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6045号原告：高恩惠，男，195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高恩佑，男，195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领，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威，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肃轩（被告高恩泉之子，兼高恩泉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82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恩泉，男，195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高俊华，女，1949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第三人高俊华之子），男，1977年2月4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高颖华，女，196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高元华，男，195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原告高恩惠、高恩佑诉被告高肃轩、高恩泉及第三人高俊华、高颖华、高元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恩惠、高恩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领，被告高肃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婷，第三人高俊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第三人高颖华、第三人高元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恩惠、高恩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2019年5月11日订立的《家庭拆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2、要求二被告将领走的剩余拆迁款按照份额支付给二原告（每人349267.73元）；3、要求二被告自2019年11月1日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发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北京市东城区宝华里48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承租人原系二原告之母李毅清。李毅某与高维某共育有六个子女，分别为高恩佑、高恩惠、高恩泉、高俊华、高颖华、高元华。父亲高维某于1989年12月去世，母亲李毅某于2019年4月去世。2007年宝华里项目曾经启动过，后因种种原因停滞，2019年3月，宝华里项目再次启动。因承租人于拆迁过程中去世，家庭内部共同协商确定拆迁利益分配问题，原则上在涉案房屋有正式户口的分房屋，户籍不在此处的分配剩余安置补偿款。为了响应拆迁政策并使得家庭拆迁利益最大化，李毅某的六个子女协商由高肃轩作为新承租人代表家庭拆迁。2019年5月10日，高肃轩作为代表与北京市宝华地产公司订立《东城区宝华里危改项目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次日，根据上述协议内容，原、被告及第三人订立了《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1）房屋安置三套房，最终落在高肃轩、高俊华、高颖华家庭名下（办理过程中不管签约手续谁办，最终转让过户也好，分配到三个家庭）。（2）家庭总资产分配，除去房屋安置费用，所剩资金，由不享有房屋分配人员（高恩惠、高元华、高恩泉、高恩佑协商分配）。钱款落实后一星期之内分配完毕。（3）所有享受房屋分配的三个家庭，各出10万元作为爷爷奶奶陵园安置费用，让老妹负责保管，本款项2019年十一之前汇总到位。（4）剩余款项，办理货币存放由高恩泉负责，然后再行分配。（5）高俊华家庭如果房屋安置不落实的情况下，给予一百万补偿。（6）高俊华家庭如补助房源不能兑现，把补助房源的钱款作为补贴全款兑付。上述协议内容李毅清六个子女及高肃轩均签字按捺手印。2019年7月13日，宝华里危改项目选房最终确认有三套房源，解决了三个家庭房子问题，但由于三套房源均为期房，所以实现高肃轩、高俊华、高颖华三家房子条件并未成就。但因三套房源已经确认，即能够确认拆迁安置款扣除三套房源余款分配问题。2019年10月14日，高肃轩领取款项1127070.9元，另领取270000元其他奖励。但二被告并未积极分配剩余款项，而是隐瞒了领取款项这一事实。后二原告得知款项领取一事后，多次与二被告协商此事未果。二原告认为，二被告应履行合同约定，故起诉至法院，诉如所请。被告高肃轩辩称：首先，订立《家庭拆迁安置协议》之前，高肃轩并未订立《东城区宝华里危改项目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涉案当事人经多方打听，涉案房屋拆迁有可能获得三套安置房，也有可能获得两套安置房，所以在《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高俊华家庭有可能无法得到安置房。拆迁后，经确认涉案房屋只能获得两套外迁房，而在户全体成员中，只有高恩泉满足在京无房的困难条件，经特别申请和批准，高恩泉被批准获得困难家庭房源，该资格是特定的，困难房源不可向他人分配，在订立《家庭拆迁安置协议》时，也未考虑到困难家庭房源。其次，在家庭仅获得两套房源的情况下，高俊华的补偿问题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需要协商一致确定在拆迁款中扣除高俊华应分配的金额，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客观不能被履行，构成情势变更，该协议应依法予以变更或解除。2020年1月，当事人召开家庭会议希望对涉案协议协商变更，以解决高俊华补偿问题，但最终没有协商一致。第三，根据《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家庭总资产分配要去除房屋安置费用，这里的“安置费用”除了购房款以外，应包括被安置人员拆迁过渡期租金支出，对此过渡期及租金标准，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剩余资金属于待定，未达到分配条件。第四，认可高肃轩领取了安置补偿款1127070.9元以及其他奖励270000元，该款项的领取与高恩泉无关，因此高恩泉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高恩泉获得家庭困难房源也与本案无关。最后，被告是在受胁迫之下订立的《家庭拆迁安置协议》，其中的条款约定也并不明确，因此无法确认该协议有效。综上，被告高肃轩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高恩泉辩称：二原告起诉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不在高恩泉处，高恩泉取得的困难房源也不在涉案协议内，因此高恩泉不属于适格的被告。第三人高颖华述称：认可二原告的陈述，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协议是家庭内部成员真实意思表示，每一个家庭得一套房，无论谁签约办理手续，都应该进行房屋的再分配。第三人高俊华述称：认可二原告的陈述，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高俊华实际参与了选房过程，选择房屋是36号楼1单元2202室，但所有房屋都只能高肃轩签字。因为房屋是期房，目前无法向高肃轩主张权利。第三人高元华述称：认可二原告的陈述，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房屋原由李毅某承租，2019年4月23日，李毅某去世。2019年5月7日，高肃轩经其他户籍在册人员同意提交更名为涉案房屋承租人的申请。同日，高肃轩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在《东城区宝华里危改项目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签名，确认涉案房屋正式住房1.5间，使用面积25.6平方米，建筑面积34.125平方米，本址被安置人口11人。该协议明确乙方可以选择就地安置与货币补偿两种方式的其中一种。2019年5月11日，原、被告与第三人共同签署《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1）房屋安置三套房，最终落在高肃轩、高俊华、高颖华家庭名下（办理过程中不管签约手续谁办，最终转让过户也好，分配到三个家庭）。（2）家庭总资产分配，除去房屋安置费用，所剩资金，由不享有房屋分配人员（高恩惠、高元华、高恩泉、高恩佑协商分配）。钱款落实后一星期之内分配完毕。（3）所有享受房屋分配的三个家庭，各出10万元作为爷爷奶奶陵园安置费用，让老妹负责保管，本款项2019年十一之前汇总到位。（4）剩余款项，办理货币存放由高恩泉负责，然后再行分配。（5）高俊华家庭如果房屋安置不落实的情况下，给予一百万补偿。（6）高俊华家庭如补助房源不能兑现，把补助房源的钱款作为补贴全款兑付。2019年5月25日，涉案房屋承租人变更为高肃轩。2019年6月8日，高肃轩与高颖华、高恩泉进行购房公证，高肃轩同意由高颖华购买一套外迁奖励房源、同意由高恩泉作为居住困难家庭申请人购买居住困难家庭外迁奖励房源，并同意购房款从可用于购房的拆迁补偿收益中抵扣。2019年7月13日，拆迁单位确定高肃轩选房结果如下：奖励房源两套，分别为1503号、2202号，困难房源一套，为1804号。2019年9月6日，高肃轩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在《东城区宝华里危改项目补偿安置补充协议（货币补偿且申请购买奖励房源）》中签名，协议约定被拆迁房屋评估款为2912657元，相关补偿奖励共计1467718.9元，乙方选择两套外迁奖励房源，分别为1503号两居室、2202号两居室，同时获得困难家庭奖励房源1804号三居室，扣减奖励房源的购房款后，乙方最终结算金额为1127070.9元。2019年10月14日，高肃轩取得上述结算金额。2019年12月26日，高肃轩取得发放小组奖、分指奖共计270000元。关于订立《家庭拆迁安置协议》时的相关情况，原告及高俊华、高颖华均称订立该协议时即知晓涉案房屋可能被安置三套房屋，分别是两套外迁房源和一套居住困难奖励房源，但具体房号未确定。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拆迁工作人员表示涉案房屋可能被安置两套或三套外迁房源，但是不包括居住困难奖励房源，高恩泉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申请，2019年6月才进行公示。关于《家庭拆迁安置协议》中“房屋安置费用”的含义，原告及三第三人均称“房屋安置费用”是指三套房屋的购房款，被告称除购房款外，尚包括被拆迁人过渡期的花费，即二被告周转期的租房费用。对此，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从钱款分配的时间可以得知不包括租房费用。关于《家庭拆迁安置协议》中第五、六条如何解释，当事人均称该两条形成于同一时间，原告起初表示订立协议时有两种方案，如果只取得两套安置房，即从总房价款中将高俊华的补助房源房款全额支付（订立第五条后认为对高俊华补偿较少，所以又订立第六条代替第五条），如果取得三套安置房，就由获得两套安置房的家庭按照补助房源房款标准支付给高俊华。第三人高俊华、高颖华均表示当时协商时已将取得三套安置房作为既定事实来考虑，没有考虑到仅取得两套安置房的情况，获得两套房源的家庭需要向高俊华支付补助房源房款。后原告表示认可第三人的观点，称未考虑到安置两套房的情况。被告对原告和第三人的解释不予认可，称当时并不清楚第五、六条的关系，因为高肃轩是晚辈，高恩泉在混乱的现场未仔细看内容，二被告即签署了协议。订立协议时并未把居住困难奖励房源考虑在内，因此“补助房源的钱款”并不确定。对于高俊华无法获得安置住房时补偿由总安置款抵扣还是由取得安置房的人支付，并没有明确约定。就订立《家庭拆迁安置协议》时为何会考虑高俊华无法取得安置住房的情况，高俊华解释称因居住困难奖励房源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因此不确定是否能申请下来，才将无法取得安置住房作为一种可能性进行协商。但就该解释与之前原告及第三人陈述“取得三套房源是既定前提，获得两套房源的家庭需要向高俊华支付补助房源房款”相矛盾之处，高俊华又称不存在一个家庭获得两套房源的情况，如果该家庭取得两套房源，一定需要给高俊华一套。如果涉案房屋仅取得两套安置住房，需要从总拆迁款中按照15500元/平方米的标准，按照80平方米的面积向高俊华兑付。诉讼中，二被告提交高恩泉居住困难奖励房源公示名单，证明2019年6月3日才确定居住困难奖励房源，晚于当事人订立《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的时间。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拆迁工作人员早已告知只有以高恩泉的名义申请居住困难奖励房源，才能使家庭拆迁利益最大化。二被告提交租房合同及租金转账凭证，证明应自拆迁款中扣除过渡期间的租房费用。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租房费用应该自行承担。二被告提供家庭聚会录音证据一份，证明2020年1月6日，当事人之间针对如何修改《家庭拆迁安置协议》，落实高俊华的补偿问题进行协商。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二被告断章取义，高俊华从未表示不要安置住房，此后当事人也没有协商一致。第三人高俊华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二被告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高肃轩曾承诺仅作为代表去签约，具体事宜需要长辈做主，高恩泉曾表示“三个孩子一人一套房”。经质证，当事人均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高俊华提交选房照片，证明其也参与选房，选择的是2202号。经质证，被告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不清楚高俊华的代理人王泽锋为何到现场，也不清楚为何将高肃轩选房的影像记录下来。原告及其他第三人均认可王泽锋代表高俊华参与选房。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情况，当事人订立的《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现被告高肃轩认为该协议因未获得三套安置住房而构成情势变更，应依法予以变更或解除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高肃轩认为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订立上述协议，证据不足；且条款约定是否明确，亦非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现二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家庭拆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高恩泉负责剩余款项的分配，因此二被告认为高恩泉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家庭所获得拆迁总资产，需首先扣除房屋安置费用，所剩资金由高恩惠、高元华、高恩泉、高恩佑协商分配。但根据庭审中对于《家庭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内容的询问，关于高俊华无法落实安置房屋情况下如何获得补偿款及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当事人未能进行合理的解释与陈述。而房屋安置费用的确定不但涉及对安置房房款（因安置房系期房，尚不确定安置房房款是否最终结算完毕）的扣除，还取决于高俊华家庭是否能落实协议约定的安置房，现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因此二原告起诉要求二被告支付拆迁款的履行条件，客观尚不具备，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暂不予支持。根据《家庭拆迁安置协议》中对于“房屋安置费用”上下文内容的分析及履行时限的约定，被告高肃轩认为其中尚包括周转期房租租金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9年5月11日由原告高恩惠、原告高恩佑、被告高肃轩、被告高恩泉、第三人高俊华、第三人高颖华、第三人高元华订立的《家庭拆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高恩惠、原告高恩佑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93元，由原告高恩惠、原告高恩佑负担2697元（已交纳）；由被告高肃轩、被告高恩泉负担26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龙 琨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子惠书 记 员  康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