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1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润，男，汉族，1968年7月6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锡祥，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莲，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电白区创发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下河村委会桥头坑村环保砖厂。法定代表人：李定培，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绍胜，男，汉族，1971年5月9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润因与被上诉人茂名市电白区创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发公司”）、邱绍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润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为设立、建设创发公司已实际出资29万元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中的《短信聊天记录》,可证实上诉人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已付款20万元到被上诉人账户，而汇款用途是购买一台五型机。具体如下：(1)被上诉人邱绍胜于2014年6月25日9时37分向上诉人发短信，短信内容为：(开户行)农村信用社，(账号)xx，(户名)邱绍胜。(2)被上诉人邱绍胜于2014年6月30日下午14时23分向上诉人发短信，短信内容为：“在从化看一台五型机，有可能会谈好，请尽快把钱汇入。”而上诉人于同日14时25分回复：“在汇中”。(3)被上诉人邱绍胜于2014年7月1日下午17时26分向上诉人发短信，短信内容为：“已到账共二十万，谢谢。”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中的《见证》（证人陈柏年出具的证言），可证实上诉人于2014年2月16日以现金的方式交付了11万元给被上诉人邱绍胜。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中的《收据》，可证实被上诉人邱绍胜确认于2014年5月20日止已收到了上诉人贰拾玖万元整(290000元)，收款用途为投资砖厂(创发砖厂)，即投资本案涉案的创发公司（原“电白县创发建材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为“茂名市电白区创发建材有限公司”）。该《收据》确认的内容与上诉人提供的上述《短信聊天记录》及《见证》是相互印证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是上诉人逼迫其书写上述《收据》，理由不能成立。4.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3《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证实被上诉人邱绍胜在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11月24日任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上述证据可充分证实，被上诉人邱绍胜在任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且是在设立及建设创发公司期间收取了上诉人的29万元投资款，而其主要用途是用于购买机械设备。显然，被上诉人邱绍胜的行为代表着被上诉人创发公司，被上诉人邱绍胜收取上诉人的投资款即为创发公司收取上诉人的投资款。显然，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上述四组证据已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创发公司收到了上诉人29万元投资款，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不予认定显属错误。二、一审判决“以《收据》上确认的收到29万元投资款的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而创发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成立；对此，邱绍胜否认是作为被告创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原告杨润又没有提供与邱绍胜签订有书面合同或其他证据来佐证……”为由，对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邱绍胜持股的创发公司2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不予确认，对上诉人请求确认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邱绍胜持股的创发公司20%股权的实际股东的请求不予支持显属错误。1.被上诉人邱绍胜虽然于2018年7月21日才出具《收据》确认至2014年5月20日止收到上诉人29万元。但该29万元款项是被上诉人创发公司成立前后，上诉人先后投资的，并不全部是2014年5月20日投资。2.对于被上诉人邱绍胜在一审中否认其收到上诉人的29万元属于上诉人对创发公司的投资款的陈述，这不能作为否定被上诉人邱绍胜持有的创发公司的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是上诉人的证据。本案之所以发生纠纷，正因为是被上诉人意图侵占上诉人的股权而引起，被上诉人邱绍胜是利害关系人，其陈述不能作为否定上诉人主张的证据。4.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是创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而被上诉人邱绍胜是名义股东。对于上诉人是创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而被上诉人邱绍胜是名义股东的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2中的《短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在上诉人提供的短信记录中，上诉人在创发公司开工的当天(2014年7月30日)发短信给被上诉人邱绍胜，称“开工大吉，大利。”而被上诉人邱绍胜回复：“齐吉，齐利。”由该短信聊天记录看，被上诉人是认可上诉人是股东的。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邱绍胜系亲戚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已查实。2014年年初，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称建设砖厂有钱可赚，而他没有资金，基于亲戚关系，其可代上诉人筹建创发砖厂，但由上诉人投资资金，利益及亏损均属于上诉人。基于对作为亲戚的被上诉人邱绍胜的信任，也因上诉人长期居住在深圳，来往深圳和电白之间不方便，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邱绍胜为名义股东，代表上诉人去设立、建设创发公司。正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邱绍胜是亲戚关系，也因为上诉人没有防备被上诉人邱绍胜侵占股权的法律意识，上诉人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关于被上诉人邱绍胜代上诉人持有创发公司股权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实上诉人已实际出资，是实际出资人，被上诉人邱绍胜是名义股东。显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是创发公司2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应当确认上诉人是创发公司的股东，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显属错误。三、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创发公司的大股东李定培(占70%股份)表示，如果上诉人能证实上诉人是实际出资人，其同意上诉人成为创发公司的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规定非常明确，如公司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则实际出资人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是实际出资人，创发公司的过半数股东(占70%的股东李定培)已同意上诉人成为创发公司的股东，因而，对于上诉人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显属错误。四、创发公司一审并未委托张培军律师，也没有在委托手续上盖章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一审程序不合法。邱绍胜辩称：一、杨润诉求确认股东资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按杨润诉称的于2014年2月16日交付股金11万元给邱绍胜、邱绍胜于2014年2月26日成立创发公司、邱绍胜是大股东，杨润从2014年2月26日成立创发公司这一时刻就已经知道他不是股东，应该提起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但他并没有，因此已经丧失胜诉权。杨润或许会说他只是隐名股东不需要诉讼解决登记股东，但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首先投资砖厂涉及超过千万的投资，不可能是隐名股东；其次，邱绍胜于2014年2月26日设立创发公司，至今历次变更各项事项、从成立之前的策划、成立的手续和出资、到征地建厂投产、到分红、到经营管理，杨润从未向创发公司、邱绍胜、创发公司其他股东提起过任何有关股权、分红、经营的事宜，也从未到过创发公司。因此，杨润现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早已超出诉讼时效。即使从2014年2月26日设立创发公司，到杨润胁迫邱绍胜在《收据》上补签的2018年7月21日，也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了。二、杨润在一审诉称的所谓事实，大部份不是事实。1.双方之间并无合资经营砖厂的合意、杨润所谓的29万元或者31万元并非创发公司资金或者投资金。如果是投资砖厂，为何杨润5年之后(2014.5-2018.7)才来找邱绍胜？而且，投资砖厂需要资金一千多万元，哪怕占股20%也要三百多万，不可能没有起码的投资协议。2.邱绍胜签署的《收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邱绍胜是受到杨润的胁迫被迫签署的，杨润所谓邱绍胜并未报警就意味着没有受到胁迫也是不成立的，不报警并未意味着不受胁迫。从邱绍胜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这一点。从杨润提供的录音中可见杨润胁迫，第3页第2-3行“一共拿我的钱都写下（收据）给我，你就可以走了，不然你今晚都不用走了，（写好）你要去水东去哪都可以”。实际上邱绍胜收到的胁迫不仅仅是这里的“不然你今晚都不用走了”，而是杨润用三部车顶住邱绍胜的车辆、以及杨润带来的十几个人。因此《收据》并非邱绍胜的真实意思表示。3.杨润以所谓投资29万元（实际上只有20万元给付邱绍胜、而且不是投资款），企图通过法院判决掠夺邱绍胜价值280万元的股权，并且是通过十几人围攻邱绍胜签署《收据》，实际上属于涉黑案件。三、投资29万元或者20万元，根本不可能获得20%的股权，这也说明杨润和邱绍胜以及其他股东没有合资的合意。邱绍胜于2014年2月26日成立创发公司、2014年6月1日环保砖立项，其后邱绍胜出资160多万（后来部份转让给陈理文、李志坚）、严志兴出资940万元（后来严志兴免费转让给李定培，实际上由李定培挂名成为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如果说邱绍胜所谓出资29万元或20万元就是占股20%，那么邱绍胜出资160多万元应该占股多少，严志兴出资940万元是否应该占股600%，杨润以后期出资是增资扩股、而非原始出资占股。那么杨润这个所谓占股20%的股东，根本就不知道后期是怎样增资扩股，也不知道原始出资又是怎样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杨润根本就不是股东，如果他是股东，对增资超千万元的事项不可能毫不知情。邱绍胜转让大部份股权给严志兴，也完全没有杨润的知晓、参与、同意。四、邱绍胜和其他股东于2018年8月1日是确认李定培、陈理文、李志坚等股东的股份、确认出资之多还少补之日，李定培所谓2017年在珠海市喝酒听杨润说是出资投资，为何李定培在2018年8月1日没有把杨润叫过来参与股权分配。从一审和二审李定培的意见来看他是对邱绍胜不满的（甚至想要把邱绍胜赶出公司），连李定培这个对邱绍胜不满的股东，都没有认可杨润所谓的投资，可见杨润根本就不是投资者。五、有关一审委托的事宜。1.李定培所谓并未委托张培军律师出庭并非事实。开庭之前，邱绍胜已经和李定培打电话汇报委托张培军律师、答辩意见等，李定培叫邱绍胜签名盖章即可，邱绍胜又打电话给陈理文、李志坚，他们均授意邱绍胜处理即可。邱绍胜叫李定培盖章签名，李定培说盖平时的公章即可，于是邱绍胜就用公司平时的公章在张培军律师准备好的答辩状、委托书等材料盖章。因此李定培在庭审上明确回答“答辩状是创发公司公章、答辩状是创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但如此，李定培在整个庭审过程，不但对张培军律师出庭从未异议，也未对张培军律师代表创发公司陈述的意见异议。因此其所谓并未委托张培军律师出庭并非事实。2.一审中张培军律师代表创发公司的陈述，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判决并无影响。本案本质上是杨润和邱绍胜之争，与创发公司无关，且创发公司的意见应以股东会纪要为准。六、李定培的陈述在一审庭审笔录及二审庭上的陈述存在矛盾，李定培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政府公务员，李定培一审陈述确认答辩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答辩状有创发公司的盖章。综上，杨润诉求和上诉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诉称的事实也基本不是事实；其诉称的所谓事实，基本不符合常理和生活常识，更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所谓的《收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认定杨润占股的证据。恳请上级法院驳回杨润上诉请求。创发公司辩称：创发公司是有限公司，李定培是后来的法人代表。创发公司没有收到杨润的投资款，杨润不属于公司股东，也没有股份。李定培一审没有委托张培军律师出庭。杨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创发公司确认原告杨润为被告的股东，将被告邱绍胜名下的占被告创发公司的20%的股权全部转登记到原告杨润名下；2.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告的名字登记于股东名册并到法定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3.判令被告邱绍胜将已经领取的创发公司即创发砖厂的分红款人民币20万元支付给原告杨润；4.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由被告创发公司及被告邱绍胜负担。庭审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杨润为被告的股东，将第三人邱绍胜名下的占被告创发公司的20%的股权全部转登记到原告杨润名下；2.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告的名字登记于股东名册并到法定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3.判令第三人邱绍胜将已经领取的创发公司即创发砖厂的分红款人民币20万元支付给原告杨润；4.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由被告创发公司及第三人邱绍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润与第三人邱绍胜是亲戚关系。2014年2月26日，第三人邱绍胜登记注册成立电白县创发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邱绍胜，股东为邱绍胜与邱亚厌；2014年6月6日，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2015年10月26日，该公司企业名称由电白县创发建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创发公司，股东由邱绍胜、邱亚厌变更为严志兴、邱绍胜；2017年11月24日，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邱绍胜变更登记为李定培，股东变更由严志兴、邱绍胜变更为李定培、邱绍胜、陈理文、李志坚。原告主张其于2014年2月16日出资11万元现金给第三人邱绍胜成立创发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再次转账20万元给第三人邱绍胜(后第三人邱绍胜退回2万元，合计29万元)。2018年7月21日，第三人邱绍胜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该《收据》的具体内容为：“今收到杨润交来投资砖厂(创发砖厂)资金贰拾玖万元整(290000.00)收款人：邱绍胜2014年5月20日2018年7月21日补写”。现原告杨润以其作为被告创发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两被告没有将其登记在股东名册，第三人邱绍胜恶意侵吞其分红为由，将两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一审法院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杨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申请将被告邱绍胜变更为第三人邱绍胜，对此，被告没有提出具体的抗辩意见，并提出交由一审法院确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申请予以采纳。另查明，原告于2019年8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粤0904财保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邱绍胜持有的被告创发公司20%的股份，查封价值为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杨润是否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能否成为被告创发公司的股东并占有20%的股权。在本案中，原、被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显示，被告创发公司从2014年2月26日成立至今，在被告创发公司的原始工商登记申请、变更登记以及经营管理中从未有过原告杨润参与申请、出资及经营的记录，也没有原告杨润作为被告创发公司幕后投资人的协议等合同凭证；再从被告创发公司从2014年2月26日成立之日起至2018年2月长达四年时间里，也没有证据反映原告向被告创发公司主张过任何股东权利。综上，结合邱绍胜于2018年7月21日补写给原告的一份《收据》内容“今收到杨润交来投资砖厂(创发砖厂)资金贰拾玫万元整(290000.00)收款人：邱绍胜2014年5月20日”来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收据》上确认的收到29万元投资款的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而被告创发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成立；对此，邱绍胜否认是作为被告创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原告杨润又没有提供与邱绍胜签订有书面合同或其他证据来佐证，单凭《收据》这份证据，不能确认为邱绍胜收到杨润29万元作为成立创发公司的注册资金，该《收据》只能证明原告杨润与邱绍胜之间存在其他方面的经济纠纷。综上所述，原告杨润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缺乏事实依据，对原告杨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原告杨润负担。本案二审期间，杨润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李定培的身份证，拟证明李定培的身份情况。证据二、调查笔录，拟证明1.创发公司没有开过股东会，没有委托律师代理创发公司参与诉讼，没有商量过应诉答辩，也未作出过书面答辩。2.创发公司的印章一直在法定代表人李定培处保管，其未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答辩状上盖过公司印章。证据三、杨润和邱绍胜的录音光碟和译文，拟证明邱绍胜承认收到上诉人31万元，退回2万元，共收到29万元，且承认29万元用于投资本案砖厂，录音证实邱绍胜是自愿写回涉案收据给上诉人，并不是上诉人胁迫邱绍胜。邱绍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二不确认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笔录的内容是虚假的，也有可能是上诉人的代理律师诱骗李定培陈述，该笔录内容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一审庭审的意见，亦与2020年6月13日创发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相反的。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创发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不知情，不发表意见。本案二审期间，邱绍胜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再次核定和确认，拟证明创发公司投资为13155195.4元，上诉人如果取得20%股份，需要投资260万元，上诉人称所谓投资29万元开砖厂的事实不存在。创发公司从成立、至历次变更，建厂投产经营管理分红，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未曾找过上诉人或者其他股东提起该事，李定培所谓听说上诉人投资，不是事实。证据二、销售合同、情况总结、验收申请，拟证明创发公司有多个公章。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股东李志坚将其股份转让给许雪梅、蔡典排，并不需要征求上诉人的意见，证实上诉人并非投资人。证据四、创发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拟证明1.公司的所有一切，包括注册成立、取得环保砖生产资格、投资金额、历次变更股东、历次分红、经营管理，均和上诉人无关，也无需和上诉人知会或者通报，2.上诉人既非投资人，也不是实名股东，3.所有的股东均拒绝上诉人作为创发公司股东。杨润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创发砖厂的实际出资，也不能证实上诉人对创发砖厂未进行投资。证据二投资人对投资款明细、销售合同、退款投资明细没有原件核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总结、建设项目保护环境是邱绍胜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实邱绍胜所主张证明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对创发砖厂李定培的调查笔录，李定培任法定代表人后，公司仅有唯一一个印章，是由李定培保管的，所以李定培并没有在委托书、委托合同及答辩状上盖公章。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及创发砖厂会议纪要三性不予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无原件核对，会议纪要明显是为了应本诉诉讼而制作，不是客观真实的。创发公司质证认为：除了证据二中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我不清楚之外，其他均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创发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张培军律师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提供有创发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及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所函。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定培亦出庭参与一审庭审活动，其当时并未对张培军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润能否成为创发公司的股东并占有20%的股权。杨润上诉称在创发公司成立之前交付了11万元现金给邱绍胜，当时创发公司成立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杨润投资的11万元应占创发公司的20%股权，创发公司成立后，杨润继续投资2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邱绍胜退回2万元后，尚余29万元，邱绍胜作为创发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收据》确认收到杨润投资款29万元的行为，是代表创发公司的行为，即创发公司已收到杨润的投资款29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创发公司辩称其没有收到杨润的投资款。邱绍胜辩称其仅确认大约于2014年5、6月收到杨润转账交付的20万元，但该20万元不属于杨润的投资款，29万元投资款的《收据》是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创发公司注册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当时登记的股东为邱绍胜、邱定厌，杨润并非登记股东。其次，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未有杨润参与申请、出资、经营创发公司以及股东变更登记时征求杨润意见的记录，也未有杨润作为创发公司幕后投资人的协议等合同，在创发公司否认收到杨润投资款的情况下，单凭邱绍胜于2018年7月21日补签的29万元投资款的《收据》以及邱绍胜与杨润之间的短信往来，不足以证明创发公司实际收到29万元，亦不足以证明创发公司确认该29万元是杨润的投资款或杨润是创发公司的隐名股东，杨润应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再次，邱绍胜于2018年7月21日补签《收据》时，其已不是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润以邱绍胜为创发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由，主张邱绍胜签署《收据》确认收到29万元的行为，即代表创发公司所为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难以认定杨润是创发公司的股东并占有20%的股权，一审判决驳回杨润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杨润与邱绍胜之间的经济纠纷，其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张培军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庭审活动，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杨润上诉称，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定培未委托张培军律师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诉讼，故一审程序违法。经查，一审庭审中，张培军律师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提供有创发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所函。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定培亦出庭参与一审庭审活动，其当时并未对张培军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张培军律师作为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庭审活动，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杨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上诉人杨润已预交），由上诉人杨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慧嫦审判员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 哲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