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5913号原告：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横江村坑口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高凤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敏、卜金辉，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草塘路地段自编**。法定代表人：李超泉，总经理。被告：李超泉，男，汉族，1975年7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素妮，广东政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耀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白亮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晟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金辉，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李超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素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晟耀公司诉称：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原告应被告的购买请求，为被告提供了大量的货物，被告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和支票给付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但未足额支付，迄今尚欠货款561475.84元未付。原告多次催促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561475.84元货款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3日为2664.31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共同答辩称：原告一直是与王德才及其指示的人员陆小雷、覃定海等沟通订货、对账、收货、付款等事宜，是基于与王德才的信赖关系而进行交易。2018年12月2日，王德才添加原告股东高良涛为好友，双方经面谈后确定合作。自2018年11月4日起，王德才陆续通过微信向高良涛下订单。2018年11月24日，王德才告知高良涛收货人为覃厂长，收货电话138××******。2019年1月2日，王德才将陆小雷微信推给高良涛，告知由其跟进订货事宜。2019年4月22日，高良涛建立“晟耀塑胶与超越吸塑”的微信群，群聊人员包括高良涛、晟耀公司跟单员、王德才、陆小雷。2019年6月27日，王德才邀请业务员凌志颖加入群聊，在群聊中显示为“A吸塑包装”。各方自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持续在微信群中沟通订货、交付、付款等事宜。在双方交易期间，王德才成立了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自2019年6月27日开始，王德才在微信群中显示名变更为“A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之后对晟耀公司的付款部分由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支付，部分仍由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代付。2019年10月17日，陆小雷向高良涛发送公司变更通知，告知开票信息变更为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等相关事宜。对上述变化，原告从未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原告是基于对王德才的信赖而进行交易。原告所提供的货物均由王德才指定人员覃定海、陆小雷等人签收，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无关。停止供货后，原告与王德才对欠付货款事宜已进行结算，确认结欠金额由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承担，此后高良涛与王德才就还款事宜多次进行协商。2019年12月18日，高良涛向陆小雷发送对账单，客户名称为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截止至2019年12月，结欠金额为768063.28元。当日，王德才将该对账单打印后签字确认，并备注收到支票一张。王德才将签字后的对账单拍照微信发送给高良涛，同时发送支票图片一张。2020年1月7日，王德才在高良涛手写的还款计划书中签字，该计划书也明确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欠原告金额768063.28元。2020年7月18日，王德才与高良涛等人再次协商货款的还款事宜，原告与王德才拟定了还款协议书，约定以车辆折抵部分货款，但因车辆未过户而未正式签署。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超泉的配偶王灿芳为王德才的姐姐，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仅出于人情因素，受王德才的委托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并代收发票，不代表其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也不代表其确认收取货物获得任何利益。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2007年12月20日登记成立，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李超泉。案外人广州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登记成立，系案外人王德才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两家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柏兴东路**，而王德才系被告李超泉配偶王灿芳的弟弟。原告晟耀公司主张其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PVC胶片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如下证据：1、对账单，该对账单中显示的客户名称或为“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或为“超越”并备注有139××××****的手机号码（该号码原、被告均当庭确认系王德才所使用），但对账单中无相对方的签章确认；2、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原告所开具的发票均是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为购买方开出；3、银行交易回单，显示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有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款项，但同时也显示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于2019年9月22日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了50000元款项；4、送货单，显示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原告晟耀公司向客户“超越”供应货物，且大部分送货单都由覃定海签收，少部分则由陆小雷、凌志旺等人签收，而送货单中所留的收货单位电话均是王德才使用的139××××****手机号码。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对证据对账单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而其并非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无法核实供货数量及金额；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确认，但表示其公司仅是代收发票，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对银行交易回单的真实性确认，并表示其公司系受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的委托而代为向原告付款；对送货单的三性则不予确认，认为送货单的签收人覃定海等人并非其公司员工，原告系应王德才的购买请求供应的货物，与其公司无关，并提交了王德才配偶陆小雷向覃定海发放工资报酬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覃定海为王德才指定的人员。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为证实与原告晟耀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德才，提交了王德才、陆小雷等与原告晟耀公司方人员高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款计划书、王德才与王灿芳的聊天记录，王德才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对账单等证据。原告晟耀公司对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李超泉在本案中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根据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李超泉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可查明事实如下：1、案外人王德才与高良涛于2018年11月2日添加为微信好友，然后王德才通过微信就供货事宜与高良涛进行沟通，并于2019年1月2日将“超越吸塑陆小雷”的微信推送给高良涛，告知高良涛由陆小雷负责订料事宜。王德才于2019年3月26日问案外人王灿芳“家姐家姐，就是这个帮我付10万过去”，并将原告晟耀公司的开票支付微信发送给了王灿芳，同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2019年4月23日，高良涛微信向王德才催款，王德才回复“你把那个账户再发一下给我吧，我转发去给我姐”，同日王德才要求王灿芳帮忙付款，被告超越橡胶公司于当日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93478元。2019年6月15日，高良涛向王德才催款，王德才于2019年6月17日将银行付款电子回单微信发给高良涛，显示当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33526.3元；2019年7月26日，高良涛催要三月份货款34525元，王德才于2019年7月30日称“我昨天都问了我姐的，我等一下我再问一下”，2019年8月2日，王德才微信要求王灿芳帮忙汇34525元，次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了34525元，王德才还将电子回单发送给了高良涛。2019年12月9日，王德才向王灿芳请求“姐姐、帮我汇50000到晟耀”，然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当日向原告晟耀公司转账支付了50000元。2020年1月10日，王灿芳微信问王德才“是不是先汇5万晟耀的”，王德才回复“是的是的，汇给晟耀”，同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转账支付了50000元。2020年3月19日，王灿芳微信告诉王德才“这笔钱，现金转给你2万，其余的156798.6转给晟耀”，同日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56798.6元。而王德才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每月对于代收代付款均签署了对账单。2、2019年10月5日，高良涛问陆小雷“老板娘！我们这边的4月份5月份的货款怎么还没有安排”，陆小雷说“收到支票给你又不收”，2019年10月10日高良涛将一张支票拍照发送给陆小雷，该支票显示的收款人为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2019年10月17日，陆小雷向高良涛微信发送了“公司变更通知”，告知因注册新公司已变更，开票信息名称变更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2019年12月18日，高良涛向陆小雷发送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的客户名称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对账确认的结欠金额为768063.28元；同日，王德才将其签名确认的该份对账单拍照发送给高良涛，并在对账单中备注收到支票一张176798.6元，该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3、2019年4月22日，高良涛邀请王德才、陆小雷等人建立了“晟耀塑胶与超越吸塑”的微信群，就供货与付款的事宜在该微信群中进行沟通。而根据该微信聊天群的聊天内容显示，2019年6月27日原告方人员@“A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问“黑色的确定取消吗？”，2019年6月29日再次询问其“贵司明天有人上班吗？”4、2020年1月7日，王德才在高良涛手写的“还款计划书”中签字确认该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书中载明，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欠原告晟耀公司货款金额768063.28元，2020年1月7日付支票一张，金额为176798.6元，2020年1月15日前付50000元，2020年3月30日前付200000元，余款分7个月全部付清，最后还款时间为2020年10月31日前付清全部货款。5、2020年7月18日，王德才一方与原告晟耀公司人员高良涛在微信中协商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内容显示是王德才确认其欠原告晟耀公司的货款561475.84元，而高良涛在微信中表示条款的顺序“你把第五条放到第六条的后面就好了”，但最终双方并未签订该协议。另查，原告晟耀公司主张案涉货款尚欠561475.84元，对此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认为王德才既已确认了该欠款金额，故其对此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交易回单、聊天记录、还款计划书、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晟耀公司主张其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原告晟耀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超越”，而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交易回单则证实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原告晟耀公司付款的事实，但原告晟耀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则无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签章确认，且送货单所留的联系电话是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王灿芳的弟弟王德才所使用的。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抗辩与原告晟耀公司建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德才，送货单的签收人为王德才的配偶陆小雷及员工覃定海等人，其公司仅是受王德才的委托代为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货款。为此，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提交了王德才、陆小雷与原告晟耀公司人员高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德才与王灿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王德才、陆小雷等均是通过微信与高良涛建立联系，并通过个人微信或者由高良涛所组建的“晟耀塑胶与超越吸塑”微信群对供货及付款事宜进行沟通，而且在该微信群中还显示了“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的内容，陆小雷亦向高良涛发出通知，告知了其公司名已变更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而且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亦曾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过货款。因此，即使案外人王德才于2019年6月20日方成立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晚于案涉交易起始时间，但原告晟耀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王德才与陆小雷、覃定海等人是代表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代表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其接洽订货、收货及付款事宜，而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却能证实是王德才、陆小雷等人直接通过微信与原告方沟通供货、付款事宜，并在王德才成立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之后明确告知了原告交易主体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从高良涛称呼王德才配偶陆小雷为“老板娘”的言语中也能证实其知晓交易相对方为王德才或其成立的公司。同时，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在原告晟耀公司向王德才催要货款之后，王德才有找王灿芳帮忙支付货款，然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则向原告晟耀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并将交易回单发给王德才。从该付款流程来看，原告晟耀公司均不是直接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对接要求付款，而且王德才亦告诉过原告方其需要将付款信息转发给姐姐，也能印证原告晟耀公司知晓王德才委托王灿芳代付货款的事实。另外，2020年1月7日由原告方人员高良涛手写、由王德才签名确认的《还款计划书》，显示的内容也是确认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欠原告晟耀公司货款未付，即证实与原告晟耀公司建立交易往来的并非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综上，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优势证据链，能够证实两被告的抗辩主张，而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原告晟耀公司关于其与被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与其实际交易相对方之间的货款纠纷，原告晟耀公司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21元、财产保全费3340.7元，由原告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 亮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