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496号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观翠路**********。负责人：吴锐煌，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岚、蔡鑫宏，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城水西综合小区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邱丽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宝、邹培盛，该公司职员。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东峻广场****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陈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瑞瑜、江晓珊，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下称：广东金日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岚、蔡鑫宏，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惠州国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宝，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瑞瑜、江晓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金日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45022.89元；3.由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下称：工行增城支行）诉被告增城市建晖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增城建晖公司）、广州市进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文俊健、张芹兰、莫超、金海英、肖义雄、谢新莲、肖义松、黄桃英、肖春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并约定了律师费用具体计算方法等相关细节。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按合同履行相关的代理义务，向法院申请对涉案债权开展执行，在该案执行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申请执行、查册、询价评估、拍卖变卖、签收法院法律文书、代理律师与法院沟通等等。现该执行诉讼已经进行了两次网络拍卖及一次变卖，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一直在勤勉地跟进过程中。2019年11月8日，原告突然收到被告的《告知函》，单方通知原告终止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第五条、第七条的相关约定，原告认为，被告应如约支付原告的律师代理费，但被告只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2万元。根据民诉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特向贵院起诉，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惠州国一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没有依据，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用。1.双方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并没有履行，原告无法证明其履行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2.根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按照长城公司的授权履行代理义务。2017年11月21日，被告与长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涉案债权。长城公司（甲方）、广东金日所（乙方）和惠州国一公司（丙方）于2018年5月7日签订了《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也称：三方协议）。根据三方协议第六条第1款“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款“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严格履行代理追偿职责”、第六条第3款“起草并在甲方认可后呈送与委托债权追偿有关的诉讼文书、其他法律文书，通过各种法律允许的方式向受案法院、相关部门陈述甲方的诉讼主张和理由，按时出庭”，原告应该与工行增城支行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在长城公司的授权下履行代理义务，但原告无法证明按照长城公司的授权履行代理义务，所以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用。二、退一步说，就算认定原告已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相关委托事项的一些工作，但案件代理律师费是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委托期限届满，原告未完成涉案债权的追索，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一）委托期限届满，原告未完成涉案债权的追索，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1.被告收购的涉案债权附有期限完成的交割条件。被告与长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涉案债权，但长城公司是附条件转让且尚未交割，需要被告在2018年11月10日前完成对涉案债权的全额追索或支付全额的债权转让款。而完成对涉案债权的追索是被告资金回笼和履行《债权转让协议》合同款项支付义务的关键。原告在其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只描述了双方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该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及相关律师费的计算方式，但未说明涉案债权与被告有何联系和限制，也未说明委托期限，以片面情况扭曲整个事实。2.三方协议是主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三方协议的补充合同。涉案律师代理主要依据是三方协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只补充三方协议未约定的律师代理费部分。被告与长城公司约定由原案件代理律所（即原告）继续提供法律服务。但因涉案债权尚未交割，仍在长城公司名下，没有长城公司的授权，被告没有权限将涉案债权的代理委托给原告。原告在明知前述情况下，与长城公司及被告于2018年5月7日签订了三方协议，明确各方履行三方协议的风险。三方协议第一条约定为长城公司同意委托原告代理涉案债权的诉讼追偿工作，原告指派吴锐煌、吴梦岚律师经办，第四条约定代理期限自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第十条第一款第1项“代理期限届满且未延期的，本协议自期满之日起终止；”和第九条“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律师代理费由丙方承担，由丙方按照其与乙方另行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因涉案债权在长城公司名下，只有长城公司才有权利授权被告委托原告进行涉案债权的律师代理，且三方协议约定该委托的律所、律师、案件、委托标的均相同，三方协议约定委托的律师费用由原、被告另行签订协议约定，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涉案债权的律师费用与三方协议约定的条款相吻合，同时三方协议签订在前，《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在后，因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三方协议的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未约定合同期限，当三方协议期限届满，长城公司授权原告的代理期限结束，故《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在三方协议期限届满时自然终止。而原告在三方协议期限届满时，未完成涉案债权的追索，所以被告无须支付原告律师费用。（二）案件代理律师费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原告在约定的代理期限内未完成涉案债权追索，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用无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就经办涉案债权的代理方式为一般风险代理，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先不预付代理费，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债权一旦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称之为风险代理。1.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之规定，代理期限届满，则委托代理终止。依照三方协议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双方选择的律师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因此，委托期限届满，被告只需要承担预付的律师费，无须支付剩余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该委托代理的风险。2.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被告已按约定向原告预付了基础律师费2万元，但原告对涉案债权执行案件流程的推进、涉案债权的追索表现消极，仅仅跟进案情，未作其他有效缩短追索涉案债权期间的工作，截止至委托期限届满涉案债权仍未追索到位，这直接导致原告资金回笼困难不得不在《债权转让协议》违约，造成长城公司收回涉案债权的严重违约后果。在未完成委托目标，造成被告严重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原告还要向被告收取全额风险代理费，于理不合，有违社会公序良俗，不应得到支持。三、再退一步讲，就算认定委托期限内原告单方终止协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也不合理，不应得到支持。1.涉案债权一直在长城公司名下，被告从未放弃或部分放弃过涉案债权。《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被告委托原告进行涉案债权的律师代理是基于三方协议中长城公司的授权，而三方协议期限届满，《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应当终止。而在合同终止时，原告未完成委托事宜，所以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用。而且，原告在委托期届满后，明知无权代理仍对涉案债权继续进行律师代理，根据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属原告故意、积极扩大损失，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律师代理费，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委托期限届满后代理的律师费用。2.就算认定应当支付律师费用，原告要求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金额也不合理，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是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5.2条全额计收律师代理费用，该条款是按收回的全部债权本金计收律师代理费的，然而实际上原告对涉案债权本金一毛钱都没有追索回来。因此，就算要计收律师代理费也应该按照第5.3条的评估阶段计收律师代理费，即以16502290.1元为基数，0-1000（含）万按千分之二、1000万以上部分按千分之一计算，合计律师代理费为26502.3元，扣除已预付的基础律师费2万元，剩余未付律师费为6502.3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定依据。退一步讲，就算认定原告是按照长城公司授权履行委托事项，案件代理律师费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委托期限届满，原告未完成涉案债权的追索，则被告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案件代理律师费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原告在约定的代理期限内未完成涉案债权的追索，导致被告资金回笼困难，造成被告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违约，经济损失超过一千万元，原告在未补偿被告的情况下，还要求被告支付风险代理费用，有违公序良俗与行业道德，不应得到支持。再退一步讲，就算认定委托期限内被告单方终止协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也不合理，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第三人长城公司述称：一、长城公司是根据惠州国一公司的申请和指示委托广东金日所代理涉案债权转让过渡事项，根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因该代理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全部应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根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第6条第11款明确了代理费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并且广东金日所承诺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第三人主张代理费，包括第7条第2款，也明确了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和追偿费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第9条再次明确律师费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第10条第（四）第1点再次明确了相应的律师费、追偿费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综上本案的律师费即使需要支付也与第三人无关。二、关于广东金日所和惠州国一公司就委托代理的相关权利义务以及律师费是否需要支付，我方均不清楚，也不需要第三人长城公司支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1日，长城公司、惠州国一公司在广州市越秀区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粤）合字（2017）304号]，双方约定将协议附件一中《贷款债权明细表》中所列12项金融债权资产及其附属权益以贰亿零叁佰万元（203000000元）的转让价整体转让给惠州国一公司，其中包含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诉增城建晖公司、广州市进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文俊健、张芹兰、莫超、金海英、肖义雄、谢新莲、肖义松、黄桃英、肖春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即列表第11项债权，涉案债权由本院作出的（2017）粤0183民初第37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其债权本金数额为16502290.1元。在协议签署之日，惠州国一公司向长城公司如约支付了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双方并约定剩余转让价款及其他款项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由惠州国一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前（含当日）向长城公司支付转让款60900000元，且惠州国一公司应在2018年11月10日（含当日）向长城公司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及依照协议应当向长城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同时从2017年12月1日起（含当日），惠州国一公司应向长城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及约定若惠州国一公司违反付款义务，未能按时足额支付相应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转让价款和资金占用费）的，长城公司除扣收惠州国一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外的其他违约责任，等等条款。2018年5月7日，长城公司（甲方）、广东金日所（乙方）和惠州国一公司（丙方）共三方在广州市越秀区签署了《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编号：中长资（粤）合字[2018]121号），该协议在首部“合同目的”部分载明：鉴于长城公司与惠州国一公司签订了编号：中长资（粤）合字（2017）304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长城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惠州国一公司，目前涉案债权尚处于过渡期内；惠州国一公司向长城公司申请委托广东金日所代理过渡期内涉案债权的诉讼追偿事宜，并承诺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因此产生的律师费等其他一切相关费用。长城公司拟同意惠州国一公司申请。三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并根据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就广东金日所代理涉案债权追偿等事宜，达成前述《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该《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共十五条，内容为：“一、委托标的。长城公司同意委托广东金日所代理附件《委托代理债权清单》所列涉案债权的诉讼追偿工作。二、代理律师。广东金日所指派吴锐煌、吴梦岚律师，经办本协议项下委托债权的诉讼代理事务。三、代理权限。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四、代理期限。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六、广东金日所义务。1.广东金日所承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日期：2016年12月26日）”2.在长城公司授权范围内严格履行代理追偿职责；。七、惠州国一公司的承诺和义务。1.惠州国一公司应按约定向广东金日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2.惠州国一公司特别承诺：不论《债权转让协议》是否解除或终止、委托资产是否最终交割，本协议项下的律师代理费以及追偿费用均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九、律师代理费。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律师代理费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由惠州国一公司按照其与广东金日所另行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以及协议终止与解除、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协议的生效，等等内容。协议中亦载明各方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甲方为陈志东、洪中治、乙方为吴梦岚、丙方为吴国花，文本尾部有三方当事人的签章，后附《委托代理债权清单》。2018年5月15日，惠州国一公司（甲方）与广东金日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8）粤金律字第80号]，订明：惠州国一公司因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长城公司受让取得工行增城支行诉增城建晖公司、广州市进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文俊健、张芹兰、莫超、金海英、肖义雄、谢新莲、肖义松、黄桃英、肖春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粤0183民初第378号]已由广东金日所代理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提起民事诉讼并推进执行程序。广东金日所原代理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现惠州国一公司聘请广东金日所作为委托代理人，继续代理上述案件的执行，双方经协议一致，订立此合同，内容如下：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阶段的律师代理工作。第三条乙方的义务。乙方委派吴锐煌、吴梦岚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第四条甲方的义务。(三)甲方应当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四）甲方指定吴国花作为与乙方的联系人。第五条律师代理费。1.代理方式：风险代理，甲方预付前期代理费用2万元，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前期费用在后期按比例计算的律师费用中予以扣减。2.律师费计算方式：甲方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分段计付律师代理费，其中0-1000（含）万部分的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百分之二（2%）计算，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百分之一（1%）计算。3.若甲方在执行阶段中途转让债权的或双方和解了，则按分段计算律师代理费，如在评估阶段，其中0-1000（含）万部分的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千分之二（2‰）计算，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千分之一（1‰）计算；如在拍卖阶段，其中0-1000（含）万部分的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千分之三（3‰）计算，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千分之二（2‰）计算；如在拍卖后待收回执行款阶段。按5‰计算。按3‰计算。第七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一）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二）甲方无故单方终止委托，或甲方放弃委托事项。使本合同委托事项或案件终结的，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的全部义务，甲方按上述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本金金额和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标准支付律师代理费给乙方。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至执行完毕、结清费用后为止，等等条款。2018年5月21日，长城公司向涉案债权的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发出《协助函》：根据我司与贵行签订的编号为中长资粤合字[2017]47-13号《债权转让协议》，我司已依法受让贵行对增城建晖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及附属从权利。鉴于上述债权案件尚未申请执行且诉讼主体尚未变更为我司，为及时有效维护我司债权资产，尽快实现债权回收，特商请贵行协助我司向增城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授权广东金日所吴锐煌、吴梦岚律师代理上述案件，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我司承担。同年5月21日，工行增城支行向广东金日所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广东金日所对（2017）粤0183民初第378号生效民事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后，广东金日所展开对涉案债权的强制执行申请准备工作，同年5月31日草拟申请执行书并由工行增城支行在申请人处签章。同年6月28日，广东金日所以涉案债权的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的名义向本院正式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准予立案，案号：（2018）粤0118执3631号。2019年1月24日，广东金日所向长城公司书面汇报涉案债权的执行情况。涉案债权的具体推进情况：2019年2月1日，本院作出（2018）粤0118执363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对涉案债权被执行人广州市进兴物管管理有限公司、文俊健、张芹兰、莫超、金海英等名下的房产予以拍卖。2019年5月21日，本院发出第一次网络拍卖通知，2019年7月4日发出第二次网络拍卖通知，2019年8月12日发出变卖通知。2018年5月26日，工行增城支行与广东金日所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内容如下：“鉴于：1.双方于2016年12月28日订立了《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就工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建晖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广东金日所提供法律服务。2.工行增城支行已将涉案债权进行对外转让。双方在友好协商基础上，特订立本补充协议：1.涉案债权已于2017年4月6日转让，双方的委托关系已终结，工行增城支行已付服务费用广东金日所无需退回，工行增城支行未付服务费用也不再支付；。”2018年11月6日，惠州国一公司向长城公司发出一份《申请函》：“根据贵司与我司签订的中长资（粤）合字[2017]304号的《债权转让协议》和中长资（粤）合字[2018]21号的《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转让协议）的约定，我司已受让贵司资产包。鉴于资产包转让仍在过渡期内，按照转让协议约定，贵司仍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我司于2017年11月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一直积极多方面、多措施推进包内债权清收工作。我司意向继续履行转让协议，并将于近期向贵司付清债权转让协议中我司应付未付贵司的全部转让价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恳请批准。”。2019年4月18日，惠州国一公司再向长城公司发送一份《申请函》：“根据贵司与我司于2017年11月21日签署的转让协议。我司将本着诚信、合作的态度，为尽快解决该资产包的出售问题，现特向贵司提出以下申请：1、。现申请将全部过渡期回款等额冲抵最后一期债权转让价款；2、我司继续按剩余应付未付贵司的转让价款、按年利率8.1%计付资金占用费，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全部债权转让价款结清之日止；3、申请减免我司因未按时支付转让价款（包括首期转让价款和资金占用费所产生的违约金）；4、申请已付贵司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从2017年12月21日起不计算资金占用费；。我司定当竭尽全力争取在2019年5月31日前付清该包的所有应付款，恳请批准。”。2019年8月5日，长城公司向惠州国一公司发出《解约通知书》：“根据贵司与我司签订的中长资（粤）合字[2017]304号的《债权转让协议》和中长资（粤）合字[2018]21号的《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贵司应当在2018年11月10日（含当日）前向我司付清全部转让价款203000000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违约金。截至本《解约约通知书》出具之日，贵司仅向我司缴纳了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部分资金占用费及部分违约金。贵司未能按照《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我司支付转让价款、其余资金占用费及相应违约金，贵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我司将于本《解约通知书》出具之日扣收贵司已缴纳的全部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并立即解除我司与贵司签署的前述《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2019年11月8日，惠州国一公司向广东金日所发出《告知函》：鉴于长城公司与广东金日所、惠州国一公司于2018年5月7日签订了编号为中长资（粤）合字[2018]121号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协议中第九条约定“律师代理费。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律师代理费由丙方（惠州国一公司）承担，由丙方按照其与乙方（广东金日所）另行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根据该约定，贵方与我方另行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了编号为（2018）粤金律字第80号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可见，《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现我方告知贵方：长城公司、我方与贵方的代理关系终止，理由如下：根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第四条“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以及第十条第（一）款第1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1.代理期限届满且未延期的，本协议自期满之日起终止。”故，《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于2018年11月10日终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作为《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补充，且仅对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方式进行补充，而且贵方明知我方无权处置债权，我方也无权未经长城公司同意与贵方约定除长城同意的律师代理费以外的事项。现《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于2018年11月10日终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也随之于2018年11月10日终止。同时，因涉案贷款债权资产已被长城公司收回，我方已经失去受让涉案债权的资格，我方无法继续委托贵方代理涉案资产案件。三方均确认以下事实：1.《债权转让协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均由长城公司负责起草的；2.涉案债权的申请执行主体一直都是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即便涉案债权期间有发生转让等行为；《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前提都是长城公司与惠州国一公司达成的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广东金日所与惠州国一公司对《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均无异议。惠州国一公司与长城公司确认《债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涉案债权需追索到位之后才支付债权转让款的相关条款。广东金日所当庭陈述：1.因其是代理涉案债权的一审的审理工作及原债权人工行增城支行起初也是委托其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后涉案债权在2017年4月6日转让给长城公司，长城公司和惠州国一公司又在2017年11月21日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因其熟悉案情，长城公司和惠州国一公司均希望由其继续负责涉案债权的后续执行推进工作，故三方达成《一般风险代理协议》；2.为推进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其做了以下工作：申请执行、与执行法官沟通执行情况、签收法院文书、参与公告、询价评估、拍卖变卖等执行程序、在2018年9月向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增城房管局申请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进行查册、受长城资产洪中治的邀请在2019年1月24日加入“增城建晖处置群”微信工作群，并及时在群内告知执行工作进度，与惠州国一公司的职员李钰珍、杜慧敏、吴国花等单独微信沟通执行进度，向长城公司书面汇报执行情况等等；3.从长城公司提交的《申请函》来看，惠州国一公司从未放弃对涉案债权的受让，截至2019年4月18日仍向长城公司申请给予付款宽限期，惠州国一公司一直接受其代理服务，从未向其告知代理期限届满而需要终止委托，也即其在惠州国一公司所称的代理期限于2018年11月10日届满之后仍然一直履行代理工作职责，且广东金日所与惠州国一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有效期不应当依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2018年11月10日止，而应当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的至执行完毕、结清费用后为止，故在2018年11月10日之后的代理费理应由惠州国一公司承担，其方诉请的律师代理费245022.89元是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5.2条款计算并扣除被告预付的代理费2万元得出。惠州国一公司当庭陈述：1.同意支付自2018年5月7日至2018年11月10日期间律师代理费，但按照风险代理收费规则，其已预付2万元前期代理费，因该期间涉案债权未实际回款故不应再计算剩余代理费；2.因《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在2018年11月10日已经届满终止了，广东金日所并没有与惠州国一公司或者长城公司延续《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故在2018年11月10日之后广东金日所不应继续代理涉案债权追偿工作，现广东金日所在代理期限终止后继续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则该日以后的工作量产生的代理费应由其自行承担；3.涉案债权未从长城公司成功交割给惠州国一公司，原因系惠州国一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转让款，没有完成交割条件，长城公司已于2019年8月5日发出《解约通知书》，且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已被长城公司扣收，现涉案债权已被长城公司收回；4.确认涉案债权“过渡期”为2017年11月21日至2019年8月5日，之所以在2019年11月8日才发出《告知函》，是因为广东金日所在得知长城公司收回了全部债权后要求惠州国一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长城公司当庭陈述：1.《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在合同目的“鉴于”部分第2点明确了是惠州国一公司向其申请委托广东金日所代理过渡期内涉案债权的诉讼追偿事宜，合同约定涉案债权“过渡期”为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11月10日，只是基于惠州国一公司向其提出延期支付转让款的申请，最终《债权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8月5日解除，而且在《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惠州国一公司向其发出两份《申请函》提出其可以筹款愿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要求给予宽限期，先不要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后续的代理工作亦应惠州国一公司的要求而得以延续；2.长城公司并未与广东金日所发生委托代理关系，故涉案代理费即使需要支付也不应由其承担，现时涉案债权被其收回，整个案件的执行推进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关于惠州国一公司在向长城公司发送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转让协议并承诺竭尽全力争取在2019年5月31日前付清资产包的所有应付款之后，惠州国一公司或长城公司有无告知广东金日所该事实，惠州国一公司认为不需要告知广东金日所，因为此时《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已终止；长城公司则陈述有电话告知广东金日所的员工蔡小梅，广东金日所亦自认长城公司有向其方告知其惠州国一公司欲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以上事实，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7）粤0118民初第378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118执363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告知函、申请执行书、授权委托书、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网络拍卖通知、变卖通知、代理执行案件情况报告、微信聊天记录、报告书、询价建议书、房地产查册表、协助函、补充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解约通知书》《申请函》（2份），以及原、被告与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广东金日所与被告惠州国一公司对《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为据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被告以《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为据提出抗辩是否合理？即，原、被告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哪一份合同为准？被告在与第三人达成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之后，聘请原告作为涉案债权追偿事宜的委托代理人，继续代理涉案债权的执行工作，双方并签署《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章生效，至执行完毕、结清费用后为止”，故《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独立于《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而存在的，二者并非主从关系，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为准。被告提出《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主从关系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至执行完毕。”，在涉案债权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发送《告知函》，单方终止委托事项，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二）项“甲方无故单方终止委托，或甲方放弃委托事项。使本合同委托事项或案件终结的，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的全部义务，甲方按上述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本金金额和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标准支付律师代理费给乙方”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涉案律师代理费。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关于律师代理费的计算标准条款的约定，原告主张应该按照第5.2条计算律师代理费，被告主张应该按照第5.3条计算律师代理费。本院认为，本案律师代理费宜按第5.3条约定的标准计算。首先，各方均承认《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大前提是涉案债权的转让，纵观《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条款内容，被告在协议中就律师代理费的负担做出“特别承诺”等，主要基于其在签订合同时对涉案债权的成功交割的期待，现涉案债权虽因被告自身原因致使未能成功交割，但其也付出相应的高额违约成本，且涉案债权已被第三人收回，将来可能的执行利益也不归于被告所有，若由被告按照第5.2条承担涉案律师代理费，与民法的公平原则相悖。其次，《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根据“风险代理”的一般定义可知，风险代理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约定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以委托人先支付较少的代理费或不支付代理费，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债权一旦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本案中，截至2019年11月8日涉案债权仍处于执行拍卖阶段，原告亦为涉案债权的执行推进工作付出了相应的工作量，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5.3条款“如在拍卖阶段，其中0-1000（含）万部分的按实际收回款项金额千分之三（3‰）计算，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千分之二（2‰）计算”，以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本金16502290.1元计算，扣除原告已付的2万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23004.58元律师代理费，对于原告主张的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本案中，如前所述，被告在2019年11月8日已向原告发出《告知函》，单方终止了委托事项，故《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于该日解除，原告现诉请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本院依法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9年11月8日解除；二、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3004.58元；三、驳回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76元，由原告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负担4509元，由被告惠州市国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6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衡芳人民陪审员  石一娇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黎剑烨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