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35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伍航东，女，汉族，1967年5月19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华，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璐，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澜，男，汉族，1990年12月6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添坚，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伍航东因与被上诉人杨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2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航东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裁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有误，一审法院仅凭所谓专家证人凌某的推理将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推翻，是错误的。凌某系专家辅助人，不是专家证人，其对本案交通事故事实的分析意见仅为被上诉人的陈述。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依据该规定，证人只能对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进行客观陈述。凌某于一审庭审中就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两车碰撞形态等作出的技术分析和说明仅是对本案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并不是本人对本案交通事故亲身感知的事实进行陈述，因此，凌某不是证人，其分析意见也不是证人证言。一审认定凌某系专家证人属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在专业鉴定机构无法鉴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被上诉人聘请的专家凌某的所谓推理就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事故形成原因申请鉴定，法院亦同意，经摇号确定由首选福建惠民司法鉴定所鉴定，备选福建立信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过程中，惠民司法鉴定所因关闭解散，不再承接司法鉴定业务，由备选福建立信司法鉴定所鉴定。福建立信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19日向一审出具《退鉴函》，认为：1.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至今已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无法对标的车辆痕迹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2.本案非事故第一现场，无法对事故第一现场的碰撞形态、痕迹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决定予以退鉴。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15日向一审出具《关于不再继续摇号委托对事故形成原因（车辆碰撞形态、车速、行车轨迹）进行鉴定的报告》，决定不再申请鉴定。在专业鉴定机构对本案事故形成原因都已经无法鉴定，且被上诉人亦同意不再继续作鉴定的情况下，一审仅凭专家凌某在庭审中撇开现场对事故事发时的行驶速度，碰撞位置，事故形态和行驶轨迹进行推理，就推定事故与杨澜无关，推翻专家组多次复核的意见，推翻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凌某不是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一审庭审中其提供的资格证书早已过期，且没有年检，不属于专业人员，其向一审所作的推理不能作为推翻交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 二、本案中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依据凌某的分析意见就推翻福州市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的第3501021201800002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首先，交警作为交通事故认定法定职能部门，其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据该规定，交警是交通事故认定法定职能部门，其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法律效力。 其次，本案的交通事故认定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处理，专家组复核意见，均认定被上诉人对本起事故负全责，上诉人无责。 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1日向福州市交警支队书面申请复核。复核过程中，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7日向交警支队申请撤销复核，说明被上诉人认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第三，一审判决书依据专家辅助人凌某的分析意见和2019年1月17日杨澜在交警部门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就认定被上诉人超越上诉人车辆时，两车间距充足安全的事实，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结合本案，凌某的分析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应视为被上诉人的陈述。且被上述人杨澜的询问笔录也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一审并无充足的相反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三、在本案交通事故现场无第三人存在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摔倒的力量并非来自于被上诉人，系认定事实不清。 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慢动作回放”证据可以清楚看出，被上诉人从后面超车后，上诉人的电动车在慢慢倾斜、摔倒，根本就不存在第三人撞倒上诉人的情形。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系被第三人撞倒，却无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交通事故现场，仅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车辆，无第三人存在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摔倒的力量并非来自于被上诉人，系认定事实不清。 四、被上诉人作为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在道路上超越前车时负有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述义务而导致上诉人受伤，应承担侵权责任。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依据该规定，被上诉人作为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在道路上超越上诉人的车辆时负有不得妨碍上诉人的车辆行驶的法定义务。 其次，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7日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但是我准备从这个中年妇女右侧超越通过时，有看见她从左往右转向，但不是那种突然猛的转向，那时我判断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从她右侧通过，所以就转了一下电门，加速往前超越过去”、“在我驾车准备经过对方时，我预判到可能会发生相互碰刮，所以为了紧急避险，我采取了继续往前加速通过的方法，从对方车辆右侧超越过去了”。上诉人于2019年1月21日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印象里应该有一辆电动车以很快的速度从我后方冲上来；超过我车时碰撞到我的电动自行车，我整个人就往前飞了出去”、“我感觉对方车速非常快，具体车速多少我不知道，被碰后我一下子就飞了出去”。结合“事故现场视频慢动作回放”可知，被上诉人驾驶电动车超越上诉人车辆时是高速行驶。被上诉人驾驶电动车在超越上诉人车辆前已预见到与上诉人的车辆会有相互碰撞的风险，此时被上诉人应尽到超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的注意义务，应降低电动车速度缓慢通过，完全可以避免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被上诉人在明知与前车有碰撞风险的情形下，仍转动油门，加速往前行驶超越过去，明显操作不当，造成两车碰撞，上诉人受伤的后果。被上诉人未尽到超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的法定义务，其高速行驶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明显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 杨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对鼓楼交警的第3501021201800002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不予认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1．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 2．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行政行为，而是一份证据，必须具备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才具有证明力。上诉人关于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工办复字〔2005〕1号《复函》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定性和前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成立。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未收集必要证据、曲解现有证据的证明对象、涉嫌隐匿或抽换可证明事故与杨澜无关的证据等问题，均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澜超越伍航东时“未确保车辆之间留有充足安全距离”，但并未收集并以两车的行车轨迹为证，而基于现场勘查道路宽度证据、车辆尺寸证据、视频证据等并对两车行车轨迹进行溯源分析，结合专家证人说明的佐证，足以证明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事故认定书》的相关认定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澜“妨碍”了伍航东的“正常行驶”，但交警存卷的伍航东车前部的刮痕高于杨澜车尾部刮痕10余公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该认定。该证据证实，两车刮擦是在伍航东车呈大角度右转失控倾倒并且与地面的倾角超过49度之后才发生的。对此，乐府酒吧监控视频可以佐证。《事故认定书》颠倒了事故成因发生时点与两车刮擦发生时点的先后顺序，颠倒了刮擦形成的主、被动关系，不符合上述痕迹证据明确证明了的事实，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 （3）《事故认定书》涉嫌隐匿或抽换可以证明本次事故成因与杨澜无关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 伍航东2018年9月25日最初撰写的《当事人陈述材料》称，其因“左边”一辆电动车飞速右转而“飞了出去”。对此，交警相应的调查情况记录在卷宗第17页：“细目照：鼓楼8588A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该两份证据均属可证明杨澜与本次事故无关的证据。然而，卷宗中却并未保存与上述文字记录相符的照片，有关照片涉嫌被隐匿、抽换或已灭失。 对于上述语句结构完整通顺、含义明确、指向性极其具体的记录，交警在回复一审法院函询的《复函》中竟称系“笔误”，非但不补充提交与文字内容相符的照片，甚至还杜撰文字以改变原文的含义，欲盖弥彰！该不作为与乱作为的行为，至少违反了公安部2017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交通警察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的规定，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 4．杨澜聘请的专家证人凌某，曾长期在省级有关单位从事与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有关的行政执法工作，具有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职称，无疑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没有任何法律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称作“专家证人”还是“专家辅助人”、“鉴定辅助人”，属于学界正在讨论中的问题，丝毫不影响最高法院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制定这一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执行。 日前，凌某接到了法院关于接受他成为中院咨询专家的电话通知。 专家证人凌某基于现有证据，就有关两车行驶速度、碰撞位置、事故形态和行驶轨迹等专门性问题向法庭所出技术性说明并接受质证，进一步证明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不作为、乱作为、不专业而缺乏证明力的问题，亦构成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力的反证。 二、杨澜超车与伍航东摔倒之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1．本案证据不支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杨澜超越时两车间距不充分安全的认定。 2．本案视频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等表明，两车接触瞬间伍航东车身与机非分道线的夹角约为45度，即伍航东出现非正常行驶状态前应位于在道路中间的机非分道线附近；若其不因故突然变向右转向杨澜方向倾倒，两车间距大于1米，充分安全。 3．根据伍航东车向右倾倒中前部刮到杨澜车尾的形态，以及物理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伍航东驾车失控并经杨澜左后侧摔向右后侧的人行道的作用力，只能来自其自身或者她的“左边”。 4．杨澜在右、伍航东在左、两车同向、伍航东驾车失控后车头距地较高的篮筐右下侧刮碰到杨澜车尾距地较低的牌照左侧，是本案现有证据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却杜撰出一个“左车因受右车妨碍而摔向右边”的“因果关系”，十分荒谬。 5．存卷的伍航东第一次陈述称所受“妨碍”的方向来自“左边”；第二次陈述称所受“妨碍”的形态为“碰撞”，她从未有过关于受到“右边”和“间距”的妨碍而摔倒的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伍航东受到右边杨澜“妨碍”的认定，甚至与伍航东陈述的事故成因方向与形态均不符，实属凭臆测而编造。 三、伍航东摔倒另有原因 1．逐帧查看乐府酒吧视频可见：事故发生时伍航东左手并未扶在左摆头上，事故发生前其应属单手驾驶电动自行车，故不能排除其不当驾车而导致摔倒的可能。 2．视频可以证实，伍航东摔倒时在其行车轨迹的左边，确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沿分道白线左侧占用机动车道随其后驶过，故交警卷宗第17页中关于“细目照：鼓楼8588A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的记载与该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和客观真实性。 3．事故点后方数米的道路中间机非分道线上，有一个直径约40公分，深度超过10公分的凹坑，根据伍航东的行车轨迹倒推，不能排除伍航东途经该处被颠覆的可能。 四、杨澜发现伍航东摔倒后对其实施的救援，不能成为其应当对伍航东摔倒承担责任的理由。 五、一审不以经双方一致同意而在省立医院对伍航东的伤情进行复查的结论作为重新鉴定的依据，不予认可。协和医院对伍航东的骨折数量，最初诊断为1根，18天后变为5根，46天后在假住院中诊断为7根8处。因协和医院系伍航东亲属就任中层职务的单位，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异议并要求复查。经双方协商一致，伍航东在法官的监督下在省立医院进行了复查，发现其身上只有3处陈旧性骨折。被上诉人认为，重新鉴定因杨澜异议而起，本应以双方认可的省立医院的复查报告为据，但一审法院却将协和医院的上述三份诊断报告一并提供重新鉴定，使“重新鉴定”失去意义，故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鉴于一审判决结论正确且与该“鉴定结论”无关，在此仅作声明。 伍航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杨澜赔偿伍航东人身损害损失共计119394.68元；2.判令杨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30日，福州市作出第3501021201800002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栏记载：“2018年9月20日7时58分，杨澜驾驶鼓楼0693Ｔ号电动自行车沿通湖路非机动车道由北往南方向行经通湖路营房里路口时，恰遇伍航东驾驶鼓楼8588Ａ号电动自行车沿通湖路非机动车道在前方同向行驶，杨驾车在从伍车右侧超越时，杨车车尾左侧与伍车车头右侧发生碰刮，造成伍航东受伤、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栏记载：“（一）交通事故证据……3.现场图、现场照片、当事人笔录、乐府酒吧监控视频资料证实：（1）当事人伍航东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通湖路西侧非机动车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事故地点；（2）当事人杨澜随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沿上述道路相同车道同向行驶至事故地点；（3）杨澜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未确保与前方伍航东车辆之间留有充足安全距离的情况下，仍从其右侧超越，妨碍了被超越车辆的正常行驶；（4）在通湖路营房里路口西侧非机动车道内，杨澜车尾左侧与伍航东车头右侧发生刮碰。4.……（二）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1.当事人杨澜在道路上驾驶非机动车，在超越前车时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致本事故发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是造成本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2.当事人伍航东的行为无过错”；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栏记载：“……对当事人责任做出如下认定：1.当事人杨澜应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2.当事人伍航东不负本事故责任”。杨澜不服，提起复核。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2月11日对杨澜的复核申请予以了受理。后因杨澜提出撤销复核申请，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2月27日终止复核。 2018年9月24日，杨澜在福州市就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经过所手书陈述的内容为：“2018年9月20日上午7:58左右，本人驾驶电动车沿通湖路北往南方向行驶至交叉路口），伍航东驾驶电动车与本人同向，其驾驶电动车前轮碰撞本人电动车的后轮，伍航东摔倒后受伤”。2018年9月25日，伍航东于前述交警部门就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经过所手书陈述的内容为：“9月20日早上约8:00上班路上骑电动车在公交站旁左边突然一辆电动车飞速向右转过来，我根本来不及刹车人与车就向右边飞出去，人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对方报120车将我送去协和医院检查，当时对方让我放心，他会负责到底，我就没有报警，检查结果是肋骨骨折，当时被撞人倒在右侧人行道上”。2019年1月17日，前述交警部门对杨澜所作询问笔录中，杨澜陈述有“我当时见到从对方电动车右侧起到非机动车道右侧边缘还有一米多的宽度，足够我从对方右侧安全通过的”“但是我准备从这个中年妇女右侧超越通过时，有看见她从左往右转向，但不是那种突然猛的转向，那时我判断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从她右侧通过，所以就转了一下电门，加速往前超越过去”“在我驾车准备经过对方时，我感觉到对方正在向右偏转，以我们双方当时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我预判到可能会发生相互碰刮，所以为了紧急避险，我采取了继续往前加速通过的方法，从对方车辆右侧超越过去了”等内容。2019年1月21日，前述交警部门对伍航东所作询问笔录中，伍航东陈述有“我印象里应该有一辆电动车以很快的速度从我后方冲上来，超过我车时碰撞到我的电动自行车，我整个人就往前飞了出去”“我只知道那辆电动车是从我后方突然冲上来，不清楚它到底时从我的那一侧上来的”“我感觉对方车速非常快，具体车速多少我不知道，被碰后我一下子就飞了出去”等内容；交警询问“根据你2018年9月25日提供给我们的自述材料，你说对方车辆当时是从自己的左侧上来的，现在你对此有何说法？”时，伍航东回答“我自己回想了一下，当时被碰倒地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无法确定对方电动车是从我的哪一侧冲上来的”。 法院向交警部门所调取本案事故卷宗内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相片中细目照图文载明：鼓楼8588A号电动车（伍航东所骑行车辆）车头右侧有碰刮痕迹，该碰刮痕距地高约55-58㎝；鼓楼0693T号电动车（杨澜所骑行车辆）车尾左侧有碰刮痕迹，该碰刮痕距地高约42-48㎝；鼓楼8588A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但所附相片与前述记载鼓楼8588A号电动车车头右侧有碰刮痕迹，该碰刮痕距地高约55-58㎝的照片相同，即为鼓楼8588A号电动车车头远近相位的两张照片）。 庭审中，专家证人对本案事故车辆于事发时的行驶速度、碰撞位置、事故形态和行驶轨迹等交通事故事实的分析意见为：1.发生交通事故时，杨澜所骑行鼓楼0693T号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约为24km/h（约6.6m/s），伍航东所骑行鼓楼8588A号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约为15km/h（约4.3m/s）；2.根据伍航东所骑行车辆在视频（即乐府酒吧门口监控视频）图像出现时向右偏离约45°、两车在非机动车道右侧边缘线附近发生碰撞等事实，应用两轮车行驶特性对伍航东所骑行车辆行驶方位进行溯源分析得到：在两车同向行驶、速度差为2.3m/s条件下，伍航东所骑行车辆出现向右大角度偏驶瞬间的两车转向把手横向间距约为100㎝；3.事故形态为“斜碰撞”，处于失衡向右倾覆斜向行驶状态的伍航东车辆右前部，与处于直线行驶状态的杨澜车辆左后部发生了碰撞等。 经现场勘验体现：离双方所确认伍航东车辆开始发生倾斜处不远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道线上连有一圆形井盖样凹坑，双方所确认伍航东车辆开始发生倾斜处的非机动车道宽（测量起点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道线靠非机动车道那一侧，测量终点为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分道线靠非机动车道那一侧，下同）220㎝，双方所确认伍航东大概倒地点的非机动车道宽204㎝，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分道线宽度为15㎝左右。 事发后，伍航东先后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作三次CT检查。2018年9月20日CT（检查设备：ct99）诊断：双侧胸膜稍增厚，右侧第9后肋骨折等。2018年10月8日CT（检查设备：RevolutionCT；检查技术：肋骨薄层扫描三维重建）诊断：右侧第5前肋、右侧第6、7肋腋中段、右侧第9后肋骨折，与2018年9月20日CT片对比，5、6、7肋骨折较前明显，显示清晰，右侧第2前肋内侧骨皮质稍凹陷，考虑骨折可能，右第4前肋骨及右第8肋腋段可疑骨折，请定期复查等。2018年11月6日CT（检查设备：RevolutionCT）诊断:右侧第4、5前肋、右侧第6-10肋腋中段、右侧第9后肋骨折，与2018年10月8日CT片对比，4-10肋骨骨痂形成，第9后肋少许骨痂形成，右侧第2前肋内侧骨皮质稍凹陷，较前相仿，考虑为变异等。2018年11月6日，伍航东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11月23日出院（住院17天），出院诊断：多发肋骨骨折（右侧第4-10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出院医嘱：骨科门诊随诊，不适及时就诊，定期复查拍片，出院后注意休息，加强营养，避免剧烈活动。上述治疗期间及出院后，伍航东先后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卫生院等门诊复查多次。截至开票日期2019年5月9日，伍航东医疗费总计10981.81元。 2018年11月26日，伍航东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2018年12月4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伍航东因交通事故致肋骨多发骨折，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伍航东支出鉴定费1850元。 审理过程中，杨澜申请重新鉴定伍航东伤残等级。经双方同意，本院摇珠选取了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应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函告，双方于2019年6月28日至福建省立医院就伍航东损伤予胸部平扫+肋骨三维重建（含骨三维成像）CT检查，仅显示右侧第4、6、9肋骨陈旧性骨折。该CT诊断报告单后交予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的部分样材。2019年7月9日，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伍航东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杨澜垫付重新鉴定费1200元。 事发后，杨澜向伍航东共计垫付了4029.13元。 2020年3月9日，本院就交警部门有关本案事故认定卷宗内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相片中细目照文字记载“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内容与所附相片存在矛盾，而该内容与伍航东于2018年9月25日就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经过所手书陈述的“9月20日早上约8:00上班路上骑电动车在公交站旁左边突然一辆电动车飞速向右转过来，我根本来不及刹车人与车就向右边飞出去，人倒在地上无法动弹”的内容又相印证之问题，及作出认定时有否就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碰撞痕迹予以查实、有否就是否存在第三方车辆与伍航东车辆发生碰撞予以查实、有否就杨澜车辆与伍航东车辆碰撞前后行进过程、接触情况予以查勘鉴定等问题向福州市发函征询。 2020年3月13日，福州市函复本院：事故细目照片中记载“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为笔误，实为“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右侧前部车身有碰撞痕迹”，故所拍摄照片为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右侧前部车身；对于伍航东在自述材料中陈述对方车辆是从自己左侧上来的问题，其队在2019年1月21日对伍航东进行询问时（卷宗第45页），就此予以核实，伍航东回答“我自己回想一下，当时被碰倒地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也无法确定对方的电动车是从我的哪一侧冲上来的”；关于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是否有碰撞痕迹，是否有第三方车辆与伍航东车辆发生碰撞的问题，经查阅监控资料（时间7时58分24秒）及双方询问笔录，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第三方车辆与伍航东车辆发生碰撞。 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就本案事故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澜负事故全责，伍航东无责，该事故责任认定依据不足。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杨澜超车时妨碍了被超越伍航东车辆的正常行驶的事故成因认定，与本案当前证据所证实的两车行驶状况和碰撞形态不符，不具备证据客观性和相应证明力。 本案专家证人于庭审中依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ＧＡ41-2014）、《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ＧＡ／Ｔ1087-2013）和《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ＧＡＴ1133-2014）等技术法规有关条款及检验方法，经现场勘查，应用车辆行驶理论、车辆动力学等专业知识，对乐府酒吧门口探头所拍摄的监控视频及福州市进行事故处理时收集的现场照片、现场图等就事发当时双方车辆的碰撞形态进行了分析，证明本案事故形态为“斜碰撞”，即处于失衡向右倾覆斜向行驶状态的伍航东车辆右前部，与处于直线行驶状态的杨澜车辆左后部发生了碰撞。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卷宗内证据亦载明，伍航东所骑行车辆车头右侧的碰刮痕距地高约55-58ｃｍ，杨澜所骑行车辆车尾左侧的碰刮痕距地高约42-48ｃｍ，相较之下伍航东车辆的碰刮痕比杨澜车辆的碰刮痕高出十余厘米，该两处碰刮痕只有在伍航东车辆呈向右倾覆的状态下才可能产生。结合乐府酒吧门口监控视频所显示的事发过程，足以印证专家证人关于两车碰撞形态分析意见的正确性，同时，亦证明两车刮碰是在伍航东车辆失衡向右倾覆斜向行驶的异常状况出现之后发生，并非在正常行驶中发生。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对事故发生时两车的行驶状况和碰撞形态予以正确分析认定，缺乏相应客观性。 其次，福州市的事故处理卷宗内现场相片中，分别有关于“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车头右侧有碰刮痕迹”和“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的说明，但两者所附照片却完全相同，均为伍航东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车头右侧的照片，卷宗内无与后一说明相符的照片。福州市虽函复称有关“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的记录系“笔误”，但本院认为，2018年9月25日伍航东所手书陈述的事故经过中明确表示本案事故成因为其“左边突然一辆电动车飞速向右转过来……人与车就向右边飞出去”，基于该陈述，福州市却未对伍航东车辆左侧进行勘查，而其卷宗内关于“细目照：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有碰撞痕迹”（所附照片为车头）的说明文字含义明确具体，且可与伍航东的陈述相互印证，故法院对福州市有关该说明为“笔误”的答复，不予采信。同时，福州市的复函未就本院函询所提出作出认定时有否就鼓楼8588Ａ号电动车左侧车尾碰撞痕迹予以查实、有否就杨澜车辆与伍航东车辆碰撞前后行进过程、接触情况予以查勘鉴定等问题予以正面答复并提出证据。故，交警部门认定本案事故成因的证据不全面。 再次，福州市在未就两车行车轨迹予以专业鉴定的情况下，径直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杨澜未留有充足安全距离而超越前车，妨碍了伍航东车辆的正常行驶，依据不足。 本案专家证人依据前述公安部的有关技术法规及检验方法，应用专业知识，对本案两车行驶轨迹进行分析并确定了事故车辆在视频图像中的运动轨迹，分析和认定了两车在视频图像关注区域内的行驶速度和轨迹变化规律，经科学计算得出了关于伍航东所骑行车辆出现向右大角度偏驶瞬间的两车转向把手横向间距约为100ｃｍ的结论，这与杨澜就事故过程陈述其见从对方电动车右侧起到非机动车道右侧边缘还有一米多宽，足够其从对方右侧安全通过相一致，结合现场查勘时双方所确认伍航东车辆开始发生倾斜时该非机动车道宽220ｃｍ的情况并根据生活常识，杨澜超越伍航东车辆时，两车间距对非机动车正常行驶或超越均充足安全，杨澜超车对伍航东车辆的行驶实未造成妨碍。本案专家证人的证言对于福州市关于两车间距不充足安全等的认定，构成相反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关杨澜妨碍了伍航东车辆正常行驶的认定，客观性及证明力均存在不足。 最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杨澜在超越前车时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致本事故发生”的认定，不符合科学原理和生活常识。杨澜超车与伍航东摔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伍航东车辆在左，杨澜车辆在右；伍航东车辆由左向右与杨澜车辆尾部发生碰撞后，摔倒至道路右侧人行道上，为本案事发过程情况。以当前证据为基础并根据科学原理和生活常识，若伍航东车辆因杨澜超车而失衡，则其感受到的应是来自其右边的碰撞力，而依据力学原理和两轮电动自行车的特性，其车辆应向其骑行方向的左前方倾倒。然而，事实上伍航东车辆系向其骑行方向的右前方倾倒，该方向与伍航东第一次就事故成因所作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导致伍航东摔倒的力量应非来源于杨澜。据此，交警部门就本案事故所作认定的在案证据并不支持其关于杨澜超车与伍航东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相应事故认定书对本案事实证明力欠缺。 综上，交警部门就本案事故认定杨澜超车致伍航东摔倒的依据不足，证据的证明力欠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相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杨澜超车与伍航东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伍航东诉请杨澜承担事故侵权责任，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伍航东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伍航东提交三组证据，1.录音光盘，证明杨澜在肇事发生后承认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承担一切费用；2.短信，证明杨澜承认侵权事实，愿意承担误工费；3.《福建省司法厅关于注销吕锦铭等18名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的通知》，证明2010年司法厅决定注销凌某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凌某不是鉴定机构执业鉴定人员。凌某向一审所作的推理不能作为推翻交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 杨澜质证意见：1.上诉人未提交录音完成时首次保存的载体及信息，而是复制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本次纠纷源于伍航东摔倒和杨澜的救援，而杨澜实施救援源于伍航东在摔倒中其车头篮筐刮到了杨澜的车尾牌照。就交通事故形态而言，本起事故属“追尾碰撞”，杨澜对其后方突发的事件与自已的因果关系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十分正常。3.认定事实应当以证据为根据，杨澜主观上的误判且也是在假设事实的情况作出的表示不代表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以和解为目的对话，只能证明他的善良和对法律的无知，但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4.凌某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是基于其刑事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曾长期在我省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工作经历，而非“司法鉴定人员”的执业资格，该通知与本案无关联性。相反，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凌某是具有司法鉴定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 经查，伍航东提交的证据1、2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不予采纳；凌某是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不是以鉴定人员身份出庭，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 伍航东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专家证人的分析意见不能作为事实认定部分；2.福州市已针对仓山法院的征询函答复，不存在未答复的问题。 杨澜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遗漏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是错误的；2.不应将伍航东在协和医院拍摄的三张CT片作为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的依据。 经查，一审法院客观陈述专家证人的分析意见、交警大队的回函、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委托鉴定提交的鉴定材料，并无不当，伍航东及杨澜的异议均不能成立。 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凌某能否作为本案专家证人及其陈述的证明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杨澜可以申请凌某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凌某退休前在公安机关从事汽车检验鉴定工作，曾被评为刑事科学技术痕迹检验的高级工程师，凌某属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其可以就视频所涉及的有关两车车速、行车轨迹、碰撞形态等专业问题做出技术上的分析和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专业问题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的规定，一审法院保障了伍航东对凌某作出的分析意见进行询问、质疑的权利，程序合法。凌某仅是专家证人，不是本案的鉴定人，故上诉人伍航东提出凌某已被注销司法鉴定执业登记不能作为本案专家证人的主张，与法无据。凌某的分析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属于杨澜一方的证据，该证据的证明力，由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断。 凌某依据相关的技术法规，运用其专业知识，对双方车辆的碰撞形态、横向距离提出分析意见，现无相反证据推翻凌某的分析意见，该分析意见符合生活常识和力学原理，与现有证据相互吻合，对专家证人的分析意见予以采纳。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及杨澜是否认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性质是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由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 本案事故发生于9月20日，杨澜于9月24日报案，此时两辆车辆已不在现场，公安交通部门无法现场勘验，事后补充勘验，并无不当,但9月25日伍航东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手书陈述的内容为“……左边突然一辆电动车飞速向右转过来，人与车就向右边飞出去……”,公安交警部门应当就伍航东电动车的左侧进行检查,应当就电动车左侧是否有碰撞痕迹、碰撞痕迹大小、形态、离地距离，与杨澜电动车的碰撞痕迹是否一致等项目进行检测,并留下细目照。现公安交通部门卷宗中无这些基础材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澜未留有充足安全距离而超越前车，妨碍伍航东车辆的正常行驶，但该事故认定书没有关于两车接触时两车之间横向距离的数据，亦无对两车行车轨迹与在案其他证据关联性作出分析说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以及对相关证据的全面收集和分析判断，查明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进而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存在重要证据未收集，事故成因未分析的情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依据不足，不具备证据客观性和相应的证明力。 2019年1月30日，福州市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月1日，杨澜提起书面复核申请，同月底，杨澜提出撤销复核申请，撤销的原因是2月13日，伍航东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进入法院诉讼程序。故上诉人认为杨澜撤销复核申请应视为认同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伍航东认为杨澜申请撤回对事故成因的鉴定，应视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可，无法律依据，该主张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伍航东诉杨澜健康权纠纷，系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伍航东的损害是否应由杨澜赔偿，其前提应是杨澜的骑行与伍航东的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根据在案证据，事故发生时，杨澜车辆在右，伍航东车辆在左、伍航东车辆发生从左往右偏转，伍航东所骑行车辆车头右侧的碰刮痕距地高约55-58cm，杨澜所骑行车辆车尾左侧的碰刮痕距地高约42-48cm，两车碰刮痕迹距地高度不同，伍航东车辆的碰刮痕比杨澜车辆的碰刮痕高出十余厘米，该两处碰刮痕只有在伍航东车辆呈向右倾斜的状态下才可能产生，即一审法院认定处于失衡向右倾覆斜向行驶状态的伍航东车辆右前部，与处于直线行驶状态的杨澜车辆左后部发生了碰撞，并无不当。根据力学原理和生活常识，伍航东车辆向右倾覆在前，与杨澜车尾碰刮在后，导致伍航东摔倒的力量并非来源于杨澜，伍航东的摔倒与杨澜骑行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伍航东没有证据证明杨澜构成侵权，对其要求杨澜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伍航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45元，由伍航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芳 审 判 员  刘茂元 审 判 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 露 书 记 员  林歆滢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