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5行初85号原告邵李铭，男，1992年1月8日出生，汉族，孝义市鹏飞集团职员，现住山西省孝义市。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法定代表人刘禹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言停，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红星派出所所长。委托代理人谷禹，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干部。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法定代表人亓延军，局长。委托代理人董亚明，男，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原告邵李铭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治安处罚决定及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被告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李铭，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禹、王言停，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董亚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5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503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19年12月4日18时许，邵李铭在北京市大兴区团河路团河南村45条-03号107室内，与代红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后被民警查获。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同案人陈述、物证、到案经过、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邵李铭不服被诉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2月18日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2月14日，市公安局作出京公复决字[2019]第5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邵李铭诉称，2019年12月4日18时44分，原告被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因涉嫌嫖娼采取强制措施，后被该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第1款之规定，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12月13日，原告向北京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于2020年2月14日下午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被诉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有误，办案人员存在钓鱼执法、暴力执法，而且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极大损害了原告合法正当权益。一、关于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中程序违法问题。被告办案人员强制存在暴力执法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滥用强制传唤权力。1、2019年12月4日晚18：44分，5名人员冲进房屋后，在原告未反抗的情形下对原告采取按头、上背拷方式制服。此后至深夜传唤至红星派出所前，原告一直被背拷拘押在出租屋隔间长达3至4个小时，直至手腕有充血情况，造成原告精神高度紧张、生命感受到威胁。当时，原告并未拒绝传唤，也没有逃避传唤，该办案人员所持执法记录仪可查证，被告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五十三条有关规定。2、被告办案人员执法身份合法性质疑。（1）在事发出租屋时，被告办案人员均着便衣，原告在被扣押出租屋隔间时要求其出示警官证被拒绝，办案人员所持执法记录仪可查证。（2）在12月5日大兴区公安办案中心时，原告由两名辅警登记正式民警证件后带原告进入办案区，而辅警并不具有执法权。以上，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三十五条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被调查取证人员表明执法身份的规定。3、被告对原告实施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未按规定通知原告亲属。在原告2019年12月4日当晚18时44分被控制人身自由后，直至近第二日凌晨家人通过手机定位才大概知晓原告所在范围，且直至原告被送至监所仍未能与家属取得联系。此举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严重违背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三条第五款有关规定。4、被告询问查证超出24小时时限，且未保证原告饮食和必要休息权。根据公安机关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的有关规定，自2019年12月4日18时44分至12月5日19时，被告所辖红星派出所对原告查证已经超过了24小时时限，从事发地团河南村到大兴区办案中心涉嫌以多形式变相拘禁原告（起始时间从原告手机记录和办案人员执法记录仪可查证）。此外，在红星派出所期间到次日下午14时，办案人员未向原告及同候问室人员询问是否需要就餐需要，且北京时令为冬季候问室一夜常开鼓风机，原告及同室人员均感觉寒冷异常无法休息，同候问室人员、监控均可以查证。此项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关于询问查证期间应当保证违法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的规定。5、被告办案人员拒绝接收原告提供的书面材料。在被告送原告至北京拘留所当晚，原告当即表示提供声明材料，但办案民警表示今天比较晚了明天送。第二天原告即写好声明补充材料请求北京市拘留所民警杨华管教递送，但被被告办案民警拒绝，管教民警可作证。被告办案民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六十四条关于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请求自行提供书面材料的，应当准予之规定。6、被诉处罚决定书先于《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属程序违法。被告所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是在被诉处罚决定书将原告送至北京市拘留所之后要求原告进行补签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当时因为此项原告曾和当事民警在北京市拘留所一楼大厅因程序、亲属通话权利发生争执，在场其他民警、北京市拘留所声像监控均可查证。因监所录像保存期限限制，原告请求法院调取保护。二、关于变更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问题。被告认定原告是以性交的方式进行嫖娼活动，但原告从未承认有性交事实，而且在第二次笔录中也无性交陈述。相反，原告在承受巨大压力仍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案，主动解锁手机，态度老实。办案机关在对原告拘押长时间后仅仅凭借几分钟的询问便不再细问。在签署笔录时，原告要求取用眼镜被办案人员拒绝，在原告患有严重近视和高度散光事实下，签署笔录全凭对办案人员警察身份的信任，难以保证笔录为真实意思表达。三、关于被告办案人员钓鱼执法。团河南村属于大兴区团河派出所辖区，红星派出所对此不含有管辖权。而且，公安机关作为预防和打击犯罪职责机关，明知可能会临街女会诱发违法行为，不以预防为主，反以此为饵诱发违法结果，充当工作成果。当日，原告并无违法意愿，微信截图可证明。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给原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和损失。而北京市公安局对此案件的行政复议只是对作出处罚决定的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提交的案卷进行机械罗列审查。对原告提出的执法怀疑未尽充分举证审查，原告认为存在多个程序违法问题。在事发出租屋被告办案人员均着便衣，原告在被扣押、出租屋隔间时要求其出示警官证被拒绝，办案人员所持执法记录仪可以查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物品人身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而在当时情况下，原告要求出示工作证件被拒绝。根据行政处罚法，不依照本法31条、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除外。事发当晚，原告曾因此项内容同大兴区民警对因此向程序问题在北京市拘留所一楼大厅起了争执，当时现场大兴公安分局应该是黄村派出所，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民警都在现场，在北京市拘留所登记时，一名拘留所民警全程目睹了此项情形。而当时的北京市拘留所大厅有摄像监控，也均可查证。在争执期间，被告以同意原告同亲属通话为由，在此期间，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民警已由通话权利为手段，诱使原告签订了空白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而在此签订了单张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之后，在北京市拘留所大厅门外才进行了和亲属的第一次通话，也是唯一的一次通话，而在此之前，被诉处罚决定书已经作出，扣押审限时间也已经超过了当时的24小时。综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七十条等规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程序正义、程序违法，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法院提起起诉。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2、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原告邵李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案发前原告聊天截图；2、侦查实验（录像视频二份）；证据1、2证明当晚原告所处时间活动轨迹尚未进入45条-03号107室，且无违法动机，可证明被告提供受案登记表内容不实，钓鱼执法在先。3、滴滴快车的订单截图，证明被告明显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4、配眼镜的消费明细，证明受原告视力限制，询问等材料签名不能为真实准确地意思表达。5、检验报告单及收费票据，证明因代红梅患有强传染性梅毒，而两份不同时期的原告血液报告均可佐证原告未发生性关系。6、公安行政处罚流程图，证明原告于2020年4月5日向大兴法院提交了申请调取当晚12月5日北京市拘留所大厅监控，证明被告押送原告至北京市拘留所后，被告办案民警拿出行政处罚告知书以签完才可以联系亲属为由蛮横要求原告签字。证明被告严重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行政处罚流程，严重程序违法。行政机关通过公开文件为自己设定行政职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起诉该行政机关不履行该职责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7、电话录音，证明案件应是由金星派出所管辖，不应由红星派出所管辖。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辩称，2019年12月4日18时许，邵李铭在北京市大兴区团河路团河南村45条-03号107室内，与代红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后被查获。以上事实有邵李铭、代红梅等人的询问材料，交易记录、到案经过等予以佐证。为此，邵李铭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我局红星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北京市大兴区团河路团河南村45条-03号107室内存在卖淫嫖娼行为后，依法及时受理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询问代红梅，其承认以200元的价格通过口交、性交的方式与邵李铭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同时邵李铭的陈述对此亦能证实，二人的支付宝交易记录亦与之相印证，据此，综合全案证据，我局认定邵李铭有嫖娼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对其予以处罚，我局在职权范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及邵李铭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幅度内，给予邵李铭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我局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对涉案当事人邵李铭、代红梅等人及时取证、分开调查，同时，办案民警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始终保持理性、文明、平和、规范的执法理念，确保了双方当事人陈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经询问，邵李铭、代红梅对案发经过的陈述均相吻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亦能相互印证。因此，我局依法对申请人邵李铭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邵李铭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大兴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诉处罚决定书，证明我局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2、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的来源。3、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我局对原告询问时间进行了延长审批。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我局对原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5、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对原告行政处罚进行了局内的审批。6、执行回执，证明原告行政处罚的执行情况，已经执行完毕。7、邵李铭基本信息；8、邵李铭笔录；9、亲笔供词；证据7-9证明原告对他的违法行为是承认的，是有卖淫嫖娼的行为。10、到案经过，证明对案件到案的描述。11、代红梅基本信息；12、代红梅笔录；13、亲笔供词；证据11-13证明其与代红梅有卖淫嫖娼的行为。14、转帐记录，证明其向代红梅支付嫖娼的嫖资。15、工作记录，证明履行家属告知的情况。16、案件管辖指定单，证明我局红星派出所有相应的管辖权。17、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代红梅有向原告卖淫的行为。18、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受理的情况。19、呈请检查审批表；20、检查证；21、检查笔录；证据19-21证明在现场检查过程中查获了大量的避孕套，代红梅是以卖淫为业的人员。22、呈请扣押审批表；23、证据保全决定书；24、证据保全清单；证据22-24证明我局对现场违禁品进行了扣押。25、呈请收缴审批表；26、收缴物品清单；27、物品照片；证据25-27证明对涉嫌违法的物品进行了收缴。28、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我局对代红梅询问进行了依法审批。2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我局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义务。30、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我局对代红梅作出行政处罚履行了内部审批的程序。31、执行回执，证明对代红梅依法执行的情况。32、代红梅基本信息；33、代红梅笔录；34、亲笔供词；证据32-34证明其与原告进行了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35、到案经过，证明当时违法人员代红梅的到案过程。36、邵李铭基本信息；37、邵李铭笔录；38、亲笔供词；证据36-38证明原告对嫖娼的违法行为予以认可。39、转帐记录，证明原告向代红梅支付嫖资。40、工作记录，证明我局履行了家属通知的情况。41、案件管辖指定单，证明红星派出所有依法管辖的权利。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12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同日，被告依法受理该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12月19日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要求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所要求的相关材料。被告经审理认为，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据此，被告于2020年2月1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被告认为，被告向原告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接收复议申请材料清单、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的时间及内容。2、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大兴分局，并要求大兴分局依法提交答复意见。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大兴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答复意见书。4、被诉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法定职责。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邵李铭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被告市公安局对证据1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制作的聊天截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证据规则，没有制作人及制作规则，该图片不能完全显示是原告与他人的聊天记录。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只是自行录制的，不能反映是否原案发现场的地点，而且反映的时间是从村口到他反映的案发地点的时间，被告是工作人员自己发现的时间，不是其他人报警我们接到报警的时间。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图片制作规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证据的相关规则，这也只是其家人的记录，与原告没有关联性，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在给其家属通知时，他明确表示拒绝通知家属，根据相关规定，被告可以不予通知，无法通知家属原因在笔录中注明，被告对原告通知家属的程序完全符合相关程序规定。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图片制作时间、出处、来源没有标明，不具有合法性，而且真实性也不存在，而且眼镜度数的描述与他是否嫖娼不存在关联。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制作时间是案发后，不具有合法性，因为本案第三人代红梅是否存在梅毒性病情况，原告是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我局提交的代红梅卖淫案中，她的记录没有梅毒等，其在嫖娼时均带有安全套，嫖娼时不会传染。证据6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图片制作认为没有任何信息来源，本案中我局是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制作，通过我们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我们完全按照规定制作。证据7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录音没有取得相关当事人的同意，对关联性不认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第10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在涉及卖淫、嫖娼、毒品的案件除外，原告的这种嫖娼行为由任何公安机关都可以管辖，被告在办理该案件时指定由红星派出所管辖，出具了管辖程序单。经审查，原告邵李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原告邵李铭在举证期限以外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原告邵李铭对证据1合法性不认可，真实性认可，被诉处罚决定书是在12月5日大兴区办案中心进行签字，是先于行政处罚告知书签字的，属于严重明显的程序违法，对此合法性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团河南路团南村不属于红星派出所辖区范围内，对制作规格以及制作内容不认可，因为制作规格规范与否不影响制作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经我对村民以及村委会询问，涉案地点团河南村45条-03号107室门牌号并不存在，原告认为红星派出所涉嫌钓鱼执法。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这是在事后进行补充的，从印章和签字可以看出，印章是先于签字的，事发是在12月4日18点45分左右，当时原告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当时是被采取强制措施，而且是以背铐的方式进行了人身自由的限制，直到当日到达派出所的时间是在11点后。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告知笔录是我在12月5日已经被采取行政处罚后签定的，是明显先处罚后告知的程序，程序违法，并且我在当场向办案民警提出了申诉、也提出了申辩，要求补充材料，但被办案民警拒绝。通过对比代红梅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可以看出时间都是2019年12月5日17时0分，而且告知人都是同样的两位工作人员，我无法想象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两个不同的人进行行政处罚告知，这明显的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矛盾。证据5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事发地点都是有问题的，我已经对该地点进行确认，是没有这个地方的。证据6没有异议，但关于入所时间补充一下，我是在2019年12月5日11点以后。证据7没有异议。证据8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询问内容部分不真实，被询问时间应是晚于21时55分，对我离开时间也有问题，我虽然拒绝通知家属，但我提供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不存在通知不到家属的情形，个人简历存在部分不真实，不存在笔录中说的口头传唤，我是被强制传唤的，而且被告在未确认事实之前，就已经认定我有嫖娼的事实，存在诱供的嫌疑，对笔录中我自述的过程部分我认为记录的并不真实。证据9我认为这是被告当时给我的模板让我照着这么写的。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当时我要求被告民警出示警官证，但他们并没有出示；而且他们说是将我口头传唤，但他们对我进行了按压、背铐，是明显的强制传唤，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完全配合的，没有拒绝的行为。证据11没有异议。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在询问代红梅是否有性病传染病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不真实的。在代红梅承租房屋的情况我也不认可，我问过村民及村委会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人，而且在描述事情的经过时，说做不做保健，这与我陈述也是一样的。证据13真实性存疑，与我所说不一致。证据14这不是我情愿的转帐，那是违心的一个转帐。证据15中地点不认可，出示证件环节不认可，而且我没有拒绝通知家属，我是给了家属联系方式的。证据16我认为嫖娼案件最适合的地方应是违法结果发生地，并不存在他说的任何哪个机关都可以管辖。证据17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据18质证意见同证据2质证意见。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存在后续补材料的嫌疑。证据20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据21真实性存疑，检查笔录中称的过程结果18时许，我所有民警发现有行为可疑和包括在涉案登记中存在前后矛盾的，对合法性存疑，涉嫌钓鱼执法。证据22不认可，存在后续补材料的情况。证据23没有意见。证据24不认可。证据25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6-27我认为是代红梅的私人物品，无法确定。证据28不认可。证据29质证意见同证据4，不认可。证据30不认可。证据31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2没有意见。证据33不认可，，地址是错误的而且代红梅是有传染病的，关于她当天承租的情况也是不真实的，对她所陈述的违法事实不认可。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她应该也是按照模板所写，关于主要违法的事实和案件发生行为地不认可。证据35质证意见同证据10，她如何传唤方式我不知道，对办案民警发现线索的方式不认可，对出示证件环节也不认可。证据36—38的质证意见同证据7—9质证意见，证据37对里面所说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嫖娼，对后面不认可，而且对于所有签字部分，我都没有使用眼镜，所以对笔录内容我都无法保障是我的真实意思。证据39质证意见同证据14。证据40不认可。证据41不认可。被告市公安局对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余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邵李铭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程序没有意见，对内容不认可。证据4内容不认可，我收到了该复议决定书。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被诉复议决定书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余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18时许，邵李铭在北京市大兴区团河路团河南村45条-03号107室内，与案外人代红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后被大兴公安分局红星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后民警将二人传唤至红星派出所接受调查。同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分别对原告邵李铭、案外人代红梅制作《询问笔录》。上述笔录中记载，原告邵李铭陈述，2019年12月4日18时许，其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南路附近一家理发店理完发后，在路上溜达的过程中因代红梅的招嫖行为，之后入室与代红梅商议以200元的价格通过口交等方式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并通过支付宝方式支付嫖资200元。同日，原告邵李铭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一份《亲笔供词》，承认其于2019年12月4日18时许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南路一出租屋内以200元的价格通过口活方式与一女子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后被民警查获。2019年12月5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原告在该告知笔录中签名、摁指纹，并手写“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该处罚于2019年12月15日执行完毕。原告不服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2月18日向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书。市公安局当日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12月19日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2020年1月2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2020年2月14日，市公安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书，并向邵李铭及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予以送达。邵李铭不服被诉处罚决定书及被诉复议决定书，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请人可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违法行为地位于大兴区，属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的管辖范围，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被告市公安局作为大兴公安分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进行相应审查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以200元的价格与卖淫女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违法事实，原告邵李铭虽然对该事实不予认可，但其在本案中关于事发当时的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亦与其在笔录、供词中的陈述不一致，因此，本院对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认定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关于邵李铭主张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存在程序违法的其他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结合原告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幅度适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予以受理，履行了传唤、调查取证、告知、作出处罚并进行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市公安局在接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并无不当。综上，原告邵李铭要求撤销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李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邵李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贺 维人民陪审员  狄秀梅人民陪审员  董殿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范少方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