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327号原告：董国民，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贺平忠，男，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被告：罗易华，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原告董国民与被告贺平忠、罗易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被告贺平忠、罗易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国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车辆转让费19000元；2.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停运损失费3万元（停运共5个月，估6000元/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贺平忠是贺水军的妹夫，两人均在广州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两人以贺水军的名义与增城市百花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下称：百花公司）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承包粤Ａ×××**出租车，并由贺平忠与贺水军轮流驾驶。之后贺水军退出营运，粤Ａ×××**出租车由贺平忠与罗易华共同营运，时长不足两个月。2017年2月，贺平忠与罗易华分别将其承包的粤Ａ×××**出租车的半台转让给原告经营，原告共支出转让费共19000元（其中贺平忠9000元，罗易华10000元）。贺平忠在转让半台车时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转让前一切事由及违章归贺平忠负责，转让后一切事由及违章由董国民负责，双方同意一致”。罗易华在转让半台车给原告时双方是口头协商未签订书面协议。之后，涉案车辆由原告一人负责营运。粤Ａ×××**出租车在转包后，被告将车辆及工作手机交付给原告，并由原告按月向百花公司交纳出租车承包费。至2017年4月26日，该车辆在百花公司新塘分公司内被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查扣，后来原告才得知该车辆的计价器不合格。车辆一直被扣留至2017年10月份，被告贺水军、百花公司才去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处理该违章行为。涉案出租车因计价器不合格，造成车辆无法使用，导致原告5个多月无法营运，损失5个多月的停运损失费。原告认为，其从贺平忠、罗易华处受让了涉案出租车承包经营权，该车最初是以贺水军的名义从百花公司承包的，故百花公司是总的发包人，而且其从贺平忠、罗易华处转包时，百花公司是知情的，每月都是百花公司打电话通知其缴纳承包费的，查验计价器时也是百花公司通知其的，而贺水军、贺平忠、罗易华都是转包人，其是承包人，其与各被告均存在合同关系。且贺水军、贺平忠、罗易华都是车辆营运人，车辆计价器不合格被扣留无法营运导致的停运损失费，应由其共同赔偿；百花公司作为该车辆的监督管理人，是计价器的管理者，但其没有妥善履行车辆管理责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该出租车已被百花公司收回，原告被收取的转让费就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贺平忠辩称：一、涉案出租车不是我的，是百花公司名下，我与原告之间没有承包关系，我只是营运了一段时间而已，而且我转让的是车辆经营权而已。我在营运一段时间后就在出租车朋友圈发信息打算将车子转出去，原告后来就联系我，我就以9000元价格转给了原告，转让后车子每月租金由原告交纳。事实上，我只是收取了原告的车辆转让费7000元，罗易华帮我转交了2000元租金。二、我老表罗易华与我一起营运了涉案出租车两个月时间，从2016年11月开始。2017年2月6日，我将其中半台车转给了原告，原告又与罗易华一起营运了一个多月，后来其又从罗易华那里拿下了整台车。我将半台车转给原告的时候，原告也一起开过一段时间，其确认是可以盈利的，但我不清楚原告具体何时与罗易华就另外半台车达成转让的。三、我与原告转让半台车时是有签订了一份协议，我是正常转让的，而且当初我怕原告开两天又说不开了要将车子退回给我，才让原告写一份协议，协议约定转让前的一切事由及违章由我负责，转让后就由原告负责，现在车辆已经交付给了原告，我也没有改动过车辆计价器，车子在我开的时候一切正常，从没有收到过乘客的投诉说计价器有问题。原告应该是在承包整台车开了一个多月后就因违规被扣了，我将半台车转让之后就退出了，之后事情我都不清楚，车辆被扣与我无关。四、我在营运期间也是交了10000元押金给百花公司的，涉案出租车我开了半年时间，其中燃油补贴有4400多元我一分钱没有拿到。原告在转车的时候支付给我的款项其实就相当于其交给百花公司的押金，现在车子违规被扣，押金也被扣收了，相当于我是没有拿过原告的钱，反倒我还亏了1000元，因为我押的是10000元，原告就给了我9000元。被告罗易华辩称：一、我不同意返还转让款，当初我也是交了10000元押金给贺水军的，然后贺水军是将押金交给了百花公司。停运损失费与我无关，车子在我营运期间产生的违规我负责，现在是在原告营运的时候产生的违规，应该由其自行负责，与我无关，而且车子在我开的那段时间无接到任何乘客投诉。二、贺平忠在将半台车转给原告后，我与原告一起开了一个多月时间，早晚班轮流开。后来，我将另外半台车转给原告，双方是口头转让的，没有签订协议，且双方口头也说过转让前的责任我承担，转让后一切责任由原告承担，后来原告就支付给我10000元，我把车钥匙给了原告后就回老家工作了，之后的事情都不清楚。我没有改动过车辆计价器。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7日，百花公司（甲方、发包方）与贺水军（乙方、承包方）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具备营运资格的粤Ａ×××**北京现代牌出租车承包给乙方，承包期从2016年8月7日至2021年1月5日止，承包期内乙方每月向甲方缴纳承包款5900元，签订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缴交合同保证金20000元。乙方在合同期内要求转让合同的，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按甲方要求办理有关手续，乙方须支付违约金2000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在合同期限届满前，转聘任何其他第三人作为该承包车辆司机的，属于严重违反甲方规章管理制度，甲方可以解除合同，收回乙方承包的车辆，没收合同保证金，如因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应当另行赔偿，等等条款内容。贺平忠是贺水军的妹夫，罗易华是贺平忠的表兄弟。贺水军在2016年8月7日从百花公司承包了粤Ａ×××**出租车后，与其妹夫贺平忠共同营运一个星期，贺水军在退出后请了另外一个同乡朋友与贺平忠一起营运约两三个月。2016年11月，粤Ａ×××**出租车变为由贺平忠与罗易华共同营运，早、晚班轮班驾驶约两个月。2017年2月6日，贺平忠与董国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兹有粤Ａ×××**百花出租车半台转让给董国民，转让前一切事由及违章归贺平忠负责，转让后一切事由及违章由董国民负责。双方同意一致。”之后，粤Ａ×××**出租车由董国民与罗易华共同营运了一个多月，早、晚班轮班驾驶。2017年3月，董国民与罗易华又达成口头协议，罗易华将粤Ａ×××**出租车的剩余半台也转让给董国民。董国民向贺平忠支付9000元、向罗易华支付10000元，并主张该19000元（9000元+10000元）为粤Ａ×××**出租车的转让费。董国民转包受让了整台出租车后，由其一个人负责营运，从早上开车到晚上9点，并由其向百花公司交纳每月车辆承包款。贺平忠确认前述9000元其实际收款7000元（因在半个月后支付了2000元租金），罗易华确认收到10000元，贺平忠与罗易华均认为其收到原告所谓的车辆转让费不应定性为转让费，应属于其交给百花公司的车辆押金（或称保证金）的换位，如果是转让费的话是要收取利润的，但是其各自在向董国民转让车子的时候并未收取利润，而且贺平忠还以10000元少1000元的价格低价转让的，是亏本的，因此，董国民所谓的转让费就相当于前手司机中途退出粤Ａ×××**出租车的营运然后拿回属于各自的押金份额而已。2017年4月26日，根据乘客举报投诉，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在百花公司新塘分公司内对涉案粤Ａ×××**出租车进行执行检查，发现粤Ａ×××**出租车的计价器内部被改动，经广州市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检定、出具检验报告认定该计价器不合格。2017年6月7日，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穗增）质监罚字（2017）06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百花公司处以责令停止使用并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及罚款的行政处罚措施。2017年7月22日，百花公司出具《解除承包合同说明》，载明：“兹有百花公司粤Ａ×××**出租车辆承包者贺水军（身份证号码为），私自聘请第三人进行营运，导致车辆于2017年4月26日因车辆计费器违章被扣计费器，期间，承包人一直不缴纳承包款，经公司管理人员多次催促仍不配合办理车辆计费器解押手续，致使车辆停运至2017年7月22日。承包者贺水军的行为严重违反承包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十条第（一）款第13项、第（二）款第5项、第十一条第（六）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五）款第4、7、9项、第（九）款的规定，现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贺水军签订的粤Ａ×××**承包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没收合同保证金，并追究因此带给公司的各项损失，包括且不限于本次营运违章和车辆其他的交通违章损失。”基于同一事实与理由，在此次诉讼之前，董国民曾提起过两次诉讼。第一次是于2018年9月20日向本院起诉，所列被告为百花公司、贺水军，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粤0118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驳回董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董国民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因董国民未在规定的期间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年5月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8769号终审裁定书，按董国民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第二次是于2019年6月24日，所列被告为贺平忠、贺水军、百花公司，因董国民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诉讼费，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521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按董国民撤诉处理。此次诉讼为第三次诉讼，董国民最初所列本案被告还有贺水军、百花公司，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裁定书，以重复起诉为据依法驳回了董国民对贺水军、百花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书于2020年7月4日送达董国民后其未上诉，并于2020年7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庭审中，原告明确本案系基于违约而非侵权要求各被告向其支付车辆转让费和停运损失费；并陈述其与贺平忠签订的书面《协议书》中的“一切事由与违章”指的是交通事故与违章，不包括扣车的内容。罗易华自认与董国民之间就粤Ａ×××**出租车转让存在口头协议；并陈述在转让时其与董国民口头约定车子转让前一切责任由其负担，转让后的一切责任由董国民负担，董国民亦回应称转让出租车的行规都会如此约定的。以上事实，有出租车承包合同、协议书、收据、（2018）粤0118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8769号民事裁定书、（2019）粤0118民初521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裁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承包合同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主张与两被告就粤Ａ×××**出租车营运存在转包协议关系，并提供与贺平忠签订的协议书，鉴于贺平忠对协议书不持异议，及罗易华亦自认与董国民存在口头转让协议，前述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可撤销等情形，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车辆转让费。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车辆转让费和停运损失费的事实依据是粤Ａ×××**出租车因被乘客投诉计价器不合格而被质监局行政扣留检验致使其失去运营权，但粤Ａ×××**出租车在2017年4月26日交付检测前，系由董国民一人使用，现两被告均否认改动过计价器，董国民也未有证据证明两被告在向其交付案涉出租车时存在计价器改动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告在与两被告达成0.5台出租车营运权转让协议时有书面或口头约定转让前的一切事由（或责任）由转让人即两被告负担，转让后由原告负担，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亦符合动产交付风险随之转移规则，原告主张前述约定不包含扣车，而指交通事故和违章，与约定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从两被告处各受让0.5台粤Ａ×××**出租车的运营权后，其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应对计价器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综上，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车辆转让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停运损失费。粤Ａ×××**出租车未能投入实际运营的直接原因在于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因车辆计价器问题对其进行扣留检验，与上同理，在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计价器改动与两被告有关的情况下，原告主张两被告返还停运损失费，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原告董国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衡芳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人民陪审员  石一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黎剑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