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3民初4341号原告：李国英，男，195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炜，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翀怡，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冬梅，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炜，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翀怡，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国强，男，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杰，天津朗通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国英、付冬梅与被告李国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英、付冬梅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炜与被告李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英、付冬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和解协议书》中第二条第3项约定的义务办理“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股份返还的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被告履行《和解协议书》中第二条第2项约定的义务给付二原告公司分红款135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理由：1993年3月9日，二原告与被告共同出资成立“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二原告各持股份33.33%，被告持有股份33.34%，注册资金为30万元。2001年1月12日和2001年1月15日，被告伪造《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以下简称第八次股东会议）和《转股协议书》，并冒用二原告的名义在以上两份文件中签名，以此两份虚假伪造的文件，将“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变更登记为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二原告得知此情况后，于2015年11月17日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第八次股东会议》和《转股协议书》无效的诉讼。在诉讼中二原告提出对《第八次股东会议》和《转股协议书》中二原告的签名真伪进行鉴定，但由于鉴定单位的原因，对签名真伪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结果，因此北辰法院驳回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二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并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书》，协议签订后，二原告依约定向一中院提出撤诉申请。被告在二原告撤诉后，仅履行了部分公司分红款450000元，没有履行返还公司股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为此二原告于2017年11月2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此案审理期间二原告申请撤回诉讼。综上所述，二原告认为，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真是合法有效，被告应当依约履行，被告未履行该份协议约定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故二原告诉至法院。李国强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或驳回起诉。原告所主张的和解协议书系伪造，且原告曾于2017年11月22日起诉请求判令变更工商登记时，也是依据该《和解协议书》，该《和解协议书》已经司法鉴定，确认其中签字并非被告本人书写，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原告的行为系重复诉讼，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请法院明察。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5日，李国英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本院，提出了被告履行双方2013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第六条“将原告所拥有的百分之伍拾股份在营业执照内注明”等诉讼请求。李国强于2015年10月9日在该案中提出对李国英提交的2013年7月9日的协议中“李国强”的签字与手印进行鉴定。2015年11月6日，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载明“2013年7月9日《协议》落款协议人签字处李国强签名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2013年7月9日《协议》落款协议人签字处李国强签名字迹上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做出确定性意见”。2015年11月16日，本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466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撤回对李国强的起诉。2015年11月17日，李国英、付冬梅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诉至本院，提出了确认《转股协议书》无效等诉讼请求。2017年3月27日，本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589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李国英、付冬梅的诉讼请求。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就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鉴定事宜载明了“本院于2016年2月26日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7月26日，该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退案函，载明：‘接受委托后至五月中旬调档结束，此案初步具备鉴定条件，就目前双方认可的比对样本，我中心鉴定人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工作，并且多次请北京的文检专家共同研究，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此种情况，我中心经研究决定，予以退案处理。’后本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继续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11月10日向本院发函：‘根据现有样本材料，无法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此鉴定予以退回’。经过双方同意后，本院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最终鉴定机构，2017年2月23日，该所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1、鉴于缺少付冬梅签名，其笔迹鉴定无法开展。2、经与李国英签名进行检验发现，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在笔迹特征方面既存在符合又有一定的差异，无法评价特征价值的高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明确性意见，故将此案退回”等内容。李国英、付冬梅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以其与李国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2017年6月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民终446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上诉。嗣后，李国英、付冬梅另就该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其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该案中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进行了鉴定，结果是“上述检材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与样本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该案判决，故提出了相应的再审申请。2019年12月1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申1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李国英、付冬梅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22日，李国英、付冬梅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本院，提出了判令李国英享有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付冬梅享有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李国强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诉讼请求。李国强主张李国英提交的《和解协议书》中签字并非其本人，遂于2017年12月15日提起鉴定申请书。2018年8月10日，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第二页中‘李国强’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嗣后，李国英、付冬梅向本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撤回了该案中对李国强的起诉。2018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17）津0113民初7814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对李国强的起诉。2018年11月15日，李国英、付冬梅将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将李国强列为第三人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本院，后其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撤诉，2018年11月28日，本院作出（2018）津0113民初911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起诉。经本院当庭询问，原告表示该案撤诉原因系证据还不充分，需要继续搜集证据。现原告李国英、付冬梅主张其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经自行委托鉴定机构，由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为“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上‘李国强’签名笔迹，与样本中李国强签名笔（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的”，故据此再次呈诉至本院。被告李国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当庭表示不同意在本案中再行启动相应的司法鉴定程序。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和解协议书》是否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确定原告主张的《和解协议书》是否为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关键在于该《和解协议书》尾部“李国强”签字是否为其本人书写。对此情况，本院在（2017）津0113民初7814号案件中已经启动了相应的司法鉴定程序并得出了“检材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第二页中‘李国强’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结论。该鉴定程序中鉴定人员具有资质，鉴定程序亦无违法之处，且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并非双方均认可的鉴定机构，被告亦不同意于本案中重新启动相应的鉴定程序，故不宜在本案中再行启动相应的鉴定程序。因此，本院据以确认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内容并无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国英、付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75元，由原告李国英、付冬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达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柴晶晶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