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19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榕根，男，1957年2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广东卫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光，男，汉族，1966年9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宏勇，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榕根因与被上诉人梁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2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榕根上诉请求：一、撤销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2969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梁光向上诉人金榕根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人民币，下同）；二、被上诉人梁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微信回复的整体意思认定该回复本身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代被上诉人垫付了出资，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一）按正常逻辑,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如果上诉人没有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则被上诉人肯定会坚决否认上诉人在微信中主张垫付60万元投资款这一事实。但被上诉人却并未否认这一事实,而是对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停产提出异议。其次提出要将上诉人口头答应欠发被上诉人的工资算作投资和公司账一起算。再次承诺先还投资款60万,请杨玲给出60万元的使用依据,并明确列出了还款计划。因此,被上诉人的微信回复应理解为：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垫付6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也愿意偿还,并列出了还款计划,但要求杨玲对60万的投资去向作出说明,避免和其所称的欠发工资问题重复计算。因此该微信回复足以证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的事实,如果按一审法院的理解,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这一事实根本不存在,那为什么被上诉人没有否认,而且还列出了明确的还款计划呢？（二）《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总股本定为500万元,被上诉人应投资额为500万*20%=100万元。如果被上诉人仅仅投资10万元,在其没有劳务或技术等出资的情况下,在非亲非故的情况下,谁会愿意让一个出资仅占2%股份的人在公司享有20%的股份及相关权利呢？《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第三条也对第二条作出了补充说明,明确了上诉人代垫被上诉人90万元出资的事实,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记录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三）2015年1月,因公司连续亏损,各股东商议需按比例追加投资,以维持公司正常经营。但因被上诉人主张其资金困难,无法追加投资。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将被上诉人所占股份的6%,折合出资30万元返还给上诉人。为此双方签署《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将原垫付出资90万元变更为60万元,这完全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签署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与《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约定的垫付金额自相矛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毫无道理。况且《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的签署时间（2015年1月8日）距《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的签署时间（2013年9月13日）已有一年半,距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账户最后一笔投资款的时间（2014年5月30日）也有七个月。如果上诉人始终未为被上诉人垫付出资,那被上诉人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签署《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再次明确上诉人代其垫付出资这一事实呢？（四）深圳市熔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熔沥公司）自成立起,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及资金使用调配均由邓某负责,公司的财务账册和公章一直都由邓某控制。公司成立初期含金榕根、邓某、梁光在内共计23人；其中13人属于被上诉人的团队且身居要职，均为主管或副主管职称,由被上诉人带入公司工作,邓某和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着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诉人仅仅是熔沥公司的股东,并不是一审法院所称的实际控制人,其本人也不欠发被上诉人的任何工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和熔沥公司是否欠发被上诉人工资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如果对工资以及投资款去向有异议,应该去找熔沥公司的法人代表邓某及会计杨玲厘清,而没有理由找上诉人。二、杨玲和梁凤江并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仅是被上诉人用自有资金出资部分,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是深圳市敖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敖翔公司）内部账册,不能证明上诉人未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一）证人证言显示,杨玲是熔沥公司的会计,经上诉人查询,其是在2014年7月24日通过58同城网络平台投递简历,2014年7月26日人事通知面试,经梁光与邓某面试合格后,由人事通知于2014年7月29日正试入职熔沥公司担任会计,其并非上诉人安排的财务人员,一审法院认定杨玲是上诉人安排的财务人员没有事实依据。梁凤江原系敖翔公司员工,2015年12月通过正常的招聘程序进入公司工作,也并非上诉人安排的财务人员。（二）熔沥公司（梁生投入资金）仅显示了被上诉人用自有资金出资部分,杨玲并不清楚其入职前,上诉人依据《端子生产合作协议》为被上诉人垫付出资的具体情况。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是梁凤江在敖翔公司工作期间制作的内部财务表格,该表左下角“被上诉人从敖翔领取熔沥投资款总……”及被上诉人在领款人处的签名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有邓某的签字,但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却没有邓某的签字,如果上述两份表格都是熔沥公司的财务表格,邓某没有理由不在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表上签字。邓某也陈述其是在2018年10月14日才在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和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表上签名盖章的。因此,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和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两份表格并不能否认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出资的事实。（三）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的制表日期是2014年6月20日,而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的制表时间是2014年9月29日。如果两份表格均是由熔沥公司的财务人员制作,没有理由同为股东的投入资金表格的制作时间相差二个月。三、邓某在一审庭审时作虚假陈述,且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一审庭审时,被告代理人问邓某“在深圳市熔沥实业有限公司是负责全面工作的吗？”邓某回答“不是全面工作,负责产品开发”。但《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公司全面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及资金使用调配均由邓某负责”,而且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公章自公司成立起始终都由他控制,其所说只负责产品开发完全是为了“配合”被上诉人逃避债务而做的虚假陈述。（二）一审庭审时,主审法官询问邓某：“被告在企业中出资多少？”邓某回答：“10万元。”法官又问：“为何跟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金额不一样？”邓某回答：“被告之前承诺的10万元也已经出资完毕,后面的是原告安排的,具体我不清楚。”原告代理人问：“谁告诉你被告只需要出资10万元？”邓某回答：“没有人告诉我,只是我的理解是被告只需要出资10万元。”可见,邓某为了使被上诉人能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无视三方签署的《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约定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的事实,将自己的所谓猜测当做事实向法庭出具证言,以期影响法宫的判断。（三）上诉人与邓某认识于2000年,2013年才通过邓某认识被上诉人,此后经邓某和被上诉人提议,三方成立熔沥公司。邓某和被上诉人是老同事,熔沥公司成立时,上诉人不仅代被上诉人垫付出资,也代邓某垫付了出资。上诉人和邓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都在一审法院审理。邓某和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梁光二审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正确，希望予以维持。上诉人金榕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光向金榕根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万元；2、判令梁光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3日，金榕根、梁光以及案外人邓某签订《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组建熔沥公司，金榕根持有公司60%股份、梁光（隐名股东）与邓某各持有20%的股份。由于梁光目前出资困难，故先出资10万元，剩余90万元向金榕根借支，由金榕根垫付。自每次分红时，梁光将其应得红利部分的60%归还金榕根，直至还清90万款项为止。协议签订后，金榕根于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5月30日期间向梁光账户转入155万元。2014年10月9日的“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显示，梁光投入熔沥公司100000.68元，该表的制表人为杨玲。在2014年6月18日的“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显示，梁光从敖翔公司领取熔沥投资款总额为1575016元。在该表记载的转款摘要中均明为“熔沥投资款”。该表的审核人为梁凤江。经一审庭审调查，金榕根承认杨玲和梁凤江均系其安排的公司财务人员。2015年1月8日，金榕根、梁光双方签订《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约定将原协议第三条变更为：因梁光出资困难，故先出投资款人民币10万元，剩余60万元向金榕根借支，由金榕根先行垫付。自每次分红时，梁光将其应得红利部分的60%归还金榕根，直至还清60万款项为止。2017年7月2日，金榕根通知梁光称此前替其垫付出资60万元，现公司已经结业，请于2018年7月31日前归还此笔投资款。梁光在手机短信回复的内容中称：一、金榕根曾表示将梁光的工资当投资。金榕根现欠发梁光的工资，应当一起结算。二、对于投资款60万，请杨小姐给一个使用的依据，以免重复计算。这四年公司只发了我1/5的工资，这60万只能分期偿还，第一年还10万，第二年还10万，第三年还15万，余款第四年还清。如有争议，双方走法律程序解决。另查明事实一：根据熔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熔沥公司于2014年5月7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有两名股东，邓某出资10万元，占出资比例20%，金榕根出资40万元，占出资比例80%。该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决定注销，并于2018年6月20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清算备案。根据其清算报告，公司剩余资产为0元。2018年6月20日起，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清算组成员为邓某与金榕根。2018年8月31日，熔沥公司因清算而注销登记。另查明事实二：证人邓某（熔沥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称，金榕根转入梁光的155万元均用于公司的开支，该款项是金榕根本人的出资，并非代梁光出资。一审法院认为：金榕根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相关各方当事人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本案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梁光的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本案所涉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如果金榕根按照协议代梁光支付了出资，梁光应该按照约定的方式对该垫付的出资承担偿还义务，但是金榕根应当对其垫付出资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梁光在给金榕根的短信回复中对于还款事宜进行陈述，但是梁光的回复中亦要求“杨小姐”对这60万元投资的去向作出说明，综合该回复的整体意思，应当理解为：在金榕根确实代垫了出资的情况下，梁光愿意偿还。因此该回复本身不足以证明金榕根已经代梁光垫付了出资。从逻辑上来讲，金榕根在事实上已经垫付出资是梁光偿还出资的前提条件。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金榕根提供了其曾经转款155万元给梁光的事实。但金榕根、梁光以及邓某三方均认可的“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和“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两份表格中，该155万元虽然是金榕根付入梁光的账户，但是梁光将该155万元全部用于公司的开支，且被记载为“金生出资”——亦即金榕根本人的出资。值得注意的是，金榕根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表格也是公司的财务人杨玲（亦即梁光短息回复中的“杨小姐”）、梁凤江制作（或审核）的，能够真实的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从上述证据看，在金榕根将资金转入梁光账户的原始记录中，即使是金榕根方自己的工作人员，亦将该款项记载为金榕根的出资。同时，该转款发生于2014年，如果该款系代梁光的出资，那么按照当时的约定，该款项应为代出资90万元，但后来双方的补充协议显示，代垫资又为60万元。两者明显矛盾。证人邓某系熔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协议的具体参与者，其证言与上述书面证据“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和“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两份表格亦相互印证。综上，金榕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代梁光垫付了出资，其要求梁光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金榕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保全费人民币3520元，均由金榕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金榕根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梁光的名片。证明梁光系熔沥公司的运营总监，实际控制熔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运作；2、案外人梁凤江的入职资料、工资发放记录及案外人杨玲的入职资料。证明该两人系公司正常招聘进入，并非上诉人安排在公司工作的财务人员；3、（2018）粤0391民初424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该证据形成时间是本案一审庭审后，该笔录中被上诉人确认其开始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后为14%。该部分内容和各方所签署的《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中将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垫付90万元变更为60万元这一事实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梁光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梁光当庭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梁光电子邮件6页。证明《资金日记账》来源；2、《资金日记账》86页。证明155万元系金榕根投资款；3、阳西县捷威实业有限公司基础信息2页，证明金榕根自2012年起即与案外人梁凤江在同一公司工作，梁凤江是法定代表人，金榕根是监事；4、梁光电子邮件7页及2016年3月28日的《费用报销单》1页。证明梁光向熔沥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申请购买设备等款项。另证明金榕根是熔沥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光与金榕根发的很多邮件都称金榕根为“金老板”，《费用报销单》上有金榕根的签名。5、（2018）粤0391民初424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案外人邓某手上已经没有任何熔沥公司的财务资料，全部转交给金榕根了。此外，熔沥公司公章也是案外人杨玲一并转交的，原来并不在邓某手中，邓某有名无实。上诉人金榕根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资金日记账》的来源无法核实，对于《资金日记账》中显示“金生投入资本（梁光领用155万元）”确认该笔款项是由梁光领取并支出，但是当时财务做账为何没有按照《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将该笔款项计入梁光的资本投入，金榕根并不清楚，需要邓某和会计杨玲予以说明。另该《资金日记账》并不能否定金榕根代梁光垫付60万元出资的事实。证据阳西县捷威实业有限公司的基础信息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金榕根仅仅是熔沥公司的大股东，并不是实际控制人。因为熔沥公司的财务、人事、日常的生产运营都是由邓某和梁光负责的。且至今熔沥公司的财务账册原件及公司的公章均由邓某控制，如果金榕根是熔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可能允许邓某来控制公司的公章及财务账册原件。至于梁光在邮件中称呼金榕根为“金老板”，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而已，不能证明任何内容。证据《费用报销单》是梁光与邓某制作并签署好以后由作为股东的金榕根补签，以显示金榕根知悉此事，这一点可以从邓某和梁光的签名后均签署了相应的日期，而金榕根没有签署日期得到证明。本院二审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查明：一审庭审调查时金榕根并未承认杨玲和梁凤江均系其安排的公司财务人员，也没有证据证明金榕根是熔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查明，金榕根于2018年11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外人邓某，此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该案于2019年10月18日以调解方式结案，一审法院于该案中确认邓某需偿还金榕根100万元，并确认邓某不再向金榕根就熔沥公司的任何剩余财产主张权利，金榕根不再向邓某主张返还熔沥公司任何相关资料。一审查明事实除与二审查明不一致以外，本院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金榕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金榕根是否向被上诉人梁光借出了60万元的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考量梁光回复的整体意思,以及“熔沥实业（金生投入资金）”和“熔沥实业（梁生投入资金）”两份表格被记载为“金生出资”，金榕根向梁光转款155万元全部用于公司的开支，且该表格是熔沥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榕根安排的财务人杨玲、梁凤江制作或审核的，再加上熔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的证人证言，金榕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代梁光垫付了出资。本院认为，第一，金榕根是熔沥公司的显名股东，而梁光是熔沥公司的隐名股东，其股份由金榕根代持。第二，更重要的是，熔沥公司对股东投资的记载情况与金榕根、梁光之间的委托代持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第三，根据一审法院（2018）粤0391民初424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梁光确认其开始在熔沥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后下降为14%，该自认与《端子生产合作协议》《端子生产合作协议变更协议》中将金榕根代梁光垫付90万元出资变更为60万元出资这一事实相互印证，而变更协议及前述庭审均产生于前述记账表格之后，可以证明梁光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本案相关事实。第二，关于员工梁凤江、杨玲是否金榕根安排的员工问题。经二审阅卷及法庭调查，金榕根于一审庭审时并未承认杨玲和梁凤江均系其安排的公司财务人员，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根据金榕根提供的案外人梁凤江的入职资料、工资发放记录及案外人杨玲的入职资料，可以证明该两人系公司通过常规招聘途径进入，而非金榕根安排在公司工作的人员。第三，关于案外人邓某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邓某与金榕根在本案之外还存在其他民事诉讼纠纷，其与金榕根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案外人邓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有限。此外，邓某于一审作证时称“梁光之前承诺的10万元也已经出资完毕，后面是金榕根安排的，具体安排我不清楚”以及“没有人告诉我，只是我的理解是梁光只需要出资10万元”，以上证人证言表明邓某对金榕根与梁光之间的相关投资约定并不了解，再次证明其证人证言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有限。综上，上诉人金榕根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296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梁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金榕根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万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保全费人民币3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33元（上诉人金榕根已预交）均由被上诉人梁光负担。被上诉人梁光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迳付上诉人金榕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全 安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苌远（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