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32886号原告：黄某1，男，汉族，1956年1月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原告：黄某2，女，汉族，1958年3月2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梅，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香，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某3，男，汉族，1963年1月2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天海，广州市荔湾区逢源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人：张某，女，汉族，1965年1月2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黄某4，男，汉族，1989年10月27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遥，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诉被告黄某3继承纠纷一案，两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1月8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准许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及两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梅，被告黄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天海，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及两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位于在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1号702房（广州市房产证：穗房地证字第**）房屋由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被告黄某3各继承房屋1/3的产权；2、上述房屋由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按份额共同共有，各50%，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共同补偿被告黄某3545733元（按房产评估价的1/3）；3、本案受理费、评估费6593元、律师费35000元由被告黄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三人的父亲黄根与母亲谭爱共生育子女三人：哥哥黄某1，妹妹黄某2及弟弟黄某3。1965年11月6日，原、被告三人的父母亲离婚，此后，母亲谭爱未再婚亦未再生育其他子女。1995年，三人的母亲谭爱向广州市住建办购买案涉房产一套，并于1999年登记于谭爱个人名下；2012年12月14日，三兄妹的母亲谭爱在广州市荔湾公证处立下遗嘱，遗嘱内容为，“去世后属于其个人所有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1号702房（广州市房地产证：穗房地证字第**）全部指定由子女黄某1、黄某3、黄某2三人共同继承所有，各占三分之一，并指定作为黄某1、黄某3、黄某2的个人财产，他人不得争议”。遗嘱订立后，三兄妹的母亲谭爱于2013年3月10日过世后，该房产一直由被告黄某3居住，未向二原告支付任何费用。原告黄某2婚后在外租房子居住。原告黄某1也一直在外另行居住。2018年初，原告黄某1因居住的住房旧城改造，原本所居住的房子列入拆迁范围，即将面临无房居住的境地。原告黄某1遂与原告黄某2共同向被告黄某3提出原告黄某1要搬回讼争房产居住，被告黄某3于2018年4月5日向二原告出具手写字据表示无条件同意二原告搬回来居住且无条件腾出房间。但随后被告黄某3又反悔不认可上述字据，不同意原告黄某1搬回居住，导致兄弟姐妹不和。二原告万般无奈向所在地街道办、居委会、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协商解决居住问题，但都无法达成调解。被告黄某3霸占共同继承房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三兄妹之间的感情，亦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黄某3辩称：一、此案所涉遗嘱继承纠纷已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应再受理二原告的起诉。2018年7月23日，二原告曾起诉到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年1月31日经审理作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现在，二原告在没有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再次起诉，没有任何理由。二、二原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继承其诉求的房产，理由如下：l、涉案遗嘱房屋是谭爱、被告黄某3以及张某、黄某4四人共同申请的解困房。应属于四人共同所有的财产。2、解困房的性质不因时间的延长而改变，购房后到1999年办理房产证，明确注明了解困房。即使按照合同过了五年，可以办理为私产，但房产转让、继承等都有不同于一个人所有的财产的限制。房产证上也注明了属于解困房的性质。3、原告黄某1已经在1992年10月迁出了户口簿，当时购房的时候，实住人口就是谭爱、被告黄某3以及张某、黄某4。谭爱的户口早在2001年5月11日就转到黄某1的户口簿上。现在只有被告黄某3及配偶张某、儿子黄某4三人的户口在涉案房产处登记。三、公证处对谭爱的遗嘱进行公证，只是根据谭爱的陈述及房产证不全面记载作出的文书，不能代表房屋的全部的所有权人性质。被告黄某3已经多次向房管局及公证处提出了异议。综上，被告黄某3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理由，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张某、黄某4辩、诉称：首先，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而原告在本案当中第一个诉请是遗产分割的。第二个诉请是实际上是共有物分割纠纷当中的折价购买方式。我方想强调的是共有物分割纠纷，首先是以实物分割为最优先，实物分割不行的话才进行折价购买。而本案作为遗嘱继承纠纷，我方认为法院应当要求原告撤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因为如果原告同时保留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那就造成了法律关系的混同。法院应当优先处理涉案房屋遗产继承的分割，因为涉案房屋现在登记的代表产权人是谭爱，如果原告方不撤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我方认为法院有权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退而言之，即使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仅保留第一项诉讼请求。那么我方认为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理由是原告在（2018）粤0111民初10420号案当中已经起诉过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遗产分割，该案载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存在案外人的权属争议，原告应当另行起诉。先行解决其实就是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另行打一个所有权确认纠纷，确认房屋的产权归属之后再进行继承诉讼。但原告明知该案的处理结果，依然坚持以同样的诉讼请求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裁定驳回。涉案房屋是被继承人谭爱、被告黄某3、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以户为单位共同出资向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购买的解困房，依法属于被继承人谭爱、被告黄某3、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的家庭共有财产，具体份额应分为五均等份，由谭爱、黄某3、张某各取得一份，黄某4基于独生子女的身份取得两份，理由如下：（1）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城镇解困房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粤府［1994］106号）【以下称“粤府［1994］106号文”】第十三条规定“……。购买解困房以户为单位，每户只能购买一次。”该“粤府［1994］106号文”于1994年10月1日实施，于1998年1月1日失效。而《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系谭爱于1994年12月份与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签订的，正处于“粤府［1994］106号文”的生效期间。因此“粤府［1994］106号文”系《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签订的依据之一。故购买涉案房屋系以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这一户为单位购买的。（2）根据“穗府【1993】15号文”第三条第（二）项第3款“二户一厅的住房建筑面积最高不得超过五十五平方米”、“三房一厅的住房建筑面积最高不得超过七十平方米”之规定。以及根据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于1994年11月28日发出的《第八期摇珠购买解困房手续的事项》第二条【选房面积控制】“对晚婚无房户原则上出售一房一厅（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右），对5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难户，依人口、年龄和性别情况分别出售一房一厅、两房一厅；对户内五人以上的住房困难户，如房源允许，可出售三房一厅，……。”之规定，可得出如下结论：在谭爱与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签订《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时，如果此时谭爱没有与其同户的人，则谭爱充其量只能获得一房一厅（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右）的解困房。绝不可能分得户型为三房一厅、建筑面积为66.23平方米的涉案房屋。因为，人口数的多寡对于分得的解困房的户型大小、面积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另外，《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第3页正下方所载的“该户原住私房，购房后户内4人，全部迁入新址，退出原住房”亦直接证明了：正是因为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一户四口人在购买涉案房屋前系一同实际居住共同生活的，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才允许其四人以一户为单位购买涉案房屋。同时亦证明了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在购买涉案房屋后也是继续一同实际居住于涉案房屋内的，此四人同住在涉案房屋内的状态一直持续至2013年谭爱去世。（4）再者，《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第八条载明的“解困房是政府补贴的专用房，只供解困使用，不准私自转让和出租。……困难户出售所购解困房后而产生的住房困难，解困部门及单位不再负责解决。”表明：涉案房屋作为解困房，是专用于照顾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这一特定的住房困难户的，解决其四人基本的生活居住需求。同时强调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一旦将涉案房屋私自转让后将无法再获得住房解困。所以涉案房屋既具有财产归属性，同时对于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也具有高度的人身专属性。（5）最后，《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第九条载明的“……。合同执行期如乙方……、死亡者，其继承人应是该户购房时的户口簿中的实住人口，……。”更是直接地将确立了黄某3、张某、黄某4作为同户人对谭爱的合同乙方身份的承接权。因为，若按照《继承法》之规定，谭爱去世后，其在《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中的乙方身份应由其法定继承人黄某1、黄某2、黄某3所继承。但此条款却把黄某1、黄某2从有权继承合同乙方身份的名单中剔除，并把张某、黄某4列入。而张某只是谭爱的儿媳、黄某4只是谭爱的内孙，都不是谭爱的法定继承人。张某、黄某4的列入已属于超越《继承法》。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在此条款中超越《继承法》剔除黄某1、黄某2，列入张某、黄某4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就是涉案房屋本来就是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一户四口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因此，涉案房屋实际上就是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粤府［1994］106号文”第十三条“……。购买解困房以户为单位，每户只能购买一次。”出售给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一家的解困房。谭爱仅是代表自己、黄某3、张某、黄某4这一家作为购房者代表与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签订《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并作为代表产权人登记在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上。这类似于：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虽登记为一人的名字，但该登记的使用权人实际上只是代表其所在家庭持有宅基地使用权。而实际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户内的全部家庭成员。（6）涉案房屋的具体份额应分为五均等份，由谭爱、黄某3、张某各取得一份，黄某4基于独生子女的身份取得两份。黄某4基于独生子女的身份取得两份系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于《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房合同（一）》签订前与谭爱、黄某3、张某所共同确认的。这一事实在张某、黄某4提交的证据3“户口簿”中亦有体现：在“户口簿”猪肉补贴盖章处一页中，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的猪肉补贴均是领取4份+1份，20元/份，共计100元的。在这4份（谭爱、黄某3、张某、黄某4各1份）之外额外领取的1份，就是黄某4作为独生子女可多领取的。否则涉案房屋不可能为三房一厅，充其量只能是两房一厅。综上，我方诉讼请求是：涉案房屋由谭爱、黄某3、张某各取得一份（即谭爱、黄某3、张某各得3/15），黄某4基于独生子女的身份取得两份（即黄某4得6/15），故谭爱所占有的3/15由黄某1、黄某2、黄某3依照（2012）粤广荔湾第15184号遗嘱《公证书》各取得三分之一，即黄某1、黄某2、黄某3各得1/15，最终，涉案房屋应由黄某3占4/15，黄某1占1/15，黄某2强占1/15，张某占3/15，黄某4占6/15。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谭爱与黄根于××××年结婚，于1965年11月离婚，两人共同生育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及被告黄某3三名子女。谭爱于2013年3月10日死亡。第三人张某是被告黄某3的配偶，第三人黄某4是被告黄某3的儿子。1994年12月29日，乙方谭爱（壹人）与甲方广州市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签订《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约定甲方同意乙方订购编号为泽德E1a10号702房的解困房，购房款为90720.62元。该合同第八条规定解困房只供解困使用，不准私自转让和出租，如需出售，住进不满五年的，以原价售回给市解困办，住满五年以上的，可按规定出售，增值部分的分成，按有关文件执行，增值部分中属于原出售单位的一律归市解困办所有。困难户出售所购解困房后而产生的住房困难，解困部门及单位不再负责解决。第九条规定，本合同不得出卖、转让或者中途易主，合同执行期如乙方出国、离市、病故、死亡者，其继承人应是该户购房时的户口簿中的实住人口，且不涉及到经济和住房纠纷，否则甲方不予交付住宅单元给乙方使用，不予办理产权证明。《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的落款处载有“该户原住私房，购房后户内4人，全部迁入新址，退出原住房”等文字。谭爱签订《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期间，其户口本中的户籍四人是谭爱（户主）、黄某3、张某、黄某4。2000年3月17日，上述房屋登记到谭爱名下，登记房屋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1号702房（以下简称702房），登记面积66.23平方米，登记的权属来源于1999年向广州市住宅建设办公室买，登记附注“解困售房﹒土地未办有偿使用手续”。702房在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除了上述《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还包括如下档案资料：1、新建商品房买卖申请审批表，表格上部填写的时间是1995年1月18日，买屋人谭爱，买卖部位全部702，该表格上加盖广州市住宅建设办公室章，表格尾部交易所审查意见为“产权清楚，持有房地产权所属证明书，购房款已付清，拟同意按售价办理交易过户请示”1999年10月26日。2、广州市房屋交易监证证明书，内容为702房系谭爱向广州市住宅建设办公室买受，已经该所交易监证，特发此证明书等，该证明书下方表格载明名称：谭爱；身份证号码；占有部位或份额：全部；附记：解困房，已税。3、填报时间为1999年4月5日的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显示纳税人为谭爱，成交价格90720.62元，计税金额90720.62元，应征税额1361元。4、缴款书，填发日期1999年4月5日，收款单位广州市财政局（农财处），缴款单位谭爱，缴纳金额1361元。5、填发时间为1994年12月29日的销售发票，发票记载顾客名称及地址“谭爱（壹人）”，货品名称702房，金额90720.62元。2012年12月14日，谭爱立下遗嘱，内容为“我（谭爱）与黄根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登记离婚，此后我无再婚。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广州市房房地产证：穗房地证字第**）屋是我在与黄根离婚后购买的房屋，属于我的个人财产。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属我个人所有的上述房屋全部指定由子女黄某1（男，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出生）、黄某3（男，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黄某2（女，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三人共同继承所有，各占三分之一，并指定作为黄某1、黄某3、黄某2的个人财产，他人不得争议。本遗嘱的全部内容是我的真实意愿。本遗嘱一式贰份，我执一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存一份”上述遗嘱经过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公证，出具了（2012）粤广荔湾第15184号公证书。2018年4月5日，黄某3书面同意如黄某1、黄某2需要回702房居住，其无条件腾出房间，房契有需时必须拿出来。2018年8月，黄某1、黄某2向本院起诉黄某3继承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111民初10420号，在该案审理中本院查明“2018年10月30日，黄某3与案外人等三人以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为被告，共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于2012年12月15日作出的（2012）粤广荔湾第15184号公证书侵害其继承权利。该案正在审理中。”，后本院于2019年1月31日以根据现有证据表明涉诉房屋与案外人存在权属争议，理应先行处理该权属争议，而确权法律关系与黄某1、黄某2主张的继承法律关系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经释明，黄某1、黄某2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为由裁定驳回黄某1、黄某2的起诉。另，黄某3与张某、黄某4诉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黄某1、黄某2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判决书，判决驳回黄某3、张某、黄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黄某3、张某、黄某4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已于2019年7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黄某1、黄某2主张，其在黄某3与张某、黄某4诉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二审判决作出后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另查，1994年9月1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城镇解困房建设管理规定》，该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购买解困房，可以采取一次付款或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解困房以户为单位，每户只能购买一次。”《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住宅建设办公室关于解困房上市交易的通知》（穗国房字【1999】201号）第一条之规定：“解困房自购房之日起满五年的，可依照《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办法》上市交易；未满五年确需转让的，由市住建办按已使用年限折价收购。”本案2019年11月8日的庭审中，本院询问黄某1、黄某2、黄某3如法院认定702房属于谭爱的遗产，各方对于该房屋的处理意见，黄某3主张702房一直由其一家四口长期居住，要求702房归黄某3一人所有，由其支付补偿款给黄某1、黄某2；黄某1、黄某2则主张房屋由两人各占50%的份额，支付相应补偿款给黄某3，三人就702房的现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某1、黄某2申请对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该次庭审结束后，本院委托广东正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702房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费6593元已由黄某1、黄某2支付，该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报告载明702房在2019年11月8日的市价价值为1637200元，该报告第四点估价对象及其范围第1、估价对象范围为“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1号702房，评估建筑面积66.23平方米，包括房屋及附属于房屋建筑物的供水、供电、电讯、排水、消防等辅助设施和合理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第2、估价对象基本状况（6）其他需要说明的状况：“估价对象为解困房，土地未办理有偿使用手续。根据估价人员了解，估价对象交易过户时需按照《关于印发广州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缴纳土地出让金及收益分配管理规定的通知》（穗财综【2005】963号）、《关于广州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缴纳土地出让金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穗财综【2005】1915号）规定，按交易评估价格的1%缴纳土地出让金。根据合法原则，本报告评估结果已扣除交易过户时预计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实际缴交金额应以有关部门核定为准，请本报告书使用者注意。”，第4、建筑物基本状况（4）装饰装修：估价对象所在楼宇外墙为马赛克，室内地面铺抛光砖、防滑砖，内墙部分刷乳胶漆、部分贴瓷片，天花部分刷乳胶漆、部分为铝塑板吊顶；装有铝合金窗、防盗门。本院已于第二次庭审前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上述《房地产估价报告》，在本案2020年6月16日的第二次开庭审理中，黄某3对该报告提出以下几点异议：第一，评估报告所写的土地出让金的标准是1%，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扣除交易过户时预计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但按照黄某3所查询和去相关部门了解的情况，土地出让金是10%，扣除1%结果是160万，如果应扣除的土地出让金是10%，那就不是160万。第二，报告中没有对涉案房产装修部分的价值单独列出来，因为装修是黄某3一个人出资。第三，报告没有体现解困房中相关的福利补贴的数额。第四，购买解困房当时缴纳了90000多块钱，目前的市值按照评估报告是160多万，增值巨大，按照解困房的合同，房产在转让的时候增值部分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有关文件，具体的有关文件，黄某3没有查阅出来，增值部分应该怎样分享？报告中没有对增值部分进行说明。第二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现702房屋内的装修是在谭爱死后由黄某3出资装修，谭爱死后房屋一直由黄某3、张某、黄某4共同居住。黄某3、张某、黄某4均表示与谭爱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约定702房的权属，在购买702房时黄某3、张某共同出资了43000元，但没有保存相关证据。另查，截至2020年6月1日黄某3、张某、黄某4在广州查无房产情况记录。本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函查询702房上市交易是否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如需缴纳土地出让金，缴纳的标准是什么？该局于2020年6月23日回复：上述房屋办理权属转移登记需补办土地有偿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该类案件我市现行土地出让金计收标准为《关于明确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计收标准的通知》（穗国土规划规字【2018】2号）第二条第（八）项第2.2点“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按房屋交易价格的1%缴纳出让金；自行申请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按国土规划部门依法受理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申请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的1%缴纳出让金”。以上事实有离婚证、产权证明、公证书、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簿、（2018）粤0103民初7781号判决书、（2019）粤01民终7663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证明、《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新建商品房买卖申请审批表、广州市房屋交易监证证明书、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缴款书、发票、《房地产估价报告》、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黄某1、黄某2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本院认为，黄某1、黄某2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本院2019年1月31日做出（2018）粤0111民初10420号裁定书时，黄某3、张某、黄某4诉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二审尚未审结，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6月25日对该案做出二审判决，故黄某1、黄某2依据该新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二，702房是否属于谭爱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院认为702房是属于谭爱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702房于2000年3月17日登记在谭爱名下，且702房的房屋登记档案材料内包含的新建商品房买卖申请审批表记载的买屋人系谭爱；广州市房屋交易监证证明书记载的房屋买受人为谭爱，占有部位或份额全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702房属于谭爱个人合法财产。其次，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主张702房属于谭爱与被告及第三人家庭共同财产的主要依据是谭爱签订涉案《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时被告及第三人与谭爱在同一户口，而当时的《广东省城镇解困房建设管理规定》规定“购买解困房以户为单位，每户只能购买一次。”，但能否以此作为确认房屋权属的依据呢？本院认为，不能仅以签订《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时同户的家庭成员的名单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理由如下：众所周知，中国实行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制度。解困房以改善人均居住面积达不到一定标准的居民的居住条件、解决居民住房困难为目的，在购买时以户为单位是要确保购买解困房的人及其同住的家庭成员的居住条件符合一定的困难标准，防止没有住房困难的人员取得购买解困房的资格，而不能仅以购买解困房时同户的家庭成员的名单作为确认房屋权属的标准，因为解困房虽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但并非无偿取得的房屋，而是要支付相应的对价，这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完全不同，故本院认为，在确定解困房权属时应综合考虑家庭成员之间对于房屋的权属是否有约定以及家庭成员的出资情况，但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谭爱与被告及第三人有签订协议约定房屋的权属，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在谭爱购买702房时有出资，不仅如此，702房的房屋登记的档案材料所包含的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人为谭爱，纳税缴款书记载的缴款人为谭爱、销售发票记载的顾客名称也只有谭爱一人的名字，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702房是谭爱一人出资购买。再次，涉案《统建解困（固定开间）住宅合同（一）》的签订时间是1994年12月29日，上述房屋登记到谭爱名下的时间是2000年3月17日，谭爱立下遗嘱处理702房的时间是2012年12月14日，到2013年3月10日谭爱去世，直至被告在2018年4月5日书面同意如两原告需要回702房居住，其无条件腾出房间，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对房屋的权属提出异议。综上所述，本院认定702房属于谭爱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争议焦点三，遗产的处理。根据《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住宅建设办公室关于解困房上市交易的通知》（穗国房字【1999】201号）第一条之规定：“解困房自购房之日起满五年的，可依照《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办法》上市交易；未满五年确需转让的，由市住建办按已使用年限折价收购。”，根据702房的合同签订时间及产权登记时间，早已超过了五年的限制期限，故可比照一般的不动产进行交易、过户、继承。谭爱于2012年立下的遗嘱处理702房，该遗嘱合法有效，根据遗嘱的内容原告黄某1、黄某2、被告黄某3三人分别可继承该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因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及被告黄某3均主张房屋归己方所有同时支付对方补偿款，但双方对702房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评估，经评估涉案房屋价值1637200元。鉴于702房自交付至今被告黄某3、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均在该房屋内居住，本院认为702房归被告黄某3所有并由其支付补偿款给两原告更为适宜。至于支付补偿款的金额，虽被告黄某3对房屋的评估价值有异议，但是评估机构在对702房作评估时已经考虑到702房需按交易评估价格的1%缴纳土地出让金，评估结果已扣除交易过户时预计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报告中载明的土地出让金的缴纳标准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回函载明的标准一致，至于702房的增值部分的价值、装修部分的价值和702房的福利性价值，本院认为，702房的现价值与购买时相比确实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房屋的增值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与被告黄某3个人的原因无关；至于702房装修部分的价值及702房作为解困房的福利性价值，根据估价报告中载明的估价对象及其范围第4建筑物基本状况（4）装饰装修“估价对象所在楼宇外墙为马赛克，室内地面铺抛光砖、防滑砖，内墙部分刷乳胶漆、部分贴瓷片，天花部分刷乳胶漆、部分为铝塑板吊顶；装有铝合金窗、防盗门”，可见估价对象装饰装修部分仅包括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不包括家电、家具等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从评估报告所附的702房的照片显示的装修现状，结合702房的面积，本院认为被告黄某3、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自房屋交付后就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至今已二十余年已经享受了解困房的福利性价值以及房屋的装修价值，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黄某3应向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各支付房屋补偿款545733元（1637200元×1/3）。被告黄某3在办理702房产权过户至其名下的手续时需要缴纳的除土地出让金外的其他税费，在实际发生后，被告黄某3可以另案向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主张。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主张的律师费35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谭爱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泽德路1号702房归被告黄某3所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由被告黄某3向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各支付房屋补偿款545733元；二、驳回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黄某3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张某、第三人黄某4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849.8元，由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各负担6669.1元，由被告黄某3负担6511.6元，被告黄某3负担的受理费6511.6元应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评估费6593元，由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各负担2198元，由被告黄某3负担2197元，被告黄某3负担的评估费2197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某1、原告黄某2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月人民陪审员  江秀颜人民陪审员  黄远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