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7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景，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娜，女，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桓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飞，男，198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芳，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俊文，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景、薛娜因与被上诉人刘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的（2020）鲁032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玉景、薛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刘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判决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杨玉景、薛娜二人与刘飞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2017年3月4日杨玉景作为股东之一与刘飞及案外人杨东、杨廷文、郭刚宝、黄志贤、赵力七人签订“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约定合伙创业。2019年1月19日杨玉景作为股东之一又与刘飞及案外人杨东、杨廷文、郭刚宝、黄国栋、赵力七人签订“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约定合伙创业。刘飞自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成立至2019年11月12日期间一直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杨玉景作为该公司股东之一主要负责华北市场的业务运营。为维持、维护职责范围内业务的正常开展和运营，杨玉景既需负责支出各种业务运营中产生的费用，还需负责向客户收取销售业务回款。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成立后，因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华北地区的经营一直不景气，业务量少，加之销售业务回款困难，导致杨玉景以销售业务回款支付运营费用困难。杨玉景、薛娜之所以会与刘飞签订“借款协议”事实上是应时任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飞之“便于公司入账”的要求而出具，正是基于杨玉景与刘飞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内部财务记账需求方才出具。事实上，杨玉景于2019年8月2日收到刘飞微信转账支付的1万元款项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付的29万元款项后，确实是履行了职务职责随即向河北、天津、山东、吉林等华北地区的工作人员发放了工资及销售红包，而非用于自己的家庭生活支出。且杨玉景用于向刘飞收取涉案款项的尾号7060建设银行账户系杨玉景与刘飞等人合伙经营期间一直使用的账户号。以上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供交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声名一份、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账户资料一份、杨玉景中国建设银行尾号7060的账户交易明细一份、刘飞与杨玉景的微信聊天记录三份、杨玉景手写的工资发放明细表一份及微信转账截屏一宗予以证明杨玉景收到刘飞转账支付的涉案30万元款项后用于履行合伙经营期间的职务行为，对外支出相应费用，而非刘飞一审所诉称之借款。二、刘飞在一审庭审中举证的由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开具的“编号为04957498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亦可印证杨玉景收取刘飞涉案30万元款项并作为经营性支出向相关人员进行支付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若涉案30万元款项确如刘飞所称是个人之间的借款，则刘飞向桓台县人民法院起诉之行为即是其个人行为。作为接受刘飞委托进行代理诉讼业务的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的客户对象应为刘飞个人而非刘飞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但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为客户开具的发票购买方名称载明的恰恰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而非委托人“刘飞”本人。故由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开具的编号为04957498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看出，涉案款项并非刘飞个人借款，而实际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经营款项。此点与杨玉景所述及相应证据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杨玉景收取刘飞涉案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期间接收的经营款项，而非个人借款。一审判决认为“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名称不是刘飞，这不符合财务制度，但仅是表明刘飞与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的付费和收费行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义务”的法律意见错误，发票的开具主体亦是合同主体，从开具发票的行为亦可以反映为公司行为。三、薛娜并未直接参与杨玉景与刘飞之间的经济业务往来，亦非实际意义上的共同借款人，不应承担向刘飞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薛娜与杨玉景确实是夫妻关系，薛娜之所以在涉案《借款协议》上签字，均是出于对丈夫杨玉景的信任，应杨玉景要求进行，薛娜并未实际与杨玉景共同向刘飞借款，且杨玉景收到涉案款项后亦未实际用于家庭生活，而是全部用于合伙项目的运营支出。故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用途来看，涉案款项均不是借款，而薛娜更不是共同借款人。贝优能母婴有品（广州）有限公司单方面发出“自2019年9月18日起，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终止并解除杨玉景在华北地区的业务工作，即日起其个人行为均与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无关”的所谓“声明”。该“声明”恰恰足以证明杨玉景接收刘飞涉案30万元款项后用于支付业务经营支出完全是履行职务行为而非借贷关系。综上，杨玉景、薛娜与刘飞之间虽签有《借款协议》，但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刘飞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刘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玉景与薛娜支付刘飞所欠款项30万元及违约利息45900元（自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按照每天支付总金额的千分之三计算，直至实际清偿之日）；2.诉讼费用由杨玉景与薛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8月2日，刘飞与杨玉景、薛娜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借款人（乙方）为刘飞，贷款人（甲方）为杨玉景，共同贷款人为薛娜，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借款，并提供甲方名下房产一套作为担保，对上述借款负担保责任；甲方因生意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8月3日至2019年8月31日，还款方式为甲方应于2019年8月31日前将借款本金30万元一次性还清；如甲方不能按时归还本借款的，则甲方每天须支付借款总金额的千分之三作为逾期违约金直至乙方实现全部债权为止；如甲方不能按时归还本借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乙方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拍卖费、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等）；如甲方到期无法偿还全部借款，乙方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通过变卖或拍卖甲方抵押的位于山东省桓台县马桥镇北营三村被阳花园38号楼2单元原101号的商品房，所得价款优先用于偿还乙方本息、违约金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2019年8月2日，刘飞通过微信方式向杨玉景转账1万元；2019年8月10日，刘飞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至杨玉景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60）30万元，有微信转账凭证与中国建设银行银行电子回单为证。 关于涉案借款的形成过程、款项来源、交付方式及交付过程等，庭审中，刘飞陈述其与杨玉景曾经都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但是杨玉景已于2019年10月份退出了该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涉案借款发生时是股东，杨玉景与薛娜是夫妻关系。2019年8月2日，杨玉景以生意周转急需资金为由向刘飞借款30万元，双方签订了涉案《借款协议》。当时，刘飞、杨玉景及刘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芳三人在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办公室，经刘飞与杨玉景协商要求龙芳作为律师提供借款协议文本，龙芳根据双方的意思表示拟定了涉案协议，协议打印出来后，因薛娜当时不在场，龙芳提出了薛娜无法签字的疑问。杨玉景现场打电话要求薛娜将涉案协议打印出来签字并拍摄视频发送，之后，薛娜按照杨玉景的要求拍摄了相关视频，并将签字视频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了杨玉景，杨玉景又发送给刘飞。杨玉景表示待薛娜将签字的《借款协议》邮寄过来后，刘飞与杨玉景再进行签字。刘飞在收到薛娜签字的视频后，通过微信方式向杨玉景转账10000元，由于款项周转未到位，虽然协议约定借款日期为2019年8月3日，直至2019年8月10日，刘飞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杨玉景剩余借款29万元，至此，刘飞已经履行完毕出借义务。就涉案借款，杨玉景与薛娜同意以山东省桓台县马桥镇北营三村被阳花园38号楼2单元原101号的商品房提供抵押担保，但是双方未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刘飞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时发现该房产已不在薛娜名下，致使刘飞无法实现抵押权，以上陈述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为证。借款到期后，杨玉景与薛娜未予以偿还借款，刘飞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催要，但是至今未予以偿还，杨玉景与薛娜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刘飞的合法权益。杨玉景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一是杨玉景现在仍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刘飞向杨玉景转款的尾号为2299号卡号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经营中的运营收款账号，因此，刘飞向杨玉景转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杨玉景收到款项后次日就将款项用于职权范围内的工资发放；二是涉案协议签订时，龙芳确实在现场，但是杨玉景向刘飞借款的理由就是发放工人工资，薛娜以拍摄视频的方式签字也是刘飞的要求；三是借款发生后，刘飞未向杨玉景催要过借款，杨玉景也没有向刘飞偿还过款项。综上，杨玉景不应承担任何还款责任。薛娜认为虽然《借款协议》上的签字是本人书写，但是薛娜对涉案借款事实不知情，因此，对以上证据不予质证，不同意承担还款责任。 刘飞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据此证实为实现自身合法权益，刘飞与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就涉案纠纷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6000元，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为刘飞出具了增值税发票，因为发票对于刘飞个人而言无任何用途，因此，开具的购买方名称为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杨玉景与薛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应遵从相应的规范，对于律师费的数额，刘飞未举证证明相应的约定和计算办法。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杨玉景与薛娜提交以下证据：一、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与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据此证实刘飞、杨玉景与案外的其他五人共同设立公司用于经营贝优能母婴用品品牌。二、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协议一份，据此证实该公司的每位股东负责一个核心市场。三、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声明一份，据此证实自2019年9月18日起，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终止并解除杨玉景在华北地区的业务工作，即日起其个人行为均与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无关，同时，也可以证明2019年9月18日之前，杨玉景在华北地区的经营行为系职务行为。四、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账户资料一份，据此证实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对外公示的账户中包含本案刘飞向杨玉景转款的账户（尾号2299）。五、杨玉景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据此证实杨玉景在收到刘飞的款项后将款项用于发放河北、天津、山东、吉林等华北地区人员的工资和销售红包，仅2019年8月份就支出224768.68元。六、杨玉景手写的发放人员的时间、姓名、地区、金额明细表一份与微信转账截屏一宗，据此证实涉案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七、刘飞与杨玉景的微信聊天记录三份，据此证实公司运营过程中关于华北地区的相关情况包括工资的发放，杨玉景都向刘飞进行汇报并说明。因此，杨玉景不存在刘飞声称的自身生意周转需要资金，杨玉景发放工资的行为也是基于自身负责华北区域，虽然工资由杨玉景进行发放，但杨玉景履行的也是职务行为。综上可知，刘飞利用公司的对公账号向杨玉景转款的行为，杨玉景随即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将款项予以发放，这属于公司运营的职务行为。杨玉景负责的区域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杨玉景发放，款项的来源是通过销售业务回款，杨玉景的账号（尾号060的建设银行账号）同时也是公司的收款账户，只有当杨玉景卡上的款项不足以支付时，才会找到总经理刘飞。杨玉景出具借条是出于配合公司财务需要，杨玉景仅仅是经营贝优能母婴用品品牌，并不是用于生意周转。因此，刘飞与杨玉景、薛娜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刘飞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分配协议及股东会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刘飞与杨玉景的股东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本案的个人借款事实，事实上，关于刘飞与杨玉景的公司欠款纠纷已另立案处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的股权分配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声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无法证明杨玉景与薛娜所述的内容，相反，根据声明的内容可知杨玉景是独立跟公司进行业务合作的，不存在公司要向其发工资的事由。对证据四深圳市贝优能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的账户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杨玉景的账号虽然是作为公司的收款账户，但据了解该账户的使用情况完全由杨玉景自由支配，无法证明该账户具有唯一使用要求的特质。对证据五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该账户支付的款项及收入的款项明目众多，有公司业务，也有私人使用，侧面印证了该账户并非唯一特定使用的特性，至于杨玉景在该转账记录中标记出来的相关转账记录，刘飞不予确认，也无法确认转给何人及用途。对证据六杨玉景自行制作的明细表无任何其他人的签字确认，反映不出杨玉景所陈述的根据公司指示发放工资的事实。对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为截图，刘飞无法确认聊天记录相对方的真实信息，因此无法核实该聊天记录为真，即使为真也无法反映该证据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该份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9月28日及以后，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联性，若如杨玉景与薛娜所述，应该是借款前先说明工资的发放，而不是借款后相隔一个多月才发这个情况；事实上该聊天记录的产生背景是杨玉景经营华北市场经营不好，无力维持，于是跟刘飞协商退出华北市场经营，双方对华北市场的退出和结算进行相关沟通，与本案无关联性；借款协议签订的当天，龙芳同时为刘飞与杨玉景拟定了两份合同，一份是本案的《借款协议》，另一份是公司为支持杨玉景而向杨玉景发放货款的协议，另一份协议的争议正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审理，因此，刘飞与杨玉景是明确区分了个人借款和公司货款的，本案则是个人借款。杨玉景既是作为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同时也独立负责华北市场的业务销售及团队运营，整个过程公司是不介入也不需要杨玉景向公司汇报及征得公司同意的，从杨玉景提供的工资发放记录也可以证明杨玉景的团队运营是独立完成，杨玉景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发放工资前后由公司进行核查。刘飞、杨玉景与薛娜签订的涉案协议能够清楚明确地表明是个人借款，协议全文未提及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信息，杨玉景与薛娜当庭陈述协议为真实，且也确认收到了相关款项，因此，刘飞的涉案主张应当得到支持。对刘飞的上述质证意见，杨玉景与薛娜认为微信截屏中明确载明了支付的款项是工资，而且杨玉景所用的建设银行卡与微信账号是绑定在一起的，杨玉景书写的明细表是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微信截屏中所支出的工资详细情况，且大部分支出是通过微信方式转出的。 因杨玉景与薛娜一直未予偿还借款，庭审中，刘飞要求杨玉景与薛娜支付利息45900元，其陈述《借款协议》中约定了逾期还款，每天按照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因此，刘飞要求杨玉景与薛娜支付自2019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支付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三计算，以及支付自2019年10月22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此，杨玉景与薛娜对刘飞主张的利息不予认可，若该主张得到支持，刘飞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过高，要求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飞为证明其与杨玉景、薛娜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借款协议》、微信转账凭证与中国建设银行银行电子回单。杨玉景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辩称其与刘飞都是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涉案款项的支付、收款及发放工资的行为均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签订涉案协议也只是配合公司财务需要。薛娜辩称虽然签字是本人书写，但是其对涉案借款不知情。刘飞对两人的辩称主张不予认可。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可知，杨玉景与薛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到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鉴于杨玉景作为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股东这一特殊身份，其对于以个人与配偶名义借款用于发放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的工人工资所存在的风险，应当具有更强的预见能力，但是杨玉景与薛娜自借款发生后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并且《借款协议》也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另外，其提交的公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款项发放明细等证据无法证明与涉案借款存在直接关联性，也无法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刘飞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的借贷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杨玉景与薛娜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中签字，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涉案借款到期后，杨玉景与薛娜未予偿还全部借款，已构成违约。故刘飞要求杨玉景与薛娜偿还借款3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 关于刘飞主张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就涉案借款，双方在《借款协议》中对借款逾期的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则杨玉景与薛娜应当支付刘飞逾期偿还涉案借款的违约金，因此，刘飞主张的利息即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双方约定的逾期违约金即日千分之三（年利率109.50%）计算标准已经大大超过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上限。因此，对于刘飞主张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在年利率24%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刘飞主张自2019年8月31日起开始计算，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故杨玉景与薛娜应当支付刘飞自2019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欠款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刘飞主张的律师费6000元。本案中，《借款协议》中约定了若杨玉景与薛娜违约，应支付刘飞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在刘飞与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用为6000元，委托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且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虽然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名称并不是刘飞，这不符合财务制度，但仅是表明刘飞与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的付费和收费行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义务，但这与杨玉景与薛娜依约应承担的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因此，杨玉景与薛娜亦应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刘飞律师代理费6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杨玉景与薛娜偿还刘飞借款本金3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杨玉景与薛娜支付刘飞自2019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借款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杨玉景与薛娜支付刘飞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6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刘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4元，由刘飞负担299元，杨玉景与薛娜负担294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8月2日，杨玉景、薛娜共同向刘飞借款3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借款目的系杨玉景因生意周转需要向刘飞借款，杨玉景以其名下房产一套作为担保，同时约定了借款期限及违约责任。刘飞将30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至杨玉景的银行账户后，杨玉景、薛娜至今未偿还本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是否是职务行为的问题，双方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该30万元的借款系用于杨玉景个人的生意周转需要，并非用于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经营需要，也未约定用于发放该公司华北区工作人员工资，因此，杨玉景主张以其个人名义的借款用于发放公司工作人员工资是职务行为，与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方式不符，亦未提交公司与其合意由其个人出面借款用来发放工资的有效证据，杨玉景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玉景和薛娜应否承担律师费的问题，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若杨玉景和薛娜违约，应支付刘飞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虽然律师事务所开具发票方为贝优能母婴用品（广州）有限公司，但系刘飞起诉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依约应由杨玉景和薛娜承担。至于开具发票名称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系税务部门的行政管理范畴，不影响双方约定由未还款方承担律师费支出的违约责任。杨玉景和薛娜以发票名称非刘飞本人抗辩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薛娜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薛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协议中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对其签字行为以及风险和责任均有预见能力，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与杨玉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现薛娜主张出于对丈夫杨玉景的信任而为，其更应对自己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负责，与该借款是否用于家庭生活并无关联，因此该借款应由杨玉景和薛娜共同偿还。 综上所述，杨玉景、薛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90元，由上诉人杨玉景、薛娜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东辉 审 判 员  冯慧芳 审 判 员  马清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