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0）晋11行终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庞×，山西省兴县人，住山西省兴县。   委托代理人陈×，兴县魏家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吕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刘×。   委托代理人常×。   一审第三人吕梁市煤炭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慕×。   委托代理人高×，山西宏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庞×与被上诉人吕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吕梁市人社局）及一审第三人吕梁市煤炭建井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临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4行初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庞×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被上诉人吕梁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常×，一审第三人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到庭参加了询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吕梁市人社局在2015年后，将工伤认定权限下放至各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告庞×系任光信之妻，2011年10月的一天，原告之夫任光信途经苛大线水油塔段大桥时，摔下桥洞受伤，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作出吕人社行审工伤认（2014）32号工亡决定，认定任光信为工亡。第三人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不服工亡认定提起诉讼，离石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第三人不服，上诉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离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同时撤销了吕人社行审工伤认（2014）32号工亡认定决定，责令吕梁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再次向被告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吕梁市人社局以原告不能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主要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吕人社行审工伤（2015）3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原告不服，向离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石区人民法院撤销了吕梁市人社局作出的吕人社行审工伤（2015）3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责令吕梁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不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原告于2017年1月22日再次向被告吕梁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当日受理后向原告及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材料通知书，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了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决定中止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原告于2016年11月29日向离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行终103号生效判决书，离石区人民法院以吕梁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为由终结了原告的执行申请。原告认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2017年9月26日向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124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1行终91号行政裁定，撤销了临县人民法院（2018）晋1124行初13号行政裁定，指令临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晋1124行初90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吕梁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责令被告对原告之夫任光信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依程序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被告于2019年2月25日以证据不足作出了任光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吕人社行审工伤认（2019）23号】。原告不服，于2019年3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告于2019年3月14日向证人薛×、高×2进行调查，调查笔录显示薛×和高×2均承认2011年10月28日的证明，是在出事后一星期书写，改变落款时间是任光信之哥任根信的授意。被告于2019年3月14日向时任兴县公安局魏家湾巡逻中队队长赵侯平进行调查，调查笔录显示该中队于2011年12月30日出具了《水油塔10月28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水油塔村10月28日交通事故答复函》两份完全不同的证据。2014年6月19日山西宏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贺小梅及实习律师问四云向任光信的连襟高商兵的调查笔录显示：“2011年10月29日任光信侄儿上班时说任光信请假了，当日带老婆到兴县医院看病去了”。2012年3月29日任光信的同事田雨当证明：“2011年10月28日下班时任光信向队里请假说给老婆去看病”。2011年10月29日早班点名时任光信侄儿任建红说：“他叔叔带婶子去太原看病了，一直没来上班，后来出事了”。   2019年5月29日，一审法院向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核实，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7月22日书面予以回复：魏家滩中队没有兴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资格，大队也没有授其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发时，魏家滩交警中队的中队长为赵候平，赵候平自己知道无权出具责任认定书，且魏家滩巡逻中队保管印章的内勤樊晋宇在该事故发生前，已于2011年6月调离魏家滩中队，也不具备盖章的条件。队长赵候平不知道发生过该事故，也没有出具过《水油塔10月28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经核査，当事人亲属提到，《水油塔10月28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从2011年任家滩派出所副所长高凌云手中取得。在事故发生后，当事人亲属从未与交警中队反映过此事，只是通过电话与魏家滩派出所副所长高凌云取得联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整个事件的过程都是由高凌云办理，高凌云现在无法取得联系(高凌云20**年因房姐龚爱爱事件已被双开)。   另，被告向原告的调查笔录显示，事故当天晚上任光信由兴县人民医院转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人民医院（下称山大二院）。被告向任根信的调查笔录载明，任光信受伤时间是2011年10月28日下午6点多，当晚把任光信送至兴县医院急诊，2011年10月29日快晚上时由兴县人民医院派救护车送到山大二院，到了山大二院的时间为次日凌晨。山大二院关于任光信的病历记载显示，任光信的受伤时间是2011年10月30日凌晨4时，入院时间是2011年10月30日17时10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吕梁市人社局负责受理本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被告对任光信的事故进行了调查、核实，但无法确认任光信是在上下班途中受伤，同时无法确认其受到伤害为“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证人薛×、高×2的证明中因存在任光信之哥任根信的授意，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本院对其二人证明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王拖明的证明与被告提交的第三人律师对其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本院均不予采纳。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魏家滩巡逻中队作出的《水油塔10月28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水油塔村10月28日交通事故答复函》两份文书相互矛盾，且有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本院的书面回复，可证实两份文书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的情形，属于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庞×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主要理由为，1.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之夫任光信受伤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被上诉人的调查内容与其在吕人社行审工伤认【2014】32号工亡认定决定和离石区人民法院（2014)离行初字第17号行政案、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行终字第92号行政案的答辩意见自相矛盾，与已生效的（2014)离行初字第17号、(2014)吕行终字第92号、(2015)离行初字第63号和（2016)晋11行终第103号行政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一审法院2019年5月29日调查内容也与上述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不相吻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调查的任光信受伤是2011年10月30日凌晨4时，同样与上述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相矛盾。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对任光信的事故进行了调查、核实，但无法确认任光信是在上下班途中受伤，同时无法确认其受到为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以及认定“魏家滩巡逻中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与《事故答复函》两份文书相矛盾，属于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均不予采信。然后确定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完全错误，该认定与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原告所诉事实与已生效的多份行政判决查明认定的任光信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相一致，同时有任光信的死亡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予以佐证，这难道能说上诉人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既然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作出的吕人社行审工伤认【2014】32号任光信工亡认定决定又是依据的什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规定，用人单位即本案一审第三人从未举证证明上诉人之夫有故意犯罪；酗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之一，其仅在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吕行终字第92号行政一案庭审中提交了自行调取的《关于水油塔村10月28日交通事故答复函》。该函也并未否认任光信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这一事实。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任光信2011年10月28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死亡应认定为工亡。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更无证据，应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法提出上诉，望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吕梁市人社局答辩称，根据临县人民法院（2018)晋1124行初90号行政判决确定的内容，被上诉人重启了任光信的工伤认定程序。于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1月24日去往兴县人民医院、兴县公安局进行了调查取证。兴县人民医院说明因系统升级，无法查阅2013年前的接诊记录，兴县公安局就此事出具了《情况说明》，称经查阅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报警记录，未找到2011年10月28日至2011年10月30日期间魏家滩水油塔路段关于任光信的警情记录。经对庞×和任光信之兄任根信调查，庞×陈述：“任光信受伤之后，任根信就叫人开车送去兴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去了急诊之后医生拍了片说诊断不了，当晚就由兴县人民医院派救护车送到了太原的医院……”，任根信陈述：“任光信受伤之后，我们先将他抬回了家，当晚（2011年10月28日）雇车送去兴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29日快到晚上才由兴县人民医院派救护车送去山大二院，30日凌晨到了山大二院……”，以上二人的陈述，时间上有矛盾，且到达山大二院的时间与病历显示住院时间不一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二条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规定，“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经查，任光信在山大二院的病例记载，任光信于2011年10月30日17时多入院，入院记录主诉显示“患者于2011年10月30日凌晨被车撞倒，从4米高处摔下，背部着地……”。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提供的调查笔录显示，任光信的雇主王拖明陈述：“任光信2011年10月28日上午上班，下午3点下班时请了十多天假，说要带老婆去太原看病……”。任光信妻子庞×的妹夫高商兵陈述：“2011年10月29日上班时听任光信的侄儿说任光信当天请假带老婆去兴县看病去了，还听村里人说任光信2011年10月30日骑自行车上班途中发生事故”。任光信的工友葛知音陈述：“任光信2011年10月29日早班请假给老婆去太原看病……”。任光信工友田雨当陈述：“2011年10月28日下班后向队里请假给老婆看病，2011年10月29日早班点名时，任光信侄儿任建红说他叔叔带婶子去太原看病了……”。被上诉人对任光信的证人薛×和高×2做了调查笔录，薛×和高×2都说没有看清楚任光信是怎么摔下去的……。以上证言与工伤认定申请资料及证人证言中的受伤时间相互矛盾，且申请人无法提供受伤确切时间的有效证据。无法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证明发生事故的时间和责任划分。综上，通过庞×提供的申请材料、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提供的举证材料以及被上诉人的调查取证，无法证明任光信是否于2011年10月28日发生事故，无法确认事故的责任划分。任光信的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伤的条件。因此，被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理由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一审第三人吕梁市煤炭建井公司答辩称，根据有效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之夫任光信不是在2011年10月28日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上诉人在多年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为伪造和非法取得，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无相关证据支撑，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一审原告庞×诉讼请求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的（2019）晋1124行初43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临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王建栋   审判员 刘慧平   审判员 李俊泓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李佳欣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