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3民初398号 原告：罗朝招，男，198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原告：邓玉芳，女，193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君，女，194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系死者亲属，公民代理。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扶风，四川法典（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静，女，197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钱林，男，197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炳，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朝招、邓玉芳与被告徐静、钱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罗朝招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君、王扶风，徐静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朝招、邓玉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本案案由为雇员受害纠纷，被告赔偿原告因亲属死亡所致赔偿金766248.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68389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9670元）、丧葬费32358.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事实及理由如下：被告一家三口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1566号17栋2单元101号购置别墅房产并定居多年，2016年正月，被告家庭雇请原告近亲属邓维春到该住址该家庭提供保姆服务，并一直服务至2019年8月31日邓维春死亡止。2019年8月31日，原告按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石羊派出所电话通知，告知邓维春死亡。嗣后该单位出具《遗体处理通知》，同日原告将邓维春火化。被告家庭从未为该事件向原告方表达过任何的歉意，也未向原告方支付过任何的钱款，反而一直指责原告亲属之死亡给其带来晦气。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以及《侵权法》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损害接受劳务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民法通则》适用公平原则，原告就近亲属在雇主家中死亡一案提起诉讼，要求雇主承担雇员受害死亡所承担的全部责任。 徐静、钱林共同答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出如下：一、邓维春系自杀身亡，并非因劳务造成死亡。本案案由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系因提供劳务而死亡，其死亡原因是上吊自杀，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可以证明死者死因是自缢，其余身体没有暴力损伤。因此，公安机关根据尸表检查、现场勘查、周边调查走访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并且于2019年9月6日已告知原告罗朝招，罗朝招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明确对于公安机关告知的排除刑事案件可能的结论并无异议，并第一时间对尸体进行火化。显然，上吊自杀身亡并不属于因劳务造成的死亡。即使死者在被告家中做保姆期间选择上吊方式结束生命，也与劳务本身没有关系，死者并不是因为遛狗、烧早饭等劳务工作的意外而导致死亡。因此，本案中，死者与被告之间并没有劳务责任纠纷。二、被告徐静已第一时间采取抢救措施。事发时，被告钱林并不在家中，而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等证据，都可以证实被告徐静在发现死者上吊后已经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剪断上吊的绳子，并拨打110、120及联系物业保安到现场，已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其认为可能的抢救措施，因此，被告已采取合理措施，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根据侵权责任法，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死者邓维春虽然在被告家中提供劳务，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显然本案中，邓维春是故意选择以上吊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属于侵权责任法中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被告应当不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显然被告作为接受劳务方，只有当邓维春因为劳务受到损害的才可以根据过错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邓维春系自杀，而不是因为劳务而死亡，显然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邓维春因自身原因（抑郁症）导致自杀，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死者有任何不适当行为。本案中，被告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罗朝招于2019年9月6日给徐静发送微信，发现在死者手机里保存有2019年5月16日在被告家中厨房拍摄的药品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的说明书，该药品是治疗抑郁症的处方药。原告罗朝招也当庭承认其找到了给死者开具上述药物的医生，并确认医生为死者开出上述治疗抑郁症处方药的事实。根据代理人从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网址查询内容，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的主要副作用及不良反应就是“自杀意念、自杀行为、焦虑、嗜睡、疲劳、虚弱”。而本案中死者的自杀行为，生前不久的头晕、虚弱、疲劳、嗜睡的情况，第一次庭前会议时，原告、被告均讲到死者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白天在沙发上睡觉休息。2019年8月31日，徐静女儿钱愉在公安机关笔录有提到“死者最近三周很虚弱，好像生病一样，网上预约看病，且头有点晕。”2019年8月31日，徐静在公安机关笔录提及案发前半个月死者请假去医院，大女儿发现死者最近有点奇怪。上述询问笔录制作时间是2019年8月31日，此后被告徐静于次月6日通过罗朝招微信才得知死者生前服用治疗抑郁症药物的事实。显然，死者是当天早晨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连续服用了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后，因为副作用的影响才选择自杀行为。此外，被告已经提供了案发前不久，被告及其家人带死者去上海游玩的照片，可以证实死者与被告之间关系并不存在大的矛盾，且作为提供劳务的阿姨，如果认为居住不习惯，与雇主关系不好，完全可以选择离开，换一个地方工作。而死者在被告家中提供劳务四年，如果被告对死者不好，死者根本不可能在被告家中工作四年，上述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在劳务关系中被告与死者的关系融洽，没有大的矛盾。综上，代理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死者因劳务而死亡，也不能证明被告造成了死者的死亡，本案是死者自杀身亡，依法被告没有任何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徐静、钱林与其两名未成年女儿共同居住在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1566号17栋2单元101号别墅，原告罗朝招母亲、邓玉芳女儿邓维春自2016年初开始作为住家保姆，在被告家从事家政服务。2019年8月31日上午8时许，高新区分局石羊派出所接徐静报警称在高新区天府一街1566号17栋2单元101号家中阿姨上吊自杀，经120医生确诊，邓维春已死亡。公安机关经调查、法医勘验排除刑事案件。2019年9月6日，高新区分局石羊派出所出具《遗体处理通知》，死者家属将其进行火化。此后，邓维春家属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无果，通过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邀请媒体介入等多种方式均未能解决，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邓维春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为二原告。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家属向法庭提交邓维春于上吊当日07时20分向其亲戚邓维珍发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徐静怪得很又很凶”，原告家属怀疑邓维春死亡原因非自杀并向本院申请调查令。本庭依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了邓维春死亡相关调查、侦查材料。根据事发当天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显示，徐静11岁的大女儿钱某陈述，其在8点28分左右，从一楼到负一楼找“邓阿姨”问早饭事宜，在负一楼转弯处看见邓维春一动不动，大声叫也不做声，钱某很害怕就上楼告诉徐静，徐静看了一下就打电话拨打“110”和“120”，打了电话后徐静从厨房外面拿出剪刀将套在“邓阿姨”脖子上的绳子剪断。钱某还陈述，最后三周感觉邓维春很虚弱，好象生病了一样，还记得她念叨过头有点晕。徐静陈述发现死者并报警拨打急救电话的内容与钱某陈述大体一致。2019年9月2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物证鉴定室出具成高公物鉴（法病）字[2019]16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检验意见为：结合现场勘查和调查，邓维春符合自缢死亡。 再查明，2019年9月6日，罗朝招通过微信告诉徐静其在邓维春旧手机内发现邓维春曾于5月16日收藏一份药物说明书即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说明书。庭审中，罗朝招认可曾向彭州当地医院核实，邓维春曾经在该医院开具治疗抑郁症药品的事实。 又查明，经过本庭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2020年8月19日，钱林、徐静向法庭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被告钱林、徐静在坚持本案中被告不存在过错，不存在刑事民事责任的前提下，考虑到被告及其家人与逝者邓维春之间的感情以及邓维春家庭的实际困难，现被告自愿在判决生效后给予逝者邓维春家属人民币三万元的资助”。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主体资格证明，亲属关系证明，《遗体处理通知》、《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及庭审记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可以证明死者死因是自杀行为。自杀属于典型的受害人主观追求损害结果的行为，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其希望的，因此，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侵权人。但是，引发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界刺激因素作用，又有本人身体原因、心理承受能力的影响。如果行为人具有侵权行为并造成受害人自杀的后果，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就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事实，死者邓维春生前曾到医院开具治疗抑郁症药品，但其家属及雇主对其患病情况均不知情，邓维春生前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采取了自缢方式自杀，引起其自杀的原因无法查明，原告提交的微信“徐静怪得很又很凶”属于邓维春对徐静的负面评价，仅凭此条微信内容并不能得出徐静对邓维春实施了具体侵权行为且导致其自杀的结论，原告无证据证明徐静对邓维春的死亡具有过错；原告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追究被告侵权责任，该法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邓维春死亡并非属于法条所规定从事劳务受损的情形，故原告主张二被告具有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被告钱林、徐静自愿资助原告30000元补偿款，系被告对其合法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静、钱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朝招、邓玉芳支付补偿款30000元； 二、驳回原告罗朝招、邓玉芳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731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罗朝招、邓玉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唯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