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8212号原告：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1002-8。法定代表人：李青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星，北京市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女，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务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齐鲁文化创意基地12-3-304/div>法定代表人：孙雪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中岭，男，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顾问，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志，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星光公司）诉被告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智慧星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马星，被告我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慧星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我行公司支付合同款70000元；2.我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我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日，我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类聚数据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智慧星光公司签订《“类聚舆情”数据产品联合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产品主要由我行公司及其子公司负责全国市场的销售与服务，智慧星光公司享有对应产品销售的分成”。2016至2017年，智慧星光公司与我行公司在上述合作协议的框架下，针对不同软件最终用户，相继按照《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销售合同模板，书面或口头约定我行公司购买智慧星光公司提供的[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区县版软件产品，仅限于我行公司提供给指定最终用户使用。针对最终用户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公安局，智慧星光公司已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相关义务，但我行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智慧星光公司曾多次催讨，我行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托。因此，我行公司行为己违反合同义务，严重损害了智慧星光公司的合法权益。我行公司辩称，2016年8月1日，双方签订一份《“类聚舆情”数据产品联合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了智慧星光公司、我行公司合作内容、合作形式、权利与义务、客户报备保护等基本内容。但智慧星光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给我行公司带来较大经济损失。一、双方的《协议》约定的内容（一）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和合作形式协议约定智慧星光公司负责舆情产品技术开发、后台数据支撑，我行公司负责舆情产品的部分开发及后期产品销售与服务，双方约定在舆情产品使用我行公司的注册商标“类聚”，本协议约定产品名称为我行公司及类聚数据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独占。我行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只能以自身拥有商标的产品进行销售，不得以智慧星光公司名义从事销售工作。（二）智慧星光公司与我行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中约定，智慧星光公司有权每月监督考核我行公司的市场进展情况，我行公司需在每月月初向智慧星光公司沟通交流我行公司的市场推广计划，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产品的签单，我行公司同意主动放弃该推广计划下的产品销售工作。同时约定智慧星光公司根据我行公司的要求完成系统UI界面修改等工作。协议中约定，我行公司在3个月仍未有实质性的销售业绩时，智慧星光公司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三）协议约定的客户报备保护，协议约定，我行公司在与潜在用户进行充分沟通后，并且用户表现出购买意愿时，我行公司可以填写CRM用户信息、向智慧星光公司申请用户保护，保护期限为【贰】个月。用户在过期后将被公司收回保护权。《协议》约定，如报备客户在保护期1个月内登录次数在20次以上，并且与客户沟通良好，可申请延长报备保护1个月。在过了保护期后，给用户为非唯一报备保护期，智慧星光公司营销机构均可申请新的报备保护。二、双方《协议》的履行情况，双方在达成口头协议后，在双方确定合作协议文本走合同审批流程期间，基于对智慧星光公司的信任、为代表我行公司合作诚意，依照双方协议附件要求我行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通过开户行中国银行向智慧星光公司电汇履约保证金10万元。智慧星光公司向我行公司开具了收据。该保证金后转为货款。我行公司在与智慧星光公司签订《协议》后，我行公司为积极、快速拓展市场销售工作，督促智慧星光公司执行协议中义务，使用我行公司拥有的“类聚”商标，修改系统UI界面，并使用我行公司域名。在履行协议中的产品使用“类聚”舆情并修改系统的UI时，智慧星光公司再次向我行公司口头提出因涉及技术部门支持须缴纳3万元技术服务费，因“类聚”商标为我行公司持有，在产品中使用“类聚”舆情并修改软件系统的UI才能视为我行公司向市场销售的产品，即ODM。为尽快落实协议促进销售，经我行公司与智慧星光公司多次反复沟通后确认技术服务费为5000元。我行公司随后通过开户行中国银行向智慧星光公司电汇支付技术服务费5000元，智慧星光公司向我行公司开具收据或发票。我行公司为执行《协议》，满足了智慧星光公司反复提出协议外的要求。但智慧星光公司却一直未能交付满足协议中约定的舆情产品使用“类聚”舆情并修改系统UI的约定，导致我行公司自签订协议一直未能及时开展销售工作。为履行《协议》，在《协议》签订后，我行公司根据《协议》中条款在15日内设立了围绕《协议》提出的产品，设立了类聚舆情事业部并配备了所需的专职技术、舆情、销售人员共6名，为此，我行公司付出较大的人力物力。虽我行公司竭尽全力地为履行《协议》约定进行销售，但因智慧星光公司未履行《协议》导致我行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客户认为只是代理产品，严重影响了我行公司的信誉与市场进度。在我行公司的努力下，与客户经过反复沟通确定需求，同时要求智慧星光公司履行协议将UI修改为带有我行公司商标“类聚”的舆情软件系统，但智慧星光公司口头告知我行公司“《协议》签订后修改成类聚舆情UI”。我行公司迫于无奈，同意让部分客户试用了智慧星光公司自有软件系统，智慧星光公司让其销售人员、客服人员跟踪，导致客户在后期转而直接购买了智慧星光公司的软件产品。在履约过程中，我行公司一再明确告知智慧星光公司必须按照《协议》要求提供带有类聚舆情UI的舆情软件系统作为我行公司可销售产品，但智慧星光公司只提供其公司的舆情产品试用系统，而非协议中约定的类聚舆情产品。在智慧星光公司控制着其产品的后台系统、数据系统的情况下，智慧星光公司采取拒绝向我行公司客户提供试用、关闭客户系统等手段迫使我行公司在已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必须再次与其签订《“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销售合同》，只字不提《协议》中与我行公司约定的“类聚舆情”品牌嵌入问题，严重侵害了我行公司的合法权益。在智慧星光公司掌握软件系统后台、采取关闭等手段的情形下，我行公司被迫向智慧星光公司支付29.42万元。由于智慧星光公司告始终以各种理由不予执行《协议》中使用“类聚舆情”的要求，我行公司拒绝支付部分款项。我行公司认为，智慧星光公司拒不履行与我行公司签订《协议》中将软件系统UI修改为“类聚舆情”的目的在于窃取我行公司客户信息，并窃取我行公司销售人员的劳动成果。我行公司认为，智慧星光公司未履行所签订《协议》中第二项“合作时限与合作内容”中的第三条约定，属于严重违约。我行公司认为，根据智慧星光公司口头要求，我行公司向智慧星光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保证金，我行公司按智慧星光公司口头要求支付保证金并严格按协议履行的行为，应视为我行公司严格履约的体现。我行公司认为，智慧星光公司违反了协议约定、拒不履行协议条款的行为，应承担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2月31日类聚舆情事业部成立后所带来的损失共计40余万元，其中包括类聚舆情事业部人员薪酬、部分办公费用、差旅支出等。综上，智慧星光公司在签订《协议》后，未能完全履行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同时，智慧星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智慧星光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日，智慧星光公司（甲方）与我行公司（乙方）、类聚数据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类聚舆情”数据产品联合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开发合作协议》），载明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三方就“类聚舆情”数据产品项目的联合开发与利益分成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资格，3、该产品主要有乙方及丙方负责全国市场的销售与服务，甲方享有对应产品销售的分成。二、合作时限及合作内容，1、合作时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止。3、产品名称为“类聚舆情”（类聚为乙方注册商标）。甲方负责技术开发、后期产品运行所需的后台数据支撑。乙丙方负责该产品的部分开发及后期产品销售与服务。4、“类聚舆情”产品，乙方及丙方的销售区域为全国，服务类型为企业及党政事业单位。5、甲方根据本协议中约定的产品名称为乙方、丙方独占。对于该产品的相关知识产权，甲方可根据自身需求用于自身的业务拓展或产品销售。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5、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完成系统UI界面修改等工作。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有权以“类聚舆情”的名义从事与本协议所规定产品有关的合法商业活动，不得以甲方名义从事与本协议无关的活动。7、乙方及丙方在销售过程中，只能以自身所拥有商标的产品进行销售，不得以甲方名义从事销售工作。五、价格和结算，1、在相对独立运营的情况下，乙方丙方根据甲方利益要求，制定其独立的产品及定价体系。3、乙方按照（附件1）向甲方支付相应费用。甲方应按所收取的费用金额向乙方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按照次月月初对账、报税前开票、月中或下旬结算的方式进行结算。七、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附件1：类聚舆情产品销售区域及价格体系》载明“舆情秘书标准版（区县版）”的政府公安、宣传部门价格为28800元/年，政府其他部门价格为23040元/年”。2017年3月6日，智慧星光公司向我行公司开具了货物名称为“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金额为70000元。庭审中，智慧星光公司提交了双方间针对不同最终用户签订的多份《“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销售合同》及发票和回单凭证，以证明双方在合作框架协议之下，曾采用统一模板针对不同最终用户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双方在合作期间形成了“先开发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智慧星光公司称，其将盖章的合同邮寄给我行公司，但我行公司没有寄回。双方口头约定合同标的物为“舆情秘书服务系统2.0”区县版，最终用户为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公安局，合同金额为70000元，履行期限为2017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4日。智慧星光公司提供的后台截屏显示2017年1月19日涉案服务正式开通。我行公司称，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当时仅是协商，在没有签销售合同前我行公司试用过智慧星光公司的产品，因没有使用我行公司的商标，我行公司在试用后便没有采购涉案产品，但智慧星光公司给我行公司寄过一份合同，我行公司对价款没有同意，所以没有签。双方亦未达成口头协议。我行公司称已将涉案产品销售给最终用户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公安局，且最终用户一直在使用涉案产品，但是智慧星光公司提供的试用品，我行公司曾要求智慧星光公司停止使用涉案产品但被拒绝。智慧星光公司提供的服务开通截图仅能体现其与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我行公司与最终用户的关系。我行公司称需核实其向最终用户销售涉案产品的金额，但至今未提交核实结果。对于何时向最终用户销售的涉案产品以及何时开通服务的，我行公司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另查，智慧星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本院认为，我行公司虽未在智慧星光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中签字或盖章，只表明双方之间并未达成书面合同，但我行公司认可已向最终用户提供了涉案产品，最终用户持续使用，且该产品来源于智慧星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智慧星光公司与我行公司之间已就合同标的和数量达成一致，双方之间就涉案产品的买卖合同即为成立，该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虽未明确约定合同价款，但依照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开发合作协议》约定的标准，智慧星光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价款为70000元，价格并未过高，本院予以支持。我行公司虽主张所销售的是试用产品且曾要求智慧星光公司停止提供服务，但并未予以举证证明，应视为智慧星光公司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我行公司至今未付款构成违约，智慧星光公司主张我行公司支付欠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有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三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70000元；二、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810元（原告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山东我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 明人民陪审员  刘明慧人民陪审员  王秀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