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秀军，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用（系吴秀军哥哥），住广东省乳源县桂头镇大坝村委会大坝村**。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福海，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岱鹰，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孟琦，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凤，女，199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委会刘屋小组（精神残疾一级）。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紫娴，女，201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紫丽，女，201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上述三被上诉人的监护人：刘云浩（系刘明凤的父亲），男，1967年3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仁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荣新，男，194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会珍，女，194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邹荣新、钟会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华日（系邹荣新、钟会珍儿子），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明，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忠进，男，197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奕，广东琉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秀军、黄福海因与被上诉人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以下简称刘明凤等五人）、原审被告杜进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粤0232民初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秀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用、上诉人黄福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孟琦、被上诉人邹荣新、被上诉人邹荣新、钟会珍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邹华日、被上诉人刘明凤等五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忠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杜进忠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秀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吴秀军、杜忠进、黄福海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黄福海口头委托吴秀军帮忙建筑（黄福海一审到庭陈述），吴秀军承黄福海口头委托后，口头介绍杜忠进到黄福海家农民自建房浇筑地上柱子，杜忠进承中介人吴秀军口头介绍后，带领提供劳务者邹华德等人到黄福海农民自建房浇筑涉案柱子。邹华德疏于确保自身安全，造成自身伤害，由杜进忠送往粤北人民医院治疗。后邹华德治愈出院。吴秀军认为邹华德的死亡与劳务伤害没有关系。根据与邹华德一起施工的工人在一审中陈述、吴秀军在一审中提交的现场照片，吴秀军认为邹华德发生事故的“楼上”与吴秀军涉案建筑“地上柱子”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根据杜进忠为吴秀军申请的轻松筹筹款的说明：“大家好，我叫杜忠进，今年43岁，家，家住广东乳源患者最好的朋友，由于患者家属没有什么文化，家里有两个小孩，老婆有精神病，家里全靠患者一个人支撑，他们全家人也不太懂网络，所以本人帮他在此筹救助款。2018年3月24日上午八点他去工地帮人家筑楼面，在工作过程中，不小心从高空摔下地面。”和邹华德与杜进忠的获利比例，证明了杜进忠与邹华德存在接受劳务与提供劳务的关系。三、从工地脚手架标准高度为193厘米来看，吴秀军没有违法行为。根据刘明凤等五人提交的证据，没有资料显示邹华德的伤害与吴秀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审庭询中，吴秀军补充上诉意见：与邹华德一起劳务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邹华德是故意造成自身伤害，邹华德死亡是邹华德亲属（刘明凤等五人）违反医嘱故意造成。邹华德不是吴秀军请的工人，是杜忠进雇请的工人，吴秀军没有安排邹华德工作，邹华德的工作都是杜忠进安排的。黄福海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黄福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明凤等五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关于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首先，邹华德是在出院90日以后才死亡，其出院时粤北人民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载明“患者神志清，对答切题，生命体征平稳”，且粤北人民医院出院证载明：出院时情况，治愈，因此，不能认定邹华德的摔伤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次，一审法院经过摇珠确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邹华德摔伤与其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鉴定中心认为，因邹华德未进行尸体解剖，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推断死亡原因，无法鉴定其死亡与其受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终止鉴定。一审法院仅从粤北人民医院住院及出院诊断载明的临床症状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诊断情况，认定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当由刘明凤等五人举证证明邹华德的死亡与其摔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鉴定机构无法得出邹华德的死亡与其摔伤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时，只是存在有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此时，应当由刘明凤等五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不能简单的依据粤北人民医院住院及出院诊断载明的临床症状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诊断情况就认定邹华德的死亡与其摔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关于邹华德家属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了“患者家属放弃抢救，予宣布死亡”的事实。虽然在一审判决中判决邹华德承担40%的责任，但这是对其“明知不具有高空作业的资质，仍实施高空作业”所承担的过错责任。从医学角度而言，放弃抢救必然会导致死亡结果，邹华德家属放弃抢救的行为，与其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过错，应当在承担40%的责任的基础上，增加所需承担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针对吴秀军、黄福海的上诉请求，刘明凤等五人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实清楚，符合本案事实。2018年3月24日8时，杜忠进带领邹华德等人到达桂头镇小江村黄福海家建房现场施工，邹华德根据工程承包人杜进忠、吴秀军的安排，浇筑楼房钢筋混凝土框架，邹华德在浇筑工作结束从楼房框架上面下来时，不慎滑落地面，导致严重受伤，杜忠进见状后立即将邹华德送往粤北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医院诊断邹华德的伤情为：1.颈部脊髓损伤并四肢截瘫；2.颈5椎体及双侧椎弓板多发骨折；3.颈胸椎多发骨髓挫伤/骨折；4.呼吸衰竭；5.膈肌无力;6.创伤性休克等。住。住院期间工程承包人和房主拒绝支付医疗费，且医生认为邹华德受伤严重，不可能治愈，邹华德于2018年6月26日无奈出院，回家休养。2018年9月21日，邹华德伤情恶化，经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过世。杜忠进对邹华德受伤、住院、无奈出院和邹华德在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的过程，十分清楚。很明显，邹华德因受伤严重，在无法治愈的前提下，无奈回家，在伤病的折磨中去世。在邹华德的病例中，由于主治医生的疏忽，错误将邹华德因拖欠医疗费，且伤病不能治愈被迫出院的情况，写成“治愈”。后粤北人民医院当场承认，邹华德病例中有关“治愈”的文字明显错误，并责成主治医生对所谓“治愈”进行书面说明，纠正了原来病例中错误内容。刘明凤等五人认为，一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认定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存在因果关系，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二、吴秀军、黄福海的上诉观点不成立。吴秀军、黄福海对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异议，其理由是邹华德的病历中称“治愈”，怀疑邹华德伤病“治愈”后，因其他原因导致死亡。事实上，邹华德受伤住院后，杜忠进多次到医院看望邹华德，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其通过主治医生得知邹华德的伤病不能治愈，继续在医院治疗，拖欠的医疗费会越来越多，在医院基本停药的情况下，邹华德的伤病只能听天由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邹华德才无奈出院回家，任由伤病折磨，等待最后时间的到来。在粤北人民医院纠正了邹华德病例中“治愈”的错误表述后，根本不存在治愈后再次受伤导致死亡的任何可能。吴秀军、黄福海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酌定邹华德承担40%的责任明显不妥。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接受劳务者与提供劳务者均为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故酌定由死者邹华德承担40%的责任。但刘明凤等五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邹华德承担40%的责任比例,明显过大，有违公正的原则，邹华德承担20%的责任较为妥当。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2民终1338号民事判决，案由与本案相同，同样是提供劳务者在建房施工时不慎跌落死亡，韶关市中级法院判决将一审法院认定的死者承担40%责任改判为死者承担20%的责任，且该案的死者有拒不听从承包人指挥擅自到高空作业的情节。刘明凤等五人认为，尽管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公布指导性案例的情况看，正确的判决可以作为参考。望二审法院参考上述判决，对邹华德责任比例纠正为20%。四、黄福海、杜进忠、吴秀军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黄福海明知吴秀军、杜忠进没有施工资质，仍然将高空作业的建房工程发包给吴秀军、杜忠进，有明显过错。故黄福海、杜进忠、吴秀军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刘明凤等人的答辩意见，维护刘明凤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庭询中，针对吴秀军的上诉意见，刘明凤等人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吴秀军认为邹华德的死亡是邹华德自己故意造成的，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信口开河。事故发生时，现场的施工人员可以证明是邹华德在施工完毕后，准备下来的时候踩楼梯滑落，才导致严重摔伤。二、吴秀军认为邹华德家属违反医嘱导致邹华德死亡是错误的。邹华德受伤在粤北人民医院治疗时，医生认为邹华德的受伤极其严重，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同时，邹华德拖欠医院大量医药费，医院基本停止了为邹华德治疗。在这种情况下，邹华德才无奈出院回家休养。三、吴秀军主张邹华德不是吴秀军请的工人，是杜进忠请的工人，吴秀军没有安排邹华德工作，邹华德的工作都是杜忠进安排的是没有依据的。吴秀军无论是作为第一承包者，还是第二承包者，吴秀军都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之一，涉案工程完工，吴秀军是有收益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吴秀军理所当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吴秀军述称，对黄福海的上诉没有意见。杜进忠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明凤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连带赔偿刘明凤等五人医疗费105275.04元，误工费36200元，护理费27150元，住，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9400元养费3620元，交通费3820元，被扶养人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生活费合计264000元，丧葬费22868元，死亡赔偿金315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赔偿金额887933.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初，黄福海因在乳源瑶族自治县**************的荒地上建三层半楼房，与吴秀军口头约定由吴秀军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进行承包建设。截止至一审开庭时，黄福海共计向吴秀军支付了包工费用50000元。在楼房的承建过程中，吴秀军找到杜忠进为该新建楼房浇筑12根柱子，并约定价格为1200元，该价款由杜忠进与吴秀军进行结算（该款已付清）。后杜忠进电话通知了10人进行浇筑工作，其中包括死者邹华德。12根柱子的浇筑工作由杜忠进负责出机械设备、其余10人负责浇筑作业。10人的劳务费用由杜忠进按全部浇筑价款的60%向10人平均分配，杜忠进占费用的40%。2018年3月24日，在柱子的浇筑过程中，邹华德不慎从2米左右高的脚手架摔倒受伤，被送往粤北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共住院治疗94天（2018年3月24日至2018年6月26日）。粤北人民医院的入院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并四肢截瘫；创伤性休克；右踇趾皮肤挫伤。出院小结载明其出院时情况及医嘱主要体征治疗结果转归及注意事项：目前情况：患者神志清，对答切题，生命体征平稳，双肺听诊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心率76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软，无压痛，无反跳痛，无肌紧张。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上肢肌力2级，双下肢肌力0级，腹骨沟以下躯体无感觉，胸骨角以下至腹股沟躯体有触觉，无痛觉，病理征未引出，四肢肌张力正常。骶尾部可见约4cm*4cm的皮肤褥疮，渗出少量。一般情况可，无发热、无咳嗽、咳痰。出院嘱：继续康复锻炼；注意压疮处伤口换药；避免外伤，适当功能锻炼、建议休息3月、住、住院期间陪护1人期复查，不适时请门诊随诊。出院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并四肢截瘫；颈5椎体及双侧椎弓板多发骨折；颈胸椎多发骨髓挫伤/骨折；呼吸衰竭；膈肌无力；创伤性休克；右踇趾皮肤挫伤；右顶部局部头皮挫伤；颈椎间盘突出；双侧肺炎；双侧胸腔积液（少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右侧第7肋骨陈旧性骨折；骶尾部褥疮。出院时情况：治愈。2018年6月26日，邹华德的兄弟邹华日与粤北人民医院签订了《粤北人民医院医疗欠费协议》，主要约定：患者邹华德自2018年3月24日至2018年6月26日在该院住院期间共发生费用185635.82元。已交押金104000元。尚欠81635.82元。由邹华日承担清偿责任。鉴于债务人经济困难。债权准予分期偿还。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还款协议：同意在赔偿款中优先扣除医疗款项，欠款81635.82元，应于2018年10月30日前偿还。邹华德于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在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卫生院门诊治疗共计花费779.84元；2018年7月8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共计花费518.70元；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9月21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共计花费2340.68元，住院诊断为：1.多脏器功能衰竭；2.全身多处褥疮并感染；3.颈髓损伤后遗症；4.四肢瘫；5.极重度营养不良。住院经过及用药：入院后予以面罩吸氧，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病情逐渐加重，9月21日23:44出现呼吸心跳停止，患者家属放弃抢救，予宣布死亡。杜忠进为邹华德垫付了医药费84000元以及丧葬费10000元，并由其发起在轻松筹网上为邹华德筹款17392元，并已全部提款给邹华德亲属。一审庭审过程中，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均对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存有异议，经一审法院向刘明凤等五人释明后，刘明凤等五人于2019年2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邹华德施工跌落严重受伤与其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摇珠确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案的鉴定机构。2019年2月27日，粤北人民医院出具了关于患者邹华德诊治经过的情况说明，主要说明：邹华德2018年3月24日入院后予以积极抢救治疗，3月28日行“颈椎前路颈4/5、5/6椎间盘摘除减压+颈5椎体次全切取自体髂骨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出现高热，呼吸急促，咳嗽乏力，考虑呼吸机无力，3月29日经会诊后转重症医学科抢救治疗。5月11日病情相对稳定后转回骨科治疗。经积极治疗后，病情稍有好转，2018年6月26日办理出院手续。诊断是患者严重创伤后在其院住院期间的病情的真实体现，其中膈肌无力、坠积性肺炎、胸腔积液、呼吸衰竭及卧床并发骶尾部褥疮属于高位颈髓损伤并截瘫导致的并发症。患者出院时双上肢肌力较前稍好转，但仍然合并肺炎、高位截瘫及躯体干感觉异常（双上肢肌力2级，双下肢肌力0级，双上肢麻木，腹股沟以下躯体无感觉，胸骨角以下至腹股沟躯体有触觉，无痛觉，大小便失禁）。脊髓损伤是目前医学难题之一，尤其是高位颈髓损伤致高位截瘫合并坠积性肺炎、呼吸衰竭、大小便失禁及长期卧床的并发症，仍需要长时间的护理及康复治疗。出院情况中的“治愈”，是指骨科疾患的临床治愈，邹华德颈部脊髓损伤并多发颈椎骨折，为重建脊柱稳定性、脊髓减压及避免颈髓二次损伤，其院按诊疗常规择期行“颈椎前路颈4/5、5/6椎间盘摘除减压+颈5椎体次全切取自体髂骨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伤口愈合良好，术后3月颈椎稳定性良好，无局部压痛及叩击痛，可拆除颈围锻炼。邹华德出院时其颈椎骨折的情况达到颈椎术后的“临床治愈”。2019年7月11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了终止鉴定函，载明：根据本案材料，邹华德2018年3月24日因高处坠落受伤至粤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2018年6月26日）“患者神志清，对答切题，生命体征平稳”，其于2018年9月21日死亡，因未行尸体解剖，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推断其死亡原因，故无法鉴定其死亡与其受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现终止该鉴定，并将该案所有材料退还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死者邹华德为农村户口，事发时年满42周岁。其平时以务农和散工为主。其配偶刘明凤有精神疾病，残疾等级为一级。邹华德与刘明凤分别于2011年2月3日生育了女儿邹紫娴，于2015年11月21日生育了女儿邹紫丽。邹华德的母亲邹荣新出生于1946年8月1日，母亲钟会珍出生于1948年10月1日，包括死者邹华德在内共育有4个儿子。邹华德在住院期间，由杜忠进发起，通过轻松筹的方式筹得医疗费1739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刘明凤等五人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如何确定；二、关于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三、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及死者邹华德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事故责任应由谁承担。一、关于刘明凤等五人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邹华德摔伤后在粤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4天，共产生医疗费用185635.82元，扣除杜忠进垫付的84000元，刘明凤等五人自行支付了20000元，尚欠81635.82元。虽然该81635.82元费用刘明凤等五人尚未实际支付，但该项损失确已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对刘明凤等五人在粤北人民医院产生的医疗费185635.82元予以确认。虽然刘明凤等五人没有提供邹华德在桂头卫生院的门诊病历资料，但是根据邹华德的病情，结合粤北人民医院的医嘱以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住院诊断，一审法院对邹华德出院后在桂头卫生院以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产生的医疗费3639.22元予以确认。2.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受伤后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邹华德摔伤住院94天，根据医嘱，邹华德出院后需全休3个月，至邹华德2019年9月21日死亡时，共计产生181天误工。邹华德系农村户口，刘明凤等五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邹华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且工资为200元/天，故刘明凤等五人主张邹华德的误工费按200元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误工费应按《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农、林、牧、渔业40578元/年的标准计算181天，为20122元（40578元/年÷365天×181天）。3.护理费。刘明凤等五人因涉案事故受伤在粤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4天，医嘱显示邹华德住院期间需留1人陪护。虽然其出院后并未有医嘱显示需陪护人员，但结合邹华德颈部脊髓损伤并四肢截瘫等病情，刘明凤等五人主张邹华德出院后至其死亡时共计87天需要1人陪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刘明凤等五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其主张的护理费应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即护理费住院期间按150元/天计付，出院后按120元/天计付，为24540元（94天×150元/天+87天×120元/天），对刘明凤等五人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邹华德在粤北人民医院住院94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结合《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标准，刘明凤等五人主张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94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共9400元（94天×100元/天），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虽然刘明凤等五人没有提供医嘱证实邹华德需要加强营养，但考虑到邹华德摔伤后病情较重，且也确实购买了相关营养品补充营养，故一审法院对刘明凤等五人主张的营养费3620元予以支持。6.交通费。邹华德摔伤后在粤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虽然刘明凤等五人未向法庭提供交通费票据的证据，但其因就医需要，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对于其主张的交通费，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00元；对刘明凤等五人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7.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邹华德共计有5名被扶养人，且最长扶养年限为20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64000元（13200元/年×20年）。8.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的规定，事发时，邹华德年满42周岁，应按二十年计算，结合《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应为315600元（15780元/年×20年）。9.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规定，因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均对刘明凤等五人主张的扣除杜忠进垫付的丧葬费10000元后仍有22868元损失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刘明凤等五人产生丧葬费损失32868元予以确认。10.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均认为应赔付刘明凤等五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围为3-5万元，一审法院结合实际，对刘明凤等五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确认，对刘明凤等五人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刘明凤等五人共计产生的损失有：医疗费189275.04元，误工费20122元，护理费24540元，住，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9400元养费3620元，交通费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4000元、死亡赔偿金315600元、丧葬费328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912425.04元。因刘明凤等五人在住院期间通过轻松筹的形式获得爱心人士的捐款17392元医疗费，对于该部分损失已得到补偿，应予以扣除，故刘明凤等五人产生的损失为895033.04元。二、关于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均对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存在因果关系提出异议，认为邹华德摔伤为外伤与其死亡（多处脏器功能衰竭）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虽经一审法院摇珠确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邹华德摔伤与其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该鉴定中心因邹华德出院时粤北人民医院载明“患者神志清，对答切题，生命体征平稳”，未进行尸体解剖，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推断死亡原因，无法鉴定其死亡与其受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终止了本案鉴定。但根据死者邹华德在粤北人民医院的入院诊断，其并未诊断出患有其他原生疾病，且根据粤北人民医院的住院诊断以及粤北人民医院在刘明凤等五人申请鉴定后出具的《关于患者邹华德诊治经过的情况说明》载明的邹华德严重创伤后膈肌无力、坠积性肺炎、胸腔积液、呼吸衰竭以及卧床并发骶尾部褥疮，其出院时双上肢肌力较前稍好转，但仍然合并肺炎、高位截瘫及肢体躯干感觉异常等病情，出院情况中“治愈”是指骨科疾患的“临床治愈”，以及出院三个月左右死亡前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住院诊断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从粤北人民医院住院及出院诊断载明的临床症状以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诊断情况来看，邹华德的临床特征出现在摔伤之后，相应的治疗行为是针对临床症状的出现而进行，即使邹华德之前患有慢性疾病，也没有上述临床症状，无须进行治疗，故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容置疑。因此，对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对邹华德的死亡与摔伤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及邹华德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黄福海与吴秀军虽然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是根据黄福海向吴秀军支付50000元承包费用以及结合杜忠进根据吴秀军的指示进行房屋12根柱子浇筑并由吴秀军直接向杜忠进支付柱子浇筑费用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对于吴秀军提出的其只是中介的辩解不予采纳。黄福海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将其三层半楼房发包给吴秀军承建，吴秀军系以自己的技术和劳力安排完成楼房建设工作，除材料供应外，对于如何安排新房建设工作，吴秀军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及自主决定权，黄福海并不干涉。可见，吴秀军承包了涉案工程，其与黄福海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与承包的关系，黄福海为发包方，吴秀军为承包方。吴秀军通知杜忠进对涉案房屋的12根柱子进行浇筑，杜忠进接到活后通知了包括死者邹华德在内的10人进行浇筑工作，浇筑费用由吴秀军向杜忠进支付；杜忠进和邹华德等人是在吴秀军要求或指示范围内进行工作，其提供的劳务系吴秀军建设活动的一部分，可见，杜忠进、邹华德与吴秀军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杜忠进负责出机器设备，虽然由其接到工程后通知邹华德等人开工，但其与邹华德等10人的报酬系按各自的出资以及出工情况，按40%及60%的比例与邹华德等10人进行分配，他们之间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合伙体，故杜忠进与死者邹华德之间应属于合作关系。四、关于死者邹华德及杜忠进、吴秀军、黄福海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第八十三条第三款：“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和《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号）第三条第（三）项：“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的规定，对于农村低层（二层内）住）住宅建筑不要求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建之，二层以上则受此限制。黄福海家建筑的涉案楼房为三层半，按照上述规定，涉案楼房的承建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而黄福海却将涉案楼房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无建筑资质的吴秀军，故黄福海应承担选任过失的责任。本案的涉案工程为三层半楼房工程，其柱子浇筑高度必然将超过2米，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本规定所称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第五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以及该规定中的特种作业目录的“高处作业”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的规定，本案涉案浇筑工程属于高空作业工程，施工人需取得高空作业的特种作业资质，而死者邹华德并未取得高空作业资质。吴秀军明知自己没有建筑施工资质，仍然承包涉案工程，并将房屋柱子浇筑工作交付给无高空作业资质的邹华德等人，且吴秀军作为熟悉承包事务过程的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未给予施工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应对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邹华德作为雇员，明知自己无高空作业资质，仍实施高空作业，且在施工过程中对其本人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其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对于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杜忠进虽然与邹华德是合作关系，但是其作为机器设备的提供者，其为了获取相应的施工报酬，在明知邹华德不具有高空作业的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仍然通知邹华德进行高空作业施工，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因本案接受劳务者和提供劳务者均为个人，根据上述规定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故一审法院酌定由死者邹华德承担40%的责任，黄福海承担15%的责任，吴秀军承担30%的责任，杜忠进承担15%的责任；即由刘明凤等五人应自行承担358013.22元（895033.04元×40%）；黄福海应赔偿刘明凤等五人134254.96元（895033.04元×15%）；吴秀军应赔偿刘明凤等五人268509.91元（895033.04元×30%）；杜忠进应赔偿刘明凤等五人134254.96元（895033.04元×15%），减除其已支付的94000元，尚应赔付40254.96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8）粤0232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一、限杜忠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赔偿40254.96元；二、限吴秀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赔偿268509.91元；三、限黄福海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赔偿134254.96元；四、驳回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79元，由刘明凤、邹紫娴、邹紫丽、邹荣新、钟会珍负担6353元，由杜忠进承担575元，由吴秀军承担3834元，由黄福海承担1917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秀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现场照片两张，拟证明邹华德施工是在涉案房屋首层，而不是从高空跌落，施工用的脚手架是1.93米；2.证言，拟证明邹华德是杜忠进招聘的，不是吴秀军招聘的。3.粤北人民医院病历，拟证明邹华德是自愿出院，出院后要继续康复锻炼，有不适要去粤北人民医院门诊，但邹华德并没有遵守医嘱。4.票据、死亡证明，拟证明邹华德2018年9月21日还在桂头镇治疗，邹华德不可能2018年9月21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死亡。刘明凤等五人质证称，对证据1，无论邹华德是从柱子上还是柱子中跌落，都改变不了邹华德是在施工过程中跌落的事实。对于证据2，邹华德是杜忠进叫过去的，但是杜忠进是吴秀军叫过去的。涉案柱子是吴秀军转包给杜忠进，按照法律规定，吴秀军作为第一承包人，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对于证据3说明的问题已在一审中予以说明，粤北人民医院也提供了书面的说明。对于证据4，邹华德出院后还是继续治疗的，先是在桂头镇卫生院治疗，后来情况严重才去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的，并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死亡。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吴秀军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黄福海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4都是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杜进忠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4均已在一审期间提交，一审法院对此已作出认定，故本院不再重复确认。本院查明，证人钟永红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杜忠进与邹华德在内的10个工人做工得到的钱四六分成，杜忠进提供机械，分四成，其余10个工人分六成。邹华德是从一层的脚手架不到两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受伤。杜进忠提供机械组织工人去施工。吴秀军将工钱支付给杜忠进，杜忠进再分给其余工人。四六分成是行规，其与杜忠进、吴秀军已多次合作。事故当天，邹华德负责在脚手架上浇筑混凝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证人钟伟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事故当天，邹华德负责在脚手架上提浆，脚手架大概一米七八。邹华德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邹华德是从首层正在建的柱子上掉下来受伤。钟伟明不清楚涉案工程系谁承包，事故当天，系杜忠进通知其过去干活，钟伟明刚好没有事情做，就过去干活了，钟伟明并不认识吴秀军。钟伟明等工人没有与人签订合同，是杜忠进支付工钱。工人分工程款的六成，杜忠进分工程款的四成。证人黄天养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与邹华德是工友关系，杜忠进是叫其过去干活的关系。事故当天，邹华德负责浇筑第一层楼的柱子，柱子高度大概为三四米左右，邹华德应该是在一米八的架子上掉下来受伤。黄天养不知道涉案工程是谁承包的，黄天养没有与人签订合同，事故当天是杜忠进叫其干活的，工钱系杜忠进支付。工钱的分配方式为杜忠进分四成，其余工人分六成。工人的工资要看当天干活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能够分到一百至两百，少的时候能够分到四五十左右。本院又查明，黄福海向一审法院陈述，其将涉案房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给吴秀军承建，没有书面协议，口头约定每平方130元，房子框架已经建好，工程款是60000多元，已支付50000元，并提供了微信转账给吴秀军5000元和吴秀军出具的三张共计45000元的收据予以佐证。黄福海提交的三张收据内容分别为“今收到工程人工款壹万伍圆正（￥15000），经手人吴秀军”、“今收到黄福海建房工资，壹万圆正（￥10000）。注三楼面，经手人吴秀军”、“今收到工程人工款贰万圆正（￥25000），经手人吴秀军”。二审期间，吴秀军主张其与杜忠进之间是中介关系，黄福海要建房子，要做柱子，而杜忠进是做柱子的，所以吴秀军就介绍杜忠进去黄福海那里做柱子。吴秀军书面陈述，黄福海支付给其的50000元，分别用于租模板、装模板、扎铁、混凝土。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除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的部分外，其余认定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吴秀军、黄福海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邹华德死亡与其在涉案房屋施工现场摔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黄福海、吴秀军、杜忠进及邹华德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三、各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应如何认定。一、关于邹华德死亡与其在涉案房屋施工现场摔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黄福海、吴秀军上诉认为根据粤北人民医院出院证记载的内容，邹华德属于治愈出院。同时，鉴定机构因邹华德死亡后未对尸体进行解剖，无法鉴定邹华德死亡与其摔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故邹华德出院2个月后死亡这一结果与其在涉案房屋施工现场摔伤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证人钟永红、钟伟明、黄天养的陈述，足以认定邹华德系从涉案房屋施工现场脚手架或柱子上坠落受伤。邹华德因坠落受伤在粤北人民医院治疗94天后出院。虽粤北人民医院出院证上载明出院时情况为治愈，但粤北人民医院医务科已出具《关于患者邹华德诊治经过的情况说明》，明确出院证中的治愈是指骨科疾患的临床治愈，系邹华德出院时其颈椎骨折的情况达到了颈椎术后的“临床治愈”。同时，该情况说明清楚载明，出院诊断是邹华德严重创伤后在该院住院期间病情的真实体现，其中膈肌无力、坠积性肺炎、胸腔积液、呼吸衰竭及卧床并发骶尾部褥疮属于高位颈髓损伤并截瘫导致的并发症。邹华德出院时双上肢肌力较前稍好转，但仍然合并肺炎、高位截瘫及肢体躯干感觉异常（双上肢肌力2级，双下肢肌力0级，双上肢麻木，腹股沟以下躯体无感觉，胸骨角以下至腹股沟躯体有触觉，无痛觉，大小便失禁）。脊髓损伤时目前医院难题之一，尤其是高位颈髓损伤致高位截瘫合并坠积性肺炎、呼吸衰竭、大小便失禁及长期卧床的并发症，仍需要长时间的护理及康复治疗。据此，邹华德从粤北人民医院出院并未治愈，其仍具有严重的病症需要护理和康复治疗。而邹华德在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卫生院和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门诊记录及外科记录佐证了邹华德出院后一直处于治疗状态。同时，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证明书亦载明邹华德住院诊断的病情为：1.多脏器功能衰竭；2.全身多处褥疮并感染；3.颈髓损伤后遗症；4.四肢瘫；5.极重度营养不良，该病情对比粤北人民医院住院证中的出院诊断及《关于患者邹华德诊治经过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病情更为严重，足以证实邹华德在涉案房屋施工现场高空摔落引发的颈部脊髓损伤及相关并发症并未治愈。在此情况下，邹华德出现死亡这一结果与其在涉案房屋施工现场摔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性极高。一审法院认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黄福海、吴秀军主张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黄福海、吴秀军、杜忠进及邹华德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黄福海陈述，其与吴秀军口头约定，将其房屋建设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吴秀军完成。在履行房屋建设义务过程中，由吴秀军具体负责雇请相关人员进行建房施工，并与相关工人进行工钱的协商、结算，黄福海对此并不干涉。现涉案房屋已按照约定完成房屋建设工作，工钱共计60000余元，黄福海已向吴秀军支付50000元，并提供了微信转账和收据予以证实。故根据黄福海的陈述、吴秀军找杜忠进浇筑柱子并结算工程款、吴秀军出具收取工程工人款等情况来看，黄福海与吴秀军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吴秀军承包涉案房屋工程后，联系杜忠进将涉案12根浇筑柱子工程交由杜忠进完成，由杜忠进提供机器设备并组织其他人员进场施工，其行为本质是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中部分工程分包给杜忠进承担，故双方之间属分包关系。根据证人钟永红、钟伟明、黄天养的陈述，杜忠进承接涉案12根浇筑柱子后，系杜忠进召集、组织邹华德等工人完成涉案浇筑柱子工程，且由杜忠进与工人之间结算工钱，故杜忠进与邹华德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杜忠进和邹华德等人是在吴秀军要求或指示范围内进行工作，既无证据证实，亦与钟永红、钟伟明、黄天养的陈述不符，故一审法院认定杜忠进、邹华德与吴秀军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吴秀军主张其非涉案工程承包方，而是将黄福海的浇筑柱子工程介绍给杜忠进的中介方的问题。吴秀军的该项主张明显与其收取黄福海支付的工程人工款的行为不符，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吴秀军并未为黄福海与杜忠进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涉案12根浇筑柱子工程系吴秀军与杜忠进协商，工钱系吴秀军支付给杜忠进，故吴秀军主张其系中介方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邹华德因涉案12根浇筑柱子工程为杜忠进提供劳务，但杜忠进却未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器具，也未确保杜忠进在安全的生产条件中工作，致邹华德从脚手架或柱子上坠落受伤、死亡，杜忠进应对邹华德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邹华德作为提供劳务者，明知自己无高空作业资质，仍实施高空作业，且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任何安全义务。其对自身死亡这一结果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邹华德自负40%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黄福海的赔偿责任。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一）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以及其它建设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村镇建设工程、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以下称限额以上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所有加层的扩建工程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由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建。（二）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建设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市政基础设施、生产性建筑，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和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活动（以下简称限额以下工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依据本意见“五”明确的对限额以下工程的指导原则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的规定，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必须要由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施工队来承建，而对于农村村民建筑两层以下低层住宅的活动，则可以由没有建筑资质证书的农村建筑包工队来承建。因黄福海的住宅为三层半结构，属于必须由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施工队来承建的建筑，但黄福海却将涉案楼房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无建筑资质的吴秀军，故黄福海应承担赔偿责任。吴秀军将房屋建设工作分包给同样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杜忠进，亦应当对邹华德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黄福海、吴秀军、杜忠进本应对邹华德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杜忠进、黄福海、吴秀军应对邹华德死亡产生的损失在6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酌定各方责任比例，进行分责处理后，刘明凤等五人并未对此提出上诉，且一审法院酌定的各方责任比例亦未超出其三人各自应连带承担的60%责任范围，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福海、吴秀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13元，由黄福海负担2985元，由吴秀军负担53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小华审 判 员 李 罡审 判 员 黄颖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肖 龙书 记 员 林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