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03民初1457号原告：胡玲芳，女，汉族，1974年6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宁市***************，现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30************029。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阳，男，汉族，1967年8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万基金海湾3区6座701号，现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60************518，系原告胡玲芳丈夫。被告：恒大足球学校，住所地：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法定代表人：王亚军，职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锋，男，系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玲，女，系该单位员工。原告胡玲芳与被告恒大足球学校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玲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阳、被告恒大足球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锋、吴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玲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516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加付赔偿金516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16日受被告单位聘用担任文化教师，随后双方签订3年期劳动合同，2016年10月16日续签劳动合同，合同终止日期为2022年7月15日。2017年元月起至2019年8月原告被迫离职时止，原告每月工资及固定奖金合计为8600元。原告入职前应聘的是文化教师岗位，从入职到离职一直都是从事文化教师工作。劳动合同上所载原告的工作岗位为“教训管理”，这是被告在原告入职后，利用其作为用人单位的优势，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迫使原告签订的内容。文化教师必须持有国家教师职业资格和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其工作内容与被告单位的足球训练、行政事务以及后勤服务与管理、学生生活服务与管理等岗位的工作内容有着本质区别，在劳动合同中将员工工作岗位写成“教训管理”这种几乎所有岗位都能往里面套的词汇，就如同医院把医生的工作岗位写成“医务工作者”然后把化验、护理、司药、宣传、导医、医疗保洁等岗位都往里面套，其本身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属于合同中无效的内容。而《恒大足球学校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称“甲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乙方不能胜任工作)而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以及相应的工资标准”，也是一条“霸王条款”，违反了民事行为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依据民法通则和劳动法规，用人单位没有单方面根据工作需要而调整员工工作岗位、工资标准和工作地点的权利。原告在被告单位文化教师岗位上工作的6年取得了优良成绩，然而，2019年7月暑假前的一天，被告单位文化教学部门负责人单独口头通知原告，说被告决定于2019年9月开学后将原告调岗到非教师岗位。因原告只有教师专业技能，只能够也只愿意从事文化教师工作，故当场拒绝接受被告的安排，但被告直到暑假即将结束时仍未改变其决定。因原告只具备教师专业技能，无力胜任非教师工作，如果接受被告的调岗安排，很快将会被被告依据《恒大足球学校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关于“乙方不胜任工作”的处理方案而再次被调整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或被降薪。鉴于被告直到暑假结束仍拒绝改变将原告调岗到非教师岗位的决定，原告只有趁新学期开始之时去其它学校另找文化教师工作，才有希望继续教师职业生涯以维持正常生活，原告因此被迫从被告单位离职。由于被告单位既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调整原告工作岗位的文件，也未曾以任何形式公开宣布这一决定，而是在仅有文化教学部门负责人和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口头将调整原告工作岗位的决定通知原告，所以原告无法取得被告单位相关文件，更难以取得相应的证人证言。原告为了在接下来的维权过程中能够以白纸黑字证明自己被违法调岗，于是在被迫离职时特意填写了《恒大足球学校教职工离职申请表》，在表中写明自己被迫辞职的原因，交被告单位中学部相关负责人和分管文化教学的副校长签字确认。由于原告在表中填写的离职原因完全属实，被告单位这两名拥有超20年民办学校管理经验的负责人对此无法否定或反驳，所以他们无法填写“申请人离职原因不属实，但同意其辞职”或“学校未安排申请人调岗到非教师岗位，但同意其辞职”之类的文字，而只能仅以“同意”二字，既同意原告辞职，又对被告单位早已决定将原告调岗到非教师岗位并拒绝改变这一决定的事实予以默认。如果原告不填写这份离职申请表并悄悄拍照留存，将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来证明被告有违法调整原告工作岗位的行为，更难以取得相应的证人证言。原告将《恒大足球学校教职工离职申请表》交被告单位上述相关负责人签字后，在办理离职手续的过程中向被告单位各级相关负责人口头提出了经济补偿要求，离职后又于2019年9月7日向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兼常务副校长、分管文化教学的副校长、人事部门负责人发送短信息，明确要求被告单位于2019年9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51600元，被告迄今未支付。但是，被告在2019年9月15日至20日，对与原告一起同时被调整工作岗位并拒绝接受新岗位的其他8名(或9名)文化教师，均按“每工作1年赔付1个月工资及固定奖金”的标准支付了补偿金。另外，被告单位至今仍有各科教师继续在原岗位工作，但被告始终未曾向原告说明其为何要调整原告工作岗位而并未调整仍在岗的那些教师的岗位。所以，被告调整原告工作岗位以及拒不向原告支付补偿金，不但违反劳动法规并显失公平，而且具有强烈的侮辱性或惩罚性。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10月依法向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其责令本案被告向本案原告支付经济补偿51600元并向本案原告加付赔偿金51600元，但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罔顾本案原告提供的各项客观证据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违背客观事实做出错误裁决：一是违背事实称本案原告“主张其工作岗位是文化教师岗位没有依据”。事实如前文所述，本案原告一开始应聘的就是专业性、职业性极强而且必须持有国家教师资格证的文化教师岗位，并一直在被告单位从事教师工作，被告也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中承认本案原告的任职岗位是教师，而被告单位除文化教师以外的岗位要么是足球教练、要么是纯粹的行政管理、要么是后勤服务与管理或学生生活服务与管理等辅助性岗位，与必须持有国家教师职业资格和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文化教师工作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通过统称为“教训管理”而视为同一类工作，更不能未经员工本人同意而交互调整不同类别员工的工作岗位，否则就如同一所医院以“大家都是医务工作者”为由，未经一名持证的合格的外科医生同意而把他调整到化验、护理、行政杂务、医疗保洁等岗位。如果这么做，其中的侮辱性或惩罚性不言而喻!(注：被告单位分管文化教学的副校长和文化教学部门管理干部也是文化教师，国家教育部明确要求此类干部参与授课，而学校授课人员必须持有国家教师资格)。二是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违背事实称本案被告对本案原告调整工作岗位的行为没有侮辱性或惩罚性，而本案原告“被迫离职的说法与事实相悖”“所述事实与理由不客观”。实际事实在本诉状前文已述。三是违背事实称“学校当时已为申请人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申请人收到该证明后，并没有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经济补偿”。事实上，本案被告单位迟至2019年9月19日才向本案原告寄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而本案原告于2019年8月28日办理离职手续的过程中就已要求经济补偿，2019年9月7日又以短信向被告单位三级负责人发送了这项要求。四是主观臆断本案原告从本案被告单位被迫离职后另找工作是“为了自身发展”。事实上，本案原告被迫从被告单位离职后，为了生活只好匆忙入职于一所管理理念与原告本人理念严重相左的学校，不到2个月就深感心力交瘁，2019年底就已从那所学校辞职，至今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综上，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本案原告的仲裁请求，从根本上、从细节上看都是彻底的错误!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开庭仲裁后，迟迟未送达也未通知本案原告领取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20年5月8日才取得清新劳人仲案终字(2019)203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依法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做出公正判决维护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被告恒大足球学校辩称，被答辩人主张经济补偿金及加付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一）被答辩人《离职申请表》拟写的“离职原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答辩人从未对被答辩人做出任何调岗通知、决定，被答辩人只是自我认为新学期后不再担任文化老师，认为学校可能会调整其岗位在找到新工作后主动辞职。因答辩人办学模式发生转变，由原来大规模招收普通生转为只招收精英生，致使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学校部分岗位出现富余。答辩人及时在暑假前将该客观情况告知了员工，并准备在新学期开学后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及暑假期间人员流动情况，再结合员工个人意愿进行妥善安排。然而，2019年8月28日开学第一天早上，在答辩人尚未做出新学期员工具体安排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在已提前找到新单位的背景下便基于个人意愿主动向答辩人申请离职。根据仲裁查明的事实显示，被答辩人为了自身的发展，在离职前，利用暑假期间，已另行选择到其他单位工作。综上，被答辩人诉称不同意答辩人的调岗而被迫离职与事实不符，其是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二）双方的《劳动合同》第二条对被答辩人岗位约定的是“教训管理”，并未约定为特定的文化教学岗位。答辩人是一所足学校，将文化教学、足球训练、教务、德育相关岗位人员统称为“教训管理”，符合办学实际，并无不妥。被答辩人主张其工作岗位是文化教师岗位没有依据。退一步讲，答辩人即使合理调整被答辩人的工作，也符合客观情况，符合《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约定，且答辩人也不会降低其工资福利待、增加其工作量，不会调整其工作地点，岗位也不会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此属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合法合理的岗位调整，员工应予服从。二、关于加付赔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答辩人不存在需承担加付赔偿金的情形，且加付赔偿金的前置条件须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才承担加赔偿金的义务。被答辩人主张该项赔偿金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享有依法用工的权利，始终严格按劳动合同约定为被答辩人提供工作岗位和工资福利待遇。被答辩人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16日，胡玲芳入职恒大足球学校，2016年10月16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从2016年10月16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胡玲芳的工作岗位为教训管理；恒大足球学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因胡玲芳不能胜任工作）而调整胡玲芳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以及相应工资标准……胡玲芳在恒大足球学校工作期间是教历史课程的教师。2019年7月，恒大足球学校相关人员通知胡玲芳，双方对通知内容陈述不一致，胡玲芳陈述是口头通知，内容是：“下学期没有教学岗位了，下学期只能调整到非教学岗位”；恒大足球学校陈述是电话通知，内容是：“我校下学期老师富余，根据开学后学生的人数及假期教师员工的意愿作出妥善安排”。2019年8月28日，胡玲芳向恒大足球学校递交《恒大足球学校教职工离职申请表》，胡玲芳在离职原因一栏中注明“本人自入职恒大足球学校以来，一直担任中学部历史教师工作，现学校要求本人调岗到非教师岗位，本人无法接受，只好辞职另找教师工作”，恒大足球学校的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分别在申请表中签名同意，部门负责人并注明“同意工作至8月28日离职”。2019年8月31日，恒大足球学校出具《恒大足球学校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证明胡玲芳于2013年10月16日入职，在该校小学部工作，任教师。胡玲芳因个人原因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已按学校规定办理完毕离职手续，该校与其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8月29日依法解除（终止）。后胡玲芳以恒大足球学校为被申请人，向清远市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请求恒大足球学校向胡玲芳支付经济补偿金51600元；二、请求恒大足球学校向胡玲芳支付加付赔偿金51600元；三、请求恒大足球学校向社保、公积金机构为胡玲芳补交2019年8月份社保费和公积金；四、恒大足球学校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清新劳人仲案终字[2019]2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胡玲芳的所有仲裁请求。胡玲芳于2020年5月8日收到该仲裁裁决书，胡玲芳不服该裁决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胡玲芳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已在清远盛兴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胡玲芳于2019年9月7日向恒大足球学校相关负责人发出短信，要求恒大足球学校在9月20日支付6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否则将承担额外赔偿50%等法定经济责任及相应的司法责任。2、恒大足球学校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基础教育与足球专业培养；义务阶段、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学历教育。恒大足球学校2018年秋季学期在校学生人数为1849人，2019年秋季学期在校学生人数为947人。以上事实，有原告胡玲芳提交的证据：清新劳人仲案终字[2019]203号仲裁裁决书、清远市清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回证》、恒大足球学校社会组织登记资料、《劳动合同》、《恒大足球学校教职工离职申请表》、《恒大足球学校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中国邮政快递信封、原告于2019年9月7日要求被告支付补偿金的短信；有被告恒大足球学校提供的证据：2018、2019年秋季学期在校学校人数表、胡玲芳个人社保证明、恒大足球学校劳动合同、学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及有本院的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结合庭审采信的证据，归纳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胡玲芳诉请被告恒大足球学校向其支付经济补偿及加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一、原告胡玲芳是否属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问题。虽然被告恒大足球学校在2019年7月放假前口头通知原告胡玲芳，下学期开始可能要调整其工作岗位，但原告胡玲芳在未收到正式调岗通知前就自行提出离职，即原告在被告尚未作出正式调整其工作岗位的决定时就自行辞职，故应认定原告胡玲芳属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二、双方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而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被告恒大足球学校的秋季学期学生人数由2018年的1849人降到2019年的947人，可见被告恒大足球学校的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即使被告调整原告工作岗位，也是属于生产经营需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三、原告胡玲芳在未收到正式调岗通知前就自行提出离职，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调整工作岗位后的工资水平是否降低，也无法证明被告行为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原告胡玲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上述分析，原告胡玲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原告胡玲芳诉请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加付赔偿金的问题。如前所述本院认定原告胡玲芳是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原告诉请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恒大足球学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需加付赔偿金的情形。因此,原告胡玲芳诉请被告向其加付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胡玲芳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玲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胡玲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邹志祥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 芬书 记 员 叶诗韵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