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7行初16号原告刘川，男，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928908。法定代表人赵刚，分局长。委托代理人薄志国,该分局芦台派出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张春鸽，该分局芦台派出所四级警长。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000125495G。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蕊，该局法制总队民警。原告刘川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宁河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31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川,被告公安宁河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薄志国、张春鸽，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宁公（芦）行罚决字[2019]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12月3日6时30分左右，刘川在芦台镇沐春泉洗浴期间，发现遗落在洗浴一楼沙发上的手机，当即将手机装兜欲占为己有。当失主发现手机遗失后，试图与刘川取得联系、找回手机时，刘川并未归还手机，却将手机扔掉。该手机为黑色iphoneX64G内存的手机，系失主购买的二手手机，失主称该手机价值1000余元，宁河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该手机价格鉴定不予受理。现刘川已赔偿失主损失，失主已对刘川达成谅解。2019年12月6日，公安宁河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同年12月30日，公安宁河分局认为刘川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刘川盗窃行为予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2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2019年12月3日6时30分左右，在宁河区芦台镇沐春泉洗浴一楼大堂，刘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其他顾客遗落在沙发上的手机占为己有并随意处置。2019年12月6日，公安宁河分局将刘川盗窃案立为刑事案件，同年12月30日，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案件。同日转为治安案件，对刘川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维持公安宁河分局对刘川作出的宁公（芦）行罚决字[2019]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刘川诉称，2019年12月3日6时30分，原告在位于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沐春泉洗浴早起离店时，捡到手机一部，后失主与原告取得联系，但因在电话沟通过程中，失主言语蛮横无礼，导致原告一时气愤，冲动之下将手机丢弃，后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原告在远超过手机价值的情况下，进行了赔偿并取得失主谅解。根据事发经过可以体现，原告与失主之间的纠纷始终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并不符合二被告认定的，由于原告盗窃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才转为治安案件，并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处罚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行为的表现形式为，为了获取并占有他人财产，在被害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而秘密取得财物的行为。从原告客观实施的行为上可以体现，原告是在洗浴中心的公共环境内，早上六点半刚刚睡醒意识还未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看到身旁无人看管的手机，误拿或以为是他人的遗失物而拿走，既不符合相对私密空间或无人控制下的秘密窃取，也不是以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窃取或者偷走。根据一般常人理解，如果行为人有意占或盗取他人手机，行为人会在第一时间将手机关机或将SIM卡卸下，使财物失去权利人的控制，导致失主无法与行为人取得联系，以便达到行为人非法占有手机的最终目的。而本案中原告一直保持手机开机状态，能够与失主进行沟通交流，且在与失主发生口角后扔掉手机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非法占有的主客观要件。假设一定要对原告行为进行认定，那么也只是符合侵占的行为方式，即占有遗失物后拒不交还，而侵占行为并不构成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处罚范围。同时由于本案财物数额较小，已经与失主达成赔偿和谅解，该行为并不构成侵占罪，双方行为仍未超出民事纠纷范畴，因此二被告的处罚和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严重法律及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原告认为二被告认定原告盗窃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明显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治安处罚行政行为，恢复一个公民的名誉。只有获得了司法机关认定原告没有违法犯罪，行政拘留错误的判决后，原告才可能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新得到朋友、同事、家人的认可，重拾作为普通公民的人格和尊严。故请求法院严格审查案发经过及相关证据，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使原告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作出的宁公（芦）行罚决字[2019]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2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刘川向本院提交了崔某的证言。证明手机不是原告偷的，当时原告捡手机的时候有人看到了且当时丢手机的人已经走了。被告公安宁河分局辩称，1、原告认为，拾得手机后失主与原告联系时言语蛮横无礼，原告一时气愤，冲动之下将手机丢弃，事后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失主谅解，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事实上，原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和申请行政复议时均未提及失主“言语蛮横无礼”。失主主动联系原告，原告并未理睬，而是找所谓的理由予以逃避。原告本人也承认，失主在拨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只是向自己的手机发送了要求取得联系、归还手机，否则“后果自负”、“报警”等内容的信息。被告认为，失主的行为属于遭受不法侵害后的正常反应，无不当言语。且失主事后选择报警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无过激行为。此种情况下，即使失主蛮横无礼，也不是原告实施盗窃，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此外，原告对“事后进行赔偿，取得失主原谅，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的认识，属于对法律的理解偏差。公安宁河分局将原告确定为嫌疑人依法传唤讯问后，原告向失主进行了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公安宁河分局作出处罚决定时，充分考虑了原告赔偿的情形，征询了失主对原告谅解的态度，依法对原告减轻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其处行政拘留七日，量裁适当。2、原告认为，洗浴中心属于公共环境，案发时其刚刚睡醒意识不清，见无人看管，误拿或以为是他人的遗失物而拿走，不属于盗窃且没有采取关机或拆卸SIM卡等手段，始终保持能够与失主沟通状态，在发生口角后将手机扔掉，不属于盗窃的非法占有，而属于侵占的民事法律范畴。事实上，民警讯问原告“你为什么捡手机”时，原告本人第一次讯问笔录中明确交代“捡的时候就是一时贪念，想占小便宜”，并交代“就没打算把手机再还给失主”，足见其非法占有得主观故意。法律并没有限定盗窃行为实施地点的规定，且洗浴中心虽属公共场所，但环境相对密闭，人员相对固定，有专门人员管理，不同于街道、广场等公共环境。所谓“刚刚睡醒意识还未完全清醒”更是原告臆想寻求法律“特殊照顾”的狡辩之词。原告所谓因意识不清，“误拿或以为是他人的遗失物而拿走”，不属于盗窃的辩解更是无稽之谈。作为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客观上有可能未造成不法侵害，但绝不可能不存在或者无法确定自己的主观。原告的这一辩解更加证实了其为逃避法律制裁，掩盖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秘密窃取的主观心态。至于在盗窃过程中选择使用何种手段并不影响违法行为的成立和对违法行为的认定。从案件的调查情况看，失主从未与原告发生过原告所谓的“口角”，原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行政诉讼过程中，时而称手机被自己扔了，时而称手机丢了。在此暂不分辨原告供述的真伪和其极力逃避法律制裁的主观心态，只从客观表现和造成手机丢失的后果看，足以证实原告实施盗窃过程中非法占有并随意处置他人合法财产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表现。主客观一致，对其实施盗窃行为足以认定。综上，被告公安宁河分局所作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案件性质认定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诉讼费由原告承担。被告公安宁河分局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刘川及孙举陈述；2.谢某的证言；3.辨认笔录；4.现场监控视频(当庭播放)；5.刘川及孙举赔偿协议及谅解书；6.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7.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受案登记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撤销案件决定书、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赔偿协议、谅解书、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行政拘留执行通知家属记录、拘留执行回执、现场视频资料等。以上证据证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案件性质认定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对公安宁河分局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宁公（芦）行罚决字[2019]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20年1月20日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日，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受理。2020年1月23日，天津市公安局向公安宁河分局开具了《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交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2020年1月31日，公安宁河分局向天津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20年3月16日，天津市公安局经审查作出维持公安宁河分局对原告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2020年3月21日签收。综上，该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向公安宁河分局开具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公安宁河分局依法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5.决定书邮寄凭证。证明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向原告送达法律文书的送达程序。经庭审质证，被告公安宁河分局对原告刘川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证人未到庭，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原告刘川对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于2019年12月10日制作的对原告讯问笔录有异议，原告没有说过该笔录第4页第12行“实话实说，当事我的心思就是想占为己有”。对被告公安宁河分局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刘川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公安宁河分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因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3日6时30分左右，原告在芦台镇沐春泉洗浴期间，发现遗落在洗浴一楼沙发上的手机，当即将手机装兜欲占为己有。当失主发现手机遗失后，试图与原告取得联系、找回手机时，原告并未归还手机，却随意处置。该手机为黑色iphoneX64G内存的手机，系失主购买的二手手机，失主称该手机价值1000余元，宁河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该手机价格鉴定不予受理。现原告已赔偿失主损失，失主已对原告达成谅解。2019年12月6日，公安宁河分局将刘川盗窃案立为刑事案件，同年12月30日，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案件，转为治安案件，被告公安宁河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盗窃行为予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2020年3月16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经审查作出维持被告公安宁河分局对原告原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作出的宁公（芦）行罚决字[2019]1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2.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2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公安宁河分局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案中，根据被告公安宁河分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沐春泉洗浴一楼大厅的监控视频、孙举出具的谅解书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刘川存在盗窃手机的违法行为和事实。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告公安宁河分局受理案件后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辨认、鉴定、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其履行的行政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为公安宁河分局的上级行政机关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等程序，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刘川认为其是在公共场所-芦台镇沐春泉洗浴一楼大厅的沙发上捡得手机并非盗窃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和对自己行为性质的错误认识，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公安宁河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存审 判 员  吴冬梅人民陪审员  童树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于 艳附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和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