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30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可金，男，1990年10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鹏，内蒙古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凤东，男，1973年5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津，喀喇沁旗锦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峰，男，1970年5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国，男，1959年8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不详，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沈可金因与被上诉人季凤东、林峰、林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8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可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棉被买卖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代表十家满族乡**村民）所签，并非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与被上诉人签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9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棉被买卖协议》，协议约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经营的大棚提供棉被，同时约定棉被的规格、价款、运费以及违约责任。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仅以双方的供货单标有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的字样，片面的理解合同真实意思，进而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沈可金代表甲方，被告季凤东代表乙方”即该棉被买卖协议的相对人系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与被上诉人，明显证据不足，歪曲了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协议中从未出现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的字样，不能体现出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与被上诉人存在棉被买卖的合意。从一审法院庭审中出示的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营业执照来看，其经营范围是废棉再生加工，而不是加工、生产、销售棉被，同时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的营业地点为宁城县，而本案中所有棉被均是从元宝山区平庄城区生产，以上事实也能够进一步说明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不可能与被上诉人达成棉被买卖协议。二、被上诉人至今还拖欠上诉人货款119038.8元，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给付刘某的货款属于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认定事实错误。自2017年9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棉被买卖协议后，上诉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现被上诉人还欠上诉人货款119038.8元。本案证人刘某系上诉人雇员，上诉人通过刘某给被上诉人送货，有时也会收取货款，但是自2018年2月以后上诉人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可再向本案证人刘某支付任何货款，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了这一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由证人刘某书写的2018年2月4日-2018年12月17日期间的收据所证明的事实也与证人刘某的当庭证言相悖。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明确表明上述收据是在被告知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了货款后，为被上诉人后补的收据，至于到底有没有支付上述货款并不知情也没有去核实，只是简单的出于本人主观意愿出具的后补收据。同时，在此期间上诉人正在接受刑事处罚，不可能收到上述货款，也未收到上述货款，上诉人也未委托任何人代收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向证人刘某支付了119038.8元货款的事实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还拖欠上诉人货款119038.8元。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2018年2月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许再向证人刘某支付任何货款，被上诉人也获悉了该信息，而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的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刘某并未收到涉案货款，只是被告知上诉人收到了货款后补的收据。其次，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不许向刘某支付货款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需要被上诉人的认可，所以一审法院以上述理由判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季凤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判。2017年9月10日，上诉人沈可金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棉被买卖协议书》，该协议对质量、价款、运费如何承担及货款如何结算等做出具体约定。合同签订后由上诉人派刘某经手供货，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荣盛棉被出库单及刘某供货等实际情况，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某能够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货后将货款交付供货人，符合交易习惯，也符合合同本意。上诉人对2018年2月以前刘某收取货款的行为认可，这就说明在《棉被买卖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刘某能够代表上诉人，所以将货款给付刘某并无不妥。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林峰、林国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沈可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棉被款、棉被附件和运费119038.8元，并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7400元，合计156438.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7日刘某取得宁城县荣盛保温棉被厂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废棉再生加工。原告沈可金代表甲方、被告季凤东代表乙方，双方于2017年9月10日签订了《棉被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季凤东所经营的大棚提供棉被4000延长米，并对棉被的质量、价款、给付方式均做了约定。自2017年9月30日，原告方由刘某经手供货，总价款528038.8元，原、被告对价款均无异议。被告季凤东共给付原告及其妻子孙丽娜、刘某货款528000元（含孙丽娜的10000现金）。2018年，原告告知被告货款不再付给刘某，被告以联系不到原告为由，仍将2018年的货款给付了刘某。现原告以被告季凤东仍欠货款119038.8元未付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通过刘某向被告供货，被告季凤东亦可以通过刘某向原告给付货款。被告已将货款528000元给付原告及其妻子孙丽娜、刘某，原告告知被告2018年的货款不付给刘某，未得到被告的认同，因此，被告付给刘某的货款，属于支付了原告的货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再行给付货款119038.8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应支持。原告沈可金与刘某产生的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可金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除了“原告沈可金代表甲方、被告季凤东代表乙方”及“2018年，原告告知被告货款不再付给刘某”以外，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9月10日，沈可金作为乙方与十家满族乡楼子店村十二组的代表人季凤东签订《棉被买卖合同》，庭审中，季凤东称签订合同系其个人行为，和十家满族乡楼子店村十二组无关。还查明，一、二审诉讼期间，沈可金主张其在2018年4月份通知季凤东不要再向案外人刘某付款，案外人刘某出庭证实其本人持营业执照要求季凤东向其付款。二审诉讼期间，法庭要求沈可金提交通知季凤东不要向刘某付款的录音，沈可金称该录音已经没有了，不能提交。本院认为，沈可金与季凤东签订《棉被买卖合同》，在合同中虽写明季凤东为十家满族乡楼子店村**的代表人，但在庭审中，季凤东称签订合同系其个人行为，和十家满族乡楼子店村十二组无关，故本案的合同主体为沈可金和季凤东。沈可金上诉主张其在2018年4月份通知季凤东停止向案外人刘某付款，故季凤东尚欠其货款119038.8元应当支付，季凤东对此不予认可，称该部分款项已经向案外人刘某支付，不欠沈可金任何款项。季凤东提交了案外人刘某出具的收据，案外人刘某出庭证实了收款事实，故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集中于季凤东支付给案外人刘某的货款是否属于错误履行。从本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案涉棉被均由案外人刘某送货，2018年以前，除了在2017年9月份、10月份向沈可金的妻子孙丽娜转账两笔外，其余款项均由案外人刘某收取。沈可金称自2018年通知季凤东不能再向案外人刘某付款，一审中季凤东称就收款问题沈可金与案外人刘某有争议，均要求其向本人付款，二审中季凤东不认可收到了沈可金的通知，因二审期间，沈可金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不能提交相关的录音证据，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沈可金是否通知了季凤东以及通知的内容等现已均无法查清。在季凤东已经付清了全部货款的情况下，沈可金要求季凤东再向其支付本院不予支持，其与案外人刘某的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沈可金以通知了季凤东为由主张季凤东履行错误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案涉款项已经给付并据此驳回沈可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沈可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0元，由上诉人沈可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国坤审 判 员 张伟波审 判 员 韩尚达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徐少华书 记 员 刘应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