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5民申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寇承海，男，196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桂圣，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田金松，男，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东营市东营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立峰，男，196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东营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庆涛，男，197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河口区。 再审申请人寇承海因与被申请人田金松、杨立峰、张庆涛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05民终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寇承海申请再审称，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认定寇承海签订土地转包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取土倒卖，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转包协议中已经对土地用途作出了明确约定，即：项目开发、养殖、取土等。而寇承海承包土地的真实用途也确是从事渔业养殖和农业种植。其次，从现场的施工方式也能看出，寇承海完全不是单纯的在取土，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池塘建设。二者的施工方式截然不同，施工后的现场状况也相差甚远。第三，寇承海虽然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开挖取土，但取土仅是为项目开发而进行的一个施工环节。原判决仅仅依据一个施工环节去认定整个转包合同的合同目的，有悖于常理。第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田金松主张寇承海存在取土倒卖的行为，就有义务提供相关证据，但田金松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1）如上所述，该转包协议并非像田金松所称其承包用途单纯是为了取土倒卖，而是用于项目开发、养殖、取土等。虽然涉案土地位于自然保护区试验区内，但法律并不禁止在实验区内开展适当的经营和开发。例如，东营市2017年经山东省人大批准后颁布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在保护区内从事一定的开发、经营活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号)第三条也规定：“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展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影响其功能，不得破坏其自然资源或景观。”本案一审法院向自然保护区一千二管理站副站长张固然的调查笔录中，该副站长也称经过审批之后可以在实验区内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一审卷宗p37)。可见，只要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当事人可以在实验区内从事生产经营。而本案当事人正是基于对实验区内从事经营应当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考虑，才在转包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即田金松等三人)应当负责办理一切必要的审批手续，并在第四条又强调，如果因为甲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甲方未能办理相关审批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只应发生合同解除及承担违约责任的后果，而不应当据此认定合同无效。至于寇承海在对方未办理审批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只是合同履行问题，不能因此影响转包合同的效力。何况，寇承海的取土施工，已经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了取土费，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田金松对此也并不否认(一审卷宗p64)。（2）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即使转包协议中关于取土的部分内容应被认定无效，也不应当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即转包合同最多只是部分无效，而不应认定其整体无效。（3）即使转包协议无效，当事人于2013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下称赔偿协议)也属于当事人订立的独立于转包协议的合同，其效力不应受转包协议的影响。第一，田金松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律师调查令申请书》(一审卷宗p40)中承认，早在2010年，也就是赔偿协议签订之前，自然保护区一千二管理站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对寇承海的经营进行了干预和制止。而田金松等人直到赔偿协议签订之前，仍未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最终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正是在此事实基础上，各方才就转包协议废除之后的赔偿事宜进行了磋商并签订了赔偿协议。该赔偿协议虽然与转包协议有一定关联，但其内容并不完全遵循转包协议的约定，也不是就转包协议的未尽事宜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更不是转包协议的从合同，而是当事人就废除原协议的相关事项而单独签订的协议，其效力应当是独立的。除非赔偿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否则该协议应独立有效，不受转包协议的效力影响。第二，合同法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即使赔偿协议属于转包协议的补充协议或者从合同，从赔偿协议的内容看，其也是就转包协议被废止之后的结算和清理事项所进行的约定，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其效力不应受转包协议的效力影响。原判决以转包协议无效而认定赔偿协议无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退一步讲，即使赔偿协议无效，寇承海也有权要求田金松等三人按该协议确定的赔偿金额赔偿其经济损失。寇承海所提起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田金松等三人支付赔偿款11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虽然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赔偿协议，但即使赔偿协议无效，寇承海也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要求对方返还已付租金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关于赔偿金额问题，虽然赔偿协议的效力存在争议，但既然各方自愿在协议中进行了签字确认，那么该协议中就田金松等三人应当赔偿寇承海2200万元的事实表述，完全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该2200万元实际上也只是寇承海依据转包合同而向对方支付的所有款项之和，这一点田金松本人手写的对账单(本案一审卷宗第39页)也可以佐证。所以，即使转包合同和赔偿协议无效，寇承海要求田金松等三人返还已付款项，也应当被支持。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赔偿协议无效，那么，寇承海除要求返还2200万元已付款项之外，还有权另行要求赔偿其他经济损失，例如投资损失、利息损失等等。也就是说，如果赔偿协议无效，最多会导致寇承海的请求权基础发生变化，其诉讼请求并未变化也不需要变更诉讼请求或另案起诉。即使需要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给予寇承海变更诉讼请求的机会。如果寇承海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也不应当驳回起诉而不应当驳回诉讼请求。（5）田金松、杨立峰、张庆涛三人应当向寇承海承担连带给付义务。第一，在转包合同中，田金松、杨立峰、张庆涛三人共同作为甲方即出租方进行了签署。2010年9月9日，寇承海向张庆涛支付了土地租赁费。张庆涛也予以接受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所收款项性质为“土地预付款”，而非所谓中介费。2010年12月9日，三方就土地租赁事宜签订的协议中，田金松、杨立峰、张庆涛三人再次作为出租方签字确认。通过这些事实和证据，足以认定三人系合伙关系，张庆涛是合伙人之一。至于其内部如何分工，与申请人无关。第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杨立峰、张庆涛始终称田金松是其合伙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从寇承海提交的其与杨立峰2018年5月的谈话录音中也可以看出，杨立峰始终都非常重视和强调田金松的意见。在1576号案中，一审法院对二十二村村委会主任进行调查时，该村主任也称发包合同是村里和田金松签订的(1576号案一审卷宗第38页)。可见，田金松是其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和负责人。根据民法通则34条第二款的规定，田金松与杨立峰基于合伙事务的经营而与寇承海签订的赔偿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实际上，在赔偿协议签订时，杨立峰还曾当着寇承海的面打电话给张庆涛。张庆涛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同意(详见寇承海与杨立峰的录音整理材料，本案一审卷宗第48、49、51页)。这种情况下，寇承海更有理由相信张庆涛对赔偿协议是认可的。第四，赔偿协议签订之后，田金松等三人也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开始支付款项，还收回了涉案土地，并开始另行寻找承租方。张庆涛作为合伙人之一，对于这些情况不可能不知道。但其直到多年之后纠纷发生之前，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意义。可见，即使张庆涛之前确实不清楚协议内容，其也已经接受并开始实际履行赔偿协议，这应当视为其已经对协议做出了追认。第五，退一步讲，即使赔偿协议不存在，作为出租方合伙人之一的张庆涛，其在转包协议废除之后，也负有返还已付租金、赔偿损失的连带责任。更何况部分合伙人还签订了赔偿协议并对赔偿数额进行了明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协议，2013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形式上虽是独立签订的新协议，但其基础和依据是此前被确认为无效的协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基于无效的合同所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寇承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寇承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福玉 审 判 员 于秋华 审 判 员 李万海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江涛 书 记 员 李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