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男，汉族，1958年11月25日生，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胜利路118号2号楼二单元三层西户4，系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女，汉族，1964年3月7日生，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新建北路23号9号楼三院五层西，系公司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56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忻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59年11月2日生，汉族，住忻州市，系杨某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基本情况同上。上诉人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红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02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胡某，被上诉人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2773号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此判决中第二、三、四、五项判决所确定的还款义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吴某诉请的上诉人于2016年1月19日因资金周转短缺向其借款14万元；被上诉人杨某诉请的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3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2日分别向其借款16万元、10万元、10万元，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以上四笔共计50万元的借款真实存在。理由如下：1、上诉人合计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支出均未按时在上诉人的财务账簿中记载，其行为既违反了会计强制性规定，也不符合上诉人的日常管理规范，更不符合上诉人单位财务记账习惯。本案中，被上诉人吴某诉称2014年3月1日向上诉人出借20万元，借款后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分7次向其支付利息。上诉人在收款及支付利息后均及时进行了账务登记。与上述20万元借款不同的是，被上诉人杨某另诉称的四笔共计50万元借款及利息支出，上诉人在收到借款本金及支出借款利息后长达3年时间内一直未做任何记载,直至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几个月后才出现被上诉人集中讨账的事情,财务人员才在账务交接中强行要求集中记帐。综上,上诉人认为在其公司财务制度及财务人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50万元的借款存在却不按规定进行财务登记，既不符合上诉人的日常管理规范，也不符合上诉人单位的财务记账习惯。2.被上诉人吴某、杨某在上诉人前期借款不能按合同约定归还的情况下,后又多次向上诉人出借大额款项不符合常理。本案中，上诉人首次向被上诉人吴某借款20万元的时间为2014年3月1日，约定到期时间为2015年3月1日，但截至诉讼之日，上诉人尚未按合同约定归还被上诉人借款。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客观违约的情况下,又分别于2015年10月13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2日,四次向上诉人出借大额资金，明显不符合常理，无法排除被上诉人与公司原财务人员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去世公司混乱之机，制造虚假借贷凭证骗取公司钱款。3.上诉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去世后,公司财务室钥匙、公章、财务章、私章在长达两个月期间内一直由出纳李慧洋保管，且拒不交出。据此，上诉人认为出纳的上述行为无法排除其利用保管公章、财务章的职务便利伪造账务凭证签订虚假合同的可能。李慧洋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的外甥女,在陈继红去世前担任公司出纳，保管公司财务室钥匙、公司公章、财务章、私章。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于2017年10月13日，突发疾病入院抢救，2017年10月17日，抢救无效死亡。陈继红去世后，公司要求原出纳李慧洋交出公章、财务章、私章，但其拒不交付。2017年12月15日公司为了办理职工养老金代缴手续,通过股东大会决议雇佣开锁公司将公司保险柜打开取出公章、财务章及私章。因此，,上诉人认为公司原出纳李慧洋的上述行为无法排除其利用保管公章、财务章、私章的职务便利签订虚假合同的可能。4.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去世后，公司审计期间，公司原出纳李慧洋擅自启封财务室门、窗、文件柜封条进入室内。据此，上诉人认为李慧洋的上述行为无法排除其伪造记账凭证及账簿的可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去世后，公司审计期，公司为配合审计组审计，多次要求公司原出纳李慧洋将公司账务凭证及账簿交回，均遭拒绝。期间，公司原出纳李慧洋曾两次擅自启封财务室门、窗、文件柜进入室内。第二次进入时间为2018年1月5日，该事实公安机关报警记录可以证明。李慧洋擅自进入财务室后集中制作了大量来源不明的账务，要求公司一次性接收。因此，上诉人认为公司原出纳李慧洋的上述行为无法排除其伪造财务凭证及账簿的可能。5.2017年10月13日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因突发疾病昏迷，后送入忻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进行抢救，2017年10月17日抢救无效死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杨某自己记载的陈继红在抢救期间支付其利息的行为客观不可能发生，因此无法排除被上诉人杨某伪造债权凭证的可能。被上诉人杨某诉称2017年10月14日其从上诉人公司支取利息14400元，同日陈继红签字支取，但陈继红从2017年10月14日凌晨入院至2017年10月17日抢救无效去世,治疗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客观上无法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被上诉人杨某的记载恰恰证明其提供的借款凭证系伙同公司财务人员趁公司混乱私自制造,并不存在真实借贷行为。6.被上诉人杨某、公司原出纳李慧洋庭审中对2017年10月14日支取利息的陈述客观不可能发生，同时双方的陈述不相吻合,且李慧洋在没有账册记载的情况下口头却予以认可，再次证明杨某与李慧洋有合伙伪造债权凭证骗取公司财物之嫌。庭审中杨某在从上诉人的答辩中得知10月14日陈继红已经入院抢救，则辩称，自己记载的2017年10月14日的利息支取是2017年10月12日在上诉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支取，将收条日期故意往后写在2017年10月14。该陈述与李慧洋的陈述不相吻合，同时与客观实际不符。现在证据证实2017年10月12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已因病入住忻州市现代医院，全天候输液，根本无法去单位履行公务。以上不符合实际的陈述，再次证明杨某与公司财务人员趁公司混乱之机，合伙伪造债权凭证骗取公司财物。7.一审中，除被上诉人手中仅有来源不明的债权凭证，不论多大数额的借款均一概以现金支付,再无其它出借款项来源的证据予以佐证，该情形符合最高院对虚假诉讼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支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十）其它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有来源不明的债权凭证，该单一证据无法证明该借贷行为的真实发生，同时如此大额的款项出借与被上诉人的家庭收入极不相符，该情形符合最高院对虚假诉讼的认定。综上,该四笔借款发生的前后时间不同，上诉人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生前未对公司的任何人提及，同时被上诉人亦未向上诉人公司的其他领导提及过，上诉人公司的财务账册中也没有任何记载，上诉人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突发疾病去世后，被上诉人拿着来源不明的手续集中向上诉人公司提出还款请求，公司财务账册中没有任何记载，公司原财务人员却配合着口头予以认可。以上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形足以证实该四笔合计50万元并未真实存在，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相关财务人员趁公司混乱之际合谋骗取公司钱款。该50万元借款诉讼属于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移送相关司法机关。杨某、吴某辩称，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明知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且一审法院两次判决均支持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仍提起上诉目的就是拖时问，就是为了收下一年度的租金，可见上诉人行为之卑鄙。现就上诉状逐条答辩如下:一、被上诉人已就借款70万元向法庭提出了充分的证据，主要有:1、有双方签字、盖章的借款凭证、合同书。2、上诉人公司出具的工程借款收款回单。3、被上诉人在每笔借款单上收到利息的记录。4、上诉人公司财务记账原始凭证及会计账簿记录。5、上诉人原聘会计、出纳的证人证言。上诉人屡屡声称“上诉合计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均未按时在上诉人的财务账簿记载”而实际情况却是这合计五十万元的借款及相应的利息支付情况均在被告公司财务的原始记账凭证上有明确记载。而且原始记账凭证正是上账的基础，特别需要向法庭指出的是原法人陈继红去世后,新改组的上诉人董事会为了达到霸占被上诉人财产的目的,串通所聘请的忻州永琛会计事务所进行了虚假审计，故意不对2015、16、17三年的财务进行审计，而且在审计过程中排斥原财务人员参加,当时的周会计和出纳李慧洋曾向会计事务所提出还有近三年的财务凭证未上账登记,利用此次审计完全可以补充上账，但在上诉人单位领导的干扰下,会计事务所审计人员故意不采纳原财务人员的建议，严重违反了审计法的规定。至于为何未能按时上账，原一审时，该公司原会计周丽芳作证时已经明确说明是由于公司基建时产生的白条太多，不符合财务要求，且一直未能开回正规发票，因此才长达三年所有公司财务往来（包括被上诉人的所有票据)未做财务处理，而且该公司还有出于逃避税务的目的，所以2015、16、17这三年未对财务凭证作上账登记，但即使未上账并不能否定原始上账凭证的存在,而且上账与否与被上诉人有何关系?纯属该公司内部管理原因所致。二、上诉状指出:“被上诉人吴某、杨某在上诉人前期借款不能按合同约定归还的情况下,后又多次向上诉人出借大额款项不符合常理。”首先需指明的是所谓的“常理”它不是“公理”不是绝对的道理，是相对的。被上诉人之所以在前期出借的20万元未归还的情况下仍向该公司出借50万元，是由于前法人陈继红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在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的前身忻州公路分局服务公司工作也还是我通过关系把他调进来的，他的公司周转困难向我求援我愿意帮他一下，而且我实地观察通过前期投入改造效果明显，感觉风险不大，当然他也是有承诺的,最根本的是我借给他的钱,他都能按时结清利息，作为我来说也有借款利息比银行给的高多了,我的钱可以保值增值这方面的考虑，这是符合人性的。三、至于上诉人所说的第3、4方面所谓指控李慧洋擅自启封财务室门等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情，同时上诉人也提不出在此方面涉及被上诉人的任何证据,因此被上诉人断然拒绝这方面的不实之词。被上诉人认为如果在此方面涉嫌刑事犯罪，上诉人完全可以去公安局去报案。上诉人口口声声说不排除李慧洋与被上诉人伪造借款凭证已涉嫌诬陷，要承担法律责任。被上诉人与李慧洋仅停留在认识的关系层面，也就是她是公司出纳，借款及利息经她手上办理,她有什么必要要承担做牢的风险伪造如此大额的债权凭证?被上诉人也曾从事过法律工作难道就不知伪造文书的严重后果吗?需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借据都有陈继红本人的亲笔签名甚至是本人亲自书写的，这点上诉人是无法否定的，这已足够了。四、2017年10月14日支取到期利息情况的答辩:由于2015年10月13日所借16万元的半年利息14400将至，按照每次支付利息的惯例都是提前2天与陈继红碰面，以便做出财务安排，2017年10月12日中午被上诉人与陈继红在其公司办公室见面,我写好收款条，他签字，13号一天出纳备款，14号我持该条找出纳取款，以前几次收取利息都是这样的，完全符合常规，之所以把日期写到14日就是13日利息才到期，14日我才能持条收款，前面几次收取利息都是提前写到14日。陈继红当时是患的带状疱疹,并不影响其行动自由，入住在忻州现代医院就是为了离公司近办公方便。据被上诉人事后了解到陈继红10月13日已离开了现代医院回到其父母家中，当晚深夜由其家人报120送到市人民医院的,在这段时间以前陈继红是有行为能力的，并非上诉人所说2017年12月12日入住现代医院后一直在医院输液，无法履行公务。出纳李慧洋除了在公司任出纳外，,同时还在其叔叔的洗车行前台收款，该洗车行就在公司院内，租用的就是红港伟业的房子，离公司财务室直线距离不超过30米，由于事情已经过去几年李慧洋记忆有误，她作证说是在公司财务室付的利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但也不是原则问题，当时我取款是中午下班时间，确实是在洗车行前台。被上诉人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借条的真实存在才是关键,上诉人妄想通过一次所谓利息支付横生枝节是痴心妄想。五、关于现金支付问题的答辩:被上诉人出借予上诉人公司的钱都是按照原法人陈继红的要求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包括上诉人确认的2014年3月1日20万的借款，以及可以证明的最后一次2016年12月2日10万元借款，法律并无规定民间借贷必须转账进行。综上，被上诉人借款合同关系是真实存在，且已得到履行，到该公司法人陈继红死亡之前，被上诉人三年来已领取利息20多万元，没想到突发陈继红死亡，新的继任者妄图赖账，霸占他人钱财，实属行为恶劣。被上诉人认为该案的关键不是重复审理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它早已生效履行了，而应查清的是该公司2015、2016、2017这三年存在的历史会计凭证为何在审计时拒绝上账，忻州永琛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何缺乏这三年最应该反映财务状况的记账凭证，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杨某、吴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红港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7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二、红港公司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吴某与红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系朋友关系。2014年3月1日，红港公司以公司门面房改造为由向吴某借款20万元，红港公司给吴某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吴某人民币贰拾万元，用于我单位门市改造，该款到期连本带利归还，月利息为壹分五厘，利息半年归还一次，借款时间为一年，从2014年3月1号-2015年3月1号，如到期不能归还，愿拿单位新建迎街门市抵给对方使用三年。”该借条上有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吴某将20万元现金交付红港公司，红港公司未归还杨某、吴某借款本金，杨某、吴某在该借条下方及背面注明结息情况，用以证明红港公司已将利息结至2017年9月1日。2015年10月13日，红港公司又以公司资金短缺，周转困难为由向杨某借款16万元，红港公司为杨某出具的借据载明：“今借到杨某人民币拾陆万元整，系作公司流动资金，月利息为1分5厘，共计28800元，备注：半年一结利息。”该借据上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后杨某将16万元现金交付红港公司，红港公司未归还杨某、吴某借款本金，杨某、吴某在该借据背面注明结息情况，用于证明红港公司已将利息结至2017年10月14日。2016年1月19日，红港公司向吴某借款14万元，红港公司为吴某出具的借据载明：今借到吴某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系作2016、1、19-2016、7、19（月利息1.5%）该借据上加盖红港公司公章。后杨某将14万元现金交付被告，红港公司未归还杨某、吴某借款本金，杨某、吴某在该借据背面注明结息情况，用以证明被告已将利息结至2017年7月19日。2016年11月5日，红港公司向杨某借款10万元，红港公司与杨某签订工程借款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工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周转；借款金额拾万元；借款利率月利率1.5%；借款期限壹年（半年支付利息）。该工程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上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后杨某将10万元现金交付红港公司，红港公司未归还杨某、吴某借款本金，杨某、吴某在该工程借款合同背面注明结息情况，用以证明红港公司已将利息结至2017年5月5日。2016年12月2日，红港公司向杨某借款10万元，红港公司与杨某签订工程借款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工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周转；借款金额壹拾万元；借款利率月利率1.5%，该工程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上加盖红港公司公章。后杨某将10万元现金交付红港公司，红港公司未归还杨某、吴某借款本金，杨某、吴某在该工程借款合同背面注明结息情况，用以证明红港公司已将利息结至2017年6月2日。2017年10月14日凌晨3时，红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因突发出血性脑梗、脑出血被送往忻州市人民医院抢救，于同年10月17日去世。一审法院依据杨某、吴某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查封了红港公司所有的位于忻州市忻府区云中南路14号1幢、2幢、3幢、4幢的房产共5套。红港公司对杨某、吴某提供的2014年3月1日2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及结息情况予以认可，对后4笔共5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及结息情况不予认可，并提供公司记账凭证、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及陈继红急诊、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用于证明该50万元借款存在伪造可能。本次审理中，红港公司提供陈继红生前忻州现代医院、忻州市人民医院急诊、住院病历复印件，证明目的，陈继红生前2017年10月9日病发入住忻州现代医院，10月14日下午3时转忻州市人民医院急诊，至10月17日凌晨3时去世，这期间没有离开过医院，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杨某、吴某起诉陈述虚假，证人陈述虚假，涉嫌合伙串通侵吞公司财务，涉嫌犯罪。红港公司提供2017年12月15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8年1月5日接处警、值班登记表复印件，证明红港公司原出纳李慧洋在保管公章期间伪造记载凭证以及借款合同涉嫌犯罪。杨某、吴某质证认为2017年10月12日，红港公司原经理陈继红在红港公司单位办公室为杨某、吴某办理支取利息手续，10月14日由李慧洋给付杨某、吴某，借据上杨某、吴某自己批注；涉及李慧洋与红港公司之间纠纷与杨某、吴某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吴某提供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50万元的借款证据，红港公司虽有异议，并提供原法定代表人陈继红住院病历、李慧洋与红港公司纠纷相关出警记录等为证，但该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予以反驳杨某、吴某提供的借款事实成立的证据，故应认定杨某、吴某与红港公司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红港公司未及时归还杨某、吴某借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杨某、吴某要求红港公司支付月息1.5%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杨某、吴某主张利息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24%，故杨某、吴某要求红港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为，一、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吴某借款20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从2017年9月2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某借款16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从2017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三、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吴某借款14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从2017年7月20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四、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某借款10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从2017年5月6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五、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某借款10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从2017年6月3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开庭时被上诉人杨某、吴某提交了3组证据。证据一为原公司会计周丽芳证人证言，证明目的为公司所借杨某、吴某70万元的原始会计凭证已做下账处理并已报至税务机关；证据二为公司出纳李慧洋证人证言，证明目的为公司所借杨某、吴某70万元的原始会计凭证已做下账处理，审计时曾经提醒会计事务所还有未下账的三年会计凭证，希望一并审计。证据三为医院急诊接诊复印件1份，证明目的为陈继红在12号与杨某见过面，杨某打的收款条，陈继红12号签的字。证据四为信用社取款凭证三份。被上诉人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公司发生的其他往来都按时上账，但没有这50万元；关于证据三，12号陈继红在医院输血，病情严重不可能签字；对证据四不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与一审庭审时的证言吻合，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为复印件且无其他相关内容，证明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为被上诉人取款凭证，与借款时间吻合，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原审判决是否适当。根据被上诉人杨某、吴晓莉提交的5份借条（借据），上诉人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先后于2014年3月1日、2015年10月13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2日向被上诉人杨某、吴晓莉共计借款70万元，几方均在借条（借据）上签字捺印，并分别加盖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10月13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2日的四笔借款共计50万元并未真实存在，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相关财务人员趁公司混乱之际合谋骗取公司钱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加以佐证，也未申请对签字及手印真伪进行鉴定，且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5月7日、2017年6月2日的领款单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2月2日、2016年11月5日工程借款合同后背书的收取利息的金额及时间均吻合。据此，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忻州市红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长军审 判 员 刘 勇审 判 员 曲 攀 二○二○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文鑫书 记 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