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22行初202号原告蔡某甲，女，汉族，2014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法定代理人：蔡某丙，男，汉族，1985年11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的父亲。法定代理人：郑某，女，汉族，1984年12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的母亲。委托代理人陈道茹，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下角菱湖二路**。负责人戴新辉，主任。诉讼负责人钟鸣雄，党工委委员。委托代理人梁敏基、周云韵，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六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下角南路与江菱路交叉口西南50米负责人陈志威，小组长。委托代理人林志浩、叶燕灵，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某甲诉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江南街道办”）、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角村六组”）撤销行政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丙及委托代理人陈道茹，被告的诉讼负责人钟鸣雄及委托代理人梁敏基、周云韵，第三人的负责人陈志威及委托代理人林志浩、叶燕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19日，蔡某甲向江南街道办申请确认其自出生之日起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江南街道办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申请人蔡某甲不具备下角村六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诉称，原告的父亲蔡某丙的母亲陈金友(原告的奶奶)自出生入户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六村民小组处。1985年5月28日，陈金友与惠城区东湖社区的蔡悦明登记结婚。婚后，陈金友未迁移户口。陈金友一直享受下角村及下角村六组两级分红、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受村三八节待遇并持有下角村的《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1985年11月23日、1991年11月22日，陈金友与蔡悦明婚生子蔡某丙、蔡德财出生，蔡某丙、蔡德财出生后随母入户下角村六组处。因下角村于1990年12月31日为人口界限实行股份制，生死婚嫁不减不补、可继承，因此蔡某丙享有村级分红、蔡德财不享有村级分红。母亲陈金友自幼在下角村长大，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成员，参与下角村土地承包，在1990年底村集体创办的《下角管理区村民集资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承担企业经营风险，持有下角村的《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承担村组两级义务。原告的父亲蔡某丙自出生申报入户后，在1990年底村集体创办的《下角管理区村民集资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在1993年8月27日因读书迁入****，并于2006年2月9日迁回原址，即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六组。蔡某丙持有下角村的《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每年享有村委的分红，并连续多次参加村组两级民主选举，承担村组两级义务。在迁出期间村组两级的工资、维修、补贴困难户等等开支从未间断。在1993年8月27日迁出(迁出前有村小组级分红)以及2006年2月9日迁回时，村组两级均没有关于迁出后又迁入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处理的村规民约，蔡某丙在迁回下角村六组后也承担与同村组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同的义务，和其他比蔡某丙后迁入但享受村小组级分红的成员相比，蔡某丙比他们付出义务更多。2007年1月15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年终分配进行调整》的方案、2009年1月4日、2013年12月24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年终分红议案》的补充规定、2016年12月26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级分红(配)规定》的补增规定，规定村民迁出后又迁回的，不享受小组级分红，但是上述村规民约并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和表决，依法不发生效力。假如上述村规民约按法律规定制定，但蔡某丙在2006年2月9日就迁回了下角村六组，早于2007年1月15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年终分配进行调整》的方案的制定时间。而且比蔡某丙后迁入下角村**有各种形式人，都给与他们分红资格，如：违反规定的、超生的、年龄偏大的、户籍是居民的等等情况，说明上述村规民约如村干部挂在嘴上的：“村规民约是给你们看看的，没其他用”和说：“正副组长说了算和我负责”，这体现在：1、村小组的分红每年分红前没有进行资格审查，对迁入、迁出、死亡取消的人也没有开村民会议讨论和表决，而村小组的做法给村民的感觉是，只要入户了，村干部想给谁分红资格就给谁分红资格，从来没有开村民会议讨论过，村民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村规民约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因人而异执行，完全是随村干部的个人意愿。这也意味着，只要入户下角村六组，履行村民义务，就有小组级分红资格。2、因持对出租小组土地有不同意见(小组原耕地117亩，后租出90亩)不顾陈金友比别人提早申请土地耕种要求，小组长出租90亩后把剩余20亩土地全部给其他村民和外地人耕种，到如今都没安排一分地(一种独裁霸道的村干部行为)。因此，鉴于蔡某丙与其他后进村民相比其所承担的义务和村小组干部以公报私的报复行为，所以蔡某丙应在2007年所定的方案时具有下角村六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分红。原告的母亲郑某于2009年3月26日与蔡某丙结婚，并分别于2009年12月25日、2014年6月3日生育儿子原告蔡某甲、女儿蔡某甲。郑某在2009年9月11日因夫妻投靠迁入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六组，户主为蔡某丙的母亲陈金友。迁入后，2018年3月8日前享受村3.8妇女节待遇，并连续多次参加村组两级民主选举，承担与同村组男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妻子相同的义务。在2014年6月4号做了结扎手术。根据2007年1月15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年终分配进行调整》的方案、2009年1月4日、2013年12月24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年终分红议案》的补充规定、2016年12月26日下角村委会关于《村小组级分红(配)规定》的补增规定其他同村组男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妻子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分红，其他女性婚后投靠婆婆入户但该女性丈夫又非第三人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该女性也享有分红，还有些不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婚迁妻子户籍是居民都有分红资格，那么郑某也应当同等有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分红。原告蔡某甲，为蔡某丙与郑某的婚生子女，出生即在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第**申报入户，户主为蔡某丙的母亲陈金友，其应享有村小组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子孙同等的权利。原告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享有村小组分红，但2018年因原告父母及亲属(父亲蔡某丙的母亲、外婆、舅舅、三个阿姨们)对出租小组90亩土地有不同意见，比别人提早申请土地耕种要求，小组长除出租90亩地外把剩余20亩土全部给其他人(本小组村民和外地人)耕种，到如今都没安排一分地给原告及亲属，出于报复，小组正副组长擅自取消了原告父亲2018年至今的分红，甚至还一直违法扣押原告的父亲蔡某丙的村集资企业股份分红。对于户口迁出迁进、出生入户投靠爷爷、奶奶的村小组的村民，村小组又给予分红的还大有人在，村小组长的做法是打击报复行为。因此，原告蔡某甲认为其有下角村六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分红，依法向被告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被告不作为，被告仅据下角村六组的《复函》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认真组织调查核实，不审查村规民约的合法，敷衍了事，违反法律违背事实作出了处理决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正义，特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依法判决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南行决[202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确认蔡某丙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江南行决[202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确认蔡德财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江南行决[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确认郑某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江南行决[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确认蔡某乙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5．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确认蔡某甲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6．蔡某丙身份证复印件、7．郑某身份证复印件、8．蔡德财身份证复印件，证据6—8证明个人身份信息；9．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蔡某丙于2006年2月迁回第三人所在地；10．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蔡德财于2006年2月迁回第三人所在地；11．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郑某于2009年9月因夫妻投靠迁入第三人所在地；12．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蔡某乙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地；13．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蔡某甲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地；14．结婚证，证明蔡某丙与郑某的结婚时间；15．结婚证，证明陈金友与蔡悦明的结婚时间；16．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陈金友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地；17．《广东省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证明陈金友、蔡某丙享有山林证集体山林股份；18．下角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蔡某丙与蔡德财二人分别先后迁出该村，后于2006年2月迁回；19．经下角村六组证明情况属实的《本人情况》，证明陈金友系第三人村民，与蔡某丙及蔡德财为母子关系，陈金友自1990年至今都享有小组分红；20．《江南街道下角村委员会第七届文件汇编》；证明下角村的村规民约等内容和制定程序，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1．下角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3月24日出具的《回函》，证明村委会拒不提供陈国莲、蔡某丙需要村委提供的书面材料，而需经法院才能调取；22．下角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4月1日出具的《回函》，证明第三人拒不提供喻子莹、蔡某丙、蔡德财、郑某、蔡某乙、蔡某甲六名人员要求的书面材料。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原告蔡某甲申请确认其具有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向被告提交了常住人口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其户籍所在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即下角村六组所在地。被告经调查查明，原告蔡某甲于2015年9月17日补报往年出生入户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户籍未迁移，现户籍地址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被告在做“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时，对原告现户籍所在地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因原告蔡某甲既不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也不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所生的子女，即使其出生入户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下角村************，户籍不能作为判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结合被告向下角村及下角村六组调查取得的《村集体经济织成员资格名单》及下角村、下角村六组向被告提交的《复函》等证据证明，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名单》中没有原告蔡某甲，即原告蔡某甲不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被告综合原告蔡某甲及第三人下角村六组提交证据及经被告调查查明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告作的“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原告蔡某甲并非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也不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所生的子女，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虽其户口出生补报往年出生入户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但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告蔡某甲是否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成员大会进行表决。再结合下角村及第三人下角村六组口述及提交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名单》、《复函》等证据，被告依法认定原告蔡某甲不具备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蔡某甲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蔡某甲2015年9月17日补报往年出生入户至****，现户籍地址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2．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证明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中没有原告蔡某甲，蔡某甲不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复函，证明下角村及第三人下角村六组认为原告蔡某甲不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法律、法规规定节选，证明原告蔡某甲既不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也不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所生的子女，因此户籍不能作为判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原告蔡某甲是否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成员大会进行表决。第三人述称，一、户籍不是判断认定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原告的祖母陈金友虽是第三人处的村民，婚后外嫁，户口未迁走。故其生育的儿子蔡某丙随之落户，但蔡某丙己于1993年8月27日迁入惠城区****，后于2006年2月9日迁回。迁回后原告的母亲郑某婚后于2009年9月11日因夫妻投靠迁入。后原告因出生于2014年6月3日落户。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原告的父亲属于将其户口迁出后，再迁入的情形，原告作为子女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二、包括第三人在内的下角村各村小组及下角村委会于2006年12月7日、13日、26日、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执行的方案》第二条：“凡在2005年度有参加村小组级分红的男性（包括农户和征地农转非户），与户籍是非农或农转非户的女性结婚，其所生的子女从2007年度起给予享受村小组级分配资格。”本案中，原告的父母蔡某丙、郑某均未参加2005年度村小组分红，户籍分别是2006年、2009年才迁入，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另，第三人已通过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并于2019年11月19日至2019年11月23日期间进行公示，原告不享有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不在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中。原告向被告申请确认其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时，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及《复函》足以认定原告不享有第三人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故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三、依赖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重要义务。蔡某丙、郑某属于违反计划生育超生，原告并未经过第三人同意落户，直接通过派出所办理落户。落户时，其父母蔡某丙、郑某已是非农业家庭户口，故原告也是非农业家庭户口。与其祖母陈金友“农业家庭户口”有本质区别。即虽然原告的户籍地址在第三人村集体地域范畴，但是原告并没有在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实际居住在惠城区桥东，并非依赖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也没有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属于“空挂户”或是在城镇工作、生活，已经脱离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和生产劳动的仅靠户籍关系维系的人员，已经完全没有再承担这项义务，依法不应再享有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权益和资格，否则，对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来说不公平，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四、为了进一步明确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第三人在2020年7月18日再次举行了村民户代表会议，会议应到户代表人数120人，实到户代表人数81人，表决通过决策内容户代表72人。会议表决内容为：“一、同意原籍本小组的村民将户口迁走后，又将户口迁回本小组，就没有第六村民小组(第六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同意蔡某丙、蔡德财、郑某、蔡某乙、蔡某甲等五人没有第六村民小组(第六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决议经法定民主程序进行，再次确定了原告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问题。综上，第三人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实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南街道下角村委会第七届文件汇编》暨《关于村小组年终分配进行调整》的方案，关于执行《村小组年终分红议案》的补充规定、《下角村第六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表（第3榜）》、2019年11月6日《决议》、2019年11月7日《决议》，证明第三人及下角村民委员会已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了相关村小组年终分红方案以及确定了《下角村第六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表(第3榜)》，五位原告并不符合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资格；2、《下角村第六村民小组村民户代表会议签到表》、《下角村第六村民小组村民户代表会议议事、决策记录表》，证明第三人于2020年7月18日下午3点举行了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确认五位原告不具备村集体成员资格；3、《下角村收款凭证》，证明第三人对于向部分不具备集体成员资格的人员错发分红款后，及时追回。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经审理查明，原告蔡某甲的祖母陈金友为第三人下角村**的村民。陈金友于1985年5月28日与蔡悦明登记结婚，婚后户口一直无迁移。陈金友分别于1985年11月23日、1991年11月22日生育儿子蔡某丙、蔡德财。蔡某丙、蔡德财出生后均随陈金友入户下角村六组，后蔡某丙于1993年8月27日、蔡德财于1998年2月20日先后将户口迁至****，2006年2月9日又同时将户口迁回下角村**。郑某于2009年3月26日与蔡某丙登记结婚，婚后于2009年9月11日通过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下角村**。郑某于2014年6月3日生育女儿蔡某甲。蔡某甲于2015年9月18日出生入户至下角村**。2019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江南街道办申请确认其下角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受理后，下角村六组向被告提供了《下角村第六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表（第3榜）》（公示期：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1月23日）及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3日的《复函》。原告不在公示表的成员名单之列；《复函》的内容为：“蔡某丙……现户口在我第六村民小组管理，原出生时随母亲入户我村小组，有村级集体经济分红资格。当时有小组分红，后户口自行迁出本村小组没有小组经济组织分红资格。于2006年户口迁回小组管理后，不享有小组分红，户口性质非农，迁回后于2009年3月与郑某结婚，夫妻有参加行政村、组的换届选举。蔡某丙的妻子郑某、儿子蔡某乙、女儿蔡某甲等户口随蔡某丙入户在我第六村民小组管理，其母亲陈金友是我第六村民小组村民，户口性质农业，有村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村、组两级分红资格。”2020年1月17日，被告作出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蔡某甲居住在下角村六组，户籍在该村小组所在地；下角村六组召开了村民会议，会议上确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蔡某甲不在名单之列；下角村六组向街道办出具的《复函》，认为蔡某甲不具备下角村六组分红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15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蔡某甲不具备下角村六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决定书于2020年1月19日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遂向本院起诉。本案审理过程中，下角村六组主张原告不属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村小组年终分红的相关规定，并提供《关于的方案》、《关于执行的补充规定》等文件证明，其中《关于的方案》第一条规定：“……凡于1991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止，嫁出本村的出嫁女，其所生的子女在2005年度村小组级有分配的仍然保持原有分配资格，但该出嫁女今后的孙子女及外孙子女不享受村小组级分配……”，《关于执行的补充规定》第1条规定：“凡是村民本人将自己或其亲属的户口迁出本村后，又迁回本村的，不得享受村小组级分红”。另，下角村六组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的户代表会议记录显示：按本村小组原有历来集体经济成员分红资格规定办法和确定成员名单一并进行三榜公示，公示结果提交村民（代表）大会确认；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的户代表会议记录显示：按本村小组原有历来集体经济成员分红资格规定和确定成员办法在分红资格管理上不变，年度分红成员的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按原有历来集体经济成员分红资格规定办法执行；2020年7月18日的会议签到表和户代表会议议事、决策记录表显示：下角村六组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原告等五人不具备村集体成员资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原告蔡某甲出生后随其父母入户至第三人下角村六组所在地，其户口性质符合上述《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确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原则。首先，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并未要求下角村六组提供组织章程。该小组的组织章程对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条件、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程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履行的义务等具体是如何规定的，被告均未调查清楚。其次，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依据的《下角村第六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表（第3榜）》只是成员名单表，仅凭该名单不能够证明下角村六组已按照上述《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对原告等人的成员资格问题进行表决，被告仅以该公示表认定下角村六组已召开村民会议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依据不足。因此，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原告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依据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请求撤销该决定，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的江南行决[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限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蔡某甲提交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由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邹 兴人民陪审员  黄峰梅人民陪审员  林雪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邹远青书 记 员  李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