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民申11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樊允玉，女，197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东路******。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开发区康士路****。法定代表人：周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夏嬅，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樊允玉因与被申请人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樊允玉申请再审称，一、涉案《预约出租车合作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是无效合同。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海博公司主张涉案《合作合同》合法有效，应该提交合同中约定的网络预约出租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相关行政许可。一、二审认定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沪海汽行政[2017]5号文件、沪交运[2017]435号文件、2018年1月15日情况说明、2018年8月15日情况说明是网约车经营资质并不符合《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其形式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是两个不同的经营形态，樊允玉的本意是购买合法合规的网约车而非出租车，故签订涉案《合作合同》《购车协议》不是樊允玉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二审法院逻辑，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即是经营资质，但当时政策尚未出台，无法办理出经营资质，批复不等同于经营资质；即使沪海汽行政[2017]5号文件、沪交运[2017]435号文件、2018年1月15日情况说明、2018年8月15日情况说明是营运资质，也是签订合同1年后获得的“营运资质”，不能证明过去有营运资质。故涉案《合作合同》违反《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也不符合《上海市出租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出租车管理条例》)，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的无效情形。3.涉案《合作合同》前言、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款第(1)项相关内容违反《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出租车管理条例》与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精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无效情形。4.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没有给海博公司先行先试的特权，海博公司卖车时，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出台，海博公司亦未办理行政许可。海博公司刻意隐瞒未拿到网约车经营资质的事实，采用虚构已获得网约车经营资质的手段，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二、不存在樊允玉违约之事实。首先，违约方的确定须以涉案《合作合同》有效为前提，但海博公司未提交相关网约车的行政许可，涉案《合作合同》自始无效。其次，樊允玉在暂停交纳管理费之前要求办理人证事宜，并告知办理完证件后一并交清管理费，海博公司表示认可，双方默认等待办理完合法合规人证车证后一并交清管理费，直至2018年1月10日海博网约车被扣押事实及后续“情况说明”出现，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一、二审法院不采信樊允玉提交的证据且未说明原因，即判定樊允玉违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二审程序违法。1.海博公司一审期间提出的延期举证申请不符合延期举证的法定事由。2.一审法院对樊允玉提出的延期审理申请未作出书面回应，不符合法定程序。3.一审法院未当庭质证，采信海博公司庭后的质证意见。4.涉及本案事实的行政案件均在诉讼中，二审法院对樊允玉要求中止审理不予采纳，卷宗中也未找到樊允玉的中止审理申请书，无视樊允玉的合法权益。四、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伪造证据。一审法院向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发调查函，未加盖法院公章，且指定非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工作人员马斐收。马斐没有代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回复，也没有回复法院关于306辆车是否具有网约车营运资质的问题。一审法院把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的回复证明在证据目录中篡改成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的回复证明。五、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网约车经营资质引发的纠纷，应按照《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或《出租车管理条例》审理，但一、二审法院对《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出租车管理条例》只字不提，并以海博公司提交的《关于海博出租汽车公司有关车辆情况的说明》中车辆是营运性合法车辆就认定涉案车辆具有网约车营运资质，且以樊允玉不履行合同约定判决樊允玉败诉。不管海博公司是以《出租车管理条例》还是《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来执行合同，均未按照规定办理过任何营运证件，即使合同合法有效，违约方也是海博公司而非樊允玉。2.一、二审法院认定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是网约车行政主管部门是错误的，应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3.二审法院认定沪交运(2016)128号是网约车经营资质是错误的，涉案《合作合同》签订时《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未颁布及实施，不能办理行政许可。4.涉案沪AMXX**车辆是于2016年8月8日获发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证，其中类别记载为预约出租车，该证违法。通过(2019)沪0115行初742号获得的相关文件和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答辩状及法院笔录中均确认樊允玉购买的是出租汽车。一、二审法院认定海博公司与樊允玉合作经营的是网约车，那么车辆营运证只能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其他不同类型的营运证均不符合《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樊允玉请求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十项之规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海博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之情形。根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才存在合同无效的可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出租汽车即包括巡游出租车与网络预约出租车，所以网约车也是出租车的一种。涉案《合作合同》签订时，国家尚未颁布法律、行政法规对上述业务进行限制或者禁止，樊允玉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二、一、二审查明事实清楚。海博公司给樊允玉营运证有效期尚未到期，樊允玉即开始拖欠费用，主观故意明显。过渡期内，上海有关部门已发文确认涉案车辆的合法性，并不存在海博公司欺骗樊允玉的情形。涉案车辆在嘉善被扣押后，行政部门调查后认为车辆合法，直至目前，没有任何一辆沪AM号段车辆因为没有车辆营运证而受到过行政处罚。樊允玉主张法院与行政机关伪造证据，与事实不符，本案的证据客观反映了案件事实，形成完整证据链。三、一、二审程序公正，承办法官在二审判决书中就二审新证据是否采纳问题已充分阐述了观点，法官与律师没有不按照程序质证。综上，海博公司请求本院驳回樊允玉的再审申请。再审申请阶段，樊允玉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9年4月28日上海市公开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网页新闻。2.交法函[2017]564号文件。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向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发送的函及送达回证、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证明。4.海博公司向樊允玉开具的发票。5.关于2018年1月10日扣押事实发生后发生了集体维权事件的视频文件。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2系交通运输部对其出台文件的适用解释，不属于证据。证据3系一审卷宗中的材料，不属于再审阶段的新证据，本院不作认证，但对该材料的相关意见将在下文中阐述。证据4与本案事实有关，可以证明海博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就樊允玉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合作经营服务费人民币19,200元开具了发票。证据5即使可以证明有扣押事实，但扣押系交通执法部门对涉嫌违法行为所采取的暂时性行政强制措施，并不能由此证明该行为最终被确认为违法，故该视频文件亦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无营运证而不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关于涉案《合作合同》是否无效。涉案《合作合同》及《购车协议》均载明双方签订合同系为合作经营预约出租车，合同内容意思明确，樊允玉称签订前述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从本案事实看，2016年2月2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出具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同意海博公司增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质，据此海博公司之后与樊允玉签署涉案《合作合同》具有合法依据。本院注意到，沪交运[2016]128号批复出台及涉案《合作合同》签署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均未出台，亦无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网约车业务进行规范、限制或禁止。樊允玉主张之海博公司刻意隐瞒其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资质而与其签订涉案《合作合同》的欺诈事实，不能成立。涉案《合作合同》签署后，樊允玉使用的系争车辆获发了类别记载为预约出租汽车的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证，并实际进行了网约车的经营活动，关于系争车辆营运证的合法性问题，二审法院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作为《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负责网约车具体管理和监督工作的管理部门，于2018年1月15日与8月15日两次出具情况说明，对海博公司网约车经营资质及涉案车辆自启用之日起的合法性进行确认，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海博公司具有合法的网约车经营资质，并无不当。此外，根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之“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海网约车若干规定》《出租车管理条例》不属于此类规定。故樊允玉认为涉案《合作合同》因为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而无效，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第二，关于樊允玉违约事实是否存在。根据已查明事实，樊允玉自2017年6月起不再支付服务费及相关保险费用，樊允玉提交的微信记录及书面材料主要系樊允玉的单方异议及缓交相关费用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樊允玉与海博公司之间就樊允玉缓交服务费及相关保险费用等达成一致。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合作合同》约定认定樊允玉不支付服务费及相关保险费用的行为构成违约，并无不当。第三，关于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延期举证及质证的处理并无不当，法律并未规定不能采取书面方式进行质证，亦未规定对当事人延期审理申请必须书面回复。二审卷宗中存在樊允玉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书，二审法院对其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未予许可的理由在二审判决中进行了阐述，并无不妥。第四，关于证据问题。法院发函至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由其负责相关业务的下属单位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进行回复，并无不当；该回复由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加盖公章，代表该部门的意思，法院函件发给相关部门联系人并不能由此证明该证据系伪造或是由该个人出具；卷宗目录上的证据名称并不影响法院根据证据内容对事实进行认定。二审法院对樊允玉有异议部分事实所涉一审证据与二审新证据均充分阐述了认证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樊允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十项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樊允玉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曹克睿审 判 员 陆 烨审 判 员 贺 幸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吴 拓书 记 员 吴 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