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7292号原告：王淑玉，女，1942年1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会芬，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燕燕，女，198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纯（系被告王燕燕之父，兼被告王燕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王淑玉与被告王燕燕、被告王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淑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会芬、被告王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淑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纯、王燕燕共同给付王淑玉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同心庄同心街6号宅院（以下简称6号院）的拆迁补偿款（即区位补偿价）72633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纯、王燕燕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淑玉的父母王寿清、孙木兰分别于1962年10月和1976年3月去世，二人遗留下1处宅院，即6号院，宅院内有3间房屋；因当时王淑玉在外地工作，姐姐王淑成出嫁，上述宅院及房屋暂时没有居住；王纯是王淑玉的叔伯侄子，便一直在上述宅院及房屋内借住；后王淑玉多次要求王纯返还上述宅院及房屋，王纯总以各种理由推托，后王纯又在上述宅院内新建了房屋；2015年，上述宅院及房屋被拆迁，王纯、王燕燕以被拆迁人的名义和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了全部的拆迁利益；王淑玉认为，上述宅院及房屋系王淑玉父母的遗产，应由王淑玉及姐姐王淑成二人继承，现上述宅院及房屋被拆迁，拆迁利益也应归王淑玉及姐姐王淑成二人所有；另外，王淑玉的姐姐王淑成已放弃对上述宅院及房屋的继承，并声明涉案拆迁利益全部归王淑玉所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淑玉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王纯、王燕燕共同辩称；王纯、王燕燕系父女关系；不同意王淑玉的诉讼请求；在王纯盖房后，大队给了王纯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现在大队的某些人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下给王淑玉出具了证明；王淑玉的诉讼请求没有合法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关于6号院的历史沿革，与之前诉讼的陈述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纯、王燕燕系父女关系，其户籍住址均为**院；王淑玉的户籍住址并未在**院所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王纯、王淑玉具有亲属关系，王纯之祖父与王淑玉之父系兄弟，即王淑玉系王纯之姑姑；王寿清、孙木兰夫妇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王淑成、王淑玉2名子女；至王寿清在上世纪60年代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至孙木兰在上世纪70年代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2018年，王淑成出具情况说明，声明王寿清、孙木兰夫妇只有王淑成、王淑玉2名子女，现父母均已去世，父母遗留下1处房产，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同心庄同心街**院（即诉争6号院），现王淑成决定将应由王淑成继承父母的6号院宅院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归妹妹王淑玉所有，如果王淑玉起诉王纯，要求王纯返还6号院宅院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王淑成决定不参与诉讼，其诉讼取得的利益也同意归王淑玉一人所有。2011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宫村委会）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王寿清（夫），孙木兰（妻）二人原居住地为同心庄同心街6号。并有房地契一张，南至谷永秀，东至崔德茂，北至高永苓，西至马路。有房屋两间”；就证明中所提到房地契，王淑玉提交房地契照片；该照片显示房地契的名称为北京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持证人为同心庄自然村居民王寿清，颁发时间为1951年，审批人为市长彭**，副市长张友渔、吴晗，房屋为2间，“水地及场院基地”为0.559亩，产权性质为私有。经本院审查，上述2份证据材料均属真实，上述村委会证明可以证明王寿清、孙木兰的原居住情况及持有房地契情况，但上述房地契系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当时允许土地私有，但在之后不久我国建立起土地归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物权制度，废除了土地私人所有制，即房地契的内容现已不具有合法性，故对王淑玉依据上述2份证据材料证明6号院是王寿清、孙木兰夫妇遗产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6号院的历史沿革，王纯、王燕燕的陈述称，王淑玉的爸爸和王纯的爷爷是兄弟，6号院的土地原来是王淑玉母亲的，那时农村盖房也没有什么是不是宅基地的说法；王纯服兵役回来是在1975年，在1976年王纯向大队申请要求盖房，大队给申请到一块地，就是诉争6号院（当时还没有门牌号）；6号院当时在地面上已经没有房屋了，是一块知识青年活动的篮球场；原来王淑玉的父母在6号院上盖了2间土坯房，后来他们转业之后就去了城里；在1976年，王纯就在申请到的土地上新盖了房屋，在这次（第1次）盖房的时候王纯还没有结婚；在1993年，王纯又重新翻盖房屋，这个时候王纯已经结婚了，这时候王纯有2个孩子，是王燕燕和王浩；在翻新房屋的时候王燕燕大概13岁左右；翻新房屋是王纯和爱人操持的，王纯的爱人现在还在世；自1993年建房直至拆迁，上述房屋没有变化；大概是在1996年、1997年的时候才对同心街区域颁发宅基地证，6号院的宅基地证现仍由王纯持有。关于6号院的历史沿革，王淑玉陈述称，王淑玉所提交房地契是北京市政务院颁发的，6号院是解放前王淑玉一家购买的，王淑玉也跟母亲孙木兰商量过翻建房屋的事情，砖和材料都买了；但王淑玉是野战部队的人员，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不能回来，后来母亲孙木兰去世了，翻建房屋的事情就放下了；在停战后王淑玉复员回来，因为不是转业，所以不给解决工作，因为王淑玉有房子就没必要等部队给分房子，但王淑玉一回来家里的房子就没有了，王淑玉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就没法落户口，孩子也没法上学，王淑玉就一直住在姐姐王淑成家；关于6号院房子的事情王淑玉一直在跟王纯交涉，王纯说在廊坊万庄有个地方他交了300元定金，让王淑玉去那里花几万块钱盖房住，王淑玉当然不能同意；在6号院要被拆迁时，王淑玉又找到王纯，跟王纯说王淑玉家里困难，王纯当时答应给王淑玉四、五十万元，但因为有急事王淑玉走的着急，就没有让王纯签协议；王淑玉一直针对6号院向王纯主张权利，但因为双方具有亲属关系，所以之前没有采取报警、起诉等强硬手段解决；就其主张，王淑玉提交其夫张星泰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其载明：“孙木兰在同心庄病逝，当时三间北房完好存在”；对王淑玉之主张及上述书面证人证言，王纯、王燕燕不予认可；王纯虽认可在拆迁时王淑玉曾找其协商，但否认曾答应给王淑玉四五十万元，因为在那时都不知道拆迁公司会给王纯一家多少拆迁利益。针对6号院颁发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登记户主姓名为王纯，人口为4人，“现住址”为“大兴县瀛海乡同心庄村”，占地时间为1994年3月15日，批准占地单位为瀛海乡政府，宅基地面积为0.46亩，房屋结构为砖混，建筑面积为309.6平方米（含正房5间137.6平方米、厢房4间48平方米），用地四至为东至胡同、西至街道、北至胡同、南至胡同，在所附“宅基地四至平面图”中载明6号院内建有北房、东厢房、西厢房，该证书加盖“大兴县瀛海乡人民政府”公章及“大兴县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专用章”，填发时间为1997年12月25日。2014年年底，对6号院开展拆迁工作，在分户后（由王纯、王燕燕签订《房屋分割单》，将6号院合法建筑面积403.52平方米中的66平方米划分到王燕燕名下），王纯、王燕燕分别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拆迁档案中存档有翻建房许可证，该许可证的申请人为王纯，人口为4人，现有房屋面积为364.72平方米，建房原因为翻建2层，建房用途为住宅，建房面积为242.5平方米，建房高度为7.1米，该许可证加盖有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土地管理科的公章，批准时间为2004年2月17日；拆迁档案中还存档有南宫村委会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6号院被拆迁院落，经村两委确认，确属王纯所有；拆迁档案所存档北京市房屋条件调查表、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载明，6号院内建有2栋房屋，1栋为北房5间（长17.35米，宽8.25米，建成年代为1994年），1栋为2层房屋（长17.35米，宽9.1米，建成年代为2002年）。2014年12月30日（此为王纯签字时间，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王纯（乙方、被搬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搬迁腾退范围内有1套宅院，即6号院，宅基地面积为337.52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337.52平方米，甲方应支付乙方搬迁腾退补助金额1587172元（含区位补偿价607536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67432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612204元）、搬迁腾退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241508元（含搬家补助费5063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48036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其他费用36409元），合计1828680元，同时注明周转费及弃楼款（如有）另行签订补充协议。2015年4月29日，王纯（买受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出卖人）签订4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王纯选取了4套定向安置房。2015年4月29日（此为王纯签字时间，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王纯（乙方、被搬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了《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以及在2015年4月29日签订了4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乙方选购现房4套，购房价款合计916811.20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周转费为50628元、弃楼款0元，即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补偿款、周转款、弃楼款总金额为1879308元，乙方同意将各项补偿款由甲方代为支付购买安置房款916811.20元，乙方交纳购房款后，剩余款项为962496.80元。2014年12月30日（此为王燕燕签字时间，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王燕燕（乙方、被搬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搬迁腾退范围内有1套宅院，即6号院，宅基地面积为66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甲方应支付乙方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274341元（含区位补偿价11880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58521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97020元）、搬迁腾退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52990元（含搬家补助费99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合计327331元，同时注明周转期及弃楼款（如有）另行签订补充协议。2015年4月29日，王燕燕（买受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由王燕燕选取了1套定向安置房。2015年4月29日（此为王燕燕签字时间，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王燕燕（乙方、被搬迁人）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了《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以及在2015年4月29日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乙方选购房屋1套，购房价款为248804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周转费为9900元、弃楼款为0元，即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补偿款、周转费、弃楼款合计337231元，乙方同意将各项补偿款由甲方代为支付购买安置房款248804元，剩余款项为88427元。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一般分为给付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对于非给付不当得利，如权益侵害型、追偿型不当得利等，一般原告就受到损害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后，由被告就其保有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按照王淑玉之主张，本案属于非给付不当得利，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纯、王燕燕所获得拆迁利益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即是否侵害王淑玉的合法权益。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王淑玉之权益受到损害角度考虑，即从王淑玉之父母享有相关权益角度考虑，根据王纯、王燕燕之陈述，在王纯取得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时，即经批准允许王纯在6号院内建房时，王寿清、孙木兰夫妇所建造土坯房已不存在，所涉场地为知识青年活动的篮球场，虽然王淑玉主张在该时间仍存在王寿清、孙木兰夫妇所建造土坯房，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纯系在原有3间土坯房的基础上建造了后续房屋。第二，从取得权利证书的角度看，王淑玉所提交村委会证明只能证明6号院系王寿清、孙木兰夫妇的原居住地，该证明不构成权属凭证；王淑玉所提交房地契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土地私有权凭证，在之后不久相关物权制度已经改变，我国作为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陆地区已废除土地私有制，故该房地契不能在相关产权制度变革后作为王寿清、孙木兰夫妇享有相关权益的凭证，更不能作为其子女王淑玉享有相关权益的凭证；对诉争6号院王纯已取得经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审批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合法有效，可以证明王纯（户主）所在家庭享有6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第三，从拆迁利益转化角度看，诉争拆迁利益来源于被拆迁6号院，而6号院内房屋（北房5间、南房2层）系王纯所在家庭在1993年之后建设，与王寿清、孙木兰夫妇无关，此时王寿清、孙木兰夫妇早已过世。第四，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角度，即从宅基地使用权角度看，王纯、王燕燕等家庭成员的户籍住址均为**院，而王淑玉的户籍住址并非位于**院，即王淑玉并非6号院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并非6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主张获得6号院的区位补偿价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王纯、王燕燕享有拆迁利益具有合法依据，并未取得不当利益；据此，王淑玉就受到损害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王纯、王燕燕就其保有拆迁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已完成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对王淑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淑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32元，由王淑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