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94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法定代表人：赵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龙，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伶，女，197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再审申请人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伶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7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江南公交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即认定江南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江南公交公司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经过公示或者告知张伶缺乏依据，江南公交公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安全教育活动记录等可予证明。2.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即认定江南公交公司在案涉事故发生过程中没有直接经济损失，无权要求驾驶员张伶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江南公交公司对张伶进行处罚，行使的是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所涵盖的奖惩权，而非依据损失赔偿规定对张伶进行经济性追偿。江南公交公司对造成社会安全、财产危害的驾驶员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是为了警示驾驶员对交通安全充分注意，合理合法，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安全利益。江南公交公司根据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造成的财产损失确定处罚数额，并对处罚设定最高限额、每月执行的最高限额、根据责任人后续表现给予减免等。规定的意义在于可以准确做到过错与责任等同，并避免对责任造成经济负担。江南公交公司承担的损失虽然已由保险公司赔付，但前提是江南公交公司购买了商业保险，而购买保险需要支付大额保险费。且江南公交公司每年还需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车辆安全改造及员工教育。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张伶提交意见认为，1.江南公交公司从未依法公示过所谓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而用人单位未公示的规章制度不能作为处理职工的依据，故该处理办法对张玲没有约束力。江南公交公司系通过该处理办法将企业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恶意转嫁至劳动者身上。2.江南公交公司虽主张其对张伶进行处罚，行使的是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所涵盖的奖惩权，但国营企业对劳动者的经济处罚权已随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废止而丧失法律基础，故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罚款的相关规章制度均属无效。且张伶在事故发生当月已被公司停班，每天被扣工资240元，当月的安全奖、绩效工资等也被扣除，即已经受到处罚，但之后的四年时间里，江南公交公司每月仍继续扣除张伶200元工资，在张伶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江南公交公司运营中的事故风险应由其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化解，张伶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江南公交公司在从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后，又以事故为由对张伶进行处罚，系利用事故获取利益，属于不当得利。综上，请求驳回江南公交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张伶系江南公交公司的公交车驾驶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办理了社会保险。2012年4月17日，张伶驾驶公交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案外人杨某受伤，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伶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江南公交公司因此与杨某达成赔偿协议，并实际赔偿各项费用172161.90元。该款项已经保险公司赔付。2013年3月28日，江南公交公司作出《驾驶人事故经济处罚报告表》，决定就该起事故对张伶按事故损失的20%处罚15000元，并决定每月从张伶工资内扣款200元，直至扣完为止。2015年4月4日，张伶驾驶公交车发生碰树事故，江南公交公司内部维修厂进行了维修，并估价维修费为1450元。江南公交公司因该起事故损失比较小，没有报保险公司。2015年4月13日，江南公交公司作出《驾驶人事故经济处罚报告表》，认定张伶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并决定对张伶处罚500元。江南公交公司就上述两起事故共处罚张伶15500元。经张伶申请，江南公交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3日、2015年3月9日共计减免4000元处罚。2013年3月至2018年2月，江南公交公司已实际从张伶工资中扣款11500元。江南公交公司系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改制而来。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十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4.1.1.1条规定“发生事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者，应依照认定的所负责任进行经济赔偿，其赔偿标准为：全部责任赔偿20%”；第5.1.1条规定“每起事故赔偿最高限额为20000元整，事故赔偿金每月从当事人当月实发工资中按20%标准扣发。”2013年3月15日，江南公交公司召开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对上述处理办法进行修订，并通过《责任事故经济处罚及行政处理办法》（2013年版）。该处理办法第四条交通事故、客伤事故、站台事故处罚标准条款规定“责任人应依照发生事故后所产生的直接费用及认定的事故责任进行经济处罚，其处罚标准为：全部责任事故按所产生的事故直接费用20%处罚。”2017年8月16日，张伶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江南公交公司返还扣发的事故费用155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江南公交公司支付张伶2013年4月至2017年8月事故处罚费10600元。江南公交公司不服该裁决，遂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其无须向张伶支付处罚费10600元。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江南公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伶工资11500元；二、驳回张伶的其他诉讼请求。江南公交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江南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经过公示或告知张伶，故江南公交公司据以作出对张伶进行相应扣款的处理办法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同时，在劳动关系中，适用风险责任由用人单位负担原则，不得转嫁给劳动者。江南公交公司是从事车辆营运的单位，发生事故是经营过程中固有的风险，江南公交公司投保是为了分化风险，其虽投入保费，但此是经营的成本，在经营过程中可以收回，故在认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时应扣除获赔的保险理赔款。2012年4月17日的交通事故所发生的损失172161.9元，已经保险公司全部理赔，故江南公交公司在该起事故中实际产生的损失数额应为0。2015年4月4日的事故仅由江南公交公司内部维修厂估价产生车辆修理费1450元，江南公交公司未向保险公司申报，故其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该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江南公交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关于2012年4月17日的交通事故。江南公交公司主张其系依据原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4.1.1.1条“交通事故、客伤事故、站台事故、场区事故赔偿标准为，发生事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者，应依照认定的所负责任进行经济赔偿，其赔偿标准为，全部责任赔偿20%”的规定，以及第5.1.1条“每起事故赔偿最高限额为2万元整，事故赔偿金每月从当事人当月实发工资中按20%标准扣发”的规定，对张伶进行扣发工资处罚的。张伶认为该处理办法不合理、不合法，且江南公交公司未予公示，其也不知晓，故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因《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的相关条款涉及劳动者劳动报酬等切身利益，故该处理办法是否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系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江南公交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时，江南公交公司提交了《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十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主席团成员名单》《列席代表名单》《代表团人员名单》《会议议程》《关于下发的通知》，拟证明该处理办法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已经公示。江南公交公司还提交了《安全活动考勤表》1份及《安全教育活动记录》2份，拟证明张伶至少参加了2011年2月13日和3月15日的安全教育活动，故张伶应当知晓《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张伶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其上并无其签名，且称当时公司不强制要求参加，故其未参加过安全教育活动。本院认为，江南公交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但不足以证明该处理办法已经公示或者已经告知张伶。江南公交公司提交的《安全活动考勤表》《安全教育活动记录》上并无张伶的签名，且《安全活动考勤表》未显示年份及考勤人，2月13日的《安全教育活动记录》实际是2012年的活动记录，故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据此，江南公交公司主张依据《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2010年版）就2012年4月17日的交通事故对张伶进行处罚，不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处理办法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其次，关于2015年4月4日的事故。江南公交公司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明确该次事故是场内事故，其系依据《责任事故经济处罚及行政处理办法》（2013年版）第五条第（一）项中“发生场区行车责任事故、工伤事故及其它责任事故造成他人受到伤害的，责任人应依照事故所产生的直接费用及认定的责任进行经济处罚，处罚标准为，全部责任事故按所产生的事故直接费用20%处罚”的规定，以及第六条“每起责任事故处罚最高限额为15000元整，最低处罚起步限额为500元整，事故处罚金额按不超过当事人每月应发工资的20%标准从当事人当月工资中扣罚”的规定，对张伶处以扣罚500元工资。因张伶在2013年已经受到过处罚，故认可其已知晓上述处理办法，但抗辩在两次事故发生后，江南公交公司均对其另处以停班的处罚（第一次事故停班15天，第二次事故停班5天），停班期间按240/天扣发工资，并扣罚了其当月的安全奖、绩效奖，故江南公交公司系重复处罚。本院认为，2015年4月4日的事故并非交通事故，而是场区行车责任事故，并无事故责任认定书，修理费用也系江南公交公司内部维修厂进行的估价，鉴于该起事故造成的损失较小，且江南公交公司亦认可在事故发生后，对张伶还采取了停班，停班期间按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发生活费，扣除了部分绩效奖的处罚措施，因此江南公交公司扣减张伶的工资、奖金数额已经超过该起责任事故的实际损失，如果再行扣罚张伶500元工资，明显利益失衡，故一、二审法院判决江南公交公司一并向张伶返还该起事故所扣发的500元工资，并无明显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管 波审 判 员  许俊梅审 判 员  赵 畅法官助理  张 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