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2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太原市庄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创业大楼**。 法定代表人：高爱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铁芳，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柳江武，男，197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保元，山西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中金联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开发区使张村/div> 法定代表人：王金元，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佳新燃料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开发区迎宾西街晋商国际****/div> 法定代表人：石贵生，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石健平，男，197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不详。 原审第三人：田芳，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不详。 原审第三人：王金元，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开发区。 再审申请人太原市庄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柳江武、晋中金联贸易有限公司、山西佳新燃料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石健平、田芳、王金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庄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民终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柳江武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有新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庄泰公司以田芳、石健平涉嫌伪造公章罪向太原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报案，该局干警向上述授权委托书受托人王金元取证，王金元称其收到柳江武2765万元，王金元向杨翾（原审认定田芳、石健平代表人）转款2455万元，未转付的310万元一部分是“砍头息”，另一部分是石健平欠王金元的工程款。王金元上述笔录有两个疑点：一是王金元收取“砍头息”其身份应为出借人，而不是代收人；二是王金元并没有将二审判决确认的2765万元全部交付给田芳、石健平的代表人杨翾，借款行为资金流不闭合。即使杨翾确为石健平、田芳代表人，杨翾也没收到二审判决认定的2765万元，以上证据足以说明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已实际履行与事实不符。（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借款协议》等六份书证系伪造，该六份书证不应作为认定本案借贷关系的依据。本案历次庭审，田芳和石健平从未到庭，无法确认《借款协议》《抵押担保合同》《股东会议决议》《还款协议》《授权委托书》上“田芳”和“石健平”字样的真实性。且庄泰公司的印章一直由张丽萍、张逸驰、张宏持有，由张永康代为保管，《借款协议》等六份书证张丽萍、张逸驰、张宏三人从未知晓，六份书证所盖公章系私刻伪造。另外，《授权委托书》无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芳签字，而仅有“石健平”签字字样。石健平并非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作为高管，其在无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也不能代表法人的行为。为此，庄泰公司在一、二审时均多次向法院申请查明该六份书证由何人制作，对以上书证所盖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然而一、二审法院始终未对公章真伪进行鉴定，且没有查明上述六份书证来源。（三）庄泰公司并未收到借款款项。柳江武依据《授权委托书》将借款支付给王金元，该《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不是庄泰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资金转移行为只能认定为是柳江武与王金元发生了某种法律关系，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其法律关系约束的是柳江武和王金元，不能认为是向庄泰公司履行协议义务，即柳江武与庄泰公司之间并未实际发生借款事实。庄泰公司并未因柳江武与王金元之间的转账行为而获得任何法律上的利益，不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成立。原审法院在调查王金元的资金流水后也未发现该笔借款已支付到庄泰公司的证据。（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柳江武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协议》等书证上签有“石健平”和“田芳”字样，其上庄泰公司的印章系私刻伪造，且来源不明。而庄泰公司从未收到过柳江武诉称的3000万元借款资金，基于以上情况，庄泰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涉嫌被伪造，利害关系人柳江武、石健平、田芳均有重大嫌疑。为此，庄泰公司已就嫌疑人伪造其公章向太原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并进行侦查。因此，本案并非由民间借贷纠纷引起，而是由经济犯罪引发，应当依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审理本案，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柳江武提交意见称，（一）关于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六份证据”是否来源不明的问题。首先，柳江武提交的用于证明成立借贷关系的书证远不止“六份”，还有抵押财产的房产证、庄泰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款协议、石健平的询问笔录等多份书证。上述书证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柳江武已向庄泰公司足额支付了借款以及借款逾期后双方及担保人曾就还款事宜多次磋商的事实，故庄泰公司关于上述书证来源不明的说辞毫无事实根据。第二，庄泰公司所称“审理中石健平、田芳从未到庭”亦是不实之词。2013年6月3日，一审法院立案庭法官李青、武友梅对前来法院应诉和参加调解的庄泰公司股东石健平制作了询问笔录，石健平认可确实已收到柳江武借款3000万元，认可借款时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田芳。第三，关于庄泰公司所称的借款文件中“石健平、田芳”的签字不能确认系该本人所签的问题。因该二人在多达十余份的借款文件中所签字样前后均完全一致，且该字样与晋中法院询问笔录中的石健平签字字样以及庄泰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石健平、田芳的签字字样也完全一致，故借款文件中的签字确系石健平、田芳本人所签。（二）关于所涉借款资金的流向能否认定杨翾与田芳存在关联的问题。借款时庄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要求柳江武将该借款全部支付给王金元，故柳江武在付清王金元借款后，合同目的即已完成。至于款项到账后各方如何使用，本已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但二审法官出于谨慎原因，在已查明柳江武将借款支付给王金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王金元账户收款后的资金去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王金元在收到前两笔的955万元及1500万元后，分别在当日和次日就全部转给了户籍为山西省大同市的杨翾账户（田芳的户籍地也为山西省大同市，再继续查杨翾的账户流水则发现了与田芳存在多笔的资金往来，由此足以证实杨翾与田芳之间存在着关联。（三）关于本案是否因涉嫌经济犯罪而引发，是否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首先，太原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对庄泰公司报案的伪造印章案从2015年3月立案至今已侦查5年多，期间既未对田芳、石健平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未对该案做出任何实质处理。其次，田芳作为时任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自行刻制了公司印章，该印章对外的效力依然有效。该私刻印章的行为能否被法院判定为犯罪目前并无定论，且即使构成犯罪其结果也不会影响本案的审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庄泰公司与柳江武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2011年6月21日，柳江武与庄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庄泰公司向柳江武借款3000万元，庄泰公司以相关财产作为抵押。该两份协议上均有时任庄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田芳的签字，并加盖庄泰公司印章。同时，田芳还向柳江武出具了《股东会抵押担保决议》，并将抵押财产的房产证原件交给柳江武。柳江武已经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的规定，田芳作为庄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借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庄泰公司的真实印章，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 2010年4月10日，庄泰公司原股东张逸驰、张宏、张丽萍与石健平、田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在石健平、田芳未付清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前，庄泰公司的印章仍由原三股东持有，如利用庄泰公司房产进行融资，应提前取得原股东的同意及确认，并确保原股东全程参与。该约定系庄泰公司的内部约定，柳江武无从得知，庄泰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柳江武在签订《借款协议》时知道该约定。如前所述，在柳江武已经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不能以此来对抗《借款协议》的效力。 《借款协议》签订后，庄泰公司于同日又向柳江武出具《授权委托书》，申明将该笔借款直接转付给王金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石健平以“法人代表”名义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并加盖庄泰公司印章。石健平当时系庄泰公司股东、高管，且与庄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田芳为夫妻关系。鉴于石健平的身份，且《授权委托书》与《借款协议》在同一天出具，柳江武有理由相信石健平有权代表庄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根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柳江武将涉案款项支付给了王金元。至此，柳江武已经完成合同义务。至于借款的使用情况，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庄泰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柳江武与石健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二审法院认定庄泰公司与柳江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庄泰公司认为其利益受到损害，可以另行依据《股权转让合同书》主张权利。 如前所述，《借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并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公安机关虽已受理庄泰公司公章及财务章被伪造一案，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二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庄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太原市庄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包剑平 审判员  张淑芳 审判员  杜 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