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63958号原告：沈某1，男，194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沈某2（兼沈某1代理人），男，197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史某1（兼史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3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史某1之子），男，196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史某3，男，194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史某2，男，194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沈某1、沈某2诉被告史某1、史某3、史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1、沈某2，被告史某1（兼史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告史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某1、沈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沈某1、沈某2对潘某于2001年1月9日与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法定继承份额；2、诉讼费由史某1、史某3、史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1月9日，潘某与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且缴纳了购房款。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西里×号楼×门692室（以下简称692号房屋）。2007年1月，潘某去世。史某4要求法定继承潘某房产，法院判决潘某生前所立的两份遗嘱无效。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则以再次与史某1之子张某于2008年6月签订并倒签日期为2001年1月9日。史某4于2018年8月8日去世，潘某于2007年去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史某4对潘某与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份额，应由其丈夫沈某1和儿子沈某2依法继承。由此，我们共同作为原告，起诉史某4的三位兄弟姐妹即史某3、史某2、史某1，请求法院认定我们法定继承潘某与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以及我们应继承的份额。史某1、史某2辩称，我的父亲史某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离休干部，生前分得三居室福利公房一套。1992年，他去成都出差时，突发脑溢血病逝。此后，三居室一套公房的承租关系转到我的母亲潘某名下。潘某家原居住的三里河×区×栋×门×号被拆迁房是承租公房。因拆迁安置所获得的三套拆迁安置房×号、×号和×号是拆迁安置公房。×号房屋是1998年三里河×区进行危房改造的拆迁安置公房，而不是一般公房。拆迁方（甲方）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简称“联建办”）《致三里河二区拆迁居民的一封信》、×号房屋×号《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这三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充分证明×号房屋同时拆迁安置潘某、张某两个人，二人享有同等的拆迁被安置权利。张某是×号房屋唯一健在的拆迁被安置人，也是唯一健在的2001年《房屋买卖契约》签约购房人。因此有优先购买×号房屋的权利。2001年《房屋买卖契约》合同项下的权利人仅有潘某和张某二人。中联委2001年预售拆迁安置公房时，没有取得待售房屋的产权证和上级主管部门国改办同意售房方案的批文。2001年与18户拆迁安置户签订的预售房意向性《房屋买卖契约》。该契约存在两个严重缺陷，无法缴齐购房款，因不具备在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条件，而无法为购房人到海淀建委办理所购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沈某1、沈某2无权直接继承潘某2001年购房契约项下权利。张某是×号房屋唯一健在的拆迁被安置人，他在×号房屋中享有拆迁被安置合法权利。2008年张某与中联委签订的有效的×号房屋正式《房屋买卖契约》，其项下权利张某独享。因此，必须优先保证张某在×号拆迁安置房中拆迁被安置合法权利，以及2008年张某有效《房屋买卖契约》项下的合法权利！史某3辩称，潘某未取得×号房屋所有权，该房屋不是潘某遗产。潘某的契约只是意向合同书，不能在建委登记存档，不具有正式购房契约实现产权转移的基本权利。国管局批文同意中联委2007年售房方案，确认×号房屋合法购房人是张某，不是潘某。潘某未取得×号房屋合法购房权，所以沈某1、沈某2不能通过继承取得×号房屋合法购房权，也不能通过继承把潘某契约在建委登记存档、办理产权证。可见，潘某契约项下的权利非常有限，仅体现在中联委认可2001年签约人的购房意向；2001年交纳了首付款。因此，2008年仍以2001年房价购房，而签约日期倒签为2001年。多个证据证明，对应于2001年潘某契约义务的首付款是史某1（替张某交）和史某3所交，从而证明2001年是史某1（张某）和史某3共同承担了潘某契约项下的义务。2001年史某1（张某）和史某3共交5万元首付款，史某1为张某购房，史某3为女儿购房，潘某没有购房的意愿，史某1和史某3也没有为潘某交钱购房的想法，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潘某承担了2001年合同项下的义务。2001年张某交了2.5万元首付款，承担了2001年合同项下的部分义务。2008年中联委正式售房时，作为潘某契约义务的实际承担者张某补齐购房全款等行为是在继续完成合同项下2001年尚未完成的义务，而与所谓继承完全无关。张某契约是在中联委取得合法售房权，张某取得×号房屋合法购房权的条件下签订的正式购房契约，在建委登记存档、办房产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张某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史某4、史某1、史某3、史某2系潘某与史某之子女。史某去世后，1998年10月15日，潘某(被拆迁人、乙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拆迁人、甲方)签订了三份《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因拆迁潘某三里河×区×-×-×正式住房三间，潘某取得3套安置用房的使用权，分别为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小区×号楼×号×居室（安置潘某及外孙子26岁、外孙媳28岁)、×号×居室（安置潘某及外孙32岁)、×号×居室（安置潘某及孙子28岁)。本案审理中，双方均确认三里河×区×-×-×正式住房三间史某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分配的承租公房。史某1、史某2、史某3主张因史某1992年因公殉职，故承租关系就转到了潘某名下，之前的承租人是史某。沈某1、沈某2表示对该房屋承租人的变更情况不了解，但1994年沈某2结婚住该房屋时，承租人是潘某。此外，双方均确认691号房屋安置的系潘某、沈某2及沈某2妻子赵纯，该房屋2008年已经办理了产权证，产权人为沈某2。史某1、史某2、史某3主张6121号房屋安置的系潘某、史某2的儿子史某5，后来史某5将拆迁权益赠与给了其妹妹史某6，该房屋2008年已经办理了产权证，产权人为史某6。沈某1、沈某2主张知道×号房屋产权没有办理到史某5名下，但其二人并未参与此事。2001年1月9日，中联委公司(甲方)与潘某(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小区×号楼×单元×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74.5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2000年度成本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首付款5万元，最终以测绘部门测定的建筑面积计算价为准（超过规定面积部分不享受工龄优惠，其价格暂按1485元计价），其余房款在产权证发放时收齐。公共维修基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4元，甲乙双方各交纳50%。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海淀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存留一份。2001年1月9日，史某1、史某3为潘某向中联委公司交纳692号房屋首付款5万元。2007年1月4日，潘某因病去世。史某1、史某3曾向中联委公司提交两份遗嘱。2007年7月6日，中联委公司取得永定路小区×号楼22套住房（包括×号房）的大产权证。2007年12月21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发出《关于同意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按房改成本价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的函》，同意中联委公司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售房范围为永定路西路×号楼×门×号等47套。2008年6月30日，中联委公司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联委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西里小区×号楼×单元×号楼房屋一套总建筑面积73.0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1485元/平方米成本价格出售给张某，总房价款86696.9元，公共维修基金价款2279.47元。该契约注明签订时间为2001年1月9日。2008年11月11日，中联委公司发出关于收回原《房屋买卖契约》的函：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9月2日已完成拆迁安置户40套房屋产权证的制证工作，在完善各项手续后进行发证。购房合同以2008年6月份重新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为准。2001年以1485价参加购房人在交首付款时所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意向合同书将予以收回。因考虑2001年购房人继续享受1485元/每建筑平方米的价格，所以我们对当年原购房人在2008年重新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依然保留2001年1月9日的时间。史某4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张某、中联委公司，请求确认中联委公司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我院于2009年4月1日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30270号民事判决书。张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07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2012）京检民抗字第0005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民抗字第18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083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9）一中民终字第0752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8）海民初字第3027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我院重新审理。经审理，我院依法作出（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潘某生前是否留有遗嘱、遗嘱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潘某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该项事实的不确定，以及涉案692号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进而实施房改相关政策如何执行亦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属于待定状态。据此判决驳回史某4的诉讼请求。后史某4起诉史某1、史某3、史某2，请求确认潘某于2002年1月12日、2003年6月28日所立遗嘱无效。我院经审理后作出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078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潘某于2002年1月12日做出的《遗嘱》无效；二、确认潘某于2003年6月28日做出的《遗嘱》无效。史某3曾起诉中联委公司、史某1、史某2、史某4，要求确认潘某与中联委公司于2001年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我院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78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史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另查，史某1之子张某向本院提起所有权确认诉讼，要求确认其为692号房屋所有权人，该案尚在审理之中。本院认为，沈某1、沈某2现要求分割确认的系该二人就潘某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中的法定继承份额，但是，692号房屋尚未办理所有权证书，而上述合同权益并非遗产性质之财产，故沈某1、沈某2应先行解决房屋买卖契约的履行事宜，再行处理相关其他纠纷。据此，本院对沈某1、沈某2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某1、沈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沈某1、沈某2共同负担，已预交5400元，余款5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 松人民陪审员  李绥奇人民陪审员  汉 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丁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