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26民初182号原告：肖冬华，男，196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肖祖铨［已死亡，系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案件的一审原告］之子。原告：李顺利，女，194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肖祖铨［已死亡，系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案件的一审原告］之妻。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钰，江西庐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桥头组。负责人：肖国华，系组长。被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新南江组。负责人：陈香娥，系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方胜，江西井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名崑，男，197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村民。第三人：郭廷秀，女，194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杨应根，男，195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孙三英，女，194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彭平根，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彭庶清［已死亡，系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案件的一审第三人］之子。第三人：彭庶栋，男，196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彭庶华，男，197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彭兆雄［已死亡，系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案件的一审第三人］之子。第三人：杨春根，男，195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系杨承光［已死亡，系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案件的一审第三人］之子。第三人：彭庶椿，男，195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彭兆杰，男，196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杨新民，男，196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彭东明，男，196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彭庶仙，男，198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第三人：罗才娥，女，195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原告肖冬华、李顺利与被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桥头组（以下简称桥头组）、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新南江组（以下简称新南江组）及第三人郭廷秀、杨应根、孙三英、彭平根、彭庶栋、彭庶华、杨春根、彭庶椿、彭兆杰、杨新民、彭东明、彭庶仙、罗才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依据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再20号民事裁定书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冬华及原告肖冬华、李顺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钰，被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桥头组的负责人肖国华，被告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新南江组的负责人陈香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方胜、彭名崑，第三人郭廷秀、杨应根、孙三英、彭平根、彭庶栋、彭庶华、杨春根、彭庶椿、彭兆杰、杨新民、彭东明、彭庶仙、罗才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冬华、李顺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依法确认两被告的代表于1993年4月23日签订的《山岭界址协议书无效》；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地处泰和县边的垅子港、上东塘、梅岭山土地（山场）权属历来归原告所在的村小组即被告桥头组所有，土改时泰和县政府颁发的1885号、1887号土地证均登记在被告桥头组和桥头组村民肖平材名下，1982年林业“三定”时，泰和县（泰）林证字第19130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记为被告桥头组所有，泰和县（泰）留证字第62026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记为肖祖铨（原告肖冬华之父、原告李顺利之夫）长期使用。当年，肖祖铨带领家人在这块山场上造林，栽种马尾松，经多年养护，山场上树林葱茏。1993年初，肖祖铨外出打工，平时很少回家。2011年5月间，被告新南江组起诉案外人吴小生，法院追加被告桥头组为该案被告，经他人电话告知肖祖铨1993年4月23日两被告通过踩界后制作了一份《山岭界址协议书》，错误的将肖祖铨依法取得的自留山使用权划归被告新南江组所有。原告认为，被告桥头组的时任组长肖国华等人在不知情，且协议时两被告均未出示任何证据，同时也未经过该自留山使用权人及桥头组村民会议同意的情况下，被告桥头组擅自与被告新南江组达成所谓的山岭界址协议的行为是无效的，侵犯了原告的使用权，应依法确认无效。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桥头组辩称，原告所述属实，被告桥头组在1993年4月23日的协议上签字的六人是没有权利擅自把原告的山岭划给被告新南江组，被告桥头组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请求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被告新南江组辩称，原告诉请要求确认1993年4月23日的协议无效缺乏证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主张无效所依据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郭廷秀、杨应根、孙三英、彭平根、彭庶栋、彭庶华、杨春根、彭庶椿、彭兆杰、杨新民、彭东明、彭庶仙、罗才娥述称，被告桥头组、新南江组在1993年4月23日达成的山场界址协议是有效的。原告肖冬华、李顺利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泰和县人民政府（泰）留证字第62026号《江西省泰和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复印件一份，证明垅子港上东塘梅岭山90亩系肖祖铨的自留山，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中有原告的自留山；3、1993年4月23日《关于桥头村小组与新南江村小组山岭界址落实事谊》的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以一莲竹子和参照电线杆划界线，将肖祖铨的自留山划给了新南江组，错划的这块约28亩争议山场的山场本是桥头组肖祖铨的自留山；4、争议山场草图复印件一份，证明争议山场及周边山场的名称、道路（含已毁的原有道路），被告新南江组村民彭庶樑、彭兆俊签字确认该图所标小山路和老窑岭路的位置，两被告山场界址小山路和老窑岭路的位置，被告侵害了原告自留山的权益；5、泰和县天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肖祖铨自1993年开始就在外打工，极少回家，其对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签订的山岭界址协议不知情，该协议侵害了肖祖铨对自留山的权益；6、被告桥头组村民于2019年3月20日签字出具的《关于山岭界址协议没有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证言》原件一份，证明被告桥头组肖国华等六人在1993年4月23日与被告新南江组签订的山岭界址协议未经村民小组会讨论决定，肖国华等六人是擅自签订的该协议，侵害了原告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村民亦不认可该协议；7、2014年8月22日泰和县澄江镇镇政府关于澄江镇桥头组与新南江组山场权属纠纷协调会的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8月22日在镇政府组织召开的协调会上，泰和县山纠办等领导认为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达成的协议存在瑕疵，故该协议依法应确认无效。被告桥头组经当庭质证后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新南江组经当庭质证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第2组证据系复印件，只有在与原件相符的情况下被告新南江组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4组证据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1993年的协议侵权没有关联性，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彭庶樑在再审审查的庭审时及其出具的说明能够证实彭庶樑对于该草图实际上究竟是何人所画是不清楚的，从草图上的签字人彭庶樑、彭兆俊所注明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们在草图上签字仅仅是表示该图上所标明的两条路的位置与事实相符，但不代表草图上的山场的位置，故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5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公司作为法人出具证明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要求，要有证明制作人签字和法人单位的负责人签名再加盖公章，这是法人出具证明的法定形式，如果不具备这种形式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故该证明无效；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依照法律规定证人要出庭作证，故该证据没有法律效力；第7组证据没有原件，故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没有参会人员对会议记录的内容签字认可，该记录只有到会人员的签字，到会人员对会议上的内容是否认可应当在会议记录落款处签字，故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新南江组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桥头组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两被告的代表在1993年4月23日签订的协议无效：1、调查人刘崇丕、钟义灿对调查对象彭庶樑在2009年8月6日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2、问话人兼记录人肖玉龙在2011年5月4日对原泰和县干部现为泰和县国土局澄江分局干部罗一华的调查笔录原件一份；3、原审一审法官在2012年3月26日对被告新南江组的村民彭兆俊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4、争议山场草图复印件一份；5、原审一审法官在原审原、被告及委托代理人在场、第三人代表在场于2012年7月3日对争议山场进行现场查看所形成的现场勘验笔录复印件一份；6、陈忠民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7、泰和县山林权属争议信访处理卡、领条、收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8、土地租赁合同及附图复印件各一份；9、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10、泰和县林业局于2017年3月20日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11、在复核过程中桥头组现场指界图复印件一份。原告经当庭质证后对被告桥头组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新南江组经当庭质证后对被告桥头组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4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桥头组的证明目的；第5组证据是在双方各执一词时的山场踩界划线，不能证明山场存在侵权的事实；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不出庭作证不能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第7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该证据所涉及的18000元不是本案所涉山场的租赁费用；第8组证据是被告桥头组私底下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合同，该山场是被告新南江组的，施工的时候新南江组村民去阻止过他们施工；对第9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新南江组不清楚该协议是怎么来的，实际放东西的地方不是在该协议所涉的山场，是在新南江组另一处山场，新南江组也跟使用人签订了协议；第10组证据存在证据的形式要件问题，无制作人签字和泰和县林业局的负责人签名，从该证据的具体内容也可以证实新林改时被告新南江组向林业局出示了1993年的协议，1993年的协议是依据1983年的权属凭证达成的，1993年以后的林改发证情况是根据1993年的协议去现场踩界勾绘界址确定；第11组证据是被告桥头组单方指界的图，这反而说明双方是有争议的。第三人对被告桥头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新南江组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新南江组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泰和县人民政府（泰）林证字第19094号《江西省泰和县山林所有权证存根》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争议山场被政府依法确权给了被告新南江组所有；2、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达成的《关于桥头村小组与新南江村小组山岭界址落实事谊》的协议及附图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争议山场在1993年双方已达成了确定山场位置的界址协议；3、彭庶樑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调查过程》复印件一份，证明2009年来向彭庶樑调查的人只有钟义灿一人，来调查的内容只问到山路的情况，所以草图上被调查人就明确注明他所说的是指路，而并不是指山场的位置；4、彭庶樑书写的书面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2012年3月6日法院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找他做调查笔录；5、刘明垣书写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1993年界址协议签订的时候双方都出示了林业山地的权证，而且当时双方都有老人在场，其中原告肖冬华的奶奶彭冬桂在场，所有在场的人都到实地踩界；6、土地预征协议书、土地租赁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开发荒山造林协议书复印件二份，证明被告新南江组对争议山场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7、泰和县澄江镇人民政府《关于澄江镇桥头村新南江组和桥头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情况汇报》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在1993年达成调解协议明确界址，并附有示意图，是由原文田乡政府蹲点干部和桥头村委会一起召集组织两被告双方村民代表调解，经现场踩界达成的界址协议；8、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复核泰府林证字［2007］第2807080005号等21本林权证中的106至147号小班42块宗地结果的决定》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1993年的协议是怎么来的；9、泰和县人民法院（2016）赣0826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3年的协议是经过法院司法裁判认定为有效的，该协议不违反民法通则及当时的政策规定，是真实合法有效的；10、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8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1993年的协议是有效的；1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行申67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3年的协议不需要经过村民讨论大会，也明确了原告否认协议的效力是没有依据的；12、第三人的山林权属证即泰和县人民政府（泰）留证字61630号、（泰）留证字61632号、（泰）留证字61640号、（泰）留证字61644号、（泰）留证字61645号、（泰）留证字61649号、（泰）留证字61652号、（泰）留证字61654号、（泰）留证字61656号、（泰）留证字61657号、（泰）留证字61664号、（泰）留证字61668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复印件十二份，证明十三位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场都是属于被告新南江组的；13、协议书复印件五份、补充协议书复印件二份，证明被告新南江组对争议山场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14、被告新南江组出具的有关2009年8月6日调查笔录的误点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钟义灿只是一个人进行了调查，且调查地点与笔录上不符；15、吉安市人民政府吉府复字（2014）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案涉山场不存在争议；16、现金收入凭单复印件五份，证明肖祖铨1993年在家。原告经当庭质证对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除判决书和原件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之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第1组证据与本案争议山场没有关系，这是被告新南江组自己山场的山林权证；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个协议不能证明可以合法地把原告的山林划给被告新南江组；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4、1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彭庶樑所陈述的真实事实应当以他本人在草图上的签字以及一审法院对他的调查笔录所陈述的事实作为依据，此外即使仅有钟义灿一个人对他进行调查，也不影响调查过程和结果的真实性，仅仅是程序上有瑕疵；对第5组证据有异议，该证人是被告新南江组的利害关系人，故该份证据不予认可；第6、13组证据基本与本案争议山场无关联，但有小部分涉及本案争议山场，是被告新南江组背着被告桥头组和原告私自与相关方签订的，不能以非法的协议来证明新南江组拥有合法的权利，且即使小部分涉及争议山场，也仅仅证明是被告新南江组从相关方取得非法利益，新南江组并不是真正的合法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对第7、8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当时政府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由法院去确认，具体签订协议的过程并不能得出协议是否有效；对第9、10、1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和裁定书都是行政诉讼的裁判文书，三份裁判文书实际上对本案的协议都没有作出实体审查，而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为本案的协议属于民事审查范围，因此不管一审二审对协议如何表述，但因为高院的裁定本案协议是否合法应当进行民事审查，不能够以裁定书为依据认定协议有效，该三组证据均不能达到被告新南江组的证明目的；第12组证据是复印件，但可以明确说是1982年的自留山使用权证，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的是1993年签订协议之后在新林改的时候政府依据这份协议把争议山场划给被告新南江组，然后再分解到了第三人名下，那是2006年之后的山林权证；第15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新南江组的证明目的；对第16组证据姑且认为是真实的，至于是否真实由法庭核实，证据亦不能达到被告新南江组的证明目的，证据上的收款与本案山岭界址协议没有任何关系，肖祖铨即使写了收条也不等于他就知道山岭界址协议的内容。被告桥头组经当庭质证对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有异议，该证据涉及的山场与本案无关；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签订协议的时候原告一家人没有到场，原告肖冬华的奶奶也不在场；对第3、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刘明垣是新南江组负责人陈香娥丈夫的舅舅，陈听樟是陈香娥的亲哥，与被告新南江组存在利害关系；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争议的山场无关；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两被告关于山场有争议是从2008年开始的；对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在2014年的时候泰和县和吉安市政府把地都划给了桥头组，但是政府后来说划错了要把下面的一块地一同划给桥头组，所以他们就先把地收走了；对第9、10、1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三组证据并没有认定协议有效，是否有效要通过本案审查来确定，省高院的行政裁定书出现了错误，把桥头村小组写成了村委；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政府是基于1993年签订的错误的协议把属于桥头组的山场划给了新南江组；第13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山场无关；对第1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不属实的，该证据与其提交的证据相违背；第15组证据是早期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的内容后来被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否决；对第1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真实的收据上应由每个生产队队长、财务签字才有效。第三人对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及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1、12组证据均系从泰和县档案馆复印而来，故本院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与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2组证据系同一份证据，当事人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案原告的诉请就是确认该证据无效，故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亦予以采信；3、彭庶樑、彭兆俊出庭作证证实两人在一张草图签过字用于证明两条路的位置，两人签字的草图就是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及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4组证据，故本院对证据中彭庶樑、彭兆俊的签字及彭庶樑在该图处书写的“该图所标小山路和老窑岭路位置和事实相符合”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5、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出具的时间是2019年3月20日，本院无法确认村民的签名是否真实，故本院对证据不予采信；6、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协调会上当事人或领导干部的发言只是代表个人观点，未形成决议，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7、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1组证据是复印件，彭庶樑出庭作证否认刘崇丕、钟义灿找他进行过调查，彭兆俊出庭作证陈述因时间久远他记不清楚有无在调查笔录上签名，且肯定他没有和刘崇丕接触，如果有刘崇丕在，他就没有签字或捺印，本院无法判断该笔录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不予采信；8、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2组是本案被告桥头组在原审一审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龙一人前去找罗一华问话形成的调查笔录，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权进行调查，但调查依法应至少要两个人进行，该笔录只有肖玉龙一个人进行，该调查笔录不合法，故本院不予采信；9、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3组证据系原一审法官对彭兆俊的问话，虽然彭兆俊出庭作证否认原一审法官对其做过调查，但其认可该调查笔录上的签字是其所签，故本院对该调查笔录中彭兆俊陈述与其当庭作证陈述其在一张草图上签过字，签字只是证明山场上两条路的具体位置，草图不是其绘制等一致的内容予以采信，该调查笔录上与其当庭陈述不一致的内容则以其当庭作证陈述为准；10、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5组证据是原审一审法官在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有代表在场时查看现场所形成的笔录，只是记录当时查看现场的情况，具有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1、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6、8、9组证据及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6、13组证据，本院认为均与本案无关，均不予采信；12、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7组证据是政府对信访处理的记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故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13、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10组证据系泰和县林业局出具，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4、被告桥头组提交的第11组证据只是两被告在申请政府复核时由桥头组单方指界而由相关部门制作，具有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无法达到被告桥头组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15、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3、4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因彭庶樑当庭出庭作证，对该两组证据中与彭庶樑当庭出庭作证的证言一致的内容予以采信；16、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5组证据因原审一审案卷留存及本案被告新南江组提交均为复印件，刘明垣和陈听樟均未出庭作证，本院难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不予采信；17、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7组证据系泰和县澄江镇人民政府出具给泰和县林业局的情况汇报，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18、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8、9、10、11、15组证据均是政府或者法院作出的决定、判决书或裁定书，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也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该5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该些证据无法达到被告新南江组的证明目的，故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19、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14组证据系其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据的法定形式，故本院不予采信；20、被告新南江组提交的第16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肖祖铨系原告肖冬华之父、原告李顺利之夫，肖祖铨及原告肖冬华、李顺利均系被告桥头组的村民，被告桥头组与被告新南江组系相邻村组。1982年12月25日，泰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泰）留证字62026号《江西省泰和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上记载该自留山分配给肖祖铨家，山权仍属集体，由肖祖铨家长期使用，自留山上种植的树木，永远归肖祖铨家所有，允许继承；该存根上同时记载了自留山的座落及小地名为垅子港上东塘梅岭山，山场四址具体为：东为冻塘与石下介子，南为去新南江大路，西为老马路，北为梅岭与石下介子。1982年12月25日，泰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泰）林证字19094号《江西省泰和县山林所有权证存根》上记载该座落及小地名为立山岭的山林归被告新南江组所有，山权系新南江组所有，由新南江组长期使用；该存根上同时记载了立山岭的山场四址具体为：东为老窑岭大路，南为行横心桥头岭，西为桥头岭，北为媒人岭。原、被告及第三人所争议的山场位于泰和县东边,原告及被告桥头组称争议山场为“垅子港上东塘梅岭山”，被告新南江组称争议山场为“立山岭”。被告桥头组与被告新南江组对1982年12月25日泰和县人民政府颁发上述林权证界址认识不一引发争议。1993年4月23日，在原泰和县政府和桥头村委会的主持下，被告桥头组的代表包括时任组长肖国华以及肖平华、肖祖华、肖长生、肖荣华、肖来福共六个人与被告新南江组的代表包括时任组长杨应根以及彭庶洪、彭庶材、彭庶清、杨承海共五人以及原泰和县政府和桥头村委会的干部代表经过现场踩界后确认了界址，两被告之间达成了山岭界址协议，该协议的名称是《关于桥头村小组与新南江村小组山岭界址落实事谊》，具体内容为“为避免双方小组之间山岭界址争议，于1993年4月23日经乡政府、村委会、桥头组、新南江组的村民在场裁定，新南江组叫立山岭，桥头组叫项嶺岭，其界址定立如下：南面以高压电杆往西向偏12米为基点，北面以界竹子直截南边12米号标点为直线分西面为桥头组岭、东面为新南江组岭，再往北面以原去老南江横路交通电话杆偏北7米为标准界点（见后附图）。两个小组同意在匡跃荣围墙南边留路基3.5米宽，从公路横通新南江岭。此路今后双方小组不能堵塞。以上事谊订立，希各方共同信守”。被告桥头组的代表即时任组长肖国华以及肖平华、肖祖华、肖长生、肖荣华、肖来福在该协议的“桥头小组代表”处签名，被告新南江组的代表即时任组长杨应根以及彭庶洪、彭庶材、彭庶清、杨承海在该协议的“新南江小组代表”处签名，乡政府干部、桥头村村委会干部亦在该协议上签字鉴证，并加盖了文田乡政府的公章。协议达成后，争议山场一直由被告新南江组经营种植湿地松。2007年，泰和县人民政府依据该协议将争议山场登记为被告新南江组所有。2009年4月开始，被告桥头组认为争议山场应归其所有，多次找政府部门要求解决该争议山场的权属问题，相关部门多次派员实地勘查，并多次组织两被告调解，但两被告均未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12月11日，被告桥头组的村民肖祖铨以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签订的界址协议侵害了其自留山使用权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桥头组与被告新南江组于1993年达成的山岭界址协议无效。被告新南江组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肖祖铨去世，肖祖铨之子肖冬华、肖祖铨之妻李顺利依法参加诉讼，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3日作出（2013）吉中民一终字第232-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件实质上是山林土地权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肖冬华、李顺利等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向行政机关申请撤证、行政确权和行政诉讼等程序解决，原审法院将该案件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错误，故裁定：一、撤销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肖冬华、李顺利的起诉。2014年3月，被告桥头组依据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向泰和县林改办提出对新南江组彭庶栋等人林权证的复核请求，泰和县林改办经实地调查核实，在2014年11月25日及2015年4月2日先后作出《关于对泰府林证字［2007］第2807080106至2807080147号四十二本林权证中的山场复核结果的通知》和《关于对中有关内容进行补正的通知》，维持1993年4月23日被告桥头组与被告新南江组达成的山岭界址协议的效力，认定在所有，在所有。2014年12月31日，被告桥头组向吉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吉府复字［2014］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泰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对泰府林证字［2007］第2807080017号等二十一本林权证中的四十二宗地山场复核结果的通知》。被告桥头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5）泰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桥头组仍不服该行政判决，遂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吉中行终字第63号行政判决，撤销泰和县林改办作出的林权复核通知，由泰和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泰和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23日对被告桥头组、新南江组作出《山林权属复核结果》，认为泰和县政府颁发给新南江组的泰府林证字［2007］第2807080005号等二十一本林权证中的106至126号小班证载的“八家岭”山场二十一宗地发证无误（即106至126号小班发证无误）。桥头组不服于2016年9月7日向吉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人民政府审查后依法作出了吉府复字［2016］74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泰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山场复核决定。桥头组不服该复议决定，于2016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1993年协议无效，撤销泰和县人民政府和吉安市人民政府的上述决定，并责令泰和县人民政府对桥头组、新南江组争议的山场确权。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6）赣0826行初1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桥头组的诉请。桥头组不服该行政判决，提出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赣08行终5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后，被告桥头组仍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以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泰和县人民政府以桥头组与新南江组1993年自愿协商达成的界址协议为依据，认定颁发给新南江组涉及争议山场的106至126号小班发证无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吉安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桥头组以1993年协议未归档于林权档案袋或未在林权登记申请表中写明为由提出涉案林权证无权属来源依据，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关于桥头组与新南江组1993年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桥头组组长肖国华等人作为桥头组村民代表、新南江组代表、桥头村委会、文田乡政府作为四方主体签订的确定界址协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范畴，桥头组以1993年协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事后未追认，大部分村民不知情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的主张，于法无据，该协议签订主体双方均为民事主体，桥头组对该协议不服属于民事纠纷，应通过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寻求救济，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不属于该案再审的审查范围。综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二审行政判决驳回桥头组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故作出了（2018）赣行申6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桥头组的再审申请。原告肖冬华、李顺利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该行政裁定，不服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3）吉中民一终字第232-1号民事裁定，向该院申请再审。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赣08民申79号民事裁定，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了（2019）赣08民再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吉中民一终字第232-1号民事裁定和本院（2011）泰民初字第87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据该裁定立案受理本案。另查明，2009年至2010年期间，因泰和县澄江镇镇政府干部拿着一张现原、被告称之为“争议山场草图”先后找被告新南江组的村民彭庶樑、彭兆俊了解相关情况，彭庶樑在该草图上书写了“该图所标小山路和老窑岭路位置和事实相符合”字样并签名，彭兆俊随后在该草图彭庶樑签名下方签名。彭庶樑、彭兆俊出庭作证均陈述不清楚草图为何人所制作，两人签名只是证实“该图所标小山路和老窑岭路位置和事实相符合”，其他事实无法证实。彭庶樑家庭所享有的林权与本案争议山场无关，彭兆俊购买的原玫瑰园所处的山地涉及到本案争议山场的一小部分。原告认为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达成的山岭界址协议书错误的将原告依法取得的部分自留山使用权划归给被告新南江组，但在庭审中无法确认划走的具体面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则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及被告桥头组提交的证据均难以证实两被告在1993年4月23日签订的山岭界址协议书（即《关于桥头村小组与新南江村小组山岭界址落实事谊》）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无效的条件。第一，原告主张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侵犯了其对自留山的权益，但原告当庭却难以陈述本案争议山场具体侵占其多少亩自留山，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原告对其自留山的界址亦是模糊的。原告主张侵权的主要依据是泰和县人民政府1982年12月25日颁发的（泰）留证字62026号《江西省泰和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和一张2009年的争议山场草图。从1982年年底该存根的颁发到1993年协议的达成，历经了十年之久，从1993年到2009年争议山场草图的出现又历经了十六年之久，争议山场的原貌大部分已经改变，山场界址已经无法确认，该存根和草图均难以界定界址范围。因此，原告主张侵权却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实。第二,1982年政府部门颁发的权证都难以明确争议山场的界址，被告桥头组与被告新南江组因在1993年对1982年政府部门颁发的权证涉及本案争议山场的界址范围认识不一，两个村小组的村民均想在争议山场范围内建房，双方的权证都难以确定界址双方从而引发争议，为解决争议问题，原泰和县政府和桥头村委会在1993年4月23日主持召集被告桥头组和新南江组的时任组长及村民代表前往现场进行调解，经现场踩界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形成了《关于桥头村小组与新南江村小组山岭界址落实事谊》的协议，两被告的时任组长及村民代表、政府及村委会干部均签字，并加盖了政府的公章。前述解决争议山场的程序符合林权权属争议的处理办法，该程序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第三，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施行的时间是1998年11月4日，在该时间之前适用的是1988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关于村小组组长及村民代表签订该协议是否需要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本案所涉的协议形成时间是1993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该法并未规定该事项属于需要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故在法律法规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下，当事人可以自行为一定的行为；且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该法第二十四条明确了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共计九项事项及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该九项事项，该法第二十五条则明确了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根据前述规定，村小组长肖国华等人作为桥头组村民代表、新南江组代表、桥头村委会、文田乡政府作为四方主体签订的确定界址协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范畴，原告及被告桥头组以该协议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事后未追认，大部分村民不知情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的主张，于法无据。综上，两被告达成的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且原告及被告桥头组提交的证据难以证实该协议的内容侵犯了原告的权益，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冬华、李顺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肖冬华、李顺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小红审 判 员  刘辉明人民陪审员  肖深遥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肖 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