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4768号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村聚龙街**。投资人：潘洪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兰桂，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诉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兰桂、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被告向原告支付设备产品款9万元和滞纳金（滞纳金以9万元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9年1月7日起计至被告实际清偿本金债务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主要从事电子设备产品的制造、批发与销售，被告以曾用名广州永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一批总值18万元的电子设备。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货与安装，但被告除了于2018年10月10日委托案外人丘燕霞支付了9万元定金外，未再向原告支付任何货款。2019年6月1日，在被告久拖不付货款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发送合同催款函敦促被告履行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被告依然拒不支付。2019年9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张额度为9万元的支票，但被告账户的余额不足无法兑现，银行作退票处理。原告已依约履行发货安装的义务，被告应足额向原告支付货款。现被告拒不支付剩余货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及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请求。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在2020年4月15日才从原股东陈伟忠及李美洁处接手被告公司，对于涉案交易的情况并不清楚。第二，被告在公司的档案中没有找到涉案合同，原告在证据中所提到的所有人员均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财务报表中没有相关款项的记录，在仓库里没有相关货物入账信息。第三，被告签订合同使用的是合同专用章，但涉案合同没有使用合同专用章，不符合被告签约的正常流程，而且合同没有落款时间，被告认为涉案合同是虚假合同。经审理查明，被告系成立于2011年5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名称为广州百琪迈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飞超；2014年7月14日更名为广州永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利梅；2018年9月21日更名为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即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美洁；2020年4月1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利桢戍。原告为证实涉案交易，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1.《产品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1）《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永希公司（甲方）向原告（乙方）购买价值为180000元（含运费、调试费）的电子设备，主要内容约定为“签定合同起三日内甲方将合同总金额50%作为定金合计人民币90000元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乙方收到货款按合同清单备货，在15-20个工作日内备货完毕（扬声器类在收到定金后根据客户工地现场进度需要，可部份提前发货，工地安装急用），余下设备备好后并安排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不含卸货和上楼）；余下50%货款90000元在签定合同之日起第90天或之前汇入乙方指定银行。……乙方收款账户：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同德支行，卡号：62×××18，户名：陈利。……甲方逾期支付乙方的设备产品款，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偿滞纳金，以每日支付欠款总额的1‰计算。……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该合同甲方处盖有永希公司公章，乙方处盖有原告的合同专用章，但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以及签订日期处均为空白。（2）2018年5月21日，原告员工顾玉霜添加了微信号为“kenlee_”，备注名称为“利柏186××××****”作为微信好友，并发出联系方式及与名片，利柏回复“明天能够过来一下吗？永希科技利生，186××××****”“明天你们时间定了没有”，顾玉霜回复“你这项目是哪里，你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发个定位我，我直接过来”；经过初步洽商，顾玉霜向利柏发出“18874*1.10=207574，最终206000元，含税、含运费、含调试费”“我是要现在按这个改个清单过来，还是等你那边落实后，到时直接做合同？”，后双方协商，原告同意将合同总额调整为180000元，顾玉霜于2018年7月6日向利柏发出“可以，那就18万整”；后续双方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多次互相发送“永希科技采购合同7-26.doc”的电子版文件；2018年9月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帮忙搞50%定金，后面90天内付完，那天你回去后，我给陈总说了一下这个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那天我原话给陈总这么说的：利总会去找他们帮我们去弄到50%定金，会在原价上面加10个点的费用，到时我们再把这个10个点的钱转给帮忙的那个朋友，余下的90天前付款”，利柏回复“实在不行就那个陈总去个电话吧，OK的话，赶紧把这个事情落实掉就OK的再说吧”；2018年9月13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永希凯韵广播采购合同2018.9.13.pdf”电子版文件，后向利柏表示“利总，麻烦你明天问问李小姐合同收到了没有，寄了有几天，我当时忘记了拍单号过来，她收到后也要寄回一份我”；2018年9月21日，利柏向顾玉霜发送“139××××****李小姐”，顾玉霜回复“利总，合同我已经收到，昨天去深圳了，没在公司，昨天都放我桌子上了”，利柏回复“嗯收到了就好，收到一份还是两份啊，应该是一份吧”，顾玉霜回复“2份，我寄的两份过去，她寄了两份回来，不知道她复印没有？我晚点问问她”。原告主张涉案合同的经办员工为顾玉霜，永希公司的经办员工为利柏；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因工作疏忽没有注意落款时间未填写；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主张根据顾玉霜与利柏的聊天记录，原告于2018年9月8日向永希公司寄出己方盖章合同，于2018年9月21日收到永希公司寄回来的盖章合同，故其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应为2018年9月21日。2.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发货视频、机动车行驶证照片：（1）2018年10月10日的发货单8张，其中7张的交货地点未填写，订单备注为“马上备货，客户下午派车来拉”，还有1张交货地点为“要送货上门，送工地，先做货，地址到时，地址到时发来”为手写“地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2018年12月12日发货单1张，交货地点及备注均未填写。（2）2018年6月22日发货单1张，交货地点为“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订单备注为“收货人：封生，136××××****，发货人写永希科技，利总186××××****”；2018年6月22日，利柏在微信中向顾玉霜发送“阳江市卫生学校，封生，136××××****”，顾玉霜“就这个地址可以收到？”，利柏回复“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顾玉霜回复“感觉好简单”，利柏回复“收到的”。（3）2018年10月10日，永希公司派人前来原告的仓库拉货，原告的员工顾玉霜及张保仁在场发货，录下了发货视频以及拍下拉货司机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该行驶证显示粤Ａ×××**的轻型仓栅式货车所有权人为广州市骏成运输有限公司。原告就涉案合同提交了部分发货单，其主张2018年10月10日有8张、2018年12月12日有1张，上述发货单对应合同货物序号的1-32项，第33-42项的发货单未能提交，但已经全部发货；发货单上订单备注为“马上备货，客户下午派车来拉”的货物，有发货视频及拉货司机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证实永希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0日派人拉走，当时永希公司的交接人为“封先生”；发货单上订单备注为手写“地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的货物系通过物流运送至永希公司指定地址，地址系利，地址系利柏在微信中发送给顾玉霜的2018年6月22日的发货单系为了佐证涉案合同的部分货物发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2018年6月22日的交易双方已经另外结算，不属于涉案合同标的。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1）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10月10日，案外人丘燕霞向陈利的62×××18账号转账90000元，交易用途注明为“代永希支付定金”。（2）2018年10月8日，顾玉霜在微信上向利柏发出“利总，款没有到，麻烦您问一下”；2018年10月23日，利柏向顾玉霜发出“对了小顾，你让公司财务开具一个收条”，顾玉霜回复“90000元的？那我弄好寄过来？”，利柏回复“嗯，就是上次的那个地址”。原告主张顾玉霜向利柏催收90000元定金后，永希公司委托丘燕霞向原告指定账户转账90000元，利柏在微信中要求顾玉霜开具收条，顾玉霜按照寄送合同的地址向永希公司寄送了上述90000元定金的收条。庭审中，原告陈述在其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投资人为潘洪强，但实际投资人为陈利，故涉案合同约定将款项转入陈利的账户。4.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支票、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合同催款函：（1）2019年3月25日，顾玉霜在微信中向利柏发出“利总，我电话里最急的是那9万元款的事，按约定时间3月11号，又过了半个月了都，财务20号（发）工资时，硬是一分都没有发给我，可李小姐说那边款还没有过来，付不了我们，利总麻烦你协调下可以吗？……”，利柏回复“我等会儿给你打电话”；2019年3月2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我上周和今天打电话给李小姐，她都没接，估计她知道我找她催款，今天28号了，没两天这个月都到底了，这个事还是要拜托你帮我了，昨天好像听你说今天要去见下李总，麻烦你今天盯着他帮我把款付过来我”“农行卡：（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同德支行，卡号62×××18，户名：陈利，90000元”；后顾玉霜多次向利柏催款，2019年6月1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江总这边申请弄好了，张总、陈总都同意了，这9万元货款开支票过来，然后从这个月开始暂停对我的扣款……”；2019年10月7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早！你上班了没有？我们今天上班了，一上班财务就又问我了，他说明天要去银行兑钱，你能帮给李总说说吗？”，利柏回复“我外出了，直接联系李总”；2019年10月9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那9万元支票当时开的最后日期是9.30兑钱，结果现在马上快10号了，现在钱没进去，打他电话也不接，他这样子就不对了吧，这个事性质可都变了”“财务说10号，明天，这也是银行给的这个支票的最后的宽限期”，利柏回复“他不是说你们6号已经入票了，还电话给我发了顿牢骚”，顾玉霜回复“财务给我说银行给的是10天宽限期，还有到时间的，明天才是10号最后一天”“怎么样？利总”，后利柏未再回复顾玉霜。（2）2018年9月21日，顾玉霜通过利柏发送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备注名称为“永希李小姐”作为微信好友；2019年3月13日，永希李小姐向顾玉霜发出“顾小姐，我刚刚联系了利总，是这样的：因为现场那边还有安装设备，客户那边也没有给我们打款，近期公司也陆续购买了一批设备，资金都在设备里面了，你们公司的这笔款麻烦你跟公司那边说一下，可能会延迟一下”，顾玉霜回复“但是前面说好是发货两个月后付款……”；后顾玉霜多次向永希李小姐催款，但永希李小姐均表示支付款项有困难，需要延迟支付；2019年4月26日，永希李小姐向顾玉霜发出“156××××****李生”，让顾玉霜直接跟其老板沟通。（3）2019年6月18日，顾玉霜通过永希李小姐发送的手机号码与“永希李总”进行沟通，顾玉霜向永希李总发送短信“李总，晚上好，我们江总这边申请弄好了，下午张总、陈总都同意了，这9万元货款开支票过来，然后从这个月开始暂停对我的扣款，谢谢，你看支票什么时候开好？你没时间，我过来拿也可以”，永希李总于2019年6月19日回复“你好！下周可以开好。到时通知你”；2019年9月27日，顾玉霜发出“李总，下午好，明天28号了，麻烦您提醒一下财务，那个支票钱要转进去哦”；2019年10月7日，顾玉霜发出“李总，早！我们今天上班了，一上班财务就又问我了，他说明天要去银行兑钱，你记得通知财务快点放钱进去啊”，永希李总回复“我晚点给你们财务打电话吧”，后未再答复顾玉霜。（4）被告出具支票号码为35727951,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以下简称涉案支票），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收款人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粤红水电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粤红经营部），用途为货款，出票人签章为被告财务专用章，并盖有李美洁个人签章。（5）退票理由书及借方退票客户回单显示涉案支票因账户余额不足于2019年10月8日被退票处理。（6）原告提交了一份有案外人广州昌晟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晟公司）盖章确认的《订购合同》，约定原告向昌晟公司订购一批价值为91385元的物料并约定于2019年6月1日交货。2019年7月15日，昌晟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广州市白云凯韵电子设备厂（即原告）的支票一张，金额为90000元，中国银行支票，号码为35727951”。2019年11月15日，昌晟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广州白云凯韵电子设备厂（即原告）现金90000元”。2020年7月17日，昌晟公司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昌晟公司为原告的供应商，其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原告支付货款的支票（详细信息与涉案支票一致）一张，昌晟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将此支票转给其供应商广州昌天翔铝业有限公司，广州昌天翔铝业有限公司又将该支票转给其供应商粤红经营部，粤红经营部于2019年9月30日承兑时发现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经昌晟公司与原告协商，昌晟公司将涉案支票退回原告，原告另行支付90000元货款给昌晟公司。（7）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出具了一份合同催款函，主要内容为确认永希公司尚欠原告90000元的货款，要求永希公司收到该函后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欠款等。原告主张顾玉霜多次向利柏、永希李小姐、永希李总催款，最后协商由被告向原告出具90000元的涉案支票，为保证支票流通的便利性，涉案支票收款人及出票日期一栏并未填写，但涉案支票经多次流转，最后由粤红经营部进行承兑时，却因出票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退票处理；合同催款函由顾玉霜送达给被告，分别通过微信和快递发送，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经质证，对于第1组证据，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其收到诉讼材料后去找公司之前的股东李美洁了解情况，李美洁给利桢戍发送了涉案合同的电子版，并陈述涉案合同为被告更名前的一个正常合同，其他问题未再答复利桢戍；庭后，被告出具一份征询回复函，表示“我司没有和原告有任何购销合同，所以针对上次法院的询问，是否李美洁签订及收货人是否是她更无从参考。我司亦联系了李美洁本人，她本人也否定了曾有过此合同及有过签收对接的洽商”；第二次庭审中，本院询问利桢戍为何李美洁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情况进行了前后矛盾的陈述，利桢戍未有合理解释。而对于原告证据中所有关于利柏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认为利柏并非永希公司或被告的员工，而且利柏未向原告发送名片证明其身份，所以利柏称自己为永希公司的员工系冒充行为。对于第2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的发货单为单方制作，发货单上没有签收人，故不能证实系被告签收了原告的货物；发货视频中的人物均无法辨认是谁，机动车行驶证属于运输公司，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被告于2018年10月10日派出了封先生前往原告的仓库交接，但未能提供签收记录，被告不予确认。对于第3组证据，被告表示丘燕霞并非永希公司或被告的员工，丘燕霞向陈利转账不代表永希公司支付定金给陈利，至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交易用途处注明“代永希支付定金”，被告对此未作合理解释。同时，在征询回复函中，被告表示未与原告有其他纠纷或者交易。对于第4组证据，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永希李小姐”还是短信记录中“永希李总”，被告认为均无法证实是否永希公司或被告的员工；对于涉案支票，被告表示系其向粤红经营部出具，但对于其为何向粤红经营部发出支票以及是否跟粤红经营部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未作合理解释；对于《订购合同》、收据、证明，被告认为系第三方公司出具，与本案无关；被告表示没有收到合同催款函，原告也未提交送达该函的证据。被告为证实其签订合同系使用合同专用章，提交了两份采购合同，该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8年4月16日及2018年6月27日。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且无论被告系使用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对外均具有法律效力，涉案交易有涉案合同、相关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多项证据予以证实且能互相印证。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是否就涉案合同上的公章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被告表示因资金问题不申请司法鉴定。另，涉案支票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原件，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表示因保管不慎，涉案支票已经丢失，无法出示原件。以上事实，有《产品购销合同》、发货单、发货视频、照片、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支票、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合同催款函、采购合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应就未及时支付设备产品款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涉案合同的落款处虽然只有原告的合同专用章及永希公司的公章，没有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和落款时间，但根据原告的经办员工顾玉霜与利柏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已就涉案合同进行磋商和多次修改，达成合意后是以邮寄的方式将盖章的合同原件送达给对方。原告提交的发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票等双方履行合同的凭证，均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节点相吻合，本院据此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对于永希公司前股东李美洁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的说法前后矛盾。利桢戍先是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收到诉讼材料后找到李美洁拿了涉案合同的电子版，并听李美洁说涉案合同为被告更名前一个正常的合同，庭后又提交征询回复函称李美洁说没有涉案合同及与涉案合同相关的洽商，对于上述前后矛盾的说法，被告未给予合理解释。第三，被告对涉案合同以及永希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经本院询问后，被告仅以资金问题为由不申请公章鉴定，而其提交的两份永希公司与案外人签订采购合同，亦未能证实涉案合同或永希公司的公章为虚假无效，被告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四，被告抗辩称利柏并非永希公司或被告的员工，利柏在微信中自称为永希公司的人员系冒充永希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经过顾玉霜与利柏对涉案合同的洽谈，原告取得了永希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原件，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利柏系代表永希公司与原告洽谈了涉案合同的细节，且发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票亦证实了原告与永希公司之间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故无论利柏是否永希公司员工，涉案合同均对原告与永希公司有约束力。综上，涉案合同系原告与永希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永希公司在2018年9月21日更名为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即被告），永希公司的涉案合同义务由被告履行。关于被告是否应就未及时支付设备产品款而承担违约责任。首先，被告认为丘燕霞向陈利支付的90000元与本案无关，但被告又称未与原告有其他纠纷或交易，对于丘燕霞转款时在交易用途处注明“代永希支付定金”，其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支付的金额、交易备注用途、微信聊天记录，丘燕霞向陈利支付的90000元应认为涉案合同中永希公司向原告支付的定金。其次，原告主张其在永希公司支付定金后，向永希公司发出了涉案合同的全部货物，顾玉霜遂向利柏等人催款，其后原告取得了由被告开具的涉案支票。对于涉案支票的流转情况，原告已作出详细解释，并提交了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则主张与粤红经营部存在合同关系，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同意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并于2019年6月27日将涉案支票交予原告的可信程度较高。原告已依约发货，被告应及时支付相应款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的诉请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责任。被告未及时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按涉案合同第十条第6项“甲方逾期支付乙方的设备产品款，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偿滞纳金，以每日支付欠款总额的1‰计算”的标准支付滞纳金，被告同意按照上述标准计算滞纳金。至于起算时间，原告认为按照涉案合同约定，被告应于签订合同之日起第90天或之前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由于起诉时原告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故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为2019年1月7日。庭审中，原告变更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21日，但滞纳金起算时间的主张不变更。对此本院认为，顾玉霜于2019年3月25日向利柏发出的微信表示“利总，我电话里最急的是那9万元款的事，按约定时间3月11号，又过了半个月了都，财务20号（发）工资时，硬是一分都没有发给我，可李小姐说那边款还没有过来，付不了我们，利总麻烦你协调下可以吗？……”，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与永希公司对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的期限约定为2019年3月11日。虽然后续原、被告对付款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均未能有效实现原告的债权，故不能视为双方对涉案合同的付款期限作出变更。综上，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3月12日起算，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90000元为本金，按每日1‰的标准，自2019年3月12日起计至本金债务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97元，由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负担并于履行判决期限内直接向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孔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