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221民初7302号 原告：牛世坤，男，汉族，1958年12月25日出生，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安徽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住所地临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负责人：王银山，任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栋，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玉霖，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临泉县商务粮食局，住所地临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魏明魁，任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曙光，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住所地临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原告牛世坤与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7）皖1221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提起上诉，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皖12民终225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20187）皖1221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牛世坤申请，追加临泉县商务粮食局、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世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的负责人王银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栋、被告临泉县商务粮食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曙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牛世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或赔偿同区位门面房49平方米，并赔偿经济损失35万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早年，经临泉县百货公司集体研究，指定原告在临泉县第二百货大楼北侧自建两间平房，作为住房补助，产权归个人所有。后来该两间房屋逐渐演变成商用门面房。1994年1月13日，原告对该房办理了产权登记，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载明，该房建筑面积49平方米。后来被告前身临泉县工业品公司开发拆迁该房屋，经协商于1995年7月2日达成《拆迁协议书》：“牛世坤拆迁后房屋由临泉县工业品公司按原平方包赔牛世坤两间房共计49平方属门面房”。又因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迟迟不按协议约定履行，原告于2006年诉至法院。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峰在法庭表示同意按“协商约定”解决，原告撤诉，并经法院核准。然而，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一拖再拖没有按照《拆迁协议书》的“协商约定”包赔原告房屋，致使原告毫不间断地主张权利。直到2008年12月4日，原告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原告因长期失去人身自由，服刑期间无法再次行使诉权。2017年6月，原告刑满释放，依然找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主张权利。该公司已连续数年未经年检、注册，处于“国企改革”状态，且已被临泉县商务粮食局接管并成立了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负责日常事务。 原告牛世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出证据如下： 第一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自然状况和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临泉县商务局文件一份，证明：临泉县商务局对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实行“接管”事务。 第三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各一份，证明：1、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原名临泉县工业品公司，后变更登记为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2、证明该公司拆迁原告房屋之时，其登记名称为临泉县工业品公司，变更登记名称之后的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现已被临泉县商务局接管，故应由接管单位承受该公司之前遗留的债权和债务。 第四组：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明：原告两间房屋经依法登记确定建筑面积为49平方米，其产权属于原告合法所有。 第五组：拆迁协议书一份，证明：1、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承认该房屋拆迁之前归原告合法所有；2、证明该公司将原告房屋拆迁后同意包赔原告；3、证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本单位赔偿给原告两间共计49平方米门面房。 第六组：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曾以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为被告起诉至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因该公司答应由其和原告协商约定解决，原告申请撤诉，法院予以裁准。 第七组：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08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应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服刑期间无法对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行使诉权。 第八组：释放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从释放之日起重获人身自由，才有条件继续主张权利。 第九组：法院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在2006年第一次起诉时，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按照原《拆迁协议书》，由双方“协商约定”解决，但原告撤诉后，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并没有按照约定包赔给原告该两间门面房，原告遂向接管该公司的被告临泉县商务局再次起诉，向其索要拆迁该两间房屋的损失赔偿费和其他损失费。 第十组：临泉县国企改革工作组说明一份、证明一份，证明在牛世坤无法主张权利期间，其妻儿多年多次到有关单位主张权利，一直没有间断自己权利的诉求；每一次主张权利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未超过诉讼时效。 第十一组：价格评估意见书一份，证明二被告接管的原公司拆迁牛世坤的房屋，给牛世坤造成的房屋损失，经鉴定估价高达1615600元，造成的租金损失高达390600元。 第十二组：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牛世坤把自己位于单位北侧的沿街住房改造成门面房，申请单位同意其作为是对自己今后租房损失的弥补，单位签章表示“经请示宋经理同意本人意见”。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原告诉称，涉案房屋系1995年拆除，从1995年至2006年11年间，原告没有向原临泉县工业品公司主张过权利，2006年起诉至临泉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2006年12月7日提出撤诉，从1995年至今已有22年，已经超过我国现行法律对诉讼时效的最长期限；2、即便原告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被拆房屋并非商用门面房，而系自住房屋；3、原告要求在同区域内由被告返还或赔偿49平方米的房屋，且损失3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同区域内返还无论是返还房屋还是赔偿房屋，被告均是履行不能，因为地已经被征收了，所以原告诉求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实现的诉求，应依法予以驳回；4、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并非临泉县商务粮食局组建，其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临泉县商务粮食局没有行政关系；5、根据临泉县商务局文件及临泉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小组文件证明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系进驻企业的工作组，仅负责国企改革工作，在法律上并不等同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举出证据如下： 1、临泉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小组文件1份、临泉商务粮食局文件2份。证明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的组长系王银山，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系进驻企业的工作组，仅负责国企改革工作。 2、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原组长季斌出具的质证意见，证明原告举证第十组的说明中提到的有关单位不包括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 被告临泉县商务粮食局辩称，1、临泉县商务粮食局并非本案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的相对人，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2、临泉县商务粮食局在原告诉称的纠纷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从事民事活动和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告临泉县商务粮食局无任何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4、如本案确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纠纷应当依照行政程序先行处理。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没有答辩。 经审理查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临泉县百货公司经理集体研究，指定原告牛世坤在临泉县第二百货大楼北10米、光明路路西处自建平房（楼根基）两间作为住房补贴。1992年房屋建成，结构为砖混。1994年1月原告牛世坤将该房屋登记在其个人名下，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为临房字第××号，房屋使用权性质为私有，登记建筑面积49平方米。登记房屋四至为，南、北、西与百货公司相邻，东与光明路相邻。 临泉县百货公司1993年体制改革时改为临泉县工业品公司。1995年9月5日临泉县体改委发文同意临泉县工业品公司更名为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原企业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2007年临泉县人民政府国企改革办公室批准设立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承继临泉县工业品公司债权债务。 临泉县工业品公司开发建设需要拆迁原告牛世坤所有的光明路西侧的两间房屋，1995年7月28日，临泉县工业品公司签章出具《拆迁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牛世坤拆迁后的房子由临泉县工业品公司按原平方包赔”。 房屋拆迁后，2006年10月17日原告牛世坤因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将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起诉至临泉县人民法院，同年12月7日牛世坤撤回起诉，当天准许撤诉裁定书送达生效。 2008年12月4日原告牛世坤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2009年8月被临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17年6月12日原告牛世坤减刑释放。2017年8月24日原告牛世坤起诉，向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主张权利。 诉讼期间，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于2018年8月10日签章向原告出具《说明》，表示“牛世坤房子被拆除后，其妻马慧、儿子牛冬冬，多年多次一直未间断到有关单位要求赔偿房屋损失未解决。牛世坤出狱后也多次到工作组和有关单位要求赔偿并诉到法院”。2018年8月16日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又签章针对《说明》出具《质证意见》，称《说明》中“‘多年多次一直未间断到有关单位要求赔偿房屋损失未解决’中的‘有关单位’不包括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原临泉县商务局副局长毕彦林出具《关于牛世坤的房屋拆除纠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牛世坤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儿子等亲属经常不断地找到主持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该国企管理工作组的所属上级单位即县商务局多次反映，要求解决这一纠纷”。 诉讼中，2017年12月19日原告牛世坤申请对1995年被拆除的光明路北段49平方米两间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申请对1995年以来该房屋出租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经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负责人对涉案房屋各方面指标的确认，并经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同意，临泉县人民法院委托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018年5月4日，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该房屋作为商铺1995年1月价值245000元，2018年4月为1225000元；1995年1月至2018年4月租金390600元。 另查明，涉案房屋原址开发建设后，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获得门面房屋十一间。 庭审中发现，原告牛世坤多次擅自修改《拆迁协议书》及房产档案等证据材料。 本院认为，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至今没有注销。临泉县商务粮食局是行政管理单位，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属于临泉县商务粮食局管理。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现在实际负责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的日常管理。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其与他人产生的债权债务，应由其自行承担，与临泉县商务粮食局、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无关。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将原告合法的房产拆除并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书》，没有证据证明《拆迁协议书》的签订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拆迁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1995年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并未约定被告履行义务的最后期限，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何时向原告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并不确定，无从算起。2006年10月原告起诉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该程序终结后至今并未超过二十年，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关于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最长期间二十年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告房子被拆除后，2006年原告起诉主张过权利，同年12月7日该程序终结。2008年12月4日至2017年6月12日原告在服刑期间其同住近亲属就家庭重要生活资料的房产未间断向有关单位要求赔偿损失，应当认为该行为是有代理权的有效的法律行为，诉讼时效应予中断。2017年6月12日原告被释放后又及时于8月24日起诉主张权利。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辩称原告诉讼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称其出具的对原告有利的《说明》中，“有关单位”不包括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改革工作组，但原告近亲属向被告上级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赔偿也应属主张权利的行为。况且有证据印证“在牛世坤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儿子等亲属经常不断地找到主持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国企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该国企管理工作组的所属上级单位即县商务局多次反映，要求解决这一纠纷”。 庭审中，原告牛世坤虽多次在相关书面证据上添加文字，但并没有改变案件的整体事实，添加的内容在其他证据中都能客观体现出来，原告并不构成“捏造事实”，因此原告不涉嫌虚假诉讼。原告行为也不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的其他罪名。 《拆迁协议书》只是约定“按原平方包赔”，并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多年来耽误用房的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牛世坤被拆除房屋同等区位的房屋49平方米； 二、驳回原告牛世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450元，财产保全费2030元，评估费18000元，合计41480元，由被告临泉县百货批发公司负担29036元，原告牛世坤负担124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曙光 审 判 员  刘雪玲 人民陪审员  马恩领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庞 涛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四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