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珍，女，1959年9月2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梦歌，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芹，女，1962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鸿，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玉珍因与被上诉人张淑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玉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耿梦歌，张淑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玉珍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吉0102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张淑芹的起诉；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张淑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全导致法律观点错误。本案的事实情况为：（一）被继承人及继承人的基本情况：被继承人刘某四共有4名子女，分别为刘玉珍、张淑芹的配偶刘某一以及刘某二、刘某三。被继承人于2006年2月10日去世。（二）被继承人财产情况：被继承人共有两处财产，一处为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台北大街长铁台北花园5单元311号房屋（以下简称“台北大街房屋），该房屋为被继承人单位的集资房；另一处房屋位于杨家村，该房屋为被继承人于1989年4月27日购买，被继承人购买该房屋的证据刘玉珍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中予以证明。（三）被继承人对财产的处置。因被继承人去世前一直由刘玉珍照顾，2006年1月17日，被继承人立下遗嘱，遗嘱写明，台北大街房屋及杨家村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均由刘玉珍继承。（四）继承过程。2019年1月，被继承人位于杨家村的房屋拆迁，因张淑芹是杨家村村民，便由张淑芹代为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张淑芹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款也不归张淑芹所有，以上事实刘玉珍在一审提交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予以证明，该房屋获得拆迁补偿款679792元。2019年1月18日，拆迁补偿款451970元转入张淑芹账户，同日张淑芹将451970元汇入刘玉珍的账户内，2019年2月21日，拆迁补偿款227822元转入张淑芹的账户，同日，张淑芹将227822元汇入刘玉珍的账户内。因刘玉珍为家中长女，考虑到弟弟刘某一身患疾病生活无法自理且家庭困难，刘某一及张淑芹又承诺放弃继承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刘玉珍将台北大街房屋赠与给刘某一居住并给予张淑芹1万元用于办理公证手续。以上事实刘玉珍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四予以证明。2019年3月21日，刘玉珍、刘某二、刘某三在长春市春信公证处办理了放弃台北大街房屋继承权的公证手续，该房屋由刘某一继承，同日，刘玉珍赠与刘某二6万元，赠与给刘某三5万元，二人均承诺放弃对拆迁补偿款的继承权，后又赠与给刘某三5万元。以上事实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均有记载。一审判决观点错误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仅对诉争款项属于遗产以及张淑芹将诉争款项转入刘玉珍账户的时间和金额予以认定，虽然该部分事实认定正确，但仅根据张淑芹将诉争款项转入刘玉珍账户这一事实即认定“张淑芹对该款形成事实上的保管关系……张淑芹成为遗产保管人”进而适用继承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是错误的，以偏概全，存有遗产的人是刘玉珍，对遗产享有所有权的也是刘玉珍。张淑芹仅仅是代为办理了拆迁补偿手续，并不是诉争财产的所有权人，诉争财产进入到张淑芹账户再由张淑芹转入刘玉珍账户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委托保管，而仅仅是基于所有权人的要求进行的钱款流转，刘玉珍也没有作出由张淑芹保管诉争财产的意思表示。暂且不论诉争财产的权属及分配的问题，仅讨论诉争财产应由谁保管的问题。如前所述，诉争财产的性质是遗产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并无法律规定遗产应由谁来保管，进而可以认定法律并没有规定由一方保管是不合理的应由另一方保管。按照一审判决观点，诉争财产流经张淑芹账户即认定张淑芹是遗产保管人，那么诉争财产是由开发商转入张淑芹账户的，按照此观点，开发商才应该成为遗产保管人，这是明显不合理的。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与一审判决中的“遗产保管人”并不是同一概念，“遗产保管人”并没有法律规定，是一审法院自创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张淑芹为遗产保管人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第4页第1段“故张淑芹取款给刘玉珍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其他继承人对张淑芹的处分行为未进行追认，张淑芹此处分行为无效”观点是错误的，无权处分是指行为人没有处分权，却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对他人财产法律上的处分行为，但处分行为是指将无所有权的物处分给第三人。诉争财产的所有权是刘玉珍，张淑芹将诉争财产转入刘玉珍账户内的行为并不是无权处分，而是基于所有权人的要求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钱款还给所有权人而已，一审判决混淆法律概念，观点错误。二、诉争财产应归刘玉珍所有。根据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生前立有遗嘱，根据法律规定应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内容：“所以我决定在我百年之后以上处房产（台北大街房屋及杨家村房产）的继承权都归我女儿刘玉珍和女婿孙某所有。”因此诉争财产应归上诉人所有。三、一审诉讼程序错误。一审判决第3页第3段“刘某四死亡，该款成为刘某四的遗产”已认定本案是因遗产引发的纠纷，第4页第1段最后一句“因继承不属于本案案由”即已认定本案应为继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由此可以认定，继承纠纷的原告应为继承人，又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由此可以认定继承人不包括子女的配偶，而张淑芹是被继承人子女的配偶，不是继承人，无权作为继承纠纷案件的原告提起诉讼。因此，本案案由即便更改为继承纠纷，张淑芹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也不适格。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张淑芹在二审辩称，一、关于上诉状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全导致法律观点错误”的表述错误。1、刘玉珍所表述的被继承人财产情况共有二处财产不准确；2、被继承人去世前一直由刘玉珍照顾不是事实；3、2006年1月17日遗嘱证据一审并未举证；4、并不是在拆迁时因张淑芹是杨家村村民而由刘玉珍代为代理拆迁补偿手续。5、“被上诉人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款也不归被上诉人所有”的观点与本案无关；6、关于刘某一及被上诉人又承诺放弃继承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将台北大街房屋赠与给刘某一居住并给予被上诉人1万元用于办理公证手续，以上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四予以证明的表述存在问题。不存在台北大街房屋过户前张淑芹承诺放弃继承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将台北大街房屋过户给刘某一是基于刘玉珍的赠与行为及给予张淑芹一万元用于办理公证手续均不是事实；且证据四存在涂抹，也并未经过举证质证。7、刘玉珍支付刘某三的金额不属实，且不存在赠与性质。8、关于“存有遗产的人是上诉人，对遗产享有所有权的人也是上诉人”的表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9、拆迁补偿款的保管关系的形成并非因钱款流转产生，张淑芹是以被拆迁人身份取得拆迁补偿款，从而取得了代刘某四的法定继承人保管拆迁补偿款的权利，而此钱款流转均不是基于所有人要求进行的流转，刘玉珍并非全部拆迁补偿款的所有人，对于张淑芹代表刘某四作为被拆迁人，刘玉珍、刘某三、刘某二均是知情或无异议的。10、一审判决并无诉争财产流经张淑芹账户，张淑芹即为遗产保管人的观点。资金流转本身不存在特定的法律意义，只有转入张淑芹账户时，这笔款项结合拆迁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款项的约定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即为支付给被拆迁人暨张淑芹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性质。11、一审法院是以“遗产保管人”的概念来强调存有遗产的人应承担妥善保管的法定义务，并非一审法院自创概念。12、刘玉珍举证并不完全，拆迁补偿款作为刘某四夫妻遗产转化价值，张淑芹无权将拆迁补偿款单独给法定继承人之一。二、一审中刘玉珍从未提交过遗嘱，不存在刘玉珍所主张的案涉房屋台北大街房屋及杨家粉房屋均由其按继承的有效遗嘱。三、本案仅与遗产有关，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本诉的争议焦点是刘玉珍如不遵守承诺给大家均分拆迁补偿款，即应承担委托合同的解除后果返还拆迁补偿款，至于拆迁补偿款如何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分配，与本案无关。四、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刘玉珍从张淑芹处取得拆迁补偿款一事是基于不当得利。刘玉珍仅享有因委托合同关系取得的拆迁补偿款保管权。依据何种案由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选择权，并非法院的权利，法院只能依据当事人立案案由来审查是否支持。刘玉珍错误地适用“占有即所有”，关于“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由非继承人保管遗产，再由继承人提起继承诉讼分割遗产，因被上诉人不是继承人，无法将其列为继承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从而导致上诉人丧失了诉权，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的表述是错误的。五、刘玉珍非拆迁补偿款的唯一、全部继承人。不存在有效的杨家粉房归刘玉珍所有的遗嘱；刘玉珍举证的收条三张并不能证明刘某二、刘某三、刘某一放弃继承权。六、就2020年8月6日刘玉珍提出的“刘玉珍向张淑芹提出台北大街房屋由刘某一继承，刘某一放弃拆迁补偿款继承，是刘某一提出的要求继承房屋放弃拆迁款，故拆迁款转入刘玉珍账户，不存在委托保管事实。”刘玉珍未完成举证，且与本案无关。刘某一非委托合同案件的原告张淑芹，其主张事实与本案无关。即使刘某一放弃继承，张淑芹无权将拆迁补偿款仅交付给共同共有人之一刘玉珍，因为还有另两个未放弃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刘某二、刘某三。七、拆迁补偿款作为遗产并未分配完毕。刘某二和刘某三各收取5万元并不是基于分配679792元拆迁补偿款的真实意思表示。1.刘某二收取5万元，是因刘玉珍在2019年3月19日公证处过户台北大街房屋给刘某一前欺骗了刘某一和高某夫妻拆迁补偿款总额是22.7万，所以刘某二才同意收取了5万元补偿款。2.刘某三收取5万元，是因刘玉珍在去公证处前，要求刘某三配合她蒙骗刘某二和高某夫妻。八、刘玉珍的上诉请求为驳回起诉，理由为张淑芹主体不适格并不成立。1.上诉状显示刘玉珍的上诉请求是撤销（2019）吉0102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裁定驳回张淑芹的起诉。二审庭审中刘玉珍明确上诉请求，为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为本案事实应为继承纠纷，不是委托合同纠纷，张淑芹不属于继承人，故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说明刘玉珍的上诉请求是因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驳回起诉。2.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案由，张淑芹举证了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张淑芹主体资格适格，本案非继承案件，人民法院也无权将本案的委托案由直接变更为继承纠纷案由。九、刘玉珍无权增加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只能依据刘玉珍的上诉请求即驳回起诉进行审理。十、张淑芹已就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完成了举证。十一、关于张淑芹作为拆迁补偿款的合法保管人，已排除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保管权，但并未排除他们的法定继承权。十二、一审判决从对遗产成立的事实保管关系切入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驳回刘玉珍的上诉，维持原判。张淑芹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玉珍返还张淑芹679792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刘玉珍承担。事实与理由:张淑芹于1989年4月通过买卖取得了杨家粉房村的一处土地及土地上的温室,因购买款是张淑芹公公刘某四所支付，所以当时张淑芹与刘某四口头约定如遇征收，补偿款项应为刘某四所有。2019年1月杨家粉房村土地被征收(刘某四于2006年2月10日已去世),1月18日张淑芹取得第一笔征收补偿款451970元，2月21日取得第二笔征收补偿款227822元,二次总计取得征收补偿款679792元。在此期间张淑芹爱人的姐姐即刘玉珍以她是家里长女为名，要求张淑芹将补偿款先存放她处，并承诺待刘某四名下的长春市宽城区台北路3号铁路佳宅台北小区3号楼5单元311室房屋过户登记到张淑芹名下,刘玉珍将补偿款分配给刘某四的法定继承人，（刘某四在世时曾安排311室房屋给张淑芹夫妇，张淑芹取得该房屋时也给刘某四的法定继承人进行了货币补偿）。但311室房屋过户登记到张淑芹名下后，刘玉珍拒绝履行她的承诺，并拟将补偿款占为己有,根据民事法律相关规定，张淑芹有权要求刘玉珍将其暂存的679792元返还给张淑芹。刘玉珍在一审辩称，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而不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当委托人与受托人达成合意，自受托人做出允诺之时，委托合同即可成立。本案中，张淑芹与刘玉珍没有达成委托刘玉珍保管拆迁款的合意，因此，本案案由不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刘玉珍不是适格原告。如前所述，本案应为继承纠纷，子女的配偶不属于继承人的范畴。因此，无论本案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张淑芹都不是适格原告。即便张淑芹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也需前置程序认定刘某一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淑芹作为刘某一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刘玉珍无权取得拆迁款。杨家村地上物为刘某四于1989年4月27日购买，拆迁补偿款应为刘某四所有,现刘某四已离世多年，根据民事诉讼活动中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张淑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获得拆迁补偿款的事实，故张淑芹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8日，张淑芹盛京银行账户收到451970元;2019年2月21日，张淑芹吉林银行账户收到227822元;共计收到679792元。2019年1月21日，张淑芹盛京银行取现450000元;2019年2月28日，张淑芹盛京银行取现1970元;2019年3月2日，张淑芹吉林银行取现227822元。一审庭审中，刘玉珍承认分别收到张淑芹1970元和227822元，但450000元仅收到370000元，剩余80000元未收到。张淑芹举证刘玉珍的录音证据及刘某三、从某出庭作证证明450000元交给刘玉珍。双方都认可679792元为刘某四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张淑芹于1989年4月通过买卖取得了杨家粉房村的一处土地及土地上的温室，因购买款是张淑芹公公刘某四支付，所以当时张淑芹与刘某四口头约定如遇征收，补偿款项应为刘某四所有。2019年1月杨家粉房村土地被征收(刘某四于2006年2月10日已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679792元系刘某四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该款发放在张淑芹银行账户，张淑芹对该款形成事实上的保管关系，刘某四死亡，该款成为刘某四的遗产，张淑芹成为遗产保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遗产保管人对于遗产的权利仅限于保管，没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故张淑芹取款给刘玉珍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其他继承人对张淑芹的处分行为未进行追认，张淑芹此处分行为无效,刘玉珍应返还张淑芹补偿款,故该请求应予支持。张淑芹举证刘玉珍的录音证据及刘某三、从军出庭作证证明450000元交给刘玉珍。张淑芹举证的证据证明刘玉珍取得679792元，故刘玉珍应返还张淑芹679792元。关于刘玉珍辩称不予返还张淑芹拆迁补偿款是基于继承事实，因继承不属于本案案由，关于遗产分配所有继承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刘玉珍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张淑芹679792元。案件受理费5299元、保全费3919元，由刘玉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玉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06年1月17日遗嘱（二份）（有原件）。证明：1.被继承人刘某四在去世前立下遗嘱，遗嘱载明刘某四共有两处房产，一处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台北路3号铁路住宅台北大街3号楼5单元311室，一处是杨家粉房温室，台北大街房屋由刘玉珍继承，杨家粉房温室如果拆迁，拆迁款由刘玉珍继承。2.刘玉珍综合考虑各继承人之间的经济状况，出于维护兄弟姐妹间感情，并没有按照遗嘱进行继承，而是将台北大街房屋分配给刘某一，刘某一放弃对杨家粉房温室拆迁款的继承权，杨家粉房温室拆迁款分配给刘某三10万元，分配给刘某二5万元，其余拆迁款529792元由刘玉珍继承。3.该遗嘱由刘玉珍持有，参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因此，刘玉珍作为遗产管理人，是符合法理的。而张淑芹既不是遗嘱执行人，也不是刘某四委托的遗产代管人，也不是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更不是继承人，张淑芹不能作为遗产管理人。张淑芹的质证意见：1.对2016年1月17日只有一页的遗嘱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遗嘱形成时其它子女均不在现场，无法确认真实性；刘某四并不会写字，无法确认书写人是谁；且刘某四的名字及按印是否为本人所为均不能确认。2.遗嘱中“我平时生活，只有长女刘玉珍和女婿孙某全面照应。”不是事实。（1）刘某四得病前一直生活能够自理，且自刘某四配偶于1998年去世后一直是刘某四与刘某一夫妇共同居住，互相照顾。（2）刘某四及其配偶生病后的照顾，均是所有子女共同完成；所有治病支出均是所有子女均摊。3.刘某四表述台北大街房屋刘玉珍出资4万元、杨家粉房地上建筑由刘玉珍和孙某出钱出力，且出钱4万元，因此两处房产继承权均归刘玉珍所有不是刘某四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淑芹有理由认为刘某四的遗嘱之所以如上表述，是为了让刘玉珍有话语权，以压服其它法定继承人，尤其是刘某二，以实现分配遗产的真实意愿：一是台北大街房屋归属刘某一所有，二是平均分配杨家粉房屋（1）遗嘱末尾一段明确“今后我希望刘某一、刘某二、刘玉（应为“桂”字）荣，都应诚心诚意的团结在你们的大姐刘玉珍周围，不要闹任何纠纷和争吵。也希望刘玉珍负起大姐的责任，代替父母照护好弟弟妹妹拉，谁有困难互相帮助”，说明刘某四绝对不是将二套房产均给刘玉珍，因为如果刘某四将最重要的财产均给了刘玉珍一人，不可能不在兄弟姐妹中闹纷争，这是必然的，同时刘某四要求刘玉珍负起大姐的责任，谁有困难互相帮助，说明刘某四真实的意愿是刘玉珍借此遗嘱有了话语权，来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遗产。（2）从刘某四后发生的事实来看，也说明了刘某四写遗嘱的真实意愿并不是让刘玉珍取得二套房屋的所有权，是让刘玉珍有话语权，将其心愿由刘玉珍在其死后完成。刘某四死后，刘玉珍收取了刘某一给各家的补偿款一万元，刘某三也收取了一万元补偿款，刘某二是在2019年台北大街房屋过户时收取补偿款一万元。而刘某一给各家一万元补偿款是刘某四在世时就和各继承人明示的。刘玉珍在台北大街房屋开发商于2000年交付后，一直由刘玉珍收取租金，但到2014年刘某一和张淑芹因女儿上学生活困难将房屋要回，刘玉珍也并无异议。杨家粉房屋在刘某四死亡后也一直由刘某一、张淑芹夫妻居住，刘玉珍对此也从未提出异议。高某出庭作证刘玉珍找刘某二夫妻，是以欺骗手段让刘某二过户，刘玉珍并未表示她持有遗嘱应归其所有，由她赠与给刘某一。证人高某、从某的出庭作证也能证明相关事实。如依刘玉珍所言杨家粉房归其所有，她就不会骗取拆迁补偿款了。且依刘玉珍上诉状所述，刘玉珍不但协调将台北大街房屋过户给了刘某一，且其从补偿款中支出了共计16万元（刘某二5万加1万、刘某三5万加5万），这与刘某四将二套房产均归其所有的遗愿有着巨大差距。如果没有合理理由，她不可能拿出二套房屋中的一套给刘某一，且从拆迁补偿款中又拿出了16万元，这均说明刘某四在立遗嘱时是另有说法和目的的。4.遗嘱因违法而无效。依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说明作为代书遗嘱，必须是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共同作为见证人，且需要他们签名，而本遗嘱欠缺法定要件：两个见证人，且无代书人签字，当属无效。且刘某四对于杨家粉房屋仅享有部分处分权，因为杨家粉房屋取得时间是1989年，刘某四配偶是1998年去世，刘某四配偶去世时，刘某四对于杨家粉房屋的财产权益仅为1/2加1/10,即6/10，所以刘某四有效处分的份额也仅为4/10，另4/10为刘玉珍、刘某三、刘某一、刘某二各人1/10。5.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并非继承权纠纷。所以刘玉珍是否依据遗嘱享有全部所有权与本案无关，且遗嘱因欠缺法定要件而无效，刘玉珍并不是所有权人，仅为共同共有人之一。对4页遗嘱真实性有异议，“刘某四”签字与一页遗嘱签字不同；在同一日刘某四留下2份遗嘱不具有合理性，该份遗嘱无法确定书写人，见证人只有一名不符合继承法相关规定，刘某四不会写字，所以合理推断应为代书遗嘱，作为代书遗嘱应由一名代书人代书并注明年月日，代书人及见证人均要签字，所以该份遗嘱因违法而无效。证据二：公证书（有原件）。证明：1.台北大街房屋由刘某一继承，刘某一放弃杨家粉房温室拆迁款的继承权，刘玉珍、刘某二、刘某三放弃台北大街房屋的继承权。刘某一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真实，刘某一捺印也是其本人加盖，该事实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中第7、8、9页证人边某、李某、曲某的证言中予以证明。刘某一放弃继承的事实张淑芹知晓并认可，在收条中签字同意并捺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因刘某一放弃继承拆迁款，且张淑芹对此知晓并认可，案涉财产不属于刘某一及张淑芹所有，张淑芹也无权保管案涉财产。张淑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刘某一放弃继承拆迁款，公证书只能证明刘玉珍、刘某二、刘某三放弃了台北大街房屋的继承权，不能证明刘某一放弃杨家粉房的继承权，边某、李某、曲某存在重大瑕疵和矛盾，具体同原审质证意见，不应采信。证据三：刘某三收条；证据四：刘某三录音；证据五：刘某二收条；共同证明：1.刘玉珍分得529792元拆迁款，刘某三分得10万元拆迁款，刘某二分得5万元拆迁款。2.案涉遗产已经分配完毕，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张淑芹将拆迁款转入刘玉珍的帐户是案涉遗产分割过程中的一种行为，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保管，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遗产代管。张淑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公证处过户台北大街房屋时刘玉珍让刘某三全力配合其欺骗高某、刘某一，所以刘某三在刘玉珍拿出一张纸是没有确认相关内容进行的签字。因不是刘某三对相关文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本收条只能证明刘某三收到5万元拆迁款，与刘玉珍主张收取10万元相矛盾。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是否为刘某三本人的声音。该录音内容从全部内容看刘某三称只收到5万元拆迁款，且刘某三只看到4张遗嘱。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否为刘某二本人书写，收条中写到的放弃继承需要相关书面文件或证据佐证，因为2006年7月14日刘玉珍一直占有台北大街房屋不交给刘某一，刘某二闹到社区当时刘玉珍称有刘某四遗嘱，财产和刘某二无关，刘某二称其书写为按照遗嘱继承没有意见。故该收条不能成为刘某二放弃继承的书证。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后查明：2019年1月18日，张淑芹盛京银行账户收到451970元;2019年2月21日，张淑芹吉林银行账户收到227822元;共计收到679792元。2019年1月21日，张淑芹盛京银行取现450000元;2019年2月28日，张淑芹盛京银行取现1970元;2019年3月2日，张淑芹吉林银行取现227822元。刘玉珍承认分别收到张淑芹1970元和227822元，但450000元仅收到370000元，剩余80000元未收到。张淑芹举证录音证据及刘某三、从某出庭作证证明450000元交给刘玉珍。双方当事人均认可679792元为刘某四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遗产并未经过诉讼处理。本院认为，关于刘玉珍是否应返还张淑芹人民币679792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张淑芹主张其与刘玉珍之间存在关于案涉款项679792元进行保管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无论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保管合同关系，张淑芹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要约与承诺。且在遗产分配问题并未解决的情况下，以诉讼的方式单纯将案涉遗产从一个继承人手中保管变更至其他继承人或是继承人的亲属等利害关系人手中保管既无必要亦违反效率原则。同时，刘玉珍已将部分款项给付其他继承人，此时若强令刘玉珍返还案涉款项，可能导致连续的追索诉讼，亦不利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故对张淑芹提出的其与刘玉珍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依据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请求解除案涉合同，并进而请求刘玉珍返还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当事人的实质争议是案涉遗产应如何分配，因此，双方当事人关于这一问题应另行解决纠纷。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刘玉珍的上诉请求为“改判裁定驳回张淑芹的起诉”，张淑芹亦认为本院只能局限于上述诉请裁判。但对刘玉珍的上诉不能局限于字面意思而作机械的理解，刘玉珍的上诉实是为了抗辩张淑芹在一审的起诉而来，其基于对抗辩的理解不准确而提出的防御方法不应局限并最终导致其失去实体上的合法权益。刘玉珍提起上诉的行为即已说明其反对张淑芹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亦不应机械的理解为仅仅局限于程序性的防御与抗辩。同时，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本案若发回重审将导致对各方当事人均增加无谓的诉累，故本院在考虑诉讼效率原则与程序正义原则并综合权衡后，依法予以改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刘玉珍的上诉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淑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99元、保全费39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8元，均由被上诉人张淑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忠旭审判员  王 博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