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8603号原告：刘伟杰，男，199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璇,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52P9A。负责人：马磊，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17869088Q。法定代表人：竺延风，该公司董事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危波，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伟杰与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启辰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伟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璇，被告启辰公司、东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危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伟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启辰公司、东风公司赔偿原告失业期间（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11日）收入损失114900元（38300元/月×3个月）；2.判令启辰公司、东风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8000元；以上合计1229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启辰公司、东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启辰公司是东风公司的分公司。2019年8月15日，启辰公司向原告发出面试邀请函，原告按启辰公司通知参加并通过面试、复试，启辰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向原告发出《录用通知书》，表示录用原告任职内饰设计师岗位，年薪46万元，需从原公司离职并提交原告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件。原告于当日对启辰公司作出承诺表示同意入职。2019年12月26日，原告与启辰公司人事柯黛佳协商一致，入职时间变更为2020年2月10日。原告基于对启辰公司的合理信赖，根据启辰公司的要求与原单位于2020年1月31日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后，启辰公司却多次拖延原告的入职时间。2020年5月11日，启辰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出《取消录用通知书》。原告认为，启辰公司向原告发出要约，在原告承诺并遵行后，启辰公司却出尔反尔，拒不遵守双方约定，严重违反了诚信原则，导致原告失业三个多月。启辰公司多次推迟入职时间，没有及时提出取消入职，更是加大了原告的经济损失并且让原告在此期间饱受精神折磨，启辰公司、东风公司应对其行为造成原告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启辰公司应向刘伟杰承担的民事责任应由东风公司承担。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被告启辰公司辩称，一、《录用通知书》约定的入职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因原告自身的原因变更到2020年2月10日，随后因新冠疫情管控的影响一再变更入职时间，最后一次确定的时间为我司全面复工之日起的第三个工作日。变更时间均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原告诉称的我司多次拖延。我司于2019年12月3日发出的《录用通知书》确定的报到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9时。假如原告可以按照该时间准时办理入职手续，即无本案的发生。由于原告在原单位的年终奖、办理离职手续等个人原因，原告提出入职时间变更到2月10日，我司表示同意。此为第一次变更入职时间。之后，因新冠疫情管控原因，入职时间数次变更，分别是2020年1月31日，变更为2月12日上午9:00；2月8日晚上，通知原告入职时间变更为2月18日；2月14日，因复工的最终方案没有确定，通知办理入职的时间安排在公司复工的第三个工作日；2月16日，再次通知原告，入职时间安排在全面复工的第三个工作日；2月21日下午13:46，通知原告，全面复工的时间是3月2日，没有意外的话，入职时间安排在3月4日；2月28日晚上22:39，通知原告，复工时间推迟，无法办理入职。等等，双方就入职时间一事一直保持沟通到3月13日前后。我司实际全面复工的时间是2020年4月2日，据此计算，双方实际确定的入职时间为第三个工作日4月8日。二、关于我司给予的年薪46万元，其中80%为按月发放，剩余20%按照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并非按照年度定额发放。原告提交的宝能汽车的Offer，工资构成与我司类似，年度绩效视年末考核结果确定。三、2020年3月16日，我司电话通知原告解除录用通知书，并于5月11日发出电邮再次通知原告解除录用。期间原告也一直在与我司协商所谓赔偿的事宜，我司并未怠于通知原告取消录用。四、我司要求原告办理入职的同时提供离职证明，据此证明原告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无不妥。《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凭证。原告提交的《宝能汽车有限公司录用通知书》记载的报到资料，同样也有“5、原单位离职证明及复印件”。我司要求所有录用的员工提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即离职证明，避免录用其他用人单位的在职员工，合理合法，并无不妥。五、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造成全国乘用车市场整体下滑，我司也同样受疫情影响，销售下滑，位于上海的设计中心的办公场所退租，设计工程师全部减员。我司在裁减设计工程师的同时，无法招聘新的设计工程师，属不可抗力，我司并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新冠疫情以来，我司的销售下滑，销售数据在公开的网站均可查询。与此相对应，我司上海的设计中心，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室，2019年度的职工人数13人，经历年初新冠疫情冲击，办公场所退租，设计工程师10人全部减员，目前仅保留3名行政人员。我司在裁减在职设计工程师的同时，无法继续招聘新的设计人员，取消录用原告，着实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为不可抗力，原告诉称我司违反诚信原则取消录用缺乏依据。六、原告主张维权费用，并无依据。综上所述，我司认为，《录用通知书》的录用时间一再延迟，一开始是原告的原因。后来是新冠疫情管控的原因，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随着新冠疫惰的影响显现，我司车辆销售整体下滑，设计中心已经整体裁撤，场地退租、设计工程师解除劳动合同，取消尚未聘用设计工程师的OFFER，属涉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原因，我司业已通知原告，缔约过程中并无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基础，请求予以驳回。被告东风公司辩称，同意启辰公司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7月16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原告就职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根据刘伟杰提交的公积金缴费明细、收入纳税明细显示，2019年1月至12月的年终奖为104571.5元，月工资合计为219839.3元，公积金合计73472.56元，以上年终奖、月工资、公积金共计397883.4元，平均每月收入为33157元。2019年8月9日，原告与启辰公司商谈offer情况。2019年12月3日，启辰公司向原告发出《录用通知书》要求其加入东风启辰的团队，工资岗位为造型一部内饰设计师，报到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报到时要求提交包括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件等。同日，原告回复启辰公司，如无特殊情况会按照要求时间入职。2019年12月23日，原告根据启辰公司要求进行常规入职体检，后将体检报告发送给启辰公司。2019年12月26日，原告告知启辰公司因原单位的离职手续走程序需要时间，经原告与启辰公司协商一致入职报到时间变更为2020年2月10日。2020年1月31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向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记载正式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20年2月1日。后，经原告多次询问启辰公司入职时间，启辰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31日、2月8日、2月14日、2月21日、2月28日，以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未定为由通知原告延后入职时间。期间，原告按启辰公司要求发证件照给启辰公司，并多次表示想尽快入职，可以在家办公、提前进入工作。2020年3月16日，启辰公司与原告进行电话联系。启辰公司认为该次通话启辰公司告知了原告取消录用，提交了通话记录截图。原告否认该日启辰公司通知取消录用,认为启辰公司员工陈烨仅是电话告知原告暂时无法办理入职，表示会继续为原告争取早日入职，并且愿意向原告赔偿拖延入职的损失。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询问启辰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后双方协商未果。2020年5月7日，启辰公司称达不到原告提出的要求，原告则称“我不能接受一个月的赔偿，至少两个月”，标准要求按启辰公司的算法每月3.8万元，是启辰公司主动提出赔偿又出尔反尔。2020年5月11日，启辰公司向原告发出《取消录用通知书》，记载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整体汽车下滑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公司已于2020年3月16日通知您取消录用。关于您提出需本公司对您作出相应的补偿事宜，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条款作为支撑，本司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原告提交的启辰公司公众号在2020年3月6日发布题为《有故事有温暖，镜头下的启辰造型中心》文章，记载启辰公司在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多项严密的防控措施保障员工顺利复工。东风公司官网于2020年6月9日刊载的《东风有限5月销售汽车129739辆，同比增长7%》一文，记载该公司在中国市场在过去三个月连续反弹，逐渐复苏，东风启辰终端销售环比增长54%，2020年4月23日新上市的东风启辰星系列车型更呈现出“燎原式”热销，订单火爆，供不应求，工厂加班加点生产。《10.96万元-14.96万元，“A+级SUV头等舱”启辰星星动上市》一文记载，4月23日在广州市花都区发布会现场，启辰公司宣布“A+级SUV头等舱”——启辰星正式上市。原告认为这证实了启辰公司在具备复工条件下依然拖延原告的入职时间，其公司是正常运营的。启辰公司提交了搜狐汽车官方网站截图、东风启辰汽车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物业管理合同终止协议书、收房验收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的截图、上海住房公积金单位网上业务办理系统截图，拟证明关联公司东风启辰汽车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的东风启辰汽车设计中心于2020年5月房屋退租并与7名非上海市籍的设计工程师解除劳动合同，后又于2020年6月与3名上海本地户籍的设计工程师解除劳动合同，截至2020年6月18日该中心仅有3名员工。原告质证不认可。因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出庭，支付了律师费8000元，原告确认其于2020年5月下旬已经入职其他公司。另查明：启辰公司系东风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设立的分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的为：启辰公司是否存在缔约过失、是否应赔偿刘伟杰损失及损失金额如何认定。关于启辰公司是否存在缔约过失。本院认为，缔约过程是缔约双方期待合作的过程，双方应当诚实守信，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利益。缔约过失，是指在缔约过程中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使一方信赖利益受损。本案中，启辰公司向刘伟杰发出《录用通知书》，明确表达了聘用刘伟杰从事内饰设计工作的意思表示，并通知刘伟杰进行体检、提交入职照片，刘伟杰亦与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启辰公司虽多次延后原告的入职时间，但启辰公司的行为使刘伟杰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即将入职并等待通知，但启辰公司随后于2020年5月11日向原告发出《取消录用通知书》，表明启辰公司单方面停止招用刘伟杰，刘伟杰对此并不存在过错，启辰公司明显存在缔约过失，造成原告信赖利益受损，启辰公司应弥补该损失，即将当事人的损失填补回到磋商并未开始、合同从未订立的状态。关于损失赔偿的金额。本案中，刘伟杰接受启辰公司录用，并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从而丧失了其在原用人单位应得的劳动报酬，即信赖利益的损失。启辰公司应按照原告入职前十二个平均每月收入向其支付赔偿金，即按平均每月33157元的标准计算。在启辰公司取消录用刘伟杰情况下，需要一定的时间寻找新的用人单位以获得收入来源，原告确认其于2020年5月下旬已入职其他公司，现其主张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计算共3个月，系原告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刘伟杰该3个月的工资损失为99471元（33157元/月×3个月），该款启辰公司应向刘伟杰赔偿，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非必要费用，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风公司的责任问题。由于启辰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东风公司作为其总公司，应对启辰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款项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对刘伟杰的诉讼请求中合理合法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伟杰赔偿损失99471元；二、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判项的款项时，由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伟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9元，由原告刘伟杰负担263元，被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1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豪娜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刘姗姗速录员柯谭靖祎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