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556号原告李喜琴，女，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托代理人酒信阳，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彦召，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法定代表人丁文霞，区长。委托代理人王森茂，郑州市惠济区刘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喜琴要求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喜琴及其委托代理人酒信阳，被告惠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森茂、马国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喜琴诉称，经申请，2001年5月份原告将位于惠济区刘寨办事处兴隆铺村155号进行翻盖。2012年3月6日，惠济区刘寨街道办事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原告房屋进行了登记。2013年12月份，该指挥部出台《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明确规定，对兴隆铺城中村除规划保留的公共设施外的其他建筑及附属物进行拆迁。2013年12月27日，原告将房屋搬空，并经该指挥部验收。按照安置方案，被告应当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被告拒不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2019年11月，原告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被告以未履行普查登记手续为由，确认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认为，被告下属职能部门已经对原告房屋进行了普查并确认，空房业已验收交接，就应当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按照《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村民宅基地上的房屋建筑外，其他附属物一律不予补偿”的拆迁补偿原则，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是，被告拒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李喜琴出示以下证据：1．《房屋有所权证》。证明邙土集建（91）字第012225号和第2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房屋的原始状态，在原告与其前夫刘根松修建房屋之前的房屋系刘明德（刘根松、刘来娣之父）修建，案外人刘来娣对原始房屋不享有所有权。2．《邙土集建（91）字第2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两份《收据》。证明原告持有该证原件且缴纳了宅基地使用费，该宗土地独立于邙土集建（91）字第012225号，符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具有一宗合法宅基地”的分宅（户）标准。3．《郑州市个人建房规划许可证申请表》、村主任宋小鲁出具的《证明》及惠济区人民法院（2014）惠民一初字第78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2003年原告与前夫刘根松在155号院后院建（邙土集建（91）字第012225号宅基地）三层楼房，2006年在前院（邙土集建（91）字第260号宅基地）建三层楼房，符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独立建房”的分宅（户）标准。（2）原告一直占有使用第260号宅基地，为该宗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原告依法应当享受因使用该宗土地过程中产生的权益，即原告对在该宗土地上加盖的房屋享受所有权，而案外人刘来娣不享受，亦不应当享受拆迁补偿安置权益。（3）案外人刘来娣属于集体户口，并不在兴隆铺村第155号居住，刘来娣虽然是邙土集建（91）字第260号宅基地的名义权人，但是并未实际占用、使用该宗土地。4．《惠济区兴隆铺村住宅房屋情况登记表》和《惠济区兴隆铺住宅房屋分户平面示意图》。证明被告设立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认可并确认邙土集建（91）字第260号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5．《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证明：（1）该方案拆迁范围明确为除规划保留的公共设施外的其他建筑及附属物，就本案而言即为原告的房屋及其他附属物，而非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的征收。（2）该方案补偿的对价为村民宅基地上的房屋建筑，而非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征收的补偿。（3）若选择产权置换安置，该方案规定安置标准是按照宅基地面积的3倍且不低于600平方置换房屋，而非对宅基地的置换。因此，被告以案外人刘来娣系第2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名义权人而予以安置没有依据，排除原告的权利是错误的。6．《空房验收单》。证明原告前夫已将155号院的所有房屋及附属物向被告设立的拆迁安置指挥部移交完毕。7．原告《居民户口簙》及《惠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证明原告与儿子刘恩棵、儿媳夏元玉为单独一户，符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已事实分户”的分宅（户）标准，应当享受“一户一宅”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8．原告与刘根松的《离婚证》、刘根松《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表》（2006年8月16日登记）。证明原告已与刘根松离婚，刘根松在拆迁之前已经单独立户，与案外人刘来娣落户兴隆铺村的情况同样。因此，被告与单独立户的刘根松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原告无关。被告依据刘根松享受了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拒绝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错误的。9．刘明德《居民户口簙》及其《惠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和兴隆铺村村民委员会与刘根松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其附件《兴隆铺村拆迁安置认定项目审批表》。证明被告设立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认定并确认其安置补偿的对象为刘根松和已经亡故的刘明德，亦即该指挥部错误的将刘根松和刘明德作为邙土集建（91）字第012225号宅基地上房屋共有人进行了安置补偿。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原告无关。10．《关于对李喜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答复【2019】第32号）。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向原告公开刘来娣与兴隆铺村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答复“该家庭至今未履行房屋附属物普查登记确认手续和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答辩状》存在虚假陈述。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建议法院驳回李喜琴的起诉。根据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的实际情况，区政府不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协议签订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是由郑州市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村民委员会、惠济区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与被拆迁人签订，故李喜琴诉请被告不适格，建议依法驳回其起诉。二、李喜琴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一）案件有关事实。李喜琴与刘根松系夫妻关系，刘明德膝下有刘根松、刘来娣等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刘明德配偶早年去世。刘明德原宅基地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刘寨办事处兴隆铺村155号，用地面积为329.5㎡。刘来娣婚后，将其家庭户口另立门户分户出去，户籍地址在该宅基地上。刘明德与儿子刘根松、儿媳李喜琴在一个户口本上登记，户籍地址也在该宅基地。1991年，兴隆铺村按照国家、省市政府等规定对宅基地进行重新划分。为了规避宅基地面积超标、需要交纳税费的问题，刘明德申请将其老宅基地一分为二，郑州市邙山区人民政府（惠济区政府原名）于1991年12月12日为该二份宅基地分别下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载明“土地使用者：刘明德，用地面积164.5㎡”，刘明德与其儿子刘根松、李喜琴为一户；另一份载明“土地使用者：刘来娣，用地面积165㎡”，刘来娣家庭单独分户。该两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附图将老宅基地一分为二，上面标注“刘明德”、下面标注“刘来娣、李喜琴二户共用2份”字样，其他登记信息如地址、图号、地号等信息均一致。2012年6月10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刘明德去世。2013年，兴隆铺村进行城中村改造。刘明德去世后、刘根松已代表该家庭就登记在刘明德名下的宅基地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领取了补偿款，安置房已回迁完毕。刘来娣代表其家庭就登记在刘来娣名下的宅基地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房已回迁完毕，因房屋加盖存在争议，对应的附属物补偿款暂未领取。（二）有关李喜琴的诉求。李喜琴所诉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来娣，刘来娣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履行（安置房已回迁安置完毕），李喜琴不是该宅基地适格的被安置对象，李喜琴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按照《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兴隆铺村拆迁安置的补偿依据为合法宅基地。本案中，老宅基地一分为二份，且1991年重新核准颁发了两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两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附上均标注“刘来娣、李喜琴二户共用2份”字样，明显应为“刘明德、刘根松、李喜琴家庭享有一个大宅基地，刘来娣家庭享有一个宅基地”的意思，并非李喜琴所理解的“李喜琴对刘来娣宅基地享有权利”的意思，李喜琴主张刘来娣宅基地拆迁补偿没有事实依据。经村委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由持有合法宅基地的刘来娣获取该宅基地相关拆迁安置补偿，且刘来娣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房已于2019年5月回迁完毕，涉案协议已履行。如李喜琴认为刘来娣侵犯了其合法权利，则系其与刘来娣家庭的纠纷，与区政府无关，李喜琴起诉区政府没有事实依据。（三）按照“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李喜琴家庭已获得拆迁安置，其提出本次诉讼要求按照两个宅基地进行拆迁安置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按照《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二、分宅（户）标准（一）同时具有一宗合法宅基地、独立建房、户口本和一个门牌号的可确定为**（老年人必须跟随一个孩子，不能另立门户）”。本案中，刘明德与其儿子刘根松、李喜琴为一户，其所有的宅基地为土地使用权者登记为刘明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刘明德去世后、刘根松已代表该家庭签订了涉案宅基地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领取了补偿款、安置房已回迁完毕。李喜琴在其家庭已获得安置后，又另案起诉企图超越“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非法获得国家拆迁补偿款项，明显欠缺依据。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区政府的答辩意见，驳回李喜琴的诉讼请求或者起诉。被告惠济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兴隆铺村拆迁安置的补偿依据为合法宅基地，兴隆铺村规定按照“一户一宅”政策进行拆迁安置。证据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2份，证明目的：1991年，兴隆铺村按照国家、省市政府等规定对宅基地进行重新划分。为了规避宅基地面积超标、需要交纳税费的问题，刘明德申请将其老宅基地一分为二，郑州市邙山区人民政府（惠济区政府原名）为该二份宅基地分别下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载明“土地使用者：刘明德，用地面积164.5㎡”，刘明德与其儿子刘根松、李喜琴为一户，其所有的宅基地为土地使用权者登记为刘明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明德、刘根松及李喜琴家庭；另一份载明“土地使用者：刘来娣，用地面积165㎡”，刘来娣家庭单独分户，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来娣。证据3．刘根松签订的《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拆迁安置认定项目审批表，证明目的：刘明德去世后、刘根松已代表该家庭就登记在刘明德名下的宅基地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领取了补偿款、安置房已回迁完毕。李喜琴、刘根松家庭已获得拆迁安置，李喜琴提出本次诉讼、主张对刘来娣的宅基地享受拆迁安置补偿，违反“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证据4．兴隆铺村（刘来娣）安置房分配抓阄登记计算表。证据5．郑州市兴隆铺村会议记录一份，证明目的：经村委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由持有合法宅基地的刘来娣获取登记在刘来娣名下的宅基地相关拆迁安置补偿，且刘来娣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房已于2019年5月回迁完毕，涉案协议已履行，李喜琴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一份宅基地不可能获得重复拆迁安置补偿。如李喜琴认为刘来娣侵犯了其合法权利，则系其与刘来娣家庭的纠纷，与区政府无关，李喜琴起诉区政府没有事实依据。证据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节录，证明目的：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本案李喜琴家庭已就登记在刘明德名下的宅基地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其又在本案中起诉区政府要求享受登记在刘来娣名下宅基地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李喜琴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1有异议，证明目的2没有异议。宅基地面积是计算置换房屋产权的基数（即按照宅基地面积的3倍置换房屋），而非补偿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外人刘来娣虽为邙土集建（91）字第2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权益人，但是并不能证明刘来娣家庭在兴隆铺村已经单独立户。单独立户的依据是公安机关签发的户口簙。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刘根松已经离婚，且刘根松系单独立户。原告也已单独立户，主张拆迁补偿安置不违反“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虽然登记的名字是刘来娣，但是签字人是焦某蕊，没有刘来娣的授权。即便其三性不存在异议，被告亦不能据此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剥夺原告的权益。该证据是复印件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具有合法性。兴隆铺村村民委员会无权作出拆迁补偿安置的决定，其不是有权作出决定的机关，相应决定应当由被告作出。对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不违反一户一宅的基本原则。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也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3是本次拆迁安置补偿时，被补偿房屋之前的已经被拆除的老房屋。老房屋的状况和登记情况与本案的拆迁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亦不认可原告的举证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举证的两份收据，其中署名刘明德、刘来娣缴费72元。证明了刘来娣合法使用其登记在其名下的宅基地。因原、被告均提供了宅基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在附图中注明共同使用字样，该收据与宅基地使用权证中共同使用，形成了印证，证明了刘来娣为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对安置补偿方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7、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案件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只是共同证明了原告的丈夫代表其家庭与兴隆铺拆迁安置指挥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因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一户一宅基地的原则，本案的原告不可能也无权在自有宅基地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另行主张本案的宅基地也应签在其名下，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案的信息公开答复时间是2019年10月22日，刘来娣有关拆迁安置补偿手续是在其之后，不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宋小鲁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宋小鲁是兴隆铺村前任村主任，目前并不担任兴隆铺村民委员会的任何职务，其本人不能代表村委会出具任何言论。宋小鲁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民诉法举证的形式要件，其本人未出庭接受原被告及法庭的质询，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2、4、5、6、7、8、9、10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被告的证据1、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5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是法律规定，不属于证据。经审理查明，刘明德为刘根松、刘来娣父亲，刘明德原宅基地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刘寨办事处兴隆铺村155号，后该宅基地分为两处，一处土地使用者为刘明德，一处土地使用者为刘来娣，原郑州市邙山区人民政府于1991年为二人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二处宅基地的图号、地号、土地类别相同。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标注有“刘来娣、李喜琴二户共用2份”字样。后刘明德去世。2013年，郑州市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进行城中村改造。《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村民安置采取房屋产权置换安置和货币补偿安置两种方式，被拆迁人可任选其一。（1）产权置换安置。选择房屋产权置换安置的，按合法宅基地面积1：3标准给予置换安置，最低不低于600㎡。（2）货币补偿安置。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按照被拆迁户应安置面积3000元/㎡的标准给与货币补偿安置，不再进行房屋置换安置，安置的货币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被拆迁户，被拆迁户不再享受拆迁过渡费。”2012年3月6日惠济区兴隆铺村住宅房屋情况登记表、分户平面示意图载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喜琴。2014年1月15日，刘根松与郑州市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郑州市惠济区刘寨街道兴隆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安置指挥部为该协议见证方。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在庭审中称刘来娣已就登记在刘来娣名下的宅基地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房已回迁完毕，因房屋加盖存在争议，对应的附属物补偿款暂未领取。另查明，原告李喜琴户口在郑州市惠济区刘寨办事处兴隆铺村**，原告李喜琴为户主。2015年1月21日，李喜琴与刘根松登记离婚。原告李喜琴认为被告应当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本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依法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该协议涉及拆迁安置补偿，对原告是否应当享受安置补偿待遇及应当补偿的项目，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据有关安置补偿规定予以确定，并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喜琴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李喜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七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 滢审判员 张 启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史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