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2767号原告：卞某1，女，196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迟某，男，195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迟某之妻），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宝健（兼被告卞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中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卞某2，女，197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卞某3，女，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卞某1与被告迟某、卞某2、卞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卞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鹏，被告迟某、卞某2及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宝健，被告卞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卞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继承人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由原告继承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均为被继承人李某之子女。李某于2015年11月9日去世，其配偶卞某4于1998年7月1日去世。2001年7月11日，李某购买了涉诉房屋。2015年4月9日，在李某口述、邻居朱某代书，邻居王某2、魏某见证下，李某立下代书遗嘱，表明其个人财产中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由二女儿即原告继承所有。原告自己有房屋，但为了照顾父母，自结婚之后就和父母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里，李某的医疗费和生活费也主要由原告承担，卞某3也承担一部分，而迟某只在母亲过生日时才回来探望，卞某2也很少回来。因被告拒绝配合房屋过户，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告要求对诉争房屋进行析产，同意按继承比例和评估报告确定的房屋价值向被告支付折价款。被告迟某、卞某2辩称，对原告所述诉争房屋位置、各继承人关系、被继承人卞某4生前未留有遗嘱均无异议。诉争房屋原由卞某4向工作单位北京建筑材料厂租，后在卞某4去世后经房改购买，购买时使用了卞某4和李某的工龄，且以夫妻存款购买。李某自2013年起患有脑血管疾病，2015年被诊断为重度痴呆，且原告卞某1与遗嘱代书人朱某之间有暧昧关系，故《遗嘱》应属无效，不同意按遗嘱进行继承，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迟某虽然没有每天陪伴在李某身边，但也经常看望；卞某2在李某生病住院时也和兄弟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给母亲送饭，平时在经济上帮助母亲，所以尽到了赡养义务。迟某平时居住于河北燕郊，来北京看病较为不便，故要求保留自己的房屋份额，不希望析产。被告卞某3辩称，同意迟某、卞某2的答辩意见，卞某1和卞某3对父母照顾较多，所以卞某3也要求多分遗产，希望法院依法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李某与卞某4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5年登记结婚，婚后共生有子女二人即卞某1、卞某2。卞某4于1998年7月1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遗产未分割。被继承人李某与前夫生育迟某、卞某3两名子女，后李某之前夫去世。李某与卞某4结婚后，卞某3与李某共同生活，迟某在外上学，生活来源于李某及卞某4。李某于2015年11月9日去世。李某、卞某4之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2015年4月9日，被继承人李某留有《代书遗嘱》（以下简称《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李某……愿将我名下房产《东城区×号二居室，面积57平方米》在我百年之后赠与和我共同居住、生活的二女儿卞某1所有。仅立此唯一遗嘱。”《遗嘱》下方，李某在立遗嘱人处签字并捺印，案外人朱某在代书人处签字并捺印，案外人王某2、魏某在见证人处签字并捺印。庭审中，原告卞某1申请证人朱某、王某2到庭作证。朱某陈述，其与原告系邻居，李某去世两三年前一直为其按摩，听李某说要把房子给卞某1。2015年4月9日，卞某1请证人去李某住处，说李某腿疼，要写遗嘱，问证人能不能帮着写，证人说可以，但是需要见证人，就去楼里又找了两个邻居作见证人，后来证人就按照李某的意思代书写了遗嘱，跟两个邻居和李某都签字按手印；立遗嘱时老人坐在床上，精神清醒，在这之前一段时间还能下楼活动，很明白；立遗嘱时李某的身份证号是卞某1说的。证人王某2陈述，其与李某、卞某1系街坊，2015年4月9日，卞某1叫证人过去，李某说朱大夫（朱某）给写，把房子给卞某1，写完后朱大夫又给念了一遍，问还有别的没有，李某说没有了，还有一个姓魏的街坊一起给见证，都签了字；遗嘱是李某的原话，李某的身份证号是自己说的。迟某、卞某3、卞某2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二人证言中对遗嘱是否完全按李某口述书写、身份证号由谁陈述等事实差异较大。迟某、卞某3、卞某2主张李某自2013年起患有脑血管疾病，2015年被诊断为重度痴呆，故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并申请对李某在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2019年11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据现有资料不足以对被鉴定人李某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的精神状态做出确定诊断。2.目前对被鉴定人李某立代书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评定。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房屋登记于被继承人李某名下。1999年12月24日，李某与北京市建筑材料机械制造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李某购买诉争房屋。根据《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记载，购房时使用了男方工龄38年，女方工龄28年，成本价为1485元，实际房价23578元。经卞某1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北方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2020年1月15日，该评估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结果为诉争房屋总价为4292467元，有效期自估价报告完成之日起一年。卞某1预付评估费13231元。卞某2主张其对李某照顾赡养较多，应多分遗产，并申请证人凌某到庭作证。凌某陈述，其母住院期间与李某在同一病房，因各自照顾母亲与卞某2相识，证人下班和周六日在病房照顾母亲的时候都能见到卞某2，卞某1见到的比较多，迟某和卞某3也见过。卞某1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无法证明卞某2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卞某3未发表意见。迟某、卞某2认可证人证言真实性，主张四位子女均尽到了赡养义务。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李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虽然在卞某4去世后由李某出资购买并取得所有权，但购买时使用了卞某4的工龄，故应系李某、卞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现二人均已去世，上述房屋系二人之遗产。卞某4生前未留遗嘱，其在诉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分割。李某与卞某41965年登记结婚时，迟某、卞某3均未成年，故应认定其二人与卞某4形成抚养关系，应视为卞某4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卞某4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李某、卞某1、迟某、卞某2、卞某3。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卞某1长期与卞某4共同生活居住，本院认定其存在多分遗产的情形，故本案中卞某4的遗产由卞某1继承24%的遗产份额，李某、迟某、卞某2、卞某3各继承19%的遗产份额。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2015年4月9日《代书遗嘱》由案外人朱某代书，王某2、魏某见证，并注明日期，故该遗嘱系李某的代书遗嘱。因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无法对李某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的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作出明确判断，故无法认定李某立遗嘱时处于行为能力受限状态。因迟某、卞某2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卞某1与遗嘱代书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两名证人对订立遗嘱的主要过程陈述仅有细节出入，并不能否认李某订立遗嘱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二被告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卞某2、卞某3未能提及充分证据证明其二人对卞某4、李某赡养较多，故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但《代书遗嘱》中处分了卞某4的遗产份额，故其中关于卞某4遗产部分的处分无效，关于李某所有份额的处分有效。故北京市东城区×房屋一套由卞某1、迟某、卞某2、卞某3继承并按份共有，卞某1要求向迟某、卞某2、卞某3支付折价款并取得全部所有权的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计算，卞某4的工龄在诉争房屋中对应房屋现值为386322元，故迟某、卞某2、卞某3每人对应份额为73401元（386322元*19%）。则卞某1应向迟某、卞某2、卞某3各支付房屋折价款73401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一套由卞某1继承并所有；二、卞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迟某、卞某2、卞某3每人支付房屋折价款73401元；三、驳回卞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迟某、卞某2、卞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40元及评估费13231元，由卞某1负担40007元（已交纳），由迟某、卞某2、卞某3各负担478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予卞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康婷婷审判员  贾艳旗审判员  刘晓亮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郝子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