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11民初1997号 原告：杨华林，男，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守良，男，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被告：黄慧彬，男，197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华林与被告陈守良、黄慧彬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华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被告陈守良、黄慧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华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陈守良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12316.67元（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4月29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7日止），之后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被告黄慧彬对上述不当得利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8年初，被告陈守良、黄慧彬找原告合作投资福建惠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创公司），2018年4月26日，原告与被告陈守良、黄慧彬签订《惠创公司股东协议》，协议明确了“本协议由原股东全体股东经过充分协商，就增加两位新股东而订立的新合同，原五人股东合同自然作废”，七个股东分别为黄慧彬、陈守良、谢宏图、杨华林、林某、李某2、夏某。 2018年4月29日，原告将100000元投资款转入被告陈守良账户，之后原告经查询得知惠创公司股东为胡某、黄慧彬，并非《惠创公司股东协议》上写明的原五人股东，且原公司股东胡某并未在《惠创公司股东协议》上签名。该份《惠创公司股东协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原告已将100000元投资款转入被告陈守良的账户，在《惠创公司股东协议》无效的情形下，被告陈守良应将不当得利款项返还给原告，被告黄慧彬作为惠创公司的原股东之一，在明知该公司的实际工商登记股东是谁的情形下，还与被告陈守良串通骗取原告投资，被告黄慧彬对《惠创公司股东协议》无效应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案是因被告陈守良、黄慧彬的过错，才导致原告将款项转入被告陈守良账户，被告陈守良拒不退还不当得利款项，由此造成的损失，被告陈守良、黄慧彬亦应共同承担。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8年4月29日银行流水；2.《股东协议》；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被告陈守良辩称，截止至2018年4月25日，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为被告陈守良、黄慧彬及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因此，全体股东于2018年4月26日与杨华林、谢宏图签订的《惠创公司股东合同》合法有效。首先，被告黄慧彬于2014年11月4日成立惠创公司时，借用妻子胡某名字为被告黄慧彬代持惠创公司40%股权，胡某非惠创公司实际股东，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被告黄慧彬一人。其次，被告黄慧彬于2016年10月10日分别向被告陈守良转让30%股权，向李某1转让16%股权，向李某2转让10%股权，向夏某转让10%股权。自2016年10月10日起，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分别为被告陈守良、黄慧彬及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最后，股东李某1与林某原系夫妻关系。2018年4月26日，因股东李某1在武汉，无法出席签订《惠创公司股东合同》，特委托妻子林某代其签订《惠创公司股东合同》，并代持惠创公司股权。其他股东均已知晓此事，且李某1与林某二人的书面《证人证言》均对前述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截止至2018年4月25日，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为被告陈守良、黄慧彬及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因此，全体股东于2018年4月26日与杨华林、谢宏图签订的股东合同合法有效。 被告黄慧彬辩称，截止至2018年4月25日，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为被告黄慧彬、陈守良及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因此，全体股东于2018年4月26日与杨华林、谢宏图签订的《惠创公司股东合同》合法有效。首先，被告黄慧彬于2014年11月4日成立惠创公司时，借用妻子胡某名字为被告黄慧彬代持惠创公司40%股权，胡某非惠创公司实际股东，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被告黄慧彬一人。其次，被告黄慧彬于2016年10月10日分别向被告陈守良转让30%股权，向李某1转让16%股权，向李某2转让10%股权，向夏某转让10%股权。自2016年10月10日起，惠创公司的实际股东分别为被告黄慧彬、陈守良及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最后，股东李某1与林某原系夫妻关系。2018年4月26日，因股东李某1在武汉，无法出席签订《惠创公司股东合同》，特委托妻子林某代其签订《惠创公司股东合同》，并代持惠创公司股权。其他股东均已知晓此事，且李某1与林某二人的书面《证人证言》均对前述事实予以确认。故，《惠创公司股东合同》是公司全体股东与杨华林、谢宏图共同签订的，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黄慧彬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既无合同约定，又无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陈守良、黄慧彬围绕其辩称，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证人胡某的证言；3.《原始股东合同》；4.证人李某1、林某、李某2、夏某证言，前述证人中，因李某1、林某在国外，故未能出庭提交书面证言，其余证人胡某、李某2、夏某除提交书面证言外，亦出庭作证。 经审查，原、被告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其中，因被告证据4中的证人李某1、林某无法出庭，本院依职权向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调取了前述二人的出入境记录，查明李某1人在越南、林某人在美国，因此该二人无法出庭而提交书面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1月4日，惠创公司成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胡某、黄慧彬。 2016年10月10日，黄慧彬、陈守良、李某1、李某2、夏某签订一份《原始股东合同》，约定黄慧彬将惠创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陈守良、李某1、李某2、夏某，转让后惠创公司的股东为黄慧彬、陈守良、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五人份额分别为34%、30%、16%、10%、10%。合同落款处加盖惠创公司的公章及黄慧彬、陈守良、李某1、李某2、夏某五人的签字、捺印。 2018年4月26日，黄慧彬、陈守良、林某、李某2、夏某、谢宏图、杨华林签订一份《惠创公司股东协议》，载明“本协议由原股东全体股东经过充分协商，就增加两位新股东而订立的新合同，原五人股东合同自然作废”。协议约定新增股东后的各股东股权比例为黄慧彬22.5%、陈守良19.8%、林某9.86%、李某26.6%、夏某7.24%、谢宏图21%、杨华林13%；同时约定谢宏图、杨华林的认缴资本及应到账时间，其中杨华林应于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31日前将足额认缴资本100000元、91177元存入公司。协议亦约定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财务核核算及利润分配等其他事宜。协议落款处加盖惠创公司的公章及黄慧彬、陈守良、林某、李某2、夏某、杨华林、杨华林七人的签字、捺印。 2018年4月29日，杨华林将认缴资本100000元汇入陈守良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华林就成为惠创公司的新股东而签订的《惠创公司股东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就此问题，惠创公司原股东的意思表示系关键。就登记股东而言，胡某、黄慧彬均认可《惠创公司股东协议》之效力；就隐名股东而言，黄慧彬、陈守良、林某或林某称其所代表的李某1、李某2、夏某，亦均认可《惠创公司股东协议》之效力。因此，《惠创公司股东协议》系各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为合法有效。杨华林支付100000元投资款，系履行《惠创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义务。杨华林诉称《惠创公司股东协议》无效，陈守良、黄慧彬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杨华林请求陈守良、黄慧彬退还其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华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4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273元，由原告杨华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慧琴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 廖汉鹏 书 记 员 郑倩雯 附注：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