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春，男，汉族，1968年2月22日出生，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20************011。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三军，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婷，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芹，女，汉族，1967年6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岗李，公民身份号码为412************22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德龙，男，汉族，1964年3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镇平县*******岗李，公民身份号码为412************239。上诉人吴红春因与被上诉人李芹、王德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吴红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吴红春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李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李芹作为合作一方，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在吸引投资时，李芹始终以王德龙配偶的身份与吴红春沟通，且绝大多数款项都是以李芹名义收取的。李芹在一审也承认其和王德龙带着吴红春在汕头进行办厂前的考察，并撮合吴红春和王德龙合作，吴红春一直将李芹作为合作的一方。在吴红春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李芹明确表示“当初我们说是合伙的嘛，是合伙的关系”，作为合伙一方，李芹理应承担还款责任。2．李芹未向吴红春出具欠条、未在欠条上签名，并不表示其没有还款义务。李芹以合作另一方当事人的身份收取投资款，在合作未成的情况下，应当如数返还，其不出具欠条，不在王德龙欠条上签名的行为恰恰说明其逃避付款义务，不能将此作为其免责的理由。3．李芹在与吴红春的对话中明确表示了还款的意思。在吴红春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李芹明确表示“这个钱啥时候都不能说不认账”，显然说明李芹对还款义务是明知的、确认的。二、一审判令所偿还的欠款抵扣李芹代张春阁理财款20万元显然错误。1．李芹代张春阁理财款20万元是两人发生的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这笔钱系向金融机构借款，系李芹已其名义出借给张春阁，张春阁实际使用并支付服务费和每月偿还利息。这笔借款的目的根本不是代王德龙偿还欠款，各方没有这一约定，不应在本案中抵扣。2．张春阁使用这笔理财款，已经支出了数万元的贷款服务费和偿还本息，即使要抵扣，也应先扣除张春阁支出的费用。李芹、王德龙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吴红春起诉请求：一、李芹、王德龙向吴红春返还909200元；二、李芹、王德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吴红春支付自转款之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三、李芹、王德龙对返还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李芹、王德龙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吴红春的配偶为张春阁，李芹的配偶为王德龙（双方于2015年7月21日登记离婚）。张春阁与李芹系同学关系。吴红春主张，2016年，李芹、王德龙在筹备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期间因资金紧张向吴红春融资，同时告诉吴红春若投资工厂收益可观，吴红春基于对张春阁与李芹同学关系信任的情况下，未与王德龙、李芹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便在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陆续共向王德龙、李芹转账了1009200元；吴红春为了确定是否与王德龙、李芹合伙，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到王德龙、李芹筹备的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帮忙并同时考察工厂的运营，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吴红春与王德龙在经营上发生了一些冲突，吴红春便决定不再参与项目的合作，并于2017年1月离开了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对于上述主张，吴红春提交了银行卡交易明细、确认函、网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李芹确认收到吴红春转账支付的980000元，但吴红春支付给时双成的20000元及支付给王德龙的9200元则不予认可，关于支付的原因，李芹提交了4份送货单主张，由于吴红春与王德龙合作共同设立金凯粤毛织厂，故案涉款项是吴红春用于向李芹购买机器的，吴红春与王德龙合作几个月后因产生矛盾而离开。送货单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2月，收货人处由吴红春签名，制表处由李芹签名，送货人处由王德龙签名，客户名称为金凯粤毛织厂，送货单抬头名称为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王德龙、李芹，法定代表人为王德龙），其中两份送货单注明了货款金额分别为312000元、240000元，另两份送货单只有货物名称没有注明货物金额。吴红春确认其在该送货单上签名的真实性，但否认收到案涉机器，否认与王德龙建立了合伙关系，称其只是在金凯粤毛织厂考察帮忙时清点机器设备所以签名。王德龙确认吴红春实际出资1009200元，其中980000元是购买机器设备，支付给时双成的20000元及支付给王德龙的9200元是用以金凯粤毛织厂资金周转使用。吴红春与王德龙确认，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2月27日期间，双方共同经营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李芹还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主张2017年10月23日、2018年2月12日李芹借给吴红春100000元、200000元。吴红春确认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但主张：2017年10月23日的100000元是李芹向吴红春的还款，在本案起诉的金额中已扣除，另外吴红春的配偶张春阁与李芹之间存在帮助理财的合作关系，2018年2月12日的200000元是李芹支付给张春阁代为理财的，与本案无关。吴红春提交了欠条，该欠条由王德龙出具，时间为2017年2月3日，内容为：今欠吴红春、张春阁家庭壹佰万元整。王德龙确认该欠条的真实性，称其与吴红春是合伙关系，双方约定每人投资1000000元，吴红春实际出资1009200元，其中9800000元用来买机器，王德龙也投资了1000000元买机器，2016年10月20日双方开始正式合作，由吴红春负责生产，后吴红春称再投资1000000元，故王德龙出具了欠条给吴红春，双方产生矛盾后吴红春没有再投资，双方也没再合作。吴红春表示对于王德龙、李芹是否有投资及投资了多少概不知情。另，吴红春提交了时间为2018年4月3日的电话录音，谈话人为吴红春与李芹。主要内容为吴红春要求李芹出具欠款1000000元的欠条，其中一开始吴红春提到“我投100万是想安安心心在那里做，老王（王德龙）还是排斥我……他赶我走，答应是过年给我120万，我当时说咱们这么好的关系算了，利息我不要了，100万给我就行了……你们先给我打个条，这是很简单的事……你说实在困难，先只还30万，我也没有一直逼你……”，李芹回应“当初我们说是合伙的嘛，是合伙的关系……我也感觉到你在老王那里干，你是非常吃力，中途你们有一些矛盾，干不下去了，现在你回去了……这个钱啥时候都不能说不认账，但是呢，这个条，我基本也没管，管不了……但是这个账他（王德龙）说承担，他也没说不承担，你紧张啥呢……又不是没人认这个账……”，吴红春说“关于打条这件事，我们一再要求，你们夫妻俩谁打都一样，我的钱当时是打给你的”，李芹回应说“我知道你是打给我的……我知道我俩是因为春阁的关系，才在一起合作的。所以说打条这个事，我没钱给你，我怎么办是不是”，吴红春说“经营这个事是不提了，经营这个事已经不牵扯我们了，因为王德龙把我们赶出来了……”，李芹说“说实在话，老王给你打条，认这个账，一句话就说完了，没事的……你听我跟你讲，俺俩（王德龙）离婚了……”，吴红春说“我不相信”，李芹说“这个条不能打到我身上，我又不挣钱，怎么给你……”从电话录音内容可知，吴红春多次要求李芹与王德龙一起出具欠条，确认欠款1000000元的事实，李芹没有答应。吴红春主张与王德龙、李芹未建立金凯粤毛织厂的合伙关系，故王德龙、李芹应向吴红春退还投资款，在王德龙出具欠条后，李芹归还了吴红春100000元，王德龙、李芹尚欠吴红春投资款909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从吴红春与王德龙、李芹的举证和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双方并未签订合伙协议，对于合伙过程也不能清楚陈述，对于合伙人员、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经营方式、收益分配、风险承担等均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对于王德龙主张与吴红春存在合伙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吴红春与李芹、王德龙在2016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确实存在一起经营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的情况，之后由于吴红春与王德龙之间产生矛盾，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也未注册成立，吴红春退出了经营。吴红春主张王德龙出具的金额为1000000元的欠条是王德龙对于已收取的吴红春出资款予以清偿的承诺，王德龙主张其向吴红春出具欠条是因为吴红春承诺再投资1000000元，双方产生矛盾后吴红春没有再投资，王德龙实际并未收到欠条中的1000000元，吴红春对此说法不予确认，认为王德龙对吴红春已实际出资的1009200元款项都未出具欠条，对于未收到的1000000元却出具欠条，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为，王德龙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收到欠条载明的款项的情况下，向对方出具欠条，确实不符合生活常理，一审法院对王德龙的主张不予采信。结合王德龙在庭审中的陈述，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一直由王德龙管理，吴红春出资的980000元购买的机器设备是送到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之后也放在汕头市金凯粤毛织厂，在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10月7日期间王德龙已将该机器陆续卖掉了，一审法院认为，王德龙向吴红春出具的欠条应视为在吴红春退出经营时，双方对吴红春出资情况所做的结算，即吴红春出资购买的机器归王德龙，王德龙作为对价支付吴红春1000000元，故吴红春的出资款已相应转为王德龙所欠吴红春的款项。欠条是王德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吴红春要求王德龙归还欠条中载明的100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李芹于2017年10月23日、2018年2月12日转账给吴红春的100000元、200000元，李芹主张是借给吴红春的款项，但并未提交借据等证据佐证，吴红春主张其中100000元是李芹归还吴红春的投资款，另外200000元是吴红春的配偶张春阁代李芹理财的款项，也并未举证证明，结合吴红春提交的录音记录中吴红春所说“你说实在困难，先只还30万，我也没有一直逼着你”，一审法院认定该300000元应视为是李芹自愿代王德龙向吴红春归还的欠款，应在1000000元中予以扣除。由于李芹并未在欠条上签名，在吴红春提交的谈话录音中也并未同意向吴红春出具欠条，亦未作出愿意向吴红春承担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故吴红春要求李芹对剩余的欠款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欠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吴红春可以随时要求王德龙返还。王德龙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足额归还欠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德龙还应向吴红春返还欠款700000元。债务应该清偿，王德龙至今未向吴红春归还欠款，确实造成吴红春利息损失，吴红春诉请王德龙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应以700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吴红春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德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吴红春欠款700000元及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8月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红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446元，由吴红春负担2634元，由王德龙负担8812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吴红春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其配偶张春阁与李芹于2017年1月的电话录音，并主张李芹陈述“咱老头”是老公的意思，表明李芹对外都是宣称与王德龙存在夫妻关系。李芹质证认为该录音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录音中“咱老头”可以认为是口误或者说王德龙曾经是李芹的丈夫。吴红春另申请其配偶张春阁出庭作证。张春阁作证称：1．张春阁与李芹是同学关系，李芹说一起投资做生意，与张春阁家一起做，一人投资100万，共计200万。2．到汕头开毛纺厂时，是王德龙和李芹带去的。3．张春阁在2018年3-4月份打电话找李芹要钱的时候，李芹告知张春阁离婚的事实。4．张春阁投资了100万后，向李芹催要钱的时候，李芹给了10万，后来张春阁要做其他生意，让李芹把钱还给张春阁，李芹就帮张春阁贷款20万。5．贷款的20万元，张春阁有向李芹还过利息，每月3888元，共还了5个月。再查明，在二审期间，针对李芹支付给张春阁的200000元，吴红春主张该款系李芹向金融机关贷款出来交付给张春阁，每月向金融机构支付利息等的资金成本、费用均由张春阁承担。李芹承认张春阁每月还款3888元，仅还了4个月；李芹同时主张该款系张春阁因资金紧张找李芹帮忙贷出来的，有过几次还款利息，李芹同时认为张春阁需要向李芹还款，不能抵销王德龙的欠款。吴红春在二审法庭调查后补充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及一份转账凭证,并说明其支付了2018年2月至5月共4个月的本息计15540元以及贷款手续费18000元给李芹。就吴红春转账给李芹的98万元，李芹主张该款系用于向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设备，但李芹收到该98万元后并没有将钱打入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内。李芹主张在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系王德龙和李芹，王德龙占股80%，李芹占股20%，李芹与王德龙于2015年7月21日协商离婚，离婚时协商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由李芹所有，但离婚协议没有约定，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至今也没有变更。吴红春在二审期间承认其有参与过汕头毛纺厂的事务，也写过一些收据，但待了不够两个月。本院认为，虽本案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合伙协议，但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可推知，吴红春为了与相对方共同经营汕头毛纺厂而支付案涉1009200元的，当事人当初均具有共同经营汕头毛纺厂的意思表示，即当事人具有合伙的意思表示。吴红春有实际参与汕头毛纺厂的经营，吴红春后来因与王德龙出现矛盾而退出汕头毛纺厂的经营，而王德龙亦向吴红春出具案涉欠条确认退还吴红春投资款，因此，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吴红春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李芹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李芹向张春阁转账支付的200000元是否属于偿还案涉债务，或应否抵偿案涉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判断李芹应否对案涉欠条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应审查李芹是否为案涉合伙协议的一方主体。根据案件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吴红春于2016年10月至12月共向李芹转账980000元，该款属于吴红春为了合伙而支付的款项。李芹主张案涉款项系用于购买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李芹代为收取公司货款后应返还给公司，但李芹在二审期间承认其收取该款项后并没有支付给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李芹主张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系其所有，该主张明显与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不符，李芹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相反，案涉送货单上，李芹与王德龙分别在制表、送货人处签字，也说明所涉机器设备系李芹、王德龙系共同代表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送货的。王德龙属于合伙的当事人，李芹却收取了吴红春支付的合伙款项，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支付给东莞市科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考虑到吴红春付款时李芹与王德龙已登记离婚一年多，本院不能排除李芹系作为合伙当事人而收取吴红春支付案涉款项。第二，王德龙向吴红春出具案涉欠条后，根据吴红春提交的录音反映，吴红春曾多次向李芹进行催讨。在吴红春与李芹的录音中，李芹陈述“当初我们说是合伙的嘛，是合伙的关系，我知道你们对我是非常信任..”、“我知道我俩是因为春阁的关系，才在一起合作的。”，从该陈述可以推知李芹已承认其也参与到案涉合伙当中，且李芹也清楚王德龙出具案涉欠条的事实。第三，在王德龙出具案涉欠条后，李芹曾向吴红春支付了100000元，一审也已认定李芹支付的100000元系偿还案涉欠条的债务。从李芹的还款行为，也一定程度上证明李芹属案涉合伙的当事人。综上，吴红春主张李芹系案涉合伙的一方，本院予以采信。吴红春从三方合伙中退出，王德龙向吴红春出具欠条，系对吴红春退伙的结算，而根据吴红春提交的录音，也证明了李芹对此系予以知晓。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关于“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的规定，吴红春请求王德龙、李芹共同对案涉欠条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李芹于2018年2月23日向吴红春的配偶张春阁支付200000元，根据李芹与吴红春、张春阁的陈述可知，该款实际上系李芹出借给张春阁的款项。根据李芹、张春阁的陈述可知，李芹系在吴红春、张春阁催讨案涉欠条的债务的情况下才向金融机构贷款来出借给张春阁的。一审将该款用于抵扣案涉债务，本院认为该处理并无明显不妥，亦可减少当事人诉累。李芹与张春阁在二审期间均确认张春阁曾每月还过款项，但根据吴红春的陈述可知，张春阁向李芹支付的系利息，吴红春上诉主张应先扣除张春阁支出的费用再抵扣案涉欠款，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王德龙、李芹还应向吴红春偿还700000元。关于利息，一审认定应从吴红春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1日）起算，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由于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吴红春诉请超出上述范围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吴红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前述援引条文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164号民事判决。二、王德龙、李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吴红春欠款700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8月21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吴红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446元，由吴红春负担2642元，王德龙、李芹负担88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92元，由吴红春负担2975元，王德龙、李芹负担99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卉卉审判员  陈锦波审判员  毛宇翔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黄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