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某，上海市海华永泰（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王某，宁夏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刘某与被上诉人李某、徐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11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各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纠正。一、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当属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合同无效显属认定错误。1.本案原审被告刘某具有签订《银川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资格，且一审判决中确认“被告刘某有权代理原告出售房屋”。根据一审当庭举证中出示的二被上诉人出具给原审被告刘某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中委托事项记载，刘某具有代被上诉人于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出售房产、代为收取及支配防控、代为签署相关的合同......代为代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证的授权。刘某具有合法的代理权，完全是二被上诉人所给的授权范围内处理房屋对应委托事务，具有与上诉人签订涉案《银川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身份资格和权限范畴。2.涉案房屋出售价格正常合理，不存在损害二被上诉人利益。涉案房屋位于银川市××区，建筑面积96.65平方米，此房屋属于安置房，一致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且房屋处于该单元楼把头为止，还有被紧挨着的前排营业房所阻挡，整体位置没有任何出售优势。结合以上情况商定成交价30万元，并由上诉人一并承担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等费用，由此合计下来的交易总额为354457.38元，该价格完全符合涉案房屋的实际价值，不存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3.涉案房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予以征税核定价格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定的465558.59元的计税金额是国家为了征税而运用软件系统估算的指导价格，该价格实际上并没有综合考核涉案房屋安置房、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坐落把边、及被营业房遮挡等多种问题对房屋实际价值的影响。能作为此房屋市场价格从而在本案判决中予以适用的依据只能是通过法院对外委托的房屋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价格的评估数值，而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交易价格过低，但却从未对涉案房屋价格申请价格评估鉴定，况且其没有举出有效证据证明此房屋的价格应是多少，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房屋交易价格偏低，损害二被上诉人利益的证据。进而也就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意，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和法律依据。4.涉案房屋成交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的规定，本案中即便以计税核定价465558.59元为准来推算70%之后的金额是325891.01元，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房款30万元，加上本应由二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合计总金额为354457.38元，上诉人购房的花费款项也是不低于该计税核定价的70%，也不是构成“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综上，涉案房屋对应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全部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任何违法或无效的情形，且法律效力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二、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是善意取得的房屋，不存在与原被告刘某恶意串通的情形。上诉人为购买房屋已经支付了房款30万元、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由此以金额履行完毕购房应付款的义务，没有欠付款项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损害二被上诉人利益的事实存在。即便上诉人是宁夏广泽担保公司的员工，知悉二被上诉人出售房屋仅是具备信息获取的便利条件，且一审中也说明购置房屋是为了解决子女就近入学的问题，没有主观恶意来侵占涉案房屋。一审审理中二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刘某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任何证据，反而在庭审中回答法官询问过程也是知悉并认可处置房屋的全部事实。三、涉案房屋物权已然归属于上诉人享有，作为已过户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物权唯一合法享有者，且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判决将房屋买卖缔约行为与物权混为一谈，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下，断然认定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进而变相否认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物权，否认房管部门颁发的物权证书效力，严重破坏了交易稳定性，有悖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应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出现错误，请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依法判决。 刘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致使判决结果背离基本客观事实，严重破坏民事法律行为稳定性，有悖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应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在案件事实部分存在重要的事实遗漏，且对涉案房屋交易价格存在错误认定，导致事实不清，判决认定不当，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二被上诉人自愿为其女婿沈某11的债务中承担反担保责任，并同意将其名下的景墨家园XXXX室房屋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若债务无力清偿时则同意委托上诉人代为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一切手续，且在偿还完银行贷款、办理撤销抵押、签订相关文件等相关事宜后，代为办理房屋出售，与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代为收取及支配房款、代签相关文件、代缴房屋税费等事项。即当债务人沈某11无法偿还欠款，违约事项出现时，该公证委托事项的委托条件就成立，上诉人是可以授权处置房产，则《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是符合被上诉人真实意思。对于房屋价格的议定权限也是包含在该公证委托事项中的，一方面是无需再征得被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办理公证委托时应当预见到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且其明确陈述上诉人在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有关文件及实施的行为均予以承认。就处置涉案房屋价格清偿事务事宜，上诉人也是多次与二被上诉人沟通协商过，最后一次是在2019年4月28日，当时借款人沈某11、其配偶李娜及而被上诉人本人均在场，对于直接以房屋抵顶全部全部欠付债务金额是知悉且认可的，庭审中被上诉人李某在回答询问时对此予以完全认可，但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2.《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定力意思表示真实、处置房屋的目的合法，其中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契税等在金额、承担主体、支付方式也均公平合理。被上诉人所属房屋坐落于景墨家园XXXX室，该小区房产属于安置房，未缴纳过土地出让金，且该房屋处于单元楼把头位置，被前排营业房阻挡，小区内绿化、物业等配套设施均不完备，综合参考周边同类房屋市场价值，最终商定成交价30万元，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杨某自行承担。这种交易方式最大化、最有效的保障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是被上诉人自行出售实际成交也不过如此。买受人杨某购置房屋所支出款项总计为354457.38元，其中至少为被上诉人实际卖房时减少支出费用5万左右。3.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不存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情形”。上诉人一审中举证所出示的同地段房屋在淘宝阿里拍卖上的网页截图信息看，市场价格也就是在30-40万之间，根本达不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计税金额465558.59元”且该计税金额是国家税务机关在计算二手房缴税时给出的核定价，若核定价和交易价不一致，哪个高则哪个作为税基来计算税费，故不能以此金额作为涉案房屋价格的基准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19条规定可知，“税务机关出具的《税收缴款书》载明的计税金额465558.59元”并不是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且即便以计税金额为准来推算70%之后的金额是325891.01元，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房款30万元加上本应由二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合计354457.38元，由此看房屋转让价格也是高于该计税金额70%。退一步讲，以一审判决仅认定房屋转让价格是30万元+土地出让金47474元，也是高于推算70%后的金额325891.01元，故涉案房屋转让价格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和市场价格。综上，上诉人没有滥用代理权限情形，并最大化的保障了被上诉人的利益。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杨某明知房屋抵顶债务、仍以低价格购买，存在一定主观恶意，构成恶意串通，其行为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认定实属错误，认定合同无效将严重损害交易稳定性和可信赖利益。1.上诉人是完全遵从被上诉人公正委托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被上诉人未按约偿还贷款即可推定出售房屋予以还债；处置时的房屋价格虽在合同金额上看是30万元，与涉案债务本金30万元是一致的，但此转让价格实际是30万元+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且一审判决认定中表述的“以债务金额转让”存在以偏概全，实际上的债务金额不仅仅是本金30万元，由此可知涉案房屋价格也是符合市场实际情况的，保障二被上诉人交易的合法利益，且上诉人在收到房款后也全额的代为转付给宁夏广泽担保公司、由此清偿了沈某11的的全部欠付债务，该行为的实施依据于公证委托授权的“代为收取及支配房款”，且此支配房款行为也并未超出被上诉人订立的《抵押反担保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和目的，完全不存在被上诉人主观恶意的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判决中提出的“被告杨某系宁夏广泽担保公司员工，其明知上诉人出售房屋是为了偿还贷款......”由此构成恶意串通的认定实属事实依据不足。二被上诉人作出公证委托书并未限制上诉人将房屋出售给其亲属、好友、同事的行为等，虽原审被告刘兵系宁夏广泽担保公司员工，但基于对二被上诉人之于上诉人的公证委托的信赖而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将本案房屋转让款、土地出让金、契税均全款一次性支付完毕，一审判决以及被上诉人仅因原审被告杨某与宁夏广泽担保公司之间存在雇佣的特殊身份关系即认为你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恶意，完全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且一审审理中二被上诉人云鹤没有举证出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此对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内容予以详细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一审判决书存在对房屋转让价格、抵顶债务金额、出售房屋意思表示等多各错误认定，其在适用法律上也存在重大瑕疵。一审判决在案件事实中选择性的认定涉案房屋买卖过程中的客观情形，没有证据材料印证下肆意推断上诉人、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主观状态，不加考虑涉案房屋交易后的对应债务已然化解，房屋产权登记的稳定性和可信赖利益也已然归属到买受人原审被告处，由此得出的认定违背了司法审判应当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结果严重背离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李某、徐某针对上诉人杨某、刘某的上诉综合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刘某代两原告与被告杨某所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能仅看合同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涉案《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虽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表面形式，但并不足以反映合同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第一，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二位答辩人与二位被答辩人并不认识。而二被答辩人均为宁夏广泽担保公司的职员，二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恶意串通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应为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务行为。第二，从合同磋商签订的过程来看，刘某作为代理人其代理行为必须遵循被代理人的意志，被答辩人刘某作为代理人在代为出卖房屋之前没有就出售价格与二答辩人协商，未就房屋出售价格征得答辩人的同意，而是将涉案房屋直接以债务金额转让给上诉人杨某，2019年5月9日，被答辩人刘某伪造答辩人的签字，与被答辩人杨某恶意串通签订《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答辩人所有的位于银川市××区房屋过户到了被答辩人杨某的名下。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刘某超越代理权限，滥用代理权限，由此给答辩人造成了巨大损害。第三，本案房屋的计税金额为465558.59元，刘某直接以债务30万元的金额转让房屋，仅为计税价格的6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因此，本案二被答辩人的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第四，作为房屋买方的被答辩人杨某，在签订合同前既不了解房屋的权属来源，亦不关心房屋状况，甚至未去现场查看过房屋，这不符合正常的二手房买卖买受人的习惯做法。第五，从案涉房产的付款来看，涉案《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三条“付款及房屋产权过户”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后3日内将全部房款付清”，而被答辩人杨某并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其转款给被答辩人刘某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违反了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刘某收到房款后并未交付给答辩人，而是在2019年7月22日的同一天将房款转给了广泽担保公司，均是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后（本案立案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这严重违反常规。第六，从案涉房产的交付来看，根据《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三条“付款及房屋产权过户”约定的“甲方（出卖方）应当在收到乙方（买受方）全部房款后3日内，协助乙方办理房屋产权过户”，而本案二被答辩人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时间是在签订涉案《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同一天，即2019年5月9日。被答辩人杨某在没有支付一分钱房款的情况下就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且在被答辩人杨某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并未要求两答辩人立即交付案涉房产，购房人杨某的行为不符合善意购买人正常表现。由此可见，被答辩人杨某作为买受人既不关心案涉房产的买卖，也不按约定时间支付购房款，且在没有支付一分钱购房款的情况下取得了房屋所有权，杨某并非实际购房人。被答辩人刘某代理两答辩人与杨某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买卖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实质是以转让担保物所有权的方式来实现担保债权，上述对案涉房屋处置的行为排除了担保物实现时对担保财产的清算程序，存在因市场变化等因素而产生实质不公的可能，违反了禁止流押的法律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与上诉人杨某同为宁夏广泽担保公司员工，杨某明知刘某出售房屋是为了偿还借款，答辩人并未同意直接以涉案房屋抵顶债务，杨某仍以较低价格购买涉案房屋，刘某与杨某存在主观恶意，构成恶意串通，其行为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刘某代答辩人与杨某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刘某认可杨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杨某认可刘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徐某之女李娜与案外人沈某112系夫妻。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常德，被告刘某、杨某均系该公司员工。2017年5月2日，沈某11与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同意为沈某11向宁夏银行银川丽景支行的借款3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沈某11贷款用途为购买二手车，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有权要求沈某11提供反担保措施，《抵押反担保合同》是本合同的从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沈某11如果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债务，累及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则沈某11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7年5月12日，原告李某、徐某与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二原告愿意根据《委托保证合同》的有关条款向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进行抵押反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抵押物为原告李某名下位于银川市××区房屋。后二原告向被告刘某出具了委托书，载明，二原告系位于银川市××区房屋产权人，建筑面积96.65平方米，房产证号2XXXX，现委托刘某为代理人，代为办理如下事项：1.代为到房管部门办理上述房产的抵押登记的一切手续，代为领取他项权利证书；2.由刘某偿还银行抵押贷款、办理银行撤押、领取银行抵押物（房产证）、办理房管部门撤押、注销抵押登记、代为签订相关的合同、缴纳相关的费用等相关事宜；3.上述1.2办理完毕后代为办理该房屋出售以及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的相关事宜，与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出售房产、代为收取及支配房款、代为签署相关的合同、缴纳相关的税费、代为调取该房屋及土地档案、代为缴纳土地出让金、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的一切手续、代交契税、代为办理房屋预告登记、注销预告登记的相关事项、代办代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证；代为办理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代为办理银行结算账户开户、代为签订同意出售房屋承诺书、签订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代为签订银行冻结、解冻通知书等相关事项；4.如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证不慎丢失，由受托人代为办理挂失及补证的一切相关事宜；5.办理与上述委托相关的一切事宜；委托权限为：办理委托事项内的一切事宜；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上述事宜办理完毕时止。受托人有转委托权。2017年5月12日，二原告将上述《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委托书》予以公证。2017年5月10日，沈某11向宁夏银行银川丽景支行借款300000元，借款用途为收购二手车，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发放日为2017年5月11日，到期日为2018年5月10日。借款月利率为7.25‰，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结息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该借款担保人为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常德、王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5月10日借款到期，沈某11未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2018年6月29日，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代沈某11偿还了上述借款本息，履行了担保责任。后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向沈某11及二原告催要上述借款本息未果，2019年5月9日，被告刘某依据二原告向其出具的委托书作为二原告的代理人与被告杨某签订《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二原告将银川市兴庆区景墨家园104-1-101室房屋出售给杨某，总价为300000元。同日，杨某代二原告缴纳上述房屋土地出让金47474元，契税6983.38元，税务机关出具《税收缴款书》载明的涉案房屋计税金额为465558.59元。后被告杨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现涉案房屋一直由二原告居住。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庭审中，被告刘某称杨某支付的购房款已支付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用于清偿二原告及沈某11的欠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刘某是否超越代理权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否属于二被告恶意串通，上述行为是否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二原告向被告刘某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载明“代为办理房屋出售”，故被告刘某有权代理原告出售房屋。但因被告刘某就房屋价格未征得原告同意，而是将涉案房屋直接以债务金额转让给被告杨某，造成房屋转让价格（300000元＋土地出让金47474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计税金额465558.59元），属于滥用代理权限。被告杨某系宁夏广泽担保公司员工，其明知被告刘某出售房屋为了偿还借款，二原告并未同意直接以涉案房屋抵顶债务，杨某仍以较低价格购买涉案房屋，二被告存在一定主观恶意，构成恶意串通，其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被告刘某代原告与被告杨某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故对原告要求确认二原告与被告杨某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某代原告李某、徐某与被告杨某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银川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刘某、杨某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二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被上诉人李某、徐某之女李娜与案外人沈某11系夫妻，沈某11因办理贷款需要宁夏广泽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担保）提供担保，广泽公司需要反担保房产，2017年5月12日，李某、徐某与广泽担保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委托书》，约定用案涉房屋提供反担保，履行反担保责任，并约定李某、徐某委托广泽担保员工刘某处置案涉房产并进行公证，2018年5月10日，贷款到期后沈某11未能偿还贷款，由广泽担保偿还贷款，2019年5月9日，广泽担保员工刘某依据《委托书》作为李某、徐某的代理人处置案涉房屋，并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同为广泽员工的杨某，李某、徐某要求确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上诉人杨某、刘某所提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有效、一审法院确认无效错误的意见，首先，李某、徐某与广泽担保签订反担保合同是用案涉房屋提供反担保，退一步讲，即使签订合同将案涉房屋过户广泽担保，因借款履行期限未届满，根据“九民会纪要”相关规定，广泽担保有权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变更或者折价，而不能直接将案涉房屋直接确认归其所有。其次，委托代理人应在代理期限内行使代理权限，刘某依据2017年5月10日李某、徐某与其签订《委托书》在两年后行使代理权处置房产不妥。再次，刘某没有将案涉房屋拍卖、变卖或折价，而是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同是广泽员工的杨某，一审法院认定二人存在主观恶意，构成恶意串通并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5月9日杨某与李某、徐某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刘某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杨某、刘某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山山 审判员  李根贤 审判员  杨巧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刘 娟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