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终5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翠玉，女，汉族，1984年9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证号码：440************746。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成，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浚慧，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丽珊，女，汉族，1989年5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证号码：441************225。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楚，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奋远，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夏翠玉因与上诉人余丽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翠玉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为委托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案涉款项并非借款。2019年1月，被上诉人得知上诉人在案外人王慧燕运作的广东青旅业务中得到的投资回报率极高，故提供资金委托上诉人投资至王慧燕处（王慧燕现已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审查起诉）。2O19年1月至5月，被上诉人提供资金，委托上诉人投资至王慧燕营运的广东青旅业务，上诉人则按照王慧燕的指示，将投资款以及投资收益返还至被上诉人，双方往来的款项均为投资款而非借款。这一委托投资过程均有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被上诉人主张2O19年5月29日签订的《私人借款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用于确认先前的借款，但被上诉人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O19年1月至5月存在借贷关系，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私人借款合同》是对此前款项的结转。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自2019年1月份起向上诉人转账金额超过120万元，便认定该《私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用于确认先前的借款，过于草率，且与事实不符，严重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根据基础的法律关系来进行审理，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仅为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双方不具有借贷的合意，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有借贷合意，而是委托投资关系，故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错误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因为本案事实涉及王慧燕非法集资诈骗一案，上诉人与众多受害人均到公安局报案，为了更清晰查明本案事实，建议本案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处理。庭审时，上诉人补充称，在上诉人所涉的与本案同类型的由增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粤0118民初7651号案中，增城区人民法院依该案原告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雁塔派出所调查取证，查明事实，本案的被上诉人也就是一审的原告，已经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雁塔派出所进行报案，声称被本案的一审被告也就是现在的上诉人诈骗，报案的时间是2019年10月29日，是在本案的一审诉讼期间，公安机关于当日决定立案侦查，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对方去派出所报案，然后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作出了立案告知书，该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作了立案告知书给本案的被上诉人。本案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并未向一审法院披露这一事实，我们认为由于本案所涉及到的为同一法律关系，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为以诈骗报案，因此我方建议本案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以后，再进行恢复。被上诉人余丽珊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首先，一审法院就本案的案件事实已多次进行法庭调查，第一次开庭组织了庭审并进行法庭调查，第二次在庭审后组织双方到庭进行对账，第三次在对账后组织双方及案外人进行询问，经一审法院依法严格开展法庭调查，已查明双方的关系为借贷关系，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借款合同，转账凭证中注明了周转借款等复原聊天记录确认了还款等证据，且上诉人已经实际偿还部分借款本息的行为均证明了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其次，双方并不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也不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上诉人的观点纯属狡辩，在一审中，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委托投资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投资项目，未能提供任何投资合同，授权委托材料，未能说明合作经营方式、运营管理以及重大决策等，以及利润分配。关于投资的关键因素，根据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对其承担不利后果。截止至本案今天开庭之日，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投资关系或委托投资关系，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涉案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签名按捺的，上诉人也已实际偿还部分本息，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依法应当予以执行。最后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合同，还本付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怠于履行自身的还款义务，拖延还款时间，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另外针对其补充提交的证据答辩如下，本案并未涉及到刑事犯罪范畴，不属于刑民交叉。据了解，关于夏翠玉与余丽珊之间的借款事宜，并未受理刑事立案，亦或受理后，并没有进行刑事处置，与本案的民事审理并不存在冲突，与本案相关的另一案件，原告为朱志勇诉夏翠玉一案，案号是（2019）粤0305民初24616号，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也认定了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应当还本付息。该案与本案属于同一案件，均未受到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因此本案不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成立。原审原告余丽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私人借款合同》；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96067元及利息（以6960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07月12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现暂计算至2019年10月15日止总计欠付利息金额为人民币44548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私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于被告需资金周转，被告向原告借款1200000元；被告每月15日至30日期间归还借款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4%计算；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止；若被告连续三个月付款期未按时偿还本息，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提前到期，原告可要求被告提前清偿部分或全部借款本息。原告主张由于从2019年1月起，原告陆续向被告出借借款，该《私人借款合同》系用于确认先前所出借的借款。庭审时，被告抗辩称该笔借款系投资款，而并非借款；双方签订《私人借款合同》后，原告并无实际向其出借借款，故被告认为合同未实际生效。庭审后，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经双方确认，在签订《私人借款合同》后，被告分别向原告转账如下：1.2019年5月31日转账62000元；2.2019年6月5日转账80000元；3.2019年6月6日转账12000元；4.2019年6月12日转账3888元；5.2019年6月15日转账100000元；6.2019年6月16日转账50000元；7.2019年6月19日转账100000元；8.2019年6月25日转账22500元；9.2019年7月1日转账30000元；10.2019年7月17日转账50000元；11.2019年7月20日转账2000元；12.2019年7月25日转账30000元；13.2019年8月4日转账5000元；14.2019年8月6日转账5000元；15.2019年8月7日转账10000元；16.2019年8月9日转账5000元；17.2019年8月10日转账5000元；18.2019年8月16日转账10000元；19.2019年8月17日转账10000元；以上转账共计592388元。被告称其曾于2019年7月11日向原告转账100000元，但原告称其与案外人系亲戚关系，由于被告亦拖欠案外人朱志勇借款，故该笔款项系被告通过原告偿还给案外人朱志勇，而并非用于偿还本案借款。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对案外人朱志勇进行询问，案外人朱志勇确认原告以上陈述。一审法院认为，《私人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自2019年1月份起，原告向被告转账的金额已远超过1200000元。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私人借款合同》系用于确认先前的借款，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被告抗辩本案并非借贷关系，而系投资关系，但双方既没有签订相关投资合同，被告提供的微信也无明确转账款项用于投资项目或其他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投资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利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可主张借款期限提前到期。现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解除上述合同，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因此，对原告主张解除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私人借款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按年利率36%计算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8月17日期间的利息，利息在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中先行扣减；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再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截止至2019年8月17日，被告向原告清偿本金526034.7元、利息66353.3元，实欠原告本金673965.3元（详见计算表），被告应当予以清偿。原告称被告曾于2019年7月11日向其转账100000元，但该款项系被告通过原告用于清偿案外人朱志勇的债务。经本院与案外人朱志勇核实，本院对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利息按月利率4%计算明显过高，有关利息可以本金673965.3元按年利率24%从2019年8月18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判决：一、解除原告余丽珊与被告夏翠玉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私人借款合同》。二、被告夏翠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余丽珊借款673965.3元及利息（以673965.3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余丽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06元、保全费4220元，由被告夏翠玉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夏翠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雁塔派出所作出的穗公增受案字（2019）20886号《受案登记表》、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作出的穗公增立字（2019）07616号《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证明本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交叉；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穗越检委代[2019]148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作为一审证据的补充说明，证明上诉人夏翠玉是案外人王慧燕非法集资诈骗的受害人；三、《关于夏翠玉与余丽珊往来投资款数额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余丽珊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未收到原件，保留相关意见；关联性不予认可，本借贷关系与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刑事案件受理登记表等内容，并无任何关联，且夏翠玉至今也并未受到任何形式强制措施。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性，夏翠玉申请法律援助是因为王慧燕的集资诈骗案件，与本案的借贷并无关联。对证据三，该《情况说明》系由上诉人于庭后提交的单方制作的材料，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依法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各项内容明显与一审法院依法查明的客观事实及被上诉人于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相符合。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9年10月29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雁塔派出所作出穗公增受案字（2019）20886号《受案登记表》，其简要案情写明：事主余丽珊报称2019年10月29日10时，其被其朋友（夏翠玉）以投资赚佣金的方式被诈骗了70万元本金。其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其用于转账给夏翠玉的有其名下的招商银行的储蓄卡，卡号是：621**********806；其名下工商银行的储蓄卡，卡号是：622*************791。夏翠玉用于收款的银行卡有：夏翠玉名下的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是：623*************573；夏翠玉名下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卡号是：622********17074086、621********48996250；夏翠玉名下的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卡号是：621************5203。2019年10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作出穗公增立字（2019）07616号《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另，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发出《调查函》，特向该局调查上述穗公增受案字（2019）20886号《受案登记表》、穗公增立字（2019）07616号《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是否属实以及现阶段余丽珊被夏翠玉诈骗一案的立案侦查情况。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复函：一、我分局已依法对余丽珊被诈骗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依法制作了穗公增立字（2019）20886《受案登记表》，穗公增立字（2019）07616号《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同时，依法告知案件的各方当事人。二、余丽珊被夏翠玉诈骗一案，我分局已依法对嫌疑人夏翠玉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目前，该人未归案，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诉人夏翠玉的上诉、被上诉人余丽珊的答辩及庭审自认，结合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雁塔派出所作出的《受案登记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作出的《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被上诉人余丽珊报案称被上诉人夏翠玉以投资赚佣金的方式诈骗的款项与本案中被上诉人余丽珊所诉请借与上诉人夏翠玉的借款一致，故暂不适宜对上诉人夏翠玉与被上诉人余丽珊之间的款项来往性质是否属于民间借贷作出评判，应等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对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本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余丽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余丽珊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6元，由一审法院退还被上诉人余丽珊，一审保全费4220元，由上诉人夏翠玉负担；上诉人夏翠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27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 斯审 判 员  郭志文审 判 员  饶来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荣 盟书 记 员  赵 昕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