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04民初1199号 原告：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82477291N。 法定代表人：吴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梅，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26045910F。 负责人：董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胤，男，该行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男，该行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原告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担保公司)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新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梅、被告浦发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2267311.57元（自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律师代理费3万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13日，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与被告签订编号为BC2015111200000651《融资额度协议》，贷款额度为人民币800万元。原告作为保证人与被告签署了编号为ZB750120150000539《最高额保证合同》。2018年6月29日，被告强制扣划了贷款本金7934552.99元及利息2332758.58元，金额共计人民币10267311.57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00万元为限，但被告对最高额保证合同限额解释为不仅应当是上述800万元，还应当包括至清偿之日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以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要求原告按照上述金额超过最高额担保额度范围进行了代偿。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的代偿款项，被告并未经原告同意，相继从原告的保证金账户及原告在被告方的相关银行账户中进行了上述代偿款项的扣划。被告扣划的利息2267311.57元属于不当得利。上述有关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限额等争议和异议，已在相关案件的诉讼中进行判定，原告只承担限额部分。2019年1月28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以及二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终审法院支持原告的请求，即原告仅在被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最高限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已向被告代偿了多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代偿金额，依据已生效的判决结果，被告多收取原告代偿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超出最高额限额部分所多偿付的相应款项及至被告偿付时止所产生的利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浦发银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被告扣划原告的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原告已经明确被告是从其保证金账户扣划代偿款项，既为保证金就是债权的质押物，与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不同的担保属性。原告既已将保证金移交被告占有，该保证金具有质押物的性质，原告也清楚该保证金是作为其在被告处承担代偿义务贷款的质押物，因此，被告扣划保证金偿还原告有代偿义务的欠款本息合理合法。本案的不利后果由原告造成，应由原告承担。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在被告处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6年11月18日到期。被告于当日发生了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原告明知授信业务到期，应当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履行担保义务，被告多次要求其履行，原告均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款。经过长期沟通后，被告被迫于2018年7月31日通过扣划保证金的方式偿还垫款本息。如果原告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即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偿义务，则不会产生利息。因此，原告不按期还款是该笔贷款产生利息、罚息、复利的主要原因，给被告造成损失，其应当对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原告在被告处尚有多笔应承担代偿义务的借款未偿还，被告多次催要，原告始终不予理会。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事实证明，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3日，被告浦发银行（融资行）与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客户）签订编号为BC2015111200000651《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金额：人民币敞口800万元整，额度使用期限: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止。本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及担保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高新担保公司;担保方式:保证;具体适用融资品种及额度条件: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敞口800万元整。该合同落款处盖有被告浦发银行的合同专用章及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公章。 2015年11月13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乙方、保证人、受托人）与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甲方、债务人、委托人）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甲方委托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浦发银行（下称债权人），根据其与甲方签署的主合同《融资额度协议》编号BC2015111200000651（下称主合同）之规定，向甲方提供融资授信业务，即主合同项下授信期间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12日止，债权人向债务人发放的一系列债权。融资授信担保业务：拟定最高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万元（下称担保金额）。实际的担保金额、主合同履行/授信期间及担保期间以乙方与债权人签订或乙方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准。该合同落款处盖有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公章和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公章。 2015年11月13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保证人）与被告浦发银行（债权人）签订编号为ZB750120150000539《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第6.1条约定：本合同所担保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6.3条的约定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合同名称及编号)融资额度协议BC2015111200000651。该合同第6.2条约定：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该合同第6.3条约定：被担保主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大写）为限。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在落款保证人处加盖公章，被告浦发银行在落款债权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 2018年7月31日，被告浦发银行出具《代偿证明》，该代偿证明内容为:高新担保公司: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编号BC20151120000651，金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由高新担保公司保证，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7501201500000539。后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我行为其开立面额合计1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未还款，导致我行垫款7934552.99元。兹证明，贵公司已于2018年6月29日代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偿还了本金7934552.99元及利息2332758.58元，金额共计人民币壹仟零贰拾陆万柒仟叁佰壹拾壹元伍角柒分（小写：10267311.57），特此证明。 2018年6月2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出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记载:交易时间2018年6月29日，收款银行:浦发大连分行营业部，付款人户名:大连高新技术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人民币10267311.57，摘要：保证金返还。 另查，浦发银行以案外人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高新担保公司等被告承担责任，并提供《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记载：由于被告高新担保公司仅提供最高额700万元担保，故原告请求被告高新担保公司在借款700万元基础上，同时还请求其承担利息、罚息、复利等连带清偿责任之请求，超过了最高额担保范围标准。该判决主文第三项：被告高新担保公司在7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浦发银行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判决后，浦发银行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对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债权限额进行了约定，即案涉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柒佰万元或壹仟万元整为限。从该约定来看，并未明确系授信的本金未清偿余额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还是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在此情况下，因该合同文本是由浦发银行提供，且符合重复使用，并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特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依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之规定，在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存在两种解释的情况下，应作出对浦发银行不利的解释，即本案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的限度应为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未清偿余额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该案判决主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后，浦发银行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20）辽民申1756号民事裁定，该院经审查认为，浦发银行与高新担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约定，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柒佰万元整为限……，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内本金、利息等合计已超过700万元……将使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限额，这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该院裁定：驳回浦发银行的再审申请。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均当庭认可：1、被告浦发银行于2018年6月29日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银行帐户款项********.57元，该款项系案外人大连盛明电器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欠款本金7934552.99元及利息2332758.58元；2、编号为ZB7501201500000053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主合同是编号为BC2015111200000651号的《融资额度协议》。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多次当庭明确表示认可被告浦发银行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案涉800万元，原告主张的是在10267311.57元减去该800万元后的数额即2267311.57元，原告主张按不当得利返还。 再查，2019年10月29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案外人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委托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赵冬梅律师代理，律师费3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融资额度协议（编号BC2015111200000651）、委托保证合同（编号大高担2015委字08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7501201500000539）、代偿证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融资额度协议（BE2016050300000374）、委托保证合同（大高担2016委字05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ZB7505201600000026）、本院（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合同、发票、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8民终1455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民申1756号民事裁定书、银行承兑汇票，被告提供的业务联系单、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情况说明、回单、还款凭证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及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不当利益变动，并以此种变动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作为判断其应否受到保护的标准。本案中，原告浦发银行与被告高新担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约定：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800万元整为限，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内本金、利息等合计已超过800万元，将使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限额，这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本案中，被告浦发银行在未经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银行账户款项********.57元，对于该款项中的800万元，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自认且无异议，对此本院不予处理。对于超过该800万元扣划的款项，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不予认可，那么被告浦发银行对于该差额2267311.57元（10267311.57元-8000000元=2267311.57元）的划款行为无法律依据，亦无合同依据，即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原告损失，故该款项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返还该款项2267311.57元的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给付利息的主张，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亦当庭明确表示没有依据，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给付律师费的主张，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且当庭明确表示没有合同依据，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人民币2267311.57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344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1406元，由被告负担24938元，给付时间同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文丹 人民陪审员  王维华 人民陪审员  许爱秋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