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彬，男，1960年3月11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长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超，男，1983年9月14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长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平，男，1987年6月24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长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89年10月11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顺县卫生健康局，住所地长顺县长寨街道长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29MB16569923。 法定代表人：王雄，该局局长。 上诉人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因与被上诉人长顺县卫生健康局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9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四上诉人医疗费200000元、误工费1035300元、护理费1035300元，交通费50000元、住宿费50000元、丧葬费33139.5元、死亡补偿金581600元、其他合理费用10000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等费用，扣除已支付的80000元，共计应赔偿2965339.5元；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部分事实不清，导致错误裁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后予以改判。一审查明郭林英在1990年做女扎手术后患极重度贫血等计划生育并发症症状，但规避了郭林英患病的原因是因被上诉人给其做女扎手术时存在过错导致的术后并发症，也没有提及上诉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为了治疗郭林英付出的巨大精力及财力。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每年定期对做过女扎手术的患者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治疗，但是被上诉人在2016年以前没有对郭林英进行过任何检查及治疗才致使其病情不断恶化最终死亡，正是因为被上诉人的不作为才导致郭林英被病痛折磨二十多年，给上诉人的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应当为其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对郭林英的近亲属即上诉人进行赔偿。2018年7月7日，被上诉人与四上诉人就被害人郭林英死亡事件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双方各自履行了约定，被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80000元及500斤大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该赔偿四上诉人为被害人术后治疗28年产生的医疗费约200000元、误工费10353天×100元=1035300元、护理费10353天×100元=1035300元，在此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约50000元、住宿费约50000元；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于2018年4月4日公布的《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丧葬费5523.25元／月×6=33139.5元、死亡补偿金29080元×20年=5816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约10000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7日协议签订后支付了80000元，故以上共计还应赔偿四上诉人2965339.5元。综上，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被害人郭林英被病痛折磨28年造成生活不能自理并最终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四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一审法院未查清全部事实作出不当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二审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陈某彬等的亲属郭林英因患直肠腺癌后离世，上诉人等一直断章取义地认为郭林英是实施节育手术引起的病症，但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郭林英的病症是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引发的，原审中，上诉人主张的贵州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没有明确说明郭林英的病症是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引发的，只说明郭棒英的病症中的大网膜粘连综合征与计划生育手术有关。上诉人等无视郭林英患窟肠腺癌的事实要求答辩人赔偿，又无证据证明郭林英的死亡与答辩人的行为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其上诉是没有根据。整篇上诉状均没有说明依法应由答辩人赔偿的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应获得支持。二、就上诉状所指《协议书》而言，该《协议书》明确说明答辩人认可的鉴定结果是郭林英的病症中大网膜粘连综合征与计划生育手术有关的鉴定意见。上诉人等再一次断章取义地认为答辩人与其签订《协议书》就认可全部赔偿，而无视郭林英死亡与答辩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明郭林英死亡的原因与计划生育手术有关，郭林英生前患有直肠腺癌，法律规定答辩人对郭林英的死亡不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彬、陈某平、陈某超、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医疗费200000元、误工费1035300元、护理费1035300元、交通费50000元、住宿费50000元、丧葬费33139.5元、死亡补偿金581600元、其他合理费10000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80000元，共计赔偿2965339.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某彬与郭林英（女，殁年54岁）系夫妻，两人1983年9月生育长子陈某超，1987年6月生育次子陈某平，1989年10月生育三女陈某，均已成年。1990年2月22日，郭林英按当年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长顺县妇幼保健站实施女扎手术。后因极重度失血性贫血等个体原因长期营养不良，时常住院治疗。2016年5月18日，经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鉴定，意见为：郭林英大网膜粘连综合征与计划生育手术有关，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发症等级划分：三级戊等。长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按照规定指定长顺县罗湖妇幼保健院对郭林英进行免费治疗。2018年1月17日至28日，郭林英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经明确诊断为直肠腺癌，建议转该院肛肠科手术治疗，但患者家属拒绝转科医治并要求出院。2018年4月4日至14日，郭林英到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直肠癌并急性不全性肠梗阻，癌变发生转移。2018年6月29日，郭林英因各种疾病死亡，7月7日，四原告与长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达成协议，该局考虑陈某彬家庭实际情况，先行给予陈某彬家安葬及其他费用80000元，其中民政局30000元、卫计局50000元，同时救助500斤大米。一审另查明，长顺县卫生健康局为机构改革单位，因长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变更职能，该局由长顺县计划生育局和长顺县卫生局合并组成。 一审法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指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是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技术服务人员（施术者），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诊疗护理规范、手术常规等，实施规定的计划生育手术，而造成受术者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错的不良后果。本案中，受术者郭林英（已殁）于1990年2月22日在长顺到妇幼保健站施行女扎手术，2016年5月经鉴定，意见为大网膜粘连综合征属于三级戊等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原、被告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医疗损害纠纷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是否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依法分配给医疗机构。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意见双方均无异议，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定义，受术者和施术者均无过错，无过错则无责任，故四原告要求被告长顺卫健局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管理办法》同时规定，对鉴定为并发症的人员实行免费定点治疗，直至治愈或医疗终结，并提供特别扶助。受术者郭林英虽经鉴定为三级戊等并发症，其身体固然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施术者在实施计划生育手术过程中存在过错。该并发症鉴定并非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其结论不能等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只能作为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扶助及免费治疗的依据。对于该并发症，被告已经为其进行了对症免费治疗，家属也享受了计划生育并发症的相关扶助待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原、被告双方并非平等主体，不是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的主张。本案中施术方为长顺县妇幼保健站，其管理机关为当年的长顺县计划生育局，因年代久远及政策变化，长顺县卫生健康局作为继受部门和职能部门，原告向其主张权利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60元，由原告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为此提供了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作出的《贵州省医学会省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技术鉴定书》，该鉴定意见为：“郭林英大网膜粘连综合征与计划生育手术有关，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发症等级划分：三级戊等”。而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试行）》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定义，是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技术服务人员（施术者），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诊疗护理规范、手术常规等，实施规定的计划生育手术，而造成受术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不良后果。故上诉人所举证据仅能证明郭林英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不能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亦不能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及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等行为，故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所举的《贵州省医学会省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技术鉴定书》只能作为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扶助及免费治疗的依据，而被上诉人对于郭林英的手术并发症，也为郭林英进行了对症免费治疗，上诉人也享受了计划生育并发症的相关扶助待遇，故本院对上诉人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523元，由上诉人陈某彬、陈某超、陈某平、陈某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李颖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蒙 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