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196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4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锐，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7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栋，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华，上海金仕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某2，男，193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现住上海市长宁区。 上诉人吴某1、王某1、王某2、上诉人王某3因与原审第三人吴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3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1、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吴某1、王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征地拆迁办书记所作的笔录认定王某3向他人购买面积17.155平方米，依据不足，没有相关档案证据印证，与在案证据即王某3的收条亦不相符。二、一审法院以王林顺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对案涉房屋的维护、修缮所作贡献较大为由，酌情予以多分是错误的，且酌定的分配比例违背公平原则。无证据证明王林顺及其家人对案涉房屋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维护和修缮，即使偶有维护，也是其自身居住所需，不能以此作为多分的依据。王林顺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没有支付租金，本身也是获利的。 针对吴某1、王某1、王某2的上诉，王某3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王某3向案外人购买17.155平方米安置面积证据充分。本案多次庭审均查明案涉房屋由王林顺等长期居住。 王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吴某1、王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吴某1、王某1、王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吴某1、王某1、王某2对案涉房屋享有共有权是错误的。王秀娟、王某1、王某2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返沪并将户口迁出，不再是洪塘公社荪湖大队社员，不再享有《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项下的土地，该《清册》中人数合计事项的变更也客观反映了这一事实。1984年王登云的遗嘱实为分家析产书，王秀娟、王某1、王某2明知该分家析产内容，吴某1、王某1、王某2在本案起诉初期也以案涉房屋为洪福英的遗产为由要求继承，现一审法院认定吴某1、王某1、王某2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有悖于当时分家析产的实际。二、王登云应认定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吴某1、王某1、王某2未能提供土改后老宅的土地所有权证，其否认王登云的共有权，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案涉房屋由王登云从洪雪凤处分得并改建，有《分屋文契》和村委会证据予以佐证，王登云的地主身份并不影响其取得房屋所有权。即使认为基于王登云的地主身份，其在土改时未分得土地，因案涉房屋在王登云与洪福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也应基于夫妻共有认定王登云系共有权人。三、一审认定案涉房屋是洪福英的遗产是错误的。洪福英根据王登云遗嘱意愿，同意王林顺申请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视为赠与，且已办理过户手续，赠与行为完成，洪福英不再是案涉房屋共有人，故不能认定为洪福英遗产。四、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安置房及拆迁权益仅由老宅被拆迁转化而来是错误的。拆迁安置补偿综合考虑了被拆迁房屋和被拆迁房屋内的常住人口及实际居住人口等因素。本案最终获得的拆迁安置权益是基于王林顺和张贵珍的常住户口身份，一审对此未予考量。 针对王某3的上诉，吴某1、王某1、王某2辩称，土改分得的房屋属于土改时的所有权利人，与王登云无关，王登云基于婚姻关系取得案涉房屋产权亦无法律依据。靠档、扩档是每个拆迁户的权利，没有人员户籍之分，且靠档、扩档的款项本身来源于拆迁权益。 吴某2未作陈述。 吴某1、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吴某1、王某1、王某2对王林顺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街道王家的拆迁安置房一套（57.49平方米），王某3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街道××的拆迁安置房两套（75.82平方米、88.58平方米）均享有各四分之一的份额，并请求依法分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登云（1915年12月7日出生）与洪福英二人生育有王秀娟（1943年3月15日出生，1991年3月去世）、王某1、王某2、王林顺（2015年8月去世）四子女。王登云于1984年12月去世，洪福英于2004年12月去世。王登云与前妻生育女儿王某4（1991年去世），王某4又生育王爱珍、王廉明、王水明三子女。王某4的丈夫先于王某4去世，王爱珍、王廉明、王水明在本案审理期间各出具声明书表示放弃案涉房产的权属及相关拆迁权益的继承权。王秀娟与吴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儿子吴某1及女儿吴某3（1999年9月去世，未婚）。吴某2出具了赠与书，载明将从去世的配偶王秀娟和去世的女儿吴某3处可获得的财产继承份额无偿赠与给儿子吴某1，归吴某1全部继承。王林顺与张贵珍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儿子王东辉（2009年1月去世）及女儿王某3。王东辉与钱秋凤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女儿王某5。钱秋凤、王某5在本案审理期间出具情况说明表示不参与本案继承诉讼。1995年9月20日，王林顺领取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荪湖王家的地号为1651088，用地面积为44.67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根据国土部门同时期所确认的《无证件土地使用证明书》记载，该土地使用权来源情况记载为“祖传”。2014年，宁波市江北区统一征地拆迁事务所（以下简称江北统征所）、宁波市江北区××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洪塘拆迁办）分别与王林顺、王某3签订《住宅用房拆迁调产安置协议》，约定江北统征所、洪塘拆迁办就王林顺名下地号为165108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附属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并确认王林顺房屋拆迁面积为104.39平方米，其中无权源房屋拆迁面积为31.87平方米。拆迁期间，王林顺将其中102.85平方米拆迁面积赠与王某3，自己留1.54平方米。王林顺在1.54平方米的基础上，加上分得的公用面积28.46平方米，再扩档1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965元计）、靠档17.49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930元计），获得洋墅名苑26幢72号603室房屋面积57.49平方米、车棚面积4.31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王某3在其受赠的拆迁安置面积102.85平方米基础上，与拆迁部门签订《住宅用房拆迁调产安置协议》约定调产安置建筑面积为120.005平方米，以其中65.82平方米，扩档1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930元计），获得洋墅名苑2幢3号1101室房屋面积75.82平方米、车棚面积4.32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意向剩余54.185平方米、扩档34.395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930元计），安置于云水湾8幢23、24号2703室房屋面积88.58平方米、车棚面积4.46平方米安置房一套。上述房屋面积57.49平方米和75.82平方米二套拆迁安置房的拆一调一补差部分、扩档、靠档部分、层次差价的应付款项经拆迁安置期间，王林顺及王某3应收的拆迁过渡费、装修补贴等拆迁补偿金折抵后王林顺、王某3分别支付洪塘拆迁办51582元、8856元；上述意向安置面积88.58平方米安置房的拆一调一补差部分、扩档、靠档部分、层次差价的应付款项经计算，扣除拆迁安置期间，王林顺及王某3应收的拆迁过渡费、装修补贴等拆迁补偿金折抵后被拆迁人尚应支付75613元，因本案诉讼，该套房子的拆迁安置手续尚未全部完成。2017年6月，王某3在微信中发布其抽签获得两套安置房的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登记在王林顺名下的房屋的来源。虽然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并非土地权属证书，但系土地房屋原始取得的依据。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户主洪福英）记载：洪福英及其二子三女享有宅地包含“1楼3平”，故该房屋系洪福英及二子三女（王某4、王秀娟、王某1、王某2、王林顺）共有。王某3未提交王登云在土改时分得房屋的证据，也未提交王登云之后又建造过房屋的证据，仅凭王登云自书遗嘱及分屋文契不能证明王登云本人拥有房屋，王登云在自书遗嘱中未明确表示接受洪雪凤所分配的房屋，且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曾确认洪福英、王登云生前只有一套房屋，进一步证明登记在王林顺名下的地号为1651088的房屋来自于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户主洪福英）中所载房屋，系上世纪50年代土改所得。即便如王某3所述王登云与洪雪凤有掉换房屋的行为，掉换后的房屋仍应属原共有人所有。至于王某3提出的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户主洪福英）中登记的住宅面积明显大于登记在王林顺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的面积，两者不存在同一性的抗辩，因房屋年代久远，吴某1、王某1、王某2提出的部分房屋已倒塌和拆除的说法符合客观实际，分屋文契也提到“二间半屋已拆掉”，故一审法院认定登记在王林顺名下的地号为1651088的房屋系来自于鞍山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户主洪福英）中所载房屋，即来源于洪福英及子女共有的房屋。 二、关于吴某1、王某1、王某2的主张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地号为1651088的集体土地证上的房屋虽登记在王林顺名下，但实际系洪福英及其子女共有的房屋，洪福英所享有的份额在其死亡时就属于遗产范围，各子女均享有继承权，吴某1、王某1、王某2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本案吴某1、王某1、王某2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共有关系产生的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权，其本质为形成权，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王某3提出的吴某1、王某1、王某2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王某3购买的面积。一审法院认为，王林顺赠与王某3的面积是102.85平方米，而洪塘拆迁办与王某3签订的住宅用房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中调产安置建筑面积为120.005平方米，相差17.155平方米。王某3提交了向他人购买共计8.99平方米的收条，同时对剩余8.165平方米没有提供收条作了说明，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征地拆迁办书记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根据档案记录她与公用人协商付一定对价多分配面积总17.155㎡”的内容相符，而吴某1、王某1、王某2也未能提供剩余8.165平方米来源的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为此一审法院采信王某3的主张，认定王某3从他人处购买的面积为17.155平方米。 四、关于吴某1、王某1、王某2可分割、继承的房产份额。洪塘拆迁办对王林顺名下地号为165108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附属房屋进行拆迁安置时确认王林顺房屋拆迁面积为104.39平方米，其中无权源房屋拆迁面积为31.87平方米，经各方确认该31.87平方米系王林顺自建房的面积，故一审法院认定剩余72.52平方米为地号165108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建筑物的面积。如之前所述，该建筑物由洪福英及其五个子女共有，在分割时，根据等分原则处理，但考虑该共有建筑物年代久远，共有人王林顺及其家人长期居住在该共有建筑物内，对共有建筑物的维护、修缮作出的贡献较大，酌情予以多分。共有人王某4先于洪福英去世，其丈夫又先于王某4去世，其三个子女又明确表示放弃对上述房产涉及到的房产、土地的权属、拆迁权益及继承权利等，其父亲王登云又先于王某4去世，虽未能查明王某4的出生年月及王登云与洪福英的结婚日期，但根据王登云的出生年月以及王登云与洪福英共同生育的大女儿王秀娟的出生年月，一审法院推定洪福英与王某4形成了继子女抚养关系，故属于王某4的份额应由洪福英继承。洪福英于2005年去世，王秀娟先于洪福英去世，故属于洪福英自己的份额以及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王某1、王某2、王林顺和王秀娟的儿子吴某1代位继承。经析产、继承，一审法院酌定王某1、王某2、王秀娟的儿子吴某1对上述建筑物各享有22%份额，王林顺享有34%份额。王林顺已于2015年去世，其享有的份额由其女儿王某3继承。因案涉建筑物所在地块被征收，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由上述共有建筑物面积72.52平方米、王林顺自建的无权源房面积31.87平方米和王某3购买的17.155平方米合计121.545平方米的基础上，经分入公有面积、靠档、扩档后安置了登记于王林顺名下的拆迁安置房面积57.49平方米一套、登记于王某3名下的拆迁安置房面积为75.82平方米一套和另一套意向安置的以被拆迁人王某3的拆迁安置房面积88.58平方米，合计安置面积221.89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分入的公有面积是依附于被拆迁的房屋，靠档和扩档是被拆迁房屋所享有的拆迁利益，基于公平考虑，一审法院酌定上述三部分按面积比例享有分入的公有面积、靠档、扩档面积的拆迁权益，经计算共有建筑物拆迁安置的面积为132.39平方米。因共有建筑物被拆迁已转化为安置房及拆迁权益，故吴某1、王某1、王某2按上述比例对拆迁安置后的面积132.39平方米各享有22%的份额，即29.126平方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吴某1、王某1、王某2对王林顺名下地号165108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上的建筑物享有共有权，因该共有建筑物被拆迁已转化为安置房及拆迁权益，吴某1、王某1、王某2有权请求对相应的拆迁安置房及拆迁权益进行分割。根据拆迁安置房屋的面积大小情况，从有利于生活需要，不损害财产的效用，尽量避免双方之间产生新的矛盾，一审法院酌定由吴某1、王某1、王某2对以被拆迁人为王某3的意向安置于云水湾8幢23、24号2703室房屋面积88.58平方米、车棚面积4.46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面积超出部分1.202平方米，由吴某1、王某1、王某2以货币形式折价给王某3。因获得云水湾8幢23、24号2703室拆迁安置房尚应支付拆迁部门75613元，该款项应由吴某1、王某1、王某2、王某3各方按比例承担。基于王林顺、王某3已经支付了面积57.49平方米和75.82平方米二套拆迁安置房经拆迁补偿金后应付的款项51582元、8856元，且案涉房产所在拆迁方案中拆一调一补差部分、扩档、靠档部分存在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的差别，一审法院酌定尚应支付洪塘拆迁办75613元由吴某1、王某1、王某2按各三分之一比例承担，同时吴某1、王某1、王某2不再向王某3支付多分割的面积1.202平方米的价款。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判决：一、吴某1、王某1、王某2对以被拆迁人为王某3的意向安置于宁波市江北区云水湾8幢23、24号2703室房屋面积88.58平方米、车棚面积4.46平方米的拆迁安××房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上述房产被拆迁人应付拆迁部门的75613元由吴某1、王某1、王某2按各三分之一比例承担；二、驳回吴某1、王某1、王某2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770元，由吴某1、王某1、王某2负担10012元，王某3负担167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某3负担。 二审中，王某3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来源于洪雪凤名下的房屋，洪雪凤分给了王登云，与洪福英名下的房屋无关。2.洪塘街道办事处回复网络截图一份，用以证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不是房屋土地所有权证，仅是当时的计税依据。经质证，吴某1、王某1、王某2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村委会不具有出具权属证书的权利，且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难以采信；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可作为房屋权属认定的依据。本院将在下文对王某3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认证。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处分了属于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各方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致确认洪福英、王登云生前只有一处房屋，即案涉部分被拆迁房屋。关于案涉房屋的来源双方各执一词，依据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王登云的母亲洪雪凤和王登云的配偶洪福英在土改时均作为户主分得了房屋，王某3上诉称王登云在遗嘱中处分的房屋来源于洪雪凤的房屋，但依据王登云的遗嘱内容，王登云处分给王林顺的房屋和洪雪凤遗留的房屋显然不同一，故对王某3的这一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王登云是否有权处分案涉房屋，则应判断王登云是否取得房屋所有权。洪福英户的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显示当时登记的家庭成员中并未包含王登云，仅为洪福英及其子女。虽然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并非直接的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文书，但可以作为土地房屋原始取得的确权依据，王某3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王登云系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结合土改时相关政策实际，一审法院认定登记在王林顺名下的地号为165108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上的建筑物属洪福英及五个子女共有，并无不当。王某3二审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王登云在遗嘱中的处分行为系有权处分，故本院不予采信。王登云在遗嘱中处分了他人所有的财产，该部分应认定无效。王某3以王秀娟、王某1、王某2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返沪，户口迁出为由，主张其丧失对土改分得房屋的共有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王某3称洪福英同意王林顺办理产权登记，视为对王林顺的赠与，对此，王某3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现有证据无法体现洪福英赠与的意愿，无法仅凭登记结果推定洪福英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从有利于生活需要、不损害财产的效用出发，综合考量可拆迁安置面积的来源、拆迁安置政策及扩档靠档相关费用的支付、案涉房屋的维护修缮等情况，在析产和继承的基础上，对本案拆迁安置权益所作的分配基本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吴某1、王某1、王某2及王某3的上诉，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58元，由上诉人吴某1、王某1、王某2负担7300元，由上诉人王某3负担167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艳 审 判 员  倪春艳 审 判 员  张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代书记员  吴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