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29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艾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菁蓉小镇)胜利北街**润色景园******项目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3941868125。 法定代表人：邓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宇，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赟，男，汉族，1983年1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宇，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乙燕，女，汉族，1983年5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宇，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东5段**天府国际大厦****div> 负责人：钟家思。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玲玲，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成都艾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森公司）、邓赟、刘乙燕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艾森公司、邓赟、刘乙燕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艾森公司、邓赟、刘乙燕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一、二审法院不审查在订立合同时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是否依法履行提示义务的事实,法律适用错误。（一）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审查双方订立合同时,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是否履行了提示的义务,该事实关系到案涉责任免除条款是否生效,是关键事实部分。（二）依据保险单,案涉保险合同的签单时间是2018年3月30日,被申请人应尽到提示义务的时间点明确、具体。（三）双方签订的《投保单》及《保单签收回执》,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其内容将用于证明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是否向申请人尽到提示义务。一审和二审中,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均拒绝向法庭提交《投保单》《保单签收回执》,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2018年3月30日双方订立合同时,其向申请人履行了提示义务。一审法院已经就该事实进行了查明和认定,而二审法院对于该关键事实却不予审查和认定,转而将时间关注到保险事故发生后和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合同一系列事实并作出错误的认定。二、二审法院因错误适用法律,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二审法院依据往年度的投保单,支持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有权拒赔商业险没有法律依据。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投保人“应当知晓”就可以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义务。相反,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明确：“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要求保险人应进行提示,条款才生效。案涉机动车保险是一年期短期保险,往年度的保单或者投保单,与案涉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二审法院审查合同的范围应当是案涉合同本身。即使现在事后审查,虽案涉合同与往年度合同的投保种类(仅指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类别)和保险金额相同,但保险行业各保险人的保险产品和条款众多,且经常修订，而双方在本次订立合同时,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并没有对本次投保适用的条款与既往是否完全相同或者近似进行告知,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无从知晓案涉合同有哪些免责条款,免责条款是否增加或减少或修改。既然保险法第十七条已经明确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其立法目的和用意非常明显,应当依据该法律条款规定的“订立保险合同时”来查明案涉纠纷的基本事实。二审法院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损害了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的合法权利。（二）二审法院认定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在事故发生后持有保单原件,同时依据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的保单样本臆测申请人持有保险条款,该事实认定错误,且显失公正。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是保险法第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其向投保人交付的本案单附有条款。（三）假设根据二审法院认定的“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持有保单或条款原件”事实成立,也不能证明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履行了提示义务,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依然应该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未在订立合同时向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交付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属于消极事实,对于该消极事实,二审法院不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即使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在事发后收到了保险单或者条款原件,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向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提示免责条款的时间也已经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其免责条款亦依法不产生效力。如前所述,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应当是在订立合同时,庭审依然应当围绕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交付保单并履行提示义务是否是在合同订立时的焦点进行审理。一审和二审中,法院已两次要求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提交《保险单签收回执》《投保单》或者其他能证明事实的证据,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均拒绝提交，且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是在提交了往年度《投保单》《投保声明》的情况下,却专门对本案涉及的《保险单签收回执投保单》《投保声明》等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关键证据材料不予提交。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之所以不提交,因为其清楚知晓提交的法律后果，即上述关键证据材料上,投保人签名根本就不是本人签署,因其未能履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将依法不产生效力。所以,不能证明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向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履行了提示义务。综上,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因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在订立合同时(2018年3月30日)未向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尽到提示义务,不应当产生效力。即使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法定免责,其商业险也应当对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的合理损失全额进行赔偿。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法发〔2019〕23号）,法院审理应遵循同案同判原则。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查阅了同类判决，如(2014)高新民初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2014)成民终字第3704号民事判决、(2016)川民再46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认定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凡保险人未举证证明自己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尽到提示义务的保险合同纠纷,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均不生效。因此,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认为,邓赟因为交通肇事已受刑事惩罚,但其合法民事权利应依法受到保障,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判决不公。 本院经审查认为，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主张的再审事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上述再审事由涉及到本案案涉保险条款的交付、保险人提示义务、提示义务的履行时间节点及类案裁判问题。针对艾森公司、邓赟、刘乙燕所主张再审事由涉及的上述问题，本院作如下评述： 一、关于保险条款是否交付的问题。从事故发生后刘乙燕向交警部门提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这一情况来看，刘乙燕是持有案涉保险合同保险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后均附有不可拆除的保险条款，故刘乙燕持有保险单，亦持有保险条款，原判认定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已经将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进行交付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二、关于提示义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应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本案中，饮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及肇事逃逸属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亦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加黑加粗，属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故原判认定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并无不当。 三、关于履行提示义务的时间节点问题。刘乙燕向交警部门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载明的收费确认时间和有效保单生成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载明的打印时间为2018年4月3日。本案中，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方式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加黑加粗，且保险条款附于保单后，故应认定太平洋财险成都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时间点与收费确认时间和有效保单生成时间均为2018年3月30日。 四、关于类案问题。艾森公司、邓赟及刘乙燕提及的(2014)高新民初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2014)成民终字第3704号民事判决及(2016)川民再46号民事判决系张友鑫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和再审判决，虽该案亦涉及饮酒后驾驶和保险人提示义务问题，与本案存在一定的相似情形，但该案系认定保险人不能证明其将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由保险人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情形下，由保险人承担相应的保险金赔偿义务，而本案是有证据证明保险人已将案涉保险条款进行交付，故本案的处理不能参考该案件的处理结果。 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艾森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邓赟、刘乙燕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范升山 审 判 员 雷晓芳 审 判 员 梁 楷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琴容 书 记 员 章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