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2351号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经营者：薛辉珍。委托代理人：郭彬峰，系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广州国际轻纺城E6108.**铺iv>法定代表人：黄港，任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黄港，男，197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顾传毅、汤世年，分别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第三人：李冠中，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代理人：郭彬峰，系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诉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丰公司）、黄港、第三人李冠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受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15日、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的经营者薛辉珍、第三人李冠中以及原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彬峰，被告港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即被告黄港以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顾传毅、汤世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诉称：2018年4月，我布行与黄港口头达成订购布匹的协议，由我布行向黄港支付订购布匹的预付款。我布行已向黄港支付90万元货款，黄港指定港丰公司出具了70万元的收款收据。但两被告仅向我布行提供642811.1元的货物。两被告又向我布行购买其他布匹，至今尚欠货款31851元未付。另外，我布行将六万米的布匹存放在两被告处，其至今未向我布行归还。故我布行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向我布行返还预付款257188.9元；2、两被告共同向我布行支付货款31851元；3、两被告立即向我布行返还六万米的布匹；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被告港丰公司、黄港共同辩称：我们是与李冠中达成布匹买卖合同关系，我们与原告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港丰公司与李冠中达成了价值300万元的买卖合同，李冠中向港丰公司支付了70万元的首期款，但之后未再继续付款，故港丰公司在向李冠中提供部分货物后拒绝继续向李冠中提供货物。对原告主张的其他货款，我们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的存放在我们处的布匹，我们当时多次要求原告提走布匹，原告均未理会，还说是不要了，故其现要求我们返还该部分布匹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我们还保留向其主张仓储费的权利。第三人李冠中辩称：我认为原告起诉主体是适格的。当时我是替原告与黄港进行交涉并向其支付订购布匹的款项。在付款完毕后，黄港表示以其公司即港丰公司名义向我出具收据。实际上两被告是由黄港他履行合同。所以我认为两被告应共同承担责任。我支持原告的所有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主张第三人以原告的名义与两被告订立买卖合同，对此两被告不予确认，认为合同主体为第三人。根据两被告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黄港于2018年6月1日称“有一楼冠丰的布要及时沟通”，原告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6月3日称“冠丰、智达，麻烦分开做账”，该微信群名称为“港丰&智达_现结”。对此两被告表示第三人向其表示以“冠丰”及“智达”的名义与其订立买卖合同，但其当时并不清楚“冠丰”及“智达”有无办理工商登记。原告与第三人则表示“冠丰”及“智达”仅是原告使用的不同字号。两被告主张黄港是以港丰公司的名义与李冠中订立买卖合同，对此原告与第三人认为原告是与黄港订立买卖合同，但黄港指示港丰公司出具收据，故其主张港丰公司共同承担合同义务。第三人于2018年4月28日向黄港转账10万元，于2018年5月2日向黄港转账10万元，于2018年6月1日向黄港转账50万元。港丰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的预付款70万元。原告于本案第一次庭审时称该70万元是用于支付向两被告购买价值300万元的货物的定金，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又改称该70万元是向两被告购买货物的预付款，其从未表示向两被告购买价值300万元的货物。两被告则主张其与原告达成了价值300万元货物的买卖合同，该70万元是属于定金。两被告主张原告当时因店铺开张需要大量布匹，故与港丰公司达成供货协议，由港丰公司向原告提供价值300万元的用于出售的布匹，双方并未约定该布匹应当何时提供，而是港丰公司依据原告的要求供货。第三人于2018年9月7日向黄港转账15万元，原告的工作人员于同日向黄港转账5万元。第三人于2018年9月8日向黄港表示已向黄港支付20万货款，要求订购一批货物；港丰公司工作人员于同日与第三人确认货物订单的具体情况。根据两被告提供的名为“港丰&智达_现结”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原告的工作人员、第三人、港丰公司的工作人员和黄港在群聊中交流关于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开业事宜以及协调双方如何沟通，未见双方确认价值300万元的货物的情况。两被告提供港丰公司工作人员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之间有多次的订货、发货记录，每次均是第三人向港丰公司工作人员提出货号、颜色、数量等具体货物要求，港丰公司工作人员与第三人确认后安排物流发货。根据两被告提供的港丰公司与原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黄港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等，亦均未见双方有确认价值300万元货物的内容。两被告主张其已依原告的要求准备了价值300万元的货物，但因原告一直未提货，也未继续付款，该批货物压在其处对其造成损失，故其于2019年开始拒绝原告继续提货，原告要购买其他货物则需要现款现结。经双方核对，双方确认对于上述90万元货款所对应的货物，港丰公司已向原告提供价值642811.1元的货物。两被告提供黄港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港于2018年8月13日、2018年9月29日均有要求原告付款，并于2019年3月27日表示“后面提货要把货款付完了才提”；黄港于2019年4月15日表示“如果不付钱过来，以后货我就自己卖了，剩下来的款我也不会退的”，对此第三人表示“是我的要怎么亏就亏我是认账的”“你清算一下改色卖掉吧，我们这次做个了结”“改黑色卖掉还是你那边搞定吧，我去染厂也不熟悉。你看剩多少吨，改色费我出。货你那边卖”；第三人于2019年10月12日表示“我们合作的针织编号：GF001。GF007。GF008这三个品种看库存还有多少？还有你们公司在我门市部拿的货款有多少。大家做一次总结”。两被告据此主张原告应承担库存货物的仓储费、改色费等费用。两被告表示其有向第三方出售原告未提取的货物，其并未对货物进行改色。原告主张两被告还在其处购买了其他货物，尚欠货款31851元未付。对此原告提供若干销售单予以证实。两被告确认港丰公司尚欠原告31851元未付，对该项诉讼请求无异议。原告主张其有约六万米的梭织布料存放在两被告处，主张两被告返还。对此两被告表示当时其要求原告提走该批货物，原告未提走并表示这批货物不要了。原告提供《库存结存表》拟证明其有61487.9米的布料存放在港丰公司处。原告提供第三人与黄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港于2019年10月11日表示“仓库要搬，你怎么弄”，于2019年10月13日表示“你这几天过来看，我在搬仓库”；黄港与第三人于2019年10月17日前往港丰公司仓库查看货物情况，第三人向黄港发送一个名为“朱豪”的微信账号名片；黄港于2019年10月22日表示“仓库27号要全部搬走”“27号我那些已经搬完了，就剩下你那些了，那怎么弄”，第三人则回复“我在朱豪那里，他帮我找一个仓库看一下”“他下午去落实一下给我”，其后双方协商由港丰公司直接向第三方出售原告的布料，但协商无果；黄港于2019年10月23日再次催促第三人处理原告的布料，第三人则表示还在找人联系仓库，并问可否由港丰公司直接处理，对此港丰公司表示不同意；黄港于2019年10月24日表示“到底怎么弄”，第三人回复称“在联系仓库了”；黄港与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5日再次前往港丰公司仓库查看货物情况；黄港于2019年10月30日称“你现在不闻不问了，这样怎么弄，现在仓库已经到期了要搬走，你的布全在这里，到底怎么弄呢”，但未见第三人回复；黄港于2019年11月1日称“你确定不要布了，我处理了”，未见第三人回复；第三人于2019年11月13日称“我的那批压拆的布还是放在你原来的仓库里吗？”“现在有一个柯桥的老板娘想要，要我现拍照给他看”“这批货他想要”，未见黄港回复。两被告表示该仓库于2019年11月1日租期到期，到期时原告未提取其存放的布匹，故其将该部分布匹当废品卖了。对此原告表示当时其已联系好仓库，但两被告要求其付款才提取货物，故其无法将布匹提走。另查，港丰公司是股东为黄港和余江芬两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黄港，其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批发贸易、服装辅料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批发、服装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辅料批发。本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问题。根据微信群名称为“港丰&智达_现结”、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原告与港丰公司、原告与港丰公司均分别安排工作人员与对方对接、港丰公司开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预付款等事实，可以证实虽原告主要是由第三人与被告联系，但两被告已明知第三人是以原告的名义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同样依据上述事实，亦可证实虽港丰公司主要是由黄港与原告联系并收取货款，但原告明知黄港是以港丰公司名义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因此本案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港丰公司。关于原告与港丰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港丰公司主张其与原告订立了关于300万元货物的买卖合同，但港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确有约定货物的总价为300万元，港丰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港丰公司又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原告对该货物的种类、数量、规格、发货时间、发货方式、货款支付时间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从双方实际订货、交货的情况可见，原告需要货物时会通过微信向港丰公司发出订单，港丰公司再安排物流发货。故难以认定双方确已达成300万元货物的买卖合同。从双方实际订货、交货的情况，结合港丰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原告支付的70万元为“预付款”而非定金的事实，本院认定双方仅就原告向港丰公司订货达成初步的协议，原告向港丰公司支付70万元预付款（其后又再支付20万元货款），港丰公司根据原告的订单提供货物。港丰公司向原告提供部分货物后，双方于2019年4月15日均表示不再履行剩余货款的买卖合同，则港丰公司负有向原告退还剩余预付款257188.9元的义务。原告主张港丰公司退还该部分货款合法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港丰公司主张其已为原告准备货物，原告未支付剩余货款又不提取货物对其造成损失。但港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向其购买的货物是特殊定制的、无法向他人销售的货物，又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曾约定港丰公司应于何时备好货物以及备好何种种类、数量、规格的货物，故港丰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虽第三人代表原告在微信聊天中表示其同意支付改色费，但港丰公司亦表示其并未进行改色。而对于港丰公司主张其库存的货物，港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部分货物是依据原告的订单而准备，则该部分货物即使产生相应仓储费、改色费，港丰公司要求原告承担亦依据不足。因此本院对港丰公司主张原告对其造成损失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尚欠货款31851元，港丰公司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认定港丰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货款31851元。关于原告主张存放于港丰公司处的布料。根据港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结合原告与港丰公司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可见，港丰公司是主要经营服装、布料批发或零售的公司，其经营范围不包括仓储业。港丰公司虽有仓库，但其仓库主要用于存储其用于销售的货物，而并非用于经营仓储业务。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可见，双方并未约定仓储费用。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将其布料存放于港丰公司的仓库处，双方之间成立保管合同而非仓储合同。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港丰公司已于2019年10月多次向原告表示月底需要搬仓库，要求原告尽快处理其布料。原告主张其已联系好仓库，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曾与港丰公司约定何时提取货物，或请求港丰公司将货物运送至何处；原告主张港丰公司要求其付款才可提取货物，亦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该意见不予采纳。在港丰公司已明确说明搬走布料的最后期限，并多次催促原告搬走其布料未果时，港丰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表示“你确定不要布了，我处理了”亦未见原告回复，故港丰公司陈述其将原告的布匹当废品卖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原告与港丰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保管费用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的规定，本院认定港丰公司是无偿为原告保管其布料。再根据该法律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港丰公司在无偿为原告保管布料的情况下，多次通知原告处理、取走布料未果，其自行处理该布料不应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故即使港丰公司自行处理该批布料对原告造成损失，港丰公司亦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再鉴于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港丰公司还保有该批布料，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该批布料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黄港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如前所述，本案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应为港丰公司而非黄港。港丰公司并非一人有限公司，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黄港同意承担港丰公司的债务，故原告主张黄港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第三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返还预付款257188.9元。二、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支付货款31851元。三、驳回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冠丰纺织布行负担8689元，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4111元。被告广州港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