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51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靖轩，女，197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超，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立宝，男，197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东，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艾存勇，男，198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上诉人陈靖轩因与被上诉人甘立宝及原审第三人艾存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9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靖轩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既已认定“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系第三人向原告购买牡丹花酒店13%股权的转让款”，则被上诉人应将属于上诉人的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返还给上诉人。二、被上诉人无权占有应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占有该涉案款项是有合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行为已明显构成不当得利。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还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原审法院在开庭审理中途让第三人临时参与庭审，且未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五、上诉人是通过刑事案侦破后才最终了解被上诉人损害上诉人权益，非法侵占上诉人转让款的事实，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六、根据2018粤03**刑初7012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自牡丹花酒店装修之日（即2015年1月）至案发（2018年3月13日），被上诉人利用担任牡丹花酒店股东兼总经理的职务之便，通过隐瞒收入虚报支出的方式侵占公司财务4692787.52元的事实。七、根据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2月10日出具的《甘立宝涉嫌职务侵占案司法专项审计报告》，其中第28页显示被上诉人与牡丹华酒店法人财产严重混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股东出资款等、牡丹花酒店经营款是否全部入帐，是否全部用于公司的经营，更无法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甘立宝辩称，一、上诉人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收取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审第三人艾存勇未提交意见。陈靖轩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交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约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原、被告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投资：深圳市宝安西乡街道碧海中心区内的×××大厦一层、二层作酒店用途，总投资预计1000万元左右（资金多退少补），被告占55%的股权，原告占45%的股权。后案外人魏某某也加入投资，原、被告及魏某某共同出资于2015年1月26日成立深圳市×××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其中原告占股45%，被告占股45%，魏某某占股10%，但被告的股权一开始由其亲戚甘某某代持，后甘某某又于2016年12月30日将股权变更到被告名下。2015年6月1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将自有的1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双方于2015年6月18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7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3%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双方于2017年4月12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委托案外人张某、张某进于2015年6月14日至2015年7月27日分四次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转账支付至被告名下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账号为××××）。2018年11月21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利用其担任×××酒店股东兼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侵占了×××酒店大量的装修及营业收入资金为由，认定为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并提起公诉。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刑事案件，案号为（2018）粤0306刑初7012号，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及查明事实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故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另，被告主张原告在（2018）粤0306刑初7012号案件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与本案诉求相同，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予以否认。本院经与该案的承办人核实，该刑事案件并无附带民事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转让协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表、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记录、银行转账流水记录、起诉书、重新审计申请书，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为被告收取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而被告有无侵占×××酒店的资产对于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对原告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重复诉讼的问题，被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在（2018）粤0306刑初7012号一案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且诉讼请求中包含了本案的诉讼请求，且经与该案的承办人核实，该刑事案件并无附带民事诉讼，故对被告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涉案款项系第三人向×××酒店支付的出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转让协议中均明确写明系原告分别将其自有股权的10%、3%转让给第三人，且双方均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庭审陈述中对此也予以确认，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确实成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履行。至于第三人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述的“本人艾存勇实际完成了认缴深圳市×××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3%股权的投资款”只是第三人对于相关法律概念不太明晰，且该表述与股权转款亦不矛盾。而被告所提交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仅是载明原、被告及第三人、魏某某所占的投资比例，虽然协议的落款日期是在2015年1月15日，但是原告及第三人均主张该日期是倒签的，被告也确认该日期可能是倒签的。因此，无法确认该合作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且第三人主张该合作协议系在其与原告签订两份转让协议之后签订的，故该份合作协议并不能推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股权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系第三人向原告购买×××酒店13%股权的转让款。关于被告收取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点，一是一方受益，二是他方受损，三是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受益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第三人向原告购买股权，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理应支付给原告，但第三人却将款项转账至被告的银行账户。对于被告收款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账号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该银行账户系被告用于收取股东投资款及牡丹江酒店经营使用的。但原告主张股东们约定牡丹江酒店成立后应使用公司账户来收取公司款项，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看，原告在牡丹江酒店成立后的2015年9月9日仍有向被告的该银行账户支付过一笔金额为人民币105638.72元的款项，备注为酒店投资款。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认定被告收取第三人款项的银行账户系用于收取股东投资款及牡丹江酒店的经营。故被告收取第三人的款项并不能成立不当得利的第一项构成要件，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收取了该款项用于其个人使用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人向被告转账的行为，确实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第二、三项，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获得利益有无合法根据。第三人庭审时陈述，其与原、被告商谈时有询问过转让款是否转至被告名下的银行账户，虽然第三人不记得是谁给予其肯定回答，但是第三人确定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反对。且原告在庭审时也陈述，被告曾告知原告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被告，就视为原告缴纳了不足部分的出资款，原告不用再按45%的比例出资。从原告及第三人的上述陈述可以认定，原告是知晓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的事实的。如若系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劝说其转让股权以获得资金继续出缴出资款，那么原告不可能从未催促过第三人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采信第三人的主张，认定原告在出让股权时是同意或至少是知悉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的。所以被告收取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没有合法依据，而是经过原告的同意或默许的。且第三人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2015年7月27日，即使原告主张涉案款项不应支付给被告，但原告在最后一次转让股权时即2015年7月25日时是知晓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而原告于2019年4月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出了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被告收取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并要求其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靖轩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9426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第三人在原审开庭过程中到庭应诉，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第三人参加庭审均表示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因原审第三人转账收取的1625000元是否为不当得利。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故该类型案件仍适用一般的举证规则，即主张不当得利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应由权利主张方即上诉人对涉案款项是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称原审第三人将其所有的股权转让款1625000元转至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据为己有，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对此，原审第三人是主动转账支付涉案款项的当事人，即涉案款项在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权属变动的主动实施人，其原审中确认与上诉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并表示对于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指示上诉人没有提出反对，结合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及被上诉人曾向其表示该款项抵扣出资款，以上至少可以说明上诉人对于原审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转给被上诉人是知情且未及时提出异议的，以上认定有合作协议、转让协议、股权变更登记、银行流水、原审第三人情况说明、各方庭审陈述等为证。并且，2015年7月27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2015年7月27日原审第三人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直至2017年4月12日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无证据反映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权利，确有违此类交易形式的常态，进而更加证明原审第三人转款给被上诉人系基于一定法律关系的行为，即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基础关系、目的、用途以及流向是了解的。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欺骗股东追加投资和转让股权，隐瞒收取股权转让款，未将股权转让款折抵上诉人的出资，虚构投资总额，捏造公司亏损情形，从而非法侵占和使用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经查，检察机关指控被上诉人犯职务侵占罪，法院还未作出生效判决，现有指控事实中并未涉及本案股权转让款，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收取本案款项的账户同时用于收取股东投资款以及牡丹江酒店经营使用，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将该款项非法占为己有或个人使用，均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仅有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指控被上诉人将公司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足以得出被上诉人没有合法依据获取上诉人财物的结论。综合以上理由和本案实际情况，在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诉讼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又不能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但其未完成举证义务，对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1625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被上诉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法院刑事案件审理并不影响本院依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审已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予以分析阐述，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据此原审认为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25元，由上诉人陈靖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