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津03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旗良公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张宏宇，经理。赔偿请求人张宏宇，男，196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赔偿义务机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法定代表人袁新利，院长。委托代理人夏浩天。委托代理人王顺。赔偿请求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易达公司）、张宏宇以错误执行为由申请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丽区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张宏宇以错误执行为由申请赔偿义务机关东丽区法院国家赔偿，滨海新区法院于2020年2月12日作出（2019）津0116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滨海新区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第二十条规定：“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本案中，赔偿请求人张宏宇、燊易达公司明确其提出涉案国家赔偿申请是基于其认为东丽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涉案车辆追缴不当提出。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燊易达公司，而非张宏宇，其只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在本案中张宏宇并无提出涉案国家赔偿的请求人资格，其提出的涉案国家赔偿请求显无事实根据。在本案中，燊易达公司未向东丽区法院申请追缴涉案车辆，而是法定代表人张宏宇以其个人名义向东丽区法院申请追缴涉案车辆，东丽区法院未在该执行案件立案时向张宏宇释明就该项申请应以燊易达公司名义提出，虽有不妥，但东丽区法院在张宏宇申请的执行案件中一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充分保障了燊易达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涉案车辆在刑事案件侦办时并未被扣押，检察机关在公诉时并未向东丽区法院移送涉案车辆或包含涉案车辆的财产清单，执行申请人张宏宇也未能向东丽区法院提供涉案车辆的线索，涉案车辆在当时实际处于下落不明状态。东丽区法院在2019年8月27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区分局追缴到涉案车辆并予以扣押，后于2019年9月25日将涉案车辆发还燊易达公司，其对涉案车辆的追缴行为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涉案车辆的毁损是由东丽区法院扣押涉案车辆后保管不善造成的，也无证据证明东丽区法院明知涉案车辆的线索而不予追缴，故燊易达公司提出的涉案国家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东丽区法院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未送达的问题。东丽区法院提供的询问笔录显示，该院在决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前已经告知了张宏宇，张宏宇本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裁定书虽未送达张宏宇，但该瑕疵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的涉案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东丽区法院在《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东丽区法院在相关文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东丽区法院告知其提起民事诉讼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东丽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张宏宇与案外人刘顺年就涉案车辆签订有《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无法判断刘顺年是否构成善意，告知其就该问题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且当时涉案车辆并未被追缴扣押，上述告知行为也未导致涉案车辆返还迟延。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东丽区法院传唤刘顺年时在询问笔录中告知错误，应在询问时告知刘顺年持有涉案车辆违法和拒不上交涉案车辆的法律后果的问题。东丽区法院解释称，相关法律规定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对东丽区法院的上述抗辩主张予以采信。综上，张宏宇不具有本案赔偿请求人资格，东丽区法院对涉案车辆的追缴行为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的国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驳回张宏宇、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张宏宇不服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判令赔偿义务机关东丽区法院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包括25万元车辆损失，4万元律师费及1万元交通费）。主要理由是：赔偿请求人向东丽区法院提出申请执行追缴犯罪车辆，是依据刑事判决并非民事判决，东丽区法院将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混同进而违法执行，并违法作出与执行相关的法律文书。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书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对东丽区法院所作出的法律文书依法审核，其作出的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一、东丽区法院没有依据生效判决，存在违法适用法律规定，违法执行问题。二、滨海新区法院没有依据卷宗及涉案判决对东丽区法院所作出的法律文书适用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核，作出的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滨海新区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判决就质押合同问题已作出认定是胁迫的犯罪行为。东丽区法院要求赔偿请求人提起民事诉讼是滥用法律，判决书对罪犯的事实都有清楚认定并作出判决，滨海新区法院并未予以审核。综上，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决定书违法，请求撤销其作出的决定书，对赔偿请求人依法赔偿车辆损失及为此承受的相关损失。赔偿义务机关东丽区法院辩称，一、本案的执行经过。2018年3月9日，我院向案件侦查机关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追缴涉案车辆津ＭＨ××**途锐牌越野轿车。2018年4月3日，我院传唤案外人刘顺年到院询问该车辆情况，经案外人刘顺年陈述其已于2017年12月份以19万元价格将该车质押给他人，该车下落不明。2018年5月16日，我院查封涉案车辆津ＭＨ××**途锐牌越野轿车底档，该车辆所有权人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经我院多方查找该车未果。2019年3月18日，我院传唤案外人刘顺年到院，责令其于2019年3月22日前将涉案车辆交至法院，因涉案车辆下落不明，案外人刘顺年未能履行。2019年4月23日，我院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送函，请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将此案汇报天津市东丽区委政法委，区委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议，确认由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继续追缴该车辆，区法院、区检察院予以配合。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告知我院涉案车辆已追缴到位。当日，我院至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华明派出所将涉案车辆扣押至我院。2019年8月30日，案外人刘顺年至我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限其补充材料。2019年9月9日，案外人刘顺年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9年9月25日，我院将涉案车辆发还给所有权人燊易达公司，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宏宇自行提走。二、赔偿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条件。首先，本案应属于刑事违法追缴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为法定赔偿，只有符合法律明文规定的，才能进行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国家赔偿共计十四项案由，涉及本案的可能为刑事违法追缴赔偿和错误执行赔偿二类案由。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错误执行赔偿仅限于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本案的生效文书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但涉及车辆的主文表述为“追缴”，属于适用刑事法律的判项，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违法追缴赔偿。其次，我院的执行行为不存在违法。案件立案后，我院的追缴行为系执行生效文书的结果，对于具体的追缴过程及追缴期限，没有法律予以明确，且在赔偿申请中，赔偿申请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的追缴行为具体违反了何种法律。尽管我院对于追缴车辆的查控手段有限，我院还是积极协调各方予以追回。从整个执行过程中，我院执行行为并无违法之处，反而穷尽了各种现有的执行措施，有力地保护了赔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赔偿申请人的赔偿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的基本要件。第三，原告要求的直接经济损失，缺乏证据，且和本案的追缴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我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找到车辆后，因案外人提出异议，车辆不能予以发放，在异议程序结束后，我院尽快将车辆发还给了赔偿申请人。执行行为高效，期间未对车辆进行损坏。赔偿申请人的车辆损失，系被告人和案外人在占有期间造成，并非本院执行行为造成的损失。第四、赔偿申请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尤其是关于执行程序中存在的执行程序瑕疵，与其车辆追回问题无因果关系，滨海新区法院在其作出的决定书中给予了恰当评判，我院对上述评判意见认可。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保护力度，弱于民事侵权案件就受侵害人的保护力度，我们对燊易达公司的相应权益损失表示遗憾，但该损失系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且被告人已经受到刑事法律责任追究。燊易达公司所要达到的完全填平其所有损失的目的，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无法得到完全满足。我院已经积极为燊易达公司追回车辆，充分保护了其权益，履行了我院的司法职能。需要指出的是，赔偿申请人张宏宇并非车辆所有权人，不属于受害的公民，不能作为赔偿申请人提出本次申请。综上，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请求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不予赔偿。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系津ＭＨ××**途锐牌轿车的所有权人，张宏宇系燊易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7日，东丽区法院就检察机关指控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张艳莲、张海洋犯非法拘禁罪及张宏宇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作出（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判项载明：“二、对被告人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所抢劫的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津ＭＨ××**）予以追缴，发还所有权人；责令被告人程明宇退赔人民币7000元，发还被害人张宏宇。三、被告人杜刚全、张艳莲、刘吉庆、程明宇、张海洋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宏宇经济损失17561元。”涉案津ＭＨ××**途锐牌越野轿车在刑事案件侦办时并未被扣押，检察机关在公诉时并未向东丽区法院移送涉案车辆或包含涉案车辆的财产清单。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津02刑终46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宏宇于2017年9月20日向东丽区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书，申请：1．追缴返还被抢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津ＭＨ××**）；2．被执行人程明宇退赔人民币7000元；3．被执行人杜刚全、张艳莲、张海洋、程明宇、刘吉庆共同赔偿人民币17561元。东丽区法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分别向上述五名被执行人下达了《报告财产令》和《执行通知书》，对五名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询。2017年11月20日，东丽区法院执行法官对张宏宇进行了询问，告知其将对五名被执行人共同赔偿款17561元予以发还，经调查被执行人程明宇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询问其能否提供涉案车辆线索。张宏宇表示不能提供涉案车辆线索，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认可，因案件暂不具备执行条件，同意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东丽区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津0110执316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案执行标的为24561元，执行费268元，已执行17561元；执行中经查，五名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期间，被执行人程明宇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明确具体的财产或财产线索；涉案车辆津ＭＨ××**途锐牌小汽车下落不明，申请人亦不能提供相关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东丽区法院自认未向张宏宇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后张宏宇向东丽区法院申请继续追缴涉案车辆。东丽区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协助追缴并扣留涉案车辆。东丽区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向天津市车管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其协助查封涉案车辆，查封期间自2018年5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东丽区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向案外人刘顺年下达《通知书》，责令刘顺年于2019年3月30日前追回涉案车辆并交至法院，后刘顺年未能向法院交回涉案车辆。东丽区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关于追缴津ＭＨ××**途锐牌越野轿车的函》，请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该局经请示东丽区委政法委后，东丽区委政法委决定由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告知东丽区法院涉案车辆已追缴到位。当日，东丽区法院将涉案车辆予以扣押。2019年8月30日，案外人刘顺年提出执行异议，后其又于2019年9月9日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9年9月25日，东丽区法院将涉案车辆发还给所有权人燊易达公司，燊易达公司在《车辆交接单》接收单位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张宏宇在接收人处签字。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首先就赔偿请求人身份的认定问题。本案国家赔偿申请是基于燊易达公司、张宏宇认为东丽区法院对涉案车辆未及时执行追缴，导致该车辆出现损坏、折旧等损失而提出的。就该车辆予以追缴所基于的（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令对被告人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所抢劫的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津ＭＨ××**）予以追缴，发还所有权人，该车辆的所有权人为燊易达公司，并非张宏宇，其只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第二十条规定：“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本案赔偿请求人应为燊易达公司，张宏宇并无提出本案国家赔偿的请求人资格。其次就东丽区法院在对涉案车辆追缴的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侵犯燊易达公司合法权益之处，造成涉案车辆损失的问题。涉案车辆在刑事案件侦办时并未被扣押，检察机关在公诉时亦未向东丽区法院移送涉案车辆或包含涉案车辆的财产清单，即（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时，东丽区法院并未对该车辆予以实际控制，不具备发还的条件。在张宏宇向东丽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也未能向东丽区法院提供涉案车辆的线索，涉案车辆在当时亦不处于东丽区法院控制中。东丽区法院执行立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2018年3月9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协助追缴并扣留涉案车辆。2018年5月16日向天津市车管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其协助查封涉案车辆。2019年3月26日向案外人刘顺年下达《通知书》，责令刘顺年于2019年3月30日前追回涉案车辆并交至法院，后刘顺年未能向法院交回涉案车辆。2019年4月2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关于追缴津ＭＨ××**途锐牌越野轿车的函》，请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在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告知东丽区法院涉案车辆已追缴到位。当日，东丽区法院将涉案车辆予以扣押。2019年8月30日，案外人刘顺年提出执行异议，后其又于2019年9月9日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9年9月25日，东丽区法院将涉案车辆发还给所有权人燊易达公司，燊易达公司在《车辆交接单》接收单位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张宏宇在接收人处签字。以上措施能够认定东丽区法院对涉案车辆的追缴已尽职责，其行为并无不当。且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无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毁损是由东丽区法院扣押涉案车辆后保管不善造成的，也无证据证明东丽区法院明知涉案车辆的线索而不予追缴，故燊易达公司提出的涉案国家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滨海新区法院就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东丽区法院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未送达的问题；东丽区法院在《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错误的问题；东丽区法院告知其提起民事诉讼错误的问题；东丽区法院传唤刘顺年时在询问笔录中存在告知错误的问题，详细阐述了处理意见及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但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在主文的表述上未区分程序性驳回和实体性驳回，均表述为“驳回国家赔偿申请”，该表述不当，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的法办［2013］151号《关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二）》的相关规定，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二、驳回赔偿请求人张宏宇的国家赔偿申请；三、对赔偿请求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