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再30号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男，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女，1961年6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冠群，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环卫服务中心房屋维修管理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中里。法定代表人：张虎，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华，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以下简称朱亦侠)与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以下简称刘俊红）、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环卫开发服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19242号民事判决，朱亦侠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京03民终13181号终审判决。刘俊红对判决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民申2709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京03民再11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318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京0105民初1924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朝阳区环卫开发服务中心已被注销，本院变更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北京市朝阳区环卫服务中心房屋维修管理所（以下简称环卫中心）为第三人，朱亦侠、刘俊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冠群、环卫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亦侠本诉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朱亦侠与刘俊红2014年8月1日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于2016年4月13日解除；2、刘俊红赔偿我装修损失55万元；3、刘俊红赔偿我转让费6万元；4、刘俊红返还我保证金3万元；5、刘俊红返还我2016年4月13日至6月30日的租金7万元。事实及理由：我与刘俊红于2014年8月1日签订了名为《联营承包合同》实为租赁的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刘俊红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租赁给我经营餐厅，面积为80平方米，但实际有自建部分共400余平方米，租期三年，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年租金40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刘俊红签约时收取了我的保证金3万元。《联营承包合同》签订后，我一直合法经营并按时支付房租，已向刘俊红支付了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的全部租金共计75万元。2016年1月30日，我收到了环卫中心的通知函，环卫中心在通知函中决定提前终止其与刘俊红在2014年4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要求刘俊红尽快将涉案房屋腾空并交还环卫中心。至此，我与刘俊红的房屋租赁关系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我随时面临被环卫中心要求腾退的危险，餐厅无法正常经营，营业额与同期相比严重下滑，餐厅几乎处于停业关门状态。刘俊红签约之初就对我隐瞒有关情况，环卫中心从未许可刘俊红可以转租，刘俊红的租期也不应超过2017年4月1日。但刘俊红在明知自己无权转租的情况下，向我转租涉案房屋，并超期转租至2017年7月31日。刘俊红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我造成经济损失。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刘俊红针对本诉辩称：不同意朱亦侠的全部诉讼请求，朱亦侠主张解除《联营承包合同》的原因是环卫中心的通知函导致合同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依据。我与环卫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当时仍正常履行，不存在合同终止的情况。朱亦侠收到通知函一直在使用涉案房屋，不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朱亦侠一方面向法院主张解除合同，另一面又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其行为与诉讼请求不符。朱亦侠多次迟延交纳租金，根据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朱亦侠逾期交纳租金超过30天，我有权解除合同，扣除朱亦侠交纳的保证金3万元，并要求朱亦侠赔偿逾期付款的损失。不同意朱亦侠的第二项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时未形成附合的装修装饰物因哪一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由哪一方赔偿，本案因为朱亦侠的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所以本案装修损失应由朱亦侠承担。朱亦侠主张转让费与我方无关，转让费并未实际发生，不同意该项诉请。不同意返还保证金及剩余租金。合同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约定，朱亦侠逾期交纳租金，我解除合同时有权扣除保证金，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我不予退还朱亦侠所交的租金。刘俊红反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朱亦侠支付其拖欠的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房屋租金21．6万元；2、朱亦侠支付迟延支付租金产生的滞纳金1824000元；3、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解除；4、要求朱亦侠按每天111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5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事实及理由：2014年8月1日朱亦侠与我签订了合同，约定我将涉案房屋提供给朱亦侠经营餐厅，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朱亦侠每年向我支付租金40万元，每半年交一次，每次提前30天交纳，如果逾期每日按年租金1%收取滞纳金。合同履行期间，朱亦侠多次迟延交纳房租，本应于2015年7月1日之前交纳的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租金，朱亦侠于2015年10月22日才将该期间的房屋租金全部交清。朱亦侠应于2016年1月1日前交纳2016年2月1日至7月31日的租金20万元，但其仅在1月22日交纳了15万元，还有5万元未交纳。朱亦侠应于2016年7月1日前交纳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租金16．6万元，但是朱亦侠也没有交纳，朱亦侠至今拒不交纳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租金。朱亦侠虽然声称因收到环卫中心的通知函致使其无法正常经营，但环卫中心并未收回房屋，朱亦侠是因为自身经营不善故意违法解除合同。朱亦侠针对刘俊红反诉辩称：不同意刘俊红的反诉请求。我并没有违约，违约的是刘俊红。环卫中心在通知函里表示其与刘俊红于2016年1月29日终止了租赁合同，我与刘俊红所成立的合同名为联营承包，实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我们的租赁关系是基于环卫中心与刘俊红签订的租赁合同，环卫中心和刘俊红解除合同的关系，也就意味着我有权与刘俊红提前终止合同关系，并追究刘俊红的违约责任。环卫中心提到的455号文件规定，租赁合同不到期的租期到2016年12月31日，但通知函里没有体现出来，我并不知情，所以我要求解除合同有法律依据。我与刘俊红自签订合同至今，我曾多次要求其出示与环卫中心的租赁合同，但是刘俊红始终未出示，我认为刘俊红存在无权超期转租的行为。我不同意刘俊红反诉中要求我支付滞纳金的请求。我应于2015年7月2日支付的租金20万元，我实际于2015年7月22日支付了10万元，于10月9日支付了10万元，在我起诉前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刘俊红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提出要求，直到我起诉，刘俊红才要求我支付滞纳金。我认为刘俊红是放弃了相应的滞纳金。应于2016年1月2日之前支付的房租20万元，实际支付日是1月22日，实际支付了15万元，差了5万元，之所以没有支付这5万元，是因为刘俊红未向我出示其与环卫中心的租赁合同。对于违约金的计算，完全基于刘俊红提供的格式合同，该格式条款显失公平，合同第二条约定，如逾期每日按年租金的百分之一收取滞纳金，这个约定过高，通常都是每日按万分之几来计算滞纳金，而且应以应付而实际未付的金额作为计算的基数。我方只是欠5万元，但是滞纳金计算出一百多万元。不同意刘俊红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合同解除时间应为2016年4月13日。我同意交接房屋，但我要求刘俊红把房屋内的物品全部接收并折价给我。我诉请中装饰装修损失55万元包含房屋内全部物品的折价款，刘俊红腾退我的物品后，我只售出4000元。不同意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违约的是刘俊红。环卫中心述称：我方不是合同的主体。我方虽然是朱亦侠追加的第三人，但是本诉诉状上没有明确要求我方承担的责任。对朱亦侠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意见，对刘俊红的反诉请求也不发表意见，与我方无关。通知函确实是我方发的，涉案房屋是我方租给刘俊红的。通知函也是根据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2014年455号文件发的，通知规定，2016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不到期的也只能出租到2016年12月31日，我们也是根据该文件发出通知函，除了发函以外，到现在为止我方没有对任何一家租户提起民事诉讼，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要求任何一家租户搬走，包括朱亦侠在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3月20日，环卫中心（甲方）与刘俊红（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环卫中心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刘俊红使用，租期自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环卫中心出具证明同意刘俊红转租涉案房屋。刘俊红已向环卫中心交纳了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房屋租金。2014年8月1日，刘俊红（甲方）与朱亦侠（乙方）签订了《联营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给乙方经营餐厅，期限为3年，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经营期间，该房屋中的设施和设备一并给乙方使用。租金每年40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首期的20万元，以后每期房租应提前30天支付，如逾期每日甲方按年租金1%收取乙方滞纳金，如乙方逾期超过30天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扣除乙方交纳的保证金3万元，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合同签订当日甲方收取乙方保证金3万元，合同履行完毕乙方不再续租房屋并搬出房屋当日甲方把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乙方。现本房屋所经营餐厅的营业执照为甲方个人所有，在乙方经营期内，甲方同意把此营业执照转让给乙方使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否则甲方不退还所缴租金及保证金，因乙方违约而导致合同终止，则甲方有权单方收回房屋、设备、设施和营业执照、印章等手续；如乙方3天内不交回，则甲方有权将乙方存在房屋内的物品拍卖，并用以抵偿乙方所欠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若有剩余则应交回乙方。合同履行期间，甲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如甲方违约，导致乙方所受到的经济损失由甲方全部负责（包括装修费、误工费等等）。在经营期间，所有设施归乙方所有。合同期满后，如乙方不在本房屋继续经营，乙方应保证本房屋的基础设施、自建房屋、门窗、电路、水管、煤气管路、电话和环保设备完好无损的归甲方所有。”刘俊红以北京市朝阳区安慧东里二区甲2号房为注册登记地设立北京紫福阁酒楼，连带营业执照等其他手续与房屋一并出租给朱亦侠。2015年8月4日，朱亦侠向刘俊红支付了房租20万元、保证金3万元，刘俊红将涉案房屋交由朱亦侠使用。朱亦侠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开始经营“木香串吧”。朱亦侠主张装修支付暖气费21315元、地板56480元、壁纸40800元、门窗15340元、门头灯箱4800元、外墙装饰安装75000元、伞棚7200元、排烟系统设备56587元、燃气30000元、海水缸15000元、对讲机4000元、收银系统软硬件15000元、监控系统18500元、桌椅47700元、装修材料费236585元、淘宝购置装修材料12101元、设备费129753元、人工费243000元、房屋设备转让费120000元，提交了部分收据及发票。刘俊红认可朱亦侠进行了装修，但对装修金额不予认可。原一审审理中，本院释明朱亦侠是否申请对装修价值进行鉴定，朱亦侠表示不申请鉴定。庭审中，双方对于2015年7月1日之前的房租给付及房屋使用情况均无争议。双方均认可朱亦侠应于2015年7月2日前支付的房租20万元实际于2015年10月份付清。朱亦侠应于2016年1月2日前支付房租20万元，但其只在2016年1月22日支付了15万元，其余房租未予支付，之后朱亦侠未再向刘俊红支付任何房租。朱亦侠起诉前，刘俊红未向朱亦侠主张过滞纳金。环卫中心发出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9日通知函，内容为：“刘俊红（安慧东里二区甲2号）租户：根据朝阳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担保事项规范工作方案》（朝财资[2014]455号）文件的要求及朝阳区委和朝阳区环卫服务中心指示精神，你单位与我单位2014年4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相关规定，我单位决定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现通知如下：请你单位尽快将承租房屋腾空并返还给我单位。特此函告。”该通知函由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交给朱亦侠餐厅员工。朱亦侠表示环卫中心发出通知函后并未实施强制清退或断水断电等影响其经营的行为。刘俊红提交加盖北京市朝阳区环卫开发服务中心公章的《证明》，内容为同意刘俊红转租北京市朝阳区安慧东里二区甲2号房，该证明无具体开具证明人，亦无开具证明时间。朱亦侠对《证明》不予认可，表示在与刘俊红签订租赁合同时，刘俊红未向其出示与北京朝阳区环卫开发服务中心的合同，也没有出示同意转租的证明。刘俊红表示当时未向朱亦侠出示的原因是因为朱亦侠未要求出示。本案审理中，环卫中心表示经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是刘俊红，不清楚刘俊红是否转租的情况。朱亦侠表示其主张的转让费系其与涉案房屋上一家租户“管记串吧”协商的转让费用，“管记串吧”在该地经营近5年，他再承租时给了“管记串吧”13万元的转让费，因其已经经营了一年半，故要求刘俊红赔偿6万元。2016年4月26日，刘俊红向朱亦侠发送短信，内容为：“朱亦侠：今日我收到朝阳国税第八税务所的通知，要求于4月28日前携带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发票专用章、公章等资料到该税务所办理营改增手续。现根据你与我签署的《联营承包合同》的约定，上述资料均在你处，请你明日中午前将上述资料返还至我处，以便我在税务局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营改增手续。如你拒不配合导致无法按税务局要求办理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概由你承担！刘俊红”。朱亦侠于2016年4月28日，将上述资料已返还刘俊红，且一直由刘俊红保存。刘俊红主张要求向朱亦侠返还上述物品时，朱亦侠表示已起诉，不同意返还，对该主张未举证。为证明环卫中心发出的通知函对其经常造成重大影响，朱亦侠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前台收款报表，报表显示其中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7日间营业收入总额297176．7元；2016年2月1日至4月7日营业金额为185965．83元。刘俊红对该报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19242号判决，朱亦侠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13181号民事判决，判决朱亦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刘俊红等。判决生效后，朱亦侠未按判决日期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刘俊红。2018年1月5日，刘俊红将该房屋门锁打开并更换，将朱亦侠存放在房屋内的物品搬至他处。2018年2月6日，刘俊红就生效判决申请本院强制执行。经本院通知，朱亦侠于2018年2月26日在本院执行局见到刘俊红，得知其物品被搬离。2018年3月15日，朱亦侠前往存放物品处，在刘俊红制作的《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后朱亦侠将其物品处置完毕，清空所占库房。该纠纷双方已另案解决。本案审理中，朱亦侠主张起诉后曾向刘俊红腾退房屋，刘俊红不接收，刘俊红对朱亦侠该主张不予认可。环卫中心与刘俊红于2017年9月12日在本院自愿达成调解，本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6128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刘俊红于2017年10月15日前腾空涉案房屋交还环卫中心；刘俊红于2017年10月15日前给付环卫中心房屋使用费10000元；双方就此再无其他争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朱亦侠与刘俊红所签合同虽然名为联营承包合同，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刘俊红将涉案房屋连同营业执照一同交由朱亦侠使用，朱亦侠向刘俊红按期支付固定数额的房屋使用费，故双方所签合同实为房屋租赁合同。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双方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联营承包合同》解除时间及法律后果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及《联营承包合同》解除时间依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按照双方于2014年8月1日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第6条约定，朱亦侠迟延交纳租金超过30日，刘俊红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租金。双方均确认朱亦侠本应于2015年7月2日前支付，但朱亦侠迟延至2015年10月22日全部交清。因刘俊红对于该笔租金支付并未提出异议，且双方合同继续履行，故应视为刘俊红放弃其因朱亦侠该笔租金交纳超过30日而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关于2016年2月1日至7月31日的租金。双方均确认朱亦侠应于2016年1月2日前支付，但朱亦侠仅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15万元，剩余5万元至今未付。朱亦侠主张其之所以未支付剩余5万元，是因为环卫中心于2016年1月30日发出通知函明确要终止其与刘俊红之间的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本院认为，因租赁合同终止必然导致转租合同终止，故在刘俊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朱亦侠之间的转租合同不受通知函影响的情况下，朱亦侠有权拒绝交纳预交房租。刘俊红据该笔租金支付主张朱亦侠迟延支付超过30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且据现有证据，刘俊红并未因此于朱亦侠提起诉讼前行使合同解除权。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解除权，需要考虑朱亦侠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因环卫中心在诉讼中虽向法院表示依相关文件在2016年12月31日前收回房屋，环卫中心向朱亦侠送达的通知函的内容要求尽快腾退房屋，未写明要求具体腾退房屋的时间，也没有列明文件具体内容，在朱亦侠与刘俊红双方争议的过程中，没有证据体现朱亦侠能够不受干扰的使用房屋至2016年12月31日，或涉案房屋权利人保证能够使用至2016年底，刘俊红要求将解除合同确定至此时，无事实依据，在产权人要求收回房屋时，双方均应当善意解决问题，以事后的事实状态确定当时情形有失公允。环卫中心要求尽快腾退房屋的通知带来的是对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朱亦侠难以安排经营的计划，2016年4月13日朱亦侠提起诉讼，其以行为表明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2016年4月26日刘俊红在办理营改增手续时拿走营业执照等相关许可证未予返还朱亦侠，客观上亦致朱亦侠和刘俊红之间的《联营承包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刘俊红主张是朱亦侠自己不要了，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朱亦侠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本院予以支持。朱亦侠虽于收到环卫中心的通知函时发送给刘俊红，但此时其未向刘俊红主张解除合同。朱亦侠于2016年4月13日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起诉状于2016年6月15日送达刘俊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朱亦侠与刘俊红之间的《联营承包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为解除通知送达日即2016年6月15日。二、关于《联营承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一）关于《联营承包合同》解除朱亦侠主张刘俊红存在欺骗行为，系因刘俊红违反其与环卫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擅自转租且超期转租，对此，本院认为：1．关于擅自转租行为。刘俊红与环卫中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7．4条虽约定，刘俊红不得将所租房屋转租第三方，但环卫中心于原一审已认可刘俊红的转租行为，且事实上朱亦侠亦认可刘俊红已将涉案房屋转租给管记串吧5年，已交付朱亦侠使用1年余，故该转租行为未影响朱亦侠与刘俊红之间《联营承包合同》的效力。2．关于超期转租行为。刘俊红与环卫中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而刘俊红与朱亦侠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刘俊红确实存在超期转租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联营承包合同》仅是超过2017年3月31日的部分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刘俊红上述行为虽有不妥，但双方合同解除原因与其上述行为无关，朱亦侠据此要求刘俊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联营承包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是环卫中心发出了通知函。（二）关于《联营承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1．关于租金。对于《联营承包合同》履行期内的租金，朱亦侠应按照合同约定，即每年40万元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租金共计15万元，朱亦侠已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完毕。2．关于滞纳金。对于朱亦侠本应于2015年7月2日前支付的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租金，朱亦侠迟延时间较短、刘俊红未提出异议及合同继续履行为由视为刘俊红放弃该笔租金的滞纳金。对于朱亦侠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本应于2016年1月2日前支付的15万元租金，朱亦侠迟延时间仅为21日，刘俊红于朱亦侠提起诉讼前并未提出异议，且其于朱亦侠提起诉讼后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至2016年12月31日，故对其就该笔租金要求朱亦侠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朱亦侠未付的本应于2016年1月2日前支付的5万元租金，因《联营承包合同》于2016年6月15日解除，按照每年40万元的租金标准，自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7月31日，租金约为5万元，即使朱亦侠按时支付，刘俊红于合同解除后亦应退还，且朱亦侠于2016年1月29日即收到环卫中心的通知函，故对刘俊红就该笔租金要求朱亦侠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保证金。《联营承包合同》非因朱亦侠的原因解除，故刘俊红应退还朱亦侠保证金3万元，对朱亦侠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4．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朱亦侠已起诉解除《联营承包合同》，主观上已无意承租房屋，另2016年4月营业执照等经营手续已在刘俊红处，此时涉案房屋已无法实际经营，朱亦侠应腾空房屋交付刘俊红。朱亦侠虽主张向刘俊红交付房屋刘俊红不予接收，刘俊红不予认可，朱亦侠在涉案房屋内存放了大量物品且在二审判决生效后仍未主动腾退房屋，故对该主张，本院亦难以采信。2016年6月15日合同解除后，朱亦侠继续占用房屋，给刘俊红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环卫中心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发出终止其与刘俊红《房屋租赁合同》的通知函，故刘俊红与朱亦侠之间的《联营承包合同》解除后，即使朱亦侠未继续占用房屋，刘俊红转租房屋获益的可能性亦极其微小，现依刘俊红与环卫中心的调解，亦已确定其实际损失。本院认为，朱亦侠占用房屋给刘俊红造成的损失参照刘俊红与环卫中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租金，考虑双方责任大小酌定按每日164元计算。虽然刘俊红与环卫中心调解其损失较小，但这是环卫中心愿意对刘俊红让度其权利，而本案不宜以事后的证据来判断纠纷发生时朱亦侠应承担的腾房义务，朱亦侠在向法院起诉提出解除合同后已不同意装修鉴定，应当腾退房屋避免损失扩大，矛盾升级，故朱亦侠房屋使用费仍应支付至实际腾退之日止。5．关于装饰装修损失。对于装饰装修损失，朱亦侠未申请司法鉴定，仅要求按照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计算。朱亦侠与刘俊红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第10条约定，刘俊红同意朱亦侠对房屋进行装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分担。根据朱亦侠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主要为暖气、燃气、地板、地砖等。自2014年8月1日合同签订至2016年6月15日合同解除，朱亦侠于三年合同期内使用房屋二十二个半月，还剩十三个半月没有使用。经核算，除去折旧及朱亦侠应自担的一半损失外，刘俊红应就装饰装修物承担的损失不超过8万元，刘俊红在原二审中愿意承担8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6．关于转让费。朱亦侠主张其向上一家租户管记串吧支付13万元房屋设备转让费，现其要求刘俊红赔偿其6万元。如前所述，对于可拆除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朱亦侠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与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签订的《联营承包合同》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退还保证金三万元；三、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支付装饰装修物损失八万元；四、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支付占有使用费，按照每日一百六十四元计算，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起计至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止；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负担9211（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负担168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3000元，其中12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朱亦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剩余11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俊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丽丽人民陪审员  向 硕人民陪审员  曹秀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任星星书 记 员  黄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