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1153号原告：刘银山，男，195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刚，北京董志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新时代建海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檀峪村南。法定代表人：雷连虎，总经理。原告刘银山与被告北京新时代建海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海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银山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刚，被告建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雷连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银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和案件受理费损失共计1129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以前从被告建海公司处购买防水材料，原告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截止到2013年2月1日，原告尚欠被告1809000元未偿还，为此原告给被告出具了一份欠款1809000元的欠条。从此以后，原告再未从被告处购买过防水材料，而是陆续偿还被告欠款，还款的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3年4月还款40万元（两张各20万元的转账支票）；2014年1月26日还款20.52万元；2015年7月8日还款20万元；2016年2月5日还款15万元。以上五笔共计还款955200元，尚欠853800元未还。原被告双方约定剩余的853800元偿还85.1万元即可，于是原告于2016年11月23日又向被告出具了一张欠款85.1万元的欠条，但是2013年2月1日出具的欠款1809000的欠条并未收回。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对原告提起的诉讼，诉请原告偿还180.9万元及相应利息。在此诉讼中，被告的不诚信行为有：1.不承认原告向其出具过85.1万元的欠条；2.不承认原告于2013年4月份还款40万元（两张各20万元的转账支票）；3.不承认2014年1月26日还款20.52万元、2015年7月8日还款20万元和2016年2月5日还款15万元是偿还1809000元欠条的还款，而谎称是2013年2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货款，并且向法庭提交了伪造的证据试图予以证明（见2017年3月3日的质证笔录）。为了查明上述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欠款真实金额的事实：1.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供的谎称是新发生的货款的证据材料予以鉴定，但被告却以证据原件丢失为由拒绝提交原件（见2017年5月24日的询问笔录）；2.在原告记忆中2013年4月份还款40万元的两张各20万元的转账支票可能是原告交付出的五张支票中的两张，于是就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这五张支票的最后收款人信息以便筛查确认，但一审法院未能全部调出。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遂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全部调出了五张支票的最后收款人信息。但这五张支票的最后收款人均不是被告，而且被告在二审中仍然否认收到过两张各20万的支票，无奈原告只好撤回上诉。为了寻找真相，原告撤回上诉后分别向五张支票的最后收款人提起了不当得利之诉并同时申请再审。通过五件不当得利之诉，被告终于承认其收到过一张20万元的支票，但对另一张20万元的支票被告仍予以否认。再审案件也依据不当得利之诉查明的被告收到过20万元支票的事实予以改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委托北京董志刚律师事务所董志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了五件不当得利之诉、申请再审，为此原告与律所签订了代理协议，支付律师费10万元。另外，原告为5件不当得利之诉支出了12900元案件受理费。综上，被告虚构欠款金额恶意起诉原告的行为不仅属于滥用诉权，同时也是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的行为。故根据《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恳请贵院支持。建海公司辩称：我方不存在原告说的行为，不需要给原告赔礼道歉。原告诉状陈述的过程是对的，但是性质不对。我公司不存在虚假陈述，我没有说过刘海亮（原告之子）没还过款，刘海亮还过好几笔，这20万就是刘海亮还的。原告提起的五件不当得利之诉经法院审查只有一个20万与我们有关系，还是刘海亮的还款，法院认为是原告还款我公司也受了损失。原告本来就是欠款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委屈。原告之子刘海亮支付的这个20万本来就不规范。不同意赔偿律师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银山与建海公司存在防水材料买卖关系。2013年2月1日，刘银山为建海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截止今日以前票据作废，还欠建海公司材料款壹佰捌拾万零玖仟元整，1809000元。2014年1月26日，建海公司向刘银山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银山支票贰拾万零伍仟贰佰贰拾元正。2015年7月8日，建海公司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付建海公司材料款20万元，票号18791364。2016年2月5日，建海公司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付创新建海卷材款15万元，票号18668379。2017年1月4日，建海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刘银山诉至本院，案号为（2017）京0114民初582号（以下简称582号案件），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刘银山支付防水材料款180.9万元及利息37万元;2.诉讼费由刘银山承担。在582案件审理中，刘银山陈述其还款情况有五笔共计约95.52万元，分别是：1.2013年2、3月份刘银山爱人支付过一张20万元的转账支票（刘银山妻子出庭作证）；2.2013年4月10日刘银山之子刘海港支付过一张20万支票（刘银山之子刘海港出庭作证）；3.2014年1月26日偿还205200元支票；4.2015年7月8日转账支票20万元；5.2016年2月5日15万元支票。对于刘银山陈述的5笔还款，建海公司的意见为：不存在刘银山妻子2013年2、3月份的20万支票；不存在刘银山之子2014年4月10日的20万支票；2014年1月26日的205220元、2015年7月8日的20万元以及2016年2月5日的15万元虽然收到，但是是借条之后新发生的货款，与582号案件无关。建海公司2017年4月19日的庭审陈述为：“刘银山的老婆、儿子根本就没有还过我钱，后面买了3次货还的钱”。建海公司当庭出示了三张“出库单”（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20日、2015年2月11日、2016年2月1日）用以证明《欠条》之后，双方还有3笔买卖关系，刘银山不认可三张“出库单”的真实性，并提出就“三张出库单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刘银山提出鉴定申请后，建海公司称三张“出库单”原件丢失。该案审理中，刘银山另提交了5张日期均为2013年4月10日，金额均为20万支票复印件，并称“2013年4月10日还款20万元就是这5张支票之一，但具体是哪一张记不清了”。建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庭审陈述为：“对2013年4月10日的五张20万支票，我看不出来给我们钱了”。该案审理后，本院作出（2017）京0114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银行支付建海公司货款及利息共计1559878.98元。该判决书对刘银山2014年1月26日的205200元、2015年7月8日的20万元、2016年2月5日的15万元的三笔还款予以认定，对于刘银山陈述的2013年2、3月还款20万、2013年4月10日还款20万未予采信。判决后，刘银山提出上诉，即（2018）京01民终787号案件。刘银山申请调取一审中举证的2013年4月10日的5张支票的收款、背书信息等。因调取证据显示，该5张支票的最终收款人均不是建海公司，刘银山撤回了上起诉。2018年4月11日，一中院作出（2018）京01民终78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刘银山撤回上诉。为进一步核实2013年4月10日5张支票的情况，刘银山于2018年和2019年分别就5张支票提起了五个不当得利之诉，分别为（2018）冀0184民初2290号案件、（2018）冀0184民初2291号案件、（2018）冀0623民初1856号案件、（2019）京0106民初828号案件、（2019）京0106民初6088号案件。2018年5月10日，刘银山（甲方）与北京董志刚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与建海公司的申请再审案以及五个不当得利纠纷案（分别诉雷胜雪等），代理费共计10万元。2018年5月11日，刘银山支付了代理费10万元。之后，刘银山自愿撤回了（2018）冀0184民初2290号、（2018）冀0623民初1856号和（2019）京0106民初828号三个不当得利之诉案件。在（2019）京0106民初6088号案件，法院审理后认定刘银山与北京宏兴东升防水施工有限公司存在收取材料款的基础法律关系，故驳回了不当得利之诉。在（2018）冀0184民初2291号（刘银山诉雷胜雪）不当得利之诉中，刘银山要求雷胜雪返还不当得利20万元（出票日期2013年4月10日、金额20万元、票号02208472）及利息。在该案审理中，建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雷连虎（雷胜雪之弟）作为雷胜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并表示该20万元支票款是雷胜雪代建海公司收款，实际收款人为建海公司。2018年10月，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84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刘银山的不当得利之诉。该案诉讼费2150元由刘银山负担。2018年7月，刘银山就（2017）京0114民初582号案件申请再审。2018年8月24日，一中院作出（2018）京01民申4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2019年2月，一中院作出（2019）京01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京0114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经本院重审，2019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9）京0114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刘银山支付建海公司货款1053800元及违约金。（2019）京0114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对于2013年4月10日雷胜雪代收的20万元支票款认定为刘银山对建海公司的还款。在（2019）京0114民再7号案件庭审中，建海公司陈述称，“姐姐收的20万，是被告儿子刘海亮还的，他儿子也欠我们款，他儿子是以刘银山的名义拉货，他儿子信用差，单独打了123万的条”。另查，2016年，建海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刘海亮诉至本院，要求判令刘海亮支付货款123万元，案号为（2016）京0114民初4714号。经审理，本院判决刘海亮支付货款123万元。该案2016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建海公司表示刘海亮没有付过款。上述事实，有（2017）京0114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2018）京01民终787号民事裁定书及笔录、《委托代理协议》、付款凭证、代理费发票、（2018）冀0184民初2290号民事裁定书、（2018）冀0623民初1856号民事裁定书、（2019）京0106民初828号民事裁定书、（2019）京0106民初6088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0184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4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2016）京0114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以及本案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举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2017）京0114民初582号一审民事案件及（2018）京01民终787号二审案件，建海公司与刘银山之间就防水材料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银山亦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况。建海公司起诉要求刘银山支付欠款，刘银山对于建海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不认可，并辩称已经支付过一部分货款，在建海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刘银山应就其反驳建海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简言之，刘银山应当就其付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争议的“2013年4月10日通过支票支付建海公司货款20万元”一节，亦属于刘银山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但在（2017）京0114民初582号一审民事案件及（2018）京01民终787号二审案件中，刘银山均未能有效完成该举证责任导致一审中承担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在二审中撤回了上诉。后，因刘银山无法确定2013年4月10日的五张支票中哪一张是向建海公司付款，故提起五个不当得利之诉，最后仅证明其中一张支票系向建海公司付款，本院再审后据此改判，但该过程也属于刘银山对自身付款情况的举证责任范围。关于刘银山主张的建海公司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导致（2017）京0114民初582号未认定2013年4月10日的20万支票付款，之后提起五个不当得利之诉之后申请再审才得以认定的意见，综合各方诉讼情况，建海公司的陈述虽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考虑到刘银山、刘海亮父子均对建海公司负有债务且历时较长，建海公司在系列诉讼中也并未被人民法院认定为虚假陈述，而付款情况本就属于刘银山的举证责任，现刘银山主张建海公司虚假陈述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对于刘银山主张请求判令建海公司赔偿律师费和案件受理费损失共计112900元并赔礼道歉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银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8元，由刘银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国栋人民陪审员  苗广义人民陪审员  陈英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郑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