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强，男，198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金利，男，196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殿民，惠民天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生新，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洪霞，女，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加印，阳信信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负责人：刘艳玲，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新芳，山东法之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寿龙，男，199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原审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华新国际大厦**/div>负责人：赵小鸣，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公司员工。上诉人胡强、胡金利因与被上诉人朱生新、赵洪霞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滨州分公司）、王寿龙、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强、胡金利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人保滨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保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各种经济损失,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严重失误,其主观推定的事实违反基本生活常识和规律,且有意识偏袒保险公司,让上诉人实在不服。2019年8月5日上诉人通过分期贷款方式在滨州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大众牌轿车一辆,也就是此次事故的肇事车。汽车4s店卖给上诉人该车上的交强险和商业险采取的是绑架式销售方式或者是兜售方式。2019年8月5日下午4点左右上诉人提车、打发票的同时保险公司把电子保险单证一并给了上诉人,在此期间和以后,没有一个保险人员或4s店人员或者所谓的卖保险的中介机构,向上诉人解释过或介绍过保险条款,更谈不上免责条款的提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委托中介机构通过网络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保险公司对中介机构的提示,就等于对上诉人的提示,系一审判决主观推想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从来没有委托过中介机构购买保险,更没有任何人向上诉人提示过保险条款的问题,更谈不上免责提示。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委托中介机构代理自己卖保险,他们之间如果真的有提示的话,也只是自己对自己的提示,不能也不应该认定为是对上诉人的提示,这不符基本的生活常识和规律,也不符合正常思维逻辑。保险公司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没有在投保单或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保险公司的工作存在明显的漏洞,作为一个诚信为本的准金融企业,应当诚实地承认并加以改正,而不应当抵赖推卸责任。二、一审认定上诉人胡强酒后驾驶和弃车逃逸,并不十分恰当。上诉人确实喝酒后驾驶了车辆,但是在出事前的12小时之前喝了酒,也就是说今天出的事,昨天喝的酒,上诉人胡强血液检测是否存在酒精应以验血和酒精测试为准，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认定。所谓的弃车逃逸,出事时上诉人也受了伤,头部剧烈疼痛当时也害怕被打,所以有意识地把手机放在车上,赶紧就近到诊所诊治。这虽然是弃车逃逸,但和主观恶意逃避责任的逃逸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不加区别地直接认定酒后驾驶、弃车逃逸不恰当，一审判决应遵循全面审理、客观审理的原则一并查明。三、一审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上诉人家是惠民县特困户,奶奶张岭银常年瘫痪在床,母亲糖尿病失明,上诉人胡强离婚带着一个孩子,光棍一个,现实生活十分困难。上诉费都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也十分困难,在该案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却逃脱了赔偿责任,这无疑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明显不公平,对社会影响效果也不好。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生新、赵洪霞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滨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朱生新、赵洪霞100万元，超出部分由胡强、胡金利承担。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保险条款不是法律法规、不是部门规章。而是保险行业协会单方制作的保险合同内容。保险条款本身不具有约束力。保险合同中免责保险条款内容的约束力来源于合同双方的约定。2.通过法庭调查，人保滨州分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将保险条款交付被保险人，更没有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证据。3.本次事故没有因为胡强弃车离开现场而影响事故责任划分，胡强的追尾行为即使不离开现场，也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责任。4.保险公司陈述的驾驶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驾驶员逆行、闯红灯虽然都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都是保险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保险公司将保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内容是否向保险合同相对方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才是是否免责的依据。山东省高院民二庭2019年12月23日作出的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明确提出保险人需提示被保险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使得投保人知晓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免责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内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才能产生免责的效力。该解答第5条，保险人应当主动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使投保人完全了解其含义，全面认知保险责任范围及责任免除事项，从而帮助其决定是否投保并对所投保险产生合理预期。而本案，保险公司没有将保险条款未交付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连自行阅读、自行理解保险条款的权利都没有给予。更不存在保险公司履行提示和说明条款内容的可能。》5.胡金利陈述，保险公司未将保单现场交付被保险人胡金利，也没有将保单、投保单及保险条款等按电子保单形式发送到胡金利的手机上，而是在事故发生后，胡金利才向保险公司索要的保单。这足以说明保险公司既未向投保人、被保险人交付书面的保险条款，也未发送电子条款，更没有提示、说明条款的可能。6.《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7.一审认定保险公司对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滨州市营业部的提示告知，视为对胡金利的提示告知是错误的，因为该中介机构受人保滨州分公司的委托，与胡金利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而不是一审认定的胡金利委托该中介机构与人保滨州市分公司是合同关系，因为该中介机构与人保财险滨州市分公司是一家。所以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8.通过法庭调查，涉案鲁Ｍ×××**轿车的购买和投保均由胡金利的银行资金转账支付，这足以说明胡金利是实际车主，胡强借用胡金利的车辆发生事故，该出借行为存在严重过错，胡金利应当对该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9.朱生新下肢体缺失，二级残疾，无劳动能力。靠其子朱某微薄的打工收入维持全家生活，事故导致朱某意外死亡，原本生活极度贫困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二当事人只有朱某一名独生子，以后的生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将无依无靠。也只有通过政府穷尽法律途径，使其得到物质上的救济，帮助其度过难关，给其一丝安慰。10.保险公司作为保险理赔机构，承担的既是合同赔偿责任，又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帮助身处困境中的家庭摆脱囧境。11.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适用法律的统一性、一致性，参照滨州中院的判例，人保滨州分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承保车辆在该次事故中未与死者发生碰撞，该事故系胡强驾驶车辆与顺行在前的朱某发生碰撞后，胡强车辆又与我方承保车辆发生的碰撞事故，故我方不承担此次事故无责的赔偿责任。人保滨州分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上诉人胡金利在惠民和辉汽车4S店购买车辆，并于2019年8月5日在4S店通过“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滨州市营业部”投保，人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专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上诉人委托该专业机构购买保险，我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及投保过程等向该专业机构进行了提示告知。即对上诉人进行了提示告知。上诉人的投保过程与一众购买车险的投保人的投保过程一致，上诉人购买保险的过程全程需要其本人亲自参与，包括听取保险代理机构对险种及免责条款的介绍、险种的选择、保费的缴纳、收取保险单、反馈验证码等过程。自2019年4月13日山东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机动车辆保险投保人实名缴费及投保短信认证工作。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杜撰“2019年8月5日下午4点来钟提车、打发票的同时把电子保险单证一并给了上诉人”，明显系为逃避责任作出的不实陈述。没有上诉人的操作过程完全不可能完成投保，不阅读免责条款也无法进行到缴费项，上诉人也不可能收到验证码并缴费。其次，上诉人胡强持有C1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二十七条“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分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及第二十九条“科目一考试内容包括：道路通行、交通信号、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机动车登记等规定以及其他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上诉人胡强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了解并熟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七十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有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报警的义务,禁止“肇事逃逸”。故“酒驾”及“肇事逃逸”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胡强对上述禁止性规定是明知的，确无视法律规定，漠视他人生命，造成涉案事故的发生。专业代理机构已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交付于上诉人胡金利，而保险条款中已明确列明了相应的免责事由，故足以认定我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了提示。酒驾、肇事逃逸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故相应的免责条款已生效，保险公司可根据合同约定予以拒赔。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酒驾、禁止肇事后逃逸，两上诉人无视国家法令，在公共道路上肆意猖獗，如果还交由保险公司对上述犯罪行为造成的犯罪后果进行埋单，是对犯罪的姑息。上诉人胡强酒驾、肇事逃逸是上诉人胡金利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胡强作为胡金利允许的驾驶员,应当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酒驾且肇事逃逸行为人的惩戒，酒驾且肇事逃逸行为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禁止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后禁止逃逸是我国基本的交通规则，从商业三者险设立的目的来看，酒驾、肇事逃逸的免赔条款具有加大逃逸者违法成本从而促使其遵章守法的导向作用。如果法院认定酒驾及逃逸免赔条款无效，就会减轻逃逸者的赔偿负担，是一种变相鼓励酒驾及肇事逃逸的做法。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肇事后逃逸，正体现了我国法律不姑息、不放纵犯罪的精神。结合本案，如果在发生事故后胡强不是逃逸而是第一时间对被害人进行施救，及时将其送往医院，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因而不姑息、不放纵肇事后逃逸，才能约束所有驾驶人遵纪守法，才能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2.上诉人胡强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逃逸是事实，惠民新闻对该宗恶性事件也进行了报道，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上诉人若对于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不服，完全可在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复核申请，在未行使上述救济途径的前提下，在本案中提出上述观点，纯粹是为其违法行为找借口。没有任何意义。3、上诉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被上诉人的家庭十分困难也是因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没有任何担当，本案的一系列悲剧均是由其自行引发。上诉人的酒驾逃逸行为引发的悲剧已为众人警醒。我公司对被上诉人一家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但这一苦果应由上诉人埋单。王寿龙未作答辩。朱生新、赵洪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五被告赔偿原告抢救医疗费1700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0844.375元、丧葬费4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强险优先受偿）、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电动车财产损失3000元，共计1254124.37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1日19时47分许，胡强饮酒后驾驶鲁Ｍ×××**小型轿车沿惠民县鲁北大街由北向南行驶至三宏加油站门口处时与顺行在前的被上诉人亲属朱某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又与顺行的王寿龙驾驶的鲁Ｍ×××**小型轿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朱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胡强弃车逃逸。惠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胡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王寿龙不承担事故责任。胡强驾驶的车辆鲁Ｍ×××**的登记车主为胡金利，该车在人保滨州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王寿龙驾驶的车辆鲁Ｍ×××**在华海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另查明，死者朱某于1989年3月27日出生，朱某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父朱生新、其母赵洪霞。朱生新于1967年7月27日出生，其提交的残疾人证证实朱生新为残疾人，残疾类别为肢体残疾二级。赵洪霞于1964年6月8日出生。朱生新与赵洪霞共育有朱某一名子女。本次事故给被上诉人造成的合理损失有：丧葬费37562.5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42329元/年×20年）、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原告主张支持350844.37元（26731元/年/人×5年÷2人×75%+26731元/年/人×15年×75%）、车辆损失1500元，以上共计1246486.87元。一审法院认为，朱生新、赵洪霞的损失首先由人保滨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0000元，赔偿车辆损失1429元（2000元÷2100元×2000元）；由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无责责任限额内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000元，赔偿车辆损失71元（2000元÷2100元×100）。被上诉人剩余损失1123986.87元，由胡强进行赔偿。事故发生后，胡强为被上诉人垫付丧葬费20000元，还应支付1103986.87元。关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人保滨州分公司是否应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分析如下：惠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该事故认定书，胡强存在饮酒后驾驶、弃车逃逸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上述规定，酒后驾驶为法律所禁止，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系驾驶人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就本案而言，酒后驾驶、弃车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依据人保滨州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人保滨州分公司将该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在对投保人作出提示后，该条款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胡金利称自己是在购车时通过汽车销售4S店购买的保险，电子保单上标有“本保单为中介业务，中介机构名称：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滨州市营业部”，胡金利委托中介机构通过网络购买保险，人保滨州分公司对委托人中介结构的提示告知应视为对委托人胡金利的提示告知。中介机构为专门代理保险购销业务的专业机构，其应对保险条款关于酒驾、逃逸的相关免责事项熟知，结合网络购买保险的操作流程，能够认定人保滨州分公司就“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饮酒、吸毒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朱生新、赵洪霞及胡强、胡金利关于上述免责条款未生效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胡强不仅饮酒后驾驶车辆，而且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在此情况下判决人保滨州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而由胡强承担赔偿责任是对法治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倡导，从而促使更多的人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时救治事故中的伤者，保护更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朱生新、赵洪霞损失111429元；二、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朱生新、赵洪霞损失11071元；三、胡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朱生新、赵洪霞损失1103986.87元；四、驳回朱生新、赵洪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87.12元，减半收取8043.56元，由朱生新、赵洪霞负担177.26元，由胡强负担7080.63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负担714.67元，由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1.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胡强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后逃逸事实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酒后驾驶、肇事后逃逸均属于法律禁止性情形，人保滨州分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对该情形作出提示后，即对投保人发生法律效力。故人保滨州分公司的该项免责条款对上诉人已产生法律效力，人保滨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免除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36元，由上诉人胡强、胡金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添珍审判员  张发荣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贾梦琦书记员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