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20民终4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强，男，196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幸，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培森，男，198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琼，女，198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玉怡，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惠仪，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黄**强因与被上诉人梁培森、黄健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培森、黄健琼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黄**强与梁培森、黄健琼从未对涉案178亩土地进行共同经营，双方仅对5号、10号鱼塘进行合作经营。（一）梁培森、黄健琼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黄**强之间曾共同经营全部的承包土地，也不能达到让人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标准。一审法院依法录音资料、费用承担等证据支持梁培森、黄健琼的主张，但前述证据不能相互佐证，反而与黄**强主张的双方仅共同经营5号和10号鱼塘，且由上诉人承担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成本，梁培森、黄健琼承担鱼苗、人力、水电等成本的说法一致。因此，梁培森、黄健琼对双方共同经营全部承包土地的主张不能成立。（二）梁培森、黄健琼的证据、陈述与其主张相互矛盾，一审法院采信其主张错误。1、一审判决采信梁培森、黄健琼主张的双方最初对全部承包土地进行合作，分成比例是二八或三七，但事实上，梁培森、黄健琼仅经营5号和10号鱼塘，占涉案土地的13%，远低于梁培森、黄健琼所称的20%或30%的比例，梁培森、黄健琼的陈述不真实。2、一审判决认定梁培森、黄健琼于2015年2月17日及3月26日向黄**强转账200000元，黄**强于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向梁培森、黄健琼转账650000元。梁培森、黄健琼声称前述200000元为其应当承担部分的投资款，若梁培森、黄健琼主张的双方曾共同合作经营全部土地说法为真，则其投入的200000元对应的应投入总额的20%或30%，即投入总额最多为1000000元，但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押金款为178000元，第1-5年每年每亩租金为2000元，即属于首期投入的押金与租金已高达534000元。若总投资额仅为1000000元，即实际用于投入的仅有466000元（1000000元-534000元），平均每亩土地投入仅2617元，若以此标准进行投入，则不可能完成涉案土地的开发，明显与实际不符。事实上，即使1000000元全部用于实际投入，每亩投入费用仅有5617元，该费用不足以完成土地的平整、开发、绿化树种植、首批鱼苗购买、场地工程人工等费用支出。因此，梁培森、黄健琼称双方共同经营承包土地、其承担了200000元对应20%或30%的投入等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3、黄**强于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向梁培森、黄健琼转账650000元，梁培森、黄健琼称该650000元是上诉人对土地的投入。发包人签订合同的主体是黄**强，黄**强对土地投入无需通过梁培森、黄健琼，只需自行将款项汇给交易相对方即可，若将土地投入款汇给梁培森、黄健琼再转账，明显与一般交易习惯及经营习惯不符。一审法院对该650000元性质认定错误，对双方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5号和10号鱼塘应获得的补偿款认定错误。（一）梁培森、黄健琼一审中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议的是5号和10号鱼塘的补偿款，而一审法院依据梁培森、黄健琼的申请向中山市东升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调取的是全部178亩涉案土地的总赔偿款。因此，梁培森、黄健琼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争议不一致，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梁培森、黄健琼的错误申请导致其主张不能被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对5号和10号鱼塘补偿款的认定与征收规则背道而驰。对承包土地征收应当对土地、地上附着物、地上设施等分别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所得价值给予相应补偿，这是征收规则，也是公平要求。但一审法院无视前述规则，机械地以5号和10号鱼塘占全部土地的总面积的比例计算应得的补偿款，是对法律和客观事实的违背，更是将梁培森、黄健琼错误申请调取证据导致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转嫁给黄**强，有违公平原则。 梁培森、黄健琼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法院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形成一审判决，一审的证据已在法官心中形成有力的心证，足以证明梁培森、黄健琼一审陈述的是客观事实。（一）梁培森、黄健琼提供的证据用地测量图出图时间是2016年4月25日，并非黄**强签订承包合同的时间（2015年），与梁培森、黄健琼陈述的双方在2016年5月开始分开经营时间吻合。梁培森、黄健琼还提供多人多次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充分说明双方后期分开经营的事实。如果梁培森、黄健琼一开始经营的是5号和10号鱼塘，则不存在双方分开经营的问题，双方亦不需要对分开的问题多次进行协商。（二）从黄**强提交的证据来看，黄**强提交的支出记账单中证明梁培森、黄健琼对178亩地所作的实际投入。如果一开始就分开经营，不可能投入与178亩投入混在一起，混在一起无法核算。二、黄**强在上诉状中偷换概念、断章取义。双方合作从178亩鱼塘开始，后来分开时，由于大家对彼此实际投入都没有正式清算，才会有用地测量图，最终确认5号和10号鱼塘由梁培森、黄健琼经营，黄**强经营剩余的鱼塘。梁培森、黄健琼也是按测量面积30.32亩每月交租60640元，占178亩鱼塘的17%。梁培森、黄健琼刚开始说的二八或三七分是个约数，且梁培森、黄健琼的投入也不仅是直接现金投入的20万，后期也不断有投入，将近26万。鱼塘的日常管理一直都是梁培森、黄健琼负担。三、一审法院按5号和10号鱼塘面积占总征地面积的比例来确认补偿数额正确。双方开始合作时未形成有效的书面协议，其后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分歧而分开经营也是常有的事情。测量图就是双方分开时对投入比例确认通过鱼塘面积多少的方式，且梁培森、黄健琼此后也是一直按该面积交纳水电费、租金，黄**强也是按梁培森、黄健琼交纳的费用收取。在本案诉讼前，双方并未发生争议，黄**强也未提出过异议，说明双方对此都予以确认。 梁培森、黄健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强向梁培森、黄健琼返还承包土地的征地补偿款470000元（最终金额以黄**强收到的征地补偿款为基数，按梁培森、黄健琼经营的鱼塘占承包面积的比例确定）；2.黄**强向梁培森、黄健琼返还承包土地的押金3000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梁培森、黄健琼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征地补偿款金额为5007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8日，黄**强与坦背十一社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主要约定由黄**强承包涉案土地，面积约178亩，押金款178000元，第1-5年每年每亩租金2000元。 2015年2月17日、3月26日，黄健琼两次共向黄**强转账支付款项200000元。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间，黄**强六次共向梁培森转账支付款项650000元。 2015年5月，梁培森取得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内检员证书。2015年11月9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颁发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认定中山市东升镇强裕水产养殖场的12公顷草鱼产地为无公害水产品产地。 后期，涉案土地上的5号、10号鱼塘（鱼塘面积为24.3868亩，含塘基面积为30.32亩）对应的全部租金（按30.32亩计算）均由梁培森、黄健琼支付给黄**强，再由黄**强支付给坦背十一社。 2016年6月24日、12月31日，梁培森曾分别向黄**强转账支付款项3488元、60640元。2017年9月22日、10月23日、11月23日、12月25日、12月27日、2018年3月9日，梁培森曾分别向黄**强转账支付款项5280元、5333元、4837元、65440元（分三笔4800元、6064元、54576元）、4110元、7279元。此后，梁培森与黄**强之间仍陆续有转账往来，其中梁培森曾于2018年12月28日向黄**强转账支付款项60640元。 梁培森、黄健琼与“吴卫娟”之间存在微信聊天往来，2017年12月27日，“吴卫娟”向梁培森、黄健琼发送电费单，后梁培森、黄健琼回复“老板娘！电费转过去了，4110元”；2018年2月6日，梁培森、黄健琼问“吴卫娟”“老板娘，今个月电费几多钱啊！你发过来我转给你”；2018年3月9日，“吴卫娟”向梁培森、黄健琼发送电费单，后梁培森、黄健琼回复“老板娘，2个月电费7279元转过去了”；（此后，双方仍一直就电费的支付存在往来沟通）；2018年12月28日，梁培森、黄健琼向“吴卫娟”称“老板娘，今年的塘租转过来了，60640元”；（此后，双方仍一直就电费的支付存在往来沟通，直到2019年9月7日）。 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依梁培森、黄健琼的申请向中山市东升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调取了与涉案土地相关的征收资料。其中，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合同反映，征收面积为171.6066亩（鱼塘面积165.9791亩、花木及道路面积5.6275亩），补偿金额为3523650元（地上附着物1149345元、绿化树搬迁169875元、鱼塘1792574元、一年租金补偿411856元）；现在支出证明单反映，黄**强已于2019年7月4日收取补偿款3523650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梁培森、黄健琼提交的录音资料反映，2016年1月14日，梁培森与黄**强曾就鱼塘经营问题进行沟通；2016年1月21日，“吴卫娟”在微信语音聊天中询问梁培森“电费是不是5月1日开始分开”，梁培森确认“是啊”；2017年12月25日，梁培森在与黄**强的通话中询问“看一下那些星铁，算好钱，想转钱给你”，并表示“我顺便交鱼塘的租金给你”“看下电费，发下电费的数，我出去银行顺便一起转账”，黄**强称“锦仔已经计了，但没计人工费给他，问问锦仔摊分多少”“我们摊分就可以了”“电费，你不是每个月和她对的”，梁培森又称“是个个月对的，不过今个月她那么迟都没发给我，每个月都是21、22号发过来的，这个月还没有到”；2019年8月5日，梁培森在与黄**强的通话中询问“想问问你和拆迁办那边谈成怎么样”，黄**强称“拆迁办那边基本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已经签了…过几天我看一下多少钱，大家讲讲，好吗”，梁培森又表示“好啊，顺便看一下老板娘电费都两个月没有发过来了”，黄**强问“电费”“你们没表，不是分开表的吗”，梁培森答“电表没有分开，还是你的名字，一样都是在你那边计过来的”；2019年9月24日，黄健琼在与黄**强的通话中询问“鱼塘征收的事，你现在想怎么样的”，黄**强称“我要过两天回来，拿数出来再大家怎么跟才行的，有面积，有什么面积，大家讲出来”“要拿那些面积，那时候怎么样，大家‘跟翻好晒’，没什么的”；2019年9月29日，梁培森与黄**强、苏锦添曾就鱼塘面积问题进行沟通，黄**强称“那核算少7亩呢”，梁培森问“现在相关7亩啊”，黄**强问“那时你们那张图，卢工测出来两张塘是多少亩，你的那两张塘是多少亩啊”，梁培森答“是三十零几亩，三十点三二还是二三，现在相关7亩是怎样，是摊分，还是怎样”，黄**强又称“那你都是这样的了，那些我是根据实际知道多少就告诉你多少的”，梁培森表示“是啊，我都已经讲清楚了，收到自己的份，如果测出来是不足的，就摊分，无所谓的”。黄**强表示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核，但录音资料只能证明原、黄**强在实际合作过程中进行交流。因黄**强未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明确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梁培森、黄健琼提交核算总表、投入明细表、明细表、流水明细、现金明细表等拟证明梁培森、黄**强在合作经营涉案土地期间的投入情况、收支情况等，黄**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没有任何人签章确认，没有原始的会计凭证佐证，亦未经黄**强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黄**强提交汇总表拟证明其基于涉案土地上的5号、10号鱼塘获得征收补偿款256932元，梁培森、黄健琼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没有任何单位签章，且与上述一审法院调取的征收资料反映内容无法相互印证，亦未经梁培森、黄健琼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黄**强提交支出记账单拟证明其为涉案土地（含5号、10号鱼塘）的实际投入者，投入包括道路、经营设施设备、鱼苗等，梁培森、黄健琼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系黄**强单方制作，未经梁培森、黄健琼确认，且即使支出属实，也不能显示其资金来源，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关于争议的双方之间的相关款项往来问题。梁培森、黄健琼称，其于2015年2月17日、3月26日支付给黄**强的款项200000元是开始合作时的投资款。黄**强则称，该200000元是梁培森、黄健琼委托黄**强代为购买鱼苗的款项。黄**强又称，其于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间支付给梁培森、黄健琼的款项650000元是因为梁培森、黄健琼无法履行对应的义务，故黄**强支付款项给梁培森、黄健琼用于经营。梁培森、黄健琼则称，该650000元是黄**强对涉案土地经营的投入，不是代梁培森、黄健琼履行部分义务，而且从该投入的时间及金额可印证梁培森、黄健琼所陈述的“双方一开始是一起经营涉案土地，后来才分开”的事实。 关于争议的合作经营的问题。梁培森、黄健琼称，双方一开始口头约定共同出资合作经营涉案土地，比例为二八或三七，但开始没有具体约定总投入金额，梁培森、黄健琼先投入200000元，后面再投入，但因在投入期双方就产生了异议，没有再继续合作，最后按照测量图分开各自经营，梁培森、黄健琼独自经营5号、10号鱼塘，5号、10号鱼塘对应的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已包含在涉案土地的合作总投入中。黄**强则称，5号、10号鱼塘是由梁培森、黄健琼与黄**强双方合作经营，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由黄**强支出，经营所需鱼苗、人力、水电等由梁培森、黄健琼负担，双方对经营收入按比例分成，但双方未对经营进行结算、对账、利润分配。 关于争议的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梁培森、黄健琼称，双方开始共同经营涉案土地（178亩的鱼塘），后分开经营，而征收补偿是对涉案土地的总体补偿，故应按梁培森、黄健琼经营的5号、10号鱼塘面积（24.3868亩）占涉案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补偿款，即为500710元。黄**强则称，征收资料仅反映涉案土地总的补偿款，并没有明确5号、10号鱼塘的补偿金额，梁培森、黄健琼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不一致，不能简单以5号、10号鱼塘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确定对应的补偿款；在确定5号、10号鱼塘的补偿金额后，应当按双方各自的实际投入确认双方应获得的补偿比例。 关于争议的押金问题。梁培森、黄健琼称，分开经营时包括押金，押金应核算到梁培森、黄健琼投入的费用中，而发包方会退回押金。黄**强则称，梁培森、黄健琼没有实际支付押金，押金均由黄**强实际支出，梁培森、黄健琼也没有折算或者返还给黄**强，黄**强不同意梁培森、黄健琼关于返还押金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涉案土地虽以黄**强名义与坦背十一社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而来，但结合双方的相关陈述及证据反映的事实可知，梁培森、黄**强均承认双方存在合作经营的行为，双方的争议在于合作经营的范围。梁培森、黄健琼主张合作经营的范围是涉案土地，且合作经营只存在于前期，后期已因双方存在不同意见而分开经营，由梁培森、黄健琼独自经营5号、10号鱼塘，黄**强独自经营其他鱼塘，与双方的款项往来情况及后期由梁培森、黄健琼独自负担5号、10号鱼塘的全部租金、经营费用等事实，以及录音资料反映的对话内容等，较为相符，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和认定。而黄**强抗辩主张合作经营的范围仅限于5号、10号鱼塘，与相关事实不相符，缺乏可信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和认定。因此，在后期梁培森、黄健琼与黄**强双方已分开各自对涉案土地的相应部分进行独立经营，而后来涉案土地被征收，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已统一由出面签订承包合同的黄**强收取的场合，梁培森、黄健琼向黄**强诉讼主张其独立经营的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有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的计算问题。如征收补偿合同反映，征收部门确认的涉案土地征收面积为171.6066亩，补偿金额为3523650元。梁培森、黄健琼仅主张按5号、10号鱼塘面积24.3868亩占涉案土地征收总面积171.6066亩的比例来计算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为500710元，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黄**强以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不一致为由抗辩主张不同意梁培森、黄健琼的计算方法，但未能明确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及计算方法，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和认定。 综上所述，梁培森、黄健琼诉讼请求黄**强返还征收补偿款500710元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梁培森、黄健琼诉讼请求黄**强返还押金，因梁培森、黄健琼未举证证实其已交纳押金或对押金出资，且在双方分开经营时是否对押金问题存在结算，故其该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黄**强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梁培森、黄健琼返还征收补偿款500710元；二、驳回梁培森、黄健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80元，减半收取计4554元，由梁培森、黄健琼负担150元（已付4554元），黄**强负担4404元（该款已由梁培森、黄健琼垫付，黄**强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并迳付给梁培森、黄健琼，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黄**强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中山市东升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调查涉案的5号鱼塘和10号鱼塘的征收补偿款金额以及各个征收补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地上附着物、绿化树搬迁、鱼塘）的具体金额。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征收的涉案土地上共有10个鱼塘，包括了涉案的第5号鱼塘及第10号鱼塘，各鱼塘紧密相连，中间有道路相连及阻隔。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黄**强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黄**强与梁培森、黄健琼合作经营鱼塘的范围应如何确定；二是黄**强是否应向梁培森、黄健琼支付征收补偿款，若是，则征收补偿款的数额应如何确定？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黄**强与梁培森、黄健琼合作经营鱼塘的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黄**强主张其与梁培森、黄健琼合作经营的鱼塘仅为涉案的第5号、第10号鱼塘。梁培森、黄健琼则主张其此前与黄**强共同经营涉案178亩的全部鱼塘，后因双方存在分歧，分开经营后，梁培森、黄健琼根据约定独立经营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本院认为，梁培森、黄健琼提供的付款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证实其自2016年开始独自支付涉案第5号及第10号鱼塘的租金及电费等费用。虽然黄**强主张其通过承担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费用的方式与梁培森、黄健琼合作经营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但黄**强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该主张，也未对双方合作的方式、分成的比例等关键问题做出准确的陈述，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反，梁培森、黄健琼提交的录音证据表明，其与黄**强在本案诉讼前曾多次沟通确认分开经营以及征地补偿款分配的事宜，黄**强在双方2019年9月29日与梁培森的通话中更表述了“卢工测出来两张鱼塘是多少亩，你的那两张塘是多少亩”的内容，此亦能印证梁培森、黄健琼系独立经营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的事实。若按照黄**强的说法，双方自始至终合作经营的鱼塘均系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则双方沟通的分开经营的事宜不符合常理，黄**强对此亦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采信梁培森、黄健琼的说法，认定涉案第5号及第10号鱼塘系由其独自经营。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黄**强应向梁培森、黄健琼支付的征收补偿款的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虽然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尚不能确定梁培森、黄健琼独立经营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前，其与黄**强之间合作经营的其他鱼塘的范围，但因涉案178亩土地系黄**强从坦背十一社所承包，黄**强系该178亩土地的第一手承包人，故黄**强在与梁培森、黄健琼结束合作，双方分开经营时，双方应对双方合作经营的项目进行清算。同时，结合涉案178亩鱼塘均在同一位置，各鱼塘之间紧密相连的事实，按照常理，分隔开的各鱼塘间的道路及供电设施为全部鱼塘的公用道路及附属设施，故黄**强与梁培森、黄健琼协商结束双方的合作，对双方合作进行清算后，确定由梁培森、黄健琼独立经营涉案的第5号及第10号鱼塘，黄**强应当考虑了该第5号及第10号鱼塘必然要使用涉案178亩鱼塘的公用道路及供电设施的情况，相关的使用成本亦应已纳入双方清算合作的考虑范围。黄**强在本案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梁培森、黄健琼在经营涉案的第5号第10号鱼塘期间，须向其支付道路、电力设施等设施设备的使用费。故一审法院直接以该两个鱼塘所占被征收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来确定黄**强应向梁培森、黄健琼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强上诉主张其收取的涉案171.6066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包括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地上设施等分项计价的补偿款，该部分补偿款在计算梁培森、黄健琼应得的补偿款时应予以剔除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黄**强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对于本案的处理没有意义，故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08元（上诉人黄**强已预交），由上诉人黄**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岳文 审判员  马燕清 审判员  吴合波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郑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