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1998号原告：张玉珍，女，194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被告：广州荣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锐丰三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8682255C。法定代表人：焦娟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少伟，男，该公司员工。原告张玉珍与被告广州荣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珍、被告荣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玉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服务协议》；2、被告荣盛公司返还展览费2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初，我收到亲戚山东省钜野县夏官屯乡刘楼村民刘斌的邮件，内有2件陶瓷藏品，刘斌事先已联系好被告荣盛公司的蔡观叶经理，请我收到藏品后把藏品送到蔡经理处鉴定。我按照刘斌的吩咐于2017年2月8日送到蔡经理处，她简单的问了一下我和刘斌的关系、本藏品是从哪里搞到的问题后，就叫我交400元人民币做2件藏品鉴定费，从隔壁房间请出一名中年鉴定人员看了一会说：“两件藏品都是宋代真品，一件价值60万元，另一件价值20万元”，我当时说我收到后打开一看就像假的，那么粗糙，我差一点把它扔掉了，因为受别人重托就拿来了，没想到是真品。我当时很高兴，就打电话告诉了刘斌，刘斌要我先卖一件60万元的藏品，我告诉了蔡经理，蔡经理说需要交25000元的展览费，等拍卖成功，按拍卖的实际钱数两家按比例分钱，到时再把25000元还给我们。蔡经理说他们马上要开拍卖会了，我把情况告知刘斌，刘斌说他临时手下没钱先请我代付25000元给蔡经理，当时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就将藏品带回家，次日带这件60万元的藏品和25000元人民币交给蔡经理并签订了合同，蔡经理退还我400元鉴定费，我带合同回家。2017年春节后开了一次展览会，通知我参加，因年龄大没参加，2019年5月蔡经理发微信让我去公司取回藏品，我有些不解，感觉没有卖掉拿回家就没有机会卖了，蔡经理说合同到期了，实物自行保管，藏品只展览一次并且你的藏品公司会继续推广至终生的，我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才感觉被骗了，我认为荣盛公司是个真货、假货一起收的骗子公司，利用鉴定假的说成真的套路骗取展览拍卖的费用，于是我打电话给蔡经理说明你们鉴定错了，藏品是仿造的，并要求重新鉴定，蔡经理回音是真品，是宋代土窖造的，如想再鉴定找专家需1万元。我于2019年9月9日到荣盛公司取回藏品，在2019年9月20日将两件藏品照片请河南郑州华豫之门线上鉴定。结果是“看新”，就是现代仿造并非宋代藏品。同时我又从电视“社会与法”栏目在线看到我们情况一样的拍卖公司，以“套路拍”的方式骗人，被告荣盛公司以鉴定假货当真骗取展览活动费，扰乱市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荣盛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于2018年2月8日签订一份展览服务协议，被告已按服务协议约定完成了所有义务，现原告却在该合同履行完毕后要求被告退还展览费，该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1、被告收取的25000元展览费，被告已按约定认真履行了合同义务且原告起诉书中已承认；2、原告起诉书中所称物品鉴定及价格情况均系自己认定，被告从未确认，服务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五款、广州荣盛国际客户调查问卷及服务协议附件中均有明确阐述。且被告收取的是展览费并未对原告物品的真伪、品质、瑕疵进行担保；3、被告只负责展览，对于原告称被告安排鉴定人员鉴定物品真伪一事，被告不予确认，被告从来没有安排鉴定人员对两件物品进行鉴定，被告也没有收取原告的400元鉴定费；4、关于原告委托华豫之门线上鉴宝物品鉴定的结果，被告不予确认，且原告未提供鉴定方的相关资质及相关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5、原告领取物品时已就服务协议履行完毕进行了确认，且被告明知原告物品超期的情况下未收取原告超期物品领回之逾期的保管费。原告张玉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服务协议及附件、收款收据、华豫之门线上鉴宝详情截图、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等作为证据，被告荣盛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提交了服务协议及附件、展览照片、网站截图、宣传册、合作协议、客户调查问卷、拍卖公告、香港荣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授权书、拍卖合约、拍卖图册等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8日，原告张玉珍（甲方）与被告荣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就合同第九条所列的物品委托乙方进行展览或参加指定的市场营销活动，乙方为甲方的物品提供相应的服务。一、甲方保证：1、对所委托物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甲方对物品之来源和瑕疵向乙方进行了真实、全面和详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和虚构之处；2、委托物品一旦成交，甲方保证同意按政府规定由乙方或相应代扣代缴税款；3、甲方物品需参加乙方指定的展览或市场营销活动，如参与指定的拍卖会；4、甲方确认在本协议签署前，乙方已充分就本协议相关责任和免责条款向甲方进行了解释说明，甲方同意并自愿签署本协议。二、服务期限与委托事项：本协议服务期限为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2019年2月7日，甲方同意乙方及乙方指定的营销机构有权在图录内及新闻媒体对物品作任何内容的说明和评价，委托展览或参加市场营销活动的次数形式是一次，委托物品经展览、成交或参加活动达到约定次数的，本协议自行终止；三、底价，甲方委托之物品均设有底价，该价格由甲方自行确定，但参加市场营销活动的营销价格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营销机构制定；四、佣金及支付：展览费为25000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六、鉴定：乙方有权选择是否对物品组织第三方鉴定进行专家鉴定；七、委托物品之领回：若甲方委托物品因任何原因未成交，甲方应自收到乙方领取通知之日起十天内办理协议注销手续，取回该委托物品并支付相关费用；九、委托物品详见协议附件；十一、其他约定：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安排甲方委托物品参加展览或指定的市场营销活动，甲方物品未能成交的，也视为乙方完全履行了本协议义务。十五、名词释义：展览指乙方每年在特定时间和场合组织的为期1-2天艺术品展览活动；十六、特别声明：甲方声明乙方职员已向甲方详细解释本协议所有条款，甲方已充分理解全部条款表述的含义（该条内容张玉珍再手写一遍并签名确认）。该份合同后附服务协议附件，附件记载涉案物品客户自定名称为磁州窑双系扁壶，客户自定底价为60万元，展览费25000元，并备注物品名称与底价为甲方认定，乙方经办人蔡观叶。同日，原告张玉珍向被告支付了25000元展览费，被告向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被告荣盛公司称已按约完成涉案藏品的展览，展览分为实物展览和网上展览。被告提供的展览照片反映其有提供场地对涉案藏品进行展览；被告还提供了网站截图，反映被告有将涉案藏品进行网络展览；被告称对涉案藏品委托香港荣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被告提供了《拍卖合约》、拍卖公告和拍卖图册等证据证明。拍卖合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6日，签约主体为被告（卖方、甲方）和香港荣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乙方），拍卖公告显示香港荣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了拍卖公告，拍卖标的为451件艺术品（详情见图册）；拍卖时间为2018年6月26日，拍卖地点为香港旺角太子道西193号帝京酒店；拍卖图册显示涉案藏品为图册中的18号藏品。2019年9月11日原告到被告处取回涉案藏品，于2019年9月20日通过河南卫视华豫之门栏目对涉案藏品进行线上鉴定，原告将藏品拍成照片上传给华豫之门，华豫之门给出的鉴定结果为“看新”，即涉案藏品并非宋代藏品，而是现代仿照的。原告陈述2017年2月，其收到亲戚刘念彬的邮件，内有2件陶瓷藏品，刘念彬事先已联系好被告的蔡观叶经理，请原告收到藏品后把藏品送到蔡经理处鉴定。原告按照其亲戚的吩咐于2017年2月8日送到蔡经理处，蔡经理让原告交400元人民币做2件藏品鉴定费，然后请出一名中年鉴定人员进行鉴定，该鉴定人员说两件都是宋代真品，一件价值60万元，一件价值20万元，原告征求亲戚的意见后，将60万元的陶瓶进行拍卖，蔡经理说需要交25000元的展览费，等拍卖成功后，按拍卖的实收钱数两家按比例分钱，到时再把25000元还给原告，原告告知其亲戚，其亲戚让其垫交25000元给蔡经理，蔡经理收款后将400元鉴定费退还给原告，原告就把鉴定收据交还给被告。原告强调找被告主要是希望被告对藏品进行鉴定和拍卖，如果是真的就让被告去拍卖，如果是假的就拿回来，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展览一事。原告为证明其不清楚展览费用性质及被告有对涉案藏品进行鉴定提供了其与被告工作人员蔡观叶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反映2019年1月10日，原告张玉珍问蔡观叶：“就是2.5万元押金不能退？如果你们几十年终生卖不出去怎么办？”，蔡观叶：“25000元不是押金，你的产品在拍卖会上上台，他前期的一个运作费用，出境到香港的费用他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并不是押金，即所谓你这件产品，他拍卖去做的这个事情，是需要投入的一个成本，所以说拍卖成功以后，我们收到佣金就可以把成本退还，你这边就拿到款项，如果说还没有成交，你这个成本都已经投入出去，我们公司的话，东西还没卖出去，我们公司也没有佣金的呀”；2019年2月2日，原告张玉珍询问蔡观叶：“蔡经理，我们那两件古董经你们监（鉴）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有把握吗？，“我看我们两件古董像假的？很粗糙，新鲜，像仿造的？”。蔡观叶回答：“东西没问题才会上拍的，你那个产品他是民窖来的，所以它的做工是没有像官窖那么精致的”。张玉珍问：“能否给我们寄一份鉴定书。为什么要求一份正确的鉴定书呢，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真品我们就继续保存在贵处等待拍卖，也可以降价拍卖，如果是仿假品就没必要再等待你们拍卖了，等多少年也不会有人买假的，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份鉴定证明”。蔡观叶答：“你在外面鉴定产品，它是没有出鉴定证书的，如果说你要出鉴定证书，你要去找国家级老师，他给你开，国家级老师给你开证书的话，他是需要这个证书费的，一般证书费的话都是一到两万，你如果说要开鉴定证书的，你可以委托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也有跟国家级老师合作，但是如果另外开鉴定证书，他的一个收费标准一般都是一到两万的。你的公司上了我们公司拍卖的，就说明你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这些东西有问题的，就不会在我们公司这边拍卖的”。张玉珍问：“你们拍卖时不出示鉴定书吗”，蔡观叶答：“拍卖行，他只是说负责拍卖产品的，他不会出鉴定证书的，你去外面，随便找人，老师做鉴定，200块鉴定费，他是不出证书的，而且出这个证书也没有什么用的，基本上加上拍的产品，很少会去出证书的，证书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没有太大必要”。2019年8月9日的聊天记录反映张玉珍问蔡观叶：“蔡经理，我们的宋代小壶都两年了还没有卖出原因是否定价太高了？可以便宜卖掉吗？因为当时物主人委托我送到贵处，两万伍千元是我代付的，如今他只给我一万元，剩下的一万伍千元没有钱还给我，能否降价卖掉？”，“我真的怀疑当时你们的鉴定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品？为何降到几万甚至更低都卖不出”。除聊天记录外，原告还提交了一份刘念彬的《证明》，刘念彬陈述其在网上搜索到广州荣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按照网上留的联系方式，找到了一位姓蔡的经理，说明了情况，并告诉蔡经理由原告（刘念彬的姑姑）代其把东西送到被告公司处作鉴定，其把东西寄到原告处，原告找到蔡经理，那天下午原告开心的打电话告诉刘念彬说交了400元的鉴定费，两件都是真品，一件价值20万，一件价值60万，如果要卖的话要交每件25000元的费用，当时其手头紧，让原告先垫付，等藏品卖了后从里面扣除，原告答应了，第二天就交了25000元的费用。此后一直等藏品卖掉的消息，但一直也没有任何消息，蔡经理也联系不上。被告对原告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原告的亲戚在当地已找人看过是真品，才委托原告与被告签订服务协议的。被告称根据行业习惯及相关法律规定，展览公司以及拍卖公司对展品的真伪均不负责，被告只负责展览，不负责鉴定，拍卖是被告赠送的，不需成本，卖掉以后才收取佣金。被告提供了一份《广州荣盛国际客户调查问卷》，该问卷中被告问原告如下问题：1、委托展览或上拍的物品的底价是否是你自行决定的？原告答“是”；2、你委托物品的过程中，公司工作人员对你委托的物品的告知是？原告答“可以展览或上拍”；3、你委托物品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有无为了办理委托而采用煽动性的话语？原告答“没有”；4、你委托的物品来源于？原告答“继承”；5、委托物品底价越高，成交率降低的可能性就越高，公司工作人员有无故意让你提高所委托物品底价的行为；原告答“没有”；6、公司工作人员有无向你详细解释服务协议项下的所有条款，让你充分理解了全部条款表述的含义。原告答“有”。本院认为，原告张玉珍以被告荣盛公司存在欺诈，《服务协议》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工作人员蔡观叶安排鉴定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并收取原告鉴定费400元，欺骗原告认为涉案物品为真品后诱使原告签订《服务合同》，缴纳了25000元。原告没有提供直接证据来证明被告对涉案物品进行了鉴定，但从原告与蔡观叶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原告在2019年2月2日明确问蔡观叶，涉案物品经你们（指被告）鉴定，是否是真品？蔡观叶的回答并没有否认鉴定一事，只是说东西没问题才会上拍；2019年8月9日原告质问蔡观叶怀疑被告的鉴定是否真实，否则如果是真品，为何大幅降价后仍卖不出去，蔡观叶对此则不予答复。上述聊天记录蔡观叶虽没有明确承认鉴定一事，但其没有作出否认；原告还提供了其亲戚刘念彬的证明，刘念彬在证明中提到是他让原告把涉案物品送到被告公司处进行鉴定，原告还电话告诉他被告收取400元鉴定费确认物品是真品一事。再次《服务协议》附件记载物品名称为“磁州窑双系扁壶”，底价60万，称系原告自定名称、自定底价，但原告在签订《服务协议》时的年龄为77岁，其与刘念彬并非是文物方面的专业人士，不可能对涉案物品的年代、名称及价格能如此专业的判断，说明被告有对原告进行过诱导。基于以上三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有安排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初步鉴定，致使原告认为涉案物品为真品，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服务协议》，向被告缴纳了25000元费用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由于被告并非专业的鉴定机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安排的鉴定人员有鉴定资质，因此被告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的行为明显存在欺诈的故意，该欺诈行为致使判断能力、事实辨别能力相对较弱的原告产生错误认知，并做出与被告签订《服务协议》的意思表示，因此该《服务协议》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被告收取的25000元费用依法应返还给原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张玉珍与被告广州荣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8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二、被告广州荣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玉珍返还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元，由被告广州荣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蓉人民陪审员 宋  彩  琼人民陪审员 陆  润  荷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谢昭植（代）附：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