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2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负责人：敖丽雅。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银莹，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华，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玲，女，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524。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兰，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梓彤，女，200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54X。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兰，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鉴（鑑）康，男，200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Y******（6）。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兰，系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1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推断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已知晓被保险人郑创均既往病史，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错误判决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解除案涉保险合同不合法，要求其承担75万元保险金责任，严重损害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权益。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错误判断《入院记录》作出的时间。《入院记录》医生签名的最后时间是在2016年8月4日，不能认定2016年7月27日《入院记录》已经作出。退一步讲，即使医院已登记患者既往病史，也没有证据证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2016年7月27日收到《入院记录》或已经知晓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入院记录》加盖有“病历复印专用章”，根据医院的病历复印须知，该印章至少要在患者出院后一周才能加盖。2.错误预设刘少玲等人不会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隐瞒郑创均的既往病史。报险和如实告知是两回事，报险不一定会如实告知。3.错误推断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知晓被保险人既往病史的时间。根据理赔申请书记载，刘少玲等人于2016年9月18日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并提交病历资料，故2016年9月18日才是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知晓被保险人既往病史的最早时间。而2016年7月27日被保险人仍在住院，病历资料需出院后方可打印，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当天走访时并未受到病历资料或是入院记录。（二）一审判决存在其他推断性错误。1.一审判决推定在制作相关投保文件时，除按规定必须由投保人填写的内容，其他部分一般由业务员代劳，该推断缺乏事实证据，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投保单文件中的内容是由业务员代为填写。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应当认定投保文件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均是刘少玲的真实意思。银行代理保险投保书、调查询问笔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等充分证明保险公司已对刘少玲、郑创均进行健康询问，尤其是在一审庭审时，刘少玲明确表示代理人有提醒其看询问事项。二、本案事实。（一）被保险人身患乙肝小三阳史10余年，投保时没有按要求如实告知。填写投保单时，投保人在是否有“肝炎、肝炎病毒携带”的健康询问时勾选“无”，但在申请理赔的病历资料却显示在投保时即患有乙肝疾病。刘少玲未如实告知郑创均疾病史的行为严重影响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承保决定，违背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二）投保时，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已就“肝炎、肝炎病毒携带”情况按要求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进行询问。第一，《银行代理保险投保书》第一页投保栏须知、第二页“告知询问”模块“G2部分”红色字体、刘少玲及郑创均在《声明及授权书》末端签字确认等，足以证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已履行询问义务。第二，《银行代理保险投保书》的逻辑结构和字体颜色表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对健康询问作出特别提示，包括已书面列明询问事项、在询问事项前有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红色字体提示投保人回答询问告知事项，而代理人又曾再次提醒投保人阅读询问事项。第三，《调查询问笔录》中，郑创均称：“所有投保资料都是我和我老婆亲笔签名，当时销售人员也有对我健康询问，我对既往身体状况均表示健康、无问题。”也表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曾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行健康询问，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患有乙肝小三阳多年的事实。三、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知悉被保险人既往病史后30天内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符合法律规定。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2016年9月18日收到刘少玲等的理赔申请后，才知悉被保险人既往患有病史的事实，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2016年9月23日作出理赔决定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答辩称：一、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解除权消灭，理由如下：1.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根据《理赔申请书》的落款日期，证明刘少玲、郑创均在2016年9月18日才提出理赔申请，并主张此时才知道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与事实不符，也符合正常逻辑。第一，该申请书的落款日期并非刘少玲、郑创均填写；第二，在有CT报告、初步诊断结果显示被保险人患有肝恶性肿瘤时，刘少玲即报案，而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主张的理赔申请时间与报案时间（2016年7月23日）相隔接近两个月，与出院时间（2016年8月4日）相隔一个多月，在刘少玲急需保险费用于治疗的情况下，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主张完全不符合事实与正常逻辑。2016年9月18日是被保险人处于病重之时，此时签署《理赔申请书》基本不可能。2.被保险人于2016年7月22日入院，于当日初步诊断为“肝恶性肿瘤”，2016年7月23日CT结果出来后，刘少玲即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报案称被保险人被诊断为肝癌。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接到报案后2016年7月27日走访调查并由被保险人在《调查询问笔录》及《理赔申请书》上签名，由刘少玲填写《理赔申请书》中的出现情况，且在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要求下，刘少玲、郑创均于2016年7月27日开设保险费领款账户。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走访调查当日，理赔材料即填写完毕，进入理赔程序。3.刘少玲报案已由材料显示被保险人诊断为“肝恶性肿瘤”，《理赔申请书》中的出险情况也写明2016年7月22日被诊断为肝癌，作为被保险人的配偶，在被保险人患有重病急需医疗费治疗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隐瞒其既往病史。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2016年7月27日走访调查时也会向医院调取相应的病历资料，故此时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应当知晓被保险人的诊断情况、既往病史，一审判决认定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解除权从2016年7月27日起算至2016年8月26日消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被保险人、刘少玲均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第一，作为普通人，被保险人、刘少玲在投保过程如此短的时间内，即便认真阅读案涉投保单，也难以充分辨识投保单上几百种疾病并逐一告知银行代理销售人员及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何况案涉保险合同签署过程均由银行工作人员操作，甚至投保单的内容都非何少玲和郑创均填写，何少玲和郑创均只负责签名、缴纳保费。银行工作人员当时只概括性询问“有无过往病史”，其他身体健康问题并无询问，保险公司人员电话回访时也无询问健康问题，郑创均、刘少玲难以知道应该将哪些问题告知银行代理销售人员及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保险人的询问义务先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保险人没有询问的情况下，投保人没有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此，在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履行逐项疾病询问义务的情况下，无权以刘少玲、郑创均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并判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支付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保险金69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法由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保险人郑创均的直系亲属为父亲郑桂堂（于2001已故）、母亲何爱珍、妻子刘少玲、女儿郑梓彤、儿子郑鉴康。何爱珍于2019年11月8日《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其自愿放弃对郑创均全部遗产的继承权。2014年刘少玲作为投保人以郑创均作为被保险人在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投保了阳光人寿阳光康瑞年金保险、阳光人寿附加阳光康瑞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750000元，每年保险费为30000元，身故受益人未指定，保险单号为802**********228。该保险单适用的《阳光人寿附加阳光康瑞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2.5条保险责任第2.5.3条重大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一年后，经我们认可的医院专科医生确诊首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第3.3条重大疾病的范围包括恶性肿瘤；第7.1条明确说明于如实告知“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附加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第7.2条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前条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本附加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016年7月22日，郑创均因病入院。入院记录显示：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有乙肝小三阳史10余年”；辅助检查为2016年7月22日门诊B超示肝右叶实质性占位病变，考虑HCC可能；最后诊断为肝恶性肿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刘少玲主张郑创均入院即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报案，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莫荣康于2016年7月27日到医院走访。调查询问笔录显示：受访者为郑创均，询问人为莫荣康，走访时间为2016年7月27日；郑创均对出险情况陈述为2016年6月初因出险肩周部位酸痛而到附近私人医馆进行调理，2016年7月22日首次到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检查，就发现这个病，既往身体状况良好，最近3、4年都没有做过任何身体检查，以前在医院门诊体检过几次，各项指标一切正常，案涉保单是刘少玲为其投保，所有投保资料都是其与刘少玲亲笔签名，当时销售人员有对其进行健康询问，其表示既往身体状况健康、无问题。2016年10月14日郑创均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是“肝癌、肺转移”。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做出理赔决定书，决定解除案涉保险合同并退还保险费60000元且不给付保险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辩称刘少玲与郑创均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是2019年9月18日才申请理赔，并提交银行代理保险投保书和理赔申请书佐证。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确认投保书中的签名是刘少玲和郑创均本人签名。刘少玲称理赔申请书是在2016年7月左右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人员走访时写的，郑创均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是落款日期并不是刘少玲和郑创均所写，当时刘少玲将郑创均的诊断结果以及入院记录给了莫荣康。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均确认案涉人身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案涉保险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解除案涉保险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从社会生活常识可知，保险业务员在开展保险业务时为促成交易，通常积极主动，服务意识强烈，而保险公司的文件繁多，在制作相关投保文件时，除按规定必须由投保人填写的内容，其他部分一般由业务员代劳，这种操作惯例要求业务员必须具备较强的职业操守。虽然入院记录既往史中显示郑创均“有乙肝小三阳史10余年”即最后诊断中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但是通过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出具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银行代理保险投保书可知，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刘少玲、郑创均就案涉投保书的询问事项一一询问，仅笼统的询问被保险人郑创均健康状况，郑创均做出表示健康、无问题的回答，与入院记录的既往史记载“既往体健”是相符的。由此可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并未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代理人提出的询问。其次，即使郑创均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代理人其为肝炎病毒携带者，但是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并非就必然具有解除案涉合同权利。结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和庭审辩论意见，郑创均于2016年7月22日入院，2016年7月25日入院记录已详细记录了其病史情况；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是专业的保险机构，其于2016年7月27日委派工作人员上门就中案涉出险进行调查，而此时入院记录已经做出，故刘少玲既然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报险其无需要隐瞒相关记录，一审法院对刘少玲的陈述予以采信，推断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已知晓郑创均的既往病史。因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就案涉保险合同的解除权超过30日即在2016年8月26日前未行使，于2016年8月27日消灭。综上所述，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解除案涉保险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法律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该行为无效。郑创均在案涉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保险事故，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750000元，扣除其已退回的60000元，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应当向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支付保险金69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单号：802**********228）的行为无效；二、限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支付保险金69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5350元（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已预交），由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负担5350元。二审期间，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医院病历复印须知》，拟证明住院病历资料需出院后方可复印，而加盖“病历复印专用章”的病历资料最快也只能在出院第一天才能复印并加盖专用章。因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2016年7月27日不可能拿到入院记录；第二组：《医院官网截图》，拟证明东莞市*****医院即是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三组：《病历资料》一套，拟证明住院首页，最下方有质控日期为2016年8月4号，病案首页说明这份病历直到8月4日才到病历资料的初查，在此之前无法查询，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在此之前不可能知道被保险人的入院记录。只有8月4号之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才可以知道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的情况。刘少玲、郑梓彤、郑鉴（鑑）康质证称：对于第一、二组证据的三性不确认，根据刘少玲所述，刘少玲报案后，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安排工作人员调查，调查时即可调取被保险人的病历档案，此时被保险人已经签好了理赔申请书，案涉保险合同已经进入理赔程序。后在被保险人出院（2016.8.4）时刘少玲将医院出具材料（包括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以及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原件均交给保险公司，故即便保险公司在走访时未知悉被保险人的病情、既往病史，其最晚在2016年8月4日应当知悉被保险人的确诊病情及既往病史。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确认，但质证意见同上上述两组证据。经过法庭调查和阅卷，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郑鉴（鑑）康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前三款的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以投保人刘少玲及被保险人郑创均在投保时隐瞒肝病既往病史为由，于2016年9月23日解除保险合同，姑且不论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但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业已超过30日的法定期限，理由如下：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郑创均于2016年7月22日入院，医院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入院记录已经清楚载明郑创均有乙肝小三阳史10余年的既往病史，在辅助B超检查亦显示肝右叶实质性占位病变，考虑HCC可能，该日最后诊断为肝恶性肿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随后，投保人刘少玲即向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报案，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6年7月27日到医院走访，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询问郑创均出险过程及就诊经过时，郑创均已明确陈述在2016年7月22日到医院检查就发现患病，还提及要以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检查报告为准。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和理性保险人，在得知被保险人出险且已经实际到医院进行走访调查的情况下，其有条件也理应向医院调查核实有关被保险人的入院、诊断及病情情况，而此时入院记录及诊断结果已经作出，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实际就已经知晓郑创均的既往病史。因此，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当自2016年7月27日起算，超过30日即消灭。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行使合同解除权超过法定期限，该解除合同的行为应属无效，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据此抗辩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阳光寿险东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对此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00元（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已预交），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