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30521号原告：马成，男，1948年3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史淑英，女，194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二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汗，男，196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康跃强，男，197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成、史淑英与被告康跃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成、史淑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汗，被告康跃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成、史淑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康跃强赔偿马成、史淑英死亡赔偿金984653．33元；2．判令康跃强赔偿马成被扶养人生活费154526．67元、赔偿史淑英被扶养人生活费51106．67元；3．案件受理费由康跃强负担。事实和理由：康跃强与马红云系夫妻关系。马成系马红云之父，史淑英系马红云之母。2019年2月10日11时许，康跃强与马红云在家中因生活琐事发生口角，后在屋外楼道发生肢体接触造成马红云倒地，头部磕碰在楼梯台阶处，被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康跃强因过失致人死亡被追究刑事责任。马成、史淑英认为，康跃强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马红云的生命权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康跃强辩称：不同意马成、史淑英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事发当日，康跃强与马红云夫妻二人因串门问题发生争吵，康跃强欲从家中离开，马红云追打康跃强至楼道，不慎跌落受伤死亡，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是马红云自身原因造成的，康跃强对于马红云的死亡无任何过错；二、康跃强也是受害人，不仅失去了妻子,承担了刑事责任，同时还需要抚养女儿，如果本案中判决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康跃强未来的生活以及需要其抚养的女儿，都将是巨大的打击；三、针对马成、史淑英主张的赔偿项目，康跃强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赔偿比例等均有异议，请求依法裁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并无争议：康跃强与马红云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2月5日育有一女康某。马成、史淑英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子马万增、次子马万强以及女儿马红云。2019年2月10日11时许，康跃强与马红云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室家中，因串门问题发生争吵，后康跃强走楼梯从家中离开，马红云追赶，期间从楼梯处跌落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马红云头枕部受钝性外力作用（摔跤），造成颅骨线性骨折、脑组织减损性损伤，导致颅脑损伤死亡。康跃强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双方当事人就如下问题存有争议：一、康跃强对于马红云的死亡是否负有过错马成、史淑英主张康跃强因过失致马红云死亡，应当就马红云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康跃强则辩称其对于马红云的死亡结果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康跃强就其主张提交了（2019）京0113刑初912号刑事判决书，认为依据该判决书中康跃强本人的供述，康跃强与马红云发生争吵从家中离开，马红云没有冷静处理，而是追赶康跃强至楼梯处并拉拽康跃强，康跃强挣脱过程中不慎致马红云从楼梯处跌落，故康跃强对于马红云损害的发生无任何过错。马成、史淑英则认为，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书确定康跃强过失致人死亡，且马红云从楼梯处跌落受伤的过程仅有康跃强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加害人的单方陈述不能直接作为马红云受伤过程的证据。为查明康跃强与马红云争执过程及马红云受伤过程，本院调取了康跃强、康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讯问时的笔录，具体情况如下：康跃强陈述：2019年2月10日11时许，康跃强、马红云、康琴雪在位于×××的家中。康跃强与马红云因为过年串门聚餐的琐事争吵，康跃强见马红云火气大准备离开家躲躲，等马红云气消了再回来。马红云追出门外，拽着康跃强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在三楼与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康跃强往后甩了一下胳膊，马红云自楼梯处摔下来受伤，被120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康琴雪陈述：2019年2月10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康跃强与马红云因串亲戚的事情吵架，马红云用衣架打康跃强的后背，后康跃强从家中离开，马红云不让康跃强离开，康跃强用手推了一下马红云，然后继续往外走，马红云追上去阻拦，二人一起从家中离开，康琴雪穿好鞋后也追了出去。康琴雪追到楼梯拐角时看见康跃强和马红云面部朝下趴在地上，康跃强半个身子压在马红云身上，二人的膝盖以下都在楼梯上，应该是从楼梯上摔下去的。马红云当时处于晕厥状态，呼吸不畅，康跃强一直呼唤马红云并给马红云顺气，康琴雪回屋拿电话叫救护车，又按康跃强的吩咐拿被子。救护车来了后，就把马红云送到了医院。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马成、史淑英主张马红云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理由为马红云在城镇地区购买了房屋，长期居住在城镇地区并从事金融借款工作。康跃强则认为马红云虽长期居住在城镇地区，但马成、史淑英未能提交马红云有稳定工作及收入的证据，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户籍性质确定计算标准。马成主张因马红云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马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康跃强则认为该项费用应当按照户籍性质确定计算标准。史淑英主张其虽有退休金收入，但该收入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故二者之间的差额部分应由康跃强赔偿。史淑英就此提交了其发放退休金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康跃强认可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但主张因史淑英有收入，故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标准。三、马成、史淑英可获得的死亡赔偿金的份额马成、史淑英认为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比照遗产进行分配。按照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是侵权人对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进行的赔偿。康跃强作为本案中的侵权实施人，不能同时是赔偿权利人，不能因其过错行为获取不当利益，否则有悖于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因此，本案中可以主张赔偿权利的是马成、史淑英和康琴雪，马成、史淑英可以获得2/3的死亡赔偿金。康跃强则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康跃强作为马红云的配偶，当然属于近亲属的范围，且其与康琴雪对马红云的经济依赖程度和生活紧密程度最大，马红云死亡对康跃强、康琴雪的影响也最大。本案中，康跃强并非故意造成马红云死亡，现行法律并没有剥夺康跃强的赔偿权利人资格，即便法庭最终认定康跃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扣除康跃强及康琴雪应当依法享有的权益。另，康跃强主张其在马红云受伤后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丧葬费，同时还需要偿还房屋贷款并抚养康琴雪，请法庭裁判时考虑上述因素酌情判处。康跃强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医疗费票据、殡葬费票据等予以证实。马成、史淑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上述费用的支付属于康跃强应尽的义务。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层面：一、康跃强是否应就马红云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和方式；三、马成、史淑英可获得的死亡赔偿金的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生命权是人格权中的基础权利，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维持其主体资格的必备权利。自然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其近亲属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符合人格权法和侵权法的规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含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过错。本案中，康跃强与马红云夫妻二人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康跃强自家中离开，马红云阻拦追赶，后马红云在屋外楼道中坠落受伤身亡。双方对这一过程并无实质争议，但对于马红云受伤的具体过程存有争议。目前证据材料中涉及马红云受伤过程的仅有康跃强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而该陈述与康琴雪的陈述存有差异，因此本院难以直接采信该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全案情况，结合生效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康跃强并不存在故意致马红云受伤的可能，但确实存在过失。康跃强辩称其对于马红云的受伤及死亡无过错，但即便以其陈述分析，马红云自楼梯处坠落也与康跃强挣脱马红云的肢体动作有着直接关系，康跃强在此过程中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故康跃强应就马红云的死亡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然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本案中的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系夫妻关系，此次事故亦源于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此种情况下，本案是否应仅适用人格权法和侵权法调整，需要慎重考虑。侵权法不排斥夫妻之间侵权责任的构成，但也没有对此类型侵权行为作特殊关注。侵权法调整公民关系，婚姻法则是民法中的身份关系法，调整的是自然人因缔结婚姻、组建家庭而产生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它界定了自然人在婚姻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自然人在走入婚姻后，身份即具有了双重性，既是公民，同时也是配偶，当其作为公民的权利与其作为配偶的义务产生冲突时，其个体价值及家庭价值的消长和平衡就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行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配偶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指向的是重婚、家暴、虐待、遗弃等与配偶权相关的侵害行为，未涉及夫妻之间其它一般侵权行为的救济。而现实中，夫妻长期共同生活期间彼此的一般侵权行为并不鲜见，比如因过失致配偶受到人身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侵权行为中的受害人大多基于夫妻感情、家庭和睦、财产共有等诸多因素的考虑止步于诉前，司法实务中此类案件比较少见。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单元，自然人成年后步入婚姻组建新的家庭并抚育后代，是人类繁衍和代际传承的需要，因此家庭的稳定和持续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基于此，婚姻家庭法有着迥异于人格权法和财产关系法的理念和精神，后者强调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而前者则重视义务，强调利他和奉献，这是家庭伦理的本质。在以血缘和情感为纽带组建的家庭中，道德的作用在加强、法律的作用在削弱。因此，对于进入诉讼的小部分案件而言，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也尤为慎重，受害人一方作为一般公民所应享有的人格权益与其作为配偶所应负担的义务之间平衡，一直都是法官思虑的重点：过于肯定受害人作为公民的人格权益，会导致夫妻之间争讼不止，不利于家庭的稳定，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如果以其特殊的身份关系否定夫妻间侵权责任的构成，则是对受害人作为公民个体所拥有的人格权益的侵害。人格权法是权利法，侵权法是救济法，但当侵权人和受害人具备夫妻关系时，仅用人格权法和侵权法去调整，完全参照“陌生人标准”去判定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难免会使裁判结果偏离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导向。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间因长期共同生活，对关系彼此的各项事务，大到财产处分、生育子女，小到物品购置、一餐一饭，都需要顾及对方。不同成长环境和秉性观念使得夫妻之间极容易出现分歧，而一旦发生分歧，双方如不能互谅互让，日积月累就会影响夫妻感情，因此宽容和谦让才是家庭和睦之道。回归本案，在此事故之前，据康琴雪陈述，康跃强与马红云夫妻感情挺好。二人本次争吵源于春节期间串亲戚的琐事，这种争执在这个家庭以及其它大部分家庭，可能都是一个常见的分歧。康跃强与马红云在出现分歧后，均未能冷静处理，后续康跃强离家本是冷处理的决定，意在息事宁人，马红云在此种情况下仍追出门外阻拦，对于夫妻争执的处理其实并无益处，也与后续其在楼道内坠落间接相关。纵观整个事件，本次事故发生于结婚多年、感情尚好的夫妻之间，争执原因并未涉及婚姻中的重大过错，而是日常琐事，产生如此后果，应当说远超出了当事方及其亲属的预料，呈现出“因”和“果”严重失衡的现象。基于此，考虑到争执过程中康跃强一方并无过激行为，而是采取了避让举动，加之马红云受伤后康跃强积极救治，后续操办丧事尽夫妻义务，现仍有未成年女儿需要抚养，故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酌情由康跃强就马红云死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侵权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马成、史淑英虽未提交证据证实马红云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马红云已脱离农业生产，并与康跃强一起居住生活在城镇地区，故对于马成、史淑英要求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经本院依法核算为1476980元。关于马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马成的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但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来源依据是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后导致的被扶养人逸失利益的损失，其属于受害人死亡或伤残后个人收入中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部分的减少范畴，因此在计算时与受害人的实际情况相关联，应以受害人在损害发生时的个人情况确定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本案中，马红云的死亡赔偿金本院已审核确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对于马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亦支持其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具体金额本院依法核算为154526．67元。关于史淑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史淑英的户籍性质为城镇居民，每月有“超转”收入，但不足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史淑英在主张该项费用时，将每月固定收入部分予以扣除，主张了差额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本院依法核算为51106．67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针对死亡赔偿金份额的争议，逻辑依据是比照遗产继承的规则确定死亡赔偿金份额。就此本院认为，虽然司法实务中一般比较法定继承的顺序确定受害人死亡案件中近亲属的主体资格，但死亡赔偿金并非遗产，其在近亲属之间的分配也并非依据法定继承的同一顺序继承人份额均等的规则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采用的是“继承丧失说”，指的是受害人的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不是受害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不是基于公民死亡前设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所形成的请求权，因此并非受害人的遗产，不能按照遗产继承的规则处理。公民的收入，除个人消费部分外，其余一般用于家庭共同消费和家庭积累。因此，受害人的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应当结合近亲属与受害人的经济依赖程度、生活紧密程度以及抚养、赡养关系等因素综合确定死亡赔偿金的份额分配。本案中，马红云与康跃强组建家庭多年，二人育有一女，马红云的收入除个人消费外，大部分用于其与康跃强的家庭消费、家庭积累以及抚养女儿康琴雪，少部分用于赡养、孝敬父母。马成、史淑英共育有三名子女，除马红云外仍有二子可在身前尽孝，二人也有固定的居所和收入。康跃强因本次事故已承担刑事责任，在失去妻子后，仍需要维持家庭、抚养年幼的女儿。逝者已去，如何维护因马红云去世而遭受损失的两个家庭、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是裁判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考虑到二原告已主张了被扶养人生活费，故对于二原告可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份额，本院综合上述因素，酌情确定为220000元。关于马成、史淑英主张的减少其死亡赔偿金比例是否等同于康跃强从中受益，本院持有不同意见。此次事故康跃强不仅承担了刑事责任，也失去了相知相守多年的妻子，不论是从情感还是从经济利益上，康跃强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康跃强对马红云的死亡存在过失，但马成、史淑英所得死亡赔偿金比例降低不等于康跃强获益，因为康跃强本身也是马红云余命年岁内收入“逸失”的受害者。最后，本院着重强调的是，虽然马成、史淑英系基于马红云的婚姻而与康跃强缔结的姻亲关系，马红云去世后，维系双方姻亲关系的纽带断裂、感情受到了很大影响，但马红云与康跃强之女尚年幼，在母亲去世后，更需要其它近亲属的关爱和呵护，二原告作为康琴雪的外祖父母、康跃强作为康琴雪之父，均应当尽量淡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从保护孩子的角度，尝试理解和原谅对方，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康跃强赔偿原告马成、史淑英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97943．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马成、史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13元（已由原告马成、史淑英全部预交），由被告康跃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建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 栋书 记 员 张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