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7469号原告：孙琼，女，199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杰，广东拓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政隆，男，199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被告：梁伟坚，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广州和犀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商业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5D54P。法定代表人：郑政隆。原告孙琼与被告郑政隆、梁伟坚、广州和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犀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杰，被告郑政隆即被告和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梁伟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郑政隆、梁伟坚返还孙琼投资入股款82832.96元；2.郑政隆、梁伟坚向原告孙琼支付利息（利息以82832.96元为本金从2020年2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3.和犀公司对郑政隆、梁伟坚承担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郑政隆、梁伟坚、和犀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和犀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8日，股东为郑政隆和梁伟坚。2019年11月初，郑政隆邀请孙琼入股，陈述和犀公司盈利状况好，很多人想投入。经郑政隆的诱导，孙琼决定入股，分三笔向郑政隆合计转款5万元。后梁伟坚告知投入不够，要求孙琼增加投资，并陈述和犀公司上市收益会更大。经过梁伟坚的说服，孙琼同意出借信用卡，郑政隆从孙琼手中拿走平安银行的信用卡一张（系孙琼借朋友王晓斌的信用卡），郑政隆通过该信用卡透支14999元，并将该款项作为孙琼的入股款。后梁伟坚再次陈述因公司购买设备需要，让孙琼继续投钱，孙琼又通过支付宝向郑政隆转款合计5000元，并将自己的两张信用卡邮寄给梁伟坚，梁伟坚通过孙琼的平安银行信用卡透支8086元，通过中信银行信用卡里透支4746.96元。因此，郑政隆和梁伟坚总共从孙琼手中拿走82832.96元。郑政隆、梁伟坚作为和犀公司登记备案的股东，从未与孙琼签署入股方面的合同与公司章程，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定手续，且自己不出资，在梁伟坚再次要求孙琼增加出资，孙琼决定不再入股。因孙琼开始投资时，郑政隆、梁伟坚许诺可以随时退股，故要求退还投资入股款，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退款方案，故诉至法院。梁伟坚辩称，1.确认收到孙琼支付的82832.96元，其中七万元占股4%，剩下的12832.96元为和犀公司向孙琼的借款。2.孙琼已经签订退股协议书，我们只会按照确认的退股协议书来执行，由和犀公司承担返还责任，但不同意支付利息，个人不承担返还责任。因为孙琼是以个人入驻和犀公司的名义入股，孙琼投资的钱已经用于公司经营，并非用于个人。3.郑政隆、梁伟坚不同意承担义务上的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亦应由孙琼承担。郑政隆、和犀公司共同辩称，与梁伟坚意见一致，和犀公司愿意按照退股协议履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和犀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8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政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郑政隆、张良聪、陈健荣、马思杰、郑爽。该公司的企业变更信息显示：1.2019年6月21日，该公司名称由广州小白花艺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和犀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万元变更为100万元，股东由郑政隆、梁伟坚、白金羚变更为郑政隆、梁伟坚；2.2020年7月8日，公司股东由郑政隆、梁伟坚变更为郑政隆、张良聪、陈健荣、马思杰、郑爽。3.之后，和犀公司的注册资本未进行过变更。2019年11月期间，孙琼与郑政隆、梁伟坚通过微信沟通投资和犀公司事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孙琼投资和犀公司的具体形式，郑政隆在双方沟通中陈述孙琼投资和犀公司采取的是股权分配方式，需要预约工商局办理。2.在孙琼询问投资后所占比例时，郑政隆陈述投资5万元，占股最多3%，尚有其他人投资10万元，占股百分之五，后梁伟坚陈述投资5万元，占股4%。3.梁伟坚陈述如孙琼要退出，退回本金没有什么问题。4.在孙琼与郑政隆协商退款事宜时，郑政隆确认孙琼之前的投资采取的是投资入股方式。孙琼于2019年11月8号通过微信向郑政隆转款2万元，于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9日通过支付宝分别向郑政隆转款2万元、1万元。因梁伟坚提出和犀公司需要购买设备，希望孙琼可以增加投资2万元，孙琼通过支付宝于2019年11月20日、11月21日分别向郑政隆转款2000元、3000元，并将一张信用卡交付郑政隆，郑政隆通过该信用卡透支14999元。后孙琼另通过邮寄方式向梁伟坚交付信用卡两张，梁伟坚通过该2张信用卡分别透支8086元和4746.96元，以上款项合计82832.96元。庭审中，孙琼与郑政隆、梁伟坚均确认孙琼支付的款项包括7万元投资款和12832.96元借款。对于借款的对象，双方持有异议，孙琼认为借款的主体为郑政隆、梁伟坚，郑政隆、梁伟坚、和犀公司认为借款的主体为和犀公司。2019年11月底，孙琼进入和犀公司的微信管理群，后于2020年1月底提出撤资，郑政隆、梁伟坚于2020年1月30日将孙琼踢出和犀公司的微信管理群。后经孙琼与郑政隆、梁伟坚、和犀公司协商，孙琼与和犀公司签订《退股协议》一份，载明孙琼的出资情况及和犀公司承诺“从2020年6月份起每月按公司总盈利30%偿还本金，直至本金偿清为止，若和犀公司经营不善，和犀公司资产优先赔偿孙琼，剩余按和犀公司股东占比赔偿”。因该份《退股协议》载明的孙琼出资金额有误，和犀公司重新拟定一份《退股协议》并加盖公章，对孙琼出资金额予以更正，其余条款内容与第一份《退股协议》内容一致。孙琼因不同意付款方式，未在重新拟定的《退股协议》上签名。梁伟坚陈述2019年11月至12月期间，和犀公司多次召开股东会，决议提升股东的持股比例，将原有的投资2万元占股1%提升为投资1万元占股1%，但股东会没有形成会议记录，采取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孙琼确认有收到会议通知，但会后未通知会议内容。梁伟坚提交《合作协议》四份，显示2020年3月16日至17日，郑政隆分别与陈健荣、马思杰、张良聪、郑爽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郑政隆将其持有的和犀公司股权转让给该三人，由该三人履行对应股权部分的出资义务。庭审中，孙琼主张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系郑政隆、梁伟坚将其持有的和犀公司股权转让给孙琼。郑政隆、和犀公司、梁伟坚对此予以否认，郑政隆、和犀公司认为系郑政隆、梁伟坚将其代持的公司股份转让给孙琼。梁伟坚认为不是个人股权转让，系孙琼从和犀公司退股。经庭审询问，郑政隆、梁伟坚陈述其代持公司股份系公司创立之初，郑政隆与梁伟坚的口头约定，未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亦没有书面文件规定，至于孙琼支付投资款后的股权，将从郑政隆代为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最新的股东会决议，孙琼的持股比例已由4%上升为7%。梁伟坚提交银行流水、微信转款记录、直播数据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其在与孙琼沟通时，未夸大事实，和犀公司并非空壳公司。本院认为，双方对于孙琼欲投资入股和犀公司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琼与郑政隆、梁伟坚、和犀公司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及孙琼要求返还投资款是否成立。孙琼虽有投资和犀公司，成为和犀公司股东的意向，亦向郑政隆、梁伟坚支付7万元的投资款，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在微信聊天中亦没有对孙琼如何成为和犀公司股东进行约定，对于孙琼支付投资款后，孙琼持有的和犀公司股权比例也没有明确约定。股权相比动产和不动产具有特殊性，取得方式有增资入股和受让股权两种。本案中，郑政隆、梁伟坚、和犀公司虽陈述孙琼的股权将从郑政隆代为持有的公司股权中受让，但在双方协商中，郑政隆、梁伟坚未告知孙琼该股权受让方式，郑政隆亦未与孙琼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和犀公司与孙琼签订增资入股协议。综上，孙琼虽有成为和犀公司股东的意向，但双方始终没有签订入股协议或股权转让合同，即双方并未就入股和犀公司事宜达成合意，故孙琼支付的7万元投资款为意向金，现孙琼要求郑政隆、梁伟坚返还投资款7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孙琼已明确其主张返还的款项包括借款12832.96元，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双方对借款的对象持有异议，本案不予调处，孙琼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和犀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孙琼的投资意向均系与郑政隆、梁伟坚进行协商，投资款亦系支付给郑政隆、梁伟坚个人，未支付给和犀公司，故孙琼主张和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政隆、梁伟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琼返还投资款7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5元，由原告孙琼负担155元，被告郑政隆、梁伟坚负担7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琪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骆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