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6行初26号原告李孟，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告王宏伟，女，196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社会退休人员，住天津市北辰区。以上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玉环，天津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0910779993。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06MB1562531E，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负责人李冬，该委主任。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润松，该委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该委干部。委托代理人纪连伟，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610996243。第三人李志芬，女，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代理人张锐，天津昂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0211949006。委托代理人孙夏梅，天津昂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911145888。第三人天津市红房拆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67004569578，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建设里**楼**。法定代表人白金鹏，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1200293。原告李孟、王宏伟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住建委）委托的天津市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房拆迁公司）与第三人李志芬订立的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一案，于2020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3月3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因红房拆迁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孟、王宏伟及委托代理人王玉环，被告红桥住建委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润松及委托代理人韩广泉、纪连伟，第三人李志芬及委托代理人张锐、孙夏梅，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是，2019年2月18日，红桥住建委委托红房拆迁公司与李志芬订立的No.dzg2417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原告李孟、王宏伟诉称，李富山（2000年4月死亡）和林某2（2011年7月死亡）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四人：长子李志忠（2004年7月死亡）、次子李志强（2004年4月死亡）、三女李志芬、四子李志刚。原告李孟系李志忠的独生子，原告王宏伟系李孟之母。李富山生前留有房屋一套，位于天津市红桥区。2019年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由被告负责征收工作。被告在涉案房屋征收工作中未尽职责，在查明涉案房屋系李富山所有的情况下，未明确房屋所有权人，擅自与第三人李志芬签订了被诉协议。作为房屋的共同所有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撤销ＮＯ.ｄｚｇ2417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并责令被告重新签订补偿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并当庭举证：1.李富山、林某2常住人口登记表，李富山死亡登记，林某2死亡证明。证明李富山、林某2为夫妻，李富山于2000年4月死亡，林某2于2011年7月死亡；2.李志忠常住人口登记表、李志忠死亡证明、李志忠与李富山关系证明。证明李志忠为李富山、林某2的长子，于2004年死亡。3.李孟与李志忠关系证明。证明李孟为李富山、林某2的孙子，代位继承该房屋，是房屋所有权人。4.王宏伟与李志忠关系证明。证明王宏伟为李富山、林某2的儿媳，转继承该房屋，是房屋所有权人。5.《红桥区丁字沽平房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房屋征收范围图。证明被告查明并公示涉案房屋为李富山所有（编号24177）。6.王宏伟与南大街居委会主任严子杰的录音及书面记录。证明丁字××大街××号平房根本不具备居住条件，李志芬不是现居住人，居委会出具的李志芬现居住在涉案房屋的证明与事实不符。7.王宏伟、李孟与品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何秀玲、何冰谈话录音及书面记录。证明丁字××大街××号征收时所谓权利人李志芬是由被告先行认定李志芬为权利人，后由律师事务所作律师见证，而不是律师事务所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依法作出的决定，此见证书不符合事实，不具有法律效力。8.证人张某、刘某、朱某证言。证明丁字××大街××号房屋无法居住，实际也无人居住，李志忠生前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维修，对该房屋进行了投资，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李志芬对该房屋没有进行过任何翻建。被告红桥住建委辩称，一、丁字沽平房征收片由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实施本征收片区内的征收工作并无不当，签订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该片区征收政策，该协议合法有效。二、涉案房屋原系未登记建筑，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由第三人李志芬使用。按照本片征收相关的补偿政策，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与该房屋的实际使用人签订协议并无不当，原告在征收期间也未提出在此房屋居住使用的证据，原告与本案诉争标的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通过原告的诉状可知，原告提起本诉系对征收利益的分配问题不认可，答辩人认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权利应当通过民事等其他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原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权利，亦不足以证明其已拥有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属依据。据此，原告与被诉协议之间难以架构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诉讼缺乏原告主体资格。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与本案被诉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请求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并当庭举证：1.房屋征收委托协议书。证明红桥住建委委托红房拆迁公司签订被诉协议；2.李志芬身份证、户口本、户口移入移出登记页，李富山死亡登记页。证明李志芬的信息以及户籍在涉案房屋落户情况；3.上交房屋验收单。证明李志芬控制涉案房屋及交房验收的情况；4.居委会证明信。证明李志芬对涉案房屋使用情况；5.房屋面积登记表。证明李志芬使用涉案房屋及签字情况；6.补偿明细表。证明李志芬与征收实施单位确定协商搬迁补偿明细的情况；7.具结书及律师见证书。证明李志芬自述房屋及具结情况；8.安置结算单，证明相关协议结算费用情况；9.查档证明。证明南大街156号查无此档；10.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红桥政房征公字（2019）第1号《房屋征收公告》。证明涉案房屋坐落在征收范围内，被诉协议按照方案订立。第三人李志芬述称，丁字××大街××号房屋始终未办理产权登记。李志芬于1991年离婚后，其父母就把丁字××大街××号房屋给李志芬使用。1995年李志芬在这里落户。1996年房屋即将倒塌，李志芬出资并找人进行了重建。之后一直是李志芬居住、使用、维修房屋，所以李志芬应当享有房屋的安置补偿权利，签订的补偿协议合法。第三人李志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并当庭举证：1.李志芬的户口移入页。证明1995年李志芬户口迁入涉案房屋，是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和管理人；2.证人林某1、孙某、王某证言，当庭提交（2002）红民一初字第4196号孙某与李志强离婚民事调解书。证明房屋的情况和李富山将房屋使用权让给李志芬；3.证人杨某证言。证明每年帮李志芬修房，1996年给李志芬重建了房屋。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述称，该公司的行为都是受被告委托实施，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请求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材料1、10无异议，对被告所举其他证据材料，提出意见如下：（一）证据2，不能证明李志芬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使用，也不能证明李志芬对房屋进行落地重建的情形。（二）证据3，开始登记为李富山，后来增加为李志芬，在最初的征收工作中认定房屋产权人是李富山，而非李志芬。李志芬表示放弃屋内所有物品，这是李志芬个人的自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屋内物品为李志芬所有，单方陈述不具有法律效力。（三）证据4，证明内容不属实，经原告向开具居委会证明信的严子杰了解，严子杰当时并不了解涉案房屋实际居住人员，也不认识李志芬，之所以开具证明完全是配合被告的征收工作，按照被告的指示出具。（四）证据5、6，权利人应是李富山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认可补偿金额。（五）证据7，具结和律师见证内容与事实不符，李志芬自述不具有法律效力。（六）证据8，权利人不应为李志芬。（七）证据9，认可该房屋没有产权登记，但认定房屋的权属不应仅依据相关部门的产权登记，也要考虑涉案房屋实际为李富山占有使用的实际情况，再结合房屋建设的历史较远，当时产权登记不完善，该涉案房屋应仍认定为李富山的个人合法财产。（八）该房屋属于未登记建筑物，该房屋是李富山原单位分配的住房，原来的居住使用人是李富山，一直由李富山对房屋进行修缮，虽然李富山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该房屋已经为李富山实际所有，李富山与林某2有四个子女，该房屋的权利人不止是李志芬，还包括本案原告。（九）李志忠生前对涉案房屋进行过修缮、管理，并非仅是李志芬修缮，原告也不排除其他两位子女对该房屋进行修缮。李志忠对房屋享有权利，二原告是李志忠的继承人，也享有该房屋的相关权利。（十）对于李志芬陈述的其在1996年将房屋落地重建的事实不认可，据原告了解李志芬从来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过落地重建的情形，1996年李富山在世，即使对房屋进行落地重建，也是李富山主导负责，不可能是李志芬。依据当时的法规，重建应当办理相关手续，但李志芬没有办理手续，原告认为李志芬没有重建房屋。原告对第三人李志芬所举证据材料，提出意见如下：（一）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李志芬在该房屋实际居住和管理房屋。房屋用于存放杂物，李志忠生前修理房屋，存取东西。李志忠去世后，房屋年久失修，王宏伟没有能力修缮，征收时房屋无法居住。（二）证据2，林某1患帕金森，庭审中无法准确表达客观事实，不能陈述相关问题，且其证言内容非本人所写，询问其是谁书写表示并不记得，该书写事实发生在近期尚不能记得，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实其更不可能记清，证言上签字不能代表真实意思；孙某、王某证言，真实性不认可，证人证言均是听说，是传来证据，两人无法陈述李志芬实际居住房屋的具体时间，且称李志芬单位后来分房搬离涉案房屋，反映征收前李志芬不在涉诉房屋居住，并不是房屋现居住人。孙某于2003年离婚，自顾不暇，不可能了解当时的房屋情况。（三）证据3，杨某证言，真实性不认可，证人当庭陈述涉案房屋由其重建，重建完成后的状况与房屋实际情况不符。证人陈述的材料由谁购买、由谁运输到涉案房屋处均不知情，推断为李志芬付款，所以该部分陈述内容不成立。被告对第三人李志芬所举证据材料无异议，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提出意见如下：（一）证据1-4，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亲属关系，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人对涉案房屋具有房屋所有权。（二）证据5，房屋范围图不能证明是李富山所有，仅起到标注的作用。（三）证据6，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取得对方的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王宏伟的发问明显具有诱导性，且居住条件是变化的过程，现在不具备不代表曾经不具备，使用的概念包含居住，但不限于居住。（四）证据7，不认可真实性，据被告查询品诺律所并没有叫何冰的律师，目前该律所已注销，该录音没有征得对方同意，不具备合法性。（五）证据8，张某的证言明显具有传来证据的特性，该证据不能否定李志芬重建及控制房屋的事实，证人本身有工作并从事多种经营，不具备对涉案房屋进行全方位观察的条件，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与涉案房屋之间存在关联；刘某证言具有主观推断成份，刘某本人具有职业和家庭生活，同样不能否定李志芬对房屋的控制使用情况；朱某的证言，明显具有推断成份，证人对于涉案房屋具体情况并不知晓，不认可该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六）认可李志芬所举杨某证言，杨某是房屋重建施工组织人，可以证明房屋重建的情况，其陈述不知道建筑材料如何送到现场等问题并不能反证李志芬没有出资；林某1证言，其身患疾病，当庭出现作证困难，但不能推断否认其在证言上签字的真实性；王某、孙某证言，两位证人身份特殊，可能与涉案房屋存在与原告相同的利害关系，其作出的证言可能减损自己或亲属的利益，证言可信度极高，两位证人陈述从李富山、林某2处听到的对涉案房屋的处置问题，系其亲耳听闻，不属于传来证据。（七）认定丁字××大街××号房屋权利人是李志芬，理由是通过现场调查，李志芬对涉案房屋实际控制使用且其户籍曾经落户在涉案房屋，另外李志芬陈述房屋由其重新翻建，与现场走访情况一致，房屋最终由李志芬签署交房单，在整个片区协商过程中没有其他权利人向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主张涉案房屋权利。（八）涉案房屋进行征收的过程中，征收实施单位进行调查后，最终确定权利人等相关人员身份，这正是调查工作的意义所在。查档证明显示为李富山，并不证明产权人是李富山，查档证明针对是的丁字××大街××号房屋，而非针对李富山。第三人李志芬对被告所举证据材料无异议，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提出意见如下：（一）证据1-7，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二）证据8，三位证人的证言证明力较弱，所证明内容与本案关联性差，三位证人基本是在附近居住，对本案家庭成员及房屋情况不熟悉，也没有实际进入过房屋，与房屋的由来、修建、重建、征收的情况都无关，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对被告和第三人李志芬所举证据材料无异议，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与被告质辩意见一致。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证据1-5、8，具备证据属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6、7，系原告偷录录音所得，通过录音无法查明真实性，亦无法推翻相关居委会、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证明信》和《法律见证书》，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所举证据，具备证据属性，本院予以采纳。（三）第三人李志芬所举证据，具备证据属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查查明，李富山、林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四人，长子李志忠、次子李志强、三女李志芬、四子李志刚。原告王宏伟、李孟系李志忠妻子、儿子；证人孙某原系李志强妻子，于2003年离婚；证人王某系李志刚妻子。李富山、林某2、李志忠、李志强、李志刚均已死亡。红桥区丁字××大街××号房屋，未进行产权登记，原使用人为李富山。李志芬离婚后，经李富山夫妻允许，开始使用该房屋，并将户口迁入该房屋。1996年，李志芬出资雇佣杨某等人整体拆除该房屋，原地重建丁字××大街××号房屋并使用，亦未进行产权登记。庭审中，李志芬原二嫂孙某、弟妹王某作为证人，对重建房屋情节陈述内容一致。2019年1月22日，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丁字××大街××号房屋坐落于该决定征收范围内。被告红桥住建委（原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委托的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具体实施该项目房屋征收工作。经调查认定，丁字××大街××号房屋权利人是李志芬。2019年2月18日，李志芬与红房拆迁公司就丁字××大街××号房屋，订立Ｎｏ.ｄｚｇ2417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并上交该房屋。原告李孟、王宏伟不服，主张丁字××大街××号房屋系李富山的遗产，二原告作为继承人亦为所有权人，诉请撤销李志芬订立的被诉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须是符合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分为两类，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实质上，该两类原告均适用同一标准，即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所谓“利害关系”，也就是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作为李富山的继承人，享有丁字××大街××号房屋的所有权，未参与订立被诉协议，故受到被诉协议的不利影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丁字××大街××号房屋坐落于征收范围内，未进行过产权登记。不动产产权清晰的标准是登记，只有经过房屋登记部门依法登记才能表明产权的合法性。未经登记的建筑无产权登记，亦无相关规划、建设许可手续，不具备依法应予保护的产权。未经登记的建筑被整体拆除后，原使用人的使用权因拆除而消灭。关于丁字××大街××号房屋是否由李志芬居住使用，该房屋是否被拆除重建过，是否由李志芬出资重建等问题，原告李孟、王宏伟与第三人李志芬主张截然相反，并分别举出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各自主张。原告方证人为邻居，证言为没见过该房屋重建，李志芬未居住过该房屋；李志芬一方证人主要是建造者杨某，以及李志芬的原二嫂、弟妹，证言为李志芬离婚后，李富山夫妻把丁字××大街××号房屋赠与李志芬；李志芬在1996年出资雇佣杨某重建该房屋。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分析，原告方证人是邻居，与丁字××大街××号房屋没有利益关系。李志芬一方证人为亲属，证人证言将导致证人自身及证人的子女丧失继承丁字××大街××号房屋的机会，其证言对其自身不利，故李志芬一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较原告方更高；证人杨某作为建造亲历者，其证言证明力自然高于邻居。因此，李志芬一方证人证言，证明力高且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本案中，因具有整体拆除重建的情节，丁字××大街××号房屋在重建前后系同一地址的两间不同房屋，李富山对旧房屋的使用权因拆除而消灭。李志芬出资重建房屋并使用，系丁字××大街××号新房屋的实际建设者、使用者，在征收过程中被认定为权利人并订立被诉Ｎｏ.ｄｚｇ2417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并无不妥。原告李孟、王宏伟主张其基于继承权而××所有权××丁字××大街××号房屋，正是李富山使用的丁字××大街××号旧房屋，因该房屋已经灭失，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根据。李志芬订立的丁字××大街××号新房屋的被诉协议，对二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二原告与被诉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王宏伟、李孟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孟、王宏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原告李孟、王宏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郎 蕊审 判 员  吴恩凤人民陪审员  周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松书记员张颖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