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民再2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聂鲁彦，男，198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肥城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付林林，男，199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沾化县。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肥城博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岭，男，195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原审被告：济南鼎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西路**济西二手车市场内。法定代表人：王传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滨，男，196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聂鲁彦、付林林因与被申请人刘云岭，原审被告济南鼎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硕管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8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鲁民申39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聂鲁彦、付林林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被申请人刘云岭，原审被告鼎硕管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滨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鲁彦、付林林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判令聂鲁彦、付林林返还购车款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过程中法院要求聂鲁彦、付林林提供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授权委托书及劳动合同，因聂鲁彦、付林林的授权委托书及劳动合同在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负责人王晶手中，其拒不配合，致使当时未能在举证期内提供。在判决后，聂鲁彦、付林林最终找到授权委托书及劳动合同并复印。聂鲁彦、付林林是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员工，庭审中明确了身份情况，车辆也属于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授权买卖。二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与情况，没有证据基础即进行认定，存在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刘云岭提交意见称，一、二审中刘云岭从未认可聂鲁彦、付林林为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员工，其二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和劳动合同均涉嫌伪造。王晶否认与二人签订劳动合同，聂鲁彦、付林林所称取得劳动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过程无真实性可言，付林林本人也曾说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聂鲁彦、付林林的再审申请。鼎硕管理公司提交意见称，聂鲁彦、付林林与刘云岭买卖案涉机动车的全过程，都是在鼎硕管理公司开办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经营地点进行的，鼎硕管理公司对此既不知情，也未参与及从中获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云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2.付林林、聂鲁彦、鼎硕管理公司共同返还刘云岭购车款164000元；3.付林林、聂鲁彦、鼎硕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刘云岭经济损失11910.89元（自2016年11月2日至2018年4月27日，以购车款164000元为基数，按三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率4.9%计算所得），并支付以购车款16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日，刘云岭（乙方）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现将牌照为鲁Ｈ×××**车辆转押给乙方，车辆品牌奥迪Q5，……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押权利。……如果原车主取回车辆，应该还清所有本金借款、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之后，再由甲乙双方协商后，乙方配合甲方取回奥迪车（鲁Ｈ×××**）……此合同在乙方对该车现时车况及各项技术参数认可，甲方对协商车款认可，并双方签字的情况下，即时生效。同日，付林林出具收款凭证一份，该凭证载明：今收到奥迪Q5款壹拾陆万肆仟整（仅用于Q5交易用）。济宁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车辆档案载明：中文品牌奥迪牌，车辆型号FV6461ATG，号牌号码H10Y07，机动车所有人陈洪飞，抵押标记已抵押，抵押权人曾毅。2018年7月5日，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出具报警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2017年7月9日8时25分许，体育场所接到电话139××******报警称其黑色奥迪Q5（鲁Ｈ×××**）被盗。……经了解，报警人所称的被盗车辆（鲁Ｈ×××**）系其买的一辆抵押车，该车原车主将车抵押给起信抵押公司（188××××****），……后电话联系起信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将借款合同传真至派出所。案外人武汉起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提交的陈洪飞与曾毅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借款人陈洪飞，出借人曾毅，借款金额贰拾万元整，抵押物奥迪品牌，FV6461ATG型号的汽车壹辆，车辆牌号为鲁Ｈ×××**，……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1月28日起至2017年1月28日止。还款方式等本等息（按月还付等额本金和利息），……签约日期2016年1月28日。案外人武汉起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武汉起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从事融资居间服务的金融信息公司，……2016年1月28日，借款人陈洪飞因资金周转需求，向我司寻求融资服务，与我司签订《融资服务协议》，由我司向其提供融资居间服务。后经我司居间介绍，与出借人曾毅签订《借款合同》。……故我司贷后人员在债权人曾毅的授权委托下已通过相关渠道及方式开展对客户陈洪飞的催收，将陈洪飞借款抵押车辆于今年进行暂扣。案外人曾毅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出具的书面材料一份，该材料载明：本人曾毅，身份证号：，于2015年5月入职武汉起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证照专员（即办理汽车抵押），……期间有客户陈洪飞在我公司以汽车抵押贷款在公司借款（金额记不清），因不能办理公司抵押，在贷款时出借方是以我的名义出借（以个人名义出借，可以在当地公证处办理公证后到车管所办理个人抵押），出借资金全由武汉起信公司一名叫祈守江的人把款打到我的账户，再由我的账户转入借款客户账户，……后本人于2016年离开济宁，在公司办理离职，后续情况本人不知晓，为配合公安机关处理相关事宜，特写此书面陈述。一审法院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鼎硕管理公司是否应对案涉购车款及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2016年11月2日，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一份，刘云岭、付林林、聂鲁彦分别在该合同甲、乙方处签字并捺印。同日，刘云岭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布放的终端编号46014509号的POS机，刷卡后将164000元购车款转入鼎硕管理公司账户中。2016年11月3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依照业务资金清算流程在扣划20元手续费后，将163980元转至POS机用户王晶名下。一审法院认为，订立案涉车辆转押协议甲、乙方为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鼎硕管理公司并非该协议缔约当事人，虽然其在买卖过程中曾接收过刘云岭转入的164000元购车款，但该收款行为并不导致其享有案涉车辆转押协议的权利或承担义务，刘云岭主张鼎硕管理公司对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承担相关责任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二、付林林、聂鲁彦与刘云岭签订案涉车辆转押协议是否系职务行为，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付林林、聂鲁彦主张签订案涉车辆转押协议时，二人均为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的员工，与刘云岭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是该中心的工作安排，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案涉纠纷依法应该由该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车辆转押协议》、收款凭证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了付林林、聂鲁彦与刘云岭订立协议并收取相应价款的事实。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付林林、聂鲁彦提出的上述主张，合议庭亦依法予以示明，要求付林林、聂鲁彦提交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或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但付林林、聂鲁彦均无相关证据提交。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付林林、聂鲁彦与刘云岭签订案涉车辆转押协议系职务行为，其主张免除责任的依据不足。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抗辩依法不予支持，付林林、聂鲁彦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名为转押协议，实为买卖合同。双方买卖关系自2016年11月2日案涉《车辆转押协议》订立时成立。根据刘云岭和付林林、聂鲁彦提交的证据以及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体育场派出所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证实案涉车辆牌号为鲁Ｈ×××**奥迪汽车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陈洪飞，抵押权人为案外人曾毅，付林林、聂鲁彦并未取得该车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现该车被抵押权人取走，致使买卖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刘云岭有权要求解除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并退还购车款，刘云岭依法不负有返还车辆的义务。另，刘云岭认可购买案涉车辆时了解该车实际车主信息以及车辆存在借贷、抵押等情况，即刘云岭对付林林、聂鲁彦未取得该车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是清楚并知晓的，在此情形下刘云岭仍然出资购买纠纷车辆，该任意购买行为对资金占用损失的扩大具有明显过错，刘云岭依法应对其自身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刘云岭要求付林林、聂鲁彦赔偿经济损失11910.89元（自2016年11月2日至2018年4月27日，以购车款164000元为基数，按三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率4.9%计算所得），并支付以购车款16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二、付林林、聂鲁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云岭购车款164000元；三、驳回刘云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付林林、聂鲁彦负担3561元，由刘云岭承担259元。聂鲁彦、付林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刘云岭承担。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刘云岭与付林林、聂鲁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虽名为转押协议，但双方当事人事实上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付林林、聂鲁彦在未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或处分权的情况下，将车辆出卖给刘云岭，现该车辆被抵押权人取走，致使刘云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刘云岭要求解除协议并退还购车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刘云岭是否应当返还车辆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车辆已被抵押权人取走，刘云岭并不实际占有车辆且其并无明显过错，付林林、聂鲁彦要求刘云岭返还车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案《车辆转押协议》中明确载明甲方为付林林、聂鲁彦，乙方为刘云岭，收款凭证上有付林林的签字，上述证据能够证实付林林、聂鲁彦与刘云岭签订协议并收取款项的事实。虽然在该过程中，刘云岭所付款项转入了POS机用户王晶的账户，但这并不产生王晶直接受案涉协议约束的法律后果。况且，付林林、聂鲁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与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具有该中心的授权。故，关于付林林、聂鲁彦系履行职务行为而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王晶亦不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对于付林林、聂鲁彦追加王晶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付林林、聂鲁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付林林、聂鲁彦负担。本院再审中，聂鲁彦、付林林提交劳动合同各一份（加盖“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的公章），欲证实两人自2016年就在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从事汽车销售工作；提交授权委托书一份（加盖“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的公章），欲证实聂鲁彦、付林林系经过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授权后从事涉案车辆的买卖及签订协议，其法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两人与刘云岭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庭审过程中，聂鲁彦、付林林申请证人刘某出庭，欲证实聂鲁彦对涉案过程并不知情，仅是作为销售人员签名；付林林是制单人，并不是收款人；款项最终进入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负责人王晶账户。刘云岭质证称，对劳动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认可，有伪造嫌疑。对证人刘某的身份有异议，不能确定其曾经是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的员工。鼎硕管理公司质证称，鼎硕管理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聂鲁彦、付林林与刘云岭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根据原审查明事实，聂鲁彦、付林林与刘云岭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将车辆卖予刘云岭，该协议未加盖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公章。因车辆被抵押权人取走，致使刘云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云岭要求解除协议并退还购车款，于法有据，原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聂鲁彦、付林林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聂鲁彦、付林林主张其二人系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员工，与刘云岭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系职务行为，但其二人原审过程中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与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具有该中心的授权。虽再审阶段聂鲁彦、付林林提交济南槐荫中腾汽车销售中心劳动合同及授权书，但刘云岭对证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聂鲁彦、付林林亦无充分证据佐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再审主张不予采信。聂鲁彦、付林林在履行本案给付义务后，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8910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再审申请人聂鲁彦、付林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司晓伟审判员  李加付审判员  闫爱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梅贺书记员史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