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4214号原告：王惠滨，男，195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西城师范学校退休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翔，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军，女，196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银行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业，北京市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闻超，女，197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野，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鹏，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闻勃，男，197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野，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鹏，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惠滨与被告杨军、闻超、闻勃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惠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翔，被告杨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业，被告闻超、闻勃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野和武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惠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恳请判令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为原告与被告杨军共同所有；2、恳请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1986年结婚，婚后双方与被告之母杨×1共同居住。1988年，西城区教委分配福利住房，原告与岳母杨×1均为西城区教育系统教职工，根据政策可以“多教工”方式计分分房。经原、被告双方与杨×1共同商议，原告和杨×1共同向区教委申请福利分房，于是分得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即涉案房产。原告出于对岳母杨×1的尊重，该房产的承租人登记为杨×1。1998年房改，原告准备与被告用工龄购买房改房。由于杨×1个人的工龄比原被告夫妾的工龄加起来还要长，根据政策用杨×1的工龄购买房改房可以享受到最大的优惠，于是经与杨×1协商，三人决定由原被告用夫妻财产出资，以杨×1的工龄进行折算，根据政策购买了涉案房产。2000年2月28日，原被告取出各自名下存款凑齐购房款54302元，由原告到卖方单位的房产科交付了上述购房款，但根据政策交款人只能填写为提供工龄人的名字，于是原告在交款人一栏填了“杨×1”，购买了涉案房产。同年5月杨×1与卖方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根据购买时的政策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书》。完成涉案房产的购买手续后，原被告与杨×1继续在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居住，直至2009年杨×1因病去世。杨×1生前曾多次向原告提出把房产过户到原告名下，但由于生病后病情严重急速恶化，住院一个月杨×1就病逝了，没有来得及完成过户。原告认为，涉案房产本身就是自己的福利分房，又是自己出资购买的，岳母去世后理当更名为自己，就向房产中介询问在此情况下是否能完成过户？由于原告自毕业后就一直在屮学教书，社会经验有限，也欠缺法律知识，听信了中介蒙骗所谓“可以通过买卖形式完成过户”的方法。2011年，原告私自以此错误的方式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领取了更名后的房产证。2017年，该房产证经行政诉讼依法已被撤销，涉案房产恢复到了杨×1名下。2018年12月3日，闻超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被告杨军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该案西城法院现已受理，案号为2019京01**民初6120号。闻超称：“自己的母亲杨×2为杨×1的养女，由于杨×1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因此作为养女杨×2应依法继承养母杨×1遗留的财产；2013年杨×2去世，现在自己应继承杨×2遗留的全部财产。”闻超所主张的杨×1的遗产，就是本案的涉案房产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收到诉状后，杨军参加了该案的庭审，现在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现己获知闻超与杨军之间的诉讼。原告认为涉案房产是自己的福利分房，虽然和岳母杨×1以“多教工”方式共同分得并登记杨×1为承租人，但该房产是自己所享受的唯一的福利分房；房改时又是自己出资全额购买的，只是由于房改政策不得己需要登记在杨×1名下，自己一直居住在此，涉案房产就应当是自己的房产，与杨×1的遗产无关。养母女关系需要合法的收养手续，闻超在诉讼中所主张其母杨×2和杨×1系养母女关系，并没有出具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告认为杨×1的继承人就应该是本案被告杨军。现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原告依法起诉主张涉案房产为原告和被告杨军共同所有。被告杨军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详见答辩状。房改的时候涉案房屋由王惠滨和杨军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也是由杨军交纳。闻超和闻勃的母亲杨×2不是杨×1的继承人，二人不具有收养关系，杨×1是杨×2的干妈。相关证据会在出示证据阶段提交。涉案房屋应该由王惠滨和杨军共同共有。1960年杨军一出生就为杨×1抚养，杨军也为杨×1养老送终，杨军与杨×1为收养关系，但其实更像是亲生关系。闻超和闻勃的母亲杨×2不是杨×1的继承人，闻超和闻勃作为本案被告并不适格。被告闻超和闻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提供的证据明确载明杨×1为杨×2的养母，且经过了一审、二审行政判决的确认，闻超和闻勃为适格被告。杨×1墓碑上明确写明女：杨军、杨×2。即使涉案房屋使用了王惠滨的工龄，也不能证明王惠滨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或者共有权，原告也没有提供存在借名买房或者实际存在约定的证据，即使王惠滨存在出资的事实，也不能导致王惠滨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份额。杨×1去世后，原告通过伪造买卖合同获得房产，但是已经遭到法院的撤销。涉案房屋以杨×1的名义以房改政策购买，带有福利补助和政策优惠性质，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涉案房屋登记在杨×1名下，应属于杨×1所有，产生物权登记的法律效果。本案的原、被告均认为涉案房屋是原告通过买卖取得，从未提过是因为所有或者共有，而原、被告伪造买卖合同存在恶意。闻超、闻勃的被告主体资格已经在其他判决中予以确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杨军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6年结婚。证据2、《证明》复印件，证明根据西城教委的相关政策，王惠滨已经和杨×1共同以多教工方式分房，已经享受了国家的房改福利政策；涉案房产应为王惠滨和杨军共同共有，且其中应有王惠滨个人的份额。证据3、收据复印件，证明涉案房产的购房款54302元由王惠滨和杨军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2000年王惠滨以现金全额交付了购房款，根据相关房改政策王惠滨签署了杨×1的名字，该房产实际所有权应属王惠滨和杨军的夫妻共同共有。收据是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出具。证据4、《房屋买卖合同书》复印件，证明涉案房产系杨×1与王惠滨根据西城教委相关政策，以多教工方式分得福利房，根据分房及房改的相关政策，在2000年房改时由杨×1签订相关购房合同，成本价54302。证据5、《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复印件，证明涉案房产现已恢复到杨×1名下。证据6、王惠滨个人账本复印件、银行交易流水，证明2000年2月王惠滨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全部由王惠滨、杨军出资完成。证据7、银行流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鼓楼外大街支行出具）、原告手书记账本、原告手书日记，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的出资情况。被告杨军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收据证明当时是王惠滨去交的钱，签名是王惠滨代杨×1签的。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分房时是计分分房，考虑到杨×1和王惠滨之间的亲属关系，1988年分房时就分到了杨×1名下。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被告闻超、闻勃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这个证明发生于王惠滨和闻超发生纠纷之后，且证明过于简单。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看见原件。相反，这份证明签字均为杨×1，与杨军和王惠滨无关。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可以证明该房系杨×1所有。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账本是王惠滨个人记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不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取款。证据7、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手书记账本、原告手书日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的任何事实。被告杨军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公证书，证明杨×1只有一个女儿是杨军，杨×2并非杨×1的合法继承人。证据2、取款凭条复印件，证明两次取款加上与同事的借款，交给了王惠滨，去交纳了房款。证据3、借款证明，证明杨军出资25000元左右，其中取款是14000元，向朋友借款10000元，从家凑了凑现金一共是25000元左右。证据4、调取的人事档案，证明杨×2与杨×1不是收养关系，基于此闻勃和闻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杨×1的合法继承人只有杨军一人。原告对被告杨军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被告闻超、闻勃对被告杨军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系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明当中过于简单，且时间在各方发生纠纷之后。证据2、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系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取款。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出具人未到庭，无法证明事实。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档案当中也记载了杨×1与杨×2感情较深，自初中开始由杨×1老师负责照顾，初中之后杨×2也一直负责家庭的照顾。我们认为自传部分已经可以认定杨×2和杨×1形成了大众意识中的收养关系。关于杨×2是孤儿的身份关系我们认可，也正是因为杨×2是孤儿，才能跟杨×1形成事实的抚养和收养关系。社会关系中也载明了干妈杨×1，同样可以证明杨×2与杨×1形成事实的抚养和收养关系，杨×2上初中时为16岁，因此同样可以证明杨×2和杨×1形成事实的抚养和收养关系，此后杨×2也一直以养女的身份扶养照顾杨×1直到杨×1去世。被告闻超、闻勃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诉讼的一二审判决书、民事判决书，证明杨×1、杨军、杨×2、闻超亲属关系，闻超是杨×1的合法继承人。证据2、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证明闻×和闻勃均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继承。证据3、公证处档案、入葬协议书、墓地照片，证明杨×1、杨军、杨×2的身份关系，杨×2、杨军都为杨×1的女儿。原告对被告闻超、闻勃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需要庭后核实。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没有看到原件，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墓地是杨×2出资购买，很可能是杨×2自行书写的，不能因为墓碑的内容证明收养关系。杨×1的所有后事都是王惠滨办理的，杨×2当时要在墓碑上写上她的名字，后来考虑到王惠滨是姑爷，所以王惠滨让杨×2在入葬协议书上签了字。被告杨军对被告闻超、闻勃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行政判决中没有查明收养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我方认为不能依据行政判决书的事实查明就确定收养关系，行政诉讼中我也对身份关系提出异议，但是行政诉讼的法官告知行政诉讼只审查杨×1当时是否在世以及与行政诉讼有关的事实，所以我方希望法院审慎查明杨×2和杨×1的收养关系。民事判决质证意见庭后核实。证据2、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我们从未否认过杨×1与杨×2、杨军的关系和感情，但是不能依据墓碑来证明收养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5月，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甲方），杨×1（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书》，载明：甲方根据北京市政府房改政策，经北京市西城区房改办批准同意乙方购买现住楼房并享受北京市规定的职工个人购买现住房的有关折扣办法及其优惠政策。乙方现住房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居室一套。2000年2月28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某号杨×1交来购房款54302元，交款人处填写“杨×1”三字。2000年2月28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某号杨×1交来2000年1月—3月份房费192.9元。2000年2月28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杨×1交来维修基金1846元，交款人处填写“杨×1”三字。2016年，闻超起诉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王惠滨作为第三人，要求撤销X京房权证西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京0102行初136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发的X京房房权证西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王惠滨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京02行终99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生效判决书载明：杨×1与杨×2系养母女关系，杨×2与杨军系姐妹关系，杨×2与闻×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两名子女即闻勃、闻超。第三人王惠滨系杨军之夫。杨×1于2009年11月8日去世。杨×2于2013年4月5日去世。涉案房屋于2002年9月16日登记在杨×1名下（房屋产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房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楼，房号×，结构为混合，房屋总层数16层，房屋间数3间，建筑面积71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2016年5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证明，载明：经调查核实，原132中学退休教师杨×1与女婿原西城师范学校教师王惠滨，在1988年分房时共同计分分得西城区某号房屋一套。2020年4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基建管理中心函复我院：《证明》是我单位所出具。西城区某号房屋不是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产权，关于公房承租人和上述房屋房改情况不详。2020年5月18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函复我院：西城区某号房屋房改前的公房承租人是杨×1。根据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关于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1999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实施办法的请示》（水总服【2000】I号）及水利部机关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批复》（房改办【2000】01号）的规定，“凡在我院出售楼房范围内居住的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职工（我院公有住宅楼房的合法承租人）以自住为目的，在自愿的原则下，均可提出申请，并提交配偶所在单位人事、房管等部门工龄及住房情况证明，经院房改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可购买现住房”，2000年，某号房屋承租人杨×1依据规定作为某号房屋买方参加房改。杨×1在购买某号房屋时，使用了杨×1的1人的工龄，使用工龄为34年。再，2015年9月8日，闻勃和闻×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杨×2的养母杨×1死亡后遗留有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某室的一套房屋遗产未进行法定继承，杨×2去世前曾口头明确表示她应继承的杨×1的遗产由闻超一人全部继承。现闻勃和闻×均明确声明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杨×2应继承遗产份额由闻超一人继承，永不反悔。闻×于2017年8月2日去世。本院认为: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涉案房屋属于房改售房，房改前杨×1系涉案房屋的公房承租人，后杨×1作为购房人参与房改，与售房单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书》，此符合当时房改政策的有关规定。购房时折算了杨×1的工龄，购房的相关票据上交款人处亦显示交款人为“杨×1”，后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杨×1名下。现原告王惠滨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依据不足，本院着实难以支持。关于原告王惠滨所称共同计分分房一节，因共同计分分房涉及到房屋的居住使用问题，与房屋所有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以此主张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王惠滨所称购房时由其出资一节，因购房款涉及到债权问题，与房屋所有权亦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以此主张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惠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原告王惠滨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万人瑞审判员  李彦周审判员  赵 凯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翟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