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15867759T。 负责人：李靖，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显，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某）：赵瑞平，女，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曼伊，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石门支行）与被上诉人赵瑞平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行石门支行的上诉请求：一、撤销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5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一审原某所谓李兵盗窃其存款的指控，既无报案材料，也无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和调查证据，也无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更无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但一审法院却明确认定李兵盗窃了赵瑞平1000万元存款，以民事审理程序取代刑事审理程序，以民事判决取代刑事判决，公然违背“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程序明显违法。2、本案应当追加李席路、李瑞明等人参加诉讼，且一审法院已通知到李席路，完全具备追加条件，但一审法院却未追加，而只是以法院调查形成了一个内容不真实的调查笔录，程序违法。3、上诉人在原一审和本次一审中，均明确提出了调取证据申请，要求调取赵瑞平夫妇和李席路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一审法院无理由不予调取，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李兵盗取赵瑞平100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这一认定既无刑事判决支持，也与李兵在刑事案中最早的陈述相矛盾，（供述共盗窃两千万元左右，刑事侦查结果为1995万元），也与2019年12月27日本案一审法院到监狱找李兵调查核实取得的材料相矛盾。2、一审法院认定李席路转给宋某的130万元系李兵等人为揽储而支付的高息，没有根据，纯属臆测。李席路与李兵的证言中均没有认可这是支付的高息。而且，这一认定也与宋某在原一审中的当庭陈述相矛盾（宋某称他认识李席路，李给他的这130万元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赵瑞平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本案不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本案民事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参照最高院2013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部分先刑后民原则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案件纠纷的,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的，这两个条件是相互独立，互相印证的，缺一不可。另外先刑后民的原则在近年来得到了一些变更，根据最高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批复与判例，对特定情形下，刑民并用民刑分开的处理方式的适用是持肯定态度的。本案中，答辩人作为被答辩人的银行客户，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存储合同是最基本的事实。双方的经济纠纷与被答辩人工作人员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刑事侦查事实成立与否，不会对民事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上诉人混淆了民事审判中的证据标准与刑事审判的证据标准，本案中，法律关系局限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上诉人工作人员涉嫌诈骗这一刑事犯罪事实的介入，合同关系仍旧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2、本案不应以追加李席路、李瑞明等人为本案当事人为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已排除李席路等人的犯罪嫌疑，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公安机关认定李席路等人的银行账户被犯罪分子控制”。一审法院已为查明案件事实穷尽方式，且调查笔录程序合法，真实有效，应当作为定案依据，追加李瑞明等人参加诉讼不能成立，且无必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答辩人基于对被答辩人的信任，将开户手续交于其工作人员自行办理，而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答辩人的存款。被答辩人作为金融管理机构未及时发现其内部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对答辩人的存款被盗存在重大过失，应对答辩人存款被非法转出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 赵瑞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某存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被告偿还原某存款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一、2014年3月20日原某在被告处开户，被告向原某提供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二条第（四）项载明，甲方（原某）应提供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的身份信息、联系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信息，如有更改，甲方应及时办理电子银行业务变更手续，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甲方应避免使用他人手机号码作为联系信息，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第（五）项载明，甲方（原某）使用乙方（被告）电子银行业务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设置安全性较高的密码，避免使用简单密码或容易被他人猜到的密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原某开户当日在被告处办理银行借记卡一张，卡号为62×××72。同时该银行借记卡还开通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ＷＡＰ手机银行业务，所开通的网上银行业务中Ｋ宝（Ｕ盾）序列号为“220254135480”，电话银行业务中对外转账绑定的电话号码为“138××××0306”。2014年3月21日，原某向该银行卡内转款1000万元，被告向原某出具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原某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回执单上手写注明“本行承诺到期无条件支付.2014.3.21”；“客户缴费回单”上手写注明“密码121314”。原某主张上述手写部分均系被告工作人员李兵所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三、原某提交其实际持有的Ｋ宝序列号显示为“220224776652”，与办理业务回单上所显示的Ｋ宝序列号“220254135480”不一致。原某主张被告工作人员李兵向其提供的Ｋ宝是假的，不能进行转款，由此证实原某账户内存款被转出的行为系被告工作人员所为；业务回单中所绑定的电话号码“138××××0306”并非原某本人电话号码，与原某办理业务时所提供的电话号码“139××××6216”不一致。四、被告提交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结果表及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显示，2014年3月21日宋某转入赵瑞平农行卡尾号为9672的银行账户资金1000万元，赵瑞平农行卡内资金于2014年3月21日分四笔转账给李席路共计200万元（5万元、95万元、5万元、95万元）；2014年3月22日转账给李席路60万元；2014年3月22日分两笔转账给赵梓熙共计140万元（50万元、90万元）；2014年3月24日分五笔转账给李瑞明共计500万元（每笔100万元）；2014年3月26日转账给李**50万元；2014年3月31日转账给李席路45万元；2014年4月1日转账给李艳静3840元；2014年4月7日转账给李席路4.5万元。即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4月7日期间原某赵瑞平农行卡通过网银渠道共计向李席路、赵梓熙、李瑞明、李**、李艳静等五人银行账户转账999.884万元，扣除手续费、交易费等费用后，截止到2014年4月7日原某账户余额为1061.64元。2014年3月21日李席路银行账户分三笔向宋某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50万元、30万元，共计130万元。被告据此主张原某夫妇与李席路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原某账户的转账是其自行实施或者授权他人实施，原某主张存款是被他人转出不符合事实。原某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且刑事判决书中并未涉及李席路身份的认定，原某丈夫经商，有资金往来的关系很多，被告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了原某受害人的身份。五、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刑初00111号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10月份至2015年1月份期间，李兵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以高息为诱饵，让崔修来、王丽娟、尹晓会、乔永梅等人介绍的储户在指定的银行网点开户、开通网银相关业务，将储户开户时的相关资料及Ｕ盾的密码进行复印，以找领导为由，将复印的开户资料和真Ｕ盾交给边凤营（在逃），边凤营用假Ｕ盾更换真Ｕ盾，李兵再将开户资料及假Ｕ盾当面封存交还储户，并让储户签订存款期限内不支取、不查询、不转让的承诺书。边凤营利用得到的银行卡信息、真Ｕ盾，以网银的形式将储户银行卡上的钱支付利息、转存、支取及消费，共造成储户吕志强、祝淑芳等十五户损失共计1995.62万元。上述受害人存款大多通过李席路、李瑞明银行账户转出。吕志强、张新宪作为受害人在刑事案件中陈述李兵为其设定的密码为121314。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对于李兵所提其是为了拉存款，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知道Ｕ盾是假的之观点。经查，李兵将复印的开户资料和真Ｕ盾交给边风营，边风营用假Ｕ盾更换真Ｕ盾，使得边风营得以窃取储户的存款，李兵在侦查阶段对此事实亦供认不讳，故对其所提不予采信。对于辩护人所提李兵系从犯的观点，经查，李兵在犯罪过程中系为边风营所指使，被转走的款项亦为边风营所控制，所提予以采信；所提李兵有自首情节，经查，李兵案发后确前往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但无确实、充分之证据证明李兵当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且李兵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亦呈现前后不一、差别较大的情况，对此不予采信，但对此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六、原一审时，原某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欲证明2014年3月，农行石门支行为了揽储，石门支行客户经理李兵找到周某，让其介绍储户，并承诺可以给储户高息，为此，周某介绍其老乡宋某（原某赵瑞平丈夫）与李兵联系，赵瑞平应石门支行要求在该行存款1000万元，存期一年。原一审时，原某申请证人宋某（原某丈夫）出庭作证，欲证明2014年3月经周某介绍，由李兵以原某的名义办理了银行卡开户，李兵当时承诺给予原某较高的存款利息。之后宋某代赵瑞平办理了存款手续，在卡内存入1000万元。办理开户手续是在被告处由李兵亲自为其办理。钱存入银行卡后，原某从未使用过Ｕ盾，也未从该银行卡内转出过钱。七、2016年6月20日公安机关对李兵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李兵“还有二个人也是通过你办理的，一个是平山的叫赵瑞平，一个叫赵明杰，你还有印象吗？”，李兵答“我知道，详细的情况记不起来的，但是这二个人和事我记得，并且印象很深，我想着向桥西分局说过这二个人的情况”。原一审时，原审法院于2018年2月9日在鹿泉监狱对李兵进行调查，李兵称，原某赵瑞平的存款系经边风营介绍存至被告处，是由原某丈夫办理的；原某存款手续办好后，李兵将原某存款进行了登记，并告知原某丈夫到期后取钱；李兵认可原某存款的办理及其后被转出的过程与（2016）冀01刑初00111号刑事判决书中十五户受害人相同。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在鹿泉监狱又对李兵进行调查核实，其称原某持有的带有“中国农业银行”字样的白色信封是其核实好存款数额后，当面将Ｕ盾等相关手续放进信封并封存后交付给宋某，信封上手写“2014.3.21—2015.3.21”是其本人书写；对于“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回执单上手写注明“本行承诺到期无条件支付.2014.3.21”及“客户缴费回单”上手写注明“密码121314”是谁书写的记不清楚了；案涉银行卡密码不知道是谁设定的，也不知道预留电话138××××0306是谁的号码。八、本案发回重审后，为查明案件事实，欲追加李席路、李瑞明、赵梓熙等五人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经询问原某表示，其不认识上述五人，无法提供上述五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也不申请追加上述五人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刑初00111号刑事案卷中未能查找到李席路、李瑞明、李**、赵梓熙、李艳静的联系方式及其他相关信息，案卷中也无对上述五人的询（讯）问笔录。被告要求追加上述人员为本案当事人，本院根据被告提供的联系方式通知上述四人到庭参加本案诉讼，仅李席路签收了本院发出的参加诉讼通知书等，其他三人均被退回。本院开庭时，李席路未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询问，被告称无法提供上述人员其他联系方式，如果原某认为不需要上述人员出庭，建议驳回原某诉求。为查明案件事实，2019年12月26日原审法院前往李席路住所地对其进行调查核实，李席路称边风营在泊头市做生意时双方认识，当时边风营为了住宾馆借用其身份证大约一个礼拜左右，边风营归还其身份证时称开了一张卡，其当时没有在意；其不认识赵瑞平、宋某，与二人也没有经济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其不认识李兵，仅是听边风营与别人聊天时提到过李兵；其对于本人案涉银行卡内资金的转出与转入等均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此事；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没有找其调查过相关情况，其也没有介绍过客户在银行存款，边风营也未向其提及过此事。九、刑事案件受害人之一吕志强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农行石门支行返还存款143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对于原某的存款损失，综合确定被告承担95%的责任，原某承担5%的责任，并据此作出（2016）冀0105民初35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被告农行石门支行给付原某吕志强存款1005290元，并支付自2014年11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驳回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农行石门支行不服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冀01民终46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行石门支行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冀民申34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原某于2014年3月20日在被告处开户，并于2014年3月21日存入100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对于原某存款被转出是否存在过错，各自责任承担；宋某收到的130万元与本案有无关联，应否从本金中予以扣除；有无必要追加李席路等五人为本案当事人。围绕该焦点问题，原审法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原、被告之间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作为金融机构应当安全妥善的保管好储户的存款，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本案中，被告的工作人员李兵以高息引诱储户在被告处存款，并将储户的真Ｕ盾及开户资料复印后交付他人，伙同他人骗取储户的存款。李兵的上述行为大都发生在正常工作时间，在被告的营业场所，时间长达近两年，涉及储户多人，且以相同的方法多次盗取储户存款，数额巨大，李兵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便利条件与他人串通骗取了原某的存款，而被告作为金融管理机构却并未及时发现其内部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即被告对原某的存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造成原某存款被转出存在重大过错，理应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款时应尽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自身存款的安全。本案中，被告在《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已向原某示明，应避免使用他人手机号码作为联系信息，应设置安全性较高的密码，避免使用简单密码或容易被他人猜到的密码。原某称其办理开户手续时仅在空白资料上签字，事后李兵交付给其开户资料中的密码和电话号码均为李兵设定，据此可以证实，原某实质上是将其密码及短信提示等主要信息向他人透漏，为银行工作人员李兵伙同他人骗取原某存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虽然原某系基于对银行及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才交付他人设置，但原某的行为也可证明其作为储户并未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过失，理应承担部分责任。结合银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在为自然人办理储蓄存款等业务时，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而自然人则处于相对的、被支配的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根据本案被告在对储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致使银行工作人员利用银行内部管理出现的漏洞，伙同他人设局骗取了储户的存款，没有尽到最大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原某虽然按照银行工作人员李兵的要求和指示进行操作，但原某的行为实际上已将密码等信息泄露给了他人，为李兵伙同他人骗取原某存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自己存款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失。因此，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参照类似案件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对于原某存款的损失综合确定被告应承担95%的责任，原某应承担5%的责任。二、关于宋某收到的130万元与本案有无关联，应否从本金中予以扣除问题。案涉1000万元由宋某于2014年3月21日转账给原某赵瑞平，当日通过赵瑞平银行账户分四笔转账给李席路共计200万元，同时李席路于当天又向宋某转账支付100万元，次日向宋某转账支付30万元。原某赵瑞平作为宋某之妻未能举证证明其夫妇二人与案外人李席路或李兵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也未能对宋某收到的13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结合原一审宋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存款系由其代原某赵瑞平办理的事实，应视为宋某账户收到李席路转账支付的130万元系李兵等人为揽储而支付的高息，宋某接收该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在被告农行石门支行返还原某存款本金时予以扣除此笔款项。三、关于有无必要追加李席路、李瑞明等为本案当事人问题。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刑事案件受害人在被告处存款后，大部分通过李席路、李瑞明银行账户进行款项的转出与转入，在刑事案卷中并未涉及李席路等人，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原某赵瑞平与李席路、李瑞明、李**、赵梓熙等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向李席路等人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后，李瑞明、李艳静、赵梓熙等三人均未妥投成功，李席路签收后（预留电话为空号，投递员上门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经询问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提供上述五人的其他联系方式。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法通知上述五人到庭参加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鉴于上述五人均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查明上述五人与本案的关系；其次，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中未提及上述五人是否涉嫌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也未对上述五人进行询（讯）问；再次，针对刑事案件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也均未追加上述五人为案件当事人，未判令上述五人承担民事责任。最后，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前往李席路住处对其进行调查核实，李席路称其仅认识边风营，不认识赵瑞平、宋某，也不认识李兵，与上述三人之间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对于本人案涉银行卡内资金转出与转入均不知情。因此，本案没有必要再追加李席路、李瑞明、赵梓熙、李艳静等为本案当事人。综上，综合前述认定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被告应返还原某存款本金的数额为8263991元［（1000万元-130万元—1061.64元）×95%］。原某主张利息以应返还存款为基数，自存款之日（2014年3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农行石门支行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相关责任人另行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某赵瑞平存款8263991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原某负担12145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负担69655元。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储蓄存款关系而引发的储蓄合同纠纷，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与上诉人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人民法院是基于储蓄合同本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民事案件审理，上诉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骗取银行客户存款的犯罪事实，对该民事裁判结果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综上，上诉人的本案应先刑后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作为专业办理储蓄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储户的存款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对其工作人员应尽严格的管理责任，因上诉人的管理存在漏洞，使得李兵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便利条件转走被上诉人的存款，上诉人对储户存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被上诉人的存款损失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基此判令上诉人承担95%的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李席路、李瑞明等人参加诉讼这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未提及上述等人，且针对刑事案件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未追加、未判令李席路等人承担民事责任。原审法院通过各种渠道皆无法通知李瑞明、李艳静、赵梓熙等人，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在经合法传唤李席路未到庭的情况下，前往李席路住处对其调查核实，一审法院已为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履责，并依照合法程序制作调查笔录，李席路称其仅认识边风营，不认识赵瑞平、宋某、李兵，与三人之间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对于本人案涉银行卡内资金转入与转出均不知情。在此情况下，本案没有必要追加李席路、李瑞明等人为本案当事人。 关于李席路转给宋某的130万元是否为李兵等人为揽储而支付的高息这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因无其他证据证明赵瑞平夫妇与李席路或李兵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宋某之妻亦未能对宋某收到的13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故一审认定宋某接受该款项无合法依据，应在上诉人农行石门支行返还存款时予以扣除并无不妥。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立红 审判员  刘瑞英 审判员  任永奇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王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