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523民初357号 原告：李兴玉，男，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方芝，湖南大相正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刚，男，197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肖芝，男，197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银立中，湖南银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爱香，湖南银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兴玉与被告陈刚、肖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作出（2019）湘0523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肖芝、陈刚不服，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既没有对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公司”）与深圳犇牛公司未能进行股权置换合作的原因及责任进行查明或认定，也没有对永鑫公司被金称市人民政府关停原因及善后等情况进行查明，情势变更的发生必须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原审以情势变更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判决撤销原生效合同不当。另原审认定“2018年1月15日，原告李兴玉对尚未偿还的欠款重新向被告肖芝出具了243万的欠条”无相关证据证明。据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本院收卷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兴玉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解除原、被告三人签订的《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重组协议书》（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重组协议书》）以及《还款协议书》；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30日,原、被告三人就“将永鑫公司股权转让由原告李兴玉一人持有，其余二人退股”事宜，签订了《重组协议书》、《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作为《重组协议书》的配套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方式进行了具体约定。之后原告多次力邀两被告出面办理股份变更登记事宜，但两被告从未予以配合，致使原告与犇牛公司的合作事项被耽搁进而破裂，截止起诉之日，永鑫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仍为原、被告三人，《重组协议书》未得到根本履行。2018年12月3日，永鑫公司所经营的场地被邵阳县金称市镇人民政府划为禁养区并责令关停。由于两被告在近两年时间内迟延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当前的政策条件，《重组协议书》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政府出台该政策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势变更情形，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李兴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用以证明以下事实： 1、邵阳县永鑫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永鑫公司的股东现为原、被告三人以及三人的出资情况； 2、《重组协议书》、《还款协议书》、申请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自《重组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三人负有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以及在协议履行期间两被告负有积极配合义务；申请书中各方均有签字，将公司的项目款资金及部分存栏牛销售款用于先偿还被告所欠高利贷，原告出售143头牛用于还二被告所欠的高利贷是基于三方的约定，也是二被告转让协议的前置事由。如果二被告不同意原告出售存栏牛用于偿还高利贷，原告就不会签订股权重组协议; 3、邵阳县金称市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6日颁发的《金称市镇“三区划定”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认定表》一份，用以证明永鑫公司被划定为禁养区并责令关停，永鑫公司在该场地的经营项目基于政策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属于情势变更；该禁养区的认定表所登记的7个养殖场，其中6个养殖场的规模大于永鑫养殖场，同样被关停，养殖场的规模的大小与政府作出的规定没有关系，原告即使没有根据被告的承诺出售143头牛，根据政府的规划，仍会被划为禁养区； 4、深圳市犇牛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与谭小五、张佼佼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因两被告恶意不履行变更工商登记义务的行为，导致李兴玉与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事项无法达成，违背《重组协议书》约定的“不得设置阻力”的约定，以及原告曾就工商登记一事多次催促被告办理，两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达到的根本违约；虽然距离协议签订三年之久，但原告没有对该公司具有独立决定权，二被告对该公司仍有着决定性的决定权； 5、永鑫农业2016年以前债务表一份，用以证明因经营需要，永鑫公司在2016年以前已经背负巨额债务，在经营场地被划为禁养区并责令关停的情势变更之下，继续由李兴玉一人受让永鑫的全部股权只会使李兴玉遭受更大的不公平； 6、原、被告三人身份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三人的主体身份； 7、微信聊天记录两份，用以证明在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方式上，肖芝及其代理律师银立中律师均表示“以李兴玉个人名义或原股东名，均可参加犇牛公司合作，具体事宜由大家协商确定”，证明目的是本案所涉合同履行期间，李兴玉为永鑫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促使深圳犇牛公司与永鑫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对于与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事宜，肖芝等人违背本案所涉及合同的约定，拒绝承认李兴玉一人受让永鑫公司全部股份的合同约定，而是要求重新协商，致使本案所涉及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落空，进而致使犇牛公司终止了与永鑫公司的合作； 8、现场照片一份，用以证明由于与深圳犇牛的合作事项被终止，李兴玉投入试点种植的草场作物无人收购，损失巨大的事实； 9、与深圳犇牛公司的意向书，证明二被告是之前就知道我与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 被告陈刚、肖芝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有所隐瞒，2016年7月30日，两被告与原告就永鑫公司的资产清算完毕，公司之前的债务的承担及以后的经营划分很清楚，2016年7月30日，原告以经营状况不良为由，提交关于股份重组以解决自己困境的申请书，要求二被告退股，由原告一人经营公司，再由原告找人投资，并承诺分批偿还两被告所投入的资金。二被告同意原告的申请，并在当日就公司资产进行清算，签订了《重组协议书》，并由原告向肖芝出具承诺书及三张欠条，所以永鑫公司的资产清算在2016年7月30日清算完毕。2016年7月30日至2018年12月6日，金称市政府将永鑫公司的地规划为禁养区，在此期间内是原告自己经营。在2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实现公司的重组，永鑫公司一直没有营业，这完全是原告本人的原因造成，同时在此期间的公司经营和发展与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资产清算后至2018年12月6日金称市政府划为禁养区期间，原告并未进行资产重组，不存在划为禁养区导致公司资产重组失败。2018年4月3日原告将公司的股权资产作价给深圳犇牛公司合作，合作不成，导致股权置换失败，不是由于二被告的原因造成，要求二被告对公司清算以后的行为承担责任，有损公平。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辩称，被告肖芝提供了如下证据： 1、永鑫公司关于股份重组以解决本公司资金困局的申请书，用以证明三方签订《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重组协议书》的目的与方式，证明了双方之间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已由原告占有公司，已经达成协议和实现卖牛的事实； 2、2018.4.3深圳犇牛公司与永鑫公司《股权置换整合发展协议》，用以证明原告李兴玉已经实际独自占有公司全部股份、已经将永鑫公司的资产作价置换给深圳犇牛公司的事实，此合同是李兴玉在未告知两被告的情况下独自签署的，并且该协议已经讲清楚了永鑫公司作价867万元与深圳犇牛公司进行合作，合同目的已经达到了，也就是原告的权利已经行使了，但是原告的义务却没有履行； 3、补贴发放情况表，证明原告李兴玉领取国家补贴、已经实际享有了全部股权，在散伙时原告私吞补贴款、侵占公司资产的事实； 4、三张欠条，该证据与重组协议、还款协议及申请书是一组证据链。该组证据均证明当时就永鑫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清理和处置，并交给原告，该公司与二被告无关，原告将二被告的投资款要偿还给两个被告的事实。 为支持其辩称，被告陈刚提供了如下证据： 1、协商结果报告书，证明原告李兴玉独自经营公司、与深圳犇牛公司谈妥合作事宜的事实； 2、场地租赁协议，证明目的同上； 3、补贴发放情况表，证明李兴玉在清算前侵占公司资产，独自经营的事实。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提供的证据6，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邵阳县永鑫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客观真实，能够达成证明原告的目的，故予以认定；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重组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及申请书和被告肖芝提供的证据1申请书，均客观真实，内容亦相互佐证，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对其客观内容予以认定，双方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金称市镇“三区划定”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认定表》，该证据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并实施的政策文件，该政策文件针对的对象永鑫公司养殖场是原被告协议的标的物，与本案有关联性，对该证据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4、对原告的证据4，与本案内容相佐证的部分予以认定，其余部分不予认定；5、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永鑫农业2016年以前债务表》，与被告提供的由本案原、被告三人签过名的《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资产登记表》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不予认定；6、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8，无法证明其来源，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不予认定；7、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无法证明原告已送达或告知两被告，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8、对被告肖芝提供的证据2，此合同合作方并未签名盖章，并未生效，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不予认定；9、对被告肖芝提供的证据3与被告陈刚提供的证据3，虽客观真实，但领取时间横跨重组协议签订日期，对其与本案事实相符合的证据内容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10、对被告肖芝提供的证据4，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2相互吻合，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和原告的反证明目的，予以认定；11、对被告陈刚提供的证据1，2，客观真实，内容相互印证，故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4年9月26日，原告李兴玉与被告陈刚、肖芝三人创办了永鑫公司，由原告李兴玉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7月30日，因永鑫公司经营不良，原告李兴玉申请对公司股份进行重组，原、被告三人均签字同意。2016年7月30日，原、被告三人签订了《重组协议书》与《还款协议书》，对永鑫资产进行了资产清算。《重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退股办法：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肖芝、陈刚完全退出本公司经营，并不再享有本公司股份，不负责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李兴玉独自经营”；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所欠投资款未还清前，公司不能转让、出售或承包给其他人，公司引进资金，增加股东应告知肖芝、陈刚，若引进资金，增加股东影响到还款计划，肖芝、陈刚有权不予同意，若有利于还款计划，肖芝、陈刚便不能设置阻力。”；第七条约定“陈刚的股金在扣除陈刚应承担的亏损75万元后，余下股金6.6万元由李兴玉出具欠条于2018年农历年底前付清；肖芝股金200万元，由李兴玉出具欠条于2017年农历年底偿还100万元，2018年农历年底偿还100万元，此资金偿还期内不计利息，肖芝为本公司所融民间资金54万元及利息（月利率3%），由李兴玉出具欠条，并在第二笔项目款到达之日偿还给肖芝，每月利息在当月15日前付清”；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由股东三人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第十条约定“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开始生效”；《还款协议书》就原、被告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做了具体的约定。2016年7月30日签订上述协议的当天，原告李兴玉及其妻子吕芳艳根据《还款协议书》的内容，向肖芝出具了三份欠条；2018年1月15日，因原告李兴玉未按《还款协议书》偿还肖芝为公司所融民间资金54万元的借款利息，原告李兴玉又向被告肖芝出具了24.3万元的利息欠条（15个月利息）。《重组协议书》签订后永鑫公司由原告李兴玉独自经营，直到2017年12月原告初步找到合作意向人，原告就永鑫公司与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进行磋商，意欲将永鑫公司作价867万元与深圳犇牛公司进行股权置换，整合资产进行合作。之后于2018年4月8日找两被告做工商变更登记，但原、被告三人因债务偿还纠纷未对公司股东及股权进行变更至今；因永鑫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未完成，永鑫公司与深圳犇牛公司的合作未取得成功。原告于2018年8月份因不能正常经营自行关停永鑫公司。2018年12月6日，永鑫公司所经营的养殖场被金称市镇人民政府划为禁养区，被责令关停。另查明原告李兴玉在独自经营期间将143头成栏牛全部出售，售牛款除付了肖芝借的高利贷利息4.8万元以外，其余款由李兴玉独自处置。金称市镇政府在将永鑫公司经营的养殖场划为禁养区时，因该养殖场已无成栏牛，政府未给予关停补偿，被划为禁养区后，至今永鑫公司也未向金称市政府申请重新选址继续经营或变更经营项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论焦点是本案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首先，在原、被告2016年7月30日签订《重组协议书》中，协议明确了两被告退出公司经营，并不再享有本公司股份，不负责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公司由原告独自经营的事实。原、被告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集中公司经营权，继续经营公司，事实上，直至2018年4月8日找两被告做工商变更登记时，该公司一直由原告独自经营。且从整个案件来看，公司重组时尚有522万元资产，即使扣除原告所称的当时外债1151050元（基于假设，证据力不足），公司尚有资产400余万元，再扣除应偿还被告肖芝的250余万，公司资产尚剩余150余万，高于原告的实际出资120万元，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平衡，并未显失公平。其次，原告意欲将永鑫公司与深圳犇牛公司进行股权置换，但2016年7月30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重组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书》，签订上述协议的当天，原告李兴玉及其妻子吕芳艳根据《还款协议书》的内容，向肖芝出具了三张欠条，约定于201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偿还111万元；于201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偿还100万元；另欠肖芝540000元用第二期“南方牧草推进行动”项目资金第二期资金偿还，偿还前应付月利息3%，当月15日为付息日，但原告自协议签订后仅支付了四个月利息（每个月1.2万元）共4.8万元后再没有偿还任何本息，其余欠款也分文未还；直至2018年4月8日原告找两被告做工商登记变更时，在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原告未偿还被告肖芝的任何欠款，故在没有偿还被告任何本金亦未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与情理不符；且原、被告三人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永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由股东三人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并未规定变更工商登记的具体日期，被告在原告未偿还被告的任何欠款、且不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履行不安抗辩权，不同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并无不当，且未变更工商登记实际上亦不影响公司基本经营。再次，原告陈述跟深圳犇牛公司因为合作没有达成，不能正常经营，2018年8月份就关停公司了；2018年11月底金称市政府跟原告说不要投资了，要关停公司，并于2018年12月正式通知关停。从以上可以看出，原告早在2018年8月就自行关停公司，而金称市政府于2018年12月因环保原因下发关停通知，是发生在原告自行关停公司之后，并未对其公司经营构成根本性影响；最后，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约定的最后一笔还款期限至2018年12月底止，金称市镇政府于2018年12月关停其养殖场，从时间上对原告履行还款协议亦未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故原告诉称政府关停了公司的养殖场直接导致公司的经营活动停摆，这一变化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也不是普通的商业风险的理由并不成立，本案的客观事实并不符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要件。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重组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且经各方签字予以确认，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法律关系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重组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书》后的履行过程中，“政府的关停养殖场的决定”发生在原告关停公司之后，虽属原、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形发生，但不是原告不能继续经营公司的根本原因，故对原告李兴玉要求解除原、被告三人签订的《重组协议书》以及《还款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兴玉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李兴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金玲 审 判 员  简寻源 人民陪审员  苏清林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范元林 书记员唐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