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12066号原告：梁润国，男，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B塔**（自编）中华国际中心B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25934。法定代表人：ALFONSMENSDORFF-POUILLY。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杰，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润国诉被告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法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杰、李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对原告不正当恶意的举报而导致原告名誉受损向原告进行公开书面道歉；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30日，原告无端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行贿罪的名义刑事拘留，时间长达35天。拘留期间原告多次被侦查人员审讯，带上刑具人身自由受限。在压力、恐惧中渡过漫长的35天牢狱生涯。2012年5月4日重获自由，但给原告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恐惧、人为的闲言碎语、世俗的带有批判性眼光如影随形的伴随着原告。原告一直不知道举报其涉嫌犯罪的人是谁，直至近期才获知当年举报原告无故遭受牢狱之灾、精神、名誉受损的是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2009年10月，原告出资45万元成立了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润公司），并持有链润公司90%的股份。原告自链润公司设立至今，一直担任该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链润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汽车展览、汽车信息咨询、批发和零售贸易等。被告主营进口保时捷汽车的销售及售后业务。因保时捷汽车供不应求，被告对客户的订单均需排期生产，客户下订单后通常要排队等待数月时间才能提车。被告知道这其中有套利的空间，一再向员工强调禁止任何徇私舞弊的行为。但是，2010年初，被告内部审计时发现员工郭杰铿违反公司规定，私下将保时捷汽车倒卖给链润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10年5月14日，公安机关以郭杰铿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名义立案。2010年5月10日，链润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将其持有的大部分股份转让给贾艳娟，其保留链润公司20%的股份至今。2012年3月29日，公安机关将郭杰铿抓获归案。并于次日，即3月30日将原告等人以涉嫌行贿罪进行拘留。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作出(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郭杰铿……违反捷成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不允许公司销售人员直接或变相向二级经销商销售保时捷汽车的规定，将捷成公司保时捷汽车擅自提供给二级经销商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高价销售，并收受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陈建文贿送的人民币9.5万元。”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郭杰铿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一、将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并进行刑事举报，是公民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被告进口销售的保时捷汽车被原告公司非法取得后高价倒卖，被告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利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提供犯罪线索，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损害。二、被告的刑事举报有事实依据，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情况。首先，链润公司员工向被告员工行贿，以及链润公司非法获取被告保时捷汽车，并高价倒卖的事实己由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进行刑事举报并非无中生有。（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在2009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郭杰铿“收受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陈建文贿送的人民币9.5万元。”具体来说，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9年10月链润公司成立后，至2010年5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期间。该《刑事判决书》同时认定，保时捷汽车被被告人“擅自提供给二级经销商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高价销售”，即违法所得的收益归链润公司所有，而非行贿人个人。被告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在上述犯罪行为实施期间，原告是链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并且持有链润公司90%的股份。综上所述，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的原告对9.5万元款项的支付，以及非法获得的保时捷汽车的销售不可能不知情，被告有充分的理由将了解的相关犯罪线索告知公安机关。其次，被告的举报行为并不是针对原告个人，而是将所掌握的犯罪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被告一并举报的还包括其他嫌疑人。最后，被告不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情况。本案中，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任何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行为。三、原告所称的损害后果等与被告的报案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如认为刑事拘留违法导致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依法申请国家赔偿，不应提起民事诉讼。首先，原告自身存在犯罪嫌疑是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根本原因，公安机关的履职行为是原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直接原因，举报人的举报行为本身并未导致原告受到损害。2012年3月29日，罪犯郭杰铿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次日，公安机关根据案件侦查的有关情况及关于拘留的有关规定，决定以涉嫌行贿将原告拘留。对于公安机关是否立案调查以及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都是公安机关依法独立履行职权的行为，被告未曾也根本无法进行干预。其次，原告若认为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违反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使其遭受损害，应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而非起诉被告。最后，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害后果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四、与本案事实背景相似的另一起案件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因涉嫌向被告公司员工郭杰铿行贿，而一并被公安机关拘留的还有为被告提供汽车保险服务的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耀明。李耀明的妻子贾艳娟，正是在2010年5月受让链润公司80%股份的股东。贾艳娟同时也是三信公司的保险经理。李耀明曾于2019年8月向法院提起与本案类似的诉讼，称被告的报案使其无故遭受牢狱之灾，要求被告赔偿并道歉。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粤0104民初358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耀明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6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五、案涉纠纷诉讼时效期间己届满。原告作为链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最迟已于2012年(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后，知晓被告向广州市公安局就原告涉嫌犯罪一事进行报案的有关情况。该《刑事判决书》第2页至第3页载明，“上述事实，被告人郭杰铿在庭审中不持异议，并有……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报告材料和报告……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原告现于2020年3月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己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立案侦查郭杰铿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2012年10月24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郭杰铿在担任广州市捷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广东俊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周波贿送的人民币1万元；违反捷成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不允许公司销售人员直接或变相向二级经销商销售保时捷汽车的规定，将捷成公司保时捷汽车擅自提供给二级经销商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高价销售，并收受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陈建文贿送的人民币9.5万元。2012年3月29日，被告人郭杰铿被抓获归案。……上述事实，被告人郭杰铿在庭审中不持异议，并由行贿人陈建文、周波的证言，证人李某1、曾某、林某、朱某、谢某、麦某、郭某、李某2、王某、倪某、吴某的证言，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报案材料和报告、被告人郭杰铿的职员资料、劳动合同，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汽车销售合同、车辆交接单，广州市链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俊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收款收据，抓获经过，被告人郭杰铿的供述及户籍资料等证据证实”，判决：“被告人郭杰铿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为被告的分支机构，于2020年6月4日经核准注销登记。链润公司于2009年10月13日成立，由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贾艳娟作为监事，股东原为原告及叶洁仪，原告出资450000元，叶洁仪出资50000元，2010年5月10日股东变更为原告及贾艳娟。另查明，2019年，李耀明作为原告，以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称因被告的举报使其无故遭受牢狱之灾等，要求被告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2020年3月26日，本院作出（2019）粤0104民初3587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2年3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向贾艳娟送达《拘留通知书》，向贾艳娟告知该局于2012年3月30日将涉嫌行贿罪的李耀明刑事拘留并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并载明“本案中，三信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被告举报李耀明涉嫌犯罪举报材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中证据载明有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报案材料，原告及关联公司与被告之间的民事纠纷系列案件中多次提及相关刑事案件情况，从其中内容均可知，该公司和原告早已知晓被告向广州市公安局进行举报，并非原告所主张的于2018年9月10日申请调取（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案件材料时方知悉相关事宜，原告被解除取保候审后，若原告认为被告的举报行为导致其权益受损，其应在恢复人身自由后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原告现于2019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保护”，判决：“驳回原告李耀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李耀明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粤01民终108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另提供了以下证据：1.申请函；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3.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原告未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原件，主张证据1、2是在李耀明案件中从李耀明处复印得到，证据3的原件已丢失。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但认为其中证据1、2与本案无关，未体现具体举报人情况；对证据3，该文件显示解除取保候审的原因是期限届满，而非没有发现犯罪事实。庭审过程中，原告称其之前并未见过(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其最早是在2019年11月5日李耀明案件开庭时才知晓被告是举报人，对于名誉受损，原告主张因其被刑事拘留，周遭的人有猜测及不好的评价。被告称因时间久远，已无法找到当时的报案材料，被告也不清楚是因被告的举报还是公安机关根据侦查情况对原告进行了侦查，但认为上述刑事案件经过了公开审理并且在2012年10月24日作出判决，原告作为刑事案件涉及的重要事实及涉嫌行贿的主体链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最迟在该案判决作出时应当知晓报案主体，另外，李耀明的妻子贾艳娟在链润公司担任股东，同时也担任三信公司的经理，在李耀明案件中法院查明了李耀明获悉刑事案件报案人的时间是不晚于2015年12月18日的，所以原告作为贾艳娟的重要合作伙伴，也应当不晚于2015年12月18日知晓刑事案件的报案主体。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被告虽然主张以原告与链润公司及贾艳娟之间的关系，原告最迟应于(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作出之日即2012年10月24日知晓报案人身份，但原告主张其之前并未见过(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其最早是在2019年11月5日在李耀明案件中得知报案人身份。因链润公司并未作为(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中的当事人，故被告关于原告作为链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应当对(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知情的结论，并不具有必然性。同样，被告关于原告作为贾艳娟的重要合作伙伴，应当不晚于2015年12月18日知晓刑事案件的报案主体的结论，也不具有必然性。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原告在2019年11月5日之前即知晓报案人，故本院认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是否侵犯原告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是否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是否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被告根据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是否采取相关措施及立案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被告对此无法干预。而且，从（2012）穗天法刑初字第1604号《刑事判决书》可见，有关人员被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的报案材料具有一定依据，该报案并非单独针对原告，若原告认为被告存在诬告陷害等违法行为，可通过相关途经要求有关机关追究被告的责任，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被告存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诬告陷害情况。此外，原告并未举证证实其存在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及该损害后果与被告的举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书面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润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梁润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崔 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