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星明，男，1966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胜，云南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榆，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丹霞路口云南民族发展大厦。法定代表人：柴俊，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琼、孟文磊，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唐红梅，女，1970年8月19日生，汉族，住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飞，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星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唐红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7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星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明确：“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始向被上诉人的纪检部门反映其认为唐红梅冒用其名义开户、违规办理取款业务，即上诉人自2013年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故其主张被告基于违规操作的行为向其赔偿损失的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开始计算。”（原审判决第23页第13行到18行）由此可知，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在上诉人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2013年开始计算。根据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作出［2017］13号《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证据记载：“对于你于2013年5月及2015年1月两次向西市区支行纪检部门及支行领导书面反映，2015年10月又向省工行营业部纪检监察部门书面反映......遂于2017年8月24日向云南银监局投诉举报”；2.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纪委监察室出具的《关于对王星明来访信件核查情况的答复》，该证据记载：“2015年10月以来，营业部收到和接到上级行转来你的反映信件后......”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2015年10月17日《情况说明》；3.法院依申请调取的2013年6月7日《西市区支行纪检监察谈话记录表（艾超）》、2013年6月7日《情况说明（艾超）》、2013年6月8日《西市区支行纪检监察谈话记录表（杨帆）》、2013年6月8日《情况说明（杨帆）》、2013年6月8日《情况说明（张仁杰）》、2016年6月7日《西山区支行纪检监察谈话记录表（杨帆）、2016年6月7日《西市区支行纪检监察谈话记录表（张仁杰）》、2016年6月7日《情况说明（徐勇）》、2016年6月7日《西市区支行纪检监察谈话记录表（艾超）》等证据，明确在2013年6月及2016年6月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纪委等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4.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5日向工行营业部内控合规处、2015年10月20日向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2016年9月8日向工行云南省分行内控合规部、2017年6月27日向云南省纪委、2017年8月31日向工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主张自己的权利。由此，本案充足的、完整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证实上诉人自2013年知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后，在诉讼时效期内积极、主张的向被告及被告的上级部门、监管部门主张权利，在提起本次诉讼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根据最后一次主张权利的时间即2017年8月31日，诉讼时效经过需要到2020年8月30日，原审法院错误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导致错误判决本案。二、原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是储蓄合同纠纷法律关系而非代理与被代理的法律关系。1.经一审法庭调查清楚的证明，上诉人从来没有书面委托第三人办理银行取款业务。2.基于上诉人与第三人的身份，本案中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严禁柜台违规行为防范案件风险的工作意见》第一条相关规定及《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守则》规定：“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坚持优质服务，确保客户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工商银行工作人员是不能够以工作之便或职务之便，为自己、亲属或朋友提供特殊便利，更不能为客户代开户、签字、保管银行卡、身份证等银行业务。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均系被上诉人数十年的员工，同时，第三人在本案所涉银行账户出问题时担任该银行行长职务，不可能不知晓上述的规定，不能担任上诉人代理人，故而从法律法规及银行内部规范文件的规定上看，本案不存在第三人代理上诉人的情况。3.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表见代理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无权代理，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而其中没有代理权而实施代理行为的表见代理的情形是行为人实际上并未取得代理人的委托授权，但为了让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往往通过伪造公章、合同书、委托授权书等方式制造有权代理的外观表象或持有被代理人遗失或被盗的公章、合同书、授权委托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唐红梅与王星明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被告在处理上述业务时仍有理由相信唐红梅系经王星明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被上诉人在处理上述业务时仍有理由相信唐红梅系经王星明授权进行的操作，有理由认为唐红梅对上述交易有代理权，故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王星明承担”，实际上原审法院即认为在本案中存在第三人没有上诉人代理权而实际代理行为的表见代理的情况。但是根据全案事实和证据，第三人在没有任何一笔业务有上诉人书面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在多笔银行业务上直接签署上诉人姓名，此种行为完全不能反映出第三人有代理上诉人的意思。同时，在本案所涉银行账户业务办理时，上诉人与第三人已经离婚，其二人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并无法律上的关联，完全不存在“特殊身份关系”，被上诉人亦不可能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有上诉人的授权，对相关交易有所谓的代理权。故而，本案也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因此，本案系因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其应尽的储蓄合同义务而造成上诉人损失的诉讼，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而并非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代理与被代理的法律关系。三、被上诉人未尽到法定保管义务，在上诉人账户内资金支取过程中屡次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是导致上诉人资金安全未得到应有的保障，合法权益严重受损的主要、直接原因。第一，在上诉人账户开立过程中严重违规，未核实客户身份并放任员工私自签名、自设密码、私自保管客户银行卡。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严禁柜台违规行为防范案件风险的工作意见》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第一章第一节，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及被告总行的规程，旨在严格规范银行柜台业务中账户的开立流程，以严格的程序化规定，规范的操作步骤，最大程度的控制风险，保障客户账户内资金安全。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账户开立过程中无视上述规定，被上诉人网点的工作人员在开立上诉人账号为25×××95，卡号为62×××34的工行账户、账号为25×××39，卡号为62×××69的工行账户、账号为25×××42，卡号为62×××38的工行账户时根本没有核实上诉人的身份，明知是自己的领导唐红梅以上诉人的名义申请开户，没有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违规为第三人唐红梅以上诉人名义开立账户，并由第三人代原告签名、设置密码、持有原告银行卡和相应密码。特别是开立“8495”账户时第三人既是在开户的申请人处签字，又是开户的经办审核人，该事实有云南省银监局的调查给予证实。被上诉人上述监管缺失以及被告员工的违规操作，使得上诉人的资金安全在开立账户伊始就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正是基于这种违规开立账户的行为，使得后续上诉人账户的资金产生损失成为现实。第二，在上诉人账户内资金被支取过程中严重违规，放任违规操作致使上诉人资金流失。根据《反洗钱法》第十六条、《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第一章第一节，上述如此多各层级法律文件的规定及被上诉人总行的规程，旨在督促银行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大额交易、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这不仅要求银行履行反洗钱义务，维护国家金额体系的稳定性，更是要求银行切实保障客户账户资金安全，有效防止取款人以虚假身份证件或者借用、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违法支取他人银行账户内资金，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办理上诉人账户内现金支取业务时，均未严格核对取款人是不是上诉人、是不是签字人、更没有严格核对上诉人的身份信息，即使如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的被上诉人员工唐红梅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的情况下，亦未对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未严格按照规定登记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等信息。致使上诉人本不该流失的资金，被人非法违规支取，造成了原告巨大的损失。第三，被上诉人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账户内的资金被他人支取，被上诉人未履行保障上诉人账户内资金安全的保管义务，致使上诉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综上，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是典型的储蓄合同纠纷，而原审法院错误的引出不在本案所涉范围的代理关系，进而对举证责任的错误分配、证据的错误采信，最终造成对本案基本法律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错误的认定，对整个案件错误的裁判。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唐红梅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一审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254832元；2.由被告向原告赔偿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以785800元为本金自2012年1月19日至损失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1307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6月9日起至损失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133742元为本金自2012年9月20日起至损失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28290元为本金自2013年1月30日起至损失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星明与第三人唐红梅于1993年9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03年12月18日登记离婚，于2008年10月22日登记复婚，并于2010年5月13日自愿离婚。另，原告及第三人唐红梅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第三人唐红梅于2008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历任被告王家桥分理处主任、王家桥支行行长、兴苑路支行行长，2016年7月解聘兴苑路支行行长职务。2010年4月9日，第三人以原告名义填写了《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填写的公民身份证号为原告的公民身份证号，填写手机号码是原告手机号码，填写通讯地址为昆明市西山区西丽园小区，并代原告在申请人处进行了签字并确认“本人已阅知申请书背面的“填写说明”及“特别提示”，知悉相关业务风险并自愿遵守贵行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向被告下属王家桥支行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王家桥支行对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核查属实，后为原告开立账号为25×××39（卡号：62×××69）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庭审中，原告陈述该账户非其本人办理，系被告违规开立账户。同日，原告向国金证劵提交了《国金证劵开户申请表》，并签署了《证劵交易开户文件签署表》《国金证劵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签署页》，其中填写的公民身份证号为原告的公民身份证号，填写手机号码是原告手机号码，填写通讯地址为昆明市西山区西丽园小区6-3-602号，申请人处有内容为“王星明”的签字，国金证劵为原告开立了证劵账户。另2010年4月9日至2012年3月21日期间该证劵账户存在多次交易，该账户资金变动流水中业务标志为“银行转取”的交易的时间、金额均能与原告名下0469账户中的注释为“银证”的交易流水的时间、金额相互印证。2011年11月12日，原告自其账号为24×××46的账户中取款530000元。同日，第三人以原告名义填写了《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填写的公民身份证号为原告的公民身份证号，填写手机号码为原告手机号码，填写通讯地址为工行营业部，并代原告在申请人处进行了签字并确认“本人已阅知申请书背面的“填写说明”及“特别提示”，知悉相关业务风险并自愿遵守贵行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向被告下属王家桥支行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王家桥支行对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核查属实，后为原告开立账号为25×××95（卡号：62×××34）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该账户开通了自助设备取现开关及ＰＯＳ转账消费开关，并备注为客户自留密码，同时该账户存入530000元。2011年11月14日，原告于王家桥支行柜台向8495号账户中存款280000元，并本人于《个人业务凭证（签单）》中进行了签字。2011年12月29日，原告本人通过其个人账号为13×××90的账户向8495号账户中转账存入300000元。2011年12月27日，原告本人于被告柜面自8495号账号向案外人向朝猛汇款500000元，并本人于《个人业务凭证（签单）》中进行了签字。庭审中，原告陈述该账户非其本人办理，系被告违规开立账户。2012年9月12日，第三人以代理人名义为原告填写了《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填写的公民身份证号为原告的公民身份证号，填写手机号码为原告手机号码，并作为代理人进行了签字并确认“本人已阅知申请书背面的“填写说明”及“特别提示”，知悉相关业务风险并自愿遵守贵行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向被告下属王家桥支行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王家桥支行对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核查属实，后为原告开立账号为25×××42（卡号：62×××38）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该账户开通了自助设备取现开关及ＰＯＳ转账消费开关，并备注为客户自留密码。庭审中，原告陈述该账户非其本人办理，系被告违规开立账户。另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有账号为25×××62的账户。2015年10月20日，原告向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提交《情况反映》，认为第三人利用职务之便冒用其名义违规开户并支取其存款。2016年4月11日，原告向昆明市五华区普吉派出所提交《举报信》再次反映上述问题，此后原告又向云南省公安厅反映过上述问题。2017年1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纪委监察室两次作出《关于对王星明来访信件核查情况的答复》写明“2015年10月以来，营业部收到和接到上级行转来你的反映信……”的内容，但认为“在业务核查中，调阅了该款的部分交易情况，证实你本人曾用该卡办理过存款及取款业务，并在该卡交易凭证上签名……你对该卡的开户及使用情况已知晓并实际使用”“经调查了解，证明当时办理存取业务时持卡人在场”，基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特殊身份关系，第三人在部分交易凭证中签字的行为不属于盗取客户存款，原告反映的问题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婚姻关联问题和财产纠纷。另查明2013年、2016年期间，被告多次对柜员张红杰、杨帆、徐勇、艾超进行纪检监察谈话，上述柜员均陈述在办理50000元以上大额存取款业务时必须客户本人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经联网核查属实，才能办理业务，并认为其确已严格按照上述程序办理业务。其中艾超2013年6月7日提交《情况说明》陈述2011年11月21日、22日、24日其均系在原告在场持卡并提供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为原告办理的业务。徐勇2016年6月7日纪检监察谈话中陈述2011年11月12日原告本人到王家桥支行办理了开户及存款530000元，原告时常到支行接第三人，且2011年每月都会到王家桥支行一两次，另其提交《情况说明》提到回忆中原告偶有来王家桥支行的情况，第三人偶有用原告的工资存折在柜面小额取款的情况。杨帆、张红杰在2016年6月7日所作纪检监察谈话中陈述经其回忆原告在办理业务时系本人持身份证明到王家桥支行办理。2017年4月4日，普吉派出所向第三人进行询问，第三人陈述其与原告在2010年离婚后仍有经济往来，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其共向原告名下账户转账出借近21万元，原告在王家桥支行办理的存取款业务均为原告本人带身份证及银行卡到柜台操作，因款项用于偿还其本人或亲属、朋友向原告出借的款项，原告为留有凭证而要求其在相应业务凭证上签字。2017年4月10日，普吉派出所对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监察室主任杨兴华进行了询问，杨兴华陈述原告与第三人均为工商银行的员工，第三人于2010年至2012年在王家桥支行担任行长，2013年至2015年在高新支行担任行长，2015年至2016年在兴苑支行担任行长，2016年被解聘在西市区支行担任一般员工，原告一直在工商银行昆明分行的下属支行担任一般员工，原告在与第三人离婚后多次向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监察室反映第三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名开户及盗取存款的情况，但经其部门组织调查认为第三人冒名开户的行为不存在，虽不能说完全核实但第三人盗取存款的行为从现有证据看也是不可能的。认为支行行长在本行办理业务时和普通客户一样需要按规定程序办理，没有特殊权限。认为开户时客户需要提供身份证由柜员核实身份信息真伪，肉眼判断身份证和本人就可以办理，转账时，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等金融票据再提供密码，柜员将信息提交给部门主管审批就可以办理。2017年4月13日，普吉派出所向原告进行询问，原告陈述2010年第三人为招揽存款多次请其在王家桥支行存款，为此，自其将530000元交给第三人办理存款业务后，其就将身份证原件交给原告持有，期间其使用过几次身份证但在使用后都又交还给第三人保管，其在2013年底通过查询才发现其在工商银行开立了多个账户，且存入的存款都被取出。2017年4月13日，普吉派出所向张黎芳进行了询问，张黎芳陈述其认识原告与第三人，且关系不错，经济上有往来，二人曾多次向其借款后清偿，双方并未留存借据，因间隔时间长，具体借款时间、还款时间无法明确，但第三人曾电话联系其借款用于装修林与堂的房子，后原告找到其拿了借款，金额为50000元或100000元，此后第三人将款项以转账方式还至其工商银行账户中，但具体卡号其记不清了。2017年4月14日，普吉派出所向王家桥支行柜员艾超进行询问，艾超陈述其办理过原告及第三人的业务，有时第三人来办理，有时原告单独来办理，有时两人一同办理，主要业务就是存款、取款、转账。2017年5月3日，普吉派出所向原告进行询问，原告陈述唐红伟是唐红梅的亲弟弟，与张黎芳、徐克峰、王俊霞、向朝猛是朋友关系，但其并不认识白锡露，另原告陈述其与第三人因购买林与堂的房子跟王俊霞借款200000元，跟向朝猛借款500000元，欠款已经还清，并认为唐红梅私自从其账户中转账200000元给王俊霞应该就是还欠款。2017年10月16日，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消保处对第三人进行谈话，第三人陈述其为原告开户并非为招揽存款，开户经过原告同意且原告本人在场。2017年10月18日，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消保处对原告进行谈话，原告陈述第三人以招揽存款为由多次要求其将资金存入王家桥支行，其本人同意存款，将身份证原件交给第三人，要求第三人将款项存入其原有账户，但其认为第三人知道其名下账户信息，故其并未向第三人明确告知款项应存入哪个账号中，开户及取款时其本人并不在场。另其陈述2011年11月12日开立的银行账户的密码由第三人设置，开立后银行卡由第三人保管，其在第三人陪同办理手续的情况下使用过该账户。2017年10月26日，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消保处对原告进行谈话，原告陈述0469号账户是在其与第三人离婚前开立，但该账户的银行卡及密码其本人均不掌握，离婚后该银行卡均由第三人管理。2017年11月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作出［2017］13号《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写明“信访基本情况你信访投诉材料中反映……唐红梅以拉存款为名，多次要求你将存在他行的存款转到其所在的工行网点……先后18次用该账户违规办理取款业务……对此，你于2013年5月计2015年1月两次向西市区支行纪检部门及支行领导书面反映，2015年10月又向省工行营业部纪检监察部门书面反映……遂于2017年8月24日向云南银监局投诉举报”，并认为“1、因存款、开户是你真实意愿，所以唐红梅“冒名开户”的说法不成立；2、唐红梅在你两个账户的部分取款、转款交易凭证上签署“王星明”字样的行为，由于你和唐红梅双方说法不一，你并未提供其他证据……故无法认定唐红梅在部分交易凭证上签字行为属于盗取客户存款；3.2011年11月12日，在开立账户25×××95（卡号62×××34）过程中，唐红梅代你填写《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以及在卡户回单上签署“王星明”字样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及问答》中第八十八条有关员工不得“代客户办理账户开立”“代客户在业务凭证、协议上签名、签章”的规定；4、唐红梅在你名下两个账户中的部分取款、转账交易凭证上签署“王星明”字样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及回答》中第八十八条有关员工不得“代客户在业务凭证、协议上签名、盖章”“代客户办理现金存取款”的规定；5、对唐红梅代你填写《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在客户回单以及在部分取款、转款交易凭证上签署“王星明”字样的行为，工行昆明西市区王家桥支行经办人员存在未认真审核、违规操作的情况”。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要求，原告就其认为第三人冒用其名义取款、转账的款项的交易时间、金额、对应证据副本页码进行了明确并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质证补充说明》，并主张由第三人取款、转账交易涉及的金额系其产生的实际损失。结合上述说明及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就0469账户，原告认为实际为第三人冒用其名义取款、转账的流水共6笔（共计1307000元）：2010年5月21日于被告柜面向案外人徐克峰转账100000元，2010年5月26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向案外人王俊霞转账200000元，2010年5月27日于被告柜面取款100000元，2010年5月31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7000元，2010年6月3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向案外人白锡露转账150000元，2010年6月9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向案外人向朝猛转账750000元。上述交易有原告、被告提交的0469号账户的银行流水及《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证实。庭审中，第三人认可上述交易中除2010年6月9日交易外的其他交易对应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内容为“王星明”的客户签名系其所签，不认可2010年6月9日的转账750000元的交易系其办理，认为此次交易系原告自行办理用于向案外人向朝猛还款。另认为向案外人及其本人转账均为偿还原告的个人债务。本院确认就8495账户，原告认为实际为第三人冒用其名义取款、转账的流水共18笔（共计785800元）：2011年11月16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交易向唐红伟转账支付100000元，2011年11月21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交易取款50000元、11000元，2011年11月22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20000元，2011年11月23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40000元，2011年11月24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100000元，2011年12月2日于王家桥支行自助终端转账50000元，同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交易取款30000元，2011年12月3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30000元，2011年12月22日于王家桥支行ＡＴＭ机取款50000元，2011年12月28日于王家桥支行ＡＴＭ机取款2500元、2300元，2012年1月5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18000元（客户签名处为“唐红梅代”），2012年1月8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取款10000元，2012年1月14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向案外人张黎芳名下账户转账100000元，2012年1月16日于王家桥支行柜面向第三人名下账户转账100000元，同日于王家桥支行ＡＴＭ机转账50000元，2012年1月19日于被告柜面取款22000元。上述交易有原告、被告提交的8495号账户的银行流水及《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证实。庭审中，第三人认可上述交易中除ＡＴＭ机取款及2011年11月22日、23日、24日的三笔交易外的其他交易对应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内容为“王星明”“唐红梅代”的客户签名系其所签，不认可2011年11月22日、23日、24日交易对应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内容为“王星明”的客户签名系其所签，并认为ＡＴＭ机取款并非其操作，另认为向案外人及其本人转账均为偿还原告的个人债务。本院确认就0642账户，原告认为实际为第三人冒用其名义取款、转账的流水共17笔（共计28290元）：2012年10月27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青年路支行ＡＴＭ机取款5笔共2800元，2012年11月13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高新支行取款1690元，2012年12月4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高新支行ＡＴＭ机取款2笔共10000元，2012年12月8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高新支行ＡＴＭ机取款2笔共4000元，2012年12月11日于工商银行高新支行ＡＴＭ机取款4笔共1700元，2012年12月23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高新支行ＡＴＭ机取2笔共3000元，2013年1月30日于工商银行昆明黑林铺支行取款5100元。上述交易有原告、被告提交的9562号账户的银行流水证实。庭审中，第三人不认可上述交易系其办理。本院确认就9562账户，原告认为实际为第三人冒用其名义取款、转账的流水共48笔（共计133742元）：2010年5月14日取款580元、2010年5月26日取款2410元、2010年6月15日取款600元、2010年7月1日取款2691元、2010年7月12日取款1000元、2010年7月26日取款2770元、2010年8月17日1100元、2010年8月26日取款2670元、2010年9月10日取款3070元、2010年9月26日取款2680元、2010年10月11日取款1080元、2010年10月26日取款1860元、2010年11月18日取款4200元、2010年12月10日取款3900元、2011年1月11日取款1050元、2011年1月26日取款5630元、2011年2月11日取款1260元、2011年2月26日取款5150元、2011年3月10日取款1240元、2011年3月25日取款2300元、2011年4月12日取款1180元、2011年4月27日取款5150元、2011年5月11日取款1630元、2011年5月26日取款3700元、2011年6月12日取款1470元、2011年7月3日取款3700元、2011年7月12日取款1510元、2011年7月27日取款3640元、2011年8月15日取款1491元、2011年8月25日取款4080元、2011年9月9日取款3510元、2011年9月27日取款4500元、2011年10月14日取款1500元、2011年10月26日取款6600元、2011年11月12日取款8160元、2011年11月30日取款2000元、2011年12月15日取款1500元、2011年12月28日取款5630元、2012年1月16日取款1620元、2012年1月17日取款2000元、2012年1月20日取款7780元、2012年2月16日取款1630元、2012年3月3日取款2160元、2012年3月13日取款1540元、2012年4月13日取款1590元、2012年5月31日取款5500元、2012年9月20日取款3000元。上述交易有原告、被告提交的9562号账户的银行流水及部分《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证实。庭审中，第三人仅认可2010年5月26日、2010年9月10日、2011年2月26日、2011年11月12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1月20日、2012年9月20日的交易对应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内容为“王星明”的客户签名系其所签，不认可2011年1月26日、2011年4月27日、2011年10月26日、2012年5月31日的交易对应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内容为“王星明”的客户签名系其所签。另不认可其他交易系其办理，认为其办理的交易经原告授权，并主要用于支付双方婚生女的生活费、学费。2019年2月21日，本院对案外人向朝猛进行询问，向朝猛陈述其与原告及第三人唐红梅系朋友关系，二人基于朋友关系多次向其借款，2010年6月9日从原告名下账户向其转账750000元系原告向其还款，认为当时款项转入其账户后其接到原告电话称系还款，其告知原告已收到款项，现其与原告及第三人唐红梅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其并未留存当时的借款凭证。另向朝猛陈述其收到款项后原告及第三人从未找其要求退款。对此，原告不认可该款系向向朝猛还款，第三人唐红梅则认为向朝猛的陈述属实。另查明，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背面的“特别提示”写明“1、在申请办理开户业务前，请自行阅读并遵守与您业务对应的业务章程、管理协议及客户须知，具体包括……《公告公司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5、请妥善保管并使用密码，凡使用密码的交易，银行均视为客户本人所为，因密码泄露造成的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同时，因客户未妥善保管账户凭证及相关信息所造成的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约定“第十三条乙方应依法为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和有关资料保密。除国家法律另有规定外，乙方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第十四条对于预留密码的账户，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行为，甲方应妥善保管账户介质、密码、印鉴、本人有效身份证据及相关业务凭证等，因甲方不善保管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银发［2011］116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写明“……（—）切实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存款人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银行应严格核对存款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及照片，防止存款人以虚假身份证件或者借用、冒用他人身份证件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对于代理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银行应严格审核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联系被代理人核实，并留存电话记录等联系资料……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理人民币现金支取业务……（一）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据，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原审法院认为，通过本案审理，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为：1.被告在处理涉案账户的开户过程中是否存在员工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违规开户的行为，存取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2.原告因涉案的开户及其主张的冒名存取、转账行为导致的账户内资金减少是否为因被告违约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失，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的债权请求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就第1项争议焦点，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的员工唐红梅存在冒用其名义开办账户，在办理取现业务时未按照操作规范核实取款人身份的行为，上述行为构成违约。对此，就原告主张被告员工唐红梅冒用其名义开立账户，法院认为，虽唐红梅认可原告名下的0469、8495、0642账户系其代原告申请并签字，但唐红梅向被告申请开立上述账户时提供了原告真实的公民身份证件及个人信息，原告虽主张其对开户过程不知情，但其已在起诉状中陈述系其本人将公民身份证件交给原告，且其并不能就为何唐红梅能够长期持有其公民身份证件作出合理解释，且唐红梅与原告之间存在前夫妻的特殊身份关系，上述账户中0469账户系在原告与唐红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开户，原告在账号开立后亦自行对上述账户进行过存取操作，据此，可以判断，被告有理由相信唐红梅系经原告授权为原告申请开立上述账户，且原告了解上述账户开立的情况，上述开立账户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虽被告的柜台员工在开立账户时存在未登记代理人唐红梅身份信息的瑕疵，但并不构成冒用原告身份信息开设账户的违规开户行为。就被告在原告涉案账户的取款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法院认为，结合查明的原告涉案4账户的取款、转账情况，其中确存在多笔5万元以上取款业务由唐红梅代原告签字而被告柜台员工未登记代理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不符合相应操作规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亦根据相应规范对上述违规行为作出了认定，故法院对被告在操作上述5万元以上存款支取、转账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的事实予以确认。就第2项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庭审中，第三人唐红梅认可其代原告签字或以“唐红梅代”的形式签字从原告名下0469、8495、9562账户内支取或转账了多笔款项，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采信，虽该部分支取、转账使原告名下账户内存款金额减少，但唐红梅在进行上述交易时向被告提供了原告本人真实的公民身份证件，提供了原告账户正确的取款密码，且唐红梅与王星明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被告在处理上述业务时仍有理由相信唐红梅系经王星明授权进行的操作，有理由认为唐红梅对上述交易有代理权，故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王星明承担，即使被告在操作上述取款、转账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但上述瑕疵与原告账户内存款减少并无因果关系，若王星明认为其因此产生了损失，其应基于上述代理行为向唐红梅主张赔偿；其次，就唐红梅不认可系其操作的ATM交易部分，本案中原被告提供的取款流水并不能证明该部分ATM交易是由第三人唐红梅进行，亦不能证明被告就上述ATM交易存在审查瑕疵，故对原告认为该部分交易系由唐红梅操作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原告认为被告违规操作导致其该部分资金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就此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再次，就唐红梅不认可由其进行的柜面取款，因取款流水并不能证明该部分交易系第三人唐红梅进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的该部分交易的取款、转账凭证上“王星明”的签字系唐红梅所签，故法院对原告认为该部分交易系由唐红梅操作的事实不予采信，至于上述取款、转账形成的原告账户内资金减少是否系因被告违规行为导致的损失，原告作为存款人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公民身份证件及账户密码的责任，被告在操作交易过程中已经审核了原告银行卡真实性、原告的公民身份证件真实性，并确认账户密码真实，虽原告认为上述交易非其本人操作，但其并不能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不能就为何他人能够持有其银行卡、公民身份证件并知悉密码进行合理解释，故法院对原告主张该部分款项系由他人冒用其名义取出、转账的事实不予采信，被告已经就该部分交易已经尽到了审核责任，因此，对原告认为该部分存款减少系因被告导致的损失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对原告就此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第3项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3年始向被告的纪检部门反映其认为唐红梅冒用其名义卡户、违规办理取款业务，即原告自2013年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故其主张被告基于违规操作的行为向其赔偿损失的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开始计算，至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前，期间原告并未向被告主张赔偿、提出要求，亦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2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故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予以支持，认为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法院对此不再予以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星明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8024元，由王星明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一份取转款凭证，旨在证明本案所涉及到的尾数为8495账号里面的资金是王星明个人变卖房产以后所取得的合法资金，其中530000元款当天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存入8495这个账号，另外在11年的11月17日有17万元，也同样取款以后存入8495这个账号，证明这些资金是王星明合法持有的。存入的也有证据。钱是交给唐红梅，她通过其他地方转进去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第一点，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反而证明上诉人知晓8495号账户交易走向。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8年的5月28日，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第二点，对于证据不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反而能够证明上诉人对尾号为8495的银行账户完全的知情。原审第三人对于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是一份新证据。因为在一审中，在已经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里面已经反映出了该证据欲证明的事实，同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反而能够证明上诉人对卡号8495这张卡的整个开卡以及资金的转出转入是明知的。8495的卡在2011年的11月12日存入了53万，于2011年11月18日，购买了一笔理财。理财到期的时间是2011年的12月27日，王星明本人向案外人向朝猛还款50万元，王星明本人陈述是他自己办理的，他也认可这笔款项。13万整个流水的走向是非常明晰的，而且最后这笔款项的支出是王星明本人办理的，能够证实上诉人对8495这张卡开户是清楚的，款项支出是清楚的。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二审中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在办理上诉人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请求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员工唐红梅存在冒用其名义开办账户，在办理取现业务时未按照操作规范核实取款人身份的行为，上述行为构成违约。本院认为，唐红梅认可上诉人名下的0469、8495、0642账户系其代上诉人申请并签字，唐红梅向被上诉人申请开立上述账户时提供了上诉人的身份证件及个人信息，该身份证件系上诉人交给唐红梅，唐红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前夫妻的特殊身份关系，上述账户中0469账户系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开户，上诉人在账号开立后自行对上述账户进行过存取操作。上述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了解上述账户开立的情况，委托唐红梅开立账户，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服务过程中不构成冒用上诉人身份信息开设账户的违规开户行为。本案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根据相应规范认定了上诉人涉案4账户的取款、转账过程中存在多笔5万元以上取款业务由唐红梅代上诉人签字而被上诉人柜台员工未登记代理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不符合相应操作规范。法院对被上诉人在操作上述5万元以上存款支取、转账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唐红梅在进行上述交易时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身份证件，使用了正确的取款密码，且与王星明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能够认定唐红梅对上述交易有代理权，代理行为有效。虽然被上诉人在操作上述取款、转账业务时存在违规行为，但并不直接导致上诉人账户内存款减少。上诉人应基于上述代理行为向唐红梅主张损失赔偿。对于操作的ATM交易部分款项。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ATM交易中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对上诉人认为由被上诉人承担该部分资金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有妥善保管银行卡、身份证件及账户密码的责任，被上诉人在操作交易过程中已经审核了银行卡、身份证件，并确认账户密码真实，上诉人不能就为何将银行卡、身份证件以及密码告知唐红梅进行合理解释，本院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上诉人知悉其权利受损害之后就持续主张其权利，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但由于上诉人的请求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诉讼时效认定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8024元，由王星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古维贤审判员  汪丹丹审判员  龚 庆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毛维清书记员桂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