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0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 法定代表人：田爱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娟，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航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鑫恒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秀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海华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 法定代表人：杨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娟，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西宁瀚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 法定代表人：邢涵涛，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民公司）、北京鑫恒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华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西宁瀚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涛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亿民公司、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之情形。请求本院:1.依法撤销（2017）青民初25号民事判决、（2019）最高法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的解除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3.依法改判驳回瀚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瀚涛公司承担。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对《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分别简称《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调增违约金协议》《担保书》中公司公章真伪的认定存在错误。 原审审理中，当事人对《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调增违约金协议》中公章真伪的认定存在重大分歧。原审在认定两份补充协议中公章真伪时采纳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在认定《调增违约金协议》中公章真伪时采纳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鉴定意见，但是，二审法院只采用了该鉴定意见中的前半句话“《调增违约金协议》中亿民公司印文与《补充协议（一）》中印文一致”，就直接认定《调增违约金协议》与《补充协议（一）》是真实的，却忽视了更重要的另半句“《调增违约金协议》中亿民公司印文与《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及《西宁市公安局收缴印章收据》中印文不一致”。既然双方对《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的真伪性均没有异议，并且《西宁市公安局收缴印章收据》中公章的真实性明显更可靠。即使根据该鉴定意见，也应该认定《调增违约金协议》与《补充协议（一）》的公章是假的。原判决断章取义，只截取鉴定意见中对瀚涛公司有利的部分，无视事实真相，对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3月16日出具的青警院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31号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表示2015年8月18日《担保书》中北京鑫恒公司的印章与样本不一致。原审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径直认定《担保书》真实有效，系事实认定错误。 （二）原审对《担保书》效力和保证责任范围的认定有误。 首先,《担保书》上加盖的公章未经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授权，并非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书》对其不发生效力。其次，瀚涛公司在接收《担保书》时并未审查该项事项是否经过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有权机关决议，是否违反二公司章程规定，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涉案《担保书》应为无效。第三，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相对人应当审查担保事项是否经对方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程序，是否符合对方公司章程规定，而原审认为“不应该对瀚涛公司苛责加重审查义务”，与上述纪要精神不符。 并且，即使法院认定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范围亦不涉及《调增违约金协议》中的赔偿数额。从《担保书》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为亿民公司提供保证的范围是《委托代理销售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三个合同项下应支付的款项，而亿民公司与瀚涛公司所签订的《调增违约金协议》虽然提到了“由青海华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鑫恒铝业有限公司作出连带担保责任”，但事实上该担保承诺却并未在涉案《担保书》中得到任何确认。因此，即使法院认定《担保书》有效，对于《调增违约金协议》中加重的保证责任部分，对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不发生效力。 瀚涛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明确提出《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实际上已于2015年8月24日解除，亿民公司亦当庭表示认可，因此，瀚涛公司和亿民公司已对《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的解除时间达成合意，正确的解除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原审以一审法院向亿民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的时间2017年3月28日，作为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显然不符合本案事实。 即使案涉《担保书》有效，由于亿民公司和瀚涛公司对涉案合同的解除时间2015年8月24日解除已达成合意，因此，本案起诉时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间早已经过，不应再承担连带责任。 （三）亿民公司并未违约且原审认定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 瀚涛公司在本案原审中提交了一份证据，是亿民公司在2015年7月17日向西宁博泽企业管理公司（以下称“博泽公司”）发送的《关于终止致西宁博泽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函》，该证据足以证明亿民公司已通过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方式，解除了其与博泽公司的租赁管理关系。也恰恰是因为亿民公司解除了其与博泽公司之间的租赁管理关系，博泽公司才会心生不满，从而对瀚涛公司进行了破坏。博泽公司对瀚涛公司的破坏，不属于亿民公司的违约行为。即使杨秀宁的《承诺》为真实，亦仅代表其个人承诺对瀚涛公司进行赔偿，亿民公司不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承诺》提到“本人承诺以本人名下资产、关联公司资产、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法人公司提供连带担保”，但是瀚涛公司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秀宁出具《承诺》的行为属于履行亿民公司的职务行为，或者亿民公司对此表示认可。 根据《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第5条第（1）项的约定，瀚涛公司收取代理费的最高比例为3%，如果按照这一最高比例，即使瀚涛公司将涉案房屋63878.16平米全部成功出售，能够获取的代理费亦仅有8,623,551.6元（4500元/㎡*63878.16㎡*3%）。即使原判决要考虑瀚涛公司的预期利益，也不应该判决亿民公司承担相当于其预期利益三倍的违约金，更何况瀚涛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按期完成案涉别墅的销售任务，都是未知数。 被申请人瀚涛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协议及《担保书》公章真伪的问题。第一，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5155号《鉴定意见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上所盖的亿民公司公章与样本印章同一，且杨秀宁出具的《承诺》、青海华鑫公司和北京鑫恒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均引述了上述协议。而根据司法鉴定科学院研究院出具的616号《鉴定意见书》，《承诺》的签名为杨秀宁所写；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6189号《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科学院研究院出具的1827号《鉴定意见书》，《担保书》上的两担保人公章与样本印章同一。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足以认定补充协议及《担保书》的真实性。第二，根据616号鉴定意见书，《调增违约金协议》与样本1即《西宁市公安局收缴印章收据》、样本4即《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不同一，与样本2《补充协议（一）》、样本3《电器开关维修》同一。本案双方《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签订于2015年7月28日，样本1、样本2、样本3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29日、2015年8月27日、2014年5月13日，样本4无落款时间。从落款时间看，样本3与《调增违约金协议》同一，更有可信度。杨秀宁于2016年3月7日出具的《欠条》也明确载明再次确认《调增违约金协议》合法有效。由此不能排除亿民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公章的可能。第三，公章真伪并非是原审认定案涉系列协议真实性的唯一或者主要依据，亿民公司、益民物业公司、瀚涛公司等协议当事人在案涉协议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相关当事人就协议履行的协商交涉过程，本身也能证明案涉系列协议中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一些在《委托代理销售协议》未约定，但在两份补充协议有约定的内容，如益民物业公司向瀚涛公司移交案涉别墅的物业管理、别墅装修等，且得到了双方的实际履行，从而证明了有关协议的真实性。第四，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虽认为《担保书》中北京鑫恒公司的印章与样本不一致，但该鉴定意见为北京恒鑫公司自行单方委托所形成，不符合法定要求，且已为法院委托的鉴定意见所否定，故不能成为定案依据。综上，亿民公司、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否定案涉协议真实性及其效力的主张，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担保书》效力和保证责任范围的认定问题。第一，虽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公司担保合同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作了规定。但是相对人未审查对方公司章程及相关决议文件并不直接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只有在担保合同系越权担保时，担保合同才因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而不发生效力。而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担保书》订立时违反了其公司章程的有关限制性规定、未获得其有权决议机关的认可。第二，两份《担保书》分别由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单方面出具，并且加盖了两公司的公章。瀚涛公司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和一般交易习惯，其有理由相信案涉《担保书》可以代表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意志，其合理信赖利益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担保责任范围问题。第一，从案涉《保证书》的文义来解释，两份《担保书》目的系为亿民公司与瀚涛公司的整个交易履行提供担保，而非仅针对某个具体的协议履行提供担保，《调增违约金协议》自然应包含在担保责任范围之内。第二，从字面解释来看，两份《担保书》均明确承诺“此担保不会因为贵公司与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有任何修改、补充、解除或因与其他方面签订的任何合同而受影响或失效”。《调增违约金协议》作为之前三份协议的补充协议，亦在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承诺的担保责任范围之内。 关于亿民公司主张的案涉《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实际上已于2015年8月24日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便《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系委托合同，亿民公司拥有单方解除权，《委托代理销售协议》解除亦应当以履行通知义务为其解除生效之条件。亿民公司并未通知瀚涛公司解除委托关系，仅凭其与博泽公司恢复租赁关系，并不能达到解除《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之效果。因此，亿民公司关于《委托代理销售协议》解除时间的主张不能成立，进而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有关保证责任超过法定期间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三）关于亿民公司是否违约及原审认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根据原审所查明的事实，系亿民公司与博泽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决定继续履行原租赁管理服务协议后，博泽公司派员到瀚涛公司物业、销售办公室、职工宿舍、会所进行打砸破坏，导致《委托代理销售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亿民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其与瀚涛公司订立的《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应自2015年8月24日解除的主张，其实也等于间接承认了前述事实。因此，亿民公司关于其未有违约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金数额计算问题。《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约定了违约金计算条款，但是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为瀚涛公司投资额度和风险较大，亿民公司与瀚涛公司协商签订了《调增违约金协议》。基于在后签订的协议优先于在先签订的协议的合同解释原则，案涉违约金数额计算应适用《调增违约金协议》而非亿民公司主张的《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原审基于平衡各方利益、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等作了综合考量，在《调增违约金协议》约定的计算标准计算出的86235516元违约金基础上再乘以30%认定违约金数额，已经对违约金数额作了大幅调低，因此原审对于违约金的计算并不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 综上，亿民公司、北京鑫恒公司、青海华鑫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鑫恒铝业有限公司、青海华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朝辉 审判员  贾劲松 审判员  张代恩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飞飞 书记员牛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