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0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常顺，男，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平县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明英，女，1970年12月9日出生，彝族，云南省永平县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微，云南展腾（永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会，女，1991年7月23日出生，彝族，云南省永平县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树良，男，1981年1月15日出生，傈僳族，云南省永平县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枝华，云南林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常顺、张明英因与被上诉人刘新会、熊树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8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6日接待了上诉人张明英、上诉人刘常顺与张明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微、被上诉人刘新会、被上诉人熊树良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鲁枝华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常顺、张明英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8民初15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第一，刘新会认可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愿意归还款项，依据法律规定，原告无需举证，一审应当判决刘新会偿还二原告垫付的款项。第二，本案是家事案件，家事案件有特殊的家庭环境，同时本案发生于落后的农村，农村建房有特定的环境，多是现金交易，无银行流水凭证，收款主体（销售方、出具收条的主体）都不具备开票资格。同时，相关证人村民在外打工，受疫情影响无法出庭作证。当事人的举证条件和能力有限，人民法院对本案当事人在举证上的要求不能比同城市居民或者公司。第三，熊树良当庭认可大部分是委托付款的事实，认可应当归还二原告款项，只是其抗辩已经归还，但其所抗辩的不是事实，熊树良亦无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完毕。第四，证人出庭证实委托付款的事实，也证实了部分委托付款的金额，但是一审法院全部不予认可，对上诉人而言不合理不公平。第五，熊树良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本无能力偿还款项。如果有偿还能力就不应该是建档立卡户，也不应该为其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裁判错误。被上诉人刘新会辩称，其和熊树良与二上诉人之间是借款关系。因为自身经济条件差，刘新会与熊树良协商之后向二上诉人借钱建房，所有借款均有记账，应当归还。刘新会与熊树良离婚之时没有将借款向二上诉人还清。被上诉人熊树良辩称：一、熊树良与二上诉人无任何债务和委托关系，双方仅是代付行为不是垫付关系。熊树良当初借的2万元已经全部归还，同时熊树良已经按离婚协议归还了二上诉人相应款项，熊树良与二上诉人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二、二上诉人的请求不符合常理。熊树良建盖的房屋从照片即可看出是平房，建房资金不会超过10万元，二上诉人主张200920元没有依据。三、二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不真实，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常顺、张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共同偿还二原告为其代办垫付的建房出资等款项共计2009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常顺与原告张明英系夫妻关系，被告刘新会与被告熊树良原系夫妻关系，刘新会系二原告的女儿。二被告于2008年10月18日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2015年3月25日登记结婚，2019年11月18日二被告自愿签订离婚协议，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主要约定下列内容：一、双方自愿离婚；二、长子熊健沧由熊树良抚养，次女刘健满由刘新会抚养，各自抚养费均自理；三、共同财产位于永平县%归熊树良所有，50%由熊健沧继承；四、共同债务欠刘常顺18000元由熊树良在2020年1月30日前偿还。前述协议中的房屋一院，均系二被告婚后建盖，主要包括正房1幢、厢房1幢、厨房2幢、洗澡间（含大门）1间；共同债务18000元熊树良已在约定期限内足额偿还刘常顺。2020年3月11日，二原告以其代二被告垫付建房出资、设备采购以及多项生活支出共计200920元为由，诉请二被告偿还出资款。针对二原告的诉讼事实涉及不同民事法律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二原告选择垫付建房出资为主要诉讼事实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本案中，二原告主张为二被告建房垫付出资，但对出资数额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无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垫付出资的合意，退而言之，倘若二原告确实为二被告垫付出资，但在二被告发生婚变前二原告从未提及垫付出资事宜，与常理不符。结合我国传统习俗，即便存在垫付出资，在二原告出资时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该出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故二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常顺、张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14元，减半收取2157元，由原告刘常顺、张明英负担。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征询各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的意见，二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二被上诉人建房期间曾经委托二上诉人垫付资金153250元，且该笔款项尚未归还。二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二上诉人认为其曾经为二被上诉人垫付建房资金15325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上诉人的该异议事实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二审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处理相关事务，其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本案经一、二审释明，刘常顺、张明英明确以其二人为熊树良、刘新会垫付建房资金为诉讼主张方向，故刘常顺、张明英与熊树良、刘新会之间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熊树良认可在建房中曾经向刘常顺、张明英借款，但辩称借款后已经归还了大部分款项，且在其与刘新会离婚时，二人将共同债务进行清点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尚欠刘常顺的18000元由熊树良归还，熊树良在约定的期限内已经向刘常顺进行了归还，故未再差欠刘常顺、张明英款项。对其辩称，熊树良提交了《离婚协议》及刘常顺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刘常顺认可已经收到了熊树良的18000元，故熊树良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观点。刘常顺、张明英主张熊树良、刘新会尚欠其二人建房垫付款，应进一步举证，但其二人提交的多张《收款收据》系在不同的时间点由不同的案外人出具，而《收款收据》的编号却是相连，显然不符合常理，其真实性难以认证。故刘常顺、张明英对其主张未能充分举证，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刘常顺、张明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4元，由上诉人刘常顺、张明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春梅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姜碧姝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