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4行初44号 原告杭州津诚医用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路**。 法定代表人杨威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磊、穆博洋，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中心**/div> 法定代表人叶茂东，局长。 出庭负责人章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许婷，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杭州津诚医用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诚公司）诉被告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一案，原告津诚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津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穆博洋、被告市人社局的副负责人章明及委托代理人吴许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津诚公司诉称，一、工伤认定及工伤待遇给付申请经过：工伤事发经过：原告的员工尹德前在原告处担任门卫工作。2019年8月7日，尹德前在原告门卫值班，其在上卫生间时突发疾病，后前往医院抢救，同日经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心源性猝死首先考虑。 工伤认定经过：2019年9月3日，原告至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递交申请工伤认定。同日杭州市给予原告《杭州市人力社保系统材料补正告知书》。2019年9月17日，原告递交补正材料后，被告受理原告的认定工伤申请。2019年9月29日，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余人社工伤认定(2019)第233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尹德前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2019年9月29日，经原告派员至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亲取，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工伤待遇经过：2019年12月9日，原告依据被告在浙江省政务网和办事窗口发放的办事指南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申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窗口柜台拒收，并拒绝给予拒收说明。2020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EMS邮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等材料。2020年2月17日，原告收到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2020年1月23日作出的《关于人员停保和清退的通知》（以下简称《清退通知》，《清退通知》称：“经核查，你单位参保人员尹德前，社会保障号：342224195903030716，现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根据……相关规定，尹德前不符合在我区参加社会保险的条件，应到所属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保变更手续。请你单位在2020年2月12日前携《社会保险职工增减表》《参保人员清退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申请核定表》《参保人员清退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申请核定表》和解除劳动合同原件至我办办理尹德前的变更及清退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我办将暂停你单位尹德前的参保，并清退违规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云云。 原告认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窗口拒收的行为以及以自己名义所发《清退通知》表面上意在指出，发生工伤事故前尹德前已不具有参保资格，而实质明示拒绝原告关于尹德前的工伤待遇给付申请。 二、原告主体适格：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五十四、五十六、第八十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六）项之规定，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三、被告主体适格：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网络公示《权责清单》显示，被告是办理“工伤保险待遇核准支付”的权责机关。被告系依据《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若干规定》《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的规定，组建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作为社会保险相关事务办理的经办机关。并依据杭州市的规定，以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其服务网点。因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是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特以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被告。是为被告主体适格的理由。 四、被告及其经办机构明知《通知》的变更事由不存在，其实质是明示拒绝原告关于尹德前的工伤待遇给付申请。尹德前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一，尹德前生前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并存续，是原告的职工。其劳动合同至死亡时终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法定终止，而不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2015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9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中的司法解释：“工伤保险法律规定中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各种劳动者。”另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第二、三、四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杭州市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二条、《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第四条、《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之二（七）1项，尹德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是原告职工，并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仍在继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即不存在《清退通知》变更事由，及需要“清退违规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情形。第二，没有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尹德前作为原告职工仍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被告自己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已经明确，即使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人员，只要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基金仍按《工伤保险条例》、《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支付相应待遇。详见《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被告自己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4项。第三，《清退通知》是在明示否定尹德前年满六十周岁以后至工亡之日期间内的社会保险参保资格，明示拒绝支付工伤待遇。被告自己违背了自己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更违背了前述第一部分所引用的上位法赋予公民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四，基于上述原因，原告及其职工尹德前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即应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被告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五章第一节、第五节、第六章第一节、本地合法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由被告及其经办机构完成工亡待遇审核并支付工伤待遇。请求：1.被告撤销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的关于人员停保和清退的通知，并依法支付一次性工伤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补助金36839元，合计821859元。诉请金额计算依据：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20；2、丧葬补助金36839元=2018年杭州市在岗职工6个月平均工资；3、供养亲属抚恤金每月1121元=3738*30%。尹德前去世前六个月平均工资为3738元，其儿子尹永为残疾人，因残所限，由尹德前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和《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厅发[2019]31号）第三条第（四）项“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作。拟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政策和标准，依法对其基金进行监督，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社会保险市级调剂制度和组织编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之规定，被告为杭州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杭州市社会保险政策制定和统筹管理工作。 二、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和《关于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二点第（二）项“负责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承担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社会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之规定，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系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为《社会保险法》授权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经办业务，其有负责余杭区工伤保险待遇行政给付工作的法定职权。 三、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中，原告不服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所作的《关于人员停保和清退的通知》，请求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而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该案的适格被告应为法定授权组织，即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二十六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10日，原告津诚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邮寄了《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申请支付尹德前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020年1月23日，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作出《关于人员停保和清退的通知》。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及庭审调查，均表明原告津诚公司没有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案涉事项，故被告市人社局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经本院释明，原告仍坚持诉讼。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津诚医用纺织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佩林 人民 陪 审员 何正炎 人民 陪 审员 张惠娣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戚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