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2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公财，男，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群(系王公财妻子)，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道兰，重庆谛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祖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周祖平，男，196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冬，男，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杨洪，男，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荣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向荣生，男，195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荣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胡荣明，男，195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键，男，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杨**，男，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大云，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忠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胡忠玉，女，196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华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陈华云，男，195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世余，男，194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朱**芬，女，196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祖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周祖荣，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久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姜久国，男，197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世容，女，194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福明，男，195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贤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卢贤明，女，1949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云昌，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汉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汉荣，男，193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明兴，男，194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公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公书，男，196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公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公全，男，194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述被上诉人共同推举的诉讼代表人：王键、胡荣明、王福明、姜久国，其身份信息同上。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章红，重庆金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法定代表人：王其勇，该村委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杨家湾村民小组，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杨家湾村民小组。负责人：刘富言，该村民小组代理组长。上诉人王公财因与被上诉人周祖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杨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荣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胡荣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大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胡忠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陈华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世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朱**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周祖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姜久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世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福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卢贤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云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汉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明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公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王公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除特别指明具体一位被上诉人外，以下将上述被上诉人一并简称为22户承包户）、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蹇家边村委会）、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杨家湾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杨家湾村民小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公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群、宋道兰，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共同推举的诉讼代表人王键、胡荣明、周祖荣，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章红，蹇家边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王其勇，杨家湾村民小组负责人刘富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公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土地发包行为无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案件受理范围，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规定。且即使法院认为土地发包行为无效属于承包合同纠纷的范围，那也应依据199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处理，因为根据溯及力原则，涉及实体的事项应当适用当时生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土地发包时并无相应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经村民会议才符合民主议定程序。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中第十一条规定的是“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该法中并未规定哪些事项属于“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对土地承包调整必须经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民主议事程序，系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才予以明确，一审法院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扩大化解释，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不当。2.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主张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主张此前未就此召开村民会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责任，其首先应对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承担举证责任，22户承包户并未举证证明王公财与原发包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22户承包户和集体合法利益的情形。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举示的《石窝合作社田土草册》及其陈述的草册制作、保管过程可以证明，涉案土地发包行为，得到了社员的认可，记工员对当时已经确认的事实进行记录，这也可以证实案涉土地发包行为是经过全体社员确认并遵照执行的。上诉人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已经得到了法律形式上的认可。上述权属证书并未依法撤销，仍具有法律效力，而该两份权属证书即证明上诉人依法合法享有相关土地的权利。同时，上诉人取得涉案承包地已二十余年，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多年并未提出质疑，村、组集体也均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案涉发包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王公财已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现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请求确认发包行为无效，于法于情皆不妥。在二十余年前，相关证据保存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对于应由村民小组保存的客观材料因年限久远不存在并不能认定民主程序不存在，若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则明显不公。22户承包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该适用村民组织法进行裁决，与本案涉及的是村民集体所有的财产的处理，而非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协议。上诉人取得了土地权证书不能表明其取得的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蹇家边村委会、杨家湾村民小组辩称，没有其他意见，要求依法判决。22户承包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家湾村民小组与王公财之间的土地发包行为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2户承包户及王公财均为原蹇家边村石窝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6年土地承包时，王世余、卢贤明、王福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分别将各自承包经营的2人份、2人份、1人份土地（分别约为2.1亩、2.2亩、1.1亩，共计5人份5.4亩）自愿退回石窝社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地块及面积：王世余退出：大秧地一块、石窝大田正中一块约1.2亩、原山丘周围0.5亩、打米厂周边0.4亩；卢贤明退出：大荒田下五块、王志明大田下一块、王志明大田约2.2亩；王福明退出：小巴儿一块、凼凼田一块、长欠下一块、下秧地一块、姜家大田分边约1.1亩）。后石窝社将前述5人份土地发包给王公财，并于1996年9月25日向王公财颁发土地承包使用权证，该证载明的主要信息如下：承包经营户姓名王公财，现有人口3，包地人口“3转5”，发包方石窝社，社长王世余（签章）；承包起止时间从1996年9月30日至2026年9月30日止；地块面积8.6亩。2010年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王公财承包户于2010年12月10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3人，承包地确认面积为5.48亩。1996年土地承包至2010年土地承包确权期间，原石窝社部分承包土地被征收。一审另查明：蹇家边村下辖杨家湾村民小组、上游村民小组、下中街村民小组；杨家湾村民小组现包含杨家湾、黎家山、锦水沟、大湾、石窝、黎子坝和石塔扁社。本案22户承包户及王公财均为原石窝社成员；石窝社1996年土地承包时，土地份数为99人份，承包经营户户数为29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杨家湾村民小组（原石窝社）将社员退还集体的承包地发包给王公财是否应当经过民主议事程序决定；2、前述发包行为的效力；3、22户承包户的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5人份承包地的发包是否应当经过民主议事程序决定的问题。原石窝社将社员退还集体的承包地重新发包给王公财，实质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方案的调整。该调整是否应当经过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取决于当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在我国，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生存的基本权利，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案涉发包行为发生在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年11月24日公布，1988年6月1日起试行）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有1/5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如前所述，本案案涉发包行为实质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该行为与每一位集体组织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应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应当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故案涉5人份土地的发包应当经村民会议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关于案涉发包行为是否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及该发包行为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王公财辩称其取得案涉5人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符合法定程序及实体要件，但未举示相关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证据。王公财关于其持续经营案涉土地20余年无人提出异议、依法缴纳农业税、取得相关权利证书等抗辩意见，均只能证明其承包案涉土地的事实，不能证明其承包行为即集体经济组织对其发包行为是经过民主议事程序决定的事实。虽王公财抗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存留照片或视频，但相应需民主议事的事项通过村社召集，而后以纸笔制作会议记录或相关见证人签字等形式留存记录，是相应民主议事程序的基本要求，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做法。王公财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并非苛责其一定要举示一份正式的村民会议记录，或王公财所言的“社员大会会议记录”，但王公财未举示任何可以佐证相关民主议事程序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王公财举证不足以证实其承包案涉5人份土地是经过村民会议或其他形式的民主议事程序讨论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案涉发包行为未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违反了前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行为。关于22户承包户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诉讼，民事行为无效是一种事实确认，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时间的经过不能改变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性质，故对王公财的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关于王公财抗辩的22户承包户诉讼请求变更申请未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应视为变更无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2户承包户诉讼代表人推选书明确的代表权限包括“变更诉讼请求”，应视为其共同推举的诉讼代表人签字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取得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且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故22户承包户诉讼请求的实质仍为确认相关土地的发包行为无效。此外，王公财对部分22户承包户的姓名、签名及诉讼资格的异议，一审法院依法核实后认定其异议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年11月24日公布，1988年6月1日起试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杨家湾村民小组发包给被告王公财5人份约5.4亩土地的发包行为无效（地块具体位置及面积为：大秧地一块、石窝大田正中一块约1.2亩、原山丘周围0.5亩、打米厂周边0.4亩；大荒田下五块、王志明大田下一块、王志明大田约2.2亩；小巴儿一块、凼凼田一块、长欠下一块、下秧地一块、姜家大田分边约1.1亩）。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王公财与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杨家湾村民小组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公财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1、2018年11月22日的会议录音及整理记录；该会议是由蹇家边村杨家湾社社长刘富言主持，在蹇家边村村委会召开会议，参加人员是原石窝社的农户代表、王公财及家人亲属等人。拟证明涉案土地发包当年是经过会议决定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过的草册，王福明自认是他记录的，故可以确认其对于相应土地的处分是认可的。2、2019年4月16日的会议录音及整理记录，这份证据是一审过程中由一审法院万延峰主持的情况了解，没有书面记录，也没有要求当事人签字，王世余明确将土地拿给王公财是开大会说的。经质证，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都不是庭审结束后新产生的证据，人民法院不应采纳。且这两份证据均是私下录音，其取得程序不合法，特别是2019年4月16日的证据是在庭审当中私下录取。同时，从这两份证据中也看不出当初发包行为经过全体社员的讨论决定通过，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蹇家边村委会认为录音取得不合法。杨家湾村民小组认为2018年11月22日召开会议只是进行调解，并不是解决土地谁该得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涉发包行为发生在1996年，当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均为原蹇家边村石窝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原蹇家边村石窝社1996年土地承包时，土地份数仅为99人份，故原蹇家边村石窝社将社员退还集体的5人份土地重新发包，对每一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切身利益均有较大影响，是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因此，一审认定案涉5人份土地的发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年11月24日公布，1988年6月1日起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即案涉发包行为应经村民会议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并无不当。王公财上诉称本案应适用199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该规定在案涉发包行为发生时尚未实施，且该规定已于2008年废止，故王公财该项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上诉人王公财称其取得案涉5人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通过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但其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在二审中举示的录音证据来源不合法，系在社里组织调解及法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私自录音取得，无法达到王公财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王公财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现实生活中代耕代种的情况普遍存在，故虽然王公财实际耕种案涉5人份土地多年，但并不能据此当然推定被上诉人22户承包户早已知晓其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王公财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关于王公财举证责任等抗辩意见的评述详细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公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公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兴芸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周 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