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3677号原告张胜本。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琼，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学子，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福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翔，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郑明耀。第三人郑爱芳。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戈仁锋，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宏，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胜本诉被告武汉福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公司）、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胜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张胜本的股东资格，并判决被告福田公司向原告支付项目盈利分红余款1454816.16元；2、请求判决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与被告福田公司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判决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为实现原告权利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被告福田公司及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承担。事实与理由：福田公司于2005年由第三人郑明耀及郑爱芳设立，郑明耀持股56%，其妻郑爱芳持股44%，原告张胜本系福田公司员工。2010年11月21日，郑明耀与张胜本约定，由张胜本出资30万元人民币入股福田公司并取得8%的股权。张胜本以现金方式缴纳出资，且出资已足额缴纳完毕。2013年2月6日，郑明耀就上述事实与张胜本及其他股东签署《福田公司股份制发起人参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参股协议书》），约定将福田公司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将股权分配等事项载入其中，改制后的公司由张胜本持股8%，其他四股东各持股8%，剩余60%仍为郑明耀所持有。但该协议签订后，因各种原因，张胜本及福田公司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016年3月8日，张胜本请求退股，经各方协商，郑明耀、张胜本和其他四股东签订了《退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载明股东会已同意张胜本的退股请求，并载明张胜本可就福田公司承接的所有项目盈利享受公司股东权利及分红至2015年11月21日。但此后福田公司和郑明耀一直未兑现该协议中关于分红的承诺。后经查阅公司账目，福田公司有可分红的项目盈利总额为20685202元人民币。按照原告张胜本所持股权8%计算，可获得1654816.16元人民币的盈余分配。在张胜本的不断请求下，第三人郑明耀于2018年2月14日向张胜本支付了20万元作为享有股东权利期间的分红款，但剩余的分红款至今仍未支付。综上，原告张胜本作为实际出资人，虽然未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身份，但已实际缴纳出资，履行了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并经过公司股东会确认股权及分红权，因此，应当享有公司分配盈利的权利；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夫妻作为被告福田公司的股东，与福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并滥用股东权利、拒不分红，对原告张胜本造成了经济损失。故原告张胜本要求如诉称。被告福田公司辩称，1、原告张胜本并非被告福田公司股东。原告没有向被告账户缴纳出资额，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与第三人郑明耀签订《参股协议书》后并未实际履行，被告并未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与第三人郑明耀也未成立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与第三人郑明耀更没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原告自称其为实际投资人，并在诉状中引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但该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张胜本不是福田公司的股东，无权就盈余分配提起诉讼。2、本案并无盈余分配的基础。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条：“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同一司法解释的第15条也有关于“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的规定，由此可见，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有效股东会决议是股东要求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但本案并无股东会决议存在，因此原告即使是股东也没有盈余分配的基础。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张胜本的诉讼请求。另需要说明一点，原告自称系被告员工，福田公司对此身份有异议。第三人郑明耀述称，一、原告不是本案被告的股东，依法不能享有股东权利。1、被告于2005年8月15日经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实缴时间为2005年8月15日；公司股东为郑明耀、郑爱芳；股东郑明耀实缴出资额为280万元人民币、持被告56%的股权；股东郑爱芳实缴出资额为220万元人民币、持被告44%的股权；截止本案开庭前，前述关于被告股东情况一直没有变化。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该条规定，原告确认其为被告股东，前提是原告张胜本与答辩人郑明耀等共同对被告依法进行有效设立方可被确认为股东，从被告目前股权结构、注册资本等现状来看，这一现状并没有改变或突破。因此，原告缺乏被确认为被告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3、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称“2010年11月21日，郑明耀与原告约定，由原告出资30万元人民币入股福田公司并取得8%的股权”。原告这一陈述没有事实依据。首先，答辩人从未与原告张胜本口头约定关于原告出资30万占被告8%的股权；其次，被告注册资本自成立以来早已由答辩人郑明耀、郑爱芳二人全部实缴缴足，在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全额实缴完毕的情况下，无论原告张胜本在2010年11月21日是否向被告“实际出资30万元人民币”，该30万元均不能认定为公司注册资本。4、答辩人与原告张胜本等2013年2月6日签订的《参股协议书》并没有按约定实际履行，而且在2014年答辩人将原告等四人参股30万元全部退还给其本人。至于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仅仅是就单个项目合作作出的分红约定，而并不涉及被告其他项目，关于这一点，答辩人会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二、答辩人与原告等人合作仅为单个项目合伙，并不存在与原告等人组建股份制公司的情形存在。1、2010年11月6日，答辩人与原告以及案外人张庆忠、徐国友等签订《武汉福田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该文件明确约定：“经营：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开始运转；投资：每股投入资金伍拾万元，起步资金为叁拾万元。总经理郑明耀干股投资壹佰万元为运转资金”等，该文件实为答辩人与原告等几个人之间的个人合伙协议。从该文件的约定内容可以明确的认定，答辩人与原告等人系借用被告的实体身份，共同合伙投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工程。2、上述决议签订后案外人张XX、徐XX后根据决议向答辩人交纳投资款项30万元，更能明显的说明原告与答辩人是在单个项目上的合作，而并非是以此种方式组建股份制公司。原告自认于2010年11月21日向被告入股“30万元”，这一时间与前述约定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投资时间及投资金额完全相符。3、原告在其诉状中称其主张于2016年3月8日退股，但在原告主张的“入股时间和退股”这一期间内，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其针对其股东身份、股权登记提出异议或者要求确信其股东身份的权利主张，原告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从未行使前述“相关股东权利”的事实，也进一步的证明原告不是被告股东的事实。通过上述事实分析，答辩人认为，本案原告不具备被告股东身份的资格，更不能享有被告股东的权利。因此，原告诉请“确认其股东资格，请求支付项目盈利分红”的诉请依法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应当依法驳回。三、原告请求答辩人与本案被告公司、第三人郑爱芳承担本案连带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前面已详细的阐述了原告不具备本案被告公司的股东身份，依法不享有股东的权利。2、原告诉请“项目盈利分红余款1454816.16元”也进一步的证明，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系项目投资合伙关系，并非被告的股东；如果原告是被告的股东，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公司的章程规定，享有公司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原告在其主张的“入股期间”自始至终没有行使过股东的权利，也没有按照约定履行“股东的义务”。3、答辩人与第三人郑爱芳向原告等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原告诉请的是要求被告公司对其进行分红，是因其股东身份产生的一种财产权利，即便作为股东要分红，要承担责任也只能是被告公司，而并不是答辩人及第三人郑爱芳。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与第三人郑爱芳对其诉请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郑爱芳述称，郑爱芳答辩意见的前两点与公司答辩意见一致。第三点意见是：原告等人与第三人郑明耀合作仅为单个项目合伙，并不存在与原告等人组建股份制公司的情形存在。1、2010年11月6日，第三人郑明耀与原告以及案外人张XX、徐XX等签订《董事会决议》，该文件明确约定：“经营：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开始运转；投资：每股投入资金伍拾万元，起步资金为叁拾万元。总经理郑明耀干股投资壹佰万元为运转资金”等，该文件实为答辩人与原告等几个人之间的个人合伙协议。从该文件的约定内容可以明确的认定，第三人郑明耀与原告等人系借用被告的实体身份，共同合伙投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工程。2、上述决议签订后案外人张XX、徐XX后根据决议向第三人郑明耀交纳投资款项30万元，更能明显的说明原告与第三人郑明耀是在单个项目上的合作，而并非是以此种方式组建股份制公司。原告自认于2010年11月21日向被告入股“30万元”，这一时间与前述约定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投资时间及投资金额完全相符。原告张胜本向法庭举示如下证据：证据1、张胜本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张胜本诉讼主体适格；证据2、福田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复印件），证明被告福田公司诉讼主体适格；证据3、郑明耀身份证复印件，证据4、郑爱芳身份证复印件，共同证明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诉讼主体适格；证据5、收据（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原告已向福田公司履行出资30万元的义务；证据6、《参股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1、原告有权行使股东权利，2、根据协议书第十条的持股表述，原告明确持有福田公司8%的股权；证据7、《退股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1、郑明耀及福田公司承认原告的股东权利，2、郑明耀及福田公司承认原告就公司2015年11月21日前的项目盈利享有分红权利；证据8、《福田公司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据9、《福田公司完工工程（2013-2016）结算汇总表》（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共同证明原告可参与分配的公司项目盈利合计20685202元；证据10、建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福田公司曾用郑爱芳账户向原告支付分红款20万元，福田公司与其登记股东的财产混同；证据11、光盘及其文字稿（打印件），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13日再次向郑明耀主张了分红权利，郑明耀有安抚原告并承诺会以最快速度解决此事。证据12《律师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律师函》签收记录（复印件），共同证明原告委托律师向福田公司、郑明耀主张分红，且福田公司、郑明耀已收悉律师函；证据13、律师费发票（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原告已支付律师费1.25万元；证据14、《福田公司》章程（打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原告入股、退股及利润分配计算等均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相关规定，合法有效；被告福田公司对证据1、2、3、4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2不完整；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公司手上的收据的第一联没有加盖被告财务章，张胜本的字体与收据第一联字体不同，且修改部分不同，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未收到该款项；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加盖公章明显不一样，签字部分只有自然人的签字，从合同内容来看，是各方当事人共同发起但是没有得到股东会的认可，至今被告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庭前提交的退股协议是没有章的，现在提交的退股协议原件是有章的，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章是彩色打印的，要求对公章鉴定；对证据8、9的三性均持异议，汇总表除了有原告的签名外没有被告及第三人的签字，公章是公司的，但不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加盖上去的，有可能是原告加盖的，要求对章子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被告公司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制作这种格式的表格；汇总数据我们之后会举证证明数据是错误的，仅凭现有数据不能证明盈余分配金额，还要扣除公积金等；对证据10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本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公司与原告的关系；对证据11的真实性、完整性均持异议，原告提交的是五分钟的视频，当事人说谈了一上午，且双方并没有谈到实质性的东西；对证据12中的《律师函》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律师函》签收记录的三性有异议，它是寄给第三人郑明耀的，第三人郑明耀收到该律师函，但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3的律师费发票认为与本案无关，而且没有合同等予以证明；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郑明耀对证据1、2、3、4同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是当事人签字，当时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张胜本、张XX的收据是郑明耀出具的，肖XX和江XX是在共同合伙做项目的过程中分别收取了30万元，但是后来分别还给了他们30万元；对证据6是当事人签字，但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参股协议与退股协议上加盖的公章不一致，退股协议明显是复印件，再另外加盖的公章，希望对公章形成时间提出鉴定；对证据8、9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20万元是事实，是项目合伙分红，是郑明耀用郑爱芳的账户转的；对证据11、12、13、14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质证意见。第三人郑爱芳完全同意被告福田公司的质证意见。第三人郑爱芳的账户不存在与福田公司的公司账户混同的情况。被告福田公司向法庭举示如下证据：证据1、福田公司企业信息报告（复印件），证明被告福田公司于2005年8月15日经核准登记成立，公司性质至今仍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公司股东为郑明耀、郑爱芳。股东郑明耀实缴出资额为280万元人民币，持有被告公司56%的股权；股东郑爱芳实缴出资额为240万元人民币，持有被告公司44%的股权；证据2、郑明耀、张XX、张胜本、徐XX于2010年11月6日签订的书面文件（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第三人郑明耀与张XX、张胜本、徐XX等人合伙经营“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属于四个个人之间的合伙行为，与被告无关，第三人郑明耀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其个人，而不是代表公司。因为如果第三人签字是代表公司，则该文件的内容侵犯了另一股东权利且违反公司法律规定及被告公司章程规定，是无效的；证据3、《分供方工程结算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被告公司完成的“孝感中建·国际花园二期工程”2015年9月25日结算工程造价为29576851.2元，可以证明原告提供的《汇总工程项目》数据是错误的，可以印证被告质证的观点即《汇总工程项目》并非被告制作；证据4、账户余额信息（网络打印件），证明截止2019年8月20日被告银行账户余额为104025.98元，原告的诉请无法得到支持；证据5、两张收据（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收据上是郑明耀个人签的字，其第一联并没有加盖公章。原告对福田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持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办法认可，与本案无关，武汉福田建筑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此主体，我们投资的主体公司是武汉福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项目运转上初步的协议，后期没有执行，张胜本、张XX的签字我们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办法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证据4我们要求的是2017年之前的利润，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不会在第一联加盖公章是财务的基本常识，恰恰证明了原告支付了投资款的事实。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对被告福田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第三人郑明耀向法庭举证如下：证据1、郑明耀、张XX、张胜本、徐XX于2010年11月6日签订的书面文件（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1、第三人郑明耀与张XX、张胜本、徐XX等四人在2010年11月6日达成约定，仅系几人合伙投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工程并开始运转该项目工程；红利已满人民币伍拾万元后开始分红，年底按纯利润比例分成；2、几人合伙投资“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仅仅是利用了被告公司企业法人作为载体；证据2、《分供方工程进度申请表》（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分供方工程结算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1、“孝感中建·国际花园一期工程”于2013年3月办理了最后一期进度款申报，该项目工程一期累计造价为11704966元；2、被告公司完成的“孝感中建·国际花园二期工程”结算工程造价为29576851.2元；发包单位中建三局一公司给被告公司办理结算的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3、证明了原告提供的《汇总工程项目》数据是错误的，可以印证被告质证的观点即《汇总工程项目》不真实。原告张胜本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这个公司主体，时间签订是在2010年，争议的协议是在2013年2月6日，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定，合伙企业不能作为承接建设工程项目的合法主体，如果是合伙企业进行施工，存在违法性，即便是真实的也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福田公司和第三人郑爱芳对上述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郑爱芳再次向法庭举示福田公司的公司章程（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以证明1、福田公司于2005年8月8日制定公司章程，确定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截止开庭前公司股东仅为郑明耀、郑爱芳；2、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被告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第十八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的第十一款规定“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第十九条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中章程作出决议时，必须经全体股东通过”；3、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议，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4、第三人郑明耀出资额为280万元人民币，持有被告公司56%的股权；第三人郑爱芳出资额为220万元人民币，持有被告公司44%的股权；5、根据章程，股东会对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第三人郑爱芳作为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其他股东出让股份具有优先购买权；6、根据章程，被告福田公司利润分配年度方案应当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原告张胜本对福田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第一个证明目的无异议，但达不到其第二个证明目的。该份证据证明郑明耀作为最大股东签字具有有效性，证明分配方案合法有效。被告福田公司和第三人郑明耀对上述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在审理中对案外人福田公司原员工刘XX进行了调查，刘XX陈述：《福田公司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和《福田公司完工工程（2013-2016）结算汇总表》均为其接受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委托对福田公司当时的经营项目所进行的成本与盈利结算，但对表上的公章为谁加盖则并不清楚。“工程结算款里面已经结算的是准的，有些项目是没有完工的就没算。”张胜本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福田公司和郑明耀、郑爱芳对上述刘XX的证言均有异议，认为其说原告是股东是听说的。且其计算的孝感中建花园项目的计算结果与被告方提供的该项目结算书上的金额不符。因此，其证言法院不应采信。本院对上述对各方举证的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均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作如下评判：对于张胜本所举证据5的收据，本院认为，虽然福田公司否认其真实性，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且认可收到张胜本30万元投资，本院对此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张胜本所举证据6之《参股协议书》，虽然当事人均不否认自然人签名属实，但福田公司和郑明耀均认为福田公司的公章并不是在文件形成时所加盖，均要求对公章加盖的时间进行鉴定；对张胜本所举证据8、9的《福田公司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和《福田公司完工工程（2013-2016）结算汇总表》，福田公司和郑明耀均认为不属实，且未经郑明耀签字认可，所加盖的公章承认是公司的，但却不是公司管公章的工作人员所加盖，亦要求对公章加盖的时间进行鉴定。对此，本院在召集的庭前会议中，确认了如下事实与意见：1、《福田公司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和《福田公司完工工程（2013-2016）结算汇总表》中福田公司的公章并非福田公司或郑明耀直接同意加盖，2、福田公司和郑明耀、郑爱芳放弃对上述相关公章加盖时间进行鉴定的所有意见。本案当事人在后续庭审中对上述庭前会议确认的事实与意见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上述相关鉴定争议事项已不存在。本院依据证据中无争议的相关事实认定本案基本案件事实。对张胜本所举证据10，本院认为，福田公司只是否认该证据与福田公司的关联性，并未直接否认其本身的真实性，且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亦不否认其客观性，故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张胜本所举证据11，本院认为，光盘已为双方核实，其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但其内容并不全面，本院依法结合其他证据确认其证明效力。对张胜本所举证据12，本院认为，作为福田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郑明耀已认可收到该证据，福田公司否认公司收到该证据并无实质意义，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张胜本所举证据13，本院认为，张胜本在本案确实聘请了律师参与诉讼，并支出了相关律师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福田公司所举证据2的《董事会决议》，张胜本认为，张胜本和张庆忠在上面签字属实，但其名称“武汉福田建筑有限公司”与张胜本实际所投资的福田公司无关，且该协议只是初步的，后期并未执行。本院认为，原告已实际自认了其签名属实，虽然所写名称与本案被告福田公司不同，但双方除了福田公司的业务之外并无其他业务关联，因此，本院对此证据对签名当事人和福田公司的关联性及其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可。对福田公司所举证据3的《分供方工程结算书》，本院认为，虽然张胜本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且其载明的相关工程的数额与刘XX提交的福田公司包含孝感中建花园及孝感中建花园一期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的利润计算的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存在差异，但其确实具有福田公司与建设方参与进行公司结算的合法结算形式，且张胜本亦举不出证据否认该证据的客观性，故本院对此证据形式依法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依法确定。对张胜本所举证据14，本院认为福田公司的公司章程为登记履行注册责任时必须公示的开放资料，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福田公司所举证据4的账户余额信息，本院认为，该信息并非福田公司在双方约定的分红期限内的资金状况，且账户余额亦不能证明其应否履行或者免除公司义务，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刘海桥的证言，本院认为，其所作出的证言具有真实性，但其所叙述的相关事实和所作出的结算与本案争议的待证事实并不完全重合，本院对其证言宜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依据当事人陈述与自认，以及相关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张胜本系被告福田公司员工；福田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15日，经营期限至2025年8月13日，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郑明耀，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郑明耀和第三人郑爱芳夫妻，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及销售。2010年11月6日，福田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与张XX、张胜本、徐XX等召开福田公司董事会，并作出公司名称为“武汉福田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明确董事会成员为郑明耀、郑X、张XX、张胜本、徐XX，经营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开始运转，股东按拾股比例分配，投资为每股投入资金伍拾万元，起步资金为30万元。总经理郑明耀干股投资100万作为运转资金。利润按每月报表经股东审核。红利已满50万元后开始分红。年底按纯利润比例分成。郑明耀、张胜本、张XX、徐XX均在该《董事会决议》上签名确认。2011年1月30日，张胜本向福田公司实际出资30万元，公司财务向其出具了明确为收到“张胜本公司入股资金”的编号为N0：1312777的收款收据。2013年2月6日，郑明耀与张胜本及张XX、江XX、肖XX、徐XX又共同签署了一份《参股协议书》，约定将福田公司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将股权分配等事项载入其中，改制后的公司由张胜本和上述其他四股东各持股8%，剩余60%仍为郑明耀持有。但该协议签订后，郑明耀及福田公司并未向登记机关相应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5月13日，郑明耀委托福田公司员工刘XX对福田公司的完工工程进行核算。经计算，刘XX提交了福田公司包含孝感中建花园及孝感中建花园一期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的合计利润为20685202元的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两张（其中，孝感中建花园包含成本的结算工程款金额为41439853元；孝感中建花园一期包含成本的结算工程款金额为12349737元）。但其计算的福田公司承接工程的施工与完工时间并不明确，有部分未完工程尚未实际结算，且其中关于自2013—2016的年度结算汇总表所核算的工程利润的收入时间范围与本案当事人双方在上述《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股东权力与分红权益的自六位股东出资发起公司经营的2010年11月21日起和截止至2015年11月21日的利润计算截止期的时限并不相同。郑明耀并未最终认可该计算结果，亦未在两张完工工程结算汇总表上签名。且结算汇总表上加盖的公章也并非郑明耀同意加盖。2015年9月25日，福田公司与发包单位中建三局一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办理了工程结算书，明确福田公司完成的“孝感中建·国际花园二期工程”结算工程的造价为29576851.2元。这与刘XX对福田公司的完工工程款的核算结果在孝感中建工程项目的名称和工程款金额上均存在差异。2016年3月8日，张胜本请求退股，经协商，郑明耀与张胜本及张XX、江XX、肖XX、徐XX签订了《退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载明：福田公司于2010年11月21日由郑明耀、徐XX、张XX、张胜本、江XX、肖XX六位股东出资发起正式成为股份制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现张XX、张胜本、江XX、肖XX4位股东提出退股请求，经股东会议研究，同意退股，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股东张XX、张胜本、江XX、肖XX4人享受公司股东权利及分红至2015年11月21日前公司所承接施工的所有项目盈利。2、从2015年11月22日开始，公司所承接的所有新项目及经营活动盈亏与张XX、张胜本、江XX、肖XX4人再无关系。郑明耀和张XX、张胜本、江XX、肖XX4人均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名，徐XX签名栏为他人代签。福田公司加盖了公章。但此后福田公司及郑明耀并未按照该协议兑现相关分红承诺。在张胜本的不断催促下，郑明耀于2018年2月14日向张胜本支付了20万元作为其分红款，但张胜本要求按比例给付剩余分红款1454816.16元，郑明耀一直未予回应。张胜本催索不成遂诉至本院，要求如诉称。审理中，张胜本与郑明耀及福田公司均陈述或认可2015年，郑明耀还向张胜本支付了30万元。对此，张胜本认为系分红款，郑明耀认为系退还投资款。但双方对此付款事实本身均无争议。同时，张胜本（经本院释明）申请对福田公司2015年11月21日前所承接施工的所有项目盈利情况进行审计，本院通过摇号方式依法委托湖北天宇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鉴定，但由于福田公司、郑明耀、郑爱芳均拒绝进一步向审计机构提供福田公司涉案的其他相关合同、经营、结算等业务与财务资料，且原告张胜本亦表示其亦无法进一步提交其他可供审计的相关资料。审计机构据此认为本案委托鉴定事项无法审计，并最终将委托审计作退案处理。本院将此鉴定不能的情况向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告知，双方均未提出其他意见。审理中，原告张胜本变更其诉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不要求确认其在福田公司的股东资格，但仍坚持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福田公司向其支付项目盈利分红余款1454816.16元（仅扣减20万元分红款，未涉及30万元其所称分红款）。本院认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公司利润所引发的纠纷。虽然，本案张胜本并未注册登记为福田公司的股东或由福田公司向其发放公司股东名册以证明其股东身份，但其与福田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郑明耀等先后共同协商订立的《董事会决议》和《参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均证明双方具有按约定向福田公司投入资金并以福田公司名义对外经营的事实，且《退股协议书》的相关约定更为明确具体。作为最后订立的书面协议，《退股协议书》具有更强的证明力，相关合伙投资公司经营的事实与盈利分配时限的约定应据此认定。由此引发的实体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实质关联通过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之诉寻求司法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张胜本30万元的投资行为是对福田公司的入股投资，还是与郑明耀个人之间的项目合伙；2、张胜本有无权利要求福田公司支付其所诉称的项目盈利分红1454816.16元；3、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是否应当对福田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张胜本为实现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及诉讼费、保全费等应否由福田公司及郑明耀、郑爱芳承担。首先，本案张胜本30万元的投资行为是对福田公司的入股投资，还是与郑明耀个人的项目合伙。本院认为，张胜本等人与郑明耀明确协商出资共同经营福田公司属实，郑明耀作为福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张胜本等人达成的《退股协议书》中明确，福田公司“于2010年11月21日由郑明耀、徐XX、张XX、张胜本、江XX、肖XX六位股东出资发起正式成为股份制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此内容可以证明六位股东实际出资发起正式成为共同经营的企业主体，却并未在工商管理机构办理“股份制”公司登记的企业变更手续。但此投资福田公司以实践共同出资经营的事实客观存在，且福田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明耀也是以公司最大股东的身份与张胜本进行的合意出资与公司化合作与经营的协议，具有以公司形式公开经营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经营性。张胜本与郑明耀的出资协议是以郑明耀的股东身份和福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利益关联，张胜本的身份在未实际进行工商登记确认的情况下，客观上应当被认为是以郑明耀的登记股东身份所进行的隐名出资，且对于该出资合意，公司的另一股东郑爱芳并未阻止。因此，张胜本具有隐名股东的身份，郑明耀与张胜本之间具有股权的实质性代持关系。张胜本的出资经营行为不是其与郑明耀个人在个别项目上的合伙，而是以福田公司为目标企业持续五年时间的资本化投资运营的公司化经营行为。其次，张胜本有无权利要求福田公司支付项目盈利分红1454816.16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张胜本向福田公司实际出资30万元，公司财务向其出具了明确为收到“张胜本公司入股资金”的收款收据。且双方订立的《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股东权力与分红权益的时间为自2010年11月21日起至2015年11月21日止的经营期限内。因此，福田公司和郑明耀等以公司入股的约定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张胜本亦未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在登记机关实际登记为由，否认张胜本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而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本院不应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本案郑明耀与张胜本在福田公司《董事会决议》中约定的是：孝感市中建国际花园项目开始运转。但并不是明确合股经营的项目仅仅局限于此项目，而是以该项目的运转“开始”双方的合作，且亦并未限定投资经营的止期。结合后期双方在其他投资人参与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参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和实际投资人与公司的关系与核算等互动行为，可以认定张胜本与福田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郑明耀所形成的关系是未实际登记注册的隐名股东与代持股权的相互关系，是双方实际参与的对福田公司的实际经营。因此，张胜本实际参股期间的福田公司的经营收益，张胜本有权主张实体权利。但由于张胜本初步举证并不充分，且被告福田公司在提供部分证据证明原告张胜本所举的案外人进行的收益核算材料与之亦存在名实不符和数量差异的情况，虽然福田公司和名义股东郑明耀拒绝进一步向法庭履行举证责任存在错误。但是，仅依原告张胜本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却并不能使法院获取可以确认并足以分清是非的裁判。且福田公司登记的另一股东郑爱芳也是投资一方，其股权权利的行使亦对本案分红利益存在影响，但在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郑明耀的收益分配协议和相关材料中并无反映。因此，不能仅依据原告提供的未经确认的核算材料来认定福田公司的盈利情况和可分配利润的量化额度。经本院释明，张胜本向本院提出对福田公司的盈利情况和可分配利润进行鉴定评估的申请，但鉴定部门却因被告福田公司及第三人拒绝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原告张胜本亦难以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而由鉴定部门退回了原告的鉴定申请。致使相关分红的利润不能明确发现。本院通过本案的诉讼不能依法获取作出裁判的基本事实与证据，原告张胜本提出的两张案外人计算福田公司经营收益的结算汇总表所记载的落款时间和期间与双方约定的自2010年11月21日起至2015年11月21日止由张胜本享有股东权力与分红权益的经营持续期并不对应，且亦存在尚未结算的内容，因此，对张胜本的诉请本院在其提供不出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利润分红的事实条件，故其诉请本院依法应予驳回。再次，第三人郑明耀、郑爱芳是否应当对福田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基于前述分析，福田公司登记股东一直为郑明耀、郑爱芳夫妇，二人为福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以左右公司的经营方式和是否作出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张胜本在本案不能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的规定条件。但是，由于在福田公司和郑明耀、郑爱芳均拒绝提交相关公司经营利润的相关资料，而仅仅依据张胜本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又不能客观、准确地证实福田公司和郑明耀等的利润和可分配红利的情况下，张胜本的本案诉请应依法驳回，据此，亦不具备判定福田公司股东郑明耀、郑爱芳在本案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定性与量化基础，故对张胜本的此项诉请本院亦应依法予以驳回。第四、关于张胜本为实现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及诉讼费、保全费等应否由福田公司及郑明耀、郑爱芳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基于前述实体论述之理据，本案亦不应支持原告张胜本该部分随附性费用支出的负担主张。综上，虽然福田公司拒绝提交公司的相关经营与财务账册等涉案资料，但本案原告张胜本起诉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实其诉请与主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本案的诉讼主张不具备正当和规范实现的基本的事实条件，本院对其全部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本院注意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对公司实际共同出资经营期间利润的确定与分配。涉及共同出资经营期间的有关经营行为及相关合同、账册等资料的控制与运用问题，可以通过相关知情权等投资人权利的行使与保护等其他法律路径在查明公司经营利润的情况下，规范和正当地维护投资权益。张胜本在不明福田公司利润实际状况的情况下，以公司盈余分配之诉坚持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和可分配利润明晰化的诉讼前提与条件，本院对其在本案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胜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94元，由原告张胜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XXXXXX；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汉平人民陪审员  李海涛人民陪审员  马昌雨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黄 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