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初50号原告：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湖南省吉首市人民路州体育中心田径场正立面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00588978017X。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植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细潮，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燕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敏，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湘西创投）因与被告燕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立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黎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廖雯娜、审判员孟宝慧参加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湘西创投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孟细潮，被告燕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湘西创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燕某立即按照《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湘西创投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并支付全部股份回购价款人民币3044.38万元[计算公式：股份回购价款=原告湘西创投所持活力种业股份数额对应的全部初始投资额2000万元×（1+投资年限×10%）。其中投资年限以2014年8月27日为起算日期，以股份回购价款支付完毕为终止日期，现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共计1906天/5.22年]，并自2019年11月16日起继续计算投资年限至被告燕某完全支付完毕股份回购价款之日止；2、判决被告燕某立即向原告湘西创投支付逾期履行股份回购承诺的违约金人民币1000万元；3、判决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25日，原告湘西创投及其他两位投资人—湖南麓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麓谷创投）、湖南德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源创投）与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活力种业）签订了《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原告以2000万元认购活力种业500万股份，其余投资款的溢价部分则计入活力种业资本公积。2014年8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活力种业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了增资款人民币2000万元。同日，原告及其他两位投资人与被告燕某签订了《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第一条回购条款约定：“如在2017年12月31日前活力种业无法完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并得到受理，或者活力种业主动撤回上市发行申请或上市发行申请被劝退、被撤回或未能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审委审核通过或未予核准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受让其所持活力种业部分或全部股份。”而活力种业未能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实现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并受理。2018年1月31日，原告向被告燕某出具了《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要求被告于2018年2月28日前回购原告所持活力种业的全部股份。2018年2月12日，被告回函并确认其已知悉原告湘西创投向其出具的《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的内容，并承诺尽快按照函件要求处理相关回购事宜。然而截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一直拒绝履行相应股份回购义务，该行为已构成违约且严重损害原告湘西创投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燕某辩称：1、本案原告起诉遗漏了当事人，程序违法。案外人活力种业、德源创投以及麓谷创投系本案涉及的《增资扩股协议》或《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本案当事人。2、根据原被告等签署的《补充协议》，原告对于活力种业并不承担任何亏损，在任何情况下均能获得适当回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该《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应按照合同无效处理。3、根据本案原被告等签署的《补充协议》，原告对活力种业并不承担任何亏损，不论活力种业是否盈利，原告均能获得适当回报。除回报外，被告还需向原告支付巨额的违约金。即使该《补充协议》有效，因其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商业风险，构成了显失公平，也应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4、本案原告起诉主张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约金显著过高。原告虽提出了违约金之诉请，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失客观存在的证据。本案原告关于回购款的诉请不仅包含了原告投资款的本金部分，还包括了投资款的回报，原告主张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且《补充协议》约定违约金显著过高，应予以调整。5、原告关于律师费及财产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与《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认购了活力种业500万股股份以及原告对被告享有股份回购请求权的事实。证据2银行付款回单，拟证明原告依约向活力种业履行完毕了出资缴纳义务的事实。证据3《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拟证明原告依约向被告主张了股权回购请求权的事实。证据4《回函》，拟证明被告已知悉原告要求其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事实。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鉴于证据1中的《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原告无权要求依据《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回购。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该函只表明被告收到了原告要求回购股权的函，被告没有承诺股权回购的事实，这一证明目的只是原告对该函的理解。被告未提交证据。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审查和核实，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3、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因对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上述已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8月25日，原告湘西创投与案外人德源创投、麓谷创投共同与活力种业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约定，湘西创投、德源创投、麓谷创投均以现金认购活力种业新增股份，其中原告湘西创投以2000万元认购500万股股份，德源创投、麓谷创投各以不同的价款认购数量不等的股份。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原告湘西创投与案外人麓谷创投、德源创投共同与被告燕某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一条回购条款第（6）条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前活力种业无法完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并得到受理，或者活力种业主动撤回上市发行申请或上市发行申请被劝退、被撤回、或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审委审核通过或未予核准的，湘西创投、麓谷创投、德源创投中任何一方均有权要求燕某受让投资方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活力种业的股份。根据第（8）条约定，湘西创投提出受让要求时，燕某承诺按以下A、B两种计算方式中较高者受让湘西创投所持有的活力种业部分或全部股份：A、湘西创投要求被告实施受让时的经湘西创投委托的审计机构所审计确认的活力种业每股净资产值×投资方要求受让的股份数；B、湘西创投要求被告受让股份数额对应的初始投资额×（1+投资年限×10%），其中投资年限=投资方投资款项实际到达活力种业指定账户之日至被告受让股份之日的实际天数/365。还约定，湘西创投应书面致函要求被告燕某受让，被告燕某应于收到函件的30日内将受让对价以现金方式汇入湘西创投指定账户，并办理完成股份交割手续。该协议第九条违约及其责任约定，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同时要求违约方支付相当于本次投资总额50%的违约金。协议还载明，被告燕某为活力种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亦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27日，原告湘西创投向活力种业支付了2000万元的股份价款。之后湘西创投在活力种业公司章程中被载明为股东，同年10月27日，完成工商备案登记，湘西创投成为活力种业工商登记股东。2018年1月31日，湘西创投与案外人德源创投、麓谷创投共同向燕某发出《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认为活力种业未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已触发约定的回购条款，故要求被告燕某于2018年2月28日前回购三公司持有的活力种业全部股权。同年2月12日，燕某签字确认，本人已收到《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对于函件内容确认，并承诺尽快按函件要求处理相关回购事宜。燕某至今未回购湘西创投所持有的活力种业之股份。另查明：活力种业没有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追加案外人活力种业、德源创投、麓谷创投为本案当事人；二、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三、燕某是否应向湘西创投支付回购价款、违约金、财产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一、本案是否应追加案外人活力种业、德源创投、麓谷创投为本案当事人。本案中，湘西创投主张燕某履行回购义务的依据是《补充协议》，活力种业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方，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依法不需要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德源创投、麓谷创投虽是《补充协议》的签订方，但其和湘西创投的权利义务并非同一，具有可分性，其中任何一方均有权要求燕某履行义务，故德源创投、麓谷创投也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依法不需要追加为本案当事人。二、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案涉《补充协议》均有协议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且燕某主张撤销亦超过了一年除斥期间。故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燕某辩称《补充协议》无效，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燕某是否应向湘西创投支付回购价款、违约金、财产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订立后，湘西创投已支付了2000万元的股份价款，且成为了活力种业的股东。因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活力种业未能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材料，故本案回购条件已经成就；同时燕某也已于2018年2月12日签字确认收到《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并承诺会尽快处理回购事宜。故燕某应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向湘西创投支付回购价款，计算方式为2000万元×（1+2014年8月27日至燕某受让股份之日的年限×10%）。截至2019年11月15日的回购价款经计算为3044.38万元{2000万元×〔1+（1906÷365）×10%）〕}，之后继续按年1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关于违约金，燕某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理应向原告湘西创投支付违约金。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投资总额的50%）明显过高，且被告燕某对此进行抗辩，故本院酌情调整为2000万元的30%即600万元。燕某履行完毕上述义务后，相应的500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原告湘西创投需协助办理股份变更的相应手续。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支付股份回购价款3044.38万元（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之后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率10%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回购价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二、被告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支付违约金600万元；三、驳回原告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4401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49019元，由被告燕某负担223233元，由湖南湘西高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负担257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廖雯娜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蒋 懿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