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04民初293号原告：高进，男，197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原告：朱敏艳，女，198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华，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佳，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昌江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石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352383658L。法定代表人：吴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立，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进、原告朱敏艳与被告宜昌江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华、被告碧桂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进、朱敏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碧桂园公司向高进、朱敏艳退还购房款38741.55元；2、判令碧桂园公司按照税前1143535.14元、793542.34元标准向高进、朱敏艳重新出具两张购房发票；3、判令碧桂园公司支付高进、朱敏艳为主张上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5811元；4、判令碧桂园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29日，高进、朱敏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两份《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碧桂园公司将宜昌碧桂园御园二期23号楼1单元1层010101号房屋以“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143535.1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25788.86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总房价人民币1269324元”的价格出卖给高进、朱敏艳。高进、朱敏艳按照其购买房屋的实测面积向碧桂园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269324元。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向高进、朱敏艳出具了该房屋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但在购房发票中记载不含增值税的房价为1164517.43元，增值税为104806.57元（税率为：9%），总价款为1269324元。另一份合同约定：碧桂园公司将宜昌碧桂园御园二期22号23号楼商业负1层000111号房屋以“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793542.3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87289.66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总房价人民币880832元”的价格出卖给高进、朱敏艳。高进、朱敏艳按照其购买房屋的实测面积向碧桂园公司支付了购房款880832元。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向高进、朱敏艳出具了该房屋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但在购房发票中记载不含增值税的房价为808102.75元，增值税为72729.25元（税率为：9%），总价款为880832元。高进、朱敏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合同后，国家将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从11%下降到9%。但碧桂园公司为达到在税率为11%与税率9%时所出售房屋总价款保持不变的目的，擅自提高不含增值税时的房价，从而造成碧桂园公司多收取高进、朱敏艳合计38741.55元的购房款。高进、朱敏艳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碧桂园公司辩称：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商品房价款按建筑面积及单价计算，与增值税税率无关；2、补充协议中不含增值税房价和增值税款的约定仅具有告知作用，不具有降税即降房价的意思表示；3、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是作为出卖人的碧桂园公司，碧桂园公司的纳税情况与高进、朱敏艳无关，相反，如果增值税税率提高，高进、朱敏艳也无须另行支付相关价款，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目的是为了企业减负，降税政策的受益者应当是碧桂园公司而非高进、朱敏艳。综上，请求驳回高进、朱敏艳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1、高进、朱敏艳提交的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支付凭证及明细，该组证据仅证明高进、朱敏艳为本次诉讼委托律师、支出律师代理费的事实；2、碧桂园公司提交的七份河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地法院的类案裁判文书，不涉及本案事实的认定，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9日，高进、朱敏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978941）及附件，约定高进、朱敏艳购买碧桂园公司开发的宜昌碧桂园御园二期23号楼1单元1层010101号商品房一套。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商品房价款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6953.67元，总价款为1269324元”。合同附件十一之《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第1项约定，“该商品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本数），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据实结算房价款”；第十二条第1项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143535.1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25788.86元（税率为：11%），故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总房价为人民币1269324元”。2018年2月26日，高进、朱敏艳又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另一份《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039890）及附件，约定高进、朱敏艳购买碧桂园公司开发的宜昌碧桂园御园二期22号23号楼商业负1层000111号商品房一套。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商品房价款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16610.07元，总价款为880832元”。合同附件十一之《补充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约定，“该商品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生差异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本数），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据实结算房价款”；第十一条第1项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793542.3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87289.66元（税率为：11%），故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总房价为人民币880832元”。合同签订后，高进、朱敏艳按照合同约定向碧桂园公司支付上述两套商品房的购房款合计2150156元。2019年12月28日，碧桂园公司向高进、朱敏艳开具010101号商品房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载明，该房屋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164517.43元，增值税率为9%，含税总房价为1269324元。2019年12月31日，碧桂园公司向高进、朱敏艳开具000111号商品房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载明，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808102.75元，增值税率为9%，含税总房价为880832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所涉商品房均已交付，增值税发票上的含税总房价均系实测面积乘以合同约定单价所得。另查明，201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将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从11%下调到10%。2019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印发《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将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再次下调到9%。本院认为：一、本案当事人对交易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总房价的约定是明确的，不存在争议。高进、朱敏艳与碧桂园公司签订的两份《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主合同条款均约定，交易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乘以单价，总房价分别为1269324元、880832元。合同附件十一之《补充协议书》也均约定，双方根据房屋实测面积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据实结算房价款，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总房价仍分别为1269324元、880832元。由此可见，当事人双方对本案交易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总价款的约定是明确的，房价的变量因素只有房屋建筑面积。同时，在合同签订后，高进、朱敏艳也是按照上述关于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总房价的约定，向碧桂园公司支付的购房款。二、补充协议列明不含增值税房价与增值税税额并未对主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及总房价作出变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税务机关在计征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时，计税价格或收入不含增值税。在含税总房价固定的前提下，碧桂园公司按11%的税率折算出来不含税房价及增值税税额并在补充协议中列明，是执行国家“营改增”税制改革政策的需要，明确后续计征契税、房产税等税种的计税依据，并不具有变更交易商品房计价方式及总房价的意思表示。三、增值税税率调整不影响本案交易商品房的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销售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本案中，碧桂园公司系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其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系其经营成本之一，与购房人高进、朱敏艳无关。高进、朱敏艳仅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商品房总价款，对于因税率调整而产生的多缴或少缴增值税税额，除非双方另作约定，理应由纳税义务人碧桂园公司承受，双方也均不能以税率调整为由而要求提高或降低商品房价格。综上所述，高进、朱敏艳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增值税税率与实际征收的税率不一致即代表总房价发生变更为由，主张碧桂园公司退还多收的房款、重新出具增值税发票并承担本案所涉律师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进、原告朱敏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4元，由原告高进、原告朱敏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代小连审判员  王 红审判员  周乾坤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