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14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松年，男，汉族，1962年1月10日生，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怡钧，河南新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国璋，男，汉族，1949年10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炜，女，汉族，1951年12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上诉人付松年因与被上诉人谭国璋、李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6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松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基础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具体如下：一、一审已认定本案15万元款项性质属于不当得利，但是其中5万元是由上诉人直接转账给谭国璋的，有转账凭证为证，其余10万元是由洛阳融腾农业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腾公司）授权本公司员工转账给谭国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5万元直接受损失人应为付松年，其余10万元直接受损失人应为融腾公司。上诉人有权直接向谭国璋主张该部分5万元不当得利损失。二、一审已查明的基础事实是上诉人与融腾公司已签有真实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融腾公司对于将其所有的对谭国璋的10万元债权让与给上诉人，已有明确指示。三、基于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上诉人诉请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四、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李炜应对涉案15万元债务承担共同偿还义务。五、本案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首先，一审擅自变更开庭日期。其次在一审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同意调解，谭国璋陈述只要融腾公司总经理同意，可以直接将15万元款项支付给付松年，在融腾公司总经理同意将款项支付给付松年的情况下，一审不顾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偏离事实进行了判决。谭国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付松年上诉理由第一条不是一审庭审过程中的客观事实，一审没有认定本案涉诉15万元款项性质属于不当得利。而是在一审开庭法庭调查前询问原告代理人说：“原告代理人你在立案时主张是合伙纠纷，刚才又主张按不当得利，你再认定一下案由”，原告代理人主张按不当得利案由审理，法院对不当得利案由的构成要件进行释明后，原告坚持主张按不当得利审理，法院只是根据原告代理人主张的基础案由审理，而不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15万元就是不当得利。上诉状第二条理由不能成立。要求融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健对其公司15万元的处分明确给予指示是法院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作法，是对暂存谭国璋处款项明确给谁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证，也是谭国璋没有过错的证据。没有融腾公司张健的明确指示，付松年所称“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基础事实是债权转让协议”是错误的。涉案的15万元不是谭国璋向公司借款，谭国璋没有使用该款，付松年要求向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谭国璋是作为融腾公司与蔡高杰之间纠纷的中间人，是双方都同意后选定，与他们之间形成了特定身份关系，不能因谭国璋与李炜是夫妻关系也把李炜列为被告。付松年诉称审判员突击判决更没有事实根据，审判员在多次催促融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健明确表态没有得到回复后才依法判决的，融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把涉案的15万元指示谭国璋转给了郑桂环，作为该公司归还所欠郑桂环的部分理财款。李炜未到庭答辩。付松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出资款150000元。二、依法判令两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占有出资款期间的利息（暂时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利息合计为12600元）至利息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1日，融腾公司、蔡高杰同被告谭国璋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乙方（蔡高杰）退还所拿公司全部资料及物品；协议生效后两天之内，甲方（融腾公司）把壹拾伍万无人民币现金先支付给丙方（谭国璋）。之后，两天之内，乙方把所拿公司全部资料及物品交给甲方；乙方把所拿资料及物品全部交给甲方后，两天之内，丙方把甲方给乙方的理财款交给乙方。协议签订后，融腾公司即通过原告付松年及案外人高宁宁账户转给被告谭国璋150000元；后因案外人蔡高杰没有按照2018年6月21日协议履行，故涉案的150000元一直在被告谭国璋处。2019年6月25日，融腾公司与原告付松年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是：融腾公司将2018年6月25日委托本公司员工高林洁向谭国璋转账100000元的债权转让给付松年。后付松年向被告谭国璋讨要150000元，被告谭国璋承认其持有融腾公司款项150000元，但是支付给谁，需要融腾公司授权为由没有向原告付松年支付，双方发生纠纷。被告谭国璋与被告李炜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而立案时确定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有误，予以改正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谭国璋持有涉案款项150000元的依据是融腾公司、蔡高杰同被告谭国璋签订的协议，谭国璋依照该协议的约定持有款项，其身份更为符合中间人或见证人的角色，只有协议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后，谭国璋才能将该款项支付给蔡高杰；如果涉案当事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则该款项的所有权人是融腾公司而非原告付松年。故原告所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付松年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552元，减半收取计1776元，由原告付松年承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微信截图一份共三页，谭国璋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健的通话内容，拟证明2018年8月6日张健总经理已经催促谭国璋将付松年的5万元钱还给他，2019年12月16日，张健就涉案的15万元再次催促谭国璋付给付松年，谭国璋也认可此事。2019年12月24日，谭国璋再次向张健确认该款给谁，张健再次指示将涉案的15万元付给付松年，还给谭国璋发去了付松年的银行账户，让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5日，谭国璋向张健回复收到发来的付松年银行账户，付松年只给其打了5万元，另外10万元需要公司出东西，把钱转过去以后需要付松年办理撤诉手续。主要证明张健多次告知谭国璋将涉案的15万元打给付松年，谭国璋一直推脱。谭国璋质证意见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上述证据证实了涉案15万元付松年无权找谭国璋要，其一再问张健此款如何处理，如果给付松年，需要公司给谭国璋出具书面意见，明确该款支付给谁，但公司和张健一直没有向其出具书面意见。谭国璋提交如下证据：1、中信银行客户回单，拟证明：汇款备注明确是公司借钱给谭国璋，其只对公司负责，不管款项出处。2、其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涉案15万元付松年无权找谭国璋要，如果给付松年需要公司出具明确的书面意见。3、其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一审法院在法庭要公司出一个打款书面意见，其给张健微信联系说这个事。4、公司和张健给其出具的让把钱打给郑桂环的通知，证明是公司让把钱打给郑桂环。5、其和郑桂环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其把钱打给郑桂环，郑桂环收到后向谭国璋发送了微信通知。上诉人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银行回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5万元系付松年所有，付松年有权向谭国璋主张权利。剩余的涉案10万元已经由公司转让给付松年，并多次通知谭国璋将涉案10万元打给付松年。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张健催促谭国璋后，让把涉案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付松年，还能证明谭国璋向张健要收款人的名字、账号。对证据3真实性没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与付松年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相印证，证明了公司愿意将涉案的款项转让给付松年。张健代表公司已经与付松年签订的有书面材料，同时向谭国璋又出了一个书面的款项支付文书，但是谭国璋一直没有去领取该通知。对证据4、5，证据证明了谭国璋与融通公司、郑桂环三方担保金、理财款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免除谭国璋应向付松年履行15万元还款义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付松年明确其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谭国璋持有涉案款项150000元的依据是融腾公司、蔡高杰同谭国璋签订的协议，谭国璋依照该协议的约定持有该款项，其身份符合中间人或见证人的角色，只有协议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后，谭国璋才能将该款项支付给蔡高杰，如果涉案当事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则该款项的所有权人是融腾公司而非付松年。故付松年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谭国璋、李炜向其返还15万元，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付松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2元，由上诉人付松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苏晓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