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727号原告：梁国余，男，汉族，1954年5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莲，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穗宝家具装饰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法定代表人：邓志。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爽，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妙莹，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梁国余与被告广州穗宝家具装饰厂（以下简称穗宝装饰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丁凤莲，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爽、冯妙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企业的股东身份；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6年8月16日，被告经广州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批复同意，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被告企业章程第四条规定，企业总股本为4686.56万股，全部由职工个人股组成，每股票面价值为一元。2003年11月19日，原告取得被告企业股份105580股，并支付全部股金。2007年，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提出有一个外部投资公司有意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收购价格为每股5元，但该通知中并没有列明外部投资公司的名称和具体情况。之后，原告与该外部投资公司也未达成书面股份转让协议，被告也未召开股东大会对股份转让事宜进行表决。被告通过向原告账户转账的形式为外部投资公司垫付了所谓的股份转让款，但至今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原告参加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已由被告垫付居间转让款的股东的股份，拟提议该由被告直接回购，注销改为由公司直接回购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被告的上述通知表明被告承认原告的股东身份，否认了原股权转让行为，而改为由被告直接回购原告的股份。由于被告在提议外部投资公司收购股份的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未披露或故意隐瞒外部投资公司的相关情况，未召开股东大会对股份转让事宜进行表决，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在2019年8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表决议案中又直接否认了2007年向外部投资公司转让原告股份的原股份转让行为，因此，原告认为2007年的原股份转让行为未成立，故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原告仍为被告的股东。被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于2007年以每股3.53元的价格转让涉案股份，并自愿与被告签署《三方协议》，该协议约定在转让方即原告与居间方即被告签署时生效。此后，被告依约于2007年7月向原告垫付了股权转让款合计317440.93元。原告出售涉案股权是其自愿选择，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欺诈、隐瞒，而原告也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取得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故《三方协议》不存在应当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合法有效。二、原告无权要求确认其为被告企业股东的权利。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自愿选择出售其持有的企业股份，并已实际收取全部股权转让款，该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作为企业的股东，应当对企业出资，原告出售其持有的企业股份，收回出资后，对企业已不存在出资，因此，原告客观上已经不再具有被告股东身份的条件，不能享有股东权利。原告在其出售股份、收回出资多年后，仅凭被告未办理其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认为其仍是企业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对企业以及未出售股份的股东不公平。三、被告通知原告参加涉案股东大会是基于其是2003年登记在册的股东，且因为涉案股权在2007年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按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要求，如果完善工商变更手续，必须包括原告在内的虽已实际出售股权但仍属2003年工商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故被告通知其参加会议并非是对原告股东身份的确认。四、根据《三方协议》第四条“转让方与居间方签订本协议后，转让方拥有的居间方股东权利和义务也随即终止”之相关约定，即使被告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在2007年出售其股份后已不再拥有被告股东的身份，因为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不是原告处分股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故原告无权要求确认其被告股东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8月16日，广州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同意广州床垫厂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批复如下：一、同意广州床垫家具厂从单一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后的企业名称为“广州市穗宝家具装饰厂”，企业管理体制实行股东会与职代会合一体制，企业注册资本为4686.56万元。二、企业股份构成按职工集体股、职工个人股设置股份。内部募股到位后，总股本为4686.56万股，其中职工集体股为2253.5万股，占总股本48.1%，职工个人股2433.6万股，占总股本51.9%。职工集体股与职工个人股同股同权。职工集体股股权代表是穗宝家具装饰厂职代会，分得的红利应由职代会作出决议报主管部门备案后再作分配。……四、职工现金入股2004.47万股，每股面额1元，发行价按企业每股净资产计算为1.3145元等。2003年11月18日的《广州市穗宝家具装饰厂章程》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特制定本企业股份合作制章程；企业注册资本为4686.60万元，全部由职工个人股构成，每股票面价值1元，职工个人股在内部募集；职工正常离开企业（如退休、出国定居、经批准的工作调动等），其名下的个人股可进行内部转让，或保留分红权利；职工未达十年工龄条件而因违法被开除、除名或自动离职、辞职及合同期满，职工方面不续约等情况脱离企业者，其分配权由企业无偿收回，现金募股部分可由企业视企业情况是否收购，收购时低于票面价值按收购，高于票面值按票面值收购，收购后红利不再发放；本企业实行股东大会管理制度，股东大会是本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等。2013年11月19日的《广州穗宝家具厂股东资料》载明：原告个人原持有股份为：分配股16926股，现金股68954股，原股份合计85880股；新增股份2000股，现股份合计105880股，占注册资金百分比为0.2259%。2006年，被告向其股东发送书面文件，该文件载明：“近年来，关于穗宝上市一事，董事会经过与多个证券公司探讨（国内的、香港的）了解，上市公司一般都要求公司的销售在10亿以上和公司资产在10亿左右，否则上市的效果不大，市值也不会高。而且目前我们公司只有2亿多的销售额，由于公司每年的效益都全部分红，目前只有1亿左右的资产，上市的可能性不大，公司也没有资金再回购股东的股份，股东的股份的转让对象和转让的价格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考虑到这点，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修改‘股权管理规定’中关于个人股份转让的规定，原规定‘股份只能在公司内部职工和亲属中转让’，修改为‘穗宝厂的个人股份可以向非本企业的自然人或法人转让’的决议，获得了股东大会的一致通过，该规定不再把股份转让限制在公司内部，股份转让的价格有了较大的空间。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有一个外部投资公司有意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收购价格为每股5元。如果您愿意按此价格出售您的股份，请于10天内将意向书回执交回企业董事办公室，办公室将会尽快安排办理相关的法律手续。”之后，原告（转让方）与被告（居间方）签署《三方协议》，该协议的受让方处为空白。《三方协议》载明：转让方持有居间方105880股的股份并同意将其持有的居间方的股份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的居间方105880股的股份；居间方在协议签署过程中提供机会和资金支持，促使转让方和受让方达成股权转让事宜，并代受让方先行向转让方支付相关股份转让费用；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居间方的股份，共计105880股，每股价格3.53元，股权的转让价款为373756.40元；转让方在收取上述股份价款的同时需向居间方支付当初购买该股份时尚未支付完毕的购买款合计3600股2770.20元；转让方同时需自行承担出售该股份行为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53545.27元，由居间方代为扣款；转让方实际收取的价款为317440.93元；转让款将于转让方与居间方协议签订工作基本完成之后5个工作日内由居间方向转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居间方代为支付转让款后，受让方与居间方之间的还款事宜另行协商确定；各方保证其对于本协议的履行将产生股权转让的后果系明知，并承认和接受协议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转让方与居间方签署本协议后，转让方拥有的居间方股权权利和义务也随即终止；本协议自转让方和居间方各方一致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后方可生效。被告提交的表格显示：原告的三方协议金额为373756.40元，代扣股份转让所得税53545.27元，扣未供股金额2770.20元，转让实得317440.93元，其他款项首期金额49763.60元，代扣个税9952.72元，其他款项实得39810.88元，实得合计357251.81元。另查，2019年7月29日，被告向其股东发送《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载明：被告拟定于2019年8月12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374号广州大厦四楼越王台召开股东大会，并详细列明了会议基本情况、参加会议签到办法、附件情况。上述股东会如期召开，参会股东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并形成《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针对上述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被告的相关股东也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41781号，该案正在审理中。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在2019年8月12日的股东会召开前，仍通知原告参加该次股东会，足以说明被告仍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三方协议》签订后，原、被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三方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行为未成立；确认收到被告支付的《三方协议》中的款项。被告表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已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原告作为被告股东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即原告已不是被告的股东，至于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均不影响原告已转让股份的事实；之所以通知原告参加上述股东会，是因为原告的股份在2007年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变更登记，原告仍系被告2003年登记在册的股东，按照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完善工商变更手续，需要包括原告在内的全部登记在册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才可以进行变更登记，但该行为并非对原告股东身份的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目前我国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法规。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其既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中，被告在2006年向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发送案外人收购本企业股份的通知，由股东个人决定是否转让其持有被告的股份。之后，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签订《三方协议》，原告在该协议中自愿出售其持有被告的105880股股份，并约定原告的股东权利义务自签署该协议后随即终止及协议于原告及被告签字并加盖公章时生效。之后，原告也收取了被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项，故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原告已不能以被告股东的身份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然上述协议中未明确载明受让方为何人，但在原告已收取股份转让款项的情况下，上述股权的受让方具体为何人或案涉股权最终由何方取得，均不违背原告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愿，也未损害其任何利益。另外，原告在收取被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项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亦足以说明原告已知晓其不再具有被告股东身份的事实。如果确认原告仍具有被告的股东身份，明显对其他未转让股份的股东不公平。虽原告目前仍是被告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但其已自愿将其持有的被告股份进行转让，并实际收取股份转让款项，即使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不影响原告已转让其持有被告股份的事实。关于原告陈述被告通知其参加2019年8月12日股东会的行为即视为被告认可原告仍为被告股东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签署《三方协议》且收取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原、被告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原告仍为被告的登记股东，且本次股东会涉及到原告股权变更登记的问题，故被告基于原告的登记股东身份通知其参与本次股东会合情合理，并不能据此认为被告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原告陈述的上述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其为被告股东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国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元，由原告梁国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巧玲人民陪审员  吴少娟人民陪审员  罗洁玲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张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