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19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高密市胶河生态发展区大庄村。 法定代表人：陈际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金文，山东文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甜甜，山东文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崔培涛，男，198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言庆，山东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盛达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崔培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785民初5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金文与隋甜甜、被上诉人崔培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言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盛达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崔培涛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院通过票据号为0835162的票据内容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土豆款82000元以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支取多项支出但在票据上写明的“打包机未算”并未认定上，显然不合理，一审法院采用该证据说明其真实、合法，因此，打包机未算的事实应被认定，且上诉人经营中用不到打包机，打包机是被上诉人买的、上诉人垫付的钱款，上海金志公司驻胶州代理吴新峰当时直接将打包机送到崔培涛家里，按照常识，正常人不会去花钱买自己用不到的东西。在上诉人2019年4月5日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主动承认起诉的原因是涉及刘成的20000元钱，而不是总计82000元的土豆款，其也承认向上诉人支款的事实。双方纠纷的焦点在于涉及刘成的近20000元钱是否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事情起因是被上诉人和刘成以及刘成妻子刘永莲三人从上诉人处支取了380000元在安丘收土豆，收完之后发给上诉人，三人从中收取提成，上诉人算账时发现，土豆种的价钱加上提成与支取的380000元差了19658元，因被上诉人负责结算，上诉人让被上诉人负责，这引起了被上诉人的不满。另外，当时上诉人将记账本中2019年1月18日被上诉人购买土豆种的票据号为0001645、金额为22100元的票据记载内容转到上单2018年12月10日票据号为0001637的票据上，是被上诉人主动要求，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同村，也是亲戚，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并未让被上诉人再签字，对于此项记账内容应当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崔培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被上诉人从未让上诉人垫资购买打包机，票据上写的“打包机未算”是上诉人伪造，被上诉人并不知情；且在一审法官询问该打包机在什么地方时，上诉人称打包机在上诉人处而并没有在被上诉人处，故上诉人称让被上诉人承担购买打包机费用，没有事实依据。2、案外人刘成与被上诉人不是合伙关系，刘成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从未跟刘成一块向上诉人支取过380000元，如果如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跟刘成一块支取过38万元、经结算多支了19658元，那么后来上诉人也不会向被上诉人出具82000元的欠条，故上诉人的陈述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常理。3、2019年1月18日，被上诉人没有到上诉人处购买过土豆种，在票据号为0001637的票据上记载22100元土豆款是上诉人伪造。从以往双方交易的情况来看，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都填写票据，并让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而高达22100元时却不让被上诉人签字，这与交易习惯和常理严重不符。 崔培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盛达合作社支付土豆欠款8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盛达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崔培涛返还6297.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31日，盛达合作社为崔培涛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客户名称：崔培涛2015年10月31日欠土豆款捌万贰仟元82000元单位名称（盖章）陈际平加盖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印章”。崔培涛主张，2017年12月28日盛达合作社通过微信转账已经偿还2000元，剩余80000元未付。盛达合作社自书记账本记载：2015年8月30日崔培涛之妻从盛达合作社支款1000元，11月6日盛达合作社替崔培涛代付借款10000元，12月6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2000元，12月30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10000元，崔希朋从盛达合作社处购买种子价值860元，2016年2月1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2000元，2016年7月2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2000元，2017年1月25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1000元，1月26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1000元，3月1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款2000元。盛达合作社主张，崔培涛及其妻子以上共支款31000元、崔希朋从盛达合作社购买种子价值860元，共计31860元。崔培涛认可从盛达合作社支取31000元，但崔希朋（崔培涛父亲）从盛达合作社购买种子价值860元，崔培涛认为与其无关。 盛达合作社主张：2017年11月16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价值1019元的土豆，并在种薯销售票据上购种薯人处签字，票据号为0039315；2017年12月28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土豆价值1173元，盛达合作社在销售票据中备注“给崔培涛转2000元……共3173元”，崔培涛在种薯销售票据上购种薯人处签字，票据号为0039314；2018年1月31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价值828元、828元、1243元的土豆，并在三份种薯销售票据上购种薯人处签字，票据号分别为0039327、0039328、0039329；2018年12月10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价值2688元的土豆，并在土豆购销单右下角处签字，票据号为0001637；2019年1月18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价值22100元的土豆种，该日的土豆购销单（单号0001645）无崔培涛本人签字，经崔培涛同意，盛达合作社将该22100元的相关数量及金额记载在2018年12月10日的土豆购销单（票据号为0001637）上。崔培涛对2018年1月31日二份从盛达合作社购买土豆种价值均为828元的票据，只认可收到一份828元的土豆种；崔培涛对盛达合作社主张的2019年1月18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购买价值22100元的土豆种不认可。 盛达合作社还主张，崔培涛欠盛达合作社打包机款3500元未付、崔培涛父亲还另欠盛达合作社种子和药款1400元、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预支土豆款19658元。崔培涛均不予认可。盛达合作社未提交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盛达合作社对2015年10月31日欠崔培涛土豆款82000元无异议，予以确认。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3月1日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支取31000元，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2017年11月16日至2019年1月18日，关于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拉走土豆种的问题，票据号0039315、0039314、0039327、0039328、0039329、0001637，该6份单据上均有崔培涛签名，故确认崔培涛从盛达合作社拉走土豆种货款及2017年12月28日收到盛达合作社转账的2000元合计为9779元[1019元+3173元（1173元+2000元）+828元+828元+1243元+2688元]。崔培涛主张，2018年1月31日二份从盛达合作社处购买土豆种价值均为828元的票据，只认可收到一份828元的土豆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崔培涛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盛达合作社主张，2019年1月18日，崔培涛从其处购买价值22100元的土豆种，该日的土豆购销单（单号0001645）无崔培涛本人签字，但经崔培涛同意将该22100元的相关数量及金额记载在2018年12月10日的土豆购销单（单号0001637）上，崔培涛对此不予认可，盛达合作社未提供证据证明崔培涛将该22100元土豆种拉走或经崔培涛同意将该22100元的相关数量及金额记载在2018年12月10日的土豆购销单（票据号为0001637）上，故对盛达合作社主张崔培涛于2019年1月18日从其处购买价值22100元的土豆种，不予支持；盛达合作社还主张，崔培涛欠其打包机款3500元未付、崔培涛从其处预支土豆款19658元，崔培涛均不予认可，盛达合作社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盛达合作社另主张崔培涛父亲崔希朋从其处购买种子价值860元、另还欠种子和药款1400元，盛达合作社应对此向崔培涛父亲主张，本案不宜合并处理。综上，盛达合作社还应支付崔培涛41221元（82000元-31000元-9779元）；盛达合作社要求崔培涛返还6297.4元，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支付崔培涛货款4122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反诉请求。如果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崔培涛负担436元，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担464元；反诉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间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自愿达成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买受人应就其购买标的向出卖人履行对应货款的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讼争焦点为一审对欠付款事实的认定是否正确适当。盛达合作社对于一审就双方争议的打包机及2019年1月18日买卖土豆种相关事实认定提出异议，主张应将打包机费用及22100元土豆种价款在涉案欠款额中扣减，其依法对上述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提交该争议账目真实且崔培涛予以确认的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盛达合作社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其减扣货款的对应上诉主张不成立。盛达合作社还上诉称其双方与刘成之间的账目纠纷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处理，崔培涛对此不予认可，盛达合作社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及与本案处理的直接关联性，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上诉人盛达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1元，由上诉人高密市盛达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