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802行初78号 原告毛森英，女，197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被告（原行政机关）江山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81002630559G，住所地浙江省江山市区环城西路**。 法定代表人郑东清，局长。 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小剑，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小飞，该单位民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黎华，该单位民警。 被告（复议机关）衢州市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00002618066U，住，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顺大，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华正，该单位民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熊丹，该单位民警。 原告毛森英诉被告（原行政机关）江山市公安局、被告（复议机关）衢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应原告申请，本院于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4月3日将本案移交本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因调解未果，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当庭宣判。原告毛森英，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副局长）周小剑、委托代理人林小飞、毛黎华，被告衢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姜华正、熊丹到庭参加诉讼。 2019年9月10日，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作出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毛森英控告的伪造证明文件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案件调查。原告毛森英对该决定不服，向衢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衢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予以维持江山市公安局所作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 原告毛森英起诉称，2019年7月13日，原告带着书证北京市××街派出所出具的“张小娥”的《训诫书》向被告城南派出所报案，理由是张小娥的《训诫书》和致使原告被拘留和判刑的《训诫书》公章排列角度不同，版本不同（训诫书没有编号）。原告在报案笔录中，明确阐述了必须对公章进行司法鉴定，在案件未查明之前鉴定费用由原告承担。2019年9月10日，被告未对原告的鉴定要求作出回应，未告知原告对案件作何调查，未告知训诫书来源直接下达了案件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被告衢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以“北京市××街2009年使用的是圆形橡皮章，之后更换过所公章，2013年使用的是圆形钢章”和“原告因上访被拘留和判刑，曾经对拘留和判刑不服提起诉讼和申诉的判决书、裁定书”为依据，便认定训诫书的真实性，再次剥夺了原告司法鉴定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江山市公安局的决定。原告认为：1.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以2009年的公章与2013年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是换过的公章为由认定原告的训诫书是真实的，没有违法事实，维持江山市公安局的决定，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1月和2019年7月，原告与其他全国各地共52人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到明确答复，更换的防伪印章必须是具有芯片防伪功能，带13位编码的新型防伪章，而被告江山市公安局提供的《训诫书》中的公章未见有编码，被告衢州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上也未明确北京市××街派出所更换公章的确切时间，两被告不予鉴定直接认定是真训诫书。2.伪造证明文件是单独案件，与前两个案件无关。《训诫书》是原告在2019年才发现有伪造的嫌疑，也在2019年才报案。原告只是想证明训诫书的真伪，与前两个案子判决无关。两被告却以2014年2016年的判决书拟佐证训诫书的真实性。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卷宗中同样未对训诫书的来源作出交代，以原告现有掌握的证据，该训诫书仍然来历不明、被告江山市公安局接收人员不明，接收时间不明。综上所述，原告请求：1.依法撤销《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撤销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3.责令被告江山市公安局对《训诫书》依法进行鉴定并对伪造证明文件案继续调查。 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答辩称，一、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9年7月13日，原告毛森英到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案称：2013年11月12日，北京市××街派出所对其出具的《训诫书》上的印章与其在2019年上半年从一名信访户处拍摄到的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上的印章中间五角星所处的位置不一致，其怀疑该份用作证据使用的《训诫书》是伪造的。经查，2013年11月12日，原告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街派出所训诫，同年11月13日被接回江山。同时当地公安机关移交给江山市信访联席办驻京工作组训诫书和劝返接回通知单（复印件）各一份。2014年3月初，原告再次到北京上访，同年3月5日，原告被接回江山。同日，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向被告递交了《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要求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处理，同时移交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移交联）和劝返接回通知单（复印件）各一份。2014年3月6日，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11月25日，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原告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后经多次行政诉讼，北京市××街派出所出具《训诫书》均作为定案的证据，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开庭审理过程中经过多次的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出的《训诫书》上印章不一样的问题，经调查，府右街派出所在2009年使用的是圆形橡皮印章，期间更换过所印章，2013年所使用的是圆形钢章，因为新旧印章的原因，派出所在2009年和2013年加盖的印章会有所不同，原告控告的伪造《训诫书》的违法事实不存在。二、被告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7月13日，原告来被告城南派出所报案后，被告城南派出所即以伪造证明文件案受案调查（案件编号为Ａ3308815300002019075042），并于当日将受案回执送达原告，告知其受案情况。同年8月12日，依法延长办案期限，并将不能按期结案说明书送达告知原告。经过调查取证，查明没有违法事实存在，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三、原告毛森英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在2013年11月12日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被北京市××街派出所训诫的事实，已经被生效的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802行初171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8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申297号行政裁定书所确认。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对原告的《训诫书》作为定案的证据，其真实性已经查证属实，并不存在争议。被告未对该《训诫书》进行鉴定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条的规定；2.被告单位民警向北京市××街派出所取证窗口民警了解查询，该窗口民警答复称：该所2009年使用的是圆形橡皮章，之后更换过所章，2013年使用的是圆形钢章。所以派出所加盖的印章可能会有所不同；3.原告提供的被训诫人为“张小娥”的《训诫书》，来源不明，不能辨别真伪；4.2019年9月10日19时50分，被告下属的城南派出所二名民警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送达原告家中，在见证人赵某的见证下，向其宣读决定书的内容，告知其控告的伪造证明文件一案没有违法事实存在；5.原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印章管理工作的通告》，是加强印章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并不能据此作为认定北京市××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系伪造的证据。综上所述，被告经调查认为原告控告的伪造证明文件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衢州市公安局答辩称，原告毛森英因对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不服，于2019年11月6日向其申请行政复议，并于2019年11月15日进行补正，被告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2019年11月25日，江山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复议机关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3日14时40分，江山市公安局所属城南派出所接110指令，毛森英报称2014年江山市公安局对其行政处罚，案卷中2013年11月12日北京市××街派出所对其作出的《训诫书》是伪造的，其要求受案调查。2019年7月14日，城南派出所受案查处并将受案情况告知毛森英。2019年8月12日，江山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办案期限延长30日并告知毛森英。城南派出所受案后，对其进行询问，后又到北京市××街派出所了解了相关情况。2019年9月10日，江山市公安局以毛森英控告的伪造证明文件一案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作出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同日由两名民警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直接送达给毛森英，因毛森英拒绝签名捺印，民警就送达情况进行了说明并由见证人签字。因此，衢州市公安局认为：一、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故江山市公安局依据上述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但在援引上述条款时未指向具体的项，因对毛森英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复议机关予以指正。二、江山市公安局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程序合法。江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14日受案，于2019年8月12日依法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于同日直接送达给毛森英，符合上述规定。三、关于毛森英以两份《训诫书》公章样式不同为由提出被申请人未对北京市××街派出所对其作出的《训诫书》上的印章进行鉴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有争议的专门性问题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鉴定；……。”因该《训诫书》的真实性已为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所确认，且江山市公安局已到北京市××街派出所进行了查证，该《训诫书》的真实性并不存在争议，故无鉴定之必要。江山市公安局未对训诫书进行鉴定并不违反上述规定。综上，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予以维持江山市公安局所作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综上，被告江山市公安局及复议机关对原告的报案内容均已依法进行尽职调查、审理，所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及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驳回毛森英的诉讼请求。 原告毛森英于庭前向本院提交取证申请书，申请向北京市公安局调取“北京市××街派出所”的公章样本。经与原告毛森英确认，其要求调取公章样本系用于确认其本人的《训诫书》公章真伪。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北京市××街派出所发出《委托调查函》，请求确认毛森英提供的《训诫书》是否由该单位出具。2020年6月15日，北京市××街派出所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毛森英曾于2013年11月12日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该所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训诫。因原告提供的《训诫书》为复印件，并非原件，故无法核实“北京市××街派出所”公章真伪。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毛森英于2019年7月13日14时40分向江山市公安局所属城南派出所报警，称2014年江山市公安局对其行政处罚，案卷中2013年11月12日北京市××街派出所对其作出的《训诫书》是伪造的，要求受案调查。2019年7月14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原告报案伪造证明文件一案予以受理，并将受案情况告知毛森英。2019年8月12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江山市公安局批准，将办案期限延长30日，并于当日向毛森英送达《不能按期结案说明书》。经调查，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原告所控伪造证明文件一案经查没有违法事实，故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案件调查，并将该调查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毛森英对该决定不服，于2019年11月4日向衢州市公安局邮寄复议申请材料，经补正后，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依法受理，并向江山市公安局发出行复议答复通知书。经调查，衢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江山市公安局作出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原告对该复议决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如前。 另查明，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原告毛森英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街派出所训诫。同年11月13日毛森英被接回江山。同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以毛森英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毛森英到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接受询问。同日，被告从毛森英处保全了“此联交被训诫人”的“训诫内容宣传单”。2014年3月初（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原告毛森英再次到北京上访。同年3月5日，原告毛森英被接回江山。同日，被告接江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移交的“关于毛森英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街派出所《训诫书》（移交联）、劝返接回通知单等材料，决定对毛森英非正常上访行为立案受理，并于当日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毛森英。江山市公安局于2014年3月6日作出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毛森英于2013年11月12日“到北京××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带走并被训诫，13日被接回江山。毛森英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毛森英扰乱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不听劝阻，属于情节较重”等为由，决定给予毛森英行政拘留捌日的处罚。2014年7月30日，原告毛森英因涉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逮捕。2015年11月25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人毛森英多次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起哄闹事，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行政机关此前对毛森英所处行政拘留，依法折抵刑期”，判决被告人毛森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毛森英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月2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衢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毛森英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月21日，毛森英被判的上述刑期执行完毕。毛森英刑满释放后，对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9010号行政处罚决定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月23日，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802行初17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其不服提出上诉，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浙08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毛森英又申请再审，2018年7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行申29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其再审申请。 以上事实有经原、被告举证、质证，本院予以认证的 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不能按期结案说明书、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毛森英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及身份证明各三份、江山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前往北京调查的现场照片若干、毛森英户籍证明、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2016）浙0802行初171号行政判决书、（2017）浙08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申297号行政裁定书、（2014）衢江刑初字第454号刑事判决书，（2015）浙衢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书等生效的判决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依职权收集证据。本案中，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在受理原告的报案后，前往北京调取证据，并就调查情况和结论作出书面说明和照片留证，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毛森英确实曾因2013年11月12日到中，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而受到北京市××街派出所的训诫，原告以他人《训诫书》形式与其不同而认为其《训诫书》系被伪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安机关为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技术性问题，可以启动鉴定程序，但本案中，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原告的《训诫书》不存在真实性问题，故未予鉴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经调查认为没有原告报案的违法事实，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正确;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在接到原告的报案后，依法受理并开展了调查，因案情复杂经江山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并向原告进行了告知。被告江山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程序合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江山市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原告所报案的内容不存在，据此依照前述条款作出终止案件调查的决定，法律适用准确，虽未援引具体项，但未影响报案人权利义务，且复议机关已予以指正，本院不再指正；被告衢州市公安局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被申请人进行答复，并在调查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 综上，被告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江公（城南）行终止决字[2019]0000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被告衢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衢集复05〔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原告毛森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森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毛森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晔 人民陪审员  胡英姿 人民陪审员  程 霞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