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24民初1554号原告：毕银龙，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见，系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璇，系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一道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30624MB19006419。法定代表人：巴特尔，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星，系黑龙江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府前路。法定代表人：张家文，职务：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义，系黑龙江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毕银龙与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县城市执法局）、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银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见、李美璇；被告城市执法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星、被告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银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草场补偿费用共计1837222.48元；2.判令被告对侵占草原恢复原状；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毕银龙系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五一村村民，2007年1月5日原告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五一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草原租赁合同书》，承包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五一村的草原从事草场经营活动。后因原告与泰康镇五一村在履行《草原租赁合同书》的过程中发生纠纷，该《草原租赁合同书》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再26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有效，双方继续履行《草原租赁合同书》。2009年11月，为了保证“天湖公园”水质，第一被告组织实施了天湖公园清淤工程，由第二被告具体实施，将清除的淤泥倾倒在原告承包的草原内，倾倒的淤泥共计占用原告808亩（538936㎡）承包的草原。二被告占用原告承包的草原，并未向原告支付侵占草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且至今仍在继续占用。2014年8月份案涉草原中的21.8695公顷（218700㎡）草原被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征收用于建设现中医医院，尚有320236㎡的草原被继续占用。原告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与泰康镇五一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草原租赁合同书》有效后，曾多次向第一被告主张要求支付倾倒淤泥占用原告承包草原的费用。在2018年5月，泰康镇五一村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占用的地块上的附着物价值予以评估，中标的黑龙江省福思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实地勘察评估，出具了福思特（2018-1）号评估报告，该报告确定草场补偿价格为0.38元/㎡，即每平米草场一年的价值为0.38元。后原告依据该评估报告向被告主张自2009年11月占用草场至今的损失，但被告只同意支付一年的占用费用，其他占用时间的费用不予支付，原告认为仅仅支付一年的费用，无法弥补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城市执法局辩称，一、倾倒淤泥占用草原面积问题。2009年冬县政府对天湖公园清淤，由县城市执法局组织施工，清理出的淤泥倾倒至天湖公园北侧坝外，而坝外是毕银龙所承包五一村草原。据答辩人文件资料显示，当年清除冻方约6万立方，堆放面积约4万㎡（60亩）。并非原告所述808亩（538936㎡）。因为根据常识，一个立方米冻淤泥占用的面积也就是一平方米。清淤6万立方米要占满毕银龙所述的808亩（538936㎡），淤泥厚度只有11.2厘米，需要用专用设备摊铺，不符合常识。另外，当年清淤所倾倒的淤泥是沿天湖坝外堆放，呈长800余米，宽约40余米的带状分布。并且根据原告所承包草原的面积形状及大型设备施工常识，清淤设备也不可能将淤泥倾倒至离坝数百米远的地方。二、淤泥占用草原年限问题。根据答辩人现场查看，目前天湖公园坝外原告承包的草原内已没有淤泥占用草原情况，天湖公园北侧人行道外草木茂盛，根本没有淤泥堆放占用的迹象。2009年冬季清淤，清理出的是连水带泥的冻方，第二年春季冻方中的冰融化后蒸发或渗入地下，剩下的淤泥融入原来的草地中成为草类植物生长的肥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在本案中，答辩人占用草原行为何时结束？是几个月还是一年或者更长并不明确，进而原告财产损失数额也无法确定，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占用草原赔偿标准问题。答辩人清淤占用草原属于临时占用，就该事实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协议确认补偿的标准和期限，但此补偿标准仅适用于实际占用的草原，按原告主张的标准赔偿损失没有合同根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即使给予补偿也应当按实际占用面积参照征地青苗补偿标准，即清淤上年度《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大庆市征地青苗补偿费标准的通知》（庆政发〔2008〕31号）中天然草原每平方米0.21元的价格给予一次性补偿，而不是原告主张的按每年0.38元每平方米标准补偿至今。四、原告举证责任问题。因原告对承包草原具有用益物权，本案应当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作为损害赔偿的权利主张方，应当对答辩人清淤占用草原的持续状态、其权利是否受到损害、所主张的财产损失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等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答辩人占用草原的面积、持续时间及受到何种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自2009年冬季答辩人清淤原告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随着第二年淤泥开化并重新长出草类植物，植被已恢复原状，答辩人占用草原的行为早已不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之规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县被告县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告在诉状中称2009年11月份，答辩人组织实施了天湖公园清淤工程，将清除的淤泥倾倒在原告承包的草原内，要求答辩人给付赔偿。2009年至今已经近1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如果原告认为答辩人侵害了原告的权利，原告应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原告没有在该期限内主张权利，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原告的主张法律不应再予以保护。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赔偿及赔偿的数额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2009年冬对天湖公园进行清淤，清理出的是连水带泥的冻方，第二年春冻方中的冰融化后蒸发或渗入地下，剩下的淤泥融入原来的草地中成为草类植物生长的肥料。所以，即使有淤泥倾倒的行为，并不影响原告草原的使用，原告主张从2009年11月占用至今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淤泥倾倒占用其草原面积，原告主张按其租赁的全部草原面积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主张按每平方米0.38元计算，没有证据予以支持。故请求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毕银龙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一、出示2007年1月5日原告与泰康镇五一村签订的草原租赁合同书一份、杜蒙县人民法院2013杜民商初字4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大庆市中院2014庆民一民终字33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4杜民商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5庆民二民终字第30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再26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原告对于被告侵占的草原享有承包经营权，因被告侵占原告草原后原告与泰康镇五一村因草原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双方经协商及法院诉讼的形式最终于2017年8月30日之后才明确取得案涉草原的承包权。在此之前原告对于案涉草原是否享有承包权即是否有权利向二被告主张赔偿在法律上是不确定的。在黑龙江省高院确认原告享有案涉草原的承包权后，原告才有权利向被告主张赔偿，因此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经法院判决享有案涉草原承包权后计算。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草原租赁合同的发包程序不符合集体土地承包的相关规定，并且数千亩草原的承包费每年1000元，也显失公平；原告第一次就承包权争议起诉时间是2013年距离2009年清淤的时间也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以上系列判决书对清淤占用草原的面积和占用时间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县政府质证同城管局意见一致。二、出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城管局2018杜城管信处字14号一份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五一村出具通知书一份、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卫生计划生育局2018杜卫计信访处字8号文件一份、县城管局工作人员朱玉博、王若得签字确认天湖清淤征占草原GPS测量示意图一张、现场施工照片二张。欲证明：2009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政府组织由城管局负责实施天湖公园清淤工程，共计侵占原告承包草原808亩，计538，936平方米。上述证据对于被侵占草原的面积计数一致能够相互认证证明原告被侵占草原的实际面积。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城管局和卫生局的文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测绘图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城管局2018年14号文件已经明确清除冻方6万立方米，堆放面积约4万平方米，并非原告主张的808亩，53万多平；因县政府欲征用原告承包草原808亩，想以清淤占用的名义给予补偿但原告不同意而未能实施，上述清淤面积并非实际占用面积；卫生局信访意见和五一村通知所述的808亩并不构成被告的自认。就单纯的清淤泥占用面积及补偿问题相关部门的认定都是6万立方和4万平方米；照片无法反映具体的施工地点施工量和占用面积地点并且照片的原始载体和形成时间也无法确认。测量图因是复印件并且无法反映出测绘机构测量工具测绘方法无法认定该证据证明的问题。被告县政府质证同县城市执法局意见一致。三、申请法院调取的黑龙江省福思特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报告一份。欲证明原告被侵占的草原经资产评估公司评估，草原每平方米的损失为0.38元，该报告系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的形式确认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合法有效，应当以该报告确认每平方米草场的损失来计算原告经济损失。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评估的地块面积并没有确认是清淤占用的面积，清淤占用的面积需要现场堪验或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土地性质也不是天然草场。土地性质是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第二次国土调查所确认。而并非某人或某机构自行确认。并且根据县政府征用中医院土地所占土地的相关文件原告所承包的所谓草原实际的地类是未利用地并且也是按该标准给予的相关补偿；该评估报告的评估依据错误，即使是原告有清淤占用土地的损失那么也应当参照清淤上一年度政府机关发布的相关补偿标准。清淤发生在2009年该报告依据2016年的补偿标准明显错误。被告县政府质证认为此份报告只是价格认证而并非是事实损害因果关系的认证。也就是说在价格认证之前，得需要确认被告清倒淤泥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方可进行。四、出示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大庆市征地青苗补偿费标准的通知六份（2008年、2009年、2010年、2014年、2016年、2019年），欲证明：自原告草原被占用至今大庆市政府关于草原征收的补偿标准原告在此期间产生的损失应当按照此标准计算。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所提供的2009年及2010年的补偿文件不适用于本案，该两份文件占用草地的补偿是在征地的前提下给予的补偿标准，该标准是指征地后承包人丧失承包权的一次性补偿，本案淤泥占用草地影响时间非常短，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小，因此不能适用于该两份文件补偿。因2012年以后，被告方淤泥占用草地的影响已经完全不存在，无需参照上述标准予以补偿。被告县政府质证同县城市执法局意见一致。五、证毕某俭出庭作证，欲证明证人与原告承包的草原相邻，董辉当县长的时候县里往毕银龙草原用车倒的土，时间长不长草了。原告质证对证人作证的内容没有异议，认为通过证人的证言，能够明确，当时清淤工程系使用所谓的翻斗车对淤泥进行清倒，根据翻斗车的客观情况其容载量较小底盘较低，在清倒淤泥时每辆车清倒的淤泥之间肯定会有一定的间距，6万立方米的淤泥肯定不会像被告所主张仅占地4万平方米。证言能证明原告被侵占草原现在无法继续经营，原告被侵权的事实客观存在并持续至今。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证人作证的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证人对淤泥占用草原的面积和占用年限并不能准确的描述并且根据证人所述，不长草的时间大概有二、三年，那么其他年份是长草的，原告在长草的年份不会产生相关的损失，并且芦苇价值要高于其他草，原来长的是羊草现在长的是芦苇原告是受益方。被告县政府质证认为，证人所述与原告所出示的福思特报告相互冲突，评估报告所述该地块上小径芦苇为主，个别零星地块上有小量的碱草，而证人所述是这块草场上原告所打的是羊草，羊草才是原告主要的收入构成那么从这点来判断也就是说原告根本在这块草地上打不到羊草；报告上所述天然草场补偿单价为0.38元每平方米，芦苇的价格每平方米为0.4元，最后报告按照该地块的实际情况确认说该地块按芦苇补偿符合实际然后给予的评估结论是芦苇的补偿价0.4元每平方米，那么就说明了这份报告并不是原告羊草的价值也就是原告所出示的这份评估报告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也就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六、证邹某龙出庭作证，欲证明原告承包的草原倒土后打不了草。原告质证对证人作证的内容没有异议，认为该证人证言与上一位证人就淤泥侵占草原的事实、淤泥在草原现有的状态及被侵占草原有的状态和现在该草原无法利用割草机进行收割的表述，能够相互认证，证实两位证人证言是真实的，原告草原被被告侵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被告县城市执法局质证对证人作证的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证人对淤泥占用草原的面积和占用年限并不能准确的描述。并且证人所述前后矛盾刚开始说全是土车上去，最后城管局询问时又说长的是芦苇，证人所述与基本事实不符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县政府质证同县城市执法局意见一致。被告县城市执法局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一、出示照片一页五张，光碟一张，欲证明2019年7月1日，被告方在天湖大坝的西侧和北侧，拍摄的原告所承包草原的照片，照片显示原告承包草原临近天湖中医院部分的草原状况，目前没有任何淤泥占用草原的痕迹，并且草木茂盛，淤泥占用草原的影响早已不复存在，根据草原和生长状态原告也不可能受到相关的损失。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第一、从被告举的证据可知其系对淤泥侵占草原部分最外围的拍摄并不能够证明案涉草原内部客观情况；第二、从该照片中可以看出案涉草原现有植被为芦苇，于证人证言能够相互认证证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第三、从该照片中可以看出远处芦苇高低不平能够证明案涉草原内仍然存在证人及原告所主张土包无法进行机器收割；第四、该照片系被告正值芦苇生长旺盛时节拍摄，仅能够证明案涉草原植被生长情况，无法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对于实际客观情况原告建议人民法院可进行实地堪查。被告县政府质证对该证据无异议。二、在县自然资源局调取的卫星航拍影像截图11页。欲证明：2009年清淤之前，原告承包草地的现状图及2009年冬季清淤之后现状图相对比，可以得出2012年之后原告所承包的草地通过图像看出该地是浓郁的绿色，并没有淤泥占用的任何痕迹，说明淤泥占用草地的影响已不复存在，2010年至2011年从图像看出，虽然原告的所承包的草地长势并不旺盛，但淤泥占用草地的面积并非原告所述的808亩，少量的图斑更接近被告所述的淤泥占用60亩的面积。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被占用草原及被告清淤的位置，被告所主张2012年之后，原告被占用草原植被已经恢复，不存在任何影响，是认识错误，该草原是原告承包用于经营而并非储蓄草料原告的损失应当以原告是否实际收割为准，从被告质证该组证据可以看出，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间该草原仍大面积存在大小不一的土包，致使原告无法收割，从该组证据中能够证明原告在庭审时所主张的草原被侵占的事实。该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被侵占草原的面积庭审中原告以举证证明该草原占用面积为808亩，且被告在历次庭审中也未举证证据被告的侵权行为已不对原告合法权益产生任何影响。被告曾多次向贵院申请鉴定查明占用草原的面积及淤泥自然恢复时间更能够证明被告对于草原被占用事实及占用状态的存续是认可的。被告县政府质证认为县自然资源局的航拍截图是客观真实的，不会倾向于原告也不会倾向于被告，根据航拍图显视淤泥所占用的痕迹只是2010和2011年所占用的面积符合于城管局所说的60亩，而非原告所述的808亩，所以县政府同意给予原告2010年2011年二年的60亩真实占用面积的补偿。其他部分因没有发生淤泥影响原告所承包草地的事实。而且原告所出示的808亩的证据只是依据当时的一个规划而并非真正发生的事实，所以对于2012年以后超过60亩以外的部分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不同意赔偿。被告县政府在举证期间内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毕银龙系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五一村村民，2007年1月5日原告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五一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草原租赁合同书》，承包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镇五一村的草原从事草场经营活动。因原告与泰康镇五一村在履行《草原租赁合同书》的过程中发生纠纷，该《草原租赁合同书》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再26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继续履行《草原租赁合同书》。2009年11月份，为了保证“天湖公园”水质，被告县政府组织实施了天湖公园清淤工程，由被告县城市执法局具体实施，将清除的淤泥倾倒在原告所承包的草原内。淤泥在倾倒时共计占用原告所承包的草原808亩（538936㎡）。2014年8月份，案涉草原中的21.8695公顷（218700㎡）草原被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征收用于建设县中医医院，尚有320236㎡的草原被继续占用。另查，原告向本院出具了以下《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庆市征地青苗补偿标准》（有效期均为二年）：2009年至2010年为0.21元每平方米；2014年至2015年为0.25元每平方米；2017年至2018年为0.38元每平方米；2019年至2020年为0.38元每平方米。再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县城市执法局分别向法院申请对“倾倒淤泥实际占用原告承包草原面积进行现场勘验测量”和“对天湖清淤工程中倾倒淤泥占用草原面积及影响时间进行鉴定”。经市中院指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均被以“因无鉴定现场的原因，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为由予以退回。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且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为了保证“天湖公园”水质，由被告县政府组织、被告县城市执法局具体实施的天湖公园清淤工程，属于公益事务，清淤本身并无过错。但是，被清理出的淤泥倾倒在原告毕银龙所承包的草原上，势必会给原告草原生产的收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对于该损失被告应当予以相应赔偿。二被告抗辩称：涉案草原当年清淤冻方约6万立方，堆放面积约4万㎡（60亩），并非原告所述808亩，且通过现场照片和卫星航拍影像截图可以证明，原告承包草原临近天湖中医院部分在2012年之后没有任何淤泥占用草原的痕迹，草木茂盛，淤泥占用草原的影响早已不复存在，根据草原和生长状态原告也不可能受到相关的损失。本院认为，通过2018年5月11日泰康镇五一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发出的《通知书》和2018年7月23日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关于毕银龙等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及2018年5月9日黑龙江省福思特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报告中（所评估的是2018年时的面积，是扣除中医院所占用面积）均可以确认，原告被侵占时草原的面积经相关部门测量为808亩，且至2018年原告所承包的草原上仍有808亩的被淤泥侵占，已经形成了证据链；经被告县城市执法局两次申请对“倾倒淤泥实际占用原告承包草原面积进行现场勘验测量”和“对天湖清淤工程中倾倒淤泥占用草原面积及影响时间进行鉴定”。均被鉴定机构退回，二被告亦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本院对二被告关于原告草原被淤泥侵占面积的抗辩理由不予以采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由于涉案淤泥工程是2009年11月份开始动工的，而每年的打草季节为当年的7至9月份，因此，原告主张二被告应当赔偿2009年当年的草原补偿费本院不予以支持；由于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庆市征地青苗补偿标准的有效期均为二年，而原告向本院提供了2010年、2014年至2015年、2017年至2018年和2019年至2020年的补偿标准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原告主张这六年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2011年、2012年、2013年及2016年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关补偿标准的证据，无法计算原告的实际损失，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这四年的赔偿请求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县城市管理局给付原告毕银龙草原补偿费共计638363.60元（其中2010年：538936平方米×0.21元＝113176.56元；2014年、2015年：320236平方米×0.25元×2年＝160118.00元；2017年、2018年、2019年：320236平方米×0.38元×3年＝365069.04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二、县政府对第一项草原补偿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毕银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41.00元，由原告毕银龙负担7152.00元、由被告县城市管理局负担368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晓明审 判 员  白 玫人民陪审员  盛永鹏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李凤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