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刑初231号公诉机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胡彦，男，1978年6月30日出生于长沙市，汉族，大专文化，、实际控制人，住长沙市雨花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12日被抓获并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谭晓亚，湖南江荣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长雨检刑检刑诉(2020)20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彦犯合同诈骗罪，于2020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展、罗小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彦及辩护人谭晓亚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7月，被告人胡彦因身负巨额债务，为筹钱还款，遂找到被害人吴某1，以信利达公司需要资金发展业务为由请求被害人吴某1帮助公司融资，同时向被害人吴某1提供了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所签“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等资料，但隐瞒了长沙电信公司已停止了信利达公司的合作业务工号、实际终止业务及自身欠下巨额债务急需偿还的真实情况，谎称公司仍正常经营，被害人吴某1经被告人胡彦与其父李某3的劝说，同意帮忙融资。为了更好的对外融资，经被告人胡彦与被害人吴某1协商，双方约定变更股权:李某3所持的50％的股权转让给被害人吴某1，鲁浩云所持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人胡彦，由被害人吴某1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负责融资，被告人胡彦任财务负责人，李某3任董事，并于2015年10月10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2015年10月28日，经被害人吴某1安排，被害人姜宏与被告人胡彦签订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向信利达公司投资了30万元用于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运营的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零预存租机项目，项目运营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止。2015年10月25日、2016年4月23日，经被害人吴某1介绍，被害人谭某与被告人胡彦签订了三份“投资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就是谭某作为甲方对乙方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经营的电信类业务进行投资，三份合同金额总计97万元。在签订协议前后，被害人谭某一共向信利达公司账户及李某3个人账户转账共计97万元。投资期限为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11月30日。之后，被告人胡彦及信利达公司除在2016年5月支付被害人谭某2万余元收益外，其他投资收益均未支付。此时，被害人吴某1发现被告人胡彦隐瞒公司实情，遂要求退还公司股份，并不再为公司融资。2016年5月9日，被害人吴某1办理了退股手续，将所持50％的股份转回李某3；同时，被害人谭某、姜宏也要求退还投资款，但被告人胡彦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退还，2016年7月7日，被告人胡彦及家人去向不明，无法联系。见此情形，被害人向长沙电信公司核实信利达公司的业务情况，发现被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证，被告人胡彦并未将所收取的127万元投资款用于公司业务，而是转入他人私人账号用于归还高利贷、个人债务及日常消费。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公司登记注册资料、“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银行流水交易明细、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书证；证人刘某1、方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吴某1、谭某、姜宏的陈述；审计报告等鉴定意见及被告人胡彦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彦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属实，但辩称未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只是合同经济纠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胡彦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不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司的资金使用权，而非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被告人胡彦之所以能够将投资款挪用于个人还债，根本原因是利用了公司管理的漏洞及个人职务便利，其行为更符合挪用公司资金犯罪的构成要件。即便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被告人胡彦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胡彦系初犯、无前科，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害人吴某1疏于对信利达公司的管理，使得被告人胡彦有机可乘，被害人谭某、姜宏草率投资，导致投资风险发生，均有一定的过错。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28日，李某3（另案处理）发起成立湖南省信利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利达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被告人胡彦（系李某3之子）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1月23日，被告人胡彦代表信利达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电信公司）签订政企业务代理协议，2015年1月30日，双方又继续签订了“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人胡彦私设电信网点，以长沙电信公司合作商的名义发展电信移动手机业务，侵占、挪用客户资金，欺骗电信公司及客户，导致大量客户投诉，长沙电信公司遂停止了信利达公司的合作工号，不再与信利达公司合作，从2015年6月开始，长沙电信公司已实际终止了双方合作协议。2015年7月，被告人胡彦因身负巨额债务，为筹钱还款，遂通过李某3找到被害人吴某1，以信利达公司需要资金发展业务为由请求被害人吴某1帮助公司融资，同时向被害人吴某1提供了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所签“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等资料，但隐瞒了长沙电信公司已停止了信利达公司的合作业务工号、实际终止业务及自身欠下巨额债务急需偿还的真实情况，谎称信利达公司仍正常经营，为此还提交了虚假的由长沙电信公司开出的收到信利达公司“政企客户行业终端订购”款项的收款收据，被害人吴某1同意帮忙融资。经被告人胡彦与被害人吴某1协商，双方约定变更信利达公司股权，李某3所持的50％的股权转让给被害人吴某1，鲁浩云所持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人胡彦，由被害人吴某1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负责融资，被告人胡彦任财务负责人，李某3任董事，并于2015年10月10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2015年10月28日，经被害人吴某1安排，被害人姜宏（系被害人吴某1的妻子）与被告人胡彦签订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向信利达公司投资了30万元用于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运营的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零预存租机项目，项目运营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止。2015年10月25日与2016年4月23日，经被害人吴某1介绍，被害人谭某（系被害人吴某1的同事）与被告人胡彦签订了三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其中2016年4月23日签订2份协议），主要内容为被害人谭某对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经营的电信类业务进行投资，合同金额总计97万元，投资期限为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11月30日，并明确其中的30万元用于长沙市公安局警务通项目设备采购及运营。在签订协议前后，被害人谭某一共向信利达公司账户及李某3个人账户转账共计97万元。被告人胡彦在收到上述127万元投资款后未用于信利达公司业务，而是转入他人私人账号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及日常消费。在此期间，被害人吴某1发现被告人胡彦隐瞒信利达公司实情，遂要求退还公司股份，并不再为公司融资。2016年5月9日，被害人吴某1办理了退股手续，将所持50％的股份转回李某3，同时，被害人谭某、姜宏也要求退还投资款，但被告人胡彦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退还，并于2016年7月后断绝与各被害人的联系。被告人胡彦除陆续支付被害人谭某135000元外，其余被害人谭某投资835000元及收益与被害人姜宏投资30万元及收益均未支付。案发后，被告人胡彦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吴某1、谭某、姜宏的报案材料与陈述，证明上述被骗的事实。2、证人方某、刘某1、胡某、陈某、毛某、李某1、李某2、刘某2、汤某、罗某、马某、凌某、姚某、王某的证言。其中证人方某证明自己是长沙电信公司党群部主任。2013年1月23日，该公司与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签订了1份“政企业务代理协议”，2013年1月30日又签订了1份“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长沙电信公司与信利达公司的业务在2015年6月就停止了，原因是在2015年6月前该公司瞒着在长沙市开福区个电信网点，并以电信公司合作商的名义发展电信移动手机业务，私自收取客户年套餐费用以后自己侵占挪用资金，欺骗了电信的客户及长沙电信公司，造成大量客户的投诉，长沙电信公司发现之后要求被告人胡彦补交差额费用，立即停止了与该公司合作的工号，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证人刘某1证明自己于2015年担任长沙电信芙蓉分局客户经理。该公司与信利达公司业务合作，信利达公司是电信租机业务的代理商。自己在担任业务经理时与该公司有过1次项目合作，是雨花分局的警务通项目，当时办理了11台机子，由该公司提供手机，电信局按期返钱给该公司，该公司的负责人是被告人胡彦。证人胡某证明自己是被告人胡彦之母，带给公安机关他放在家里的信利达公司的营业执照、他与谭某、姜宏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圣华元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吴某1（时任信利达公司法人代表）签订的授信合同、电信长沙分公司与信利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证人陈某证明自己与被告人胡彦是高中同学，他陆续找自己借款，为此在2015年下半年出具了1张100多万元的欠条，2015年9月至11月归还了127200元，之后未归还，2016年年初就找不到他，至今没有联系。证人毛某证明自己与李某3是同事，2015年他儿子被告人胡彦找自己借钱，自己分4次一共借给他115万元，之后在2015年9月与11月归还了92900元，其余借款及利息都没有还。证人李某1证明自己与被告人胡彦以前是同事。2017年前后他多次找自己借钱，为此自己还办了2张信用卡，他拿去用。2016年银行说信用卡逾期，自己就拿了回来。他转给自己的钱都是还之前欠的钱。证人李某2证明自己与被告人胡彦于2015年初认识后，他陆续找自己借过一些几万元，基本上还清了，2016年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证人刘某2证明自己的母亲吴某2与被告人胡彦的母亲胡某是朋友，因此于2015年3月认识后，他找自己借了60万元，之后他分5次归还了12万余元，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证人汤某证明2015年7月被告人胡彦找自己借了2万元，9月才归还。自己没有经营或参与过手机业务，他从来没有向自己买过手机。证人罗某证明2014年12月被告人胡彦说要借200万元，承诺借款1个月并给予高额利息，自己就借给他60万元，还跟刘喜文、刘献忠讲了，她们借给他140万元，按照被告人胡彦的要求分成28笔、每笔5万元转给了他。之后一直到2016年初共计还款200余万元，还有一些利息没有给。2015年10月27日被告人胡彦又找自己借了3万元，之后还了一些钱。证人马某证明2015年7月被告人胡彦找自己借了3万元，大概2个月后归还。证人凌某证明自己不认识信利达公司的李某3与胡彦，也没有业务和经济上的往来。自己将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借给了姚某使用。证人姚某证明自己借用了凌某的建设银行的账户。2015年6月被告人胡彦用1辆奔驰轿车作抵押借款10万元，之后分7次至2016年3月共归还119500元，之后他把车拿回去了。证人王某证明2015年被告人胡彦找到自己当时所在的前海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借款10万元，之后至2015年10月陆续归还。3、信利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材料、信利达公司2015年9月11日股东会决议等书证，证明2009年8月28日，李某3发起成立信利达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李某3出资457.2万元，占股90％，鲁浩云出资50.8万元，占股10％，法定代表人为李某3。2015年9月11日，李某3将所持的50％的股权转让给被害人吴某1（李某3还出资40％），鲁浩云将所持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人胡彦，由被害人吴某1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全权代表该公司进行对外融资的洽谈与沟通等事项，被告人胡彦与李某3任董事。2016年5月9日李某3再次担任信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4、长沙电信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与信利达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签订的《政企业务代理协议》、2013年7月24日签订的《政企业务代理变更协议》、2013年8月15日签订的《政企业务代理补充协议》、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政企客户租机业务”合作协议》、2015年3月2日长沙电信公司与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签订的《零预存担保租机协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出具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政企行业代理分成结算规则的通知》、长沙电信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与信利达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说明与证人刘某1提交的长沙电信公司与信利达公司合作、由该公司提供手机的情况表，证明上述长沙电信公司与信利达公司合作的事实。5、信利达公司2015年9月11日与2015年9月14日出具的《承诺书》，证明该公司负债为向吴某2、湖南海鸿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与李某3／胡某借款合计455.67万元，以上借款已全部投入该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的“政企客户租机业务”项目，项目总应收款款项为693.53万元。2015年9月14日同意该公司董事长吴某1全权代表该公司进行对外融资的洽谈与沟通等事项。6、电子邮件、收款收据等书证与长沙电信公司财务部出具的《说明》，证明2015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胡彦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害人吴某1发送盖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收款专用章”的内容为分别收到信利达公司“政企客户行业终端订购”80万元、15.96万元、49万元、200万元、20万元、14.578万元的收款收据。长沙电信公司财务部于2020年3月27日证明该公司从未开出过上述收款收据，也未收到过上述资金，该公司与信利达公司无上述业务发生。7、2015年10月26日被害人谭某与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2016年4月23日被害人谭某与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与2016年4月23日被害人谭某与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证明上述被害人谭某对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代理运营的的业务进行投资的事实。8、《项目合作投资收据》，证明2015年11月13日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出具收到被害人谭某30万元的收据。9、2015年10月28日被害人姜宏与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签订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项目投资收据》与汇款申请书，证明上述被害人姜宏对信利达公司与长沙电信公司合作运营的的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零预存租机项目进行投资的事实，2015年10月29日被害人姜宏向信利达公司汇款25万元，当日代表信利达公司的被告人胡彦出具收到被害人姜宏30万元的收据。10、2015年12月30日被害人吴某1作为信利达公司“法人代表”与圣华元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授信合同》，证明圣华元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针对长沙电信公司与信利达公司签署相关电信项目合作协议提供资金支持的事实。11、证人毛某提交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与还款计划书与证人陈某等人的银行交易清单，证明被告人胡彦分别向证人毛某、陈某等人借款的事实。12、被害人谭某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害人谭某收到被告人胡彦转账合计135000元的事实。13、被告人胡彦的银行交易清单，证明上述被告人胡彦与各被害人及证人毛某、陈某等人资金往来的事实。14、湖南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鉴定，信利达公司收取被害人谭某项目合作资金97万元、被害人姜宏项目合作资金30万元，合计127万元，其中现金5万元、银行账户收取122万元。银行账户收取之后去向为支付到个人账户／公司账户689610元、被告人胡彦名下各账户172743元、购电费用6582.01元、取现5000元、消费146327.75元、手续费25元、账户管理费用150元、各时点资金余额合计199562.24元。15、立案决定书、在逃人员登记表与抓获经过材料等书证，证明公安机关在接到各被害人报案后经侦查发现被告人胡彦涉嫌实施合同诈骗，遂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侦查，并决定对被告人胡彦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2019年7月12日被告人胡彦在长沙市开福区洲际酒店因被发现是在逃人员而被公安机关抓获。16、被告人胡彦的身份、现实表现材料，证明被告人胡彦的年龄、住所等基本信息，案发前无犯罪记录。17、被告人胡彦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被告人胡彦在被抓获后对上述事实均供认不讳，并供述称2015年9月份左右找吴某1融资时，因为自己在外欠债等原因，长沙电信局已经不愿意将业务给自己做了，而且该电信业务也不能使公司盈利，故自己就没有想做该业务了，而是将融资的钱用于还账及个人消费。自己因无力归还所借的资金及高利贷，以及吴某1的融资资金，所以才跑的。自己将手机停机，之后去四川，2018年11月份又回了长沙，并一直中断与外界的联系，自己租房住，直至被抓。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均予核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胡彦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胡彦系初犯、无前科，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胡彦的辩解意见与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如前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胡彦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12日起至2025年1月11日止）。二、责令被告人胡彦退赔各被害人损失（其中退赔被害人姜宏30万元、被害人谭某83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阳 勇人民陪审员  王建春人民陪审员  章海如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杜方桂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