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终89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3、4、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唐建生，3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周金平，4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周梦海，5组组长。 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江，广西中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全州县全州镇城北新区创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娟屏,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全州县调处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逢星，全州县调处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人铭，桂林市司法局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燕，桂林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全州县庙头镇李家村委第1、2、3、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宾建锋，1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宾睦钦，2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宾泽锋，3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宾雍能，4组组长。 一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贤杰，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3、4、5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竹边第村)因与被上诉人全州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一审第三人全州县庙头镇李家村委第1、2、3、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碧头村)土地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行初4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竹边第村的诉讼代表人唐建生、周梦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江，被上诉人全州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蒋逢星，桂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人铭、马燕，一审第三人大碧头村的诉讼代表人宾建锋、宾睦钦、宾泽锋、宾雍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贤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全州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为：解放后，政府对争执山场未确权。双方对争执山场都有一定的管业事实。且双方对该山场一直争执不清。争执山场属插花山，不属1978年元月23日《协议书》范围，1983年11月28日证字第1号《山界林权证》无查山定界的草证，也无相邻关系人的签字认可，该证不能作为该案的定案依据。应予撤销。为了解决纠纷，政府依职权对该山场进行处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国办发〔1981〕61号第二部分第三条“一般分四步进行……二是实地查山定界……”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研究决定：一、撤销大碧头村执有的1983年1月28日的证字第1号的《山界林权证》上有关“牛狮岭”的权属内容。二、争执的牛狮岭（竹边第村称渣岭）山场，从争议范围的东边界线牛狮岭塘的西南角起直对大碧头村称的牛屁股凸凸划断，此界线的北边部分山场土地及林木所有权××全州县××村委××、××、3、4村民小组（大碧头村）农民集体所有。此界线的南边部分山场土地及林木所有权归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3、4、5村民小组（竹边第村）农民集体所有。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争执山场名叫牛狮岭（又称渣岭）。四至范围：东以塘边水沟为界；南以浸漕为界；西以竹下村松树山边上至大碧头村称的牛屁股凸凸，再沿山脊至狮子头××××村称），再从狮子头下至公路边沿为界；北以公路为界。争执山场面积约70亩，主要树种为杂灌。整个争执范围分为南北两部分，从狮子头下至牛屁股，再下至塘埂为界，大碧头村主张此界线北半部分山场的全部权属，并主张南半部分山场五分之三的权属。解放前，争执山场归谁，双方都未提供证据证实。解放后，政府对争执山场未确定权属。第三人大碧头村在争执山场内葬有多处祖坟，并以封山刷石灰的形式对该山场进行管业。原告竹边第村距离争执山场较近，曾在该山场内建窑烧石灰、烧木炭等，也对该山场进行了一定的管业。原告竹边地村提供1978年元月23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主张争执山场权属。第三人大碧头村提供1983年11月28日证字第1号《山界林权证》主张争执山场权属，该《山界林权证》无查山定界的草证，也无相邻关系人签字认可。2018年10月，第三人大碧头村在争执山场推土时，原告竹边第村出面阻止。为了解决纠纷，第三人大碧头村向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经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在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9〕1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全州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解放后，各级政府对争执山场未确定权属。原告竹边第村及第三人大碧头村对争执山场均有一定的管业事实。原告竹边第村提供的1978年1月23日《协议书》没有第三人大碧头村签字认可，对第三人大碧头村不具有约束力。且第三人大碧头村主张争执山场为插花山，原告竹边第村以该《协议书》主张争执山场全部权属理由不充分。第三人大碧头村持有的1983年11月28日证字第1号《山界林权证》无查山定界的草证，也无相邻关系人签字认可，该证不能作为第三人大碧头村主张争执山场权属的直接依据。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决定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为了解决纠纷，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国办发〔1981〕61号第二部分第三条“一般分四步进行……二是实地查山定界……”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职权作出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在撤销第三人大碧头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有关“牛狮岭”权属内容的基础上，将争执山场以一明确的界线划断，南、北部分山场分别确归原告及第三人所有，并无不当。原告竹边第村以持有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为由，主张争执山场全部属其所有，请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3、4、5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竹边第村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978年1月23日上诉人与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7村民小组（老屋宅村）为争执横岭等山场发生纠纷，经庙头法庭调解，双方代表达成《协议书》，全州县人民法院已经对该山场权属进行了确权，明确了该山场归上诉人所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之规定，该份《协议书》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简称权属凭证）。所以争执山场已经进行过确权，争执山场全部归上诉人所有。2、被上诉人全州县人民政府和桂林市人民政府均仅凭证人证言就认定争执山场属于“插花山”，不属于《协议书》范围。但被上诉人既没有说明认定争执山场属于“插花山”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法定书面证据证明争执山场属“插花山”，且从地理位置来看，争执山场与第三人大碧头村的范围相距甚远，根本不可能存在“插花山”的情形，被上诉人认定争执山场属插花山，证据不足，且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中，被上诉人认定“插花山”事实所依据的证人证言由与第三人大碧头村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作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在证据采信上应予排除。被上诉人认定争执山场属于“插花山”，不在《协议书》的范围内，这种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1978年1月23日《协议书》没有第三人大碧头村的签字认可，对第三人大碧头村不具有约束力，不足以证明争执山场全部归其所有。1978年1月23日《协议书》没有第三人大碧头村签字认可，是因为争执山场不与其交界、相邻，争执山场与其没有任何联系，第三人大碧头村也没有任何理由主张争执山场权属，所以《协议书》不需要第三人大碧头村的签字认可。第三人大碧头村没有签字认可，并不影响争执山场的权属及《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不足以证明争执山场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并没有说明相应的理由，也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据加以证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大碧头村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争执山场的权属归其所有，仅仅凭其进行过管业事实，就主张争执山场权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之规定，进行过事实管业并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属、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将争执山场以明确的界限划断，南、北部分分别归上诉人及第三人所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 请求：1、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行初456号行政判决、全州县人民政府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桂林市人民政府市政复决字〔2019〕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全州县人民政府重新对争议的牛狮岭（原告称渣岭）山场权属作出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全州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争执山场在解放前，双方都没有提供有效的权属证明，解放后，政府对争议山场没有确权。争议山场由第三人占有，第三人每年都对该山场封山刷石灰进行管业。争议山场离上诉人比较近，上诉人也有在山场烧石灰等管业的事实。2、上诉人认为1978年的协议书是权属依据，但是争议山场属插花山，协议书上的山场并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为了解决纠纷，县政府经过调查，依职权作出4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各分一部分给上诉人与第三人。3、上诉人提出确权申请，案件受理后，县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实地勘察，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与第三人均未能提供解放前争执山场归其所有的权属凭证。解放后，政府又从未确定过权属。上诉人提供的1978年的《协议书》不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确权，不能作为主张权属的依据。2、第三人主张争议地是插花山，除了本村村民的证明外，相邻村村民也有证明，全州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3、上诉人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依法受理后，依法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告知其权利义务，并组织现场勘查，对各方提交的证据予以核实，作出了复议决定，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第三人大碧头村答辩称：1、上诉人与第三人发生山场纠纷争执之后，第三人申请要求确权，并提供了山界林权证，这个证是全州县政府对争执山场唯一的确权证实，由于程序不够完善被撤销，大碧头村已提交证据。2、政府部门的确权文书，其效力大于协议书，协议书虽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证明力远远不及确权文书的证明力。3、县政府按照都有管业的事实，根据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作出本案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竹边第村提出一审查明“解放后，政府对争执山场未确定权属”不当，并认为1978年1月23日的《协议书》已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确权。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它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山场解放后，政府对争执山场未确定权属。大碧头村在争执山场内葬有多处祖坟，并以封山刷石灰的形式对该山场进行管业。竹边第村距离争执山场较近，曾在该山场内建窑烧石灰、烧木炭等，也对该山场进行了一定的管业。对于争执山场竹边第村提供1978年1月23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主张争执山场权属；大碧头村提供1983年11月28日证字第1号《山界林权证》主张争执山场权属。竹边第村提供的《协议书》虽然是在全州县人民法院见证下进行但《协议书》并不能等同于人民政府作出的确权文件，且没有大碧头村签字认可，对大碧头村不具有约束力，竹边第村以该《协议书》主张争执山场全部权属理由不充分。大碧头村提供的《山界林权证》，由于该《山界林权证》无查山定界的草证，也无相邻关系人签字认可，全州县人民政府认定该证不能作为第三人大碧头村主张争执山场权属的直接依据，并决定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为了解决纠纷，全州县人民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国办发〔1981〕61号第二部分第三条“一般分四步进行……二是实地查山定界……”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职权作出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在撤销第三人大碧头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有关“牛狮岭”权属内容的基础上，将争执山场以一明确的界线划断，南、北部分山场分别确权归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所有，并无不当。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9〕1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全州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全政处字〔2019〕4号《行政处理决定》也是合法的。竹边第村以持有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为理由，主张争执山场全部属其所有，并请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竹边第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全州县黄沙河镇竹下村委第3、4、5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伟强 审 判 员 曾亦桦 审 判 员 韦志勇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梁 慧 书 记 员 陈安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