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6069号原告：孙小分，女，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化洪闷（孙小分之配偶），男，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被告：北京蓝色时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陆**院**楼**1701。法定代表人：王忠亮，经理。原告孙小分与被告北京蓝色时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时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小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化洪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蓝色时光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王忠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小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8971.3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自2012年开始合作，原告购买被告公司的产品，原告一直是先行将预付货款打入被告公司指定的公司股东张晓红的个人账户，然后被告公司按原告需要的产品发货，被告公司的业务员王某和公司股东尚清丽，多次来原告处联系业务事宜。双方于2016年终止合作，原告经与被告公司业务员王某电话联系及核对账目后，结算为被告应退还原告预付货款34724.38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承认应退还预付货款但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付。2018年1月23日原告再次找到被告公司索要预付货款，被告公司不与原告见面，为此原告向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报警，并将被告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王某传到派出所，会计和业务员在派出所内均承认欠原告应退货款34724.38元，当场派出所干警执法记录仪做了录像，并制作了笔录。此后被告仍拒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蓝色时光公司辩称，不同意孙小分的全部诉讼请求，蓝色时光公司与孙小分之间并无任何关系。理由为：第一，蓝色时光公司与孙小分所称的业务员王某系互惠交易的经销合作关系，并不是孙小分所称的雇佣关系，蓝色时光公司与王某之间不存在收款没发货的货款纠纷；第二，根据王某陈述与业务交往实际情况确认，与蓝色时光经销相关业务对接的是孙小分及其担任股东和监事的天津市红菊针织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满菊，股东和监事为孙小分，是该公司将其购买的蓝色时光公司产品再批发给天津及河北部分母婴用品店；根据王某所称，2015年以后孙小分多次单独给王某本人指定账号汇入货款，还从王某代理的其他公司进货，因此王某与孙小分之间系上下经销关系，王某也不仅经销蓝色时光公司产品，还作为经销商代理经销其他公司产品；第三，蓝色时光公司处于对终端客户货款安全和业务真实性以及维持市场秩序的考量，与王某约定其发展的下线客户大额进货款均先预付至蓝色时光公司财务负责人张晓红个人账户代收，在蓝色时光公司确认收到相关预付货款后，再按王某提交的发货申请单给相应客户发货，由孙小分及天津市红菊针织有限公司来往的预付货款记录和发货单据为证；第四、关于货款纠纷，王某称是因为孙小分向王某退回部分滞销货品，不能确定该批退货都是蓝色时光公司的产品，孙小分主张王某应该给予补偿，但王某认为退货中有部分残次品和过期品不能补偿，所以王某不同意全部补偿；第五，关于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报案及询问笔录，蓝色时光公司人员尚清丽、张晓红在派出所都明确陈述了本案基本事实和她们业务所涉及并知情的事实，从没有如孙小分所称承认蓝色时光公司欠款，王某反映其在派出所陈述的也是上述事实，经过派出所民警的调解，王某表示愿意分批给付部分退货补偿，孙小分当场表示不接受，于是派出所就不继续处理，此后派出所也没有就此对蓝色时光公司有其他要求。因此，蓝色时光公司认为孙小分在明知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其退货损失，故意编造与蓝色时光公司的虚假业务关系，以此要挟蓝色时光公司补偿货款，尚清丽在与孙小分的电话中阐明了蓝色时光公司的观点，但孙小分不予认可，并到蓝色时光公司办公室无理取闹，进而迫使蓝色时光公司向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处理结果未达到孙小分目的的情况下，孙小分现对蓝色时光公司提起恶意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孙小分提交其名下尾号为3218的账户明细，显示2012年2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其曾多次向账号为6xx7的账户进行转账付款，交易金额为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摘要均显示为“天津红菊”。上述账户明细中显示：2014年2月25日，孙小分向尾号5317的账户汇款10705.28元；2015年2月4日，孙小分向尾号5317的账户汇款10000元；2015年3月17日，孙小分向尾号5317的账户汇款18053元；2015年9月10日，孙小分向尾号5317的账户汇款6173元。孙小分称上述汇款系其向被告预付货款，但实际到货与汇款金额不符，其中2014年2月25日预付货款10705.28元，实际到货10704.8元；2015年2月4日预付货款10000元，实际并未到货；2015年3月17日预付货款18053元，实际到货16457.4元；2015年9月10日预付货款6173元，实际并未到货。孙小分称上述账户系蓝色时光公司张晓红的个人账户，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款项包括上述四笔已经付款但未到货或完全到货的部分。蓝色时光公司称上述汇款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张晓红系蓝色时光公司财务人员，但主张上述款项系其代王某收款，并按照王某提供的发货申请给王某的客户发货，有一部分系发给天津市红菊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菊公司），具体的收货人不清楚。孙小分提交银行卡相关信息一张，主张系2011年5月王某和尚清丽所给，用于向蓝色时光公司汇款。该名单页上显示账号为6xx7的账户户名为张晓红。蓝色时光对于该银行卡相关信息真实性认可，称王某作为经销商，有权将银行账户信息给客户做汇款用。孙小分提交佳吉快运货物运单第三联一份及进货退货单二张。货物运单显示：托运日期为2016年1月7日，托运人为孙小分，货物名称为“婴儿用品”，包装为“纸箱”，重量为“12KG”，收货人为“王某”，联系电话为1xx9，地，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院区路号”费及保价费合计205元。进货退货单显示：录单日期为2016年1月6日，收货单位为蓝贝，发货仓库为北辰仓库，有手写字样“滞销”，单据显示商品编号、商品全名、数量、零售价及零售金额，零售金额合计为45504.57元，手写体显示“45504.57*0.4=18201.828”。孙小分主张上述单据显示的是其向王某因滞销产品退货的货物明细，退货的货款应当是18201.82元，包含在其诉讼请求的货款之中。蓝色时光公司对上述单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此系王某收到的天津红菊公司的退货，但是退货明细与签收货物是否相符无法核实，都是由王某自行处理。蓝色时光公司提交《经销合同》、《经销任务合同》、《经销协议》、《离职补偿协议》各一份以及王某名片一张。《经销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0年9月1日，蓝色时光公司提供蓝贝-coolbaby系列商品，在王某经营的零售渠道销售，渠道为北京郊区县的婴童店、医药渠道及河北省廊坊、承德、张家口、保定、涿州市的婴童店和其所开设的连锁店及专柜，蓝色时光公司负责产品质量并提供相应证件、资料，并负责售后服务，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责任，王某在订货时以现金方式汇款到蓝色时光公司指定账户，滞销的货品，蓝色时光公司负责给王某更换同型号或其他等值货品，滞销的货品距离进货日期应不超过半年，超过的不予更换；合同有效期至2011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供货价、最低优惠价格、销售返利等条款。《离职补偿协议》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0年9月1日，内容为：蓝色时光公司与王某就离职补偿事宜达成协议条款，王某主动辞职，蓝色时光公司中止聘用合同。《经销任务合同》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5年3月12日，内容显示：2015年度王某需向蓝色时光公司完成进货款指标，进货任务指标为37.5万元，分三季度考核，如任何一个季度内全部授权区域或者单独某个区域，某个经销商按约定指标不能完成任务额的80%，蓝色时光公司有权取消王某的区域内独家经销商资格改降为普通经销商，该合同显示的表格中关于客户名称显示为“王某百荣”、“天津红菊”、“山东婴贝儿”、“山东其他客户”、“王某江苏客户”。《经销协议》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对蓝色时光公司授权王某作为蓝贝-coolbaby系列商品在中国自有淘宝网、拉手网、窝窝团及授权的网络经销事宜进行了约定。王某的名片显示其为蓝色时光公司授权经销商（华北部分地区），名片背面显示“蓝贝coolbaby”字样及各种商品名称。经询，孙小分称在交易过程中见过王某出示该名片。蓝色时光公司称上述证据证明王某原系其公司业务员，后来离职转为区域经销商。孙小分称关于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王某与蓝色时光公司内部的关系，与孙小分无关。蓝色时光公司提交德邦快递第三联一份，显示发货公司为“蓝色时光”，联系人为“张小君”，收货公司为“天津红菊”，联系人为“孙小分”，地址，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上游国际**”品名为“贴片”，包装为“纸箱”，件数为“12件”，托运人签字处的日期显示为2015年3月18日。蓝色时光公司称该证据证明其曾向天津红菊公司发货。孙小分称该快递单上并无孙小分的签字，故真实性不认可。蓝色时光公司提交发货流程单9份及送货流程单1份，上述单据客户名称显示为“天津红菊”或“天津红菊公司-王某”或“王某-天津红菊”，收货人显示为孙小分，收货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上游国际5层”或“天津北辰区延吉道永辉超市东行1500米”，产品名称为退热贴及感冒贴等等不一，并明确显示有进货数量、零售价格、箱规、规格、折后价、合计、赠品备注等事项，落款时间处显示有2013年7月22日、8月15日、8月28日、2014年2月25日、5月23日、8月12日、2015年1月5日、2月5日、3月16日、9月10日不等，其中2014年2月25日显示的货物金额合计为6690.5元，2014年2月5日显示的货物金额合计为8001.84元，手写体部分显示有“张晓红，实收8002”，2015年3月16日的发货流程单显示货物金额合计为13540.1元，空白处手写体为“备注欠100护脐带3月26日补发”，2015年9月10日的发货流程单显示货物金额为4011元。蓝色时光公司称上述单据系其公司现在能够找到的给天津红菊公司的发货单据。孙小分称上述送货单中只有2014年8月12日的单据与实际收货的单据相符，其他单据或者与实际收货不符、或者根本就没有收到货，故真实性不予认可。蓝色时光公司申请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某称其与蓝色时光公司在2010年签订了华北地区的经销商合同，并于2012年发展天津红菊公司销售蓝贝产品，具体是先由天津红菊公司的化乔通过微信或者qq发给王某订单，王某核算价格后让天津红菊公司付款至张晓红账户，具体的付款人是孙小分，王某再给蓝色时光公司下订单，因为王某要从中赚取差价，最后由蓝色时光公司直接发货，一开始的退货很少，在2016年时退了两大批货，基本都是过期的货品，王某已经收到退货，当时与孙小分沟通说还是正常订货，该批货款会通过多发货的方式弥补。王某称其发展了很多代理商，但并未签订合同，与天津红菊公司合作就是与孙小分谈的，当时在2012年春天，孙小分打电话让王某和尚清丽去看看她的公司，王某看了以后规模觉得挺好，就把代理权给了天津红菊公司，孙小分是天津红菊公司的总经理。经本院询问，王某称其发展的天津红菊公司系代理商，其收货后会把商品继续向下销售给婴幼儿店，因为孙小分系天津红菊公司的总经理，她们夫妻就是天津红菊公司具体业务负责人，所以由孙小分付钱，订货都会通过王某，发货时有可能存在产品正好缺货后来补发的情况，但不存在漏发或者没发货的情况，孙小分主张的款项都是退货的钱，王某称其共收了孙小分发出的二笔退货，一笔金额在一万八左右，另一笔金额在一万二左右，收货之后发现货物是已经过期的或者即将过期的，蓝色时光无法进行换货，其提出以后多发货以弥补货款，但孙小分没有接受，坚持要求支付货款，双方就退货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王某称其在派出所的笔录系关于退货的问题，并认可与天津红菊公司的行为系王某个人行为。孙小分提交其与王某在2016年12月19日、12月20日、12月22日、12月24日、2017年1月11日的电话通话录音，其中显示：12月19日，孙小分称“你一会去看看公司是看看下午把钱给我打过来，还是怎么着，这点钱又没多少钱，你不管怎么着你不能亏了孙姐”，王某称“这事我永远都承认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跟你讲公司里边的事特别多，这货公司是百分之百不管的，你知道吗，日期什么的都不管的，日期什么的根本就不给退，我现在就是想办法从中间折腾出来，折腾点货款出来，我现在只能这么帮你解决，我也是没辙，我要是有辙我能拖这点事吗，像以前第一次似的，全是我自己搭的钱给你补的货，公司都一分钱都没给我出”，孙小分称“你甭管怎么说，咱们货也返回好长时间了，有一批货汇了款也没给发，我是不管怎么着啊王某，……打个比方，你说孙姐我有新的产品，我就是这俩月的日期，给我发货也行，这俩月的日期，你要是没有日期新的，你给孙姐发过来孙姐也扔，说心里话，扔了我还得找你王某”。12月20日，王某称“我现在说是有一个方案，这个是我想的一个方案，然后我还没给公司说内，就是说反正公司这边肯定不愿意这个货往回退，然后因为我夹在中间，毕竟亲戚一场，反正就是说我是想这个方案，我先给你说一下，看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咱们再改，再研究，就是说咱们进货，现在不是四折进货吗，然后从现在开始，比如你进一万块钱的货，你给五千块钱就行，然后那五千块钱，我跟公司，我们俩商量”，孙小分称“不行，这么着不行，……你不能说孙姐汇款再要这货，肯定是不行，我是说要有新货，你就给孙姐发一部分货，找公司退一部分钱，咱们这么做着，赶以后要货我再汇款，总得把孙姐这三万多块钱先给孙姐弄清了，就得这样去做才行”，王某称“我知道，我知道，我就给你先这么一说，商量商量，我还没有给公司说呢这个事，这不先出个方案吗”；12月24日，王某称“我现在也跟公司说了几个方案，也都说了，现在我再跟公司商量，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就是说我先发一批货给你，然后我这边，日期肯定是今年的，肯定不会是太老的日期，先发一批货”，孙小分称“打个比方要是说今年的，要是说10月份左右的就行，你弄个4月5月份的肯定是不行，今年你也知道年前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王某称“是，17年了，我知道我知道，反正尽量挑10月份左右的”，孙小分称“你看我们家化乔要什么，化乔给了你单子，有你就给我发，没有就算，我不要那个，你给我发来也没有用，你说呢小王”，王某称“我知道，是这样，我先给你发一批，你听我说，就是发一批，发一部分，就一下发多少，发一批吧”，孙小分称“你呢，能发多少，化乔给你要那个，能卖，化乔给了你单子，你有就给我发来，剩下的你就把钱给了我”，王某称“不是这个意思，公司给钱肯定是不给，我是一点辙都没有，我就是说我先发一批货给你”，孙小分称“不能说拿人钱，不给人钱了，你提供货，现在你给不了我货，你要是10月份，把货全给我，那行”，王某称“我知道孙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就是说我先给你发一批货，等你下次进货，还是按照那个说，就是说你往来货，就是比如说货款你要了一万块钱，你给五千就行，我这边给你找五千”，孙小分称“小王，那天你跟我说，我跟你说了，你们家有我三万多块钱呢，我进你家货，我进一万块钱，我再给你五千你就发一万块钱，哪有这么做事的呀，把客户弄死算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做，你上次跟我说这个，我就说小王咱们肯定行不通”，王某称“我知道孙姐，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吗，这批货这不是我先给你吗，先给你，然后下一批的”，孙小分称“我是说今年你有什么货，你就先给我发什么货，我订了货，你有就给我发，没有的货呢，你就把钱给了我，咱们一笔清”，王某称“关键公司这边钱我要不出来啊”，孙小分称“他这是做生意的，要不出来钱，我给你汇款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啊，我汇款了你说要不出来，……你有货，我就要了货，……你没有货，你给我钱也行，我怎么着都行，你给我货也行，你给我钱也行，我把货订了，我要哪个的，你要是最近这俩月日期10月份11月份，有这日期的12月份，你就发给我”。1月11日，孙小分称“王某，我刚问化乔，你是给孙姐发货没发货啊，这么多天了”，王某称“是是，我这边库房，我也不说啥了，你放心，我头年肯定给你发出去，我给你保证”，孙小分称“要是给孙姐发不了，就让贵公司给孙姐把钱打过来，你要是这么下去就麻烦了”。王某对上述通话录音真实性不持异议，蓝色时光公司称关于退货的问题王某并未与蓝色时光公司沟通。孙小分提交发货流程单四份，称系在收到货物时货物箱中取得，该流程单显示的客户名称为“天津红菊”或“天津红菊公司”或“王某-天津红菊”，收货人为“孙小分”，其中三份流程单显示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5月21日、8月11日，孙小分称该三份流程单涉及的货物并不在案涉争议货物中，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6日的发货流程单左下角手写体显示“欠：护脐带：100”，孙小分称其收到该单据时就有该手写体，并称该批货物少发100盒护脐带，折合货款金额为1596元。庭审中，孙小分称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中包括2015年3月因蓝色时光公司业务员王某在孙小分处开会，孙小分为其向酒店垫付的会议费3000元，孙小分称当时招商会的费用本来就应由厂家负担，王某现场承诺由其支付，但因为其没有带钱，孙小分就垫付给了天津红桥区河北大街的一家东方之珠海鲜城酒店。经本院询问，孙小分就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经本院询问，蓝色时光公司称天津红菊公司就是与王某发生直接贸易关系的单位，蓝色时光公司也一直认为就是货物的接收一方和交易一方，包括收货地址和收货人员都是天津红菊公司的工作人员，故王某发展的经销商就是天津红菊公司。对此孙小分解释称其在汇款时写“天津红菊”就是一个代号，由其本人其配偶的名字而来，与天津红菊公司无关。另查，天津红菊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3月3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满菊，监事系孙小分，股东为孙满菊（认缴出资额45万元，持股比例90%）和孙小分（认缴出资额5万元，持股比例10%），2013年、2014年和2015年该企业年度报告显示通讯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万隆大厦5区B座17号。孙小分称孙满菊系其姐姐，案涉交易都是孙小分个人收货、个人付款，其购买案涉商品后系用于销售其他有合作关系的母婴店。庭审结束后，孙小分向法庭邮寄提交产品宣传册一本、产品报价单一张以及王忠亮、尚清丽的名片各一张和照片两张，主张在2011年时蓝色时光公司尚清丽和王某均来孙小分家谈销售事宜，当时给了产品报价单和宣传册，并称2013年上半年王忠亮、尚清丽和王某到孙小分家谈生意，并给了上述名片，照片是产品招商会上吃饭时所拍。蓝色时光公司称上述名片、照片和宣传册、报价单的真实性认可，王忠亮、尚清丽和王某确实在2013年左右去过孙小分天津红菊公司的招商会现场，但不是在孙小分的家中，而是天津红菊公司租赁的场地，去了就是参与招商活动，照片中有王某，但具体是不是2013年的招商会从照片中无法看出来，并称这些材料证明不了蓝色时光公司的合作方是孙小分，蓝色时光公司的发货对象是天津红菊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孙小分主张其与蓝色时光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蓝色时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孙小分应当对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孙小分与蓝色时光公司之间并未签订相关买卖合同，孙小分系天津红菊公司的股东及监事，孙小分向蓝色时光公司员工张晓红汇款均在备注载明“天津红菊”，其对此所做的解释并不符合常理；孙小分多次签收货物，相关货物所附的发货流程单上均载明客户名称为“天津红菊”或“天津红菊公司”，而孙小分仅为“收货人”，孙小分在履约过程中亦未对此提出异议；证人王某亦陈述其系发展天津红菊公司作为下级经销客户而并非孙小分个人；蓝色时光公司提交的快递单据和发货流程单上亦载明收货公司为“天津红菊”或客户名称为“天津红菊”；在此情况下，孙小分与王某个人之间就退换货或退款之间进行协商沟通的事实以及孙小分向王某个人之间邮寄退货产品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蓝色时光公司与孙小分之间就案涉交易具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需要说明的是，在案涉交易过程中王某曾向孙小分出示显示有蓝色时光公司的名片，案涉交易的货款系直接进入蓝色时光公司指定的其公司员工账户，案涉货物亦为蓝色时光公司直接发货，因此，王某系蓝色时光公司的员工还是授权经销商以及蓝色时光公司与王某之间的内部约定均不足以对抗外部交易一方，蓝色时光公司应当为案涉交易的合同主体。综上，本院认为，孙小分未能举证证明其本人与蓝色时光公司就案涉交易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于孙小分要求蓝色时光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小分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4元，由原告孙小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齐人民陪审员  王向红人民陪审员  刘玉凤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梦杨书 记 员  张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