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5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引珍，女，193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水珍，女，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益波，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全，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某3，女，198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上诉人施引珍、王某2为与被上诉人朱水珍、原审被告王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8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引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施引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财产分割协议书》合法有效的事实认定错误。施引珍在该协议上捺手印的真实意思仅为在房屋发生拆迁建房时委托朱水珍代办，并非是将宅基地使用权份额赠送给朱水珍。《财产分割协议书》是朱水珍指派其女王某1以欺诈方式欺骗施引珍捺手印。情理上，施引珍与朱水珍关系并不亲密，在朱水珍与王某2离婚后未再联系，施引珍完全没有情感上的理由将份额无偿赠送给朱水珍。常理上，施引珍接受的是农村传统理念，朱水珍作为王某2的前妻，已非自家人，施引珍更不可能将房屋无偿赠送给朱水珍。二、一审判决将《财产分割协议书》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举证责任由施引珍承担，系适用法律错误。朱水珍在一审中自认协议是其委托律师专门起草的。结合协议内容，虽名为财产分割协议，实为施引珍、王某2、王某3将案涉房屋份额赠与施引珍的赠与协议。施引珍作为七八十岁的老人，目不识丁，应由朱水珍就案涉协议内容已经完全明示告知且施引珍已知晓相应法律后果提供证据证明。三、施引珍明确主张受欺诈而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未依职权主动释明要求施引珍变更或增加诉请，程序不合法。四、证人王某1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程序违法，且其作为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言不足采信，应予排除。五、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登记在册的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其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无法再申请宅基地。因此，《财产分割协议书》对宅基地使用权内部分割的约定违反物权法的规定，应为无效。六、案涉《财产分割协议书》实为无偿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案涉房屋现无人居住，施引珍也未将房屋交付给朱水珍，也未办理变更登记。施引珍主张撤销赠与，则赠与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财产分割协议书》的事实认定错误。协议第一页王某2未签字，也未按捺骑缝，无法确认第一页的真实连贯性。王某2签字时第一页的内容与朱水珍提交的材料不一致。二、《财产分割协议书》名为财产分割，实为无偿赠与，一审认定为转让错误。即使协议有效，王某2也未将房屋交付给朱水珍。王某2主张撤销赠与，则赠与行为不发生效力。三、证人王某1未出庭接受质询，违反法定程序，且其作为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言不足采信，应予排除。针对施引珍、王某2的上诉，朱水珍辩称，第一，施引珍称其受到欺骗，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王某2上诉称协议第一页是伪造的，均无任何证据证明，二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二，二人上诉称《财产分割协议书》是赠与，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协议第一条对于案涉房屋的约定系共有人内部对于共有财产处分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协议第七条已经约定，即使部分人员未签字，协议在已签字的人员间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明确约定了施引珍、王某2就案涉房屋因共有继承取得的份额已经归朱水珍所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王某3述称，本案对其没有多大关系，其不发表意见。施引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分割坐落于海宁市房屋（含住房和生产用房），判令施引珍享有九分之四的份额，并明确该份额包括施引珍与施某共同共有取得的三分之一、施引珍继承取得的十二分之一、施某继承取得的三十六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引珍与王金松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儿子王某2、女儿王海娥、施某（曾用名王林娥）。王某2与朱水珍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3年11月1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二人生育女儿王某3、王某1。1990年8月9日，王金松户申请农村建房，在《海宁市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中载明，家庭在册人员情况为王金松、施引珍、王某2、王林娥、朱水珍、王某3。1990年9月，海宁市人民政府同意王金松户在××镇××村××组××房，住房用地面积为12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0平方米，生产用房用地面积为5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建房申请通过后，王金松户建造案涉房屋，即位于海宁市房屋。2013年11月12日，王某2与朱水珍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协议书第1条约定，坐落于海宁市房屋归朱水珍所有。2015年6月7日，朱水珍（甲方）与王某2（乙方）、施引珍（乙方）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一份，其中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并确认，海宁市房屋及附属设施归甲方所有。2019年12月20日，施某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愿意将案涉房屋上属于她的权利赠与施引珍。2020年1月7日，王海娥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愿意将案涉房屋上属于她的权利赠与王某2。一审法院认为，坐落于海宁市的房屋，系农村自建房屋，建造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之上，建造时在册的户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该房屋共同享有权利，故王金松、施引珍、王某2、施某、朱水珍、王某3对该房屋共同共有。现施引珍之子即王某2与朱水珍已离婚，家庭共有关系发生了改变，家庭共同的基础已丧失，故对施引珍要求分割共有房屋权利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对于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原则上应当予以均分，同时根据家庭成员在取得共有财产时的贡献程度，也可以酌情予以调整。庭审过程中，王某3认可建房时其尚未成年，对案涉房屋建造未出资，故王某3对案涉房屋的权利份额酌情调整为15%，其余5名共有人每人各占17%份额。王金松于1993年死亡，因未有证据证明存在遗赠扶养协议和遗嘱继承的情形，故在王金松死亡时，法定继承开始，案涉房屋17%的份额属于被继承人王金松的遗产，由施引珍、王某2、王海娥、施某共同继承，因相关继承人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财产份额至今尚未进行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由施引珍、王某2、施某、王海娥各继承4.25%份额。其中，王某2因继承取得的份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归夫妻共同共有。依据以上共有及法定继承情况，就案涉房屋，施引珍享有21.25％的份额，朱水珍享有17%的份额，王某2享有17%的份额，王某2与朱水珍共同享有4.25%的份额，施某享有21.25%的份额，王某3享有15%的份额，王海娥享有4.25%的份额。本案中，施引珍与王某2、朱水珍签订财产分割协议、王某2与朱水珍签订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施引珍及王某2就案涉房屋因共有和继承取得的份额，按照约定应归朱水珍所有。其中，施引珍、王某2继承取得的份额虽在协议签订时未进行分割，但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人的继承权在其未明确表示放弃的情况下，自继承开始即享有，在施引珍、王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就继承取得份额与朱水珍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并确认，海宁市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归朱水珍所有”，应视为施引珍、王某2同意将二人在案涉房屋中所有的全部权利概括转让给朱水珍。案件庭审过程中，施某将案涉房屋上属于她的权利赠与给施引珍，王海娥将案涉房屋上属于她的权利赠与给王某2，均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施引珍、王某2接受赠与，赠与合同依法成立。综上，案涉房屋份额划分如下：施引珍占21.25%，朱水珍占59.50%，王某2占4.25%，王某3占15%。对施引珍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对房屋权利的认定，仅及于房屋本身，不得作为施引珍、朱水珍、王某2、王某3要求分家立户及拆迁补偿、安置等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对坐落于海宁市的房屋（含住房和生产用房），施引珍享有21.25%的权利份额，朱水珍享有59.50%的权利份额，王某2享有4.25%的权利份额，王某3享有15%的权利份额；二、驳回施引珍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施引珍负担。二审中，施引珍、王某2提交了2020年7月1日海宁市公安局海昌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一份，证明朱水珍在2013年与王某2离婚后，一直不断打扰王某2的正常工作生活，施引珍签署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合理性。朱水珍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载明的内容是王某2陈述的报警内容。王某3质证认为，不清楚这个事情。本院认证认为，《接处警证明》记载的报警事项发生在一审判决后，不足以证明施引珍、王某2主张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朱水珍、王某3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朱水珍一审中提交了由施引珍、王某2、王某1签字捺印的《财产分割协议书》原件（共2页），第1页虽无当事人签字，但内容及格式与第2页并无明显差别。王某2上诉称朱水珍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不真实，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对于协议书中约定涉案房屋及附属设施归朱水珍所有的内容是否是施引珍的真实意思。协议书由施引珍捺手印，应首先认定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施引珍主张受欺诈而捺印，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施引珍上诉称朱水珍与王某2早已离婚，从情理和常理上看其没有赠与房屋份额给朱水珍的意思。该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施引珍既然清楚二人早已离婚，那么其在签署涉及朱水珍的协议时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草率地在两页纸、内容有七条的协议上签名捺印。同时，协议书上有王某2签名，王某2和朱水珍的女儿王某1称施引珍知道协议内容，且施引珍是在打电话给王某2后才捺印。王某1虽与本案具有一定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也可反映协议书的签订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结合上述认定，施引珍上诉主张受欺诈而捺印，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不予支持。对于协议书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据此，共有人经协商后可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对分割共有物作出约定，分割协议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本案所涉房屋由施引珍、王某2、朱水珍等五人共同共有，施引珍、王某2、朱水珍以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的方式对共有房屋分割时自己份额的处分作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从实际结果上看，有无偿赠与的意思，但该协议仍是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分割的约定，不需交付或登记，并非赠与合同。一审根据上述协议对房屋份额进行认定正确。施引珍、王某2上诉认为《财产分割协议书》实际是赠与合同，仅关注了自己的共有份额在分割时的让渡，忽略了当事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及曾存在婚姻家庭关系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程序。一审法院为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对王某1等人进行了询问，并就询问笔录组织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均未申请王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未通知王某1出庭作证，不违反法定程序。另外，施引珍在一审中对《财产分割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审理认定，施引珍是否提出无效或撤销的诉请，不影响本案处理。施引珍上诉称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向其释明变更或增加诉请，损害其诉讼权利，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施引珍、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60元，由施引珍、王某2各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胡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