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21民初415号原告：王福成，男，1954年6月4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张正国，男，1984年12月10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普洱市景谷县。原告：张如涛，男，1985年9月17日生，哈尼族，住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云南奉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解明春，男，1968年8月25日生，汉族，现住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波，云南奉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福成、张正国、张如涛与被告解明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福成、张正国、张如涛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被告解明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福成、张正国、张如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从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土地上（约3000㎡）开办的骑士车行、五菱车行、佳恒车行收取的场地租赁费用（承包费）中属于原告张如涛、王福成、张正国和被告解明春四人按份共有，所支付的费用由四人按份共担；2.判令被告解明春将其从骑士车行收取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场地租金中张如涛应得盈利10960元支付给原告张如涛，判令被告解明春将其从骑士车行收取的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场地租金210000元按份分给原告王福成9579.3元、分给张正国7663.4元、分给张如涛24906.2元，即被告解明春应分配给三原告的场地租金盈利共计53108.9元；3.判令被告解明春按比例将未缴足的场地租金（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应交给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80300元付清原告张如涛；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初，第三人徐元勇在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的土地上开办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急需资金向原告张如涛、王福成、张正国及被告解明春共同借款人民币2080000元，其中解明春980000元（含其侄子解艳华的借款250000元在内），张如涛650000元，王福成250000元，张正国200000元。为了避免纠纷，同年8月25日徐元勇以乙方的名义与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甲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一式五份，该协议约定：1.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总额贰佰零捌万元（小写2080000元），乙方自愿将自己经营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权（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含场地租赁期限）、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抵押给甲方。2.乙方于2016年7月31日以前还清甲方全部借款金额，如乙方逾期未能还清甲方全部借款，乙方将上述所有物交付甲方自行处理。借款补充协议签订后，到了2016年初，由于第三人徐元勇自己认为没有能力偿还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的借款，便按甲乙双方之前的约定，提前将其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的土地上开办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权（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含场地租赁期限）、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抵偿给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同年2月26日双方在宁洱签订正式《债务抵偿协议》，《债务抵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徐元勇）因无力偿还甲方债务，自愿将其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土地上的（除蒋学林所有的一栋二层砖混楼房外）所有经营场地（包括建筑物、构建物、设备等）抵给甲方；二、土地四至界限：东至陈春红修理厂，南至五菱车展厅南边滴水，西至老213国道行道树，北至洗车场大展台北墙角；三、本协议签订5日内由乙方将该经营场地交付给甲方，乙方搬离之日起甲乙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即解除。签订《债务抵偿协议》时，由于原告王福成、张正国二人居住在思茅且有事，未能前来宁洱签字，故《债务抵偿协议》中甲方仅有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签名，但四人及债务人徐元勇均认可《债务抵偿协议》中的甲方即为原《借款补充协议》中的甲方，即解明春、张如涛、王福成、张正国四人。《债务抵偿协议》签订后，由于原告王福成、张正国居住在思茅，不方便直接参与对该抵债场地经营管理，经过共同商量，四人决定由解明春、张如涛二人代表四人将该经营场地（约3000㎡）采用对外出租，或者自己内部承包经营的方式收取费用来分红，即将所得的收益扣除成本外，按四人出借金额的比例来分配，若亏损也由四人按出借金额的比例来分担。故自徐元勇将该抵债场地移交给原、被告后，该场地便由被告解明春和原告张如涛负责管理。自2016年8月底开始，二人便将该场地分为3块（骑士、佳恒、五菱）用于出租和自己承包经营，其中2016年9月8日由解明春（甲方）代表四人与个体老板刘福春签订《场地房屋出租协议》，将该场地中的原五菱中机汽车展厅400㎡及场地300㎡出租给刘福春（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2016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10日止），年租金210000元，该场地现称为骑士车行。另外一块场地出租给五菱车行经营，剩余的一块场地则由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合伙承包经营，起名佳恒车行。在此期间，由于场地的权属人蒋学林、蒋文坤父女两家要求调整场地租金，为稳定经营场地，故在原徐元勇与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土地租赁协议书的基础上，张如涛、解明春二人于2016年8月26日和11月9日与蒋学林家签订了一份《土地房屋租赁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由解明春与蒋文坤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被告解明春和张如涛接手管理该抵债场地初期至2018年8月期间，原、被告四人均按口头约定履行，该分红就分红，相互之间没有争议。解明春自2018年9月后就不按约定分配抵债得来的收益款（骑士车行的租金），自认为所收取的租金是其单独与蒋家签订的场地，不属于抵债来的场地范围内，拒分其从骑士车行收取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的场地租金款210000元给三原告，为此，原告王福成和张正国曾于2019年3月26日向宁洱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解明春和张如涛按约定将抵债得来的场地收益进行分配，同年4月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被告解明春将其收取的骑士车行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的场地租金款210000元中的收益分配给了原告王福成和张正国二人，但对原告张如涛按比例应分得的该场地租金盈利10960元被告解明春仍拒不兑现。此后，被告解明春再次以其收取租金（骑士车行）的场地是他个人与蒋文坤租的，不是抵债得来的为由，公开拒分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其收取的210000元场地租金给三原告。三原告认为，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家土地上的骑士、五菱、佳恒等三个车行属于抵债得来的场地，属四债权人共同占有，其收益权应属原告王福成、张正国、张如涛和被告解明春四人按份共有，被告解明春拒分收益的行为，已侵害到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该场地的收支情况，2019年9月-2020年9月，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共从该场地收取租金和承包费共计361200元（其中骑士车行收入210000元、佳恒车行收入152000元，五菱没有收益），同时，二人向该场地主人蒋学林和蒋文坤共交场地房屋租金共计281500元（其中张如涛支付231500元，解明春支付50000元），结合原、被告四人对该场地享有的权利比例，在扣减支出后，四人应得的收益份额分别为：解明春应分得37550.9元[（360000-281500）×（980000÷2080000）]，张如涛应分得24906元[（360000-281500）×（650000÷2080000）]，王福成应分得9579元[（360000-281500）×（250000÷2080000）]，张正国应分得7663元[（360000-281500）×（200000÷2080000）]。另外，根据比例被告解明春应承担租金132614.65，其仅交了50000元，而原告张如涛应承担租金87968.75元，实际却交了231500元，多交了14351.25元，故扣除原告王福成、张正国二人按比例应承担的租金63231.25元外，原告张如涛多交的80300元应由被告解明春从其收取的210000元租金中退赔原告张如涛。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三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解明春辩称，1.本案诉请的实质是分割租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与蒋文坤的土地租赁协议是原告与蒋文坤所签订而不是三原告，三原告不具有合同权利义务，原告张如涛与蒋学林、李祖美签订的土地房屋租赁协议中的租赁物一直由张如涛在实际占有使用，被告并没有使用到租赁物，依据合同法225条规定，不存在共同承担租金的说法，该土地租赁协议中租金主张的适格原告也不是张如涛。2.被告、三原告与徐元勇之间的借款系被告及三原告与徐元勇之间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四个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与徐元勇之间的借款与三原告和徐元勇之间的借款并无关联性，没有共有的基础，本案租赁协议与三原告与徐元勇之间的借款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且与徐元勇之间的借款关系涉及到多个法律关系，具体为四个民间借贷、两个土地租赁，两个债务抵偿，他们之间没有共有的基础。3.被告、三原告与徐元勇之间的债务抵偿协议并无张正国、王福成的签名，被告的签名只代表被告的个人意愿，与他人无关，和他人不存在共有基础，且徐元勇无权处分蒋学林、蒋文坤的场地。4.被告与三原告或其中任意一人之间并无合伙承包经营关系，故被告与三原告没有共有的基础。5.被告如今使用的徐元勇抵偿的建筑物只有365㎡，而徐元勇抵债的建筑物共约2200㎡，依据被告借款金额980000元的比例，原告应当占有使用的抵偿物为1036.64㎡，被告并未占用三原告的抵偿物，对抵偿物的分割被告将另案起诉张如涛。6.（1）原告的计算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收取的租金是被告支付租金后转租取得的收益，原告无法确定其中多少是抵偿物的收益；（2）不是具有抵偿物就能产生抵偿收益，据原告的计算逻辑，被告使用的抵偿物365㎡产生210000元的收益，那么每平方米的收益为575.34元，而本案中，原告张如涛使用的抵偿物面积为1385平方米，应得收益为1055748.90元，扣除其交付的231500元的租金应得的纯收益734248.90元，据原告诉状中，被告980000元所占的资金比例为47.12%，被告实际占用的抵偿物只占16.59%，张如涛还占有被告应占有使用的抵偿物比例是31.28%，那么，每年张如涛应补偿给被告224166.19元，四年就896664.76元。7.从原告的诉请中可以看出，原告的主张同是租金，但其中一部分是收益租金，另一部分是支出租金，该两份租金是两个不同的租赁合同产生的，不应该合并审理。8.从该案诉请的实质分割租金看，该案与2020年2月28日经过开庭审理的另一案诉求相同，根据民诉法规定，同个诉讼在6个月内没有新的理由法院不应再次受理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借款补充协议1份、债务抵偿协议1份，客观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实案外人徐元勇与三原告和被告之间产生借贷关系，原、被告四人借款给徐元勇2080000元，徐元勇用其开办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权（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含场地租赁期限）、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抵押给三原告及被告，后因徐元勇无力偿还借款，将上述抵押物抵偿给原、被告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土地租赁协议书2份，除承租方不一样外，其余合同内容均一致，被告方在庭审中承认，承租人为解明春的土地租赁协议书实际签订于2016年2月26日的债务抵偿协议之后，故本院认为，2013年7月1日承租蒋文坤土地的承租人为徐元勇；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2013年6月20日徐元勇与蒋学林、蒋忠鲆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1份，能够证明2013年9月1日起，徐元勇承租了蒋学林、蒋忠鲆的土地，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2016年9月8日解明春与刘福春签订的场地房屋出租协议1份，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解明春将其中一块场地（原五菱中机汽车地块）以每年210000元租金的价格租赁给刘福春经营汽车销售的事实，本院对此部分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2016年8月26日签订的土地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各1份，仅能证明原告张如涛、被告解明春向蒋学林继续承租了原徐元勇向蒋学林承租的土地，本院对此部分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收条2份，能够证明原告张如涛于2019年9月12日向蒋文坤交付了2019年8月23日至2020年8月23日的土地租金231500元，于2017年7月2日交付了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5日的租金37500元，本院对此部分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土地租赁协议书1份，本院认为采信理由如前所述，本院仅采信2013年7月1日承租蒋文坤土地的承租人为徐元勇，债务抵偿协议签订后，蒋文坤土地的承租人为解明春；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土地租赁解除协议书1份，可以证明徐元勇因无权处分其所承租土地，故徐元勇与土地出租人蒋学林在解除原出租协议后，由解明春、张如涛承租土地，本院对此部分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现场照片7张，能够证明徐元勇原先经营场所中的部分房屋土地由张如涛在使用的事实，本院对此部分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2019）云0821民初235号原告王福成、张正国诉被告解明春、张如涛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1份，能够证明原、被告四人自2016年7月31日开始，徐元勇将承租的蒋家的土地转给原、被告四人经营，四人在收取承租地转租租金后扣除支付蒋家的租金，剩余盈利由四人按四人出借给徐元勇的本金在2080000元借款总额中所占比例进行分配以抵消徐元勇欠原、被告四人2080000元借款总额的事实。同时被告解明春认可2018年租金由其收取的事实，并称对2018年租金支付无异议。解明春虽在该案中要求把承租的蒋学林、蒋文坤的地块划分清楚，但因其作为被告没有反诉、亦未另行起诉，其主张不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故该案未对解明春的请求进行审理。经本院调解后，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的场地租金款210000元由解明春收取，解明春当庭支付张正国2018年应分配租金20000元，支付王福成2018年应分配租金25000元。至于张如涛应分得的租金10960元因张如涛不是该案原告，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故该案未对张如涛应分得的租金10960元处理，解明春也未向张如涛支付10960元。经审理查明：2013年初，徐元勇（现下落不明）在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已故）和蒋文坤父女两家的土地上开办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急需资金向原告张如涛、王福成、张正国及被告解明春共同借款人民币2080000元，其中解明春980000元（含其侄子解艳华250000元在内并由解明春代为行使权力），张如涛650000元，王福成250000元，张正国200000元。同年8月25日徐元勇以乙方的名义与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四人作为甲方签订了《借款补充协议》一式五份，该协议约定：“1.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总额贰佰零捌万元（小写2080000元），乙方自愿将自己经营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权（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含场地租赁期限）、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抵押给甲方。2.乙方于2016年7月31日以前还清甲方全部借款金额，如乙方逾期未能还清甲方全部借款，乙方将上述所有物交付甲方自行处理。”2016年初，由于徐元勇没有能力偿还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的借款，便按甲乙双方之前的约定，提前将其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的土地上开办的宁洱中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权（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含场地租赁期限）、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抵偿给三原告及被告解明春。同年2月26日双方在宁洱县签订正式《债务抵偿协议》，《债务抵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在2013年8月25日因经营中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080000元……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徐元勇）因无力偿还甲方债务，自愿将其位于宁洱县宁洱镇东洱河水库脚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土地上的（除蒋学林所有的一栋二层砖混楼房外）所有经营场地（包括建筑物、构建物、设备等）抵给甲方；二、土地四至界限：东至陈春红修理厂，南至五菱车展厅南边滴水，西至老213国道行道树，北至洗车场大展台北墙角；三、本协议签订5日内由乙方将该经营场地交付给甲方，乙方搬离之日起甲乙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即解除”（内容详见协议）。签订《债务抵偿协议》时，由于原告王福成、张正国二人居住在外地，未能前来宁洱签字，《债务抵偿协议》中甲方仅有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签名，且因原告王福成、张正国二人居住在外地，不方便直接参与对该抵债场地经营管理，经过共同商量，四人决定由解明春、张如涛二人代表四人将该经营场地（约3000㎡）采用对外出租及内部承包经营的方式收取费用来分红，即将所得的收益扣除成本外，按四人出借金额的比例来分配。自徐元勇将该抵债场地移交给原、被告后，该场地便由被告解明春和原告张如涛代表原、被告四人负责管理，即自2016年8月底开始，二人便将该场地分为3块（骑士、佳恒、五菱）对外出租和自己承包经营。其中2016年9月8日由解明春（甲方）代表四人与个体老板刘福春签订了《场地房屋出租协议》，将该场地中的原五菱中机汽车展厅400㎡及场地300㎡出租给刘福春（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2016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10日止），年租金210000元，该场地现称为骑士车行。另外一块场地出租给五菱车行经营，剩余的一块场地则由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合伙承包经营，起名佳恒车行，后佳恒车行由张如涛个人经营，张如涛个人每年承担佳恒车行租金151200元。在此期间，由于场地的权属人蒋学林、蒋文坤父女两家要求调整场地租金，为稳定经营场地，故在原徐元勇与蒋学林和蒋文坤父女两家土地租赁协议书的基础上，张如涛、解明春二人于2016年8月26日和11月9日与蒋学林家签订了一份《土地房屋租赁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由解明春与蒋文坤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现在租赁给刘福春）。被告解明春和原告张如涛接手管理该抵债场地自2016年至2018年8月期间，原、被告四人均按口头约定履行，并进行了收取租金收益的分配。2018年9月后，被告解明春不按约定分配抵债得来的收益款（骑士车行的租金），认为所收取的租金是其单独与蒋文坤签订的场地，不属于抵债来的场地范围内，拒分其从骑士车行收取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的场地租金款210000元（刘福春交给解明春的租金）在扣除土地租金成本后的收益给三原告。为此，原告王福成和张正国曾于2019年3月26日向宁洱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解明春和张如涛按约定将抵债得来的场地收益进行分配。本院受理该案案号为（2019）云0821民初235号，经本院2019年4月8日审理，被告解明春在该案庭审中认可2018年租金由其收取未分配收益的事实，经本院主持调解，被告解明春当庭支付原告王福成、张正国2018年的租金盈利分红25000元、20000元，张如涛应分得的租金盈利10960元因不是（2019）云0821民初235号案的审理范围，故在该案中未作处理。后被告解明春一直未按约定将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张如涛按比例应分得的该场地租金盈利10960元支付给张如涛。2019年以来解明春以其收取骑士车行租金的场地是解明春个人与蒋文坤租赁，不是抵债得来的为由，拒分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其收取的210000元场地租金在扣除土地租金成本后的收益给三原告，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四人未就徐元勇的抵偿物进行分割。另查明，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共从该场地收取租金和承包费共计361200元（其中骑士车行收入210000元、佳恒车行收入151200元，五菱没有收益）。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向该场地所有权人蒋文坤共交付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场地房屋租金共计281500元（其中张如涛支付231500元包含其个人应承担的佳恒车行租金151200元，解明春支付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原、被告四人是否属于共有关系？二、原告主张的第2、3项诉讼请求是否应该支持？一、关于本案原、被告是否属于共有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本案中，徐元勇欠原、被告四人2080000元债务无力偿还，故将其租用的蒋学林、蒋文坤的房屋及土地转给原被告四人抵偿债务，但徐元勇不是抵偿财产的所有权人，无权处分抵偿财产，故债务抵偿协议因徐元勇无权处分抵偿财产而无效，原、被告四人与徐元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抵销，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旧存在。就徐元勇抵偿的土地房屋而言，徐元勇已与蒋学林、蒋文坤解除租赁关系，原、被告四人并不是因为徐元勇的抵偿产生了合法使用权，而是因为原、被告向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人蒋学林、蒋文坤另行签订租赁协议而产生的合法使用权。四人通过口头约定收取土地房屋租金扣减应交给蒋学林、蒋文坤的租金后的收益进行分配并非基于对土地房屋共有关系，而是基于四人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原、被告四人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但通过四人之间对租金盈余分配可知，四人均以行动认可四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被告解明春与原告张如涛是四人推举的合伙负责人，两人以各自名义向蒋学林、蒋文坤承租土地房屋的行为应视为合伙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即原、被告四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故原、被告四人之间不属于共有关系，而原、被告四人与徐元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并未因债务抵销而消灭，四人对徐元勇享有的债权应当另行主张，原、被告四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原告起诉的案由为共有权确认纠纷，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法律关系不符，本院变更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二、关于原告主张的第2、3项诉讼请求是否应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属合伙关系，对合伙经营的盈余应当按照四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分配。经庭审查明，原、被告对2018年之前的租金盈余一直按原、被告对出借给徐元勇借款金额占2080000元借款总额的比例进行分配。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的收入由于原、被告之间发生争议，未进行分配。2019年9月-2020年9月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共收取场地房屋租金和承包费共计361200元（其中骑士车行收入210000元、佳恒车行收入151200元，五菱没有收益）。解明春和张如涛二人向该场地房屋所有权人蒋文坤共交付场地房屋租金共计281500元（其中张如涛支付231500元，解明春支付50000元），总收入3612000－支出281500元=实际租金盈余79700元。按原、被告出借给徐元勇的借款金额在2080000元借款总额中所占有比例分配，解明春出借980000元÷2080000元，解明春占比0.47115385，张如涛出借650000元÷2080000元，占比0.3125，王福成出借250000元÷2080000元，占比0.12019231，张正国出借200000元÷2080000元，占比0.09615385。原被告四人应得的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收益份额分别为：解明春应分得79700元×0.47115385=37550.96元，张如涛应分得79700元×0.3125=24906.25元，王福成应分得79700元×0.12019231=9579.33元，张正国应分得79700元×0.09615385=7663.46元。因被告解明春收取的租金210000元，除支付蒋文坤租金成本50000元，盈余160000元没有拿出来共同分配，三原告按比例分得的利润应由被告解明春支付三原告。同时，被告应支付原告张如涛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场地房屋租金盈余中张如涛应得部分10960元。对原告第3项诉讼请求，因原告张如涛支付了蒋文坤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租金231500元，减张如涛个人承包费151200元，余款80300元属于张如涛代原、被告四人多支付的成本租金，按照四人租金收益减租金成本的经营分配方式，该款已包含在解明春收取的210000元租金除交蒋文坤的50000元租金成本后的余款160000元中，故张如涛多支付租金80300元应由解明春支付张如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如涛、王福成、张正国与被告解明春系合伙关系；二、被告解明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张如涛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租金盈余24906.25元，支付原告王福成租金盈余9579.33元，支付张正国租金盈余7663.46元；三、被告解明春支付原告张如涛2018年应分配盈余10960元，并支付张如涛多支付的租金成本80300元，两项计款912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8元，减半收取1484元，由被告解明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文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赵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