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4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林，男，198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楠，云南大格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刚，男，198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平，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莎莎，系李刚妻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林因与被上诉人李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0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根据2014年3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就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不合理的，真实的借款人是王新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比较熟悉，当天交钱的时候，也就对该款项进行见证，因后期大家一起投资合伙经营美发美容，后期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也是之间投资经营事宜，虽都为口头约定，但当时员工可以证明事实的存在，上诉人从来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后期被上诉人无法找到王新刚，就不停找上诉人骚扰，加之合作经营的美容美发店生意不好也不再经营，多方面给上诉人造成困扰，才想着去还这些投资的钱，上诉人也和被上诉人所述借款无关。即使前述的债务，上诉人作为实际借款人的担保人，那上诉人也还清了所有借款，有银行为证，更何况此借款的担保期限也已经过期，上诉人无须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将其和王新刚的借款与后期的合作经营混为一谈，进行诱导性聊天，并提交了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上诉人觉得很冤枉。本案借条是被上诉人去上诉人店里打闹后，上诉人迫不得已才出具的，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被上诉人李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杨林立即归还原告借款7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3月13日，被告杨林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李刚100000（拾万元整）”。2014年3月12日，原告从其账号62×××96取款92800元。2015年8月17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款55000元，2015年10月12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款20000元，2015年10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5000元，前述被告共计向原告转款100000元。2015年8月18日，原告从其卡号62×××60向被告转款5000元。2019年7月17日，原告李刚通过其微信向被告杨林发微信称：“莎莎这几天开始去法院陆续处理我们家外面的所有债务问题……前两天他给你老婆打电话也没接，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觉得大家往后还可以当朋友一样相处，这个事情你给莎莎联系一下大家可以当面聊聊，还差的5万块钱看是每月分期还或者你现在方便一次性还也行。大家都是年轻人以后的路还长着，你觉得呢？”被告杨林回复称：“我之前就和你聊过这事了，这钱你拿来给我帮你放给阿刚，后面阿刚跑啦，大家都损失挺惨的，我这几年都在苦了还债，现在工资也不高，孩子还在上学，现在真没钱，你既然说了你老婆要去法院处理，那我配合，我没什么说的。我知道大家相处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原告李刚回复：“杨林这钱是你向我借的借条也是你打给我的和王新刚没有半毛关系。如果要这样不认账那就法院见我们也就不聊了。”被告杨林回复：“是不是你自己拿来让我帮你放给王新刚的，平良心说。”原告李刚回复：“我平良心钱是借给你的。”被告杨林回复：“你这样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拿着利息的时候，我又不差钱，我干嘛给你借，不都是大家有贪心嘛，被高利息诱惑，明明你自己找我要放给王新刚的，你说是借我，那我没话说了，你自己也放给王新刚那么多。”原告李刚回复：“我那十万块钱是借给你的并没要你的任何利息，你前前后后一共还给我了5万我都记着的。你觉得剩下的5万不想还，我们就不在这儿谈了。”被告杨林回复：“当时4分的利息是王新刚给你的，不要忘了，你要这样和我说，你自己觉得有意思，那我真无话可说。”原、被告认可：按照合伙协议，被告出资的款项为90000元。原告陈述：1、被告让其配偶归还了原告30000元；2、原告、被告与案外人于2015年12月4日签订合伙协议，被告于2015年8月17日、10月12日、10月17日向我方支付的款项系出资款，原、被告与案外人决定合伙开店就要提前租房，购买材料，所以就出现被告在签订合同协议之前向我方支付合伙投资款；3、被告支付了20000元的利息，考虑被告资金困难，故将前述款项冲抵本金，所以我方在微信聊天中让被告归还50000元，但被告不予归还款项，所以我方认为被告还差钱我方本金70000元；4、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利息为每月2000元，被告于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共支付利息20000元；5、被告于2015年8月17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款共计55000元，其中多转了5000元，我方于2015年8月18日回转了5000元给被告。被告陈述：1、2015年10月8日或是9日，我方到原告的住所地将合伙投资款90000元支付给原告，原告没有出具收条给被告；2、2016年12月合伙协议就没有履行了，没有清算过，也没有写过退伙协议；3、因为原告与王新刚不认识，就让被告出具借条，被告作为担保人出具借条；4、原告出借的款项支付给了王新刚，利息是王新刚给被告的，被告又给了原告，每月4000元，但不记得总共支付的利息金额了；5、原告于2015年8月18日向我方转款5000元系归还打牌差钱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被告陈述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王新刚，其作为担保人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又陈述已经向原告归还了借款，被告的抗辩前后不一，且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相应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为100000元，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原告、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如何确认被告向原告归还的款项100000元。原告陈述其中90000元系支付双方之间合伙开店出资款，2015年8月17日支付款项当中5000元，原告已经于2015年8月18日回转给被告。首先，原告、被告认可双方与案外人签订了合伙协议，协议中约定被告出资的款项为90000元，被告抗辩出资款项另行现金支付给原告，双方合伙已清算，但并未提交切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陈述被告支付的90000元系支付投资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次，被告抗辩原告于2015年8月18日回转5000元给被告打牌差钱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95000元，其中90000元并非归还本案的借款，剩余5000元系被告归还本案的借款；三、如何确认被告尚欠原告的款项以及被告是否应当归还？原告陈述曾通过微信承诺被告支付的利息20000元用于抵扣本金，但因为被告仍不归还借款，故此原告又改变了想法。结合原告、被告微信对话，原告陈述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被告已经归还了50000元，尚欠的借款为50000元，原告提交的微信对话内容与其在庭审当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故对于原告在庭审中关于被告支付利息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被告尚欠原告的款项为50000元，被告归还的5000元应当用于抵扣本金，故被告尚欠原告的款项为45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可催要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结合原、被告微信对话显示，原告于2018年10月催要借款，自原告起诉之日可视为给予被告合理期限，故现被告应当向原告归还借款45000元。四、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以尚欠的借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相应的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归还借款，但原告并未归还，原、被告双方未约定逾期利息标准，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至的利息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以尚欠借款本金4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李刚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0元及该款项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李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刚与杨林就本案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主张胁迫事实存在的一方，应当提交证据证实该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上诉人既无证据表明其在签署《借条》时人身、财产等方面受到被上诉人限制，亦未在受限事由解除后向公安机关等部门反映胁迫事实的存在。故上诉人主张胁迫事实存在，但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在确认本案《借条》客观真实的情况下，上诉人抗辩其不是本案实际借款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次二审中上诉人主张从支付宝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并非偿还本案借款，而是双方的合伙开店的其它款项，与一审抗辩的本案借款已经清偿的主张前后矛盾，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刚与杨林就本案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本案借款并未完全清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杨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庆审判员 汪丹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