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181民初1862号 原告：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 法定代表人：谭晓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瑛，贵州储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法定代表人：李仕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刚鸿，北京市浩天信和（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进军。 第三人：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下坝村村委会，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 法定代表人：李金林，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贵州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桃，贵州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丁荣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运军。 原告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筑农林公司）与被告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公司），第三人：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下坝村村委会、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财产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后本院依法追加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下坝村村委会（以下简称下坝村）、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北京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日、8月18日由审判员罗光黔独任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金筑农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晓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瑛，被告机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刚鸿、倪进军，第三人下坝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吴坤桃，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运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筑农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擅自指使他人闯入原告林地并滥伐林木）、恢复损坏的林地林木原状（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如被告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环境修复费用）、在省级媒体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赔偿金额暂按35712元计算，具体以评估机构出具的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为准）；2.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机场公司因龙洞堡国际机场扩建成立三期扩建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实施具体工作。因新建机场跑道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需临时使用原告林地，并对部分林木进行采伐降高处理（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号：花府林证字（2009）第5201110410001-1/1号，主要树种是马尾松，林种是防护林），指挥部为此与原告协商林木征收补偿和采伐事宜，原告明确表示支持机场建设，但反复强调防护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要求指挥部必须依法办理临时使用林地许可、林木采伐许可、双方签订林地林木补偿协议以后方可施工。在此过程中，指挥部委托贵州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林地上森林资源资产（马尾松）及经济林资产（石斛）作了预评估，原告根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提出公司的土地用途为苗圃用地，是具有资产属性的林地。林地上除了马尾松，还有数千棵其他林木，均为防护林，应按照防护林资产评估，报告仅对马尾松进行评估明显错误。此外，公司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积极发展林下经济，仿野生种植的铁皮石斛刚进入初产期，评估机构以产前期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评估价值过低明显不合理，应根据《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调整林木补偿费。评估机构收到上述书面质疑后一直未作任何处理。2020年4月27日，被告指挥部安排法务人员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到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协商补偿事宜，并施压要求原告配合砍树再签订补偿协议，原告未同意。与此同时，指挥部项目负责人罗寿强却带着数十名施工人员擅自闯入原告林地，使用电锯将防护林砍倒，原告法定代表人闻讯赶到时，现场一片狼藉，施工人员态度蛮横，不顾劝阻继续砍树，严重毁坏林木。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防护林具有涵养水源、防沙固沙、保持水土的生态服务功能，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综上所诉，被告作为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控股企业，相关负责人无视国家法纪，在未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未与原告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应当赔偿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提起诉讼。 被告机场公司答辩称：1.涉案林木是下坝村委会所有，与原告没有关系，同时，原告提交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贵州金筑花木有限公司，该林地的权属不是原告，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案涉林木是下坝村村委会根据南明区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委托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砍伐，原告主张涉案林木是被告砍伐没有事实依据；3.原告陈述案涉林地有铁皮石斛不属实，人民法院、森林公安均到现场进行查勘，现场没有铁皮石斛；4.本案涉及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财产损失，并不涉及精神损害，原告要求被告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5.被告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制定了修复方案并经审批，原告要求恢复原状的诉请不符合规定。 第三人下坝村答辩称:1.办理砍伐证的背景是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应机场三期指挥部要求配合办理；2.第三人是按照法定程序向南明区林业局申请办理了采伐许可证，因第三人不具备砍伐能力，所以委托中铁北京公司进行砍伐；3.案涉林地是下坝村的集体林地并承包给村民，原告的权属证明真实性存疑。 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答辩称，公司只是接受下坝村的委托进行砍伐，不应承担责任。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职务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营业执照。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被告认为没有查询到登记通知书记录，故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三性予以认可。第三人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原告林权证、原告土地使用权证、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证明原告系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被告提出双龙管委会曾经到花溪区林业部门调取相关档案资料，没有查询到该证的相关档案资料；该林权证上登记的权利所有人是谭晓华，并非原告；从原告提交该组证据的四周范围来看，并不能确定涉案的林地就属于原告主张的林权范围。故对原告林权证的真实性存疑，请法院核实。第三人下坝村对第二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林地原属于第三人村集体的林地，下坝村未见过原告持有相应证件。原告林权证的颁证时间、证件编号均有问题。 第三组证据：被告成立工程指挥部文件、被告指挥部承诺函。证明指挥部具体实施工程，指使他人擅自砍伐树木，被告知道该林地权利主体是原告。被告认可成立指挥部事实和承诺函真实性。但认为作出承诺函时是把原告当做权利人，而实际上的权利人是下坝村，故被告的承诺并不代表认可原告权利。 第四组证据：植物资产评估报告、关于评估报告的质疑、征占林木林地的相关建议等文件。证明被告知道林地的权属，原告对评估报告提出书面质疑，未得到回复和处理，双方一直协商。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原告方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双方在协商时一直要求原告提交相关权属凭证，但原告从未提交过。 第五组证据：被告提交给原告的评估报告，原告方对评估报告的意见。证明案涉林地的范围被告是清楚的，案涉林木除了马尾松还有其他林木以及有一万多丛铁皮石斛，而非被告所说的没有石斛；原告方对资产评估方法不予认可，双方一直在协商补偿。被告认为评估报告虽是由机场和原告共同委托评估的，但双方均不认可，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案涉林地森林公安和人民法院均到现场查看，并采取保全措施，现场并没有铁皮石斛。 第六组证据：2020年4月27日现场视频图片。证明协商事实存在。被告认为涉及到机场三期建设的征收主体是政府，被告没有征收资格；涉案林木是相关部门根据下坝村委会的委托进行采伐，采伐主体并不是原告。 第七组证据：被告毁坏林木现场视频。证明被告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滥伐林木，破坏生态，铁皮石斛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损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被告认为并非自己砍伐。 第八组证据：向森林公安报案后，公安给的送达回执；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所持临时用地许可和采伐许可都是非法的。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下坝村对第三至第八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第九组证据：现场视频与照片。证明被告项目副主任带队实施侵权行为。 第十组证据：石斛询价复函。证明在接受本案后，律师向专业公司询价铁皮石斛，均高于评估报告的价格。 第十一组证据：评估公司出具样方表格等，表格有被告盖章。证明评估报告中只有铁皮石斛，而样方表中有其他植被，报告第三章明显标注有优质树种，在正式报告中就删除了，该报告不客观；没有考虑生态价值；被告知道原告是林木所有权人；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师从未到达过现场，存在重大瑕疵；评估方法错误等。被告对第九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是因为被告为项目建设方需要核实下坝村委会是否将林业局审批的林木砍伐完毕；照片上还有双龙城管局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监督；涉案林木的砍伐事实上是根据贵州省相关文件对下坝村村委会林木进行征收，被告没有权利对涉案林木进行征收。询价与本案无关联，对评估报告表格三性不认可。第三人下坝村对现场照片视频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仅是办理采伐许可证，并未实施采伐行为；对另外两组证据三性也不认可。 被告机场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委托函。证明：涉案林木下坝村村委会依法取得许可证后委托别的公司进行采伐；该证据证明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为下坝村村委会；该村委会持有南明区颁发的许可证；南明区林业局颁发该许可证是有相关依据的，是核查了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的；人民法院依法到下坝村村委会作了调查。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采伐许可证批准的是下坝村委会拥有的林木，没有证据证明是采伐原告的林木；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人下坝村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只是根据要求办理了采伐许可，不能因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组证据：对于林木制定相关修复方案，证明被告已按国家要求对案涉地块采伐后进行修复方案设计，并报相关部门备案。原告认为方案种植是茶叶，实际情况无法存活。第三人下坝村无异议。 第三人下坝村向法庭提交了采伐许可证和委托中铁北京公司采伐的函，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是采伐了自己的林木。在第一次开庭后，第三人补充提交了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向听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该局未发放过案涉林权证。原告认为该说明是向律师事务所出具，不具备行政机关公文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认为该说明证明原告不是林权人。 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意见，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由于本案原、被告对双方在庭前共同委托的评估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均不认可，本院通知了评估公司相关人员出庭接受双方询问。评估公司评估师杨雪冰及工作人员冯瑜、陈双英、郑晓出庭并陈述：1.冯瑜、陈双英、郑晓三人系评估公司技术人员，但无评估师资质，公司接受委托后，三人到现场采集了数据，将数据交由评估师分析出具报告。出具报告的评估师均未到现场，但相关规范无评估师必须到现场的具体规定。2.现场有马尾松、石斛及化香、火棘、鼠刺等其他灌木，在调查时一并记录，但根据委托函及相关规范，只评估马尾松、石斛，其他不在评估范围。3.根据贵州省相关文件，马尾松的价值是按4倍评估；石斛的价值是根据成本种植法算出的基价，包括苗根、人工等费用；咨询了石斛专家同时进行市场询价，包括电话及网络询价，原告方的石斛种植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两年，处于产前期。3.踏勘现场原被告双方均在场，共同圈定范围。 原告向法庭申请了专门种植、销售石斛的人员周朝军（贵阳小河区金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远（镇远金田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出庭，就石斛价格进行说明。二人查看了案涉石斛照片并对评估公司人员进行了询问，陈述：1.一年以上石斛3株一丛市场价约为3元/丛，5株一丛价格在5元以上，具体价格还会根据产地不同有所区别；2.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有出入。被告认为出庭人员只是以企业人员身份出庭，并非专家。 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获得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政府办法的花府林证字（2009）第5201110410001-1/1号《林权证》，根据该《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人为国有，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人均为谭晓华（即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林地坐落于小碧乡下坝村，小地名为对门坡，面积为46.86亩，主要树种为马尾松，林种为防护林。2013年11月，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获得贵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筑国用（2013）第308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坐落于南明区小碧乡，地类为苗圃用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300782平方米。2013年，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名称为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仍为谭晓华。 2016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贵阳市拟建设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由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指挥部实施。现项目临近建成，由于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的需要，拟占用贵阳市南明区下坝村面积10.0642公顷的林地。建设方于2019年6月获得贵州省林业局准予行政许可，准予临时占用林地。被告为实施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根据相关要求委托贵州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制定了《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补征）临时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方案》，根据该方案，在将马尾松采伐后，案涉地块替换为种植低矮茶树，在临时使用林地获批之日起至临时占用林地期限结束时（2年），完成修复工程。被告并向省林业局承诺施工完成后按照方案进行林业修复。同时，第三人下坝村在贵阳市南明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拟采伐面积为7.6763公顷范围内的林木，采伐蓄积为2055.20立方米。该证采伐期限为2019年8月21日至10月21日，后延期至2020年4月28日。本案原告金筑农林公司拥有使用权的对门坡部分林地位于需要净空处理的范围。2019年，被告机场公司与原告多次就占用林地清理树木进行协商，原告向机场公司提出了相应的一些诉求，但未能达成一致。2020年3月，为解决工程端净空处理项目对原告林地上部分森林资源资产（马尾松）及经济林资产（石斛）植物资产的补偿问题，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涉及原告总面积为2.67亩的229＃山头马尾松及石斛进行评估。经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现场踏勘，案涉地块共有马尾松123株，价值为35712元（按贵州省相关征占用林地规定计算），石斛19580丛，价值为36653.75元，同时，调查确认该地块上还有化香、火棘、鼠刺等其他灌木。评估报告出具后，原告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评估报告评估价值偏低，且未包含其他植物，故双方仍未就补偿达成一致。2020年4月27日，被告方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谭晓华到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协商补偿事宜，而与此同时，第三人下坝村应被告要求，委托了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人员会同被告工作人员进入原告林地范围，不顾原告管理人员阻拦，强行进行采伐作业。原告管理人员向谭晓华电话汇报，谭晓华即赶回现场进行阻拦。但现场已采伐了马尾松数十株，部分灌木丛被破坏，石斛被踩踏。原告向当地森林公安报案，经双龙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勘验，采伐现场在第三人下坝村办理的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对门坡地块，实际采伐区域未超设计采伐红线，实际采伐马尾松71株。2020年4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交诉状并申请证据保全，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到现场进行证据保全，告知被告暂停采伐作业。 在两次庭审中，原告表示放弃要求被告恢复原状诉请，但要求被告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同时放弃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诉请，并变更诉讼为要求第三人下坝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存在侵权。2.如果存在侵权，由谁承担侵权责任。3.如果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4.关于原告诉请赔偿金额的确定。5.本案所涉评估报告能否采用。 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司因机场建设需要对航线范围内障碍物进行清理，目的是为了保证航空安全，因此，其对相关范围内的林木进行采伐具有正当性。原告所有的对门坡林地在被告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范围，因此，原告有义务协助被告处理相关事宜。本案涉及到需要清理的是树木系特殊的“物”，需要办理采伐许可。从本案证据看，原、被告双方在之前就补偿事宜的确进行过多次协商，只是一直未达成一致。机场公司为保证三期工程如期完成，借用第三人下坝村的采伐许可证，将原告拥有使用权的对门坡林地林木砍伐，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一，关于原告是否为案涉林地权利人。庭审中，被告律师发表辩论意见认为原告不是林地合法权利人，其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本案所涉林权证主体是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人均为谭晓华，本案原告是金筑农林公司，不是林权证所有权人；二是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下坝村曾查询过案涉林权证办证信息，未查询到相关记录，行政机关出具说明未颁发案涉林权证。第三方下坝村也辩称案涉林地是其集体林地，质疑原告持有林权证的真实性。本院认为，林权证是国家机关颁发的正式权属证明，具有极强的公示公信力，原告持有林权证，表明其就是案涉林地的权利人。至于被告或第三人是否查询到该证办证档案，与林权证效力无关。行政机关向第三人代理律所出具说明，并未明确案涉林权证为假证，第三人质疑原告林权证真实性应举证证明。第三人下坝村辩称案涉林地是其集体林地，但并未提供任何权属证明。被告及第三人下坝村以林业主管部门给下坝村办理了采伐许可证为由，就主张案涉林地树木属下坝村，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在下坝村生产经营多年，从本院现场踏勘情况看，原告生产经营场所还修建有围墙，第三人下坝村多年并未提出异议，可以推知下坝村即便不知道原告持有林权证，也应当明知并认可林地系原告管理使用的客观事实。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第三人认为案涉林地确系其集体林地，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告所持有的林权证。在未被撤销之前，原告所持有的林权证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属证明力。也正因如此，本院未予同意第三人下坝村向本院申请查询案涉林权证办证档案的律师调查令，在本案中，无论第三人是否查询到案涉林权证的办理档案，都不涉及该证效力，在本案中也不能撤销案涉林权证，撤销林权证需要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解决。关于原告名称问题，原告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过名称变更，公司名称由原来的“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本案原告“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而本案所涉林权证就是颁发给贵州金筑花木有限责任公司的，因此原告是案涉林地权利人并无争议。事实上，回顾本案前期过程，被告一直在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被告庭审的答辩与其自身的行为也相互矛盾。被告一边邀请原告法定代表人进行协商，一边安排人员进行砍伐，在砍伐完成后却矢口否认原告为权利人，有违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和民事诉讼原则。被告及第三人的辩论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本案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前所述，机场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公民、其他组织都有配合、协助义务，妥善解决建设中的问题。本案所涉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需要砍伐原告林地林木，原告有协助义务。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是宪法、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但应当给予补偿。而“依照法律规定”，通常必须要有明确具体的补偿标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必须强制执行时，需要遵守相关的程序规定等等。第三人下坝村的确办理了采伐许可证，该采伐许可载明行政机关批准拟采伐面积为7.6763公顷范围内的林木，采伐蓄积为2055.20立方米，该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的范围是否包含本案所涉对门坡林地不是本案审查范围，但被告及第三人下坝村明知案涉对门坡林地权利人系原告，却以该采伐许可为依据强行采伐属于原告管理使用的林木，貌似合法，实际却侵犯他人权利，系侵权行为。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其办理了采伐许可证，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由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答辩声称不是机场方实施的采伐行为，而是第三人下坝村委托他人实施。但纵观本案，被告机场是项目建设方，前期整个协商过程都是被告与原告协商，所有使用林地论证、采伐设计、修复方案都是机场公司在做，采伐林木也是为了机场建设的需要，被告为了排除阻拦在砍伐的同时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开会协商，其指挥部相关人员也到砍伐现场，第三人下坝村在庭审中也陈述采伐是应机场公司要求，故被告机场公司无疑是本案的责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机场公司回避这些客观事实，也有违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第三人下坝村明知对门坡林地系原告管理使用，仍应机场要求委托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实施采伐行为，同样构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第三人下坝村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系受第三人下坝村委托进行采伐，主观上不明知也无过错，不承担本案侵权责任。原告要求判决被告机场公司、第三人下坝村承担本案连带侵权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下坝村认为其没有直接实施采伐行为，且系应被告要求办理采伐许可，不构成侵权、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中铁北京公司所提只是受下坝村委托进行采伐、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四关于本案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原告在诉状中提出了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诉请。首先，关于停止侵害，本案侵权行为是被告方采伐了属于原告林木，故原告诉请的停止侵害应是针对被告采伐林木的行为。但被告采伐的目的是清理障碍物，保障机场航空安全，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采伐具有必要性、合理性。本院在受案时接受原告保全申请，告知被告机场公司暂停采伐树木，一是固定证据，二是保护贵阳市环城带地的需要。但就本案具体情况，如果案涉林地现状仍不满足航空飞行要求，必然需要继续清理案涉林地上林木，原告要求停止侵害或者说停止采伐的诉请虽具有法律上依据，但这个请求客观上应服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故本院不予支持。但本院同时也认为，如果被告的确需要继续清理障碍，砍伐部分树木，应当积极和原告沟通，遵守相关行政管理规定，办理采伐许可，如果需要强制采伐，也应当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不得擅自进行采伐。关于恢复原状的诉请，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放弃了该诉请，但要求被告履行修复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因为保证航空安全的需要清理部分障碍物，砍伐了原告的部分树木，且该区域属贵阳环城林带，因此，进行生态修复非常必要。事实上，被告在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设计之初，已经委托相关有资质的机构制作了《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补征）临时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方案》，并向主管部门承诺按照设计方案完成林业生产条件恢复，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后将林地归还原林权人。根据该方案，在将马尾松采伐后，案涉地块替换为种植低矮茶树。故被告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中，应当按照方案进行生态修复。原告庭审中认为该区域不适宜种植茶树，但本院认为，该方案系专业机构制作，除涉及原告管理的对门坡地块外，还包含下坝村其他几个山头、总面积约为11公顷的林地，均统一种植茶树进行修复，且最后恢复情况需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验收，故修复原则上仍应以该方案为依据。同时，本院也认为，案发林地生态修复责任主体虽然是被告，但林地是原告在管理，故在修复过程中，原告也应履行配合协助义务，以顺利完成案发地生态修复。为便于修复，双方也可进行协商，由原告按照修复方案自行修复，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请，本院不再审理。 关于赔偿损失的诉请，前已述及，被告为了航空飞行安全的需要，需进行障碍物清理，砍伐原告部分树木，本来只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给予适当补偿。但被告及第三人采取了不恰当方式砍伐了属于原告的树木，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现被告机场公司及第三人下坝村在实现清理树木的目的后，否认原告权利、推诿责任，本院认为不是负责任的解决问题方式，也有违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院认为，本案最核心的就是赔偿问题。实际上，原被告双方为了解决补偿问题，在砍伐之前曾经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需要清理范围内原告的树木和经济作物进行过评估。根据评估报告，案涉地块共有马尾松123株，价值为35712元，石斛19580丛，价值为36653.75元。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不认可该评估报告。原告认可现场清点的马尾松、石斛数量，但认为作出报告的评估师并未到过现场，石斛评估价值过低，且未包含其他树种价值。而被告认为评估时点虽有石斛，但在法院证据保全时并无石斛。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到现场踏勘采集数据时，原被告双方均有工作人员在场并签字认可，而目前尚无明确规定采集数据必须由评估师亲自完成，故本院认为本案评估机构工作人员采集的数据真实有效。对于评估价值，出庭接受询问的评估公司评估人员作了详细说明，马尾松价值按《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计算，原、被告均未就此提出不同意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石斛价格，评估报告按重置成本法计算为1.87元每丛，据原告申请出庭的相关专门人员的陈述，5株每丛铁皮石斛单价为5元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规定，本院认为按该价格计算较为适合。由此计算原告铁皮石斛的价值为19580×5=97900元。被告认为法院证据保全时点没有铁皮石斛，本院认为，在2020年3月底双方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时，评估机构工作人员在原被告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已经采集固定了相关数据，明确计算出案涉地块有19580丛铁皮石斛且按5株/丛计。法院2020年4月30日证据保全时现场没有铁皮石斛或者说只有少量铁皮石斛，只能证明4月30日这一时点的现场状况，不能证明4月27日被告采伐前或采伐时没有铁皮石斛。如果被告认为其4月27日砍伐树木时现场没有石斛，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此辩解意见明显违反客观事实且有悖于常理。被告代理人认为原告申请出庭人员并非专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指在诉讼中协助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人，就本案而言，就是针对铁皮石斛价格提出意见，并非如被告代理人所理解的“专家证人”。目前法律对“专门知识的人”的资格并没有特别限制，本案原告申请出庭的人员系农业公司专门从事包含石斛种植、销售的人员，其就石斛种植及价格进行陈述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所提评估报告未涉及其他树种的情况，评估机构工作人员作了说明，现场的确有化香、火棘、鼠刺等其他树种，但评估规范不包含其他树种，双方也仅委托评估马尾松和石斛。从原告提交的视频照片及本院现场证据保全时的情况看，被告的确采伐了马尾松以外的部分其他树木，但这部分树木砍伐量不大，故本院酌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该部分经济损失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六）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下坝村村委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38612元； 二、被告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端净空障碍物处理项目（补征）临时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方案》要求和向主管部门的承诺，在方案设计时间内完成林业生产条件恢复，并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后将林地归还原林权人（或承担该《方案》设计的相应林业生产条件恢复费用）。 三、驳回原告贵州金筑原生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72元，由被告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下坝村村委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罗光黔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饶周琴 书 记 员 雷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