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3945号原告:李润棠，男，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李嘉辉，男，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系原告儿子。被告:李锦伦，男，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原告李润棠诉被告李锦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润棠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嘉辉、被告李锦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润棠诉称：原、被告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包原告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大元村日字号的4.174亩土地（下称涉案土地），并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征收的，双方必须服从，青苗补偿款由原、被告双方按五五比例分成。上述土地于2016年被征收，被告于2017年向原告支付了第一次的征收青苗补偿款，标准为每亩4000元。2020年年初，被告收到第二次的补偿时，拒绝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费。第二次的青苗补偿费为每亩22200元，按照双方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每亩11000元的青苗补偿费，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依然拒绝支付。故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涉案土地征收的青苗补偿款46331.40元[（30000元/亩÷2-已付4000元）×4.174亩]；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李锦伦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2016年征地前被告因耕作需要，已在涉案土地盖有保温大棚和铺设喷灌设施、排灌设备、育苗设施等。2016年底横沥征补办有到涉案土地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点，当时横沥征补办有说青苗是按8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地上附着物是另外计算且归实际耕者所有。按照当时《广州南沙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3]9号文的规定，征补办计算出大棚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为22000元/亩。后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按一人一半即4000元/亩支付1670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留有收据为证。2、原告所述被告于2020年收到第二次的青苗补偿费22000元/亩并不属实。当前，横沥征补办开展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搬迁交地奖励的余额支付工作，因被告第一次补偿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已经达到《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文30000元/亩的规定，本次余额支付仅针对交地奖励金。按该文规定，交地奖励金归被告所有，与原告无关。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30日，原告作为发包方（甲方）、被告作为承包方（乙方），共同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约定涉案土地承包面积4.174亩；承包时间从农历2014年12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一共四年；乙方交给甲方每亩承包款2300元；在承包期内遇集体征用土地时，乙方必须服从，将土地交回给甲方，青苗补偿款乙方五成，甲方五成，清场费辅助物归乙方所得等。被告提交的日期为2018年4月25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锦伦青苗款4.174亩（每亩4000元）合共16700元。收款人：李润棠”。原告确认《收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本院依原告申请，到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横沥征补办）进行调查。横沥征补办陈述：涉案土地因涉及征收，其办于2016年底到涉案土地进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清点，当时有制作《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表》，被告有在清点表上签名。清点后，应按当时施行的《广州南沙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3]9号文（以下简称[2013]9号文）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因被告向其办了解到按[2013]9号文的补偿标准计算出大棚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为22000元/亩后，认为补偿金额过低而不同意，故没有与其办共同确认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金额。《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表》内的7亩青瓜地包含了涉案土地，按[2013]9号文的标准，青瓜地上种植的是青瓜类，最高补偿标准不超过5400元/亩。当时与涉案土地属于同一个征收项目的其他村民的土地，都是按照[2013]9号文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经清点后对补偿金额没有异议的村民，基本上都在2017年按[2013]9号文的标准支付补偿款。后来因为《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文（以下简称[2018]2号文）于2018年开始施行，其办又按[2018]2号文的补偿标准对原按[2013]9号文补偿的村民支付了补偿余额。故，若被告当时对补偿金额没有异议的话，其办在2017年会按[2013]9号文的标准，根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表》支付相应的补偿款给被告，且会在2018年按[2018]2号文的补偿标准支付补偿余额给被告。涉案土地已经于2017年12月移交给南沙区相关征收部门。其办已经在2018年3月20日按3万元/亩的标准支付了补偿款给被告。2018年原、被告双方有来到横沥征补办，当时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按青苗8000元/亩来计算，一人一半正好是4000元/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表》载明了涉案土地上的清点项目包含有铁管胶纸拱棚（保温大棚）、抽水泵、喷淋系统、混凝土、鱼架星瓦棚、青瓜地、育种保温棚、PVC管、手摇抽水井、星瓦棚及前述项目所对应的单位和数量。另查，[2013]9号文第八条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计算办法如下：（一）地上附着物按本办法附表一的标准补偿。（二）短期作物青苗、鱼塘（损失）按本办法附表二的标准补偿；花卉青苗（损失）按本办法附表三的标准补偿。（三）多年生作物中的各类果树按本办法附表四的标准补偿。该[2013]9号文附表一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载明：一、简易（临时）房屋、棚类的类别（共分53类）及对应的补偿标准；二、水池、水井、水塔、杂项类的类别（共分62类，包括混凝土、PVC排水管、手摇抽水井、抽水机等）及对应的补偿标准。附表二载明短期作物青苗、鱼塘（损失）的类别及对应的补偿标准，其中棚架类蔬菜最高补偿标准为5400元/亩，并注明没有提及的类别补偿标准由相关职能部门确定。2018年2月6日开始施行的[2018]2号文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包干补偿价为3万元/亩。庭审中，被告陈述其在2018年收到征收补偿款后，有通知原告来收取青苗补偿款，当时原告有异议，后其与原告儿子、女儿共同去到横沥征补办，征补办的工作人员有对原告的子女进行解释，后原告无异议才找其收取青苗补偿款。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嘉辉陈述其于2018年与被告共同去到横沥征补办，征补办工作人员按照同村其他村民的征收补偿情况向其解释，但其认为同村其他村民的情况与被告并不相同。原告确认其于2018年4月25日到被告家里并同意被告提出的青苗补偿款按照8000元/亩、一人一半为4000元/亩的标准支付给其的方案，并收取被告支付的现金167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承包土地合同》已明确约定涉案土地在承包期内遇征收的,对青苗补偿款由原、被告按各五成的比例进行分配，地上附着物等补偿归被告所得，双方应按此约定履行。按照横沥征补办的陈述，涉案土地于2016年征收，并于2017年12月交地给征收部门，在该期间内与涉案土地属于同一征收项目的土地，均按照[2013]9号文的标准来进行补偿。根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表》可知，2016年涉案土地遇征收时，土地上留有被告投入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2013]9号文规定了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其中棚架类蔬菜最高补偿标准为5400元/亩，被告按8000元/亩的标准计算青苗补偿款并与原告进行分配，并未损害原告的利益。结合2018年原告儿子与被告共同到横沥征补办、横沥征补办陈述双方协商结果是按青苗8000元/亩来计算、原告确认其于2018年4月25日同意被告提出的青苗补偿款按照8000元/亩并收取被告现金16700元的事实，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青苗补偿款按8000元/亩的标准、按合同约定各占50%的比例分配青苗补偿款的协议，且被告已履行支付16700元青苗补偿款给原告的义务。原告现以被告在2020年初又收到第二次的补偿费（22000元/亩）为由，要求被告支付青苗补偿费差额，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称被告于2017年、2020年分两次收取涉案土地补偿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在2020年按每亩22000元的标准领取了第二次的青苗补偿费。横沥征补办虽按[2018]2号文的补偿标准对涉案土地所属的征收项目支付补偿余额，但[2018]2号文规定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该3万元包含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而非单指青苗按3万元/亩进行补偿，且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横沥征补办按3万元/亩的标准支付给被告的补偿款是只针对青苗的补偿而不包括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故,原告诉求无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润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9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丽炜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