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赣11行赔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青娥，女，汉族，1964年8月2日出生，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代理人何竞远，江西滕王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江西省余干县迎宾花园迎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929MB01515979。法定代表人程平，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金俊辉，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玉爱，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青娥因与被上诉人余干县城市管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万年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9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余干县城市管理局2018年9月11日作出余执拆字（2018）《违法建筑拆除决定书》，并于当日拆除黄青娥案涉厂房，黄青娥自行将拆除建筑的材料处理。黄青娥对《违法建筑拆除决定书》不服向上饶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提起行政复议，上饶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饶城复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申请人黄青娥建筑物内私人物品的损失21,980元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黄青娥对复议结果不服，向原上饶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经原上饶县人民法院审理确认余执拆字（2018）《违法建筑拆除决定书》和饶城复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2019年11月19日，黄青娥向万年县人民法院具状起诉，要求余干县城市管理局赔偿黄青娥厂房修复费、设备及停产损失等相关费用117,840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原上饶县人民法院作出已生效的（2019）赣1121行初10号行政判决，余干县城市管理局对案涉建筑物的拆除行为违法，故黄青娥有权就余干县城市管理局因强制拆除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请求赔偿。本案中，黄青娥所列明的赔偿项目共计117,840元，应予区分并分别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之规定，因行政违法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的，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黄青娥在案涉建筑物被拆除后可能产生的停产停业损失、律师费等的赔偿请求，系间接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获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且损害结果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黄青娥未提供案涉建筑物的合法用地及批建手续，案涉建筑物不属于黄青娥权益之范畴。余干县城市管理局虽强拆违法建筑程序违法，但拆除违法建筑时遵循了行政执法中的比例原则，在拆除违法建筑时将拆除可利用的建筑材料存放在原处，黄青娥可自行处分，故黄青娥要求余干县城市管理局赔偿建材损失费、被拆房屋垃圾处理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对于因行政机关违法强拆行为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负有完全的赔偿责任。本案在行政复议阶段及原上饶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阶段，上饶市城市和行政执法局认定黄青娥被拆建筑物内21,980元合法财产遭受损失,在本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因余干县城市管理局的强拆行为给黄青娥造成的21,980元损失应予以赔偿，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黄青娥的其他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青娥支付赔偿款21,980元；二、驳回黄青娥的其他赔偿请求。上诉人黄青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必须证明涉案厂房属于“违法建筑”。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赔偿的理由是上诉人的厂房系“违法建筑”，按照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应当提供有效、合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并非认定违法建筑的职能部门，只能依据职能部门的调查认定实施行政处罚。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超越职权实施行政行为，且行政复议决定也认定原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厂房是“违法建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无权拆除上诉人厂房。上诉人自建厂房是《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之前建造的，被上诉人不能以现行城乡规划法规强制拆除上诉人厂房。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工资是企业的纯支出，系经常性费用开支，属于企业合法权益损失范围。三、上诉人厂房是合法建筑。村委会有权批准上诉人有偿使用村集体的荒地，上诉人于2018年9月11日补交了5.5万元土地使用费，该土地使用费应视为不定期的土地使用费。2009年9月27日，上诉人支付7.66万元荒地使用费给村民方桂香，按现行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政策，上诉人已合法取得村集体的荒地使用权。上诉人与村委会建立了合法有偿的土地承包使用合同，村委会将闲置土地发包给村民，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综上，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对修复厂房缺损部分造价委托司法评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维持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厂房修复费65,820元（以评估为准）、停产损失3万元（雇工工资）及1万元律师费。被上诉人余干县城市管理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无合法用地手续，且建筑物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其建筑物属于违章建筑，不具有合法财产的属性。即上诉人对违章建筑不享有合法权益。二、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违章建筑遵循了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对于可利用的材料存放原处由上诉人自行处理，避免了上诉人损失的扩大，原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既未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也未办理合法的建筑手续，根据余干县人民政府的“三定方案”，被上诉人有权对原告的违章建筑予以拆除，无需赔偿。三、上诉人列举的其他财产损失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其建筑物内的财产损失21,980元被上诉人虽然不服，但为息事宁人，愿意赔偿。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违法建筑拆除决定书》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该《决定书》系被上诉人同日实施拆除行为的依据，故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行为亦不具有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上诉人就其合法权益遭受的损害，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分为厂房修复费用、停产损失（雇工工资）及律师费三部分，本院将逐一进行评述。一、厂房修复费用。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受害人就其合法权益遭受的损害，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受害人获得的行政赔偿是对合法利益受损的弥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据此，被上诉人应对其行为造成损害属于免责情形或其他不予赔偿的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亦应当对其遭受损害的事实、遭受损害的财产属于合法权益、遭受的损害与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遭受损害的具体数额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虽然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系因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被确认违法，但并不当然免除上诉人对于其合法财产遭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经依法批准，可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建设的，需要经过有权部门审批。上诉人未提供其建设厂房获得职能部门审批的相关证据，故其无法证实被拆除的厂房系合法建设，既然受损的厂房至今无证据证实系合法权益，那么，上诉人主张的厂房修复费用，应不予支持。二、停产损失（雇工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之规定，违法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应当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本案中，导致财产权受损的行为系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行为，并非前述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行为，故本案不能适用前述条款，判决赔偿经常性费用开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害事实应当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直接联系，但上诉人主张的雇工工资，属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与确认违法的拆除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三、律师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财产权遭受损害给予的赔偿范围以直接损失为限。律师费用系上诉人维权过程中产生的非必要性开支，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黄青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铭审判员 余细花审判员 王 鹿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