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0民终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汉族，生于1963年5月17日，住禹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汉族，生于1965年10月7日，住禹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汉族，生于1959年12月29日，住禹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汉族，生于1970年2月23日，住禹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女，汉族，生于1972年5月15日，住禹州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铁峰，河南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女，汉族，生于1946年7月19日，住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山，男，汉族，生于1944年6月30日，住河南省禹州市，系被上诉人王某5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帅举，河南许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陈某、王某3、王某4因与被上诉人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1081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王某2、陈某、王某3、王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铁峰、被上诉人王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山、魏帅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1、王某2、陈某、王某3、王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某5一审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合法确权文书，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一审中，原审原告所出示的证据没有准建证、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应的确权文书，只有一份1963年的“字据”。法院受理和对实体进行裁决，将会导致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情况，换言之，就是法院不应行使不动产登记发证的权利。二、原审原告诉求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一审诉状可知，本案被上诉人××××年结婚后就没有提出过继承涉案房产的要求，早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需要指出的是其诉状中提出“再后来王小柱的儿子长大结婚因没有房子居住，经征得原告同意王小柱搬迁至原告空房居住，直到王小柱下世”，原审各被告均不认可，并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自述部分印证了“经征得原告同意王小柱搬迁至原告空房居住”不属实，故不应当出现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三、根据目前证据，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房产属于上诉人的祖业。上诉人有1951年的政府确权文书证实涉案房产产权人是王福有，就是五上诉人之爷，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没有共有权人，原判认定被上诉人之爷王双喜为共有权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1963年的“字据”不是确权文书，不足以对抗政府登记的确权文书，何况五原审被告庭审中否定王小柱的签章行为。四、1963年“字据”不具有证明力。该证据上面立字据人为王小柱，经过上诉人的辨认，认为不是王小柱的签名，印章也不是他父亲的印章；因为这份字据年代久远，亲族人以及队长这些人没有证言相印证，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这份字据只是一份协议，没有相应的准建证、房产证、不动产证，因此它不具有合法性，上面的房子没有明确的四至，不能确定与本案有关联性；字据中所要求的条件是否成就被上诉人庭审中已经承认陪送了两条被子，与她提供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两个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性（两个证人一个六十多，一个八十多与被上诉人都有利害关系，没有出庭作证，并且系孤证，不能相互印证）。反之王小柱一直占有这个房屋的事实，也就说明当时个陪嫁的嫁妆王小柱是履行了，基于以上四点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该证据具有证明力。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原告诉称房产是五十年代就已经存在的房子，早已破败不堪，至今上诉人王某2、王某1不知道修葺多少回了，案件标的物早已经面目全非，不是被上诉人结婚时候的样子了，源于禹州市高铁站的建成，被上诉人纠结于土地及附着物的赔偿才想起此事，引起诉讼。但仅凭“字据”不足以立案，并超过诉讼时效，因年代久远证据均已灭失，原判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上的依据，望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5辩称，小时候家中共有15间房，是爷爷王双喜及二爷王福有共有。由于爷爷平常不爱管事，所以当年将所有15间房子都办理到王福有的名下。其中爷爷王双喜、奶奶王刘氏、大姑王花、二姑王玉凤、父亲王天柱、母亲萧花及被上诉人共住了五间。后来在被上诉人四岁时房屋塌了二间。其中二爷王福有、二奶赵玲恩、王小柱、姑奶王妮、姑爷曹金坡共居住了十间。姑爷死得早，姑奶奶是居住了三间，被上诉人结婚三四年后即1973年那一年姑奶奶就死了。姑奶之所以居住在那里是因为局限于当时土改政策，如果居住房子多就按地主成分划分。姑奶死后这间三间也归了王小柱。二爷王福有及二奶赵玲恩由于没有儿子，经人介绍从郭连乡马高村7组（柴庄）抱养了王小柱。王小柱长大后娶妻生育了王新德、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后来在1971年时王小柱为了继承其生父财产，让其长子王新德回老家居住，王新德便改名为陈某。被上诉人结婚时王小柱只生育有长子陈某，其他子女还没有出生。被上诉人结婚后就不在诉争的三间房中居住了。后来王某1长大结婚，王小柱没有地方住，王小柱给被上诉人说了之后被上诉人就让他老两口住。王小柱于2013年下世后房子就没有人居住了。在他老两口居住期间只对房子西山墙进行修缮，并且修缮前跟被上诉人提前说了一下。被上诉人出生后不久父亲便下世了，2岁时母亲改嫁，被上诉人便随爷爷与奶奶生活到16岁。由于爷爷奶奶相继下世，被上诉人16岁那年（1963年）奶奶最终下世后，经族人说和，立下了字据，让被上诉人过继给王小柱。因为被上诉人当时已经会洗衣做饭，生活不需要王小柱来照顾，二人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只是名义上过继给了王小柱，由王小柱在被上诉人出嫁时作为家长出席参加婚礼并陪送嫁妆。王某1等人上诉称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法律虽然规定了20年的诉讼时效，但是就本案来讲，2013年王小柱才下世，王小柱下世前，经被上诉人同意王小柱才在被上诉人的房子里居住，之间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发生争议。王小柱下世后，由于王某1、王某2于2017年在被上诉人房屋周围建新房，使被上诉人的房被围在他们所建的新房当中，双方才发生了争议，被上诉人便多次向村委会、褚河乡政府、禹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这一说。王某1等人上诉称，涉案房产有1951年王福有办理的产权证书，并以此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房屋继承权。首先，王某1等人认可王福有与王双喜系亲兄弟关系以及各自的亲属关系，当时历史原因造成王双喜、王福有没同时登记为产权人。其次，王某1等人认可被上诉人与王某1等人系老表关系。如果被上诉人没有在诉争的房屋里居住过，那王某1等人应当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在结婚前到底居住在什么地方。第三，如果房屋全部系王福有所有，那么不会有1963年经族人说和的附条件赠与协议。协议虽然不能对抗政府的确权文书，但是王小柱在协议中的签章也证明了王小柱认可该房屋原来确实属被上诉人的爷爷奶奶所有。虽然王某1等人不认可王小柱的签章行为真实性，但其并没有证据来证明签章系伪造。王某1等人上诉称不认可王小柱的印章真实性，但上诉中却又称“字据中所要求的条件是否成就被上诉人庭审中已经认可陪送了两条被子”，被上诉人再次声明：王小柱并没有履行协议之约定陪送嫁妆。被上诉人一审开庭中所说的两条被子是丈夫张青山于结婚前一天送过去的，张青山可以证明这一点，与证人冯某的陈述是一致的。王某1等人为了实现其独自侵占房屋的目的，现在已经用铁皮将被上诉人的房屋及院落全部包严，被上诉人不得不举起法律武器向王某1等人开战，从而实现继承权。王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依法继承位于禹州市××河乡枣××组房屋一处；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5的爷爷王双喜与五被告的爷爷王福有系亲兄弟关系，王双喜是老大，王福有是老二。1951年1月24日，王福有取得河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将位于枣王村的两处房产登记在他名下，王双喜在其中一处（本案诉争房屋）房屋内居住。王双喜有一子即本案原告王某5的父亲，原告之父在原告未满月时就去世，原告之母在原告两岁时改嫁，原告王某5随王双喜夫妇生活，后王双喜夫妇也相继过世，经族人说和，原告与五被告的父亲即王福有的儿子王小柱于1963年3月18日立下字据，字据约定原告爷奶遗留的堂屋瓦房三间及屋内一切家具归原告王某5所有，原告长大出嫁时由王小柱负责陪送嫁妆，陪送物品有箱子、桌子各一个，五身衣裳等，如果王小柱在原告出嫁时陪送上述嫁妆，则原告出嫁后堂屋瓦房三间和一切家具就归王小柱所有，如果王小柱不陪送嫁妆，他人陪送原告以上嫁妆，则上述房屋和家具就归陪送人所有。如果原告自由恋爱招上门女婿不出嫁，则上述房屋和家具就永久归原告王某5所有。族人及王小柱在协议上签章或捺印予以确认。××××年原告王某5与张青山结婚，婚后就一直居住在张青山家中（褚河乡单庄6组），后来王小柱经征得原告同意搬至上述房屋居住到2013年去世，之后此房又空着无人居住。2017年12月份，原告发现被告王某1、王某2在本案所涉房屋外围盖了新房，双方发生争执，原告王某5向褚河镇人民政府反映并要求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经多方调解无效，原告遂起诉等情。一审法院认为，继承是指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法无偿转移给一定范围的近亲属或者有效遗嘱指定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本案中，诉争房屋系王双喜夫妇所有的，王双喜夫妇去世后，经族人说和原告王某5与五被告之父王小柱签订了字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付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原告王某5与五被告之父王小柱订立的字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字据内容的义务。关于该字据的效力，从字据的内容来看，王小柱或他人若想取得本案诉争房屋及屋内一切家具的所有权是附条件的，即必须按照字据中的约定履行给原告王某5陪嫁的义务，故该字据是附生效条件的字据，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现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在出嫁时王小柱及他人均未陪送任何嫁妆，即王小柱及他人均未履行字据约定的义务。五被告作为王小柱的继承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王小柱已经按照字据中约定的嫁妆陪送王某5，现五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该字据所附的生效条件没有成就，王小柱不能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五被告作为王小柱的继承人，更无权利继承本案诉争房屋，故原告王某5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五被告辩称意见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禹州市××河乡枣××组房屋一处（堂屋瓦房三间）归原告王某5所有。本案受理费100元，由五被告承担。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争房屋是否系被继承人王双喜夫妇遗产的问题，五上诉人爷爷王福有于1951年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将包括本案诉争房屋在内的房屋和土地登记在其名下，但该证中并未就土地和房屋系王福有“本人”或“本户全家”所有予以明确。考虑该证颁发年代及王双喜与王福有系亲兄弟关系、诉争房屋由王双喜夫妻居住等实际情况，并结合五上诉人父亲王小柱所立字据中“他母所遗”的表述，一审认定诉争房屋系王双喜夫妇所有，并无不当。五上诉人所称涉案房屋属其祖业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小柱1963年所立字据的真实性问题，该字据显示主字据人为王小柱并加盖有印章，且有亲族人、队长捺印确认，五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认定该字据真实有效，系王某5与王小柱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五上诉人称1963年字据不具有证明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字据确认了本案诉争房屋系王双喜夫妇遗产的事实，并明确该房屋由王某5继承所有，同时约定待王某5成年出嫁时可附条件归王小柱所有，即由王小柱陪送约定嫁妆。被上诉人王某5称王小柱未依约履行义务，一审中提供证人连某、冯某询问笔录为证，该询问由褚河镇调处化解工作中心所作，附有现场照片并由本人签字，其作证内容亦可相互印证。五上诉人称其父亲王小柱已履行了陪送嫁妆的义务，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认定王小柱未履行约定义务，所附生效条件没有成就，王小柱不能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上述认定情况，经王小柱所立字据确认，1963年王双喜夫妇相继过世后，本案诉争房屋已由被上诉人王某5继承所有，各方当事人就该继承问题为发生争议，至2017年因王某1、王某2在诉争房屋外围盖新房侵害了王某5的合法权益，经多方调解不成，被上诉人王某5于2019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五上诉人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应驳回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确权文书的问题，诉争房屋作为王双喜夫妇遗产，一审法院按照财产继承法律关系就其归属问题作出实体处理，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五上诉人称因没有确权文书应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陈某、王某3、王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陈某、王某3、王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哲审判员 蔡文慧审判员 马 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涛书记员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