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5924号 原告：朱秀杰，男，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朱曼迪，女，198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系原告女儿。 委托代理人：徐恩娜，女，196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系原告配偶。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N2330212MF1670318E）。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城村古城路**。 法定代表人：徐贤君，该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浩杰。 原告朱秀杰为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徐旭霞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7月31日、8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恩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徐浩杰两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曼迪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承包土地部分被征用,相关部门已将补偿款拨付给被告。被告以土地权属有争议为由不予发放给原告。经核实,被告承认,2018年8月,被告配合案外人胡静芬擅自在《村水田平面图》上手写更改承包地块,并据此发放新的《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持有的2004年《承包经营权证》与2018年新制作的《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经营期限相同,均为2020年1月一2029年12月。被告在经营期限内违法重新划分承包地块,且未通知原告。原告认为，被告与胡静芬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合计10万元。 被告答辩称：被征收的该块争议土地面积1.4177亩，征收补偿标准为42000元每亩，实际属于土地承包人可得的征收补偿费为59543.40元。该笔款项被告没有权利决定给谁，村里发放需要有依据，法院判决也好，上面决定也好。现在新的土地承包权证已经下发，新证与老证不一致，产生争议。被告与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农办进行过沟通，据说农林局有过口头表示，以2004年的权证为准，解释是从2004年开始土地没有动过。做新证时，胡静芬的父亲胡满朝向村里反映2004年的土地承包证做错，胡静芬的水田应和胡满朝的水田连在一起。胡满朝来反映后进行了改动，是一个叫徐孝康（已过世）的人操作，具体怎么改的被告也不清楚。原告称被告与胡静芬合伙改动，对此被告不予认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改动情况不知情，村里对改动也未盖章。被告认为，土地补偿款应该发放给谁，最好由农林局出个条子，该给谁就给谁。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04年《承包权证》及对应的水田位置图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承包的土地被部分征用的事实； 2、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对应的水田位置图复印件各1份、《村水田平面图》（加盖被告印章的原件）1份、《二轮承包农田土地位置错误变动说明》复印件1份、《鄞县占岐镇东城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名册登记》复印件1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改正清册》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在2018年8月配合胡静芬擅自更改《村水田平面图》并据此发放新的承包经营权证，在承包期限内违法重新划分承包地块且未通知原告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征地作物补偿协议书》、《地面作物附属物协议》各1份，拟证明争议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发放情况。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恩娜当庭表示村里的合同总不会错，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曼迪在庭后质证表示，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协议上的赔偿金额也不认可。本院认为，被告系案涉土地征收的基层具体操作单位，其提供的《征地作物补偿协议书》、《地面作物附属物协议》无明显瑕疵，原告也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该两份协议，故本院对被告的证据予以认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对案外人胡静芬进行调查，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胡静芬陈述，2004年的土地承包证显示争议水田确实登记在朱秀杰名下，因为当时村里登记错误，正确的应该是胡静芬的土地与胡满朝的土地连在一起，两家用的是同一个号，朱秀杰的土地应该在胡静芬土地后面，2004年证件登记错误；其一开始不知道登记错误，后来等土地卫星校对时才知道，2017年去村里反映，村里就给改了过来，由当时村里负责分地的叫“小康”的人修改，修改后经村里书记签字，再拿到农林局；争议的这块被征收土地由胡静芬承包，相应的征地补偿款也应该属于胡静芬。 对胡静芬陈述，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胡静芬所作为虚假陈述；被告表示在第二次做证时，胡满朝一直以来就在说2004年的证做错，但因当时负责此事的人徐孝康已去世，村里也不清楚这个事情；另外对于土地的变动，村书记并未签过字。 根据本案认定的证据、调查的事实及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4年6月8日，原告就土地承包取得由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浙农包（鄞）字第165858号《承包权证》一份，权证记载水田面积为2.75亩，旱田1亩，权证记载的土地座落显示，原告承包水田的北面为案外人胡满朝的水田、南面为徐恩康（胡静芬丈夫，原告配偶徐恩娜弟弟）的水田，东面、西面均为机耕路；承包期限为200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该份登记证书记载的原告水田座落与《鄞县占岐镇东城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名册登记》记载的一致。2018年8月15日，原告就土地承包取得由宁波市鄞州区农林局颁发的浙（2018）鄞州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496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证记载，原告承包的水田面积为3.7610亩，旱田为1.084亩；承包期限为200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该份承包权证对应的土地座落显示，原告的水田北面从胡满朝变更为胡静芬，即新权证记载的原告承包水田与胡静芬承包水田位置进行了对调。在《村水田平面图》上有涂改痕迹，原在上方的“朱秀杰”被调到下方，在原书写“朱秀杰”的地方改为“胡静芬”。 2020年6月18日，被告和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二轮承包农田土地位置错误变动说明》，记载“东城村村民朱秀杰和胡静芬在2004年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名册登记表里，朱秀杰二轮承包权证水田面积2.75亩，四址：东：机耕路，南：徐恩康，西：机耕路，北：胡满朝。胡静芬二轮承包权证水田面积2.2亩，四址：东：机耕路，南：谢佳兴，西：机耕路，北：朱秀杰。在2017年12月份二轮土地承包权证确权中，当时东城村委会派徐孝康（已故）为承包权证确权工作人员，在确权过程中出现工作失误。在2017年确权结束后，发现在原始二轮水田承包平面图及田畈图有错误涂改现象，导致2018年朱秀杰与胡静芬二轮承包农田地块错误变动。因此，在这次以旧换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承包农田地块发生错误变动。特此说明。证件更改情况说明已上报农办”。 2019年，2004年登记为朱秀杰承包地块、2018年登记为胡静芬承包地块的水田有部分被国家征收，征收前，该水田由案外人谢佳兴租用。2019年9月23日，胡满朝代徐箴迪（胡静芬儿子）（乙方）与被告（甲方）签署了《征地作物补偿协议书》，记载因高速公路建设需要，甲方向乙方征用土地，征用耕地1.4177亩，土地征用劳动力安置费每亩42000元，共计59543.40元；土地上水稻1.4177亩，每亩1500元，共计2126.55元。同时，胡满朝代徐箴迪（甲方）与谢佳兴（乙方）签署《地面作物附属物协议》，约定甲方将附属物及青苗补偿2126.55元给乙方，乙方在合同签订后15日内清理完毕地上附属物。 胡静芬认为案涉被征收的水田实际为其承包，2004年的承包权证登记错误。 本院认为，对于案涉被征收土地的承包权问题，原告认为根据《鄞县占岐镇东城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名册登记》及2004年《承包权证》登记，原告系被征收水田的承包权人，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错误；胡静芬则认为2004年《承包权证》登记错误，根据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胡静芬系被征收水田的承包权人，即原告与案外人胡静芬就案涉被征收水田的承包权发生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原告对于和胡静芬之间的土地承包权争议，应提交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2004年《承包权证》与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关系为新证换旧证，即旧证的法律效力已被新证取代。鉴于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案涉被征收水田并未登记在原告名下，故在原告与胡静芬之间的承包权争议解决之前，原告要求被告将案涉水田的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秀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朱秀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旭霞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李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