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1民终5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中兴东路**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082434805G。法定代表人：曹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帮华，男，汉族，1963年6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高勇，男，汉族，1972年2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诉人重庆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雷高勇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1民初594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来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帮华、被上诉人雷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来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事实和理由：1.本案所涉房屋不是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而是上诉人与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买卖取得的房产。2.被上诉人占用房屋时，是以租赁方式进行居住，同时铜梁良种场改制时已经明确安排被上诉人居住，属于临时过渡。3.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4.上诉人依法取得的物权不受侵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进行侵占。5.被上诉人的观点与理由体现为谁闹谁有理，与现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司法理念完全背离。雷高勇辩称，1.涉案房屋系铜梁县良种场1995年按照职工工龄长短分配给职工居住，1998年单位改制时职工要求购买，单位不卖但注明以后按政策优惠出售给职工，不清楚农业局干部冯光才如何购买到该房，但转让合同中明确告知有良种场职工居住，证明职工居住在先，冯光才购买在后。2.农业局在2002年的诉讼中称良种场没有解体，但良种场1998年就改制了，职工从1998年至今一直找政府部门解决此住房问题无果，职工按照工龄长短分得的房屋应享有优先购买权。3.涉案房屋是单位分给职工居住，职工和原告之间没有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起诉职工主体有误，且原告购买该房时知道不能实物交付，带有侵权行为的买卖合同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不受法律保护。4.根据199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的通知》法发[1992]38号文件中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5.职工要求按照1998年铜梁县购房政策或者当时良种场改制时评估价格购买涉案房屋，享受本该属于职工享受的政策。来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雷高勇腾空、搬离位于铜梁区（河边桥头旁）的属于来宏公司的住房，本案诉讼费由雷高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雷高勇系原铜梁县良种场职工。1997年12月5日铜梁县农牧渔业局以铜农牧渔发〔1997〕62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同意良种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批复，该文件载明同意良种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1997年12月28日铜梁县良种场以铜良发〔1998〕5号文件作出了关于申报铜梁县良种场产权改革方案的报告，就铜梁县良种场进行产权改革的相关事宜进行确定。1998年9月10日原铜梁县良种场向被告等十多位职工出具《通知》，载明：你们现在所住铜梁县良种场公房为临时过渡用房。你们所住房屋如果要变为现金，由铜梁县良种场提前三个月通知你们。你们所住房屋的水电费按规定缴纳。房租费按98年良种场收取标准缴纳。均不得改变房屋结构。其中：印刷厂楼上五家职工搬到种子仓库底楼居住。每户一间，保证水电通和搭灶台。该通知还备注：①住种子仓库二楼职工，如果房要出售，按政策售房；②住种子仓库底楼职工，如果房屋要出售，按商业用房售房。在该通知出具前，雷高勇于1997年就开始居住在种子仓库。1996年9月至1997年5月原铜梁县良种场先后向农行铜梁县支行贷款136.50万元，并用仓库房作为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2000年3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收购该笔债权，后因追索无果，于2002年2月1日通过诉讼程序追索债务。通过强制执行，将铜梁县巴川镇东城小街（即兴农街）房屋共34间抵偿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建筑面积为1248.04平方米。2005年11月29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将上述房屋转让给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签订了《不动产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标的物为座落于铜梁县间房（建筑面积1248.04平方米），不动产的权源文件为裁判文书1份即（2002）铜执字第363-1号民事裁定书。该不动产共有34间房屋，其中17间被原企业职工占用居住至今，本次资产转让不能实物交付，甲方的交付义务仅以移交权源文件为限，由此可能给本次资产转让造成的补偿、纠纷和风险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解决。随后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房地产权证。2015年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上述房屋转让给原告来宏房开公司。2015年原告来宏房开公司就原铜梁县巴川街道办事处兴农街（河边桥头旁）的房屋办理了两份房地证登记证，证号分别为209房地证2015字第××号（一层）和209房地证2015字第40292号（两层），建筑面积分别为502.28平方米和642.78平方米，两层。2019年6月10日原告来宏房开公司张贴了《搬离通知》，要求各住户于2019年6月25日前搬离铜梁区巴川街道兴农街（河边桥头旁）一、二层房屋。被告知晓该通知，但至今不同意搬离。另查明，雷高勇等十几名职工对于原铜梁县良种场改制中的资产处置有很大异议。同时雷高勇在庭审中称：当时企业政策是享受了集资建房待遇的就不享受分房待遇，享受了分房待遇的就不能享受集资建房待遇。集资建房有产权，而分房无产权。如果有职工虽然享受了集资建房但离婚后无房也可享受分房待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非一般的物权纠纷，其中涉及到企业改制对职工权益的保障和确定问题。本案被告雷高勇在企业改制之前就由企业分配到公房居住，虽然没有所有权，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企业分配也是结合职工的工作年限、家庭情况进行的福利分配，以解决职工的福利待遇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从现已查明情况来看，本案所涉种子仓库房屋处理涉及到原铜梁县良种场职工的分房待遇问题。来宏公司及其上家重庆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获得该房产权时都被明确告知因原企业职工居住，无法实物交付。为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来宏公司在购房时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知道该房的处置涉及到企业改制等内部房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本案所涉纠纷属于“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范畴，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来宏公司可找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协调解决。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重庆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诉讼费8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二审中，来宏公司举示了下列证据：1、来宏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搬离通知》及铜梁县良种场于1998年9月10日出具的《通知》，拟证明铜梁县良种场对职工进行安置时并未承诺该房由被上诉人长期居住，且被上诉人也并未在该房实际居住，被上诉人应缴纳租金。2、铜梁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8年5月21日出具的《关于震后房屋安全工作的通知》以及重庆市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16日向铜梁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及时改造原良种场职工宿舍震后“危旧房”的请示》，拟证明案涉房屋是危房，产权人请求改建。雷高勇质证后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2的真实性，并认为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来宏公司虽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但该房屋系原铜梁县良种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据相关政策安排职工居住使用，以解决单位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居住问题，在职工未搬离的情况下，该房屋的产权进行了变动，由此引发本案腾房诉讼。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此种腾房纠纷，涉及单位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居住所作出的安排，且购买人来宏公司也明知出卖人无法实物交付，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来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来宏公司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 硕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刘 希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江满意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