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 法定代表人：曾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良，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锋，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德良，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经常居住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源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飞，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军，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 法定代表人：黄德良，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军，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普文社区****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胡桂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瑞君，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垚公司）因与上诉人黄德良及被上诉人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楷公司）、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益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蓉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良、刘锋，上诉人黄德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飞、王从利，被上诉人益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张红梅，被上诉人德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瑞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上诉人黄德良、被上诉人益楷公司分别解除对王从利、张红梅的委托，另行委托张志军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蓉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黄德良增加支付股权转让款12533941.62元，增加违约金支付标准为每日万分之六，以全部股权转让款145525784.85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由益楷公司承担共同责任，德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等由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准许多次参加旁听的张某出庭作证并采信其证言，程序违法，且直接导致相应事实认定与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混淆法律关系性质，审理对象不完全正确，审理超范围，违背法定处分原则，扣减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本案审理对象仅应限于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审理内容亦应限于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多少及是否符合支付条件、黄德良是否迟延支付此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及责任大小等。（二）黄德良在本案中未反诉，本案审理范围不应包括蓉垚公司是否违约和担责、目标公司债务承担及财务审计和债务清理等。（三）本案股权转让款金额为467000088元，蓉垚公司起诉时已确认目标公司德益公司已经受托代蓉垚公司收取黄德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亿元，黄德良尚有167000088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蓉垚公司在本案中对21474303.15元股权转让款只是因故暂未主张，而非主张扣减或冲抵，蓉垚公司将依法另行主张。三、一审判决多处有误，并非蓉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与事实不符。（一）一审判决认定蓉垚公司认可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443800元可以从总价款中扣除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黄德彬支付的北京中鸿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鸿公司）设计费包含在蓉垚公司已经披露的债务清单中，且该笔债务本为1341200元，后因北京中鸿公司为快速拿到资金，最后确定结算金额为443800元。因此，并非未披露债务增加443800元，而是已披露债务实际减少897400元。（二）一审判决以《承诺书》为依据扣减股权转让款错误，超出本案审理范围。1.案涉《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将蓉垚公司2017年5月17日《承诺书》中担保的工程款计入债务清单，致《承诺书》已经作废，故不能以之作为扣减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即使要扣减，也非本案审理范围。2.本案实际交付房屋的面积虽有较小差异，但蓉垚公司将属于自有的几套商铺交付给黄德良，问题已解决，不需要因此而扣减股权转让款。（三）一审判决认定蓉垚公司确认土地面积比协议约定减少0.4484亩，并陈述每亩土地价格320万元为由，判定股权转让总价款应减少1434880元，既非蓉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也与事实不符。黄德良占有的土地面积为133.6亩，大大超出协议约定的105亩，故股权转让款不可能存在扣减，而且同时段同地段的土地价格，每亩不是320万元而是超过600万元。（四）一审判决关于“根据蓉垚公司主张的应收款系总价款减去《补充协议》共同确认的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总额为321474303.15元的请求，以及认可新增债务3655261.62元、443800元，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数额为132991843.23元”的认定，既非蓉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也与事实不符。蓉垚公司起诉时主张的应收股权转让款系交易总额467000088元减去黄德良已经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亿元，余款167000088元即黄德良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五）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10月20日原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银公司）启用新印鉴，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9月25日之前，黄德良及目标公司恶意私刻印某并违法使用，实施损害蓉垚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涉嫌犯罪，蓉垚公司将依法另行追责。（六）一审判决关于“黄德良已支付的3亿元亦系打入目标公司账户用于清偿目标公司负债”的认定，无事实依据，有违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性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七）一审判决对违约金认定畸低，不符合合同约定，缺乏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益楷公司和德益公司不承担责任错误。（一）益楷公司依法应当共同承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的责任。受黄德良指定，益楷公司是实际的共同的权利义务承受者，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益楷公司依法应当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二）德益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承诺书》真实有效，承诺内容为德益公司对黄德良及益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等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德益公司提供担保并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五、本案与其他案件系基于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系列纠纷，具有共同诉源，为关联案件，应合并审理，本案应中止审理，然后与其他案件合并审理。综上，在黄德良未依法提起反诉的情况下，任何在本案中进行股权转让款的扣减行为均不合法，均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判，支持蓉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蓉垚公司的上诉，黄德良辩称，一、关于股权总价款。案渉股权总价款4.67亿余元包含应由蓉垚公司承担的债务，并非纯粹的股权转让款。蓉垚公司此前在多起案件的起诉状、本案保全申请书、庭审笔录、情况说明等法律文书中自认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中蓉垚公司单方披露的债务清单中的债务及新增、隐瞒负债）均由其承担。二、关于总价款应扣金额。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陆续出具两份《承诺书》，因其单方披露的可售房产面积减少，车位数量不实，其自愿减少股权价款3200万元。前述事实表明，因蓉垚公司披露不实、报价虚高，双方形成了据实调减的交易习惯。经一审查明及蓉垚公司自认，其单方披露的土地面积减少、土地性质与约定不符，应相应减少股权价款1600余万元。因此，股权总价款应减少4800余万元，本案股权交易总价款为4.19亿元。三、双方对于黄德良已支付3.5亿元股权转让款无异议，本案中剩余股权转让款金额约为7000万元，而非蓉垚公司主张的1.45亿。四、一审法院关于税费核定清缴及债务清偿认定错误，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税费核定清缴、债务清偿，黄德良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更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五、一审判决以每日万分之四作为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于法无据。综上，请求驳回蓉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益楷公司辩称，同意黄德良的答辩意见。另外，益楷公司不是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相对方，蓉垚公司要求益楷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来看，甲方是黄德良，乙方是蓉垚公司，益楷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方。协议书中约定的将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其指定公司名下，益楷公司在本案中仅为黄德良指定登记股权的主体，而非股权收购协议的主体。蓉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转让指定函也可证明该事实。二、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和收据，证明收到黄德良转入的股权转让款，即蓉垚公司认可股权转让的收购方系黄德良。三、蓉垚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向黄德良出具的工作联系函，也是认可将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黄德良而非益楷公司。黄德良与蓉垚公司约定将股权登记至益楷公司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即使蓉垚公司未履行股权登记，也应当向黄德良承担违约责任。同理，蓉垚公司若认为黄德良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只能向黄德良主张权利。综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益楷公司并非股权收购协议的相对方，不应当向蓉垚公司承担任何责任。 德益公司辩称，一、关于《承诺书》。首先，2017年5月18日德益公司未在案涉《承诺书》上加盖印某。其次，从《承诺书》的形式看，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证明该承诺书系先盖章后打字，表明《承诺书》的内容并非德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从《承诺书》的内容看，当时黄德良已经成为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但本案中蓉垚公司并没有提交该决议，因此，即使印某真实，《承诺书》的内容对德益公司也无法律约束力。最后，从《承诺书》的法律效力看，公司向股权转让方退还出资，将造成公司资本不当减少，从而会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涉嫌抽逃出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之后不得抽回出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承诺书》因内容违法而无效。二、关于张某的证言。该证言应当被采纳，蓉垚公司上诉称张某在出庭作证前曾多次旁听案件审理，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因此，蓉垚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某的证言和印某使用登记审批表及关于印某的司法鉴定报告的结论是相互印证的，故张某的证言符合证据三性，应当予以采纳。 黄德良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蓉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蓉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故意遗漏重要事实。（一）一审判决确认股权转让总价款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黄德良提交了蓉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充分证实蓉垚公司承诺股权转让总价减少2500万元，且有其他证据印证，但一审判决违背事实作出了反向认定。2.黄德良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因蓉垚公司提供的土地面积少于其披露的土地面积且土地性质披露不实，据此主张股权转让总价款应相应减少1655.392万元，一审判决却未予认定。3.一审庭审中，蓉垚公司已对中国建设银行贷款及利息超付款项予以认可且明确表示可予扣减，一审判决计算剩余应付股权转让款时未将该部分超付款项予以扣减，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黄德良已付股权转让款数额认定错误。2018年2月8日，黄德良在未达到付款条件的情况下提前按协议约定方式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但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且对黄德良提交的《转款凭证》不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关于税费核定清缴等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黄德良提供了蓉垚公司《回复函》，旨在证实税费核定清缴为蓉垚公司约定义务，且因蓉垚公司的原因至今未完成税费核定清缴义务，双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而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税费核定清缴存在争议，该认定严重失实。2.黄德良提供的《报告书》，实系因蓉垚公司拒不履行税费核定清缴义务，黄德良为查明应纳税额，指定益楷公司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税费审计报告书，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蓉垚公司移交资料。此外，一审判决对该报告书不予认可，却对黄德良提出的对目标公司税款进行审计核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导致税费是否核定清缴的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蓉垚公司在一审中主动扣减税款增加部分，又认定蓉垚公司已于2017年5月18日《补充协议》签订时即完成税费核定清缴义务，前后矛盾，存在违背客观中立立场、恶意偏袒蓉垚公司之嫌。（四）一审判决对债务清偿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黄德良已与蓉垚公司就目标公司债务总额达成一致协议并确认为321474303.15元。该债务金额是蓉垚公司单方披露债务，应由蓉垚公司承担披露不实的责任。因此，该债务金额并非双方对债务金额的认可，至今双方仍未对蓉垚公司单方披露债务金额进行核对或确认，更未达成一致意见。2.签订《补充协议》时蓉垚公司承诺表明工程款、税费尚未确定，而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蓉垚公司在前述协议签订时完成了相关债务清偿。（五）一审判决对蓉垚公司相关违约事实认定错误。1.蓉垚公司除一审判决认定的未移交资料外，其余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章和法人章、编号0003626-0003650的收据等亦未完成移交。2.一审判决关于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并未约定目标公司未售商铺出售或剥离完毕，蓉垚公司出具的关于剥离商铺的承诺亦无完成剥离意思表示的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渉股权已经按协议和黄德良的指定在2017年8月15日前转移至益楷公司、蓉垚公司并非违约。4.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益楷公司已于2017年8月15日前接收目标公司绝大部分资料，实际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且未履行的内容并未对黄德良所指定的益楷公司获得案渉股权、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对目标公司治理等造成影响。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款达到约定支付条件，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协议对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约定为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未售商铺进行剥离、20%股权转让至黄德良（或指定公司）名下，但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剥离。对尾款的支付条件约定为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但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二）一审判决未支持黄德良依法主张的合同履行抗辩权，系适用法律错误。因蓉垚公司未履行移交印某、发票及凭证、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等在先义务，黄德良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三）一审判决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因蓉垚公司违约导致尾款支付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即使付款条件已成就，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亦应自尾款被确认支付即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四）一审判决以每日万分之四作为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于法无据。暂且不论黄德良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单就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蓉垚公司未提供任何损失的证据，在蓉垚公司违约一案中，违约金的适用标准却为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同一案件事实，同一法院酌定的标准却相差二倍以上，显然系加重黄德良责任，于法无据，与理不符，且有偏袒之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并以此作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黄德良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黄德良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黄德良的上诉，蓉垚公司辩称，一、黄德良依据《承诺书》主张扣减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承诺书》未实际履行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所涉资产三项，车位包含在三项资产之内，三项资产已经全部被黄德良掌握或转卖，并且其余应归蓉垚公司所有的资产也被黄德良转卖获益。黄德良要求扣减包含在三项资产之内的车位费，缺乏事实依据。二、黄德良以税费核定清缴未完成为由主张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不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税务核定清缴应由目标公司完成，在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又签订《补充协议》对税费金额予以明确且约定由蓉垚公司对超出前述统计的税费金额承担责任。（二）若目标公司一直不履行税务申报和税务核定的法定义务，则蓉垚公司是不可能完成该项义务的，因其并非税务清缴的义务主体，因此，2017年5月18日《补充协议》明确税费金额即应视为蓉垚公司完成了相关义务，不会损害黄德良的相关权益，即使金额超出，黄德良也可向蓉垚公司追偿，对此黄德良已经另案诉讼，故黄德良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的上诉主张，显然不成立。三、黄德良关于蓉垚公司未完成目标公司资料移交及债务清偿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案涉100%股权已经转让给黄德良，相关资料已经全部由黄德良掌握，蓉垚公司已经失去对目标公司及相关资料的控制，客观上不再存在任何资料移交问题，债务清偿也是如此，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清偿，不可能由蓉垚公司完成，因为相关的清偿主体是目标公司，至于若有清单之外的债务，黄德良有权向蓉垚公司追偿，不影响其权益，《补充协议》的债务清单表明蓉垚公司已经完成债务清偿的义务。四、关于违约金。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对违约金作出了明确约定。其次，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今，黄德良未支付一分钱股权转让款给蓉垚公司，蓉垚公司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融资成本比一审判决的利息高得多，故一审判决支持的违约金过低。黄德良主张过高，缺乏法律依据和客观依据。五、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审理范围涉及股权作价多少，股权转让款给付与否，给付条件是否成就。黄德良并未提出反诉，其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六、本案中，蓉垚公司的所有义务实际上已经完成。综上，请求驳回黄德良的上诉请求，支持蓉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益楷公司述称，同意黄德良的上诉意见。 德益公司述称，同意黄德良的上诉意见。 蓉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德良和益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45525784.85元，并从2017年8月16日起每日承担应支付款项1‰的违约金（14.55万元）至以上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德益公司对以上应付价款和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2017年5月15日，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该协议第一、二条约定：蓉垚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银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黄德良（或者过户给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蓉垚公司承诺在签订该协议前向黄德良提供按公司法要求同意签订本协议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纪要。江银公司资产包括：有产权的未售商品房19035.63平方米、有产权的未售车位500个、未开发土地105亩；股权转让价格为467000088元，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蓉垚公司委托黄德良以转账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账户名称：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账号：5100××××0365；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该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3亿元。在支付该笔款项的同时，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营业执照原件、资质证书原件、公章印某、财务印某、法人印鉴、合同专用章、房管局网签通道、网银Ｕ盾及密码、银行支付密码器、银行印鉴卡等等印鉴资料全部交由黄德良指定人员共同管理；在支付该笔款项3个工作日内，蓉垚公司向黄德良提供目标公司相关资料（详见清单）。第二项约定，蓉垚公司收到第一笔股权收购款3亿元一周内，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80%的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同时在此期间，蓉垚公司需完成目标公司土地解除抵押手续及法院查封资产解封手续。第三项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需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的20%的股权转让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再向蓉垚公司支付股权价款5000万元。第四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债权债务公告等法律手续及向黄德良移交目标公司全套资料。蓉垚公司承诺在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均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蓉垚公司承担，2017年8月15日后（股权已全部过户，印某已换新）所产生的新债务由黄德良承担。第五项约定，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价款117000088元，经双方书面同意，黄德良可在收购余款中代行蓉垚公司支付。 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蓉垚公司收到黄德良第一笔收购款后生效。 该协议第七条第二项约定，如由于蓉垚公司的原因，致使黄德良不能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黄德良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蓉垚公司应向黄德良按目标公司协议签订日账面总资产金额的15%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如因蓉垚公司违约给黄德良造成损失的，黄德良保留向蓉垚公司追究赔偿损失的权利。 该《协议》附件《目标公司资料清单》载有14项移交内容。其中包括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全套资料，资产及股权对外担保、抵押、质押情况，涉及诉讼情况资料等。 二、2017年5月18日，黄德良与蓉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双方就目标公司有关债务问题达成一致协议。该协议约定，蓉垚公司核实目标公司对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个人借款、企业借款、民间借贷、工程欠款、应交税费、代收款项、零星应付款以及其他应付款等）总额为：321474303.15元。蓉垚公司承诺除债务清单以外目标公司无其他任何债务，其中工程欠款及应交税费金额待办理完毕工程结算及税费核定后最终确定。目标公司债务清单外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及蓉垚公司股东曾波、阚平承担。蓉垚公司对所提供的债务清单的真实性、完整性、数据的准确性及有效性承担全部责任，如因债务清单不实、不完整、不准确等而给黄德良带来损失的，由蓉垚公司及蓉垚公司股东曾波、阚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蓉垚公司将债务清单中所有债务依据原件全部交由当事人双方共管。该协议附件《债务清单》载明了前述321474303.15元的构成，包括欠李思静600万元，营业税、增值税及附土地使用税等1200万元，以及未付工程款81577728.28元等。 三、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发出《委托付款书》，黄德良向前述《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以及《委托付款书》指定的原江银公司账户转款3亿元，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向黄德良出具收到前述款项的收据。 四、2017年5月17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现因乙方提供的未售有产权的商品房面积有误，乙方郑重承诺：本次股权收购价款应减去因面积误差产生的差价人民币柒佰万元整……，本次承诺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不影响本承诺之前或之后的其他承诺、协议或约定等引起的股权收购价款减少，因其他原因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仍然有效，因各种原因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金额应累计计算，并在最终股权收购价款中予以扣除”。 五、签订合同时，目标公司8号楼与地下车位的预售许可证尚未取得。从2017年5月16日起，黄德良与蓉垚公司就涉目标公司资料进行交接，5月16日完成第三条第一项中的共管，6月26日双方相互发函确定交接人员，除刘开会、赖德勇、徐敏案件的涉诉资料在8月31日完成移交，以及一期竣工备案资料、8号楼和地下车位预售许可证，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59641631元发票和对应支付凭证未移交外，协议约定的其他资料均于当年8月15日前移交完毕。目标公司原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现保存于德益公司的保险柜中，蓉垚公司保有保险柜密码、黄德良指定人员持有钥匙。 六、2017年5月16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蓉垚公司持有的该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益楷公司，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益楷公司在该章程上加盖印鉴。2017年5月18日，黄德良向蓉垚公司发出《股权转让指定函》，指定目标公司股权80%变更到益楷公司。2017年6月6日，成都市新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目标公司变更股东等申请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2017年7月20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蓉垚公司持有的该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益楷公司，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益楷公司在该章程上加盖印鉴。以上股东会决议形成当日，蓉垚公司均与益楷公司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9月1日，成都市新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目标公司变更股东等申请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七、2017年5月15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南通公司诉原江银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5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执保205号执行裁定，根据（2017）川01民初1841号民事裁定书，限额冻结原江银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账号5100××××0365的人民币5000万元；查封了原江银公司名下位于新都区龙桥场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新国用（2013）第1××3号〕，查封期限为三年。2017年8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民初18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南通公司与原江银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达成的调解协议，该协议中载明，南通公司与原江银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总价款为12650万元，黄德良自认已收到3028万元发票。此后，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执保205号之一执行裁定，解除对前述原江银公司名下土地的查封措施。2017年8月28日，成都市新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变更登记。2017年9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执2374号协助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解除前述原江银公司的银行账户冻结。 八、2017年10月20日，目标公司启用新印鉴。2018年3月5日，目标公司更名为德益公司。 九、2017年11月13日，新都区城建档案馆出具《建设工程档案资料收讫通知单》，载明北尚城一期5、6、7号楼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项目，一期1-4、8号楼、门卫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项目工程竣工资料已收讫。 十、2018备〔3-6〕001号、2018备〔3-6〕002号竣工验收备案书分别载明蓉垚北尚城一期5、6、7号楼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与蓉垚北尚城一期1-4、8号楼、门卫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已于2018年3月6日收讫，成都市新都区城乡建设局准予备案。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所载面积与规划条件通知书所载面积相差约0.4484亩。黄德良、益楷公司陈述，益楷公司为黄德良控制的关联公司。 一审中，蓉垚公司提交了加盖有江银公司原印鉴、载明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用于证明德益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申请对蓉垚公司提交的加盖有江银公司原印鉴、载明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进行朱墨形成时间及朱墨时序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4日出具的〔2018〕文鉴字第2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落款处留有的“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出自公安机关备案印模为底板刻制的印某；该印某印文与文字的先后顺序应为先盖章、后打印（即先印后字，先朱后墨）；该印某印文应为2016年10月之后形成。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认为鉴定意见正确。蓉垚公司认为鉴定意见不真实，并申请补充鉴定，双方当事人共同调取了共管的原江银公司印鉴作为补充鉴定样本印文。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的〔2018〕文鉴字第3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落款处留有的“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形成。蓉垚公司认为补充鉴定意见正确，但朱墨时序未能补充鉴定是错误的。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认为，补充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只能以公安机关备案的印模作为鉴定依据。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还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出庭作证称，其现为德益公司即原江银公司职工。股权收购完成后，其于2017年5月16日到原江银公司工作，从2017年5月17日开始负责管理印某，印某在保险柜中，其负责管理钥匙，原江银公司人员、蓉垚公司出纳李思静负责管理密码，印某使用会签《印某使用登记审批表》。5月18日，加盖的主要涉及支票，其自管理印鉴后并未加盖过承诺书之类的文书。其负责印某管理一直到2017年9月，至5月18日之后，因资料太多，故不再进行登记。蓉垚公司认为，因张某与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有利害关系，且该印鉴并不排除是5月18日之后所盖，故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一、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项数额；二、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否向蓉垚公司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未付款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三、德益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未付款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关于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数额的问题 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载明，股权转让价格约定金额为467000088元。 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虽有确定违约责任和车位减少、价款减少的内容，但应以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时间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为前提。本案中，黄德良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案涉股权转让的尾款与蓉垚公司已形成一致意见，故对黄德良主张价款应首先减少至442000088元的主张不予采纳。 2017年5月17日，蓉垚公司出具《承诺书》，因房屋面积减少从总价款中扣减700万元。庭审中，蓉垚公司主张，700万元应为125.5万元。因该承诺书系蓉垚公司出具，且无其他证据证明扣减金额应变为125.5万元，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庭审中，蓉垚公司认可税款总额为15655261.62元，超出1200万元的3655261.62元可从总价款中减去，也认可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可以从总价款中扣除，对蓉垚公司自认的部分，因系其对自身利益的处分，应予以采纳。 就黄德良关于土地价款应减少1655.392万元的主张，双方确认土地总面积比《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的减少了0.4484亩。就该减少面积，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主张应以每亩380万元的价格计算，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价款，其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股权交易中所涉土地的价格形成了一致意见以及幼儿园用地面积排除在土地面积之外，故对其每亩土地应减少380万元、幼儿园用地应按每亩330万元的价格从总价中扣减的主张不予采纳。因庭审中，蓉垚公司陈述每亩土地价格系320万元，故总价款应减少1434880元。关于黄德良主张已支付第二笔5000万元的抗辩，该款付款时，蓉垚公司已起诉要求黄德良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且黄德良指定的公司已经取得了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实际控制了目标公司，黄德良即使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应向蓉垚公司支付，而非向目标公司进行支付，故该行为不应视为对合同的继续履行，其提交的2018年2月8日的《转款凭证》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该抗辩不予采纳。至于黄德良已支付的款项，可另行要求德益公司返还。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款总价款应计为467000088元-7000000元-1434880=458565208元。 根据蓉垚公司主张的应收款系总价款减去《补充协议》共同确定的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总额为321474303.15元的请求，以及认可新增债务3655261.62元、443800元，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数额为132991843.23元。 二、关于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否向蓉垚公司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未付款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首先，关于合同相对方。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系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承受和履行者也系蓉垚公司与黄德良，同时前述《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目标公司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第四项亦约定目标公司资料的接受者为黄德良，且已支付的股权收购款亦是黄德良进行的转款。因此，无论是合同签订主体、约定权利义务的承受人的一方，还是蓉垚公司的催款对象、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者、确定交接事宜的主体一方，均是黄德良。虽合同履行和资料交接是益楷公司派人与蓉垚公司交接，但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并不矛盾，应系《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的具体履行方式，而收购资金来源与本案并无关联。故蓉垚公司关于益楷公司系合同相对方、应承担付款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主张益楷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黄德良主张5000万元、尾款均未达到支付条件的抗辩。其一，《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三条第三项约定，仅系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并未约定目标公司未售商铺出售或剥离完毕，蓉垚公司出具的关于剥离商铺的承诺亦无完成剥离意思表示，同时现目标公司股权已登记至益楷公司名下，故黄德良主张须以未售商铺的出售或剥离完毕为支付条件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其二，纵观案涉协议，黄德良已与蓉垚公司就目标公司债务总额达成一致协议，并确认为321474303.15元，且黄德良已支付的3亿元亦系打入目标公司账户用于清偿目标公司负债，同时蓉垚公司以及案外人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作出承诺，承担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以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亦由蓉垚公司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蓉垚公司主动扣减了税款增加部分和未在清单中载明的债务。因此，蓉垚公司已在双方《补充协议》签订时完成案涉协议所载的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的义务。此外，公司对外所负债务的清偿主体地位及其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并不因股东的改变而改变，故向公司债权人进行清偿以及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主体仍是公司本身。因此，对黄德良申请对目标公司税款进行审计的申请不予准许。如黄德良认为目标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实际负债超出总债务金额以及蓉垚公司庭审中已认可并扣除的金额，可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其三，关于其他合同义务未履行的问题。股权的变动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即在当事人双方产生股权转让的效力，股权权能由转让方移转至受让方，工商登记仅对应产生对抗目标公司、第三人的效力，故案涉股权已经按协议和黄德良的指定在2017年8月15日前转移到益楷公司，蓉垚公司并未违约。根据双方确认无异议的事实，虽蓉垚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但从其具体违约情形来看，益楷公司已于2017年8月15日前接收了目标公司绝大部分资料，实际取得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且未履行的内容并未对黄德良所指定的益楷公司获得案涉股权、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对目标公司治理等造成影响。综上，黄德良关于未付款未达到支付条件、实际债务已超过总债务金额、其他合同义务未履行的抗辩，不予采纳。 再次，关于支付时间及违约金问题。因《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未就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故支付时间应自蓉垚公司向黄德良主张时确定，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黄德良未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责任是每天按逾期付款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庭审中，黄德良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调整为根据对方的损失进行确定或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6%-4.7%计算；蓉垚公司请求，如调减应按年利率24%计算。结合案涉协议内容、履行情况以及本案争议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将违约金计算方式调整为每日按未付股权转让款总额132991843.23元的万分之四，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 三、关于德益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未付款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蓉垚公司主张德益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为加盖有目标公司原印鉴、载明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一审法院认为，文字是当事人各方合意结果的反映和承载，盖章系当事人各方确认合意的行为表现。蓉垚公司先陈述《承诺书》形成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而后又改称不清楚形成时间。首先，2017年5月18日，益楷公司已成为目标公司新增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该份《承诺书》无股东签字确认，蓉垚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股东形成一致意见。同时，结合该份《承诺书》印鉴与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先盖印鉴后打印文字鉴定意见，以及证人张某作出的其在与蓉垚公司员工共管印某期间并未加盖有《承诺书》陈述，该《承诺书》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瑕疵。其次，从《承诺书》所载明内容来看，系目标公司为股权转让交易的唯一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后果实质是公司向股权转让方退还出资，会实际造成公司资本的不当减少，可能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故对该《承诺书》不予采信，对蓉垚公司请求德益公司对本案未付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蓉垚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一、黄德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蓉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32991843.23元和违约金（以132991843.23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3日起以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蓉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鉴定费65800元，由蓉垚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830549元，由黄德良负担700000元，蓉垚公司负担13054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蓉垚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9）川成证经字第34520号《公证书》一份、德益公司工商信息一份、（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原江银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某至今仍在双方共管中，黄德良私刻目标公司印某并转移目标公司财产，侵害蓉垚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根本违约并涉嫌犯罪；蓉垚公司至今未收到案涉股权转让款。 2.（2019）川成证经字第34521号《公证书》（曾波与王明星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在与黄德良及其代表的益楷公司协商转让目标公司股权时已对目标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等所有情况进行了综合考量，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系净股权转让款。 3.2017年8月9日《工作联系函》、同月15日《回复函》各一份，拟证明：目标公司的义务是受托从黄德良处接受股权转让款并向蓉垚公司交付，其无权擅自处分属于蓉垚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款，《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并未约定扣减股权转让款。 4.（2019）川01民终8513号、（2019）川01民初3224号、（2019）川0114民初3618号、（2019）川0114民初3619号、（2019）川01民初4544号、（2019）川01民终1083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1）经生效判决确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既包括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也包括法定代表人代表目标公司对公司不动产物权的合法处分；（2）黄德良拒绝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关于“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再补签正式合同”的约定签订正式合同，导致系列纠纷产生；（3）基于同一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系列纠纷具有共同诉源，为关联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应中止审理，然后与其他案件合并审理，综合评判。 5.《保全复议申请书》一份、《情况说明》及附件一份、一审法官与税务局工作人员2018年11月12日的交谈笔录一份、《资产评估报告》四份（川国润评报字〔2020〕A1号、A2号、A3号、A4号），拟证明：德益公司在被黄德良收购时资产价值超过8亿元，即使扣除债务也还价值近5亿元，故本案467000088元属于已经扣减债务后的纯粹的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另行抵扣债务问题；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投入超过3.4亿元且股权交易时目标公司价值巨大，不可能亏本出售股权；蓉垚公司同意黄德良将首笔股权交易款3亿元打入德益公司的银行非基本账户，是因双方约定相关银行账户归蓉垚公司控制使用并享有账户上的资金，蓉垚公司不可能以1亿多元将目标公司出售给黄德良，黄德良主张蓉垚公司自认从股权转让款中抵扣目标公司债务，不合法，且与事实不符。 6.（2020）川成证经字第1204号《公证书》（录音证据）一份，拟证明：黄德良转到德益公司账户上的3亿元是股权转让款，归蓉垚公司所有，黄德良主张以此款抵扣德益公司债务的理由不成立；黄德良收购德益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买地，除协议约定的三项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已由目标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处分，前述其他资产均属蓉垚公司所有。 庭审结束后，蓉垚公司补充提交本案一审中即已存在的2018年11月29日庭审笔录一份、2017年5月15日黄德良与益楷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2018年3月26日德益公司提交的《变更被保全标的物申请书》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转让案涉股权的转让款4.67亿元应为不含目标公司债务的净值，蓉垚公司不可能以1亿多元转让案涉股权，黄德良抗辩4.67亿元还应扣除债务不合常理。 黄德良质证意见：对（2019）川成证经字第34520号《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该份《公证书》仅能证明至今蓉垚公司仍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完成目标公司的印某移交义务，严重影响黄德良收购目标公司并正常经营的目的，构成根本违约；对德益公司工商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已于2017年9月1日取得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作为目标公司的新股东有权再次对外转让股权，蓉垚公司所述无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反向证明蓉垚公司未在2017年8月15日之前向黄德良移交目标公司印某，已构成根本违约；对曾波和王明星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明星是蓉垚公司工作人员，其与曾波的聊天记录和本案股权交易价款无关，该聊天记录不是黄德良和蓉垚公司签字生效的有效文件，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同时因王明星和曾波有利益关系，该证据也不具有客观性；对《资产评估报告》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报告是蓉垚公司单方制作，且以2020年评价三年之前的情况缺乏客观性；对《保全复议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申请书中提及的目标公司三项资产价值数十亿元是基于2019年市场情况提出，不能达到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交易当时目标公司价值的证明目的；对《工作联系函》《回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蓉垚公司在《回复函》中对其未在2017年8月15日之前移交完目标公司资料予以自认，该证据仅能证明蓉垚公司因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而构成违约；对《情况说明》及附件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说明是蓉垚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六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前四份是关于资产剥离及蓉垚公司诉目标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纠纷案件的民事判决，本案争议焦点是蓉垚公司是否完成剥离义务，至于剥离条款是否有效应当另诉，与本案无关，蓉垚公司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证明目的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关联性，达不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对交谈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录音材料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且录音材料不是新证据，内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蓉垚公司在一审起诉状及上诉状中都认可股权转让价款中应该扣除3.2亿元债务及未披露债务，录音材料不足以推翻前述自认；对2018年11月29日庭审笔录、2017年5月15日黄德良与益楷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3月26日德益公司提交的《变更被保全标的物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益楷公司质证意见：同意黄德良的质证意见，并补充以下质证意见：《情况说明》附件均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录音证据提及的人是否是本人不清楚，是否是原始录音也不清楚；对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是2019年作出的，但聊天记录发生在此之前，达不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判决书，仅（2019）川01民终8513号、（2019）川01民终10838号是生效判决，其余均未生效，且（2019）川01民终1083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说理部分与本案无冲突，蓉垚公司和黄德良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均未提异议，而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针对案外人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纠纷作出的，与本案股权转让是两个性质，达不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2019）川01民终8513号案件是民间借贷，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蓉垚公司在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蓉垚公司曾多次自认双方约定以部分股权转让款承担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债务，其起诉金额亦为1.45亿元，二审更换代理人后全盘否定自认，不应支持；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黄德良一审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关联性与证明力均有异议，该协议的内容并非黄德良收购蓉垚公司股权后转让给益楷公司，而是协商由黄德良如何收购蓉垚公司的股权并保证益楷公司在2017年6月1日前能够正常经营目标公司；对《变更被保全标的物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系一审庭审结束前已产生的证据，不是新证据，关联性与证明力均有异议，其中认可的系提交申请时而非股权交易时的土地价值，且土地价值不等于股权价值。 德益公司质证意见：蓉垚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德益公司无关，同意黄德良的质证意见，另外，公司原始股东的投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会发生一定折损，故并非股东投资多少公司的净资产就是多少，即使股权转让时是高估值的对价，也不会改变双方协商一致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合法性。 本院认证意见：对（2019）川成证经字第34520号《公证书》、德益公司工商信息、（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庭审笔录、曾波和王明星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资产评估报告》，因系本案诉讼中蓉垚公司单方委托评价机构作出，且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而在股权转让交易中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完全等同于目标公司资产价值，故该证据也不能达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保全复议申请书》《工作联系函》《回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情况说明》及附件，因《情况说明》系蓉垚公司单方作出，系当事人陈述，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情况说明》之附件，因系蓉垚公司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凭证及相关材料，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六份民事判决书、一审法官与税务人员的交谈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2020）川成证经字第1204号《公证书》（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达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一审法院2018年11月29日庭审笔录、2017年5月15日黄德良与益楷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3月26日德益公司出具的《变更被保全标的物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 二审中，黄德良以已经收集到相关证据为由，撤回其于2020年3月20日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 黄德良提交下列证据： 1.蓉垚公司自认事实汇总表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已多次自认案渉股权总价款实际包含应由其承担的目标公司债务及股权净价两部分。 2.（2018）川01民初3564号、（2019）川01民初153号、（2019）川01民初3224号案件中蓉垚公司的民事起诉书各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在三份起诉状中均自认双方约定以部分股权交易款承担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表明案渉股权收购款4.67亿元包括目标公司债务和股权转让净价款两部分，而非蓉垚公司所称的系纯粹的股权转让净价。 3.（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中的《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和民事审判笔录、（2018）川01民终14639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14民初3025号案件中的《应由江银公司支付借款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在另案中均自认股权收购款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系按照其与黄德良的约定用于清偿应由蓉垚公司承担的目标公司债务。 4.蓉垚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起诉状及保全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的保全申请书中自认本案起诉金额1.45亿余元系由总价4.67亿余元与其单方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3.2亿元品迭后得出，表明蓉垚公司自认目标公司债务由其承担的事实，亦符合双方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 5.挂牌会结果一览表一份、成都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成公资土挂告〔2017〕33号）一份，拟证明：土地是双方股权计价的参考依据之一，一审中，蓉垚公司已自认双方交易时计算的土地面积为320万元/亩，认可土地面积减少0.4484亩、4.5亩土地性质与约定不符，而周边同地段教育用地价值远远低于双方磋商价值，因土地面积减少、土地性质不符，股权交易价款应减少16553920元。 6.（2019）川01民初4544号案件中蓉垚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证据目录各一份、2019年9月10日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1）蓉垚公司在该案件的起诉状及庭审笔录、证据目录中均自认黄德良已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并起诉要求目标公司返还；（2）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第二笔款的付款条件，未完成资产剥离，黄德良于2018年2月8日提前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3）黄德良实际已支付3.5亿元股权转让款。 7.张某与曾波2019年3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一份，拟证明：（1）因蓉垚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移交目标公司公章及法人章，黄德良为便于管理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启用新印某，印某刻新前均由蓉垚公司控制目标公司；（2）直至2017年8月28日仍由蓉垚公司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双方约定由蓉垚公司在2017年8月15日前完成目标公司的债务清偿、税费核定清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具有可行性和可能性，债务清偿及税费核定清缴均是蓉垚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黄德良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不予支付剩余款项。 8.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稽查局于2019年7月29日向德益公司发出的川税稽通〔2019〕20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拟证明：2018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稽查局对目标公司2014年1月至2018年9月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目标公司在此期间存在大量欠税（包括增值税及附加、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黄德良接手管理目标公司后均如期缴纳当期各项税费，上述欠税均产生于2017年8月15日前，而目标公司税费至今不明确，蓉垚公司未完成税费核定清缴义务。 9.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新都区税务局于2019年11月7日向德益公司发出的新都税税通〔2019〕1623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拟证明：（1）根据黄德良一审提交的《税务事项通知书》（2017年6月30日）可知，蓉垚公司存在未如实申报、足额纳税的情况，至2017年6月还在补缴2015-2017年5月的各项税费，鉴于蓉垚公司不诚信行为，为理清目标公司债务、税费情况，因此双方明确约定税费核定清缴、债务清偿是蓉垚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2）根据黄德良一审提交的《税务事项通知书》（2019年2月15日），经税务检查，发现蓉垚公司提供的开发成本和期间费用中存在不合规票据和白条，导致税务机关无法核实企业所得税成本，蓉垚公司并未完成税费核定清缴；（3）结合黄德良一审提交的蓉垚公司2017年8月15日《回复函》载明的“双方就债权债务、税费清理数据未能确认一致”的内容，表明税费核定清缴并非以蓉垚公司单方核实的数据为准，税费需以税务机关核定为准；黄德良已多次发函催告蓉垚公司及时完成税费核定清缴，但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4）截至2019年11月，目标公司还在收到税务机关土地增值税清缴通知书，蓉垚公司未完成目标公司土地增值税的核定清缴。 10.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起诉状一份、传票一份、2015年5月30日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原江银公司签订的《房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2页、原江银公司与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份《施工合同协议书》，拟证明：（1）曾波为蓉垚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目标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其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目标公司债务，导致目标公司所得税成本无法正常核定，至今蓉垚公司仍未完成目标公司所得税核定清缴义务；（2）蓉垚公司存在利用虚构债务转移公司资产的不诚信行为，债务清偿是蓉垚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若在其未完成债务清偿义务前，支付剩余款项势必会损害受让人黄德良的合法权益。 11.李思静案二审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蓉垚公司单方披露了目标公司欠付李思静债务，后经生效判决确认李思静对目标公司并不享有到期债权，蓉垚公司披露的债务数据不实，蓉垚公司在股权交易前及股权交易期间存在虚构债务转移资产的情况，基于蓉垚公司不诚信行为，债务未清偿前支付剩余款项，将严重影响受让方黄德良的合同目的实现，蓉垚公司完成全部债务清偿前，黄德良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付剩余款项。 12.黄德良民事起诉状〔（2019）川01民初3473号案件〕、债务对比明细表、蓉垚公司2019年9月18日总体质证意见一份及同月20日证据目录一份，拟证明：（1）关于目标公司债务清偿，黄德良已另行提起诉讼，目标公司对外债务金额已高达3.6亿余元，远远超过蓉垚公司单方披露的债务金额3.2亿元，蓉垚公司拒不配合进行债务确认，导致目标公司对外债务至今未确认并清偿完毕；（2）蓉垚公司在本此案中出尔反尔否认目标公司债务由其承担，认为4.67亿元为纯粹的股权转让款，导致目标公司3.6亿余元债务无法确认、核对，蓉垚公司并未完成目标公司债务清偿，争议债务金额高达3.6亿余元。蓉垚公司未完成合同主要义务，黄德良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予支付剩余款项。 13．（2018）川0107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1）2018年1月蓉垚公司单方函告解除案渉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于2018年4月单方撤回解除通知书，蓉垚公司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使双方履行陷入停滞状态，致使税费核定、清缴无法正常开展；（2）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的房产、土地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蓉垚公司心态失衡遂故意不移交资料、不履行相应的税费核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等义务，通过各种手段设置障碍，以要求黄德良增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企图通过解除协议的方式收回股权，毫无履约诚意。 14.2018年7月16日检举信一份、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一份、转递材料收据一份、税务司法审计申请书一份，拟证明：税费核定清缴的关键在于确定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应纳税额，在一审法院多次调解仍无法就应纳税额确认一致的情况下，为有效、快速解决双方争议，黄德良主动提请税务机关进行税费核定并向一审法院申请税务司法审计。 15.2019年12月31日《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关于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涉税检查情况的说明》（2020年4月23日）一份、申报明细查询一份，拟证明：税务机关根据黄德良请求，核定目标公司2017年8月之前的应纳税费，因目标公司财务核算不规范，初步查明2017年8月前存在少交税费情况，目前仍未出具税费核定报告，应纳税额尚不确定，且未完成清缴，黄德良享有先履行抗辩权。 16.《公证书》、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收件回执各一份，拟证明：施工单位南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影响税费成本的核定，经多次催告蓉垚公司拒不移交前述票据；根据税务机关通知，黄德良组织目标公司积极报送了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及资料，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尚未确定，仍在税务机关审核中。 蓉垚公司质证意见：黄德良自行制作的蓉垚公司自认事实汇总表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对（2018）川01民初3564号、（2019）川01民初153号、（2019）川01民初3224号、（2017）川01民初3827号案件民事起诉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对（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中的《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和民事审判笔录，（2018）川01民终14639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14民初3025号案件中的《应由江银公司支付借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挂牌会结果一览表、成公资土挂告〔2017〕33号成都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2019）川01民初4544号案件中蓉垚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证据目录、2019年9月10日庭审笔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之《公证书》本身无异议，但对记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因为《公证书》不能免除黄德良在法庭上提供微信载体的义务。对川税稽通〔2019〕20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与蓉垚公司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新都税税通〔2019〕1623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起诉状、传票、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原江银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李思静案二审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其观点不成立。对黄德良民事起诉状〔（2019）川01民初3473号案件〕、债务对比明细表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蓉垚公司总体质证意见及证据目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其观点不成立。对（2018）川0107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载明相关的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通知书发生在2018年，而在2017年目标公司股权全部转移到了益楷公司和黄德明、黄德良名下，目标公司由黄德良在控制，不影响税务清缴，黄德良以前述证据证明因蓉垚公司发函解除而其没法完成税务清缴显然不成立。对2018年7月16日检举信、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转递材料收据、税务司法审计申请书，因检举信、转递材料收据无原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但根据检举内容并结合黄德良提交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可知税务清缴是目标公司的义务，与蓉垚公司无关，而且提交检举信是自己举报自己的行为，是为本案提供相关证据而制造的；税务司法审计申请书系其单方申请，且税务缴税主体也非蓉垚公司，故该申请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9年12月31日《税务事项通知书》及《关于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涉税检查情况的说明》表明，所有的税务核定清缴，调查涉及的相关事宜，主体均是德益公司即目标公司，与蓉垚公司无关，而且已经表明正在清理，不是最终定论；申报明细查询，证明所有的税务清缴核定义务主体是目标公司，蓉垚公司没法进行操作。对《公证书》、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收件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税费均在清理过程中，也没有明确的结果，且义务主体依然是目标公司，无法证明案涉税务清缴义务应当由蓉垚公司完成。 德益公司质证意见：对黄德良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无异议。 益楷公司质证意见：对黄德良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对黄德良自行整理的蓉垚公司自认事实汇总表，虽然蓉垚公司认为不是法定证据，但该汇总表实为当事人陈述，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2018）川01民初3564号、（2019）川01民初153号、（2019）川01民初3224号、（2017）川01民初382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书，（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的《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和民事审判笔录，（2018）川01民终14639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14民初3025号案件的《应由江银公司支付借款情况说明》以及本案一审中蓉垚公司提交的保全申请书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挂牌会结果一览表、成公资土挂告〔2017〕33号成都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虽然蓉垚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因证据系有权机关对外公示信息，其真实性、合法性能够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2019）川01民初4544号案件中蓉垚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证据目录、该案2019年9月10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能够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张某与曾波微信聊天记录之《公证书》，因蓉垚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且微信聊天的双方并非本案当事人，该证据并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川税稽通〔2019〕20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新都税税通〔2019〕1623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因系有权机关作出，且蓉垚公司并无证据足以否定其真实性、合法性，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起诉状、传票、成都传美时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原江银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以及李思静案二审民事判决书并不足以证明黄德良关于蓉垚公司虚构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黄德良民事起诉状〔（2019）川01民初3473号案件〕、债务对比明细表、蓉垚公司2019年9月18日总体质证意见一份及同月20日证据目录一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2018）川0107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对2018年7月16日检举信、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转递材料收据、税务司法审计申请书、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稽查局2019年12月31日川税稽通〔2019〕2038号《税务事项通知书》、2020年4月23日《关于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涉税检查情况的说明》以及申报明细查询、《公证书》、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收件回执，因该部分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真实性能够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另认定下列事实： 一、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四条第一项约定，蓉垚公司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限、金额向蓉垚公司支付收购款。该协议第七条第一项约定，双方均应积极协助另一方办理股权收购相关事宜，任何一方怠于办理的，应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项约定，如黄德良未按本约定时间向蓉垚公司转款，蓉垚公司有权要求黄德良每天按逾期付款总额1‰支付违约金。 二、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7条约定，本补充协议系框架协议书有效组成部分，与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乙方）向黄德良（甲方）出具《承诺书》，载明：“……乙方郑重承诺：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甲方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时间由甲方与乙方协商确定，如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付款，不视为甲方违约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乙方要求甲方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则甲方只收购目标公司250个有产权的未售车位，收购单价6万元/个，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肆亿肆仟贰佰万零捌拾捌元整（小写：442000088元），甲方按此总价款支付剩余收购尾款”。 四、2017年10月30日，蓉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称：根据协议书的明确约定，被申请人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当支付第二笔5000万元和第三笔价款117000088元，双方补充协议核定的目标公司债务总额321474303.15元，品迭后被申请人还应当支付145525784.85元。 五、2018年1月10日，蓉垚公司在一审庭前会议中明确表示：原告（蓉垚公司）已完成税费核定，签订框架协议时预估为1200万元，现经核定为15655261.62元；滞纳金（蓉垚公司）不承担，是被告延期缴纳造成，我们认可税款15655261.62元，可以从总价款中减去。同月18日，一审庭前会议中，黄德良举示付款委托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江银公司已付蓉垚公司未在债务清单中列明的黄德彬代付北京中鸿公司设计费443800元，蓉垚公司表示认可，是二期设计费，由蓉垚公司承担，从股权转让总价款中扣除。同年9月17日，一审调查中，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确认合同所载的面积与规划条件通知书所载的面积相差0.4484亩，且蓉垚公司认可如果土地差异部分需要进行扣除，则按照320万元/亩计算。 六、2018年4月4日，蓉垚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中，以目标公司用于支付成都垚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的资金系从其股权交易款中扣除为由，申请参加该案诉讼，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其为该案第三人。 七、2018年9月18日，蓉垚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3025号案件中，向该院说明：……涉及江银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部分，已经由黄德良、益楷公司转入江银公司，由江银公司向李思静等债权人支付…… 八、2018年9月11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川01民初3564号案件中起诉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8月15日将目标公司证照、资料、印某等资料物品约200多件交与了其（黄德良）指定人员，并分别于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将目标公司股权80%、20%转让给黄德良并过户到其指定的关联公司益楷公司名下，用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 九、2019年1月2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川01民初153号案件中起诉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8月15日将目标公司证照、资料、印某等资料物品约200多件交与了其（黄德良）指定人员，并分别于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与益楷公司签订股权交易协议将目标公司80%、20%股权转让并过户到益楷公司名下，约定用部分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 十、2019年3月15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川01民初3224号案件中起诉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8月15日将目标公司证照、资料、印某等资料物品约200多件交与了其（黄德良）指定人员，并分别于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与益楷公司签订股权交易协议将目标公司80%、20%股权转让并过户到益楷公司名下，约定用部分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 十一、2014年8月至2017年6月，原江银公司九次向南通公司支付工程款合计101392998.3元，相关票据及支付凭证由蓉垚公司保管。在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签订后，蓉垚公司与黄德良在办理资料移交时，经双方交接人员签字确认的会计凭证资料交接表中列明了收取南通公司发票金额及凭证号，并注明：原件律师暂用，后补回。2017年11月，原江银公司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川01民初1841号民事调解书向南通公司支付工程款31207001.16元，相关票据及支付凭证由黄德良方持有。 十二、2013年8月8日，新都区规划管理局下发新都规条字13138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载明：同意在新都区龙桥镇场镇地段按下列规划条件进行设计。……如因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矛盾、纠纷以及法律责任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负责。1用地规划要求……1.2用地性质……④号征地：服务设施用地（幼儿园）。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黄德良尚欠蓉垚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二、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其未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金如何计算；三、对黄德良的前述支付义务，益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德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与其他系列案件是否应当合并审理。 一、关于黄德良尚欠蓉垚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 （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问题 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467000088元。本案中，黄德良主张案涉股权总价款中应当扣减蓉垚公司2017年5月16日出具《承诺书》自愿减少的股权转让价款2500万元、2017年5月17日出具《承诺书》自愿减少的股权转让价款700万元及蓉垚公司提供土地比约定面积少0.4484亩应减少价款170.392万元、提供的4.5亩土地性质与披露性质不一致应减少价款1485万元。蓉垚公司上诉主张，本案蓉垚公司起诉要求黄德良支付股权转让款，黄德良仅有反驳而无权利主张和反诉，一审判决扣减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数额，混淆法律关系性质，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和案件审理范围。 首先，关于本案对黄德良要求减少股权转让价款的主张是否应当审理的问题。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有偿合同的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应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提出抗辩；（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的规定，股权转让的转让人诉请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受让人主张出让人应当减少价款的，属于抗辩。抗辩是对对方当事人主张请求权的一种拒绝，只要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就应予以审理。本案中，黄德良针对蓉垚公司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权，提出减少价款的主张，属于事实抗辩，并不需要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黄德良的抗辩主张予以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因此，蓉垚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审理超范围、违背法定处分原则、扣减蓉垚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数额缺乏法律依据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价款应减少金额问题。其一，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承诺，如蓉垚公司要求黄德良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时间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则黄德良只收购目标公司车位250个、股权转让总价款减为442000088元。本案中，黄德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蓉垚公司做出前述承诺后与蓉垚公司完成了前述协商并达成一致，事实上黄德良也未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时间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故黄德良关于股权转让总价应当因车位减半而应减少2500万元的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黄德良要求减少股权转让价款2500万元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二，2017年5月17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承诺股权收购价款应减去因面积误差产生的股权转让款700万元。蓉垚公司上诉主张已以自有商铺抵偿了前述价差款，本案不应扣减股权转让价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承诺书》已由蓉垚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波签字并加盖公司印某，应为有效，故蓉垚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黄德良要求扣减股权转让价款700万元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其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在一审中确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载明的土地面积与规划条件通知书所载土地面积相差约0.4484亩，且目标公司的土地中含有幼儿园用地4.5亩。为此，黄德良主张应减少股权转让价款1655.39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资产收购协议或者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易的标的物是目标公司的股权，该股权对应的资产是交易双方约定的目标公司三项资产。从2013年8月8日新都区规划管理局下发的新都规条字13138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的内容看，目标公司土地中包含4.5亩幼儿园用地，而且，双方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105亩未开发的土地用途均为住宅开发用地。故黄德良关于蓉垚公司提供的4.5亩土地性质与披露性质不一致应减少价款1485万元的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在一审中确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载明的土地面积与规划条件通知书所载土地面积相差约0.4484亩，由于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对应的三项资产中土地面积为105亩，作为股权转让方的蓉垚公司对土地面积应当完全知晓，现土地实际面积少于约定的面积，黄德良所受让股权的相应股东权益减少，故黄德良主张扣减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应予以支持。本案一审中黄德良主张应以每亩380万元的价格计算，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价款，其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股权交易中所涉土地的价格形成了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对黄德良所称每亩土地应减少38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纳，而按蓉垚公司陈述每亩土地价格320万元认定因土地面积减少0.4484亩应扣减价款14348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案涉股权转让总价款为467000088元-7000000元-1434880元＝458565208元。 （二）关于黄德良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问题 首先，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签订后，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向黄德良发出《委托付款书》，委托黄德良将支付蓉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3亿元支付至原江银公司账户。同日，黄德良向《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及《委托付款书》指定的原江银公司账户支付3亿元。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向黄德良出具收到前述款项的收据。因此，应当认定黄德良已于2017年5月16日向蓉垚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亿元。 其次，黄德良于2018年2月8日向《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指定的收款账户即目标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了5000万元，其以此主张已向蓉垚公司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虽然《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全部股权转让款蓉垚公司委托黄德良以转账方式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但在协议履行中双方已发生纠纷，蓉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要求黄德良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视为蓉垚公司已解除委托黄德良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目标公司的委托事项，而黄德良在蓉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才将前述5000万元转账给目标公司，且此时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已经取得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实际控制了目标公司，在此情况下，黄德良应当向蓉垚公司而非目标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黄德良关于其支付的该5000万元是其向蓉垚公司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上诉主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德良已支付的款项，可另行向德益公司主张返还。另外，虽然在蓉垚公司诉德益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纠纷案中，蓉垚公司请求德益公司返还金额为3.5亿元，其中包括前述黄德良支付的5000万元，但本案中蓉垚公司并不认可该款是黄德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且根据本案事实能够认定该款并非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同时，蓉垚公司是在本案审理中才提起另案诉讼，要求德益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在两案同时审理中，因黄德良在本案中主张其支付的50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蓉垚公司另案起诉要求德益公司返还，应是出于及时收回股权转让价款的目的而为，而且，一审法院在另案即（2019）川01民初4544号案件中以蓉垚公司已在本案中主张黄德良未向其支付该5000万元为由，判决驳回了蓉垚公司关于德益公司应当向其返还黄德良支付的该5000万元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并不能基于蓉垚公司在另案中起诉要求德益公司返还3.5亿元不当得利而认定黄德良在本案诉讼中向目标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为向蓉垚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综上，本案黄德良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3亿元。 （三）关于黄德良尚欠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 首先，关于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是否应由蓉垚公司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蓉垚公司主张《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蓉垚公司应当净收取的款项，蓉垚公司在《补充协议》中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应由目标公司承担，而不应由蓉垚公司承担，只有超出披露债务之外的债务才应由蓉垚公司承担。黄德良则主张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均应由蓉垚公司承担，该部分债务应从股权转让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三条第四项明确约定，蓉垚公司承诺在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维修基金、职工薪酬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均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北尚城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蓉垚公司承担。之后，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经蓉垚公司核实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总额为321474303.15元；目标公司债务清单外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及股东承担。《补充协议》虽然约定目标公司债务清单以外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及股东承担，但双方同时约定本补充协议系《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有效组成部分，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补充协议》关于目标公司债务清单外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及股东承担的约定应是对《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并没有变更《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关于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的约定内容。因此，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债务清单内的321474303.15元及清单外的全部债务均应由蓉垚公司承担。其二，结合2017年10月30日蓉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所称“根据协议书的明确约定，被申请人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当支付第二笔5000万元，和第三笔价款117000088元，双方补充协议核定的目标公司债务总额321474303.15元，品迭后被申请人还应当支付145525784.85元”、2018年4月4日蓉垚公司以目标公司用于支付成都垚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的资金系从其股权交易款中扣除为由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参加（2018）川0114民初1390号案件诉讼获得批准、2018年9月18日蓉垚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川0114民初3025号案件中所称“涉及江银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部分，已经由黄德良、益楷公司转入江银公司，由江银公司向李思静等债权人支付”、2018年9月11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川01民初3564号案件中起诉所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用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2019年1月2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川01民初153号案件中起诉所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约定用部分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2019年3月15日蓉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川01民初3224号案件中起诉所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约定用部分股权交易款承担了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完成了股权交易合同的义务”等陈述内容，亦可印证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应由蓉垚公司承担，且蓉垚公司认可用黄德良已支付的3亿元股权转让款承担了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综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应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蓉垚公司上诉称其转让给黄德良的目标公司资产价值经审计达8亿元以上，并以此主张《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是其应收取的股权转让净收益款，其不应承担目标公司的债务。但是，在股权交易中，目标公司资产价值与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系正常的商业现象，股权转让价格是交易各方根据目标公司资产状况、公司经营前景等多种因素进行商业判断后磋商的结果，因此，蓉垚公司据此主张《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467000088元系其应当取得的股权转让净收益款，《补充协议》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应由目标公司承担，不应由蓉垚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黄德良尚欠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其一，如前所述，案涉股权转让总价款应为458565208元。其二，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蓉垚公司本案一审主张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45525784.85元，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67000088元扣减《补充协议》所披露的债务金额321474303.15元后的余额吻合，说明其在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时已主动扣除应承担的目标公司债务321474303.15元。本案一审中，蓉垚公司在2018年1月10日、18日庭前会议中分别自认在债务清单之外欠税金额增加3655261.62元和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可从总价款中扣除。二审中，蓉垚公司虽不认可其一审中对前述两笔债务的自认，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黄德良尚欠蓉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为458565208元-321474303.15元-3655261.62元-443800元=132991843.23元。至于黄德良上诉主张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已超过3.6亿元的问题，因蓉垚公司并不认可，黄德良可另行主张，且黄德良已就目标公司债务清偿问题另行提起诉讼，故本案不再进行审查。 二、关于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其未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 （一）关于黄德良上诉主张因蓉垚公司未完成约定的未售商铺出售或者剥离、税费核定清缴、对外债务清偿及其他义务，剩余股权转让款未达到约定支付条件的问题 首先，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三条第三项仅约定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而未约定以此作为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的前提条件，故黄德良以蓉垚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完成未售商铺剥离为由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条件不成就，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虽然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三条第五项约定，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17000088元，但是，前述约定中所载明的税费、债务等费用均系目标公司经营期间的债务，即对外义务主体均为目标公司，只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股权转让方蓉垚公司与受让方黄德良经协商一致达成了股权转让之前即2017年8月15日之前目标公司的债务全部由原股东蓉垚公司承担的合意，此合意属于新老股东之间就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最终承担主体的内部约定。纵观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一方面，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蓉垚公司将持有的目标公司80%、20%股权转让给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并修改公司章程，蓉垚公司也于同日与益楷公司签订了相应股权转让协议。益楷公司在2017年8月15日前接收了目标公司绝大部分的资料，已取得了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蓉垚公司已经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丧失了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目标公司对外所欠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只能由新股东通过行使股东权来完成，只是基于新老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蓉垚公司负有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承担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税费和所有债务的付款义务。另一方面，蓉垚公司已在《补充协议》中对2017年8月15日之前目标公司的债务数额予以确认，并已作出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亿元转入目标公司账户用于清偿目标公司负债的安排，且蓉垚公司在本案一审中诉请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已扣除了《补充协议》中其所确认的债务金额，又在一审审理中主动认可扣减未在债务清单中载明的增加税费及其他债务。对于黄德良上诉主张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债务已超过3.6亿元，截至目前仍有税费、债务等未清缴、支付完毕的问题。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如确有该等增加债务，依约应由蓉垚公司承担，经双方书面同意黄德良可以在剩余转让款中代行蓉垚公司支付。但是，现双方对是否有增加债务存有争议，蓉垚公司并不认可尚有债务及债务金额，且如前所述，目标公司对外所负债务的清偿主体及纳税主体仍是目标公司，故即使如黄德良所主张目标公司尚有超过蓉垚公司确认债务金额以外的债务，其可基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另行向蓉垚公司主张。综合前述分析，应当认定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对黄德良以蓉垚公司未完成约定的目标公司税费核缴、债务清偿及其他应付款项义务而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不成就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黄德良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未成就的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黄德良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 首先，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四条第一项约定，蓉垚公司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限、金额向蓉垚公司支付收购款。但该协议对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时间未予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黄德良可以随时向蓉垚公司履行，蓉垚公司也可以随时要求黄德良履行。而蓉垚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黄德良履行给付义务，故黄德良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应明确为蓉垚公司向其主张给付之日即2017年11月13日。黄德良至今未予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黄德良上诉主张其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第七条第三项约定，如黄德良未按约定时间向蓉垚公司转款，蓉垚公司有权要求黄德良每天按逾期付款总额1‰支付违约金。本案一审中，黄德良抗辩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调整为根据对方的损失进行确定或者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6%-4.7%计算，而蓉垚公司则主张如果调减应按年利率24%计算。一审法院结合协议双方履行情况及本案争议情况，将违约金酌情调减为每日按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的万分之四的标准，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黄德良关于一审判决判定的违约金过高、蓉垚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金过低的上诉主张，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黄德良的给付义务，益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德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黄德良的给付义务，益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的问题 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由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主体也是蓉垚公司与黄德良，同时前述《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目标公司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者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目标公司资料的接受者亦为黄德良，并且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亦是黄德良进行的转款。由此可见，本案合同签订主体、权利义务主体的一方以及蓉垚公司的催款对象、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者、确定交接事宜的主体一方均为黄德良而非益楷公司。案涉股权登记至益楷公司名下，是基于股权受让人黄德良所作的交易安排，并不能基于此认定黄德良、益楷公司共同与蓉垚公司之间建立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因此，蓉垚公司关于益楷公司系合同相对方、应与黄德良承担共同付款义务的上诉主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黄德良的给付义务，德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首先，关于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否被采信的问题。一审中，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实其在与蓉垚公司人员共管目标公司印某期间未加盖过目标公司印某于《承诺书》的事实。蓉垚公司虽以张某在出庭作证前多次旁听本案一审审理为由主张对张某的证言不应采信，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作证前旁听一审审理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蓉垚公司关于不应采信张某证言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德益公司是否应当对黄德良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蓉垚公司依据加盖德益公司前身江银公司印鉴、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主张德益公司应对黄德良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德益公司否认出具了该《承诺书》，而蓉垚公司一审中对《承诺书》的形成时间陈述不一致，由于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签订之后，目标公司公章已于2017年5月16日开始由双方共管，根据鉴定机构关于该《承诺书》上印鉴与文字形成时间为先加盖印鉴后打印文字的鉴定意见，结合证人张某关于其在与蓉垚公司员工共管印某期间并未加盖过印某于《承诺书》的陈述，2017年8月15日益楷公司已成为目标公司新股东，但蓉垚公司并未提交目标公司股东会同意提供担保的决议以及该《承诺书》上亦无股东签字等事实综合分析，蓉垚公司提交的该《承诺书》的证明力，尚不足以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的认定德益公司出具了该《承诺书》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即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承诺书》是目标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承诺书》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蓉垚公司关于德益公司应对黄德良未付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本案与其他系列案件是否应当合并审理的问题 本案审理中，蓉垚公司认为，本案与（2019）川01民终8513号、（2019）川01民初3224号、（2019）川0114民初3618号、（2019）川0114民初3619号、（2019）川01民初4544号、（2019）川01民终10838号等案件，系基于同一股权转让协议即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所产生的系列纠纷，具有共同诉源，为关联案件，应当合并审理，综合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之规定，共同诉讼必须符合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本案与前述系列案件，系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而提起的诉讼，诉讼标的或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或为借款法律关系，或为返还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诉讼标的并非共同或者同一种类，当事人不尽相同，级别管辖不尽一致，不符合法定的共同诉讼条件。因此，蓉垚公司关于本案与其他案件应当合并审理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蓉垚公司和黄德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803762元，由黄德良负担706759元，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97003元；保全费5000元，由黄德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述蓉 审 判 员 何 杉 审 判 员 朱文京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黄**东 书 记 员 周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