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3555号 原告：许再苏，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军，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忠海，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文，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法定代表人：苏忠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越，女，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宇，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再苏与被告苏忠海、被告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药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由审判员罗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许再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军、张渝，苏忠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文，倍特药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再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苏忠海向许再苏支付差欠的出资转让款1000万元；2．判令倍特药业公司就第一项诉请金额与苏忠海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25日，倍特药业公司与许再苏签订《聘用合同》，聘用许再苏担任副总经理，兼任销售事业Ⅱ部副总经理，聘用期限5年。《聘用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承诺，在乙方履职满一年（工作突出可提前），符合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要求时，乙方可持股且获得1%的股份。股份价格按照公司净资产6亿元计算，应付价款为600万元，其中公司负担55%作为奖励，乙方承担45%。”合同签订后，许再苏按约履职，倍特药业公司销售业绩大幅提升，达到《聘用合同》约定的股权激励条件。2017年3月23日，倍特药业公司用于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成都弘睿泰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睿泰合伙企业）向许再苏发送《拟合伙缴款通知函》，通知许再苏缴纳出资150万元至合伙企业，以执行并实现《聘用合同》约定的持股倍特药业公司股份的股权激励。许再苏按要求于2017年4月25日向弘睿泰合伙企业缴纳出资150万元，但苏忠海、倍特药业公司长期拖延办理许再苏入伙的工商登记手续。2018年8月3日，苏忠海、倍特药业公司经许再苏多次催促才办理完成许再苏入伙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激励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之后，由于倍特药业公司企业价值飞速增长，苏忠海、倍特药业公司为达到不向许再苏支付股权激励之目的，故意以各种方式刁难许再苏，逼迫其离开公司。在苏忠海、倍特药业公司要求下，许再苏被迫于2018年9月18日与倍特药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于次日办理离职手续。同时，在苏忠海、倍特药业公司要求下，许再苏于2018年12月12日与苏忠海签订《出资额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弘睿泰合伙企业500万元出资额（实缴150万元）转让给苏忠海，从而将间接持有的倍特药业公司股权（1%）转让给了苏忠海。但双方在《出资额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转让价格，除返还许再苏实际投入的150万元之外，苏忠海尚欠许再苏作为股权激励应当持有的倍特药业公司1%股权对应的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的款项至今未予支付。而倍特药业公司作为股权授予方，在许再苏按其要求退回股权后，也应就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与其指定的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苏忠海辩称：1．许再苏主张差欠1000万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苏忠海与许再苏之间分别于2018年8月3日、2018年12月12日相互转让弘睿泰合伙企业的份额，两次交易均是按照实缴出资额作为转让对价；2．按实缴出资作为转让对价，与合伙企业的资产状况相匹配。从许再苏入伙到退伙，合伙企业没有业务收入，资产状况基本没有变化，其资产主要是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并不包含对外投资，更不包括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价值。苏忠海与许再苏相互转让合伙企业份额的时间仅相差四个月，从常理来讲，企业估值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也从侧面说明按照实缴出资进行退伙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价格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形；3．弘睿泰合伙企业并未取得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合伙企业的份额价值不能等同于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价值。许再苏入伙合伙企业，以及倍特药业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获得股东同意，是许再苏可以间接持股倍特药业公司的前置条件，但在许再苏入伙到退伙期间，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激励尚未实施。倍特药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股权激励，以及许再苏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均是为将来实施股权激励做准备，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并不等于已经获得倍特药业公司股权。有关倍特药业公司股权的处分系股东的法定权利，倍特药业公司与苏忠海均无决定权；4．倍特药业公司已依约支付《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约定的所有款项，协议中明确约定许再苏自愿放弃其他请求，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倍特药业公司主张相关权利，不得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和补偿要求，这其中当然包括股权激励将来实施时所享有的权益。股权激励是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许再苏与倍特药业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且许再苏同时从合伙企业退伙，即失去了股权激励的资格，所谓的股权激励自然终止。 倍特药业公司辩称：1．许再苏要求倍特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倍特药业公司对许再苏不存在任何债务，也未向许再苏作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保证担保的承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且许再苏同时从合伙企业退伙，即倍特药业公司与许再苏的股权激励约定因此而归于无效。许再苏在《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中放弃了任何形式的赔偿和补偿要求，且不得向倍特药业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其中当然就包括附条件的股权激励所产生的权利。并且，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最终实施，需要员工、股东共同协商后，通过公示、征求意见等才能予以确定，否则，股权激励将因未取得有权处分人的同意而无法实施。但截至许再苏退伙，该条件也尚未具备。许再苏提前离职并退伙，实质上是主动放弃倍特药业公司正在推进中的股权激励，其已失去股权激励的资格，股权激励自然终止。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价值与合伙企业无关，更与许再苏无关；2．倍特药业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许再苏主张权利的主体错误。许再苏是基于其与苏忠海的股权转让争议提起诉讼，即便存在诉讼理由，也应向苏忠海主张权利，倍特药业公司并非该合同纠纷的当事人；3．许再苏主张的差欠转让款并不存在。许再苏较普通人而言更具有销售经验，其在离职和退伙前要求将退伙款项支付到位后才在离职协议和转让文件上签字，其对倍特药业公司已不存在基本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双方没有谈好离职和退伙条件，许再苏是绝不会签署《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出资额转让协议》等系列文件的。 经审理查明：倍特药业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注册资本45000万元，现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苏忠海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弘睿泰合伙企业为2015年10月登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2019年9月11日核准注销，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忠海，注销前其合伙人为苏忠海、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4人，苏忠海认缴出资5000万元，其他3人各认缴出资500万元。2015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许再苏在倍特药业公司任职。2018年8月，许再苏经工商登记为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一，于同年12月12日退伙。倍特药业公司、苏忠海陈述，弘睿泰合伙企业系倍特药业公司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 2015年12月25日，许再苏与倍特药业公司签订《聘用合同》，约定倍特药业公司聘用许再苏担任副总经理，兼任销售事业Ⅱ部副总经理，聘用期限5年。合同第六条约定：倍特药业公司承诺，在许再苏履职满一年（工作突出可提前），符合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要求时，许再苏可持股且获得1%的股份，股份价格按照公司净资产6亿元计算，应付价款为600万元，其中公司负担50%作为奖励，许再苏承担50%，申请持股的程序及许再苏的权利义务按照合伙人管理办法执行。 2017年3月23日，弘睿泰合伙企业向许再苏发出《拟合伙缴款通知函》，通知许再苏在2017年4月30日前缴纳第一期认缴出资款150万元。 2017年4月25日，许再苏向弘睿泰合伙企业支付150万元。 2018年8月3日，许再苏与苏忠海签订《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约定苏忠海将其持有的弘睿泰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500万元转让给许再苏，因苏忠海未实际出资，故转让价款为零，转让后由许再苏承担出资实缴义务。当日，许再苏登记为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2018年9月18日，许再苏与倍特药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解除劳动关系，倍特药业公司在许再苏妥善办理离职手续后，一次性支付许再苏20**年上半年超额奖金税前1419140元，2018年上半年绩效工资税前523800元，共计1942940元；许再苏自愿放弃其他请求，在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劳动争议，许再苏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倍特药业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不得向倍特药业公司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补偿要求；许再苏承诺于2018年9月18日办理完成离职手续。 2018年12月12日，许再苏与苏忠海签订《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约定许再苏将持有的弘睿泰合伙企业500万元出资额（其中认缴500万元，实缴150万元）全部转让给苏忠海。当日，许再苏与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签署《变更决定书》，从弘睿泰合伙企业退伙。许再苏出具《退股申明》一份，载明其已收到来自合伙企业退还的第一期投资款150万元，至此，其已收到合伙企业全部投资款项。 许再苏认可已收到上述《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约定的各项费用，并收到苏忠海支付的150万元。许再苏主张其与苏忠海在签订2018年12月12日《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时，口头约定转让价款包括两部分，一是实际出资额150万元，二是《聘用合同》中约定的倍特药业公司1%股权对应的补偿价款。补偿价款部分未明确具体数额，但双方约定根据对应的股权价值进行计算。 另查明：2013年1月至2018年9月，倍特药业公司的唯一股东为四川方向海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四川方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向公司）。苏忠海于2010年12月至2015年9月担任方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变更为他人。2011年12月，方向公司股东由镇泰公司、吴亚丽、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73.1%）、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持股比例26.9%）；2018年4月，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退出，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100%持股；2020年1月，方向公司增资216.48万元，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97%）与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3名自然人各持股1%。镇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苏忠海，原股东为苏忠海和吴亚丽（各持股50%），2020年5月变更为苏忠海100%持股，吴亚丽与苏忠海妻子为亲属关系。 2020年6月30日，倍特药业公司发布《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其中载明，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苏忠海直接持有镇泰公司100%的股权，镇泰公司直接持有方向公司97%的股权，方向公司直接持有倍特药业公司77.72%股权，因此，苏忠海间接持有公司75.3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忠海之配偶吴亚伟直接持有公司4.10%的股份，故苏忠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79.49%的股份；倍特药业公司通过其控股股东方向公司对三名倍特药业公司员工实施股权激励；2019年12月，方向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同意其注册资本由7000万元增加至7216.48万元，由陈丽红、侯曙光、顾桂秋分别认缴72.16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陈丽红为倍特药业公司副总经理，侯曙光为核心技术人员之一，顾桂秋为工程项目总监，三人直接持有方向公司股份比例均为1%，间接持有倍特药业公司股份比例0.78%。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聘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拟合伙缴款通知函》《第一期合伙人出资款的收款证明》、银行转款凭证、两份《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变更决定书》《退股申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许再苏提交的《审计报告》《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其证明目的为许再苏任职期间为倍特药业公司迅速发展做出贡献，此与本案裁判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许再苏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对其拟证明苏忠海为倍特药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倍特药业公司已实施的股权激励情况予以采信，但许再苏以该说明书中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转让价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理由下文一并论述。 本院认为，案涉《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许再苏原系倍特药业公司员工，于2018年8月经受让苏忠海的合伙份额登记为弘睿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因与倍特药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将合伙份额转回苏忠海，继而从弘睿泰合伙企业退伙。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许再苏向苏忠海转让合伙份额的对价是否清楚明确，是否包括许再苏所主张的倍特药业公司1%股权所对应的不低于1000万元的价值。 对此，首先，《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约定许再苏向苏忠海转让弘睿泰合伙企业500万元出资额，其中认缴500万元，实缴150万元。许再苏认可已收到150万元转让款，并于协议签订当日办理了退伙手续。许再苏虽主张其与苏忠海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口头约定，即转让价款包括实缴出资和倍特药业公司1%股权对应的价值，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许再苏主张的对应价值来看，相较150万元实缴出资额，股权价值补偿系实缴出资额的数倍。而股权价值补偿如何确定，对应何种股权，具体数额的计算方式，均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从一般交易习惯来看，对于占交易对价主要部分而又极具争议性的交易条件，系交易双方明确的重点。而许再苏主张双方对此达成了口头约定，却未形成书面协议，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其次，案涉合伙份额转让并非许再苏与苏忠海之间单纯的投资交易，而是与倍特药业公司股权激励、许再苏的劳动关系存续具有密切联系。许再苏从苏忠海处受让合伙份额时为零对价，系基于其与倍特药业公司的劳动关系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而许再苏离职并退伙，分别与倍特药业公司和苏忠海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和《认缴出资额转让协议》，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将合伙份额转回倍特药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忠海，并在《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中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倍特药业公司主张权利或提出赔偿、补偿要求，应认定许再苏与倍特药业公司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一并对许再苏退出持股平台作出了安排；最后，倍特药业公司虽认可弘睿泰合伙企业系其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但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并不等同于取得了倍特药业公司的股权。并且，直至合伙企业注销，弘睿泰合伙企业仍未实际投资入股倍特药业公司，故许再苏以倍特药业公司股东权益113060.67万元为基数计算合伙份额价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对许再苏要求苏忠海支付差欠转让款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未支持苏忠海承担责任，对于许再苏要求倍特药业公司对苏忠海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许再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收取81800元，由原告许再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莎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赵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