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4319号原告：刘忠信，男，194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区。被告：刘忠义，男，194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雅，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兰，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忠杰，1961年8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印钞厂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刘义娥，女，195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颖（被告刘义娥之女），198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上海润米科技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刘忠信与被告刘忠义、刘忠杰、刘义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忠信、被告刘忠杰、刘忠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兰、被告刘义娥之委托诉讼代理郭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忠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判定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西街xx号院xx号楼xx号50%份额归原告刘忠信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xx号院xx号楼xx号房屋是北京市印钞厂分给刘望林、刘忠信二人的福利房。（父亲刘望林给我的情况说明厂批示情况属实）。2000年房改房本由厂里统一办的，只写了刘望林一个人的名字，弟弟妹妹因房价高了，知道房本一个人的名字，都不承认有我一半的份额。2000年房改，我和我父亲二人共同出资44000元，我父亲、母亲怕弟弟妹妹有意见，专程到石家庄让我出资20000元购房款，并和全家老少都说了，201房屋有我的一间。今年4月5日，父亲刘望林去世，201房屋是我和父亲二人共同出资购买，是厂分给我和父亲刘望林2人的福利宿舍，不能全部作为遗产，请求先确认产权，除去我的产权份额，再将涉案房屋剩余的50%份额纳入遗产。房子公改私应该是国家政策。产权发生变化，房子的属性功能用途不会随之而改变，是我和父母三人的安居之处。盖有公章证明是行政科的人写的。是分给老爸和我两人的住房永久有效无可置疑。我曾和行政处的领导交流交涉过房本加上我的名字，因为房本是厂里统一办理的。领导说，当时房本只能写一个名字，这是政策。他还说这些情况法官知道，当时房本只写一个人名字。领导还跟我讲将来法院判决结果告诉他们，用以备案。刘忠义曾向老爸要过说明，老爸说找不到了，没给刘忠义。也曾打电话问我，说我不知道。那时我没有见到过说明。之后我回北京时，老爸让刘义娥打开抽屉拿给了我，并让我和刘义娥一起到房管部门，要求加上我的名字，我和刘玉娥去了不能办。单位盖着公章的说明交给我时，刘忠杰在场，他和老爸说厂里以后盖房，他要找厂里要房，这房有大哥的，你没有达到厂里规定的最低标准，所以我向厂里还得要房。老爸坚持有我一间，刘忠义、刘忠杰、郭颖一起给老爸说，让老爸改变主意。老爸仍坚持有我一间，最后结果是郭颖起草了一份协议，法律认可就有我一间，不认可就没有，那就是说将来打官司的。老爸是建国前参加工作，49年初进的北京，他非常相信组织，他是52年入党的，所以说，就同意了他们这个协议，他们人手一份，我没有这份协议，他给我这份协议我也不要。郭颖曾经提出过3人每人给我3万元钱，让我放弃我那份房产，他们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房本是老爸的名字，房子老爸一个人的，开始打官司。老爸去世之后，他们提出卖房，卖了先给我儿子50万，剩下的4人平分，让我让步，我说不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分不要。刘忠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房产是老头老太太用工龄共同购买的。第二，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一直是老头老太太，原告没有在这居住。第三，房屋所有的出资都是老头一人，原告说借的这2万元钱，已经在第二年已经还给他了。老头活着的时候说了，房子跟原告没关系。我要补充一点，卖房先给原告50万的事情我不知道，老头在上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明确说了这个房子是他的，跟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每回原告来跟老头要房子，老头要是给他的话，活着时候早就给了。单位之所以开证明是因为老人是单职工，并有两间房，符合单位规定的职工最低居住面积，所以在证明上说分给原告意见，这样老头就不够最低居住面积，可以向单位另行要房，所以该份证明不是确认原告享有涉案房屋权属的依据。刘忠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是涉案房屋是国家福利售房，刘忠信并不具有购房资格，事实上也不在涉案房屋居住，刘忠信自1969年就去四川支援，每4年只有一次12天的探亲假，不能算与刘望林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刘忠信与刘望林不是同一单位，只是同一系统，刘忠信是在四川的印钞厂工作，刘忠信并不具有购房资格。刘忠信提交的两份证据，1998年2月刘望林的申请一张，2016年3月28日北京印钞厂公司证明一份，并不能证明刘忠信具有购房资格。两份证据出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将涉案房屋调换成大房而出具的，大房后来没有调换成功，所以也不存在将涉案房屋分一间给刘忠信的事实。涉案房屋房改政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职工生活居住的一种优惠政策，刘忠信并未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其主张享有房屋所有权也不符合当时的房改政策。涉案房屋是夫妻工龄购买，与刘忠信没有关系。第三点刘忠信支付2万元，性质是借款。涉案房屋购房时，刘望林跟刘忠信借2万，事后又还给了刘忠信。第四点退一步讲，即便刘忠信支付2万元，被认定为对涉案房屋的出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资人也不享有房屋产权。根据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之规定，如果刘望林夫妇与刘忠信之间对出资的性质没有约定，不能仅仅以出资为由而取得产权，该出资应当作为债权进行处理。刘忠信作为原告主张房屋产权归其所有，应当举证证明刘忠信与刘望林夫妇之间存在产权归属的协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义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刘忠杰和刘忠义的意见，郭颖起草协议要求每位子女给他补偿3万元的事情是因为每年原告来我家看望父亲的时候都要提房子，是为了宽父亲的心，我女儿郭颖提议为了子女亲情，干脆给他一点安慰，考虑到原告说年轻时为家庭做出过贡献，就建议每家拿出3万元钱，郭颖去做刘忠杰和刘忠义的工作，但最后也没有谈成。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刘忠信向本院提交了：1、1998年北京印钞厂出具的说明，证明涉案房屋有原告一半，是厂里照顾支援三线职工的福利承诺，当时原告的户籍在拆迁的房屋。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2016年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是分给原告的宿舍，由原告享有一半份额。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证明中的内容与真实情况并不相符。当时证明出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调换大房子出具的，并不能作为以后确权的依据，但是后来单位领导退休了，就没调成；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3、刘望林签字认可的说明，内容是刘忠信书写，刘望林认可签名，子女都在场，证明涉案房屋有原告一半份额。三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称刘望林的签字和手印均不认可，不知道这个事情，没见过该说明，如果我们见过也会在上面签字。经本院释明，三被告不申请对该证据上刘望林的签字和捺印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鉴于三被告对该证据上刘望林的签字及捺印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采纳；4、刘望林的死亡证明，证明刘望林去世时间。三被告认可该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5、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证明刘望林从单位购买涉案房屋有原告的份额。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买方是刘望林，不能证明房屋有原告的份额。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6、刘望林的户口本，证明原告夫妇的户口都在涉案房屋内。三被告认可该证据，但称户口本是后补的。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7、涉案房屋产权证，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望林名下。三被告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刘忠杰向本院提交了：1、公证书，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望林购买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房屋拆迁时按户口拆迁的，因为其户口在，才得了两居室。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讨论稿，证明刘望林符合住房分配两居室的条件。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之前分的是一居，因为其户口在房子里才分得两居室。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3、刘望林的遗嘱，证明刘望林不认可房屋有原告的份额。原告不认可该证据，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由于该证据从内容和形式上均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4、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望林购买，与原告无关。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5、证明信2份，证明刘望林夫妇去世时间。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6、购房款收据2份，证明涉案房屋由刘望林交纳房款。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其中有其出资的2万元。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7、通知单、准住证，证明平房两间拆迁给的是两居室，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其户口在拆迁的房屋里面，才给了两居室，否则只能给一居。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鉴于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8、遗嘱复印件2份，证明房屋是刘望林个人出资购买，房屋是刘望林的，根据遗嘱子女四人平均分配。原告不认可该证据，被告刘忠义、刘义娥认可该证据。由于被告刘忠杰并未提交证据原件，本院无法核对遗嘱的真实性。虽然该证据记载了刘望林处置涉案房屋的内容，但本案争议事项的处理结果直接决定了刘望林是否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单方面处置。该证据不能反过来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认定问题，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被告刘忠义、刘义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向当事人出具自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调取的《购房登记表》《房屋买卖合同》《工龄证明》《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当事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向当事人出具（2017）京0102民初26394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当事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望林与王领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四人，即原告刘忠信、被告刘忠义、刘忠杰、刘义娥。王领弟于2002年9月1日去世，刘望林于2019年4月5日去世。1992年，刘望林原住的北京市宣武区（现为西城区）新安中里二巷五号平房两间由其单位国营五四一厂（后为北京印钞厂，现名称为北京印钞有限公司）拆迁。1992年6月7日，刘望林（乙方）与国营五四一厂（甲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根据北京市住房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91）京房改字第55号文批复和本厂住房制度改革规定。甲方在北京市建成住宅楼一栋，本处住宅实行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的办法，并建立双方租赁关系，乙方仍按‘79’租金标准向甲方交纳租金，如在租赁期内统一调整租金标准，则乙方应按调整后新的租金标准交纳租金或相应的增交租赁保证金。乙方对此表示同意，就此双方达成协议。一、甲乙双方应遵守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二、甲方将北京市宣武区新安中里xx号（新）xx号楼xx单元xx号，单元房使用面积44.7平方米，安排给乙方居住（以签订租赁合同时间为准）。三、乙方在进住楼房前一次性向甲方交清租赁保证金（按使用面积每平方米元计算）共计2235元，而后建立租赁关系，甲方负责对乙方安排居住房间。出具居住权的证明……”《协议书》签订当日，国营五四一厂行政处为职工刘望林开具《五四一厂宿舍准住证》，内容为：“所在单位：五分厂；姓名：刘望林；性别：男；辈数：2；人口实住：4；分配地点：新安中里xx号楼xx单元xx号；间数：2居；分配日期：92年6月7日；起租日期：92年7月1日；有效日期：92年6月；房租：5.85；原住地点：新安中里二巷内号xx号；间数2；分配原因：搬迁户；原住户姓名：新房；住户签字：刘望林。”1992年9月9日，五四一厂拆迁办公室为职工刘望林开具《安置住房通知单（拆迁）》，内容为：“我厂宿舍楼已建成，按照‘拆迁协议’，经研究确定住户刘望林同志安置在xx号楼xx单元xx号。接到通知后，持此通知单到房管组办理准住手续，在五日内搬入新安置的住房，腾空原住房（包括自盖房），并办理交回手续，以便另行分配使用。”1998年，北京印钞厂实行公有住宅楼房改革，刘望林以退休职工身份填写《购房登记表》，向北京印钞厂申请购房。《购房登记表》的内容为：“98年2月；姓名：刘望林；性别：男；民族：汉；出生年月：1925年8月25日；籍贯：河北唐县；婚否：已婚；家庭人口：3；所在单位：厂退休；居住情况、现住址：白纸坊街**院**xx门**xx；楼层：xx门xx层xx。备注：填写姓名、出生年月，需与本人身份证和个人名章相符。购房各项政策，以北京市当年房改文件为准。标准价购买。”1998年2月17日，北京印钞厂行政处分别确认北京印钞厂职工刘望林、北京市白纸坊印刷厂职工王领弟的建立公积金前的工龄为31年、25年。1998年2月22日，北京印钞厂行政处房管科确认刘望林说明一份，内容为：“北京印钞厂行政处房管科：我是厂退休职工刘望林，原住新安中里二巷**平房两间。92年拆迁时，我与老伴分一间，大儿子刘忠信分一间，这样分得新安中里xx号楼xx门xx号两居室一套。因现在我申请购房，怕别的子女为房子引起纠纷，故写出书面情况，请房管科领导予以证明，然后我到宣武区公证处公证。特此说明。厂退休职工刘望林，现住，现住址：白纸坊西街**院**xx门**年2月21日。情况属实。北京印钞厂行政处，98.2.22。”2000年8月，北京印钞厂与刘望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为：“卖方：北京印钞厂（以下简称甲方），买方：刘望林（以下简称乙方）；甲方根据宣武区房改办出售公有住宅楼房1997年第13、14、15号文件的批复与乙方签订下列房屋的买卖合同。一、甲方将坐落宣武区白纸坊西街xx号院xx楼xx门xx单元房一套出售给乙方，总建筑面积61.57平方米（含阳台面积4.26平方米），房价款44493.82元整。二、甲方根据当年北京市房改办公室关于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价格及有关规定，同意乙方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政策。三、出售房屋的建筑面积以房地产管理局测绘部门出具的数据、图纸为准。四、甲乙双方议定付款方式，1、乙方一次性付清房价款44493.82元，维修基金1292.97元。2、乙方申请贷款，经甲方同意后办理贷款手续，贷款期间遵守贷款合同，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偿还贷款，直至还清。五、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由甲方代乙方凭《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甲乙双方各自交纳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有关手续费及税费。六、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北京市房屋管理及北京印钞厂房改售房的有关规定，共同做好房屋的管理与维修。七、乙方不得拆改整体结构及公用设施，违反规定造成事故者除责任自负外，并负责赔偿由此造成的公家及邻里的一切损失。八、乙方在取得产权证后，如出售需按北京市有关规定和甲方事先约定的条款执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违反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九、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备案一份。”在本院调取的涉案房屋档案材料中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显示刘望林购买宣武区白纸坊西街6号院xx楼xx门xx房屋时，享受了自己和配偶王领弟的工龄（共计56年）优惠。后刘望林向北京印钞厂交纳房款及维修基金共计45786.79元、工本费6元、印花税5元、手续费20元、登记费11.1元。2000年9月20日，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现为西城区）白纸坊西街xx号院xx号楼xx的房屋（即为本案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望林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建筑面积：61.57平方米（含阳台面积4.26平方米）。2016年3月28日，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单位退休职工刘望林，，原住新安中里二巷**平房两间92年我单位对该片进行宿舍改造，考虑当时实际情况安置刘望林夫妇及其大儿子刘忠信各一间，实际安置新房地址：白纸坊西街6号院xx楼xx门xx室。特此证明！”2017年10月26日，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购房职工刘望林于1997年按照国家房改政策规定购买公有住房，地址为西城区白纸坊西街**院**楼****。特此证明。”现原告刘忠信的户籍登记在涉案房屋内。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6.17，由原告自行书写并由父亲刘望林签字捺印的《关于92年中里改造我所知道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平房改造交2间给一套两居室，由于忠杰住着一间（单独立的户），当时厂里才知道我的户口在北京和我爸同**口本，误认为两人户口，两人居住就分给中杰一套独居，分给我爸一套独居（两个独居室）。在中里居住户都搬走了，我们也没搬，要求加上我的住房面积。最后您亲自找到我爸，同意分给两居。当时您就让我爸选了房号。开始我爸选的202号，您给我爸说202比201面积小，就改选了201。2000年我退休后，我就没有回北京向厂里申请住房。现在我得知根据政策，老伴、孙女的户口可以进京，但是我必须有房产而且是硬条件。我向法院进行诉讼进行确权，201有我50%房产，因为房产证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子，我只有98年我爸写的一个说明，厂房管科批示，情况属实。盖了一个房管科的章。弟弟妹妹都不承认房子是分给我和我爸两人的住房。我家的住房是您亲自改分的，请您证实xx号院xx号楼xx是分给我和我爸两个人的住房。”该《说明》尾部有刘望林书写的“情况属实”四字，并有刘望林的签字及捺印。在《说明》最低端写有“注：此材料郭影、郭顺强、刘义娥、老爸、我在场的情况下都看了，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原告称该说明大概是2014年写的，是写给厂领导的，是为了在房本上加上其名字。三被告不认可该说明，亦不申请对该说明上刘望林的签字和捺印进行司法鉴定，并称不知道这个事情，没见过该说明，如果我们见过也会在上面签字。关于涉案房屋权属约定及出资情况一节，原告称当时我父亲说买的房子有我的面积，让我出2万元，免得弟弟妹妹们有意见，没有约定，就是他这么说的，也没有书面协议。三被告称不认可原告的说法，他们没有约定，刘望林也没有那么说，原告出资2万元是刘望林向原告借的，第二年已经还给他了。同时，原告称没有证据证明刘望林让其出资2万元一起购买涉案房屋。就2万元出资给付情况，原告称是现金给的，是父亲让其和他一起买房的钱。三被告称我们不知道。关于北京印钞厂行政处房管科1998年2月22日确认刘望林说明的背景一节，原告称是刘望林怕有矛盾，去单位申请开的证明，是单位考虑实际情况给我分房开的说明。三被告称是父亲为了调大房，去单位申请让单位写的。现原告刘忠信主张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是涉案房屋是单位分给其与刘望林的住房，且其进行了2万元出资，其户口亦在涉案房屋内。但三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在房屋来源、购房出资等方面与原告各执一词。另查，2017年刘忠信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案号：（2017）京0102民初26934号]为由，将刘忠义、刘忠杰、刘义娥、刘望林起诉至本院，请求法院确认涉案房屋由其与刘望林每人占50%份额。本院2017年11月13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刘望林当庭对刘忠信的诉讼请求，以及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无法明确其本人对涉案房屋权属的最终意见。后刘忠信向本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涉案的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xx号院xx号楼xx房屋，原告主张其与父亲刘望林各占50%产权份额。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主张，本院认定如下：一、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登记表》《证明》（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购房款及相关产权登记税费收据均显示房屋购买人是刘望林，其是符合当年房改政策，可申请购买涉案房屋的唯一对象。同时《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显示刘望林购买涉案房屋时，享受了自己和配偶王领弟的工龄（共计56年）优惠。刘望林、王领弟在世时，该房屋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望林。现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机构在颁发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和登记不动产时，确有错误存在。因此，刘望林在世时，购买并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毋庸置疑。虽然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刘望林名下，但是房屋购买事宜和产权登记均发生在刘望林和王领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涉案房屋属于刘望林与王领弟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涉案房屋的权属认定不能仅凭刘望林个人意见来决定。二、从涉案房屋的来源背景看，依据《五四一厂宿舍准住证》《安置住房通知单（拆迁）》，涉案房屋在购买前属于国营五四一厂分配给职工刘望林的拆迁安置住房，并且单位与刘望林之间签订了《协议书》，双方之间建立了租赁关系。再依据北京印钞厂行政处房管科确认的刘望林说明（日期：1998年2月22日）和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出具的《证明》（日期：2016年3月28日）的内容，虽然在单位分配具体住房时，因考虑安置原告刘忠信的因素，最终为刘望林分配了户型为两居室的涉案房屋用以居住，但结合拆迁分配住房时涉案房屋尚未出售的事实，分配住房的目的仅仅是为妥善解决刘望林夫妇与刘忠信的居住安置问题，此时涉案房屋产权尚未登记在职工个人名下，故刘忠信被安置于涉案房屋内，并不能直接证明刘忠信对涉案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正是由于涉案房屋属于单位房改售房所出售的公有住宅，故对其权属认定除应当结合房改政策、房屋来源情况外，还应考量房屋的实际出资、权属约定等多个方面。三、从购买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和权属约定情况来看，当事人均认可购房款及相关税费由刘望林支付。原告主张其出资了2万元是和父亲刘望林一起购买涉案房屋。三被告不认可该事实，称2万元是父亲刘望林从原告处借来的钱，并非共同出资购买房屋，且2万元已经归还。原告在庭审中并未就其上述主张事实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并自认就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其与父亲刘望林之间并无约定，亦无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与父亲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其享有涉案房屋相应产权份额的意见难以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出资2万元并非借款给刘望林，也不能单独作为其享有涉案房屋权属份额的依据。四、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关于92年中里改造我所知道的情况说明》，该说明系原告书写，由刘望林签字捺印确认。按照原告当庭主张，该说明写于2014年，出具对象为刘望林所在单位北京印钞厂，目的是为了由父亲刘望林确认内容，向单位申请房本上加原告名字。但此时刘望林配偶王领弟已经去世多年，刘望林仅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人之一，仅凭刘望林单方确认而无王领弟的继承人签字确认就认定涉案房屋中有刘忠信的权属份额显然依据不足。同时，从该说明的文字内容来看，也只能反映出因原告刘忠信的原因才分得两居室涉案房屋用以居住，而非平均享有涉案房屋的产权，也即当初拆迁安置住房目的在于“有房住”，而非“有住房”。综上所述，现原告刘忠信起诉要求确认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xx号院xx号楼xx房屋的50%份额由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忠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千八百九十元，由原告刘忠信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马德天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田茂盛书 记 员 林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