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7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B2-14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4P。法定代表人：赵忠善，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密，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庞玉兰，女，193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6X。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丽清，女，195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4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197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6。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康强，男，195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0。原审被告：李小青，男，197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公民身份号码432************238。原审被告：刘艺，男，198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公民身份号码412************730。原审被告：东莞市中易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X4W0L5X。法定代表人：刘懂懂，职务：总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负责人：李振平。原审被告：深圳市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托普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满福，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密，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托普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庞玉兰、李丽清、李伟和原审被告李小青、刘艺、东莞市中易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深圳市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托普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9）粤0804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托普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赔偿被上诉人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247806.25元；二、请求撤销原告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赔偿被上诉人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12611.95元。三、本案的一审诉讼费用、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认定“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事实错误。(1)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有发生过刮擦碰撞一事，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第440************422号)调查现场附近视频监控证实部分载明的“......，当李小青驾驶的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头刚超过李木养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时，李木养驾驶的车辆及人倒下”及经检验鉴定部分的的内容记载可知，事故发生时粤B*****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身未与被害人及其车辆发生接触。故，被害人及其车辆因粤B*****刮擦而倒下的可能性不存在。另外，南方医大鉴定中心也未曾鉴定出系“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2)目击证人的陈述不得作本案的定案依据。首先，证人证言为孤证，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且与交警部门调取的现场监控视频记录的内容不一致。其次，交警部分做出该份证人证言时，缺乏客观真实性，未曾注明目击证人的方位，另外一审庭审过错中也无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如何能够确定是否属于证人亲眼所见。再次，该目击证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其一方面称见到货车与电动车发生刮擦，同时又称没有看清两车具体的碰撞刮擦部位。最后，本案中电动车的受损程度，以及受害人的体表损伤情况，与通常情况下重型货车加速碰撞刮擦电动车所造成的事故形成的损伤情形不符。故目击证人其陈述的合理性不足!二、原审认定“双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过错责任”事实错误。被害人李木养的死亡结果与涉案粤B*****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不承担本案事故的任何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之规定，“划分责任”的依据是行为人“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既有违法行为，也有因果关系，那么就应当认定为应当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既没有违法行为，也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人民法院就不能够认定为应当承担事故责任。故，李小青的正常驾驶行为不应当作为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过错责任”的法定理由和依据。三、原审“李小青属于为公司履行职务”的观点，显属错误。1、原审认定刘艺是肇事车辆的管理人是正确的，但刘艺不是为了上诉人利益管理肇事车辆。1)肇事车辆确由上诉人出资购买，并登记于上诉人名下。但，基于上诉人与刘艺之间的合作模式，决定了刘艺的管理行为属于为自己利益行使管理权的行为，而并非为上诉人利益服务。上诉人与刘艺自2014年初建立合作关系，其合作模式是：由上诉人先后购置了31台车头及18个挂车(包括肇事车辆)交给刘艺使用，由刘艺自行招聘驾驶人员使用这些车辆自行开展物流服务，刘艺除需要优先为上诉人提供物流服务外，上诉人并不限制刘艺为第三方提供运输服务，也不干涉刘艺对车队的管理。合作期间，因刘艺资金有限，上诉人还为刘艺垫付加油费、路桥费等费用，刘艺以其从上诉人处应取得的运输费冲抵上诉人垫付的费用及购车款后，若有余额的，余额由上诉人支付给刘艺。否则，刘艺应承担返还上诉人垫付的费用及购车款。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至2018年3月份，刘艺单方终止了与上诉人的合作。通过分析前述合作模式后可以看出，刘艺使用登记于上诉人名下的车辆开展运输服务，是事实上的承运人，上诉人实际上是托运人。众所周知，运输服务的获益人是承运人(即刘艺)，而非托运人(即上诉人)。2)合作期间，刘艺使用涉案车辆开展物流服务的对象并非仅限于上诉人。原审中，刘艺称“公司提供业务，其安排司机出车”，属实。但，上诉人从发货人处承接业务后再委托刘艺提供运输服务，并按约定支付刘艺运输费。这种模式本质上属于运输业务的转包行为。刘艺的身份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不从上诉人处领取工资，其收入来源于运输费。显然，“公司提供业务”的本意是上诉人将货运业务转包给刘艺，而不是刘艺履行职务的行为。3)上诉人与刘艺合作期间，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其它车辆均由刘艺实际控制，而非管理!合作后期，刘艺甚至带领车队完全脱离了上诉人，不再承接上诉人转包的运输业务，导致双方的合作于2018年3月份之后彻底终止!对此，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证实：(1)2018年3月份之后，刘艺没有承接上诉人转包的运输业务；(2)上诉人不再为刘艺车队垫付任何费用；(3)肇事车辆的保险投保人、保险费的支付人均不是上诉人。所以，原审认定刘艺为了上诉人的利益对车辆进行管理是错误的!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普世价值观，理应认定刘艺是肇事车辆的实际控制人。2、李小青是刘艺雇佣的司机，与刘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1)李小青由刘艺招聘。原审中李小青当庭称其是“给刘艺打工的”，刘艺也自认李小青系由其招聘，二者所述相互印证，足可认定李小青系由刘艺招聘的事实。2)李小青接受刘艺的日常管理。刘艺招聘李小青后，即根据承接的业务自行安排李小青等司机出车，对李小青的工作实施了日常管理。此事实刘艺当庭也已承认。由此可见，李小青与刘艺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结合本状本条中有关运输业务收益归属于刘艺的论述，足可认定，刘艺是李小青所提供劳务的受益人!3)李小青的工资由刘艺发放。原审李小青称其是“给刘艺打工的”，这是普通劳动者对自己“老板”最直接最朴素的认知，也就是谁给钱谁就是老板的道理。李小青所称本身隐含了其工资由刘艺发放的意思!刘艺称李小青的工资由上诉人发放，但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鉴于，上诉人客观上并不发放李小青的工资，也就无法举出相应证据证明本不存在的事实。对此，原审可进一步通过询问李小青、调取李小青工资收款账户的交易明细予以查明。原审仅凭刘艺单方的陈述即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认定，实在有失偏颇!为查明李小青与刘艺、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传唤李小青到庭说明其工资发放情况，查明其工资收款账户，调取相应的交易明细，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认定!鉴于，肇事司机李小青由刘艺招聘、由刘艺进行日常管理、由刘艺支付工资、为刘艺的运输业务提供劳务并由刘艺受益，应当认定李小青是刘艺雇请的人员。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予以确定，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显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庞玉兰、李丽清、李伟口头答辩称：原审判决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刘艺口头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车辆发生事故损失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东莞市中易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车辆依法注册登记车主为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车辆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上诉人承担；3、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李小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未作答辩。庞玉兰、李丽清、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人保深圳分公司在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购买的交强险中赔付12.2万元；二、判令被告李小青、深圳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刘艺、东莞中易公司连带承担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各项经济损失共726582.24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8日，李小青驾驶粤B*****牵引车牵引京AM9**半挂车搭载1人，沿325国道由湛江市赤坎区往吴川市方向行驶。10时46分左右，行驶至325国道湛江市坡头区********（406km+100m）时，同向行驶在旁的李木养突然倒地受伤，被送医院抢救。经住院抢救4天，李木养于2019年1月1日死亡，共花去医药费45223.91元。事故发生后至今，六被告未向原告赔偿过任何款项。2019年1月25日，经交警坡头大队委托湛江市*********对李木养尸体进行检验鉴定，该中心出具粤湛公(司)鉴(尸)(2019)0100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李木养符合钝性外力作用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3月1日，经交警坡头大队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南方医大鉴定中心）对该案提取的微量物证进行检验鉴定,该中心出具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9]微量鉴字第00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由于检材(粤B*****牵引车的油箱上附着物)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样品状态差，无法找到可供红外光谱分析与样本(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右侧后视镜提取物)比对的对象，因此不具备比对条件，无法进行比对。鉴定意见:不具备比对条件，无法进行比对。2019年3月11日，交警坡头大队作出第440************4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载明如下内容：李小青事发当天自述：“突然听到车后面有‘砰’的一声响就马上刹停车，下车后看到车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和一辆电动车倒在路边。当时不知道两车是否接触，就报警处理”；证人黄庆东在交警调查时陈述：“电动车行驶在大货车的前面，货车是沿着右侧道路从后面加速冲上去，电动车在该道路靠右边道路的最右边路面上行驶，货车超车时离右侧路边近，逼电动车很靠路边，突然见货车在超过电动车的时候与该电动车发生刮擦，接着电动车以及驾驶人就飞弹出去撞到路边的防护栏上。由于事发突然，没有看清两车具体的碰撞、刮擦部位。”经调取现场附近视频监控证实，当时李木养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前面，李小青驾驶的粤B*****牵引车在后面，当牵引车车头刚超过李小青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时，李木养驾驶的车辆及人倒下。综上所述，该案件经过提取的微量物证进行检验鉴定和调取事故现场附近视频监控，以及走访现场目击证人等进行调查分析，无法排除或确认粤B*****牵引车牵引京AM9**半挂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碰刮，道路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另查明，深圳托普旺公司于2014年7月29日购入粤B*****牵引车，车辆登记在深圳托普旺公司名下，同年9月将车辆交给刘艺管理。北京托普旺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购入京AM9**半挂车，车辆登记在北京托普旺公司名下，同年10月将车辆交给刘艺管理。深圳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与刘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刘艺在庭审中自认：车辆日常由其管理，公司提供业务，其安排司机出车，事故发生时的司机李小青是由其招聘来的，但工资由深圳托普旺公司支付。深圳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在庭审中均自认：车辆营运期间由公司付车辆油费、路桥费等，刘艺优先为深圳托普旺公司提供物流服务，并以其应得的物流费冲抵深圳托普旺公司垫付的费用。东莞中易公司为粤B*****牵引车在人保深圳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保险单号为PDZA201************937，保险额度12.2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产赔偿限额为0.2万元），保险期限自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该车没有购买商业险。京AM9**半挂车没有购买交强险。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木养，该车没有购买保险。李木养系非农业家庭户，庞玉兰是李木养的母亲，李丽清是李木养的妻子，李伟是李木养的儿子，李燕芳是李木养的女儿。李燕芳明确表示放弃对赔偿份额的继承，不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还查明，深圳托普旺公司向该院申请对李木养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进行鉴定，经摇珠该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原告李伟无法提供电动车的性能说明、功能状况、停放位置等资料信息，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粤南[2019]痕函字第250号函：“因涉案的电动车已无法识别和辨认，无法对涉案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车进行现场检验，故无法确定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该司法鉴定终止。该院去函交警坡头大队询：“按照两车同向行驶，牵引车挂车右侧有刮痕，送检的材料是否应为电动车左侧后视镜。”该大队答复：“当时，发现涉案车辆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右前轮右侧以及车身右侧油箱处有新鲜刮擦痕，右前轮护板有刮擦痕。经现场勘查、比对，怀疑是涉案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的车身或者车身左侧何部位与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相刮擦所致，故令负责施救的第三方单位(湛江市坡头区龙广停车场)将上述两辆涉案车辆拉回车场保管，再作进一步的勘验。当天，我队民警到车场准备进行相关细致的勘验时，发现涉案的二轮电动车的左侧后视镜丢失。经询问当天去现场的车场工勤人员，得知该电动车的左侧后视镜在运输途中由于运输车辆刹车致该电动车左侧车身倒地后左后视镜折断遗失。2019年1月1日，该案的伤者李木养因抢救无效死亡后，我队为进一步查证上述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右前轮右侧和车身右侧油箱处以及右前轮护板的刮擦痕是否与死者李木养当时所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发生过刮擦，在无法找到该电动车左侧后视镜的情况下，故将该车的右侧原装后视镜与粤B*****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右侧油箱上的附着物一起寄往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成分微量元素对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两机动车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该起事故中，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程序合法，该院予以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是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1.从交警的卷宗可见：事故现场勘验笔录显示李小青驾驶的车辆有新鲜刮擦痕，李木养驾驶的车辆有倒地刮痕；事故现场图显示李小青驾驶的车辆在李木养驾驶的车辆的左前方，双方同向行驶；李小青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驾驶的车辆行经事故发生地时突然听到碰撞声其即停车，下车后看到其车后不远处李木养及其电动车倒在路边。目击证人黄庆东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货车在超过电动车的时候与电动车发生刮擦，电动车及驾驶人就飞弹出去撞到路边的防护栏上，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两车具体的碰撞、刮擦部位。结合李木养的尸体检验鉴定报告，李木养符合钝性外力作用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可见，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具有高度盖然性。2.交警坡头大队在无法找到李木养驾驶的电动车左侧后视镜的情况下，将该车的右侧原装后视镜与粤B*****牵引车的右侧油箱上的附着物一起寄往南方医大鉴定中心作成分微量元素对比。南方医大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载明，检材无法找到与样本比对的对象，鉴定不具备比对条件，无法进行比对。可见，该司法鉴定未能起到任何的证明目的。综上，本院认定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导致李木养死亡。二、赔偿责任如何承担。1.本次事故公安交警部门虽未能认定事故责任的划分，但李小青驾驶的粤B*****牵引车牵引京AM9**半挂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车发生碰撞刮擦，且事故的双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事故责任大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该院认定双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本案中李木养驾驶的为超标电动自行车，车辆在最高时速、质量、尺寸均不符合非机动车的规定。双方应参照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的赔偿责任承担，各承担50%的责任。2.涉案的粤B*****牵引车和京AM9**半挂车的登记车主分别是深圳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两公司抗辩称，公司与刘艺之间是合作关系，半挂牵引车由刘艺实际控制并获利，应由刘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两公司与刘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作合同。其次，两公司在庭审中自认车辆营运期间由公司付车辆油费、路桥费等，刘艺优先为深圳托普旺公司提供物流服务，并以其应得的物流费冲抵深圳托普旺公司垫付的费用。也即公司既承担了半挂牵引车的运营费用，也享有了车辆的运营利益。最后，两公司也是购买车辆的实际出资人。本院对两托普旺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半挂牵引车的事故责任应由深圳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承担。李小青虽然由刘艺招聘来的，但由公司发放工资，由公司享有李小青的劳动利益，李小青属于为公司履行职务。刘艺是受公司委托，为两公司对车辆进行管理，亦属于为公司履行管理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依法分别投保交强险的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平均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属于半挂牵引车的赔偿责任，首先由粤B*****牵引车的交强险保险人人保深圳分公司以及京AM9**半挂车的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北京托普旺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由于半挂车没有独立的动力装置，与牵引车作为一个整体对李木养造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属于半挂牵引车的赔偿责任在超出交强保险部分的责任，由深圳托普旺公司以及北京托普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刘艺、李小青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东莞中易公司仅为牵引车的投保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责任。三、原告主张的赔偿如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作为死者李木养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根据医疗票据，该院支持医疗费45223.91元；2.护理费：李木养住院4天，按150元/天计算，护理1人，该院支持600元（150元/天×4天×1人）；3.死亡赔偿金：按2018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李木养已达65岁，按15年计算，即42066元×15年=630990元。原告诉讼请求614625元，该院予以支持；4.丧葬费：按2018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即106579元÷12个月×6个月=53289.5元。原告诉讼请求46000元，该院予以支持；5.被扶养人生活费：李木养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木养仍具有扶养能力。原告诉讼请求33000元，该院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致李木养死亡，原告诉讼请求100000元，该院酌情支持70000元。上述各项损失共计776448.9元。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分项的为：护理费600元、死亡赔偿金614625元、丧葬费4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合计731225元，该部分损失应先由人保深圳分公司和北京托普旺公司各在交强险死亡伤残11万元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511225元，由被告深圳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共同承担50%，即各承担127806.25元；原告承担50%，即255612.5元。原告的医疗费45223.91元。该部分损失应先由人保深圳分公司和北京托普旺公司在医疗费用1万元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25223.91元，由被告深圳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连带承担50%，即12611.95元；原告承担50%，即12611.95元。综上，人保深圳分公司应赔偿原告损失12万元，深圳托普旺公司应赔偿原告损失127806.25元，北京托普旺公司应赔偿原告损失247806.25元（127806.25元+120000元），深圳托普旺与北京托普旺公司连带赔偿原告12611.95元。被告人保深圳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及质证的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该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120000元；二、限被告深圳市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127806.25元；三、限被告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247806.25元；四、限被告深圳市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与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损失12611.95元；五、驳回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85.82元，被告深圳市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被告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原告庞玉兰、李丽清、李伟负担2285.8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基于庞玉兰、李丽清、李伟请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深圳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李小青、刘艺等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而引发的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针对北京托普旺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的半挂牵引车是否与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涉案事故责任的划分是否正确；刘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关于涉案的半挂牵引车是否与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的问题。在案证据显示，李小青在案发当天，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中明确陈述称，驾车经事发路段时听到车后面“砰”的一声响后，马上刹停车，下车后发现被害人倒在路边，随即报警。结合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照片、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及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等证据，原审认定李小青驾驶的半挂牵引车与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碰撞，导致李木养死亡，依据充足，予以确认。上诉人该部分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事故责任的划分是否正确的问题。由查明事实可知，被害人李木养的死亡与涉案粤B*****半挂牵引车的驾驶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李木养驾驶的无号牌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也应承担过错责任。一审判决确定事故双方负有同等过错责任，各自承担50﹪赔偿责任的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应予维持。上诉人认为双方对事故发生负有同等责任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与刘艺系合作关系，李小青系刘艺雇佣，事故发生后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自认车辆运营期间由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刘艺为上诉人提供物流服务。上诉人作为涉案半挂牵引车的所有权人，享有车辆的运营权益，并支付相关费用，应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刘艺系为自身利益运营车辆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小青虽由刘艺招聘，但工资由上诉人发放，李小青系为上诉人服务，履行职务。故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由其承担赔偿责任错误的意见，不予采纳。此外上诉人请求中止审理的意见，于法无据，一并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托普旺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85.82元，由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纯京审判员  杨伟玲审判员  陈志清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梁春雨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