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65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信富，男，汉族，1971年7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红梅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定代表人：林朝和，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祥，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艳，南通市港闸区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北大街**金域商业中心****。法定代表人:孙晨，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泽，江苏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如皋袁桥牧场，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袁桥镇花园桥社区21组。负责人：孙晨。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泽，江苏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东台市唐洋镇联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苏省东台市v>法定代表人：王林，该村委会主任。申请再审人曹信富因与被申请人南通红梅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梅公司）、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源公司）、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如皋袁桥牧场（以下简称如皋牧场）、东台市唐洋镇联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联灶村委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终2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曹信富申请再审称，请求再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曹信富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曹信富与红梅公司签订的合同符合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的特征，该合同未明确说明负责喂养或种植的主体为普通种植户，曹信富只是众多普通种植户的代表与红梅公司签订收购合同，因此，原审法院将该案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是错误的。2、2016年未能完成全株玉米收购的原因并非价格协商不成，而是大生源公司不想继续履行合同。联灶村村委会主任王林作为全株玉米的出售方，与收购方大生源公司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之前的证明内容相悖，不是客观事实，不应采信。二审结束后，曹信富找到联灶村村委会，由其重新出具证明，该证明内容足以认定违约的根本原因是大生源公司拒不履行合同，故原审判决依据错误事实作出的错误判决应予纠正。3、曹信富主张的2016年未收购损失的证据充分，曹信富在大生源公司联系不上，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为减少损失，将玉米以20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并非贱卖，该损失完全系大生源公司违约造成，应当赔偿。曹信富为履行与红梅公司的为期十年的全株玉米收购协议，必然需要购买一系列农机具及材料，虽然曹信富未能提供买卖合同及送货单，但收据、销售单、证明及照片等亦能证明购买农机具事实的发生。曹信富购买的农机具是为500亩全株玉米的生产服务，曹信富仅在东台市设有全株玉米加工点，并非全株玉米加工经营大户，曹信富主张的农机具折价损失亦应得到赔偿。在本院申请再审期间，曹信富向本院提交联灶村委会主任王林2020年4月18日出具的《关于2017年7月26日被告举证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7月份，青贮玉米秸秆已经要进行收割，曹信富请我一起去大生源公司交涉收割事宜，确实没有遇到公司的领导，也就不存在与大生源公司洽谈收购价格这回事。从2012年至2015年收购价格从475元/吨至470元/吨，未享受500元/吨的价格，2016年联灶村村民种植的青贮玉米秸秆，曹信富组织给张某,4，丁旭东。2017年曹信富未在我村放种，与南通公司再无业务往来。特此说明。大生源公司、如皋牧场质证认为，王林是联灶村委会主任，是本案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且王林未出庭接受质证，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我方原审提供的证据经由联灶村委会加盖公章，王林作为自然人，其证明未加盖村委会公章，也无权否定村委会出具的证据。红梅公司同意大生源公司、如皋牧场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从本案2012年2月10日收购协议以及后续的补充协议分析，主要内容均为曹信富提供全株玉米，红梅公司支付相应的对价，双方还约定了质量标准、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地点和方式等，但并未约定由红梅公司提供技术指导、种苗产品、饲料，曹信富负责种植后由技术提供方保价回收的情形。至于红梅公司曾到联灶村考察、合同约定全株玉米的质量要求等，并不影响案涉合同性质。故双方签订的上述收购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曹信富申请再审认为本案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曹信富与红梅公司在2012年2月10日签订了全株玉米定单收购协议，该协议约定“收购价格为保底价暂定为每吨500元，由乙方出具正式票据结账付款，当年的收购价为第二年的保底价，第二年的收购价以当年的玉米市价为依据，其他相关费用根据市场行情调节，双方共同协商”，但2012年7月2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保证质量前提下，2012年全株玉米收购价双方确定为475元/吨”，之后，双方分别在2013年7月13日、2014年7月21日、2015年7月24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确定“2013年全株玉米收购价双方确定为450元/吨”、“2014年全株玉米收购价双方确定为460元/吨”、2015年“收购价格470元/吨（含开票价）”。因此，自2013年起，双方对收购全株玉米的价格均经过协商确定，亦符合2012年2月10日全株玉米定单收购协议中有关“第二年的收购价以当年的玉米市价为依据，其他相关费用根据市场行情调节，双方共同协商”的约定。关于2016年案涉全株玉米的收购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张家港市峻峰饲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岳丰2017年7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丁旭东和曹信富，2016年7月至8月间在东台市收购了他们所在的东台唐洋供销合作社共计4000吨左右青贮玉米，其中包括了联灶村的全株玉米，收购价格为每吨420元”，再结合本案证人张某,4在一审2018年2月8日的庭审证言“好的符合质量的是420元/吨”，可以认为2016年全株玉米的市场收购价在420元左右。关于2016年案涉全株玉米的交易未能成交的原因。曹信富认为系无法联系大生源公司进行价格洽谈所致，而大生源公司及红梅公司认为是因为双方接洽后就案涉全株玉米收购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所致。本院认为，根据曹信富提供的2016年4月7日、4月18日的“通知函”内容“我方于今年3月7日和村支书去过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大门紧锁，办公场地空置，无人办公”，可以认为曹信富与联灶村支书仅是在2016年3月份前往大生源公司接洽收购全株玉米业务，但不能证明曹信富在全株玉米成熟需收割的7月份前往大生源公司接洽业务，考虑到曹信富与红梅公司自2012年至2015年案涉收购玉米合同履行期间均是在当年的7月份才签订收购协议确定全株玉米的收购价格的交易习惯，故曹信富认为案涉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未能联系到大生源公司而致全株玉米未能收购的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同时，根据曹信富在一审2018年3月15日庭审中提出的赔偿损失计算方式“2016年被告未收购的损失2000吨×270元/吨=54万元”，如果再加上农民的收购价200元/吨，可知曹信富实际主张的2016年的全株玉米的收购价应为470元/吨，已经超出2016年当年的全株玉米实际收购价420元/吨，因此，可以认定双方的案涉玉米收购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实际是双方对2016年全株玉米的收购价格未能经协商达成一致，并非如曹信富所说的是未能联系大生源公司洽谈收购价格所致。故不能据此认定被申请人违反了2012年2月10日收购协议的约定，曹信富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相关损失的理由，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曹信富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联灶村村委会主任王林的情况说明的证明，因该情况说明描述的“曹信富请我一起去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交涉收割事宜，确实没有遇到公司的领导”与联灶村村委会2017年7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曹信富2016年4月7日、4月18日出具的“通知函”内容均相悖，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关于曹信富在2016年以200元/吨的价格将案涉全株玉米出售，被申请人是否应当赔偿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曹信富并未就该收购价格与红梅公司、大生源公司再次沟通协商，故曹信富以200元/吨价格将全株玉米出售给他人所产生的损失，亦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关于农机具折价损失的问题。因曹信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为履行案涉收购协议曾购买农机具，即使其确实购买了相关农机具，但结合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购买农机具仅服务于案涉500亩全株玉米种植，因此，曹信富申请再审认为农机具折价损失亦应得到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曹信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曹信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继军审判员  何春兰审判员  邰虓颖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张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