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15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法定代表人：张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静，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虹桥，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沙继贞，女，195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朕，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丰，男，197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朕，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8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朕，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通车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沙继贞、王丰、王萍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3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通车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沙继贞、王丰、王萍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沙继贞、王丰、王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根据（2016）津0116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的证人证言等未经举证质证的证据,便认定建通车业公司与王增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王增祥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害,缺乏证据支持,存在明显错误。根据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刑事侦查卷宗的记载,公诉人指控、犯罪嫌疑人赵亮安的供述与犯罪地点的指认、多名证人的证词均确认犯罪地点是何鲜菇火锅饭店门前,但并没有任何内容认定案发地的停车场就是建通车业的停车场。其次,建通车业公司并没有在刑事卷宗中发现有“建通车业”字样的车棚照片,庭审中也没有任何人在庭审中提出这张照片,该照片更没有经过双方质证,故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假使车棚上有“建通车业”字样,也不能简单的认定车棚与建通车业公司存在关联,更不能就此认定案发地停车场与建通车业公司存在关联。假使车棚或停车场与建通车业公司有关,建通车业公司对车棚或停车场可能存在自留使用、对外出租、受托管理等等多种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会直接决定建通车业公司的责任承担,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是何种法律关系,明显不当。建通车业公司与王增祥不存在雇佣关系。沙继贞、王丰、王萍既未提交雇佣合同,也未提交工资流水或收据,因此没有证据证明建通车业公司与王增祥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案外人韩某的陈述,认定雇佣关系存在完全是主观推测。本案中,韩某并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词也没有经过质证,其在本案庭外的陈述根本不能作为证人证言据以定案。此外,韩某虽然称“和姓王的同事一起在停车场看车”,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建通车业公司与韩某存在雇佣关系,当然也不能根据韩某的证词证明建通车业公司与王增祥之间的雇佣关系。虽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证人称王增祥是停车场工作人员,但其证词主要在帮助查明犯罪事实,重点并不在王增祥的雇佣关系,况且这些证词都没有进行质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王增祥并非从事雇佣活动。假使建通车业公司与王增祥存在雇佣关系,也不能简单得出是建通车业公司授权或指示由王增祥负责收取案发地停车场的停车费。从刑事卷宗中可以得知,案发时王增祥的物品中并没有建通车业公司盖章的停车费发票或收据,这足以说明建通车业公司没有授权或指示王增祥收取停车费,其收费行为并非从事建通车业公司指示的雇佣活动。此外,赵亮安才是王增祥的实际侵权人,根据刑事卷宗中的记载,因王增祥言语激怒赵亮安,两人扭打在一起后才导致赵亮安激情犯罪,因此王增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一般限度,更不符合任何一个公司对于停车场工作人员的要求,其对侵害结果的造成有明显的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假使建通车业公司承担雇主责任,也应该在赔偿金额中减除王增祥自己承担的部分。现王增祥被害的刑事案件已经审结,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的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审结以后,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方式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然而一审法院仍然判令建通车业公司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悖。沙继贞、王丰、王萍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沙继贞、王丰、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通车业公司赔偿沙继贞、王丰、王萍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195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160667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共计人民币780207元；2.本案诉讼费由建通车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沙继贞系被害人王增祥之妻，王丰系被害人王增祥之子，王萍系被害人王增祥之女。2015年11月15日晚22时许，赵亮安酒后驾车行驶至滨海名都停车场，与正在工作的被害人王增祥因停车事宜发生争执，赵亮安持刀刺伤被害人胸腹部，致心脏及小肠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赵亮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二、被告人赵亮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沙继贞、王丰、王萍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43093.5元。后沙继贞、王丰、王萍不服提起上诉，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刑终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2016）津0116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二页载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1月15日22时许，被告人赵亮安酒后驾车行驶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滨海名都小区底商停车场附近，因停车琐事与该停车场工作人员被害人王某某发生口角，后相互推搡，随后赵亮安持刀将被害人王某某胸骨右侧左腋窝等多处捅伤，后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第三页载明：“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5日22时许，被告人赵亮安酒后驾驶车牌照为津ＧＧ××**的赛拉图轿车行驶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滨海名都小区底商停车场附近，因停车琐事与该停车场工作人员系被害人王增祥发生口角……”。第五页载明:“证人卢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1月15日22:45左右，我从滨海名都小区南门出来……我上前看到一个老大爷躺在那，他是滨海名都小区门口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1月15日晚上9:40左右，我和一个姓王的同事在停车场看车……到那儿看到姓王同事仰面躺在地上，旁边有一件外套……”。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刑事侦查卷宗显示，在侦查机关拍摄的滨海名都小区南门西侧停车场内车棚照片显示，车棚上标示“建通车业”。第28页证人范某的询问笔录中，有以下陈述：“问：那个男子因为什么事用刀捅那个大爷？答：就是因为停车的事，他跟大爷说：‘我就不走怎么地！’，大爷问他：‘你想怎么地！’，然后他就跟大爷吵起来了……”。滨海名都小区南门西侧有一处停车场由建通车业公司管理，位于道路内侧，用划线部分标示车位，未设立围栏。庭审中，沙继贞、王丰、王萍陈述被害人王增祥系在建通车业公司处工作，当时在试用期，月工资1500-2000元。另查，本案审理过程中，多次通知证人韩某出庭陈述相关情况，其均予以拒绝。再查，被害人死者王增祥户籍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室。沙继贞于1952年5月5日出生，在事故发生时为63周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害人王增祥与建通车业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据本案沙继贞、王丰、王萍陈述，被害人王增祥在事发前几个月就在建通车业公司处上班，事发时尚处于试用期，月工资1500元左右，且并未与建通车业公司订立合同，工资均以现金发放。建通车业公司不予认可。侦查机关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事发地点旁车棚上有“建通车业”字样，标识醒目，而据公安机关绘制的现场示意图，滨海名都小区南门事发地点附近，设有车棚的停车场仅一处，即为建通车业公司所管理的停车场，据案外人韩某陈述：“2015年11月15日晚上9点40分左右，我和姓王的同事一起在停车场看车，在看车的时候我们就在滨海名都东侧的亭子里面聊天，在聊天的时候我正在吃干粮……”。据赵亮安庭审陈述跟被害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为：“……过来一个人……敲我玻璃，让我交钱”，可以证明赵亮安与被害人因停车收费事宜发生争执，证人卢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1月15日22:45左右，我从滨海名都小区南门出来……我上前看到一个老大爷躺在那，他是滨海名都小区门口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以上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事发当时被害人王增祥系在建通车业公司管理的停车场工作，因停车事宜与赵亮安发生冲突后被害，被害人王增祥应系建通车业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关于沙继贞、王丰、王萍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519540元，建通车业公司不持异议，一审法院照准；被扶养人生活费160667元（28353元/年×17年÷3），建通车业公司称不清楚沙继贞是否属于被扶养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沙继贞系被害人之妻，1952年5月5日出生，事发时已年满63周岁，属于被扶养人范围，沙继贞、王丰、王萍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建通车业公司认为过高，且被害人自身也存在过错，且该事件系案外人赵亮安造成。一审法院认为，沙继贞、王丰、王萍主张过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以上损失，建通车业公司可另案追偿。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沙继贞、王丰、王萍死亡赔偿金519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559540元；二、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沙继贞被扶养人生活费160667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2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建通车业公司虽否认与王增祥存在雇佣关系，但一审法院（2016）津0116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11月15日22时许，赵亮安酒后驾驶车牌照为津ＧＧ××**的赛拉图轿车行驶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滨海名都小区底商停车场附近，因停车琐事与该停车场工作人员系被害人王增祥发生口角。该案中证人韩某陈述：“2015年11月15日晚上9点40分左右，我和一个姓王的同事一起在停车场看车……”。证人卢某陈述：“2015年11月15日22:45左右，我从滨海名都小区南门出来……我上前看到一个老大爷躺在那，他是滨海名都小区门口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我平时停车的时候看到过他……”。侦查机关拍摄的现场照片中，事发地点旁车棚上有“建通车业”字样，该现场照片系一审法院（2016）津0116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经人民法院认证的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予以采用，并无不当。建通车业公司亦认可其在滨海名都小区门口经营停车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害人王增祥系建通车业公司雇佣人员，在建通车业公司管理的停车场工作，因停车事宜遭受人身损害，建通车业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建通车业公司主张假使其承担雇主责任,也应该在赔偿金额中减除王增祥自己承担部分的意见，本院认为，赵亮安与王增祥因停车问题发生口角，建通车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增祥在此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建通车业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建通车业公司主张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侵权纠纷，建通车业公司承担的是雇员受伤的雇主责任，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建通车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1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建通车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欣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姜腾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洪飞书记员高志扬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