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宏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南路七小区综合楼5—17。法定代表人：李明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昌旺，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介胜，辽宁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广场**。负责人：董博，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勇，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宏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孚集团）因与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宏孚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昌旺、郭介胜，上诉人大连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孚集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大连银行向宏孚集团支付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止，以未返还价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大连银行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事实与理由：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解除，大连银行应返还债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宏孚集团主张的利息实际上是主张因大连银行违约产生的实际损失，宏孚集团认为该实际损失的计算标准应该为年贷款利率6%。（一）大连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是其基本业务，其占用宏孚集团资金期间，用该款项发放贷款，获取的是贷款利息，如果占用期间的实际损失以存款利息计算，会造成大连银行因违约而获利；（二）在大连银行占用宏孚集团资金期间，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实际上一直存在贷款业务，上述贷款业务的贷款利率均超过年利率6%，也就是说，大连银行将占用宏孚集团的资金贷款给宏孚集团，收取超过年利率6%的贷款利息，而宏孚集团只能向大连银行主张存款利息，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故请求改判大连银行按照年利率6%计付利息，并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大连银行辩称，（一）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宏孚集团已经受让债权，未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且超长时间未提出解除主张，已经除权，就合同中受让的债权是否得以清偿，清偿数额多少，均属于应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大连银行无义务返还6000万元，更不应当负担利息；（二）宏孚集团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前提自然承认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承认债权的真实性，如果认为其受让的债权未获清偿是由于企业注销导致，宏孚集团公司应当追究管理人责任，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债权已经让与宏孚集团，当前宏孚集团违背诚信原则无理由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原有债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三）大连银行对外处置不良资产，进行债权转让，实际上自身已经遭受严重损失，自行承担了商业风险，宏孚集团作为营利性企业法人，与大连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经营行为，商业行为，签订之初就应当对市场有商业上的判断，有风险意识，不应当将经营中的风险违背诚信原则转嫁给他人。大连银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宏孚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大连银行没有及时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神牛公司破产案件管理人，不影响宏孚集团获得案涉债权，也不会影响其在破产案件中按比例受偿。一审法院认为没有通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认为大连银行未履行通知义务属于根本性违约是对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的错误理解。1、债权转让协议一经签订生效，随即债权移转于受让人。债权是无形财产权，没有必要如买卖合同中的动产一样履行交付义务，完全贯彻意思主义，只要出让人同意让与，受让人同意接受，一拍即合，附设其他条件均为多余，影响交易的效率也不符合合同性质。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准许债权受让人在诉讼阶段、执行阶段变更诉讼主体，也是基于同一原理和思路；债权转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并不能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不能以没有通知债务人认定债权没有转让，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212号判决，完全支持了广东省高级法院的观点，即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并非债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转让方没有及时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不能因此认为受让方未取得本案债权。2、债权转让后向债务人通知如何履行，履行的主体是否包含债权受让方，采取什么样的通知方式为合法有效的通知，实际上还存在很大争论，但是无论如何争论，定论是是否通知债务人仅仅产生何时、是否对债务人发生拘束力的法律效果，不能由此推翻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不能以没有通知债务人推断债权没有从转让方移转到受让方。综上所述，既然债权合同合法有效，债权已经转移到受让人宏孚集团，就表明债权转让的交易目标已经达成，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至于通知告知义务，仅决定是否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但是在债务人破产，转让方已经告知管理人为观韬律师事务所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接纳债权受让人宏孚集团的申报，大连银行与此同时还转让给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7426.5万元的债权，当时也未通知管理人，而是在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动与管理人核实确认的债权金额后，应其要求进行了通知，通知时间已经是2013年的，时隔四年时间。可见，是否及时通知债务人根本不会影响破产债权的确认。综上，本案宏孚集团的债权没有被确认，是因为债权证据存在问题，不符合确认标准。而宏孚集团明知受让债权属于破产债权具有不能全部受偿风险，仍然愿意受让该债权，完全是自愿承担交易风险的商业行为，破产债权零受偿和没有及时通知管理人等均不能否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能否定债权已经让与宏孚集团的事实，宏孚集团应当承担不能获得清偿的法律后果。二、本案适用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项判定宏孚集团获得合同解除权是错误的。1、宏孚集团有违诚信。本案大连银行与宏孚集团2009年10月2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其90日内付款，宏孚集团2009年12月31日就尽早把款项支付到大连银行账户，付款前没有催告大连银行通知破产管理人，付款后也没有在合理时间内催告大连银行通知管理人观韬律师事务所。一直到九年后才去查询神牛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企业因破产被注销，要求解除合同。可疑的是，既然知道去查询神牛公司的工商档案，为何不在九年时间内催告大连银行履行通知义务，为何不自行到管理人观韬律师事务所及时申报债权，此种对拖延九年不主张权利，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就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进行起诉的行为，已经违背诚信诉讼的法律原则。2、宏孚集团行使解除权已过除斥期，应当除权。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债权转让合同本质上也属于买卖合同，也需要对标的进行检查检验。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宏孚集团若认为转让债权有瑕疵，应要求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对标的瑕疵提出异议。大连银行转让债权没有及时通知债务人管理人，宏孚集团若认为存在瑕疵，最长也应当在两年的合理期限内催告大连银行，若大连银行不履行合同义务纠正违约，可以解除合同，超过两年除斥期间，则应当除权，不再享有合同解除权，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之规定。我国法律虽然没有系统的规定权利消灭制度，但是也不应当允许权利不受限制甚至滥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就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本案中，如果法律允许时隔九年的合同当事人仍然可以解除合同，是否意味着时隔百年的当事人也可以行使解除权，法律不应当疏漏如此，司法更不应当如此。3、本案宏孚集团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由是债务人企业注销使其无法按比例清偿，而上述事由发生在2017年。也就是说，即使按照宏孚集团的主张，因没有通知债务人管理人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在2017年之前发生此种事由，也就是说2017年之前不可能出现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项的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导致的合同解除权。只能出现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迟延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的情形，即宏孚集团催告大连银行及时通知债务人管理人，若仍然不通知债务人，宏孚集团获得解除权，但是宏孚集团在合理期限内并未催告大连银行，因而也无法获得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解除权。3、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宏孚集团已经取得债权，仅仅就大连银行没有及时通知债务人管理人一事，九年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故意拖延到债务人企业注销后才向法院主张权利，不应当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一审法院按照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处理本案，直接掩盖了宏孚集团的损失范围，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公平公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项，没有考虑宏孚集团自身坐等损失扩大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债权已经让与宏孚集团的事实，更没有按照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参照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判定宏孚集团的主张已经超过除斥期间，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事实没有查清。1、本案宏孚公司受让的债权因何原因没有被确认实际上是一个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清。2、本案宏孚集团受让债权为破产企业债权，应当按比例受偿，清偿比例是多少也是案件的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四、本案遗漏主体。本案债务人神牛公司已经破产，法院指定观韬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宏孚集团明确知晓，其实同时受让债权的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在上诉人没有通知管理人的情况下自行与管理人核对债权金额，在确定无误后应其要求，大连银行2013年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可见，按照管理人的态度，并非一定要有债权转让通知才可以申报债权。因此管理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主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事实审理不清，应当予以撤销。宏孚集团明知债务人企业破产可能会零受偿仍然自愿受让债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主张解除合同的主张违背诚信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大连银行当庭补充上诉理由：一、本案中，债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否实现是焦点问题。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债权已经让与宏孚集团，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情形。1.《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种畜公司将基于“还款协议书”对神牛公司享有的1.9亿元多债权转让给大连银行，大连银行将受让债权中的一部分转让给宏孚集团，双方自愿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中明确载明宏孚集团债务人神牛公司已经破产，种畜公司已经申报债权，管理人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破产受理法院是旅顺口区法院，管理人正在审核债权等等客观情况，签订合同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合同条款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债权转让的交易已经完成；2.是否通知管理人不影响受让人取得债权。债权转让合同是诺成性的，合同一旦成立，受让人即取得债权。从《合同法》80条文义上理解，是否通知也与受让人是否取得债权无关，与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无关，通知仅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清偿行为生效的必要条件。债权转让通知的目的在于避免债务人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履行债务的负担，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债务人权益的制度设计，与债权受让方的权益并无影响，因而债权受让方也就不能以没有通知债务人为理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债权转让并未硬性规定必须通知债务人后债权转让才发生效力，迟延通知有时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安排或者客观情况而定，不能因没有通知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1）债权转让通知是为了向债务人释明债权转让的事实，让债务人能够向受让人清偿债务。当转受双方仍希望保持原来的债务履行路径，此时不通知债务人，不会损害债权转让涉及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通知与否是一种可选择的交易安排，并非债权让与的构成条件，也非生效要件，只是债务人未收到转让通知，应继续向转让人履行债务。（2）有时候债权转让可不通知债务人，例如银行保理业务中的暗保理即是不通知债务人的一种债权转让。（3）本案中，双方虽然约定由上诉人大连银行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管理人，但是并未规定期限，实质上也可以视为双方一种默契的安排，同笔债权中另一部分转给星海湾管理中心，大连银行也没有2009年当时就通知管理人，而是四年后（2013年11月5日）债权经管理人确认后才通知管理人，2019年当时未发出通知并未影响星海湾管理中心实现债权。该事实可以作为佐证以证明债权转让已经完成，通知与否仅仅是配合义务，附随义务，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4.本案中，上诉人大连银行没有通知管理人债权转让事实没有给宏孚集团造成损失，因为就同一笔债权管理人对大连银行也没有进行相应清偿，更没有告知大连银行不清偿的理由和救济途径，管理人只是在2016年2月4日刊登了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公告，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一样，均需要面对这个公告的法律效果，如果宏孚集团对公告有异议，自然可以以受让人地位向管理人主张应有的权利，大连银行因将债权已经转让出去，实质上已经无权利干涉宏孚集团行使债权的行为，反之，宏孚集团也不能以未通知债务人、债权未获清偿等理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大连银行在合同履行中无任何根本性违约行为。5.神牛公司企业注销，管理人没有认定涉案债权等后来行为均属于对117,669,552.97元债权本身的处断，该处断是否适当正确，均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法律效果，宏孚集团不能以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就反悔，主张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现实中，银行发售的不良资产包，大部分债权均会落空，不能得到清偿，受让人均不得以未获清偿主张解除合同。同理可得，本案中宏孚集团以债务人主体注销，其债权未获清偿为理由要求解除合同毫无道理。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并非局限于债权转让方，更不能以转让方没有发出通知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从通知主体方面分析，受让方也可以对债务人发出通知，实务中最高院、各地方法院已通过各种案例确认了受让人的通知资格。特别是本案中，债权转让合同已经明确记载了案涉债权属于破产债权，需要申报，而且从种畜公司开始就已经全部申报，就等管理人作出债权确认和清偿行为，此种情况下，是否通知管理人对债权转让的影响更加微小，至于对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否妥当，宏孚集团至今仍然保留有追索的权利，但是不能以没有通知到管理人就将债权未获清偿的法律后果退回到债权转让之初，这样违背诚信原则，也没有合法事由和法律依据。三、作为形成权，宏孚集团第一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基础，第二提出主张的时间严重超期，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1.宏孚公司行使的是法定解除合同权利。但是其提出的理由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本案中，不存在不可抗力；由于大连银行已经转让完毕案涉债权，因此也不存在如下情形：大连银行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大连银行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大连银行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宏孚集团不能获得法定的合同解除权。2.宏孚集团认为大连银行没有将债权转让事实向管理人发出通知，因此债务人神牛公司破产清算完毕企业注销因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实际上是将受让债权和债权得以清偿两个概念故意混淆，以达到其不正确解除合同的目的，而实质上是债权让与已经完成，债权未获得清偿属于宏孚公司和债务人神牛公司以及管理人之间的另一个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以后面的法律关系中未获清偿的事实去作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证据。后一个法律关系中，宏孚集团对神牛和管理人原本有什么权利，现在仍然有什么权利，并未受到影响；3.就本案而言，因时间超长，无论是大连银行还是宏孚集团，当事人双方的合同解除权均应当除权。（1）《民法典（草案）》第五百六十四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如宏孚集团一审诉状所认为的，是由于大连银行没有履行协议义务，造成其未取得债权，则该行为发生在2009年，宏孚公司应当早在十年前就应当知道该行为，十年间既没有进行催告，也没有主张解除，不管是催告的权利还是解除的权利，均早已消灭；（2）合同解除权在法律制度中是一项极其强大的权利，造成的法律后果极其严重，必须依法行使。如果突破诚信原则，滥用解除权，此种行为还得到法律支持，将会造成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如果本案的合同得以判决解除，则绝大部分债权转让后没有获得清偿的受让人均可以纷纷效仿解除合同，而且以一审判决的思路，解除权可以在任意期间行使，作为形成权又不受时效约束，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在二十后、三十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行使合同解除权，如此裁判，等于放任权力滥用，与民法总则的规定直接冲突，司法实践中，对于超长期限后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已经有很多判例以违背诚信原则和权利滥用为理由予以驳回；（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47条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举重以明轻，在大连银行与宏孚集团没有约定未尽通知义务即可以解除合同前提下，仅仅以大连银行通知管理人这个附随义务暂时没有履行就要求解除标的额6000万元的重大合同，法律如何支持。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该条第一段确立的有关合同纠纷中审判原则为：“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履行内容，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依法调整过高的违约金，强化对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促进诚信社会构建。”我们认为，在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基础不具备，超长时间后主张解除合同，大连银行未发出通知根本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况下，宏孚集团主张解除合同既缺乏权利基础，没有事实依据，也找不到请求权基础，与法律原则、立法精神和最高院关于合同纠纷司法审判的原则性规定相悖，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宏孚集团辩称，一、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但宏孚集团未取得债权。宏孚集团从未否认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审判决也未否认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宏孚集团认为：债权转让合同是诺成合同，一经签订即生效，除非协议另有约定。但协议生效并不必然取得债权。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该条规定两层含义：1、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仅在债权让与人和债权受让人之间产生效力，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可以不履行该债权转让协议，拒绝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如果是签订协议即取得债权，债务人就无权拒绝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法律既然赋予了债务人拒绝履行的权利，就证明未经债权转让通知，债权受让人未取得债权。2、按照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意思表示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发出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销只需相对人同意即可。但债权转让通知的撤销需债权受让人同意，而非接受通知的债务人同意，这也证明债权转让通知后，债权受让人已经是债权的权利人，债权转让通知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撤销。所以依据现有得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通知是债权权利转移的标志。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合同案件审判指导（增订版）》（第432页），就“债权转让通知是否为债权转让合同生效要件”的指导意见中，最高院倾向于“通知债务人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而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要件。”其次，债权转让通知应该由债权让与人发出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条的主语是“债权人”，虽然未明确是原债权人（债权让与人）还是新债权人（债权受让人），但是结合语境“转让权利的”，应该特指原债权人（债权让与人），所以从合同法的条文来看，债权转让通知应该由债权让与人发出。另外，从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果可知，产生债权权利转移的法律后果，只有债权权利人做出的转移债权权利的意思表示，才具备有效的法律行为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合同案件审判指导（增订版）》（第438页），还是倾向于债权转让通知主体为债权让与人。故宏孚集团认为：债权人让与人债权转让通知是取得债权的法律要件，本案中宏孚集团通知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果，管理人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也不会接受宏孚集团行使债权权利。至债权消灭，宏孚集团未取得债权。二、宏孚集团行使法定解除权，应同时具备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条件。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不存在约定解除条款，只能适用合同法关于法定解除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适用该条款首先违约方有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同时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造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才能行使解除权，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法定解除权不成立。本案中宏孚集团虽然明知对方有迟延履行的行为，但并不明知、确定债权已经不能取得债权。宏孚集团知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在知道债务人破产注销之后。在双方签订协议的2009年10月20日至债务人破产注销的2017年1月23日前，大连银行如履行合同义务，均能实现合同目的，宏孚集团就不具有法定解除权。宏孚集团在此之前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行使解除权。大连银行据此指责宏孚集团怠于行使权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并造成损失扩大，显然是对法定解除权这一形成权构成的误解。三、案涉债权在转让给宏孚集团之前被管理人不予确认，并丧失了救济途径，案涉债权存在重大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依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卖方就买卖标的物负有瑕疵担保义务，包括质量瑕疵和权利瑕疵。宏孚集团认为：债权转让合同参照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则，债权让与人应该承担债权权利的瑕疵担保义务。一审查明：大连银行取得债权的时间是2009年4月20日，在此之前，管理人就不予确认案涉债权的事实通知了原债权人种畜公司，种畜公司及时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如果对不予确认的结果有异议，应该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向管理人申请复核，或者向破产法院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但是宏孚集团既未申请复核，也未提起诉讼，对该笔债权的不予确认的救济途径已经全部丧失。时隔半年之后的2009年10月20日，宏孚集团将该债权签订协议转让给了宏孚集团，根据双方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前部“序二”中就债权的描述是“破产管理人目前正在审核债权金额”，大连银行隐瞒了债权未被管理人确认并丧失救济途径的事实，协议签订前和协议履行中大连银行均未披露该事实，宏孚集团是在一审审理阶段了解该情况。宏孚集团认可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已经明知案涉债权的债务人已经进入到破产清算程序，债权的清偿率可能会很低。但是债权瑕疵和清偿率是两个概念。债权瑕疵是债权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债权就不存在债权清偿；而清偿率是指债权存在的前提下，债权的实现率，这取决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宏孚集团应该承担债权清偿的风险，不应该承担债权瑕疵风险，故大连银行主张宏孚集团承担债权不被确认的风险没有法律依据。故宏孚集团认为，在债权没有被管理人认可，并丧失全部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大连银行实际上是将不存在的债权转让给了宏孚集团。宏孚集团基于此种情况也有权解除合同。四、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撤销权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是除斥期间；起算时间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增加了向对方催告的期限。本案的解除权行使期限没有法律规定的期限；没有当事人的约定期限；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曾经催告。这就是司法实践中合同解除行使期限的“三无”。宏孚集团认可解除权“三无”的情况下，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该由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确认，并不是无限期都可以行使；但是起算时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首先，要确定解除权形成时间，也就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律事件发生时；其次，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法律事件已经发生的时间。本案中，在整个破产清算程序自2008年开始至2017年年初结束，在破产债权全部清偿之前，大连银行均可以通知管理人债权转让的事实。故解除合同的形成权产生于破产程序终结之时；大连银行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破产管理人不可能认可宏孚集团的债权人身份，导致宏孚集团未能参加破产清算程序，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债权未被确认、债权已经清偿完毕。只有通过公示的破产债务人工商注销登记信息，才能确认不可能取得债权。而破产债务人是2017年1月23日破产注销登记，宏孚集团实际上是在委托律师处理该债权转让事宜是才发现破产程序已经终结，不久即提起本次诉讼。故不管是从知道还是从应该知道的时间点起算行使解除权起算点，均未超过合理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一年除斥期间，不适用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310号公告案例（2013年第10期，总第204期）；在（2016）最高法民终173号案例中，将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禁止在其他合同关系中类推适用。五、其他上诉人主张：破产债权未被确认的原因是关键事实，一审未查清。宏孚集团认为：首先，大连银行这一主张与其上诉主张矛盾。大连银行主张宏孚集团应该承担债权不予确认的风险和清偿率低的风险，宏孚集团主张只承担清偿率低的风险，不予确认是债权瑕疵风险。既然上诉人认为不予确认风险由答辩人承担，就没有必要查清管理人不予确认的原因；其次，一审已经查明管理人不予确认的原因是“证据不足”，只是未在判决书中表述，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审法院无权就管理人不予确认的原因进行评判，也无权就管理人不予确认的结论进行变更，管理人就该笔债权不予确认的结论已经丧失全部的救济途径，已经是既成事实，继续深究不予确认的原因已无必要，这也是一审判决未表述和继续查明的原因。上诉人主张：破产债权的清偿比例是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宏孚集团认为：债权的清偿比例是债权被确认的情况下，本案案涉债权未被管理人确认，且未被确认的通知早在上诉人取得债权的时候已经收到，上诉人未提出复核和诉讼，该债权已经丧失了救济途径，未被确认的债权不能参与破产清偿，破产法院查明清查率没有任何必要。上诉人主张：遗漏诉讼主体，破产管理人应该参加诉讼。答辩人认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是破产债务人，即使破产债务人在未注销的情况下，破产管理人也只能作为破产债务人的诉讼代表参加诉讼，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在破产终结、破产债务人注销的情况下，破产债务人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作为破产债务人的管理人也失去了诉讼代表资格，其不能以任何形式参加本次诉讼。综上，宏孚集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除对宏孚集团关于利息诉请调整为存款利息外，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的上诉请求。补充：合同目的是根据双方当事人，双方目的不一样，作为宏孚集团是取得债权实现债权，取得债权后行驶债权，行使过程中是按折购买债权，高于出价我们有利，是正常转让的风险所在，宏孚集团的债权转让的目的在于此。对大连银行是出售债权消化不良，把不良移到表完并且变现。所以说我们解除的合同，合同不能实现指的是宏孚集团目的不能实现，清算程序没有确认，没有取得程序破产终结后不能取得、二没有被确认的债权得不到任何清偿，整个破产程序的核心程序是债权确认的关系，债权人行使债权权利包括表决权和清偿权依据债权确认的情况，没有债权确认不存在债权清偿，所以说我们既没有取得债权也不可能受偿，所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债权转让实物中债权转让通知包括两部分，对事实的描述双方让与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就什么标的转让签订的协议，一般情况这样表述，请接到本通知后向新的债权人履行债务，包括本案涉及到两个债权转让通知包括这两个内容。基于性质也债权转让通知是债权转移的法律要件。如果是债权转移的法律要件只能由债权的原权利人作出转移确认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债权受让人本来就不是原先的债权人，没有任何异议，债权转让通知应该是有债权让与发出，原债权人发出。最高院也是相同观点。关于形成权的问题，实际上法定解除论述两个问题：1、未取得债权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债权有瑕疵均符合合同法第24条规定。关于超期问题，在答辩状提到因为解除期限是三无所以说解除的期限还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考量，本案的一些特殊原因：1、破产债务人进入到破产清算程序；2、管理人在等待政府的征收拆迁所以造成了破产的整个过程从08-17年。时间很长与我们解除权期限是差不多的。所以综合考虑解除权并不是正常，明确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权成立的情况下才开始起算行使期间。关于解除权除斥期间的立法原意，立法本意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就是否解除合同今早作出决定，一定期限内不接触就消灭保障具体的履行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保护履行的安全和秩序，减少交易不确定的风险。但是客观情况下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合同如果适用解除权除斥期间就违背了立法原意。解除权除斥期间届满消灭的是解除权，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全是存在的，不允许解除必然要继续履行合同，而合同的实际情况是履行不下去了，陷入履行合同的僵局，即解除不了也不能履行。故我们认为因客观情况不能履行的合同不适用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定。或者形成解除权的违约是由持续情况下应该从违约事由消失起计算，本案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如果不支持解除的诉请，不符合立法本意。根据上诉人陈述的上诉理由同意郑律师的答辩意见。补充一点，本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履行期间，延迟履行有重大的违约行为事实向法庭说明，这些事实是宏孚集团在一审当中通过申请调查令得到的相关证据。宏孚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宏孚集团、大连银行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请求判令大连银行返还宏孚集团债权转让价款60,000,000.00元，大连银行向宏孚集团支付自2009年12月3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止以未返还价款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截止到2019年3月22日利息为3368万元；3.请求判令大连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20日，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甲方）与宏孚集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序一：2008年12月8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下达（2009）旅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通知》，裁定受理神牛公司进入破产法定程序；2008年12月30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向种畜公司下达（2009）旅民破字第1号《通知》，通知种畜公司作为神牛公司的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2009年4月6日，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申报债权191,934,834.70元。序二：2009年4月20日种畜公司与甲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序一所述债权191,934,834.70元转让给甲方。同日，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递交《债权转让通知》，已得到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确认，甲方享有向神牛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权利。破产管理人目前正在审核债权金额。序三：甲方愿意依法出让、乙方愿意依法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序二中所述债权。……甲方同意将其对神牛公司合法持有的序二中所述债权中的117,669,522.97元，即除种畜公司代神牛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以外的债权，按照本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和方式受让甲方合法持有的债权。债权转让标的为甲方作为神牛公司的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的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债权，债权金额为117,669,522.97元（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为准）。债权转让的价款人民币6000万元。协议生效后九十日内将债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大连银行中山支行账号中。协议第三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3.1甲方保证合法持有序中所述的债权。3.2在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与债权相关的文档资料原件。3.3甲方未签署或另行签署任何与本协议内容相同、冲突的合同或协议。3.4甲方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协议第四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方式按时支付转让价款。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且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1）任何一方不得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条款。（2）如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该《债权转让协议》系由大连银行中山支行拟定的。2009年12月31日，宏孚集团向大连银行中山支行支付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另查明，神牛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神牛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6日，于2017年1月23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宣告破产，经营截止日期为2018年5月5日。2008年12月8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旅民破字第1号民事决定书，裁定受理种畜公司要求神牛公司破产还债的申请，指定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担任债务人神牛公司的管理人。2008年12月30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旅民破字第1号受理破产申请通知书，决定受理申请人种畜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向该院提出要求神牛公司破产还债的申请。2009年3月27日，种畜公司向神牛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书》申报债权，申报的债权金额为191,934,834.7元（本金为162,925,881.73元、利息为29,008,953元），债权性质为合同之债。2009年4月20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与种畜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申报的债权191,934,834.70元转让给大连银行中山支行。同日，种畜公司作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种畜公司对神牛公司享有的债权总额为191,934,834.70元，2009年4月20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与种畜公司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债权转让给了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种畜公司依法享有的债权人的所有权利均转由大连银行中山支行行使。2009年8月24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旅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神牛公司破产。2009年10月20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甲方）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序一：2008年12月8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下达（2009）旅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通知》，裁定受理神牛公司进入破产法定程序；2008年12月30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向种畜公司下达（2009）旅民破字第1号《通知》，通知种畜公司作为神牛公司的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2009年4月6日，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申报债权191,934,834.70元。序二：2009年4月20日种畜公司与甲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序一所述债权191,934,834.70元转让给甲方。同日，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递交《债权转让通知》，已得到破产管理人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确认，甲方享有向神牛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权利。破产管理人目前正在审核债权金额。序三：甲方愿意依法出让、乙方愿意依法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序二中所述债权。……甲方同意将其对神牛公司合法持有的序二中所述债权中的74,265,281.73元，即种畜公司代神牛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权，无偿转让给乙方，债权金额为74,265,281.73元（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为准）。2013年11月15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神牛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经确认享有神牛公司债权金额为86,527,823.10元，2009年10月20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大连银行中山支行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了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依法享有的债权人权利全部转由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行使。神牛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3年12月10日编制的债权表载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为191,934,834.70元，确认金额为86,527,823.10元。管理人同日作出的普通破产债权第一次分配明细表载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金额86,527,823.10元，分配资金8,526,804.50元。2016年1月25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旅民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对第四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大连神牛乳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同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旅民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45名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大连市旅顺口区国家税务局、大连市旅顺口区地方税务局的税款债权（详见无争议债权表）。管理人于2016年1月6日编制的普通破产债权第二次分配明细表载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金额为86,527,823.10元，分配资金3000万元。管理人在2017年1月7日作出的《神牛公司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载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享有普通破产债权，无担保债权，债权金额为86,527,823.1元。宏孚集团、大连银行均认可，2016年2月4日，神牛公司管理人在报纸发布神牛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公告。神牛公司破产管理人在原审法院调查令回执中书面确认，其未接到过债权转让给宏孚集团的通知书。再查明，2009年12月18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更名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即本案大连银行。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宏孚集团、大连银行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债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大连银行应否返还宏孚集团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债权转让协议》是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依据该合同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于2009年12月18日更名为本案大连银行，故大连银行依法承接大连银行中山支行在《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首先，《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甲方（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的权利与义务约定：3.1甲方保证合法持有序中所述的债权。3.2在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甲方应当向乙方（宏孚集团）提供与债权相关的文档资料原件。3.3甲方未签署或另行签署任何与本协议内容相同、冲突的合同或协议。3.4甲方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现大连银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依照《债权转让协议》第3.2条和第3.4条的约定向宏孚集团提供了与债权相关的文档资料原件并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大连银行违反了该协议约定的其应履行的义务，构成违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协议为债权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协议，因其本身也为一种合同，具有相对性，故而不能当然发生拘束债务人的效力，受让人不能直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成立而获得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权利。只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后，债权才实际转移为受让人所有。在通知之前，不能认为债权已经转移，因此受让人并非债权人，也不能以债权人的身份进行通知。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事宜已经通知了神牛公司的管理人，故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宏孚集团未取得对债务人神牛公司主张债权的权利。《债权转让协议》虽然成立且生效，但债权并未发生转让的效力。再次，《债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系大连银行中山支行转让债权，宏孚集团受让债权，在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宏孚集团受让债权的目的因此无法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大连银行未依照《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宏孚集团提供与债权相关的文档资料原件并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构成根本违约，宏孚集团据此有权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宏孚集团主张解除《债权转让协议》，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大连银行辩称宏孚集团受让债权时，已经明确知晓债务人企业破产，所受让债权可能会得不到任何清偿，此种前提下仍然愿意受让该笔债权，显然自愿承担了交易的商业风险。原审法院认为，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债权转让协议》系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中山支行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署，大连银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大连银行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神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已先行构成根本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且《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未载明宏孚集团在签署该协议时已经明确知晓其受让的债权未被管理人确认。宏孚集团作为商业主体具有实现合同目的的意愿并期待合同目的可以实现，宏孚集团是否知晓债权可能无法得到清偿并不能成为大连银行违约的合法抗辩理由，大连银行抗辩宏孚集团自愿承担交易的商业风险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债权转让协议》解除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宏孚集团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应以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大连银行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的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故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解除的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债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宏孚集团向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给付的债权转让款6000万元应由大连银行返还给宏孚集团。宏孚集团诉请大连银行返还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予以支持。关于宏孚集团主张的利息损失。《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反协议约定条款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据此，宏孚集团有权要求大连银行赔偿因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对宏孚集团于2009年12月31日支付给大连银行的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大连银行应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给付宏孚集团相应利息。关于大连银行抗辩称宏孚集团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其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大连银行该节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大连银行辩称其已经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系种畜公司于2009年3月27日申报了债权191,934,834.70元，而非大连银行；其次，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首部明确载明种畜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191,934,834.70元；再次，即便如大连银行所述其已申报债权，但大连银行无据证明其及时将转让给宏孚集团的债权审核结果告知宏孚集团，以便宏孚集团能够以债权人身份就债权审核结果及时提出异议，实现受让债权的目的。故大连银行该抗辩理由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宏孚集团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原名称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2009年10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4月12日解除；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宏孚集团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三、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宏孚集团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未返还价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四、驳回宏孚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200.00元，由宏孚集团负担100,900.00元，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负担409,3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09年3月27日中国种畜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畜公司）《债权申报书》载明：2006年1月26日，出借方中国种畜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五家借款方大连神牛乳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华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乳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爱国者果业有限公司、大连华乳饲料有限公司及担保方大连华乳小牛倌乳业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出借方同意借给借款方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款项用于借款方偿还债务，实际借款数额以三方确认的为准。2006年5月25日，三方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借款方欠款总额为162,925,881.73元；还款日期为2006年7月26日；担保方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2007年7月25日。2006年7月21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三方同意就2006年5月2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向公证机关申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如借款方和保证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借款方有权向有关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后《还款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经大连市公证处予以公证。借款方至今未向出借方偿还全部欠款总额162,925,881.73元及利息。利息自2005年5月26日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间2008年12月8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共计29,008,953.00元。共申报债权191,934,834.7元（其中利息29,008,953.00元）。（2）2009年4月17日，大连神牛乳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向种畜公司出具一份《债权审查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管理人审查确认意见：鉴于利害关系人对种畜公司的债权效力问题已经起诉并另案正在审理，管理人根据债权人提供的大连市商业银行2005年12月1日转账支票、进账单，以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执行裁定书，经核查债务人应付款项明细，临时确定种畜公司部分债权本金数额为74,272,442.73元。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异议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出，并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十五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未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出异议，或提出异议后未在十五日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管理人对异议不再审查。还查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心支行于2019年12月31日变更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上述事实有证据2009年3月27日中国种畜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申报书》、2006年5月25日《还款协议书》、2006年7月21日《补充协议书》、2006年7月21日大连市公证处出具编号为（2006）大证经字第11098002617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2006年7月28日，大连市公证处出具编号为（2006）大证执字第12号执行公证书、2009年4月17日《债权审查意见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主体资格具备，合同内容及交易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真实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有关证据，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案涉转让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二）大连银行没有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是否影响受让人宏孚集团取得债权。（三）宏孚集团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是否已过除斥期间。（四）如果合同已解除大连银行应否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一、关于案涉转让债权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宏孚集团认为，案涉债权转让时，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大连银行转让给宏孚集团的债权未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因此转让的债权不存在。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合同原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受让人的行为，原债权人究竟是转让什么权利给新债权人，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转让的权利范围是多少等，均应在原债权人和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只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债权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才能确定转让后新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否则，应推定债权未转让。本案中，宏孚集团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破产管理人破产卷宗证据材料，从债权的形成过程看，案涉债权不存在。理由如下：第一，从本案证据证明的内容看，2009年3月27日种畜公司《债权申报书》、2006年5月25日《还款协议书》、2006年7月21日《补充协议书》、2006年7月21日大连市公证处出具编号为（2006）大证经字第11098002617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2006年7月28日大连市公证处出具编号为（2006）大证执字第12号执行公证书、2009年4月17日《债权审查意见书》，均证明种畜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191,934,834.73元（利息29,008,953.00元、本金162,925,881.73元）真实存在。因此，种畜公司转让给大连银行的债权真实存在。第二，从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看，双方约定大连银行愿意依法出让，宏孚集团愿意依法受让大连银行所持有的2009年4月20日种畜公司转让给与大连银行191,934,834.70元债权中的117,669,522.97元债权，并约定债权转让标的为大连银行作为神牛公司的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债权金额为117,669,522.97元（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为准）。第三，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双方约定转让的是破产债权（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为准）。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破产管理人没有对宏孚集团受让债权的具体数额进行确认，说明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不存在。故对宏孚集团关于案涉转让债权不存在的抗辩意见，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大连银行没有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是否影响受让人宏孚集团取得债权的问题。大连银行上诉主张，债权转让合同是诺成性的，合同一旦成立，受让人宏孚集团即取得债权。宏孚集团认为，大连银行没有通知债务人，受让人宏孚集团没有取得债权。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对于该条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问题，司法实务界和学界都素有争论，属于民商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之一。本院认为，当让与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转让的问题协商一致，债权转让合同成立并生效，由于债权转让协议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协议，具有相对性，不发生约束债务人的效力，受让人不能直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成立而获得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权利，只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后，债权才实际转移为受让人所有。因此，大连银行没有通知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虽不影响其与宏孚集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但宏孚集团未取得案涉债权。三、关于宏孚集团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的问题。宏孚集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生效，案涉债权没有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其未取得债权，其在债务人破产注销之后才知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债权没有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宏孚集团未取得债权，其享有解除权，其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未过除斥期间。理由如下：第一，合同一方当事人只有构成根本违约时，守约的一方当事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大连银行构成根本违约，宏孚集团享有法定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宏孚集团受让债权未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其受让债权不存在，大连银行亦没有通知债务人，债权并未转让，属于大连银行根本违约。宏孚集团支付了债权转让款，没有取得债权，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其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二，宏孚集团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未过除斥期间。首先，从法律角度看，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适用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上述法律规定除斥期间适用于解除权。本案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也未经催告的情形下，解除权行使是否有期限及如何确定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应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虑除斥期间的长短。其次，本案宏孚集团受让债权是发生在债务人破产期间，宏孚集团受让的是破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2008年12月30日法院决定受理破产申请，2009年3月27日原债权人种畜公司申报了债权，2009年4月20日宏孚集团与大连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债权后，至2017年1月23日债务人神牛公司因破产被注销期间，没有证据证明大连银行将转让给宏孚集团的债权审核结果告知宏孚集团，宏孚集团就不能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到案涉债权的破产程序中，也就不能以债权人身份就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在原审庭审中，其通过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破产管理人破产卷宗证据材料，才知道其受让的债权未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解除权的存续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前所述，宏孚集团在原审庭审中，才知道其受让的债权未被破产管理人确认，因此，宏孚集团主张解除债权转让协议时间未过除斥期间。四、关于如果合同已解除大连银行应否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据此，宏孚集团有权要求大连银行赔偿因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原审判决对宏孚集团于2009年12月31日支付给大连银行的债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大连银行应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给付宏孚集团相应利息的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本院二审庭审中，从促进交易出发，合议庭为促成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虽经我院努力调解，但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综上，大连银行、宏孚集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4,163.00元，由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负担510,200.00元、由大连宏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3,96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孟识睿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