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6民初787号原告：吴某某，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江岸区人。委托代理人：叶敏，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被告：吴某1，男，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委托代理人：周美林，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第三人：吴某2，男，1954年8月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原告吴某某诉被告吴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9日、6月24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被告吴某1申请追加吴某2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吴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敏、被告吴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美林、第三人吴某2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68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7640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吴某2有业务往来，原告经吴某2口头委托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款168000元，该款项包括吴某2欠付被告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而后，原告与吴某2对账时，吴某2否认曾经委托原告向被告转款，并且声称让原告拿出证据来。原告经吴某2委托向被告转款，确实没有吴某2书面委托的材料。现在吴某2否认此事实，则原告向被告转款没有约定的或法定的依据，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转账款项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为维护合法权利，特起诉至人民法院，恳请支持诉讼请求。被告吴某1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之规定，民间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以现金方式支付，依法可以成立。答辩人多年经商，经常有大额现金周转，被答辩人因资金紧张，向答辩人借款，在第三人吴某2作担保的前提下，将现金150000元出借给被答辩人，借款同时出具借条，约定年利率15%，该借款提供后，答辩人直接要求第三人吴某2支付利息，再由吴某2向被答辩人主张该利息，以上事实有第三人吴某2的陈述和三方之间的银行流水证实能够证明答辩人提供借款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依约支付利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形成了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的规定，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答辩人能提供有效证据，被答辩人仅有口头陈述抗辩，答辩人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答辩人口头陈述。1.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中现金支付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答辩人对现金交付事实的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被答辩人分别于2014年6月11日、2015年8月27日和2016年6月29日三次向第三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利息22500元，第三人再将此利息支付至答辩人，支付利息是借贷关系实际成立的充分有效证据；2.按照民间借贷的惯例，答辩人在被答辩人最后一次还本付息时，需退回借条，答辩人在2018年4月5日最后一次还本付息168000元，已经按照惯例将借条退回，因此答辩人当然没有借款凭证，答辩人能够对该借贷关系作出合乎常理的说明；3.在2018年4月5日最后一次还本付息168000元，在银行转账凭证上备注还吴某1借款150000元，利息1.8万元，合计16.8万元，并未特别注明代还吴某2借款，被答辩人作为一个具有足够理智的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民事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代还借款应当特别备注“代还”两个字，被答辩人在既没有见证人，又没有答辩人书面委托，又不备注代谁还借款的情况下，仅以口头委托的名义就向答辩人账户转款，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被答辩人的主张既有违常理，又没有证据证实，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不当得利。三、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因业务往来产生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不论实际使用借款人是被答辩人还是第三人，答辩人提供借款是真实的事实，答辩人收取合法利息和收回本金，都有法律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并且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已经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二审，被答辩人的诉求可以由被答辩人在二审中向第三人主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必须没有法律根据，答辩人获得上述168000元是提供借款后收回本金以及收取合法利息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可以在另案二审中解决，恳请法庭以事实为依据，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请。第三人吴某2述称，我否认原告说是吴某2欠吴某1款，这是一个赖账的说法，事实上原告吴某某欠吴某2的钱，我找吴某某要钱，吴某某说他没有钱，后来我得知被告吴某1那边有15万元，经过协商，原告吴某某同意到吴某1那里借15万元，我跟被告打电话联系这个事，被告说原告打欠条、吴某2需要担保我才能借钱，我为了资金收回我在吴某某出的借条上写了签名作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把钱借了原告，原告把这15万元给了我，这是事实，是事情发生的经过。经审理查明，吴某某与第三人吴某2有业务往来。2018年4月5日，吴某某通过招商银行向农业银行黄陂姚集支行吴某1的账户汇款168000元，用途备注为还款。2020年1月16日吴某某提起本案诉讼，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吴某1还款。本案庭审中，吴某某称其于2018年4月5日向吴某1转账168000元系受吴某2口头委托，用于偿还吴某2欠付吴某1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在其与吴某2对账时，吴某2否认曾经委托其向吴某1转账，故要求吴某1返还该案涉款项。吴某1则称吴某某因资金紧张向其借款，在第三人吴某2作担保的前提下，将现金150000元出借给吴某某，约定年利率15%，2018年4月5日吴某某向其转账168000元系最后一次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其在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本人吴某12014年4月将壹拾伍万元人民币（小写150000元）借给吴某2，打入吴某2及其家人账户，此款于2018年4月由吴某某代替偿还，实还168000元”。第三人吴某2陈述吴某某欠我的钱，经联系吴某1将150000元借给吴某某，吴某某向吴某1出了借条，我在借条上签名担保，吴某1把钱给吴某某，吴某某就把钱直接给我让我清点，我把钱拿走了。同时吴某2还陈述吴某某是心甘情愿受我委托代我还账给吴某1，如果吴某某不愿意替我还款，就不要把钱给吴某1，我没有不认可。但除汇款事实外，吴某某未能就吴某2口头委托其向吴某1转账还款及吴某2否认曾经委托其向吴某1转账的事实举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条规定，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有四个：一是受有利益（包括积极的得利与消极的得利）；二是他人受损害（包括既存财产的积极减少与可增加财产的消极未增加）；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的原因，即无法律上之权利依据。不当得利返还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前者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指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吴某某要求吴某1返还的款项为2018年4月5日转账168000元，吴某某主张该笔款项是受吴某2委托汇给吴某1，用于偿还吴某2欠付吴某1的借款本息，本案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的情形，该笔汇款是有目的，即有法律上的原因的给付。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案应当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在请求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未达到证明标准情形下，应由请求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某某自主地将涉案的168000元给付吴某1，其作为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对吴某1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现其未举证证明，加之吴某2在庭审中并未否认委托吴某某还账给吴某1的事实，故本院对吴某某主张的吴某1受领的168000元无法律上的原因，难以采信。综上，吴某某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吴某1返还168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吴某1关于其受领相关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辩论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13元减半收取2006.50元由吴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洪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洁书记员罗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