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4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铮，男，198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红亮，男，197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薄立鹏、郝朋利，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霄，女，198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茹、朱东旭，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宾妍，女，199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德锁、齐晓和，保定市邵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李霄因与被上诉人张宾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铮与邢红亮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薄立鹏与郝朋利、上诉人李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茹与朱东旭、被上诉人张宾妍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德锁与齐晓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铮、邢红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冀0606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宾妍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张宾妍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宾妍的原审诉讼请求。一、被上诉人张宾妍与上诉人杨铮、邢红亮及李霄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张宾妍为职业放贷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时被上诉人张宾妍提供7份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该7份借款合同格式完全一致，借款利息均约定为3分，除借款金额不一致外借款合同内容完全一致，被上诉人张宾妍拟证明7份合同出借共计金额为6,400万元，另被上诉人张宾妍在原审时自述其2017年9月7日出借资金为3,000万元，2017年9月9日出借资金600万元，2018年3月9日出借资金1,340万元，2018年4月10日出借资金900万元，2018年4月13日出借资金两笔100万元。以上总额高达12,340万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张宾妍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有偿的向债务人出借款项，未经批准长期从事民间贷款业务，其放贷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盈利性，被上诉人张宾妍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原审法院参照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认为被上诉人不是职业放贷人，但是该规定为涉嫌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张宾妍为职业放贷人的事实及法律适用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张宾妍从事放贷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规定有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对职业放贷人的认定以及明确对职业放贷行为严厉打击的纪要精神，被上诉人张宾妍与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二、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宾妍之间并不存在借贷验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该事实及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原审认定上诉人邢红亮2018年3月9日向被上诉人张宾妍转款1,950万元中的1,340万元是验资款，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原审法院2019年12月27日上午9点庭审笔录第六页第八行中被上诉人张宾妍陈述“2018年3月9日1,950万元的流水应该是2017年9月份用款达到半年后还款的一笔”及笔录第六页第20行中被上诉人陈述“另行存在其他借贷：2018年3月9日原告张宾妍转款给三被告指定的收款账户杨铮1,340万元”及笔录第七页第一行被上诉人陈述“双方之间到期后还款然后再重新借，形成新的借款”，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张宾妍自认1,950万元是还款行为，1,340万元是新的借贷关系。但原审法院却将2018年3月9日上诉人邢红亮转账给张宾妍1,950万元、张宾妍转给杨铮1,340万元、杨铮转账给邢红亮1,300万元过程中的1,340万元违背被上诉人张宾妍自认事实的情况下定性为验资款。另，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张宾妍借款时没有验资事宜，双方并未形成验资合意，且验资事宜多存在于公司成立事宜，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行为中并无验资事宜，因此，关于该1,34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验资款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负责，本案中被上诉人张宾妍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验资事宜，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被上诉人张宾妍出借资金来源不明，原审法院以资金来源与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关联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张宾妍为1993年出生，现仅27岁，根据被上诉人张宾妍原审时提供的2020年1月9日《证明》，三项工程的分红被上诉人张宾妍与其父亲张儒的分红高至9,000万元，因原审法院未让上诉人对该证明证据予以质证，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上诉人将依法申请调查取证，调取以上三项工程与该案件相关的书面材料证实相应事实。且经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张宾妍在向上诉人出借款项时本身尚欠银行贷款未清偿完毕，被上诉人张宾妍出借给上诉人的资金并不均是其自身合法所有的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对于被上诉人张宾妍的出借资金是否为其合法收入应当查明，是否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否则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张宾妍的资金来源与本案存在密切关联，原审法院未予核实的行为明显存在偏袒。四、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存在错误。1.原审法院将2,700万元与3,700万元一并审理，超出了被上诉人张宾妍原审的诉讼请求；根据被上诉人张宾妍提供的证据显示，2,700万元为两份借款合同，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转账时间是2017年11月2日转账1,300万元、1,400万元。3,700万元是五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时间都是2017年11月10日，但每笔的转款时间是不一样的，3,700万元的转款时间分别为：2017年10月27日转账1,200万元、2017年11月2日转账300万元、2017年11月9日转账140万元、60万元、2017年10月27日转账1,100万元、900万元。所以3,700万元本身就是不同的借款合同组合而来的借款金额总计，每一份借款合同都可以单独主张权利。2,700万元与3,700万元的转款时间是相互交叉的，所以2,700万元与3,700万元完全是可以分割的，原审法院一并审理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了诉讼请求的审理范围。2.原审法院将上诉人邢红亮的还款先酌定偿还利率较高的借款本金3,700万元以及对3,700万元利息的审理超出了被上诉人张宾妍原审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邢红亮偿还被上诉人张宾妍的款项优先冲抵3,700万元的认定仅用了“本院酌定”未进行任何说明，结合本案7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日期均是到2018年5月10日止，合同均是写明利息为3分，均无担保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的“本院酌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超出了被上诉人张宾妍的原审诉讼请求。五、被上诉人张宾妍原审时二次庭审后提供的两份《证明》以及2020年1月10日原审法院向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询问笔录，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1）关于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的规定，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必须同时有单位的盖章、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经办人员签字或盖章，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及法律的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2）关于2020年1月10日的询问笔录，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该笔录没有调查人与记录人签名、捺印，所以该笔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3）《证明》以及询问笔录被原审法院作为证据使用，但是该证据未经三上诉人进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上诉人的还款已经将被上诉人张宾研所主张的2,700万元足额偿还完毕，原审法院认定1,8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在未查明上述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以及超诉讼请求范围审理作出的错误判决，该判决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书；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同意被上诉人增加案外五份借款合同共计3,700万元的债权，并在超过举证期限的情况下与本案合并审理，混同本案标的金额合并计算上诉人及其他被告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实质上是对6,400万元债权本金的审理，远远超出被上诉人2,700万元标的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书在第8页16行本院认为部分阐明“原告在2017年11月10日出借款项实为6,400万元，被告的还款也是针对64,00万元的归还，故2,700万元与3,700万元的本息计算及被告还款数额的计算不可分割”，在审理和判决中一审法院亦均将案外3,700万元债权与本案2,700万元的数额进行整体计算，在将同一时间内债务人的还款优先冲抵3,700万元的债权本金利息后才计算本案标的本金利息，但事实上本案的还款次序是争议的焦点问题，对双方实体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在法院自身认为不可分割，实体上判决对3,700万元和本案的2,700万元还款次序进行了选择的情况下，以及涉及到作为债务人的原审被告的实体权利的处理，依法应作为诉讼请求进行审查，故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二）一审中有关本案重要疑点即借款资金来源的证据，法庭询问笔录及证人证明、证言等言词证据，均未组织质证，证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在此种情况下在判决书第六页第12行本院认为部分中认定“原告就其资金来源于庭审后提供了说明”，属程序严重违法。在2020年1月8日的庭审笔录第7页，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出合理怀疑后向被上诉人释明：“原告资金来源，法庭在上次庭审（即2019年12月27日庭审）后要求你方向法庭提供来源证据并说明，现是否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当庭回答“现无法提交证据，因当事人不在保定，下周一前提交法庭。”一审法院释明“如届时仍无法提供，法庭将对你方资金出借能力予以否定，你方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要求相关证据必须说明能够证明资金来源是否涉及到套取银行贷款或吸收公众资金。”此后，上诉人及其他被告从未收到法庭组织对以上证据的质证，而判决书中直接认定了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经调取案卷，被上诉人发现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关于被上诉人资金来源的证明一份、被上诉人父亲关于被上诉人资金来源证明一份和2020年1月10日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会计关于被上诉人资金来源的询问笔录一份，以上均属于言词证据，但一审法院既没有组织证人出庭亦没有组织对方当事人质证，甚至都没有通知对方当事人相关情况。严重违反了证人须出庭作证并经质证的原则，违反“孤证不为证”的原则，属于程序违法，严重侵害判决的公正性和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审理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对被上诉人的证明标准要求明显过低，对于被上诉人庭上自认的事实，在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推翻并在判决书中采纳相反的主张，违反“禁反言”原则和民诉法关于自认的规定。1.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同一阶段的多次银行转账还款导致同一天成立的6,400万元借贷关系中的3,700万元债务已偿还，但本案所涉的2,700万元债务尚未偿还的主张，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及合理解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非但没有承担不利后果，反而在本案中因此获利。2.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故对于资金的往来，被上诉人转给原审被告的资金均主张为借款，上诉人对于原审被告转给被上诉人的资金均主张为还款，中间出现仅一笔特例即2018年3月9日原审被告邢红亮转账给被上诉人的1,950万元。该笔款项与其他众多转款没有任何不同，但被上诉人对该笔款项单独剔除作为“验资款”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双方合意对其特殊处理的证据，一审法院即以“常识”推断认可该主张明显属于证明标准过低。相反，一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和其他被告证明对该笔转账为还款进行举证，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照此做法，被上诉人和其他被告只能对每一笔作为还款的转账进行举证，因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这笔1,950万元的还款与其他还款从形式上并无任何不同，显然，该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失公平和正义，程序错误，更从实体上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造成判决结果的不公。3.在2019年12月27日的庭审笔录第6页第7行被上诉人自述“被告出示的2018年3月9日1,950万元的流水是2017年9月份用款周期达到半年后还款的一笔。”但在2020年1月8日的庭审笔录第4页第7行中又称“是为体现被告有还款能力”，法院在判决中甚至武断的自行归纳为“验资”，根据自认原则以及“禁反言”原则，一审法院都应该谨慎对待被上诉人的出尔反尔，但一审法院却罔顾庭审的基本原则和民诉法的规定，未经查证给予采信，程序违法，显失公平正义。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被上诉人即本案借款人系职业放贷人，法院应否定其签订的借款合同效力。根据最高法院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关于金钱之债的裁判思路问题》的讲话精神“要综合认定某一出借人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依法认定以高息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民商事法官在审理涉嫌“套路贷”或者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了要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避免司法裁判沦为犯罪分子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本案中，被上诉人年仅二十多岁，动辄出借近亿现金，短期内账目调动频繁，大额资金借出却不要求债务人提供任何担保，明显不合常理。一审法院未尽到责任严格审查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当事人关系，违反民商事审判会议的要求，有维护放纵之嫌，为犯罪分子谋取不当利益提供便利充当保护伞。（二）对于邢红亮2018年3月9日还款1,950万的性质认定错误，该笔项为还款，产生的法律后果为消灭债权关系。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换。货币的占有与所有是同一的，在法学上为“占有即所有”。2018年3月9日，原审被告邢红亮转账给被上诉人的1,950万元既没有双方明示合意其他用途，亦无法律规定、交易习惯予以佐证其除还款以外的其他用途，那么在邢红亮将该款项转入被上诉人的交易账户中起，该笔货币交付即已完成，货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还款的效力已经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因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即还款行为而发生了变更，即使同一天相同交易方再次发生货币的交付转，视为货币的所有权重新发生的变化，应结合交付具体情况进行新的民事关系的认定，对旧的债权关系的消灭不产生任何影响。一审法院对该笔货币交付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导致上诉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三）一审判决偿还的本息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的抵扣方法和计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1.一审判决未将还款1,950万元纳入计算，导致错误计算了剩余本息；2.本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应判决不支付利息，但一审判决还款对3,700万元按照年化36%的标准进行利息抵扣，要求被上诉人及其他原审被告继续支付2,700万年化24%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3.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本案同种类借款还款应先抵扣先到期的债务，故一审判决对于还款对应的借款批次的抵扣顺序存在错误；4.本案借款合同的条款明确约定了扣划抵偿的顺序，约定先冲抵本金，后冲抵利息，一审法院在计算本息时既不遵循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也不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判令的冲抵顺序错误。以上计算方法和结果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张宾妍对三上诉人的上诉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真实有效。被上诉人的出借行为，并不构成职业放贷人的行为。该出借始终发生在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有社会广泛性。双方约定的利息，并未超出法律保护的最高限额，不具有高息牟利性。双方的借贷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3.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超过原告诉讼请求审理的情况。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归还2,700万元本息，庭审中所谈到的3,700万元，完全是阐明还款数额。因为两笔借款数额的本息、计算和还款数额不可分割，对两笔数额一并做出解释说明，更便于查明本案事实。4.关于被上诉人资金来源问题，其所在公司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且经一审法院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确认其资金来源的真实性。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颠倒是非，为其违约失信行为寻找借口。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宾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7年11月10日至借款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双方曾多次发生借贷关系。2017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杨峥银行账户转款两笔，分别为1,400万元、1,300万元。2017年11月10日，原告与三被告就上述转款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两份，合同约定三被告向原告借款1,400万元、1,3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借款利率均为月息3%，并指定借款打入被告杨峥在中国建设银行保定吉翔园小区支行的尾号为2999的个人账户，合同同时约定借款人未按时偿还借款本息的，应按照借款金额1‰/日计收违约金，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原告以出借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捺印，三被告以借款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捺印。除上述借款合同外，原告与三被告于2017年11月10日还签订了五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900万、1,200万、1,100万、300万、200万元，分别对应原告于2017年11月9日向被告杨峥银行账户的转款200万元（转账两笔140万与60万），于2017年11月2日向被告杨峥银行账户的转款300万元，于2017年10月27日向被告杨峥银行账户的三笔转款900万元、1,200万元、1,100万元。合同均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借款期限为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5月10日。被告收到借款后，通过被告邢红亮的银行账户向原告转款，分别于2018年3月9日转款1,950万元，2018年4月10日转款320万元，2018年4月13日转款200万元，2018年5月4日转款9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在2018年3月9日通过邢红亮账户向原告转款1,950万元，同日，原告向被告杨峥转款1,340万元，被告杨峥又向被告邢红亮转款1,300万元。对此原告称是因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资金证明自己还款能力，并要求给付上述借款利息，故被告转款1,950万元，原告在扣除利息后，将余款转回被告杨峥，被告杨峥将款给付被告邢红亮，被告不予认可，认为该1,950万元系三被告对原告的还款，而原告转给被告杨峥的1,340万元系原告与被告杨峥个人之间的借款，与其他被告无关，与本案无关。另，原告就其资金能力，提供了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证明，证明原告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股东分红。一审法院依法到保定市华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核实了该证明真实性。被告表述其借款是用于邢洪亮的企业经营，但至今未提供相关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多份借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已按约定向被告支付借款，被告也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还本付息，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被告辩称李宵、邢红亮并非借款人，而是担保人，原告不予认可。双方借款合同中并没有注明被告李宵、邢红亮为担保人身份，同时二人皆以借款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捺印，故二被告身份为共同借款人，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被告该项辩解，不予采纳。 被告辩称原告并非真正出借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不予认可。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及资金转账记录，已证明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原、被告，被告不但收取了来源于原告账户的出借资金，并且一直向原告账户转账偿还出借款项，其行为已表明在借贷关系履行过程中，被告一直以原告作为出借人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被告在诉讼发生后，辩称原告并非真正出借人的观点，与其在履行过程中的行为互相矛盾，不能成立，故被告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借款合同签订时并无出借人签字，但未对此提供证据，对此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出借资金并非原告所有。原告就其资金来源于庭审后提供了说明，双方就本案的诉讼不涉及虚假诉讼，亦无证据表明原告资金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借贷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故原告的具体资金来源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无直接关联，不影响被告对原告所负的还款义务，被告以此作为不偿还原告借款的辩解理由并无依据，不予支持。被告称原告借款涉及高息放贷，但未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且本案中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并未超出法律规定已自动履行利息的最高限额，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所保护利息的最高限额，故被告该项辩解，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原告为职业放贷人，原告不予认可。目前民事法律未对职业放贷人作出准确定义，但参考我国对于非法经营罪中涉及非法放贷行为的规定，以及其他地方法院已有判例，作为职业放贷行为应具备职业性（以放贷为业）、牟利性（违法高息）、多次性（一定期间多次出借）、广泛性（针对社会不特定人出借）等特点，方具备职业放贷对社会金融秩序的破坏性，应予以制止，反之，应作为一般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虽然次数多、金额大，并采纳了制式合同，但始终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不涉及他人，利息亦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以放贷为业，故原告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行为的特点，被告该项辩解，不予采纳。 原告称被告曾于2017年9月28日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被告当庭提供的还款数额中含有该款，应予扣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虽提供了原告向被告转款1,000万元的银行凭证，但就该转款的性质，原告仅向法庭提供了双方借款合同的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1,000万元转款是双方之间发生的借款，不能由此证明被告还款中含有该1,000万元，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双方争议的2018年3月9日的还款问题，2018年3月9日被告自邢红亮账户向原告转款1,950万元，同日原告向杨峥账户转款1,340万元，杨峥自该账户向邢红亮转款1,30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予认可，但原告主张1,950万元中1,340万元是为了证明被告还款能力的验资款，其余款项为借款利息，原告在扣除利息后将验资款返还被告，被告则称1,950万元均为还款，1,340万元是原告与被告杨峥之间的新的借贷关系，杨峥与邢红亮之间的转款是二人之间的行为，与本案无关。本案借贷关系中，被告虽为三人，但借款指定接收账号只是被告杨峥的个人银行账号，故杨峥账号的收款不能全部被认定为杨峥个人的借款行为。本案中，被告将1,950万元转给原告，原告当天就向杨峥转回1,340万元，被告仅将这种行为辩称是原告与被告杨峥之间的新的借贷关系，不合常理，被告亦未提供其所辩称的有关1,34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也不能合理解释1,340万元中的1,300万元当天又被转给邢红亮这一事实，且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资金以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的情况并不少见，故采纳原告对此的陈述意见，对于被告的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上述1,340万元不作为被告向原告的还款。 经过当庭双方的陈述，双方对于2017年11月10日原告对被告出借6,400万元，以及之后被告已给付原告共6,870万元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还款是否属于本案所起诉的借款以及被告是否已清偿全部借款本息。原告主张被告还款包括了借款本息，应在扣除利息后，首先抵扣3,700万元借款本金，余款折抵本案所诉2,700万元借款本金。被告辩称还款应首先抵扣本案所诉2,700万元借款本息，对3,700万元借款本息，原告应另行起诉或追加诉讼请求。原告对于本案的诉讼请求限于2,700万元借款本息的归还，对于3,700万元借款，仅是原告为了说明被告还款数额而阐明的事实，并非诉讼请求，但原告在2017年11月10日出借款项实为6,400万元，被告的还款也是针对6,400万元的归还，故2,700万元与3,700万元的本息计算及被告还款数额的计算是不可分割的，应一并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原告没有主张实现债权费用的情况下，被告的还款应首先抵充借款利息，剩余还款抵充借款本金。因双方对于还款抵充的借款本金未能达成一致，法院酌定被告还款首先抵充利率较高的借款本金，即抵充3,700万元的借款本金。关于借款利息，原告对被告7笔出借资金的实际发生时间虽不相同，但直至2017年11月10日方签订合同，确定了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事项，故原告6,400万元的出借资金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7年11月10日。对于借款利率，双方当事人合同中虽均作出了月息3%的约定，但原告起诉的2,700万元借款是以利率每月2%提出主张，属于依据法律规定自行降低利息标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本案所涉及的2,700万元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每月54万元）进行计算。对于3,700万元借款利息，不涉及诉讼，对被告已给付完毕的利息，应依法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3%（每月111万元）进行计算。对于2,700万元逾期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按照借款金额1‰/日计收违约金，该约定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原告自行降低，要求按照月利率2%支付，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被告的还款时间，对于借款本息偿还情况如下：至2018年3月9日，借款利息应为660万元（3,700万元*3%*4个月+2,700万元*2%*4个月），被告给付原告610万元（1,950万元-1,340万元），尚余50万元利息未付；至2018年4月10日，借款利息应为215万元（新产生利息165万元+50万元），被告给付原告520万元（4月10日320万元，4月13日200万元），清偿全部利息，并偿还借款本金305万元,剩余借款本金为6,095万元（3,395万元+2,700万元）；至2018年5月4日，利息为155.85万元（新产生利息101.85万元），被告给付原告4,400万元，清偿全部利息，并偿还借款本金4,244.15万元。至此，被告尚余借款本金1,850.85万元未归还，并应支付以该本金数额为基准，按照年利率24%（月息2%）计算，自2018年5月5日起算的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铮、邢红亮、李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张宾妍借款本金1,850.8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850.85万元为基准，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张宾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800元，由原告张宾妍负担55,603元，被告杨铮、邢红亮、李霄负担121,19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杨铮、邢红亮、李霄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提交下列证据: 1.2019年9月23日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派出所对王朝进行的询问笔录一份，该证据来源于石家庄鹿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10刑初59号刑事案卷中，询问笔录显示王朝为河北省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经理，王朝向名为沙子羡、李聪、范靖敏、孟琼四人借款后出借给邢红亮。笔录还显示王朝称邢洪亮欠其2,700万元。从2019以来因为邢洪亮一直不还钱，王朝已经在保定市莲池区法院起诉了邢红亮。鉴于王朝询问笔录中所称述的欠款金额2,700万元，借款人为邢红亮、管辖法院为莲池区法院，与本案中借款金额、借款人、管辖法院完全一致的情况，结合本案在一审开庭时，王朝到场旁听，且两次开庭时均是王朝将本案的证据原件交付给了张宾妍的代理人，本案二审代理人与一审代理人一致。证明王朝陈述的2,700万元借款案就是本案张宾妍起诉的案件。张宾妍出借给杨铮的资金包含了贷款和他人款项。以上证据可以证实张宾妍没有自有资金向上诉人履行出借能力。 2.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证明该公司王朝任职经历，张宾妍及其母亲于梅英系该公司的两位股东。张宾妍与王朝之间必然是熟知的。 被上诉人张宾妍质证称,对证据1来源有质疑，该证据能否作为新的证据使用，因为没有调取时间，但该证据从形成来看发生在一审开庭前。对于上诉人一方证明的方向不认可。该证据不能显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也不牵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任何一方。证据2显示与王朝没有任何关联性。该公司于2019年10月已经注销。股东之间是否母女关系代理人不清楚，但是对方想依据此证实两位股东的身份，上诉人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 上诉人李霄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张宾妍、王朝等开设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从事职业放贷人的非法活动，张宾妍没有真实说明其资金来源,而是作为职业放贷团伙的代理人出现。 上诉人李霄提交从国家税务总局保定高新技术产业税务局调取的保定市华强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及其委托河北中盛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证据出具的财务报表解读，证明2016年该公司净利润为564,583.77元，2017年度净利润为2,853,646.34元，2018年的净利润3,793,628.12元。2016年和2017年净利润和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金增加额不一致，有两种形成原因：一是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二是股利分配。如果全部由股利分配形成，2016年分配71,784.14元，2017年分配2,003.60元，2018未分配股利。证明对方在2020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华强公司多次向张儒、张宾妍分配效益、资金共计9,000万元是伪证。 被上诉人张宾妍质证称,财务报表不属于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会计师事务所的解读，委托机构和委托人，没有双方经过法院委托，对该证据不认可。 上诉人杨铮、邢红亮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 联性均认可。该证据来源是基于一审判决在张宾妍恶意隐瞒资金来源作出的错误理解。可以证实该证据属于新证据。 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提交的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派出所对王朝的询问笔录，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依法申请调查令后调取，该询问笔录加盖有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档案专用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李霄提交的保定市华强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依法申请调查令后调取，并加盖国家税务总局保定高新技术产业税务局印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铮、邢红亮主张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张宾妍为职业放贷人，二审提交了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派出所对王朝的询问笔录为证。在该笔录中王朝陈述其为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经理，其向沙子羡、李聪、范靖敏、孟琼四人分别借款400多万元、100多万元、100多万元、30多万元，将借款出借给邢红亮。网上公开信息显示，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于梅英，股东为于梅英、张宾妍，于2019年10月22日注销。案涉借款出借时间在该公司存续期间内，不排除资金来源于该公司的可能性，但该笔录显示王朝向四人借款共计630多万元，与案涉至少6,400万元借款相差悬殊。上诉人李霄提交的保定市华强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证明该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净利润分别为564,583.77元、2,853,646.34元、3,793,628.12元，与2020年1月10日该公司出具证明称多次向张儒、张宾妍分配效益、资金共计9,000万元相差悬殊，但上述报表未必能反映该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经本院查询，除本案外，张宾妍、于梅英、张儒、保定市盛信投资有限公司在保定市两级法院尚无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诉讼，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资金来源于非法转贷，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张宾妍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获取非法高额利息收入。上诉人杨铮、邢红亮主张被上诉人张宾妍在向上诉人出借款项时本身尚欠银行贷款未清偿完毕，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二上诉人主张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张宾妍为职业放贷人证据不足，本院难以认定。 三上诉人主张邢红亮2018年3月9日向被上诉人张宾妍转款1,950万元为还款。对此，被上诉人一审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2019年12月27日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被告出示的2018年3月9日1,950万元的流水应该是2017年9月份用款周期达到半年后还款的一笔。”被上诉人在该次庭审中称还存在其他借贷：2018年3月9日向杨峥转款1,340万元、2018年4月10日该账号曾向杨铮账户（尾号2999）转账9,000,000元、4月13日被上诉人转给杨峥两笔共1,000,000元；而2020年1月8日的庭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则称庭审后与当事人核实，2018年3月9日要求被告还款2,000万元，两笔借款4个月利息660万元，“故扣除利息后将1,340万元转给本案被告，为体现被告有还款能力。”而事实上，2018年3月9日邢红亮向被上诉人转款1,950万元，而非2,000万元。果如被上诉人所言，1,950万元还款扣除660万元利息，应为1,290万元，而非1,340万元，被上诉人上述主张显然不成立。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2017年9月28日借款合同复印件，借款人为杨铮，担保人为邢红亮，被上诉人2017年9月28日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显示转账至杨铮尾号2999账户9,800,000元、2017年9月29日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转账至杨铮尾号2999账户200,000元。被上诉人欲证明2018年5月4日一笔1,000万元是偿还的上述借款，与案涉两笔借款无关。被上诉人上述主张亦可证明除案涉三上诉人共同借款外，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杨铮另有其他个人借款。此外，被上诉人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尾号5100）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4月10日该账号曾向杨铮账户（尾号2999）转账9,000,000元、4月13日曾转账两笔各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4月14日曾转账两笔各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4月24日杨峥向被上诉人上述账户转入两笔各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除2017年11月10日7份借款合同涉及的款项及双方争议的2018年3月9日的1,340万元外，2017年9月28日、29日，2018年4月10至4月14日，被上诉人共向杨峥转账2,10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二审庭审中明确陈述2018年4月10日的9,000,000元是与杨峥的单独借贷关系。由此可以进一步印证除案涉三上诉人共同借款外，2017年9月、2018年4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杨铮另有其他个人借款。结合被上诉人一审两次庭审中对2018年3月9日邢红亮向其转款1,950万元的性质陈述不一致，不能排除邢红亮偿还被上诉人1,950万元后，被上诉人又于当日将1,340万元单独出借给杨峥的可能性。而验证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一般发生于借款之前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状况、征信情况进行调查核实，鲜见借款支付后再验证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有违民间借贷惯例。而所谓“验资”一般指企业在申请开业或变更注册资本前，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其注册资本的实收或变更情况进行审验的活动。一审判决将邢红亮2018年3月9日向被上诉人转款1,950万元认定为“验资款”，既与被上诉人主张“是为体现被告有还款能力”不一致，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分析，邢红亮2018年3月9日向被上诉人张宾妍转款1,950万元宜认定为偿还借款。 被上诉人一审时主张3,700万元借款本息已经还清，但除明确2018年5月4日偿还的900万元、500万元对应3,700万元借款中的900万元、500万元外，另外2,300万元借款对应哪笔还款，被上诉人不能明确。上诉人邢红亮总计还款6,870万元，上诉人亦不能明确分别对应哪笔借款。故一审将3,700万元与2,700万元借款一并考虑，有利于查明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上诉人李霄主张还款应先冲抵本金，后冲抵利息，理由是合同有明确约定。借款合同第四条第2项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第五条第2项约定：“扣划所得款项不足以清偿借款人全部债务时，应首先用于抵偿到期未付的费用，抵偿费用后的余额先用于抵偿到期未付的本金，再用于抵偿到期未付的罚息、罚息复利、利息复利。”上述约定是建立在月利率3分基础上的，适用的前提是首先抵偿到期未付的费用，上诉人李霄对上述约定仅采用对其有利的部分，而回避对其不利的部分，显然过于片面。因2,700万元借款实际支付时间为2017年11月2日，而3,700万元借款中有3,200万实际支付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早于2,700万元借款的实际支付时间，被上诉人张宾妍亦主张3,700万元借款已还清，故一审法院酌定还款首先抵充3,700万元借款本息有一定合理性，亦符合民间借贷通常做法。 根据上诉人的还款情况，案涉借款本息偿还情况如下：截至2018年3月9日，3,700万元借款4个月利息为444万元、2,700万元借款4个月利息为216万元。上诉人偿还1,950万元，扣除上述利息后偿还3,700万元借款本金1,29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410万元；至2018年4月10日，2,410万元借款利息为74.71万元、2,700万元借款利息为55.80万元。上诉人偿还320万元，扣除上述利息偿还2,410万元借款本金189.49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220.51万元；至2018年4月13日，2,220.51万元利息为6.66万元、2,700万元借款利息为5.40万元。上诉人偿还200万元，扣除上述利息偿还2,220.51万元借款本金187.94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032.57万元；至2018年5月4日，2,032.57万元利息为42.68万元、2,700万元借款利息为37.80万元。上诉人偿还4,400万元，扣除上述利息后偿还2,032.57万元借款本金，至此3,700万元借款全部还清。剩余2,286.95万元偿还2,700万元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413.05万元，上诉人应自2018年5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综上所述，杨铮、邢红亮、李宵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张宾妍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48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李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张宾妍借款本金413.05万元，并自2018年5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6,800元，由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李霄负担27,047元，被上诉人张宾妍负担149,753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杨铮、邢红亮、李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杨铮、邢红亮预缴的176,80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27,047元，被上诉人张宾妍负担149,753元；上诉人李霄预缴的176,800元，由上诉人李霄负担27,047元，被上诉人张宾妍负担149,7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鹏壮 审 判 员 庞 茜 审 判 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马巧灵 书 记 员 沈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