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雪,女,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老龙泉矿泉水商店个体业主,住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岱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沂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2MA3CDK5272。 负责人：黄鹏，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MA3C83937J。 法定代表人：盖竹林，董事长。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杰，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杰，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春雪因与被上诉人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2民初4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春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一）一审判决直接引用另案裁判文书“法院认为”部分认定刘静行为非表见代表行为，上诉人财产的损害结果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因果关系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庭审中，被上诉人即对该银行业务办理事实与上诉人财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没有异议，但判决却以另案（2018）鲁05民终126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认定刘静行为非表见代表行为，进而错误认定为无因果关系。根据《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才可能对本诉讼当事人主张的待证事实产生免证效力，而且审理过程中应与本诉讼当事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关联性和法律上的可推理性来全面审查方可确定。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2018年4月20日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刘静当庭陈述的基本事实，是其在营业场所以被上诉人清风湖分理处名义和自己银行负责人身份向上诉人做出虚假陈述非法吸纳资金并出具借款协议和承诺书，以至于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才交付巨额财产。该证据虽然与刘静前期在被上诉人单位内部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情况说明》内容相矛盾，但刘静庭审中陈述“《调查笔录》、《情况说明》”系在单位高压且自己不愿失去银行工作的情况下才违心做出的。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据认定标准，结合《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预决力只是起到相对免证的效果，是一种可以用反证推翻的推定，同时1265号案件对刘静行为非表见代表行为是一种司法认知而非事实确认，一审判决本应依法采信上诉人庭审笔录的证据效力，穿透查证双方当时签署法律文件的真实意思以及公示公信效果下分支机构授权代表的法律外观，认定刘静的行为实质为代表和职务行为，但一审判决曲解既判力和预判力的性质，直接将1265号案件的司法认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显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无过错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庭审查明，时任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负责人刘静见上诉人巨额存款陆续到期，遂在被上诉人营业部办公室以“银行内部资金过桥”“清理不良贷款”诸如此类银行中间及内部业务为理由向上诉人做虚假陈述，要求上诉人不要再办理银行柜台存款业务，而是直接将钱款拆借至银行内部，并允诺高息。同时，为促使上诉人确信系银行正常业务而非个人借贷行为，还以银行及负责人的身份主体与上诉人连续签订《借款协议书》，出具《承诺书》以此保证银行业务真实性以及资金的安全性。在该情境下，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交付了自有1070万元的资金至《借款协议书》、《承诺书》项下指定账户。后该资金被刘静实质私下放贷使用，最终导致上诉人1050万元资金损失及99万元法定孳息损失。基于上述基本事实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在营业、办公场所管控和员工管理等方面没有依法依规行为，疏于内部管理未尽到监察职责，有严重失职之过，该过错与上诉人资金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理应承担侵权责任。从另一角度讲，被上诉人在营业场所内向上诉人提供服务，上诉人作为金融产品服务的消费者，依法也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质保护，若上诉人因受欺诈服务导致损失，两被上诉人亦应承担侵权责任。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尽到了对员工合理的监管、监督、监察的职责，刘静作为负责人应该明知并应遵守。在对刘静作为其员工的监督监管职责上不存在过失或者过错，显然错误。 第一，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有刘静签字的非法集资排查情况统计表、规范员工行为防控排查表、案件防控会议纪要、员工不良行为及九种人排查监督测评表以及单位防范非法集资的各类内部文件等证据分析，被上诉人实际预见到内部员工有“飞单”“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次进行排查和令员工签署承诺书仅仅是事前形式上落实，形式上的监管与实际中的落实存在错位。本案上诉人的损失后果充分说明，被上诉人有严重失职之过，根据归责原则，以客观的标准判断，本案被上诉人已经预见到刘静等人可能会发生非法行为，但轻信能够避免且具体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显然具有重大过失。 第二，被上诉人对代表人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上诉人交付资金系恶意非善意行为情况下，刘静作为被上诉人负责人超越权限的行为应认定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法律后果。 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财产损失已经在本院生效的(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判决中得到确认，上诉人未穷尽途径向刘静主张权利，不能证明刘静不能偿还借款，其主张的侵权结果不能确认。即使该笔借款及孳息损失刘静不能偿还，其主张的损害结果与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亦不存在因果关系显然错误。 第一，一审判决既然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则依据民事诉讼法155、175条，民诉法解释247条等法律规定，4597号案件判决既判力的范围即受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和适用条件的限制，如果不构成重复起诉，则前诉4597号案件判决既判力亦不对本案诉讼有拘束力。 第二，4597号案件是就合同之诉进行审理并作出终局判决。但合同之诉责任负担人刘静至今没有依法履行生效判决。上诉人财产损失没有因刘静履行终了而消失(实质上，刘静涉嫌非法集资，不仅仅从上诉人一个客户处吸取或骗取资金，其身负多项债务，现实情况不可能履行或部分履行判决项下之义务)。法律的作用是定纷止争，是终极正义的体现，在财产损失没有消失情况下，明知前诉义务人无力承担判决义务，即以另案既判力为由排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这与法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公平原则，故恳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合法利益，依法予以发回重审或径行改判。 两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明知本案所涉款项的借款人系案外人刘静，其损失的产生系因借款人偿还不能所致，该个人借款行为被上诉人不能掌控也不存在过错。 上诉人与刘静或刘千华之间长期存在多笔民间借贷事实，上诉人明知涉案借款系刘静的个人借款行为。首先，根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中显示刘千华的账户也曾有大额的资金转给了上诉人，特别是在2017年7月18日刘千华的尾号为3692的账户转给了上诉人卡号为6233的账户460万元，而据统计此时上诉人方仅向刘静支付借款金额585万元，该宗银行转账凭证中尚显示刘千华的账户还有多笔大额的向上诉人转账，据被上诉人统计从2017年7月5日截止到2017年9月9日，刘静和刘千华的账户向上诉人陆续转款6599450元，上述转款信息中可以显示，上诉人与刘静或者刘千华之间长期存在多笔民间借贷的事实，该部分转款收款与被上诉人无关。其次，本案所涉款项与3714号案、4597号案所涉款项均为同一笔借款，上诉人在4597号案中提交了16份借款协议，在本案中却仅提交15份借款协议，唯独没有提交2017年9月8日借款协议书，而该协议书所涉款项上诉人在4597案件中一并列为刘静代表被上诉人所借的款项进行主张，但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中明确记载为“个人借款”，由此可见上诉人明知系刘静个人借款行为，却意图通过隐瞒事实将还款责任转嫁给被上诉人。 本案所涉款项与3714号案、4597号案所涉款项均为同一笔借款，但上诉人在上述两案中对同一笔借款的借款主体、金额、利率、协议签订地点、所作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均完全不同。在3714号案民事起诉书中，上诉人明确陈述本案所涉借款为刘静、赵江波个人借款，月息2分，并陈述经与两借款人对账，截止2017年9月1日止，两人尚欠其110000元，签约地点为黄河路百货大楼。但在4597号案，上诉人却又称该笔借款为刘静代表被上诉人借款，月息3分，同时陈述截至2017年9月1日“两被告尚欠借款本金10750000元”，签约地点却成了为清风湖分理处，两案中陈述明显矛盾，且上诉人先在3714号案中起诉刘静、赵江波后又撤诉以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相雷同的15份借款协议及未提交的2017年9月8日借款协议均系上诉人与刘静恶意串通而捏造。 结合上述案情以及上诉人与刘静相互串通多次在庭审中反复虚假陈述，第一，在4597号案件2018年4月20日的庭审笔录中法庭在向刘静和上诉人落实4597号案件所主的借款是否与3714号的借款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当庭明确否认并称3714号案件的借款是另一笔借款，全是现金进行支付，而刘静在庭审中最初予以配合，认为两案所涉借款不具有关联性，但当法庭向其多次示明出借1000余万元的现金违背常理性以及要求上诉人出具支付现金的相关证据后，上诉人与刘静才当庭改变说认为两案所涉借款为同一笔借款，充分说明了上诉人与刘静存在恶意串通、相互配合；第二，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认可2017年9月1日所签署的借款协议书是找到刘静在起诉时补签的，且两次对账所体现的金额差距了数百万，且对利息的支付以及计算方式未作出合理说明，充分说明上诉人与刘静恶意串通制造了相关借款协议书，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借款协议书不能证明真实的借款情况，该材料明显是双方根据交易流水在相互串通、配合下的形成的。因此，基于刘静的反复虚假陈述，无论是其出具的《承诺书》还是其4597号案件2018年4月20日的庭审笔录都不应被采信，借款协议并非在被上诉人处签订，借款事实并非发生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并非借款协议当事人。 二、刘静的借款行为既非履行职务亦不构成表见代表，上诉人并非善意第三人，上诉人财产损失的产生与被上诉人无关。 首先，上诉人作为银行长期客户，完全知晓银行业务应加盖银行业务章的常识，但涉案借款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多次借款，总额一千多万元，次数频繁且借款数额巨大，而十多份借款协议却均未加盖银行公章或业务章，而上诉人却在被上诉人未在借款协议等借款凭证上加盖印章或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仅凭刘静的个人签字及手写“东营农商银行清风湖分理处”轻易出借巨额款项，严重不符合常理；其次，涉案借款协议约定了月息3分的高息，远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上诉人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不可能借个人款项并承担如此高的利率；最重要的是，刘静向上诉人提供的收款账户是刘千华的个人账户，与被上诉人处毫无关联，上诉人却十余次将巨额款项支付至与被上诉人不相干的个人账户而不向农商行的领导或部门进行落实，严重不符合常理。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刘静的借款行为完全不具有代表被上诉人的客观表象。该事实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8)鲁05民终126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刘静的涉案借款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亦并不构成表见代表;故对于刘静的个人借款行为，被上诉人不能掌控也不存在过错。 三、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对员工的合理的监管义务，刘静作为负责人应明知并遵守，不能无限度扩大被上诉人监管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 （一）本案借款行为及借款协议的签订并非发生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处的领导和部门进行核实，涉案借款并非支付进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也并未使用涉案借款。因此，整个借款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从头到尾未接触过涉案借款，更无从进行监管。 （二）就员工日常监管来看，被上诉人一直通过各种制度、禁令、办法、会议等形式对员工进行思想行为教育，明文禁止员工参与非法集资行为。并且涉案借款行为发生在2017年，2017年间被上诉人处不间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对员工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排查，以预防并杜绝员工非法集资行为的发生。刘静作为被上诉人时任负责人更是在各类排查表上的负责人处签字，并主持“排查员工不良行为”的案件防控会议，刘静显然对上述约束已明确知悉，但仍明知故犯。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监管义务系通过思想教育、考核排查、奖惩制度等方式预防、监督、制止以减少员工违规行为的发生，而不是也无法完全杜绝员工的违规行为，被上诉人认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监管义务，并在发现刘静的不当行为后立即对其作出了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无过错，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 四、事实上，涉案借款及孳息损失已经在本院生效的(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判决中得到确认，上诉人未穷尽途径向刘静主张权利，不能证明刘静不能偿还借款，其主张的侵权结果不能确认；即使该笔借款及孳息损失刘静不能偿还，上诉人明知本案中所涉款项系出借给案外人刘静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损失是正常民间借贷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风险，与被上诉人是否尽到了监管义务并无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无过错也不应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王春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0500000元及法定孳息损失998130元（法定孳息损失自2017年8月26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东营农商行对上述损失承担补充性连带责任；3.请求判令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商行向王春雪赔礼道歉；4.判令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等。王春雪当庭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东营农商行、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0500000元及法定孳息损失998130元（法定孳息损失自2017年8月26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3日，王春雪到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营业场所办理资金存取业务时，时任该行负责人刘静将王春雪劝至营业场所二楼行长办公室，联合其他银行工作人员称该行按照东营市行的统一部署正在内部筹资以开展行内“银行内部资金过桥”、“清理不良贷款”等业务，信誓旦旦表示该类银行内部业务收益较活期存款利息高且资金不出银行。为促使原告确信“存款”系银行正常业务而非个人借贷行为，刘静还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和行长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协议书》、保证所述业务真实性的《承诺书》。基于刘静行长身份以及银行营业场所办理该项业务等“保护伞”条件的迷惑，王春雪在产生信赖并疏于防范情况下于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分15次，累计将10700000元的“存款”资金转入了《借款协议书》、《承诺书》项下指定账户。但至起诉之日，王春雪该10700000元的资金仍未得到全部清偿，造成10500000元财产损失和近1000000元的法定孳息损失。王春雪财产损失的发生，与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商行对其工作人员（尤其是分支机构负责人）和规范开展业务监管不力密不可分，根据《商业银行法》第6条，《民法总则》第3、61、62、74、86、104、113、120、170条，《侵权责任法》第2、3、4、7、15、34条等法律以及银保监办发（2018）48号《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规定，东营农商行及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王春雪在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无奈依法向法院具状起诉，请求法院支持王春雪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2017）鲁0502民初459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7月3日，时任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主任的刘静为王春雪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2017年7月3日，王春雪在我行（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取款时，我把她从营业窗口叫到我办公室，跟她说我们银行正在筹集资金，做一些银行业务，你可以把钱放到我们银行，我们银行可以支付你一定利息，这件事情都是经过我们银行的领导签字批准的。我代表我们银行向你承诺这是银行借款，百分百没问题，你就放心放款。因所借资金是用于处理我们银行不良贷款，你向我行汇款时，我行指定你将款项打入以下账户：户名刘千华，账号6222××××3692。2017年7月3日、2017年7月4日、2017年7月7日、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17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7月27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4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23日、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8日，王春雪与刘静分别签订借款协议16份，协议均约定：出借方王春雪（甲方），借款方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与刘静（乙方），签约地点为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借款用于银行业务，借款利息及支付方式为双方约定月息3分计算借款期限内利息，利息按月支付；若乙方不按时还款，除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外，还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所需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等）。上述借款金额共计1125万元，借款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协议签订后，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8月25日，王春雪分别通过其本人账户和其丈夫邱忠民账户向刘千华6222××××3692账户转账共计1055万元；2017年9月8日，王春雪通过薄学峰账户向刘静账户转账50万元。刘千华（系刘静父亲）6222××××3692银行卡由刘静持有并使用，上述借款转入刘千华和刘静账户后，由刘静出借给孙敏，转入孙敏指定的账户。2017年9月1日，王春雪与刘静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出借方王春雪（甲方），借款方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与刘静（乙方），签约地点为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因乙方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经营需要，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与其法定代表人刘静共同向甲方借款，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偿还甲方借款一事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17年9月1日，乙方共计欠付甲方借款本金1070万元，按照月息二分计算还款期间利息，二、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等额本息计算方式偿还甲方全部借款，每月20日支付当月还款；三、若乙方有任何一笔逾期还款，则甲方有权向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甲方为实现债权所需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全部由乙方承担，逾期付款期间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 2017年9月12日，王春雪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刘静、赵江波偿还借款1100万元及利息，律师代理费35万元、担保费3万元由刘静、赵江波承担。该案因王春雪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502民初3714号民事裁定按王春雪撤回起诉处理。在该案中，王春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款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出借方王春雪（甲方）、借款方刘静与赵江波（乙方），一、乙方向甲方借款1600万元，用于乙方个人经营，该款乙方已在本协议签订前收到足额现金；二、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0日；三、双方约定按月息2分计算借款期限内利息，利息按月支付；四、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由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在（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春雪与刘静认可该案借款与（2017）鲁0502民初3714号所涉借款为同一笔借款，王春雪在（2017）鲁0502民初3714号案件中提交的借款协议书系在该案起诉的前一天补签的，当时双方对账时确认的借款金额为1600万元。 （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认为，王春雪与刘静签订的借款协议，除约定利率过高外，其余条款合法有效。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刘静认可王春雪的诉讼请求，故王春雪请求刘静偿还借款本金1005万元、利息290166.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11月8日），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借款实际偿还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合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借款发生时，刘静虽任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的负责人，但不表示其当然具有代表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对外借款的权限。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作为金融机构，其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借等。王春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时如果认为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也系共同借款人，其应当要求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在借款协议等借款凭证上加盖印章或者出具委托书等，应尽到善意相对人谨慎的注意义务。王春雪出借巨额借款，在借款时仅凭刘静个人的承诺即相信其系职务行为，王春雪在短时间内连续签订16份借款协议，数额较大，而王春雪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从本案的资金流向来看，本案借款约定转入刘千华个人账户，证明王春雪对刘静系个人借款是明知的；且刘静实际收到借款后也未用于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经营。在（2017）鲁0502民初3714号案件中，王春雪就本案涉及的借款提供的协议书中载明的借款人为刘静与赵江波，王春雪自认本案借款与（2017）鲁0502民初3714号案件所涉借款为同一笔借款，可以认定本案的借款人为刘静。综上，王春雪主张刘静系代表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借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判决刘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春雪借款本金1005万元、利息（利息至2017年11月8日为290166.7元；并以100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日止的利息）。 王春雪对一审法院（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不服，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鲁05民终1265号民事判决，认定刘静的涉案借款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亦并不构成表见代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王春雪不服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5民终1265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6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春雪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裁定驳回王春雪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刘静未履行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还款付息义务，王春雪也未申请对于刘静依法强制执行。 另查明，在2017年9月27日东营农商行与刘静的谈话记录中，刘静陈述借王春雪的资金共有1070万元，分两次给王春雪出具借条，一次是在蓝海御华吃饭时出具，另一次王春雪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打条，就要求我对象签字出具了另一份借条，这两份借条都是在外面出具，并非在单位出具。在该谈话记录中刘静提及王春雪胁迫其在一份情况说明上签字，并未提及存在15份借款协议书。 2017年12月21日，刘静在其2017年7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的下方书写情况说明，内容为：以上承诺书是于2017年11月份在海丽园小区，按照王春雪打印好的一份内容手抄写的，完成之后交给王春雪，以上内容没有说过，我与王春雪是个人借贷行为，与单位无关，与清风湖分理处无关。 2017年12月22日，刘静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其在谈话记录和情况说明中所说的王春雪胁迫其签字不属实，因还想继续在银行工作，就出具了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二是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就本案与本院（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来看，4597号案件的被告为刘静与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与本案当事人不相同；本案的诉讼标的为侵权之诉，4597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合同之债，两案诉讼标的不同；本案与4597号案件的诉讼请求亦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1.基于刘静对其向王春雪借款1000余万元的借款主体、协议签订地点、金额、利率和其出具承诺书内容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陈述，借款协议签订地点和承诺书的部分内容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即使该15份借款协议书在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签订，承诺书内容真实，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8）鲁05民终126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刘静的涉案借款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亦并不构成表见代表；故对于刘静的个人借款行为，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不能掌控，也不存在过错。2.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尽到了对其员工合理的监管、监督、监察的职责，刘静作为负责人应该明知并应遵守。在对刘静作为其员工的监督监管职责上，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不存在过失或者过错。3.王春雪10500000元借款及孳息损失已经在一审法院生效的（2017）鲁0502民初4597号案件判决中得到确认，王春雪未穷尽途径向刘静主张权利，不能证明刘静不能偿还借款，其主张的侵权结果不能确认；即使该笔借款及孳息损失刘静不能偿还，其主张的损害结果与东营农商行及其清风湖分理处亦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王春雪主张的侵权事实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的法定构成要件，王春雪关于东营农商行及东营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共同赔偿其财产损失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王春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788.78元，由原告王春雪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认定在于确认上诉人的财产损害结果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2018）鲁05民终1265案中，未认定时任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负责人刘静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或表见代表，但不可否认上诉人的资金出借行为与刘静的职务便利存在紧密联系。上诉人基于刘静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负责人的身份，基于对银行工作地点和业务范围的信任，将巨额资金分批次转向刘静指定账户，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未对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尽到监管责任，有失职之过。银行在内部监管和控制上存在疏忽和漏洞，对其高管人员监管不力、疏于管理，致使刘静利用职务便利私自以银行名义承诺过桥资金高息借款，最终导致上诉人财产受到损失，银行具有主要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银行承担责任为70%。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本案与上诉人所涉案件（2017）鲁0502民初4597号原告王春雪与被告农商行清风湖分理处、刘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合同之债与本案侵权之债执行标的可能存在重复执行的问题，本院认为，两案在执行过程中并不冲突，若上述合同之债案在执行过程中，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已获得赔偿则该赔偿义务履行行为就会阻却本案侵权之债的执行，反之亦然。因此，本院认为两案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2民初428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王春雪借款本金735万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73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王春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0788.78元，由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3552.15元，王春雪负担27236.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788.78元，由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风湖分理处、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3552.15元，王春雪负担27236.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秀梅 审 判 员 魏金吉 审 判 员 晋 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 妮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