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9893号 原告：王辉，男，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革，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玉红,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辉与被告丁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被告丁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请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资金占用损失280.686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的1.5倍，从2006年9月23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7日，并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06年9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拥有的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原名称为：浙江银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科技)6%的300万股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价款为30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另行约定。随后上述股权转让进行工商变更手续。由于双方原来关系还不错，原告起初一直未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11月1日，原告以书面方式向被告发函要求在7日内支付300万元及相关损失，但被告一直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2018年10月24日，原告再次发函要求被告在收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关损失。然被告依旧置之不理，至今未支付分文。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利益，为维护原告利益，根据《合同法》、《民法总则》等相关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诉请。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民事控告告知函、顺丰速运快递底单及顺丰录音材料，《民事判决书》(2017)浙0106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2360号，《公证书》(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16752号、EMS投递信息等。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状中称原、被告于2006年9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拥有的银江科技6%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价款为30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另行约定，该股权转让在协议签订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这些均系事实。但原告诉称于2016年11月1日、2018年10月24日两次发函要求被告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关损失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并未收到原告寄送的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通知函件。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有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事实上双方就股权转让款已经达成一致，被告取得原告转让的6%股权，是不需要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真实支付对价。理由如下：1、原告与被告系发小关系，曾经关系亲密。自2003年以来，原、被告就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关系。在2005年初，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银江科技与被告商定共同合作一起到山东昌邑进行投资，由银江科技出资920万元、被告出资300万元、昌邑市廒里盐化有限公司出资780万元，三方共同组建设立昌邑市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依然存在，名称也未变更)，并已确定由原告出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为此投入机器设备及大量资金，但后因银江科技无法出资，最终银江科技和被告均未成为昌邑市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而被告却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机器设备变卖损失、工艺图纸、前期开发费用、技术人员薪资等)。正因为原、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一起对外投资过程中造成被告损失和银江集团缺少有实体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等综合因素，原告便邀请被告正式加入到银江科技共同创业，并承诺给被告同时期其他自然人股东一样比例的股权，即银江科技6%股权，采取的方式就是原告无偿将其名下6%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同时给予被告执行总裁、董事的职位。2、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时用于工商注册的格式版本，约定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无非是为了与6%股权的注册资本相对应，实际上原告并不需要被告支付该款项；从协议中的转让价款交割方式约定为“另行签订协议交割”也能体现该情况，若原告真的需要被告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则协议中必然会对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期限一并作出约定。另外，从原告将案涉股权转让给被告后的10余年期间，从未要求被告签订价款交割协议、也从未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也能进一步印证被告所述的真实性。3、原告转让给被告的6%股权不需要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该事实从银江科技多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也均不以支付对价为目的这一事实可以反映。另外，银江科技注册资本于2006年8月从1000万元增资到5000万元的过程中，所增加的注册资本4000万元，也并非由当时的股东真实增资，而是由第三方过桥资金出资，在出具《验资报告》后抽逃出资归还给第三方。因此，原告转让给被告的6%股权对应的工商注册资本虽然为300万元，但原告自己实际也并没有真实出资300万元，这也是原告不需要被告实际支付对价的原因之一。原告之所以会向法院对被告提起本案的诉讼，也是存在特定原因的，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对银江科技增资的问题上产生分歧。2016年1月，银江科技召开2016年临时股东会(第一次)会议中，原告要求将银江科技的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增资到10000万元，而被告明确表示反对，由此导致原、被告之间产生矛盾。之后，原告操控的银江集团免除了被告的董事等一切职务并停发了被告的薪资待遇。由于原、被告双方关系一直无法缓和，被告无奈于2017年8月向本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并胜诉，而原告对被告提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未获法院支持。因此，原告及原告掌控的银江系企业开始报复性的向法院起诉被告，目前在本院审理的案件就有三起。二、退一步讲，即便被告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原告的主张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1、原告于2017年10月起诉被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案号为(2017)浙0106民初9393号】，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表述“在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协议后，原告以口头方式多次向被告主张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然被告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予支付”。因此，根据原告该自认的事实，能够说明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口头催讨未果时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而原告却在10多年后再来提起诉讼，显然早已过诉讼时效。2、根据《合同法》第161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价款交割方式约定为“另行签订协议交割”，而事实上双方至今未就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进行过另行约定。因此，应该认定原、被告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将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之日起开始计算，原告的主张应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此外，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有300万元股权转让款，被告再次郑重申明，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就是双方就股权转让款已经达成一致，被告取得原告转让的6%股权，是不需要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真实支付对价。原告之所以会向本院对被告提起本案的诉讼，除了对银江集团增资方面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原、被告双方在银江集团、银江股份法人治理、公司经营、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有重大分歧和冲突。被告现为银江集团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管（被非法免除），持有银江集团6%股权（目前工商登记所持，未包括其被非法转让的6%股权）。银江集团是银江股份（股票代码300020）的控股股东，现持有银江股份17716.6505万股（占总股本比例27.02%）。被告间接持有银江股份1063万股（原2126万股，被非法转让）。银江股份公告（编号×××23）银江集团2014年度财务报表净资产27.45亿，则被告的净资产达1.647亿（不包括被非法减持、对外投资等收益）。原、被告自2003年以来，双方就已开展多方面的合作。2005年初，原告与被告一起到山东投资“山东昌邑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原告无资金投入而失败，而被告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及当时原、被告之间关系确实比较好，且被告拥有实体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等，原告便邀请被告正式加入到银江科技共同创业，并承诺给被告同时期其他自然人股东一样比例的股权，即银江集团6%股权，采取的方式就是原告无偿将其名下6%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后来被告才知道原告得到银江集团的股权事实上也没有实际出资。被告自2006年加入银江集团至今，一直在银江系企业中任职，曾兼任多家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等职，是2009年首次发行上市的银江股份创始人之一。被告为银江集团的发展呕心沥血十多年，一心为公，工作勤勤恳恳，从不贪污，遵纪守法，自己做表率用薪资资助奖励困难优秀员工，一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原告王辉利用其担任银江股份控股股东银江集团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的职务便利，在银江集团经营过程中一股独大、无视股东会、董事会等，在未召开银江集团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前提下，伪造虚假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在2013-2019年五次违规减持银江集团持有的银江股份3767万股，金额达6.9565亿元（被告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权益4174万元），及多次非法股权质押等并利用原告的实控人地位，通过关联和非关联交易、洗钱等方式，变相侵占公司大量财产。同时原告在公司经营期间还组织和实施操纵股价、利益输送、内幕交易、偷税骗贷、挪用资金、行贿受贿、违规信披等等众多违法犯罪之事，为自己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损害了银江集团、小股东及股民的利益。甚至原告还操控、伙同徐某某（银江集团总经理）在银江股份、银江集团内部私自设立“银江军委”。上述种种行为，被告不愿意与原告同流合污，原告王辉就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未经股东会擅自免除了被告董事、高管职务，拆除被告办公室，停发被告作为股东、董事、高管的一切权益，被告就开始遭受到原告的强力排挤、打击报复和刑事民事诬告迫害。包括向西湖公安诬告被告侵占、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要求解除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二审被驳回），甚至向本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对被告提起侵占、要求被告返还原物车辆等案件，但均未获得法院支持被全部驳回。正因为如此，原告利用实控人地位，就操纵指使银江系企业开始报复性的向法院起诉，目前在本院审理的案件就有三起。被告认为，原告及原告控制指使的银江系企业，利用伪造的证据和事实等，向本院提起的三个案件诉讼实际均是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是严重的诬告。原告的诉请实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中国工商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昌邑市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2011年11月25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5月13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本院(2017)浙0106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书，邮件取件记录详情(手机照片)，委托书，验资报告、招股说明、银江集团总经理(柴某某)谈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文字稿，银行交易明细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在以下内容中予以认定处理。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6年9月23日，原告（作为出让方）与被告（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让方与受让方经友好协商，就出让方将其在银江科技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一事签订如下协议，1、出让方将拥有银江科技6%的300万股股权转让给受让方。2、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1：1，转让价款为30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另行签订协议交割。3、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06年9月23日。4、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等内容。 同日，银江科技召开股东会议，同意上述转让。而后上述股权转让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被告一直至今持有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所获得的银江科技6%的股份。但是双方未就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签订交割协议，被告也一直未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 （二）2017年10月9日，原告诉至本院，该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双方于2006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将其持有的银江科技6%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1625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计算）；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9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银江科技拥有的6%的300万元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价格为1:1，转让价款为300万元，自2006年9月23日起，被告即可依据已受让的股权享受股东权利，履行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同日，银江科技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原告向被告转让股份的行为，确认被告拥有银江科技6%的300万元股权。而后，被告作为银江科技的股东，多次参加股东会并参与表决，并于2012年担任监事职务，2013年担任董事职务，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另行约定。在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协议后，原告以口头方式多次向被告主张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然被告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予支付。2016年11月1日原告以书面方式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在7日内支付300万元或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款的补充协议，否则原告有权撤销股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被告将受让的股权无偿回转。但是被告对原告的要求置之不理。原告认为被告违反约定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已构成根本违约，故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诉至法院。 该案中，被告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原告给予被告的股权激励，该股权转让行为无须支付对价。原、被告系同学、朋友关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被告、银江科技和案外人昌邑市廒里盐化有限公司约定设立昌邑市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但后续因银江科技无法出资，故未能作为创始股东设立昌邑市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鉴于被告已经为设立上述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当时拟定的法定代表人即原告王辉邀请被告加入银江公司共同发展，并提出给予与其他高管差不多的待遇即6%的股权激励，采取是以原告将持有的银江科技6%的股权转让给被告的方式。《股权转让协议》是当时用于工商注册的格式版本，约定转让价款为300万元体现的是6%对应的注册资本，实际并不需要被告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银江科技股权转让行为一直不以支付对价为目的，股东转让股权均以1元作为股权转让价款，并不以股权的市值作为定价标准，且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极其不规范，因此才会发生2011年公司股东杨某某将持有的公司6%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被告，又在被告不知情情况下以1元价格转出事项。该些事实均可以反映银江科技的股权转让并不需要按股权市值真实支付对价，实际就是对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原告邀请被告正式加入银江科技，将6%的股份赠送给被告，被告在银江科技上班，为原告服务、创造价值，被告事实上无须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2点“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另行签订协议交割”，若原告该次股权转让行为是以获得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目的，按照常理，原告在股权转让时就应和被告签订交割协议，约定好交付期限，但原告在2006年股权转让后，且进行工商变更后，也未就该款项与被告达成过任何协议，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不仅就上述股权转让款至今未与被告谈论过签订款项交付的协议，也从未就上述款项的支付向被告进行过催要。若原告就该次股权转让真需要被告支付300万元，其应当早就向被告进行催要，而不是等到十多年后，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才提出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拖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2、根据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另行签订协议交割”，即是否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是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股权转让款支付与否也与该转让协议无关，该股权转让款支付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股权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物权已经发生变更，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未尽履行及解除问题。3、原告要求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说，即使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方式需要被告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该股权转让款也已过诉讼时效。因原、被告未签订相关支付协议，也未就款项支付催告过被告，故该款项的支付也属于买卖双方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现双方之间转让的标的物已于2006即完成交付及变更，在此后的长达11年时间内，原、被告双方就款项支付未签订协议，故原告未在股权变更之日起的二年内要求被告支付款项，该股权转让款现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8年2月5日，本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一、王辉与丁革于2006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丁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名下的浙江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6%的股权返还给王辉，并协助王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三、驳回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75元，由王辉负担1735元，丁革负担40元。即本院（2017）浙0106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 被告不服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3月19日，该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认为，首先，关于丁革是否负有向王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王辉、丁革于2006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该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300万元，转让价款另行签订协议交割。丁革关于其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因无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不应采信。因此，丁革负有向王辉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义务。其次，关于王辉是否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就股权转让价款的交割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其后，王辉与丁革一直未签订交割协议，故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未对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王辉作为权利人，依法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然而，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双方至今未曾签订交割协议，王辉也未曾向丁革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因此，尚不足以认定丁革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另一方面，丁革虽然在一审庭审中有“即使原告催告，被告认为不需要支付这300万元股权转让，因此被告不会支付”的陈述，但根据该陈述全文，丁革是在认为其并不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的前提下，才表示不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况且，丁革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如果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被告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且诉讼时效没有超过的话，被告对此也会予以尊重”。因此，在双方对丁革是否负有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尚存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以丁革的部分陈述认定其拒绝履行主要债务并构成根本性违约，依据不足。故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尚不能证明丁革的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王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本院（2017）浙0106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50元，减半收取1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50元，均由王辉负担。 （三）2019年11月15日，原告诉至本院，即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经杭州中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本院亦予认定。关于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杭州中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丁革负有向王辉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义务”，本院亦予认定。关于该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杭州中院生效判决认定“王辉作为权利人，依法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考虑原告在此前的诉讼中曾主张被告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双方存有争议、杭州中院生效判决认为“尚不足以认定丁革存在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在杭州中院终审判决后至本案诉讼前原告未再明确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以及本案审理中被告仍对其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有异议等案情，原告主张的利息（资金占用损失）可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被告辩称其“不需要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真实支付对价”、“原告的主张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等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辩称的“山东昌邑银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纠纷、“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等事项，与本案股权转让款纠纷无关联，可另行处理。 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丁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辉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4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7448元，由王辉五负担27769元，丁革负担29679元。王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丁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吕凤祥 人民陪审员  郑仁孝 人民陪审员  朱湘江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司储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