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2918号原告康军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星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余睿。原告余文祥。被告李洪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华，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仰韬，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兰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波，董事长。被告湖北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第三人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山、何兆伦，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康军华诉被告李洪波、湖北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精实公司）、第三人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实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李洪波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院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李洪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本院管辖裁定。此后，本院依法追加合伙人余睿、余文祥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原告康军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星雄、原告余文祥（并作为原告余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先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洪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华、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山先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最后一次庭审，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和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军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洪波和湖北精实公司连带向原告康军华支付投资收益7922696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79226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截至2019年5月20日，被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525828.2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本息合计8448524.25元；2、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11万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元月，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协商以湖北精实公司名义购置工业用地一块，购地所需资金由康军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父女共同筹集，并约定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2016年上半年，三方共同筹集资金1065万元（其中康军华出资1681635元、余睿、余文祥出资3363270元、李洪波出资5605095元）购得了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大道以南，高桥南五路以西的25340.32平米工业地块，该工业用地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湖北精实公司的股东为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独资法人股，2017年9月28日，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自公司）以收购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间接收购了湖北精实公司，收购时以5.7倍多的增值收益评估，收购对价为3.8亿元（其中现金1.444亿元、股权2.356亿市值的股权）。至此康军华、李洪波及余睿父女出资所购置并登记于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工业用地以5.7294倍增值变现，李洪波因第三人股权转让收获5.7294倍的增值收益，李洪波在收到3.8亿现金及相应股票权益后谎称仅有1倍收益，仅应按1倍增值收益向康军华支付投资回报，其实际向康军华支付3393698.49元（2017年12月27日支付），以上所付款项均包含康军华出资本金在内。康军华认为，其与李洪波按比例投资并分享收益的约定符合双方真实意愿及法律公平原则，李洪波虽然承认原告的投资，但却故意隐瞒投资收益真实数额，在康军华获悉真实收益情况后，依然拒不向康军华支付剩余应得收益7932462元。李洪波此行为系对共同出资人康军华的严重违约，其理应立即向康军华支付相应收益并承担原告方相应利息损失。湖北精实公司作为土地的注册登记方（实际持有人），其明知李洪波与康军华系合伙购置土地，在持有土地期间及土地增值出让后并未如实告之并向康军华兑付，湖北精实公司作为土地的实际持有人应当与李洪波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同时，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是湖北精实公司的股东，应该对收益的利息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原告余睿、余文祥对三方合伙的行为效力无争议，但并不在本案对其他合伙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李洪波辩称，1、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三方只是共同出资合作购买涉案土地，按份共有所购买的土地，三方之间并无合伙经营的合意及实际经营行为，不具备合伙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本案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是合作购买土地合同纠纷。2、关于湖北精实公司与康军华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湖北精实公司并未与康军华签订任何共同出资购地协议，也未收到任何购地款，不应承担基于共同出资购地合意所产生的合同义务。3、关于湖北精实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湖北精实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同时，湖北精实公司并非合伙协议当事人，康军华与湖北精实公司之间并无合伙购买土地的协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因此湖北精实公司既非本案适格被告，也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康军华起诉请求湖北精实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应支持。4、关于涉案工业用地是否属于康军华投资收益应予分配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康军华、李洪波以及余睿、余文祥虽共同出资拟投资工业用地，但是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并未登记在共同出资人名下，而且湖北精实公司通过公开出让方式获得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康军华、李洪波以及余睿、余文祥并未支付购地款给该公司，因此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不属于康军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康军华无权就该涉案土地获得收益分配。至于康军华、李洪波以及余睿、余文祥因共同出资购地产生的合作合同纠纷可由当事人另案解决。5、关于涉案工业地块土地价值问题。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的《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1-033，以下简称《开元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康军华亦予以认可，并作为证明其诉请主张的证据提交给法院。根据该报告显示，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属于公司财产，经评估涉案土地市场价值为1144.37万元。华自公司并购深圳精实公司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其评估不仅涉及土地资产价值，同时公司并购还考虑到被并购公司的其他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等预期增值价值，其定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即使法院认定该土地应作为共同投资收益予以分配，也应按照市场评估价值。康军华以深圳精实公司并购重组增值收益计算应分配的土地价款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应不予采纳。6、关于康军华主张律师费问题。康军华和余睿、余文祥以及李洪波虽共同出资拟投资工业用地，但是未签订书面投资协议，亦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现康军华主张李洪波赔偿律师费的请求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应不予支持。7、康军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合作购地并未成功，李洪波考虑到购地过程中康军华有投入，李洪波与余睿之父余文祥有朋友关系的因素，才给予康军华一定的补偿，从证据显示从2014年康军华、李洪波、余睿父女就合作土地项目当时商议应另外成立公司进行项目运作，而湖北精实公司是在2013年就成立了的一家公司，如果2014年当时大家就同意以湖北精实公司来运作土地的话，2014年就应该在股权结构上进行反映，但是并没有。由于李洪波和余睿父女找不到合适的工业项目无法购买合适的土地，所以李洪波才给康军华和余睿父女一定的补偿。以湖北精实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所有的款项是以湖北精实公司自己的自有财产来购买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8、湖北精实公司并没有故意隐瞒并购情况，因为并购事实是经过公开公告，而李洪波与康军华、余睿父女商定补偿数额的时候是在重组报告之后。9、原告康军华诉称的5.7294倍的收益并非是固定的价值而是评估的第三人的股东权益价值，不可能作为分配的依据。根据评估报告，康军华应分得的只有180万余元，而5.7294倍收益是根据第三人未来收益的可能，李洪波的3.8亿元也是有对赌协议的，三年协议是有9600万元，如果没有达到协议目标，李洪波对华自公司应有相应的补偿，按照现状李洪波应补偿华自公司1.97亿元。5.7294倍收益并不是以现金支付给李洪波的，而是以股票形式给李洪波的，如此计算的话，李洪波没有康军华诉称的3.8亿元的现金收益。综上，原告康军华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湖北精实公司辩称，1、关于湖北精实公司与康军华之间不存在共同出资购地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康军华、李洪波、余睿之间互相往来的确认单据等证据，足以证明共同出资拟购买涉案土地的当事人是康军华、李洪波、余睿三人，而答辩人并未与包括原告康军华在内的上述三方签订任何共同出资购地协议，亦未对其三方之间的往来确认单据予以盖章确认，更未收到上述三人支付的任何购地款，不应承担三方基于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工业用地合意所产生的合同义务。2、关于湖北精实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湖北精实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同时湖北精实公司并非合伙协议当事人，原告康军华与湖北精实公司之间并无合伙购买土地协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因此湖北精实公司既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也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购土地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因此原告康军华起诉请求湖北精实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3、关于涉案工业用地是否属于康军华投资收益应进行分配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康军华、李洪波、余睿虽共同出资拟投资工业用地，但申请工业用地需要有相关工业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该三方不具备工业用地申请资格。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并未登记在三方名下，康军华、李洪波、余睿并未支付任何资金给李洪波用于购买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李洪波是以企业自有资金通过公开出让方式获得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基于不动产物权登记原则，涉案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不属于康军华、李洪波、余睿，原告康军华无权就该涉案土地获得收益要求分配。4、关于涉案工业地块土地价值问题。对《开元资产评估报告》康军华是认可的，并作为证明其诉请主张的证据提交给法院。根据该报告显示，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属于公司财产，经评估涉案土地市场价值为1144.37万元。华自公司并购深圳精实公司涉及的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其评估不仅涉及土地资产价值，同时公司并购还考虑到被并购公司的其他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等预期增值价值，其定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康军华以深圳精实公司并购重组增值收益计算其应分配的土地价款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背离该土地实际增值，因此其该项主张法院应不予采纳。5、关于康军华主张律师费问题。康军华、李洪波、余睿虽共同出资拟投资工业用地，但是未与湖北精实公司签订书面投资协议，亦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更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因此康军华提交律师委托代理合同主张湖北精实公司赔偿律师费的请求理由，缺乏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故应不予支持。6、华自公司在2017年9月28日开展并购的时候，湖北精实公司并没有投产，也没有经营相应的主营业务，华自公司对于此次并购的价值评估基于深圳精实公司过去10多年以相应的服务技术、销售等在行业内的优势以及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进行的收益性评估，在此次并购中湖北精实公司没有对价值评估做贡献，仅仅有这块案涉土地，而土地没有任何投资，原告康军华要求以收益法提出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综上，康军华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湖北精实公司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对湖北精实公司的起诉。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述称，深圳精实公司并非本案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我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康军华、李洪波、余睿之间因为投资购买土地发生争议，我公司与上述三人之间并无涉案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我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康军华将深圳精实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通知我公司退出本案诉讼。原告康军华针对其诉请事实举证如下：证据1、购地开支明细确认表四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据2、余总（余睿）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两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以共同证明原、被告以“湖北精实地款”名义共同出资购置土地，系合伙协议关系，各方就购地前期开支及整体金额明确为1065万元，明确了康军华承担比例15.79%，出资1681635元，明确了协议方各自出资到位的情况；证据3、康军华支付购地费用部分转账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合伙购地且进行了相应出资的事实，即现在有据可查的有：康军华转账88万+23万=111万元，其他凭证系委托第三方汇款暂时无法提供凭证；证据4、被告李洪波支付土地增值收益款转账凭证（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以证明李洪波称土地仅有一倍增值收益，并向康军华支付款项；证据5、湖北精实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一套（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湖北精实公司股东李洪波及李畅（李洪波儿子）于2016年10月28日将股权转让给深圳精实公司，深圳精实公司成为湖北精实公司的唯一法人股东，且李洪波同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6、深圳精实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一套（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深圳精实公司股东李洪波、毛秀红（李洪波妻子）、共青城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李洪波、毛秀红股东）于2017年9月28日将股权转让给华自公司；证据7、中国证监会涉及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事宜相关官方资料一套（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包括：（1）华自公司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2）深圳精实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3）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2017年5月），（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2018年10月），（5）深圳精实公司审计报告，证明华自公司按股东权益5.7294倍增值收购深圳精实公司并间接收购了湖北精实公司资产，收购对价为3.8亿元的事实；证据8、原告康军华委托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转账记录（最后一次庭审提交），共同证明原告康军华委托律师并支付了律师费的事实。原告余睿、余文祥对康军华的举证均无异议。被告李洪波对上述举证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康军华及李洪波、余睿是2014年运作土地项目而不是诉状中称2016年，根据证据显示，最迟于2017年7月15日三方已经达成协议按照并购成功后土地按照两倍、其他费用按照一倍支付；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康军华的出资并没有最后转化为湖北精实公司购地的款，购地款是湖北精实公司自己出资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洪波给予原告的补偿是购地三方予以确认的，并不是李洪波“谎称”了仅一倍收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是2017年5月8日；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7年2月13日华自公司已经发布了停牌公告，2017年5月31日华自公司公告发布了收购方案以及相应的评估报告，原告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获知评估的情况，不存在李洪波故意隐瞒。三方协定补偿是在2017年5月31日之后，可见三方协定的补偿是在原告明知重组情况下自愿同意达成，根据2017年5月31日公布的独立财务报告可见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通过两部分，一部分是现金方式，一部分是股份方式，而且深圳精实公司三年累计利润要达到9600万元，否则就应对华自公司进行补偿，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是按照收益法来评估收购的，但是涉案土地是按照自然收购法，涉案土地评估值只有1144万元；对证据8中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就内容来说前期费用11万元超过国家规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国家规定基础收费是不超过1万元，也超过了律师行业惯例。对律师费的转账记录和发票的真实性有异议，律师费发票时间超过了转账时间3个月，应该立即开具发票，不合常理，转账记录中看不出是否是支付给律师的，转账记录中1万元也看不出是转给谁的。双方的合同中也没有要求承担律师费的约定。因此，律师费不应由李洪波承担。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证据内容来看没有具体指向哪块土地，证据1所指地块与案涉土地是不是同一块地我们存疑，费用均是三人个人行为，与湖北精实公司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我们无关，是案外人芦军利支付给李洪波的，不是康军华支付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但其最后一次庭审中未到庭，未对律师费的转账记录和发票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对康军华先期庭审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湖北精实公司一致。对康军华最后一次开庭补充的律师收费的发票和律师费转账记录亦未到庭质证。被告李洪波向法庭举证如下：证据1、康总（康军华）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康军华与李洪波已经对结算款项作了确认并实际已经收到该结算款；证据2、2017年12月27日李洪波支付结算款给康军华的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账户历史交易查询对账单（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以证明康军华与李洪波已经对结算款项作了确认并实际已经支付该结算款即3393689.4元；证据3、2018年1月18日，余总（余睿）慈惠农场地块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余睿、余文祥收到包括实际投资款2倍的慈惠农场地块土地清算款、费用结算款、借款及利息在内的2863126.46元的土地款项，说明三方闹得不愉快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并且三方已经作出了结算。原告康军华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个不是对三方合作购买土地的合伙收益的结算，而且单据上面李洪波隐瞒了实际营收的事实，所以不能认为费用单据证明合伙协议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原告余睿、余文祥对涉及其本人的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湖北精实公司、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向法庭举证如下：湖北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2015）NO0003152246、（2015）NO0003151593】（复印件），证明湖北精实公司支付了土地款800万元和265万元。原告康军华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票据虽然显示是土地局收取的款项，但是款项金额恰好证明款项是康军华、余睿和李洪波三方出的钱，且与三方出的金额一致。原告余睿、余文祥对此证据不发表意见。被告李洪波、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未向法庭举证。对上述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上述存在争议或未全面质证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对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存在争议的证据，即对李洪波不予认可的康军华所举证据8中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湖北精实公司、深圳精实公司未质证的律师费的转账记录和发票，本院认为，康军华与李洪波等的合伙纠纷发生后，康军华在争议的诉讼结束前确实聘请了律师代理诉讼，并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明确代理费用的数额为11万元，其后亦实际提交了相关银行的转账付款凭证和税务发票。虽然，其中有10万元的转帐记录上有“律师诉讼费”的附言，且李洪波亦否认其收费的合法性，但所开具的11万元增值税发票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相一致，均明确属于给付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律所的律师费，无论律师收费是否合理，收取费用的事实不可否认，本院依法对李洪波否认其客观性的意见不予采纳，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不到庭全面质证和发表质证意见的行为不影响该事实的认定。综合上述无争议证据和本院依法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诉辩及自认，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湖北精实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8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原法定代表人李洪波，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测试自动化装备、数控自动化装备、电源、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原股东为李洪波（占股60%）和其子李畅（占股40%），2017年4月28日经股东会决议，李洪波（占股60%）和其子李畅（占股40%）的全部股权均转移给深圳精实公司，湖北精实公司成为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精实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9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自2014年12月17日起李洪波一直为公司主要股东。2017年10月27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华自公司100%控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洪波，经营范围为机电设备、精密五金件的销售；机电设备的设计与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等。原告康军华、余文祥和被告李洪波三人均系同学关系，原告余睿系余文祥之女。2016年元月，原告康军华、余文祥与被告李洪波共同协商合伙在本市东西湖区购置土地用于经营。2016年上半年，康军华、余文祥、李洪波共同筹集资金1065万元。其中，康军华出资1681635元、余文祥以其女余睿名义出资3363270元、李洪波出资5605095元。三方共同以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名义购置位于本市东西湖区慈惠大道以南，高桥南五路以西的25340.32平米共计38亩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其中，余睿享有土地数量12亩，康军华享有土地数量6亩，李洪波享有土地数量20亩。该土地使用权最终实际登记在当时由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名下。2017年5月26日，华自公司基于收购股权之意向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主要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其最终作出《开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被评估单位深圳精实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湖北精实公司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为38106.93万元，较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32845.24万元，增值率624.23%；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32444.14万元，增值率572.94%。2017年9月28日，华自公司以收购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东股权的方式间接获取了被告湖北精实公司100%的股权权益，收购时以溢出深圳精实公司原资产价值5.7294倍的增值收益作为评估的收购价，最终的收购对价为3.8亿元成交（其中现金1.444亿元、股权2.356亿市值的股权）。2017年12月27日，李洪波以湖北精实公司名义通过银行向康军华付款3393698.49元，其中，包含土地分摊款1681635元及1倍的增值收益1681635元和其他零星费用借垫款30428.49元。2018年1月18日，李洪波以湖北精实公司名义通过银行向余睿支付2863126.46元，其中亦包含土地分摊款2459214.74元及1倍的增值收益2459214.74，费用结算款727196.98元，在扣除其借款2650000元及借款利息132500元后，形成付款2863126.46元。2019年5月21日，原告康军华在得知湖北精实公司的全资控股母公司深圳精实公司的全部股权权益被以溢出其原资产价值5.7294倍的增值出卖给华自公司后诉至本院，要求如诉称。原告康军华在发生本案诉讼争议过程中为与被告李洪波的诉讼聘请了律师，并向其聘请的律师支出了11万元的律师费。审理中，原告康军华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作出上述《开元资产评估报告》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调查其与李洪波等争议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只对其所评估的对象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值为38106.93万元再次作出说明，但并未回应原告康军华所欲获取的本案争议土地的市场价值的确切估算方法和实际增值贡献。经本院释明，针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原告康军华拒绝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也不能提供证明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证据。本院在审理中明确当事人诉请为，康军华在本案不对李洪波处置三方合伙购买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向李洪波及湖北精实公司、深圳精实公司主张应当按照增值率为572.94%的标准，补足其就湖北精实公司溢价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应得的其余收益。余睿、余文祥在本案对李洪波处置三方合伙购买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同时，也不在本案就合伙纠纷向李洪波提出相关给付诉请。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和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在最后一次庭审时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三方共同出资购买土地的行为是合伙行为还是土地登记的权属主体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二、李洪波通过出卖深圳精实公司股权的方式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转移给他人的行为获利的估值是否就是合伙人的土地收益；三、康军华能否按照李洪波控股公司出售的价值增值比例从李洪波处获取比1倍收益更多的收益；四、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和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对原告康军华承担责任。一、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三方共同出资购买土地的行为是合伙行为还是土地登记的权属主体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康军华、余文祥、余睿和李洪波三方共同筹集资金合伙出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虽然无合伙协议证实，亦未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或两个无利害关系人佐证，但是，共同出资和实际购买工业用地的行为均为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三方直接参与，并有三方签字认可的相关出资、退款与返利的记账证明予以佐证，该共同购地的合意行为虽然没有形式上的书面合伙协议，但依据三方的共同行为可以认定三方的实际合伙的事实成立。据此，可以确认三方合伙进行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购买关系和相应的权益分配事实。虽然，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经协商，以当时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名义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以湖北精实公司为所有权人的土地权属登记。但是，康军华、余文祥、余睿和李洪波共同出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属合伙行为，土地使用权名义上虽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但实际发生的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利益和权益并不属于湖北精实公司，因此，该行为并不完全属于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购买及相对应份额的权益，三方应在均无法提供合伙协议的情况下，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二、李洪波通过出卖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权权益的方式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权益转移给他人所获取的增值收益是否就是合伙人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的土地收益。本院认为，李洪波作为深圳精实公司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深圳精实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华自公司。其中包含了作为深圳精实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全部企业财产，也实际包括了本案原、被告参与购买并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其转让交易中既对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合伙购买土地使用权进行了相应评估，也实际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对该地块进行了财产移转。由于本案康军华及余睿、余文祥均对李洪波转让包含三方共同出资获取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股权利益并无争议，且形式上亦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如果李洪波就此获取了湖北精实公司名下三方共同出资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之股权利益，且仍有尚未公平分配的部分，就应当进行合理的合伙分配或者再分配。但就本案而言，原告康军华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仅为上市企业华自公司在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时委托第三方所作的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该报告主要是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与华自公司之间包含着相对性协议条款和业绩补偿等合同利益安排和风险约定的相对性交易，其中所涉本案争议的土地价值的评估依据资产基础法仅为1144.37万元，与本案合伙人三方获取出让土地的分摊款1065万元及相关交易费用、契税、印花税等并无明显差额。且依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精实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湖北精实公司等）所作出的《开元资产评估报告》，其选择以收益法评估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深圳精实公司的技术、商誉、品牌、市场、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并未明确列举原告所诉涉及湖北精实公司及其争议土地使用权为增值的评估因素或者有其相关增值贡献的明确提示。同时，由于双方所聘请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对象主要为深圳精实公司，其使用的评估方式和对评估背景所作的选择与判断均主要针对的是深圳精实公司的公司背景和经营状况。在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合伙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实际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该地块作为生产要素，也并未进行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故李洪波等人在与华自公司就深圳精实公司所进行的全部股权交易中所进行的涉及本案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鉴定并不能客观和精准地反映该地块的市场交易价值及可能存在的增值收益。故康军华认为李洪波等以增值率为572.94%的标准转让深圳精实公司的全部股权权益即证明湖北精实公司的争议土地使用权亦一并放大增值的诉称依据明显不足。三、康军华能否按照李洪波控股公司出售的价值增值比例从李洪波处获取比1倍收益更多的收益。本院认为，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精实公司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中所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的增值率为572.94%属实。但该评估价值是在华自公司与深圳精实公司的股权收购过程中所进行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其中虽包含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涉及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股东权益的价值，但其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则是深圳精实公司，且相关收购有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李洪波等人与华自公司相对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作保证。故这一相对性行为并不能直接反映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乃至财产（包含本案争议的土地使用权）的直接价值。康军华与李洪波争议的合伙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在上述评估中，依据资产基础法并无明显的收益增值，且在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进行股权评估时亦未明确包含涉案土地的价值增值因素。而且，该合伙投入资金所购买的土地虽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却并未实际投入经营和运作，故除该争议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存在市场化变化或者客观增值而未被合理估算外，三方合伙所购置的土地并未产生生产性的价值增值，原告康军华要求追加分配湖北精实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超过已获取1倍收益外的增值收益的诉请依据不足。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本案而言，康军华对其所主张的诉请有义务承担举证的责任。经本院释明，康军华既提供不出充足的直接与量化的证据，又拒绝对其参与合伙购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及其增值情况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康军华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据此，康军华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又不愿提出鉴定申请，就应当对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诉讼主张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康军华的给付投资收益与承担利息的诉请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康军华虽就本案委托律师实际支出了相关的诉讼代理费用，但由于其诉请的主要事实和诉讼请求均不能得到支持，没有要求被告方承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相应的随附性的费用支付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四、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和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对原告康军华承担责任。对于康军华同时主张湖北精实公司对李洪波的合伙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主张深圳精实公司作为湖北精实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其收益的利息承担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康军华起诉的是合伙纠纷，其诉争的对象主要是合伙人李洪波，相关争议的土地使用权被实际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后，只要湖北精实公司借助此名义实际占有和使用了该土地并事实上获取了利益，就应当对实际经营用地获取的合伙人承担相应利益分配的责任，同理，对于深圳精实公司亦应当如此。但是，原告康军华诉称并未提供出相应的事实和量化依据，故本院对其此部分诉请亦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湖北精实公司和第三人深圳精实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军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710元，由原告康军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XXXXXX；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汉平人民陪审员  詹秀荣人民陪审员  陈方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黄 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