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民初1883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张亚萍，女，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泰州市检察院）与被告张亚萍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书面告知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查，检察机关于2019年4月2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泰州市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艳、检察官助理张洪润参加庭前会议并出庭履行职务，被告张亚萍参加庭前会议但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泰州市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亚萍承担野生鸟类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费12.47万元；2.张亚萍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日,张亚萍采用毒杀的方式猎捕野生鸟类时，被公安巡逻人员发现，当场查获各类野生鸟类54只。后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又查获各类野生鸟类377只。上述野生鸟类共计431只，其中能够确定种属415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动物”）。经泰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上述431只鸟类的鸟食囊中含有呋喃丹成分。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副教授李忠秋对能够确定种属的415只野生鸟类资源损害出具专家意见认为，张亚萍非法猎捕野生鸟类将会影响野生鸟类的种群及其生态系统功能，会导致野生鸟类的种群下降，影响鸟类的虫鼠害防治、种子传播及扩散、抑制杂草生长及扩散等生态功能的发挥，并根据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对张亚萍非法猎捕415只野生鸟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为12.47万元。张亚萍非法狩猎行为破坏了野生动物生态和资源，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张亚萍庭前会议中答辩称，非法猎捕鸟类行为是其丈夫所为，并非其实施的，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江苏省林业局规定，每年3月1日至11月30日为江苏省禁猎期。2018年12月2日,张亚萍在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树林内采用毒杀的方式猎捕野生鸟类时，被公安巡逻人员发现，当场查获野生鸟类54只。后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又查获野生鸟类377只。上述野生鸟类共计431只，其中能够确定种属的是18类415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动物”）。 2019年2月18日，泰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检验报告》，结果为从431只野生鸟类中抽样提取21份鸟食囊以及涉案的3瓶塑料瓶装稻谷进行鉴定，其中18份鸟食囊和3瓶塑料瓶装稻谷均检出含有呋喃丹成分，未见其他常见毒物。2019年5月10日，泰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检验报告》，结果为从431只野生鸟类中抽样提取10份鸟食囊进行鉴定，其中7份鸟食囊检出含有呋喃丹成分，未见其他常见毒物。 2019年4月10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对能够确定种属的415只野生鸟类资源损害出具专家意见，认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将会影响野生鸟类的种群及其生态系统功能，会导致野生鸟类的种群下降，影响鸟类的虫鼠害防治、种子传播及扩散、抑制杂草生长及扩散等生态功能的发挥，并根据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6号）对张亚萍非法猎捕涉及的415只国家“三有”野生鸟类进行价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价值共计12.47万元（414只“三有”野生鸟类×300元/只+小䴙䴘1只×500元/只）。 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生态资源损失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的除外”。使用毒药非法猎捕鸟类，将造成以下复合性危害：1.野生鸟类被大量捕获导致相关区域野生鸟类数量明显减少，导致生态失衡；2.野生鸟类的种群下降，影响鸟类的虫鼠害防治、杂草抑制、文化及观赏等功能的发挥，造成与野生鸟类相关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减损；3.影响野生鸟类的迁徙、栖息、繁殖，造成上、下游野生动物食物链的中断，严重损害生态资源，破坏生物多样性；4.采用毒杀方式猎捕野生鸟类会引发二次中毒，非法使用呋喃丹在动物食品和农作物中，会导致其在相应食物中残留，通过摄入含有呋喃丹残留的食物进入人或者动物体内，被毒杀的鸟类尸体若被其他动物误食将造成其他生物资源的进一步破坏，被人类食用则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鸟类作为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类群，发挥着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及文化价值，张亚萍违反狩猎法规，采用禁用的方法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对生态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其非法猎捕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承担野生鸟类资源损害的赔偿责任。 依据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及附件《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的规定，对野生动物整体的价值，为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按照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核算。其中414只三有”野生鸟类基准价格为300元每只，小䴙䴘1只参照鹤形目为500元每只。张亚萍非法猎捕涉及野生鸟类均为“三有”动物，其整体的价值应按照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核算，为12.47万元（414只三有”野生鸟类×300元/只+小䴙䴘1只×500元/只）。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张亚萍承担野生鸟类生态资源损失12.47万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张亚萍关于非法猎捕行为是其丈夫实施的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供述及与本案相关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野生鸟类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张亚萍采用毒杀的方式猎捕野生鸟类的行为，对当地生态资源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张亚萍在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考虑到本案中被告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经济偿付能力欠缺的实际情况，本院充分注重考量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被告通过参加所在地保护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按照从事劳务行为的具体内容、强度及时间，经相关部门统计及量化后，在其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范围内予以折抵。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亚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其非法狩猎造成生态资源损失及生态破坏行为在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二、被告张亚萍对其非法狩猎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2.47万元承担赔偿责任，该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至本院，赔偿款项将在论证后拟定方案用于生态修复。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94元，由被告张亚萍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 迎 审 判 员  姜 立 审 判 员  刘尚雷 人民陪审员  陈德珍 人民陪审员  李立群 人民陪审员  谢生永 人民陪审员  魏海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陆 昊 书 记 员  朱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