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13刑终128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宗兴，男，197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先后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来宾市公安局城警支队副支队长、来宾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籍贯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住来宾市滨江园小区高层公寓。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2月21日被来宾市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5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象州县看守所。 辩护人闫宏伟，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梁佳丽，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民法院审理象州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宗兴犯受贿罪、行贿罪、徇私枉法罪一案，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19）桂1322刑初265号刑事判决。黄宗兴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覃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宗兴及其辩护人闫宏伟、梁佳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受贿罪 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黄宗兴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巡逻警察支队（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禁毒支队副支队长以及被抽调到来宾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办案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开设赌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打击走私等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为他人在办理取保候审、解除被冻结银行账户、发还被扣押车辆、协调法院判处缓刑或者轻判等方面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送予的财物共计40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在办理唐某峰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中，收受案件当事人唐某峰的亲属莫某1送给的10万元 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职务之便，为案件当事人唐某峰在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过程中提供帮助，于2014年1月的一天，在南宁市区汇春路小锅头茶庄外收受唐云峰的姐夫莫某1送给的10万元好处费。 上述事实，有唐某峰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的相关案件材料、证人莫某1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2.在办理林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中，收受案件当事人林某送给的20万元 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职务之便，为案件当事人林某在协调检察院和法院给予从轻处罚中提供帮助，于2014年8月份的一天，在来宾市红水河大道和桂中大道交叉路口附近收受林某送给的20万。2016年6月，黄宗兴因没有帮助林某协调法院判处缓刑，在林某刑满释放找到其要求退回20万元后，黄宗兴将20万元退给林某。 上述事实，有林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的刑事案卷材料、建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证人林某、黄某1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3.在办理郑某、肖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中，收受案件当事人郑某送给的57万元、肖某的朋友陈某1送给的30万元 （1）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巡逻警察支队（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等职务之便，为案件当事人郑某在解除被冻结银行账户、协调检察院给予办理取保候审、协调法院判处缓刑中提供帮助，于2016年春节后的一天、2016年的一天、201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来宾市水上不夜城、来宾市公安局停车场等地分三次收受郑某送给的共计57万元。 （2）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巡逻警察支队（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等职务之便，为案件当事人肖某在协调办理取保候审、判处缓刑中提供帮助，于2016年5月份的一天，在来宾市水上不夜城收受肖某的朋友陈某1通过郑某送给的30万元。事后，因没有办法帮助肖某协调法院判处缓刑，黄宗兴通过郑某把30万元退给陈某1。 上述事实，有郑某、肖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的刑事案卷材料、存款凭证、证人郑某、陈某1、谭某1、黄某2、蒙某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4.在打击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中，收受吴某1送给的10万元 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副支队长以及被抽调到来宾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负责打击走私违法犯罪活动等职务之便，为加大查处吴某1提供的走私犯罪线索提供帮助，于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南宁市万象城吴某1的办公室内收受吴某1送给的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广西恒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永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来宾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查获的有关走私货物的相关拍卖材料、证人吴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5.在办理陈某2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中，伙同黄金伟（另案处理）收受案件当事人陈某2的朋友“黄某6”送给的275万元 黄宗兴利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等职务之便，接受案件当事人陈某2的朋友“黄某6”的请托，为陈某2等人在从轻处理、协调法院判处缓刑或者轻判中提供帮助，于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在来宾市滨江园小区黄金伟所住别墅附近收受陈某2朋友“黄某6”送给的275万元。黄宗兴得钱后将其中的272万元拿给黄金伟用于关照陈某2等人案件，自己从中拿了3万元。次日，黄金伟交代其外甥女黄某3将272万元存入黄某3名下的信用社账户上。2018年底，黄金伟因感到反腐形势严峻，遂安排黄宗兴、黄某3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退了共计250余万元给“黄某6”。 上述事实，有陈某2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的刑事案卷材料、黄某3尾号7870、7566、4668的账户交易流水明细以及相关存款凭证、证人黄金伟、黄某3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二、行贿罪 2016年至2018年底，黄宗兴在担任来宾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以及抽调到来宾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办案期间，明知涉嫌开设赌场犯罪的郑某、陈凯先后被起诉至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忻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为了让法院给予郑某、陈某2减轻刑罚或者判处缓刑，伙同他人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14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伙同黄金伟、谢某行贿20万元 2016年5月，黄宗兴在得知郑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被起诉至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为了让法院判处郑某缓刑，经与黄金伟、谢某商量后，找到时任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审委委员刘某帮忙。之后，黄宗兴将46万元交给谢某，让其疏通刘某等人的关系。2017年3月，郑某获判缓刑后，黄金伟交代黄宗兴去跟谢某拿回20万元，之后由黄金伟将这20万元送给刘某。 上述事实，有刘某的人事档案材料及任免职文件、谢某的律师证复印件、郑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的审委会讨论笔录、证人黄金伟、谢某、刘某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2.伙同黄金伟行贿20万元 2018年10月，黄宗兴在得知陈凯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被起诉至忻城县人民法院后，为了让法院给予陈某2从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经与黄金伟商量后，找到时任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梁某帮忙。2019年元旦前的一天，黄金伟让黄宗兴将20万元交给梁某，由梁某拿去疏通忻城法院关系，梁某得到20万元后没有将钱送出，而是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暂扣款收据、证人黄金伟、梁某、黄某4的证言、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3.伙同黄金伟、谢某行贿100万元 2018年10月，黄宗兴在得知陈凯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被起诉至忻城县人民法院后，为了让法院给予陈某2从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经与黄金伟、谢某商量后，由黄宗兴将100万元交给谢某，让其去疏通法院关系。谢某在得钱后，就先后找到忻城县人民法院、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着手落实，后因黄宗兴、黄金伟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而被搁置，该100万元未能送出。 上述事实，有搜查笔录、查封扣押清单、银行缴款凭证、证人黄金伟、谢某、彭某的证言、辨认笔录、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三、徇私枉法罪 2014年6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将王惠琴、王蛟、杜农珠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案件线索指定由来宾市公安局管辖，并具体由来宾市公安局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办理，黄宗兴作为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大队长，负责带队侦办该案。2014年11月12日，巡逻（城区警务）警察支队九大队在江苏省无锡市将杜某珠、王某2、王某3、胥某等人抓获归案，并于同月15日依法分别扣押了王某2、王某3的宝马汽车一辆，同时也将胥某路虎汽车予以扣押。在办理该案期间，黄宗兴在收受杜某珠、邹小妹、胥某、张某、邹某1、方某1等人的家属送给的共计110万元人民币后，接受上述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请托，明知杜某珠、胥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仍以预审及检察部门只同意逮捕王某2、王某3为由，于2014年12月12日提请将杜某珠、邹小妹、胥某、邹某1、方某1、张某取保候审，随后仅将王某2、王某3提请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对杜某珠、邹小妹、胥某、邹某1、方某1、张某等人既不继续侦查补强材料，也不移送审查起诉。2015年6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指定由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3日发出补充移诉通知书后，自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公安机关才分别将方某1、邹小妹、邹某1、张某、胥某抓获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致使犯罪嫌疑人胥某、邹小妹、邹某1、张某、方某1长时间未受到刑事追究。之后，方某1、邹智宏、邹小妹、张小明、胥某均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二年至五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期，其中胥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王某2、王某3被逮捕期间，二人家属叶某、王某1为了要回王某2、王某3被扣押的车辆，送给黄宗兴10万元。黄宗兴收到该10万元后，便交代下属于2015年2月8日将王某2、王某3被扣押的宝马汽车予以发还。 2015年初，胥某获得取保候审后，为了要回被扣押的车辆，送给黄宗兴25万元。黄宗兴收到该25万元后，便将胥某被扣押的路虎汽车予以发还。 因担心事发，后黄宗兴通过黄某1将8万元退还给王某2、王某3家属叶某、王某1。2018年后通过杜某珠的爱人朱某账户退了90万元，后朱某将其中的50万元上缴至来宾市监委账户。 上述事实，有立案决定书，杜某珠、王某2、王某3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的刑事案卷材料，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王某2、王某3、胥某等人的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刑事卷宗中王某2、王某3、胥某、方某1、邹某1、邹小妹、张某等人绘制的发展下线会员的层级图，王某2、王某3、胥某、邹小妹、邹某1、张某、王某1、邹某2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杜某珠、王某2、王某3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的指定管辖通知书、取保候审材料、逮捕证、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王某2、王某3、邹小妹等人的问话笔录等材料，叶某尾号2974账户的交易流水明细，车辆信息查询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协助调查函、情况说明，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执行裁定书、车辆拍卖公告、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报告，暂扣款收据，证人覃某、廖某1、蒙某、蓝某1、莫某2、黄金伟、朱某、吴某2、胥某、方某2、方某1、谭某2、黄某5、黄某1、叶某、王某1的证言，王某2、王某3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刑事卷宗材料中王某2、王某3、胥某、方某1、邹某1、邹小妹、张某、叶某、吴某2等人的问话笔录，辨认笔录，被告人黄宗兴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黄宗兴于2014年1月29日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第九大队大队长，2015年12月2日担任来宾市公安局城警支队副支队长，2018年1月12日担任来宾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队长等职务。其中，2017年2月16日至2018年2月16日，黄宗兴被抽调至来宾市公安局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工作专班工作；2018年2月28日，黄宗兴被抽调至来宾市公安局联合打击专班工作。其受贿线索系由群众举报至来宾市监察委员会，2019年2月21日，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对黄宗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同日办案人员到其居住的小区对其进行抓捕时，黄宗兴不在家，正准备回撤时，黄宗兴刚好外出回来并主动过来与办案人员打招呼，办案人员让其回来宾配合调查，其予以配合。归案后经教育，黄宗兴除了交代侦查部门掌握其的受贿事实外，还交代了侦查部门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事实，同时还主动交代了其伙同他人行贿的事实。此外，其向侦查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经来宾市监委调查核实，部分事实属实。案发后，被告人黄宗兴已退出涉案款71万元人民币至来宾市监察委员会。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从朱某处扣押涉案款50万元、从梁某处扣押涉案款20万元、从谢某处扣押涉案款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立案决定书、案件移送通知书、户籍证明、留置决定书、留置执行通知书、黄宗兴个人人事档案材料、任免职文件材料、暂扣款收据、抓获经过及证人蓝某2的证言、关于黄宗兴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 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原审法院作如下综合评判： 1.在侦办陈某2等人涉嫌开设赌场一案中，黄宗兴是否伙同黄金伟收受贿赂款及收受数额的认定问题。辩护人认为由于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行贿人“黄某6”的证言，证据上无法形成锁链，不应予以认定。经查，黄宗兴接受“黄某6”请托为陈某2等人说情，将“黄某6”送给的一旅行箱钱送到黄金伟家，其从中抽取了3万元。第二天黄金伟即让其外甥女黄某3拿到银行存，存款额为272万元。这一事实黄宗兴与黄金伟归案后在调查阶段均予以供述，且有证人黄某3的证言及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这些证据均能相互印证，故尽管没有行贿人“黄某6”的证言，但这些证据已形成锁链。因此辩护人提出该节辩护意见及黄宗兴在庭审中辩解其未从中拿了3万元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到黄宗兴在该起受贿中所获较少贿赂款的事实，本院在量刑时可对其予以考量。 2.在伙同黄金伟、谢某行贿刘某20万元过程中，黄宗兴的作用问题。辩护人提出在该起行贿事实中黄宗兴仅起到传递行贿款作用，系从犯。本院认为，接受当事人请托是黄宗兴，故黄宗兴系该起行贿的起意者。为达到行贿目的，其找黄金伟及谢某商量，并由黄金伟与谢某同办案人员沟通，其则从中负责送钱，最终达到行贿刘某20万元的事实。因此三人系通过相互商量、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的方式完成行贿，三人的作用均相当，无从犯之说。故辩护人提出黄宗兴在该起行贿中系从犯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3.在伙同黄金伟行贿梁某20万元过程中，黄宗兴系属被诈骗而不能犯还是已行贿既遂的问题，以及在伙同黄金伟、谢某意图行贿100万元给忻城法院、来宾中院相关办案人员过程中，系属被诈骗而不能犯还是行贿未遂的问题。辩护人提出在该二起行贿过程中均属于被诈骗而不能犯。本院认为，首先，黄宗兴接受案件当事人的朋友委托后，积极筹措行贿款项，经与黄金伟商量后，通过黄金伟出面找到梁某，意图通过梁某向忻城法院打招呼，为案件当事人获得从轻处罚说情。在梁某答应帮忙并电话说情后，其二人便送予梁某20万元，虽然二人的本意是通过梁某将款项送给忻城法院相关人员，期间梁某将款项予以截留自用，但这并不影响该二人行贿行为的既遂。因为该二人主观上有行贿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已实施了行贿行为，且梁某毕竟也受其二人之托说了情。故二人的行为符合行贿既遂的构成要件。其次，黄宗兴、黄金伟为稳妥起见，在找梁某帮说情的同时，又与谢某商量，意图通过谢某的关系，用100万元行贿忻城法院及来宾中院相关办案人员，谢某已着手与相关办案人员沟通并承诺给好处费的情况下，由于黄宗兴、黄金伟二人相继案发最终未能行贿成功，继而将行贿款项存放律所。三人主观上均有通过行贿从而达到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的故意，谢某并没有诈骗的故意，只是由于案发而未能得逞，三人的行为符合行贿未遂的构成要件，属于行贿未遂。综上，辩护人提出属被诈骗而不能犯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不予采信。 4.在侦办王某2、王某3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中，黄宗兴的行为系构成徇私枉法罪还是受贿罪的问题。经查，在侦办该案过程中，黄宗兴先是收了杜某珠、胥某等六人家属的贿赂款共计110万元，并对杜某珠、胥某等六人取保候审，后是收了王某2、王某3二人家属及胥某的贿赂款共计35万元，并对扣押的车辆进行发还。对黄宗兴在这起案件中收钱替人“捞人”“捞车”的行为性质，公诉机关在指控中是分开指控，即收钱“捞人”属于徇私枉法，收钱“捞车”则属于受贿。在庭审辩论中，公诉机关也变更指控，将“捞人”“捞车”的行为均指控为徇私枉法性质，而黄宗兴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其行为性质系属受贿行为，而非徇私枉法行为。本院认为，黄宗兴在这起案件中收钱替人“捞人”“捞车”的行为应作为整体评判较为符合事实，毕竟其主观故意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至于其行为性质是属于受贿性质，还是徇私枉法性质。本院认为，首先，黄宗兴收钱替人“捞人”“捞车”，主观上有徇私的故意。其次，黄宗兴明知杜某珠、胥某等人参与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仍以预审及检察部门只同意逮捕王某2、王某3为由，于2014年12月12日提请将杜某珠、邹小妹、胥某、邹某1、方某1、张某取保候审，随后仅将王某2、王某3提请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对杜某珠、邹小妹、胥某、邹某1、方某1、张某等人既不继续侦查补强材料，也不移送审查起诉。2015年6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指定由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3日发出补充移诉通知书后，自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公安机关才分别将方某1、邹小妹、邹某1、张某、胥某抓获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致使犯罪嫌疑人胥某、邹小妹、邹某1、张某、方某1长时间未受到刑事追究。此外，黄宗兴在未查清所扣押车辆是否系属涉案财物的情况下，收人钱财后便交代下属予以发还。因此客观上黄宗兴实施了枉法行为。综上，黄宗兴的行为符合徇私枉法的行为特征，构成徇私枉法罪。根据刑法择一重罪的处罚原则，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实施枉法行为，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的，择一重罪处罚。由于黄宗兴的枉法行为，致使胥某、邹小妹、邹某1、张某、方某1长时间未受到刑事追究，且其中胥某还是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之嫌疑人，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显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至十年有期徒刑。相对黄宗兴在该起事实中收受贿赂145万元，量刑在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而言，显然徇私枉法罪较重，故对该起事实应以徇私枉法罪对其进行处罚。综上，对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5.黄宗兴的行为是否构成自动投案及全案自首的问题。公诉机关认为黄宗兴的行为不属于自动投案，在受贿罪及徇私枉法罪方面不构成自首，仅行贿罪构成自首。辩护人则认为黄宗兴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构成全案自首。经查，办案人员到黄宗兴住宿的小区对黄宗兴进行抓捕时，黄宗兴不在家，在办案人员准备离开小区时，黄宗兴坐其同学蓝某2的车刚好回到小区，其从车上看见办案人员时（其认识办案人员中的一人），即主动下来与认识的办案人员打招呼，后办案人员让其配合回来宾接受调查，其就与办案人员一起回来宾接受调查。这一事实，有黄宗兴的供述、证人蓝某2的证言及来宾市监委办案人员出具的抓获经过予以证实。因此，本院认为黄宗兴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至于是否构成全案自首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庭审中黄宗兴否认其在侦办陈某2等人涉嫌开设赌场一案中获取3万元受贿款的事实，对案件事实没有如实供述，故在受贿罪上不构成自首。而对徇私枉法罪而言，由于其在庭审中对其枉法行为予以否认，没有如实供述。故在徇私枉法罪上也不应构成自首。由于办案部门只掌握其部分受贿线索，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行贿事实，故在行贿罪上其行为构成自首。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宗兴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及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02万元人民币，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且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人受追诉，情节严重；同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应当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归案后，黄宗兴除了交代调查机关掌握的受贿事实外，还主动交代了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事实，故可对其犯受贿罪从轻处罚。调查机关系接到黄宗兴受贿线索而对其立案调查，其到案后主动交代了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事实，属不同罪名，故行贿罪依法认定为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黄宗兴在伙同他人意图行贿100万元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黄宗兴归案后能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调查核实，部分属实，属立功，但不属重大立功，依法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黄宗兴在收受贿赂后因担心案发，退回了大部分赃款，归案后又退缴了71万元赃款，有悔罪表现，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黄宗兴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根据黄宗兴的犯罪事实、情节及悔罪表现，决定对其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均予以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宗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二、对调查机关从朱某处扣押的涉案款50万元、从梁某处扣押的涉案款20万元、从谢某处扣押的涉案款100万元以及被告人黄宗兴退缴至调查机关的71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对被告人黄宗兴尚未退缴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黄宗兴上诉提出及辩护人闫宏伟、梁佳丽辩称：1.上诉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理由：（1）一审法院把上诉人帮他人“捞车”的行为认定是徇私枉法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刑法的规定不符。（2）上诉人在办案时确实认为杜某珠等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也履行了谨慎的请示、汇报义务，没有实施任何伪造、隐匿、销毁证据或放任不管等包庇杜某珠等人的手段。（3）原判错误认定上诉人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同时又错误认定情节严重。2.原判认定第二起、第三起行贿事实，上诉人系被作为帮助犯的中间人诈骗而不能犯，不应认定为犯罪，在第一起行贿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3.原判认定上诉人收受“黄某6”的275万元，证据不足。4.原判认定上诉人自动投案，只认定上诉人犯行贿罪构成自首，而未认定上诉人全案自首错误。5.上诉人到案后检举揭发多名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其中黄金伟涉嫌受贿1000余万元，应认定上诉人有重大立功情节，而非一般立功。综上，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重。 来宾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黄宗兴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一审判决列举的证据来源合法，并经庭审举证、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黄宗兴的行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及是否属情节严重问题。原审判决书对黄宗兴的行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及是否属情节严重已作评判，该评判已充分阐明黄宗兴的行为构成了徇私枉法罪且属情节严重，本院对该评判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不属情节严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 2.关于原判认定第二起、第三起行贿事实是否构成行贿罪及上诉人在第一起共同行贿中的主从犯问题。原审判决书对该问题也作了评判，已充分阐述黄宗兴参与了第二起、第三起共同行贿并构成了行贿罪及在第一起共同行贿中起主要作用。本院对该评判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在第二、第三起共同行贿中不应认定为犯罪及在第一起行贿中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 3.关于原判认定上诉人黄宗兴收受“黄某6”的275万元证据是否充分问题。经查，原判认定黄宗兴接受案件当事人陈某2的朋友的请托，为陈某2等人在从轻处理方面提供帮助，收受陈某2的朋友“黄某6”所送275万元的事实，有证人黄金伟、黄某3的证言及黄宗兴的供述证实，并有证人黄某3的账户流水明细及陈某2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案卷材料相佐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黄宗兴及辩护人提出认定该起受贿事实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 4.关于上诉人黄宗兴是否属全案自首问题。经查，黄宗兴受贿线索系由群众举报,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调查，同日办案人员到其居住的小区对其进行抓捕时，黄宗兴刚好外出回来并主动过来与办案人员打招呼，办案人员让其回来宾配合调查。综上，黄宗兴系被动到案，并无投案的主动性，原审判决认定黄宗兴自动投案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黄宗兴没有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受贿事实属于办案机关掌握线索所针对的事实，对其犯受贿罪不能认定为自首；如实交代行贿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对其犯行贿罪以自首论。原判认定黄宗兴犯行贿罪有自首情节正确。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属全案自首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 5.关于上诉人黄宗兴是否属重大立功问题。黄宗兴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部分属实，有立功表现。但黄宗兴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不符合“重大犯罪行为”的标准，不属重大立功。黄宗兴及辩护人提出有重大立功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宗兴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及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身为司法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情节严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黄宗兴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综上评判，黄宗兴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韦文雷 审判员  杨解光 审判员  郭信志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赖思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