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4民初3180号原告：张凤歧，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原告妻子），女，住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华，辽宁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婷，女，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辽宁律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金玉星海2-6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210000696005298Q。法定代表人：刘岭，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男，该律所工作人员，住大连市旅顺口区。原告张凤歧与被告李婷、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社和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凤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华，被告李婷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社和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凤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尚欠律师费1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9年11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25日，原告张凤歧与第三人社和所签订一份《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简称债权转让合同）。同日，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签字确认了凡是从2015年至2018年间由原告个人收取并由原告的授薪律师团队承办的案件，又以市场部部长张凤岐（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的方式，把那些尚欠律师费的债务人名单进行了详细的量化。债权转让合同非常明确的约定原告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第三条直观明了的约定：“后续工作安排。1、《明细表》中应由乙方和乙方授薪律师代理的未审结或未完成的工作，由乙方继续聘请律师按《委托代理合同》直至代理完毕。2、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如需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3、应该退费的，也应由乙方承担退费责任并进行退费。”债权转让合同第五条还约定：“甲方可以帮助乙方进行后续代理工作的完成，具体为乙方可聘请甲方的律师继续完成乙方所收取案件的后续代理工作，费用由乙方缴纳。”一、债权转让的通知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债务人送达。二、只要可以把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这一纯粹的金钱债权转让给非律师身份的自然人，原告就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三、无论从债权转让合同的那个条款看，也无论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的哪种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看，无疑都具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和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四、“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的，无论从文义法义和整体解释看，都具有明显的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五、第三人被处罚和原告是否是律师与本案的被告是否应付律师费无关。六、被告无权对律师费16万元的金额请求法院进行下浮调整，因双方约定的是律师费而不是违约金。七、根据《合同法》52条，非律师身份的人与律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但此案与《合作协议》是否有效无关，因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八、退一步而言，即使第三人未与原告签订过债权转让合同，只要第三人将债权凭证（如《委托律师合同》）交付给了原告，人民法院就应当推定原告就是债权受让人。九、在律所工作的人并非所有人都是律师是常理。十、根据此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第三人已向被告明确告知了维权部主任不是律师情况。十一、即使委托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也有效，应视为无限授权。十二、即使未仔细看合同，合同也有效。十三、尽管《委托律师合同》是格式条款，但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或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法律就不会做出否定性评价。为维护原告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李婷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起诉的案由是追索律师费，律师费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服务收费项目，有权收取律师费的只能是执业律师，而原告本人并非执业律师，其不能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原告不能作为收取律师费的适格原告。二、被告不欠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律师费，被告2017年3月委托社和所代理民间借贷案件，社和所律师事务所因为自身管理问题未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同时委托两名律师参与诉讼，至诉讼终结被告向社和所缴纳的8000元是双方约定的全部律师费。三、社和所与原告之间的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因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而无效，社和所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其中对律师费的统计没有任何依据，社和所和原告在没有与被告签订书面合同，对律师费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自行签订了对被告的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协议，社和所没有采用任何方式向被告核实律师费的约定标准，仅凭原告的一厢情愿就与被告达成了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这种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当然无效。无效的协议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四、退一步讲，即使社和所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有效，原告也不能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与社和所存在委托关系，即使被告欠付律师费，该律师费的权利主体也只能是社和所，如果被告根据与社和所的委托关系确实欠付律师费，债权人就应该是社和所，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务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债务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即使被告真的拖欠律师费，在社和所没有通过被告的前提下，转让行为对被告不发生效力，故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五、关于律师费的数额，原告此次是第二次起诉被告索要律师费，2020年2月13日，原告首次将被告起诉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案由与本案一致，但是2020年2月13日的诉讼请求数额为80500元，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与被告没有签订过书面的委托合同，而且被告已经按照约定交纳了8000元的律师费，8万余元的律师费收费依据是按照社和所自订的收费标准收取，但是本次起诉原告的起诉状中却并没有说明是否与被告签订了书面的委托合同，如果签订了书面合同，是何时签订的，更主要的是原告的起诉状第十一条中称即使委托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也有效，应视为无限授权，结合本案的相关情况来看，被告与原告达成的律师费合意是8000元，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原告希望被告给其介绍其他的案件，事实上被告也为原告介绍了至少3个案件，原告上次起诉和本次起诉对是否签订过书面的委托合同以及律师费的收费标准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陈述，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六、原告起诉状中存在的几点问题，第十一条即使委托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也有效，应视为无限授权，第十二条即使未仔细看合同，合同也有效，第十三条尽管委托律师合同是格式条款，上述几点说明原告提交的委托律师合同是原告自己拟定的，原告事先准备多份，被告即使真的在原告提供的合同上签字，结合社和所维权部的工作流程，也是让当事人事先在各种空白文书上签字，原告所提交的合同上的被告签字即使是真实，也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七、第三人向法庭所提交的意见书中称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并非债权转让，第三人并不欠原告任何费用，因此，缺少债权转让的事实基础，并且第三人已经为原告垫付了近50万元，用于返还给原告所签合同的当事人，结合本案全部情况，恳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第三人社和所未出庭并向本院提交意见书述称，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有关张凤岐诉李婷一案意见如下：1、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与张凤歧之间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我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签定的，约束的是张凤歧和我律所，案涉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2、我律所并不欠张凤歧个人任何费用，相反，自签定《后续安排协议》以来，我律所已为张凤歧个人垫付近50万元，用于返还给张凤歧所签合同的当事人。3、张凤歧起诉任何人，是他个人权利的行使，我律所无权干涉。请法院依法判决。此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社和所（甲方）与张凤歧（乙方）签订《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其内容为：甲、乙双方合作多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前双方曾于2015年6月15日签定《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签定《继续合作补充协议书》、于2017年1月10日签定《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等，现除《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以外，其他两份协议书履行期限均已届满。2018年，因司法局和大连市律协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下去，合作只能终止。此前，经甲、乙双方共同整理已形成《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收取案件明细表》，确认了本协议签订前乙方2015-2018年所有的案件收取和承办情况。有鉴于上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终止合作以及后续工作安排一事达成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签定本协议时，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二、甲、乙双方应对《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进行签字确认。三、后续工作安排：1.《明细表》中应由乙方和乙方授薪律师代理的未审结或未完结的工作，由乙方继续聘请律师按《委托代理合同》直至代理完毕。2.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如需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3.应该退费的，也应由乙方承担退费责任并进行退费。4.乙方应保证乙方所有收取的案件不再出现投诉甲方的情况。四、乙方自2018年5月22日期，不得再以甲方的任何名义收取新的案件。五、甲方可帮助乙方进行后续代理工作的完成，具体为乙方可聘请甲方的律师继续完成乙方所收取案件的后续代理工作，费用由乙方缴纳。六、乙方尚欠的管理费、律师费等由乙方与甲方财务人员结清。七、今后如双方协商后，可继续探讨可能的合作(如个案进行合作)。八、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第三人社和所在落款甲方处盖章并由刘岭签字，原告张凤歧在落款乙方处签字并按手印。原告张凤歧在第三人社和所工作期间，双方曾共同确认一份“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7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该表格记载内容包括：3.9、李婷、原告、借贷、8000，另160000未交、2017年8月已归档。原告张凤歧提供《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合同》，该合同内容共四页三十七条均为打印页，书写字迹为：“借贷”、“160000”、“当日未收”，其他内容为打印条文。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签有“李婷”，乙方处打印字“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无签盖。被告李婷当庭表示对该合同不予认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第三人社和所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意见书》，其内容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有关张凤岐诉李婷一案意见如下：1、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与张凤歧之间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我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签定的，约束的是张凤歧和我律所，案涉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2、我律所并不欠张凤歧个人任何费用，相反，自签定《后续安排协议》以来，我律所已为张凤歧个人垫付近50万元，用于返还给张凤歧所签合同的当事人。3、张凤歧起诉任何人，是他个人权利的行使，我律所无权干涉。请法院依法判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认可：1、原告是基于债权转让关系向被告主张律师费16万元；2、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书面的合同、协议或有其他书面凭证；3、本案案涉的代理行为所涉及的案件是本院（2017）辽0204民初1799号案件；在该案中，本案原告不是李婷的代理人；4、原告不是执业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原、被告没有亲属关系；原告没有为被告代理过诉讼、仲裁或其他调解案件；5、原告曾在第三人处工作，职务是市场开发部部长。另查，本院于2017年4月5日受理李婷与曲云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辽0204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记载：原告李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该案判决：一、曲云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李婷借款本金11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又查，原告张凤歧曾于2020年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李婷给付尚欠律师费80500元。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张凤歧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辽0204民初957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张凤歧撤诉。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明细表、本院（2017）辽0204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本院（2020）辽0204民初957号案件中的起诉状，第三人社和所向本院出具的意见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及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关于原告提供的案外人孙慧秋、宫小娜、刘洪真、蔡永、于吉燕的委托律师合同、第三人给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湖北省景山市新式法庭出具的意见书等证据，被告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亦有异议，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且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案由，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给付律师费及利息，但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当庭明确提出本案诉讼系基于债权转让关系，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张凤歧基于债权转让关系向被告主张律师费及利息，被告李婷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当庭明确案涉债权系由第三人社和所转让，原告主张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但第三人社和所向本院出具的意见书明确载明：案涉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张凤岐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社和所对被告李婷具有有效的债权且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如有证据，可另行诉讼。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凤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文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