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1895号原告：冒晋杰，男，196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泽，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李远卓，男，197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成，宁夏宓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冒晋杰与被告李远卓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冒晋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泽、陈永昌与被告李远卓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冒晋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2100万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6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16日为：人民币725,958.33元）；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07年5月29日起，原告、被告间就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彩棉集团”）之股份的代持、转让进行了合作，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股权代持、转让的费用，由被告协助原告进行代持及向原告转让股权（下称“案涉交易”）。此后，双方围绕案涉交易产生了纠纷（下称“股权纠纷案件”），并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称“再审法院”）进行了股权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再审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174号《民事裁定书》（下称“《再审裁定》”）。在《再审裁定》中，再审法院认定了如下案件事实：2007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以下称“《代持协议》”），约定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将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彩棉集团1200万股（下称“代持股份”）作为委托股权代为持有，委托股权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007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原告以1750万元受让被告持有的彩棉集团500万股份。2009年12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原告以1600万元受让被告持有的彩棉集团1000万股份。原告与被告之间进行了股权购买交易，上述案件事实2、3所涉彩棉集团合计1500万股份已登记至原告名下，不存在代持情形。对于上述案件事实1，原告认为其已支付2100万元对价购买了该1200万股，该股权系由被告代原告持有。在此认识下，原告就《代持协议》及案件事实2、3所涉两份《股份转让合同》支付的对价合计为5450万元（2100万元+1750万元+1600万元=5450万元），该款项已由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全额支付。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案件事实1所涉代持股份，但被告拒绝予以配合，进而产生股权纠纷案件。最终，再审法院认定，除上述案件事实2、3所涉1500万股份外，其他股份交易的证据并不充分，且不存在被告代持股份的事实，进而，仅支持了案件事实2、3所涉的合计1500万股、对价为3350万元的股权转让交易。也就是说，在再审法院2017年6月26日作出《再审裁定》后，被告获取原告为案涉交易所支付的总金额人民币5450万元中，有人民币2100万元（5450万元-3350万元=2100万元）已不存在对应交易和任何法律依据，原告也因此而受有损失。综上所述，被告自原告处取得的2100万元款项属于没有法律依据而取得的不当得利，应当依法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判如所请。李远卓辩称，一、关于程序问题的答辩。本案被答辩人对此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汇款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对汇款发生的时间也是明确知情的，也不存在不知道对方当事人的情形，被答辩人若认为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当在发生汇款之日起两年内提出，本案中汇款时间为2007年，起诉时间为2018年时隔十一年之久，早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二、关于事实的答辩。被答辩人（原告）冒晋杰主张，其先后向答辩人李远卓支付总计人民币5450万元用以投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要求答辩人（被告）李远卓返还代持股份，但被告拒绝予以配合，进而产生股份纠纷，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进而得出2000万（本案中为2100万）已不存在对应交易和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被告）属于不当得利的结论。答辩人认为，证据不足被驳回不能得出因为法院没有认可被答辩人主张，而转变为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不当得利制度也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为它的构成要件之中。被答辩人表示因法院判决没有认可股权代持关系，便以不当得利起诉，是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答辩人认为其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取决于被答辩人的举证证明责任能否完成，而非案由的改变。被答辩人冒晋杰与答辩人李远卓多年来存在多重业务往来，新疆高院的判决【（2016）新民终439号p11】也认定了双方之间具有其他经济往来。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其支付的5450万元与其投资彩棉的款项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且冒晋杰与李远卓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远不止5450万元，根据已经生效的判决书，【（2016）新民终439号p8】认定，“被答辩人在2007年5月29日至2008年6月11日期间向答辩人李远卓支付的款项中含有上述股权转让款”。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答辩人转款的金额和时间与股权转让的的金额和时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通过答辩人提交的被答辩人在厦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报警记录、控告书、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厦民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闽02民再25号民事裁定书均能证明双方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被答辩人多次通过刑事控告、民事起诉、虚假诉讼等手段试图获取不当利益，特别是在（2017）闽02民再25号案中，被答辩人更是主动撤回起诉。答辩人提交的两份公证书，通过其内容完全能证明双方在2006年开始就合作投资二级市场，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新疆高院涉案判决中冒晋杰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名册记载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主张被答辩人分别于2007年5月29日，通过银行向李远卓汇款1700万，2007年6月11日，通过银行向李远卓汇款2000万，2007年12月24日支付1750万，上述款项中1750万元用于购买500万股份，1600万元用于购买1000万股份，剩余的2100万是根据《委托持股协议》由李远卓代被答辩人代持彩棉集团的出资。因答辩人已经按照当时的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被答辩人冒晋杰诉讼请求经三级法院审理被驳回后改以不当得利为由重新提起诉讼。类似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并不少见，随着社会交易活动的活跃，不同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日益增多，但普通民众维护交易安全的意识仍然滞后，更何况现实交易中往往还普遍存在着交情成分，因交情好而不设立交易凭据的大有人在，在因真实法律关系难以证明而败诉的情况下，被答辩人通过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试图向答辩人转嫁举证风险。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沟通记录中的表述（2007年5月21日被答辩人表述“还是那样，你买我就买，好的，我们之间结算下，我把所有的钱都会认购这些股票。机会你把握，我投资就好，我就不要操那份心了”。2007年5月30日被答辩人说“反正我相信你，你帮我把好关就好，老弟我算是和你绑在一根绳上，你只管搞项目，我去搞钱）通过沟通记录可以看到，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合作投资，且没有书面约定。在2011年3月4日的沟通中被答辩人说“我觉得老弟是不是该反哺一下，当初赚钱我是毫不犹豫，现在过去了5年我等于又回到当初了，当初赚的钱全吐回去了，现在看彩棉的项目上我至少帮了老弟1550w，我也不贪，就按照你说的送我200w股，你觉得呢。答辩人“好”通过双方的沟通记录，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答辩人认为，在不当得利三个构成要件中，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本案先有一方的给付才有另一方的受付，认定有无合法根据，需要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使不当得利请求权达到足以令人信服的标准，被答辩人在股权纠纷关系起诉败诉后又上诉，被驳回后又申请再审，在穷尽了司法救济途径之后，转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起诉，并不当然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果。本案中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被答辩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被答辩人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本案中被答辩人不仅没有证据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在向三级法院的主张为根据《委托持股协议》由答辩人代持的1200万股价被驳回后，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提起起诉，这是典型的耍小聪明，试图向答辩人转嫁举证风险。在不当得利诉讼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原告所为之给付行为有法律上的原因（如借贷、赠与、合作、投资等），相关的证据就在原告的手中，但原告出于诉讼策略甚至诉讼欺诈的考虑，谎称无合法根据。具体到本案中，被答辩人在之前的诉讼中均主张为根据《委托持股协议》由答辩人代持的1200万股价，在证据不足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转为改为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如果此种请求得到支持，不但难以服人，而且会给答辩人带来巨大的不公平的风险。答辩人认为，除非有充分理由推翻现有财产的占有现状，应对当前财产的实际占有表象予以信赖，这是出于对财产权稳定性的考虑，也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若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加重被告的证明责任，让被告承担现有财产系合法获得的证明责任，无疑是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有罪推定，有可能会助长被原告诉讼欺诈的风气，即当事人有意隐去当时交易的真实法律关系、滥用不当得利进行诉讼。这对于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要求被告证明自己获利有合法依据，由被告承担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则意味着直接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该种情形的举证责任倒置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应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就应该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也不例外。具体到本案中，被答辩人是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给付行为必然基于某一法律关系，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行为负举证责任。现被答辩人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没有提供有力证据，就不足以认定被告取得该财产没有合法依据，被答辩人要求被告返还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冒晋杰与被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棉集团）、被告李远卓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名册记载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冒晋杰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冒晋杰是李远卓代冒晋杰持有的1200万份由彩棉集团公司发行的普通股的股东；2、彩棉集团公司及李远卓共同将冒晋杰为彩棉集团的合法股东且持有1200万份彩棉集团发行的普通股的事实记载入彩棉集团的章程及或股东名册、在新疆股权交易中心的托管系统中进行过户登记，并变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管理局等相关的登记事项。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5日作出（2015）乌中民二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冒晋杰与李远卓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是否履行完毕、冒晋杰请求确认其为李远卓代持的彩棉集团1200万份普通股的股东并要求办理股东登记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争议焦点：第一、彩棉集团于2007年6月增资扩股，李远卓成为彩棉集团的股东。冒晋杰与李远卓于2007年6月3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享有权利。但《委托持股协议》中对代持股的单价及股权总价款、代持股股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冒晋杰显名时间等具体内容均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委托持股协议》系冒晋杰与李远卓对李远卓代冒晋杰持有彩棉集团股份作出了一个初步的、概括的约定。第二、李远卓与冒晋杰于2007年12月1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远卓将其持有的彩棉集团500万股转让给冒晋杰，转让价为1750万元。李远卓与冒晋杰于2009年12月17日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远卓将其持有的彩棉集团1000万股转让给冒晋杰，但没有约定转让股权价格。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均是在《委托持股协议》之后才签订，并且已经履行完毕。2008年12月23日彩棉集团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冒晋杰持有彩棉集团500万股。2010年3月31日彩棉集团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内容涉及股东李远卓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彩棉集团股份依法转让给自然人冒晋杰1000万股，冒晋杰持有彩棉集团股份1500万股，持股比例5.684%。综合上述分析，李远卓与冒晋杰先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之后又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冒晋杰并没有向李远卓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故应当认定冒晋杰在2007年5月29日至2008年6月11日期间向李远卓支付的款项中含有上述股权转让款。第三、冒晋杰向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关于所持股权的承诺函》、《股东确权情况登记表》、《尽职调查访谈问卷-股东确权（自然人人股东）》中均确认其没有为他人代持股份、没有他人为其代持、没有股份争议及他项权利或权利纠纷。第四、冒晋杰向李远卓支付款项的时间分别为2007年5月29日转账1700万元、2007年6月11日转账2000万元、2007年12月24日转账1750万元及2008年6月11日转账1000万元。对上述款项的性质及用途，李远卓陈述，2007年5月29日至2007年12月24日的款项共计5450万元，其中3050万元系其与冒晋杰合作股票市场，其应得款项。其中2400万元系为冒晋杰代持1200万份彩棉集团股份的款项，股份已经登记在冒晋杰名下，代持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008年6月11日转账的1000万元系冒晋杰通过其向哈密东天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进行的投资。关于冒晋杰与李远卓上述款项资金往来的相关情况，已经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进行了侦查，并作出不予刑事立案的决定。综合上述分析，李远卓主张《委托持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此，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李远卓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并结合案件相关事实，可以确定冒晋杰与李远卓于2007年6月3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冒晋杰请求确认其系李远卓代其持有彩棉集团1200万份普通股的股东，并办理相关登记事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判决：一、驳回冒晋杰请求确认李远卓代冒晋杰持有1200万份由彩棉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股东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冒晋杰请求判令彩棉公司及李远卓共同将冒晋杰为彩棉公司的合法股东且持有1200万份的事实记载入彩棉公司的章程及／或股东名册、在新疆股权交易中心的托管系统中进行过户登记，并变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机关登记事项。原告冒晋杰不服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6）新民终439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查明，2011年4月18日李远卓与王核签订转让合同，转让200万股彩棉公司股份，王核于2011年8月15日向李远卓支付340万元股价，李远卓于2011年8月16日将该款全部转付给冒晋杰之母。二审庭审中，双方认可，2007年12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中500万股份对价1750万元，冒晋杰于2007年12月24日已支付完毕，予以确认。该院认为，本案中，冒晋杰要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除提交证据证明其委托李远卓代持1200万股的事实后，还应对李远卓返还代持股份时，支付相应的对价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李远卓所转让的股份为非代持的股份，即系李远卓向冒晋杰转让的股份。对于冒晋杰诉称李远卓代持其1200万股彩棉公司股份的事实，李远卓予以认可。李远卓反驳称，其已完全履行委托持股协议，按冒晋杰指示转让完毕，为证明其主张，提交l.2010年7月彩棉公司通过的新的章程修正案，证明2009年向冒晋杰转让1000万股并完成过户手续，冒晋杰未支付对价的事实；2．李远卓按冒晋杰指示向王核转让200万股，取得股金后转给冒晋杰之母，证明其已完成代持股份的转让事实；3．冒晋杰向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关于所持股权的承诺函》、《股东确权情况登记表》、《尽职调查访谈问卷-股东确权（自然人股东）》等证据，证明自其返还代持股份后，冒晋杰承诺没有代持股份的事实。针对上述证据，冒晋杰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向李远卓支付1000万股对价的证据，以证明该1000万股份系李远卓转让的股份，其通过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推算出已支付对价的陈述，亦无任何有效证据佐证，李远卓又不予认可，且《关于所持股权的承诺函》、《股东确权情况登记表》、《尽职调查访谈问卷—股东确权（自然人人股东）》中，冒晋杰亦承诺没有代持股份的事实，在双方之间具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无法确认冒晋杰主张已支付1000万股对价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鉴于冒晋杰对李远卓提交的反驳证据未提出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根据规定，冒晋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远卓提供的上述证据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可能性标准，故应认定李远卓已按冒晋杰指示完成了其代持股的返还事实。对李远卓的反驳已返还全部代持股份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由于冒晋杰向李远卓支付500万股份对价1750万元，应认定为该500万股份非代持股份，原审法院未对李远卓向王核转让200万股份的事实未予以认定，属认定事实有误。原审对此事实虽认定有误，但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本院应予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冒晋杰对该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1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冒晋杰的再审申请。本案庭审中，李远卓提交北京市精诚公证处作出的（2016）京精诚内民证字第00213号公证书及（2017）京精诚内民证字第00989号公证书，证明冒晋杰与李远卓之间存在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往来且数额巨大。李远卓另提交（2014）厦民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02民申2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闽02民再2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冒晋杰与李远卓之间存在多重经济往来，冒晋杰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李远卓，该案再审过程中冒晋杰撤回对李远卓的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构成不当得利必须满足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件。本案中，冒晋杰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李远卓返还2100万元，但该给付行为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且冒晋杰亦主张该2100万元系作为购买李远卓1200万股的对价。根据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李远卓提交的两份公证书可知，冒晋杰与李远卓之间多年来存在多重及大量的经济往来。2007年冒晋杰给李远卓多笔转款的金额和时间与其投资彩棉的款项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且（2016）新民终439号判决书中认定“被答辩人在2007年5月29日至2008年6月11日期间向答辩人李远卓支付的款项中含有上述股权转让款”。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远卓收付该2100万元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冒晋杰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李远卓返还2100万元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冒晋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430元，由冒晋杰负担，已交纳。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冒晋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志辉审 判 员  蔡 笑人民陪审员  陈凤廷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陈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