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9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云，男，1972年1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牟定县人，高中文化，个体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雄，云南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丽，云南楚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海宏森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运社，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勋，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未到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玉娥，女，1966年10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户，原海宏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红，男，1965年12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户，系袁玉娥丈夫，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本祥，云南康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正云与被上诉人云南海宏森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袁玉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杨正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雄、梁家丽，被上诉人袁玉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红、黄本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正云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2019年12月份时，被上诉人袁玉娥及其丈夫周小红已经不再是被上诉人海宏公司控制人、管理人，被上诉人海宏公司此时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控制人是大股东杨运社，海宏公司此时的经营管理均是杨运社负责。因此，被上诉人袁玉娥及其丈夫周小红在对被上诉人海宏公司没有控制、管理以及相关代表权限的前提下，上诉人杨正云自然没有与其二人中的任意一人商谈海宏公司如何进行经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一审法院偏听偏信被上诉人袁玉娥的一方之言，断章取义的节选上诉人杨正云与周小红的部分通话内容，错误认定事实，进而导致判处错误。其次，上诉人杨正云与被上诉人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在2019年12月份通话之前，上诉人杨正云向被上诉人袁玉娥以及被上诉人海宏公司催要借款本息。周小红知道后，联系上诉人杨正云并讲述了海宏公司的经营现状，称海宏公司股东杨运社没有出资到位，海宏公司没有钱支付所租赁的厂区场地的租金，海宏公司要停厂歇业。上诉人杨正云听到该情况以后，担心自己借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没有着落，并劝说与股东杨运社要好好沟通，继续租赁场地，把厂子搞活。上诉人杨正云是基于与被上诉人袁玉娥一家人的朋友情谊，以及担心二被上诉人停厂歇业后其债权没有来源和保障，才以朋友熟人的身份向周小红进行劝说。一审法院没有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全面的审查上诉人杨正云与周小红谈话的背景以及通话的全部内容，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最终错误认定“2019年12月，上诉人杨正云与被上诉人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通过电话联系协商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的事实。第三，上诉人杨正云出借给二被上诉人案涉款项时被上诉人海宏公司是由被上诉人袁玉娥及其儿子周云、其丈夫周小红共同家庭经营，其中被上诉人袁玉娥以及其子周云登记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袁玉娥担任海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上诉人杨正云向二被上诉人出借案涉款项的时机及情况，假如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向海宏公司投资的股权价款，那么被上诉人袁玉娥及其儿子周云依法应当向上诉人杨正云转让对价的股权并将上诉人杨正云登记为海宏公司的股东。但上诉人杨正云对于其出借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并未因此而取得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相应的出资股权及股东身份，因此所涉款项性质为借款毋庸置疑。另外，被上诉人袁玉娥及其儿子周云于2018年4月2日将各自持有海宏公司的股权共同转让给了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的现任大股东杨运社（持海宏公司80%股权），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运社，将海宏公司交由杨运社经营管理。此事实与前述上诉人杨正云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加强和佐证了上诉人杨正云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非与海宏公司的股权投资关系，不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上诉人杨正云没有取得海宏公司的股东身份，杨运社才取得海宏公司的股东身份等两个前后不一的情况。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如双方没有借条以及收条，则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般依靠交易习惯来判定。上诉人拿银行转款凭证主张系民间借贷，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而本案被上诉人袁玉娥主张案涉款项系对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的股权投资款，但被上诉人袁玉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与上诉人杨正云之间存在股权投资的相关事实，上诉人杨正云自始至终也没有取得或被登记为被上诉人海宏公司的股东，因此，在被上诉人袁玉娥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实其上述抗辩事由的情形下，被上诉人袁玉娥的该抗辩事实不能成立，故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被上诉人袁玉娥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事由。其次，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款规定不能机械的理解为只要被告提交了抗辩的证据就可以达到抗辩的目的，而应结合前一段规定来理解，即“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也就是说这种证明需要达到一定的证明目的，能够证实其抗辩的法律关系从而推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然后原告再继续举证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双方存在一个相互举证博弈的过程，最后看双方所举证证据证明力的高低。因此，被上诉人袁玉娥抗辩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时，被上诉人袁玉娥抗辩所提供的相应证据不仅仅是形式要求，还应当是一个实质要求，即能够达到证明被上诉人袁玉娥抗辩所主张的事实，否则仍应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被上诉人袁玉娥并未对其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对海宏公司股权投资款的这一抗辩事实进行相应的证明责任，因此本案应依法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最后，被上诉人海宏公司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且为案涉部分款项的直接收款人，被上诉人海宏公司在一审答辩中自认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被上诉人海宏公司自认的该事实与上诉人的主张能够互相印证，证明了上诉人杨正云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的法律关系定性及诉讼主张是准确的、合法的。海宏公司书面答辩称，本案是合伙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及判处正确。杨正云三次向袁玉娥转款，一次向海宏公司转款均发生在海宏公司股权发生变更之前，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袁玉娥，若是借款，杨正云作为一个搞企业的老板应该要求袁玉娥或者是海宏公司出具借条；四次转款700000元，不可能在前款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再次转款，之所以连续转款只能是追加投资的行为。杨正云投资后就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了管理，并委派自己亲属杨志云、杨正流分别管理财务和生产，并同被上诉人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到河南濮阳与濮阳三木实业公司洽谈业务签订《合作协议》。从2019年12月17日杨正云与周小红通话录音的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杨正云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商谈公司的经营和出资分红问题，杨正云没有提到借款的问题而是承认自己出资700000元的事实。自2018年4月2日杨运社通过股权转让取得了海宏公司的股东的地位，成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杨正云从未提到700000元借款的事。袁玉娥辩称，杨正云三次向袁玉娥转款，一次向海宏公司转款共计700000元是杨正云对海宏公司的投资款，不是借款。被上诉人海宏公司在答辩状中也坚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袁玉娥的答辩意见也是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正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宏公司、袁玉娥归还杨正云的借款700000元；2、判令海宏公司、袁玉娥支付杨正云自款项实际交付之日起至2020年1月13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66356元，2020年3月23日以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按照年利率6%继续计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由海宏公司、袁玉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2013年6月28日，袁玉娥与云南金马集团海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向其承租原云南省草海农场木制品厂场地和生产设施设备。2016年1月22日、6月29日，杨正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开发区支行分别向袁玉娥两次转款各100000元，合计200000元。同年4月4日，杨正云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开发区支行向袁玉娥转款200000元。同年4月5日，杨正云通过特用公司在云南楚雄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塘支行的账户向海宏公司转款3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700000元。2019年12月，杨正云与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通过电话联系协商海宏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另查明，海宏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楚雄市苍岭镇楚雄监狱内，于2014年4月29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袁玉娥，股东为袁玉娥（持股比例51%）、周云（袁玉娥的儿子），持股比例49%，经营范围为木材经营、木制品生产销售。2018年4月2日，海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袁玉娥变更为杨运社，股东变更为杨运社（持股比例80%）、袁玉娥（持股比例20%）。根据杨正云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云2301民初12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海宏公司所有的规格为1.5㎝厚的建筑模板共计2146片、规格为1.1㎝厚的建筑模板共计1320片、规格为1.2㎝厚的建筑模板共计450片、规格为二级品的建筑模板共计680片，限额为200000元，查封期限为二年；二、查封袁玉娥所有的风烤窑6间、旋切机1套、磨刀机1台、二吨锅炉1台、冷压机1台、热压机2台、地泵磅1台、叉车1台、涂胶机4台、铺板线1套、制胶设备1套、晒板架20个、行吊1台、办公用品及厨房桌椅1套、锅炉房1间、彩钢瓦厂棚2000㎡，限额为500000元，查封期限为二年。杨正云预交保全费4020元，并支出保险服务费7000元。庭审中，经释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案款项往来并非基于民间借贷纠纷法律关系而产生，须变更法律关系并由杨正云变更诉讼请求，杨正云表示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正云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应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现杨正云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杨正云及特用公司分别向海宏公司、袁玉娥转款700000元的事实，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上述转款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产生，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杨正云又表示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对于杨正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正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2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4020元，由杨正云负担（已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杨正云对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2月，原告与被告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通过电话联系协商被告海宏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有异议，认为具体事实是杨正云与被上诉人袁玉娥的丈夫周小红在2019年12月份通话之前，上诉人杨正云向被上诉人袁玉娥以及被上诉人海宏公司催要借款本息。周小红知道后，联系上诉人杨正云，周小红向上诉人杨正云讲述了海宏公司的经营现状，并称海宏公司股东杨运社没有出资到位，海宏公司没有钱支付所租赁的厂区场地的租金，海宏公司要停厂歇业。上诉人杨正云听到周小红讲述海宏公司不再租赁场地并要停厂歇业的情况以后，担心自己借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没有着落，并劝说与股东杨运社要好好沟通，继续租赁场地，把厂子搞活。上诉人杨正云是基于与被上诉人袁玉娥一家人的朋友情谊，以及担心二被上诉人停厂歇业后其债权没有来源和保障，才以朋友的身份向周小红进行劝说，并非讨论海宏公司经营管理问题。被上诉人海宏公司、袁玉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于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述。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对杨正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虽然杨正云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杨正云及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云南特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22日、4月4、5日、6月29日向袁玉娥及海宏公司转款共计700000元的事实，但杨正云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时，袁玉娥及海宏公司抗辩称其收到杨正云的该四笔款项系杨正云向海宏公司投资的部分投资款，并非借款。袁玉娥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提交了其丈夫周小红与杨正云的电话录音光盘及通话内容文字记录，经本院审查，周小红与杨正云通电话期间，杨正云多次明确陈述其向海宏公司投入了700000元投资款的事实。而杨正云当庭陈述其向袁玉娥及海宏公司所转款项仅有案涉的700000元，双方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其与袁玉娥口头约定借款时既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款利息或违约金。杨正云虽然主张案涉款项系其出借给袁玉娥及海宏公司的借款，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上述转款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产生。故杨正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杨正云的诉讼请求正确。另外，因袁玉娥及海宏公司辩称其收到杨正云所转的四笔款项系杨正云向海宏公司投资的部分投资款，并未抗辩案涉款项系杨正云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故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综上，杨正云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正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4元，由杨正云承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纪艳茜审 判 员 杨培松审 判 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文起丽书 记 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