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2民初16514号 原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洪溪村洪溪大道精豪电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2Y96X820。 法定代表人：陈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衍，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洪春，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定鑫，男，1990年5月10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告：李红菊，女，1967年4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告：于泽香，女，1936年6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告：陈玥，女，1991年8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国，四川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增，男，1984年6月20日，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礼，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强，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秋，男，1975年3月6日，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莱恩公司）与被告刘定鑫、李红菊、于泽香、陈玥，第三人林秋、余增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陈玥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原告瑞尔莱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衍、被告刘定鑫及被告刘定鑫、李红菊、于泽香、陈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国，第三人余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强、第三人林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瑞尔莱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瑞尔莱恩公司与刘中元（死者）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9年10月15日以确认劳动关系为由诉至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晋江劳仲委），要求确认与瑞尔莱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2月2日，晋江劳仲委作出晋劳仲案［2019］1158-1160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刘中元（死者）与瑞尔莱恩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瑞尔莱恩公司认为该裁决存在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一、原告并未向刘中元（死者）提供劳动条件，刘中元亦未接受原告的管理或监督，该裁决认定原告与刘中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并未有设立下属的分支机构或经营场所，主营业务系服装销售，与许多加工厂有商业贸易往来行为，“林秋加工厂”仅是原告诸多商业合作对象之一。其加工的产品与原告有关，并不意味是原告设立的分支机构或经营场所。2．“林秋加工厂”的所有人实际为余增，林秋为现场负责人。原告与林秋、余增为多年商业伙伴关系。余增、林秋并非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系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其个人行为不及于原告。3．刘中元系“林秋加工厂”负责人林秋招收的员工，其劳务提供的对象是“林秋加工厂”，并且服从“林秋加工厂”的生产安排、管理规章制度。本案仲裁程序庭审中，被告代理人及刘定鑫已经当庭承认刘中元未曾去过原告办公场所或经营场所，也不认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其他工作人员。因此，余增、林秋才是本案事实劳动（劳务）关系中适格的用工主体。原告与刘中元在建立劳动关系上没有任何沟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合意。4．“林秋加工厂”曾因无证经营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处罚时余增已承认其是工厂所有人也是实际经营者，并无其他老板。由此可见，原告与“林秋加工厂”之间不存在隶属或管理关系。晋江劳仲委仅靠被告在仲裁程序中提供的一份无法确认真伪的招工广告，未向第三人核实，即认定刘中元系原告招收的员工，显然证据不足。5．原告与“林秋加工厂”之间因商业贸易往来行为，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都给予双方一定资金、时间的宽限，这也符合商业交易习惯，故原告在与“林秋加工厂”贸易往来时，当一方遇到资金困难，便出现了由原告帮助余增、林秋代付“林秋加工厂”内应付款项。且根据被告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银行流水仅能显示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凯向刘中元转账，并未能直接证明系工资，该流水上的备注系被告单方书写不能直接认定为工资。二、该裁决认定原告与刘中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具有劳动关系最直接的证据为劳动合同，但本案被告在仲裁阶段未能提供相关的劳动合同，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仅凭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没有任何备注的转账记录亦不能证明原告与刘中元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晋江劳仲委草率认定刘中元与死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法无据。2．晋江劳仲委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第二条规定，以原告未对有关凭据进行举证为由，直接认定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上述规定对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并不包括确认劳动关系而发生纠纷的情形。同时，根据一般逻辑规律，在争议双方对同一待证事实持不同主张时候，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应负举证责任。因事实不存在是无法通过客观证据反映的。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逻辑规律，本案举证责任应由主张劳动关系存在的被告承担。晋江劳仲委根据上述通知直接认定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原告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刘定鑫、李红菊、于泽香、陈玥共同辩称，一、原告所称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原告称：仲裁程序庭审中，被告代理人及刘定鑫已经当庭承认刘中元未曾去过原告办公场所或经营场所、林秋加工厂曾因无证经营被处以行政处罚、原告与林秋加工厂之间因商业贸易往来行为等表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首先对外招工是以原告名义在进行，原告知晓且从未反对。同时，在工厂地点也未有任何“林秋加工厂”的字眼。意即：原告所称的“林秋加工厂”根本不存在，是原告为了逃避责任杜撰的。第二、在仲裁庭审中，仲裁员曾问刘中元是否到过原告办公场所上班，被告刘定鑫当庭说过，刘中元曾经和林秋到龙湖去加过班，龙湖就是原告公司注册所在地。第三、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第三人余增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在事故发生以后，而不是事故发生以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四、原告与第三人林秋、余增之间是否有商业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相反可以证实第三人林秋以原告名义招工的事实。这也更进一步说明第三人林秋是以原告名义在对外招工，原告知晓并且认可，同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还向所招聘的员工发放工资。二、原告与刘中元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应依法确认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成立。2019年2月，被告李红菊到原告单位从事验收员工资。2019年3月，死者刘中元应聘到原告公司替代李红菊工作岗位上班，工资为每月4200元（不含加班工资）。刘中元去公司上班后，2019年4月30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凯向刘中元转账支付三月份工资4579元，其中包含了被告李红菊二月份上班两天多的工资。2019年6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凯又向刘中元转账支付四月份工资4200元。原告支付工资的方式是押一个月支付，加班费由原告以微信的方式转账支付给刘中元。2019年6月4日晚上20时50分左右，刘中元在上班（加班）时间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从以上事实反映出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原告依法成立的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且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其次，刘中元未年满60周岁，也是合法的劳动主体资格；第三，原告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鞋帽等，刘中元所从事的工作系服装生产的验收工作，系原告的业务组成部分；第四，刘中元服从原告管理，遵守原告的规章制度，听从原告的工作安排、包括加班。在现行的用工市场中，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完善用工手续是普遍情形。故刘中元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劳动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所以刘中元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三、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成立的证据充分、应依法予以采信。刘中元死亡后，被告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并固定了如下证据：1、生产车间楼下的招聘广告：招聘广告内容明确了招工主体是原告，联系电话为第三人林秋所有，同时载明了工作地点为：××路××巷××巷××号，刘中元上班地点以及死亡地点均系招聘广告中所载明的地点。2、被告刘定鑫随石狮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到原告所在生产车间现场调查录制视频显示：生产车间的加工单、成品服装的吊牌均系原告公司，且车间的其他劳动者向石狮市劳动局工作人员也证实上班的单位为原告公司。3、刘中元的工资发放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通过转账的方式发放给刘中元，陈凯的转账支付工资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公司。原告通过法定代表人发放工资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规避税收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通过法定代表人发放工资的行为是现在很多用人单位规避责任的一种做法，若原告无法就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转账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来证明其解释的合理性，则应当认为该行为是职务行为。4、被告刘定鑫与林秋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交流短信显示，刘中元上班的地方系原告的生产车间。5、原告代理人在仲裁庭上的当庭陈述可以证实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成立。原告代理人在仲裁庭中陈述称第三人林秋所生产的产品是原告的产品，所以原告将生产单和服装吊牌给了第三人林秋。原告代理人也陈述与第三人系多年的合作关系，说明原告是授权第三人以原告名义从事的民事行为，至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如何结算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原告代理人还称给工人直接转账工资系因为原告为了生产进度而担心第三人拖欠工资而直接支付工人工资从而保证原告生产进度的需要。5、根据原告所销售的产品合格证中所载明的是产品生产者为原告，而原告在仲裁庭中却陈述原告没有从事生产，只是从事网上销售。这也证明第三人是以原告的名义在从事生产，代表的是原告。6、根据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原告向第三人定制加工服装，再进行线上销售。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原告所生产的服装是由“林秋加工厂”生产后直接进行网上销售，最后的完工也是所谓的“林秋加工厂”在进行，更能充分说明“林秋加工厂”代表的就是原告。根据劳动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可以认定原告与刘中元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所以以上证据均证实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确认成立。四、原告辩称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仲裁庭中辩称：1、原告没有生产车间，但是根据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有生产；2、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其所销售的产品系第三人所加工生产。但是根据原告所提供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服饰、其销售的服饰是原告所生产，而不是销售其他人生产的服饰，因为原告所销售的服装吊牌系原告所提供且载明的是原告系服装的生产者。3、原告代理人在仲裁庭中陈述出事地点生产车间的加工单、吊牌以及合格证由原告提供，说是因为合作关系提供这些是正常的。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与第三人系合作关系，据此可以说明原告是同意第三人以原告名义在进行招工和生产，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应由原告承担。4、原告辩称陈凯的转账行为是陈凯差林秋的款项，其辩称也同样不能成立。首先，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陈凯差林秋的款项来支撑其辩称理由；第二、原告也认可支付这些工资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进度；第三、按原告此辩称观点，那么原告明显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因为原告所销售的服饰不是自己生产的服饰而是第三人所生产且三无产品，数额巨大，则原告及第三人就构成犯罪，本案就应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追加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以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所以，原告辩称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原告在诉状中也承认第三人是以原告的名义在从事生产；第二，原告所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截图、微信聊天内容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所谓的合作模式与本案是另一个法律关系；第四，即使按照原告的逻辑，第三人以原告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那么原告是知晓并且同意第三人以原告的名义在开展业务，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案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原告承担。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告与刘中元之间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明确。法院应依法认定刘中元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余增述称，1、案涉加工厂系第三人余增所有，并非被告所述的是原告的分支机构或加工场所。实际上第三人于2016年开始就与原告长期合作，合作模式是由原告下订单，第三人余增进行加工生产产品，由第三人支付加工费。2、第三人余增与刘中元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刘中元于2019年2月底应聘加入第三人余增的工厂，从事技术检测员的工作至2019年6月死亡前均在第三人余增的工厂上班，余增是全权委托林秋来负责员工的招募和管理，但未授权其以原告名义进行招聘。3、余增积极配合处理刘中元死亡后的事宜，在其不幸身亡后，第三人余增积极配合劳动管理部门的调查，并积极配合处理后续的事宜。 第三人林秋述称，其本人只是具体管理人员，只是管理者，本案所说的“林秋加工厂”并不准确，与事实不符。 当事人分别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瑞尔莱恩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被告、刘中元（死者）及第三人身份证信息复印件，证明被告、刘中元（死者）及第三人身份信息；证据2、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证据3、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回证，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证据4、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9）2037号；证据5、福建省行政罚款收据，证据4和证据5证明第三人余增为工厂实际所有人，第三人林秋为现场负责人，而且其工厂曾因无证经营被处以行政处罚，并非“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分厂”；证据6、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情况表，证明一是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与“林秋加工厂”（余增加工厂）一直系贸易合作关系，二是原告除与“林秋加工厂”有合作关系外，与其他服装加工厂也有进行商业合作；证据7、原告股东黄凌勇与第三人余增聊天记录，证明林秋加工厂实际所有人余增向原告提出货款结算；证据8、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刘中元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被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仅能体现原告法定代表人向刘中元转账，但未备注工资，而无法认定是发放3、4月工资；证据9、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招工广告，证明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招聘广告系“林秋加工厂”擅自冒用原告名义进行招聘；证据10、原告的企业基本信息、黄凌勇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凌勇系原告股东；证据11、黄凌勇微信号信息截图，证明黄凌勇的微信号信息；证据12、余增微信号一信息截图、余增微信号二信息截图，证明余增的微信号信息；证据13、原告股东黄凌勇与余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9月4日）、石狮市钰彬服装厂的天眼查信息，证明1.2017年余增向“林秋加工厂”所在地的房东支付租金，并以此要求原告尽快支付加工款，2．余增系“林秋加工厂”的经营者，且持续经营至2019年11月11日注册成立‘石狮市钰彬服装厂’；证据14、原告股东黄凌勇与余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6月15日、2017年9月16日、2017年11月20日、2017年12月15日），证明1．余增一直经营“林秋加工厂”原告与其系贸易合作关系，2．原告与余增的多次货款结算中显示，原告代余增支付工资并在总货款中扣除该笔费用，即以代付工资抵扣货款系原告与余增的一种结算方式，3．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给刘中元的费用实为原告以代付工资的方式支付给余增的货款；证据15、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凯向余增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2019年3月5日、2019年7月16日），证明原告2019年年初和年中向余增转货款的记录，证明原告至2019年依旧与余增保持贸易合作关系；证据16、原告股东黄凌勇与其他合作工厂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除了与余增存在上述结算方式外，与其他加工厂同样存在上述结算方式，2017年6月份就已经存在代发余增工厂工资的记录，且原告与余增有两个工厂有贸易往来，分别是南平及石狮的工厂；证据17、2017年11月16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的股东黄凌勇发给余增对账的对账截图，内显示“11-16号余增预借货款300000元”及“11-15余增代发工资103353”、“合计预支费用”以及“实打货款”的记录。2017年12月15日的聊天记录中也显示代发工资109642元。以上聊天记录中的结算截图证明双方结算货款扣除预支货款及代发工资，再予以结算实付货款。 被告刘定鑫、李红菊、于泽香、陈玥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8、被告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证明被告是适格主体的事实；证据19、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1．原告系依法成立的公司主体适格的事实，2．原告具有依法用工资格的事实，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系陈凯的事实，4．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鞋帽等的事实；证据20、急救证明、抢救记录、死亡证明，证明1．刘中元死亡的事实，2．刘中元从原先单位车间送往医院的事实，3．刘中元从出事到死亡没有超过48小时的事实，4．刘中元死亡系因公死亡的事实；证据21、派出所证明，证明刘中元事发地点系原告生产车间的事实；证据22、招聘公告照片复印件，证明1．生产车间的招聘以原告名义进行的事实，2．工作地点系出事车间的事实，3．第三人林秋以原告名义招聘工人的事实，4．第三人林秋系原告车间负责人的事实，5．招聘内容与原告经营范围一致的事实；证据23、短信内容复印件，证明1．车间系原告所有的事实，2．刘中元上班的公司系原告公司的事实；证据24、银行明细、银行流水，证明1．刘中元上班期间工资的发放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凯发放的事实，2．陈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事实，3．刘中元与原告形成的事实上劳动关系，4．刘中元工资每月4200元（不含加班费）的事实；证据25、通话录音，证明1．第三人林秋系原告车间负责人的事实，2．第三人林秋代表原告的事实，3．刘中元与原告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26、劳动执法人员车间调查录音及车间拍摄视频，证明1．劳动局执法人员到刘中元出事的生产车间调查时，车间工人承认该车间系原告车间的事实，2．车间中未成型的服装所显示的加工单系原告单位的事实，3．车间中成品服饰的吊牌系原告单位的事实，4．刘中元所从事的工作系服装加工完成后验收，并由原告网上销售，且是原告进行销售的事实；证据27、吊牌复印件，证明1．事发地点生产的服饰网上销售的事实，2．事发地点所加工的产品系原告进行销售的事实，3．事发地点所生产的服饰系原告生产的事实，4．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28、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证明1．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2．原告在仲裁庭自认出事地点所产生的服饰由原告网上进行销售的事实，3．原告在仲裁庭自认没有其他加工生产车间的事实，4．原告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事实；证据29（当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2份，一份是刘中元与林秋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高勇强并非林秋加工厂的客户，而是员工，高勇强与原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而非承包商。一份是刘中元与高勇强的聊天记录，里面的内容可以证明高勇强与刘中元是工友的关系，而不是原告所说的承包商，高勇强是以工友的身份向劳动部门所做的陈述，原告所说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两份都是证明高勇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人林秋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据30、林秋给刘中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于2019年5月15日向刘中元微信转账308元、2019年6月3日转账3962元、2019年5月18日转账868元支付其工资的事实。 第三人余增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1、2、3、8、9、18、19，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证据4、5、10、11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证据20、21、28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0、21，可以证实死者刘中元于2019年6月4日在石狮市××巷××号上班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提供的证据4、5仅能证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第三人余增的工厂进行行政处罚，第三人的工厂确存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事实，刘中元死亡时间在该处罚决定之前，该处罚决定不能体现刘中元在工厂上班期间该厂的实际经营情况，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供应商情况表，该表单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中截图显示“南平工厂”、“东莞工厂”等，并无厂家信息予以佐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7、8、9、10、11、12、13、14、15、16、17，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22、23、24、25，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凯存在长期代工厂发放工资的行为，陈凯于2019年4月30日向刘中元转账4579元、于2019年6月3日向刘中元转账4200元，原告主张其法定代表人陈凯系代第三人余增发工资，又主张上述转账未备注工资不能认定为系发放3、4月工资，又未能向本院提供原告代第三人工厂发工资及2019年3-4月份代发工资的流水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中载明的是2017年6月报表“代发工资6-14110275.3”、“代发工资6-1511930”，2017年9月报表“9-16发工资117823”，2017年11月报表“11-15余增代发工资103353”，2019年12月报表“代发工资109642”以及2019年5月“2019-5-31-75406陈凯卡转代发工资”，可以认定为陈凯于2019年4月30日向刘中元转账4579元、于2019年6月3日向刘中元转账4200元系陈凯向刘中元发放工资的行为。第三人提供的转账证据可以印证除了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凯发放工资外，结合双方聊天记录，林秋另外发放给刘中元的工资符合招聘广告中称“计件工资5%抽成，当月发放”的形式，即双方还有一部分工资收入为计件工资的事实。 其次，双方提供的“招工广告”载明“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本公司以电商、外贸产品为主。工厂拥有销售渠道，货源稳定。平车工人8名、锁边工人8名，砍车工人1名，1、计件工资5%抽成，当月发放。2、全年补贴车费：1500元。3、提供住宿，不住宿每月有补贴。（福利待遇）；”并载明招工者联系电话及招工地址“××路××巷××巷××号”；第三人余增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没有自己注册，我们给瑞尔莱恩公司做服装，就用他们名义发一下招聘”、第三人林秋称“我与余增一起在石狮办加工厂，瑞尔莱恩公司是我们唯一的客户，余增与瑞尔莱恩的老板、股东是同学关系，所以他们就叫我们来开加工厂，说很简单，不用我们管，只需要找几个人来投资一下，一年赚个二三十万，我们就来石狮办厂了”以及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的“于2019年上半年还去过石狮的加工厂看过工厂”，本院认为，第三人余增、林秋在庭审中主张加工厂系余增独自开设以及林秋自称只是管理人员、加工厂也接其他加工商单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情形，以及原告在庭审中称“去看工厂完全不知道第三人贴招聘”均存在前后陈述不一致，本院对第三人余增、林秋在庭审中的陈述不予采纳，原告自认曾经去看过石狮加工厂，又称其对加工厂所贴招聘广告不知情，且在刘中元死亡后，原告未能向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本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因对招聘广告不知情与第三人交涉的证据，显然与常理不符，根据双方长期合作、代发工资的模式，原告默许第三人以原告名义招工的行为存在高度可能性，认定为原告对第三人余增、林秋以其名义发布招聘广告知情。本院认为，双方对××巷××号为本案刘中元的上班地点，刘中元经应聘至××巷××号工厂作为验收工人均不持异议。原告、被告、第三人余增、林秋均在庭审中确认证据26录音中的小高系高勇强，被告提供的证据29以证明刘中元与证据26中的工人小高系工友关系，第三人林秋确认该微信系高勇强使用，但该微信聊天内容未能明确其工作日常，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高勇强与刘中元系工友关系的事实。原告、第三人余增主张高勇强不是其员工，而是后道承包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26、27，其工作现场确存在原告公司生产衣物的吊牌，并有工作场所××巷××号现场人员高勇强回答石狮市劳动局工作人员陈述称该厂系“瑞尔莱恩”。第三人林秋虽对证据23、25有异议，但在庭审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中其本人于2019年6月5日用其本人手机号短信回复被告方“瑞尔莱恩”四字的行为予以确认，在证据25中其向被告刘定鑫承认其工厂系“瑞尔莱恩分厂”的录音予以承认并称被告刘定鑫在其不知情情况下录音系不道德行为，综上，本院认为，证据23、25可以证实第三人在事发后对××巷××号工厂对被告披露为原告分厂，本院予以采纳；且原告、第三人均未能就××巷××号工厂与原告公司系加工关系的主张曾经向刘中元披露进行举证，故本院认定，刘中元与原告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巷××号工厂系以原告名义进行招工用工的事实，且结合由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凯对刘中元进行发放工资的行为，陈凯发放工资系其履职行为，其发放工资行为与原告公司的经营生产存在直接联系，故本院认定，刘中元与原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关于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加工合同关系而非开设分厂的证据，因原告、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对于原告与第三人主张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刘定鑫系刘中元之子、陈玥系刘中元之女，李红菊系刘中元之妻，于泽香系刘中元之母。2019年6月4日晚，刘中元在××巷××号工厂上班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地点××巷××号里面的产品服饰载明厂家是本案原告。××巷××号厂房贴有招聘广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本公司以电商、外贸产品为主。工厂拥有销售渠道，货源稳定。平车工人8名、锁边工人8名，砍车工人1名，1、计件工资5%抽成，当月发放。2、全年补贴车费：1500元。3、提供住宿，不住宿每月有补贴。（福利待遇）；”并载明招工者联系电话及招工地址“××路××巷××巷××号”。刘中元于2019年3月初经应聘至××路××巷××巷××号工厂作为验收工人工作。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凯于2019年4月30日向刘中元转账4579元工资、于2019年6月3日向刘中元转账4200元工资。2019年12月2日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晋劳仲案［2019］1158-1160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刘中元（死者）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瑞尔莱恩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9年12月19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合法的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刘中元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刘中元工作地点××巷××号张贴招聘广告招工单位为原告，刘中元经应聘至××巷××号工厂作为验收工人工作，并接收原告发放的工资，可以印证刘中元与原告之间已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主张与死者刘中元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刘中元独立于原告公司之外应聘、用工的事实，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以及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确认原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与刘中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泉州瑞尔莱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蔡鸿铭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颜文颖 书 记 员 许雅婷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行政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九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