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王家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名称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中路**。法定代表人：王以锋，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山东凌云志（威海临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露倚，男，199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萌（系刘露倚之妻）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晨菊，山东寒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王家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王家钦村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刘露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家钦村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露倚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露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对于75,000元货款，系案外人仁礼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债务，收据、发票均系仁礼公司开具，因此购货合同关系双方系仁礼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在仁礼公司向上诉人供货、上诉人向仁礼公司支付了一部分货款的情况下，将剩余货款判令支付给被上诉人属于未查清双方的合同关系，该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对于330,500元货款，被上诉人已经承认系王恩明自行联系，无法证实与上诉人有关。且案外人王云波的录音和庭审陈述均阐明，如果是上诉人收取货物，都会出具收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签字。被上诉人手中没有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说明货物系王恩明自行购买。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能显示，王恩明跟王云波说过货物都是其自行购买，与上诉人无关，王云波一直认为王恩明已经付清了款项。被上诉人手中并没有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仅凭与王云波的微信记录，王云波在聊天记录中只是说知道王恩明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过货物，并未承认货物与上诉人有关。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交了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一字未提，反而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采纳，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不予理睬、扭曲事实，并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实质审查，仅称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就认定该证据，难以让人信服。3.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与王恩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亦是仅凭微信关联的电话号码一致就认定其真实性，且因上诉人未提出相反意见和证据就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上诉人认为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不仅仅是靠对方能否提出相反意见，更应对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予以查明。该微信聊天记录中说明王恩明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货物时上诉人还不知情，更加能够证明货物并非上诉人购买，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4.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系间接证据，没有一份能清楚直接地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是对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就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否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构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并不足以清楚地证明事实。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有关75,000元货款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从仁礼公司购买水产转售上诉人，系上诉人要求让仁礼公司帮忙出具发票、收据。对被上诉人此主张应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一审法院却违反法律，自行依职权到仁礼公司调查，且未要求仁礼公司出庭接受质证，属于程序违法，帮助被上诉人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有失偏颇。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只有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取，本案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或者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不符合申请调取证据的条件，且被上诉人未申请法院调取。一审法院调取的该证据并不涉及可能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不涉及身份关系，不涉及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也不涉及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或回避等程序性事项，也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调取证据的情形，法院才可调取，本案并不属于法院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证据的任何一种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依职权到仁礼公司调查并将调查笔录作为证据用以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违法。三、关于被上诉人与王恩明微信聊天记录的意见。一是，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虚假的，虽然标注的电话号码（1506318855）是王恩明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是与王恩明本人的微信聊天。微信的设置备注和标签功能可以将不在手机电话通讯录的任何人的微信都标注为王恩明书记，并把电话标注为150××******，前提是该号码不在手机通讯录中，然后进行对话并截图保存。这充分证明，虽然标注的电话号码150××******是王恩明的，但微信不一定是王恩明的，一审判决在认定电话号码是王恩明的电话号码后，推导出微信号也是王恩明的，根据上述操作，一审判决该认定证据不足。二是，假如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也证明本案合同是附条件成立的合同，由于没有得到办事处的批准，对上诉人并不产生效力。王恩明在微信上承认欠被上诉人货款，让被上诉人去村里索要欠款，如果聊天记录属实，被上诉人就应当已经取得王恩明在发票上签字的证据以及王恩明出具的欠条，然后凭发票和欠条去找上诉人结算。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王恩明签字的发票，也没有王恩明出具的欠条，充分说明微信聊天记录不真实，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表述的聊天记录内容中，王恩明找被上诉人索要单据去办事处挂账，证明只有在办事处挂账成功，上诉人才承担该笔债务，也就是说，本案合同是附条件成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及办事处2020年5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诉人发放福利须向办事处申报是所附的前提条件，未经办事处批准的合同不生效，应由行为人王恩明自行承担责任。威高怡字（2017）38号、（2018）40号文件内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以及《山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九条作出的规定，合法有效，与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买卖合同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任何经济活动需要村民代表或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才与对方签订合同，并报办事处备案，这是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交往不同的地方，被上诉人也应当知道该规定，并且也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交易。从聊天内容来看，刘露倚也知道该规定的存在，上诉人2018年未向办事处申报发放福利是事实，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形成买卖关系。2018年上诉人全年没有发放福利的事实有全体股民的联名证实。上诉人每次发放福利都有专人负责分发并填写名单记录，按照社区事务民主公开和财务记账的规定，发放完后将名单与财务凭证一起做账长期保存。上诉人没有被上诉人提供的收到货物，也没有向村民发放，故不应支付货款。王恩明无权代表上诉人，自2014年12月以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主任王建波，王恩明只是担任上诉人的党支部书记职务，王恩明2014年9月12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就没有到上诉人的办公室上班，且王恩明与被上诉人的交易也不可能在办公室进行，王恩明也不可能得到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其无权代表上诉人从事经济活动。自2017年9月上诉人公章被办事处监管使用，上诉人就被办事处重点监管，如发放福利办事处应当知情，上诉人请求法院去办事处调查。四、关于仁礼公司75，000元货款的问题，刘露倚无权主张权利，此笔交易是上诉人与仁礼公司进行的交易，也是由仁礼公司出具的发票，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主体不适格。上诉人已经向仁礼公司付款完毕，并不拖欠此货款。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发票是在购买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的收款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进行了详细的释义，认为普通发票在市场中的功能之一是收付款凭证，因此，对收付款行为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仁礼公司给上诉人出具了发票，就证明仁礼公司已经收到了此笔货款，按照社会上通行的交易习惯，应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了75，000元的付款义务。五、关于王云波的聊天记录有很多疑点，王云波原来是上诉人的现金员，2019年上诉人发现了王云波有侵占、收房款未入账等涉嫌侵占犯罪嫌疑，因此与王云波形成了利害关系。上诉人为此也向纪委监察机关进行了举报，因此王云波的证言并不可信。如此大的福利分发量，王云波不可能是一人接收、一人分发，应当与他人一起接收、一起卸车、一起分发，并且要填发分发记录，而这一切王云波都无法证实，王云波只是证明她收到了，但未证明如何分发、如何记录，并且王云波在聊天记录里对货物的数量、单价表述得如此清楚十分可疑。因为合作社与王云波已经形成了对抗关系，包括民事和涉嫌刑事犯罪，民事案件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经审理了一起上诉人起诉王云波的欠款纠纷案，该案已判决，王云波提出上诉，因此，上诉人认为王云波的聊天记录不可信。目前王云波不配合调查，上诉人请求法院向王云波进行调查。刘露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是被上诉人。75，000元货款中的20，000元发票虽然是仁礼公司出具，但是款项实际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系个人身份无法出具发票，故仁礼公司代开发票，仅以发票、收据系仁礼公司出具并不能认定买卖双方系上诉人与仁礼公司。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认可尚欠55，000元款项，只是对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的身份存在异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故上诉人关于仁礼公司的相关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5，000元的货物系被上诉人通过仁礼公司订购并出售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货物，上诉人应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二、涉案物品系王恩明订购，作为过节福利发放给村民，通过王云波的聊天记录可知，案涉物品已经实际交付给村民，故可以证明王恩明订购案涉货物是给村民发放福利，即使王恩明联系，也系职务行为，买卖合同双方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上述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恩明让被上诉人联系村会计结算货款，可以看出王明系职务行为，且王恩明作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有权购买过节福利，王恩明的购买行为即系上诉人的购买行为，且上诉人也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案涉货物未发放给村民，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购买行为系王恩明个人行为。一审法院已经审查了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聊天，且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四、被上诉人提供的各项证据均可以直接证明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且各项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五、仁礼公司的相关材料，被上诉人无法取证，且上诉人一直虚假陈述，否认既定事实，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取证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六、上诉人提交的一些内部文件仅是其内部规定，不能对抗被上诉人。七、王云波在一审庭审中系作为上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根据其证言也可以看出王云波处处维护上诉人的利益，并未做如实陈述。刘露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家钦村合作社向刘露倚支付货款385，500元，并以385，5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家钦村合作社原名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办事处王家钦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王恩明原系该村党支部书记，王恩明已去世。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2016年供货75，000元，王家钦村合作社提交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转账支票存根复印件、收款收据复印件，显示销售方、收款人为仁礼公司。经质证，刘露倚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主张其从仁礼公司购买水产转售王家钦村合作社，应王家钦村合作社要求，其让仁礼公司帮忙出具发票、收据等。一审法院依职权到仁礼公司进行调查询问，该公司陈述与刘露倚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为，王家钦村合作社认可该笔债务，但辩称债权人系仁礼公司，经一审法院调查，该公司陈述与刘露倚一致，故对王家钦村合作社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刘露倚相关主张予以认定。2.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供货330，500元。刘露倚主张其向王家钦村合作社供货是由王恩明联系的，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王恩明又让其给村里提供发福利的货物，其采购相应货物后供应给王家钦村合作社，共计花生油1，500桶（87元×1，500桶计130，500元）、鸡蛋500箱（40元×500箱计20，000元）、海鲜礼盒1，000箱（160元×500箱+200元×500箱计180，000元）以上共计330，500元，王家钦村合作社为了报账让刘露倚找人开收据。为此，刘露倚提交如下证据：（1）收款收据4份，显示为中秋节、端午节花生油、鸡蛋、海鲜礼盒等，加盖其他案外人印章；（2）银行交易记录、出库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刘露倚从他处采购货物协商、付款情况；（3）刘露倚与王家钦村合作社现任党支部书记王建波（原党支部副书记）、会计王云波谈话录音。主要内容如下：刘露倚说明给王家钦村合作社送了前述端午节、中秋节发福利物品，王云波表示王恩明说这些都是他花钱和村里无关，如果知道刘露倚是给王家钦村合作社送的就不会让刘露倚供货；（4）刘露倚与王云波手机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刘露倚再次说明送给王家钦村合作社前述货物数量及价格，并说明当时送货时王恩明让刘露倚联系的王云波，王云波表示“真的是不贵的呀，我本以为王书记把钱都给你了，我真是不知道的”、“当时连个收货的条都没打”、“东西都知道的，他们都也知道的”、“那就等新班子弄好了，在和他们说吧，东西都吃了，还能不承认吗”；（5）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刘露倚与备注为王恩明书记微信号聊天（该账号显示昵称为圆润，电话号码为150××******），该微信号告知刘露倚把账提供给其报村里，届时刘露倚找村里要钱。后该微信号称王书记做手术了，一周后王书记找刘露倚要单据去办事处挂账，让刘露倚去村里要账。经质证，王家钦村合作社对证据（1）、（2）不认可；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刘露倚的主张，刘露倚没有提供会计出具的收据，不能证实货物与王家钦村合作社有关；对证据（5）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且部分内容并非王恩明本人所为。经查，证据5中“王恩明书记”微信号所关联的电话号码与一审法院其他案件中王恩明提供的电话号码一致。王家钦村合作社会计王云波出庭称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其自1982年至今在王家钦村合作社处担任会计，村里每个节基本都会发东西，送东西到村里经其手的其都出具过收条，刘露倚从未给王家钦村合作社送过涉案物品。关于录音、手机聊天记录中王云波的陈述，其以没法解释、忘了等敷衍回答，并否认王恩明告知涉案货物之事。经质证，刘露倚对王云波身份无异议，但认为其虚假陈述。王家钦村合作社对王云波陈述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王家钦村合作社及王云波对刘露倚提交的证据（3）、（4）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家钦村合作社虽未对证据（5）真实性明确表态，但相关微信号所关联的电话号码与一审法院其他案件中王恩明提供的电话号码一致，王家钦村合作社未提出相反意见及证据，故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亦予以采信。该3组证据相互印证，与刘露倚提交的证据（1）、（2），相互衔接，而本案关键知情人、经手人王云波在庭审中敷衍陈述，内容与证据（3）、（4）中其陈述相互矛盾，故对其庭审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露倚所提交的证据可以构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据此一审法院对刘露倚所主张的供货共计330，500元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露倚、王家钦村合作社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家钦村合作社欠付刘露倚货款38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家钦村合作社作为买受人应依约支付价款。双方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刘露倚有权要求王家钦村合作社在合理的期限内支付。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刘露倚在起诉前已向王家钦村合作社索要过货款，应视为已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王家钦村合作社仍未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刘露倚所主张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照准。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支付刘露倚2016年货款55，000元；二、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支付刘露倚2018年货款330，500元；三、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以385，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刘露倚计付利息；以上一至三项付款义务限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84元，减半收取计3，542元，由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盛经济股份合作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20年5月19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根据威高怡字（2017）38号怡园街道关于规范集体经济组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暂行规定，以及威高怡字（2018）40号怡园街道关于规范集体经济组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流程进行修改的通知中重大事项报告程序规定，股份合作社（含下属经济实体）重要事务决定、重要项目建设、重要资金使用、重要资源处置、重要救济和补贴发放等事项，在动议前，要提前填写重大事项申请表，报请街道党工委审核。其中发放福利属于重大事项需向党委申报。经核查，你合作社未向街道报送关于2018年节日福利重大事项的请示。该证据证明，合作社发放福利需经办事处审批后，合作社对外签订的合同才有效。也就是说，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附条件合同的规定，本案所附的条件就是办事处的一个前置审批，该规定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集体经济组织重大事项需经具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讨论后方可决定的规定，以及《山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是法律和法规，而办事处的（2017）38号和（2018）40号文件是对上述规定的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和操作指南。因此，刘露倚与集体经营组织进行买卖活动和与其他的法人和自然人进行买卖经济活动不同，与集体经营组织进行买卖活动必须执行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的审批的一个条件。本案交易没有得到办事处的批复，因此，根据办事处的规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应当由王恩明自行承担责任。关于这一点根据刘露倚和王恩明的聊天记录，也充分证明刘露倚知道该规定，一审判决书表述聊天记录有这样的内容。证据2.王家钦村股民的联合签名。证明，在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没有发放鸡蛋、海鲜礼盒，该证明是在一审判决书公示后股民进行了回忆，2018年由于王恩明涉嫌犯罪被取保候审，王家钦村经济非常困难，该年度王家钦村没有发放任何福利，股民都非常清楚，因此联合签名来证明2018年没有发放福利。关于此份证明，上诉人也请法院到办事处进行调查，因为办事处有驻村干部了解王家钦村当时的情况，并且自2017年9月份王家钦村就被办事处重点监管，王家钦村是否发放福利办事处非常清楚。证据3.证人陈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其系王家钦村每次发放福利的工作人员，2018年端午节和中秋节没有发放福利。证据4.2017年9月7日，上诉人与怡园街道办事处经营审计站签订的公章代管委托书，证明自2017年9月7日开始，上诉人经营管理活动由办事处监管，加盖公章需要审批，证明王恩明因取保候审至2017年9月7日不上班，不是上诉人的负责人，不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事务。证据5.怡园街道办事处威高怡字（2017）38号和（2018）40号文件以及合作社章程，证明该文件和合作社章程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山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九条制定执行细则，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与公司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并不一样，其无权自作主张，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本案是法定附条件成立的合同，王恩明个人与刘露倚的买卖合同未经集体讨论和办事处备案前提条件程序，因此与上诉人的合同没有生效，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另外，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刘露倚的手机，查看聊天记录是否真实存在，鉴定标注王恩明书记的微信号是否是王恩明本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端午、中秋送货的时间、次数、物品名称、送货人、卸车人，以便查明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件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仅是街道办出具的一项证明，并没有出示该份文件，故并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该规定仅仅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并不能理解为附条件的合同的规定，即使上诉人未按程序进行审批，也不影响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上诉人就应支付货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签名的人员并不能证明其真实身份，也不能证明是否由其本人书写并按捺手印。即使是真实的，因证明人均系被上诉人的股民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应没有证明效力。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自己也陈述过，该部分货物也有补发之前过节福利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上诉人就应支付货款。对证据3，证人均系上诉人的股民及工作人员，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可信。如同一审时王云波出庭作证的情况类似，王云波出庭并不能如实供述案件事实，且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福利停发，但证人陈述2018年春节仍有福利的发放，与其陈述前后矛盾，故对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证明2017年9月7日以后王恩明不上班这一事实，且此时上诉人对外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是王恩明。对证据5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且威高怡字（2018）40号文件系双方买卖合同之后的文件，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是否按照程序系上诉人个人行为，不能以此来对抗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该期间王恩明仍是上诉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且其购买的物品用于向股民发放相关福利，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王恩明系代表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上诉人提出的两项要求，被上诉人认为，刘露倚的手机一审时已经提供过，并经一审法院审核；其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也已经认定，关于刘露倚送货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也已经查明。2020年8月19日，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要求法院责令刘露倚提供手机，查看聊天记录内容是否真实存在，并对其微信通信录中的“王恩明书记”的微信号是否系王恩明本人微信号进行鉴定。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以及鉴定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表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为涉案买卖法律关系的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且其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具有高度可能性，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不足以否定该事实。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2016年的货款。虽然上诉人提交的发票、收据等证据记载的货物卖方为仁礼公司，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对仁礼公司的调查，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系该买卖关系的出卖人。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4），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内容显示，会计王云波陈述涉案节日福利已被消费，支部书记王建波在录音中也对买卖关系没有否认。虽然王云波在一审庭审作证时对其录音内容和微信记录作出“无法解释”、“忘了”等陈述，但该陈述显然无法自圆其说，上诉人亦无反驳证据，因此，根据以上证据，结合2016年的交易情况、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记录，本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三、上诉人提交的办事处说明、公章代管委托书、办事处文件等证据属于内部管理问题，联合签名人和证人均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以上证据不能否定上诉人证明的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与王恩明的微信记录仅是证据链的一部分，上诉人申请对王恩明本人微信号进行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还要求本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手机、查看聊天记录内容是否真实存在，因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手机，上诉人该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立的买卖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未规定需要经过审批程序，上诉人关于本案合同是附条件成立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经释明，一审法院依职权对仁礼公司进行调查询问，除了落实有关问题之外，主要是确定仁礼公司是否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问题。因此，一审法院依职权对仁礼公司的调查，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故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家钦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84元，由上诉人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王家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