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3161号原告：聂智威，男，198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金熙领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东里**楼****。法定代表人：王佳阔，总经理。原告聂智威与被告北京金熙领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熙领舞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聂智威及被告金熙领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佳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智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我与金熙领舞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2.判令金熙领舞公司退还我剩余舞蹈课时费4160元；3.诉讼费由金熙领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23日，我在金熙领舞公司给孩子聂禹萌报名舞蹈班，并向金熙领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佳阔微信转账96节课的课时费7680元。在后期上课过程中，我发现王佳阔总是不能按照规定时间上课，经常未经商讨私自停课、压课、拖课。王佳阔规定一课时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但有时候只上一个小时。由于不能准时上课，我于2019年10月底提出停止上课并要求退费。经与王佳阔核对课表，剩余课时为52节，课时费为4160元。我与她商议退费的事情，她说不能退只能转课时，结果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转出去。我多次找她协商退费的事情，她一直说学校规定不退费，她只是一家培训机构，不能用学校的规定进行要求。此外，我与金熙领舞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交纳课时费后金熙领舞公司也没有向我开具任何收据和发票。金熙领舞公司不退费的规定是霸王条款，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金熙领舞公司辩称，1.我公司开展的是集体课程，因此需要考虑到班级内每一名学生的课程进度，进行课程调整是沟通之后执行的，并非擅自篡改授课时间。2.关于停课和调课通知一事，因老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我公司均在接受家长同意后停止当日课程。授课老师希望多给孩子们灌输一些关于舞蹈相关的知识，多陪伴孩子半个小时并不能代表压课和拖课行为，有事的学生均可在规定下课时间中止之时自愿选择离校。3.关于提前下课事宜，我公司表示反对，我方可供微信交流时的截图证明系聂智威频繁有事请假，也有系聂智威主动提出有私事将提前离开课堂半小时。我公司老师是在尊重家长意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提前结课协助或调整课时的安排。4.有关十月底家长要求停课一事，我公司非常重视和关心，停课要求是由聂智威提出的，聂智威以孩子作业多，学业压力较大，兼顾不过来，故提出停课申请，并非老师缘故导致学习的终止。我公司前台处明确摆放报名须知，告知学费不予退还。同班一起授课的两名学生也有在中途停课的情况，都已遵照我公司的不退费规定执行，因此我司有权利保障所有消费者在停课时的利益，一并按照我公司标准执行。同时我公司也协助该学生对剩余42节课课时和3360元的学费进行转课，凡事都需要一个过程，老师们也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原告转课，期间也和聂智威多次沟通。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找寻，2019年12月19日，新的家长与聂智威沟通要购买剩余的42节课，但聂智威并没有意愿积极配合此事的开展。另，聂智威交款的收据、发票我司均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3日，聂智威在金熙领舞公司为其孩子聂禹萌报名96节舞蹈课，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金熙领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佳阔转账7680元课时费，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庭审中，聂智威称其孩子去金熙领舞公司学习后，发现金熙领舞公司的老师王佳阔经常私自停课、压课、拖课，且老师不够专业，故不想继续在金熙领舞公司上课，要求解除合同。金熙领舞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辩称系聂智威经常请假，且有时因私事提前离开课堂，聂智威系因孩子课程压力较大应付不来故不想继续上课。为证明其主张，金熙领舞公司提交王佳阔与聂禹萌母亲郭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显示：2019年4月6日聂禹萌母亲称“聂禹萌请个假，她这三天的作业太多了，今天先不去跳舞了”；2019年4月12日聂禹萌母亲称“明天聂禹萌跳舞早走半小时，我给她约了一节体能课是4点半的”；2019年4月20日，聂禹萌母亲称“今天聂禹萌不去上课了，她大姨想带出去玩一会”。2019年11月8日，聂禹萌母亲称“先不上了，她下周也得考试。聂禹萌的舞蹈我想给她停了，我想问问你还有多少节课”。聂智威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聂智威主张双方未约定合同终止日期，其至今共上课44节，要求金熙领舞公司退还剩余52节课的课时费。为此，聂智威提交《金熙领舞日常学习签到表》截图1张，显示自2018年11月28日至2019年11月20日共计53节课有记录，其中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11日家长签字处为空白，2019年6月12日、2019年6月15日为“事假”，2019年11月20日家长签字处为“从不来写”，其余课程有“聂智威”及其“郭林”的签字。庭审中，聂智威称签到表中显示无签到、“事假”以及11月20日的课程共计7节课均未上，2019年7月21日、11月1日的“郭林”不是其妻子本人签字，实际未上课，故至今已上课共计44节。金熙领舞公司对签到表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双方口头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23日至2019年11月23日，至合同终止时聂禹萌共上课53节，7月21日、11月1日的“郭林”系其他学生代签，聂禹萌实际已上课。签到表中的空白记录系聂智威临时请假，按照规定亦应计算在课时内。为证明合同履行期限，金熙领舞公司提交购买方为聂智威、金额为7680元的培训费发票打印件1张，备注处显示“2018年11月23日”，开票日期为2020年7月1日。聂智威对发票金额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双方从未约定过合同终止日期，其从未收到过发票。另，金熙领舞公司称按照双方约定，因孩子自身原因无法继续上课的不予退费，公司可协助进行转课，但因聂智威不积极配合，故未转课成功。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聂智威与金熙领舞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聂智威向金熙领舞公司交纳课时费，金熙领舞公司向聂智威提供舞蹈培训服务，故双方建立了事实上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对上课时长、合同履行期限、合同解除、退费条件等内容均约定不明，双方本可就约定不明部分补充协商进而继续履行合同，但双方多次沟通，均不能就合同约定不明部分协商一致。聂智威虽主张金熙领舞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时间上课、私自停课、压课、拖课情形，但其提交证据无法证明金熙领舞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导致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考虑到教育培训合同属于服务合同的一种，该类合同通常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且不宜强制履行，并需要以双方彼此信任作为履行合同的基础。鉴于涉诉合同不宜强制履行的特殊性，且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已形成抵触情绪和对立态度，双方继续合作完成培训的信任基础已经丧失，双方的合同关系宜解除为宜。综上，对于聂智威要求解除涉诉事实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聂智威不再接受金熙领舞公司提供的培训服务，金熙领舞公司应当退还聂智威已交纳的剩余课时费。因金熙领舞公司未能就聂智威关于已上课时数为44节的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聂智威主张已上课时数44节的意见予以采信。另，本院综合考虑金熙领舞公司在涉诉教育培训合同关系成立之后，势必在培训课程、人员、场地等事项上做出安排并产生合理费用，对于金熙领舞公司已发生的费用，合同关系解除后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故本院对合同关系解除之后金熙领舞公司需要向聂智威退还的培训费数额予以相应酌减。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金熙领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退还原告聂智威剩余舞蹈课时费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原告聂智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北京金熙领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