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鲟鱼镇。法定代表人：赵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堂，湖北翰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光彩**柘山路综合经营**楼**。负责人：杨晓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桃，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平，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腾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堂、天安财保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天安财保支付保险赔偿款21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施救费4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免责条款无效。涉案保单系按天安财保的要求签署，天安财保在签订合同时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提供《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也未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二、一审判决认定船员不适任与本案所涉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中的直接原因，是海事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强调的是原因与结果的先后顺序及原因作用力的直接性；而海事保险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因果关系（近因规则）强调的是原因作用力的决定性，即排除该原因后，事故在该时点地点不可能发生。涉案船舶航行途中突遇大风，危及船员人身、船舶、货物安全，为避免发生海事事故，船舶采取就近锚泊的合理措施，在事发水域锚泊避风，属于紧急避险行为，且该船当班船长是经过内河船员培训的高级船员，熟悉事发水域航道，了解潮汐状况。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故为“座浅”依据不足。《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将事故描述为“搁浅”，船舶发生搁浅除潮汐原因外，还有其他水文原因，且涉案船舶未成功打捞出水，搁浅原因尚未查明。天安财保辩称：一、双方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天安财保已就本案《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其中除外责任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腾达公司注意的提示，腾达公司已签字确认本案投保单上所有内容，已通过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明其对天安财保告知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附加保险条款的内容和说明已经充分理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涉案船舶船员严重不符合最低配员要求，未配备事发水域的海图、潮汐表、航道通告等必要的航海文件，船舶严重不适航。涉案船舶船员未持有沿海航行适任证书，对事发沿海水域情况不熟悉，严重不适任。船舶严重不适航、船员严重不适任，是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唯一原因。三、《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中事故种类没有区分“搁浅”和“座浅”，统称为“搁浅”，本案《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载明事故种类只能统称为“搁浅”。但涉案船舶系因超载以及潮汐变化导致船舶吸底而造成船舶破裂进水沉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解释》明确区分“搁浅”以及“座浅”的定义，本案事故种类为“座浅”。且本案《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同时认定：涉案船舶对附近海域水文、地质情况不熟悉，未选择在安全水域锚泊，锚泊期间未密切关注水深变化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符合上述“座浅”的定义。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应当依据保险合同以及航运行业、保险行业关于“搁浅”“座浅”的定义及细化来确定事故种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船舶“座浅”损坏，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涉案船舶不适航、不适任，属于本案《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中第一款、第三款的情形，天安财保依约不承担保险责任。涉案船舶在本案事故发生后不断挂靠港口、航程繁忙，处于正常营运状态，且已另行投保。腾达公司主张船舶全损210万元赔偿缺乏事实依据。腾达公司主张40万元是货物过驳费，而非船舶救助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腾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安财保向腾达公司支付保险赔款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1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2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天安财保向腾达公司支付施救费用4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2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天安财保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6日，腾达公司为其承租经营的“腾峰17”轮向天安财保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280万元，保险期间从2017年3月19日至2018年3月18日止，特别约定绝对免赔为保险金额的25%。腾达公司已支付保险费用。2017年11月21日1604时许，“腾峰17”轮在如东洋口港阳光岛约4公里附近水域锚泊期间发生搁浅，船体破裂进水沉没，事故后腾达公司立即向天安财保报案。为起浮“腾峰17”轮，确定事故的原因及损失，腾达公司支出40万元。“腾峰17”轮打捞出水后，确定船舶已无修复价值，发生全损。腾达公司多次要求天安财保进行理赔，天安财保未按法律及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故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腾峰17”轮为干货船，航区为沿海航区，腾达公司系“腾峰17”轮登记经营人。2017年3月，腾达公司为“腾峰17”轮向天安财保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腾达公司签署的投保单记载，对天安财保就告知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附加保险条款的内容和说明已经理解。天安财保于2017年3月16日签发6663231020120170000002号保险单。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腾达公司，船名为“腾峰17”轮，投保险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期限自2017年3月19日0时起至2018年3月18日24时止，保险金额为280万元，保险费22900元。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0元或损失的15%，取高者。天安财保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中约定，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座浅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2017年11月21日，“腾峰17”轮从南京装38根水泥管桩前往盐城响水途中，在如东洋口港阳光岛东约4公里附近水域锚泊期间发生事故，事故导致船体破裂进水沉没，水泥管桩随船沉没。2018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如东海事处作出（通如东）结论字【2018】001号《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为本起事故中，“腾峰17”轮对附近海域水文、地质情况不熟悉，未选择在安全水域锚泊，锚泊期间未密切关注水深变化是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本起事故为单方责任事故，“腾峰17”轮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明，2017年11月21日13：00-17：00如东洋口港属于落潮状态，潮差较大。事故发生时，“腾峰17”轮船长与大副持有内河船舶船员适用证书。该轮船长在事故发生后接受海事局事故调查时陈述，其并无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不完全了解如东洋口港潮汐情况。当时因为避风，决定临时在如东洋口港非正规锚地点停泊，大概在2017年11月21日15时抛锚，此时该港口属于落潮流。16：05时许，船长接到大副报告水流不正常，冒浑水且带泥沙。之后船长动车转舵操作三四分钟后，船舶仍不能动，决定等当天20时涨潮之后再脱浅，约19：30时，船长发现船舶底板左舷横向1米撕裂，于是判断无法脱浅，决定弃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腾达公司与天安财保对双方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没有争议，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腾达公司、天安财保应当按照保险单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天安财保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座浅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本案中，“腾峰17”轮为沿海船舶，本次事故航线亦为沿海航线，但其船长与大副所持证书均为内河船员证书，属于船员不适任。事故发生时，如东洋口港存在潮汐，且潮差较大，“腾峰17”轮船长与大副在不完全了解该港口潮汐的情况下，在正在落潮时将船舶锚泊在非正规锚地，致使船舶最终座浅损坏，船员不适任与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联系，故本次事故属于《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约定的除外责任范畴，腾达公司的诉请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25元，由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腾达公司当庭陈述潮汐情况可通过查询提前大致了解。2.本案事故发生后，“腾峰17号”轮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枞阳支公司办理保险，该保险单载明“船舶名称腾峰17”、“保险金额208万元”“保险期间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4日”。上述船舶名称及保险金额与本案船舶一致。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天安财保是否已就《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向腾达公司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2.天安财保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天安财保是否已就《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向腾达公司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问题本案2017年3月17日《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抬头载明：投保人：“请您详细阅读《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特别注意其中的保险责任、除外责任及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然后如实填写阴影部分的各项内容”；该投保单阴影栏目由被保险人腾达公司人员手书填写船舶名称：腾峰17、标准配员要求：9人等内容；该投保单左下部载明：“投保人兹声明上述所填写内容（包括《船舶保险问卷表》）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合同的依据，对贵公司就告知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附加保险条款的内容和说明已经理解”，该投保单右下部有投保人盖章并填写日期。该投保单充分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就《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其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向腾达公司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且腾达公司已经表示理解。因此，腾达公司关于天安保险未就《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及其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向腾达公司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该除外责任条款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天安财保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船舶存在船员不适任的情形：船长与大副持有内河船员证书，但船舶事发时航行至沿海；事发时船上人员仅4人，低于最低配员要求；涉案船舶选择非正规锚地锚泊；船员应当了解锚泊地水域情况但不充分了解，船员应当提前查询并了解事发地段的潮汐落差但未充分预料。本案《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事故原因载明：涉案船舶对“附近海域水文、地质情况不熟悉，未选择在安全水域锚泊，锚泊期间未密切关注水深变化是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涉案船员不适任，对事发水域、潮汐情况应当提前预判而未提前预判，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且属于《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条款第三条第一项“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除外责任情形。本案投保单已证明天安财保已就上述除外责任条款尽提示、说明义务，腾达公司已表示理解相关告知事项和条款。该条款对腾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天安财保依据该条款不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本案船舶是否属于“座浅损坏”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次事故航线亦为沿海航线，但其船长与大副所持证书均为内河船员证书，属于船员不适任。事故发生时，如东洋口港存在潮汐，且潮差较大，‘腾峰17轮’船长与大副在不完全了解该港口潮汐的情况下，在正在落潮时将船舶锚泊在非正规锚地，致使船舶最终座浅损坏”，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载明事故原因并无本质区别。涉案船舶事发当时在锚泊状态而非对地运行状态中，船舶与水底接触的原因是船员应当预测而因经验不足、不适任而未预测潮汐变化，根据船舶航运行业惯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船舶“座浅损坏”，并无不当。且无论涉案船舶事发当时是“搁浅”还是“座浅”，均不影响天安财保依据《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条款第三条第一项约定的“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除外责任情形而不负赔偿责任。3.本案事故发生后，“腾峰17号”轮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枞阳支公司另行办理保险，腾达公司认为可能是其他船舶使用涉案船舶相关信息办理保险，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腾达公司主张涉案船舶全损，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25元，由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