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连生，男，195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子栋，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天辉，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宗仁，男，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晔，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少峰，男，198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晔，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民营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林连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子栋，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连生因与被上诉人施宗仁、施少峰及原审第三人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升织造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初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林连生及原审第三人闽升织造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子栋，被上诉人施宗仁、施少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晔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另于2020年7月29日组织补充质证，上诉人林连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天辉、许子栋，被上诉人施宗仁及其和施少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晔，原审第三人闽升织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连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子栋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连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由施宗仁、施少峰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为：（一）林连生系闽升织造公司唯一的实际出资人，施宗仁对闽升织造公司并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2000年1月17日的银行进账单虽记载444.6万元系“施宗仁出资款”，但实际是由林连生出资，因为该款项是由林连生投资的吴江市东方丝绸市场福建信诚丝绸商行（以下简称信诚丝绸商行）汇入闽升织造公司的账户用于验资的，施宗仁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二）虽然林连生与施宗仁之间未签订代持股权的书面协议，但闽升织造公司的注册资本均由林连生汇付的事实客观存在。1.林连生提供的银行进账单、验资报告等，可以证明闽升织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均由林连生支付，林连生还于2000年2月19日至3月17日期间向闽升织造公司注入投资款1000万余元，用于公司成立初期的经营活动。2.林连生提供的付款凭证等，可以证实系林连生及闽升织造公司支付款项购置了公司位于苏州市的土地，以及兴建厂房、办公楼，采购机器设备等，此奠定了闽升织造公司发展的基石。3.林连生提供的证据还可以证实闽升织造公司成立后系由林连生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三）施宗仁系闽升织造公司的名义股东，施宗仁虽和林连生签署了2003年6月23日的《方案》、2005年4月1日的《补充协议》、2013年的《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房屋土地使用）协议》，但此不能代替施宗仁实际应履行的出资义务，其不具有实质股东资格的表象特征。1.闽升织造公司的资产管理、财务处理、土地房产租赁、贷款等经营管理事项均由林连生负责，施宗仁作为名义股东虽曾签署过上述文件，但不代表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实际行使股东权利。2.上述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所贷款项也未按照二人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和使用。闽升织造公司最主要的资产即位于苏州市房屋，而该资产一直由林连生控制，施宗仁及其名下的吴江市闽升恒泰织造有限公司并未使用和占有，也未制作过财产分配表。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施宗仁、施少峰作为名义股东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林连生的诉请应予支持。（四）一审法院以2013年6月施宗仁将其股权转让给施少峰并顺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林连生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施宗仁非名义股东，该理由与法相悖。1.林连生系考虑到与施宗仁是同乡，且施宗仁身患重病，故而未拒绝施宗仁将名义股权转让给其子施少峰。2.施宗仁仅是闽升织造公司的名义股东，其未依法对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故其无权以股东身份并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基于此，施少峰所继受的股权亦无相关权利。3.施宗仁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其不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施少峰亦无相关权利。被上诉人施宗仁及施少峰共同答辩称：1.本案系林连生利用掌控闽升织造公司账册提起的恶意诉讼，目的是拖延闽升织造公司的清算过程。2000年1月17日的银行进账单备注444.6万元系“施宗仁出资款”，该出资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施宗仁当时系借用信诚丝绸商行账户出资而已，早已完成出资义务。信诚丝绸商行是施宗仁、林连生等多人用于经营的平台，即使如林连生所述信诚丝绸商行转账的444.6万元是林连生的钱，对于施宗仁的出资行为而言，并无瑕疵，且钱是种类物，故该笔款项究竟是何性质，在本案中并不重要，无需审查。如果林连生对该款项的性质有异议，完全可以凭借相关证据另行诉讼，而不应在本案中解决。闽升织造公司的财务账册在林连生手中，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中，林连生拒不提供2011年之前的闽升织造公司记账凭证，致使另案无法审理，但在本案中其却提供了所谓的投资、基建的记账凭证，施宗仁及施少峰有理由相信上述记账凭证或系林连生伪造或部分被其隐匿，而无法完整体现实际情况。闽升织造公司在2020年1月即经营期限届满，应自行解散清算，但因双方无法协商成立清算组，且林连生提起本案诉讼，导致施宗仁及施少峰作为闽升织造公司的股东无法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2.施宗仁及施少峰先后作为闽升织造公司的股东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案涉《方案》《补充协议》以及林连生同意施宗仁将股权转让给施少峰等，均可体现在闽升织造公司经营过程中，施宗仁和林连生系按持股比例分配相关收益，故施宗仁及施少峰的股东身份明确。3.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林连生为达到继续侵害闽升织造公司权益的目的，在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后仍通知施少峰参加股东会，欲强行通过对外巨额投资的股东会决议。综上，请求驳回林连生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闽升织造公司同意林连生的上诉意见。林连生于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施少峰、施宗仁名下的闽升织造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财产股权价值暂估价为5100万元，具体以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估值为准）属于林连生所有；2.判令施少峰、施宗仁将其名下的闽升织造公司全部股权变更至林连生名下；3.由施少峰、施宗仁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闽升织造公司设立于2000年1月19日。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反映：公司的股东为林连生、施宗仁，注册资本为988万元，其中林连生认缴及实缴出资为543.4万元，持股55%；施宗仁认缴及实缴出资444.6万元，持股45%；林连生任法定代表人。2000年1月17日，信诚丝绸商行通过转账支票向闽升织造公司开立在中信实业银行吴江支行盛泽分理处的839-000XXX20账户分别转款543.4万元和444.6万元，其中543.4万元的银行进账单备注“林连生出资款”，444.6万元的银行进账单备注“施宗仁出资款”，该两笔出资经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验资。2003年6月23日，林连生和施宗仁在1份《方案》下方的落款处股东一栏签字。该《方案》的内容主要涉及：“闽升织造公司的资产划分为不动产、动产；从闽升织造公司分立出闽升喷水厂、闽升喷气厂，两厂皆为独立法人；划归闽升织造公司（以下称为总公司）的资产为原闽升织造公司所有不动产；划归闽升喷水厂的资产为原闽升织造公司喷水厂除不动产以外所有动产；划归闽升喷气厂的资产为原闽升喷气厂除不动产以外所有动产；总公司的所有资产归总公司所有并管理，由原闽升织造公司股东按股份比例共有。喷水厂和喷气厂使用，按使用建筑面积交纳租金；喷水厂资产及生产经营管理权归属施宗仁（后更名为吴江市闽升恒泰织造有限公司）、喷气厂资产及生产经营管理权归属林连生（后更名为吴江市闽升龙辉织造有限公司），并按在原闽升织造公司所占的股份比例核算出资；喷水厂、喷气厂的经营期限为十年，期满后其机器设备可以与总公司协商作价给总公司或自行处理；十年后总公司继续发展或注销由总公司两股东另行协商；本方案由公司两股东签名生效，未尽事宜由两股东另行协商”。2005年4月1日，林连生和施宗仁签订《补充协议》1份，记载：“闽升织造公司即总公司两股东林连生、施宗仁于2003年6月23日签订《方案》1份，2004年2月9日、2004年11月12日分别签订《补充协议》，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协商，就有关事项补充如下，具体包括总公司贷款、铜罗及仓储财产、二期今后应由总公司投资不动产项目、办公大楼、总公司财务等”。2013年，林连生作为甲方股东、施宗仁作为乙方股东，共同签署《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股东（房屋土地使用）协议》1份，就房屋土地使用期限延长等作出约定。2013年6月27日，施宗仁将其名下的闽升织造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其子施少峰，并于6月28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庭审中，林连生陈述，闽升织造公司设立时因为有限公司不允许只有一个股东，必须有两个自然人，所以其借用了施宗仁的名义，但与施宗仁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闽升织造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反映，施宗仁系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之一，出资444.6万元，占股45%，至2013年6月，施宗仁的上述股份通过转让变更至施少峰名下，林连生起诉主张施宗仁与施少峰仅系闽升织造公司的名义股东，上述闽升织造公司45%的股权实际应归其所有，对此林连生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就林连生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理由，不足以支持其上述主张。首先，林连生以施宗仁对闽升织造公司的出资实际系林连生出资为由否认施宗仁系闽升织造公司的股东，但2000年1月17日的银行进账单中备注栏的记载反映该444.6万元款项系施宗仁的出资款，即使如林连生所称转账支票的出票方信诚丝绸商行系其名下的个体工商户，也不足以推翻该记载。其次，林连生称因其一个人不能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故以施宗仁的名义出资并持股，但代持股份涉及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林连生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如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明双方就此曾有过明确约定，故林连生的该主张也缺乏证据支持。第三，林连生又称闽升织造公司成立后购地、建房、采购机器等均是由其及闽升织造公司出资，施宗仁未出分文也未参与闽升织造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施宗仁提供的林连生认可其签字真实性的《方案》《补充协议》及《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股东（房屋土地使用）协议》，均反映施宗仁作为股东之一与林连生共同签署上述材料，对闽升织造公司的资产管理、财务处理、土地房产租赁、贷款事项等经营管理事项作出约定，该一系列证据均反映当时双方认可施宗仁系闽升织造公司股东身份，现林连生的主张与当时形成的书面证据内容相悖。第四，2013年6月，施宗仁将其股权转让给施少峰并顺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如施宗仁仅系名义持股，对此林连生却未提出任何异议，此也有违常理。综上，该院认为，林连生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闽升织造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权利。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林连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800元，由林连生负担。二审中，林连生提交了以下证据：1.闽升织造公司2000年3月30日的转账凭证（实为记账凭证）1份，拟证明林连生向闽升织造公司投资了109万元，转账凭证记载其中538882元为实收资本，551118元为对公司的长期借款，此可与林连生一审中提供的闽升织造公司于2000年3月17日开具的收到林连生投资款109万元的收据相印证。2.2000年1月17日的银行进账单（收账通知），拟证明银行进账单上虽然备注“施宗仁出资款”，但款项实际是由林连生名下的信诚丝绸商行汇入闽升织造公司的。3.《督促限期支付股东出资和违约金的函》及邮件交寄单，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签到表、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拟证明闽升织造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由公司通过法律途径，继续追缴施宗仁、施少峰所欠缴股本金及利息的决议。4.信诚丝绸商行的便笺若干份，拟证明该商行系林连生投资的个体工商户，施宗仁并未参与。5.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国宏信（苏南通）（民）字[2019]第002号《价格评估报告》，拟证明该报告明确闽升织造公司的股本金及购买三期土地及在其上建设厂房的款项，均未显示施宗仁及施少峰支付过款项。6.闽升织造公司向林连生出具的15份收据，拟证明林连生在2000年5月15日至2003年8月16日期间共向闽升织造公司投资766.54万元。施宗仁、施少峰质证认为：对林连生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因为在另案诉讼中闽升织造公司以2011年之前的财务凭证已丢失为由拒不提交相关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闽升织造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亦记载施宗仁是公司股东并出资。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因为该组证据是双方发生争议后林连生单方制作形成。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林连生的证明目的，因为信诚丝绸商行系多人联合经营。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因为该报告系林连生单方委托形成。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林连生利用其控制闽升织造公司的便利所截取的部分凭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施宗仁及施少峰提交了以下证据：1.苏州中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安K资评报字（2020）第00013号《资产评估报告》1份，拟证明在施少峰起诉解散闽升织造公司一案审理过程中，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委托苏州中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闽升织造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但闽升织造公司表示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已经丢失，无法提供，进而证明林连生在本案中提供的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仅是片断，无法完整反映公司的财务情况。2.信诚丝绸商行于2001年3月30日在吴江市信用合作联社开立的结算户存折1份，拟证明该存折保存在施宗仁处，可证明施宗仁参与过信诚丝绸商行的经营。3.陈连侨在中国农业银行泉州洛江支行开立的尾号为0973的银行卡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1份，拟证明陈连侨（施宗仁的连襟）系闽升织造公司铜罗分公司的仓库管理人员，闽升织造公司存在通过陈连侨的账户向施宗仁、林连生支付分红款的情况。施宗仁还陈述：信诚丝绸商行系其、林连生、施能约、洪祖典四人共同经营，因要租用苏州东方丝绸市场的门面经营，故以林连生的名义注册了信诚丝绸商行；其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参与了商行的经营；在对外经营期间，所有款项均汇入信诚丝绸商行，商行当时的财务是陈利敏，系林连生聘请；其后四人分别开厂，即林连生和施宗仁设立了闽升织造公司，施能约设立了“闽虹公司”，洪祖典设立了“福联仓储”；因2001年施宗仁还以信诚丝绸商行的名义做生意，故有一本存折放在施宗仁处，至于该存折上仅显示2001年5月-12月每月支取750元款项，记不清是何款项了。为支持其上述主张，施宗仁及施少峰申请洪祖典、陈利敏出庭作证。洪祖典出庭陈述：“我认识林连生、施宗仁；大概在2004、2005年有过仓储方面的合作，即合作成立闽升仓储公司；我不太了解信诚丝绸商行，可能在之前某个时间段和该商行有过买卖方面的合作；对于我是否对该商行有过投资，时间太长忘记了；我没有钱打到该商行，该商行也没有向我分过红”。陈利敏出庭陈述：“1997年至2000年初我在信诚丝绸商行工作，当时商行很小，卖布、收钱、记账等工作我都做；是林连生招聘我去工作的，当时商行由施宗仁负责经营，门市上主要是我和施宗仁夫妇在，林天辉后来有段时间来过，施宗仁、林连生应是合作关系；我的工资是施宗仁以现金方式付的；我在商行的时候，商行应该是四个人出资合作的，因为我在门市工作时见过洪祖典等人，但没有见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协议，也不知道商行设立时的资金投入及分红情况；商行后来是由林连生的亲戚林丁山负责记账，吴文祥负责管钱”。林连生质证认为：1.对证据1《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施少峰不认可评估结果，至于该报告中记载的“闽升织造公司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已经丢失”，系林连生向评估机构反映的，但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并非完全丢失，仅是部分丢失。2.对证据2存折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证明施宗仁参与了信诚丝绸商行的经营管理。3.对陈连侨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陈连侨仅是闽升织造公司的普通员工，公司并未使用其账户作为常用账户，且交易明细上也未显示向施宗仁支付过分红，至于该账户显示陈连侨向林连生、林天辉转款，是因为林连生和施宗仁之间存在纺织品贸易往来，施宗仁让陈连侨用其账户作为吴江市闽升恒泰织造有限公司对外往来的账户。4.洪祖典的证言不能证明信诚丝绸商行是由四人共同经营，亦不能证明施宗仁对该商行出资及获得分红。5.对陈利敏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证言反而可证明是林连生派驻的林丁山、吴文祥负责信诚丝绸商行的财务，林连生当时只是让施宗仁在信诚丝绸商行帮忙，不存在合作经营的情况。闽升织造公司同意林连生的举证意见以及对施宗仁、施少峰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林连生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和6的真实性不作确认，因为林连生在另案中明确闽升织造公司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丢失，且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施宗仁是否是闽升织造公司的名义股东问题无关。因施宗仁及施少峰认可林连生提交的证据2、3、4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部分证据不能达到林连生的证明目的，因为证据2不能证明444.6万元的银行进账单项下的款项来源于林连生，该证据反而记载该款项为施宗仁的出资款；证据3系本案诉讼过程中林连生通过控制闽升织造公司而单方制作形成；证据4不能证明信诚丝绸商行账户转账给闽升织造公司的备注“施宗仁出资款”的444.6万元实际来源于林连生，况且林连生也认可施宗仁曾在该商行工作。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作确认，因为该报告系本案诉讼过程中林连生通过闽升织造公司单方委托形成。本院对施宗仁及施少峰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因林连生对施宗仁及施少峰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资产评估报告》可以证明在另案中林连生认可“闽升织造公司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已经丢失”；证据2结合林连生对陈利敏证言的质证意见，仅能证明施宗仁曾在信诚丝绸商行工作过；证据3不能证明闽升织造公司向施宗仁支付过分红。洪祖典和陈利敏的证言不能证明施宗仁及施少峰提出的信诚丝绸商行系施宗仁、洪祖典、林连生、施能约四人合作经营的主张。二审庭审中，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林连生提出的一审判决遗漏了闽升织造公司就林连生在2000年投入988万元款项做了账目处理的事实的问题，因林连生及闽升织造公司在另案中明确表示公司2011年之前的记账凭证已经丢失，无法提供，故对于林连生在本案中提供的闽升织造公司2000年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评价，且此与本案争议问题无关。二审争议焦点为：施宗仁是否是闽升织造公司的名义股东。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林连生主张登记在施宗仁名下的闽升织造公司45%股权（出资额为444.6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林连生，施宗仁仅是名义股东，对此林连生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首先，2000年1月17日的444.6万元的银行进账单上明确备注“施宗仁出资款”，足以证明该款项系施宗仁对闽升织造公司的出资款，虽然该进账单记载的出票人为信诚丝绸商行，但在林连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和施宗仁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仅根据该444.6万元系由信诚丝绸商行汇入闽升织造公司的验资账户，不能得出林连生系该款项的实际出资人的结论，即不能依据该款项的来源推翻上述银行进账单备注载明的事实。至于施宗仁和林连生之间就该444.6万元款项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因林连生并未提出其他主张，故不在本案理涉范围。其次，在闽升织造公司经营过程中，林连生并未提出施宗仁仅是名义股东的主张，相反从施宗仁提交的《方案》《补充协议》《吴江市闽升织造有限公司股东（房屋土地使用）协议》等可见，林连生是认可施宗仁以股东的身份参与闽升织造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享有股东权益的，如2003年6月23日的《方案》中明确约定“从闽升织造公司划归喷水厂的资产及生产经营管理权归属于施宗仁；闽升织造公司的资产由股东按股份比例共有”等。林连生虽辩称上述协议系为闽升织造公司对外贷款而签订，并未实际履行，但其该主张无从与协议内容相印证，且与施宗仁其后根据《方案》实际经营喷水厂的事实相悖。再次，林连生虽主张施宗仁仅是名义股东，但在闽升织造公司设立后十余年，即2013年6月施宗仁将其名下45%的股权转让给其子施少峰时，林连生并未提出异议，闽升织造公司顺利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而林连生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林连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96800元，由林连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杰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