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433号原告：北京中亿物流有限公司（原名称:北京长旭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侉子营村南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27125382M。法定代表人：张然，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旭，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中亿物流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张新，男，198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北京中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亿物流公司）与被告张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锐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亿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旭，被告张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亿物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的工资124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负责人刘长旭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京东库房卸货的业务。2019年8月3日，因刘长旭没有时间，遂将原告公章交给被告与厂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公章，但被告以没有时间，回住房找找为由拖延返还公章。2019年12月1日，原告退出双方合伙业务，于2019年12月17日登报公章丢失，并于12月20日补回公章。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且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被告所持劳动合同系其在掌控公章期间自行伪造的。2019年被告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张新辩称，原告所说与事实不符，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刘长旭是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胜的儿子，当时是刘长旭找到被告让被告给其管理库房，并约定每月工资20000元，被告的工作内容是安排工人卸货、交货，并把单子交给商家。被告在2019年6月底到的库房，一开始没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是2019年9月左右签订的劳动合同，是被告把劳动合同给的刘长旭，刘长旭给被告盖的章，具体何时盖的被告不清楚。另外，收到商家的钱后，被告大多都转给了刘长旭，每天干了多少活也都会跟刘长旭汇报。被告的工资没具体说是转账发放还是现金发放，被告从没拿到过工资，被告也催要过，但是刘长旭总是推脱。被告的工作地点是在顺义区杨镇沙子营京东库房，该库房不是原告公司经营的库房，是京东自己的库房，原告公司只负责装卸。被告提供实际劳动至2020年1月23日，但主张的工资只到2020年1月10日，因为刘长旭在2020年1月10日已经把原告公司的活转给别的公司干，被告一开始不知情，后来通过别人才知道。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23日期间，被告还是向刘长旭汇报工作。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中亿物流公司原名称为北京长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旭物流公司），2020年7月16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核准，该公司将名称变更为中亿物流公司。张新以中亿物流公司未支付其工资为由向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中亿物流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中亿物流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工资124000元。2020年1月23日，顺义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1781号裁决书支持了张新的全部仲裁请求。中亿物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中亿物流公司主张与张新不存在劳动关系，张新与其公司刘长旭是合伙关系，二人只是借用公司的名义对外包活，所发生的款项从未走过公司的账。中亿物流公司称刘长旭与张新一起合作的是京东库房装卸业务，该库房是刘长旭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2019年6月20日左右接到第一个活，当时是刘长旭与周保利、李孟杰三人合伙干，2019年7月，刘长旭邀请张新加入，2019年八九月份，周保利和李孟杰因为觉得合伙人多了分不了多少钱，陆续退出。为证明其主张，中亿物流公司提交了十余个微信群（群名称中基本都含有“沙子营”和“178XXXXXXXX”）在2019年7月11日前后的聊天记录截屏、名为“群聊（4）”的微信群在2019年7月14日的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案外人付某的微信账单。十余个微信群的成员多为4个，个别成员为3个和5个，微信群内容显示微信名为“周保利”和“孟杰”的成员是在2019年7月4日之前入群，微信名为“新”的成员基本都是在2019年7月11日被刘长旭邀请入群。“群聊（4）”微信群显示2019年7月14日，刘长旭邀请“周保利”、“孟杰”、“新”加入群聊。付某的微信账单显示收到过“大松”（刘长旭）和“张新”的转账。张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新称向付某转账是刘长旭安排的，转账款来自于刘长旭给的或其从商家处收的账款。庭审中，本院拨打周保利电话，询问是否与刘长旭、张新合作过京东库房装卸业务，周保利称之前是与刘长旭、李孟杰合伙干，以中亿物流公司的名义跟商家签合同，后张新进来，因为觉得张新来了就不挣钱了，没多久其就退出了。中亿物流公司主张张新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是张新伪造，其上公章由张新私自加盖，因为刘长旭与张新合作期间，张新曾拿走公章，后一直未归还，其公司已经登报挂失公章。为证明其主张，中亿物流公司提交了刘长旭与张新的微信聊天记录、新京报、张新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019年8月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显示，刘长旭问张新是否盖完章了，如果盖完章把章带过来。张新回复没盖呢，第二天还得用，还有俩（合同）寄过来。刘长旭回复那先搁那儿吧。2019年12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长旭给张新发送多条微信：“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公司公章在哪儿呢”、“你们的事儿和我没关系”，“我就想要我公司的公章，别的事我不管”、“大哥您不能关机呀，公章赶紧给我找找。”2019年12月17日的新京报刊登了中亿物流公司公章作废声明。张新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显示甲方为中亿物流公司，乙方为张新，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工作地点为顺义区杨镇，乙方工作岗位为现场负责人，乙方月工资标准为人民币20000元，其中试用期内工资为人民币18000元，落款甲方处加盖有中亿物流公司公章，乙方处有张新签字，日期均为2019年7月1日。《劳动合同书》中乙方信息、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资标准等内容均为手写。张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劳动合同书》中的全部手写内容全部由其书写。对于为何刘长旭与张新在2019年12月6日之后没有微信聊天记录了，中亿物流公司称2019年12月1日以后刘长旭就不与张新一起干了，张新称2019年12月6日之后通过电话向刘长旭汇报工作。对于《劳动合同书》签订的情况，张新称2019年9月底10月初左右，其在复印商店上网自己找了劳动合同模板打印出来，在库房找到刘长旭，刘长旭让其把全部内容填好，再拿回去盖章。本案审理过程中，为证明各自主张，双方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中亿物流公司申请的证人付某出庭作证称：“我是2019年9月下旬开始给刘长旭和张新干活的。当时是刘长旭找到我，问我有没有事干，如果没有事干就跟他一起干，在京东库房装卸货物，每月工资6000元，还有1000元车补。我不知道长旭物流公司，就知道张新和刘长旭是一起的，工资有张新转给我的，也有刘长旭转给我的。我在现场都听张新的，因为张新是老板，我不听他的不行，我也听刘长旭的，因为他们都是老板。但都是张新在现场，我的工作都是跟张新汇报，很少跟刘长旭汇报，我干到2019年12月3日、4日左右。当时不干是因为张新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张新也没有直接跟我说不让我干了，但是他找的人已经到现场了，那个人叫邢某。我的工作内容是交货、点货、查数。邢某来了工作内容跟我一样。过了两三天我就走了，在我走之前刘长旭已经不干了，刘长旭没有跟我说不干的原因，就跟我说他不干了，我要愿意干就继续干。现场干活的人大概有四五个，都是固定的人，我走的时候这四五个人还在。”中亿物流公司表示基本认可付某所作陈述，能够证明付某是给刘长旭和张新干的，与中亿物流公司无关。张新不认可付某的陈述，称付某是刘长旭找来的，发放工资也是刘长旭要求的，因为有些商家结账的款项转给了自己，刘长旭就让其直接给工人发放工资。对于商家为何把款项转给张新，张新称因为有的给现金，有的现场微信转账，还有的一月一结，所结款项由其或刘长旭收取，中亿物流公司没有收过款，但商家向其付的钱其全部都转给了刘长旭。刘长旭否认张新向其转了商家所结的全部款项，主张张新应提交2019年7月11日至2019年12月1日二人合作期间所有的账目、清单予以证明。本院要求张新提交其经手的商家账目、商家名称对应的收款情况以及向刘长旭的转账情况，张新未提交。张新申请的证人闫某出庭作证称：“刘长旭是我们老板，我给他打工，张新是现场负责人，我不知道张新与刘长旭之间有何关系，我是胡某招过来的。我从2018年就开始在京东这个库房干了。胡某招我的时候说跟一个姓高的老板干，2019年6月份的时候老板换成了刘长旭。我跟刘长旭一起吃过饭，吃饭时还有付某和张新，当时刘长旭跟我们说好好干，有事的话找张新。我的工资由胡某发放。2018年时，我的工资是姓高的老板转给我。姓高的老板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从来不记考勤。我现在还在京东库房干，是胡某给我发钱，我是临时工，应该一天一发，现在几天一发。刘长旭应该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就不干了，我不清楚现在的老板是谁。张新是管理人员，2020年春节前张新总去，后来就去的少了，现在偶尔也去，就是跟我们聊干活的事。我最后一次在现场看到张新是在2020年5月中旬，我现在干的活跟之前刘长旭当老板时干的活相同。”中亿物流公司询问证人闫某，为何认为刘长旭是老板，证人闫某称因为吃饭时刘长旭让其好好干，其就认为刘长旭是老板。中亿物流公司和张新对闫某的陈述均表示没有意见。张新申请的证人胡某出庭作证称：“刘长旭是我的老板，张新是现场负责交货的，张新跟刘长旭是朋友关系。我是2018年有个姓高的老板招我到京东库房干临时工，2019年6月份高老板说不干了，就把我们介绍给了刘长旭，高老板说跟着刘老板干吧，差不了钱。刘长旭说每天发的钱还跟之前一样。我不清楚长旭物流公司，我干活的时候穿的工服上好像写的是该公司，我的工资是干的多发的多，一般当天发放或者两三天发放一次。一开始是张新发给每个人，但是觉得太麻烦，就直接把钱发给我让我给发工资。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底期间是刘长旭给我发工资，是一天一发，是刘长旭转账发给我，我当天晚上再发给其他工人。2020年1月底之后刘长旭说不干了，后来来了个新老板叫邢某，张新在现场还是负责交货。邢某是2020年初来的，张新听邢某的，邢某是老板。现在是邢某发给我工资，然后我再发给大家。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为何换老板，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因为是邢某给我们发钱。”中亿物流公司询问证人胡某，刘长旭最后一次给其发工资的时间是否为2019年12月4日，胡某查看记录后表示是2019年12月4日。中亿物流公司和张新对胡某的陈述均表示没有意见。对于是否仍在杨镇京东库房干活，张新表示2020年2月左右开始跟着邢某干，当时才认识邢某，工资多少没有具体说，至今邢某也没有向其发放过工资。张新申请证人邢某出庭作证，因疫情防控需要，邢某未能出庭，本院当庭拨打邢某电话进行询问。邢某称曾在2019年10月跟着刘长旭在杨镇京东库房干过，因为转给刘长旭库房的人不让刘长旭干了，而是让其干，没有办理任何交接，其在2020年1月份接手该库房，张新开始跟着其干活，其成为张新的老板，与张新约定工资标准为每月7500元，都已通过转账形式发给了张新。中亿物流公司不认可邢某的陈述，称邢某也曾申请劳动仲裁，此次陈述与仲裁阶段陈述相互矛盾。张新不认可邢某向其发放工资的陈述。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新京报、《劳动合同书》复印件、证人证言、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中亿物流公司与张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新虽提交加盖有中亿物流公司公章的《劳动合同书》以证明与中亿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劳动合同书》由张新自行上网打印，内容由张新自行填写，载明的工资标准明显高于张新申请作证的证人邢某陈述的张新的工资标准，因张新曾控制使用过中亿物流公司的公章，在张新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合同书》上的公章是由中亿物流公司加盖或是基于中亿物流公司的意思加盖的情况下，本院对《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张新虽主张与中亿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又自认是跟着刘长旭工作，工作过程中所结款项或者转入自己账户，或者转入刘长旭账户，从未进入过中亿物流公司账户。结合案外人周保利所称当时是与刘长旭、李孟杰一起合作库房装卸业务，使用中亿物流公司名义与商家签订合同，张新加入后其退出的陈述，以及张新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闫某、胡某所称刘长旭在2019年底2020年初就不干了，张新仍在现场，不清楚中亿物流公司，工资由谁发放谁就是老板等陈述，本院认为，张新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受中亿物流公司指派或安排，工作成果也非中亿物流公司所享受。另，张新称在职期间未获发过工资，但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曾向中亿物流公司或刘长旭主张过工资，亦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在自己工资未发放的情况下，却仍听从刘长旭的指示通过自己账户给其他工人发放工资。故本院认为，张新既非受中亿物流公司管理，亦非向中亿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现中亿物流公司要求确认与张新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不支付张新此期间的工资1240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中亿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新自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北京中亿物流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张新20**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工资124000元。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张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锐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