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458号原告：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诉讼代表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张继军，破产管理人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康，男，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负责人：王盟，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威卫，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阳公司）与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以下简称昌平支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分别于2020年1月6日和2020年6月17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海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被告昌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沈威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海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年租金365万元及滞纳金；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按照双方租赁合同约定标准支付2019年9月1日至实际使用腾退之日的占用费；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告将坐落于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17号中海阳大厦一层（部分）、七层、八层租赁给被告，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6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其中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每年年租金为365万元；2019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每年年租金为386.9万元。合同约定，每年8月1日前给付下一年度房租。至今，被告还在使用上述租赁场地，但其一直拖欠原告2018年至2019年的租金365万元和2019年至2020年的租金未支付，依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租金及相应滞纳金，故起诉。昌平支行辩称，第一，昌平支行应付中海阳公司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租金365万元已与中海阳公司欠付北京银行私募债项下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部分利息予以抵销。故昌平支行并未欠付中海阳公司上述期间租金。另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款之规定，中海阳公司向昌平支行开具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房屋租金发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4日，昌平支行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租金并未违约，昌平支行通过向中海阳公司发送债务抵销通知，确认自2018年9月22日，双方互负的365万元债务抵销，符合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时间，不存在中海阳诉称的滞纳金问题。第二，中海阳公司管理人未对《房屋租赁合同》是否解除及解除时间予以明确，如《房屋租赁合同》已解除，则昌平支行无需按照原《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于每年8月1日前支付下一年度房租，只需在腾退房屋前支付相关占用费即可。且关于后续占用费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中海阳公司或其管理人并未与昌平支行进行协商沟通，也未在要求昌平支行支付占用费前提供合法合格的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故昌平支行对支付后续占用费问题并无过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相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日，中海阳公司（出租方，甲方）与昌平支行（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昌平支行同意承租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17号中海阳大厦一层（部分）、七层、八层，建筑面积共3333.33平方米。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止（含首尾两日）；其中，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含首尾两日）为装修免租期，昌平支行自实际起租日（即2016年9月1日）起支付租金。第三条第1款约定，租金按建筑面积收取，年租金计算方式为每平方米日租金标准*建筑面积*365天；租金每三年递增一次，按6%增幅标准执行。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单价3元/日/平方米，年租金365万元；2019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单价3.18元/日/平方米，年租金386.9万元；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单价3.37元/日/平方米，年租金410.11万元。租金支付日为每年8月1日前给付下一年度房租。第三条第3款约定，昌平支行每次向中海阳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前，中海阳公司应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向昌平支行开具相应款项合法合格的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昌平支行收执为凭，中海阳公司未开具正式发票的，昌平支行有权拒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重新开具并延期支付当期租金，若在规定期限内未重新开具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仍不符合要求的，昌平支行有权拒付当期租金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第六条第2款约定，租赁期满且昌平支行不再继续承租租赁房屋的或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昌平支行应在租赁期满或本合同解除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海阳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及附属设施，前述腾退期间免收租金；双方结清应承担的各项费用；因昌平支行过错，超出规定期限返还租赁房屋的，应依本合同约定的当日租金标准的两倍、按逾期天数向中海阳公司支付逾期租金。第十一条第3款约定，如因昌平支行过错无正当理由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但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昌平支行应自本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日之第二日至实际全额支付当期租金之日止，按日向中海阳公司支付相当于逾期应付租金0.5%的滞纳金，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另约定有其他内容。另查，中海阳公司（发行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总行）于2015年9月21日签订《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1】期中小企业私募债认购协议》，债券名称为15中海阳债，发行总额为2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2年，起息日为2015年9月22日，到期日为2017年9月22日。后因中海阳公司资金问题需要，不能到期兑付全部债券及利息，故延期，双方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1】期中小企业私募债认购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同意本次债券续期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即不超过2019年9月22日。2018年9月14日，中海阳公司就2018年至2019年的365万元租金向昌平支行开具发票。2018年12月27日，昌平支行作出《债务抵销通知书》，载明中海阳公司应于2018年9月22日向北京银行总行支付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的利息945.56万元，昌平支行应支付中海阳公司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365万元，昌平支行向中海阳公司主张将上述两笔债务进行抵销，抵销后中海阳公司在私募债项下本期应付利息余额为580.56万元。昌平支行于2018年12月28日将该《债务抵销通知书》邮寄给中海阳公司，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作出（2018）京中信内经证字99818号公证书，对前述邮寄事宜予以公证。2019年1月10日，中海阳公司向昌平支行作出《有关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债务抵销事宜的回函》，载明中海阳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收到《债务抵销通知书》，“鉴于贵行与承租我司办公大楼的主体不一致，是否可以直接抵销，有待进一步论证。更为重要的是，我司已收到昌平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并明确载明：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已清偿的无效。目前，昌平法院尚未指定管理人，就贵行提出的债务抵销主张，我司无法判断及认定。据此，我司建议，贵行暂不行使债务抵销权，等待昌平法院指定管理人后，在重整程序中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使贵行行使债务抵销权的行为更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更好维护贵行的合法权益”。2019年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法院）作出（2019）京0114破申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案外人高宏对中海阳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予以受理，中海阳公司立即进入破产程序。2019年5月30日，昌平法院作出（2019）京0114破申8号-1决定书，指定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担任中海阳公司的管理人。庭审中，中海阳公司管理人陈述，于2019年6月3日收到该决定书。2019年9月18日，中海阳公司管理人向昌平支行作出（2019）中海阳破管字第12号管理人文件，即《不予认可债务抵销及租金支付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载明“2019年8月16日，北京银行授权贵支行以上述单方行使债务抵销后的债权向管理人进行了申报，但对于该债务抵销，管理人不予认可”，理由有二，其一，债权债务的主体不一致，私募债券本息的债权主体为北京银行总行，而中海阳公司应收房屋租金的债务主体为昌平支行，主体不一致，不能抵销；其二，债务的法律性质不一致，法定抵销权不成立，私募债券利息与房屋租金不属于同一法律性质，故抵销权不能成立。并载明“对于贵支行欠付中海阳公司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365万元的房屋租金及后续占用费，请贵支行在接到本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向管理人清偿”。2020年5月25日，昌平支行从案涉房屋中腾退。2020年5月29日，北京银行总行出具《关于同意以中海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北京银行利息抵销北京银行应付其房屋租金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载明北京银行总行授权昌平支行向中海阳公司发送《债务抵销通知书》。再查，对于2016年至2017年的租金，昌平支行的支付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北京银行总行于2016年10月向昌平支行作出审批单，制作租赁费信息明细表，并于2016年11月10日向昌平支行付款365万元。对于2017年至2018年的租金，北京银行总行于2017年8月作出审批单，制作租赁费信息明细表，并于2017年9月4日向昌平支行付款365万元，昌平支行于2017年9月22日向中海阳公司支付该笔租金。此外，昌平支行于2018年9月19日就2018年至2019年租金制作了费用报销单。昌平支行还提交了《北京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京银计发（2019）655号]（生效日期：2019年12月9日），在“后勤保障项目”中规定，全行办公用房、营业用房、车辆及设备租赁，属于后勤保障方面的支出，应由总行后勤服务中心归口管理；在第6.4条第二款中规定，各经营机构应严格按照本制度强化预算项目的执行，经营单位归口项目预算在实际使用时，对于单笔支出50万元（不含）以上项目，逐笔向总行归口管理部门报审，报审材料根据总行归口管理部门要求填报，归口管理部门审议通过后，经营单位计划财务部组织付款。上述事实，有《房屋租赁合同》、私募债认购补充协议、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回函、告知函、公证书、债务抵销通知书、发票、审批单、租赁信息明细表、付款凭证、报销申请单、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海阳公司与昌平支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中的抵销是否成立；二、中海阳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占用费能否支持及计算标准。一、关于本案中的抵销是否成立的问题。一方面，要判断昌平支行是否有权行使抵销权；另一方面，要判断本案是否属于破产法所规定的不得抵销的情形。（一）关于昌平支行是否有权行使抵销权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中海阳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收到昌平支行向其出具的《债务抵销通知书》，在此时点，中海阳公司应支付北京银行总行“15中海阳债”项下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9月22日的利息945.56万元，昌平支行应支付中海阳公司2018年至2019年的租金365万元。二者均属于金钱给付类债务，且均至清偿期，故在债务性质和行权时间上，满足债务抵销的要件。1.核心争议在于债权债务的主体是否同一。中海阳公司认为，在私募债项下的债权主体是北京银行总行，在房屋租赁关系中的债务主体是昌平支行，二者并非同一主体，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与《中国人民银行对有关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中的内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时，应先以其总行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来承担责任，当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责任的，超过部分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机构承担，故在昌平支行财产充足的情况下，不论是北京银行总行还是昌平支行，均不具有抵销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该两部法律均未规定须先以法人授权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来承担责任，不足部分才由法人承担。前述中国人民银行的两份复函为部门规章，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并不适用中海阳公司所主张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第二，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昌平支行向中海阳公司支付的案涉房屋租金，均来源于北京银行总行，房屋租金并不属于“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第三，即便须先由分行以其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不足部分才由总行承担，这也只是对总行、支行责任承担顺序的规范，由于商业银行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并不影响总行最终义务人的地位。此外，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破产人拥有的债权及所负的债务可以予以抵销，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2.昌平支行向中海阳公司出具《债务抵销通知书》能否达到行使抵销权的效果。首先，中海阳公司称，《债务抵销通知书》的内容为“北京银行总行行使抵销权”，而落款、盖章均系昌平支行，昌平支行在得到总行授权前，抵销通知不发生效力。但是，在2019年1月10日中海阳公司向昌平支行的回函中，抬头为昌平支行，正文是“鉴于贵行与承租我司办公大楼的主体不一致，是否可以直接抵销，有待进一步论证”。从内容来看，中海阳公司想表述的是“北京银行总行与承租办公大楼的主体（即昌平支行）不一致”，但仍用“贵行”，表明此时中海阳公司明确知晓并认可昌平支行行使抵销权系受北京银行总行之委托，只是对是否发生抵销之效果存疑。其次，中海阳公司认为上述回函是对北京银行总行的催告，并主张北京银行总行一直未予回应的行为应视为拒绝追认，进而认为昌平支行的“无权代理”不发生抵销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该回函中并未体现出对北京银行总行进行催告的意思表示，反而建议“贵行暂不行使债务抵销权”，现中海阳公司将其作为对北京银行总行的催告，更能印证中海阳公司明确知晓并认可昌平支行行使抵销权系受北京银行总行之委托。此外，在中海阳公司出具的告知函中，中海阳公司亦认可北京银行总行授权昌平支行于2019年8月16日以抵销后的债权向管理人进行申报。最后，北京银行总行于2020年5月29日出具《情况说明》，表明昌平支行向中海阳公司行使抵销权系基于北京银行总行的授权。在前述事实的基础上，中海阳公司主张昌平支行行使抵销权时并未得到授权，因而不发生抵销之效果，但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破产法中不得抵销之情形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不得抵销。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一方面，在形式层面，法院作出受理破产清算申请裁定的时间是2019年2月26日，中海阳公司收到昌平支行《债务抵销通知书》的时间是2019年1月2日，且昌平支行系向中海阳公司发出的抵销通知，故本案抵销并未落入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范范畴。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即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本案抵销的债权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可在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即便从管理人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时间2019年6月3日起算，在2019年9月3日前，管理人亦并未以本案抵销无效为由提起相关诉讼，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亦已超过三个月的期限。故，即便本案抵销属于破产法中无效之情形，现中海阳公司的管理人亦不得主张。另一方面，在实质层面，本案抵销并不属于被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项所否定的情形。从北京银行总行与中海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来看，北京银行总行已知中海阳公司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在此情形下，昌平支行仍对中海阳负担债务，符合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项第一句所规定的情形。双方争议在于本案抵销是否属于该项规定的除外情形，即昌平支行的债务是否因为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中海阳公司主张债务发生的原因并非合同的签订，而是昌平支行拒付租金，该笔租金应于2018年8月1日支付，在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故不属于上述除外情形。昌平支行认为，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该合同为分期履行合同，每期履行债务或支付租金的事实为合同履行内容，并不构成负担债务的事实，负担债务的事实应以其发生原因即《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来认定。本院认为，破产法第四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在知晓债务人有破产之可能后恶意向债务人负债，进而以行使抵销权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损失，这种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故以此方式行使抵销权的，不发生抵销之效果。但本案中，虽然北京银行总行已经知晓中海阳公司已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但昌平支行对中海阳公司负担房屋租金债务的原因确系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且该抵销并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公平原则，故本案抵销属于上述除外情形。综上，本案中并不存在破产法中规定的不得抵销之情形。二、关于中海阳公司主张滞纳金、占用费的问题。（一）关于滞纳金（在本案中应为违约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房屋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款约定，中海阳公司应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向昌平支行开具相应发票。中海阳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向昌平支行开具诉争租金的发票，昌平支行应依约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租金，即在2018年10月12日前支付租金。中海阳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收到昌平支行发出的抵销通知。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金额内消灭。中海阳公司应于2018年9月22日支付债券利息945.56万元，昌平支行应于2018年10月12日前支付租金365万元，抵销条件成就即抵销适状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本案债务抵销的效果溯及至该时点，此时并未发生因迟延支付房租而发生的违约金，故中海阳公司要求昌平支行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占用费。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本案中，中海阳公司认为虽然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决定受理破产申请，但管理人于2019年6月3日才收到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故从该日起计算二个月，《房屋租赁合同》应于2019年8月3日解除，昌平支行应依约按两倍租金的标准支付占用费。昌平支行在庭审过程中认可《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8月3日解除，但同时辩称中海阳公司就合同是否解除、解除时间及限期腾退等事宜并未通知昌平支行，即便《房屋租赁合同》依据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视为解除，鉴于昌平支行并非合同解除的过错方，昌平支行仅需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标准（386.9万元/年）及实际占用期间支付后续占用费即可，中海阳公司主张按照双倍租金支付占用费，标准过高。对此，本院认为，尽管不动产租赁合同能否适用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而被视为解除在实践中不乏争议，但中海阳公司和昌平支行均认可《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8月3日解除，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如上所述，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租金，已经完成抵销。此后，昌平支行继续占有案涉房屋没有法律依据，中海阳公司有权主张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昌平支行腾退日止的占用费。对于占用费的计算标准，本院认为，应当结合本案情况予以综合认定。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系因中海阳公司破产所致，昌平支行对此并无过错。破产法第十八条之所以规定了视为解除的情形，其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财产最大化和加快破产程序推进，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合同的稳定性，使相对方利益受到意外的损害，故在行使相关权利时应兼顾公平原则，尽量降低相对方的损失。中海阳公司以因昌平支行过错而超期返还房屋为由，以《房屋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款为依据，按两倍租金标准主张的占用费具有违约金性质。首先，《房屋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款属于合同中的结算和清理条款，其效力不因合同被解除而受影响。其次，中海阳公司主张的两倍租金的占用费，实际上是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如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昌平支行有权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再次，昌平支行租赁案涉房屋系作为银行网点，与其他经营目的相比，其对合同关系的稳定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作为特殊的商业主体，银行网点的变更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也较长，加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昌平支行找到新的经营地点难度更大。此外，考虑到中海阳公司及中海阳大厦的整体经营情况，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昌平支行的迟延腾退并未给中海阳公司造成额外的损失。所以，综合考量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本院将昌平支行逾期腾退的占用费标准酌定为当年日租金标准的1.3倍。经核算，自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的占用费为3693040元（3869000/365*1.3*268）。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占用费3693040元；二、驳回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990元，由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187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负担2980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珑玲审 判 员 刘 洋审 判 员 谭舒戈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马英博书 记 员 吕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