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0121行初22号 原告：成都市万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 法定代表人：陈池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世方，四川志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 法定代表人：陈兴鹏，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波，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远雨，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市万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源公司）诉被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厢镇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城厢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万林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池芳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世方，被告城厢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远雨、该镇镇长陈兴鹏委托的农业中心主任蒋远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林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城厢镇政府对原告流转的城厢镇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清除的行为违法。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20日，原告合法流转了青白江区城厢镇前锋村7组、14组43.5亩土地和龙潭村17组20.68亩土地用于农业项目开发，流转期限是16年。流转土地手续完备后，原告在流转的前锋村7组土地上修建了大量地上建、构筑物并栽种了植物，在流转的前锋村14组和龙潭村17组的土地上也修建了少量建、构筑物并栽种了大量植物。2019年2月26日，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池芳代表公司与被告签订了针对前锋村7组全部流转土地和前锋村14组部分流转土地的《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但被告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限按时支付拆迁补偿款，且在未另外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将原告流转的未纳入前述拆迁补偿协议的前锋村15.7亩土地和龙潭村20.68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一并征收，并转让给了他人。原告认为被告征收主体不合法、征收程序不合法，征收行为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无偿征收原告流转的前锋村14组15.7亩土地、龙潭村17组20.68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在庭审中，原告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城厢镇政府对原告流转的城厢镇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清除的行为违法。 原告万林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公司营业执照、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两份、原告自己出具的《证明》一份、收条两张，证明原告公司合法流转案涉土地、按时交纳租金的事实；3.《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明原告流转的前锋村7组的土地被征收且原告已经获得补偿；4.原告自制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清单三张，证明案涉土地被征收，但被告未对原告流转的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予以补偿；5.照片七张，证明案涉土地由被告无偿征收后转让他人，他人已改变土地原状；6.《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通过信访途径向被告反映相关问题，被告告知原告通过诉讼解决。 被告城厢镇政府辩称，原告与城厢镇前锋村7组、14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承租上述两组43.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2年9月6日，原告与城厢镇龙潭村17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承租该组20.6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陈池芳系原告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在与原告协商拆迁补偿事宜时，陈池芳提出对前述前锋村7组、14组及龙潭村17组所涉全部租赁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一并进行补偿，并由其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被告会同村组代表对前述三个组原告租赁土地上所有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进行清点确认，并于2019年2月26日与陈池芳签订了《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补偿金额共计2887210元。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11月15日分别向陈池芳转账支付了1443605元，付清前述拆迁补偿款。达成补偿协议后，原告自行清除了前述三个组租赁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并将土地交回组集体。陈池芳于2019年9月10日还向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其自愿将其在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的地面附着物交给被告处置。综上，被告认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告租赁的案涉土地上所有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均已得到补偿，并由原告自行清除后将土地交回组集体，并不存在被告无偿征收或其他违法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城厢镇政府为证明其前述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陈池芳系原告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余股东系陈池芳亲属，被告与陈池芳签订的协议对原告公司有约束力；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两份，涉及三个组，合同原件系原告向被告提供，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拆迁补偿实际涵盖了三个组；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两份及收条两张，证明原告公司与陈池芳个人存在身份混同的情况；4.《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所附的《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证明该协议所载明的拆迁补偿款2887210元涵盖了原告租用的三个组的土地。例如，在《建筑物丈量登记表》中登记的红砖大瓦房总面积是3057.35平方米，而原告自制的三张建、构筑物及附着物清单上红砖大瓦房总计才2670.57平方米。并且经对原告自制的三张清单载明财产计算得到的补偿金额总计250余万元，远低于被告对原告实际补偿金额。该协议原本只载明前锋村7组，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确系后面添加，但添加的理由是，原告案涉主要财产主要在前锋村7组，而当时只有前锋村7组涉及整组拆迁，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并未整组拆迁，限于拆迁补偿协议模板格式，最先只写了前锋村7组，在后续合同审查中，为保持协议上的金额与所附《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内容一致，故添加了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添加是经过了原告同意的；5.陈池芳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代发代扣记账清单，证明被告按照拆迁补偿协议向原告支付了拆迁补偿款；6.《承诺书》，证明原告自愿将前锋村14组和龙潭村17组土地上的地面附着物交给被告处置，被告支付的补偿款是涵盖了这两个组；7.前锋村7组、14组以及龙潭村17组出具的《情况说明》三份，证明被告对原告在这三个组的财产进行了补偿，原告自行清除地面附着物后，将土地交还组集体，之后案涉土地如何使用与原告没有关系，同时该组证据也证明被告并未实施原告诉称的违法拆除行为；8.被告根据原告自制的三份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清单而计算的补偿清单，证明即使按照原告主张的财产情况，补偿金额应是2516197元。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及收条真实性无异议；对《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添加的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并未经过原告同意；对《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上面的签字是陈池芳委托其爱人黄楚述签写，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是后面添加的，其中《地面附着物登记表》签订时间并非是2019年2月26日，而是在2019年10月被告采取利诱欺诈的手段让黄楚述以陈池芳的名义补签的，原告之前实际仅签过一份涉及前锋村7组的《地面附着物登记表》；对陈池芳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以及代发代扣记账清单无异议，被告确实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陈池芳；对《承诺书》关联性无异议，是黄楚述代陈池芳签订的，签订的时候陈池芳不知情，但黄楚述签字后告诉了陈池芳；对三份《情况说明》，其中前锋村7组的《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另外两份《情况说明》不真实，上面载明的原告自行清除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与《承诺书》矛盾，原告已按承诺书将该两个组的地面附着物交由政府处理。此外，《情况说明》形成时间是2020年4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对被告制作的财产补偿清单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计算依据不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两份收条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属实，则原告公司存在身份混同的情形；对《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不是原件，未予质证；对原告自制的三个组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按照原告自制的这三份清单，则能反映出被告对原告涉及三个组的租赁土地上的财产已全部补偿；对照片认为跟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即使如原告所述土地已经转租他人使用，也是原告与相关村组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作如下认定：对原告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收条，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证明、收条、陈池芳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代发代扣记账清单、《情况说明》，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提供的《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以及《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结合双方当庭陈述意见，本院确认上述材料中“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系事后添加，但对材料中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承诺书》，虽非陈池芳本人签写，但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以及提供的其他证据，能证实该《承诺书》系陈池芳的爱人黄楚述代陈池芳签写，陈池芳对《承诺书》内容认可并已实际履行，故该《承诺书》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不具有真实性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万林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池芳。2012年，原告与青白江区城厢镇前锋村7组、14组以及龙潭村17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租赁了前锋村7组、14组43.5亩土地以及龙潭村17组20.68亩土地，租赁期限均至2028年9月30日。2019年2月26日，陈池芳委托其爱人黄楚述以陈池芳的名义，与城厢镇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原告公司租赁的前锋村7组土地的《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载明陈池芳自愿拆除其位于前锋村7组的全部房屋和地面附着物，城厢镇政府补偿陈池芳2887210元，同时双方签订了《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对地上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进行了确认。9月10日，黄楚述以陈池芳的名义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将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的地面附着物交给被告处理。签订《承诺书》后，黄楚述将承诺情况告知陈池芳，陈池芳未提出异议。被告于9月25日、11月15日分两次将前述拆迁补偿款2887210元支付给陈池芳。据前锋村14组以及龙潭村17组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在陈池芳与被告达成协议后，陈池芳自行清除了两个组流转范围内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并将土地交回组集体。其中前锋村**的案涉土地已由该组流转给他人，而龙潭村17组的案涉土地，由已与政府签订了协议的村民将土地交政府使用。在庭审中，原告自述在签订《承诺书》后，已按承诺书将案涉土地交由政府处置。结合原被告签订的《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建筑物丈量登记表》、《地面附着物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和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以及被告支付补偿款的情况，可认定虽然双方在最初签订的补偿协议中仅涉及前锋村7组，但最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补偿范围实际已经包括案涉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土地，双方对拆迁补偿范围扩增问题进行了协商并最终取得了原告的同意。且从原告自制的案涉三个小组财产赔偿清单看，其主张的这三个组的部分建筑物、构筑物的数量、面积总量远小于双方签字确认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数量、面积，而按照原告主张的财产情况计算的补偿金额也低于被告实际作出的赔偿金额，故据此也能推定被告实际已对原告租用的案涉前锋村14组、龙潭村17组土地进行了补偿。 另查明，案涉土地并未被国家征收，无土地征收批文。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万林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对案涉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清除的行为，而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该行为的理由，是原告认为在自己按承诺将案涉土地交由被告处置后，发现土地被他人占有、使用，故推定是被告清除了地上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直接证明被告实施了清除或其他毁损土地的行为，甚至都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案涉土地上存在原告诉称的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的事实。而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承诺书》、《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也无法认定是被告实施了相关行为，同样不能排除存在原告自己实施或者是其他人实施清除行为的可能性。原告的推定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仅凭该推定无法认定原告前述主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清除其租赁土地上建、构筑物和地面附着物的行为，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条件。第二，即便如原告所述，被告城厢镇政府实施了原告诉称的清除行为，但根据本院查明的本案事实，被告已对原告租赁的案涉三个组的土地全部进行了补偿，原告也已领取补偿款，且其自认已按《承诺书》的内容将土地交由政府处置。因而，在此情形下，不论案涉土地系原告按承诺自愿交由政府处置，或是按前锋村14组、、龙潭村**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系原告将土地交回组集体后由组集体重新流转给他人，是原告对自身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原告在取得对应补偿后，对案涉土地享有的权利自其将土地实际交由政府处置或交回组集体时灭失，即便此后被告针对案涉土地实施了相关行为，该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也已经不能产生实际影响。此外，原告在知晓案涉土地上建、构筑物和附着物被清除后并未按照常理报警处理，而原告当庭陈述称未报警的理由是其认为相关财产已经被“征用”，由此可见，原告在当时实际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交出土地后，对土地上的相关财产不再享有权利。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出发点是自己得到补偿并交出案涉土地后，又认为得到的补偿不够，进而与政府产生纠纷。但该争议与原告自愿交出土地和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着物后，被告或他人有无实施行为、实施了怎样的行为、实施的行为是否合法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即使被告实施了原告诉称的对案涉土地的清除行为，原告的起诉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市万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 原告已经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爽 人民陪审员  廖振义 人民陪审员  袁定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 助理  李勃毅 书 记 员  罗 实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二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第三（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第四（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第五（三）行政指导行为； 第六（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第七（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