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风景区原新河矿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徐某，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男，195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男，195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静乐县人，农民，现住静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山西三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某、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任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静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926民初213号民事判决，苏某、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晋09民终123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晋0926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苏某、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某，被上诉人任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任某对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任某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任某自认是通过银行转账交付借款，但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任某至今未提供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该证据很容易提供而拒不提供，虚假诉讼的可能性非常大。原审法院只要要求任某提供银行交易记录即可查清借款是否交付，但却未予以查明，仅凭一张借条复印件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显然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任某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2、任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性。任某自认款项交付苏某，协商、还款、书写借条、标注的借款人等都是苏某，整个过程上诉人既未参与，也不知晓。诉讼中任某又拒不提供银行交易记录证明款项实际交付，显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性。依据以上两点，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任某提供银行交易记录（不限于涉案款项的交付与偿还明细，因一审还认定任某2015年曾出借50万元给苏某）。如任某的确存在虚假诉讼和恶意串通的情形，应依法追究其责任。3、已生效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2721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如下事实：上诉人未对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授权的情况下，项目部的印章只能用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等方面，不能用于借款。涉案工程上诉人已经转包给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苏某。苏某持有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系假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故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无权代表上诉人借款，上诉人未实际施工，无需借款。上诉人从未向苏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该生效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是同一工程、同一工程承包关系，鉴定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是同一份授权委托书。原审认定与本案无关，显然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4、任某提供的上诉人向苏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能作为判决依据。其上虽然加盖项目部公章，但项目部公章并不能起到认可公章真实，或追认授权委托书的作用。只有公章才可以起到追认虚假或无效项目部公章的作用。5、任某提供的所有借款协议、借条以及说明，注明的借款人均为另一被告苏某。任某及其代理人以及原审法院在陈述事实时，也都说明是苏某借款。现有证据已证实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不是本案借款人。涉案工程上诉人并未实际参与施工，根本不可能存在工程款不足需要借款的情形。6、项目部公章加盖的位置，既非借款人，也非保证人，而是在空白处。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项目部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7、对于任某提供的2016年3月9日的承诺，2016年12月28日的说明，2018年2月5日的借条，2018年3月28日、4月18日的借条，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判决依据。8、李俊让旁听了庭审过程，其证词不能采信，李俊让的农业银行打款记录与本案诉争无关。本次庭审李俊让并未出庭，任某也未将银行打款记录作为证据提交。9、苏某在2019年第一次开庭过程中，当庭否认借款本金金额，认为任某实际交付的金额不足100万元，并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后陆续还款468000元，故本案借款本金，有无利息、利率多少以及利息金额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年24%等诸多基本事实不清。任某辩称全部通过转账交付款项，但未提供款项已实际交付的证据，以及利息计算方法，任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认定利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只是凭空认定，没有对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以及认定过程作表述。即便任某全额交付100万元借款，扣除已还款项，剩余本息合计也不足100万元，且利息远超年息24%。10、邓家庄项目部是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成立的，苏某是项目部的负责人。11、任某并未将2015年的借条作为证据提交，原审法院却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显属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如果2015年苏某的确借款，任某更应当提供银行交易记录，厘清实际交付款项多少、还款多少、有无利息，是否超出法定利率。总之，对于忻州中院发回重审时要求原审查明的事实，原审一项未予查明，连民间借贷最基本的款项交付事实都不清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借款人是苏某，项目部是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成立，负责人也是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某，均与上诉人无关。2、即便上诉人与苏某是委托代理关系，苏某以自己名义借款，也不可能由上诉人承担。任某代理人原审陈述是上诉人委托苏某借款，且不论上诉人从未委托苏某借款，即便是委托了，苏某个人借款，也与上诉人无关。3、苏某是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是以个人名义为单位借款，借款单位也只能是恒飞公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苏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合理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不承担借款利息。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8日签订的承包工程协议主观臆断为附条件协议是错误的。上诉人因做工程曾于2016年3月8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工程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被上诉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向甲方（上诉人）提供5201措施巷用资借款壹佰万；甲方不承担借款利息，甲方当月按实际完成工程量以700元/米归还乙方本金……”。双方签定的协议中不仅约定了借款金额，而且对该笔借款的利息也作出了明确约定，并没有作出任何假设性的条款（没有对不承担利息作任何附加条件的约定），况且该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约定也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虽然认定了该协议的内容，却称“上诉人在2016年3月9日又附注：如本协议不成立，任某有权领取本息30万元、100万元，可以认定该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所附条件即任某对该项目进行施工，苏某不承担借款利息”，而被上诉人在前后三次庭审中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做了相关承诺，上诉人也并不认可该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本金100万元认定错误。本案争议的实际借款为双方2016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工程借款，双方都认可这一事实。而上诉人于2017年便开始陆续偿还该笔借款。据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汇总可知，上诉人共偿还了被上诉人约468000元，从偿还时间及偿还对象上都可证明上诉人偿还的是被上诉人的借款，而一审判决仅仅以被上诉人提供了一支2015年12月份的借条便否认上诉人偿还的该笔款项着实错误，且不论该支借条的真实性，就时间上也无法对应，故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就否认上诉人偿还的借款系认定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出借人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能证明已支付款项的相应证据，尤其是所涉金额较大时。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2018年的借据，但其并未提供准确的转账凭证、交易记录等相关证据来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由上诉人重新书写的借条实为2016年3月10日那笔借款，该借条的内容并不真实，是上诉人在人身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书写的，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将2018年借条上的100万元本金支付给了上诉人，而一审判决未查明事实真相，仅凭一张被胁迫书写的真实性有异议的借条认定本金为100万元实属不当。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向法庭递交任何证据证明利息是如何计算的以及利息计算的时间截止点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支付60万元的利息，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任某答辩称：1、关于借款事实，100万元借款是真实给了苏某了，苏某没有收到款项不可能出具借条。且苏某在第一次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拿到了100万元借款，并且其对于2018年2月5日书写的关于2016年3月8日的100万元借款的借条是认可的，同时又增加了60万元的利息。且苏某出具的借款说明明确收到100万元，其中50万元用于支付工资保证金，另外50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此外，在苏某借款之后，从2016年至2018年苏某一直还不了钱，所以在2018年2月5日约定了60万元的利息，该利息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2、关于还款情况，苏某诉称其还款40余万元，对于该还款任某是认可的，但是该还款与本案并无关系。因为任某与苏某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借款，该40余万元还的是另外一笔借款，并不是本案借款。3、关于江苏矿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我方提供的盖有江苏省矿业工程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的收款凭证，以及前三次开庭江苏矿业公司均认可的邓家庄煤矿是江苏矿业公司承揽的工程的事实，任某有足够理由相信苏某就是江苏矿业邓家庄项目部的负责人。一审原告任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及利息60万元，共计1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山西省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施工期间因资金流转困难，向原告提出借款，在被告苏某出具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苏某的《授权委托书》后，原告同意向二被告借款100万元，被告苏某于2016年3月19日为原告手书借条，并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原告将100万元交付二被告。2018年3月28日与2018年4月18日两次，被告苏某再次确定借款100万元，用途为给自己的工人发工资，利息60万元。工程结束后，原告了解到二被告已与甲方进行了结算，原告即多次提出要求还款，但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法院，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东辉煤焦化集团就山西东辉煤焦化集团邓家庄项目部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山西东辉煤焦化集团邓家庄项目部施工。2016年3月8日，被告苏某以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名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用于山西东辉煤焦化集团邓家庄煤矿施工工程资金流转及支付工人工资，并向原告出具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苏某的《授权委托书》及借款说明。同时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条，在该收条上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2016年3月9日，苏某对该笔借款重新做了承诺，承诺如原告不能做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井下5201措施巷1400米井下工程，原告有权领取该1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2016年3月10日原告任某将100万元交付二被告后，二被告为原告书写收条确认收到该笔借款。2016年12月29日，二被告对原告出借的该100万元借款用途作出说明，其中50万元交纳柳林一矿工资保证金（安监局），另外50万元付工人工资。2018年2月5日，被告苏某重新给原告任某书写借条，确认该笔借款是2016年3月10日的借款。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18日被告苏某两次重新书写借条确认该笔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用途为给工人发工资，利息60万元。2018年4月19日、9月23日被告苏某分两次共偿还原告13万元，后二被告再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与利息。原告于2019年3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2015年12月31日，苏某向任某借款人民币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任某诉称借款100万元给被告苏某、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该笔借款是否与江苏省矿业公司有关。本案被告苏某向原告借款时，被告苏某向原告任某提供了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苏某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告苏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的公章）之后，原告任某在收到被告苏某提供的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后，同意借款给被告，且涉案的借款协议、收条、借款说明、借款承诺上均有被告苏某本人的亲笔签名，也均盖有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的公章，中国农业银行卡明细清单及证明，也佐证该笔债务与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涉案债务为二被告的共同债务，该笔债务应当由二被告共同偿还。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原告诉称的60万元利息是否应予支持。从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2016年3月8日苏某与任某签订协议，苏某把山西省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井下5201措施巷1400米工程以2600元／米价格交给任某施工，任某借给苏某100万元，其中第三条约定不承担利息，协议上面加盖有江苏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苏某2016年3月9日又附注：如本协议不成立，任某有权领取本息30万元、100万元。可以认定该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所附条件即任某对该项目进行施工，苏某不承担借款利息。但任某对该项目并没有进行施工，条件未成就，双方对该笔借款于2016年3月10日、2018年3月28日、4月18日又重新约定利息。2018年2月5日苏某向原告出具借条时，再次确定本息160万元。故原告诉称的60万元利息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利息从2016年3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经审查，该利息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苏某偿还任某借款金额。苏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6年至2018年转账汇总及偿还金额表，证实自己偿还任某借款金额468000元；但任某称上述还款金额并非本案所涉借款本息，并提供了苏某于2015年12月31日向任某借款借条一支，证实苏某向任某借款50万元。结合卷中证据，2018年3月28日和4月18日被告苏某给原告任某重新书写借条，确认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60万元，故2018年3月28日以前苏某的还款金额不能认定为偿还2018年3月28日和2018年4月18日被告苏某重新书写的借条上的本息。2018年4月19日、9月23日的还款金额共计13万元，可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借款100万元的利息。二被告在偿还原告60万元的利息时，应核减被告苏某已经偿还利息13万元。综上，原告任某与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苏某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借条、收条、借款承诺、借款用途说明，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原告任某借款给二被告100万元，二被告收到该款后应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但二被告至今为止，只偿还原告利息13万元，剩余款项未付。故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苏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任某本金100万元，利息60万元（利息是从2016年3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在偿还利息时，应核减已偿还的13万元）。案件受理费19200元，被告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苏某共同负担18030元，原告任某负担1170元。本案二审期间，任某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6年3月8日借款协议，以证明任某与苏某于2016年3月8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任某向苏某提供山西省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井下5201措施巷用资借款壹百万元。2、程龙、马信阳、丁文占、苏某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以证明该四人均在2016年3月8日借款协议上签字认可；3、支付借款说明，以证明任某已向苏某和江苏矿业公司出借100万元借款，其中65万元系通过邮储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向丁文占转账，其余35万元一部分通过现金给付，一部分通过其已经销户的卡转账；4、2016年3月10日、3月12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回单，2016年3月9日、3月12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明细查询单，以证明任某于2016年3月9日、3月10日、3月12日分别向丁文占转账四笔，合计65万元；5、2018年3月28日欠条（载明：欠条，今欠到任某、任青龙工人工资款计：叁拾万元正、300000元正，欠款人：苏某，2018.3.28）以及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苏某于2015年12月31日借任某50万元，后苏某陆续归还任某本金20万元和利息10万元，尚欠本金30万元，由于苏某表示其没钱偿还，而其在潞安集团押有承包工程支付职工工资的保证金，苏某表示可以将任某、任青龙列为其工队职工，并从潞安集团保证金里以工资名义支付其欠任某的30万元借款，于是2015年12月31日的借条就演变成2018年3月28日的欠条。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任某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关于支付借款说明及银行转账：1、支付借款说明系任某的陈述，其中关于35万元的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第1款“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的规定，因没有其它证据予以印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任某于本次二审庭审当中，以及此前历次庭审，均明确表示过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交付，与本次陈述自相矛盾。二者之中必有其中之一是谎言。故任某的陈述可信度很低，真实性更加无法核实。2、对支付借款说明其余部分内容，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转账给丁文占的65万元，丁文占是否已转给苏某，或是否视为苏某收到，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便苏某认可收到该65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6条第4款：“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的规定，人民法院也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因为任某、丁文占、苏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江苏矿业利益的可能性。二、关于身份证复印件。对程龙、马信阳、丁文占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人员未到庭陈述任某获取身份信息的合法性，且亦未提供身份证原件予以核实，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三、关于2O16年3月8日的协议，该协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协议内容当中，项目部既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另，根据江苏矿业提供的(2018)晋01民终2721号民事判诀书，已确认项目部公章不能用于借款。四、关于情况说明、借条及欠条。情况说明是任某的陈述，2015年12月31日的借条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018年3月28日的欠条，虽为原件，因与其它证据和陈述矛盾，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任某在庭审中，多次陈述2016年以后，苏某向其转账的468000元是归还2015年12月31日的借款，亦与该组证据相矛盾。五、综合质证意见：以上证据，结合庭审审理过程，足以证实任某存在以下行为:1、虚假陈述;2、逾期举证;3、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4、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江苏矿业利益的可能性。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9条、第6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1条、第102条，《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3条、第115条之规定，依法对任某上述行为，进行训诫、罚款或拘留;或依法移送，追究其刑事责任。苏某对于任某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支付借款说明及银行转账。上诉人对该说明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转给丁文占的四笔款项即65万元为涉案款项，但并不认可任某所述说的35万元现金支付事项，该部分款项系任某单方面的陈述并没有其它证据予以印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另任某庭审过程中陈述到l00万借款系银行转账支付，与如今所述不符)。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一再强调其与被上诉人的确存在借款事实，但并没有足额收到任某的1O0万借款，苏某是在人身安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给对方出具的20l8年的借条。另，苏某已经偿还任某468000元。二、身份证复印件。关于程龙、马信阳、丁文占等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无法核实真假。三、协议。上诉人留存的协议上并没有加盖江苏矿业的公章，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对借款的利息做出了明确约定即苏某不承担借款利息，并没有做出任何假设条款的约定(没有对不承担利息做任何附加条件的约定)，况且该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约定也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四、情况说明、借条及欠条。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持有严重异议。关于2015年12月3l日的借条及20l8年3月28日的欠条，上诉人不认可，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持有异议，苏某并没有向任某写过这两份借条和欠条，无论从书写口吻上还是书写字体上，苏某本人都不认可是自己所写(手印更不是苏某本人所摁)。苏某严重怀疑对方提供的是伪造的借条(欠条)，强烈建议法院对该组证据进行真假鉴定，如有必要须追究其伪造证据的相关责任。另该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任某与任青龙并非其员工，更没有欠工资这一事实。经二审审理查明，除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外，二审补充查明如下：2013年7月9日，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业井下二采区基建巷道、开延巷道掘进及辅助工程施工分包协议书》。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苏某，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该协议约定“本工程施工所有的垫资由乙方承担”。2014年7月1日，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业井下二采区基建巷道、开延巷道掘进及辅助工程协议书，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承包了此项工程。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明确约定“本工程必须由乙方（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自行施工，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分包”。2015年12月31日，苏某个人向任某借款500000元，借条记载如下：“借条，今借任某人民币计：伍拾万元正，500000元正。借款人：苏某，2015年12月31日”。任某诉称，此借款借条原件已由苏某收回，更换为任某现持有的2018年3月28日的欠条“欠条，今欠到任某、任青龙工人工资款计：叁拾万元正300000元正，欠款人：苏某，2018.3.28”(该事由本案未审查)。2016年3月8日，苏某因工程施工需要遂向任某借款，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内容为：“协议，经甲（苏某）、乙（任光住）双方协商把山西省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井下5201措施巷1400米井巷工程以2660元/米价格（含支小型材料和工具费用，具体详见施工协议）交乙方施工，自愿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静乐县任家村任光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向甲方提供5201措施巷用资借款壹佰万。2、乙方负责叁万元及以下工伤费用。3、甲方不承担借款利息，甲方当月按实际完成工程量以700元/米归还乙方本金，如果本巷道达不到1400米由其他巷道补齐该巷道工程量。甲方负责人签字：苏某；乙方负责人签字：任光住；中间人：李俊让担保；担保：郭某某三人，2016年3月8日。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圆形章）”。借款时苏某向任某提供了苏某身份证复印件（盖有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以及《授权委托书》一份，其内容为：“授权委托书，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于保华系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的苏某为我公司在山西潞安集团、山西东辉煤焦化集团及相关建设工程业务的全权代表（负责人）我均予以承认。特此委托。委托代理人：苏某；性别：男；年龄：53岁；身份证号：×××；电话0516-×××；法定代表人：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章，日期：2013年3月1日”。2016年3月9日，苏某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如本协议工程不成立，乙方有权领取本息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2016年第一次工程款）。苏某.2016年3月9日。”2016年3月10日，苏某出具《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杜家村任某（5201措施巷）借款计：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整。借款人：苏某；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2016.3.10;证明人：某某某.2016年3月19日。”2016年12月28日,苏某出具借款说明,内容为：“附壹佰万借款说明：壹佰万元借款其中伍十万付柳林一矿工资保证金（安监局）；另外伍十万付工人工资（2015年欠工人工资）。说明人：苏某，2016.12.28。担保人某某，加盖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2016.12.29。”2018年2月5日苏某重新出具《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某现金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圆整（1600000元）。借款地点：静乐县杜家村。借款用途：2016年3月支付工人工资。借款人：苏某；借款时间：2016年3月10日。重新打借条时间：2018.2.5；借款人：苏某。”2018年3月28日，苏某再次出具《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到任某人民币计：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整）；借款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借款人：苏某；注明：发放工人工资款，2018年3月28日。（该借条下面的内容）欠工款利润款计：陆拾万元整（6000000元整）；借款人：苏某；2018年4月18日。苏某称其已经向任某还款468000元，分别为2017年3月25日40000元；5月20日50000元；8月6日46000元；8月18日20000元8月28日20000元9月4日30000元11月19日30000元；12月5日30000元；12月16日7000元；2018年1月5日35000元；2月5日30000元4月19日120000元；9月23日10000元。以上还款，其中五笔款项97000元无凭据，另外八笔款项351000元有银行凭证或苏某的收款收据“1、2017年3月25日苏某通过账号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向任某（账号：×××）转账40000元；2、2017年8月6日苏某通过账号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向任某（账号：×××）转账46000元；3、2018年4月19日“今收到苏某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收款人：任某。2018年4月19日”。4、2018年9月23日卡号为********向×××转账10000元。5、2017年5月20日苏彬通过账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任某（账号：×××）转账50000元；6、2017年8月28日苏彬通过账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任某（账号：×××）转账20000元；7、2018年1月5日苏彬通过账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任某（账号：×××）转账35000元；8、2017年11月19日任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收到现金存款30000元”。任某对此468000元辩称“原告与苏某以前存在借贷关系，是对前面借款的偿还，2018年2月5日之前或之后苏某偿还原告的468000元与本案无关，偿还的都是之前的借款，不然的话在2018年2月5日苏某不会重新打借条确认160万元（见一审卷宗110页）”。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3月28日以前苏某的还款金额不能认定为偿还2018年3月28日和2018年4月18日被告苏某重新书写的借条上的本息。2018年4月19日、9月23日的还款金额共计13万元，可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借款100万元的利息。二被告在偿还原告60万元的利息时，应核减被告苏某已经偿还利息13万元。”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以及诉讼请求和答辩，双方之争如下：债务主体（包括印章使用）之争；借贷有无利息之争；还款数额之争。关于债务主体（包括印章使用）之争，经过一审、二审、重审、再二审，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工程项目的真实性、合法的承包主体、承包合同约定不得分包、承包之前的分包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苏某对工程的实际经营管理等事实予以认可。苏某对向任某借款以及借款数额的事实认可；对借款时苏某的身份非自然人身份认可；对在借条、协议上盖有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家庄项目部公章（圆形）认可；对为债权人出示授权委托书认可；对授权委托书上盖有的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印章认可。以上基本事实的存在，为债权人任某出借巨款形成了事实根据。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诉称授权委托书上的公司印章、公司项目部印章是假章，但是，本案中的债权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于借款人提供的借条、借款协议等文件上的印章，并非负有进行备案核对、鉴定审查的法定义务。又且，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前有与苏某独资注册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后有与建设方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中不得分包之约束，继而相应地产生了苏某以上诉人公司邓家庄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的状态。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工程分包给了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抗辩邓家庄项目部与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但是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工程发包后并未与徐州市恒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分包工程协议，其双方的超前合同在本案中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该抗辩不能成立。上述事实与理由使债权人任某对于借款文件上所反映的借款主体形成了合理信赖，故被上诉人任某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合理信赖利益”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编）。故一审法院判决让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苏某共同承担债务主体的义务是适当的。至于苏某是否伪造、变造、冒用上诉人的公司印章或者是越权代理、无权代理等等，以及本案债务共同偿还后最终由哪一方负担等事宜，属于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苏某之间的纠纷，对于本案不产生实质性抗辩的法律后果。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有息借贷之争，虽然双方曾经约定过无利息，但也有付利息之协议，更有支付超过本金数额的明确约定。综合债权人的出借意图、债务人的借款用途以及债务人占用资金的时间长短等基本事实和全部案情，一审判决认定偿还本息160万元是适当的。关于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任某之间的还款数额之争。经审查，经过债权人任某一、二审举证，任某诉称于2015年12月31日借给苏某个人500000元，并且持有2018年3月28日苏某欠任某、任青龙工人工资款300000元的欠条。由此而说明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任某之间还存在着本案1600000元债务以外的借贷等经济纠纷。因此，一审法院按照重打借条的时间为界，之后的抵消本案债务，之前的本案不予审查，该一审认定是适当的。关于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任某之间其它经济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苏某的上诉请求，其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30元，由上诉人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9200元;由上诉人苏某负担180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爱萍审判员 孙建新审判员 梁晓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