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丹萍，女，198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清,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十五路**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552854573N。破产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巨浩、杨娜，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乐清市乐成镇旭阳小区****会信用代码913303827920752379。法定代表人：梁舟志。原审被告：谢军，女，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王丹萍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控公司）、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公司）及原审被告谢军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丹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富控公司对王丹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控公司、众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富控公司已经履行涉案《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并交付了相应的委托管理资金，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富控公司与乐清荣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博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产委托管理法律关系，且涉案《资管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荣博公司至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过所谓的560万元委托管理资金。（一）涉案《资管合同》并非荣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从合同的签署栏中来看，甲乙丙三方下面均有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这一栏。甲方(富控公司)以及乙方(众志公司)签署栏均有上述相关自然人的签字，唯独丙方(荣博公司)这一栏中的自然人签字是空白，不符合常理。如果荣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有参与的话，既然都同意盖章了，那么其个人签字也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出现上述现象只有一个合理解释，那就是加盖荣博公司公章的人并非是荣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应该是考虑到其个人签字要么不合适或者是不愿意。其次，根据众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舟志陈述，该份合同确系众志公司员工加盖，这里的员工不是谢军和王丹萍。最后，涉案《收条》的内容都是事前机打，也只有盖章没有具体经手人签字，《收条》对应的款项没有进入过荣博公司。（二）涉案《资管合同》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需委托的资金必须及时打入丙方(荣博公司)账户内。富控公司曾支付给温州润谷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谷公司）769万元，润谷公司又将款项分别转给翁琦芳576.6万元和叶莹莹100万元等，荣博公司与润谷公司之间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富控公司所谓的560万元委托管理资金根本就没有实际交付给荣博公司。另外合同约定的其他各项条款双方都没有实际履行。（三）若富控公司汇给润谷公司的769万元中已包含了涉案委托管理资金，则荣博公司应对润谷公司享有一个合法债权。事实上，润谷公司从未向荣博公司出具任何债权凭证或偿还过任何借款本息，不符合常理。且荣博公司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时，声明没有对外负债也没有声明还享有债权，这也显然不符合常理。（四）富控公司及其管理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委托管理法律关系已经真实有效发生，也没有提供任何富控公司的内外账册等来证明汇至润谷公司的款项的真实用途以及准确的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从查明事实的角度出发，本案应追加润谷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六）按照原审判决裁判思路，富控公司和众志公司双方在最开始就明知众志公司才是真正的用资人，双方在形式上展开的系列行为事实上都始终围绕着实现这一目的。原审法院完全可以根据穿透式审判思维认定众志公司是涉案款项的真实用款人，由众志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或者按照资金流向认定润谷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然遗憾的是，众志公司反而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涉案《资管合同》以及富控公司与案外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本案所谓的“原始债权”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6月3日开始计算，于2016年6月2日届满。此外，富控公司破产清算的受理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并不能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富控公司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向荣博公司催讨，这本身就能够印证涉案债务原本就与荣博公司无关。（二）富控公司请求荣博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时，当然首先就需要考量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的原始债权的诉讼时效有无届满问题，这是股东基于对公司原始债务承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与《九民纪要》第十六条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3、从荣博公司注销行为本身来分析诉讼时效问题。荣博公司在涉案委托管理资金归还期限届满前注销。一方面，这恰恰能够证明所谓的资金委托管理行为没有真实有效设立。另一方面，假设资管关系有效成立，那么在资管期限届满且荣博公司无法偿还资金，而富控公司需要向金谷公司偿还相应借款本息的情况下，显然富控公司会找荣博公司去主张“债权”，就不难发现荣博公司已经注销的事实(完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其他多种途径即可查询企业状态等情况，并非一定需要通过法院协查函进行查询)，从而及时向荣博公司的股东王丹萍等人主张相关权利或协商解决。但富控公司从未向荣博公司或者股东主张过债权。从这个角度而言，富控公司基于王丹萍等人注销荣博公司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也已届满。三、原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是“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将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与股东直接承担清偿公司全部债务责任划上等号，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股东在此情况下主要还是承担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的责任。事实上，荣博公司当时已经经过清算程序后注销。如果法院认为荣博公司的清算程序有瑕疵，至少也应当告知或释明荣博公司此时是否具备再次清算的条件。本案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再次清算的方式对涉案债务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原则上应承担有限责任，对股东其他责任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股东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公司清算后股东的实际财产分配情况等。四、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并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清。（一）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王丹萍曾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以及追加润谷公司为被告的申请书，但原审法院均未予以任何的回应。（二）原审判决对涉案560万元《收条》是何人出具的相关事实没有依法查明。根据现有技术，完全可以通过对《收条》(原件)上的指纹、落款时间书写人的笔迹等进行司法鉴定从而对上述事实予以明确，但原审法院没有对上述事实进依职权查明，也没有向王丹萍等人释明。富控公司辩称，一、荣博公司已收取富控公司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富控公司2013年6月3日转账769万元汇入荣博公司指定的润谷公司银行账户，其中560万元为交付给荣博公司的委托管理资金(有荣博公司出具的《收条》可以证实)、200万元为交付给众志公司的保证金(众志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9万元为交付给众志公司的担保费(众志公司出具的发票可以证实)。涉案《资管合同》上有荣博公司的盖章，荣博公司收款后又出具了《收条》，王丹萍在一审时亦未对荣博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另外，王丹萍自己提供的汇款凭证可以证实2013年6月4日，有一笔来自浙江凯锜家具有限公司汇入的1000万元人民币到了荣博公司对公账户，荣博公司于2013年6月4日将该笔1000万元汇款给梁周燕。通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1680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浙江凯锜家具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来源于金谷公司贷款，而本案560万元委托管理资金同样来源于金谷公司的贷款，这与王丹萍一审时强调荣博公司从成立之日起未开展任何经营事务的抗辩不一致，更加证实了富控公司已经依约交付了委托管理资金。从王丹萍要求一审法院调取的润谷公司银行交易明细中可以看出，2013年6月3日，润谷公司从金谷公司贷款500万元，取得500万元贷款后和荣博公司一样也将款项汇入梁周燕尾号为9088的银行账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亦可证实润谷公司向金谷公司贷款500万元。富控公司受荣博公司指示汇入润谷公司769万元，润谷公司收到款项后将其中576.6万元汇入翁琦芳银行账户，翁琦芳系浙江飞宇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168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浙江飞宇包装有限公司欠金谷公司贷款1000万元。上述几笔款项的来往记录，以及款项来源与金谷公司相关的事实也可以进一步证实，富控公司汇入润谷公司账户的769万元确系受荣博公司指示汇入。二、王丹萍、谢军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应当依法对荣博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荣博公司股东王丹萍、谢军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并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同时出具了书面的《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对荣博公司债务作出承担一切责任的承诺，应当依法向富控公司赔偿56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三、王丹萍、谢军在一审时不承认《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章程》等所有工商部门留存文书上其二人的签字、按印的真实性，但未申请鉴定，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王丹萍对王丹萍、谢军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2017年10月31日，富控公司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18年9月12日富控公司管理人依法查得荣博公司的章程、《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等资料，自此才得知荣博公司已经注销，并且股东王丹萍、谢军违法清算即注销公司损害富控公司权利的事实。富控公司对王丹萍、谢军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9月12日起计算3年，富控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从另一个角度讲，若不是查得了上述证据，富控公司亦无法知晓可依法起诉王丹萍、谢军。（二）《九民纪要》第十六条适用范围与本案不同，不适用于本案。1、《九民纪要》第十六条针对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本案，富控公司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王丹萍、谢军在《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中作出对荣博公司债务承担一切责任的承诺为依据，要求王丹萍、谢军承担赔偿责任。两者之间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一个是连带清偿责任，一个是赔偿责任)。2、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的诉讼时效未到期，破产企业的诉讼时效依法有特别规定。涉案《资管合同》在2013年6月3日签署，管理服务期限一年，即2014年6月2日止，由于委托管理资金的特殊性，应当给予荣博公司回笼资金准备还款的宽限期，按照市场惯例宽限期有个半年、一年均很正常，因此，对于荣博公司的诉讼时效在2014年12月2日起计算较为符合本案客观情况。2014年12月2日起计算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16年12月1日，若按《民法总则》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计算为2017年12月1日。富控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振永自2015年起至2017年10月31日富控公司被受理破产清算之日期间内对企业扭亏为盈完全失去了信心，消极经营管理，截至2018年5月富控公司破产清算案被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有2.5亿多元，而本案截至目前无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可见富控公司负债非常严重。退一万步讲，若是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的债权在2016年12月就届满，但至法院受理富控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日不足一年，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即从2017年10月31日起计算3年。据此，富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王丹萍、谢军在一审庭审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只有在一审庭审后代理词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众志公司辩称，众志公司和金谷公司曾签订协议，金谷公司出资上亿元放给中小企业，众志公司提供2000万保证金。本案富控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中小企业，其对本案《资管合同》的签订是清楚的，也已拿到了部分借款，剩余款项因润谷公司银行贷款到期需周转打给了润谷公司，后润谷公司跑路，造成了众志公司的损失。荣博公司设立后公章等材料是放在众志公司处保管，本案加盖荣博公司印章时王丹萍、谢军是不在场的。富控公司没有偿还金谷公司的借款，众志公司的保证金就退不回来，所以是富控公司欠金谷公司和众志公司方债务，富控公司反而起诉众志公司要求还款，不符合情理。事实上，富控公司也一直没有催讨过涉案款项，是富控公司的管理人介入后才提起的诉讼，让王丹萍、谢军承担责任也是不合理的。谢军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富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王丹萍、谢军向富控公司返还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7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众志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债务向富控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王丹萍、谢军、众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富控公司作为甲方（资产委托方），与众志公司作为乙方（融资服务平台）、荣博公司作为丙方（资产受托管理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资管合同》。合同约定，委托管理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2日止。由乙方对甲方审核，通过信托公司进行融资，融资总额800万元，甲方自留240万元，委托管理资产560万元。在合同期内由丙方根据具体资产管理服务计划开展银行理财、存款业务、资产委托方转贷业务或资产委托方提供担保的转贷业务、企业承兑业务、信用证业务、保证金业务等。信托融资到期日前2日，甲方和丙方必须保证本息到位，其中甲方240万元，丙方560万元。甲方、丙方根据资金使用量各自承担相应的信托服务费和担保服务费。甲方以其自留资金为基数按每月0.75%支付信托利息即18000元，剩余信托利息由丙方承担，丙方使用托管资金产生的收益归丙方所有。委托管理资金甲方需及时打入丙方账户。丙方需按月对经营收益情况进行核算，报表于每月月底前上报，交由甲、乙二方审查。为保证丙方全面履行本合同义务，乙方自愿为丙方提供担保，在丙方到期无法归还委托管理资金时，乙方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当日，金谷公司向富控公司账户支付1000万元，富控公司将其中的769万元支付至润谷公司账户。同日，荣博公司向富控公司出具《收条》一份，上载明，今收到富控公司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整。另外，根据王丹萍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富控公司向金谷公司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2日。2013年6月19日，众志公司向富控公司出具两份《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富控公司保证金（20%），合计金额为200万元。同日，众志公司向富控公司开具发票一份，载明担保费95000元。荣博公司于2012年4月1日登记成立，于2014年4月25日注销。2012年6月20日，名称由乐清荣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荣博公司。经营项目为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2013年3月29日，注册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400万元，股东王丹萍占出资额40%、股东谢军占出资额60%。2014年4月20日，谢军、王丹萍作为清算人员在《荣博公司清算报告》下方签字，该份报告上载明，根据2013年10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清算组自2013年10月25日成立，并报告清算工作。公司注销公告于2013年10月31日在乐清日报公告。截止2014年4月20日止，公司共有总资产396.22万元，负债0元，净资产396.22万元。截止2014年4月20日止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如有遗留债务问题由原股东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剩余财产396.22万元按股东所占企业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同日，谢军、王丹萍作为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下方签字，该份《股东会决议》载明，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内容不含虚假成份，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意公司注销。2013年10月31日，荣博公司清算组在乐清日报刊登《清算公告》，上载明，经2013年10月25日《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拟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7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303破申40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城运行对富控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303破42号决定书，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担任富控公司管理人。二、乐清市公安局乐成派出所于2018年9月12日向富控公司出具谢军、王丹萍的户籍信息，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9月12日向富控公司出具荣博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章程、《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登报公告。一审庭审后，谢军、王丹萍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代理词，代理词内容包括：本案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富控公司诉讼请求。根据三方签订的《资管合同》，荣博公司到期归还资金的时间为2014年6月2日，而富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受理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不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应当驳回富控公司诉讼请求。一审庭审后，富控公司到一审法院陈述称：一、富控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向公安机关控告过众志公司、荣博公司、润谷公司，也曾打电话给梁舟志、谢军催讨。但无其他证据证实。二、富控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谢军、梁舟志是一伙的，当时盖章是好几个人在，具体谁在没有和管理人讲清楚。三、向法院取得协查函去调取荣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时方知注销一事，富控公司法定代表人得知后表示不知情。四、富控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向管理人移交账册。五、向金谷公司借款10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交给金谷公司作保证金，但金谷公司起诉时未予扣除，说明该款被众志公司使用。560万元说好交荣博公司管理，与其他向金谷公司借款的企业一起，将借款的一部分汇总形成资金池用于各企业转贷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富控公司与众志公司及荣博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资管合同》，在富控公司将包括560万元托管资金在内的769万元转给润谷公司的同日，荣博公司出具《收条》确认了收到富控公司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因此富控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交付义务，故荣博公司应当在约定的委托管理期限到期时，将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返还给富控公司，众志公司承诺在荣博公司到期无法归还委托管理资金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富控公司与众志公司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对于涉案《资管合同》、《收条》上加盖的荣博公司印章，众志公司当庭详细说明了合同的形成经过，但经询问却一直未说明是何人加盖荣博公司印章。谢军、王丹萍作为荣博公司股东，本身负有对公司印章妥善管理的义务。现谢军、王丹萍、众志公司均未向法院就此情况进行明确说明，举证不利后果应当由谢军、王丹萍、众志公司承担。谢军、王丹萍以不知情或非荣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进行抗辩，但又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佐证，故对其该部分辩称不予采纳。对于谢军、王丹萍辩称的富控公司未收到委托管理资金及富控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对其该部分辩称不予采纳。对于谢军、王丹萍辩称对不知荣博公司成立，亦未参与任何经营、管理等事务，经询问，谢军、王丹萍在本案中不申请任何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其向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的证据，故举证不利后果应当由谢军、王丹萍承担，对其该部分辩称不予采纳。关于荣博公司注销后，谢军、王丹萍是否应对委托管理资金负返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荣博公司的《清算报告》载明，经2013年10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清算组自2013年10月25日成立，清算组成立后开展清算工作，清算组成员为股东谢军、王丹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清算组应当正当履行其向债权人的通知、公告义务，但本案清算组未按上述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而在明知荣博公司尚未将委托管理资金560万元返还给富控公司的情况下，仅在乐清日报公告而未通知债权人富控公司，在《清算报告》中也未将富控公司的上述债权列入其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谢军、王丹萍作为荣博公司股东，以虚假的《清算报告》办理了法人注销登记，并将荣博公司资产进行了分配，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富控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对富控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谢军、王丹萍于2014年4月20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内容不含虚假成份，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谢军、王丹萍也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要说明的是，虽然谢军、王丹萍辩称没有参与荣博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事务，但谢军、王丹萍作为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并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关于富控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虽然合同中约定了荣博公司应当承担部分信托利息，但荣博公司支付信托利息的相对方未明确为富控公司，双方在合同中也没有关于在托管资金到期不能返还的情况下荣博公司应如何承担逾期利息或违约金，因此富控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宜。关于众志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因各方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故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从委托管理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六个月，但富控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曾向众志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根据上述规定，保证人众志公司应当免除保证责任。故对富控公司要求众志公司对涉案款项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谢军、王丹萍在代理词中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谢军、王丹萍不正当履行清算义务，损害了债权人富控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此富控公司享有要求谢军、王丹萍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富控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谢军、王丹萍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时起算。因谢军、王丹萍作为清算组成员，在办理荣博公司注销手续时未正当履行其向债权人的通知、公告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推定富控公司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为乐清市公安局乐成派出所向富控公司出具谢军、王丹萍的户籍信息及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富控公司出具荣博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章程、《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登报公告的2018年9月12日。因此富控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系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谢军、王丹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富控公司赔偿56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富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6000元，均由谢军、王丹萍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日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00293号民事判决，判定富控公司偿还金谷公司2013年6月3日《借款合同》项下1000万元借款本息、律师费，众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关于荣博公司对富控公司的涉案56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富控公司提供的加盖荣博公司印章的《资管合同》、《收条》及769万元支付凭证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富控公司已按照约定向荣博公司交付560万元托管款项。合同到期后，荣博公司未归还托管资金，对富控公司形成560万元债务。王丹萍上诉主张《资管合同》、《收条》的出具均非荣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公章非荣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加盖，荣博公司未收到款项，故而不负担债务。本院认为，王丹萍、谢军作为荣博公司股东，对公司印章负有妥善保管义务，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富控公司取得荣博公司印章存在非善意情形，应确认涉案《资管合同》、《收条》上荣博公司印章的效力。虽众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舟志陈述“荣博公司的章都是众志公司员工加盖”，但根据王丹萍、谢军在一审中所述“荣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众志公司，荣博公司印章等能够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力的材料、物件均保管在众志公司……荣博公司无独立意志”，可以认定众志公司代表荣博公司对外从事法律行为已取得荣博公司授权，涉案《资管合同》及《收条》即使系众志公司以荣博公司名义签订和出具，法律效果应由荣博公司承担。王丹萍关于否认债务真实性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富控公司能否要求荣博公司股东王丹萍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资管合同》约定的560万元资金托管到期日为2014年6月2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6年6月2日。现富控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在时效期内主张债权，尤其是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日判决富控公司偿还金谷公司1000万元借款本息后，富控公司仍未通过诉讼等方式向荣博公司主张还款，系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应认定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另法院裁定受理富控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距富控公司对荣博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2016年6月2日已逾一年，亦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债权人对公司依法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债权是其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本案富控公司因怠于行使自身权利，造成其对荣博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富控公司要求荣博公司股东王丹萍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丹萍上诉所称调查取证、追加被告及司法鉴定非本案审理必须，一审未予准许申请及启动鉴定，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王丹萍向富控公司赔偿560万元本息，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荣博公司另一股东谢军的责任，因谢军未提起上诉，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王丹萍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二、谢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赔偿56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谢军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浙江富控电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良岳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本件和原本核对无异代书记员 陈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