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0370号原告：北京国泰华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院**楼**512-1。法定代表人：李田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北京市英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文元，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镇原县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程，男，住北京市石景山区，镇原县临泾镇祁庙村委会推荐。原告北京国泰华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华祥公司）与被告张文元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泰华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被告张文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泰华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张文元于2020年3月1日向丰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原告国泰华祥公司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20年3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丰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6月11日作出裁决，确认我单位与张文元之间自2019年2月23日至2020年3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该裁决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法院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者试图绕过实际施工人直接与承包人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第59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以下称“最高院第59条答复”）的规定，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强行认定本来不存在的劳动关系。”一、被告在向原告提出劳动仲裁前，首先向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南公司”）提出了仲裁申请，可见被告希望确认的用工主体是中南公司。被告与国泰华祥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在本案之前，被告与中南公司发生过确认劳动关系仲裁案（案号：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已经生效。该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供本案参考。在该案中，被告的仲裁请求就是确认与中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陈述“被告于2019年2月21日到中南公司在朝阳区科荟南路承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永久办公场所工程工地干活。工资待遇每天380元，由工地负责人以现金发放”。在被告所有陈述中，均不涉及国泰华祥公司，可见被告认为的用工主体是中南公司，而非国泰华祥公司，被告之所以提起本案是因为与中南公司的仲裁败诉，希望转嫁责任。此外，在被告与中南公司的仲裁案件中，中南公司提交了被告与原告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作为证据，我方坚决不承认其真实性。首先我方对该合同并不知情，也从来无意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而且在该案的裁决书中，被告自己也承认该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南公司而非国泰华祥公司应付检查，在被告对该合同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仍然要求与中南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也可以证明被告并没有与国泰华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实际上，如果不是中南公司在上述案件中提出了所谓的劳动合同，被告自始都不知道国泰华祥公司的存在，更不用说确认劳动关系了。“最高院第59条答复”指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遵循自愿原则。自愿就是指订立劳动合同完全是出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真实意志，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加给另一方。自愿原则包括：订不订立劳动合同由双方自愿、与谁订立劳动合同由双方自愿、合同的内容取决于双方的自愿。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往往不知道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是谁，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同样也不清楚该劳动者是谁，是否实际为其工程提供了劳务。在这种完全缺乏双方合意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如果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根本没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意思，我们通过仲裁或者司法判决方式强行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等于违背了《劳动合同法》总则中对自愿原则的规定。”因此，由于被告与国泰华祥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李玉良，被告由实际施工人所雇佣，与国泰华祥公司无关。根据被告的陈述和被告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书》以及李玉良向原告出具的《保证书》，均可反映李玉良以国泰华祥公司的名义与中南公司签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公场所项目幕墙工程(三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劳务人员由李玉良负责雇佣受其管理，并保证按时足额发放民工工资，如因拖欠工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其自行承担，与国泰华祥公司无关。根据“最高院第59条答复”，“如果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将由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对劳动者承担劳动法上的责任，而实际雇佣劳动者并承担管理职能的实际施工人反而不需要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我们许可这样做法，实际施工人反而很容易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样，在最高院指导性案例28号“胡克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确立一个判决规则，即实际施工人对于农民工承担直接、终局的责任，即使承包单位“垫付”也不可免除，如果确认劳动者与承包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实质上减轻了实际施工人的责任，也与最高院指导案例的主旨相违背。三、“最高院第59条答复”不轻易认定劳动者与分包单位劳动关系的精神符合国情并存在强烈的现实意义。“最高院第59条答复”指出“如果我们许可这样做法（越过实际施工人确认劳动关系），实际施工人反而很容易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如果强行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会导致产生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劳动者会要求与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要求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要求支付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等等。这些要求显而易见都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如果在这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确认劳动关系，那么成千上万的建筑领域劳动者将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如此一来，与此相关的劳动仲裁案件将会激增，现有劳务市场的稳定局面将被彻底打破，劳务公司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而在目前疫情严重影响，经济缓慢恢复的情况下，这种确认劳动关系的判决更将会导致很多劳务公司直接无法经营，并将最终回过头来影响广大农民工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被告完全有正当途径向真正的责任人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被告仍然执意向两家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这种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建筑市场的通行惯例，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四、同类型案件的生效判决亦不支持被告的主张。与本案情况完全相同的是（2017）京0108民初21877号和（2018）京0108民初9717号案件。上述案件的事实理由与请求与本案一模一样，起因同样是劳动者在雇佣活动中发生伤害事件，劳动者先向中南公司主张存在劳动关系，中南公司提交原告与劳务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后，原告又向劳务公司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同样因与事实不符而被驳回。在最高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5年第4辑所载的《项目经理（实际施工人）聘用的劳动者（农民工）与建筑施工企业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一文中，所援引的（2015）浙绍民终字第1149号案件中，同样判决驳回了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该文对于如何认定此种情形下的劳动关系，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两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案中的情况相同，因此也不能任意超越《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为了解决工伤问题，强行认定本来不存在的劳动关系。五、仲裁裁决理由不足。仲裁裁决作出的唯一依据是另案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但该案中，原告并不是当事人，不了解庭审中的情况，中南公司提供的所谓《劳动合同》我方毫不知情，也不认可真实性。仅仅通过案外第三人提供的未经核对的证据进行裁决，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张文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一、本案事实：张文元自2019年2月21日入职涉案工程工地至2019年7月12日上午施工时用切割机加工玻璃栈道压条时不慎发生了锯伤左手大拇指、食指的工伤事故，中南公司、原告项目部，工地四十多名施工人员人人皆知此事，张文元多次与原告协商未果，双方负责人建议依法律程序解决。张文元在职期间技术、安全、卫生、作息时间、考勤均由原告监管，每天申请动火证，审批后所开具的动火责任方为原告，劳保品均由原告配置，工资亦由原告直接以现金支付，再无任何第三人承包。2019年2月23日原告与张文元建立了一份《劳动合同》被原告主动收管，为以后双方解决发生的劳动争议设置了一堵高墙，由此可见原告与张文元已形成隶属性的直接劳动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其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二、李玉良以个人的名义承包了原告所有的工程项、量，原告于2018年9月6日与中南公司签订了一份《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书》第4项：（第1页第25行文字载明合同价款总额叁仟零陆拾壹万陆仟元。第9页第14行、15行中指明：承包人委派的分包合同价款收取负责人为李玉良，职务：施工队队长，由此可见特大的工程项量，李玉良为自然人，他为施工队队长，所做的一切其代表原告方。张文元在职期间与李玉良没有签定任何书面字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文元就其与中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其与中南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9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张文元的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南公司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其单位与国泰华祥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及张文元与国泰华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张文元在本案中出具劳务分包合同、劳动合同书、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决定书、诊断证明书、照片、中南公司证据清单用以证明其与国泰华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国泰华祥公司对劳务分包合同、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单位出具保证书、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申请书用以证明其单位与张文元不存在劳动关系。张文元对保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劳务分包合同显示，2018年9月6日中南公司与国泰华祥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上述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196号裁决书载明“本委认为……中南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张文元与国泰华祥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张文元认可系其本人签署了该份劳动合同，《劳务分包合同》显示张文元提供的劳动的项目分包给了国泰华祥公司。综上所述，张文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中南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故本委对其要求与中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难以采信。”上述劳动合同书显示，2019年2月23日张文元与国泰华祥公司签订了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张文元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裁决：确认与国泰华祥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至2020年3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6月9日，丰台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1918号裁决书：一、国泰华祥公司与张文元于2019年2月23日至2020年3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张文元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依法主张权利，且就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出具证据加以证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国泰华祥公司认可李玉良系其施工队队长，但主张张文元系李玉良雇佣，与公司无关，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结合张文元提交证据材料及双方陈述，本院认定系李玉良代表国泰华祥公司招聘张文元。张文元主张与国泰华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国泰华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张文元于2019年2月23日至2020年3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北京国泰华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国泰华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生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畅书 记 员 霍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