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02行初109号 原告：黄维翠，女，197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代理人：邱萍萍，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犍为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滨江路**。 法定代表人：杨仕财，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湘涛，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万波，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告黄维翠诉被告犍为县自然资源局（简称犍为资源局）及第三人朱万波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照法〔2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川高法〔2014〕198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朱万波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维翠及其委托代理人邱萍萍，被告犍为县自然资源局的负责人王湘涛副局长及该局的委托代理人蔡德益，第三人朱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13日，犍为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简称犍为土地整储中心）与第三人签字（署名朱兵全）签订的《犍为县孝姑镇红久村住房货币化安置拆迁补偿协议》（简称《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对户主为乙方的黄维翠1人进行安置。同时还约定对黄维翠户拆迁安置补偿建筑物、构筑物339991.2元；安置过渡费、搬家费及住房租金补贴14135.6元；奖励费45838元；住房货币化安置办证费90元，合计400054.8元的拆迁安置补偿等事宜。 原告黄维翠诉称：原告房屋位于四川省犍为县（简称红久村）1组49号（简称涉案房屋），因商业开发，被纳入拆迁范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下属的犍为土地整储中心与第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后，原告在起诉被告另一案中才得到《安置补偿协议》文本。原告认为，签订的协议存在欺诈和胁迫行为；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和事后追认，无权代替原告签订该协议。遂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并由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犍为资源局辩称：原告的涉案房屋土地已被依法征收，所在村组讨论确定了被征养老保险指标等事项。2018年9月13日，犍为土地整储中心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登记，同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原告与第三人均在场，原告对此并无异议。之后，犍为县孝姑镇人民政府将协议对应的拆迁补偿安置款转入原告账户，原告也无异议。因此，原告称是在其不知情情况下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与事实不符。原告提出签订协议存在欺诈和胁迫行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据此，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万波述称：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维翠系红久村**村民，朱万波系四川省犍为县孝姑镇沙湾村**村民，黄维翠与朱万波系夫妻关系。 2017年11月6日，犍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被告作出的犍府办函〔2017〕75号《关于印发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载明：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8年6月2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8〕779号《关于犍为县2017年第6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载明包括同意征收红久村1组在内的42.1677公顷集体农用地转用而成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7.0845公顷，合计49.2522公顷，作为犍为县2017年第6批乡镇建设用地。黄维翠户房屋等建（构）筑物部分在该征地批复内。 2017年12月4日，犍为县孝姑镇人民政府通过银行转账向红久村支付了“一纵两横”道路建设项目占地中的青苗补偿费617951.68元，其中红久村1组的青苗补偿费为239980元。据《孝姑镇“一纵两横”道路建设项目占地青苗补偿款发放花名册》显示，红久村1组大部分被占土地的村民领取了青苗补偿费，尚有少部分村民未领取。其中黄维翠被占土地面积为0.314亩，补偿标准为5000元/亩，补偿金额为1570元，黄维翠未领取该款项。 2018年8月16日，犍为土地整储中心与红久村签订《犍为县孝姑镇红久村1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 201８年９月５日，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犍府公〔2018〕1６号《关于犍为县２０１７年第６批乡镇建设用地征收集体土地的公告》，并于同年9月6日在红久村村民委员会予以张贴。 同年9月6日，原犍为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犍国土公〔20１８〕６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该公告附件为《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2018年9月13日，黄维翠之夫朱万波在案涉房屋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和《房屋拆迁补偿面积丈量图》中“被拆迁人”栏签字署名朱兵全。 同日，在镇政府办公场所，第三人在原告在场情况下，以朱兵全之名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 2019年11月21日，犍为县孝姑镇人民政府向黄维翠名下的银行账户转款支付“一纵两横”道路建设孝姑镇红久村1组房屋拆迁款400054.8元。原告认可该款项实际转至其银行账户，但称其未支取。 另查明：1.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犍为土地整储中心系受被告委托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均无异议。2.2019年3月18日，中共犍为县委、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犍委发〔2019〕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犍为县机构改革方案》载明，将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的职责，以及县发展和改革局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测绘地理信息职责，县水务局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相关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县自然资源局，不再保留县国土资源局等事项。 上述事实，有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川府土〔2018〕779号《关于犍为县2017年第6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犍府公〔2018〕1６号《关于犍为县２０１７年第６批乡镇建设用地征收集体土地的公告》及张贴公告照片、犍国土公〔20１８〕６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张贴公告照片、犍府办函〔2017〕75号《关于印发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犍为县孝姑镇红久村1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财政资金支付凭证》《询问笔录》《听证笔录》、本院(2020)川1102行初2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法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中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规定，被告对经被依法征收土地，且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依法批准后，具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职权，并可以委托犍为土地整储中心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 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无效问题。本院认为，《安置补偿协议》有效，具体理由分别评述如下： （一）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来判断，协议有效。被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关于“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规定无效情形。 （二）从行政协议的协议性来判断，协议有效。原告主张签订的协议存在欺诈和胁迫行为；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和事后追认，无权代替原告签订该协议的理由也均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对于被告是否存在欺诈问题，在本案中，涉案土地已经被依法征收，有关行政机关发布了补偿安置方案，原告对于被告登记在《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和《房屋拆迁补偿面积丈量图》中的拆迁补偿财产均无异议，对补偿安置标准也清楚，只是认为补偿安置标准低了。这些事实可以证实，原告只需要将补偿安置方案与原告自己都无异议登记的拆迁补偿安置财产，进行简单计算就能得出的拆迁安置补偿数额来说，至多可能存在协议遗漏已经登记事项或者计算错误情况，根本就不存在签订协议过程中，被告使原告或者第三人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协议的可能性。对于被告是否存在胁迫问题，虽然第三人在《安置补偿协议》签字的署名为“朱兵全”，并非第三人朱万波真实姓名。但是从协议上书写的“朱兵全”文字来看，三个字书写流畅且潦草，并且字形如果不是原告和第三人称签名文字系“朱兵全”，并不能看出是书写文字为“朱兵全”，相反第三人书写的“朱兵全”字形与“朱万波”字形也很相似，能够让人相信签名为“朱万波”。此外就仅有原告的陈述，但并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因此，在案证据尚不能证实，被告对原告或者第三人存在胁迫的行为。再则，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即使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还必须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安置补偿协议》才可能无效。通常情况下，只有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的补偿安置标准、金额等远远高于法律规定或者依法制定的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如果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补偿数额等低了、少了，则属于损害被拆迁安置补偿个人的利益，并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问题。因此，就本案而言，根本不存在适用该条法律规定认定无效的前提条件。最为关键是，就在案证据来看，双方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并没有损害原告在征地补偿安置中的合法权益。 对于家庭成员代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户下的家庭成员未经户主同意，直接与征迁部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虽然在协议签订的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如若协议内容能够体现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价值，协议针对的安置补偿对象是拆迁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则该安置补偿行为并未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第三人作为实际的家庭成员，即使存在未经户主原告同意情况下，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只要协议实际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均不能认定为无效，更何况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原告与第三人均在场，原告也知道签订的内容，只是认为补偿安置标准低了而已。因此，并不能以此否定《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故对原告提出《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和事后追认，无权代替原告签订该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 基于此，《安置补偿协议》并非无效协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在庭审中，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请求为撤销被诉的《安置补偿协议》，但原告坚持不变更。对此，依据前述规定，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维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维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巨 审 判 员  曹银萍 人民陪审员  邹代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田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