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59年0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男，198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女，1988年0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钟红，福建腾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斌，福建腾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某，男，1952年05月02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在中，福建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增，福建议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某、何某1、何某2因与被上诉人詹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8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何某1、何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詹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本案债务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一）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若本案借款确实存在，则本案借款应是发生于1997年9月25日。在20世纪90年代，詹某出借110000元给何庆春，且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足以证明詹某与何庆春之间关系密切，信任度极高。加之詹某与何庆春两人家庭地址相邻甚近，从常理看，二人关系如此密切，詹某对何庆春于2010年过世之事实不可能不知情。根据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詹某在知悉何庆春过世之事实的情况下，其对何庆春的债权即已受到侵害。此时，詹某对何庆春享有的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何庆春过世时（即2010年4月13日）开始起算，詹某于2019年11月1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普通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二）即便法院认定本案债权未超过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债权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一审以本案债权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系自詹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开始起算詹某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认定本案债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明显是错误的。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督促公民积极行使自身权利，并有效稳定民事法律关系，若依一审认定本案债权权利受到侵害之日的起算时间系詹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则法律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三年与最长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二十年就毫无意义。需要明确的是，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不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而是以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于本案中，詹某权利被侵犯之日，是自该权利客观上发生之日起算，且不适用中止、中断。即，本案《借款条》出具之日即为詹某权利被侵犯之日。否则，若詹某长达三十年、五十年未向何庆春或者何庆春的继承人主张本案债权，而将本案债权再行转让给其他第三方，则该第三方是否可以从其受让该债权并向何庆春或其继承人主张偿还却遭拒后，再行计算权利被侵害的起算之日。如此一来，不仅与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初衷相违背，长此以往，更无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言。因此，一审以詹某一直未向张某、何某1、何某2主张为由，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詹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算，明显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二、张某、何某1、何某2未继承何庆春的任何遗产，即便詹某主张的涉案债权客观真实存在，亦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一）何庆春生前未遗留任何遗产供张某、何某1、何某2继承。除本案纠纷外，张某、何某1、何某2作为本案被告与另案原告詹东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闽0521民初7332号］，该案一审原告亦陈述何庆春向其借款81000元而诉请张某、何某1、何某2承担还款责任。若本案及另案的借款均真实存在，则至少可以证明，截至目前，何庆春对外均为负债。如此高负债率，何庆春何来的遗产供张某、何某1、何某2继承。（二）詹某应提供证据证明张某、何某1、何某2继承何庆春多少遗产。于本案而言，张某、何某1、何某2并未继承何庆春任何遗产。詹某主张张某、何某1、何某2应在继承何庆春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即应当证明张某、何某1、何某2继承何庆春遗产具体是什么，价值为多少。在詹某未完成张某、何某1、何某2是否继承何庆春遗产，以及若确实继承了遗产，具体继承的遗产是多少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作出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三）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于本案中，张某、何某1、何某2明确向法院陈述并未继承何庆春的任何遗产，而庭审过程中，一审亦并未对张某、何某1、何某2是否放弃享有的继承权之事实进行询问、调查，进而作出判决明显过于草率。若一审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询问张某、何某1、何某2是否放弃享有的继承权，张某、何某1、何某2既未继承任何遗产，自然亦愿意明示放弃享有的继承权。 詹某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维持。张某、何某1、何某2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张某、何某1、何某2上诉仅对借条有异议，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分配是不是借款人书写的举证责任，张某、何某1、何某2没有尽到该举证责任，因此对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张某、何某1、何某2认为，本案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本案因没有借款期限且张某、何某1、何某2在一审中否认詹某向其追讨过，说明本案的诉争还未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因此，依照相关判例本案并未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张某、何某1、何某2有关何庆春没有留下任何债权债务的主张，无法否认一审的判决，一审判决明确说明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内承担责任。 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张某、何某1、何某2偿还詹某借款110000元，并按月利率0.5%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户口查询显示，张某系户主，何庆春（公民身份号码3505211953××××××××）系其丈夫，何某2系其女儿，何某1系其儿子。何庆春于2010年4月13日死亡，并于2010年9月20日注销户口。詹某持借款条1份，载明：向占国定借款壹拾壹万元，借款人何庆春，97.9.25。落款“何庆春”处有加盖手印。上述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陈述、詹某提供的户籍查询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借款条等证据予以佐证，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经审查，张某、何某1、何某2并未与詹某直接建立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詹某虽然未到庭参加庭审，但嗣后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到庭接受调查，确认借款条系何庆春本人签名、捺印，并签署承诺书。张某、何某1、何某2虽对借条真实性有异议，但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供何庆春生前的签名、捺印样本，或该样本的调取线索。借条虽载明出借人“占国定”，但张某、何某1、何某2未对詹某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詹”与“占”同音。故对詹某提供的借款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即能证明何庆春于1997年9月25日向詹某借款11万元。何庆春未能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经向婚姻登记机关查询，未能查到何庆春与张某的婚姻登记信息，且张某自认未与何庆春登记结婚，结合户籍信息，应认定何庆春与张某系配偶关系，何某1、何某2分系其子女，即张某、何某1、何某2系何庆春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何庆春去世后，张某、何某1、何某2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有义务清偿何庆春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因案涉借款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故诉讼时效的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偿还借款的宽限期或者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但张某、何某1、何某2并未能举证证明詹某于何时向债务人催讨或者债务人于何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即张某、何某1、何某2未能举证证明詹某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故詹某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张某、何某1、何某2作为何庆春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有义务清偿何庆春的债务。詹某直接请求张某、何某1、何某2偿还借款，其诉讼请求不合理部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㈠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㈠项规定，判决：一、张某、何某1、何某2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继承何庆春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詹某借款110000元，并按月利率0.5%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与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张某、何某1、何某2提供证据即借款凭据一份四页，以证明本案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张某、何某1、何某2提供的上述证据虽可证明何庆春生前曾于1995至1997年间四次向詹某借款，但无法证明其相应主张，本院不予确认。此外，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张某、何某1、何某2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亦即詹某向一审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可见最长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宗旨是对民事权利设定一个最长的固定的保护期限，超过最长保护期限，一般对该民事权利不予保护，因此，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本案中，借款没有约定偿还期限，如果因为权利人长期不主张权利导致普通诉讼时效无法开始起算，将会造成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故根据最长诉讼时效制度，从债权人权利发生之日起超过20年，法律便不予以保护，亦即如果该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因债权人长期不主张权利而无限延长，则丧失了制度存在的价值。所谓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具有固定性，前已述及，其设立的宗旨就是对民事权利设立一个最长的固定期限，若权利超过这个期限不行使的，则对该民事权利不再予以法律保护。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是针对那些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权利人作出的。因为权利人既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其诉讼时效便不可能按照“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只能从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此就需要规定较长的时效期间，方能达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既然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设立的目的就是对权利设立一个最长期限，那么，就应当对其起算点设定一个统一固定的标准，唯有如此，20年的期限才能得以固定。由此可见，期间的固定性与期间起算点的确定性，乃是最长诉讼时效的特点。基于此，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在起算上，应从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时起计算。本案债权凭证系形成于1997年9月25日，而詹某于2019年11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明显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詹某因其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时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了获得国家司法救济的权利，但其债权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即成为法理上所谓的“自然债”。因此詹某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应予驳回。一审认定詹某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欠妥，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张某、何某1、何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892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詹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而减半收取1250元，由詹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詹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金旺审判员张兴裕 审判员 康   艳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钟   昭   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