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102行初67号原告陶端阳，男，194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第三人湖北联储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法定代表人陈燕鸣。原告陶端阳诉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行政不作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市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敬东、石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端阳诉称，2019年9月5日、2019年12月6日江岸区法院谈话笔录再次印证被告怠于履职，根据（2006）岸行初字第31号开庭笔录中被告承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六）、（十一）款的规定，及（2009）案民初字第319号，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一、2006年1月12日开庭笔录：陪同原告到其单位共同协商补偿事宜是履行行政职责。（2006）岸行初字第31号开庭笔录中被告说如果原告撤诉，就陪同原告到其单位共同协商补偿事宜。原告撤诉后十四年的依法维权证明，被告丧失了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协商补偿事宜是知责必为，原告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二、2020年1月7日江岸区法院张薇庭长电话通知原告告知第三人拒绝法院协调，综上，原告的说明根据江岸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岸民初字第319号能送达第三人。三、（2018)鄂0102行初372号：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鄂0102行初字14号行政裁定书中明确认定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原告调取（2002）洪民初字第239号案件被告的证据，原告发现《城市建设房屋拆迁申请书》中2000年4月6日批准被告（原地）还建安置方案与原告的证据十五相同。四、电南司字第035号文件、2002年2月20日规划局证明内容反映2000年4月6日批发拆迁证（2000）27号违反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五、武房改办（1998）276号加盖章证明电南司字（1999）第035号欺骗订协议无效。武房改办（1998）276号于2001年10月12日加盖公章证明此文有效说明电南司字（1999）35号“经房改部门批准，未向职工出售”属于欺骗，与1994年已向职工出售不符！武政（1998）34号六、购买公有住房的其他政策（二）本文件发布前，已按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的……单位弄虚作假未依法为原告办理房改房所有权证。原告证据九关于购买关山四村九栋201室住房申请表及94年付购房款3880.22元收据一份，证明原告按规定购买了此房，据武政（1998）34号规定计算已付清所有权房款。综上2017年10月24日江岸法院夏庭长当张副院长及黄书记员面说，本公司六位领导侵占公司他人房改房所有权证已被撤销。从公司总经理被判刑到党委书记退回股份。综上所述，请依法落实拆迁安置方案和赔偿损失，请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未依照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对拆迁安置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违法。被告市规划局辩称，原告陶端阳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其诉讼请求和事实不具体、不明确，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我局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告诉讼请求“未依法对拆迁安置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违法”的具体指向不明确，未明确其要求实施监督管理的具体内容及法律依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且原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理由与其诉讼请求并无关联，事实根据不具体、不明确，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诉请要求“确认答辩人未依照武汉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对拆迁安置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违法”，系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原告并未就其起诉的所谓“履行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向被告提出任何申请，原告起诉显然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综上，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不明确，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陶端阳原系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职工，原承租该公司坐落于本市××××室的自管公有住房。1994年，该公司欲对该房屋进行房改，但房改交易所必须的手续均未进行。1999年，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拟在上述房屋原址上集资建房，并办理了建房等相关手续。同年12月3日，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签订了《关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协议》，约定陶端阳购买一套其原址上新建的经济适用房。2000年3月3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通知包括陶端阳在内的9户进行搬迁，陶端阳于同年3月15日搬出居住的房屋。同年4月6日，市国土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了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年4月房屋建成后，陶端阳入住自选的住房。2002年陶端阳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在建房、拆迁安置中弄虚作假，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房屋拆迁、集资建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为由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2005年2月18日，陶端阳以市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行为违法向该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市规划局收到申请后经审查于2005年3月20日作出《关于对陶端阳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对其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因对该回复不服，陶端阳于2006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审理后认为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集资建房行为的效力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陶端阳认为市规划局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市国土规划局申请国家赔偿，市规划局作出不予受理陶端阳赔偿请求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于2006年7月7日作出（2006）岸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武行终字第14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6年本院还受理了陶端阳诉市规划局不履行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法定职责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陶端阳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作出（2006）岸行初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准许陶端阳撤回起诉。2008年9月24日，陶端阳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市规划局提出申请，要求市规划局识别该局拆迁处的工作人员书写的字迹、复印拆迁安置方案、对拆迁人违反拆迁法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并依法作出拆迁补偿裁决等行为，市规划局收到陶端阳申请后未作出答复，同年11月24日陶端阳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2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08]第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市规划局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就陶端阳的诉求作出答复并依法向陶端阳送达，2009年2月9日市规划局对陶端阳作出《关于对申请人陶端阳反映问题的答复函》，告知陶端阳其房屋拆迁行为与该局核发的拆迁许可证无直接因果关系，其颁证行为亦无违法、违规行为。陶端阳认为前述答复函未按照行政复议的要求进行答复，故于2009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市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作出（2009）岸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行终字第1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8日陶端阳向市规划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主张市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且与事实不符，该答复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系行政乱作为，故请求市规划局依据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赔偿其七十平方米房屋及维权费用。市规划局于同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当日向陶端阳直接送达，陶端阳不服该《不予赔偿决定书》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要求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原告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因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承担原告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鄂010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陶端阳的起诉，理由为：陶端阳未提交其曾经就“对拆迁行为进行监管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向市规划局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故陶端阳针对该事项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陶端阳提出的“要求市国土规划局责令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属于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市规划局存在违法行为，陶端阳现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因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市规划局存在违法行为，陶端阳要求“因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承担原告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亦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行终51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11月5日陶端阳向市规划局递交《再次提出履行行政职责申请书》，要求履职事项为：“根据武汉市九届人大十六号令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五）款处以罚款拆迁人；拆迁人据批准的拆迁安置方案原址赔偿原告105平方米房屋；根据第五十一条查明滥用职权拒绝提供并否认双方共同抄写批准的安置方案，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同年11月16日市规划局向陶端阳作出《关于陶端阳申请履行行政职责的回复》，告知：一、《再次提出履行行政职责申请书》中未提交违法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该局无法核实并作出处罚，所涉项目已于2000年拆迁完毕，陶端阳提出的申请事项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时效。二、陶端阳要求拆迁人做出赔偿，应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三、“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的事项不属于市规划局行政职责的受理范围。陶端阳不服市规划局2018年11月16日作出的《关于陶端阳申请履行行政职责的回复》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经审理作出（2018）鄂0102行初37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陶端阳的起诉，理由为：首先陶端阳2018年11月5日向市规划局递交《再次提出履行行政职责申请书》的第1项履职申请没有事实基础，市规划局客观上已不具备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2000年拆迁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市规划局对陶端阳第1项履职申请事项作出的相应回复内容不对陶端阳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次，陶端阳提出的第2项履职申请内容，在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鄂010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中已明确认定属于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事项更不属于市规划局的法定职责范围；再次，陶端阳提出的第3项履职申请内容系要求市规划局对拆迁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分，行政机关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等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调整，更不属于行政机关对外法定职责的范围。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行终51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明，因认为陶端阳本案中诉讼请求不明确，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对陶端阳进行询问，陶端阳自认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的事实基础是认为市规划局对该局颁发的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涉拆迁行为未按照《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未对拆迁行为中的违法事实进行查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前提条件是已向行政机关申请履行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且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本案中，原告陶端阳认为被告市规划局对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涉拆迁安置工作，未按照《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法，进而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行政不作为案件。本案并不存在新的原告陶端阳向被告市规划局提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履职申请、被告市规划局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情形，原告陶端阳提出本案行政不作为诉讼无事实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另，原告陶端阳2008年9月24日、2018年11月5日向被告市规划局递交的两份书面履职申请，申请事项的实质内容均包括要求对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涉拆迁安置工作按照《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履行某些方面的监督管理职责，被告市规划局针对原告陶端阳前述两次书面申请均作出了书面回复，原告陶端阳不服回复结果分别诉至本院，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岸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诉讼请求，（2018）鄂0102行初37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陶端阳的起诉。原告陶端阳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市规划局未按照《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条例》的规定对拆迁安置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实际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薇审判员 刘敬东审判员 石 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郭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