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国尧，男，196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雍岗，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炼，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东和，男，195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明，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莹，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曾淑卿，女，196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原审被告：岑展鹏，男，199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原审被告：岑展杨，男，1995年3月5日，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雍岗，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炼，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国尧因与被上诉人潘东和、原审被告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6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岑国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潘东和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东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潘东和不是《协议书》的合同主体。1.虽然《协议书》最后落款由潘东和签字，但是根据《协议书》首部所列当事人的信息可知，《协议书》的甲方是岑国尧，乙方是案外人潘丽霞，而非潘东和。签署协议时，潘东和曾向岑国尧表示是代其女儿潘丽霞签约，并确认是潘丽霞受让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桥饭店（以下简称南桥饭店）用于经营。因此，潘东和不是《协议书》的受让方，其仅是潘丽霞的签约代表。2.根据潘东和提交的证据，其中由曾淑卿出具日期分别为2011年1月18日、2011年5月18日和2011年12月30日的《收据》显示，《协议书》签署后，是潘丽霞在实际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相关款项的银行交易回单证明是潘丽霞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协议书》项下约定的转让款。由此可见，《协议书》当事人及实际履行人都是潘丽霞，并非潘东和。3.根据潘东和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材料可知，《协议书》项下约定的南桥饭店登记投资人从最初的曾淑卿变更为潘丽霞，变更后潘丽霞是南桥饭店的唯一投资人，南桥饭店是潘丽霞的个人独资企业，潘东和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实际经营者。同时，根据潘东和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协议书》约定的租金，也是通过南桥饭店的企业账户直接支付，并非由潘东和支付。以上证据，再次证明潘东和不是《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人。4.《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应该为乙方办理该饭店的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转名手续”，根据该约定，岑国尧将南桥饭店的工商登记和卫生许可登记转到谁名下，则新登记的经营者就是《协议书》的乙方，而潘东和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显示，南桥饭店新登记的经营者是潘丽霞，并非潘东和。因此，潘东和不是《协议书》的乙方，不是南桥饭店的实际受让人。二、一审法院认定潘东和主体适格错误，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实体法上的诉讼主体审查规定。1.一审法院将潘丽霞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潘东和主体适格的事实依据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潘丽霞既是潘东和的女儿，又是潘东和代理人潘丽明的姐姐，属于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且潘丽霞陈述的事实与《协议书》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完全不符。一审庭审时，潘丽霞也明确承认其证人证言是根据潘东和代理人的要求所写。依据该规定，潘丽霞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认定潘东和主体适格的唯一证据就是潘丽霞的证人证言。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潘东和主体适格缺乏事实依据。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潘东和是《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合同主体与签约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主体是实际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民事主体，而签约主体是实际签订合同的人，可能是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本案中，《协议书》中已明确受让方是潘丽霞，根据本案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事实上，《协议书》受让一方的实际履行人是潘丽霞，具体体现为：潘丽霞支付转让款、南桥饭店变更登记在潘丽霞名下以及通过潘丽霞名下的南桥饭店支付土地租金等。以上事实证明《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是潘丽霞，而非潘东和。3.潘东和在《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中，仅是潘丽霞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虽然2011年5月16日的转账记录能证明潘东和支付过一笔《协议书》项下的转让款，但是岑国尧与潘丽霞确认后出具的《收据》显示，岑国尧确认其收到的是潘丽霞支付的南桥饭店二期转让款，不是潘东和支付的转让款，出具《收据》后潘丽霞也无异议。由此可知，岑国尧自始认为《协议书》受让方是潘丽霞，潘东和只是代为潘丽霞支付转让款。如果岑国尧认为《协议书》受让方是潘东和，岑国尧在出具的《收据》时就不会确认是收到潘丽霞支付的转让款。4.本案适格主体应按照实体法上的诉讼主体进行审查及认定，应符合三个条件：（1）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侵害与被侵害的利益争议事实；（2）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保护权利的争议事实；（3）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现有证据已证明合同实际履行人是潘丽霞，《协议书》并未涉及潘东和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其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同时，因潘东和不是合同主体，其以自己名义提起本案合同诉讼不能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故潘东和不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后，根据潘东和在合同签字和代潘丽霞支付一笔款项的事实，综合潘丽霞实际履行协议的事实，最多只能认定潘东和在本案中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不能认定潘东和与岑国尧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潘东和不具有实体法上的诉讼主体资格。5.认定自然人之间构成财产混同必须有充分证据证实，否则不应予以认定。本案中，如上所述，潘东和只支付过一笔转让款，但该笔款项岑国尧与潘丽霞均确认是潘丽霞支付的转让款，不存在混同的事实。除此之外，潘东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财产与潘丽霞的财产混同，包括南桥饭店受让后，潘东和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投入资金等可认定财产混同的事实，均无相关证据佐证。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潘东和支付过一笔款项以及潘东和与潘丽霞系父女关系，就作出潘东和与潘丽霞存在财产混同的认定，没有依据。6.实体适格的当事人，是在案件开庭审理后，法院依法确定有权以自己名义支配讼争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亦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放弃民事权利和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否定、承认讼争民事义务的主体，由此可知，即便相对人行使处分权，也必须在上述规定范围内。而且，该实体适格当事人在合同缔结时及实际履行后即已确定，不涉及合同主体随意处分转让的问题，否则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无存在之必要。合同主体的确定必须是相对人具有相互订立合同的合意并作出意思表示。本案是合同纠纷，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和实际履行时就已确定合同主体是岑国尧和潘丽霞。即便潘丽霞享有处分权，也只能就其享有的合同约定债权进行处分。而非潘丽霞随意可让潘东和成为合同相对人而具有合同主体资格，除非三方达成新的合意，同意潘东和取代潘丽霞的合同主体资格或一并加入成为合同主体，但事实上，三方并未达成新的合意。另外，即便潘丽霞处分合同债权，但因涉及其夫妻共同财产，且涉案金额巨大，仅凭其单方处分，该处分权效力应是无效或效力待定，且至今仍处于这样无效或效力待定的状态，其所谓“处分”当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对于本案争议，即便有适格的原告，因岑国尧转让的只是南桥饭店这个企业及财产，而不涉及土地，即使需退还拆迁款，岑国尧也只需退还南桥饭店范围内除土地之外的其他相关财产的拆迁款。1.《协议书》争议的拆迁征收土地及南桥饭店，系岑国尧通过与案外人佛山市顺德区***细滘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细滘股份社）签订租赁合同受让取得，该租赁合同在拆迁补偿款支付前仍有效，基于该租赁合同，岑国尧依法获得拆迁补偿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已对此予以证实。2.即便岑国尧需退还拆迁补偿款，根据《协议书》约定，也只需退还部分款项。理由如下：其一，涉案拆迁土地是岑国尧承租细滘股份社的土地（厂房），该土地征收范围包括《协议书》约定的南桥饭店土地及建筑物等，而《协议书》约定，岑国尧转让的只是南桥饭店这个企业，以及该企业的相关财产，并不包括土地。其二，潘东和认为《协议书》约定转让的是整个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及财产，这与事实不符。首先，虽然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了南桥饭店的土地使用期限及租金，但第四条再次约定该土地租金只是乙方代甲方支付，性质上属于代履行，并非取代岑国尧的合同当事人地位。其次，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转让费用43万元只是南桥饭店的装修、装饰、设备、车辆及其他相关费用，再次证明转让的范围只限于南桥饭店及相关财产，不包括土地。其三，《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如政府征收拆迁南桥饭店，才按照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范围确认。该条已明确约定，按照第一条确定范围的前提，只限南桥饭店拆迁征收。而《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只是转让南桥饭店，结合第九条及第一条的约定，南桥饭店的范围只包括建筑物、动产等，不包括涉案土地。3.涉案土地和除南桥饭店外的其他所有拆迁补偿款应归岑国尧。除上述理由外，《协议书》原约定受让方需重新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租赁合同，但受让方没有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说明潘东和方不愿意取代岑国尧履行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而由岑国尧继续履行该合同。根据岑国尧提交的《收款收据》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涉案土地租金除了南桥饭店代岑国尧缴纳一部分外，其余均由岑国尧缴纳，包括拆迁前补缴的整个涉案土地租金差额184816.7元，再次证明《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只是南桥饭店及其财产，不包括土地。综上，即便岑国尧需退还拆迁款，也只限于南桥饭店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不包括土地拆迁款。四、即便岑国尧需退还拆迁款，也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退还款项范围及金额。1.一审法院未将拆迁款明细金额与《协议书》约定范围予以匹配。根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拆迁补偿证据可见，整个地块的拆迁范围远远超出《协议书》约定的范围。暂且不说协议约定之外的范围具体占比是多少，单从宗地图肉眼看到的范围，也能确定《协议书》约定范围之外的部分绝不只有8.8%的占比。2.一审法院只认定气站及木厂范围的拆迁款归岑国尧错误。其一，双方只确认了气站及木厂在宗地图的具体位置，并没有确认气站及木厂的面积，一审庭审时也未就面积问题要求双方核对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确认面积的意见错误。其二，即便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范围，该条已明确不包括气站及木厂，实际上整个地块范围比《协议书》约定的范围大很多，宗地图测量范围能够证实。因此，在气站及木厂为界限的范围内还包括较大范围土地及建筑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认定气站及木厂范围内的拆迁款归岑国尧既与事实不符，也无任何证据佐证。3.一审法院仅以双方未充分举证证明各自应当分配的金额或比例，就按照气站及木厂建筑物及地上附着物拆迁款所占比例8.8%作为其他拆迁款分配比例的认定依据错误。首先，涉案拆迁款总额、各分类款项、所有明细款均是清楚的，虽然双方对各款项归属存在争议，而根据拆迁款明细表是可以查清的，但是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其次，一审法院有调取宗地图等证据，该图能清晰分辨《协议书》约定范围，如再结合拆迁款明细表，可以核定每部分的金额及归属。最后，一审法院并未组织双方对明细表进行逐项核对确认，也未依法全面审查，就以双方未充分举证为由作出分配比例认定错误。4.除此之外，一审法院在涉案地块土地租赁权补偿款分配上也存在错误。根据《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约定，乙方（潘丽霞）只是代岑国尧支付土地租金，并非由乙方取代岑国尧成为土地承租人。另，涉案地块在拆迁前，整个地块由岑国尧补缴184816.7元土地租金。前述事实已证明一直是岑国尧履行缴纳土地租金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相关的土地拆迁款也应当归岑国尧。但一审判决对岑国尧实际缴纳土地租金的事实不作出认定，由此可见，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岑国尧缴纳了全部土地租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只认定8.8%的拆迁款归岑国尧缺乏依据。五、即使岑国尧需要退还补偿款，因潘东和自始至终未以合理方式催告返还补偿款，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岑国尧恶意占有资金，且双方对拆迁项目存在重大争议，无法确认各自享有的补偿款金额，岑国尧无需支付相应的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潘东和主体适格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实体法上的规定。即便潘东和主体适格，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岑国尧退还的款项范围及金额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潘东和辩称，一、潘东和是本案适格主体。1.在合同前后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下，首先应从合同形式上对主体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如无签字或盖章，合同不成立，即签字、盖章对合同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故当合同抬头与签字、盖章相冲突时，应以签字、盖章为准来确定合同当事人。本案中，《协议书》抬头处乙方虽打印为潘丽霞，但落款处签名为潘东和并按捺手印，因此，从合同形式上，潘东和是本案适格主体。2.岑国尧忽略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背景和事实。潘东和与岑国尧是连襟关系，参与整个协议的协商、签订过程。潘东和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与岑国尧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3.潘东和与潘丽霞是父女关系，潘东和为了日常管理方便，将南桥饭店登记于潘丽霞名下，符合常理。潘丽霞出庭作证其仅是南桥饭店的登记人，参与日常管理，但实际合同权利人是潘东和，这是潘丽霞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二、关于转让的范围及赔偿标准。1.《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与出租方细滘股份社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自饭店转让给乙方后，甲方协助乙方与出租方细滘股份社按原租赁合同条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根据该条约定，潘东和与岑国尧的共同意思表示非常明确，潘东和作为承租主体全面受让和承担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2009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本意也是要去细滘股份社办理合同主体变更。2.《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如不能变更租赁合同主体，（1）乙方同意代替甲方向细滘股份社履行原有租赁合同的条款，每年定期缴纳租金交付租金；（2）因细滘股份社单方提前终止租赁合同造成乙方的损失，乙方有权代替甲方向细滘股份社追讨一切损失”。根据该条约定，即便客观原因不能变更，潘东和也需以自己的名义代岑国尧主张与该租赁合同有关的权利，岑国尧只是履行协助义务。3.《协议书》约定了转让的范围“从南头大桥桥底至气站（不含气站），木厂至海边（不含木厂）”，这是基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协议书》时，木厂由岑国尧经营，气站由岑国尧出租给他人经营，故继续保留由岑国尧使用。这与岑国尧举证的梁小兰在询问笔录中提到的“我在木厂打工，木厂是岑国尧和曾淑卿开的，旁边有个气站，由姓岑的人经营”吻合，即岑国尧自认其使用了木厂和气站，其余都归潘东和所有。而对于木厂和气站的位置，岑国尧在一审中也已确认。纵观整个宗地图，木厂及气站所占的面积非常小，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签名确认的项目计算补偿款的比例合理。4.潘东和与岑国尧签名确认的《建（构）筑物—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表明，双方曾就气站的位置、财产进行辨别与确认，若岑国尧关于仅转让南桥饭店经营权的说法属实，双方不必区分南桥饭店以外的财产归属。三、关于岑国尧补缴184816.7元的问题。岑国尧提供的由细滘股份社盖章确认的《土地租金补缴核算书》载明租金计算办法为：以0.5元/㎡/月的租金标准结算，从2016年起一次性计补租金差折实0.2元/㎡/月。可见这仅是补缴2016年起整块涉案土地的租金差额，而非岑国尧所述的南桥饭店之外的土地租金，潘东和自接手后已向细滘股份社缴纳2011年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整个租赁地块的租金。而岑国尧补缴是为了提高上述期间的租金标准，以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补缴通知书由细滘股份社直接通知登记的承租人，岑国尧为私自侵占拆迁补偿故意隐瞒补缴租金差额一事。综上，岑国尧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述称，同意岑国尧的上诉意见。潘东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岑国尧、曾淑卿向潘东和返还拆迁补偿款8029451.5元及利息（自2019年7月2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1日为5821.35元）；2.岑展鹏、岑展杨向潘东和返还上述拆迁补偿款；3.岑国尧、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1日，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细滘股份社将位于南头桥围外海边的土地出租给岑国尧使用，土地位置为南头桥底至气站边的土地，岑国尧按土地现状使用，租用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另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0年12月30日，岑国尧与潘东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岑国尧为出让方，潘丽霞为受让方，岑国尧同意转让南桥饭店，该饭店位于佛山市顺德区**********，转让的土地使用范围包括从南头大桥底至气站（不含气站），木厂至海边（不含木厂），转让后南桥饭店现有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潘丽霞所有；租用土地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岑国尧与出租方细滘股份社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自饭店转让给潘丽霞后，岑国尧协助潘丽霞与细滘股份社按原租赁合同条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如不能变更租赁合同主体，潘丽霞同意代替岑国尧向细滘股份社履行原有租赁合同的条款，每年定期缴纳租金；潘丽霞向岑国尧支付转让费43万元；如遇政府规划，国家征用拆迁饭店的，其有关补偿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范围归潘丽霞所有。《协议书》签订后，潘东和与潘丽霞分三期将转让款43万元支付给曾淑卿，其中通过潘东和账户支付86000元，潘丽霞账户支付344000元。之后潘东和与潘丽霞并未与细滘股份社重新签订合同，但一直使用南桥饭店账户向细滘股份社支付租金。另，潘丽霞是潘东和的女儿。南桥饭店投资人在2011年4月13日由曾淑卿变更为潘丽霞。2018年7月24日，细滘股份社向岑国尧发出协助开展土地及厂房清退工作的通知，载明股份社于2017年12月经表决通过了相关征收土地的方案，岑国尧租赁股份社的土地（厂房）在征地范围，根据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容桂土地发展中心）的工作要求，全面对相关土地及厂房开展清退协商工作，涉及的土地厂房租赁协议已经全部移交容桂土地发展中心管理，股份社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与岑国尧的租赁关系，要求岑国尧收到通知后7日内办理相关手续并做好搬迁工作。之后岑国尧、潘东和、潘丽霞配合细滘股份社及容桂土地发展中心进行了搬迁，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于2019年7月26日分两笔向岑国尧支付土地清退及搬迁补偿款合计8029451.5元，其中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984755元，动产搬迁补偿金额为75701元，停产停业损失金额为149238元，临时安置补偿金额为254565元，土地租赁权补偿金额为4266717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潘东和是否适格，《协议书》受让人是潘丽霞，但落款处签名人却为潘东和。《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款也是通过潘东和及潘丽霞两人的账户支付，再结合潘东和、潘丽霞两人为父女关系，出现财产的混同合情合理。现潘丽霞出具证人证言明确表示《协议书》的真实权利人为潘东和，其只是受父亲的委托代为管理南桥饭店，《协议书》、南桥饭店及相应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全部权利由潘东和享有。该主张是潘丽霞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因此潘东和有权就涉案征地拆迁补偿款向岑国尧进行主张，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岑国尧应向潘东和返还拆迁补偿款及支付利息的金额，《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转让的土地使用范围从南头大桥底至气站（不含气站），木厂至海边（不含木厂）；如遇政府规划，国家征用拆迁饭店的，其有关补偿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范围归潘丽霞所有。现涉案地块被国家征收，容桂土地发展中心已经支付土地清退及搬迁补偿款合计8029451.5元，其中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984755元，动产搬迁补偿金额为75701元，停产停业损失金额为149238元，临时安置补偿金额为254565元，土地租赁权补偿金额为4266717元。对于上述补偿款，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气站及木厂相对应的补偿款归岑国尧所有，其他地块对应的补偿款归潘东和所有。由于双方对于气站及木厂的位置及面积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的确认核定如下：《建（构）筑物—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中气站包括第140-159项，总金额为136825元；木厂包括第107-116项、第125项，总金额为125797元。气站及木厂对应的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262622元，占全部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的8.8%。对于补偿款中的其他部分，潘东和、岑国尧均未充分举证证明各自应当分配的金额或比例，结合双方对于涉案土地的使用情况及《协议书》中对于补偿款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比例进行分配较为合理，因此岑国尧应当取得8.8%的补偿款，潘东和应当取得91.2%的补偿款。现岑国尧收取了全部补偿款8029451.5元，应当按照约定将7322859.8元补偿款支付给潘东和。对于潘东和主张的利息，岑国尧拒不返还款项的行为确实给潘东和造成资金占用的损失，一审法院确定岑国尧应以7322859.8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5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岑国尧实际清偿日止。关于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的责任承担，本案为合同纠纷，《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为潘东和与岑国尧，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并非合同相对方，潘东和无权要求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曾淑卿虽为岑国尧的妻子，但潘东和未举证证明涉案征地拆迁补偿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要求曾淑卿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即便岑国尧将涉案补偿款支付给了岑展鹏，但潘东和对岑国尧享有的是债权，而金钱为不特定物，潘东和对岑国尧享有的债权不能及于岑展鹏。因此潘东和要求曾淑卿、岑展鹏、岑展杨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岑国尧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潘东和支付补偿款7322859.8元及利息（从2019年8月5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岑国尧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潘东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046.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3046.91元（潘东和已预交），由潘东和负担7046.91元，岑国尧负担66000元（岑国尧径向潘东和支付，一审法院不再收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潘东和是否有权向岑国尧主张涉案补偿款；二、若潘东和有权主张权利，岑国尧应返还的补偿款金额。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潘东和是否有权向岑国尧主张补偿款虽然《协议书》抬头载明乙方为潘丽霞，但合同落款处乙方签名一栏由潘东和签名确认，岑国尧未能提供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潘东和仅以潘丽霞代理人的身份签订上述合同，加之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部分转让款由潘东和账户支出，潘东和主张该合同实际履行人为潘东和本人，而基于日常管理方便等考虑，由其女儿潘丽霞作为《协议书》乙方并将南桥饭店登记在潘丽霞名下，并不违反常理，一审诉讼中，潘丽霞亦出庭证实了潘东和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基于上述情况，认定潘东和有权基于《协议书》的约定向岑国尧主张涉案补偿款，并无不当。退一步而言，即使《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为潘丽霞，潘丽霞现明确表示基于《协议书》的约定，与南桥饭店拆迁补偿相关的权利全部由潘东和享有，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关于“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规定，潘东和提起本案诉讼亦可视为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现由潘东和向岑国尧主张涉案补偿款亦无不当。综上，本院对岑国尧关于潘东和主体不适格，无权向岑国尧主张权利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岑国尧应返还补偿款的金额关于《协议书》约定的转让内容。首先，《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转让南桥饭店，该饭店位于......其转让的土地使用范围包括：从南头大桥底至气站（不含气站），木厂至海边（不含木厂）。”由此可见，《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的内容不仅包括南桥饭店的财产及经营权，还包括以上土地使用范围。其次，《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土地使用期限为签订协议书次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囊括了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书》的全部剩余租赁期限。《协议书》约定的租金标准与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书》完全相符。《协议书》约定转让后由转让方协助受让方与出租方细滘股份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若不能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则由受让方代替转让方向出租方履行原租赁合同条款，包括履行定期缴纳租金的义务，并享有向出租方主张提前解除合同的损失、拆迁补偿损失等权利。结合上述转让土地使用期限的范围、租金标准、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若未能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则由受让方代为行使合同全部权利、履行全部义务的约定可见，《协议书》约定的转让内容并不仅仅包括南桥饭店的财产及经营权，而是包括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综上，岑国尧上诉主张其转让的只是南桥饭店的财产及经营权，而不涉及与南桥饭店有关的土地，显然与《协议书》的明确约定不符，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应返还的补偿款金额。首先，《协议书》约定：“如遇政府规划，国家征用拆迁饭店的，其有关补偿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范围归乙方所有”。《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范围，即“甲方同意转让南桥饭店，该饭店位于......其转让的土地使用范围包括：从南头大桥底至气站（不含气站），木厂至海边（不含木厂）。”结合上述关于《协议书》转让的应为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书》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的论述，以及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租赁范围，潘东和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应为岑国尧与细滘股份社签订的《合同书》项下土地除气站、木厂以外的部分相对应的拆迁补偿。因土地管理部门即容桂土地发展中心在涉案土地征收过程中确认拆迁补偿估价结果时，对涉案土地上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的情况进行了测量，而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中气站、木厂对应项目所占比例，能客观反映涉案土地上气站、木厂所占比例情况，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岑国尧应获得的涉案土地拆迁补偿款中气站、木厂所对应的部分金额合理。其次，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受让方除需要支付43万元转让款外，还承继岑国尧所享有的租赁合同即《合同书》项下权利、义务，包括向细滘股份社支付租金等，甚至包括支付受让方未实际使用的气站、木厂所占部分的租金，而在《协议书》项下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下，按岑国尧的上诉主张，受让方仅能就南桥饭店范围内除土地补偿以外的其他拆迁补偿款获得补偿，显然不符合常理，亦与《协议书》的约定不符。至于岑国尧在涉案土地拆迁前补交的土地租金问题，结合补交的时间、租金计算方法，该部分土地租金显然不属于岑国尧在签订《协议书》后继续履行《合同书》的内容而缴纳的土地租金，不能以此否定潘东和承继《合同书》项下权利义务的情况，岑国尧若对补缴土地租金的义务主体存在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岑国尧仅应取得涉案土地补偿款中的8.8%，应向潘东和返还7322859.8元补偿款，并无不当。岑国尧取得全部补偿款后未将潘东和应取得的部分返还予潘东和，一审法院判令岑国尧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岑国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42元，由上诉人岑国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陈 文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廖芷艺书 记 员 孟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