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3民初3579号原告：吴云涛，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址沈阳市皇姑区。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沈州路**太和大厦**402。负责人：王珩，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李明远，该所律师。原告吴云涛与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周全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人民陪审员颜世香、张玉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云涛、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李明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云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作为合伙人至今（20年）的工资及分红收益1000万元，利息300万元，共计13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0年1月，原告与王珩、张维琳共同出资合伙成立了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规定，注册资金十三万元。出资比例为张维琳七万元，王珩五万元，原告一万元。张维琳占有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54%股份，王珩占有38%股份，原告占有8%股份。依照合伙协议约定，原告于2000年1月21日16:35将出资款存至招商银行沈阳分行北顺城支行的账户内，履行了出资义务。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实际由王珩经营至今。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对所内财产拥有所有权、收益分配权。协议中还约定，各合伙人可以在每月27日（如遇节假日顺延），按其上月创收额的百分之五十五提取工资。但在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至今，原告都未提取到任何工资及分红收益。期间，原告多次找到王珩主张收益分配及工资的提取，王珩一直拖延，至今未予兑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原告作为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作为合伙人至今（20年）的工资及分红收益1000万元，利息300万元，共计1300万元和本案的诉讼费。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公正裁判。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辩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本案核心争议为，原告是不是被告的合伙人。事实上，原告并不是被告的合伙人，其起诉状所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被告成立时原告既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合伙合意。2000年1月份，被告发起人王珩律师为响应沈阳市司法局“办百家所”的号召，向沈阳市司法局申请成立合伙律师事务所。根据当时规定，成立合伙律师事务所需要三名执业三年以上执业律师作为发起人，于是王珩找到原告作为名义上的合伙人，但全部出资及经营由王珩负责。当时在司法局备案了合伙协议，约定注册资金十三万元，给司法局备案的出资比例为张维琳七万元，王珩五万元，原告一万元，王珩向司法局提交了申请办所的全部手续。2000年6月5日，辽宁省司法厅下达文件，批准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由于原告系名义合伙人，并没有向被告实际缴纳出资。后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更名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后期被告又多次增资，但原告也都没有实际出资。同时，由于原告不是合伙人，在被告成立至今，原告也未承担任何费用及多年的亏损，不参与经营，不参加合伙人会议，对被告的任何经营情况均不知情，对此原告长年以来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对于原告提交法庭的合伙协议，是当时成立律师事务所必备手续之一，这份合伙协议也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名，就是因为原告当时也没有要成为被告合伙人的意思表示，双方没有合伙合意，原告只是作为名义合伙人。二、原告认可自己为名义合伙人并出具过书面《确认书》。原告只作为被告名义合伙人事宜，三名发起人在成立之初就签过书面的持名协议。2015年被告组织形式变更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设立资产增加到1000万元，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真实法律关系，2015年8月10日，原告又向被告出具了《确认书》，该《确认书》在被告财务负责人的见证下，由原告本人亲自签署。原告系在被告处注册的一名普通执业律师，之前从未与被告发生过任何争执，双方合作良好。但对于原告提出系合伙人并要求工资、分红事宜，被告认为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不是被告的合伙人，保护被告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银行账户余额证明书、合伙协议等证据，被告提供的《确认书》、合伙协议、关于同意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批复、原告在微信朋友圈所发的告知律师同仁的一封信、证人证言等证据，经当庭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1月，原告与案外人张维琳、王珩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三人共同投资成立沈阳光大、天创、汇城律师事务所。协议第二条约定，本所注册资金13万元，出资比例为张维琳7万元、王珩5万元、原告1万元，合伙人出资于本所核准登记后五日内缴清。第三条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合伙人的权利为参加合伙人会议行使表决权，本所主任任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请修改合伙协议、章程和规章制度，监督本所的财务及合伙人会议决议的招待情况，依合伙协议对本所的财产拥有所有权、收益分配权，依合伙协议的规定退出合伙；合伙人的义务为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决议，遵守本所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对本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律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不为可能使本所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第六条约定，本所吸收新合伙人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同时报登记机关备案。第九条约定，各合伙人可以在每月27日（如遇节假日顺延），按其上月创收额的55%提取工资，剩余的45%用于支付房租、行政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用；本所在利润分配时，应首先按合伙人会议的决定提交下一年度的发展基金。第十条利润分配比例约定，利润的50%按当年度各合伙人创收比例分配，利润的50%按合伙人投资比例分配，如本年度中合伙人因故没有创收，仍可按利润的30%分配。第十一条亏损的承担约定，本所合伙人按投资比例分担本的亏损的50%，余50%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亏损年度的发展如合理支出，下年度必须首先补足，以保证发展基金的完整。落款处，由原告吴云涛、张维琳、王珩共同签字。2000年1月11日，原告吴云涛、张维琳、王珩共同向沈阳市司法局提交《申办合伙律师事务所申请书》，申请成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名称为沈阳光大、天创、汇城律师事务所。2000年6月5日，辽宁省司法厅向沈阳市司法局下发辽司【2000】50号《关于同意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批复》，决定批准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该所为合伙形式的律师事务所。2015年8月10日，原告吴云涛（乙方）与案外人王珩（甲方）签署《确认书》一份，内容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0年，全部资产均由甲方投入，考虑到司法局管理及律师事务所发展的需要，经甲方、乙方及其他合伙人同意，将乙方登记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双方确认：乙方并未向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实际出资，也未参与经营，仅是名义上的合伙人，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资产及债权不享有任何权利，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亦不承担任何责任。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由甲方全权负责管理，甲方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资产及债权享有所有权，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独自承担责任。乙方承诺对上述事项予以保密，并同意以合伙人的身份配合甲方对外签署有关文件。如乙方因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问题遭受损失，甲方负责解决和赔偿”。落款处，由甲方王珩、见证人刘某签字，原告吴云涛签字并捺印。2020年2月19日，原告吴云涛在微信朋友里发出《告知律师同仁的一封信》，其中内容写到“在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10月10日成立之初，该所成立时注册资本10万元，王珩、我与另一位合伙人三人共同投资成立该所，其中，我实缴注册资金1万元……”。另查明，本案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名称为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4月更名为现在的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从被告方成立至今，原告吴云涛一直是其登记合伙人之一，且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注册资金从成立时的13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万元，一直未进行过分红。现原、被告因合伙协议发生纠纷，原告于2020年4月1日起诉来院。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自认《合伙协议》系其本人同意由他人代签字；《确认书》系本人亲笔签字，但主张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签署的《确认书》明确写明了原告仅是被告名义上的合伙人，对被告资产、债权及债务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虽然原告主张该《确认书》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但原告未能够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事实，且原告作为执业律师，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认识到在该《确认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具有真实的合伙人身份，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至今（20年）的工资及分红收益1000万元、利息3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且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云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原告吴云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全人民陪审员  颜世香人民陪审员  张玉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王 维书 记 员  王爱辉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法信超链：国家法律1篇案例134篇裁判168448篇期刊6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