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云盘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22102682Y。法定代表人：龙红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男，1983年9月27日出生，侗族，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璇，贵州本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澳霖大厦******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16655206684。法定代表人：王爱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聪，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剑，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袁明英，女，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海盐县，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诉人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吉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理金易公司”）、原审第三人李齐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因原审第三人李齐明下落不明，本院于2019年10月27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向其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相关诉讼文书。公告期、答辩期、举证期届满后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李齐明之妻袁明英到庭陈述，李齐明已于2019年7月11日死亡，需等待其继承人表示是否参加诉讼。经本院通知，2020年4月28日，李齐明之子齐小凯、齐彬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放弃对李齐明的遗产继承，袁明英明确表示愿意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19）云29民终13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袁明英替代李齐明作为本案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李齐明退出诉讼。并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贵州吉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苏璇，被上诉人大理金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剑，原审第三人袁明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吉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改判第一项判决内容为贵州吉源公司不承担返还购货余款的责任。3.请求依法改判第二项判决内容为贵州吉源公司向大理金易公司承担按实际供货金额开具发票。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理金易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仅审理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之间2014年度合同关系而未就2013年度同一类型合同关系延续的结算做处理系属于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相关事实认定不准确存在如下两点：（1）2014年度煤炭购销合同关系属于2013年度煤炭购销合同关系结算行为的延续，原审法院未对2013年度煤炭购销关系及其结算行为进行审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基于2013年度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关系，大理金易公司仍有88万余元未向贵州吉源公司结清，从而导致2014年度李齐明在贵州吉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私刻的印章与大理金易公司签订2014年度煤炭购销合同，而未对该款进行处理，原审法院也并未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的，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大理金易公司向贵州吉源公司支付2014年度货款的行为，应当分为支付预付款的行为和支付2013年度货款的行为。一审法院对大理金易公司行为认定错误，且以李齐明与贵州吉源公司属于代理行为为由，判决贵州吉源公司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度大理金易公司与李齐明在贵州吉源公司不知情情况下签订原煤购销合同，即使该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但原审法院不应做扩大理解，即客观事实系在2013年度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明知有结算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大理金易公司向贵州吉源公司支付2014年度货款的行为，通常理解应当不仅系对2014年度合同款预付的行为，也应当包含清偿2013年度煤炭款的支付结算款行为，且根据李齐明与大理金易公司在2014年度签订的原煤购销合同中约定的预付款金额为100万元，而大理金易公司支付的款项远远超过该合同约定预付款金额。故原审法院基于表见代理行为的认定，未结合客观实际与合同约定做考虑，判决贵州吉源公司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的结果。即使李齐明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在本案中亦不应以该行为判定应有贵州吉源公司承担责任，理由如下：（1）大理金易公司2014年度支付超过合同约定的货款预付款的行为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规定；（2）在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明知2013年度货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对大理金易公司2014年度支付超过合同约定的货款预付款的行为的理解应当是结清2013年度煤炭款。（3）后依据2013年度煤炭结算金额及双方2014年度煤炭发货量，大理金易公司支付的款项已经不存在结余，即便李齐明行为特征符合表见代理，返还预付款的基础亦不存在。原审法院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贵州吉源公司向大理金易公司支付税款金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开具发票属于合同当事人之义务，贵州吉源公司对2014年度实际发生的煤炭交易量向大理金易公司开具发票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都需要的，企业财务处理中亦需要发票入账。但原审法院判决直接向大理金易公司承担支付税款，该判决内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和6月公报案例中显示，法院有权对开具发票的行为作出判决。但在已经实际发生的交易中，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企业主体仍然存在，法院不能在客观条件具备开具发票的前提下，判决直接承担税款。该判决内容与税法精神不符。剥夺当事人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利。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四、大理金易公司明知2013年货款未结清，仅提供2014年的合同，该合同真实性也存在疑问，大理金易公司的行为应当属于虚假诉讼，也存在恶意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贵州吉源公司保留追究大理金易公司刑事责任的权利。五、针对本案合同，贵州吉源公司已经报案，公安机关也已立案，经鉴定已经认定印章属于伪造。李齐明生前看到合同后告知过贵州吉源公司其没有签订过该合同，大理金易公司有明显的欺诈行为。大理金易公司要求返还的款项是2014年的合同，但是该合同的单价与其他年份相差很大，与市场单价也不相符，因此该合同就是为了抵销2013年的欠款所捏造的假合同。大理金易公司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本案的涉案合同仅是涉及2014年的原煤购销合同，双方之间的结算、支付仅涉及涉案合同，与其他合同之间并无关联。2.涉案合同所支付的合同价款均是签订合同之后所支付，支付的节点均是在2014年5月4日签订合同之后发生的，与2014年合同有关联性，支付的款项也是支付到贵州吉源公司的账户中。本案中，贵州吉源公司并未提交因2013年货款有争议的相关催告文书，若2013年货款未结清，那在2014年合同签订之前应进行催告，催告之后进行相应的结算确认，可以进行相应的抵扣，但贵州吉源公司并未催告，实际上2013年的合同也并没有差欠货款。贵州吉源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反诉请求，即使提出反诉请求，也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因为时间、标的、价款均不一致，贵州吉源公司将2013年的货款在本案中处理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是另一法律关系，可以另案处理。大理金易公司也欢迎贵州吉源公司另案起诉予以处理，但本案中贵州吉源公司应当将未还的价款支付给大理金易公司。3.关于贵州吉源公司认为大理金易公司是虚假诉讼的上诉主张，双方2013年进行过合作，2014年签订了本案合同，款项也支付到贵州吉源公司账户，涉案过程中贵州吉源公司曾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但经公安机关核实，李齐明一直找不到，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大理金易公司不做评价。李齐明在本案中是代表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签订合同，是职务行为，款项也是打到贵州吉源公司账户。4.关于贵州吉源公司认为2014年合同单价与市场价不符的上诉主张，商业交易是双方自行协商的结果，不是官方定价，上诉人所称的恶意调低价格并不属实。5.关于税款支付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已经经历过五年，2018年5月以前，是17%的税费，之后为16%，2019年变为13%，通过判决开具发票已经没有价值，因为双方都是一般纳税人，支付当期货款后，应在一年之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大理金易公司可以用该增值税发票抵扣销项税。本案已经经历了五年，国家税率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现在开具发票，也无法用于抵扣。实际的税费损失也就是一审判决的481624.11元。现在开不开发票都不影响税务制度，因为在销售过程中大理金易公司已经缴纳了销项税，但是没有进项税可以抵扣，所以当时也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现在税务机关也不可能从国库中把没有抵扣的部分重新提出来补给大理金易公司，所以这个税费损失已经实际造成。一审法院为何作出这个判决，是向税务机关咨询过，也是符合本案实际的。另外还涉及税务机关的合并改革，即使现在开具发票，13%的税率也无法抵扣销项税，一审判决税费损失完全于法有据。袁明英述称：本案交易袁明英并未参与，也不知情。但是同意上诉人贵州吉源公司的意见，而且2013年的合同上李齐明的签字与2014年的签字完全不一样，所以2014年合同是伪造的。大理金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州吉源公司返还大理金易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大理金易公司供煤的余款535504.04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5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贵州吉源公司向大理金易公司出具4691吨煤炭的增值税发票（庭审中变更为判令贵州吉源公司向大理金易公司支付2833083.56元货款按17%的税率对应的税款481624.11元，并支付该税款自2014年5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贵州吉源公司支付大理金易公司保全费及车旅费9546.8元（庭审中增加）；4.诉讼费用由贵州吉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大理金易公司曾与贵州吉源公司之间发生多次煤炭买卖关系，根据贵州吉源公司方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公司委托李齐明与大理金易公司签订了2013年的合同，结算是由李齐明办理。2014年5月4日，第三人李齐明作为贵州吉源公司（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与大理金易公司（乙方）签订了《原煤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供给乙方优混洗煤20000吨，单价587元/吨、普混I有烟煤20000吨，单价517元/吨、普混Ⅱ有烟煤10000吨，单价397元/吨；交货地点为大理火车东站、贵州吉源公司组织运输大理金易公司承担运费、实际交货数量以大理金易公司制定计量为准、质量以交货货场取样化验为准并作为付款依据；结算方式为贵州吉源公司每批供煤20000吨，大理金易公司付款1000000元，大理金易公司付款后5日内贵州吉源公司将煤炭运送到大理金易公司指定的货场后，大理金易公司付清余款；合同期限自2014年5月4日至2015年5月3日；所产生的增值税发票由甲方负责出具，合同还对违约责任和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贵州吉源公司从2014年5月至8月供给大理金易公司各类规格煤计4691吨，价款总额为2833083.56元，加上运费631412.4元，大理金易公司应付贵州吉源公司款项合计3464495.96元。大理金易公司于2014年5月4日、5月8日、5月9日先后向贵州吉源公司支付货款4000000元，大理金易公司已付款中尚有535504.04元在贵州吉源公司处，贵州吉源公司至今仍未供货也未将余款返还给大理金易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州吉源公司对2833083.56元的煤炭款未按约定向大理金易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现双方间的《原煤购销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大理金易公司在诉讼中申请诉讼保全，支出了保全费5000元和车旅费4546.8元。此外，因贵州吉源公司认为李齐明伪造印章，于2015年11月27日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区分局小碧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已立案侦查，但因至今未找到李齐明，案件一直处于立案侦查阶段。鉴于贵州吉源公司对李齐明伪造印章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528号民事裁定书中止本案诉讼。现经大理金易公司申请恢复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大理金易公司、贵州吉源公司双方之间曾于2013年发生过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由第三人李齐明负责办理。2014年李齐明作为贵州吉源公司方代理人身份与大理金易公司签订了《原煤购销合同》，在该合同上加盖了“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煤炭合同专用章”，现贵州吉源公司提出该印章系李齐明私刻伪造，不属公司印章，贵州吉源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对此问题，2013年大理金易公司、贵州吉源公司双方间就有煤炭买卖行为，且委托李齐明负责，鉴于此大理金易公司方有理由相信李齐明系贵州吉源公司方的代理人而与其签订了2014年的《原煤购销合同》。同时，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是否是李齐明私刻或伪造是贵州吉源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并不影响双方订立的合同效力，故确认李齐明的行为是代理行为，属职务行为，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贵州吉源公司承担。李齐明与大理金易公司订立的《原煤购销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大理金易公司已依约将购煤款4000000元支付给贵州吉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贵州吉源公司也应依约向大理金易公司履行完供货义务和出具所产生的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但贵州吉源公司未按约向大理金易公司履行完毕供货义务，至今未向大理金易公司供535504.04元的煤炭或将未购货的货款返还给大理金易公司，也未按约向大理金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已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大理金易公司要求由贵州吉源公司返还535504.04元购货余款和支付从2014年5月9日起至余货款清结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支付2833083.56元货款按17%的税率计算的税款481624.11元、并承担保全费的请求，符合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大理金易公司提出由贵州吉源公司承担车旅费4546.8元，合同未作约定，大理金易公司提出由贵州吉源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税款481624.11元的利息，于法无据，均不予支持。贵州吉源公司方提出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贵州吉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理金易公司购货余款535504.04元，并支付从2014年5月9日起至535504.04元款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由贵州吉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大理金易公司税款481624.11元。三、驳回大理金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5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154元由贵州吉源公司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贵州吉源公司有以下异议：2013年的合同均不是李齐明和贵州吉源公司签字，2013年并未办理过结算，贵州吉源公司与李齐明并不存在代理关系，2014年度的合同，贵州吉源公司不知情，该合同上的煤炭款和单价贵州吉源公司并不认可。大理金易公司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袁明英同意贵州吉源公司的异议。本院认为，贵州吉源公司及袁明英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将在下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贵州吉源公司是否应就本案《原煤购销合同》承担责任，尚欠货款应如何计算，大理金易公司主张的481624.11元税款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关于贵州吉源公司是否应就本案《原煤购销合同》承担责任的问题。大理金易公司与贵州吉源公司曾于2013年发生过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由李齐明负责办理。2014年李齐明以贵州吉源公司代理人身份继续与大理金易公司签订了《原煤购销合同》，在该合同上加盖了“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煤炭合同专用章”，根据以上情况，大理金易公司有理由相信李齐明有代理权，该《原煤购销合同》对贵州吉源公司发生效力，且大理金易公司将400万元货款支付至贵州吉源公司账户后，贵州吉源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已履行大部分发货义务。综合以上情况，贵州吉源公司与大理金易公司之间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开始履行，现贵州吉源公司未按约定足额发货，应当承担返还剩余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责任。关于贵州吉源公司认为合同公章系伪造的上诉主张。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如上所述，不论李齐明与贵州吉源公司内部为何种关系，在外部表征上，足以让大理金易公司有理由相信李齐明有代理权，该合同责任应由贵州吉源公司负担。贵州吉源公司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尚欠货款应如何确认的问题。大理金易公司认可其诉请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11月15日李齐明书写的“大理金易和贵州吉源结算”，该结算单上载明：“2013年大理金易欠贵州吉源14965.81元，2014年大理金易付400万元，贵州吉源发1.优混3630.52吨×766元＝2780978.32元，2.普Ⅱ658.72吨×566元＝372835.52元，3.贞丰煤403吨×770元＝310310.00元。三项合计3464123.84元”。按照该结算单计算，大理金易公司支付的购煤款400万元，扣除2013年的欠款14965.81元和已发货款3464123.84元，余款为520910.35元。一审将购货余款计算为535504.04元与在案证据不符，二审予以纠正。关于贵州吉源公司认为2013年尚有88万元货款未结清的上诉主张。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贵州吉源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实2013年除已扣除的欠款14965.81元外，尚有88万元货款未结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大理金易公司主张的481624.11元税款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原煤购销合同》约定，所产生的增值税发票由甲方（贵州吉源公司）出具。贵州吉源公司应向大理金易公司出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贵州吉源公司未出具增值税发票构成违约，但大理金易公司要求贵州吉源公司直接向其支付所销售煤炭对应的税款没有法律依据。大理金易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由于贵州吉源公司未出具发票的行为导致其在销售该批煤炭过程中产生了不能抵扣税款的损失且该损失为481624.11元。一审判决贵州吉源公司向大理金易公司税款481624.11元没有法律依据，二审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吉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528号民事判决；二、由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购货余款520910.35元，并支付以520910.35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54元，由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669元，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85元，保全费5000元，由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154元，由贵州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669元，大理金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周琴书记员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