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7民初2175号原告：黄超，男，198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东汉、陈芳，均系广东至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杏怡，女，198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被告：张裕朋，男，197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被告：钟姣丽，女，198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庆辉，男，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超与被告杨杏怡、张裕朋、钟姣丽、谢庆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东汉，被告张裕朋及其与被告钟姣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被告谢庆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杏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杨杏怡、张裕朋、钟姣丽返还原告合同款198500元，双倍返还定金98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以2475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合共：296500元。被告谢庆辉对上述200000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口罩买卖合同。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张裕朋是同学关系，被告张裕朋在广州市从化区工作生活至今已多年。2020年2月14日，原告受安徽省淮北市新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委托采购防疫储备物资，被告张裕朋对原告声称能与被告杨杏怡提供口罩卖给原告，原告遂到广州市从化区与被告张裕朋、钟姣丽商谈采购事宜，后于2月16日晚商定原告向被告张裕朋、杨杏怡、钟姣丽采购口罩15万个，单价3.3元，预付总款的一半247500元，其中49000元是违约定金，约定于2月20日前全部交付完毕，原告于当晚汇款247500元入被告指定账户。直至2月18日，被告张裕朋称，其被杨杏怡、谢庆辉共同胁迫把已交付给杨杏怡的用以采购上述口罩款项200000元由被告杨杏怡交给谢庆辉作为所谓的违约金，导致无法交付口罩。原告认为，被告张裕朋、杨杏怡、钟姣丽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谢庆辉胁迫所得200000元属不当得利，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张裕朋、钟姣丽辩称，1.张裕朋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张裕朋仅是原告与杨杏怡之间的居间人，原告主张张裕朋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共同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裕朋与原告曾是同学，原告很清楚张裕朋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口罩等医疗防疫物资，并且现正待业在家。2020年2月疫情期间，原告通过微信向张裕朋了解有无购买口罩等防疫物品的渠道，因张裕朋恰巧认识在医院上班的杨杏怡，且杨杏怡曾在微信朋友圈提到有口罩出卖，张裕朋遂将杨杏怡提供的关于口罩的具体信息发送给原告，经原告认可后，张裕朋再与杨杏怡多次沟通，促成原告与杨杏怡之间的口罩买卖。2.由于时间紧迫，原告提出通过案外人刘飞的账户转款给张裕朋，再委托张裕朋将款项转给杨杏怡，因张裕朋没有可用的银行账户，为尽快促成交易，在未经张裕朋前妻钟姣丽的同意下，借用钟姣丽的账户接收了原告的转款247500元，并立即转付了210000元给杨杏怡。3.杨杏怡因买卖医疗物资涉嫌诈骗罪，公安机关已接入侦查，其与谢庆辉以张裕朋曾介绍他人购买口罩、可能涉嫌共同犯罪相威胁，迫使张裕朋写下将代原告汇给杨杏怡的货款20万元转给卫健医药作为违约款的字据。该字据是在违背张裕朋真实意思表示的受胁迫情况下签署，依法无效。张裕朋也立即将此事告知原告，并于2月18日与原告共同到从化区公安局城郊派出所以杨杏怡涉嫌诈骗为由报案。现杨杏怡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原告订购的口罩杨杏怡亦未交付，张裕朋已将剩余的49000元退还原告。4.原告关于本案采购口罩的对象是杨杏怡、转款到钟姣丽账户仅是委托张裕朋代为向杨杏怡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是清楚、明确的，杨杏怡也承诺以3.3元的单价出售15万个口罩给原告。因此订立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原告和杨杏怡，因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也仅存在于该合同相对方之间，在涉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张裕朋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并且钟姣丽没有参与涉案买卖合同的任何行为或意思表示，原告将钟姣丽列为被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依据。被告谢庆辉辩称，1.我方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告对我方不享有诉权。根据起诉状，原告与张裕朋、钟姣丽达成了购买口罩的合意，并向钟姣丽支付了247500元货款。我方并非该口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应向张裕朋、钟姣丽主张违约责任，其对我方不享有诉权，其要求我方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被告杨杏怡支付给我方的20万元，其性质并非不当得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在诉状中称我方胁迫被告张裕朋支付20万元违约金，性质属于不当得利。首先，该20万元款项系被告张裕朋、杨杏怡因无法履行与我方之间的口罩买卖合同而支付的违约金，并不是我方的不当得利。其次，即使该20万元系不当得利，则享有请求返还的权利人也不是原告。最后，该20万元违约金系我方与张裕朋、杨杏怡之间协商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一部分款项，与本案根本没有任何关联。综上，我方认为，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对我方的诉请。被告杨杏怡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证据材料，但经本院庭后询问，其发表答辩意见如下：我方有收到相关的材料；我方有疑问，因为当时也是自己有出60000元的，用作购买口罩，谢庆辉要求我与张裕朋支付违约金，张裕朋就委托我向谢庆辉转账200000元，我自己也垫了60000元；黄超没有向我方购买口罩，是张裕朋跟他说的，我也不认识黄超。经审理查明：原告黄超与被告张裕朋为同学关系，双方通过微信就购买口罩事宜进行协商并口头约定原告向张裕朋购买口罩15万个，双方约定口罩单价3.3元/个，原告于2020年2月16日通过案外人刘飞的银行账户向钟姣丽转账共计247500元，约定在2月20日前交付完毕。但原告并未在约定时间内收到口罩，经与张裕朋联系，张裕朋先后通过微信向原告返还7500元、5000元，共计返还12500元。2020年2月16日，被告钟姣丽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杨杏怡转账210000元。庭审中被告张裕朋称其仅是原告黄超与被告杨杏怡之间的居间人，是其借用前妻钟姣丽的账户接收原告货款247500元后，将210000元转给杨杏怡用以购买原告的口罩。2020年2月17日，被告张裕朋出具《同意书》，承诺：“同意本人汇给杨杏怡的购货款20万元作为违约款，杨杏怡转给卫健医药。”该同意书由被告张裕朋签名按印。另庭审中被告谢庆辉称其只是通过张裕朋购买口罩，但与本案的口罩买卖纠纷没有关联。被告张裕朋也确认原告黄超、被告谢庆辉均是通过其向杨杏怡购买口罩，但黄超、谢庆辉均声称对杨杏怡参与各自的口罩买卖事宜并不知情。再查，被告张裕朋、钟姣丽原为夫妻关系，双方已于2014年离婚，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张裕朋将二人儿子的抚养费支付至钟姣丽指定银行卡上。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口罩买卖关系的主体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问题。原告诉请被告杨杏怡、张裕朋、钟姣丽向其返还口罩款，被告张裕朋抗辩杨杏怡才是案涉口罩买卖关系的当事人，其仅是原告与被告杨杏怡之间的居间人，其与钟姣丽均非案涉口罩买卖关系的当事人。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首先，本案中张裕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原告报告购买口罩的机会并收取了居间费用，原告亦未委托张裕朋向杨杏怡购买口罩，且原告与杨杏怡均称不认识对方，张裕朋在微信聊天中也未明确告知原告杨杏怡的存在，全程原告均是与被告张裕朋在沟通联系，所有口罩款也是转到张裕朋确认自己使用的钟姣丽银行账户内的，因此张裕朋抗辩杨杏怡与原告成立口罩买卖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钟姣丽有参与到案涉口罩买卖中，而张裕朋与钟姣丽在2014年已经离婚，张裕朋称是其擅自借用钟姣丽银行卡来收取案涉口罩款，因需支付子女抚养费故双方共同使用该银行卡，该陈述可能性较大，因此张裕朋关于钟姣丽并非案涉买卖关系当事人的辩称本院予以采信。最后，虽然原告与被告张裕朋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被告通过微信约定购买口罩，约定了口罩具体单价、有相应的转账凭证。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张裕朋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杨杏怡、钟姣丽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原告诉请杨杏怡、钟姣丽承担还款责任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张裕朋支付部分购买口罩的货款247500元，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过任何口罩，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且张裕朋称其购买口罩的上家杨杏怡已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侦查，可见张裕朋确已无法向原告交付口罩，原被告之间的口罩买卖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向被告张裕朋送达起诉状副本，故本院确认原告黄超与被告张裕朋之间的口罩买卖关系于2020年5月20日解除。关于返还货款及利息。本案中，原告称已支付的247500元实际是口罩款198500元和定金49000元，因被告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主张被告返还货款198500元及双倍返还定金98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原告与被告张裕朋并没有关于给付定金49000元的明确约定，原告分别支付100000元、147500元，亦没有注明款项的具体性质，故原告主张适用定金罚则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张裕朋支付款项247500元，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口罩，仅向原告返还12500元。现原告与被告张裕朋之间的口罩买卖关系已经解除，被告张裕朋应向原告返还剩余款项235000元。被告张裕朋一直拖欠货款235000元未返还，原告有权向被告张裕朋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现合同于2020年5月20日解除，故张裕朋应以未还款项23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关于被告谢庆辉的责任问题。原告诉称谢庆辉收取张裕朋的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在该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然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张裕朋转给谢庆辉的20万元与本案争议口罩款是同一笔款项，其依据不当得利主张谢庆辉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且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依据不当得利主张权利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原告黄超与被告张裕朋之间的口罩买卖关系于2020年5月20日解除；二、被告张裕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超返还货款235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23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黄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7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张裕朋负担2412元，由原告黄超负担46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何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