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2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月晴，女，199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鹤峰，河北旭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琪，男，199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宏，河北远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月晴因与被上诉人刘琪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5民初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月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赠送给上诉人的五金归为彩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五金是被上诉人赠送给上诉人的，不是彩礼，赠送交付即时生效，无须返还，一审法院将五金归为彩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且庭审时五金的价值金额因其证据不具合法性、关联性没有认定，原告方也承认证据只是证明五金是他们买的，价值金额庭审时最终没有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时却给予认定实属错误。2、12万元彩礼、18,600元订婚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时，原告证人当庭向法庭陈述给彩礼时上诉人不在场，而且所谓的12万元彩礼没有任何人清点。18600元订婚礼证人也说是婚礼主持人喊的18,600元，没有任何人看见这18,600元。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彩礼和订婚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以通话录音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是2019年5月9日的，而上诉人是在2020年的1月12日被上诉人赶回娘家的，所以这个录音证据的合法性难以立足。当时上诉人接电话时满脑子都是五金就是给我的，而12万元彩礼、18,600元的订婚礼因其没有收到或看到，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一审法院以通话录音证据证明上诉人承认了12万元彩礼和18,600元订婚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2020年4月23日立案，4月30日下午2点半开庭审理，但上诉人4月29日下午收到的开庭传票，没有给上诉人充分准备答辩和准备证据材料的时间和机会，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三、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嫁妆款37,420元。上诉人置办的嫁妆有四件套2套、蚕丝被3床、乳胶枕2个、羽绒被一床，以上共计37,420元，应由被上诉人按购买价返还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刘琪答辩称，1．关于五金，五金与彩礼订婚礼性质一样，均为附条件的赠予，赠予的目的为结婚共同生活，现目的不能实现，所以为结婚而赠予的所有财产应全部返还。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收据小票等证据证明五金的价值，一审关于五金价值的认定正确；2．关于彩礼、订婚礼，彩礼和订婚礼的赠予符合当前农村的风俗习惯，上诉人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也曾冷静理智的回复“这些不都是我的呀”“已经给我的就是我的了”，对彩礼、订婚礼的数额也没有提出异议，明显是认可态度，并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先是否认收到彩礼，上诉中又称12万元的彩礼与18,600元的订婚礼没有人清点，对于录音一审先是不承认，录音内容为自己陈述，上诉中又称接电话时所谓没有考虑清楚，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做虚假陈述，并且也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来反驳被上诉人的证据或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彩礼数额事实清楚；3．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且被上诉人也委托了专业律师，在庭审中对于举证期限没有提出异议；4．关于上诉人所称的新证据，待其提交后予以质证。综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款138,600元，返还五金价值36,027元；2、诉讼费用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双方于2017年9月27日订婚，于2018年10月29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自2019年腊月十八双方分居至今。庭审中，原告提交通话录音，证明被告认可收到了138,600元彩礼以及五金，被告质证称对通话录音有异议，庭审中被告要求对通话录音进行鉴定，在规定期限内，被告未向法庭提交鉴定申请，视为被告不申请对通话录音进行鉴定。原告提交购买五金的发票及小票，证明五金是由原告购买，被告质证称购买五金的发票及小票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被告戴的五金，在被告被原告从家里赶出来时都没有拿走。原告提交录像视频，证明被告接收订婚礼及五金，被告质证称对视频无异议，收到了五金，但是没有收到18,600元订婚礼，只看到红包，没看到钱。原告申请证人出庭，证明138,600元彩礼的给付过程，被告质证称不认识证人，也没见过证人，证人与原告是亲属关系，其对被告不利的证言都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未经登记结婚，按民间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进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原告在同居前给付被告彩礼聘金虽属于赠予，但该赠予行为追求的是双方结婚。现结婚不能实现，为结婚而赠予的财物应当返还。关于彩礼的金额，通话录音中显示彩礼金额为138,600元，被告并未反驳，且被告放弃对通话录音进行鉴定，通话录音中的彩礼金额与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的彩礼金额一致，对于彩礼金额138,600元，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五金，原告提交五金发票及小票，庭审中被告称收到五金，但被告称其离家时均未带走，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原告称手链在原告处，其余四金均在被告处，且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手链在被告处，对于五金价值36,027元法院予以确认，其中手链价值2,846元，除手链之外的四金价值为33,181元。原、被告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法院酌定返还彩礼金额138,600元及四金价值33,181元的70%，对于手链相对应的价值，被告不需要返还。综上，被告共需向原告返还（138,600元＋36,027元-2,846元）×70%=120,246.7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月晴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刘琪财产120,246.7元；二、驳回原告刘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6.27元，由被告刘月晴负担1,305元，由原告负担591.2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水星家纺专卖店销售凭证一张，证明上诉人购买的陪嫁；二、收款凭证一张，上诉人购买陪嫁电摩一辆；三、销售凭证一张，上诉人购买的男士貂皮衣和女士貂皮衣作为陪嫁；四、法院专递，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一天下午收到开庭传票；五、光盘一张，被上诉人穿着的视频资料，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购买的陪嫁貂皮衣。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称：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民诉法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其所提交的三张收据后面均注明为：“此收据为补充证据使用”，明显看出该收据并不是当时所开，并且该收据上所列物品均不在被上诉人处，该系列物品上诉人应通过另诉解决；法院专递符合简易程序的审理程序。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所称返还电摩一辆、貂皮大衣两件，在一审中未提出，上诉状亦未涉及，属于新的诉讼请求，本院已释明上诉人在本案中不予审理。以上事实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聘金的目的是为双方结婚，故被上诉人没有必要对彩礼聘金的数额弄虚作假；二、从双方订婚、举行婚礼至分居两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对订婚礼金及彩礼的数额从未提出异议；三、一审中证人出庭作证与通话录音中所说彩礼数额一致；四、虽然上诉人认为一审以录音为证属认定事实不清，但其既未在一审规定的时限内递交鉴定申请、预交鉴定费，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反驳。综合上述四点并结合当地习俗，一审法院认定彩礼金额为138,600元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由于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依法不受开庭三日前通知诉讼参与人的时间限制，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由于上诉人未在一审法定期间内提交，在二审亦未说明逾期提交的正当理由，且被上诉人否认，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返还其嫁妆款共计37,420元，因其在一审中未主张，二审中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所说嫁妆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亦未提供其嫁妆在上诉人处的证据，故对上诉人该项请求，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刘月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92.54元，由上诉人刘月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道忠 审 判 员 于纪芳 审 判 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杨占明 书 记 员 史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