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13民初566号原告：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杨贤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存旋，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铤，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增平，男，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汕头市潮阳区。被告：陈伟标，男，194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锋，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涛，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应巧，男，193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锋，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涛，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汇公司）与被告余增平、陈伟标、余应巧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衡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存旋、林铤，被告陈伟标、余应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锋、林楚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增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衡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增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39999.97元及利息、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陈伟标以其名下房产（房产证号：粤房字第10151**）对被告余增平上述债务承担抵押责任，原告对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余应巧对被告余增平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三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99年1月5日，借款人潮阳市文光增达自选商店（以下简称增达商店）、保证人潮阳市新基业木饰线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基业公司）与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潮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潮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1999年1月5日至2000年1月5日，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不超过104万元的贷款，保证人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人依约于1999年6月9日向增达商店发放借款本金54万元，借款期限至2000年5月27日，月利率为6.39‰;于1999年6月30日向增达商店发放借款本金50万元，借款期限至2000年5月27日，月利率为6.3375‰。1999年6月15日，借款人增达商店、保证人新基业公司与贷款人农行潮阳支行再次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1999年6月28日至2000年6月28日，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不超过20万元的贷款，保证人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人依约于1999年6月29日向增达商店发放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至2000年6月25日，月利率为6.3375‰。被告陈伟标提供其名下房产（房房产证号：粤房字第10151**为上述借款作保证担保。借款到期后，增达商店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新基业公司及被告陈伟标未履行担保责任，已构成违约。增达商店为个体工商户，已注销，被告余增平作为经营者，对其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基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被告余增平和被告余应巧作为公司股东，清算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分行将上述贷款剥离成不良资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广州办事处）[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广东省分公司）]，并于2017年1月24日在《羊城晚报》联合刊登公告通知被告。2019年1月7日，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在2019年5月7日在《羊城晚报》联合刊登公告通知被告，原告受让了上述债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余增平书面辩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从原告提交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看，虽然2000年8月8日、2002年6月25日、2004年6月15日和2008年6月30日的四份通知书上都有其签名（实际上都是银行在2000年要求他先行签字的），但是，从2008年6月30日至第一次公证催收的2012年6月21日这四年的时间里，债权人再没向他或增达商店催讨，增达商店也没有履行任何还款义务。原告提交法庭的《还款凭证》，缺乏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不能证明增达商店有归还欠款的事实，理由如下：第一，该还款凭证是银行单方出具的单据，不具备证明力。如果是借款人归还贷款，应当提供借款人办理还款手续时的签章等材料以及原始的会计凭证予以证明，在原告无法出示上述材料的情况下，该还款凭证根本不能证明借款人在2010年8月6日有还款行为。第二，从还款金额看，每笔贷款都还1分钱，如果借款人主动还款，这样的还款金额显然不符合常理，这进一步说明该还款不具备客观性。第三，从还款凭证记载的还款人看，可以证明增达商店并不是还款人，而且凭证上所体现的账号与借款借据上的贷款账号及存款账号均不一致，增达商店根本就没有还款凭证上所体现的账号。第四，从还款凭证记载的收取贷款对象看，一笔是收回1998年12月31日至1999年3月31日到期的贷款，一笔是收回1998年12月11日至1999年3月11日到期的贷款，一笔是收回1999年1月1日至1999年4月1日到期的贷款，而案涉三笔贷款都是在1999年6月份才发生的，到2000年5、6月才到期，可见，还款凭证记载的三笔贷款并非案涉三笔贷款，该还款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综上所述，原告出示的该还款凭证无法证明增达商店在2010年8月6日有部分归还案涉借款的行为，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在2008年6月30日中断后，已于2010年6月30日届满。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人无论是通过公告催收还是登报催收的方式，均不能导致时效中断或形成新的债权债务。鉴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余增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伟标辩称：一、原告要求他以名下房产对案涉债务承担抵押责任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他对案涉借款毫不知情，更没有以本人名下房产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而且，他从未与贷款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原告提供的《声明书》中“陈伟标”的签名，经鉴定已证明不是他本人所写。可见，他与贷款人之间从未签订或达成过抵押担保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抵押担保合同关系，他依法不应承担抵押责任。二、退一步讲，原告请求抵押权也已经超过抵押权行使期间。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贷款人在2004年6月15日向增达商店催收后，至2008年6月30日才又进行催收，主债权诉讼时效已在2006年6月15日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无论是根据担保法解释还是物权法的规定，原告请求抵押权均已经超过抵押权行使期间。在此之后，虽然原告提交的2008年6月30日《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有增达商店经营者余增平的签名，但这充其量只能产生借款人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效果，对抵押权存续期限毫无影响。在2008年6月30日的二年之后，案涉主债务诉讼时效再次届满，但债权人同样没有主张抵押权。因此，就算本案存在真实的保证担保关系，抵押权存续期间也早已届满，原告行使抵押权的主张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他承担抵押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被告余应巧辩称：一、原告将他列为本案被告，属主体错误。本案借款的保证人是新基业公司，并非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新基业公司主张保证责任，而不能向他主张。原告以他是新基业公司的股东，公司清算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为由要求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新基业公司在2018年清算时，已登报进行注销公告，告知各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第二，退一步说，即使公司在清算中未告知债权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只是“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股东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的请求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况且，至2018年，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该保证债权不受法律保护，保证人可不履行义务，即使没有告知也不应承担责任。二、原告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从“农银保借字202第A0042号”和“农银保借字202第A0055号”二份《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看，一份保证期间至2002年1月5日，一份保证期间至2002年6月28日。债权人未向新基业公司主张担保责任，其公证催收也是直接向增达商店发出。可见，本案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连带保证债权于2004年6月25日已超过诉讼时效，保证人依法可以不履行保证义务。综上所述，原告将他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且本案保证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他的起诉或驳回对他的诉讼请求。被告余增平、陈伟标均没有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陈伟标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12月17日的《声明书》中声明人处“陈伟标”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8月5日作出韩江司鉴[2020]文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衡汇公司提交的《声明书》中声明人“陈伟标”的签名不是陈伟标本人亲笔书写。鉴定费3600元，已由被告陈伟标垫付。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陈伟标、余应巧无异议，原告认为该鉴定意见违反字迹鉴定程序，依据不足，不科学、不正确，但未能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意见书予以采信。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汕头市潮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20年3月18日出具的新基业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增达商店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被告余增平、陈伟标、余应巧的《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1999年6月9日的编号为0726023041的《借款借据》，4.1999年6月29日的编号为726-0230-1的《借款借据》，5.1999年6月30日的编号为726-0230-1的《借款借据》，6.1999年6月15日签订的农银保借字202第A0055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7.1999年1月5日签订的农银保借字202第A004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8.1999年5月5日、1999年6月15日出具的《担保保证书》，11.2000年8月8日、2002年6月25日、2004年6月15日、2008年6月30日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14.编号为2016农银粤委批转004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复印件、编号为2016农银粤委批转004-140号《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2017年1月24日的羊城晚报A9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15.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衡汇公司于2019年1月7日签订的编号为中长资（粤）合字[2019]3号《债权转让协议》、2019年5月7日的羊城晚报A10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被告陈伟标、余应巧虽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9.1998年12月17日出具的《声明书》，因《声明书》上声明人签名处“陈伟标”的签名经鉴定非被告陈伟标所签，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10.粤.粤房字第10151**屋所有权证》，被告陈伟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余应巧认为与其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2.汕头市潮阳公证处（2012）粤汕潮阳第1397号、（2014）粤汕潮阳第1388号、（2016）粤汕潮阳第794号《公证书》，被告陈伟标、余应巧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公证书的附件与公证书是分开的，而且页与页之间没有加盖骑缝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虽然上述《公证书》有瑕疵，但可以证明农行潮阳支行于2012年6月21日、2014年3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向增达商店邮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事实；13.2010年8月6日的№540009680、540009674、540009676《中国农业银行还款凭证》，被告陈伟标、余应巧认为增达商店或余增平在2010年8月6日并没有归还部分贷款的行为，且各还款1分钱违背客观事实，该证据缺乏真实性，本院认为，第一，上述三份还款凭证中还款人、存款账户栏均空白，不能证明是增达商店还款，第二，上述三份还款凭证中的贷款账号与借款借据中贷款账号不同，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还款凭证中的贷款账号就是增达商店的账号，第三，上述三份还款凭证分别载明：收回1998年12月11日发放1999年3月11日到期的贷款，收回1998年12月31日发放1999年3月31日到期的贷款，收回1999年1月1日发放1999年4月1日到期的贷款，借款期限与案涉三笔借款的借款期限不同，因此，上述三份还款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16.2004年11月10日的№80088421、80088429、80088422《金融业务收入发票》，2006年10月16日的№00037243、00037242、00037245《金融业务收入发票》，2008年8月27日的№00199983、00199975、00199974《金融业务收入发票》，被告陈伟标、余应巧认为这些票据属于银行的单方票据，而且票据要素不齐全，没有制票、复核人员的名章，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第一，2004年11月10日的三份《金融业务收入发票》下方注明手写无效，但上述三份票据中的付款账户栏却是手写填写，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第二，2006年10月16日、2008年8月27日的《金融业务收入发票》的付款账户均载明为无存款户转账还款，无法证明是增达商店还款，第三，上述《金融业务收入发票》中的计息户账号与借款借据中贷款账号不同，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计息户账号就是增达商店的账号，第四，2004年11月10日的三份《金融业务收入发票》加盖的是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信华支行计财综合部印章，2006年10月16日、2008年8月27日的六份《金融业务收入发票》加盖的是中国农业银行汕头迎宾支行印章，而案涉三笔贷款的原债权人为农行潮阳支行，因此，上述九份《金融业务收入发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也不予采信。被告余应巧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于汕头市潮阳区**监督管理局的2018年7月5日《羊城晚报》A15版的《注销公告》，被告陈伟标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1月5日，增达商店（作为借款人）、新基业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农行潮阳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编号为农银保借字202第A004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主要约定：自1999年1月5日起至2000年1月5日止，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向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限额不超过104万元的贷款，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用途、还款方式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有同等法律效力，对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保证人与借款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自1999年1月5日至2002年1月5日。1999年6月9日，农行潮阳支行依约向增达商店发放贷款54万元，1999年6月30日，农行潮阳支行依约向增达商店发放贷款50万元，增达商店的经营者余增平在农行潮阳支行出具的两份《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及人名章予以确认，并补充约定：54万元借款的借款日期为1999年6月9日，到期日期为2000年5月27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39‰计算；50万元借款的借款日期为1999年6月30日，到期日期为2000年5月27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3375‰计算。1999年6月15日，增达商店（作为借款人）、新基业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农行潮阳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编号为农银保借字202第A0055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主要约定：自1999年6月28日起至2000年6月28日止，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的可能，向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限额不超过20万元的贷款，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用途、还款方式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有同等法律效力；保证人与借款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自1999年6月28日至2002年6月28日。1999年6月29日，农行潮阳支行依约向增达商店发放贷款20万元，增达商店的经营者余增平在农行潮阳支行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及人名章予以确认，并补充约定：借款日期为1999年6月29日，到期日期为2000年6月25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3375‰计算。借款后，增达商店向农行潮阳支行支付了截至1999年8月21日止的利息，即54万元的借款支付了利息8511.48元，50万元的借款支付了利息5598.13元，20万元的借款支付了利息2241.50元。农行潮阳支行在保证期间内没有向新基业公司主张权利。2000年8月8日、2002年6月25日、2004年6月15日、2008年6月30日，农行潮阳支行分别向增达商店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通知其归还贷款本息。2012年6月21日、2014年3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农行潮阳支行以挂号信方式分别向增达商店发送《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进行公证。2016年9月22日，农行潮阳支行的上级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长城广州办事处签订编号为2016农银粤委批转004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长城广州办事处签订编号为2016农银粤委批转004-140号《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尚欠的贷款本金1239999.97元及利息债权转让给长城广州办事处，并于2017年1月24日在《羊城晚报》刊登资产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1月7日，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原告衡汇公司签订编号为中长资（粤）合字[2019]3号《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衡汇公司，并于2019年5月7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另查明，增达商店的经营者为余增平，该商店于2018年7月4日申请注销。新基业公司的投资者为余增平、余应巧，该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股东决议解散并申请注销，并于2018年7月5日在《羊城晚报》A15版刊登《注销公告》。粤房。粤房字第10151**所有权证》现由原告存执。本院认为，增达商店、新基业公司与农行潮阳支行签订的农银保借字202第A0042号、第A0055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订立，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农行潮阳支行已依约发放了贷款，增达商店应按双方的约定，在借款到期时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农行潮阳支行的上级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长城广州办事处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以及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与原告衡汇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衡汇公司因此依法取得涉案贷款本金1239999.97元及其利息的债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陈伟标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抵押责任；3.新基业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4.被告余增平应否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余应巧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三笔借款的到期日分别为2000年5月27日、2000年5月27日和2000年6月25日，诉讼时效从此时起算。2000年8月8日、2002年6月25日、2004年6月15日、2008年6月30日，农行潮阳支行分别向增达商店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催收债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可是，原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至2012年6月21日才向债务人寄送催收通知书并公证，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于2012年6月21日、2014年3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向债务人寄送催收通知书并公证，长城广东省分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在《羊城晚报》以刊登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原告于2019年5月7日在《羊城晚报》以刊登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因此，原告本次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被告陈伟标的抵押责任问题。由于1998年12月17日《声明书》上声明人签名处“陈伟标”的签名非被告陈伟标所签，故被告陈伟标与原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之间不存在抵押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陈伟标以其提供的抵押物对本案借款承担抵押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新基业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农银保借字202第A004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自1999年1月5日至2002年1月5日，农银保借字202第A0055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自1999年6月28日至2002年6月28日，在上述保证期间内，原债权人农行潮阳支行未向新基业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保证人新基业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四、关于被告余增平应否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余应巧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由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保证人新基业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故上述问题已无论述之必要。被告余增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60元，公告费600元，鉴定费3600元，共20160元，由原告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统才人民陪审员  郑汉初人民陪审员  郑欢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张耿敏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三十八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