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7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传建，男，196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佑，男，1980年4月5日出生，苗族，身份证登记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庆，柳州市柳北区沙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传建因与被上诉人杨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4民初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1日、2020年7月9日、2020年7月29日、2020年7月3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四次询问。上诉人张传建、被上诉人杨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庆到庭参加了第一次询问，上诉人张传建和被上诉人杨佑共同参加了第二次询问，上诉人张传建、被上诉人杨佑分别到庭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传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张传建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即1.判令杨佑向张传建支付车辆转让费95000元及占用该笔车辆转让费的利息11400元（占用利息的计算方式：以9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5月1日暂计至2019年5月1日，以后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杨佑支付完车款及利息时止）；2.判令杨佑支付张传建为其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和GPS安装费10160.7元；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杨佑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于2016年5月1日达成的《车辆转让协议书》真实有效，张传建己经依约履行了车辆交付义务，但是杨佑除了支付5000元车辆转让款外，并未依《车辆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支付剩余车辆转让款95000元，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过任何的支付。一审法院认定杨佑超额支付车辆转让款给张传建存在错误。 二、一审法院据以判决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杨佑超额支付车辆转让款的证据有三，分别为：杨佑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书》（原件）、《阳朔汽车总站扣费明细》（打印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从阳朔汽车总站调取的《2016.6.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上述三份证据并不能认定杨佑超额支付车辆转让款的事实。首先，《车辆转让协议书》真实有效，约定了杨佑支付剩余车辆转让款的方式为杨佑“从2016年5月1日起至9月阳朔车号桂Ｂ×××××和恭城车号为桂Ｂ×××××两车5个月阳朔车站全部营收款”给张传建为该车车辆转让费，如金额不足，杨佑用现金补足。但是杨佑并未依约履行该协议。其次，《阳朔汽车总站扣费明细》系打印件，无原件进行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阳朔汽车总站扣费明细》从形式上看，无制表人签名，无阳朔汽车总站的盖章。从内容上看，无具体车牌号，无具体时间。该证据无关联性、无合法性，该证据并不能证实杨佑超额支付车辆转让款。最后，《2016.6.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从内容上看表明了桂Ｃ×××××的经营情况，与杨佑经营的阳朔车号桂Ｂ×××××和恭城车号为桂Ｂ×××××两车无任何关系。事实上，桂Ｃ×××××系张传建自己独立经营的车辆，其经营收益是张传建的合法财产，一审法院强行将张传建的合法财产认定为杨佑支付的是十分荒唐的，存在错误。 杨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张传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1.双方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对方主张的利息不应当支持。2.ＧＰＳ安装费用及车辆管理费共计10160元应由张传建承担，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是由谁承担，应当由张传建承担。3.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案涉车辆桂Ｂ×××××转让费95000元是以营业收入款抵扣的方式打入了张传建的账户，不再欠张传建的转让费。对此一审法院已经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桂Ｂ×××××是经营车，打印的票据是桂Ｃ×××××，以桂Ｃ×××××车号的营业收入进行结账。 杨佑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诉请：一、判令张传建给付汽车款33786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传建承担。 张传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请：一、判令杨佑支付张传建车辆转让费用95000元及占用该笔车辆转让费的利息11400元（占用利息的计算方式：以95000元为基数，按每年6%从2016年5月1日暂计至2019年5月1日）；二、判令杨佑返还张传建为其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和GPS安装费共计10160.7元。以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共计116560.7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日，张传建与杨佑签订了一份《车辆转让协议书》，张传建将其车号为桂Ｂ×××××客车（每天早上由柳州10:00分，发往阳朔、恭城，下午14:30分由恭城、阳朔15:30总站发往柳州）转让给杨佑经营。2016年5月1日，张传建（转让人、甲方）与杨佑（受让人、乙方）又签订了一份《车辆转让协议书》，合同约定：1、甲方因另有发展，现自愿将合法经营的“柳州——阳朔”直达快班（每天早上由柳州9:00分发往阳朔），下午14:00分由阳朔总站发往柳州），车号为桂Ｂ×××××客车，作价转让为乙方经营。2、乙方先付人民币伍仟元整，剩余人民币玖万伍仟元整，因乙方手上资金困难暂时没有钱付给甲方，乙方从2016年5月1日起至9月阳朔车号为桂Ｂ×××××和恭城车号为桂Ｂ×××××两车5个月阳朔车站全部营收款给甲方为该车转让费，如金额不足，乙方用现金补足给甲方。4、车辆及班线从2016年5月1日起交给乙方经营。5、从2016年5月1日起以后所有的一切事物、安全责任、债权债务及经济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桂Ｂ×××××客车并未实际运营，2016年7月6日，张传建向广西瑞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交付了车辆管理费和ＧＰＳ安装费共计10160.7元。2017年8月张传建转账40000元给杨佑，2018年1月张传建又转账30000元给杨佑。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车辆转让费应该是张传建给杨佑还是杨佑给张传建？二、如果要给，具体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张传建与杨佑于2016年5月1日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书》，该合同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张传建认为杨佑并未履行该份合同，也未支付剩余的车款95000元，但合同中关于给付车辆款的约定明确了是通过从2016年5月1日起至9月阳朔车号为桂Ｂ×××××和恭城车号为桂Ｂ×××××两车5个月阳朔车站全部营收款给甲方为该车转让费，而杨佑提交的《阳朔汽车总站扣费明细》中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的票款251434元（未扣除车站收取的管理费等）和法院调取的《2016.05.01-2017.02.28日止桂Ｃ×××××车票明细表》中桂Ｃ×××××车辆在15:20和15:30发车的票款共251444元基本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从合同约定的购车款给付方式，车站出具的车票明细表，张传建在合同签订后向杨佑转账70000元这几项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杨佑已经按照《车辆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将购车款支付给了张传建，张传建多收取的部分应该退还给杨佑，故对杨佑请求张传建给付车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给付车款的具体数额，因杨佑未变更诉讼请求，仍同意按13000元来给付张传建车辆管理费和ＧＰＳ安装费，故给付车款的具体数额为33786元。张传建请求杨佑给付车辆转让费用95000元及占用该笔车辆转让费的利息11400元，从查明的事实和上文的分析看，杨佑应将车辆转让费支付给了张传建，故对张传建的诉请，不予支持。杨佑认为张传建提出反诉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张传建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均可以提出反诉，故对杨佑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传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杨佑车款33786元；二、驳回张传建的诉讼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2.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16元，共计1638.5元，由张传建负担。 二审期间，张传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的异议是： 1.桂Ｂ×××××、桂Ｂ×××××两辆车在2016年5月1日之后的实际营运时间与合同约定的不一致，其中桂Ｂ×××××车辆是从2016年5月1日以后就是停运的状态，桂Ｂ×××××车辆的实际营运时间为15：30且营运收入只有4200元。2.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杨佑在一审的时候认可车辆管理费与ＧＰＳ安装费为10160元，大概是13000元，现在杨佑又予以否认不符合事实。 杨佑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的异议是：一审判决查明《2016.5.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其中显示的时间为14:00、票款7070元；15:20、票款247594元；15:30、票款3850元。上述三个时间段的票款收入均是桂Ｂ×××××车辆实际发生的票款收入。 张传建围绕其上诉主张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 1.《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制经营的客运班线经营须知》复印件一份； 2.《客运班线经济责任经营合同（2015版）》复印件一份。 证据1、2拟证明从2015年12月14日开始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独立的车辆经营承包合同，车号为桂Ｃ×××××，线路牌号码为Ｂ03217003，阳朔至柳州。 3.Ｂ03217003线路牌复印件一份、桂Ｃ×××××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一份、道路运输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张传建独立享有的线路牌Ｂ03217003（阳朔至柳州）由广西道路运输管理局批准，期限从2013年8月6日至2017年8月5日，且桂Ｃ×××××行驶证、运输证齐全，挂靠在桂林骏达运输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 4.2019年11月22日由桂林骏达运输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桂林ＣＧxxxx车辆的经营时间是从上午的10:00一班、下午15:20一班，两班车次都是从阳朔发车至柳州。从2012年8月6日至2017年8月5日均由张传建进行独立经营，并进行独立的车票结算，桂Ｃ×××××车辆的车票收入系张传建独立经营的结果，张传建自己所有，与杨佑无关。 杨佑针对其辩称未提交任何新的证据。 本院经杨佑的申请，向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发出《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调查核实了涉及本案的票款、发车时间、收入结算款等相关情况。本院向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调查了如下问题：1.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桂Ｃ×××××号车辆、桂Ｂ×××××号车辆、桂Ｂ×××××号车辆每日的发车时间记录。2.车站关于每辆车的旅客购票票款是如何记录的？3.是否存在桂Ｂ×××××号车辆的旅客购票票款计入桂Ｃ×××××号车辆的情形？4.贵单位提供的关于桂Ｃ×××××号车辆、桂Ｂ×××××号车辆、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每日发车时间表中，为何记载有桂Ｂ×××××号车辆的班次时间是有记载的时刻，但检票数、合计金额、结算金额记载为“0”？这反映该车辆在载客和票款结算问题上属于什么情况？5.在车辆总票款收益扣除应缴纳的基本费用之后，贵单位与每辆车的收益成本结算款（营运收入）是如何支付的？针对桂Ｃ×××××号车辆和桂Ｂ×××××号车辆的结算款，车站是与谁进行结算支付的？6.车站是否与杨佑就桂Ｂ×××××号车辆和桂Ｂ×××××号车辆的经营问题签订过相关的合同？7.车站是否知晓张传建和杨佑于2014年10月1日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8.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车站就桂Ｂ×××××号车辆和桂Ｂ×××××号车辆的旅客购票票款是如何记录的？9.根据贵单位提供的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每日发车时间表显示，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5月7日，显示发车班次为15：30分的有三项，只有一项显示的“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是有具体金额的，其余两项显示的“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均为0，类似的情况还有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9日，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桂Ｃ×××××号车辆亦有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原因是什么？10.根据贵单位提供的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每日发车时间表显示，在没有桂Ｂ×××××号车辆的发车时间记录，仅有桂Ｃ×××××号车辆的发车时间记录的同一天，是否存在桂Ｂ×××××号车辆实际已发车载客跑阳朔至柳州线，但所有关于发车时间、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的记录均记入桂Ｃ×××××号车辆的相关上述事项中的情形？11.贵单位对涉及本案的其他需要说明的相关事实。 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针对本院调查的内容，出具《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称：1.桂Ｂ×××××号车辆没有经营，没有发车记录。而桂Ｃ×××××号车辆和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每日的发车时间记录以我单位附后的《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为准。2.我单位关于旅客的票款是以发车时间所对应的车牌号记入该车牌号名下，旅客在购票时，票面上仅显示发车的时间、路线、票价，不会显示车牌号，旅客购票后可以乘坐同一天同样线路的任一一班车辆出发，旅客上车后，车站会进行检票，票款计入该发车点的班次车辆，车辆的车主将凭票款结算单与车站对账结算。3.由于桂Ｂ×××××号车辆和桂Ｃ×××××号车辆的发车时间不一样，旅客购买车票上车，上哪辆车就将票款记入在哪辆车名下，所以不存在桂Ｂ×××××号车辆的票款记入桂Ｃ×××××号车辆的情况。4.《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记载有发车的时间，但“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记载为“0”的属于司机开空车、空载客从阳朔发往柳州。5.在车辆总票款收益扣除应缴纳的基本费用之后，我单位与每辆车都要结算营运收入。我单位就每辆车的营运收入的结算签订有协议，营运收入汇入结算协议中约定的个人或公司账户，我单位就桂Ｂ×××××号车辆和桂Ｃ×××××号车辆均签订有结算协议，但桂Ｂ×××××号车辆的结算协议已丢失。桂Ｂ×××××号车辆和桂Ｃ×××××号车辆的营运收入结算款分开支付，不存在属于桂Ｂ×××××号车辆的营运收入结算款计入桂Ｃ×××××号车辆的情形。由于桂Ｃ×××××号车辆属于我单位名下的户籍车，关于该车辆的营运收入均支付至张传建的个人账户，因桂Ｂ×××××号车辆属于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车辆，关于该车辆营运收入支付至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没有收到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变更通知。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我单位只与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5月有结算，实际结算金额为2974.4元，汇入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桂Ｂ×××××号车辆没有与我单位签订有进站合同，我单位并没有就营运收入款结算给桂Ｂ×××××号车辆。6.我单位与行驶证登记在我单位名下的车辆车主签订有经营合同，无需签订进站合同，我单位与行驶证登记在别的公司名下的车辆签订进站合同。桂Ｂ×××××号车辆是登记在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车辆，我单位与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就桂Ｂ×××××号车辆签订有进站合同，没有签订经营合同。我单位没有就桂Ｂ×××××号车辆签订任何经营合同。7.我单位并不知晓张传建与杨佑之间签订有车辆转让协议，张传建在2018年春运结束后，不再与我单位签订经营合同。8.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我单位没有桂Ｂ×××××号车辆的经营发车记录，桂Ｂ×××××号车辆的旅客购票款记录如上第3点所述。9.《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显示，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车辆仅存在“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有具体金额的记录，又存在“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为“0”的记录的情况，应当以当日该时间该车辆有具体金额的记录为准，为“0”的记录是多打印的作废的记录。10.《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如果没有显示桂Ｂ×××××号车辆的发车时间，而同一天有桂Ｃ×××××号车辆发车时间的，不存在桂Ｂ×××××号车辆在该日实际已发车载客跑阳朔至柳州线而所有关于发车时间、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的记录均记入桂Ｃ×××××号车辆的情形。其他要说明的问题：1.2016年至阳鹿高速开通之前，从阳朔汽车总站发车至柳州汽车站，正常用时为2小时30分至3小时之间，往返需要5至6小时，《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均为从阳朔汽车总站发往柳州的班车时间。2.就《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和《2016.6.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显示的桂Ｃ×××××号车辆在同一天分别存在上午10点、下午14点30分、15点20分或15点30分发班时间的问题，上午10点为桂Ｃ×××××号车辆正班车发车时间，而另有客车早上从柳州汽车站发车，到下午14点30分、15点20分或15点30分再从阳朔汽车总站发车，我单位对该车车牌号码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由于该车辆与桂Ｃ×××××号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同为张传建，为方便两车的票款结算，上述时间点的票款均计算至桂Ｃ×××××号车辆名下。 同时，本院还向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调取如下证据材料： 1.2015年12月14日张传建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签订的《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制经营的客运班线经营须知》、编号为03合字【2016】03号《客运班车经济责任经营合同》复印件各一份； 2.2016年11月28日张传建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签订的《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制经营的客运班线经营须知》、编号为03合字【2017】03号《客运班车经济责任经营合同2015版》复印件各一份； 3.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复印件一份； 4.2017年3月3日《电汇凭证》复印件一张； 5.《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一张。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杨佑对张传建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不认可真实性，其中记载的桂Ｃ×××××在中午12:20从柳州发车至阳朔，不存在这一发车事实，而且下午15:20从阳朔发车至柳州的车辆是桂Ｂ×××××，结账票据是桂Ｃ×××××。桂Ｂ×××××在晚上18：30-19:00才到达柳州，就不再返程，第二天才返程。桂Ｃ×××××是早上10：00从阳朔至柳州之后，在下午13:30或者14:00才从柳州返程。车辆需要在路上跑3-4个小时才能到达，因为当时鹿寨至阳朔的高速还没有开通，柳州至阳朔需要经桂林下高速。所以对方车15:20从阳朔到柳州，就不可能在晚上18:20返程。 张传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至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足以显示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已经将桂Ｂ×××××的钱结算给杨佑了。杨佑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至5的真实性认可。对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出具的《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张传建认为没有意见，其内容属实,说明其陈述的也是事实；杨佑则表示不认可，其购买的桂Ｂ×××××车辆每天都有发车，所有显示和记录在桂Ｃ×××××名下的票款均是桂Ｂ×××××的票款，桂Ｂ×××××车辆的发车时间也是以桂Ｃ×××××来记录的，发车时间为下午14:20至15:30时间段的均为桂Ｂ×××××车辆在实际经营，在其购买桂Ｂ×××××车辆之前，桂Ｂ×××××车辆的票款一直是以桂Ｃ×××××车辆名义来结算的，这个票款结算的事情也是由张传建去沟通的，所以《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上只有桂Ｃ×××××的记录显示，没有桂Ｂ×××××的记录。 经质证，本院认为，张传建提交的证据1至4均有原件与之核对，本院对其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其证明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其证明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出具的《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本院在双方当事人对该份材料进行证据交换发表质证意见之前，询问双方“为何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11月2日、11月3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4日有发车的时间记录，但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均为0？”时？杨佑的回答称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张传建则回答称这个记录说明桂Ｂ×××××号车辆已经发车，但是无人乘坐，桂Ｂ×××××号车辆空载乘客走阳朔至柳州线。张传建还补充称其名下桂Ｃ×××××号车辆一般在早上的9:30分左右从阳朔发往柳州，下午15:00分左右返回至阳朔，在15:30分又再从阳朔发往柳州，桂Ｃ×××××号车辆有时候返程的时间来不及，其以名下另一台案外的桂Ｃ×××××号车辆顶班走下午从阳朔发往柳州线。从双方的上述回答来看，张传建的陈述意见与《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中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对该问题的解释意见相吻合，而且，该《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的内容与张传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该《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的内容予以认定。 针对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根据本院向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调取的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显示，并结合《关于张传建与杨佑之间合同纠纷一案调查函的回复函》，桂Ｂ×××××车辆并未实际营运，没有任何发车记录。桂Ｂ×××××号车辆在2016年5月有不连续的八次发车记录之后，直至2016年11月有九次发车记录，其他时间均没有发车的记录，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就桂Ｂ×××××号车辆与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作的收益结算款亦仅有不到5000元，可以说明桂Ｂ×××××号车辆确实正常营运的时间少。因此，张传建主张桂Ｂ×××××车辆停运，桂Ｂ×××××车辆实际营运时间少、收入少的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2.杨佑在一审时对其诉请要求张传建支付的款项33786元的构成，解释为总营业收入211786元-车辆转让款95000元-对方已付款70000元-对方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ＧＰＳ费13000元＝33786元。杨佑在一审时自认的张传建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ＧＰＳ费比张传建自认的金额要多，本院认定张传建主张其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ＧＰＳ费为10160.7元，至于该笔费用应由谁负担，本院将在下文予以分析阐述。3.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出具的《2016.5.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应结合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一并核对查看，只有在同时存在发车记录和检票记录的情况下才产生票款记录，若仅有发车记录没有检票记录的，为空载发车，未产生票款。从《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反映，桂Ｂ×××××号车辆只有在2016年5月1日、5月2日、5月3日、5月4日、5月7日、5月10日、5月16日、5月19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4日共计17天有发车的记录，其余时间均无发车记录，而且其中11月仅有发车记录，没有检票记录，无法证实该车辆是在正常载客营运的情况下出车。因此，杨佑主张《2016.5.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中记载于桂Ｃ×××××号车辆名下14：00、15：20和15:30三个时间段的票款金额属于桂Ｂ×××××号车辆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经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提供的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显示：1.桂Ｂ×××××号车辆在此期间的发车记录为：15:30ＰＭ发车的日期为2016年5月1日、5月2日、5月3日、5月4日、5月7日、5月10日；15:20ＰＭ发车的日期为2016年5月16日、5月19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4日。上述发车时间在11月份的“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记录均为“0”。2.桂Ｃ×××××号车辆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每日均有发车的记录，其中“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记载为“0”的仅有四次记录。3.没有桂Ｂ×××××车辆发车、检票、票款的任何记录。 根据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的解释说明，车站关于旅客的票款是以发车时间所对应的车牌号记入该车牌号名下，旅客在购票时，票面上仅显示发车的时间、路线、票价，不会显示车牌号，旅客购票后可以乘坐同一天同样线路的任一一班车辆出发，旅客上车时，车站会进行检票，票款计入该发车点的班次车辆，车辆的车主将凭票款结算单与车站对账结算。桂Ｂ×××××号车辆和桂Ｃ×××××号车辆的发车时间不一样，旅客上哪辆车，票款就记入那辆车名下，不存在桂Ｂ×××××号车辆的票款记入桂Ｃ×××××号车辆的情况。《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记载有发车时间，但“合计金额、检票数、结算金额”记载为“0”的是属于司机开空车、空载客从阳朔发往柳州。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对杨佑和张传建之间车辆转让的相关合同和事宜不知情。车辆总票款收益扣除应缴纳的基本费用之后，对于营运收入，由于桂Ｃ×××××车辆属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名下的车辆，其营运收入结算款支付至张传建个人账户，但桂Ｂ×××××车辆属于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车辆，该车辆的营运收入支付至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与桂Ｂ×××××车辆仅有2016年5月份的结算，营运收入实际结算金额为2974.4元，已汇入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 对于桂Ｃ×××××车辆在同一天会存在早上10点和下午14点（或下午15点20分或下午15点30分）从阳朔发往柳州的发车记录问题，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解释称，桂Ｃ×××××早上的发车定为其正班车发车时间，其他时间另有张传建名下的车辆在下午14点（或下午15点20分或下午15点30分）从阳朔发往柳州，具体车牌号不清楚，未在车站有登记，该票款会记入桂Ｃ×××××车辆名下。 张传建和杨佑均认可杨佑已付清桂Ｂ×××××号车辆的转让款，尚欠桂Ｂ×××××号车辆的转让款95000元。杨佑主张该笔费用从张传建应向其支付的营运收入中进行抵扣。杨佑主张其诉请要求张传建支付的款项33786元＝总营业收入211786元-车辆转让款95000元-对方已付款70000元-对方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ＧＰＳ费13000元。 杨佑和张传建均认可桂Ｃ×××××号车辆和桂Ｂ×××××号车辆的座位数分别为49座。 张传建在一审时所提的反诉诉请中关于要求支付的占用车辆转让费期间的利息仅主张至2019年5月1日，其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均未对此项诉请进行变更或增加。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杨佑要求张传建向其支付汽车款33786元是否合理有据？二、张传建主张杨佑支付桂Ｂ×××××号车辆转让款95000元及利息是否合理有据？三、张传建主张杨佑偿还其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ＧＰＳ费10160.7元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按照杨佑的主张，其诉请要求张传建支付的33786元是由总的营运收入减去其尚欠的车辆转让款、其应付的车辆管理费和ＧＰＳ费及张传建的付款。首先，杨佑应先就其主张的其可获得的总营运收入为211786元进行举证，但杨佑提交的《阳朔汽车总站扣费明细》是一份无人签字盖章确认的复印件，其陈述称该证据是由张传建的儿子从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财务处取得的，杨佑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该份没有标记车牌号、司机，亦没有张传建或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盖章确认的材料无法证实杨佑主张的其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营运收入为211786元。其次，根据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汽车总站出具的《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及《2016.5.1-2017.2.28止桂Ｃ×××××车票明细表》反映，在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桂Ｂ×××××号车辆有发车记录的只有2016年5月1日、5月2日、5月3日、5月4日、5月7日、5月10日、5月16日、5月19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4日，共计17天。其中5月的发车并非满载乘客发车，而11月的发车均为空载乘客发车，检票数为“0”。桂Ｂ×××××号车辆的票款收入明显不足1万元，杨佑主张《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中所有关于桂Ｃ×××××车辆的发车时间、检票数、票款金额的记录均是桂Ｂ×××××车辆的记录，但《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是电脑系统根据车辆进站发车，顾客凭票检票自动生成的数据，其主张不仅与桂Ｂ×××××号车辆的发车时间不符，亦明显不符合《桂Ｃ×××××、桂Ｂ×××××发车时间及票款金额统计表》所反映的桂Ｂ×××××号车辆载客发班的情况，杨佑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证实车站提供的数据存在错误或者不真实的情形，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双方在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仅约定由杨佑将2016年5月至9月期间的全部营收款给张传建作为车辆转让款予以充抵，并未约定桂Ｂ×××××号车辆营运产生的票款直接记入张传建名下桂Ｃ×××××号车辆的票款予以充抵，杨佑主张张传建名下桂Ｃ×××××号车辆的票款即为桂Ｂ×××××号车辆的缺乏合同依据。 据此，杨佑的举证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就桂Ｂ×××××号车辆其营运收入达211786元，杨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杨佑无法证实其营运收入大于其成本支出，杨佑主张张传建支付营运收入扣除成本支出后的剩余款33786元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杨佑和张传建签订的2016年5月1日的《车辆转让协议》是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杨佑认可其尚欠该份合同项下涉及的桂Ｂ×××××号车辆转让款95000元，同时亦认可桂Ｂ×××××号车辆从未实际营运，由于杨佑没有证据证实就桂Ｂ×××××号车辆其营运收入远大于其尚欠的车辆转让款95000元，且通过前述分析，杨佑亦未能证实桂Ｂ×××××号车辆实际产生的票款记入桂Ｃ×××××号车辆进行充抵，因此，杨佑提出转让款予以冲抵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今其仍尚欠车辆转让款95000元，杨佑应当向张传建支付该笔费用。 其次，从《车辆转让协议》的约定来看，关于杨佑尚欠的桂Ｂ×××××号车辆的转让款95000元，双方是约定由杨佑以其2016年5月至9月的营运收入支付，现杨佑至今未能支付剩余转让款确实给张传建造成了资金占有的损失，张传建主张杨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张传建主张从2016年5月1日开始起算利息不符合双方对营运收入取得的期待利益，其利息损失应当从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同时，张传建在一审提起反诉请求时仅要求支付至2019年5月1日止的利息损失，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均没有变更或增加该项诉讼请求，故张传建在二审上诉主张要求支付利息损失至杨佑实际支付完车款之日止已明显超出了其一审诉请的范围，属于在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的行为，又因双方未能就此达成调解协议，故本院对此在二审中不予处理。因此，杨佑应向张传建支付从2016年10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以95000元为基数，计至2019年5月1日止的利息损失。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杨佑认可张传建为其垫付了车辆管理费及GPS费，并在其主张的汽车款中自认大概有13000元的车辆管理费及GPS费作为其应付的成本予以扣除，现张传建主张垫付的车辆管理费及GPS费为10160.7元，杨佑应当向张传建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张传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查明新的事实，一审判决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4民初44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杨佑向上诉人张传建支付转让费95000元； 三、被上诉人杨佑向上诉人张传建支付利息损失（以9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6年10月1日起算至2019年5月1日止）； 四、被上诉人杨佑向上诉人张传建支付车辆管理费及GPS费10160.7元； 五、驳回上诉人张传建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被上诉人杨佑的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2.5元（被上诉人杨佑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16元（上诉人张传建已预交），共计1638.5元，由被上诉人杨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31元（上诉人张传建已预交），由被上诉人杨佑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苏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