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106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春元，男，195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孟飞，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徐益明，男，1966年4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孟飞，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尚桥，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省军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中原路西段(中原路以北、利民巷以南)。法定代表人:常芳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艳，河南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惠芳，女，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波，河南修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萍萍，河南修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春元、徐益明、河南省军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惠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豫01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春元、徐益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孟飞，军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艳，李惠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波、黄萍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春元、徐益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李惠芳对于该项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李惠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股权早已与河南杉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有限公司）无关，李惠芳将杉杉有限公司作为被告是错误的。杉杉有限公司与杜天贞、李惠芳之间就军赢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已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判令解除，杉杉有限公司已将97.89%股权按照判决退还杜天贞，杜天贞退回其股权转让款，2010年3月27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进行了确认。因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没有处理李惠芳2.11%的股权，并且没有退还股权转让款，所以杉杉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5日经过再审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杜天贞代李惠芳退还剩余900万股权转让款并接收了2.11%股权，杉杉有限公司已经将100%股权全部退回。在杉杉公司取得股权登记的一年多时间内，各方一直在进行诉讼，杉杉有限公司从未实际行使军赢公司管理权，更没有分享军赢公司利益。一审法院无视股权转让早已解除的事实，时隔8年后，判决杉杉有限公司股东再支付204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根据。（二）一审法院认为河南杉杉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公司）和杉杉有限公司“均可以对外开展业务活动”违反法律常识，是错误的。2008年7月5日，李惠芳明知杉杉股份公司已经变更为杉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仍与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杉杉股份公司签订《协议书》，以解除和否认两天之前与杉杉有限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二》，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为杉杉有限公司增设巨额债务，恶意十分明显，是无效的。公司名称变更之后，只有杉杉有限公司的名称是合法有效的，法律上只有杉杉有限公司有权否定杉杉股份公司之前签署协议，而不可能以法律上不存在的杉杉股份公司和旧公章来否定杉杉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两个杉杉公司“均可以对外开展业务活动”，认定了2008年7月5日《协议书》效力，从而认为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为有效合同，违反了法律常识。（三）一审判决认为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实质性否定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论。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转让李惠芳股权的《协议书》，与同一天转让杜天贞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只是转让股权比例、价款不同，其签订的背景、关联情况、效力等方面是完全相同，且两份协议从内容到履行都密不可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杜天贞的股权转让在各方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合意，从而判决解除了该合同，且该判决已经履行完毕。一审判决认定李惠芳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实质性否定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论，是违法和错误的。（四）即使根据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李惠芳也已根本违约，其无权要求任何一方支付协议项下款项。1.该协议第二条承诺本协议签订前军赢公司开发项目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李惠芳承担。实际情况是李惠芳负责的凯旋门项目部擅自处分公司名下的项目和土地，给军赢公司带来与洛阳市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恒业公司）长达十多年的漫长诉讼，最终军赢公司被判决对外承担1119万元及利息的赔偿，李惠芳并未承担该项费用。2.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李惠芳须协助军赢公司取得四证、办理拆迁，然后支付第二笔款项，项目开发完取得预售许可支付第三笔款项。李惠芳不但未履行上述义务，而且由其引发的与洛阳恒业公司的诉讼，导致军赢公司土地一直被查封，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李惠芳所述付款条件完全不成就。3.该协议第6.5条约定，“李惠芳保证不因其在军赢公司主持项目开发期间任何事宜影响杉杉股份公司接手后军赢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项目开发，李惠芳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显然，李惠芳完全违背该承诺，其主持凯旋门项目部期间与洛阳恒业公司的纠纷导致土地被查封，严重影响了军赢公司的正常项目开发，收购股权、开发项目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徐春元、徐益明及杉杉有限公司正是发现了上述风险以及其他被欺骗的情形后，及时终止交易退还股权的。（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确杜天贞是义务的最终承担者，杜天贞应该是真正的被告，至少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也是导致事实没有查明，判决错误的原因之一。（六）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调解书做出之日起算，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尚在履行过程中是违法的和错误的。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经2008年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两个阶段审理，李惠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李惠芳均没有提出其与杉杉股份公司之间合同履行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其明知与杉杉股份公司存在《协议书》，却并未主张相应的权利。杉杉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实质目的就是要求李惠芳退回股权转让款，201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调解书》对2.11%股权的退还和股权转让款的退还进行了处理。李惠芳是再审程序当事人之一，并且有委托代理律师参加诉讼。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至此，杉杉有限公司不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十分明确，对以股权转让为目的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认可，李惠芳应当明知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该从201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调解书》做出之日开始起算。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说理和论证，即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导致出现重大的错误和不公裁判。（七）一审判决认定杉杉有限公司没有依法注销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认为杉杉有限公司“对李惠芳的该项债权是明知的”本身就属于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调解书》中没有写明协议的名称，该《民事调解书》最多只能证明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可能还有其他协议，不能得出“对李惠芳的该项债权是明知的”结论。2.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股权经过多次变更转让，导致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李惠芳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该裁判理由完全错误。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以及合同履行情况有关，案涉股权退回杜天贞以后，无论股权再经过多少次变动，都不会导致股权转让支付价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更与李惠芳是否有权利向杉杉有限公司股东再发起诉讼无关。3.徐春元、徐益明已经提供经工商登记部门认可的杉杉有限公司注销的材料，公司成立清算组，依法清算，并经过公告程序完成注销，李惠芳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徐春元、徐益明存在“未经依法清算”的情形，基于证明规则，应当认定杉杉有限公司已经依法清算注销。一审判决对徐春元、徐益明提交证据未做任何分析，直接给出了“无法证明”的结论，明显是错误的。军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李惠芳的诉讼请求，军赢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惠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惠芳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2008年6月23日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是各方一致认可的最终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以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2008年6月17日，以彭林秀为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股东和徐春元、徐益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彭林秀等人持有的杉杉股份公司100%的股份转让给徐春元、徐益明。2008年6月23日向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杉杉股份公司名称变更为杉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彭林秀变更为徐春元，股东由彭林秀等人变更为徐春元、徐益明。2008年6月24日变更登记完毕，2008年7月3日，杜天贞、李惠芳和变更后的杉杉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加盖的是新启用的杉杉有限公司的公章。在杉杉有限公司受让股份中，存在多份合同，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的“鉴于”条款中，显示的是2007年9月28日及2008年2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显示2008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因此，在三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时，变更后的杉杉有限公司即徐春元、徐益明对2008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是不知情的，之后三方也是按照200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进行了实际的履行，杜天贞收到杉杉有限公司即徐春元、徐益明方1300万元，2008年7月21日杉杉有限公司即徐春元、徐益明方按照李惠芳提供的账号支付了1700万元，该1700万元并不是按照2008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进行的履行，而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履行的。2008年7月5日，彭林秀和杜天贞、李惠芳签署协议书，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对三方不构成法律约束力，该份协议签署时，彭林秀已不是杉杉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并且杉杉有限公司新的公章已启用，彭林秀无权否认杉杉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的效力，该协议书对杉杉有限公司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一审法院无视基本的事实，在杉杉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已变更、新的公章已启用的情况下，以2008年7月5日彭林秀以杉杉股份公司名义的协议书否认2008年7月3日徐益明代表的杉杉有限公司签署的并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的效力，判决变更后的杉杉有限公司徐益明等履行变更前的2008年6月23日杉杉股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再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2.关于2008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的效力问题。在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为，三方的股权转让需要信和公司托管的即徐春元、徐益明为代表的杉杉有限公司与彭林秀为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相配合才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由于信和公司托管的杉杉有限公司与彭林秀为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在股权转让事宜上意见不同，《股份转让协议（最终）》不能体现杉杉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不能体现彭林秀和转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致使双方就股权转让事项未能形成实质的合意，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解除了杜天贞与杉杉股份公司、李惠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最终）》。3.本案中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杜天贞、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的前提和基础下签订的，是杜天贞和李惠芳将各自持有的军赢公司股权一并转让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对2008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的效力问题作出的认定，应当作为本案的认定两份协议的效力依据。一审法院不参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三方股权转让协议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未达成三方合意、无法实际履行为由，判令解除的情况下，李惠芳和杉杉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也应认定为未达成合意。4.一审判决认定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开始履行、已得到8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李惠芳得到的8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不是基于2008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也不是以彭林秀为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支付的，而是徐益明为代表的杉杉有限公司基于200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支付的，三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李惠芳分得1700万元，徐益明为代表的杉杉有限公司按照李惠芳提供的转款账户支付了1700万元，根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已履行完毕，李惠芳出具了收到1700万元的收据。李惠芳实际得到800万元，是因为李惠芳将其中的900万元给了彭林秀，这是其二人的内部约定，对杉杉有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5.李惠芳持有的军赢公司2.11%的股份是形式上的，并没有实际出资。按照李惠芳和杜天贞的《合资组建公司及其股份转让协议》，杜天贞以总地价4730万元为出资额，按照李惠芳支付的定金100万元占杜天贞4730万元的比例计算而得，之后，李惠芳引进洛阳恒业公司进行投资，后李惠芳又引进杉杉股份公司。洛阳恒业公司起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军赢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实际上是杜天贞承担返还责任，在与杉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中，李惠芳拒不返还杉杉有限公司款项，杜天贞另行拿出了900万将2.11%的股份接收。转了一圈，李惠芳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得到了800万元，不存在再支付其股权转让款的问题。6.李惠芳要求支付2840万不存在履行的前提和基础。2008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第二条约定，股权作价“甲乙双方确认李惠芳持有的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和军赢公司项目所有权利总价值为人民币2840万元整（本协议签订前军赢”，后面没有文字表述，和第二页的文字不能连贯，显然是经过了拼凑改造的合同，故意进行了裁剪。参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1144号民事判决，军赢公司2.11%的股份不可能价值2840万元。因此，该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李惠芳要求支付2840万元没有依据。杉杉有限公司就军赢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最终并未完成，杉杉有限公司退出后，李惠芳和彭林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没有履行的前提和基础，（二）一审判决判令军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依据。1.2008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并不是各方一致认可的最终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军赢公司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李惠芳提交的2008年6月23日的《担保合同》不是军赢公司的意思表示。首先，该担保合同形式上存在严重的瑕疵，担保合同第一页有两个日期做了手写的改动，一个是担保合同签订日期由2008年6月17日手写改为23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由6月2日改为6月23日，在修改处没有加盖任何公司的公章，没有任何人签字，仅仅是加盖一指纹，骑缝章也仅仅有杉杉股份公司一方加盖，并没有军赢公司加盖任何印章，在双方存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该担保合同存在严重的瑕疵，不是完整有效的合同。其次，彭林秀的签字和加盖的军赢公司合同章不能代表军赢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以2008年6月18日军赢公司向新乡市工商管理局提出申请变更公司股东杜天贞所持的97.89%的股份为杉杉股份公司所有，变更李惠芳所持的2.11%的股份为彭林秀所有，股东会决议日期为2008年5月27日为由，认定杉杉股份公司和彭林秀为军赢公司股东，彭林秀在该《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体现了军赢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项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应当以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一审法院以股东会决议和申请日期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是错误的。杜天贞、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杉杉股份公司没有向杜天贞、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款，三方签订了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在2008年6月23日杉杉股份公司和杜天贞、李惠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第三条3.1约定，“若杉杉股份公司不能按约及时支付2300万元，本协议自然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杜天贞仍持有军赢公司97.89%的股份”；协议第四条资产或权利归属：“杉杉股份公司、杜天贞双方在完成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前杜天贞仍享有该股权权利，变更后杉杉股份公司享有军赢公司的97.89%的股权权利”，根据该两条约定，在杜天贞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军赢公司的97.89%股权由杜天贞享有的，于2008年6月27日才变更完毕，因此2008年6月23日，杜天贞是军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97.89%股权享有者，彭林秀无权代表军赢公司提供担保，即使彭林秀作为股权受让方，彭林秀也受让了2.11%的股权，杉杉股份公司是97.89%的股权受让方，杉杉股份公司还有其他股东，以军赢公司提供担保并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彭林秀一人的签字不能代表军赢公司。3.2008年6月17日，彭林秀、陈平安、傅迎春、吴亚静、韩福柱和徐春元、徐益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彭林秀等人将杉杉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徐春元、徐益明，于2008年6月23日向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变更申请，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杉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彭林秀变更为徐春元，股东变更为徐春元、徐益明。2008年6月24日变更完毕。2008年6月23日彭林秀已不是杉杉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杉杉股份公司股东，军赢公司的股权受让方应为徐春元代表的杉杉有限公司，彭林秀无权代表杉杉有限公司、也无权代表军赢提供担保。因此，彭林秀的签字不能代表军赢公司。4.担保合同上没有加盖军赢公司公章，加盖的合同章不具有担保合同生效的效力，担保合同没有生效。《担保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由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军赢公司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军赢公司公章在乙方完成公司交接刻制新章后加盖）,并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各方明确约定了合同必须是加盖单位公章，特别注明军赢公司的公章在杉杉股份公司交接刻制新章后加盖，最后落款处丙方（公章），括号里注明的也是公章，因此该担保合同只有加盖军赢公司的公章后才能生效，该约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案涉股权多次变更，股东多次变更，并且股权转让没有实际完成、没有进行实际交接的情况下，只有刻制了新的公章才代表其有权行使公司权利，代表军赢公司意志，当时只有彭林秀一人签字，并没有加盖任何印章，双方约定加盖刻制新的公章后合同生效，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决定着担保合同的生效，加盖的合同章是无效的，不具备合同生效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合同成立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一审法院认定李惠芳系善意相对人也完全错误的，如前所述，李惠芳系军赢公司2.11%的股东持有者，其和彭林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二人单独签订的，股权价值高达2840万元也是二人相互串通虚高标价形成的，在杜天贞、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2008年6月23日的三方协议签订时，约定收到股权转让款变更后，杉杉股份公司和彭林秀才享有股权，2008年6月23日军赢公司97.89%的股权享有者和法定代表人是杜天贞，并不是杉杉股份公司和彭林秀，并且在当日三方签订协议时，杜天贞的97.89%的股份是彭林秀提供的包头天伦环保产业公司提供担保，而在当日，李惠芳和彭林秀签单独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却使用军赢公司提供担保，当时刚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事宜尚未完成，彭林秀根本就无权代表军赢公司为李惠芳提供担保，之后，彭林秀将杉杉股份公司股份进行转让，军赢公司股东再次变更，三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李惠芳均是明知的，其明知道2008年6月23日彭林秀是无权代表军赢公司签字的，才约定交接新的军赢公司公章刻制加盖后生效，之后，再次发生了股东变更，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又发生了纠纷，致使和杉杉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最终完成，担保合同根本就不可能加盖新刻制的公章，加盖的合同章完全是李惠芳和彭林秀二人相互串通，恶意损害军赢公司原股东和后继股东的权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李惠芳为善意相对人完全是错误的。5.李惠芳提交的担保合同的主合同是2008年6月23日李惠芳和杉杉股份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7月3日，杜天贞、李惠芳和变更后的杉杉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对股权转让主体及价款等内容均做了变更，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没有担保方，该担保合同也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的从合同，一审判决军赢公司为本案变更后的杉杉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杜天贞和杉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审理时，李惠芳均参加了诉讼，2010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杜天贞和杉杉股份公司、李惠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最终）》，李惠芳对判决内容和结果是明知的。在该判决作出8年多后，李惠芳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军赢公司答辩称，同意徐益明、徐春元的上诉意见。徐益明、徐春元答辩称，同意军赢公司的上诉意见。李惠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元春、徐益明以及军赢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11.4条约定，“本协议经签署即生效”，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的《协议书》应自2008年6月23日生效。（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事宜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1.《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并非协议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008年5月27日，杜天贞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天贞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100万元；2008年6月2日，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惠芳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84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惠芳和杜天贞于2008年6月18日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递交了股权变更申请。之后，在李惠芳和杜天贞多次催要之下，杉杉股份公司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规避逾期付款的责任，2008年6月23日，杉杉股份公司同李惠芳和杜天贞针对股权转让事宜，重新签署了一系列相关协议，并约定为最终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彭林秀以办理支付款项的相关审批手续为由，要求李惠芳与杜天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然后方能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承诺股权转让的约定仍以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为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仅仅是为了方便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李惠芳出于对杉杉股份公司的信任以及急需资金周转的实际情况，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第三条约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及履行情况，目前杉杉有限公司尚余人民币4000万元款项须支付给杜天贞与李惠芳”，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500万元和5931.24万元，即使《补充协议二》所约定的内容成立，需在2008年7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签订之前，杉杉有限公司应已支付2431.24万元。但杉杉有限公司在2008年7月3日前未向李惠芳及杜天贞支付任何款项，该事实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并非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2008年7月5日签署的《协议书》已明确约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事宜应以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约定为准。3.杉杉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在2008年6月24日之后启用，杉杉股份公司的印章是在2008年9月份收回。同时，2008年6月18日、2008年7月4日军赢公司两次向新乡市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加盖的印章均为杉杉股份公司的印章，备案用的也均是彭林秀为法定代表人的杉杉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述事实足以证实，在2008年6月24日至2008年9月期间，杉杉股份公司和杉杉有限公司的印鉴均能代表杉杉有限公司。即使2008年7月5日签署的《协议书》加盖杉杉股份公司的印章，也应当认定为杉杉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徐春元、徐益明称李惠芳明知杉杉股份公司的变更情况，却仍用旧章签订《协议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代表杉杉有限公司与李惠芳沟通股权转让事宜、签署相关协议的均为彭林秀，而李惠芳根本无从知晓杉杉有限公司内部的股份转让事宜，更无从谈起所谓的恶意串通。（三）杉杉有限公司已按照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根据2008年6月23日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后，将原协议（即杉杉股份公司与李惠芳签署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金额由800万元变更为1700万元，且李惠芳同意将其中的900万元给杉杉股份公司无偿使用。2008年7月20日李惠芳按照杉杉股份公司的指示向信和置业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后李惠芳收到股权转让价款800万元。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7月21日向李惠芳出具的《收条》中，再次明确了双方之间履行的为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四）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诉讼结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案件审理的是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与李惠芳无关，且（2010）豫法民一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并未生效，杜天贞与杉杉公司之间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与否，应以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205号民事调解书为准。根据该调解书，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并未解除，李惠芳并未参与调解，该调解书也无权在未经李惠芳同意的情况下，对李惠芳的权利进行处分，所以该调解书仅是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之间关于权利义务所达成的协议，与李惠芳无关。杉杉有限公司能够履行（2010）民提字第205号民事调解书的前提就是其已取得案涉2.11%的股权，而杉杉有限公司也必须是在与李惠芳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后才能取得案涉2.11%股权。因此，军赢公司上诉称李惠芳与杉杉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未达成合意，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徐春元、徐益明应承担向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040万元的责任。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杉杉有限公司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的注销行为，已经表明其将不再履行合同义务，李惠芳有权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其承担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杉杉有限公司未依法清算注销，其股东徐春元、徐益明应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承担清偿责任。三、军赢公司与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署的《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军赢公司应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担保合同》签订时，彭林秀及杉杉股份公司已取得军赢公司全部股权，并实际控制军赢公司。2008年6月18日，军赢公司向新乡市工商局提出申请：变更杜天贞所持的97.89%股份为杉杉股份公司持有，变更李惠芳所持的2.11%股份为彭林秀持有，工商登记仅是股权变更的登记方式，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受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影响，公司股东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股权受让人。本案中，杉杉股份公司及彭林秀作为军赢公司的全体股东，在案涉《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足以体现军赢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合同章也是公章的一种，加盖合同章的行为符合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担保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本合同由甲、乙、丙签字或加盖公章……并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从该条文表述看，加盖公章并非限定《担保合同》的生效条件，彭林秀作为军赢公司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签名也应具有法律效力，更不用说《担保协议》生效依据的主合同（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已经生效。3.退一步讲，即使杉杉股份公司在2008年6月23日的身份不能认定为军赢公司的股东，《担保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而在2008年6月27日，军赢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杉杉股份公司及彭林秀持有军赢公司100%股权，《担保合同》上杉杉股份公司盖章及彭林秀签字的行为，已足以体现军赢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即军赢公司在2008年6月2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直接导致杉杉股份公司、彭林秀追认了案涉《担保合同》的效力，自2008年6月27日起《担保合同》已完全具备生效条件。四、《协议书》履行过程中，李惠芳基于法律规定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杜天贞与杉杉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不影响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协议书》的履行。徐春元、徐益明在案涉《协议书》履行过程中非法注销杉杉有限公司，李惠芳在获知杉杉有限公司注销消息后即提起本案诉讼，现李惠芳基于徐春元、徐益明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徐春元、徐益明和军赢公司的上诉请求。李惠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徐春元、徐益明向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整；2.军赢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徐春元、徐益明、军赢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6月18日,军赢公司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了变更申请，将公司股东杜天贞所持的97.89%股份转让给杉杉股份公司;将李惠芳所持的2.11%股份转让给彭林秀。变更登记备案的股东会决议日期为2008年5月27日，股权受让方加盖的公章为杉杉股份公司。备案的杉杉股份公司营业执照为2008年1月31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00100028183），法定代表人彭林秀。2008年6月27日变更完毕。2008年6月23日，杜天贞、李惠芳及杉杉股份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最终）》，该合同约定了杜天贞与杉杉股份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具体事宜，同时约定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另行签订协议。同日，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李惠芳将持有的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和在军赢公司项目方面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杉杉股份公司或杉杉股份公司指定的第三人，双方确认李惠芳持有的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和在军赢公司项目方面的所有权利总价值为人民币2840万元。该协议签订后在2008年7月15日前支付首笔款800万元，李惠芳协助军赢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土地范围内拆迁事宜，四证办理和拆迁事宜完成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杉杉股份公司向李惠芳支付1000万元，在军赢公司获得房屋预售许可证之日起7日内，杉杉股份公司向李惠芳支付剩余人民币1000万元。2008年6月23日，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军赢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约定军赢公司愿意为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提供担保，保证金额为杉杉股份公司应向李惠芳支付而未支付的款项。2008年6月23日，杉杉股份公司向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公司变更登记，变更杉杉股份公司名称为杉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彭林秀变更为徐春元，股东由彭林秀、陈平安、付迎春、吴玉静、韩福柱变更为徐春元、徐益明。2008年6月24日变更登记完毕。工商变更后彭林秀持有并使用杉杉股份公司的印章，徐春元持有重新刻制的杉杉有限公司的印章，在2008年6月24日至2008年9月份期间，该公司形成两套人员班子，分别持有不同的印章，均能代表杉杉有限公司对外营运的状况。2008年7月1日，彭林秀代表杉杉股份公司接收了变更后的军赢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宗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2008年7月4日，军赢公司再次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彭林秀变更为石国新，彭林秀所持2.11%的股权转让给石国新。这次变更登记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作为持股97.89%的股东仍是杉杉股份公司并加盖了印章，备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仍然是彭林秀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杉杉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8年7月7日变更完毕。2008年7月5日，杜天贞、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签署《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在2008年7月3日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中表述的权利和义务对三方均不构成任何法律约束作用，三方实际执行的权利义务均以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为准。杜天贞诉杉杉有限公司、彭林秀、军赢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新乡市中级人民院一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201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0）民提字第20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杉杉有限公司与杜天贞、石国新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杜天贞将9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五日内一次性给付杉杉有限公司；二、在900万元全部支付完毕后的五日内，石国新将其持有的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变更至杜天贞名下；三、如果李惠芳基于彭林秀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的协议起诉杉杉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返还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并胜诉的情况下，杜天贞负责以900万元的对价返还已经取得的军赢公司2.11%股权；或者如果彭林秀起诉杉杉有限公司或石国新要求返还军赢公司2.11%股权并胜诉的情况下，杜天贞负责仍以900万元的对价返还已经取得的军赢公司2.11%的股权。另查明，现军赢公司股权状况：河南省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胡文江持股比例为3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徐春元、徐益明是否应对李惠芳的股权转让款承担偿付义务；2.军赢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2008年6月23日，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2008年7月5日，杜天贞、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签署《协议书》，明确约定三方在2007年7月3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实际执行的权利义务均以2008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为准。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开始履行，李惠芳已得到800万元股权转让款，杉杉有限公司也受让了相应股权，其后该股权又经过了多次转让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10）民提字第205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如果李惠芳基于彭林秀代表的杉杉股份公司的协议起诉杉杉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返还河南省军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11%的股权并胜诉的情况下……”可证明杉杉有限公司对李惠芳的该项债权是明知的，却在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于2012年注销了杉杉有限公司，且案涉股权又经多次转让变更，导致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李惠芳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该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徐春元、徐益明作为杉杉有限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款债权是明知的，但其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杉杉有限公司是在经过依法清算后合法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应当对杉杉有限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李惠芳主张徐春元、徐益明承担股权转让款的偿付义务，该院予以支持。徐春元、徐益明、军赢公司辩称《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是杉杉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惠芳主张的204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依据且合同应予以解除。根据杉杉有限公司、彭林秀、石国新、徐春元、徐益明的陈述及本案查明事实，在2008年6月24日至2008年9月期间，杉杉公司形成了两套管理人员，分别持有不同印章的情况，杉杉股份公司和杉杉有限公司均可以对外开展业务活动。2008年6月18日、7月4日军赢公司两次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股东会议均加盖的是杉杉股份公司印章，备案使用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均是彭林秀为法定代表人的杉杉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执照。2008年7月5日，杜天贞、李惠芳、杉杉股份公司签署《协议书》，明确约定三方在2007年7月3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实际执行的权利义务均以2008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为准。而《股权转让协议（最终）》明确约定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另行签订协议即本案《协议书》。且徐春元、徐益明在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于2012年注销了杉杉有限公司，案涉股权又经多次转让变更，李惠芳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因案涉《协议书》尚在履行过程中，故徐春元、徐益明、军赢公司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军赢公司辩称《担保合同》上彭林秀的签字不能代表军赢公司的意思表示，且《担保合同》上彭林秀的身份是股权受让方杉杉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军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杜天贞，因此李惠芳和彭林秀均无权要求军赢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彭林秀的签字不能代表军赢公司的意思表示。李惠芳所提交的2008年6月23日《担保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必须加盖公章后才能生效，该约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案涉《担保合同》上没有加盖军赢公司公章，仅加盖合同专用章，根本是无效的。该院认为，合同专用章也是公章的一种，加盖合同章符合双方的约定。2008年6月18日，军赢公司向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申请变更公司股东杜天贞所持的97.89%股份为杉杉股份公司持有；变更李惠芳所持的2.11%股份为彭林秀持有。该变更登记备案的股东会议日期为2008年5月27日。因此，双方签订《担保合同》时股东会已决议变更公司股东杜天贞所持的97.89%股份为杉杉股份公司持有；李惠芳所持的2.11%股份变更为彭林秀持有，工商登记只是股权变更的登记方式，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不受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影响，应确认股权受让人为公司股东。本案中，杉杉股份公司、彭林秀作为军赢公司的全体股东，在涉案《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确实体现了军赢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李惠芳有理由相信彭林秀代表军赢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李惠芳应属于善意相对人，法律应予以保护。因此，军赢公司关于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对李惠芳要求军赢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春元、徐益明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惠芳偿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整。二、军赢公司对该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向李惠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军赢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徐春元、徐益明追偿。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800元，由徐春元、徐益明、军赢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除“在2008年6月24日至2008年9月份期间，该公司形成两套人员班子，分别持有不同的印章，均能代表杉杉有限公司对外营运的状况”之外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8年6月23日，杉杉股份公司与李惠芳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原协议第一批付款金额800万元，杉杉股份公司同意提前向李惠芳多支付900万元，支付金额为1700万元。二、李惠芳同意900万元给杉杉股份公司无偿使用，该笔资金杉杉股份公司向李惠芳支付时间实际为双方签订协议书中杉杉股份公司向李惠芳支付款项的第二笔资金1000万元中的900万元。2.2008年7月3日，杉杉有限公司与杜天贞、李惠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并加盖杉杉有限公司印章。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及履行情况，目前杉杉有限公司尚余人民币4000万元款项须支付给杜天贞、李惠芳，并经杉杉有限公司同意，对该4000万元债务，按杜天贞、李惠芳一致提出的方案分割，即杜天贞人民币2300万元，李惠芳人民币1700万元。3.2008年7月21日，杉杉有限公司向李惠芳指定的账户转账人民币17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惠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徐春元、徐益明应否向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3.军赢公司应否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李惠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李惠芳基于其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的《协议书》，要求杉杉有限公司继续履行该合同，鉴于该合同是否履行完毕有待法院确认，李惠芳自得知杉杉有限公司注销消息后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徐春元、徐益明和军赢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春元、徐益明应否向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万元及军赢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在杉杉股份公司变更为杉杉有限公司之后，杉杉有限公司与杜天贞、李惠芳于2008年7月3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对杉杉有限公司付款义务进行了变更，即杉杉有限公司需再向杜天贞支付人民币2300万元，再向李惠芳支付人民币17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已经对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进行了实质变更。2008年7月5日，杜天贞、李惠芳与杉杉股份公司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由彭林秀代表杉杉股份公司签署，且加盖杉杉股份公司印章，鉴于当时杉杉股份公司已经变更为杉杉有限公司，杉杉有限公司印章已经启用，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徐春元，杉杉股份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李惠芳对公司名称变更事宜应系明知，故2008年7月5日加盖杉杉股份公司印章的《协议书》不能产生对杉杉有限公司的法律约束力，杉杉有限公司与杜天贞、李惠芳于2008年7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系对各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有效合同。根据该合同，杉杉有限公司需再向李惠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根据本院查明事实，2008年7月21日，杉杉有限公司向李惠芳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1700万元，杉杉有限公司向李惠芳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李惠芳再依据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要求徐春元、徐益明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主债务不存在，军赢公司的保证责任自然无需承担。综上，徐春元、徐益明与军赢公司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惠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800元，由李惠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00元，由李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旺兴审判员  赵 筝审判员  梁培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朱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