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1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彬玉，男，196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坤，山东法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哲慧，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莲花，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彬玉因与被上诉人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2020）鲁0523民初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彬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饶县人民法院(2020)鲁0523民初370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时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即案件性质错误。 本案是一起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一审时，上诉人是按照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土地流转合同纠纷起诉的，原审一审判决(广饶县人民法院[2019]鲁05**民初3103号)却脱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依据的事实理由，把案件性质确定为土地补偿纠纷。上诉人针对该判决上诉后，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5民终1911号)指出：“上诉人承包土地属于家庭承包，家庭成员4人，2012年1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将上诉人家庭承包上地交由被上诉人对外统一流转，被上诉人未按照约定支付土地流转补偿款诉至一审法院，该争议性质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判决(广饶县人民法院[2020]鲁05**民初370号)照样把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上诉人之女刘颖颖作为出嫁女是否应当获得土地补偿费问题，继而由此认定：“刘颖颖因于2011年出嫁，被告(被上诉人)未为其分配承包土地，故涉案被告村流转的土地中并无刘颖颖的承包土地。”“被告(被上诉人)按照三口人向原告(上诉人)发放流转土地补助费并无不当，原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这与原审一审判决并无二致。 二、原审判决运用证据及认定事实均存在重大错误。 (1)本案原审时，上诉人提供了户口簿和广饶县人民政府统一印制颁发并有被上诉人盖章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自己承包土地时的人口是4人。时至今日，户口簿上登记的家庭人口仍为4人，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这份承包合同从未解除和变更，上诉人一家作为承包关系主体承包的土地仍然是4口人的土地。但是，原审法院无视这3份真实的书证，却采信了几个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认定上诉人一家承包的土地由4口人的变成了3口人。 (2)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刘颖颖及其丈夫现在济南市工作并居住，刘颖颖户口婚后虽未迁出，但其生产和生活并不以被告村土地为其基本生活保障，已经获得了其他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其与被告村已经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原审判决的这一论点，仍旧是在沿用原审一审时观点，审查上诉人之女刘颖颖是否应当获得土地补偿，而没有把本案当做一起平等主体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来审理。更何况原审判决如此逻辑非常错误，刘颖颖因为跟随打工的丈夫在济南生活，就等于“已经获得了其他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就可以因此剥夺她获得土地收益的权利吗?上诉人和本村其他流转土地的村民一样，现在已经无地可种，其他流转土地的村民大都常年在外打工或者从事了其他行业，有的还能够获得比土地收入高的收入，如果按照原审判决这种逻辑，上诉人和其他的村民都不应该获得土地流转费。事实上刘颖颖因为个人家庭原因，没有从事任何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土地流转补助费是其唯一的经济来源。 (3)原审判决还错误地把2012年4月《刘庄村土地流转补助费分配方案》和2018年7月10日刘庄村村民自治章程(补充条款)作为认定事实的法律依据，事实上这两份依据的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本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使用。司法审判应当审查其合法性，不能无视其非法性直接作为法律依据使用。此分配方案仅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并且此分配方案与村民自治章程(补充条款)究竟是怎样制定的，据以制定的法律根据是什么、经过了怎样的程序都不得而知，这绝不能成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之女刘颖颖已经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领取土地流转补偿费资格的法律依据。另外2018年7月10日制定的自治章程(补充条款)，竟然成为了剥夺2012年-2018年刘颖颖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领取土地流转补偿费资格的法律依据。 根据上述事实，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时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对于案件的定性没有错误。根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是土地流转合同及流转后的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结合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一审判决将其定性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长女刘颖颖是否应当获得涉案流转土地补助费”，没有任何错误，并且符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彬玉长女刘颖颖在土地流转前未分得承包地，因此无权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土地流转补助费，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没有任何错误。如果上诉人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上诉人应当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被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集体土地进行调整，调整土地的行为属于自治权的范畴，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被上诉人作为一个集体，每年人口都有变动，有增加（出生、结婚等），也有减少（死亡、外嫁等），因此，被上诉人为了全体成员的权益维持平衡，也为了维护全体成员内部的稳定，会适时根据人口数量对于集体土地进行调整。这不仅仅是针对上诉人家庭，而是对全体成员均具有约束力。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家庭于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分得土地面积共计5.72亩，土地承包经营期间被上诉人多次对于集体土地进行调整，直至2012年集体土地对外流转前，上诉人家庭土地调整为25.869亩。 由此可见，上诉人家庭的土地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也进一步证明，集体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信息早已随着被上诉人自主调整土地发生变化，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信息与村民实际人口及承包土地的信息已严重不相符。 2.上诉人长女刘颖颖与被上诉人未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无权享受土地流转款补助费的份额，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依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法[2016]399号）第23条“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的规定，不能仅仅因为刘颖颖的户口在被上诉人处就认定其享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以被上诉人集体土地作为其基本生活来源进行判断。 上诉人刘彬玉长女刘颖颖的户口虽然一直在被上诉人处，但是其于2011年出嫁后，长期在济南工作并居住，不以刘庄村集体土地为基本的生活来源。而且近十年来，上诉人刘彬玉长女刘颖颖没有与刘庄村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从实质标准来看，上诉人刘彬玉长女刘颖颖不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无权享受土地流转补助费份额。 3.被上诉人自治章程经法定程序形成，且另案裁判文书也肯定了被上诉人自治章程的效力。被上诉人于2018年共计33名村民代表，其中，30名村民代表在《刘庄村村民自治章程（补充条款）》签字同意，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的规定，即自治章程的制定符合法定程序。另案裁判文书认定了被上诉人自治章程的形成符合法定程序，肯定了自治章程的效力。 4.上诉人自2012年统一对外流转土地时起至本案一审诉讼前，从未对被上诉人调整土地的行为以及分配土地流转补助费的行为提出异议。自2012年—2019年，上诉人对于核定的人口数及发放的土地流转补偿款均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出任何异议。特别是，上诉人妻子夏金花于1999年1月—2014年12月期间一直在被上诉人村委会担任妇女主任，其对被上诉人村委会的决定和章程均非常清楚，对于集体土地调整的事实也非常清楚。上诉人家庭多年来没有提出异议，视为对被上诉人调整土地面积和发放土地流转补助费行为的认可。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9年1月15日，原告家庭共四口人自被告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包括原告、原告之妻夏金花及其长女刘颖颖、小女刘妍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了承包土地的位置、等级及面积等，其中面积共5.72亩，土地承包经营期间，被告于2004年对其村民的承包土地进行了大调整，其中因出生、结婚增加人口的分得了承包土地，因死亡、外嫁减少人口的收回了承包土地，包括原告家庭在内的被告所属家庭土地承包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及位置等均发生了变化，之后被告亦对其村民的承包土地进行了几次小调整，因人口变动原因相关土地承包户的承包土地亦发生了变化，2012年，被告村所有的部分承包土地交由被告对外统一流转前，被告又对其村民的承包土地进行了大调整，原告长女刘颖颖因于2011年出嫁被告未为其分配承包土地，该次土地调整分为了种植户和流转户，根据村民自愿愿意耕种的继续耕种，愿意对外流转的交由被告对外统一流转，其中原告家庭选择了流转户。2012年1月11日，原告作为户主与被告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耕种的所有土地自愿交由被告用作对外统一流转发展生态林场建设，土地流转期限为30年，自2012年1月11日起至2042年1月10日止，流转土地补助费按照全村总占地面积（含沟渠路，但除本合同签订前预留的墓地等土地外）除以全村当年度核定的人口数计算，双方还对流转土地补助费支付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后被告将包括原告家庭三口人在内的被告所属部分家庭土地承包户的承包土地对外进行了统一流转，并于2012年开始向流转承包土地的村民发放流转土地补助费，其中原告家庭的流转土地补助费系按照三口人发放，原告长女刘颖颖的流转土地补助费未予发放，原告对此自始知晓。 原告长女刘颖颖及其丈夫现在济南市工作并居住。 被告村土地流转补助费分配方案规定2012年元月1号前户口在本村嫁到外地的女孩不享受土地流转补助费，自2012年度户口在本村嫁到外地的女孩只享受当年土地流转补助费，以后不再享受。被告村村民自治章程（补充条款）规定本村独女户女孩结婚后户口未迁出的可在本村继续享受土地或流转金及一切待遇，直至女方父母均已去世后一切待遇终止，本村的双女户结婚后户口未迁出的可有一个女孩享受本村的土地或流转金及一切待遇，直至女方父母均已去世后一切待遇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长女刘颖颖是否应当获得涉案流转土地补助费，首先，对该问题应当回归到被告村对相关承包土地进行对外统一流转时刘颖颖对流转的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颖颖虽于1999年自被告村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被告自2004年始已对其村承包土地进行了多次调整，包括原告家庭在内的被告所属家庭土地承包户的实际承包土地已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土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在2012年被告村所有的部分承包土地交由被告对外统一流转前，被告又对其村民的承包土地进行了调整，其中刘颖颖因于2011年出嫁被告未为其分配承包土地，故涉案被告村流转的土地中并无刘颖颖的承包土地，其次，刘颖颖及其丈夫现在济南市工作并居住，刘颖颖户口婚后虽未迁出，但其生产和生活并不以被告村土地为其基本生活保障，已经获得了其他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其与被告村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不应以户口所在村确认其对涉案流转土地补助费的分配资格，基于以上理由，刘颖颖无权获得相应的流转土地补助费。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按照三口人向原告发放流转土地补助费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刘彬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1元，由原告刘彬玉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两份。 证据一、广饶县丁庄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发放的育龄妇女婚育情况登记证一份、出具的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一份。拟证明：上诉人长女刘颖颖2011年1月7日结婚，中间经过怀孕与孕检、2012年9月30产子、产子后根据当时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参加刘庄村育龄妇女的定期查体及在2013年底采取各项避孕措施都是在刘庄村完成的，并且直到今天独生子女的各项费用的缴纳与领取都是在刘庄村。上诉人长女刘颖颖与刘庄村存在密切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计生系统的错误，把上诉人长女刘颖颖的户口性质变成了非农业，应该以户口本为准。 证据二、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鲁0523民初3326号、（2020）鲁0523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5民终191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2016）鲁0523民初3326号案中涉及的原告与本案上诉人的长女刘颖颖同样都是丁庄镇村民，同样都是妇女、基本同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样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基本同时对土地进行的流转、同样都是因结婚而拒绝发放土地流转金，同一个法院做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在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鲁0523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原告的户口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计税核定证、存折为凭，足以认定事实”“认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并且以“本村出生户口未迁出的”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不能收回，因土地流转取得的合法收益应当与其他村民一样归其所有。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2020）鲁0523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相同的事实与证据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结果。不管做出判决根据的是什么司法观点，社会在发展，法治在进步，不可能倒退，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决不能随意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中刘颖颖及丈夫、儿子许瀚晨的户口均为非农业户口，由此证明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不以农村土地为基本的生活来源，根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刘颖颖一直跟随其丈夫在济南生活。计生信息并不足以证明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因为育龄信息是与单纯的户口信息相关联，只要刘颖颖的户口一直未迁出，那么其计生信息就存在于被上诉人处。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计划生育家庭保健手册记载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该记录中仅有2012年、2013年的记录，其计生信息在被上诉人处并不意味着其在被上诉人处居住生活。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326号民事判决中的当事人是广饶县丁庄镇三柳村村民委员会与本案的上诉人并非同一经济组织，而且该当事人在开庭时缺席未参与诉讼，因此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具体情况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内容的实际运行情况包括自治章程的制订以及调整土地的内容均因为三柳村村委会未到庭而未予查明，因此该份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由于基本事实的不同对于本案没有参考价值。 被上诉人提交新证据两份。 证据一、广饶县丁庄镇刘庄村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名单原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共有村民代表33人，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刘庄村村民自治章程（补充条款）足以证明自治章程的形成经过法定程序，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该村所有的家庭户均具有约束力。 证据二、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5民终114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该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案件当事人是本案被上诉人，在该份裁定书中法院认定集体经济组织因特殊情形经法定的程序可以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适当调整，因国家征地被上诉人经村民会议决定对集体土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了调整属于其村民自治范畴，因此该份生效裁定认定了被上诉人自治章程的形成符合法定程序，肯定了自治章程的效力，同时也肯定了被上诉人对于集体内部土地调整的权利。 上诉人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村民代表的名单仅仅盖有被上诉人的章，村民代表名单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不得而知，而且此份名单也仅仅显示了2018年7月10日村民代表，该份证据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这是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并没有涉及到剥夺一口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仅仅涉及到了本村每个人土地承包亩数的变化与调整，本裁定仅仅认可本村成员之间土地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不是剥夺一口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份裁定并没有肯定村民自治章程的效力，并且没有涉及到村民自治章程内容如果违法该如何处理。因此此份裁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该证据只能印证上诉人长女刘颖颖计生关系随户口一直在刘庄村，无法证明上诉人应分补偿款的证明目的。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单方出具，且法定程序的完善并不能推导出村民自治章程必然合法的结论，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生效判决书，本院认为，生效判决具有法律效力，但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况且各个案例均有自己的特殊性，对该两份证据能否达到双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认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即案件性质错误”的上诉理由，本案在（2019）鲁05民终1911号指令审理裁定中更正了原一审驳回刘彬玉的起诉，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后，认定获得涉案土地流转补偿费应回归到被上诉人对相关承包土地进行对外统一流转时刘颖颖对流转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这从案件的指令审理程序及实体审理上来看，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长女刘颖颖于2011年出嫁，刘颖颖及其丈夫现在济南市工作及居住，未在被上诉人处长期居住，不能确认农村土地对农民生活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况且2012年被上诉人所有的部分承包土地统一流转前，曾对承包土地进行了统一调整，在此过程中，上诉人的土地亩数大幅增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颖颖无权享受土地流转补助费份额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1元，由上诉人刘彬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秀梅 审 判 员 魏金吉 审 判 员 晋 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 王 妮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