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炳权，男，197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如平，女，197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华，浙江信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兴龙，男，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炳权、杨如平因与被上诉人金兴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杨炳权、杨如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华，金兴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同时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炳权、杨如平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金兴龙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买卖合同的一方应为诸暨市金品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品公司)和杭州萧山江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首先，从合同签订看，涉案合同签订的第一次在2017年5月26日，签订合同的甲方、乙方代表分别为杨炳权和潘列伟，未盖公章。后涉案合同重新签订，合同直接由江南公司与金品公司签订，同时加盖了金品公司的公章，货款直接由江南公司打入金品公司提供的账户。交易过程中，涉案货款的支付也均由江南公司直接支付给金品公司，供货发票也是金品公司开具给江南公司。由此可见，本案合同的一方为金品公司，相对方为江南公司。其次，从销售清单上看，购货单位为金科路改造工程，制单人为潘列伟，而金科路改造工程的承建方为江南公司。金兴龙在一审庭审时陈述，金兴龙是金品公司的监事，也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兴龙个人没有经营花岗岩石料的经营资质，即使法院认为潘列伟是受金兴龙委托，潘列伟也是代表金兴龙控制的金品公司签订合同，且委托的权限为签订草塔镇金科路改造工程购买花岗石材合同，没有结算对账的授权。对于结算，后重签的合同第一条第一款备注中已明确约定：结算按甲方实际收货数量为准，具体发货数量和单价按最后开票为准。再次，从诉讼过程看，金兴龙曾起诉杨炳权，诉讼中又追加了江南公司，后撤诉，金兴龙控制的金品公司与江南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从和解协议上看，涉案货款的债权人、债务人分别为金品公司和江南公司。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合同的一方和相对方为金品公司和江南公司，双方代表为杨炳权和潘列伟，后来重签合同上盖了金品公司的印章，杨如平仅在潘列伟制好的对账单上签了名字，不是合同一方，不能仅凭杨如平是杨炳权的妻子，杨如平作为经办及对账人在对账单上签了名字，就简单认为杨如平是合同一方，判决杨如平承担付款义务。 金兴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金兴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炳权、杨如平支付金兴龙货款265029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6日，案外人潘列伟和杨炳权签订石材购销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为“杭州萧山江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草塔镇金科路改造工程（杨炳权）”，乙方为“金兴龙”，合同约定了石材的品种、规格、价格（均为不含税票价）以及送货时间、付款方式（乙方开收款收据，甲方汇款到乙方个人银行卡）等。2017年6月至10月期间，金兴龙通过潘列伟向金科路改造工程供应石材，共计20次，前期基本由案外人周舟签收，后期基本由案外人赵立均签收。江南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向金品公司汇付材料款21万元，于2019年1月31日汇付材料款5万元，共计26万元。金品公司共计向江南公司开具了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539700元。金兴龙在庭审陈述，其是金品公司的监事，也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9年6月，金兴龙以未收到全部货款为由，向该院起诉杨炳权，后向该院申请追加江南公司为共同被告，该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号为（2019）浙0681民初12660号。2019年9月27日，金兴龙与江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江南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支付所欠货款279700元，款汇入金品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签字盖章后，金兴龙向该院申请撤诉，若江南公司未按时付款，金兴龙可按原案件再向法院进行诉讼。2019年9月30日，金兴龙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于同日裁定准许。杨炳权、杨如平系夫妻，于1997年10月13日登记结婚。杨如平与潘列伟曾就案涉石材买卖进行了对账，形成对账单一份，内容为：“送杨炳权金科路工地石材，实际到场材料525029元，已付贰拾陆万元正，还欠贰拾陆万伍仟零贰拾玖元正（￥265029元）。已开发票伍拾叁万玖仟柒佰元正，如开出发票全额汇入则应退给杨炳权14671元（大写：壹万肆仟陆佰柒拾元正）”，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日。杨如平在庭审中陈述，对账单上的“杨如平”是其签的，但是落款日期不是其写的，2019年不记得有对过账，对账单上的日期其没有对过账，2017年、2018年账对过的。现金兴龙以仍未收到全部货款为由，再次诉讼来院。另查明，2017年4月27日，草塔镇金科路改造工程由江南公司中标，2017年5月9日，江南公司与原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江南公司的项目经理为丁建跃。江南公司在（2019）浙0681民初12660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已收到金科路改造工程的工程款4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石材的买卖双方是谁。金兴龙提供的石材购销合同的乙方落款处虽然由潘列伟签字，但合同明确载明乙方为“金兴龙”，货款亦约定要打入金兴龙的个人银行卡，且金兴龙持有案涉合同和销货清单，应认定金兴龙具有债权人资格，原告主体适格，潘列伟与金兴龙之间应是委托代理关系。至于金品公司，虽然开具了案涉买卖业务的增值税发票，亦接收了部分货款，但合同原先约定价格都为不含税票价，如果后来因为开票需要，由金兴龙关联的金品公司开具发票并接收货款，符合交易习惯，但不能因此否定金兴龙的合同主体资格。对于买受人的问题，杨炳权辩称案涉金科路改造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徐飞，徐飞是江南公司的人，负责江南公司在诸暨的工程招投标事宜，其是徐飞叫去管理的，工资也是徐飞支付的，是代表江南公司管理。该院认为，金科路改造工程由江南公司中标，但建设工程在施工当中，往往存在内部承包、违法转包、分包等情况，在涉及工程所需材料的买卖合同当中，不能一概直接将中标单位认定为买受人，而应当审查是谁实际与出卖方形成了买卖合意。石材购销合同载明的甲方为“杭州萧山江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草塔镇金科路改造工程（杨炳权）”，对于括号中的“杨炳权”并未注明代理人、代表等特殊身份，而江南公司在（2019）浙0681民初12660号案件的庭审中亦表示并不认识金兴龙以及杨炳权，说明江南公司并不认可杨炳权所称的代理人或代表身份，至于杨炳权所称的实际承包人系徐飞，其受徐飞雇佣，对此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账单的落款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杨如平认为2019年并未对过账，这个日期也没有对过账，2017、2018年对过账，但对账单中载明的已支付26万元中的5万元系2019年1月31日才支付，该份对账单的形成必然是在2019年1月31日以后，不可能是在2017年或2018年。如果是在2019年6月第一次诉讼前形成，金兴龙当时不可能不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因此对账单形成于第一次诉讼结束以后符合常理，该院予以确认。根据对账单上载明的“送杨炳权金科路工地石材……如开出发票金额汇入则应退给杨炳权14671元……”，也可进一步印证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杨炳权，理由如下：其一，如果杨炳权是代表江南公司或徐飞，那么杨如平作为杨炳权的妻子，其进行的对账行为并不合常理，杨如平无权代表江南公司或徐飞与潘列伟进行对账；其二，金品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539700元，案涉石材买卖的金额为525029元，差价14671元显然是开票的税点，该税点最后实际上是由金兴龙负担，这部分金额约定应当退给杨炳权，说明杨炳权并非是代理人或代表，其接收该部分退款正是基于购销合同约定的“不含税票价”。至于金品公司开具发票给江南公司以及江南公司汇付货款给金品公司，乃至双方可能真的如杨炳权所说的也签订过买卖合同，更多地是为了工程审计、竣工验收、工程款走账、财务规范等需要，无论最后是谁实际承包施工的，工程款都需要通过江南公司的账户，而由江南公司的账户支付工程所需要的材料款，则需要有相应的税务发票入账，这在建设工程当中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因此，金兴龙与江南公司虽然签订过和解协议，但并不足以否定杨炳权的买受人身份，且和解协议当中只是写明由江南公司付款，并未确定江南公司系合同相对人，亦未排除杨炳权的买受人身份，反而写明如江南公司未按时间付款，金兴龙可按原案件再向法院诉讼。综上所述，该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杨炳权。该院认为，金兴龙与杨炳权之间的石材买卖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杨炳权尚欠金兴龙货款265029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至今未付清所欠货款，显属违约，应承担偿付尚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金兴龙于2020年2月24日向该院提交起诉材料，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可自该日起计算。金兴龙对杨炳权提出的诉请，该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杨炳权、杨如平系夫妻，案涉买卖发生在杨炳权、杨如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杨如平又代表杨炳权进行了对账，应认定其对于案涉欠款是知晓的，本案债务应认定为杨炳权、杨如平的夫妻共同债务，杨如平对杨炳权的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一、杨炳权、杨如平应共同支付金兴龙货款265029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2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金兴龙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金兴龙未提交新的证据。 杨炳权、杨如平提交购销合同打印件1份，来源于杨炳权与案外人徐飞微信聊天记录中照片的打印件，以证明合同双方应为江南公司与金品公司的事实。金兴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以一审时金兴龙提交的购货合同作为双方买卖合同的原始凭证，即使该购货合同真实存在，也是为了开票和办理手续，无法达到杨炳权、杨如平之证明目的。本院经查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系打印件，金兴龙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二方面：一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双方如何认定；二是如果认定杨炳权为买受人，则案涉货款债务是否系杨炳权与杨如平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买受人，金兴龙在一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由杨炳权与案外人潘列伟签订，且合同载明甲方为“杭州萧山江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草塔镇金科路改造工程（杨炳权）”，应认定杨炳权为该购销合同项下的买受人。杨炳权主张其系代表江南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江南公司的员工或者得到江南公司之授权，并在案涉交易中已向合同相对方披露该种代理关系，江南公司在（2019）浙0681民初12660号案件中的庭审陈述亦可反映其不认可杨炳权的代理人身份，故本院对杨炳权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出卖人，购销合同虽然由潘列伟签订，但合同载明乙方为“金兴龙”，应认定杨炳权在签订合同当时对潘列伟系代表金兴龙签订合同及金兴龙系买受人的事实明确知晓，现金兴龙持购销合同与销货清单等债权凭证主张权利，其出卖人身份可予确认。综上，一审判决对于合同双方的认定并无不当。至于江南公司与金品公司之间支付货款、开具发票等行为，在金兴龙主张杨炳权系买受人，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上述行为不足以认定交易系发生在公司之间。江南公司在另案中经调解愿意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亦是基于建筑企业统一受领总工程款并对外支付材料款后，再与实际施工人结算项目工程款的行业惯例，故江南公司在另案中作出承担货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否定杨炳权的买受人身份，且各方在调解协议中亦明确金兴龙保留再行起诉杨炳权的权利，故本院对杨炳权认为交易发生在公司之间的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案涉货款债务系发生在杨炳权、杨如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杨如平在对账单上签字，表明其知晓并确认该笔债务，应视为其事后对债务进行追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款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杨炳权、杨如平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杨炳权、杨如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杨炳权、杨如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佳丽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