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8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华，女，198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梧州市龙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火生，广西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仲炜，男，198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梧州市龙圩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海彬，男，198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梧州市龙圩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广西建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良，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梧州市龙圩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萍，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梧州市龙圩区。 上诉人李淑华、黎仲炜、黎海彬因与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6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淑华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6民初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立即归还上诉人的借款3万元，并以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给付逾期利息，同年8月20日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给付逾期利息，直至付清3万元本息之日止；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全部由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四被上诉人已经归还上诉人借款23000元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上诉人李淑华与被上诉人郭建萍2019年8月8日的微信聊天为：当天16点26分，被上诉人郭建萍在微信上说，李淑华你还没有去报税吗？抓紧时间去报税。上诉人李淑华16点46分把艺人的纳税表发给被上诉人郭建萍[里面包含各艺人的应纳税明细以及缺少艺人唐古和大哲（艺名唐古，实名为赵东华，艺名大哲的实名为赵宪哲）的身份证的说明]，接着被上诉人郭建萍发复印件发给上诉人李淑华，并叫上诉人李淑华给电话被上诉人李永良。让被上诉人李永良在微信转（钱）给上诉人李淑华纳税。依据以上聊天内容，可以说明该23000元是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李淑华缴纳艺人税款的事实，而非归还本案借款，因为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将38410元艺人税款给了上诉人李淑华，一审中，到庭的上诉人黎仲炜及黎海彬的代理律师及被上诉人李永良对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合伙承办2019年8月9日在梧州市中恒体育馆的演唱会是认可的，故缴纳艺人的税款是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举办演唱会的义务，而非上诉人李淑华的义务。从而说明上诉人李淑华在一审的陈述：为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垫付15410元，连被上诉人李永良转账的23000元，合计为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缴纳艺人税款38410元才是客观事实。 黎海彬、黎仲炜辩称，被上诉人李永良确认未收到李淑华的借款，李淑华转账给李永良的30000元与本案借款无关。李淑华无证据证明2019年7月30日向李永良支付的30000元是本案的借款，在李永良没有追认该转款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李永良在2019年7月30日收到的30000元认定为李淑华支付本案借款是错误的。2019年8月8日，李永良向李淑华转账23000元是否是归还借款，需要李永良本人核实，与本案无关。黎海彬、黎仲炜从未收到李淑华的30000元借款。 黎海彬、黎仲炜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6民初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淑华对黎海彬、黎仲炜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黎海彬、黎仲炜向李淑华借款3万元并收到李淑华出借的款项是错误的。庭审中，经李永良确认，2019年8月6日并未收到李淑华支付的任何借款，2019年7月30日，李淑华通过微信向李永良转账30000元与本案借款无关。一审法院在李淑华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7月30日向李永良支付的30000元是涉案借款，并经李永良、郭建萍、黎海彬、黎仲炜确认，或对李永良与李淑华之间的其他借贷关系进行追认的情况下，以2019年7月30日，李淑华通过微信向李永良转账30000元，认定为李淑华支付黎海彬、黎仲炜于2019年8月6日向李淑华借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黎海彬、黎仲炜向李淑华借款56000元并收到李淑华出借的款项是错误的。经共同借款人李永良确认，2019年8月6日并未收到李淑华支付的56000元借款，也未要求李淑华代付业务款，一审法院在李淑华仅提供一份聊天主体、内容均不明确的证据，认定李淑华通过黎仲炜提供的POS机刷取56000元是错误的。为此，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敬请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淑华辩称，黎海彬、黎仲炜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0000元的借款是经过黎海彬、黎仲炜在借条上签字确认的，7月30日后支付30000元借款给李永良后，黎海彬、黎仲炜之后才补签的借条。借款56000元也是事实，是李淑华通过刷信用卡方式将钱借给黎海彬、黎仲炜。黎海彬叫黎仲炜拿刷卡机给李淑华刷卡，钱进了黎海彬、黎仲炜的口袋，一审上诉人李淑华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黎海彬、黎仲炜在二审作虚假陈述，应追究他们的责任。 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没有提供答辩意见。 李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立即共同归还原告李淑华借款86,000元及逾期利息4988元（暂计至2019年12月10日，利息从2019年8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以后利息按此计算至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四被告系朋友关系，四被告因筹办演唱会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2019年7月3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李永良转账30,000元。2019年8月6日10时09分，被告黎海彬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原告，询问原告是否在店内，“在店内让阿炜拿机给你（原告）刷”。同日，四被告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出具三份《借条》，上述三份《借条》的借款金额分别为30,000元、50,000元和6000元，其中借款金额为6000元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9年8月9日，借款金额为30,000元和50,000元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9年8月10日，且该三份《借条》均约定若逾期不还清借款的则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签订上述《借条》后，原告于2019年8月6日使用其尾号为0719的农业银行信用卡、尾号为7360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尾号为3930的建设银行信用卡以及案外人李泽宁尾号为0727的农业银行信用卡分别于当天16时18分、16时26分、16时28分及16时21分通过被告黎仲炜自带的POS机刷取15,000元、20,000元、6000元和15,000元，共56,000元。上述透支款项均由原告在信用卡还款到期日前向银行清偿。2019年8月8日，被告郭建萍于16时26分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原告，催促原告缴纳税款。被告李永良于17时05分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23,000元。同日，原告向国家税务总局梧州市龙圩区税务局缴交税费38,410元。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向其转账的23,000元为被告李永良委托其代缴演唱会艺人的税费，除了被告李永良转账的23,000元，原告还为其垫支了15,000多元的税费；被告李永良、黎仲炜、黎海彬则主张上述23,000元为被告李永良归还原告于2019年7月30日借给被告李永良的30,000元借款，且没有收到其余的56,000元借款，四被告所出具的三份《借条》为空白借条，四被告签字时是没有载明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支付给原告的23,000元是否为归还其向原告所借的30,000元；四被告出具的《借条》对四被告是否生效，四被告是否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首先，关于被告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支付给原告23,000元的定性问题。原告主张四被告向原告借款86,000元，对于其中30,000元的借款提供了借款金额为30,000元的《借条》及微信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该院予以确认。被告李永良、黎仲炜、黎海彬辩称被告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通过微信转账已归还了23,000元，原告主张该23,000元为被告李永良委托其缴交的演唱会税款，而不是归还本案的借款，并提供了其与被告郭建萍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及缴交税款的银行流水清单予以证实。该院经过开庭综合查证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与被告郭建萍的微信语音内容无法证实被告李永良转款给原告让其缴纳税款，银行流水清单显示的缴税数额38,410元亦与被告李永良所转账的23,000元不一致，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微信转账给原告的23,000元为被告李永良委托原告缴纳税款所用，该院认定该款项为被告李永良用于归还涉案借款中的30,000元，四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000元未归还。现借款期限届满，四被告未还清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次，关于四被告出具的《借条》的效力问题及四被告是否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除了上述30,000元借款，原告主张其使用自己和他人的信用卡通过被告黎仲炜提供的POS机套取了56,000元作为借款出借给四被告，并提供了借款金额为50,000元和6000元的《借条》、微信聊天记录、信用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四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借款金额及刷卡时间均能相互印证，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被告李永良、黎仲炜、黎海彬主张四被告没有收到相应的借款、四被告出具上述《借条》时为空白借条的辩解意见，不符合常理，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规定，原告出借给四被告的56,000元，为原告使用信用卡套取资金，然后转贷给四被告，并且双方约定了较高的借款利率，且双方事先均知道上述借款交付方式。因此，原告与四被告之间56,000元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四被告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综上，四被告应共同归还借款本金7000元及利息并返还56,000元给原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应共同归还给原告李淑华借款本金7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7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1日起，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付，直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应共同返还给原告李淑华56,000元；三、驳回原告李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4元，减半收取计1037元，保全费880元，共1917元（原告已预交法院），原告李淑华负担594元，被告黎仲炜、黎海彬、李永良、郭建萍负担1323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淑华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19年8月8日李淑华与郭建萍聊天记录，2.演唱会明星税票及银行流水，拟证明2019年8月8日郭建萍、李永良的要求，代黎海彬、黎仲炜、郭建萍、李永良支付明星的税款38410元的事实；李永良违背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没有据实向一审法院说明其于2019年8月8日17:05分微信转账23000元是给李淑华代缴明星税款，而谎称是归还李淑华借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黎海彬、黎仲炜是演唱会投资方，不是具体承办方，缴纳税费的义务不应该由黎海彬、黎仲炜承担。对上诉人李淑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李淑华提供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在一审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证实李淑华缴纳演唱会明星的税费，该证据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是否与上诉人李淑华存在借款关系；2、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及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尚欠上诉人李淑华多少借款本金及利息。 关于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与上诉人李淑华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2019年8月6日，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及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出具了三份借条给上诉人李淑华收执，这三份借条上黎海彬、黎仲炜、李永良、郭建萍都在借款人处签字。借条上分别写明“兹借到”李淑华数额为30000元、50000元、6000元的借款，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对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没有收到借条中的借款，借款关系未成立。首先，上诉人李淑华对借款关系的成立提供了真实的借条，借条有黎海彬、黎仲炜本人签字，借条真实性各方当事人都无异议。其次，上诉人李淑华提交了在2019年7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给李永良30000元的记录，该证据可以证实李淑华将款项支付给了四个借款人之一。上诉人李淑华陈述在出借30000元后，在2019年8月6日四借款人郭建萍、李永良、黎海彬、黎仲炜才出具30000元借条，符合常理，借款关系成立。一审认定上诉人李淑华出借了30000元给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而另外两笔借款50000元、6000元，上诉人李淑华主张是通过刷信用卡套现方式出借给黎海彬、黎仲炜。对此，上诉人李淑华提供了2019年8月6日10时09分与上诉人黎海彬的微信聊天记录，黎海彬语音询问李淑华是否在店内并写到“在店内让阿炜拿机给你（李淑华）刷”。李淑华同时提供了2019年8月6日16:18分刷卡15000元、16:21刷卡15000元、16:26刷卡20000元、16:28刷卡6000元的交易明细以及上诉人李淑华在2019年9月1日、9月2日归还信用卡借款56000元的记录。以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李淑华通过刷取信用卡方式将56000元借款支付给了黎海彬、黎仲炜。但由于56000元是以信用卡套现方式出借，一审认定这两笔借款无效并判决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返还56000元给上诉人李淑华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及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尚欠上诉人李淑华多少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上诉人李淑华认为李永良微信支付给李淑华的23000元是代郭建萍、李永良支付明星税款的证据不足。虽然上诉人李淑华提供了2019年8月8日与郭建萍的聊天记录及同日与李永良的聊天记录，但是李永良于2019年8月8日微信支付23000元给李淑华的款项中没有标注用途，也没有表述代缴税费，且李永良在一审中认为23000元是归还30000元这笔借款本金。因此，一审认定李永良转账23000元给李淑华是归还借款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在2019年8月10日前，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及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没有还清30000元借款，按照借条的约定，应从2019年8月11日支付利息给上诉人李淑华。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永良、郭建萍、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尚欠上诉人李淑华7000元借款并应从2019年8月11日支付利息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上诉人李淑华主张代垫15410元、代缴23000元明星税费问题。虽然上诉人李淑华在二审中提供了缴纳明星演唱会的个人所得税发票及李淑华本人银行卡支付38410元税费给国家税务总局梧州龙圩区税务局的证据，由于代缴税费属于上诉人李淑华与郭建萍、李永良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院对上诉人李淑华代垫税费问题不作处理，李淑华可以另行依法主张其权利。但如前所述，上诉人李淑华主张李永良转款的23000元是代缴税费而非还款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得到支持，而该23000元已经认定为归还本案30000元的部分借款，故上诉人李淑华在主张代垫税款时可以依法处理相关款项。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淑华、黎海彬、黎仲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上诉人李淑华已预交375元，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已预交1375元），由上诉人李淑华负担375元，由上诉人黎海彬、黎仲炜负担13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邓振裕 书 记 员 陈志恒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