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金碧路**金湖大厦**。法定代表人：高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荣，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明，男，汉族，1968年4月14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东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明，广东聚生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毅，男，汉族，1952年2月8日出生，户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上诉人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恒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明、王文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所主张的因垫付律师费、仲裁费而产生的利息损失（自上诉人付款之日起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的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为98220.03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王文毅对上诉人垫付的律师费、仲裁费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是：两被上诉人不仅给上诉人造成了垫付费用的损失，长期垫付相关费用必然产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对于利息损失部分，也应予以赔偿。两被上诉人共同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6年4月8日，上诉人三个股东之间就协调上诉人与案外人冯颖签订《资产包转让合同》事宜达成《合作协议》，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股东宋世麟、股东高明代上诉人全额支付给案外人冯颖首期资产包收购款3000万元，股东宋世麟、股东高明各支付1500万元，股东王文毅（被上诉人）承诺协助将《资产包转让合同》项下资产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上诉人名下。2016年5月20日，上诉人三个股东之间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股东王文毅负责办理《资产包转让合同》项下资产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上诉人名下并且承担所需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相应费用。上述《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股东宋世麟依约履行了支付首期资产包收购款1500万元的义务，但股东高明（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支付资产包收购款的义务，导致案外人冯颖以上诉人未支付另外1500万元首期款为由解除《资产包转让合同》。股东高明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1500万元首期款，是导致案外人冯颖解除《资产包转让合同》的直接原因，《资产包转让合同》是否解除关系到《资产包转让合同》项下资产最终能否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上诉人名下，因此，对于《资产包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也必须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也是股东王文毅履行将《资产包转让合同》项下资产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上诉人名下的必须承担的义务，而该义务承担的方式就是支付申请仲裁的律师费、受理费。依照《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高明、王文毅应该履行各自的义务，被上诉人高明怠于履行支付首期收购款的义务，导致《资产包转让合同》被案外人冯颖通知解除，对于必须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确认《资产包转让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王文毅又未承担支付相应费用的义务，并且，对于被上诉人王文毅的责任承担不能以其在涉案仲裁案中有无过错进行评判。因此，两被上诉人共同的行为造成上诉人对外垫付律师费、仲裁费及利息损失的后果，共同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对于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两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高明辩称，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2016）深仲裁字第21401号裁决是否生效并不明确，本案应中止审理。被上诉人王文毅辩称，购买债权和提起仲裁均为公司行为，上诉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与原债权人冯颖之间因合同执行事宜产生的纠纷，是一项不能归责于被上诉人的偶发事件。仲裁与执行过户并不是相关联的法律程序，仲裁结果如何，并不影响执行过户程序进行，所改变的只是执行过户程序的最终受益人而已，而最终受益人的改变所影响的只是各方的商业判断，并不构成执行过户程序法定开始或者终止的条件。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律师费、仲裁费合计1763967元（其中律师费损失499605元、仲裁费损失1264362元）；2、两被告向原告补偿因支付上述律师费、仲裁费的利息损失（自原告付款之日起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的基准利率计算至被告支付赔偿款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为98220.03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8日，高明、宋世麟与王文毅三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宋世麟协调永发恒富公司与案外人冯颖签订《资产包转让合同》，收购相关资产债权转让给永发恒富公司；高明、宋世麟代永发恒富公司支付冯颖首期资产包收购款各1500万元，款项支付条件及时间按照永发恒富公司与冯颖签订的《资产包转让合同》执行；王文毅承诺协助永发恒富公司办理资产包所属地块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永发恒富公司名下；等等。同日，永发恒富公司即与冯颖签订《资产包转让合同》。2016年5月20日，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高明向永发恒富公司原股东宋锴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宋世麟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王文毅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共同受让宋锴持有的永发恒富公司股权；王文毅负责办理上述资产包所属地块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永发恒富公司名下，所需费用均由王文毅支付，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相应费用；等等。2016年8月15日，冯颖向永发恒富公司发出解除《资产包转让合同》通知，称永发恒富公司未支付首期款尚欠部分的1500万元，要求解除该合同。2016年10月25日，永发恒富公司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对冯颖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2016年4月8日签订的《资产包转让合同》有效，冯颖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冯颖继续该合同。同日，永发恒富公司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后者代理其与冯颖债权转让纠纷一案的仲裁、执行法律程序，以及其与东亚（集团）开发有限公司、深圳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恢复执行一案，永发恒富公司同意支付后者律师费1900万元，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50万元。后永发恒富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向后者支付了律师费499605元。关于前述律师费的支付问题，王文毅与永发恒富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付款责任转移协议》，承诺由王文毅代永发恒富公司支付前述《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1900万元，永发恒富公司无需返还。王文毅在庭后提交《说明函》称，前述永发恒富公司所支付的律师费，实际上系由其财务人员杨彬于2016年10月3日转账给永发恒富公司50万元，再由永发恒富公司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支付。2018年8月14日，仲裁委作出（2016)深仲裁字第2140号裁决书，认定冯颖于2016年4月16日向高明出具的内容为“冯颖同意实收人民币1500万元，但冯颖出具人民币3000万元收条”、“此项（人民币1500万元未实际支付的事宜）不作为《资产包转让合同》违约事项”的《情况说明》不构成对《资产包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补充，永发恒富公司未按约定付清资产包转让首期款，《资产包转让合同》系一份未生效的合同，故裁决驳回了永发恒富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永发恒富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预交的仲裁费1264362元由其自行承担。另查，2016年3月16日，永发恒富公司登记成立。2016年4月18日，该公司的股东由宋锴变更为高明、宋世麟、王文毅，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锴变更为高明。2016年11月16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高明变更为宋世麟。2018年6月19日，高明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永发恒富公司、宋世麟，要求法院确认2016年11月16日作出变更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决议不成立等。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粤0303民初143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永发恒富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变更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决议不成立。后工商部门依据深市监罗撤决字【2019】1号，撤销了2016年11月16日变更事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恢复为高明。现原告的登记股东为高明（股权比例为40%)、王文毅（股权比例为20%)和宋世麟（股权比例为40%)。2019年4月26日，高明以永发恒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宋世麟冒用永发恒富公司名义提起的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以高明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支付应由其承担的首期资产包收购款1500万元，导致《资产包转让合同》未正常履行并在涉案仲裁案中败诉为由，要求高明赔偿仲裁费及律师费损失；并认为涉案仲裁案系办理资产包所属地块执行至永发恒富公司名下的必经程序，同时要求王文毅共同赔偿前述仲裁费及律师费损失。基于前述诉讼理由，并考虑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并未建立合同关系及两被告均系原告股东的事实，本案宜定性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高明能否以永发恒富公司现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撤回本案诉讼；二是假如高明撤回本案诉讼理由不成立，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仲裁费及律师费损失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焦点，其一，宋世麟于2018年1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时系永发恒富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加盖了永发恒富公司公章，并有宋世麟作为当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原告的起诉行为合法有效；其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系要求两被告对永发恒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高明目前的身份既是永发恒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系被请求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主体，如让其代表永发恒富公司撤回本案诉讼，将会对永发恒富公司利益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故无法认定高明向法院申请撤回本案诉讼系永发恒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高明提出撤回本案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第二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高明未按《合作协议》约定代永发恒富公司支付应由其承担的首期资产包收购款1500万元，导致《资产包转让合同》被裁决未生效，永发恒富公司提起的要求继续履行《资产包转让合同》等请求被裁决驳回，故可认定永发恒富公司在涉案仲裁案中败诉系由高明的原因造成的，并导致永发恒富公司产生仲裁费及律师费损失。也即，高明对此存在过错，应对永发恒富公司前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王文毅是否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王文毅在庭后提交了其委托案外人向永发恒富公司转账支付款项50万元的《说明函》，该款项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先行支付律师费50万元及《付款责任转移协议》等在时间及数额上均较为吻合，故王文毅所称永发恒富公司支付给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499605元实际上为其所支付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釆信。另考虑到王文毅对永发恒富公司在涉案仲裁案中败诉并无过错，故认定王文毅无需对永发恒富公司的前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可要求高明赔偿仲裁费损失1264362元及律师费损失499605元，合计1763967元。高明前述责任属于承担赔偿责任的范畴，原告另行要求高明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予以驳回。因王文毅无需对永发恒富公司的前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驳回原告对王文毅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763967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王文毅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60元，保全费1020元，由原告负担1191元，被告高明负担21389元。上述费用21389元原告已预付，被告高明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宋世麟与被上诉人高明、王文毅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宋世麟协调上诉人与案外人冯颖签订《资产包转让合同》，被上诉人高明、宋世麟代上诉人支付冯颖首期资产包收购款各1500万元，被上诉人王文毅承诺协助上诉人办理资产包所属地块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永发恒富公司名下，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与冯颖签订《资产包转让合同》，被上诉人高明、宋世麟应履行代上诉人向冯颖支付《资产包转让合同》项下收购款的义务。经查，被上诉人高明未按《合作协议》约定代上诉人支付应由其承担的首期资产包收购款1500万元，导致上诉人通过申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资产包转让合同》。上诉人申请仲裁及在涉案仲裁案中败诉系由被上诉人高明未按《合作协议》约定代上诉人支付资产包收购款1500万元导致，上诉人申请支出的仲裁费及律师费属上诉人的损失，可要求被上诉人高明予以赔偿。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高明赔偿上述费用自支付之日起的计算的利息损失，因上诉人支付上述款项时并未明确由被上诉人高明进行赔偿及明确损失数额，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应不予采纳。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王文毅需协助上诉人办理资产包所属地块通过人民法院执行至上诉人名下，本案中，因未足额支付转让款已导致《资产包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王文毅履行协助义务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资产包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非被上诉人王文毅未履行协助义务导致，被上诉人王文毅无需对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55.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永发恒富投资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振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