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忠泽，男，1979年7月2日出生，苗族，住广西宜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健辉，广东弘新君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秾波，男，198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褚艳波，男，198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厚良，男，198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烈勤，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志强，男，197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炜泉，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女，女，196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标，广东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忠泽因与上诉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被上诉人林丽女、曾志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5民初4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忠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丽女、曾志强、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连带向石忠泽支付赔偿金587921.25元；二、判令林丽女、曾志强、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归纳如下：一、一审认为林丽女、曾志强与石忠泽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认定事实不清。（一）认定林丽女、曾志强是否为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以下简称众盛木厂）的经营者以及石忠泽的雇主，应以本案受伤事故发生前形成的客观证据来认定。首先，众盛木厂必然需要装卸木材的工人，一审认定众盛木厂不存在装卸木材业务事实错误。石忠泽是受曾志强聘请并安排到众盛木厂从事装卸木材工作，具体工种为小工。其次，“众盛工作群”聊天记录是本案中最客观和效力最高的证据，尤其2017年12月7日当天及之前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每天的工作任务都是曾志强发布，即使是在曾志强主张的2017年12月1日起已经将装卸木材业务承包给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曾志强依然在工作群里正常发布工作，与平时没有任何变化。事故前一天晚上是曾志强在群里发布案发当天的工作任务的，足以证明事发当天装卸业务由曾志强安排。再次，石忠泽与曾志强的电话录音可证实曾志强曾经叫石忠泽拿身份证购买保险，保险公司《复函》证实购买保险的投保人是众盛木厂，林丽女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存在挂靠购买保险以及叉车工、小工个人自行支付保险费的情况。如曾志强不是众盛木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其不可能随意地以众盛木厂作为投保人为石忠泽购买保险。另外，石忠泽提供的曾志强与石忠泽妻子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事故发生后初期曾志强是作为雇主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的。（二）林丽女、曾志强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在本案事故发生后形成的，带有明显偏向性，无法客观反映本案事实。出具这些证据的相关人员都是与林丽女、曾志强存在利害关系，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首先，曾志强提供的三张《收据》都是案发后单方制作好要求石忠泽签名的，完全是利用停止支付医疗费的方式逼迫石忠泽签署的，不是石忠泽真实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书写这张《收据》时，石忠泽根本不知道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的真实姓名，案发前也没有与三人进行过任何电话联系。该证据是曾志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证人黄超、罗金来、徐世俊出具的《收据》以及证人陈泉坤等木材供应商为其出具的多份《收条证明》也是案发后才形成的，且这些证人与曾志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这些《收据》、《收条证明》明显都是由曾志强事先准备好统一的样式由相关的证人照抄的，证人在当庭的陈述与其之前出具的书面材料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二、林丽女、曾志强对于石忠泽受伤具有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一审没有进一步要求林丽女提供安全生产的警示标语以及木材装卸的安全责任提示这些照片的原始载体，这些照片的原始载体明显是形成在本案事故发生以后的，甚至是发生在众盛木厂注销以后的。其次，照片中反映的安全责任提示内容没有写清楚小工从事木材装卸工作时具体的安全操作规程，不能证实林丽女、曾志强已经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林丽女、曾志强作为众盛木厂的经营者应当对石忠泽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林丽女、曾志强应当与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对石忠泽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曾志强一直主张其将装卸木材业务承包给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且认为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雇佣了石忠泽，即使如此，木材装卸本来就属于众盛木厂必不可少的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林丽女、曾志强作为众盛木厂的实际经营者，明知叶厚良等三人不具备从事木材装卸业务的资质依然将该业务承包，即使叶厚良等三人是石忠泽的雇主，林丽女、曾志强也应当对石忠泽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众盛木厂、林丽女、曾志强没有将装卸木材业务转包不是事实。众盛木厂自身会有装卸木材的需要或者提供装卸木材的服务给供应商，必然存在装卸木材业务，且曾志强多次强调自己将装卸木材业务转包给了叶厚良等三人，林丽女、曾志强作为众盛木厂的经营者应当为违法转包而导致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曾志强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请二审维持。二、石忠泽上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请二审驳回。三、石忠泽、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二审驳回。一审认定2017年12月7日石忠泽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其工作受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安排和管理正确。本案应查清何人为石忠泽雇主。2017年12月7日下午，叶厚良作为叉车操作人员与配合小工石忠泽在作业时没有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严重违章作业，造成木材倒塌，石忠泽卸木作业没有注意躲避，造成事故，应由石忠泽与叶厚良自行承担责任。石忠泽在提供劳务中受叶厚良的控制、指挥和监督，由此可以认定叶厚良是石忠泽真正雇主，张秾波、褚艳波和叶厚良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石忠泽认为应由林丽女、曾志强、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除石忠泽外分为三方，一方为众盛木厂即林丽女；一方为曾志强；一方为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不可能由三方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曾志强并非众盛木厂经营者，也没有和林丽女合伙经营，没有受聘于众盛木厂。石忠泽主张林丽女与曾志强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依据。石忠泽若认为众盛木厂是其雇主，除叶厚良可能操作不当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外，其他人就非本案诉讼主体。其次，若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或曾志强一方雇请石忠泽卸木，不应由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石忠泽无法证明叶厚良三人或曾志强与众盛木厂存在关系；叶厚良三人与曾志强均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且均认为对方才是石忠泽的雇主。叶厚良应当作为雇主或致害第三人，对石忠泽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没有提供安全培训、劳保用品是雇主的责任。石忠泽诉讼请求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石忠泽也参与了2017年11月30日晚宵夜，是知晓曾志强不再作为雇主，以后是受雇于叶厚良三人。石忠泽明显有意隐瞒事实。石忠泽以曾志强为实际经营者或是违法发包为由起诉要求曾志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曾志强从不否认2017年12月1日前是雇佣工人的老板。曾志强为减轻风险，是希望工人们购买保险，众盛木厂也出于减少风险目的，也希望购买保险。现实生活中，借用单位名义买团体意外保险情况普遍，并不能证明曾志强与众盛木厂存在合伙关系。曾志强电话录音中并未承认自己为石忠泽老板，仅凭一声老板的称呼推断曾志强为老板脱离现实。石忠泽认为其受伤后是曾志强主动将其送往医救治并垫付医药费，所以曾志强是石忠泽的雇主之一不符合逻辑且具有极坏的社会影响。双方相识已久，将石忠泽送至医院是出于好意，要证明曾志强是雇主应当遵循举证原则，而不是提出没有根据、逻辑的观点。四、在案证据可证明本案赔偿主体应为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叶厚良等三人提交证据仅能证明石忠泽2017年12月前受雇于曾志强，无法证明受伤时石忠泽与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一同受雇于曾志强。叶厚良、张秾波二人在2017年12月的转账为11月劳务费；张秾波有多笔借款，其企图把借款说成劳务报酬，三人提供证据无法证明2017年12月后曾志强发放劳务费；根据丁声伟的证人证言，从2017年12后开始给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修叉车，由三人支付维修费用。石忠泽本人应当清楚自2017年12月开始，雇佣其提供卸木劳务的是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而非曾志强。2017年11月30日晚曾志强、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和各工人聚在一起宵夜，庆祝从12月1日开始叶厚良三人正式成为老板，由三人组织工人卸木，石忠泽也有参加该次聚会。结合石忠泽亲自出具的《收据》，可证实石忠泽与叶厚良三人之间系雇佣关系。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作为雇主应对雇员石忠泽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身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石忠泽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道签名出具《收据》的意义，且当时其家属在场，其称在曾志强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出具《收据》没有证据，有违常理。2017年12月7日卸木材时，叶厚良作为叉车操作人员与配合小工石忠泽在作业时没有确保安全生产，严重违章作业，造成事故，应自行承担责任。五、石忠泽基于安全生产主张众盛木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仅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中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等级，石忠泽受伤，但其以“安全生产事故”为由而要求众盛木厂连带承担责任明显欠妥，而侵权责任法要求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石忠泽、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丽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众盛木厂没有聘请石忠泽工作，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也无直接利害关系，石忠泽不能向林丽女、众盛木厂主张赔偿。首先，众盛木厂的经营范围是加工、销售木制品，并不包含卸木业务，石忠泽称如没有木材的装卸工作，众盛木厂根本无法完成加工和销售木材业务完全是臆测，没有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生意逻辑。事发当日，石忠泽负责卸下的木材是属木材供应商所有，其劳务报酬应是由木材供应商负责支付，石忠泽所提供的劳务并非众盛木厂业务的组成部分。其次，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从未签订劳动或者劳务合同，石忠泽的工作也并不是由众盛木厂或者林丽女安排，石忠泽的受伤与众盛木厂、林丽女没有任何关系。石忠泽签名确认的《收据》显示，其本人的老板是张秾浓、褚艳波、叶厚良三人。再次，石忠泽作为新增被保险人在2017年11月13日加入由众盛木厂作为投保人所购买的团体保险中，但单凭该证据不足以证实石忠泽是众盛木厂员工，双方没有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石忠泽本次受伤，林丽女以及众盛木厂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众盛木厂注销营业执照是因为生意清淡，不是因为石忠泽的受伤怕承担债务而注销。二、众盛木厂并不是林丽女与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曾志强也不是众盛木厂的员工。林丽女并不认识石忠泽，对其受伤过程等均不清楚，林丽女是后来才得知受伤事实。三、林丽女已在涉案场地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林丽女在厂办公室门口和必经通道和显眼处均已设立木材装卸人员作业的安全责任提示警告标志，有现场照片予以佐证。卸货员的安全培训应当由其雇主进行，劳保用品应当由其雇主提供。林丽女在本案中既非侵权人又非雇主，理应无任何法律责任。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辩称，一、石忠泽上诉中确认以下事实：1、其工作由曾志强安排，包括其2017年12月日受伤当日的工作。叶厚良等三人由始至终都没有为石忠泽安排过任何工作。2017年12月1日前后，石忠泽都是基于曾志强发布的工作内容到众盛木厂进行卸木的工作。石忠泽认为其雇佣关系是建立在与曾志强、众盛木厂之间。2、石忠泽确认入职之时，曾志强要求其提供身份证以便购买意外保险。事故之后，石忠泽及其家属和曾志强沟通通话录音进一步证明曾志强是石忠泽雇主。3、石忠泽受伤与叶厚良无关，基于货柜内木材堆放不平衡而导致其在套绳过程中被木材压伤，叶厚良并不在现场而是在其他地方驾驶叉车卸木。事故发生前，石忠泽没有叶厚良等三人的联系方式，根本不可能形成雇佣关系。4、石忠泽明确《收据》是被曾志强威逼下签名，石忠泽不认可《收据》内容。二、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与石忠泽均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包括：1、木材供应商存放木材必须经众盛木厂同意，由曾志强统一安排叉车及小工，并在指定的位置卸木。每天卸木工作都是由曾志强在微信工作群内发布，并非由木材供应商自行聘请人员进行卸木。2、一审认为众盛木厂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木材卸木本末倒置。3、证人黄超、徐世俊、罗金来及陈泉坤所作的证言刻意隐瞒了事实真相，证言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不作为认定事实依据。4、曾志强与林丽女都是众盛木厂的实际经营者。三、石忠泽要求叶厚良等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对于是否真的存在发包关系，石忠泽根本不确定。叶厚良等三人与曾志强、众盛木厂没有形成承包与发包的关系。承包关系必须是明确的意思表示，不能凭曾志强一方主观臆断就认定形成承包关系。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石忠泽的赔偿款587921.25元由林丽女、曾志强共同承担；2、本案一审受理费、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归纳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对证人证言及案件证据的审查偏离客观事实，缺乏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判断。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存放在众盛木厂内的木材，全部都是经曾志强及众盛木厂的同意，并由曾志强安排人员进行卸木。木材的运输、卸放都是由曾志强全权负责的。2、无论是在石忠泽受伤前，还是其受伤后，通过“众盛工作群”发布供应商货柜信息的都是曾志强，并且曾志强还通过个人微信联系叶厚良，次日要卸木的数量以及要求其通知其他工人准时上班。3、一审对于石忠泽受伤当日究竟是哪些供应商雇请的问题没有查明。二、石忠泽受伤的经过以及2018年1月22日《收据》的由来。2017年12月7日下午，石忠泽在货柜内独自用钢钉固定木头的时候，不慎被跌落的木头压伤导致受伤的，其受伤并非由叶厚良、褚艳波、张秾波三人或任意其中一人因操作叉车所致，也并非与叶厚良在卸木配合中操作不当而受伤的。石忠泽当日到众盛木厂卸货，是基于群内曾志强发布的工作信息。三、一审认定上诉人雇请石忠泽所依据的证据及分析背离客观事实及对证据的独立判断。无论是2018年1月22日石忠泽出具的《收据》，还是出庭作证的证人，内容与客观存在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证据自相矛盾。1、证人黄超作证期间，其他证人多次在审判庭门口停留及旁听，代理人多次提出异议，一审却继续允许曾志强申请了徐世俊、丁声伟、陈泉坤出庭作证。2、罗来金、吴云日、陈海青、张少绿、李康涛、黄国腾没有出庭作证，根本无法确定其提供书面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黄国腾本来就是石忠泽受伤当日卸木的供应商，与案件有利益冲突。3、证人黄超所作的证言前后矛盾，且刻意回避关键的事实。4、证人徐世俊的证言无法证明石忠泽与叶厚良等三人存在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曾志强与叶厚良等三人产生了转包的关系，相反，却能证明曾志强为石忠泽的实际雇主。5、证人陈泉坤与众盛木厂、曾志强本身存在利害关系，所作的证言明显存在倾向性，并且其作证陈述的内容显然不符合日常规律及逻辑。四、一审对于足以认定本案客观事实关键的证据全部不予采纳，甚至歪曲了证据的证明内容及证明力。1、2017年12月6日晚上19点42分，曾志强在“众盛工作群”微信群发布工作信息，并要求次日继续按5点上班，一审并没有认可该证据的证明内容。2、对于众盛木厂为石忠泽购买团体意外险的客观事实。石忠泽所提供的其与曾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明确证实了是曾志强要求石忠泽提供身份证号码为其购买保险。3、叶厚良与曾志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论是在石忠泽受伤前，还是受伤之后，微信聊天记录全部都显示曾志强向叶厚良发出工作指令，包括明天什么时候上班、需要卸木的供应商有哪些、木材应该如何放置，均足以证明曾志强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其身份角色。4、叶厚良等三人在一审期间向一审申请到会城劳动所调取证据投诉书，证明2018年2月5日因为众盛木厂、曾志强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宜向会城劳动所投诉。5、一审认定所谓“曾志强将卸木业务转包给上诉人”，有且只有曾志强一人承认，没有任何书面协议或者一致意见，牵强附会。五、众盛木厂与曾志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各方当事人的关系。1、曾志强是众盛木厂的负责人之一，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利益关系。一审认为众盛木厂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木材卸木本末倒置。2、如曾志强与众盛木厂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众盛木厂也根本不可能允许曾志强自由出入经营场所，更不可能放任其驾驶或指使他人驾驶叉车高危作业。3、叶厚良等三人一直受雇于众盛木厂，石忠泽由始至终都是受雇于众盛木厂、曾志强。石忠泽辩称，与上诉意见一致。补充答辩意见：石忠泽主张的法律关系是石忠泽与众盛木厂存在劳务关系，而曾志强、林丽女是众盛木厂的共同经营者，所以林丽女和曾志强作为雇主，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同时，由于在一审中，曾志强、林丽女提出将卸木的业务承包给了叶厚良等三人，是违法发包，石忠泽是基于曾志强、林丽女的主张，才申请追加了叶厚良等三人作为被告，石忠泽主张的赔偿责任是基于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作为发包人的众盛木厂的经营者与叶厚良等三人之间的违法分包关系，请求共同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曾志强辩称，与对石忠泽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林丽女辩称，与对石忠泽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石忠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林丽女、曾志强连带向石忠泽支付赔偿金781976.56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林丽女、曾志强承担。诉讼中，石忠泽申请追加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连带向石忠泽支付赔偿金781976.56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以下简称“众盛木厂”）系林丽女于2013年12月20日投资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木制品，后于2018年3月14日以生意清淡为由注销工商登记。该厂的经营方式为：由其提供场地供不同的木材供应商寄售木材，在木材售出后交由众盛木厂负责加工则仅收取加工费用，免除相应的场地费，若不交由众盛木厂进行加工则需收取相应的场地费。期间，各木材供应商自行聘请人员对木材进行运输及卸木、摆放等工作。2017年11月5日，石忠泽作为小工应曾志强邀请加入“众盛工作群”的微信群，该群内有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黄超、徐世俊等七人，其中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叉车司机，黄超、徐世俊、石忠泽作为小工。如众盛木厂内有木材供应商需雇请叉车卸货的，则由曾志强或叶厚良在该群内发布供应商的货柜数量，由各人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该工作，并到众盛木厂范围内进行卸木工作，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报酬按照各人实际卸木的货柜个数进行结算。2017年12月7日下午，因有木材供应商的木材运送至众盛木厂，需人从货车上将木材卸下并摆放。石忠泽与叶厚良一起，由叶厚良负责开叉车，石忠泽作为小工承接上述工作。期间，石忠泽对一辆货车上的木材进行套绳过程中，由于货车上堆放的木材掉落致使石忠泽受伤。事故发生后，石忠泽随即被送至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2月10日出院（共65天），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11173.90元。石忠泽出院后，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向其出具疾病证明书一份，诊断石忠泽伤情为：1、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并脱位；2、截瘫（腰1水平，ASIA分级A级）；3、胸12椎体及附件多发骨折；4、腰1、2双侧横突骨折；5、双肺挫伤；6、泌尿系感染。同时证明石忠泽住院期间曾留陪人1名，出院后休息叁个月。建议石忠泽继续康复治疗；肢体功能锻炼，佩戴支具坐立，坐轮椅活动；加强营养支持。2018年1月8日，石忠泽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花费2000元。2018年2月5日，购买AJ105轮椅一台花费1080元。2018年6月19日，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再次为石忠泽出具疾病证明书一份，诊断石忠泽为：1、中医诊断：腰1椎体骨折并截瘫（二便失禁）术后；2、西医诊断1：腰1椎体骨折并截瘫（二便失禁）术后。事故发生后，石忠泽委托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7月18日出具广天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609号《司法鉴定书》，认定：1、石忠泽双下肢截瘫伤残程度构成二级伤残；2、石忠泽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为此，石忠泽花费鉴定费2730元。事故发生后，曾志强及案外人陈泉坤向各木材供应商收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的卸木款项共168900元，并将该款项用于支付石忠泽的医疗费188300元、其他小工的劳务费27360元以及柴油费13440元等，超出部分60200元由曾志强垫付。2018年1月22日，石忠泽向曾志强出具收据三份，确认其收到曾志强交来款项188300元，其中一张收据载明：“本人石忠泽已收到曾志强垫付的医疗费共9万元整，因本人老板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在我出事后一直逃避责任。本人同意由曾志强直接向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追索一切费用，现由曾志强垫付8300元（大写：捌仟叁佰元整）医疗费，此款由曾志强存入医院账号。”2018年9月5日，石忠泽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日作出新劳人仲不字【2018】第10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据石忠泽的陈述，其在众盛木厂处从事卸货工作期间，对其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约定劳动报酬的标准及支付劳动报酬的主体均是曾志强，而且其不认识林丽女，故其与众盛木厂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而且曾志强是自然人，不符合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因此，本委决定不予受理。另查明，众盛木厂于2017年5月31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支公司投保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保额15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保额3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保额18000元。被保险人人数共84人，其中新增被保险人：石忠泽，保单号为201********45700967413，保险期间为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5月30日。再查明，石忠泽的父亲石某于1947年7月17日出生，母亲梁某于1945年4月17日出生，石某与梁某另生育了女儿石某1（1971年9月3日出生）、石某2（1976年5月10日出生）、石某3（1981年1月8日出生）、儿子石某4（1973年7月15日出生）、石某5（1982年2月25日出生）；石忠泽与妻子韦某于2016年7月6日育有一子石某6。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各方对石忠泽受何人雇请从事案涉的卸木工作有争议。石忠泽主张，众盛木厂是林丽女、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是曾志强雇请石忠泽在众盛木厂从事卸货工作，石忠泽是众盛木厂的雇员。另曾志强违法将木材装卸业务转包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故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均需对石忠泽承担赔偿责任。林丽女认为，众盛木厂没有卸木业务，相关卸木工作是各木材供应商自行雇请，众盛木厂从没有聘请石忠泽进行工作。曾志强认为，其已于2017年11月30日，将三辆叉车及相关卸木业务转让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石忠泽是受张秾波等三人雇请。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认为，其三人及石忠泽均是由曾志强雇请从事卸木工作，应由曾志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石忠泽于2017年12月7日下午在众盛木厂内从事卸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石忠泽与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石忠泽受何人雇请从事卸木工作而致使受伤？2.石忠泽因案涉事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多少？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为多少？一审法院对上述二个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经查明，众盛木厂的经营范围是加工、销售木制品，并不包含卸木业务，该厂仅是提供场地供各木材供应商寄售木材。事发当日，石忠泽所负责卸下的木材是属于木材供应商所有，其劳务报酬亦是由木材供应商负责支出，石忠泽所提供的劳务并非众盛木厂业务的组成部分。其次，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从未有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石忠泽接受工作的微信群亦非由众盛木厂或林丽女所组建，该群的组成人员亦仅是有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等七人，并没有众盛木厂的其他员工在内，且石忠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工作，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最后，据石忠泽所陈述，其是由曾志强所雇请，由曾志强管理及支付报酬，且其并不认识众盛木厂的经营者林丽女，而林丽女、曾志强对双方合伙经营众盛木厂的事实均予以否认，且曾志强亦非众盛木厂的员工，故石忠泽无论是否由曾志强雇请，均不足以证实其是众盛木厂的员工，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虽石忠泽作为新增被保险人在2017年11月13日加入至由众盛木厂作为投保人所购买的团体保险中，但由于该保险为团体险，需以单位名义购买，存在石忠泽以众盛木厂名义购买该保险的可能，单凭该证据不足以证实石忠泽是众盛木厂的员工。综上，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之间没有形成劳动或劳务关系。（2）石忠泽与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石忠泽从事卸木工作，是根据“众盛工作群”发布的工作任务而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工作，其报酬亦是按完成货柜的柜数按次进行计算。因此，石忠泽与用工者之间是形成劳务关系。要确定各被告中何人需对石忠泽在案涉事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判断事故发生当天何人聘请石忠泽，即何人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对石忠泽的工作起直接安排、管理作用，并向石忠泽支付报酬。结合全案证据分析，案涉事故发生当天即2017年12月7日，石忠泽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其工作受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安排和管理。理由如下：第一，曾志强提供了下列证据用于证实其主张：1.石忠泽于2018年1月22日向曾志强出具的《收据》（以下简称“1.22收据”）以及证人徐世俊、黄超等小工出具的收据，证实2017年12月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其进行卸木工作，并确认收取其相应报酬，同时黄超、徐世俊在出庭作证时亦明确表示事发当天，他们与石忠泽均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雇请的，以及2017年11月30日，曾志强已将叉车及相关卸木业务转让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2.证人丁声伟的证言证实其是负责维修叉车的，2017年12月开始，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包了曾志强的叉车，叉车的维修及费用均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负责，事发当日（即2017年12月7日）上午，亦是叶厚良打电话叫其维修叉车，费用应由叶厚良支付；3.证人陈泉坤的证言证实其为众盛木厂内的木材供应商之一，2017年11月份曾志强已向其表明不再做卸木业务，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使用叉车卸木经营卸木业务，同时张秾波亦向其谈及相关事宜，后因石忠泽受伤，故由其向各木材供应商代收费用并支付等；4.罗来金所出具《收据》证实其于2017年12月间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叉车进行加油，并确认收取相应的加油款项；5.吴云日、陈海青、张少绿、李康涛、黄国腾等木材商老板所出具的《收条证明》证实曾志强将所收集起来的本应交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卸木款项，用于支付石忠泽的医疗费、其他小工的劳务费以及柴油款项等；6.曾志强与褚艳波于2017年1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提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内部出现矛盾，曾志强正为三人调和；7.曾志强与张秾波于2018年1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张秾波向曾志强要叉车保养人的电话，提及叉车全部分开，修车、保养都是自已承担。上述证据反映事实高度一致，足以证实是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雇请石忠泽从事案涉的卸木业务以致石忠泽受伤。对于石忠泽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主张上述收据及收条证明并非出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主张不予确认；第二，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的石忠泽理应清楚其是由何人雇请，但石忠泽先后作出多种不同表述，其在诉讼中主张是由曾志强雇请，又认为与众盛木厂存在劳动关系；同时，“1.22收据”中又确认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为其老板。而石忠泽以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在诉讼中所提供的“众盛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曾志强曾雇请他们其从事卸木工作，并不能证实事发当日是由曾志强雇请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曾志强所提供证据中，既有石忠泽所出具的书证，又有与石忠泽一同工作的黄超、徐世俊及木材供应商、维修叉车工人、叉车加油商等知情人的证言，上述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使人产生内心确信，足以证实事故发生时石忠泽受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而非受曾志强聘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接受石忠泽提供劳务的一方，应对石忠泽在案涉事故中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曾志强、众盛木厂及林丽女并未聘请石忠泽工作，无须对其在此次事故中所产生损失承担责任。至于石忠泽主张曾志强、林丽女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存在承包关系，曾志强、林丽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从事的卸木业务中的木材属于木材供应商所有，相关的劳务费用也是由木材供应商进行支付，且众盛木厂、林丽女并未经营卸木业务，曾志强亦只向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收取叉车转让的费用，因此不存在众盛木厂、林丽女及曾志强将卸木业务转包的事实，故石忠泽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石忠泽自身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石忠泽从事的卸木工作，需要其进入货柜中爬上木材堆上将绳索套于木材两端，配合叉车司机将木材卸下，其应清楚卸木过程中存在的危险，但其在工作过程中并没有佩戴相应的安全护具，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即其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自身过错，经综合考量，一审法院酌定石忠泽承担20%责任。综上所述，石忠泽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应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石忠泽自行承担20%责任。石忠泽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111173.90元。有相应的收费票据和费用清单予以证实，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6500元。石忠泽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残疾赔偿金412740元。有相应的病历、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石忠泽定残时年满39周岁，石忠泽诉请按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8元/年的标准计算，石忠泽被评定为二级伤残，故其残疾赔偿金为309024元（17168元/年×20年×90%），石忠泽主张284040元未超过上述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石忠泽定残时，其儿子石某6年满2岁、其母亲梁某年满73岁，其父亲石某年满71岁，属被扶养人的范畴，石忠泽诉请被扶养人生活费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石忠泽定残时，其父亲石某年满71周岁，依法应扶养9年，其母亲梁某年满73周岁，依法应扶养7年，石忠泽与石某1、石某4、石某2、石某3、石某5为共同扶养人；其儿子石某6年满2周岁，依法应扶养16年，石忠泽与韦某为共同扶养人；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411元/年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7945.60元（15411元/年×9年×90%÷6人＋15411元/年×7年×90%÷6人＋15411元/年×16年×90%÷2人），石忠泽诉请被抚养人生活费128700元未超出该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石忠泽的残疾赔偿金为412740元（284040元＋128700元）；4、营养费4000元。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为石忠泽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建议石忠泽加强营养补充，故石忠泽诉请营养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石忠泽评定为二级伤残，其营养费为4500元（5000元×90%），石忠泽诉请4000元未超过上述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住院期间护理费9750元。石忠泽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6、出院后护理费350400元。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石忠泽构成二级伤残，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石忠泽诉请10年护理期限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计算得石忠泽出院护理费用为350400元（120元/天×365天×10年×80%）；7、误工费24902.66元。事故发生后，石忠泽自2017年12月7日止2018年2月10日共住院65天，出院后医嘱建议休息三个月，但由于石忠泽伤情较为严重，确实无法工作，故石忠泽的误工期限可计至其定残前一日（即2018年7月17日），即其误工天数为223天。又由于石忠泽属农村户口，且无固定收入，故其误工损失参照2018年度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即石忠泽误工损失为26471.02元（43327元/年÷365天×223天=26471.02元），石忠泽诉请误工费24902.66元未超过上述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8、残疾辅助器具费3080元。江门市新会中医院为石忠泽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建议石忠泽佩戴支具坐立，坐轮椅活动，故石忠泽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及轮椅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9、精神抚慰金45000元。石忠泽因本次事故伤致二级伤残，确实给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痛苦，故石忠泽方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鉴定费2730元。鉴定费用是诉讼参与人辅助诉讼的费用，属于诉讼费用，应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但石忠泽在其总损失之内主张鉴定费用，是石忠泽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石忠泽的损失合共970276.56元，结合前述应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石忠泽自行承担20%责任，即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应向石忠泽赔偿776221.25元，扣除曾志强及木材商老板为石忠泽垫付的188300元，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仍应向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二、驳回石忠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9.88元，由石忠泽负担1094.04元，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负担3315.8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则结合在案证据予以评判。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判决认定石忠泽的各项损失共计970276.5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究竟与何人存在雇佣关系；二、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否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究竟与何人存在雇佣关系关于石忠泽与众盛木厂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的问题。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雇主授权范围内或指示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它劳务活动，雇主按约支付劳务费给雇员的民事行为。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的条件判断，一是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是一方提供了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二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隶属关系。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并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限定工作时间，且所提供的劳动是另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石忠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众盛木厂之间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其虽在众盛木厂经营场所从事卸木劳务，但劳务报酬并非由众盛木厂或林丽女发放，卸货的工作时间、具体所从事的卸货工作也并非是由众盛木厂或林丽女安排，双方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无论卸货是否为众盛木厂业务范围，石忠泽与众盛木厂均不构成雇佣或劳动关系。众盛木厂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林丽女而非曾志强。虽然众盛木厂曾为石忠泽购买团体意外险，但经查明实际是由曾志强向石忠泽取得身份证信息后以众盛木厂名义购买，故购买团体保险的行为尚不足以证实石忠泽与众盛木厂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曾志强与林丽女存在合伙经营众盛木厂的事实。石忠泽主张与众盛木厂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曾志强与林丽女合伙经营众盛木厂，但所举示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与曾志强还是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等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众盛木厂内卸货工作多由曾志强在“众盛工作群”内发布供应商的货柜数量以及卸货时间信息并予以安排。“众盛工作群”信息记录显示，2017年12月7日下午涉案事故发生时的卸货工作系曾志强于2017年12月6日晚在“众盛工作群”安排。因曾志强确认与石忠泽2017年12月之前存在雇佣关系，结合曾志强在2017年12月7日之后的一段时间仍存在通过“众盛工作群”安排卸货工作行为的事实，曾志强对石忠泽的雇佣行为具有连续性，本案认定2017年12月7日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仍系由曾志强雇佣更接近本案客观事实。对于曾志强的抗辩意见及所提供证据。经审查，曾志强在一审中陈述称，2017年11月30日晚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等人吃宵夜时，其和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说不再做卸货业务，其实之前也讲过，当日是进行业务交接，以后有供应商信息就转发，连叉车都卖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每辆4.5万元，约定以后每个柜支付曾志强80元，用来抵叉车款。而张秾波、叶厚良确认曾志强在宵夜时提及业务转让，但因三人内部未协商好、不是很合得来，就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承包业务来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曾志强主张其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存在叉车及卸货业务转让关系，则应就其该主张负举证证明责任。直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是直接的，单独的一个直接证据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证据，以直接证明的方式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起到证明作用。间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是间接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它只能证明案件事实中的某一个情节或片段，如要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以推论的方式即间接证明的方式起证明作用。本案中，曾志强关于2017年12月前与石忠泽存在雇佣关系的陈述、涉案事故发生前后一段时间内“众盛工作群”中的微信聊天信息属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涉案事故的劳务系由曾志强安排，并指定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双方符合雇佣关系特征的法律事实，曾志强主张其在“众盛工作群”发布卸货信息只是协助传递业务信息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曾志强是否向石忠泽发放2017年12月已完成劳务报酬的问题，基于涉案事故发生的时间，并不影响对双方雇佣关系的认定。因曾志强未能提供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转让叉车及卸货业务书面协议等直接证据，所提供的证据多系间接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石忠泽受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的事实，本案应认定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仍系由曾志强雇佣，涉案事故发生时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具体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证人徐世俊、黄超等小工出具的《收据》以及出庭所证证言。徐世俊、黄超陈述其均是根据2017年11月30日晚曾志强与叶厚良等三人吃宵夜时交谈内容认为曾志强已将叉车及卸货业务转让给了叶厚良等三人，属于个人主观判断。徐世俊、黄超与石忠泽同属小工，但并未能提供与叶厚良等三人自2017年12月1日起已实际建立了雇佣关系的有效证据，所出具的《收据》以及出庭证言不足以采信。2、关于证人陈泉坤的证言。陈泉坤出庭所述曾志强、张秾波均曾向其谈及卸货业务转让事宜的事实并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实，且陈泉坤系木材供应商但并未能提供自2017年12月1日起与叶厚良等三人协商卸货时间、卸货价格、款项如何支付的证据，陈泉坤所出具的《收条证明》系单方出具，存在个人主观判断的问题，也未能合理解释为何在《收条证明》中称叶厚良等三人下落不明，故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吴云日、陈海青、张少绿、李康涛、黄国腾等木材商老板所出具的《收条证明》。因上述人员均未出庭作证，且《收条证明》中的内容也系单方出具，存在与陈泉坤所出具《收条证明》证据相同的证明力瑕疵，本院不予采信。4、关于曾志强与褚艳波于2017年1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经审查，该记录仅能反映曾志强与褚艳波仍在协商叉车和卸木业务转让问题，而不是曾志强调和褚艳波、张秾波、叶厚良之间的矛盾，且可证实至2017年12月11日时叶厚良、张秾波、褚艳波并未承接叉车和卸木业务，这与曾志强主张自2017年12月1日起已转让叉车和卸木业务给叶厚良等三人的事实并不一致。5、关于罗来金所出具《收据》以及证人丁声伟的证言。曾志强并未能提供其转让叉车给叶厚良等三人的直接证据，该两份证据证明力不足，不足以证明曾志强已于2017年12月起将叉车和卸木业务一并转让给了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事实。6、关于曾志强与张秾波于2018年1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虽证实张秾波向曾志强要叉车保养人的电话，提及叉车全部分开和修车、保养的问题，但时间为2018年1月1日，并不能证明涉案事故发生时曾志强已实际将叉车及卸木业务一并转让给了叶厚良等三人。7、关于石忠泽于2018年1月22日向曾志强出具的《收据》。该《收据》系打印后交石忠泽签名，结合此时石忠泽仍在住院治疗需要缴纳医疗费用的事实以及前述对曾志强提供的其他证据的认定意见，该《收据》可以证明石忠泽收款的事实，但并不足以证明曾志强主张的本案雇佣关系主体的事实。综上，本案认定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是与曾志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更接近客观事实。曾志强所提供证据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事故发生时，石忠泽与曾志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二、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否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曾志强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涉案事故发生时，曾志强作为接受石忠泽提供劳务的一方，作为雇主未能在现场卸木作业时尽安全防范义务，对本案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应对石忠泽在案涉事故中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林丽女的赔偿责任。众盛木厂与石忠泽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也并非是曾志强与木丽女合伙经营，石忠泽主张众盛木厂应承担雇主责任依据不足。至于石忠泽又主张众盛木厂和林丽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石忠泽所从事的劳务为普通的卸货业务并非建设工程等需要特定资质的业务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具备一定安全生产条件的业务，故无论众盛木厂是否存在转包关系，林丽女均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石忠泽认为林丽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赔偿责任。石忠泽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事故的发生系因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叉车操作不当而引起，石忠泽请求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石忠泽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石忠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所从事的卸木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其在明知没有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卸木作业，没有以应有的谨慎确保自身安全，对自身所受到的伤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认定石忠泽对自身所受到人身伤害损失自行承担20%的责任，余下80%的责任，由曾志强承担。石忠泽的损失合共970276.56元，石忠泽自行承担194055.31元，曾志强应承担776221.25元赔偿责任，扣除曾志强已支付的合计188300元外，曾志强仍应向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综上所述，石忠泽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关于本案雇佣关系主体的认定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5民初4126号民事判决；二、曾志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三、驳回石忠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09.88元（已由石忠泽预交），由石忠泽负担1094.04元，曾志强负担3315.84元。石忠泽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315.84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曾志强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3315.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25.72元（石忠泽已预交4409.88元，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已预交3315.84元），由石忠泽负担1545.14元，曾志强负担6180.58元。石忠泽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64.74元，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15.8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曾志强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6180.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麦芷菁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