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0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卫民，男，196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春，洛阳法律研究会推荐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现治，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顾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高有强，男，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束桂荣，女，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再审申请人刘卫民因与被申请人杨现治、高有强、束桂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3民终2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卫民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保证合同未成立。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刘卫民的保证合同，没有主债权的数额，不符合保证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因此该保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二、刘卫民在本案中对杨现治诉讼请求中的56600元不应当与高有强、束桂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2017年8月26日，高有强与束桂荣向杨现治出具的欠条，未征得刘卫民的同意，也未让刘卫民在新出具的借条上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以上规定刘卫民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2.对高有强的欠款，保证期间已经届满，刘卫民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一，保证期间属于民法范畴中的除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权利人享有某项实体权利的存续期间，期间经过，该项实体权利即告消灭，它来自于实体法，消灭的是实体上的权利。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债权人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超过次期限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将不予保护。结合本案来说，杨现治未在两年保证期间的最后期限内起诉刘卫民，保证人即免除保证责任。第二，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事由并不适用于保证期间。按照民法理论，权利人如果在诉讼时效期间怠于行使权力的，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丧失，其丧失的是胜诉权，即权利人的诉讼利益无法获得法律保护。而连带保证期间是不变期间，权利人超过除斥期间怠于行使权利将使权利义务归于消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因杨现治在保证期间内未起诉，其对刘卫民的权利归于消灭。三、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保全申请费576元，共计1766元不应当有刘卫民承担。刘卫民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因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不应当由刘卫民承担。综合以上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刘卫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依法提出再审申请。杨现治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刘卫民于2014年9月15日为即将发生的买卖合同债权提供担保，出具“担保书”时间在前，束桂荣和高有强出具欠条的时间在后符合事实与法律，刘卫民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时间处于约定的担保时间范围和数额之内。2014年9月15日高有强与刘卫民共同出具的“担保书”上载明：“开封高有强要货，工农鞋业部杨现治大力支持，但春节（注2015年农历春节对应的是阳历2015年2月19日）前货款必须结清，否则有刘为民担保结清。”该担保书确认了如下事实：高有强与杨现治之间是棉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未确定具体的品种、数量、单价及总价款，但确定了棉鞋购货的时间段是自2014年9月15日之后截止到2015年2月19日前，债务人高有强履行债务即付款的最后期限是2015年2月19日前；同时确定了刘卫民保证的方式是连带保证，保证的主债权数额是高有强从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2月19日期间进货的全部货款，保证的内容约定不明，则保证的期间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自2015年2月19日到2017年2月18日止。这个“担保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的相关规定。“担保书”签订后，高有强从2014年9月17日到2014年12月12日三个月时间内，共赊购进了162118元的鞋。后高有强退回了5家的鞋，计款44789元，退鞋后高有强欠款117329元。从2014年12月12日以后，因为此前的鞋款没有结清，杨现治再也没有给高有强发过货，开始了艰难的讨债之路。2015年2月10日，高有强付款20000元，下欠97329元。2015年6月5日，高有强付款10000元，之后高有强又陆续付款一部分，高有强每次付款后会重新出具一张新欠条。2016年8月28日，高有强出具欠条上显示欠60528元，之后高有强又付了部分货款。2017年3月22日，高有强出具还款计划书，欠款合计56000元。2017年8月26日，束桂荣最后一次付了400元鞋款，束桂荣和高有强一起重新出具了55600元欠条。2、高有强与束桂荣于2017年8月26日写下欠条，欠下的55600元债务并不是新发生的债务，而是对高有强自2014年9月17日至2014年12月12日之前购买棉鞋所欠鞋款经过几次付款后剩余鞋款数额的确认。这个债务原来是高有强个人签名的债务，其实高有强与束桂荣共同经营，杨现治每次催款也都是向其夫妻两人主张，属于高有强与束桂荣夫妻的共同债务，束桂荣只是于2017年8月26日以明确签名的形式加入了该债务，束桂荣的加入债务并没有加重或损害保证人刘为民的利益，该欠条没有超出刘为民的保证范围。3、55600元债务是刘卫民保证的范围，刘卫民对此债务担保是完全知情的。这个55600元欠条不是变更主合同，无须征得保证人刘卫民的书面同意，刘卫民不能免除保证责任。2015年6月，杨现治与证人田某到开封找高有强和刘为民催要欠款。2016年7月12日15点51分，杨现治的工作人员魏惠利向刘为民催要高有强欠的货款时说刘为民担着保呢，刘为民说：“这事儿我知道”，并称“上次那1万元还是我借的，让老高给你了”，这明确表明刘卫民认可高有强的欠款并同意为高有强担保。4、杨现治在保证期间内多次要求保证人刘卫民承担保证责任，故不能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杨现治作为债权人自2015年2月19日起至2017年2月18日止的保证期间内多次向保证人刘卫民主张权利，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即变更了原有的法律关系，使保证期间的作用消灭。杨现治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了诉讼，则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二、刘卫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审判决确认的刘卫民对高有强、束桂荣55600元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依据的证据有担保书、欠条、录音文件、证人证言等，这些证据确实充分，并经过举证质证。其次，二审判决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故刘卫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请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刘卫民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卫民向杨现治出具担保书，自愿为高有强应付的货款提供担保，刘卫民与杨现治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双方虽然未在担保书中约定主债权的数额，但主债权的数额根据高有强与杨现治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是可以确定的。刘卫民以保证合同未约定主债权数额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未成立、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期间问题，刘卫民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杨现治自2014年年底经常给其打电话催要货款，因此二审认定杨现治在保证期间内向刘卫民主张过权利并无不当。综上，刘卫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卫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