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750号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五七路****。法定代表人：刘跃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忠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龙套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自编**馆首层4-1-A001。法定代表人：梁倩怡。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宇麒，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梓蓉，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龙套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忠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宇麒、蔡梓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期工作报酬款项9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三期款项21600元（按尾款的30%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电影摄制合作合同》，约定原告与被告合作摄制电影《长安伏妖》，被告聘请原告的员工陈志敏作为执行导演，参与摄制公司，合作期限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影片完成全部摄制工作之日止，原告的工作总报酬为180000元，首期款10%即18000元，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款项50%即90000元，于影片开机后向原告支付，尾款40%即72000元，于影片杀青后向原告支付，双方并对陈志敏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原告的员工陈志敏实际于2018年12月即开始了影片的相关工作，本案合同签订时，原告的员工陈志敏已实际工作长达半年之久。2019年6月24日开机拍摄后，被告也于2019年6月20日向原告支付首期款18000元。开机后至拍摄一周左右，由于总导演李力持与出品方产生分歧，导致整个导演组退出影片的拍摄，陈志敏也于2019年7月1日被导演组告知停止工作，离开《长安伏妖》剧组，出品方另行聘请导演继续拍摄该影片。基于本片作为古装电影摄制的特殊性，影片中的美术场景设计和服装造型设计等繁重的筹备工作都是在影片开机之前完成，故双方签订合同时才约定被告开机后向原告支付第二期款项90000元，该酬劳实际上是原告的员工陈志敏完成影片筹备工作的酬劳，并不包括影片开机后的工作酬劳，影片开机后拍摄部分的酬劳实际是第三期的尾款72000元。原告不仅完成了影片的全部筹备工作，也实际参与6天的影片拍摄工作，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第二期费用90000元，并按尾款的30%支付第三期费用。双方交涉过程中，被告以导演组退出拍摄及陈志敏的工作不称职为由拒不支付。原告委托律师于2019年8月15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但被告拒不支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工作期间自2019年5月28日开始计算，故陈志敏在合同签订之前是否参与《长安伏妖》的筹备工作，被告不知情，即使陈志敏在合同签订前参与筹备工作，其作为原告的员工，也应由原告向其支付工资，或由陈志敏自行负责。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陈志敏在签订合同前的工作报酬缺乏依据。二、原告及陈志敏的工作重点在于拍摄期而非筹备期，因此，原告派员工担任执行导演职务，其绝大部分的工作应分配在工作拍摄阶段及完成整片拍摄后。根据影视作品的行业习惯，剧组、工作人员的工作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开机前即筹备期，二是开机后即拍摄期。就电影拍摄来说，筹备期是为影视作品开拍做准备。在剧组中，筹备期主要工作是由制片组完成，如统筹人根据各个组别人员制定拍摄计划，分镜师画全片的分镜，服化组对全部演员进行定妆，道具组根据剧本准备道具。而导演组的工作是给各组提供意见和想法，最后由总导演最终确认，所以，筹备期间，导演组的基本作用是由总导演确认筹备工作，其他成员应予协助，导演组工作任务重心在拍摄期，影视作品最关键部分是拍摄和后期制作，前期只是准备工作，如果导演组的价值在于前期准备工作，那么完全体现不了导演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实际上，在影片拍摄阶段，根据不同情况会对之前确定的计划及方案进行调整和改变，执行导演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拍摄期中执行拍摄，故原告的工作人员陈志敏作为该片的执行导演，其工作内容的主要任务在于影片开机的拍摄期。根据常理以及行业习惯，执行导演获得报酬的比例应与其完成工作程度相对应，故该职位绝大部分的报酬比例应分配在拍摄阶段及拍摄后，而不是筹备期。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总报酬的前提为合同目的已实现，即完成该片的全部拍摄。本案中，原定的拍摄期为45天，实际拍摄期超过50多天，但该片仅仅开机6天后，原告与被告即终止合作，双方订立涉案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缺乏依据。四、原告的工作人员陈志敏只完成一小部分工作，且因工作原因由执行导演被降职为副导演，陈志敏对此予以确认。五、本次终止合作原因是出品方及制作方要求更换整个导演组而造成的，并非被告的责任，且被告一直努力与资方商议后续事宜，但资方没有理会。被告因该片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客观上，原告与被告的合作终止并不是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也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仍要求被告支付大部分报酬，违背了公平原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质证，并附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署《电影摄制合作合同》，订明：甲方是依法注册成立的法人单位，正在计划参与摄制电影作品《长安伏妖》（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电影发行许可证上的标注为准，以下简称本片）；乙方员工陈志敏具有丰富摄制电影作品的经验，甲方决定邀请乙方参与本片的摄制，乙方同意接受甲方邀请，指派陈志敏完成本片摄制工作。合作内容及要求：乙方指派其员工陈志敏完成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内容，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和安排，参与本片摄制工作；乙方工作人员陈志敏的工作职位为执行导演，甲方有权根据摄制的工作需要，调整乙方工作人员的工作职位及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乙方工作人员必须熟读、研究本片剧本，了解剧情需要，根据甲方的要求制定分镜脚本，拟定摄制计划，初选全片外景，落实所需的拍摄场地、道具、剧本，与演员商讨并确定对于本片中相关角色的要求，进行重场戏的排练，确定人物造型，拍摄必要的试镜头片等；乙方工作人员听从甲方的安排，根据总导演的创作意图，在拍摄现场指挥拍摄工作，监督拍摄过程，指挥演员、摄影师等按照本片创作意图完成相关内容拍摄（具体内容但不限于现场协助配合总导演或按照总导演要指导演员的动作、台词的表演，完成全部内景、外景、场地景、特技镜头、片头字幕和预告片的拍摄）；如总导演要求，乙方工作人员时间允许，乙方愿意配合其他工作人员完成全部样片的精修剪辑工作，跟进后续制作、剪辑、调色和音乐特效等工作，但乙方并无履行此条款工作内容的合同义务。合作期限：本合同各项工作的时间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本片完成全部摄制工作之日止。工作报酬及支付方式：本合同工作报酬总金额为180000元；签订本合约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交首期款请款函及等值的专用发票，甲方确认上述请款函及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金额的10%即18000元作为首期款；本片开机后，乙方向甲方提交第二款请款函（请款函由本合约负责人陈志敏签字确认）及等值的专用发票，甲方确认上述请款函及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金额的50%即90000元；本片杀青后，乙方向甲方提交尾款请款函（请款函由本合约负责人陈志敏签字确认）及等值的专用发票，甲方确认上述请款函及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金额的40%即72000元。合同的变更、终止、解除和续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但应提前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本合同达成协议之事项；乙方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特别约定：本合同中的“乙方工作人员”指的是陈志敏在内的所有受乙方指派参与本片拍摄工作的所有人员，陈志敏为本合同项目的总负责人，亦为本合同乙方的保证人等。甲方的授权签约代表杨日强在上述协议上签字。2019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首期款18000元。2019年6月24日，《长安伏妖》影片开机拍摄。2019年6月26日，陈志敏通过微信询问第二笔款项。杨日强在2019年6月27日回复陈志敏，表示导演组的职位有调整，第二笔款还未能出款，可以先申请30000元款项。陈志敏表示“不可以。”另外，原告提交的2019年6月27日的杨日强与陈志敏的微信记录还显示，陈志敏被降职为副导演。陈志敏表示“了解”。2019年7月1日，曾虹源向李力持发送微信，内容为：“尊敬的李导，由于前期工作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我们正在想办法积极解决，目前，我代表出品方正式通知您停止导演及导演组工作人员全部工作，已经可以离开剧组等候消息。善后工作我们正在与您的助理进行协调，感谢您前期对剧组的支持和付出，保重身体。”李力持回复曾虹源“收到，感谢支持。”原、被告均确认曾鸿源为《长安伏妖》影片的出资方之一，李力持为该影片前期总导演。同日，被告向陈志敏发送主题为“关于合同编号为20190608LTWDS《电影摄制合作合同》解除函件”的电子邮件，通知陈志敏解除合同。陈志敏于2019年7月5日回复被告：“本人陈志敏于2019年7月3日上午11时离开电影《长安伏妖》剧组驻地酒店旅游大厦2号楼，不再为此电影效力。客观上，本人参与这部电影的工作时间至7月3日止，现申请计算本人从参与筹备本片至离开剧组驻地的详细酬金明细。谢谢。”2019年8月14日，《长安伏妖》杀青。另查，原告提交的其与李力持的微信记录显示：从2018年12月5日开始，李力持将《长安伏妖》的多稿电影剧本发送给陈志敏，陈志敏阅读后均提出相关意见；之后，陈志敏与李力持等人员外出选外景。另外，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还显示：开机前及开机后，陈志敏与导演组其他成员共同讨论剧本及拍摄细节，也与负责造型、美术、动作的人员等讨论相应的工作。曾虹源与陈志敏的微信记录显示：曾虹源对陈志敏目前的情况表示理解，陈志敏的专业和尽力在导演组也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曾虹源在2019年6月30日发送给导演组成员吴国山的微信内容中表示：“吴导你好，让你受牵连了！这事不能怪你，也不怪导演组其他人，只能怪导演太不给力。”因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第二期款项90000元及尾款的30%即21600元，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共同确认双方终止合同的原因系出资方与导演组之间存在矛盾，出资方解散原来的导演组，故被迫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电影摄制合作合同》意思表示清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第二笔款项90000元及第三笔款项的30%即21600元，本院对此评析如下：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原告的合同义务实际上是由陈志敏负责完成。合同约定陈志敏的工作内容包括：熟读剧本、了解剧情需要，指定分镜脚本、拟定摄制计划、初选全片外景、落实所需的拍摄场地、道具、剧本，与演员商讨并确定对于本片相关角色的要求，进行重场戏的排练、确定任务造型，拍摄必要的试镜头片等。根据上述约定，陈志敏参与完成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机后的拍摄工作，还包括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原、被告双方在案涉合同中确认陈志敏的工作时间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本片完成摄制工作之日止。现有证据也显示陈志敏已在合同签订前介入案涉影片的筹备工作，但双方确认案涉合同因第三方导致仅在开机后6天被迫终止，无法继续履行，故案涉合同约定的原告工作人员的摄制报酬应综合整个影片的摄制情况进行确定，而不能完全按照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约定的报酬支付节点进行认定，否则，将有失公允。原、被告确认本案影片于2019年6月24日开机，陈志敏共参与拍摄6天，原、被告又确认案涉影片实际于2019年8月14日杀青，即该影片的实际拍摄时间为52天。由于无法核定原告在开机前及开机后的工作量，本院结合原告工作人员参与拍摄影片的天数与影片的实际拍摄天数、剩余报酬的金额及原告在拍摄前已投入工作的事实，酌情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报酬合共30000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其他报酬，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合同并非系被告的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故被告并不存在故意违约，无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龙套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报酬30000元；二、驳回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40元，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932元，被告广州龙套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708元。财产保全费1078元，原告南昌市千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788.80元，被告广州龙套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89.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巧玲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