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4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文，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志民，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男，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锦聪，男，侗族，住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春雨，男，汉族，住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上列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军，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盈，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黎丹莹，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文，即本案上诉人，与黎丹莹系夫妻关系。上诉人黄建文与被上诉人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以及原审第三人黎丹莹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解除黄建文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向黄建文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款项暂计319080.96元（3545344元×9％＝319080.96元）及暂计利息13784元（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以273792.96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12411元；以45288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1373元。此后的欠款利息依然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黄建文有权没收方志民支付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2.判令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黄建文在2013年期间聘请方志民作为教练和经理协助经营顺德区大良领尚健身服务部（以下简称领尚服务部），并于2017年3月1日向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出售了该店铺的60％财产份额，事后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黄建文将店铺的40％财产份额及店铺一并交由方志民全权承包经营，黄建文每月收取店铺总营业额的9％（保底1万元）作为报酬。在2018年3月店铺名称变更为佛山市顺德力可体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可公司），方志民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全权经营管理公司，黄建文依然系公司股东占股40％。黄建文基于对方志民的信任，从不检查和过问公司的经营和账目。直至2019年期间，双方产生矛盾，在2019年3月19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建文将力可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方志民。协议签订后，黄建文便退出了力可公司。但在2019年3月期间，黄建文在无意中发现力可公司的账目存在严重问题，很多私教课程的销售信息没有显示在黄建文计算报酬的《日销售报表》中，因此，黄建文便要求全面查账，但遭到方志民等人的拒绝。后来黄建文在公司的前台处发现了部分的《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经统计，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未登记在黄建文计算报酬的《日销售报表》上的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就高达300多张，方志民等对黄建文隐瞒的私教课程的销售差额就高达3545344元。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力可公司店铺一直由乙丙方（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经营，甲方（黄建文）有权对其转让股权前店铺的所有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在2019年3月31日前乙方（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提供给甲方的所有财务收入情况不实，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丙方（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赔偿损失，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取消股权转让，保留40％股权份额，对于乙方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有权没收作为赔偿费用不作退还。黄建文对方志民等严重虚报、隐瞒营业额的情况和违约行为感到非常无奈，通过多次沟通均无果，方志民等不但否认事实，且拒绝赔偿，故黄建文向法院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存在以下错误：（一）黄建文在一审起诉过程中同时提交了《司法审计申请书》和《调查取证申请书》，分别请求一审法院对力可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以及请求法院调取力可公司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银行资金交易明细清单。但是一审法院针对以上申请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黄建文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黄建文的申请作出相应的回复，属于适用程序明显有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黄建文与方志民等人一直作为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的实际开办人或经营者，对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的经营模式与财产状况等应该非常清楚；对黄建文诉讼中持有异议的领尚俱乐部私教会员登记表，也一直放置在力可公司前台可由公司股东查看，为此，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方志民等对黄建文有隐瞒财务收入的行为，显然，一审法院这种主观判断和对客观事实的认定是严重错误的。首先，黄建文从来没有参与力可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力可公司的经营模式和财产状况不了解。虽然黄建文曾经营领尚服务部，了解领尚服务部的情况，但其已经在2017年3月1日向方志民等出售了领尚服务部的60％股权，而且与方志民在2017年3月2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方志民全权承包经营涉案店铺，经营期间方志民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黄建文与方志民基于《补充协议》而存在承包关系，涉案店铺已经由方志民承包经营，黄建文在2017年已经完全退出了涉案店铺的一切经营管理，店铺涉及的工作人员、财务状况、经营模式等已经交由方志民全权负责。在方志民接手店铺后，店铺已经完全改变了经营模式和人员组成架构，店铺从原来的领尚服务部变更为力可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负责人都系方志民，方志民利用其私人账户收取力可公司的所有营业收入，而汪**作为公司的会籍经理和财务总监负责公司的健身卡销售和日常财务会记，董春雨则作为总教练负责管理所有教练人员和私教销售，吴锦聪则作为舞蹈和瑜伽房主管负责管理舞蹈教练和编排每月的舞蹈瑜伽课程。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担任了力可公司的主要管理职务。黄建文在公司中无任何职务，没有参与公司运营工作。虽然黄建文系力可公司的股东，但对于公司的内部管理，其已被排除在外，根本无权干涉公司内政。因此，对于力可公司的财务状况黄建文完全不清楚，黄建文仅凭汪**每日发送其私下填写的《日销售报表》了解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情况。黄建文对力可公司的营业情况仅仅局限在《日销售报表》之内，对公司内部人员架构、经营模式和财务状况等无从得知，方志民等也从来没有向黄建文披露。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方志民也承认了黄建文在2017年3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后便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再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运营工作，对营业情况和账目不知情。显然，一审法院认为黄建文对力可公司的经营模式和财务状况应该非常清楚是属于其严重错误的主观判断，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涉案的《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虽然放置在前台，但黄建文不可以查看。《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一直由公司的教练私下保存，登记表是公司与会员双方签订的一份协议书，同时也是私教会员交费的凭证和私教会员上课的登记记录表，表格上存在会员的个人信息和联系电话，因此，属于公司教练部门的重要文件，也属于方志民经营多年积累的资源，具有较强的商业秘密性。同时，登记表流动性比较强，教练上课时要随身携带以方便记录，一般不会集中放置在一起，所以，黄建文平时根本难以查看全公司的私教登记表。黄建文在2019年3月19日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退出公司后，无意中发现了公司营业收入存在漏洞后便提出查账的要求。方志民等作为承包经营人和股权接受方，有义务向黄建文公开一切的账目以及私教销售登记情况予以双方最后结算和确认是否存在合同违约行为，而《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是其中可以查清方志民等是否存在漏登的事实。因此，黄建文在无意中发现《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后便进行一一审核。一审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只是按照一般常理认为黄建文作为股东可以随时查看公司的内部商业文档，根本没有从本案的客观事实考虑，在没有查清事实情况下作出判决。（三）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黄建文所提供的《领尚健身俱乐部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日销售报表》等证据之间的关联性，错误地认定黄建文未能证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漏算承包费332037.72元。在本案中，黄建文提供了两项重要的证据，第一是由汪**从2018年至2019年期间发送给黄建文的《日销售报表》，第二是300多张《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关于《日销售报表》汪**确认其真实性，表格信息由其填写，报表上所登记的信息包括健身卡销售、私教服务销售、舞蹈、运动饮料（水）、运动用品等，系总结当天公司营业收入的明细清单。对于《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前面已经阐述了登记表是一份协议书，同时也是私教会员交费的凭证和私教会员上课的登记记录表，每份表格只登记一名会员，因此，信息具有单一性。对于《日销售报表》与《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的关系，由于《日销售报表》是公司每日营业收入的汇总表，所登记的信息中应当包括《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上显示会员所消费的信息，两者具有包容性关系。因此，两者根本不需要比对，也不能对比。如果《日销售报表》中没有《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上的销售信息，则毋庸置疑必定存在隐瞒销售信息的情况。力可公司的会员支付方式包括银行刷卡、微信二维码扫付款、现金等，因此，方志民等为了少支付或者不支付报酬完全可以选择性地登记信息，对于个别会员所消费的信息是绝对可以在黄建文用以计算报酬的《日销售报表》上故意漏登和隐瞒的。涉案的300多张《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便是如此。涉案的300多张《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中所涉及都是超过10000元以上的大额的消费记录，方志民为了节省向黄建文支付9％报酬（结算总额为332037.72元），故意在发送给黄建文的《日销售报表》上不登记大部分私教会员的销售信息，从而非法侵占了黄建文的应得报酬。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弄清楚两项证据的关联性就盲目作出判决，判决结果存在严重错误。同时，黄建文在一审起诉过程中同时提交了司法审计申请书和调查取证申请书，希望通过一审法院依职权查证力可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的收入情况予以进一步查清本案的事实，对于是否存在更多隐瞒营业收入情况有促进作用。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有隐瞒财务收入的行为，但却对黄建文的证据补强要求没作出任何反应。显然，在认定本案事实上，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驳回起诉的判决有违公正性。最后，对比2017年和2018年的营业收入情况，按照汪**制作的《日销售报表》统计，力可公司（领尚服务部）在2017年全年收入8000000元左右，因此，黄建文收取的报酬将近800000元，而在2018年的营业收入竟然不到4000000元，黄建文收取的报酬只有大概400000元，显然，差额高达3000000元，而差额300000元正好与黄建文本案所主张的损失金额相符。黄建文提起本次诉讼希望一审法院查清事实同时补偿造成的损失，但一审法院只是对案件表面审查便作出错误的判决，根本没有深入审查本案事实，明知道黄建文存在损失情况却忽视其诉求。黄建文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如下意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财会、税务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经营者均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经营和记录企业财务信息，该信息不仅是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的依据和股东分红的依据，也是企业依法纳税的依据，任何违背者，均应当依法受到处罚。根据黄建文和方志民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及3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方志民受让了60％股权，领尚服务部交由方志民承包经营，基于领尚服务部场地和健身设备的使用，方志民应当按约每月支付店铺总营业额的9％作为承包经营费用。《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第七条“禁止行为”中约定“禁止擅自挪用合伙事项资金作为私用”。《补充协议》第二条中约定“方志民全权承包经营期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第六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的约定“1、方志民应按约及时足额缴纳承包费”。黄建文和方志民等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三款约定黄建文在2019年6月1日前仍然有权监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2019年3月31日前黄建文仍然有权每月提取总营业额的9％的股权额分红费用。第五条违约责任第三款约定“力可公司店铺一直由乙丙方经营，甲方有权对其转让股权前店铺的所有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在2019年3月31日前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所有财务收入情况不实，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丙方赔偿损失，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取消股权转让，保留40％股权份额，对于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有权没收作为赔偿费用不作退还”。上述合同条款将方志民等隐瞒收入的违约情况如何处理和解决进行了专门约定，这是处理的合同基础，一审法庭没有尊重该约定。基于黄建文将领尚服务部交付方志民全权承包经营的事实，黄建文信任方志民将会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报告真实财务信息，但是也对违约后果作出了具体约定，方志民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待黄建文收取承包费的权利。二、《日销售报表》是领尚服务部和力可公司在经营时每天制作的书面记录，用来登记和统计每一天的所有服务和产品的销售情况，也是黄建文赖以获取经营信息的来源。《日销售报表》的内容包括健身卡销售、私教服务销售、舞蹈、运动饮料和运动用品销售。《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记载的信息仅仅系《日销售报表》中的一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黄建文没有理由将《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重新审核，这是双方的信赖关系决定的。基于双方的实际约定，汪**长期负责将企业的《日销售报表》发送给黄建文，黄建文对此存有信赖，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黄建文没有理由提出质疑和怀疑。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企业高管只需要掌握财务人员报送的信息，不需要对于财务信息的来源信息进行审核，不需要清点和盘查仓库库存信息，这是企业职业分工决定的，作为报送信息的汪**，应当将真实信息向黄建文报告，这是其基本义务，方志民作为股东也应当督促汪**报送真实报表，而不应当为了自己多得分红而与汪**共同隐瞒。在方志民等将没有隐瞒的日销售报表提供给黄建文的义务和基于怀疑而检查审核销售报表数据真实性权利二者之间，前者的义务是居第一位的，这是企业诚信、股东诚信、自然人诚信的基本要求，法庭应当支持这种诚信要求，从而在全社会鼓励建立诚信社会。如果法庭苛责黄建文没有迅速审核而居然允许方志民等隐瞒收入，违背诚实信用，就违背了司法导向，这也不是司法的本意。三、黄建文以大量事实举证方志民等隐瞒收入，同时申请法庭予以司法审计和调查取证。在如此具体和扎实的初步证据情况下，一审法庭没有进行相应的审计和事实调查，明显程序违法。鉴于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财务数据有待专业审查，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四、方志民故意隐瞒企业收入，违反税法，逃避税收，涉嫌税务违法和职务侵占，一审审理错误明显。五、汪**向黄建文提供的日常经营数据《日销售报表》与由方志民等掌握的《私教会员服务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方志民等对于实际经营数据的隐瞒情况。黄建文现已详细列明《日销售报表》与《私教会员服务表》的对比情况。另外，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在2018年到2019年隐瞒黄建文利用力可公司名义在外开了三个门店，该三个门店的所有营业收入都没有向黄建文公开及告知，该事实已构成隐瞒营业事实。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答辩称：一、关于程序问题。黄建文虽然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司法审计申请书和证据调查申请书，但法庭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力可公司进行司法审计没有必要，同时鉴于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故对该两项申请未予准许，已经口头告知对黄建文。即使一审法院未将告知情况记入庭审笔录，该程序瑕疵也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二、关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是否存在隐瞒财务收入的行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有隐瞒财务收入的行为”之认定符合客观事实，认定正确，理由是：1.在双方洽谈股杈转让时，黄建文并未要求方志民编制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报表。双方也未就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予以确认。黄建文诉称方志民对财务收入存在隐瞒行为，当然没有事实依据。2.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力可公司充分保障了黄建文知情权的行使，其也不可能受到欺诈。在承包经营期间，虽然黄建文退出了力可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5.4条明确等约定“甲方对服务部的财务享有监督权”。黄建文在一审中提交的私教服务表等一直放置于力可公司前台，且其陈述，随时可以查阅，无需经过其他人同意。黄建文在上诉状中确认基于对方志民的信任，因此从不检查和过问公司的经营和账目。黄建文查询力可公司财务收入的权利并未受到任何限制，随时可以知悉力可公司的财务状况，其被欺诈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3.《日销售报表》与私教服务表之间存在差异，与方志民是否存在隐瞒力可公司财务收入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日销售报表》是双方在履行《补充协议》过程中形成的，用于初步计算黄建文每月承包费用。而对于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在股权转让时，双方对于财务进行统计，属于综合汇总统计，其用途为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故，无论《日销售报表》还是私教服务表都只是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资料的一部分，该两份报表之间差异，与方志民是否隐瞒力可公司财务收入之间没有逻辑必然性。4.即使黄建文在转让股权时，主观上对于力可公司的财务收入情况产生了错误认识，也属其自己放弃权利所致，与方志民无关。如前所述，方志民并未设置任何障碍阻止黄建文查阅力可公司财务收入，在协商股权转让时也不存在隐瞒力可公司财务收入的行为。黄建文在有条件知悉财务收入的情况下，而不行使，应视为其放弃权利，因其放弃行使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然应自行承担。三、关于黄建文是否受有损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力可公司系由领尚服务部发展而来。黄建文在力可公司成立后并无其他资金投入。而领尚服务部60％的份额，当时转让价格虽然名为850000元，但其中800000元用于偿还对外债务，60％股权实际净资产才50000元，由此推算黄建文40％份额的净资产不足34000元。但黄建文自力可公司成立后，包含股权转让款在内合计获得的收益为870000元。据此，无论黄建文在股权转让时对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是否存在误解，也没有给其造成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恰当，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黄建文的各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如下答辩意见：黄建文所主张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和事由不合法，相关约定属于无效条款。作为合同约定的解除事由应是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解除合同事由是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发生或不发生的事实。该解除条款约定的内容属于欺诈、可撤销的行为，以此作为解除合同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黎丹莹在二审期间陈述称其同意黄建文的意见。黄建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建文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向黄建文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款项暂计332037.72元（3689308元×9％）及利息14372元（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以286749.72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12999元；以45288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1373元。此后的欠款利息依然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黄建文有权没收方志民支付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4.判令方志民向黄建文支付从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的分红款项300000元（暂按平均每月60000元计算，具体金额以被告实际月营业额为准计算）；5.判令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日，黄建文作为转让方（甲方）、方志民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主要约定：……鉴于：1.领尚服务部于2013年9月8日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嘉信城市广场由甲方设立，现由甲方独资经营，占领尚服务部全部财产的100％；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决定采取股权出让方式转让领尚服务部的60％财产份额及基于该财产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权益，由买受人乙方参与经营领尚服务部，买受人按照入伙人所持财产份额比例支付财产份额转让款（入伙款）。基于上述情况，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财产份额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转让标的。1.本协议转让标的是指：甲方持有领尚服务部的100％的财产份额。2.甲方保证对其持有领尚服务部的财产份额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及处分权，在符合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将其持有领尚服务部60％的财产份额及基于该财产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权益，于本协议约定的财产份额转让完成日，不附带任何质押权、留置权和其他担保权益转让予乙方。3.甲方保证对财产份额拥有所有权及完全处分权，保证在财产份额上未设定抵押、质押，保证财产份额未被查封，保证财产份额不受第三人之追索，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第二条转让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甲方以850000元的价格将其占领尚服务部60％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2.由于领尚服务部结欠人员工资和相关场地租金大约800000元。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将以上的800000元债务直接清偿来抵扣甲方的股份转让款，并另行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50000元。第三条转让的效力。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对上述受让的领尚服务部财产份额享有所有权及相关的权益，并对领尚服务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条转让后的分配与债务承担。自购得甲方财产份额后，乙方即成为合伙人，享有合伙人权利，双方对领尚服务部的工资分配及债务承担作以下约定：1.工资制度：按照甲、乙双方制定的标准工资制度施行，双方签名确认。2.奖金分配：随着合作经营的深入，利润可观后，年底将发放奖金，奖金数额根据收入现状和个人贡献经合伙人商议后决定。3、盈余分配：1.分配方式：采取一月度结算分配方式（即全年十二个月分十二次分配）；2.分配计算数额方法：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即合作创收盈余，此为合作分配的重点，将以合作人的出资为依据，按各占股份比例分配……4.债务承担：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各合伙人按以下比例承担：甲方：40％；乙方：60％……2017年3月2日，黄建文作为甲方、方志民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约定：……一、协议标的。甲方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新城区嘉信城市广场一期三楼D304号铺，占地面积为1740平方米的领尚服务部所持有的40％财产份额承包给乙方经营。乙方对领尚服务部的现状已有充分了解，并保证合法经营。二、经营方式。乙方全权承包经营期间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作为领尚服务部负责人。三、承包期限。1.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2.根据法律规定或本协议书约定，提前解除或终止协议书履行的，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四、承包费及缴纳方式。乙方全权承包经营领尚服务部的承包费为每月总营业额的9％（保底1万元），缴纳方式采取每月月底双方结算后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甲方指定收款账户：(顺德农商银行——622**********651)……2017年2月18日，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就各方的实际出资、盈余分配等作出了具体的约定。2019年3月19日，黄建文作为甲方（转让方），方志民作为乙方（受让方），汪**、吴锦聪、董春雨作为丙方（股东），三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甲、乙、丙三方系力可公司股东，该公司注册地址在佛山市顺德区*****嘉信城市广场一期三楼D301号。经营项目为健身休闲服务，范围包括:健身卡销售、私教服务、舞蹈等。鉴于甲方欲将其持有力可公司40％股权转让，乙方有意收购。现甲、乙、丙三方就甲方转让公司股权事宜经充分协商签订本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一条、转让标的。1.本协议转让标的是指：甲方持有力可公司的40％的股权。2.上述股权转让后，甲方在力可公司中不再拥有任何权利，均应交付由乙、丙方拥有和经营。第二条、转让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甲方以400000元的价格将其占有力可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支付首期转让款220000元给甲方，于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余下转让款180000元给甲方。3.在未收取余下转让款前，即在2019年6月1日前甲方仍然有权监督乙、丙方对力可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在2019年3月31日前甲方仍然有权每月提取力可公司总营业额的9％（保底10000元）的股权份额分红费用。第三条、转让的效力。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对上述受让的力可公司股权享有所有权及相关的权益，并与其他合作人共同对力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甲方基于其退出前力可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工资、应收账户、应付税费、场地租金等）均由乙方承继。第四条、转让的实施。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下列力可公司的相关合同、权益如登记在甲方名下的，自甲方收取全部转让款之日起10日内甲方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转让、变更手续，如已登记在乙方名下的，则无需再办理变更手续。如：力可公司的水、电费、电话费、电视费、上网费、垃圾费等扣费账户的变更；力可公司租赁场地合同主体的变更；会计凭证、单据及账本等财务资料的交接；力可公司转让的相关工商、卫生许可等证照的变更登记手续；其他与力可公司相关的一切合同、事务。第五条、违约责任。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千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天的，甲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3.力可公司店铺一直由乙丙方经营，甲方有权对其转让股权前店铺的所有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在2019年3月31日前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所有财务收入情况不实，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丙方赔偿损失，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取消股权转让，保留40％股权份额，对于乙方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有权没收作为赔偿费用不作退还。4.如甲方拒不协助办理或拖延办理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乙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对《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方志民于2019年3月15日支付220000元、2019年5月25日支付100000元、2019年5月29日支付80000元。但黄建文及黎丹莹收取股权转让款后，至今未协助方志民到工商部门办理有关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汪**每天晚上通过微信向黄建文发送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日销售报表》以知会有关的营业收入情况；从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除《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外，黄建文合共收取方志民等支付的承包费款项合共469680.19元。黄建文诉讼中所提供的领尚服务部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原件放置于力可公司前台，登记开表时间从2017年8月8日至2019年3月27日不等，可由公司股东查看。黄建文庭审中陈述其于2019年3月到力可公司健身时才发现该组表格，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故意隐瞒该收入共计总额为3689308元，从而提起诉讼。另查，领尚服务部核准登记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注销于2017年11月6日，工商登记显示为颜右军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为黄建文。经营场所为佛山市顺德区*****嘉信城市广场一期三层D301号。经营范围为健身服务。力可公司核准登记成立于2018年3月2日，注册资本150000元，法定代表人方志民；工商登记显示在册股东为方志民（持股比例54％）、汪**（持股比例2％）、吴锦聪（持股比例2％）、董春雨（持股比例2％）、黎丹莹（持股比例40％）。经营场所为佛山市顺德区*****嘉信城市广场一期三层3D02号商铺。经营范围为体育场馆管理、健身服务。黄建文与黎丹莹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需当事人再有何种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包括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这里解除合同的条件可能是约定的，也有可能是法定的。黄建文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的主动行使。黄建文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等文件，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黄建文作为股权出让方，其主要义务是向受让方交付满足股权转让对价的股权，并对目标公司基本情况进行披露，包括目标公司设立及历史沿革材料、主营业务资料、重大债权债务信息等。而方志民作为目标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受让前应尽到审慎义务，包括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做尽职调查、从工商登记机关获取相关信息等，以便对交易标的作充分了解后作出理性的商业判断，以期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到最低，及时发现交易风险。本案中，对力可公司的情况，包括经营范围、股东情况、注册资金、是否认缴制等，黄建文与方志民作为股权转让的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工商企业公示公信系统信息平台进行查询；这是作为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可以做到且应尽的审慎义务内容之一。而实际上，虽然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的主体性质不同，但两者在出资人、经营者、业务范围、经营场所等均存在继受与承接关系，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黄建文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等一直作为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的实际开办人或经营者，对领尚服务部与力可公司的经营模式与财产状况等应该非常清楚；对黄建文诉讼中持有异议的领尚服务部《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也一直放置于力可公司前台可由公司股东查看。为此，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对黄建文有隐瞒财务收入的行为，仅凭放置于力可公司前台的领尚服务部《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与《日销售报表》比对未能证明方志民等人漏算承包费332037.72元（3689308元×9％）。为此，方志民在股权转让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黄建文主张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故意隐瞒该收入共计总额为3689308元，从而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取消股权转让、没收已收取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赔偿隐瞒漏算承包费332037.72元等，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即便黄建文、方志民及黎丹莹至今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鉴于涉案股权转让已实际履行完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黄建文已完全退出力可公司，不再是公司的股东，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为此，黄建文无权主张退出后的分红款，即便主张，其主张对象应为力可公司，并非公司股东，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综上，黄建文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建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71.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8971.73元，由黄建文负担。黄建文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私教会员签到表、文件夹照片，拟证明私教会员签到表是与黄建文在一审时提交的《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正反面一体的，《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一直由教练私下保存，其作为私教会员交费的凭证，还是私教会员上课的登记记录表，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独立一个文件夹。该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流动性比较强，教练上课时要随身携带以方便让会员签到，一般不会集中放置在一起，所以，黄建文平时根本难以集中查看到私教的业绩情况。2.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7日关于教练的业绩收入情况手机图片，拟证明力可公司关于教练的业绩收入己经不再使用人工填写的《日销售登记表》记录教练的业绩收入情况，而是使用电子系统登记形式，该系统名为菠菜管理健身教练助手，一方面可以更加方便方志民等自己核对数据，另一方可以防止第三方（包括黄建文）的查账。3.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涉案力可公司关于教练的业绩收入己经不再使用人工填写的《日销售登记表》记录教练的业绩收入情况，而是使用电子系统登记形式，该系统名为菠菜管理健身教练助手，一方面可以更加方便方志民等自己核对数据，另一方可以防止第三方（包括黄建文）的查账。4.领尚服务部课程表、力可公司课程表、力可游泳健身开业图片、力可健身重要通知、力可健身超级大课堂、紧急通知，拟证明涉案的力可公司名下有四家门店，包括大良嘉信店、大良新世界旗航店、杏坛宏汇城店、大良品高国际店。其中黄建文只掌握了大良嘉信店的部分营业收入资料，在一审中己经作为证据提交，而其他三家店铺的开业经营情况以及业绩营业收入情况方志民等一直没有提供给黄建文，属于方志民等隐瞒营业收入的情况。5.申请证人范建勇出庭作证，拟证明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存在隐瞒营业收入的情况。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方志民、汪**、吴锦聪、董春雨对黄建文提供的证据中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和课程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建文提供的其他书面证据缺乏原件核对，且证据内容不足以反映其主张的证明内容，故本院对该部分书面证据不予采纳。黄建文提供的证人证言本身不能反映力可公司财务收入的真实情况，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建文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对力可公司的银行资金交易明细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并申请本院对力可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情况进行司法审计。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黄建文请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没收400000元股权转让款、赔偿承包费319080.96元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黄建文主张方志民等人故意隐瞒力可公司的真实收入情况，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黄建文有权解除合同，没收方志民已支付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和要求方志民等人赔偿隐瞒漏算的承包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当合同约定了解除条件，守约方以解除条件成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经审查，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方志民提供的财务收入情况不实造成黄建文的损失，黄建文有权解除合同，但该约定指向的是力可公司的利润分配问题，该问题的争议并不必然导致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黄建文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理据不足。而且，黄建文主张方志民等人故意隐瞒力可公司真实收入情况的主要证据是《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但该登记表并不属于财务账簿范畴，不能将该表与涉案《日销售报表》进行简单对比之后就得出方志民等人故意隐瞒了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的结论。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述《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原本就放置力可公司的前台，并没有做隐匿处理，而本案也无证据显示方志民等人存在阻挠黄建文查询了解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的情形，故黄建文仅以其“无意中”发现《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主张方志民等人对其实施了隐瞒欺诈行为，并不可信。同时，黄建文是力可公司前身领尚服务部的实际开办人，其作为领尚服务部的经营者对服务部的经营方式和收入来源应当是十分清楚的，虽然黄建文主张在其将领尚服务部股份份额交由方志民等承包经营后从未查过账，但黄建文也承认其经常有到该健身俱乐部健身，在此情况下，领尚服务部或力可公司存在其他大额收入而未被黄建文知晓的可能性并不大。汪**每天通过微信方式向黄建文发送《日销售报表》以知会力可公司的营业收入情况，黄建文也据此实际收取了相应的承包费用，黄建文长期以来均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对汪**所报送的数据以及其实际收取的承包费金额是认可的，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定黄建文已实际收入的承包费用金额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黄建文在二审期间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由其起草提供，从该协议内容来看，黄建文有较高的法律风险意识，其对力可公司财务收入情况也十分关注，但黄建文在签订该协议前的较长时间内从未发觉方志民等人提供的收入情况存在异常，反而协议签订后不久就“无意”发现了存在所谓的重大瞒报收入情况，显然有违一般交易常理。综上几点，黄建文提出的方志民等人故意隐瞒力可公司的收入情况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据此提出的解除合同、没收股权转让款和赔偿隐瞒漏算承包费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建文提出的调查取证和司法审计申请，因黄建文未能举证证明方志民等人存在其主张隐瞒欺诈行为，在此情况下，本案并无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以及对力可公司进行审计的必要，故本院对黄建文的上述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黄建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8.65元，由上诉人黄建文负担。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