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7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寇云萍，女，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籍住西安市未央区，现住铜川市王益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龙豪，男，汉族，1995年6月5日出生，籍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现住铜川市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水凤，女，汉族，1973年4月21日出生，籍住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现住铜川市新区，系吴龙豪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玉明，男，汉族，1961年4月6日出生，住西安市未央区。上诉人寇云萍因与被上诉人吴龙豪、屈玉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陕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寇云萍、被上诉人吴龙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水凤、被上诉人屈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寇云萍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2.撤销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0日执行和解协议，被上诉人吴龙豪赔偿上诉人寇云萍被错误定性为被执行人后，在身体、经济和名誉方面受到的严重经济损失；3.案件受理费用6850元以及再审费用由被上诉人吴龙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不当。民法总则规定基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致显失公平之民事法律行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是：2018年12月20日1点3分左右，吴水凤（吴龙豪母亲）给其打来电话（其当时在石油公司柳林工地）说屈玉明被法院扣押了，李华局长要求其拿伍万元去法院给屈玉明做担保，如果答应拿“伍万元”给屈玉明“担保”，屈玉明当天就可以释放出来，如果不做担保，屈玉明就会被法院“拘留”。吴水凤逼迫其当天马上拿伍万元，当时其就拒绝了。1点35分吴水凤再次打电话给其，因为其手头没有钱，所以答应吴水凤“用房子做贷款”给法院交伍万元担保。“担保”之事一直是吴水凤与其联系的，下午到法院调解也是吴水凤通知其的，其是第一次到法院参与此案，法院并没有通知其（录音1、2）。二是：2019年2月15日，其发现执行和解协议和当天谈话内容不符时，随即给罗某某打电话告知并拍照发去了反悔书，再次重申了那天庭上的内容，罗某某当时接受了反悔书，但是直至今日从没有人对其反悔书给予答复（证据3）。三是：其“拿房子去做贷款”，是为了获取五万元走的“贷款渠道”，并不是拿“房产”给易东方公司还吴龙豪的欠款做担保，当天笔录和协议内容不相符（录音3、证据1），所以此协议属于重大误解；“执行和解协议”是错误的协议，协议无效，担保更无效，法院查封其铜川的房子（特别是对其西安房子的评估）行为更是完全错误的（证据6）。2018年12月20日，其是迫不得已签订的协议，且本人意愿、谈话笔录和协议内容不相符，以上原因导致协议在签订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和胁迫；中院在审理过程中适用法律不当，此执行和解协议至签订之日起合同无效，担保更无效。（二）2018年12月20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程序不合法；错误的“执行和解协议”，导致错误的执行裁定，给上诉人带来极大伤害，故吴龙豪应该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一是：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借其救人心切和监督施工工地被公司点名罚款的情况下（现场所有人都知道其当时的处境），法院并没有让我看协议内容，只是指出在某一地点签字，此时谈话笔录和和解协议内容不符我完全不知（证据1）。二是：2018年12月20日领取执行和解协议及2019年3月15日领取执行裁定书时，法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三个月之内不服可以上诉。特别是2019年2月15日递交反悔书和2019年3月15日收到作为被执行人执行裁定书后，其提出撤销执行和解协议，法院要求递交执行异议申请，并没有指明走诉讼途径去解决，导致其失去了合理而有效的、合法的诉讼时效和机会（证据7）。三是：2019年1月7日吴龙豪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院2019年2月25日下发的（2019）陕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其为被执行人，而且是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其是3月15日拿到执行裁定书的，法院没有给其一分钟申诉的权利，3月14日法院查封其王益区的房子，3月22日冻结了其银行卡，此后导致其征信和经济收到严重伤害。为了维权，法院“指导”其一步一步走向上访之路，最后，通过人大到XX委。最终2019年12月26日，法院（2019）陕02执监4号撤销了（2019）陕02执异1号执行裁定，此时，作为被执行人给其生活和工作以及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伤害。2018年12月20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程序不合法，所以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应予撤销。吴龙豪辩称，（一）调解笔录与和解协议存在某种差异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任何的协议都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正是通过协商最终达成某种共识。就法院的调解而言，调解笔录可以完整无缺的记载双方的沟通过程，也可以概括记载。即便有些沟通没有反映在笔录上，亦不影响双方所达成和解协议的效力。如果说协议的内容与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样，则寇云萍可以拒绝签署协议或者要求更改后签署。双方一旦签署了协议，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只能以协议为准，而不能依据调解笔录来执行。退一步，假定协议与调解笔录存在某种差异，且寇云萍认为这种差异损害了其利益，其可以以误解为由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所谓的欺诈与胁迫，亦不存在所谓的仅仅担保5万元之说。如果寇云萍仅仅担保了5万元，如果存在所谓的欺诈与胁迫，那么寇云萍既不可能在2019年3月25日向法院作出“实现许诺支付吴龙豪五万元达成和解，并尽快配合后期还清吴龙豪欠款”的还款承诺，更不可能在2019年6月14日向法院作出“最晚在7月30日前，把对方的帐结清”的《还款说明》。提请法庭注意，3月25日的申请是寇云萍自己亲笔书写并签名盖手印，没有法院的调解过程、亦没有吴龙豪及其代理人的任何意思，是寇云萍独立的意思表示。寇云萍在这里首先是尽快支付许诺的5万元，并尽快配合还清吴龙豪的欠款。在6月14日的还款说明中，寇云萍与其他当事人做出的是没有任何保留和限制的“把对方的帐结清”，而不是所谓的仅仅担保五万元。请注意，吴龙豪的欠款是37万元，寇云萍不仅要先期支付5万元，而且要还清吴龙豪的欠款人。（三）不要说协议的形成不存在欺诈与胁迫，假定存在所谓的欺诈与胁迫，那么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早已届满，原告的诉讼请求亦应依法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所涉执行和解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20日，诉状书写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则是2020年1月。如果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受欺诈或者说重大误解而签订，根据原告起诉状第3页第6至9行的陈述，其在2019年2月15日就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重大误解或者说欺诈，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至迟在2019年5月15日届满；如果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受胁迫而签订，所谓的胁迫至迟在协议形成时已经终止，因而其除斥期间至迟在2019年12月20日届满，而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则是2020年1月。因此，不要说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不存在所谓的，假定法律允许以莫须有的形式认定所谓的“欺诈与胁迫”，原告的请求亦因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届满而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公正。寇云萍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尊严，遏制日益严重的逃避执行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寇云萍的无理上诉。屈玉明辩称，第一，2018年12月20日上午其到铜川市中院，法警将其用手铐铐上，并告知其公司易东方公司抽逃资金、虚假注册。争执20分钟左右，法警告知两种方案，要不然将其关押，要不然让其提供5万元担保。寇云萍来法院是提供5万元的担保，不是其用房屋给易东方公司还债。5万元数字与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一致。吴水凤要求用寇云萍房屋担保，保证能拿到5万元。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月31日这40天内寇云萍有足够时间提供5万元，在有充足时间的情况下，寇云萍不会同意用房屋提供担保。第二，反悔书到现在也没有答复结果。寇云萍一审诉讼请求：撤销2018年12月20日“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申请人吴龙豪与被申请人易东方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10月8日铜川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铜仲裁决字第65号仲裁裁决书。该仲裁裁决书生效后，吴龙豪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易东方公司。屈玉明系易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寇云萍系易东方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与吴水凤、寇云萍、屈玉明作了谈话笔录，吴水凤作为吴龙豪的委托代理人与寇云萍、屈玉明三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如下：一、2018年12月31日之前陕西易东方养生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吴龙豪还款本金5万元。二、2019年1月31日之前陕西易东方养生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吴龙豪还款本金32万元。三、上述本金产生的利息从租赁押金（6万元）里面扣除。四、该协议所述履行义务，以寇云萍及其名下的位于王益区XX园XX号楼XX单元XX室，91.7平方米，房产证号为铜房权证王益字第20041419号的房产作担保，如未按期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进行处理。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吴水凤在申请执行人处签字，屈玉明在被执行人处签字，寇云萍在保证人处签字。2019年2月15日，寇云萍向一审法院执行局递交了反悔书。2019年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陕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2019年3月25日，寇云萍向一审法院执行局递交了申请书。2019年6月14日，寇云萍、屈玉明、易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执行局递交了《还款说明》。2019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陕02执监4号执行裁定书，撤销一审法院（2019）陕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一审法院收到寇云萍诉状日期为2020年1月15日。庭审中，寇云萍明确诉求为撤销执行和解协议，明确撤销的理由为胁迫、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系一审法院将对屈玉明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在一审法院执行局三方达成的。吴水凤电话通知寇云萍到法院给屈玉明做担保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寇云萍以吴水凤具有胁迫行为为由，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除斥期间的经过为撤销权消灭的原因之一，除斥期间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2018年12月20日，吴水凤、寇云萍、屈玉明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寇云萍认为受到胁迫，胁迫行为终止之日为2018年12月20日。2019年2月15日，寇云萍向一审法院执行局递交了反悔书，重大误解撤销事由起算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一审法院收到诉状日期为2020年1月15日，故胁迫、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均已超过法律的规定，撤销权已消灭。综上所述，寇云萍请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寇云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原告寇云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寇云萍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证据2、上诉状，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进行维权、申诉；证据3、补充资料，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进行维权、申诉；证据4、房屋租赁合同，证明经济纠纷缘由；证据5、执行和解协议（一审中法院已从执行局调取），证明此协议是在徐伟法官恐吓、吴水凤逼迫当场拿出5万元、屈玉明被铐下其精神恍惚、失意时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6、执行和解协议谈话笔录（一审中法院已从执行局调取），证明由于其精神恍惚、脑子空白，谈话笔录无效；证据7、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证明追加其未被执行人是完全错误的；证据8、反悔书，证明2019年2月15日其去法院，罗世平法官告诉其对方追加其为被执行人，领取被执行人送达回执书时其才看到执行和解协议，此时恍然大悟，回去立马起草反悔书向罗世平法官提出反悔；证据9、（2019）陕02执异1号裁定书（一审中法院已从执行局调取），证明由于错误的执行和解协议导致错误的裁定，把其作为被执行人；证据10、2019年3月25日谈话笔录（一审中法院已从执行局调取）、申请书（一审中吴龙豪提交），证明再次阐明其用房产贷款偿还吴水凤5万元；证据11、2019年4月9日、6月14日谈话笔录和还款说明（一审中吴龙豪已提交还款说明），证明再次阐明其房产不给易东方还款；证据12、执行异议申请和延期申请，证明其对执行和解协议提出申诉；证据13、递交中级人民法院纪检委控告信，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14、递交中级人民检察院控告信，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15、（2019）陕02执异17号裁定书，证明执行局李峰让撤回执行异议申请；证据16、递交铜川市XX委控告信，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17、递交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异议，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18、2019年10月18日谈话笔录，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19、递交铜川市人大“情况反映”，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20、递交铜川市中院“情况反映”，证明执行和解协议错误，其进行维权、申诉；证据21、（2019）陕02执监4号执行裁定书（一审中法院已从执行局调取）、申诉书、谈话笔录，证明此裁定说明执行和解协议担保是错误的；证据22、（2020）陕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其进行申诉、维权；证据23、递交铜川市中院录音光盘，证明其进行维权，申诉。吴龙豪质证认为寇云萍与屈玉明是夫妻关系，寇云萍也是易东方公司的股东，寇云萍应当返还其欠款，其没有逼迫寇云萍。屈玉明对寇云萍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因寇云萍提交的证据1、2、3和22不属于证据，故本院依法不予认证。本院对证据4-21、23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4、8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证据5、6、7、9-21、23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中，寇云萍陈述其于2020年2月15日才从屈玉明处看到执行和解协议的原件。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依法予以撤销。本案中，寇云萍以吴龙豪方以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及其对案涉执行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该执行和解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一方面，寇云萍认为的胁迫行为发生于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当天即2018年12月20日，因此寇云萍至迟应于2019年12月21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执行和解协议，而寇云萍于2020年1月15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协议，故寇云萍的该项撤销权已经消灭。另一方面，寇云萍认为其对执行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虽然按照常理寇云萍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当天已经知晓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但其陈述2019年2月15日从屈玉明处看到执行和解协议原件时才知道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即使按照寇云萍的陈述，其至迟应于2019年5月16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协议，而寇云萍于2020年1月15日才起诉请求撤销该协议，故该项撤销权亦消灭。综上，原审以寇云萍请求撤销协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为由驳回寇云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寇云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寇云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民审 判 员  滕欣燕审 判 员  张叡婕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杨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