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2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志通，男，197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勇，广东正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璐，广东正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信城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区*********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813801。法定代表人：梁炜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彬，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志通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信城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志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冯志通无须向信城公司支付货款929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在与信城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对账后，冯志通已委托其妻子何甜英于2018年1月16日取款99000元现金并存入信城公司的工作人员吴松江账户，于2018年2月5日取款99000元现金交给吴松江，用以支付2018年1月11日双方确认的尚欠货款和未能承兑的支票款100000元。因此，冯志通已足额履行完毕付款义务，无须向信城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信城公司辩称，（一）冯志通主张其向信城公司支付了两次99000元现金，与事实不符。信城公司在起诉时即承认收到冯志通支付的一笔99000元。冯志通在一审庭审中别有用心当庭先提交一份2018年2月5日的取款额为99000元的取款单，试图误导法院以为该笔取现金额即是支付给信城公司的货款99000元，当信城公司确认收到一笔货款99000元后，冯志通再取出一份2018年1月16日的取款额为99000元的取款单及99000元存款单，试图让法院误以为冯志通分别现金还款一次99000元、存款转账还款一次性99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九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基于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二）冯志通在一审主张曾于2018年1月16日向吴松江银行账户内存入现金99000元。信城公司一审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银行单据”显示，2018年11月16日该笔款项为吴松江自行存入，而非冯志通存入。冯志通在上诉时便改称为交付现金后再由吴松江存入。信城公司是否也可据此主张冯志通在2018年1月16日并未支付99000元。（三）冯志通主张其交付过两笔99000元的说法与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首先，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和其他证据可知，信城公司在收到冯志通交付的款项后会向冯志通开具收据，或由冯志通保留支付凭证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其次，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知，信城公司要求冯志通查一下银行流水进行复查时，冯志通此后便不再回复，如其果真支付过两笔99000元，便明显超过其所欠货款92936元。截止信城公司起诉时（期间信城公司曾发出律师函追讨货款），冯志通均不予回复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冯志通仅支付一笔99000元，尚有货款92936元未予支付，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信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志通向信城公司支付货款929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92936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有争议的冯志通于2018年2月5日提现的99000元是否已交付给信城公司的业务员吴松江的问题，一审法院评议如下：1.冯志通提供了农村商业银行的无折现金取款凭证仅能证明冯志通提款的记录，不能单独作为付款凭证，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才能达到已交付给信城公司的证明作用；2.从冯志通提供的佐证证据即冯志通于2018年5月24日与吴松江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主要内容为“煤款总金额282936元，未开支票前给9万，剩余192936元，后来你开了一张10万元支票对公的，我司兑不了，跟你换了一张9万多的现金票，我和你老婆去东凤取的；你自己想清楚；我跟你老婆去取现金99000元。”从上述内容看，吴松江再次将相互间的资金来往进行了说明，并重新说明对账后仅因支票问题收到一次现金99000元，并没有冯志通陈述的确认收到两次现金99000元的意思表示，该证据无法起到佐证作用；3.从交易风险来分析，冯志通对账后，于2018年1月16日第一次提现向吴松江交付现金时，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签收凭证，但冯志通仍保留了金融机构的存款凭证，可见其有将保留存款凭证作为依据的意思表示，按理说，其第二次用同种方式支付时，仍会保留相关签收凭证，但冯志通未能提供；4.假如冯志通主张的属实，其实际偿还的金额已超出了实际欠款5064元，明显有违常理。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冯志通主张的上述取款未交付给信城公司。根据上述证据和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信城公司与冯志通存在业务往来，由信城公司向冯志通供应煤炭。2018年1月11日，冯志通与信城公司的业务员吴松江进行对账，并签订对账凭证，对账凭证的主要内容为：冯志通于2017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14日收到信城公司供应的价值282936元的煤炭。冯志通已偿还了90000元现金，并将支票一张（支票号：41055420；金额：100000元）交付信城公司，尚欠信城公司货款92936元，承诺于2018年3月1日付清。签订对账凭证后，冯志通仅于2018年1月16日因支票无法兑现向信城公司支付了现金99000元，余款至今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冯志通收到信城公司提供的货物后没有按约足额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信城公司主张冯志通支付货款及从2018年3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付利率，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现信城公司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信城公司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冯志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向信城公司支付货款929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92936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4元，减半收取计1172元，由冯志通负担（该款已由信城公司预交，冯志通于上述付款期限内一并迳付信城公司，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冯志通是否向信城公司支付了两次99000元现金。本院认为，虽然冯志通的妻子在2018年1月16日和2018年2月5日两次取款99000元，但冯志通没有证据证明其妻子将两次取款的99000元均交付给了信城公司的员工吴松江。虽然吴松江在2018年1月16日存款99000元，但冯志通缺乏证据证明该99000元即其妻子交付的99000元。并且，如果冯志通确实向信城公司支付了两次99000元货款，则其超额支付了几千元的货款，这并不符合常理。信城公司的员工吴松江在2018年5月份与冯志通微信聊天提到冯志通尚欠92936元货款时，冯志通并无回应称已经付清货款，这亦不符合常理。由于信城公司只承认收到一次99000元，故在冯志通举证不足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冯志通只向信城公司交付了一次99000元现金，冯志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冯志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3元，由上诉人冯志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蔡惠群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晓婷王甲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