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京73行初6599号原告：王凌霄，男，汉族，1970年11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行政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凌霄，所长。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冠,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原告王凌霄、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简称维益事务所）不服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国知惩戒决字[2017]5号《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以下简称第5号惩戒决定）、国知惩戒决字[2017]6号《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以下简称第6号惩戒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凌霄，同时也作为原告维益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林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3月6日，被告作出第5号惩戒决定，认定：王凌霄作为维益事务所的负责人和专利代理人，利用专利代理的便利，在未经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实施了擅自将发明专利申请人变更、转让给其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维益服务公司，偷窃委托人专利的行为。至于事后达成的谅解协议，仅表明委托人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王凌霄对其错误行为的悔悟。根据修正前的《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决定：给予王凌霄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处罚。2017年3月6日，被告作出第6号惩戒决定，认定：维益事务所利用其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便利，在未经委托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以委托人名义将其专利权转让给维益事务所负责人王凌霄为法定代表人的维益服务公司，恶意侵占委托人专利权的行为。至于事后达成的谅解协议，仅表明委托人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维益事务所对其错误行为的悔悟。根据修正前的《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专利代理惩戒规则（试行）》第六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普通合伙）吊销“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的处罚。两原告不服第5号惩戒决定、第6号惩戒决定，起诉至法院称：1、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理明星合作社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时，没有听取两原告的陈述，也没有让明星合作社与两原告当面一并调查并得出相应结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2、江苏省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未和两原告充分了解情况下即作出惩戒建议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3、由于明星合作社一直拒付相关专利代理费用，两原告才将相关专利进行留置，事后也得到了明星合作社的谅解和追认授权。此外，相关专利权的转让和变更权利人均是由案外人靖江市维益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维益公司）办理。4、惩戒决定处罚后果过于严重，类似的其它情况均相对较轻。综上，被诉惩戒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两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惩戒决定。被告辩称：1、被告在作出惩戒决定之前，两原告通过提交书面陈述以及相应的听证程序行使了相应权利，被告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留置行为不适用于无形财产权。3、两原告在行政复议陈述中均承认实施了使用明星合作社公章电子扫描件的行为。明星合作社对此也在复议申请以及事后的调查中均明确表示未授权两原告实施上述行为。4、两原告实施的行为与其它惩戒决定所审查事实存在较大差异，性质更为恶劣。综上，被告作出的惩戒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被诉惩戒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的复印件，用以证明上述惩戒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关于靖江市明星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简称明星合作社）不服手续合格通知书相关的复议申请书、意见陈述书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书；2、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涉嫌违规行为调查情况的报告》；3、维益事务所和王凌霄对专利代理惩戒意见的陈述和申辩；4、听证记录；5、电话调查记录。两原告向本院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包括：1、类似情形的惩戒决定书；2、明星合作社营业执照；3、明星合作社负责人侯君出具的《情况说明》；3、明星合作社与维益事务所签订的《谅解协议》；4、明星合作社出具的《关于专利转让的说明》、《授权委托书》、《转让协议》、公证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明星合作社和两原告已经就行政复议相关争议达成了谅解，两原告已经被追认授权。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相关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3年11月，明星合作社委托维益事务所（代理人王凌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3件发明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号分别为：201310577266.8、201310586807.3、201310586874.5。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于2015年11月11日发出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和授权发明专利权通知书。2015年11月20日，维益事务所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并附具双方签章的权利转让协议及专利代理委托书，请求将申请人明星合作社变更为维益公司。维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凌霄。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12月发出了手续合格通知书准予变更。2016年4月，明星合作社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认为维益事务所及其代理人王凌霄私自伪造转让协议并擅自变更发明专利申请人，请求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2015年12月发出的手续合格通知书无效。2016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维益事务所及其代理人王凌霄私自伪造转让协议并擅自变更发明专利申请人，专利权利转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针对上述3件专利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调查及听证程序过程中，维益事务所、王凌霄、明星合作社就争议事实陈述了意见,且均承认涉案3件专利转让时未得到权利人明星合作社的授权，明星合作社未授权维益事务所和王凌霄使用公章扫描件。维益事务所和王凌霄认为，明星合作社拖欠相关专利代理费用，所以将上述专利权行使留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原告进一步提交了补充证据。在该部分证据中明星合作社提出涉案3件专利转让时对两原告使用公章扫描件的行为是默许的。此外相关明星合作社给两原告的授权委托书，涉案专利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11月18日。被告作出国知惩戒决字[2017]5号《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和国知惩戒决字[2017]6号《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后，原告不服上述决定，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关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修正前的《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四规定，专利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给予警告处罚；情节严重的，由中国专利局给予撤销机构处罚：（一）申请审批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二）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的；（三）未经审查批准，或者超越批准专利代理业务范围，擅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四）从事其他非法业务活动的。修正前的《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五规定，专利代理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解除聘任关系，并收回其《专利代理人工作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利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由中国专利局给予吊销《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处罚：（一）不履行职责或者不称职以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二）泄露或者剽窃委托人的发明创造内容的；（三）超越代理权限，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四）私自接受委托，承办专利代理业务的，收取费用的；前款行为，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专利代理机构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后，可以按一定比例向该专利代理人追偿。在本案中，基于查明的事实，两原告在涉案3件专利办理转让的著录项目变更时，擅自使用明星合作社公章扫描件，伪造虚假转让协议。虽专利权受让主体系案外人，但两原告具体实施了上述违法行为，且案外人的法定代表人也是王凌霄，两原告与案外人维益公司系恶意串通行为。两原告虽然在诉讼中提交了明星合作社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涉案专利转让协议，但上述证据的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11月18日。而明星合作社在提起涉案行政复议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均明确表示没有与两原告签订任何转让涉案3件专利的协议文件，也未授权两原告使用公章扫描件。且明星合作社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电话调查以及此后的行政诉讼过程中对于办理专利权转让过程的表述也存在多次矛盾。如果2015年双方就签订了转让协议和授权委托书，两原告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的抗辩理由以及听证阶段却均未曾提及，明星合作社认为存在默许的前提也不存在。本院认为，从相关当事人陈述和证据盖然性判断，第5号惩戒决定、第6号惩戒决定关于两原告在面临行政惩戒后果可能性的压力下，与明星合作社达成某种谅解以避免严厉的行政惩戒的认定是正确的。因此本案对两原告提交的2015年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和授权委托书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不予以采信。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两原告就争议事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书面陈述并参加了听证活动，因此其相关程序性权利已经得到保护，被告作出相应惩戒决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第5号惩戒决定、第6号惩戒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凌霄、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王凌霄、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占恒审 判 员  章坚强人民陪审员  梁 京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朱 蕾书 记 员  杨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