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3961号原告：刘某1，男，198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北京市时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男，196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杰，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某3，女，194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平，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4，男，195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遗赠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被告刘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吕伟杰、被告刘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平、被告刘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刘某5于2010年8月13日因病去世，生前有位于昌平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的房产一套。原告现得知爷爷刘某5将该房屋遗赠给原告。原告要求办理过户，三被告不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原告系刘某5的孙子，三被告系刘某5的子女。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继承法等相关规定，不得不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某2答辩称：请求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公证遗嘱具有重大瑕疵。立遗嘱时刘某5不具有行为能力。刘某51925年出生，立遗嘱时85岁高龄，2010年8月份去世。根据我方提交病历显示1994年他就患脑梗塞，其后多次发作影响他认知能力。2006年，刘某5被诊断为多xxxxx，我们咨询了神经内科的医学专家，血管性痴呆的典型症状是认知障碍。那么这个病也是因为他的脑萎缩，多次的脑萎缩脑梗塞发作引起来的血管性痴呆典型症状。虽然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认知能力已经严重受损，而且没有治愈的可能。它的病程是呈阶梯性地加重趋势。因此，他在2010年1月做公证遗嘱的时候，已经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因此不具有行为能力。他也不具有做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遗嘱是无效的。另外他所提交的公证遗嘱当中，刘某5在立遗嘱的时候，对于这个涉案房屋尚没有取得产权证。根据遗嘱公证细则，办理公证遗嘱时应当提交遗嘱所涉及的不动产的产权证明。但是办遗嘱的时候并无产权证，因此它并不符合办理遗嘱公证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公证遗嘱无效，无权依据该遗嘱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第二，我们假设刘某5所立的公证遗嘱有效，根据继承法第25条的规定，原告也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在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因此，他已经放弃了遗赠，无权依据遗嘱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刘某5于2010年8月份去世，在长达9年多的时间内，原告早就拿到了公证遗嘱，但是从未向答辩人提起过有公证遗嘱这个事情，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向答辩人表示过接受遗赠。因此更不存在原告所谓的不配合办理手续的问题。故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刘某3答辩称，如果涉案房产有我份额我放弃继承。刘某4答辩称，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我们认可。但房屋性质不认可。涉案房屋属于刘某4。当时是刘某4出资借用刘某5名字购买的该房屋，所以应归被告刘某4。因为原告与我们是父子关系，所以如果给他我们也同意，但实际房屋我们出资属于我们。如果属于我们，我们可以追认遗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刘某5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子女三人，分别是刘某3、刘某4、刘某2。刘某4与魏某系夫妻，生育刘某1。杨某于1997年死亡。刘某5于2010年8月13日死亡。2009年12月10日，刘某5与北京天鸿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预售合同》（经济适用住房）。该合同约定，刘某5购买北京天鸿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G09区某号房屋。房屋预测建筑面积为102．17平方米。购房款总计265642元。2010年12月21日，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登记所有权人为刘某5，房屋坐落位置为昌平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房，房屋建筑面积为102．56平方米。关于该房屋的购买出资人，刘某4称系其与魏某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借用刘某5的名义。刘某2称其认可涉案房屋购买事宜系刘某5和魏某共同操作，但对实际出资人是谁他并不清楚，其认为应当是刘某5用自己所得拆迁款购买。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某4曾在另案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后自愿撤回该次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交一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遗嘱继承公证书。该公证书内有一份署名刘某5的遗嘱，落款时间是2010年1月28日。内容为：“立遗嘱人刘某5，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现住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某号。本人拥有在我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G09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的房产一套，属于我的个人财产。该房产的房产证正在办理中。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如上述房产取得正式产权证，则将该房产留给我的孙子刘某1个人所有。本遗嘱一式三份，北京市公证处留存一份，本人收执两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为上述遗嘱出具的公证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26日。被告刘某2认为刘某5没有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其向本院提交了刘某5在1994年、1999年、2006年的住院病历。以上病历显示刘某5患有xxx。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提供的订立公证遗嘱的现场视频显示，刘某5在面对公证人员的询问时回答多数时候含混不清，但都有应答。本院注意到在录像第10分40秒，公证人员提问房屋由谁出资时，刘某5直接回答：魏某。在公证人员拿出一份自书遗嘱让其辨认是否是其所书写的时，刘某5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后，在19分40秒处回答：我写的。关于公证人员拿出的自书遗嘱，在公证档案中有留存，其内容为：“我刘某5×××自愿特立此遗嘱，在我名下有经济适用住房一套两居室，面积是102．56平方米。位于回龙观龙锦苑**某室，我死后由我孙子刘某继承，不包括刘某1配偶。特立此遗嘱。立遗嘱人刘某5，2009年12月20日。”被告刘某2对该份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原被告当事人均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另查，在公证遗嘱档案中有一份刘某1书写的《继承申请》，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8日，内容为：“我爷爷刘某5于2010年8月13日死亡，其生前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G09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的房产订立遗嘱留给我个人所有，现我申请继承上述房产。”上述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信、房屋所有权证、（2010）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1506号公证书、公证录像、刘某5自书遗嘱、继承申请、刘某5住院病历、《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刘某5名下。房产所有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刘某4虽然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但其在提起诉讼后又自愿撤诉，且在本案中表示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故本院确定涉案房屋为刘某5的个人遗产。刘某5有权利订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刘某1向本院提交的公证遗嘱资料显示公证书的制作时间早于遗嘱订立的时间，存在重大逻辑矛盾，故本院对该份公证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虽然公证人员对刘某5立遗嘱的意思进行了当面询问，但因刘某5当时说话含混不清，其意思表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无法准确呈现。因此，本次订立遗嘱的过程不发生立遗嘱的法律后果。虽然如此，刘某5在回答公证人员提问时，对2009年12月20日其自书的遗嘱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自书遗嘱格式符合法定要求，意思表达明确，应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刘某2否认该份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却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为虚假，故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刘某5订立遗嘱将涉案房屋交由孙子刘某1继承，因刘某1并非刘某5的法定继承人，故该遗嘱继承实质上为遗赠。关于刘某1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提交的《继承申请》的效力，首先提交申请的时间发生在刘某5死亡之后的两个月内，符合法律规定的接受遗赠的期限要件；其次，刘某1信赖公证遗嘱的合法效力而向公证处提交要求继承的申请，既符合当事人的正常认知也符合公证处的职能定位，因此向公证处提交申请也是恰当的。再次，《继承申请》意思表示明确。因此，刘某1向公证处提交《继承申请》，表明了其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发生遗产赠与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刘某1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刘某5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龙锦苑东四区某号号房屋归原告刘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23210元，由被告刘某2负担11605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刘某4负担11605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卢志成人民陪审员  汪 霞人民陪审员  路新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