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8593号原告：马秀珍，女，194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军，北京华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君，北京华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克功，男，194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华，北京市金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月艳，女，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秀珍与被告赵克功、被告赵月艳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秀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军及龙君、被告赵克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华、被告赵月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秀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赵克功将北京市大兴区旧桥路12号院14号楼11层3单元1101室（以下简称1101室）赠与赵月艳的合同无效，赵月艳返还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赵月艳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将1101室转移登记至马秀珍、赵克功名下；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赵月艳承担。事实和理由：马秀珍、赵克功系夫妻关系；马秀珍、赵月艳系母女关系；2009年8月，马秀珍的公婆，即赵克功的父母赵宣文、闫玉兰夫妇在本村（旧宫镇旧宫二村）原有的老宅一处被拆迁；赵宣文与拆迁部门签订购房协议2份（该协议按当地拆迁部门规定在交付房屋时已实际收回），以拆迁补偿款购买回迁房两套，并口头声明将其中的1101室赠与赵克功所有，将另外一套赠与案外人即赵克功的5名姐妹共有（后经五姐妹协商，该房归小妹赵某1所有）；2012年交房后，涉诉房屋由赵宣文、闫玉兰夫妇居住使用；在2013年5月赵宣文去世，及2014年1月闫玉兰去世后，赵克功与马秀珍将该房出租收益，但购房协议的购房人仍为赵宣文，未做变更；2016年夏天，拆迁部门通知赵克功办理涉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赵月艳要求赵克功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她，赵克功未通知马秀珍、未经马秀珍同意就将原购房合同的购买人由赵宣文改为赵月艳，将该房屋赠与了赵月艳，但房屋至今未交付赵月艳；事后多日，赵克功才将赠与之事告知马秀珍；马秀珍认为，赵克功所接受其父母赠与的涉案房屋属于赵克功与马秀珍的夫妻共同财产，赵克功擅自处分无效，其行为也是对马秀珍的不尊重；同时，赵月艳与马秀珍母女关系一直不睦，赵月艳对作为父母的赵克功、马秀珍既不经常看望，也不掏一分钱的赡养费，也未帮助做过任何家务；非但如此，赵月艳甚至纵容自己的子女辱骂马秀珍；故马秀珍对赵克功擅自将涉案房屋赠与赵月艳的行为不予认可，并于2019年1月与赵克功一起到赵月艳家中要求追回房屋；赵月艳口头答应等产权登记证书下发后就将该房屋返还马秀珍，马秀珍信以为真；此后马秀珍一直没有该房屋产权证书下发的信息，直到2020年1月马秀珍到拆迁部门查询，方知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早已在2019年8月13日由赵月艳领走，赵月艳却无意将涉案房产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又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八条第三项：“《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房屋的无权处分主要包括以下情形：……（3）夫妻共同共有及其他法定共有房屋仅登记在其中部分共有人名下，登记人未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擅自以自己名义处分房屋的”，故赵月艳取得1101室不构成善意取得；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第四十八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许可将大额共同财物赠与第三人的，另一方可主张请求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返还财物；或在离婚诉讼中就该赠与行为主张损害赔偿”，马秀珍有权起诉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追回1101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马秀珍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赵克功辩称，同意马秀珍的诉讼请求；当时确实没有经过妻子马秀珍的同意就将诉争1101室赠与给了赵月艳。赵月艳辩称，不同意马秀珍的诉讼请求；1101室系赵月艳的爷爷赵宣文和奶奶闫玉兰的回迁安置房，赵月艳和自己孩子的户口登记在旧宫二村西一条**院内，如果马秀珍要争房子也是争这个5号院的回迁房，而在赵月艳不知情的情况下上述5号院的全部回迁房都给了赵克功、马秀珍夫妇的儿子；赵月艳的爷爷奶奶的回迁房1101室登记在赵月艳名下，是申请办理房本的时候通知赵月艳去的,赵月艳父亲赵克功说赵月艳的姑姑们都签完字了,如果房子写在赵克功名下，这套房子就牵扯到继承，继承的话会牵扯到赵月艳弟弟的利益，而赵月艳的弟弟基本没有照顾过爷爷奶奶，是赵月艳照顾的比较多，所以这次房产登记都是长辈商量的结果，才将1101室写在赵月艳名下；赵月艳经常去父母那探望，不是马秀珍在起诉状中说的与父母关系不好；马秀珍所说赵月艳的孩子辱骂赵克功、马秀珍，此与事实不符，赵月艳的孩子上学，经常不在家；赵月艳另案起诉赵克功排除妨害，所涉房屋与本案赠与合同纠纷系同一房屋，即1101室；这套房一直由父母赵克功、马秀珍占有出租，租金也从来没有给过赵月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宣文、闫玉兰夫妇共生育6名子女，分别为长子赵克功、长女赵桂芝、次女赵桂芬、三女赵桂花、四女赵某2、五女赵某1；在赵宣文于2013年5月14日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在闫玉兰于2014年1月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赵克功、马秀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赵胜利、赵月艳2名子女。对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二村旧宫东街35号院（以下简称35号院）颁发有编号为大兴集土（籍）字第18605号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载明户主姓名为赵宣文，人口为2人，“现住址”为大兴县旧宫镇旧宫二村，占地时间为1970年3月，批准占地单位为大兴县旧宫镇政府，宅基地面积为192.9平方米（长10.6米，宽18.2米），建筑面积为91.9平方米（含正房3间、厢房2间）；该证书加盖大兴县旧宫镇人民政府公章及大兴县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专用章。在对35号院拆迁时，赵宣文、闫玉兰夫妇的户籍住址均位于**院，均系农业家庭户。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35号院内房屋系赵宣文、闫玉兰夫妇之共有财产。2009年，35号院被拆迁；2009年8月11日，赵宣文（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1套宅院，即35号院，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为192.9平方米，依据相关规定，甲方支付乙方区位补偿价32400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07581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搬家补助费2250元、其他45000元，合计730831元，同时注明周转费及弃楼款依据乙方选择安置用房的情况另行计算并签订补充协议，乙方应在2009年8月18日前完成搬迁，将原住宅钥匙交甲方；2009年8月13日，赵宣文（买受人、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出卖人、拆迁人）签订2份《拆迁安置购房协议》，由赵宣文选取了2套回迁安置房，分别为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南小区9号楼3单元1101室（房屋设计建筑面积为83.98平方米，总价款为223387元，即诉争1101室）、南小区10号楼1单元502室（房屋设计建筑面积为83.98平方米，总价款为215455元，以下简称502室），出卖人应当于2011年10月1日起40日内向买受人交付上述房屋；同日，即在2009年8月13日，赵宣文（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已于2009年8月11日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中确定乙方合法建筑面积150平方米，拆迁补偿款为730831元，后乙方在指定范围定选购了2套安置用房（9号楼3单元1101室、10号楼1单元502室），购房总价款为438842元，甲方应支付乙方周转费54000元、弃楼款0元，以上述拆迁补偿款加上周转费及弃楼款再扣减购房款后，甲方应支付乙方剩余款项为345989元。上述签订拆迁协议事项，部分事宜系赵宣文委托其子赵克功所办理。2012年11月，拆迁人向赵宣文交付回迁安置房屋；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赵宣文委托其女赵桂芝办理入住事宜。所发放《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入住费用清单》载明，1101室的设计面积为83.98平方米，实测面积为84.19平方米，面积差为0.19平方米，需补交房款505元，另需交纳印花税等费用，连同房款差额需交纳1792元；502室的设计面积为83.98平方米，实测面积为84.33平方米，面积差为0.35平方米，需补交房款1083元，另需交纳印花税等费用，连同房款差额需交纳2371元。因拆迁人另需向赵宣文补发周转费、违约金、厨房卫生间装修补贴等费用，以应付周转费+应付款项小计+应缴费小计，对赵宣文发放77644元。虽已向赵宣文交付1101室、502室，但在赵宣文、闫玉兰生前并未对上述2套房屋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在办理入住手续时，1101室的用热人为赵宣文，其与北京旧宫物业管理中心签订了《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按热计量计费版）》。在2016年5月5日，在2名见证人的见证下，并由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二村民委员会对继承人身份进行确认后，赵克功、赵桂芝、赵桂芬、赵某2、赵某1、赵桂花共同签订《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各方约定：“鉴于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回迁安置房产权人赵宣文与配偶闫玉兰已故，现全部继承人经过协商，在公平、志愿的基础上，将产权人名下回迁房分别更名至各继承人名下，现签订如下：一、全部继承人情况、与产权人关系如下——1.赵克功（父子），2.赵桂芝（父女），3.赵桂芬（父女），4.赵某2（父女），5.赵某1（父女），6.赵桂花（父女），7.马娜（外祖孙），8.赵月艳（祖孙）。二、产权人名下安置房拟更名情况如下：1.旧桥路12号院10号楼1单元502，变更为马娜；2.旧桥路12号院14号楼3单元1101，变更为赵月艳。三、本协议效力——本协议按照各方自愿、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签定，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与第三方无关，相应的法律责任均由协议人承担”。同日，即在2016年5月5日，由赵月艳（买受人、被拆迁人）与北京宏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卖人、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购房协议》，约定买受人自愿购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地铁亦庄线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小区9号楼3单元1101室（即诉争1101室）；落款时间倒签为2009年（拆迁档案所存档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8月5日，赵月艳所持有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8月13日）。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外，该份《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与赵宣文在2009年8月13日针对1101室所签订《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一致。同日，即在2016年5月5日，赵月艳（乙方）与北京宏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大兴区地铁旧宫东站项目安置房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按甲乙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所交用房屋时，如合同未尽事宜须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现根据房屋实际情况订立补充协议，1101室的原合同房号为“南社区9号楼3单元1101号”，现实际房号为“大兴区旧桥路12号院14号楼3单元1101号”，原暂测建筑面积为83.98平方米，现实测建筑面积为84.17平方米，原房产金额为223387元，现房产金额为223892元；补充协议同时注明：“双方对以上内容确认无误，办理本套房屋的最终结算的房屋产权证以房地部门确定的现口楼号、实测套内建筑面积、实际结算总房款为准”。2017年7月7日，相关部门对赵月艳开具1101室的的专项维修资金收据；2017年5月16日，北京宏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赵月艳开具1101室的房款发票（房款金额为223892元）；2018年8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向赵月艳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赵月艳，对赵月艳于2018年8月8日申请的个人房屋被征收用补偿款新购房屋免征契税涉及1101室的事项，经查验，符合受理条件，准许受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出具的1101室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载明，1101室的房地坐落为“大兴区旧桥路12号院14号楼11层3单元1101”，原房屋所有权人为北京宏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房屋所有权人为赵月艳，房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权利人类型为个人，登记类型为国地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原因为新建房屋买卖，土地使用权人为赵月艳，土地使用期限为2011年12月24日至2081年12月23日，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性质为商品房，建筑面积为84.17平方米（其中专有建筑面积为66.79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为17.38平方米），竣工时间为2012年11月8日，不动产权证书号为京（2019）大不动产权第XXXX号，登记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上述不动产权证书由赵月艳持有，所登记内容与上述《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一致。就赵宣文、闫玉兰夫妇生前曾多次表示将1101室给赵克功，将502室给赵桂芝、赵桂芬、赵某2、赵某1、赵桂花5人的主张，以及赵桂芝、赵桂芬、赵某2、赵某1、赵桂花5人协商决定将502室给赵某1所有的主张，还有在赵宣文、闫玉兰去世后，赵克功将属于自己的1101室出租，以及“2016年5月，拆迁部门通知我们全体子女到场办理父母的回迁房办证更名手续，到场后我签完《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后，我没有看见赵月艳，也没有看到更名协议上有赵月艳的名字，签完字以后我就走了。赵月艳的名字应该是我走后写上去的”的主张，马秀珍提交赵桂芝、赵桂芬、赵桂花、赵某2、赵某1的书面证人证言；证人赵某1（其女为马娜）、证人赵某2到庭作证。就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赵月艳陈述称，当时去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还问赵克功、赵某1是否想好了将房屋分别办理到赵月艳和马娜名下，签《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的时候赵月艳不在场，赵克功给赵月艳打电话，让赵月艳去办理房本，并说其他姑姑都签完字了，赵月艳没有看到《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在拆迁办签过几张纸，当时父亲赵克功在那，马娜也在，对怎么签订的《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不知道，但根据拆迁政策和生活经验、常识，肯定是父亲赵克功和姑姑们同意才将1101室变更登记到赵月艳名下。经询问，赵克功称1101室现并未出租，赵克功有时候去住，有时候不住；赵月艳则称1101室之前由赵克功对外出租过，后来收回了房屋，未再出租，赵月艳现并未居住在1101室内。经马秀珍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京0115财保1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登记在被申请人赵月艳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桥路12号院14号楼11层3单元1101号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间不得为所有权人办理一切手续”；1101室所在地房屋主管部门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上述查封裁定书及相应协助执行通知书，并立即办理查封登记，查封期限为3年。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的性质认定及是否存在无权处分等；就本案争议焦点，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审查权利来源角度看；诉争回迁安置房1101室系35号院的拆迁利益转化，而35号院内房屋属赵宣文、闫玉兰夫妇之共有财产；在拆迁时，由赵宣文与拆迁人签订包括《拆迁安置购房协议》在内的各项拆迁协议，故1101室及其他各项拆迁利益均应归赵宣文、闫玉兰夫妇享有；就两套回迁安置房，虽然赵宣文、闫玉兰夫妇曾有处理意向，但既未在生前以各类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遗赠扶养协议、分家单）等形式作出明确处理，亦无证据证明立有死后生效的遗嘱或遗赠；在1101室交付后至赵宣文、闫玉兰夫妇死亡前，未对1101室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即在2016年5月5日赵宣文、闫玉兰的5名子女签订《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之前，1101室并未登记在赵宣文、闫玉兰夫妇或其5名子女名下；换言之，虽然赵克功、马秀珍夫妇长期占有并对外出租1101室，但1101室从未登记在赵克功名下，赵克功从未是1101室的所有权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在赵克功并未拥有过1101室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其将1101室赠与赵月艳的事实。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经本院对《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以文义解释、系统解释进行审查，该协议书实质上是在赵宣文、闫玉兰死亡后，全部继承人（即赵宣文的5名子女）对上述被继承人的遗产房屋**、502室所达成的遗产分割方案，并非赠与合同；需指出，该协议书名为《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但证人赵某2等作证称当时没有“赵月艳”的名字，此显然与协议书形式不符，原《拆迁安置购房协议》的买受人赵宣文已死亡，必然要在签订更名协议书时确定1101室更名至何人名下，不可能出现空白未填写的情况，也未见在填写姓名后又涂改为“赵月艳”的情况，而且该协议书加盖有当地村委会公章，并由2名工作人员见证，程序正规，形式得当，对证人的该项作证内容，因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时，常出现某继承人虽未放弃继承，但要求将其份额转归其他继承人的情况，对此情况，一般不追加其配偶或核实其配偶之意见，对该处分意见，法院予以尊重；换言之，在该要求将所享有遗产份额转归他人的继承人处分其份额时，一般不认定为其已经取得了遗产（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取得遗产，则该遗产系该继承人及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又对他人进行赠与。本案情况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经全部5名继承人协商一致，确认1101室归继承人赵克功之女赵月艳所有，502室归赵某2之女马娜所有，不应认定为系赵克功在取得遗产房屋后又赠与其女赵月艳。综合前述，《回迁房办证更名协议书》系赵宣文、闫玉兰夫妇的全部5名继承人对2套回迁房屋所达成遗产分割方案，并非赠与合同；该遗产分割方案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履行，且1101室目前已登记至赵月艳名下。第二，马秀珍、赵克功均主张系以口头形式将1101室赠与赵月艳，并未签订书面赠与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存在口头赠与1101室的事实，马秀珍未提供证明力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相应证据。第三，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存在口头赠与的事实，按照马秀珍之主张，在赵克功在2016年5月将1101室赠与赵月艳多日后，赵克功才将赠与之事告知马秀珍，之后马秀珍与赵克功在2019年1月一起到赵月艳家中要求追回房屋；根据一般生活经验，上述时间间隔数年，不符合夫妻一方知悉另一方将房产这一重大家庭财产赠与他人后的应有表现；据此，对于在2016年5月将1101室更名至赵月艳名下马秀珍并不知情这一事实，马秀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马秀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因举证不充分，对马秀珍要求确认口头赠与无效及要求返还房屋所有权等各项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秀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马秀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