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11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秋生，男，196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毅红，女，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平，福建华闽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福建华闽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建成，男，196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静，福建方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蔡秋生、吴毅红因与被申请人曾建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6民终1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秋生、吴毅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就本案《拆迁安置房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效力的认定，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程序不当的问题，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曾建成从事高利放贷工作。涉讼《转让协议书》是曾建成以签订转让合同为虚假民间借贷合同预先设定的担保。当时曾建成将其事先设计打印好的《转让协议书》和《收条》文本，骗取蔡秋生签字后再由曾建成本人收执。此后，曾建成未按该《转让协议书》第2条的约定，向蔡秋生支付190万元。故蔡秋生也未按该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将涉讼搬迁封房验收单原件交给曾建成执管；吴毅红也未在涉讼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及《收条》上签名。根据《转让协议书》第2条、第4条约定的该协议书和《收条》的生效条件，足以证明该《转让协议书》和《收条》尚未成立与生效。鉴于该《转让协议书》和《收条》系虚设的民间借贷的担保，且未实际履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32条、第45条和第52条等规定，应当依法认定《转让协议书》尚未成立、尚未生效和无效。同时还应依法追究曾建成的相应法律责任。 （二）原审判决关于蔡秋生签名的《收条》是否真实、有效，蔡秋生是否有收到曾建成支付的190万元的认定，存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和程序不当的问题。 借款合同系实践合同，应当以实际支付借款为生效要件。曾建成未实际支付190万元给蔡秋生、吴毅红。故本案《转让协议书》和《收条》尚未成立、生效和无效。曾建成曾就本案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另案诉讼，案经另案一二审和本案一审诉讼，曾建成关于其多次以现金形式支付190万元款项的虚假陈述，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印证，且该虚假陈述与协议载明的“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上述转让款人民币190万元整（甲方应出具收条由乙方收执）”的约定矛盾，违背常理。具体为：曾建成在另案即(2017)闽0602民初7916号案的起诉状中称“协议书签订前后，原告即将人民币190万元的购房款支付给被告，被告于2013年2月5日出具收条交原告收执”。曾建成在另案二审答辩状中称“案涉的190万元确实不是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而是在协议签订前多次以现金方式支付，至协议签订当日全部付清”。蔡秋生在另案二审2018年7月3日的庭审中，就曾建成在答辩状中所称的“至协议签订当日全部付清”，问曾建成“在当日之前多次支付现金，每次支付多少？时间与地点？”曾建成答“我们是说有多次支付，每次都是三十万元、四十万元的支付，最后一笔是三十万支付。签订合同之前十几天就开始陆陆续续支付款项”，即又编造签订转让协议当天最后一笔款项付清了30万元。曾建成在本案的起诉状中称“原告已经依约将购房款190万元支付给两被告”。“依约”即是按《转让协议书》第2条“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上述转让款人民币190万元整”即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190万元。曾建成在本案二审2019年7月11日的庭审中再次称“借款给他的用途是向他买房子。当时我本来要汇款给蔡秋生但是因为他有其他的案件，所以叫我用现金交付。2012年12月21日付了30万元，2012年12月30日付了40万元，2013年1月7日付20万元，2013年1月12日付了30万元，2013年2月1日付了40万元，2013年2月5日签订合同的那一天付了30万元。他每笔都有签收条给我，最后一笔给他钱之后，他就把之前的收条都拿回去，重新出具一张190万元的收条给我”，即又再次编造签订转让协议当天付最后一笔款项30万元；并为此提供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福建海峡银行对公交易对手信息表》。该证据不仅无法证明曾建成欲证明的内容，反而证明其答辩主张根本不符合《转让协议书》和《收条》载明的事实。 曾建成的上述虚假陈述，可证明其已自认其根本没有履行“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蔡秋生、吴毅红付清人民币190万元整的事实；也根本不存在曾建成在协议未签订之前就已多次履行支付190万元的事实；亦根本不存在曾建成在协议签订之后履行支付190万元的事实。即曾建成根本不可能违背常理在没有签订协议之前多次支付巨额现金达190万元给蔡秋生、吴毅红，而不在由曾建成事先打印好的《转让协议书》和《收条》文本中予以载明。曾建成上述虚假陈述违背常理也和《转让协议书》载明的“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上述转让款人民币190万元整”约定不一致。此外曾建成未按协议书约定向蔡秋生索取涉讼搬迁封房验收单原件及并未要求吴毅红在《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和《收条》上签名，也有违常理。 综上，曾建成就本案提出的诉求不能成立。蔡秋生、吴毅红就本案所举证据并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已足以证明蔡秋生、吴毅红确未收到190万元，原判有误。 （三）曾建成关于“已经依约将购房款190万元支付给两被告”的虚假陈述前后矛盾、违背常理，不具有关联性，不能成立。本案应由曾建成承担证明其“已经依约将购房款190万元支付给两被告”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在蔡秋生、吴毅红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按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判断查证本案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曾建成依法仍应就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能证明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以“被告蔡秋生亦无其它证据证明未实际收到款项，故对该项抗辩本院不予认可”；二审以“曾建成主张已支付款项190万元给蔡秋生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强于蔡秋生抗辩未收到曾建成所支付的190万元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应当认定蔡秋生已收到曾建成现金支付的190万元”所作的判决认定，违背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转让协议书》和《收条》系为虚假民间借贷合同预先设定的担保，违反《担保法》《合同法》禁止性规定，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认定利息的依据。且《转让协议书》并非民间借贷合同，该协议第6条也非民间借贷合同的利息约定条款，该协议约定的履行偿还转让款及利息所附期限和条件，仅至安置房实际安置时的前一个月届满，超过所附期限无法履行，则约定的附条件偿还转让款及利息的条款即失效。《转让协议书》第6条对超过偿还转让款及利息所附期限届满之后并没有约定利息。曾建成就本案主张的利息属《民间借贷规定》第25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范畴。原审法院既认定蔡秋生“于2017年5月24日验收上述房产，现上述房屋由两被告实际执掌”，即本案安置房实际安置时的前一个月应为2017年4月24日，即按协议仅应计算约定的利息至2017年4月24日止。在《转让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应当按协议约定履行安置房转让；在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无效合同处理原则，仅应偿还基于无效合同取得财产即转让款本金，并根据过错责任承担赔偿损失，而不应当判决偿还超过偿还转让款及利息所附期限至安置房实际安置时的前一个月届满之后，双方没有约定的利息。故原审根据《转让协议书》第6条判决蔡秋生、吴毅红承担偿还借款190万元和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和程序不当。 （五）涉讼《转让协议书》和《收条》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所作的认定不一致，法院未依法就此进行释明，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审就本案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应当改判或发回重审或提审，并依法追究曾建成的法律责任。 （六）原审就律师费所作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 综上，蔡秋生、吴毅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等规定，申请再审。 曾建成提交意见称：蔡秋生、吴毅红主张曾建成系从事高利贷而以不法手段设定虚假民间借贷的担保进行诉讼，系该二人欺诈法院的狡辩。蔡秋生、吴毅红主张《转让协议书》尚未生效，又主张该协议无效，显然自相矛盾，曾建成已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双方当事人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蔡秋生、吴毅红以未将涉讼搬迁封房验收单原件交给曾建成执管的事实作为主张双方未履行《转让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蔡秋生、吴毅红应归还借款并支付约定利息及律师费。 在本院审查期间，蔡秋生、吴毅红向本院提交了二份新的证据，分别为：证据一即漳浦恒欣包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欣包袋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二《各单位银行提取现金的程序流程》。证据一拟证明：曾建成在原审举证海峡银行的流水，欲证明从2012年12月11日陆续从恒欣包袋公司的账户中提取现金用于曾建成支付案涉款项，根本不能成立。即曾建成在另案一二审和本案一二审多次相互矛盾的虚假陈述，付款事实不能成立。曾建成在涉讼《转让协议书》签订当日之前，根本从未到过蔡秋生家中，蔡秋生也从未在协议签订之前打过收条，收过曾建成的款项。生效判决认定的蔡秋生出具收条、收到190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证据二拟证明曾建成提交的银行流水就是恒欣包袋公司的银行流水，根据曾建成主张是现金支票提取。作为本案付款的唯一现金来源，银行流水的现金支票提取人并非曾建成，曾建成也非其公司股东，也不是领款人，根据《各单位银行提取现金的程序流程》和公司的管理财务制度等事实证明曾建成主张提取现金支付给蔡秋生没有事实依据。 曾建成质证称：证据一，在本案一审时就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公示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附条件质证，恒欣包袋公司是陈某的家族企业，陈立国是陈某的表舅，陈立国只是作为持股人，蔡秋生、吴毅红的证明内容不能成立。证据二，不符合证据形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方认为海峡银行对公交易信息表载明的这个时间与我们陈述的付款时间有一些出入，但我们认为并没有出入，因为是从恒欣包袋公司取得现金后，前后几天把这个款项交付给蔡秋生。 关于蔡秋生、吴毅红提供的上述新证据能否采信，本院将在本裁定书理由部分进行阐明。 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蔡秋生、吴毅红及曾建成对二审卷宗中收录的未经质证的恒欣包袋公司陈某在2019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及2019年7月30日由二审法院制作的陈某《询问笔录》进行质证，同时还当庭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对证人陈某进行询问。鉴于二审并未将该两份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即该两份证据对原审的实体判决未产生影响，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进行认证。 在询问中，本院围绕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作了调查，当事人作了如下陈述： 1.蔡秋生称：涉讼被拆迁房及拆迁后的安置房均系其与吴毅红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拆迁时通知其一人，所以就以其一人的名义签订了拆迁协议，选房时也以其一人名义来选房。 2.曾建成称，其在《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已分多次将190万元款项陆续交给蔡秋生，蔡秋生在收到每笔钱时，会出具收条给其，到最后核总190万元，前面的收条由蔡秋生统一收走。蔡秋生反驳称：“不可能的，一分钱没有给我，我哪里会写收条给你”；“我给你收钱了，你收条拿给我看”；“你如果给我钱，我一定写收条给你，你也肯定收起来”。 3.曾建成称，封房验收单之所以没有交给其收执，是因为蔡秋生说其只卖600平方米给曾建成，而蔡秋生总共的拆迁面积是1200多平方米，蔡秋生自己也要用这份封房验收单选房，到时候蔡秋生会和曾建成一起用这张封房验收单选房，所以蔡秋生就没有拿封房验收单原件给曾建成。 本院经审查认为，在一审答辩状中，蔡秋生、吴毅红已认可本案实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引发的纠纷，现其在再审申请书中主张，涉讼《转让协议书》并非民间借贷合同，原审未对此进行释明有误，该主张与其夫妻二人在一审的答辩主张不一致，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蔡秋生主张，曾建成实际上并未向其交付190万元的款项，其被骗才在曾建成事先已打印好的190万元的收条上签名。但根据本院审查期间蔡秋生的当庭陈述，其认可若曾建成没有交钱给其，则其不可能出具收条；只有曾建成交钱给其，其才会出具收条这个通常的交易习惯。现蔡秋生申请再审主张，涉讼收条是其被骗写下的，该主张与通常的交易习惯不符，亦与蔡秋生的当庭陈述不符。原审对蔡秋生的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并以经蔡秋生签名的《收条》为据，认定曾建成已向蔡秋生交付了190万元的出借款，涉讼借贷关系已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蔡秋生、吴毅红向本院提供的两份新证据不足以证明曾建成未交付190万元的出借款，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蔡秋生、吴毅红还主张，在涉讼《收条》上并无吴毅红签名，亦可以证明曾建成未向蔡秋生交付190万元的出借款。根据本院询问时蔡秋生的陈述，涉讼拆迁安置房虽系其与吴毅红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对外均以其一人名义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亦以其一人名义选房。由此可见，由蔡秋生代表吴毅红从事家庭的部分对外交易活动，是夫妻二人通常的做法。故吴毅红虽未在涉讼《收条》上签名，亦不能据此认定曾建成未向蔡秋生交付出借款。至于涉讼搬迁封房验收单原件为何未由曾建成收执，对此曾建成已作出解释，该解释符合常理。况且，根据《转让协议书》所载，该协议书附件仅为协议号为“碧湖生态园土白第E007号”的《漳州市龙文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而该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复印件已由蔡秋生签名后交由曾建成收执。故蔡秋生、吴毅红以涉讼搬迁封房验收单原件未交曾建成收执作为理由之一，主张曾建成未交付出借款，不能成立。关于蔡秋生、吴毅红提出的因涉讼《转让协议书》无效，故原审判决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有误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前所述，因涉讼《转让协议书》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合同已成立、生效，故该协议第六条关于“利息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按月息二分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的约定应当履行。原审依据该约定判令蔡秋生、吴毅红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不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蔡秋生、吴毅红虽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原审关于律师费的认定有误，但蔡秋生、吴毅红并未就此提出明确的事实和理由，故该主张亦不能成立。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蔡秋生、吴毅红在本院审查阶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建成从事高利放贷工作，故其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蔡秋生、吴毅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秋生、吴毅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晓文 审判员  高晓嵘 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