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丰某1，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黄石市黄石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丰某2，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黄石市黄石港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碧，湖北超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某3，男，196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黄石市黄石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黄石市黄石港区来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丰某1、丰某2因与被上诉人丰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9）鄂0202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某1、丰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丰某3按遗嘱继承向其返还由丰某3代为保管母亲万年红的房屋拆迁款40万元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是继承纠纷不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既然确认了《遗嘱》的效力，就应按《遗嘱》处理。丰某3提供的《声明协议》不能对抗《遗嘱》，《声明协议》的内容违反了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且万年红生前已向丰某3行使撤销权，该《声明协议》已被撤销。丰某3作为万年红遗产的保管人，应按照《遗嘱》履行。此外，本案应是围绕审理《遗嘱》效力的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却超越审理范围确认《声明协议》的效力，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超出审理范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丰某3答辩称：万年红在立《遗嘱》之前，于2018年7月9日由万年红与其及丰某2、丰某1共同订立了《声明协议》，在该协议中万年红将55万元拆迁款中的40万元已赠与给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见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撤销。”依据该规定，40万元的所有权因万年红生前的处分行为已转移给其，不属于万年红的遗产。即使《遗嘱》真实，也不能对该40万元再进行处分，而事实上，一审判决并未对《遗嘱》的真实性作出评判。只有先确认《声明协议》的效力，才能确认万年红遗产的范围，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亦不存在超出审理范围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丰某1、丰某2的上诉请求。丰某1、丰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某3按遗嘱继承向其返还代为保管的母亲万年红房屋拆迁款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丰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1.丰如贵与万年红系夫妻，他们共同生育三个儿子，老大丰某1、老二丰某3、老三丰某2。丰如贵于2016年3月8日去世，去世前未留下遗嘱。丰如贵去世后，万年红由丰某3接到团城山居住，并由其照顾万年红的生活。2.2017年10月份，万年红一家位于黄石××区公园路谭家桥92号、93号、94号的老房子拆迁，拆迁款共计220万元，老大丰某1、老二丰某3、老三丰某2及万年红各得55万元。其中，因万年红由老二丰某3照顾，故万年红的55万元拆迁款作为养老金，由丰某3领取，并由丰某3负责支付母亲的日常生活及看病花费。3.2018年7月9日,丰某3与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经协商，共同签订一份《声明协议》，内容如下：“由于母亲来团城山半年，丰某3护理母亲‘不满意’,现在母亲坚决要求和丰某2一起生活并护理。所以母亲以前的养老金要丰某3退还15万元给丰某2护理所有费用（包括生老病死、住院、百年去世安葬）。2018年7月9日母亲从团城山走后，母亲所有一切费用和丰某3没有任何关系，及没有经济纠纷。另外，母亲百年安葬费，丰某3一分不要，全部放弃，除15万元外，还剩40万元作为丰某3抚养母亲2年多的费用和补偿。”丰某3、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均在该协议中签名并捺印。协议签订后，丰某3向丰某2支付了15万元拆迁款，丰某2负责抚养万年红。4.2018年8月2日，万年红委托湖北超强律师事务所向丰某3送达《律师函》，主张行使撤销权，并函告丰某3七日内，退还万年红赠与的房屋拆迁款40万元。5.2018年9月4日，在湖北超强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王某、孙某的见证下，万年红作出《遗嘱》，内容为：“1.我名下位于黄石××区谭家桥的房屋已拆迁，拆迁款为220万元，该款分成四份，由我大儿子丰某1、二儿子丰某3、三儿子丰某2各继承55万元，余下55万元交由我三儿子丰某2保管，用于我日常生活及看病买药的支出，我身后该款如有剩余，由我大儿子丰某1、三儿子丰某2继承。目前该款被我二儿子丰某3掌控，已退15万尚欠40万，我已经通过法院起诉追回，如我身后该款仍未追回，由我大儿子丰某3、三儿子丰某2继续履行。2.我身后国家给付的丧葬费、抚恤金由三儿子丰某2领取、支配，用于操办我的后事，剩余部分由大儿子丰某1、三儿子丰某2平均分配。3.根据《继承法》第21条规定，三个儿子应负责照顾我晚年生活，如若不孝，其他继承人有权取消其根据本遗嘱继承遗产的权利。”万年红及见证人王某、孙某在该《遗嘱》落款处签名。6.2018年9月17日，丰某3将万年红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18年7月9日丰某3、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共同签署的《声明协议》合法有效。万年红答辩并反请求确认该《声明协议》无效。7.2018年11月12日，万年红因病去世。8.2018年12月10日，丰某3以万年红死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其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某1、丰某2主张继承的40万元拆迁款是否是被继承人万年红的遗产。那么,需要确定两个问题。首先，关于2018年7月9日的《声明协议》的效力问题。丰某1、丰某2认为该协议无效，理由是该协议是在丰某3不拿钱出来给母亲治病，其为了救母亲的命，被逼迫而在协议上签字，且签字的时候没有看协议的内容，对签字的后果也不清楚。因丰某1、丰某2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胁迫在《声明协议》中签字的事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内容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该《声明协议》是丰某3、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该《声明协议》，万年红已将其所有的55万元拆迁款之中的40万元“作为丰某3抚养母亲2年多的费用和补偿”赠与给丰某3，因该款由丰某3保管，故《声明协议》签字生效后，无需履行交付手续，丰某3已取得了涉案40万元拆迁款的所有权。其次，关于万年红行使撤销权的问题。丰某3照顾万年红两年多，并依据《声明协议》的约定，将万年红的15万元拆迁款交给丰某2，由丰某2负责万年红此后的各项花费，并放弃继承万年红的丧葬费等。丰某3的行为并无不当。万年红委托湖北超强律师事务所向丰某3送达《律师函》，主张行使撤销权，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受赠人损害赠与人利益、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具体情形，故万年红不具备撤销权，其向丰某3送达的《律师函》不能撤销其已赠与给丰某3的40万元。综上，涉案的40万元财产不是被继承人万年红的遗产，丰某1、丰某2主张继承该40万元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丰某1、丰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声明协议》是否已经被撤销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2018年7月9日,丰某3与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经协商，共同签订了一份《声明协议》，该协议就万年红的生活护理及55万元拆迁款作出安排，其中15万元由丰某3退出交给丰某2作为护理母亲万年红的费用，40万元给与丰某3作为丰某32年来护理母亲万年红的费用和补偿。该协议由丰某3、丰某1、丰某2及万年红共同协商，并有四人的签名及手印，是四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其内容来看，万年红是将其55万元中的40万元以补偿的形式赠与给了丰某3。因万年红所分配的55万元拆迁款，一直由丰某3代为保管，故在丰某3将其中15万元交付给丰某2的同时，实际上万年红亦完成了40万元赠与丰某3的交付，《声明协议》履行完毕。故虽然2018年8月2日，万年红委托湖北超强律师事务所向丰某3送达《律师函》，主张对赠与丰某3的40万元行使撤销权，但因该赠与已实际交付，万年红的撤销行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还规定了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三种情形，即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现丰某2、丰某1并无证据证明万年红行使撤销权时存在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情形，故万年红行使撤销权亦不符合法定撤销的情形，不产生撤销赠与的法律效力。因案涉的40万元在万年红订立遗嘱前已赠与丰某3，并不属于万年红的遗产范围，故丰某1、丰某2要求依万年红所立遗嘱继承案涉40万元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丰某1、丰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丰某1、丰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 策审判员 胡志刚审判员 周 希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田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