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安，男，汉族，1973年1月5日出生，住湖南省衡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辉，男，汉族，1996年2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武，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良国，男，汉族，1973年4月10日出生，住黑龙江省穆棱市。上诉人胡晓安、胡辉因与被上诉人孙良国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1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孙良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原告胡晓安、胡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免收诉讼费。”胡晓安、胡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未经调查核实，认定王正美与孙良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与客观事实相悖，系认定事实错误。王正美在孙良国处打工时间有一年多，孙良国也曾多次转账给王正美，且转账时间相对固定。依照胡晓安、胡辉一审陈述，王正美的工资是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因此，其工资数额不固定，上述陈述符合生活常理，且有一定的证据支持，在孙良国在一审中没有到庭应诉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完全可以依法采信胡晓安、胡辉的证据和观点。退一步讲，由于胡晓安、胡辉是一个农民，文化程度低，也无相关法律知识和经验，即便胡晓安、胡辉在一审时无力举证，为查明事实，法院完全可以依职权调查，以获知事实真相。客观事实是，王正美在孙良国经营的佛山市禅城区顺杰利制衣厂（以下简称原顺杰利制衣厂）工作了两年多，其于2019年12月6日加班后突发急性脑出血，并于2019年12月7日去世。在其去世10天后，即2019年12月18日，原顺杰利制衣厂就完成了注销手续。企业的注销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通常最少在一周以上，也就是说，孙良国在王正美去世后就急切地着手进行了企业注销事宜。可以推论，该案存在重大疑点，应当予以查明。因此，胡晓安、胡辉请求法院依法依职权查明事实，以维护公平正义，公序良俗。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主要争议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优先适用调整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本案本应首先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来处理争议，由于孙良国在王正美死后10天即注销了该企业，故不被仲裁委受理，转为民事诉讼。倘若由劳动仲裁委处理，应当适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根据该《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规定将发放工资记录举证责任归于用人单位。孙良国在一审中既没有应诉，也没有答辩，可以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在其未能举证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故应当认定王正美与孙良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归于胡晓安、胡辉是适用法律错误。三、倘若劳动关系得以确认，胡晓安、胡辉请求依法赔偿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胡晓安、胡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确认王正美与孙良国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孙良国向胡晓安、胡辉因王正美非工伤死亡的丧葬补助费21000元、一次性抚恤金42000元、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2000元，上述合计105000元；4.判令诉讼费由孙良国承担。针对胡晓安、胡辉的上诉，孙良国未作口头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期间，胡晓安、胡辉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并向本院提交黎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陈某与孙良国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均拟证明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孙良国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期间，孙良国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胡晓安、胡辉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因黎某、王某未能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无法核实证人的身份及证言的真实性，故对黎某、王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陈某与孙良国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胡晓安、胡辉庭后提交了银行网络系统打印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核对，经核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与银行转账记录一致，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转账记录形式完整，内容客观真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加盖的印章清晰，故本院确认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陈某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其所作陈述内容清楚客观，符合常理，且与陈某的银行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孙良国对陈某的证言放弃质证的权利，故本院确认陈某所作证言的真实性。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诉讼期间，胡晓安、胡辉提交的陈某2018年2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4月30日、5月31日、7月2日、9月2日、10月2日、10月25日、12月31日，陈某名下卡号为621*************03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分别收到孙良国名下账号为622*************715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入的12065元、8400元、7400元、7317元、8611元、5274元、7980元。陈某出庭作证称：“我与王正美一起在孙良国开办的原顺杰利制衣厂工作。我坐在她正对面，我们做的工作量差不多。平时早上八点上班，中午回家煮饭，上午下班是十一点半，下午一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如果加班的话，晚上六点半回去上班至十点。不用考勤，因为进厂是不受限制的，有事不来说一下就可以了，正常是1号休息，星期天晚上休息，平常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没有保底工资，是计件的，按单价计算，车一条裤子的两个口袋就是6毛钱，衣服的一对口袋就是1.5元至1.8元，主管洋洋统计的工作量，我们每月会与他对数。厂里有管车间的，叫萌萌，发货、收货都是他，打单价、计数是洋洋。月底发工资，30或31号，当月工资当月发，偶尔是2号发工资。我老板是孙良国，我经常见到他，我一年有六七个月在厂里。厂里管理层中有孙良国、洋洋、萌萌，洋洋、萌萌是孙良国的外甥，还有孙良国的弟弟。我做了两年多，厂里如果没什么事就放假了，2018年有一个月放假一个月，2019年也放过一个月的假，放假就没有工资了。每月工资加班有7000元左右，不加班时有时是4000-5000元。王正美发病时他老公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和她老公一起将她送去医院。她去世后，因为她没有完成活，我就替她把货做完了，我上交的，所以这些货记在我这里了，厂里将她2019年12月共5天的工资打入我卡上，后来我就通过微信转给王正美的老公胡晓安一千三百多元。2020年1月，我收完了当月工资就回老家了”。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综合双方的诉辩、举证及查明的事实，二审期间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是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孙良国是否应向胡晓安、胡辉支付因王正美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费21000元、一次性抚恤金42000元、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2000元。一、关于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胡晓安、胡辉上诉主张王正美生前与原顺杰利制衣厂形成劳动关系。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成立一般应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同时上述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可以参照下列证明：（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首先，原顺杰利制衣厂与王正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其次，原顺杰利制衣厂的经营范围为加工、制造服装，王正美所从事服装的车缝工作属于原顺杰利制衣厂的业务组成部分。根据陈某的证言，虽然原顺杰利制衣厂上下班不需要考勤，但原顺杰利制衣厂有专门人员进行车间管理，进行发货、收货等工作安排，亦有专人进行工作量的统计和劳动报酬的计算，因此，陈某的证言证实了陈某、王正美通过车间管理人员、工作量统计人员接受原顺杰利制衣厂的工作安排及管理，故，王正美实际接受原顺杰利制衣厂的工作安排，其所提供的劳动属于原顺杰利制衣厂经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再次，根据陈某和王正美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原顺杰利制衣厂的经营者孙良国在每月固定的期间将劳动报酬转账至王正美、陈某的银行卡，王正美与陈某的每月转账时间基本相同，转账数额相同或相近，这与陈某陈述的其与王正美在原顺杰利制衣厂收取的是计件工资，没有保底工资，每月月底结算，月底或月头转账发放，王正美与陈某的工作量差不多的证言高度吻合，孙良国在每月固定期间向王正美的银行账号汇入数额相近的款项，符合工资发放的特征，因此，可以认定原顺杰利制衣厂每月固定向陈某、王正美发放工资，原顺杰利制衣厂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胡晓安、胡辉关于王正美通过孙良国转账从原顺杰利制衣厂收取劳动报酬的主张应予以采信。综上，王正美在原顺杰利制衣厂从事车缝衣物的工作内容属于原顺杰利制衣厂的业务范围，原顺杰利制衣厂的管理人员对王正美进行工作安排，原顺杰利制衣厂通过经营者孙良国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等事实相互印证，可以确认王正美向原顺杰利制衣厂提供劳动，原顺杰利制衣厂向王正美支付劳动报酬并对其进行管理的事实。原顺杰利制衣厂和王正美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予以确认。至于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胡晓安、胡辉提起劳动仲裁及起诉时主张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于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庭审中，胡辉称王正美2017年3月起为原顺杰利制衣厂工作；二审诉讼期间，胡晓安、胡辉在上诉状中先陈述王正美在原顺杰利制衣厂打工时间有一年多，后又称王正美在原顺杰利制衣厂工作了两年多；法庭调查时，胡辉又称王正美2017年7月左右去原顺杰利制衣厂上班。由此可见，胡晓安、胡辉对于王正美入职原顺杰利制衣厂的时间存在多种陈述，但均与其劳动仲裁及起诉时主张的2016年10月1日王正美与原顺杰利制衣厂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不一致。经查王正美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打印时间段为2018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25日，而原顺杰利制衣厂的经营者孙良国向王正美的第一笔转账发生在2018年10月9日，在此日期之前，并无原顺杰利制衣厂向王正美发放工资的记录，胡晓安、胡辉主张2018年10月之前原顺杰利制衣厂以现金方式向王正美发放工资，但其未能提供依据。综上，因胡晓安、胡辉对王正美的入职时间有多种陈述，但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王正美、陈某的银行交易流水与胡晓安、胡辉关于王正美在原顺杰利制衣厂工作一年多的陈述较为吻合，又因原顺杰利制衣厂作为用人单位，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正美的入职时间，故本院依据原顺杰利制衣厂向王正美第一次发放劳动报酬的时间推定王正美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1日。王正美已于2019年12月7日因病死亡，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2月6日已实际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双方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孙良国是否应向胡晓安、胡辉支付因王正美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费21000元、一次性抚恤金42000元、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2000元的问题。《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由企业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一次性计发丧葬补助费（3个月工资）、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6个月工资）、一次性抚恤金（6个月工资）。王正美于2019年12月7日因病死亡，根据上述规定，按照2018年佛山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原顺杰利制衣厂应向王正美赔偿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费20073元（6691元×3个月）、一次性抚恤金40146元（6691元×6个月）、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0146元（6691元×6个月），合共100365元。因原顺杰利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并已经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的规定，原顺杰利制衣厂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的债务在其注销后应由其经营者孙良国承担。因此，孙良国应向胡晓安、胡辉赔偿因王正美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共100365元，胡晓安、胡辉上诉请求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胡晓安、胡辉上诉请求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案因为出现新的证据导致案件事实产生变化，本院在重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161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王正美与原佛山市禅城区顺杰利制衣厂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三、孙良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晓安、胡辉支付因王正美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费20073元、一次性抚恤金40146元、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0146元，上述合计100365元；四、驳回胡晓安、胡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上诉人孙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 玲审 判 员  黄雪鹄审 判 员  周 嫄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林敏莉书 记 员  钟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