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3民终37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渠敬武，男，197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圣旭，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丰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宽，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红波，男，197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珍珍，女，197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宏，男，1969年5月14日生，系汪珍珍丈夫，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渠敬武、王圣旭与被上诉人汪红波、汪珍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5）丰民初字第2742号民事判决，渠敬武、王圣旭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7）苏03民终3308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重审，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苏0321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渠敬武、王圣旭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渠敬武、王圣旭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苏0321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中车辆数额明显高于车辆价值，就是对公交线路经营权的变相转让的推定是错误的。首先，经营权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仍然在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其次，双方签订的协议及协议的履行，不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也未损害共同利益，双方自愿且合法，应受到法律保护。2、一审法院对本案中涉案车辆的各项支出和收入数额认定不清。被上诉人各种收入及支出，并未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仅提供了自己书写的各项收入及支出，不符合行业收入标准，一审法院以此为依据判断涉案车辆收入及支出是错误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有主管部门发放的各项补贴记录、各方签字认可的车辆收入及其他收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作为定案依据，也未说明不予认可的理由，应属于遗漏相关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内容互相矛盾。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的协议违法无效，但又在判决书中认可被上诉人有权选择各项补偿方案，这是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的相互矛盾。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上诉人责任分担是30%、70%，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18条规定，本案中班线客运经营者为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路线经营权不是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也无权转让。2.本案不属于《合同法》52条无效之情形。本案当事人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双方自愿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符合市场规律和行业交易习惯，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效力应当予以认可。汪红波、汪珍珍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红波、汪珍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渠敬武、王圣旭归还协议款项4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渠敬武、王圣旭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19日，汪红波、汪珍珍与渠敬武、王圣旭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约定渠敬武、王圣旭将用于丰县城区到首羡镇的营运车辆（车牌号为苏Ｃ×××**）及线路经营权以8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汪红波、汪珍珍，汪红波、汪珍珍同日将款项汇入渠敬武、王圣旭指定的渠敬武的账户。该转让协议违反国家法律规、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为维护汪红波、汪珍珍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19日，汪红波、汪珍珍与渠敬武、王圣旭签订售车协议，协议约定：渠敬武、王圣旭将车牌号为苏Ｃ×××**中型普通客车一辆以人民币800000元出售给汪红波、汪珍珍；付款方式为现金，一次付清所有款项；汪红波、汪珍珍付清所有款项之日，渠敬武、王圣旭将车正式交给汪红波、汪珍珍，并提供相应的手续，车及手续归汪红波、汪珍珍所有等。汪红波、汪珍珍、渠敬武、王圣旭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捺手印。当日，汪红波、汪珍珍将购车款800000元打入渠敬武账户，渠敬武、王圣旭将车辆交付给汪红波、汪珍珍。另查明：2015年，丰县人民政府按照《丰县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规划》开展农班车、公交车的旧车收购工作，2015年12月17日，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及徐德宏作为乙方与甲方丰县交通运输管理所签订协议，约定乙方自愿选择方案一，即按时签订本协议，可享受60000元奖励、人员安置，若不需要人员安置的，可另外享受20000元安置补偿等。后汪红波、汪珍珍将车辆及车辆相关手续上交，领取了奖励60000元和安置补偿20000元。苏Ｃ×××**号车辆经评估，车辆价值39400元，该款项由汪红波、汪珍珍领取。汪红波、汪珍珍运营苏Ｃ×××**车辆期间，营运利润为297190元(包括领取的油补)，后又领取油补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汪红波、汪珍珍、渠敬武、王圣旭双方签订的售车协议，从车辆的运营年限、残余价值可以看出，双方对车辆的交易数额明显高于车辆价值，双方不仅是对车辆本身进行了买卖，而是隐含了对丰县至首羡镇公交线路经营权的变相转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第三十四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根据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客运线路经营权是不允许被转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汪红波、汪珍、渠敬武、王圣旭之间签订的售车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汪红波、汪珍珍应返还给渠敬武、王圣旭车辆，渠敬武、王圣旭应返还购车款，但是因车辆已经上缴，无法返还，只能折价补偿，车辆经统一评估车辆残值为39400元，属于渠敬武、王圣旭车辆的损失；汪红波、汪珍珍提供记账本自认接手车辆后的营运利润为299190元(297190＋2000)，渠敬武、王圣旭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故对营运利润本院按照汪红波、汪珍珍自认的数额进行确认，汪红波、汪珍珍领取奖励60000元、车辆残值39400元、安置补偿20000元，汪红波、汪珍珍以上共取得418590元，汪红波、汪珍珍受到的损失为381410元(800000-418590)。因汪红波、汪珍珍、渠敬武、王圣旭双方在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变相转让了线路经营权，对该违法行为，双方应是明知的，双方均存在过错，综合本案案情，法院认定由汪红波、汪珍珍承担30%的责任，渠敬武、王圣旭应承担70%的责任。故渠敬武、王圣旭应支付给汪红波、汪珍珍损失266987元(381410元×70%)，汪红波、汪珍珍应支付给渠敬武、王圣旭损失11820元(39400元×30%)，折抵后渠敬武、王圣旭应支付给汪红波、汪珍珍255167元。遂判决：一、渠敬武、王圣旭（王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汪红波、汪珍珍255167元。二、驳回汪红波、汪珍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汪红波、汪珍珍与渠敬武、王圣旭签订的协议名为售车协议,实为涉及挂靠经营车辆转让的无名合同。渠敬武、王圣旭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与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之间属于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挂靠人为渠敬武、王圣旭,被挂靠人为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挂靠人购车以被挂靠人名义购买了诉争的苏Ｃ×××**号小型客车并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领取牌照,被挂靠人办理了该车丰县到首羡镇的县内客运班车营运手续,然后交挂靠人负责经营。从当事人意思表示看,挂靠人购车最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车辆所有权本身,而在于取得车辆营运权。车辆营运权的取得是经营的前提,而车辆经营权属于被挂靠人专有的权利,挂靠人离开被挂靠人是无法取得的。结合本案来看,渠敬武、王圣旭与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渠敬武、王圣旭向汪洪波、汪珍珍签订的售车协议,标的物不仅仅是车辆的价值,而是车辆经营权的主体资格,即经营权的换价。上述转让行为事后经丰县首顺客运有限公司认可，将汪洪波、汪珍珍作为挂靠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进行管理并分配利润，应为合法有效。现汪红波、汪珍珍以其与渠敬武、王圣旭签订的售车协议无效为由要求渠敬武、王圣旭返还购车款，系请求权基础错误。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亦未对汪红波、汪珍珍进行释明要求其在法定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故本院认为汪洪波、汪珍珍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其可基于售车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渠敬武、王圣旭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汪红波、汪珍珍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汪洪波、汪珍珍，保全费2520元由汪洪波、汪珍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本院退还渠敬武、王圣旭。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单云娟审判员  张建民审判员  徐 峰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