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水英，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炎民，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南陵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练志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斌，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皖雪，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上诉人孙水英、孙炎民因与被上诉人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公司）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2020)皖0223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均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水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向温氏公司支付287100元（按照补助款574200元×50%）。事实和理由：原判酌定孙水英与孙炎民共同向温氏公司支付补助款的61%，未充分考虑到孙水英的利益，孙水英并未获得政府发放的任何补助款，原审判决显失公平。孙炎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无需向温氏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事实和理由：孙炎民与温氏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孙炎民获得的补助款系猪舍拆除的补助，并非温氏公司所主张的生猪扑杀补助款，原判酌定孙水英与孙炎民共同向温氏公司支付补助款的61%，于法无据。温氏公司辩称，孙炎民领取的补助款系生猪扑杀补助款，并非猪舍拆除补助，孙炎民领取该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其应返还；原判认定的返还比例并非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温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水英、孙炎民连带支付其补助款439246.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8日，温氏公司与孙水英签订了《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约定：1.温氏公司委托孙水英养殖肉猪期限为领猪苗后的170天内。2.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3.温氏公司负责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饲养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4.温氏公司为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孙水英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不能擅自处理。5.孙水英负责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需要的费用。6.孙水英对温氏公司提供的各种物料和肉猪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孙水英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肉猪交付公司回收。7.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8.确定本批饲养数量为803头，具体以领苗单为准；温氏公司向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金额以南陵温氏物（2018）5号文件为准，温氏公司向孙水英提供的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饲料、各种药物、疫苗的数量及价格以农场主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准。孙水英领取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应向温氏公司支付货款，在肉猪回收时，从温氏公司支付孙水英的价款中扣除。9.对肉猪回收标准及价格，约定：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为每斤7元，单头体重在110斤至170斤之间，或稍有残缺，为每斤6元等，孙水英提供给温氏公司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温氏公司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农场主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的价格及肉猪的回收价格进行10%以内的调整，以确保农场主利益。温氏公司按时、按量回收符合上市标准的肉猪，并及时支付结算款项。10.对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专条约定。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8年7月29日，孙水英依合同约定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803头进行饲养，至2018年9月份该批猪被扑杀时孙水英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价值439246.6元。因非洲猪瘟疫情，2018年9月20日左右，孙水英所领养的肉猪783头被强制扑杀（其余猪在之前饲养中病死）。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以猪舍拆除补助资金名义将574200元汇至孙炎民账户。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规定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该通知未见有对猪舍进行补助的内容。另查明：孙炎民系孙水英之弟，孙水英租赁了孙炎民的猪舍饲养涉案的肉猪，被扑杀的肉猪养殖了51天。庭审中，孙水英称没有领取任何扑杀补助款。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温氏公司与孙水英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8年7月18日，温氏公司与孙水英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既有委托内容也有双向买卖内容，既有风险单方承担也有风险共担的约定，既有温氏公司提供的猪苗等物料、技术指导的内容也有养殖户人、财、物付出和养殖管理的内容，体现了“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根本特征，并非《合同法》规定的单纯的委托合同或买卖合同或技术服务合同，兼具了委托、买卖、技术服务法律行为，相应行为应受相应法律规则调整，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是一种无名合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将其概括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有关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二、关于案涉补助款如何定性及处理的问题。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孙水英将养殖成品的肉猪出售给温氏公司，温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等回收肉猪，温氏公司在扣除其事先提供给孙水英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而产生的货款后，将余下款项交给孙水英，该余下款项就是孙水英养殖肉猪的收入。但是，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双方无法预见的风险或疫情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怎么办？对此，双方在《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合同》中约定：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由此可知，双方对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产生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互不追究。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该疫情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即温氏公司不能通过回收肉猪而收回事先提供给孙水英的猪苗等物料款，孙水英也不能向温氏公司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但是，双方没有对政府因非洲猪瘟疫情扑杀肉猪而给予相应扑杀补助款如何分配作出约定。为此，温氏公司现要求补助款574200元中439246.60元归其所有，而孙水英辩解其至今未获得扑杀补助款；孙炎民辩解，其提供的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了补助款是拆除猪舍的补助款，而猪舍是孙炎民建造的，故补助款归其所有。该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有温氏公司为孙水英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孙水英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的约定，该约定类似于保留所有权买卖，系有效约定。但该约定不适用于本案。根据公平原则，对补助款适当归温氏公司所有符合本案事实。对孙炎民的辩解，该院认为，其一，文昌镇政府的《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应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的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二，文昌镇政府的《证明》在事后出具，并未附相应文件及会议纪要。其三，补助款并非来源于文昌镇政府财政资金，而是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确定的相应层级的政府财政资金，补助对象及性质应由相应层级的政府进行说明、解释。从该通知内容来看，根本不涉及猪舍拆除补助问题。所以，对孙炎民补助款与温氏公司无关联，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不予采纳。基于以上分析，案涉补助款是因基于肉猪被扑杀而产生，应是扑杀肉猪的补助款。从文件形式看，上述通知是按通常情形确定补助对象的，即直接养殖被扑杀肉猪的养殖户，不可能也无法考虑现实生活中被扑杀肉猪的权属存在多种形态，但孙水英作为养殖户并未支付相应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温氏公司，故补助对象不宜确定为孙水英；然而，对被扑杀的肉猪孙水英又付出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补助对象将孙水英完全排除在外也不妥当。所以，该院认为，补助对象在表面上为孙水英一方，在实质上应为本案双方，故补助款为双方共有。《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孙水英的饲养的肉猪现存的783头肉猪被强制扑杀，产生补助款574200元。截止2018年9月，孙水英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439246.6元。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温氏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等物料价格、孙水英的付出、养殖时间及双方抗风险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其他已经判决的类案，为了维护裁判的统一性，酌定温氏公司分得补助款61%，即350262元(574200元×61%)。因补助款被孙炎民领取，孙炎民与温氏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孙炎民不愿返还，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孙炎民应当予以返还；孙炎民与孙水英具有姐弟特殊利害关系，政府将补贴款打给孙炎民，孙水英至今没有向孙炎民主张，两人存在相互串通损害温氏公司利益的可能性。因此，孙水英亦负有返还上述款项的责任，对于孙炎民、孙水英的辩解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孙炎民、孙水英共同给付温氏公司350262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温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88元，由温氏公司负担3076元，孙炎民、孙水英负担481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该疫情导致案涉养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即温氏公司不能通过回收肉猪而收回事先提供给养殖户的猪苗等物料款，养殖户也不能向温氏公司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但是，双方没有对政府因非洲猪瘟疫情扑杀肉猪而给予相应扑杀补助款如何分配作出约定。对被扑杀的肉猪养殖户并未支付相应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温氏公司，肉猪成长所需的饲料、疫苗等物料均系温氏公司提供，但同时对被扑杀的肉猪养殖户又付出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故本案应按照公平原则对补助款进行分配，避免利益失衡。分配补助款时，除应考虑温氏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等物料支出，还应考虑如下因素：1、物料价格系正常履行养殖合同时约定的价格，在养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该价格存在过高的情况；2、在养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养殖户获得的补助不能明显高于正常履行养殖合同的利润回报；3、因无法正常履行养殖合同，养殖户处理病猪、拆除猪舍等增加的费用支出；4、发放补助款时所考虑的养殖户猪舍投资损失补偿、相当期限内不得养殖的损失补偿；5、案涉生猪实际养殖时间为51天，与约定养殖时间170天相差较大，养殖户在此期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6、双方抗风险能力的差异。综合上述因素，原判酌定温氏公司应分得补助款的61%，并无不当。二、案涉补助款发放依据为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内容并不涉及猪舍拆除补助问题。故孙炎民上诉主张其领取的补助款系猪舍拆除补助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生猪扑杀补助款现被孙炎民领取，孙炎民与温氏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其无权占有该款。政府将生猪扑杀补助款发放给孙炎民，但实际养殖户孙水英怠于向领取人孙炎民主张权利，导致补助款无法向温氏公司支付，其应负共同返还责任。综上，孙水英、孙炎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3元，由上诉人孙水英负担1379元，上诉人孙炎民负担65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 勇审判员 徐红梅审判员 戴玉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裴丽平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