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203民初809号 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华南路**。 法定代表人：刘镇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逸群，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景德镇华电高压电瓷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兴园路新开发区陶瓷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756754902Q。 法定代表人：郑君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齐民，男，195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都昌县人，住江西省。系该公司原副董事长。 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电瓷公司）与被告景德镇华电高压电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逸群、毛伟、被告法定代表人郑君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齐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电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债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以6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景德镇广场南路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对原告公司进行拆迁。2008年12月进行清算后，项目部尚欠原告拆迁补偿余款60万元，原告是该笔款项的债权人。2013年10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函，请求原告将其对项目部享有的60万元债权转让给被告，用于抵偿被告欠邹文浩的建窑款60万元，办好冲抵后，项目部对原告的欠款60万元由被告陆续归还。原告同意以上债权转让方案，并将债权转让一事通知项目部，要求项目部配合被告办理冲抵手续。2013年10月31日，项目部、被告及邹文浩三方签订《债权债务协议书》，约定：项目部在进行广场南路项目拆迁过程中需要向被告支付拆迁补偿费，至拆迁完成时项目部尚欠被告补偿款60万元，被告欠邹文浩工程款60万元，邹文浩欠项目部转让费60万元，三方无需资金流动即将各自债权债务相互抵销，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根据被告的承诺，原告按法律规定将其对项目部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债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被告承诺陆续归还，但至今未付分文。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电瓷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一、原、被告的企业信息一组，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一份，证明项目部尚欠原告60万元拆迁补偿余款未支付；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及江西景德房地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房集团）出具的署期为2019年7月4日的《证明》一组，证明原告将其对项目部享有的60万元债权转让给被告，用于抵偿被告尚欠邹文浩的60万元建窑款；四、《关于项目部、华电公司与邹文浩三方之间债权债务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一组，证明原告已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项目部，要求项目部配合被告办理冲抵并出具债权确认书，项目部、被告与邹文浩三方债权债务相互抵销。 被告华电公司辩称，电瓷公司认定涉案款项60万元是剩余拆迁补偿费用，其应该是债权人；而华电公司认定转给邹文浩的60万元建窑款不是剩余拆迁补偿费用。因为拆迁补偿费用根本不足以支付新区施工建设的工程款，即根本不存在剩余拆迁补偿费用。华电公司的前身是电瓷公司所属一个分厂。2003年企业改制，通过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产权交割程序，华电公司成为民营企业，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电瓷公司的党委书记陈齐民担任华电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在华电公司正式运营前，广场南路项目已经开始拆迁电瓷公司的另两个所属分厂，第一期拆迁补偿费（1058.21万元）全部归电瓷公司所有。后广场南路项目部因整体改造需要，和华电公司及电瓷公司协商，要求华电公司配合旧城改造，退城进郊。经过协商，广场南路项目部同意在电瓷公司拆迁补偿的基础上提高60%的补偿费用，先在高新区建好新厂房，再拆迁老厂房，拆迁补偿费用专款专用。广场南路项目部负责新区厂房的施工建设，拆迁费用由广场南路项目部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和个人。电瓷公司也同意从第一期补偿款中借给华电公司280万元用于购买工厂用地。在此条件下，华电公司开始拆迁（即第二期拆迁），华电公司的实际补偿费为1147万元，土地款172.8万元归电瓷公司所有。由此，电瓷公司的实际补偿费为1231万元（即1058.21万元+172.8万元）；但电瓷公司实际得到1245.4万元（即965.4万元+280万元）。电瓷公司多得14万元。广场南路项目部用拆迁补偿费实际支付施工工程款1288.9万元，超支约142万元（即1288.9万元-1147万元）。华电公司向电瓷公司借款176万元支付工程款，故此时借款剩余34万元（即176万元-142万元）。因拆迁补偿费不足以支付工程款，广场南路项目部又转了约243万元工程款由华电公司支付。由此总超支额为419万元（即243万元+176万元）。综上，华电公司新区施工建设总费用为1531万元，华电公司实际借款背债384万元（即1531万元-1147万元），故借款剩余35万元（即419万元-384万元），另加上填方33万元，共计68万元。这68万元是华电公司借款176万元以后产生的，是借款所剩余额，并非剩余拆迁补偿费用。综上，华电公司请求法院就此案公平公正作出处理。 被告华电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其当庭提交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出具的《信函》一份，证明原告名下有两个企业，一个是被告，一个是华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由于华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欠税款，原告又要求被告作该税款的担保人（即用所欠的土地购置款280万元作担保），所以被告偿还了税款70余万元；因为陈齐民当时觉得税款（即华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所欠税款）是要被告付的，所以被告就要求原告从其所欠的土地购置款280万元中扣除该笔税款，但原告不同意；而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仅仅只是对280万元土地购置款能够足额支付的前期保障，现被告已经向原告偿还了280万元。故该《承诺》中的内容已无必要履行，即该《承诺》中的内容是子虚乌有的。另被告华电公司于庭后向本院提交《回顾·改制·展望—电瓷公司拆迁改制情况汇报暨二00四年度工作总结》及《电瓷公司改制资金审计报告（赣景德审字【2016】第010号）》一组，上述两组证据均证明被告第二次拆迁的资金在原告的《工作总结》中没有反映，在应收未收明细账中也没有反映，这就说明了涉案资金并不存在，假如该笔资金真实存在的话，60万元不是小数字，原告就涉嫌经济犯罪；另原告在审计中第一次拆迁款965.4万元加上一笔土地款280万元,原告实收拆迁款总额为1245万元；1231万元（即1058.21万元+172.8万元）是原告应得的，故原告多收了14万元，即侵占了被告14万元。 就诉争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诉争双方的质证意见为： 就原告电瓷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华电公司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该证据是原告下属科室技改科提供的，因其统计的第一期、第二期拆迁补偿费用合计为2554.21万元，而实际上是2378.21万元；另原告将被告向其的借款176万元当成了拆迁款，由于拆迁款总数增加了，所以应该是超支100余万元，而不是剩余了60万元，要是存在剩余，也是被告借款的剩余；综上，因其内容不真实，所以结论也是错误的；对证据三，关于《承诺》，该《承诺》是由原告党委书记陈齐民（陈齐民是原告的党委书记，对原告的情况非常清楚；陈齐民亦为被告的第一任董事长）于2013年以被告的名义出具的。陈齐民在出具该《承诺》时，亦向原告说明了此《承诺》的时间及内容均不真实（内容上的不真实是因陈齐民被骗了，当时只给陈齐民看了《工作总结》，没有给陈齐民看《审计报告》。另刘镇秋答应过陈齐民，该《承诺》是不上法庭的，因其经不起法庭的质证。主要是为了保证原告的借款到位）；且陈齐民之所以出具该《承诺》是因为被告现任董事长不知前情，出具的目的是为了被告不再找原告打官司。陈齐民在法庭上也说明了此情况，故此份证据是不真实的；关于《证明》，原告以虚假情况为依据提供给景房集团，景房集团按照原告提供的虚假情况出具了该《证明》，因被告辩称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没有剩余拆迁补偿费用，所以该《证明》也是虚假的。但景房集团的本意是证实原告、被告与景房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拆迁费归谁是诉争双方内部的事（即无法确认该拆迁费是谁的），陈齐民既是原告的党委书记，又是被告的第一任董事长，其既能代表原告，又能代表被告，故景房集团认为诉争双方是一家人，所以广场南路拆迁补偿费是原告的户头。但广场南路二期拆迁补偿是专款专用，全部用于新厂区施工建设，而且是景房集团直接支付的；就证据四，《协议书》及两份《收据》充分证明60万元是被告的，是项目部向施工单位应付的工程款；《协议书》是在2013年签订的，签约三方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楚，所以该《协议书》及两份《收据》均是真实有效的；对60万转付给邹文浩冲抵其建窑款无异议。对被告华电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原告电瓷公司表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其会予以核实，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其认为该信函应当属于工作往来函，与本案无关联。对被告华电公司庭后提交的证据，原告电瓷公司表示因被告就庭后所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被告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延长举证期限的申请，故其对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 经审理查明，电瓷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出具《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书面材料一份，该材料尾部标注“三、余款……合计：60万元”的字样。 2013年10月20日，陈齐民（盖有华电公司财务专用章）向电瓷公司出具《承诺》一份，该《承诺》中载明：“项目部欠我们公司拆迁费60万元，现无能力支付给我们。我同学邹文浩欠项目部土地转让费60多万元，华电公司又欠邹文浩建窑款60多万元。为收回这笔款，我请公司同意把项目部60万元的补偿欠款转给华电公司冲抵邹文浩的建窑款。办好冲抵手续，项目部的欠款60万元由华电公司陆续归还”。 2013年10月31日，项目部（作为甲方）、华电公司（作为乙方）及邹文浩（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在进行广场南路项目拆迁过程中需要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至拆迁完成时甲方尚欠乙方补偿费人民币60万元整。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将补偿款项降低至人民币35万元整，但甲方一直未支付相应的款项……乙方尚欠丙方工程款人民币60万元整……丙方尚欠甲方转让费人民币60万元整。因时间过长、领导更换等客观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就拆迁补偿款的最终金额达成一致，致使各自的债权债务拖延至今。后甲、乙、丙三方经多次协商，就三方债权债务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书面确认所欠乙方人民币60万元整的债务，甲、乙、丙三方将各自债权债务相互抵销，甲、乙、丙三方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本合同签订之日，甲、乙、丙三方各自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各自的债权债务相互抵销……。 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中载明：“今收到项目部出具的债权确认书。该债权确认书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以下简称电瓷厂），债务人为项目部，债权金额为人民币60万元整，该债务为项目部欠电瓷厂的拆迁补偿款”。另该《收据》下方亦注有“此次60万元拆迁补偿款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前期拆迁补偿款结算余款，后期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的字样。邹文浩亦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中载明：“今收到华电公司人民币60万元整债权一份用于支付窑炉建设款，该债权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债权金额为人民币60万元整，华电公司已经书面通知债务人该债权已经转让给邹文浩，债权人变更为邹文浩。华电公司与邹文浩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中载明：“景房集团拆迁广场南路电瓷公司的补偿款，在2008年12月进行清算后剩余拆迁补偿费60万元整，已于2013年10月31日由电瓷公司陈齐民同志出面为华电公司归还了邹文浩同志60万元建窑款。上述债权债务已与景房集团清算完结，并与景房集团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现电瓷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因华电公司对电瓷公司诉请所持分歧意见较大，故本案调解无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原、被告的企业信息一组；二、《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一份；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及景房集团出具的署期为2019年7月4日的《证明》一组；四、《协议书》、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一组；五、原告电瓷公司及被告华电公司向法庭作出的陈述及辩称。 本院认为，电瓷公司为证实其诉请（即华电公司尚拖欠其债权转让款60万元）之成立，向本院提交了诸项证据。现本院就电瓷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逐一予以分析。 首先，就署期为2008年12月8日的《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该书面材料系电瓷公司单方自行制作。虽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所载明的相关内容（即“景房集团拆迁广场南路电瓷公司的补偿款，在2008年12月进行清算后剩余拆迁补偿费60万元整”），可与其所表述的尾部内容相互印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电瓷公司向本院所提交的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了景房集团的印章，不符合该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本院对该《情况》的真实性无法查清。 其次，就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在该份《承诺》中，陈齐民（亦函括华电公司）载明的是“项目部欠电瓷公司拆迁费60万元”，而该“项目部”（即景德镇市广场南路项目部）与上段内容所谈及到的景房集团之间存在何种法律身份关系，因电瓷公司的举证不能，故导致本院无法查清。另，就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有“……已于2013年10月31日由电瓷公司陈齐民同志出面为华电公司归还了邹文浩同志60万元建窑款”的字样，虽该字样中所表述的时间及金额与《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及所涉金额相一致，但该字样中所表述的陈齐民身份内容与《协议书》中陈齐民所代表的签约主体身份不符（即有异议，陈齐民在签订该份《协议书》时是代表华电公司，而非电瓷公司，电瓷公司亦非该《协议书》的签约主体），这亦存在内容表述上的瑕疵，易产生歧义。就该《证明》的采信力度，本院已在上段内容中已有阐述，故不再累述。 最后，就《协议书》，本院分析，1、从该《协议书》的表述内容上，亦无法显现出“项目部”（即景德镇市广场南路项目部）与景房集团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即由项目部在该份《协议书》中最终明确的其所拖欠的补偿费60万元是否与景房集团所拖欠的拆迁补偿费6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款项的一致性无法确认）；2、从该《协议书》的表述内容（即：项目部在进行广场南路项目拆迁过程中需要支付华电公司拆迁补偿费，至拆迁完成时项目部尚欠华电公司补偿费人民币60万元整。且该款项经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协商，华电公司同意将该补偿款降低至人民币35万元，但项目部仍未向其支付该款项……且因客观原因，项目部与华电公司无法就该拆迁补偿款的最终金额达成一致，致使各自的债权债务拖延至2013年10月31日……）上，无法反映出电瓷公司所主张的项目部拖欠华电公司的拆迁补偿费系由电瓷公司向华电公司转让其对项目部所享有的相应债权而来。且该原文意思摘录，也表露出就该拆迁补偿费的金额事宜，项目部与华电公司经协商，双方亦降低过支付金额，但因双方就该拆迁补偿费的最终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故予以拖欠。在此，亦无法体现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就拆迁补偿费的协商与电瓷公司之间有何关联性；就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1、上述两份《收据》应当是《协议书》中所述内容的承接，两份《收据》上亦未注明华电公司之所以成为债权人，是因电瓷公司就其对项目部所享有的债权转让而致；2、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主文意思为“华电公司收到项目部出具的债权确认书，该债权确认书中载明的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该债务为项目部欠华电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其主文意思为“邹文浩收到华电公司60万元整债权一份用于支付窑炉建设款，该债权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华电公司已经书面通知债务人该债权已经转让给邹文浩，债权人变更为邹文浩……”。从上述两份《收据》内容的表述上看，也无法体现出华电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债权人，即其成为之原因与电瓷公司所主张的其向华电公司转让债权之间有何关联性；3、在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中，亦有一段手写补充内容，即“此次60万元拆迁补偿款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前期拆迁补偿款结算余款，后期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在该段手写补充内容中，亦无法从其所表述的主文内容中体现出与电瓷公司之间有何关联性。 综上，虽华电公司的辩称意见与本院就该案纠纷评判的意见不一，但根据查明法律事实关系严谨性的需要及该意见的不一亦并不影响电瓷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就其所主张的诉请之成立，所需承担的相应举证责任。因电瓷公司并未向本院申请景房集团（或项目部）作为证人到庭参加诉讼，故使得本院就景房集团与项目部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无法查清，亦使得本院无法查清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承诺》中载明的60万元与署期为2013年10月31日《协议书》中所提及到的相应60万元是属于款项的重合（即款项一致的唯一性）还是款项的区分（即款项不一的可能性）；就电瓷公司所提交的诸项证据中，因部分独立证据存在证明瑕疵，而诸项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因缺少景房集团（或项目部）实质参与诉讼的有效串联（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证明断层；而由景房集团出具的《证明》，因其出具样式不符合相关法律条文中所列明的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亦不予采信），故在证明效力上亦存不足。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电瓷公司作为其诉请之主张方，其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本院对电瓷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齐方 人民陪审员  徐坤高 人民陪审员  江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曹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