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2民初1437号原告：余伟，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同，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云，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旭，男，197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同，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云，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政，男，198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炬，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晶，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伟、蔡旭与被告肖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7月6日、2020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伟、蔡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同、李丽云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肖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炬、邓晶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伟、蔡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5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500000元并支付原告应分配的利润900.22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1日，原告余伟、蔡旭与被告肖政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约定三方合伙投资开办餐饮店铺，以被告肖政名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工商登记名称为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并由肖政负责合伙经营项目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原告余伟、蔡旭进行协助及监管。但自协议签订及店铺开业后，被告肖政多次违反合同约定。2020年4月1日，三方对合伙资产进行盘点，签署了《资产负债表》及《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等资料，确认合伙项目总资产为956899.27元，负债955548.94元（含合伙人投资款75万元），未分配利润为1350.33元。2020年4月14日，原告余伟、蔡旭委托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向被告肖政发出律师函，函告被告肖政的违约行为，并要求其立即终止违约行为，并与两原告协商后续事项处理及相应损害赔偿，但被告肖政拒不理睬，仍在违反约定，私自经营店铺。原告认为，被告肖政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原告作为合伙股东的权益，根据股东合伙协议书第4条第3款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委托律师于2020年4月16日向被告肖政发出解除《股东合伙协议书》的《律师函》，函告被告1、其与原告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于其收到函件之日起解除；2、在收到律师函后立即停止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的经营；3、在收到律师函后立即注销为合伙经营而办理的以被告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所有工商登记事项。但被告在2020年4月18日收到函件后，仍拒不履行。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应当自2020年4月18日被告收到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之日起解除。因被告至今仍占有使用店铺经营，则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500000元并支付原告应分配的利润900.22元，合计500900.22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肖政辩称：一、本案原告不具备退伙的合法事由，也没有解除合同的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案涉协议不能解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首先，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案涉《合作投资协议书》性质属于合伙合同，因此原告与被告三者之间构成的是个人合伙关系，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本案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合伙企业法》中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依据《合同法》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任何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退伙事由由合伙合同约定，而依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一项第四条约定，合伙协议只有在三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终止，而被告从始至终都未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原告显然尚未达到解除《合伙投资协议书》的条件，因此原告无法依据该协议的相关规定解除案涉合同。从事实角度分析：首先，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严重损害原告作为合伙股东的权益，原告仅仅依据《股东合伙协议书》的各项条款主张被告违反协议的约定，但并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其不利后果。其次，原告在起诉状和律师函中主张被告各项违约的行为也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被告未办理财务流程，导致手续不完善，未及时将经营情况告知原告，被告私自领取工资及经营亏损等相关违约行为，但实际上原告与被告也曾多次组织开会讨论店铺的经营情况，关于店铺的经营事项也均是需经过原告与被告三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原告也参与到店铺经营的各项事务中，因此也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不知晓合伙经营情况及被告履行负责人应当承担的义务的事实。同时对于案涉店铺的具体经营情况并不像原告所主张的蒙受损失的程度，且现阶段也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致使2020年1月至3月店铺无法正常营业，导致销售额下降，但这种情况属于不可抗力不应当归咎于被告。本案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的真实目的是因为案涉店铺所处位置即将面临拆迁，原告避免拆迁之后无法继续盈利，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便提前提出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原告的上述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案涉协议不能解除。综上所述，原告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的违约事实，《股东合伙协议书》并未赋予原告有权在上述情形下，依约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的主张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二、《股东合伙协议书》不应当解除，被告无需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应分配的利润。原告提出的有关被告的各项严重违约事实均不成立。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足以反映原告在乡野鲜宗营业期间均全程参与经营管理，不存在被告拒绝汇报店铺经营的情况，原告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全额返还投资款，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该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经审理查明：两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9年5月1日，肖政（甲方）、蔡旭（乙方）、余伟（丙方）三人经友好协商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项目名称为乡野鲜宗湖鲜小院，经营地址为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戴公庙村**吴干辉住所，负责人为肖政,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三人各出资20万元，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以甲方的名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甲方负责合伙经营项目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乙方、丙方对甲方的运营管理进行必要的协助、检查合伙经营项目财务、监督甲方执行合伙经营项目职务的行为等；合伙经营项目不设股东会，遇有重大事项，须经甲、乙、丙三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对于合伙重大事项的决策，甲、乙、丙三方意见不一致的，按投票方式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利润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退股：（1）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合伙经营项目的个人债务且征得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后，方可退股，否则退股无效，拟退股方仍应享受和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2）股东退股，若合伙经营项目有盈利，则合伙经营项目总盈利部分的6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4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红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若合伙经营项目无盈利，则合伙经营项目现有总资产的80%将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另外2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此种情况下，退股方不得再要求退回其原总投资。（3）任何时候退股均以现金结算。2019年8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经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开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肖政，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经营场所为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戴公庙村****营范围为烟草制品零售、国产酒类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2020年1月，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店铺停业。停业期间，肖政、蔡旭和余伟三人于2020年4月1日对店铺资产进行了盘点，共同签署《资产负债表》及《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共同确认截止2020年4月1日，餐饮店的总资产为956899.27元(其中货币资金为2269.49元，应收账款为1371元，其他应收款为5402.05元，存货价值为17029.41元，固定资产价值为927031.9元，长期待摊费用为3795.42元)，负债合计为955548.94元（其中应付账款为三合伙人的投资750000元及未消费的充值卡余额62584.36元，待付各类货款68945.58元，应付工资为45227元，其他应付款为28792元），可分配利润为1350.33元。2020年4月8日，肖政在未与余伟、蔡旭就餐饮店是否开业、何时开业、后续经营方式等经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餐饮店开业并独自进行经营。之后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方面的相关情况肖政也未与余伟、蔡旭进行任何交流、沟通。2020年4月14日，余伟、蔡旭委托律师向肖政发出《律师函》，指出肖政存在未落实执行财务统一收支、帐目日清月结并交由三方共同聘请的会计人员处理的制度,不遵守重大事项三方按所持表决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的约定,特别是不按决定在未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私自开业等重大违约行为。2020年4月16日，余伟、蔡旭再次委托律师向肖政发出《律师函》，指出因其存在上述重大违约情形，要求其收到函件后立即停止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的经营，并要求与肖政解除合同。肖政在2020年4月18日收到函件。另查明，余伟、蔡旭和肖政三人实际投资额分别为25万元，且均已实际缴纳，三人投资总额为75万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股东合伙协议书》、《资产负债表》、《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两份《律师函》、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余伟、蔡旭和肖政三人经友好协商，共同签署《股东合伙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股东合伙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三个人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三人根据《股东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出资义务，并根据约定成立了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在2020年1月份之前，三人均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合伙协议能否解除，即两原告能否退伙的问题。因合伙关系建立在合伙人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所以合伙带有一定人身性质的信任关系,这是合伙作为自然人的联合体本质特征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本案中,餐饮店的经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停业，停业后三合伙人对疫情后餐饮店是否开业、如何经营、何时开业等生产经营问题产生分歧，是导致合伙人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被告肖政在三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开业并独自进行经营，经营后的相关情况亦未与余伟、蔡旭进行交流沟通，原告余伟、蔡旭委托律师向被告肖政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股东合伙协议书》未约定合伙经营期限,也未约定因合伙人重大矛盾合伙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导致退伙的情形，现原告请求确认合伙协议已解除,其实质是要求退出合伙,其行为表明两原告对被告已失去信任,不再愿意与被告继续合作合伙经营,因此双方合伙经营事业已经无法完成,应予准许。综上,对于两原告提出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两原告请求由被告返还投资款50万元并支付可分配的利润900.2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在2020年4月1日就合伙事务的资产进行了清点，确认合伙事务的利润为1350.33元，故原告请求退伙及分配盈余可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予以计算，因合伙协议中约定退股时经营项目总盈利部分的6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4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红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据此，两原告可以将其投资款50万元退回，并可分配利润两人共计540元（1350.33元×60%÷3×2），本院对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余伟、蔡旭与被告肖政于2019年5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在2020年4月18日解除；二、被告肖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余伟、蔡旭两人投资款共计500000元并支付利润540元；三、驳回原告余伟、蔡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0元，由被告肖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正喜审 判 员  罗新祥人民陪审员  史岳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何 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三条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