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3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金秀芳，女，1969年1月3日生，汉族，住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中支行，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 负责人：盛勇，行长。 一审被告：聊城奥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聊牛路北（东城工业园贞元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秉刚，总经理。 一审被告：山东德瑞工业皮带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聊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九洲路**div> 法定代表人：郗登华。 一审被告：李秉刚，男，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再审申请人金秀芳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中支行（以下简称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及一审被告聊城奥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博公司）、山东德瑞工业皮带有限公司、李秉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院（2018）鲁1502民初5192号民事判决，在本院作出（2020）鲁15民终1050号民事裁定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之后，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秀芳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撤销（2018）鲁1502民初51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关于金秀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判项，依法改判其不承担保证责任。具体事由为：（一）本案依法应不予受理。本案诉争的财产系生效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定罪处罚的被告人李秉刚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聊城工行市中支行的财产，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规定，本案应不予受理，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并进行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如果本案一审判决成立，那么（2015）聊东刑初字第106号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就是再审申请人等保证人，而不是聊城工行市中支行，被告人李秉刚的犯罪就是合同诈骗罪，而不是骗取票据承兑罪，等于推翻了（2015）聊东刑初字第106号判决。（二）本案保证已超过保证期间。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本案主合同即《银行承兑协议》第6.2条约定，在收到持票人开户行寄来的委托收款凭证和汇票，并审核无误后，无条件向持票人支付汇票票面记载的票款金额。票据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从合同即《保证合同》第4.1条约定，保证期间为甲方对外承付之日起2年。按照合同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案涉汇票的“对外承付之日”是约定和法定的，是非常明确的，当事人不能随意变更，更不能是被判决的日期。本案保证合同是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对其中第4.1条的对外承付之日，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约定的，一种是法定的，还有一种解释是实际承付日期。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该格式合同系聊城工行市中支行提供，按照约定和法定的解释对其不利；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应该将第4.1条的对外承付之日认定为2014年12月23日，案涉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2月23日，持票人2014年12月23日前即持票要求承付，那么再审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就应为2014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22日，在这一保证期间内，聊城工行市中支行从未向再审申请人主张保证责任，至2018年7月5日起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已过，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免除。本案一审判决将2017年6月20日认定为4.1条的对外承付之日，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聊城工行市中支行违反承兑协议的约定及票据法、合同法的规定，不按期履行义务，该承付时不承付，违约违法押票拒付，该行为经两审判决确认其违法后，被迫在2107年6月20日向持票人付款，造成实际承付日期与约定日期及法定日期不一致，该变动不是保证人的原因，而是银行单方面违约违法的结果，这个承付日期并非《保证合同》第4.1条所说的对外承付之日，也不是票据法规定的日期，一审判决无视《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无视银行违约违法拒付及被判决执行的事实，将主合同与从合同割裂，将非法的强制履行日期作为《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对外承付日期并作为保证期间的起始日期，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这个逻辑，不论银行如何违约违法，均在所不问，银行随便什么时候承付，什么时候就是《保证合同》第4.1条所说的对外承付之日，什么时候保证期间开始起算，那么假如持票人迟迟不起诉，或者银行继续拖延支付，那么实际的兑付日期将遥遥无期，担保期间的起始时间也将一再后延，保证人需在不知情且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此期间的巨额利息，结果就是银行越违法（押票拒付拖延时间越长），其利益却越是最大化（持续获得日万分之五的高额利息），相对应的就是剥夺了保证人的合法权益，显然这个判决逻辑是错误的，因此银行违法拒付拖延付款日期，不应对保证期间产生影响，保证期间的起算和长短仍应当以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为准，即保证期间仍应为2014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22日，而不能是2017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三）本案主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聊城工行市中支行的债权来源于承兑协议，而不是来源于其承付行为，银行债权产生的时点不是垫款时，而是承兑协议约定的时间。承兑协议第5.3条约定，奥博公司应当于汇票到期日前10日，将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足额缴存于其在银行开立的账户，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2月23日，到期后奥博公司未履行承兑协议的义务，未按照协议足额存入资金（同当事人对合同有约定而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此时银行的合法权利即受到侵害，银行从该日起计收利息并持续划款而款项不足的事实，足可以证明其知道权利被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此时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新的证据（银行划款明细）可以证明，2015年3月21日银行最后一次从奥博公司账户划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此时诉讼时效中断，从该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此后再无法定中断、中止的事由，诉讼时效期间于2017年3月20日届满，至2018年7月5日银行起诉还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然有权抗辩”，故保证人不用承担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为银行2107年6月20日向持票人兑付，奥博公司与工商银行形成借款关系，其权利被侵犯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属适用法律错误。（四）法律是用来守护公平正义的，不是用来偏袒违法行为的。本案中，明明是聊城工行故意颠倒黑白，将自己承兑的合规合法汇票故意说成违法，违约违法拒付，被判决履行义务，其在起诉书中却称其依法向山东源润电力设备公司承付，不知道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一审判决无视其违约违法拒付、被判决承付等事实，支持了其全部诉求，这就意味着双方签订的承兑协议及票据法、合同法等对银行完全没有约束力，违法行为人不但不用付出代价，还能获得很大的利益，而无过错保证人却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本不应有的巨额利息，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和“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的根本原则，显然判决是错误的。如果这个判决成立，让违约违法方从违约违法行为中获益，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将会鼓励更多的人竞相效仿，任何差额承兑汇票，都可能先被银行说成非法，尽量拖延承付，因为银行可以在拖延承付的违法行为中获益，还不用承担责任，结果就是金融秩序被破坏，违约违法行为泛滥。（五）由于银行没有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违规为其办理了差额承兑，结果导致奥博公司李秉刚以购买齐鲁电缆公司材料的名义，用缴纳50%差额的方式骗取银行承兑汇票，（2015）聊东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认定其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受害人确定是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应认定《银行承兑协议》无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一审判决再审申请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应不予受理，再审申请人的保证期间已过，保证责任已免除；主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再审申请人免责；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相应无效，一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再审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本案当事人于2014年7月4日签订的主合同即《银行承兑协议》，系奥博公司提供200万元保证金及三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与聊城工行市中支行设立4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委托付款关系。奥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秉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及《银行承兑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诚信原则，虚构其与收款人之间的货物买卖交易骗取银行承兑，并不必然影响其与银行之间的委托付款关系也即本案《银行承兑协议》的效力，也并不必然影响本案《保证合同》的效力。原一审判决认定《银行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金秀芳申请再审主张《银行承兑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第二，自2014年12月22日起，聊城工行市中支行拒绝向山东源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承兑150万元面额的汇票，属于持票人与承兑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该项法律关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应当归责于奥博公司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的规定，也违反《银行承兑协议》第5.3条“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10天，将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足额交存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账户”的约定，并不能认定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因押票拒付行为而受益。按照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635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20日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垫付款项向持票人履行了承付义务；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第7.3条“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乙方未向甲方足额交付兑付资金的，甲方有权扣划保证金账户及其他所有存款账户资金。对扣划后仍不足以支付票款的，由甲方垫付，并有权采取以下措施：（1）从甲方垫款之日起，按日以垫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计收利息……”的约定，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就其承兑垫付的款项与奥博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该项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在垫付款项之日也即2017年6月20日的次日起算。原一审判决认定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在2018年7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亦无不当；金秀芳抗辩主张本案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第三，根据2017年6月20日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垫付款项向持票人承付（也即同时形成本案《银行承兑协议》主债权债务）的事实，以及2014年7月4日聊城工行市中支行与金秀芳签订的《保证合同》第4.2条“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的约定，本案保证期间应在2017年6月21日起算。至2018年7月5日聊城工行市中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一并主张担保债权时，并未超出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一审判决没有采纳金秀芳的该项抗辩主张是正确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聊东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对李秉刚骗取银行承兑定罪处罚时，本案争议涉及的150万元汇票尚未承付；李秉刚在该刑事诉讼中是否赔偿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金秀芳主张本案不应受理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聊城工行市中支行在2015年3月21日前从奥博公司扣划的款项亦与本案缺乏关联，因此金秀芳申请再审提交的相应证据材料并不足以推翻原一审判决。 综上所述，金秀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应予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金秀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海洋 审判员  吉洪林 审判员  李中栋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