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443号原告：杜春蕾，女，198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去非，男，1981年6月22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杜春蕾与被告吴去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春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吴去非偿还借款95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31日，吴去非为投资预定婚博会的展位需要资金，案外人闫某同意借款950万元，闫某向吴去非账户转账了950万元。事后，闫某多次催要，但吴去非至今无返还之意。我与闫某原系夫妻关系，我们于2019年4月1日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约定闫某将其名下所有债权全部留给我，且双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吴去非辩称：我不认识杜春蕾，我与杜春蕾之间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7年10月31日，我确实收到了闫某向我转账的950万元，但转账时我并未见过闫某，该款项并非借款。2017年我的堂哥吴某认识蔡X娜，蔡X娜经营抵押车辆，吴某要与蔡X娜合作，蔡X娜要求吴某提供400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吴某具有充足的能力参与经营。2017年10月31日，吴某从X丹处借款950万元并承诺当日归还，吴某通过电话或微信指挥其朋友、同学以及我依次转账并打印流水，具体为由X丹转给吴某、吴某转给闫某、闫某转给我，我转给吴某前同事韩X，韩X转给X丹，期间所有的转账金额均为950万元。就前述事实有银行流水、吴某指挥转账的微信记录等证据。我从事教育工作，不存在杜春蕾所称经营婚博会展位的事实，我也从未接触过任何展会经营。杜春蕾起诉书所称多次催要也与事实不符，杜春蕾从未与我沟通过借款的事情，我也从未见过其所称的债权转让合同。综上，不同意杜春蕾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31日12时26分，闫某向吴去非转账950万元。吴去非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吴某尾号为9613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转账记录以及吴某与闫某的微信记录。转账记录显示：X丹于2017年10月31日11时20分、11时21分、15时10分通过尾号为5101的账户向吴某9613的账户分别转账100万元、50万元、800万元。吴某于2017年10月31日10时55分、11时26分、16时34分分别向闫某转账500万元、150万元、300万元。微信记录显示：吴某发“彬都操作完了你把950W打到我弟弟的账户上，是工商银行6212260200129242XXX户名是：吴去非开户行是北京海淀西区支行”，闫某通过语音进行了回复，转换后的文字为“我就打了一个半个月的流水。然后这个你确定行是不是确定行，我现在就把帐转出去了。”“这半个月流水的那个资金的故障量比较大”，随后闫某向吴某发向吴去非尾号为2224的账户转账950万元的截图。2017年10月31日12时31分，吴某回复“哦了”，12时39分发“彬，那个流水给我拍一张照片我看看呗我看看啥样的。”2.吴去非尾号为2224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吴去非尾号为9802的招商银行明细以及吴去非与吴某的微信记录。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10月31日，吴去非收到闫某转账的950万元后，将950万元转入尾号为9802的招商银行账户内，吴去非于2017年10月31日13时51分通过尾号为9802的招商银行账户向韩X尾号为6364的账户转账950万元。微信记录显示：吴某发“工商银行北京首体支行，622202020000318XXXX，韩X”“记住你就打到招行820”“算了。先给我吧。”“这个人还在排队还早。”“你就打到我的工行就行”“工商银行光华路支行吴某622202020011953XXXX”，2017年10月31日13时27分，吴去非发“让他准备工作做好了”，吴某回复“嗯”“打完告诉我，招行U盾可以一次900多万过去”，13时52分，吴去非向吴某发转账950万元的截图，并回复“转过去了”“说俩小时”，吴某语音进行了回复，吴去非发“好妈的报销手续费50U盾费55”。3.韩某、尾号为5016的招商银行明细以及韩X与吴某的微信记录、韩X的书面证言。银行明细显示：韩X于6364的账户收到950万元后向其尾号为5016的账户转账910万元，后于2017年10月31日14时37分通过5016的账户向X丹尾号为0207的账户转账910万元。2017年10月31日，韩X还通过其尾号为6364的账户向X丹尾号为0207的账户转账40万元。微信记录显示：吴某向韩X发语音以及转账950万元的截图，语音转为文字为“已经找完了，已经转完了。”2017年10月31日13时54分，韩X回复“收到”，14时01分询问“转910万是么？”吴某回复“对”，14时12分韩X发“转完了，我去打流水”，吴某发“嗯呐”“给你下一个人信息”“6214861087840207X丹招行”。书面证言的内容为“2017年10月30日，本人的朋友，前公司同事吴某和我说他准备弄一些车辆转卖，但是卖方要他提供银行流水，所以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打印一个大概900万左右的流水，钱他会让其他人打到我账户上，打印完流水之后再告诉我需要把钱转给谁。在31日当天，我收到来自吴某的弟弟吴去非的汇款共计950万。吴某说为了避免和其他打印流水的人数字相同，让我将40万转到我别的卡上。然后打印了一个910万的流水余额单据闪送给吴某。随后吴某要求我将950万转给一个叫做X丹的人卡上，之后我用我自己的招行和工行卡分别将910万和40万转给了X丹。以上就是全部事件的过程。”4.证人吴某的证言。吴某称我与闫某之间存在很多经济往来，我在2018年10月10日还签署了债权确认书，但我已向法院申请撤销并主张返还相关不当得利款项。我与闫某所有的往来不包括本案涉及的950万元，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系循环转账，由X丹转给我、我转给闫某、闫某转给吴去非、吴去非转给的我的同事韩X、韩X最后将950万元转回给X丹。之所以这么操作是因为2018年7月，我认识了深圳的蔡X娜，她说可以在北京从政府购买进口车，但买家需要有资金实力，所以让X丹进行的循环转账，我、闫某、吴去非、韩X四个人在收到款项后能打出将近4000万元的存款证明。后证实蔡X娜是骗子。闫某并不认识我弟弟吴去非，他们见面是我介绍的。就本案950万元，我与闫某，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均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我与闫某的借贷关系正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中。杜春蕾认可前述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吴某与闫某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提出X丹转给吴某950万元的时间分别是11时20分、11时21分以及15时10分，吴某转给闫某是11时以及16时，但闫某转给吴去非950万元的时间在12时36分，可以看出闫某向吴去非转账950万元时并未收到吴某的950万元。对其他微信记录以及书面证言均不认可，并提出闫某向吴去非提供借款并非与吴去非关系好，而是基于闫某与吴某关系非常好。杜春蕾不认可吴某的证言，提出吴某陈述账目往来不包括本案950万元，这与循环转账的陈述自相矛盾。杜春蕾为证明吴去非所主张循环转账与事实不符，提交了以下证据：1.闫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闫某于2017年10月20日、27日、28日多次向吴某转账。2.闫某与吴去非签订的《债权确认书》。3.证人闫某的证言。闫某称我与吴去非、吴某都是吉林省吉林市人，从小一起长大。吴去非是吴某的弟弟，我与吴某自1994年开始直至大学毕业都是同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北京，关系非常好。2015年开始，吴去非、吴某一起做中国婚博会的业务，2017年开始吴去非、吴某从我处借款。2017年10月之所以与他们两人有大额资金往来，是他们说婚博会业务需要，借款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资金实力。因为关系好，且之前也有大量的资金往来，所以在没有借款协议的情况下，我向吴去非提供借款950万元。闫某还出示了与吴去非之间微信转账5万元的记录。吴去非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闫某向吴某转账与本案循环转账无关。对证言，吴去非称证人所称与其一起长大，关系很好与事实不符，我到北京后通过吴某认识的闫某，印象中2017年10月31日之前并未见过面，如果当天有通话也是确认是否到账。闫某出示的微信转账5万元是闫某经济困难，吴某托我向闫某转账。为证明债权转让的事实，杜春蕾还提交了与闫某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吴去非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并提出并未收到转让通知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就涉案950万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杜春蕾以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受让闫某对吴去非的债权进而要求吴去非偿还借款，应首先就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即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被告对转账进行其他抗辩并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并不免除原告对借贷关系成立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本案中，杜春蕾以闫某向吴去非转账950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吴去非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进一步主张闫某向其转账950万元系受吴某指示，其按吴某指示将涉案款项转给案外人，为此提供了系列转账记录、闫某与吴某之间的微信记录、书面证言等予以证明，吴去非就其提出的事实主张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在此情况下，杜春蕾应就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证明责任并负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吴去非提交的证据，虽然存在吴某向闫某转账部分款项晚于闫某向吴去非转账的事实，但借贷合意存在的证明责任并不在吴去非一方，且吴去非也无须就与闫某之间就950万元的转账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存在具体何种关系法律进行证明，也不承担本案借贷合意真伪不明时的不利后果。杜春蕾虽提交了闫某与吴某之间的转账记录以及与吴某签订的债权确认书，但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综上所述，杜春蕾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闫某与吴去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春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300元，由杜春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甲军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