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22刑初104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章海亚（曾用名章亚菊），女，1976年6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三门县，汉族，初中文化，劳务人员，住浙江省三门县。2019年10月2日因本案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经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昌妙，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章义，男，1981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三门县，汉族，初中文化，劳务人员，住浙江省三门县。2016年4月6日因殴打他人被三门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2019年10月16日因本案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经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三门县看守所。 辩护人林俊，浙江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检察院以三检一部刑诉〔2020〕3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章海亚、章义犯诈骗罪，于2020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泽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章海亚及辩护人王昌妙，被告人章义及本院通过三门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辩护人林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年10月，被害人叶某、郑某因村里住宅建设项目信访，听说被告人章海亚的妹妹在外交部上班，可以帮忙把材料递到中央，故经人介绍找到章海亚，章海亚告知二人其在北京有关系，答应帮忙。随后章海亚伙同被告人章义以需要活动费、律师取证费、请客吃饭拉关系等各种理由，截至2019年4月24日，从叶某、郑某处通过现金交付、微信转账等方式骗得人民币共计30万元。后在叶某等人再三要求见律师情况下，章义找到邵某1（已行政处罚）冒充北京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星炎与叶某、郑某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等，并要求叶某、郑某再支付5万元诉讼费，后叶某等人未支付该5万元。 针对上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公诉机关认为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章海亚辩解其是受章义所骗，并将叶某等人交付的钱款均交给章义用于支付律师费，同时自己还倒贴了几万元钱。 被告人章海亚的辩护人王昌妙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被告人章海亚主观上没有虚构事实欺骗被害人，客观上没有骗取被害人财物，理由如下：一是章海亚在接受被害人委托并收取第一笔2万元后，就去了北京，通过邮寄方式向相关部门递交了信访材料并咨询了两名副部级干部，在回三门前将上访的事情委托给在北京的章义处理，所收的2万元部分交给了章义。章海亚受人所托，实际上也做了委托的事，不存在欺骗行为；章海亚在将上访的事情交托给章义后，此后的一切包括在北京找律师、官司包赢、法院打官司都是听从章义的指示，向被害人要钱，部分是章义通过章海亚要的，但大部分是章义直接联系被害人，由被害人转给章海亚后再转给章义，章海亚认为打赢官司有利可图，基于对章义的相信，除了将被害人的钱款全部转给章义，自己还被章义骗取了好几万；章义虚构请律师打官司以及让邵某1冒充律师，章海亚均不知情，并且有章义的供述及邵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因此章海亚主观上是受章义所骗向被害人要钱，其自身并不存在欺骗被害人的情况；二是章海亚客观上没有占有被害人财物，根据微信交易记录证明，章海亚收取被害人钱款后都转给了章义，并且还倒贴几万元。 被告人章义辩称自己只收到10.5万元，未参与前面的诈骗活动。承认参与后面的诈骗活动，但只应该承担诈骗5万元未遂的责任。 被告人章义的辩护人林俊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对被告人章义构成诈骗罪的基本事实与定性无异议，但是根据章义在本案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应当认定为从犯，理由如下：一是章义与章海亚事先无通谋，章义是在章海亚同意帮忙被害人上访之后加入其中，并非一开始就产生犯意；被害人是基于章海亚的欺骗行为，即章海亚虚构联系了二名副部级干部，均建议不要通过上访而是走法律途径的事实后，将思路由上访转变为诉讼，章义一开始受官司打赢可获取高额利益分成的诱惑参与案件，后经咨询律师得知诉讼需花费大量财力精力并且不一定会胜诉，章义将情况反应给章海亚后，章海亚明确告知章义钱的事情她会想办法，由此可见章海亚早已产生犯意；二是被害人基于信任章海亚，将钱款全部转给章海亚，章海亚转给章义多少均由章海亚把控，因此章海亚在犯罪中处于主导地位，章义仅是起到辅助作用；三是章海亚辩解将所得钱款全部转给了章义，并没有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其供述之间相互矛盾，并且在每次收到钱款后并非一次性将钱转给章义，不符合常理。 经审理查明： 2018年10月，被害人叶某、郑某因村土地问题想信访，听说被告人章海亚的妹妹在外交部工作，可以帮忙把信访材料带到北京，经人介绍找到章海亚，交给章海亚2万元费用，章海亚答应帮忙。2019年3月，章海亚告诉叶某和郑某她在北京找过两位副部级领导，说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通过打官司进行，官司包赢的。同年3月14日至4月24日，章海亚伙同被告人章义以需要活动费、律师取证费、请客吃饭拉关系等各种理由向叶某等人要钱。叶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章海亚17笔共计人民币22.5万元，现金交付给章义3.5万元。郑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账给章海亚2万元。同年5月，叶某等人再三要求见律师，章海亚伙同章义伪造了律师收费的收据，章义找其朋友邵某1冒充北京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某”，与叶某、郑某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章海亚向叶某和郑某出具了“保证书”，称官司包赢，开庭时间为2019年7月27日，并要求叶某、郑某再支付5万元诉讼费。叶某等人未支付5万元，章海亚称不支付的话就去法院撤诉。7月下旬临近预先所说的开庭日时，叶某、郑某无法联系上章海亚等人。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叶某、郑某的陈述，证明2018年11月前后，其二人因村里住宅项目信访想托关系在北京上访，得知章海亚妹妹在北京上班联系上章海亚，章海亚称她妹妹在北京关系比较好，同意帮忙并收下2万元现金。2019年3月，章海亚回复和最高院院长及监察部副部长联系好了，这件事通过上访行不通，只能打官司解决，并且官司包赢，其二人商量后决定打官司。2019年3月14日至同年4月24日，章海亚以需要律师费、送礼打点关系等名义共向其二人要走28万元，其中有3.5万元是章海亚让叶某以现金方式给章义的。2019年5月10日，章海亚约其二人去杭州签咨询服务协议，是由章义和一名自称刘星炎的律师一起签的。5月25日，章海亚联系叶某称最高人民法院已受理案件，开庭日期为7月27日，提出要5万元用于走关系早点开庭，其二人提出怀疑，要求查看律师证等材料。5月27日，在二被害人要求下，章海亚出具了一份官司包赢保证书。6月3日，其二人同章海亚、在杭州与章义、“刘某律师”见面签起诉书。6月10日，章海亚打电话给郑某，威胁5万元不给就撤诉。后来就一直联系不上章海亚了，其二人意识到受骗。 2.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其介绍章海亚帮忙叶某上访事情，具体事情他们自行联系，2019年3月，章海亚回复和监察部副部长以及最高院院长联系过，还是打官司比较合适，保证官司稳赢。5月初，其得知叶某等人已经交给章海亚二、三十万元，5月10日，其陪叶某等人去杭州签订合同。后来就联系不上章海亚了。 3.证人俞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0月，其陪叶某将2万元钱交给章海亚，让章海亚去北京找她妹妹帮叶某他们上访。 4.证人邵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章义系朋友关系，2019年5月10日章义叫其去杭州冒充北京天成律师事务所刘某律师与叶某、郑某签订服务协议，并按照章义要求称官司包赢。次日，章义叫其一起去江西玩，期间在章义的指示下和叶某等人联系，称还需5万元费用。章义开给叶某等人两张收据，由其签上“刘星炎”名字后再由章义盖上“北京天成律师事务所”的章。同年6月3日，其与章义等人到杭州与叶某、郑某、章海亚碰面签订起诉书。后来叶某等人联系其，其按章义要求称案件已撤诉。在和叶某等人联系过程中，其听说章义和章海亚一起骗了他们30万。 5.证人邵某2的证言，证明章义打电话让其去江西玩，到那里发现邵某1也在，一起在江西玩了十余天。 6.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叶某、郑某以微信转账方式转给章海亚24.5万元。 7.记账本，证明章海亚收取被害人钱款的情况。 8.收据、咨询服务协议、民事起诉状，证明章海亚、章义虚构了请律师的费用、进行了诉讼等事实。 9．保证书，证明章海亚表达了保证打官司包赢等情况。 10.农行交易明细，微信交易记录，证明章海亚和章义之间转账情况。 11.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明了章海亚、章义及叶某、郑某等人之间的联系情况和交涉情况。 12.被告人章海亚的供述，证明被害人叶某、郑某因村住宅项目上访想要帮忙找到其，其咨询北京两名副部级干部后通知叶某等人上访行不通，打官司包赢。其和章义商量后，叫章义一起打这个官司，找律师的事情是章义一手办理的。后其与章义以打官司请律师需要钱为由，以现金和微信转账方式总共收取叶某等人30万元，其中章义收取3.5万元现金。 13.被告人章义的供述，证明2018年11月开始，其和章海亚一起以帮叶某打官司名义骗钱，其不清楚章海亚拿到多少钱，听说差不多拿了30万，但是只给了其7万元，其共拿到10.5万元。其找邵某1冒充律师和被害人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签起诉状，后来因为叶某不愿继续交钱并且虚构打官司的事情也瞒不住了，便称官司要撤诉。章海亚让其开具两张收据，一张5万元，一张50多万元，用于到叶某处报销。 14.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章海亚辨认出其所讲到的“刘某”即邵某1，叶某辨认出章海亚、章义、邵某1。 1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章义的劣迹情况。 16.归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章海亚、章义的归案情况。 17.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章海亚、章义的身份情况。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均经庭审质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被告人章海亚及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虚构事实欺骗被害人客观上没有骗取被害人钱的无罪意见，经法庭审理双方质证后确认的证据显示：1、章海亚同叶某、郑某讲其在北京找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监察部副部长，称村住宅项目一事通过打官司解决，打官司包赢，请律师需要费用；2、章海亚于2019年3月14日至4月24日，以律师费和跑关系费用为名，多次向叶某及郑某要钱，叶某通过微信转账给章海亚17笔，郑某通过微信转账1笔，数额共计20多万元；3、章海亚伙同章义开具了虚假的费用收据，出具书面承诺保证官司打赢；4、章海亚向被害人虚构了法院开庭的时间，并要求被害人再交付5万元。上述证据证明了章海亚以打官司为由从叶某及郑某处获取了巨额的钱财，在所称的法律诉讼系子虚乌有的情况下，章海亚索要金钱的行为积极主动。被告人章海亚辩称打官司的虚假情况是章义所言，与其无关涉。章海亚的辩护人提出章海亚不知道章义在骗，其自己也被章义所骗。该意见与章义的供述相矛盾，与其他证据亦不相吻合，更与常情常理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章义提出的未参与前面部分诈骗行为的辩解，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相关的客观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章义辩护人提出的章义应认定从犯的辩护意见，根据全案的证据结合两被告人的供述综合分析，两被告人在诈骗行为中相辅相成，无法区分明显的主次作用，认定从犯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章海亚、章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章海亚、章义部分犯罪事实未遂，依法予以适当从轻处罚。被告人章海亚、章义应退赔被害人相应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章海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2日起至2024年10月1日止。） 二、被告人章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2024年4月15日止。） 三、责令被告人章海亚、章义退赔被害人叶某、郑某人民币二十八万元。 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洪欢东 人民陪审员  陈世虹 人民陪审员  杨世法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 助理  陈 洁 代书 记员  杨 鸯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