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25民初1094号 原告：郭某，女，1971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成宇，安徽戴文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男，1964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 被告：霍山县耀华幼儿园，住所地安徽省霍山县经济开发区一隆路万象城隔壁。 法定代表人：赵某。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丁白贺，安徽中特（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某诉被告赵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据原告郭某的申请，追加了霍山县耀华幼儿园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与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成宇，被告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白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赵某给付郭某转让款11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郭某对第1项诉请进行变更，变更后的诉请：1.依法确认郭某在霍山县耀华幼儿园享有1%的股份；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郭某及余天水、余红旗、蔡华为、卢艳等股东共同筹资开办霍山县东升幼儿园，其中郭某占其中16%股份。该幼儿园开办后直至2016年,由于股东间的矛盾，霍山县东升幼儿园转让给赵某开办经营。赵某同原东升幼儿园各股东分别签订转让合同。2016年10月13日，赵某委托花富兰与郭某签订《关于郭某转让东升幼儿园股份合同》，约定郭某将该幼儿园15%股份转让给赵某，赵某给付郭某1550000元，每股折合103333元。当时郭某在被告处尚保留其中1%股份。该幼儿园尚占原告1%股份，既没有分配股利，也未将该股金给付郭某。为维护郭某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 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辩称，郭某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诉讼请求也不明确，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是判决驳回其诉请：1、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本精神，对于经教育部门许可并通过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民办学校，当事人以其系该民办学校实际出资人为由诉请确认其出资份额的，因该类民办学校系公益性组织，对该类学校的出资在本质上属于向社会的捐赠，民办学校对于已投入的资产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权，且投入的财产终极归属于社会而非出资人，故出资人对学校财产不具有财产权益，其要求确认出资份额的诉请没有法律上的财产权依据。对于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基础的事实确认，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当事人诉请要求确认没有法律权利基础的某项事实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2、公司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不能成为确定股东权益的唯一根据，而应以股东实际出资额来确定。即使郭某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那么不管是霍山东升幼儿园还是耀华幼儿园均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从涉案《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的内容看，郭某灯其他出资人与答辩人之间形成的不是股权转让关系，该协议实质上是双方关于东升幼儿园资产转让的约定（尤其是合同第5条约定）。郭某起诉要求确认其在耀华幼儿园的股权份额，但该校非股份制企业，并不存在股权之划分。结合本案的事实，郭某起诉的目的实际上应是答辩人继续支付其1%股份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使本案适用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材料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工商登记，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使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的效力。但工商登记仅具有证权性，没有设权性。当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产生争议时，公司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不能成为确定股东权益的唯一根据，而应以股东实际出资额来确定。同时根据基本的商事习惯，企业的股东股权份额会随着出资的多少而不断发生变化，而股东不可能每次都会去登记机关进行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做了明确规定，即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赵某为了防止转让股东之间有纠纷，没有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而是特意与各股东签订了一份《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在该协议第2条中，各股东一致认可其持股比例，其中郭某持股15%。赵某本来仅仅需要支付其135万元，但是实际履行中，郭某不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赵某又多支付了20万元，一共支付了155万元。3、郭某在2016年10月13日已经知道了其权益受到损害，最迟应该在2019年10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 郭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霍山东升幼儿园章程，证明郭某是原东升幼儿园股东之一，章程里已明确了各股东之间股份占股比例（郭某占16%），原东升幼儿园股东没有做任何变更； 证据2、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证明在转让过程中，郭某明确注明只转让15%的股权，也经得买方同意； 证据3、关于郭某转让东升幼儿园股份合同，证明了郭某签订的原合同实际是与花富兰签订，并非与赵某签订，但是在民政局备案资料里显示的却是与赵某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的签订人不一致，说明赵某采取非法不当手段谋取收购东升幼儿园； 证据4、关于卢艳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证明股东之间出让股份的时间、地点、每股出让金额都不一致，比较赵某与卢艳、郭某签订的转让合同，赵某支付卢艳的转让股价明显高于支付郭某的转让股价，由此证明赵某利用欺诈手段谋取不当得利； 证据5、赵某与余天水签订的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证明余天水作为原东升幼儿园法人，与赵某多次协商东升幼儿园对外转让事宜及转让金额，赵某明知余天水出让名下53%股份与东升幼儿园章程占股比明显不符合，仍然与余天水签下转让合同，无视公司法所赋予股份制合同对股东权益的保障； 证据6、东升幼儿园会议记录及清算组织人员名单，该证据显示，2016年9月28日召开的会议，郭某未到场参与清算，完全是由余天水一人进行包揽； 证据7、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该证据证明赵某为东升幼儿园独立法人； 证据8、民办非企业法人注销申请，该证据证明原东升幼儿园已依法注销，现更改为霍山县耀华幼儿园，所以现耀华幼儿园占据本人郭某1%的股份； 证据9、霍山县农业银行汇款单，证明2016年10月13日郭某与花富兰签订的转让合同结束后，转让款由赵某支付，并且所签日期与东升幼儿园董事会清算日期也不一致，说明赵某是知情的，并非他所述不知道情况，同时进一步证明赵某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损害他人利益收购东升幼儿园事实。 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对郭某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根据公司法第34条规定，郭某的持股比例是以实际出资为准，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余天水名下持股53%，余红旗持股14%，蔡华为持股10%，那么根据基本的交易或者书写习惯，不可能每个股东名字下面都写一个名下，那么足以说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郭某是自认自己名下持股15%，买受方已经尽到了必要的谨慎的审查义务，达不到郭某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转让合同是在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证据3郭某的转让合同是在2016年10月13日签订的，前后相差一个月，当时赵某常年在江苏，因为之前的东升幼儿园的股东余天水和其夫人有离婚后财产分割的相关争议，包括股东内部对整个合伙都有争议，决定出售转让。证据2是要求所有股东配合办理手续，在无奈的情况下签了个证据3，多给了郭某20万元的转让费；因为赵某在江苏，委托花富兰办理的，后来赵某按照证据3合同赵某本人汇给郭某155万；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股东对应的股权份额属于其私有财产，商事交易过程中，受让方愿意支付转让方多少钱，纯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如果真的是赵某与卢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跟郭某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上面记载了郭某持股比例为15%；对证据6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会议记录恰恰证明了赵某作为受让方以900万元购得东升幼儿园全部资产，按照郭某持股15%，仅仅需要支付其135万；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汇款单印证了赵某已经支付了郭某全部股权转让款，至此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纠纷。 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对上述证据1、3、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6、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虽对郭某提供证据4、5的三性均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4、5系被告办理登记手续的备案资料，注册机构加盖印章予以证明，且庭后并经赵某确认，本院对证据4、5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采信。 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没有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0年1月，郭某与案外人余天水、余红旗、蔡华为、卢艳签订《霍山东升幼儿园章程》，该章程记载：余天水等合资开办“安徽省霍山东升幼儿园”，各股东投入及所占比例：余天水投资贰佰柒拾万元人民币，占52%的股份；郭某投资捌拾万元人民币，占16%的股份；余红旗投资柒拾万元人民币，占14%的股份；蔡华为投资伍拾万元人民币，占10%的股份；卢艳投资肆拾万元人民币，占8%的股份。该章程有余天水、余红旗、郭某、卢艳签字，“蔡华为（代签）”系余天水本人签字。 2016年9月28日，余天水、余红旗、蔡华为签订《东升幼儿园董事会记录》，主要内容：“通过大家反复讨论，最终研究决定，东升幼儿园以当前行价玖佰万元整（¥9000000.00元）转让给苏州太仓市耀华学校董事长、校长赵某经营，并由董事会负责办理过户手续及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另由董事长起草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本次会议大家一致通过”，记录人为余天水，董事会签名人员为：余天水、余红旗，“蔡华为（代）”系余天水本人签字。同日，赵某与余天水、余红旗、蔡华为签订《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内容为：“1、幼儿园属划拨教育用地，占地14.53亩，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所有配套物品，以当前实际为准。2、股东股份：余天水名下53%，余红旗14%，蔡华为10%，郭某15%，卢燕8%。3、甲方必须移交所有政府批文原件及幼儿园公章。4、甲方负责配合相关单位办理好过户手续及幼儿园土地使用证、房产证。5、甲方以当前行市价：玖佰万元整（¥9000000.00元）转让给乙方。6、乙方应在本合同签字时，必须付款50%。7、甲乙双方一切手续完备后，乙方必须付清甲方所有余款。8、甲方之前所有债权债务都与乙方无关。9、如有一方不履行合同应付另一方违约金50万元。10、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上报县教育局、开发区管委会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力”。该合同落款甲方股东由余天水、余红旗签字，“蔡华为（代）”系余天水本人签字。同年10月13日，赵某委托花富兰与郭某签订《关于郭某转让东升幼儿园股份合同》，内容为：“本人同意东升幼儿园转让给苏州太仓市徽商会副会长赵某经营，经双方协定此合同，以下本人简称甲方，赵某简称乙方。1、甲方同意《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愿意在合同上签字。2、甲方必须在东升幼儿园董事会股东决议上签字。3、甲方必须配合相关单位办理好过户手续及幼儿园房产证，如果不配合，甲方应双倍偿还乙方的首付款，另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4、甲方按幼儿园合同价，本人出让15%，应得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伍万元整（¥1550000元）。5、乙方应在合同签字时，必须付款15%，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伍万元整（¥1550000元）。6、甲乙双方一切手续完备后，乙方必须付清甲方所有余款。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全款到账生效”。同日，郭某在落款日期2016年9月28日的《东升幼儿园董事会记录》和《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上签名，郭某并在《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上手写“注：本人出让15%（款到生效郭某）”。同日，赵某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郭某1550000元。 另查明，2015年8月，安徽省霍山县东升幼儿园申请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注销手续，同年10月26日获霍山县民政局批准。2016年11月30日，霍山县东升幼儿园申请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手续，同年12月27日获霍山县民政局批准，后霍山县东升幼儿园变更名称为“霍山县耀华幼儿园”。赵某在办理霍山县升幼儿园申办登记手续时，将10月13日受托人花富兰与郭某签订的《关于郭某转让东升幼儿园股份合同》复印，落款“花富兰代签”修改为“赵某”。 以上事实由郭某提供的书面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立案的诉请为“依法判令赵某给付郭某转让款110000元”，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请为“依法确认郭某在霍山县耀华幼儿享有1%的股份”，因此，本案案由应调整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确权纠纷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对赵某、霍山县耀华幼儿园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幼儿园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地方民政主管部门登记，企业章程是办理民政登记应提交的必要文件。民政部门的登记只具有证权功能，对登记企业内部股权比例结构、是否隐名代持等不具有设权效力。原霍山县东升幼儿园的章程虽然载明郭某占16%的股份，但2016年9月28日的《关于东升幼儿园转让合同》确定股东股份为：余天水53%、余红旗14%、蔡华为10%、郭某15%、卢燕8%。上述各股东股份之和为100%。虽然郭某是在2016年10月13日补签字，不影响郭某对自己在原安徽省霍山县升幼儿园所占股份份额的确认。该转让合同是各签字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对自己所占股权比例的确认，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原安徽省霍山县升幼儿园已于2015年10月注销，赵某购买的是原安徽省霍山东升幼儿园的资产，赵某按照与郭某的约定，全部支付了郭某在原安徽省霍山县升幼儿园专卖资产中对应的股份对价，已经履行完该协议的约定。郭某举证东升幼儿园股份转让合同落款签字不一致，认为赵某采取非法不当手段谋取收购东升幼儿园，证据不足。本院认为，赵某为办理新幼儿园登记手续的便利，虽然更换了《关于郭某转让东升幼儿园股份合同》的落款部分“花富兰代签”的签字，没有损害郭某获得对价的利益。郭某举证赵某与卢艳、郭某签订的转让合同，赵某支付卢艳的转让股价明显高于支付郭某的转让股价，认为赵某利用欺诈手段谋取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个人股份对价的约定属于当事人自愿范畴，符合市场经济商事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规定。霍山县耀华幼儿园属于新批准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郭某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霍山县耀华幼儿园具有股份关联。 综上所述，郭某要求确认其在霍山县耀华幼儿享有1%的股份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郭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全新 审 判 员  姚道龙 人民陪审员  何 庆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邢 韵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