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7509号原告：赫励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康晓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宋凡，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Mark,Andrew,AlistairSOUBIRAN，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宸桦，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赫励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宋凡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吴宸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赫励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5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9月签订服务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的工作岗位提供候选人，候选人经被告录用后15天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服务费以候选人第一年目标收入总额的25%或职位最低费用为50,000元，以较大者为准。2020年1月17日，被告给原告提出岗位招聘要求。2020年2月18日，原告向被告推荐候选人韩通。2020年3月19日，被告与韩通签订入职合同。因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故原告诉至本院。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服务费所依据的服务合同系一次性合同，系为此前职位招聘所订立，不适用于本案。原、被告就本案的居间服务存在争议，被告多次要求原告签订专门的服务合同，但原告一直推诿。原告推荐的候选人韩通未从其所在单位正式离职，不符合被告立即到岗的要求，故原告无权主张服务费，被告认为应在被告与候选人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后才应支付服务费50,000元。此外，原告主张所依据的服务合同约定，服务费应当在签署录用信后15天内支付，但是我国现存的法律中对于录用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该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双方对录用信的解释存在争议，应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解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服务合同，该合同由原告起草，合同载明：“根据我们2019年9月25日的讨论，我特此向您发送我们的服务合同。按照批准的职位简介进行贵司职位的寻访及招聘工作。我将亲自指导和监督整个搜索和招聘活动。我保证我们的专业服务是保密的、及时的，根据您的具体要求量身定制。赫励将以适当的组织为目标，以确定客户的理想候选人。我们采用主动搜索方法。客户和赫励将起草一份这些潜在组织的列表。我们将在任务开始之前讨论并达成一致。我们还将依靠我们广泛的联系、以前的类似项目和我们的研究资源，以确保我们的方法能够识别那些具有所需专业和个人特征的个人。赫励将提供候选人的候选名单，客户可以从中进行最终选择。我们将通过电话和亲自面试所有候选人。此外，我们还在流程中提供专业的背景调查。赫励提供3个月从成功候选人开始日的保证。如果任何一方终止合同(裁员除外)，我们将提供相同的职位更换，无需任何额外费用(自付费用直接支出除外)。只有在按照付款条件付款时，担保才有效。如果任何被任命者辞职，客户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赫励。辞职日期定义为被任命者的最后一个雇佣日。人才招聘及寻访的标准费用是成功候选人的第一年目标收入总额(包括基本工资、保证奖金、签约奖金、目标奖金、住房津贴、教育和任何同等津贴现金)的25%或职位最低费用为人民币50,000元(五万元)，以较大者为准。人才招聘及寻访费用不包括潜在候选人或为客户每次招聘及寻访工作所产生的差旅费(如机票、酒店、面试候选人会议室租金等)。旅行费用将在聘用前提交客户审批。在成功的候选人与客户签署录用信后15天内支付预期费用的100%。如果客户在一年内聘用了我们推荐的候选人担任相同或其他职位，赫励应收取本合同中规定的相同费用。在至少一年内，不得从客户处带走任何员工，并且从我们的客户收到的任何内部信息都严格保密。本合同应按照中国法律进行管辖和解释，并由中国法院拥有专属管辖权。”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为被告提供了一次招聘居间服务，被告支付了服务费。2020年1月17日，被告工作人员刘丹微信联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康晓丽(英文名Jessica)称“又要找你找人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要找一个硕士招生经理吗？现在JD(职位简介)出来了”，刘丹将留学项目经理的职位要求发送给康晓丽，其中载明：“到岗要求：立即到岗……合同期为3年，试用期6个月……薪资水平及其他福利：1.年薪14-16万，并有销售提成2.享受所有法定节假日3.第一年享受5天带薪假期，满两年后享受10天带薪假期……”，刘丹告知“薪资最高可到15000/月”，并希望尽快开始。2020年1月31日，刘丹微信通知康晓丽“我10号开始上班，你这边可以开始帮我约人面试了”。2020年2月10日，康晓丽通过微信向刘丹推荐了一位候选人，双方并就职位要求进行了讨论，但刘丹认为原告推荐的候选人不符合职位要求，并告知“主要是我没时间让她去试验了，这个招生是箭在弦上，她过来要立即自己主动开展的”。2020年2月14日，刘丹微信询问康晓丽是否有新的候选人，康晓丽告知目前没有。2020年2月18日，康晓丽将韩通的简历发送给刘丹，刘丹回复称“这个人我上午刚刚面试完，Mark(被告法定代表人)把他的简历转给我的”。康晓丽回复“Mark知道”“我和Mark讲了”“你感觉他怎么样？”刘丹回复“挺不错的呀，背景都比较符合，人也很健谈，有做销售的潜质，之后会安排2面”，原告询问“二面是要见面吗？需要我帮你约吗？”刘丹回复“2面是和Mark电话面试，已经约好了”。2020年2月27日，康晓丽微信刘丹称“他(韩通)说上课可能是2.5天，其余时间包括周末都可以工作”“还问我工资是1.5w还说他可以再和你们提一下”，刘丹回复“是这样，我和他聊过业务上的事，他有一定经验，但毕竟他的经验和我们不是一个领域，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在我们的招生中是行不通的，而且他有很对实际操作中的考虑也是有欠缺的。所以他头1-2个月是不可能有能力自主工作，必须需要我第一给他做精神运动康复的专业的培训，第二和他一起做客户分析和筛选及制定实操方案。他倒是可以周末工作，那难不成我也得跟着他周末工作吗？所以他想要15000觉得可以工作5天是不可行的”“而且还有一点，他这3个月相当于给我们做兼职，而他的本职是杉达学院的老师，如果3个月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实力完成我们的预定目标35人的招生，然后跟我说不好意思他觉得做不了这个工作，他仍然是杉达的老师，并没有任何损失，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公司相当于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浪费了3个月的工资，最重要的是我浪费了3个月的培养期。所以我们的代价比他大。”“我和Mark已经讨论过，这三个月我可以maximumoffer他税后10000，而且第一个月他得来我们公司至少2天/周，作为培训时间和以及和他共同确定未来几个月的实战步骤。从第二个月开始，他来办公室的次数我们可以协商，但每个月都需要有一个KPI(绩效指标)。”嗣后，原告就薪资及从学校离职事宜分别与韩通及被告进行了沟通。2020年3月4日，康晓丽通过微信询问刘丹“今天你们谈的怎么样？”“细节确认了吗？”刘丹回复“差不多了，他这一个月会尽量过来”，康晓丽回复“那现在需要和他签个劳务协议吗？”“而且我前面和他讲必须3月底前给你们看他的离职申请”，刘丹回复“嗯，我这边问一下人事，前几个月也是兼职协议”，康晓丽回复“好的”“那我先发一个最低收费的invoice给你，等你们确认了什么时候入职后我再把差额部分发给你”“因为他说马上就开始上班了”“gurantee时间就从明天开始计算”，刘丹询问“你的gurantee不是fulltime的3个月吗？”康晓丽回复“从他开始第一天算的”“你需要我帮你准备劳务合同吗”“准备合同是免费的”“因为你们前期只有劳务合同，也没有办法签offer”。嗣后，原告根据被告对韩通的具体要求拟定了劳务合同，并于2020年3月15日将拟定的劳务合同微信发送给刘丹，告知“韩通的猎头费就是最低收费50000元，我23号把发票快递给你哦”。2020年3月16日，刘丹就劳务合同的内容与康晓丽进行了沟通，并称“我已经和Antoine(韩通)谈好了，你也不用再和Mark和Antoine再说了，Mark应该回复你了吧，该给你的commission不会少你的。”2020年3月19日，刘丹微信告知康晓丽“韩通和我谈过了，我们双方重新确定了基础底薪，但仍然会以基础底薪+绩效薪酬的方式，劳务合同已签。”嗣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50,000元的收费发票，但被告就此次招聘的保证期和付费时间提出异议，并要求与原告再订立一份合同，但原告拒绝对保证期及付款时间作出修改。审理中，被告提供其与韩通于2020年3月4日签订的劳务合同，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20年3月4日至2020年6月30日，合同并对合同期内的工作内容及业绩要求、劳务费用等进行了约定。上述事实，由当事人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服务合同、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劳务合同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招聘职员提供居间服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有权按照双方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的服务合同主张50,000元的居间服务费。对此，被告提出2019年9月27日签订的服务合同系一次性合同，不应适用于本案系争居间服务，但该份合同并未注明具体职位要求，亦未约定有效期限，且被告在要求原告开展本案系争居间服务前，亦并未就签订新的居间服务合同向原告提出要求，因此，原告主张按照2019年9月27日签订的服务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无不当。根据该份服务合同，被告“在成功的候选人与客户签署录用信后15天内支付预期费用的100%”，对于该支付条款中“签署录用信”的理解双方存有争议，原告认为被告与候选人韩通签订劳务合同即付款条件成就，被告认为应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为准，并认为该合同系格式合同，主张应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解释。从合同的用语及签订过程来看，该份合同并不属于格式合同，被告仅以合同系原告提供即认为属于格式合同，缺乏依据。根据合同解释的原则，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签订服务合同的目的系由原告按照被告批准的职位简介进行职位的寻访及招聘工作，以实现应聘者完成被告工作任务的目的，而对于以何种形式录用应聘者，决定权在于被告。因此，2020年3月4日，被告与候选人韩通签署劳务合同后，韩通已通过向被告提供劳务的方式来完成被告的工作任务，原告据此认为居间服务费支付条件成就，并无不当。从双方微信记录来看，原告如实向被告告知了候选人韩通的有关情况，提供了相关的居间服务，最终被告同意以签署劳务合同的方式聘用韩通，亦系被告方的决定，故被告理应支付相应的居间服务费。但被告在委托原告开展居间服务时即告知了立即到岗以及签署劳动合同的相关要求，而原告所推荐的候选人韩通与被告的最初要求有所不符，韩通确实存在无法立即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并全职为被告工作的情况，同时期原告亦未提供更多的候选人供被告选择，因此，虽然被告最终接受了原告的推荐，但原告的居间服务亦存在瑕疵，故本院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及原告提供居间服务的情况，酌情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居间服务费4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赫励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居间服务费4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原告赫励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负担62元，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负担463元。被告宜世(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凌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笑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