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1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谦，女，1978年1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诚，男，1980年9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岗，男，1975年5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辉，广西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兆杰，男，1949年8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茂军，男，1972年9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茂勇，男，1976年4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展翅，广西广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志海，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韦谦、韦诚、黄岗因与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原审被告赵志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上诉人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辉、被上诉人韦茂军及其与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展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赵志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需补充调查取证，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扣除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谦、韦诚、黄岗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多支付的326.06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3.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已付款的数额错误。二审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证实在2014年11月17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其确已付款给被上诉人，这些证据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举证。其中2笔付款凭证，合计金额770万元，未包括在一审确认的2030.06万元之中，故上诉人实际支付了共计2800.06万元，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260.06万元。二、关于上诉人原已付款66万元认定处理问题。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付款2030.06万元及66万元，如二审对此不予认定或经审理对被上诉人主张的667万元本金不能认定成立，那么上诉人的66万元还款就是打水漂了。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诉请的667万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2016年9月24日转入韦诚账户的480万元，二是所谓的原借款187万元，但事实上9月23日应被上诉人的请求，韦诚向被上诉人付款480万元给被上诉人用于“过桥”，但被上诉人辩解是先还旧债再借新债，一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实之前的480万元借款和187万元借款的构成，庭后被上诉人提交了7张借条和相应转账凭证、三张汇款回单，证明自己向上诉人付款2540万元。对此，上诉人逐笔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等还款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已全部归还了这些借款，且实际还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260.06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之所以被迫在该《借条》上签字的原因，已在一审答辩状中阐明清楚，在此不再赘述。至于《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情况说明》等所谓证据，上诉人黄岗、韦诚坚决不予认可，也未予签字确认。上诉人韦谦、赵志海之所以出具《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情况说明》是因韦谦担心其配偶黄岗工作受到牵连，赵志海担心其工作受到影响而被迫所为。四、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既然认为“至2016年9月24日，双方间的借贷欠款状况，仅通过当事人所提交的部分银行流水凭证，本院无法予以查证、核计”，又如何认定“该《借条》可认定为原、被告双方对《借条》出具前的借贷关系进行结算，并对2016年9月24日所形成的480万元的新的借贷关系进行统一确认的债权凭证”？在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辩称的2016年9月23日之前480万元以及187万元借款的来源与构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如何认定该《借条》对出具前的借贷关系进行了结算？如何结算？结算了多少？依据又何在？被上诉人对自己667万元的主张，除了《借条》之外，未能提出任何支付款项的证据。一审期间，上诉人申请对账，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仅凭2016年9月24日的《借条》便认定为债权凭证。667万元是巨额款项，按照社会交易习惯，不可能提着现金进行交易，且是多次交易，因此被上诉人对此应举出银行转帐凭证或其他相关证据来证明，否则不能证实已经支付，则借款合同自然不会生效。法律有明确规定，最高法也有相应案例。综上，一审判决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是在适用法律上存在诸多错误，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辩称，原审被告赵志海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本案事实的认可。被上诉人不只借给上诉人两千多万元，实际上出借的款项是七千多万元。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赵志海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四被告共同清偿借款本金677万元、资金占用费424.67万元（从2016年9月24日借款日开始计算到2019年8月23日，请求按资金占用费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四被告间互负连带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兆杰与韦茂军、韦茂勇是父子关系；黄岗与韦谦是夫妻关系，韦谦与韦诚是姐弟关系，韦谦与赵志海是生意合作伙伴。2016年9月24日，原告韦兆杰向被告韦诚转账支付480万元，当日，四被告共同向三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的内容主要概括为：今借到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银行转账480万元及2016年2月1日现金及原借款187万元，合计667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2016年9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还款计划如下：2016年10月30日归还30万元，2016年11月30日归还30万元，2016年12月23日归还所有以上借款。逾期按每天10000元支付资金占用费，如发生法律纠纷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由借款方负责。此借款用于与韦诚共同购买宜州市联顺糖烟酒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此笔借款，借款人承诺以宜州市联顺糖烟酒有限公司韦诚所持股份作为抵押、担保。2018年5月21日，韦谦、赵志海在该《借条》的复印件上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借款人尽快偿还本笔借款”。该《借条》出具后，原告认可被告已偿还借款利息66万元。2019年8月9日，韦谦、赵志海向三原告出具《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的借款确认凭证一份，该结算凭证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原多次与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借款共计667万元，借款利息按月息3%计算，每月利息为20万元，经双方核算，截止2019年8月23日止，应付利息为700万元，从2016年9月至2019年1月，已支付利息66万元，尚欠利息634万元，如发生诉讼费用由借款人承担。本案庭审中及庭审后，原、被告通过补充举证的形式反映的与双方资金往来相关的事实有：1.2015年9月18日至2015年10月14日期间，韦兆杰共计向韦诚、韦谦付款共计1220万元；2.此外，通过转款凭证及借据等形式予以确认，2014年10月17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原告曾向被告支付1320万元；3.2017年9月29日，韦谦、赵志海曾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概括为：2016年9月24日，赵志海、韦谦、韦诚、黄岗向韦茂军借款667万元。因目前马来西亚锡矿山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改，技改时间预计为20天，技改后可销售锡矿，预计2017年10月25日左右可归还利息5万元；4.2016年9月23日，被告韦诚向韦兆杰汇款480万元；5.此外，2014年11月17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2030.0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各被告之间存在亲属或生意合作伙伴的关系，本案据以确认债务的2016年9月24日所形成的《借条》中，四被告均签名予以认可债务，且汇款凭证所反映的收款人为被告，可以认定本案借款系由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故四被告应互负连带责任共同承担借款偿还责任。本案原、被告双方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存在重大出入，作为审判机关不能仅凭当事人各自的陈述还原案件事实的真相，故本案仅能依据现有证据并结合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据实作出裁判。关于2016年9月24日所形成的《借条》性质的认定问题。被告认为2016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480万元给原告用于“过桥”，2016年9月24日，原告又将该480万元归还给被告，因此认为不存在480万元借款的事实；对此，原告则辩称，被告是先还旧债再借新债，2016年9月23日被告支付的480万元为归还前期的借款，与2016年9月24日的借款性质不同。对此争议，该院经审查认为，综合原、被告诉讼中所补充提交的相关证据，2016年9月23日之前，被告曾多次向原告借要大额借款是客观事实，如2016年9月24日的汇款系归还2016年9月23日的付款，则被告于2016年9月24日再向原告出具含有480万借款及2016年2月1日前原欠款187万元等内容的《借条》则明显不合常理逻辑，且该借款的事实，尚有《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情况说明》等证据共同佐证证明，故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2016年9月24日所形成的《借条》，由四被告自愿向原告出具，表明四被告当时对借贷关系予以确认的态度，且《借条》与当事人本案所提交的汇款凭证、《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情况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该《借条》可认定为原、被告双方对《借条》出具前的借贷关系进行结算，并对2016年9月24日所形成的480万元的新的借贷关系进行统一确认的债权凭证。《借条》出具前，双方间存在多笔大额、长期的借贷往来关系，通过现有证据对各笔借款的借款利率等情况已难以查证；至2016年9月24日，双方间的借贷欠款状况，仅通过当事人所提交的部分银行流水凭证，该院无法予以查证、核计，故依据双方所自愿订立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内容，该院予以确认至2016年9月24日，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667万元。对原告关于由被告支付从2016年9月24日借款日开始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资金占用费的相关诉请主张问题。2016年9月24日的《借条》中对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费进行过约定，现原告以年利率24%主张资金占用费，未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该院据此确认，以借款本金667万元为基数，扣除《借条》出具后被告已偿还的利息66万元，四被告应自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即2016年12月24日至借款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向原告给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对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请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一、由被告韦谦、赵志海、韦诚、黄岗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互负连带责任共同向原告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支付借款本金667万元及相应利息（以本金667万元为计息基数，从2016年12月24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该部分利息应扣除被告已偿还的利息66万元）；二、驳回原告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900元（原告已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共计92900元，由被告韦谦、赵志海、韦诚、黄岗共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补充举证的形式对双方之间多年来的款项来往进行了梳理。上诉人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数份及《韦谦、韦诚等转入韦茂军、韦茂勇、韦兆杰账户资金证据明细一份》，用以证实：从2014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3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的账户转账7624.56万元。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数份及《汇款单证明细》一份，用以证实：从2014年6月11日至2016年9月24日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及其家属、原审被告赵志海的账户转账7756.5万元。二审庭审后，赵志海向本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称被上诉人韦茂军向其账户汇入的387万元，属于其与韦茂军之间的个人借款，与他人无关。之后本院传唤赵志海到庭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即《就上诉人递交资料说明》，以及补充发表意见，主要内容是：1.款项因来往多年，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是否真实收到；2.2014年度被上诉人通过转账方式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达2302万元，且不含现金部分，而上诉人还本息仅为1723.1万元，差额为六百多万元，还不算应付利息。在2015、2016年间，出现多次同一天内双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实际上是上诉人先还旧债，再向被上诉人借新债，这从银行流水时间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出，且上诉人转账时已经注明是“还款”，不可能是预先偿还后来的借款；3.被上诉人实际出借款项不只7756.5万元，还有其他转账和现金，由于没有查找到相关凭证故无法完全统计；4.相关银行流水证明自2014年9月份以来，被上诉人多次取现，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余万元，其有提供现金的能力。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即《对韦茂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被上诉人韦茂军质证意见的答复》，以及补充发表意见，主要内容是：1.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1日转给赵志海的194万元和2014年7月2日转给赵志海的193万元，是其两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且被上诉人在一、二审提交的8张有韦谦签字的借条，均约定借款汇入韦诚或者韦谦或者韦美娥的账户，没有约定汇入赵志海账户，足以证明上述借款与上诉人无关；2.韦兆杰2015年7月17日转给韦诚账户的300万元，韦诚实际只收到200万元，偏差的100万元因转入方问题无法转入韦诚账户，银行已退回冲正；3.被上诉人称无法确认是否真实收到上诉人的还款，不符合事实，有银行流水证明；4.2014年度双方资金往来差额是32.7万元，2015年上诉人多支付给被上诉人342.7万元，扣除2014年差额，上诉人2015年多支付给被上诉人31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辩称同一天的资金往来是先还旧债，不符合事实；5.被上诉人称其曾支取400余万元现金，不论其是否支取过，其无证据证实与上诉人有关，有可能是其用于经营消费活动；6.2014年-2018年期间，被上诉人累计支付7200.5万元，上诉人累计支付7624.3万元，多支付给被上诉人423.8万元，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辩称的2016年9月23日之前存在480万元以及187万元借款的事实，也无法证明相应借款的来源及构成；7.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7月23日转账49万元的银行流水，没有注明收款人，不知道转给何人。原审被告赵志海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均认为与其无关。对于原审被告赵志海的《情况说明》及本院对赵志海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赵志海收到387万元后自行转给案外人，并未转给上诉人韦谦，该借款是赵志海与被上诉人韦茂军之间的个人债务；被上诉人表示有异议，认为借款是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赵志海的共同债务。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被上诉人韦茂军于2014年6月11日转给赵志海的194万元和2014年7月2日转给赵志海的193万元，共计387万元，上诉人主张与其无关，但对于双方多年借贷往来，最后形成的涉案667万元借条是上诉人与赵志海共同签字，且在之后的几次债权确认中，均有上诉人韦谦和赵志海的签名，说明不仅是上诉人，包括赵志海，都认可多年来的借款系双方共同向被上诉人所借，尤其是2014年6月11日被上诉人转给赵志海的194万元，上诉人韦谦于2014年6月25日向被上诉人韦茂军转账201.2万元，并备注“还款”，而在这之前，没有证据反映韦茂军向上诉人出借了超出194万元的其他款项，故这笔194万元借款明显与上诉人有关，否则其不会主动还款。因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转到赵志海账户的387万元，与上诉人和赵志海均有关；2.对于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17日通过韦兆杰账户向韦诚账户转账300万元，银行交易记录已显示，其中一笔100万元，因未录入代理人信息，银行已退回冲正，故本院认定当天只转账成功200万元；3.对于上诉人在其二审提交的证据明细中所提及的2015年1月16日、2015年3月19日、2015年6月16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1日、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14日，这几天存在同一天双方资金相互往来的情况，通过核对双方交易流水，尤其是从被上诉人的账户流水反映，都是上诉人先转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用收款账户或者先转到其他账户后再转给上诉人或者上诉人指定的他人[如案外人韦美娥（系黄岗的母亲）]的账户，其中在2015年1月16日、2016年2月1日、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14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还备注“还款”，显然是上诉人先还旧债，被上诉人再出借新债；4.2014年7月23日被上诉人转账49万元到账号70×××98，经核实该账号系上诉人韦谦的账号，故该笔借款成立；5.对于赵志海的《情况说明》，虽然赵志海认为387万元系其个人债务，但只属于其与三上诉人之间对债务分担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出借人，因为不仅其与上诉人共同在涉案667万元借条上签字，而且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赵志海亦陈述其以自己名义向被上诉人借款，是用于帮他人“过桥”，其也与韦谦一起处理“过桥”业务，但主要交由上诉人韦谦具体操作，上诉人韦谦等人也多次向法院陈述自己借款主要是用于“过桥”业务，同时结合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借条反映，一些转给上诉人韦诚、韦谦或者案外人韦美娥账上的钱，赵志海也予以认可并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韦谦作为“担保人”签字，这些行为充分说明了上诉人与赵志海共同借款并使用借款，即是共同借款人，故本院对上述《情况说明》不予采信；6.对于本院向原审被告赵志海制作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和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与本案有关联的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是普通朋友关系，上诉人韦谦曾是银行员工，上诉人黄岗是银行员工，上诉人韦诚曾是企业职工，后辞职自谋职业，原审被告赵志海曾是银行员工，已辞职。被上诉人韦兆杰是铁路退休职工，被上诉人韦茂军和韦茂勇从事餐饮和连锁酒店行业。对于借款是否约定利息，上诉人称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只约定逾期利息，其还款方式是银行转账，所有的借款均在借期内偿清，没有出现逾期。被上诉人否认并称双方约定了借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其出借款项的方式有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双方承认相互之间只有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上诉人称其不仅向被上诉人借钱，被上诉人也曾向上诉人借钱，即2016年9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韦诚借480万元用于“过桥”。被上诉人予以否认，称其只有向上诉人出借款项，从未向上诉人借款。 再查明，原审被告赵志海称其本人从未向被上诉人还款，其在涉案667万元借条上签字以及在之后的债权确认凭证上签字均是基于信任上诉人韦谦已经与被上诉人结算清楚才签的，且其与韦谦一起处理“过桥”事宜。 还查明，从2014年6月11日至2016年9月24日止，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支付共计7656.5万元。2014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3日止，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共计7624.56万元。期间，2016年2月1日，赵志海和韦谦共同向被上诉人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韦兆杰、韦茂军银行转账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正（¥4500000），现金和原欠款人民币贰佰零伍万元正（¥2050000），以上合计借款人民币陆佰伍拾伍万元正（¥6550000），借期8个月（2016.2.1至2016年9月30日）还清。从2016年3月开始，三月还款30万元，四月二十号还款30万元，余下的款项利随本清……”之后，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2月3日转款10万元、2016年3月15日转款20万元、2016年9月23日转款480万元给被上诉人。2016年9月24日经借贷双方再次结算，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重新出具涉案667万元借条，并在之后陆续向被上诉人还款共计83.8万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双方并未进行结算，上诉人韦诚于2016年9月23日转给被上诉人的480万元是出借给其用于“过桥”，被上诉人于次日转回480万元属于还款，不存在上诉人借被上诉人48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借条中其他187万元的构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6年2月1日上诉人韦谦、原审被告赵志海和被上诉人曾进行了一次结算，并出具一份《借条》，认可借款及原欠款是655万元。之后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还款510万元，包含2016年9月23日转给被上诉人的480万元。次日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韦诚转账480万元，之后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海再次与被上诉人结算并于当日出具了涉案的667万元借条，说明上诉人韦诚转的480万元，实际是用于偿还或者抵扣了之前的借款，否则在24日重新出具借条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都没有对结算数额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主张是借款给被上诉人韦茂军用于“过桥”，也未提供相应证据。其次，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并非首次向被上诉人借款，涉案667万元借条内容由上诉人韦谦所写，上诉人黄岗、韦诚、原审被告赵志海分别签名，借条内容清晰明确，不存在歧义，且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职业特点来看，其完全应该知道出具借条会产生的法律后果，若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可以依法要求撤销该借条，但并没有行使撤销权，且之后上诉人韦谦和原审被告赵志海还三次出具不同的书面材料认可欠款数额为667万元以及拟定了还款计划，这些行为足以说明借款的真实存在，以及借贷双方已经对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即使在之后的三次债权确认及还款计划书上没有上诉人韦诚和黄岗的签字，但只是表明其对于还款方式计划没有明确表示认同，不代表借款不真实存在。 二、关于若借款真实存在，上诉人是否已经偿清完毕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已经偿清被上诉人的所有借款，且还有多还部分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其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理由是：首先，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其之间多年来的交易往来进行了梳理，并就双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在前文进行了认定，在此不再赘述。其次，经二审查明，多年来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支付共计7656.5万元，而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共计7624.56万元，双方银行往来差额是31.94万元，不存在上诉人多还款的事实。再次，对于是否约定了借期内利息，本院认为，双方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被上诉人是商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和赵志海多次出借大额款项，若不约定借期内利息，只约定逾期利息，又没有约定担保，并不利于保障自己资金的安全，也不符合民间借贷往来中出借方会追求一定利益的特点，故上诉人关于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息的主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最后，被上诉人主张其不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还出借了部分现金给上诉人，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这一陈述有合理性，因为从被上诉人多年来的银行流水以及从其从事的行业来看，其具有提供现金的能力，同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赵志海在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条中也承认有现金借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不只是银行转账的7656.5万元，在存在利息以及还有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借贷双方经过了结算后，才形成了涉案667万元借条，证明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赵志海并没有偿清借款，尚欠的本金数额为667万元。另外，虽然2019年8月9日上诉人韦谦、原审被告赵志海向被上诉人出具的《2016年9月24日借款结算》中只确认已付利息是66万元，但是经二审查明，上诉人出具667万元借条后至2019年1月3日实际向被上诉人还款83.8万元，故依法应将该款先用于抵扣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已还利息数额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韦谦、韦诚、黄岗和原审被告赵志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互负连带责任共同向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支付借款本金66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以本金667万元为计息基数，从2016年12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部分利息应扣除已偿还的利息83.8万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79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92900元（被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韦谦、韦诚、黄岗和原审被告赵志海共同负担92000元（该款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负担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9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韦谦、韦诚、黄岗自行负担87000元，由被上诉人韦兆杰、韦茂军、韦茂勇共同负担900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在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完毕，逾期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者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亚玲 审判员  廖德旺 审判员  黄美秀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贲玉瑕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二）利息； （三）主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