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11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CAD0C1C。 法定代表人：刘旭东，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东，女，198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住青岛市黄岛区div>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祖乐，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在航，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东营市国际商务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064391557F。 法定代表人：王恒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项萍，山东正义之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霍伟强，山东正义之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青岛地青岛市市**小港二路****楼**702用代码91370203MA3CFW1J42。 法定代表人：王妮莎，总经理。 上诉人刘旭东、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裕沣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恒信公司）、原审第三人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润木业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2民初5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冀中恒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冀中恒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主要事实错误、不清，庭审调查的结果违背案涉仓储合同的实质和法律基本公平、诚信原则，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一审判决对案涉《仓储合同》的性质及实质内容定性错误，这是导致本案裁判结果谬误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是集仓储合同和仓储费支付合同为一体的三方合同，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也是债务人，应当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由谦润木业公司承担支付仓储费的责任。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认为，一审法院的这种论证过程和结果，是建立在错误和模糊法律事实上。一审判决在“再查明”里已经明确认定，“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冀中恒信公司用自有资金从第三人指定的外商处购买木材，再出卖给谦润木业公司。”所以，可以看出本案的《仓储合同》并不是简单的仓储合同和仓储费支付合同的混合体，而是仓储合同法律关系、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两种法律关系的结合体。本案仓储合同中，虽然冀中恒信公司指定谦润木业公司承担支付（代付）仓储费的责任，但根据案件证据和谦润木业公司当庭陈述，这种支付必须是基于谦润木业公司作为冀中恒信公司的“销售公司”（提货人）的身份这一前提。即，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与冀中恒信公司向谦润木业公司转移仓储货物所有权这两种给付行为具有牵连性，是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如果冀中恒信公司不向谦润木业公司转移仓储货物的所有权，而仍然要求谦润木业公司承担仓储费支付的义务，这严重违反市场交易规则，也违反法律等价有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对此未进行充分调查，就直接按照合同表面约定认定谦润木业公司是合同当事人、是仓储费的债务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仓储合同》是典型仓储合同法律关系和基于买卖关系产生的第三方支付合同关系的融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本案仓储合同是冀中恒信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合同主体只有作为存货方和保管方，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冀中恒信公司。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的规定，支付仓储费应是存货方基本法律义务，即收取仓储费是保管方的主要权利。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冀中恒信公司明显将其应当自己承担的支付仓储费的责任，通过《仓储合同》约定指定谦润木业公司支付，而其却并没有退出仓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单凭“意思自治”据以裁判，等于免除了冀中恒信公司的仓储义务，同时，把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获取仓储费的主要合同权利给变相剥夺了，这显然是事实调查中的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未经调查就错误断定本案仓储合同为非格式条款。事实上，案涉《仓储合同》基本条款完全是由冀中恒信公司起草、没有经过各方平等协商、拒绝缔约方修改且向其不同客户都采用该版本，能够反复适用的格式合同；单从合同内容上也能证明，该合同中冀中恒信公司只为自己设定了权利性条款，免除了自身支付仓储费的主要义务；谦润木业公司在仓储合同中只负有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另外，客观事实上仓储合同真正的签订地点是黄岛万利国际2号楼10楼，并非格式合同中提前拟定好的“东营市东营区金领国际大厦”；同时，从合同内容中看出，该合同条款对冀中恒信公司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过度性保护并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可以证实案涉仓储合同未经磋商、未作任何修改，并非真正的协议一致，是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的格式化合同。一审判决应当让冀中恒信公司承担对仓储合同进行过磋商和修改的举证责任，以证明其提供的合同版本经过了真正的缔约自由和协商一致，一审判决对此项重要事实显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妄下结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判决没有依法查明合同中为何会有“甲方货物入库后，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这一约定的根本原因。上述条款约定的目的，是冀中恒信公司为确保进口货物的安全，所以约定了仓储货物所有权保留制度，折射出本案仓储合同之外买卖关系的存在，以及货物所有权对本案仓储费交付的影响。但是，一审判决对该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未做任何调查，导致案件部分关键事实没有真正查明。5.一审判决单凭合同表面约定，未做充分调查就直接得出“谦润木业公司欠仓储费”的结论，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审证据能够证明，冀中恒信公司和谦润木业公司的买卖合同初期履行还算正常，后因国际国内木材市场行情影响，自2019年2月25日最后一次提货之后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内，冀中恒信公司再未向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发出提货通知，谦润木业公司也再未支付过仓储费。从2019年9月当冀中恒信公司恢复提货时，发货指令中未再指定谦润木业公司为销售单位，能证明他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中/终止。可以看出，冀中恒信公司和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之间支付仓储费的责任就是建立在货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上。一审判决未加区分，就把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和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收取仓储费的权利义务割裂开，直接认定谦润木业公司欠仓储费，明显是事实错误。6.一审判决对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2019年9月派车提货遭到拒绝这一事实认定错误。冀中恒信公司并没有派车去仓库提货，且法院已经驳回关于冀中恒信公司派车去仓库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冀中恒信公司当日曾安排车辆到达所在仓库，就直接给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扣上了“拒绝放货”的罪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不清。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从来没有拒绝放货，相反在所有的提货通知和邮件回复中，均表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多次督促冀中恒信公司或提货人结清仓储费后，并尽快提货。邮件往来只能证明双方在提货前就支付仓储费和提货的磋商，没有发生实质性拒绝提货的行为。一审判决明显先入为主，直接把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已经派车到达现场并遭到拒绝提货”，以及相关证据进行了认定。原审中，冀中恒信公司提交的证明根本无法证明这一事实，更无法证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真正存在拒绝提货的行为。7.一审判决错误地把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就存货数量和冀中恒信公司有提货权的数量划等号，不顾仓单在法律上货权或物权属性，直接免除了冀中恒信公司举证证明持有仓单的货物数量的举证责任，判令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按照冀中恒信公司的主张予以全部返还，有失公正。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会导致日后一旦真正的仓单持有人向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主张提货，将给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带来巨大风险。合同中约定依据《放货通知》提取货物，而并非根据邮件通知提取提货。仓单是货权依据，也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冀中恒信公司有部分货物没有仓单，并不能认定为货物持有人，所以无权提取仓储物。一审法院明知冀中恒信公司对其中很多货物已经没有了仓单，却按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存货剩余数量直接要求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放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8.一审判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支付冀中恒信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货物之日的违约金（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对此不服。其一：冀中恒信公司未派车去仓库提取2019年9月11日《放货通知单》上注明的394.777方货物(含143.545方货物冀中恒信公司无仓单，无法证明其为货物持有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并不存在事实上的违约，且法院已经驳回对于冀中恒信公司关于仓库提货产生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认定明确。其二：合同中明确约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根据冀中恒信公司出具的书面《放货通知单》提取货物，履约过程中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冀中恒信公司也是按照合同执行的，并非是冀中恒信公司通过邮箱发送邮件告知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货。9.一审判决中认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主张冀中恒信公司和谦润木业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属于另一事实错误。在一审庭审中，恰恰是冀中恒信公司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谦润木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是为了反驳对方才提出对方存在串通的可能。谦润木业公司表示，“《仓储合同》是否为仓储合同性质不清楚，但是该合同是为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协议进行服务而签订的。”谦润木业公司的该陈述可以充分证明，是先存在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委托买卖合同关系，然后才有了本案的《仓储合同》为其进口货物提供仓储服务。10.合同开始履行时，谦润木业公司作为冀中恒信公司的“销售单位”备注在提货通知上，2019年9月以后，冀中恒信公司不再把将谦润木业公司作为销售单位。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本案仓储费由谁来承担一审没有查明。相反，谦润木业公司到庭后，明确表示，其只代付冀中恒信公司代购的部分，完全证明了当时仓储合同签订的背景和仓储合同订立的本质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就是建立在货物转让的基础上。三方签订《仓储合同》的前提为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对于仓储物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谦润木业公司都已经在庭审中表达出真实意思，且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谦润木业公司表述的意思完全一致。《仓储合同》中三方对于签订合同时认可的真实意思，冀中恒信公司未经合同其它两方同意而自行作出变更，所以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谦润木业公司均不认可。11.一审判决“另查明”部分，关于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剩余货物价值的计算方式，冀中恒信公司购买案涉货物支付1081877.62美元，根据相应提单号，确定尚存货物的当初购买价值为1077424.19美元，按青岛裕沣公司拒绝提货当日2019年9月11日的汇率7.0847换算为人民币共计7633227.15，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并不认可。主要有四个问题，其一：双方对数量存在严重分歧，冀中恒信公司没有提供出全部存货的全套仓单证明货权，其有权提取的货物数量无法判定。其二：一审中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从未对货值部分作出过认可，一审法院也从未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确认过货值，只是单纯采信冀中恒信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三：按照2019年9月11日汇率7.0847汇率换算人民币的方式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并不认可，因为冀中恒信公司已经在银行结算，结算后银行的结算单上有实际汇率，汇率是事实存在且已经确认的，货值也已经是固定的，为何要按照2019年9月11日的汇率计算？其四：货物存放仓库两年，无论是基于市场波动还是基于货物本身自然损失，货物贬值都很严重，已经远低于进口价格。12.一审法院认为，谦润木业公司仓储费最后支付时间是在2018年6、7月份，事实上，谦润木业公司最后一次支付仓储费是在2019年2月25日，也是谦润木业公司最后一次提货的时间；另外判决书中认为冀中恒信公司提货与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没有对待给付，不具有牵连性，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正好证明具有牵连性，其一：谦润木业公司于提货当日即2019年2月25日结算一笔仓储费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按冀中恒信公司的《放货通知》提货给了第三方一批货物，仍然是坚持先付仓储费后放行货物的先后履行顺序的。其二：冀中恒信公司《放货通知》上的提货人为谦润木业公司，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认可的付款方式事实证明从履约起谦润木业公司既为实际提货人又为仓储费支付方，两者身份是同时存在的，上诉方并不认可实际提货人与付款方不是同一人。13.《仓储合同》中约定每个月28日结算仓储费，冀中恒信公司有权随时查询谦润木业公司和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双方的结算情况及资料。证明冀中恒信公司明确自己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随时关注仓储费的费用明细和结算情况，但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每个月都通过邮件发送账单，冀中恒信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也并未催促第三方付款，对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多次询问并催促付款提货的邮件视而不见，属于恶意拖欠和逃避应承担的义务，给冀中恒信公司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14.一审判决错误地将谦润木业公司认定为案涉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债的当事人”，导致整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实质被扭曲。谦润木业公司介入到本案仓储合同中，虽然表面上被列为合同丙方，但是却既不属于“存货方”，也不属于“保管方”，只是存货方仓储费义务的履行主体，而不是仓储合同之债的债务人；从权利义务分布上完全能够看出，第三方承担的仅仅是原本属于冀中恒信公司应当承担的支付仓储费的义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利。这从合同法及合同平等的原则分析，显然并非真正的合同主体，它扮演的是冀中恒信公司指定承担付费义务的第三方主体，属于合同债务的具体履行者，而不是合同之债的债务人本身。一审法院认定的“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费之债的当事人”，属于对合同主体和合同性质认定上的严重错误。 二、一审判决的裁判文书缺少核心部分证据论证和采信部分，导致据以裁判的主要证据不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认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裁判文书应当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论证，并将论证的理由和结果进行公开。非常明显，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列明，也没有对所有证据的三性进行过任何论证，采信与否的理由和结论都没有，使得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缺少基本的证据支持。本案在一审中，先后进行过三次庭审，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和冀中恒信公司均提交了大量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得到任何显示，也无论证的过程。缺少了证据论证的裁判文书，看起来不仅没有司法权威性，而且让人无从知晓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从何而来，依据在哪里。在整个案件的庭审中，主审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冀中恒信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一审主审却在冀中恒信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存货数量时，直接让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交证据予以确认，存在举证责任倒置之嫌。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在一审时提交的最高法院在内的四份典型案例，能够足以证明本案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的行为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性质。从本案合同约定和争议事实来看，如果存在债务转移或债务承担，那么原先的债务人应当退出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本案中，冀中恒信公司除了将其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指定谦润木业公司承担之外，并没有退出仓储合同法律关系，充分证明这属于第三方履行的法律性质。但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合同成立生效冀中恒信公司即不负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不是将已经存在的债务转移给谦润木业公司。”这种推理和论断方式，显然违反法律和司法审判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论述过程完全主观臆断、断章取义，违背司法文书的客观公正性。一审判决看起来就是一篇反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一方观点的学术论文或者属于冀中恒信公司的代理词，充满了主观色彩，用词主观武断，丧失了中立性和公正性，根本不符合裁判文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说理部分，完全是针对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一方的观点进行驳斥的，并没有丝毫涉及对冀中恒信公司请求、主张的论证和分析。一审法院完全充当了冀中恒信公司的代理人或代言人，该判决丧失公平性和公正性，更看不到司法的正义性在里面有任何体现。1.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认为，本案第三人支付仓储费的行为是基于案涉《仓储合同》中，冀中恒信公司将该义务的承担主体限定在第三人身上，而自身自始至终并没有退出仓储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债务转移事实，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也没有明确免除冀中恒信公司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谦润木业公司支付本属于冀中恒信公司承担的付费义务完全是第三方履行。当谦润木业公司因为冀中恒信公司不再卖货给它，进而拒绝支付仓储费，那么冀中恒信公司理应自己承担起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不应推卸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因为谦润木业公司是合同丙方，所以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合同之债的当事人，而这种债务是合同签订初始就已经形成，是各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一审法院也认为本案《仓储合同》是混合体，即是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捏在一起的合同，但是，不仅不做分析论证，相反仅以谦润木业公司是合同丙方就当然断定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合同债务主体，不仅缺少证据支持，更与法理和法律规定相违背。2.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享有合法的抗辩权和留置权。一审法院认为因为仓储合同约定仓储费由谦润木业公司支付，所以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对冀中恒信公司不能行使抗辩权和留置权，这是法律适用的另一错误。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基于对冀中恒信公司存储的货物的保管，依法享有取得仓储费的权利。在冀中恒信公司基于自身的存货行为而产生的付费义务，在付费义务没有任何一方来承担的情况下，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对冀中恒信公司的提货主张行使抗辩权，符合法律规定，更符合公平原则，不能把“意思自治”作为冀中恒信公司免除交纳仓储费义务的挡箭牌。合同法第三百八十条规定的保管合同的法律规定，属于留置权可以约定排除的法律规定，并不是一审判决理解的对“寄存人”还是“第三人”不承担支付保管费和其他费用这一法律前提的规定。所以，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对冀中恒信公司或提货人享有履行抗辩权，以及货物留置权。3.一审法院认为，“留置权虽作为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其发生基于约定应不以当事人明示约定为限，默示约定亦可。本案中，冀中恒信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一开始就不负有仓储之债，并非债务人，因此，既应认定本案留置权不符合成立要件，应认定当事人达成了排除留置权的默示约定”，这种理论论理方式和逻辑思维的结果缺少应有的严谨，属于推定。默示推定的方式需要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事先约定，本案仓储合同中并没有任何关于默示的约定。一审法院的此论证过程显示了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不当。4.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381条的定义性条款不能作为请求权的基础，这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按照法理和我国合同的规定，法律条文的制定，均有其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虽然合同法第381条属于定义性条款，但是该立法定义的目的是规定“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性权利义务关系的承担。按照该立法定义，存货人是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支付仓储费义务的一方主体，虽然可以约定由第三方来代为履行，但是仍然不免除存货人的该项法律规定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从法条类型来看，《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属于不完全性法条、定义性法条，不能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当事人就仓储费支付主体另行作出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换言之，仓储费的支付主体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而非法定。”一审法院此项法律适用和论证存在谬误。首先，合同法总则并没有把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排除在请求权基础之外；其次，该法条是对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立法定义和解释，具有适用的法律效力，根据法学理论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请求权的基础，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不能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再次，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从未否认仓储费可以通过约定进行承担，只是主张仓储费约定由仓储合同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承担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不承担，那么作为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冀中恒信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的法律规定，承担起自行支付的义务，而不能把自己的法律规定的责任推给第三方。5.一审法院同样把法律规定的义务与“法定义务”混淆，忽略了法定义务包含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这一基本常识问题。合同法中的诚信义务、保密义务、通知义务、协助履行义务、减损止损义务等等都是法律规定的法律义务。一审法院显然曲解和限制解释了“法定义务”的真正含义。所以，整个裁判看起来观点偏颇且失去公平公正性，没有法律权威性和尊严性。6.一审判决在诉讼费分配上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原审判决的内容，冀中恒信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从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按照6962332.66元的每日1%支付违约金，那么该项诉讼请求截至一审判决时（按照6个月计算）的金额高达125321898元，但一审法院仅仅判决支持了该违约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半年大约不到一万元，也就表明冀中恒信公司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败诉的结果。按照诉讼费缴纳办法，冀中恒信公司应当承担更多的诉讼费。但是一审法院判令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承担诉讼费的金额为1233和65375元，这种诉讼费承担的办法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更不符合公平原则。 四、原审庭审程序一波三折，程序不当且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平公正原则，这是造成本案裁判不当的原因之一。1.首次庭审开始，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鉴于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争议非常大，依法申请采用普通程序，却被当庭斥责打断。第二次庭审，鉴于双方证据繁多，争议很大，法律关系复杂，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仍然坚持转为普通程序，主审法官再次打断斥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对于庭审中主审法官种种不当言辞及与对方代理人的种种表现，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依法书面提出回避申请。主审法官作为回避主体却自己以口头答复的方式拒绝退出审判，违反程序规定。3.为确保案件公平公正审理，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坚持要求组建合议庭，并要求主审法官回避，否则，该案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会受到严重影响，明显影响了案件审理结果。4.主审法官将谦润木业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追加进本案中，也是严重的程序错误。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介入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是因为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不是案件事实与其有利害关系，即，要么承担裁判的义务，要么不承担。但是，一审法院在追加通知中明确表示，追加第三人的原因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不是因为“案件审理结果”可能与谦润木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显然是让第三人充当了证人的身份。谦润木业公司在案涉合同中仅承担代冀中恒信公司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本案冀中恒信公司在诉状中根本不涉及该项请求，且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也没有提出要求支付仓储费的反诉，所以，案件审理结果显然与谦润木业公司毫不相干。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一审法院最终还把谦润木业公司作为第三人，但是，原判决的裁判结果却丝毫没有涉及谦润木业公司的任何文字表述，足以证明一审法院追加第三人的原因缺少法律依据和实际意义，证明这一追加行为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重背离。一审法院无视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出的谦润木业公司不宜作为本案的第三人的主张，仍然将其追加其中，严重违反了程序规定。 五、一审主审法官庭审中违反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也能充分证明。该判决书完全站在冀中恒信公司立场上，以各种方式来为冀中恒信公司免除责任，并替冀中恒信公司来证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主张是错误的，判决书更像是冀中恒信公司的代理意见，全篇反映出主审法官的主观推断和个人臆断性，没有中立性和客观公正性可言。 综上，一审判决对合同性质和其他重要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主审法官存在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违法情形，导致案件裁判说理主观臆断、缺少客观公正性，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冀中恒信公司辩称： 一、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清楚，对仓储合同的理解完全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和预期。（一）一审法院对于存货数量、货权人的认定完全符合实际且证据充分。1、在《仓储合同》第一条中明确约定“储存货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包装以甲方每批货物的《入库通知单》为准”。在一审中，冀中恒信公司提供了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往来形成的全部入库通知单，并同时出具了相关的邮箱截图、货物明细表等进行辅证，且每个提单号均对应有实际的提单、发票，足以认定冀中恒信公司的存货情况，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统计的存货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庭审中冀中恒信公司举证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员工王晓丽在盘库时向冀中恒信公司微信发送的《库存表》，显示库存量为4610.8849立方米，青岛裕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东对于该表格的真实性当庭予以认可，后经核对冀中恒信公司认可的存货总量为4603.0709立方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所认可的存货数量均多于冀中恒信公司统计的存货数量，一审法院按照数量低的数额确定冀中恒信公司的存货数量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也不损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实际权益。2、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所述的缺少仓单就无法证明冀中恒信公司是货权人没有依据。在仓储合同7.1条明确约定，货物入库后所有权归冀中恒信公司所有。仓单应当是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在核对入库明细后应当向冀中恒信公司出具，是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际履行中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并未严格履行该义务，庭审中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所提交的部分仓单并未向冀中恒信公司发送，冀中恒信公司并未持有，这也能反应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存在违约未及时向冀中恒信公司出具仓单情况。且仓储合同明确约定入库通知单才是确定双方存货数量的依据，冀中恒信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实际上的存货数量，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也当庭对其员工发送的库存表进行认可，这些均足以表明冀中恒信公司的存货数量和货权所有人身份。正是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违约未及时给冀中恒信公司出具仓单才造成冀中恒信公司仓单不全，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反而以此作为说辞，明显没有依据，也是企图从其违约行为中获益。综上，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关于存货数量有争议、部分货物无法确定冀中恒信公司为存货人的上诉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对于《仓储合同》中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准确，所进行的各方权利义务认定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和各方签订合同时的初衷。1、案涉《仓储合同》是三方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并非格式合同。该合同中的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第三人均是多年从事木材仓储和木材经营的商事主体，冀中恒信公司在该方面的经验上反而是弱势方。该合同的起草和最终修订并非直接固定好合同内容不得修改，而是经过三方多次磋商后才定稿，这些仅从合同形式上也能看出，与格式合同具有明显的区别。且该合同是冀中恒信公司仅就该事宜与另外两方协商签订，是单次使用的合同，不存在反复利用于其他业务情形，因此该合同绝非格式合同。此外，合同中明确约定仓储费由第三人支付，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完全可以根据合同向第三人主张仓储费，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所谓剥夺其获取仓储费即剥夺其主要权利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2、第三人的身份是合同一方主体，由第三人支付仓储费是基于合同约定，该种支付方式绝非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或债的加入。法律并未强制性规定要求仓储费的支付主体必须为存货人，当事人完全可以将仓储费约定由合同中非存货人的第三方承担，该种约定属于意思自治范畴，法院应当予以尊重和确认。同时，第三人支付仓储费完全是基于三方合同的直接规定，从合同签订伊始就明确约定冀中恒信公司不存在支付仓储费义务，支付主体是第三人，因此此种情形根本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债务加入情况。3、第三人支付仓储费是基于仓储合同的直接约定，与第三人是否为实际提货人无关，也与第三人是否最终取得货物所有权无关。仓储合同对于仓储费的支付有明确约定，即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支付仓储费义务，由第三人承担全部仓储费。该约定非常明确，第三人就是承担支付义务的主体，上诉人也可以直接依据合同的该约定要求第三人履行支付义务。第三人履行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与其是否为提货人无关，与其是否最终取得货权也无关。至于第三人与冀中恒信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与仓储合同的履行没有任何关联性，完全属于第三人与冀中恒信公司之间的纠纷。冀中恒信公司与第三人在仓储合同之外的纠纷如何履行和处理与本案中仓储费支付主体确定就是第三人一事没有任何影响，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将二者强加联系没有任何依据。4、青岛裕沣公司不享有留置权。仓储合同明确约定货物所有人为冀中恒信公司，仓储费支付主体为第三人。在此种情况下，第三人拖欠仓储费是债务人，但货物所有权人并非第三人，因此青岛裕沣公司无权留置并非债务人所有的货物。此外，双方已通过约定确认被告不享有留置权，被告已经通过协议放弃了留置权利。仓储合同中第四条约定被存储物的所有权均归冀中恒信公司所有，青岛裕沣公司应当按照冀中恒信公司放货通知单要求放货，逾期放货的，应按照当批次货物金额1%/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在仓储合同已中明确约定青岛裕沣公司不享有留置权，即青岛裕沣公司必须按照冀中恒信公司要求及时放货，该约定是冀中恒信公司对其留置权的放弃。5、在第三人未能支付仓储费时，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进而可以拒绝放货。在三方签订的仓储合同履行中，第三人是否依约支付仓储费与冀中恒信公司依据仓储合同约定进行提货之间没有任何牵连性，即第三人是否履约不影响冀中恒信公司按约定提货。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强行将第三人是否支付仓储费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是否正常履行放货义务联系起来，认为只要第三人不支付仓储费，其就有权拒绝放货，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6、由第三人支付仓储费的合作模式是由三方共同协商确定的，也是基于该约定冀中恒信公司才同意在青岛裕沣公司处存储货物，即青岛裕沣公司是基于该约定及其他相关合同条件才获得承揽该业务的机会。此外，青岛裕沣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对于仓储费的该种约定应当预见可能存在商业风险。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对于该约定的准确含义和商业风险是明知的，且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也享受了该种约定所带来的收益（即承揽到本业务），在出现第三人不能履约的情况下，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利用其仓储货物的优势，企图将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强加到冀中恒信公司身上，将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转嫁到冀中恒信公司身上，该种行为和对合同的理解显然是没有任何依据，也有违仓储合同签订的初衷和公平原则。7、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完全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第三人主张仓储费，其权利并非被剥夺而是其怠于主张。仓储合同并未限制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取得仓储费的权利，合同明确约定第三人承担仓储费，逾期支付的应当按照1%/日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在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供仓储服务后，合同明确赋予其向第三人索要仓储费的权利，在第三人违约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在长达几个月时间内并未向第三人采取任何索赔措施，反而是企图将该责任转嫁到冀中恒信公司身上。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所称的仓储合同限制其主要权利完全没有依据，其权利一直存在，只是其一直怠于向第三人进行主张。8、一审法院认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存在拒绝放货的违约行为认定事实准确。如上所述，冀中恒信公司拥有全部货权是确定的，同时，在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收到冀中恒信公司的放货通知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在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无权拒绝放货。冀中恒信公司在2019年9月11日前后多次邮件通知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走全部货物，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均是以先结清仓储费为由拒绝放货，在冀中恒信公司根据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实际放货能力派出部分车辆到达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仓库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仍然是拒绝放货，在此情况下足以认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拒绝冀中恒信公司提取全部货物。此外，冀中恒信公司的货物价值根据2019年9月11日汇率计算，不计算进口增值税、银行费用等任何附加成本的纯采购价值就已高达760余万元，一审法院酌定按500万元计算违约金基数无论怎么计算都不会损害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权益，反而是有利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认定。9、刘旭东出具的担保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保函中明确记载，保证人刘旭东对于三方签署的《仓储合同》内容全部知悉，自愿对仓储合同项下青岛裕沣公司的全部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向冀中恒信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刘旭东作为保证人应当对青岛裕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一审法院依法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认为一审程序不当没有依据。（一）一审法院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完全符合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维护判决书既判力的稳定。本案中第三人是仓储合同签订主体和承担仓储费主体，本案中所查明的仓储费支付情况等有关案件事实以及最终的裁判结果均与第三人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基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追加谦润木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在追加第三人后，更有利于查清仓储费的欠付情况，对于查清案件的关键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利于第三人在直接参与案件审理中知晓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从法律规定、审理需要和实际效果来看，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均是合法和合适的。（二）一审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审理中，因双方对于仓储合同理解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一般程序，并由张德红、尹庆磊、王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法院已让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和提供证据材料，法院的判决书中也对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说理。因此一审法院已充分保障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诉权，一审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三、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其他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谦润木业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 冀中恒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青岛裕沣公司返还冀中恒信公司福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支付冀中恒信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违约金（以7685658.61元为基数，按每日1%标准计算）；2.青岛裕沣公司赔偿冀中恒信公司损失44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共计144000元；3.刘旭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冀中恒信公司将剩余货款价值调整为7633227.15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1月11日，冀中恒信公司（甲方）与青岛裕沣公司（乙方）、谦润木业公司（丙方）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的货物提供仓储服务，储存货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包装以甲方每批次货物的《入库通知单》为准；仓储费计算标准为出入库装卸费500元/柜，件数超过25件或者湿材另收取装卸费100元/柜，堆存费为0.25元/天/方；仓储费支付方式为甲方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由丙方承担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全部仓储费。自首批货物入仓后每个月的28日，由乙方和丙方对当月仓储费进行结算，乙方按丙方要求提供发票，丙方收到发票后15日向乙方支付当月仓储费。甲方有权随时查询乙丙双方仓储费用结算情况及资料，乙方或者丙方在收到甲方查询通知后，应向甲方提供真实的费用结算情况及数据；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送货人将货物运输到乙方仓储所在地后，乙方负责立即组织人员卸货，并按甲方指定邮箱发送给乙方指定邮箱的《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核对货物的品种、数量和在可视前提下的外观质量进行检验。如乙方实际收到货物与《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相符合，则由乙方验收人员在《入库通知单》等单据的原件或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收货。如实际收到货物与《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不相符，应当场或者不迟于当日书面告知甲方，经甲方书面确认后以实际入库货物为准；甲方货物经核对入库后，乙方应于当日向甲方提供仓单；乙方应当密切联系甲方，根据甲方出具的书面《放货通知单》提取货物，与《放货通知单》中的内容核对确认，接收到甲方指定邮箱发送的放货通知后放行相应的货物；甲方货物入库后，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将甲方货物作其它使用；乙方在收到甲方放货通知后，逾期放货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赔偿该批次提货总价值金额1%的违约金。乙方未按甲方放货通知内容放货，出现错放、多放货物等情况的，应按照甲方销售价格给予等价赔偿，并向甲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丙方应按照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仓储费用，逾期视为丙方违约，丙方应向乙方承担逾期仓储费用1%/日的违约金；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甲方如不续签协议，需在期满前，提清库存在乙方仓库内的一切货物，并由丙方付清余款。同日，刘旭东以保证人身份向冀中恒信公司出具《担保函》，内容为“贵公司与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了编号为CC-HX-DFYF-QR-20180111的《仓储合同》，保证人对上述合同内容已经全部知悉。保证人自愿对上述合同项下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向贵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上述合同项下青岛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相关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产生之日起两年”。 合同签订后，自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冀中恒信公司在青岛裕沣公司处仓储辐射松板材。2019年9月26日，冀中恒信公司提出盘库要求，青岛裕沣公司工作人员王晓丽以微信形式向冀中恒信公司发送《库存表》，显示截至2019年9月26日，冀中恒信公司在青岛裕沣公司仓储的辐射松板材存货量为4610.8849立方米。庭审中，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其中裕沣库存货数量有误，存货量总计应为4603.0709立方米。 2019年9月10日，冀中恒信公司向青岛裕沣公司发送邮件，内容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司与贵司、谦润木业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的约定，我司将货物存储于贵司仓库，由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首先，对于贵司对我司货物保管过程中的付出，我司表示感谢。但部分货物在贵司仓库堆放时间已久，我司担心长时间堆放可能会给贵司仓库造成安全隐患，故我司决定于2019年9月11日安排车辆将存储于贵司的货物全部提走，我司已与运输公司联系完毕，请贵司做好我司提货准备。对于贵司应收取的仓储费等相关费用，贵司可按照上述仓储合同约定继续向谦润木业公司主张”，同日，青岛裕沣公司以邮件形式回复冀中恒信公司，内容为“按照合同的约定，请提货人先行安排我司相关费用的支付事宜，我司收到全部费用后方能安排提货。望贵司尽快处理以上事宜并尽快安排提货，谢谢”；2019年9月11日，冀中恒信公司按合同约定的指定邮箱向青岛裕沣公司发送《放货通知单》，同日，青岛裕沣公司向冀中恒信公司回复邮件，内容为“费用结清方可提货，费用未结清之前，不能提货。对于不能提货产生的额外费用，由贵司自行承担。之前邮件已经通知贵司，望尽快处理”，冀中恒信公司对此回复，内容为“我司安排的十辆提货车辆陆续到达贵司仓库，我司人员与贵司多次沟通，并已经与贵司刘总沟通，贵司表示拒绝放货，贵司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我司提货车辆长时间等待，给我司业已造成损失。现再次郑重通知贵司：请贵司严格履行三方签订的仓储合同，按照今日我司给贵司发送的放货通知单予以放货。因贵司的单方违约行为给我司造成的损失，我司将保留依法向贵司主张的权利”；2019年9月20日，青岛裕沣公司向冀中恒信公司发送邮件，内容为“请贵司在2019年9月25日之前结算相关款项，并把贵司货物提走，逾期我司将采取措施，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贵司自行承担”，2019年9月24日，冀中恒信公司再次向青岛裕沣公司发送《放货通知单》，青岛裕沣公司回复“请贵司结清费用，我司会安排装货”。 另查明，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剩余货物价值的计算方式为：冀中恒信公司购买案涉货物支付1081877.62美元，根据相应提单号，确定尚存货物的当初购买价值为1077424.19美元，按青岛裕沣公司拒绝提货当日2019年9月11日的汇率7.0847换算为人民币共计7633227.15元。 再查明，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冀中恒信公司用自有资金从第三人指定的外商处购买木材，再出卖给谦润木业公司。 又查明，青岛裕沣公司主张每月28日结清仓储费，谦润木业公司自2018年6、7月份后未再支付仓储费，最后一次提货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 一审法院认为，冀中恒信公司与青岛裕沣公司、谦润木业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青岛裕沣公司关于案涉《仓储合同》条款排除青岛裕沣公司主要权利故无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仓储合同》并非格式合同，不具有不可协商性、预先拟定性与反复适用性的特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是针对格式条款而言，而案涉合同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故适用前提不存在；最后，案涉《仓储合同》有关仓储费支付方式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均系理性的商主体，应当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当然的注意义务和对等的交易能力，应当预见到合同履行中出现的商业风险，而不能将合同履行中的商业风险转嫁于非违约方，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青岛裕沣公司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青岛裕沣公司还认为案涉《仓储合同》存在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恶意串通的嫌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刘旭东向冀中恒信公司出具《担保函》，冀中恒信公司接受未提出异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冀中恒信公司与刘旭东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保证方式按承诺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案焦点问题一是案涉《仓储合同》有关仓储费支付方式的约定是否为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债务加入？冀中恒信公司是否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二是假若第三人尚欠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青岛裕沣公司能否以享有留置权为由拒绝放货？三是假若第三人尚欠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在冀中恒信公司要求提货情形下，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具有合同法上的相应同时履行抗辩权？四是如何确定尚存货物数量？五是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假若存在违约行为，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赔偿损失应如何支持？六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谦润木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冀中恒信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仓储费由谦润木业公司负担，冀中恒信公司并不承担该费用。青岛裕沣公司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冀中恒信公司作为存货人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有关仓储费由谦润木业公司负担的约定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并不免除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其一、从法条类型来看，《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属于不完全性法条、定义性法条，不能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当事人就仓储费支付主体另行作出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换言之，仓储费的支付主体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而非法定。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存货方或者货权方当然负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排除当事人之间对此进行约定，没有法律依据；其二、案涉《仓储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签订，谦润木业公司当然系合同主体，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是双务合同，冀中恒信公司具有支付仓储合同的义务与事实不符。实质上，案涉《仓储合同》是一个集仓储合同与仓储费支付合同为一体的三方合同，冀中恒信公司是存货人，青岛裕沣公司是保管人，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费支付方；其三、从义务的类型来看，法定义务主要指基于法律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义务，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或者其他方式自行变更或者放弃，比如赡养义务等，而约定义务是指当事人之间通过合同以及其他允许意思自治的领域内的活动产生的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属于约定合同义务而非法定义务。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确定的存货人支付仓储费义务是法定义务、进而无法排除该义务，属错误理解法律规定。尤其是，仓储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属于合同法分则篇章，而合同法是典型的私法而非公法，合同义务当然属于私法上的义务；其四、《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该法律条文规定了由第三人履行合同，也称担保第三人履行合同，该法律条文的适用前提是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而本案中，谦润木业公司是案涉《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其负有的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是基于三方当事人的约定，而非冀中恒信公司与青岛裕沣公司之间的约定，因此，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其五、《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该法律条文主要指免责的债务承担，但债务承担除免责的债务承担外，还存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也就是债务加入。债务加入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不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加入人的债务与债务人的债务并存，而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了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此，也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其六、从意思自治的角度来看，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了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仓储费，而非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上述约定在理性人来看并无歧义，青岛裕沣公司从自己利益角度解释为在谦润木业公司未支付仓储费时，冀中恒信公司应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解释规则。换言之，从建立仓储法律关系开始，从《仓储合同》成立生效时，冀中恒信公司就不负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这是基于合同的明确约定，也是当事人对仓储费风险的一种预先分配；其七、青岛裕沣公司还认为，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已经不再合作，谦润木业公司已经不再具有代为支付仓储费的义务，理应由冀中恒信公司负担。但综观整个《仓储合同》，并没有将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基础关系作为支付仓储费条件的约定，无论冀中恒信公司与谦润木业公司之间的基础关系如何，谦润木业公司始终具有基于《仓储合同》的约定向青岛裕沣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至于谦润木业公司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后与冀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求偿关系，属两者之间纠纷，与本案无关。综上，根据合同约定，冀中恒信公司并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青岛裕沣公司抗辩冀中恒信公司支付仓储费是法定义务、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还注意到，青岛裕沣公司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或其他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某些判决作为论据，支撑其关于本案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其所提供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是要么履行债务的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仅是履行主体而非债的当事人，要么三方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不承担债务，而本案中，谦润木业公司是案涉《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其支付仓储费是基于合同的明确约定，也就是说，谦润木业公司是仓储费之债的当事人，同时合同中也约定了冀中恒信公司不负责支付仓储费。由此可见，论证的事实前提不同，无法参照适用。再进一步说，假若案涉合同没有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仓储费之约定，即便谦润木业公司是合同当事人，基于债务加入的法律规定，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出发，则应当认定存货方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但本案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审法院还想说明的是，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只要冀中恒信公司作为货权人和存货人的角色不变，那么说明其仍为《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就不存在债务转移的情形，其就应当履行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存货人是支付仓储费的主体，但当事人完全可以自行约定支付仓储费的主体，在有约定时应从约定，这是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应有之义；其次，债权让与与债务转移均是以单个债权、债务为标的的让与或转移，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并没有变化，除非构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所以，仅将债务约定由第三人承担并不影响当事人的合同地位，两者没有必然联系。青岛裕沣公司强行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与债务主体捆绑一起，没有法律依据；最后，案涉《仓储合同》有关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仓储费、谦润木业公司承担仓储费的约定也不是债务转移，理由就在于案涉合同一成立生效冀中恒信公司即不负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不是将已经存在的债务转移给谦润木业公司。 关于焦点二，青岛裕沣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表示其行使的是合同履行抗辩权，但考虑到其在答辩意见中涉及到留置权问题以及享有留置权本身即可拒绝冀中恒信公司相应的提货请求，因此，一审法院也对是否享有留置权进行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在谦润木业公司尚欠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时，青岛裕沣公司无权以享有留置权为由拒绝冀中恒信公司提货请求。理由如下：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该法律条文规定了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和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作为留置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中，如前述分析，冀中恒信公司并非支付仓储费的债务人，谦润木业公司系债务人，而依据《仓储合同》约定，仓储物系冀中恒信公司所有而非谦润木业公司所有，因此，青岛裕沣公司主张行使留置权，没有法律依据；其二、对于如何理解上述法条中“债务人的动产”，虽然可以解释为该动产只要是债务人合法占有即可，而不需要债务人所有，但案涉仓储费债权的发生也不是基于谦润木业公司合法占有仓储物而发生。换言之，谦润木业公司从未占有过仓储物；其三、留置权虽是法定的担保物权，但仅凭仓储债权基于仓储物发生之事实，而不管债务人与仓储动产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留置权的定义。因为留置权的目的在于对债务人起到震慑力，从而迫使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其四、《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动产，不得留置”，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留置权虽作为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其发生基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约定排除适用，且这种约定应不以当事人明示约定为限，默示约定亦可。本案中，冀中恒信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一开始就不负有仓储之债，并非债务人，债权人青岛裕沣公司对此明知，因此，既应认定本案留置权不符合成立要件，也应认定当事人达成了排除留置权的默示约定；其五、《合同法》第二十章《仓储合同》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第十九章《保管合同》第三百八十条规定“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合同法对留置权的行使仅限于“寄存人”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而没有涉及第三人。相反，对于留置非债务人的动产，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能做扩大解释，比如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有关运输合同中行使留置权的规定；其六、从合同约定来看，青岛裕沣公司对支付仓储费的主体、仓储物的权属是明确知晓的，对冀中恒信公司仅凭《放货通知单》即可提走货物的约定是明确知晓的，对谦润木业公司不支付仓储费应由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是明确知晓的，在此种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安排，否则无异于限制冀中恒信公司提货权，与合同缔约目的相悖。综上，青岛裕沣公司关于行使留置权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在谦润木业公司尚欠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时，虽然青岛裕沣公司不能行使物权法上的留置权，进而不能就相应仓储物拍卖等费用优先受偿，但是仍要判断青岛裕沣公司在此情形下，是否有权行使合同法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进而有权拒绝冀中恒信公司对相应货物的提货请求。两项权利一项是物权保障，一项是债权保障，宜分别讨论，而不能简单认为没有留置权就应当无条件的放货。关于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具有履行抗辩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该法律条文规定了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互负债务的牵连性和行使上的相应性，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诉争合同系三方合同，这就涉及到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问题，具体判断标准上，应当准用上述法律规定，即首要重点考虑债务之间的牵连性。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是双务合同的前提应是冀中恒信公司承担支付仓储费义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具体理由已述，于此不赘；其二、在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的判断上，既要从履行抗辩权立法意旨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角度出发，也要避免产生一方违约导致的合同风险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局面。同时，在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的适用上，因各自债务各自独立，因此，牵连性不应采取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而应当以多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为依据；其三、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三方当事人约定的仓储费支付主体为谦润木业公司，并约定了第三人不逾期支付仓储费时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以及冀中恒信公司凭《放货通知单》即可提货，但没有明确约定第三人支付仓储费是冀中恒信公司提取货物的前提，也就是说，当事人并没有将青岛裕沣公司向冀中恒信公司放货的义务与第三人向青岛裕沣公司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作为对待给付的明确一致意思表示，因此也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性；其四、更为重要的是，从合同履行来看，青岛裕沣公司主张仓储费仅支付至2018年6、7月份，最后一次提货日期却为2019年2月25日，更能说明冀中恒信公司提货与第三人支付仓储费之间没有对待给付，不具有牵连性，否则青岛裕沣公司应在欠仓储费之日即应开始拒绝提货；其五、从公平原则来看，冀中恒信公司从青岛裕沣公司处提取货物，并不导致第三人免除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为合同并未约定第三人仅在作为仓储物的销售单位时才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此，即便第三人出现无资力的情形，也属于青岛裕沣公司缔约时应当预见的商业风险。综上，青岛裕沣公司于本案中主张行使履行抗辩权，无异于将谦润木业公司违约行为转嫁给冀中恒信公司承担，有违当事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安排。 关于焦点四，冀中恒信公司主张尚存货物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青岛裕沣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发送给冀中恒信公司的明细中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10.8849立方米，庭审中，青岛裕沣公司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03.0709立方米，但主张冀中恒信公司对尚存部分货物没有对应《仓单》，无法确定该部分货物的货权为冀中恒信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入库通知单》是确定入库仓储物数量的依据，出具《仓单》仅是青岛裕沣公司核对入库后应当向冀中恒信公司履行的义务，冀中恒信公司提取货物也无须出具《仓单》，且，青岛裕沣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向冀中恒信公司发送的《库存表》更能说明认可冀中恒信公司系货物所有权人，再结合青岛裕沣公司庭审中提交的部分《仓单》冀中恒信公司并未持有以及双方在邮件中仅对仓储费事宜沟通而从未涉及货权问题等事实，再考虑到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数额均低于青岛裕沣公司认可数额，一审法院确认尚存货物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同时，从剩余货物明细对比来看，青岛裕沣公司对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每一份提单号项下的剩余货物数量没有异议，仅是存在部分提单号对应的剩余货物数量高于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货物数量，因此，应当按照冀中恒信公司的主张确定剩余货物对应的提单号，进而确定尚存货物的具体规格。 关于焦点五，一审法院认为，从查明事实看，冀中恒信公司已于2019年9月11日通知青岛裕沣公司提货，并发送《放货通知单》，但青岛裕沣公司以需结清仓储费为由拒绝放货，根据以上焦点分析，青岛裕沣公司拒绝放货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已经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如何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问题，首先，应准确理解当事人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约定“乙方在收到甲方放货通知后，逾期放货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赔偿该批次提货总价值金额1%的违约金；乙方未按甲方放货通知内容放货，出现错放、多放货物等情况的，应按照甲方销售价格给予等价赔偿，并向甲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冀中恒信公司据此既主张了迟延放货违约金，又主张了损失和100000元违约金，并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未按甲方放货通知放货”既然包括“错放、多放”等，也当然包括拒绝放货，一审法院认为，冀中恒信公司的解释不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从文义解释来看，逾期放货的应按照相应批次提货总价值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而未按放货通知内容放货的则应按销售价格赔偿并支付违约金，由用词“该批次提货总价值”和“销售价格”的区别可知，前一种情形是针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放货导致的迟延放货违约责任，后一种情形是针对已放货但不符合放货要求而约定的违约责任，理由就在于“销售”的前提显然是已经放货。此外，从两项违约责任之间用标点符号分号隔开来看，说明是并列关系，在已经对拒绝放货导致的迟延放货约定违约责任情形下，后一种情形当然无须对此再次重复约定，这样理解，更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那么问题的关键转化为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损失和迟延放货违约金能否支持？应如何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约定的违约金与该违约行为导致的赔偿损失无法并用，仅能通过调整违约金方式处理，且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支付不影响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承担，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对迟延放货行为约定了违约金，该违约金性质应为赔偿性违约金、排他性违约金，与迟延放货行为导致的赔偿损失不能并用，而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车辆费用损失也是因迟延放货这一违约行为产生，因此，冀中恒信公司主张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冀中恒信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费用已经发生且实际支付，该项主张，也缺乏事实依据。同时，在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之规定向青岛裕沣公司释明是否需要调整违约金时，青岛裕沣公司明确表示冀中恒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需要调整违约金，主要理由一是冀中恒信公司主张按存货全部数量为基础计算违约金与事实不符，根据冀中恒信公司的《放货通知单》仅能确定提货数量为394.777立方米，有《仓单》的仅为253立方米，应以此货物数量作为基础计算；二是价值应按照提货时或销售货物时价值计算；三是青岛裕沣公司对仓储物保管良好，除了货物价值本身的自然贬损外，冀中恒信公司几乎没有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查明事实看，冀中恒信公司要求提走全部仓储物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青岛裕沣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仅是以需结清仓储费为由拒绝放货。冀中恒信公司根据提货量与提货能力先期发出《放货通知单》并不能否认冀中恒信公司要求全部提走货物与青岛裕沣公司拒绝全部放货的事实。且从常理分析，青岛裕沣公司对先期《放货通知单》都不履行，那么，冀中恒信公司仅为满足程序上要求继续发出《放货通知单》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青岛裕沣公司据此认为仅应按《放货通知单》确定违约责任，避重就轻，与事实不符；其次，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以及违约金弥补损失的功能来看，确定拒绝提货时货物市场价值作为合同约定的“总价值”更为公平；最后，冀中恒信公司主张违约金并未指向货物的自然贬值损失，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冀中恒信公司的损失为贬值损失、进而论证己方没有过错，属偷换概念，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根据木材市场价格确有下跌的客观事实，考虑到冀中恒信公司表示其提货原因并非在于交易，本院酌情确定违约金计算基数为5000000元，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关于焦点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中，谦润木业公司系案涉《仓储合同》签订主体，也是履行义务的主体，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所查明的其与冀中恒信公司之间的关系、提货情况、仓储费支付等情况均与谦润木业公司有关，本案的处理与谦润木业公司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此为其一；其二、该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由此可见，若谦润木业公司应参加诉讼而未参加可能会导致既判力的稳定，进而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故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谦润木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更是为了确保程序的公正；其三、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的答辩、质证意见来看，其始终主张欠付仓储费，进而主张享有留置权与履行抗辩权，因此，若支持上述主张，则首要查明谦润木业公司支付仓储费情况以及是否欠付，而这些事实只有在谦润木业公司到庭情况下才能查清，而不能由青岛裕沣公司、冀中恒信公司单方或双方确定。再进一步说，假若认定青岛裕沣公司享有留置权与履行抗辩权，则应查清欠付仓储费的具体金额，以便在欠付金额范围内行使留置权或抗辩权。可见，一审法院视案情依职权追加谦润木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既符合法律规定、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有利于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没有必要追加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青岛裕沣公司关于其没有主张仓储费故谦润木业公司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理由，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冀中恒信公司要求青岛裕沣公司返还货物，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在具体返还的操作上，双方当事人应当积极协商，妥善解决，给予对方必要合理的准备时间。冀中恒信公司要求青岛裕沣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按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冀中恒信公司要求刘旭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冀中恒信公司要求青岛裕沣公司赔偿损失44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三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福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货物规格见附件）；二、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货物之日的违约金（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三、刘旭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刘旭东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有权向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608元，由冀中恒信公司负担1233元，青岛裕沣公司负担653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交：证据1、微信截图打印件。证明案涉仓储合同系冀中恒信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签订未经有效平等的协商，青岛裕沣公司不因此合同而失去履行抗辩权，冀中恒信公司具有从事海外货物代购业务的丰富经验，与格式合同中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不对等相互印证。证据2、恒信-万友仁和-艾派克所签《仓储合同》打印件。证明冀中恒信公司在类似仓储业务中签订的合同，只有合同主体，储存位置、仓储费的标准、联系人等存在差异，其余条款完全一致，仓储合同系冀中恒信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签订未经平等有效协商，青岛裕沣公司不因此格式合同而失去履行抗辩权。 冀中恒信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存在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合同的拟定和签订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磋商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三方就仓储合同内容的确定是经过充分协商的，事实上仓储合同内容是基于三方的合作模式，结合三方的意见而进行起草并通过电话信息等多种方式充分协商后确定的。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其目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在一审中将仓储合同作为其第一份证据提交法庭，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在一审中从没有就合同存在格式条款或系格式合同提出过任何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该合同系复印件，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因冀中恒信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其他合同内容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合同内容相似来推定涉案合同就是格式合同，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交的证据1、2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谦润木业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提供的微信截图明确载明聊天的双方当事人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与冀中恒信公司业务经理邢林林，且载明邢林林联系方式，聊天的内容为涉案合同签订事宜及证据2为邢林林向刘旭东提供。冀中恒信公司仅提出不认可证据真实性的质证意见，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该二证据予以采纳，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予以认定。 冀中恒信公司、谦润木业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争议焦点为：1、冀中恒信公司是否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2、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应返还冀中恒信公司辐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3、青岛裕沣公司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4、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适当。5、一审追加谦润木业公司参加诉讼是否程序不当。 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冀中恒信公司没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青岛裕沣公司、冀中恒信公司、谦润木业公司三方签订的《仓储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由谦润木业公司承担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全部仓储费。该合同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上诉所提冀中恒信公司应支付仓储费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上诉所提本案合同约定的冀中恒信公司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属于格式条款，应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所谓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又称标准条款或标准合同，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如保险合同、银行贷款合同等，都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体现在内容的固定性，使用的频繁性。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仅因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冀中恒信公司提供了恒信-万友仁和-艾派克合同模板供其参考，就主张涉案合同多次使用，为格式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应返还冀中恒信公司辐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青岛裕沣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发送给冀中恒信公司的明细中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10.8849立方米，一审庭审中，青岛裕沣公司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03.0709立方米，冀中恒信公司主张返还的存货物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低于青岛裕沣公司认可的存货量，系冀中恒信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置。关于青岛裕沣公司上诉主张冀中恒信公司对尚存部分货物没有对应《仓单》，无法确定该部分货物的货权为冀中恒信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仓单系保管方向存货方出具，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但并不是唯一凭证。本案中《仓储合同》明确约定青岛裕沣公司根据冀中恒信公司出具的书面《放货通知单》提取货物，而没有约定凭仓单提货。且青岛裕沣公司认可的存货量高于冀中恒信公司主张返还的存货量。因此，青岛裕沣公司所提部分货物没有仓单，无法确定该部分货物的货权为冀中恒信公司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3，本院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24日，冀中恒信公司先后两次向青岛裕沣公司发送《放货通知单》，青岛裕沣公司均以费用结清方可提货，费用未结清之前，不能提货为拒绝冀中恒信公司的提货要求，青岛裕沣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仓储合同》关于青岛裕沣公司接收到冀中恒信公司的《放货通知单》放行相对应货物的约定，构成违约。关于青岛裕沣公司上诉所提其系行使留置权的辩解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本案中青岛裕沣公司对谦润木业公司享有债权，青岛裕沣公司对冀中恒信公司不享有债权，其无权因谦润木业公司不支付仓储费而留置冀中恒信公司寄存的货物。因此青岛裕沣公司关于行使留置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4，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金数额正确，一审法院已作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焦点5，本院认为谦润木业公司系涉案合同当事人，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一审法院追加谦润木业公司参加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程序合法。青岛裕沣公司上诉所提一审法院追加谦润木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608元，由上诉人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刘旭东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乔良艳 审 判 员 张世柱 审 判 员 李 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晓雨 书 记 员 张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