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7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新，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超，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瑛，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媛，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某2，男，194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李某，女，194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丽虾，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和新，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某与刘某1，原审第三人刘某2、李某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五项，改判支持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共同共有房产的分割按照郭某可分得的比例为41.7%，刘某1可分得的比例为58.93%，属事实认定错误，郭某可分得的比例应为60%，刘某1可分得的比例应为40%。1、在不考虑刘某1隐藏、转移、变卖共有财产的前提下，双方共同共有的厦门市思明区应认定郭某占50%产权，刘某1占50%产权。××××年××月××日，郭某与刘某1签署《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协议书》明确载明，位于厦门市归郭某与刘某1双方共同所有。婚后双方共同按揭。后续各方对房产共同共有的约定未曾改变。即便刘某1在未告知郭某的情况下，私下由刘某2提前还贷并恶意将房产过户后仍出具《保证书》，确认房产仍归夫妻共有。因此，对于房产夫妻共同共有的事实各方均不持异议。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本案讼争房产并不属于按份共有，无需按照出资额确定各方份额，一审法院片面按照刘某1的单方面陈述的意见确认各方份额，明显违反了双方约定也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在不考虑刘某1隐藏、转移、变卖共有财产的前提下，双方共有的厦门市思明区应认定郭某占50%产权，刘某1占50%产权。2、在案证据中的生效文书已经确认刘某1与刘某2、李某擅自合意通过签订合同形式将讼争房屋过户至刘某2、李某名下，已然侵害了郭某合法权益，刘某1与刘某2、李某于2011年1月28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刘某1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足以认定。刘某1的该行为明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理应由法院给予其否定性评价，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郭某提出按照郭某可分得的比例为60%，刘某1可分得的比例为40%并无不当。基于前述事实，讼争房产评估价为7528700元，刘某1应按照郭某所占有的60%的份额给予补偿，补偿款项计为7528700×60%＝4517220元。 二、退一步考虑，即便按照各方实际出资额计算份额，一审法院也计算错误。1、郭某与刘某1签订公证的《协议书》时，郭某取得讼争房产共同所有的产权。因此，对于《协议书》签订时产权共同所有的事实可以认定。刘某1在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评估××××年××月××日讼争房产的市场价值，刘某1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双方约定的是共同所有，并不是按份共有，该评估没有任何意义。一审法院接受刘某1申请同意评估并且根据该评估价值计算双方份额，明显是将双方共同所有的事实变更为按份共有，违反了双方的约定。2、虽然××××年××月××日郭某与刘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的贷款暂由刘某1支付。该协议书的“暂”字，说明由刘某1支付按揭是暂时的，结合双方在此时间点约定双方各自经济收入可自行支配，可以认为刘某1支出的该部分按揭是属于与郭某之间的债权关系，并不改变双方有关讼争房产共同共有的事实，如果存在超出共同按揭部分的款项数额，刘某1可通过追索债权的形式向郭某另行主张或者在本案中直接抵扣。3、刘某2未经郭某同意私下支出的提前还贷款项103018.7元本应给予否定性评价，然而一审法院不仅未给予否定性评价，还认定为刘某1的还款数额，助长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良行为，也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该部分数额不应认定为刘某1还款数额，而应由刘某2、李某向刘某1、郭某另行主张。刘某2提前清偿讼争房产贷款的目的是为了与刘某1配合，转移房产侵害郭某合法权益，该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正常的道德，理应得到法院否定性评价，才能彰显司法公正，维护公序良俗。生效文书（2017）闽0203民初11789号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两行也载明确认刘某2、李某为提前清偿的按揭款项可向刘某1、郭某另行主张。然而，一审法院不仅未给予否定性评价，还认定为刘某1的还款数额，明显错误且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为免诉累，如刘某2、李某在本案中同意将其债权转让给刘某1，则郭某也可以同意在刘某1应补偿的款项中抵扣。 三、一审法院酌定刘某1按月1500元的标准向上诉人郭某支付自2018年1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房屋占用费用明显偏低。本案讼争的房产产权面积为129.44平方米，根据第三方租赁平台的信息显示，同等小区103平方米的房产，市场租金水平在4500元每月，折合每平方米43.689元，本案讼争房产129.44平方米，折算后租金应为5655元每月。郭某可分得的比例为60%计算后明显超过3000元，郭某一审诉讼请求按照每月3000元计算收益损失理应得到支持。 四、一审法院对郭某与刘某1发生矛盾搬离讼争房产，在外租房居住产生的租金及停车费不予支持的理由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郭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租金等费用，该理由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郭某要求刘某1赔偿该等损失应得到支持。生效文书（2017）闽0203民初13739号判决书第3页已经确认××××年××月××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夫妻双方各自经济收入可自行支配。鉴于此郭某与刘某1发生矛盾搬离讼争房产，在外租房居住产生的租金及停车费均属于郭某可自行支配的经济收入，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恳请二审法院能全面厘清涉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公正裁判。 刘某1辩称，一、郭某违背共同还贷承诺，刘某1依代持协议约定配合归还房产，不存在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2002年1月，为了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刘某2、李某出资购置讼争房产，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实际占有使用。因购房时刘某2已届退休，无法使用公积金贷款，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刘某1作为代持人将房产暂时登记在刘某1名下。为进一步明确房屋所有权，购买房产时，刘某2要求刘某1签订了书面的《协议书》，表明讼争房产仅是用刘某1的名义贷款购买，待适当时机再过户给刘某2。讼争房产的首付款、商业贷款、装修费用、日常使用费用均由刘某2实际支付，刘某2为讼争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尽管法院的判决结果并未支持刘某2的相应主张，但为争取讼争房产的所有权益，刘某2、李某除了作为第三人参与本诉讼外，还通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物权确认纠纷案主张权益，足以见得刘某1作为女儿在父母的要求下履行承诺，对讼争房产进行物权返还，其进行讼争房产权属变更行为不存在恶意。现有证据表明：××××年××月××日双方登记结婚后，2009年3月3日双方分居（郭某在起诉状中自述），××××年××月××日双方签订分别财产约定的《协议书》。2010年7月9日郭某向思明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其后撤回起诉。2011年2月14日，郭某再次起诉刘某1要求离婚，仍以撤诉结案。郭某在上述离婚起诉状中提出要求分割讼争房产，因离婚未成，郭某暂时未达到分割房产的目的。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婚后正常共同生活不过三年时间，其后郭某开始主动破坏婚姻，刘某1一直委曲求全。刘某1在双方登记结婚的上午，通过公证的方式约定将刘某1婚前房产共有，是基于双方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景，但事实证明白头偕老不过是单方空想；刘某1作为房产的登记产权人，同意将房产与郭某共有的重要考虑在于房产存在银行贷款，签订协议时每月还贷金额扣除公积金外，还需要支付现金2057元，以2006年一名需要抚养孩子的小学老师的薪资水平，该款项属于经济重担，郭某承诺与刘某1共同偿还贷款可以分担其购房压力，也是夫妻同心合力的一种体现。为此双方在公证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婚后按揭款共同承担”，但根据在案证据，郭某除了自己公积金两笔费用支付贷款外，并未兑现承诺，郭某在双方登记结婚后三年多即提起离婚诉讼，并与刘某1签署了分别财产制协议书，郭某以供自己女儿读书为借口，拒绝与刘某1共同偿还贷款，导致刘某1只能自己承受巨大经济压力，即便刘某1忍气吞声，郭某仍在签署分别财产制的协议书后一年四个月再次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分割房产。当时刘某2、李某已经七十多岁，第一次知道女儿签署了一份不应该签署的协议书，老两口面临一辈子积攒的房产被一个与自己女儿生活不过三、四年的外人分割的可怕境遇，老人家要求女儿必须将房产物归原主，刘某1一方面无法承受还贷压力，一方面需要面对父母的批评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声讨，为此，刘某1不得不将讼争房产更名至老人家名下，其行为属于物权返还。另外，房产过户后，刘某1向郭某出具了一份《保证书》，明确房产为夫妻共有，其没有损害郭某的实质权益，一审法院就此事实的分析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 二、郭某婚前出资20万元依约定属于代为偿还房产所欠债务，不属于购房款。根据讼争公证《协议书》，郭某自认交付给刘某1的20万元为“偿还乙方购买上述房产所欠的债务”而非购房款。截止日前，所谓刘某2出具的“收条”，郭某都没有办法提供原件，即便刘某2自认收到该笔20万元，但该款项的性质仍应属于偿债款项，并非购房款。为此，该笔20万元不能当然按照购房款计算郭某的出资。即便法院基于公平考虑，将该笔20万元认定为郭某就讼争房产的出资，也应同等考虑20万元的增值率的公平性问题。按照一审计算方式，郭某取得的房产对价约为309万，根据在案证据，郭某在2007年12月28日之前，共支付的款项为249215.35元，11年的增值率为12.4倍，而双方登记结婚时房产的市场价值为75.84万元，双方确认的房产现值为752.87万元，13年的增值率为9.9倍，很显然郭某获得的增值对价远超过房产的实际增值率，为此二审在同等考虑公平合理的角度，应对补偿对价予以调整。 三、讼争公证协议书为双方登记结婚就单一财产的赠与协议，并非婚前财产协议，××××年××月××日的协议书为婚内财产协议性质文件，应明确予以区分。根据江苏省高院（2019）474号文件第29条，讼争公证协议书仅处置的是讼争房产的归属、贷款以及债务偿还，并不及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单一财产赠与约定，原审法院以夫妻财产约定来判定该财产协议性质应予以纠正。××××年××月××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了婚后各项财产的处置以及双方收入支配方式，结合双方实际生活状态，该协议书明确为婚内财产协议，且该财产协议及与双方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的生效判决也支持了该观点。 四、在先生效判决确认双方婚后为分别财产制，双方婚后就讼争房产还贷款项应分别计算。就讼争双方离婚纠纷一案，（2018）闽02民终3776号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明确“协议约定夫妻双方各自经济收入可自行支配，郭某婚后获得其婚前财产收益及公积金、养老金，按协议约定归郭某自行支配，刘某1上诉请求分割不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依据该《协议书》双方各自名下的银行存款、公积金、股票等归双方各自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就此认定，在先生效判决明确双方婚后采取的是分别财产制，而非××××年××月××日前采取共同财产制，其后采取分别财产制。但一审法院在计算婚后双方还贷款项时，将××××年××月××日之前的房产贷款偿还部分予以混同，很显然违背了在先生效判决内容，应予以纠正。 五、本案讼争房产的分割应充分考虑各方的出资贡献。在物权确认纠纷案中【（2019）闽02民终5061号】，法院认可刘某2、李某及刘某1对讼争房产所作的贡献程度，认为贡献程度与产权分割可另案主张。本案一审法院也正是考虑到讼争房产的来源、使用情况、出资情况以及刘某2、李某对讼争房产的实际贡献率，按照出资比例予以份额。法院因刘某2与刘某1系父女关系而否认代持协议的效力，导致刘某2、李某丧失讼争房产所有权人身份，在此背景下，将刘某2、李某的出资认定为刘某1的出资份额，符合刘某2、李某的真实意愿。郭某主张刘某2、李某的出资按照债权原则确认，本质上是将讼争房产的市场增值据为己有，通过“物权债化”的方式侵占刘某1、刘某2、李某的资产。郭某不仅主动破坏婚姻，实施家暴，拒不承担按揭还贷义务，且从2010年7月开始在对讼争房产毫无贡献的情况下反复提起诉讼就是为了分配巨额款项，郭某存在明显的婚内过错，因此，恳请法院在处理本案讼争房产时，充分保护弱势妇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刘某2、李某述称，一、一审法院结合讼争房产来源、各方的贡献度，包括首付款出资、按揭款归还、婚姻存续时间长短等等因素，认定刘某1与郭某对讼争房产享有不同比例是正确的。郭某对讼争房产贡献极少，要求享有讼争房产50%产权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讼争房产在刘某1与郭某结婚之前就购买，从产权登记角度属于刘某1的婚前个人财产。截止××××年××月双方登记结婚时，答辩人与刘某1就讼争房产已实际支付购房款（含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47847.82元（141182＋24047.06＋82618.76）。刘某1与郭某登记结婚后，由于实行分别财产制，郭某仅于2006年12月19日、2007年12月28日分别提取了14825.35元、34390元，共计49215.35元转入刘某1银行卡，该出资仅占比该房产实际成本527278.58元的9.33%。可见郭某对讼争房产贡献极小，要求分得5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有悖公平合理的原则。另外，郭某支付的20万元系根据福建地区婚嫁习俗支付的聘金，并非购房款，不能据以计算相应的产权份额。退一而言，即便郭某支付的20万元属于购房款，讼争房产在2006年价值高达75.84万元，郭某不可能也不必然取得讼争房产50%产权份额。更何况，刘某1与郭某签订《协议书》时尚未登记结婚，即使协议约定为共同共有，此时双方不具有家庭成员关系，共有人之间也不能占有均等份额。刘某2、李某认可一审法院按双方对讼争房产的出资比例计算各自所占的产权份额，也同意己方对该房产的出资作为计算刘某1的出资额，由刘某1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但刘某2、李某认为一审法院将婚后至2009年10月之前的还贷金额认定为刘某1与郭某的共同还贷是错误的，在房屋增值率计算上也存在错误，应予纠正。 二、2011年刘某1应刘某2、李某要求将讼争房产物权返还登记到自己名下，刘某2、李某与刘某1不存在恶意串通，也不是隐匿、转移财产，郭某要求分得60%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讼争房产的购买、出资、居住使用情况以及在2011年将变更登记到刘某2、李某名下，刘某1向法庭的陈述完全是事实，绝无虚言。2011年刘某1将房产转移登记到刘某2、李某名下有两个原因：一是购房时首付款均刘某2、李某出资，且双方约定刘某1为名义产权人，待合适时机将房产过户给刘某2、李某的约定，刘某2、李某除刘某1外还有两个子女，平时因为刘某2、李某多有照顾刘某1，姐妹之间已经有嫌隙，为了公平起见，刘某2、李某强烈要求刘某1履行约定，将物权返还。二是刘某2、李某选择一次性提前归还按揭贷款是郭某恶意不支付贷款造成。郭某婚前承诺，婚后按揭由他还，但婚后郭某不履约，不还按揭，而刘某1的收入除了要扶养儿子和支付日常基本生活费后，根本无力偿还银行按揭，房子面临被银行拍卖偿债的不利后果。刘某2、李某考虑自己日渐老去，疾病和死亡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以养老金和向亲戚朋友筹借款项一次还清贷款。郭某不履约偿还贷款违约在先，若说恶意，也是郭某恶意。而不是郭某在上诉状所说：刘某1与刘某2擅自合意……通过签订买卖合同…过户…刘某2提前清偿贷款的目的是为了与刘某1配合，转移房产……。房管局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仅有三种途径，买卖、赠与、继承，刘某2、李某与刘某1无奈只能选择以买卖的方式进行。因该房屋买卖的行为确实与双方物权返还的意思表示相悖，故生效判决以双方不存在买卖房屋的合意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买卖合同无效并不能证明刘某1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恶意。刘某2、李某支付讼争房产首付款14余万元，承担2006年之前的商业贷款，花费15万元对讼争房产进行装修，承担房屋日常使用的费用，以及2011年一次性归还剩余按揭贷款10余万元，都可以证明刘某2、李某对讼争房产贡献极大。且刘某2、李某自始自终主张自己对讼争房产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并历经另案一审、二审穷尽手段主张权利，虽然该主张最终未获得法院支持，但足见刘某1作为女儿在父母的要求下履行承诺，对讼争房产进行物权返还，其进行讼争房产权属变更行为不存在恶意。对郭某的其他上诉理由，同意刘某1的其他答辩意见。综上，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清楚准确。 刘某1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刘某1向郭某支付总价款不超过2277825.1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刘某1无需向郭某支付房屋占用费；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鉴定费用由郭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生效判决认定双方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原审法院就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至××××年××月××日期间的房产份额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10月15日，双方离婚的（2018）闽02民终3776号生效判决中载明“协议约定夫妻双方各自经济收入可自行支配，郭某婚后获得其婚前财产收益及公积金、养老金，按协议约定归郭某自行支配，刘某1上诉请求（请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郭某名下的公积金、养老金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分割不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依据该《协议书》双方各自名下的银行存款、公积金、股票等归双方各自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在离婚案件中，厦门市思明法院及厦门市中院都认为双方不存在共同共有的财产，也没有以××××年××月××日的《协议书》作为前后区分，而是盖然的判决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各自所有，但却在本案原审一审中认定“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至××××年××月××日期间的房产份额为夫妻共同财产”，明显自相矛盾。根据目前双方的银行流水可知，郭某除支取过两笔公积金外（14825＋34390＝49215.35元），其他按揭贷款均由刘某1、刘某2、李某实际偿还，刘某1婚后的还贷仍延续婚前的还贷方式，郭某并没有遵守承诺“共同还贷”，而原审一审法院却反向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期间归还的按揭款项为夫妻一方支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一审法院就同一事实选择二元标准，导致刘某1支付的款项即为夫妻共同所有，而郭某支付的款项仅为其个人所有，有违公平。另外，有关夫妻财产的约定，××××年××月××日的《协议书》已经实质取代了2006年签订的《协议书》，因此本案讼争房产的出资亦适用夫妻分别财产制。因此，我方认为应按照各自出资比例分割其所占的房产份额。原审一审查明该阶段共支付了154980.8元，占比讼争房产的29.4%，根据郭某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其仅占讼争房产的49215.35／154980.8＊29.4%＝9.34%。 二、退一步说，倘若就讼争房产婚后仍实行“共同共有”，郭某也仅享有婚后房产份额的一半，不应享有婚前房产份额。首先，原审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系郭某婚前出资，缺乏事实依据。结合刘某1出具的收条时间，该20万元应为婚后出资。其次，郭某主张对讼争房产享有“共同共有”权，那么其前提必然是夫妻关系，若认定是婚前出资则双方缺乏“共同共有”基础。因此，该20万元应该认定为婚后出资，郭某不应享有婚前房产份额。第三，刘某1之所以签订《协议书》完全是以缔结婚约为目的，而郭某支付该20万元也是以登记结婚为基础，双方绝非是“买卖房产份额”的关系。因此，郭某支付的20万元对价是取得“共同共有”的权利，不能以“按份共有”的思路单纯的以双方实际出资的多寡进行比较，确定份额。根据现有证据可知，郭某支付的部分款项并没有实际用于讼争房产的还贷，而是已经融入家庭共同生活开支，这也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因此，在计算各自份额时，不能将郭某支出的每一分钱都算入房产，以“资产增值”对待，而刘某1、刘某2、李某的的支出的款项则归入日常费用予以消费，这对房产的原产权人刘某1、刘某2、李某有失公平。综上，倘若法院认为××××年××月××日的《协议书》中不包含讼争房产，双方仍为“共同共有”，则无论郭某实际支付多少价款均取得婚后房产份额的一半，即26.5%（婚前份额占比47%，婚后份额占比53%），可分得的现金价款为7528700＊26.5%＝1995105.5元。 三、原审法院关于讼争房产婚前增值率计算错误，直接导致郭某的份额计算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种观点：原审一审法院的婚前增值率的计算公式错误，应按照婚前房产净值／婚前实付成本计算增值率。讼争房产结婚时点的市场价值为758400元，扣除未还的贷款本金245625元，婚前的房产的净值为758400-245625元＝512775元。婚前刘某1、刘某2、李某为取得该房产实付支付的成本为247847.82元，因此增值率＝512775／247847.82＝2.07。郭某所占份额为200000／（247847.82＊2.07）＊47.01%＝18.33%。第二种观点：即使沿用原审一审法院的思路，房产增值率＝婚前房产市值／（初始购置房产价格＋共同已还利息），此时并不存在共同已还利息，婚前阶段的增值不应考虑婚后出资部分，原审法院用讼争房产的实际成本（527278.58元）计算婚前增值率，逻辑错误，应改为讼争房产的初始购置价格（451182元），即增值率＝758400／451182＝1.68。郭某所占份额为200000／（247847.82＊1.68）＊47.01%＝22.58%。无论何种计算方式，原审一审法院的婚前增值率计算错误，直接导致郭某所占房产份额计算错误。 四、以郭某实际出资金额乘以讼争房产的增值率计算其可分割的现金价款，较为公平合理。双方××××年××月结婚，仅4年时间矛盾频发。自2010年至2019年近九年时间，郭某在对讼争房产毫无贡献的情况下反复提起诉讼就是为了分配巨额款项，企图通过婚姻牟利。刘某2、李某已届80岁高龄，现如今却因为刘某1的婚姻解体而丧失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内心极度煎熬焦虑，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均每况愈下。若按照原审一审判决进行分割，势必损害女方和女方父母的合法权益，刘某2、李某也将失去养老保障。以郭某实际出资金额乘以讼争房产的增值率计算其可分割的现金价款较为公平合理。根据评估报告可知，××××年××月，双方登记结婚时该房产的市场价值为758400元，2019年4月，该房产的市场评估价格为7528700元。讼争房产增值率＝房产现价／（结婚时房产价格＋共同已还利息＋其他费用）＝9.14，因此，男方结婚时支付的20万元及婚后偿还的贷款49215元在2019年4月时增值总金额为227.78万元（249215＊9.14）。 五、原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离婚后刘某1应按照郭某所占的房产份额向其支付占有使用费，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郭某另有实际控制的两套房产（厦门市湖滨中路、集美区盛光路），根本无需租赁，没有产生实际损失。双方身份关系解除后，郭某本就应当搬离讼争房产，所产生的债务均系个人债务，无权要求刘某1承担。其次，原审一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的使用原则，认定刘某1应向郭某支付离婚后的房产占有使用费，但婚姻法相对于物权法来说是特别法，应当被优先适用，婚姻法中除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帮助”的情形，并无其他法律依据。第三，讼争房产归刘某1所有，郭某享有的房产份额无法单独分割使用，且刘某1对该讼争房产系属自用，也未产生任何收益。第四，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未有证据证明郭某按照所占份额实际支付了讼争房产使用费用，相应的房产使用费用，如物业费、水电费、宽带、煤气等费用大部分由刘某2、李某承担（讼争房产的电费、煤气费所关联的银行卡也是李某的银行卡），郭某应按照其所占份额向刘某1补齐对讼争房产实际占有、使用期间的相关费用。综上所述，若按照原审一审法院的思路，郭某实际享有的份额为婚前18.33%＋婚后9.34%＝27.67%，可分得的现金价款为7528700＊27.67%＝2083191.29元；若按照婚后共同共有的思路，郭某实际享有的份额为26.5%，可分得的现金价款为7528700＊26.5%＝1995105.5元；若按照郭某实际出资乘以讼争房产增值率计算，郭某可分得的现金价款为249215＊9.14＝2277825.1元。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刘某1上诉请求。 郭某辩称，一、刘某1与郭某于××××年××月××日签订《协议书》后，双方除房产之外的其他经济收入可自行支配，房产属于双方共同共有的事实并没有改变。郭某与刘某1结婚时已经确认诉争的房产共同所有，结婚期间并未对房产共同所有的事实进行任何变更。双方在××××年××月××日签订《协议书》后，确认了除了房产之外，其他均实行分别财产制，该约定也未改变房产属于双方共同共有的事实。因此，不仅结婚之日至××××年××月××日，结婚之日至离婚之日，诉争的房产均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二、刘某1与郭某于××××年××月××日签署《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已经明确载明诉争房产为双方夫妻共同所有，郭某系支付2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诉争房产50%份额。庭审已经查明，诉争房产总价为451182元，××××年××月××日前，刘某1实际支付的首付及已经还款的按揭才20万左右，郭某支付的20万元基本覆盖刘某1实际支付的部分，郭某系支付2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诉争房产50%份额，双方婚后对该约定也没有任何改变。三、在案证据中的生效文书已经确认刘某1与原审第三人刘某2、李某擅自合意通过签订合同形式将讼争房屋过户至刘某2、李某名下，已然侵害了郭某合法权益，刘某1与原审第三人刘某2、李某于2011年1月28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刘某1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足以认定，刘某1应在分割诉争房产时给予少分。四、一审法院认定刘某1应从离婚后至判决生效之日支付郭某房屋占用费用并无不当，但明显偏低。双方对诉争房产为共同所有并无异议，离婚时双方并未对诉争房产进行分割，诉争房产仍为刘某1实际占有、收益和处分。因此，由刘某1按照份额向郭某支付房屋占用费并无不当。但本案讼争的房产产权面积为129.44平方米，根据第三方租赁平台的信息显示，同等小区103平方米的房产，市场租金水平在4500元每月，折合每平方米43.689元，本案讼争房产129.44平方米，折算后租金应为5655元每月。郭某可分得的比例为60%计算后明显超过3000元，一审认定按照每月1500元明显偏低。 刘某2、李某述称，同意刘某1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在计算讼争房屋补偿款中存在三个错误，导致补偿金额过高，显失公平，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在认定婚后郭某的还贷金额存在错误。原离婚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双方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若郭某认为××××年××月至2009年10月期间系其与刘某1共同还贷，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从现有证据仅证明郭某支取两笔公积金共49215.35元用于还贷，因此应认定其余款项均为刘某1方的还贷金额。并以此计算双方占有的产权份额方为正确。2、一审法院将郭某支付的20万元均计算为房产份额是错误的，郭某支付的20万元系根据福建地区婚嫁习俗支付的聘金，也是郭某婚后居住在被告提供的房产内的现金补偿，并非是购房款，据以此计算郭某占有的房屋产权份额有失公平，应以纠正。3、一审法院在房屋增值率计算上确有错误导致判决补偿郭某的金额过高，应予纠正。 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依法分割刘某1与郭某共同所有的厦门市，按照60%比例分割给郭某，40%比例分割给刘某1。（诉争房产面积为129.44㎡，价值约637万元，最终价值以双方确认或评估价为准）；二、刘某1赔偿郭某租金、停车费、物业费等损失32418.56元（其中租金每月4000元，共计60000元；停车费每月300元，共计4500元；物业费等共计437.11元，以上合计64837.11元，被告应负担50%）；三、刘某1赔偿郭某租金收益损失（以月租金损失3000元为标准，从2018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诉争房产分割之日止）。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1月23日，刘某1与厦门特贸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下称讼争房产），总价为451182元，其中首付款141182元，银行按揭贷款310000元。 2002年1月，刘某2与刘某1签订《协议书》。载明：由于刘某2已退休，不能用公积金贷款，现刘某2出资，以刘某1名义贷款购买厦门特贸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即讼争房产），待适当时机再由刘某1过户给刘某2。 2003年5月9日取得权属登记，权属登记为刘某1一人所有。 ××××年××月××日原、被告登记结婚。郭某婚后与刘某1共同居住于讼争房屋处。此前，该房产已支付的购房款为：首付款141182元，公积金贷款本息24047.06元，商业贷款本息82618.76元。此后支付的购房款为：公积金贷款本息35869元（含2006年12月21日，原告支取其名下公积金，用于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本息106153.04元，2007年12月28日原告支取其名下公积金34390元一次性偿还商业贷款，2011年1月10日刘某2从银行账户中支取103018.7元用于讼争房屋商业贷款提前还款。 2002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刘某1名下账号为37×××90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用于归还按揭贷款的款项多体现为每月以现金形式存入账户后由按揭银行扣款。 ××××年××月××日，郭某与刘某1签订《协议书》一份，并经厦门市公证处予以公证。《协议书》约定：“郭某（甲方）、刘某1（乙方）拟登记结婚，位于厦门市产权登记人系刘某1，现我们自愿约定：上述房产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婚后按揭款共同承担；结婚登记之日，甲方交付二十万元给乙方，用于偿还乙方购买上述房产所欠的债务。本协议自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起生效。”同日郭某与刘某1登记结婚。××××年××月7日，刘某1出具《收条》一份，载明“现收到郭某支付官任路购房款二十万元整”。××××年××月12日，刘某2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某1二十万元整（付官任路房款）”。 ××××年××月××日，郭某、刘某1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因郭某女儿郭青留学，郭某还贷压力大，讼争房产的贷款暂由刘某1支付。 2010年7月9日，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与刘某1离婚，后其撤回起诉。2011年2月14日，郭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并请求分割讼争房屋，后该案亦以撤诉结案。 2011年1月28日，刘某1（甲方）与刘某2（乙方）、李某（乙方）签订了《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刘某1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刘某2、李某，总价款为451182元，购房款现已付清，甲方在收件之日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此后，讼争房屋产权于2011年2月24日转移登记至刘某2、李某名下。 2011年4月19日，刘某1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其于2011年1月在未告知郭某的情况下，向父母拿钱将讼争房产的贷款十万余元一次性还清，房产仍归夫妻共有。 2017年7月23日，郭某与刘某1因家庭琐事产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郭某、刘某1均报警。经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鉴定，刘某1人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此后郭某即搬离讼争房产，在外租房居住。 2017年7月26日，郭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确认刘某1与刘某2、李某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该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该合同未有真实买卖的意思表示，且侵害了郭某的合法利益，合同无效。判决已于2018年5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651号民事判决中载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2、李某是否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有权人，刘某1与刘某2、李某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首先，刘某1与郭某在××××年××月××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讼争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郭某已依照该协议书约定付款，并曾与刘某1共同偿还讼争房屋的按揭款项。故郭某系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刘某1主张该协议属赠与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刘某2提交的2002年1月与刘某1签订的《协议书》，因刘某2与刘某1系父女关系，无法确认《协议书》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郭某在婚前已明确知晓该《协议书》内容；该协议书签订在前，郭某与刘某1签订协议在后，而刘某2对郭某共同承担按揭款项以及居住房屋的事实亦无异议，故从协议书的效力来看，后者应取代前者。故刘某2以该《协义书》主张系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2017年9月6日，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与刘某1离婚。该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双方婚姻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委托，厦门国之策资产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对讼争房产的价值作出评估，认为讼争房产目前的市场价值为752.87万元。××××年××月××日时讼争房产的市场价值为75.84万元。郭某缴纳评估费17057元，刘某1缴纳评估费3034元。 对于郭某与刘某1及刘某2、李某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郭某婚前支付的20万元款项性质。郭某主张该二十万元为购房款，刘某1及刘某2、李某则主张该款项为聘礼。一审法院认为，在××××年××月7日刘某1出具的《收条》中，已明确载明该二十万元系官任路36号之一201室购房款，再结合郭某、刘某1双方经公证的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以及刘某2、李某出具的《收条》，可以认定该二十万元款项为郭某为取得讼争房产共有权而支付的对价，被告称该款为聘礼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讼争房产权属的问题。刘某2与李某对讼争房产为其二人实际所有的主张，已由另案判决予以驳回。郭某、刘某1双方在××××年××月××日签订并经厦门市公证处公证的《协议书》已明确约定讼争房产为郭某、刘某1共有财产，且郭某已经实际支付取得该共有权所应支付对价，故对于刘某1关于该房产系其刘某2与李某二人持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郭某、刘某1未约定共有的份额，故讼争房产属于双方共同共有。 关于郭某主张刘某1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本案中，刘某1曾在讼争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之后向原告出具保证书，重申讼争房产为双方共有之房产，因此难以从主观方面认定刘某1存在侵占郭某财产的故意，在案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认定为被告将讼争房产过户至刘某2、李某名下的目的是出于转移财产而非归还讼争房产给本案第三人，故对郭某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郭某是否实施家庭暴力以及刘某1能否因此多分夫妻共同财产。刘某1主张，郭某使用家庭暴力，故刘某1应多分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家庭暴力，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大多数行为呈现周期性，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人一方因为恐惧而屈从于加害方的意愿。家庭暴力为离婚时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之一，而非离婚时多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因此对于刘某1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郭某请求刘某1补偿租金及停车费等费用。本案中，郭某由于夫妻发生矛盾而搬离讼争房产，在外租房居住并因此产生的租金及停车费，但因双方婚姻关系尚在存续期间，故郭某亦是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租金等相关费用，郭某要求刘某1补偿该笔费用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2018年10月15日双方离婚之后，讼争房产由被告占有、使用，对其中原告应当享有的份额，被告应予补偿，补偿的标准应参照讼争房产所处位置的实际租金水平，故一审法院酌定按每月1500元的标准支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关于对该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 本案讼争房产属于郭某、刘某1共同共有，因双方身份关系变动以及双方协议等因素导致各自享有份额的变动及支付房产按揭主体的改变，故讼争房产的权属可分为以下三个不同阶段：1、在郭某、刘某1登记结婚之前。刘某1取得讼争房产权属登记，并支付了首付款及部分的按揭款，郭某系以支付对价的方式，从刘某1已经取得的房产份额中购买部分份额，并与刘某1形成共有关系。故郭某支付的20万元对价，其所取得的房产份额计算如下，婚前已房付款在讼争房产成本中所占比例为47.01%（247847.82／527278.56＝47.01%）；婚后付款在讼争房产成本中所占比例为52.99%（279430.74／527278.56＝52.99%），在郭某、刘某1登记结婚时的房产的增值率为1.4383（758400／527278.56＝1.4383），婚前刘某1已支付房款的价值为356486.7元（247847.82＊1.4383）。故郭某支付的20万元获得的房产份额比例为26.37%（200000／356486.7＊47.01%＝26.37%），刘某1婚前已付款项所占房产份额比例为20.64%（47.01%-26.37%＝20.64%）。2、在郭某、刘某1登记结婚之后至郭某、刘某1××××年××月××日签订协议之前。刘某1主张购房款项系由刘某2从其账户中取现后存入按揭账户，但因金钱为种类物，按揭账户中虽以现金形式存入的按揭款，但刘某2的取款金额及时间并不能与按揭账户中现金存款存在对应关系，故刘某1、刘某2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于刘某1关于刘某2以现金形式支付按揭款项的主张，不予采纳，因没有证据证明该期间归还的按揭款项为夫妻一方支付，故该部分按揭款项及其所对应的房产份额属于郭某、刘某1的双方夫妻共同财产。该部分款项所对应的房产份额计算如下，该期间所付房款为154980.8元，占讼争房产购房总成本的比例29.3926%（154980.8／527278.56＝29.3926%），由郭某、刘某1各半分割，双方各自所占比例为14.6963%；3、××××年××月××日协议之后，因双方已经书面约定由刘某1支付按揭贷款，现郭某未有证据证明其已将应由其承担的按揭部分支付给刘某1，故自××××年××月××日协议之后所付购房款项，为刘某1所支付。该期间所付房款124449.9元，占讼争房产份额为23.6023%（124449.9／527278.56＝23.6023%）。 综上，郭某可分得的比例为26.3713%＋14.6963%＝41.07%，刘某1可分得的比例为20.6338%＋14.6963%＋23.6023%＝58.93%。因房产系刘某1婚前购买，且其在房产中所占比例较多，故该房产宜归刘某1所有，刘某1按郭某所占有的份额给予郭某补偿，补偿款项计为7528700＊41.07%＝3091856.73元。 评估费用的承担。郭某已缴纳评估费17057元，刘某1缴纳评估费3034元，合计20091元。双方按各自在房产中所占份额比例承担，故刘某1还应支付给郭某8805.63元（17057-20091＊41.07%＝8805.63）。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市思明区归刘某1所有；二、刘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郭某3091856.73元。三、刘某1应按每月15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房屋占用费用。四、刘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某评估费8805.63元。五、驳回郭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50元，由郭某负担13245元，刘某1负担19005元。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郭某对判决书第八页第三段刘某2与刘某1签订的《协议书》不予确认，刘某1对第十页倒数第七行前案判决书的结论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刘某1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以下事实：第九页第二段郭某与刘某1的《协议书》中约定夫妻双方各自经济收入自行支配；第九页第三段郭某起诉时称分居时间是2009年3月3日；第十页倒数第二段（2018）闽02民终651号与（2018）闽02民终5061号，刘某2、李某始终主张讼争房产登记其名下，属于物权返还；遗漏查明郭某有其他房屋，无需另行租房。 二审中，郭某提交安居客网页截屏，拟证明本案讼争的房产产权面积为129.44平方米，根据第三方租赁平台的信息显示，每平方米租金超过47元，一审法院酌定按月1500元的标准向郭某支付自2018年1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房屋占用费用明显偏低。刘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刘某2、李某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合法性予以确认，不能以网络上的信息来认定，且郭某有其他房产可以居住，无需租房。刘某1提交二组证据：公积金贷款还贷情况、商业贷款还贷情况，拟证明：1、公积金贷款5.7万元，截止××××年××月××日公积金累计还款本金22488.1元，剩余34511.9元；2、商业贷款25.3万元，截止××××年××月××日商业贷累计还款本金41886.9元，剩余211113.1元；3、截止××××年××月××日，讼争房产贷款总额为31万元，已归还本金61794.28元，未归还本金为245625元。郭某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亦可佐证郭某的付款足以超过房款总额50%。刘某2、李某表示无异议。 另查明，2011年1月10日，刘某1偿还案涉房屋剩余银行贷款103018.7元。在刘某1于2011年4月向郭某出具的《保证书》中载明，该款项系由刘某2、李某垫付。郭某在上诉状中表示同意将该笔款项在房产总价中予以扣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1．关于案涉房产的分割问题；2．郭某主张的租金及停车费补偿问题；3．关于评估费的分担。 焦点1．关于案涉房产的分割问题。涉及以下问题：案涉房产系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是否存在分别财产制；如何分割共有房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郭某、刘某1在××××年××月××日结婚登记当日签订并经公证的《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为二人共有财产，婚后按揭款共同承担，同时郭某支付刘某120万元，用于偿还购房所欠债务。协议签订后，郭某已依约支付相应款项，故案涉房产应由二人共同所有。刘某1主张在郭某自认以及此前离婚判决中均确认二人系分别财产制，故房产不应认定共有，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若双方的婚内分别财产制约定与双方另行签订的《协议书》或是保证书等存在约定不一致的内容，应当以特别约定优先于一般约定的原则处理，故不影响案涉房产的共有认定。故双方共同共有的厦门市思明区应认定郭某占50%产权，刘某1占50%产权。本案讼争房产并不属于按份共有，无需按照出资额确定各方份额。对于房产分割的比例，郭某主张刘某1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应依法少分或不分。考虑到刘某1在讼争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之后仍向郭某出具保证书，再次确认讼争房产为双方共有，故该转移讼争房产登记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刘某1主观存在侵占郭某财产的故意，故对郭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分割案涉房产按照婚前按出资比例、婚后共同共有原则处理，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经过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案涉房产的市场价值为752.87万元，扣除刘某1偿还贷款103018.7元，剩余房屋价值为7425681.3元，刘某1应支付郭某50%即3712840.65元。 焦点2．郭某请求刘某1补偿租金及停车费等费用。郭某因家庭矛盾自行搬离案涉房产，并不能完全归责于刘某1。故其主张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金补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在2018年10月15日双方离婚后，考虑到郭某对讼争房产享有的份额，认定补偿金额。鉴于郭某已提交租赁合同、租金收据等证明其每月租金4000元，故参照双方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酌定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1500元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予以纠正。刘某1主张郭某享有其他房产，与本案郭某对讼争房产享有的权利亦不矛盾。 焦点3．评估费用的承担。案涉房产评估费共计20091元，因郭某与刘某1对案涉房产共同共有，故应当各自承担一半的评估费，即各承担10045.5元。因郭某已缴纳评估费17057元，刘某1缴纳评估费3034元。故刘某1应支付郭某评估费7011.5元。 综上所述，郭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刘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某2与李某对讼争房产为其二人实际所有的主张，已由另案判决予以驳回，本案不再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9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厦门市思明区归刘某1所有”； 二、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954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变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9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郭某3712840.65元； 四、变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9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刘某1应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房屋占用费用； 五、刘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某评估费7011.5元； 六、驳回郭某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郭某的其他上诉请求； 八、驳回刘某1的上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249元，由郭某负担5945元，刘某1负担263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249元，由郭某负担5945元，刘某1负担263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审 判 员 陈 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肖子发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