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9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中国联通忻州市分公司联通收费营业厅忻府区团结西街菜市场旁工作。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男，1950年6月28日出生，住忻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女，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忻州市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忻州市。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姚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90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被上诉人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90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于2016年10月3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金额10000元的欠条,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而是双方之间共同向“善心汇”投资的款项,包含该10000元在内的全部投资款已经全额返还给被上诉人。此外该主张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法院应不予支持。但米法官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两条时隔一年以后的200、1000的小额转账记录（无任何转账备注),就贸然认定这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利息不存在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而且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口头约定5分月息,并在法律上予以支持。试问米法官这些判决如何做到前后印证,月息5分的1万元借款如何在时隔一年之后产生这1200元利息?2、庭审时上诉人曾提出通过无卡充值给被上诉人打过4万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当庭承认，且在判决书中的被上诉人代理律师陈词中也有明确说明，庭审笔录也有记录，但米法官在判决书中的“法官分析与认定”中却否认了这一事实。况且上诉人在答辩时明确提出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该笔款项,申请法院去银行查询。针对上述事实，法官未作任何核查，不负责任地随意判决，草草结案，将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的4万元予以否认。3、关于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金额60000元的借条，系对2019年2月26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6日的三支借条的汇总与整合，并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借款74000元的事实。首先，被上诉人在之前地两次诉讼中，关于该笔借款的事实陈述前后不一致，可以合理怀疑其捏造事实。其次，在庭审时，对于该借条上诉人明确提出抗辩，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交付时间、地点、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米法官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做出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裁定。最终不仅造成上诉人借款增加6万元,还将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的1.4万元进行了否认。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是多年老乡兼好友，彼此经常有经济相助和生意介绍，便一直有经济往来。出于信任，即使在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借款后也没有抽除借条,相互借款也未约定利息,不曾想被上诉人现将所有借条拿出诬告上诉人分文未还。至今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借款为15万元,上诉人现已通过微信转账、现金、银行转账方式，共向被上诉人支付151352元，已超出被上诉人主张借款金额1352元，这一事实与一审判决书中存在巨大差异。二、一审法院排除“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想当然的认为双方的借款存在。1、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其仅仅依据借条尚未完成举证责任,因为被上诉人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要以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及生效为前提，而民间借贷合同生效的举证责任，显然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2、一审过程中，关于判决书中认定的上诉人于2019年8月23日向被上诉人借款7.4万元,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转账记录以证明其履行了款项支付义务，而且，如此大笔金额的借款，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一张转款凭证。3、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出借款项的情况下，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并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该款项已经支付，却草率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巨额款项，明显排除了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使得上诉人承受不公正的裁判结果。三、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法审查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及因素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巨额款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2、一审过程中，关于判决书中认定的上诉人于2019年8月23日向被上诉人借款7.4万元，如此大笔金额的款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陈述其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等事实及经过，但一审法官对此却并未进行审查，而且被上诉人也未能够合理说明其是如何将巨额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的。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依法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利息。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显示，双方之问并末明确约定借期内利息，且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过程中，并未体现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过利息,更无法体现出约定利息利率为月利率五分。2、被上诉人在第一次起诉中（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2857号案）自认无利息，借条上也未约定利息，但在第二次起诉中找了几个与其同居关系或特殊关系的不在场证人,靠着道听途说法官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了5分月息。如果判案仅靠证人的数量，不需要事实依据，那以后是不是只要找够足够的人就可以打赢官司了,还讲什么证据?说到证据的法律效力,是自认的法律效力强，还是听来传来的效力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不应认定存在利息约定，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利息。姚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2016年10月3日向答辩人出具的金额为10000元的欠条，系双方之间共同向“善心汇”投资的款项,包含该10000元在内的全部投资款已经全部返还给答辩人。显然，上诉人上诉的上述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于2016年10月3日给答辩人出具的金额为10000元的欠条，系双方之间共同向“善心汇”投资的款项，仅仅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第二、上诉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证实该款额已经返还给了答辩人;第三、如果上诉人认为该款额已经返还给了答辩人，那么，上诉人为何一直不向答辩人收回该欠条呢?另外，上诉人认为:答辩人的主张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其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之后一直归还答辩人的利息,并一直向答辩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二)庭审中答辩人以及代理人并没有认可上诉人通过无卡充值给答辩人打过4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中，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通过无卡充值将四万元打到答辩人的银行卡内。（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向答辩人出具的金额为60000元的借款条，系对2019年2月26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6日的三支借条的汇总与整合。首先，答辩人一直保留上述三支借款条而上诉人一直没有收回或撕毁上述三支借条的事实，足以推翻上诉人的上述无理狡辩的事实;其次，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向答辩人出具的金额为60000元的借款条上没有明确注明该借款条是对2019年2月26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6日的三支借条的汇总与整合，进一步推翻上诉人的上述上诉理由;再次，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中提交的2018年8月28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上，上诉人对答辩人说:“记得宏子拿上欠条我好好整理放在一起”，上诉人以此微信对话来证明她的主张成立。但事实上，这句话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多次向答辩人的借款一直未还，上诉人让宏子（答辩人的朋友）将这些借条好好整理放在一起，而不是让答辩人将这些借款条撕毁。在一审法院有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的借款条这一证据予以证实借款事实，而且还有出庭的证人也证实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7.4万元，上诉人归还1.4万元后，给答辩人出具的借款6万元的借款条的事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上诉人无论如何，均无法否认这一客观事实。（四）上诉人与答辩人系老乡，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答辩人既没有固定的工作，更无任何收入来源，答辩人不属于慈善机构。上诉人向答辩人多次借款，答辩人不可能不赚取利息。上诉人之所以将20多万元借给上诉人，就是为了赚取利息。之所以在借款条上没有注明借款利息,就是因为双方约定的利息为五分，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利息标准。双方就是为了避免涉嫌高利贷，才约定在借款条上不注明借款利息。上诉人利用每次借款条上没有注明利息这一可乘之机,企图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利息的客观事实，实属无赖之举。上诉人在与答辩人的26次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说明答辩人借给上诉人22万元，就是为了赚取利息。上诉人也一再明确说明让答辩人孝敬母亲，多挣点额外收入。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确凿充分，上诉人无法推翻答辩人提交法庭的证据;另外，在开庭审理中,出庭的四名证人均证实双方之间借款存在利息的事实。因此，上诉人通过银行以及微信转给答辩人的97352元，均系利息。而根据实际计算，答辩人收取的利息并未超过自然利息不超过三分的国家规定。然而，一审法院却将其中的四万元认定为归还的利息,答辩人本来心里不服，但考虑到，答辩人毕竟赚过上诉人的利息，双方之间毕竟系老乡关系，上诉人的经济状况也不乐观，就服从了一审判决而未提出上诉。上诉人对此还不知足，答辩人对此实在无法理解。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客观存在无疑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维持。首先，上诉人向答辩人每次借款,均给答辩人出具借款条(或欠条)，这就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其次，上诉人于2019年8月23日向答辩人借款7.4万元，上诉人归还1.4万元后，给答辩人出具6万元的借款条，由于是现金交付，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提交转账记录是强人所难，毫无道理。我国任何一部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民间借款必须通过转账交付而不能现金交付。再次，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借款条，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另外，上诉人一直归还答辩人借款利息，这样的证据还不充足吗?上诉人在与答辩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说:“怎么都是死，但我在死之前也得还了你们钱我死也心安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明显排除了答辩人的举证责任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被上诉人已经尽力作为出借人的举证责任。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审查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因素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巨额款项。显然，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上诉人向很多人借款，并向答辩人借款，这一事实无论上诉人如何狡辩，均无法否认这些借款的客观事实。如果上诉人提出抗辩，就应当作出合理说明，并应当提供否定上诉人给答辩人九次出具借款条的证据。上诉人一直归还答辩人借款利息，其证据无法否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答辩人18万元借款以及利息，已经照顾了上诉人的利益，将本来属于归还4万元的利息，作为归还了借款本金。将本来应当归还借款22万元，判决上诉人归还答辩人18万元的借款本金，上诉人仍然提出上诉,企图通过上诉程序,拖延承担还款义务,真是无理至极，滥用上诉。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姚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刘某1归还姚某借款合计2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月利率2分计算，直至还清为止）；2、诉讼费由刘某1负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姚某、刘某1均系阳曲县大盂人，多年来双方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2016年10月3日，刘某1以做生意临时用钱为由，向姚某借现金1万元，并出具书面借条一支，内容为：“今欠姚某壹万元整10000元刘某12016年10月3日还款日期10月14号”当时口头约定按月利率5分计息。2018年2月14日，刘某1以与其单位同事合伙开办联通缴费代买手机商店为名，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并出具借款条一支，利息仍口头约定按月利率5分计息，因该借条丢失，刘某1于2018年3月7日给姚某补写了一支借款条，内容为“借条今收到姚某贰万元整（20000.00）刘某12018年3月7日补以前丢了”。2018年3月6日，刘某1再次以上述理由向姚某借现金3万元，并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收到姚某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刘某12018年3月6日”利息仍按月利率5分计算。2018年6月15日，刘某1以给女儿办婚宴为由再次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口头约定利息仍按月息5分计算，刘某1给姚某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收到姚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借款人刘某1身份证×××2018年6月15日”。2018年7月24日，刘某1仍以卖手机急用钱为由，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口头约定利息仍按月息5分计算，刘某1给姚某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收到姚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借款人刘某1身份证×××2018年7月24日”。2019年2月26日，刘某1再次以卖手机急用钱为由，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口头约定利息仍按月息5分计算，刘某1给姚某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姚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借款人刘某1身份证×××2019年2月26日”。2019年6月17日，刘某1仍以卖手机急用钱为由，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口头约定利息仍按月息5分计算，刘某1给姚某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收到姚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借款人刘某1身份证×××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6日，刘某1以为朋友买车急需资金为由，临时向姚某借现金2万元，刘某1口头承诺半个多月就归还，口头约定利息仍按月息5分计算，以实际借钱天数计算，刘某1给姚某出具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姚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借款人刘某1约定从2019年7月7日-7月22日半月身份证×××2019年7月6日”。2018年8月23日，刘某1以其在五寨开了一家缴费代卖手机店为由向姚某提出借款8万元，同时将其的身份证抵押给姚某，姚某便将7.4万元现金借给刘某1，仍口头约定按5分月息计算。2019年8月27日上午，刘某1归还姚某1.4万元的本金，给姚某补写了借款条一支，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姚某陆万元整（60000.00）借款人刘某1身份证×××2019年8月27日见证人：刘某2”。上述九支借条刘某1向姚某借款合计22万元。从2018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17日刘某1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姚某款项9.7352万元。另外，刘某1提供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2页，该明细清单显示：刘某1于2018年7月5日18点20-30分在工商银行和平路支行的ATM取款机上四次取款2万元、于2019年3月6日10点3-13分在工商银行忻州市忻府区团结路锦玉苑小区ATM取款机四次取款2万元，两款共计4万元，但不能证明该4万元打入原告的工商银行×××账户内。后经姚某多次向刘某1催要借款无果。无奈之下，姚某曾于2019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姚某请求刘某1偿还借款18万元。后姚某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同年12月25日作出（2019）晋0902民初28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两个：焦点之一是姚某、刘某1是否约定过借款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焦点之二是刘某1支付姚某的9.7352万元属于利息，还是本金？一审庭审中，姚某申请证人董某、张某2、白某、秦某依序出庭作证，四位证人均证明姚某、刘某1曾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以及刘某1与姚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某1对姚某说“你如果有多少也能挣上些”、“给你挣个小钱补贴生活费”等之类的话语，结合刘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通过微信不定期支付姚某200元、1000元多笔不等数额的款项记录，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实刘某1向姚某借款时曾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的事实。刘某1通过微信分多笔不定期支付姚某款项9.7352万元，因姚某曾于2019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请求刘某1偿还借款18万元，而姚某这次起诉以有两支借条在其女婿手中，其忘记这两笔借款为由增加诉讼请求4万元，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刘某1偿还借款22万元。因姚某前后两次起诉的借款金额不一，按常理姚某应当知道该两支借条在其女婿手中的事实，姚某上次起诉要求刘某1归还借款18万元，这次又变更为22万元，这次起诉多出的4万元可以推定刘某1已经归还姚某借款本金4万元，这与姚某第一次起诉的18万元相吻合，故一审法院对姚某此次起诉变更为22万元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应认定其中的4万元已经归还姚某本金。刘某1支付姚某剩余的5.7352万元，因该款系刘某1分多笔不等数额付给姚某，且与刘某1给姚某书立的每一笔借条数额不相符，加之，姚某认可刘某1支付的系利息，故该5.7352万元应认定为刘某1已支付姚某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刘某1向姚某从第一次借款2016年10月3日开始至2019年8月27日止每次借款分别计算利息，其中从借款之日至已归还的两笔本金4万元之前计算利息，刘某1已经支付姚某的利息5.7352万元未超过年利率36%，故刘某1要求该款抵顶本金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姚某请求刘某1支付以本金18万为基数的利息，因姚某在起诉状中未明确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故姚某要求刘某1支付以18万为基数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至归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刘某1辩称，其已不欠姚某借款，且超支付给姚某1352元。因证据不力，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为，刘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姚某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二、驳回姚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姚某负担350元、刘某1负担1950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由姚某负担200元、刘某1负担1420元。二审开庭时，上诉人刘慧莲申请证人刘某2出庭，证明：2019年8月27日上午，刘慧莲把借姚某三张借据，各2万元合写为一张借据6万元，姚某答应将三张各2万元借据事后归还刘慧莲，当时并没有姚某给付刘慧莲现金6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姚某质证认为：对其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证人刘某2的证言属单方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且被上诉人姚某对其证言表示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共借款多少钱、双方有无约定利息，上诉人归还了被上诉人多少钱；2、原审法院判决是否适当。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共借款多少钱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姚某提交9份借款凭证，共计22万元，上诉人刘慧莲认可9份借款凭证均为其所写，但表示2019年8月27日的借条系将2019年2月26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6日的借条进行整合而出具的，实际未发生借款。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及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具新的借条后，原借条应当收回，如不能收回也应当在新借条中注明以前的条据作废等字句，但2019年8月27日的借条并无相关表述，刘慧莲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刘慧莲确认2019年8月27日借条由其出具，应认定借条的真实性。综上，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慧莲与被上诉人姚某存在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22万元。关于双方有无约定利息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姚某提交9份借款凭证均未约定利息，上诉人刘慧莲亦对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予以否认，姚某作为主张利息的当事人，应当对双方约定利息承担举证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印证存在口头约定利息并实际履行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双方未约定利息。关于上诉人归还了被上诉人多少钱的问题。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慧莲先后向被上诉人姚某通过微信还款9.7352万元，现金还款4万元、1.4万元，共计15.1352万元，双方均予认可。关于原审法院判决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慧莲向被上诉人姚某借款22万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刘慧莲先后归还姚某借款15.1352万元，尚欠6.8648万元。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曾口头约定利息，判决刘慧莲支付姚某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确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慧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姚某借款6.8648万元。三、驳回姚某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姚某负担1533元，刘某1负担7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被上诉人姚某负担。财产保全费1620元，由姚某负担200元，刘某1负担14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长军审 判 员 刘 勇审 判 员 曲 攀 二○二○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文鑫书 记 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