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39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希军，男，197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南皮镇康官屯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经亮，河北经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文强，男，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玉，河北来仪（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风平，女，197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南皮镇康官屯村。 原审被告：南皮县铭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南皮县南皮镇康官屯村。 法定代表人：张希军，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张希军因与被上诉人赵文强、原审被告南皮县铭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坤公司）、原审被告曹风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希军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赵文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赵文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赵文强与案外人赵健为同一人，没有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是赵文强，而赵文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所谓权利人却是赵健。赵文强提供的公证书是其依据自己的单方声明而做出的，根本没有证据价值。中国公民的名字只能由公安机关来证明，公证处没有资格证明赵文强的曾用名是“赵健”，关键是公证结论没有事实根据，仅仅是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分对账单上有部分文字和数字是上诉人书写的，就认定赵文强与赵健系同一人，没有任何根据，于理不通。倘如此，任何人在不当取得其他人的证据材料后就可以依据自己的单方声明取得公证书，证明自己就是证据材料中的权利人，再根据材料中有被告的字迹就可以主张权利？真正的权利人又如何主张权利呢？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赵文强与赵健为同一人，没有事实根据。二、“总对账单”己经过庭审质证并用于鉴定，一审法院不能仅仅根据被上诉人的猜测和怀疑，就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总对账单”进行了伪造和调换，况且，上诉人伪造对账单没有法律意义。因为鉴定结论对被上诉人不利，被上诉人才辩称现在的对账单原件与其庭前提交的对账单复印件中自己书写的“25000元”这几个字不相符。请二审法庭特别注意的是：被上诉人庭前提交的“对账单复印件”并未经过上诉人质证，一审法官也没有与所谓的“原件”做过比对，被上诉人根本不能证明其提供的对账单原件和复印件是完全一致的。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说法就认定是上诉人没有归还原件，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己将原件交还法庭，且经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也己经证明总对账单上加盖的铭坤公司的“公章”与铭坤公司的真实公章不符。一审判决法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法官作为执法者，应处于中间立场，不能为任何一方当事人作证。本案原主审法官刘志祥却证明上诉人交回的证据即“总对账单”是被调换过的，判决书中还说该所谓的事实有赵文强和张希军二人的调查笔录作为证据相互印证。事实上，二人的调查笔录根本没有能证明对账单被张希军调换了的表述，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完全是被上诉人和原审法官刘志样的猜测。被上诉人如果认为总对账单是假的，当时就应明确指出，不能等看到鉴定结论对其不利的时候再提出来，明显是故意混淆视听。需要注意的是，期间该“总对账单”经过多人之手，不能直接认定是上诉人调换了，况且，上诉人并非“擅自”带走“总对账单”，而是不经意带走，当时，被上诉人和法庭均未反对和阻止，责任不在上诉人，不能据此推定上诉人伪造和调换了证据。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总对账单”以及“分对账单”均没有上诉人和二原审被告签名及盖章确认，并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对账单根本不具有“对账单”的法定形式，更不具有“对账单”的实质内容，没有对账的明确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原件在上诉人处保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己经将无意拿错的被上诉人的所谓的“对账单原件”交还法庭，并且该证据原件在被上诉人提起鉴定程序后己经在一审法庭主持下经过被上诉人充分质证，被上诉人和一审法庭均同意作为鉴定检材。最终鉴定结论对被上诉人不利，被上诉人又反咬一口，凭借毫无根据的猜测就主张该证据被调换了。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是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而本案不存在该事实，况且单凭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总对账单”，本身也不能认定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在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凭借推测作出的判决显然错误。 赵文强辩称，1.赵健就是赵文强，被上诉人赵文强合法持有盖有铭坤公司印章的总对账单，被上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中明确项目为赵健，以及在被上诉人持有的分对账单中有上诉人的签字，分对账单的项目名称明确赵健某某月份对账单，赵文强提交给法庭合法的公证文书已经证明了赵健即为赵文强。以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2.总对账单是在一审的庭审中由上诉人拿出法庭，这个事实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总对账单并非其擅自带出法庭，试问上诉人是法庭还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力，把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原件非法带出法庭，一审法院据此推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不能证明带出法庭的总对账单原件与其交回的原件不相符，结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总对账单的原件的复印件的比对，可以明确看出两者并非出于同一证据，上诉人未经法庭允许把总对账单证据原件带出法庭，就应当证明其交回的所谓总对账单与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总对账单一致，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3.结合本案证据，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揽合同关系，有上诉人签字的分对账单及盖有铭坤公司的总对账单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款项的银行流水或微信转账记录，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在上诉人把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总对账单原件非法带出法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相关司法解释推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赵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偿付原告电源外壳货款债务327417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案涉司法鉴定报告证实，原告提供的记载有赵健名字的案涉“分对账单”原件上留存的部分手写文字和数字，是由被告张希军所写而成，原告关于被告张希军与赵健熟识内容的主张事实可以成立，原告提供的案涉“公证书”又进一步证实，原告赵文强与赵健系同一人。因此，原告关于原告赵文强与赵健是同一人的主张事实，予以釆信。被告张希军提出的关于否定原告赵文强与赵健是同一人的抗辩意见，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不予采纳。该事实以原告提供的案涉“公证书”、“分对账单”原件、案涉鉴定报告和当事人及其各自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2.原告关于起诉状打印笔误将被告“曹风平”错写为“曹凤平”的诉讼理由，可以成立。经查，原告提供的在起诉状中列为被告的“曹凤平”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与作为被告张希军之妻、被告铭坤公司股东的“曹风平”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完全一致，案涉“曹凤平”与“曹风平”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该事实以原告提供的起诉状、被告曹风平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被告铭坤公司股东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东身份信息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3.原双朋厂是由被告张希军个人投资经营的于2012年3月6日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成立的以“电源配件、五金冲压件加工销售”为注册经营范围的个体工商户。2017年11月13日，该个体工商户以“停止经营”为由经工商登记部门注销。该事实以原告提供的加盖南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刘八里分局公章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各自陈述相互印证予以证实。原告关于被告张希军将原双朋厂的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消费的主张事实，虽与常人对普通家庭成员收入用途的认知并不矛盾，但不足以否定不同家庭之间仍有不同之处的现实存在；被告曹风平对原告该主张事实不予认可，原告未就自己的该主张事实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不予采信。 4.被告铭坤公司是由被告张希军和被告曹风平作为股东，于2014年7月14日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成立以“五金冲压件、电子电器配件等生产销售等”为注册经营范围的民营企业法人。该事实以原告提供被告铭坤公司营业执照及其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登记资料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5.原告当庭提供的两页“总对账单”原件上，除明确记载有赵健名字、九江等地地名、发货时间、型号、单价和金额等内容外，在第二页右下方处有被告铭坤公司财务公章名义的印文、左下方处有原告书写的“25000元”内容的手书字体。2018年6月6日上午，在本案开庭审理质证中，被告张希军把转交他和他的代理律师质证后应当当庭交回的多份证据其中的“总对账单”原件擅自带离审判庭。同日经交涉，被告张希军于6月9日把与原告当庭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内容相同、加盖公章印文和手书字体相似的两页书面材料原件通过一审法院门卫转至本案主审法官。一审法院把被告张希军提供的该书面材料原件作为司法鉴定检材后，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了关于该检材中的公章印文与被告铭坤公司提供的财务公章的印文不符的鉴定结论。该事实以原告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的复印件、被告张希军提供的由一审法院作为司法鉴定检材使用的书面材料原件、案涉鉴定报告、一审法院调查被告张希军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6.2018年8月3日，本案审理质证中，原告对司法鉴定机构针对公章印文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同日庭后，原告就发现的“总对账单”原件的复印件第二页左下方处原告所写“25000元”的字体与司法鉴定检材上显示的模仿该字体字样之间的差异问题，向一审法院提出严肃交涉，并向一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8月7日，接一审法院主审法官电话通知后，被告张希军就他向一审法院提供留有公章印文并作为司法鉴定检材的书面材料相关事宜接受一审法院核实，被告张希军以向一审法院提供上述书面材料就是他拿走的东西为由，未向一审法院交回原告提供的两页“总对账单”原件。该事实以本案开庭笔录、一审法院分别调查原告赵文强和被告张希军时制作调查笔录为证相互印证予以证实。 7.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被告张希军持有原告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作为在案证据“总对账单”原件的内容明显不利于被告张希军，结合原告关于案涉争议货款债权债务最初发生于被告铭坤公司成立之前的原双朋厂经营期间的陈述意见，依法推定原告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上显示的公章印文是加盖被告铭坤公司财务公章形成。同时，由于被告张希军持有“总对账单”原件而未提供，致使原告关于要求重新启动鉴定程序的工作无法开展，从而造成原告关于享有原双朋厂价款债权金额的待证事实难以确定，因此继而依法推定加盖被告铭坤公司财务公章的“总对账单”原件的复印件，具有证明原双朋厂拖欠原告电源外壳价款债务335417元的证据效力。根据原告关于在“总对账单”原件形成后被告张希军先后通过银行转账并以向原告借款的名义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通过微信支付货款3000元的陈述意见，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额5000元等内容的明细清单和显示微信支付交易额为3000元内容的支付凭证，依法推定原双朋厂尚欠原告电源外壳价款327417元。 8.原告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或其复印件、“分对账单”原件等在案证据，虽然具有证明原双朋厂拖欠原告电源外壳价款债务的证据效力，但由于三被告对原告关于三被告的财产存在财产混同、相互关联和发生过债务转移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原告未就自己的该主张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关于三被告的财产存在财产混同、相互关联和发生过债务转移的主张事实，证据尚不充分，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原双朋厂关于电源外壳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交易行为，属于有效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之规定，由于原双朋厂是由被告张希军个人投资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依法应由被告张希军以个人财产对该个体工商户尚欠原告电源外壳价款债务327417元负偿付责任。原告关于要求货款债务人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在案证据中，无当事人针对案涉价款债务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原告主张案涉价款债务利息，可从原告就本案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后并由一审法院立案登记之日时起算。原告主张被告张希军将原双朋厂的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对此被告曹风平不予认可，原告未就自己的该主张事实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加盖被告铭坤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单，以此要求被告铭坤公司对原双朋厂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对该对账单虽经被告铭坤公司盖章认可，但不足以证实被告铭坤公司与被告张希军的财产产生混同，故原告要求被告铭坤公司对原双朋厂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三被告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和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和第七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希军偿付原告赵文强电源外壳价款债务327417元及其利息（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12日立案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文强对被告曹风平、被告南皮县铭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希军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06元、司法鉴定费10000元，由被告张希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本案中，被上诉人赵文强持有“总对账单”原件，且加盖了“铭坤公司”的印章，并在一审时出示并经质证，该对账单载明的一方当事人为“赵健”。结合上诉人向赵文强转账记录，双方有交易往来的事实，可以确信“赵健与赵文强为同一人”存在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一审认定赵健与赵文强为同一人，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的“总对账单”，一审时，赵文强提供了该“总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庭审质证时，上诉人擅自折叠原件带离法庭，后在一审法官的催告后，交还至一审法院门卫值班处。但该交还后“总对账单”的“原件”与赵文强一审质证出示法庭的“总对账单”原件的复印件比对，赵文强所写“25000元”的字体及铭坤公司印章所押数字的间距显然不同。上述事实由一审开庭笔录、上诉人交还的“总对账单”及赵文强提供的复印件等足以证实。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持有赵文强提供的“总对账单”原件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张希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11元，由上诉人张希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希荣 审判员  王卫东 审判员  潘艳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