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3民终8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聪，女，199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梨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浩，男，199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梨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梅，吉林律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聪因与被上诉人崔浩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梨树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聪、被上诉人崔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吉0322民初367号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本案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为：要求上诉人返还其所给付的彩礼及财产。本案应当予以先行查明被上诉人给付的现金及项链的性质是否是彩礼，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现金及项链系彩礼及项链价值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返还彩礼18000元及项链，且认定项链价值83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彩礼的性质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种赠与，彩礼的赠与应当明确范围及性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经过介绍相恋的情侣关系，二人在正常恋爱期间彼此赠送礼物系人之常情，被上诉人赠与给上诉人20000元时，双方并未登记结婚，被上诉人也未明确约定该钱系彩礼，因被上诉人在孤家镇当地工作，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要求辞去在外地打工的工作，回到孤家子镇待业并与被上诉人在一起生活。这些足以说明二人相恋期间感情状态良好，被上诉人为了二人生活上的经济需要等赠与给上诉人钱财。其次，恋爱期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购买项链仅是彼此礼物的馈赠，且项链的价值被上诉人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系二人的介绍人），也未证实该项链是否为彩礼范围及项链的价值，对于本案争议的现金及项链性质是否为彩礼，被上诉人未能列举出作为民间习俗给付彩礼的清单或其他形式的证据，作为媒人的证人庭审中也未直接客观的证明被上诉人给付钱财性质，仅仅是证人猜测性的认知，以为20000元现金是彩礼，对项链性质及价格明确表示其不知道是否系彩礼或值多少钱。被上诉人一审所列财产清单内容均是按习俗应当由男方宴请或打赏的范围内，并没有直接客观体现出哪部分是彩礼，不能因为二人恋爱关系破裂后，就主张其赠与的财物性质都为彩礼要求返还。 崔浩辩称，一、二万元及金项链一条属于彩礼性质，上诉人应予返还。上诉人王聪承认收到二万元及金项链一条，有王聪自书证据,也有现场证人即媒人陈某一审出庭作证，且陈某是上诉人申请的证人，也是上诉人的亲属，陈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原审庭审笔录第7页上属第1-2行):当时我在现场，我看到崔浩母亲把2刀元和一条金项链给王聪了。按照媒人陈某理解;2万元和金项链就是订婚时按照习俗给付女方的彩礼钱，上诉人代理人对证人陈某的证言也无异议（原审庭审笔录第8页下属第4行),这说明上诉人认可2万元和金项链是彩礼性质。按习俗，彩礼应为婚约一方向对方赠送的订婚礼物，一般会伴随有订立婚约的行为，并大多会有父母或亲朋好友在场见证。本案中，在2019年10月2日按照农村习俗相门户时，即订立婚约时，有媒人陈某在场，也有答辩人村小组长霍红军在场，还请了支贺人张海军来操办订婚仪式，在双方父母及亲朋好友在场见证情况下，由答辩人母亲将2万元现金和金项链一条连同购物发票一同作为彩礼交付上诉人。所以金项链属于彩礼性质，不是答辩人赠与上诉人的礼物。二、上诉人与答辩人没有登记结婚，也未共同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返还彩礼的条件。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答辩人与上诉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和共同生活，现双方因性格不合已解除婚约，答辩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请求上诉人返还彩礼，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称双方共同生活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其说法不成立。2.答辩人父母为答辩人结婚举债6万元(有欠条原审已提供),都是为结婚购置家具及给付上诉人2万元及金项链一条等彩礼支出，共支出了56400元，原审只起诉37400元，原审判决返还2万元现金及金项链一条，虽然也造成了答辩人家庭生活困难，但答辩人服判。三、金项链属于答辩人父母为答辩人订立婚约给付上诉人的彩礼，上诉人应予返还，而不是答辩人为表达感情赠与上诉人的礼物。金项链价值8300元，有证据证明。金项链是2019年10月1日下午1：42分，由答辩人母亲在孤家子镇金梦祥珠宝店购买支付的现金，克数22.84克，价格8314元，实收8300元。二审期间，由于上诉人对金项链价格有异议，故答辩人母亲去珠宝店，珠宝店查询电脑售货记录单后给答辩人母亲出具了《证明》,如果上诉人不认可赔偿项链的价值,应将项链原物返还给答辩人。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望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崔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婚约彩礼款计人民币374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浩与王聪经陈某介绍相识，2019年8月10日，王聪及其父母等到崔浩家“看家”，崔浩家给王聪见面礼3000元及其他相关钱款。2019年10月2日，双方订立婚约。当日，在陈某在场的情况下，经王聪与崔浩母亲协商达成给付彩礼的协议，王聪放弃200000元彩礼的主张，由崔家自主决定给付彩礼的数额。后，崔浩母亲将20000元现金及金项链一条（购买时价格8300元）交给王聪。订婚当日，崔浩家给付王聪装烟钱2000元、长命衣钱2000元，另行给付与王聪一同前来参加订婚仪式的老人、小孩共计1900元，车费500元。双方在后来相处过程中（比如节日），另有财物往来。双方未能很好相处，现已解除婚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婚姻家庭类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裁判。彩礼是男女双方缔结婚约，以结婚为目的，基于当地风俗而给予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未婚男女解除婚约后，给付彩礼一方要求对方予以返还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订婚时由崔浩家长给付王聪的现金20000元，金项链一条应系彩礼，在双方解除婚约后，崔浩要求王聪予以返还的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予以支持，王聪应予返还，返还时应扣除崔浩确认的王聪的合理花销。见面礼、长命衣、装烟钱等及礼节性支出，依风俗不属于彩礼的范畴，崔浩要求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王聪关于20000元现金、金项链一条为崔浩赠与，不应返还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不予支持。王聪提供微信及淘宝的支出、购买单据截图，用以证明其在双方相处时已花费13000元，崔浩只确认王聪花费不足2000元，对之外的花费予以否认，王聪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由王聪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王聪确有部分花销及见面礼非彩礼等案情，崔浩的请求过高，高出部分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王聪返还原告崔浩彩礼款18000元；金项链一条，如不能返还原物，按其价格8300元予以返还现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崔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5元由原告崔浩负担110元，被告王聪负担255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崔浩提交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人处姓名为“吕继野”，证明金项链价值8300元。该证明上并无加盖金梦祥珠宝店的印章。上诉人王聪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对该书面证明材料，本院不能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一审期间，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在现场看见崔浩母亲将2万元钱和一条金项链给了王聪，并证明后来听说了金项链的价值为八千多元。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的2万元彩礼及项链是在双方订婚前交付给上诉人王聪，后双方举行了订婚仪式，可见其是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具有彩礼的性质。上诉人王聪主张上述财产是二人生活上的经济需要由被上诉人赠与的但并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及其家人对此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且并非是以结婚为前提而给付的，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支付账单及淘宝订单也无法证明双方已共同生活并且其花费为双方共同花销，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其理解2万元为彩礼，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财产为彩礼并无不当。证人陈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王聪收到了被上诉人母亲给其的2万元钱及一条金项链，被上诉人崔浩已说明金项链的发票同项链一起给了王聪，故在上诉人王聪已收到金项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王聪将项链原物或按价格返还给被上诉人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元，由王聪负担507.5元，本院退回王聪22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王月光 审 判 员  崔巍巍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孟姗姗 书 记 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