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7民初2332号原告：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村。法定代表人：王中钱，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永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天津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满满，女，198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林（系被告李满满父亲），男，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金花，天津安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王台村委会）与被告李满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4月28日立案受理，2019年8月12日，本院作出（2019）津0117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李满满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津03民终2126号民事裁定书，以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为由，裁定：一、撤销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7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以（2019）津0117民初5161号案件立案，2019年12月27日，本院作出（2019）津0117民初51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大王台村委会的起诉。大王台村委会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津03民终5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7民初516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王台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丽、付永军，被告李满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林、于金花到庭参加诉讼。经审查，本案案由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王台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李满满返还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11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满满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8月份，大王台村委会在经过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情况下，将本村所属约3.3万亩集体土地按照每亩2万元流转给区土地整理中心，因李满满的户口登记在大王台村，大王台村委会将115000元的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给了李满满。后经核实，李满满不属于可享受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的人员，其领取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没有合法依据。大王台村委会为维护集体村民利益，特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如所请。李满满辩称，大王台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同意大王台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大王台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大王台村委会称本案是征收补偿款纠纷，但是本案诉争的款项并不是来源于合法的政府土地征收行为，法院应就诉争的土地补偿款是否来源于征收、征收是否合法等事实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在此事实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以此案由进行开庭审理并进行裁判，存在将违法行为合法化的严重错误。二、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即使不考虑本案诉争土地是否征收以及征收的合法性，仅凭大王台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诉争土地在2016年才被征收，故至少应驳回大王台村委会对2016年前所分配财产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大王台村委会提交的所有证据都写明是土地流转补偿费用，流转补偿费用与征收补偿费用性质完全不同，土地流转仅转移土地使用权，土地征收是转移土地所有权，故本案的实质是集体土地流转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三、如果认为本案是征收补偿费用纠纷，那么根据大王台村委会所提交的证据，2016年才征收，在此时间点之前，属于流转补偿费用，村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分配方案，李满满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历了村委会的审查程序、上级审查程序，在全村公示程序后，大王台村委会向李满满分发了115000元，完全合法，因此应驳回大王台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四、大王台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达到法院的支持。自2012年大王台村委会公示发放补偿费用名单，2012年、2013年发放补偿费用100000元，至2019年起诉，长达七年之久，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大王台村委会称其2017年才知道，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李满满在2012年提供给大王台村委会的证明材料和大王台村委会这次起诉所依据的证明材料，内容完全相同，大王台村委会此次起诉没有任何新的发现的事实和证据，所以如果大王台村委会认为其权利被侵害，那么其在2012年时就应该知道，故大王台村委会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五、李满满取得土地流转费用115000元符合大王台村委会当时的分配方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李满满自出生至土地流转的时点2011年12月31日，一直是大王台村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村集体土地享有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在该时点日李满满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尚未到期，大王台村委会进行流转的3.3万亩土地中包含有李满满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尚未到期的土地，因此李满满取得相应的补偿费用理所应当。李满满领取的115000元是经过李满满提交试用期证明、村民代表和村两委会审议，上报镇政府审核，村里公示等程序后，在2012年、2013年、2017年由大王台村委会分配的，整个过程程序上是完全公开的，也是完全符合大王台村委会当时的补偿款分配要求的。大王台村委会不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领导班子的变化而改变前任领导班子、前任村民代表所作出的已经生效并完成的补偿款分配决议、否则村集体所作出的决议都有可能被下一任推翻，村将无宁日。李满满在2011年12月31日这一时间节点属于试用期，如果试用期考核不合格，将会被取消聘用，因此李满满当时并不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最多可以说是待定状态，由于李满满试用期状态符合当时补偿款的发放标准，因此大王台村委会在得到试用期证明后，给李满满发放了补偿款。大王台村委会认定当时李满满提供的材料属实，却在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七年前主动发放给李满满的补偿款反悔，要求退回，没有法律依据。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证据材料，大王台村委会在2012年时认为李满满符合发放补偿款的条件，而在发放补偿款七年后又反悔了，认为李满满不符合条件了，出尔反尔，这种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大王台村委会在起诉时制作的两委联席会议商议议案记录表、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是大王台村委会在其起诉后单方制作的，而不是在起诉后新发现的，因此不构成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更不能作为剥夺李满满在此前已经取得的补偿款的依据。大王台村委会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关于大王台村土地整理村民享受受益款的分配方案》；二、《大王台村土地整理村民享受受益款补充分配方案（二）》；三、大王台村土地整理收益款第二批非农分配花名表及大王台村土地流转收益发放表；四、天津市河西区东海里小学于2017年8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李满满自2011年7月1日参加工作，该单位为事业单位，李满满为该单位在编人员；五、2019年6月21日召开的大王台村“两委”联席会议商议议案记录表，2019年6月24日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六、《土地整理经营使用合同书》复印件、《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诉争土地系因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本案涉及的土地补偿款是基于国家对土地征用而发放的土地补偿款。李满满提交了如下证据：一、2019年1月，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东海里小学现更名为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李满满是该校员工；二、2019年1月，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李满满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在该校实习，经考核合格，自2012年7月1日转为该校正式员工；三、王忠领等人于2019年5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大王台村在2011年土地流转时，大王台村召开两委会，确定除国家公务员及国家事业编制人员外凡大王台在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员均享受分配；四、《土地整理经营使用合同书》复印件，证明诉争土地不是被征收，而是村民授权大王台村委会将土地流转给区土地整理中心，本案涉诉款项为土地流转受益款，依法属于李满满所有，大王台村委会无权要求返还；五、款项发放时张榜公示的花名册复印件，证明发放款项是李满满提交的证明材料是真实的；六、证人王某当庭证言，王某陈述当时大王台村委会在发放款项时李满满提供的证明材料能够证实李满满处于试用期。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案情予以综合评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大王台村委会就该村所属土地流转给原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后所得流转受益款进行分配事宜，分别于2012年8月2日和2013年1月28日经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王台村土地整理村民享受受益款的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及《大王台村土地整理村民享受受益款补充分配方案（二）》（以下简称《补充分配方案》）。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土地流转的时点日为2011年12月31日。2012年8月至2013年年底期间，李满满分两次由大王台村委会领取了土地收益款共计100000元；2017年领取了15000元的土地收益款，以上总计领取115000元。上述土地收益款均为同一流转项目的土地收益款。同时，上述收益款的发放，大王台村委会系依据《分配方案》中第二条所确定的条件和情形进行发放。《分配方案》第二条的内容为：“二、第二批无争议具有享受分配受益款完全资格的人员：（按100%分配）1.在2011年12月31日以后死亡的，在2011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依法登记本村常住非农业户口，户口一直未迁出，长期在本村生产生活的人员。不包括在国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在编的及有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2.服役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提供士官证复印件）3.全日制大中专在校学生。（含户口迁出人员，提供在学证明）4.服刑期间在劳改、劳教人员。（镇派出所核实情况）”此外，在《分配方案》第五条中确定：“五、不享受本次分配的人员。1.已在国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在编的，并享受合法工资及退休金待遇的本村常住非农业人员。”另查，李满满户籍所在地为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村，在《分配方案》确定的时点日前至今在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原天津市河西区东海里小学）工作。李满满所在工作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为事业单位，李满满为该单位在编人员。此外，在诉讼过程中，大王台村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和2019年6月24日召开村“两委”联席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对于属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正式在编或签署正式合同的职工、干部等有关人员，不具有领取土地收益款的资格。对于已经领取土地收益款的，决议予以取消，并依法予以追缴。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后所得的土地收益款的性质实为土地补偿费用，而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失地的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本案涉及的土地收益款的分配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本案中，李满满在《分配方案》所确定的时点日即2011年12月31日前且一直至今，均在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工作，虽其户籍一直在大王台村，且为非农业户口，但在《分配方案》确定的时点日即2011年12月31日时，其已在天津财经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工作，而且该单位为事业单位，李满满为在编人员。因此，李满满不符合《分配方案》中第二条所确定的应当享受收益款的条件与情形，大王台村委会将被告纳入《分配方案》中第二条所列情形并向李满满发放土地收益款明显有误。此外，在2019年6月24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中确定：对于属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正式在编或签署正式合同的职工、干部等有关人员，不具有领取土地收益款的资格。对于已经领取土地收益款的，决议予以取消，并依法予以追缴。因此，李满满由大王台村委会所领取115000元的土地收益款没有根据，依法应当返还。故对大王台村委会主张要求李满满返还土地收益款11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李满满提出的在款项发放时点，其尚处于试用期，不同意返退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大王台村委会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由于案涉土地收益款为同一土地流转项目，且收益款的分配系分三次进行发放，而最后一次的发放时间为2017年；同时，大王台村委会系在2017年4月7日，在向李满满工作单位进行核查后才得知其不符合《分配方案》中所确定的应当享受土地补偿款的情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满满所主张的《分配方案》、《补充分配方案》及相关决议等不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满满提出的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抗辩意见，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依法属于民事纠纷受案范围，对李满满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李满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村村民委员会11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李满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辉审 判 员  王雨玲人民陪审员  李德利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杨 洁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