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3民初4140号 原告:何远伦，男，198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能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渝南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5814568654。 法定代表人：章沛钧，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信用代码91500000745344545F。 法定代表人：蓝青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俊钢，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远伦与被告重庆能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凯公司）、第三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远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被告能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巴剑鸿（现已解除委托），第三人红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龙俊钢到庭参加了诉讼。根据原告何远伦的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收到该中心《终止鉴定告知书》，本院终结鉴定程序，并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于2020年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被告能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第三人红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龙俊钢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原告何远伦申请调取其他证据以及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远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被告能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第三人红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龙俊钢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何远伦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本院向相关部门核实，确认无鉴定必要后终止司法鉴定程序，并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远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国，被告能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第三人红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全、龙俊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远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编号：NK**-034);2.判令被告能凯公司立即向原告何远伦返还购车款348800元；3.判令被告能凯公司赔偿原告何远伦各项损失109032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能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汽车交易价格为348800元，原告依约支付了全部购车款，被告将汽车交付给原告后，原告挂靠于重庆市长寿区勇胜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胜公司），被告为车辆办理了上户手续。在上户时，因车辆合格证原因，拖延了一个月才办理完毕上户手续。原告按照其与勇胜公司的《挂靠合同》向勇胜公司缴纳了挂靠费、保险费等各项费用54415元。原告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偶然发现车内有一临时号牌（所有人为第三人），该临时号牌记载的发动机号与原告的车辆一致。同时，被告还在车辆上户后向原告邮寄了一张车辆铭牌，让原告更换铭牌后参加年检。基于上述情况，原告怀疑该车为拼装车，遂以欺诈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汽车销售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本院审理后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4月4日，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车辆的大梁进行痕迹显现鉴定，鉴定结论显示该车多次篡改了大架号，证明该车系拼装车，原告自知道上述情况后，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至今无法使用车辆，又不敢将车辆转卖，致原告购车的目的落空，并造成原告各项损失包括已支付给勇胜公司的费用54415元、停车费7800元、交通食宿费用5000元、购车款占用期间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即348800元×6%÷365天×677天=38817元），共计109032元。故原告诉请如上。 被告能凯公司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有效且已履行完毕。本案属于现车交易，原告支付购车款，被告交付车辆，交易目的即已实现，双方的权利义务于2017年4月12日即告终止。同时，合同也未约定解除条款。故合同无解除基础。2.被告向原告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被告无违约情形。原告在购买车辆时，已对车辆进行了现场检查，对车辆的外观、使用性能等相关技术标准有了充分了解才决定购车，其后在车辆交接单上亦明确原告对车辆做了验收。该车顺利办理了车辆行驶证和交通运输证，于2018年4月通过了年检，均说明被告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原告主张该车系拼装车无事实依据。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车辆系第三人生产的新车，出售时的状态与出厂时一致。3.本案涉及的事实和争议焦点已经由本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法院）的生效判决，以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法院）再审裁定所查明及确认，现原告又以相同的理由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红岩公司称，1.本院已经对本案进行过审理，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举示的证据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中亦未约定解除条件，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依据，应当予以驳回。3.案涉车辆在2017年4月12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共计行驶了16663公里，其中2019年1月到2019年12月每月均有运行轨迹，并不存在损失及停车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1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共同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编号：ＮＫ***034），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红岩杰狮牌ＣＱ**84型车辆一台，单价为348800元，车辆底盘号为ＦＤ**07，此车为现车，配置以现车为准，单价包含上户，送水箱；质量保修期按ＳＩＨ生产厂方《保修及强、定保手册》中的有关规定执行；交货期限为定金到账后25个工作日，交货地点为重庆；双方在交货时当面验收，原告应首先对所购车辆外观和基本使用功能等进行认真检查、确认，验收合格后双方交接车辆，被告交付车辆的随车文件、工具和备件，原告填写收车单，交接完毕即终止异议；原告付定金50000元，车到付清余款298800元，原告付清余款后被告需提供车辆整车合格证及相关手续；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被告收到购车定金后生效；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原告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原告支付50000元，并于4月12日向原告支付295000元，同日，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案涉车辆，原告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名，车辆交接单载明车辆的车架号为ＬＺ**07,发动机号为15**98，还载明“该车车况良好，备件、附件、随车工具齐全。经接车方现场检查，按合同约定验收合格，车辆与合同相符，接车方无异议并同意接车。现该车及全部备件、附件、随车工具转交接车方”。交接车辆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车辆合格证（编号ＷＤ**07）,合格证上载明的车辆制造企业为第三人。发证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车辆制造日期为2017年1月22日。原告接车后于2017年4月11日与勇胜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合同》，将案涉车辆挂靠于勇胜公司经营。2017年4月19日，案涉车辆在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登记信息如下：车牌号为渝Ｂ×××××号，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所有人为勇胜公司，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登记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ＬＺ**07，发动机号为15**98。办理注册登记时提交给车管所的车辆合格证与前述合格证略有不同，该合格证上载明的发证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 2017年7月3日，原告以其在案涉车辆内发现签发日期为2016年3月4日且车辆信息与案涉车辆一致的临时号牌一份，被告销售库存车存在欺诈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本院判令被告退还车款并按照购车款的三倍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渝0113民初906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06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五中法院提起上诉，五中法院二审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渝05民终709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7097号判决书），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终结后，原告仍然不服，向市高法院申请再审，市高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渝民申1578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578号裁定书），以原告在一、二审中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且在二审判决生效后自行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2018年4月4日，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贵警院鉴定中心）接受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对案涉车辆右前大梁进行痕迹显现鉴定，并于2018年5月14日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8]痕迹鉴字第76号《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根据该报告书的记载，案涉车辆受检部位可见“LZ**07”的字符串，该中心对该字符串部位进行脱漆、抛光处理，并使用化学显影剂进行显现，未见其他字迹显露；用丙酮对周边进行大面积脱漆，并进行抛光、打磨等处理后，发现其他四个字符串，其中一个字符串的号码为“LZ**07”，其他是三个字符串的号码不能显现完整号码，已显现号码与前述号码不同。故原告在向市高高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后，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前述贵警院鉴定中心已检出的五个字符串形成的时间和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9月3日书面告知本院：“经审查，依据现有条件，不能对检材车辆大梁编号进行再次鉴定（因此前已做过鉴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本案的鉴定工作并退还鉴定材料，请查收”。本院向该中心鉴定人员询问了为何此前做过鉴定本次就无法鉴定的具体原因，鉴定人员称在此前的鉴定中已对受检部位进行过打磨，本次鉴定无法再进行打磨，且对于字符串的形成时间，该中心目前的技术条件达不到确认形成时间的准确性。 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在本案审理期间，还委托贵警院鉴定中心对案涉车辆右前大梁痕迹显现出的字符串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4月7日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20]痕迹鉴字第11号《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对其中部分字符串的形成时间先后作出了鉴定意见。 另，原告称案涉车辆出厂铭牌上记载等车辆制造日期为2017年1月，勇胜公司曾向原告寄送了一块车辆制造日期为2016年12月的铭牌，原告称勇胜公司称其并未按勇胜公司的指示将原车铭牌更换为新铭牌。2018年4月，原告在未更换铭牌的情况下通过了年审。本案审理期间，本院向车管所函询了以下问题：1.重型自卸货车的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车辆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该车能否正常年审？2.重型自卸货车的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车辆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该车能否正常办理过户登记？3.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或者生产厂家在车辆出售后，若自行更换出厂铭牌，是否属于违法、违规行为？4.若出现重型自卸货车存在出厂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与合格证及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制造日期不一致的情况，车辆生产厂家能否通过合法途径更换出厂铭牌？车管所复函称：1.根据相关国家标准，重型自卸货车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不属于车管所登记的内容，车管所登记的是合格证上的发证日期（其登记术语为出厂日期），但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应早于或等于车管所登记的日期，因此，如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与合格证上的制造日期一致且早于或等于车管所登记的日期，则符合上述标准规定，可以年审、可以过户；关于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或生产厂家在车辆出售后自行更换出厂铭牌是否属于违法违规，以及能否通过合法途径更换出厂铭牌的问题，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没有相关规定，建议本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等部门咨询。 本院还就原告举示的临时号牌，本院向车管所三分所进行了调查，车管所三分所回复称已过保存期限，无法查询该临时号牌的信息。 上述事实，有原告何远伦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车辆交接单》、车辆合格证复印件、银行交易凭条、临时号牌、《车辆挂靠合同》、《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两份等证据，被告提交的9062号判决书、7097号判决书、1578号判决书、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表、车辆合格证复印件（来源于车管所）、《重庆市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单》复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与车管所的往来函件、《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终止鉴定告知书》、询问笔录等，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是否应当认定原告重复起诉而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存在依法应当解除的情形。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认定原告重复起诉而裁定驳回其起诉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与前诉即本院（2017）渝0113民初9062号案，虽然当事人和诉讼标的相同，但诉讼请求不同，且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构成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为前诉的裁判结果是不支持原告关于撤销合同的请求，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合同的撤销和解除是不同性质的法律概念，故即便本案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亦不构成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此，本案不应认定原告重复起诉，本院对被告关于原告重复起诉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存在依法应当解除情形的问题。 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被告交付的车辆系非法拼装车辆，致使车辆无法通过年检而继续上路行驶和营运，原告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基于三点理由认为车辆系非法拼装车，一是车辆车架号经过篡改；二是车辆实际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三是车内有一份签发日期为2016年3月4日且车辆信息与案涉车辆一致的临时号牌。 首先，关于车架号的问题。原告提交的用以证明车辆存在多个车架号的证据为贵警院鉴定中心的《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此次鉴定系在诉讼程序外单方委托的鉴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能直接确认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并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主张其购买车辆时车架号已经被篡改，但接收车辆是在2017年4月12日，车辆在2018年4月还曾通过了年检，因此即便此后车辆被检出存在多个车架号，仅凭该事实并不能说明车架号在车辆出售给原告前即被篡改，原告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其在接收车辆时车架号已被篡改。原告虽然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对多个车架号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因车辆已做过相关鉴定且现有技术无法准确鉴定痕迹形成时间等原因，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至于原告提交的贵警院鉴定中心关于车架号形成时间先后顺序的鉴定意见，因该鉴定亦为单方委托鉴定，本院不能直接采信鉴定结论，同时即便该鉴定结论是客观真实的，也只有关于形成时间先后的鉴定意见，没有形成的具体时间的鉴定意见，同样无法证明系车辆出售前篡改车架号。综上，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出售车辆前车架号已被篡改的事实。 其次，关于车辆制造日期的问题。车辆合格证由第三人出具并非被告出具，现机动车登记管理机关已经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合格证进行了车辆的初次注册登记，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上述登记只有在登记机关确认相关登记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本院在民事诉讼中若无相反证据，不能认定相关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能认定相关登记信息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原告关于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的编码规则所体现的车辆制造日期应为实际制造日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车辆出厂铭牌上的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的问题，原告称铭牌上的日期晚于登记日期，故该铭牌并不能印证原告关于车辆实际制造日期早于登记制造日期的主张。况且，根据车管所回函，车辆出厂铭牌信息并非车辆登记所需采集的信息，相关规定亦没有明文禁止车辆生产厂家、车辆所有人自行更换铭牌，因此车辆出厂铭牌即便存在瑕疵，亦不能构成致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 最后，关于临时号牌的问题。因本院在车管所三分所并未查询到原告举示的临时号牌的相关信息，被告及第三人对临时号牌的证据来源及关联性又不予确认，故本院无法确认原告举示的临时号牌的真实性以及与案涉车辆的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出售给被告的车辆系制造日期与登记不符且篡改车架号的拼装车，原告要求解除《汽车销售合同》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远伦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167元，由原告何远伦负担（原告何远伦已预交6532元，剩余1635元限原告何远伦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起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一方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钟宇斌 人民陪审员  刘思碧 人民陪审员  穆礼芬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陈 余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