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73行初6276号原告：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人代表人：彼得·罗纳德·丹伍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全，北京世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斐斐，北京世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筱筱，国家知识产权局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灵，国家知识产权局干部。第三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庞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微，北京金诚同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专利行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01年1月15日在上海注册成立。2017年9月，本案第三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诺思公司）以第201010267632.6号名称为“压电谐振器结构”的发明专利（简称涉案专利）作为权利基础，起诉原告侵犯其专利权，案号为（2017）津01民初518号，并主张损害赔偿。根据诺思公司在该案中的证据和主张，涉案专利系2010年8月31日申请，2012年10月10日获得授权，授权公告记载的发明人及专利权人均为庞慰和张浩。2017年8月，涉案专利转让给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后更名）。经查，诺思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委托其代理机构向被告提交了涉案专利专利权人著录项目变更申请及相应申请材料。2017年8月1日，被告就此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简称被诉通知），准许该项变更，并于同日将专利权人由庞慰、张浩变更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其中，庞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进一步发现，原专利权人之一张浩自2015年5月起一直在美国接受刑事调查及后续诉讼，并且曾在相关庭审程序中明确表示，其于2015年5月起从未就上述中国专利转让事宜签署过任何文件，或与诺思公司有过任何接触。原告认为，涉案专利专利权人著录项目变更的申请材料系伪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被告据此作出的被诉通知应依法予以撤销。同时，被告基于伪造的著录项目变更申请材料作出被诉通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导致原本无权的诺思公司对原告提起诉讼并主张损害赔偿，原告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据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通知。被告辩称：一、本案原告不是适格的行政诉讼原告。针对专利代理机构北京德恒律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提出的著录项目变更请求，我局于2017年8月1日向涉案专利的原专利权人庞慰、张浩和变更后的专利权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发出被诉通知，准予变更。首先，原告不是被诉通知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其次，被诉通知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是否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以及以谁为对象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均没有直接及必然的联系，未对原告的权利或义务造成影响。原告权利或义务的变化不是来自于被诉通知的法律效力或实际作用，而是取决于原告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之间的专利侵权之诉所确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故原告与被诉通知没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二、原告的起诉已逾期。我局于2017年8月18日在第33-3302卷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布专利权转移相关事宜。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第三人诺思公司以本案原告为另案被告之一，于2017年9月27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天津一中院）提起专利侵权之诉。因此，原告在2017年当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局准予将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诺思公司，及被诉通知的主要内容。根据原告起诉状的落款日期，原告于2020年5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三、针对当事人于2017年7月25日提交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材料，我局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根据《专利审查指南2010（修订版）》第一部分第一章第1节的规定，我局对当事人提交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提交的文件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填写是否规范、签字或者盖章是否缺少等形式要件。在审查过程中，我局负有审慎审查义务。所谓审慎审查，就是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慎重的审查，在法定期限内通过一般性方法和手段，在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范围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而非通过特别的方法和手段（如鉴定、勘验等）发现相应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可能存在的真实性问题。本案中，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人提交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题录和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其中，专利（申请）权转让证明经原专利权人庞慰、张浩签字和变更后的专利权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盖章，专利权转让意思表示明确。上述著录变更申报材料符合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专利审查指南2010（修订版）》第一部分第一章第6.7.2.2节的相关规定，经我局形式审查合格后准予变更。在审查过程中，我局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因此，我局于2017年8月1日发出的被诉通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诺思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14日，成立时企业名称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2018年9月20日更名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涉案专利是专利号为201010267632.6号、名称为“压电谐振器结构”的发明专利，申请日为2010年8月31日，授权公告日为2012年10月10日，发明人为庞慰、张浩，现专利权人为诺思公司。2017年7月25日，专利代理机构北京德恒律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题录和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请求将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由庞慰、张浩变更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并将专利代理机构由北京泛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德恒律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2017年8月1日，被告经审查后发出被诉通知，准予变更上述著录变更请求。2017年8月18日，被告在33-3302卷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布上述专利权转移相关事宜。2020年6月12日，被告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准予将专利权人的名称由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变更为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即更名后的第三人。2020年7月3日，被告在36-2702卷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布上述专利权人变更相关事宜。2017年9月27日，诺思公司以侵害涉案专利权为由，将原告和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大悦城分公司诉至天津一中院。2017年12月13日，天津一中院向原告发出案号为（2017）津01民初517、518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和证据交换传票。2020年5月7日，原告以邮寄起诉的方式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被诉通知系被告针对专利代理机构北京德恒律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就涉案专利提出的包括专利权转让等内容在内的著录项目变更请求作出的核准行为。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或者办理各种手续，应当由申请人、专利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请求变更发明人姓名、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和地址、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代理人姓名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续，并附具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具有办理著录事项变更审查登记的法定职权。针对原告的起诉，被告提出了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两项程序性抗辩主张。首先，关于原告的起诉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规定中所述“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通常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原告针对被诉通知提起行政诉讼，系认为被告作出的被诉通知使得第三人诺思公司获得涉案专利权，并进而使得第三人诺思公司在此基础上有权以原告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原告因该民事诉讼可能承担民事责任遭受权益损失。然而，原告因涉嫌侵害专利权被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与被告作出的被诉通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即便原告因该民事争议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定侵权成立而承担民事责任，其可能遭受的损失也并非由本案被诉通知所致。如将上述具有或然性的关联也视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将会不当扩大行政诉讼法中“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主体范围，不但易导致行政行为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将影响到与行政行为具有实质利害关系的主体合法权益的实现。同时，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是判断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而本案中，无论根据专利法还是专利法实施细则，被告在办理专利权转让等著录事项变更核准时，均不具有考虑、尊重或保护专利权人之外其他主体权益的义务，尤其不负担对涉嫌侵害专利权主体的权益的保护义务。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与其所诉行政行为之间不具备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利害关系。其次，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本案中被诉通知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2018年2月8日起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而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即涉及前述新旧司法解释对同一起诉期限作出不同规定时，应当如何判定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对于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以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原则。2018年2月8日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区分情况确定其起诉期限。如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已届满两年的，则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起诉既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也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如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未届满两年，其起诉期限应截至两年届满之日，但不得超过2019年2月7日。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知，被告于2017年8月1日发出被诉通知，准予变更涉案著录变更请求，并于2017年8月18日刊载于33-3302卷发明专利公报上。2017年9月，本案第三人诺思公司以侵害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为由向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受诉法院于2017年12月就上述民事案件向原告发出应诉通知书及传票。亦即，原告至迟应于2017年12月即知晓涉案专利权转让至第三人的事实，即应知晓被告作出了核准涉案专利权转让的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但原告却迟至2020年5月7日方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即便认定原告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其起诉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且其起诉亦超过起诉期限，被告提出的程序性抗辩事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各方当事人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逯 遥审 判 员  王 东审 判 员  杨 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柴 鹏书 记 员  郑守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