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1871号原告（反诉被告）：武汉成炜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法定代表人：周运国，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阮山，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涛，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反诉原告）：郑州龙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铁炉村铁炉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赵建强，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赵东强，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广全，男，196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郑州市中原区。原告武汉成炜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炜公司）诉被告郑州龙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全公司）、赵广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因龙全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鄂0115民初7229号民事裁定，驳回龙全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龙全公司不服对该裁定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鄂01民辖终115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鄂0115民初7229号民事裁定，案件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阮山、肖涛，被告龙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东强，证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广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返还资金10448416元；2.判决二被告支付资金利息（以资金5505379元为基数，年利率22%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暂从2013年5月28日计算至2019年4月27日利息金额为595498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2002年开始与被告有零星业务往来，从被告处采购热轧带钢加工生产钢管。2011年11月3日，被告为增加销售客户、吸引客户，与原告签订《优惠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客户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的货款实行提货前优惠政策；优惠方案为自打款之日起，按照打款金额每天每吨优惠2元；无论是供货原因还是用户原因，只要货没有提走，每吨优惠不变，直至提走货物前一天；自本协议签订后汇款即开始实行本合同。《优惠协议》签订后，原告即陆续向被告指定账户汇入资金。2013年5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对账单》。截止到该日止，原告在被告账面货款资金余额为5505379元。双方同时在对账单中明确，此后的发货由原告全权委托货运部张某办理提货手续签字提货。《对账单》签订后，双方继续发生采购业务往来。现在优惠合作协议已经正式解除，截止目前原告在被告处资金余额为10448416元。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优惠合作协议》，并不是在带钢销售价格上打折所作的让利优惠，而是对原告预先打入的资金的利息补偿，该《优惠合作协议》实际上具有民间借贷关系的性质。因此，原告请求按照签订2013年5月28日签订《对账单》时带钢销售单价3298元/吨，换算成年利率为22％，给予原告资金占用补偿共5954985元。原告为顺利讨回在被告公司的资金余额及资金占用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龙全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5月28日对此前双方的业务进行了对账，在双方签字的《对账单》中载明下欠原告款项5265379元。原告主张该款项的诉讼时效应从该《对账单》签署之日，即2013年5月28日开始计算到2015年5月27日届满。即使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从2013年5月28日后至2015年6月双方业务终止，则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应当在2017年6月届满。2013年11月3日，原告曾以被告拖欠其借款为由起诉过被告，双方在2014年11月2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对于各方存在的其他纠纷，由各方另行协商解决。这足以说明，如果双方还存在其他纠纷的，其有权要求协商解决，其权利寻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开始重新计算，因此，双方所有的纠纷诉讼时效到2016年11月24日届满。故，无论按照哪一个时间界点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于2019年6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都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5月28日签署《对账单》后，被告就开始按照双方在《对账单》中的约定，于当日退回了原告货款24万元，并开始按照原告的要求给原告发货。从2013年5月28日到2013年12月1日，被告共分109次给原告发货价值21521112元，期间原告又向被告多次付过款项，至双方的业务结束，原告拖欠被告货款共计2141733元。如果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从2013年5月28日到2015年6月，原告向被告账户汇入的款项与被告供应的货物价值总额相当，很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老账没有结清或者一点都不结，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也不可能再向被告继续汇款，而应当及时的寻求司法保护。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又称2013年5月28日对账后，从2013年5月29日到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又向被告预付款项18088496元，但只认可收到12745459元的货物。原告负责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老账不结，新打的款项又不能及时发货的的情况下一而再的向被告预付款项呢？很明显原告在撒谎，其目的就是认为时间久远，被告不可能保留证据，才恶意提起诉讼的。从原告的起诉状以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和被告的举证材料足以说明，原告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法庭应依法对其予以制裁。原告从起诉状中陈述被告在2013年5月28日对账后，被告没有清偿旧账，此后的汇款和收到的货物相当。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又称在2013年5月28日对账后，被告没有清偿旧账，此后又预付款超过收到货物的价值达5343037元，加上原来欠款已共计10608416元。原告在起诉状中对对账当天被告退还的24万元也不予认可，诉称确认欠其款项5505379元，被告举证后看到原告负责人打的收条24万元，又被迫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认可了该24万元，又变成了2013年5月28日对账后确认被告欠原告5265379元。庄严的法庭绝不允许任何人信口雌黄，法庭必须追究原告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被告分109次向原告供货，每次均有原告委托的张某在送货单中签字确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应当及时将拖欠被告的货款结清。至于原告举证的与张某的运输协议和通话录音，完全是他们内部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的内部纠纷，与被告毫无相关。双方在2013年5月28日的对账单中，显示原告委托张某办理一切提货手续，原告应当对张某的行为负责，如果原告更换委托人办理提货手续，也应当书面告知被告，而不是仅仅告知张某。故张某在被告处所签署的一切收货手续都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由于双方此前有着多年的业务合作，被告也知晓原告近些年来债务缠身，甚至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肖涛被曾被法院追究过拒执罪，同时考虑到赵旭（见2014年11月2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尚欠原告200万元借款未还，在向原告供货时才同意原告拖欠部分货款的，被告当时想着等赵旭还款时再进行扣除原告欠被告的货款，直到2013年12月接到原告在武汉起诉被告的通知，被告同时发现原告拖欠的货款已超过了对赵旭的债权数额，被告才停止了与原告的一切业务。现时隔多年，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明显属于恶意诉讼，其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反诉原告龙全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立即支付反诉原告货款2141733元;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5月28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就双方此前的账目签订《对账单》一份，反诉原告下欠反诉被告款项5265379元，此后的发货由反诉被告委托张某办理提货手续签字提货。《对账单》签署后，反诉原告分109次向反诉被告发货总价值21521112元，扣除反诉被告原有款项5265379元和反诉被告支付的款项，尚欠反诉原告货款2141733元。龙全公司现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成炜公司辩称：龙全公司的反诉系虚构事实，且伪造证据，应驳回其反诉请求。虚构事实是由于本诉中成炜公司核实目前在龙全公司的资金余额是10448416元，与反诉状中所称的事实不符。伪造证据在质证中详细说明。被告赵广全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3日，龙全公司（甲方）与成炜公司（乙方）签订《优惠合作协议》，约定：“一、甲方为增加销售客户、吸引客户，研究制定如下优惠方案。二、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客户打入甲方制定账户的货款实行提货前优惠政策。三、优惠方案为自打款之日起，按照打款金额每天每吨优惠2元。四、打款之日和提货当天不予计算。五、无论是供货原因还是用户原因，只要货没有提走，每吨优惠不变，直至提走货款前一天。四、供货方必须保证供货时间。五、自本协议签订后汇款即开始实行本合同。六、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2013年5月28日，成炜公司代表肖涛与龙全公司代表赵广全签订《对账单》，内容如下：“经双方对账，截止到2013年5月28日（不含当天的退款和提货），目前肖涛武汉成炜公司在郑州龙全公司的账面货款余额为人民币5505379元。此前双方一切往来账目均已结清，再无其他任何纠纷。龙全公司应于2013年5月28日退款人民币24万元，下余款项5265379元。此后的发货由肖涛武汉成炜公司全权委托货运部张某办理提货手续签字提货。账面超过两佰万带钢必须发清。”。成炜公司与龙全公司签订《对账单》后，继续进行业务往来，成炜公司庭审中称与龙全公司最后一笔交易是在2013年12月31日。本案庭审后，成炜公司向本院提交成炜公司代理人肖涛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3月15日向被告赵广全发送催要款项的短信，以此来证明本案未超诉讼时效。2014年，成炜公司诉龙全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成炜公司以达成和解为由撤诉。龙全公司原名郑州市予炉热轧带钢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于2002年6月19日，原法定代表人为赵广全。2006年10月12日，赵广全、沈爱敏将公司股份转让给赵建强、沈爱敏。2012年7月12日，赵广全退出公司管理人员，不再担任龙全公司任何职务。2011年10月14日，郑州市予炉热轧带钢有限公司更名为郑州龙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优惠合作协议、对账单、短信、民事裁定书、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本案适用二年诉讼时效。因龙全公司抗辩对成炜公司的本诉提出诉讼时效的异议，本院对此进行审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成炜公司庭审中称与龙全公司最后一笔交易是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已满二年的诉讼时效。成炜公司代理人肖涛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3月15日以发送短信形式向赵广全催要款项，但赵广全当时并非龙全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成炜公司未通过诉讼等途径主张权利，故成炜公司向赵广全催要款项的行为不应当视为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成炜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二年诉讼时效，应当驳回成炜公司的诉讼请求。龙全公司提出反诉亦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亦应当驳回龙全公司的反诉请求。原告向赵广全主张权利，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赵广全个人与案涉纠纷有关，原告亦承认起诉赵广全是为了发泄愤恨，故赵广全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武汉成炜钢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郑州龙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20220元，减半收取60110元，由原告武汉成炜钢管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3934元，减半收取11967元，由反诉原告郑州龙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玖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刘黎青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刘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