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7民终1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平，男，生于1972年1月15日，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陕西恒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航，陕西恒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台路支行，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侧。分责人：吴省伟,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喜，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伟平与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台路支行（以下简称为工行天台路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2019)陕0702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工行天台路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伟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伟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关于在境外是否关闭芯片磁条交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违反法律程序。1.2016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70号），其中提到“自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而事实是，该关闭磁条交易仅限于境内，并不包括境外。在境外，依然可以通过磁条进行交易。在2016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信息泄露风险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6】192号），决定开展银行卡信息泄露风险专项排查工作，前述的银发【2016】170号便是开展该次专项排查的重要依据。在该文件所附的《银行卡信息泄露风险专项排查列表》中，“伪卡欺诈风险管理”部分，对商业银行的要求为“应制定切实的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确保系统于2017年5月1日起关闭ATM终端、POS终端、XX线XX道复合卡的磁条交易。”该表述足够证明，即XX线XX道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境外并不受影响。2.上述两份文件，工行天台路支行于2019年6月5日通过EMS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原审法院进行了提交，并随文附上了相关事实的情况说明，但是原审法院并未组织质证认证。二、张伟平多次前往澳门违法套取外汇，所涉数额已经达到定罪标准，其违法犯罪行为与其资金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正常情况下，张伟平在境外通过取现途径无法完成超过等值1万元人民币的交易，其只能通过POS机虚假消费交易进行套现，而正规、守法的商户，在不发生实际交易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虚构交易之后进行交易退款的方式，帮助持卡人进行套现的。其只能是在非法的商户处完成相应的套现交易，此无疑加大了借记卡信息及密码被窃取的风险，为不法分子窃取其卡片信息及密码提供了便利条件。仅2018年张伟平在澳门累计刷卡套现6169339元便已经达到入刑的标准，足以反映其主观上对借记卡信息和密码的泄露存在较大的过错，其放任了借记卡在非法环境下使用面临的风险，其过错行为与最终卡片信息被窃取、并造成资金损失，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本案所涉及的资金损失，应由张伟平自行承担。三、境内POS机不得跨境使用，张伟平明知其在澳门使用的POS机为非法改装的设备，仍然多次使用，对卡片信息被窃取存在明显过错。四、张伟平并未妥善保管其借记卡密码。从账户交易情况来看，2018年张伟平多次出境，并将借记卡出借或者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业务，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张伟平将其借记卡的密码交给多人，使其密码丧失了交易密码应当具备的私密性、唯一性以及专属性。有三笔交易刷卡小票上的签名均非张伟平本人所签，据此可知，使用其借记卡及知晓该卡密码的人不在少数。五、张伟平未妥善保管其借记卡密码，且对借记卡伪造存在重大过错，原判决判令工行天台路支行承担80%责任，张伟平仅承担20%的责任明显不当。持卡人没有尽到妥善保管密码义务导致伪卡盗刷的，一般承担资金损失50%的责任。六、原判决关于损失分担的基础认定不当。张伟平在收到第一笔银行卡异常交易短信时，就应当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拨打工商银行客服电话，阻止后续损失的发生，对于其未及时止损造成的扩大损失，理应由其自身承担责任。本案关于损失分担的基础应为第一笔285316.44元，而非1258316.04元。七、原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仅以商业银行应对存款人借记卡资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商业银行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和加以使用，却对持卡人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数据信息被非法窃取和加以使用未予甄别，明显违背立法精神以及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八、张伟平涉嫌黑社会组织犯罪被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区分局立案侦查，其所经营的南郑县联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及个人账户均被公安机关冻结，本案所涉资金是否为赃款，有待公安机关查明。如经查明确系赃款，本案所涉资金便不属于张伟平个人合法财产，不应得到保护。张伟平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70号）的适用没有错误。该文件是以紧急通知的方式下发的，表明银行卡盗刷的问题非常严重，各商业银行应立即遵照执行，而不应区分境内境外。一审中，工行天台路支行未提交该份文件，工行天台路支行是在2019年6月5日邮寄给原审法院，此时第二次庭审已经结束一月，合议庭已经合议完毕，判决书已确定15天，一审法院不应对该文件组织质证。二、张伟平境外套现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与本案银行卡被盗刷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使构成犯罪，也不会成为工行天台路支行免责理由。三、如果发卡银行不能保证自己的终端识别并排除伪卡，银行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发卡银行不能只管盈利，却不管或放任自己的终端设备不能识别伪卡，加重持卡人的义务。四、张伟平因刑事案件相关账户被冻结情况属实，在案件没有定案的情况下，只是限制账户人使用，并未定性为涉黑的赃款，目前仍然属于张伟平夫妻的合法共有财产。即使涉及刑事案件，与本案合同关系的民事纠纷无关，并非因储蓄关系犯罪，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钱款是犯罪所得。其他答辩意见与上诉理由一致。张伟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工行天台路支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以全部赔偿金额1258316.04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3日起赔偿张伟平的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工行天台路支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张伟平确实曾委托司机代办取款、转账业务，数次前往澳门使用POS机刷卡，但不能认为张伟平会因此向犯罪分子泄露密码。二、即使认为张伟平让他人代办业务或刷境外POS机存在密码泄露的可能，但是本案境外犯罪分子的七次成功盗刷，是否采用通过输入密码的唯一方式完成尚无法确定，自然不能在盗刷方式不明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三、退一步讲，即使盗刷交易仍然需要输入密码，也无法证明密码的获得途径与张伟平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四、工行天台路支行严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170号文的规定，没有在央行规定的最后期限前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是本案盗刷成功的关键原因，若工行天台路支行遵从该规定，就根本不会存在银行卡被他人盗刷的问题。工行天台路支行辩称，张伟平应当对其已经尽到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案件审理过程中，张伟平并不能向法院证明其尽到了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更不能证明其密码泄露是由工行造成的，其本应承担不少于50%的责任。本案所涉的七笔境外盗刷，工行天台路支行在一审中已经证明均验证了密码，也就是说，持卡盗刷的不法分子知晓该银行卡密码。该7笔交易均为“接触式读取磁条”并且“交易中包含PIN”,说明了该7笔交易是输入了密码的。三、工行天台路支行并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张伟平银行卡信息泄露导致被盗刷，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妥善保管其银行卡及密码，且多次使用该银行卡从事违法活动。原告张伟平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258316.04元，并承担从2018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的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8月26日，原告张伟平在被告工行汉中天台路支行处申请办理了卡号为XXXXXXXXXXX********的借记卡一张（芯片磁条复合卡），原告当日申请开通了网上银行（U盾）、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手机短信提示业务，原告在被告处预留的手机号为1331096****，该借记卡未设有副卡。截止2018年12月5日，原告在该借记卡内存有资金的余额为1258363.94元。根据借记卡账户交易的后台数据信息，以及相关商户的收单信息显示，自中国北京时间2018年12月13日上午6时7分7秒至上午8点51分45秒（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4时7分至2018年12月12日18点9分30秒），原告涉案的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通过交易终端POS机连续刷卡消费七笔，消费金额共计1258316.04元。具体刷卡消费情况如下：（1）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4时7分，在XX大道XX号、比佛利山庄刷卡消费人民币285316.44元（折合美元41391元）；（2）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4时8分，在美国洛杉矶罗伯逊大道消费人民币415142.97元（折合美元60225元）；（3）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4时22分38秒，在美国洛杉矶昌兴珠宝有限公司消费人民币308849.83元（折合美元44805元）；（4）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6时40分21秒，在美国洛杉矶阿卡迪亚鲍德温大街刷卡消费人民币27197.47元（折合美元3945.55元）；（5）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6时51分44秒，在美国洛杉矶罗斯米德大街8450号刷卡取现人民币1394.15元（折合美元202.25元）；（6）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7时55分55秒，在XX大道XX号XX号XX中心以“于某某”名义刷卡消费人民币131336.14元（折合美元19053元）；（7）美国纽约时间2018年12月12日18时9分30秒，在XX大道XX号XX号XX中心以“于某某”名义刷卡消费人民币89067.04元（折合美元12921元）；根据原告在被告处预留的手机短信提示：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6点07分至上午8点40分，原告借记卡在该期间在美国洛杉矶陆续刷卡消费七笔，共计消费1258316.04元，具体刷卡消费情况如下：2018年12月13日上午6点07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285316.44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6点08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415142.97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6点22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308849.83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6点55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131336.14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7点09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89067.04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8点40分，通过POS机刷卡消费人民币27197.47元；2018年12月13日自上午8点07分，通过POS机刷卡取现款人民币1394.15元，产生手续费12元。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时，其本人身在汉中，当时时正值早上，通过手机短信提示发现其本人借记卡在美国被刷卡消费，即于当日上午8点02分拨打其客户经理手机（手机号1530916****），向其反映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的情况，该客户经理电话上告知原告通过拨打95588进行挂失处理。此时，自2018年12月13日上午6点07分至2018年12月13日上午7点09分被刷卡消费人民币89067.04元，原告借记卡已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五笔，金额共计1229711.92元。此后原告通过拨打95588进行挂失处理均未成功。原告于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赶到被告天台路支行营业处支行大门虽开，但工作人员尚未正式营业开展业务工作。被告保留的视频资料经当庭播放显示，原告到达被告营业大厅后，给被告窗口业务人员递交了借记卡，业务人员审查了原告的借记卡，也拨打了95588进行挂失，开始未获成功，至9点10分24秒才在窗口通过人工操作正式挂失。随后，经与被告工作人员沟通，原告即赶往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西关派出所报案，公安派出所登记后以“被信用卡诈骗”受理了该案，该案至今尚未侦破。原告在赶往公安派出所途中，被告负责原告借记卡的业务经理给原告发送了原告借记卡于当日8点50分33秒刷卡消费27197.47元的手机截图，该截图显示此时借记卡当日已刷卡消费六笔，共计金额1256909.39元。此后，被告业务经理给原告发送的另一份手机截图显示，至当日上午10点55分15秒，原告借记卡又刷卡消费1394.15元，并产生手续费12元。手机截图显示，原告借记卡自2018年上午6点07分至当日上午10点55分15秒，在美国洛杉矶累计刷卡消费七笔，交易金额共计1258316.04元。上述手机截图系被告业务经理从本单位营业窗口的工作电脑中拍摄后给原告发送。事后，无论是根据借记卡账户交易的后台数据信息，以及相关商户的收单信息，还是原告手机银行提供的短信提示，以及被告业务经理给原告发送的借记卡消费截图，都无法确定原告借记卡于2018年12月13日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七笔共计金额1258316.04元，是否是提供输入密码后消费支取，在被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材料中，其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的七笔刷卡消费的支取方式。后原、被告双方为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1258316.04元的责任问题产生纠纷，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予以赔偿。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16）17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规定，自2016年9月1日起，使用金融IC卡降低磁条卡交易风险，“自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涉案原告借记卡，自2013年8月26日在被告处申请办理使用至案发时，被告并未按照上述《通知》的要求，关闭原告借记卡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并给其换发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要求的符合安全交易的金融IC卡。还查明，原告曾于2018年2月13日、2018年7月24日，委托王杰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2018年6月25日委托范莉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2018年8月29日委托刘安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在委托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后，未到被告营业场所对原使用密码进行修改。原告也曾前往中国澳门在博彩机构使用POS机刷卡取现进行博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向原告发方了借记卡，原、被告之间即建立了借记卡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当为借记卡纠纷，原告以储蓄存款合同起诉案由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告起诉工行汉中分行后，工行汉中分行辩称其不是原告借记卡的发卡银行，表示工行汉中天台路支行为原告借记卡的发卡银行，经一审法院依法示明后，原告书面将工行汉中天台路支行变更为适格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的规定，发卡行对存款人借记卡内的资金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并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和加以使用。同时，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对其借记卡的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理应承担伪卡的识别义务，发卡行未尽该义务以致发生伪卡交易、持卡人资金被盗刷，应负合同责任。被告工行汉中天台路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及原告借记卡的发卡行，负有保证原告借记卡内资金安全的基本义务。借记卡要完成正常的交易，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使用合法有效的真实的借记卡，二是使用正确的借记卡交易密码，二者缺一不可。本案原告借记卡内的资金自北京时间2018年12月13日上午6点07分至当日上午10点55分15秒，在美国洛杉矶被连续七笔刷卡消费，消费金额达1258316.04元（包括手续费12元），根据原告自己的陈述、汉中市公安局公民出入境记录回执、被告营业厅视频监控录像、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报案记录，可以确定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时，原告本人在汉中市汉台区，并不在案发地美国洛杉矶。同时根据被告提供的天台路支行营业厅视频监控录像，以及在被告营业窗口柜台办理挂失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刷卡消费时，该借记卡真卡系由原告本人持有。由于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盗刷资金时原告本人在陕西汉中住所地，且案发时借记卡真卡也由原告本人持有，可以认定原告的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系使用伪卡进行交易，被盗刷卡内资金1258316.04元。原告的借记卡能够被他人使用伪卡获得成功交易，说明被告银行制发的借记卡及交易系统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不能有效的识别伪卡，致使原告借记卡内资金被盗刷。另外，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6月13日发布的银发（2016）17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规定，自2016年9月1日起，使用金融IC卡降低磁条卡交易风险，“自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该通知同时要求“加强支付敏感信息的保护，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应在客户端某某与服务器、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进行通道加密和双向认证……”。但自2013年8月26日被告给原告发放了涉案的借记卡，至原告的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使用伪卡盗刷1258316.04元，期间被告并未遵守中国人民银行上述《通知》的规定要求，关闭原告借记卡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并给其换发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要求的符合安全交易的金融IC卡，被告对原告借记卡因此被在美国洛杉矶使用伪卡盗刷1258316.04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以上两点，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对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盗刷造成的经济损失1258316.04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庭审中，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委托多人代其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且委托事项办理结束后未变更交易密码的事实，因此存在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加之原告多次前往中国澳门通过POS机刷卡取现，借记卡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中交易，也增加了借记卡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原告对此事实并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原告的借记卡内资金是被他人使用伪卡盗刷，原告多次委托多人代理借记卡支付业务后未及时更换密码，且数次前往中国澳门通过POS机刷卡取现进行博彩，确实存在泄露借记卡交易密码的可能性。原告作为借记卡的持有人和交易密码的设定权人，对借记卡交易密码疏于管理，在使用借记卡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既增加了借记卡被盗刷的风险，也给被告对借记卡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增加了被告管理借记卡的成本，原告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应当适当减轻被告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使用伪卡盗刷造成经济损失1258316.04元，以及被盗刷资金1258316.04元自盗刷之日2018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的利息损失，原、被告双方均负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被告对此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借记卡被盗刷造成的经济损失1006652.83元，即：1258316.04元×80%=1006652.83元，并以1006652.8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3日起按照80%的比例，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余20%的经济损失由原告自负。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除过持有借记卡真卡之外，其本人或他人可能还持有一张以上的复制卡进行刷卡消费，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对此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被告辩称，原告的借记卡于2018年12月13日上午6点07分即开始被盗刷，但没有及时拨打根据语音提示完成的95588进行挂失，造成借记卡陆续被盗刷七笔，对于因其延误挂失被盗刷的经济损失应由其自负。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借记卡的确是从上午6点07分在美国洛杉矶被盗刷资金，但原告说明该时间其正在睡觉休息，至上午8时左右才看见手机银行短信提示，说明意见符合中国公民一般的生活作息规律和手机使用习惯，可以采信。原告发现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盗刷多笔后，随即于上午8点02分即打电话告知被告公司负责原告借记卡业务的业务经理，告知借记卡被盗刷，并根据其业务经理的指示拨打通过语音提示才能完成的95588进行挂失，但原告操做挂失失败，直至原告于上午8时30分左右赶到被告营业大厅，后被告营业窗口工作人员使用原告手机拨打95588进行挂失，也未获成功，及至当日上午9点10分24秒才通过刷卡成功办理挂失业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一个普通的借记卡使用客户，在发现借记卡被盗刷后，毫不延迟的向其借记卡业务经理报告情况，并按要求拨打挂失电话，并在被告营业的第一时间在其营业窗口进行挂失，及至到公安机关报案，关于原告借记卡在美国洛杉矶被伪卡刷卡消费的责任问题，综合以上事实、法律法规及金融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在原告借记卡被盗刷案发后，相对于原告的一般认知，其当时所能采取的措施已经符合对持卡人应有的要求，并无不当。被告上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另，被告提出被案借记卡被盗刷已在公安机关报案，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刑事案件的侦查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该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台路支行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张伟平借记卡（卡号为XXXXXXXXXXX********）被盗刷损失的资金1006652.83元，并以1006652.8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3日起按照80%的比例，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伟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24元，由原告张伟平负担3224元，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台路支行负担12900元。二审期间，工行天台路支行提交证据：一、（2019）陕0703民初2826号民事裁定书，来源于裁判文书网，证明张伟平目前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被公安机关抓捕立案侦查。二、三份工商银行凭证，来源于工商银行，证明张伟平的账户已经被公安机关两次冻结，张伟平银行卡资金涉嫌违法犯罪，不能证明是合法的财产。三、南郑县联辉建材的企业信用报告，来源于企业信息网，证明南郑县联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被查封以及张伟平的个人账户被查封是有关联的。张伟平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是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以法庭核实为准，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张伟平涉案的刑事案件在没有结案之前，他的全部财产都不能认定为赃款。即使是赃款，在没有追缴前，是张伟平夫妻的合法占有财产，合法占有就是权利状态，对合法占有的财产造成侵害，侵权人仍然要承担责任。经审核，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资金系违法所得，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张伟平多次前往澳门用POS机套现、委托他人代办使用借记卡的过错行为与一审法院判决的资金损失责任承担比例是否相适应？三、一审判决关于资金损失分担的基础数额认定是否适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工行天台路支行在庭审后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70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信息泄露风险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6】192号）两份文件属于国家相关部门印发的文件，不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或证据，无须组织双方质证，一审程序合法，且一审法院引用的银发【2016】170号中“自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的该句话，是文件中的原话，该句话中并有“境内境外”等定语，银办发【2016】192号文件中所附的《银行卡信息泄露风险专项排查列表》相关表述不足以从效力上改变或否定银发【2016】170号中的规定，故工行天台路支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工行天台路作为银行卡的制作发放机构,同时也是经营存贷储蓄业务的金融企业,掌握银行卡的制作技术和加密技术,应当具备识别真伪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故应当承担对银行卡真伪的审查义务,以保证持卡人的卡内资金及用卡环境安全。本案中,借记卡被盗刷时,张伟平未离开汉中,借记卡也没有丢失,足以认定被盗刷的借记卡为伪造,而工行天台路支行未能成功识别出系伪卡交易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承担，且工行天台路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及时为用户更换金融IC卡是导致本案损失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张伟平多次委托他人办理借记卡支付业务及多次前往澳门通过POS机刷卡取现进行博彩，确实存在泄露借记卡交易密码的可能性，增加了借记卡被盗刷的风险，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适当，不予调整。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赔偿基数的问题，工行天台路支行虽然给张伟平发送了账户变动提示短信，但是该行为并不能免除其作为发卡行所应承担的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且张伟平不存在故意扩大损失或怠于行使权力的不合理行为，故工行天台路支行主张按照第一笔盗刷金额作为基数进行赔偿，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24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天台路支行负担12900元，由上诉人张伟平承担32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杪审 判 员  房建军审 判 员  岳 媛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徐晓倩书 记 员  石芮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