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1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美源，女，197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战红，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战红，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英荣，男，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振华，清远市清城区龙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焕毫，男，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锦彬，男，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审原告：蔡艳飞，男，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杰，广东飞来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老启荣，广东飞来湖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上诉人梁美源、苏战红因与被上诉人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及原审原告蔡艳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3民初2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美源、苏战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梁美源，不是老板，只是记账员，受苏战红委派，领2千元一个月的工资。现判梁美源承担责任，为什么同样在对账单上签名的汤清不负责任。二、汤锦彬，自己已经承认事实是老板，为何半点责任不用承担。三、王英荣，是老板，合同是王英荣和黎焕毫签订回来后，拉汤锦彬和苏战红合伙的，其外甥唐瑞军一直在山上管理，有大量证据，签名为证（因时间太久最近才找到部分证据），但因当时没签合伙协议以至王英荣逃避责任，王英荣所说早己脱离实在一派胡言，有大量签名作证。四、黎焕毫，因山场转让合同是黎焕毫和王英荣签订回来的，承诺修路款黎焕毫和王英荣向佛山老板追回来，但从未兑现。五、因年代太久，现才找到蔡艳飞部分的借支款单，还有蔡艳飞和苏战红、梁美源的电话录音为证。被上诉人王英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梁美源、苏战红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与王英荣有关联，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黎焕毫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梁美源、苏战红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汤锦彬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原审原告蔡艳飞辩称，同意梁美源、苏战红认为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是合伙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审理时有到英德市看守所对汤锦彬进行询问，其笔录可以确认其与王英荣、黎焕毫是合伙关系，举证责任应当由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承担，但是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原审原告蔡艳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美源、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共同向蔡艳飞支付工程款106015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案件的诉讼费由梁美源、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蔡艳飞主张的修路合同关系及证明情况。蔡艳飞提交的《收据》书写时间为2012年1月16日，注明蔡艳飞勾机的工作总时间、打炮总时间，并按工时计算出勾机工作费用，加上勾机退场拖车费总共款项为106015元，收款单位一栏由梁美源注明“未付款”并签名，经手人一栏由汤清签名。蔡艳飞与梁美源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修路合同，据蔡艳飞陈述，是苏战红和汤锦彬直接联系蔡艳飞来修路，蔡艳飞用勾机和炮机进场施工，报酬按工时来计算，蔡艳飞与梁美源、汤清进行结算，汤清是管理人员，汤清说梁美源是老板，所以让梁美源在收据上签了名。蔡艳飞一直有向苏战红和梁美源催款，但两人以合伙人内部没有对好数为由一直拖延。苏战红承认是合伙人之一，但主张其他三名合伙人汤锦彬、王英荣、黎焕毫应共同承担责任。在法庭陈述中苏战红称其与王英荣、汤锦彬合伙，黎焕毫没有参与经营，但砍伐证登记在黎焕毫名下，王英荣负责山地，蔡艳飞是汤锦彬联系的。汤锦彬承认有参与投资，但不参与具体经营，而是派其弟弟汤清去管理，汤锦彬称知道勾机在工作，但蔡艳飞不是他请的，而且他未参与结算。二、梁美源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及证明情况。梁美源和苏战红主张梁美源与本案无关，并主张苏战红、汤锦彬、王英荣、黎焕毫四人是合伙关系，四人共同经营砍伐树木的生意，为了进山砍树需要修路，所以请了蔡艳飞来修路，应由四名合伙人共同承担蔡艳飞主张的费用。梁美源提交的证据包括：1.三份《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由清远市清新区林业局于2011年8月30日颁发，采伐人为黎焕毫，地点为龙颈镇头巾村委会小姨坑，采伐期限为2011年8月30日至12月31日。黎焕毫不认可该三份采伐证的真实性，并主张不是本人申请的。一审法院向清新区林业局调查核实，林业局称该三份采伐许可证是真实的，由该局发出，由黎焕毫提出申请，但申请材料按规定至少保存两年，申请材料已销毁。2.《收据》，拟证明2011年8月17日，黎焕毫向龙颈镇头巾村委会支付砍伐协调费3000元。3.《收据》，拟证明汤清于2011年12月28日确认蔡艳飞珠坑伐木修路勾机退场拖车费800元。4.《协议》，拟证明2011年10月28日，汤瑞军与阮金平签订《协议》约定，因修路损坏茶地，赔偿阮金平2000元。5.《采伐延期申请书》，拟证明2011年12月24日，黎焕毫向林业局申请采伐延期至2012年6月。6.《委托授权书》，拟证明2009年9月29日，黎焕毫、王英荣与冼啟本等三人签订《委托授权书》，约定冼啟本等三人委托黎焕毫、王英荣办理清远市清新区******委会小姨坑根竹山林的砍伐事务（期限至2010年11月1日），冼啟本等三人负责按山形走势开挖一条山路。7.梁美源提交的其他借条和单方记账记录未明确证明内容，也无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王英荣主张其曾与黎焕毫一起接受冼啟本等三人委托办理砍伐手续，但无其他合同义务，且黎焕毫已于2009年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他人，黎焕毫与王英荣已退出经营，蔡艳飞所做工程王英荣毫不知情。王英荣提交的证据包括：1.《转让山林砍伐合同书》，拟证明2007年8月21日，黎焕毫与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签订《转让山林砍伐合同书》约定，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以15万元将清远市清新区******委会小姨坑尾牛栏窝（林权证：清新府林证字2004第0001168号）及根竹[（1990）清中法民上字第23号]的山林转让给黎焕毫砍伐，车辆通行道路由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负责，砍伐期限至2008年1月31日等。2008年1月28日，黎焕毫与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约定，因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没有履行责任，砍伐期限延长至2010年8月31日。2008年10月13日，黎焕毫与冼啟本约定，因罗桂明、冼啟本、冼啟林没有履行责任，砍伐期限延长至2009年10月31日。2.《委托授权书》，与梁美源提交的证据6一致，证明内容一致。3.《转让合同》，拟证明2009年9月29日，黎焕毫与肖义显签订《转让合同》，约定黎焕毫将其与冼启本等三人签订的清远市清新区******委会小姨坑和根竹坑《转让山林木砍伐合同书》、《开挖山林路工程合同书》中乙方的权利义务转签给肖义显，用于抵偿欠肖义显的债务。4.《结算票据》，拟证明2009年11月17日，黎焕毫支付森林采伐提取防火经费3000元。黎焕毫主张其与本案无关，已于2009年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他人，对蔡艳飞所做工程毫不知情。黎焕毫提交的证据包括：1.《协议》，拟证明2009年9月29日，黎焕毫与肖义显签订《转让合同》，约定黎焕毫将清远市清新区******委会小姨坑山林转让给肖义显，抵偿欠肖义显的债务。2.《转让合同》，与王英荣提交的证据3相同，证明内容相同。3.黎焕毫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将身份证复印件交由他人办理林业采伐证。三、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一）关于蔡艳飞主张的承揽合同关系。蔡艳飞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由梁美源签名确认的《收据》，注明了蔡艳飞完成的工作量、工时和合计金额，并标明“未付款”，除此之外蔡艳飞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苏战红和汤锦彬联系其修路。梁美源否认与蔡艳飞有合同关系，称自己只是记账人员，但其丈夫苏战红承认自己有部分责任，而且从梁美源担任记账工作及在收据上签名结算蔡艳飞工作量的事实来看，确认梁美源与苏战红两夫妻共同作为合同一方雇请蔡艳飞修路较为合理。另外，虽然苏战红主张蔡艳飞是汤锦彬请来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汤锦彬予以否认，汤锦彬的弟弟汤清作为经手人在《收据》上签名并不足以证明汤锦彬确认合同义务并授权汤清代其结算。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苏战红、梁美源以及蔡艳飞对于其他人是合同相对方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关于梁美源与苏战红两夫妻主张的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之间的合伙关系。梁美源、王英荣、黎焕毫提交的证据主要拟证明采伐许可证登记在黎焕毫名下，黎焕毫从冼啟本等人处取得山林权利，之后又转让给了肖义显。上述证据拟证明的是黎焕毫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不能证明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上述证据也与蔡艳飞主张的承揽合同关系无关。因此梁美源、苏战红对于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承揽合同纠纷。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梁美源、苏战红共同作为一方，与另一方蔡艳飞签订合同，约定了由蔡艳飞以自己的勾机等设备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将工作成果交付梁美源、苏战红，双方之间的合同符合承揽合同特征。蔡艳飞完成了一定量的工作，梁美源对蔡艳飞完成的工作量和价款进行了结算，基于梁美源与苏战红的夫妻关系以及两人共同作为承揽合同定作人的事实，应视为苏战红对梁美源的结算行为知情且认可，因此梁美源与苏战红应当共同承担合同义务，向蔡艳飞支付报酬106015元。由于收据上未约定付款期限，且蔡艳飞一直都向苏战红和梁美源催收，因此诉讼时效未届满。苏战红和梁美源一直拖欠报酬，蔡艳飞要求从结算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蔡艳飞、梁美源、苏战红关于本案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无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蔡艳飞、梁美源、苏战红未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也未能证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一方是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组成的合伙组织。因此蔡艳飞要求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判决：一、梁美源、苏战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艳飞支付报酬共106015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2012年1月16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蔡艳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梁美源、苏战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美源、苏战红提交光盘一个，拟证明：1.梁美源不是老板，只是记账员，和汤青、汤瑞军一样都是打工的；2.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是合伙人关系，勾机是汤锦彬请回来；3.勾机是汤瑞军（王英荣外甥）和汤青（汤锦彬弟弟）在山上管理的；4.勾机在工作期间有几万元借支，但是因时间太久，借支有遗失有发霉，苏战红质问蔡艳飞欠款总共不超过8万元，为何出现10万多元，蔡艳飞默认并表示是律师算的。被上诉人王英荣质证称，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纠纷与王英荣无关。原审原告蔡艳飞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录音的电话号码是蔡基龙的，蔡基龙对本案实际情况不清楚，该证据不能证实本案与梁美源无关、梁美源不是老板。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艳飞主张的工程款应否由梁美源、苏战红承担。梁美源和苏战红上诉主张梁美源与本案无关，并认为苏战红、汤锦彬、王英荣、黎焕毫四人是合伙关系，四人共同经营砍伐树木的生意，共同雇请蔡艳飞来修路，蔡艳飞主张的工程款应由四名合伙人共同承担并无不当。经查，首先，梁美源否认与蔡艳飞有合同关系，称自己只是记账员，但是其丈夫苏战红承认自己有部分责任，而且从梁美源担任记账工作及在《收据》上签名结算蔡艳飞工作量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确认梁美源与苏战红是蔡艳飞主张的承揽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妥。其次，苏战红主张蔡艳飞是汤锦彬请来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汤锦彬予以否认，汤锦彬的弟弟汤清作为经手人在《收据》上签名并不足以证明汤锦彬确认合同义务并授权汤清代其结算。再次，采伐许可证登记在黎焕毫名下，但是梁美源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黎焕毫从冼啟本等人处取得山林权利之后又转让给了肖义显，无法证实黎焕毫与其他人存在合伙关系，与本案承揽合同存在关联。因此，梁美源、苏战红不能证明梁美源与本案无关，以及苏战红、王英荣、黎焕毫、汤锦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四名合伙人是蔡艳飞主张的承揽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蔡艳飞主张的工程款应由梁美源、苏战红共同承担并无不当。此外，梁美源、苏战红主张蔡艳飞在修路期间有向其借支部分款项，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梁美源、苏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上诉人梁美源、苏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永术审 判 员 钟莹莹审 判 员 成振平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梁家惠书 记 员 林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