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知民终15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 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玲，河北姜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经营场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街**。 经营者：屈海会，男，汉族，1982年6月17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 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安区棒棒堂歌厅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23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用由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保护的权利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非录音录像制品。以类似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和录音录像制品的显著区别是，类似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具有独创性。在本案中，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的作品《中国好歌曲》中的节目内容是以剧本为基础，通过导演、摄影、音乐、演员等多方面共同创造性劳动制作完成的节目。该节目编排新颖，场景设计独特，画面在不同场景切换，演员的表演自然，情景多变，并摄制在一定的媒介上保存和通过特定设备播放。该节目的制作完成并非是使用录像设备对现场画面的简单复制，而是从节目前期剧本的创作、编排，到表演时导演的构思、指挥、现场摄像时近远景的切换、不同画面的采集，现场参演选手、嘉宾、主持人的表演到后期作品的剪裁制作等多方面共同参与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明显属于具有独创性的类似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一审判决认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作品为录音录像制品是错误的。二、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著作权法第二条的规定，作品在创作完成时即享有著作权并依法应予保护。在《中国好歌曲》创作完成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该作品制作成光盘出版发行。该光盘的封底（背面）标注有“本节目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证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好歌曲》作品的著作权人。在出版物封底标注及各光盘内圈蚀刻有该出版物的ISBN码，通过该码查询也可知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混淆概念，将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明著作权利的出版物证据视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著作权作品，并且简单认为该出版物光盘为录音录像制品，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张，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三、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的侵权事实明显，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张应得到支持。通过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音像出版物的内容和证据保全过程录像光盘内容比对，可以明显地看出长安区棒棒堂歌厅在其经营的场所中使用了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作品，取证场所点唱机播放的歌曲内容和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作品内容完全一致，更有在每首歌曲的开头部分直接标明“中国好歌曲”字样，侵权歌曲数量也和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数量一致。因此，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明显侵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依法应停止侵害、删除涉案作品并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 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答辩称：一、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起诉书中应提供原创作者所有的合法有效的授权书，以及向所有原创作者已支付版权费的证明文件，彻底公开版权费的收取、转付、管理费提取明细和去向，真正将所收的版权费用于激发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用于版权保护工作。以上证据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提供。《中国好歌曲》是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光盘是对节目的录音录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国好歌曲》光盘是录音录像制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不享有作品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未赋予非集体管理组织与集体管理组织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管理，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采用VOD点歌系统情况下不存在放映权侵权。VOD点歌系统是以用户为主的双向交互式系统，该点歌系统需要配置和经营场所相适应的网络设备，使用电脑和网线等搭建相应的局域网网络环境，全套系统架构在计算机网络上，由消费者通过包厢中连接局域网的电脑等终端设备来自动选歌进行播放和演唱。本案长安区棒棒堂歌厅采用VOD点歌系统设备的情况下，该点歌系统并非单纯的依托技术设备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规定的放映权有实质性区别，不存在侵犯放映权的情况。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无证据证明受到损失，因此，其主张的损失数额无事实依据。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判令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立即停止播放、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好歌曲》共计181首歌曲（详见附件）；2、判令长安区棒棒堂歌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44800元；3、判令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好歌曲》光盘3盒（第1、2、3季），11碟/盒（季），ISBN978-7-7985-1065-2,ISBN978-7-7985-1064-5,ISBN978-7-7985-1066-9，标示：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该DVD署名以剧中为准。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2019）豫郑绿证内经字第224号公证书显示：2018年11月1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包厢，史发萍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该包厢内的点歌设备上进行查找、点击、播放，播放了《ＩｆＹｏｕＢｅｌｉｅｖｅ》等181首歌曲（公证书附歌单），播放全程进行了现场摄录，刻录光盘并封存。将公证封存光盘当庭开封。光盘当庭播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著作权受法律保护。节目经歌曲著作权人许可可以使用其歌曲，歌曲的权利归属不会因为歌曲在节目中使用而改变，节目中使用的歌曲的权利仍然属于著作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如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述，《中国好歌曲》是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光盘是对节目的录音录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国好歌曲》光盘是录音录像制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不享有作品著作权。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中国好歌曲》光盘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不予支持。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6元，由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在公证取证时，在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消费的金额为300元。 根据诉辩双方的陈述意见，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中国好歌曲》光盘中录制的181首歌曲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二、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否为《中国好歌曲》作品的著作权人。三、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及应当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本院认为：第一、从《中国好歌曲》三季光盘中刻录的181首歌曲的表达方式来看，它是在特定的场景中由导演、摄影、音乐、演员等多环节共同劳动而创作完成的歌曲类娱乐性曲目，它不仅体现了导演指导、歌手表演、乐队演奏等不同分工、相互配合的劳动过程，也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服装、灯光等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具有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特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好歌曲》光盘是录音录像制品，不享有作品著作权的认定明显错误，应予纠正。 第二、涉案《中国好歌曲》三季光盘的外包装上，均明确载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的规定，在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信息足以证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中国好歌曲》光盘的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涉案作品的权利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诉讼，长安区棒棒堂歌厅认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2019）豫郑绿证内经字第224号《公证书》有公证员署名和公证处公章，形式完备，该公证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该公证书载明，在石家庄市包厢，史发萍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该包厢内的点歌设备上进行查找、点击，播放了《ＩｆＹｏｕＢｅｌｉｅｖｅ》等181首歌曲。长安区棒棒堂歌厅使用权利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品，且未向权利人支付报酬，构成对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的侵害，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对于长安区棒棒堂歌厅辩称采用VOD点歌系统设备的情况下，该点歌系统并非单纯的依托技术设备进行传播的理由，经查没有证据支持。即使其所述属实，长安区棒棒堂歌厅作为商业经营者，应当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在商业活动中侵犯他人权利，长安区棒棒堂歌厅没有履行相应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在本案中，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受到的损失，也没有证据证明长安区棒棒堂歌厅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因此本院决定适用法定赔偿。考虑到涉案作品系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歌曲为流行经典、点击率较高，同时考虑到长安区棒棒堂歌厅地处石家庄市区位置、单次消费即达300元的事实，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本案酌定长安区棒棒堂歌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35000元（含合理维权费用）。 综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的部分理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238号民事判决； 二、长安区棒棒堂歌厅立即停止播放并从曲库中删除涉案的181首音乐电视作品（歌曲名单详见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2019）豫郑绿证内经字第224号《公证书》中棒棒糖KTV&PARTY&CLUB播放歌单）； 三、长安区棒棒堂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35000元（含合理维权费用）； 四、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196元，均由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1196元，长安区棒棒堂歌厅各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贤勇 审判员  张守军 审判员  邢会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