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2722号原告：田瑛，女，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梅，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良乡昊天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南梨园村东。法定代表人：刘旻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风，女，该公司法务部部长。原告田瑛与被告北京市良乡昊天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储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梅、被告粮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自2019年4月18日田瑛正式退休开始，粮储公司每月赔偿田瑛退休金726.33元，自2020年开始在退休金的基础上每年递增10%，直至田瑛去世；2、粮储公司返还田瑛补缴的养老保险费用15457.3元。事实与理由：我于1987年至1992年在房山粮食局上班，身份是农民合同制工人，1992年底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后于1996年2月调入房山工商银行工作，直至退休。2019年4月，我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1987年9月至1992年9月未上养老保险，从而造成5年工龄不能计算，退休金不能正常领取。北京市相关部门在1993年12月规定了我们这类“农民合同工”的补缴养老保险相关政策，房山粮食局曾经分两次对其单位的“农民合同工”进行补缴，但没有给我补缴，房山粮食局给我的答复是“我调出未赶上补缴”。房山粮食局未为我补缴社会保险的理由不成立。2019年5月，经协调人保局，按政策我于1991年6月转为居民户后，可以办理一年多的补缴，2019年6月14日，粮储公司陪我一起到人保局大厅办理了共一年4个月的补缴手续，费用共计15457.3元，但粮储公司只同意协助出具手续，不同意承担补缴费用，否则就不为我办理补缴手续。无奈之下，我只好先签字同意，自己暂时承担社会保险补缴费用，但补缴收据的名称写的仍是粮储公司，所以补缴费用粮储公司应返还给我。因为人保局不批准补缴1987年9月至1991年5月期间的养老保险，粮储公司的行为已经给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粮储公司应赔偿我的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粮储公司辩称：田瑛在1987年9月经房山县粮食局批准招收为农民合同工入职北京市房山油脂厂（以下简称房山油脂厂）。1990年自房山油脂厂调入北京市房山粮食局城关粮管所（以下简称城关粮管所），工作期间于1992年12月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直到1996年2月自城关粮管所调出入职房山工商银行。田瑛先后在房山油脂厂和城关粮管所工作八年多的时间，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工单位为房山油脂厂和城关粮管所，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主体也应为房山油脂厂和城关粮管所。我公司成立于1982年1月1日，出资人为北京市房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贸公司），目前为正常营业状态。我公司与房山油脂厂、城关粮管所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双方亦不存在出资或隶属等法律关系，因而我公司与田瑛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为田瑛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申请时效为一年。田瑛关于1987年9月至1991年5月农民合同制工人期间的养老保险损失问题。根据京劳险发字[1993]514号文件（该文件已于2004年经京劳社法发[2004]168号文件明确废止），仅适用于“因工作需要在同一单位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而田瑛当时是分别在房山油脂厂和城关粮管所两个单位，另外该文件对用工单位并非强制性规定，直至1999年发布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才明确要求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缴纳养老保险。田瑛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田瑛补缴的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问题。田瑛由农户转为居民户并非通过工作单位办理，其本人当时未向企业及时提交转户证明，才导致养老保险延误。田瑛在1996年办理档案及社保转出手续时，知道欠缴的事实，但并未要求用工单位补缴，到现在明显超过了时效，且原用工单位已经注销，其权利无法实现。2019年4月，田瑛为完成养老保险补缴手续，多次找到我公司的劳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为和谐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才根据房山区人保局补缴养老保险的形式要件要求出具《补缴养老保险申请》，该申请中所载田瑛为我公司职工与事实不符，房山油脂厂也并非我公司的下属单位，该申请书仅为协助田瑛办理社会保险补缴手续，不能作为我公司作为补缴主体的法律依据。田瑛陈述其受我公司逼迫才签署《承诺书》与事实不符，我公司为田瑛出具《补缴养老保险申请》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而田瑛签署承诺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晚于我公司出具《补缴养老保险申请》的时间，田瑛签署承诺书显属自愿，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应由其个人承担。综上，不同意田瑛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1987年9月田瑛被房山油脂厂招收为农民合同制工人，1990年，田瑛调入城关粮管所，1991年6月25日，田瑛转为非农业户口，1992年12月8日，田瑛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1996年2月，田瑛调入房山区工商银行。1992年10月，田瑛开始参加社会保险，之前田瑛未缴纳社会保险。田瑛陈述因为处理1987年9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补缴问题，其于2019年10月方办理完毕退休手续，社保基金同时为其补发了2019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退休金。2019年5月21日，粮储公司向北京市房山区人保局养老保险科出具《补缴养老保险申请》，上述申请的内容为：“北京市房山区人保局养老保险科：原我单位职工田英，女，身份证号：×××,该同志1987年9月被我下属单位房山油脂厂招录为农民合同制工人，1992年12月在我单位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1996年3月调出我单位，调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房山分行。因我单位为‘农转非’人员办理补缴养老保险时，该同志已经调出未赶上补缴。为保障参保人的社保权益，现申请补缴该同志1987年9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妥否，请批复。”2019年6月14日，田瑛补缴了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15457.3元。同日，田瑛向粮储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为：“本人田瑛同意补缴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期间养老保险，个人全部交纳补缴金额。单位协助办理补缴手续。”田瑛陈述其是在补缴费用的当天书写的承诺书，其不书写承诺书，粮储公司就不协助其办理补缴手续，其是被迫签署的承诺书。另田瑛陈述转为农村居民户口即1991年5月之前的养老保险，因相关政策已经废止，已经无法补缴。另查，房山油脂厂于1987年5月13日成立，投资人为北京市房山区粮食局（以下简称房山粮食局），于2007年7月4日注销。城关粮管所于1987年7月8日成立，投资人为粮贸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注销。粮储公司陈述粮贸公司于1993年成立，2002年房山粮食局改制后绝大部分人员并入粮贸公司，仅在区商务委保留房山粮食局的牌子，十几年来，经过多次企业改制撤并，目前粮贸公司仅存两家下属企业，分别为粮储公司和北京望佛台山庄有限公司，北京望佛台山庄有限公司已整体出租，因此粮储公司承载了粮贸公司的主营业务并对外负责原房山粮食局系统内几千名职工的退休、买断等劳资手续，其中绝大部分职工与粮储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仅是因粮食局系统内部职能的划分，由其代为向宏观部门出具相应的形式要件手续，配合职工办理退休、补险等手续，本案中为田瑛办理社会保险补缴手续即为此种情况，田瑛自房山粮食局下属企业离职，因其原工作单位已经注销，相应的补缴手续只能由粮储公司代为出具。另北京市劳动局曾发文京劳险发字[1993]514号，对临时工、农民合同制工人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有关缴费年限如何计算问题作出了通知，内容为：“一、按京政发（1986）127号文件规定招收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因工作需要在同一单位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按以下办法办理以后，其缴费年限可以从当农民合同制工人时算起。1、单位应以农民合同制工人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时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以统计年鉴为准，下同）为基数，暂按18%的比例补缴退休统筹基金；个人也以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按本企业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补缴其当农民合同制工人期间的养老保险费。2、上述费用向所在区、现统筹机构一次缴清，并记载在《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上。二、城镇临时工……”上述文件于2004年11月24日停止执行。2019年12月20日，田瑛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粮储公司赔偿其退休金损失（自2019年4月18日退休之日起按每月726.33元的标准赔偿，并自2020年起开始每年递增10%，直至死亡）；2、粮储公司返还其补缴的养老金15457.3元。2019年12月20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不字[2020]第8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田瑛不服该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探究北京市劳动局京劳险发字[1993]514号文的发布本意，该文件并未强制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本单位由农民合同制转为劳动合同制的职工补缴农民合同制工人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只是规定按京政发（1986）127号文件招收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因工作需要在“同一单位”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按有关办法处理后，其缴费年限“可以”从当农民合同制工人时算起。且北京市劳动局京劳险发字[1993]514号文于2004年11月已经废止。其次，田瑛于1987年9月至1992年9月期间先后在房山油脂厂和城关粮管所工作。上述两家单位均已注销，法律主体资格已经灭失，也未有证据证明房山油脂厂、城关粮管所和粮储公司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分立、合并的其他关联关系。尽管粮储公司出具了补缴养老保险申请，在申请书中写有田瑛被其公司下属单位房山油脂厂招录为农民合同制工人，1992年12月在其公司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相关内容，但申请书中的内容与工商注册登记的实际信息不符，并不能仅根据上述申请书即认定粮储公司为田瑛1987年9月至1992年9月期间养老保险的补缴主体。再次，田瑛在补缴养老保险时也书写了承诺书，表示其同意个人全部交纳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补缴养老保险费用。田瑛主张其书写上述承诺书被迫书写，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田瑛要求粮储公司赔偿其因未能补缴1987年9月至1991年5月期间的养老保险给其造成的养老保险损失并返还其个人负担的1991年6月至1992年9月期间的补缴养老保险费用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田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田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