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6638号原告(反诉被告)：邵某，女，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赵静芸，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开发区珞瑜路以北，鲁磨路以西融众国际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陈超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武汉浩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武昌区中北路**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地块******iv>法定代表人:徐某，总经理。原告(反诉被告)邵某诉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某置业公司”）、第三人武汉浩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邵某(反诉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芸、刘扬，被告(反诉原告)寰某置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第三人浩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某(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邵某、寰某置业公司2014年11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2、判令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的房屋租金30,311.258元（91.8元×215.34㎡×2个月×（46天÷60天）＝30,311.258元）及滞纳金1,818.676元（91.8元×215.34㎡×5‰×46天＝4,546.68元），共计34,857.938元。3、判令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违约金47,443.709元（91.8元×215.34㎡×12个月×20%＝47,443.709）；4、判令准予没收寰某置业公司支付的押金36,607元；5、判令寰某置业公司腾退位于武昌区中北路86号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地块1栋28层6室的房屋；6、请求判令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自2019年2月16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占用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91.8元）；7、判令浩某公司对第六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8、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寰某置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邵某将其位于武昌区中北路86号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地块1栋28层6室的房屋出租给寰某置业公司，合同期为2015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约定：“该房屋租金支付方式为季付，每期租金于租期开始提前七日支付；如乙方未及时支付房租须按月租金千分之五每天作为滞纳金，未及时支付满二十日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签订租赁合同后寰某置业公司将房屋转租给浩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寰某置业公司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2019年第一季度的租金59,304.64元，邵某多次电话、微信催告，但寰某置业公司置之不理，2019年2月12日，邵某向寰某置业公司寄送合同解除函，向寰某置业公司明确告知解除租赁合同，并函告浩某公司，但寰某置业公司至今拒不腾退该房屋。综上所述，邵某、寰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寰某置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邵某已书面告知解除租赁合同，寰某置业公司拒不腾退房屋的行为也侵害了邵某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法院，望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反诉原告)寰某置业公司辩称：一、邵某请求确认《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邵某、寰某置业公司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在合同履行期间，寰某置业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向邵某足额支付房租，未有任何违约行为。其次，邵某一直单方要求上调租金，且不愿与寰某置业公司进行协商。寰某置业公司并非主观意愿不缴纳房屋租金，而是邵某坚持单方上调房租且不接受协商，导致寰某置业公司无法确定租金给付标准。邵某随意上调房租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第四条关于“租金及支付方式”的约定。因此，邵某作为违约方无权单方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其请求确认《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邵某请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的房租30,311.258元属计算错误，且其无权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滞纳金和违约金。1.房租：如判令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则寰某置业公司应支付房租应为154,269.576元而非30,311.258元。根据合同约定，房屋租赁单价应为79.6元/㎡/月而非91.8元/㎡/月，且被告于2018年9月26日已将租金支付至2019年1月6日。因此，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寰某置业公司应支付的房租为154,269.576元（即79.6元×215.34㎡×9天）。2.邵某随意上调房屋租金违约在先，导致寰某置业公司无法继续履行《房租租赁合同》，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以及扣除押金无法律依据。三、邵某主张没收寰某置业公司支付的押金36,607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租赁期满或终止履行合同时，邵某须在届满或终止本合同3日内退还给寰某置业公司。四、邵某无权要求寰某置业公司腾退尚在租赁期限内的房屋，其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房屋占用费无事实依据。根据合同约定，前述房屋尚在租赁期内，邵某无故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五、根据双方于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为2015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合同期内邵某一直要求上涨租金，并且多次不为寰某置业公司客户办理工商登记，逼迫寰某置业公司缴纳超出合同标准的租金，所以寰某置业公司实际缴纳的租金远远可以弥补邵某主张的滞纳金以及违约金，邵某不存在任何损失。具体而言针对邵某诉请第二条、第三条属于重复计算。同时，合同第五条约定押金应于合同终止时返还，故邵某主张无合同依据。六、寰某置业公司承租房屋后将房屋转租给浩某公司，浩某公司实际腾退时间为2019年4月，所以即使计算占有使用费，也应该以这个时间。综上，邵某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邵某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浩某公司述称：浩某公司于2018年8月通过中介租赁前述房屋，浩某公司只和寰某置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且按照约定履行。邵某曾到公司提出把租金交给她，并多次到公司说寰某置业公司没有合法收取房租的资格。邵某多次语言威胁，欲我公司封门给施工队对我公司进行干扰，影响我公司经营，给我公司造成数万元的损失，我公司没办法搬走。我们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依约定履行合同，请求法院按照实际情况判断。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寰某置业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邵某退还寰某置业公司多支付的租金154,973.22元；2、判令邵某向寰某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41,142.72元（计算依据：17,142.8元×12个月×20%）元；3、判令邵某返还寰某置业公司房屋租赁押金36,607元。事实与理由：寰某置业公司与邵某签订的前述《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对租赁期限、每年的房屋租金作了明确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邵某数次违反约定，单方要求上涨租金，已构成严重违约。首先，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第4款的约定，邵某有义务办理注册或变更事宜，因工商注册须出示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邵某须予以配合。但邵某在明知我方的运营业务为房屋租赁，租户不可能一直不变的情况下，仅配合办理了第一任租户的工商注册手续，后续的所有租户的工商注册手续均不配合办理，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次，邵某以配合办理工商注册作为胁迫，单方要求上涨房屋租金，在寰某置业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邵某聚集人员上门骚扰寰某置业公司的原租户，恶意挑拨租户的关系。2016年4月起，寰某置业公司为了保护租户的合法权益，无奈相比合同约定租金多支付共计154,973.22元。邵某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构成严重违约。因此，根据合同第八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寰某置业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邵某违约，并向寰某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41,142.72元（计算依据：17,142.8元×12个月×20%）元。邵某利用自身优势多次上门影响寰某置业公司和租户使用房屋，以此来要求上涨租金，寰某置业公司无论多支付多少租金，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以寰某置业公司请求法院将多支付的租金予以撤销。综上所述，邵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已严重构成违约。现寰某置业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邵某辩称：寰某置业公司所述多次上涨租金是邵某胁迫所致不属实，我方并未作出任何胁迫行为，也未拒绝为租户办理工商注册手续，上涨租金是经过双方合意达成的，能够反映双方真实意思，故寰某置业公司所称多支付租金并不真实。如果是胁迫所致，寰某置业公司可以不答应，为何还要按照上涨租金继续支付，肯定因为有效益。因此，不存在胁迫，只是双方愿意。第三人浩某公司述称意见同前。邵某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证明邵某将其所有的房屋出租给寰某置业公司。证据二、交通银行个人交易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兴业银行流水；证明寰某置业公司交纳租金的情况及不同时间段具体租金标准。证据三、聊天记录、收条、押金收条；证明邵某、寰某置业公司就租金调整达成合意，寰某置业公司实际按调整的租金标准履行。证据四、《律师函》及对应EMS快递单、《解除合同告知函》及对应EMS快递单、官网物流信息截图；证明邵某于2019年2月13日以律师函的方式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拖欠的2019年一季度租金，还证明因寰某置业公司逾期不支付租金，其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邵某向寰某置业公司送达的合同解除通知。证据五、现场照片；证明2019年3月12日浩某公司签收邵某向其送达的合同解除通知，并要求其腾退，但浩某公司未履行。寰某置业公司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寰某置业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的租金，其标准高于原租金，不能证明邵某、寰某置业公司就租金上涨达成合意，认为自己多交的租金是双方争议数额，不能证明寰某置业公司同意上涨租金。寰某置业公司支付高于合同标准的租金是为了寰某置业公司客户能够正常使用房屋。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该内容是邵某向寰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索要租金，不能证明寰某置业公司同意涨租，至于收条和押金收条只是对支付租金款项的客观记录，不应视为对合同的变更。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五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3月23日，对这一事实寰某置业公司予以认可，截止到3月23日寰某置业公司仍占有使用该房屋，与我方所说浩某公司4月腾退一致。浩某公司对邵某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寰某置业公司一致，并表明自己公司入驻时即要求将公司的注册地址变更为租赁地址，因邵某不配合，额外支付了900元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寰某置业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房屋租赁合同；证据二租金交纳银行流水；证据三浩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浩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的登记地为武昌区中南一路3号嘉园大厦2栋19层，因邵某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所致，系邵某违约。邵某对寰某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租赁合同虽然对租金上调作了约定，但并不表明合同之外双方不能就租金调整达成新的合意；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银行流水反映被告实际按上涨租金履行，可认定双方就租金上涨的金额达成合意，应认定合同是重新作了约定；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收据只能证明浩某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收取的相关费用，不能证明系邵某拒绝配合办理造成，二者没有关联性。因为有五六个公司在里面，我之前协助他们办理过，我不配合是因为前面的公司登记信息清理后才能办理后面的。我方并没有拒绝配合浩某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我还要求其提供材料，协助其办理工商登记。浩某公司对寰某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表示不清楚，认为证据三系自己提供，当初经营地址未变更系因房东没提供房产证原件导致。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7日，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邵某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武昌区中北路86号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地块1栋28层6室房屋（建筑面积215.34㎡）出租给寰某置业公司。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止。邵某交房时间为2014年11月7日，交房日至2015年1月6日为装修期不计租金。双方约定第一年和第二年租金为13,997元/月，单价为65元/㎡/月；第三年租金14,976.9元/月，单价为69.55/㎡/月；第四年租金为16,021.3元/月，单价为74.4/㎡/月；第五年租金为17,142.8元/月,单价为79.6元/㎡/月。房屋租金支付方式为季付，每期租金于租期开始提前七日支付，如寰某置业公司未及时支付房租（因节假日或者公司财务做账日等特殊情况则应提前告知邵某）须按月租金千分之五每天作为滞纳金，未及时支付满二十日则视为寰某置业公司违约，邵某有权终止合同。寰某置业公司须向邵某支付13,997元作为房屋押金，租赁期限届满或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履行合同，邵某须在届满或终止合同3日内无息退还给寰某置业公司。在寰某置业公司经营期间，因物业管理或其他行政管理方需要房屋所有人配合的事物时，邵某应积极配合与协调。租赁期内，邵某同意并授权寰某置业公司可以将房屋自行转租给第三方，但因转租引起的一切责任由寰某置业公司承担，与邵某无关。邵某协助寰某置业公司或者第三方办理公司注册或变更事宜，因工商注册须出示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邵某予以配合。寰某置业公司不得拖欠房租，否则邵某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房屋押金。租赁期间双方必须信守合同，不得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须向对方支付年度租金的20%作为违约金。房屋租赁合同关于装修的约定：合同到期终止或非因邵某原因提前解除，邵某对寰某置业公司的装修物不予任何补偿或赔偿。后寰某置业公司经邵某同意后，将房屋转租给浩某公司。寰某置业公司按65元/㎡/月标准支付了2015年全年以及2016年一、二季度每季租金41,991元。2016年4月15日，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2016年第二季度租金标准调整后需补缴的租金及调整后的押金共计35,531元（按85元/㎡/月计算标准）。2016年6月30日、2016年9月28日、2016年12月29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7月1日、2017年9月29日寰某置业公司分别向邵某支付下季度租金费用54,912元（按85元/㎡/月计算标准）。2017年12月25日、2018年3月26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9月26日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下季度租金费用56,849.76元（按88元/㎡/月计算标准）。2018年9月26日，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支付下季度租金费用59,304.64元（按91.8元/㎡/月计算标准）。其后寰某置业公司未支付租金。2019年2月11日，邵某委托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寰某置业公司递送《律师函》，函告寰某置业公司，其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2019年第一季度租金，但截至律师函发出之日仍未支付，逾期已超过20日，据此邵某方已依约解除与寰某置业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收到律师函之日起5日内缴纳拖欠的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2月18日的房屋租金28,289元、滞纳金4,243元、违约金47,368元，共计79,900元。《律师函》以邮件方式于2019年2月15日到达寰某置业公司。2019年2月12日，邵某向寰某置业公司出具《解除合同告知函》，表明邵某解除与寰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没收房屋租赁押金。《解除告知函》以邮件方式于2019年2月15日到达寰某置业公司。2019年2月12日，邵某向浩某公司递送《告知函》，告知浩某公司，邵某已于2019年2月12日与寰某置业公司解除租赁合同，浩某公司如需继续租赁该场地可直接与邵某联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告知函》于2019年2月15日到达浩某公司。2019年3月11日，邵某委托前述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浩某公司发送《律师函》，函告浩某公司在一周内结清全部差欠款项（包括租金、物业服务费、逾期腾退所涉租金损失等）、将租赁房屋内所涉物资、设备搬迁腾退完毕并与邵某办理书面移交确认手续。《律师函》以邮件方式递送，于2019年3月12日被签收。2019年4月18日，浩某公司电话通知邵某其已搬离房屋。寰某置业公司表明浩某公司已支付完前述房屋的租金。另查明，2016年4月15日邵某出具押金收条，载明：今收到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贰万贰仟陆佰壹拾元，系付租赁邵某位于汉街中央文化区K3地块A座2806写字楼的房屋押金补缴款。合计押金金额为叁万陆仟陆佰零柒元（36,607.00元）。原押金条（13,997.00元）壹万叁仟玖佰玖拾柒元作废。还查明，邵某于2019年6月31日通过物业开锁方式进入涉案房屋，房中仅剩地毯及玻璃隔断。本院认为，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期间，邵某多次超出合同约定调高房屋租金，寰某置业公司数次按照邵某调整后的租金标准支付了租金和押金，双方虽未以书面方式就调整租金事宜进行约定，但寰某置业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同意调租，即双方对原房屋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条款及房屋押金条款进行了变更。合同变更的时间为寰某置业公司按照各变更后的租金标准向邵某支付当季度租金的时间。后寰某置业公司未支付2019年1月7日之后的房屋租金，该行为构成违约，且寰某置业公司在邵某发出《律师函》进行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按约定邵某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告知函》以EMS邮件形式发出，于2019年2月15日到达寰某置业公司，故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邵某要求寰某置业公司支付自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2月15日的房屋租金及2019年2月16日至实际腾退之日的房屋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未就2019年1月7日后的新租金标准达成一致意见，此时间段后的房屋租金、占用费标准以前一季度已缴纳的租金标准为准更为公平合理。关于承租房屋腾退时间问题。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寰某置业公司应当向邵某返还所租赁的房屋。因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寰某置业公司与浩某公司签订的转租合同丧失合同基础，亦不能履行，应腾退所租赁的房屋。浩某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5日、3月12日收到前述《解除合同告知函》、《律师函》。2019年4月18日，浩某公司搬离所租房屋并电话通知邵某，但其未向邵某返还所租房屋的钥匙。此时，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邵某应当知晓其可通过合法的方式实际控制房屋，但其迟于2019年6月31日才通过物业开锁方式进入该房屋，该权利的迟延履行不能完全归责于浩某公司，浩某公司腾退房屋的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4月18日为宜。浩某公司作为次承租人与邵某间并未建立合同关系，其缴纳租金义务应向寰某置业公司履行。寰某置业公司表示浩某公司至2019年4月18日房屋使用费已缴清。故邵某请求浩某公司对2019年2月16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同年6月30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邵某要求寰某置业公司同时支付滞纳金、违约金，不予返还房屋押金的问题。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的补救方式，在我国兼具赔偿性和惩罚性双重属性。本案中邵某与寰某置业公司约定了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支付标准。而双方关于滞纳金的约定，实际上是对合同期内，寰某置业公司出现迟延履行缴租义务时所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特殊约定，也即因违约损失的一种计算标准。不论是违约金还是滞纳金，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守约方，惩罚违约方，但不应明显高于守约方所受损失。本案中违约金的约定标准高于滞纳金标准，邵某因寰某置业公司迟延缴付租金导致的损失，违约金足以弥补，其主张违约方同时承担两种形式的违约责任有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寰某置业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应承担违约责任。故邵某提出寰某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寰某置业公司同时支付滞纳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约定寰某置业公司向邵某给付房屋押金系履约的保证，属定金性质，故邵某既主张不予退还房屋押金又主张其他违约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寰某置业公司主张邵某退还房屋押金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寰某置业公司反诉其超过原合同标准多支付租金的问题。寰某置业公司提出自己系被迫按邵某调高的租金标准交租，但未提交证据，且当时该公司可按原合同约定履行自己义务，或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其数次按调整的新租金标准履行了义务，故寰某置业公司提出邵某退还其超过原合同标准多支付的租金154,973.22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寰某置业公司认为邵某数次单方要求上涨租金，构成严重违约，要求邵某向其支付违约金41,142.72元（计算依据：17,142.8元×12个月×20%）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寰某置业公司主张邵某不配合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以及扰乱浩某公司正常经营，因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且浩某公司已办理注册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对寰某置业公司的前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一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反诉被告）邵某与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邵某支付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2月15日的房屋租金26,357.62元（91.8元/㎡/月×215.34㎡÷30天×40天＝26,357.62元）；三、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邵某支付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4月18日的房屋占用费40,854.30元（91.8元/㎡/月×215.34㎡÷30天×62天＝40,854.30元）；四、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邵某支付违约金45970.78元（88元/㎡/月×215.34㎡×9个月+91.8元/㎡/月×215.34㎡×3个月）×20%；五、原告（反诉被告）邵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房屋押金36,607元；六、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6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邵某负担574元；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4，986元（上述款项已由邵某垫付）。反诉案件受理费4,790.84元，由原告邵某（反诉被告）负担715元；被告（反诉原告）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075.84元（上述款项已由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垫付，邵某、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各自应承担的本诉、反诉案件受理费相折抵后，武汉新时代寰某置业有限公司应将该款随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款项一并支付给邵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徐 敏审 判 员  夏汉军人民陪审员  梅艳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