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3行初160号原告：余敬，女，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平，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江汉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负责人：侯明洁，教导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芳，系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剑，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敬（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江汉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以下简称“被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金平，被告的负责人侯明洁，委托代理人肖芳、吴兴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载明：“余敬：你于2018年10月18日向江汉区公安分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报称财物被损毁一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请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投诉或者投案”。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1、接处警信息；2、《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3、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2646号民事判决书；5、《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6、询问笔录（余敬）；7、规范性文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原告诉称：原告是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占有该房屋30%的份额，余丽亚占有30%的份额，余桂林、詹三桂占40%的份额。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2010年5月13日发布的【2010】第55号《征收土地公告》，江汉区汉兴街贺家墩集体建设用地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并实施征收，原告的前述房屋属于该征收范围，已经被拆迁。原告认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未依法征收，遂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进而提起了国家赔偿的行政诉讼，但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开庭过程中称其不是涉案征收项目的实施者，也未具体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前述房屋的拆除工作。据此，原告认为前述房屋的拆除不是政府强拆，且该房屋拆除没有任何相关司法文书，原告不知房屋被谁拆除，故原告依法多次向被告及武汉市公安局报警，被告一直未予查处，遂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6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出具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称原告报称财物被损毁一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2019年7月25日，原告收到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鄂01行终88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回复，起诉已无必要。原告认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是错误的，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重新作出答复。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武房江共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江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3、《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反映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复印件；4、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2010】第55号《征收土地公告》；5、武汉市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6、房屋被拆除后的照片；7、（2018）鄂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8、报案报告、EMS快递单（1007940503527）复印件和EMS查询网页截屏；9、EMS快递单（1038873996225/1007940505827）、武汉市公安局转办信访事项告知单（武公信（信）告知字（2018）387号）复印件；10、（2019）鄂01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11、（2019）鄂01行终886号行政判决书；12、《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被告书面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被告早在2010年8月4日就对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之后查明了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的房屋系原告与其妹余利亚、其父余银林三人共同共有的房屋。2012年11月15日，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与原告之母詹三桂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该房屋后被拆除，《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后被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2015年8月10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作出《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反映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称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武汉市2009年城中村第10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鄂土资函）【2010】539号），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第55号，将江汉区贺家墩集体建设用地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并实施征收。原告的前述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并已经被拆除。根据政府部门的征收土地公告及国土规划部门的回复意见，可以判断出原告的前述房屋属于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范围，且原告之母詹三桂曾与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故原告明确知晓其房屋是在拆迁征收过程中被拆除，其对安置补偿等事项不满，应当向征收实施主体提出而非由公安机关查处；二、原告报案所称事项，经被告查证的情况，可以判断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之事项，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依法作出不予调查处理的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房屋被谁拆除；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据1、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解决民事纠纷的职责；对证据10、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回复。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作如下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1-6、原告提交的证据1-12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经过，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规范性文件依据均为有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5日，原告通过1****电话举报，述其于2010年8月4日报警称其所有的红旗村××号房屋被强拆，被告已立案，但迟迟未予答复。武汉市公安局接警后转至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处理。同日，被告回告称已回复原告其报警不是案件无需立案，不能开具立案回复，让其找拆迁办及法院解决。同月21日，被告民警电话回复原告，因原告提出需要书面回复而拒绝接受答复。2018年10月11日，原告及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向被告所属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邮寄《报案报告》，要求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对原告等人所有的红旗村××号房屋被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收到上述邮件。2019年4月23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同时，针对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向被告提出财物被损毁一案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其报警的房屋被毁损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另查明，2019年2月，原告及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收到其申请的报案材料，但一直未予查处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对原告报案请求履行法定职责。在该案的审理期间，被告作出前述《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2019年7月23日，本院作出（2019）鄂01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等人知晓房屋系在征收过程中被强制拆除，因拆迁引起的纠纷，其权利主张应当向征收实施主体提出，而非由公安机关以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来查处，且针对原告等人的报警，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已经口头回复并在起诉之后进行了书面回复，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判决驳回原告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等人不服，上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行终88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本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驳回原告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经本院（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26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系夫妻关系，原告与案外人余利亚系二人子女。原告与案外人余银林、余利亚共同共有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房屋，所占产权比例分别为30%、40%、30%。2012年11月15日，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与案外人詹三桂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对案外人詹三桂红旗村B-295号房屋按货币安置方式进行补偿。现该房屋已经拆除。该判决书确认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与案外人詹三桂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无效。还查明，2015年8月10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作出《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反映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称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武汉市2009年城中村第10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鄂土资函[2010]539号），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第55号，将江汉区汉兴街贺家墩集体建设用地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并实施征收。原告的房屋位于本次征收范围内，现已经被拆除。还查明，2017年6月，原告与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政府进行住房安置或货币补偿3000万元。同年8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被申请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且从未具体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房屋的拆除工作。决定对申请人（原告等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2018年7月2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与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对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如不服，可以起诉其认为的侵权行为并一并要求赔偿，但原告等人只起诉该决定书及提出赔偿请求，而未起诉认为的侵权行为，则无法确认原告等人认为的侵权行为是否确实违法，也无法就是否应予赔偿作出具体判定。判决驳回原告及案外人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的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在本院（2019）鄂0103行初55号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调查，原告自称其房屋于2010年8月4日被非法强拆，同日即向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及被告报警，要求对非法拆除行为予以查处，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就是否立案查处予以过口头答复。本院认为：一、根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及2019年1月1日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本辖区的公安机关，对群众报案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分别作出处理。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是否错误。本案中，根据政府的征收土地公告及国土规划部门的回复意见，可以判断原告所有房屋属于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范围，且原告的母亲詹三桂曾与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就该房屋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原告是知晓其房屋系在征收过程中被强制拆除，并就拆除导致的损失向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该情形足以认定原告房屋的拆除确系征收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因拆迁引起的纠纷，其权利的主张应向征收实施主体提出，而非由公安机关以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来查处。据此，被告依据相关证据材料做出本案被诉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余敬负担（原告余敬已预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兰人民陪审员  杨玉华人民陪审员  魏腊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