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梓臣，男，汉族，1994年3月4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彪永，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铮，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思予，女，汉族，1994年5月27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剑秋，云南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琳，云南汇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梓臣因与被上诉人王思予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9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梓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共计316869元；2.判令被上诉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上诉人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偿还不当得利息款项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收取的上诉人生意往来款项316869元，恋爱结束后应予以返还。二、退一步讲，按一审法院对恋爱期间所有款项进行抵扣后返还剩余款项的审判思路应根据客观事实认定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234864.28元，进行相互抵扣后进行结算返还。1.一审法院认定“共同生活期间通过王思予的银行账收支费用”有意模糊收支费用范围，双方共同生活期间，上诉人及其父母有很多生活和生意往来并未通过上诉人进行收支，共同生活期间的消费各方均有支出，且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消费与本案不当得利无关；2.被上诉人在2019年10月9日庭审提交的证据隐瞒了上诉人转账至被上诉人的微信、支付宝的记录，故上诉人提交了补充证据证明共向被上诉人微信、支付宝累计转账234864.28元，另，上诉人还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账79000元；3.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由被上诉人购物及消费支出共计135922.04元，若法院认为应在本案中扣减，应依法查清事实，对于一审认定的生活支出事实，上诉人对于部分生活支出不予认可，详情如下：被上诉人购买价值36082.5元的葆婴保健品中的17510.4元的保健品系“杨晓然”购买，非本案双方当事人，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被上诉人购买价值36082.5元的对戒，截止目前，被上诉人仍持有一枚戒指未归还上诉人，且该笔消费由上诉人还款；被上诉人购买价值7840元的三台按摩器，其中一台在被上诉人处未归还上诉人;被上诉人购买价值16878元男装及男包中7000元系上诉人充值到卡；双方到泰国的机票款中由上诉人支付1390元；被上诉人支付房租款11510元，被上诉人未提供租房协议且每月支付房租数额不定，有悖常识，且被上诉人提交的房租流水仅514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在泰国共同生活期间产生过房租，但不是被上诉人证据中的金额；被上诉人支付10000元律师费系为上诉人支付律师费与事实不符，且仅以民事判决书和流水无法证明前述事实，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转账20000元给阮国光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也不认识阮国光，且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恋爱期间，由上诉人承担的共同生活期间的消费，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微信、支付宝累计转账238468.28元，如未在本案中依法处理，上诉人将选择另案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王思予答辩称，本案应为同居析产纠纷，共有财产是前提，上诉人所说的一审法院确定的收益316869元是双方共同经营所得，且大部分已用于上诉人及其父母的共同生活支出并全部消费完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理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梓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共计590000元；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偿还不当得利款项之日止的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王梓臣与王思予系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双方于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与王梓臣的父母共同生活居住于昆明市云南映象小区79幢，共同生活期间通过王思予的银行账户收支费用，收入有王梓臣通过冶炼厂拆除及茶叶买卖生意共计收入款项967000元，该款项转账至王思予银行账户，王思予支付了成本款项650131元，剩余316869元。另外，在共同生活期间，王梓臣通过银行卡向王思予转账共79000元，庭审中，王思予举证认可王梓臣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其转账共28344.88元，合计转账107344.88元。王思予通过微信向王梓臣转账93555元、支付宝转账71806.4元、银行卡转账15000元，合计转账180361.4元，王思予还多次支付了共同生活期间的居家生活费用。之后，王梓臣与王思予于2019年7月左右分手。两人分手后，王梓臣提起诉讼，要求王思予返还生意剩余款项及银行卡转账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梓臣主张王思予返还不当得利590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王梓臣与王思予谈恋爱并与王梓臣的父母共同生活期间，由于双方的特定身份关系，通过王思予的银行账户收付经营生意款项，并用于支付四人共同生活所需费用，经双方举证并确认生意款项收支相抵扣后剩余316869元。在此期间，王梓臣向王思予转账其他款项合计107344.88元，王思予向王梓臣转账其他款项合计180361.4元，双方转账款项相抵扣后，王思予多转的73016.52元。根据王思予提交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及网购订单详情，能够证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购买价值36082.50元的葆婴保健品、价值11170.88元的项链、价值30796.66元的对戒、价值2358元的热水器、价值7480元的两个按摩器、价值4299元的小米电视、价值8959元的苹果手机、价值16878元的男装及男包以及双方到泰国的机票款6388元、房租款11510元，以上购物及消费支出共135922.04元，系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居家生活支出的费用，且上述物品除王思予的一个戒指外，其余均由王梓臣一方使用。对于王思予主张扣减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及转给阮国光的款项20000元，其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及王梓臣父母作为当事人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能证实该费用系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支出，上述费用合计238938.56元（73016.52元+135922.04元+10000元+20000元）。因双方无其他共同经济收入，王思予为王梓臣及其父母共同生活期间支出的费用应在生意剩余款项中扣减，生意剩余款项为77930.44元（316869元-238938.56元），现因双方恋爱关系已经终止，虽然王思予对本案生意款项进行过收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参与实际经营，王思予获取以上款项没有合法的根据，依法应予返还不当得利。对于王梓臣要求不当得利款项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且款项用于家庭支出，也没有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对利息支付请求不予以支持。对于王思予主张扣减2018年12月29日转给杨钦尧的50000元，杨钦尧诉王思予的（2019）云0129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杨钦尧与王思予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在本案中不予扣减。对于王思予主张的其他消费款项，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为共同生活消费所需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王思予认为本案属同居析产纠纷的主张，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王思予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梓臣赔偿不当得利款项77930.44元；二、驳回原告王梓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经二审审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双方当事人恋爱期间上诉人通过支付宝、微信累计转账234864.28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为此，重申其一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是2018年9月份之后针对双方做生意的两笔款项，上诉人所称的遗漏款项均产生于2018年9月份之前，不应在本案中处理。本院认为，经核实，上诉人审理中已明确其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款项只是针对做生意的两笔款项，而上诉人所称遗漏认定恋爱期间上诉人通过支付宝、微信累计转账的234864.28元均不属于其所主张的做生意的两笔款项，故对其主张的遗漏案件事实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其余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因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王梓臣称王思予收取其生意往来款，恋爱关系结束后应予返还，但根据查证事实，王梓臣与王思予谈恋爱并与王梓臣的父母共同生活期间，由于双方的特定身份关系，通过王思予的银行账户收付经营生意款项，并用于支付四人共同生活所需费用，经双方举证并确认生意款项收支相抵扣后剩余316869元。在此期间，王梓臣向王思予转账其他款项合计107344.88元，王思予向王梓臣转账其他款项合计180361.4元，双方转账款项相抵扣后，王思予多转73016.52元。另，根据王思予提交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及网购订单详情，能够证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购买价值36082.50元的葆婴保健品、价值11170.88元的项链、价值30796.66元的对戒、价值2358元的热水器、价值7480元的两个按摩器、价值4299元的小米电视、价值8959元的苹果手机、价值16878元的男装及男包以及双方到泰国的机票款6388元、房租款11510元，以上购物及消费支出共135922.04元，系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居家生活支出的费用，且上述物品除王思予的一个戒指外，其余均由王梓臣一方使用。对于王思予主张的扣减律师代理费10000元，因王思予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及王梓臣父母作为当事人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能证实该律师代理费10000元也属于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支出。对于王思予转给阮国光的20000元款项，经二审核实，王思予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该款系王梓臣指示所转，故该20000元不能认定为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的支出，王梓臣称王思予转给案外人阮国光的20000元款项与本案无关的观点成立，此款不能认定为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的支出。综上，王思予为共同生活成员的支出共计应为218938.56元（73016.52元+135922.04元+10000元）。考虑双方无其他共同经济收入，王思予为王梓臣及其父母共同生活期间支出的费用应在生意剩余款项扣减，故生意剩余款应为97930.44元（316869元-218938.56元），现因双方恋爱关系已经终止，虽然王思予对本案生意款项进行过收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参与实际经营，故王思予获取以上生意剩余款97930.44元无合法的根据，该款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王梓臣。综上所述，王梓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9民初359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王思予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王梓臣返还不当得利款项97930.44元；三、驳回上诉人王梓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00元、保全费3470元，共计为人民币13170元，由上诉人王梓臣负担人民币10536元；由被上诉人王思予负担人民币26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00元，由上诉人王梓臣负担人民币7760元，由被上诉人王思予负担人民币19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立红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龚 庆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黄秋茼秦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