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865号原告：韩红英，女，196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鄢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辉，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福海路**。法定代表人：焦嗣春，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女，196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韩红英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弘福养老中心）平等就业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辉，被告弘福养老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红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认定被告强令原告于50周岁退休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2、判令被告修改原告社保档案中的工人身份为管理人员；3、判令被告报销原告垫付的被告本应承担的社保费4649.04元（最终以判决生效日前的收据金额为准）；4、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5、补偿原告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不低于9610.5元（法定补偿金额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认的标准为据）；6、赔偿原告社保缴费基数低和缴费年限不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4万元；7、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共计64259.54元。事实理由:我自2007年9月7日入职被告,职务是护理员。曾经获得优秀护理员证书。2013年9月，身为护理部主任，直接向院长汇报工作，属于高层管理者。1995年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第四十六条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内，各种不同身份界限随之打破。应当按劳动法的规定，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明确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岗位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可以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第七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规范退休核准工作，有关问题通知》（京人社养发（2011）49号）附件一《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核准工作流程告知书》规定，正常退休条件为男年满60周岁，女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年满55周岁，女非管理岗位年满50周岁，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规定，企业不再套用政府机关的行政级别，不再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确定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打破干部和工人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在管理岗位工作的即为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是指企业内部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各职能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生产经营单位中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我的岗位是护理部主任，属于管理者，法定退休年龄应当为55周岁。然而，在2018年3月11日，我年满50周岁的时候，被告终止了我的劳动合同，要求我把社保档案移至户籍地河南省鄢陵县。导致我的职业生涯被迫终止，仅因为我是女性，就与男性不同退休年龄，我受到了就业性别歧视；又因为我的档案记载工人身份，就于50周岁被退休了，我又受到了身份歧视。2016年4月30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家过五一节，让我别来了。如果我愿意接着做，让我做24小时工时制，还要给我降职为护理员，且没有正当理由。这实际上是在规避法定退休年龄规定，试图以强行调岗的方式，让我的身份在退休前变为工人。我从2013年9月，就晋升为护理部主任。但被告一直没有依法修改我社保档案中的身份。因此，我拒绝了。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被告未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违法行为导致我领取的养老金将大幅度降低，而且导致我无法在北京领取养老金（要求社保在京缴费累计满10年以上才允许趸交）。假如被告没有终止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至55周岁，我也够趸交年限；而假如被告一直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则在我55周岁时已经累计缴满15年，我就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每月领取北京比河南高的多的养老金，安享晚年。而现实是，被告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永久性的彻底摧毁了我本应享受北京养老金的理想目标。我为了能够凑够15年，自己能够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不得不将社会保险账户转移至户籍地河南省鄢陵县。自2018年4月起，我不得不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至今，被告应当支付我垫付的，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北京市2019年相关社会保险待遇集中调整方案，基本养老金调整后，平均水平将达每月4157元。而河南省今年调增后，郑州最高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达2928.72元每月，漯河市平均2164.59元每月，与鄢陵县接近。可见其差距巨大。从家族的长寿基因和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推算余命不少于40年，累计将会有上百万的损失。况且被告一直未按照北京市的标准以我实际收入为基数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而是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纳。此项违法行为也会造成我养老金减少。更令我气愤郁闷的是仅因我是女性就与男性不同退休年龄，而无论我的体格多么健壮、经验多么丰富、技能多么稀缺、对职业多么眷恋，结果均人为的一刀割断我的职业生涯，我确实受到了就业性别歧视和身份歧视。此外，我在住房公积金方面也受到了歧视。国务院于1999年4月3日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条的适用范围涵盖城镇私营企业。该条例虽经2002年、2019年两次修订，但其适用范围并未改变。并无将进城务工人员除外的规定。根据第二十条之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来看，单位为职工办理公积金缴存手续是法定强制性义务。被告未依法办理我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缴交手续，构成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因此，我要求被告补发单位应当依法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具体缴存比例由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拟订，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据此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规定，具体的比例在5%至12%之间。因此，需要由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自2007年10月至2019年5月，被告单位应当依法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具体标准。被告实施的就业歧视行为违反了多部法律规定，《劳动法》第十二条、《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在退休年龄和缴存住房公积金方面，被告对我实施了性别和身份双重歧视，侵犯了我的平等就业权，导致我的经济权受到严重损害，不适应这种遭受排挤后提前步入老年人队伍的，无所事事，生活感觉有力量无处释放，女性的人力资源被浪费。我感到不公平而非常委屈、生气，需要被告赔礼道歉、纠正错误来挽回我被践踏的人格尊严，还需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因此，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纠正错误，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制度的障碍和就业歧视。在党和国家对就业歧视问题高度重视的形势下，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的规定，特以新的案由起诉，恳请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弘福养老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一、我方认为原、被告纠纷是劳动争议，劳动仲裁部门已经受理了原告提出劳动仲裁申请，与该案是同一法律事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我公司并没有强制要求原告退休，是原告本人自行将社保转到户籍地河南省，双方之间后来形成了劳务关系，我公司无权修改社保档案，原告诉求的第4到第6项是原告终止劳动关系而引起的，不是人格权、平等就业权纠纷，原告已经年满50岁，是否退休是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告直接起诉应予以驳回，原告主张的赔偿社保缴费基数低和年限不足不属于劳动仲裁也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依据《就业促进法》第3条、第27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6条第2款、第27条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原告不是入职时遭受歧视性对待，也不存在原告系女性而直接将其辞退，根本不存在其提到的歧视性对待，也不构成对原告平等就业权的侵害，我单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院长都不是干部待遇，更何况原告只是一个护理员，原告要求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我方不存在过错，被告保留原告的无理之诉给被告带来损失的追诉权。50周岁是否退休不是被告左右的，原告在当地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可以证明原告的身份就是工人，我单位不存在侵权，原告提到的住房公积金也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我单位没有对原告进行不平等对待、歧视妇女，录用时候也没有对原告进行歧视、排挤，或者拒绝录用，不存在侵犯平等就业权的前提。退休的年龄是国家行政机关制订的，被告无法决定原告退休年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进行认定。弘福养老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韩红英曾在弘福养老中心工作，岗位为护理员，农业户口，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2018年3月11日，韩红英年满50周岁，双方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终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韩红英在弘福养老中心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弘福养老中心为韩红英缴纳了2010年1月、2011年4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2019年6月24日，韩红英申请仲裁，要求弘福养老中心：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603.5元；2、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2302元；3、支付延时加班费61815.39元；4、补偿2007年9月7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赔偿，具体数额按照法律规定支付。2019年9月24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515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韩红英的全部仲裁请求。韩红英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京0115民初27418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韩红英为证明其退休前的岗位是护理部主任，属于高管，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工作日志（电子版）；3、会议记录（照片）。弘福养老中心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护理部主任不是管理者，不能视为干部，不应按55周岁退休；对证据2不认可；对证据3不认可，称没有原件。韩红英为证明其入职时间为2007年9月，2013年9月升为护理部主任，工作25小时休23小时，无公休，节假日照常上班，存在加班，2019年4月30日弘福养老中心给其调岗为护理员，迫使其离职，提交了以下证据：1、白某证人证言（已到庭）；2、李红珍的书面证言；3、录音（2019年4月30日，韩红英与弘福养老中心法定代表人焦嗣春）；4、录音（2019年5月8日，韩红英与焦嗣春、弘福养老中心副院长杨杰）；5、录音（2019年5月25日，韩红英与护工同事郝红霞）。其中，证人白某称：“我于2011年4月16日入职弘福养老中心，于2019年4月17日离职。我入职时韩红英在弘福养老中心当护工班长，与韩红英是同事关系。2013年9月底韩红英晋升为护工主任，我晋升为护工班长。我白班工作时间为早晨7点至晚上6点，夜班是下午5：30至早晨8：00，每月有2天假。韩红英晋升为主任后工作时间为早晨7点至次日8点，休一天后再上班。”2019年5月8日录音载明：“杨杰：不上班够精神的？焦嗣春：孙女怎么样了？韩红英：好多了，胳膊能抬了。……焦嗣春：我跟王齐（会计）跟她们说在这干了十几年没踏实在家过过年。韩红英：是。焦嗣春：只要请假我就跟她喊。杨杰：谁休你都不愿意……老人离不开人。韩红英：对呀，节假日老人都不接走，是离不开人的。……韩红英：咱要签的劳务合同不到一年，是不是有赔偿？焦嗣春：劳务合同没有补偿，你让王齐给你查一下，说劳务合同是针对的退休人员……。韩红英：原来杨院说让我主任下来当护理员是吧。焦嗣春：我是说她要是能干，还是给她留下来，她说你没有24小时的经验，让你从底层做起，将来看情况再说，完了你就不干，原来我还认为你还干呢？韩红英：原来以为主任不撤，24小时家里能克服我也能干，后来杨院跟我说让我干护理员……行，那我先把工服退了。”弘福养老中心对证据1不认可，称白某与韩红英系同事关系，有利害关系，入职时间不清楚；对证据2不认可，称李红珍是弘福养老中心入住老人的家属，她无从知晓韩红英的入职、岗位、工作时间等情况；对证据3不认可，称无法证明韩红英存在节假日加班，听不出来是焦嗣春的声音，但不申请鉴定；对证据4不认可，称无法听出是焦嗣春、杨杰的声音，但不申请鉴定；对证据5不认可，称无法证明韩红英来弘福养老中心的时间，与本案无关。韩红英为证明其入职时间早于弘福养老中心认可的时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养老保险查询单；2、税收缴款书；3、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其上载明：“弘福养老中心为韩红英缴纳了2010年1月、2011年4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弘福养老中心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公司自2011年4月起为韩红英缴纳养老保险；对证据2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可。韩红英为证明其工资标准，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2012年11月7日至2019年4月11日）。弘福养老中心对该证据认可。弘福养老中心为证明双方自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系劳务关系，提交了劳务合同（2019年1月1日）。韩红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属于管理者，应当55周岁退休，该合同应属无效。该判决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入职时间的问题。韩红英主张其于2007年9月7日入职弘福养老中心，并提交2019年5月8日录音（韩红英与弘福养老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焦嗣春、副院长杨杰）、参保人员缴费信息等证据予以佐证。弘福养老中心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不申请鉴定，故本院对录音予以认定。录音中焦嗣春对韩红英说“在这干了十几年没踏实在家过过年”，再结合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本院对韩红英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认定韩红英入职弘福养老中心的时间为2007年9月7日。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弘福养老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韩红英的职务虽为护理部主任，但不属于干部；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规定，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韩红英于1968年3月11日出生，2018年3月11日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本院认定韩红英与弘福养老中心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11日终止，之后为劳务关系，双方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劳务合同并无不当。2019年4月30日，韩红英不同意弘福养老中心为其调岗，提出离职，故其要求弘福养老中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延时加班费的问题。韩红英主张其在做护理部主任时工作25小时休23小时，存在加班。弘福养老中心对此不认可。韩红英提交的证人证言、录音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其要求弘福养老中心支付延时加班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补偿的问题。韩红英系农业户口人员，弘福养老中心未为其缴纳2007年9月7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根据《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弘福养老中心应当支付韩红英上述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及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弘福养老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红英2007年9月7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3433.7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796元；二、驳回韩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服务中心负担。韩红英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京02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平等就业权旨在保障求职者与具有相同条件的人在求职过程中，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但劳动者是否符合退休条件以及办理退休手续等涉及退休问题而引发的争议，并非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亦不属于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项下应当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韩红英基于弘福养老中心为其办理退休侵犯其平等就业权而起诉，进而主张修改其工人身份为管理人员、报销社保费、补偿住房公积金、赔偿经济损失，本质系因退休问题而产生的争议，据此，本院以判决吸收裁定的方式裁定驳回韩红英上述起诉，不再另行送达书面裁定书。关于韩红英主张的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平等就业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人格权，韩红英据此享有诉权，并享有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实体权利。但如上所述，本案系因退休问题而产生的争议，韩红英享有的法定人格权并未受到损害，其主张的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需指出的是，本院充分肯定韩红英对所从事行业的付出和执着追求，并由衷希望韩红英走出退休带来的不愉快，继续保持无与伦比的热情，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及社会价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韩红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6元，由原告韩红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彭 超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常欣月书 记 员  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