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80310号原告邓博文，男，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饶伟，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涛，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春市二道区。委托代理人赵云辉，北京市卓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汉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院**楼**101内****。法定代表人田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云辉，北京市卓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博文与被告杨涛，第三人汉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郭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牟诚诚、审判员鲁雅清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博文委托代理人饶伟，被告杨涛及第三人汉盛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邓博文起诉称：2013年9月9日，杨涛以正式邮件的形式向邓博文通知汉盛公司增资扩股数量的确认事宜，此后，杨涛又于2013年10月22日再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确认向邓博文定向增发股数为20万股，每股价格为1.65元，采取代持的方式，代持人是杨涛，代持期间持股价格不变，享受分红权及原价转让权。邓博文于2013年10月28日向杨涛支付入股款项66万元，在杨涛向邓博文发送的《xx海外xx（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说明书》中明确规定，邓博文从汉盛公司离职时，邓博文与杨涛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杨涛应向邓博文退还实际出资。邓博文于2017年1月31日从汉盛公司离职，离职前后多次与杨涛及汉盛公司沟通退还入股资金事宜，但均未收到有效的回复，入股资金至今没有退还。现邓博文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邓博文与杨涛之间的代持关系自2017年1月31日解除；2.判令杨涛向邓博文返还投资款660000元。被告杨涛答辩称：不同意邓博文的全部诉讼请求。邓博文要求确认代持协议解除并要求杨涛原价退回邓博文对汉盛公司的股权出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对杨涛代持邓博文对汉盛公司股权的事实，杨涛没有异议。但这是汉盛公司对杨涛的工作安排，不是杨涛与邓博文的协商结果，相关责任、后果应由汉盛公司承担。邓博文向汉盛公司增资，并由汉盛公司指定的杨涛代持邓博文对汉盛公增资形成的股权，是邓博文与汉盛公司形成的合意，股权由杨涛代持也是汉盛公司的意志体现，杨涛只是作为汉盛公司员工完成汉盛公司的工作安排，相应的责任与后果应由汉盛公司承担。且杨涛代表汉盛公司发出的工作邮件、文件中，汉盛公司从未向邓博文作出“在原告离职时受让邓博文股权并返还全部出资额”的承诺。第二，杨涛也未以任何形式承诺过将以个人名义给邓博文的投资“保本”。任何投资都存在赔本的风险，杨涛作为财务人员，更清楚这一点，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以个人名义作出保本承诺，尤其在杨涛没有任何利益，为包括邓博文在内的增资管理层代持340万股的情况下作出不理性决定。第三，汉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为负数，邓博文作为实际出资人，应自行承担投资损失。增资后，汉盛公司的经营一度不错，也向邓博文及其他增资管理层分配了可观的红利，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自2015年起，汉盛公司连续亏损、净资产大幅缩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汉盛公司的净资产已为负数，邓博文及其他增资管理层的投资严重亏损。这是邓博文及其他增资管理层必须各自面对和承担的投资风险。第三人的陈述意见与杨涛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汉盛公司历史名称为中地海外汉盛（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均以汉盛公司论述。2013年6月6日，汉盛公司出具《关于邓博文任职的通知》，决定任命邓博文为运营管理部经理，任期自2013年6月1日起。2013年9月9日，汉盛公司资产财务部员工杨涛向邓博文等人发送主题为关于增资扩股入股数量的确定事宜的电子邮件，内容为：6月份曾向大家统计过增资扩股的意向入股数，现增资扩股的资产评估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为了加快增资入股工作，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形成增资入股方案并上报董事会，请大家于今晚将各自最终的入股数量报给我，入股的每股金额约为1.6元多（原通知为1.68元/股，此次应不会超过此金额，具体需视评估报告而定），此次统计的入股范围仍为汉盛中层及海外管理层，每10万股为1个单元，每人上报的单元必须为整数，每人的入股不超过5个单元（含5个单元），入股采用代持的方式，享受分红权及原价转让权，由田总或兰总代持，具体入到谁名下会在名单统计后，通知大家存入股资金时予以确定（时间初步定在10月份）此次入股统计为最终上报，有资格入股的人员以邮件通知的人员为准。2013年10月22日，杨涛向邓博文发送电子邮件，载明内容为：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事情，方案已经最终确定下来了，最终采取了与集团公司一致的模式，采用代持的方式，代持期间持股价格不变，享受分红权，具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代持协议需等到增资结束后统一发给您代持协议书并签字，根据统一的安排，你的股数有变化，给您最后定的是40万股，每股价格1.65元/股（现在正在走集团和其他股东的股东会审批，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价格不会变化了），总计需66万元，您的代持人为杨涛，请收到邮件后尽早安排资金，并最迟于本月27日（周日）汇到杨涛的账户，待所有入股资金到位后，由代持人统一汇入验资户进行增资。邓博文提交转账记录截屏，证明其已于2013年10月28日向杨涛转账66万元。杨涛认可邓博文的出资已经付至汉盛公司的验资户，并确认其代持邓博文40万股，合计660000元。邓博文提交杨涛于2013年6月7日发送主题为20130606二稿xx海外xx（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电子邮件附件《xx海外xx（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说明书》（二零一三年六月），载明：增资主体为汉盛总部部门经理以上管理团队、海外经营机构高管团队，5年以上业务骨干等；认购价格按照公司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后并经过股利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1.68元/股确定；自然人代持方式说明中，代持人以自己的名义，代理被代持人对外持有汉盛公司股权，并行使股权权利；被代持人根据其委托代持人代理其持有并管理的汉盛公司股权，每年可以获得相应的股权收益；被代持人从汉盛离职后须通过向代持人出售代持股权而终止代持关系，转让价格应为被代持人在本次增资过程中对汉盛公司的实际出资。杨涛提交汉盛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及董事会决议等材料，证明汉盛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12日，公司类型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注册资金为10000万元。2013年11月6日，汉盛公司做出2013年度第三次和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议案》、《关于增资扩股的议案》和修改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其中《关于增资扩股的议案》增加股东，同意增加新股东田某、兰某某、杨涛（作为汉盛公司管理里团队和核心骨干代表）；增加注册资本，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11760万元，其中田某货币出资1402.5万元，其中实收资本850万元，其余552.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兰某某货币出资870.5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为530万元，其余344.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杨涛货币出资627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为380万元，其余247万元增加至11760万元，股东在原来法人股东基础上增加三个自然人股东即田某、兰某某、杨涛，其中田某出资850万元、兰某某出资530万元、杨涛出资38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11月11日。汉盛公司的验资报告记载杨涛缴纳的出资额38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627.00万元，实收资本为380万元，其余24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注册资本3.23%。邓博文提交汉盛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向邓博文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邓博文与汉盛公司协商一致，汉盛公司于2017年2月1日与邓博文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诉讼中，汉盛公司认可杨涛在2013年任汉盛公司资产财务部经理，现任汉盛公司副总经理。另查，杨涛于2019年2月18日领取了本案起诉书副本。以上事实，有公证书、说明、电子邮件、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任职通知、董事会决议、工商登记材料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邓博文自汉盛公司离职后，杨涛是否应按原出资金额退还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邓博文、杨涛、汉盛公司对于杨涛代邓博文持有汉盛公司的股权、持有股权的出资额为66万元不持异议，因此，邓博文主张的其委托杨涛代持汉盛公司股权的相关事实成立。第二，在委托代持事实成立的基础上可以推定，各方已对委托代持的各项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意见，存在事实上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第三，邓博文提交了公证书，对相关电子邮件内容进行了公证。虽杨涛及汉盛公司以部分电子邮件系转发邮件为由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杨涛及汉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电子邮件在转发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及伪造，故对于相关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在主题为“20130606二稿xx海外xx（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电子邮件中，包含的附件有《xx海外xx（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说明书》，在该说明书中注明“被代持人从汉盛离职后须通过向代持人出售代持股权而终止代持关系，转让价格应为被代持人在本次增资过程中对汉盛公司的实际出资”；而在代持人杨涛向邓博文发送的主题为“关于公司增资扩股汇入入股资金宜事（邓博文）”的电子邮件中，已注明“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事情，方案已经最终确定下来了，最终采取了与集团公司一致的模式，采用代持的方式，代持期间持股价格不变，享受分红权……”的内容。上述电子邮件的内容可以证明相关股权的代持时间应截止至邓博文离职之时，在邓博文与汉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向杨涛出售代持股权，且出售的价格应以邓博文的实际出资为准。因杨涛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被登记为自然人股东，故根据相关约定，可以认定邓博文已将实际出资交割给杨涛，杨涛应按66万元的价格向邓博文支付对价。因杨涛为代持人，且邓博文离职时亦将出资交割给杨涛，故杨涛及汉盛公司关于相应责任后果应由汉盛公司承担的答辩意见，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邓博文要求确认其与杨涛之间的关于股权代持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事实依据充分，但合同关系的实际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2月18日；邓博文要求杨涛支付出售股权的出资款66万元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邓博文与杨涛之间关于代持汉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于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解除；二、杨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邓博文出资款六十六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零四百元，由被告杨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郭 强审判员 牟诚诚审判员 鲁雅清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曹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