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终2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富洋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米庄镇清风路**。法定代表人：王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新勤，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京瑶，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原名：襄阳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风汽车大道**（高新区管委会**）法定代表人：王旭，该分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心愿，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风汽车大道**/div>法定代表人：邓卓海，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襄阳富洋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富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高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审第三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襄阳高新区管委会）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34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阳富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鄂0691民初3499号民事裁定，指定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与（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案件及（2018）鄂06民终1988号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依据的是被上诉人交付不能而解除规划图中的962平方米的土地。而前面两案只是对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未履行净地交付的违约行为进行了审理裁判，确认合同效力。上诉人请求交付不能，解除合同和之前的确认合同有效之间，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无任何联系，上诉人解除部分合同的行为在前案中也无任何评价和审判。当事人依据有可选择性而非包含关系的合同条款提起两次诉讼，不能认定两次诉讼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中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来解决。本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将无其他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驳回起诉的初衷。高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襄阳富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部分解除），即解除规划图中的962平方米的土地（并扣减相应的土地出让金），退还已缴纳的相应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印花税，三项税费共计43290元。2.判令被告因土地交付不能并违反“净地”交付规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违约金按年利率6%计算1237600.05元）及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44.25万元（设计费暂未计算）。3.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实际支出费由被告承担。4.第三人在承诺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土地交付不能的责任。事实和理由：2009年，原告为积极响应高新区管委会的迁址安排，将公司从邓城大道北侧迁移至其指定的清风路以给同济堂药业腾地，高新区管委会在拟迁土地征收、挂牌文件中均明确土地用途为豆制品生产、加工、储运和保鲜。2014年5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鄂XY**-2014-00025-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坐落于高新区清风路的编号为4206060120015GB00004宗地出让给原告使用。合同约定“以现状土地条件交付”，附件显示土地现状上只有砖瓦厂，该地块在挂牌公告中明示地上只有树木、电路设施、地下、地下构筑物宗土地从出让前至交付至今一直存在拆迁安置纠纷、高压线、地下、地下管网、道路通行等问题，被告交付的土地不符合合同约定，且违反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关于出让土地应净地交付的规定，导致原告对该宗地占有延期、无法开工建设利用该宗土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约定“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同时约定，“出让人未能按期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土地条件或单方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受让人有权要求出让人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且赔偿延迟履行而给受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截止目前还有5637平方米未交付，其中村民占地962平方米）。原告已支付土地出让金360万元；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契税1125333.50万元。经查，2013年11月20日，第三人襄阳高新区管委会向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承诺函，将位于高新区清风路南侧一宗地，地块，地块面积59亩，用于富洋公司项目建设，承诺原告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后一个月内由第三人负责交付该宗土地。时至今日，第三人的承诺并未兑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令第53号第八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经原告多次交涉，被告交付土地上的问题至今未解决，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4月，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经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襄阳国土资源交易网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登载了襄阳国土资源局襄土网挂字（201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该公告就挂牌土地相关情况主要载明：出让土地的空间范围须符合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要求，出让范围内的树木、供电设施等，受让方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不需要保留的，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如地下有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等，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襄阳富洋公司看到该土地使用权挂牌公告后参与了竞拍，于2014年5月30日竞拍成功后签订了成交确认书。2014年6月30日，襄阳富洋公司、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420606012015GB00004，出让宗地总面积24971.6平方米；出让宗地坐落于高新区清风路，平面界址为东至规划路，南至清河村，西至葫芦沟，北至清风路；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出让人同意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人同意以现状土地条件交付土地；该宗地的出让年限为50年，出让价款为8390457.6元，每平方米336元；受让人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襄阳富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阳于2014年7月7日签字接收了受让土地。2014年7月16日，襄阳富洋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3600000元，并缴纳了相关税款。此后，襄阳富洋公司在受让的土地上进行了相关项目的建设。但襄阳富洋公司对剩余应付的土地出让金4790457.6元（8390457.6元-3600000元），以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出让的土地存在问题为由，未再按约支付。2017年6月23日，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襄阳富洋公司，要求襄阳富洋公司支付剩余土地出让金4790457.6元及违约金。襄阳富洋公司在该案中辩称，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出让的土地不能达到开发利用的条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中未履行交纳剩余土地出让金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合法行为，并提交用地规划红线图、厂区建设性详细规划图、照片、公证文书及视频光盘，证明受让宗地上有3条高压线、1座铁塔、地下、地下管网公民占地以及宗地上尚有道路通车等问题存在。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讼争土地使用权进行网上挂牌出让时，对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现状条件予以公示，并明确指出出让土地范围内的树木、供电设施等，受让方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不需要保留的，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如地下有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等，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襄阳富洋公司在知晓该宗土地的相关情况后主动参与了竞拍并竞拍成交，尔后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明确约定，出让人同意以现状土地条件交付土地，襄阳富洋公司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予以中止履行。基于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一、襄阳富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土地出让金4790457.6元，并支付从2014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款付清为止的违约金；二、驳回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的其他诉讼请求。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襄阳富洋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襄阳富洋公司撤回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并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鄂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仅对违约金计算标准予以改判），该判决现已生效。2018年7月26日，襄阳富洋公司基于同一诉讼标的（即讼争建设用地使用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襄阳高新区管委会，要求其交付符合要求的净地、支付违约金、赔偿经济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与一审法院（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案件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另襄阳富洋公司在该案中要求确认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在土地出让中有违约行为，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但（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已对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不存在违约行为进行了确认，该诉讼中襄阳富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的裁判结果。故襄阳富洋公司的该次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基于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鄂0691民初1973号民事裁定：驳回襄阳富洋公司的起诉。襄阳富洋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襄阳富洋公司在该案诉讼中以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未履行净地交付的义务，要求其履行相关义务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等，因（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及（2018）鄂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中已对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未进行净地交付是否足以使襄阳富洋公司行使拒绝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不安抗辩权进行审理裁判，该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2018）鄂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的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并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鄂06民终198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现已生效。现襄阳富洋公司基于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襄阳高新区管委会，与前述案件的诉讼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本次诉讼中，襄阳富洋公司基于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未履行净地交付的义务，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但（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及（2018）鄂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中已对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是否存在未履行净地交付义务的违约行为进行了审理裁判，襄阳富洋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是否定（2018）鄂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的裁判结果。故襄阳富洋公司的本次诉讼仍属于重复起诉，应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驳回襄阳富洋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4690元退还襄阳富洋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对襄阳富洋公司、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的诉讼经过叙述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襄阳富洋公司与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因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生的诉讼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诉讼，任何一方对履行合同中产生的争议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因襄阳富洋公司未足额支付土地出让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襄阳富洋公司并未就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交付土地是否符合合同约定问题提起反诉，但其抗辩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出让的土地不能达到开发利用的条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未履行交纳剩余土地出让金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合法行为。一审法院针对其抗辩进行了审理，并认为“襄阳富洋公司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予以中止履行”，遂作出（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支持了高新区国土公司诉讼请求。此后，襄阳富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襄阳高新区管委会，要求其交付符合要求的净地、支付违约金、赔偿经济损失。因不安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合同履行的权利。违约则不以双务合同当事人债务履行存在先后顺序为前提，不履行合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均可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安抗辩权与违约责任是不同的法律概念。襄阳富洋公司在前案的抗辩目的是不支付土地出让金，与其起诉要求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承担违约责任的目的不同。襄阳富洋公司的起诉被一审法院（2018）鄂0691民初1973号民事裁定驳回后，其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的第二项与其在（2018）鄂0691民初1973号案中诉讼请求一样，构成重复起诉。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要求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诉讼实际是继续履行合同，而襄阳富洋公司在本案中的第一项要求解除部分合同的诉讼请求，实际是终止部分合同的履行，存在着否定（2017）鄂069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的诉讼目的，构成重复起诉。襄阳富洋公司还要求襄阳高新区国土分局退还已缴纳的相应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印花税，共计43290元的诉讼请求不是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故对襄阳富洋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襄阳富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淑青审判员  严庭东审判员  刘丹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车国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