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建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娜，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舒普生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北京舒普生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建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乐，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恩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乐，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宏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森兴，广东宝城（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舒普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普生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夫公司）、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州康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7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康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书中完全忽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夫公司之间从2008年就开始合作经营，被上诉人的股东徐建兰在上诉人处担任高管，非常容易获得上诉人盖章的材料这一特殊事实，仅根据一般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认定规则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徐建兰负责涉案产品安装、可夫公司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刘恩平负责涉案产品的合同签订，该二人可以非常容易伪造和窃取原审法院认定买卖关系成立且已履行的关键证据，即客户名单及安装记录表。上诉人从未提供过客户名单给被上诉人，徐建兰作为安装人员获得客户名单轻而易举。而徐建兰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获益，也意味着其获益，不排除其为了获得双重的利益而将上诉人的客户名单窃取交给被上诉人。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持有该两份证据，也不能当然根据这两份证据认定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发送了货物，因为即使不存在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也可以不通过上诉人而获得客户名单及安装记录表。（2）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了相关原材料采购的证据，及可夫公司将自己的专利独家授予上诉人的关联公司梅州康立用以生产销售的证据，用以证明涉案产品其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合作生产，原审法院一方面认为金额不大，远不足80台涉案产品所需，无法认定就是涉案产品所需的材料。另一方面，原审法院却仅根据被上诉人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就认定被上诉人出售涉案产品符合逻辑，再简单配合客户名单就认定被上诉人有生产涉案产品并已实际交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了合作经营。在合作经营期间，为了应对各相关部门的检查，被上诉人的股东，也是上诉人当时的高管，会伪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供货合同》，并偶尔会以货款形式走账，并根据走账的形式开具发票。原审法院完全忽略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的深度的合作关系，忽略了被上诉人可以轻易获得任何与上诉人相关的盖章材料，即使被上诉人持有客户名单及安装记录表，也不意味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并已实际交付货物。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货物生产记录及送货记录的基础上，就认定了被上诉人履行了送货义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提交的《供货合同》签订日期是2010年6月25日，可是被上诉人所提交用以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发票最早的开具日期却在2010年5月份，且上诉人在2010年10月15日签订一份经公证过《供货合同》，事实上该份合同也是伪造的，是为了应付检查，不存在履行的问题。这也再次印证了上诉人的主张，双方是合作经营项目关系，开具发票、签订合同都仅是基于财务需求而已。综上，鉴于本案特殊情况，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合同成立的认定理由显然尚未达到证据认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审法院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错误地否认2008年1月30日《企业并购协议》的履行，而单独认定2008年6月l日《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导致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买卖关系。（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夫公司于2008年1月30日签订的《企业并购协议》约定公司并购后，被上诉人和可夫公司成为上诉人的属下办事机构。由于各方当时并未对合作利益如何分配最终确定，因此并未对工商登记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各方在协议书第四条注明“本协议中未约定的其他事宜由三方后期再协商约定”，所以才有了2008年6月1日由上诉人的关联公司梅州康立与被上诉人、可夫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在合作协议中对合作各方的分工作了明确约定，且对分配利益也做了约定。由于被上诉人及可夫公司一直想争取更多利益分配，因此一直拖着未去做工商变更。但各方一直按照这两份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条《企业并购协议》跟《合作协议书》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前面的并购协议，上诉人根本无可能在梅州康立退出之后直接承接梅州康立的权利义务，并持续以各种名义向被上诉人支付分红款项。（2）原审法院认为梅州康立公司2011年6月之前向刘恩平支付工资款等费用，让上诉人获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属于履行《合作协议》的研发成果，梅州康立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不能排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完全忽略2011年6月之后，上诉人持续以工资1287281元、研发技术服务费1215915元、货款1017514元、费用报销款108499元等名义向被上诉人支付分红款3629209元。本案中除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供货合同》及经公证过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的供货合同以及《企业并购协议》外，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其他任何协议。如果原审法院不认定《企业并购协议》的履行，这意味着原审法院完全不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作经营关系。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4168723元（3629209+539514）应全部认定为支付涉案的货款。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被上诉人所主张的415万元货款，多余部分被上诉人是否应该返还？（3）2012、2013年度的股东利润分红方案，清楚显示徐建兰、刘恩平分得利润情况，证明徐建兰、刘恩平虽然没有在工商登记成为上诉人的股东，但是已经实际根据《企业并购协议》及《合作协议》享有股东分红权利。（4）被上诉人只是个空壳公司，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及相应的人员结构，根本不存在组织生产涉案产品的可能性。（三）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被上诉人捏造了合同和债权，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了正常司法活动；而且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被上诉人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二百多万，属于情节严重，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同时，被上诉人也涉嫌构成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的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二审法院不应将刑事犯罪部分搁置不理，民事部分继续审理。而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调查。综上，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存在的是合作经营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合同》本身并不属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错误事实予以纠正，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舒普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对于涉案脑涨落图仪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上诉人并未按照双方的《供货合同》履行买卖付款义务，被上诉人一方提供了证据证明已经确实履行了《供货合同》所约定的供货义务，且上诉人也按约定支付了部分货款，整个证据链能够充分说明如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合同》所约定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一再强调所谓被上诉人掌握其公章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相反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已经得到了实际履行。（二）被上诉人在2017年就已经获得了涉案脑涨落图仪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在医疗器械注册证过程中注册申请人需要具备注册产品的生产能力，并通过临床实验的考核，原告获得该注册证就当然具有合同约定的生产条件和资质。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未取得注册证，如果上诉人没有取得注册证还主张生产了脑涨落图仪产品，应当由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对其提供生产记录、生产资料等予以证明，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明，结合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脑涨落图仪是由上诉人采购自被上诉人，这也是唯一可能的合法来源是来自于被上诉人。（三）上诉人在上诉状和补充上诉状意见当中一再强调的双方实际上是合作关系，实际上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与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任何关系，也根本不会冲突。即使部分协议得到了实际履行，也不能否定双方之间所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证据1、2没有提供相关原件，即使退一步来讲，两份协议约定了公司并购和股权变更，但均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股东股权等事项变更，因此两份协议并未得到履行。对于上诉人一审证据3合作协议，该份协议无论从双方的分工合作和合同目的来看，都是为了使甲方即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脑涨落图仪医疗器械证书，并且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为其生产、销售、维护、开发等提供技术服务，利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专业知识，实际上最终通过乙方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研发和改进，最终注册脑涨落图仪的产品的注册证由上诉人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所获得，上诉人作为该份协议最终的受益方，代第三人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本影向原告和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也是应有之义。需要强调的是，双方的合作协议所针对的产品并未是涉案产品，因为涉案产品的生产资格被上诉人一方早在2007年已经拥有，双方需要进行开发新产品最终的注册证由上诉人所取得的，该份协议也是针对新产品所进行的。（四）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上诉人脑涨落图仪以及超低频经颅磁刺激仪这两款产品的开发改进，以及注册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依照该份合作协议履行了对应的义务。上诉人所支付的费用部分也是针对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所履行的研发等工作所进行的。双方的合作并不是对已有注册且注册人为被上诉人的脑涨落图仪的产品进行销售，上诉人借此以该份合作协议混淆旧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依据的。（五）针对上诉人一方所提交的其主张以货款、研发费、工资、报销费等支付的分红款，我方不予认可。对于其中支付的部分货款和研发费我方已经开具了对应的发票，加上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相关的技术服务，履行提供了技术服务的义务，上诉人一方理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的技术服务费。此外，合作协议三当中约定了甲方应当支付乙方人员工资待遇、场地费用、差旅费等，上诉人所主张的这部分费用与涉案买卖合同完全无关，更不是所谓的分红费用。（六）上诉人所主张的已经交付的脑涨落图仪是双方合作生产，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主张是不成立的。被上诉人早已取得涉案产品的注册证，而上诉人直到2012年8月才取得相应的生产资质，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39条以及《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29、30条的规定，上诉人最早只能在2012年才具有脑涨落图仪的生产许可，此前其既不能生产，也没有如其所主张的合作生产，即使要委托生产也要签订委托生产合同和报批。因此，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生产涉案合同约定的脑涨落图仪产品。结合被上诉人一方的证据可得出结论，本案诉争的脑涨落图仪产品是上诉人采购至被上诉人。上诉人企图以所谓技术服务费、合作中的工资费用甚至是报销费用混淆了双方在上诉人取得注册证之前就旧款产品签订并履行的买卖合同，违反的诚实信用原则。可夫公司述称，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一致。梅州康立公司述称，与其在一审时的意见一致。舒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清偿货款3460486元及自2016年6月25日起至偿还日的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庭审中，原告明确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了2010年6月25日原告（供方）与被告（买方）签订的《供货合同》，用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从形式上看，印章不是直接盖的，可能是复印，第一页和第二页的纸质不太一样，被告从未签订过该合同，买方签字人侯宏创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合同未加盖骑缝章，而是在第一页右下角空白处（大概落款处）加盖了被告的公章，该合同不排除原告方徐建兰、刘恩平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用被告公章制作空白文件，事后在第一页空白文件上打印第一页相关内容。从合同内容上看，合同标的额大，但权利义务约定非常简单，未约定违约责任，“三年内分期交货，六年内付清货款”的约定笼统模糊，不符合交易习惯；合同签订时间是2010年6月25日，而原告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日是2011年1月11日，有效期不足半年，合同约定三年内分期交货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与常理不符，所以供货合同不真实。第三人可夫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认为与己无关，对真实无法确认。经查，《供货合同》约定，合同标的为SP03脑涨落图仪83台，单价5万元，总计415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分期交货；合同签订之日起六年内付清货款；由供方送货到买方，费用由供方负担；违约责任双方协商解决。原告方有徐建兰签字，被告方由侯宏创签字，在第二页落款处双方均加盖了公章；在第一页右下方空白处被告加盖了公章。原告提交了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原件）、装机记录，用于证明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发给原告脑涨落图仪的销售去向，原告已按供货合同约定供货。被告对用户名单中加盖的被告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件上没有手写的内容，无法证明这些名单是2012年8月27日以前的，没有加盖印章的用户名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法定代表人徐建兰与可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恩平就涉案产品合作时均在被告公司担任要职，有条件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被告的印章制作该用户清单；按照常理，买方不可能将销售去向的用户名单提供给卖方。对装机记录不予确认，1、涉案产品是原、被告方合作生产销售的，原告未向被告交付货物；徐建兰和刘恩平就涉案产品的合作在被告处任职，徐建兰负责安装、医学培训，刘恩平负责市场销售，原告提供的装机记录中的购销合同及装机记录表证明了这一点；2、安装记录表是被告的，交付货物及售后安装均以被告名义进行，徐建兰是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其他安装人都是被告的员工。合同约定原告送货至被告，原告未提交该证据。第三人可夫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认为与己无关，对真实无法确认。经查，原告提供的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共四页，序号1-77共三页，均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另一页用户名称为乌鲁木齐爱德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3医院、北京军颐中医院的用户名单没有加盖被告公章。经查，对照原告提交的安装记录表，在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中，其中黑龙江哈尔滨211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陕西省委机关医院、上海江城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医院、北京大学心理学临床中心、苏州大学附一医院、南京市京华医院、南京军区门诊医院、西安大唐医院、北京蓝海中医院、北京国奥心理医院无安装记录；湖南省脑科医院和西安武警医院只有买卖合同，无安装记录；上海新科医院、合肥同仁关怀癫痫病医院、杭州京都医院只有照片，无安装记录；吉林市精神病医院只有新闻报道。以上共计19家客户无安装记录。安装记录表下方均注明“请将此表填完后，传真或快递回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另外，原告提交了2012年7月23日被告（供方）与湖南省美迪斯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需方）签订的《医疗器械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产品为SP03脑涨落图仪（EFG），单价21万元，交货地点为湖南省脑科医院。原告提交了北京市工业企业专用发票（2010年5月17日开具5万元、2011年6月20日开具20万元）、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012年11月21日开具）、收款单据（2013年1月8日付款17514元、2013年12月10日付款22000元、2014年1月22日付款50万元），用于证明原告开具了被告支付的539514元的发票，被告未按合同足额付款。被告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被告是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关系，被告支付的是合作款项，发票仅是基于财务需求而开具，号码为014660159的发票开票时间是2010年5月17日，在合同签订日前。号码为06971815至06971849的发票显示为三分之一台，金额为9999元，与合同约定每台单价5万元的金额不一致。经统计，原告提交的发票金额合计605161元，与其主张的付款金额不符。第三人可夫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认为与己无关，对真实不予确认。经查，开票日期为2010年5月17日的发票载明商品为脑涨落图仪，数量1台，单价5万元；出票日期为2011年6月20日的发票载明商品为SP03脑涨落图仪，数量4台，单价5万元，总金额20万元；2012年11月21日开具的发票共计36页，商品名称为脑涨落图仪或脑涨落图仪专用线缆，总金额350282元。原告提交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注册证（原告）、医疗器械注册证（被告），用于证明原告自2007年1月12日即具有生产销售SPO3脑涨落图仪的生产许可，有效期四年；被告于2012年8月13日才具有生产和销售SPO3脑涨落图仪的生产许可，实际生产时间更晚。被告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虽有注册证，但并未独立生产涉案产品，涉案产品是原、被告合作生产的；涉案合同2010年6月25日签订，原告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有效期届满日为2011年1月11日，有效期不足半年，合同约定三年内分期交货，与商业交易习惯、常理均不符。被告2012年前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2008年起被告与可夫公司开展合作，共同生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两第三人对真实性确认。经查，2007年1月12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了京药监械（准）字2007第2210028号《医疗器械注册证》，载明“北京舒普生工贸有限公司，你单位生产的SP03型脑涨落图仪，经审查，符合医疗器械产品市场准入审查规定，准许注册，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四年。”2012年8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被告颁发了国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3211043号《医疗器械注册证》，载明“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你单位生产的脑涨落图仪（商品名：神经递质功能检测仪），经审查，符合医疗器械产品市场准入规定，准许注册，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四年。”被告提交了《企业并购协议书》，用于证明原告、可夫公司（下称原告方）与被告签订企业并购协议，三方进行合作，共同生产经营涉案产品及延伸配套产品，原告方人员工资待遇、场地费用、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成本由被告承担，原告方负责涉案产品的开发工作等。原告和可夫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被告与原告方产生了矛盾，即使合同属实也无法履行。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经查，2008年1月3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第三人可夫公司（丙方）签订了《企业并购协议书》，约定三方就甲方并购乙方、丙方达成协议，乙方、丙方为甲方的属下办事机构；乙方、丙方所开发的“脑涨落图仪”及延伸配套系列开发产品转为甲方所有，其中“脑涨落图仪”包括：产品注册证、临床试验报告、产品标准等；丙方临床试验报告产品名称为：脑涨落图分析系统，技术指标与脑涨落图仪完全一致。乙方、丙方现有员工工资待遇、场地费用等由甲方负责，乙方、丙方现有员工主要负责“脑涨落图仪”的开发工作等；“脑涨落图仪”及延伸配套系列开发产品由甲方进行注册、生产、销售。本项目产品生产、销售所产生的利益按已有协议执行。被告提交了2008年5月28日的《合作协议书》，用于证明原、被告就涉案产品项目进行分工，原告法定代表人徐建兰主要负责医学培训、医学原理的研究等事项，任项目副总经理，可夫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恩平主要负责市场销售，任项目总经理。原告对该此不予确认，该协议是被告与可夫公司签订，与原告无关；协议约定被告的股东由侯建凯、侯某、徐建兰和刘恩平组成，但被告从未变更过股东，即使有该份协议，双方也并未履行。可夫公司对真实性确认，但认为协议约定增加徐建兰和刘恩平为被告股东，但实际上协议并未履行。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经查，2008年5月28日，被告（甲方）与可夫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所拥有的关于脑涨落图仪项目的发明专利及前期相关实验资料等技术，转由甲方进行项目产业化实施，并全部享有本项目所有知识产权及使用权。项目技术合作后，公司股东由侯建凯、侯某、徐建兰、刘恩平四人组成深圳康立公司股东；工作分工：徐建兰主要负责医学培训、医学原理的研究等事项，任副总经理；刘恩平主要负责市场销售等事项，任总经理。被告提交了2008年6月1日的《合作协议书》，用于证明梅州康立公司与原告、第三人可夫公司合作共同生产涉案产品及延伸配套产品，其中原告和可夫公司人员工资待遇、场地费用43500元等以及涉案产品及延伸配套产品生产、销售成本等由被告承担，原告、可夫公司负责涉案产品的开发服务等，并约定了产品项目利益分成。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无原件。可夫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协议是可夫公司与原告及梅州康立公司的合作协议，内容是对可夫公司及原告的脑涨落图仪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并非是对现有产品进行的约定，与涉案销售合同无关，涉案销售合同涉及到现有的脑涨落图仪产品的销售；关于脑涨落图仪产品的改进与完善，可夫公司与原告履行了分工，为被告获得生产许可证提供了技术开发服务。梅州康立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2011年6月1日之前，被告为梅州康立公司的大股东，当时基于被告的要求与原告及可夫公司签订了该协议，2011年6月1日之后，被告不再是梅州康立公司的股东，梅州康立公司没有再履行该协议，该协议由被告与原告及可夫公司继续履行。经查，2008年6月1日，原告和可夫公司（共同的乙方）与梅州康立公司（甲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按照销售收入减除制造成本，经营成本和税金后的利润，甲方占60%比例，乙方占40%比例；乙方人员工资、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负责技术开发、服务，销售人员的培训、教材编写，技术改进、完善方案的提出，并进行修改等；甲方负责产品的生产、销售，市场信息的搜集，硬件技术的改进、完善等。脑涨落图仪产品改进和完善，因技术改进，能够形成知识产权的，由双方共享。2007年12月8日，可夫公司作出《关于专利使用权的声明》，载明，现可夫公司将其拥有的脑涨落图仪的专利技术以独占许可的方式许可给梅州康立公司在全国制造、使用和销售该专利产品。被告提交了2008年至2011年5月梅州康立公司支付原告方款项的电子转账凭证（收款账户刘恩平）、2011年6月之后被告支付原告方款项的银行流水（收款账户刘恩平）、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梅州康立公司），用于证明2008年至2011年5月，被告当时的子公司梅州康立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每月支付原告方人员工资及场地费用43500元等，收款人是可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恩平，以及梅州康立公司按约定支付利益分成的事实。2011年6月开始由被告支付协议约定的工资及场地费用及双方约定的利益分成，收款账户为刘恩平。2011年6月27日之前，被告是梅州康立公司的控股股东，于2011年6月27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原梅州康立公司与原告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全由被告承担。原告和可夫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只有部分原件，无法全部确认真实性，2011年6月之前是梅州康立公司转给刘恩平的，与本案无关；2011年6月之后的付款也是转给刘恩平、刘恩红的，与本案无关。对企业档案的真实性确认，可以证明梅州康立公司不是被告的子公司。梅州康立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被告提交了2012年12月《付款通知书》及银行对账单、2012年被告替可夫公司支付房租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被告承担了可夫公司的场地费用。原告和可夫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真实，也是被告与可夫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无关。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证明涉案产品原料由被告采购，被告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承担涉案产品的生产成本。原告和可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被告所采购的配件就是生产涉案产品的配件，且只有几张共计几万元的发票，配件包括电源线、电源供应器、主机机箱等，很多产品都会使用这些配件，故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了徐建兰报销单及其签名审批的报销单（2011年、2012年），《软件项目任命书》，脑涨落图仪分析系统（EFG）设计开发计划、开发总结、产品技术报告，设计开发评审报告，用于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徐建兰和可夫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恩平自涉案产品合作之日起担任涉案产品项目要职。原告和可夫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原、被告在履行专利权使用、研发项目中存在合作，合作是为了使被告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不能证明徐建兰和刘恩平与被告有劳动关系，被告未提交劳动合同。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软件项目任命书》于2009年2月10日出具，载明“兹任命徐建兰工程师为脑涨落图仪分析系统（EFG）项目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此项目的各项管理工作。”脑涨落图仪分析系统（EFG）设计开发计划于2009年3月11日经侯兴凯批准，载明待开发软件系统的名称为EFG-脑涨落图分析系统，任务提出者和开发者均为深圳康立公司。设计开发评审报告样机的评审批准时间是2012年8月31日，产品名称为脑涨落图仪，产品型号为SP03A/SP03B。被告提交了刘恩平签名审批的报销单（2011、2012年）、刘恩平代表被告签署的合同，用于证明刘恩平担任被告合作项目总经理，负责市场销售，代表被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有使用被告公章的权限，存在伪造证据的条件。原告和可夫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为了履行涉案合同，涉案产品的维护和安装原告都有参与，维修由原告负责，并不能证明刘恩平在被告处任职。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了被告的安装记录表、催收专利年费的邮件及付款凭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劳动合同，用于证明1、就原、被告的合作，被告向客户销售产品，徐建兰在被告公司任职，负责医学培训等；2、原告提交的用户名单上部分用户并不是脑涨落图仪的用户，而是超低频经颅磁刺激仪的用户；3、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被告为涉案产品支付了专利年费；4、被告基于合作合同的约定取得了涉案产品的软件著作权；5、安装人员是被告的员工，涉案产品的销售安装是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徐建兰也是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该记录表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货的事实。原告和可夫公司认为徐建兰之所以会出现在安记录中，是因为仪器的维护由原告负责；付款凭证的原件上没有专利号，不知道是哪个专利，且与本案的货款纠纷无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与本案无关；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劳动合同签名的侯宏创就是涉案合同签名的侯宏创，既然侯宏创能代表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其也能代表被告签订本案的供货合同。第三人梅州康立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2009年至2011年被告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均出现侯宏创代表被告签订的情形。被告提交了记账凭证、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付款申请书，用于证明被告支付的不是货款，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有刘恩平、周某的签字确认，该款项对应的是原告提交的已付货款的付款收款单据。原告确认已收到该两笔款项，记账凭证中记载研发费用等是被告内部记账问题，结合原告提交的发票可知，该款项为货款。第三人可夫公司提交了脑涨落图仪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脑涨落图仪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报告、经颅磁刺激仪医疗器械临床实验报告，用于证明第三人可夫公司及其相关人员刘恩平、徐建兰等履行了被告提交的2008年6月1日《合作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分工及义务。原告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对真实性确认，可以证明2008年6月1日《合作协议书》得到了履行，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非买卖关系。梅州康立公司称该证据形成于2011年6月1日之后，与梅州康立公司无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对《供货合同》第一页和第二页打印内容墨迹是否相同、形成时间是否相同，第一页公章与第二页两枚公章的形成时间的关系及该三枚公章与落款时间2010年6月25日的时间先后关系，第一页公章和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院通过摇珠选定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复函称，因鉴定材料是碳粉打印，不能鉴定形成时间，但可以鉴定是否墨迹相同，可以做章与日期，是先盖章后打印还是先打印后盖章。后，双方另选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被告申请的事项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函件，称该检材待检部位均受到严重污染，不具备形成时间鉴定条件，不予受理。另查，梅州康立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2日，2011年6月27日，股东出资情况由深圳康立公司出资750万元，占比75%；香港侯宏创先生出资250万元，占比25%，变更为深圳市麦迪聪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出资750万元，占比75%；香港侯宏创先生出资250万元，占比2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主张的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涉案货物是原、被告共同合作生产还是原告生产出售给被告的；三、原告实际交付了多少台货物。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买卖合同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供货合同》本身，被告虽对被告在第一页右下方空白处加盖公章而没有加盖骑缝章、被告签字人侯宏创并非被告法定代表人、合同两页纸不太一样、合同在标的额巨大的情况下约定内容过于简单等方面提出质疑，推定系徐建兰、刘恩平在被告处任职时用加盖了被告印章的空白纸制作了《供货合同》，被告为此向该院提出对公章形成时间、墨迹是否相同、公章和文字形成时间的关系等申请鉴定。但两家鉴定机构均回复因检材受污染无法鉴定。该院认为，就合同本身来说，被告未否定公章的真实性；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在《供货合同》签订时公章交由徐建兰、刘恩平保管；被告提交的《企业并购协议书》、两份《合作协议书》均约定较为简单，符合被告一贯的签约风格；侯宏创曾代表被告与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综上，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院确认《供货合同》形式上的真实性；二、原告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载明，原告有生产涉案产品的资质，有效期自2007年1月12日起四年，原告生产出售涉案产品符合逻辑；三、原告提交了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装机记录，可以佐证原告按照被告的指定交付货物的情况；四、原告提交的发票均载明商品名称为脑涨落图仪或脑涨落图仪专用线缆，可以佐证被告曾向原告购买了脑涨落图仪；五、原告提交了2012年7月23日被告（供方）与湖南省美迪斯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需方）签订的《医疗器械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产品为SP03脑涨落图仪（EFG），单价21万元。而原、被告《供货合同》约定单价为5万元，不能否定被告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可能。关于焦点二。被告否认《供货合同》真实存在的理由不足。首先，被告认为双方系合作关系，为此提交了《企业并购协议》、2008年5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08年6月1日的《合作协议书》。1、关于《企业并购协议》，该协议约定公司并购后，原告和可夫公司成为被告的属下办事机构，脑涨落图仪及延伸配套系列开发产品由被告进行注册、生产、销售。但被告未提交相关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记录及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证据，用于证明并购事项的成功运作；2、关于2008年5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项目技术合作后，由侯建凯、侯某、徐建兰、刘恩平四人组成被告的股东，但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徐建兰、刘恩平已成为被告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多少的事实，而这项约定关系到徐建兰、刘恩平的切身利益，故无法认定该协议已得到履行；3、关于2008年6月1日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详细约定了原告和可夫公司的人员工资、费用、场地费等事项，原告和可夫公司负责技术开发、服务，科研方案的设计、制定、实验、跟踪等，同时约定利益分成，即按照销售收入减除制造成本，经营成本和税金后的利润，甲方占60%比例，乙方占40%比例。被告提交了梅州康立公司在2011年之前向刘恩平支付工资款及垫付房租、支付徐建兰差旅费等证据，法院认为原告和可夫公司与梅州康立公司已履行了该合作协议，被告提交的脑涨落图仪分析系统（EFG）的设计开发评审报告及被告在2012年8月13日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应属研发成果，梅州康立公司及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不能排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被告提交的购买原材料的发票金额涉及几万元，远不足80台涉案产品所需，亦无送货单等证据佐证；发票载明的材料为通用材料，尚不足以证明系用于了涉案产品；再次，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销售涉案产品收取货款的情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利润分成的协议、决定及支付凭证。被告提交了539514元付款凭证及被告公司的记账凭证，用于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研发费用，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是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利润分成；且被告的记账凭证及转款摘要为其自己添加，并无原告的合议，原告认为该款系货款，能与《供货合同》及发票相印证。综上，根据原、被告提交的现有证据，该院认为原告有帮被告开发研制涉案产品，最终也使得被告在2012年8月13日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但在被告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之前，双方是否进行了并购或合作生产，还是被告从原告处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相较于《企业并购协议》、2008年5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院倾向于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并履行了《供货合同》。关于焦点三。对照原告提交的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与装机记录，用户名单中有19家客户并没有对应的安装记录，原告不能证明其已向该19家客户交付涉案产品；另外，原告提交的用户名称为乌鲁木齐爱德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3医院、北京军颐中医院的用户名单没有加盖被告公章，该3家客户不能证明是被告指定原告交付的客户。综上，应排除22家客户的收货情况，法院能够确认原告交付的脑涨落图仪为58台，按照《供货合同》约定每台5万元，原告供货总金额290万元。原告确认被告已支付539514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欠款2360486元。《供货合同》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六年内付清货款，《供货合同》签订于2010年6月25日，故原告主张被告自2016年6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违约金，该院予以认可。该院确认的违约金具体计算方法为：以23604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6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舒普生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60486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3604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6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北京舒普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098.78元，由原告负担11959.78元，被告负担24139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深圳康立公司称侯宏创是深圳康立公司当时控股的公司梅州康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称《供货合同》涉及的脑涨仪，对外售价大概十多万元一台；并称深圳康立公司支付给舒普公司的款项中记载货款的部分实质是支付分红款，并非支付货款。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供货合同》是否为深圳康立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供货合同》有深圳康立公司盖章，并有侯宏创签字，深圳康立公司并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侯宏创是深圳康立公司当时控股的公司梅州康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且曾代表深圳康立公司与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供货合同》约定的脑涨落图仪用户名单当中的大部分均已由舒普公司进行了送货和安装，故可以认定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深圳康立公司主张其公章是未经同意被加盖在空白文件上，合同涉嫌伪造，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深圳康立公司还主张舒普公司的装机行为是双方合作的内容的一部分，但正如一审所分析，双方合作并不排斥同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合同约定的脑涨落图仪价格为5万元一台，深圳康立公司对外售价为十多万元一台，并不排除深圳康立公司通过低价从舒普公司购入再高价出售的合作方式是双方总体合作的一部分内容。故深圳康立公司的证据不足以否认《供货合同》的真实性，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深圳市康立公司主张其支付给舒普公司的款项为分红款，并非货款。故一审认定的未付货款金额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98.7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已由上诉人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