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鹏飞，男，1985年0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雷河发展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洋，男，1987年5月26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波，湖北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银安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中胜村商业项目综合楼**7－16办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748328639J。法定代表人：陈小川，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京铃，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谭鹏飞因与被上诉人屈洋、原审第三人武汉银安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安担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的（2018）鄂0684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鹏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屈洋诉讼请求或改判由武汉银安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屈洋以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但经庭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质权转让纠纷，一审原告以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应予驳回。本案所涉车辆所有权人是刘雪艳，被上诉人潭鹏飞并非车辆所有权人，无权买卖车辆，刘雪艳将涉案车辆质押至谭鹏飞处，谭鹏飞享有对刘雪艳质押债权，谭鹏飞与屈洋之间签订的是质权转让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2.一审处理结果未起到定分止争的法律作用。本案所涉车辆系刘雪艳在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抵押借款分期购买的，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根据刘雪艳与银安担保公司签订的协议，银安担保公司只有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才能享有对刘雪艳的追偿权利，而在这之前，刘雪艳已经将车辆质押至谭鹏飞处了，谭鹏飞的质权早于银安担保公司设立，而银安担保公司没有及时履行其质权导致其权利灭失，其行使追偿权在此时指向的是刘雪艳个人而非涉案车辆，银安担保公司无权对车辆行使权利。原审判决认定“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在质押合同未生效、未取得质权之前从原告屈洋手中扣留涉案车辆，该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不具有合法性”。那么，被上诉人的损失应由银安担保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屈洋答辩称，我们尊重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答辩称，他们之间的纷争与我方没有关系，暂时不发表意见。屈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2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屈洋增加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告屈洋与被告谭鹏飞于2017年8月19日所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9日，原、被告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被告将鄂Ａ×××**的沃尔沃V40轿车转让给原告，价款为132000元，原告当天付清了车款。2018年8月19日，武汉市银安担保有限公司在宁夏××自治区××将××Ａ0ＰＢ12车收回，并将相关材料用胶带粘在该车附近的电线杆上。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告知该案涉及民事纠纷不便参与，原告与被告联系协商未果，原告又与银安担保公司联系，该公司称原告不是涉案车辆车主，不便与原告协商。经查，涉案车车主为刘雪艳以所购车辆向银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后刘雪艳未偿还借款，银安担保公司依刘雪艳的声明和授权收回涉案车辆。原告认为，被告不是涉案车辆所有人，其将有债务纠纷的车辆转让给原告，导致该车被收回，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谭鹏飞辩称，本案为转质权纠纷，原告屈洋基于与谭鹏飞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在转质押人谭鹏飞交付转押车辆时，该转质权依法成立，屈洋在谭鹏飞交付车辆后已实际占有，该转质权优先于质权，属于责任转质，屈洋作为转质权人依法对涉案车辆享有占有权和优先受偿权能，该权益应受法律保护，且优先普通债权人的债权。第三人武汉市银安担保有限公司虽然与刘雪艳签订的有担保合同，但其与刘雪艳之前形成的是债权，第三人武汉市银安担保公司扣留了质押在转质权人屈洋处的涉质押车辆，其取得质押物即本案车辆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给付方式，鉴于第三人承担了保证责任，故武汉市银安公司可以向刘雪艳行使追偿权。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武汉市银安担保公司无权扣留屈洋依法享有转质权车辆，其扣留涉案车辆的行为，侵害了屈洋享有的占有权能。综上，第三人武汉市银安担保公司行使追索权指向的是刘雪艳本人，其对涉案车辆并无权利主张，其扣留车辆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屈洋的合法权益，所以本案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与被告谭鹏飞无关。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辩称，本案是原、被告质押合同转让纠纷，与我公司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各自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屈洋提交的原、被告于2017年8月19日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一份、收条一份、POS签约单5份、刘雪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车辆注册登记摘要信息一份、武汉市银安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合同书一份、贷款申请书申明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收回质押物通知书一份，经质证，被告谭鹏飞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谭鹏飞与原告屈洋之间是质押权转让关系，属于债权纠纷，不是买卖关系，对收回质押物通知书应认定为无效。对原告提交手机截屏一份，被告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对以上证据无异议。对被告谭鹏飞提交的《汽车质押协议》（复印件）、《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复印件）、《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原告经质证，认为《汽车质押协议》、《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均为复印件不具有合法性，从内容看只是刘雪艳一方签字，从法律上应当是不成立的，刘雪艳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被告提交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上看是质押转让，但实质上是买卖合同关系。对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提交的银安担保公司营业执照、车主刘雪艳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担保合同》、《信用卡专向付款合同》、《中国银行股份公司青山支行抵押合同》、购车发票一份、保证金扣划回复函、招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原、被告经质证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案审理中，被告谭鹏飞对收取原告屈洋132000元并将鄂Ａ×××**车辆交付给屈洋的事实予以认可，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对从屈洋处开走鄂Ａ×××**车辆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月20日，案外人刘雪艳（公民身份号码）与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合同约定银安担保公司为刘雪艳向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贷款购买汽车提供保证担保、刘雪艳以所购车辆向银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2017年1月23日，刘雪艳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行签订《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抵押合同（担保抵押类）》，合同约定，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向刘雪艳提供额度为18万元的“专向分期付款”（分期36期）用于刘雪艳支付其购买沃尔沃V40智雅版的款项，刘雪艳以其所购车辆向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提供抵押担保。其后，刘雪艳以25.8万元购买了一辆沃尔沃V40车辆，所购车辆发动机号为B4154T41840900，车架号为YV1MV2925H2402092，车牌号为鄂Ａ×××**。2017年4月26日，案外人刘雪艳与被告谭鹏飞签订《汽车质押协议》及《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其中《汽车质押协议》约定，刘雪艳（乙方，质押人）以其所有的沃尔沃V40车辆（发动机号为B4154T41840900，车架号为YV1MV2925H2402092）为质押物，向谭鹏飞借款现金1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26日起，还款日期为2017年6月26日止。该协议中甲方（质押权人）处无签名，但庭审中被告谭鹏飞认可该协议系刘雪艳与其所签订。在《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中，刘雪艳（甲方，债权转让方）与被告谭鹏飞约定将其所有的沃尔沃V40车辆（车牌号为鄂Ａ×××**，发动机号为B4154T41840900，车架号为YV1MV2925H2402092）及钥匙1把、行驶证作为移交标的，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支付15万元的债权转让费给甲方。该协议中乙方（债权受让方）处无签名，但庭审中被告谭鹏飞认可该协议系刘雪艳与其所签订。2017年8月19日，原告屈洋（乙方，受让方）与被告谭鹏飞（甲方，转让人）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因对刘雪艳享有质押债权，现将该质押债权项下所有权、使用权、质押债权主、转押权以1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甲方一并将现质押债权的质押物车牌照为鄂Ａ×××**的车辆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原告屈洋支付了协议价款13.2万元并接收了车辆，谭鹏飞于当日为其出具了收条。2018年8月19日，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以刘雪艳构成恶意欠款应依约收回质押车辆为由，从原告屈洋住所地宁夏××自治区××县将该鄂Ａ×××**车辆拖走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各方当事人之间及与案外人刘雪艳之间各为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原、被告与第三人各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对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根据三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案外人刘雪艳以银安担保公司为保证人、以拟购车辆作为抵押物，向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贷款购买车辆，刘雪艳与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之间形成抵押担保及保证借贷关系，刘雪艳以拟购车辆作为质押物向银安担保公司反担保，双方形成质押担保关系，但双方在签订《担保合同书》后，合同甲方刘雪艳并未将质押物沃尔沃车辆交付给合同乙方银安担保公司，直至2018年8月19日由银安担保公司依照合同约定自行扣留收回质押标的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根据以上规定，在2018年8月19日之前，银安担保公司并不享有涉案车辆的质权。在案外人刘雪艳与被告谭鹏飞之间，双方签订了两份协议，对其中的《债权转让及车辆交接使用免责协议》，该协议的第二条为“车辆使用免责内容”，第三条写明“债权转让及车辆费乙方支付拾伍万元整的债权转让费给甲方（刘雪艳）”，因被告谭鹏飞在庭审中自认与刘雪艳签订的是质押协议，且未向法院提交所谓“债权转让”的债权凭证和借款合同等证据，无法证明刘雪艳向被告谭鹏飞转让了债权，从本案的证据及被告谭鹏飞的陈述中，也未能发现双方交易过程中存在债权转让行为，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债权转让关系。对其中的《汽车质押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刘雪艳向甲方借款现金拾伍万元整。乙方自愿将本人名下现有的车辆作为抵押物，车牌号，车架号YV1MV2925H2402092，发动机号B4154T41840900，车辆颜色为白色。该借款日期自2017年4月26日起，还款日期2017年6月26日止”。该协议第九条第二款约定：“本质押借款协议签订属于乙方自愿行为方式，并承认以上协议确切合法属实”。从以上约定来看，该协议名为《汽车质押协议》，实际为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设立担保物权。设立担保物权，应当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本案在审理中，被告谭鹏飞未提交其与刘雪艳之间另外签订了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凭证等证据，其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刘雪艳所有交易的内容均在该质押协议中。在该协议中，双方对借贷的主要内容借款金额、借款期间进行了明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依照以上规定，在书面质押合同中约定借款内容，将主、从合同一并订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双方签订的是质押借款合同而非汽车买卖合同，被告谭鹏飞也否认双方的交易行为为买卖行为，在一方交付车辆（可以为买卖标的物，也可以为质押标的物）、一方支付价款的行为既可以是买卖行为，也可以是借贷行为的情形下，本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合同当事人认可的合同目的，确认被告谭鹏飞与案外人刘雪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及质押担保法律关系，被告谭鹏飞对刘雪艳享有质押债权，依照《汽车质押协议》约定，质押财产为本案涉案车辆，质押期间自质押财产质押之日起至乙方全部清偿债务时终止。原告屈洋与被告谭鹏飞之间签订的是《质押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一式两份，但双方各自提交给法院的文本内容不相一致，原告提交的文本中，乙方（受让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处填写齐全，条款的第一条中多出了“13200”数字及“壹拾叁万贰仟元整”文字，签名处有谭鹏飞的签名捺印和屈洋的签名，而被告提交的文本中，乙方（受让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处为空白，以上多出的数字及文字处为空白，签名处有谭鹏飞的签字和屈洋的签字捺印，其余手写文字及打印文字均一致。对此，原告屈洋解释称其提交的协议多出文字系其为诉讼而自己添写的，实际签订时以上内容均为空白，被告谭鹏飞提交的文本为原始文本。此解释，与被告谭鹏飞提交的未经添加文字的证据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该协议，因被告谭鹏飞享有刘雪艳的质押债权、占有质押财产且在债权到期之后、质押担保期限之内，被告谭鹏飞具有转让质押债权的基础。根据被告谭鹏飞提交的协议文本，该协议虽然是《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但协议的主要条款为质押车辆的权利、事故责任、赎回、灭失等内容，债权转让部分内容为空白，没有与质权相对应的主债权之约定，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实为质权转让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转让质押债权应当交付取得债权的合同、债权凭证、质押合同、质押财产，并通知债务人，但从原、被告的履行活动来看，转让方谭鹏飞交付给受让方屈洋的仅有质押车辆及相关证件，原告屈洋不认可接收了债权凭证，被告谭鹏飞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交付了债权合同、债权凭证及履行了通知义务，不能认定其转让了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而该协议单独将质权予以转让，违反了法律规定，为无效合同。原告屈洋诉请撤销其与被告谭鹏飞所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因其未提交交易中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的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被告谭鹏飞应当返还原告屈洋质权转让款。因被告交付给原告所质押的车辆存在先期已被抵押、质押等权利瑕疵，该瑕疵导致质押车辆在交付给原告后被第三人开走，原告在占有、使用过程中无保管不当之行为，故其不负有返还车辆的义务。而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在原、被告发生交易一年后才行使其与刘雪艳对涉案车辆设定的质权，因其怠于行使质权，放任刘雪艳占有、使用以致另行质押双方确定的质押财产，对本案的发生具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与刘雪艳所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质押条款并未生效，银安担保公司并未取得质权，故在刘雪艳与谭鹏飞签订质押借款合同、交付质押财产后，该涉案车辆的质权已为谭鹏飞享有。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在质押合同未生效、未取得质权之前从原告屈洋手中扣留涉案车辆，该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不具有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故其应当向被告谭鹏飞返还涉案车辆。因在本案中被告谭鹏飞并未向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作处理，被告谭鹏飞可另案主张权利。原告屈洋诉请被告谭鹏飞赔偿其全部交易额损失13.2万元，因原、被告双方在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时，被告谭鹏飞明知其转让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所转让的质押车辆存在权利瑕疵，仍主动转让，对合同的无效应承担80%的主要责任，原告屈洋明知所转让的车辆存在瑕疵，仍与被告进行交易，存在一定过错，且占有、使用质押车辆长达一年，应承担其余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谭鹏飞返还原告屈洋质押权转让款105600元，由被告谭鹏飞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屈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被告谭鹏飞负担1176元，原告屈洋负担294元。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认定“2018年8月19日，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以刘雪艳构成恶意欠款应依约收回质押车辆为由，从原告屈洋住所地宁夏××自治区××县将该鄂Ａ×××**车辆拖走收回。”外，其他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原审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一组证据拟证明，由于借款人刘雪艳未履行向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的还款义务，银安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人已代为刘雪艳偿向该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20.779382万元，已还清。还查明，2018年8月19日，原审第三人银安担保公司从被上诉人屈洋住所地宁夏××自治区××将××Ａ0ＰＢ12沃尔沃轿车拖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据此，对不涉及上述情形的债权均可依法进行转让。针对本案案涉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谭鹏飞主张是债权转让、案涉车辆是作为被转让债权的附属物而被转让车辆质押权。但协议中并无提及所转让债权的任何具体内容,如该债权的原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数额、债权的性质或形成时间、经过及质押债权期限,亦未约定利息等情况,该协议明显有悖于通常的债权转让协议,因此,该协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谭鹏飞与被上诉人屈洋之间构成债权转让合同关系。结合上诉人的陈述及支付款项的行为来看，双方的交易行为更符合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签订的协议使用了质押债权转让的字样，但该协议的内容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移交的动产为质物。”第六十九条“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谭鹏飞并非涉案车辆所有人,其自称该车的取得是通过他人“转押”形式占有,故其作为质权人对质物的占有负有保管义务,在质权存续期间并无处分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上诉人谭鹏飞作为涉案车辆的质权人,对质物无权处分,在其与被上诉人屈洋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后未取得处分权亦未获得权利人追认,故本案案涉的协议应属无效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上述法律规定，合同确认无效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负有相互返还财产的义务。因现涉案车辆存在抵押情形，且被抵押权人占有，造成屈洋对该车辆占有的情形灭失。因上诉人谭鹏飞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已告知被上诉人屈洋案涉车辆存有抵押权，故上诉人谭鹏飞对屈洋无法返还车辆的后果应自行承担。本案中，被上诉人屈洋在购买卖车辆时，明知出卖人不是案涉车辆行驶证上登记的车主，而轻信上诉人谭鹏飞的言语，亦未到车辆登记机关对交易车辆状况进行必要了解，对此次交易行为存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被上诉人屈洋在一审提出的要求赔偿损失132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因其自身存在的过错，本院酌情支持（按60%标准）金额为792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宜城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4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二、谭鹏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屈洋人民币79200元；三、驳回屈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共计2940元，谭鹏飞负担1764元，屈洋负担11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云飞审判员  张 强审判员  王启飞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罗伟伟书记员  袁明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