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0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龚英铜，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忠，江西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598874692N。 法定代表人：贺金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君，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欣怡，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仕东，男，198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李年根，男，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上诉人龚英铜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公司）、胡仕东、李年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3民初7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英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上诉人返还煤款730484元和税款损失910135.09元的内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江西煤业公司主张的债务已经转移给了胡仕东承担，以上诉人名义注册的宜丰县顺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丰顺达公司）不应当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胡仕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首先，胡仕东分别在2016年元月4日和2016年10月20日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承诺书》，该《承诺书》的抬头为“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该《承诺书》明确了伪造结算单的是胡仕东本人，造成的损失就是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一审起诉主张的债权。而且，该《承诺书》对上诉人与宜丰顺达公司之间的《煤炭经营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胡仕东承诺此后的销煤由胡仕东负责完成。很显然，两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接收了该《承诺书》，在胡仕东没有履行《承诺书》的约定后，又接收胡仕东在2016年10月20日重新作出的新《承诺书》，并将两《承诺书》以债权凭证向法院起诉胡仕东，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的该行为足以证明其已经同意该债务的转移，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该法条并没有规定债务转移必须以债权人“明示”的方式作出，何况，江西煤业公司的接受和主张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明示”。其次，一审法院以该“《承诺书》未得到宜丰顺达公司的盖章确认”不符合债务转移的基本形式要件而认定债务转移不成立也是错误的。该两份《承诺书》都有李年根的签字，李年根是宜丰顺达公司与江西煤业公司《煤炭经营合作协议》的协议签订、货款结算等相关事宜的委托代理人，江西煤业公司对李年根是宜丰顺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是明知的。宜丰顺达公司虽然没有在《承诺书》上盖章，但是，对李年根的代理行为是认可的。因此，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李年根的签字行为都应当认定为代理宜丰顺达公司的行为。其三，一审认定胡仕东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的行为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胡仕东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对江西煤业公司的债务没有共同的偿还义务。胡仕东多次在《承诺书》中表达“本人伪造结算单”、“本人以江煤公司的名义发运煤炭”、“该税款损失由本人承担”、“本人共计欠贵公司（江西煤业公司）约164万元”等真实意思，从来没有表明要求加入共同承担江西煤业公司的债务。宜丰顺达公司与胡仕东既不是合伙人，也不是担保人，更不是共同侵权人，双方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双方与江西煤业公司是典型的债务转移关系。因此，一审判定上诉人与胡仕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符合法律事实，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宜丰顺达公司已经依法完成了清算、解散程序，并已经依法注销，依照法律规定，就算江西煤业公司的债权还存在，其要求顺达公司偿还的主张也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宜丰顺达公司进行清算解散程序时，由于被上诉人的债权已经被转移，因此，江西煤业公司的债权没有记载在顺达公司的往来账上，顺达公司没有义务书面通知江西煤业公司，但宜丰顺达公司还是依法在《江南都市报》进行了公告，催促所有债权人在顺达公司清算期申报债权。依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顺达公司清算程序结束并依法解散后，债权人再主张债权的，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已经清算并解散的宜丰顺达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公司法》第六十三规定的承担连带责任是指公司依法清算解散之前，清算解散程序终结后，不应当再适用该法条。三、对胡仕东伪造《结算单》并提交给江西煤业公司，导致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损失，江西煤业公司有重大过错，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江西煤业公司接收胡仕东提交的《结算单》就是极大的过错，胡仕东不是宜丰顺达公司的人，宜丰顺达公司处理与江西煤业公司《煤炭经营合作协议》业务的唯一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是李年根。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根据胡仕东提交的《结算单》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根据胡仕东的指示将200万元转入宜丰顺达公司账户，不应认定是江西煤业公司对《煤炭经营合作协议》的履行，宜丰顺达公司也没有截留一分钱，全部又转入胡仕东及其指定的收款人。因此，这笔欠款应由胡仕东承担清偿责任，增值税发票损失应由江西煤业公司和胡仕东共同承担，宜丰顺达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四、上诉人虽然是宜丰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上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法定代表人身份只是挂名。上诉人从来没有在顺达公司获取过一毛钱的利益。上诉人个人的财产与顺达公司的财产是完全各自独立的，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首先，自上诉人被挂名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起，上诉人都是在外面打工，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过一分钱工资。其次，顺达公司的解散清算，上诉人都没有参与，《清算报告》的签字并不是上诉人本人的亲笔所签。综上，被上诉人江西煤业公司的债务已经转移给了胡仕东，而且，宜丰顺达公司已经依法清算解散了，所有未申报的债权都依法不再清偿，上诉人债务挂名投资人也当然没有清偿责任。 江西煤业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胡仕东两次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是债务加入，而不是债务转移，所谓的“债务转移”完全是上诉人捏造出来的。1、2016年胡仕东两次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只能体现胡仕东承诺自愿加入债务，与宜丰顺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能体现胡仕东代替宜丰顺达公司承担债务和宜丰顺达公司退山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体现江西煤业公司同意宜丰顺达公司将债务转移给胡仕东。2、债务转移应当由债权人明示同意。所有证据材料中都不能体现宜丰顺达公司把债务转移给胡仕东，江西煤业公司作为债权人也从未同意过债务转移。江西煤业公司作为债权人，有人自愿加入债务，履行合同并以自有房产提供担保，使得债务履行可能性大大增加，当然会同意其加入债务。如果是债务转移，则不可能同意。3、江西煤业公司起诉胡仕东并非是同意债务转移，而是认可胡仕东的债务加入行为。从所列被告顺序来看也能体现，上诉人是合同相对方的股东，是第一被告，胡仕东是基于债务加入和以自有房产提供担保的第二被告，主次十分明显。二、龚英铜应当承担增值税发票税款损失。江西煤业公司案涉所有款项均转入宜丰顺达公司公账，至于该公司是否转给胡仕东，与江西煤业公司无关。胡仕东与李年根是宜丰顺达公司委派办理案涉业务的工作人员，宜丰顺达公司应对其员工职务行为承担责任。据龚英铜称宜丰顺达公司与胡仕东、李年根系挂靠关系，但挂靠关系并不影响宜丰顺达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即便宜丰顺达公司与胡仕东是挂靠关系，那么宜丰顺达在收取挂靠好处的同时，当然也要承担被挂靠的风险。因此这笔税款损失，应当由龚英铜、胡仕东共同承担。三、宜丰顺达公司的清算不能免除龚英铜本案清偿责任。1、本案的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是宜丰顺达公司，有宜丰顺达公司的公章，货款均转款给宜丰顺达公司。宜丰顺达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龚英铜系唯一股东和法人，在其自行清算时，已在《清算报告》中承诺“往来款项等债权债务由股东全部按账面值承接”，龚英铜理应依其自身承诺承担宜丰顺达公司全部债权债务。2、宜丰顺达公司清算不通知江西煤业公司本身具有恶意。江西煤业公司作为一家国企，办公场所、办公人员稳定，一直在催收相关款项，宜丰顺达公司清算故意不通知江西煤业公司进行债权申报。这证明，龚英铜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而自行清算宜丰顺达公司。3、《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龚英铜均不能向法庭举证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互独立，故龚英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本案清偿责任。4、龚英铜在上诉状中称“他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只是挂名法定代表人，没有参与宜丰顺达公司清算，《清算报告》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这表明龚英铜在千方百计恶意逃避债务。一审法庭曾多次向其释明，如龚英铜认为《清算报告》是伪造的签名，是否需要进行笔迹鉴定，龚英铜均表示不需要，这足以证明《清算报告》系其本人签字。何况，宜丰顺达公司清算注销，如唯一股东龚英铜都不知情、没有参与，那么显然宜丰顺达公司的清算是虚假的，是欺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获取的，龚英铜更应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胡仕东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年根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江西煤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龚英铜、胡仕东立即向江西煤业公司返还购煤预付款730484元；2.龚英铜、胡仕东赔偿因伪造结算单，而给江西煤业公司造成的税款损失1055704.93元；3.李年根对本案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龚英铜、胡仕东、李年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月20日，江西煤业公司（甲方）与宜丰顺达公司（乙方）签订《煤炭经营合作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经营合作项目为：采购煤炭通过汽车销给重庆九龙公司指定的收货单位永川发电公司。经营合作品种及数量为：原煤及其他煤种，每月1万吨以上。经营合作方式为：1、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煤炭。甲方按实际项目资金占用额度按月15‰逐日计算收取固定差价，但最低收益差价不得低于5元/吨。乙方保底发运电厂煤炭2000吨之后，甲方按照乙方发运进度，依据电厂提供的数量、质量凭据，按煤款的70%资金预付给乙方，余款在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2、甲方负责销售合同的签订及业务付款、结算、回笼货款，乙方负责采购、进厂、运输等环节。甲方收取收益回报，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亏损。甲方预付的煤款，仅作为乙方的购煤款，乙方不得改变用途，并及时交货到收货单位。甲方在各个环节进行对乙方监督引导。双方还约定结算方式为：1、从2014年1月起，甲方每月收取的收益按当月结算业务量10元/吨预收收益，次月根据上月结算量调整应收差价；2、甲方收取收益后，剩余的利润或亏损均由乙方获取或承担；3、甲方与电厂结算完上月发运煤款后，甲方依据电厂支付的现金与承兑比例，同等比例支付给乙方应付煤款。双方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及义务。 另查明，2015年5月5日，江西煤业公司（甲方）与宜丰顺达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因前述《煤炭经营合作协议》2014年江西煤业公司预付宜丰顺达公司煤款404万元；宜丰顺达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预开增值税发票12029吨，金额606万元；江西煤业公司向重庆九龙公司预开增值税发票12029吨，金额626万元。因2014年宜丰顺达公司供应煤炭未达到发票数量和金额，为继续完成供煤量达成以下协议：“1、因乙方未完成金额626万元的煤炭供应，甲方不再支付煤款给乙方；2、在此笔业务完成且永川发电公司全额支付给甲方煤款后，甲方将剩余煤款支付给乙方；3、乙方同意甲方按前述协议约定收取资金占用费；4、在乙方完成供应2014年预开发票全部数量及煤炭价值626万元后，乙方履行2015年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发生的货款，甲方不受合同付款条款的约束，甲方仅对超过404万元的部分付款；5、由于乙方原因，如造成税费损失，由乙方全额承担，与甲方无关。……”双方在该协议上盖合同专用章，李年根在宜丰顺达公司的委托人栏签名。 再查明，2014年1月1日，宜丰顺达公司（出卖人）与江西煤业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矸石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购买0.5万吨烟矸，由宜丰顺达公司送达永川发电公司验收，暂定价格为540元/吨，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2014年4月1日，宜丰顺达公司（出卖人）与江西煤业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矸石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购买0.5万吨烟矸，由宜丰顺达公司送达永川发电公司验收，暂定价格为400元/吨，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2015年1月1日，宜丰顺达公司（出卖人）与江西煤业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矸石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购买0.5万吨煤矸，由宜丰顺达公司送达永川发电公司验收，暂定价格为260元/吨，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1日，宜丰顺达公司（出卖人）与江西煤业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矸石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购买0.5万吨煤矸，由宜丰顺达公司送达永川发电公司验收，暂定价格为260元/吨，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以上协议及合同均由李年根作为宜丰顺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江西煤业公司签订。 又查明，2014年4月，宜丰顺达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盖有“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公章的《量质价结算表》的传真件，并提供在复印件上另行加盖宜丰顺达公司公章及“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公章的上述《量质价结算表》各一份，上载明2014年1月18日至2014年4月20日共收货12029吨，合计货款金额为6263870.88元。2014年5月6日，宜丰顺达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共计52张，金额合计为6061980.88元。2014年5月7日，江西煤业公司向重庆九龙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货物名称为煤，数量为12029吨，金额为6263870.88元（含税额910135.09元）。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通过银行于2014年2月10日转款204万元，于2014年5月14日转款200万元。后因江西煤业公司主张上述《量质价结算表》不真实重庆九龙公司拒绝支付煤款。2015年1月，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供煤时间为2014年3月-12月的《量质价结算表》一份，载明结算数量为6101.19吨，金额总计1516152元；2015年4月，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供煤时间为2015年3月的《量质价结算表》一份，载明结算数量为2509吨，金额总计613551元；2015年7月，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供煤时间为2015年5月的《量质价结算表》一份，载明结算数量为2230.77吨，金额总计424060元；2015年9月，永川发电公司燃料部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供煤时间为2015年8月的《量质价结算表》一份，载明结算数量为1999.66吨，金额总计355753元。2015年10月30日，江西煤业公司向重庆九龙公司出具上述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金额共计2909516元。 还查明，2016年1月4日，胡仕东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因本人伪造永川发电公司结算单，导致贵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支付煤款404万元。之后本人以贵公司名义向永川发电公司发运煤炭12841吨，贵公司与电厂结算金额291万元。2014年8月以重庆华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支付给贵公司40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止，尚欠贵公司煤款73万元。2014年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税款91万元，由于发票作废，该税款损失由本人承担。故本人共计尚欠贵公司约164万元。为偿还所欠贵公司款项，本人作如下郑重承诺……。”该《承诺书》承诺人栏为胡仕东签名捺印，李年根在该承诺书左下角签名捺印。2016年10月20日，胡仕东再次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因本人伪造永川发电公司结算单，导致贵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支付煤款404万元。之后本人以贵公司名义向永川发电公司发运煤炭12840.62吨，贵公司与电厂结算金额2909516元。2014年8月以重庆华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支付给贵公司40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止，尚欠贵公司煤款730484元。2014年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税款1055704.93元，由于发票作废，该税款损失由本人承担，该批煤炭贵公司的价差64203.1元由我支付给贵公司。故本人合计尚欠贵公司1850392.03元。为偿还所欠贵公司款项本人作如下郑重承诺……。”因江西煤业公司经多次催讨诉请款项未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还查明，宜丰顺达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龚英铜，成立时间为2004年8月6日，股东为龚英铜。该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决定解散并于同日在《江南都市报》刊登注销公告并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公司清算组于2016年10月20日开始对公司进行清算，于2016年11月20日出具《清算报告》，其中第“4”条载明：“……往来款项等债权债务由股东全部按账面值承接。 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中江西煤业公司与宜丰顺达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及江西煤业公司向宜丰顺达公司实际支付货款404万元，宜丰顺达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指定的收货方永川发电公司运送煤炭12840.62吨，江西煤业公司实际收到2909516元货款的事实因到庭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综合本案事实，结合双方争议焦点如下： 一、江西煤业公司主张的因本案所涉合同的应返还或赔偿的金额问题。1、购煤预付款问题。江西煤业公司诉请主张被告返还购煤预付款为730484元。根据在案证据，江西煤业公司已向宜丰顺达公司支付12029吨煤的煤款404万元，且江西煤业公司已收到宜丰顺达公司向指定收货方运送的12840.62吨煤款2909516元，双方对2014年8月江西煤业公司收到40万元煤款的事实并无争议，故江西煤业公司诉请主张返还购煤预付款730484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2.江西煤业公司主张税款损失1055704.93元问题。江西煤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开具给重庆九龙公司增值税发票含税额910135.09元，江西煤业公司主张上述增值税发票因宜丰顺达公司与胡仕东原因造成税款损失。庭审时李年根也陈述上述增值税发票是由胡仕东保管，且胡仕东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中也对其造成的税款损失表示认可。江西煤业公司诉请主张的税款损失系上述增值税发票所载明的税款金额及地方税款的合计，但江西煤业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地方税款金额的证明材料。故一审法院对江西煤业公司主张税款损失的金额认定为910135.09元，其他部分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龚英铜、胡仕东、李年根三人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问题。1、关于龚英铜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清偿责任。本案涉案协议及合同均盖有宜丰顺达公司的印章，龚英铜虽就涉案两份协议的公章表示不清楚情况，但未提出相关反证也未申请对公章鉴定，且江西煤业公司就涉案协议、合同支付的款项均系转款给宜丰顺达公司。宜丰顺达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龚英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虽该公司已注销，但注销时该公司的《清算报告》中第4条载明：“……往来款项等债权债务由股东全部按账面值承接。”且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龚英铜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龚英铜应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2、关于胡仕东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清偿责任。胡仕东于2016年1月4日、2016年10月20日两次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承诺书，确认对江西煤业公司的730484元煤款及相关税款损失由其承担。虽然承诺书中记载“该税款损失由本人承担”及“故本人合计尚欠贵公司XXX元”字样，但未得到宜丰顺达公司的盖章确认，不符合债务转移的基本形式要件。且江西煤业公司即债权人亦未作出明确的“同意”的意思表示。债务转移的“同意”应以“明示”的方式作出，而不能仅仅因江西煤业公司将该承诺作为证据提交，即推定其对债务转移的认可，胡仕东的上述行为，更符合债务加入的行为，即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负责同一内容的债务，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综上，胡仕东在对本案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关于李年根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清偿责任。李年根与江西煤业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货款结算、煤质处理等事宜均系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李年根并非系宜丰顺达公司股东。李年根在胡仕东的《承诺书》上签名并未表明其为担保人身份或承担担保责任，无法认定李年根系本案担保人，故李年根不应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龚英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返还购煤款730484元；二、龚英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税款损失910135.09元；三、胡仕东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由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0876元，由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701元，由龚英铜、胡仕东共同承担19175元，限随上款一并给付。 二审期间，上诉人龚英铜向本院提交了宜丰顺达公司2013年10月21日至2015年9月25日银行账户流水，用于证明上诉人未从宜丰顺达公司领取过一分钱。经质证，江西煤业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五张银行明细没有任何的公章证明其真实性；宜丰顺达公司是否向上诉人分红与本案无关，宜丰顺达公司如有足够利润向上诉人分红是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对外的经济纠纷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也不能改变上诉人是宜丰顺达公司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李年根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胡仕东出具的《承诺书》构成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2.龚英铜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胡仕东出具的《承诺书》构成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的问题。债务加入一般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而债务转移是指债务人经债权人同意，将其债务部分或全部移转给第三人负担。本案中，胡仕东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属于其单方意思表示，要发生债务转移的法律效果必须经作为债权人的江西煤业公司的同意，且这种同意必须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不能以江西煤业公司接收该《承诺书》推定为免除了宜丰顺达公司的债务，故宜丰顺达公司的债务并未被免除，胡仕东出具的《承诺书》应认定债务加入。 关于龚英铜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作为股东的龚英铜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龚英铜主张其不是该公司股东，未参与经营管理，也未从公司分红。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要求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在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依据公司登记信息外观就可以推定公司的股东情况。根据宜丰县市场和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投资方信息》显示龚英铜为宜丰顺达公司的唯一股东，龚英铜二审中也表示其参与公司注册，龚英铜作为理性人在公司登记资料中签署自己名字，应当知道该法律后果，债权人江西煤业公司仅能依据公司公示信息了解该公司，其无能力更无义务进一步核实该登记股东是否为实际股东。即使龚英铜仅为名义股东，其并未利用公司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其也不能以此对抗交易相对人。因为交易相对人因信赖公司登记信息而进行的交易行为更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名义股东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了连带责任后，可以向实际股东追偿，并不影响实质公平。故对龚英铜关于其不是实际股东、未参与经营管理和分红而不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龚英铜还主张公司注销后无需承担责任，且其未在《清算报告》中签字。对此，本院认为，龚英铜与宜丰顺达公司应承担的连带债务发生在公司注销之前，该债务并非主从债务，即使宜丰顺达公司合法注销仍不能免除龚英铜的债务。况且，宜丰顺达公司在注销时，《公司法》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但对于已知的债权人，公司掌握了其通讯地址等信息，应尽较高的注意义务，应当通过书面形式告知清算程序及申报债权等事项，公告方式通知对象主要是未知的债权人，对已知债权人仅是补充通知，因此宜丰顺达公司清算组成员并未正确履行清算通知义务，对江西煤业公司未计算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部分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之规定，龚英铜作为宜丰顺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即清算组成员，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另，龚英铜否认《清算报告》中签字，如果《清算报告》中签字并非龚英铜真实签名，则宜丰顺达公司的注销登记错误，宜丰顺达公司并不能发生注销的法律后果，仍不能构成免除龚英铜责任的法定事由。2014年4月的《量质价结算表》中有宜丰顺达公司盖章确认，同时宜丰顺达公司向江西煤业公司出具了结算表中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江西煤业公司基于此向重庆九龙公司开具税票而造成损失，故对于该税票损失龚英铜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龚英铜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龚英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66元，由龚英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锦戎 审 判 员 胡 伟 审 判 员 王宏瑞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魏日华 书 记 员 李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