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8570号原告：廖立，男，1979年2月21日出生，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401-261。法定代表人：张敬伟，执行董事。原告廖立与被告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元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投元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中投元邦公司：1、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2、支付我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工资82117元；3、支付我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津贴15346元；4、支付我报销款8043.75元；5、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自2018年6月5日起入职中投元邦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我的岗位为基金经理，入职后负责拟发行基金的筹备工作，包括参与产品设计、公司调研、研究团队组建、参加各种行业会议、配合市场营销以及参加说明会等，入职后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严格遵守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2018年11月15日中投元邦公司向我发放了10月份工资，但至今未向我支付此后的工资。中投元邦公司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至2018年12月，每月个人缴费分别为2593.9元和3048元。2018年12月22日，我收到中投元邦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写明“集团决定裁撤上海办公室，您与我公司的合作也将被终止”，该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我不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要求中投元邦公司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中投元邦公司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案仲裁期间查明事实如下：廖立于2018年6月5日入职中投元邦公司，担任基金经理一职，签有期限为2018年6月5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试用期6个月。中投元邦公司每月15日支付廖立上个自然月工资，并将工资支付至2018年10月31日。廖立正常工作至2018年12月21日。本案诉讼期间，廖立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48600元+津贴9082.43元，并提举了以下证据：1、电子邮件打印件。载明周某于2018年8月15日向“leoliao”发送主题为“7月份工资明细”的电子邮件，载明“廖总：您好，我是济南人资的周某，您7月份的标准工资是48600，社保2593.9，公积金3048，个税9082.43，实发33875.67。另通过个人账户转款9082.43，实发合计42958.1。”2、中国建设银行对账单。显示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中投元邦公司每月15日左右向廖立支付工资，数额分别为33057.37元、33875.67元、33875.67元、35980.67元、35980.67元。另有报销差旅费等费用；3、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显示付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7月至11月期间每月中下旬马某向廖立转账支付摘要为“转账”的款项，数额分别为8731.73元、9082.43元、9082.43元、6977.43元、6977.43元。廖立主张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屏中的金额系其每月津贴，金额等同各月个人所得税额。之所以部分月份数额低于9082.43元，系因对应月份的扣税数额低于该数额。本案仲裁期间，中投元邦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认可支付宝每月转账金额与廖立个人所得税额等同，但主张廖立的工资标准中不包含津贴，系公司在招录廖立时同意其提出的返还个人所得税额作为条件使其成功入职，并以个人出资形式通过支付宝转入其账户，公司称试用期期间由个人每月支付宝转账支付，转正后向公司提出申请支付该笔款项，但廖立在办理转正手续过程中离职，故其公司不应支付津贴，仅同意支付廖立申请期间的工资。廖立主张其工作至2018年12月21日，2018年12月21日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廖立就其主张提举了其与马某（中投元邦公司人力总监）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载明“2018年12月18日。马：廖总，上海不准备继续租赁了。廖：嗯，我听说了。马：嗯嗯。何亚琴那边你来说说，还是我们来通知好一些。廖：都可以。主要是正常该结的结掉就行。马：好的。廖：大家其实都理解。做好解释工作吧。马：是的，工作日截止到本周四吧。廖：这个你定。马：嗯嗯，何亚琴那边我没见过，烦劳您来通知下吧。工资我来帮您跟踪。廖：好的。真的是家里有情况，不然我也跟公司忍一忍了。马：好的，明白，廖总来日方长。好的。……廖：还有那我这边下面怎么安排，上面有说法了吗。马：解除合同。廖：嗯。马：工作日截止到本周五吧。廖：都行。不过还是先辛苦马总催下上月工资和报销吧。公司情况我们都清楚，大家好聚好散就行了。马：好的廖总。……”本案仲裁期间，中投元邦公司亦提举了上述二人的微信对话记录，并据此表示廖立已在微信中与公司达成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但该公司提举的版本中没有廖立提举版本中所载的“都行。不过还是先辛苦马总催下上月工资和报销吧”，廖立主张系对方将该部分对话删除，并当庭出示了手机原始载体供仲裁庭审当庭演示，其上显示的内容与廖立的主张相符。廖立另提举了电子邮件打印件。显示系于2019年3月10日转发，原邮件发送时间为2018年12月22日，内容为“尊敬的廖立先生：在公司经营的困难时期，我们一直努力设法保留集团的所有分支机构及全体员工，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达成。非常抱歉的通知您，集团决定裁撤公司上海办公室，您与我公司的合作也将被终止。……落款处显示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2日。”本案仲裁期间中投元邦公司否认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并主张双方已达成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廖立主张其工作地点位于上海市，2018年11月17日其从上海出差去北京，2018年12月8日从上海出差到广州，其已经将差旅费票据提交给中投元邦公司，且报销差旅费审批已通过，但中投元邦公司尚未向其支付报销款。廖立就其主张提举了《出差费用报销审批表》。显示为电子系统中的制式表格的打印件2张，其中填报人处均显示为廖立远。廖立主张为其在中投元邦公司所用姓名，廖立提举的多份周报中亦显示姓名均为廖立远。上述费用报销明细中显示：1、填报日期2018-12-03，出差时间2018-11-17，出发地点上海，到达时间2018-11-21，到达地点北京，产生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共计4113.96元，下方显示逐级审批信息。2、填报日期2018-12-18，出差时间2018-12-8，出发地点上海，到达时间2018-12-11，到达地点广州，产生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共计3929.79元，下方显示逐级审批信息。本案仲裁过程中，中投元邦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为“单据是公司的制式表格，但廖立提交的单据与出差实际情况不符，系自己产生，非其出差期间产生，且差旅费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未报销差旅费用”。廖立以要求中投元邦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工资、津贴、报销差旅费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856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中投元邦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廖立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基本工资及津贴共计七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元三角八分；二、驳回廖立的其他仲裁请求。中投元邦公司与廖立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中投元邦公司起诉在先，本院进行合并审理。中投元邦公司向本院提交起诉书中载明诉讼请求为“一、依法判令我公司不向廖立支付基本工资及津贴；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廖立承担。”诉讼过程中，中投元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本案中，中投元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故针对中投元邦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按撤诉处理；针对廖立的起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关于工资一节。首先，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津贴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故廖立主张的工资（基本工资）与津贴，本院一并在工资项下合并处理。进而，依据现有证据可见，廖立的工资执行下发制，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发放的是廖立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工资，该段期间中投元邦公司银行转账支付的数额，与该公司人力总监马某支付宝支付的数额，二者之和每月均为42958.10元，可以与廖立主张的应发工资48600元扣除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负担费用后的实发数额相吻合，亦与廖立提举的、中投元邦公司于本案仲裁期间认可真实性的电子邮件内容相吻合，故本院认定廖立的月工资标准为税后48600元（但个人应负担的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费用应从中扣除）。鉴于双方均于本案仲裁期间确认工资支付至2018年10月31日，廖立正常工作至2018年12月21日，故中投元邦公司应向廖立支付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的工资，廖立个人应负担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应从中扣除。经核算，仲裁就该项的裁决数额72584.38元（税后）并未低于法定标准，并且，中投元邦公司的起诉本院已依法按撤诉处理，故该项工资数额应以仲裁裁决数额即72584.38元（税后）为准。廖立主张的（基本）工资与津贴中超出该数额的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一节。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廖立于仲裁期间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于诉讼期间变更请求为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鉴于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均系基于同一解除行为，具有不可分性，故本院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并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1日解除。进而，本案诉讼期间，廖立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中投元邦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中投元邦公司此前则主张双方已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就此争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条规定的协商解除，是指劳动者可以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劳动合同以及解除后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且协商是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本案中，中投元邦公司虽于本案仲裁期间主张双方已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但依据廖立与马某的微信对话记录可见，廖立仍在向对方主张工资与报销款，可见有可能产生争议的劳动关系事项并未完结，尚不足以达到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标准，故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情形，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适用标准。继而，中投元邦公司决定不再继续租赁廖立所在的工作场所，但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未举证证明该辞退情形的考量与决策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纳廖立的主张，认定中投元邦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廖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鉴于廖立的月工资标准高于劳动合同履行地上海市201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上述赔偿金的数额应为42792元。关于报销款一节。针对廖立主张的差旅费报销款，中投元邦公司于本案仲裁期间主张廖立提交的单据与出差实际情况不符，且差旅费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未报销差旅费用，但于本案诉讼期间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既未举证证明廖立提交的票据不符合报销标准，亦未举证证明已报销相应的差旅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在双方针对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沟通时，廖立要求对方催付报销款时，中投元邦公司人力总监马某亦回复好的，与该公司所持差旅费已报销完毕的主张并不相符。故综上，本院采纳廖立的主张，认定中投元邦公司应向廖立支付报销款8043.75元。中投元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应诉及答辩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立支付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期间工资72584.38元（税后）；二、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792元；三、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立支付报销款8043.75元；四、驳回廖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中投元邦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琰人民陪审员  孙彦霞人民陪审员  张永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 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