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虞秀媚，女，196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才，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翔宇，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敏，男，1952年1月4日出生，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任监事，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波，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奇，山西同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虞秀媚因与被上诉人朱建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做出（2019）晋01民终3000号民事裁定，发回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重审后一审法院做出（2019）晋0106民初591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虞秀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虞秀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才、宁翔宇，被上诉人朱建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波、张少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秀媚上诉请求：l、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5916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将自己持有的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得升公司）28%的股权计人民币33.04万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上诉人，该33.04万元仅仅代表的是28%股权所占公司当时注册资本118万元的出资份额，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目的是迫切需要资金注入以缓解公司经营困难的状况。上诉人成为隆得升公司股东后，己向公司出资650万元，在五年的时间里，还为公司解决了很多同题，被上诉人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支付33.04万元股权转让款，致使被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并以此为理由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已经履行，上诉人成为股东后，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在五年的时间里不但投入巨额资金，且为公司的经营借款数千万元投入运营，还承担了数额六千多万元的债务连带责任，目前为止公司的财务包括资产、负债、损益等均发生巨大的变化。被上诉人转让部分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如果判决解除转让合同将为公司带来后期股权治理、股权结构，债权债务处理等一些列的问题，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和我国立法精神不符。本案被上诉人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不应当解除。三、被上诉人的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未作出书面约定，但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陈述，“先变更后支付转让金”，也就是说实际双方约定在股权变更发生后支付转让金，根据隆得升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涉及上诉人作为股东的变更情况发生在2014年6月16日，那么从2014年6月16日起，被上诉人即可向上诉人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5日才向法院主张权利，已经过四年之久，且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催款通知书及邮寄单据也未予认可，无法证明其在起诉前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据此，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时效抗辩不予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本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上诉人取得了隆得升公司28%的股权，并投入资金650万元解决了公司的经营危机，同时根据另案生效判决，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承担了1848万元的债务，因此，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若《股权转让协议》解除，隆得升公司的股权也无法恢复到签订协议前的状态，这显然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被上诉人辩称：一、朱建敏与虞秀媚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朱建敏已按照约定将标的股权转让给虞秀媚，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而虞秀媚至今仍未向朱建敏支付股权对价款共计人民币33.04万元，未履行协议约定支付股权对价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二、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审查合同目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上诉人获得人民币33.04万元的股权对价款;二是上诉人取得标的股权。现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行使解除权属于法定诉权，无须征得对方同意，也无须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该权利属于被上诉人法定行使自由诉权。三、上诉人作为隆得升公司股东后承担的股东责任与本案无关。四、本案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五、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有合法有效的救济途径。上诉人认为其持有标的股权后，隆得升公司在2014年6月19日完成了增资扩股，且其对外承担股东责任，无法实现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相对应的救济途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属于对法律理解的不足，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上诉人享有足够法律救济途径。综上，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查明：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24日成立，成立之时公司股东为朱建敏、胡金柱、谷伟升等五人，朱建敏占股29%。2013年12月，胡金柱、谷伟升将部分股份转让给朱建敏，朱建敏所占股权变更为56%。2014年6月10日，原告朱建敏与被告虞秀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建敏将其持有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28%的股份，以33.04万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虞秀媚，双方应于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6月10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朱建敏将所持股份的28%转让给虞秀媚，并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另查明，计传峰诉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朱建敏、李仕海、施银春、郑陈川、虞秀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中确认虞秀媚按照持股比例承担计传峰借款责任和债务，即被告（上诉人）代替原告（被上诉人）承继原告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认为，《股份转让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按照约定将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28%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并且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应当履行支付33.0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被告认为其已向公司投资650万元且以持股比例代原告承担了1000余万元的债务，故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作为公司股东，负有向公司按期、足额、全面缴纳出资的法定义务，股东的出资义务属于公司法上具有强制性的法定责任，与股权转让属于不同法律关系，被告向公司投资并不因此免除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第二，协议并未约定被告以代原告承担债务的形式代替支付股权转让款，且被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代替原告承担原告的债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判决被告按持股比例对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与被告所述代替原告承担原告债务没有关联性，故对被告关于以承担债务的方式代替股权转让款的辩解采纳。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已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被告自2014年6月受让股权之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解除合同。因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出让人恢复股东身份时，股权出让人无权请求恢复原状，而只能选择其他救济方式。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山西隆得升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同意虞秀媚将受让朱建敏的股权退还朱建敏，原告要求恢复原状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故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朱建敏与被告虞秀媚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驳回原告朱建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被告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范，合法有效。双方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按协议的内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且已按变更后的股权进行运作和执行，虞秀媚自2014年6月10日成为隆得升公司的股东，之后虞秀媚以隆得升公司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且其他法院已基于虞秀媚与隆得升公司的股权关系作出司法判决。如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将破坏虞秀媚与隆得升公司已稳定存续的股权关系。现被上诉人以未支付对价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59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朱建敏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朱建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爱英审判员 张军红审判员 赵文林 二Ｏ二Ｏ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郑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