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宁民申5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正安，男，196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云闯，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中房大厦。法定代表人：方陆，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海燕，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武正安因与被申请人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房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终1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武正安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就国有股划转及利益转增股份的定性错误，二审法院对此未作评判。根据1998年1月6日银川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中房集团银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处置和股本调整的批复》（银体改委发[1998]07号）第四条第3项的规定“剩余国有资产1158.3万元，以买一送0.3的优惠价全部出售给公司职工”。据此，再审申请人武正安购买40000股国有股后所获得的12000股收益股，系来源于国有股赠送。中房公司09配股方案，2012年3月19日《公司第51次股东大会决议》所称“配送红股”均系以中房公司税后可分配利润为基础，向股东分红。相关决议一经作出后，该股份即归再审申请人武正安所有，且不应设定任何权利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无论是国有资产赠送，还是中房公司以税后可分配利润派发股息（红股），其本质都是股份发行行为，将引发公司增资扩股的法律效果。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由此，足见再审申请人武正安对于国有资产赠送以及配送的红股有完整的所有权。中房公司章程及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限制包括武正安在内的股东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对此予以明确，一概按照中房公司章程进行认定，显属定性错误。二审中，再审申请人武正安以此为由提起上诉，该案虽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但对此上诉理由，未予任何评价。两级法院对国有股划转及利益增转股份定性错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则，股份公司章程不能突破。中房公司《章程》第9－13条与第一百三十七条相冲突，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限制股东自由转让股份，应属无效。对于股份公司而言，法律并未授权股份公司在章程中就股份转让进行相关限制。相关立法解释已经作出明确说明且有相关判决支撑。一审法院判决理由已经叙明“中房公司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资合性为特征。”但两级法院的裁判思路并未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合性出发，而是简单地将股份有限公司等同于有限责任公司，认可所谓的“章程自治”。再审申请人武正安离职后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不损害中房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合性。再审申请人武正安作为股份持有人，有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自由选择继续持有还是转让其股份以及以何种价格、向何人转让其股份。对于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条款，法院应当主动启动审查程序，与当事人是否（曾经）同意无关。另外，在中房公司利润足够丰厚的情况下，强行收回再审申请人的股份，显然构成显失公平。依据《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三）中房公司未能平等对待所有股东，构成对再审申请人武正安的侵权。再审申请人武正安离职后，中房公司即修改公司章程，邢沛涛等人转让股权系按照股价的实际价值转让。二者时间相差无几，中房公司业绩及整体价值未有明显变化，回购方式及价值则判若云泥。这是中房公司蓄意且有组织地对公司原始股东进行剥削，明显违反平等、公平的法律基本原则。二审法院一概支持所谓“公司自治”，认定再审申请人关于“中房公司未能公平对待所有离职股东，侵害其个人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显然不当。综上，武正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请求驳回武正安的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中房公司自改制成立之日，一直实施员工持股的股权结构及管理制度，并明确规定在《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中，武正安在离职后提起诉讼，试图推翻一直遵守的公司章程，索取不当利益；（二）武正安的再审申请主要是无理由质疑《章程》效力，但该主张明显违背诚信，逻辑混乱。武正安股权数额变动的四个阶段，是基于同一制度和章程条款，其升职获得股权、降职减少股权、离职失去股权均规定在同一制度中，也规定在章程统一条款中，如果武正安不认可公司章程及制度，其根本不会在当时获得股权。同时，武正安取得股权的价格，也是在遵守《章程》及制度基础上，并非按当时股权的市场价格或者净资产，而是按照1元1股或无偿获得。武正安试图采用“入股”和“回购”的双重标准，破坏公司《章程》及制度，有悖于基本诚信。（三）武正安无理由质疑公司章程的再审申请明显无法成立。1.中房公司股权管理制度及《章程》，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合法有效。2.中房公司股权管理制度及《章程》，核心内容是“员工降职、股权减少；员工离职、股权回购”，不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股东应予遵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明确了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中回购公司股权的合法性，即“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3.《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自治权、自主权。2018年10月26日的修改《公司法》决定中明确“对公司法有关资本制度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赋予公司更多自主权，有利于促进完善公司治理、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督促实施股份回购的上市公司保证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加强监督管理，依法严格查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防范市场风险，切实维护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房公司《章程》经过几次修改，均按照法律规定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武正安作为中层管理人员，不但对《章程》知晓，更应带头遵守《章程》约定，而该约定是全体股东共同决议确定的，在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及“赋予公司自主权”的司法精神基层上，中房公司《章程》不应受到质疑，武正安的相关再审理由明显无法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武正安提交《银川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中房集团银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设置和股本调整的批复》、中房公司第44次股东大会决议及所附补充公司注册资本金方案、拟配股明细表、中房公司第48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所附公司章程、中房公司第51次股东大会决议、《关于武正安同志股权变更的通知》以及股份收购协议书（张旭升、邢沛涛）作为新的证据申请再审，但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不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因此，本案核心问题是中房公司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回购武正安所持股份是否侵害其利益。首先，中房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且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中房公司《章程》并不存在无效情形，武正安关于中房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限制股东自由转让股份，应属无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通过协商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可以视为全体股东的合意，股东应当遵守、执行，故中房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调减收益股、回购出资股的行为并无不当。再次，根据中房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应在离职后三个月至半年内自行转让股份，如在规定时限内，股东仍未转让所持有股份的，由公司按回购价格予以回购，具体到本案，武正安一、二审中均认可其在离职后未按期行使其自行转让股份的权利，故应承担其怠于行使自行转让股份或申请公司回购股份权利的不利后果，且武正安于2017年11月15日出具《收条》，认可收到存有中房公司股权调减、回购款和分红款的两张存折，说明双方当事人已按照中房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办理了相关股权回购手续。最后，邢沛涛等人离职后的股份转让或公司回购所适用的公司章程系在武正安离职后修订形成，对章程修订前的股权回购行为并不产生溯及力，武正安关于中房公司未能公平对待所有离职员工，侵害其个人权利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武正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正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郭晓赟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孙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