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楼。法定代表人：刘小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丽涵，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江大道**。法定代表人：张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迂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路，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代表人：黄自强，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龙威，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院**楼**iv>法定代表人：董轼，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伦，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以下简称江岸建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国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丽涵，长航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迂峰、唐路，江岸建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龙威，建银投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伦、邱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华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73号民事判决之第二项“驳回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付的委托贷款本金人民币1780万元，以及迟延支付款项的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780万元为基数，暂计算至2018年3月20日为人民币7885万元）。以上本金及利息款项总计人民币9665万元（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20日）。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采信2004年6月18日《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以下简称《2004年函》）认定相关事实，程序违法、证据不足。1.该证据系复印件，各方当事人均无原件，且江岸建行在一审中并未将该材料作为证据提交。国华公司一审庭审后提交书面代理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且该函多处存疑。一审判决载明国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质证意见与实际庭审情况不符。2.国华公司提交的第二组、第六组证据，均列明长航集团借款金额为1780万元及相关利息等事实，表明江岸建行、建银投资未放弃对长航集团的催收。一审判决依据国华公司不予认可的复印件，认定江岸建行、建银投资在2004年放弃本案贷款回收，与事实不符。即便该函证明建设银行放弃2004年度贷款催收工作，也不足以证明建设银行2004年以后均放弃本案贷款催收。3.一审法院认定国华公司既然已经自2004年起放弃了贷款催收，就不会通过2016年3月21日建设银行经办行向长航集团下达的《代理中央级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向长航集团主张权利，显属逻辑混乱，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1987年9月4日贷款、1987年11月3日贷款已过最长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应自国华公司授权之日即1998年5月25日起算，至国华公司收到2018年5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缴费通知书，未超过20年的最长时效期间。三、关于普通诉讼时效。1.一审判决认定国华公司丧失胜诉权，与现行立法模式不符。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相关司法解释以后，人民法院应重点审查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一方主体是否提出过诉讼时效抗辩。长航集团对账时未主动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表明其已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现又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由不予偿还相关债务，不应得到支持。2.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长航集团在该《对账单》上加盖公章并认可本金金额，仅对利息数额有异议，表明其与建设银行经办行之间存在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且存在利息，表明其同意履行债务，并已放弃时效抗辩。即便不考虑长航集团是否同意履行债务，其盖章承认债务的事实，即可推测其同意履行债务，属于默示的意思表示。催收贷款通知单可能是银行催收债务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江岸建行对《对账单》的用途并未作出明确说明。《关于报送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报表的函》（以下简称《2016年函》注明“单位不配合”，不代表长航集团行使了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3.根据本案6份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到期的，各经办行有义务与长航集团对账后，直接从其相关银行账户中划扣，表明长航集团在签订相关合同时，有积极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中国建设银行1996年9月24日印发的《中国建设银行代理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各经办行有催收义务，催收方式为与长航集团对账，该催收方式符合合同约定与交易习惯。4.长航集团在对账期间正在进行公司化改制，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通知明确规定任何企业不得在改制过程中逃废金融债权，相关金融债权没有被落实的企业，不得进行改制工作。若长航集团未表示积极履行涉案债权，必然不得进行公司化改制。5.长航集团就国华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提出异议，表明其承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希望偿还为前提。长航集团多次以2016年3月22日即《对账单》签署之次日为截点计算利息，表明长航集团认可该对账单的催收效力且有积极偿还之意思表示。四、关于利息计算。本案贷款受托银行作为专业机构，具有准确核算利息的责任，其核算的利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认定。长航集团辩称：一、一审采信《2004年函》认定相关事实，程序正当、证据充分。1.一审中，该证据确实无原件，但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以及国华公司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后国华公司又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违反“禁反言”原则。2.即使江岸建行和建银投资未放弃本案贷款回收，但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积极主张权利，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情形，本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上述证据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二、本案1987年两笔贷款最后还款日分别为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2月31日，截止国华公司2018年5月起诉，已经超过20年最长时效。1.国华公司于1998年3月18日成立，至迟自此享有该债权、具有对本案贷款经营管理的权限，本案贷款诉讼时效至迟自国华公司成立时起算。2.本案贷款在国华公司成立以前，是由国家计委委托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放、双方共同经营管理，不是无人经营、管理的状态，自资金发放之日就已由法人经营管理、自始就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诉讼时效不应从国华公司获得授权之日起算。3.国华公司一审起诉时间应以法院卷宗记载的时间为准。无论是从涉案两笔贷款到期日起算，还是从国华公司1998年3月18日成立时起算，至国华公司2018年5月起诉，均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律保护。三、本案6笔贷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长航集团从未同意履行该债务，从未以任何方式放弃诉讼时效抗辩。1.长航集团在《对账单》上签署意见确认本金数额，仅代表承认债务，不代表同意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函《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刊载于中国审判指导丛书《立案工作指导》2007年第1辑）中强调：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应该指有债权人“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本案《对账单》既无债权人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债务人同意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2019）最高法民申687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既往债务进行的客观表述不等同于其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上述生效的裁判文书均认定，债务人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的承认不等同于同意履行该债务。2.国华公司主张《对账单》表明长航集团放弃时效抗辩、诉讼时效中断、原债务重新确认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是针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作出，既然《对账单》不能体现债权人主张权利，则债务人也没有必要在《对账单》上进行时效抗辩。3.长航集团没有通过任何其他行为表示过同意继续履行或者放弃诉讼时效抗辩。且债务人预先放弃时效抗辩，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也没有相关约定。4.《对账单》不是银行通常的催收贷款形式。中国建设银行《关于加强不良贷款管理化解贷款风险的事实意见》（建总函字（1997）第139号）明确要求对不良贷款必须发出“催收贷款通知单”，适时中断诉讼时效。本案中，建设银行于1990年10月31日曾使用格式的《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催收本案前两笔借款合同项下已到期部分本金。因此，本案《对账单》不代表江岸建行催收贷款或要求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2016年函》注明“单位不配合”，进一步印证长航集团未放弃诉讼时效抗辩。5.长航集团是否完成改制，与是否同意履行本案债务没有关系。四、长航集团关于利息计算的意见，是基于不影响诉讼时效抗辩的基础上提出的，仅为了说明国华公司关于利息的计算存在明显错误，长航集团关于利息计算方式的意见不等于同意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超过，已无必要查明利息金额，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国华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江岸建行述称：1.本案是由委托贷款合同引起的纠纷，国华公司将江岸建行列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国华公司对本案借款享有直接介入权，应直接以借款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2.江岸建行提供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仅作为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凭证，用于核对账目。江岸建行的银行催款函通常需要载明借款人的信息、借款日期、借款利率、逾期还款的天数以及截至催款日所欠的利息。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是真实存在的，在于证明涉案借款关系真实存在。建银投资述称：1.《2004年函》仅表明放弃了2004年的催收工作，不代表放弃受托管理义务，也没有坚持不起诉的意思表示。2.《对账单》属于银行的管理方式、措施，是否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请法庭依法裁判。国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国华公司与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2.判令长航集团向国华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780万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20日为7885万元）；3.判令长航集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以煤代油”政策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国家重要能源政策。1995年12月4日，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以下简称煤代油办公室）作为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的资金机构，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先后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建设银行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拨付、协助贷款回收等义务。1997年、1998年，煤代油办公室均与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国华公司受国家委托，管理煤代油专用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原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所有的委托贷款本息和各项应收款）均作为国华公司的债权，各借款单位因使用煤代油资金与建设银行（总、分、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继续有效。1999年3月19日，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通过建设银行发放煤代油贷款，由双方共同下达贷款回收计划。基于上述事实，国华公司是国家以煤代油专项资金的债权人，这些专项资金通过建设银行委托贷款形式发放给各债务人，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之间形成了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建行武汉市分行营业部（后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即本案江岸建行）分别于1987年9月4日、11月3日，1990年5月17日、1991年6月27日、10月24日，1992年6月29日与长江轮船总公司（先后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航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长航集团发放煤代油专项资金贷款230万元、800万元、100万元、400万元、60万元、190万元，共1780万元。截止2018年3月20日，长航集团尚欠本金1780万元，利息7885万元。经多次催要，长航集团始终未能履行还款义务，江岸建行亦未提起诉讼要求履行还款义务，国华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1年10月4日，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联合下发《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煤代油办（1981）12号]，规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使用主要用于为完成压油任务而进行的能源、交通开发建设及有关费用支出，凡是用于建设项目的资金，应根据国家计委、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下达的煤代油基建计划拨给，拨款委托建设银行办理；如遇有逾期不能执行各项要求时，建设银行有权停止拨付资金，按协议书规定收取利息或加收利息，资金供应实行贷款方式或者拨款方式；实行贷款方式的建设项目均按规定计算利息；实行拨款方式的建设项目不计利息。1984年12月4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联合下达《关于下达的通知》[计资（1984）2580号]，该通知决定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根据各个不同时期产品供需情况实行浮动利率或调节利率；同一建设项目的“拨改贷”利息、国内储备贷款利息、临时周转贷款利息，按实际贷款数计息，不重复计收；建设银行经过审查，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应即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附格式），借款单位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并向贷款银行按年报送还款计划，收取利息上交财政；建设银行扣除其业务支出后，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基建基金；贷款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尚未还清的，逾期部分按原定利率加息20%；煤代油资金和国家预算专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原则上也实行有偿使用的办法，具体办法由主管部门自己确定。1985年1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七五”期间以煤代油计划安排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85）76号]，通知要求相关单位继续实行以煤代油政策。在收支管理上，仍由财政部列收列支，将收回的贷款如数作为能源交通建设专款拨给煤代油办公室使用；煤代油专项资金，仍由建设银行代收代支，建设银行对办理“拨改贷”可收取少量手续费。1995年12月4日，国家计委（委托方，甲方）与建设银行（代理方，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国家计委委托建设银行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拨付、监督贷款使用、协助贷款回收，对借款单位的年度基建财务决算金额签署审查意见。此后的1997年、1998年，煤代油办公室与建设银行联合印发了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1996年9月24日，建设银行向各分行印发《中国建设银行代理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明确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是建设银行接受国家计委委托的一项代理业务，由总行统一接受委托，协助煤代油办公室做好贷款回收工作，各经办行根据煤代油基建贷款计划、有关项目文件和上级行下达的贷款指标通知单，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及时拨付资金，监督贷款资金的使用。1998年1月26日，国家计委报请国务院领导审批，将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改为国华公司（即本案原告），受国家委托管理煤代油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为国务院神华集团公司项目筹集部分资金，继续完成国家尚未完成的煤代油任务。1998年3月3日，国华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申请登记经营范围包括以煤代油资金形成的资产和产品；同年3月18日，国华公司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成立。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代油（1998）916号]，明确国华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受国家委托管理以煤代油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承接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业务，统一管理煤代油资金。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所有的委托贷款本息和各项应收款）均作为国华公司的债权，原属煤代油办公室下发的文件，签订的协议及各借款单位因使用以煤代油资金与中国建设银行（总、分、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继续有效，仍按所签协议和合同具体规定执行。1999年3月19日，国华公司（委托方、甲方）与建设银行（代理方、乙方）签订《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凡是国华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发放的煤代油贷款，由双方共同下达贷款回收计划，下发建设银行的分支机构及项目有关部门，具体催收项目的范围采取一年一定的方式确定，除国华公司已采取催收措施的项目外，国华公司于上年末提供次年需催收的全部项目名单，建设银行可在回收计划下达三个月之内进行选择。2004年6月10日，建设银行通知国华公司，因银行股份制改革需要，建设银行以分立重组方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建设银行于2000年10月20日前形成的对公委托贷款业务及相应权利义务。6月30日，国华公司通知建设银行，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由重组后的建设银行继续办理。同年9月1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仍可简称建设银行）。同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建设银行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并改制成为建银投资，业务范围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收、经营、管理、处置从原建设银行分立后承继的资产。2004年10月8日，国华公司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尽快解决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承接问题的函》，要求建设银行及时办理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的各项手续。同年12月8日，国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函称，鉴于原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分立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继续无障碍处理有关委托贷款事宜。2005年5月12日，建银投资与建设银行签订《委托贷款业务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建设银行和建银投资系原中国建设银行分立重组形成的公司，均已依法设立并且有效存续，建银投资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2000年10月20日以前形成的所有对公委托贷款业务，建设银行同意接受建银投资的委托，对贷款业务进行管理。本协议有效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另查明：1984年交通部长江轮船总公司成立，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以长江轮船总公司为核心成员组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1996年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2009年1月因主管机关调整，改成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2月，经改制名称再次调整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1997-2004年期间，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每年均联合下发关于当年度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2004年6月8日，建设银行向国华公司提交关于《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建投（2004）24号]称，根据与国华公司联合下发《关于下达2004年煤代油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国投办字（2004）4号]和《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经研究决定，拟放弃回收贷款项目91个，占下达回收计划总金额的31.97%，放弃的项目名单表格中包括本案所涉长航集团的相关贷款本金1780万元。2005年、2007年、2008年，国华公司与建银投资、建设银行每年均联合下发关于当年度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做好贷款本息的回收工作。2017年8月7日，建设银行和建银投资联合向国华公司报送《关于发送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报表的函》[中建投函（2017）82号]，附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决算数据汇总表，注明本案所涉长航集团贷款未签证的原因为“单位不配合”。同时查明：1987年9月4日、11月3日，1990年5月17日、1991年6月27日、10月24日，1992年6月29日，江岸建行（贷款方）分别与长航集团（借款方）先后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相关款项主要用于造船项目。上述六份借款合同分别约定，江岸建行向长航集团发放煤代油专项资金委托贷款230万元（还款期限自1989年12月至1996年12月）、8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86年12月至1995年12月）、1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2年12月至1999年12月）、4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3年12月至2000年12月）、6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3年12月至2000年12月）、19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5年6月至2002年6月），本金共1780万元；上述借款合同均约定在合同期内年息3.6%，逾期加收利息20%，遇国家政策或人民银行对利率调整，利率可适当调整。1995年3月24日，国家计委通知建设银行，要求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对煤代油专项“拨改贷”资金和利率计算调整，其中涉及相关交通项目1至3年的年利率为12.96%，3至5年利率为14.58%；5年以上利率为14.76%，从1995年1月1日起执行，以调整日为界限进行分段计息，年度结息日为12月20日，并计收复利。2016年3月21日，长航集团财务部在江岸建行提供的《代理中央级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截止当日尚欠本金1780万元相符，利息余额不相符。2018年5月28日，国华公司起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因长航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裁定将此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本案所涉相关协议及六份借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且有效。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质证意见和庭后提交的代理词，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国华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江岸建行是否应该成为本案被告，长航集团是直接列为被告，还是第三人；二是诉讼时效计算问题。本案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国华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普通诉讼时效，第一、二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超过法定最长诉讼时效；三是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国华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江岸建行提供的对账单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长航集团是否放弃时效抗辩；四是贷款利息计算问题。国华公司诉请的贷款利息计算依据、标准和起算点是否合理。一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涉案借款虽然发生在1995年12月4日原国家计委与建设银行就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之前，但根据涉案煤代油专用资金使用的背景、国家计委下发的相关文件、国华公司的成立经过及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等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国华公司承继了煤代油办公室的权利和义务，该代理协议有向前追溯效力，故国华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国华公司的前身是国家计委煤代油办公室，具有管理、经营煤代油资金以及所形成全部资产和债权的权利。江岸建行是涉案委托贷款业务的直接受托人和执行者。长航集团是涉案委托贷款的实际借款人。2004年9月14日原中国建设银行依法分立为建设银行和建银投资。建银投资与建设银行也曾连续几年共同与国华公司联合下文形成回收贷款计划，虽然于2005年5月12日对贷款的承继问题签订过委托管理协议，但这是分立后的两个单位之间内部约定，对国华公司没有约束力。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以此协议作为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法人分立后的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由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江岸建行是建设银行下属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实际执行授权范围内的涉案贷款业务，依法有独立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建银投资共同承担国华公司的委托贷款业务，因此国华公司诉称与江岸建行、建银投资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涉案贷款关系形成时间久远，江岸建行并没有证明及时向长航集团起诉或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请求还款的权利。国华公司虽然曾经发函要求涉案贷款人上级单位建设银行要求催款，江岸建行和建银投资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按通知要求，落实联合下发的相关文件，积极起诉或通过其他方式行使权利。而且，根据建设银行于2004年6月8日向国华公司提交《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可视为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坚持不起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该批复并未被废止，仍可以适用当时形成的民事纠纷，因此，国华公司以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为被告，以长航集团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符合该批复确立的规则，也与江岸建行所辩称我国合同法体现的相对性并不矛盾，因此，本案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适格。二、关于诉讼时效计算问题涉案贷款由江岸建行根据上级单位建设银行安排，接受国华公司（原煤代油办公室）的要求发放、管理和催收，国华公司、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建行、建银投资是涉案贷款的经营管理或受托经营管理相关单位，涉案贷款实际就是授权法人单位经营和管理。对作为借款债务人的长航集团而言，根据涉案六份借款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和内容判断，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互利共赢的贷款经营行为，长航集团的权利相对方是已经获得经营授权的法人单位或者有营业执照的民事主体，因此，本案应该受到我国法律关于调整民事关系的诉讼时效制度限制。国华公司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的规定，即“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根据本案事实，涉案款项事实上已经授权给前述法人单位国华公司经营和管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涉案贷款发放前是国家为了扶持国有企业相关产业发展而实施拨款，但此后通过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而成为“拨改贷”，款项性质发生明显变化，当然应受诉讼时效限制。国华公司辩称本案不受民事时效制度限制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1号]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所涉六笔贷款的最后还款日为2002年6月28日，故诉讼时效从此日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三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我国民法总则生效前就已经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期限，故本案应该适用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规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4年6月27日，涉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如果按国华公司取得授权管理涉案贷款的1998年5月25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在2000年5月24日即已届满。本案借款人是长航集团，诉讼时效依法应该根据涉案借款合同约定，从最后一笔应该向江岸建行最后还款日计算，与国华公司何时取得授权和何时正式成立无直接关系。建设银行于2004年6月18日向国华公司提交《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可以印证已经明确放弃涉案贷款回收，不会通过2016年3月21日的涉案对账单向长航集团主张还款权利。另外，建银投资和建设银行于2017年8月7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发送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报表的函》[中建投函（2017）82号]的内容显示，对本案所涉贷款未签证注明的原因为“单位不配合”，这也可印证长航集团并没有放弃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故国华公司以对账单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或者放弃时效抗辩的依据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当事人获得实际权利是请求权基础，而非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国华公司虽然于1998年3月18日获得工商部门批准成立，但正式获得国家对涉案贷款管理权限的授权日是1998年5月25日，获得授权之日起才有诉权。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本案案卷中注明收到起诉材料时间是2018年5月28日，长航集团辩称本案第一笔和第二笔贷款（最晚还款日为1995年12月31日）超过法律规定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中断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前述[法释（2008）11号]司法解释第十条对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规定包括，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直接送达，或者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等方式主张权利，或者金融机构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等，但是国华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中存在前述法定中断事由。国华公司虽然提供了1997年至2008年期间与建设银行或者建银投资联合印发几份贷款回收计划通知，但并没有证明这些文件送达给长航集团，以表达请求还款的权利。而且即使送达，截止起诉时也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结合江岸建行认可的《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2004年6月18日）可以判断，国华公司、江岸建行和建银投资并未及时有效向长航集团主张权利。除上述[法释（2008）11号]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请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这就意味着权利人应该明确作出请求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者义务人作出承认并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才能使因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诉讼实体权利得以明确和维持。当事人“承认存在债务”并不等同于“同意履行债务”。涉案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只是与长航集团核对所欠本息金额，并未体现江岸建行作出请求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长航集团虽然在该对账单上对本金金额确认，但这只是承认此前的债务，并不等同于放弃法定时效抗辩而同意履行债务。而且，江岸建行当庭提交质证的涉案借款协议原始档案中可见此前的格式化《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可以印证对账单并非银行正式催款通知。因此，国华公司所称的前述对账单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综上，涉案时效从2002年6月28日起算，2004年6月27日截止，国华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才起诉，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法定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事由，已经早已超过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因此，国华公司起诉时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四、关于贷款利息计算问题江岸建行和长航集团在庭审质证阶段并未认可国华公司诉称的利息相关证据。庭审中，国华公司称其利息主张来源于江岸建行的计算结论，江岸建行称根据合同签订日开始计算利息，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六份借款合同项下对应款项何时向长航集团发放，此后利率调整也没有重新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并非等同于贷款实际发放日，故国华公司诉称的利息起算及金额缺乏事实依据，计算标准也与涉案合同约定明显不符，诉请的利息金额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国华公司的起诉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利息金额不必进行具体认定。综上，国华公司与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之间的委托贷款关系合法有效，但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故诉请长航集团向其归还本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5050元，由国华公司自行承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内，国华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2018年5月15日湖北省人民法院诉讼费缴款通知书（原件的扫描件）；2018年5月18日交纳诉讼费单据（原件）；2018年5月21日湖北省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原件）。拟证明国华公司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为2018年5月15日。长航集团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起诉时间应当以人民法院立案管理登记信息表注明的时间为准。江岸建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建银投资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国华公司提交的2018年5月15日湖北省人民法院诉讼费《缴款通知书》（原件的扫描件）载明填制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缴款人全称：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525050元；2018年5月21日湖北省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原件）载明法院名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单位全称：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525050元等，与本案一审正卷第五册相应材料复印件内容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评述。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长航集团、江岸建行、建银投资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下列证据进一步质证：1.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该证据系一审判决书第15页载明的“江岸建行庭审中提供涉案全部借款合同原始档案给各方当事人质证时，档案中有1990年10月31日给原长江轮船总公司（现第三人长航集团）的一份格式化《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长航集团根据本院二审庭审要求于庭审后将其在一审质证时拍摄的该通知书图片上传至本案二审互联网法庭庭审程序举证质证栏目，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并于庭后提交书面代理词对该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国华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江岸建行一审并未将该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即使经过二审质证，国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未在二审庭审中提交、质证，而是庭后提交，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材料形成于1990年，年代久远，涉案合同未约定催收涉案贷款必须且只能采取《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的样式。即使建设银行1990年采取该通知书催收，不代表其不能采取其他方式催收贷款。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对账单》不是专业的催收文件。长航集团发表质证意见称，1.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是江岸建行一审提供的原始借款合同中的一份材料。根据一审法院要求，江岸建行在2019年8月27日庭审中提供了涉案6笔贷款合同原件（每份借款合同均是一个单独的建行卷宗），该通知书是本案800万元借款卷宗中借款合同后的附表4。长航集团在各方当事人查阅原件的过程中将该证据材料拍照予以留存，经一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借款合同原始档案真实性无异议（详见一审庭审笔录）。一审判决载明该证据，是经过质证的证据。2.该通知书由江岸建行提供，即便江岸建行未明确将该通知书作为证据提交，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调查收集证据，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合法有效。3.长航集团根据二审庭审要求于庭后在二审互联网开庭系统中提交了该证据，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该证据应予以采信，足以证实江岸建行用于催收贷款的书面文件是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样式，而非本案《对账单》样式。江岸建行发表质证意见称，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是真实存在的，证明涉案借款关系真实存在。建银投资发表质证意见称，长航集团二审庭审中提交的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非原件，其无法确认真实性，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虽然江岸建行一审中未将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作为证据提交，但人民法院对涉及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材料应依职权调查收集并组织质证。经本院二审组织当事人进一步质证，江岸建行作为该证据的持有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名称体现了金融机构常规的催收贷款通知书文本，内容与江岸建行陈述的银行催款函通常需要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评述。2.2004年6月18日《2004年函》。国华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债权人自2004年起已经放弃本案贷款的回收。长航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实建设银行已经于2004年明确表示放弃本案贷款的回收。江岸建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建银投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004年函》仅表明放弃了2004年的催收工作，不代表放弃受托管理义务，也没有坚持不起诉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江岸建行以及建银投资对该函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函仅表明“拟放弃回收”，不能证明国华公司、江岸建行或建银投资已实际放弃本案6笔贷款的债权。同时，债权人是否单方作出放弃回收债权的意思表示与本案6笔贷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均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国华公司、长航集团各自针对该证据证明目的的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本案贷款受托银行向长航集团（原长江轮船总公司）发送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载明借款单位、借款金额、到期日期、到期借款金额、欠款金额、请求还款以及还款期限、逾期还款债权人将按照合同约定从债务人投资和存款中扣收等内容。2.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国华公司缴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的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国华公司主张涉案6笔贷款中1987年9月4日贷款、1987年11月3日贷款是否超过20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2.国华公司主张涉案6笔贷款及利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是否属于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3.如果国华公司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则涉案6笔贷款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国华公司主张涉案6笔贷款中1987年9月4日贷款、1987年11月3日贷款是否超过20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问题1.关于该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1987年9月4日贷款、11月3日贷款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分别为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2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该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应分别自贷款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日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2月31日起算。国华公司关于该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自其成立后、国家相关机构明确授权之日即1998年5月25日才开始起算，缺乏事实依据。国华公司正式成立、获得授权之前，涉案6笔贷款并非无国家授权经营管理机构的债权。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国华公司承接原煤代油办公室所有业务、原属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均作为国华公司的债权，涉案贷款并非国华公司成立后新产生的债权。根据国华公司一审起诉的事实以及国华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国华公司1998年3月18日正式成立以前，涉案6笔贷款包括1987年9月4日贷款、1987年11月3日贷款，均由国家计委煤代油办公室委托建设银行发放、管理、回收等，证明该贷款自债权产生之日即有权利主体，相关权利主体具备主张权利的资格和条件。1990年10月31日建设银行向长航集团发送《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证明受托银行有权利对本案贷款行使权利且已实际行使该权利。国华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即12份《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中的证据1、2系1997年、1998年煤代油办公室、建设银行联合下发，表示对涉案6笔贷款进行回收，虽然国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通知实际到达长航集团，但该证据证明事实上该6笔贷款的权利主体在国华公司成立前的1997年、1998年已开始采取相应措施行使权利。国华公司于本案一审提交上述证据用于证明涉案贷款自1997年开始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诉讼行为，亦印证国华公司认可煤代油办公室、受托银行在其成立之前1997年、1998年针对涉案贷款的相关行为对其产生法律效力。国华公司主张1987年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自其成立后、国家相关机构明确授权之日即1998年5月25日才开始起算，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国华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时间的确定问题国华公司提交的一审诉状载明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立案管理登记、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载明收到材料日期为2018年5月28日，但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国华公司缴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的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本院认为，该《缴款通知书》表明国华公司在2018年5月28日以前，已经至迟于2018年5月15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相关主张，国华公司关于其于2018年5月1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1987年9月4日贷款、1987年11月3日贷款分别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2月31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至国华公司2018年5月15日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主张，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二、关于国华公司主张涉案6笔贷款及利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是否属于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的问题1.关于涉案6笔贷款及利息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本案6笔贷款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应分别为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2月31日、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2月31日、2000年12月31日、2002年6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6笔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分别从每一笔贷款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即便1987年两笔贷款未超过20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则至2016年3月21日，本案6笔贷款包括1987年两笔贷款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均已届满。虽然国华公司提供了1997年至2016年共12份《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通知直接向长航集团送交、或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长航集团，该通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6笔贷款诉讼时效中断。国华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以及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方式向长航集团提出要求、主张权利。国华公司主张本案6笔贷款诉讼时效中断，缺乏证据证明。2.关于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是否属于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的规定，该解释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催款通知单由债权人发给债务人；（2）催款通知单有催收到期欠款的内容；（3）债务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4）以上三项条件齐备，视为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双方法律行为，只有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达成一致意见，才符合合同的成立要件，才能认定为成立一个新合同、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2016年3月21《对账单》不符合双方达成新的合意的情形、不属于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第一，从债权人角度来说，本案《对账单》不能体现债权人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其一，《对账单》的名称、载明内容，仅反映双方核对本案贷款本金及利息的具体数额，没有“催收”“应还款”“请求还款”等表述。江岸建行在二审审理中亦陈述其银行催款函通常需要载明借款人的信息、借款日期、借款利率、逾期还款的天数以及截至催款日所欠的利息等。其二，该《对账单》的用途从江岸建行发出之始至本案一审诉讼向法庭提交均没有用于债权人主张权利。江岸建行作为国华公司本案贷款回收的委托代理人、该《对账单》的制作、发出人，在本案二审中陈述：当初其向长航集团发出该《对账单》的目的系用于核对账目；其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该证据，仅用于证明本案贷款借款关系的真实存在、借款的具体金额问题。江岸建行未表明该《对账单》系用于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或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因此，本案《对账单》仅针对债务是否存在以及数额进行核对，不具有催收逾期贷款的功能。第二，从债务人角度来说，该《对账单》不能体现债务人愿意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该《对账单》上虽有长航集团财务部门签署意见、加盖财务专用章，但“本金相符、利息不相符”的意见仅体现双方财务部门核对账目后账面数字是否相符的客观反映，没有长航集团同意继续履行原债务的意思表示。法释（1999）7号批复中“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并非义务人仅对原债务的数额进行确认，还应具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对账单》仅载明长航集团对本金数额没有异议，不具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三，1990年10月31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表明受托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有规范通用的固定格式的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文本。本案《对账单》与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比对，显然不具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和功能。其一，二者名称显著不同，明确体现二者不同的用途。其二，上述《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内容明确、完备，详实载明了借款单位、借款金额、到期日期、欠款金额、请求还款、逾期还款债权人将按照合同约定从债务人投资和存款中扣收等，完整明确的反映了债权人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而本案《对账单》未载明到期日期、请求还款、以及逾期还款债权人将按合同约定从投资和存款中扣收或债务人应承担的后果等相关内容。受托银行在1990年即具有专业的规范的固定格式的《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样本，其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如果在2016年催收本案贷款，亦应使用内容明确、语义完备的《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样本，而不是使用本案《对账单》。上述《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印证了本案《对账单》不能体现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的意思表示。第四，1997年3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关于下发《关于加强不良贷款管理化解贷款风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建总函字[1997]第139号）也明确规定对不良信贷资产须及时发出“催收贷款通知单”，适时中断诉讼时效，印证本案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不属于银行规范的通用的催款通知文本。3.关于长航集团是否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债权人若主张债务人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债务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由进行抗辩不应得到支持，则债权人首先应就义务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曾经作出过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的积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对账单》既不能证明债权人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金色阳光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将金色阳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归还300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该公司放弃对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87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债务人“对既往发生的欠款事实进行客观陈述并不等同于其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据此，债务人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债务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应当以明示的、明确的、积极的行为方式作出。国华公司主张长航集团在签署本案《对账单》时未主动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表明长航集团已放弃诉讼时效抗辩、长航集团承认债务即可推定为长航集团默示同意继续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债权人对到期贷款有权利从债务人投资或存款账户扣收，但本案权利主体包括受托银行从本案6笔贷款各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至本案一审起诉，从未采取相应扣划措施。长航集团签订合同时同意债权人对到期债权享有直接扣划的权利不等同于长航集团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同意还款，也不等同于长航集团在签订合同时即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即使双方合同约定预先放弃时效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第三，长航集团改制事实与其是否同意履行本案债务、是否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等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国华公司的相关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该事实不予审理、认定。第四，《2016年函》所附数据汇总表，注明长航集团就本案贷款未签证的原因为“单位不配合”，印证长航集团未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第五，借款利息属于从债权，其以主债权借款本金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受法律保护为前提条件。国华公司作为债权人一审关于利息计算方式及金额的诉请是以主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为前提，与此对应，长航集团针对国华公司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以及金额的诉请所提出的抗辩意见，同样是以假如主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则利息应当如何计算为前提。针对利息计算方式以及金额的抗辩不构成长航集团同意履行原债务或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自认，不等同于长航集团已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综上，本案6笔贷款本金及利息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国华公司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持续向长航集团主张权利或长航集团同意履行债务、诉讼时效持续中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与长航集团就该债务的履行进行了重新确认、或者达成过还款协议。本案既不存在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情形，也不存在债权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款通知单、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应视为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长航集团关于本案6笔贷款本金及利息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国华公司主张12份《贷款回收计划通知书》、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证明本案6笔贷款诉讼时效中断、双方对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长航集团已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6笔贷款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因本案6笔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一审法院对本案6笔贷款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不予认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国华公司关于本案利息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050元，由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