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57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骏翔，男，199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南宇，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倩，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翔，男，1989年11月2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先国，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廖杨，男，199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第三人：周浪，男，199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第三人：伍国平，男，1990年12月1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宁骏翔因与被上诉人饶翔、第三人廖杨、周浪、伍国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宁骏翔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追加已被注销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经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第三人“贵州乐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显示在2019年06月16日-2019年07月05日间被公告已进行简易注销,原判决却追加已被注销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追加一个不存在主体参与诉讼,程序违法。2、原判决认定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间的多次转让不真实,那么上诉人依法应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但是公司进行清算分配财产并注销,其他股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在向公司投资了54万后,未分到任何清算财产。岂不和原判决的认定互相矛盾。3、在上诉人一审立案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被上诉人却急忙把公司注销,并和其他股东串通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不真实。若《股权转让协议》不真实,被上诉人在注销公司时将公司近百万财产(其中上诉人出资54万)进行处置时,却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通知上诉人进行清算分配财产，与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真实相互矛盾。4、原判决认定:“作为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东的廖杨、伍国平、宁骏翔、饶翔、周浪之间存在多次相互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且多次转让时并未实际发生支付相应对价的事实。足以说明作为股东之间相互转股行为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股权转让”,系认定事实错误。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材料中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上诉人宁骏翔向公司支付了54万增资款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宁骏翔与被上诉人饶翔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6月5日)真实、合法、有效。公司的股东廖杨、伍国平、宁骏翔、饶翔、周浪之间并未存在多次相互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公司成立后仅有两次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其中涉及到上诉人宁骏翔在担任公司股东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仅有一次,即本案上诉人宁骏翔起诉被上诉人饶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本次股权转让(2016年6月5日)、2015年12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2016年3月2日上诉人宁骏翔向公司转款54万的凭证充分证明,公司股东间在2015年12月29日的第一次股权转让,是上诉人宁骏翔向公司的增资扩股,而不是股权转让款,无需向其他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成立,成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廖杨、伍国平、周浪,原判决认定成立时虽工商登记股东为廖杨、伍国平、周浪,但实际股东为廖杨、伍国平、周浪以及上诉人宁骏翔,上诉人宁骏翔负责公司装修等日常事务。公司成立时廖杨、伍国平、周浪以及上诉人宁骏翔均未实际出资。2015年12月29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廖杨、伍国平、周浪以及上诉人宁骏翔,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为宁骏翔向公司的增资扩股(前述宁骏翔在公司成立时已是公司的实际股东),而不是股权转让,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上诉人宁骏翔于2016年3月2日向公司支付了54万增资款,因此不存在宁骏翔向其他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的情况,公司成立时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权没有实际价值,2015年12月29日股权变更后,上诉人宁骏翔在2015年12月29日将增资扩股的款项依法打入公司账户,而不是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其他股东。原判决认定本次股权变更为股权转让上诉人未向其他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认定事实错误。5、原判决认定“多次转让时并未实际发生支付相应对价的事实,足以说明作为股东之间相互转股行为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是认定事实错误。前述2015年12月29日公司股东第一次股权变更中,是宁骏翔向公司的增资扩股,宁骏翔依法向公司支付了54万元的增资款。不存在未向其他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宁骏翔已经实际支付了获取股权的对价。本案中涉及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饶翔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在2016年6月5日。2016年6月5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且上诉人宁骏翔依法向公司支付了增资扩股款54万元，其20%股权对价30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其股权对价真实、合法、合理。6、原判决认定：“工商变更登记后不再登记持股的廖杨、伍国平仍继续参与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廖杨、伍国平、周浪、饶翔、宁骏翔共同创建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工作群中廖杨、伍国平、宁骏翔仍在群中，微信群中对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仍继续沟通”是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原判决据以认定以上事实的微信工作群是图片复印件，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原件，原判决以没有原件的微信图片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该微信图片中并未有上诉人宁骏翔的任何发言和参与，无法证明宁骏翔在微信群中对公司经营情况仍继续沟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再次，假使原判决认定廖杨、伍国平仍继续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是正确的，恰好证明除上诉人宁骏翔以外的其他股东间均在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其他股东合伙侵吞上诉人54万元的投资款。7、原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充分证明，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诉人将所持有的20%的股权作价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且经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16年6月7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信息变更，上诉人所持有20%股份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依约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至今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严重违约。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而原判决却在认定事实上并未采纳任何证据，整份判决均在假设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事实。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饶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且注销时间为2019年8月2日，依法可以作为案件当事人；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各方陈述均能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并非真实的需要支付对价的转让，且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后仍参与了公司的清算等。第三人廖杨、周浪、伍国平的意见与饶翔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不再赘述。宁骏翔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违约导致原告遭受的损失39306.25元（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6月9日赞计算至2019年2月26日，直至股权转让款清偿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宁骏翔、被告饶翔、第三人廖杨、周浪、伍国平系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成立时登记的股东为廖杨、伍国平、周浪，认缴出资分别为30万元、40万元、30万元，成立前的公司章程形成于2015年9月21日。原告宁骏翔在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前就已经参与公司的管理，并负责第三人公司准备经营网吧的装修等日常事务。但由于其自身原因导致无法登记为公司原始股东。2015年12月29日宁骏翔分别与伍国平、廖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25万、5万元的对价，受让伍国平在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25%的股份，受让廖杨在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5%的股份；饶翔分别与周浪、廖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5万元、5万元的对价，受让周浪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份，受让廖杨在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5%的股份。但在股权转让过程宁骏翔未实际向伍国平、廖杨支付股权转让款，饶翔亦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周浪、廖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股权的出让和受让仅为名义上的转让。协议签订的当天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宁骏翔、饶翔通过受让原始登记股东股份的方式登记成为公司股东，同时，当日的股东会决定将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万元变更为150万，各股东的持股情况为：廖杨20%，伍国平15%，周浪15%，宁骏翔30%，饶翔20%。2015年12月30日根据股东决议形成的《章程修正案》，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机构完成了相应的工商登记。2016年6月5日，为便于办理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务。伍国平将其持有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15%股份以22.5万元的对价通过与周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周浪持有，但周浪未按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廖杨将持有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份以30万元的对价通过与饶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饶翔持有，但饶翔未按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宁骏翔将持有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10%股份以15万元的对价通过与周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周浪持有，但周浪未按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宁骏翔将持有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20%股份以30万元的价款通过与饶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饶翔持有，但饶翔未按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当日作为股东的本案当事人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股权持有的变化，并形成《章程修正案》，由周浪持股40%认缴出资60万元，饶翔持股60%认缴出资90万元，并于2016年6月7日完成工商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后不再登记持股的廖杨、伍国平仍继续参与对于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廖杨、伍国平、周浪、宁骏翔、饶翔共同创建的“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工作群中廖杨、伍国、宁骏翔仍在该群中，微信群中对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仍继续进行沟通。现原告宁骏翔认为被告饶翔并未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饶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向其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原被告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房易贷借款合同》、2016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打印的信息。同时，原告宁骏翔在2019年7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有这样的表述“设立公司是我牵头，我负责装修，在公司成立的（时候）我没有出资，第一次转股就是我的增资，我出资了54万，其他（股东）具体出资多少我不清楚，大概在10-20万之间”以及“我是为了办事方便才出让股权的”。上述事实有2015年9月21日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章程》、2015年12月29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廖杨与饶翔、伍国平与宁骏翔、廖杨与宁骏翔、周浪与饶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伍国平与周浪、廖杨与饶翔、宁骏翔与饶翔、宁骏翔与周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微信群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该院依法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在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出让方有权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向受让方主张相应的转让价款。本案中，原告宁骏翔主张被告饶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其诉请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但是根据本案中查明的事实来看，作为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的廖杨、伍国、周浪、宁骏翔、饶翔之间存在多次相互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且多次转让时并未实际发生支付相应对价的事实。足以说明作为股东之间相互转股行为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虽然，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系真实的股权转让，其有权向被告主张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但是原告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并非是实际股权转让之事实。一、因为，如果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系真实的股权交易那么就会出现原告本身就应当向其他股东支付相应股权转让对价，但是根据本案中饶翔、廖杨、伍国平、周浪的陈述来看，本案原告宁骏翔在受让第三人伍国平、第三人廖杨的公司股份时亦未支付相应的对价。且，廖杨、伍国平在2016年6页5日将持有的股份转让，仍继续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非实际的退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二、2016年6月5日的股权转让中原告宁骏翔分别向被告饶翔、第三人周浪转让其持有的股权，现仅向被告主张相应的转让价款，就两次分别向二人进行股权转让的行为，且在二人均未支付转让价款时，仅起诉一人，这就反映出原告本身就存在着股权转让行为不真实的默认。三、假设，根据原告自述其已经实际向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出资，所以原告有权向受让其股权的被告饶翔主张30万元的价款。但原告不能否认的是在原告之外的其他股东亦进行了出资，因为原告本身就认可了其他股东的出资，只是原告认为其他股东仅出资了10-20万元，而自己出资了54万元。因此，既然出资是事实，那么，在股东之间相互转让持股，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才符合一般交易规则。但是，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作为第三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的原告宁骏翔自身都未履行支付25万元和5万元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现却要以他人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由，主张被告饶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义务，显然与其自身行为相矛盾，亦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因与客观事实不符，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对于不真实的股权转让，原告却要主张不真实的转让价款，本身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宁骏翔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90元，由原告宁骏翔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宁骏翔向本院提交了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该公司于一审判决前已经注销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另查明，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已经注销。经查，为了核实案件情况，本院责令宁骏翔本人到庭接受质询，对于涉及的涉案几次股权转让，在一审时各方当事人包含宁骏翔本人在内均确认并无支付转让款的任何依据，但在二审中，宁骏翔表示于2016年3月转入乐芙特公司的54万元中有一部分是支付伍国平和廖杨的股权转让款，余下是其出资，此陈述与宁骏翔在一审中表示上述54万元均为出资亦存在矛盾。因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在存续期间，其注册资本均是认缴，经本院释明后，宁骏翔对于其主张的出资的原因等并未作出合理说明。对于2016年6月5日的股权变更，宁骏翔在一审陈述是为了办事方便才出让股权，二审中，对于上述“为了办事方便”宁骏翔解释系因为其经营的洗车店有人死亡，涉及诉讼，故没有时间办理网吧的事务，且各方合作并不愉快。但经查,对于上述宁骏翔陈述的因洗车店有人死亡所涉及的诉讼，宁骏翔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该案在宁骏翔成为乐芙特公司登记股东之前就已产生。再查，乐芙特公司所涉及的网吧于2016年6月21日试营业，在试营业期间，宁骏翔二审陈述其参与了网吧的运营管理事务。同时，针对网吧的合伙经营问题，饶翔、周浪、伍国平、廖杨于2017年1月4日签订了一份《乐芙特网咖合伙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乐芙特网咖的经营项目共耗费1204634元，饶翔占投资总额19.4%、周浪占投资总额的14.8%，廖杨占投资总额的19.3%，伍国平占投资总额的19%，宁骏翔占投资总额的27.5%。饶翔、周浪、伍国平、廖杨均表示该协议实际是各方针对涉案网吧的投入最后确认各自投资款项的协议，当时，宁骏翔本人也到场，只是最后未在协议中签字。对此，宁骏翔认可其当时在场的事实，对协议中明确的总投资1204634元无异议，且表示之所以没有签字是因为对协议中确认的其本人的投资比例有异议。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宁骏翔主张依据2016年6月5日的协议内容饶翔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意见，饶翔抗辩并非存在真实、有偿的股权转让行为，仅是为了方便办理涉案网吧证件事宜而由饶翔代为持有该部分股权。对此，本院认为，宁骏翔此项主张的基础是成立宁骏翔将其股权有偿出让给饶翔的真实行为，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宁骏翔在受让伍国平、廖杨的涉案股权时依据双方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宁骏翔应分别向伍国平、廖杨支付25万和5万元的对价，但根据伍国平、廖杨以及宁骏翔在一审的陈述，宁骏翔并没有向伍国平、廖杨支付相应款项，同时，也不存在支付对价的真实意思；虽然二审中，宁骏翔表示其向公司支付的54万元中包含有向伍国平、廖杨应支付的上述款项，但该款项并非是直接支付给伍国平、廖杨个人而是打入公司的账户，宁骏翔亦未提交受伍国平、廖杨指示支付的相应证据，同时，该陈述与伍国平、廖杨的意见相矛盾，亦与宁骏翔本人在一审的陈述“增资扩股”相矛盾，同时，于上述同一天（即2015年5月29日），饶翔分别受让周浪、廖杨的股权，饶翔对此亦未支付相应合同对价，这些事实表明，针对涉案股权的转让，虽有签订有偿的转让协议，但受让方均无需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款履行实际的支付义务，故本院对宁骏翔陈述已经向伍国平、廖杨支付了相应股权对价的意见不予采信。针对2016年6月5日的股权转让共有四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载明均是有偿出让，但结合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的陈述，此次股权转让仅是为了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证件等经营管理方便，实际无需支付相应对价，各方至今实际也未支付；宁骏翔本人在一审时亦陈述“为了办事方便才出让股权”，虽在二审中，对于上述“为了办事方便”宁骏翔解释系因为其经营的洗车店有人死亡，涉及诉讼，故没有时间办理网吧的事务，且各方合作并不愉快，但经查,对于上述宁骏翔陈述的因洗车店有人死亡所涉及的诉讼，宁骏翔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该案在宁骏翔成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登记股东之前就已产生，同时，在此次出让股权之后，宁骏翔在名义上已经不再持有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仍参与公司此后的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各方陈述以及相应证据，本院确认饶翔抗辩其仅是代持涉案股权，无需按照涉案协议约定的内容向宁骏翔支付30万元对价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宁骏翔此项主张的基础不成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注销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侵害了宁骏翔的相关权利，宁骏翔可以另案主张。因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系在一审开庭结束之后才办理了注销登记，且当事人均未向一审法院及时披露该信息，考虑到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参加诉讼仅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且饶翔亦作为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程序中发表了相关意见，故上诉人宁骏翔以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此后的注销行为来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因贵州乐芙特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已经消灭，故，不能作为当事人在本文书中列明。综上所述，上诉人宁骏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390元，由上诉人宁骏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永霞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