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2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定良，男，195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民强，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白鹤村。 诉讼代表人：钱育新，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再审申请人孙定良因与被申请人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公司）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16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定良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事实与理由： （一）存在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孙定良就案涉房屋已支付全部对价的事实，且案涉小区相同情况的其他业主请求大富公司协助过户均已成功。根据走访调查得知，案涉小区与孙定良同期购买的其他业主，均以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取得大富公司的配合，继而办理房屋产权证。根据最高院确立的“同案同判”基本原则，原审法院理应支持孙定良的诉请。能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系其他原因，孙定良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孙定良不存在先行违约的情形。即便认为孙定良迟延支付房款行为属于违约，但并没有影响合同的实际履行。2.孙定良在案涉房屋被查封情况下继续支付购房款合法有效，孙定良与陈锦升不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即便大富公司在案涉房屋被查封的情况下继续收取孙定良房款行为违法，也与孙定良无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定良与陈锦升支付购房款是恶意串通行为，陈锦升亦不存在职务侵占行为，孙定良已经按照合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孙定良个人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执行商定程序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案涉合同即便存在其他解除事由，也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孙定良根据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大富公司管理人无权决定解除孙定良与大富公司之间签订的03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关于“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的规定，案涉房屋对于孙定良而言是特定物，孙定良就案涉房屋已经支付完全对价，孙定良作为购房消费者就所购商品房对出卖人享有的债权具有优先性，案涉房屋应不属于大富公司的破产财产。案涉合同已经由生效判决（2014）浙杭执异重字第2号判决书认定有效，且特定物在法律意义上与孙定良和陈锦升之间是否存在亲眷关系毫无关联，与出卖人收取房款行为是否违法亦无关系。案涉合同履行已经没有法律障碍，应当继续履行。 大富公司管理人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孙定良的再审申请，保护大富公司和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案涉房屋属于大富公司的财产。案涉房屋及项下土地使用权被人民法院查封，房屋为毛坯、空置状态，产权未变更登记至孙定良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案涉房屋应当属于大富公司的财产。（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孙定良继续履行该合同，案涉合同已经被解除，管理人未继续履行该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当。1.管理人经调查后认为孙定良实际并未完全支付房屋对价。孙定良与陈锦升系翁婿关系，陈锦升作为时任大富公司富春江花苑项目的负责人，对当时大富公司的财务管理具有控制权，大富公司财务账册显示，孙定良2009年6月11日支付房款，付款时间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后，付款当日相关款项即被陈锦升以“取现”“退房款”的名义全部取走，故孙定良实际并未完全支付对价。2.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格严重偏低。陈锦升及其近亲属购买的13套房屋均价为每平方米8467.79元，其他购房人购房均价为每平方米9613.76元。（三）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被解除，大富公司管理人无义务再向孙定良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产权登记，管理人已通知孙定良可申报债权。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孙定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大富公司的财产问题 首先，虽然案涉合同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但孙定良并未依约支付购房款，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的情况下，孙定良仍然于2009年6月11日支付购房款，大富公司收取房款，并于2009年8、9月份交付案涉房屋，孙定良占有该房产的权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孙定良支付购房款的当日，相关款项即被陈锦升取走，鉴于孙定良与陈锦升的特殊关系，二审法院认为孙定良实际并未完全支付对价并无不当。孙定良单方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报告依法不能独立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且和上述证据相矛盾，不足以推翻上述基本事实。再次，孙定良主张按照《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案涉房屋对于孙定良而言是特定物，不属于大富公司的破产财产。经审查，2013年9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便按照《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也需要具备“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这一必备条件，因此，孙定良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最后，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大富公司的财产也符合物权法确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案涉合同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但案涉房屋尚未变更登记至孙定良名下,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案涉房屋所有权仍归属于大富公司，应为大富公司的财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大富公司的财产并无不当，孙定良认为案涉房屋不属于破产财产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大富公司管理人解除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如前所述，孙定良未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且支付房款的时间也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后，购房款在支付的当日即被陈锦升取走，案涉房屋产权也未转移登记到孙定良名下。案涉购房合同虽为有效合同，但孙定良支付购房价款的义务、大富公司协助完成合法交房和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义务可以视为均未完全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应当按照有利于使债务人财产最大化的原则，行使决定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选择权，从而延续对债务人有利的合同，解除对债务人不利的合同，如果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履行合同，如果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仅得以合同不履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大富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作为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管理人，对大富公司和孙定良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时，选择解除合同，并无明显不当。其次，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为保护商品房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在适用中应对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仅限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本案中,根据孙定良提交的材料及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孙定良与时任大富公司总经理的陈锦升以及近亲属购买案涉小区房产多达13套，其中孙定良名下有3套案涉房屋，虽然孙定良认为其已支付了全部房款，但其显然并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没有理由予以特殊保护。最后，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前,债务人财产这一集合财产不得被随意处分,以保证债权人能够公平受偿。孙定良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大富公司交付案涉房屋并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实质是要求大富公司在破产程序之外对其个别债权进行全额清偿，势必对大富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的规定，不应获得支持。大富公司管理人解除合同，也有利于实现债务人公平受偿。综上，原审法院支持大富公司管理人对案涉合同予以解除，并无明显不妥。 综上，孙定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定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抒 审判员 贾清林 审判员 杨 春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杨照远 书记员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