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437号原告程文林，男，1973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告国家税务总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法定代表人王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傅靖，国家税务总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文林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作出的税复驳字〔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线上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文林，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的委托代理人付靖、王家本线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国家税务总局于2020年6月1日针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2019年10月14日，原告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互动交流”——“税收违法行为检举”栏目提交标题为“投诉举报鄂州市兴达发摩托车贸易商行以及‘泽林胜利车行（张胜利）的发票违法行为”举报件。当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总局稽查局通过内部办公网将举报案件交由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处理。2019年10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鄂城区税务局出具《关于转办泽林胜利车行发票违法行为一案的函》（鄂州税-稽转〔2019〕9号）；2019年10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向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东城区税务分局出具《关于转办鄂州市兴达发摩托车贸易商行涉税违法检举事项的函》（鄂州税稽转〔2019〕13号）。主管税务机关对被检举人涉嫌发票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分别作出了处罚。由于被检举人（泽林胜利车行）坚持不为原告开具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已于2019年12月7日起停止向其发售发票。2019年12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稽查局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以下简称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将查处结果简要告知原告，回复内容为：“经调查，该发票鄂州市兴达发摩托车贸易商行发现开具错误后，开票当日已作废，其主管税务机关东城区税务分局已对其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给予500元（此处为笔误，漏掉“处罚”）。鄂城区税务局对泽林胜利车行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给予500元处罚，并责令其补开发票；因其未按期补开发票，已对其作出停票处理。”另查明，原告提交的证据“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截图”显示“答复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办公室”，“答复时间：2019-10-11”。该证据系原告于2019年10月11日通过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局长信箱”栏目反映问题时形成。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税收违法行为检举”栏目中“检举须知”明确告知：“一、稽查局举报中心受理检举事项的范围是：……二、检举事项的办理。稽查局收到检举信件后，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一般转至被检举人所在市（州）税务局稽查局办理。……”被告认为，《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第三条规定，“检举管理工作坚持依法行政、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严格保密的原则。”第四条规定，“市（地）及市（地）以上税务机关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举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一）受理、处理、管理检举材料；（二）转办、交办、督办、催办检举案件；……”第十四条规定，“举报中心将检举事项登记以后，应当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二）检举内容提供了一定线索，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作为一般案件，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由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直接查处或者转下级税务机关稽查局查处。……（四）不属于稽查局职责范围的检举事项，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移交有处理权的单位或者部门。”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对实名检举案件，举报中心收到承办部门回复的查办结果以后，可以应检举人的要求与检举线索有关的查办结果简要告知检举人。”本案中，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检举须知”对检举事项办理机关和转办流程进行了告知。原告通过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税收违法行为检举”栏目进行的举报，属于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职责范围。经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转办后由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负责办理和回复。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自述“鄂州市税务局人员”与其联系并告知处理结果，其应当知晓上述职责范围以及办理机关。因此，原告认为湖北省税务局是本案适格的被申请人，应当确认其答复行为违法，由其对被检举人依法处罚并责令补开发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程文林诉称：1.原告是向湖北省税务局提交的投诉举报，原告只有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并没有要求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等履责的证据，故原告无法直接以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等为复议被申请人；2.根据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显示，对原告提交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查处是湖北省税务局职责；3.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原告举报事项，湖北省税务局可以自己直接查处，也可以转交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查处。在湖北省税务局并未告知原告是自己直接办理还是转交，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也没有向原告作出受理告知的情况下，原告只能认定是湖北省税务局自己在办理；4.原告2020年3月27日询问税务工作人员时，其并未明确告知原告是湖北省税务局还是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对原告进行答复；5.被告在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时，并未通知湖北省税务局答复。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复议申请的事实；2.网站截图，证明原告提交投诉材料的事实；3.微信截图，证明原告2020年3月27日微信与税务部门工作人员联系情况。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辩称：1.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湖北省税务局不是作出检举答复的主体。原告所称“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显示，对其提交的举报件作出答复的是湖北省税务局办公室”属于认识错误。原告提交的截图形成时间早于其提交举报投诉信件时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本案不存在复议机关未经湖北省税务局答复擅自进行调查的问题。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附带证据及邮单，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附带证据及时间；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湖北省税务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依照法律规定通知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进行答复，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在期限内提交了答复、相关证据；3.被诉复议决定的邮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4.检举须知截图，证明湖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已经明确告知检举事项的受理机构为“稽查局举报中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邮寄复议答复通知书的邮单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中的转告函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1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2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其中复议请求为：确认湖北省税务局行政行为违法，责令湖北省税务局对投诉举报重新作出处理。2020年4月20日，被告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送达湖北省税务局。收到湖北省税务局答复后，2020年6月1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20年6月4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2020年6月8日签收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对被诉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被诉复议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应当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根据原告举报时有效的《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市（地）及市（地）以上税务机关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以下简称举报中心）,其工作人员由所在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配备；没有设立举报中心的县（区）税务机关稽查局应当指定专门部门负责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工作，并可挂举报中心牌子。举报中心的主要职责包括受理、处理、管理检举材料。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湖北省税务局网站提交举报材料后，湖北省税务局将该举报事项转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进行处理，并由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在此情况下，原告坚持认为对其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为湖北省税务局作出，且以其为被申请人提起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缺乏事实依据。故，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受理条件。被诉复议决定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另，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程序亦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文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程文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琼审 判 员 徐钟佳审 判 员 李 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娜书 记 员 尹 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