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4017号原告：曹月明，男，195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葆路**楼。法定代表人：曹义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国，北京市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红艳，北京市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月明与被告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中远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月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被告东方中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红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月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的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被告按照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在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恢复原告出资额占公司出资49%的注册登记；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曹义忠和曹义元分别出资550万元，于2002年2月8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了东方中远公司。2004年2月11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同意曹义忠将50万元出资转让给曹月明、曹义元将50万元出资转让给曹月明。2006年3月30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同意北京南方经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经典公司）作为新股东出资1500万元。2006年4月18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同意南方经典公司将1500万元出资转让给曹义元826万元、转让给曹月明674万元，决定同意曹义忠将全部500万元出资转让给曹月明；东方中远公司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其中曹义元总出资额为1326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51%；曹月明总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49%。2009年5月31日，曹义元假借曹月明的名义，在没有通知曹月明的情况下，假冒其签字，通过了东方中远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600万元增加至5100万元，增加的2500万元由曹义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公司增资后的股东出资比例为，曹义元的出资额为3826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75%，曹月明的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25%。此后，曹义元持该假冒的公司决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2012年3月27日，曹义元又假借曹月明的名义，在没有通知曹月明的情况下，假冒其签名，通过了东方中远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100万元增加至11000万元，增加的5900万元由曹义元一人投入，公司增资后的股东出资比例为，曹义元的出资额为9726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88.42%，曹月明的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公司全部出资的11.58%。此后，曹义元持该假冒的公司决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曹月明认为，上述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其未接到通知、未参会，签名也是假冒的，违反了公司法及东方中远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不成立，故诉至法院。被告东方中远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2009年5月31日及2012年3月27日两份公司股东会决议，尽管原告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但决议内容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原告对于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事后十多年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了大量的经营活动；2.案涉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是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应当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而非签名是否为股东本人所签；3.被告公司原股东曹义忠系名义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而原告股权中的550万元全部来源于曹义忠的转让，因此原告同曹义忠一致，也系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故原告无权行使550万元出资款对应的表决权。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真实性无异议的以下证据：曹月明提交的东方中远公司工商企业登记档案、长城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及回复，东方中远公司提交的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支付凭证、2004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以及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笔录及回复，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认定。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东方中远公司于2002年2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11000万元，实缴资本11000万元。股东曹义元持股比例为88.42%，曹月明持股比例为11.58%。2006年4月18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南方经典公司同意将全部出资1500万元转让给股东曹义元826万元和曹月明674万元；曹义忠同意将全部出资500万元转让给股东曹月明。曹义元、曹义忠、曹月明签字，南方经典公司盖章。同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1.曹义元、曹月明同意接收南方经典公司、曹义忠转让的出资；2.转股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曹义元货币出资1326万元，出资比例51%；曹月明货币出资1274万元，出资比例49%；3.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4.其他事项不作变动。曹义元、曹月明签字。同日，曹义元、曹月明分别与南方经典公司签订股本转让协议；曹月明与曹义忠签订股本转让协议。2009年5月31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1.会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600万元增加至5100万元；增加的2500万元由股东曹义元以货币方式出资；2.公司增资后股东的出资比例如下：股东曹义元的出资额为3826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75%；股东曹月明的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25%；3.会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曹义元、曹月明签字。2009年6月12日，东方中远公司收到曹义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货币）2500万元。2012年3月27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1.会议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为5100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11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900万元由股东曹义元一人投入；2.增加注册资本后股东股权如下：股东曹义元投入货币9726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88.42%；股东曹月明投入货币1274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11.58%；3.会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曹义元、曹月明签字。2012年3月29日，东方中远公司收到曹义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59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5900万元。2018年9月4日，曹月明向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称，东方中远公司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两次增资，两次股东会决议均伪造了其本人签名，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请求撤销对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的行政许可。2018年12月19日，曹月明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上述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2月27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股东会决议下方“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的“曹月明”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曹月明”本人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曹月明的举报后，对该情况予以立案调查，对曹月明、曹义元以及东方中远公司员工杨志军、刘丹等相关人员开展了询问调查，主要内容如下：曹月明在2019年1月24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我是在2018年8月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浏览东方中远公司的信息时发现公司的增资情况的”“我完全不知情”；在2019年8月2日的询问（调查）中，认可“杨志军在这两次增资前都跟我说过东方中远公司要增资的事”“当时我告诉杨志军同意增资”，但否认杨志军曾告知其公司要增资多少、由谁出资、增资后持股比例等情况，在调查人员询问其现在是否在东方中远公司任职和参与经营时，其称“我在2007年至2010年使用东方中远公司营业执照较少。2010年以后，我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较多，对外参与招投标等”。曹义元在2019年3月8日的询问（调查）中认可曹月明没有参加涉及增资的两次股东会，也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称“这两次变更登记及增资情况是我委托当时在东方中远公司工作的杨志军口头通知曹月明的……他全部知情并同意”“杨志军在告知曹月明后，回来跟我说曹月明同意进行增资”，并主张其告知过杨志军2009年增资的2500万元和2012年增资的5100万元涉及的相应股权都增加到其一人名下，杨志军应该跟曹月明说了，曹月明于2006年离开公司在外承接工程，一直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执照和资质承揽业务，对东方中远公司的增资情况是全部知情的；在2019年8月14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曹月明表示同意增资，但他没提过出钱的事”“……2009年和2012年这两次增资我让人打了招呼，曹月明没问过双方怎么出钱，也没提过要出钱，我就安排增资了。因为这都是我个人筹措的，所以都增资到我个人名下了”，并主张曹月明项目部需要使用公司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时，曹月明就会派人来取。杨志军在2019年3月29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曹义元说公司要进行增资，并委托我将增资事情告知曹月明”“我在接到曹义元的委托后就找到曹月明并向他口头告知了增资情况”，其表示知道东方中远公司要将注册资本由2600万元增资到5100万元，以及由5100万元增资到11000万元，称“增资的数额我也告知了曹月明”，但其对这两次增资中由谁来出资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股东比例如何分配，称“我对股东会决议的事情不了解”；在2019年6月13日的询问（调查）中其否认了知道两次增资的具体数额，称“曹月明当时表示同意增资”，对于曹月明是否询问了增资到多少、谁来出资、增资后持股比例如何，其表示记不清了，其称“我以前是曹义元下属办公，在2016年3月份时归属到曹月明下属办公，现在还是曹月明下属”“在曹月明处工作时业务都是使用东方中远公司营业执照开展的”“当时用执照时，注册资金已经是11000万元了”。刘丹在2019年8月9日的询问（调查）中称“……这两次变更登记及增资情况是当时曹义元委托杨志军办的，具体如何办理的我不知道”“……从登记材料里显示都是曹义元一个人出资的”“曹月明在东方中远公司不担任其他职务。他有自己的项目部，自行对外开展经营活动，需要用到东方中远公司资质的时候，就会派人来取相关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曹月明不参与东方中远公司的管理工作，他只负责他所在的项目部的经营活动”。在上述调查期间，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于2019年5月5日作出丰市监工商企监撤听告字（2019）1号撤销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拟对东方中远公司作出撤销该公司2009年6月12日和2012年3月29日取得的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方中远公司不服，于2019年5月8日申请听证。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听证会，曹月明未到场出席听证会。后，听证报告处理意见及建议为：建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以及提交的新证据，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2019年8月22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曹月明出具书面《回复》，载明“经查，当事人分别于2009年6月12日、2012年3月29日办理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在上述变更登记中，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虽然您对上述变更登记提出了异议，但综合本案调取的证据判断，您对上述变更登记情况知情，且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经营活动。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我局不予撤销”。东方中远公司提交了曹月明承揽项目的合同明细表、部分合同内容及部分招标文件，东方中远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表，曹月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东方中远公司代曹月明为其项目部员工交纳社保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项目部员工代发工资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及杨志军代缴车险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办理退休资料，用以证明曹月明以东方中远公司名义对外承揽业务，曹月明本人及其项目部相关员工的社保、工资由东方中远公司代缴代发，曹月明项目部的车辆保险由东方中远公司代缴，曹月明本人的退休手续由东方中远公司代为办理，因此曹月明对公司的情况非常了解，多年来也从公司获得了巨额收益。曹月明主张上述证据上没有其签名，故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但认可其曾经使用东方中远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承揽业务。东方中远公司提交了设立时的出资支付凭证，用以证明东方中远公司设立时的原始出资人只有曹义元一人，另一原始股东曹义忠未实际出资，仅是名义股东。曹月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庭审中，曹月明认可对两次增资知情并同意，但主张对出资比例的变更不知情；其没有参加案涉两次股东会，两次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两次增资其并未出资，也一直未过问股权比例，以为其占股比例还是49%，直至举报前其才知晓股权稀释的情况。东方中远公司认可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主张包括2004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东方中远公司成立后历次工商变更登记均是通过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存在的代签行为均已取得对应当事人的同意；曹月明同意增资却没有出资，其称一直未过问股权比例亦不知晓股权分配，不符合常理；虽然没有实际召开股东会，但公司仅有2名股东，达成一致意见即可不用召开股东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对于2009年5月31日和2012年3月27日两次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以及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并非曹月明本人所签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签名并非股东本人所签，股东会决议是否当然不成立；二、曹月明对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知晓并同意。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决议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意图实现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因此，共同的意思表示是决议行为最为核心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当公司全体股东就股东会的议案明确表示了一致意见时，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这一制度对于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否确系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已取得股东的一致同意，是认定公司决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本案中，如果公司股东对决议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那么就不能仅以股东会会议未召开或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即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关于焦点二。杨志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中的证言及曹月明的当庭陈述均可证明，曹月明对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是知情并同意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曹月明主张其虽然知道公司要增资并且同意增资，但其并不知道增资多少、由谁出资、增资后出资比例等决议的具体内容。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曹月明认可其在2010年以后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较多，东方中远公司于2009年、2012年两次变更注册资本，营业执照上对注册资本有明确的记载登记，其理应当时即知晓公司两次分别增资的具体金额；其二，东方中远公司2009年增资2500万元、2012年增资5900万元，增资金额巨大，均为实缴。曹月明作为该公司两名股东之一理应知晓在全体股东均同意增资的情况下，如果其本人不出资，则增资的金额将由另一股东曹义元出资，且两次增资金额巨大，相应的股权比例必然会发生变化，将直接关系到股东的重大切身利益。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曹月明并未出资，亦无证据表明其提出过要出资或就曹义元一人出资提出过异议，直至2018年9月其才向有关登记机关举报，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曹月明对上述关系股东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毫不过问，而主张对由谁出资及出资比例变更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逻辑，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三，除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外，双方均认可2004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曹月明虽然辩称2004、2006年两次股东会其知晓并事后追认，因此决议是合法有效的，但本院认为，该情况一方面证实了在东方中远公司运营过程中确有曹月明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不能仅以签字非曹月明所签即否定相关文件的效力，另一方面结合前面的论证，曹月明在明知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内容的情况下，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不但没有对非本人签字的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还一直使用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承揽业务，从事经营活动，应视为其用行动默示接受决议内容。故本院认为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上曹月明的签字虽非其本人所签，但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曹月明对于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的具体情况及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现曹月明起诉要求确认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恢复原有的股权登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曹月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曹月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碧玉书 记 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