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1414号原告（被告）：高严，女，1975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法定代表人：李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生，男，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佳，男，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原告（被告）高严与被告（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高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被告（原告）同仁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生、张志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同仁堂公司与高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条款无效；2.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费78620.69元；3.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95632.18元；4.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70000元；5.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同仁堂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辩称）：高严于2018年8月15日入职同仁堂公司，任营销中心总监，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高严的月工资为80000元，年终绩效奖金为240000元。同仁堂公司与高严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但同仁堂公司就此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且高严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其实际上也是按照标准工时制进行工作的，故双方关于工时制的约定应属无效。高严在工作过程中存在延时加班和休息日加班，但同仁堂公司未向高严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因同仁堂公司强制高严加班，且要求高严调整工作地点，故高严于2018年11月15日向同仁堂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同仁堂公司只允许高严将离职原因填写为“个人原因”。高严与同仁堂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30日解除，同仁堂公司应向高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高严不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开劳人仲委）作出的京开劳仲字[2019]第3529号裁决书的裁决。同仁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同仁堂公司无需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严承担。事实和理由（辩称）：高严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双方关于其工作岗位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且无需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另外，高严在事实上也不存在延时加班和休息日加班事实，故同仁堂公司不应向高严支付加班费。高严入职同仁堂公司时签收了《绩效管理办法》，按照该办法的规定，需由公司管理层每年根据公司整体业绩完成情况确定是否发放年终奖、发放范围及年终奖总额。据此，同仁堂公司有权决定年终奖是否发放及发放范围，该款项并非一定要发放，高严也不在获取该款项的人员范围内。高严是因个人原因与同仁堂公司解除的劳动合同，同仁堂公司不应向高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同仁堂公司不服京开劳人仲委作出的京开劳仲字[2019]第3529号裁决书的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6日，同仁堂公司向高严发送入职确认函，其中的薪资标准部分中载明：“年终绩效奖金：税前人民币240000元，按照公司绩效管理办法进行考核”。高严于2018年8月15日入职同仁堂公司，双方于该日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8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5日的劳动合同。同仁堂公司与高严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高严的工作岗位为营销中心总监，执行不定时工作制。高严的月工资为80000元。高严的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同仁堂公司每月8日-15日向高严支付上个自然月的工资。同仁堂公司就高严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未经有关行政机关审批。高严的正常工作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的8:30-17:30（中间休息1小时）。2018年11月15日，高严以“个人原因”为由向同仁堂公司申请离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因此于2018年11月30日解除。另，同仁堂公司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公司的绩效管理办法于2018年12月14日施行，其公司未向高严送达过绩效管理办法。2019年10月15日，高严到京开劳人仲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同仁堂公司与高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条款无效；2.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费78620.69元；3.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95632.18元；4.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5.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70000元。2020年5月6日，京开劳人仲委作出京开劳仲字[2019]第3529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同仁堂公司与高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不定时工作制条款无效；二、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70000元；三、驳回高严的其他申请请求。高严和同仁堂公司均不同意京开劳人仲委上述裁决书的裁决，双方均诉至本院。高严和同仁堂公司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同仁堂公司与高严之间是否存在发放年终绩效奖金的约定及其条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同仁堂公司在其向高严发送入职确认函中的薪资标准部分中明确载明：“年终绩效奖金：税前人民币240000元，按照公司绩效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即双方之间存在关于发放年终绩效奖金的约定。虽然前述入职确认函中载明高严的年终绩效奖金需“按照公司绩效管理办法进行考核”，但同仁堂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亦表示其公司的绩效管理办法在高严离职前并未施行，且其公司未向高严送达过绩效管理办法。结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同仁堂公司向高严承诺发放的年终绩效奖金并未附加考核和其他限制条件，其中所谓的“年终”的表述仅具有发放时间的意义。2.关于同仁堂公司与高严就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是否有效，以及高严的工作岗位是否应执行标准工时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相应部分的劳动合同约定无效。本案中，同仁堂公司在其与高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而该约定已被京开劳人仲委认定为无效，且同仁堂公司未就此提起诉讼。在此情况下，同仁堂公司应就相应约定有效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同仁堂公司却未就此进行举证，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同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高严的工作岗位不属于法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同仁堂公司就高严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未经有关行政机关审批，而高严的正常工作时间安排亦具备标准工时制的特征。根据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同仁堂公司与高严就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因此约定的存在免除了同仁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了作为劳动者的高严的权利，上述约定应为无效约定。在此情况下，同仁堂公司未举证证明高严的工作岗位适用何种工时制度，同仁堂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高严关于其工作岗位应适用标准工时制的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高严在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是否存在延时加班和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严要求同仁堂公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相应种类的加班费，故高严应就其存在相应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高严为证明其存在相应的加班事实，提交了自行制作的加班统计表打印件、考勤管理系统截图、宣传手册、微信截图、扫街列表打印件、电子邮件截图等证据。同仁堂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鉴于加班统计表打印件系高严自行制作，且高严不能提供考勤管理系统截图、微信截图、扫街列表打印件、电子邮件截图等证据的原始载体，故本院对上述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采信。高严提供的宣传手册不足以证明高严存在实际的加班事实，且高严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其所主张的延时和休息日所对应的时间实际为同仁堂公司提供了劳动，故相应不利后果应由高严承担。综上，对高严关于其存在延时加班和休息日加班事实的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同仁堂公司在其与高严于2018年8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应属无效，故本院对高严关于要求确认上述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高严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但高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延时加班事实和休息日加班事实，高严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高严关于要求同仁堂公司向其支付延时加班费和休息日加班费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高严的年终绩效奖金标准为税前240000元，且未附加考核和其他限制条件，故高严在离职后依然有权要求同仁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所对应的相应数额的年终绩效奖金。高严关于要求同仁堂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的诉讼请求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高严与同仁堂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系因高严辞职而解除。虽然高严主张其与同仁堂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原因为同仁堂公司存在对其“强制加班、调整工作地点”的行为，但高严不能证明其将上述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告知过同仁堂公司，故本院对高严所称的上述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不予确认，并认定高严仅是因个人原因而与同仁堂公司解除的劳动合同。据此，高严关于要求同仁堂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高严在2018年8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关于高严的工作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条款无效；二、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严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终绩效奖金70000元（税前）；三、驳回高严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严和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希彤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于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