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5011号原告：郑国勇，男，汉族，1982年3月1日，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铸韵，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城，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北郊夏茅。法定代表人：陆墨毅LuisFernandoMolina。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宇，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百川，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郑国勇与被告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的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国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铸韵，被告奥的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宇、陈百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国勇的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5553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费351509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在职期间未休年假工资报酬349362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下半年工地运营奖金38904元。案件事实一、入职时间：2006年7月3日。二、工作岗位：郑国勇先后任调试员、安装监督，离职前任安装经理。三、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当事人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为2014年8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四、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郑国勇的工资由基本工资+补贴+奖金等项目构成，奥的斯公司每月25日左右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郑国勇的工资，并提供有工资清单。五、解除劳动关系情况：2018年12月14日，奥的斯公司向郑国勇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郑国勇任职期间存在伪造文件行为，严重违法了公司规章制度，根据中奥集团员工纪律处分规定等相关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自2018年12月14日解除劳动合同。郑国勇工作至2018年12月14日离职，之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六、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郑国勇的主张及依据：郑国勇不存在伪造文件。第一，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国勇存在伪造文件行为，虽然被告提交了一份账户变更预留印鉴申请，但是该文件没有原件。按照公司在仲裁时的陈述，其称已将该文件销毁，如此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如果伪造文件行为性质严重恶劣，那么公司应当保存下来甚至报警。第二，当时是郑国勇的助理罗亿兼办财务工作。至于兼办财务工作，也是南宁分公司的一种比较奇怪的制度要求。因为郑国勇这边一直都是从事安装的，业务从来不涉及财务工作。当时罗亿是在郑国勇与其他项目经理开会的时候拿着一堆材料过来询问材料形式是否有缺漏？郑国勇只是匆忙的看了一眼，发现少了财务总监黎艳屏的名字，所以补充写上，公司中老员工都是知道，黎艳屏她的签名一直都是用英文名Doris来签的。因此如果郑国勇有意要冒签黎艳屏的名字，绝对不会用中文，也不会在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四五个项目经理的面来签。第三，郑国勇也没有伪造这份文件的动机，正如上所述，郑国勇是安装经理，负责安装工作，从不涉猎财务工作，是因为罗亿当时被公司无理要求负责财务工作，而罗亿又是郑国勇招聘回来的安装助理，所以罗亿才找到郑国勇。因此整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巧合，偶然因素居多，而且郑国勇冒签黎艳屏的签名也毫无利益可言，并不是说郑国勇冒签以后能拿到钱，而只是变更印鉴而已，而且该印鉴变更也并不是变成黎艳屏一个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还有连杰明、张根朝等人的签名，所以郑国勇认为这个签名根本没有实际用处。最后如果郑国勇要伪造一份财务文件，也不可能动用一个刚进公司没多久的小年轻，也就是罗亿。第四，刘茵当时入职被告公司差不多15年。除了负责本次印鉴变更以外，当时作为销售经理，平时一直有跟黎艳屏对接销售合同的签订，因此不可能不知道黎艳屏的签名是Doris，也就是说如果郑国勇所谓的伪造文件事实是客观真实的，那么在事发后，刘茵本人没有受到任何责罚，是完全说不通的。综上所述，我方只是偶然在开会过程中在一堆草稿文件上手写黎艳屏的名字，根本没有伪造文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支付郑国勇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被告奥的斯公司的抗辩及理由：郑国勇的陈述是不符合常理的，更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首先，关于原件的问题，在2018年9月4日公司的调查人员向郑国勇核实账户变更预留印章申请的时候就已经将相应的文本复印件出示给原告，并且和原告确认了上述账户变更预留印鉴申请的内容当中的“黎艳屏”的签名就是他本人冒签的，上诉的材料能够与笔录以及刘茵的陈述相互印证。虽然申请因为不清楚的原因被销毁，但是并不能够否认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第二，关于郑国勇主张黎艳屏在银行预留的签名是英文名Doris这个陈述十分荒谬，而且极不符合常理。因为银行预留印鉴是公司对外付款的凭证之一，那么凭证就必须设置符合能够确认身份印证，这样的流程才能保证安全性。我们所在的国家是使用中文名称，是与公民的身份证相互确认的。因此在银行的流程当中，不可能预留一个英文的签名用以对外付款。况且对于这一事实主张，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郑国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明知道自己并非黎艳屏却在申请上签署黎艳屏的签名，显然属于伪造文件。其作为经常进行业务对接的人员不可能不区分草稿以及正式文件的区别。况且如果是草稿的话，完全可以在一张空白的纸张当中签名或者告知罗亿相关的情况，根本无需在正式的文件上假冒签名。因此，郑国勇的抗辩是不成立的。第四，郑国勇的动机，由于银行预留的印鉴是公司对外付款的重要依据。一旦印鉴变更成功，就意味着郑国勇日后只要仿冒黎艳屏的签名就可以由银行从公司的账户当中划扣对应的款项，就意味着郑国勇对外支付费用的时候，不需要再经过公司财务人员的审核，上述为郑国勇伪造文件的动机。第五，郑国勇在一审阶段的陈述与仲裁阶段的陈述有较大出入，显然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包括在仲裁阶段（仲裁庭审笔录第9页最后一段）中的质证意见与在本庭当中的陈述不完全一致，郑国勇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也可以反映他在工作当中冒签的可能性。最后，如果郑国勇认为仅仅是在草稿上签名的话，肯定会向公司提出申诉，以及快速的提起劳动仲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本案当中奥的斯公司是2018年12月14号解除劳动合同，但郑国勇在此期间没有向公司提出任何的异议，并且迟于在2019年12月9号才提起劳动仲裁。可见其对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是清楚知悉并且认可的。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本院认为：首先，郑国勇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自己并非财务总监，却在账户变更预留印鉴申请上签署财务总监黎艳屏的姓名，应明白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该行为应认定为假冒签名，郑国勇在仲裁时抗辩的理由与本案诉讼时抗辩的理由不同且理由过于牵强，本院不予采信；在中国，公民在国内的正式文件应签署中文，郑国勇抗辩黎艳屏的签名为Doris，并主张其签署的仅是草稿，与其在2018年9月4日调查询问笔录上时陈述的“没有跟Doris沟通过，也没跟连总讲过，反正银行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再寄给Doris，让罗亿去试试”相矛盾，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应遵守中奥集团及公司的规章制度，经郑国勇签名的《培训签到表》也记载其曾参加过纪律处分条例的培训，奥的斯公司依据该规章制度进行用工管理；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应诚实守信、遵章守纪，郑国勇在财务文件上假冒财务总监的签名，不管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该行为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隐患，属于严重违法劳动纪律，奥的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郑国勇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2012年5月6日至2018年9月10日的加班费问题。原告郑国勇的主张及依据：因为我从事安装业务，我是长期处在外派跟加班的一个状态，过去我因为公司上班，没办法到劳动仲裁这些相关的机构去提起我申诉，例如说2018年4月到6月这两个月的空窗期安装助理的业务一直由我在扛着，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长期的2人的工作分量的一个叠加。我是通过大邮件的方式通过系统来打的，超出工作的正常时间范围，我就把邮件打出来，根据邮件时间核算加班时间。被告奥的斯公司的答辩及理由：关于支付2012年5月6日到2018年8月10日的加班费351509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郑国勇不存在加班的情况，其无权请求加班工资；（二）从加班的举证责任上来看，郑国勇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况。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了郑国勇存在加班的事实。（三）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本案中郑国勇的工资金额及支付方式，属于用人单位工资分配自主权范畴，合法有效。郑国勇每月领取工资后从来未对加班费等项目提出异议，说明郑国勇已了解工资发放标准和形式并可以认定郑国勇对此进行了实际认可，应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劳动者每月工资进行了实际约定，即发放的工资总额包括了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根据折算，只要郑国勇每月工资总收入除以总工作时间，其工时收入标准高于用工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即符合工资支付基准的规定，不须再向郑国勇支付加班费。郑国勇的工资经过折算后，其工时收入必然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四）加班费的请求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郑国勇在2019年12月9日才提起诉讼要求支付2012年5月6日到2018年9月10日的加班工资，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郑国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加班的事实；劳动合同约定，郑国勇为安装监督及调试员，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补贴+奖金，2006年7月入职以来，未有证据显示郑国勇对工资的发放提出过异议，视为双方长期以来形成了工资支付惯例，且郑国勇的工资收入符合用工所在地行业正常收入水平；故对郑国勇主张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八、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郑国勇的主张及依据：确定已休年休假9.5天，员工的每年年休假最多封顶20天，我工作13年，整体下来有100多天没有休，故公司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351509元。有奥的斯员工自助服务系统截图为证。被告奥的斯公司的抗辩及理由：（一）2018年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应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未休年休假工资并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其与“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违法解除的赔偿金”等性质一样，均属于惩罚性赔偿。根据《劳动争议调解诉讼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未休年休假工资申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一年。郑国勇于2019年12月9日提起诉讼，至此2018年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郑国勇2018年度的年休假已经全部休完，不享有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权。郑国勇2018年度享受的法定年休假天数为9天（计算公式：347÷365×10天=9天）上述年休假已经休完。其中郑国勇2018年8月13-15日休年休假3天，2018年8月2日到10日休年休假6.5天，总共休年休假9.5天。因此，其2018年度的年休假已经休完。本院认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郑国勇2006年7月3日入职，至2018年12月14日离职，其工作年限已满10年不满20年，年休假应为10天。郑国勇主张公司员工的每年年休假最多封顶20天，仅有提交了奥的斯员工自助服务系统截图作为证据，且该证据为打印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郑国勇每年可休的年休假天数应为10天。郑国勇2019年9月提起仲裁，未有证据证实公司同意累积至下年休假的情况下，其主张2017年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不予支持。郑国勇2018年已休9.5天年休假，故其主张支付2018年1月1日至12月14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九、关于2018年下半年工地运营奖金问题。原告郑国勇的主张及依据：因为我是一直去享受公司半年一个考核做奖金的制度。那么我一直服务到2018年12月份，我一直在艰辛的工地工作，如果截止到12月30日，我这个半年的奖金又应该是能够拿到了，然而2018年的12月份被告就辞退我了，也不给我任何的申诉机会。这半年我的工作完成了，按照绩效考核，我可以算出我们有个奖金制度标准，我可以自己算出我这个奖金的。计算方式是：按照个人下半年五倍的平均薪资乘以50%，再乘以我的绩效考核。被告奥的斯公司的抗辩及理由：关于支付2018年下半年营运奖金38904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该请求项目属于年终奖，而年终奖金的性质属于一种激励机制。双方该奖金并无约定也无规定，奥的斯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金以及如何发放年终奖金，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合理范围。因此，郑国勇无权强行要求奥的斯公司支付下半年营运奖金。综上，郑国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本院认为：现未有证据证实双方曾约定该项奖金，同时，奖金系用人单位根据单位综合效益及劳动者的表现而给予相应的奖励，双方确认该奖金系根据单位绩效和项目运营情况进行发放，可见，奥的斯公司可以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如何发放该项奖金，对此应认定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的范围，据此，奥的斯公司不予发放郑国勇2018年下半年公司运营奖金，属于行使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行为，故郑国勇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十、仲裁情况：2019年12月9日，郑国勇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20年1月17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2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郑国勇的全部仲裁请求。裁判结果郑国勇入职奥的斯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成立，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综上，参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国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郑国勇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卜曼曼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柯芷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