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1年6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岳池县，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鹏，北京东卫（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寻某，男，200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系寻某之母），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鹏，北京东卫（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恩元，女，194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寻文海（系高恩元之子），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延毅，男，195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彬彬，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桂荣，女，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彬彬，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仁恒海河广场**楼，即仁恒置地国际中心写字楼第**04+**、第****、第****、第****。主要负责人：石洪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妹，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寻某、高恩元、董延毅因与被上诉人吴桂荣、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6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寻某、高恩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董延毅和吴桂荣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延毅、吴桂荣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故发生时,寻文刚欲掉头折返,行至道路中间黄线处等待道路两边车辆会车后再继续通过,寻文刚处于停驻等待状态,并无未靠右行驶的违法行为，其是否醉酒、是否依法登记电动自行车、是否靠右下车推行等行为均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结合事故地点路况，当地并无红绿灯和人行横道可以掉头，因此寻文刚掉头方式合情合理合法，该行为也并非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寻文刚不应承担事故责任。董延毅在事故发生时可能存在超速驾驶的情况,涉及车速认定的鉴定报告存在众多瑕疵；董延毅对于事故发生时远、近光灯转换情况陈述与事实不符，故董延毅在事故发生中存在超速行驶、压线行驶、驾驶不当、隐瞒案件事实等情况,董延毅的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其应对于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二、因董延毅可能存在超速驾驶的情况，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错误，李某、寻某、高恩元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本次事故的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申请对涉案车辆津ＤＧ××**号小型轿车在事故发生时采取制动前的行驶速度、撞击时的速度、现场制动痕迹进行重新鉴定，理由为:1.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事故监控视频的播放速率为每秒27帧,而沈佳司鉴所【2019】痕（交）鉴字第ＴＪ386号针对监控视频的播放速率认定为每秒25帧,针对同一个监控视频却出现不同的播放速率,明显错误,若鉴定基础监控视频都出现错误,那么该鉴定结论便无法作为证据使用;2.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司法鉴定意见选取的采取制动前的时间为碰撞前的最后1秒,该路段限速为60ｋｍ／ｈ,驾驶人在以最高速度行使的情况下,通过50-100米的路程需要约5秒,正常驾驶情况下视线可达范围100米,至少应调取的是事故发生前5秒的行驶速度,才能证明小轿车的行驶速度;3.交警队所提供的案发相关视频图像有明显缺失,根据对事发路段的现实走访,该路段道路两旁约间隔200米均设有监控,但至今交警队从未提供对向车道的临近视频图像,致使撞击时的关键证据缺失,认定责任的关键证据被刻意遗漏；4.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鉴定意见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是19:11，但是本次事故的实际时间是19:00，直接影响了所取视频的时间段。两次鉴定采取的是同一视频，但是帧数不同，显然不合常理。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鉴定意见所取的时间是18:59:59的几帧画面，并且标记说制动灯没有亮起，但是事故是19:00，不到一秒的时间不可能制动灯没有亮，所以该时间段明显与事实不符，因此董延毅存在超速驾驶的可能。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一审判决认为未提出相反证据,故对李某、寻某、高恩元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根据证据规则,需要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才不能直接采纳的证据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法院、仲裁机构、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异议不属于需提交相反证据才产生效力的行为，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重新鉴定，属程序错误。6.依据道路交通处理程序79条规定，在上一级部门作出责令重新认定复核结论后重新调查需要检验鉴定的原办案单位应该在鉴定结论出具之日起的5日内制作，但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鉴定意见是9月19日出具，但是交警大队是10月11日才做出事故认定书，严重违反程序规定。三、关于吴桂荣的责任，吴桂荣是肇事车辆登记的所有人，对本次交通事故虽无过错，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因侵权产生的债务，该侵权行为系为了家庭利益或事实上使家庭受益的，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该车辆虽然在吴桂荣名下，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事故发生时2人同时乘坐在该车辆中，系该车辆的使用受益人，因此吴桂荣理应承担连带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停尸费、护理费、学费、家属误工费、高恩元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均欠妥，要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请求。董延毅、吴桂荣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寻文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辆在机动车道路上行驶，违法在机动车道上停留，妨碍机动车道上的车辆正常行驶，这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寻文刚的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本案是侵权责任，吴桂荣没有任何过错，不属于婚姻家庭所讲的夫妻共同债务，寻文刚与吴桂荣并非夫妻关系，吴桂荣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承担在同等责任比例范围内的合法合理的损失。董延毅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撤销第三项，改判董延毅赔偿李某、寻某、高恩元各项损失24846元；2.诉讼费由李某、寻某、高恩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董延毅承担65%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中关于责任比例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事故,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比例一般按照全部责任100%、主要责任80%、同等责任60%、次要责任40%来确定。董延毅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的是同等责任,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60%。一审判决认定的护理费、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护理费只能按照一名护理人员的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计算，共计92天;精神抚慰金认定40000元属于明显不妥,根据事故双方方过错程度,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认定30000元较为妥当。李某、寻某辩称，董延毅的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董延毅应承担全部责任。高恩元辩称，不认可董延毅的上诉请求。吴桂荣述称，同意董延毅的上诉请求。平安保险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承担在同等责任比例范围内的合法合理的损失。李某、寻某、高恩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赔偿李某、寻某、高恩元医疗费25516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200元、营养费4600元、误工费11356.48元、护理费31876.48元、死亡赔偿金8595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3407.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000元、停尸费10000元、丧葬费35226元、交通费1000元、家属误工费4320.4元、学费30000元，平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保险合同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董延毅、吴桂荣连带赔偿；2.诉讼费由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9日19时00分，董延毅驾驶津ＤＧ××**号车沿塘黄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中远信达物流附近时，遇前方同向寻文刚驾驶蓝色“小刀”牌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事故地点呈跨骑状态停驶在路中，董延毅未及时发现情况，其所驾驶车辆前部左侧碰撞寻文刚所驾车辆后部，造成寻文刚受伤经治疗抢救后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2019年7月2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出具第12010712019000006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延毅与寻文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2019年7月26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受理通知书，受理寻文刚家属的复核申请。2019年8月2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出具复核结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作出的第12010712019000006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经调查，事实不清、予以撤销，由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按规定重新作出事故认定书。2019年10月11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出具第120107120190000068-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董延毅与寻文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寻文刚于2019年3月29日至同年6月29日在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共92日。经诊断，寻文刚伤情为硬膜下血肿（左额颞顶叶）、脑疝、脑挫裂伤（左额）、弥漫性轴索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血肿、头皮裂伤（前额）、皮肤擦伤（右颧骨处、右膝关节处）、皮肤裂伤（右足趾关节处）、症状性癫痫、牙外伤、牙脱位、右手第4指远节指骨粗隆骨折、右侧第6前肋骨折、双肺挫伤、吸入性肺炎、应激性溃疡等。寻文刚于2019年6月29日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肺栓塞。寻文刚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记载死亡原因为车祸。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交医疗费票据255164.7元，提交护理费发票20520元，提交购买防褥疮气床垫票据498元、果汁机票据199元。被扶养人寻某，系寻文刚之子，2004年5月26日出生，共有2名扶养人。津ＤＧ××**号车系吴桂荣所有，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和商业三者险一份（限额30万元，包含不计免赔），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董延毅给付李某、寻某、高恩元141834元；平安保险公司给付李某、寻某、高恩元83508元，其中包含交强险医疗费项下限额10000元，商业三者险项下限额73508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寻文刚因董延毅的侵权行为发生的合理损失，应由董延毅依法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某、寻某、高恩元的合理损失应当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李某、寻某、高恩元要求董延毅、吴桂荣连带赔偿。董延毅认可最多按比例50%赔偿，吴桂荣不认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董延毅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照准，但李某、寻某、高恩元要求吴桂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的赔偿比例。李某、寻某、高恩元要求按比例100%赔偿，平安保险公司认可赔偿比例50%，董延毅认可赔偿比例最多50%。李某、寻某、高恩元认为，寻文刚在事故发生时为静止状态，醉酒与事故责任无关，其正处于路中虚线位置准备掉头，不存在靠右通行的情况，且对董延毅车速鉴定的结论有异议，前后两次鉴定采用同一视频，但根据同一视频每秒的帧数不一致，申请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想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出相反证据，其提出的异议亦未达到推翻事故认定书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依该法律规定，认定赔偿比例应考量的因素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寻文刚是否有过错，如有过错则过错程度如何。综上，一审法院对李某、寻某、高恩元要求重新鉴定车速的申请予以驳回。事故认定书认定寻文刚存在的违法行为系醉酒后驾驶未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未靠行车道右侧行驶。一审法院认为，寻文刚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增加了其人身安全被侵害的风险，驾驶非机动车亦应依法靠车行道右侧行驶。即使如李某、寻某、高恩元所述寻文刚在事故发生时系准备掉头，亦应当依法靠右下车推行并在确认安全后横过道路，而不应跨骑停驶在路中。因此，本次事故中寻文刚对其自身安全缺乏充分的注意，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董延毅按比例65%赔偿李某、寻某、高恩元的合理损失。关于李某、寻某、高恩元主张的各项费用。医疗费255164.7元，平安保险公司要求扣除10%非医保用药，董延毅、吴桂荣不同意扣除非医保用药，但董延毅、吴桂荣认为治疗不完全与交通事故相关。一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应就扣除非医保用药的依据举证，董延毅、吴桂荣应就其对治疗费合理性提出的异议举证，但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均未举证，一审法院对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交了医疗费票据和住院病案等证据以证实其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9200元（92日按100元／日计算）、营养费4600元（92日按50元／日计算）、误工费11356.48元（92日按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董延毅认为寻文刚已经死亡，不同意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寻文刚伤情未愈而死亡不影响李某、寻某、高恩元就已发生的损失主张权利。李某、寻某、高恩元住院92日，李某、寻某、高恩元按100元／日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按50元／日计算营养费、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均无不当，一审法院均予支持。护理费31876.48元，李某、寻某、高恩元主张护理期92日，二人护理。其中一人为护工，护理76日，按270元／日计算；另一人为家属，护理92日，按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寻文刚已经死亡，不同意赔偿；董延毅、吴桂荣认可一人护理92日，按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寻文刚伤情未愈而死亡不影响李某、寻某、高恩元就已发生的损失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平安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交寻文刚需二人护理的证据，一审法院支持一人护理92日，护工护理的76日按270／日计算，其余16日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李某、寻某、高恩元护理费为76日×270元／日＋（92日-76日）×45056元／年÷365日＝22495.06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859520元，李某、寻某、高恩元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0年，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对计算方式无异议，但认为寻文刚的死亡与本次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寻文刚的死亡原因已经医疗机构确认为本次事故造成，应予赔偿，一审法院对李某、寻某、高恩元的主张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103407.5元，李某、寻某、高恩元主张高恩元、寻某的扶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分别计算3年、5年，各有2名、3名扶养人。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请求法庭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属于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不符合列入被扶养人范围的条件，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寻某主张的标准、年限、人数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32655元／年×3年÷2人＝4898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计入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共计90850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寻文刚死亡的事实、双方的过错程度、寻文刚的家庭情况等因素，酌情支持4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丧葬费35226元，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对计算方式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寻某、高恩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辅助器具费5000元，平安保险公司不认可，认为包含其他间接损失；董延毅、吴桂荣认为与住院伙食补助费重复计算。一审法院对已确认的防褥疮气床垫498元、果汁机199元予以支持，共计697元，其余不予支持。家属误工费4320.4元，李某、寻某、高恩元主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按5人7日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认为过高，不同意赔偿。一审法院根据处理丧葬事宜实际情况酌情支持李某、寻某、高恩元3人7日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即45056元／年÷365日×7日×3人＝2592.26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交通费1000元，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供标准，不同意赔偿。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支持。停尸费10000元，董延毅、吴桂荣、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未提供发票且应包含在丧葬费中。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费用发生的合理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学费30000元，平安保险公司认为系间接损失，不同意赔偿；董延毅、吴桂荣认为应包含在精神损害抚慰金中。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寻某、高恩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采纳董延毅、吴桂荣的意见，已在精神损害抚慰金中予以考虑，对该费用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公司给付李某、寻某、高恩元83508元、董延毅给付李某、寻某、高恩元141834元，均要求在其赔偿总额中扣减，李某、寻某、高恩元同意，一审法院照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寻某、高恩元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7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120000元，扣减已赔偿原告的医疗费10000元，实际赔偿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寻某、高恩元死亡赔偿金461538.46元的65%，即300000元，扣减已赔偿原告的73508元，实际赔偿226492元；三、被告董延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告李某、寻某、高恩元医疗费24516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200元、营养费4600元、误工费11356.48元、护理费22495.06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376964.04元、丧葬费35226元、辅助器具费697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592.26元，共计709295.54元的65%，即461042.1元，扣除已赔偿原告的141834元，实际赔偿319208.1元；四、驳回原告李某、寻某、高恩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84元，减半收取3142元，原告李某、寻某、高恩元负担1353元，被告董延毅负担1789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交发票一份，证明支出停尸费9900元。董延毅、吴桂荣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丧葬费中包含停尸费，不应该重复计算。平安保险公司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意董延毅、吴桂荣的质证意见。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2.一审判决认定的护理费、残疾器具辅助费、停尸费、家属误工费、学费、精神抚慰金及高恩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是否适当；3.吴桂荣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沈佳司鉴所【2019】痕（交）鉴字第ＴＪ386号鉴定意见与津津实【2019】痕迹鉴定第3421号鉴定意见中，确定事故发生时，董延毅驾驶车辆的速度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本院认为，鉴定机构通过事故发生时的视频录像，鉴定出董延毅驾驶车辆的行驶速度，李某、寻某、高恩元不认可两份鉴定意见，应当围绕鉴定机构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科学性及公正性来提供证据，但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鉴定意见。故作为专业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具备证明本案事故中车辆速度的证明力，一审法院未支持李某、寻某、高恩元重新鉴定的请求，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出具第120107120190000068-1号事故认定书，对于董延毅与寻文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董延毅与寻文刚血液中酒精含量、事故车辆的灯光系统、制动系统、碰撞时两车的状态、碰撞时接触的位置、车速等进行了鉴定，根据董延毅与寻文刚各自违反道路安全交通法规的情形，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出相反证据，其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亦未达到推翻事故认定书的程度。故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具备证明本案事故责任的证明力，一审法院未支持李某、寻某、高恩元重新鉴定的请求，并无不当。第三，关于责任比例问题。事故发生时，寻文刚醉酒后驾驶未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未靠行车道右侧行驶，即使如李某、寻某、高恩元所述寻文刚在事故发生时系准备掉头，亦应当在右侧停车等待，待确认安全后方可横过道路，而不应停留在道路中央。董延毅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董延毅按比例65%赔偿李某、寻某、高恩元的合理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关于护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寻文刚共住院92天，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交了护理协议等证据能够证实寻文刚76日的护理期按照每日270元支付了护理费，但未提交寻文刚需二人护理的证据，故一审法院确定的护理费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残疾器具辅助费，一审法院对李某、寻某、高恩元未提交证据证明支出了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停尸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支持了李某、寻某、高恩元丧葬费的诉讼请求，而丧葬费是因安葬死者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运尸费、冷藏费、整理仪容费用、遗体告别场地费、骨灰寄存费、置购墓地、墓碑等费用。故丧葬费中包括了停尸费用，二审中李某、寻某、高恩元提交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李某、寻某、高恩元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家属误工费，李某、寻某、高恩元按5人7日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主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一审法院根据处理丧葬事宜实际情况酌情支持3人7日参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学费，李某、寻某、高恩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综合寻文刚死亡的事实、双方的过错程度、寻文刚的家庭情况等因素，酌情支持4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高恩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的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共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一审中，高恩元自认其每月领取养老保险，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高恩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二审中，李某、寻某、高恩元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因侵权产生的债务，该侵权行为系为了家庭利益或事实上使家庭受益的，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因事故车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事故发生时董延毅与吴桂荣同时乘坐该车辆，吴桂荣系该车辆的使用受益人，吴桂荣应承担连带责任。后，李某、寻某又主张董延毅与吴桂荣为同居关系，吴桂荣应对同居期间形成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以及董延毅受吴桂荣委托驾驶车辆，形成无偿委托关系，吴桂荣应共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董延毅与吴桂荣均否认二人为夫妻关系，李某、寻某亦认可了二人并非夫妻关系。本案的侵权行为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某、寻某、高恩元并无证据证明吴桂荣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其要求吴桂荣基于同居期间债务及无偿委托关系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寻某、高恩元、董延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1元，由上诉人李某、寻某、高恩元负担3579元，上诉人董延毅负担17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欣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姜腾飞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王洪飞书记员高志扬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