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3行初11号 原告余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余波，男，汉族，1974年6月1日出生，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郑荣礼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郑荣礼，男，汉族，1949年8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幸相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幸相云，男，汉族，1943年6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幸相成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幸相成，男，汉族，1952年9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幸相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幸相文，男，汉族，1967年3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王朝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王朝明，男，汉族，1943年8月1日，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唐贵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唐贵平，男，汉族，1972年9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刘正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刘正云，男，汉族，1949年2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周顺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周顺云，男，汉族，1941年2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以上九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警伟，重庆星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九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廷国，重庆星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芙蓉中路**。 法定代表人卢红，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任奇志，女，汉族，1968年12月22日出生，重庆市武隆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分管副局长，住重庆市武隆区。 委托代理人杨梅，女，汉族，1994年1月20日出生，重庆市武隆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副科长，住重庆市武隆区。 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杜洪伦，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思言，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郑荣礼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成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王朝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唐贵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刘正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周顺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认为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林权变更登记法定职责，于2020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后依法通知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村民小组参加该案诉讼，并于2020年8月18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幸相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幸相文以及余波、郑荣礼、幸相云、幸相成、幸相文、王朝明、唐贵平、刘正云、周顺云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警伟、李廷国，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任奇志、杨梅，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组的法定代表人杜洪伦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思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波、郑荣礼、幸相云、幸相成、幸相文、王朝明、唐贵平、刘正云、周顺云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共同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违法；2、判决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限期作出处理决定。主要理由：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其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关于2019年11月19日由原告代理人刘警伟以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卢红区长邮寄的关于林权登记申请书后，截止2020年2月28日，未作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违法，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 原告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的证据有： 1、申请人为余波、郑荣礼、幸相云、幸相成、幸相文、王朝明、唐贵平、刘正云、周顺云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申请书； 2、余波、郑荣礼、幸相云、幸相成、幸相文、王朝明、唐贵平、刘正云、周顺云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3、寄件人为刘警伟，收件人为卢红区长、收件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的EMS快递回执复印件； 4、武隆林证字（2007）第2308060XXXX号林权证复印件一份； 5、申请日期为2006年12月30日，申请单位（个人）为余波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复印件两份； 6、权利人（签章）为余波的林权勘测界定书复印件三份； 7、权属证明复印件两份； 以上六组证据拟证明：原武隆县人民政府在颁发林权证时把权利人登记错误，不应填写雷家湾小组，而应填写余波等九人。林权登记是武隆区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武隆区人民政府在限期内应当予以纠正而未作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不作为。 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未向其提出申请，不存在其行政不作为的前提。经查，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2019年11月19日后的来信来件登记均无原告及其代理人的申请材料，其政府未收到过原告邮寄的“申请”。原告起诉状中称其向卢红个人邮寄了“申请”，卢红虽有区长身份，但其个人信件并不由其政府工作机构代收，卢红个人也无为原告办理林权登记的法定义务；2、根据原告起诉状中的描述，原告申请的内容为两项，第一项内容实质是申请林权变更登记，根据《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林权变更登记应向林权登记机关申请，而不应向其政府申请，更不应向卢红区长个人申请。第二项内容，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政府存在某些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造成其损失25万元的事实存在，其政府不具有直接履行变更登记的法定职责。综上，原告未向其政府提交过任何履行行政职责的申请，其政府也不具有履行原告申请内容的法定职责，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村民小组辩称，原告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将本案争议申请被告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只有双方之间共同对林地林木的权属发生争议的，才由相应的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而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对共同的权属发生争议。原告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申请被告政府对林权证变更登记的行为依法属于对农村土地承包争议范围。本案争议依法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故原告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未向法庭举示证据。 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村民小组也未向法庭举示证据。 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反而证明了原告没有向其政府邮寄过申请，其政府并没有收到原告的申请。也证明了原告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林权登记申请。 第三人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核桃坪村锅圈村民小组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余波在填写林权证时是村文书，村社的公章是他在保管。原告方提交的登记表、申请表、勘测界定书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林权证登记为原告九户人是不真实的。对林权登记申请表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林权申请书、快递回执是原告写的，只能证明向被告政府发送过申请。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和审查，可以归纳认定如下的案件事实： 2019年11月19日，原告余波、幸相文、郑荣礼、幸相云、幸相成、王朝明、唐贵平、刘正云、周顺云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警伟曾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区长卢红个人通过EMS邮寄快递一份，第二天（即2019年11月20日）该EMS快递显示妥投。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诉称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其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于2019年11月19日通过EMS方式邮寄的申请书后，截止2020年2月28日，未作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违法。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辩称其政府并未收到上述申请书。经审查，刘警伟2019年11月19日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区长卢红个人通过EMS邮寄快递一份属实（有EMS邮寄快递为凭），但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在2019年11月19日是否委托刘警伟邮寄申请书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印证，而刘警伟邮寄的快递里面是不是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该案申请书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印证。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答辩提出其政府没有收到刘警伟邮寄的上述快递，且还到其单位的收发室、卢红区长的秘书等处进行了查找，均无该邮寄快递。 另查明：2019年11月1日，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拟向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写出书面《申请书》，请求将武隆林证字（2007）第2308060XXXX号林权证中“林地使用权利人雷家湾小组”更正为“林地使用权利人余波等九户”，将“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利人雷家湾小组”更正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利人余波等九户”，将“东至桐麻湾界”更正为“东至河边”；同时，提出要求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25万元。 本院认为，该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是否收到原告余波等九人提交的书面申请；2、原告提出的变更申请是不是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3、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该不该赔偿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25万元的经济损失；4、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是否给原告指明该案申请变更的途径、程序，以及应找谁申请办理该案林权变更申请。 从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提交的寄件人为刘警伟，收件人为卢红区长、收件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的EMS快递回执复印件上看，该快递回执虽然能够证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警伟曾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区长卢红个人寄送过快递一份，但该快递里面装的内容是什么不清楚，不能证明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已经向卢红区长个人邮寄了林权登记申请书，也不能证明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已经向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邮寄了林权登记申请书，更不能证明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林业主管部门提出了林权登记申请。因此，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提出“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其林权登记的申请后不予处理，以及林权登记是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从该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单凭其举示的上述EMS快递回执复印件一份不足以证明自己已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区长卢红个人、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书面的林权变更登记申请书，且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又明确提出其单位及区长卢红个人没有收到该申请书，本院对此也未收集到其它相关的证据，而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又没有提供其它相应、充分的证据予以印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工作。乡级人民政府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以及《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第二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林权登记包括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该办法第六条还规定“林权发生变更的，林权权利人应当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由此可见，按照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林权变更登记应当直接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因此，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提出该案中的林地权属变更是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 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诉称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应当赔偿25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对此并未提供相应、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损失已经发生，而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对此损失也不予认可。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又不能确认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给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造成经济损失25万元的事实存在，故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要求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赔偿其25万元经济损失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已经向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指明了该案林权变更登记的途径、程序，以及该找谁办理变更申请。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对该事实也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起诉“请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违法，并判决被告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赔偿其25万元经济损失”的理由，因无相应、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郑荣礼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成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幸相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王朝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唐贵平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刘正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周顺云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波等九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斌 审 判 员  陈胜友 人民陪审员  詹前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杨丽彦 书 记 员  尹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