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4383号原告:崔炜，男，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定玉，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安亭于田路**。法定代表人：陈虹。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巨山路**/div>法定代表人：宋铁兵。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男。原告崔炜与被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大众公司）、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恒信丰达公司）修理、重作、更换纠纷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刘定玉，被告上汽大众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被告广恒信丰达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上汽大众公司、广恒信丰达公司：1、为我更换大众辉昂380ts舒适版（2018款）汽车；2、赔偿我因检测、维修车辆而产生的检测维修费用34083元、误工费2000元、替代交通费60500元；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7日，我在广恒信丰达公司购买上汽大众公司生产的大众辉昂汽车一辆。因车辆显示屏故障，我于2019年4月5日到广恒信丰达公司经营的4S店免费更换显示屏，更换显示屏后我发现车辆后座存在异响，再次将车辆送至广恒信丰达公司检测维修。广恒信丰达公司没能解决后座异响问题，反而是在我取回车辆后发现车辆出现方向跑偏问题。2019年4月15日，我将车辆送往广恒信丰达公司检修，该公司告知我车辆修好，我将车辆取回后发现方向跑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2019年4月18日，我再次将车辆送到广恒信丰达公司检测，该公司技术总监告诉我其无法修复车辆方向跑偏问题。此后我将车辆送往其他4S店检测维修，也没有解决跑偏问题。我认为：一、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员工试驾车辆在经过一个较大路坑时车速过快（时速50公里）导致车辆托底、车辆转向系统受损、车辆方向跑偏。广恒信丰达公司应对涉案车辆的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涉案车辆多次在正规4S店维修，目前仍存在方向跑偏的问题且至今不能修复，影响正常使用，充分说明涉案车辆存在设计缺陷或者质量问题。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车辆已经维修合格，因此，上汽大众公司应对此负责。三、我因广恒信丰达公司、上汽大众公司的侵权行为而产生了维修费、误工费、替代交通费、鉴定费等费用支出，作为合理经济损失，两被告应予以赔偿。故我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第43条，《侵权责任法》第42条、第43条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上汽大众公司辩称，不同意崔炜的诉讼请求。我公司是车辆的生产商，无证据证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我公司无需为崔炜更换车辆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其一、根据生活常识和涉案车辆《使用维护说明书》中质量担保条例，车辆定位和轮胎平衡不属于质量担保范围。涉案车辆行驶里程累计18000公里左右时，崔炜认为出现跑偏情况，显然这与车辆质量无关。且目前涉案车辆经修理后前部悬挂相关定位参数均处于正常范围内，因此崔炜要求更换车辆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二、车辆跑偏是车辆使用产生的问题，应由崔炜自行承担相关修理费用。至起诉时，崔炜一直认为涉案车辆存在跑偏问题，但经鉴定车辆定位参数处于正常状态，可见崔炜对车辆的判断有误，可能出现无需修理而修理或过度修理的情况。由于跑偏并非质量问题，因此崔炜要求上汽大众承担修理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三、根据车辆维修记录，涉案车辆在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都在正常使用，六个月行驶里程约10000公里，因此不存在租车使用的事实。涉案车辆经鉴定表明目前不存在跑偏情况，如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间存在租车情况，也是崔炜对车辆判断错误所致，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崔炜自行承担。其四、崔炜系基于其自身错误判断而提起诉讼，其申请司法鉴定，但司法鉴定结论并未支持其诉请，因此司法鉴定费用应当由崔炜承担。广恒信丰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崔炜的诉讼请求。我公司是涉案车辆销售商。2019年4月5日崔炜曾在我公司修车，当日试车并无过错。该次试车是在正常道路上行使，车速符合道路要求，该位置并无减速或禁止通行标志且没有发现不能通行的情况。车内警示声并非车辆自身设施发出的声音，应为客户加装的行车记录仪发出的声音。出现警示声无法证明车辆出现异常，行车记录仪在通过减速带等正常路况时也会有警示声。崔炜在2019年4月5日试车后认为车辆“跑偏”，于4月15日将车送至我公司检测，检测后发现车辆只有个别四轮定位数据稍微超出标准值，该种情况下不会出现“跑偏”情况，但是应崔炜要求，我公司对车辆进行了四轮定位调整，将所有四轮定位数值调整至厂家标准范围内并出具检测报告。崔炜一直认为车辆有跑偏现象，先后在多处进行四轮定位，没有证据证明2019年4月15日车辆离开我公司时存在四轮跑偏的情况，崔炜将车辆驶出我公司后即使出现了跑偏，也是经过几千公里的驾驶且己由多家机构修理，和我公司无关。此外，涉案车辆曾经发生过多次碰撞事故，不能排除是碰撞事故导致了车辆的损坏或跑偏。综上，我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查，本案中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2018年4月7日崔炜于经销商广恒信丰达公司处购买上汽大众公司生产辉昂380TSI舒适版小型轿车一辆（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成交价28.4万元。涉案车辆系2018年4月5日出厂，随车《辉昂使用维护说明书》中质量担保条款载明“从本公司正常售出的新车的质量担保期自用户购车之日起计，出租/营运车辆为一年或行驶里程十万公里，非出租/非营运车辆为三年或行驶里程十万公里，时间数和里程数两者以先达到者为准……凡有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坏或故障均不属于质量担保范围：不当的保养及维修造成的损怀，已经装上未经本公司许可的零部件或未经本公司许可对车辆做了改装、加装、拆卸……另外一些调整和测量工作是不属于质量担保范围的，具体内容如下：车轮定位、轮胎平衡、油耗测量及发动机调整工作……”。据维修记录，崔炜购买涉案车辆后曾在授权维修商处进行下述保养、维修：（1）2018年8月17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事故车维修”，8月23日出站，涉及后保险杆外壳拆卸和安装、右侧后侧板整形及油漆、右后车门整形及油漆、右侧前车门整形及油漆、轮辐拆卸和安装等维修项目。（2）2018年8月22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5000公里首次保养”，次日出站，主要为机油滤清等保养项目。（3）2018年9月18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事故车维修”，9月29日出站，涉及右后车门拆卸和安装、右后车门油漆等维修项目。（4）2019年1月14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常规10000公里保养”，进站里程11983公里，当日出站，主要为机油滤清等保养项目。（5）2019年4月5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三包维修”即“显示单元”及“收音机更换”，进站里程17747公里，次日出站。（6）2019年4月15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四轮定位调整”，进站里程18410公里，当日出站。（7）2019年4月18日，于北京国服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服信公司）进行“四轮定位调整”，进站里程18728公里，4月26日出站。（8）2019年6月1日，于北京上汽丰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丰华公司）进行“四轮定位调整”，进站里程20883公里，当日出站。（9）2019年6月4日，于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常规保养，进站里程21011公里，当日出站，主要为机油滤清等保养项目。（10）2019年7月30日，于上汽丰华公司进行“一般维修”，进站里程21353公里，8月3日出站，涉及四轮定位调整、左侧及右侧下部横向摆臂更换、左侧及右侧前车轮轴承座更换、左侧及右侧转向横拉杆（含球头）更换、左侧及右侧前减震器（工艺-MR10）更换、上部横向摆臂更换等维修项目。同期，在该店更换蓄电池正极用电线束。（11）2019年8月26日，于上汽丰华公司进行“事故车维修”，进站里程24998公里，9月3日出站，涉及前保险杠外壳油漆、更换散热器格栅罩及通风栅罩等维修项目。（12）2019年10月20日，于上汽丰华公司进行“常规保养”，进站里程27524公里，次日出站，主要为机油滤清等保养项目。（13）2019年10月27日，于国服信公司进行“四轮定位调整”，进站里程27837公里，当日出站。此外，崔炜自述购入涉案车辆后曾于2018年11月左右在改装店（非授权4S店）换装大灯、加线；崔炜及广恒信丰达公司均表示涉案车辆曾于2019年4月18日至广恒信丰达公司试车，但并未修理。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为：崔炜要求更换车辆，索赔维修检测费、误工费、替代交通费是否有据。具体而言，则指向如下两个问题：问题一、涉案车辆如存有“跑偏”问题，则是否为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2019年4月5日过坑的驾驶行为所致？涉案车辆如存有“跑偏”情形无法修复的问题，则是否为上汽大众公司的产品设计缺陷、产品质量所致？崔炜主张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上路试车时驾驶不当“快速过坑”导致车辆托底、车辆转向系统受损、车辆方向“跑偏”；再主张“跑偏”问题无法解决系产品质量所致。就此，崔炜提交如下材料为证：1、检测数据打印件1张及检测数据照片打印件1张。其中：（1）检测数据打印件显示日期为2019年4月18日，调整前共有两项数值超出规格值，分别为：后轴前束右“0°03′”、前轴外倾角右“-1°03′”；调整后数值均在正常范围内。（2）检测数据照片打印件，其上未显示检测日期，崔炜称系广恒信丰达公司检测数据单，崔炜援引其中后轮数据“-0°55′”、“-1°48′”为证。经核对，以上检测数据打印件与检测数据照片打印件中所载数值不同。2、检测数据照片4张。未显示检测日期。崔炜称第1至3张为上汽丰华公司检测数据，第4张为国服信公司检测数据；崔炜称曾就“跑偏”问题在国服信公司、上汽丰华公司进行维修，其中国服信公司对车辆进行四轮定位调整，上汽丰华公司为车辆更换了零部件并进行了四轮定位调整；崔炜据此主张涉案车辆“跑偏”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3、车辆行驶记录视频光盘。视频显示为车头视角的行车画面并包含有车内人员对话；画面左下角标注“360记录仪”、右下角标注有实时车速、日期、时间。视频记载：2019年4月5日14:40分许，前方路面右侧不平（疑似有坑洼或井盖），车辆以“50km/h”的速度驶过不平整区域，车辆右前部颠簸相对明显，发出“滴滴”声。车内人员对话“男一：大哥您能慢点不？男二：是刚才那声不？男一：不是这声……”，此后车辆以30km/h左右的速度行驶。崔炜据此主张因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上路试车时“快速过坑”导致涉案车辆“跑偏”。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打印件显示崔炜与对话人存在如下对话内容“（2019年4月5日16:55）崔炜：hi，我在360记录仪上传了一个好玩的视频。这是250，毁车吧？感觉方向盘有点歪，试试再看。对话人：抽空来看看。崔炜：要没事就不过去了，这师傅不靠谱”、“（未显示具体日期）崔炜：上次给我试车的是羊高山吧？4月5号。对话人：是。崔炜：维修经理。对话人：车间主任。崔炜：他今天在吗？对话人：都在，头都在。崔炜：好我下午有空就过去”。崔炜称微信对话人为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据此主张在发现车辆“跑偏”后即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沟通情况。经质证，上汽大众公司表示2019年4月18日车辆检测数据以广恒信丰达公司意见为准，其余检测数据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视频真实性无法核实，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广恒信丰达公司对视频及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检测数据以己方提交材料为证。就此，广恒信丰达公司提交车辆维修单据为证，包含维修服务委托书（开单时间2019年4月15日，用户故障描述记载为四轮定位，故障检查报告记载为跑偏，底部显示有崔炜签名）、机动车维修结算单（打印时间2019年4月15日，维修项目四轮定位调整，底部显示有崔炜签名）、上汽大众接车检查单（需求描述记载“方向不正向右跑偏”，底部显示有崔炜签名）、车辆检测数据打印件（显示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未显示调整前数值，所显示的实际数值无异常），广恒信丰达公司主张，涉案车辆经该公司“四轮定位”，已达到厂家规范标准。经质证，崔炜及上汽大众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崔炜对其上所载数据不予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崔炜申请进行司法鉴定，项目为“对车辆跑偏的原因，对车辆跑偏与2019年4月5日过坑驾驶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经询问，三方选定由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我院据此进行委托；三方均同意将上汽大众公司提供的车辆历史维修记录清单、崔炜提交的2019年4月5日行车记录仪视频及车辆出厂时四轮定位标准数据一并移送鉴定机构；崔炜预交鉴定费5万元。该机构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1、“鉴定过程”部分载明：通过相关证据可知车辆曾更换过相关前部悬架零部件，通过现场检验，发现更换的零部件有：前、后下控制臂（左、右）、稳定杆、减震器轴承座（左、右）、减震器及减震器支樘臂（左、右）、上部控制臂（左、右）、转向拉杆及转向拉杆球头（左、右）、转向节及轴承（左、右），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下控制臂、转向拉杆等零部件局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及变形痕迹，通过调查确认，该损坏变形应为在维修拆卸过程中所造成……由于车辆更换过相关前部悬架零部件，经过驾驶车辆发现车辆目前未出现跑偏等异常情况，为了查明车辆悬架是否达到厂家出厂状态参数，故需要根据车辆四轮定位来验证车辆悬架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经四轮定位检验，发现车辆前部悬架相关定位参数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与车辆实际驾驶操控相符……通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知，被鉴车辆在2019年4月5日进行正常维修路试，发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右前、右后车轮均驶入过该路段破损路面，且车内有警示声音提示。在2019年4月5日维修工作结束后，被鉴车辆多次进入不同的上汽大众维修站，进行车辆关于跑偏问题的相关交涉与四轮定位等维修，曾更换过前部悬挂等多种相关零部件，四轮定位过程中发现车辆相关前束、倾角等参数存在不合格情况……”。2、“分析说明”部分载明：（1）根据对被鉴车辆的检验结果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在底盘前部更换过多种控制臂等前悬架区域零部件，其相关证据显示车辆曾在行驶过程中，驶过该路段破损路面的视频，且在驶过该路段破损路面后不久，车辆就出现了相关跑偏等问题，经四轮定位检验发现车辆四轮定位参数超出了合格范围。四轮定位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在车辆出厂时全部进行过相关调整，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具备良好的行驶、操控等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称之为四轮定位。那么在车辆行驶性能受到影响，因事故造成底盘及悬架损伤，或悬挂零部件老化及轮胎出现异常磨损时，就需要进行四轮定位调整。结合车辆目前行驶里程及相关拆卸零部件的检验，可排除悬挂零部件老化及轮胎异常磨损所造成的四轮定位参数超出合格范围值。（2）被鉴车辆采用的五连杆设计，能有效分解变道、转向时轮胎受到的侧向力、路面颠簸时车身的垂直力以及起步、加速和制动时的纵向力，多连杆式悬架就是指由三根或三根以上连接拉杆构成，并且能提供多个方向的控制力，使轮胎具有更加可靠行驶轨迹的悬架结构。根据被鉴车辆在更换相关零部件前，曾检测四轮定位参数未达到出厂标准，且相关证据显示曾有驶过破损路面的相关视频，显示当时行驶车速为50km/h，但由于车辆悬架零部件已被重新修复，且拆卸下的零部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变形，故无法通过相关试验来还原车辆在掉入坑中之后的四轮定位参数，但结合相关证据材料与车辆上述检验结果，认定涉案车辆已更换零部件、完成修复，目前无跑偏情况。修复前如有跑偏现象，不排除为2019年4月5日快速过坑时受到冲击，导致悬架局部变形所致。”3、“鉴定意见”部分载明：涉案车辆已更换零部件、完成修复，目前无跑偏情况。修复前如有跑偏现象，不排除为2019年4月5日快速过坑时受到冲击，导致悬架局部变形所致。经质证，上汽大众公司、广恒信丰达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持异议，崔炜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不予认可。经释明，崔炜明确表示不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仅要求鉴定机构书面回复如下质询内容“1、在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员在测量涉案车辆前轮轴距时，鉴定人员表示左右轴距相差1公分，该1公分差距是否属实？如属实，请鉴定机构明确该1公分的轴距差是否会对涉案车辆的方向跑偏产生影响？以及是否能说涉案车辆已经修复合格？2、鉴定人或鉴定机构在没有使用专业仪器检测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涉案车辆已经修复合格？”。对此，鉴定机构出具《异议回复函》，称“1、经调查核实，我中心赴现场勘验时的工作人员未在整个鉴定过程中有提及轴距相差1公分的表述；2、我中心工作人员在勘验过程中实际驾驶车辆时，未发现车辆存在前后轴中心的连线与行驶轨迹的中心线不一致的行驶现象（即跑偏），为进一步验证车辆四轮定位参数是在合格范围内，我中心与当事人共同赴涉案车辆指定维修方，并使用专业设备四轮定位仪进行了测量，确认车辆四轮定位参数在合格范围内，与勘验时的实际驾驶状况相吻合，我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此已有详细分析，此不赘述”。再经询问，上汽大众公司、广恒信丰达公司对《异议回复函》不持异议；崔炜认可鉴定时曾测量轴距，认可鉴定人员曾试车，但称鉴定时仅在地库短距离低速试车，再称检测时曾见红色示警数据，故不认可鉴定意见，但无法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举反证。问题二、崔炜诉求各项费用是否有据？崔炜自述，涉案车辆经多次维修均不合格，故要求更换车辆；34083元为修理车辆的实际花费；2000元系因修车及维权而产生的误工费，称月收入8000余元，事故发生后误工7天至8天；60500元为租车代步产生的租车费用，称涉案车辆因维修而无法使用，需租车作为从石景山水泥厂至太阳宫上下班的代步工具。就上述主张，崔炜提交如下材料为证，但未能就误工费举证：1、检测维修费的相关单据。显示：（1）2019年4月18日，涉案车辆在国服信公司进行四轮定位，维修费660元。（2）2019年6月1日，涉案车辆在上汽丰华公司进行四轮定位，维修费792元。（3）2019年7月30日，涉案车辆在上汽丰华公司进行维修，2019年8月3日出厂，维修费33344元。2、替代交通费的相关单据。分别为：（1）《北京首汽（集团）商务车分公司租赁合同》，显示月租金5500元，租期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31日。合同抬头“乙方、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处空白，落款“乙方、授权代表”处签写有崔炜姓名。（2）《北京首汽（集团）商务车分公司租赁合同》，显示月租金7500元，租期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6月30日。合同抬头“乙方、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处签写有崔炜姓名，落款“乙方、授权代表”处签写有崔炜姓名。（3）发票。显示2020年7月6日开票，购买方崔炜，金额52500元，但备注栏显示“索尼调度2019年12月-2020年6月租金”字样。崔炜对发票备注内容解释称，其在索尼公司从事调度工作，有时也会代表索尼公司与首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可能是首汽公司担心开错发票而进行备注。经质证，上汽大众公司、广恒信丰达公司对租车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崔炜要求两公司更换车辆、赔偿车辆修理费用等各项损失，应举证证明上汽大众公司生产的车辆存有产品质量或设计缺陷以致车辆“跑偏”问题无法解决，或举证证明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2019年4月5日过坑的驾驶行为导致涉案车辆受损发生“跑偏”。综观全案证据：崔炜所提举证据能否证明上汽大众公司生产的车辆存有产品质量或设计缺陷以致车辆“跑偏”问题无法解决？在案《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部分载明“涉案车辆已更换零部件、完成修复，目前无跑偏情况”。崔炜虽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其明确表示仅需鉴定机构书面回复、无需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故在鉴定机构对崔炜所持异议做出书面回复、崔炜未能提举充分、有效提举反证的情况下，我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即涉案车辆已更换零部件、完成修复，目前无跑偏情况。故在崔炜未能就《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该部分鉴定意见提举反证、未能证明涉案车辆“跑偏”问题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我院对崔炜所主张的上汽大众公司生产的车辆存有产品质量或设计缺陷以致车辆“跑偏”问题无法解决一节，不予支持。崔炜所提举证据能否证明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2019年4月5日过坑的驾驶行为导致涉案车辆受损发生“跑偏”？一、在案《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部分并为就涉案车辆“跑偏”与2019年4月5日过坑驾驶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给出肯定、明确的鉴定意见。对此，我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仅能说明“当车辆快速过坑、受到冲击并因此导致悬架局部变形时”有导致车辆“跑偏”的理论可能性；而不能就此推定修复前涉案车辆存在“跑偏”问题，亦不能就此推定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驾驶涉案车辆过坑导致了涉案车辆受损发生“跑偏”。二、其余在案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证明涉案车辆因当日的过坑驾驶行为而受损发生“跑偏”？首先，在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驾车过坑前，涉案车辆四轮定位是否在标准值内？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在驾车过坑前的四轮定位数据是否在标准范围内容。但需要考虑的是：（1）自2018年4月7日购车起至2019年4月4日止，涉案车辆曾两次在授权维修商处进行事故维修，更换多处零部件。（2）崔炜自述购车后曾在非授权维修商处进行改装。其次，在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驾车过坑时，涉案车辆是否受损以致“跑偏”？需要考虑的是：（1）据在案车辆行驶记录视频，我院仅能认定“360记录仪”记录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曾驾驶涉案车辆以“50km/h”的速度驶过不平整区域，车身右侧颠簸，而不能据“滴滴”的警示音认定涉案车辆在“过坑”时受损以致“跑偏”。（2）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所载内容，由于车辆悬架零部件已被重新修复，且拆卸下的零部件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变形，故无法通过相关试验来还原车辆在掉入坑中之后的四轮定位参数。（3）据微信聊天记录，虽2019年4月5日崔炜曾向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提出“感觉方向盘有点歪，试试再看。要没事就不过去了”，但此后崔炜并未及时返厂维修。由此，本案中，无证据证明2019年4月5日广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驾车过坑时，涉案车辆受损以致“跑偏”。那么，崔炜2019年4月15日将涉案车辆送外广恒信丰达公司进行四轮定位，能否就此推定涉案车辆在过坑后受损“跑偏”？一则，自2019年4月5日过坑起至2019年4月15日止，涉案车辆已经在崔炜掌控下10天左右累计行驶663公里；二则，崔炜虽对广恒信丰达公司所提交的2019年4月15日检查数据（调整后涉案车辆四轮定位数据已在正常值范围）不予认可，但崔炜确曾签写有维修结算单，结算因四轮调整而发生的维修费用。故在崔炜未能就此提举有效反证的情况下，其结算确认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广恒信丰达公司修理成果的确认。即2019年4月15日经四轮定位调整后，涉案车辆四轮定位数据已在标准范围内。再次，崔炜2019年4月18日、6月1日、7月30日、10月27日将涉案车辆送往多家授权维修商处进行四轮定位调整，能否据此推定涉案车辆因过坑驾驶行为而受损“跑偏”？需要考虑的是：虽上述几次维修均涉及四轮调整，但在几次修理间隔期间，涉案车辆均在崔炜的掌控之下，其中2019年4月15日至4月18日期间累计行驶318公里，4月26日至6月1日期间累计行驶2155公里，6月1日至7月30日期间累计行驶470公里，8月3日至10月27日期间累计行驶6484公里，且2019年8月26日涉案车辆还曾因事故进站维修。故我院无法据上述维修记录推定涉案车辆因过坑驾驶行为而受损“跑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结合全案证据，我院无法形成涉案车辆在2019年4月5日过坑驾驶行中受损并因此发生“跑偏”的内心确认，反而，涉案车辆的“跑偏”是否与2019年4月5日的过坑驾驶行为有关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本案中，崔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即我院对其主张的恒信丰达公司工作人员2019年4月5日过坑的驾驶行为导致涉案车辆受损发生“跑偏”一节，无法予以支持。据上，我院对崔炜所主张的修理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均不予支持。同理，崔炜于本案中缴纳的鉴定费、诉讼费，亦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34元、鉴定费50000，由崔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蔡 笑人民陪审员  李秋生人民陪审员  张汉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马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