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6行初361号原告丁新联，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湖北卓创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荆南街**。法定代表人肖哲，局长。出庭负责人代先珍，二级调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法定代表人余松，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靓琪，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志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丁新联不服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被告区城管局）强制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及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并要求行政赔偿，于2019年7月22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鄂01行初675号行政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1月20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案依法延期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丁新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被告区城管局的负责人代先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被告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靓琪、阮志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17日，被告区城管局因原告丁新联购买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的搭建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面积50平方米（一层，以下简称涉案无证房屋），前期已向其送达《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鉴于原告丁新联逾期未履行拆除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和《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作出（昌城管执）强拆决字[2018]第091106号《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强拆决定），决定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5月8日，被告区城管局对涉案无证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原告丁新联不服，向被告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3日，被告区政府作出武昌复决字[2019]第1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丁新联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原告丁新联诉称，被告区城管局于2018年12月17日下达被诉强拆决定，称涉案无证房屋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设行为，并于2019年5月8日予以强制拆除。原告丁新联于2019年5月9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区政府于2019年7月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于2019年7月6日送达原告丁新联，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丁新联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原告丁新联认为，被告区政府不尊重历史事实，不尊重武汉市对历史遗留无证房屋的合理安排规定，对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认定上避重就轻、纠而不正，导致原告丁新联的合法权益得不到落实与保障。一、涉案无证房屋年代久远，是建国前后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据街坊邻居讲，涉案无证房屋原是一座四合院，系房管部门的直管公房，一直有居民合法租住。当时法制尚不健全，不需要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1987年左右，该片区房屋拆迁，涉案无证房屋因在规划红线外而得以留存。新房建设完工后，粮道街房管所将涉案无证房屋卖给前任公房租户汪*。原告丁新联在购买此房时曾向汪*的叔叔求证，他称系其本人出资从粮道街房管所购买。有关房屋来历，原告丁新联多次走访街坊邻居，其说法与汪*的叔叔一致并有部分邻居签名佐证。涉案无证房屋的屋顶是格式小预制板，墙体由石灰砌成，为薄片砖盒式墙，均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才会使用的建筑材料，应归属于历史遗留无证房。《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处理意见（试行）》规定，历史无证房是指1991年7月3日《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颁布以前单位和个人已建设但未办理土地、房产权属登记手续的房屋，这类房屋应区分情况，不能简单的以违章处理，应给予合理补偿。二、涉案无证房屋没有强制拆除的必要。涉案无证房屋在1987年以前是粮道街房管所的老公房，本是合法建筑，一直有居民合法租住。1987年粮道街房管所处置该房后，汪*一直在此居住。据汪*所述，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接受罚款补证的机会却放弃了。涉案无证房屋地处偏僻，无碍消防通行，存续几十年，住户更换几任，属于轻微违规，可以采取补救措施而得以存续。原告丁新联以市价购买，系善意取得，多年来接受社区、房管部门及城管部门的监督，分别于2011年7月、2013年5月、2017年5月维修三次，花费近20万元，前述机构工作人员在每次维修时上门查看，均没有提出异议。涉案无证房屋没有急迫强制拆除的必要。三、被告区城管局适用法律法规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的立法原则。被告区城管局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认定原告丁新联1987年以前合法存续的老公房系违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施行，《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自2014年7月1日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上三部法律法规均对其施行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与行为没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涉案无证房屋在1987年以前有相当一段历史阶段是合法的，只能适用房屋建造完成时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施行以前，包括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以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城管部门强制拆除的职权，被告区城管局实施强制拆除属于越权执法。被告区政府以新旧法一脉相承来否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于法无据，于理不通。四、被告区城管局严重违反相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行申12号行政判决书中指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中的建筑材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手段、方法必须科学、适中，不得以野蛮方式实施强制拆除。因强制拆除手段、方式不当，造成当事人建筑材料合法权益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赔偿。”被告区城管局在原告丁新联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将涉案无证房屋里的租户强制驱离后实施强制拆除，没有向原告丁新联出具任何手续，随意丢弃房屋里的家具家电，未作登记造册，致使部分家具物件丢失，房屋建材也不知所踪。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一、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二、判决被告区城管局赔偿原告丁新联因涉案无证房屋被强制拆除而造成的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期间，经本院依法释明，原告丁新联对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补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强拆决定并确认被告区城管局于2019年5月8日对原告丁新联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对因涉案无证房屋被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要求按周边房屋征收补偿评估价1.2万元/平方米计算房屋价值以及屋内物品损失约几万元进行赔偿。原告丁新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丁新联的身份。2.房屋买卖合同，证明涉案无证房屋的购买来源。3.租用公房凭证，证明涉案公房属性。4.涉案无证房屋原貌及内部照片，证明涉案无证房屋与涉案公房是一体的，没有分隔。5.强拆现场照片，证明涉案无证房屋被被告区城管局强制拆除。6.丢失家具物品清单，证明家电丢失情况。7.房屋建设情况及街坊邻居证言，证明涉案无证房屋的历史及属性。8.涉案公房照片四张，证明被告区城管局拆除涉案无证房屋导致涉案公房霉变、墙壁空鼓，无法居住。被告区城管局辩称，一、被告区城管局对辖区内的违法建没有行政管理职权，被告区城管局有权对原告丁新联的违法构筑物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1〕137号），于2013年1月1日颁布了《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该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集中行使有关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原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因此，被告区城管局对辖区内的违法建筑有管理职责。根据《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验收合格后未按照规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进行建设或者改造的，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此，被告区城管局有权对原告丁新联的违法构筑物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二、涉案无证房屋系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设是客观事实。根据被告区城管局提供的资料证明，涉案无证房屋未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系违法建设。无论原告丁新联怎么变更房屋的建成时间，迄今为止该房屋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丁新联亦未补办任何规划手续，甚至在被告区城管局开始房屋调查到实际拆除近半年多的时间内，原告丁新联也一直未申报乃至补办相关规划手续。无论原告丁新联如何声称涉案无证房屋可以办理相关手续，都是其自我认为的概念。涉案无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设才是客观事实。被告区城管局认定涉案无证房屋为违法建设是合法的。三、被告区城管局依职权拆除违法建设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然而，原告丁新联的违建并非其合法权益。被告区城管局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并未有前述法律规定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被告区城管局依职权拆除原告丁新联的违法建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丁新联要求行政赔偿，应当对被告区城管局的侵权行为及侵权损失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关于原告丁新联提出的家具家电的赔偿损失问题，其应当提供因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造成损失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失的事实。五、原告丁新联称涉案无证房屋系善意取得，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涉案无证房屋本身涉嫌违建，根本就没有登记，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涉案无证房屋系无证房屋，原告丁新联获取该房产都不一定是合法的，更不适用于善意取得。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丁新联的诉讼请求。被告区城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调查笔录、现场示意图、现场证物照片，证明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程序合法及原告丁新联违建的事实。2.温馨提示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被诉强拆决定及相关送达回证，证明根据被告区城管局确定的事实，被告区城管局依法向原告丁新联下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程序合法。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2.《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3.《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一条，4.《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证明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合法。庭审期间，被告区城管局补充提交武昌区粮道街胭脂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被告区政府辩称，被告区政府依法具有本案行政复议的职权，已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法定职责，复议程序合法，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原告丁新联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区城管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被告区政府经审理查明了以下事实：2018年11月21日，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前往武汉市武昌区候补街小区1栋**室进行调查，形成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及现场示意图，确认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候补街小区1栋**室的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用于居住。原告丁新联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同日，因原告丁新联涉嫌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擅自搭建，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向其进行调查，形成调查笔录，原告丁新联在笔录中称涉案无证房屋系其购买二手房时就已经存在，原房主作价出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日，被告区城管局向原告丁新联送达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温馨提示单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原告丁新联签收。2018年12月6日，被告区城管局向原告丁新联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违法建设拆除公告》并留置送达，该文书载明认定原告丁新联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及逾期不自行拆除的法律后果，并告知享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丁新联拒绝签字。2018年12月12日，被告区城管局作出《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催告原告丁新联在2018年12月17日前自行拆除，依法告知其陈述、申辩权，并送达（拒签）。2018年12月17日，被告区城管局作出被诉强拆决定并送达（拒签）。2019年5月8日，被告区城管局对涉案无证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被告区政府认为：一、被告区城管局将涉案无证房屋认定为违法建设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被告区城管局提供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调查笔录、现场证物照片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无证房屋系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违法建设面积为50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及《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涉案无证房屋为违法建设。（一）从原告丁新联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不能证明涉案无证房屋为1987年以前就存续的房屋。涉案无证房屋的建设时间并不能确定为1987年以前。（二）即使涉案无证房屋为1987年就存续的房屋，按照我国于1984年1月5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应当取得建设许可证后方可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我国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建设的，要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法与《城市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是一脉相承的，关于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应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规定是延续的。2018年11月21日，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前往武汉市武昌区候补街小区1栋**室进行调查后，查明涉案无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粮道街房管所出具的租用公房凭证是武昌区候补街小区1栋**室未拆除房屋的租赁登记凭证，不是涉案无证房屋的有效登记凭证，原告丁新联提供的租用公房凭证无法证明涉案无证房屋的合法性，被告区城管局将涉案无证房屋认定为违法建设符合法律规定。二、被告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一）根据被告区城管局提供的调查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示意图等证据材料，被告区城管局派两名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依法向原告丁新联出示了执法证，对其进行了询问，并按规定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由原告丁新联签名。同日，原告丁新联配合调查，被告区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出示了执法证并现场制作了调查笔录，上述检查、调查程序完整、合法。（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及《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温馨提示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违法建设拆除公告》，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被诉强拆决定，上述作出决定的程序合法。2019年5月8日，被告区城管局对涉案无证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需经公告并经法定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有强制执行权的机关才可依法强制执行。本案中，被告区城管局未经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即实施强制拆除，属于程序违法。因此，被告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丁新联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告丁新联要求赔偿涉案无证房屋被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就地重建或另行安置房屋一套的复议请求，因涉案无证房屋属于违法建设，被告区政府不予支持。四、原告丁新联主张物品损失，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及相关证据，被告区政府不进行审理；原告丁新联主张的善意取得、买卖合同效力属民事法律关系，不是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范围。综上，被告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实体均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已经履行了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依法应予维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丁新联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原告丁新联向被告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3.答复通知书、4.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区政府向被告区城管局依法送达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副本。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材料清单及法律依据，证明被告区城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一并提交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6.被诉复议决定、7.送达回证、EMS快递单及邮件查询单，证明被告区政府依法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丁新联及被告区城管局。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4.《城市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6.《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7.《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经庭审质证，原告丁新联对被告区城管局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证据1不能达到涉案无证房屋系违建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该房屋的建成年限；对逾期提交的《证明》不予质证；对法律依据没有异议。对被告区政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区城管局、被告区政府对原告丁新联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有效性均有异议，涉案无证房屋并非合法登记的房产，不能进行市场交易，故该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证据3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有证的涉案公房并非被告区城管局拆除的违法建筑。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涉案公房相连不符合实际情况，违法建筑是在涉案公房上搭建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载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及拍摄地点。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系原告丁新联单方制作，其称强拆时自己在现场，因此相关物品不可能丢失，如当时有物品丢失，原告丁新联应报警处理而不是在行政诉讼中提出。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言没有签字和捺印，系原告丁新联排版打印的资料，相关证言未经证人出庭质证，不符合证据规则，且证言内容与房管部门登记的信息相左。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拍摄人、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不符合证据规则。两被告对彼此的证据均无异议。2020年8月11日，本院前往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查看涉案无证房屋被强制拆除后的现场。2020年8月14日，本院向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粮道街房管所调取了涉案公房的房屋图卡，显示涉案公房建成于1987年，与原告丁新联诉称的涉案公房建成时间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丁新联提交的证据2、3能够证明其从汪*处购买涉案公房的承租使用权及“周边三间搭建房屋”即涉案无证房屋，涉案公房证载面积不包括涉案无证房屋。证据7的证言主文系原告丁新联对涉案无证房屋有关情况的叙述，落款处无证人手写签名或捺印，无证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文件，证言音频亦未向本院提交，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区城管局在庭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明》系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其余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被告区城管局于2018年11月21日发现原告丁新联在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用于出租的涉案无证房屋，经当日现场检查、勘验、拍照及对原告丁新联进行询问调查，被告区城管局认定该房屋属违法建设，建筑面积50平方米（一层）。被告区城管局先后向原告丁新联下达温馨提示单（2018年11月21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2018年11月21日）、《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2018年12月6日）、《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2018年12月12日）、被诉强拆决定（2018年12月17日），并于2018年12月6日在涉案无证房屋处张贴《违法建设拆除公告》。2019年5月8日，被告区城管局对涉案无证房屋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5月9日，原告丁新联因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及要求行政赔偿，向被告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交证据材料。被告区政府受理后，经行政复议答复和书面审查，于2019年7月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为：一、关于被告区城管局将涉案无证房屋认定为违法建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从原告丁新联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不能证明涉案无证房屋为1987年以前就存续的房屋，涉案无证房屋建设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为1987年以前，即使该房屋为1987年就存续的房屋，按照《城市规划条例》（1984年1月5日起施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应当取得建设许可证后方可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与《城市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一脉相承，关于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应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规定是延续的，粮道街房管所出具的租房凭证是未拆除房屋的租赁登记凭证，不是涉案无证房屋的有效登记凭证，被告区城管局将涉案无证房屋认定为违法建设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被告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区城管局的检查、调查程序完整、合法，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程序合法，但被告区城管局未经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即实施强制拆除，属于程序违法。三、原告丁新联主张的善意取得及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属民事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行政复议审理范围。四、关于原告丁新联要求赔偿房屋被强拆造成的损失及就地重建或另行安置房屋一套的请求，因涉案无证建设属于违法建设，被告区政府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丁新联主张的物品损失，因其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及相关证据，被告区政府对原告丁新联的该主张不进行审理，原告丁新联可就该主张另行申请或向法院起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丁新联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被诉复议决定于2019年7月6日邮寄送达原告丁新联。原告丁新联仍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涉案公房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原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英（莺）坊巷26#1-1-1），建于1987年，其租户汪*在涉案公房建成后以该公房外立面为一面墙壁向外搭建涉案无证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丁新联于2011年6月28日与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让方汪*为甲方，受让方原告丁新联为乙方，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武昌区粮道街英坊巷26#1-1-1房屋出售于乙方，该房屋性质为使用权公房，用途为住宅，证载使用面积为28.32平方米，另此房屋周边三间搭建房屋随以上房屋一并转让给乙方”。2011年7月10日，原告丁新联取得涉案公房的租用凭证，证载计租面积28.32平方米，不含周边三间搭建房屋即涉案无证房屋。本院认为，为了加强查处违法建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六条及第六十条、《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二十二条及《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条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具有对其行政管理区域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进行查处的职责。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涉案无证房屋是否具有违法性。涉案无证房屋的建设时间直接关系到对其是否属于违法建设的定性，根据原告丁新联向本院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租用公房凭证及房屋照片，结合本院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及向房管所调取的资料，足以证明涉案无证房屋搭建于1987年涉案公房建成之后，并以该公房外立面作为一面墙壁向外而建，因此原告丁新联诉称涉案无证房屋建于建国前后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事实根据。1984年1月5日起施行的《城市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家所有的土地上需要新建、扩建、改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的，必须向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申请，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确定其建设位置，提出设计要求，并审查其有关设计文件和图纸，发给建设许可证后方可施工。199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及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均有同类规定。涉案无证房屋的建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区城管局认定该房屋系违法建设的事实成立。二、关于被告区城管局适用法律是否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首先，如前文所述，涉案无证房屋搭建于1987年涉案公房建成之后，但“建设行为”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通过其产物——违法建筑继续非法占用城市空间，给城市规划实施造成的影响持续存在。因此，该违法建设行为从开始建设时到被强制拆除前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其次，《城市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均对城市规划区内个人新建、扩建和改建房屋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作出了明确规定，其法律制度自1984年1月5日起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被告区城管局对持续至今的违法建设行为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三、关于被告区城管局作出被诉强拆决定及实施强制拆除是否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是给行政机关实施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行为设立的特别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在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进行强制拆除，以防止尚有争议未得到司法救济的强制拆除得以实施。本案中，被告区城管局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实体、程序并无不当。但其在被诉强拆决定告知原告丁新联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下，未经起诉期限届满即实施强制拆除，违反了上述程序性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且涉案无证房屋已被拆除属于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确认其程序违法。四、关于原告丁新联诉请要求行政赔偿。原告丁新联购买的涉案无证房屋系违法建设，被告区城管局予以强制拆除，并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至于屋内物品损失，除一张自制清单外，原告丁新联未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损害的事实，在具体损失金额上，经本院依法释明后原告丁新联也未予明确。因此，本院对原告丁新联要求行政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区政府受理原告丁新联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行政复议答复及书面审理，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复议双方，程序合法。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于2019年5月8日对原告丁新联购买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候补街小区1栋**违法建设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丁新联的其他诉讼请求和行政赔偿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繁人民陪审员  汪源人民陪审员  祝曦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沈钰书记员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