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25民初510号原告：杨丽凤，女，1978年4月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辉，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杨发贵，男，1972年5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被告：白学节，女，1991年5月6日生，彝族，住云南省元阳县，现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朴仙，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丽凤与被告杨发贵、白学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丽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辉、陈晓龙，被告杨发贵、白学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朴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丽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丽凤的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车旅费、伤残补助费、装洋芋的工钱费共计人民币698033.41元。其中医疗费计算有误，变更为两次医疗费共计38508.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6日早上，同村被告白学节和杨发贵夫妻（注：他们家是专门收洋芋卖的）分别打电话叫我去曲江镇曲作冲上寨村马向阳家（他们的收货地点）帮他们家装洋芋，之前两年每到收洋芋的季节我是以每天100元的工价帮他们家装洋芋，我接到电话后，于2018年4月6日开始帮他们家在他们的收货点曲江镇曲作冲上寨村马向阳家装洋芋到出事那天。2018年4月12日早上，我帮他们家在曲作冲上寨村他们的收货点装完洋芋后已回到铁厂村的家里休息，下午约4点多钟，我在公路上遇到被告白学节，她又叫我去曲作冲他们的收货点装洋芋，在骑车去装洋芋的路上，被告白学节又打电话给我，说挖洋芋的人还没有来，她叫我先跟老板（据说是新疆人，具体情况不详）去曲江镇曲作冲上寨村田里跟看洋芋（其实是帮忙收洋芋），于是我骑车来到曲作村他们收洋芋的收货点，我就被安排和这个老板从收货点一起去田里看洋芋，在去田里帮被告家看洋芋时我摔断了腿，导致严重受伤，剧痛导致我无法动弹，当时新疆的老板把我抱来路上白某1的三轮车上，然后把我拉到曲作冲上寨村他们收洋芋卖的收货点，旁人看到后说摔的挺严重的，曲江卫生医院怕治不了，只能去通海骨伤医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通海骨伤医院的电话号码，于是我打通海骨伤医院电话，然后医院的救护车把我拉去通海骨伤医院医治，诊断为：左侧胫骨中下段螺旋型骨折；左腓骨远端骨折，在通海骨伤医院做了手术，装了钢板和螺旋钉，住院17天，花去医疗费38508.9元。在去医院之前，我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装着，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我问白学节你给装着点钱，装着拿点给我，她说我装着的不多，在我坐上救护车时，她拿了2600元给我老公，然后就对我一直不管不问到今天。我的医疗费和我跟他家装洋芋的工钱至今一分没有付给我，在住院期间我们打电话给被告家，我本人打被告白学节的电话三次都没有接，后来我老公又打，我老公说医药费已经垫付了5000元，第二天早上又要交20000元的手术费，我们已经无钱垫付了，你们能否拿点前来给我们交一下，但是被告家采用不搭理的方式对付我们。第一次从通海骨伤医院出来后，我老公就此事专门找过村长协调解决，村长打电话给他们家，然后他们家说“好心的情况下两三千会给点”，但是他们家至今没有来问过和找过我们解决，找过村长解决无果后，我们又去龙朋镇司法所问了司法所的人，司法的人说没有伤残证，后期治疗的费用无法补偿，叫我们等钢板取了去做伤残鉴定，拿伤残鉴定又去解决，解决不了走诉讼道路。于是我取了钢板后做了伤残鉴定。我因为帮被告家看洋芋摔断了腿，导致严重伤残，被鉴定为四级伤残，有伤残证可以证明。第二次于2019年7月22日入院去拆钢板，7月31日出院，住了9天，一共花去医疗费6456.38元。在此期间的所有费用被告也没有过问过，仍然对我不管不问。在我摔断腿的这二年多期间，我老公一直在照顾我，将近二年多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田也无法栽种，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上学，家庭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被告应赔偿我两次住院的医疗费38508.9元、护理费8000元、误工费72000元、老公在医院照顾我26天的误工费2600元、营养费1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车旅费5000元，后期治疗及伤残补助费537420元。还有我帮他们家装洋芋的工钱7天一共700元，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698033.41元。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杨发贵、白学节辩称：一、被答辩人杨丽凤在起诉状中所说的案件情况不是事实，是其基于有利于自己的立场进行虚构的。答辩人是夫妻关系，是做收购洋芋生意的，收货点为曲江镇曲作冲上寨村，与被答辩人杨丽凤同是龙朋镇铁厂村的。2018年4月6日，杨丽凤得知有外地老板会到答辩人的收货点收购洋芋。因为杨丽凤也想在自家收购洋芋，便主动来到答辩人的收货点查看，想学习做生意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和外地老板搭话，以便得到老板的电话一起做生意，老板明确拒绝杨丽凤后将此事告知了答辩人。答辩人考虑到是同村人，收货点也是在路边开放的地方不好阻拦别人进入，只好委婉与杨丽凤沟通。但杨丽凤不顾答辩人的态度，坚持每天到答辩人的收货点守着。2018年4月12日下午三点多，因为还不到答辩人的收货时间，答辩人就在位于铁厂村的家里休息。刚好外地老板又来收购洋芋，被杨丽凤看到。因为答辩人不在，杨丽凤又来纠缠询问电话，外地老板就打算去洋芋田地里看看避开杨丽凤。没想到走了一会听到有人大叫，回过头才发现杨丽凤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了田地里还摔倒了。老板考虑到一个女人在这里受伤，基于好心帮忙将其抱到路边的三轮车上，因为老板在这里也不认识其他人，只能将杨丽凤拉到答辩人位于路边的收货点。答辩人白学节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到收货点，杨丽凤要去医院但是身上没带钱，向答辩人白学节借钱，答辩人白学节基于情面借了其2700元。所以被答辩人杨丽凤的受伤和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关系。现在被答辩人杨丽凤不仅不还答辩人借给其的钱，还虚构案情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是恶意诉讼的行为。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被答辩人杨丽凤并不是答辩人的雇员。答辩人从未雇佣杨丽凤从事任何工作，也没有向其支付过任何工钱。现在被答辩人杨丽凤仅能提供其个人的主观描述，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任何劳务或者劳动关系。其次，答辩人是从事洋芋收购生意的，主要工作为洋芋的收购、挑选、装箱等活动。事故发生当天，因为不在答辩人的收货开工时间，答辩人本人都不在收货点，怎么可能安排杨丽凤干活，更不可能安排其去陪老板这种与收购活动毫无关系的工作。所以，被答辩人杨丽凤既不是答辩人的雇员，也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杨丽凤是自己在田地里不小心才意外摔伤的，答辩人对于杨丽凤的受伤并无任何过错。因此，本案事故中的责任人仅为杨丽凤本人，其因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护理费、住院伙食费等费用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杨丽凤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二、住院病历两份、病情证明两份、出院证两份、病人结算汇总清单两份、门诊收费票据四份、检查申请书一份、医疗费发票六份，欲证明原告的住院情况、医疗费用支出情况。三、残疾人证一份，欲证明原告因受伤造成残疾等级为肆级。四、微信截图打印件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系雇佣关系。五、证人白某1的证言：我和卢某骑着三轮车去挖洋芋，见着杨丽凤摔倒在田埂上，外地老板把她扶到我车上，我又把她拉到了洋芋收购点那里，然后我和卢某就去挖洋芋了。六、证人卢某的证言：当天我和白某1去拉洋芋，看见杨丽凤摔倒，我和那个老板把她扶到我们车上，我们把她拉到收货地点我们就去挖洋芋了。七、证人白某2的证言：我是杨丽凤老公的表哥，杨发贵请我、杨丽凤帮他们装洋芋。经质证，被告杨发贵、白学节对原告杨丽凤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证实杨丽凤当天救治的情况，不能证明受伤的过程与被告有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签发时间为2019年，但事故发生在2018年，不排除中间发生其他事故的可能，且残疾证不能证明原告的残疾与被告有关。对证据四的三性予以认可，认为双方是同一个村子的，发个信息问候很合理。证据五，证人只是看见一次杨丽凤帮二被告收货，也没有看见付工钱，且原、被告双方是一个村子的本来就认识，在收货点不一定是帮忙收洋芋；证人只是好心帮忙把杨丽凤拉倒收货地点，证明不了原告是被告的工人。证据六，证人仅能证实她参与了送杨丽凤的过程，而且进一步证实送杨丽凤到收货点是因为在路边方便，而且当时没有人在收洋芋，二被告也不在场，证实不了杨丽凤受伤和被告有关系，也证实不了原告是二被告的工人。证据七，认为白某2和原告有利害关系，且当天不在现场，同时不能证明原告是二被告的工人。被告杨发贵、白学节为证明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欲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二、原告自建收货点照片一张，欲证明原告有做收购洋芋生意的想法，才每天到被告的收货点守着。三、《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受伤时间为下午四点左右，不在被告开工收货时间内。四、照片一张，欲证明原告摔伤的地方高度不高、危险性不高。五、证人吴银行的证言：2018年4月12日下午三点多，杨丽凤找我合伙做生意收土豆，但我没有答应。因为她是女的，我是男的，为了避嫌，我就到有人挖土豆的田地去看土豆。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脚崴伤了”，我回头发现杨丽凤坐在距离我大约20米左右的浇水埂子上，脚上还穿着一双高跟鞋，一只鞋在脚上，一只鞋在地上。我走过去，把她抱到一个农户的三轮车上，我和车主一起把她拉到我们的收货点（马师傅家门口）。后来杨丽凤给她老公打电话没打通，又让我给白学节打电话，让白学节找她老公，然后白学节就找她老公去了。还对白学节说现在她身上没有带钱，顺便给她借点钱看医生，然后又打了120，等了一会120没来，她老公来了，开了一辆双排小货车把她拉走了。经质证，原告杨丽凤对被告杨发贵、白学节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三性不予认可，发生事故时没有建盖这个收货点。对证据三的三性不予认可，村小组只有一个签字，没有说明身份情况，同时说的土豆交易时间与客观上事实不符，因为收购时间是以农户挖来的土豆为准，没有固定时间。对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五，认为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发贵、白学节系夫妻关系，杨丽凤与杨发贵系同村村民。杨发贵、白学节从事土豆收购生意，其收购地点位于建水县，吴银行向杨发贵、白学节收购土豆。2020年4月12日下午，杨丽凤在建水县土豆地里不慎摔倒受伤，同在土豆地的吴银行将其扶至路边白某1、卢某的三轮摩托车上后一起将其送至杨发贵、白学节的土豆收购地点。当天，杨丽凤被送至云南通海骨伤医院住院治疗17天，支付医疗费31133.26元；出院后，杨丽凤在云南通海骨伤医院支付检查治疗费515.79元。2019年7月22日，杨丽凤行内固定术再次至云南通海骨伤医院住院治疗9天，支付医疗费6645.38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丽凤与杨发贵、白学节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杨丽凤主张其与杨发贵、白学节存在雇佣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其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主张杨发贵、白学节作为雇主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也缺乏适用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杨丽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丽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80元，减半收取5390元，由原告杨丽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