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08民初228号 原告（反诉被告）：汪继衡，男，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原告：王艳（反诉被告），女，198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中萍，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船山大道红星美凯龙**E905。 经营者：刘利琼，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被告：刘利琼，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骆，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湖南德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德社区大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黄进良，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汪继衡（反诉被告）、王艳（反诉被告）与被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衡阳博森）、刘利琼、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柏森）定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继衡、王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被告衡阳博森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骆、李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深圳柏森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继衡、王艳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三被告返还原告所交纳的定金1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解除二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刘利琼签订的金额为4480的餐车及床垫销售合同，被告衡阳博森、刘利琼退还货款448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为购买家具，与经营衡阳博森家具的刘利琼商妥于2018年6月23日去往深圳柏森家具展览会参观。原告参观展览会时与被告刘利琼确定了50000元的订购意愿并支付了诚意定金50000元，由被告业务员汤青青出具了一份盖有深圳柏森财务章及刘利琼签字的收据。因当时新房装修设计、预算及装修公司尚未确定，因此未与被告确定具体的选购清单，只留存了厂家产品清单且在清单上核示了报价与折扣结算价（折扣率为0.89），以示原告在新房装修完工后家居选购时的依据凭证。2018年9月15日，原告在衡阳博森订购了餐车一台、床垫一张，且当即交付了购货定金3680元、800元，并当即出具了由汤青青签字的定金收据。至2019年10月，原告装修完毕拟定于11月18日入住新房，多次与被告联系选购提货已付50000元定金金额的家具及送货事宜，被告却要求原告增加购买54480元订购金额外超出订购金额货物，原告不能接受，酿成本案纠纷。 被告衡阳博森、刘利琼答辩称，原、被告之间成立家具买卖合同后，原告未按照约定及交易习惯履行提货及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定金；原告汪继衡不是家具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衡阳博森是个体工商户，原告不应将刘利琼列为本案被告；被告同意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但不同意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被告衡阳博森反诉请求：1、原告汪继衡、王艳支付被告衡阳博森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所有家具；2、原告汪继衡、王艳赔偿被告衡阳博森损失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原告承担。 被告深圳柏森未到庭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刘利琼就诉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其中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中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星艺装饰合同书，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9月10日才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据此可以推定2018年6月23日原告支付定金时无法确定所要订购的家具产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提供的该合同装修开工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竣工日期则为2018年1月20日，竣工日期早于开工日期，相互矛盾，该合同的真实性存疑。此外，根据日常经验法则，装修风格虽对订购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导致要在装修开始后才选购家具，故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2、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被告多次磋商订购家具事宜，未达成一致。被告刘利琼于2018年9月17日的微信聊天表示之前只是给原告做预算报价，并没有要求原告购买，且红星美凯龙商场于2018年10月1日促销，活动当日支付150000元可以领取冰箱一台，经协商被告同意原告支付150000元领取冰箱之后被告再返还该款项，经庭审质证，被告衡阳博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于2018年9月17日与刘利琼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王艳表示在被告处购买了三十万的家具，被告刘利琼提到的造了预算不用数钱，但同时刘利琼鼓励原告多对比后进行选购举得例子却是“比如同样是窗户，有30平方的、40平方的，在这个店里多少钱，那个店里多少钱”，窗户一般属于装修造价而并非家具的范畴，因此刘利琼提到的预算是指家具预算还是指装修预算无法确定，不能以此证实《订货单》是家具预算报价单。同时，原告王艳在与被告刘利琼的聊天记录中提及红星美凯龙举办的促销活动中满150000元可以送冰箱，要求被告刘利琼先帮其入单，将冰箱拿到手，等装修完了就可以将尾款付清。不管原告所交纳的定金是立约定金还是履约定金，原告王艳自述其在被告衡阳博森处购买的家具达300000元，同时结合其能够参加满150000元送冰箱的活动可以推知其意向购买的家具款项应大于150000元。因此，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3、原告提供的汪继衡与衡阳博森工作人员汤青青的聊天记录，经庭审质证，被告衡阳博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汪继衡于2019年10月30日中与被告汤青青的聊天记录中，汪继衡以自己需要核算如何购买为由，向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索要开给原告的家具单子，以便自己作选择，确定合适的家具。汤青青回复“好的”。同时，原告汪继衡向汤青青表示自己不需要此前意向购买的花架（两台）和玄关餐柜，被告汤青青未拒绝，并表示原告汪继衡可随时到店里面。该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直至2019年10月30日原告尚未就确定家具退订与被告进行协商。因此，该证据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4、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拟证明因被告拒绝原告的订购要求，并拒绝配送餐车和床垫，原告于2019年11月12日向其他商户购买了家具，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向其他家具公司购买了部分家具的事实，但购买的家具的种类、数量等不能得到体现，不能仅以该证据认定被告衡阳博森违约拒绝了原告的购买要求； 5、被告衡阳博森提供的订货单，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出具的报价单，不能以此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订货单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深圳柏森各留存了一份，其真实性可以确认，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该订货单的性质是报价单还是合同，正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本院将在后文进行评定； 6、被告衡阳博森提供的店长赖红敏与原告汪继衡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衡阳博森一直督促原告履行提货义务，经庭审质证，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不够全面，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汪继衡与赖红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基本一致，原告汪继衡与被告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就双方是否订立了买卖合同、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价款是 50000元还是222800元发生了争议，该证据可以证实原、被告协调的经过，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7、被告衡阳博森提供的《客户订货单》、《送货单》，拟证明物流费及被告衡阳博森积极地履行了合同义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明确记载了配货时间、物流公司、客户及具体的货物等信息，与《客户订货单》上载明的货物相一致，该证据可以证实双方讼争的家具的下单及具体配送情况，该证据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8、被告衡阳博森提供的仓库租金，拟证明原告未及时提货给被告造成的仓库租金损失，经庭审质证，原告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该仓库并非被告衡阳博森为专门存放本案讼争的家具而租赁的，且根据衡阳博森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直至2019年11月原告提货时双方才对所订购的家具的数量发生争议。因此，不能以此为由认定被告的仓库租金损失。 9、被告衡阳博森提供的罗翠英、肖鑫、廖蓉购买家具的定货单、货款支付记录等，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罗翠英的定货单、货款支付凭证与本案无关，但从罗翠英在《定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原告主张的该《定货单》为报价单的性质属实，原告对廖蓉的《定货单》、货款支付记录有异议，认为廖蓉虽未在《定货单》上签字，但廖蓉全额支付了家具款，与王艳的交易行为并不一致。原告对肖鑫购买家具的合同无意义。本院经审核认为，罗翠英、肖鑫、廖蓉均是与原告一同参与“6.23”促销活动的人员，该三人与被告衡阳博森的交易行为应为审理本案提供参考，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原告汪继衡、王艳为结婚装修新房的需要，进入被告刘利琼在红星美凯龙经营的家具卖场选购家具。因被告衡阳博森的上游采购厂家深圳柏森将于2018年6月23日在广州开展家具展览会，二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的经营者刘利琼商定，于2018年6月23日与案外人罗翠英、廖蓉等人一同，在被告衡阳博森经营者刘利琼及工作人员汤青青等人的陪同下，去往衡阳博森的上游厂家即深圳柏森开办的展览会上参观选购家具，其中交通、伙食费用由被告衡阳博森支付。被告衡阳博森于展销会当天向原告出具了《定货单》两页，载明了家具的型号、数量、规格、单价，最后核算的家具款项合计为222800元，定金50000元。二原告均未在该订货单尾部“收货方”一栏签字，该订货单抬头“收货方”书写的“王艳”与王艳本人在开庭笔录、起诉状等诉讼文书上书写的字体外观上有较大差异。该《定货单》由原告、衡阳博森、深圳柏森各留存一份，原告将《定货单》上载明的50000元定金转账支付至刘利琼之夫刘家骆的账号，并加盖了深圳柏森的财务专用章，被告刘利琼作为经手人在该收据上签字。被告深圳柏森于2018年6月30日、7月31日、11月6日将上述《定货单》所载的家具发货至被告衡阳博森。 2018年9月15日，原告在被告衡阳博森处购了价值3680元的餐车一个及价值800元的床垫一张。2018年9月17日，原告王艳得知被告衡阳博森商铺所在的红星美凯龙商场将举办促销活动，指定日期在该商场的服务台收银满150000元可获赠冰箱一台，便微信联系被告刘利琼，要求参加该满赠活动，并授意被告刘利琼先帮其入单，待装修完工之后即会付清尾款。原告王艳于2018年10月1日向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支付了150000元，并领取了冰箱一台。因其本人表示装修资金紧张，经与被告刘利琼协商，刘利琼于2018年10月17日将上述150000元退还给原告王艳。 2019年10月30日，原告汪继衡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以自己需要核算如何购买为由，向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索要之前所开具的家具清单（《订货单》），以便自己选择确定合适的家具，汤青青回复“好的”。同时，原告汪继衡向汤青青表示自己不需要《定货单》中所载的花架（两台）和玄关餐柜，被告汤青青未表示拒绝。因汤青青离职，由被告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赖红敏继续与原告协调家具采购事宜。2019年11月3日，原告汪继衡微信联系赖红敏，只对《定货单》中价值（折后）57977.79元的家具提出了提货申请，并微信支付了除定金之外的尾款7977.79元。被告衡阳博森认为原告应将《定货单》所载的全部家具提走，拒绝接受原告所交纳的7977.79元定金，酿成本案纠纷。 另查明，2018年6月23日，与原告一同参与深圳柏森促销活动的人员还有罗翠英、肖鑫、廖蓉等人，该三人均与被告衡阳博森达成了成交协议，具体为：1、案外人罗翠英于6月23日与衡阳博森达成金额为228000元的家具《定货单》（格式与王艳的定货单一致）并在上面签字，并支付定金110000元，余款于2018年8月15日支付100000元、11月16日支付18000元。深圳柏森于2018年6月30日、7月31日、9月7日、9月14日、11月6日就罗翠英所订购的家具向衡阳博森配货。2、廖蓉于6月23日与衡阳博森达成了金额为59021元的家具订购协议并由衡阳博森出具了《定货单》（格式与王艳所持定货单一致），廖蓉未在该《定货单》上签字，但于当天全款支付了全款59021元；3、衡阳博森为享受厂家深圳柏森展销会的优惠价格政策，以其员工肖鑫的名义与自己签订了《柏森家具销售合同》，并订购金额为59021元的家具。 本院认为，本案为定金合同纠纷。原、被告于2018年9月5日登记结婚，且二原告自始至终一同参与了家具的选购、磋商等环节。且根据被告衡阳博森出具的与王艳的微信聊天记录，王艳亦表示本案讼争事项由汪继衡处理。因此，二原告均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衡阳博森于2018年6月23日出具的《定货单》的性质的确认。原告认为该《定货单》为预约合同，原告为预约合同所支付的50000元定金为立约定金，原告之所以支付该定金是因为被告刘利琼表示以此方式可以使被告衡阳博森享受厂家折扣进货政策进而让利给原告，即便原告放弃购买被告衡阳博森也可以将家具转售给别人。被告则认为该50000元属于履约定金,原告违约被告不仅不应返还定金，还应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家具对其诉辩主张及理由均提供了证据，所提供的证据均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在处理本案时，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担对本案作出认定。原告认为涉案《定货单》的性质为立约定金而非履约定金，不仅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且所提供的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也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以其未在《定货单》上签字即认为该定金性质为预约定金，在本院释明，被告衡阳博森提供了与原告一同参加展销会并建立家具购销合同的罗翠英、廖蓉等人的《定货单》，其中罗翠英在《定货单》上落款处签字(付款方式为预付定金，定金金额为接近实售金额的50%即110000元)，廖蓉未在《定货单》落款处签字（付款方式为全额支付）。因此，仅凭买受人在落款处是否有签字的行为不能确定该《定货单》的性质，而应结合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整个交易行为进行评判。从《定货单》的文义理解，定货二字即为确定购买货物，不论该《定货单》抬头“王艳”的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但王艳根据《定货单》上载明的金额向被告衡阳博森支付了50000元定金，可以确定二原告对《定货单》所载家具不仅知情而且向被告提出了购买意向。而且，从2018年9月17日原告王艳与被告刘利琼就红星美凯龙交易满150000元赠冰箱促销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确定原告王艳认为自己与被告衡阳博森的交易符合满赠领取冰箱的条件，要求参与活动领取冰箱，并且其后也实际领取到了冰箱。虽然被告衡阳博森考虑到原告的装修资金紧张问题，将2018年10月1日向原告收取的150000元退还给了原告，但该满减活动本是为吸引客户、提高交易额的营销策略，如非原告自己与被告衡阳博森达成的预约购买家具的数额达到上述满赠营销活动的条件，被告衡阳博森无理由亦无必要配合原告完成冰箱领取流程。此外，原告王艳于2018年9月17日与刘利琼微信聊天时，明确表示在被告处购买了300000元的家具，而且原告汪继衡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的工作人员汤青青、赖红敏提出提货请求。如原告所交纳的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原告汪继衡尚未与被告就所定购的家具种类、型号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汪继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的提货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此，原告主张50000元定金的性质为立约定金而非履约定金的主张存疑，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 同时，根据原告汪继衡于2019年10月30日与被告衡阳博森工作人员汤青青的聊天记录，汪继衡表达出了自己想根据实际情况，从《定货单》中选购合适的家具，对与家里装修风格、尺寸不符合的玄关、餐柜不予购买，被告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未提出反对意见，并告知原告可以随时到店。虽然该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原告所交纳的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但该聊天记录至少可以确定，截至2019年10月30日，被告衡阳博森是认同原告具有从《定货单》中有限制性地作出选择的权利。因此，处理本案时，不能因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就当然简单地认为被告应付清家具尾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而结合双方当事人在缔约中的过错、损失程度，从公平原则出发，对双方的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认定。对于原告来说，且不说其证据不足以证实定金的性质为立约定金，即便该定金为立约（预约）定金，但当事人所交付的立约定金，系为其后订立、履行正式的合同而提供的担保，那么之后订立的正式合同的主要条款如数量、价款等应与当事人磋商所达成的预约合同基本保持一致。具体到本案，原告据以交付定金的《定货单》所列举的家具的总额达到228000元，虽然被告衡阳博森认同原告可从《定货单》中作出一定的选择，但并不代表其选择的家具的数额不受限制，为保护被告被告衡阳博森基于原告的意思表示行为而形成的交易信赖，选择的家具的数额等应与预约合同基本一致。原告王艳于2018年9月17日与刘利琼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在被告处购买了三十万的家具。而且，从2018年9月17日原告王艳与被告刘利琼就红星美凯龙交易满150000元赠冰箱促销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确定原告王艳认为自己与被告衡阳博森的交易符合满赠领取冰箱的条件，要求参与活动领取冰箱，并且其后也实际领取到了冰箱。虽然被告衡阳博森考虑到原告的装修资金紧张问题，将2018年10月1日向原告收取的150000元退还给了原告，但该满减活动本是为吸引客户、提高交易额的营销策略，如非原告自己与被告衡阳博森达成的预约购买家具的数额达到上述满赠营销活动的条件，被告衡阳博森无理由亦无必要配合原告完成冰箱领取流程。综合以上，可以确定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达成了高于150000元的预约订购家具的合意。不论定货单上是否是王艳本人签字，但原告按照定货单的约定向被告交付50000元定金的行为，视为对定货单内容的认可和确认。在原告为订立主合同已向被告交付预约定金的情况下，应与被告衡阳博森签订高于150000元的家具购销合同。因此，原告只要求提走价值57977.79元的家具，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即便该定金的性质为预约定金，原告只要求订立57977.79元家具的行为，显然变更了双方此前合意确定的数量、价款等主要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一方拒绝定金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之规定，《定货单》上载明的家具款总额为222800元，可收取的定金最高为44560元（222800元*20%），被告衡阳博森多收取的原告的定金5440元（50000元-44560元）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退还给原告。 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衡阳博森于2018年9月15日所达成的餐车、床垫销售合同，由被告衡阳博森退还款项4480元，被告衡阳博森对此同意，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衡阳博森反诉请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提走家具，然涉案《定货单》所载的家具交易数额并不低，被告衡阳博森却未要求二原告在该《定货单》落款处签字，致使双方对该单据的性质的理解产生争议，本身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而且，既然最初达成家具订购合意时同意原告从《定货单》中有限地选购商品，在涉案分歧发生后，要求原告提走《定货单》所载的全部货物，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所规定的诚信经营的基本要求。现原告已从其他渠道采购家具，原告与被告衡阳博森无继续签订正式合同的必要。结合被告衡阳博森向深圳柏森的订货价格与销货价格的差额及衡阳博森的上述缔约过错，由被告衡阳博森自行处理涉案家具更有利于降低双方当事人的损失，以定纷止争。因此，对于被告衡阳博森反诉请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衡阳博森反诉要求赔偿损失50000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直接损失情况，且其虽涉案纠纷的产生亦具有过错，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诉请被告刘利琼承担本案的责任，被告衡阳博森系登记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应以登记的字号即衡阳博森为本案的当事人，原告以经营者刘利琼为被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深圳柏森与衡阳博森共同承担本案责任，民事活动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原则，虽然定金收据上加盖了深圳柏森的财务公章，但原告的50000元定金直接支付给了被告刘利琼之夫刘家骆，刘家骆与深圳柏森亦无代理或职务关系，深圳柏森自始至终均未同原告就家具销售进行过磋商。因此，深圳柏森并无与原告直接建立销售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以该财务公章即认定其为合同的当事人而要求其承担本案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王艳、汪继衡与被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反诉原告）于2018年9月15日达成的餐车、床垫销售合同解除，被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艳、汪继衡餐车、床垫款4480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王艳、汪继衡定金5440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骆、王艳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1240元、反诉受理费2321元，由被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负担2321元，原告王艳、汪继衡共同负担1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覃志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熊艳 书记员雷家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