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7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宋云凤，女，汉族，1965年1月5日出生，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歌·玛丽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马东胜，男，汉族，1960年4月18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薪凝，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华，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云凤因与被上诉人马东胜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黑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宋云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张歌·玛丽娅，马东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薪凝、王跃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云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宋云凤一审中的反诉请求，撤销案涉《返款协议》，判令马东胜向宋云凤返还1000万元并赔偿本金1000万元的利息；驳回马东胜的起诉；判令诉讼费用由马东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七台河市华盛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款8700万元由鹤岗市东亚加兴煤炭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支付而非由马东胜支付。马东胜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无权要求宋云凤返还相关款项。（二）马东胜与宋云凤签订案涉《返款协议》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宋云凤对返款行为存在重大误解，《返款协议》并非宋云凤的真实意思。《返款协议》只约定宋云凤返款9200万元及利息，而没有约定马东胜返还股权，内容显失公平，《返款协议》应予撤销。（三）《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相关主体已经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该合同并未解除，马东胜要求返还《股权转让合同》项下9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宋云凤和马东胜互返，并向宋云凤释明另行主张权利，于法无据。（四）《返款协议》是在公安机关追赃期间形成，由于生效刑事裁判已认定签订《返款协议》不属于刑事案件涉及的事实，故《返款协议》成立条件不存在。（五）本案案由应为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物权纠纷进行审理，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中止审理是由马东胜与宋云凤共同申请，李某国系代张某梁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六）宋云凤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已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未作出明确答复。有关刑事案卷中2013年5月16日的询问笔录，未经双方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未经法院依法调取，也未经质证，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在马东胜没有提供担保的前提下，查封宋云凤的财产，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马东胜辩称：（一）向华盛公司支付9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体为马东胜，而非东亚公司；该款项来源于马东胜，马东胜系东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宋云凤是华盛公司45%股权的出让人，也收取了股权转让对价。（二）宋云凤未举证证明公安机关限制其人身自由，也未证明公安机关已认定9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赃款，宋云凤对《返款协议》的性质不存在重大误解。宋云凤在知道马东胜不愿收购个人矿的情况下，与马东胜签订《返款协议》，其作为张某梁诈骗案的证人，没有被刑事追责，其主张马东胜乘人之危的理由不能成立。《返款协议》并不违反公平原则，宋云凤按《返款协议》约定向马东胜支付1000万元款项并非其遭受的损失，而是向马东胜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返款协议》中关于利息的约定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返款协议》符合宋云凤的真实意思，而非其受胁迫所签订，且宋云凤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其提出撤销《返款协议》的主张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三）《股权转让合同》属效力待定合同，且尚未履行完毕。双方通过签订《返款协议》，已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返款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再行处分的行为。因宋云凤未起诉请求返还股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可另协商解决或者另行起诉并无不当。（四）宋云凤自认收款数额为8700万元，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收款数额9200万元相差500万元，对于其中的300万元，宋云凤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过程中已自认该款项被张某梁挪用后，又以承兑汇票的方式返还给宋云凤；另外一笔款项200万元系办理探矿权证的费用，在东亚公司未取得探矿权证的情况下，宋云凤应将该笔款项返还马东胜。（五）一审中证据质证方式为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邮寄对方提交的证据，由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提出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一审庭审笔录中有相应记载。马东胜在申请保全时提供了其子马某章在鹤岗市东大选煤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担保。宋云凤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均超过法定期限，且宋云凤在二审期间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马东胜于2014年11月28日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宋云凤给付马东胜8200万元；判决宋云凤承担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3年7月16日至2014年5月15日止按本金4000万元计算，自2014年5月16日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本金8200万元计算，利率标准均为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6年2月19日利息为4265万元)]；判决宋云凤负担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 宋云凤反诉请求：判决撤销《返款协议》；判决马东胜返还宋云凤1000万元；判决马东胜赔偿宋云凤本金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判决马东胜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华盛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16日，经营范围为销售焦炭、矿山机械、钢材、铁路物资（涉及许可项目上，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该公司成立时股东宋云凤持有45%股权，股东韩某明、王某峰、吴某共持有55%股权。2010年5月23日，韩某明、王某峰、吴某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韩某明、王某峰、吴某将华盛公司55%股权及华盛公司持有的七台河市勃利县北山口煤炭探矿权转让给宋云凤，转让价格9000万元；合同签订时宋云凤支付8500万元，待华盛公司立项前期工作开展通知书下发、林地审批完毕后，宋云凤支付剩余的500万元。 2010年5月25日，宋云凤与“七煤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煤集团”，该单位为虚构，通常所称七煤集团指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宋云凤签字确认，受让方“七煤集团”加盖公章（公章系伪造），张某梁以“七煤集团”代表的名义签字确认。该合同约定：宋云凤将其持有的华盛公司45%的股权及华盛公司所有的七台河市勃利县北山口煤炭探矿权转让给“七煤集团”；转让价格为9000万元；“七煤集团”于合同签订时支付款项，宋云凤保证在收到款项十日内，负责将其持有的华盛公司45%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同时保证出资的真实性、合法性，对所转让的股权拥有完整的处置权，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或担保；宋云凤转让股权后，退出华盛公司，原有的权利和义务随股权一并转让给“七煤集团”。 2010年6月3日，韩某明、王某峰、吴某各自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三人各自持有的47%、5%、3%股权转让给宋云凤，宋云凤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购买。 2010年6月8日，宋云凤与李某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宋云凤在华盛公司部分股权（45%）于2010年6月8日前转让给李某国，李某国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购买该股权。同日，华盛公司在工商机关将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国，宋云凤将华盛公司45%股权变更至李某国名下。2012年2月3日，华盛公司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4500万元，股东为宋云凤、李某国两人，宋云凤出资2475万元，持股55%，李某国出资2025万元，持股45%。 2013年5月15日，马东胜与宋云凤签订《返款协议》，内容为：2010年5月，张某梁以帮马东胜购买“七煤集团”矿产资源为名，骗得马东胜1.55亿元。经马东胜报案，公安机关侦查认定，该矿产资源（华盛公司）实际控制人属宋云凤个人，与“七煤集团”无任何关联，(张某梁)以购买该矿产资源45%股权为由，支付宋云凤9200万元整。经马东胜、宋云凤双方协商，宋云凤同意返还全部款项，并达成以下返款协议：一、宋云凤在2013年7月15日前，陆续返还马东胜5000万元整；二、宋云凤在2014年5月15日前，陆续返还马东胜4200万元整；三、如因宋云凤不能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返款，应按照其（开办小额贷款公司）贷给用户每月3分利息计算，并同时承担违约金500万元整。马东胜、宋云凤在该份协议中签字。2013年5月16日，宋云凤向马东胜转账汇款1000万元。 张某梁因涉嫌诈骗犯罪于2013年4月22日被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5月29日被监视居住，于2013年11月14日被逮捕。鹤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分别于2013年4月27日、2013年5月16日就张某梁案件询问宋云凤。其中2013年5月16日询问笔录中记载“上次我（宋云凤）说的不够全面，这些天我回忆了整个经过，我把买卖经过重新说一下”；“公安局找我后，我才知道华盛公司的探矿权资源是鹤岗的马东胜个人企业要买，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资源不是七煤集团的，说不要这个资源，我主动找到马东胜协商，并且签了返款协议，我在一年内全部返给马东胜9200万元投资款，这个协议我提供给你们”。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5日作出（2014）鹤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2010年5月25日，张某梁伪造了七煤集团公章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同年9月张某梁告诉马东胜在北山口煤炭资源附近有一金属矿，并让马东胜购买该探矿权，马东胜在支付价款后又不同意购买该金属探矿权；2010年5月27日至11月期间，马东胜让陈某玲陆续以现金及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张某梁1.35亿元；2010年6月8日，宋云凤将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东亚公司经理李某国，同日宋云凤将该公司的公章、执照等手续全部交给张某梁；案发后，宋云凤返还马东胜9200万元。张某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华盛公司为七台河市矿务局所有的事实，以购矿需要“人情费”为名义，骗取被害人马东胜钱款2000万元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张某梁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该判决中有关证据载明：“20.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七煤公司下属单位无七煤集团发展有限公司。21.收款凭证：陈某玲提供七张凭证，分别为2010年9月9日探矿证款1000万元、10月14日股权资源转让款1000万元、10月22日1000万元、10月22日1000万元、6月2日三张8000万元、9月8日1000万元。22.收款凭证三张:证实宋云凤提供2010年6月2日股权资源转让款共计8000万元。23.汇款凭证及银行承兑汇票：陈某玲提供汇款凭证四张7000万元，承兑汇票25张6500万元，总计1.35亿元。”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某梁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涉赃款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张某梁退赔。本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6）黑刑终7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认定，张某梁于2007年担任鹤岗矿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南山公司经理，负责全面工作。2010年初，张某梁与宋云凤协商购买华盛公司所有的勃利县北山口煤炭资源探矿权，张某梁查看华盛公司营业执照及北山口煤炭资源探矿权证等资料后，联系东亚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东胜购买该矿产资源，并向马东胜谎称华盛公司为七台河市矿务局下属公司。2010年3月，马东胜指派其侄子马某伟和东亚公司总工程师邱某波到张某梁处查阅了华盛公司及北山口煤炭资源的相关资料，后东亚公司同意购买。东亚公司于2010年3月10日、11日汇入张某梁提供的户名为臧某（张某梁家保姆）的银行账户共计2000万元，张某梁于2010年5月12日汇给马东胜所有的鹤岗市东汇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汇公司）1500万元、提现自用500万元。2010年9月2日，东汇公司又转入张某梁指定账户1500万元。2010年5月25日，张某梁用虚构的“七煤集团”与宋云凤签订了以9000万元收购宋云凤持有的华盛公司45%股权及北山口煤炭资源探矿权协议。 东亚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23日，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法定代表人马某伟（马东胜侄子），股东马某伟、崔祜领两名。2016年2月15日，东亚公司向法院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马东胜为东亚公司实际控制人，在马东胜控告张某梁诈骗犯罪一案中，由宋云凤主动请求并经公安机关同意，双方订立了《返款协议》，且该协议已经随卷宗进入司法程序。 2018年5月6日，李某国出具证人证言，并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其代马东胜持有华盛公司45%股份、担任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本人未出资购买股份，也未从华盛公司获得过分红，真正的权利人是马东胜，华盛公司股份等案涉相关事宜均以马东胜意见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案外人张某梁以“七煤集团”名义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引发的争议，有关刑事判决中张某梁的陈述与本案中付款人东亚公司的证明、股权受让人李某国的证人证言均可证实华盛公司45%股权的真正购买人是马东胜。马东胜与宋云凤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返款协议》，也明确付款主体为马东胜，宋云凤已返还的1000万元直接支付给马东胜，上述事实亦可以说明宋云凤在签订《返款协议》时对马东胜购买股权、支付9200万元款项的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因此，马东胜作为《返款协议》的签约人依据协议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适格。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如何确定《返款协议》的效力；（二）宋云凤可否基于未约定退还股权而拒绝履行《返款协议》。 宋云凤将其持有的华盛公司股权转让给马东胜指定人员李某国后，因得知张某梁涉嫌犯罪，其与马东胜签订《返款协议》，约定将转让前述股权的价款9200万元返还马东胜，并在次日的公安机关询问中重申了此事，应认定《返款协议》系对股权转让行为再行处分形成的新的约定。宋云凤反诉主张签订《返款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庭审中明确其主张撤销的原因是重大误解，将9200万元误以为是张某梁刑事案件中应退回的赃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从《返款协议》内容和宋云凤在鹤岗市公安局的陈述看，宋云凤已知晓其收取的9200万元（其转让华盛公司45%股权的对价）源自马东胜，其主动与马东胜协商并签订协议，承诺返还股权对价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签订《返款协议》的后果与意思表示一致，即宋云凤返还马东胜9200万元，不存在重大误解中“行为后果与自己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即使款项性质确定为赃款，被追缴或责令退赔的主体也应当是张某梁，正如有关刑事判决所确定的“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张某梁退赔”，也不存在宋云凤认为9200万元是赃款才会签订《返款协议》的情形。宋云凤还主张其误认为该协议是在公安机关追赃期间形成，属刑事法律关系。然而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国家公权力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不能形成刑事法律关系。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等规定，《返款协议》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应认定为有效。 案涉《返款协议》只约定宋云凤返还马东胜购买股权的9200万元价款，未约定马东胜返还对应的股权，可见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时仅对返还转让款事宜达成合意。对于返还股权问题，双方当事人未进行协商达成合意，至本案审理期间，马东胜及其指定的名义持股人、华盛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李某国均同意返还股权，但宋云凤并不主张返还股权，而是要求继续转让华盛公司的剩余股权，又以《返款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缺乏对等性而拒绝履行约定的返款义务。在宋云凤未主张返还股权或其他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返款协议》已经明确约定的返还转让款部分判令继续履行，对于不在当事人诉请范围内的返还股权问题，当事人双方可协商解决，宋云凤亦可另行主张权利，但宋云凤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返款协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宋云凤在签订协议后按约给付1000万元，对剩余8200万元，宋云凤承诺2013年7月15日前返还4000万元，2014年5月15日前返还4200万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宋云凤应履行约定返款义务。对于宋云凤未按期返款的利息，其承诺按照“每月3分利息计算”，马东胜仅对其中的月利率2%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对利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马东胜本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宋云凤反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6）黑民初11号民事判决：（一）宋云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马东胜82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5日止以4000万元为本金计算利息，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8200万元为本金计算利息，利率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宋云凤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650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1800元，均由宋云凤负担。 二审期间，宋云凤和马东胜均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宋云凤补充提供以下9组证据：1.华盛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2.探矿权证；3.华盛公司与张某梁之间的财务票据、印章、证件交接单；4.东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5.华盛公司对公账户收付款明细；6.鹤岗市鑫昊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7.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占地款收据；8.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与华盛公司签订的《合同书》；9.鹤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员曹某山、刘文胜对宋云凤进行询问的录音录像。宋云凤提供上述证据拟分别证明其主张的以下事项：华盛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16日并于2010年6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七台河市勃利县北山口煤炭探矿权为华盛公司所有；宋云凤于2010年6月8日将华盛公司相关证照交付张某梁；马东胜并非东亚公司实际控制人；东亚公司向华盛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华盛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8700万元，并于当日将6700万元转账给韩某明、王某峰、吴某；华盛公司向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交纳的500万元占地款中，有200万元系张某梁交纳；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对宋云凤的有关询问中曾“威胁”宋云凤。 马东胜补充提供以下4组证据：1.东亚公司2010年度账簿、东亚公司纳税申报表、华盛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东亚公司会计吕某波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2.陈某玲的职业及保险信息资料；3.公安机关在张某梁诈骗案中对张某梁的讯问笔录；4.鹤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马东胜提供上述证据拟分别证明其主张的以下事项：东亚公司不是向华盛公司付款的主体，东亚公司的会计是吕某波；陈某玲不是东亚公司的会计，其为鹤岗市某学校的教师；宋云凤收到马东胜支付的款项合计9200万元；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于2015年6月到兰州询问宋云凤具有合法依据。 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否认对方补充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 本院经审核，宋云凤的证据1仅能证明华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变更情况，并不能证明华盛公司45%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为东亚公司；宋云凤的证据2仅能证明华盛公司曾经取得七台河市勃利县北山口煤炭探矿权；宋云凤的证据4仅能证明马东胜不是东亚公司的股东，并不足以反驳马东胜在一审中所证明的有关事实（马东胜为东亚公司实际控制人），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股东但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宋云凤的证据5、6仅能证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上述5组证据不能否定马东胜是《股权转让合同》中实际收购华盛公司45%股权的主体，也不能否定9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来源于马东胜；宋云凤的证据3、7、8仅能证明《股权转让合同》的部分履行情况，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相关事实；证据9仅能证明鹤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员对宋云凤进行询问的情况，由于该询问发生于2015年6月2日，而宋云凤签订《返款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该证据不能证明宋云凤签订《返款协议》时存在受胁迫情况。综上，宋云凤提交的9组证据均与本案争议问题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马东胜的证据1、2不能体现股权转让款的实际付款主体；证据3中公安机关对张某梁的讯问笔录为复印件，且宋云凤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证据4也与案件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综上，对马东胜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二审期间，宋云凤申请本院调取张某梁涉嫌诈骗罪全案刑事侦查卷宗、本案一审庭审录音录像、鹤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员曹某山和于某2013年4月27日在哈尔滨市某酒店的临时住宿登记信息及对宋云凤进行询问的录音录像、2013年5月16日在哈尔滨市某宾馆的临时住宿登记信息及对宋云凤进行询问的录音录像。本院经审查，宋云凤未能指出张某梁诈骗罪刑事案卷中与本案有关的具体材料内容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具体关联，其申请调取张某梁诈骗罪全案卷宗，没有充分理由。宋云凤为证明一审法官影响书记员记录庭审情况，要求调取本案一审庭审录音录像，但其并未指出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中存在何种失实之处，对案件审理存在哪些具体影响，故本院没有调取一审庭审录音录像的必要。由于张某梁诈骗罪刑事案件涉及到宋云凤收取9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事实，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宋云凤进行询问系履行侦查职责的行为，侦查人员对宋云凤进行询问时，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相关人员行为性质尚未确定，即使如宋云凤所称，侦查人员称宋云凤与张某梁系共同诈骗，股权转让款为赃款，侦查人员的行为也不能当然视为威胁、恐吓。在询问结束后，宋云凤未就侦查人员的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任何举报、投诉或控诉，也未就询问笔录提出任何的辩解或异议。故宋云凤要求调取侦查人员住宿信息和询问录音录像资料的申请，没有正当理由。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宋云凤提出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马东胜申请本院调查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拟用于证明鹤岗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2日派人到兰州对宋云凤进行询问具有合法依据。本院经审查，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返款协议》签订时间均发生在2015年6月2日之前，鹤岗市公安局侦查人员对宋云凤的询问与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合同》及《返款协议》的效力均无直接关联，故对马东胜要求调取鹤岗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宋云凤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东亚公司财产与马东胜个人财产，错误地将马东胜认定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张某梁诈骗罪案件被害人为东亚公司，而非马东胜个人。本院审核本案有关证据，查明张某梁诈骗罪所涉一、二审刑事判决均将马东胜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马东胜为张某梁诈骗罪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宋云凤向本院提交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于201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征集马某太、马某全、马东胜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知》影印件，主张马东胜涉嫌刑事犯罪，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马东胜所涉刑事案件涉及本案《返款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行为，故本院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系围绕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履行和解除所发生的争议，《返还协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为解决《股权转让合同》项下股权转让价款返还事宜所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马东胜的诉讼主体资格；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返款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的合法性。 （一）关于马东胜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马东胜与宋云凤签订《返款协议》，马东胜以宋云凤未履行《返款协议》中约定的返款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马东胜作为《返款协议》的一方合同主体，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马东胜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无不当，马东胜是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宋云凤主张股权转让款实际由东亚公司支付而非由马东胜支付，因此引起的争议系《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需要法院在审理中进行查明。宋云凤以此为由主张马东胜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 马东胜欲收购国有煤矿企业的股权，张某梁向马东胜谎称华盛公司为国有煤矿企业，马东胜遂同意购买华盛公司45%股权，并授意李某国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书》虽分别由宋云凤与“七煤集团”、李某国签订，由于李某国在本案及相关刑事案件中均出具证言表明其是代理马东胜与宋云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持有华盛公司45%股权，真正的权利人为马东胜。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实际上为宋云凤与马东胜。 （三）关于《返款协议》的效力问题 马东胜与宋云凤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返款协议》约定，马东胜欲通过收购“七煤集团”股权控制“七煤集团”经营的煤矿资源；而实际交易所涉煤矿资源经营的实际控制人为宋云凤个人，并非“七煤集团”，故马东胜与宋云凤经协商决定由宋云凤陆续返还马东胜支付的用于购买华盛公司45%股权的9200万元资金。一审法院（2016）黑刑终77号刑事裁定书载明，宋云凤出具证言称“马东胜知道这块资源不是七煤集团的，就不要了，我和马东胜签了还款协议，返给马东胜9200万元”，宋云凤的该项陈述表明其在签订《返款协议》过程中，始终对于双方当事人签订《返款协议》的背景、原因、目的和法律后果均有清晰认识。宋云凤主张其误以为9200万元是赃款，基于重大误解签订《返款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因张某梁将其自马东胜处取得款项中的9200万元支付给了宋云凤，张某梁涉嫌犯罪，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宋云凤进行询问，是履行侦查职责的行为，这种侦查询问通常并不会对当事人构成胁迫。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鹤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中载明，宋云凤向法庭出具证言称“在知道华盛公司的探矿权资源是鹤岗的马东胜个人企业要买，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资源不是七煤集团的，说不要这个资源，我主动找到马东胜协商，并且签了返款协议，我在一年内全部返给马东胜9200万元投资款”。这说明宋云凤是在马东胜报案后，主动找到马东胜退回9200万元款项。宋云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返款协议》以前曾遭受了相关欺诈、胁迫。虽然双方当事人在《返款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股权的返还问题，但马东胜始终表示愿意返还股权，而宋云凤坚持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返款协议》并不存在因不能返还股权而引起的显失公平情形。宋云凤在本案中主张其签订《返款协议》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合同可撤销情形，均缺乏事实依据，其提出的撤销权主张不能成立。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宋云凤于2013年5月15日与马东胜签订《返款协议》，如果按宋云凤所言，签订《返款协议》当时受胁迫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其对此当时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其不仅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还于次日即2013年5月16日依约向马东胜转账汇款1000万元。宋云凤于2015年5月26日在本案诉讼中才提起反诉请求撤销《返款协议》，其所称撤销权即使成立，也因未在法定一年除斥期限内行使而消灭；况且，如上所述，其所称撤销权原本并不成立。宋云凤请求撤销《返款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在宋云凤已经知晓马东胜不欲再购买其实际控制的华盛公司45%股权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签订《返款协议》约定宋云凤返还全部股权转让款9200万元，表明双方当事人已就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达成了合意。《返款协议》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而对股权转让款返还事宜作出的约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返款协议》中未对华盛公司股权返还作出明确约定，但并不影响双方就如何返还股权进一步具体约定，也不影响宋云凤直接向马东胜提出返还股权的主张。宋云凤提起反诉时并未提出马东胜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同时向宋云凤释明其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亦无不当。 （四）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宋云凤在一审中并未充分说明其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对宋云凤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关于2013年5月16日公安机关对宋云凤询问后制作的询问笔录是否经过质证的问题，本院经查阅本案一审卷宗，核实一审法院2018年1月31日的庭审笔录载明宋云凤已对该份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宋云凤在二审期间主张该份证据未经当事人提交和法院取证，也未经质证，明显与事实不符，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马东胜申请保全宋云凤财产时是否提供担保，本院经查阅本案一审卷宗，马东胜申请保全时提供的《担保书》显示马东胜之子马某章用其在鹤岗市东大选煤有限公司94.87%的股权为该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宋云凤主张马东胜在未提供担保情况下申请法院查封宋云凤财产，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宋云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6850元，由宋云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晓汉 审判员  张代恩 审判员  宋春雨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娜                                                    书 记 员   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