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1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四路****。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梅，北京天达共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富，男，195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东，四川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巧，四川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自孝，男，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勇，四川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富丽，四川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开永，男。196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上诉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因与被上诉人邓自孝、黄开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3民初1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环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自孝对成都环境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成都环境公司未参与工程款结算，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款475万元不予认可，成都环境公司未授权胡智勇办理工程结算，也未对结算书盖章确认，胡智勇结算的工程款金额对成都环境公司不具有效力；2.一审法院认定邓自孝已领取的工程款为433.65万元错误，除邓自孝认可已收到的433.65万元外，代宗先、李宗良、周云松、吴小群领取的款项均是邓自孝收到的工程款，邓自孝已收到工程款为466.65万元；3.一审法院认定成都环境公司与黄开永、周文富形成挂靠关系，并判决成都环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相应的实体法律依据；4.成都环境公司作为与邓自孝无合同关系的被挂靠方，既非工程发包人，也非违法分包人，不应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邓自孝辩称，1.邓自孝在一审中提交了成都环境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监理公司的证明，足以证明胡智勇是成都环境公司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双方结算后，成都环境公司还向邓自孝支付了10万元，周文富也在结算依据上签字确认，一审认定工程款为475万元正确；2.没有证据证明周云松系邓自孝的工人，一审法院认定邓自孝收到工程款433.65万元正确；3.一审法院判决成都环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周文富辩称，1.对工程款结算金额有异议，工程款系成都环境公司与邓自孝结算，并未经过三方共同收方和对账，邓自孝未施工的外墙贴砖工程款也包含在结算的工程款中，邓自孝施工的工程款应当小于475万元；2.周文富已经支付了153460元，其余款项系成都环境公司支付，应当以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支付依据及周文富的支付款项作为认定邓自孝已收到工程款的依据，不能以邓自孝单方作出的说明作为裁判依据；3.成都环境公司系工程承包人，应当承担责任。 周文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系无效合同，那么黄开永、周文富与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与《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性质一致，《三方协议》也应当是无效合同，三方约定的黄开永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周文富也无效；2.黄开永与邓自孝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与周文富无关，周文富与邓自孝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义务向邓自孝支付工程款。 邓自孝辩称，周文富承接了黄开永在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系实际施工人，且周文富以成都环境公司的名义继续承包工程，也未对邓自孝的劳务分包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周文富最终也在结算协议上签名，周文富应当向邓自孝支付工程款。 成都环境公司辩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黄开永、周文富形成挂靠关系，黄开永、周文富将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邓自孝，周文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黄开永未作答辩。 邓自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黄开永向邓自孝支付拖欠的劳务款413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黄开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环境公司在2018年3月30日前工商登记名称为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 黄开永不是成都环境公司的员工。2012年2月27日，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即成都环境公司作为甲方与黄开永作为乙方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成都环境公司研究决定由黄开永担任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工程的承包人；乙方在工程竣工后按结算价的2%向甲方上缴企业管理费；工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乙方上缴企业管理费和交纳相关税费后，其余部分作为施工费用由乙方包干使用；建设单位与四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就工程造价、质量标准、工期、安全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工程质量保修等方面的内容，均属乙方的承包指标，并由乙方全面履约；甲方委派相关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委派人员的基本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负责本项目的生产、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全面管理，并承担其全部责任。 成都环境公司向其员工胡智勇签发《委托书》,委托胡智勇负责案涉工程合同洽谈及签订事宜，委托期限自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15日止。 2012年4月8日，成都环境公司与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称南溪房管局）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南溪房管局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成都环境公司。同日，南溪房管局与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由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案涉工程。 2012年5月25日，案涉工程开始施工建设。黄开永负责组织材料、资金、人员等进行施工，并全面负责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成都环境公司委派了管理人员在案涉工程中。 2012年7月5日，黄开永以成都环境公司的名义（甲方）与邓自孝以宜宾市金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工程的土建和部分装饰劳务性工作承包给乙方组织施工，以345元/平方米按实际量承包。黄开永、邓自孝在合同上签字，成都环境公司及宜宾市金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庭审中，邓自孝认可系其本人签订合同，并以个人名义进行施工，与宜宾市金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无关。 因黄开永未能向周文富偿还借款，2014年10月9日，成都环境公司（甲方）、黄开永（乙方）、周文富（丙方）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为：乙方从即日起主动无条件放弃与甲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权利，由丙方代为享有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丙方严格履行乙方与甲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各项条款，承担条款义务，享有条款权利，甲方和丙方都不得额外增加或减少合同条款内容。丙方投入资金完善余下工作，工程款的支付首先满足案涉工程项目实体支付，无论项目盈亏，丙方都只负责完善案涉工程债权债务的清偿。乙方与项目无关的任何第三方形成的债权债务，甲方、丙方都不负责承担。工程结算后解缴完清税费以及管理费后，结余部分属于丙方所有。《三方协议》签订后，黄开永退出案涉工程，周文富继续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黄开永在施工期间因案涉工程对外签订的合同由周文富继续履行。 2015年2月5日，案涉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双方对案涉劳务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以及劳务工程款金额存在争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 （一）关于案涉劳务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的问题 2018年10月24日，邓自孝、周文富、胡智勇就邓自孝在案涉工程中的劳务费用进行结算，并形成《南溪桂溪苑廉租房一标段项目劳务结算单》（以下称《劳务结算单》），载明：结算方式为按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约定，案涉项目劳务结算工程总价为475万元（附劳务班组的结算清单），此结算金额包括合同约定范围内、外劳务班组已完成的所有工作内容，包括自劳务合同签订以来至项目2018年10月24日（双方认可的交付使用时间）以后两年内的质保金维护、维修费用，包括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双方债权债务，此结算价为成都环境公司与劳务公司（劳务负责人）的最终结算价，劳务工人的工资及周材、设备租赁等劳务合同约定的与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由劳务负责人承担完全责任，与成都环境公司无关。邓自孝在劳务负责人处签字，胡智勇作为成都环境公司的代表签字，周文富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字，胡东海作为见证人签字，胡智勇还签字确认该结算单原件与复印件一致。虽然《劳务结算单》中注明黄开永为劳务合同签字人，但黄开永未在该结算单上签字。《劳务结算单》后所附的《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邓自孝劳务班组结算》（以上称《劳务班组结算》）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结算人为侯林与邓自孝。该《劳务班组结算》载明：双方于2016年1月27日确认认可的劳务费结算金额为4671504元（包括以单价345元/平方米计算建筑面积13545.52平方米，劳务费4673204.4元，扣除违规操作产生的罚款1700元）；另有邓自孝已实际完成的项目共计269334元，双方在合同中未详细说明，由投资人核定；并确认截止2016年1月26日，项目部已支付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费405万元。 2019年11月11日，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监理部出具《证明》，证明成都环境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现场项目部负责人为胡智勇，侯林为现场项目部工作人员。 成都环境公司不认可《劳务结算单》的理由为仅授予公司员工胡智勇洽谈及签订《施工合同》的权限，未授予其与班组结算的权限。但案涉工程的监理公司证实胡智勇是成都环境公司在案涉工程现场项目部负责人，故胡智勇具有与劳务班组结算的权限。同时，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周文富也参与了结算并在结算单上签字，《劳务结算单》后附的邓自孝与成都环境公司工作人员侯林结算形成的《劳务班组结算》列明了结算的相关明细情况，且与《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内容相吻合。因此，《劳务结算单》应作为认定案涉劳务工程款结算的依据，经结算确认邓自孝施工的劳务工程款总金额为475万元。一审法院对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二）关于劳务工程款金额的认定 一审法院已依法认定《劳务结算单》系案涉劳务工程款结算的依据，依法确认邓自孝施工的劳务工程款总金额为475万元。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邓自孝已收取的劳务工程款金额存在争议。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主张邓自孝已收取劳务工程款466.65万元（含周文富向邓自孝支付的153460元），对于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工程款支付明细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邓自孝无异议，并认可成都环境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金额为433.65万元。 对于邓自孝未认可的金额33万元部分,成都环境公司提交的工程款支付明细第六组证据即邓自孝及劳务人员周云松、代宗先、李宗良在现场负责人周文富处领款的流水账记录，证明2014年10月30日邓自孝及劳务人员周云松、代宗先、李宗良在现场负责人周文富处领取款项6万元；2014年12月10日邓自孝及劳务人员周云松、代宗先、李宗良在现场负责人周文富处借支生活费5万元，合计11万元，邓自孝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该11万元已纳入第一组证据支付的工程款383万元中，经核查，在2015年2月9日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班组劳务费支付情况汇总》中，载明：2014年10月30日6万元、2014年12月10日4万元，根据该证据及邓自孝的陈述，在2015年2月9日成都环境公司已经对邓自孝劳务费支付情况进行汇总，并对其中的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2月10日该两天的支付情况进行了载明的情况下，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以邓自孝及劳务人员周云松、代宗先、李宗良于2014年10月30日在周文富处领款6万元、于2014年12月10日在周文富处领款4万元的流水账记录证明其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应当系重复计算,对此,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对于差距的1万元，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应当以2015年2月9日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费支付情况汇总》为准，依法不予确认。 对于成都环境公司提交的工程款支付明细第七组证据：现场负责人周文富委托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项的《委托支付令》及出票人为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收款人为李宗良、代宗先、吴小群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证明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15年2月10日向李宗良支付工程款3万元、向代宗先支付工程款2.5万元、向吴小群支付工程款2万元；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向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借款5万元并同意在工程款中予以抵扣的借条，并要求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将其中的3万元转入吴小群银行账户。邓自孝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对于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15年2月10日向李宗良支付工程款3万元、向代宗先支付工程款2.5万元，已包含在2015年2月9日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土建劳务邓自孝结算》里面。一审法院经核查，在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劳务结算单里面载明了“本次付款22万元，扣除2014年10月30日至2014年12月10日借支生活费10万元，本次实际付款12万元，共领到付款395万元,本次付款转入以下账户：代宗先，农业银行账号×××19，2.5万元；李宗良，农商银行账号×××27,3万元……”在前面确认已支付的工程款383万元与该次实际付款12万元之和,即为本次确认已付工程款总额395万元，在2015年2月9日邓自孝办理好工程款领款支付手续及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出具《委托支付令》后，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于次日即2015年2月10日办理银行转款手续，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成都环境公司以该组证据证明宜宾市南溪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15年2月10日向李宗良支付工程款3万元、向代宗先支付工程款2.5万元，应当系重复计算，一审法院对成都环境公司抗辩主张支付的上述5.5万元工程款，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对于向吴小群支付的5万元，邓自孝认为吴小群不是其劳务班组的工人，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成都环境公司主张的向吴小群支付工程款2万元，与向李宗良支付工程款3万元、向代宗先支付工程款2.5万元发生在同一天，若是邓自孝劳务班组的工人，客观上应当与李宗良、代宗先一同办理工程款支付手续，成都环境公司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向吴小群支付的款项系向邓自孝支付的工程款项，因此，一审法院对成都环境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对于成都环境公司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即《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证明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向何其江转款1万元、向吴小群转款1万元；于2016年2月6日向邓自孝转款6万元、向代宗先转款3万元，邓自孝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上述款项与邓自孝于2016年2月4日出具领条领款8万元并注明转入代宗先银行账户3万元、转入何其江银行账户1万元、转入邓自孝银行账户4万元、于2016年2月4日出具领条领款2万元并要求转入邓自孝银行账户，属同一款项，成都环境公司系重复计算支付工程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在邓自孝出具工程款领款支付手续后，成都环境公司（原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随即转款，符合客观情况，成都环境公司又以银行回单主张支付工程款，应当系重复计算，一审法院对成都环境公司的该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对于成都环境公司提交的第九组证据即《资金使用计划表》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2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周云松支付工程款0.5万元系支付邓自孝的劳务工程款。邓自孝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周云松不是其劳务班组的工人，该笔转款与其无关，没有其签字认可的领条予以确认。成都环境公司在该组证据中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与工程款支付明细第四组证据中的银行交易明细属同一份证据，该笔转款与向邓自孝转款6万元系同一天转款，在成都环境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2018年春节桂溪苑一标段项目履约保证金委托支付明细中载明该笔转款系向泥工周云松转款5000元。因委托支付明细载明的系支付履约保证金，因此，该笔款项不能认定是向邓自孝支付的工程款，对成都环境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成都环境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项金额为433.65万元，尚未支付的工程款金额为475万元-433.65万元=41.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成都环境公司与黄开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二、黄开永与周文富之间，以及成都环境公司与周文富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案涉剩余劳务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主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成都环境公司与黄开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但黄开永不是成都环境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约定由黄开永对案涉工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对外承担全部责任，成都环境公司收取2%的管理费，与内部承包的特征不符。并且，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由黄开永组织资金、人员、设备等进行施工，成都环境公司不提供资金、设备、技术等。此外，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成都环境公司与南溪区房管局签订《施工合同》之前。因此，黄开永系借用成都环境公司的资质承建案涉工程，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此，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属无效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黄开永与周文富之间，以及成都环境公司与周文富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根据黄开永、周文富、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黄开永放弃与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的权利，由周文富享有该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成都环境公司也认可由周文富继续履行内部承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因此，黄开永是将自己在案涉工程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周文富，周文富承继黄开永的权利义务后，周文富继续以成都环境公司的名义承建案涉工程，即周文富借用成都环境公司的资质，周文富与成都环境公司之间成立挂靠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剩余劳务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主体。一审法院认为，黄开永未取得成都环境公司的授权，与邓自孝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案涉工程中劳务工程分包给邓自孝，故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系黄开永的个人行为，黄开永与邓自孝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由于黄开永将其在案涉工程中权利义务转让给周文富，周文富承继了黄开永在案涉工程中的权利义务，邓自孝对此予以认可，周文富应当对黄开永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债务承担责任，黄开永不承担责任。周文富接手案涉工程后，继续由邓自孝班组提供劳务，并与邓自孝结算劳务工程款，故黄开永退出案涉工程后，周文富也与邓自孝成立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上述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分包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因此，周文富应当对邓自孝在案涉工程中所有欠付劳务费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成都环境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当对挂靠人周文富向邓自孝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且，成都环境公司自愿与邓自孝结算工程款，还主动向邓自孝支付劳务工程款，表明成都环境公司认可向邓自孝支付劳务工程款。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周文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自孝支付劳务工程款413500元；二、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驳回邓自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02元，由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周文富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工程价款数额；2.邓自孝已收到的工程款数额；3.欠付工程款承担责任的主体。 关于焦点1，2018年10月24日，邓自孝、周文富、胡智勇就邓自孝在案涉工程中的劳务费用进行结算，并形成《劳务结算单》，该结算单明确邓自孝施工工程价款为475万元，胡智勇代表成都环境公司在《劳务结算单》上签名予以确认，周文富也在《劳务结算单》上签名，故成都环境公司与周文富、邓自孝已就本案争议的工程款结算确认。虽然成都环境公司主张并未授权胡智勇进行结算，但成都环境公司认可胡智勇系成都环境公司的员工，且曾授权胡智勇签订案涉工程的合同，案涉工程的监理单位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监理部出具《证明》，证明胡智勇为成都环境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胡智勇代表成都环境公司签订的《劳务结算单》，可以作为认定案涉工程款的依据。《劳务结算单》确定的475万元工程价款，也能与成都环境公司在二审中认可的现场负责人侯林，于2016年1月27日与邓自孝签订的《劳务班组结算》中“确认认可的劳务费4671504元……邓自孝已施工实际完成的项目269334元由投资人核定”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确认邓自孝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为475万元正确。 关于焦点2，2015年2月9日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班组劳务费支付情况汇总》明确截止2015年2月9日已收到成都环境公司383万元。同日，成都环境公司再次支付邓自孝12万元，邓自孝与代表成都环境公司的侯林经过结算，签订《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土建劳务邓自孝结算》，双方确认邓自孝共收到成都环境公司395万元。邓自孝认可除上述395万元外，之后又领取了38.65万元款项，合计433.65万元，对该部分款项，双方均无异议。 双方争议的款项系成都环境公司主张的周云松、吴小群、代宗先、李宗良收取的款项，是否是成都环境公司另行支付邓自孝的工程款。关于周云松、吴小群收取的款项，因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云松的班组系邓自孝雇请，故成都环境公司主张周云松、吴小群所领取的款项作为邓自孝领取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 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领款记录表主张代宗先、李宗良、邓自孝于2014年10月30日还领取了6万元，2014年12月10日领取了3万元，邓自孝认为该部分款项已经包含在2015年2月9日双方结算的已收款395万元中。2015年2月9日邓自孝签字确认的《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班组劳务费支付情况汇总》中确认了邓自孝于2014年10月30日收到6万元，2014年12月10日收到4万元，该表中的时间和领取款项数额与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领款记录表能够印证，成都环境公司不能证明领款记录表中的款项与《宜宾市南溪区桂溪苑廉租住房工程一标段项目劳务班组邓自孝劳务班组劳务费支付情况汇总》中的款项非同一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成都环境公司还主张其于2016年2月6日向代宗先转账的3万元、向邓自孝转账的6万元系另行支付的工程款，邓自孝对此不予认可，邓自孝认为该款属于邓自孝认可的2016年2月4日由邓自孝出具的一张8万元的领条和另一张2万元领条载明的款项。本院审查认为，两张领条出具的时间与成都环境公司转账时间接近，且8万元的领条中明确将3万元转账到代宗先的账户，其他款项转账到邓自孝的账户，现成都环境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与领条约定的转账时间和数额能够印证，邓自孝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邓自孝已收款为433.65万元正确。 关于焦点3，成都环境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其与黄开永约定由黄开永内部承包，并且成都环境公司按照结算价2%收取管理费，而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无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黄开永与成都环境公司系挂靠关系并无不当。黄开永以成都环境公司名义将劳务工程分包给邓自孝，邓自孝已实际施工，黄开永应当向邓自孝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因成都环境公司、黄开永、周文富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黄开永退出案涉工程，由周文富承担工程相关的权利义务，现邓自孝主张由周文富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的理由成立。成都环境公司收取了案涉工程管理费，施工过程中，成都环境公司已向邓自孝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且成都环境公司已直接和邓自孝进行了结算并约定了相应的其他责任，成都环境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一审判决成都环境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成都环境公司、周文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6元，由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7503元，由周文富负担75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纯强 审判员  陈伟林 审判员  林 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田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