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5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安堂社区土名“七顷旧砖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20D。法定代表人：萧悦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玲，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东，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启红，女，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国，广东融朗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启红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19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东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东利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追偿权已过诉讼时效是事实认定错误，是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理解偏差，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是东利公司追偿其为杨启红垫付的工人工资而提起的诉讼。2013年11月7日，东利公司为杨启红垫付工人工资406715元，随后中山市大涌镇社保局出具了一份垫付工资的《证明》给东利公司，但该垫付证明并未载明杨启红应还款日期。从垫付之日至起诉之日止，东利公司多次向杨启红催告，杨启红没有拒绝偿还，也没有明确表示其不履行还款义务，只是一直要求暂缓。直到东利公司向杨启红催告多次无果后，东利公司才于2019年7月25日诉至法院。东利公司认为，本案的代垫款项应从杨启红在东利公司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杨启红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计算。即从起诉之日2019年7月25日东利公司才知道杨启红明确表示拒绝偿还，这时才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并不存已过诉讼时效之说。杨启红对此答辩称，东利公司为杨启红垫付时间是2013年，至今已超过7年，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东利公司丧失胜诉权，请求驳回东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东利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启红立即偿还东利公司代杨启红垫付的工人工资借款本金406715元及利息损失（自2013年1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1日，东利公司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加工、制造、销售：服装、纺织品；服装洗水。2013年7月7日，东利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启红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洗水车间有偿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租赁甲方车间作生产、经营服装项目之用，租赁期为3年，从2013年8月15日起至2016年8月14日止；每月租金乙方在当月15号前支付给甲方，定金总额为500000元整，期满不续约的，甲方在确认租赁场所、设备无损坏及无拖欠租金、水电费、蒸汽费，并且在乙方没有拖欠乙方员工工资的情况下，应不计利息向乙方返还定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东利公司、杨启红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盖章、签名。杨启红主张其在合同签订后向东利公司交纳押金380000元，并以杨启红洗水厂的名义对外经营，但未办理营业执照。2013年9月，由于杨启红经营的杨启红洗水厂经营不善，拖欠其员工工资。在当地政府部门的要求下，东利公司代杨启红垫付了其拖欠的员工工资406715元。2013年11月7日，中山市大涌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代其出租车间杨启红洗水车间（实际经营者为杨启红，身份证号码：512************845）因拖欠工人2013年9月至10月份工资共406715元，且无力支付。现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决定代垫该厂工资，截至到2013年11月7日，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已垫支杨启红洗水车间员工工资共406715元，特此证明。由于杨启红未向东利公司返还垫付的工人工资，东利公司遂于2019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东利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启红提出东利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中山市大涌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于2013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东利公司截止到2013年11月7日代杨启红垫付了杨启红在经营期间拖欠的工人工资，从2013年11月7日起，东利公司理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应从实际垫付工人工资之日起即从2013年11月7日起计算。民法总则施行前即2017年10月1日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故东利公司应从2013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启红返还垫付款，而东利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且东利公司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东利公司要求杨启红返还垫付款406715元的请求因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东利公司的诉求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启红的抗辩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东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00元（东利公司已预交），由东利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涌分局2013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显示，东利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为杨启红垫付工人工资406715元，东利公司、杨启红对此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涌分局出具的证明是为了证实东利公司为杨启红垫付工人工资的事实，该证明并非东利公司与杨启红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该证明未载明杨启红应还款日期，不影响东利公司在2013年11月7日即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东利公司虽主张起诉前曾多次催促杨启红还款，杨启红未表示拒绝还款，但东利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东利公司要求杨启红返还垫付工人工资406715元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并驳回东利公司的诉求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东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00元（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玲审判员 赖晓筠审判员 刘 通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翠红书记员李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