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203号原告：李玉英，女，193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王东航，男，197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王东奇，男，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富，北京安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民康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北大桥东。法定代表人：郭利云，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汲源，男，北京民康医院主任医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超，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与被告北京民康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张胜富，被告北京民康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汲源、李利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北京民康医院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1188941元，其中丧葬费51189元、死亡赔偿金10292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8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民康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患者王复兴因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于2004年10月21日入北京民康医院。2005年10月30日王复兴在住院期间发生猝死。我方认为北京民康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如下过错导致患者王复兴的死亡。1.王复兴在入院前就已诊断患有冠心病，而且在死亡前20天心电图就显示该患者患有心肌梗塞，但是北京民康医院根本未请专业医院、专业人员会诊指导治疗。更没有给予正规有效地对症治疗，反而使用了禁忌使用的药物利培酮、奋乃静等药物，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心肌梗塞死亡。2.王复兴是慢性的前列腺增生病人，北京民康医院却大量使用禁忌药物安坦，造成患者前列腺增生加重，排尿困难，最终在排尿时发生心肌梗塞死亡。3.通过法庭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我方得知，患者王复兴的“死亡原因难以明确”无法进行过错鉴定。北京民康医院在患者王复兴死亡后，未如实告知患者死亡原因不能明确，甚至在开庭质证的过程中，还坚称：患者死因明确。由于北京民康医院未如实客观的向我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导致目前患者死因不明无法进行相关的鉴定这一结果。我方认为，北京民康医院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之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并违反了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由于北京民康医院的医务人员主观上有疏忽大意的过错，客观上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不良后果，北京民康医院的医务人员侵害了王复兴的生命权，给我方造成财产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损害，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我方起诉至法院。北京民康医院辩称：一、患者就诊后医务人员实施的综合治疗原则，未违反诊疗操作常规和规范。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所述患者死亡前二十天心电图提示“心梗”并非事实。2004年10月21日，患者主因“精神障碍”前来我院就诊并住院治疗。住院时，患者以甲方名义在与我院形成医疗服务合同的同时，由其家属与我院签订了住院协议书，协议书在甲方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入院时有义务将原来身体状况和病情（包括躯体疾病）告知乙方，甲方隐瞒病情产生的后果，由甲方负责”；在乙方权利义务中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符合精神病专科诊治、护理规范的服务”。患者就诊及住院时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在主诉现病史和既往史时，均未提及患者既往患有冠心病。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当心电图提示T波异常时，考虑可能侧壁心肌缺血，及时给予对症治疗和处理。入院诊断“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脑血栓形成恢复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高血压、前列腺增生”等。患者住院期间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外，根据我院现有的医疗条件，就躯体疾病亦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和处理。患者入院时极度吵闹，因其存在攻击行为而将医务人员的牙齿打掉，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表现，接受精神病的药物治疗理所当然。反之，则违反诊疗操作常规和规范。另外，患者极度吵闹等精神症状如得不到相应治疗，从而会加重心脏负担，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害后果。患者住院后经系统的综合治疗，精神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控制，期间的躯体疾病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心电图提示均为“不除外陈旧性下壁心梗”，未见急性冠状动脉缺血的异常表现。我院医务人员对于患者的用药是适用适量的，不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发生，我院的医疗行为未违反诊疗操作常规、规范和住院协议的约定。二、患者的死亡系其自身突发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院医务人员实施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存在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所诉的疏忽大意、侵害患者生命权等诉请理由。2005年10月30日14时25分许，患者午休后前往卫生间方便时突然倒地，医务人员闻讯即刻到达现场，经检查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医务人员即刻对患者进行胸外按摩、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患者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死亡诊断：“猝死”。患者突发疾病的性质是凶险且不可预测的，患者的死亡是其突发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综上，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严格遵守诊疗操作常规和规范。不存在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所诉的疏忽大意、侵害患者生命权等诉请理由，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复兴（城镇居民户口）与李玉英系夫妻关系，王东航、王东奇系二人之子。患者王复兴（出生日期为1938年4月4日）于2004年10月21日入北京民康医院，入院后诊断为：1.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2.脑血栓形成恢复期；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高血压病；5.前列腺增生；6.胆囊切除术后；7.腰1压缩性骨折（陈旧性）。给予奋乃静治疗。入院经检查发现患者患有心脏病。2004年11月1日患者出现锥体外系副反应，院方给予安坦，并减量奋乃静，症状缓解。2005年4月14日，改用利培酮，渐停奋乃静。2005年8月17日患者出现脑血栓症状，予减量利培酮，症状缓解，进食、服药、排尿未见异常。2005年10月30日患者在卫生间小便时突然摔倒，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经应用去甲肾上腺素2mg，肾上腺素1mg，阿托品0.5mg心内注射，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治疗，仍未恢复生命体征，后于15:00因抢救无效死亡。院方出具《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为“猝死”，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一栏另填写有“心肌梗塞？”，其他疾病诊断另记载有“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高血压病、冠心病、腰1压缩性骨折、前列腺增生、胆囊切除术后”，死者生前上述疾病的最高诊断依据记载为：“4.临床+理化”。王复兴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检验。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认为北京民康医院对王复兴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曾于2007年6月12日起诉至本院；2007年8月8日开庭时，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称王复兴死亡后没多久就火化了，当时没有提出尸体解剖，2006年5月20日开始向北京民康医院就死亡提出异议，要求封存病历；2008年3月12日以需要进一步准备证据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予以准许。2008年3月17日再次起诉，后因未按规定时间预交诉讼费，案件于2009年12月14日按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自动撤诉处理。2009年12月21日，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再次起诉，但因案件审理过程中，鉴定程序持续时间过长，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曾由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撤诉后再办理立案，案件继续审理。自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于2007年6月12日起诉后，案件先后多次移送鉴定。2007年10月29日，北京民康医院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要求北京市昌平区医学会对于北京民康医院在为王复兴治疗过程中是否构成给医疗事故，以及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比例进行鉴定。之后案件撤诉，北京市昌平区医学会未出具鉴定结论。之后诉讼中，本院于2009年6月1日又委托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的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于2009年12月11日出具《复函》称：“被鉴定人家属来我所，本所向其告知：只能针对本案中涉及非精神疾病方面的疾病进行相关鉴定，对被鉴定人病情涉及精神疾病诊断及治疗部分不予评价。被鉴定人家属表示不同意在本所鉴定，拒绝交费。故本所决定同意被鉴定人家属要求，终止鉴定，并将该案全部鉴定材料退还贵院。”2011年4月2日，本院又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但鉴定过程中，王东奇提出病历存在伪造签字的情况，要求先行对篡改病历进行鉴定，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1年5月11日退回所有鉴定材料。之后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申请对于病历中2004年10月28日的《特殊检查、治疗、贵重药品审批表》（自费项目协议书）上“患者或家属签字”一栏中“王东旗”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机构于2013年1月11日出具《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协议书中“王东旗”签名不是王东奇所写。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为此支付鉴定费2700元。2013年1月31日，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申请继续进行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鉴定内容为：1.北京民康医院对王复兴心脏病的诊断治疗是否得当；2.北京民康医院对王复兴的用药可否引起王复兴排尿不畅，引起心脏病发作，导致王复兴的猝死；3.北京民康医院对王复兴诊疗过程中是否有过错、过错参与程度。本院委托再次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的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13年8月19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退鉴函》，以其不具备司法精神病鉴定资质为由予以退鉴。2013年9月27日，本院再次就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申请的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内容，委托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随机确定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19年6月11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关于“王东奇等人与北京民康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法医学鉴定的情况说明函》，内容为：“贵院于2013年9月27日出具委托司法鉴定函，委托我所对‘北京民康医院对王复兴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目前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后我所鉴定人员通知当事人来我所进行鉴定听证会，患方家属王东奇告知其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场，要求鉴定时间顺延。经多方沟通、协调，2018年11月29日在我所举行了医、患双方参加的鉴定听证会。会上，鉴定人员向医、患双方告知了本案鉴定人员及鉴定相关事项，听取了双方的陈述，鉴定人员向医患双方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听证会后，鉴定人员根据该鉴定涉及的医学问题，向有关专家进行了咨询。现就相关问题说明如下：1.王复兴的诊疗经过简述……2.该案的主要鉴定材料如下：（1）民康医院住院病历原件1册；（2）北京医院病历原件1册。3.经审查鉴定材料，鉴定人认为，因被鉴定人王复兴死亡后未行尸检，目前其具体死亡原因难以明确。根据现有材料，尚难以对委托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该鉴定所需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予以退案。鉴定材料一并退回。特此说明。”考虑到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就本案所涉鉴定已组织过鉴定听证会，并听取了医、患双方的意见，研究了病历材料等，本院向参与了整个前期鉴定工作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专家马长锁就本案鉴定问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咨询笔录。马长锁称该案根据现有材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因，甚至连当时的心电图都没有，因此连推断都没有条件；病历中涉及伪造签字的问题并不是影响作出鉴定的问题，也不是无法鉴定的原因；仅对于医疗行为给予评价的话，通过咨询专家，可以认为医方对心脏方面的疾病注意义务不足，没有及时告知其诊治内容。经询问了解，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另有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故本院再次委托该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2019年11月12日，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对该鉴定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理由为：“被鉴定人王复兴为突发性死亡，且患者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我中心无法判断其死亡原因，无法进行相关的过错鉴定；原告对封存病历材料部分内容不认可，对民康医院的诊疗行为我中心无法评价，无法完成鉴定委托要求。”至此，因无其他具备相应鉴定资质且能够受理本案所涉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的鉴定机构，本案未再继续委托鉴定。本案审理过程中，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主张北京民康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医院对患者王复兴心脏方面疾病诊疗存在问题。患者王复兴2005年6月的心电图与2004年10月的心电图对比显示ⅡⅢavf导联T波振幅减半，Q波加宽加深，提示确诊心梗病情，但是医生未对上述心电图的提示作出正确的诊断；医生在2005年9月21日的病程记录中记载发现心电图可疑心梗，记载下一步诊疗方案是动态心电图监测，但是病历中并未显示有动态监测的心电图，直到2005年10月21日才做了下一次的心电图，而且医生在发现可疑心梗之后也没有采取心肌酶检测或者请心脏内科会诊确诊病情，导致耽误了诊治和抢救的时机；患者的主管医生是精神科医生，在怀疑患者有心梗疾病时却未进行转科或请心脏内科专家或专业人员会诊，病历记录也显示医生并未告知患者家属应当请心内科会诊；院方对于患者的冠心病只是给予了中药治疗，没有给予硝酸甘油，或者让患者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以防止急性发作。2.医院存在违规用药、忽略病情导致患者心梗发作。患者既往长期患有前列腺肥大，而医院长期给患者服用前列腺肥大的禁忌药安坦，是加重患者排尿困难和诱发心梗猝死的重要原因，病历显示2005年8月17日患者主诉排尿困难，医院没有停用或减量用药，也没有对于排尿困难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和排除，最终患者在小便时死亡，说明患者死亡前一直存在排尿困难；患者入院时已诊断患有冠心病，而医院长期给患者服用卓夫利培酮会引起心动过速，以及服用奋乃静等心脏毒性药物也是造成患者心梗发作的重要原因。3.医院在患者发病后抢救措施不当。医院在患者发病时没有做心电图，就无法判断患者当时是心跳骤停还是室颤，也没有进行电除颤，完全不具备二甲级医院的抢救配备规范；病历抢救记录中显示，在进行人工呼吸时没有开放气道，违反诊疗常规；病历抢救记录中显示，在进行心脏按压时没有进行胸前锤击，这也违反了诊疗常规；患者突然发病呼吸骤停，颈动脉搏动消失，如果当时发生室颤应当使用新三联肾上腺素+阿托品+利多卡因，可以更加有效的使心脏复率，因此医院当时所用的心脏内注射不规范，用药混乱。4.医院违反了尸检告知义务，导致患者死因无法确定，鉴定无法进行。患者死亡后，医院未告知患者家属有权选择进行尸检，医院违反告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针对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所提出的医疗过错问题，北京民康医院回应如下：1.医院对患者心脏方面疾病不存在误诊、误治等。患者入院1年以来心电图提示下壁心肌梗塞的可能，10余次连续复查心电图一直无变化，属于陈旧性心梗，因此不存在误诊；2004年10月22日科主任内科副主任医师查房时结合患者心电图提示，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指示在治疗上可采取活血化瘀、扩血管及防血栓形成等综合治疗，并注意动态观察心电图变化，之后给予尼群地平和通心络胶囊，扩血管，改善心肌供血，防血栓形成治疗，不存在误治；病历中记载“动态心电图监测”是指“连续复查”，患者入院后共计做心电图13次，显示无明显特殊变化，患者每月一次复查血生化检测，其中包含“肌酸激酶、谷草转氨酶”与心肌酶相关项目；患者的主管医生为精神科医师，但病区主任是内科副主任医师，具备对内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资质，符合依法执业的要求；患者是老年精神病患者，不具备自己管理药品的能力，不能随身携带药品。2.医院对患者诊疗行为符合医疗相关法律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诊断正确，用药合理。患者入院时极度吵闹，必须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我院选择了对重要脏器副作用最轻微的“低剂量、高效价”药物，即利培酮和奋乃静，患者也不存在使用上述药物的禁忌症；2004年11月1日因患者出现锥体外系副反应，表现轻微舌颤、肌张力增高，故减奋乃静剂量，同时给予锥体外系副反应拮抗药物安坦，用药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用药后也对患者密切观察，其排尿正常，未见尿潴留；患者仅在2005年8月17日出现一次自诉排尿困难、全身乏力、行走困难，当时考虑与脑血栓形成有关，经减利培酮剂量和使用防止血栓在形成药物血塞通后，经临床观察，症状消失，排尿正常，未见尿潴留。3.医院抢救及时正确。医院有心电图室，但因2005年10月30日恰逢周日，心电图室无值班人员；医院当时没有电除颤设备，但值班医生赶到现场施救时，按照心肺复苏的系列程序给予患者胸前叩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可能存在的室颤；病程记录要高度概括，不是所有细节均要书写，记录了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就意味着包含了各个环节；医生在抢救用药时使用能够刺激心脏复律和维持血压的药物，就是希望能让患者恢复生命迹象，起死回生。4.医院对患者死亡已经进行了诊断，并非死因不明，患者当时也未对死亡原因提出过异议，因此医院无须告知尸检。患者家属在火化后半年才与医院发生纠纷，此时早已不具备尸检条件，无法尸检是患者家属所致，与医院无关。上述事实，有病历、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民事裁定书、复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退鉴函、关于“王东奇等人与北京民康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法医学鉴定的情况说明函、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主张的损害后果为王复兴之死亡，王复兴死亡时间为2005年10月30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而应适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确定举证责任。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北京民康医院应对其医疗行为无过错及与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参与度是多少，系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性问题，一般需要国家认可的专业性机构鉴定方可得出结论。但本案中，经多次委托移送医疗损害过错责任鉴定，最终确认鉴定机构均无法作出鉴定结论。无法作出鉴定结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患者王复兴死亡后未行尸检，其具体死亡原因难以明确。因此，对于患者王复兴死亡后未进行尸检的问题，还需分析医患双方的责任。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７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根据该规定，首先，尸检的前提是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即只有当医方无法明确死亡原因或者患方对死亡原因有异议的，才有进行尸检的必要。本案中，北京民康医院认为院方当时已对患者王复兴的死亡原因作出了认定，并由王复兴的经治医生填写了《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王复兴的近亲属当时亦未对死亡原因提出异议，因此未进行尸检并非院方责任。但是，王复兴的近亲属并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在院方告知其死亡原因之时，其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判断院方所陈述的死亡原因是否为有明确依据的、可以直接作出判断、不存在必须借助尸检才可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死亡原因。并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北京民康医院在《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所记载的死亡原因为“猝死，心肌梗塞？”，但根据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和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书面意见，以及鉴定专家的陈述来看，王复兴的死亡原因并非有充分依据且完全明确的，即依据现有的病历材料来看，王复兴的死亡应属“无法明确死亡原因”的情形。因此，北京民康医院自认为患者死因明确但其提交的病历材料显示与患者死因相关的材料不充分，此种情况下，北京民康医院亦未向王复兴的近亲属征询是否进行尸检的意见，最终导致王复兴死亡后未行尸检，影响本案因果关系要件的认定，北京民康医院对此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作为患者王复兴的近亲属，其虽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但也应在患者王复兴发生死亡后，及时确认对于王复兴的死亡原因及医院的诊疗行为等有无异议，及时提出主张。本案中，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在王复兴去世半年后才提出异议，导致无法及时尸检，影响案件事实认定，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根据上述认定，并综合考虑医、患双方针对北京民康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所发表的意见，再结合相关鉴定专家的意见以及《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中所确定的病历中患者家属王东奇签字存在的问题等，本院酌情确定由北京民康医院对患者王复兴的损害后果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对于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诉讼请求中涉及的损失范围及赔偿数额问题，损失范围及赔偿标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对于死亡赔偿金，经计算应为960037元（73849元/年×13年）。对于丧葬费，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所主张的51189元并未高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费用，北京民康医院应在其50%的责任比例范围内赔偿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505613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对于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各项诉讼请求中过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二十九条、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民康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各项损失共计555613元。二、驳回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0元，由李玉英、王东航、王东奇负担6144元，已交纳；由北京民康医院负担935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2700元，由北京民康医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祎慧人民陪审员  李 平人民陪审员  徐国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闫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