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05刑初4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梁文光，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洽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汉族，文盲，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0年11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因犯盗窃罪于2005年12月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元；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3年11月2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因本案于2019年10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佳华，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检察院以洞检公诉刑诉（2020）3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文光犯贩卖毒品罪，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毛泽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梁文光及其辩护人周佳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梁文光在服刑期间认识了朱刘喜（另案处理），两人刑满释放后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都曾到温州龙湾一带生活。梁文光和梁文琪（另案处理）系堂兄弟关系。2017年，梁文光的朋友廖某办理一张龙湾农商银行卡（尾号0730）交给梁文光使用。同年，梁文琪结识了朱刘喜，后于2018年初向朱刘喜借用一张龙湾农商银行卡（尾号0685）。之后，梁文光伙同梁文琪雇佣朱刘喜为其以“埋地雷”的方式藏匿毒品并予以贩卖，后由梁文光或梁文琪多次将毒品海洛因交给朱刘喜，由朱刘喜负责将毒品海洛因藏匿在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并将藏匿地点以照片和文字形式通过手机微信发送给梁文琪等人，或将毒品藏匿情况通过微信告知梁文光等人，以便梁文光、梁文琪等人将毒品海洛因贩卖给吸毒人员时提供藏匿地点完成交易。截止案发，梁文光伙同梁文琪向朱刘喜提供170包毒品海洛因用于藏匿贩卖，重量达51克。期间，梁文光、梁文琪等人在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以180××××6377、199××××8856等手机号码作为对外贩卖海洛因联系号码，以朱刘喜农商银行账户（尾号0685）、廖某农商银行账户（尾号0730）等作为收取毒资账户，期间梁文光单独或伙同梁文琪多次在广西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机上提取毒资。公诉机关提供并出示了相应证据证明指控事实，并认为被告人梁文光明知是毒品海洛因仍伙同他人予以贩卖，数量达51克，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梁文光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梁文光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应当从重处罚。 被告人梁文光辩解其从未贩卖过毒品。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虽有朱刘喜的供述，但双方的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均无法反映共同贩卖毒品的情况，且并未查获毒品，无法印证朱刘喜口供的真实性；购毒人员均无同梁文光存在直接接触，买卖双方均属电话联系，梁文光也否认有使用过该些号码；虽有存取款监控，但并不能直接证明梁文光系毒资所有者和使用者，综上，本案只有同案犯朱刘喜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梁文光有罪。二是即使法庭认定被告人梁文光存在贩卖毒品事实，公诉机关指控的毒品数量也有误。本案未实际查获毒品，不能排除毒品含量极低及假毒品的可能性；购毒人员所陈述的毒品价格高度不统一，重量也不确定是否已扣除包装，故不能单纯根据购毒人员证言来推测重量，应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认定毒品重量。三是同案犯朱刘喜多次提及有丢失部分毒品未埋出去，认定毒品数量时应将丢失部分予以剔除，且埋出去的毒品也无法排除有未出售及丢失的可能，故只有将短信、微信、通话记录及银行流水等一一对应时，才能据以确认毒品数量。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梁文光于服刑期间结识朱刘喜（另案处理），同案犯梁文琪（另案处理）于2017年年末结识朱刘喜，随后向朱刘喜借用一张龙湾农商银行卡（尾号0685）。之后，被告人梁文光及梁文琪等人向朱刘喜提出“一起做事”并许以每月支付报酬，为其以“埋地雷”的方式藏匿毒品并予以贩卖，朱刘喜同意后，被告人梁文光及梁文琪等人多次将毒品海洛因交给朱刘喜由其负责将毒品海洛因藏匿在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并将藏匿地点以照片和文字形式通过手机微信发送给梁文琪及向被告人梁文光汇报“埋地雷”的情况，以便被告人梁文光及梁文琪等人将毒品海洛因贩卖给吸毒人员时提供藏匿地点完成交易。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朱刘喜共收到被告人梁文光及梁文琪等人交付的用于藏匿的毒品海洛因达170包，重量达51克，除朱刘喜丢失其中33包外，其余毒品均已交易。期间，被告人梁文光及梁文琪等人以廖某农商银行卡（尾号0730）、梁某1农业银行卡（尾号1477）等作为收取毒资账户，被告人梁文光多次单独或伙同梁文琪提取毒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梁文光在侦查阶段供述了其有贩卖过毒品及其于2017年10月左右刑满释放后回温州暂住处，梁文琪来其住处与朱刘喜相识，并使用过手机号码152××××7588（开户人是其侄子梁某3）及其让朋友廖某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供其使用，与梁某1一同去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并陪梁文琪持朱刘喜、廖某、梁某1的银行卡取款的情况。 2、同案犯梁文琪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有人称呼其为“三哥”，其于堂哥梁文光温州的租住处结识了梁文光的朋友朱刘喜。 3、同案犯朱刘喜、辨认笔录及照片、微信信息截图、银行交易明细、银行账户6230××××0685的取款监控视频及截图，证明其同“大哥“（梁文光）系狱友关系，于2017年年底结识“三哥”（梁文琪），并出借一张龙湾农商银行卡给梁文琪，后于2018年9月份受梁文琪等人雇佣，在龙湾滨海一带藏匿毒品用于贩卖，并将藏匿地点用照片和文字形式通过微信发给梁文琪，以便梁文琪发送给购毒人员领取毒品，也有同梁文光汇报埋毒情况，第一次系梁文琪交付的100包毒品，其中丢失了部分，第二次系梁文光交付的50包毒品，第三次系梁文琪交付的20包毒品，合计收到170包毒品，约50ｇ，期间使用×××41、×××19号码同梁文琪使用的159××××5266及梁文光使用的152××××7588号码进行联系，并通过微信号×××58（注册号码×××19）与梁文琪的微信号×××00（昵称“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梁文光的微信号×××89（昵称“不忘初心”）进行联系，及梁文光、梁文琪持朱刘喜（尾号0685）、廖某（尾号0730）、梁某1（尾号1477）的银行卡在ＡＴＭ机取款的情况。 4、证人廖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银行账户6230××××0730的取款视频及截图、辨认笔录，证明其无注册微信号×××89，但其应其朋友梁文光要求拍了其本人身份证照片发给梁文光，且并无将其身份证给其他人使用过及2017年梁文光以曾犯罪无法办理银行卡为由，让其到龙湾农商银行办理一张储蓄卡（卡号6230××××0730）供梁文光使用，2018年9月7日至10月1日期间，该账户除一笔消费外，只有现存和现取两种交易模式，现存数额主要为400元、800元不等，现存总计103600元，及梁文光、梁文琪等人持该卡取款的事实。 5、证人梁某1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银行账户6228××××1477的取款视频及截图、辨认笔录，证明其同村人梁文光于2018年9月份前后以身份证丢失需要使用银行卡为由，让其到罗城县的农业银行办理了一张尾号为1477的储蓄卡供梁文光使用。2018年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间，该账户只有现存一种交易模式，现存数额主要为400元、800元、1200元不等，大部分为400元，现存总计25300元，后梁文光单独或伙同梁文琪于2018年10月8日至2018年11月6日期间持该卡取款的事实。 6、证人罗某的证言、微信信息截图，证明其丈夫梁文光的微信号为“×××89”，微信昵称原为“不忘初心”，现改为“天地长久”，梁文光的堂弟梁文琪的微信号为“×××00”,微信昵称为“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 7、证人梁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被告人梁文光的儿子，从未向朱刘喜、梁某1、廖某等人的银行账户内存款过。 8、证人梁某3的证言、微信账号信息及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其于2017年农历正月使用其名下的手机号码152××××7588注册了一微信号“×××89”，并将该手机号码及微信号一同交由其同村叔辈梁文光使用。该微信号刚注册时昵称为“不忘初心”，后改为“天地长久”，一直为梁文光使用，其常同该微信聊天。其同村叔辈梁文琪的微信号为“×××00”,微信昵称为“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梁文光同梁文琪常在一起，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常去温州。另，其并无向廖某的银行账户存款过。 9、证人玉某、项某、徐某、张某1、陈某、孙某、王某1、周某1、郑某、张某2、朱某、王某2等人的证言、手机彩信截屏、支付宝交易记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玉某）、通话详单，证明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上述证人在龙湾向他人购买毒品海洛因，手机联系好后将毒资存现对方银行卡，由对方通过手机彩信发送藏匿毒品的地点后领取毒品，对方的银行账户有“朱刘喜”、“廖某”、“梁某1”等账户。其中玉某还陈述毒品每次买700元有1克;项某还陈述其前后有买过毒品700元0.8克、400元0.3克左右；张某1还陈述毒品每次买400元有0.5克；陈某还陈述购买了200元毒品有0.2克；孙某还陈述毒品每次400元／包，重约0.4克；王某1还陈述毒品每次买400元约0.3克，也有购买800元；周某1还陈述毒品价格为1000元／克；郑某还陈述其每次买2-3分毒品，买过200元、400元的量；张某2还陈述买了两包毒品，每包400元，有2-3分；朱某还陈述其于2018年11月初购买了1600元2克。 10、搜查笔录、扣押说明、扣押清单、随案移送清单,证明侦查人员于2018年10月17日从朱刘喜随身物品中查获白色小米手机一部（号码为×××41）并予以扣押。 11、中国移动温州分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提供的手机号码×××19、×××41的开户资料及对应ＳＩＭ卡（ＩＭＥＩ）号码的情况，证明手机号码×××19、×××41的用户均为朱刘喜，×××19号码使用至2018年9月14日，×××41号码从2018年9月14日使用至2018年10月1日。 12、159××××5266手机号开户资料及通话详单，证明该手机号用户为梁文琪，与同案犯朱刘喜使用的手机号×××19自2018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频繁联系，与同案犯朱刘喜使用的手机号×××41自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0月1日期间频繁联系。 13、同案犯朱刘喜的供述及温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温公司鉴（2018）63090号检验报告，证明受检手机号×××41与159××××5266（梁文琪）在2018年9月21日至10月1日期间有182条通话记录，与152××××7588（梁文光）在2018年9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有78条通话记录，微信账号×××58,昵称“国际”与“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三哥）”在2018年4月12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1日共有47条聊天记录，其中“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三哥）”于10月1日发送“帐对了，还剩余2个”，当日还多次发送有关位置及提及“放东西”事宜的信息，还发送1条语音信息系询问东西拿了没有；与“不忘初心（大哥）”于2018年4月12日、9月22日、9月26日-29日、10月1日共有19条聊天记录，其中“不忘初心（大哥）”于9月29日发送“41-17＝24”，于10月1日发送“13种11剩余2个”，朱刘喜于2018年10月1日发送2条语音信息内容为“大哥今天种了13个”、“全部都没啦”；微信文字碎片中存在诸如“前天4个放出去昨天18个放出去今天12个剩余58个总数92个”、“昨天9＋今天11个剩余29”、“50个剩余4个”等大量涉及如何藏匿毒品、藏毒地点、毒品个数的信息。 14、微信号注册信息及交易记录，证明微信账号×××58，注册姓名为朱刘喜，绑定手机为×××19；微信账号×××00，注册姓名为梁文琪，绑定手机为199××××6806；微信账号×××89，注册姓名为廖某，绑定手机为152××××7588。 15、同案犯朱刘喜所持的号码为×××19、×××41的手机同被告人梁文光及同案犯梁文琪等人所持手机的通话记录的音频件（因涉及侦查秘密，已依法予以庭外核实），证明同案犯朱刘喜受被告人梁文光及同案犯梁文琪雇佣埋毒，前后共收到梁文琪、梁文光交付的三次毒品，其中丢失了33包。 16、温州市暂住人口信息、人员档案，证明被告人梁文光于2011年、2017年均在温州有暂住记录，2016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有来温公共交通记录，其中于2018年9月20日有乘坐温州飞往柳州的飞机。 17、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梁文光的前科劣迹情况。 18、归案说明，证明被告人梁文光系被抓捕归案。 19、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梁文光的身份信息。 关于被告人梁文光提出的其未参与贩卖毒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指控被告人梁文光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同案犯朱刘喜供述了其同被告人梁文光、同案犯梁文琪一起贩卖毒品的情况，通话详单等证据证实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朱刘喜与梁文光、梁文琪频繁通话联系，且通话记录的音频件证实2018年9月期间朱刘喜与梁文光、梁文琪通话内容涉及藏匿毒品、交易毒品等情况，朱刘喜与梁文光、梁文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涉及毒品交易的内容。同时，涉案购毒人员陈述了毒资存入廖某、梁某1等银行卡，证人梁某1、廖某陈述了各自所办理的涉案银行卡为被告人梁文光所使用，且取款视频及截图、银行交易明细证实梁文光单独或伙同梁文琪持上述银行卡取款的情况，被告人梁文光在侦查阶段亦供述其有贩卖过毒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被告人梁文光伙同同案犯梁文琪、朱刘喜共同贩卖毒品的事实。另，被告人梁文光辩称的其从未使用手机号码152××××7588及从未使用朱刘喜（尾号0685）及梁某1（尾号1447）的涉案银行账户进行取款、廖某（尾号0730）的涉案银行账户支取款项系亲属存入或六合彩相关款项等无证据予以支持，并同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也同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矛盾。综上，对被告人梁文光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梁文光的辩护人提出的涉案毒品数量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同案犯朱刘喜供述称被告人梁文光及同案犯梁文琪共向其交付3次毒品合计170包，该供述同涉案小米手机检验报告内的聊天记录、文字碎片及公安机关通过技侦手段获取的证据等，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贩毒数量达170包。公诉机关依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就低指控170包，另根据吸毒人员证人项某、周某2、郑某等人的证言及同案犯朱刘喜的供述、证人廖某、梁某1的证言、银行流水、取款监控视频等证据所证明的涉案吸毒人员向被告人梁文光等人购买毒品海洛因及400元能买到一包至少0.3克海洛因的情况，再结合涉案期间涉案毒资收款账户的进帐总金额及同案犯朱刘喜关于毒品重量约50克的多次稳定供述，予以认定被告人梁文光伙同同案犯梁文琪、朱刘喜等人贩卖毒品海洛因的重量达51克，故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毒品数量有误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同案犯朱刘喜丢失的部分毒品，在认定毒品数量时应予以扣除及毒品存在含量极低及假毒品的可能的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同案犯朱刘喜供述结合公安机关通过技侦手段获取的证据，能够证实同案犯朱刘喜在第一次收到毒品100包后埋毒之前丢失了33包。虽然该33包毒品并未流入社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规定的“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故是否实际出售毒品不影响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成立，另毒品犯罪，无论毒品纯度高底，一般均应当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且在案证据涉案购毒人员的陈述均未涉及假毒品情况，故对被告人梁文光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鉴于被告人梁文光贩卖的部分毒品没有流入社会，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梁文光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贩卖毒品，毒品海洛因数量达5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梁文光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又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系毒品再犯，且拒不认罪，予以从重处罚。其中33包毒品未流入社会，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为严肃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梁文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8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18日起至2034年10月17日止。所处没收财产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草 人民陪审员  陈志孟 人民陪审员  刘永照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黄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