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7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男，196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6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原审第三人：朱某4，女，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2、朱某3、原审第三人朱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6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朱某1的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某2、朱某3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某1是否有权继承朱国正的遗产，1988年的分家析产协议并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将该份分家析产协议与继承相混淆，属于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为朱某1因提前分家导致朱某1无法按分家析产获得拆迁赔偿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浙江省余姚市的房屋系朱某1个出资购买，朱某2、朱某3认为系家庭共同出资帮朱某1购买与事实不符，并不能据此认为朱某1分家分得浙江省余姚市房屋。三、分家析产协议中关于浙江省余姚市××镇××路××号房屋按9000元作价平均分配给双方当事人，但每人分配3000元的约定并无履行，现该房屋已由政府拆迁，针对协议中房屋分配问题根本无法履行。四、朱某4之所以放弃拆迁后的赔偿款是因为对于家庭析产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在无法判断朱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朱某2、朱某3、一审法院存在剥夺朱某4法定继承权利的行为。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分家析产协议履行不能导致拆迁后的赔偿款仍应当以遗产继承，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条文加重了朱某1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朱某1的原审诉讼请求不当。 朱某2、朱某3共同辩称，浙江省余姚市××镇××路××号房屋父亲于1988年分家时已经处理完毕，故朱某1主张该项财产属于遗产与事实不符。根据《分书》内容，朱某1的份额已经析出，该房屋几十年来一直由朱某2在修缮，打理，朱某1称分书中分出指搬离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某4对于朱某1的上诉请求并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某1的上诉请求。 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朱某2、朱某3按照协议约定分割余姚市××镇××路××号房屋征用拆迁取得的拆迁价款643515元，朱某1、朱某2、朱某3每人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各得214505元，朱某2支付朱某1214505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朱某2、朱某3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1与朱某2、朱某3、朱某4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朱国正于1997年3月18日亡故。生前留有独立产权的位于余姚市××镇××路××号房屋一套。1988年，在舅舅陆顺昌、陆其昌的见证，朱某1、朱某2在场的情况下（当时朱某3已经参军，但对分家协议内容予以认可），父亲朱国正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并形成《分书》具体载明如下：朱某2——红木八仙桌壹张；春凳壹条；小棕棚壹张；五根小方凳；良橱一口自己买（归良军）；三江西路77号房屋一间玖仟元，各得叁千元，建军现分出；楼下公用灶头归良军；晾台归文军；还有两只小水缸归良军；小橱良军。朱某1——三斗桌壹张；旧谷箱柱壹口；大棕棚壹张；长凳三条；春凳壹根；小谷柜一只；大水缸一只；方桌壹张；缝纫机自买归建军所有；三江西路77号楼屋二玖千元各得叁千元，建军已分出。朱某3——大皮柜壹口；大水缸壹只；搁箱子一只；旧自行车一辆；阿娘旧木床和棕棚；圆桌壹张；三江西路77号二间楼屋玖千元每人得叁千，建军已分出；文军三根长凳。注：阿娘三年后住建军屋（1991年），爹爹住良军、文军屋（以老屋为止）。三年后抚养爹爹由良军、建军各拾元，文军成家以后再贴拾元。阿娘、爹爹古老，良军、建军、文军平均负担。 2014年6月26日，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与朱某2、朱某3签订《住宅用房模拟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一份，征收余姚市××镇××路××号房屋，给予征收补偿款612969元，按期签约、搬迁奖励费30546元，合计643515元。该房屋征收补偿款已由朱某2领取。朱某2已经支付给朱某3300000元。 1987年朱某1与出卖人杨丁伟签署《卖买文契》，购买了余姚市××镇××路××号房屋，现登记在朱某1名下。 朱某1、朱某2、朱某3之间涉及本案纠纷多次诉讼后撤诉。朱某1诉朱某2、朱某3、朱某4继承纠纷案件，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浙0281民初887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载明：协议书系朱国正对其独立财产的分配协议，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朱国正有权对其名下的房产进行处分。协议中，朱国正将余姚市××镇××路××号房屋作价9000元，三个儿子各得3000元，应视为三人各得三分之一的份额。在协议书中写明朱某1已分出，应理解为朱某1已在外居住，且在协议中明确了约定了抚养由朱某2、朱某1、朱某3各拾元，阿娘、爹爹古老由三人平均分担，故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看，“建军已分出”应视为已不在该房屋居住，而非不再享有房屋的共有权。以现有证据表明房屋征收补偿款由朱某2领取，应由朱某2负责归还朱某1相应份额的款项。判决如下：朱某1与朱某2、朱某3各得余姚市××镇××路××号房屋征收补偿款三分之一份额，朱某2支付朱某1房屋征收补偿款214505元。该案朱某2、朱某3缺席。 （2017）浙0281民初8877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朱某2进行申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宁波中院作出（2019）浙02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2017）浙0281民初8877号案件在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违法缺席判决，导致案件事实未予查清。依照相应法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7）浙0281民初8877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争议焦点：1.余姚市丈亭镇××路××号房屋系朱某1以个人财产购买的个人资产还是以全家共有财产购买的家庭财产？2.对“三江西路77号房屋两间玖仟元，各得叁千元，建军现（已）分出”如何理解？ 朱某1认为以自己的收入购买了余姚市××镇××路××号房屋，该房屋系其私人财产并非家庭共有财产，故“建军现（已）分出”指的是朱某1搬离三江西路77号房屋而居住××路××号房屋中去，是搬离、离开的意思，对三江西路77号房屋仍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朱某2、朱某3持相反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个争议焦点应予以综合考量认定。关于××路××号××房的时间、当时人均收入、经济生活水平以及未成家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家庭财产共有的常规相处模式看，××路××号房屋是在1988年分家之前购买，应当为家庭共有财产，后登记在朱某1名下，系从家庭共有财产剥离出来为朱某1个人所有，故在1988年的分家协议上才会有“三江西路77号房屋两间玖仟元，各得叁千元，建军现（已）分出”的说法，故“建军现（已）分出”指的是朱某1搬离原住所且财产独立分割出来，朱某1已经不享有三江西路77号房屋的份额。对上述说法可以佐证的理由如下：1.当时环境下的分家一般有娘舅到场，分家中会秉承“公平公正、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就是因为朱某1已经享有××路××号房屋的所有权，所以“被分出”，同时朱某1仍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阿娘三年后住建军屋里（1991年）”以及之后“爹爹”、“阿娘”的生活费以及百年费用的分担。这体现了民间分家的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善良风俗。同时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如果仅仅是搬离住处并不需要注明“建军已分出”，这个“分出”记载在分家协议上，结合家具的分配，根据一般的理解就是财产的分割处理。2.在协议的备注中还载明“阿娘三年后住建军屋里（1991年），爹爹住良军和文军屋里（以老屋为止）”，因当时签署《分家协议》的时候××路××号房屋已经购买，故而才会有“建军屋里”指的就是××路××号房屋，“良军和文军屋里”指的就是三江西路77号房屋，当时对于权属是已经有明确划分的，进一步证明“建军分出”不仅仅是搬离原住所，也包含了财产分割处理。3.从房屋长期的状态来看，房屋长期以来的日常登记申报、维修、出租等由朱某2负责，朱某1没有任何参与，也可以看出实际生活中朱某1已经不享有三江西路77号房屋的份额，否则与常理不符。4.1988年三兄弟分家，1997年3月18日朱国正亡故，朱某1一直未向朱某2、朱某3主张过三江西路77号房屋的权利，但在2014年被征收之后朱某1开始主张权利，与朱某1主张其一直享有说三分之一份额不符。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足够证据予以佐证，否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朱某1认为其享有三江西路77号房屋三分之一份额，因该房屋被征收，故其要求朱某2、朱某3支付其三分之一拆迁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文分析，朱某1已经在分家中“被分出”，其并不享有三江西路77号房屋的三分之一份额，故对朱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朱某4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并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和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朱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18元，保全费154元，合计4672元，由朱某1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某1主张朱某2、朱某3向其支付三江西路77号房屋拆迁补偿款的理由是三江西路77号房屋是父亲朱国正的遗产，其有权作为继承人继承朱国正的遗产，而朱某2、朱某3则认为根据朱国正于1988年《分书》内容，结合1987年以朱某1名义购房的事实，朱某1分得的是××路××号房屋，对三江西路77号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本院认为，根据1988年《分书》内容，朱国正在双方当事人舅舅的见证下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在该份《分书》中曾出现“建军现分出”、“建军已分出”字样，而且提及阿娘三年后住建军屋里，爹爹住良军和文军屋里（以老屋为止），结合朱某1自述曾出资3500元购买××路××号房屋的事实，该份《分书》分割的财产除了三江西路77号房屋还应包括朱某1于1987年购买的房屋。对于朱某1主张的1987年购买的房屋是其个人出资购买，《分书》中已分出指其搬离涉案房屋，对此，本院认为，《分书》主要针对家庭财产的分配，如果如朱某1所述单指其从三江西路77号房屋搬离，并不需要在《分书》中多次指出，而且考虑到朱国正是在1988年才分家，朱某1购买××路××号房屋时并未分家，朱某1称其于1983年去铝制品厂工作，至其购房时间才工作四年，按照当时的工资收入朱某1并无能力独自购房。故朱某1称《分书》里已分出指其搬离涉案房屋的解释可信度不高，朱某2、朱某3的陈述更为合情合理。据此，因三江西路77号房屋朱国正生前已作处分，朱某1以继承为由要求朱某2、朱某3向其支付三江西路77号房屋拆迁补偿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朱某1主张的一审判决未保障朱某4对于涉案房屋继承权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1988年《分书》内容朱某4对于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产权，而且朱某4如果认为一审判决不当应自行向法院提起上诉，而不应由朱某1代其行使上诉权利。朱某1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系对法条理解有误，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因为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是遗产，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因朱某4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缺席判决的条文。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8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春艳 审 判 员 陈 艳 审 判 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沈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