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4行初75号原告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天通东苑****楼******。法定代表人李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海霞，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余琴，女，198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div>法定代表人齐俊国，局长。委托代理人谷瑞来，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镡春鑫，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杨静，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张志友，北京市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益通达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杨静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众益通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海霞、余琴，被告昌平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瑞来、镡春鑫，第三人杨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5日，昌平区人社局作出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906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主要内容为：“2019年09月11日受理杨静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调查核实情况如下：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职工姚常琦，被派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从事班车司机工作。2019年8月6日受公司安排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出车接送参加国庆演练的员工，计划13时30分发车。当天中午11时49分姚常琦进入待驾驶车内，12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趴在方向盘上，后同事拨打120急救，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姚常琦符合猝死。姚常琦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2020年2月13日，昌平区人社局作出京昌人社工伤更正（202001）号《关于姚常琦工伤认定更正通知书》，载明：“我局于2019年10月25日对姚常琦制作《认定工伤决定书》过程中，因在认定系统中操作不当，致选定工伤情形有误，现予以更正：将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906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姚常琦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更正为‘姚常琦同志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众益通达公司诉称：一、姚常琦发生猝死的时间是非工作时间。根据公司于2019年8月5日下午的开会通知，2019年8月6日的上班时间是下午13点30分（最晚不超过下午13点45分到岗）。通过视频录像显示，姚常琦是在2019年8月6日中午11点49分46秒登上了其驾驶的车辆，于2019年8月6日中午11点55分56秒趴在了驾驶车辆的方向盘上，经同事发现异常后拨打了120急救，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姚常琦已经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规定，姚常琦的猝死不符合该项的时间条件，不应视同为工伤。二、姚常琦享受的是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其本人于2018年1月1日与原告签署了包括但不限于放弃由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自行承担在职期间发生工伤后果等事项的《声明》，故原告对姚常琦的猝死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存在事实认定偏差，法律适用存在错误，导致工伤认定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昌平区人社局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众益通达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2019.1.1至2019.6.30、2019.7.1至2019.12.31），证明：（1）原告与姚常琦存在劳动关系。（2）《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第二款第七项“乙方在非工作时间内不得擅自使用本车辆，否则，在该时间内甲方车辆发生油耗、损坏、丢失和交通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已明确规定员工非工作时间不得擅自使用车辆。2.监控录像（光盘，从2019年8月6日11：37：52开始），证明：（1）2019年8月6日11：37分时车辆是停车状态，证明上午姚常琦休息并未出车；（2）2019年8月6日11：49姚常琦上车，证明姚常琦早于上班时间（13：30）1个小时41分钟上车，不属于合理时间，所以不能属于工作时间；（3）视频中显示第一辆车驶出时间为13：24，紧接着13：34分陆续有出车，证明姚常琦这个班组集合时间13：30分，最晚发车不晚于13：45分，姚常琦11：49分上车，显然过分早于上班时间，不是合理的工作准备时间，不能认定为工作时间。3.《情况说明》（姚常琦所在车队19位员工所写）；4.百度地图截屏（永定路52号院到北方工业大学），证明：（1）2019年8月5日至8月9日，安排姚常琦所在车队每天13：30集合，13：45从永定路52号出发，14：00到北方工业大学接学生去衙门口参加国庆阅兵式演练；事发当日（2019年8月6日），姚常琦于非上班时间（11：49）上车，距离规定的13：30集合时间相差一个小时41分钟，明显过早于集合时间，超出合理范围，所以事发时间段不属于工作时间；（2）事发地（永定路52号院）距离北方工业大学10公里路程，如果下午13：30出发，驾车约14分钟即可到达。5.姚常琦户口本；6.百度地图截屏（永定路85号院417号楼到52号院），证据5、6证明姚常琦的居住地与车队出发地都在永定路，事发地位于永定路52号院，也就是车队出发地，距姚常琦居住地（永定路85号院417号楼）仅约500米距离，步行仅需7分钟即可到达。事发当日中午，姚常琦提前1个小时41分钟上车，而不是在家休息，并且出门时间正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正午，完全不合常理，不属于合理工作时间。7.2019年8月6日天气状况记录，证明事发当日北京天气闷热（昼夜：多云／雷阵雨，温度：31℃／24℃，风力风向：南风1-2级／南风1-2级），姚常琦早于上班时间一小时41分钟上车，而且距离住家较近，无法做合理解释，不能直接认定为工作时间。8.红十字会紧急救援及丧葬费用等票据，证明原告在其员工发现姚常琦状态异常后，迅速采取了急救措施，事发后对姚常琦家属尽到了扶助治丧的责任。被告昌平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具有管理昌平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市和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这说明被告具有管理昌平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众益通达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天通东苑三区23号楼5单元5层2号，在昌平辖区内注册，其单位职工的工伤认定属于被告负责。二、该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申请人杨静于2019年9月9日，以众益通达公司为其爱人姚常琦的工作单位，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鉴于申请人材料不全，被告于当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于2019年9月11日交来相关补正材料，被告于当日予以受理并立案审批。2019年9月12日，被告以特快专递形式分别向众益通达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地址邮寄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被告在《限期举证通知书》中写到：“你单位职工姚常琦，是否于2019年8月6日12时40分许，受公司安排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出车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的全部证据材料。”该单位注册地及经营地均于2019年9月16日签收材料。该单位于2019年9月24日交来以下材料：工伤科邮件签收回单、关于社保的回函、休息时间死亡证明材料。该单位在《监控录像情况说明》中载明：上班时间是下午13：30分，但姚常琦在2019年8月6日中午11点49分46秒就登了自己驾驶的车，2019年8月6日中午11点55分56秒趴在了自己驾驶车辆的方向盘上，而这段时间是休息时间，并非上班时间，其不应被认定为工亡。2019年10月16日，被告制作了《调查报告》。2019年10月25日，被告为姚常琦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10月25日邮寄送达众益通达公司，该单位于2019年11月1日签收。于2019年11月5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2019年11月7日签收。2020年2月13日，被告作出了《关于姚常琦工伤认定更正通知书》，于2020年2月13日邮寄送达众益通达公司，该单位于2020年2月16日签收。于2020年2月13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2020年2月20日签收。三、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准确。1.劳动关系方面，众益通达公司与姚常琦签订的《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载明：甲方聘用乙方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姚常琦发病时间为2019年8月6日，其发病时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2.突发疾病事实方面，姚常琦是众益通达公司职工，被单位派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从事班车司机工作。2019年8月6日受公司安排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出车接送参加国庆演练的人员，计划13时30分发车，当天中午11时49分姚常琦进入待驾驶车内，12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趴在方向盘上，后同事拨打120急救，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姚常琦符合猝死。3.法律依据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姚常琦发病时间是否为工作时间。其一，从法律上对“工作时间”要全面理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京高法发[2007]112号）第7项中规定：在工作场所内，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准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所需的时间、确因工作需要而加班加点的时间、及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工间休息时间等，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其二，司机工作有其自身行业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等都有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客运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确保车辆设备、设施齐全有效，保持车辆清洁、卫生”。其三、依《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约定，司机应确保车辆出车前行驶状况良好。结合本案，被告认为，做好车辆出车前的准备是客车司机工作的内容。姚常琦作为客车司机，在发车时间前到岗，做好车辆出车前的准备，包括对车辆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查，发动汽车保障车内的环境温度适宜等，符合客车司机的工作常态，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无论是从符合法律规定上还是符合常理上判断，都应该认定姚常琦突发疾病属于工作时间。4.举证责任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根据以上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姚常琦为非工伤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可以认可，姚常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认为，对申请人杨静为其爱人姚常琦的工伤认定申请给予受理并予以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准确。在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昌平区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及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存根），证明被告接收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份数及时间。2.立案调查审批表及调查报告；3.补正材料通知书及送达手续；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手续；5.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手续；6.工伤决定送达手续；7.关于姚常琦工伤认定更正通知书及送达手续，证据2-7证明被告按照规定，履行了案件立案、补正、受理、调查、作出工伤决定和送达等手续，符合法定程序。8.工伤认定申请表；9.工伤认定申请所需其它信息；10.企业信息查询单；11.劳动合同复印件；12.身份证复印件；13.死亡证明复印件；14.家属关系证明及委托手续复印件；15.承诺书；16.鉴定书复印件；17.心电图记录单；18.班车租赁合同复印件；19.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据8-19系申请人提交，可以证明众益通达公司职工姚常琦，被派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从事班车司机工作，2019年8月6日受公司安排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出车接送参加国庆演练的人员，计划13时30分发车，当天中午11时49分姚常琦进入待驾驶车内，12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趴在方向盘上，后同事拨打120急救，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姚常琦符合猝死。20.工伤认定申请举证材料清单；21.EMS快递单复印件；22.回函；23.姚常琦工资表复印件；24.声明复印件；25.同事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微信截图；26.监控录像情况说明（附光盘一张）；27.营业执照复印件；28.授权委托书，证据20-28系众益通达公司提交，不能证明姚常琦为非工伤。被告昌平区人社局同时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如下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2.《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3.《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42号）；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6.《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人杨静陈述称，认可被告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静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鉴定书》，证明姚常琦突发疾病死亡。2.《张跃龙询问笔录》，证明张跃龙于2019年8月6日12点40分左右发现姚常琦死亡，姚常琦驾驶的大客车处于发动状态，姚常琦身穿工作服，趴在方向盘上。姚常琦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3.《许天琪询问笔录》，证明其作为急救人员于2019年8月6日12点58分左右到达现场，发现姚常琦身穿工作服，趴在方向盘上死亡。姚常琦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2、5、8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4、6、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19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0-2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原告关于员工非工作时间不得擅自使用车辆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原告证明事发地到北方工业大学两地相距10公里的证明目的认可，对于早于上班时间不属于工作时间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原告不属于工作时间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可原告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对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其对被告相应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进行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是在办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过程中搜集和形成，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及与本案审查内容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8与本案审查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提交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及与本案审查内容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审理可以认定以下事实：众益通达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13日，登记的住所地为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天通东苑****楼******，实际经营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院**楼**。姚常琦与杨静系夫妻关系。2019年6月26日，姚常琦与众益通达公司签订《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聘用姚常琦为驾驶员，聘用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9年8月6日，姚常琦被发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2号院航天二院内停放的班车内死亡。2019年9月9日，杨静以众益通达公司为姚常琦的工作单位，向昌平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随附工伤认定申请表、企业信息查询单、《驾驶员临时聘用合同》、《死亡证明书》、家属关系证明及委托手续等材料。鉴于杨静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昌平区人社局于当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杨静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补正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记录、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死亡证明及其他材料，并于当日向杨静直接送达。2019年9月11日，杨静补充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班车租赁合同》、《询问笔录》等材料，昌平区人社局经审查，决定对杨静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并立案调查。同日，昌平区人社局对众益通达公司作出《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2019年9月12日向众益通达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地邮寄送达。众益通达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签收后，于2019年9月24日向昌平区人社局提交了回函、姚常琦工资表、声明、情况说明及监控录像等材料。昌平区人社局经调查，认定如下事实：姚常琦被众益通达公司派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从事班车司机工作。2019年8月6日受公司安排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出车接送参加国庆演练的人员，计划13时30分发车。当天中午11时49分姚常琦进入待驾驶车内，12时40分许被同事发现趴在方向盘上，后同事拨打120急救，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姚常琦符合猝死。昌平区人社局根据上述事实，认定姚常琦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遂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同日向众益通达公司邮寄送达，该单位于2019年11月1日签收。昌平区人社局于2019年11月5日向杨静邮寄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杨静于2019年11月7日签收。2020年2月13日，昌平区人社局作出了《关于姚常琦工伤认定更正通知书》，载明：“我局于2019年10月25日对姚常琦制作《认定工伤决定书》过程中，因在认定系统中操作不当，致选定工伤情形有误，现予以更正：将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906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姚常琦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更正为‘姚常琦同志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昌平区人社局将该更正通知书于2020年2月13日邮寄送达众益通达公司，该单位于2020年2月16日签收；于2020年2月13日邮寄送达杨静，杨静于2020年2月20日签收。众益通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昌平区人社局作为昌平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姚常琦在死亡时与众益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姚常琦于2019年8月6日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姚常琦突发疾病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众益通达公司主张姚常琦这个班组当天集合时间为13：30分，最晚发车不晚于13：45分，姚常琦11：49分上车，显然过分早于上班时间，不是合理的工作准备时间，不能认定为工作时间。本院认为，对于姚常琦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应当结合其工作岗位、当天的工作安排及姚常琦被发现死亡时的状态来综合考量和判断。从工作时间来看，《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在工作场所内，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准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所需的时间、确因工作需要而加班加点的时间、及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工间休息时间等，应认定为“工作时间”。本案中，姚常琦当天的发车时间为13:30，最晚不超过13:45，但发车时间并不等于到岗时间，姚常琦作为班车司机，负有安全驾驶的责任，行车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其较早时间到岗具有合理性。关于姚常琦突发疾病的具体时间，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但能够确定其是在登上所驾驶的车辆后发病，因此亦不能将其上车时间等同于发病时间。从工作岗位看，姚常琦被发现死亡时，坐在其所驾驶班车的驾驶员位置上，身着工作制服，已经处于一种为工作做准备的状态。从举证责任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众益通达公司主张姚常琦死亡时并非是工作时间，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否认姚常琦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综上所述，姚常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的情形，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昌平区人社局在收到杨静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及时依法受理，审查杨静提交的证据材料，开展调查工作，对杨静的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并制作、送达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定程序。昌平区人社局在发现因工作失误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援引的法条误写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后，向双方当事人出具并送达更正通知书予以更正，并无不当。但昌平区人社局在今后的工伤认定工作中应当注意文书校对和审核工作，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综上所述，昌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众益通达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北京众益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丽人民陪审员  徐国海人民陪审员  王 学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任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