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22民初840号原告李祖林，男，生于1964年1月20日，汉族，湖北省郧西县人，村民，住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原服装厂院内），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武，湖北孔优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思坤，男，生于1971年4月16日，汉族，湖北省郧西县人，村民，住湖北省郧西县，原告李祖林诉被告李思坤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祖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武和被告李思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祖林诉称：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67.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原告与被告及陶某等人合伙承接普定县猫洞乡高龙煤矿施工工程，各方口头约定项目总投资500万元，每股50万元，其中蒋某认缴投资100万元、陶某认缴50万元、胡朝林认缴50万元、胡小明认缴50万元、袁秀炳认缴60万元、李思山认缴40万元、李祖林认缴50万元，工程由原告总负责协调。后8人应当以李祖林的名义与贵州梓涵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开始投资施工。因项目拖欠财务人员工资，财务人员将财务账册带走，拒不交给众合伙人，导致前期财务无法核实。该工程后续回款过程中，被告一直按照100万元标准前后从原告处共领取分配款项共计135万元，导致原告作为主负责人在分配时无款可领。2017年8月，众合伙人付清了财务人员工资后，原告从财务人员处收回财务账册时才发现被告实际出资仅50万元，但其分配时却隐瞒了实际投资情况，构成不当得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判如所请。原告李祖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民事案件委托协议原件1份，证明以李祖林名义对外签订的协议；证据2.①.高龙煤矿湖北施工队股东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②.账目变动情况、支出原件1份，③.2012年4月份高龙煤矿股份分配复印件1份，④.关于高龙煤矿股份原材料股东分配明细原件1份，⑤.各股东分配明细原件1份，证明⑴.被告从2012年至今以两股（100万元的出资）比例从合伙中领取分配资金，认缴案件代理费。⑵.被告以两股的比例分配从合伙中领取了1350824元的分配款，其中利润850824元。导致原告仅从合伙中领取了371412元，本金尚未收回。证据3.账薄启用表和电话录音各1份，证明⑴.原告投资50万元，被告实际投资也仅50万元。⑵.原告直到2017年8月份才从财务人员处取回账薄启用表得知各合伙人实际投资情况。被告李思坤辩称：1.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①原、被告等人合伙承包贵州省普定县高龙煤矿施工工程是事实，当时合伙人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②合伙投资资金是450万元，而非500万元。按照合伙协议，我与合伙人蒋某两人出资200万元，其他合伙人出资250万元（其中胡朝林出资50万元、陶某出资50万元、胡小明出资50万元、袁秀炳出资60万元、李思山出资40万元）。在2011年12月份首次算账时，因原告没有出资，按照投资人的投资分配利润，原告没有利润可分，最后由我向全体合伙人提议协商后同意给原告50万元的空股，此股只能用于获取分配利润使用，不得作实际投资出资股份使用。原告实际上没有出资，其诉称出资50万元不符合事实。③合伙期间，聘请潘忠海担任会计工作，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和担任现金出纳。原告私自挪用会计和看矿人员工资，导致会计和看矿人员工资未能按时发放，至2020年5月才付清潘忠海工资，还欠看矿人员刘礼顺工资3600元。合伙承包煤矿工程在2011年因故停工，全体合伙人已经进行了阶段性结算，合伙账目清楚。后期又通过2次核算，合伙账目清楚明确，并在2017年股东会议纪要明确在2015年前所有工人工资均由原告承担。④.合伙工程后期回款，全体合伙人均通过会议方式进行了具体核算，明确合伙财产范围及利润分割方式，全体合伙人均签名确认均无任何异议。我不存在多分或超分配之事实。原告诉称我仅出资50万元，更是无稽之谈。合伙关系成立当初，我按照约定于2011年6月10日交付出资款160万元、于2011年7月17日交付出资款35万元、于2011年7月又在原、被告和蒋某三个股东于2011年4月合伙承包的金沙县陈家湾煤矿三股东每人各追加10万元时，原告让我替他垫付5万元，后在高龙煤矿投资时少转5万元，由原告帮我在高龙煤矿垫付5万元。我的200万元投资款均交付给了原告，原告分别向我出具了二份交款收条，并注明属于高龙煤矿投资款。2.原告所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全体合伙人阶段性的利润分配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核算后进行分配的，符合合伙人的意思自治和约定，未损害第三人利益。原告通过虚构不当得利事实，恶意侵害我的合法权益，属于虚假诉讼；应当赔偿我应诉而产生的差旅费、误工费。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1份和收条原件2张，证明我当时入股的金额200万元。我和蒋某每人100万元入股共200万元，由我代表蒋某签合伙协议后，我分期分批将股金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第三方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原告给我出了两张收条于2011年6月10日收到160万元，于2011年7月11日收到35万元并且收条上明确注明收到被告人高龙煤矿投资入股款；还有5万元，是在2011年4月份我和原告及蒋某三人合伙承包贵州省金沙县陈家湾煤矿施工合同，三股东商量每人追加投资各交付10万元时，原告让我给他垫付5万元，再由原告在高龙煤矿给被告补交高龙煤矿投资入股5万元，后来原告在我给高龙煤矿收条上形成了195万元，但我实际投资是200万元。证据2.证人蒋某于2020年6月10的证明2份，证明当时高龙煤矿每个股东投资金额；在陈家湾煤矿追加投资10万元时，由被告帮原告垫付5万元。证人陶某于2020年6月3日的证明1份，证明2011年5月高龙煤矿合伙投资各股东金额认可。证据3.2016年8月7日高龙煤矿看矿工资支付协议，证明我们当时股东按这个比例出看矿工资，说明我出资100万元。证据4.2017年6月1日施工队内部财务会议纪要1份，证明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工人工资都结清了，不存在因全体股东拖欠潘龙海工资而导致潘龙海不提交账目问题。证据5.2017年6月7日高龙煤矿湖北施工队股东会议纪要1份，证明当时全体股东起诉中耀公司退还安全保证金300万元时，诉讼及其他费用，按照各股东持股的比例分摊，证明了我当时实际出资了100万元。证据6.高龙煤矿施工队经营核算账1份，证明当时高龙煤矿不存在账目不清楚而导致原告对账目的核算不清楚。说明被告人实际投资100万元，也是按100万元投资领取所分的利润22万元。证据7.2011年7月份的工程结算明细表第六项垫付黄开国工程款18万元，证明我所交给原告现金支付的依据。证据8.我的邮政账号明细1份，证明我于2011年6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持卡取现金支付给原告45万元现金，转账给原告的150万元原告没有争议。证据9.2011年11月15日至2011年12月14日贵州新时顺矿业有限公司原告工程队工程款结算明细1份，证明2011年6月7月停产后再次生产，说明原告所诉2011年6月7月停产后没有生产不符事实。证据10.也就是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中的目录5材料一样即“各股东分配明细”，证明我实际投资100万元所获得的利润422824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的1、4、5和证据3中的电话录音多部分的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的②、③有异议，这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复印件的字体不像会计写的，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从账本上“全体股东实际投资李祖林投资50万元，蒋某投资100万元，李思坤投资50万元，袁秀炳投资60万元，胡小明投资50万元，胡朝林投资50万元，李思山投资40万元，陶某投资50万元合计450万元。”到此为止，这都不是会计潘忠海的字。说明原告记的实际投资的数额是不对的，也不准确，且陶某投资的是50万元而上面写的是500万元，明显是错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5、10无异议，对证据1这两份条子是我写的，这两张条子上蒋某投资高龙煤矿100万元是真实的，被告条子上的100万元实际上只有50万元。打这个条子的原因是因为被告和蒋某看了高龙煤矿以后，认为条件好和业主谈的工程价格比较高，利润空间比较大，蒋某投资100万元，被告也要投资100万元。当时被告只有50万元，我们承包时煤矿在正常生产，矿主不让我们停下，钱又要的急，各股东约定必需以现金投资进行验资。被告为了抢占股份数额，他让我在名义上给他写100万元的条子，给其他股东看，证明他投资了100万元，被告说事后速及将50万元补交与我。干了一个月，矿主资金断裂，加上政策对资源整合，被告就没有再补交50万元。我们在2011年7月1日所有的投资450万元全部到账，其他所有股东全部都是银行汇款，当时被告在金沙煤矿，没有在现场，不存在现金提交，更不存在第三方转账，也不存在7月17日在交纳现金35万元。这195万元的条子只有150万元是被告给我转账，转到我农村信用社（卡号记不清了，卡也丢了）和邮政账户（卡号记不清了，卡也丢了）上，当时矿主要我的银行流水，我委托贵州普定的律师去查的，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被告通过银行给我转账150万元是事实，被告没有支付现金45万元，我们当时不需要现金。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蒋某的证明，认为金沙煤矿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目的；认为陶某证言不能采信，因证人没有到庭作证。对证据4认为是真实的，但不能证明被告实际投资了100万元的目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是我们手下6个施工队所结算的工程款，与我们股东之间所有的账目不相关联，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与被告没有关系，这是我450万元支付之内从我账上支付的，是我们矿上开支的数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认为，我们出资的450万元是2011年6月15日以前通过股东验资都已经结束，2011年6月19日矿上已经停工停产，被告提供的这些取款流水账是被告平时日常自己的费用，不存在现金交付给我。高龙煤矿所有的开支有出纳李祖立支付给下边，开支的条据都有被告、陶某两人审核签字才能入账。对证据9，是以前矿主冷建清经营不下去转让给新时顺公司，新时顺公司开工了几天又停产了，这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10正是原告的诉求，被告是1股的股金是50万元，而被告拿的是两股的股金100万元和利润35万元总共是135万元，证明被告拿钱的真实性。以上被告所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实实在在投了100万元的股金，而充分的证明了被告投的是一份的股，拿的是双股的钱。对上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对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对对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原告提供的证据1，只能证明6个合伙人委托贵州定南律师事务所打官司的情况。对证据2中的①只能证明合伙人为打官司筹集、分摊费用的情况；②账目变动情况反映了各股东在2012年1月利润分成情况；③股金分配，只证明了2012年4月各股东的股金分配情况；④2016年10月28日的分配明细，证明了各股东分钱数额；⑤2019年11月7日的分配明细，证明了各股东分钱具体数额。对证据3中①账簿启用表：其中第1页高龙煤矿股东投资明细记载李思坤100万元。如果8个股东出资属实，那合计数应当是500万元而不是450万元；第4页下半页“全体股东实际投资”的字体明显与上半页的字体不同，下半页记载的不仅有划痕，且李思坤50万元与表格中的橫线不在一条直线上；陶某又记的是“500万”元，且余额合计数也不准确；原告在庭审在承认第4页下半页记载是自己所写。因此，账簿启用表前后记载不一致，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②原、被告的通话记录中的内容，与本案原、被告争议的实质性问题无关。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收条是原告出具的，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在高龙煤矿的投资款195万元；还有5万元投资款，原、被告约定由被告先在陈家湾煤矿替原告代交5万元，后由原告在高龙煤矿替被告代交5万元。这一事实不仅有证人蒋某证实，而且原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差5万元是其代交的。因此，原告收到被告在高龙煤矿的投资款是200万元（其中包括蒋某的投资款100万元）。这200万元投资款中，原告在庭审中承认收到被告150万元银行转账，但不承认收到被告给付的现金。这与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给被告垫付高龙煤矿投资款5万元的事实，还有证人蒋某证明原告在高龙煤矿给被告垫付5万元一致。因此，原告陈述其没有收到被告给付的高龙煤矿100万元投资款属自相矛盾。对于原告的这一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2蒋某的证词，与原告的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陶某的证词和被告提供的证据3、5、6、7、9一样，与原、被告讼争的内容无关，只能证明被告是按照100万元的股份分配利润和分摊费用。被告提供的证据7、8，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被告给付了原告18万元工程款，也不能证明被告取款后的用途。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⑤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0相同，只能证明各股东分配明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系同乡、老表和家门关系。在2011年4月，原、被告及老乡蒋某三人合伙在承包贵州省金沙县陈家湾煤矿采煤施工工程。2011年5月，原告与被告等人经实地考察后，决定合伙承包贵州省普定县猫洞乡高龙煤矿采煤施工工程。8个合伙人约定项目总投资500万元，每股50万元，工程由原告任负责人总协调，并担任现金出纳。其中被告和蒋某决定各自向高龙煤矿投资100万元，蒋某委托被告负责交钱并签订合伙协议。2011年5月26日，李祖林代表高龙煤矿工程队与贵州梓涵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交付了300万元安全保证金，后便进场开始施工，采煤工程进行了一个多月时间，因矿主资金断裂和政策原因被迫停止施工；至2011年11月份又复工开采了一段时间，又被迫停工。2011年6月10日和7月17日，原告给被告出具了两张收条，分别收到被告高龙煤矿投资款160万元和35万元，合计195万元；因原、被告及蒋某三合伙人在陈家湾煤矿追加投资10万元时，原告让被告给自己垫付5万元，后由原告在高龙煤矿交付投资时给被告代交5万元。2012年1月，8个合伙人在高龙煤矿股东利润时：被告和蒋某各自分得22万元，胡小明、胡朝林、陶某各自分得11万元，袁秀炳和原告各自分得14万元、李思山分得8万元。2012年4月，高龙煤矿股金分配如下：陶某分得33万元、被告分得65万元、蒋某分得65万元、袁秀炳分得39万元、胡朝林分得33万元、胡小明分得33万元，李思山分得26万元；原告未分得股金。2016年10月28日，高龙煤矿股东分配明细显示：被告领款5.8万元、蒋某领款5.8万元、胡朝林领款8.7万元、原告领款7.8万元。2017年6月7日，由原、被告及蒋某、陶某、胡朝林、袁秀炳6个股东在普定县天源宾馆就全体合伙人对外委托贵州定南律师事务所向贵州中耀矿业有限公司、冷建清等追索保证金300万元时的费用分摊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原告分摊14400元、被告分摊16000元。2019年11月7日，各股东分配明细显示：原告分得211412元、被告分得422824元、陶某分得211412元（减去50000元）、蒋某分得422824元、胡小明分得211412元（减去50000元）、李思山分得169136元、袁秀炳分得253686元（减去60000元）。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高龙煤矿的实际投资款是100万元还是5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被告等8人自愿合伙承包贵州省普定县猫洞乡高龙煤矿采煤施工工程，并对各个合伙人的出资数额作了约定，同时确定原告为合伙人的负责人，兼合伙人的现金出纳，还聘用了会计；合伙人的出资必须交给原告，由原告给合伙人出具出资证明。被告和蒋某按约定各自向高龙煤矿投资100万元，并由被告负责交钱和签订合伙协议。原告于2011年6月10日和7月17日给被告出具了两张收条，分别写明收到被告高龙煤矿投资款160万元和35万元，合计195万元；因原、被告及蒋某三合伙人在陈家湾煤矿追加投资10万元时，原告让被告给自己垫付5万元，后由原告在高龙煤矿交付投资款时给被告代交5万元；这样被告实际在高龙煤矿投资200万元，其中有被告投资100万元，蒋某投资100万元。之后，所承包的高龙煤矿在开采过程中因故停工。8个合伙人于2012年1月、2012年4月、2016年10月28日和2019年11月7日四次分配合伙资金及利润时，被告均是按照100万元的股份分得现金1350824元。原告诉请因被告应出资100万元而实际出资50万元，从而要求被告返还所分得的出资50万元及利润17.5万元共计67.5万元的请求，与其给被告出具的195万元投资款的收条两张及证人证实的原告在高龙煤矿给被告代交的5万元投资款的事实相悖；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其在高龙煤矿给被告代交5万元投资款的事实。原告称其给被告出具195万元投资款的收条两张后，自己只实际收到被告银行转账150万元，未收到被告给付的50万元现金；同时称其在给被告出具收条后，被告未及时补交差额投资款50万元的情况，都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原告也未在后来长达8年的合伙人4次分配资金和利润时予以扣回。原告提供账簿启用表的第1页、第4页下半部分，均是原告自己书写的，上下合计数字不准、前后有关被告出资的数据又不一致，该账簿启用表不能反映被告的出资情况哪一页记载的是真实的。综上，原告诉请的事实，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祖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50元减半收取527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十堰北京路支行；帐号：17×××01。通过邮局汇款的，款汇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邮编：442000；地址：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上诉人应将注明一审案号的交费凭证复印件同时交本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之次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也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送达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审判员  乔礼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潘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