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8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景益，男，1982年1月17日生，壮族，户籍地河池市宜州区，现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汉扬，广西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菡，广西铁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727672801D。 法定代表人：阮振，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振，男，1953年7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河池市金城江区，现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方，男，1979年8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南宁市兴宁区，现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业有限公司和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朝晖，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业有限公司和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银，广西欣和（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河池市荣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中路**（******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MA5KCC3X1J。 法定代表人：韦荣华，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石景益、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阮振、阮方，原审第三人河池市荣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景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阮振、阮方对振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阮振、阮方承担。事实和理由：石景益诉请阮振、阮方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是错误的。第一，河池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振业公司成立时股东只是认缴出资，登记资料中没有阮振、阮方出资材料。第二，石景益一审立案前先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程序，一审法院在查询振业公司财产时发现，该公司没任何登记的固定资产，没有银行存款。同样是阮振、阮方等作为股东的其他多家公司也都是空壳公司，没有实际出资。各种迹象表明，振业公司股东阮振、阮方没有实际出资1218万元。第三，公司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其相关材料均掌握在公司或股东手上，公司债权人无法或很难取到相关材料。在此情况下，阮振、阮方应当承担其实际出资的证明责任，但一审中阮振、阮方均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一审将该公司股东是否实际出资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公司债权人违反公平原则，是错误的。第四，一审以石景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股东阮振、阮方出资不实为由，对石景益关于阮振、阮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及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本案中，阮振、阮方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综上，请求二审判如所请。 振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石景益的诉讼请求。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石景益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一审忘却了本法律条文的“但书”部分“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振业公司和荣华公司有多年多次的合作，知根知底。这次共同跟踪数月之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高提公司的这一资产包项目，最终拿下，这其中包含大量的商业信息与秘密。而石景益就不同了，振业公司与荣华公司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上述规定的“但书”部分，应驳回石景益的诉讼请求，驳回其起诉。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详见本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三、一审判决法律逻辑不清。（一）一审认为，“振业公司在其书面答辩状中称该合同是因为分得货对外销售必须有合法手续才签署，后又在庭审上否认其签订过这份合同，其抗辩自相予矛盾”，这是不认真审查的结果。振业公司并不否认这份合同的存在，庭审时讲的是这份合同本身存在大量的问题，不是一般用途的合同。其实这份合同已被后来的《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代替，各方确实已依后来的合同履行，并且无异议地把货提走、把退款收取。（二）一审认为，“但是股东协议里未明确约定《锌精矿销售合同》己自然解除，也未约定将锌精矿销售合同中的400万直接转化为股东协议中荣华公司的出资款400万，故荣华公司关于《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已取代《锌精矿销售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以采信”，该认定错误。因为：1、后来的《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各方都签字认可了（包括石景益），且已实际履行，合同当事人以行为完成了“约定”已非常明确。2、法律并未规定“股东协议里”必须“明确约定”方可予以采纳，而是规定“以实际履行为准”。实际行动当然胜过一切约定。四、一审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振业公司与合同相对方荣华公司相互负有合同权利义务。振业公司未与石景益签订任何合同，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振业公司没有和石景益交易的意愿，石景益与荣华公司的关系不能强加于振业公司身上，不能对抗振业公司。五、一审剥夺当事人交易自由的权利。振业公司有权决定如何交易、与谁交易。一审判决实属强制振业公司和石景益交易。六、一审无视客观事实。事实是，振业公司并没有矿要出售，是合同三方（荣华公司、振业公司、国发公司）共同出资向高提公司购货。先签有《债权购买合同》，后签有《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实际履行了按比例出资、按比例提货、按比例收回货款并无异议。石景益只隶属荣华公司一方，能享有的仅是第三人的权利义务。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是合作关系，那么，从属于荣华公司的石景益最多也算个合作方，而不得超出荣华公司。一审己查明本事实却不据实定案。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法律逻辑不清，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剥夺当事人交易自由的权利，无视客观事实错误判决。本案无论从委托关系还是从合作关系来考量，均应驳回石景益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判如所请。 二审中，振业公司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振业公司、荣华公司、资兴市银鑫矿业有限公司属于合作出资购买广西金山铟锗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包的合作关系，一审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并认为“不能认定振业公司是按照股东协议来履行，《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与《锌精矿销售合同》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是错误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无论荣华公司与石景益之间的内部关系应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或者挂靠关系，石景益直接起诉振业公司属于主体不适格，在作为受托方或者被挂靠方的荣华公司亦主张其与振业公司之间属于投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仍认定石景益与振业公司之间应按《锌精矿销售合同》履行，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 阮振、阮方辩称，同意振业公司的上诉意见。 荣华公司述称，同意振业公司的上诉意见。石景益与荣华公司属于挂靠关系，荣华公司向石景益出具委托书，由石景益与振业公司洽谈业务，所有权利义务均由石景益享有和承担，与荣华公司无关。本案法律关系应以涉案《债权购买股东协议》为准。 石景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振业公司退还货款199.5187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5日为308750元；二、判令阮振、阮方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振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5日，荣华公司、振业公司、国发公司与高提公司在南丹县车河工业园签订《债权购买合同》，高提公司作为供方将竞买获得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处置金山公司债权资产转让款6000万元含锌物料抵押物转让给需方荣华公司、振业公司、国发公司三家公司，明确2017年12月8日需方已交保证金500万元，债权购买分三期进行，每期2000万元，由三家公司负责组织资金购买。付款方式：首期支付保证金500万及债权转让款2000万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当天获得信达公司签发抵押货物解冻书后发货，批货批结。2017年12月27日，石景益委托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签订《锌精矿销售合同》，振业公司作为供方向需方荣华公司销售锌精矿，合同约定了锌精矿的型号、数量、质量、计价方法、运输方式、交货地点等，并约定付款方式为需方预付400万元。同日，石景益将400万元通过银行转入荣华公司账户。荣华公司随即将400万元转入振业公司账户，同时出具《承诺书》，写明“本公司收到石景益同志人民币400万元整，并已转付400万给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公司，用于购买金山公司厂内4-2库锌精矿”。振业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出具了《收条》，表明其收到荣华公司交来购买金山4-2锌精矿货款400万元整。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9日，振业公司分四次转账给高提公司，每次500万，累计转账2000万。2018年1月12日，荣华公司、振业公司、银鑫公司共同签订了《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明确将2017年12月25日签订的《债权购买合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同时明确荣华公司出资400万，振业公司出资700万，银鑫公司出资1400万，三方实际出资2500万，原签订《债权购买合同》的国发公司退出，由银鑫公司加入，三方按出资比例（56：28：16）分配4-2锌精矿货物等内容。石景益作为荣华公司一方与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荣华一起在股东协议上签名并捺印。2018年1月14日，振业公司将价值1084813.34元的4-2锌粉发给荣华公司。2018年3月17日，振业公司向荣华公司出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2018年5月23日，振业公司退货款12万元给荣华公司。2018年5月28日振业公司退货款80万元给荣华公司。2018年6月16日，荣华公司出具《收条》一份，注明“收到石景益交来本公司代理其与金山公司、振业公司锌精矿交易报酬金3万元整”。因荣华公司收到的货物及退款均属于石景益，石景益认为尚有199.5187万元未得返还，故其依据《锌精矿销售合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振业公司返还剩余货款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2月27日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签订的《锌精矿销售合同》，有详细的货物种类、数量、质量、计价方法、交货地点和付款方式等约定，双方均在上面盖章予以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依法确认其合法有效。振业公司在其书面答辩状中称该合同是因为分得货物对外销售必须有合法手续才签署，后又在庭上否认其签订过这份合同，其抗辩自相矛盾，一审对其抗辩不予以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锌精矿销售合同》当事人应如何认定，石景益是否是适格的原告；二、振业公司与荣华公司是否存在着合作关系，与《锌精矿销售合同》是否有法律上的牵连；三、石景益请求退还的货款本金及利息以及要求阮振和阮方负连带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石景益于2017年12月27日转账给荣华公司400万元，荣华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根据该承诺书的内容，石景益与荣华公司之间实际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该委托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锌精矿销售合同》的当事人虽然是荣华公司和振业公司，但是石景益作为委托人可以行使受托人荣华公司对振业公司的权利，且荣华公司已收到代理酬金3万元，故石景益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 关于第二个焦点，一审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合同的解除可以以双方合意为基础，本案中的《锌精矿销售合同》，从签订至起诉前，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从未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依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合同条款履行相应的权利及义务。虽然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银鑫公司在之后签订了《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荣华公司出资400万与《锌精矿销售合同》中荣华公司预付给振业公司的400万数额看似一致，所针对的货物也包含有4-2锌精矿，但是股东协议里未明确约定《锌精矿销售合同》已自然解除，也未约定将锌精矿销售合同中的400万直接转化为股东协议中荣华公司的出资款400万，故荣华公司关于《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已取代《锌精矿销售合同》的主张，一审不予以采纳。振业公司在庭上否认签订了《锌精矿销售合同》，但未能解释合同上盖有其公司的印章，同时，振业公司汇2500万给高提公司的日期均在签订《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之前，因此不能认为振业公司是按照股东协议来履行。《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与《锌精矿销售合同》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 关于第三个焦点，根据《锌精矿销售合同》付款方式的约定，石景益转账的400万是预付货款，结算以双方认可的结算单为依据，经双方确认后多还少补，因此，振业公司在向荣华公司提供了价值108.4813万元的货物和返还92万元货款后，未能继续按《锌精矿销售合同》向荣华公司提供充足的货物，应负有返还剩余预付货款199.5187万元的义务。石景益因与荣华公司有委托关系取得了介入权，即取代荣华公司的地位成为《锌精矿销售合同》的当事人，直接对振业公司享有合同权利。因振业公司未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石景益诉求解除《锌精矿销售合同》，并要求振业公司返还199.5187万元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石景益诉请返还货款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因利息损失在《锌精矿销售合同》中无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案振业公司应付给石景益的利息损失为：以1995187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息利率，自请求合同解除之日即本案立案之日2019年9月10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石景益诉请阮振、阮方承担连带责任，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振业公司的股东阮振、阮方出资不实，故要求阮振、阮方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不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第、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锌精矿销售合同》；二、振业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石景益货款1995187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99518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9月1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三、驳回石景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32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石景益均已预交），由振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石景益提交证据如下：一、（2019）桂1221财保10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诉前查封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石景益首先申请查封振业公司财产，其次才是申请查封振业公司股东个人财产，法院查询后发现振业公司无可查封的财产，才查封其股东个人财产。二、报告生成时间为2020年8月8日10时52分的振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明振业公司2015年注册资金变更，该报告的股东认出资部分没有载明实缴出资内容，可见股东没有实缴出资到位。荣华公司对上述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认为应以振业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为准。 对石景益提交的证据，振业公司、阮振、阮方提出质证主张如下：一、证据一中的申请书为石景益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公司名下的资产随着公司经营而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石景益申请查封时振业公司无可供查封的财产，不代表该公司股东没有实缴出资到位；另外，振业公司财产状况良好，其财产有办公大楼、车辆、库存的矿物等，价值完全不止200万元。石景益要求查封该公司股东个人财产，是为了取得该公司股东方便变现的房产，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二、关于证据二，振业公司亦提交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作为证据，两份证据是相似的，但石景益提交的是简易版，没有显示振业公司股东的实缴出资情况。 对石景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2019）桂1221财保10号民事裁定书为已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该裁定书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裁定书及相关诉前查封申请书能证明振业公司、阮振、阮方被查封财产的价值为230万元，但未列明被查封财产的具体状况，不能达到石景益的证明目的。二、石景益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 振业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第一组证据。1、金山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向荣华公司出具的100万元《收条》一份；2、荣华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向振业公司转账100万元的《业务凭证》一份；3、振业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向荣华公司退款100万元的《对公客户回单》一份。二、第二组证据。4、银鑫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至28日向振业公司共转账1400万元的《对公客户回单》6份，振业公司与银鑫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各一份。三、第三组证据。5、金山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向振业公司出具的货物为有色金属矿石和锌精矿、重量共为569.429吨、价税合计额共为5198681.5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6、振业公司于2018年3月17日向银鑫公司出具的货物为有色金属矿石和锌精矿、重量共为260.417吨、价税合计额共为2722835.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张；7、付款方为南丹县盛天矿业有限公司，收款方为振业公司，入账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23日、2018年4月13日，收款金额共为744286元的《对公客户回单》3份。四、第四组证据：8、荣华公司以振业公司为被告、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5日的《民事起诉状》一份，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韦荣华于2019年1月24日手写捺印的《河池市荣华商贸有限公司声明》一份，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五、第五组证据：《对公客户回单》共17张及相关销售发票、报告生成时间为2020年8月8日21时05分的振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上述第一至三组证据共同拟证明合同当事人之间是合作关系，并非买卖关系；第四组证据拟证明石景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五组证据拟证明振业公司将阮振、阮方实物出资的矿物对外销售，所得资金汇入振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2015年11月28日，阮振实缴出资为621.18万元、阮方实缴出资为596.82万元，实缴出资方式均为实物及货币。阮振、阮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荣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对振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石景益提出质证主张如下：一、关于第一组证据。石景益与韦荣华有借贷关系，该收条是石景益另案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本案证据。荣华公司支付100万元给振业公司，振业公司又返还给荣华公司，该100万元实质上是石景益的钱，而关于购买1500吨硫化锌粉的《合作协议》实际并未履行，该证据不具备关联性。二、关于第二组证据。涉案《债权购买合同》能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三、关于第三组证据。证据5具有真实性，该证据能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证据6、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第四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不足以证实振业公司的证明主张。五、《对公客户回单》共17张及相关销售发票只是公司销售的流水证明，没有体现所售货物是该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不能作为该公司股东实缴出资的证据；振业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实缴出资信息多处矛盾，且该报告与石景益提交的报告数据对应不上，其准确性有待核查，不能证明振业公司股东已实缴出资。 对振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其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其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石景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涉及实体处理问题，本院在本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三、17张《对公客户回单》及相关销售发票均未体现振业公司所售货物为阮振、阮方提供，不能达到振业公司的证明目的。四、经审查，振业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为详细版本，该报告分为“政府部门公示信息”和“企业自行公示信息”两大部分，其中企业自行公示信息由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即时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该报告中的股东实缴出资信息均为企业自行公示信息内容，且振业公司自行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信息、2019年度报告、2018年度报告、2017年度报告2016年度报告信息项中实缴出资的出资额、实缴出资时间、实缴出资方式等信息存在多处矛盾，故本院对该报告“企业自行公示信息”部分不予采信，并认定该证据亦不能证明阮振、阮方已实缴出资。 阮振提交证据如下：一、第一组证据：2015年11月26日《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2015年12月22日河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变更通知书》一份、2016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一份，拟证明阮振、阮方已通过缴纳实物的方式履行了向振业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该实物为锌锭和铅锑合金，价值1218万元。二、第二组证据：《对公客户回单》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一份、《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一份、2018年2月6日朱建新向振业公司收取借款200万元的利息10万元后出具的《借条》一份，拟证明阮振与荣华公司是合作关系。振业公司、阮方荣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荣幸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对阮振提供的证据，石景益质证认为：一、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亦不能证明阮振已实际出资和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二、《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阮振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一、上述第一组证据能证明振业公司曾将其注册资本从78万元变更为1218万元，并将其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的注册资金金额信息进行变更，但无法证明阮振、阮方已实缴出资。二、上述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为查明振业公司实缴出资情况，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如下：一、2001年5月18日振业公司《公司章程》一份。二、2001年5月22日河池龙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河龙会验字（2001）第78号]（以下简称2001年验资报告）。各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石景益、阮振、阮方、荣华公司均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振业公司提出异议主张如下：一审关于“2017年12月27日，石景益委托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签订《锌精矿销售合同》”的认定错误，因为：一、荣华公司与振业公司一直是合作合同关系，有合同为证；二、荣华公司依合同交款、依合同提货、依合同收取退款（按16%股份实际履行）；三、振业公司一开始并不认识石景益，对荣华公司与石景益之间的委托关系不知情，振业公司不可能也不愿意和石景益交易；四、荣华公司自始至终表明与振业公司是合作关系，庭审期间也不例外。对其主张，本院认为：石景益一审提交的证据荣华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收条》足以证明石景益与荣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石景益已向受托人荣华公司支付3万元委托报酬，委托事项为购买锌精矿并办理相关手续；石景益一审提交的证据《锌精矿销售合同》、信用社通用凭证及收条、增值税发票能证明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因此，一审作出上述认定依据充分，对振业公司的异议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关于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合法有效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振业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石景益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后向振业公司行使荣华公司的合同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一、石景益请求解除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理由充分。一审认定石景益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涉案《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与《锌精矿销售合同》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并判令解除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具体理由详见一审判决，在此不再赘述。振业公司主张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已被涉案《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取代，但振业公司于2018年3月17日向荣华公司开具的10张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振业公司是销售方，荣华公司是购买方，货物为锌精矿，振业公司已交付价值1084813.34元的货物，而涉案《债权购买出资方股东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可见在该协议签订后振业公司仍履行涉案《锌精矿销售合同》约定的交货和开票义务，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振业公司主张其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石景益这一委托人的存在就不会订立合同，但其未举证证实，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二、石景益请求振业公司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应予支持。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合同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一审支持石景益关于振业公司返还199.5187万元货款的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支持石景益关于振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并无不当，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确定振业公司应付给石景益的利息损失为：以1995187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息利率，自一审立案之日即2019年9月10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损失，以1995187元为本金，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息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 三、阮振、阮方应对振业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振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政府部门公示信息部分未记载阮振、阮方实缴出资情况，石景益有理由对阮振、阮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阮振、阮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该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阮振、阮方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振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的承担人享有在对主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之前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权，其责任轻于连带赔偿责任，据此，石景益请求阮振、阮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依法调整为补充赔偿责任并予以支持。第三，关于阮振、阮方未出资本息具体数额的确定问题。本院调取的证据2001年验资报告能证明振业公司2015年变更注册资本之前的注册资本78万元已实缴到位，故阮振未出资本金为621.18-39.78=581.4万元、阮方未出资本金为596.82-38.22=558.6元；因石景益在其诉讼请求中未明确阮振、阮方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否包括未出资本金的利息，故本院认定阮振、阮方承担责任的范围为其未出资的本金。 综上所述，石景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振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石景益货款1995187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995187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息利率，自2019年9月10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1995187元为本金，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息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 四、被上诉人阮振在认缴出资额581.4万元的范围内对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阮方在认缴出资额558.6万元的范围内对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25232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石景益均已预交），由上诉人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232元，由上诉人河池市振业有色矿产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祥 审 判 员 韦海平 审 判 员 陈一锋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奕通 书 记 员 兰小盆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