减，因此应当予以扣减。5、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终19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南昌中院对于中恒公司以64463920.07元资金往来的抗辩不予采纳。中恒公司在本案一、二审也是同样以资金往来进行抗辩，未说明64463920.07元资金往来于本案垫付的税款有任何关联，同一法院对同一事项作出相反的认定，有违公平正义。（二）原二审判决认定无法确定中恒公司获得了不当得利，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刘敬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中恒公司垫付了杨府山居住区6#地块（聚英家园）1#楼、幼儿园工程税款109359元，二审法院也认定了这一事实，但是二审法院认定“可以确认刘敬斌和中恒公司之间是存有基础法律关系的，难以确定本案所诉款项的支出和取得为没有合法依据”是错误的。1、双方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2、中恒公司获得不当利益。刘敬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垫付的税款来源于其所有的信用卡，但中恒公司无法证明已向刘敬斌归还该垫付款，其获得不当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只要中恒公司无法证明把垫付款归还刘敬斌，其就获得了利益。况且中恒公司提供的64433920.07元银行流水均是其它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本工程无关。3、资金往来清算问题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相关权益中恒公司可以另行主张。况且转给刘敬斌的所有款项均是中恒公司借用刘敬斌的账户过账，款项的用途也得到了中恒公司的确认。刘敬斌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恒公司向公安机关作出了相关财务经过了审计的情况说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所有的账目经过了审计，而在民事案件中中恒公司又谎称没有经过审计。同样的事实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不同的认定。4、刘敬斌为中恒公司垫付了很多款项，针对本案涉案工程项目只有该笔税款，其他均是其他工程项目的垫付款，刘敬斌分开起诉只是为了方便法院审理，中恒公司均以资金往来抗辩且无其他实质证据印证。（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刘敬斌曾在举证期限内向二审法院要求调取淦冰的银行流水、及中恒公司“一般账户”和“基本户”的银行流水，二审法院以本案与银行流水无关剥夺了刘敬斌的权利。（四）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刘敬斌要求中恒公司返还垫付税款109359元，刘敬斌已举证证明其垫付税款受有损失、中恒公司取得财产利益、中恒公司取得利益与刘敬斌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中恒公司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其举证责任已经完毕。中恒公司针对自己的抗辩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只提供银行流水资金往来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审查重点在于：1、中恒公司是否成立不当得利；2、刘敬斌再审审查阶段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审判决；3、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关于中恒公司是否成立不当得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系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上述规定可知，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前提要件之一为一方存在获得不当利益之情形。本案中，刘敬斌系中恒公司平阳分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09359元税款，但根据其和中恒公司的主张，双方在2012年4月28日至2014年7月18日期间有过多笔资金往来，对于上述资金往来，双方均未进行正式对账和清算，且直至目前尚存在争议，中恒公司是否获得不当得利无法确定。因此，一、二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为难以认定本案所诉款项的支出和取得没有合法根据，并无不当。关于刘敬斌再审审查阶段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问题。对于刘敬斌再审审查阶段提供的证据，本院组织刘敬斌和中恒公司进行了质证，中恒公司对于刘敬斌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中恒公司做帐的票据凭证是其提供给公安机关的初步统计表，并不代表双方已经对账目进行了清算。2、对于南昌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所称的刘敬斌为中恒公司垫付300万元事实以及《关于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一期工程的承包管理问题协商意见书》，协商意见书是戴勇杰、朱邦义个人出具的意向书，真实性无法确定。3、对于温州海洋科技园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缴款书、银行流水；中恒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工程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转账专用完税；中恒公司杨府山居住区6#地块（聚英家园）1#楼、幼儿园工程项目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等，海洋渔业局项目的税票是公司之前汇给他们的钱去开具的。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大楼余子亮是实际施工人，杨府山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周建奇，上述三个项目的税票均是实际施工人请求刘敬斌予以开具。4、对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终198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是刘敬斌以追偿权起诉中恒公司要求返还垫付的利息。法院支持他的诉讼请求依据的是在（2015）温鹿商初字3274号调解书中认定了刘敬斌垫付了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敬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恒公司进行了对账和清算，在双方对资金往来依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刘敬斌仅以其中的一笔税款主张中恒公司成立不当得利，依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的问题。刘敬斌申请再审主张其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二审法院以调查事项与本案无关为由未予准许，剥夺了其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二审法院对刘敬斌提交的《调查令申请书》的处理并未违反上述规定。综上，刘敬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敬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振峰审判员  刘晓雯审判员  江都颖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吕淑瑾书记员刘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