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辉，男，199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xx，公民身份号码:xx。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惠，女，199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xx，公民身份号码：xx。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健，男，198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xx，公民身份号码：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伟恩，男，197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xx，公民身份号码：xx。原审第三人：骆家龙，男，199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xx。公民身份号码：xx。上诉人邓辉因与被上诉人薛健，原审第三人骆家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3民初2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惠，被上诉人薛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伟恩，原审第三人骆家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薛健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薛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邓辉与薛健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邓辉无需向薛健支付任何款项。本案中，邓辉从未收到薛健支付的100000元款项。至于薛健提交的《借据》，邓辉已经在一审答辩状中进行了阐述。因邓辉与薛健合作生意管理不当，造成财务数目不详。在此情况下，薛健要求邓辉签署该《借据》。但实际上，邓辉未收到薛健支付的100000元，且薛健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邓辉支付了100000元。薛健在一审中称通过骆家龙向邓辉转账100000元。对此，邓辉不予认同。邓辉与骆家龙之间平时存在生意往来，双方之间有多笔转账记录。但在原审中，薛健却只是提取骆家龙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转给邓辉的九笔转账记录，从而凑齐100000元。但从2017年以来，邓辉与骆家龙之间的转账记录并不止该九笔，单从2017年以来，邓辉转账给骆家龙的转账金额己达20多万元，足以抵扣骆家龙转账的100000元。退一步说，即使涉案的100000元是骆家龙借给邓辉的，邓辉提供的转账记录都能证明已经还清该100000元，除非薛健对邓辉提交的证据进行有效抗辩。二、薛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但存在瑕疵，且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首先，薛健在起诉状中主张由骆家龙代为转账给邓辉，其中2017年10月23日转10000元、2017年11月20日转10000元、2017年12月2日转10000元、2018年3月9日转10000元、2018年4月12日转8000元、2018年8月1日转10000元、2018年5月14日转12000元、2018年8月17日转20000元、2018年10月29日转10000元。但薛健提交的转账截图中显示:2017年10月23日转10000元、2017年12月2日转10000元、2018年3月9日转10000元、2018年4月12日转8000元、2018年5月1日转10000元、2018年5月14日转12000元、2018年8月17日转20000元、2018年10月6日转10000元、2018年10月29日转10000元。由此可见，薛健在起诉状主张的转账时间与证据显示的转账时间不能一一对应，九笔转账中仅有七笔能够对应上，其中两笔的时间完全不一样。邓辉有理由认为薛健企图纯获利，恶意捏造借款事实，从邓辉与骆家龙的转账记录中随意挑出凑够100000元转账的凭证，从而达到其不法目的。其次，薛健主张每次借款均由其通过微信转账给骆家龙，再由骆家龙代为转账给邓辉，并出具其向骆家龙转账的微信截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当时邓辉有向其借款，薛健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中，未明确指明款项的用途，也未有该款项就是薛健让骆家龙转给邓辉的意思表示。邓辉未曾向薛健提出借款一事，骆家龙与薛健之间的转账往来也不足以证明邓辉收到薛健的借款。三、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支持薛健诉讼请求，有失偏颇。第一，对于邓辉上述主张出现的证据瑕疵，比如民事起诉状与证据中的转账日期无法一一对应、薛健转账给骆家龙的微信截图与本案毫无关联性等，一审法院均未作出实质审查以及提出质疑，即作出让邓辉承担款项的判决，不免过于草率。第二，邓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与骆家龙生意往来的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经过一审法院当庭质证，从而对薛健的上诉请求进行反驳。但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邓辉提交的证据，仅以薛健提供的薄弱证据认定欠款事实。第三，一审判决未能充分阐明事实与理由。薛健提出的骆家龙实际转账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0月29日，而《借据》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4月14日，内容是“本人邓辉因经营生意急需现金，今向薛健借现金人民币拾万元整”。首先，《借据》实际上是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但并不表明邓辉收到骆家龙的100000元，《借据》不同于《收据》。其次，《借据》上明确载明“今向”，则应当认为是从签订《借据》之日起提出借款的意思，薛健提供的却是签订《借据》半年以前的转账记录，实在是有悖常理。四、薛健提出利息的主张依法无据。退一步讲，即使邓辉承担本案欠款，也不承担自2019年10月11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判决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中，邓辉与薛健未约定利息，《借据》中也未有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薛健对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应当被驳回。薛健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邓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纯属狡辩，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邓辉的上诉请求。骆家龙述称：邓辉上诉主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薛健于2019年10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辉立即归还薛健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按年利率6%向薛健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的诉讼费用由邓辉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薛健与邓辉、骆家龙一起合伙经营生意。期间薛健向骆家龙转账，再由骆家龙转账给邓辉。2019年4月14日，邓辉向薛健立下《借据》并交由薛健收执。2019年10月11日，薛健多次催收无果后，特具状起诉，请法院支持薛健的诉讼请求。庭审中，邓辉则抗辩虽然向薛健立下《借据》，但并没有实际收到薛健的借款，借据是与薛健、骆家龙等人合伙经营酒庄生意，生意账面出现矛盾，还没有清算便写下欠据给薛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薛健的起诉陈述以及邓辉的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薛健主张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本案中，薛健虽未直接转账给邓辉，但通过转账给骆家龙，由骆家龙转账给邓辉，薛健提交借据、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事实骆家龙予以认可。故薛健与邓辉的借贷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现薛健请求邓辉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薛健主张邓辉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计付利息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薛健该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限邓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薛健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支付从2019年10月11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邓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邓辉提交以下证据：一、《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及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3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薛健与骆家龙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另案中，法院判决骆家龙向薛健归还的款项包括了薛健在本案中主张的100000元，即薛健在两个案件中共用同一份微信截图分别向骆家龙、邓辉主张还款；二、骆家龙支付宝实名认证截图，拟证明该支付宝账户为骆家龙所有；三、支付宝转账的截图及电子回单，拟证明邓辉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通过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向骆家龙合计转账213250元；四、转账记录统计表，拟证明薛健在起诉状中载明的转账事实与其提交的支付宝截图的转账时间有两处不符之处，薛健与骆家龙之间的账目混乱，而骆家龙与邓辉之间一直存在经济往来，不存在薛健主张的其通过骆家龙向邓辉转账。经质证，薛健对邓辉提交的上述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三、四是邓辉与骆家龙的经济往来，与薛健无关。骆家龙认为邓辉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三是其与邓辉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四中有部分转账是骆家龙与邓辉的生意往来，另外一部分是薛健将钱放在骆家龙处，经过薛健同意后，骆家龙转账给邓辉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邓辉提交的上述证据属逾期举证，且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无重要影响，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期间，薛健、骆家龙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上诉人邓辉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薛健的答辩意见和骆家龙的陈述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关于邓辉与薛健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问题。借据作为债权凭证，能够证明借款人与出借人达成借款合意且已以债权凭证方式确认按照载明本金数额收到款项，借款人应对其本人签名确认的内容负责，按承诺还本付息。借款人主张没有收到借款的，应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案中，薛健主张其通过骆家龙出借100000元给邓辉，并提供了涉案《借据》、账单详情及微信截图予以证明。邓辉对涉案《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抗辩该借据载明的借款100000元并未实际交付。邓辉在一审时称该《借据》是其与薛健、骆家龙等人合伙经营酒庄生意，生意账面出现矛盾，还没有清算而出具的；二审时，邓辉称该《借据》是因为其与骆家龙之间存在账目不清而出具的，当时《借据》中没有出借人姓名。故邓辉对为何出具涉案《借据》的陈述前后矛盾。而邓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且邓辉承认其收到了骆家龙转账的100000元，只是主张该100000元是其与骆家龙之间的经济往来，且薛健在另案中主张骆家龙偿还的款项中已包含涉案借款。但薛健、骆家龙对此均不予认可，故邓辉应对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邓辉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2019）粤0883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没有明确薛健诉骆家龙民间借贷一案中的借款包含涉案借款。其次，骆家龙确认其账户中部分款项是薛健的，根据薛健的委托，其将涉案借款转给邓辉。故邓辉提交的其与骆家龙之间的转账记录，并不足以动摇薛健已证明的借贷事实。因此，邓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涉案《借据》中对借款的借款期限及利息均没有作出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邓辉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合法有据。综上所述，邓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邓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玉莲审 判 员 陈小红审 判 员 林 竹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邱诗婷书 记 员 谢卓凡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