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6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超普达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刘书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进，男，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帮新，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书焕，女，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晓丹，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鼎超变压器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经营者：吴超辉，女，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上诉人深圳市超普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鼎超变压器厂（以下简称鼎超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驳回鼎超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判令鼎超厂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鼎超厂主张的货款金额缺乏证据支持，且鼎超厂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给超普达公司造成损失，鼎超厂应承担赔偿责任，货款金额应抵扣赔偿款项，因此，鼎超厂主张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一）虽然鼎超厂提供了采购订单、送货单、物流单等证据材料，但大部分单据未经超普达公司盖章确认，该部分证据真实性存疑，超普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单据载明的数额无法与鼎超厂请求的金额对应，因此，鼎超厂主张的货款金额缺乏证据支持。（二）鼎超厂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超普达公司的客户无法使用而大量退货，客户要求超普达公司赔偿损失并对超普达公司予以罚款，客户甚至还取消了超普达公司的订单，造成了超普达公司的巨大经济损失。超普达公司多次与鼎超厂就涉案变压器质量问题进行协商无果，至今仍有部分不良品的退货积压在超普达公司的仓库。鼎超厂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货款应抵扣赔偿款项。二、潘进与鼎超厂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潘进签署对账单和还款协议系代表超普达公司的职务行为，潘进并无对超普达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不应对超普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鼎超厂和超普达公司，潘进个人与鼎超厂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鼎超厂称潘进向其采购货物并向潘进主张货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2017年12月30日，潘进实施代表超普达公司的职务行为，与鼎超厂签署对账单和还款协议。其中，詹质兵是鼎超厂经营者吴超辉的配偶，其在还款协议中代表鼎超厂签名系实施职务行为。潘进与詹质兵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拖欠詹质兵货款的情形，潘进在该协议中签名只是代表超普达公司实施的职务行为，潘进并无承担超普达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在一审庭审中，鼎超厂曾明确认可潘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三）潘进与超普达公司曾经的法定代表人孙晓丹是何关系，不影响超普达公司与鼎超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和交易行为，但超普达公司的债务与孙晓丹无关，也与潘进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潘进签署还款协议是同意承担超普达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孙晓丹、刘书焕不应对超普达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一）超普达公司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超普达公司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应已进行公司债务清理和财务审计，法律赋予了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在一审期间，超普达公司是有两个股东的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承担有限责任。（二）一审法院未经合法送达就作出缺席判决，且主动变更鼎超厂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但未向孙晓丹、刘书焕释明举证责任，程序严重违法。1.鼎超厂在起诉状中所写的孙晓丹、刘书焕的地址均为超普达公司的地址，一审法院先后两次向该地址邮寄开庭传票，但孙晓丹、刘书焕并不在该地址，故两次邮寄的快递均被退回，孙晓丹、刘书焕从未收到一审法院的开庭传票，故未能出庭应诉。本案存在不合法送达的情形，但一审法院仍坚持开庭，并对孙晓丹、刘书焕作出缺席判决，侵犯了孙晓丹、刘书焕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2.鼎超厂起诉的理由是“孙晓丹、刘书焕分别是超普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现法定代表人而应对超普达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鼎超厂从未变更上述理由，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主动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但从未向孙晓丹、刘书焕释明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负的举证责任，进而作出判令孙晓丹、刘书焕对超普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程序严重违法。四、一审法院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多次引导鼎超厂举证、陈述，并威胁超普达公司、潘进，有明显的倾向性，有违中立性，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有违公平。超普达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2017年12月30日，超普达公司与鼎超厂签订了收款明细及还款协议，这显然属于超普达公司对债务的确认和对还款方式作出的约定，这些债务属于超普达公司的债务。超普达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孙晓丹与潘进于2018年8月离婚，现两人不是夫妻关系。鼎超厂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涉案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并承认其与第三方一起去过现场处理质量问题。鼎超厂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鼎超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连带向鼎超厂支付货款447134元及利息（从2017年12月28日起至清偿欠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判令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超普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鼎超厂向超普达公司赔偿损失35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5月16日起至清偿欠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鼎超厂承担本案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至2017年期间，鼎超厂向超普达公司供应环形变压器，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约定“月结60天”。2017年12月30日，鼎超厂与超普达公司签订《佛山市鼎超变压器15年8月至17年8月应收明细》，确认尚欠鼎超厂447134.89元。2017年12月30日，潘进向鼎超厂出具《还款协议》，约定欠詹质兵货款447134元，从2018年元月开始按每月不少于3万元付款，如有一期未按时支付，则按全款付清，并以“欠款人”名义签名。超普达公司是于2015年6月4日成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一人股东是孙晓丹，超普达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将一人股东孙晓丹变更为一人股东刘书焕，超普达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将一人股东刘书焕变更为张家福、刘书焕两名股东。孙晓丹和潘进是夫妻关系。鼎超厂的经营者吴超辉和詹质兵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点主要是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对超普达公司的欠款数额及责任承担问题，超普达公司虽对数额有异议，但鼎超厂与超普达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佛山市鼎超变压器15年8月至17年8月应收明细》，确认尚欠鼎超厂447134.89元，结合鼎超厂提供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等证据，法院对鼎超厂主张超普达公司支付447134元予以支持。对鼎超厂主张的利息，因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约定“月结60天”，故利息可以从双方对账确认尚欠货款之日后的60天起算，即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超普达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次，对孙晓丹、刘书焕的责任承担问题，超普达公司成立时是一人有限公司，本案债务产生于孙晓丹经营超普达公司期间，超普达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将一人股东孙晓丹变更为刘书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在孙晓丹、刘书焕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情况下，孙晓丹、刘书焕应对超普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在鼎超厂起诉后，超普达公司将公司原来的一人股东刘书焕变更为张家福、刘书焕两名股东，但不影响孙晓丹、刘书焕对超普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后，对潘超的责任承担问题，潘进于2017年12月30日向鼎超厂出具《还款协议》，约定欠詹质兵货款447134元，从2018年元月开始按每月不少于3万元付款，如有一期未按时支付，则按全款付清，并以“欠款人”名义签名，在双方明确该笔款即是鼎超厂与超普达公司签订的《佛山市鼎超变压器15年8月至17年8月应收明细》中尚欠货款的情况下，结合潘进作为超普达公司的一人股东孙晓丹的配偶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微信聊天记录等情况来看，潘进签署的《还款协议》可以认定为是同意对超普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意思表示。潘进辩称是职务行为及签订《还款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理据不足，法院不予确认。对超普达公司主张的质量问题，超普达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质量问题，而且超普达公司主张的货物均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已过了两年的合理异议期，法院对超普达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孙晓丹、刘书焕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超普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鼎超厂支付货款44713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如下：以447134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潘进、刘书焕、孙晓丹对第一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鼎超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超普达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52元，由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负担。案件反诉费3336.22元，由超普达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潘进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调取一审开庭的庭审录像。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的上诉请求和鼎超厂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的送达环节是否严重违反程序规定；2.超普达公司尚欠鼎超厂的货款金额是多少；3.潘进、刘书焕、孙晓丹应否对超普达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孙晓丹和刘书焕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依法向其送达开庭传票，损害了其诉讼权利。经审查，一审法院均是通过向超普达公司住所地邮寄法院专递的方式向孙晓丹和刘书焕送达开庭传票。鉴于孙晓丹曾经是超普达公司的唯一股东，故孙晓丹与超普达公司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一审法院的送达材料显示，一审法院曾通过相同的地址向孙晓丹送达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相关邮件的查询记录显示系由孙晓丹本人签收，说明超普达公司的住所地是孙晓丹的有效送达地址。之后一审法院再向该地址送达开庭传票时，孙晓丹一方无理拒收，应视同已送达。而且，潘进和孙晓丹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已依法向潘进送达了开庭传票且潘进在一审期间亦已到庭参加诉讼，孙晓丹不知晓一审开庭时间的可能性较小。刘书焕是超普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通过超普达公司的住所地寄邮的方式送达诉讼材料并无不妥，且潘进曾代为签收过刘书焕的相关诉讼材料，刘书焕一方之后无理拒收开庭传票，亦应视同已送达。加之一审法院已依法向超普达公司送达了开庭传票且超普达公司在一审期间亦已到庭参加诉讼，刘书焕理应知晓一审开庭时间等信息。综上几点，孙晓丹、刘书焕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程序违法情形，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提出的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鼎超厂与超普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鼎超厂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佛山市鼎超变压器15年8月至17年8月应收明细》显示，鼎超厂、超普达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经对账确认，超普达公司尚欠鼎超厂货款447134.89元未付，同时，该欠款事实有鼎超厂提交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等交易凭证予以佐证。因此，鼎超厂主张超普达公司尚欠其货款447134元未付，理据充分，应予确认。虽然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对上述欠款金额不予认可，但其未能就此提供任何有效的反驳证据，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就此提出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超普达公司拖欠鼎超厂上述货款无理，一审法院判令超普达公司支付货款447134元及相应利息予鼎超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潘进于2017年12月30日向鼎超厂出具了一份《还款协议》。从该协议载明的债权主体及欠款金额情况来看，该协议所确认的债务应属超普达公司拖欠鼎超厂的涉案货款债务。潘进以“欠款人”的名义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并注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号码，表明其系以个人名义向鼎超厂出具该协议。而且，在潘进出具上述协议的同一天，鼎超厂与超普达公司已经对账确认了尚欠货款金额，无需潘进基于职务行为再次代表超普达公司向鼎超厂确认欠款情况。因此，潘进上诉主张其出具上述《还款协议》的行为属其代表超普达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潘进在上述《还款协议》中明确作出了清偿相关债务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债务加入，故一审法院判令潘进对超普达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晓丹、刘书焕的责任问题，超普达公司的前身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相较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唯一的，同时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公司的财产处分、处置均由股东一个人决定，且往往缺乏有效的公司自行监管，很可能出现财产混同的情况，容易出现股东利用一人公司制度来损害交易相对方合法权益的情形。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特别作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即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需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股东自己的财产，否则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在超普达公司的涉案债务产生之后，孙晓丹和刘书焕均曾担任过超普达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其在本案中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孙晓丹和刘书焕均应对超普达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在鼎超厂已提出相关诉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孙晓丹和刘书焕对超普达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关于潘进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不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不影响本案审理，故本院对潘进的上述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超普达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7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超普达电子有限公司、潘进、刘书焕、孙晓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