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62号原告杨玉珍，女，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许倩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何兆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龙子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杨玉珍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倩峰，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何兆飞、龙子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11日，被告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经查，2018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监管局）先后收到杨玉珍邮寄和证监会转办的举报材料，相关材料内容一致，主要反映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某湘与肖某国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同有科技免除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某国的离职补偿等事项涉及证券违法违规问题。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作出书面答复，告知杨玉珍未发现存在杨玉珍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证监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杨玉珍举报同有科技及董事长周某湘存在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北京监管局经核查后给予答复，相关答复未设定杨玉珍的权利义务，未对杨玉珍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处理答复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本案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杨玉珍诉称：依据《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杨玉珍自2017年9月起，数十次举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违规代持、违法交易、内幕交易、坐庄炒自家股票、信息披露违规、违法所得金额5000余万元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并附有详实证据。证监会收到举报材料后转北京监管局处理。杨玉珍对违法违规举报是有法依规而行，应依法依规立案查处。杨玉珍对同有科技周泽湘股票违法代持、违规操作、巨额非法获利的举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杨玉珍要求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进行复议、复查，由证监会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答复，证监会应当按照《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受理、审查，证监会以行政复议法处理举报事项，适用法律不当。被诉复议决定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证监会及北京监管局未依法依规受理、调查举报问题，以“未发现”作为答复结果，是渎职包庇违规违法，扼杀了杨玉珍为维护证券市场法规秩序贡献的法律权利，北京监管局作出的京证监答复复字第2019-2号答复（以下简称2019-2号答复）侵犯了杨玉珍的合法权利。杨玉珍的举报存在着要求奖励的权利，因而与举报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依法依规调查处理违法违规问题是监管部门的职责，违规违法非法获利行为应当受到依法处罚。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杨玉珍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同有科技增资协议，用以证明2010年9月同有科技与肖建国达成增资协议；2.协议书，用以证明2013年12月11日周泽湘与肖建国秘密签订股份无偿转让协议；3.同有科技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用以证明2013年12月2日同有科技与肖建国签订补充协议；4.对账单，用以证明周泽湘提供的与肖建国“日期减持股数卖出价格剩余股数卖出金额付款日期付款金额”；5.周泽湘与肖建国的微信记录，用以证明2015年至2016年周泽湘与肖建国的微信截图记录；6.周泽湘与绿绿（举报人）的微信记录，用以证明2016年周泽湘委托绿绿（举报人）索要“股权转让款”的微信通讯截图记录；7.举报人与董雨蓓的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文字摘录，用以证明2016年3月4日举报人与董雨蓓（肖建国妻子）调解协商支付周泽湘“股权转让款”的通话录音；8.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2016年3月2日周泽湘委托举报人向肖建国索要“股权转让款”的授权委托书；9.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27号《关注函》的回复，用以证明2018年5月7日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27号《关注函》的回复，承认周泽湘收受肖建国2650万元，承认对账单和股权处置协议；10.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41号《关注函》的回复，用以证明2018年5月28日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41号《关注函》的回复，承认同有科技无根据免除肖建国巨额赔偿款，承认周泽湘曾通过不同途径向肖建国继续主张股份转让剩余收益；11.律师函，用以证明周泽湘要求肖建国出具的律师函和邮件单；12.深交所对同有科技及董事会成员的处分决定，用以证明2018年11月1日深交所对同有科技及董事会成员给予通报批评记入诚信档案的处分决定；13.举报信，用以证明2017年9月首次举报同有科技周泽湘《协议书》，证券违法巨额获利；14.京证监答复复字2017-43号，用以证明2017年12月25日北京监管局收悉举报，调查办理；15.关于实名举报的情况反映，用以证明2018年4月7日催促长期“正在调查办理中”，未得到举报答复，被举报人如何准确知晓杨玉珍是举报人并进行了性命威胁恐吓；16.京证监答复复字2018-199号，用以证明2018年4月9日答复“我局未发现存在违法情况，如有进一步证据请您向我局补充提供”；17.同有科技周泽湘I**前暗股虚假上市及披露违规问题的举报信，用以证明2018年5月5日补充举报；18.回避请求，用以证明2018年5月5日向证监会提交对北京监管局回避的请求（无答复）；19.举报信补充，用以证明2018年5月29日补充举报，同有科技周泽湘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请求证监会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20.京证监答复复字2018-369号，用以证明2018年7月27日答复“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21.关于同有科技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用以证明2018年11月11日再次举报；22.2019-2号答复，用以证明2018年12月29日再次答复“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23.给证监会易会满主席的信，用以证明2019年5月20日申请复议，请求由证监会立案调查；24.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请求由证监会立案调查；25.复议的再请求，用以证明2019年8月25日致函证监会领导、纪检委领导，请求由证监会复议，直接调查；26.证监复补字〔2019〕14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用以证明2019年9月6日《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27.复议申请（补正），用以证明2019年9月15日据通知补正；28.证监复延字〔2019〕88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用以证明2019年11月12日《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29.被诉复议决定，用以证明2019年12月11日《行政复议决定书》；30.证监发〔2014〕53号及奖励公告，用以证明证监会《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及2019年8月2日相关公告；3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股票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杨玉珍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同有科技（代码300302）股东，与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有权要求证监会对北京监管局的答复事项进行复议复查、立案调查；32.杨玉珍与周泽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和通话记录截屏，用以证明杨玉珍向北京监管局举报后，被举报人周泽湘通过电话和微信辱骂杨玉珍，威胁让杨玉珍“死无葬身之地”；33.股票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在举报之前持有同有科技股票，与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被告证监会辩称：1.被诉复议决定驳回杨玉珍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2.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证监会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证监会法制工作机构收到杨玉珍行政复议申请书的时间和内容；2.证监会向杨玉珍发出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相关邮寄单据及证监会收到的杨玉珍补正材料，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5个工作日）通知杨玉珍进行补正，以及收到补正材料的时间和内容；3.证监会向北京监管局发出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北京监管局答复；4.北京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部分相关材料，用以证明北京监管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5.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EMS邮寄单据、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证监会依法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6.被诉复议决定的EMS邮寄单据及邮政查询截图，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杨玉珍送达。上述证据均用以证明行政复议实体和程序合法。7.证监会信访转办单（证监信字〔2019〕第10238号）及所附材料，用以证明证监会法律部于收到证监会信访办信访转办单之日即2019年9月2日起受理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6无异议，但认为证据4中的材料恰恰能证明存在违法事实；未对证据7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发表意见，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22、26、27、28、29无异议；认可证据1、2、3、9、10、12、13、14、17、30的合法性、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5、6、7、8、11、15、18、19、21、23、25、31、32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0的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认可证据2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未对证据33的合法性、真实性发表意见，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29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证据30中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系规范性法律文件，不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3及证据30中的奖励公告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至于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审查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1日，杨玉珍向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提交《关于同有科技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举报：同有科技上市后，无根据的免除原同有科技副总经理肖建国离职时应向公司支付的赔偿金，作为回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与肖建国私下签署协议，将同有科技首次发行上市之前登记在肖建国名下的股份683985股，无对价完全转移给周泽湘，但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对该股份及配股在周泽湘的股份转让禁限期内，由肖建国卖出股票套现，针对上述套现款，周泽湘与肖建国存在纠纷。在股权登记、转让交易、转让套现、信息披露等方面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处罚。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向杨玉珍作出2019-2号答复，主要内容为：杨玉珍于2018年11月寄给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的两封关于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的举报信均已收悉。经核查，北京监管局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2019年5月20日，杨玉珍向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请求为：请求由证监会审查杨玉珍对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违法违规的调查。2019年9月2日，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9月6日，证监会作出证监复补字〔2019〕14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杨玉珍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补正以下信息和材料：1.杨玉珍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单位、住所（或实际联系地址，主要用于邮寄相关法律文书）等信息；2.明确复议请求，主要指复议针对的北京监管局具体处理答复行为，并要求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等；3.补充说明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答复事项的利害关系等申请复议的理由。证监会于作出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上述补正通知。杨玉珍于次日签收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复议申请（补正）》，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证监会于2019年9月17日收到上述补正。2019年9月18日，证监会向北京监管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北京监管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北京监管局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并附相关证据提交证监会。证监会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证监复延字〔2019〕88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杨玉珍本案延期一个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该通知。2019年12月11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12月13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杨玉珍于2019年12月14日签收后不服，于2019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针对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进行全面审查。本案中，经补正，杨玉珍复议请求明确为两项：1.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2.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但证监会在被诉复议决定中，未对杨玉珍提出的要求证监会“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的复议请求作出明确认定，属于遗漏了杨玉珍的复议申请。因杨玉珍提出的该项复议请求是否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尚需证监会审查后作出认定。故证监会应当针对杨玉珍的该项申请进行审查后作出相应处理。综上，证监会遗漏了杨玉珍的部分复议请求，所作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作出的〔2019〕13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二、判令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原告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进行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阳审 判 员 梁菲审 判 员 王贺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蓓书 记 员 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