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91民初340号原告：南丰县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丰县昌厦公路旁（南丰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30697092538。法定代表人：危志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承政，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九江市车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浔阳西路以南江岸今典**不分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MA35UF2R5G。法定代表人：李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江西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仅，江西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丰县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豪公司）与被告九江市车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受理后进行多元化解调解，于2020年5月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名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承政、被告车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名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车诚公司赔偿原告名豪公司损失845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10日案外人姚婷向原告名豪公司提出购买奥迪Q5L汽车，双方签订《新车购车（代购）合同》，约定交车日期为2019年10月21日。2019年10月13日原告名豪公司以案外人姚婷的名义与被告车诚公司签订《订车合同》，约定：1、原告名豪公司向被告车诚公司购买黑色奥迪Q5L一辆；2、购车款327326元，定金5000元，协议签订时由原告名豪公司向被告车诚公司支付尾款322326元；3、交车时间2019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14日原告名豪公司通过微信向被告支付定金5000元。10月15日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将购车款支付至案外人银行账户，将尾款2493元通过微信支付给被告。同年10月20日，被告车诚公司未按期交付汽车，11月初被告车诚公司告知拟交付的汽车为垫资车。原告名豪公司多次要求被告车诚公司及时消除履行障碍，尽快交付汽车，被告车诚公司置之不理。2019年11月中旬，迫于案外人姚婷的压力，原告名豪公司自行垫付78596元后提车。因被告车诚公司严重超期交付车辆，导致名豪公司无法按期向案外人姚婷交车，原告赔偿案外人姚婷交车损失6000元。被告车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车辆，构成违约，造成原告额外垫付78596元及赔偿姚婷6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的规定，应当由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损失。被告车诚公司辩称，一、事情经过：2019年10月13日名豪公司工作人员与车诚公司业务员通过微信取得联系，要求车诚公司提供一台奥迪Ｑ5汽车，购车人为姚婷。经过商洽，名豪公司工作人员向车诚公司业务员提供了购车人的身份信息和5000元定金，然后车诚公司业务员根据名豪公司提供的购车人信息拟定一份购车人为姚婷的《订车合同》，并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工作人员。原告收到信息后，按照车诚公司业务员的指令，除向车诚公司支付2493元车款以外，剩余319833元购车余款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向北京供货商提供的董建立建设银行账户支付。与此同时，车诚公司除帮姚婷购车的同时，还为案外人孟某购车，车辆型号及北京供应商相同。上述二台车付款后，北京供应商拒不交车，为此车诚公司组织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案外人孟某以及其他受害人在内的奥迪车款追讨团队去北京要车追款。期间在北京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出面，北京供应商将姚婷、案外人孟某购买的奥迪车通过物流运送至江西南昌。在南昌提车过程中，物流公司称供应商欠车款未付清，不让提车，车诚公司又积极维权，要求北京供应商立即向物流公司解决问题，以便提车。但在被告积极维权的过程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自行与物流公司办理案外人姚婷购买车辆的交车手续。事后知悉，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直接与北京供应商取得联系，在未经车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北京供应商应支付给物流公司的余款自行支付给物流公司，从而与物流公司办理了交车手续。而案外人孟某没有与北京供应商私下协商，没有额外支付车款，在北京供应商与物流公司解决问题后成功从物流公司取得了所购车辆。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购车合同关系，是案外人姚婷与被告间存在购车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根据原告提交的姚婷的证明，足以证明原告是姚婷的代购商，是代替案外人姚婷办理购车手续，原告称是以姚婷的名义与被告建立购车关系不实，所有车款已经依约付给了北京的供应商，姚婷也得到了车辆，购车发票也已提供，合同已履行完毕。三、原告主张的78596元垫付款和6000元赔偿金，与被告无关。原告支付的垫付款78596元，即便属实，也是替北京供应商付给物流公司的所欠车款，被告不知情，亦未经被告同意，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与北京供应商之间达成的协议，如何协商，实际支付了多少钱，被告均不知情，属原告自主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在替姚婷与被告达成《订车合同》的过程中，未告知其与姚婷之间有违约金的条款，亦未在《订车合同》中要求明确逾期交付车辆的违约责任，事后也未告知被告要向姚婷支付6000元赔偿金，原告主张的赔偿金属原告与姚婷间的合同关系，与被告无关。四、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通过微信发送的《订车合同》是涉案车辆交易的履行依据，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该合同约定了交车日期，但未约定逾期交车违约责任。《订车合同》的定车人是姚婷，原告不是购车人，不是合同相对方，原、被告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告不具备依照《订车合同》提起合同之诉的主体资格。原告主张的垫付款及赔偿金不是被告逾期交车必然产生的损失。如果北京供应商最终不能交付车辆，被告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同时公安机关也会依法追究北京供应商的刑事责任，原告完全没有必要垫付所谓的车款78596元。如果原告垫付车款属实，应当向当时与其达成协议的北京供应商主张权利。原告名豪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名豪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车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原、被告主体身份信息；第二组证据3、2019年10月13日《订车合同》，2019年10月11日、13日微信聊天记录，4、转账凭证及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以案外人姚婷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原、被告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付款义务，被告未按期交付车辆；第三组证据5、转账凭证、赣州景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6、《新车购车（代购）合同》，7、案外人姚婷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因被告不消除拟交付车辆垫资瑕疵，不履行交车义务，造成原告损失84596元。被告车诚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1、2“三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原告提供的合同足以证明与被告形成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姚婷，被告收的车款已经支付给了供货商，虽然交车逾期，但最后实际交付了，本案购车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三组证据5转账凭证的“三性”不确定，收款人康昌龙身份不清楚，不能证明原告支付的78596元为垫车款；证据6代购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证明原告与姚婷间存在代购关系，结合与被告的订车合同可证明原告与姚婷系代购关系，该合同没有有关违约金的条款，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6000元违约金是客观真实的，原告免收6000元贷款手续费是原告在无合同约定情况下的自愿行为，不是违约责任的当然体现；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与赣州景昊公司温姓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是危志军自己决定要垫付车款；景昊公司的证明虽然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危志军代王中瑾垫付的车款，该车款已经付清了，需要向原告退还车款的是北京的供货商或者是王中瑾。被告车诚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被告工作人员间微信聊天记录，2、通过微信发送的《订车合同》，3、转账5000元定金、2493元车款以及转账319833元给董建立的微信记录，4、案外人姚婷的购车发票，5、原告提交的案外人姚婷的书证，用以证明被告与姚婷之间存在购车合同，原告系为姚婷提供代理服务，本案涉及购车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二组证据6、北京天美智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美公司）营业执照、王中瑾身份证复印件，7、报警材料和记录，8、机票、酒店订购微信记录，9、奥迪车款追讨群微信记录，10、案外人孟某书证及到庭证言，用以证明北京供应商挪用购车款导致逾期交车是本案发生的原因，在此过程中，被告积极作为，履行了应尽的合同义务，原告主张的垫付78596元行为为其自主行为，与被告无关，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第三组证据微信记录，用以证明通过对北京供货商和王中瑾施加压力，通过合法途径支付的车款或订购的车辆都按约提车，唯独只有原告采取了自己的方法，以替王中瑾垫付车款的形式提车，这样的后果与被告方无关。原告名豪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与姚婷间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原告不是为姚婷提供代购服务，购车合同履行完毕是建立在原告代被告垫付车款，消除被告履行瑕疵基础上实现的。第二组证据中除证人证言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发生原因是北京供应商导致的，该供应商是被告的上家，被告应对其上家的行为对原告负责，被告没有完全履行其责任，原告垫付78596元的行为是被告消极怠于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无奈之举；证人证言中有关物流公司在没收到车辆尾款情况下有权处分车辆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提交的景昊公司出具的事件证明说明景昊公司与天美公司是买卖合同，不是物流合同。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5转账凭证收款人康昌龙与景昊公司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名称相同，结合被告无异议的景昊公司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康昌龙收取78596元的事实。被告车诚公司申请出庭证人孟某到庭接受了原、被告的询问，证言内容与本案相关，可以认定。其他原、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双方无异议，予以认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在法庭上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1日原、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就车辆订购事宜进行联系，当日原告工作人员将案外人姚婷的身份证复印件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工作人员，同年10月13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将《车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订车合同》拍照件发送给原告工作人员，《订车合同》写明如下内容：“甲方（指被告车诚公司）、乙方（姚婷，购买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相关车辆达成以下订购协议：一、所购车辆信息：汽车品牌奥迪，型号Ｑ5Ｌ，颜色黑，数量壹，厂商指导价423800元，销售价格327326元，订金5000元；二、付款方式：双方约定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尾款322326元，甲方交货后，订金抵作车款；三、交货时间2019年10月20日前…六、交货，乙方需在甲方通知提车时间内提车，否则，所购车辆由甲方自行处理，定金不予退还；七、甲方保证提供原厂车辆，提供全套正规手续，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保修卡或保修手册、车辆说明书…备注：集团票、国六近期车、手续不压”。同年10月14日原告向被告车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旦微信转账支付5000元，10月15日按照被告要求向案外人董建立（天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建设银行尾号4786的银行账户转账319833元，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旦微信转账支付2493元。约定的交车期限届满后，被告车诚公司未通知原告名豪公司提车。2019年10月26日景昊公司收取王中瑾保证金后帮案外人王中瑾代购两台奥迪Ｑ5汽车并运至江西南昌用于向原告及案外人孟某交付车辆。2019年11月1日吉林省吉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开具购买人为姚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9年11月5日被告车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旦组织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及其他订车人孟某等一起前往北京向案外人董建立、王中瑾追讨车辆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11月6日王中瑾向景昊公司支付了案外人孟某购买车辆的全部车款，案外人孟某在南昌市提车。期间，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旦将王中瑾的身份证交与危志军。同年11月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与王中瑾就车款支付进行了联系，同日王中瑾向景昊公司支付车款200000元，剩余款项78596元未付。同年11月1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危志军在未与被告车诚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自行与景昊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并表示垫付余款，11月13日景昊公司收到危志军代王中瑾转账支付的奥迪汽车余款78596元，危志军于当日在赣州将奥迪汽车提走并将车辆交付案外人姚婷。2020年4月，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9年10月10日案外人姚婷与原告签订《新车购车（代购）合同》，约定交车时间为2019年10月21日，因原告名豪公司逾期交车，名豪公司免收姚婷约定收取的贷款手续费60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系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原告向被告提供案外人姚婷的身份证件并以姚婷的名义订立订车合同，目的在于上手汽车销售商出具姚婷为购买人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用于案外人姚婷办理汽车登记上牌，并不是姚婷与被告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以姚婷名义与被告车诚公司签订的订车合同当事人为原、被告，原、被告间形成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基于案涉奥迪汽车的买卖，在案外人姚婷、原告名豪公司、被告车诚公司、北京天美公司、董建立、王中瑾及景昊公司之间形成了多重买卖关系，被告车诚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名豪公司交付车辆，确实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从景昊公司书证来看，原告向景昊公司支付78596元系代王中瑾支付，该款项的性质属于王中瑾与景昊公司之间的合同应付款，原告应当首先依法向王中瑾索要。同时原告名豪公司在明知车诚公司已经向其合同上手支付了全部购车款且车诚公司已经在向其上手追索车辆的情况下，未通知车诚公司并与车诚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代王中瑾向景昊公司支付应当由王中瑾支付给景昊公司的汽车尾款78596元的行为，属于采取措施不当行为。原告与案外人姚婷间的合同以及原、被告间合同均未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部分78596元的损失依据不足。虽然原、被告间订车合同未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违约金计算方法，但原告因为未按时向案外人姚婷交付车辆构成违约，免收姚婷贷款手续费6000元作为对姚婷的赔偿，该部分损失系因被告车诚公司违约不能按时向名豪公司交付车辆所致，该部分损失与被告车诚公司的违约行为有因果关系且在合理范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履行合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且未超过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被告车诚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九江市车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南丰县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6000元；二、驳回原告南丰县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6元，减半收取958元，原告南丰县名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890元，被告九江市车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6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和良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胡丛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