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405民初1997号 原告：李宜环，男，195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 委托代理人：李超，枣庄台儿庄涧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褚夫中，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台儿庄区。 被告曹兴军（曾用名曹成兴），男，1967年4月24日出生，现住枣庄市台儿庄区。 原告李宜环与被告褚夫中、曹兴军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01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宜环及委托代理人李超、被告褚夫中、曹兴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宜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红薯减产损失19200元（计算方式：按照每亩减产3000斤，每斤单元1元，种植6.4亩）；二、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将原告所种现产红薯予以包销并支付购买款19200元（计算方式：按照每亩减产3000斤，每斤单价1元，种植6.4亩，具体数额以实际收获产量为准）三、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以上赔偿损失费及红薯包销款暂定为38400元。事实与理由：二被告合伙从事红薯秧苗销售合作事宜，被告二负责从外地调运红薯秧苗，被告一负责现场销售红薯秧苗。2019年6月，原告从被告一所在的门市店门口分两批购买了20000株红薯秧苗，单株价格为0.2元。购买红薯秧苗时，二被告承诺所售秧苗的品种均为“西瓜红”，亩产六千斤左右，红薯长成后，二被告按照每斤单价1元的标准予以包销。原告共向被告一支付了4000元红薯秧苗购买费，所有费用均现金支付。原告购买上述秧苗后便投入种植，合计种植面积为6.4亩。原告正常施肥浇水。2019年10月10日左右，为检验、查看秧苗长势成果，原告请被告一到红薯种植地现场起拔红薯。 除了个别秧苗单株所结红薯可以达到2斤左右外，大部分连片秧苗单株结果仅在1斤左右。现场拔起了多株秧苗，从所结红薯实际上看，原告才发现所种秧苗的品种出了问题。（秧苗外观上看不出差别）。被告宣称的“西瓜红”品种的红薯总数不超过1500株，其余的红薯均为其他劣质、低劣品种。原告当场质问被告一，被告一现场也认同红薯品种是有问题的。2019年10月13日左右，被告二亦向原告反馈，原告所种红薯秧苗品种有问题，并同意赔偿所有亩产差额损失。后原告就损失及包销事宜再次联系二被告，二被告一直推脱不予处理。2019年10月24日，原告和其他购买二被告所售秧苗的十余家农户共同向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进行投诉，农业局的执法人员现场也向二被告点明了各家农户红薯减产损失系品种出了问题，并责成二被告尽快协调处理。但二被告仍拒不理会。事发后，原告一直抱着积极沟通的态度处理，但截至起诉时止，二被告仍怠于履行赔偿责任，导致原告方的损失赔偿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综上，二被告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依法应向原告赔偿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褚夫中辩称，秧苗是在我家门前销售的，是曹兴军拉来的，我是协助销售，具体品种主推的不是单一的品种，两个品种烟薯25和西瓜红。原告购买的红薯秧苗是20000棵，每棵是0.2元，一共4000元，我是代曹兴军销售的，也是他从外地购买的秧苗，曹兴军是技术员，种的时候也是曹兴军监测的。而我也是受害人，我也购买了曹兴军的红薯秧苗。第二、我给说的不是6000斤，是4000到6000斤。因为地瓜有春夏之分，原告种的是夏地瓜，产量就是4000斤，第三、收购的价格3两以上的是1元，1到3两的是三毛，注明是没有溃烂和虫咬，所以我不承担责任。 被告曹兴军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褚夫中所述也不是事实，原告与我及褚夫中没有签订购买的品种的合同，因我叫褚夫中帮忙推销红薯秧苗的时候讲的很清楚，主推是烟薯25和西瓜红、龙九等品种。且在收获后协助销售，并讲明不准使用农药和化肥，应当做农产品生产记录，而原告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按照要求去种植，也没有直接咨询，擅自在他处购买薯苗，现在我不知道原告地里种的是什么品种是如何种植的等情况，另原告委托台儿庄农村农业局只是测产预留的44.3㎡地瓜，其余的地瓜均已收获不能计算减产损失，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原告在被告褚夫中门市店门口分两批购买了由被告曹兴军从外地进来的红薯秧苗，原告共购买二被告薯苗20000株，每株单价为0.2元，一共支出4000元，当时将4000元交给被告褚夫中，原被告双方未对薯苗品种（西瓜红）产量等签订书面合同，二被告的薯苗没有产地、品质等标识。二被告未能提供销售的薯苗产地品种及品质等标识证明。原告称“购买红薯苗时二被告承诺所售薯苗的品种均为西瓜红，亩产六千斤左右，红薯长成后，二被告按照每斤单价1元的标准予以包销”。二被告对此不认可，且原告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购买薯苗后便投入种植，合计种植面积为6.4亩。后原告发现所种薯苗的品种除1500株系西瓜红外，其他薯苗不是西瓜红品种。2019年冬天原告为了避免损失扩大，分多次刨收红薯销售，共出售红薯7260元，以每斤0.8元到1元不等销售。本院酌定0.9元，原告共计销售红薯8066.7斤。原告剩余44.3㎡的地瓜没有收获外；其余地块地瓜均已收获。2019年12月30日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对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村李宜环多个种植地瓜产地的测产报告认定；测产地块位于米处地瓜地，实测面积44.3㎡（22.15m×2m），地瓜行距1米，株距28.95厘米，现场刨瓜测鲜重，实测商品地瓜产量37.65斤，非商品地瓜25.15斤，两项合计折亩产地瓜945.07斤，其中商品地瓜产量亩产566.59斤，非商品地瓜产量亩产378.48斤，另其对红薯的品种质量因无标识等无法鉴定。 另查，一、2019年台儿庄区统计局统计全区薯类单产496.09亩/公斤【干重折鲜薯2480.45公斤（鲜薯5公斤折1公斤粮食）】，原告种植红薯6.4亩，参照以上标准原告合计产量应为31749.76斤。二、原告未提供种植红薯的用药、田间管理等生产记录情况。二被告也未提供褚夫中系代卖的委托协议等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李宜环与被告褚夫中、曹兴军系产品责任纠纷，原告李宜环作为红薯种植户购买二被告薯苗2万棵，用于种植6.4亩承包地。本案审理重点是二被告销售的薯苗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及与原告地瓜产量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薯苗属于种子的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二被告销售薯苗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并附有标签及使用说明，并对其质量负责。 本案二被告销售薯苗，虽双方对薯苗（西瓜红）的品种未签订合同，但二被告作为销售者应销售标注产地品质等符合规定的薯苗，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薯苗有标注符合标注品质标准等。二、原告对预留的44.3㎡地瓜种植地块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人员测产，实测地瓜产量37.65斤，折合商品地瓜产量亩产566.59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参照台儿庄区薯类粮食单产496.09公斤/亩（折鲜薯2480.45公斤/亩），能够认定原告李宜环所种植的6.4亩承包地地瓜明显减产实际存在。 二被告无证据证明其销售的薯苗符合质量标准，不能排除其销售行为与原告实际减产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在此情况下，综合案件事实，能够认定二被告销售的没有标注产地、品质等的薯苗与原告减产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二被告销售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赔偿原告因此受到损失的主要责任。另原告未提供种植薯苗的田间管理等记录及尽到管理职责的证据，应对此减产负有次要责任40%。原告自认分期销售红薯8066.7斤，在委托测产减产范围内本院予以采纳。本院酌定二被告承担原告减产损失（60%）（2480.45×2×6.4-8066.7-37.65）×0.9×60%＝12768.52元。原告另要求被告承担回收购买红薯款，本院已对减产损失予以处理，故其要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曹兴军对2019年11月5日的证明是否为褚夫中所签，申请鉴定。因褚夫中本人已承认是其本人签名、捺印，故对被告申请鉴定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辩称，被告褚夫中是代理行为等不应承担责任，因其提供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褚夫中、曹兴军（曾用名曹成兴）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宜环红薯减产损失12768.52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60元，由被告褚夫中、曹兴军负担120元，原告李宜环负担6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继文 审 判 员  王海业 人民陪审员  鲁 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