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1755号原告：余昌家，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建筑包工头，住安徽省金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贤红，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会兵，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建筑包工头，住安徽省金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贤红，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汉刚，男，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建筑包工头，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于柏，湖北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市翰国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开发区东信路SBI创业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LQRD6T。法定代表人：周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汉明，该公司总经理。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西，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158626855N。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爱军，该公司副总经理。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雷，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周志明，男，196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建筑包工头，住安徽省金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于华，湖北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与被告吴汉刚、被告武汉市翰国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建设集团公司）、第三人周志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昌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贤红，原告刘会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贤红，被告吴汉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于柏，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汉明、代西，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爱军、杨先雷，第三人周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吴汉刚、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连带清偿拖欠的工程款合计158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吴汉刚、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承建湖北国展中心B6地块建筑项目工程，2016年8月，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将湖北国展中心B6建筑项目工程中B6地块4号楼和5号楼的泥工、木工、钢筋工工程发包给被告翰国劳务公司承建，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又将上述工程承包给被告吴汉刚和第三人周志明，被告吴汉刚和第三人周志明再将该工程木工部分承包给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后由于被告吴汉刚和第三人周志明之间存在分歧，二人分开后分别承包5号楼工程和4号楼工程。2016年9月，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仅承建了被告吴汉刚所承包的5号楼的木工工程。原告余昌家、刘会兵承建该业务后，积极组织施工，于2017年4月完成该木工工程。之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就不停向被告吴汉刚讨要工程款以便支付工人工资。2017年年底，由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的工人无钱回家，双方遂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进行清算，并作出清算单据，确定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的总工程款为3,640,315元。2016年底被告吴汉刚支付140万元，2017年6月支付51万元，2017年年底直接向工人支付15万余元，尚拖欠158万元至今未付。因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将该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吴汉刚，属于违法分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包方，应当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吴汉刚辩称：1、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是湖北国展中心项目工程B6地块工程的总承包人，被告翰国劳务公司是该项目的分包方，被告吴汉刚则是该项目5号楼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5号楼木工项目系由第三人周志明和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三人共同施工完成，三人及下属的工人已经领取国展中心5号楼的木工工程款3,302,279元，其中第三人周汉明领取97.6万元，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在诉状中承认领取206万元，原告刘会兵领取77,440元，原告余昌家领取83,460元，工人陈加保领取9,500元，工人黄尊军领取17,100元，工人叶丙东领取了82,90元，工人王旭领取了1,700元，工人周孟九领取了26,764元、工人叶忠明等五人领取了13,025元，支付工人刘爱平木工跑模费用24,500元，工人小翁代支4,500元，故被告吴汉刚仅欠木工工程工程款30余万元。3、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以及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尚欠被告吴汉刚工程款1,804,066元，因上述两公司没有向被告吴汉刚支付上述工程款，致使被告吴汉刚暂时无力向原告支付欠款，需等到上述两公司向吴汉刚支付工程款后，才能向原告支付。4、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作为工程总包方将工程肢解，分包给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又将承包的工程中的5号楼及地下室部分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被告吴汉刚，被告吴汉刚又将其中的木工分项工程分包给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及第三人周志明，上述分包行为均属无效，故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吴汉刚应向原告余昌家、刘会兵连带清偿上述工程款。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辩称：1、被告翰国劳务公司与被告吴汉刚之间没有分包合同关系，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与第三人周志明的儿子周伟签订分包合同，周伟是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项目经理，但该分包工程的实际执行人则是第三人周志明。2、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分18次向被告吴汉刚支付工程款共计18,429,340元，已结清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项。综上，被告翰国劳务公司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辩称：1、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在起诉状中承认被告吴汉刚、第三人周志明将案涉工程的木工部分交由其施工，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吴汉刚因拖欠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工程款引致的纠纷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无关。2、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告吴汉刚不是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的员工，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也未授权给被告吴汉刚，被告吴汉刚与原告余昌家、刘会兵之间于2017年底签订的还款协议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无关。3、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具有劳务施工资质的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了结算条款，工程竣工完毕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多次催促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进行竣工结算，但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均不予理睬。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遂于2019年1月31日与实际施工人第三人周志明、被告吴汉刚就工程量进行了核算，核算确定第三人周志明与被告吴汉刚完成的工程量为61,636.25平方米，最终核算价格为21,572,687.5元（61,636.25平方米*350元/平方米）。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共向被告翰国劳务公司付款21,289,314元，扣除合同约定的5%质保金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与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工程款已付清，且超额支付了工程款795,260.88元。3、案涉工程竣工后，出现大量质量问题，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要求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及被告吴汉刚予以修复，但其迟迟不履行修复义务，现有质保金远远不足以修复解决已出现的质量问题，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将保留另案起诉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权利。综上，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与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实际已超额支付），故请求驳回原告余昌家、刘会兵要求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周志明述称：1、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就案涉5号楼工程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第三人周志明在合伙中负责购买施工辅材、主材等原材料，负责工人施工进度的管理，负责施工工人的生活保障等，该合伙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合伙协议》有效。2、第三人周志明购买了案涉木工工程的施工材料，负责签订了工人的赔偿协议，制作了赶工进度承诺书，组织管理并保障了5号楼木工工程施工的全过程，支出了工人生活费、路费，第三人周志明已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3、5号楼木工工程完工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共同与被告吴汉刚在派出所签订“5号楼木工工程量结算单”，上述各方均在结算单上签名，该结算单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周志明有权主张工程价款。4、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都不是5号楼木工工程的施工工人，都是包工头，工人工资应从三人领取的共有工程款中予以支付，而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与第三人周志明在合伙中的利润分成等合伙纠纷则应另案进行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案存在争议的关键事实有三，其一是关于案涉国展中心5号楼木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究竟为谁的争议，亦即国展中心5号楼木工工程是由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承包施工完成还是由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与第三人周志明共同承包施工完成。其二是关于案涉国展中心5号楼木工工程已支付工程款数额的争议。其三是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是否欠付工程款的争议。一、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承接湖北国展中心建设工程后，于2016年8月与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签订《湖北国展中心B6建筑项目泥木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将湖北国展中心B6建筑项目136地块5#4#工程中的泥工、木工、钢筋工等工作内容分包给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开工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劳务分包总价为360.19元／㎡（固定单价），按《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计算，按施工进度支付工程款（分五个建筑阶段付款），最终结算一次性付至合同总价的95%，余下5%为工程尾款，待一年保修期满后30天内无息付清）。其后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将上述工程承包给第三人周志明和被告吴汉刚负责施工（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称承包合同系与第三人周志明之子周伟签订的，同时表示该承包合同由第三人周志明实际履行，但其未向本院提交该承包合同文本），被告吴汉刚、第三人周志明则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达成口头约定，委托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组织农民工进行4#楼、5#楼木工工程的施工。其后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于2016年9月6日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周志明）乙方（余昌家、刘会兵）进行武汉国展中心项目5#房的施工，甲方负责模板、木方、人工费、木工所有辅材，地下室，地下室架子拆、清理由甲乙方合伙负责清理，甲乙方股份分成按各50%计算”，协议并对各项费用、利润的支出、分成顺序、点工工资标准、工程款结算等进行了具体约定。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对该《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合伙协议》因第三人周志明与被告吴汉刚分开（散伙）并各自分别承包4#楼与5#楼工程而解除，案涉“国展中心5#楼的木工工程系由被告吴汉刚分包给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施工完成。第三人周志明则认为其已实际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该《合伙协议》并未解除，该5#楼的木工工程系由其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合伙完成。被告吴汉刚认为上述木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与第三人周志明，第三人周志明有权代表该合伙领取工程款。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为证明其《合伙协议》已解除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被告吴汉刚（甲方）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乙方）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原告余昌家及下属班组工人于2017年1月21日向被告吴汉刚出具的保证不延误工期的3份《承诺书》、反映“国展中心5号楼”外观情况的《现场照片》、反映竣工时间为2017年12月的《工程竣工标志牌》照片以及记载购买施工工具及其他扣款等费用支出情况的《2017年木工扣款详单》等证据，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认为被告吴汉刚以拒不签订工程量结算单相要挟，胁迫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允许第三人周志明以施工方名义在《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上签名，3份《承诺书》均为原告余昌家及其下属班组工人在领取部分工程进度款后向被告吴汉刚所作出的保证不停止施工的承诺，而第三人周志明仅作为证明人在3份《承诺书》上签名，上述二份证据结合《现场照片》、《竣工标志牌》、《木工扣款详单》可以证明第三人周志明并非5#楼木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三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已经解除。第三人周志明则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9月22日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发生的有原告刘会兵或施工工人叶丙东、王旭、田俊峰、吴明中等人签名领取款项的《借支单》、《支出证明单》、《暂支单》、《证明》、《借条》（计16份）以及周志明与因公受伤工人签订的《工伤事故补偿赔偿及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施工班组负责人向其出具的保证工期的承诺书（《抢工期5#房亚头木工》），第三人周志明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工费支出、辅材进货、施工过程监管的合同义务，案涉国展中心5#楼木工工程系由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合伙完成。被告吴汉刚提交了其与第三人周志明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以及被告翰国劳务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出具的一份《情况明细》，《协议》约定被告吴汉刚与第三人周志明分开经营（散伙），分别承包4#楼、5#楼的建筑劳务施工；《情况明细》内容为被告吴汉刚与第三人周志明以“翰国劳务二队”名义承包国展中心B6地块的劳务施工工程，由于管理不协调，协议分开管理4#楼、5#楼、分开核算，各负其责，周志明做4#楼，吴汉刚做5#楼。被告吴汉刚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与第三人周志明达成了分开（散伙）协议，该协议已征得被告翰国劳务公司的同意。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恰好可以证明第三人周志明并非国展中心5#楼木工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成立。第三人周志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证明了第三人周志明与被告吴汉刚之间分开经营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提交的《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是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共同与被告吴汉刚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没有提交其遭受胁迫的证据，且其主张的被告吴汉刚“以拒不签订工程量结算单相要挟”的行为也并不构成胁迫，该《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应认定为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与被告吴汉刚达成的结算协议。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提交的3份《承诺书》并未涉及案涉《合伙协议》解除的内容，第三人周志明在上述《承诺书》上以证明人身份签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合伙协议》已解除。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提交的“国展中心5号楼”现场照片、《工程竣工标志牌》照片、《2017年木工扣款详单》等其他证据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被告吴汉刚提交的《协议》和《情况明细》反映的则是其与第三人周志明之间合伙关系解除的内容，并不涉及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之间的合伙关系，也不能据此得出第三人周志明就此退出了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之间合伙的结论。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关于案涉《合伙协议》已解除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据此认定案涉国展中心5#楼木工工程系由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合伙施工完成。二、2018年2月11日，被告吴汉刚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签订了一份《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1、地下室、地下室（含附楼51㎡×50元＝252550元。2、一楼非标：4835×40元＝193400元。3、二层标：2412×40元×29层＝2797920元。4、二次结构：8058×40元＝322320元。5、石质封闭：1395㎡×15元＝20925元。6、层面：1330㎡×40元＝53200元。合计：3640315元（叁佰陆拾肆万另叁佰壹拾伍）。”被告吴汉刚作为甲方在该结算单上签名并捺印，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作为乙方在该结算单上签名并捺印。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被告吴汉刚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据此可以确认被告吴汉刚已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就案涉木工工程的工程量达成结算协议，结算确定的工程总价款合计为3，640，315元。被告吴汉刚为证明其已付工程款的数额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收条》4份（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在起诉状中自认已收到的2，060，000元工程款的《收条》）。其中原告余昌家于2017年1月21日出具的收款金额为500,000元的《收条》1份；原告刘会兵于2017年1月21日出具的收款金额为900,000元的《收条》1份；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于2017年6月20日共同出具的收款金额为510,000元的《收条》1份；下属工人黄尊军于2018年2月13日出具的收款金额为150,000元的《收条》1份。合计金额为2,060,000元。第二组，《借条》、《借支单》、《支出证明单》、《领条》11份。系原告刘会兵于2016年10月25日、12月8日、12月18日、12月18日、2017年3月17日、3月29日、4月7日、4月20日、4月20日、4月21日、4月21日出具，金额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30,000元、10,000元、1,000元、10,000元、1,800元、300元、320元、4,000元、20元。合计金额为77,440元。第三组，《2017年木工班组生活费支出详单》1份、《2017年木工扣款详单》4份、《协议》（被告吴汉刚垫付工伤工人休养费协议）1份。其中《2017年木工班组生活费支出详单》是工人叶丙东、陈加保、黄尊军、刘爱平直接向被告吴汉刚支出生活费45,700元的凭据，原告余昌家于2017年6月在该支出详单上签名确认。4份《2017年木工扣款详单》系支出购买辅材费用及其他外包工费2,230元、12,000元、5,130元、8,400元的凭据，原告余昌家于2017年6月20日在上述扣款详单上签名确认。《协议》系被告吴汉刚与受伤工人孙昌伟签订的垫付“休养费”协议书，反映被告吴汉刚代原告余昌家向工伤工人孙昌伟垫付休养费10，000元，原告余昌家于2017年6月8日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上述木工班组生活费支出数额，购买辅材费用以及其他外包工费、向受工伤工人垫付休养费合计金额为83,460元。第四组，工人黄尊军出具的《借条》5份。系工人黄尊军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5月19日、5月20日、5月23日、6月9日出具的领取工人生活费的《借条》，领取的生活费金额分别为3,000元、500元、600元、3,000元、10,000元。合计金额为17,100元。第五组，工人陈加保出具的《付款证明》、《借条》7份。系工人陈加保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7月25日、8月2日、9月18日、11月6日、11月10日、11月25日出具的领取工人生活费的《借条》，领取的生活费金额分别为1,5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3,000元、500元。合计金额为9,000元。第六组，工人叶丙东出具的《支出证明单》、《借支单》、《领条》《借条》10份。系工人叶丙东分别于2016年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9日、2017年3月9日、3月10日、3月10日、3月14日、3月20日、3月20日、4月8日出具的领取工人生活费的《借条》，领取的生活费金额分别为2,000元、500元、4,200元、100元、500元、500元、70元、330元、40元、50元。合计金额为8,290元。第七组，工人周孟九出具的《付款证明》1份、《结账单》2份。其中工人周孟九于2017年7月7日出具《付款证明》1份，载明收到吴汉刚支付的生活费2,000元。工人周孟九于2017年6月21日签署的《2017年木工周孟九点工结账单5#楼项目部点工》1份，载明：“…总计20,700元，截止2017年6月2日旧账全部结清。”工人周孟九于2017年11月4日签署的《木工老周用工结账单》1份，载明吴汉刚已支付4,064元。上述单据的合计金额为26,764元。第八组，工人刘爱平出具的《借条》2份、工人刘爱平签署的《打爆模用工费清单》4份。2017年7月19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国展5#楼项目部工程款7，000元。2017年9月30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国展5#楼项目部工程款3，000元。2017年5月30日的《打爆模（用工费清单）》载明的工费为4,600元。2017年6月14日的《打爆模（用工费清单）》载明的工费为3,100元。2017年7月14日的《打爆模用工费清单》载明的工费为5,400元。2017年9月14日的《打爆模用工费清单》载明的工费为1，400元。合计金额为24,500元。第九组，工人王旭于2017年10月8日出具的《领款条》1份，领款金额1,700元。第十组，《便条》4份。出具时间分别为2017年5月11日、5月19日、5月19日、6月6日，记载的生活费支出金额分别为500元、500元、3,000元，其中1份5月19日出具的《便条》无金额记载。合计金额为4,000元。上述2017年5月11日、5月19日、5月19日出具的《便条》上均无出具人的签名，2017年6月6日出具的《便条》上的签名字迹潦草，不能辨认。第十一组，《中恒建设集团国展中心5#楼项目施工作业人员工资表》1份。载明工人叶忠明、储勤勇、何云坤、林红梅、郑太平领取工资11，525元，叶忠明领取医药补助费1,500元。合计金额为13，025元。第十二组，周伟（第三人周志明之子）于2016年12月13日出具的《收条》1份及转帐记录、第三人周志明于2018年2月10日出具的《支条》2份及转账记录。《收条》载明：“今收到国展中心B6地块4#、5#楼地下室木工工费共计陆拾万元整（600,000元）。”2份《支条》则反映第三人周志明向被告吴汉刚支取地下车库工程款76,000元、支取钢筋工工程款300,000元。合计金额为976,000元。周伟在上述《收条》上签名，第三人周志明在上述2份《支条》上签名。被告吴汉刚认为上述十二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了国展中心5#楼木工工程款3,302,279元，仅余30余万元工程款未支付。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对上述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认可收到工程款2,060,000元的事实；认为第十二组中的《收条》系由案外人周伟出具且包含4#、5#楼地下室的木工项目工程款，该部分工程款不包含在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内；第三人周志明出具2份《支条》的时间为2018年2月10日，在被告吴汉刚与第三人周志明分开（散伙）之后，而且其中数额为300,000元的《支条》是支付的钢筋工项目工程款，并非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承包的木工项目工程款；其余证据所反映的款项也均已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工程量结算单）《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中予以扣除，不应重复计算。第三人周志明对被告吴汉刚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可以作为第三人周志明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之间合伙关系仍然存续的佐证，同时认为周伟作为第三人周志明之子有权代表其收取工程款，周伟代为收取的600,000元是合伙体收取的工程款。本院认为被告吴汉刚提交的上述第十组证据《便条》上均无领款人的签名，不能证明其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了相应款项；第十二组中的收取钢筋工工程款300,000元的《支条》反映的是其他施工项目的工程款支付情况，与本案所涉木工施工项目工程款没有关联，该《支条》不能证明被告吴汉刚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如被告吴汉刚与第三人周志明就该钢筋工工程款发生纠纷，可依双方之间的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另行处理。被告吴汉刚提交的除上述《便条》、《支条》以外的其他证据有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或下属工人、第三人周志明之子周伟的签名确认，而被告吴汉刚与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签订的《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是针对案涉木工工程的全部工程量进行的核算，不存在排除或遗漏部分工程量或工程款的情形，在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合伙关系仍然存续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均可以作为认定被告吴汉刚支付工程款的依据。据此统计，确定被告吴汉刚已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工程价款2,997,279元。三、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湖北国展中心B6建筑项目泥木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翰国劳务二队付款明细》、《翰国劳务二队借款及场费用明细》及付款凭证、房屋验房问题统计表等证据，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将国展中心B6地块工程分包给具有劳务分包施工资质的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该分包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不存在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情形。同时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已向被告翰国劳务公司支付工程价款21,289,314元，已全面履行工程对价款的给付义务，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被告翰国劳务公司提交了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的银行转账凭证18份，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已向被告吴汉刚支付工程对价款18,429,340元，已结清全部工程款项，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另查明，被告吴汉刚已于2019年8月8日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向其支付湖北国展中心广场二期（B6地块）工程的工程尾款1,804,066元，该案目前仍处在审理阶段。被告吴汉刚与被告翰国劳务公司、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在本案中未能查明被告吴汉刚与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之间的纠纷情况，不能确定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存在拖欠工程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吴汉刚将案涉国展中心5#楼木工工程违法分包给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及第三人周志明进行施工，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现案涉建设工程已于2017年12月竣工验收合格，故被告吴汉刚应参照双方之间的约定向原告余昌家支付工程价款。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与被告吴汉刚于2018年2月11日签订的《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确定案涉工程总价款为3，640，315元，被告吴汉刚已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工程款2,997,279元，尚余643,036元工程款未支付，故被告吴汉刚应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上述工程价款。《国展中心5号楼模板接触面》（工程量结算单）未约定工程款支付期限，根据本案案情酌情确定于结算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工程价款，即被告吴汉刚应从2018年3月1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关于其与第三人周志明签订的《合伙协议》已解除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方之间的合伙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在本案中予以处理。由于不能确定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存在欠付工程价款的事实，故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要求被告中恒建设集团公司、被告翰国劳务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周志明作为合伙人享有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故也应共同承担相应诉讼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汉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工程款643,036元；二、被告吴汉刚应向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拖欠的643,036元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从2018年3月11日起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9,020元，由原告余昌家、原告刘会兵、第三人周志明负担11,279元，被告吴汉刚负担7,7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旷人民陪审员 卢玲芳人民陪审员杨四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周    芷    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