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316号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府佑路******。法定代表人：李雄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谦，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黎明，男，197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勇波，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吴黎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维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雄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谦，被告吴黎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勇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吴黎明支付货款本金133362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2%计，并自2018年9月2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日止的利息为24005.16元。以上两项本息暂合计为157367.1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吴黎明供应塑胶原料，共计货款316850元。被告吴黎明每次均在《送货单》中签名确认收货。同时，双方在《送货单》中约定：被告在收到货品之日起的第30天付清货款，超期未付清货款计收利息，并按月利率2%计。截止2019年1月，被告仅支付货款183488元。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付款，被告拒不支付，至今仍欠货款133362元。遂成诉。被告吴黎明辩称：一、原告主张的货款本金数额不对，我方认为尚欠金额为34671元。二、我与案外人郑庆科为合伙关系，我是代合伙关系收货而已，我已经向法院申请追加郑庆科、罗小丽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告山维公司是郑庆科介绍给我的供应商，原告是清楚我与郑庆科是合伙关系，山维公司在供货时也是清楚地知道涉案供货是向合伙关系供货的，且供货是原告送货到合伙关系的经营地址（广州市增城区小楼大塘街3号）。三、2017年12月13日，我向原告的老板李雄飞支付了2万元供货定金，原告也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但原告主张的数额并未扣减，我认为在计算时应予以扣除。四、关于利息问题，我认为原告按月利率2%主张利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买卖合同没有规定利息的，逾期付款损失与逾期付款违约金是两个不同概念，送货单上约定如超期未付清货物应计收利息、利率按月息2%可视为没有约定违约金。若法院支持支付利息的话，我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应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原告山维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送货单》（具体如下：2017年12月26日46000元、2018年1月18日28200元、2018年2月6日38950元、2018年3月12日53800元、2018年4月2日45300元、2018年4月12日5500元、2018年4月24日30650元、2018年5月7日19800元、2018年5月17日16950元、2018年6月7日4800元、2018年6月25日9600元、2018年8月2日17300元），证明被告收到12笔原告所送金额共计316850元的货物；2.往来明细表一张，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全部交易明细及实欠金额；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雄飞与被告吴黎明之间的聊天内容），证明被告确认支付的2万元是代郑庆科支付欠款给原告的，而非涉案货款；4.《说明》，证明案件相关过程事实；5.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提交的微信支付记录中的一笔货款9400元，该笔货物货款双方在被告提货当日即2018年2月1日双方就已结清，且原告在诉请中并未主张；6.民事判决书，证明吴黎明代郑庆科支付2万元欠款作为双方合作诚意金的过程原委。被告吴黎明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在2018年5月17日的《送货单》上，收货人签名处明确载明“华臣吴黎明”；对证据2的往来明细表中右边所列被告已支付的货款金额共183488元无异议；对证据3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聊天记录为“帮阿科付二万元诚意金”，是因为郑庆科要求李雄飞供货，但是李雄飞并不信任郑庆科，要求吴黎明先支付2万元诚意金，吴黎明当时与李雄飞并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双方第一笔交易发生在2017年12月25日。而且在2018年5月23日郑庆科向李雄飞付过一笔8952元的货款，因此原告是清楚地知道郑庆科与吴黎明是合伙关系。证据4《说明》是原告单方陈述且不属实，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山维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判决书根本无法证明2万元是吴黎明代郑庆科偿还个人债务的事实。被告吴黎明围绕抗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2.投资证明；3.补充协议；4.（2019）粤0118民初6027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1-4，均证明被告与郑庆科为合伙关系，被告吴黎明是代他们合伙关系收货；5.支付流水，证明被告在原告发货前已预付2万元定金，应当予以扣除；6.支付记录及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已支付了部分货款；7.2018年5月17日《送货单》（照片打印件），证明原告知道郑庆科与吴黎明是合伙关系；8.微信支付截图，证明被告支付的部分货款；9.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知悉被告与郑庆科是合伙关系，且被告支付了2万元合作诚意金；10.统计表，证明被告支付货款的总额。原告山维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买卖关系中，原告并不知道吴黎明与郑庆科他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也不是与合伙关系建立买卖关系的。对证据5，原告承认通过广州市增城竣翔塑料经营部收到该笔2万元，但是该2万元是被告吴黎明代郑庆科支付的，微信记录显示2万元是诚意金，当时郑庆科欠原告100多万元，郑庆科介绍被告吴黎明给原告认识，原告与吴黎明不相识，对吴黎明没有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吴黎明是郑庆科的朋友，就让他代郑庆科支付郑庆科欠原告的款项，表示其与原告合作的诚意。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原告已在总货款中扣除了被告支付的该四笔货款。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张《送货单》上“华臣吴黎明”是吴黎明自己书写上去的，原告也不知道华臣代表什么意思，原告只认可被告的签名，被告在送货单上也没有明确表示华臣代表什么，与郑庆科有什么关系。对证据8中被告提交的其通过手机银行转账38950元和通过支票兑付21638元向原告支付两笔货款，原告均确认收到，但对被告提交的9400元货款微信支付记录不予认可，该笔货款原告未在诉请中主张，而且根据2018年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李雄飞向被告发送“收到今日拉1吨新料货款9400、641/v30各20包共一吨”，可见该笔货物货款在当天交货时双方已经结清；对于被告提交的金额为18200元和1500元的微信支付截图，我方已在统计表中予以扣除。对证据9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其证明内容无关联性，原告并不知道被告与郑庆科是合伙关系，只知道双方是一个合作关系，而且从双方第一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涉案2万元是被告代郑庆科支付的诚意金，因为当时双方尚未开始生意往来，故非支付涉案货款。对证据10，应以我方统计的为准。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之间进行多次塑胶原料生意往来，交易模式为：由双方事先确定价格、数量等，达成一致后，由被告直接去到原告的三联仓库提货，或由原告派司机送货，被告在确认收货后就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原、被告均确认《送货单》就是涉案塑胶原料交易的书面买卖合同。原告已按照双方约定将被告所需塑胶原料如数交付给被告，被告确认《送货单》上是其本人的签名及指模，并确认收到原告所提供涉案12笔交易总金额为316850元的全部货物。在收货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确认无争议金额共244076元（含原告统计的16笔共183488元，被告统计的两笔21638元和38950元共60588元）。双方有争议两笔货款为：（1）2017年12月13日，吴黎明通过广州市增城竣翔塑料经营部支付的2万元（原告主张系被告代郑庆科支付的诚意金，被告主张为预付货款）；（2）2018年2月1日支付的9400元货款（原告主张该笔交易当天结清未在诉请中主张，被告主张系支付货款计算时应予扣除）。另查明，编号为10204430中国工商银行的支票（大写：捌仟零柒拾叁元整，小写8703元），原告主张因该支票所载金额大小写不一致，银行无法兑现，原告并未收到被告所主张的该8703元货款；被告承认因该支票票面金额大小写不一致，后来该支票已做退票处理，并主张该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8073元，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后被告在2018年7月30日通过刷卡支付了8100元（含手续费），且8100元已在原告制作的表格中体现出来，该笔8703元交易并未发生，其已经重新制作一张表格将8703元货款金额剔除，被告陈述仅尚欠原告货款43374元（总货款金额316850元-双方确认金额244076元-双方争议金额29400元）。原告提交的涉案12笔交易的《送货单》有两种规格，第一种是带编码货款金额、付款方式内容为手写的《送货单》，该种《送货单》未记载逾期付款利息，并记载订货单位为吴老板（或吴黎明老板），并由被告吴黎明在收货人处签名；第二种是不带编码货款金额、付款方式为打印体的《送货单》，该种《送货单》抬头处记载“供货方：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收货人：吴黎明”，表格附注内容的第1-4点与前一种《送货单》相同，不同为第5-7点内容，其中第5点内容为“保证人吴黎明，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年，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并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收到货品之日起的第30/40日付清全部货款，如超期未付清应计收利息、利率按月息2%计），涉案2018年3月12日货款金额53800元、2018年4月2日45300元、2018年4月24日30650元为第二种规格《送货单》，其余均为第一种规格《送货单》，其中2018年5月17日16950元有两种规格的《送货单》。根据《送货单》的记载，有明确写明月结的《送货单》共8张[月结（15天付款）为2张、月结（30天付款）为4张、月结（40天付款）为2张]。原告明确本案利息计算方式为：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月结，为方便计算，原告主张本案的利息计算起点从双方最后一笔交易日期即2018年8月2日再加月结方式即30天，即从2018年9月2日起按双方约定的月息2%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关于被告申请追加郑庆科、罗小丽为共同被告，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并主张涉案债务是原告和被告个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并陈述在双方交易的时候原告不知道吴黎明和郑庆科、罗小丽之间有合伙关系，原告只是知道吴黎明和郑庆科是朋友关系，在原被告之间生意往来，被告也一直是以其个人的名义与原告交易的，在送货单上被告也是以其个人名义签名确认。再查，原告山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雄飞与吴黎明自2017年12月13日初次相见并互添微信好友。2017年12月13日晚19:13，李雄飞向吴黎明发送微信“吴总您好！今天下午初次见面、我的言行如有不敬见谅、首先感谢你的大义帮阿科付二万诚意金。”然后，12月13日晚19:18吴黎明回复“我应该感谢你！对阿科的支持与帮助！胜过亲人啊！我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合作愉快！相处愉快！谢谢你大哥！又给我人生上了一堂课！要懂得感恩！”。之后，双方经常通过微信沟通下单、提货及对账、支付货款等事宜。又查，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受理案外人郑庆科与吴黎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0118民初6027号（吴黎明在该案中陈述在2018年5月25日其向公安部门就郑庆科拒绝对账甚至销毁账目资料报警处理，郑庆科陈述在2018年6月15日吴黎明将合作经营财产擅自搬离拒绝其参与经营，等等事实）。2019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9）粤0118民初6027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关于应否追加郑庆科、罗小丽为共同被告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的交易过程来看，吴黎明一直是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下单及交易，及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其次，被告主张原告供货时是清楚地知道是向合伙关系供货并提供其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雄飞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作证，但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从双方在2017年12月13日第一次添加微信以来直至2018年6月6日李雄飞才提及“关于你同阿科合作”及在2018年8月1日提及“我原合伙人郑庆科。”，故原告的陈述更为合理。另外，根据前述（2019）粤0118民初6027号郑庆科与吴黎明在该案件中各自陈述的事实，郑庆科与吴黎明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因公司账目等问题在2018年5月左右产生矛盾甚至导致合伙关系破裂、分开经营，涉案交易发生在2017年12月-2018年8月，可见被告主张原告是向郑庆科与吴黎明的合伙关系供货，明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请求追加郑庆科、罗小丽为本案共同被告参与诉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吴黎明与其合伙关系的纠纷，其可另循途径解决。本院依法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双方为原告山维公司与被告吴黎明。鉴于被告对各笔交易金额不持异议并确认收到前述12笔货物（货款共计316850元），现原告依据被告签名确认的《送货单》主张涉案货款，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尚欠货款数额问题。（1）关于2017年12月13日支付的涉案2万元的定性问题。原告主张该2万元是代案外人郑庆科支付郑庆科之前欠原告的钱，被告主张为支付涉案货款应予扣除。本院认为，双方在2017年12月13日开始认识，彼时双方尚未建立买卖关系，而且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雄飞将该2万元为表述为“感谢你的大义帮阿科付二万元‘诚意金’”，被告无异议并对原告表示感谢，双方并未确认该2万元是预付货款，因此，被告主张该2万元为支付涉案货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2018年2月1日支付的9400元，原告在诉请中并未主张，且原告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笔交易双方是在交货当天已结清，故对被告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共向被告供货12笔塑胶原料总计货款31685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部分货款244076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2774元。关于利息支付问题。首先，关于利息计算起点问题，从《送货单》记载的时间显示，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8年8月2日，据此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9月2日起算，该起算日期均能覆盖在此之前所有交易的应付款日期，是原告对其自身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其次，根据《送货单》的记载及被告支付货款记录来看，其中有五笔交易（2018年2月6日的38950元、4月12日的5500元、6月7日的4800元、6月25日9600元、8月2日的17300元）与被告支付金额是一一对应的，该五笔货款共76150元均不会产生逾期支付利息的问题，剩余7笔交易金额240700元均约定了月结（其中，46000元和28200元月结15天付款，53800元月结40天付款，45300元、30650元、19800元和16950元均约定月结30天付款）的付款方式，且在前述剩余7笔交易中仅4笔交易（53800元、45300元、30650元、16950元）明确约定了若超期未付清货款按2%计算利息，被告先后共支付货款244076元，扣除不会产生逾期支付利息的76150元，剩余167926元，不足以清偿前述2407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第四款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于在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50%作为罚息的明确规定，并结合双方每笔交易情况及逾期付款利息的约定，经计算得出，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2774元的中的52974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对于其中19800元以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作为罚息，前述利息损失均计至还清款之日止。综上，对于被告抗辩利息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被告提出不同意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的贷款利息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黎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2774元及利息（其中，货款52974元按月利率2%自2018年9月2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货款19800元自2018年9月2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4元，由原告广州市山维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84元，被告吴黎明负担9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衡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黎剑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