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6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爱军，男，1967年7月2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会涛，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楠，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书霞，女，1970年9月24日生，汉族，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印，河南商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魏军亮，男，1972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郑州市中牟县。原审被告：李小金，女，1976年8月24日生，汉族，住郑州市中牟县。原审第三人：王元庆，男，1966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上诉人高爱军因与被上诉人孙书霞、原审被告魏军亮、李小金、原审第三人王元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5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爱军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8民初5612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孙书霞对高爱军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书霞承担。事实和理由：1.高爱军没有和孙书霞订立书面保证合同，也没有以其他形式向孙书霞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判决高爱军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孙书霞向法庭提交的《借款合同》是高爱军与王元庆签订，孙书霞并非合同当事人，不能以此来向高爱军主张担保权利；高爱军也没有以其他书面方式向孙书霞出具担保书，一审法院判决高爱军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高爱军根本不知晓“孙书霞实际出资316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孙书霞实际出资316200元，合同各方均知晓此事”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孙书霞在2016年6月6日《起诉书》中陈述：“上述手续（合同及公证）办理后，王元庆称其不能履行全部出借义务，只能出借30万元，要求我帮忙出资”。事实也是如此，高爱军在和王元庆、魏军亮、李小金签订《借款合同》后，对后续借款支付问题根本不清楚。实际出资人、实际借款人、合同债权人均系不同的概念。即便涉案合同有孙书霞的实际出资，也只能证明孙书霞和王元庆内部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并不能证明孙书霞与借款人、担保人达成了借款合意，也不能证明各方当事人对借款合同主体进行了变更，因此，孙书霞与王元庆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其他合同当事人。3.一审法院认定孙书霞是实际出资人依据的关键证据真实性存疑，且孙书霞与魏军亮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高爱军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孙书霞是实际出资人依据的关键证据是魏军亮出具的《证明》和《收条》，由于魏军亮没有到庭，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其次即便该证据是魏军亮书写，其二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高爱军的利息。理由如下：一、魏军亮是本案的被告和主债务人，却成了孙书霞的证人，并且提供证据的时间发生在借款四年之后，不符合常理。二、魏军亮在《证明》中称孙书霞是实际出借人，该陈述与魏刚军在2014年7月18日出具的《证明》存在明显矛盾，2014年7月18日《证明》显示：“借款人（魏军亮）委托王元庆把款叁拾万通过孙书霞账号转给我”，能够反映魏军亮和孙书霞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三、魏军亮出具的《证明》与孙书霞一审提交的第8组证据《出具执行证书谈话笔录》存在矛盾，在该笔录中，王元庆称“孙书霞不是公证借款合同中的当事人，她是当时我们借款时候的中间人”。四、魏军亮在《证明》中称孙书霞是高爱军名下房屋的抵押权人，然而该房屋抵押登记系为2014年7月11日借款合同（债权人：孙书霞、债务人：魏天增、孙银明）办理，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五、魏军亮一审拒不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其二人恶意串通把债务嫁祸给高爱军十分明显。4.孙书霞为职业放贷人，本案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孙书霞是原海洋投资担保公司上街分公司负责人，长期经营高利转贷、非法放贷业务。5.高爱军并未签订2014年7月18日《借款合同》。高爱军在2014年7月11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在上街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合同出借人为孙书霞、借款人为魏天增、孙银明。7月14日，孙书霞找到高爱军说合同需要补充，拿了两份空白合同尾页让高爱军签订，高爱军在该空白合同尾页丙方处签字时，甲、乙方均为空白。后来出现的2014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极有可能是孙书霞套用高爱军签订的空白合同。孙书霞与上街公证处联系紧密，在高爱军没有到场、没有公正询问笔录的情况下，非法出具了2014年7月18日的公证书，实为共同犯罪的套路贷行为。孙书霞也并未举证，2014年7月18日上街区公证处出具对高爱军的询问笔录。孙书霞在2016年起诉本案时，荥阳法院从上街公证处调取了本案借款合同，荥阳法院对王元庆做了调查笔录，王元庆明确表示上街公证处借款合同的签名明显不是其签订的，他也没有见过高爱军，公证时也没有到场，资料是后补的。孙书霞辩称，1.孙书霞是本案合同中的抵押权人，是基于高爱军承诺把孙书霞的抵押权变更为本案借款的担保才出借的款项，高爱军完全应当向孙书霞承担担保责任。首先，高爱军和魏刚军都是给上街区鸿盛新城开发商承建楼房的承建商，以高爱军为抵押人所借的所有款项全是抵偿高爱军欠魏刚军的工程款，高爱军是真正的主债务人，法院应当判决其承担担保责任。其次，高爱军抵押的位于上街区××路××院××楼××单元××号鸿盛新城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高爱军自己都承认市场价值仅有50万元。然而2014年7月11日，狡猾的高爱军因知道孙银明在郑州市××500多平方的房产，其为了转嫁债务，骗取老实八交的魏天增和孙银明夫妇做借款人，把自己这个真正借款人仅作为担保人，向孙书霞借款60万元。复次，在2014年7月11日的60万元借款还没有偿还的情况下，高爱军又于2014年7月18日想用同一套房产想再次套取60万元来抵偿自己应当向魏刚军支付的工程款，其再三向孙书霞承诺把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变更为本案这笔借款的担保，才获取了孙书霞出借的31.62万元借款。再次，本案一审法院判决高爱军承担保证责任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审理已经查明涉案借款总金额为60万元，高爱军对60万元借款金额无并议；魏军亮证明60万元款项是他让孙书霞转给他哥魏刚军的，这60万元有孙书霞出借的316200元本金，有王元庆实际出借283800元本金；王元庆对有孙书霞出借31.62万元，自己出借28.38万元的事实无异议；魏刚军证明高爱军名下的房产全部是扣除魏刚军的工程款；2014年7月18日，王元庆转给孙书霞283800元，孙书霞转给魏刚军60万元。高爱军说其根本不知晓孙书霞实际出借316200元整的理由完全是在撒谎。高爱军说其没有与孙书霞签订过保证合同，而是与王元庆签订的保证合同，但是，该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都是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甲方是抵押权人，但王元庆并非是合同的抵押权人，孙书霞才是该合同的抵押权人，只有拥有抵押权物权的法律效益才能真正控制出借资金的风险，王元庆无力履行或解除抵押权人的义务，合同中抵押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孙书霞这个实际抵押权人能拥有和履行，因此，孙书霞是合同的主要甲方。孙书霞出借的前提完全是基于高爱军把房子抵押给孙书霞，孙书霞是本案合同中的抵押权人拥有抵押权物权担保才出借的款项。如果孙书霞不是本案合同中的抵押权人，如果没有高爱军对孙书霞再三的承诺把2014年7月11日的抵押变更为本案借款的担保物的情况下，孙书霞也不会把自己的31.62万元款项借出去打水漂。高爱军承认本案房产市场价值仅50万元，但是高爱军2014年7月11日的用本案房产做抵押物就借了60万元，而且本案的借款人魏军亮名下没有财产，第一笔借款人孙银明名下确实在郑州市××500多平方的房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高爱军再三承诺把2014年7月11日设置的抵押权变更为本案借款的担保的情况下，其绝对不可能借到本案的借款，孙书霞如果不是这笔借款的实际抵押权人，也绝对不可能把自己30多万元借出去打水漂。只有抵押人高爱军把房产已经抵押给孙书霞，及孙书霞落实第一笔借款人孙银明确实有巨额财产用不着高爱军的抵押物担保的情况下，孙书霞才对高爱军的承诺达成合意出借的款项。高爱军死咬合同约定，那么合同约定在借款期间房产证及他项权证有甲方保管，高爱军既然说对孙书霞出借款不知晓，为何在做完公证后不按照合同约定把房产证交给王元庆而交给孙书霞？其为何起诉跟孙书霞要房产证并要求让孙书霞解押，而不按合同约定向王元庆要房产证让王元庆解押？高爱军狡辩说对孙书霞出借款项不知情，其房产抵押是为了2014年7月11日的借款作抵押，那么，为什么上街法院在执行2014年7月11日的案件中，高爱军让上街法院拍卖其荥阳的房子，而不拍卖抵押物？高爱军说对孙书霞是实际出借人生疑，又说孙书霞与魏军亮恶意串通损害他利益的狡辩完全是倒打一耙，高爱军才是百般耍赖又恶意串通让他人反过来起诉孙书霞侵犯其权利的恶意之人。本案，即便没有魏军亮的证明，法院凭王元庆的质证意见和转账凭证及案件事实情况，都能查明事实判令高爱军承担担保责任。最后，孙书霞不是职业放贷人，孙书霞也没有非法放贷，国家出台的新规“意见”是对2019年10月21日以后实施的“非法放贷行为”，2014年没有“意见”出台，2019年10月21日之前民间借贷行为不能用“意见来制约”。综上，高爱军在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元庆述称，2014年7月份我把28万多元转给了孙书霞，至于孙书霞转给谁了我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在当初不知情的情况下，孙书霞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孙书霞说的魏军亮给她出具的委托转款合同我就不知道。借款合同等一系列借款手续的原件都在我手里，至于孙书霞为什么在本案中作为原告起诉我就不清楚了。我手里的借款合同中不存在孙书霞三个字。房屋产权证写成孙书霞的名字我是在不知情上当受骗的情况下，孙书霞私自办理的。当时孙书霞是涉案款项出借时的中间人。魏军亮、李小金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孙书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偿还孙书霞借款本金316200元及利息、罚息（标准为按照月利率2％自2014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18日为366792元）；2.判令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赔偿孙书霞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和律师费用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8日，第三人王元庆作为甲方（抵押权人），魏军亮、李小金作为乙方（借款人），高爱军作为丙方（抵押人），三方签订民借2014-05492号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60万元整，借款期限8个月，自2014年7月18日至2015年3月17日，借款利率为月息18‰，从甲方实际交付款项之日起计息至乙方还清甲方与本合同有关的全部款项及利率为止，上述借款款项打入户名为魏军亮的农村信用社62×××54账户中；还款方式为乙方向甲方每月支付一次借款利息，到期还本；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借款利息的，自逾期之日起除按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支付的利息外，对逾期款项向甲方另行支付借款利率2倍的罚息；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除按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支付利息外，还应对逾期款项向甲方另行支付借款利率2倍的罚息，并另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丙方接受乙方的委托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相关费用，以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丙方用其名下位于上街区××路××院××楼××单元××号（房屋所有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上**）房屋做担保；合同并约定了其他事项。经各方申请，郑州市上街公证处于当日出具（2014）郑上证经字第12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合同签订当日，第三人王元庆转入孙书霞交通银行62×××88账户283800元。孙书霞于同日分六次向案外人魏刚军62×××06账户转款共计60万元。庭审中第三人王元庆认可上述借款中其仅出资283800元，转款时变更收款账户系经合同各方同意的。2018年8月29日，魏军亮出具收条一份，称根据上述借款合同及公证书约定内容，其收到实际出借人孙书霞向其哥哥魏刚军的工商银行卡号为62×××06转账的60万元，该款项是其要求孙书霞转入魏刚军上述账户的。同日，魏军亮出具证明一份，说明上述60万元借款，第三人王元庆出资283800元，孙书霞出资316200元，该借款由魏刚军使用。后魏军亮、李小金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还本付息。2015年9月，王元庆将孙书霞诉至法院，要求其还款283800元并支付利息，因其未按时缴纳诉讼费用，该案按撤诉处理。2016年3月，王元庆将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偿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同年5月12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106民初52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元庆的起诉。后王元庆向郑州市上街公证处申请出具编号为（2014）郑上证经字第12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执行证书》，2016年6月2日，该处出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认为王元庆虽然提交了公证书及借款人魏军亮、李小金签署的借据、收条，但尚不能够认定借款执行标的，故不予出具执行证书。2016年6月，孙书霞将高爱军、魏军亮、李小金、王元庆诉至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上述借款合同及公证书中的316200元债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偿还借款、支付利息。同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2016）豫0182民初3175号民事裁定书，因孙书霞提供的被告住址均系虚假、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故驳回孙书霞的起诉。孙书霞不服该裁定，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申请撤回上诉，该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2017）豫01民终426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孙书霞撤回上诉。另查明：2014年7月11日，孙书霞作为甲方（抵押权人），案外人魏天增、孙银明作为乙方（借款人），高爱军作为丙方（抵押人），签订民借2014-05492号借款合同，约定孙书霞向魏天增、孙银明委托收款人魏刚军（收款账户62×××06）提供借款60万元，高爱军以其名下位于上街区××路××院××楼××单元××号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郑房权证：郑房权证字第上**款提供抵押担保。2018年8月21日，郑州市上街区国土资源局补发豫（2018）上街区不动产证明第0011962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孙书霞作为权利人，高爱军作为义务人，上述房屋作为抵押物，担保债权的数额为6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3月10日。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借款60万元，孙书霞实际出资316200元，合同各方均知晓此事，且合同签订当天，合同各方对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进行了修改，借款人魏军亮、李小金亦认可实际收到了该借款，故魏军亮、李小金应当偿还孙书霞借款316200元。魏军亮、李小金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其行为显属违约，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及罚息，但合同约定的罚息过高，孙书霞诉请自2014年10月18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高爱军就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高爱军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爱军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魏军亮、李小金追偿。孙书霞要求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赔偿其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及律师费用，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项诉请不予支持。高爱军的辩称意见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魏军亮、李小金经法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魏军亮、李小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书霞借款本金316200元，并自2014年10月18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高爱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孙书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30元，孙书霞负担155元，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负担10575元。公告费560元，由魏军亮、李小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通过《案件流程管理系统》查询，孙书霞作为借款人涉及的纠纷分别为：（2018）豫0108民初2640号金红霞与孙书霞、周国良、刘育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孙书霞于2013年12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王浩杰借款102万元；（2018）年豫01**民初1334号孙书霞与张娜、陈峰军、张明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明孙书霞2015年4月2日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分三笔向张娜转款28万元；（2019）豫0108民初5612号孙书霞与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王元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明孙书霞通过孙书霞于2014年7月18日分六次向案外人魏刚军出借600000元（其中，包含王元庆的283800元）；（2020）豫0108民初113号孙书霞与高爱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明孙书霞2014年7月11日向魏天增、孙银明出借600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高爱军诉称孙书霞涉嫌职业放贷，但从查询的案件信息看，孙书霞虽然先后向数人出借款项，但从出借频率、出借金额、出借对象看，并不具备反复性、经常性，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孙书霞出借款项时存在预扣利息、以现金交付却无其他证据佐证等情形，故，本院对高爱军关于应认定孙书霞为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不予支持。高爱军主张涉案借款合同的债权人是王元庆，高爱军没有和孙书霞订立书面保证合同，也没有以其他形式向孙书霞提供担保，其不应向孙书霞承担担保责任。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涉案借款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丙方（高爱军）接受乙方（魏军亮、李小金）的委托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向甲方（王元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约定系高爱军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规定。其次，在认定合同主体时，除了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合同书上明确记载的主体加以认定外，还应结合合同签订、履行的实际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综合判断，而不能仅依照合同书的记载这一项标准而孤立地对合同签订和履行的主体予以认定。本案中，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出借人虽然仅有王元庆一人，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该借款系先由王元庆出资283800元，王元庆将该款项转给孙书霞后，孙书霞再出资316200元，合计形成的600000元。结合涉案借款之前高爱军已向孙书霞出借6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之事实，王元庆在公证处的陈述的“我将借款打给当时的中间人孙书霞”“借款人用房产进行了抵押，但是没有抵押给我，抵押给了孙书霞，没有约定代偿”“孙书霞不是公证的借款合同中的当事人”“我将我的30万转给孙书霞，由孙书霞转给借款人”等内容，以及高爱军与魏军亮、收款人魏刚军之间的关系，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能够认定，借款合意不仅存在与王元庆和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孙书霞与魏军亮、李小金、高爱军之间。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元庆与孙书霞为涉案借款的共同出借人，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复次，王元庆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原告的起诉无异议”，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九条之规定，王元庆上述陈述应视为自认。另一方面，就王元庆自认的真实意思表示探究而言，系对孙书霞作为出借人主张魏军亮、李小金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高爱军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可。虽然，王元庆在二审庭审时，又称述“至于孙书霞为什么在本案中作为原告起诉我就不清楚了。我手里的借款合同中不存在孙书霞三个字。房屋产权证写成孙书霞的名字我是在不知情上当受骗的情况下，孙书霞私自办理的”等，明显与先前的陈述矛盾，违反“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不能作为判定事实的依据。再次，高爱军虽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保证合同是要式合同，孙书霞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予以裁判，但是，一方面，法律规定的保证合同之要式合同，是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本案中，虽然高爱军并没有签订单独的保证合同，但其在借款合同中有相应的保证条款，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之立法意旨，依照“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民法解释学原理，认定涉案保证合同成立自无疑义。另一方面，判断高爱军对孙书霞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仅局限于要式合同的记载形式，并非担保法的立法目的，而应就保证人与实际债权人之间是否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为准。本案中，先有高爱军为孙书霞出借的一笔6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之事实，后有王元庆明确认可的孙书霞“介绍”达成涉案借款合意之事实，如若高爱军与王元庆不熟悉，其自不会为其债权提供担保，而如若高爱军与王元庆熟悉，其也无需通过孙书霞的“介绍”。如此可以推定，高爱军对与涉案借款的构成处于明知，其所提供的担保的意思表示并非仅针对涉案借款合同所记载的王元庆一人，而系针对实际的共同出资人。据此，一审法院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立足诉讼经济考虑，综合分析研判案件事实并采信证据，认定高爱军系为涉案的共同债权人王元庆与孙书霞提供担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0元，由高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红振审判员  马常有审判员  李文兵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