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2民撤25号原告：张新苒，女，198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中俄×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阳，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工业局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燕，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文巧，女，195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鹏，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新苒与被告闫阳、苏文巧第三人撤销之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张新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娟、被告闫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燕、被告苏文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新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贵院做出的（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申请人张新苒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闫阳离婚，闫阳以感情未破裂为由不同意离婚。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8116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随即，闫阳伙同其母亲的好朋友苏文巧，在贵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苏文巧以借名买房且不配合过户要求闫阳补偿人民币160万元。闫阳随即同意补偿160万元，并由贵院出具（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认为，该调解书内容与事实不符，是闫阳为了虚构债务，妄图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而进行的虚假诉讼，应予以撤销。原因如下：1、调解书出具时，张新苒与闫阳尚未离婚，此案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苏文巧、闫阳并未通知张新苒参加诉讼，而是背着张新苒达成该调解协议。2、该调解书所涉及的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号院×号楼×层1××6号房屋为原被告婚后共同购买，购买时用了当时原被告结婚时的礼金、原被告各自的存款，并非调解书中的所描述与苏文巧有《借名协议》。3、该调解书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张新苒曾于2017年9月26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闫阳要求离婚。闫阳不同意离婚，后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闫阳并未主张找张新苒修复感情，而是随即到贵院做了调解，在拿到贵院调解书后，闫阳于2018年5月初，起诉张新苒要求离婚。4、在闫阳诉张新苒离婚案件中，闫阳出具证据，证明苏文巧于2016年8月2日给闫阳账户存入90万元，称用于借名买房。但张新苒在法院调取的闫阳2114账户明细中发现，闫阳于2016年9月23日已将该90万元全部转给苏文巧。5、调解书中苏文巧称与闫阳签订《借名协议》不符合常理。首先，涉案房屋为商住房，购买时不限贷不限购，苏文巧没有必要借名购买。其次，如果说苏文巧担心年龄大了不能贷款，其完全可以用子女的名义购买，没有理由冒巨大风险找别人借名。6、该调解书的形成过于顺利，没有任何对抗。苏文巧诉闫阳要求补偿160万元，闫阳同意补偿160万元，这不符合诉讼常理。7、调解书中，闫阳自愿补偿苏文巧160万元完全背离生活常识，虚假诉讼的痕迹过于明显，首先，涉案房屋购买时房屋总价款不到160万元。2017年北京市出台限购政策后，商住房价格由于限购及交易成本增加，价格骤降。根据链家网站上查询到同地址的商住类房屋价格，挂牌价在23000元/平方米。涉案房屋面积约为56平方米，按挂牌价格计算也不到130万元；房屋购买时仅支付90多万首付款，目前尚有十几万的贷款未还清。该贷款在闫阳名下，如要补偿，也应补偿首付款及已支付贷款，闫阳自愿补偿160万元的理由从何而来；如果借名买房是真实的，闫阳在房价大跌的情况下不配合苏文巧过户已是蹊跷。在诉讼中，没有任何对抗，同意补偿160万元获得市值不到130万元，且仍有几十万元贷款的房屋更是不可理喻。综上，闫阳与苏文巧恶意串通，侵害张新苒利益，请求贵院对该案重新审查，并依法撤销该调解书。被告闫阳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苏文巧之间是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所以在主体上原告不适格。之前的诉讼没有侵犯原告的利益，9月23日我方转给苏文巧90万元是我方替朋友吴洋偿还的购房款，2016年8月份，我在通州区东亚尚品台湖小区购买了4套房屋，都是用0214的建行卡进行支付的。2016年8月1日，闫阳0214建行卡的余额是115864.05元。也就是说，在2016年8月1日，闫阳当时的个人存款不足以支付通州购房款，闫阳的购房款来源是苏文巧、段琳瑛、段永志。苏文巧在2016年8月2日以转账的形式支付了我方90万元，又以现金形式借给闫阳90万元，共计180万元。当时，闫阳的朋友吴洋也要在通州买房，吴洋用个人房产做抵押，放款时期是2016年9月1日。即在2016年9月1日前，吴洋是不能购买房屋的，所以吴洋让我方帮忙借款。我方就向苏文巧借款90万元。2016年9月1日，吴洋以个人房产抵押的贷款终于放款了，放款1791000元到案外人王红波的账户，而后又从王红波账户转到我方建行0214账户。2016年9月23日，我方用王洪波转来的贷款，替吴洋还给苏文巧90万元。所以我方在2016年9月23日账户支出的90万元是我方替吴洋还给苏文巧的购房款，而不是我方和苏文巧之间借名买房的购房款。关于房屋总价160万元的问题，现在房价与当时房价有很大差距，我方和苏文巧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闫阳所购通州的4套房的购房款均来自案外人，没有侵害到原告的利益，不存在虚假诉讼。至于苏文巧为何要借用闫阳的名义买房，因为苏文巧年龄较大，贷不了款，且苏文巧的子女均在外地不在北京，用闫阳的名义贷款更加方便。关于原告所述我方在拿到调解书后就离婚，即便我方不起诉离婚，原告也会起诉我方离婚。被告苏文巧辩称：首先，我方认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苏文巧起诉闫阳的案由是合同纠纷，该案审理和出具调解书时，原告和被告闫阳虽为夫妻关系，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原告系苏文巧诉闫阳合同纠纷一案中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我方认为，在苏文巧起诉合同纠纷一案中，张新苒不是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其次，如果法院认为原告是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我方的答辩意见为：苏文巧与闫阳之母段琳瑛是多年朋友关系，在2016年7月，段琳瑛及其哥哥段永志协商在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村甲8号投资购买相应房屋，段琳瑛提出可以用闫阳的名义交一部分购房款，再做一部分抵押贷款投资购买房屋。因此在2016年7月31日，苏文巧和闫阳签订借名买房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苏文巧出资购买涉案1××6号房屋，借用闫阳名义，首付款及所有购房款项、贷款等均由苏文巧支付。涉案房屋其实是开发商自己留用的房屋，只是登记在卢乐福名下。在签订合同时，房价表述是140余万，实际上是160万元，其中的20万元没有手续。从账面反映，涉案房屋的首付是705680元，实际上暗中多交付20万元，实际购房首付款是90多万，剩余70万元做的抵押贷款，每月还款大约7600元。到2017年9月，苏文巧、段琳瑛和段永志发现北京将有限购，希望将房屋出售。但闫阳认为三间房屋还会升值，故不同意出售。苏文巧便与闫阳协商，1××6号房屋归闫阳所有，闫阳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扣除剩余贷款后给我方房款。当时涉案房屋市价是每平米46000元，应当给付160多万元，双方协商给付我方160万元。2017年12月，双方约定闫阳60日内给付苏文巧160万元，并约定如果闫阳在6个月之内将房屋出售，那么不论卖多卖少，我方承诺闫阳不受损失，亏损部分由我方补齐。协议签订后，到2018年1月，闫阳也没给钱，所以苏文巧提起诉讼，诉讼中闫阳表示无论房屋贬值或增值均与我方无关，只是现在暂时没有钱，所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还钱期限。另外，1××6号房屋的购房合同签订时间虽然是2016年12月8日，但这是在建委备案的合同，实际购房时间是2016年8月。在2016年7-8月，涉案小区是不限购的，很多人抢购，当时有个叫吴洋的抢房，需要先给开发商交付一笔钱，于是找到我方问能不能先给吴洋借一部分钱购房。我方在在2016年9月给闫阳90万元现金，用于给吴洋订购房屋。直至2016年9月23日才将90万元还给我方。2016年8月5日，闫阳的账户上有90万元的记录，我方不存在与闫阳恶意串通，协助其转移财产的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闫阳与张新苒结婚及第一次离婚诉讼情况。2015年12月18日，闫阳与张新苒登记结婚。2017年4月，张新苒自双方位于本市朝阳区的住处搬回本市大兴区居住。2017年7月18日，张新苒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闫阳离婚，诉讼过程中闫阳表示其与张新苒的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朝阳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8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新苒的离婚请求。第一次离婚诉讼开庭笔录中，张新苒表示涉案1××6号房屋（商住两用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购买，属于二人的婚后共同财产，要求对包括涉案1××6号房屋在内的财产进行依法分割；闫阳表示1××6号房屋系2016年8月购买，并表示1××6号房屋是苏文巧以其名义购买的，首付款是苏文巧转账至闫阳名下，由闫阳支付给出卖人的，因此1××6号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苏文巧，并非其与张新苒的共同财产。张新苒表示涉案1××6号房屋系其与闫阳出资购买的，首付款中也有其本人的25万余元出资（其中20万元是张新苒的父母给张新苒的结婚的钱，另5万余元系结婚时收到的礼金），张新苒表示其将上述25万余元交给了闫阳，由闫阳锁在家里的保险柜里，购买房屋时闫阳将现金取出存入到闫阳银行账户，后通过银行账户支付的首付款。朝阳法院在离婚诉讼开庭笔录中向双方释明：在双方离婚诉讼有最终结论之前，禁止任何一方擅自处分原告（张新苒）主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如果查清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一方擅自处分，按照擅自隐匿、处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并依法追究妨碍民事诉讼的责任。张新苒于2017年9月向朝阳法院提交的《关于房屋购买情况的说明》中表示：2016年7月，闫阳与我商量说通州胡家垡有不限购的房子，将来出租或自用都可以，与我商量想购买三套房屋（包括涉案1××6号房屋，另外两套房屋为1510号和1526号，闫阳主张1510号房屋系其母亲段琳瑛借用其名义购买的，1526号房屋系其舅舅段永志借用其名义购买）。我考虑到刚刚购买了海南的房子，手头现金不太多，比较犹豫，建议最多购买一两套房屋。闫阳说他有一些其他额外的收入，房屋首付款不贵，极力主张买房，我也就同意了。为了购买房屋，我把自己的积蓄二十多万元加上婚礼期间收取的礼金五万多元都拿出来交给闫阳存入家中的保险箱内，让闫阳去购买通州的三套房屋。由于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另外，购房手续比较繁琐，通州所有房屋的购买手续均由闫阳出面办理。在此过程中，关于户型、房屋位置的选择都是由原被告双方商量的。8月份的时候，闫阳说，已经签完了合同，并告诉我，保险柜中的钱都交首付了。在此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为闫阳亲友“代持”房屋的情况。何况，通州的房屋不限购，也没必要“借名买房”。此外，我与闫阳婚后共同承担家中一切开销，因为闫阳有较多的财务经验和人际关系，对于家庭的财务管理和支出，闫阳具有较大的决定权，我比较信任和尊重闫阳。二、（2018）京0112民初3529号苏文巧起诉闫阳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情况及调解书履行情况。2018年1月，苏文巧以合同纠纷将闫阳起诉至本院，表示因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出台限购政策，苏文巧拟将1××6号房屋出售，但闫阳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经双方协商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6号房屋归闫阳所有，闫阳于2017年11月30日前给付苏文巧补偿款160万元。补充协议签订后，闫阳至今未支付款项，因此起诉要求闫阳支付补偿款160万元及利息。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苏文巧与闫阳达成一致调解协议：闫阳支付苏文巧补偿款160万元，于2019年2月28日执行清。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关于调解书中补偿款160万元数额的由来，闫阳及苏文巧表示当时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约为每建筑平方米4.5万元，因此闫阳与苏文巧商定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4.6万元，扣除剩余银行贷款60余万元而得出的160万元。张新苒称（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达成的方案背离生活常识，虚假诉讼的痕迹过于明显，2017年北京市出台限购政策后，商住房价格由于限购及交易成本增加，导致价格骤降，根据链家网站上查询信息，可以计算出涉案房屋总价按照挂牌价也不到130万元；涉案房屋的首付款70多万元，尚有几十万元的贷款未偿还，如果补偿，也应该补偿首付款及已支付贷款，闫阳自愿补偿160万元的理由从何而来；如果借名买房是真实的，闫阳在房价大跌的情况下不配合苏文巧过户已是蹊跷，在诉讼中，也没有任何对抗不符合常理。2019年1月17日，闫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共计向苏文巧支付160万元款项。三、闫阳与张新苒第二次离婚诉讼情况。2018年7月9日，闫阳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张新苒离婚。张新苒认为涉案1××6号房屋系二人婚后共同财产，并要求依法分割，闫阳表示同意离婚，但同时表示包括涉案1××6号房屋在内的通州区的三套房屋均系他人借用其名义购买，并非其与张新苒的共同财产。张新苒表示闫阳经一个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因此要求分割该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和投资利益所得。闫阳同时表示（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其应当支付给苏文巧的160万元补偿款，性质上属于其与张新苒的共同债务，要求张新苒依法分担。大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闫阳否认其经营小额贷款公司，张新苒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张新苒要求分割闫阳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和投资利益所得的主张不予采信。因张新苒表示对借名买房事宜和相应的诉讼并不知情，且未参与案件审理，不认可系共同债务，故对闫阳主张的上述债务问题不予处理。大兴法院据此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4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闫阳与张新苒离婚；闫阳支付张新苒梅赛德斯奔驰车辆共同还贷部分价款112597.56元；闫阳支付张新苒存款35000元；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和主张。闫阳及张新苒均未对（2018）京0115民初1405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该判决于2018年11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四、涉案1××6号房屋购房合同、产权证办理及贷款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2016年12月8日，闫阳（买受人）与卢乐福（出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坐落为通州区胡家垡村甲×号院×号楼×层1××6（以下简称1××6号房屋），建筑面积50.76平方米。该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该房屋成交价格为1405680元。买受人向交通银行申办抵押贷款，贷款金额为700000元。买受人闫阳处手写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闫阳表示买卖合同上没有写日期，实际购买时间为2016年8月份。2017年涉案1××6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下发，登记的权利人为闫阳，房屋建筑面积50.76平方米。2017年5月27日，闫阳（借款人，抵押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年路支行（贷款人，抵押权人）签订《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合同约定有：借款人所购房屋为商业用房，坐落通州区胡家垡村甲8号院4号楼15层1××6，贷款金额为70万元，贷款期限为120月，借款人选择还款法为等额本息还款法，每月还款额为7558.74元。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7年6月2日，交通银行青年路支行发放贷款70万元，贷款直接发放至出卖人卢乐福账户。关于涉案1××6号房屋的交付使用问题，苏文巧表示2017年7月苏文巧、段琳瑛委托段永志与闫阳办理的通州区三套房屋的入住手续，三套房屋入住时缴纳的费用都是由闫阳和段永志支付的，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苏文巧将房屋手续及钥匙交给闫阳之日起，房屋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闫阳表示其将涉案1××6房屋进行了出租，房屋系由承租人出资进行的装修。苏文巧表示涉案1××6号房屋办理入住时缴纳的费用其已经与段琳瑛结算完毕，但未能提交结算的相关手续。五、1××6号房屋首付款出资及银行贷款偿还情况。1、1××6号房屋首付款出资情况。闫阳称1××6号房屋的购房款系苏文巧支付，并举证提交了苏文巧与其的购房款转账记录及还贷流水。在闫阳账号为×××的建设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尾号为0214的建行账户）流水中显示，2016年8月2日，苏文巧转账90万元给尾号为0124的建行账户。苏文巧称该90万元系购买1××6号房屋的首付款。张新苒对此不予认可，其称根据闫阳尾号为0214的建行账户显示，闫阳于2016年9月23日向苏文巧转账90万元，故此可以证明苏文巧转账给闫阳的90万元并非借名买房的购房款。闫阳则表示苏文巧除转账支付其90万元外，另给其现金90万元，因案外人吴洋需要在通州区购买房屋，但是其用个人房产办理抵押贷款买房的钱还未审批下发，找其帮忙借款，故其向苏文巧借款90万元，吴洋的贷款1791000元于2016年9月1日放款到闫阳的账户，因此，9月23日转给苏文巧的90万元系替吴洋还给苏文巧的钱。苏文巧表示其购房时，很多人抢购房屋，吴洋当时也要购买房屋，2016年9月其给闫阳现金90万元，用于吴洋购买房屋，在同年9月23日，闫阳将该款转给苏文巧。同时，苏文巧还称闫阳尾号为0214的建行账户于2016月8月5日存入的现金90万元就是她借给闫阳的。闫阳表示吴洋系其朋友，其购房时吴洋亦想购房，并提出向其借款90万元用于购房，闫阳便向苏文巧借款90万元，闫阳前往苏文巧家中取的90万元现金，后闫阳和吴洋一同前往建设银行将该笔款项存入到闫阳账户，吴洋支付房款时是刷的闫阳的建设银行卡支付的，吴洋将其房屋抵押贷款后将借款偿还了，闫阳于2016年9月23日将90万元款项支付给苏文巧。本案审理过程中，闫阳提交了吴洋与卢乐福签订的2016年8月5日的建行存款凭条（显示存款人为闫阳，存款金额为90万元）、《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购房款发票、POS机刷快支付凭证、缴款书等吴洋购买1524号房屋的相关购房、付款及贷款等手续，其中POS机刷卡支付记录的时间为2016年8月6日，刷卡金额为755964元，刷卡支付凭证上有闫阳和吴洋两个人的签字确认，贷款合同上显示的贷款金额为70万元，贷款年限为120个月，吴洋签署的支付委托书载明吴洋委托的收款人为王红波，并载明了王红波的收款账户。闫阳尾号为0214的建行账户显示2016年9月1日闫阳收到王红波跨行实时转账的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100万元和79.1万元，并显示2016年9月5日该账户支取现金791000元，并2016年9月23日该账户分两笔共计向苏文巧转款90万元，两笔转款金额分别为50万元和40万元。闫阳表示2016年9月5日的取出的现金791000元交给了吴洋。本案审理过程中，吴洋作为证人到庭作证陈述，2016年起准备购买1524号房屋，向闫阳借款90万元，闫阳帮助其借到了钱（吴洋表示其并不知晓闫阳从何处筹借的款项），其与闫阳一同到闫阳单位附近的建设银行将钱存入到闫阳的账户上，吴洋提出给闫阳出具借条，闫阳说不用写了，因为吴洋的抵押贷款很快就审批下来了，吴洋说要留存一个痕迹，因此就将钱存入到了闫阳的账户上，吴洋表示后来其购买1524号房屋时，闫阳帮其支付了两笔首付款，金额分别为14万余元和75万余元。吴洋表示其将首城国际的房屋抵押贷款180万元，中信信托公司规定贷款要打到王红波的账户上，扣除了贷款手续后的余额179万余元都打给了王红波账户，王红波将179万余元转给了闫阳。闫阳后来将扣除借款90万元后的79万余元通过取现的方式交给了吴洋，吴洋表示因其当时需要用现金，因此闫阳取现后将现金交给了她。吴洋表示其收到闫阳取现的79万余元现金并未给闫阳出具收条。苏文巧表示因其经营生意需要，家中常备大量现金，闫阳向其借款的90万元现金即其存放于家中的备用资金。本院要求苏文巧提供支付给闫阳90万元现金的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苏文巧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苏文巧亦未能对为什么不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闫阳提供借款进行合理解释和说明。2、1××6号房屋银行贷款偿还情况。闫阳表示1××6号房屋的银行贷款系苏文巧支付，苏文巧表示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房屋贷款由其偿还，并举证提交了其向闫阳银行账户按月汇款的记录。苏文巧表示，与闫阳的调解方案是闫阳付款前的贷款均由苏文巧偿还，故帮忙将贷款偿还至2019年1月份。闫阳表示涉案房屋的贷款有两笔是段琳瑛替苏文巧偿还，其余时间短的贷款均为苏文巧偿还。张新苒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称贷款合同是2017年5月签订，我方起诉闫阳离婚的时间为2017年7月，而第一笔房贷还款时间为2017年9月，故即使转账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借名买房的事实，且通过被告述称段琳瑛代为偿还贷款的情况更能证明房屋不是苏文巧购买。六、闫阳主张的借名买房协议签订情况、内容及解除借名买房协议的签订情况、内容。1、借名买房协议签订情况及内容。闫阳表示1××6号房屋系苏文巧借用他的名义购买，并举证提交了2016年7月31日闫阳（甲方）与苏文巧（乙方）签订的《借名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基本事实：1、乙方因故不便以自己名义购买新的住房，现委托甲方以甲方名义购买1××6号房屋。2、甲方接受乙方的委托，以甲方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支付，乙方是实际出资人和服务的实际所有权人。3、基于以上事实，双方特签订本协议，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和具体操作方案，共同遵守。二、购房手续：1、甲方愿意配合乙方办理上述相关购房手续，包括：签订购房协议和中介服务协议在内的相关协议，也包括办理缴纳和支付相关税费手续、申请办理房产证过户等手续。上述手续，视情况由甲方亲自出面办理，或由甲方出具授权委托书给乙方，由乙方具体办理。相关协议的内容所涉及的条件及相关手续办理条件等，由乙方决定。2、乙方以甲方名义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包括但不限于购房款、契税、个人所得税、中介费等一切与购房相关的所有费用支出均由乙方承担。与此房产相关的购房合同、房产证、房款收据、契税凭据等所有付款凭据和证件均由乙方持有和保管。3、因购房需要以甲方名义贷款，甲方同意配合，但乙方应保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如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给甲方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三、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情况。1、该房产登记在甲方名下，但乙方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房产，与该房产有关的装修及其他附属设施均归乙方所有。即乙方享有对该房产绝对的战友、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2、因该房产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物业费、水电费、装修费、维护费等，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因持有该套房产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乙方实际承担。3、乙方有权将该房产出租，甲方应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出租的收益归乙方所有，但因此产生的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四、房屋所有权的处分：该房产的实际处分权归乙方所有，视乙方意愿，甲方配合乙方按以下方式处分该房产：……4、如因政策原因，乙方最终无法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时，甲方同意按该房产的市场价上浮10%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完上述款项后，该房产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解除借名买房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内容。闫阳称其与苏文巧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补充协议》，因北京市房屋限购政策导致苏文巧无法将该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加之房价调控政策日益显效，苏文巧拟将上述房屋出售，闫阳不同意出售该房产，就此苏文巧、闫阳达成协议如下：一、解除苏文巧、闫阳于2016年7月31日所签订的《借名协议》。二、闫阳于本协议签订后六十日内给付苏文巧补偿款160万元（补偿款的计算方式为协议人认可的房屋市场价值扣除相应未偿还的贷款数额）。三、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号院×号楼×层1××**房屋归闫阳所有，苏文巧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将该房屋的钥匙及所有购买材料交由闫阳保管。四、以该房屋抵押的贷款由苏文巧按月偿还至2017年12月，此后由闫阳负责偿还。五、本协议签订后，闫阳随时可以出售该房屋，所得售房款归闫阳所有。如闫阳在未给付苏文巧补偿款的情况下出售该房屋的，所得款项优先给付补偿款。为维护闫阳的相关权益，苏文巧承诺如闫阳在本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出售该房屋时，所得售房款在扣除应偿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后不足160万元的，苏文巧负责向闫阳支付相应款项补齐不足部分。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七、1××6号房屋评估及双方对评估报告的意见。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新苒申请对涉案1××6号房屋在2017年9月30日及2018年3月26日时间点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选定评估机构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宏基公司）。康正宏基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评估报告，其中价值时点为2017年9月30日之时的评估价值总价为1050377元，单价20693元；价值时点为2018年3月26日之时的评估价值总价为1099157元，单价21654元。张新苒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均不持异议，表示评估报告中以2018年3月26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房屋评估价，与（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160万元补偿款及房屋贷款70万元的总额相差一倍之多。苏文巧提起的合同纠纷之诉，系在张新苒起诉离婚被朝阳法院判决驳回、闫阳向大兴法院起诉离婚的两次离婚诉讼期间，很明显是闫阳采取的转移资产、虚构债务的行为。闫阳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评估结论不认可。苏文巧对评估报告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评估结论有悖于生活常理，且补充协议约定了闫阳如果在签约后6个月内出售房屋，对于扣除贷款后低于补偿款的部分由其补齐，并不是张新苒所述闫阳有损失并自认损失。八、双方在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上的诉辩主张及意见。关于苏文巧借闫阳名义买房的原因，闫阳表示当时北京房价上涨幅度较大，本着投资角度考虑，苏文巧有购房需求，因为苏文巧无法办理银行贷款，因此借用闫阳名义购房，在房产证下发后，以闫阳名义办理银行抵押贷款。苏文巧称其与闫阳之母段琳瑛为朋友关系，与段琳瑛之间有经济往来，当时段琳瑛及段永志要借用闫阳名义购房，苏文巧也就参与了借名买房，因苏文巧年龄较大，无法贷款，其子女也不在北京，故借用闫阳的名义贷款买房。苏文巧表示其具备支付房屋全款的能力，但不愿意支付全款，因此借用闫阳名义购房及贷款，但首付款系苏文巧支付给闫阳，由闫阳支付给开发商，银行也是其每月支付至闫阳账户，由闫阳负责偿还给银行。张新苒对闫阳及苏文巧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表示涉案1××6号房屋为张新苒与闫阳婚后共同购买，购房款来自双方结婚时的礼金、各自存款，并非是苏文巧借用闫阳名义购买。张新苒表示闫阳为了投资、在购买涉案小区其中3套房屋的时候就知道买房的事情了，当时闫阳从保险柜拿出90万元现金付首付款，但开发商不收现金，就存入银行卡付款，但去开发商付款时张新苒并没有同去。张新苒还称保险柜中90万元中的20万元是她自己放进去的，因为闫阳也做小额贷款工作，闫阳小额贷款账户每月有5-10万元的收入，购买涉案房屋剩余房款是闫阳做小额贷款的钱。闫阳则称其工作单位为国防科工局，每月工资不到1万元，没有其他收入。苏文巧如果真与闫阳签订有借名买房的协议，该协议也应当有张新苒的签字才能生效，但其对借名买房协议的事情并不知情，由此可以看出借名买房的说法纯属虚构。上述事实，有（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闫闫阳阳银行卡（折）明细单、（2018）京0115民初14050号民事判决书、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张新苒银行卡（折）明细单、公证书、朝阳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借名协议、补充协议、苏文巧银行卡明细单、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前述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一、张新苒是否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主体。涉案1××6号房屋系在闫阳与张新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购房合同的购房人为闫阳，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产权人为闫阳，根据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不动产登记薄效力的情况下，1××6号房屋的权属性质应为闫阳与张新苒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张新苒在2017年7月向朝阳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中，认为涉案1××6号房屋系其与闫阳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要求分割，闫阳在离婚庭审笔录中表示1××6号房屋系苏文巧借用其名义购买，并非其与张新苒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表明闫阳与张新苒就涉案1××6号房屋的产权归属存在争议。2018年1月，苏文巧以其与闫阳就涉案1××6号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提起的诉讼中，苏文巧依据合同关系提起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适格的被告应为闫阳。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张新苒不应作为案件的被告参加诉讼，但根据不动产公示公信原则及张新苒在离婚诉讼中主张涉案1××6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张新苒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应当在张新苒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闫阳与苏文巧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借名买房关系如何处理等予以审查、认定和处理，苏文巧与闫阳的合同纠纷诉讼中并未通知或追加张新苒参加诉讼，造成张新苒未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不能归责于张新苒，因此张新苒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本案中张新苒申请撤销（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的理由有两个：一、苏文巧与闫阳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二、（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中闫阳同意支付的补偿款数额严重背离涉案1××6号房屋的市值。1、闫阳与苏文巧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虽然本案中闫阳提交了2016年7月其与苏文巧签订的《借名协议》，以证明其与苏文巧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但该借名协议并不能证明苏文巧与闫阳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认定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需要根据是否有合理的借名买房的理由及解释、房款的支付情况及银行贷款的偿还情况、房屋入住手续的办理及收房后房屋的掌控情况、购房手续的保管情况、产权证的持有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本案中关于苏文巧借闫阳名义买房的原因，苏文巧与闫阳解释为苏文巧年龄较大无法办理贷款，借闫阳名义购房系为了贷款方式购房，苏文巧与段琳瑛系朋友关系，存在经济往来，苏文巧表示其有一次性支付房款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苏文巧为了借用闫阳名义贷款购房的理由有违常理。关于涉案1××6号房屋的首付款支付问题。苏文巧虽然在2016年8月2日转账给闫阳90万元款项，但苏文巧并未能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及用途为支付涉案1××6号房屋的首付款，且闫阳于2016年9月23日又转给苏文巧90万元，因此无法认定苏文巧支付首付款的事实。苏文巧与闫阳同时表示案外人吴洋向苏文巧借款90万元购房，苏文巧将90万元现金交给闫阳，用于吴洋购买房屋，后吴洋将房屋抵押贷款的170余万元款项放款至闫阳账户，闫阳于9月5日取出现金791000元交给吴洋，并于9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苏文巧90万元，并表示该90万元系吴洋偿还苏文巧的90万元借款。本院认为，苏文巧于2016年8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闫阳转款90万元，2016月8月5日闫阳的建行账户内存入现金90万元，存款凭条上显示的存款人为闫阳，并非苏文巧，上述两笔款项的发生时间仅相隔3天，相隔3天的两笔款项如果均系闫阳向苏文巧的借款，苏文巧提供借款的方式截然不同的做法明显与常理相悖，苏文巧未能举证证明其90万元现金的来源，且90万元的大额资金采用现金方式交易也不符合通常的交易惯例，因此对2016年8月5日闫阳存入的90万元系向苏文巧处所借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再者，吴洋与闫阳均表示吴洋购买1524号房屋向闫阳借款90万元，但因闫阳已经购买多套房屋，闫阳已经无出借能力，在此情况下闫阳仍答应帮忙吴洋借款的做法有违常理，如果2016年8月5日存入的90万元现金系闫阳帮助吴洋的购房借款，后续的正常交易流程为：将该笔款项应存入到吴洋的账户，由吴洋向闫阳出具借据，在吴洋购房时以吴洋的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吴洋的抵押贷款审批发放后也应当是将90万元支付至闫阳账户还款，而并非是将179万余元贷款均支付至闫阳账户，扣除借款的791000元款项应当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吴洋，但闫阳和吴洋所述的交易过程明显与上述交易惯例相悖。闫阳与苏文巧所述借款90万元现金用于吴洋购房及交易流程、闫阳与吴洋所述吴洋向闫阳借款90万元购房及流程、吴洋向闫阳偿还借款的交易流程等，与交易惯例及习惯明显不符，有违常理，故对闫阳、苏文巧所述2016年8月5日存入的90万元系闫阳从苏文巧借款用于吴洋购买1524号房屋、2016年9月23日转账给苏文巧的90万元款项系偿还借款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确认。关于银行贷款的偿还问题。虽然苏文巧于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与闫阳之间存在资金往来，苏文巧向闫阳的偿还银行贷款账户内汇入款项，但应当注意到涉案房屋的银行贷款的前几期银行贷款系由段琳瑛支付至闫阳账户，闫阳表示该几笔贷款系段琳瑛替苏文巧偿还的，因段琳瑛与苏文巧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单从段琳瑛与闫阳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难以认定段琳瑛替苏文巧偿还银行贷款的事实；再者，单从苏文巧自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亦不能证明苏文巧与闫阳之间存在借名买房、苏文巧支付房屋银行贷款的事实。涉案1××6号房屋的入住手续系由闫阳办理，闫阳办理入住手续后即将房屋对外出租，租金亦由闫阳收取，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贷款合同及相关购房手续及房屋所有权证书等均由闫阳持有，上述种种事实相结合，难以得出闫阳与苏文巧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的结论。闫阳提交的其与苏文巧签订的借名买房协议及解除借名买房协议均无张新苒签字，张新苒对此并不知情，且闫阳提交的解除借名买房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系张新苒与闫阳在朝阳法院第一次离婚诉讼期间（第一次离婚诉讼起诉时间为2017年7月，判决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在张新苒明确表示1××6号房屋系其与闫阳的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朝阳法院在开庭过程中向双方释明不得擅自处分张新苒主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否则按照妨碍民事诉讼予以处理，闫阳在此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次离婚诉讼过程中与苏文巧达成解除借名买房协议的行为，涉嫌构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侵害了张新苒的合法权益。2、（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中闫阳是否存在虚增债务的问题。闫阳与苏文巧在达成解除借名买房协议中约定解除借名买房协议，闫阳支付苏文巧补偿款160万元（协议人认可的房屋市场价值扣除相应未偿还的贷款数额），根据评估报告关于房屋价值的评估结论及房屋剩余银行贷款等事实可以认定，当时涉案房屋市场价值扣除剩余银行贷款的房屋净值为40万元左右。协议人认可的房屋市场价值远远高于涉案房屋当时的市场价值，（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闫阳支付给苏文巧的补偿款数额为160万元，而闫阳在与张新苒的离婚诉讼中认为该笔补偿款系共同债务，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借名买房的解除及解除的后果如何处理，系夫妻共同生活中的重大事务，需要夫妻双方协商确定，闫阳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期间擅自与苏文巧签订解除借名买房协议、自认虚高的补偿款数额，并在第二次离婚诉讼中表示该笔补偿款系其与张新苒的共同债务、要求张新苒予以分担，闫阳的上述虚增共同债务的行为，侵害了张新苒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中闫阳与苏文巧之间借名买房关系难以成立，建立在闫阳与苏文巧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闫阳与苏文巧协商一致解除借名买房关系有效基础上作出的（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侵犯了张新苒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529号民事调解书。评估费10374元，由被告闫阳、苏文巧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闫阳、苏文巧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新东人民陪审员  王晓伟人民陪审员  张万良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李亚欣书 记 员  马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