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7刑初202号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松柏，男，1964年6月20日出生于武汉市新洲区，汉族，高中文化，武汉市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原副段长、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堤防水政监察大队原副中队长，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因本案于2019年6月27日被武汉市江岸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9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新洲区看守所。辩护人李**，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以武新检刑诉[2020]1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松柏犯受贿罪，于2020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其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松柏及其辩护人李**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李松柏在担任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局堤防总段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原副段长、水政监察大队原副中队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堵龙长江干堤堤防管理及水政监察、执法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开设、经营非法运砂码头提供帮助，并以“投资入股”的名义、获取“利润”的形式变相收受贿赂，其中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5.594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2008年6、7月份，李松柏与詹某、张某2、彭某1（均另作处理）商议在长江边开设运砂码头赚取暴利，并决定将码头选址在李松柏工作管辖的新洲区双柳街陈路村长江干堤段，以便于李松柏利用职务便利为码头的开设、经营提供帮助，保证码头不被查处。同时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当地村民、附近地痞流氓等的干扰，四人与当地“黑社会”老大向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已被判刑）商议，由该码头给予向某40%干股，向某负责保障码头“安全”经营。随后，詹某、张某2、彭某1投入现金和趸船、皮带机、沙漏斗等设备建成了简易的黄砂转运码头，因附近已有一处由当地另一“黑社会”老大童某2、童某1兄弟二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已被逮捕）开设的“宏胜码头”，该码头则被称为二码头，詹某、张某2、彭某1各占二码头15%股份。李松柏为“顺理成章”的从码头获取好处，以其妻子陶某的名义“出资”3.8万元，同时与詹某、张某2、彭某1约定：为了确保其利益，码头建成后必须首先将其3.8万元退还。詹某、张某2、彭某1等人投入的设备和资金足以建成码头，李松柏拿出的3.8万元并未实际用于码头建设，并在二码头建成后，由张某2经手以现金方式退还给了李松柏。2009年初，李松柏又与詹某、彭某1及徐某2、张某1（均另作处理）商议，以上述同样的方式在二码头旁再开一个码头，由詹某、彭某1以设备出资，徐某2、张某1二人以现金16万余元出资，称为一码头，徐某2、张某1各占15%股份，詹某占10%股份，彭某1占5%股份，该码头同样给予向某40%干股。李松柏以其妻子陶某的名义“出资”4万元，并与詹某、彭某1、徐某2等约定：为了确保其利益，码头建成后必须首先将其4万元退还。因此，李松柏拿出的4万元实际并未用于码头建设，并在一码头建成后，由徐某2经手以现金方式退还给了李松柏。上述两处码头均未经过相关部门许可，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系非法码头。李松柏未参与上述两处码头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但其仍以15%的比例从两处码头营利中拿取好处，并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协调与堤防、水政部门的关系，确保非法码头不被查处。在码头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被告人李松柏对于在长江河道中锚定趸船、在滩涂上架设机械、搭建棚房、在长江干堤上扩修堤面道路、上下堤坡路，以及大型重载运砂货车上堤通行等一系列危及堤防安全的违法行为不履行监管职责，予以默许。2011年11月，向某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公安机关查办，之后童某2、童某1兄弟二人介入上述两个码头，接替向某占有了码头40%的干股，并以威胁、强迫等方法相继将詹某、张某2、彭某1赶出码头，但为了利用李松柏的职务便利为码头经营提供帮助、保障码头不被查处，仍然让李松柏在码头营利中拿取好处。此后，两处码头主要由徐某2、张某1二人经营，李松柏未参与码头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徐某2仍以一定比例、不定期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给予李松柏好处，直至2014年5、6月份上述非法码头被新洲区政府依法取缔。其中，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间，李松柏通过其农业银行（尾号4577）、建设银行（尾号4033）账户，先后10次收受徐某2给予的好处，共计人民币55.5948万元。公诉机关举出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认为被告人李松柏身为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松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辩称自己并非在两处码头占“干股”，所得钱款系参与码头经营所得的“分红”。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其辩护意见为：1.码头的共同参与者均证实李松柏有出资，不存在虚假出资；且所签订的《合同书》明确了先退出投资再分红，码头的设备已存在，李松柏有权享受“分红”。2.李松柏实际参与了码头的经营，且根据相关民商事法律规定，股东或出资人并非必须参与经营。3.应当考虑当时长江沿岸有大量非法码头存在的实际情况，且码头应当由海事部门进行管理。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松柏于1980年11月参加工作，2004年4月至2010年8月，李松柏在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局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业务归口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任副段长，2010年8月调至区属副处级事业单位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业务归口新洲区水某局管理）内设机构堤防水政监察大队任副中队长，后于2017年3月调至新洲区水某局水政大队工作。李松柏任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副段长、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堤防水政监察大队副中队长时，均负责堤防日常水政监察工作，其中包括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害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擅自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等水事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制止，并报告、配合相关水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执法活动。2008年至2014年期间，李松柏在未经相关水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以“先投后退”的方式虚假出资，与他人在其管理河道范围内非法开设码头，倒卖黄沙牟利，并以自己的职权为码头提供保护，使码头免受水某、海事等部门的查处，在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从码头获取“分红”，变相收受贿赂。具体事实如下：2008年，李松柏与詹某、彭某1、张某2商议一同开设码头，因未依法办理开设码头的相关手续，且考虑到李松柏的职务能为非法码头的开设、运营提供便利和保护，最终确定将码头开设在李松柏管辖范围内的新洲区双柳街陈路村八组至九组的长江干堤边。因码头在陈路村“黑老大”向某（已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被判刑）的势力范围内，李松柏等人遂找向某商谈，向某以占有码头40%的利润为条件，承诺保证码头的“安全”，李松柏等人应允。同时，李松柏以自己工资收入低不能冒风险为由，希望不实际出资而直接从码头“分红”。考虑到李松柏的身份及职权，詹某等人为了非法码头能够开设、运营，与李松柏经商议达成一致，由李松柏以其妻陶某的名义出资3.8万元，待码头建成后即返还该款。随后，李松柏出资3.8万元，詹某、彭某1分别以沙漏斗、趸船等设备出资，张某2出资4万元左右，在长江堤外河道内搭建了简易的黄沙转运码头，称之“二码头”。2009年，以与开设二码头同样的方式，李松柏虚假出资4万元，向某不出资，詹某、彭某1仍以沙漏斗、趸船等设备出资，徐某2、张某1分别出资10万余元、6万元，在二码头旁开设了另一个非法的简易黄沙转运码头，称之“一码头”。一、二码头均由向某负责保证“安全”，避免他人滋事，并由其妻徐某1到码头“管事”；詹某、彭某1负责日常经营；徐某2、张某2分别负责管理两个码头账目；李松柏则利用职务的便利负责协调水某、海事等方面的关系，避免码头被相关部门查处，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利润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向某在两个码头均占40%，二码头剩余60%利润由李松柏、詹某、彭某1、张某2按每人15%进行分配，一码头剩余60%利润按李松柏、徐某2、张某1每人15%，詹某10%，彭某15%进行分配。按照码头开设前与李松柏的约定，李松柏“出资”的4万元、3.8万元未用于码头的建设，并在一、二码头建成不久分别由徐某2、张某2经手以现金的方式返还给李松柏。此后，李松柏一直按15%的比例在两个码头领取“分红”。2011年底，向某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在一、二码头的利益被童某2、童某1兄弟（均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被提起公诉）占据，詹某、彭某1、张某2被迫退出，李松柏在两处码头的利益因其职务及职权得以保留。后一、二码头合为一个码头的两个泊位，账目合并由徐某2管理，李松柏仍不参与码头经营管理而从中获取利润。经营期间，上述码头在李松柏的默许下在长江河道内架设机械、搭建棚房，擅自将通往码头的穿堤道路进行垫高、硬化，方便运沙车辆的通行。李松柏不履行水政监察工作职责，对自身参与的非法码头未进行制止、上报，码头反而因其“庇护”从未被相关部门查处，一直经营到2014年5月被新洲区政府依法取缔。李松柏不定期从码头上收取“分红”，其中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徐某2以银行转账的方式10次共计向李松柏“分红”55.5948万元。2019年6月21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李松柏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的线索交由江岸区监察委员会查办，江岸区监察委员会于同月24日对李松柏立案调查，后在公安机关配合下于同月27日在新洲区阳逻街找到李松柏，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同时扣押了李松柏的交通银行存折2本、文件资料1盒及奥迪Q7汽车一辆。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武汉市监察委指定办理通知书、江岸区监察委立案决定书、立案通知书。证实本案的立案情况。2.扣押通知书、扣押清单。证实武汉市江岸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6月27日扣押了李松柏的交通银行存折2本、文件资料1盒及奥迪Q7汽车一辆。3.户籍证明。证实李松柏的身份情况。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聘用认定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查表、武汉市事业单位工资变动归档表、中共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局委员会文件、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局文件、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和湖泊局工作情况说明。证实李松柏工作任职的情况。5.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和湖泊局出具的说明、武汉市新洲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武汉市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文件、武汉市新洲区水某局文件。证实李松柏任职单位间的关系。6.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堤防管理工作情况说明》、《李松柏在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工作分工的情况说明》，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关于李松柏在新洲区基本情况》。证实李松柏的工作职责，其中包括堤防水政监察工作。7.武汉市新洲区政府《新洲区长江沿线码头整治工作方案》，新洲区港航管理处、新洲区地方海事处《关于2014年新洲区双柳街陈路村码头整治工作情况说明》，新洲区港航管理处《新洲长江沿线码头整治工作总结》，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关于新洲区双柳街陈路村长江边非法码头的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4月开始，新洲区政府对本区长江沿线违建码头进行整治，包括双柳街陈路村非法码头7座；陈路村长江边砂石装卸码头修建、运行，及上下堤坡路、戗台路和堤面道路的垫高、硬化、加固、运营均未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查批准。8.《新洲境内长江沿线拆除砂石料码头一览表》、《新洲区关于开展长江新洲段沿线码头整治通告》及该通告的文书送达签收表。证实至2014年5月份，张四清等人在陈路村仍有一处两个泊位的非法码头在运营的事实。9.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提供的“新洲区陈路村长江边部分区域航摄影像图（2011、2013、2015）”三幅。证实本案两个非法码头经营时及被取缔后的情况。10.李松柏、徐某2的个人银行交易明细及凭证。证实自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间，李松柏收到徐某2转账资金共计55.5948万元。11.《合同书》。证实李松柏以其妻陶某的名义与彭某1、詹某、张某1、徐某2商定在陈路村八队所辖的长江岸边经营码头的相关情况。12.（2012）鄂新洲刑初字第376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在向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案中，公诉机关指控向某对李松柏等人开设的一、二号码头进行敲诈勒索，本院认为证据不足未予支持。13.童某2、童某1的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立案决定书。证实童某2、童某1于2019年2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4日因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逮捕，2019年10月25日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立案侦查。14.到案经过说明。证实李松柏于2019年6月27日被抓获归案。15.证人詹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8年的样子，我和李松柏、张四清、彭某1几个人商量到双柳街陈路村八队和九队之间的江边开码头，因为李松柏在长江管理段工作，那里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能够帮忙协调好管理部门的关系。我们又去找陈路村黑老大向某，他提出要从码头收益中按40%比例拿好处，我们答应了。实际上，真正出资的就是我、彭某1、张某2，我出了漏斗，彭某1出了趸船、皮带机，还提供沙船和运沙车货源，张某2出了4万元左右，向某不出资。李松柏实际上也没有出资，但是当时需要有一个参与分钱的理由，李松柏表示自己是公务人员，又是负责这一块的堤防管理和执法的，所以想以陶某的名义出资，这样能避嫌，但又不愿意自己的钱冒风险，于是就跟我们说等码头建成后要先把他拿出的“本钱”收回来，并说先以陶某的名义拿出3.8万元参与进来。我和彭某1考虑到毕竟是在他的辖区做码头，我们又没有合法手续，以后码头要运营离不开他的照顾，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四人就商量好了，把利润分给向某40%后，我、彭某1、张某2、李松柏各占15%。开设码头需要皮带机、趸船、沙漏斗等设施，资金只要3到4万元左右，主要靠联系好长江上运沙船主的关系就可以开起来。我们码头开在李松柏的辖区内，就是因为他是新洲区水某局长江管理段副段长，能够决定码头是否能够开设和经营，他拿出来的钱也不多，其实完全不需要他的钱，我和彭某1一起自己出钱一样可以把码头做起来，但因为是无证经营码头，没有李松柏职务上的帮忙肯定做不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堤防管理部门的人，我们不会同他合作的。二码头上我负责设备运转、现场管理，彭某1负责联系运沙车和船老板，向某的老婆徐某1在码头上管事，张某2当出纳，李松柏没有管过码头上经营管理的事，只负责帮我们协调堤防、水某、海事等部门的关系。码头营业后没有多久，我就让张某2把李松柏投资的3.8万元还给他了。我们其他人的投资，是在码头经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给我们的，而李松柏的钱是码头营业后没几天就退还了。李松柏的3.8万元就是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在退回出资的情况下继续占有码头生意15%的分配比例，这样他才会继续为码头提供帮助和保护。2009年左右，经过向某的同意在二码头旁边我们又新建了“一码头”，合伙人还有李松柏的朋友徐某2、徐某2的外甥张某1。徐某2最初投资10万元左右，经营过程中又有几万元的投入，张某1也投资了6万元，彭某1投资的趸船等设备，我还是以沙漏等设备出资，折价2万元。李松柏跟我和徐某2说，他工资少不能出钱沾风险，只想净得分红，我和徐某2觉得这样做跟其他人不好交代，他就说他还是跟做二码头一样先象征性拿出4万元本钱，这样在面子上好看一点，等码头搭好的时候就把钱退给他。我和徐某2也同意了，此后也是这样操作的，具体是徐某2办的。应该是一码头搭成没有多久，徐某2就把4万元退给李松柏了，徐某2退钱后也跟我说过这件事。跟我前面说的二码头一样，李松柏的这4万元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际用在码头的经营上面。之后赚的钱还是按原来说好的分配比例作为好处给他。一码头的利益分配，还是被向某占了40%，李松柏、徐某2、张某1各15%，彭某1占5%，我占10%。一、二码头在利润分配比例不是由实际出资情况决定的，我和彭某1没有出钱，但我们出了设备，并且拥有长江上运沙船的资源，还具体负责经营，但我们占股还没有李松柏多。而李松柏实际没有出资，但为了它能够从中拿钱有个说法，所以就说他分别占一、二码头15%的股份，相当于他在码头上既不出资也不参与经营，就可以按照15%的比例分得码头收益。这种分配方式肯定不合理，但是没有李松柏提供职务上的帮忙，无证的码头不可能开设，也不可能正常经营，为了能够让他跟我们合作，也只有这样确定下来。在2012年的时候，向某被抓，童某2、童某1接手向某在一、二码头的股份。童某2把我、彭某1、张某2三人赶走了；张某1好像是跟着童某2混的，所以他和徐某2就留下来了；李松柏也留下来了，还是靠堤防管理和执法的职权继续从一、二码头拿钱。李松柏基本不到码头来，说是工作职务的原因不方便，也没有打听码头经营得怎么样，他主要是协调堤防管理和海事方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对码头上的违建没有管理，也避免执法人员来查处我们的码头。在开设两处码头前，李松柏跟我和彭某1、徐某2都说好，先把本钱退给他，我们都同意了，这样在码头开设起来不久之后，这两笔钱就全部退还给他了。童某2接手码头前，二码头由张某2管钱，一码头由徐某2管钱，由他们按照约定比例给李松柏钱，一般是现金支付。基于李松柏的职务原因，我们先退了他的钱，又按照约定比例给他分钱，还是希望他能靠堤防副段长的职务一直帮助码头。我们经营码头期间，水某堤防方面的问题李松柏负责处理，有过检查，但是没受到处罚，这样我们才能正常经营。运沙车载重一般都是三四十吨，运沙到江边必须要跨过江堤，堤上的便道承受不了，只能对上下堤坡路垫高加固硬化，这必须经过堤防部门同意，不然就要进行处罚。我们码头没有经过审批，但是李松柏跟我们说可以做这个路，因为他是长江堤防副段长，我们就认为是堤防部门同意了。在李松柏的帮忙之下，修路的过程及之后的使用都很顺利。在长江堤外河道范围搭建工作用房、磅房、运输沙石的机器要经过水某堤防部门批准，否则都是违建。但李松柏说了，一二码头都是他的辖区范围他说了算，我们也就没有去水某部门申请批准。李松柏是堤防的人有相应的职权，他同意我们在江边做工作用房等码头设施，我们才能和他一起合伙做非法码头的生意。李松柏在2006年之后，和我、彭某1、徐某2等人一起经营码头，他每年可以分得大概20万元，我印象中都是通过现金支付的。我还在码头的时候由张某2和徐某2每个月按李松柏占股比例支付，我离开后听说是徐某2管账分钱，李松柏拿多少就不知道了。16.证人彭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8年过年后，詹某、张某2、李松柏和我一起聊到做运沙码头的事情，詹某说双柳街陈路村八队和九队之间适合做码头，而且李松柏是长江管理段的副段长，属于他的管理范围，了解当地情况，也方便协调陈路村、堤防管理、地方海事的关系。李松柏晓得这是黑道人员向某的地盘，我们去找向某商量，他提出在码头收益中先分给他40%，他可以保证码头经营的安全。大家同意了向某的要求。关于码头建立的情况，我出的趸船、皮带机，詹某出了沙漏斗，张某2出资4万元左右。李松柏当时先以他老婆陶某的名义出3.8万元，码头刚搭好就把这笔钱退给他了，所以说李松柏实际上没有出钱。当时李松柏跟我和詹某表示过，他是长江堤防管理段副段长，他的出资以陶某的名义这样避嫌，这毕竟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非法码头，也说不准随时会被查处，他说不愿意出钱“打水漂”，表示肯定要确保自己的钱不能承担任何损失风险，所以要求等码头建成后，先把3.8万元本钱退给他。我和詹某、张某2都同意了，后来这笔钱张某2是以现金方式退给他的，退完了告诉过我和詹某。开黄沙码头没有在水某部门办任何手续是非法的，如果堤防管理部门要检查执法，码头不可能成立和生存。我和詹某觉得李松柏是管这片堤防工作的，罩着我们一起做生意才能保证利益不受损失，他的3.8万元就是象征性的，拿出来做个样子就还给他，以后再从码头上拿钱就说他投资所得。李松柏的3.8万元也没有在码头经营中实际使用过。这种码头属于简易装卸作业，皮带机、沙漏斗、趸船到位了就可以开张，做这行主要是跟运沙船主之间的关系，只需要码头做一个平台，李松柏不出这点钱都不是问题，再说他要我和詹某把钱先退给他，我和詹某也不会去用他的钱。码头上赚的利润被向某拿走40%，剩下的60%我和詹某、李松柏、张某2来分，每个人15%。码头做好后由张某2按每人15%来分配赚的钱，都是现金，李松柏应该分到二三十万，具体多少我没有经手不清楚。这个码头俗称“二码头”，李松柏没有具体管码头的经营，詹某和我主要负责码头的现场经营，向某叫他老婆徐某1处理码头一般事务，张某2当出纳。2009年的时候，李松柏的朋友徐某2、张某1也想开码头，就在二码头旁边开了一个码头，我们叫“一码头”，参加的人有徐某2、张某1、李松柏、我、詹某。徐某2投资约10万元，詹某以沙漏斗等设备出资，我以趸船等设备投资，张某1投资多少不清楚，李松柏也象征性的投资了4万元左右，码头建好就把钱退给他了，是徐某2具体办的。一码头向某继续占40%干股，李松柏、徐某2、张某1分别占15%，詹某占10%，我占5%。2012年的时候向某被抓，童某2、童某1接手了向某在一、二码头的40%利润分配比例，接着又把我和詹某、张某2都强行赶走了，因为李松柏是堤防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继续对码头起保护作用，仍然占有原来的分配比例，徐某2、张某1是童某2的人也没有走。无证经营的码头没有前期大的投入，只需要皮带机、趸船、沙漏斗等设备，大概3到4万元可以把码头做起来，主要靠我和詹某与长江上运沙船船主的资源来做这个生意。我和詹某是认为李松柏是长江堤防段的副段长，有管理长江堤防的职务，能够应对堤防部门的所有日常检查，还能为码头协调好堤防、水某、海事等部门的关系，让他占有码头的股份才能确保我们开设的无证码头不被水某部门查处，生意做得下去，虽然李松柏没有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我和詹某也愿意把好处给他。当时李松柏表面上拿出3.8万元和4万元，就是个形式而已，代表他出过钱，他的钱我们也没有实际去使用，我们需要的是他长江堤防管理段副段长的身份和职权来提供方便，首先是保证他的利益不会损失，这样码头建好后我们就把李松柏拿出来的3.8万元和4万元的本钱都退给他了。这两笔钱是张某2和徐某2具体经手办理的，都是在码头刚开张后，退钱时就明确告诉李松柏是退的本钱。李松柏的本钱退了之后，还是按照约定好的所谓持股比例在码头上占股分钱。17.证人徐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在2009年底，李松柏找到我说他在陈路村长江边开了一个码头，生意不错，问我想不想一起投资，并带我去看了他和一个叫詹某的人一起开的码头，俗称“二码头”。我亲眼看了当时从长江堤内开进来很多运沙的重载车辆往码头上卸沙，当时觉得确实生意好，李松柏又介绍自己是管堤防的，水某局这边有事他说了算，说让我先投3万元，我看投资不多就动心了。李松柏说还要找一个人帮码头协调陈路村黑老大向某的关系，我有个远房侄子张某1，和向某一起坐过牢，关系很好，李松柏就说正好向某也在二码头占干股，张某1加入进来可以协调这方面的关系，我就把张某1叫了过来，张某1考虑后投资6万元。我们估算做一个跟二码头一样的码头大概需要十五六万元，我说自己可以出10万元，詹某提供价值2万元的沙漏斗，彭某1提供趸船，李松柏单独跟我表示他想拿收益但不想出资，我说这样大家不好商量，让他象征性地拿一点码头一开就退给他，李松柏答应拿4万元现金，还对我和詹某说他是公务人员工资很低，不能承担任何风险，必须先把这个“本钱”退回来，而且不能太打眼，对外就说是他老婆的名义，实际上李松柏老婆与码头没有一点关系。詹某说那就跟二码头一样，李松柏的出资就是个名义，等码头搭起来的时候就把本钱退给他，李松柏说可以。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码头建好的时候先把李松柏的钱退给他，其他人的本钱慢慢退，都退完了再开始分红。这样就把码头开起来了，因为靠近二码头，俗称“一码头”。詹某和彭某1负责经营，张某1只负责协调黑道和村民，向某负责码头的安全经营，我负责一码头的收入和支出。李松柏当时是长江堤防管理段的副段长，负责协调堤防和海事部门的关系，按他的说法，他可以决定是否让我们在这里做码头。我知道在长江堤外河道新建码头国家规定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否则是违法的，李松柏说可以做，兴建一、二码头都没有去水某部门申请批准这方面的事情。李松柏自己在堤防部门工作，从事堤防管理和执法的事，他就是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对非法码头起保护作用，明晓得冒风险也要赚这个钱。码头的收益分配不是按照实际出资来计算的，是约定的一个方式。最后确定向某占40%干股，李松柏占15%也属于干股，我实际出资10万元占15%，张某1出6万元占15%，詹某出设备占10%，彭某1出趸船占5%。我年龄大又不懂业务，在码头的经营方面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出钱最多占股最少；李松柏是堤防的工作人员，能够决定码头是否可以开设是否可以做下去；张某1和向某是黑道上的人，可以保障码头正常经营，避免被人扯皮找麻烦。即使李松柏真的出资，在向某先吃黑40%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在60%里面拿好处，也就差不多10%，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比例。李松柏说了，他实际出资是不可能的，因为码头没有经营证，他说能搞就能搞，他说搞不成就搞不成，大家觉得他不能为码头经营管理发挥作用，却能决定码头的开办和生存，就同意按照这种方式给李松柏好处。码头建成不久后的一天，考虑到李松柏强调了他的钱只是个幌子要早点退给他，而且我投资时基本把设备购置齐全了，日常经营成本不高，只是人工费和电费，不会占用很多资金，不需要钱周转，我就约李松柏见面把他所谓的本钱以现金亲手退给他了。我跟李松柏表示希望他多关照码头，李松柏回答他不会对码头进行监管的，有事会打招呼，让我们安心搞，挣了钱不能忘了他的好处。我让他放心，我们都定好了规矩就按这个来，等到大家本金都退完了就开始分钱，李松柏跟我说记得就行，不慌。二码头是李松柏、詹某、彭某1还有一个姓张的人一起开的，各占15%，具体出资情况我不清楚，当地黑老大向某占有40%干股，詹某、彭某1和姓张的管经营，李松柏以堤防工作人员的名义协调关系，避免被水某部门查处，向某作为黑道保证不被村民找麻烦。总之做这种码头生意，没有红道和黑道两方面的支持，是做不下去的。2011年底，向某因为犯罪被抓了，他在一、二码头的生意被新黑老大童某2接手了。童某2准备挖掉二码头，李松柏说由他来和其他股东商议让他们把股份让出来，目的是保住自己的股份。詹某、张某2、彭某1被童某2兄弟赶走了，张某1和李松柏找童某2谈妥继续合作，我和张某1、李松柏就持有了一、二码头的股份，我和李松柏各占15%，张某1占30%，童某2占40%干股，2012年后就是按这个比例来分配利润。其实李松柏和童某1就是相互利用，一个有黑道背景，一个掌握堤防管理和执法的权力，都是为了各自谋取利益。到了2013年，一、二码头基本上就合并成一个码头的两个泊位，同时账目也打通了，这个时候生意好起来了。从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我通过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转账一共支付李松柏50余万元，这些转账时间没有规律，根据码头的经营情况来支出。李松柏有权力决定这个码头是否能够开得起来和做得下去，码头一做起来就把本金退给他了，此后从码头拿的这些钱其实就是利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取的，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钱，这个码头肯定做不下去。一是在长江堤外河道范围建设工作用房、磅房、运输砂石的机器需要通过堤防部门的批准，二是把通往一、二码头的上下坡路垫高加固硬化，这些都是在李松柏的权力范围内的事，原来他是长江堤防管理副段长，这两方面的事他有权力决定是否能办成，后来他调到堤防总段执法队当队长，对这两方面的事可以进行执法，所以没有李松柏运用权力同意或者协调，这些事都是办不成的。李松柏不参与码头的经营管理，也从来不看账目，不过问码头赚了多少钱。18.证人张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9年的时候，我远房舅舅徐某2、李松柏商量做码头，晓得我跟当地的黑老大向某一起坐过牢，叫我去跟向某打招呼，我们和向某谈好给他40%的干股，这样我们在詹某、彭某1他们二码头旁边搭建起了码头，叫“一码头”。主要业务是买运沙车从黄冈拖的黄沙，卖给运沙船老板赚取差价。当时徐某2出了10万元左右，在经营过程中还有几万元投入，徐某2说李松柏准备出4万元，我出了6万多元，彭某1出的趸船，詹某出的沙漏斗等设备。当时说好一码头赚的钱向某分40%，李松柏、徐某2、我各分15%，詹某和彭某1分剩下的15%。后来徐某2告诉我李松柏是管堤防的，码头没有正规手续，没有他同意码头做不了，他也不愿意自己的钱冒风险，事前就答应把钱退给他，在码头一做好还没有开张的时候把4万元退给他了。我出的6万元是2010年到2011年陆续退还的，每次几千块都是现金，徐某2出的本钱最多，直到最后才慢慢收回来。一码头做到2012年初的时候，向某被抓了，另一帮黑老大童某2、童某1接手了向某在一、二码头的利益分配，把詹某、张某2、彭某1搞走了。在我们做一码头之前，大约在2008年的时候，李松柏和詹某、彭某1等人在陈路村长江边建了沙码头，叫“二码头”，他们四人各占股15%，给了向某40%干股。到了2012年，童某2、童某1跟李松柏说要拆了二码头，李松柏就说把40%干股给童某2，童某2没有同意，李松柏不愿意失去二码头的收益，就帮童某2分别约了詹某等人，童某2联合我出了12万买了詹某等人的股份，彭某1不愿意卖股份，童某2就让我威胁彭某1，把他赶走了，是不是给了彭某1钱我不清楚。最终我占股20%，李松柏15%，徐某25%，童某1、童某2兄弟共60%，股权比例在经营期间是否发生变动我记不清楚了。一、二码头每次发生变动中，李松柏都非常活跃，他想赚钱不想退出，就想办法让其他股东退出，扩大童某2两兄弟的股份，得以保留二码头，同时自己也能从二码头获利。因为李松柏是堤防管理部门的人，有他在可以保证码头不被水某堤防部门执法查处，所以童某2就继续留下李松柏合作经营码头。最终童某2、童某1占一二码头40%的利润，我占有30%，李松柏和徐某2各15%，一直经营到2014年被取缔。李松柏不具体参加码头的经营管理，只负责跟堤防管理和执法相关的事情，保证码头不被查处。19.证人向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在2008年6、7月份我刚服刑回家，李松柏想在陈路村旁的长江边做码头，约我吃饭，当时还有詹某等人，我们谈好李松柏等人在陈路村长江边一起做码头，给我40%干股，我负责处理他们与村里、周围码头的关系。李松柏是堤防管理段的人，他跟我说沙码头很挣钱，我觉得堤防管理人员本来就管堤防相关事宜，能够利用他的职务给码头提供一些帮助，我就同意跟他做码头。后来，他也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收益。码头上的事我不管，由我老婆徐某1具体参与经营管理。李松柏有正式工作，不怎么去码头，没有具体管经营上的事，主要负责帮码头协调堤防管理、海事、水某部门的关系。大约在2009年还是2010年左右，李松柏的朋友徐某2和张某1也想入股开码头，于是我们在码头旁又新建了一个码头，叫做“一码头”，先前那个叫“二码头”。我还是占40%干股，徐某2是新加入的，出钱好像多一些，李松柏、彭某1等人出资我不清楚。2011年我被公安机关抓后，听说双柳街的黑道童某2接手了我在一、二码头的股份，李松柏还继续在码头上分钱。我和李松柏就是合作关系，一起做生意赚钱，并且我把跟他的关系看得很重，码头给我带来了利益，没有他的帮助我也不会赚钱，不会照顾跟自己一起的兄弟。一、二码头附近的上下堤坡路当时李松柏说可以做，我们认为他说就是地方管理段同意加固道路，就按照李松柏的要求加固、硬化的上下堤坡路，这样运沙车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码头。2008年到2009年我在码头上分得大概15万元，2010年到2011年大概10万元，总共40到50万元左右。两个码头都有各自的记账人员，一般每个月都会按相应比例给李松柏钱，有时是现金，有时是转账。20.证人叶某（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段长）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长江管理段是新洲区河道堤防总段的二级单位，负责长江堵龙干堤新洲段29.248公里的堤防工程日常维护管养，从地理位置上看就是新洲区双柳街的龙口到大埠的长江沿线。李松柏在长江管理段任副段长期间分管堤防管理和水政监察工作，具体职责是对水事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制止并报告上级水政执法部门，配合开展执法活动，也就是堤防部门的一线日常巡查执法工作。作为水某局的堤防管理工作人员，不能自己决定在所管辖的长江河道滩涂上兴建码头、修建房屋及置放码头装卸设备和设施，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包括我在内的堤防管理工作人员无权决定这种事情，如果有，是严重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没有权利决定对防洪堤堤身进行垫高、加固、硬化，及利用防洪堤来修建穿堤的车辆通道，若有这方面正当的工程应上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否则一律视为违法行为由水政执法部门查处，堤防管理工作人员擅自决定也是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早在2009年我们同事之间一直有传言，说李松柏在做码头，他也没承认过。我知道李松柏和我们辖区内的一些码头业主很熟，特别是双柳街陈路村长江边的一些非法码头业主。2014年4、5月份，新洲区政府集中整治非法码头，我想让李松柏去做业主思想工作，并跟他说陈路村的码头要他牵头拆掉，他说码头跟他没有关系。但到了2015年之后，李松柏又经常向别人吹嘘他过去开码头赚了很多钱。2019年5月左右，李松柏约我在他办公室见面，说最近民警经常为了童某2的案子找他调查情况，估计也会找我了解情况，希望我到时可以维护他，帮他打个圆场，但没有说为什么事、怎么打圆场。李松柏没有因为非法码头的事跟我打招呼或请我帮忙。21.证人徐某1（向某的妻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创世宏达装卸公司是2009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的动机是两个方面，一是今后国家征用江边码头基地，我们有个正规的理由，二是当时一、二码头用的是童某2码头的电源，不能满足需要，急需增加一台变压器，报增变压器需要正规公司，基于这两点决定以一、二码头为基础成立该公司。办理手续的事听说是李松柏去说的，手续都是假的。公司实际上与一、二码头没有关系，是个空壳公司，一、二码头的运营结算都是独立的，不向公司缴纳任何费用，公司也管不了一、二码头。一码头是2009年元月份建起来的，码头的股东有徐某2、张某1、李松柏，再就是我老公向某，具体投资建码头是徐某2、张某1、李松柏他们三人占60%的股份，向某不投资占40%干股，平时分红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的。向某在二码头也占有40%的干股。22.证人童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在2008年，彭某1、詹某等人和双柳街的黑老大向某在陈路村长江边合作开了一个无证的沙石转运码头，据我所知李松柏参与其中，俗称“二码头”。过了一年左右，徐某2、彭某1、张某1、詹某又开了另一个码头，李松柏也参与了，俗称“一码头”。两个码头向某都占有干股。2011年年底，向某因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抓，我和弟弟童某2就联系跟我们关系好的张某1，由他做工作叫李松柏和我们一起接手一、二码头的生意，我和童某2出钱把张某2、詹某的股份买了过来，彭某1是我和我弟弟叫张某1把他赶走了。我和童某2正式接手一、二码头后，就约好童某2占股30%，张某1占股30%，李松柏占股20%，徐某2占股20%。这个持股比例不是与实际出资对应，只是为了便于分钱，并没有按照每个人的实际出资来确定比例，李松柏既不出资也不参与经营，占股就是他从码头拿钱的一个说法。我和童某2接手一二码头之前，李松柏有没有出资我不是很清楚，我和童某2接手之后，李松柏肯定没有实际出资。我们只是看中他在堤防管理部门的职务为码头提供帮助，码头经营也用不上他的钱，他是水某部门负责堤防管理的领导，能够为开设码头提供方便，确保经营不被查处，还可以帮忙协调水某、海事等相关部门的关系，保证码头能够获利。我和童某2之所有要留他在码头上占股份，就是觉得他有这个关系，给了李松柏好处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水某部门找人打点了，其实原来李松柏和向某之间的合作模式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的。李松柏没有参与码头的经营管理。如果不是负责堤防管理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会继续让他在码头上持股分钱的，像彭某1、张某2、詹某等原来做码头的人都被我和童某2搞起走了，张某1因为是跟童某2关系蛮好的兄弟，徐某2又是张某1的舅舅，所以他们也留下来了。从我们接手到2014年4月份左右码头被取缔，具体是徐某2按比例给李松柏分钱。23.证人陶某（李松柏之妻）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在2006年，我的同学詹某等人约我和李松柏在新洲阳逻的龙口合作开码头，当时李松柏跟我关系不好，我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到外面借了4万元现金给他，码头实际以我的名义经营，一直是李松柏在搞，我没有参与过。在龙口码头经营后，4万元陆陆续续收回来了，都是詹某到阳逻跟我结的帐。到2008年，詹某他们又把码头开在双柳陈路村，路程很远，因为我不会开车，当时又跟李松柏扯皮，再加上我自己不懂码头经营，觉得赚不到钱还很麻烦，所以我就完全不管，把跟码头结账的事交给李松柏让他去搞。在龙口码头4万元收回来之后，陈路村那边的码头收入都是李松柏收的，我就完全不过问了。我没有同他人签过开办码头的协议，不知道武汉市创世宏达装卸有限公司，也没有参加这个公司的任何经营。武汉市创世宏达装卸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股东会决议上面“陶某”的签名不是我的笔迹。24.被告人李松柏的供述。主要内容为：2008年左右，詹某、张某2、彭某1几个人找我商量开码头，我们经实地查看确定在双柳街陈路村八组至九组之间的长江堵龙干堤外的岸边建设运沙码头。我知道这个地方是陈路村黑老大向某的地盘，就告诉詹某、彭某1等人开码头要给向某打好招呼，并一起找向某跟他说开码头的事，向某提出要占码头40%的干股，而且要注册公司，指定他老婆徐某1作法定代表人。我们认为向某只要能保证码头顺利经营，即使给他40%还是能赚到钱，就同意了，后来成立了武汉创世宏达装卸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和码头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时我以我老婆陶某的名义投入3.8万元，张某2投入4万元左右，詹某以漏斗出资，彭某1以趸船和皮带机出资，且带来了运沙车和运沙船资源。我们四人分别占15%股份，这不是严格按出资来划分的，只是象征性的投资，毕竟每个人需要有个各自获利的说法，向某占40%的干股。码头建成后被称为“二码头”。码头一开张，我出资的本钱3.8万元由张某2退给我了。码头没有法律手续和许可，我又是堤防管理人员，用陶某的名字是为了不被组织发现，实际是我投资的。2009年初，我和徐某2、张某1、詹某、彭某1在二码头旁边建了“一码头”，张某2有没有参加我记不清，我还是以投资的名义拿出4万元左右入伙，码头一开张徐某2就把这笔本钱退给我了。徐某2和张某1是亲戚，一起投资10余万，詹某和彭某1继续以设备投资。一码头的股份还是向某占了40%干股，我占15%，剩下的股份由其他人分配。我当时在堤防上班工资低，很想通过运沙码头赚钱，但码头能做多久、做得怎么样我没有底，如果能先把本钱收回至少不会有任何损失，所以我跟詹某、徐某2等人谈好先把本钱退回，以后再看码头能带来多大的收益。一、二两个码头的分工是向某负责码头的安全，避免当地村民或者混混来码头惹事，并叫他老婆徐某1在码头上招呼管事；詹某和彭某1负责码头的现场经营；张某2是二码头的记账人员，徐某2是一码头的记账人员；我没有负责码头上的任何经营管理的事，也没有参加经营上的具体事务，我几乎不去码头，作为堤防管理工作人员也是避嫌。码头经营模式大概是运沙的载重车主把沙卖给码头，码头再把沙卖给运沙船的船主从中赚取差价，但到底如何经营、收益多少、是赚是亏等具体事项我都不清楚。2011年底向某因犯罪被抓了，双柳街的另一股黑势力童某2、童某1兄弟接手向某在一码头的股份，并想拆掉二码头。我不想失去二码头的股份，就让张某1找童某2让他把詹某、彭某1、张某2的股份买过来，童某2同意了。2012年初在一、二码头分钱的就只有童某2、童某1、徐某2、张某1和我了，童某2兄弟占40%干股、张某1占30%、徐某2占15%、我占15%，这也不是按出资比例，就是一个便于分配的方案。2014年5月，两个码头被政府取缔。两个码头没有合账时，二码头记账的是张某2，一码头记账的是徐某2，两个码头合账后都是徐某2记账并分配收益。码头收益分配没有特定规律，时间不定。我没有看过账目，记账的人也没有跟我说，所以我不晓得码头的收益情况。码头本来就是非法的，还有向某、童某2的黑势力搅在里面，这种投资行为也不受法律保护，我觉得能够从詹某、徐某2他们做码头的行为中拿到钱就行，没有在乎分多分少。所谓“一码头”“二码头”名字是自己取的，没有经过水某堤防部门任何许可，也没有《码头经营许可证》等手续，一直属于违法经营状态。两个码头一共有四个工作用房，每个码头都有皮带机、漏斗、趸船，我在码头旁边还建了一个磅房，每个码头占地二百平米，趸船占水面五十平米左右了，这些设施对长江河道行洪、泄洪产生影响，可能危害河道堤防安全。我作为长江管理段副段长，按照河道管理条例要求和职责，发现长江滩涂的违法建设行为应该及时制止和上报新洲区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进行查处。我没有履行自身职责，因为码头收入会分给我，当时堤防部门对运沙码头管理不太严格，我肯定不会主动去监管，就要詹某他们放心去建设码头，也没有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查处过这两处码头。两个码头修建及运行期间存在擅自垫高、硬化、加固上下堤坡路及地面道路的情况，长江管理段应该监管，但我没有去管，也没有及时上报。做二码头的时候，是张某2给我现金，记不清楚有多少了。从2013年起，都是徐某2转账到我的农行、建行的银行卡账户，总计约有50多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松柏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非法开设码头提供保护，在未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以合伙投资的名义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5.594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有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松柏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松柏在码头有实际出资并参与经营管理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1.李松柏所谓的“出资”，在非法码头开设前已与他人商定码头开设后立即返还，主观上没有出资的意愿；客观上该款未用于设备购买等码头建设活动，码头建成后即由管账人员予以返还，亦未用于码头经营；故该款仅是李松柏从码头收取“好处费”的幌子，并非真实出资。2.两处非法码头经营中，李松柏仅是利用职权协调相关管理部门的关系，保护码头不被查处，平时不到码头上，也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该事实有证人詹某、彭某1、徐某2、张某1、向某的证言证实，上述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李松柏亦供认过该事实；李松柏当庭辩称其有为码头购买趸船等行为，系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与本案证人证实情况相悖。李松柏利用职务的便利为私人获利，不论该“私人”是否包括其自己，已侵犯了公权力的不可私用性，不属于普通经营管理行为。故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关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案发时长江上存在大量非法码头，且查处非法码头属于海事部门的职责的辩护意见，新洲区长江河道堤防管理段、新洲区河道堤防管理总段均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李松柏的工作职责，及其对本案码头所在长江河道内的水事违法行为具有制止、上报及配合执法的权利。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还指控李松柏具有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情节，应从重处罚。经查，表面上看李松柏等人在码头筹备之初是因畏惧向某的势力不得已给予其40%的“干股”，实际上李松柏利用职权所进行的“协调”与向某代表的黑社会势力给予的“保护”在非法码头的开设、运营中是一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关系，以便共同牟取非法利益；尤其是另一股黑恶势力童某2兄弟介入码头后，詹某、彭某1等实际经营管理人员均被赶走，在码头参与人员除李松柏外仅有童某2及与其关系较好的张某1、张某1的亲戚徐某2的情况下，李松柏仍以职权为非法码头提供保护，换取码头15%的收益权，此时李松柏的行为已主要是为自己及黑恶势力的利益提供保护，在客观上为黑恶势力提供了大量资金。故应当认定李松柏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对公诉机关的相关指控，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松柏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2024年8月26日止。罚金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五日内缴纳。）二、对被告人李松柏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十五万五千九百四十八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李 莅审 判 员  冯继烈人民陪审员  黄凤莲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洪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