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9民初1663号原告：唐继勇，男，汉族，1966年3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倩，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川分公司，营业场所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北环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208706731F。负责人：韦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继勇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川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钊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同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继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倩，与被告中国电信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继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由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0000元（2000元/月×20个月）。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由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57100元（2855元/月×20个月）。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9年9月起到被告处从事安装维护工作，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工作期间需接受被告公司的制度管理，服从工作安排。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劳动报酬，原告月工资标准为2000元左右。2019年4月1日，被告大观支局临时通知原告从2019年4月1日起不必履职，并要求原告将相应的工具设备交回，但未出具相应的书面解除通知。经原告请求，被告于2019年4月18日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认为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规定，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中国电信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仅存在委托代办关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第十五条明确写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各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故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经审理查明，原告自1999年开始在被告电信公司授权的地域范围内从事被告电信公司经营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业务范围在被告当庭提交、且原告予以认可的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1日和2018年3月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甲（被告）、乙（原告）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规定，甲方将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乙方代理，各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甲方同意将下列电信业务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愿意在代理权限内，承担该代理工作。（一）代办业务：包括电信基础业务、单产品业务、融合业务的办理以及号卡销售等，具体为[1]、移动业务；[2]、固定电话业务；[3]、宽带业务；[4]、代售电信的各种移动号卡、电话卡、充值卡、上网卡、流量卡等。[5]、销售与电信业务相关的终端或由电信指定的其他3C产品；[6]、代理甲方授权指定的业务和服务。（二）代维业务[1]、代理装、移机等。[2]、代理ADSL/FTTH业务的安装。[3]、代理客户外线保障的查修。（1）、代理修理、更换出现故障的客户引入线。（2）代理调用空闲（主杆、配线）线对，恢复正常通信。（三）代收业务[1]甲方委托乙方在所辖片区内代收甲方客户通信使用费。代理合同第十二条合同的终止和解除约定，合同期满，如各方无异议则合同期限自动顺延，直至本合同解除或者各方另行达成新合同。合同顺延期间，合同一方有权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后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第十五条第1款约定，甲、乙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各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它法律关系。代理合同还对委托代理的地域范围、期限、代理佣金的结算及支付、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其他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原告还于2016年2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用户信息安全承诺书、委托代理实名补充协议、关于承诺不得擅自发展下级代理的补充协议等，上述承诺书及补充协议均为打印体，《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除相关日期、地址为手写外，其余均为打印体。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含附件：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及用户信息安全承诺书、关于承诺不得擅自发展下线代理的补偿协议、代理商实名制补充协议）内容全部为打印体。2019年2月28日，被告制作了针对原告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书写明“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第十二条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后，您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川分公司于2018年3月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解除。二、本合同解除生效之日起，唐继勇不允许在所辖区域内代办业务：包括电信基础业务、单产品业务、融合业务的办理以及卡号销售等和代维业务代理装、拆、移机、故障维修等。三、在接到本解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将所持有电信发放的工具、器材、工作服等交回所属支局，由所属支局出具已收到的所有工具器材等依据，然后交回分公司综合部存档，才能发放下月个体代理酬金或退还保证金。四、本解除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不得再继续代理甲方事务，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将依法追究乙方法律责任。……”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签收了该通知。后原告向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0000元。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遂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南川劳人仲不字〔2020〕第27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后原告向本院提起前述诉讼。另查明，2012年5月2日，原告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零售通信器材、代办电信业务。2018年8月28日原告申请注销了该营业执照。庭审中，原告称上述营业执照非其本人申请注册，原告是在2018年相关部门核查时才知晓已经办理营业执照的事实，故自行到工商部门登记注销了营业执照。还称被告出示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虽然是原告签名，但签名时相关内容并未填写，是空白合同，原告对所有代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并不知晓。但同时表示，签合同时被告告知了其办理一个电话或宽带被告应当向其支付费用的标准。原告还自述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被告也不对其上下班进行考核，“自己的业务自己去掌握”。再查明，原告提交的其本人自2018年1月6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至7月、2018年10月至12月原告每月均收到交易类型为维护的收入，2018年8月、9月、2019年1月至3月每月均收到交易类型为工资的收入，且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每月的收入数额均不一致。被告质证认为银行流水上交易类型的表述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被告举示了部分中国电信南川分公司委托维护人员代理费结算表、委代办办人员代理费结算表、电信业务代办员发展电话酬金结算表、电信业务代办员代办费统计表等，上述统计表中列有对原告的结算信息，部分结算表有原告的签名，原告对被告出示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上述事实，除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外，还有原告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银行流水记录、收费专用章，有被告提供的原告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2016年和2018年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委托维护合同、中国电信南川分公司委托维护人员代理费结算表等在案证明，这些证据已经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原告虽然称签订的系空白合同、不清楚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该说法与目前原告认可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含附件）几乎全部为打印体的事实不符，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签订合同应当审查合同内容，故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是确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直接依据，该合同中多处表述双方出现争议应按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不形成任何合同或事实上的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纵观《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的各项约定也均是围绕代理事项进行。被告不要求、原告也确实不受被告考勤、休息休假等具有人身隶属性的管理性规定的约束，原告只需要自行完成约定的委托业务即可根据约定的标准领取由业务量确定的报酬。因此，双方存在一定地域和范围内原告可对外独立经营活动的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继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唐继勇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钊燕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章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