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6040号原告：何文玉，男，196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舵，北京格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良杰，男，196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苹果园**。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宏飙，男，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何文玉与被告孙良杰、第三人李宏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文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舵、孙良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第三人李宏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文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孙良杰偿还何文玉借款本金24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孙良杰给付上述借款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8月6日起计算至本金结清之日起止）。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5日，孙良杰通过李宏飙的介绍和担保，以资金周转为名向何文玉借款40万元，约定借期到2015年12月31日，年利率为24%，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同日，何文玉将借款本金40万元支付至孙良杰账户。2014年8月15日，孙良杰以资金周转为名向何文玉借款二百万元，约定借期到2015年12月31日，年利率为24%，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同日，何文玉通过本人名下北京银行账户（卡号：×××）将借款本金200万元转账至孙良杰账户中（卡号：×××）。后孙良杰给何文玉出具的借条因故遗失。上述借款到期后，何文玉要求孙良杰还本付息，但是孙良杰以何文玉不能提供借条原件为理由予以拒绝。现何文玉无奈，只得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孙良杰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孙良杰答辩称：不同意何文玉的诉讼请求，孙良杰未向何文玉借款，何文玉诉求中的银行转账中的200万元系何文玉向案外人李宏飙的还款，当时是李宏飙指令何文玉将借款支付至孙良杰的账户。40万元是何文玉还以前向孙良杰的借款。李宏飙述称：不认可何文玉的诉讼请求，涉案款项中200万元是对李宏飙的还款，不是出借给孙良杰的款项。40万元李宏飙不知情，不是李宏飙让何文玉打给孙良杰的。双方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支付40万元。2014年8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支付200万元。2014年11月17日，何文玉签署《还款保证书》，写明：“我本人何文玉自2014年5月6日至今2014年11月7日，共向孙良杰、李宏飙借款如下：1.我本人何文玉2014年7月29日向孙良杰借款60万元现金。2.我本人何文玉2014年11月17日向孙良杰借款65万元现金。3.我本人何文玉2014年5月6日向李宏飙借款200万元银行转账。4.我本人何文玉2014年7月15日向李宏飙借款100万元银行转账。5.我本人何文玉2014年8月29日向李宏飙借款30万元现金。共欠孙良杰125万元，共欠李宏飙330万元。以上5条我共向孙良杰、李宏飙借款455万元。我本人保证2014年11月28日一次性还清向孙良杰借款125万元，一次性还清向李宏飙借款330万元。如果我到期不归还借款，我将用以下方式来抵销向孙良杰、李宏飙的借款”，何文玉签字确认。何文玉另在《还款保证书》下方注明：如2014年11月28日前未归还孙良杰、李宏飙全部借款455万元，孙良杰、李宏飙二人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何文玉签字确认。诉讼中，孙良杰称，上述《还款保证书》可以说明何文玉多次向孙良杰和李宏飙借款，如果涉案款项是何文玉出借的款项，则应该在上述《还款保证书》中予以扣除。对此，何文玉不予认可，称《还款保证书》是被胁迫签署的。对于2014年8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支付200万元的款项性质，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何文玉称涉案借款200万元约定2015年12月份还，约定年息6、7个点，是因为孙良杰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打过借条，但是放在保险柜里，因为保险柜被撬，借条没有了，孙良杰不让何文玉在《还款保证书》中写明。在第二次庭审中，何文玉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11年4月30日其借给李宏飙36万元；2012年5月17日李宏飙借给何文玉账面两笔50万元共计100万元，但是实际出借金额是50万元，是李宏飙伙同武宗剑套路贷，李宏飙打给50万元后让何文玉打给武宗剑，武宗剑打给了李宏飙，李宏飙又打给了何文玉，李宏飙承认只有一笔50万元，何文玉已经还清，除2012至2013年的一些零散款项外，上述36万元也抵了该借款；2014年5月6日，何文玉向李宏飙借款200万元，和上述同样的套路贷方法实际出借金额为100万元，李宏飙去做了执行公证。涉案款项就是偿还该2014年5月6日的借款200万元，按照李宏飙的指示打给了孙良杰，但是李宏飙后来不承认就去申请强制执行。故现在何文玉只能向孙良杰主张还款。对上述200万元的款项性质，孙良杰称款项是何文玉和李宏飙的往来，是还给李宏飙的，如果200万元是偿还2014年5月6日的200万元，则在《还款保证书》中应有所显示，但是并未减去该笔款项，故涉案200万元是偿还之前的款项。孙良杰为此提交了2012年5月17日中信公证处所做的借款100万元合同的公证书，借款合同是何文玉和李宏飙签署的，涉案200万元是偿还该借款。李宏飙称涉案200万元偿还的不是2014年5月6日的100万元，2012年5月17日实际出借金额是100万元，李宏飙还通过现金出借了何文玉一共110多万元，何文玉偿还的200万元包含了一些利息，是偿还的该2012年5月17日的借款，是李宏飙让何文玉转给孙良杰的，是何文玉对李宏飙的还款，李宏飙申请强制执行的是2014年5月6日的200万元还有2014年的7月15日的100万元，并不涉及本案款项。对此，何文玉不予认可，称2012年5月17日的借款合同款项已经还清。对2014年7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支付的40万元，何文玉结合其提交的转账记录称，2014年7月15日，何文玉向李宏飙借款100万元，李宏飙打完款后做了执行公证，何文玉收到后按照李宏飙要求打给了孙良杰40万元，李宏飙说孙良杰急用钱让何文玉借给孙良杰，另打给了王淑琴36.6万元，打给姓汪的17万元，李宏飙按照100万元申请了强制执行。故涉案40万元是借给孙良杰的。对此，孙良杰称40万元是何文玉还的以前借的钱。李宏飙称40万元与李宏飙没有关系，不是李宏飙让何文玉打给孙良杰的。诉讼中，孙良杰提交了金额为12万元的借条，是何文玉向李宏飙出具的，证明何文玉多次向李宏飙借款。孙良杰还提交了借款合同，证明2013年5月21日孙良杰和何文玉之间的15万元，是通过现金出借的，2013年期间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的涉案40万元除偿还的该15万元借款合同借款外，还有其他借条借款，还清之后就把借条给何文玉了，并非是出借给孙良杰的。对于上述证据，何文玉称和李宏飙的12万元已经还清了，2013年5月21日的借款合同15万元已经还清了，用现金偿还的。以上事实，有何文玉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孙良杰提交的《还款保证书》、公证书、借条、借款合同等证据以及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存有借贷合意。就2014年7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的40万元，何文玉主张是收到李宏飙转账的100万元后将其中的40万元借给了孙良杰。对此，李宏飙和孙良杰均不认可。孙良杰主张是偿还2013年15万元借款合同以及其他借条的款项。何文玉虽称15万元借款合同款项已经用现金还清，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另根据双方于2014年11月17日所签订的《还款保证书》，《还款保证书》系对何文玉与孙良杰、李宏飙之间自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11月7日之间的借款情况的总结，如该40万元确系在该期间内何文玉向孙良杰出借的款项，在该《还款保证书》中未提及并不符合常理。何文玉称《还款保证书》是被迫签署，缺少证据证明。综合上述事实，在何文玉与孙良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何文玉主张该40万元是借款，证据不足。就2014年8月15日何文玉向孙良杰转账的200万元。何文玉虽然在本院第一次开庭时称是借款，但在之后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其和李宏飙之间的款项往来银行明细，证明该200万元是偿还2014年5月6日何文玉向李宏飙借款的200万元，因后续李宏飙不认可是还款，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而只能根据转账记录向孙良杰要回这200万元。因何文玉亦认可该款项系向李宏飙的还款，该表述直接否定了何文玉就该款项与孙良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故何文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孙良杰起诉要求偿还该20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文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原告何文玉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方 洁人民陪审员 王 鲁人民陪审员 张宏图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