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14民初9016号原告：梁帅，男，198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女，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系沈阳市于洪区南阳湖街道上沙村民委员会推荐，住沈阳市于洪区。被告：辽宁冠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法定代表人：刘浩，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稳，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帅与被告辽宁冠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隆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原经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8）辽0114民初306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冠隆公司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民终16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114民初3069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被告冠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第七条第一项内容，即被告向原告支付24,000元（24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用），签署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生效。2、请求法院判令此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住沈阳市于洪区，2011年由于政府拆迁，被告（原名：沈阳市于洪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原告配合拆迁，被告以补偿回迁房为条件，并作出专属原告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1年原告腾空房屋被告验收合格，并在2011年4月20日双方签署了协议，一式四份，签署后被告将四份协议全部回收并未告知原告作何用处。2016年末由于回迁楼即将竣工分房，被告将2011年签署的协议发放到原告手中。2018年1月被告将临时安置补助费53,000元发放给原告，发放后原告发现与协议不符，按照协议第七条第一项条款应补偿共计77,000元（2011年4月至2017年10月共77个月）。原告通过查看协议发现被告不仅没有履行协议条款发放补偿款，更是在第九条补充条款处不知何时加盖了4条原告从未见过的条件，此条款明显是被告将协议回收后瞒着原告在已经经过双方签字并生效的协议上后加的。根据《合同法》规定，被告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故起诉至贵院。被告辩称，一、案涉地区的征收补偿标准为《于洪新城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原告不符合该《实施细则》规定的过渡期补助费的发放条件。根据《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和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而使用土地或调整使用土地的，以及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各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2010年9月6日沈阳市于洪区于洪新城管委会下发《拆迁通告》对案涉土地进行拆迁。其中该通告规定无证房的拆迁按照《于洪新城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及其《沈西工业走廊西部新城区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上物补偿标准》。故，案涉地区的补偿标准应按照《拆迁通告》规定为准，即适用《沈西工业走廊西部新城区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上物补偿标准》、《于洪新城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根据该《实施细则》第5条第11款的规定：“过渡期补助费是以房屋产权证为依据，自行解决过渡住房的，在过渡期限内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故被告支付过渡期补助费的对象是合法的有房屋产权证的房屋，现被告对原告的回迁安置是出于照顾被拆迁人利益，考虑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才向原告提供零起价房屋。而且根据原告已经自行签字确认的《承诺书》表明：原告申请的是零起价回迁房，即原告及其配偶（案涉协议的签约主体陆生家）签字确认的《承诺书》表明其申请的案涉房屋是零起价回迁房。根据该实施细则第5条第7款规定，给予零起价回迁房的前提条件是无产权产籍房屋。故，鉴于原告原拆迁房屋属于无产权产籍房屋，因此不符合《于洪新城防洪避险拆迁工程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规定的支付过渡期补助费的条件。综上，原告不符合案涉地区补偿标准规定的过渡期补助费的发放条件。二、原告与被告冠隆集团于2011年4月2日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通过斜线划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支付过渡期补助费的条款，因此双方对过渡期补助费的约定不予支付已经达成合意。原告与冠隆集团于2011年4月2日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在该协议对第七条拆迁过渡方式条款以斜杠的方式划掉，即合同双方约定过渡期补助费不予支付。因此根据案涉合同冠隆集团没有过渡期补助费支付的合同义务。三、原告主张的诉请金额错误，原告已经领取了55,000元过渡期补助费，被告不存在欠付原告过渡期补助费。根据2015年8月26日于洪新城经济区党工委的《第7号会议纪要》的规定，就零起价协议和分户（无过渡期补助）协议，超过协议约定未回迁的，从协议签订第三年起给予过渡期补助费。案涉协议签约时间为2011年4月2日，回迁安置时间是2017年10月。故，根据第7号会议纪要的规定，被告从第三年2013年4月至2017年10月共计55个月，按每月1,000元标准支付。2017年7月2日，原告已经足额领取55,000元的补助费，并在《上沙村居民回迁36号地临时安置补助费拨付表》签字确认。综上，被告对原告不存在欠付的过渡期补助费。四、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起诉。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是2011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故原告最晚应在2015年3月之前就上述请求提起诉讼，现于2018年3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20日，被告与于洪区杨士乡上沙村2组11号村民梁帅签订一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被拆迁人（乙方）为梁帅，拆迁人为被告（甲方）。被告将坐落在上沙村36号地的住宅房屋作为产权调换房屋，该房屋设计用途为住宅，该房屋为期房，期房的建筑面积4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款总额为81,000元。被拆除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差价款为81,000元，由梁帅支付给被告，并于2011年12月31日前结清，梁帅保证在2011年4月27日前搬迁腾空被拆迁房屋，被告保证于2012年12月31日前交付房屋。在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拆迁过渡方式。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期限搬迁；被告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将符合有关规范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乙方，实际交付调换房屋时间为2017年10月。2015年8月26日，于洪新城经济区管委会召开关于解决于洪新城回迁房滞后问题的会议并做出《会议纪要》（第7号），纪要载明：对于零起价协议和分户（无过渡期补助）协议，超过协议约定未回迁的，从协议签定第三年起，给予过渡期补偿费，补偿标准为每份协议1,000元/月，直至回迁为止。”此后，相关事项一直按该纪要内容执行。2017年7月2日，被告给付原告2013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55,000元（共计55个月）。2018年3月，原告以被告尚欠24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为由诉至法院。本院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合法有效，故双方之间因本次拆迁安置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应依照该协议约定履行。关于拆迁过渡安置问题，在合同上的相应条款处已经以斜划线的方式划掉，故应认定双方未作约定，被告没有依约给付义务。至于被告依据相关会议纪要，从2013年4月开始，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给付原告临时安置补助费的决定，系因被告迟延履行回迁义务，为妥善安置被拆迁人而做出的补偿性行为，系单方行为，不能据此而给被告设定此前两年亦应支付安置补助费的合同义务。另一方面，虽然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了，征收补偿应包括临时安置补偿费，但从规范内容上分析，该条规范对被征收人来说系授权性规范，双方完全可以依据意思自治原则，通过协商设定或放弃，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以该条规范的存在即认定征收人存在相关义务。另外，本案涉案房屋拆迁时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案的梁帅房产系无证房，前述《补偿条例》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空间。因此，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协议签订后两年内的安置补助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梁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海波人民陪审员  宋文财人民陪审员  杨 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晨书记员王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