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辛泽燕，女，196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美林，男，196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显达，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邱茂兴，男，1954年10月1日出生，纳西族，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文，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卫，男，1969年2月13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云南鹤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郝敏，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月新，云南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因与被上诉人李红卫，以及原审第三人郝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8）云2932民初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云29民终178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重审，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云2932民初688号民事判决，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会见了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显达，上诉人邱茂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文，被上诉人李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原审第三人郝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月新。在会见过程中，因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出要求原承办法官回避的申请，并因此扣除审限19日。后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显达，上诉人邱茂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文，被上诉人李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原审第三人郝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月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因被上诉人李红卫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本院同意并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因此扣除审限197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红卫的原审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红卫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在本案重审一审开庭时，李红卫在举证结束之时突然提出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在没有任何释明和庭前告知，以及李红卫无法出示庭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同意了李红卫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由此可反映出一审法官对李红卫具有偏向性的问题。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之间在2013年8月期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本案中，李红卫主张“2013年8月期间，因辛泽燕、施美林在丽江经商资金不足，邱茂兴作为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借款300万元的借款还款担保人，李红卫向辛泽燕、施美林出借了300万元，直至2015年10月15日李红卫找到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才重新写下了《借条》一份”，对此李红卫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李红卫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郝敏到庭后，郝敏向一审法庭陈述，其在2013年8月20日，确实向李红卫借过260万，已经还清了，但不知为何李红卫要起诉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一审法院仅凭“录音”来认定案件事实，处理不当。2、辛泽燕确实于2015年10月15日向李红卫写了借条，但李红卫并未履行出借义务，其与辛泽燕、施美林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成立。在本案中，李红卫主张2015年10月15日的《借条》及《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是在2013年8月期间的“借款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出具的。如前所述，李红卫未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2013年8月期间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条》，在案证据打款凭证上的收款人不是辛泽燕、施美林。2015年10月15日的《借条》中记载的是“借款550万”，在案亦无证据证实2015年10月15日《借条》发生后，李红卫向辛泽燕、施美林交付过款项，且《借条》中没有任何内容反映出是基于2013年8月期间的任何一笔借款而产生“续借”的事实，这明显是“独立存在”的一笔借据。因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双务、实践性合同，出借人没有履行出借义务的，其借贷关系不成立。所以，辛泽燕、施美林认为，其与李红卫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施美林不知晓此事，从始至终就没有在《借条》上签过字。3、一审法院用了属于传来证据的“录音”代表法律规定的“客观证据”错误，录音证据也证实不了本案事实。为了规范民间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就民间借贷问题专门作了规定，凡属民间大额借贷纠纷的，应当以“银行流水”也即“打款凭证”作为认定存在借贷关系的客观证据。而在本案中，在李红卫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用了具有偏向性、诱导性且数额、时间、双方当事人都不明确的“录音”来替代《借条》和《打款凭证》，用“传来证据”作为全案的唯一判案依据，显然是错误的。4、邱茂兴在2013年8月期间从未向任何人提供过担保。本案中，李红卫并未向法庭提交过任何一份证据证实邱茂兴在2013年8月为辛泽燕、施美林提供过借款担保，邱茂兴在原一审、二审及重审一审中都一再强调并未为任何人在2013年8月期间提供过任何借款担保。况且，如前所述，2013年8月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300万元的借贷关系，邱茂兴更不可能为根本就不存在的借贷关系提供抵押担保。一审判令邱茂兴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5、邱茂兴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2015年10月15日，邱茂兴确实为辛泽燕准备向李红卫借款55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将房产证、土地证交给了李红卫，也在《借条》上签了字，向李红卫出具了《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但该承诺书明确是为辛泽燕于2015年10月15日准备向李红卫借款550万元而提供抵押担保，并不为其他任何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然而，在辛泽燕、邱茂兴在《借条》上签字后，李红卫并未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因此，该550万元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并生效，邱茂兴的抵押担保关系也就不成立。其次，邱茂兴提供抵押的地产和房产是有法定登记的共有人的，在其他法定登记的共有人不知情且不同意的情况下，邱茂兴的抵押担保行为无效。其三，邱茂兴提供抵押的地产和房产是不动产，依照《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不动产提供抵押的，必须到法定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法定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抵押合同及抵押行为无效。因此，邱茂兴的抵押行为不成立且无效。正是鉴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及证据之间进行了错误推定，因而导致了认定事实错误，从而适用了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法规对本案进行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红卫的诉讼请求。李红卫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应予维持。事实及理由：一审中，李红卫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借款的事实，以及邱茂兴为辛泽燕、施美林借款担保的事实，特别是李红卫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与李红卫提供的借条、银行明细及证人证言等，能够相互印证，具备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间确实存在借款关系。一、一审中，证人出庭是经一审法院准许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李红卫认为，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因此，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提出的一审违反法律程序的意见不能成立。二、李红卫认为，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应当出庭应诉，而不是让代理人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三、李红卫与郝敏重来就不认识，双方之间也没有借款关系。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借到款向后授意李红卫将借款转款给郝敏及辛泽燕、施美林的儿子施雪雷，如果不是辛泽燕、施美林的授意，李红卫不会将钱转给自己不认识的人，及不知道的卡号。辛泽燕、施美林的目的是要将案涉借款由毫无还款能力的郝敏承担，以达到骗取李红卫合法财产的目的。如果李红卫的民事诉讼不能被支持，李红卫一定会向公安机关报警，让相关人员受到刑事处罚。四、在2015年换借条的时候，李红卫已经将2013年的借条归还给辛泽燕、施美林。如果双方之前没有借贷关系，辛泽燕、施美林是不会向李红卫重新出具新的借条。五、郝敏本人从未出庭应诉向法庭陈述关于260万元借款的情况。在案证据录音资料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六、邱茂兴系辛泽燕、施美林的亲家，由邱茂兴承担担保责任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综上，辛泽燕、施美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辛泽燕、施美林的上诉请求。郝敏述称，2013年8月李红卫与郝敏的260万元借款与2015年10月15日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的借款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审法院以符合逻辑的笼统说法将两件事合成一件事处理，是及其不负责的行为。另涉案人员施雪雷应作为本案共同诉讼主体参与本案。郝敏没有上诉并非是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李红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辛泽燕、施美林归还借款贰佰捌拾伍万元（2850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11月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邱茂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辛泽燕、施美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辛泽燕、施美林夫妇经人介绍认识李红卫，二人欲向李红卫借款3000000元，双方约定月息5分，期限一年，辛泽燕、施美林夫妇立下了借条，此借款由邱茂兴担保。后李红卫按辛泽燕、施美林授意于2013年8月19日汇入第三人郝敏的账户1600000元，同月27日再次汇入1000000元，汇入辛泽燕、施美林之子施雪雷账户内250000元，共计支付借款2850000元，另外150000元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扣回。借款到期后，辛泽燕、施美林未能还款，在李红卫催要借款的过程中，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再次协商，将借款前期本息进行了结算，李红卫将原借条退还给辛泽燕、施美林，辛泽燕于2015年10月15日给李红卫重新出具了《借条》，载明：“辛泽燕与施美林属夫妻关系。借款人二人因购买土地资金不足，向鹤庆县人李红卫借款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用于资金周转（5500000元）借款时间从2015年10月15日起至2016年10月15日止，借款人为了保证按时归还李红卫借款，特请担保人邱茂兴作为保证提供借款抵押担保（另签担保协议），借款利息以月息3分计算，从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注明：利息按每月15万元计算）”，邱茂兴在借条的担保人项下签字。同时邱茂兴给李红卫出具《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担保承诺人邱茂兴与辛泽燕、施美林属亲家关系；辛泽燕、施美林夫妻二人于2015年10月5日向李红卫借款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用于资金周转；为了保证向李红卫借款安全，辛泽燕、施美林夫妻二人请邱茂兴作为借款担保人，并用属邱茂兴个人所有的财产向李红卫提供借款抵押担保；邱茂兴承诺：1、邱茂兴自愿为辛泽燕、施美林夫妻二人向李红卫借款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提供财产抵押担保。自愿用属于自己所有和使用的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全部房产用于抵押担保。房产证号为：丽江县房权证丽字第××：06431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丽国用（2000）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所有权证：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国有土地（2006）第107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借款人辛泽燕、施美林夫妻二人如未能按借条载明期限归还李红卫借款，邱茂兴设定担保抵押给李红卫的上列房地产任凭李红卫处置（可以抵押房地产直接折抵借款，按评估价值互补差价）。3、担保人承诺：向李红卫设定抵押担保的上列房地产产权清楚，属担保个人财产，如与他人发生产权争议，由担保人承担一切责任。担保时间从本承诺书签订之日起至借款人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之日止。此后，辛泽燕、施美林以及郝敏向李红卫共计支付了计1282500元利息，未归还借款本金，李红卫多次向辛泽燕、施美林以及邱茂兴索要本息无效，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辛泽燕、施美林与郝敏在和李红卫借款时欲合伙开发土地，后因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而不能继续。一审法院认为，从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的通话录音内容看，辛泽燕、施美林认可同李红卫借款的事实，后双方在对前期本息结算的基础上收回原借条并重新书写了借条，属于自认，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辛泽燕对事实进行了陈述，与录音内容不一致，从事情发展时间顺序等因素考虑，应当以在前的陈述即录音为准。录音内容与李红卫提供的借条、银行明细以及证人证言等，能够相互印证，具备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证明双方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辛泽燕、施美林认可2015年的借条是二人签名的，但否认收到李红卫借款，因本案查明2015年的借条是基于2013年的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后重新出具的，辛泽燕、施美林没有收到转账，符合实际；2013年，郝敏与辛泽燕、施美林欲合伙投资，案外人施雪雷系辛泽燕、施美林的儿子，李红卫根据辛泽燕、施美林的授意，将款项汇入与其二人有密切联系的郝敏和案外人施雪雷的账户内，但实际由辛泽燕、施美林向李红卫出具借条，符合逻辑，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借款关系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认定李红卫为出借人，辛泽燕、施美林为借款人，款项最终由谁使用，如何使用，系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李红卫按约定支付了借款，其义务已履行完毕，辛泽燕、施美林应按借条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故辛泽燕、施美林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李红卫主张实际支付的2850000元作为借款本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李红卫共计收到1282500元，按月利率3%计算即归还了15月利息，至2014年11月。现李红卫主张后期借款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辛泽燕、施美林应归还李红卫借款本金285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12月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随本金结算）。关于邱茂兴的担保抵押责任问题。邱茂兴与辛泽燕、施美林属于亲家关系，其自愿为辛泽燕、施美林担保符合情理，邱茂兴不仅在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而且还与李红卫单独签订《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双方的担保关系依法成立，自合同签订时生效。虽然邱茂兴提供的担保房地产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只是抵押权未生效，故邱茂兴关于抵押物未办理抵押登记，担保抵押不生效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邱茂兴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即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经一审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辛泽燕、施美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李红卫借款本金285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12月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随本金结算）；二、邱茂兴在其提供的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李红卫承担800元，辛泽燕、施美林承担30000元。二审中，上诉人邱茂兴向本院提交证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229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以证明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4条第二款之规定，共同共有财产未经共有人允许设定抵押的，抵押无效。一审判决邱茂兴承担抵押责任错误。上述证据经李红卫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其真实性未得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辛泽燕、施美林对该份证据无异议。郝敏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具有可参考性。辛泽燕、施美林、李红卫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认为，邱茂兴提交的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辛泽燕、施美林均有异议：一审认定“2013年8月，辛泽燕、施美林夫妇经人介绍认识李红卫，二人欲向李红卫借款3000000元，双方约定月息5分，期限一年，辛泽燕、施美林夫妇立下了借条，此借款由邱茂兴担保。后李红卫按辛泽燕、施美林授意于2013年8月19日汇入第三人郝敏的账户1600000元，同月27日再次汇入1000000元，汇入辛泽燕、施美林之子施雪雷账户内250000元，共计支付借款2850000元，另外150000元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扣回”的事实虚假，李红卫不能提交2013年8月份双方形成借贷关系的借条，且授意转款也无书面材料，2015年10月15日换借条的事实在案无证据证实，一审如此认定依据不足。邱茂兴提出，关于本案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的借贷关系其不清楚，案涉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最终以辛泽燕、施美林的意见为准。李红卫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郝敏提出，一审认定李红卫按辛泽燕、施美林的授意向郝敏汇款错误，在案无证据证实郝敏收到的款项是李红卫受辛泽燕、施美林的授意而转账，相关款项属郝敏和李红卫借的款项。本院认为，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针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所提异议，与在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且未能提交反驳证据，其事实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审查对比，李红卫在本案原一审时和重审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不一致，具体差别在于：重审一审时提交的《借条》正文第三段第二行“向鹤庆县人李红卫”后手写添加了“公司”二字并加盖手印，落款借款人处“辛泽燕”上加盖了一个手印并增加了“施美林”的签名和捺印；《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正文第二段第二行“向李红卫”后手写添加了“公司”二字并加盖捺印，落款借款人处“辛泽燕”上加盖了一个手印并增加了“施美林”的签名和捺印。对此，李红卫向法庭解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李红卫将《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原件进行彩印后，自己在两份材料中“李红卫”后面手写添加“公司”二字并捺印，后拿彩印件找到辛泽燕和施美林，辛泽燕在其本人签名上再次加盖手印，施美林则补签了名字并加盖手印；在一审起诉并向法庭提交了原先没有添加“公司”二字和施美林签名捺印的《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后，李红卫才发现还有这两份材料，故在重审时提交了经辛泽燕和施美林再次确认的《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辛泽燕、施美林当庭否认《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中的签名和手印为其本人所为。经向当事人释明，李红卫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重审时提交的《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中施美林的签名、手印和“辛泽燕”上第二个手印的真实性，以及《借条》中手写加注的“（注明：利息按每月15万计算）”中“15万”上的手印是否为辛泽燕所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同意启动鉴定，并依法委托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出具了“（云）利司鉴所（2020）鉴字第89号、第90号”鉴定意见书两份和《情况说明》一份。鉴定意见书载明：2015年10月15日《借条》上借款人：“施美林”的笔迹与样本上“施美林”的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015年10月15日《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上借款人：“施美林”的笔迹与样本上“施美林”的笔迹是同一人所写；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借条中落款借款人“施美林”签名处的指纹印痕不具备鉴定条件；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中落款借款人“施美林”签名处的指纹印痕是施美林的右手拇指所留；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中落款借款人“施美林”签名处的指纹印痕与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9日的《延期开庭申请书》中落款申请人“施美林”签名处的指纹印痕是同一个手指头所留。《情况说明》载明：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借条》中辛泽燕的“燕”字上的手印，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借条》正文末尾加注的“（注明：利息按每月15万计算）”中“15万”上加盖的手印，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中辛泽燕的“燕”字上的手印不具备鉴定条件。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经交由各方当事人质证，李红卫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辛泽燕、施美林对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异议，但提出鉴定意见仅能证实被指纹鉴定和签名鉴定的当事人在此期间按过手印或签过名的事实，无法证实李红卫向辛泽燕、施美林支付过款项的事实。邱茂兴对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异议，但认为该鉴定意见书所涉及的鉴定项目及鉴定结论与邱茂兴无关，且无法证明在本案中李红卫向辛泽燕支付过出借款项的事实。郝敏对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合法，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且各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作为本案有效证据。其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证明力，本院结合在案其他有效证据阐述如下：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基本事实的争议在于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本人签名、捺印的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的《借条》和《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是否是对2013年8月份辛泽燕、施美林向李红卫借款300万元的结算及再次确认。结合辛泽燕于本案一审庭审后亲自到庭陈述“录音中的对话是其本人说的”，以及录音中辛泽燕认可有过2015年重签借条后找李红卫取回2013年的借条的相关事实以及其他对于借款事实的自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李红卫对于待证事实即其与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之间成立借贷和担保关系的举证，能够达到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反观辛泽燕、施美林一方的抗辩主张，即双方之间不存在2013年8月份借贷的事实，而是辛泽燕与李红卫在2015年10月15日才首次达成借贷550万元的合意并签署了相应的借条，施美林对借款事宜始终不知情，但事后李红卫却未实际交付该款项，与前述本院审查核实的李红卫在起诉之前将原先仅有辛泽燕签名确认的借条再次交由辛泽燕和施美林进行签名的事实存在矛盾。因从常理判断，在一次签署借条后未实际得到借款的情况下，债务人再次签署借条确认债务的可能性极低，故本院对辛泽燕、施美林和邱茂兴的抗辩、上诉事实主张，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据在案证据所作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有义务按借款合同约定向出借人还本付息，担保人对所担保的债务应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李红卫与辛泽燕、施美林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如前所述，辛泽燕、施美林关于与李红卫之间不存在2013年8月份的借贷关系，2015年10月15日签署的借条因相应款项并未实际交付而致李红卫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据辛泽燕、施美林出具的《借条》、转款凭证、录音资料及当事人自认等证据材料，认定李红卫主张的借贷事实存在并予以支持其相应诉请，并无不当。关于邱茂兴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基于本院已确认辛泽燕、施美林与李红卫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邱茂兴关于其签署的《借款担保抵押承诺书》所担保的债务不成立而致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邱茂兴还提出，其提供抵押的房地产尚有其他权利人，邱茂兴无权处分却对外抵押担保，该抵押担保无效的抗辩主张。对此，本院认为，邱茂兴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用于抵押担保辛泽燕、施美林对李红卫所负债务，系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抵押合同成立，虽然抵押权因未办理抵押登记而未设立，但债权人可以主张抵押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判令邱茂兴在其提供的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辛泽燕、施美林对李红卫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邱茂兴的相关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允许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一审卷宗材料显示，李红卫在一审开庭前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一审法院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上诉称一审法官允许李红卫临时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据此推断一审法官对李红卫有偏向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辛泽燕、施美林、邱茂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赵应凤书记员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