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男，198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琴（系周某1妻子），女，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江苏盟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男，201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维扬区。法定代理人：周某3（系周某2母亲），女，198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维扬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希志，泰兴市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周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3民初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该协议是周某2母亲及其亲属多次骚扰周某1及家人后，周某1无奈才签订的，协议书第一页并无周某1的签字，不宜认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周某2由周某1接回，并由周某1及其家人抚养，该事实已得到周某2母亲的认可，该期间的抚养费不宜由周某1另行承担，该部分事实原审法院并未认定，相应费用也并未核减。3.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周某1真实的收入情况、家庭经济情况。周某1除周某2外原有一女需要抚养；周某1虽经营公司，但该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周某1在该公司原是固定薪酬加分红，近年来因经营不善，周某1已无固定薪酬，无力按照协议标准支付抚养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不充分、准确。子女抚育费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如果父母双方在离婚或者同居关系解除后就子女抚育费的约定过高，明显超过子女的实际需要、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经济条件，而且又没有提供对方的收入证明的，可以按照《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予以调减。原抚养费明显约定过高，超出了周某1的可承受范围，且周某1在签订协议之初也明确告知周某2母亲，无力支付约定抚养费。现周某1收入明显下降，确实无力按照原协议支付抚养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应在裁判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周某2辩称：1.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由周某1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后所形成，草稿的字迹是周某1本人书写，故不存在胁迫行为，周某1亦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第一页没签字不是协议无效的法定事由。2.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是周某1强行将未满二周岁的婴儿与其母亲分开、藏匿，周某2母亲到处寻找并报警，故不同意扣减此期间的抚养费。3.周某1一审时未能提供其个人收入以及公司经营状况的证据，二审虽提供了部分的所谓证据，但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其经济状况，签订抚养协议时，周某1的女儿已存在，对公司经营状况以及经济能力周某1应有正确的判断，抚养协议真实有效，应全面履行。4.周某1认为其无能力承担，应在法定期间内依法行使撤销或变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某1自2016年2月份起至2020年2月份止每月按10000元支付周某2抚养费合计490000元；2.判令周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周某2的母亲周某3与周某1是同学关系，双方于2014年同居生活，××××年××月××日生周某2，一直未领取结婚证。2016年4月8日双方协议分手，同时对周某2的抚养费进行约定，约定：“周某2随母亲生活，周某1自2016年2月起支付10000元每月的抚养费”。可是自两人分手后，周某1至今未给付抚养费，造成周某2的生活十分艰辛。周某2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周某2诉请。周某1一审辩称，周某2系周某1与周某3的非婚生子属实，但抚养费周某1只同意根据周某2户籍所在地人均消费标准支付，至于周某2陈述的周某1与周某3约定的协议，该份协议是周某3在路上将周某1拦下，将事先打好的协议强迫周某1签字。事实上，在协议签订后，周某2一直是由周某1抚养的，所以抚养费只能从起诉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2母亲周某3和周某1是同学关系，2014年双方开始同居生活，××××年××月××日生一子即周某2，双方未领取结婚证。2016年4月8日，周某3和周某1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非婚生子周某2随周某3生活，从2016年2月起由周某1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0元，此款周某1保证于每月月底前付至周某3账户；周某1可以在节假日探视，但应提前告知周某3，且不得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后周某1未按约履行，周某2故诉至法院。以上事实，有出生医学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协议书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周某3、周某1同居期间生育的非婚生子女，其法律权利和义务比照婚生子女的规定。本案中，周某1与周某3协议约定双方的非婚生子周某2由周某3抚养，从2016年2月起由周某1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0元，该协议是周某1与周某3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周某1应按约履行。因周某1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证明协议存在被胁迫的情形，且周某1亦认可事后并未按约实际履行，对周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某1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周某1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周某2自2016年2月起至2020年2月止的抚养费合计490000元（按照每月人民币10000元的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8890元，减半收取4445元，由周某1负担（此款周某2已缴纳，周某1在上述期限内一并给付周某2）。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年3月薪资证明、2019年度南京优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分红协议、南京银行交易明细、南京优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5-2020年度账单，证明周某1的收入状况，周某1无力按照原协议继续履行。2.接处警记录三份，证明周某2母亲多次骚扰周某1夫妇的正常生活，有毁损周某1夫妇财产的情况。3.自行制作的贷款情况，证明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周某1夫妇个人贷款很多用于公司的开支。4.审计报告一份，证明自公司成立之日起截止到2020年6月，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26427.47元，周某1的收入情况仅能维持其个人生活。5.转账记录，证明周某1共计给付周某2母亲24600元，请求法院予以扣减。周某2质证称：1.关于薪资证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周某1，作为老板，开什么样的证明、怎样做工资，他有自主权，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从2016年9月—2020年3月，并无相关工资收入证明，分红协议没有形成时间，周某1是该公司控股70%的股东，银行交易明细不具备完整性，不能证明收入来源，且应是银行盖章而不是公司盖章，周某1作为公司主要控股人，公司年底分红、收入范围也未能体现，他名下有多少银行卡，周某2并不知晓，且从周某2回来那一天，这个卡就没有进账了，很多款项都是转给他老婆的，账单是单方面证据，无法确定真实性。2.出警记录能证明周某1未履行协议给付抚养费，并将孩子抢走藏起来了，周某2母亲是为了找孩子，并没有打扰他的正常生活。3.贷款情况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周某1自行制作，缺乏完整性，关联性也有异议，不能达到周某1的证明目的。4.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周某1陈述审计报告是从公司成立至今年6月份，不是事实，该报告中的会计报表附注载明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6月30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原价为128995.44元，折旧费用是299067元，折旧率大于固定资产，营业收入为268843.36元，营业成本只有973.45元，这说明是暴利产品，业务招待费是706490元，远超过营业收入，营业净利率是66%。5.9月28日的一万元和10月13日的3000元是抚养费，同意抵扣，其余转账没有备注是抚养费，应是偿还的案外人的债务，具体款项性质由法院认定。周某2提交了以下证据：1.周某1支付宝的截图，他是铂金会员，按照相关规则，年消费6万元以上才能达到铂金会员，可反证他的收入不止每个月4000元，有能力按照协议履行。2.单位的招工信息，程序员是4000元-6000元，项目经理是1万元-2万元，他是法定代表人，月工资不可能是4000元。周某1质证称：1.支付宝截图的三性均不认可，即便真实，周某1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很多消费是为了公司而支出，不是本人平时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是公司的必备开支。2.招聘信息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真实，时间也是2018年年初，公司每年的经营状况都会发生变化，今年因为疫情，更是举步维艰。本院对周某1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因周某1系南京优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故该公司出具的薪资证明、分红协议、账单均系单方证据，并无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且薪资证明与周某1提交的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相悖，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自2016年10月起便无工资发放明细，而薪资证明载明周某1工作五年、现每月收入为4000元；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的南京银行交易明细无账号、户名、开户行等基本信息，未加盖银行公章，而加盖了南京优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周某1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关于接处警证明，虽载明双方因孩子抚养问题发生纠纷，但周某1未能依约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周某1的证明目的。3.贷款情况系周某1自行制作，周某2对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周某1的证明目的。4.审计报告，从审计的会计年度看，不能反映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今的经营状况，且报告中载明未分配利润的本年年初余额为1771960.58元，故该审计报告不能达到周某1的证明目的。5.周某2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周某2认可2016年9月28日的1万元和2016年10月13日的3000元为抚养费，同意扣减，但称其余三笔款项是偿还的案外人债务，至于此三笔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及应否扣减需综合本案相关情况予以确定。本院对周某2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支付宝截图并无支付宝公司的相关证明相佐证，仅凭该截图不能达到周某2的证明目的。2.招聘信息系网页打印件，周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仅凭该证据材料不能达到周某2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10月13日后（具体日期不详）至2017年12月11日，周某2在周某1处生活。2016年3月5日陈俊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5000元，2016年4月10日周琴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5000元，2016年4月29日周某1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1600元，2016年9月28日周某1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周某310000元，2016年10月13日周某1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3000元，并备注了抚养费。本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周某2系周某1与周某3所生子女，周某1与周某3均依法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周某1与周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两人达成了周某2由周某3直接抚养、自2016年2月起周某1每月给付10000元抚养费的约定，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约定具有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该约定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周某1与此有关的异议不能成立。周某2现随周某3居住生活，周某2诉请周某1给付抚养费，于法有据。周某1主张应降低抚养费数额，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协议书草稿经周某1手写修改时，其并未对草稿中的抚养费数额（每月10000元）提出异议。2.周某1所称自己另有一女需要抚养、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等情况，在其签订协议书时均已存在，时周某1对自己的负担能力、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应是有明确认识的。3.依据周某1与周某3自愿达成的约定，周某1应于每月月底前将抚养费付至周某3账户，但周某1违背诚信，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协议约定，导致周某2现诉请周某1给付2016年2月至2020年2月的抚养费，周某1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在该期间其经济状况就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无力履行协议约定。综上，周某2诉请周某1按照每月10000元的标准给付2016年2月至2020年2月的抚养费，于法有据。因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11日，周某2在周某1处生活，故该期间的抚养费应予扣除，因双方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周某2在周某1处开始生活的具体时间，本院酌定扣除抚养费的期间段为14个月。关于周某1主张自己已给付的抚养费应予扣减，本院认为，2016年3月5日陈俊给付周某3的5000元形成于案涉协议书之前，该笔款项不应扣减。周某2自认的10000元和3000元应予扣减，周某1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1600元、周琴通过支付宝给付周某35000元，周某2虽辩称系偿还案外人债务，但无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该两笔款项应认定为抚养费，应予扣减，故周某1给付的款项共计19600元应予扣减。2016年2月至2020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490000元，周某1已履行的抚养义务予以扣减后，周某1尚应给付330400元。综上，因二审中出现了新证据，上诉人周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3民初84号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撤销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3民初84号民事判决；三、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周某2自2016年2月起至2020年2月止的抚养费合计330400元；四、驳回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8890元，由周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