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沪0112民初20891号 原告：王鑫，男，1985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九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峥(系原告配偶)，住同原告。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春，上海申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XXX号XXX-XXX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负责人：郭海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中，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鑫与被告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峥、李德春，被告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中、王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人民币(币种下同)22,641.97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7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1,954.02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度年终奖26,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10月1日进入被告总公司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因要为原告缴纳上海当地社保,故劳动关系于2019年11月转入被告处,但没有签订过工龄连续的书面协议,也没有做出解除。原告与被告总公司签订的岗位合同约定了特殊福利年终奖，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度的年终奖。2020年1月、2月，原告不存在旷工，被告以原告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被告应支付赔偿金及上述期间的工资。另，本案诉请均以26,000元/月为基数计算。为此，原告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其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034元；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 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被告已经支付原告仲裁裁决的款项。双方劳动合同未约定年终奖，被告不应支付年终奖。被告系合法解除，不同意支付赔偿金。原告最后工作至2020年1月31日，同意支付原告工资至2020年2月9日。同意按照26,000元/月作为本案计算基数。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有效期限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运维总监。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报酬约定：“乙方(即原告)按照定时工作制为甲方(即被告)工作，甲方按甲方薪酬管理办法及有关实施细则、与乙方签订的岗位责任书、甲方对乙方的月绩考核结果核算奖金。乙方的劳动报酬详见经双方确认的《薪酬确认书》。续签劳动合同的，劳动报酬按照上一期劳动合同的约定执行，但双方对劳动报酬另有约定的，应签订新的《薪酬确认书》，双方未签订新的《薪酬确认书》的，视为双方对劳动报酬没有新的约定，乙方的劳动报酬按照上一期劳动合同的约定执行。”同日，双方签订《薪酬确认书》，约定原告月基本工资为20,800元，绩效工资为5,200元。该确认书中未约定年终奖。 2020年2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辞退通知书，内载“王鑫，我司于2019年11月1日与您签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员工举报，行政人资部核实，您在过往工作中存在打卡记录造假及缺勤行为，日期分别为：2020年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5日、1月16日、1月21日、1月22日、2月10日、2月11日、2月12日等。上述行为已累计超过3个工作日，行为极其恶劣，已严重违反了公司相关规定。经公司决定，对您予以辞退处理。请您于2019(2020)年2月19日前办理完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合同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落款处加盖“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公章。2020年2月21日，被告再次向原告邮寄辞退通知书，落款处加盖被告公司公章。被告已经支付原告2020年1月、2月的工资16,000元。 2020年4月7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5月15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1155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1日至同年2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217.93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735.63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仲裁裁决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仲裁裁决的款项。 庭审中，被告为证明合法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向本院提供考勤公示及光盘、2018年考勤休假管理办法、员工确认书、大家智合(87)的微信群聊、证人证言及视频、会议签到表、邮件、戴吉农与李滨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其中，钉盘全员共享空间1-通知及公告显示“2018年第一版红象考勤管理办法”；2018年考勤休假管理办法第五条缺勤管理规定载明“每自然年旷工累计3个工作日以上者，公司有权按严重违纪予以辞退”；员工确认书内载“我已经了解公司的规章制度在钉钉中公示，知晓查看路径为：钉盘-公共区-1-规章制度，清楚所描述的重要规章制度、工作程序及相关内容。”，被告提供以上证据旨在证明其将公司考勤管理办法公示在钉钉后台的钉盘中，原告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被告处CPO戴吉农在证言中陈述“2020年1月7日我想找王鑫了解一下手上负责的项目，发现人没有在，2020年1月8日、9日……一直在办公室找不到王鑫……2020年1月15日、16日，一直在办公室找不到王鑫……2020年1月19日全员大会在上海办公室集体会议，王鑫没有参加……以上日期未到岗但有打卡记录，王鑫存在打卡记录造假，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被告处李鑫在证言中陈述“我是红象科技董事长……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8日……这两天在办公区一直未见王鑫”；2020年1月8日11：24，大家智合(87)的微信群聊显示“小象李滨Iris”发送“@所有人……会议时间：1月19日(明天)9：30-10：30……参会人群：大家智合及其下属子公司全体员工”，会议签到表显示“会议时间2020年1月19日……序号26，姓名王鑫，部门系统开发部，参会签字、领取资料签字及备注处均为空白”，被告提供以上证据旨在证明2020年1月原告存在打卡记录造假及缺勤行为。2020年2月9日10：38大家智合(87)的微信群聊显示，“小象李滨Iris”发送“@所有人【2月10日开工通知】……小象智合现场复工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下周一，请大家做好各项准备，按时复工……如果大家不具备以上复工条件，或有其他原因，导致不能按时现场复工，可以选择‘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请填写附件《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申请表》或通过邮件、微信等其他方式提前向您的直属上司提出申请，特殊申请截止日期为：2020年2月9日中午12点。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有任何疑问，请与各地HRBP联系。”，“印刷家李滨Iris”随后在该群发送“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申请表”的文件；戴吉农、李滨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8日，原告的直属上司戴吉农向行政人资部李滨确认研发部有9位员工在家办公，其中没有原告的远程办公申请，被告提供以上证据旨在证明被告通知全员于2020年2月10日复工，但是原告2020年2月10日至2月12日连续三天旷工。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考勤公示、钉钉截图光盘及当庭演示，认为公示的是总公司的而非被告处的规章制度，且员工确认书载明的规章制度查看路径为钉盘-公共区-1-规章制度，而被告当庭演示的路径是全员共享空间，二者不一致，真实性不认可；2018年考勤休假管理办法，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未看到过；员工确认书，确系原告本人签字；证人证言及视频，真实性不认可，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2020年1月8日大家智合(87)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会议签到表，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2020年1月原告不存在缺勤行为；2020年2月9日大家智合(87)微信聊天记录的当庭演示，真实性无异议;对戴吉农、李滨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微信截图都是在职员工，属于相关利益方，被告所述戴吉农系原告的直属上司无证据证明；由于被告管理不到位，造成原告处于无领导管理的状态，原告考勤相关事项只能和负责区域考勤人事工作的HRBP王小中沟通，实际上王小中和原告确认在家办公事宜时，未提及目的是为了订餐，而是因为疫情原因，确认和统计考勤信息，因此，对于2020年2月10日原告在家办公事宜，人事是清楚且确认的。为此，原告提供2019年12月及2020年1月绩效考核表、原告自制的2020年2月工作汇总、原告与被告处王小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考核表考核人签字处由朱雷平签名，证明2020年2月原告领导朱雷平交办工作任务，原告在家办公继续完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8日，原告向“小中”发送“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2月9日，“小中”问“你明天在家办公还是来办公室？”，原告回答“在家吧、我还有点咳嗽，在自我隔离观察中”，“小中”回复“好的注意身体”，证明原告已经按照要求填写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且已经通过微信方式提出在家办公。 被告对绩效考核表、工作汇总，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朱雷平已于2020年1月离职，故2020年2月其不可能再交办给原告任何工作，且2020年1月的绩效考核是在2月评价，也不可能有其签字的“1月绩效考核表”，两张考核表上朱雷平的签名也不同；原告与王小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即使是通过邮件或微信等其他方式也需要填写申请表提出申请，而原告没有填写申请表提出申请，其填写的仅仅是《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王小中并非原告的直属上司，不负责远程办公事宜，其核实原告的健康状况，询问原告是否到公司上班，是为了中午订餐事宜，这完全不同于被告要求员工申请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被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朱雷平的离职申请邮件及员工离职申请单。离职申请邮件显示2020年1月20日发件人朱雷平向戴吉农发送主题为“离职申请”的邮件，员工离职申请单显示“姓名朱雷平，拟定离职日期2020年1月31日”。原告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并表示研发工作具有延续性，原告工作内容不存在换了领导就改变的情况，且为了做到有序接替管理，朱雷平对原告2020年1月的工作进行了评估；根据开工通知，原告只需通过微信方式提出即可，非被告所述通过邮件或者微信等其他方式也需要填写申请表。另，本院限期被告对原告在职期间的考勤进行举证，被告逾期未予提供。 原告另表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在于：其一，2020年2月14日，被告以总公司名义出具辞退通知书是代表被告的行为，该通知书载明的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属违法，原告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2月14日解除；其二，原告亦不存在被告所称的打卡记录造假、缺勤等行为，原告在职期间实行钉钉打卡，2020年1月，原告天天打卡；2020年2月10日至同月12日，由于上海市要求不早于2020年2月9日开工，原告的直属领导朱雷平于2月9日离职导致无人对接，原告在钉钉上提交了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问卷，亦向王小中提出在家办公，继续完成领导朱雷平交办的工作任务，且当时是疫情严重期间，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是否具备安全的劳动保护条件，2月12日，人事打电话告知原告在家办公也要钉钉打卡，但是原告去补该三日的考勤时，被告拒绝原告补录，故该2月10日至2月12日原告亦不存在旷工行为；其三，被告辞退流程不合法，未通知工会。因此，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原告赔偿金，赔偿金计算年限应从2018年10月1日起算。被告表示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2月14日解除，亦认可赔偿金计算年限从2018年10月1日起算。因为原告2020年1月存在旷工行为，故2020年2月14日出具的辞退通知书写的是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因当时分公司的章不在上海，故于2020年2月14日用总公司的章出具辞退通知，后来被告又以分公司的章重新出具了辞退通知；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存在旷工行为。被告处无工会。因此，被告系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关于年终奖，原告提供其与被告总公司签订的岗位合同，内载“甲方(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录用乙方(本案原告)为派遣员工，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特殊福利：乙方于当年9月30日前入职，甲方每年年底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的当月标准工资，于每年12月与当月工资一同发放，甲方聘任乙方少于12个月时，该额外工资按相应比例折算。甲方在年底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工资前提出辞职或已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将无法享受额外支付乙方的一个月工资”，原告表示，被告总公司与原告约定了特殊福利年终奖，被告作为分公司，理应遵守；根据规定，非本人原因导致的劳动关系的转移，新的公司应承继原来的劳动关系及工作年限，相关的福利也应一并转移；原告于2019年上半年拿到过2018年年终奖，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度年终奖。被告则表示，原告与被告总公司签订的岗位合同，不是与被告签订，与本案无关，被告亦不清楚原告所称的其2019年拿到过2018年年终奖的事情，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2019年年终奖。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辞退通知书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以原告于“2020年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5日、1月16日、1月21日、1月22日、2月10日、2月11日、2月12日等存在打卡记录造假及缺勤行为，累计超过3个工作日，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为由，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关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其一，被告主张2020年1月原告存在7天打卡记录造假及缺勤，然被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本院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原告的考勤记录，且原告予以否认，故本院难以认定2020年1月原告存在打卡记录造假及缺勤行为。其二，被告主张2020年2月10日至12日原告未至办公室上班，亦未提交《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申请表》，故原告连续三日旷工。对此，本院认为，大家智合(87)的微信群聊中发布的开工通知显示“如果不能按时现场复工，可以选择‘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请填写附件《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申请表》或通过邮件、微信等其他方式提前向您的直属上司提出申请，特殊申请截止日期为：2020年2月9日中午12点。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各地HRBP联系”；原告与王小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月9日原告回复被告处王小中“在家吧、我还有点咳嗽，在自我隔离观察中”，2月11日原告回复其“我补一下(钉钉每日健康打卡)”，王小中均回复“好的”。由此可见，原告已根据开工通知的要求于2020年2月9日通过微信告知王小中在家办公，并于2月11日根据王小中要求在钉钉上进行每日健康补打卡。即被告对于原告2月10日至2月12日在家办公是知晓并同意的。被告虽辩称，即使通过微信等其他方式也要填写《远程办公或延期复工申请表》提出申请，然开工通知中并不包含这一内容，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还辩称，王小中并非原告的直属上司，不负责远程办公事宜，作为原告直属上司的戴吉农向行政人资部负责人李滨确认的9位在家办公的员工中没有收到原告的远程办公申请。然从被告提供的原告原直属上司朱雷平的离职申请邮件、员工离职申请单仅可以说明朱雷平离职情况，但不足以说明且被告亦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朱雷平离职后，戴吉农成为原告直属上司。且被告在2020年2月10日开工通知中告知“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各地HRBP联系”，故在此情况下，原告向被告处负责考勤人事工作的王小中提出在家办公并无不当。因此，本院难以认定2020年2月10日至12日原告存在旷工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以原告2020年1月、2月存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被告应支付原告赔偿金。现原告、被告均确认原告的工作年限从2018年10月1日起算、以26,000元/月作为本案计算基数，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000元，有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034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前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2日期间不存在旷工行为，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原告与被告均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2月14日解除，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的工资。经核算，扣除被告已经支付原告工资16,000元以及已经按仲裁裁决支付的工资差额15,217.93元，原告于本案中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其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034元，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度年终奖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为支持其该项诉请，向本院提供了其与被告总公司签订的约定了年终奖的岗位合同。然该岗位合同并非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故其中关于年终奖的约定不能约束被告。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薪酬确认书中，并未约定年终奖。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度年终奖，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7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1,954.02元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鑫赔偿金78,000元； 二、被告红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鑫工资差额7,034元； 三、驳回原告王鑫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顾洪磊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中一 书 记 员 刘中一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