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4行初320号 原告范惠生，男，196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范惠文，女，195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系原告姐姐。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 法定代表人田国刚，局长。 出庭负责人应朝晖，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海丰、袁旦，该局民警。 第三人黄金法，男，196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范惠生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第三人黄金法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范惠生于2019年12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审理了本案。原告范惠生及委托代理人范惠文，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的出庭负责人应朝晖，委托代理人何海丰、袁旦，第三人黄金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1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黄金法涉嫌在杭州市江干区雷锋广场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原告范惠生诉称：因原告（范惠生）与黄金法互殴一案，不服闸弄口派出所单方面不公开调解处罚原告一万元人民币行为，于2019年9月14日向被告提出《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同年11月15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该《不予处罚决定书》行为违法、违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案件发生事实详见证据1。其次，原告与黄金法互殴伤害事件的“报案时间节点”均未超过法定时效。否则，闸弄口派出所2019年7月26日传唤双方当事人（范惠生、黄金法）并作出“罚款原告一万元人民币”的处理结论后，不会于同年9月18日、10月9日、10月29日等不同时间内，以发短信形式向原告重复提出“做笔录、签字、发受案回执”等补证事实。再次，闸弄口派出所既知（黄金法）系本案事件的直接肇事者，亦知黄金法具备打人前料劣迹，却仅对原告“单方面不公开调解处理”，其执法程序构成违反公通字(2005)98号《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23、24、32、33条规定以外，明显涉嫌包庇、纵恿黄金法的违法侵害事实！最后，除以上事实外，闸弄口派出所对原告作出“罚款一万元人民币”的处理结论，构成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际利用其职权之便变相“欺骗和敲诈勒索罪”。否则，原告2019年7月27日向闸弄口派出所申请公开以上一系列“办案材料、赔偿一万元钱的组成部分、及调解书”，其不会消极不作为。 鉴于以上事实，被告单方面对黄金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书》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的相关规定，故构成不作为。综上，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望贵院依法受理，并支持原告的诉请。特此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2019年11月13日作出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监督查处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闸弄口派出所单方面不公开调解，且赔偿肇事者10000元人民币的违法行为；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范惠生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及挂号信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2019年9月14日向被告提出履职查处闸弄口派出所的申请事实。 2、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收件凭证，拟证明被告2019年11月13日向原告作出答复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3、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29日短信凭证，拟证明闸弄口派出所事后，再向原告以短信形式重复补证的事实。 4、《受案回执》及收件凭证，拟证明闸弄口派出所2019年9月18日即事后，对原告作出《受案》的事实。 5、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2019年7月29日向闸弄口派出所申请公开其7月26日对原告处理之实的一系列执法信息公开事实。 6、市一医院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拟证明2019年3月27日原告在三里亭被第三人打伤的事实。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辩称：2019年9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要求公安机关查处第三人黄金法在2019年3月27日下午故意殴打原告头部的伤害事实。 闸弄口派出所接申请后发现原告和第三人系派出所7月21日以故意伤害受案调查的双方当事人。派出所在调查时了解该案的起因系因为原告指控于3月27日被第三人殴打（即系原告邮寄要求查处的事项，前期也未以任何形式向公安机关报案），怀恨在心，而对第三人实施殴打，公安机关依法应当并案调查处理，并经原告和第三人同意已经调解结案，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明确表示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原告再次向公安机关邮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要求查处第三人在2019年3月27日的违法行为，虽本案已经调解处理，但为保障原告的权利，闸弄口派出所于9月18日以故意伤害受案，并于当日联系第三人到案。9月19日，第三人黄金法到案，闸弄口派出所询问并形成笔录，黄金法不承认本人有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因无其他证据证明，闸弄口派出所多次联系并上门找原告，要求原告到派出所制作笔录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原告一直未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并提供证据。 2019年11月13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之规定，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以邮寄形式送达原告及第三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管理处罚法》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被告依法询问第三人，且案发中心现场没有视频监控，周边视频已过保存期，原告未到派出所制作笔录并提供相应证据，故对于原告指控的第三人故意伤害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被告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本案，至迟在2019年11月18日须对本案作出处理决定，因在法定的期限内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2019年7月21日上午，原告因对2019年3月27日被第三人故意伤害怀恨在心，持木棍殴打第三人，闸弄口派出所受案并通知双方当事人调查，第三人黄金法于7月21日到案，原告于7月26日到案，7月26日，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原告赔偿人民币10000元给第三人，双方互相不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故原告起诉书中所称的“7月26日传唤双方当事人并作出罚款原告一万元人民币“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以及被告申请公开的材料等等的诉讼理由与本案无关联。 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违法事实对于时间的表述为“2019年7月22日”实际应为2019年7月21日，系民警笔误，该笔误对原告实际权利不产生影响。 综上，原告向被告邮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要求查处第三人2019年3月27日的违法行为，作为同年7月21日案件发生的起因，实际已经并案调解处理。闸弄口派出所为保障当事人权益，再次受案开展调查并询问了第三人，第三人否认有违法行为，且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实第三人的违法行为，经多次联系，原告未到公安机关制作笔录并提供相应证据，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本人承担，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被告对第三人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2、不予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审批程序。 3、邮寄凭证，拟证明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原告及第三人。 4、受案登记表，拟证明收到原告查处申请书后受案。 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拟证明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手续。 6、《受案回执》，拟证明受案回执。 7、查获经过，拟证明第三人查获情况。 8、询问笔录，拟证明询问第三人形成笔录。 9、原告邮寄查处申请及材料，拟证明原告邮寄的查处申请及材料。 10、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拟证明闸弄口派出所多次联系原告，原告未到公安机关。 11、治安调解协议书，拟证明被告经原告与第三人同意对本案案涉行为及7月21日案件进行调解处理。 12、2019年7月21日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第三人因被殴打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受案后，询问第三人、原告并形成笔录等相关调查材料。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人黄金法述称，对于《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无异议。 第三人黄金法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证据，被告对证据1-4三性无异议。证据5与本案无关。证据6被告也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进行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故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第三人质证意见与被告的意见一致。 关于被告证据，原告认为证据2、5，被告提交的原件与提供给原告的证据材料不一致。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的打架行为是双方互殴行为，不是单方面的打架行为，第三人也认可了2019年7月份的打架起因是因为2019年3月的打架事件引起的；对证据2合法性有异议，内容上是单方面的，仅指向3月份的打架事件；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合法性有异议，是原告对被告提出申请履职之诉，并非报案；对证据5合法性有异议，程序违法，延期也未告知原告；对证据6合法性有异议，与证据4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7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与原告的打架事件2019年7月26号已经调解结案，2019年9月18号打电话再要求调解必定违法；对证据8合法性有异议，程序违法，内容自相矛盾，第三人于2019年3月27先动手打原告；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合法性有异议，是双方打架结案之后做出的非法补正行为；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事实是双方打架行为，第三人也认可，被告对原告单方面的调解内容有异议，单方面调解赔偿1万元的事实也有异议，第三人伤害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证据证明，调解也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原告也从未收到过；对证据12中受案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2019年7月21号打架事实与2019年3月27号的打架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里的内容没有明确。对原告2019年7月26日的所作的笔录三性无异议，对第三人2019年7月21日所作的笔录中关于2019年3月27日打架的事实三性没有异议，对2019年7月22日第三人所作的笔录有异议，对受伤的事实有异议，缺少依据。对7月21日第三人的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也有异议。对情况说明合法性有异议，系公安机关当天调查，当天结案，没有调查监控，没有证人证言，调查不具有真实性，缺少时间结点。第三人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范惠生提交的证据。证据1-6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提交的证据。证据1-12，真实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 2019年9月12日，原告范惠生向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提交《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载明：“2019年3月27日下午四点半左右，申请人和其他三人在三里亭（雷锋公园）内玩扑克，第三人黄金法过来故意挑斗寻衅滋事，在申请人没注意时，第三人双手拿起扶手铁板凳，举过头顶以180公里的速度劈头盖脑砸向申请人右侧头部……申请人被第三人无故殴打后，导致头顶隆起五公分肿块，截止近日，经常头疼头晕”。要求：“依法确认闸弄口派出所单方面不公开调解，且赔偿肇事者10000元人民币的违法行为、违规，并责令对第三人黄金法2019年3月27日下午故意殴打申请人头部的伤害事实进行查办”。2019年9月18日，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收到上述材料并予以受案。受案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闸弄口派出所民警依法询问第三人黄金法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范惠生拒绝接受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闸弄口派出所询问。2019年10月15日，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决定将办案期限延长三十天。2019年11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黄金法殴打原告范惠生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将上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第三人黄金法、原告范惠生。原告范惠生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9年7月21日，第三人黄金法报案称：2019年7月21日9时20分，黄金法在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闻皇庙社区三里亭雷锋公园走廊厕所后面被伤害。2019年7月26日，原告范惠生接受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闸弄口派出所询问，原告范惠生承认其于2019年7月21日以木棍击伤第三人黄金法。同日，经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闸弄口派出所调解，原告范惠生与第三人黄金法达成调解协议：1.范惠生一次性赔偿给黄金法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切费壹万元；2.此事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责任；3.此事到此为止双方不得再追究。原告范惠生依约向第三人黄金法支付上述款项。 本院认为，原告范惠生的诉讼请求指向两组不同的行政行为，一是要求撤销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的杭江公（闸）不罚决字(2019)50218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是要求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监督查处闸弄口派出的调解行为。实际上，原告范惠生系对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针对其报案的2019年3月27日第三人黄金法殴打原告范惠生以及针对2019年7月21日原告范惠生殴打第三人黄金法作出的两个处理结果均提出异议，经本院在庭审中释明，范惠生仍坚持其诉讼请求。范惠生的诉讼请求违反“一行为一诉”基本原则，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范惠生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范惠生。 原告范惠生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涛 人民 陪 审员 吴芳芳 人民 陪 审员 徐 伶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代）书记员 来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