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25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长恒佳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信阳市平桥区南京路郦城花园**楼**。法定代表人：樊泽辉，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樊泽辉，男，汉族，1974年10月24日出生，住信阳市羊山新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玲玲，女，汉族，1986年9月7日出生，住信阳市。以上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保军，信阳市浉河区司法局双井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蒋燕武，男,1983年2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阜阳市颍**。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原审被告）：河南鑫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信阳市浉河区金牛山管理区十里河村**/div>法定代表人:柴佳林，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河南长恒佳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恒公司）、樊泽辉、朱玲玲因与被申请人蒋燕武、河南鑫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3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信阳市长恒实业有限公司、樊泽辉、朱玲玲申请再审称，生效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应当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案由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判决结果中出现两个案由，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另一个是委托代理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一份判决书内容不得出现两个案由结果，在一、二审中再审申请人已提出该问题，但没有得到采纳，显然在程序上严重违法。其次，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不应作为被告主体参加诉讼。1、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双方是蒋燕武与鑫丰公司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三再审申请人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房屋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同三再审申请人无关，因此，三再审申请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樊泽辉是鑫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受鑫丰公司的委托，为该公司代购房屋，故其的行为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因此，樊泽辉不是购房合同的适格被告。3、樊泽辉和朱玲玲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朱玲玲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也不是代购合同中的当事人，樊泽辉的行为系代表鑫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其行为与夫妻关系和家庭经营行为无关，同时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不参与公司经营不负任何责任。而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鑫丰公司、蒋燕武在原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生活开支。因此，朱玲玲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被告，更不是承担责任主体。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将房屋代购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蒋燕武诉讼中明确陈述：“2017年5月11日，原告通过岳父刘明全找被告樊泽辉代为购买被告鑫丰公司开发的苹果公馆……”说明，樊泽辉的行为是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该由鑫丰公司承担，樊泽辉和鑫丰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本案是蒋燕武和鑫丰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因此，一、二审判决只能解决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而不能审理代理合同纠纷。蒋燕武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将购房款599562.60元给了樊泽辉，事实是蒋燕武委托樊泽辉将该购房款交给鑫丰公司，基于委托关系和蒋燕武的付款承诺，樊泽辉给蒋燕武出具了一份收据，但是蒋燕武在拿到该收条后，只给樊泽辉转了二十万元购房款，之后不再向樊泽辉转付购房款余款，因此，樊泽辉实际只收到蒋燕武20万元的购房款，其承诺及还款计划实际没有生效。2、一审判决认为：“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已向樊泽辉数次支付现金31万元”。该认定和蒋燕武举证相矛盾。首先，2017年4月1日，蒋燕武从银行两次提现25万元，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25万元交给了樊泽辉；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蒋燕武数次支付现金共计31万元，更没有证据证明支付给樊泽辉。一审判决根据蒋燕武通过刷POS机支付了31万元给付他人，来认定支付给了樊泽辉，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二审在查明事实中缺乏证据，依然维持一审判决，显然错误判决。三、一、二审判决认定：“……辩称已将20万元全部支付给鑫丰公司的董事长柴宣伟，因被告鑫丰公司未到庭，樊泽辉亦未举证证明其个人转款行为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认定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不应以鑫丰公司不到庭为理由否认鑫丰公司的收款事实。第二、再审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给鑫丰公司转款20万元的证据。第三、一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20万元的转款行为同购房合同无关，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樊泽辉将20万元购房款转交给鑫丰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蒋燕武的诉求是判令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而一审判决的结果却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显然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再审申请人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判决让再审申请人承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退款义务和违约责任是错误的。樊泽辉只收到被申请人蒋燕武20万元的购房款，让再审申请人退还599562.60元是错误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关于樊泽辉与长恒公司是否收到蒋燕武房款的问题。经查，就蒋燕武主张已经向长恒公司、樊泽辉交付房款的事实，其提交了长恒公司和樊泽辉在2017年5月11日出具的收条载明已经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收取599562.60元全部房款；提交的2017年4月1日、多笔5月11日银行交易明细，亦与房屋买卖合同所注明“此房源全款付清”内容相印证，已经形成证据优势，原审予以认定符合证据规则。关于樊泽辉是否将20万房款转交鑫丰公司的事实认定问题。原审中樊泽辉仅提交2017年5月11日、5月26日、2018年1月25日向柴宣伟转款19万元的银行记录，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原审未予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樊泽辉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问题。虽然樊泽辉称自己系代理鑫丰公司向蒋燕武售房，并非房屋买卖合同主体。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其代为收取全部房款的收条，及保证还款付息的保证书均加盖长恒公司公章，并有樊泽辉签名。樊泽辉和长恒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已经将房款转交鑫丰公司，且已经出具书面保证“如不能交房退还所有本金利息”，故原审在蒋燕武无法取得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情况下，依据樊泽辉、长恒公司收款及保证事实判令其承担返还房款及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最后，关于朱玲玲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原审已查明，长恒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樊泽辉为唯一股东，朱玲玲担任公司监事。该事实表明樊泽辉与朱玲玲均为该一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夫妻双方对长恒公司具有共同经营的合意。本案纠纷发生在樊泽辉与朱玲玲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有理由相信长恒公司的决策系双方共同决定和施行，原审以此认定长恒公司应承担的相应债务系樊泽辉、朱玲玲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此外，关于再审申请人所称原审蒋燕武起诉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法院判令合同无效超诉请的问题。合同效力问题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裁判权范围，不受当事人是否主张的限制，该项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除了蒋燕武和鑫丰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存在长恒公司代理鑫丰公司售房的代理委托关系、长恒公司提供保证的担保法律关系，原审为解决纠纷就相关事实全案审查并无不当。综上，长恒公司、樊泽辉、朱玲玲的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河南长恒佳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樊泽辉、朱玲玲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金 悦审判员 于保林审判员 张 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孙印书记员武雅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