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30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市新鱼峰城市改造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飞鹅二路**谷埠街国际商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4273045343G。 法定代表人：黄志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厚华，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钧，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钶，男，196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强，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河西路**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585592P（1-1）。 法定代表人：李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泉，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柳州市新鱼峰城市改造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鱼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钶、原审第三人柳州市旭安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旭安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4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8月6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新鱼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厚华、郑永钧，被上诉人李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强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旭安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鱼峰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李钶将2006年9月7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旭安公司产生的如下材料提供给新鱼峰公司查阅、复制：（1）股东会会议决议及相关会议记录、纪要；（2）财务会计报告[包含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现金流动表（现金流量表）等];（3）会计账薄（会计账册）、记录、票据、合同和文件；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钶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新鱼峰公司向李钶发出的《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解除的是双方之间委托合同，而没有改变李钶仍代新鱼峰公司持有旭安公司股权这一事实。 首先，根据已生效的（2018)桂02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新鱼峰公司为李钶名下持有的旭安公司18.8%股权的实际投资人。即新鱼峰公司与李钶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李钶有义务在新鱼峰公司的要求下，向新鱼峰公司披露旭安公司相关信息。其次，新鱼峰公司向李钶、旭安公司邮寄《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旨在督促其向新鱼峰公司披露公司信息，兑现投资利益，由于李钶违反了委托合同约定，新鱼峰公司因此要求李钶将代为持有的股份转为新鱼峰公司名下，在完成该股权的变更，即新鱼峰公司未能显名在旭安公司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本案的代持关系并未解除，李钶仍负有向新鱼峰公司报告履职情况即提供旭安公司信息的义务。最后，即便委托合同解除，李钶仍然负有后合同义务，即向新鱼峰公司交付代持的股份，在完成交付之前，应当继续配合新鱼峰公司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这其中便包括本案诉请的各项权利。再退一步讲，本案诉争的是要求李钶报告2006年9月7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公司信息，其中2019年12月4日以前双方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李钶仍应当将解除日期之前的可通过名义股东身份获知的诉请信息及资料告知并交付新鱼峰公司。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新鱼峰公司作为实际投资人，有权知悉股权代持期间股东分红状况，此为新鱼峰公司基于实际投资人身份请求李钶即代持股人支付相应投资收益的前提。 (一）基于新鱼峰公司与李钶之间存在股权委托代持的法律关系，李钶向新鱼峰公司报告旭安公司经营情况属于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之规定，即便《协议书》中未明确李钶应当以何种形式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但在新鱼峰公司明确要求下，李钶仍然负有向新鱼峰公司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的法定义务。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第四条以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李钶作为名义股东享有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决策、管理以及查阅公司资料的权利，而李钶的权利基础来源于新鱼峰公司的委托，李钶参与公司决策、管理以及查阅公司资料均属于其处理代持股委托事务的行为。因此，李钶有权且有义务获知旭安公司的信息及资料，并有义务将获取的信息告知旭安公司，即依法负有以其名义按照新鱼峰公司的要求查阅、复制本案诉争材料后告知新鱼峰公司的义务。 (二）要求李钶提供诉争的公司信息是新鱼峰公司主张投资利益的必要条件。 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李钶受新鱼峰公司委托代持旭安公司的股权所取得的财产利益即投资利益，应当转交给新鱼峰公司。然而，截至起诉时止，双方的委托关系已经存续近15年，但李钶及旭安公司从未向新鱼峰公司支付过任何公司分红或其他股权收益。因李钶不履行向新鱼峰公司报告履职情况、提供财务资料、经营情况资料等法定义务，导致新鱼峰公司亦无从知悉自己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另外，旭安公司名下有多家分支机构和公司，其长达十多年不盈利不分红显然不可能。李钶作为旭安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新鱼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李钶控制旭安公司怠于披露经营情况、拒不分红或其侵占了本应属于新鱼峰公司的分红，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新鱼峰公司的合法利益。故新鱼峰公司只能通过要求李钶以名义股东身份去主张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进而计算得出自身十多年的利益损失。 (三）新鱼峰公司诉争要求李钶披露公司信息并未动摇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或损害公司以外第三人利益。 首先，新鱼峰公司已经书面向旭安公司提出权利主张，旭安公司回函拒绝并附上现有4名股东的签字，这表明旭安公司各股东均知悉新鱼峰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新鱼峰公司系通过名义股东即李钶主张，而非直接以股东身份主张，但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8辑杨洪耀等诉福建省永定县西茅岐煤矿有限公司、第三人巫运平等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可知，新鱼峰公司即便以股东身份主张权利，隐名股东主张知情权的观点业已被主流裁判认可与支持。因此，新鱼峰公司的主张并未动摇第三人旭安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 其次，本案因显名股东李钶作为受托人未依法依约向隐名股东披露公司信息，导致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在知悉公司信息上的不对称引发。虽属于公司外部纠纷，但新鱼峰公司作为隐名股东为此诉诸公力救济并不影响公司的对外关系，亦未损害公司以外第三人利益。在不动摇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或损害公司以外第三人利益、不存在利益冲突以及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新鱼峰公司的合法利益理应得到保护。 据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新鱼峰公司的主张合法正当，且与新鱼峰公司兑现法定投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同时亦未动摇旭安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或损害公司以外第三人利益，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李钶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新鱼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且没有法律依据。具体理由为：1.李钶与新鱼峰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已经解除，不存在新鱼峰公司所称股权仍代持的事实，双方之间属于债权债务关系。2.本案是知情权纠纷，新鱼峰公司并没有就收益权向李钶主张权利，所以不存在对方所称获得相应财务凭证是其主张投资收益的前提，且如果是投资收益，新鱼峰公司亦负有举证义务证实存在收益，因此，请二审法院驳回新鱼峰公司的上诉请求。 旭安公司未以任何形式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亦未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任何异议，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 新鱼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钶将2006年9月7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旭安公司产生的如下材料提供给新鱼峰公司查阅、复制：（1）股东会会议决议及相关会议记录、纪要；（2）财务会计报告[包含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现金流动表（现金流量表）等]；（3）会计账簿（会计账册）、记录、票据、合同和文件提供给新鱼峰公司查阅、复制；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钶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新鱼峰公司、李钶之间确认实际出资人权属的股权代持纠纷，已由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2018）桂02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确认新鱼峰公司为李钶名下持有旭安公司18.8%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该案另确认，由李钶（甲方）与方远东（乙方）在2006年9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系方远东代新鱼峰公司与李钶签订。其中，《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对暂存在甲方名下属乙方的18.8%（总股权），如柳州市旭安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有重大变更等，甲方应提前通知乙方，确保乙方的合法权益”，第五条约定：“乙方根据该公司经营运作的状况，可以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在上述判决生效后，新鱼峰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向李钶及旭安公司发出《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并在该函中向李钶一并提出解除代持关系、归还借款、支付投资权益、实现显名化及行使股东知情权等主张。2019年12月7日，旭安公司全体股东李钶、卢燕、王彪、王晓实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反对新鱼峰公司要求显名化及行使股东知情权等权利的主张并向新鱼峰公司发送《复函》告知。 一审法院另查明，李钶于庭审中认可于2019年12月4日收到新鱼峰公司发送的《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认可新鱼峰公司、李钶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自该时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新鱼峰公司作为李钶名下持有旭安公司18.8%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能否依据与李钶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约定行使其在代持期间内对旭安公司的股东知情权。 首先，对新鱼峰公司主张的行权期间。根据《协议书》确认，新鱼峰公司于2006年9月7日已通过李钶完成对旭安公司18.8%股权的代持，但根据庭审查明，新鱼峰公司、李钶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已自新鱼峰公司向李钶发送《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时即2019年12月4日解除，故对新鱼峰公司超出代持期间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其次，对新鱼峰公司自2006年9月7日至2019年12月4日代持期间内的主张，该主张分为查阅权及复制权两部分。对查阅权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有权向公司提出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会计账簿等材料的主体限定为公司股东，新鱼峰公司在未获得旭安公司股东资格的情形下，无权直接或通过李钶向旭安公司提出查阅请求，故该院对新鱼峰公司该查阅权诉请不予支持。另对复制权主张，也即李钶是否有义务向新鱼峰公司行使其对旭安公司的复制权。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股东有权复制公司材料的范围为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并不包括会计账簿、记录、票据、合同和文件等材料，故该院对新鱼峰公司第一项第（3）点诉请不予支持；对第一项第（1）（2）点诉请，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并不等同于股东身份，其权益主要受内部股权代持合同条款约束及相关合同法律规定调整，新鱼峰公司诉称系依据《协议书》第四、第五条及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进行主张，但《协议书》第四、第五条并未明确约定李钶有向新鱼峰公司提供上述材料的合同义务，以及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也仅是对受托人履行委托事务的报告义务进行概括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股权代持人要向实际出资人提供公司材料的法律后果；而且，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等材料系公司内部文件，部分材料甚至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商业秘密，法律也仅是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复制权，一是基于股东身份的特殊性，股东作为出资人其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关联，能督促股东履行对公司的忠实保密义务，二是为了保障股东的参与权，股东作为公司利益的攫取者，有参与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的利益驱动与需求，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则体现了公司的资合与人合性，不仅要求参与者有出资事实（成为股东），也要求参与者与其他商业伙伴间有紧密的相互关系，由此，虽新鱼峰公司作为旭安公司18.8%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其在未取得旭安公司股东同意的情形下，应尊重旭安公司的治理结构及公司意愿，无权通过李钶间接行使股东的复制权。综上所述，新鱼峰公司案涉知情权主张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新鱼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新鱼峰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计50元，由新鱼峰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新鱼峰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2015年6月18日至2018年7月9日，旭安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李钶、卢燕，其二者为夫妻关系，二者之间可以相互代理，李钶个人对外履行义务可视为股东形成的一致意见，即为公司意志，此时，李钶作为受托人，向新鱼峰公司履行报告义务，不会破坏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李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各方均无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 关于新鱼峰公司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夫妻之间的相互代理多为家事代理，夫妻一方超出日常家庭生活的行为，尚无法基于夫妻关系直接推定是否有权代表另一方的意愿，并且，本案审理的是李钶与新鱼峰公司之间股权代持的内部关系，李钶与卢燕持有旭安公司股权情况不影响本案争议焦点的审理，故本院对新鱼峰公司的异议观点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1.关于新鱼峰公司、李钶之间股权代持关系项下投资权益的约定，双方均认可，自2006年9月7日方远东代新鱼峰公司与李钶签订的《协议书》之后，双方未再形成新的约定。 2.新鱼峰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作为李钶名下持有旭安公司18.8%股权的实际投资人，系基于《协议书》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公司法》第四条与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向名义股东李钶提起本案诉讼。至于李钶就股权代持关系项下义务的履行情况，新鱼峰公司自认李钶曾经通过电话口头向其报告过旭安公司的经营情况。 3.新鱼峰公司在《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段首，向李钶、旭安公司明确表示“我公司决定解除与李柯（钶）的代持关系”，并在第4条中表示，新鱼峰公司要求旭安公司及李钶在2019年12月10日之前向其提供旭安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供其查阅或复印。 本院认为，根据新鱼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结合李钶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新鱼峰公司依据与李钶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要求李钶提供旭安公司案涉相关资料予以查阅、复制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虽规定了受托人向委托人的一般报告义务，但本案新鱼峰公司与李钶之间系因股权代持关系引起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关于股权代持受托方李钶权利义务的审查，应主要围绕《公司法》的具体规定展开。 首先，新鱼峰公司与李钶之间的案涉股权代持法律关系、股权代持比例，虽已经生效裁判进行确认，但新鱼峰公司在《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中向李钶明确表示，解除与李钶之间的案涉股权代持关系，李钶对此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双方代持关系已于2019年12月4日解除，并进而驳回新鱼峰公司就代持关系解除后权利主张的观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其次，旭安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记录、票据等文件，均系旭安公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并由公司所持有，在新鱼峰公司与李钶股权代持关系存续期间，李钶即使作为公司的名义股东，其所享有股东知情权，亦应依法或依公司章程的规定向旭安公司主张权利后方能实现。对此，《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该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则从上述规定可知，股东的知情权并非对公司的全部文件资料档案不加限制的任意查阅、复制。特别是针对公司会计账簿，由于涉及公司商业机密，前述法律仅规定了股东享有的查阅权，且查阅前还需向公司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因此，本案中，李钶作为旭安公司股东，其虽享有股东知情权，但并不必然持有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其亦需通过向公司主张行使权利后方能实现，而对于公司的会计账簿以及相关凭证，其本身无权直接复制，更无法向新鱼峰公司直接提供旭安公司的会计账簿以及票据等相关凭证。 再次，新鱼峰公司主张依据《协议书》第四条及第五条的约定，向李钶提出本案诉讼主张，但《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为：“对暂存在甲方名下属乙方的18.8%（总股权），如柳州市旭安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有重大变更等，甲方应提前通知乙方，确保乙方的合法权益。”第五条约定为：“乙方根据该公司经营运作的状况，可以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则从前述协议约定的文义表述看，第四条强调了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以及代持股比例，以及名义股东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重大变更时负有通知义务，第五条则强调实际出资人可参与公司运营，并未明确名义股东在代持旭安公司股权过程中，需要向实际出资人具体报告的内容，亦未明确具体报告的方式是口头或书面形式，更未约定须交付书面材料，故新鱼峰公司依据《协议书》第四条及第五条要求李钶提供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材料，并无明确的合同依据。并且，事实上，新鱼峰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李钶曾经通过电话口头方式向其报告过旭安公司的经营情况，可知李钶在双方股权代持关系期间已实际履行了报告义务，且亦未有证据证实新鱼峰公司对于李钶口头履行报告义务的方式提出异议。 最后，新鱼峰公司虽在《关于清偿借款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函》要求李钶提供“旭安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但前述指定文件范围与新鱼峰公司本案中诉请范围并不一致，亦区别于基于股东知情权所能查阅、复制的项目范围，故通过该函件亦不足以证实新鱼峰公司在股权代持期间曾要求李钶向旭安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且取得案涉所诉资料。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新鱼峰公司就双方股权代持关系解除之后提出的权利主张，已无合同依据；而其就股权代持关系期间，主张要求李钶所提供的旭安公司相关文件资料，一方面，其所诉案涉资料并非李钶基于名义股东的身份可直接持有，另一方面，新鱼峰公司亦未有证据证实其在股权代持期间曾要求李钶向旭安公司主张权利并取得过该资料，其作为主张提出方，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新鱼峰公司与李钶的内部协议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情况，驳回新鱼峰公司诉请的观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新鱼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柳州市新鱼峰城市改造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柳州市新鱼峰城市改造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婷婷 审 判 员 温清华 审 判 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黄杉杉 书 记 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