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国银金融中心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9290064R。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陈，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男，汉族，1973年7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显胜，辽宁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煜，女，回族，1973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长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城龙达汽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城市响堂管理区张家村，，住所地海城市响堂管理区张家村1561383478C。法定代表人：穆煜。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租赁公司）因与上诉人梁伟、被上诉人穆煜、被上诉人海城龙达汽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龙达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5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银租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穆煜对梁伟在一审判决第一判项的范围内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上诉案件诉讼费由穆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穆煜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间应为2017月1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根据穆煜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明确约定,穆煜知悉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内容，并愿意为各承租人向国银租赁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的有效期间为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因此，穆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期间应自主合同最后一笔债权届满之日起计算两年，根据各承租人《租金支付表》所确定还款日期显示，最后一期还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故穆煜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2017月1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二、国银租赁公司已在保证期间内向穆煜主张保证责任，并已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司法手段主张权利。国银租赁公司于2018年10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穆煜承担保证责任，因一审法院立案庭特殊规定，在受理国银租赁公司起诉的立案材料后，并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登记立案，而是于2018年10月31日方才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先行调解通知书》，并拖延至2019年4月17日才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从主张权利的角度来看，国银租赁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的时间节点应当以国银租赁公司向法院提交材料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国银租赁公司已于2018年4月27日向穆煜出具书面《催收函》，要求其就各承租人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国银租赁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梁伟辩称，穆煜和海城龙达公司应当作为债务人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梁伟的债务已经转移。梁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对于国银租赁公司主张的到期债务总额34,255.05元及律师费2000元，由海城龙达公司和穆煜承担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诉讼费及二审上诉费由国银租赁公司、穆煜和海城龙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违反公平原则、正常的交易习惯及公序良俗。梁伟通过融资租赁的形式取得了国银租赁公司从海城龙达公司购买的解放货车辽Ｃ×××**/辽Ｃ×××**的承租权，车辆登记在海城市旭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旭峰公司）名下，海城龙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梁伟从2013年7月至2016年的2月，每个月10号之前还款到自己名下银行卡当中，每月国银租赁公司从梁伟银行卡内扣款。后经国银租赁公司与海城旭峰公司和海城龙达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016年3月起至2016年6月，车主的租金一次性趸交，并通过海城旭峰公司转款至海城龙达公司将钱交付给国银租赁公司，该约定国银租赁公司是知情并认可的，否则国银租赁公司也不会等到逾期三年后才起诉梁伟。本案梁伟已经支付了拖欠国银租赁公司的34,255.05元，海城旭峰公司也将梁伟趸交的未到期贷款交付给了海城龙达公司，国银租赁公司并未提出任何质疑，而后海城龙达公司为国银租赁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法人穆煜出具担保函，以上事实有海城旭峰公司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海城龙达公司收款收据、海城龙达公司给国银租赁公司的《还款承诺函》、穆煜给国银租赁公司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为证。因此，国银租赁公司已经认可由海城龙达公司把梁伟交付的贷款按照还款承诺交付给国银租赁公司，实际上认可了债务转移。国银租赁公司在找海城龙达公司索要未果的情况下，又起诉梁伟还款，实际上是违背承诺，让梁伟等车主再拿出一份贷款钱给他，这种做法对梁伟等车主不公平，也不符合债务转移的客观事实。梁伟在二审调查询问时补充事实和理由：案涉融资租赁业务是海城龙达公司找到国银租赁公司开展的，梁伟从未见过国银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案涉合同和相关协议均由海城龙达公司的业务人员拿给梁伟签字，以前梁伟也是通过海城旭峰公司将款项交给海城龙达公司。所以，国银租赁公司和海城龙达公司之间是有相关协议的，还钱给海城龙达公司就相当于还钱给国银租赁公司，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如果国银租赁公司对海城龙达公司收取租金没有授权，更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故梁伟对将租金支付给海城龙达公司没有过失，只是海城龙达公司没有履行承诺将钱交给国银租赁公司，如再让梁伟承担租金支付义务对梁伟不公平。国银租赁公司辩称，一、国银租赁公司和梁伟之间的业务，是国银租赁公司作为出租人，梁伟作为承租人，海城龙达公司作为出卖人缔结的融资租赁合作关系。梁伟作为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国银租赁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二、国银租赁公司从未授权海城龙达公司或其他主体向梁伟收取租金，梁伟主张海城龙达公司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各方当事人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租金支付的方式，在合同专用条款部分，约定授权银行扣款也显示了出租人委托农业银行代扣租金，承租人同意代扣租金及帐户信息，即国银租赁公司已经和梁伟达成一致，对具体租金支付方式有详细约定，是由国银租赁公司直接收取梁伟的租金。四、在一审证据租金支付表中，记载了梁伟36期每一期支付租金的情况，包括扣款成功与否，由此可见梁伟是明确知晓具体的租金收取方式的，即由梁伟直接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因此，梁伟抗辩声称不认可国银租赁公司的存在，以及将租金交付给了第三方，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穆煜、海城龙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国银租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伟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到期债务总额34,255.05元；2.梁伟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公告费及国银租赁公司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共计2706元；3.海城龙达公司、穆煜对梁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国银租赁公司（出租人）与梁伟（承租人）、海城龙达公司（出卖人）共同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出租人同意在符合本合同全部条款的前提下，根据承租人与出卖人商定的条件和要求向出卖人购买车辆，并将所购车辆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合同对融资金额（车辆总价款）、租赁期数作了相关约定（合同编号2013JX00605，租赁物数量1，车辆设备型号CA4250P63K2T3E含挂，租赁金额315,000元,租赁期数36期，放款日2013年6月20日，到期日2016年6月10日）；租赁期限届满后，由承租人留购租赁物，即承租人在付清全部租金及租赁合同项下应付的所有价款，并支付每台车100元的名义价款后，出租人将租赁物以当时的状态转让给承租人。为担保承租人按时足额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及其他款项，由出卖人向出租人交存业务保证金。若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则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立即付清所有未还租金、支付租赁物名义价款与违约金；违约金直接支付至出租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100元×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台数×违约期数；出卖人交存的业务保证金用以抵扣承租人的欠款。海城龙达公司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承诺海城龙达公司于《还款承诺函》中所载日期前，向国银租赁公司结清相应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逾期款项，为本案中各承租人（含梁伟）的融资租赁债务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间为本承诺函最后一笔还款支付到期日（即2018年12月19日）届满往后两年。穆煜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承诺其愿意为各承租人（含梁伟）向国银租赁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的有效期限为担保函签署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国银租赁公司依约履行购车义务，梁伟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违约期数8期、未还租金58,555.05元、产生的违约金800元、名义价款100元；折抵业务保证金25,200后，剩余的债务总额34,255.05元。国银租赁公司还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为此次诉讼产生的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国银租赁公司与梁伟、海城龙达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梁伟未按期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银租赁公司有权主张梁伟偿还尚欠的债务总额34,255.05元。海城龙达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该保证仍在有效期内，故对梁伟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逾期款项，海城龙达公司应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穆煜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因本案融资租赁债务均已到期，且截至立案之日，国银租赁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穆煜主张过担保责任，故穆煜不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梁伟提出的已经将租金支付给海城旭峰公司的答辩，因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国银租赁公司委托海城旭峰公司代为收取租金，故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梁伟并没有完成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的义务，仍然构成违约，若梁伟已经将租金支付给海城旭峰公司，可另案向海城旭峰公司追回。国银租赁公司主张因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梁伟承担，对有相关票据证明，并系合理支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海城龙达公司及穆煜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梁伟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到期债务总额34,255.05元；二、梁伟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元；三、海城龙达公司对梁伟在一审判决第一判项的范围内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国银租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6元已由国银租赁公司预交，因适用普通程序，一审法院全额收取，由梁伟、海城龙达公司及穆煜负担。二审中，梁伟提交以下证据：1.专用收款收据，证明海城龙达公司收到了海城旭峰公司代客户交的还国银租赁公司交的租金。2.《海城市旭峰运输有限公司说明》复印件，证明该公司收到梁伟等客户欠国银租赁公司的租金，之后已经将租金交付给海城龙达公司的事实。3.海城旭峰公司编制的租金支付一览表，证明梁伟已经全部还清了租金。4.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及交易收据两张，证明海城旭峰公司通过公司财务王某转账给海城龙达公司的财务崔某和孟某，转账金额是860,720元，转款用途写明代客户还款；另外两张收据证明海城旭峰公司将另案的189,280元通过抵账的形式还给了海城龙达公司；两笔金额总计为105万元。5.《还款承诺函》，证明海城龙达公司在收到海城旭峰公司代客户所缴纳的租金后向国银租赁公司承诺由其代替客户偿还全部债务，并且对以上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承诺函》中对于梁伟的具体还款时间有明确的约定，国银租赁公司在收到《还款承诺函》后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视为对债务转移事实的认可。国银租赁公司对梁伟提交的证据1至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收据、海城旭峰公司的说明及银行流水均不是和国银租赁公司产生的。海城旭峰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该司并没有权利收取相关的款项，本案中海城旭峰公司是挂靠方，不享有任何的权利义务。承租人与挂靠公司即海城旭峰公司有无业务往来，以及有何种业务关系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还款承诺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还款承诺函》是海城龙达公司就承租人的债务履行承担担保责任的说明函。国银租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国银租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出具的《催收函》及快递邮单，证明该公司向穆煜发出催收函，要求其履行涉案融资租赁业务项下担保责任。2.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的对《先行调解通知书》，证明国银租赁公司就本案于2018年启动诉讼追偿程序并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梁伟对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先行调解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对穆煜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无异议。国银租赁公司和梁伟对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2年10月1日，国银租赁公司（出租人）、梁伟（承租人）、海城龙达公司（出卖人）、海城旭峰公司（挂靠公司）签订了国金租[2013]租字第JX00605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请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期限36个月，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总额为315,000元，利率7.65%并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首期租金63,000元，后期租金每1个月支付一次，共付36次；国银租赁公司委托中国农业银行代扣承租人后期租金，梁伟的扣款账户信息如下：户名梁伟，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城支行，账号62×××17。梁伟在《民事上诉状》中自述：“上诉人从2013年7月到2016年的2月份，每个月十号之前还款到自己名下银行卡中，每月国银公司从上诉人银行卡内扣款”。国银租赁公司二审阶段提交的《催收函》载明，“[穆煜]：根据贵公司项下承租人与贵我两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见下表）及其相关文件……截至2018年4月15日，贵司项下承租人欠付我公司到期应付未付租金为人民币4,217,881.46元，现承租人已构成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严惩违约情形。按照合同规定，贵司应当为承租人向我司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合同号及欠款明细如下……请贵司务必在2018年5月15日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到期应付未付租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217881.46元，否则，我公司将立即采取……”。EMS快递邮单显示，该份快递收件人为穆煜，单位名称“海城龙达汽贸有限责任公司”，内件品名“催收函”，合同号2012JX00560-2014JX00002，寄件日期2018年4月27日，收寄人员“陈某某”。国银租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涉案《起诉状》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7日。2018年10月31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先行调解通知书》，通知国银租赁公司因本案诉讼符合先行调解的条件，法院将安排人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将及时立案进入审判程序。2019年4月1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正式立案受理本案，进入审判程序。本院认为，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被上诉人穆煜和海城龙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梁伟所负债务是否已经转移给海城龙达公司；2.被上诉人穆煜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梁伟主张债务已经转移的理由有二：一是国银租赁公司与海城旭峰公司、海城龙达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016年3月份起至2016年6月份，车主的租金一次性趸交，并通过海城旭峰公司转款至海城龙达公司交付给国银公司。国银租赁公司对三方协商不予确认，并称从未授权任何其他人代收租金。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梁伟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梁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方协商的存在，故，本院不予确认。至于梁伟主张的表见代理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梁伟《民事上诉状》的自述可以看出，梁伟认可2013年7月起至2016年2月，其始终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应付租金还款到其自己名下的托收银行卡，再由国银租赁公司按时扣划，该表述与其在庭审调查中“以前梁伟也是通过海城旭峰公司将款项交给海城龙达公司”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表见代理不能成立。二是海城龙达公司和穆煜分别出具给国银租赁公司的《还款承诺函》、《不可撤销担保函》足以证明梁伟的债务已经转移给海城龙达公司，且国银租赁公司实际认可了债务转移。对此，本院认为，从海城龙达公司的《还款承诺函》内容看，其承诺“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租金偿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我公司连带保证期间为本承诺函最后一笔还款支付到期日届满往后两年”，故该承诺函的性质应为保证担保，并非梁伟主张的债的加入或转移，《不可撤销担保函》的性质也是一样。因此，梁伟主张其债务已经转由海城龙达公司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梁伟提出的已经将租金支付给海城旭峰公司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梁伟在国银租赁公司未授权海城旭峰公司代收租金的情况下将款项支付给海城旭峰公司，不符合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其仍应向国银租赁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及违约责任。梁伟与海城旭峰公司之间的关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穆煜对本案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如下：第一，保证人穆煜向国银租赁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对担保期间有明确约定，表述为“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当债务人未能按主合同的约定按时履行偿还租金义务及其他相关支付义务时，贵司可直接向保证人索偿。保证人应在接到贵司书面通知后的3个银行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债务”。因此，穆煜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期间因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的不同而不同，国银租赁公司关于穆煜的保证期间应从所有主债务人的最后一期还款日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两年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根据国银租赁公司和梁伟确认的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最后还款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对应的穆煜所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为2018年6月10日。第三，国银租赁公司主张曾于2018年4月27日向穆煜邮寄了《催收函》，要求穆煜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然而从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催收函》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份函件虽然抬头是“穆煜”，但内容却是要求穆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海城龙达公司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并非向穆煜主张权利。第四，即便是按照国银租赁公司起诉状的落款时间2018年9月17日开始计算国银租赁公司向穆煜主张权利的时间，也已经超过了约定的穆煜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综上所述，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和梁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12.76元，由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和梁伟各自负担706.38元、706.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茹审判员 付 璐 奇审判员 尚 彦 卿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单静（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