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370968442XH。法定代表人：吴祯德,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翥，男，197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韦贤书，女，194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涤非，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锋，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喻全伟，男，195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茂公司）、吴翥、韦贤书因与被上诉人喻全伟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茂公司、吴翥、韦贤书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2.涉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根据恒茂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已经免去喻全伟监事职务，解除喻全伟股东资格。喻全伟并未对恒茂公司股东会决议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喻全伟已经不具备恒茂公司股东资格，依法不符合公司解散诉讼的起诉主体条件。然而，一审判决却认为喻全伟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完全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恒茂公司1992年11月10日成立，成立之初名为贵阳市白云恒茂生物复合肥厂，2005年8月10日更名为恒茂公司。”该认定明显错误，恒茂公司是在2005年新设成立，工商档案显示有《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书》《章程》等新设登记材料，上述资料在一审判决引用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67号中均有明确描述。因此，一审判决的该认定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恒茂公司无经营场所，认定公司状态为拟吊销。根据贵阳市白云区工商局档案资料显示，恒茂公司的状态为存续，恒茂公司股东会决议已将公司住所变更为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乌江怡苑******。一审判决的该认定同样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3.恒茂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罔顾案件事实。最高法在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指导性案例之案例八——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中指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在（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董占琴、长春东北亚物流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案以及（2018）最高法民申5411号——黑龙江中祺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慧公司解散纠纷再审案中，最高法均重申了上诉观点，并进一步明确：“公司是否处于盈利状态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因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态……”恒茂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召开股东会，并针对恒茂公司经营事项及人事任免等事项作出有效决议。恒茂公司组织机构运行状态良好，股东会机制正常，不存在内部障碍，亦不存在僵持状态，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一审认定不顾恒茂公司已经召开股东会，并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的案件事实，明显错误。4.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一审判决。第一，《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公司解散的原因，本案中，恒茂公司不具备任何一种解散原因，被上诉人亦未主张恒茂公司有何种解散原因，一审判决亦未论述。第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条件，一审判决恒茂公司可以正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有效决议情况下认为其股东机制无法正常运行，未尊重本案事实。关于“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条件，被上诉人在诉状中未表达该观点，一审判决未有任何论述，径行得出错误结论。关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条件，被上诉人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议、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参与公司决策经营、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对损害公司利益股东提起诉讼或退出公司等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未采取上述任何途径寻求救济，径行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同样未经论述，错误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规定，恒茂公司不具备该款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一审判决亦未明确基于何种情形判决解散公司，判决依据不明。第四，《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是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明确公司存在何种解散情形，以未对解散诉讼请求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喻全伟辩称，1.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无论依据事实、证据，还是法律均不成立。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对喻全伟提交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两份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喻全伟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是认可的，对其三性无异议。但如今以股东会决议说喻全伟不是股东，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喻全伟的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并不是股东会决定或能改变的。2.上诉人第二条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依法不能成立。恒茂公司前身就是贵阳白云恒茂生物复合肥厂，这是工商注册登记中明确记载的，由于国家高速公路建设需要被整体征用拆迁，其生产经营场地、房屋建筑、机器设施设备及地上物等都一并折算给予拆迁补偿，一审法院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上诉人称公司住所变更处于存续状态没有依据；3.上诉人称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1）公司2005年8月变更登记成立，2006年5月接到拆迁《通知》，2007年4月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至今长达10多年，既无生产经营场地，也无房屋建筑，更无相应的机器设施设备，其《营业执照》长期未年审，到2017年11月，法定代表人也死亡，期间从未开过股东会，从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况且《营业执照》载明的有效经营期限早在2012年11月届满。事实上该公司早已名存实亡。（2）公司被政府依法征用拆迁后，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喻全伟根据《公司章程》第十章第三十九条（一）项明确规定，依法申请公司解散，符合《章程》，符合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的判决和认定没有错。4.由于上诉人有意回避上述公司名存实亡的客观事实，导致其对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的认识错误，其上诉观点不成立。喻全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解散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恒茂公司于1992年11月10日成立，成立之初名为贵阳市白云恒茂生物复合肥厂，2005年8月10日更名为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05年4月18日，《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其中第四章第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及利润分成比例，股东：吴祯德，实物出资七十万元；股东：喻全伟，货币出资三十万元；利润分成比例为：股东吴祯德为60%，股东喻全伟40%。贵阳市白云区工商局档案登记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原告喻全伟投资30万元,占30%的股权，吴祯德投资70万元,占70%的股权，吴祯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因接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拆迁办通知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停止生产待拆迁”，2007年开始拆迁，至今无经营场所，一直未经营。喻全伟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曾于2016年诉至本院，一审法院作出（2016）黔01民初417号民事判决，2017年3月3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终67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喻全伟持有恒茂公司30%的股份。本案起诉前,恒茂公司连续2年未召开过股东会。吴祯德于2017年11月30日死亡，未立遗嘱。吴祯德的父母已经过世，韦贤书系吴祯德的妻子、吴翥系吴祯德的儿子。白云区工商档案企业信息查询显示，公司状态：拟吊销，公司营业期限为：1992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10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根据生效判决喻全伟持有恒茂公司30%的股权，至于喻全伟是否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系另一法律关系，喻全伟起诉时持有恒茂公司30%的股权,符合起诉主体条件，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本案中，首先，恒茂公司2007年因土地安置问题无经营场所，且至今未开展经营；其次，恒茂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已经持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另，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之间长期发生矛盾，同时股东之一吴祯德于2011年11月30日去世后，恒茂公司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本案审理过程中，吴祯德的继承人吴翥、韦贤书召开股东会不能改变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现状。恒茂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已失灵，喻全伟的股东权利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其投资恒茂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喻全伟与吴翥、韦贤书协商不能达成共识，其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故本案公司僵局确系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综上所述，喻全伟请求解散恒茂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解散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60元，由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恒茂公司、吴翥、韦贤书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公证书。证明：公证书里面明确了被继承人也就是原股东吴祯德留有恒茂公司70%的股份，这个是被继承的财产，然后继承的方式是由韦贤书和吴翥，也就是本案两个第三人共同继承。喻全伟质证称：公证书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1.恒茂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签到表；恒茂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第一项，2019年5月25日，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恒茂公司的章程，恒茂公司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并作出了股东会，不存在一审论述的没有召开股东会导致解散的要件。第二，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继续经营，喻全伟抽逃出资且经催告后未按时足额返还出资款及资金占用费，同意解除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并免去其监事职务，因此喻全伟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喻全伟质证称，不是新证据，以一审质证意见为准。第三组证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签到表以及股东会决议的邮寄地址，都是经喻全伟签字确认的，已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喻全伟质证称：不是新证据，以一审质证意见为准。第四组证据：贵阳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恒茂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前登记状态为存续，而一审判决却将其书写为拟吊销状态，这是一个认定事实错误。喻全伟质证称：三性认可，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公司实际处于没有经营的状态。本院认为，第一组、第四组证据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予认证。喻全伟提交了一份新证据：社区证明。证明：一审时法院要求提供当事人住址，我们去当事人社区开具的其住址证明，证明目的是此地址为吴翥、韦贤书住址，不是公司营业场所。公司生产产品必须要有机器设备及经营场所。上诉人恒茂公司、吴翥、韦贤书质证称：第一，证明目的不成立，因为并，因为并没有法律明确禁止说公司的住所不能够在居民住址及类似场合司登记管理机关不会予以登记。第二，这份证据表现形式也不合法，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单位开具的证明，应当由单位盖章，并且有负责人、经办人签字，这份证明文书只有单位盖章，不具备合法性。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存在异议，只是对证明目的存在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死亡证明及公证书，恒茂公司原股东吴祯德死亡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一审判决书12页中写为“2017年11月30日”，14页中写为“2011年11月30日”，应予以纠正。另，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贵阳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查询单，2019年9月20日恒茂公司的状态为存续，但2019年9月25日的一审判决书第12页中依旧认定为“拟吊销”，应予以纠正。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7）黔民终67号民事判决查明，2006年6月6日，恒茂公司向喻全伟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喻全伟出资金额为3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综合当事人的诉辩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喻全伟是否具备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主体资格；2.恒茂公司是否符合解散公司法定条件。一、关于喻全伟是否具备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主体资格的问题恒茂公司主张喻全伟有抽逃注册资本行为，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一审诉讼中，通过股东会会议解除喻全伟股东身份，因此认为喻全伟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首先，从2005年8月8日《借款合同》载明：“恒茂公司向喻全伟提供资金三十万元，喻全伟保证所借资金用于双方规定的用途”及同日的《转账支票》，恒茂公司转账给喻全伟30万元，并备注借款，以及2006年6月6日，恒茂公司向喻全伟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喻全伟出资金额为30万元。上述事实均与2019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认定股东喻全伟抽逃出资的事实不相符。其次，本院已生效的（2017）黔民终6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喻全伟持有恒茂公司30%的股权，恒茂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最后，在2005年恒茂公司设立到2018年11月29日喻全伟向一审法院起诉，长达13年期间，恒茂公司并未向喻全伟要求支付30万元，且在2019年5月7日向喻全伟发出《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2019年5月26日《通知》均可以印证恒茂公司认可其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综上，对于喻全伟是否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并未经有效法律文书认定或经有权主管行政机关予以认定，恒茂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与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喻全伟诉讼主体资格认定并无不当，恒茂公司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恒茂公司是否符合解散公司法定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首先，恒茂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即通常所说的“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存续期间，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和决策机关由于股东之间、董事之间或股东与董事之间的矛盾发生运行障碍，无法按照法定程序就公司事务作出有效决议，以致公司经营及内部治理陷入瘫痪的事实状态。其实质是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无法依照公司法的要求形成自主意志。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股东会等内部运行机制失灵等。本案中，1.恒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每年召开一次，于年末举行。”但恒茂公司在公司设立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召开过股东会。公司相关厂房及设备被征收后，相应的补偿款项分配事项，并未通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直接由吴祯德将款项转入其子的银行账号。恒茂公司无法有效行程决议，更不能通过股东会解决股东之间激烈的矛盾，股东会机制失灵。2.喻全伟作为恒茂公司的监事，根据恒茂公司的章程可对执行董事（吴祯德）执行公司的职务时及其他财产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时的行为进行监督。但恒茂公司成立至今从未召开过监事会，监事亦没有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行使监督职权。3.恒茂公司股份比例为吴祯德占70%（吴祯德去世后由韦贤书、吴翥继承），喻全伟占30%。2019年5月25日，恒茂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喻全伟享有恒茂公司30%股权，并认为恒茂公司主张抽逃资金不成立的情况下，仍通过股东会决议认为股东喻全伟抽逃出资，同意解除喻全伟的股东资格。无论喻全伟是否参加该股东会，韦贤书、吴翥均会以占有70%股权比例认定上述事项。恒茂公司股东会已由韦贤书、吴翥方控制，喻全伟无法正常行使股东权利，无法参与经营管理。故本院认定恒茂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其次，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恒茂公司是以生存销售魔芋粗细系列产品、食用胶等作为公司业务，但在2005年核准成立及在2007年与政府部分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恒茂公司厂房附属设施予以拆迁，并获得了政府的拆迁款，至诉讼前，恒茂公司一直没有经营场所，也未进行生产。恒茂公司经营陷入非常态模式，恒茂公司业务经营处于严重困难状态，继续存续会使恒茂公司资产不断消耗，股东的投资目的无法实现，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最后，通过其他途径是否能够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四）公司减资；（五）公司分立；（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在一、二审诉讼中，人民法院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方案，对方当事人均表示难以接受，并表示不同意调解。现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本案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吴翥、韦贤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贵州恒茂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荣审判员 伍 静审判员 伍席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雷小雨书记员沈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