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5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学红，女，1968年8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义（系李学红丈夫），男，1971年7月31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云，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大更，男，1968年10月9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贤庆，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书亚，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顾随意，男，1978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袁栏柱，男，1970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李学红、袁大更与原审被告顾随意、原审第三人袁栏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6）苏0382民初10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学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义、韩凤云，上诉人袁大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贤庆，原审第三人袁栏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顾随意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学红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顾随意、袁大更、袁栏柱赔偿上诉人营运损失20万元；二、改判袁大更返还苏Ｃ×××**牌号江淮重型货车一辆（如不能返还，需赔偿现金8万元）。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9月22日，杨如义被袁大更、袁栏柱约到华联附近一宾馆，与顾随意争吵半小时无果而终，孙桂军可以证明此事。至于三个被上诉人辩称达成协议，上诉人并不知情，杨如义也是蒙在鼓里。他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因为上诉人并没有委托他人处理该纠纷，且不知道他们之间私下达成的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协议。上诉人车辆被扣之前，平均每天营运收入500元，每年在18万元，当时即使出租该型车辆市场价在每天300元以上，每年也在12万元左右，一审法院却认定营运损失为每年5万元，只是相当于本地板材厂打工的普通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2013年7月1日，被上诉人顾随意强行扣走上诉人车辆，经催要拒不返还，至今70个月，法院只是判决2015年5月起，车辆在被上诉人袁大更处4年的营运损失的20%部分，车辆在被上诉人顾随意、袁栏柱处的22月的营运损失却没有赔偿，上诉人认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故请法院查明事实，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从2013年7月1日起至今期间的全部营运损失。二、判令被上诉人袁大更返还苏Ｃ×××**牌号江淮重型货车一辆（如不能返还，需赔偿现金6万元）。上诉人的车辆是正常营运车辆，且日常正常养护，就是现在卖价也在6至7万元。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袁大更辩称，1、答辩人并没有扣押上诉人的车辆，只是上诉人另有所图，怠于行使权利才导致损失扩大，责任在于上诉人，因此答辩人不应承担营运损失。2、如果法院判决答辩人返还车辆，请求一并支持上诉人返还答辩人为其赎车所支付的5万元。袁栏柱辩称，是杨如义在拉我的货的过程中被顾随意、李波把车辆和货物扣押，车辆扣押之后三四个月杨如义也不问事就外出打工了，我就找到担保人袁大更，袁大更拿5万元、我拿了1万元，共6万元，付了杨如义欠顾随意和李波的钱，之后顾随意把三张欠条交还袁大更，车辆当时放在袁福忠的大棚里，货物当时已经进水，然后我就把货物转到我的大棚里了，也造成了我货物的损失2万元。过后因为袁大更给杨如义担保的，我找不到杨如义，所以我找袁大更赔偿我的货物损失，最后也没有结果。袁大更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16)苏0382民初1079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对被上诉人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对于涉案车辆于2015年5月份前后存放在上诉人处以及存放地点，被上诉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上诉人从来没有对于该车辆进行扣押，而是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开回车辆，并多次通过亲戚以及他人转达要求被上诉人开回车辆。涉案车辆上诉人没有扣押还主要体现在：既没有因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车辆未果的证据，也没有因为索要车辆发生过任何争执，更没有被上诉人因此报警或经相关部门调解处理过。自2013年涉案车辆被顾随意扣押，被上诉人从当年开始就对被上诉人进行起诉，2015年涉案车辆交到上诉人手里之后，被上诉人的丈夫杨如义多次辱骂上诉人，责备上诉人将车辆开回，影响其向顾随意主张营运损失的计划，并明确拒绝从上诉人手里拿回车辆。在本案中，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扣押被上诉人的车辆，只是被上诉人另有所图、怠于行使权利才导致损失的扩大，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是显失公平的。二、一审中，己经查明顾随意、李波扣车时间是2013年7月1曰，将涉案车辆交到上诉人手里的时间大致是2015年5月份。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该车辆一直是将轮胎放气存放的，对于该车辆停放期间的停放环境、停放导致车辆自身的毁损结合车辆被扣押前的车况以及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出资3000多元进行维修等综合因素进行分析，不排除该车辆放置于上诉人手里的时候是否能够正常营运，在此基础上确认该车每年营运损失为5万元，这让人感觉无法接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学红辩称，1、（2015）邳官民初字第700号第一次庭审笔录，顾随意陈述在2013年9月22日，将车辆和货物给袁大更，该事实从顾随意和袁大更的协议上予以确认。袁大更上诉称，涉案车辆在2015年5月前后才存放在袁大更处与事实不符。2、袁大更在一审中的答辩时称，是因为原告不同意拿2万元给袁栏柱，所以车辆才没有让开走。结合袁大更的上诉所称涉案车辆是通过轮胎放气的方式存放，足以说明袁大更对车辆实质性进行了扣押，且也能证明李学红要求过袁大更将车辆交还的事实。李学红在与袁大更协商过程中，提议将家里的新车架和车头组合后卖车，但因车辆被袁大更租赁给袁大更妹妹从事板材运输，袁大更拒绝卖出，最终导致车辆脱审至今。3、顾随意是在杨如义正在运输货物途中强行扣押车辆，也就是说车辆在被扣押前的车况良好，袁大更在之前的多次庭审中也未提及到车辆维修事宜，即使产生维修事宜，也是因顾随意、袁大根等人对被扣押车辆的保管不善或者不当使用所致。4、根据袁大更的上诉状，能证明车辆在2013年7月被顾随意扣押后，李学红在当年就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李学红怠于行使权利。李学红的起诉时间是在2013年8月21日，当时车辆还在顾随意处，李学红只能向顾随意主张，故请求驳回袁大更的上诉请求，支持上诉人李学红的上诉请求。袁栏柱辩称，袁大更是给杨如义担保的，杨如义跟顾随意交涉没有结果而找到袁大更，袁大更多次找顾随意协调才拿6万元把车辆拖回来，借条是100400元。原审被告顾随意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学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有的苏Ｃ×××**号货车并赔偿营运损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李学红与杨如义系夫妻关系。2011年9月14日，原告李学红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从事运输业务，原告李学红为涉案苏Ｃ×××**号江淮重型普通货车登记所有人。2013年7月1日4时左右，杨如义驾驶该车为第三人袁栏柱运输铁皮，在邳州市白果路口加油时，被告顾随意及案外人李波将该车及货物扣押。被告袁大更系杨如义姐夫，其介绍杨如义为第三人袁栏柱运输货物，并应杨如义要求为其担保。2013年9月22日，袁大更、袁栏柱、袁某1出面与被告顾随意及案外人李波协商，给付顾随意45000元，李波15000元。达成如下协议：“袁大更付给顾随意现金45000元，顾随意把杨如义所打109000元的三张借条及杨如义的车和车上的货交给袁大更，以上的账一笔勾销。2013.9.22.袁大更、顾随意。见证人袁某1、袁某2。袁大更收回的3张借条分别为：1、2012年7月9日借条载有：“借条今借到顾随意现金柒万肆仟元整（74000元），用期壹个月。借款人杨如义（签名并按指印）”。2、2010年12月4日借条载有：“借条今借李波现金壹万元整（10000元整），定于2010年12月11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杨如义（签名）”。3、2010年12月15日《借据》载有：“借据今借李波人民币（大写）贰万元整，小写（￥）20000元。用期2个月，定于2010年2月15日一次归还本金并结清相应利息。借款人（签字）杨如义”。另查明，涉案苏Ｃ×××**号货车赎回后在第三人袁栏柱处，2015年5月左右转至被告袁大更处至今。再查明，因涉案车辆已经拖审，车辆现存价值无法鉴定，车辆的营运收入受运营成本、运营线路、车辆维护保养等变数较大的因素的影响，也无法鉴定出市场平均值。一审法院依法向从事运输行业多年并正营运与涉案车辆同一型号（江淮重型普通货车）的两位经营者询价，并经原被告双方质证，法院确认涉案车辆营运损失为每年5万元，车辆现存价值为2万元。虽然原告陈述车辆营运收入为每年十几万元，但同时陈述系夫妻二人均参与运营的收入，扣减其夫妻二人的劳动报酬，其车辆的纯收入应与询价结果差别不大。对于车辆的现存价值，各方并无大的争议，一审法院对询价结果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原告李学红诉求让被告返还车辆，车辆被袁大更实际占有，其虽然辩称系为杨如义担保拉货并代表杨如义赎车，并不能成为扣押车辆的理由，其赎回车辆后应返还给原告或其配偶，其扣押车辆不返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庭审中被告袁大更明确表示愿意返还车辆，对原告关于返还车辆的诉求，予以支持。如被告袁大更不能返还，应按照询价结果赔偿车辆现存价值2万元。被告袁大更辩称杨如义应给付自己垫付的赎金，可以另案主张权利。原告诉求两被告赔偿占有车辆期间的营运损失，被告顾随意在车辆被赎回时，与被告袁大更达成一致协议：“以上的账一笔勾销。”虽然原告配偶杨如义否认该协议的效力，但是依据杨如义在庭审中的陈述：“我当天找了李凯、袁栏柱、袁某1、孙桂军，被告找的刘柱一起在华联附近的宾馆协调的。”、“袁大更也参与了。”、“我就头一天找了袁大更协调，后来就没找了。”……“等内容可以认定，该协议对原告能够产生约束力，被告顾随意有理由相信袁某1、袁栏柱见证，其与被告袁大更签订的协议系杨如义的意思表示。被告顾随意在已经做出了让步后达成协议，原告诉求被告顾随意赔偿营运损失，不应予以支持。被告袁大更无权占有车辆四年，给原告造成营运损失为20万元，应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造成营运损失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怠于行使权利，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袁大更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为人民币4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袁大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登记人为原告李学红的苏Ｃ×××**牌号江淮重型货车一辆(如不能返还，需赔偿现金2万元）；二、被告袁大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学红车辆营运损失4万元；三、驳回原告李学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袁大更负担。在二审期间李学红向法庭提交证据：①杨如义随车货物运输流水记账本原件及复印件，证明杨如义在2013年2月14日至车辆被扣押之前即2013年7月1日，每月货运收入情况平均在15000元左右。②提交杨如义与案外人袁增凤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杨如义曾通过袁增凤找过袁大更协调过车辆归还事宜。袁大更质证认为：①对记账本的真实性不认可，且经过粗略估计，无法证明其每月收入情况平均在15000元左右，因为不是天天干，而且还有车辆维修、运营成本等，无法证明是纯收入。②对通话的人确实是袁增凤和杨如义，但是袁增凤并没有找过我协商，她只是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把前后的经过说给她听了，袁增凤说他也不撤诉，没有办法协商。我给袁增凤说了，我也让杨如义把车开走，但是杨如义不愿意开，我心里考虑的是他在我这搁得时间越长，他也不用开车，还有钱可以拿。杨如义的意思是如果将车辆开回，会影响到其向顾随意主张营运损失的计划，所以他拒绝从我手里拿回车辆。担保是杨如义和李学红和杨如义的大姐、大姐夫和小姑去我家找到的我，让我借钱给他，并且在袁栏柱那写担保书，出了一切事情由杨如义、李学红负责，所以今天造成这个结果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而且赎车的5万元也应该还我，至今没有还过我，还借了我26500元，总共76500元，都没有还我。袁栏柱质证认为：①关于收入情况，如果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5000元，但平时也就10000元左右，去掉所有费用大概在7000元左右。②对通话录音的质证意见同袁大更的质证意见。在车辆停放在我处的时候杨如义去看过，他也知道停放在我的大棚里，但是我认为他把车开走的话必须得给别人钱。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涉案车辆为李学红所有，现被袁大更实际占有，袁大更虽然辩称系为杨如义担保拉货并代表杨如义赎车，但在李学红未同意将该车质押的情况下，不能成为其扣押车辆的理由，故对李学红请求返还车辆的诉权本院予以支持。袁大更亦因扣押车辆不返还，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袁大更不能返还涉案车辆，一审法院按照询价结果判由袁大更赔偿车辆现存价值2万元，并无不当。对于占有车辆期间的营运损失，一审法院通过询价并根据袁大更无权占有车辆四年认定给李学红造成营运损失为20万元，及酌定由袁大更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于李学红主张顾随意、袁大更、袁栏柱赔偿其营运损失20万元及车辆作价赔偿8万元；袁大更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600元，由上诉人李学红负担800元，由上诉人袁大更负担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兵审判员  赵东平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