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12行终1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桂雄，男，1957年1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绍规，男，1954年2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兰县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广西东兰县东兰镇陵园街**。 法定代表人周宗远，局长。 原审第三人韦桂林，男，1958年10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上诉人韦桂雄、韦绍规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东兰县人民法院（2020）桂1224行初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23日东兰县林改工作组组织拉社村委及百开村民小组在百开村民小组进行林权摸底调查，填写《林权摸底调查表》，2010年5月13日对林地进行勘界，同年5月14日勘定面积和四至界址，绘制林权现场勘界图，对林权勘界确权公示。东兰县林业局于2010年6月1日将现场勘查情况 进行公示。经公示后，2010年7月1日百开村民小组、拉社村民委员会、隘洞林业站、隘洞镇人民政府向东兰县林业局出具公示回执单，同意上报办证。东兰县不动产登记局于2010年7月3日填证，并于同年8月27日，向韦桂林颁发了含有宗地号04512070210GDY090013.5的东林证字（2010）第021XXXX07《林权证》。拉社村百开村民小组进行林改工作过程，韦绍规作为拉社村委代表参加。韦桂雄及韦绍规儿子韦某山曾因涉案林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韦绍规以拉社村民委员会名义以韦桂林拒绝村委核实其林权证，韦桂林不接受村委调解为由，向隘洞镇人民政府报告，要求隘洞镇人民政府调处。双方于2013年4月2日经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一、韦桂林与韦桂雄、韦顶山在林加坡地林地林木纠纷，纠纷地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绘测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不得擅自更改和变动；二、任何一方不得违法干涉执证人在林地经营管理，违者完全负赔偿责任；三、韦桂林非法砍伐的韦某山户、韦桂林户杉木材由东兰县森林公安按相关法规依法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东兰县不动产登记局于2010年7月3日填发给韦桂林东林证字（2010）第021XXXX07《林权证》中关于编号为04512070210ＧＤＹ090013.××号林地、林木登记。双方曾因涉案林地林木权属发生争议，后于2013年4月2日经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绘测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不得擅自更改和变动，任何一方不得违法干涉执证人在林地经营管理，违者完全负赔偿责任等内容的调解协议，即自2013年4月2日起，韦桂雄、韦绍规知道东兰县不动产登记局已就涉案林地颁证给韦桂林，现韦桂雄、韦绍规于2020年4月21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东林证字（2010）第021XXXX07《林权证》中关于编号为04512070210ＧＤＹ090013.××号林地、林木登记，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韦桂雄、韦绍规主张2013年4月2日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韦桂林未出示《林权证》，直到2020年3月30日才知道涉案林地已颁发《林权证》给韦桂林，韦桂雄、韦绍规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但2013年4月2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的内容有双方“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绘测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不得擅自更改和变动。”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20年5月6日亦证明2013年4月2日调解时，双方均出示了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并且韦绍规参与了拉社村百开村民小组的林改工作。所以对韦桂雄、韦绍规未超过起诉期限的辩解，该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韦桂雄、韦绍规的起诉。 上诉人韦桂雄、韦绍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撤销被上诉人颁发给韦桂林的东林证字（2010）第020XXXX62号《林权证》中的宗地号为04512070210ＧＤＹ090013.××号林地、林木登记；（以下简称《林权证》5号地）3．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颁证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颁发给韦桂林的《林权证》5号地没有按照林权现场勘界登记公示。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林权现场勘界示意图及林权现场勘界登记表的四至界线是：东韦桂雄、韦桂叁，南山脊、韦绍规，西韦桂雄，北韦桂雄、韦世干。而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四至界线是：东山脊，南山脊，西农用地，北山腰，与实际不相符。二、《林权证》5号地与实地权属不相符，将两上诉人的林地林木颁证给韦桂林，该证直接侵害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东兰县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细则》第四十六条第2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三、原审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明显错误。2013年4月2日，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绘测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实际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按现场勘界图颁证，且韦桂林调解当天没有出示案涉《林权证》。2019年6月19日，上诉人韦桂雄按现场勘界示意图7号地所经营种植的林木进行砍伐而与韦桂林发生争议，韦桂林诉至原审法院，至2020年3月20日开庭时上诉人才知道韦桂林获颁的案涉《林权证》，才知道该《林权证》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于2020年4月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韦绍规作为拉社村委干部，参加林改工作并参加现场勘界是事实，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现场勘界示意图，违背示意图及四至范围乱填发证给韦桂林。综上，原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东兰县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拉社村百开村民小组于2010年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工作。根据该村民小组林加片（亦称林加坡）《林改现场勘界示意图》所示，林加片有24宗林地，总面积121.40亩，其中的13.5号林地（涉案林地）为第三人韦桂林的林地，该宗林地东边与韦桂雄的13.3号林地和韦某叁的13.4号林地相邻，南边与山脊和韦绍规的13.6号林地相邻；西边与韦桂雄的13.7号林地相邻；北边与韦桂雄的13.8号林地和韦某干的13.9号林地相邻。上述24宗林地的每一宗林地在《林改现场勘界示意图》上分别记载的四至界址均与实地相符，由于林改工作人员的失误，将上述24宗林地分别填入《申请林权证发（换）证现场勘界表》及相应的林权权利人林权证时，未按照《林改现场勘界示意图》记载各宗地的四至界址填写，均错误填写为：东山脊，南山脊，西农用地，北山腰，从而造成各林权权利人持证记载的四至界址与实地不相符的现象。2013年3月间，韦桂雄、韦绍规与韦桂林发生13.5号林地（涉案林地）相邻界线纠纷，隘洞镇人民政府调解委员会受理后，于同年4月2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实地进行调解，并在调解现场核实双方当事人各持有的东兰县林业局于2010年7月3日颁发的林权证，发现林权证记载的四至界址与林加片《林改现场勘界示意图》记载各宗林地的四至界址不一致。经过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林改政策释明工作后，双方当日达成协议，即：韦桂林与韦桂雄、韦绍规在林加坡林地林木纠纷，纠纷地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测绘的图纸规划各执证人所有，根据该协议内容，足以判定如下事实：1．涉案的13.5号林地以及韦桂雄、韦绍规与13.5号林地有相邻的林地的四至界址，均按照林加片（坡）林改期间绘制的林改现场勘界示意图记载的四至界址执行，不采纳《林权证》记载的四至界址。2．韦桂雄、韦绍规于2013年4月2日已知道涉案的13.5号林地登记在涉案的007号林权证项下的行政登记行为。隘洞镇人民政府调解委员会在本案一审期间给韦桂林出具的证明书亦证明韦桂林在2013年4月2日的调解会上出事了涉案林权证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材料，认定上诉人提出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韦桂林陈述意见称，一、被上诉人颁发给韦桂林东林证字（2010）第020XXXX62号《林权证》，这假害被上诉人的事实肯定依法撤销。二、被上诉人颁发给韦桂林东林证字（2010）第021XXXX07号《林权证》，宗地号04512070210CDY090013.5程序合法，表现在：林权现场勘界示意图、林权现场勘界表、林权现场勘界线还有四至范围填写东山脊、南山脊、西农用地、北山腰，填写四至与全屯的各户所有林加片包括上诉人的宗地号地一起，四至范围都是东山脊、南山脊、西农用地、北山腰，连勾户图该小班总面积为121.4亩，整体全部一样，上诉人无异议。2013年该宗地已经闹有林地林木权属纠纷，上诉人申请东兰县隘洞镇人民政府调解，2013年4月2日隘洞镇调解委员会召集韦某山（韦绍规的儿子）、韦桂雄及韦桂林到林加坡实地现场调解，双方提供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当日达成协议书，即：1．韦桂林与韦桂雄、韦某山（韦绍规的儿子）在林加坡林地林木纠纷，纠纷地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测绘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不得擅自更改和变动；2．任何一方不得违法干涉执证人在林地上经营管理，违者完全负赔偿责任；3．韦桂林非法砍伐的韦丁山、韦桂林户杉木材由东兰森林公安按相关法规依法处理。上诉人2013年4月2日现场已知道涉案东林证字（2010）第021XXXX07号《林权证》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2020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上诉人韦桂雄、韦绍规二审期间提供以下证据：1．现场勘界示意图，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现场勘界示意图及四至范围填发《林权证》给韦桂林。2．韦桂林的民事起诉状，证明上诉人韦桂雄2020年3月20日才知道韦桂林持有的《林权证》侵占其合法权益。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原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证据可作为二审定案的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起诉如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如已经受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主要审查韦桂雄、韦绍规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也就是说，韦桂雄、韦绍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诉的韦桂林获颁的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行政行为内容之日一年内提起诉讼。本案中，在韦桂雄、韦绍规否认其知道被诉《林权证》5号地内容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其“应当知道”《林权证》5号地内容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纠纷的发展过程看，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小地名为林加片，颁证时间为2010年7月3日。韦桂雄与韦桂林曾于2013年因林加片的林地林木权属产生争议。2013年3月，隘洞镇拉社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双方调查调解，韦桂林拒绝村委核实其林权证。在此情形下，2013年3月15日韦桂雄、韦绍规之子韦某山向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2013年4月2日，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并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韦桂林与韦桂雄、韦某山在林加坡地林木纠纷，纠纷地按2010年7月3日东兰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绘测的图纸划归各执证人所有，不得擅自更改和变动”。结合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20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可知，在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过程中，双方均出示了2010年7月3日行政机关颁发的《林权证》，隘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双方《林权证》才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上述事实说明，韦桂雄、韦绍规户2013年4月2日应当知道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内容，至2020年4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韦桂雄、韦绍规主张2020年3月20日才知道案涉《林权证》5号地的内容，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起诉人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即便扣除2020年2月韦桂林与韦桂雄林加片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诉讼期间，在此之前韦桂雄、韦绍规提起本案诉讼，亦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韦桂雄、韦绍规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覃春燕 审 判 员 潘伟兰 审 判 员 张 英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娴 书 记 员 欧晓霞 附：本裁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