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02民初1563号 原告：闫宁，女，197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钦，福建商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文鸿，男，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东，福建法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雅君，福建法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闫宁与被告刘文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钦、被告刘文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东、证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闫宁与被告互不认识，也无任何经济往来。2019年7月12日，原告闫宁要将一笔20万元的款项转账给第三人张某，第三人王某误将被告刘文鸿的银行账户发给原告闫宁，原告闫宁遂将20万元转入被告刘文鸿的银行账户。得知款项转错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该笔款项，但被告至今无返还之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 被告刘文鸿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况，涉案20万元系合伙款项。原告支付到被告账户的20万元款项系原告受王某指派由原告账户支付给被告的用于从事砂石的合伙款项。本案事实是被告与案外人王某（港胞，漳浦出生）商订共同合伙在芗城从事砂石生意，王某原本有意投资40万元持股20%（即每股份20万元），后在2019年7月12日16：21分于微信收到被告银行账户信息后，王某即通过原告账户于当日16：43分向被告支付20万元，被告在收到款项到账信息后即于当天16：44分向王某告知收到转账的信息。由此，可以确认本案涉案款项之所以会发生是基于案外人与被告合伙做生意而产生的，是原告主动转账支付，是有合伙前因存在的给付，不存在所谓误转账户情况。因此，原告诉求根本没有事实，其诉求应予驳回。二、原告编造本案不当得利情形，存在虚假陈述。首先，原被告双方互不相识，原告不应有被告银行信息。原告主张系第三人误告其被告账户根本不符常理：假设原告该陈述客观，那么张某收款为何不提供张某本人的账户，而原告在收到误发被告账户时，在发现被告姓名与张某显著不同时，又为何未进一步核实，便当即转款呢？20万元毕竟不是小数额的款项，为何如此不慎重呢？这是其一；其二，那么在转款后，张某既然没有收到款项，又为何迟迟未提出异议？为何没向原告落实款项支付情况？而原告在转款后又为何没有向张某告知已转到被告账户的情况呢？其三，原告是在2019年8月29日才去查账户，注意到这20万元的去向，那么为何在7月12日就汇错款项的情况下，直到8月29日才去银行查证20万元资金错汇情况？期间近两个月的时间为何不予及时查证并追讨，而是放着不管呢？第四，原告诉称“得知款项转错后，多次向被告催讨”也没有事实。事实上被告直至今天，根本没有接到原告任何关于本案转款20万元的催讨电话、信息或行为，除了本案诉讼之外。因此，综合上述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况，说明原告转账给被告根本不存在错转的情况！原告是受王某指派而转款是明确的。本案之所以会发生，事实上是因王某投资后，被告开始在芗城区租地平整准备用于堆放砂石，但因政府部门禁止，砂石生意无法开展，导致先前投入全部化为泡影，在此情况下，王某包括原告一方不甘投资款项打水漂，生意失败，就利用双方之间转账信息，虚构不当得利而提出本案诉讼，其目的是想非法占有被告款项，因此其诉求是不实且不应支持。 对本案主要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9年7月10日前后，王某与被告刘文鸿有在商量合伙做生意的事宜。2019年7月12日11时06分，王某通过其使用的“183××××5666”手机号码拨打被告刘文鸿使用的“138××××9071”手机号码，通话时间为544秒；2019年7月12日16时13分，王某通过其使用的“183××××5666”手机号码拨打被告刘文鸿使用的“138××××9071”手机号码，通话时间为454秒。2019年7月12日16时21分，被告刘文鸿将其建设银行账号信息通过微信发给了王某，王某随即在微信中回复“ＯＫ”。2019年7月12日16时23分，王某将被告刘文鸿的银行账户信息发至成员仅有王某、原告闫宁、案外人张某柱三人的一个微信聊天群内。2019年7月12日16时43分，原告闫宁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将20万元人民币转至被告刘文鸿提供给王某的建设银行账户内，被告刘文鸿的手机随即收到银行的转账短信提示。随即在2019年7月12日16时44分，被告刘文鸿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收到”的信息。在2019年7月12日16时57分，王某通过微信向被告刘文鸿发送“安排时间上来度假”信息，被告刘文鸿回复“好”，王某回复“ＯＫ”。 原告闫宁与被告刘文鸿互不相识，在2019年7月12日16时43分原告闫宁转账人民币20万元给被告刘文鸿之前并无其他经济往来。 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183××××5666的手机号码是其在使用，但是并未能就“2019年7月12日16时13分其与刘文鸿通话454秒之后刘文鸿就发银行账户给其，其随即回复ＯＫ”，“为何要发送被告刘文鸿的银行账户信息至成员仅有王某、原告闫宁、案外人张某柱三人的一个微信聊天群内”、“为何刘文鸿在收到20万元转账之后随即向其发信息说收到”，“为何在20万元款项转账发生之后未有其和刘文鸿的手机通话记录”，“为何没能提供其有向刘文鸿提出闫宁系误转账的异议的相关书证等证据”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以上事实有原告闫宁提供的银行于2019年8月29日出具的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微信群聊天记录，被告刘文鸿提供的其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建设银行发送的转账手机短信提醒截图、其所使用的“138××××9071”手机号码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通话记录详单，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原、被告双方及各自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银行机构为了防止客户在转账时误转均设置了相应的防错机制；在本案中，原告闫宁与被告刘文鸿之前互不相识，在2019年7月12日16时43分发生的转账之前也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原告闫宁陈述称系要转给案外人“张某柱”，可未有提供其和案外人“张某柱”之间就转账的沟通或者提供账号信息等的证据；另“张某柱”与“刘文鸿”二人名字差别巨大，原告闫宁对于如何通过银行设置的账号和开户人名称需逐步核对确认的防错机制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属误转；再就是当事人如发现转账误转，通常反应为第一时间向银行或者公安机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但是原告闫宁并未能够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有采取过相关的措施；原告闫宁陈述其将向被告刘文鸿追讨款项的事情交由王某处理，但是王某也未能就相关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以及提交其有向被告刘文鸿提出原告闫宁系误转账的异议的相关书证等证据。综上，原告闫宁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转账给被告刘文鸿的20万元款项系“误转”，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闫宁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345元，减半收取2172.5元，由原告闫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樊泓汶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