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开云，女，195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建国，男，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建荣，女，197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奕云，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杰，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厂房中侨兴商业大厦第四层41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32775P。负责人：杨文韬，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负责人：林耀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航，男，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凯瑞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法定代表人：叶家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哲，男，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吉国，男，196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上诉人李开云、彭建国、彭建荣（以下简称李开云等三人）与被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亚太保险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珠海凯瑞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特公司）、刘吉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5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开云等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开云等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亚太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综合本案的证据，依法重新认定案涉交通事故责任，继续采信在程序上错误、责任分配明显不公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二审应予纠正。（一）、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乡大队（以下简称三乡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违反法定处理程序，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1.事故发生后，三乡大队虽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但却只对抢救无效死亡的受害人彭德福进行酒驾、毒驾鉴定，对肇事司机刘吉国反而不进行酒驾、毒驾鉴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四十七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肇事司机进行酒驾、毒驾鉴定是交通警察现场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三乡大队无视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程序违法而无效，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2.三乡大队委托的鉴定机构对肇事车辆的车速进行鉴定的结果仅有26.79公里/小时，对如此明显不符合常理的鉴定结果，三乡大队没有任何质疑，甚至拒绝李开云等三人合理合法的二次鉴定申请。最后是在李开云等三人一再坚持并自行预付鉴定费的情况下才同意进行二次鉴定。而三乡大队对于该二次鉴定中应由其支付的费用却迟迟不肯支付，以致直到2019年9月6日才拿到二次鉴定的结果。由此可见，三乡大队在整个事故处理过程中不公平、不负责任的姿态。虽然二次鉴定车速达到了44.4-45公里/小时，但据李开云等三人事后了解，事发时肇事车辆的速度实际上远远高于该鉴定的速度，只是二次鉴定机构迫于三乡大队的压力不愿作出与首次鉴定过于悬殊的结果。3.三乡大队对依法应当收集和可以收集的证据未进行收集，导致事故发生瞬间的车速未能如实还原。根据事故处理卷宗的照片显示，肇事车辆是一辆安装了行车记录仪设备的新能源汽车。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16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的通知》（财办建[2018]205号）显示，享受新能源补助的车辆应安装车载终端等远程监控设备，并按照国家要求上传运行数据。因此肇事车辆作为一辆2016年才上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依照规定应当安装了行车记录仪、GPS等设备，其事故发生时的瞬时速度完全可以通过调取该等设备的数据予以查实，但三乡大队始终未收集和调取该可以直接查明事发车速的证据，以致对认定本案责任具有重大影响的肇事车辆事发时的车速迟迟无法查明。（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责任认定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显失公平，一审判决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1.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显示，事故现场的地面并没有任何痕迹，则事发时肇事司机对车辆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但第二次车速鉴定中鉴定机构仍旧根据刘吉国单方陈述的“立即刹车”，在鉴定中加入了刹车制动而与地面产生摩擦的因素。由此可见，本案事故对于肇事车辆车速的鉴定与现场勘查的客观实际不符。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责任认定并未对刘吉国存在的以下重大过错进行认定：根据事故路段的监控视频显示，本案事故发生在视野开阔的十字路口，刘吉国通过该路口时，不但没有减速慢行、停车瞭望，反而超速通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根据事故路段的监控视频显示，事故发生路口是划有人行横道标线的路口，而受害人彭德福左转之后是沿着人行横道通过，刘吉国通过该路口时没有任何的减速、礼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事故路段的监控视频显示，刘吉国驾车通过事发路口时，明知道左侧存在会车遮挡的情况，不但没有减速谨慎通过，反而超速通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恰恰是刘吉国前述种种违法行为，才导致发生本案受害人死亡这一严重的交通事故。三乡大队对于本案的客观事实视而不见，一审法院亦未对此进行严格的审查，径直采信该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程序违法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严重损害了李开云等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1.涉案事故路段限速40公里/小时，而据李开云等三人了解，本案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实际超速远超过限速50%以上，由此才造成彭德福颅脑重伤并于事发当天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交通事故。因此，查明本案肇事车辆的事发速度对于认定本案事故责任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而在李开云等三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肇事车辆装有行车记录仪、肇事车辆是安装有车载终端享受新能源推广补贴的汽车、凯瑞特公司也已当庭自认持有肇事车辆GPS数据，且李开云等三人已明确申请法院责令凯瑞特公司提交肇事车辆GPS数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既未责令凯瑞特公司提交其持有的GPS数据，又未对李开云等三人的前述申请作出任何回应，径行作出判决，这显然剥夺了李开云等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在凯瑞特公司拒不提交其掌握的GPS数据、且该数据实际对其不利的情况下，本案依法应作出对凯瑞特公司不利的认定，一审判决明显存在适用法律错误。2.彭建国为还原本案事实、还至亲一个公道，经多方打听和联系得知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作为核发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的部门，或可能持有肇事车辆的相关行驶数据。李开云等三人已及时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但一审法院在收到律师调查申请后并未依法作出处理，而是径直作出判决，一审审理程序在此已属违法。三、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亲属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1.亲属误工费。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出具时间可知，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5月28日，但直至2019年9月17日三乡大队才做出事故认定。而且期间因为三乡大队未按法定的工作规范处理本案的事故，导致李开云等三人不得不因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投诉、反映而奔走于三乡大队和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之间。因此，李开云等三人在事故发生后持续维权而迟延办理丧事的时间，依法应认定为李开云等三人的误工时间。更何况，受害人祖籍在湖南，落叶归根是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传统观念，李开云等三人既要为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不公对待而奔走，又要将亲人带回湖南办理丧事，由此导致误工时间的增加符合常情、常理，依法应予支持。2.交通费。如上所述，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李开云等三人因此而发生的交通费除了处理事故奔走于三乡大队和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相关部门的费用外，还包括了因至亲客死异乡而不得不将其带回故里安葬发生的交通费用。因整个过程以李开云等三人自驾车处理居多，这也造成了李开云等三人无法提供全部的交通票据，但李开云等三人本案主张的交通费用并未明显超出合理的范围，甚至对于需要来往珠海和湖南两地的李开云等三人而言，本案主张的费用已经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3.精神抚慰金。如上所述，一审判决依据的是三乡大队违法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严重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由此导致本案的精神抚慰金认定也是错误的。李开云等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多次重申，如果刘吉国驾车通过路口时没有超速、在发现受害人彭德福时采取了制动措施，本案即使事故的发生不可避免，但至少不会造成受害人颅脑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刘吉国对于本案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具有重大过错，李开云等三人根据本案刘吉国的过错主张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并未过高，依法应予支持。二审庭审期间，李开云等三人对事实与理由部分补充如下：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试行）》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过失造成交通事故的，以当事人违法行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性为依据，判断当事人违法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大小，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因此，本案应当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行为，作为定责的依据，该规则第五条、第六条，分别规定了交通违法分为A类严重过错行为和B类一般过错行为，仅在一方当事人有A类行为而另一方只有B类行为的情况下，才按主次分担责任。另依据该规则的附件，交通违法行为分类表，本案交警认定彭建国父亲一方存在过错只有第14项的A类过错行为，即转弯未让直行。但根据本案的证据，凯瑞特公司和刘吉国起码存在的A类过错行为包括第1项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第49项超速50%以上，第50项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第52项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或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55项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没有发现或虽然已经发现但采取避让措施明显过当或操作不当，因此，本案一审认定彭建国父亲一方为主要责任依法无据。针对李开云等三人的上诉，凯瑞特公司答辩称，公司车辆都是经过检测，没有不符合项目标准。第一次检测的速率是没有达到40%，第二次是44%。车辆是正常靠右行驶，有监控佐证。华安保险公司答辩称，根据一审判决第四页李开云等三人的陈述，交警支队已经作出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六页，一审法院调阅了三乡大队的卷宗、相片、相应资料，也符合规定。刘吉国无答辩意见。亚太保险公司未发表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28日11时15分，刘吉国驾驶粤C*****号大型普通客车，沿中山市三乡镇振华路由雅居乐车站往沙坦路方向行驶，行驶至中山市三乡镇振华路华润超市对开路口处，遇彭德福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左转弯驶至，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彭德福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后，彭德福随即被送往中山市三乡医院抢救，后因重型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抢救彭德福产生医疗费6481.4元。彭德福出生于1953年12月10日，户籍所在地为湖南省祁阳县。彭德福系李开云之夫，系彭建国、彭建荣之父。2019年9月17日，三乡大队就案涉事故作出山公交（三乡）认字[2019]第4420182019A00008-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1.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现场图；2.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及视频监控；3.广东宏力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书；4.广东岐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5.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6.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认为：彭德福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且转弯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刘吉国驾驶大型普通客车在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故认定：彭德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吉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彭建国不服上述事故认定结果，于2019年9月19日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9年10月16日，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山公交复字结论[2019]36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认为：三乡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决定维持三乡大队的事故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李开云等三人申请，一审法院向三乡大队调取了交通事故现场及车辆照片、广东岐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广东岐江司鉴[2019]痕鉴字第08375号和第083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东宏力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粤宏司鉴所[2019]痕鉴字第002号《痕迹鉴定意见书》、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湘迪安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2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杨明远询问/讯问笔录一份、刘吉国询问/讯问笔录三份、当事人陈述材料一份、事故视频光盘、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粤C*****号车辆）、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刘吉国）以及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彭德福）等材料。另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调取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送达回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申请表》以及《交通事故复核申请书》等材料。亚太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均予以认可。李开云等三人对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的程序和结论均有异议，认为根据现场照片来看，肇事车辆有车载记录仪，但案件中未见行车记录视频，同时也没有刘吉国的酒精和毒驾测试结果，所以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程序上是不合法。此外，事发地是有人行道标线的路口，但刘吉国驾车经过该路口时没有减速，且在发现彭德福经过路口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的制动措施，才会导致受害人在带有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交警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主张事故责任划分应为由肇事车辆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亚太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均认可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凯瑞特公司称，案涉车辆系用于三乡雅居乐小区免费接送业主出行，并非营运车辆，故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只有GPS。刘吉国称，事发时彭德福是佩戴工地安全帽。另查明，刘吉国驾驶的粤C*****号大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是凯瑞特公司。凯瑞特公司承认刘吉国系劳务派遣至其公司的员工，事发时正在履行工作任务。该车辆在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1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除凯瑞特公司向彭德福家属垫付费用50000元外，其余被告均无垫付任何费用。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各项损失如下：损失项目李开云等三人主张金额、依据及争议事项1.医疗费6481.4元。2.亲属误工费163884.49元，误工人员三人，即彭建国（20000元/月）、彭建荣（5639元/月）和李迎春（50000元/月），误工期间为2019年5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共65天。亚太保险公司认为，李开云等三人未提供相关的误工证明，故不予认可。华安保险公司认为误工费应按2人计算误工10天为宜。3.交通费2000元。亚太保险公司认为诉求过高，500元为宜。华安保险公司认为无相关交通费票据，可由法院酌定。4.鉴定费8000元。亚太保险公司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华安保险公司和华安保险公司均认为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应由侵权人承担。5.丧葬费126494元/年（珠海标准）×6个月=63247元。华安保险公司认为彭德福居住地在中山市，应按广东省一般地区标准计算。6.死亡赔偿金50713元/年（珠海城镇标准）×15年=760695元。亚太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均认为，彭德福属于农村家庭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另亚太保险公司认为计算年限应为14年。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亚太保险公司认为应由法院酌定。华安保险公司认为彭德福负事故主要责任，按照过错和赔偿比例，金额以30000元为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能否采纳。二、李开云等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后，三乡大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拍照，提存记录有事发经过的视频影像资料，就事发经过及事故相关情况多次向事故当事人进行调查，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状态及行驶速度进行鉴定，据此对案涉事故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并认定彭德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吉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次，在三乡大队作出上述责任认定后，彭建国不服并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亦认为三乡大队所作的上述事故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并最终决定维持上述责任认定结果。虽然，在本案中李开云等三人仍对交警部门就涉案事故所作的事故认定持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涉案事故认定书有相应的证明力，对李开云等三人的异议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乡大队对涉案事故所作的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可采纳作为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彭德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吉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因刘吉国系派遣至凯瑞特公司的员工，其是在履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案涉交通事故，造成李开云等三人受伤的损害后果，故应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人单位即凯瑞特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由于刘吉国驾驶的粤C*****号大型普通客车在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1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亚太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李开云等三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华安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向李开云等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医疗费6481.4元，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及相应的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证实，亚太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不持异议，予以采纳。2.亲属误工费。亲属误工费应为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而产生的误工损失。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亲属三人处理丧葬事宜误工65天，称因将死者彭德福送回湖南安葬，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至2019年7月31日。对于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亲属三人处理丧葬事宜，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导致误工的时间明显过长，且李开云等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处理丧葬事宜长达65天的事实，故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亲属误工天数65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酌定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天数为15天。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亲属的收入标准为彭建国20000元/月、彭建荣5639元/月以及案外人李迎春50000元/月，为此提供中山市坦洲医院出具的关于彭建国的《收入证明》和《休假证明》、彭建荣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珠海市香洲鑫豪轩门窗店出具的李迎春误工证明以及珠海市香洲鑫豪轩门窗店的《商事主体登记簿》作为证据。但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彭建国的收入标准仅有中山市坦洲医院出具的收入证明，并无银行流水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理，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彭建荣的收入标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亦无法仅依其《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予以认定。至于李开云等三人主张李迎春的收入标准，李迎春为珠海市香洲鑫豪轩门窗店的经营者，故珠海市香洲鑫豪轩门窗店单方出具的误工证明的证明力相对较弱，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根据上述人员从事的行业，一审法院酌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卫生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4769元/年的收入标准计算彭建国的误工损失，参照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年的收入标准计算彭建荣、李迎春的误工损失。据此，计算彭建国的误工损失为5127.5元（124769元/年÷365天×15天），彭建荣和李迎春的误工损失为4788.3元（58258元/年÷365天×15天×2人），亲属误工费合计为9915.8元。3.交通费。交通费应为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而产生的交通费用损失。本案中，李开云等三人虽未提交相关交通费的票据，但考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结合前述一审法院认定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人数和天数，一审法院酌定按照30元/天的标准计算交通费1350元（30元/天×15天×3人）。4.鉴定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因委托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做二次车速鉴定支付鉴定费8000元，有发票为证，且该鉴定结论被交警部门采纳并作为事故认定的证据，该鉴定费应属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原因产生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该费用属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一审法院予以采纳。5.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8年珠海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6494元/年，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丧葬费63247元（126494元/年×50%），于法有据，计算金额无误，予以采纳。6.死亡赔偿金。李开云等三人主张按照2018年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此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和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另加盖中山市**村民委员会证明专用章）作为证据。上述银行对账单显示，自2015年10月起至案涉事故发生前，死者彭德福每月均有工资收入，结合前述《证明》记载的内容，足以证明至事故发生前死者彭德福已在城镇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故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按珠海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死者彭德福于1953年12月10日出生，至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5周岁，死亡赔偿金应计算15年。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8年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713元/年，李开云等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760695元（50713元/年×15年），于法有据，计算金额无误，予以采纳。7.精神损害抚慰金。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彭德福死亡，李开云等三人作为彭德福的家属，必然遭受极大的精神痛苦，故李开云等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死者彭德福对案涉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死者彭德福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开云等三人的损失如下：医疗费6481.4元、亲属误工费9915.8元、交通费1350元、鉴定费8000元、丧葬费63247元、死亡赔偿金7606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879689.2元。亚太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李开云等三人医疗费6481.4元，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李开云等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丧葬费63247元以及死亡赔偿金16753元，合计116481.4元。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包括亲属误工费9915.8元、交通费1350元、鉴定费8000元以及死亡赔偿金余额743942元，合计763207.8元，由华安保险公司向李开云等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228962.34元。由于凯瑞特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向李开云等三人垫付费用50000元，应予以扣减，即华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赔偿李开云等三人损失178962.34元（228962.34元-50000元）。关于凯瑞特公司已垫付的费用，由凯瑞特公司与华安保险公司另行结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向李开云等三人赔偿116481.4元；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向李开云等三人赔偿178962.34元；三、驳回李开云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732元，财产保全费3170元，均由珠海凯瑞特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李开云等三人于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凯瑞特公司工商注册资料、股东在横琴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时身份证资料，与案件责任认定、赔偿相关联，证明亲属关系，推断相关领导非法经商，充当此案保护伞，违规办案；证据2山公（司）鉴（法尸）字[2019]1181号鉴定文书及证据3中山三乡医院病历，共同证明彭德福死亡原因；证据4不准予重新检验鉴定决定书，证明三乡大队不予重新鉴定违法，广东岐江司鉴[2019]痕鉴字第083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有两个大错误，证明此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合格，不符合司法规程，不可采信。华安保险公司、凯瑞特公司、刘吉国共同质证：1.证据1，无法证明证据的来源和证明目的，对此不了解。2.证据2和证据3，以司法鉴定为准，无法证明有瑕疵。3.证据4，无法证明提供的材料有瑕疵、不符合规定，不予质证，均为李开云等三人的臆想、推理和猜测。李开云等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李开云等三人在二审期间主张广东岐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广东岐江司鉴[2019]痕鉴字第08375号和第083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操作流程违规、人为作假，鉴定参考标准错误，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向本院申请对两台案涉车辆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李开云等三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向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调取案涉车辆的GPS数据，但本案中车牌为粤C*****号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已经经过两次司法鉴定，且第二次鉴定是彭建国方申请三乡大队委托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该鉴定机构位于湖南，李开云等三人主张该鉴定机构迫于三乡大队的压力而只能将肇事车辆的行驶速度鉴定为超速未超过20%，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其对第二次车速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理据不足，本院对其调取GPS数据调查令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三乡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二是亲属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关于上述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能否采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事故发生后，三乡大队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就案涉事故作出山公交（三乡）认字[2019]第4420182019A00008-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认定彭德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吉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彭建国不服上述事故认定结果，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山公交复字结论[2019]36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维持三乡大队的事故认定。本案中，李开云等三人仍对交警部门就涉案事故所作的事故认定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李开云等三人的异议不予支持，确认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并根据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彭德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吉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刘吉国驾驶的粤C*****号大型普通客车在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1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一审法院认定由亚太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李开云等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华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内向李开云等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亲属误工费。亲属误工费是受害人亲属因办理受害人的丧葬事宜而减少收入的赔偿费用。本案中，李开云等三人上诉主张因对案涉交通事故的鉴定结论不服以及交警部门的处理不当而进行投诉、奔波，故误工费的计算时间为事故发生之日到交警部门作出本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共计65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法律规定亲属误工费的立法本意相违背，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考虑到彭德福户籍地在湖南等情况，认可由李开云等三人处理丧葬事宜，并酌定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天数为15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开云等三人未对一审法院计算误工费的工资标准和计算方法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开云等三人的误工费合计9915.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交通费。李开云等三人主张交通费2000元，但并未提交相关交通费票据予以证明，且其在一审提交的赔偿计算清单中写明误工费2000元的计算依据为“由法院酌定”，故一审法院结合前述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人数和天数，酌定按照30元/天的标准计算交通费为1350元（30元/天×15天×3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开云等三人上诉主张交通费2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死者彭德福对案涉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死者彭德福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彭建国、彭建荣上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李开云等三人未对其他赔偿费用的金额上诉，故李开云等三人各项损失合计879689.2元。一审法院判决亚太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向李开云等三人赔偿116481.4元，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763207.8元，由华安保险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228962.34元，扣除凯瑞特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垫付的50000元，华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赔偿李开云等三人损失178962.34元（228962.34元-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李开云等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8.64元，由李开云、彭建国、彭建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郑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