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3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榕，男，198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标、吴艳秋，福建嘉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玫城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天桥广场（天业中心）主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243534868355。 法定代表人：亓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雪生、俞素娴，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福州懋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高景商贸中心****写字楼**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3156696733。 法定代表人：叶岚。 原审被告：叶岚，女，198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魏榕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玫城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玫城公司”）、原审被告福州懋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懋光公司”）、叶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0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独任审理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玫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首先，案涉《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2018年5月1日至12月17日，玫城公司累计供货金额为1026551.5元，该金额与协议第二条所载金额1036564元不一致，存在计算错误，应当扣减10012.5元。玫城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编造了2018年5月份前曾向懋光公司供货4005斤，单价21元/斤，总计84105元的事实，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上，以上诉人对债务的审核应更为谨慎为由，作出的认定有误。其次，一审法院仅凭玫城公司单方陈述所认定的交易流程有误。真实的交易流程为懋光公司与玫城公司电话沟通好所要的商品及数量，谈妥价格及金额后，玫城公司备货，随后向玫城公司快递邮寄《采购单》，玫城公司通过物流发货，由叶岚验收合格方予收货，并向玫城公司出具《收货确认单》，一审中，上诉人亦向法庭陈述了前述交易流程。第三，一审法院关于补充协议签订后，玫城公司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期间继续依懋光公司发送的采购单供应货物，并应懋光公司的申请退还货物，该期间供应货物计490772.5元的认定有误。1、2019年1-3月，懋光公司并未向玫城公司下单，玫城公司提交的订单系其自电脑系统中所下载，且无证据证明邮件相对方为祝国云。此外，玫城公司提供的懋光公司于2019年1月采购单总额为189500元，但其诉称金额为77112.5元，2月份采购单总额为111000元，但玫城公司称其发货154660元，3月份采购单总额为185000元，玫城公司称为259000元。即，三个月采购单总数与单月采购数均不相符，故而是不真实的。2、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花蕾采购协议》第四条第2款之约定，若玫城公司有发货，懋光公司均会出具《收货确认单》予以确认，但玫城公司未能提供前述批次的《收货确认单》，故不能证明其于2019年1月至3月有向懋光公司供货以及供货的数量。3、玫城公司所提供的物流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该物流单亦无法证明懋光公司有收到货物以及货物的具体数量及价值。此外，物流单体现签收人员为陈英，陈英并非懋光公司员工，玫城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为懋光公司指定签收人。4、懋光公司所支付的77112.5元及30000元款项系用于支付《合同补充协议》项下欠款。第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将2019年3月1日禅谷静公司的订单金额计入本案讼争货款金额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就731014元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误。1、上诉人于《合同补充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字，故仅就《合同补充协议》未付部分货款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扩大其保证担保的范围，《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确定的未付货款金额为547354元，扣减计算错误的10012.5元，以及懋光公司已支付的307112.5元，故上诉人仅就未付货款230229元及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2、担保有两种形式，一为最高额担保，二为普通担保，本案不属于最高额担保，但普通担保的前提是债权数额明确。即便2019年的交易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就2019年的交易承担担保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送达存在程序性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留置送达所适用的条件，即，仅在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方能采用留置方式送达，而本案中，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58号高景商贸中心六层A区写字楼33室系懋光公司注册地址，而非实际办公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津泰新村13座305单元系叶岚身份证地址，亦非实际居住地址。在二者并未居住在前述地址的情况下，拒绝签收无从谈起，故本案采用留置送达是错误的，损害了懋光公司、叶岚的诉讼权利。 玫城公司辩称，一、各方于2018年12月17日就前期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相关数据经由各方核查，不存在错误。1、《花蕾采购协议》签订前，懋光公司曾以21元/斤向玫城公司采购了4005斤干花蕾，在协议签订后，单价调整为18.5元/斤，该调价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协议系由魏榕作为采购负责人代表懋光公司与玫城公司所签订，合同履行过程中，大部分货款亦系由魏榕账户向玫城公司支付，其对于合同履行过程是充分知悉的。2、《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确认的累计供货价值1036564元系各方核实后予以确认的，并非计算错误，且在确认供货总额后，各方进一步就已付货款、欠付货款及欠款构成进行了确认，相关款项总和与1036564元完全一致。3、《合同补充协议》系各方对合同履行情况的对账确认，如一审法院所认定，懋光公司、魏榕、叶岚作为债务人，对债务的审查应更为谨慎，魏榕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以没有注意到为由，否定各方书面确认的事实，不能成立。二、玫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的交易方式，该交易方式与合同约定、交易习惯一致。魏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定该交易方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玫城公司位于山东济南，懋光公司位于福建福州，双方通过电子媒介进行订单采购符合交易习惯及商业效益原则。根据《花蕾采购协议》第三条，双方约定了通过懋光公司向玫城公司传送加盖公章的《采购单》的方式进行下单采购。从合同的履行上看，采购订单均是以懋光公司名义进行，由懋光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且均是由懋光公司祝国云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下单采购，该方式符合合同约定。且玫城公司提供的加盖有物流公司印鉴的发货单在时间上、重量上均与懋光公司下单时间、采购数量完全吻合。三、玫城公司提交的采购订单、物流凭证、汇款凭证足以证明2019年1月至3月向懋光公司供货的事实，一审法院关于2019年1月至3月供货情况的认定是正确的。1、案涉《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足以证明补充协议签订之时，懋光公司仍然具备采购需求。2、2019年1月期间，玫城公司总计供货78500元，扣除懋光公司退回总价1387.5元的75斤干花蕾后，玫城公司当月实际供货77112.5元，而付款期限届满后，懋光公司支付77112.5元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对于采购方式、合同的履行是认可的。3、魏榕以未有《收货确认单》为由否认供货事实，不能成立，懋光公司不提供《收货确认单》的行为本身已构成违约，且合同亦约定若懋光公司逾期拒不出具《收货确认单》，则视为供货合格。四、一审法院将禅谷静公司的订单金额计入讼争货款金额是正确的。玫城公司与禅谷静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相关采购单落款单位亦为懋光公司，该订单亦系由祝国云邮件所发送，与此前下单方式一致。而禅谷静公司系魏榕一人公司，主要人员为叶岚、魏榕，两家公司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一定的主体混同，且懋光公司对该订单的收货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五、一审法院关于担保责任的认定正确。1、《合同补充协议》系《花蕾采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所调整、指向的是两家公司之间基于花蕾采购产生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系因懋光公司未能依约付款，且在拖欠货款的情况下仍然要求供货。因此懋光公司股东叶岚、魏榕作为担保人，该担保不仅是承诺还清协议签订之前的货款，更是对懋光公司将来履约的保证。3、补充协议不仅对拖欠的货款进行了确认，亦对退换货情况、合同价款是否含税等原合同没有约定的内容进行了约定，故叶岚、魏榕的担保亦是补充了原合同的保证责任。4、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九条之约定，叶岚、魏榕系对懋光公司与玫城公司之间就花蕾采购买卖关系项下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有效。玫城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懋光公司、叶岚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一审法院多次与二者联系，告知案件情况并通知限期领取诉讼文书，但二者拒绝配合文书送达。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以邮寄方式向叶岚户籍地址、懋光公司注册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但二者拒绝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在已视为送达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直接送达。懋光公司、叶岚在充分知晓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拒收法律文书，拒绝出庭应诉，系自愿放弃答辩的权利。 懋光公司、叶岚未作答辩。 玫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懋光公司支付货款731014元并支付违约金（以54735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按照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以12466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9日起按照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以259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照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叶岚、魏榕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懋光公司、叶岚、魏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懋光公司于2018年5月前向玫城公司采购花蕾4005斤，单价21元/斤，计84105元。之后，双方于2018年5月1日订立了《花蕾采购协议》，约定：懋光公司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向玫城公司采购花蕾，单价3.7万元/吨，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产品供应价格；付款方式为月结，每月5号对上月发货明细进行对账，懋光公司于28号前结算上月货款；懋光公司拖欠货款费用超过一周，懋光公司支付该批次货款金额的千分之二的违约金；协议期内，于每批订货时签订合同产品《采购单》，商定发货品种、数量、发货方式等，经懋光公司签章后传至玫城公司确认后进行发货，懋光公司收货需每次于《收货确认单》上签字并加盖有效印鉴。该协议附件有《收货确认单》、《合同产品采购单》。 后，懋光公司工作人员祝国云通过电子邮箱向玫城公司发送《采购单》确定采购商品、数量、单价及金额，玫城公司通过物流发货，由懋光公司指定人员陈英签收，双方结算后，由魏榕和祝国云等人通过个人账户支付货款。 2018年12月17日，玫城公司与懋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确认：1.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17日止，玫城公司已累计向懋光公司供货：单价18.5元/斤的干花蕾54545斤，单价90元/斤的干花冠190斤，其中玫城公司垫付运费两笔179-190=369元，懋光公司对所供产品的质量、数量积规格等均无异议。2.累计供货价值1036564元，已支付货款489210元，尚欠547354元，其中394664元为2018年9、10月应收账款，4690元为2018年11月应收账款，148000元为2018年12月应收账款。3.懋光公司承诺所欠货款547354元于2019年9月30日全部清偿，具体汇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清偿5万元；2019年1月17日清偿5万元；2019年2月28日清偿10万元；2019年3月31日清偿10万元；2019年4月30日清偿10万元；2019年5月30日清偿147354元。逾期一日按所欠货款总额547354元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子韵茗茶”法人叶岚及业务联系人魏榕个人自愿为合同项下所有货款及违约金、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均为懋光公司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4.在懋光公司清偿上述款项之前，2019年1月1日起，新订单继续执行原合同条款，订单下单后次月28日前结清上月货款。5.已经退货未补发未结算订单，货款于发货后次月28日前结清，具体明细为2018年9月14日退回75斤干花蕾，合计货款1387.5元；2018年10月14日退回105斤干花蕾，合计货款1942.5元；2018年10月23日退回105斤干花蕾，合计货款1942.5元。子韵茗茶法人叶岚、子韵茗茶业务魏榕以担保人身份签署该协议。 补充协议签订后，玫城公司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期间继续依懋光公司发送的采购单供应货物，并应懋光公司的申请退换货物，该期间供应货物计490772.5元。 经查，玫城公司收款情况如下：2018年5月24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收款489120元，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收款240000元，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收款67112.5元。 一审法院认为：懋光公司与玫城公司签署的《花蕾采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玫城公司交付货物后，买受人懋光公司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懋光公司未按采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经核算，懋光公司尚欠玫城公司货款合计731014元，对此，懋光公司应当予以偿还。协议约定，懋光公司拖欠货款，应支付货款金额的千分之二的违约金。魏榕抗辩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结合本案，虽然双方均未对玫城公司诉讼之外的损失进行举证，但是玫城公司系一家以贸易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懋光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必然造成的玫城公司的经营资金被占用，故玫城公司的实际损失除了诉讼成本损失外应当还有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在综合玫城公司因履约垫付的经营成本、可期待的合理利润等因素后，一审法院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玫城公司要求叶岚、魏榕对懋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依据为《补充协议》所涉的保证范围包括补充协议确认的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17日期间的债务及协议签订后新订单项下的债务。魏榕抗辩其仅对《补充协议》确认的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17日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双方当事人对《补充协议》约定的叶岚及魏榕为“本合同项下所有货款及违约金、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的“本合同项下”条款的理解有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在懋光公司未清偿货款的情况下，玫城公司仍继续向其供货，且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在乙方清偿上述款项之前，2019年1月1日起，新订单继续执行原合同条款，订单下单后次月28号前结清上月货款”，叶岚及魏榕在《补充协议》中的保证承诺不仅是对已供货和欠款作保证，更对将来的履约进行担保，“本合同项下”所有货款不仅包括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17日期间的产生的货款还包括协议签订后新订单产生的货款。叶岚、魏榕的保证范围应当包括懋光公司与玫城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花蕾采购协议项下的未付款、违约金、损失等。因此，一审法院对玫城公司要求叶岚、魏榕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懋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玫城公司货款731014元，并支付违约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以54735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2466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自259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叶岚、魏榕对上述判决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玫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34元，减半收取计6067元，由懋光公司、叶岚、魏榕共同负担。保全费4670元，由懋光公司、叶岚、魏榕共同负担。 二审中，玫城公司向本院提交1组证明资料，即百川物流货物托运单原件一份。经审查，该证据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但玫城公司一审时已提交了该货物托运单的复印件，该证据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花蕾采购协议》附件一《收货确认单》备注第2条载明“接到通知收货后一天内请验收，验收无误，则须填写《收货确认单》确认已收货及验收合格，然后回传到我公司；如收到货一天后，没有提出异议和没有回传《收货确认单》则视作已经收货并验收合格”。 玫城公司于一审庭审过程中称“我方在诉状中2019年1-3月份的货值是根据我方向法庭提供的物流单所记载的发货时间进行区分，在这过程中，若发生退换货，我方先扣除退货的货款，在实际补发的月份记录货值。2019年1月4号收到被1退货75斤，1月10号订单在2019年1月14日发出，2019年1月16日90斤的订单在1月16日通过顺丰快递发出，2019年1月21日的1000斤订单在1月23日发出。所以1月份发货总体情况是这三笔订单总额减去退货的价值1387.5元，即为77112.5元。1月份发的货，货款在2月份结算。2019年1月11日6000斤的订单，是在2019年2月13日通过百川物流发送的，该订单是计入2月份的货款，物流单中所写件数318件，每件10KG，本次发送其实是6360斤，多发的360斤其实是补发被1在2018年的退货，该退货在《补充协议》中已有列明，再加上一月份的75斤，共360斤。在2019年2月份发货总额是1月11日的6000斤以及补发的360斤，再加上2月25日发出的2000斤，一共是154660元。3月份就是按照实际发货的时间日期计算。” 上诉人魏榕于二审调查过程中表示：其并非懋光公司公司股东，无法与懋光公司、叶岚取得联系，禅谷静公司与懋光公司并无关联。《采购单》既非懋光公司下单亦非禅谷静公司下单，当事人陈述没有盖过章。之前的交易模式并非线上交易，曾有通过快递方式向玫城公司下单。懋光公司的收货人系叶岚而非陈英。 又查明，禅谷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魏榕，监事为叶岚。 此外，一审法院在送达应诉材料前，于2019年7月20日曾电联懋光公司、叶岚（电话号码180××××8689，该号码经魏榕确认，且确能与叶岚取得联系），叶岚明确表示同意到院领取应诉材料，但嗣后其并未来院领取。魏榕于2019年7月30日至一审法院领取应诉材料时主动提出代懋光公司、叶岚领取相关材料。为此，一审法院电联叶岚，叶岚明确告知委托并同意由魏榕代为领取材料。后，魏榕于三份送达回证中签字。次日，魏榕以联系不上叶岚，无法转交材料，“我口误，以为我可以代领”为由，要求将所代领的应诉材料退回一审法院。一审法院2019年7月31日与魏榕的谈话笔录体现，一审法院询问魏榕“有没有叶岚的联系方式，公司的联系地址在哪里？”魏榕表示“有，叶岚的联系电话是180××××8689，公司地址在，公司地址在福州市台江区o;一审法院当场电联叶岚，询问其何时到院领取材料，叶岚表示“考虑看看”后挂断通话，自此不再接听法院电话。后一审法院向叶岚户籍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富力中心******）寄送应诉材料，但相关邮件均被退件。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的同时，于2019年8月13日前往叶岚户籍地址户籍地址，鼓楼区津泰新村13座305单元向叶岚及懋光公司进行留置送达，并将留置送达相关事宜通过福建法院审判信息系统以短信方式告知叶岚。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之时玫城公司累计供货金额的问题。虽然根据该协议第一条的记载，累计供货价值应为1026551.5元，但协议第二条明确载明“甲方（玫城公司）已向乙方（懋光公司）累计供货价值共计1036564元，乙方已支付甲方货款共计489210元，尚欠甲方货款547354元整。其中394664元为2018年9月-10月应收账款。4690元为2018年11月应收账款。148000元为2018年12月应收账款。”即，协议第二条在确认累计供货金额的同时，进一步就懋光公司已付款金额、欠款金额及欠款的具体构成进行了确认，且前后金额吻合。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魏榕仅以计算错误为由否定协议关于累计供货金额的确认，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魏榕主张玫城公司、懋光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为电话沟通好商品、数量、价格后，懋光公司向玫城公司快递邮寄《采购单》，玫城公司通过物流发货，由叶岚验收并出具《收货确认单》。但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前述关于交易流程的主张，其既未提交懋光公司向玫城公司邮寄《采购单》的相关凭据，亦未举证证明叶岚方为懋光公司收货人。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交易流程的认定符合在案证据及客观事实。 关于2019年1月至3月，玫城公司是否实际供货的问题。就此，玫城公司提交了采购单、物流凭证、邮件公证书等证据佐证其已实际供货。魏榕辩称《采购单》既非懋光公司下单亦非禅谷静公司下单，但其对《采购单》中懋光公司、禅谷静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亦未申请鉴定，故对其前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魏榕主张玫城公司未能提供懋光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单》，不能证明其于2019年1月至3月确有实际供货。但本院注意到，《花蕾采购协议》附件一《收货确认单》备注第2条载明“接到通知收货后一天内请验收，验收无误，则须填写《收货确认单》确认已收货及验收合格，然后回传到我公司；如收到货一天后，没有提出异议和没有回传《收货确认单》则视作已经收货并验收合格”。即，根据双方的约定，验收货物之后填写《收货确认单》系懋光公司的合同义务，若懋光公司未回传《收货确认单》，则视作其已经收货并验收合格。在玫城公司就已实际供货进行了初步举证的情况下，魏榕以其未能提交《收货确认单》为由抗辩玫城公司关于已实际供货的主张，依据不足。此外，魏榕主张《采购单》显示的采购金额与玫城公司主张的供货金额不符。经核算，玫城公司提交的《采购单》体现2019年1至3月采购总金额为485500元，而玫城公司主张此期间的供货金额为490772.5元，二者之间相差5272.5元，该金额与《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所列已退货未补发的货款金额完全一致，且玫城公司于一审中已就2019年1至3月每月的实际发货数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与在案证据物流凭证亦可相互印证，故本院采信玫城公司关于2019年1月至3月供货金额的主张。 关于2019年3月1日禅谷静公司的订单金额是否应当计入本案讼争货款金额的问题。本院注意到，魏榕作为禅谷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于2019年3月1日《采购单》中禅谷静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抗辩称“当事人陈述没有盖过章”，若禅谷静公司与玫城公司另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有能力就此举证证明，在其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结合《采购单》系由采购单位加盖印章出具，且该《采购单》与在案其他懋光公司的《采购单》均系由祝国云邮箱所发送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将该份《采购单》项下货款金额计入本案讼争货款金额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的担保责任的问题。魏榕主张其仅就《合同补充协议》中未付货款230229元及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但案涉《合同补充协议》在确认懋光公司此前结欠的货款金额的同时，亦就双方2019年1月1日之后新订单的执行进行了约定。而协议约定叶岚、魏榕系为“本合同项下所有货款及违约金、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非仅就此前结欠的货款承担担保责任。故魏榕的相关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的问题。懋光公司、叶岚明知一审法院向其送达应诉材料，却故意逃避、拒绝法院的送达。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关于“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以及第九条关于“依第八条规定仍不能确认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住址为送达地址，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之规定，向叶岚户籍地址户籍地址、注册地址以、注册地址以及魏榕确认的懋光公司地址寄送应诉材料达的同时向叶岚、懋光公司进行留置送达，相关送达程序合法。魏榕关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魏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34元，由魏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魏 昀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郑菡君 书 记 员  邵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