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82民初2216号原告：樊某1，男，汉族，1954年12月5日出生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宗，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樊春卿，女，汉族，1952年12月11日出生住荣成市。原告：樊某2，女，汉族，1960年11月10日出生住荣成市。原告：樊某3，男，汉族，1962年10月31日出生住荣成市。原告：樊某4，男，汉族，1994年12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学静（樊某4婶子），女，住荣成市。原告：孙某，男，汉族，1983年3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春卿（孙某姑妈），女，住荣成市。被告：樊某5，男，汉族，1964年10月26日出生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万显，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樊某1、樊春卿、樊某2、樊某3、樊某4、孙某与被告樊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宗、原告樊春卿、樊某2、樊某3、樊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学静、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春卿、被告樊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万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西环路一组六排24号房依法分家析产，判决继承父母遗产合计21.14平米；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74年原被告父母经申请批准建房，当时，原告在济南当兵，父亲到部队探亲，看到部队吃大米就说，我准备盖房子，现在，不比刚解放那会，那时刚打完仗青年死的多，现在青年多，没有房子不好找媳妇，我得早些盖房子，你想办法买点大米，盖房子伺候木匠瓦匠得用。我当时津贴费每月6元，向战友借钱，托老班长买大米100斤茶叶一斤，借的钱我还了一年的机荒。当时盖房子匠人得管饭，粮食又紧缺，自己吃粑粑还掺菜。大米稀罕，比两大袋面粉还金贵，盖房时大工小工每天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房子建得又好又快，解决了大问题。因此，我当时既为国家尽义务，又为家庭建房出资，和父母共同建起新房，该房依法有我的产权份额在其中。1975年新房建成，那时全家8口人全部居住在其中，被告当时十岁，是未成年人。1976年原告回家探亲，1977年原告退伍复员回家，直到结婚前都居住在该房，××××年××月××日原告结婚，父母将原居住的老房赠做婚房。当时生活困难，只是简单的扎扎仰棚就是新房，当时我觉得有房就挺好的，但是，女方家里不满意，因为当时的风俗讲究三转四不动，新盖的四间房子没给我们，父亲曾说以后盖新的再给你们换。1980年母亲在其居住的4间新房中去世，遗产未析产。1982年父亲又申请批准建房六间，当时政策已经不批四间。原告出钱买砖、瓦，年底父亲又到大队支原告收入还债，原告当年收入只剩下30元一家三口过的年。当时，父亲答应给原告三间新建的瓦房，后因又找了老伴，为老伴能好好的伺候他，就满足她的要求，将答应给原告的房子给了继母儿子曲宝友，后经荣成法院调解，曲宝友付给原告补偿款1000元，另三间给了三弟春武，其中也有原告的出资份额。××××年被告结婚，因为农转非，被荣成市水泥厂招收为固定工，女方是厂驻地峨石山村人，住女方，因为父亲曾经说过吃国家粮的不给房子，父亲和继母没有单独准备婚房，就住在东炕上。××××年继母被挤走，被告不顾父亲年老有伤残，执意把东两间打成大通间，放一张床让父亲住。父亲年老有伤残受不了冷，大姐向原告诉说，原告不忍心就把父亲接到自己新建房的火炕上，居住大半年，因原告开车经常出差在外，父亲觉得不方便，就要求搬到原告结婚时的两间老房居住，至2007年病情加重住院，之后，二弟春武搬到猪场照顾。春节前，原告又到猪场接父亲回家过年。正月初九又送到医院住院并护理至2008年正月十六，此后，二弟春武又搬回猪场照顾，夜间下炕摔伤送至医院救治无效去世。原告认为：母亲1980年去世，诉争房屋有二分之一是母亲遗产，应由父亲和其子女共同继承各七分之一，每人15.86平米。母亲去世前没有留下遗嘱，母亲的遗产依法进入共同共有状态。父亲在世时，房产的另一半111平米和继承母亲的份额15.86平米，共计126.86平米。四弟结婚后，回来居住西两间，其中包括继承母亲的份额15.86平米。父亲居住的东两间111平米，其中包括他和五个子女继承母亲的份额合计95.16平米，自己的份额是15.86平米。父亲去世后，他的遗产份额是东两间房屋中的31.72平米，6个子女平均每人继承5.28平米，每个子女继承母亲和父亲的遗产合计21.14平米。因父母亲都没有分家析产，也没有留下遗嘱，去世后，各法定继承人均没有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放弃继承，依法视为接受继承。被告住在西两间，所得面积没有任何理由是几个哥哥的两倍222平米。1990年土地普查登记时，因被告居住其中，村里办理登记的人就登记在被告名下，因为有父亲的份额，有母亲法定继承人六个子女的份额在其中，依法属于代表共有人登记的行为。原告是长子，是诉争房产共建所有人，考虑亲情，现放弃共同建房应得份额，只请求法庭先析产，后平均继承父母遗产，请求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以教育被告知法守法。诉讼中，樊某1将诉讼请求中继承的份额由21.14平方米变更为22.8平方米。事实与理由是：该房已经拆迁，被告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按照村里的做法是奖励10平方米，由6个继承人均分，原告可以分得1.66平方米。本院依法追加樊春卿、樊某2、樊某3、樊某4、孙某为本案共同原告。樊春卿、樊某2、樊某3、樊某4、孙某诉称，樊某5所述不属实，他没有出资建房，案涉房屋是父母所建，因为樊某5最小，父母当时没有能力再建房，所以父母把自己的房屋给樊某5做婚房。不同意樊某1的诉讼请求。樊某5辩称，一、原告编造谎言诉称1990年该房屋土地证核发给樊某5是代表共有人的登记行为。本案的客观事实简述：母亲于1980年去世，父亲2008年3月去世。××××年××月××樊某5结婚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当时父亲告知六个子女该房屋赠与给樊某5做婚后住房，兄弟姊妹同意父亲的决定。这是明确表示对母亲房屋遗产份额继承权的放弃。兄弟姊妹都为樊某5结婚成家而高兴，涉案房屋所有权早在××××年××月××日已经归属樊某5。1991年9月1日，荣成市政府将该房屋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确权在樊某5名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规定，也就是只能确权登记给房屋所有人或居住人(户主)。因此，不存在樊某1诉称樊某5代表房屋共有人进行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行为。原告应当收回谎言修补亲情。二、原告曲解法律混淆房屋与土地区别误导法庭谋求非法利益。公民的遗产可以是房屋，而不是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对此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遭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只有二种形式：国家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案房屋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面积222㎡、建筑面积59㎡。原告将222㎡宅基地混同房屋视为遗产，要求分割继承21.4㎡侵犯了村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侵犯了樊某5对宅基地的使用权，是误导法庭谋求非法利益的行为。三、原告提起本案继承之诉已过诉讼时效。××××年××月××樊某5结婚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当时父亲告知六个子女该房屋赠与给樊某5做婚后用房。1991年9月1日荣成市政府将该房屋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确权在樊某5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自继承开始之日起的第18年后至第20年期间内，继承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其提起诉讼的权利，应当在继承开始之日起的20年之内行使，超过20年的，不得再行提起诉讼。本案原告于母亲去世40年的2020年4月21日对被告提起遗产继承之诉，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令人不可思议。因此，被告请求法庭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樊有稳(于2008年3月去世)，其妻刘国春(于1980年5月去世)，二人育有子女六人，长子樊某1、次子樊春财(于2001年1月病故)、三子樊某3、四子樊某5，大女儿樊春卿、小女儿樊某2。次子樊春财与孙青××**年左右未办理结婚登记在一起共同生活，生育一子樊某4。樊春财与孙青共同生活之前曾离过婚，其与前妻孙爱平婚生子樊景魏，后更名为孙某。1974年，樊有稳和其妻子刘国春在本村建设房屋一处，1991年9月1日土地使用者登记在樊某5名下，土地证号为14××**。1988年被告结婚后住在案涉房屋，与樊有稳同住，后樊有稳搬到老房居住，被告从案涉房屋搬出到他处居住，并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樊某1称被告1990年搬走的，被告称一直住到1999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樊有稳是否将案涉房屋赠与给被告；案涉房屋是否归被告所有。首先，按照荣成本地的习俗，父母为子女结婚建设婚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樊有稳为其在荣成的儿子樊某1、樊某3、甚至樊有稳的第二个妻子的儿子曲宝友都建设了婚房，在被告结婚时，樊有稳已无能力为被告建设婚房，其将案涉房屋给被告作为婚房在情理之中。除原告樊某1之外的其他继承人均主张樊有稳将案涉房屋给被告做婚房，与上述风俗习惯相符。案涉房屋被赠与给被告有高度的可能。作为家中长子的樊某1，自己享受父亲给的婚房，却对自己兄弟享有同等待遇耿耿于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至于樊某1所说樊有稳说过吃国家粮的儿子不给婚房，并无证据证明；即使说过，也不能排除樊有稳改变主意，将案涉房屋给被告做婚房。其次，被告在案涉房屋里结婚，婚后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增建，并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出租，说明被告对案涉房屋实施了稳定、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这种管控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即使自樊有稳2008年去世后，也已经有十多年。被告上述管控行为符合所有权外部表征。再次，原告樊某1主张案涉房屋1991年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属于代表登记。本院认为，代表登记是指本为全体共有人的房屋被登记在一个共有人的名下。此种情况一般是在是在原房主去世的情况下，登记人不明情况，才会发生。但按照原告说法，被告1990年就从案涉房屋搬走，不存在按居住者登记的问题；案涉房屋在登记时，原房主樊有稳尚在世，登记者在对案涉房屋进行登记时，应当会首先征求樊有稳的意见，故也不存在原房主去世，而将房屋登记在其中一个继承人名下的情形；如果登记者没有征求樊有稳的意见，而是凭着自己的判断进行的登记，那也说明登记者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认为房屋应当是被告所有。故本案不存在代表登记的情形。最后，原告樊某1虽然不承认樊有稳将案涉房屋赠与给被告的事实，但樊某1与被告生活在一个村，案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并由被告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时间长达20余年，樊某1并未提出异议，应理解为樊某1知道并同意樊有稳将案涉房屋赠与被告所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本院认定包括樊某1在内的所有继承人均同意樊有稳将案涉房屋赠与给被告作为婚房的事实存在。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樊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72元，减半收取计4786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夕川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王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