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26民初917号 原告：方国林，男，1968年6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光荣，会东县鲹鱼河镇至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系特别授权） 被告：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西干道延伸段大转盘。 法定代表人：刘才波，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坤，男，1963年11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西昌市，系该公司原西昌分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系特别授权） 被告：朱跃勇，男，1963年4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荣，四川耀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系特别授权） 被告：会东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会东县鲹鱼河镇三鑫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周荣，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启辉，男，1971年7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会东县，系该公司职工。（代理权限系一般代理） 原告方国林与被告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沱江公司）、朱跃勇、会东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沱江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朱跃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国资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国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沱江公司与被告朱跃勇之间连带支付劳务、机械费用1，350，000元。2．被告国资公司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直接支付责任。事实和理由：案涉工程为“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加宽改造工程三标段”，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是被告国资公司，承包人是被告沱江公司。被告沱江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将工程交由被告朱跃勇进行投资建设。被告朱跃勇在获取案涉工程的施工建设权后，将案涉工程的劳务、机械分包给原告。原告从2012年6月起组织民工与机械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工程在2014年11月完工。原告所涉及的劳务、机械费用，在扣除朱跃勇已付或代付的外，双方于2014年12月20日进行了结算。当时，朱跃勇执笔立据“欠条”（加盖项目部印），合计欠费用1，550，000元。欠条形成后，被告朱跃勇在2015年2月5日转账支付了200，000元给原告，尚欠1，350，000元至今没有支付。从法律上讲，被告沱江公司才真正是涉案款项的责任人，支付义务人。被告朱跃勇在涉案工程中是实际老板，实际利益的享受着，也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被告国资公司只在应付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直接支付责任。现诉至法院，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原告方国林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欠条1张——拟证明被告朱跃勇是案涉工程负责人，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工程结算后，尚欠原告工程款1，550，000元。 第二组证据：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张、结婚证复印件1张——拟证明2015年2月15日支付200，000元，此款打在原告妻子罗兴菊的账户上，尚欠1，350，000元未支付。 被告沱江公司辩称，因国资公司没有把工程款完全支付给沱江公司，沱江公司尚有100余万元工程款未支付给民工是事实；被告朱跃勇系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段项目部之负责人。原告依据《欠条》起诉沱江公司，而《欠条》系朱跃勇出具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沱江公司与原告不具有合同关系，故沱江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被告沱江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施工合同书复印件（7页）——拟证明：案涉工程的发包方是国资公司，承包方是沱江公司。 第二组证据：《会东县审计局审计报告》1份——拟证明：案涉工程经审计确认的工程总价款为5，612，526.37元，发包方国资公司尚有1，312，526.37元工程款未支付给沱江公司。 被告朱跃勇辩称，案涉工程尚欠1，350，000元工程款未支付原告是事实。但朱跃勇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方国林完工后，代表沱江与方国林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沱江公司承受，朱跃勇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故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朱跃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国资公司辩称，1、本案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有建立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才是案件的适格当事人，国资公司与原告并未签订合同，依法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法庭审查，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不具有劳务分包资质，其主张的案涉工程劳务分包“欠款”不具有合法性。案涉工程是依法通过招投标程序由沱江公司总承包建设，合同明确约定了工程的分包要求。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劳务分包必须具备有国家认可的分包资质，而原告作为个人不具有法定的劳务分包资质，沱江公司与其之间的行为属于非法分包。3、原告诉请国资公司只在应付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直接支付责任，国资公司认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国资公司与沱江公司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的约定，施工方应当办理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交付工程竣工资料等手续，经审计部门审计后发包方才能支付剩余工程款（庭审中被告国资公司又当庭提出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支付依据）。现在沱江公司至今未办理案涉工程的竣工验收手续，未依约交付案涉工程相关竣工验收资料，因此国资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不具备，国资公司不存在应付而未付工程款的情况。4、请依法审查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和债权真实性。原告以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主张案涉工程的人工、机械费用，其依据是被告朱跃勇出具的“欠条”。从诉状可知，本案直接发生法律关系的为原告与被告朱跃勇，至于被告朱跃勇与沱江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资公司不清楚。因此，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查明原告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案涉工程具体施工的结算依据、基础结算资料。 被告国资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的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方国林不具有建筑企业施工资质。2012年5月，沱江公司中标“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段”工程，并于2015年5月25日与该工程发包方被告国资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书》。该《施工合同书》中的合同协议书第5条载明：“计量方式：本工程实行全程跟踪审计，按实际完成工程量以清单单价进行计量，最终支付金额以审计确认金额为准。”。朱跃勇作为沱江公司该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将该工程交由原告方国林负责组织人员施工。原告方国林自2012年6月起组织民工与机械对案涉工程进行实施，工程于2014年11月完工。2014年12月20日，被告朱跃勇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并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经与施工组负责人方国林结算，共计欠到方国林施工组在修建会东县城市道路加宽三标段工程款（含人工工资、机械费用等）合计1,550,000.00元，大写（壹佰伍拾伍万元正）。以前所有凭证作废，以此条为准。欠款人：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办人：朱跃勇。2014年12月20日”，此《欠条》加盖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段项目部印章。2015年2月15日，被告朱跃勇转账支付了200，000元给原告，尚有1，350，000元工程款至今未付。 另查明，会东县审计局自2010年5月4日至2018年9月30日对会东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实施的省道S310县城段改线公路工程和会东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的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加宽改造工程进行了全过程跟踪审计，于2018年11月13日出具了《会东县审计局审计报告（东审投报［2018］36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载明：“……2012年5月5日，经公开招标确定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中标人，中标价6,627,718元。”“，“……应付未付工程款情况。……Ⅲ标段应付5，612，526.37元，未付1，312，526.37元，包括20%部分工程款（东府法［2014］18号文件规定部分）1，122，505.27元（其中5%部分280，626.32元为质保金），应付未付190，021.10元。” 再查明，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段未进行竣工验收，但已实际投入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沱江公司和被告朱跃勇对未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被告国资公司是否应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直接支付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庭审中，三被告均认可尚有135万元工程款未支付原告的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一、关于被告沱江公司和被告朱跃勇对未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庭审中，被告沱江公司认可被告朱跃勇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则被告朱跃勇有权对案涉工程进行监督、管理、预结算等。被告朱跃勇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原告施工完成后与原告结算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该《欠条》加盖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加宽改造工程Ⅲ标段项目部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被告朱跃勇出具《欠条》的行为对被告沱江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故被告沱江公司辩称原告出具的《欠条》是合同关系，只针对合同相对人朱跃勇，沱江公司不是适格被告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朱跃勇辩称其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 二、关于被告国资公司是否应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的责任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虽然因原告不具有建筑企业施工资质，沱江公司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原告，系违法分包，但案涉工程系原告实际施工完成的，故原告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国资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尚有部分工程款未支付，其应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方国林承担支付责任。故被告国资公司辩称其并未与原告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国资公司不是适格被告，且原告不具有劳务分包资质，原告主张的“欠款”不具有合法性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国资公司辩称，沱江公司至今未办理案涉工程的竣工验收手续，未依约交付案涉工程相关竣工验收资料，国资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不存在应付而未付工程款的情况。本院认为，案涉工程自2014年12月完工，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被告国资公司作为案涉工程发包人，未对工程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原告完成的工程经验收合格，故被告国资公司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国资公司应支付工程款范围的问题。被告国资工资与被告沱江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第5条明确约定:“计量方式：本工程实行全程跟踪审计，按实际完成工程量以清单单价进行计量，最终支付金额以审计确认金额为准。”，故《审计报告》确认的应付未付工程款的金额就是案涉工程应付未付工程款的金额。《审计报告》确认案涉工程应付工程款为5，612，526.37元，未付工程款为1，312，526.37元（含质保金部分280，626.32元）。故本案中，被告国资公司应付未付被告沱江公司的工程款为1，312，526.37元（含质保金）。但庭审中，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目前沱江公司符合领取质保金的条件，故本案中被告国资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应为扣除质保金的部分即1,031,900.05元（应付未付工程款1，312，526.37元-质保金280，626.32元=1,031,900.05元）。被告国资公司在庭审中当庭提出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支付依据的辩解意见，因不符合《合同协议书》之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方国林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之内支付原告方国林工程款1，350，000.00元。 二、被告会东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欠付被告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1，031，900.05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工程款1，350，000.00元承担支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方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6，950元，减半收取8，475元，由被告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维凤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 周婷婷 书 记 员 罗洪梅 附：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款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时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