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7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晓，女，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凯，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鸿匠轩玉器商行，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经营者:李鸿，男，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欣，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晓晓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鸿匠轩玉器商行（以下简称鸿匠轩商行）借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鸿匠轩商行的的诉讼请求。2.判令鸿匠轩商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不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应属于居间合同纠纷或合伙纠纷。（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在买卖合同中，由出卖人向买受人对产品种类，价格发出具体要约，由买受人对出卖人的产品种类，价格的具体要约予以明确确认承诺，据此买卖合同宣告正式成立。买受人如对出卖人的要约沉默是不能构成买卖合同的直接成立的，当买受人变更了出卖人的具体种类，价格（如减少数量，要求降低价格等），则视为买受人发出新要约，当买受人对新邀约予以确认承诺时，则买卖合同也正式成立。本案中，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发生的各种行为，并没有出现买卖合同正式成立的情形。（二）本案中，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发生的各种行为，并不构成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1.鸿匠轩商行提供给王晓晓玉器，并不是转移玉器标的物的所有权给王晓晓，而是希望利用王晓晓的销售渠道，通过双方合作或者说是利用王晓晓的居间服务，让王晓晓作为中间人带货给消费者选购，最终以达到转移玉器标的物的所有权给消费者，实现将玉器卖给消费者的目的。上述事实，在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中有多次具体体现。如：在2019年6月28日下午4：04开始的聊天中，李炎梅称：“老板娘，你叫你客人那边尽快点，要知道看他对不对（意指要不要货），不对（不要货）寄回来给我们也可以……”王晓晓回复“可以”。该聊天内容反映，王晓晓是充当与鸿匠轩商行合作，同时与最终客户合作的带货中间人的角色。王晓晓收取玉器的行为并不是转移接受货物所有权的行为，而是居间将货物带给最终客户选购，只有最终客户确定购买，王晓晓才协助将货物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又如在2019年7月2日就一个手镯，李炎梅说“老板娘我搭档说15500”，“你看下可以帮我们出”，即李炎梅在言语中已经十分明了王晓晓承担的是帮助其“出货”的角色。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何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在微信聊天中会大量出现对玉器“拿回来”、“还”的字眼。在买卖合同中，在没有质量问题等特殊情形出现时，不会出现频繁多次交付，并频繁多次归还标的物的情形。综上，王晓晓仅充当与鸿匠轩商行合作，带货给最终客户的中间人的角色。2.鸿匠轩商行在玉器上标注价格的目的，并不是期待王晓晓自己对玉器上的价格进行价格确认，而是为了方便王晓晓向最终客户推介货物，方便王晓晓开展居间斡旋的工作，而王晓晓本人并不对鸿匠轩商行的玉器上标注的价格作出任何明确接受的意思表示（即价格确认承诺），其也只是暂收鸿匠轩商行的玉器，对收到的玉器并不需要按件支付价款，其是否给予鸿匠轩商行出卖玉器的款项，完全取决于通过王晓晓的居间斡旋是否将玉器卖出到最终消费者。王晓晓在有客人对玉器询价并要求降价时，代消费者向鸿匠轩商行还价，即将消费者出的新价格要约发给鸿匠轩商行，鸿匠轩商行一旦同意就构成了鸿匠轩商行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而王晓晓赚取的是与鸿匠轩商行的合作费用或居间费用（即鸿匠轩商行的最终收款价格与消费者付款价之间的差价或消费者直接给王晓晓的佣金酬劳)。上述事实，在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中有多次具体体现，如在2019年6月29日下午4：28分开始的聊天中，李炎梅出示一张标有18000元的手镯图片，随后王晓晓自己并不对价格进行承诺，而是回应李炎梅“客人给了14000”（代客人还价)，李炎梅回应“我都已经打得很低给你了”（意思给客人更不可能这么低），王晓晓回复“好的姐，我跟客人说下”“他们加了一千15000”之后，到2019年7月2日就同一个手镯，李炎梅又说“老板娘我搭档说15500”，“你看下可以帮我们出”，王晓晓回复“好的”。又如在2019年7月25日下午9：57分开始，王晓晓发出一张图片，并说“这个扣”，“客人有给价”，“8000”（王晓晓代客人主动发出价格要约），李炎梅回应“出不了”。由上可见，王晓晓是作为中间人，在鸿匠轩商行与最终客户之间开展讨价还价的活动。再如2019年7月27日下午3：27分开始，王晓晓称“要不你（鸿匠轩商行）一万块让给他（客户），我这边做个人情而己，我这边也没有中介费”，很明显王晓晓收取的是中介费或中间人报酬。综上，王晓晓的行为符合居间或合作的情形，但更为接近于为鸿匠轩商行提供卖货的居间服务行为。3.鸿匠轩商行在一审中主张涉案的该批玉器是出卖给王晓晓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却并没有任何买卖合同或销售单等证据予以印证。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没有直接的要约与承诺，双方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王晓晓对涉案的该批玉器没有作出要约承诺，王晓晓也没有代某个最终顾客作出要约承诺，该批玉器均未卖出或成交，而是全部被海关扣留。无论是就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还是鸿匠轩商行与最终顾客之间均没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王晓晓欠鸿匠轩商行的货款。（一）一审法院认定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第一个依据是李炎梅与王晓晓在2019年9月17日的聊天记录，在该记录中李炎梅发了一张包含其主张的涉案的6个玉器的图片，王晓晓回复“收到”。而鸿匠轩商行在一审中也主张在2019年9月17日由李炎梅向王晓晓报价一批玉器合计437000元，并由王晓晓取走该批玉器。然而，在李炎梅与王晓晓于2019年9月17日当日的聊天记录中，李炎梅在12：39分发了一张包含12个玉器的图片，其中一个注明“还”字，李炎梅在12：41分发了一张标注“欠一个”的玉器手镯的图片（该图片在鸿匠轩商行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中刻意被删除），王晓晓回复“收到姐姐”。从双方聊天习惯可知，这是双方在确认归还了一个玉器，还欠一个玉器没有归还。随后，李炎梅发了一张包含其主张的涉案的6个玉器的图片，但是没有任何后续文字表述和说明，也没有进一步和王晓晓的对话。关键的是王晓晓也没有对这张图片作出任何回应，王晓晓对上述包含其主张的涉案6个玉器的图片没有作出任何表态。然而，一审法院却偷换概念，颠倒黑白，将王晓晓回复关于前两张图片的“收到姐姐”变成“收到”李炎梅发出的包含其主张的涉案6个玉器的图片的回复。由此可见，王晓晓有无收到该批玉器均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即使王晓晓收到了，也只是完成了买卖合同的货物种类的确认，而双方对产品价格的要约和承诺（价格确认）也并未完成。因此，成立买卖合同的所有要素（种类确定，价格确定）并不具备，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本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第二个依据是自2019年9月23日开始双方的多次聊天记录。首先，一审法院显然对双方的微信聊天习惯不熟悉。双方的微信聊天往往是发一张包含多个玉器的图片，但只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进行交流。如在2019年7月28日下午5：17分，李炎梅展示三个玉器，却只就其中一个说“是3.5这个吗”。又如2019年8月6日下午7：15，王晓晓展示一组7个玉器的图片，仅对其中一个如意说“这个如意”，而李炎梅回复“出了是吗”。再如在2019年9月23日10：54分开始的聊天时，李炎梅首先发了一张包含其主张涉案的6个玉器的图片，并说“拿回来一下，有客看”。“拿回来一下”根本没有明确指出要王晓晓拿回图片上的所有玉器还是一个戒指，因此，并不能随意对“拿回来一下”的东西进行主观猜想或判断。但后续王晓晓说“戒指一会先给回你”，李炎梅发了一张归还戒指的图片，王晓晓回复“收到”，李炎梅又问“其他的大概什么时候看”。由上可知，双方的对话只是对其中的一个戒指在沟通，并非针对图片上的所有玉器。最后，李炎梅称“其他的大概什么时候看”是个关键内容，至少证实了涉案的6个玉器的图片中除戒指之外的其他玉器，有一部分或全部并不在王晓晓掌控之中。（三）一审法院认定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第三个依据是在李炎梅在微信中提及“己收13万，剩余277000未收”对此王晓晓没有回应。法律没有规定对他人的陈述不回应或不说话就是默认的规则，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晓晓无异议并无法律依据，事实上，在2019年10月6日，王晓晓已经明确表示“一共压款20万，货取回时退回压金”（指从海关取回），王晓晓在2019年10月6日陈述“20万也不少，所以说我这边会尽量让他处理”，李炎梅在同日回复“姐，我们的成本就去那里”可见，王晓晓对于涉案货物价值并不是没有异议，而是明确自己的意思表示“涉案货物仅仅价值20万并就此已向鸿匠轩商行交付了押金，鸿匠轩商行也确认上述成本价值。”此外，从海关被扣的总计30件玉器的鉴定价值仅为三十余万元，而鸿匠轩商行主张涉案6件玉器价值却为四十多万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也缺乏证据支持。鸿匠轩商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基础法律关系无误，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同在南海平洲经营销售玉器生意，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王晓晓根据其客户需求寻觅玉器并销售给其客户，如王晓晓没有客户需求的玉器，会到鸿匠轩商行处“借货”予以销售，或者王晓晓有其他外地客户需求玉器，王晓晓会在问价钱后，让鸿匠轩商行以王晓晓的名义邮寄货物，待销售成功后，王晓晓再将既定或约定的玉器销售款支付给鸿匠轩商行。鸿匠轩商行在一审中提交的聊天记录证据显示，王晓晓向鸿匠轩商行买断手镯与翡翠挂件并支付价款25500元；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处借寄出手镯一只，鸿匠轩商行报价18000元，后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协商一致按16000元购买，王晓晓通过微信支付价款16000元；鸿匠轩商行告知王晓晓需求的手镯在店中，王晓晓答复过去拿，2019年6月29日下午，鸿匠轩商行通过微信发送实物照片的方式报价18000元，并询问王晓晓销售情况，最后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协商手镯的销售价格，最终以15500元成交，王晓晓通过微信方式支付价款。之后的交易模式均是通过前述的模式开展。在交易过程中，鸿匠轩商行不认识王晓晓的客户，借货之后的交易是王晓晓与其客户自行协商，鸿匠轩商行不参与价格的协商,无权决定销售的最终价格，无限定王晓晓与其客户之间的最高或最低价格，所有买卖要素均由王晓晓决定，鸿匠轩商行只限定王晓晓给付鸿匠轩商行的最低价格。另外，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并无分成的约定,鸿匠轩商行向王晓晓明确的既定价格或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协商的价格才是双方之间的交易价格。从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正确。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基于双方的信任，鸿匠轩商行为了销售玉器，允许王晓晓销售成功后再按鸿匠轩商行的既定价格付款，如不能销售，王晓晓应当将玉器原物返还。以上销售方式是平洲玉器街一贯传统的销售模式，王晓晓会在鸿匠轩商行报价格的基础上将玉器销售给其客户，王晓晓按鸿匠轩商行的报价向鸿匠轩商行支付（购买）所“借”玉器的款项，而实际销售的价格鸿匠轩商行并不知情。鸿匠轩商行只收取向王晓晓报价时所确定的价款或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约定的价款。王晓晓通常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方式向鸿匠轩商行支付购买玉器的款项。根据鸿匠轩商行提交的聊天记录反映，若王晓晓所借走的货物没有返还，鸿匠轩商行通过微信发送照片方式催收，已返还的货物鸿匠轩商行将会通过实物图照片的方式标注返还，并会在微信中注明“还”。2019年9月23日上午10:54分，鸿匠轩商行向王晓晓发送诉争玉器实物照片（包括玉镯一对价值280000元、戒指一只价值30000元，吊坠三个共127000元，合计437000元），王晓晓答复“在”之后，鸿匠轩商行要求王晓晓返还，王晓晓说“货我这边还有客户在谈”，“你们让我留一下”，“介指一会先还给你”，鸿匠轩商行答复“好的”。2019年9月23日上午11:17分，鸿匠轩商行通过实物图照片标注戒指“还”，同时询问剩余的“包括玉镯一对价值28万、吊坠三个共12.7万，合计40.7万”，“什么时候看”，王晓晓答复“姐，我晚点我问问，在回你”。之后鸿匠轩商行一直催问涉案的玉器什么时候看并要求返还。通过以上聊天记录可以得知，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处提取的玉器包括玉镯一对价值280000元、吊坠三个共127000元，合计价值407000元，在双方聊天记录中，王晓晓一直承认提取了以上玉器的事实。2019年9月24日，鸿匠轩商行要求王晓晓返还价值407000元的玉器，但王晓晓一开始以与客人商谈中为由拒绝，在鸿匠轩商行再三要求其返还的情况下，王晓晓却以该玉器被海关扣押为由拒绝。之后李炎梅再次要求王晓晓付清玉器款，但王晓晓向鸿匠轩商行支付200000元后，拒绝支付余款207000元。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交易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王晓晓问价，对价款认可后，将玉器提取，视为鸿匠轩商行交付了货物。其次，从鸿匠轩商行的角度看，鸿匠轩商行已将货物交付给王晓晓，履行了作为卖方的义务，交付后货物的所有风险就与卖方鸿匠轩商行无关了。王晓晓之后把玉器卖给谁，以多少价钱卖出均与鸿匠轩商行无关。王晓晓理应按照从鸿匠轩商行处提取货物时约定的金额支付价款。王晓晓在一审法庭上答辩称，鸿匠轩商行与其之间是委托销售关系或借用关系完全与事实不符。王晓晓现在上诉理由中主张双方成立居间合同关系或合伙纠纷更是不符合事实。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并无销售后的分成约定，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协商是关于买卖玉器价格的约定，鸿匠轩商行没有限定王晓晓以什么价格卖给第三人，王晓晓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交易，或者王晓晓再把玉器交给谁去买卖，均与鸿匠轩商行无关。因此，双方并不成立所谓委托销售关系。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交易，是鸿匠轩商行允许王晓晓售出后再给付货款，并不是“借用”。同时，玉器的用途是佩戴，鸿匠轩商行并非是出借玉器给王晓晓佩带，而是“借”给王晓晓去销售。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并无分成或居间费用的相关约定，不成立居间合同关系或合伙关系。基于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此前已就交易价格进行了约定，王晓晓也已予以认可，且王晓晓在交易过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给付了一半的价款，因此，足以认定双方交易价格为407000元。鸿匠轩商行交付玉器给王晓晓后，王晓晓把玉器交给方姓男子致涉案玉器被扣押，这是鸿匠轩商行交付玉器给王晓晓之后发生的事实。王晓晓交付玉器给何人前往何地交易，完全由王晓晓掌握，该风险应该由王晓晓自行承担。玉器是容易携带、隐藏、流通的价值不菲货物，对于王晓晓来说极其容易隐匿，即使其已经将玉器卖给了第三人，鸿匠轩商行也不得而知，因此，所有权移交后的风险应该由王晓晓承担。综上所述，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王晓晓应向鸿匠轩商行支付全部货款。鸿匠轩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晓晓向鸿匠轩商行支付货款207000元，并从2019年9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鸿匠轩商行；2.判令王晓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匠轩商行是从事珠宝首饰零售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李鸿，李鸿的妻子是李炎梅。鸿匠轩商行于2017年4月7日向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汇玉翡翠经营部承租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汇玉广场首层岛柜编号A7-2，租赁期限5年，承租岛柜仅用于展示和经营天然翡翠玉器产品。李炎梅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的方式宣传、销售待售玉器。王晓晓添加李炎梅微信后，与其微信联系，对于看中的玉器，询问其价格，李炎梅会回复其价格，或者将价格在图片上标明，王晓晓可以将玉器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拿货给其客人看，如果王晓晓能将该玉器出售给第三人，则由第三人向王晓晓支付货款，王晓晓按照其与李炎梅议定的价格向李炎梅支付货款。2019年9月17日，李炎梅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一张图片，图片上列了一对手镯（标价280000元一对）、一只戒指（标价30000元）、三个吊坠共计127000元（分别标价90000元、5000元、32000元），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收到”。2019年9月23日10时54分，李炎梅再次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上述图片，称“拿回来一下，有客看。”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货我这边有客户在谈”、“他们让我留一下”、“戒指一会先给你”，李炎梅通过微信回复“好的”。同日11时17分，李炎梅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一张图片，图片上标明戒指已还，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收到”。同日20时30分，王晓晓向李炎梅发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站海关扣留决定书、扣留清单。同日23时，李炎梅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送信息“已收13万，剩余277000未收”，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这个是货款的押金，你要这样写，你不能写出这批货我已经卖掉了，给你，还有剩余的汇货款。”9月24日12时30分，李炎梅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送信息“老板娘不是说再凑一点钱过来凑够20万给我的吗？我这边搭档不停问我。”后李炎梅收到王晓晓转账的2万元，于2019年9月24日15时26分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送信息“一共收15万，剩余257000未收。”后王晓晓陆续向李炎梅转账共50000元。即截至2019年10月5日，鸿匠轩商行共收到王晓晓支付的200000元。后鸿匠轩商行向王晓晓要求支付玉器余款207000元，未果。鸿匠轩商行在庭审中陈述：平洲玉器街所有交易有一个习惯，即借走货物后，要么返还货物要么支付款项，鸿匠轩商行发出的图片是邀约，货物交给王晓晓后，买卖已经完成。一审法院认为，鸿匠轩商行以其与王晓晓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请求王晓晓支付涉案玉器余款207000元。王晓晓则认为其与鸿匠轩商行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协议关系，双方合伙销售玉器，由鸿匠轩商行提供玉器，王晓晓联系客户，由双方共同信任、共同指定的中间人负责带玉器货物给有意向购买的客人选购查验货物，货物如能成交，则扣除玉器成本及费用后净利润由鸿匠轩商行、王晓晓平分。对此，法院认为，王晓晓主张其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是合伙关系，没有提供合伙协议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合伙关系的存在，另外从鸿匠轩商行、王晓晓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没有任何鸿匠轩商行、王晓晓平分净利润的记载，而是王晓晓在其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的玉器与第三人成交之后，由王晓晓按其与李炎梅议定的价格向李炎梅转账价款，至于王晓晓与第三人之间的成交价格，由王晓晓、第三人商定，无需向鸿匠轩商行或李炎梅告知。王晓晓主张其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合伙关系，法院不予支持。从案件事实和证据来看，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关系，与王晓晓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相互独立。鸿匠轩商行已向王晓晓标明了涉案玉器的价格，王晓晓已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涉案玉器，之后涉案玉器无法向鸿匠轩商行返还，王晓晓已向鸿匠轩商行支付了共计200000元。鸿匠轩商行、王晓晓之间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王晓晓认为李炎梅向其发送的微信图片是事先制作好的产品推广图片，该图片仅包含了一个戒指是由王晓晓当天拿走的货物，其他标价280000的手镯等并不是当天由王晓晓拿走的货物，而王晓晓当天拿走交给中间人的吊坠五个、手镯一个双方约定价值仅为150000元，该批货物由中间人带至深圳给客人选购，客人没有购买，中间人后带至香港，被香港海关以未合法申报货物入境予以查看，导致涉案货物无法取回而损失。对此，法院认为，从李炎梅与王晓晓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炎梅于2019年9月17日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一张图片，图片上列了一对手镯（标价280000元一对）、一只戒指（标价30000元）、三个吊坠共计127000元（分别标价90000元、5000元、32000元），王晓晓回复“收到”。2019年9月23日10时54分，李炎梅再次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上述图片，称“拿回来一下，有客看。”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货我这边有客户在谈”、“他人让我留一下”、“戒指一会先给你”，李炎梅通过微信回复“好的”。同日11时17分，李炎梅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出一张图片，图片上标明戒指已还，王晓晓通过微信回复“收到”。可见，王晓晓于2019年9月17日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了一对手镯（标价280000元一对）、一只戒指（标价30000元）、三个吊坠共计127000元（分别标价90000元、5000元、32000元），并于2019年9月23日归还了其中的一枚戒指。即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处共收取了一对手镯（标价280000元一对）、三个吊坠共计127000元，当时双方议定的总金额为407000元。后王晓晓一直未向鸿匠轩商行归还上述玉器，向李炎梅支付了200000元。李炎梅微信中提及“已收13万，剩余277000未收”、“一共收15万，剩余257000未收”，王晓晓未提出异议，证明王晓晓认可所欠货款的金额。王晓晓认为该200000元已足额支付鸿匠轩商行货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鸿匠轩商行主张王晓晓支付货款207000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截至2019年10月5日，鸿匠轩商行共收到王晓晓支付的货款200000元，之后再无收到王晓晓支付的款项。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应以尚欠款为本金自2019年10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予鸿匠轩商行。鸿匠轩商行主张超出法院核定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王晓晓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7000元及利息（以20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予鸿匠轩商行；二、驳回鸿匠轩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王晓晓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02.5元、财产保全费1555元，共计3757.5元，由王晓晓负担。王晓晓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6月29日下午2时36分至2019年7月7日下午1时25分微信聊天记录4页及转账记录1页，拟证明王晓晓作为中间人帮助李炎梅卖出一对手镯的过程。李炎梅先发布手镯欲出卖价格为18000元，再由王晓晓与顾客洽谈，代顾客还价，最终，李炎梅认可还价15500元，并指示王晓晓“可以就帮我们出（货）”，最终王晓晓成功帮助出货且转账15500元给李炎梅。2.2019年7月25日下午9时57分至2019年7月27日下午3时27分微信聊天记录4页及转账记录1页，拟证明王晓晓作为中间人，向李炎梅展示一组玉器图片，但仅对其中的一件玉扣帮顾客主动向李炎梅出价，李炎梅不同意客户出价，但经过几次讨价，最终与顾客确定成交价10000元的过程。王晓晓本次作为中间人称“我这边没有中介费”，同时，王晓晓最终成功帮助出货且转账10000元给李炎梅。3.2019年7月28日下午至2019年9月18日下午8时52分微信聊天记录4页，拟证明王晓晓与李炎梅聊天的习惯为王晓晓作为中间人，往往向李炎梅展示一组玉器图片，但仅对其中对一件玉器与李炎梅聊如何帮助出货的事宜。4.2019年6月28日下午4时6分至2019年9月4日下午4时5分微信聊天记录4页，拟证明王晓晓是李炎梅出货的中间人，当玉器货物未被顾客最终看中成交时，货物会带回给李炎梅。5.2019年9月17日下午12时39分至2019年9月23日上午11时17分微信聊天记录3页，拟证明鸿匠轩商行在一审期间刻意删除证据，其刻意删除了李炎梅在2019年9月17日下午12时41分发的一张注明“欠一个”玉镯的图片，王晓晓回复“收到姐姐”，此回复是对这张图片而不是对涉案6张玉器图片。另外，鸿匠轩商行一审举证还存在隐瞒证据。2019年9月23日上午11时17分李炎梅发了一张注明“还”戒指对图片，王晓晓回复“收到姐姐”。随后，李炎梅说了一句“其他对大概什么时候看”被鸿匠轩商行刻意隐瞒。6.2019年10月5日下午5时至2019年10月10日下午4时37分微信聊天记录4页，拟证明王晓晓明确陈述因其作为中间人带走鸿匠轩商行贷货物被扣押价值为200000元，并已向鸿匠轩商行交付押金200000元，鸿匠轩商行对此也明确确认“我们这个成本就去那里”。鸿匠轩商行针对王晓晓的证据发布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并不是居间或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事实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王晓晓在平洲玉器街与鸿匠轩商行同为玉器销售经营者，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王晓晓根据其客户的需求寻觅玉器，销售给其客户，王晓晓在鸿匠轩商行员工李炎梅微信朋友圈相中玉器后会带图向李炎梅询价，该价格为鸿匠轩商行与王晓晓之间的销售价格，王晓晓认为价格合理后，到鸿匠轩商行“借货”让其客户看现货，或者邮寄给其外地客户。2.对证据2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2019年7月25日的照片事实上是李炎梅在朋友圈发表玉器商品销售信息并标明每件玉器销售价格视为要约，王晓晓将该图片商品销售给其客户，证明王晓晓认可李炎梅的标价视为承诺，因此，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王晓晓与其客户之间的销售价格李炎梅无权决定，王晓晓之所以向李炎梅还价，是因王晓晓赚取的利润就是销售给其客户与王晓晓从李炎梅处购得价格之差额。3.对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晓晓截取的2019年7月18日下午5:17分、2019年8月6日下午7:15分及同日7：00分、2019年8月18日下午8:52分的聊天内容并不能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从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8月18日全部聊天内容来看，王晓晓向李炎梅拿货销售，待王晓晓出售后给其客户收取货款后再向鸿匠轩商行支付货款。4.对证据4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晓晓向李炎梅拿货销售，如其无法销售后则向鸿匠轩商行返还原物，但王晓晓并不是中间人或带货人角色，而是其先拿货出售成功后再付款而已。5.对证据5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鸿匠轩商行并无故意删除照片的意图，一审中已将全部聊天内容如实提交作为证据用以说明双方的交易习惯。6.对证据6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晓晓于2019年9月17日，从李炎梅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了玉器一批并询问价钱，李炎梅报价后（包括玉镯一对价值280000元、戒指一只价值30000元，吊坠三个共127000元，合计437000元），期后王晓晓归还了30000元的戒指，剩余玉器王晓晓与李炎梅议定总金额为407000元。二审中，鸿匠轩商行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核，鸿匠轩商行对王晓晓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王晓晓和鸿匠轩商行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王晓晓和鸿匠轩商行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2.鸿匠轩商行请求王晓晓向其支付207000元及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相关陈述可知，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玉器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给客人进行展示，若客人相中并决定购买玉器，王晓晓再另行按取走玉器前双方既定的价格或双方后来重新协商的价格进行结算；若王晓晓未能成功向客人销售玉器，则由王晓晓将玉器原物返还给鸿匠轩商行。由此可以明确，在客人决定购买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处取走的玉器之前，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并无买卖相关玉器的合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晓晓、鸿匠轩商行就本案讼争玉器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与此同时，王晓晓上诉主张其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已作出具体的认定，本院不再赘述。至于王晓晓上诉提出的其与鸿匠轩商行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由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约定的报酬的合同，但本案既无证据显示王晓晓带货给客人看系受鸿匠轩商行的委托，也无证据证明鸿匠轩商行为此专门向王晓晓支付过报酬，故王晓晓提出的双方为居间合同关系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几点并结合本案实际案情，本院认定王晓晓与鸿匠轩商行之间就本案讼争玉器成立借用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条第5点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有误，应予以纠正，本院认定本案属借用合同纠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在本案中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结合鸿匠轩商行向王晓晓多次催还玉器的行为可知，王晓晓从鸿匠轩商行借走了六件玉器，包括玉镯一对、戒指一只、吊坠三个，王晓晓之后只向鸿匠轩商行返还戒指一只，其余玉器则因被海关查扣至今无法归还。王晓晓作为借用人无法向出借人返还涉案玉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包括赔偿损失。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违约方赔偿损失的金额包括可预期的利益损失。具体至本案，在王晓晓取走本案讼争玉器之前，鸿匠轩商行已通过微信向王晓晓发送图片的方式标明本案讼争玉器的价格，王晓晓未能归还的玉镯一对为280000元、吊坠三个为127000元，合计407000元。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价格是本案讼争玉器对外销售的正常价格，即该价格属于鸿匠轩商行作为商家合理的可预期获得利益的价值。在王晓晓不能归还相关玉器构成违约的前提下，应当根据上述正常销售价格来认定鸿匠轩商行的损失金额。因此，鸿匠轩商行在多次催促王晓晓归还玉器无果之后，要求王晓晓按上述价格支付相应的价款，合法有据。而且，在玉器销售行业，借用人从商家“借货”后无法归还的，商家要求借用人按商品标价进行赔偿，符合行业交易惯例。综上几点，鸿匠轩商行在扣减王晓晓已经支付的200000元后，要求王晓晓支付剩余的207000元，理由充分，应予支持。王晓晓拒不付款的行为造成鸿匠轩商行产生资金被占用的损失，鸿匠轩商行要求王晓晓向其支付相应利息，合理有据，应亦予支持。虽然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认定有误，但判决处理结果并无当，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晓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5元，由上诉人王晓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