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健成，男，汉族，1983年9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阳，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亮，男，汉族，1978年11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里程，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健成因与被上诉人陈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6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健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607民初6297号民事判决，驳回陈亮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以下基本事实认识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梁健成与陈亮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一审依据梁健成与陈亮在柬埔寨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陈亮委托梁健成管理其在柬埔寨投资的资金和土地。首先，该《合作协议》属于境外形成的证据，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公证认证手续，不能作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其次，从案件事实情况来看，陈亮在柬埔寨的投资资金是转让到第三人刘某铭的账户中，陈亮实际是委托第三人刘某铭进行投资资金管理。再次，梁健成的投资款亦是转入第三人刘某铭指定的账户中，梁健成也是委托刘某铭进行资金管理。之后，投资款也被刘某铭卷走，也是受害人。2.一审法院没有审查梁健成与陈亮之间基础法律关系，仅仅依据2019年5月31日双方在西南派出所签订的《和解协议》，即认定梁健成作为投资款的返还义务主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从《和解协议》内容来看：《和解协议》中约定陈亮与梁健成解除在柬埔寨王国的一切合作协议与合同。而本案事实是，陈亮与柬埔寨L签订《土地股份买卖协议》。为履行该协议，梁健成将该土地买卖的定金190000美元转入刘某铭账户，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来看，陈亮实际上是委托刘某铭对其资金和所购入土地进行管理，陈亮与刘某铭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首先，陈亮所交易土地是刘某铭介绍陈亮，进行了实际的居间委托。其次，刘某铭收取了陈亮的投资款，实际对陈亮的资金进行了管理和保管。如果是委托梁健成来管理的话，没有任何法律要素显示梁健成对其资金和土地进行了管理。因此，该《和解协议》第一条所约定的基础法律事实：陈亮与梁健成解除在柬埔寨王国的一切合作协议与合同，是根本不成立的。既然梁健成与陈亮之间根本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由梁健成来承担陈亮的投资损失。梁健成也作为刘某铭的受害人之一，为何要替其承担债务，明显该《和解协议》条款是在梁健成被派出所进行了长达48小时的讯问后、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协议。最后，该和解协议是陈亮诱导梁健成，签订该协议是为了双方共同追索第三人刘某铭。事后，双方也多次一同前往刘某铭处进行追索。二、基于上述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梁健成与陈亮之间并未形成陈亮委托梁健成对其在柬埔寨的投资资金和土地进行管理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一审法律程序错误，因刘某铭是与本案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对认定本案关键事实具有重要诉讼地位，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但经过梁健成申请，一审法院没有核准，导致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错误。陈亮答辩称：一、梁健成与陈亮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和梁健成向陈亮返还投资款之间无关联。梁健成与陈亮签订《合作协议》，由梁健成管理陈亮在柬埔寨的土地和资金。出示该份协议的目的是查清本案的基础事实。之所以会签订本份《合作协议》，原因在于：梁健成和刘某铭为了督促陈亮筹集成立公司的资金，要求陈亮将在柬埔寨的土地和资金交由梁健成管理；若陈亮筹集不到资金，则梁健成便可以处分其在柬埔寨的土地和资金。但是，梁健成、刘某铭要求和陈亮成立公司的事宜，是梁健成和刘某铭虚构的事实。三人成立公司的约定是：三人均以所购土地和现金作为出资成立公司。梁健成告知陈亮，刘某铭和梁健成的出资己经完成，只有陈亮的出资未到位，但是陈亮筹集不到现金出资部分，尚欠320万元的款项。此时，梁健成表示能借款320万元给陈亮，故双方于2019年4月3日签订了32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因陈亮未支付利息，陈亮又将其经营的网吧的股权转让给梁健成以抵扣应支付给梁健成的利息。但真实的情况是，梁健成和刘某铭并未购置土地、梁健成未替陈亮进行出资、三人并未成立公司，只有陈亮一人在柬埔寨购买了一块1000方的土地。正是因为梁健成虚构成立公司、进行出资等事实，其为了要求陈亮筹集所谓的出资款，便要求陈亮签订《合作协议》，由其来代管陈亮的土地和资金。二、一审法院是依据梁健成与陈亮达成的《和解协议》，判决梁健成向陈亮返还投资款。梁健成在公安的笔录中陈述：“如果陈亮退股，那么我们可以将钱退给他，他可以选择不参与到我们的投资当中的”，该笔录表示梁健成认可收取了陈亮的款项。再依据《和解协议》，梁健成承担陈亮19万美元的土地损失，一审法院在查清基础事实后，依据梁健成的自认进行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陈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健成向陈亮支付款项1328727元及利息（以1328727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一审诉讼费用由陈亮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亮通过微信聊天群认识被告梁健成，梁健成介绍陈亮到柬埔寨投资房地产，并介绍已在柬埔寨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的名叫刘某铭的朋友给陈亮认识。陈亮陈述，三人商定在柬埔寨共同购买4000平方米土地，其中陈亮、梁健成各购买土地1000平方米、刘某铭购买土地2000平方米，并由三人以所购土地作价出资，部分为现金出资，三人各投资1000万元在柬埔寨注册成立公司，其中陈亮以其购买的1000平方米土地作价393.3万元，另再现金出资641.7万元，合计出资额为1035万元。2019年1月22日，陈亮（作为买方）与一个名叫L的柬埔寨人（作为卖方）签订《土地股份买卖协议》，双方约定：买方同意购买卖方名下1000平方米土地，按照每平方米190美元的价格交易，购地总价为190000美元，买方需于2018年12月21日向卖方支付第一期款项19000美元，余款则由买方从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每月28日向卖方支付34200美元予以付清。陈亮签订该《土地股份买卖协议》前已向梁健成和刘某铭支付19000万美元让其作为向卖方支付履行土地买卖协议的保证金。2019年3月19日，陈亮（为合同甲方）与梁健成（为合同乙方）在柬埔寨签订《合作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同意由乙方在柬埔寨管理甲方资金及分配甲方土地；甲方签约后，若资金未准备妥当或资金来源有变，甲方须独自承担责任；乙方须遵守双方协议；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陈亮在筹集641.7万元的出资款时因尚有320万元的资金缺口，遂于2019年4月3日与梁健成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约定，梁健成替陈亮垫付320万元的出资款，陈亮分24期还本付息偿还给梁健成。2019年5月22日，陈亮与梁健成签订《权利转让协议》，约定由陈亮将其持有的佛山市三水区的12%股权转让给梁健成，以抵扣陈亮应付梁健成的上述借款利息125896元。庭审中，梁健成确认没有替陈亮垫付320万元的出资款，上述《借款合同》及《权利转让协议》签订后没有履行，已经作废。陈亮陈述，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陈亮根据刘某铭及微信名为R的人的指示，向R指定的收款账户转款共计1263720.45元，另向刘某铭支付19000美元，向梁健成支付10000美元，作为陈亮在柬埔寨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陈亮认为刘某铭和梁健成未将其交付的出资用于购买房地产及成立公司，亦未予退还，怀疑两人诈骗，遂于2019年5月30日将梁健成邀至三水，后随即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西南派出所报案。西南派出所传唤了梁健成并向其了解事件经过。梁健成在西南派出所制作的讯问笔录上陈述：刘某铭介绍我与陈亮在柬埔寨投资购买土地，协议先由三人各自出资在柬埔寨购买3000平方米土地，每人各占1000平方米，然后由三人在柬埔寨投资设立一间公司，以所购土地入股，再通过该公司招揽中国投资者，以集资方式投资该地块。随后三人分别出资10000美元作为成立运作该公司的费用。由于在柬埔寨的公司未申办下来，陈亮认为我和刘某铭合谋诈骗其资金，才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陈亮想退出，我和刘某铭可以将钱退给他，他可以选择不参与到我们的投资当中来。梁健成于讯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没有受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或诱供。2019年5月31日，梁健成与陈亮在西南派出所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陈亮与梁健成解除在柬埔寨王国的一切合作协议及合同，梁健成承担陈亮190000美元的损失，在2019年7月31日前付清。之后，梁健成没有按照《和解协议》履行，陈亮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庭审中，陈亮和梁健成均表示不清楚刘某铭的具体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于陈亮委托梁健成管理其在柬埔寨投资的资金而引发的投资款返还纠纷。由于陈亮的投资购地行为，以及与梁健成签订的《合作合同》的行为均发生在中国领域外，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诉讼中，双方对于由该院行使本案管辖权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准据法均没有提出异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审理本案。该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关于陈亮与梁健成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以及该法律关系是否合法；2、梁健成与陈亮签订的《和解协议》的效力，梁健成应否按《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向陈亮退还投资款190000美元。关于第一个争点。陈亮与梁健成虽然陈述，刘某铭与梁健成、陈亮商议，三人分别出资在柬埔寨购买土地，并以所购土地及现金出资在柬埔寨成立公司，共同投资房地产。但三方并未就此签订相关协议，且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各方的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尚未明确，故仅能证明三方具有共同在柬埔寨投资的意向。至于陈亮提出刘某铭与梁健成以共同在柬埔寨投资为由收取其投资资金，构成诈骗行为，为此陈亮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未作立案处理，且陈亮于本案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梁健成与刘某铭的案涉行为构成诈骗，故本院对陈亮该主张不予采纳。由于梁健成与陈亮在柬埔寨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陈亮委托梁健成管理其在柬埔寨投资的资金及土地，该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认定陈亮与梁健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点，梁健成与陈亮签订的《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梁健成认为上述《和解协议》是其被公安机关传讯期间，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梁健成提出一直是由刘某铭介绍陈亮在柬埔寨投资，其本人并无收取陈亮任何费用，故陈亮的相关损失不应由梁健成承担。对于梁健成提出其被传讯期间受到公安人员胁迫的问题，对此梁健成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梁健成在讯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没有受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或诱供。其次，梁健成在讯问笔录中亦表示，若陈亮想退出三方的投资行为，其与刘某铭可以将投资款退还陈亮。由此可见，梁健成在公安机关传讯后向陈亮出具《和解协议》的行为，并非是受胁迫而为，应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和解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合法有效。至于梁健成认为其无实际收取陈亮的投资款，不应由其承担退款责任。但梁健成亦承认，其与陈亮在柬埔寨签订过《合作合同》一份，该《合作合同》明确约定，陈亮同意由梁健成管理陈亮在柬埔寨投资的资金及土地。虽然梁健成提出该《合作合同》由柬埔寨文书写，其签约时并不清楚合同内容，但梁健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到境外进行投资交易，不可能在不了解合同内容的情况下便自愿与陈亮签订此份柬埔寨文合同，梁健成的辩解明显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合作合同》的约定，梁健成接受陈亮委托，管理陈亮在柬埔寨的投资资金及土地，现陈亮要求梁健成退还投资款项，梁健成亦已向陈亮出具《和解协议》，同意承担陈亮在柬埔寨的土地投资损失190000美元，则梁健成应当按该《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陈亮诉请梁健成支付其以190000美元折算的人民币合理，但应按《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还款日即以2019年7月3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8841元折算，即梁健成应退陈亮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1307979元（190000×6.8841），陈亮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梁健成还应以1307979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陈亮计付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日止，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陈亮计付利息。至于梁健成提出应由刘某铭向陈亮承担投资款损失的赔偿责任。由于陈亮及梁健成于本案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某铭的具体身份，亦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由刘某铭收取陈亮的案涉投资款项，故本院对梁健成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梁健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亮支付人民币1307979元及利息（以1307979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陈亮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6910元，由被告梁健成负担。二审期间，梁健成提供了其与陈亮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涉案款项统计表，陈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以确认。经审查，涉案款项统计表系梁健成二审期间单方整理的数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本院不予采信；陈亮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梁健成亦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即便该证据真实，亦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理由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另查明，公安机关于2019年5月30日17时47分接到陈亮的报警，于当日19时31分对陈亮进行询问，先后于当日21时34分、次日19时04分对梁健成进行讯问。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因产生案涉民事关系的部分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本案应为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陈亮系依据《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本案并不涉及物权变动，梁健成主张适用柬埔寨法律，理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和解协议》是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梁健成辩称《和解协议》系其在被公安机关进行了长达48小时的讯问后、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协议。公安机对被害人的报案进行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讯问系履行法定职责，梁健成以此主张胁迫理据不足。公安机关于2019年5月30日17时47分接到陈亮的报警，于5月30日19时31分对陈亮进行询问，先后于5月30日21时34分、5月31日19时04分对梁健成进行讯问，案涉《和解协议》签订于5月31日，梁健成称其受到48小时的拘留，明显与上述事实不符。且梁健成在第一次讯问时即表述：“如果陈亮想退股，我们可以把钱退给他，他可以选择不参与到我们的投资当中的。”在接受讯问4个小时以内即同意退回陈亮的投资款，与其上诉所称在受到48小时拘留和讯问后被迫作出相关意思表示不符。此外，根据梁健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即便该证据属实，在双方的多次微信聊天中，梁健成均未表示《和解协议》系其被迫签订。如梁健成系毫无关联的第三人，其签订《和解协议》确实有违常理。但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梁健成介绍陈亮与案外人刘某铭认识、三人协商各购1000平方米土地用于共同开发、三人合资设立公司、陈亮委托梁健成管理柬埔寨的土地和资金、陈亮向梁健成借款用于缴付设立公司的出资款、在公司未设立和未代付出资的情况下梁健成即与陈亮签订《权利转让份额》用于抵扣“已产生的利息”等等，由此可见，梁健成与陈亮在柬埔寨的投资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证明梁健成收取了陈亮的投资款，或陈亮与案外人刘某铭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但本案重点在于《和解协议》是否梁健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其系基于违约、共同侵权、债的加入或其他动机签订该《和解协议》则不属于审查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赠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梁健成主张其受胁迫作出相关法律行为的，其证据必须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显然，梁健成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上述标准。陈亮在本案中提供的银行流水虽部分涉及购买房产，但根据陈亮提供的《土地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的土地价格和支付方式及2019年5月28日聊天记录记载的“最后一期土地款了，我已经付了16万美金了，我想与地主见一面......”，梁健成辩称陈亮不存在土地款损失，理据不足。梁健成在一审及上诉时均未提交证据，现申请延期举证，且未能提供充分理由，本院不予准许。陈亮系依据《和解协议》提起诉讼，刘某铭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梁健成申请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梁健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10元，由上诉人梁健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梁亦民审 判 员 尹宇飞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任小青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