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1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秀飞，男，195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程村镇。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镇灿，广东真智（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彬，广东真智（阳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月婵，女，196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勇军，男，199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远碧，女，199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治娥，女，194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北胜，195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织篢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潜，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织篢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玉，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进，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上诉人袁秀飞因与被上诉人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以下简称李月婵等4人）、王世潜、李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172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秀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袁秀飞不需承担赔偿损失233294.34元给李月婵等4人。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月婵等4人和王世潜、李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多处文字表述错误。（一）判决书第1页中对李月婵等4人的住址表述为“广东省贵州省思南县……”，因贵州省不属于广东省，对此应更正为“贵州省思南县……”。（二）判决书第9页中间部分“受害人袁秀飞与苏开武等7人”对诉讼主体地位表述错误。二、一审判决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存在两处错误，应为10263元。（一）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5行和倒数第4行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168元/年”是错误的，错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411元/年”套用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8元/年”，导致多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二）被扶养人曾治娥（76岁8个月），已经满76周岁8个月，那么其被扶养时间应按3年4个月即3.33年计算（80周岁-76周岁8个月）。因此曾治娥的扶养费应为：15411元／年×3.33年÷5=10263元。三、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推翻阳西县应急管理局依据职能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的情况下，不按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责任错误。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本次事故成因为：造成苏开武事故直接原因是死者苏开武本人缺乏安全意识、思想麻痹大意、施工操作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间接原因是屋主王世潜违规建设，没有提供安全环境等原因造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的规定，应由苏开武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和屋主王世潜承担次要责任。但一审判决却撇开该《事故调查报告》，也无视本案中苏开武拆墙砖作业存在重大过错的事实，擅自酌定王世潜承担20%责任，李进不承担责任，完全违背了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有滥用裁判权之嫌。另外，事故现场没有直接目击证人，《事故调查报告》也未查实苏开武究竟是在平地作业时受伤还是在空中作业时受伤，但一审判决却凭猜测认定苏开武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下被其使用的电钻插伤死亡（见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5行），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苏开武是“摔下”而“被其使用的电钻插伤死亡”是武断和不严谨的，因为从王世潜提供的图片证据看，苏开武在平地“被其使用的电钻插伤死亡”的可能性更大。四、一审判决认定袁秀飞与李进、苏开武等7人构成雇佣关系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袁秀飞辩称其只是打散工的泥水工，阳西县xxx号住宅改建装修项目就其和吴可见、陈广、吴涛一起承接并作业的，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故本院依法认定袁秀飞以2.6万元的价格承揽王世潜位于阳西县织篢镇xxx号住宅改建装修项目，并以4380元的价格雇请包括受害人苏开武、李进等7人从事房屋拆墙工作，袁秀飞与苏开武等7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李进与苏开武不构成雇佣关系”有悖于已经查明的事实和存在严重逻辑错误。首先，本案证据已经证实袁秀飞只与李进存在承揽关系，袁秀飞与苏开武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判决书第8页引用郝先科2019年8月15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陈述“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工头打电话给李进，御景湾有一间房子要装修，李进就叫我和李海华、李飞和他一起去看房子……”，证明的是袁秀飞只是将拆墙的单项工作以4380元承包给李进，而袁秀飞并没有与苏开武存在任何关系，结合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在2019年8月15日对田维初的询问笔录，更证实了是李进叫大家（包括苏开武）去做工的，袁秀飞根本就不认识苏开武等人。一审判决认为2019年8月15日各人的陈述均系在事故发生后不久作出的，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可信度高，这个没错。但一审判决的“亦能相互印证”却只挑了能为李进逃脱责任的李进个人陈述“袁秀飞打电话给他，让他找几个人一起去……”来作证据，根本无法“相互印证”。而一审判决有意避开的2019年8月15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对田维初的询问笔录却恰好能与郝先科2019午8月15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陈述“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工头打电话给李进，说御景湾有一间房子要装修，李进就叫我和李海华、李飞和他一起去看房子……”相互印证，证实袁秀飞只是打电话给李进，将拆墙砖工作承包给李进，然后李进再雇请了苏开武等人拆墙砖。一审判决不应凭与苏开武存在亲属关系的李进、李海华等人在庭上的陈述（李进、李海华均称是苏开武的妹夫，其他证人是苏开武的远房亲属或同乡），便认定是袁秀飞雇请了苏开武等人。李进承认承包拆墙砖工程的总价钱4380元，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据。不管李进承揽工程后再雇请什么人员怎么工作，怎么分配工钱，这是袁秀飞无法控制的，也与袁秀飞是无关的；这道理与屋主王世潜将全部装修工程承揽给袁秀飞后，袁秀飞是否再与吴可见、陈广等人一起完成工作分配工钱王世潜无法控制是一样的。李进带郝先科等人看工地，这不能证明袁秀飞就是将拆墙砖工程包给来看工地的所有人。假如李进承包拆墙砖工程后再雇请了100人来看工地和作业，法院都认定这100人是袁秀飞雇请的，这将极其荒谬。事实已证明李进是一个人直接从袁秀飞处承包工程，袁秀飞并没有承包给李进之外的其他人，也没有与李进之外的其他人几人有任何联系。一审判决凭李进的询问笔录和庭审中不承认是个人承包，及有几个证人为他作伪证说他不是工头，是平分工钱的，就认定是袁秀飞雇请了苏开武的逻辑是错误的。如按这逻辑，凡是去承包工程出了意外，承包人都可与实际作业的人串通，讲是平分工钱的就可认定承包人与实际作业的人不存在雇佣关系，将雇佣关系推到上一手分包人或业主，那么法院就很容易被欺骗了。所以，李进自己包出来的工程，不管其是请人按日计算工钱或事后平分工钱，李进都是实际承包人，都不能跳过李进认定袁秀飞与李进雇请的苏开武等人存在雇佣关系。其次，袁秀飞并无辩称阳西县织篢镇xxx号住宅改建装修项目是其和吴可见、陈广、吴涛一起承接的，该项目是王世潜经人介绍打算以2.6万元的价格由袁秀飞个人承揽的，至于袁秀飞再打算和平时的搭档吴可见、陈广、吴涛一起作业，由于尚未实际一起作业，自然难以提供证据证明。虽然本案中吴可见、陈广、吴涛等人因害怕被人找麻烦而不敢出庭作证（李进等人曾因本案闹事而被公安机关拘留，吴可见、陈广等人可能怕被找麻烦且在外地工作而未能出庭），但袁秀飞是打散工的泥水工，该事实已经有江绍桂和吴可见的书面证人证言证实，就算证人未出庭作证或无提供证据，也不影响袁秀飞是泥水工的事实。五、袁秀飞在本案中的地位与李进是一样的，均是为屋主王世潜装修豪华别墅做工的，袁秀飞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50%责任错误。王世潜只是口头约定将装修工程给袁秀飞施工，尚未支付任何款项给袁秀飞。袁秀飞作为一个打散工的泥水佬，为了养家糊口日夜工作，本案更是连工都未开，一分钱都未收取，一审判决就认定其是“包工头”，需要承担所谓的“雇佣”责任，认定比屋主王世潜和包工头李进更大的责任，与事实严重不符，也完全违背了群众的基本认知。六、如果认定不是屋主王世潜雇请了袁秀飞做装修工，那么袁秀飞也已经将拆墙砖工程包给了李进，其并没有雇佣苏开武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七、根据阳江中院生效判决【（2019）粤17民终1612号】的认定，这类案件屋主承担20%的责任，死者承担80%的责任，本案也应参照这个标准处理。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李月婵等4人对袁秀飞的诉讼请求。李月婵等4人辩称：一审判决袁秀飞与王世潜按份承担责任正确，但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本案应按照城市居民人口标准进行赔偿，由于李月婵等4人没有钱上诉，才不上诉息诉。王世潜辩称：袁秀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没有依据，因为该判项没有涉及到袁秀飞的义务，故袁秀飞列王世潜为被上诉人违反了民诉法的规定，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第一项的判决。李月婵等4人一审诉讼请求：一、王世潜、袁秀飞、李进赔偿抢救费2347.8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288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4000元、车费1309元、住宿费4911元、餐费3709元，共计989761.35元给李月婵等4人；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世潜、袁秀飞、李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8日，王世潜将自己购买的阳西县xxx号房私人住宅装修项目以2.6万元的价格采取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袁秀飞，双方没有签订装修合同。2019年8月14日，袁秀飞又将装修项目的墙壁拆除工作以4380元的价格采取自带工具的形式分包给李云明、田维初、李进红、郝先科、李海华、苏开武7人，并要求尽快完成，该7人根据各自开工情况平均分配报酬，双方没有签订分包合同。2019年8月15日，李进组织其老乡李云明、田维初、李进红、郝先科、李海华、苏开武共7人进行墙壁拆除作业。当日下午17时30分许，苏开武用手按住自己左边的胸口，从二楼往三楼楼梯上走，并大声叫喊李进，说自己摔下来被电钻插进身体里受伤了。李进见状后与在事故现场的王世潜立即用车子将苏开武送往阳西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苏开武于2019年8月15日20时10分死亡。在抢救过程中，李月婵等4人用去医疗费2347.85元。另查明，受害人苏开武于1968年5月11日出生，属农业家庭户口。曾治娥于1942年11月2日出生，是受害人苏开武的母亲，曾治娥共育有5个子女。苏开武生前与妻子李月婵共同生育苏勇军、苏远碧，现均已成年。袁秀飞不具备建筑工程的相关施工资质。另外，一审法院根据李月婵等4人及王世潜、袁秀飞的申请，依法调查了李进、郝先科、李进红、李云明、田维初、苏勇军、苏远碧、李海华、王世潜、袁秀飞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以及李进、袁秀飞等人在阳西县应急管理局的询问笔录。在诉讼过程中，李月婵等4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由李月婵等4人的代理人一个人调查取得李海军、江金水、李进的调查录音录像以及证人李海军拟证明受害人苏开武一直阳西xxx村租房居住，居住时间十年。同时还提供证人李云明、郝先科拟证明是包工头袁秀飞雇请他们做工，李进不是包工头。另外，李进也提供证人李进红、田维初、李海华拟证明李进不是包工头，是一起工作，一起平分劳动报酬。袁秀飞在庭审中辩称其与吴可见、陈广、吴涛三人一起承接该装修工程且是其介绍李进给王世潜做工，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李月婵等4人起诉和王世潜、袁秀飞、李进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受害人苏开武是由谁雇佣作业；二、李月婵等4人诉请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是否合法合理，应否予以支持；三、王世潜、袁秀飞、李进对受害人苏开武的死亡结果是否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大小如何。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王世潜于2019年8月16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以2.6万元的价格，采取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将住宅改建装修项目发包给袁秀飞，以及李进于2019年8月15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是袁秀飞打电话给他，让他找几个工人一起去阳西县xxx号房从事拆墙作业，双方商定价格为4380元，郝先科在2019年8月15日在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工头打电话给李进，说御景湾有一间房子要装修，李进就叫我和李海华、李飞和他一起去看房子，我们去看过阳西县xxx号房的房子后，和这个工头谈好工钱为4380元”，上述三人的陈述均系在事故发生不久作出的，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且其三人陈述的内容具体、清楚，亦能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应予采纳。袁秀飞辩称其只是打散工的泥水工，阳西县xxx号房住宅改建装修项目是其和吴可见、陈广、吴涛一起承接并作业的，但其未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吴可见、陈广、吴涛三人也未出庭作证证明该事实。另外，袁秀飞主张是其介绍李进等人给王世潜做工的，但理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袁秀飞以2.6万元的价格承揽王世潜位于阳西县xxx号房住宅改建装修项目，并以4380元的价格雇请包括受害人苏开武、李进等7人从事房屋拆墙工作，袁秀飞与苏开武等7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李进与苏开武不构成雇佣关系，王世潜与袁秀飞是承揽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李月婵等4人诉请接受劳务者袁秀飞对苏开武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受害人苏开武属农村户籍，李月婵等4人仅提供李海军、江金水、李进的调查录音录像拟证明受害人苏开武在阳西县城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该证据是较为单一且是李月婵等4人的代理人一人调查取得，同时李月婵等4人未能提供租房合同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李月婵等4人提供的证据主张受害人苏开武在阳西县城居住满一年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结合李月婵等4人诉请的损害赔偿项目范围及相关证据，并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一审法院确认该事故造成李月婵等4人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2347.85元，有李月婵等4人提交的收费票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残疾赔偿金应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死亡赔偿金，因李月婵等4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被害人苏开武在阳西县城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证据，受害人苏开武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受害人苏开武的死亡赔偿金应以2019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8元/年计算二十年，即死亡赔偿金应为17168元/年×20年＝34336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损失是受害人获得劳动收入后所应支付的扶养费，因此，扶养费的计算应当按照扶养人的身份来确定计算标准，如前所述，应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168元/年计算。苏开武受害时，被扶养人曾治娥（76岁8个月）按扶养义务人5人计赔5年,即17168元/年×5年÷5=17168元，上述（1）、（2）项合计360528元;因此，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60528元，对李月婵等4人请求高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53289.50元；4、误工费，苏开武因本次事故死亡，其近亲属客观存在因办理丧葬事宜而产生误工损失的情况，但误工人数应以3人为限，误工时间应参照职工奔丧假期规定的天数确定，即为3天。李月婵等4人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工资收入情况，故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参照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168元/年计算为17168元/年÷365天×3天×3人≈423.32元；5、车费1309元、住宿费4911元及餐费3709元，因李月婵等4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1-5项合计416588.67元。同时，本次事故导致苏开武的死亡确实会对苏开武的亲属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根据李月婵等4人的请求及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和当地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关于第三个焦点。如前所述，袁秀飞是苏开武的雇主，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在施工的实际过程中，并未对其雇员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也没有履行其对雇员合理的监督和管理义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苏开武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其在涉案工地上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过多的技术含量，且其从事房屋建造工作有一定时间，在施工过程中本应清楚自己所需要注意安全事项，但苏开武在施工过程中因其自身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致使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下被其使用的电钻插伤死亡，故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王世潜作为住宅装修项目的定作人，没有严格审查袁秀飞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工作环境是否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选任监管方面过失，王世潜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各方的过错程度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酌定王世潜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袁秀飞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王世潜应赔偿（416588.67元×20%）+（35000元×20%÷70%）≈93317.73元给李月婵等4人，袁秀飞应赔偿（416588.67元×50%）+（35000元×50%÷70%）≈233294.34元给李月婵等4人。李月婵等4人请求王世潜、袁秀飞、李进承担连带赔偿989761.35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限王世潜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等损失共93317.73元给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二、限袁秀飞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等损失共233294.34元给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三、驳回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97元，由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负担9178元，由王世潜负担1291元，由袁秀飞负担3228元。二审期间，袁秀飞提供三份证据，一、《阳江市政府网信息公开目录系统查询》，拟证明阳西县应急管理局作为该次事故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事故发生后即时进行调查，应推定其在职能范围内制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记载的事故直接成因是苏开武造成的、间接成因是王世潜造成的事项真实，并根据该事实认定由苏开武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和屋主王世潜承担次要责任。证据二、《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8月份袁秀飞在阳西县织篢镇xxx号别墅进行装修工作时，隔壁一号别墅的王世潜打算请袁秀飞等人为其位于阳西县织篢镇xxx号别墅进行批荡装修。由于袁秀飞在二号别墅做工，无法同时到隔壁一号别墅开工，袁秀飞便经人介绍将打墙砖工作承揽给李进做，李进承揽打墙砖工作后，再雇佣了包括死者苏开武在内的几人实际施工。证据三、《通话记录》，拟证明袁秀飞只与李进有联系，拆墙砖工作是李进一个人承揽后再雇佣其他人作业的，袁秀飞与苏开武不存在雇佣关系。结合阳西县公安局织篢派出所在2019年8月15对田维初、郝先科等人的询问笔录，更证实了是李进雇佣苏开武做工，袁秀飞根本就不认识苏开武，也没有雇佣苏开武等人。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王世潜、袁秀飞、李进和苏开武各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二、一审对王世潜、袁秀飞、苏开武的责任划分是否正确；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本案各方在一、二审陈述及一审法院的调查可知，王世潜以2.6万元的价格，采取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将其住宅改建装修项目发包给袁秀飞施工。施工过程中因作业的需要，袁秀飞打电话给李进让李进找几个工人来王世潜房屋从事拆墙作业，并商定价格为4380元。从工程的承接及装修款的协商来看，是袁秀飞从王世潜处承接装修工程，并将其中的拆墙砖作业以4380元的价格雇请李进、苏开武等人施工，李进应只是代表其与苏开武等人与袁秀飞磋商作业内容及价格，作业价格由李进、苏开武等7人平分，李进并没有赚取施工差价，因此袁秀飞主张李进是苏开武等人的雇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王世潜与袁秀飞是承揽关系，袁秀飞与苏开武等7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李进与苏开武不构成雇佣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如上所述，王世潜与袁秀飞构成承揽关系，袁秀飞与苏开武等人构成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李月婵等4人诉请接受劳务者袁秀飞对苏开武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袁秀飞作为苏开武的雇主，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并未对其雇员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也没有履行对雇员合理的监督和管理义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苏开武作为长期从事拆墙砖工作的劳务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本应清楚作业的安全事项，但苏开武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致使被自己使用的电钻插伤死亡，其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王世潜作为住宅装修项目的定作人，对袁秀飞的施工未尽到相应安全提醒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各方的过错程度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酌定王世潜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袁秀飞承担50%的赔偿责任，苏开武自行承担30%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责任应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的法律进行认定，袁秀飞认为本案应根据阳西县应急管理局就本案事故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来认定各方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因此袁秀飞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袁秀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主张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曾治娥是苏开武的母亲，已年满七十五周岁，共生育五个子女，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载明的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5411元/年，曾治娥的被扶养费人生活费为：15411元/年×5年÷5=15411元，一审法院认定为17168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此，李月婵等4人的损失应为：412483.82元（343360元+15411元+53289.50元+423.32元），袁秀飞应赔偿231241.91元【（412483.82元×50%）+（35000元×50%÷70%）】给李月婵等4人，袁秀飞对此上诉理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王世潜理应赔偿给李月婵等4人的款项为：92496.76元【（412483.82元×20%）+（35000元×20%÷70%）】，但鉴于王世潜对此没有提起上诉，且在二审时明确表示同意按一审判决的数额履行，这是王世潜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袁秀飞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关于曾治娥被扶养费人生活费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172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172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172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限袁秀飞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231241.91元给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四、驳回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97元，由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负担9297元，由王世潜负担1291元，由袁秀飞负担31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99元，由袁秀飞负担4757元，李月婵、苏勇军、苏远碧、曾治娥负担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丽婵审 判 员 姜玉华审 判 员 施震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凤霞书 记 员 许佩思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