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81民初94号原告：殷海学，男，1969年7月19日生，汉族，安徽省宣城市人，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被告：管华，女，1976年9月6日生，汉族，江苏省溧阳市人，住江苏省溧阳市。原告殷海学与被告管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殷海学、被告管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殷海学诉称，2018年4月7日，原、被告签订个人代理合作协议销售“洋小秘”软件产品，原告为被告旗下代理，被告收取原告代理费20000元，并承诺保证在协议期（三年）如遇“洋小秘”平台不正常运作退还本金。协议签订后，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产品服务，“洋小秘”平台已不能运作，被告拒不还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本金20000元。被告管华辩称,被告不理解原告的诉求，因为被告和原告都是当时的代理商，原告当时是自己认可参与做这个代理的，而且原告现金都没有打在被告的账户上，被告没有理由退还原告所说的本金。1.洋小秘是一款移动的营销工具，是一款软件和APP，下载注册使用需要198块钱，个人代理20000元，区级代理150000元，市代理1000000元，公司总部在上海的七宝镇宝龙城广场T四栋1101，公司的创始人叫杨明鑫，模式为分享经济。2.当初殷海学和被告在一个培训老师徐鹤宁的会场认识的（当时被告也在会场找项目，开发市场卖机器人），认识了之后给原告介绍洋小秘这个工具，原告觉得可以做还能赚钱，所以非常感兴趣，当时就决定加入了代理20000元，2018年4月左右也是看中了这款工具的未来趋势和市场，这款工具确实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一些帮助，同时还能挣钱，重要的一点原告做代理的初衷也是为了挣钱。3.原告回去之后也在推广这款软件，到目前为止原告也有用户产生，一开始觉得这款软件很不错，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没有原告想象的那么好推广和好卖，毕竟一个要198元，原告是做儿童使用的智能机器人的，2018年5、6月份左右，原告说安徽宣城有一个大型会议，和被告联系说想让被告以总部和分公司的名义冠名，总部和分公司没有同意。4.原告自己也清楚投入的20000元买的是软件代理的费用，20000元不是买了一个软件，而是批发了300个软件成为一个代理，至于原告能卖多少是个人的能力，原告加入代理以后，被告方多次与原告联系并给一些方案和建议，对于原告和所有的代理，被告希望他们把软件都卖光，这样和被告也有利润关系，所有被告没有理由不去服务，而且软件现在可以正常使用，这20000元也不是投资给公司或者总部的，原告花20000元有300个用户，卖完之后原告能够获得约60000元。5.在这件事情上，被告承担的是分公司（市代理）的角色，原告承担的是代理商（个人代理）的角色，分公司也只是一个代理商，所以被告和原告之间是代理商之间的关系，被告与总部之间也是代理商的关系。6.2019年九月初，洋小秘公司被查封涉嫌互联网传销等多项罪名，目前为止公司的董事长、创始人以及公司高管十几个人还关在里面，最终的结果和定论还没有出来，整个事件牵扯的人员比较多影响力比较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7.原告起诉被告要求退款没有道理，从去年到现在加入代理时为什么不退，中间的过程中原告也在开发市场，只是没有原告想象的那么美好，原告自己也是一个代理商，现在公司出事了，原告亲自跑到总部，也在上海报警立案，但上海警方不予立案，理由是原告属于公司的代理商，公司处于侦查阶段，一个案子只能一次立案，所以如果公司一旦定性为传销，在整个事件当中，整个跟洋小秘有关的人员当中，包括下到用户上到董事长没有受害者之分，因为法律规定所有的人都属于参与者和组织者，就算是要退款这个钱也是要退到公安机关办案单位去，更没有理由以民事的方式或是个人的方式退到个人身上去。原告没有把主要的心思放在推广上，中间被告多次跟踪服务，希望原告到公司去参加学习和培训，但是原告从来不去，要去还计较车费、食宿等，所以原告自己作为一个代理商，公司出事之后应该和公司站在同一立场。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7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个人代理合作协议，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自愿推广运营洋小秘软件产品及服务，发展洋小秘软件产品注册用户（下称用户）有关事项，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遵照履行：洋小秘软件产品是一款互联网营销社交软件，具有社交、品牌推广、商机创造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关功能，根据甲方与产品开发及运营商（下称创投）的约定，甲方系本区域的产品经销代理商即“区域代理”，有权在本区域内发展创投及推广产品，乙方有意于与甲方合作，负责产品在本区域内的市场开发及用户发展事宜；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相关培训和营销方式指导，乙方负责产品推广，拓展用户，并做好售后服务；乙方在本区域内负责以自己名义推广产品及发展个人或单位成为甲方产品用户（必须用合法目的和用途），乙方及乙方发展的用户接受产品系统服务并支付必要的费用给运营商，甲方愿意接受乙方作为其产品的经销服务商（以下简称创投）；终端用户单价，甲方产品的终端用户单价为人民币每套198元，至尊版用户为每套298元（含制作费100元），未经产品运营商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终端用户单价；服务商套包，作为甲方的创投，乙方享受创投套包价格，每个套包为300套产品，总价为人民币___元，乙方理解并认可，套包价为特优惠价格，创投套包一经售出甲方不接受退货及退款；乙方向甲方采购一个套包，并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天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货款___元，乙方后期再次采购套包的，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签署补充协议；乙方推广产品时，须向推广对象明确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及如下收费标准，成为用户时，须一次性支付产品费用198元，产品价格如有调整，甲方运营商另行书面通知，成为用户次年起，须每年支付平台系统服务费12元（年费），产品运营商有权调整产品收费标准，调整后甲方及时告知乙方，甲方产品的使用方法及收费事项，以产品内的《用户使用协议》为准；乙方收益及结算方式，1.推广奖励，在完成首批300个产品销售任务后，乙方每拓展一个付费用户，享受产品费用的35%（即69.3）的推广奖励，2.服务奖励，乙方对于其所拓展的所有付费用户，从次年起，可获得每年每用户2元的服务奖励，3.居间奖励，乙方成功为甲方拓展服务商的，甲方按照产品套包价格给予20%的税前提成奖励，并享受直接推荐的服务商个人账户下的即套包产品范围外的终端用户单价5%的税前奖励；结算方式及时间，推广奖励由产品系统计入乙方个人的管理系统钱包，进入钱包后一个工作日内乙方可自行提现，服务奖励，运营商在每月结束次月5个工作日内财务结算后以转账的或系统钱包方式支付给予乙方，居间奖励由甲方或运营商收到全款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付给介绍方，如遇特殊情况需退还产品套包费的，该笔居间奖励费由乙方退还，甲方有权利从待分配提成中优先扣除本部分费用；运营商有权根据技术服务及产品系统运营成本的变化调整奖励标准，调整的幅度在已约定基数上上下浮动不超过15%，运营商调整后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本协议有效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协议内容有变更的，须签订书面的补充协议，或者修改本协议，期满前双方均对本协议内容无异议，自动续期三年，任何一方不同意续期的，应于期满前90天内书面通知对方，协议终止不影响乙方享有原市场已发展用户的分配利益。”同时，合作协议所附合同信息一览表中载明“应付金额20000元，实付金额20000元”。后原告按照被告指示付款。后因“洋小秘”平台运营出现问题，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个人代理合作协议，协议背面载明“赵某洋小秘平台投2万期间在合同期内如遇平台不正常运作，退还本金。2018.4.7担保人：管华”，当时原告对平台也是将信将疑，为了安全起见让管华给原告一个承诺，管华在答辩词上也说了，公司已经不正常了，被上海市公安局查封了，这家公司是非正常运转，所以现在请求退还本金合情合理。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把钱已经打到管华账户了，分别为10000元、9000元，还有1000元现金。被告管华质证称，对证据一当时法院邮寄副本的时候被告根本没有印象，反面的名字是被告签的，其余内容被告不清楚，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写上去的，协议是真实的。对证据二有异议，19000元根本就不是转账到被告的账户上的，双方都是代理商，当时都是转到同一个账号的，1000元现金也不是被告收的。庭审中，原告本人陈述，2018年4月7日，其在苏州一个会场认识了管华和赵某，对方就给其推荐了洋小秘平台，其很有兴趣，其不知道当时赵某和管华是什么关系，赵某是安徽人，其也是安徽人，其就接受了赵某介绍的洋小秘，当时其也是将信将疑，所以其为了安全起见，如果平台在协议中正常运转，如果不正常运转就要退还原告的本金，反面的字是赵某写的，管华在上面签字，管华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是不会签字的；大概在5月到6月之间，宣城市有个创业大赛，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去创业大赛进行宣传交流，原告当时就让管华以公司名义冠名参加项目大赛，管华拒绝了说公司不允许，原告就更加怀疑了；之后，原告也就没怎么管她，中间原告和管华、赵某联系过，对方把原告拉黑了，原告联系不上，后来听说洋小秘公司领导被抓了，原告就和赵某、管华联系，但是联系不上，所以原告只能起诉；当时原告和管华签订协议的时候让管华提供担保的，原告让管华留了身份证复印件的；管华当时说洋小秘平台是一个软件，有三百套软件，每套卖198元，具体事项协议上都有，这就是所谓的产品，就是说让原告去市场上卖软件，300套＊198元／套，多余的2万元的部分就是原告的盈利；洋小秘有一个ＡＰＰ，这个ＡＰＰ的内容是商家可以把自己产品放在ＡＰＰ上宣传，如果很多人下载ＡＰＰ的话就能够看到这个内容；原告没有卖一套，只有两个亲戚在使用，所以原告不知道怎么操作，原告给了被告20000元后，被告就给了原告一个协议，就是说洋小秘软件是产品，所以原告就怀疑这个东西不靠谱，所以原告没理会过，原告和赵某、管华提出过退还本金，但是对方把原告拉黑了，后来洋小秘公司领导被抓，原告才有理由拿到身份证来起诉；原告去过洋小秘公司的，只有一个保安在看门，原告去洋小秘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的，派出所不受理，说不是他们管的，后来查到上海市奉贤区公安局抓的，原告就去奉贤区公安局了，原告就把受害的情况陈述了一下，他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但是没签字，原告把协议给他们看了，他们觉得协议对他们有价值，就拿去复印了；既然公司被封了说明公司有问题，作为原告来说应该要举报坏人坏事，原告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说原告不道义，原告很无语，如果公司被定为传销，在整个事件，原告是和管华签订的协议，原告和公司没关系，原告没和公司签订协议也没盖章，管华给原告担保，原告要追究管华的责任；合作协议背面的字最上面赵某两个字是赵某写的，中间这段内容是赵某写的，“2018.4.7”不是原告的字，不是管华写的就是赵某写的，“担保人管华”是管华写的，“担保人”三个字不是赵某写的就是管华写的；当时的19000元收款方是管华，原告拿着银行卡刷卡过去的，账户是管华提供的，原告是在会场刷的卡，刷的ＰＯＳ机，1000元给管华了，会场在苏州同里湖大酒店，当时会场在做一个培训会议，是一个老师开培训会，培训会的内容与洋小秘无关，当时被告和赵某迫不及待让原告打卡，但是原告将信将疑，原告提出要保证原告在合同期内平台能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给原告写了担保承诺，洋小秘公司和原告无关，原告和管华签的协议，公司都有合约的，都有盖章的，原告没有，原告和管华个人签订的协议；原告核心的问题就是担心平台不正常，所以才让被告保证的，如果这三年中公司在运转，原告软件卖不掉就算了，但是现在公司不正常运转。被告管华本人陈述，对于协议上所说的洋小秘软件平台被告和原告一样都是代理商，原告是出2万元，被告是出了100万元；洋小秘是一个电子名片，可以做成一个电子名档发给别人，这个协议上有300个电子名片，共计20000元，拿去卖约等于6万元，其实当时原告和被告商议电子名片的时候，原告在做一个智能机器人，原告觉得能介绍他的机器人，所以才购买，原告只能在被告这里签协议，原告通过手机下载，在赵某手机上扫一下就能下载软件，要丰富自己名片的话就要下载软件需要花钱，如果别人只需要看就不需要花钱，只需要转发；首先被告当时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需要介绍产品的信息，原告当时为了下载软件方便表达产品的信息，原告自己先花费198元购买了电子名片，当时叫营销工具，上面可以介绍产品各种信息以及客户回馈等，因为原告在做智能机器人，如果别人从他那里下载软件，他一个只能赚70元，他嫌赚的少，而且他们团队其余人也需要介绍产品，所以原告就做了代理；关于原告在和被告签订协议后有无卖出过产品的问题，因为产品不是从被告手上买的，被告是早介入代理的，原告介入后没有定心足够学习软件的功能价值，所以回来就找被告退钱，原告提到的国家政府可以赞助的项目，原告是为了让被告过去掏钱，被告也是代理被告不愿意去掏钱，原告后来无理取闹，被告才把原告拉黑的，因为原告不属于被告下面扫的码，被告看不到原告有没有卖出产品，原告是从赵某那里扫的码，原告应该是没卖出去，原告对软件不清楚，所以原告回去讲就被家里阻拦了，要求退钱，2019年5月公司才出事，这一年原告不知道去做什么了；当时是公司帮原告开通的，是单独一个软件，也属于一个程序，原告出了代理费以后，洋小秘公司给原告开通一个软件，顾客扫了他的码后，付了198元，直接就到了原告的账上；协议的有效期是一年一签，当时合同不是被告出的，是总公司统一的版本，包括被告100万元也是一年一签，意思就是产品一年内必须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产品就无效了，客户在买了以后只要公司不倒闭就一直可以用的；2019年四月份之前公司还在，被告也不经常和总部联系，五月份后，别人和我被告说老大出事情了，被告还将信将疑，原告后来去了公司，被告再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警察把老大带进去了；被告投资投了100万元，原告是300个用户，被告有35个区代理，被告拿的是一个城市，一个区代理有35个个代，一个个代有300个用户，一个用户的产品198元，原告属于个代，被告属于城市代理，被告往上还有个公司，原告交钱就是交给被告上面的公司，被告上面的公司具体叫什么名字，被告也不知道，反正在浦东，被告扫码是在浦东的公司扫的，但是被告的钱是交到洋小秘总公司的，原告交钱是交到浦东的公司了；浦东的公司名字被告不记得了，当时洋小秘只是一个项目，不是以公司名义做的，被告只知道总部叫明鑫集团，公司的老大叫杨明鑫；赵某也是被告的代理商，原告应该是赵某的代理商，赵某当时是区代理；原告转账到浦东公司的钱，这个钱是按照被告投资的比例去拿，比如原告是赵某的代理，除去原本的成本价以外剩余的是赵某的，被告共计没做几个区代理，2018年一年被告几乎没做；据传杨明鑫被抓，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被抓的，被告得到的消息也是据传的，他老家是湖南的；洋小秘的平台被告是在2019年12月份左右发现不能再操作了，因为软件打不开了；合作协议背面的字担保人不是被告写的，管华两个字是被告写的，当时赵某介绍过来问被告管华两个字怎么写，被告才写的；一年协议有效期是公司老板叫被告签订时手写的，三年是当时公司统一写的，具体被告不知道，被告也是购买的合同，合同不是被告本人来制定的，本案的合作协议上没有找到一年的期限；原告的19000元是ＰＯＳ机刷给上海浦东公司的，ＰＯＳ机是公司提供的，被告当时还没升市代，没有权利收钱，被告是在赵某之前，赵某在被告下面扫的码，当时刷卡的时候，大家都在，被告去拿ＰＯＳ机给原告刷卡的，要扣除几个人的费用最后才到被告这里的，被告没有收到另外的1000元。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称，其与管华是朋友关系，在洋小秘平台的角度来说，其与原告、被告都属于代理商，代理的层次不一样，被告是市代，其是区代，原告是个代，被告是五月初签订的市代，原告进来的时候，被告还不是市代，严格意义上说是区代；关于洋小秘软件产品的销售和使用的操作流程，洋小秘本身就是个软件，手机上应用市场上可以下载的，如果需要使用的话需要付钱，其们就是推广这个软件，相当于会员资格，包括殷海学当时在会场愿意花20000元买这个软件的核心，第一是为了推广他的机器人，第二也是觉得这个软件是新颖的东西，可以赚钱，所以原告才做的；原告成为代理商后，把软件推广给别人，钱直接到原告的微信账上了，原告当时买了300个，卖完后约等于赚了4万元左右，其们当时也是在会场认识的，每个人去也是找资源的，管华是会场的学员，她去听课的，原告可能也是报名去学习的就认识了，其对原告说把机器人放在软件上传播会卖的更好，原告就198元买了一个，之后原告就具体深入了解买了个个代，大家都是成年人，原告第一为了展示产品，第二为了赚钱；原告回去后也推广了一些，也卖出去一部分，后续原告可能觉得和理想中的赚的不多就有些想法，后来在五、六月份左右，原告是安徽宣城的，宣城有个宣纸的展览，原告就和管华联系上意思是想搞个展柜的，第一展示他的机器人，原告报了预算要十几二十万，变相说让管华掏钱，管华说她做不了主，就问上海能不能资助，后续没达成；从事情的角度来讲，大家都是代理商，至于原告给的相关东西，其可以看下证据的真实性，整个的环节其是直接参与人，原告找到管华说剩下的要退，肯定不行，是总部开的；在事情过程中，从原告加入到今天，洋小秘总部每月都有会议，殷海学不止一次亲自去会场参加会议，宣城也有个代理，他们一起参加过，其们一起学习过两三天也多次交流，原告也说要回去和老婆沟通，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管华没有任何欺骗和隐瞒，对这件事原告是认同的，原告在参加大会的过程中，也带过朋友去学习，管华也买过原告的机器人；原告推销产品只需要让客户扫他的二维码付钱，钱就到了原告的账上；原告付的20000元去哪里了其不知道，原告肯定不是给管华的，管华上面也有一个代理商，当时在会场，原告一开始买的那个是扫的证人的码，钱是给证人的，后来原告做代理的20000元是到浦东公司的账上，好像是19000元是刷到洋小秘浦东公司去了，当时管华不是区代，证人好像是个代，按照正常的配比的话，如果证人是原告的代理商，证人能拿4000元，其们也是花钱买的代理；市级代理商投资100万元（可以发展35个区代），区代是15万元（可以发展35个个代），之前是13万元，个代是19000元还是2万元（300到500个用户），但是市代和区代包括个代都有用户的名额；原告和被告在签订个人代理合作协议的时候其在场的，协议应该是在苏州的会场签的，协议背面的字“赵某”两个字和中间内容都是其写的，“2018.4.7”也是其写的，“担保人管华”不是其写的，其不知道是谁写的，当时会场人很多；之所以写这段内容是当时是在会场，原告交了钱后意思就是说按照合同里面的规定来，原告说要写担保，其说本身就是做这件事的，写了也无妨，内容是按照原告的要求写的；洋小秘公司去年公司出事了，据说是涉嫌网络传销，原告听说洋小秘出事了，就去总部了，然后就找被告退钱，中间有几次打电话，在宣城的会展没有达到原告想的结果就打电话骂过，其就把原告拉黑了；原告发展了多少个客户他自己能看到，证人不能看到，每个代理商都有独立的后台，原告那时候和其说过有几十个，如果之前公司没出事，通过公司能看到，这个软件在公司出事后，软件还能正常用的，到了今年年初不能用了；其当时在合作协议的背面注明“合同期内”指的是一年，意思是在一年内，如果软件不能正常用了，就可以退还原告本金，这300个软件没有限定说必须要卖掉的；在双方没有发生不愉快之前，双方经常沟通的，主要说的是市场做的怎么样推广的怎么样，在这件事之前，原告还去总公司开会，原告卖了有几十个。审理中，本院依法到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进行调查，经查因杨明鑫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已于2019年4月29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该案正在侦查阶段。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个人代理合作协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被告庭审陈述，证人证言，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等证据附卷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原告提供证据以及原、被告及证人庭审陈述，原告付款的行为系为了取得“洋小秘”平台软件的代理资格，原、被告均属于平台软件的上下级代理商，原告依据担保法律关系主张被告还款，该担保行为是否成立、有效均以“洋小秘”平台软件代理资格作为标的物的主合同是否有效为基础，且根据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材料显示“杨明鑫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殷海学作为原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殷海学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春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潘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