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85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红深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高新区公园路东侧、华夏路南侧和润家园第******。法定代表人：苏亚斗，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守瑜，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峰，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高红，男，汉族，1971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东，广东越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大通汇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路中深花园**1203>法定代表人：温醒英，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刚，广东两辞修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红深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深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高红、原审被告深圳市大通汇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307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红深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龚高红承担。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红深侨公司上诉请求明确其上诉请求第一项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龚高红返还25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苏亚斗的供述和陈家欢陈述的500万元总额实际上是指保证金，而案外人陈家欢实际收到了581万（331+250）包含有其他款项。因此红深侨公司主张苏亚斗于2014年8月22日向案外人罗维福借款181万元支付给陈家欢，与苏亚斗的供述、陈家欢的陈述以及500万元总额与案外人实际收到的和陈述的款项并不存在矛盾。1.苏亚斗代红深侨公司支付给案外人陈家欢的保证金共计250万。根据龚高红的一审答辩意见，龚高红借苏亚斗的200万元，其中44万转账给了龚高红，其余150万元保证金于2013年12月代龚高红支付给案外人陈家欢；2014年8月22日案外人罗维福代红深侨公司支付了181万元给案外人陈家欢，其中100万系代龚高红支付给陈家欢的保证金，另外81万系应该由红深侨公司支付给陈家欢的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的租金和工程建设款。2.龚高红支付给案外人陈家欢的保证金共计250万。根据龚高红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2013年12月4日分两次转账给案外人陈家欢共计200万元，2013年12月6日转账50万元。共计支付了250万元给案外人陈家欢。3.案外人陈家欢实际收到的款项共计581万，其中500万为保证金，81万为租金和工程建设款。根据案外人陈家欢在公安机关2014年7月18日的的陈述可知：其收到了红深侨公司的500万元的保证金；50万元的建造费用；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的租金30万(20000元／月*15个月）。实际上陈家欢收到的500万元保证金是由龚高红支付250万；红深侨公司通过苏亚斗支付150万；红深侨公司通过罗维福支付100万。二、龚高红支付给黄亚六的款项11.5万元与本案无关。根据龚高红提交的收条和银行流水显示，黄亚六收到龚高红交来的款项有：1.2012年12月13日交来现款20000元；2.2012年12月7日交来现款30000元；3.2012年11月2日交来活动经费40000元；4.2014年2月28日转账25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1.5万元，红深侨公司与龚高红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系发生在2013年11月，而上述1、2、3笔款项均发生于2012年，与本案无关，第4笔25000元系黄亚六与龚高红之间的款项来往，红深侨公司无关，亦与本案无关。三、关于龚高红支付给苏亚斗的款项42万元的问题。龚高红支付给苏亚斗的款项42万元，其中2012年12月27日转账60000元与本案无关；2014年1月28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3月28日转账160000元；2014年4月25日转账100000元。共计36万元并非龚高红的退还款，而是支付的因垫付150万元和借款44万元的利息。该项利息计算来源于苏亚斗和龚高红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3%。事实上，除上述利息外，由于龚高红未及时还款，导致红深侨公司向出借人承担了延期还款利息多达200多万（已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就此红深侨公司和苏亚斗将另案诉讼主张权益。四、因工程建设问题，造成案外人陈家欢房屋损毁，经过红深侨公司和案外人协议，由红深侨公司支付案外人500万的建设保证金和2013年1月至2014年期间的租金（每月20000元）及工程建设款，之后红深侨公司将500万保证金按龚高红要求分四次共计500万转账到大通公司账户，但是龚高红只将其中250万支付给陈家欢，将其余250万自行挪作他用，在陈家欢未全额收到500万保证金的情况下，要求工程停工，为不影响工程施工，红深侨公司在无奈的情况下，通过龚高红与红深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亚斗（股东之一）借款的方式由红深侨公司直接向陈家欢支付了剩余的保证金250万元。五、由龚高红承担返还红深侨公司280万元代付款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红深侨公司通过龚高红与红深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亚斗借款的方式直接向陈家欢支付了剩余的保证金250万元，实际仍然属于红深侨公司同龚高红之间的代付与垫付关系，龚高红和苏亚斗之间所形成的“借贷”只是确定代付的方式，苏亚斗的行为只是红深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不是苏亚斗与龚高红之间的实际借贷，这一点，在一审中有苏亚斗和红深侨公司双方的明确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属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那么债权人苏亚斗和红深侨公司之间对自己的合法债权予以处置，由红深侨公司予以主张，属于债权的让与行为，为节约司法成本，一审法院应在示明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依法予以认可。在本案中，红深侨公司实际只需要支付龚高红保证金500万，而实际上红深侨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苏亚斗实际共支付给龚高红和直接支付陈家欢共计794万(500+44+150+100)，在苏亚斗和红深侨公司已经明确确认苏亚斗的行为是代表红深侨公司的职务行为与龚高红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情况下，龚高红实际应返还给上诉人的款项应为294万（250万保证金＋44万借款），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予以改判龚高红承担返还红深侨公司280万，并未损害龚高红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龚高红答辩称：红深侨公司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与实际情况及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相符，且红深侨公司在一审两次的起诉状中对相关数额均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龚高红与红深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亚斗等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该事实已在刑事案件及各方笔录中予以证实，因此有关款项的往来均涉及本案款项，红深侨公司所提代龚高红支付有关款项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符合客观情况，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大通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中关于大通公司与该纠纷的法律关系的查明予以确认。红深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大通公司、龚高红返还红深侨公司余款280万元及利息615556.67元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5日暂计至2017年12月30日，请求支付至所涉余款清偿之日为止）；2.大通公司、龚高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因红深侨公司与深圳市加信汇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加信汇公司）合作建设红坳市场改建工程施工中造成陈家欢私宅损坏，苏亚斗、黄亚六、杨克强于2013年11月26日召开会议决议将500万元保证金通过大通公司账户提现转入陈家欢名下账户，大通公司经办人为龚高红。会议还决议，为保证资金安全，第一次转入大通公司150万元，以后每次仅限转账100万元，并经陈家欢确认后再进行下一次转账。红深侨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5日分别向大通公司转账1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龚高红向红深侨公司出具了相应收据。大通公司于收款后当天即委托深圳市岭南春贸易有限公司、林炳华将所收到的款项转付给了龚高红。龚高红仅于2013年12月4日两次各转账100万元、2013年12月6日转账50万元与陈家欢。2017年12月14日，苏亚斗向龚高红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龚生，2013年加信汇公司付给红深侨公司500万用于陈家欢房子重建赔偿，当时因红深侨的钱付不出去，由你们转付给陈家欢，你说一次性可以转给陈家欢500万。我们就相信你，结果钱转给你们之后你们只付给陈家欢300万，还有200万怎么催也不退给红深侨，你这样让公司怎么和村民交代？年底了，公司财务要结账，财务情况要村民公开，你这钱不能拖了一年又一年！希望你尽可能在12月25日前把钱还上，不要再惹出什么麻烦！”龚高红回复称，没有200万元那么多，数据要跟苏亚斗核对。龚高红事后并未向红深侨公司返还款项，红深侨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另查，2009年至2017年期间，苏亚斗、黄亚六、杨克强系红深侨公司登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0%、30%、30%。红深侨公司陈述其公司需向光明新区红坳村村民进行权益分配，苏亚斗为红深侨公司法定代表人。另查，在红深侨公司、苏亚斗、黄亚六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案侦查过程中，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工作人员讯问苏亚斗、黄亚六以及询问陈家欢的笔录中记载有部分本案有关事项，主要内容如下：1、苏亚斗供述其与龚高红系2012年年初通过信宜商会王任认识，将红深侨公司项目发包给信宜商会承建，信宜商会将工程给龚高红施工。2、公安机关调查发现，2013年，苏亚斗向黄谋同借款200万元，黄谋同将194万元转账支付给了苏亚斗，苏亚斗将其中44万元转账支付给了龚高红，100万元支付给了陈家欢，苏亚斗还就此与龚高红订立了《借款协议》，约定该款到苏亚斗账上后，由苏亚斗优先支付100万元给陈家欢，余款再转到龚高红账上。苏亚斗供述，该款项是以其名义向黄谋同借的，但实际借款人是龚高红，除上述144万转账记录外，剩余50万元由其每月根据工程进度支付给陈家欢。3、黄亚六供述，因工地施工把村民陈家欢楼房的主体损坏了，由其代表公司出面协调赔偿事宜，最后决定由赖胜先出500万元转入公司账户，因公司账户转不了那么大的数额到私人账户，所以其先将500万元转到龚高红指定的账户，由龚高红将500万元转到陈家欢的账户。4、陈家欢于2014年7月18日陈述，红深侨公司红坳市场改造项目打地基时弄坏其房子，其找红深侨公司索赔，双方达成协议，红深侨公司将500万元保证金打入其指定账户，等房子盖好了再将钱还给红深侨公司，红深侨公司按建筑面积1750平方米、每平方米1800元价格作为重建房子的赔偿金，并每个月支付20000元租金，从2013年1月1日至房子盖到第五层框架为止，现盖了3层。2013年2月份，黄亚六、苏亚斗通过私人银行账户分三笔转了50万元建造费用，还将500万保证金转入了其银行账户，还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每月向其支付20000元租金赔偿，一直支付到2014年3月，4、5、6月份的租金还没有支付。另查，苏亚斗与龚高红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2013年12月31日，苏亚斗向龚高红转账44万元。2014年1月28日、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25日，龚高红分别向苏亚斗转账10万元、16万元、10万元。诉讼中，红深侨公司提交了一份苏亚斗2014年8月21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为：因急需解决陈家欢重建押金问题，苏亚斗向罗维福先生借到180万元，同时委托罗维福先生直接转账至陈家欢账上。红深侨公司还提交了一份《个人活期明细》证明罗维福于2014年8月22日转账1810000元至陈家欢账户。苏亚斗于诉讼中书面说明其向陈家欢支付的280万元是代红深侨公司支付而非代龚高红支付。一审法院认为：黄亚六在公安机关讯问时供述“将500万元转到龚高红指定的账户，由龚高红将500万元转到陈家欢的账户”，结合红深侨公司与大通公司之间未订立有任何书面协议，所收款项系龚高红向红深侨公司出具收据，及大通公司于收款后当即将款项转与龚高红的事实，可以推断大通公司系龚高红指定收款的账户持有人，而非受托人，实际受托人为龚高红。故红深侨公司请求大通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龚高红收到上述500万元后仅于2013年支付了250万元给陈家欢，苏亚斗在公安机关讯问时供述其2013年代龚高红向案外人黄谋同借款的其中150万元支付给了陈家欢，而陈家欢于2014年7月18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已收到涉案500万元保证金款项，上述委托付款事项已经完成。红深侨公司主张苏亚斗于2014年8月22日向案外人罗维福借款180万元支付给陈家欢，与苏亚斗的供述、陈家欢的陈述以及500万元总额构成明显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苏亚斗在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其代龚高红向案外人黄谋同借款用于向陈家欢支付保证金，该陈述与其收到借款后支付100万元给陈家欢、支付44万元给龚高红的银行转账记录相吻合，应当认定苏亚斗向陈家欢所支付款项系代龚高红支付。苏亚斗在本案诉讼期间书面说明其系代红深侨公司付款，但该陈述与上述认定事实明显相悖，苏亚斗的该书面说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红深侨公司委托龚高红将500万元款项支付给陈家欢，虽然龚高红未亲自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但苏亚斗已代其履行了剩余付款义务，陈家欢也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应当认为上述委托事项已经完成。红深侨公司以苏亚斗所付款项并非代龚高红支付为由主张龚高红未完全履行受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且红深侨公司也未向苏亚斗返还或确认拖欠苏亚斗所称代红深侨公司支付款项，故红深侨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红深侨公司据此请求龚高红向其返还28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龚高红、苏亚斗因履行向陈家欢支付500万元保证金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两人自行清理，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红深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124元，保全费5000元，由红深侨公司自行承担。二审红深侨公司提交本院（2018）粤03民终17190号判决。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黄谋同起诉苏亚斗、红深侨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8）粤03民终17190号生效判决判令苏亚斗支付黄谋同剩余借款本金1715213.15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20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付清之日止），红深侨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认定：“黄谋同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条、转账凭证，足以证明其与苏亚斗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即黄谋同将款项借给苏亚斗，……红深侨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已经确认了其保证责任及保证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在借款补充协议书中又进行了确认，故在借款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况下，红深侨公司应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该生效判决已经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从红深侨公司账号划扣2390125.37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各方均确认红深侨公司委托龚高红向陈家欢支付500万元，该款项红深侨公司付至大通公司账号，大通公司于收款后当即将款项转与龚高红，龚高红也向红深侨公司出具了收据，原审认定红深侨公司与龚高红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本院予以确认。龚高红已经收到了红深侨公司委托其支付的全部款项500万元，陈家欢最终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也已经超过500万元，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龚高红于2013年12月4日两次各转账100万元、2013年12月6日转账50万元给陈家欢，共计支付250万元，而对于剩余250万元委托款项，红深侨公司主张龚高红未完成委托事项，由其另行向陈家欢支付，要求龚高红返还。故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该250万元款项是否是红深侨公司另行支付陈家欢的。该250万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龚高红陈述称是苏亚斗代其向案外人黄谋同借款，其中150万元支付给了陈家欢。该主张与苏亚斗在公安机关讯问时的陈述吻合，并且，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苏亚斗与案外人黄谋同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本院（2018）粤03民终17190号生效判决确认，苏亚斗是该150万元的债务人，红深侨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并不是债务人，虽然红深侨公司最终实际偿还了债务，但是基于其连带保证责任而向债权人承担的还款责任，其还款后，仍有权向实际债务人苏亚斗追偿，该还款行为亦不能改变其法律地位。苏亚斗在本案中书面说明其系代红深侨公司付款，与上述事实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红深侨公司主张该150万元是由其支付给陈家欢，不能成立。第二部分，龚高红陈述称是苏亚斗代其向案外人罗维福借款支付给陈家欢。红深侨公司提交的苏亚斗2014年8月21日出具的借条，并未载明是替红深侨公司借款，而该款项由案外人罗维福直接转账给陈家欢账上，该证据无法证明该款项与红深侨公司之间的联系，故红深侨公司主张该款项由其付给陈家欢，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苏亚斗与龚高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红深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24元，由上诉人深圳市红深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卢倚玲（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