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封志林，男，1964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元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民，云南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1974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新平县。上诉人封志林因与被上诉人王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427民初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封志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封志林与王军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将号牌为云Ｆ×××**的教练车返还给封志林；并判决王军支付截止2019年12月31日欠付封志林的费用161474.94元（本判决所涉货币币种均为人民币，以下不再专门指明）；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确定案由即法律关系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结果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确定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错误。劳务合同是当事人双方就一方为另一方劳务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协议。本案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名称是转租协议，但双方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封志林雇佣王军，由王军具体负责封志林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号牌为云Ｆ×××**教练车的学员教学培训劳务，由封志林按双方之间的约定向封志林支付劳务费用，而不是封志林将教练车出租给王军经营，双方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而不是租赁合同关系，两份《教练车转租协议》均是如此。由于双方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订立的合同的标题和条款表述与合同的性质并不一致，在民事诉讼中确定案由时应根据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性质确定法律关系，而不应简单地以合同的标题来确定案由。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法系关系错误，直接导致整个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比较简单，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主要是基于双方之间相互信赖的口头协议来履行，应当按照口头约定和实际履行的情况及交易习惯，并本着我国民法关于诚实守信、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来认定案件事实。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封志林取得云Ｆ×××**教练车的承包经营权后，于2017年2月8日与王军签订了一份名为转租实为雇佣的协议，第一份协议只明确了每年应交给培训站的管理费15750元（按培训站每年核定的必须完成28名学员培训任务应交的管理费16800元为基数，封志林给予王军适当优惠，约定实交15750元），即所谓的年租金，其他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均是口头约定为：按实际接收的每个学员学费3840元计算，扣除交培训站管理费800元，剩余部分由封志林与培训站结算领取后，封志林享有1640元，另外1400元以工资报酬的方式由封志林支付给王军，车辆保险费由封志林承担，燃油及修理维护费用由王军承担。双方实际上也是按此口头协议履行的。但到了2018年1月，未经封志林同意，王军擅自收取学费，只交800元，人的管理费给培训站，封志林提出异议，王军说为了管理方便，由王军直接收取学费，800元的管理费由王军交，剩下的费用按双方口头约定与封志林结算，封志林表示同意，所以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了第二份《教练车转租协议》，明确“学费结算后打到乙方卡上”,双方之间的分配比例等均不变。第二份协议签订后，由王军交封志林89000元的押金，如王军不存在违约，押金在双方对相关费用进行结算时抵扣王军应交给封志林的费用。从第二份协议可以看出，双方基于相互信赖，连所谓的租金即交培训站的管理费都没有写在协议中，只是写了学费结算后打到乙方卡上，之所以没有写年租金，是因为所谓的租金是交培训站的管理费，己由王军直接交站上，已没有必要由王军支付给封志林后再由封志林交培训站，否则不可能连租金（管理费）都不交，就由王军无偿经营封志林用12万元取得的该教练车。至于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签订协议时双方将每年的租金改为10000元，完全只是王军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与客观事实及情理不符，封志林不认可，属于一审法官为偏袒王军作出的错误事实认定。三、封志林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根据新平培训站提供的数据和双方实际履行的口头约定，2017年至2019年12月31日，王军报给封志林的培训学员数实为156人，其中2017年为33人，但王军报给封志林的为46人，多报了13人，为此封志林按46人结算，于2018年4月8日向王军支付了工资报酬64400元（46人×双方口头约定的报酬1400元／人＝64400元），多付了13人的报酬18200元，且多报的13人的学费是王军自己收取的，因此应按1640／人的标准给封志林支付费用21320元。对收到封志林支付的64400元王军是认可的，且与封志林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即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相符。另外，2017年发生的应由王军承担而由封志林支付的车辆修理费1080元、王军到培训站指定的加油站加油发生的燃油费7554.94元（已由培训站从应结算给封志林的费用中扣除，属于封志林垫付）、封志林为王军代付学员介绍费600元，加上其他零星费用合计10200元。则2017年王军应补给封志林28400元。2018至2019年培训学员123人，费用全部由王军收取，按比例王军应分配给封志林201720元（123人×1640元／人＝201720元），但只于2018年4月8日支付过89000元（当时说是押金，可抵作王军应分配给封志林的费用）。综上所述，截止2019年12月31日，王军应向封志林支付2017年所欠费用58954.94元，2018至2019年分配费用201720元，共计260674.94元，扣除己交89000元和王军于2017年交的押金10000元，尚欠封志林161474.94元，应判决由王军支付。另外，因王军拒绝支付所欠款项，且已明确表示2020年1月1日之后的费用也不再支付，王军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双方约定的口头协议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封志林有权解除合同，王军应将教练车及承包经营权交还封志林。王军辩称，封志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封志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于2017年2月8日、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无效；2、由王军返还封志林一辆车牌号为云Ｆ×××**的教练车；3、由王军赔偿封志林经济赔偿金161474.94元；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王军承担。原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封志林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双方于2017年2月8日、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超出原租赁期限的部分无效；确认在原租赁期限内的部分有效及解除该部分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8日，双方签订《教练车转租协议》，约定：1、封志林自愿将车牌号为云Ｆ×××**教练车转租给王军，在转租过程中王军必须遵守国家交通法律、法规，自觉遵守驾驶培训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学校的管理制度，保持教练员的形象，遵章守纪。2、转让期8年（2017年2月8日至2025年2月8日），现已使用2年左右，该车此前所发生的交通违法及经济纠纷等行为由封志林承担，之后由王军自行承担。3、封志林于2017年2月8日将该车的行车证及该车一切手续全部交给王军，王军检查确认良好后已全部验收后收到该车证件，在经营和租车过程中，王军必须协助封志林办理学校的一切相关手续至该车正常运行为止。4、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但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王军违反国家法律、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及经济损失，甚至追究其经济和刑事责任，由王军全部负责。学校有权收回经营权。5、租金每年为15750元，车辆一切费用由王军自行支付，与甲方无关。签订合同后，经双方协商，把8年租金（每年15750元）共计126000元，调整为8年（每年10000元）共计90000元，对此双方同意以89000元支付。封志林于2018年4月8日出具一份收条给王军，载明：“今收到王军转入89000元。”对款项89000元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封志林认为89000元系押金，同时双方还口头约定了关于培训费的收取方式和分配方式，且该款项包括了王军先前已支付给封志林的押金10000元，但王军提出89000元系租期内租金（承包费），王军支付封志林的租金不仅为89000元，还包括封志林之前欠付王军的24760元，以及王军之前支付给封志林的10000元租金，故王军共支付了封志林123760元。王军于2018年4月8日出具一份收条给封志林，载明：“收到2017年在新平玉交集团跟封志林带学员（46人，每人4600元）共计64400元，支付带学员46人工资。”2018年4月8日，双方重新签订了《教练车转租协议》，该协议的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中，除了双方约定转租期为7年（2018年4月8日至2025年4月8日），行车证交付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以上条款中内容与原双方于2017年2月8日签订《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的内容一致；同时双方还约定：第6条，每年的公司管理费用必须上交，如果王军未能上交管理费，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后果，驾校有权收回车辆并报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封志林无关；第7条，车由王军经营过程中，学费结算后打到王军卡上；第8条，严格履行本合同，不得违约，如有违约，由违约方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20000元。2018年5月21日，王军和培训站签订《玉交新平驾培站（自营）经营合同》，约定：1、由承包经营者提出申请，在原本与公司签订的《教练车承包经营合同》原则下，申请教练车实行自营。2、对原《教练车承包经营合同》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将原合同第六条中1项的“合同期间，王军招生收入全部纳入核算，按国家规定交纳各种税收扣除税金、包交费、燃料费、修理费、教练员工资等其它费用后培训站按月兑现给承包人。”暂时修改为“合同期间，王军招生收入全部纳入核算，按国家规定建各种税收，收入扣除税金、包交费等其它费用后，由培训站按月兑现给承包人，燃油费、修理费、教练员工资等其它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支付。3、承包费收取金额800元／人。该合同还约定了承包费的交纳方式等条款。后王军向培训站交纳管理费至今。2019年4月24日，王军出具一份欠条给封志林，载明：“今欠封志林10200元，5月24日前一定结清。”封志林认为欠条中10200元包含的修理费1080元、招生费600元、燃油费7554.94元、多付给王军的13名学员的费用（1400元／人），实际是双方对这些费用进行结算后，王军出具了10200元的欠条给封志林，王军则认为10200元包括了保险费6000余元（2017年预扣2018年的保险费）、1080元车辆更换离合器片的费用，剩余的费用是2017年王军帮封志林带学员，封志林说多算给王军4名学员（1400元／名）的费用，由王军退还给封志林。但双方均认可10200元是对2017年度相关费用的结算。另查明，封志林和培训站于2015年1月1日签订《教练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经封志林申请和培训站同意后，由封志林承包培训站已获行政许可的云Ｆ×××**教练车；该车由培训站购入，经营权和产权归培训站所有；该车总车价为100000元；承包经营期间培训站向封志林收取下列承包费：车辆折旧费（数额相关于该车总车价100000元，封志林于2015年1月1日前一次性付给培训站，封志林向培训站一次性交纳每年20000元培训站建设资金，作为培训站教练车合同期间的训练场地使用费。合同期限内，无论封志林经营情况如何，封志林每年须向培训站交纳包交费每名学员600元；合同期限为8年（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还约定第6条第1项约定：合同期内，封志林招生收入全部纳入核算，按国家规定交纳各种税收扣除税金、包交费、燃料费、修理费、教练员工资等其它费用后培训站按月兑现给承包人。第4项约定，封志林在履行合同期间，不准将教练车擅自终止、转让出租培训的资质或用其他方式变相转租给他人经营。该合同还约定了该教练车的管理等相关事项。后于2017年4月1日，该教练车经封志林和培训站协商，实行由封志林自行经营，后双方把封志林和培训站签订的《教练车承包经营合同》第6条第1项变更为合同期间，封志林招生收入全部纳入核算，按国家规定交纳各种税收，收入扣除税金、包交费等其它费用后，由培训站按月兑现给承包人，燃油费、修理费、教练员工资等其它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支付。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2月8日及2018年4月8日签订的两份《教练车转租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2、针对两份《教练车转租协议》有效部分，封志林主张解除与王军签订的在原租赁期限内的《教练车转租协议》、返还涉案车辆及王军赔偿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封志林把向培训站承包经营的云Ｆ×××**教练车转租给王军经营，后双方先后于2017年2月8日签订了第一份《教练车转租协议》，其中租赁期限为2017年2月8日至2025年2月8日，于2018年4月8日签订了第二份《教练车转租协议》，其中租赁期限为2018年4月8日至2025年4月8日，对于2017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期间教练车转租事宜，因是在第一份《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约定内容，故应以第一份转租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对于2018年4月8日至2025年4月8日期间的教练车转租，因在第二份《教练车转租协议》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重新约定，故此期间的双方权利义务应以第二份转租协议约定的为准。因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8日的协议部分，该部分约定已经超过了封志林和培训站的云Ｆ×××**教练车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截止期限，即2022年12月31日，应当认定超过原租赁期限部分即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8日的约定部分无效，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对未超过原租赁期限部分，即第一份《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17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第二份《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18年4月8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转租协议部分，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从王军提交的王军与培训站签订的《玉交新平驾培站（自营）经营合同》，可认定双方的转租行为已经得到原出租人培训站的追认，故该部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第二个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前述在原租赁期限内的《教练车转租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的问题，评判如下：（一）对于2017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教练车转租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封志林提交的王军出具的2018年4月8日收条及王军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欠条，结合双方均认可对2017年度的相关费用已经进行结算，故应视为双方对该段租赁期间的转租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故对封志林主张解除2017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期间《教练车转租协议》和赔偿2017年经济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军出具了欠条给封志林，即王军欠封志林10200元，因该费用系双方对2017年的相关费用的结算，现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本案对此问题一并处理，确认由王军支付封志林10200元。（二）2018年4月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教练车转租协议》是否应解除的问题，封志林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如下：（1）根据封志林与培训站签订的《教练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未经培训站同意，不能将教练车转租给第三人，导致双方的转租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故培训站责令双方终止协议；（2）王军在带学员的过程中无故拖欠培训站的管理费；（3）王军在2018年4月8日签订合同之后，就违反了双方约定，没有将相关的租金支付给封志林；（4）双方签订了《教练车转租协议》，除了书面协议约定的内容外，双方还口头约定了培训费的收取方式和分配方式，但王军未按约定支付封志林相关费用，故王军存在违约行为。但王军提出其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的转租协议应当继续履行。经审理查明，双方的转租行为得到了培训站的追认，且王军不存在拖欠培训站的管理费，王军亦将双方《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约定的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支付给封志林，封志林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所依据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封志林主张王军未按双方约定的培训费的收取方式和分配方式支付封志林相关费用，王军不予认可双方约定过培训费的收取方式和分配方式，因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中对封志林主张的内容并未约定，综上，现封志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军存在违约行为，及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此，封志林主张解除与王军签订2018年4月8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教练车转租协议》及返还涉案教练车、王军赔偿封志林相应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封志林和被告王军于2017年2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17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7日的协议部分有效；二、确认原告封志林和被告王军于2018年4月8日签订《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18年4月8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协议部分有效；确认原告封志林和被告王军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中租赁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8日的协议部分无效；三、由被告王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封志林10200元；四、驳回原告封志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0元，减半交纳1765元，由原告封志林负担883元，被告王军负担882元。”二审中，封志林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一审判决第10页第3行至第7行“5.租金每年为15750元，车辆一切费用由王军自行支付，与甲方无关。签订合同后，经双方协商，把8年租金（每年15750元）共计126000元，调整为8年（每年10000元）共计90000元，对此双方同意以89000元支付”有异议，应为签订合同后，经双方口头协商，同意8年共支付90000元押金，后封志林又让步了1000元，最终以89000元支付。2、遗漏认定：双方并未按照签订的书面合同履行，而是按照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内容履行，2017年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内容为：由王军向封志林交押金15750元，由王军负责带学员，由封志林与培训站结算，站上收取每个学员800元的费用和保险费由封志林承担，由封志林按王军实际完成培训学员的人数，每个学员向王军支付劳务工资1000元、燃油费400元，合计每个学员支付给王军1400元，车辆维修费用和日常加油费由王军承担。2018年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内容为：由王军直接对培训站，日常手续和交站上的各种费用均由王军负责办理，扣除站上收取的每个学员1400元后，剩余部分作为车主封志林所得由王军结算支付给封志林。后双方约定由王军一次性交押金9万元给封志林，但因封志林称9是自己的幸运数，所以只让王军交89000元。原来交的1万元押金由封志林还给了王军，王军把封志林出具的1万元押金收据还给了封志林。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第10页第3行至第7行“5.租金每年为15750元，车辆一切费用由王军自行支付，与甲方无关。签订合同后，经双方协商，把8年租金（每年15750元）共计126000元，调整为8年（每年10000元）共计90000元，对此双方同意以89000元支付”，根据封志林的表述，仅应删除“（每年10000元）”，其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故该段事实应为“5.租金每年为15750元，车辆一切费用由王军自行支付，与甲方无关。签订合同后，经双方协商，把8年租金（每年15750元）共计126000元，调整为8年共计90000元，对此双方同意以89000元支付。”封志林提出遗漏认定无充分证据证明，王军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封志林提交一份收条。证明封志林与王军第一次签订合同时，王军交给封志林的押金1万元，在第二次签合同时封志林就将这1万元退给了王军，王军将1万元的收条还给了封志林。王军质证后认为，这1万元封志林没有还过王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封志林提交的收条要证明已退还王军1万元押金，但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充分证实其要证实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删除第10页第6行“（每年10000元）”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双方签订的是《教练车转租协议》，符合上述关于租赁合同的法律规定，而封志林一审主张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二审中封志林又主张是劳务合同纠纷，其二审主张否定了一审的法律关系，而且以此作为上诉的基础配置上诉请求，也就是双方不存在转租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对此比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协议为转租关系，且协议中所设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指向的是一方当事人出租另外一方当事人承租，并交纳相应的租金，并非是劳务承包关系，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封志林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法系关系错误，直接导致整个判决错误”不能成立，不予支持。2017年2月8日、2018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且得到原出租人培训站的追认，除超出原出租人培训站出租的期限无效外，《教练车转租协议》有效。对《教练车转租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2017年2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相关费用进行过结算，2018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证明，2018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已经替代了2017年2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现履行的是2018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故2017年2月8日双方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不应再作解除处理。2017年的协议履行完毕结算后，王军出具了欠封志林10200元的欠条，封志林的诉讼请求中的部分款项也包含在10200元中，王军对欠封志林10200元予以认可，故一审判决王军应支付封志林10200元得当。2018年4月8日双方签订《教练车转租协议》后，王军未拖欠培训站的管理费及租金，封志林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王军存在违约行为及协议应当解除，故封志林主张解除与王军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教练车转租协议》及返还涉案教练车的诉讼请求，无充分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封志林主张王军赔偿封志林相应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的口头约定无充分证据证实，王军对封志林口头约定的内容不予认可，故不予支持。其他以一审法院评判为准，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封志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0元，由上诉人封志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刘 惠审判员 方 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冯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