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26民终286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龙盛智，男，1969年2月4日出生，侗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上诉人（一审被告）：龙盛远，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上诉人（一审被告）：龙正堂，男，1977年10月23日出生，侗族，大学本科，教师，住榕江县。上诉人（一审被告）：龙盛祥，男，1974年11月2日出生，侗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贵州金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龙盛芳，男，1964年4月30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上诉人（一审被告）：龙盛加，男，1975年10月31日生，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诉讼代表人：伍善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文，贵州金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龙见标，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上诉人龙盛智、龙盛远、龙正堂、龙盛祥、龙盛芳、龙盛加因与被上诉人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以下简称兴龙村五组）、一审被告龙见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榕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632民初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龙盛智、龙盛远、龙正堂、龙盛芳、龙盛祥、龙盛加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案山林权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处理系越权行为，属于程序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应当先由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如果涉案当事人认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未经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应当予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违反“先刑后民”原则，2017年5月25日榕江县公安局以侵占罪将上诉人进行立案调查，公安机关经过长达将三年的时间对刑事案件进行调查，也没有最终的定性，至今没有结案，一审法院越过刑事部分，属于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大量摘抄刑事案件部分人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违反证据规则，严重程序违法。本案所有询问笔录均没有向当事人公开，更没有经过庭审质证，况且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是否真实不得而知，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询问笔录”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免证事实的六项规定，然而一审法院草率认定，明显严重程序违法。四、上诉人早在1983年“分田到户”时期，兴龙村集体就已经把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划归了上诉人，只是当时未来得及登记而已，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上诉人分到该块土地之后，就开始在土地上开荒种植农作物，开瓦窑烧瓦、种植杉冰，长期经营管理并实际占有这块土地至今。况且，上诉人在占有、经营、开荒耕种管理三十多年期间，未有任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即便争议地在1983年以前属于被上诉人所有，因上诉人管理使用争议地长达三十余年，争议地亦应属于上诉人所有，况且该块土地确实是本村集体划分给上诉人的土地，于情于理于法都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的说法和诉请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上诉人向贵州七十二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旅游公司）领取征地补偿款，手续齐全合法、理由充分、程序正当。2015年5月份，旅游公司已经将涉案土地规划进“七十二寨旅游发展规划图”内，2015年7月13日，镇政府、国土所、派出所等部门组织人员到该土地动工开挖后，上诉人才知该土地被征收，于是上诉人主动请求政府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赔偿的问题，后政府组织上诉人及该土地外围的13户农田主一起到政府协商赔偿。当时政府多方调查核实及村民的确定，该土地是上诉人经营管理并所有，上诉人遂于2015年7月19日与榕江县乐里镇三联村社区（合作社）签订《地上附着物转让协议》，于是旅游公司与政府确认，得知山权属于上诉人所有后，便找到上诉人去凯里商讨赔偿事宜，旅游公司经过政府核实并看到有村集体的《证明》，证明的内容为确认该块山归龙见光、龙见达所有的事实，最终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上诉人通过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及根据现有的土地补偿标准的合法程序领取土地补偿款，有理有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本案涉案山林不存在权属争议，针对被答辩人领取答辩人土地补偿款的行为，一审法院有权进行处理。1983年8月26日榕江县人民政府向答辩人颁发的山林所有证（证号：榕山权字第No02356)，该山林证已明确写明将“公卡’’、“高进”两幅山权为兴龙村五组所有。2015年10月31日被答辩人以答辩人名义与贵州七十二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被答辩人从旅游公司领取了284759元土地补偿款，被答辩人领取土地补偿款后就进行了私分，拒绝退还给答辩人。答辩人在庭审中提供的山林权证足以证明涉案土地属答辩人所有，且涉案土地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或其他纠纷，不适用《土地管理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不属于政府处理前置情形。根据答辩人提供的《领据》、《银行进账单》及被答辩人的陈述可知，被答辩人已领取了284759元土地补偿款且拒绝退还给答辩人，被答辩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有权进行处理，并不越权处理，也不属于程序违法。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2016年5月10日以侵占罪立案侦查，然而侵占罪和不当得利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根据法律的立法本意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进行处理，并没有违法“先刑后民”原则，不属于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确实充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并不是根据所有的询问笔录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一审法院适当的运用了部分询问笔录的内容，是为了更简明扼要的阐述本案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在运用部分询问笔录内容时并不是将《询问笔录》作为孤证使用，而是结合其他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才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的，完全符合证据规则。被答辩人虽对《询问笔录》持有异议，但被答辩人不能证明该笔录系非法所得。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完全符合证据规则，不属于程序违法。4、根据榕江县人民政府向答辩人颁发的山林所有证可知，答辩人取得涉案土地的时间为1983年8月26日，而不是被答辩人述称的1983年之前涉案土地归答辩人所有，1983年“分田到户”时期答辩人将涉案土地分给被答辩人所有的事实。1983年答辩人取得涉案土地所有权后，答辩人的村民当时采取的模式就是“兴龙村**村民，有劳动力的家庭都可以到涉案土地上去耕种”，直到1986年11月1日，乐里镇人民镇府和乐里林业站联合开发柑桔基地林，后乐里镇人民政府通过调减兴龙村五组每年2000斤公余粮，换取涉案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后龙见光（龙盛智、龙盛祥的父亲）、杨老长相续向乐里林业站承包柑桔林来管理。龙见光、杨老长与林业站之间形成的是承包关系，并未发生物权变动，龙见光、杨老长并未取得涉案山林的所有权。在1983年8月26日答辩人就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之后答辩人也没有将涉案土地划分到户，加上在此期间乐里镇兴龙村五组的很多村民也到过涉案土地烧过瓦、种过西瓜、种过花生。因此，并不是被答辩人在涉案土地经营和管理已满20年，不能适用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应以榕江县人民政府向答辩人颁发的山林所有证所记载的内容为准。5、涉案土地归答辩人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被答辩人以答辩人的名义与贵州七十二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并且被答辩人伪造了《证明》后，冒领了答辩人征地补偿款284759元，被答辩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法律的规定，被答辩人冒领的284759元不当得利款应当予以返还。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被答辩人以答辩人名义与旅游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事后伪造《证明》去冒领了284759元土地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的行为属不当得利，并要求被答辩人将其所获得的284759元不当得利款返还给答辩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龙见标二审未作答辩。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314455元不当得利款(其中土地转让征收费284759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96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8月26日，榕江县人民政府向乐里镇兴龙村五组颁发榕江县山权所有证（证号：榕山权字第№02356），将“公卡”、“高进”两幅山的山权明确为兴龙村五组所有。1986年11月1日，乐里镇人民政府和乐里林业站联合向乐里区公所、乐里水利站申请利用乐里水库公路下坎的一块荒地来开发柑桔基地林。1987年6月18日，乐里镇人民政府通过调减兴龙村五组2000斤公余粮，明确公路下坎全属柑桔基地林所辖。后来龙见光（龙盛智、龙盛祥的父亲）向乐里林业站承包柑桔林来管理。2000年之后，杨老长又向乐里林业站承包柑桔林来管理到荒废。龙盛智兄弟就在那里栽种杉树。2013年7月19日，乐里镇三联社区居委会与龙盛智、龙盛祥就“凉娥溪”水库人工营造的杉木签订转让协议，三联社区居委会支付给龙盛智、龙盛祥兄弟29696元。2015年期间，贵州七十二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到乐里搞生态旅游开发，修建斗牛城、民俗酒店及停车场。在征用“凉娥溪”水库边地块做停车场时，乐里镇兴龙村五组与乐里镇人民政府因地块权属发生争议。经协调，乐里镇人民政府放弃对柑桔林基地27.89亩山权的主张，该土地征用补偿款归群众所有。2015年10月31日，旅游公司与兴龙村五组组长龙见标及村民龙盛智、龙盛祥、龙盛芳、龙盛远、龙正堂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并将征用土地补偿款284759元支付给兴龙村五组。由于签订协议时，五组组长龙见标未能提供集体银行账号或其个人银行账号。经其指定并承诺，旅游公司将款全部打到龙正堂账户上。因龙见标未积极要求龙正堂将钱退还五组来安排处理。龙盛智、龙正堂等人便将284759元分成两份，龙盛智与龙盛祥占一份、其余四人占一份分别占有至今。2016年5月10日，五组群众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要求龙盛智等人将征用补偿款退还给五组。公安机关以侵占罪立案侦查并报捕，检察机关认为尚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形，而不予批准逮捕。2019年8月5日，兴龙村五组以龙盛智等七人不当得利纠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退还兴龙村五组集体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龙盛智等辩称在1983年“分田到户”时期，兴龙村集体就把涉案土地划归了其父龙见光，只是没来得及办证，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之后，龙见光在涉案土地上开荒挖窑耕种管理长达三十多年，从未有任何异议。事实上，榕江县人民政府在1983年8月26日将“公卡”山权确定给兴龙村五组。后来兴龙村五组将部分集体山划归了五组群众管理使用，其中龙见光（证号：榕林自字第№0044274）、龙见达（证号：榕林自字第№0044273）都分得自留山，办有自留山证。因此，没有来得及办证的辩解不能成立。从1983年8月26日填写的乐里公社兴隆大队五生产队《榕江县社员自留山分户清册》和俩人的自留山证存根可以看出，龙见光和龙见达各自分得三幅山，范围都没有包含涉案土地。案中出现的龙见光自留山证，其登记的幅数与该证存根幅数不符，范围超出存根登记的范围，同时也与《榕江县福员自留山分户清册》登记的幅数不符。导致该自留山证真伪存疑，其证明力远弱于证号为榕山权字第№02356的榕江县山权所有证。另外，1986年11月1日，乐里镇人民政府和乐里林业站联合开发柑桔基地林过程中，乐里镇人民政府是通过调减兴龙村五组每年2000斤公余粮，换来涉案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在此过程中，并未涉及向龙见光或龙见达进行征用。之后龙见光、杨老长相继向林业站承包柑桔林来管理，也只是承包管理的关系，并未取得物权。2015年10月31日，旅游公司与兴龙村五组及村民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单从签订协议的主体看，这是旅游公司与兴龙村五组之间就土地转让签订的协议。龙见标代表兴龙五组在协议上签了字，对于《土地转让协议》上出现的“村民”应该是谁？从公安机关询问旅游公司的法人代表徐婷和被告龙盛智的笔录可以得出结论。“问（徐婷）：当时兴龙五组的这六个人和你们谈这个水库旁停车场土地购买的时候，他们这六个人是代表组里面还是代表某个人来谈的？答：当时是龙见标代表组里面来和我们谈的，其余五个人是组里面的代表，我们在开始谈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土地是五组集体的”（公安侦查卷三P45）。“问（龙盛智）：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二十八万多元钱的？答：我们拿兴龙村五组的集体山林证和那张证明去凯里跟斗牛公司签协议，斗牛公司的说我们这两样手续还没齐全，除非还要组长来盖章，斗牛公司才肯拿钱给我们”（公安侦查卷二P157）。据此分析，《土地转让协议》上的“村民”应认定为五组群众代表，而不是土地转让的主体。龙盛智在案中出具一份群众签名的《证明》，辩解是当时的组长张世文所写，在2007年左右五组将桔子林这块山分给他家。张世文在公安机关调查这份《证明》的来历时回答“现在斗牛场搞停车场的山林绝对不是龙盛智家的山林，因为我在证明的时候，龙盛智叫我这么写的。当时山林又不值钱，而且他家的山林就在公路里面，龙盛智叫我写到溪为界我也就随手写了，因为龙盛智说写是他家的山了，他才得跟林业站干活，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公安侦查卷三P69）。因此，龙盛智等人辩称兴龙五组已在2007年左右将涉案地分给他家的说法不能成立。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凉娥溪”水库地块属乐里镇兴龙村五组集体所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旅游公司的补偿款是支付给兴龙村五组，而不是支付给村民代表的。因此，龙盛智等六被告占有兴龙村五组土地补偿款284759元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属不当得利行为。现兴龙村五组诉请龙盛智等人退回集体的土地补偿款284759元，事实清楚，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因各被告自行分配土地补偿款，各人所得不清。故退回时，六人对所需退回的款项负连带责任。兴龙村五组诉请龙盛智、龙盛祥退回地上附着物转让费29696元的问题。首先应解决地上附着物应该归谁？兴龙村四组的龙见芬证实“大概到了2011年后，龙盛智、龙盛祥两兄弟就把那片山分了，在那片山上种杉树。当时龙盛敏村长还带杨忠勇副镇长、纪委王华书记二人代表乐里政府下通知到龙盛智和龙盛祥家，不准他们兄弟在那里造林，因为那片山不属于他们兄弟二人的（公安侦查卷三P75）”。乐里镇人民政府在2014年2月23日确实向龙盛智、龙盛强（祥）下了一份通知，其中提到“此片土地应为国有土地，现通知你们俩停止在这片土地上的造林或其他经营行为，否则，将按有关规定处理”。因此，涉案土地上的杉树可认定为龙盛智、龙盛祥兄弟栽种，其收益和支配权应归龙盛智、龙盛祥二人所有。本案中，原告方主张退回转让款的依据是涉案地为兴龙五组集体所有，故地上附着物也应当归集体所有的理由过于牵强。原告提出的这一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另外，占有“凉娥溪”水库土地补偿款284759元的是被告龙盛智、龙盛祥、龙盛远、龙盛芳、龙正堂、龙盛加六人。被告龙见标并未占有该土地补偿款。因此，原告诉请龙见标一起退回284759元土地补偿款的主体不符，应予驳回。虽然龙见标不是退回土地补偿款的主体，但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较长时间地被他人占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龙盛智、龙盛祥、龙盛远、龙盛芳、龙正堂、龙盛加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不当占有的“凉娥溪”水库土地补偿款284759元退还给乐里镇兴龙村五组。六被告对退回的284759元土地补偿款负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乐里镇兴龙村五组关于被告龙盛智、龙盛祥退回“凉娥溪”地上附着物转让款29696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乐里镇兴龙村五组关于被告龙见标退回“凉娥溪”水库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8元（已减半收取），乐里镇兴龙村五组负担258元，龙盛智、龙盛祥、龙盛远、龙盛芳、龙正堂、龙盛加共同负担2700元，龙见标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6年5月10日，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村民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要求龙盛智等人将征用补偿款退还给五组。公安机关已经以侵占罪立案侦查并报捕，虽然检察机关认为尚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形，而不予批准逮捕，但该案件至今仍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8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8元，退还一审原告榕江县乐里镇兴龙村五组；二审案件受理费6016元，退还上诉人龙盛智、龙盛远、龙正堂、龙盛芳、龙盛祥、龙盛加。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家良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陈生燕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罗安松书记员金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