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10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顺富，男，1977年2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文花，女，1978年4月3日生，彝族，小学文化，农民。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建刚，男，2000年3月29日生，彝族，高中文化，农民（未到庭）。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珺，云南鑫玉李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凤珍，女，1970年2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建红，女，1989年9月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周凤珍、胡建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如凯，云南滇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顺有，男，1966年2月23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贤江，云南周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建强，男，1987年12月2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娟，女，1989年9月10日生，彝族，初中文化，无业,系胡建强妻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胡开能，男，1946年8月15日生，汉族，云南无文化，农民,未到庭）。原审第三人：周翠兰，女，1947年11月29日生，汉族，无文化，农民，（未到庭）。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因与被上诉人周凤珍、胡建红、胡顺有、胡建强、原审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9）云2331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珺，被上诉人周凤珍、胡建红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如凯、胡顺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贤江、胡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9）云2331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周凤珍、胡建红应得补偿款为77891.24元。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9月滇中引水工程禄丰段建设项目开工，胡开能承包的三尖角地范围内的部分林地被征用119.9亩的表述不完全正确。2018年9月滇中引水工程禄丰段建设项目开工后，确实需要征用以胡开能为户主承包的林地。但是胡开能一家在1997年按照中村乡人民政府颁发的中政发（1997）第35号文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条的精神，在自己承包的集体林地上种下了核桃树。让没有经济价值的荒山变成了胡顺富、胡顺有两家人的“集宝盆”。因此在2018年确认被征用林地补偿标准时，确认胡开能一家承包的集体林地实际被征用的情况是：林地只有91.39亩，桉树地有0.68亩，旱地有3.32亩，园地（即核桃树）24.51亩。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表述不完全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胡开能是代表一家九口人承包的集体林地，对此上诉人无异议，但一审却没有认定林地上的附着物即核桃树的归属，造成了错误的判决。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胡开能一家承包的只是集体林地，而集体林地上除天然灌木林以外的附着物是谁种植的没有认定。众所周知核桃树分为野生和人工种植两种，然而本案中涉及的24.51亩核桃树，完全是人工种植，其中上诉人种植了25亩左右，被征用19.8亩；被上诉人胡顺有种植了30亩左右，被征用4.71亩。核桃树被征用后，补偿标准是40000元/亩，而一般林地，包含没有任何天然灌木林的荒地补偿标准是7400元/亩。这就说明作为地上附着物的核桃树的补偿标准是32600元/亩。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此上诉人种植的19.8亩核桃树以及开垦作为烤烟地的3.32亩，因土地被征用砍伐和不能种植后，获得的补偿是归种植者即上诉人所有，不应列入本案中分配。因此一审判决由于未查明核桃树的归属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望二审给予纠正。3、一审法院认定胡开能是林权证的使用人，这是事实。但是在家庭内部，上诉人胡顺富家与兄长胡顺有家在种植经济林的过程中是分开种植的。因此在2018年对被征用的经济林进行认证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顺有是自己负责认证自己的范围，同时征地单位在支付征地补偿费时，也是分开支付的。这可以从《滇中引水工程禄丰段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兑现表》以及《滇中引水工程禄丰段土地面积调查表》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根据这两份证据证实，上诉人家种植的核桃树被征用了19.8亩和旱地3.32亩，被上诉人家种植的核桃树只被征用了4.71亩。而上诉人家被征用的核桃树19.8亩、旱地3.32亩获得的补偿款924800元中，属于林地本身的林地补偿费只有171088元，而增值的部分753712元是上诉人一家种植核桃树和烤烟后产生的，该部分的经济价值，被上诉人胡顺有一家并没有参与。因此上诉人认为按照中村乡人民政府中政发（1997）第35号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属于上诉人家自己种植的核桃树被征用后，征用单位支付的补偿费属于上诉人所有。一审在没有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将属于上诉人的核桃树补偿款753712元列入了分割范围，是不恰当的。因此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总补偿费1603358.60元中，上诉人一家种植的核桃树被砍伐后获得的补偿924800元-（23.12亩×7400元/亩）+4920.6元=748791.4元，应属于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共同所有；被上诉人一家种植的核桃树被砍伐后获得的补偿（86400+102000）-[（2.16+2.55）亩×7400元/亩]=153546元，应属于被上诉人胡顺有、周凤珍、胡建红、胡建强共同所有，不应列入本案的分配范围。剩余的林地补偿费701021.2元才是林地被征用后的实际林地补偿费，由九人平均分配，每人应分得77891.24元，而不是177604.22元；上诉人在已经支付289500元的基础上，还应返还被上诉人一家补偿费12384.96元。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本案作出公正的判决。周凤珍、胡建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顺有辩称，1、滇中引水工程项目，征占胡开能名下的林地共119.9亩，在被征占的林地中，有胡顺有一人投资种植的核桃园地4.71亩，有胡顺富户投资种植的核桃园地19.8亩，其他才是村上分给全体共有人的天然林地。而此次征占补偿标准，核桃园地是40000元每亩，天然林地和桉树地7400元每亩。胡顺有的核桃园，是在2013年12月与周凤珍离婚后，于2015年由胡顺有一人投资种植的。对此，中村乡鲁支村委会已出具证明证实。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胡顺有和上诉人的核桃园地的补偿款，不应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配。一审判决没有把核桃园地提出来单独计算分配事实不清，侵害了上诉人和答辩人的权益。2、胡顺有和周凤珍于2013年12月10日在禄丰县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所有财产归答辩人所有，且中村信用社的贷款由答辩人负责偿还。协议中的所有财产，包括夫妻共有和家庭共有财产，据此，答辩人认为此次林地补偿费分配，周凤珍名下的部分应该归答辩人所有。胡建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周凤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胡顺有、胡顺富支付周凤珍按人头林权征用补偿款181707.50元；2.诉讼费由胡顺有、胡顺富承担。胡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由胡顺有支付胡建红林权证内林地征收补偿款181707.50元；2.诉讼费由胡顺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开能、周翠兰系夫妻，属禄丰县中村乡鲁支村委会小三家村村民，二人共生育了胡顺有、胡顺富、胡顺萍、胡顺珍、胡顺莲五个子女，三个女儿胡顺萍、胡顺珍、胡顺莲现均已外嫁。胡顺有与周凤珍原系夫妻，共生育胡建红、胡建强二个子女；2013年12月10日胡顺有与周凤珍协议离婚，约定所有财产全部归男方所有，债务由男方负责偿还；胡建红、胡建强现均与胡顺有分家另住。胡顺富与张文花系夫妻，共生育胡建刚一子。2007年8月20日，中村乡鲁支村委会根据《中共中村乡委员会中村乡人民政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相关要求制定了《中村乡鲁支村委会集体林权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同年9月3日，中村乡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了此林改方案，并要求鲁支村委会按方案组织实施。实施方案明确：鲁支村委会共9个村民小组，农户305户，1165人，有林地面积44026.5亩，全部是集体林；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针，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主要内容和范围只是核（换）发林权证、落实管护措施，明确林木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在稳定完善林业“三定”的基础上，通过承包经营把集体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明晰到户（联户）或其他经营主体，进行林权登记，换发、核发林权证，切实维护林权证的法律效力；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稳定不变，也可“大稳定、小调整”；林业“三定”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原则上稳定不变，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承包期可顺延50年，山上林木归责任山业主所有，核实（划定）四至界线后，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依据合同进行登记，核发林权证；林业“三定”时山林并在一起的要划分开，按现有人口均山到户；照普光、麻栎树村小组的山林，“两山”到户至今未曾变动，现按“两山”到户的界线落实到各户；大三家村小组的山林，根据村民的意愿，每十户一组，分为六个大组分山到户；其他小组按“林业三定”时定为的责任山，仍旧由承包的原农户经营；各村组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参与分配的对象为是本村组长久居住的农业人口，并认真履行村上各项义务的村民；两榜无异议后，属于承包经营的签订承包合同，属于流转经营的签订流转协议、完善林地林木流转手续；按照承包合同、流转协议，核（换）发全国统一的林权证，同时收回原来颁发的林权证（承包合同书）并废止；再次张榜无争议后，由村民小组与农户补签林地承包合同，由林地申请人或单位填写林权申请，并造册登记，上报进行林权登记，核发林权证；实施方案还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随后，中村乡鲁支村委会即按照实施方案对全村委员范围内的集体林地进行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7月17日，胡开能（承包方）与小三家小组（发包方）分别签订了三份《农村林地承包合同》，承包了小三家小组的三块林地【黑火山（22.3亩）、三尖角地（205.1亩）、箐门口（21.8亩）】，承包期均为50年，从2008年7月17日起至2058年7月16日。三份承包合同上均加盖了中村乡鲁支村委会印章，胡顺银也在签证人处签名。同日，胡开能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案涉林权登记申请。2008年8月18日，禄丰县林业局向胡开能颁发了案涉林权证【禄林证字（2008）第3111000717号】，林权证记载：黑火山、三尖角地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人为胡开能，无注记；箐门口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人为胡开能，注记为胡开能、胡顺有共有。2018年9月，滇中引水工程禄丰段建设项目开工，胡开能承包的三尖角地范围内的部分林地等被征占119.9亩，项目共支付其安置补助费1603358.60元（分别转入胡顺有账户163226元，因胡开能与胡顺富同住，其余补偿款1440132.60元即转入了胡顺富账户内）；同时该建设项目还征占了胡顺有承包的部分土地，其中老猫敌林地0.13亩，牛筋果树水田0.55亩，项目共支付其安置补助费15454.60元（此款已转入其账户）；该建设项目还征占了胡顺富承包的部分土地，其中沙乌田水田0.20亩，田坝水田0.42亩，项目共支付其安置补助费16554元（此款已转入其账户）。后胡开能从转入胡顺富账户的款项中分给了胡顺有289500元，剩余款项依旧存放在胡顺富账户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征用的案涉林地承包权利人包括哪些人以及诉争款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二、诉争款如何分割。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集体经济组织山林土地的，在对外法律关系上，家庭承包户是权利主体，承包户不会因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关于承包土地的划分而产生山林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变更，除非集体经济组织对此进行收回调整。对于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现行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鉴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根据物权法关于共有的相关规定，应认定本案涉诉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本案2008年林改时胡顺有、周凤珍，胡顺富、张文花虽均与胡开能、周翠兰分户另住，但原来分户时小三家村小组对于原承包的责任山林并未进行收回调整，按照2007年鲁支村委会确定的林改方案，2008年胡开能是以“胡家”户主身份与小三家村小组重新签订了三份林业承包合同，承包了包括案涉林地在内的三块林地，之后依法取得了包括案涉林地在内的三块林地的林权证。案涉的山林承包方应是以户主胡开能为代表的“胡家”，而不是其家庭中的某个人，胡开能只是以户主身份代持案涉林权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小三家村小组并未在涉诉山林被征收前调整过涉诉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周凤珍虽与胡顺有于2013年离婚，但其并不因此丧失涉诉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故在本案中涉诉林地承包经营权利人应为2008年林改时的“胡家”全体成员，即本案当事人胡开能、周翠兰、胡顺有、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强、胡建刚、周凤珍、胡建红九人。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案涉林地的承包方是以户主胡开能为代表的“胡家”，2018年9月案涉承包林地被依法征收时，“胡家”作为案涉林地的承包方，有权获得补偿款。故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林地征收生活安置补助费应认定为“胡家”全体成员即本案的当事人胡开能、周翠兰、胡顺有、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强、胡建刚、周凤珍、胡建红九人共同共有。根据征地补偿兑付表显示，建设项目共征占三尖角林地119.9亩，到户安置补助费合计1603358.60元，其中包含林地上胡顺富林木和构筑物的补偿款4920.60元（核桃树补偿款300元，柿子树补偿款240元，2个土水池补偿款4380.60元），此林木及构筑物依法应归经营者所有，不应纳入本案共有分配范围；对于同时征占的胡顺有承包的老猫敌林地和牛筋果树水田，周凤珍、胡建红未提交证据证实属于九人共同承包经营，故所得安置补助费15454.60元不应纳入本案共有分配范围；对于征占的胡顺富承包的沙乌田水田和田坝水田所得安置补助费16554元亦不应纳入本案共有分配范围；胡开能分配给胡顺有的289500元未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其擅自处分行为无效。综上，本案中的共有款项分配金额应为1603358.60元-4920.60元=1598438元，按九人平均分配，每人应分得177604.22元。经审查查明，案涉的共有征地安置补助费1598438元已分别转入胡顺有和胡顺富的个人账户内，其中胡顺有个人账户转入452726元（三尖角地征地补偿款163226元，胡开能分配的补偿款289500元），胡顺富个人账户转入1145712元（三尖角地征地补偿款1435212元，后胡开能将其中289500元转给了胡顺有，该账户现余共有补偿款1145712元），故胡顺有、胡顺富、胡开能、周翠兰应将周凤珍和胡建红的份额分别予以返还，周凤珍、胡建红各请求返还181707.50元超出应得份额，应以177604.22元为限进行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九十三条、九十五条、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由胡顺有、胡顺富、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周凤珍、胡建红征地安置补助费各177604.22元。案件受理费6787元，由胡顺有、胡顺富、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明》一份，欲证明在征地过程中，核桃树不是天然形成的，是胡顺富、胡顺有等人自己种植的。胡顺富家种植了核桃树约25亩，胡顺有家种植了核桃树约30亩的事实。2、《鲁支村委会关于滇中引水征占用地及附着物的实地概念》一份，欲证明在征地中，园地、旱地以及林地的区别。园地、旱地系种植经济林果有经济效益，因此补偿标准高，而林地是天然林地，补偿标准低的事实。3、《核桃移栽证明》一份，欲证明征地中涉及林地上的核桃树均系人为种植，不是天然形成的事实。4、《滇中引水工程禄丰中村段土地面积调查表》，欲证明在征地之前，村委会组织村民进行土地面积调查和指认，村民自认自己种植的核桃树、桉树的位置以及开垦的旱地、水田的位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可山上的核桃树、桉树是自己种植的这一事实。因此，因种植核桃树、开垦林地种植经济林果而产生的增值部分系上诉人的小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并未参与种植，因此不是九个人这一大家庭的共有财产。经质证，周凤珍、胡建红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首先，真实性，证明中提到，胡顺富户2002年因为发展家庭经济，在原82年林业三定，自家承包的荒地上种植核桃25亩左右，胡顺有种植30亩左右。但根据补偿兑付表只有30株核桃树，所以上诉人一方不可能种植25亩核桃树，胡顺有在答辩中也答辩其种植的核桃是4.7亩，所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单位出具证明，应当由经办人签名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但该份证据并没有经办人的签字，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所以也不具有合法性，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2，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同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因为其在该共有林地上种植核桃或者其他经济作物，不能就此剥夺原林地承包人的权利，也不能因此而取得他所种植的核桃或者其它经济作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所以该份证据同样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予认可。综上，上诉方所提交的4份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胡顺有对胡顺富一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胡建强对胡顺富一方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胡顺富一方二审提交的1、2、3组证据系禄丰县中村乡鲁支村民委员会所出具，第4组证据系滇中引水建设工程中村乡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做的前期调查表，来源合法，本院对该4组证据能够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周凤珍、胡建红、胡顺有、胡建强均无新证据提交，原审第三人胡开能、周翠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被上诉人周凤珍、胡建红、胡顺有、胡建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但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以下事实：1、禄林证字（2008）第3111000717号林权证记载，三尖角地树种是栎类的事实，同时遗漏了2008年承包林地时，三尖角地全部是林地，没有耕地和园地的事实。2、被征占的119.9亩林地当中，林地只有91.39亩，其中，胡顺有的是1.69亩，胡顺富的是89.7亩。桉树地是0.68亩。园地是24.51亩，其中胡顺有的是4.71亩，胡顺富的是19.8亩。旱地3.32亩的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最后支付的安置补偿费是1603358.60元，但是却遗漏了林地、桉树地的补偿标准是每亩7400元，园地、旱地的补偿标准是每亩40000元的事实。胡顺有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被征占的119亩林地当中，有胡顺有个人栽种的核桃园地有4.71亩的事实。对于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述。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及的共同共有财产应如何认定和分割。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本案中，案涉林地的承包方是以户主胡开能为代表的“胡家”，2018年9月，案涉家庭承包的部分林地被依法征收119.9亩，“胡家”作为案涉林地的承包方，获林木、构筑物、安置补助费共计1603358.6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故案涉林地被依法征收后获得安置补助费应认定为“胡家”全体成员即本案的当事人胡开能、周翠兰、胡顺有、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强、胡建刚、周凤珍、胡建红九人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故本案九人对土地补偿款依法按份享有共同所有权，因零星核桃树、柿子树及构筑物（2个土水池）系胡顺富户所有，故除相应的核桃树补偿款300元，柿子树补偿款240元，2个土水池补偿款4380.60元，合计4920.60元不应纳入共有分配范围外，其余1598438元征地安置补助费应由共有人胡开能、周翠兰、胡顺有、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强、胡建刚、周凤珍、胡建红按份均分177604.22元。一审法院对本案共同共有安置补助费的分配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胡顺富一方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2元，由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负担（已交）。因上诉人胡顺富、张文花、胡建刚上诉时预交了4289元，其多缴纳的437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纪艳茜审判员  杨培松审判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