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民终1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洪品，男，1968年7月2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贵州省德江县煎茶镇煎茶社区民建街。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克琪，贵州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守芬，女，1979年11月20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贵州省德江县玉水街道钟山东路**附**。上诉人徐洪品因与被上诉人邓守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0626民初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洪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克琪、被上诉人邓守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洪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邓守芬未实际支付徐洪品借款金额225,000元的请求，上诉费用由邓守芬承担。事实和理由：借条上显示借款期限为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22日，双方之前系合伙关系，有资金往来，故在借条中特别明确了借款时间。邓守芬提供的转账记录部分不是发生在该期间内。徐洪品与邓守芬及其丈夫安义乾平时存在经济往来，邓守芬于2017年9月1向徐洪品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14日转账90,000元。同时徐洪品于2018年2月13日、14日向安义乾转账35,000元，2017年2月23日转账23,000元，均不是发生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邓守芬及其丈夫2018年6月份之前向徐洪品的转账均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借款金额。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21日，安义乾转账105,000元，与借条上的金额相差225,000元，邓守芬没有证据证明已向徐洪品支付225,000元。邓守芬向徐洪品所有转账共计255,000元，而借条金额为330,000元，其中相差75,000元，邓守芬没有证据佐证已向徐洪品支付75000元借款的事实。双方在“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期限，邓守芬转账150,000元均不是发生在该期限内，补写的“借条”不应当突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原则，徐洪品与邓守芬之间的借款金额330,000元没有全部实际发生。邓守芬辩称：借条是经过双方结算后，徐洪品亲自签字确认的。徐洪品长期做工程，在开庭过程中一开始徐洪品认可借款事实，后又说实际借款本金是95,000元，还认为是邓守芬的丈夫安义乾转账的。邓守芬已提供以邓守芬的名义从2017年开始通过转账给徐洪品的事实，共转账金额为255,000元，75,000元是现金给徐洪品的，2019年3月21日再次核准结算总借款金额为330,000元，双方认可后徐洪品才书写的借条。徐洪品付给安义乾的不是归还的借款，安义乾在徐洪品工地上开车，该款是支付给安义乾的工资。徐洪品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一会说借款是95,000元，一会又说75,000元没有借款依据。开始两家关系很好，没有写借条，之后借得多了才结算写了借条。请求维持原判。邓守芬向一审法院请求：1、请求判决徐洪品立即偿还邓守芬借款本金330,000元及其利息（按照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23日起至还清该款之日止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徐洪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守芬、徐洪品系朋友关系，双方平常关系要好，邓守芬与案外人安义乾系夫妻关系。徐洪品是从事工程施工行业，因徐洪品承接的工程施工缺乏资金周转，并多次向邓守芬及其丈夫安义乾借款，其中2017年9月1日邓守芬方通过转账方式出借50,000元，2017年9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17日转账90,000元，2018年6月23日以邓守芬丈夫安义乾账户转账95,000元，2018年11月25日转1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出借255,000元。后因邓守芬家庭出现资金困难，要求归还借款，徐洪品以经济困难为由拖欠，邓守芬考虑到今后发生纠纷，并要求徐洪品出具“借条”，2019年3月21日经双方结算，徐洪品共欠邓守芬借款330,000元，徐洪品并书写一份“借条”给邓守芬持有。“借条”内容载明：“今邓守芬借给徐洪品人民币330,000.00元整。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起至2019年6月22日止，共12个月，于6月22日一次性偿还”。约定期限到后，徐洪品未主动履行清偿义务，后经邓守芬多次催收，徐洪品均以资金困难为由拖欠至今未付，邓守芬遂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2月13日徐洪品通过微信方式转账30,000元给邓守芬丈夫安义乾，2018年2月14日通过微信方式转账给安义乾5,000元；2017年8月23日通过转账方式转账23,000元给邓守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之焦点就是涉案借款金额330,000元是否实际发生。根据邓守芬提供“银行流水”所载明金额为255,000元，而且是从2017年以来就多次发生资金往来，每次均未书写借款凭证，说明双方关系很好，相互信任。后因徐洪品一直未履行清偿义务，邓守芬才要求徐洪品出具“借条”，2019年3月21日经双方结算，徐洪品补写一份“借条”给邓守芬持有。在庭审中，徐洪品对邓守芬提供的“借条”是自己书写捺印确认借条内容无异议，说明该借条内容是徐洪品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因是通过双方结算后徐洪品补写的“借条”，而且大部分是通过转账方式出借，徐洪品对借贷关系未实际发生并没有作出合理说明。虽然徐洪品辩解已通过转账方式转账35,000元给邓守芬之夫安义乾和转账23,000元给邓守芬，用于偿还部分，而且又主张邓守芬转账是合伙做工程，对其主张也未提供证据佐证，故其辩解意见不成立。因双方结算时间是2019年3月21日，徐洪品在此之前转账不影响“借条”效力。因此对邓守芬出借330,000元给徐洪品的事实予以确认。约定还款期限到后，徐洪品未履行清偿义务，已失去诚信，现邓守芬要求徐洪品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邓守芬主张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徐洪品应当按照年利率6%从2019年6月23日起支付邓守芬利息。综上所述，徐洪品不诚信，致使邓守芬难以实现债权，理应承担民事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由徐洪品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清偿邓守芬借款本金33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以33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3日起计息至还清该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25元，由徐洪品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邓守芬向徐洪品出借多少借款。徐洪品上诉主张借条上的借款期间内邓守芬仅转账了105,000元，另225,000元并没有实际收到，实际借款金额为105,000元。根据邓守芬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25日，邓守芬通过银行转账给徐洪品255,000元。邓守芬在二审庭审中陈述，转账255,000元，于2018年6月22日交付现金75,000元给徐洪品，共出借330,000元给徐洪品，借条系后补写的，借条上的借款期限是因徐洪品说工地上一年内拨款才写成“2018年6月起至2019年6月22日”。对于邓守芬的陈述，徐洪品不认可，但又未能举证证明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邓守芬账转的款项是何款项，双方均认可借条是2019年3月21日补写，按照常理，补写的借条应当是双方对于此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出具的借款凭证，徐洪品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其对于为何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为330,000元未作出合理的说明，从邓守芬多次出借的情况看，邓守芬具有出借现金75,000元的能力，故对邓守芬的陈述予以采信，认定2019年3月21日前邓守芬出借330,000元给徐洪品。徐供品于2017年8月23日转账给邓守芬23,000元，系双方在借款发生之前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2018年2月13日、2月14日，徐洪品通过微信方式转账35,000元给邓守芬的丈夫安义乾，邓守芬称是安义乾为徐洪品开车的工资，该款亦是在出具借条之前发生的经济往来，对徐洪品称支付给安义乾的35,000元是偿还的借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徐洪品偿还邓守芬借款本金33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洪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徐洪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静云审判员  龙 俊审判员  王永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陆茜书记员陆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