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1民终17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与同德路交会处长春红旗万达广场****房。法定代表人：马书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黑龙江龙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栋，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北安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燕发旺，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经理，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衍斌，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毅，男，199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山西省灵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晓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尉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栋、燕发旺、赵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安市人民法院（2018）黑1181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春尉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被上诉人燕发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衍斌，被上诉人赵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晓杰通过互联网在线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春尉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18)黑1181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栋、燕发旺、赵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理由不充分。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燕发旺收取本案款项系与长春尉爵公司达成每吨30元的提成款依据不足,因李栋与燕发旺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在贵州旺源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源公司）成立之前签署，且该公司股东也并非李栋、燕发旺二人，长春尉爵公司与旺源公司首次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燕发旺不能充分证明长春尉爵公司知晓并同意李栋与燕发旺签订的《协议书》，李栋与燕发旺的协议存在违背市场规律，无法履行的状况，不能作为判定标准。其次，关于长春尉爵公司是否实际收到了案涉货款103万元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长春尉爵公司并未实际收到该笔货款，而且赵毅虽然拿到了盖有公章的三张现金支票，目的是提取现金，并不是对该笔款项的处分，一审判决认定赵毅对三张支票的处分行为是经过崔跃东、李栋及长春尉爵公司认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综上所述，长春尉爵公司认为从审理的过程及事实认定可以明确，长春尉爵公司并未实际收到案涉款项，也不知晓其与燕发旺之间约定的每吨30元提成的协议。燕发旺恶意串通的行为严重侵害长春尉爵公司的利益，违背理法，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燕发旺辩称，1.燕发旺与李栋签订的《协议书》是本案提成款的基础，也是燕发旺、李栋经营煤炭，旺源公司与长春尉爵公司合作的基础。2.长春尉爵公司在支票盖章交给旺源公司的行为是公司行为，本案争议现金支票是不同金额有零有整的支票，按《协议书》每吨30元分时间段计算，李栋、旺源公司共同议定核对的金额。支票提取的事实长春尉爵公司是认可的，公安部门不予立案通知书能证明赵毅转款的行为有合法依据，而非长春尉爵公司所称无事实依据。长春尉爵公司诉请燕发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争的103万元是旺源公司的赵毅收取并非燕发旺本人取款，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毅辩称，长春尉爵公司显然是知道并认可将旺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再支付给赵毅办理，长春尉爵公司业务负责人崔跃冬微信聊天确认每吨30元提成款，公安部门调查赵毅不存在任何侵占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中有长春尉爵公司向旺源公司销售煤款的结算数据，与本案争议支票分毫不差，证明长春尉爵公司是知情并认可该事实，长春尉爵公司声称未收到1,034,206.61元，与之前确认的事实不符。长春尉爵公司认为没有收到货款，应向旺源公司主张债权，因案涉三张支票背书的事实，能够证实票据签章是行使权利的行为，长春尉爵公司如果不认可赵毅的身份完全可以将盖章的票据交给长春尉爵公司自己的人员办理其他事宜，但是将票据交付给赵毅事实是对上述权利的处分，长春尉爵公司不当得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长春尉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李栋、燕发旺、赵毅返还煤炭款1,522,530.78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李栋、燕发旺、赵毅支付损失赔偿金；3.本案诉讼费由李栋、燕发旺、赵毅承担。本案在一审庭审期间，长春尉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诉讼请求为由李栋、燕发旺、赵毅返还长春尉爵公司1,522,530.78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厘从2016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1日，燕发旺与李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35年9月1日止，燕发旺与李栋合作成立旺源公司，燕发旺占60%的股份、李栋占40%的股份。燕发旺以无息借款的方式提供给旺源公司用于采购煤炭及煤炭运输的资金，其不负责旺源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承担旺源公司的经营风险。旺源公司向二郎电厂销售的所有煤炭，燕发旺固定收取每吨30元的提成；李栋负责旺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协调旺源公司与二郎电厂的商业合作关系，并负责筹措旺源公司除采购煤炭以外的资金。2015年10月12日，尹全旺、李栋、何世杰在贵州省习水县工商局正式注册登记旺源公司，三人分别占有该公司63%、27%、10%的股份，何世杰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旺源公司与长春尉爵公司先后6次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旺源公司向长春尉爵公司采购煤炭。2016年3月，长春尉爵公司驻贵州办事处负责人崔跃东与旺源公司的李栋、张四留分别结算三个时间段的煤炭款后，三人协议一致让时任旺源公司出纳员赵毅填写好三张金额分别是483,694.8元、417,213元、133,298.81元的现金支票，找长春尉爵公司驻贵州办事处负责人崔跃东，要求长春尉爵公司支付上述三笔煤炭款后，将该款转账给燕发旺当作销售煤炭的提成款。赵毅找到崔跃东后，崔跃东在三张现金支票背章处加盖了长春尉爵公司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并以长春尉爵公司的名义给旺源公司出具三张上述煤款金额的收据。赵毅分别于2016年3月9日、3月14日、3月31日将上述三张现金支票提现后汇入燕发旺委托收取提成款的张四留银行账户中。一审判决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长春尉爵公司给旺源公司出具三张金额分别为483,694.8元、417,213元、133,298.81元的收据，可以证实旺源公司已经支付了上述金额的煤炭款，后长春尉爵公司的崔跃东又将上述三张现金支票背书处加盖长春尉爵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后交付给赵毅，可以证实崔跃东、李栋、张四留结算煤款后协议将上述款项当作给燕发旺销售煤炭的提成款。且长春尉爵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将三张现金支票交付赵毅的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燕发旺取得长春尉爵公司出具涉案的三张现金支票有法律根据，故长春尉爵公司主张燕发旺、李栋、赵毅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春尉爵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对其相应部分，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长春尉爵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诉争三张支票支付过程外,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长春尉爵公司向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起诉旺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黔0330民初4424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旺源公司向长春尉爵公司支付货款1,581,387.5元，违约金300,000元。判决宣判后，长春尉爵公司、旺源公司均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7月30日作出(2017)黔03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6)黔0330民初4424号民事判决，改判旺源公司给付长春尉爵公司货款547,180.92元。判决认为案涉三张现金支票,作为转让票据背书人旺源公司及长春尉爵公司在票据上盖章签名,并从银行账上支付提取,认可公司之间完成的支付行为。长春尉爵公司提出赵毅作为经办人特殊身份问题,对于背书转让的现金支票,受让人的认定应为票据上盖章签名单位或自然人,在不能证明盖章签名系伪造虚假的情况下,对盖章签名的民事行为应予认定。另作为买卖双方，出具相应凭证是证明付款义务是否履行的关键，对于旺源公司证明其已履行了付款义务，提供的五张加盖长春尉爵公司印鉴的收据能够证实旺源公司付款行为的完成，故在扣减三张现金支票1,034,206.61元及收据金额488,324.17元后，确认旺源公司应付长春尉爵公司货款547,180.92元。长春尉爵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向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案涉三张现金支票系因公司公章遗落在旺源公司后,偷盖形成。针对此事,长春尉爵公司曾向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提出控告，此款三张支票金额为1,034,206.61元，提现后汇入燕发旺委托人张四留银行账户中，旺源公司对偷盖公章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此款系燕发旺的提成款，赵毅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用以体现提成款从每吨30元到每吨7.789元，到煤碳价格下降提成为每吨“0”元的事实，长春尉爵公司认为因此款和其他款项共计1,522,530.78元，长春尉爵公司并未实际收取，故存在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请求李栋、燕发旺、赵毅给付上述款项。还查明，2017年9月11日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对旺源公司股东李栋询问时，李栋明确表示与燕发旺之间每吨30元利润款并未实际实行过，当初签订协议是为了对公司未来经营的预期估算，并且协议不合理，燕发旺负责公司煤炭采购、运输、销售，公司无法支付每吨30元的利润提成。本院认为，通过此前诉讼，长春尉爵公司主张的欠付1,522,530.78元货款由三张现金支票1,034,206.61元及五张收据金额488,324.17元构成。关于五张收据已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法院（2017）黔03民终21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作为买受人旺源公司应承担其支付货款的义务,在支付货款时一般以现金及银行转账的行为完成支付方式,收款方出具的相应收款凭证是证明付款义务是否履行的关键,旺源公司已提供五张长春尉爵公司盖章付款的收据，证实其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尉爵公司主张在实际履行中，系先出收据后付款，此款未实际收款的意见无证据予以佐证，且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款已认定为公司之间的收付款行为，故长春尉爵公司现向李栋、燕发旺、赵毅主张收据金额488,324.17元未付，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现金支票1,034,206.61元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现金支票是一种设权证券，记载内容代表一定权利的法律凭证，而非代表实际取得该票据是否合理性的依据。支票具有无因性，不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原因关系成立为前提，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各自独立。案涉三张现金支票1,034,206.61元虽背书有长春尉爵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但长春尉爵公司主张盖章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愿，综合考虑本案取得此款的依据，燕发旺主张取得该支票金额的基础是销售煤炭提成款的成立，因燕发旺及其控制的旺源公司与长春尉爵公司之间系煤炭买卖关系，燕发旺与李栋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提成款内容,长春尉爵公司并未参与,长春尉爵公司与旺源公司系在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此合同内容中并未对提成款进行约定，且如买卖双方存在货款提成，将会侵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旺源公司的股东李栋亦表示此协议中关于提成款的约定并未实际履行，另根据赵毅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对提成款显示的每吨单价从30元至7.789元不等，最后亦出现“0”元提成，故如存在提成款事实，亦无证据予以证明，提成价格发生变更，依照交易习惯及交易约定，燕发旺主张取得的提成款无合理依据及证据支持，故因其无合法依据，取得他人合法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因赵毅分别于2016年3月9日、3月14日、3月31日将上述三张现金支票转入燕发旺指定账户中，燕发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1,034,206.61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返还给长春尉爵公司。综上所述，长春尉爵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18）黑1181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燕发旺于本判决生效后10内支付上诉人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1,034,206.61元，并以1,034,206.61元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上诉人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8,140元，由上诉人长春市尉爵经贸有限公司负担9,286.2元，被上诉人燕发旺负担18,853.8元。审判长  代柳怡审判员  张可秋审判员  仇长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