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0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至三层及地下室夹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68。法定代表人：陆春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宇，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810L。法定代表人：颜威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金，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颜可朋，男，汉族，1976年4月12日出生。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金，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尔百货）与上诉人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嘉玛公司）、上诉人颜可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摩尔百货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吉嘉玛公司返还货款17396014.79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摩尔百货未及时履行退货的通知义务是错误的，这是导致其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1.摩尔百货在本案中系通过起诉的方式行使退货权利，且在起诉前已通知吉嘉玛公司履行退货义务，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在一审庭审中，摩尔百货在回应一审法院所提问的“对于退货问题，双方在合同有无约定”、“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是什么”时，已经明确摩尔百货要求解除合同、向吉嘉玛公司退还涉案库存商品的依据系《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第二条第四款的约定“如乙方（即吉嘉玛公司）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甲方（即摩尔百货）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甲方有权退货”，一审判决对此亦予以认定，根据该约定的内容表述，并没有对摩尔百货退货的时间、退货的次数以及退货的形式加以限制，即摩尔百货既有权选择与吉嘉玛公司达成协议而退货，亦有权选择起诉至法院，要求退货。一审判决强调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在2015年6月27日达成《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后，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并以此为由判令从“补充协议”签订到委托评估时期间造成的货物损失由摩尔百货承担，是错误的。2.即使从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摩尔百货亦不存在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摩尔百货在履行“补充协议”时同样负有通知义务，因摩尔百货在该项义务履行上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这种理解是片面且错误的。根据“补充协议”第2条的约定“为避免疑惑，甲乙双方需对货品清单进行共同确认。货品清单双方确认后，甲方负责包装并运输货品至乙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补充协议”的附件即附有“甲方库存货品清单（截止2015年【6】月【27】日），吉嘉玛公司在其提交“被告答辩意见”中亦认可“原告就多次提出要求退货，双方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并附有本案证据的库存货品清单”这一事实，因此，在货品清单已经编制完成且已作为合同附件的情况下，摩尔百货已经履行将退货清单提前通知的义务，而对货品清单的确认系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共同的合同义务，而不仅是摩尔百货一方的义务，同时吉嘉玛公司负有指定接受货品地点的义务，但是吉嘉玛公司并未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摩尔百货无法进行退货，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吉嘉玛公司承担。综上所述，摩尔百货在本案中不存在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一审判决以此为由认定摩尔百货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从而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认定本案退货的货款金额是错误的。二、《资产评估报告》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及合法性，且一审法院对评估基准日的确定不当，由此得出的评估意见不应予采纳，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本案退货的货款是错误的。（一）《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所得出的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与摩尔百货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应以合同约定的进口成本价确定本案退货的货款金额。本案中，摩尔百货主张吉嘉玛公司退还货款17396014.79元的请求权基础所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第二条第四款的约定“如乙方（即吉嘉玛公司吉嘉公司）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甲方（即摩尔百货）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甲方有权退货...如退货时，己经进行了结算的，乙方应于收到退货商品的十日内将相应货款退回给甲方”,事实上双方对各批次商品均进行了对账结算，对账结算的依据即摩尔百货向吉嘉玛公司采购商品的进口成本价，对此，摩尔百货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交“第四组证据：双方对来往货品及其他费用对账结算明细”予以证明，同时，《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第5条的约定“双方同意，乙方根据甲方的进口成本价进行结算”，因此，一审判决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摩尔百货向吉嘉玛公司采购商品时的进口成本价作为双方退货价款的结算依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所得出来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与摩尔百货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对此予以采信是错误的。（二）《资产评估报告》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库存商品价值的依据。1.本案依法应当采用两种评估方法，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评估不符合“市场法”及“收益法”的前提条件，因此评估公司有权仅采用一种评估方法，是错误的。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评估公司应当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对涉案库存货品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但是，评估公司在本案中仅采取了“重置成本法”，对此，摩尔百货曾在一审中多次提出评估公司仅采用一种评估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评估执行业准则，但是一审判决未予采信，反而认定涉案库存货品的可对比参照物公开的市场、活跃的交易和必要的交易信息获得等前提条件不完全具备，无法适用市场法进行评估，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与评估公司的“庭审陈述”以及“答复函”的回复是相矛盾，评估公司曾在庭审中称“我们本次评估中的重置价格使用市场价格做出来的”、“每一件商品通过市场法计算出重置价值”、“我们去了深圳的奥特莱斯广场调查当年过季商品市场折扣率”，同时，评估公司在《答复函》第二点中亦明确陈述“本次对评估对象采用了更新重置成本。资产市场活跃的情况下，评估对象的各项资产存在类比物市场”，由此可知，本次评估对象的可对比参照物是具有公开市场和活跃交易，且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是可以获得的。因此，一审判决以本案评估不符合“市场法”及“收益法”的前提条件，认定评估公司有权仅采用一种评估方法，是错误的。2.评估公司有义务披露和说明《资产评估报告》涉及的各项数据，但是其在报告中没有进行披露和说明，摩尔百货无法核实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其评估意见不应予以采纳。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第五条“资产评估报告应当提供必要信息，使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能够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对于《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评估方法所涉及的各项数据，评估公司应当予以披露和说明，这是对评估报告是否具备真实性、客观性评价的基础，进而影响其合法性。在本案的评估报告中，评估公司采信的数据包括“零售吊牌价”、“当季商品市场折扣率”、“综合成新率”（包括“年限法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市场影响因素修正系数”）。对于其所采用的数据，除了“零售吊牌价”之外，其余数据均未向当事人披露和说明，摩尔百货在一审中曾多次要求评估公司披露及说明，但是其一直拒绝提供，摩尔百货无法核实上述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从而无法针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进行质证，由此得出的评估意见不仅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不能让人信服，依法不应予采纳。3.正是由于评估人员在采用评估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导致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远远低于真正的市场价值，一审判决却对该问题避而不谈。摩尔百货在一审对《资产评估报告》的意见中曾提出“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远远低于真正的市场价值，以负一层库存商品评估明细表（退货清单1）中序号1005、商品编码为13113的GUCCI包袋为例：经过网上查询相同商品的价格显示该商品的市场价为7680元，店铺的销售价为6400元，但是评估公司通过重置成本法评估得出的该商品的评估价值为1670元，低于市场价近4倍之多，对于该问题，评估公司却未予回应，而一审判决亦避而不谈。（三）一审判决以吉嘉玛公司提交评估申请的时间作为评估涉案库存货品市场价值的评估基准日是错误的，由此得出的评估意见不应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摩尔百货系在2018年10月23日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吉嘉玛公司依法履行退货义务，因此，即使一审判决认为摩尔百货未及时履行退货通知义务，以涉案库存商品的评估价值作为认定本案退货货款的依据，亦应以摩尔百货向吉嘉玛公司提出履行退货义务的时间点（即2018年10月23日）作为评估涉案库存货品市场价值的评估基准日，一审法院以吉嘉玛公司提交评估申请的时间即2019年11月1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来确定库存商品的市场价值，并据此作为认定本案退货货款的依据是错误的，由此得出的评估意见不应予采信。吉嘉玛公司、颜可朋以上诉状作为自己的答辩意见。吉嘉玛公司、颜可朋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040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摩尔百货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资产清点费、资产评估费均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摩尔百货请求解除《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及《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没有法律根据，是否退货、退款可以通过违约之诉解决，无需通过解除合同解决。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法定解除条件是: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根本违约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买卖合同双方的主要债务是交付货物和支付货款，吉嘉玛公司的主要债务是“交付货物”，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摩尔百货按时“收到货物”即实现了合同目的。因此，本案合同解除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由于摩尔百货要求退货、退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果确认摩尔百货解除合同的主张，则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严重相悖，不利于合同交易的稳定、债权的保护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建立。这可换位理解：如果本次买卖合同履行中，吉嘉玛公司已经交付了货物，但摩尔百货在约定的时间没有支付货款，吉嘉玛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再主张要求支付货款，摩尔百货完全可以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必然驳回吉嘉玛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的诉请:但如果吉嘉玛公司以没有支付货款提出解除合同，如果法院也确认合同解除，如果货物被销售，则摩尔百货变相地需要支付货款。此时，确认解除合同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突破了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造成法律规定之间冲突因此，一审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确认双方合同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是不履行主要债务解除合同，但吉嘉玛公司退货并不是主要债务，而且是在超过诉讼时效后提出拒绝履行，以此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对退货的履行期限认定错误，双方约定退货的时间是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的2015年6月27日，摩尔百货在超过诉讼时效后于2018年10月23日发电子邮件要求退货并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或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作用。一审并未对《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进行评判，该《补充协议》是对《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第二条第4款的变更、补充和约定具体退货方式，明确同意开始对“库存货品”予以退货，并附“库存货品清单”（诉讼中摩尔百货未提供该清单）。该《补充协议》也证明，该货品已经全部退出柜台销售、入库存放，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就是明确开始退货，从正常的逻辑即可判断签订合同之日即是开始履行退货之日，诉讼时效应当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算否则双方也没必要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因此，摩尔百货要求退货已经超过起诉诉讼时效。三、一审对返还多收货款的履行期限认定错误，从《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二项约定、摩尔百货2014年12月16日提出对账单、并主张从2014年12月17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应当认定返还货款的履行期限是2014年12月16日。《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二项约定:结算后对甲方（摩尔百货）所支付的预付款进行多退少补，如任何一方逾期补款或逾期退款的，另一方有权主张每日0.1％的违约金。该条款说明，结算后即是补款或退款之时，逾期则有权主张违约金（摩尔百货实际主张为利息）。庭审中，摩尔百货对P152页的对账单实际对账日期明确是2014年12月16日，对账单上的“日期07-29-14”是没有更改的前账单的日期，起诉状第2项请求的“2014年12月6日”是笔误，实际应是“2014年12月16日”，最终明确的诉讼请求利息计算起算时间为2014年12月17日。以上从《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约定及摩尔百货的诉讼请求起算利息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7日，可以认定返还多收货款的履行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因此，一审认为返还多收货款的履行期限不明确是错误的，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摩尔百货要求返还多收货款也是超过诉讼时效。四、颜可朋的保证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保证责任依法免除。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摩尔百货要求退货的履行时间是从2015年6月27日起算、摩尔百货要求返还多收货款的履行时间是从2014年12月16日起算，超过保证期间六个月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颜可朋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摩尔百货答辩称：一、吉嘉玛公司上诉认为摩尔百货要求解除《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依据，认为本案不符合合同解除条件是错误的。1.吉嘉玛公司主张其合同主要义务为“交付货物”，且已经履行完毕，摩尔百货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理解是错误的。首先，从双方的合同约定来看，摩尔百货要求解除合同、向吉嘉玛公司退还涉案库存商品的依据系《销售合同》第二条第四款的约定“如乙方（即吉嘉玛公司）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甲方（即摩尔百货）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甲方有权退货”，根据该约定的内容表述，摩尔百货有权选择退货，在吉嘉玛公司拒绝履行的情况下，摩尔百货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判令解除合同、退还相应货款既符合合同约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在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之时，吉嘉玛公司的合同主要义务为“交付货物”，但是在摩尔百货依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吉嘉玛公司提出退货及退还货款的请求后，吉嘉玛公司的合同主要义务系履行退货义务、向摩尔百货返还货款。但是，在本案中，吉嘉玛公司已经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吉嘉玛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规定判决合同解除是正确的。2.吉嘉玛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对退货履行期限认定错误，诉讼时效应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日即2015年6月27日起算，不能成立。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对退货及结算退货款的履行期限未作明确约定，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摩尔百货请求退货及退还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如前所述，摩尔百货是依据《销售合同》第二条第四款“如乙方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甲方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甲方有权退货”的约定要求退货退款，根据该约定的内容表述，并没有对摩尔百货要求退货的时间、退货的次数以及退货的形式加以限制，即双方对退货履行期限未作约定，而从“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该协议只是《销售合同》的一部分，约定退还的只是“现库存的部分货品”而非“全部货品”，且亦未约定具体的退货履行期限，直至2018年10月23日，摩尔百货才发出电子邮件明确要求吉嘉玛公司履行涉案全部库存货品的退货义务、返还货款，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摩尔百货于此时要求吉嘉玛公司履行退货义务等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而吉嘉玛公司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27日进而认为以该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这完全是自己单方主观的推定，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二、吉嘉玛公司对尚未退还摩尔百货多付的预付货款1698196.98元是确认的，但是却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因对返还多付货款的履行期限未作明确而认定摩尔百货请求退还该部分款项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在本案中，关于退还多付的预付货款的约定，体现在“销售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双方定期对实际发生的货款凭收货单、报关单等单证进行结算；结算后对甲方（即摩尔百货）所支付的预付款进行多退少补”，根据该条约定，双方并未对货物对账结算的时间以及多付预付款的退款时间作具体明确的约定，因此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对返还多付货款的履行期限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认定摩尔百货请求吉嘉玛公司退还该部分款项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三、颜可朋上诉主张颜可朋的保证期间已经超过6个月，保证责任依法免除，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颜可朋的保证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是正确的。本案中，颜可朋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且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颜可朋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如前所述，案涉保证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摩尔百货要求吉嘉玛公司退货及退还货款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颜可朋的保证期间亦应当从2018年10月23日起算，至摩尔百货于2018年11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颜可朋的保证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是正确的。摩尔百货在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吉嘉玛公司向摩尔百货返还货款17396014.79元；2、判令吉嘉玛公司退还摩尔百货多付的货款1698196.9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自2014年12月17日计至2018年11月19日的利息为335924.59元；3、判令颜可朋对上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吉嘉玛公司和颜可朋承担。一审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12月20日，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签订了《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摩尔百货向吉嘉玛公司购买进口皮具、时装、鞋帽等时尚产品，吉嘉玛公司应摩尔百货指定的品牌及产品提供相应的货物，交货地点在摩尔百货的商场或仓库。应吉嘉玛公司要求，摩尔百货提供货品预付款，预付款汇入吉嘉玛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账户，双方定期对实际发生的货款凭收货单、报关单等单证进行结算，结算后对摩尔百货所支付的预付款进行多退少补，如任何一方逾期补款或逾期退款的，另一方有权主张每日0.1％的为违约金。如吉嘉玛公司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摩尔百货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摩尔百货有权退货，应将退货清单提前十五日通知吉嘉玛公司。如退货商品尚未结算，直接在结算时予以扣除相应货款；如退货时已经进行了结算，吉嘉玛公司应于收到退货商品的十日内将相应货款退回给摩尔百货；如逾期退款的，按应退款数额向摩尔百货支付每日0.1%的违约金。同日，吉嘉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颜可朋向摩尔百货出具了《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承诺书》，载明：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2013年12月2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颜可朋承诺为吉嘉玛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如吉嘉玛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摩尔百货可以直接向其本人主张权利。上述合同签订后，摩尔百货于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27日止，先后多次向吉嘉玛公司或吉嘉玛公司指定的第三人账户支付商品预付款，双方确认合计人民币为22333396.24元。而吉嘉玛公司也于2013年12月起至2014年12月止，先后向摩尔百货发来11批次商品，供摩尔百货在珠海市拱北摩尔广场销售，共计货品10189件，货品标有的品牌有“Armani”、“Ermanno”、“Caruso”、“Chloe”、“Dior”、“Maxmara”、“Lanvin”、“zegna”、“Gucci”、“MIUMIU”等等，货值人民币20348384.13元。2014年12月16日,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在往来邮件中确认2014年7月29日对帐单的对账结果，与残次品退货、代付税金、代付衣架运费、衣架发货、颜可朋退还货款等往来费用对账，吉嘉玛公司应退回多收货款1698196.97元。2015年6月27日，摩尔百货与吉嘉玛公司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对摩尔百货现库存的部分货品（库存货品）予以退货，库存货品清单如附件所示。为避免疑惑，双方需对货品清单进行共同确认，货品清单经双方确认后，摩尔百货负责包装并运输至吉嘉玛公司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吉嘉玛公司负担。吉嘉玛公司负责对货品情形清点、查验，且自收到货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确认收到的货品是否与货品清单一致，是否存在瑕疵，若收到的货品存在瑕疵或与汇款单不一致，双方需进一步商榷。吉嘉玛公司保证，在收到库存货品销售完毕后的7日内，与摩尔百货结清货款，双方同意根据进口成本价进行结算。颜可朋承诺为吉嘉玛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如吉嘉玛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向其主张权利。2015年7月，摩尔百货曾将上述货品中的1000余件商品运至太原市举办促销活动，也仅销售少量商品，余下商品退回摩尔百货库存。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订单、结算、对账等通过电子邮件进行。2018年10月23日，摩尔百货通过电子邮件发信给吉嘉玛公司，要求对库存的7791件货品进行退货，同时要求退还货款17481802.25元，并退回多收货款1698196.97元。庭审中，颜可朋认为公司已停止经营，相关的邮件未有人接收。诉讼后，一审法院根据摩尔百货的申请，委托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库存货品进行盘点，2019年9月18日，该公司出具《资产盘点结果报告》，盘点现仍存放在摩尔百货夹层、负一层的库存货品为7762件，比摩尔百货申报的7763件少了一件,库存货品合同货值为17396014.79元。此项申请，摩尔百货支付了服务费人民币28000元。其后，吉嘉玛公司提出库存货品价值评估申请，一审法院又委托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双方同意选定）评估库存货品的价值。2019年12月31日，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上述库存货品截止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1月11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070670元。2020年2月27日，进行了评估报告的听证、质证，摩尔百货提出质证意见认为：1、评估意见与摩尔百货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且吉嘉玛公司的价格鉴定申请，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不应予采信。按双方《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退货价款应经摩尔百货向吉嘉玛公司采购时的进口成本价进行结算,而非评估价值。2、评估报告的鉴定程序和方法不能正确反映库存货品的市场价值。2020年3月6日,摩尔百货又提出对《资产评估报告》的书面异议认为，评估公司仅采用一种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规范，据此所得的评估结论不能真正反映涉案库存货品的市场价值，且重置成本法的综合成新率中的各种因素不具备客观依据，存在多重贬值。2020年3月30日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答复函》认为：“本次评估对象为一批放置约5年的待处理服饰品。评估目的为司法裁决提供价值参考。评估人员认真分析了本次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及资料收集的可行性，以司法裁决为目的一批放置多年的待处理服饰品没有活跃、公开的市场环境，首先不满足市场法的前提条件，同时也就无法取得交易参照物的必要信息，无法满足《资产评估准则》中市场法运用对评估测算结果可靠性因素的要求，因此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然后,根据分析，评估对象不属于具有独立、连续性收益的单项资产，不符合收益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由于评估对象仅满足一种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而采用一种评估方法。我们评估方法选用了重置成本法中的成本加和法，即对本次评估对象中的各项资产采用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后累加求和。在评估过程中每一步都仔细推敲，认真核算，未有重复计算贬值。本次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合理”。2020年4月1日，摩尔百货提出书面坚持认为评估公司采用一种评估方法错误，对多重贬值的回复不具有对应性和针对性，有义务提供技术报告的各种数据，不认可评估报告且与本案处理无关。而吉嘉玛公司对《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公司的《答复函》均无异议。此项评估申请支付鉴定费用5万元，由吉嘉玛公司预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进口商品销售合同》、《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自已的合同义务。2014年9月27日双方对账确认，吉嘉玛公司多收货款人民币1698196.97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库存货品的退货问题，关于库存货品退货的权利义务，《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约定“提供的货品市场反应不好或摩尔百货需要调整货品结构的”，摩尔百货有权退货，由此可见，对合同项下货品摩尔百货有权继续在其商场销售，也有权选择退货，当摩尔百货选择了退货，履行了相关的通知义务后，吉嘉玛公司则有义务接收货品并退回已收之货款，其后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对退货的事宜作了具体的约定。关于吉嘉玛公司和颜可朋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首先，关于退回多收货款1698196.98元的诉讼请求，该多收货款，双方在2014年年9月27日对账确认，双方在《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中对预付货款的约定是“定期结算、多退少补”，至于结算后“多退”部分款项何时退还并无具体约定，2014年9月27日对账时双方也无约定，故该多收货款的退款履行期限属于约定不明确，按双方合同或交易习惯也无法确定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从现有证据表明，摩尔百货是在2018年10月23日发电子邮件要求吉嘉玛公司该项义务，故该项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最早也是从2018年10月23日起算，摩尔百货已于2018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其次，关于请求退货款17396014.79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及其后的补充协议，约定对摩尔百货现库存的部分货品（库存货品）予以退货并结算退货款，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摩尔百货也是在2018年10月23日发电子邮件要求退货义务，与以上同样的理由，该项请求的诉讼时效未过。吉嘉玛公司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理由，对摩尔百货的各项请求具体评判如下：第一项请求，关于判令解除《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吉嘉玛公司向摩尔百货返还货款17396014.79元。首先，关于解除合同之诉，合同解除权为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所享有的合同解除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据此，一审法院就摩尔百货主张解除合同的效力作审查，原在《进口商品销售合同》和补充协议中的预付货款、交付合同项下货品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但仍有货款结算后“多退”货款和摩尔百货选择退货后形成吉嘉玛公司接收货品并向摩尔百货返还货款的义务尚未履行，摩尔百货已于2018年10月23日发电子邮件要求履行上述义务，吉嘉玛公司以公司已停止经营，相关的邮件未有人接收为由拒绝履行，吉嘉玛公司以自已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故摩尔百货主张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其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解除时间以诉状副本送达之日确定。其次，关于返还货款17396014.79元之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摩尔百货有权主张返还。至于返还的金额，经现场盘点，实有货品7762件，合同货值为17396014.79元，摩尔百货认为按此价格返还符合合同本意。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后，双方已确定库存货品作退货处理，但摩尔百货延至2018年10月23日通过电邮向吉嘉玛公司提出退货请求，虽然该退货通知内容称之前已作口头通知，但双方予以否认，且也不符合双方在履行合同中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交易习惯，故摩尔百货认为在2018年10月23日前已口头通知退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进口商品销售合同》约定，摩尔百货选择退货的，“应将退货清单提前十五日通知”吉嘉玛公司，表明了摩尔百货退货时负有通知义务，虽然《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没有再明确摩尔百货的通知义务，但结合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在履行补充协议时摩尔百货同样负有通知的义务，而且考虑案涉货品属于进口皮具、时装、鞋帽等时尚产品，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案涉库存货品的价值必然存在贬值损失，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摩尔百货应当及时履行退货的通知义务，以减少双方的损失，从2015年6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至2018年10月23日摩尔百货电邮通知退货时止，长达三年多时间，显然，摩尔百货在该项义务的履行上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后果，摩尔百货仍坚持按合同约定的进口成本价返还，于理不合，应以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上述库存货品截止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1月11日评估价值返还，符合本案实际。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指定具有法定评估资质的鉴定人进行鉴定，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申请是在摩尔百货委托对库存货品进行盘点基础上、一审法院释明的时间内提出，不应认为其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其次，对评估公司采用一种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除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财政部《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第十六条规定：“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依上述规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涉案库存货品的评估是否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评估方法，是衡量评估方法是否合法的关键。本案评估对象为各式各样的进口皮具、时装、鞋帽等高档时尚产品，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确定为库存货品，且已经过对外销售后库存积压，至评估时库存多年，其可比参照物公开的市场、活跃的交易和必要的交易信息获得等前提条件不完全具备，无法适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同时评估对象也不存在未来收益的可能，也不具备收益法评估的前提条件，无法适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故只能选择适用重置成本法一种评估方法，摩尔百货认为选择一种评估方法，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反映库存货品的市场价值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参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19年12月4日制定印发、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作为《答复函》解释的依据，并无不当，综上，对评估报告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项请求，关于判令吉嘉玛公司退还摩尔百货多付的货款1698196.9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摩尔百货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前面已作评判，吉嘉玛公司多收货款1698196.98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吉嘉玛公司应当返还，但摩尔百货请求计付利息的时间有误，因双方对该款项返还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应从摩尔百货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为宜。第三项请求，关于要求颜可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颜可朋提供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依法应对吉嘉玛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颜可朋提出保证期间已过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颜可朋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但无约定保证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据此，颜可朋的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案涉担保的主债务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前面一审法院已作评述，摩尔百货是在2018年10月23日发电子邮件要求退货义务，其后又在摩尔百货已于2018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六个月的保证期间未过，颜可朋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双方签订的《进口商品销售合同》、《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于2018年12月25日解除。二、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5070670元，同时，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向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退还货物一批，具体以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所列为准，如有不足，则应扣除相应款项。三、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返还多收货款人民币1698196.9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四、颜可朋对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上述判决第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人民币138458元，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承担70%，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承担30%。资产清点费用人民币28000元（原告预付）、评估费50000元（被告预付），合共78000元，双方各负担50%。履行判决时，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应支付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多付的11000元。双方在二审中皆无新证据提交。经核，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焦点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合同能否解除问题。本案双方并未约定解除条件，只有存在法定解除情形时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涉案纠纷系买卖合同，此类合同卖方主要义务为交付标的物，买方主要义务为支付对价款。本案补充协议是针对库存商品的退货部分作出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已经履行《进口商品销售合同》项下预付货款、交付货品的主要义务，现双方争议的是结余货款和未销售货物的退还问题，双方的争议可以通过上述违约责任条款进行救济，没有必要对上述合同进行解除。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对于摩尔百货该项诉求，本院予以驳回。二、关于返还货款的时效问题。双方确认吉嘉玛公司多收货款1698196.98元。双方在《进口商品销售合同》中对预付货款的约定是“定期结算、多退少补”，至于结算后多余款项何时退还并不确定，摩尔百货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按照吉嘉玛公司的说法，其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双方也未对此部分款项退还日期作出协商，而摩尔百货于2018年10月份发出邮件明确要求退还多付的款项，显然诉讼时效应该从此时起算，如此计算至起诉之时并未超过三年，吉嘉玛公司主张涉案货款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三、关于退货金额问题。双方对库存货品进行退货达成一致，双方未约定具体退货时间，考虑到货品属于皮具、时装等时尚产品，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不及时退货必然会产生贬值损失。摩尔百货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撤柜入库保管，在长达三年期间内都未安排退货，即使在本案诉讼期间也未安排退货或者进行提存，显然扩大了损失。对于拖延退货的贬值部分应由其自行负担。原审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也到庭接受了双方质询并对当事人的异议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采纳鉴定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保证责任问题。本案颜可朋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未约定保证期间，应适用6个月的保证期间。摩尔百货于2018年10月23日发出电子邮件要求退款，并于2018年11月29日向法院起诉主张颜可朋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未超出保证期间，颜可朋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部分适用错误，实体处理基本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吉嘉玛赛欧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和颜可朋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3392.14元，由上诉人吉嘉玛公司和颜可朋负担197640.07元。摩尔百货负担95752.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翠平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徐烽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