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1244号原告：杨洪玉，女，195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重庆劲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宇，女，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凤英，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徐德碧，女，195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凤英，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杨洪国，男，195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月，重庆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洪玉与被告杨宇、徐德碧，第三人杨洪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洪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被告杨宇、徐德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凤英，第三人杨洪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月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洪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被告杨宇、徐德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凤英，第三人杨洪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洪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杨洪玉与杨宇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在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号房屋的产权变更为原告杨洪玉。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系兄妹关系，被告杨宇系第三人的女儿，被告徐德碧系第三人的前妻。2003年，重庆市XX街道XX村14社被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原告和第三人都属于征地住房安置对象，原告的安置房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号，面积52.09平方米。当时因原告在十几岁时被拐卖到了河南后，一直在河南生活至今，原告对自己有安置房的情况毫不知情。第三人利用原告不知晓自己有安置房的事实，为了得到原告的安置房，让被告徐德碧冒充原告的名字去照相办理了身份证，并将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拆迁办。2010年5月12日，第三人又指使其另一女儿杨小航代原告与重庆市地产集团签署了《征地农转非人员统建住房安置协议》，房产证下来后一直在第三人处。2016年11月9日，被告徐德碧以3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卖给了杨宇。2019年5月，被告徐德碧到龙山派出所更换二代身份证时被发现异常，经派出所询问，被告徐德碧承认自己冒用原告身份证的事实。后龙山派出所将此情况告知原XX村14社的队长，队长到河南将原告找回来后，原告才知道自己有一套安置房，而且现在已经在被告杨宇的名下。原告认为二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在未经原告的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属于原告的房屋低价转让，而现在又拒绝返还，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被告杨宇辩称，杨宇自2001年起就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并不知晓拆迁及安置的具体情况；2016年，第三人杨洪国病重，于是杨洪国将案涉房屋卖给杨宇，购房款为28.3万元；在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时，杨宇并不知晓该房屋系原告所有，过户以及其他手续都是杨洪国办理的，至于怎么过户、什么时候过户，杨宇均不知情。被告徐德碧辩称，徐德碧不是适格主体，不是房屋买卖的相对方；原告称自己被拐卖到河南不属实，其是自行离开家乡；徐德碧和杨宇没有恶意串通，徐德碧对杨宇买卖房屋的事情不知情。第三人杨洪国述称，收到杨宇支付的购房款28.3万元属实。1993年，原告回到原户籍所在地，杨洪国即向原告表示当地将来可能会拆迁，原告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回来居住，如果拆迁了，自己分得的房子也不会要，让杨洪国办理相关安置事宜，并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交给杨洪国。2003年拆迁时，杨洪国在自己的安置方案上放弃了住房安置，选择了货币安置。针对原告的安置房，杨洪国以原告的名义办理住房安置，实际上原告应享有的住房安置面积为18平方米，而实际安置面积为52.09平方米，超出部分是由杨洪国出资补交的房款。2019年队长把原告找回来时，原告明确表示自己不要案涉房屋，由杨洪国得该房屋。杨洪国认为，原告在拆迁前及拆迁后已明确表示其享有的拆迁补偿由杨洪国获得，案涉房屋所有安置手续均由杨洪国办理，补交房款也是由杨洪国支付，案涉房屋应属于杨洪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洪国与徐德碧原系夫妻关系，后经法院判决于1994年离婚。双方生育两个子女，长女杨小航，次女杨宇。在2005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因杨洪玉在外地，杨洪国便找到徐德碧，让其替杨洪玉照相并办理了杨洪玉的二代身份证，并由杨洪国领取了该身份证。2010年5月12日，杨小航代杨洪玉（乙方）与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甲方）签署《征地农转非人员统建房安置协议（旧政策）》一份，主要载明：乙方属于征地住房安置对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住房安置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共同遵照执行：1、乙方基本情况，户主姓名杨洪玉，住房安置人口1人，其中：征地农转非人员1人（杨洪玉）。2、根据征地住房安置政策规定和本次住房安置实施方案，乙方应分房1套。3、按照分房抓阄结果，乙方分得安置房1套，一室一厅，面积52.09平方米，位于XX；乙方应安置面积18平方米，应安置人员每平方米按200元（优惠人员为每平方米275元）向甲方购买，应交购房款3600元；乙方分得的房屋面积超过其应安置面积部分，乙方同意按甲方公布的本次征地农转非统建优惠购房住房安置实施方案的标准予以结算；乙方在XX分得房屋一室一厅，应交应退款相互抵扣后，乙方应补给甲方房款35413元。4、在渝北区XX街道XX路XX分得的房屋，乙方应交纳房款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到甲方通知的地点交纳。5、乙方按规定办理完住房安置手续和交清全部房款后，其分得的安置房产权归乙方所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登记由甲方负责一年内办理并交付房屋产权证给乙方。该协议还规定了其他内容。审理中，杨洪国与徐德碧均称该安置协议中的补交房款35413元由杨洪国交纳。2011年12月21日，案涉位于渝北区XX的房屋办理了产权变更，由重庆市地产集团变更为杨洪玉，产权建筑面积为59.56平方米。2016年11月9日，案涉房屋以杨洪玉的名义出售给杨宇，并形成《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载明案涉房屋出售给杨宇，总成交金额为30000元，一次性付款，并于签订合同之日起5日内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杨宇承担相关税费。该合同尾部的甲方处有“杨洪玉”的签字字样，乙方处有杨宇的签名。审理中，经询问“杨洪玉”是谁签的，原告称徐德碧利用杨洪玉的身份证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杨宇，杨宇、徐德碧表示不清楚，杨洪国称系房产中介人员代签。2016年11月9日，重庆市渝北区地方税务局就案涉房屋出具《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载明案涉房屋价税合计为283000元。同日，重庆市渝北区地方税务局就案涉房屋出具《税收完税证明》一张，载明印花税为5元，契税为2830元。2016年11月10日，案涉房屋的产权由杨洪玉变更为杨宇。审理中，杨宇、徐德碧、杨洪国均称案涉房屋实际成交价为283000元，并由杨洪国收取了购房款；原告称没有证据证明杨洪国实际收到购房款，完税证明只能证明杨洪国交了税；杨宇称因给杨洪国治病，直接支付了医药费、住院费，杨洪国称其无其他财产，只有一套房屋，就将房屋出卖给杨宇，购房款就是医药费、住院费；杨洪国称杨宇支付了剩余尾款，在合同上写3万元是因为中介人员说写一点就行，反正要按照评估价交税。另查明，2019年5月13日，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龙山派出所对杨洪国进行了询问，其中问“你最近一次见杨洪玉是什么时候”，杨洪国答“大概八几年的时候，有几十年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杨洪玉20几岁的时候由我父亲杨清云带到外地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也没有见过人”。原告在庭审中称，其2019年国庆期间回重庆，没有说过不要案涉房屋。原告申请证人李读明（原告户籍所在地拆迁之前的队长）出庭作证。李读明出庭作证称，拆迁之时，原告并不清楚，在刚刚拆迁之后几个月，李读明试图去河南寻找原告，中途出了车祸就停止寻找；后来，派出所通知李读明一定要把原告找回来，就找到了；原告回来后请李读明及其他人一起吃火锅，大家就跟她说拆迁的消息，原告表示要这套房子；拆迁住房安置手续，是杨洪国办理；原告的安置房屋面积超出了安置面积，是杨洪国补交的费用。杨宇、徐德碧及杨洪国对证人李读明的证言不予认可。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以原告杨洪玉名义与被告杨宇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杨宇协助办理产权变更。杨洪国在庭审中称，原告不是被拐卖到河南，而是到河南打工，在1993年回过老家，期间与杨洪国一直有书信往来；对于拆迁的事情，原告是知晓的，原告在此前明确表示不要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全部由杨洪国办理；拆迁时，杨洪国通过书信将拆迁事宜告知原告。杨洪国在庭审中提供了其与原告在2020年4月28日的对话录音，拟证明原告不要案涉房屋，并表示由杨洪国处置；原告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原告在录音中并没有说过不要房子，且录音是在起诉之后形成，原告不可能表示放弃案涉房屋。杨洪国另申请证人黄斗（系杨小航的朋友）、杨红碧（系杨洪玉、杨洪国的亲姊妹）出庭作证。黄斗出庭作证称，2019年11月1日晚上，杨小航对黄斗称，杨洪玉和杨红碧要一起去洪崖洞，再去菜园坝坐火车，在同行的车上聊天中，杨洪国跟杨洪玉说，房屋已经卖给杨宇了，卖的钱杨洪国已经用了，杨洪玉说没什么，房子不要了，让杨洪国好好治病。杨红碧出庭作证称，在2019年10月国庆，重庆的队长到河南找到杨洪玉和杨红碧，称杨洪玉有房子，并催着回重庆；春节期间，杨红碧和杨洪玉就来重庆，杨洪玉知道了自己有一套安置房，一看到杨洪国的身体不好，然后就没有说这件事；在要离开的时候，又说起该房子，杨洪玉还是没有说要；后来杨洪国送二人离开，杨洪国说房子卖给杨宇了，杨洪玉说不要；杨洪玉不是被拐卖过去的，是和父亲一起去的河南。原告对证人黄斗、杨红碧的证言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征地农转非人员统建房安置协议（旧政策）、不动产权查询信息、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税收完税证明、录音、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随案为据，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原告多年前离开家乡，被告徐德碧趁更换二代身份证期间冒充原告拍照取得原告的身份证，随后在征地拆迁安置中，第三人的女儿杨小航又代原告签署了相关安置协议。第三人称其补交了超出安置面积的房款，该行为并非其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理由，其补交的房款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徐德碧冒充原告办理身份证，连同第三人取得安置的案涉房屋之后，第三人又将房屋以30000元的低价出售给被告杨宇，对此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作为房屋实际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故原告主张确认案涉《重庆市房屋买卖》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杨宇、徐德碧、杨洪国称案涉房屋实际成交价为283000元，杨宇称因给杨洪国治病，直接支付了医药费、住院费，杨洪国称其无其他财产，只有一套房屋，就将房屋出卖给杨宇，购房款就是医药费、住院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杨洪国还称原告在拆迁前及拆迁后已明确表示其享有的拆迁补偿由其获得，并举示了证人证言及录音拟证明原告知晓并放弃了案涉房屋，因无证据证明原告在拆迁前明确表示放弃拆迁补偿，出庭证人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原告在录音中并未明确表示放弃案涉房屋、并由第三人所得，故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杨宇协助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为杨洪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以原告杨洪玉名义与被告杨宇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杨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原告杨洪玉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号的房屋产权变更为杨洪玉。案件受理费9300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12570元，由被告杨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晓华人民陪审员  颜如丹人民陪审员  周小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