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4345号原告：刘燕茹，女，1948年10月7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伦，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原告之女），女，1979年1月17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仲晓东，男，197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晓芳（被告之姐），女，197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刘燕茹与被告仲晓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燕茹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伦、刘琳，被告仲晓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晓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燕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的利息（以5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息10%计算）；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如期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滞纳金（以341652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以347901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该诉讼请求中总计的利息和滞纳金不超过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息24%计算）；3.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500000元，该借款的用途为被告创办并作为股东的公司经营及购置设备等，约定年息10%，借款期限为一年，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一年期届满，被告未归还欠款500000元及利息。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欠款，但被告均以公司经营效益不好为由拖欠，直至2019年4月本金及利息被告分文未还。在原告的一再追偿下，被告于2019年4月8日向原告就该借款及还款问题又签署了一份书面确认书，承诺将于2019年9月30日前先向原告偿还250000元本金和利息，再于2019年12月31日前偿还剩余250000元本金和利息，偿还款项直接汇入原告银行账户。如被告未按期偿还，则按天另付未偿还本金和利息总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现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2019年12月31日已过许久，至今欠款500000元及利息被告仍分文未还。被告是以下三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北京博雅汇通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被告持股比例90%）、东阳恒通博雅影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被告持股比例80%）、博雅恒通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被告持股比例100%）。由于此500000元借款被告是用于以上公司经营，且被告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经常是混同在一起，即使如被告所说，其个人资产不够偿还欠款，被告也还持有这几家公司的股份.三家公司均正常经营数年至今，且公司拥有有价值、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和器材设备.同时被告多次表示会通过回收应收账款或变卖公司设备的方式偿还欠款。因此被告是具有偿还欠款能力的，只是一直不积极主动想办法偿还，直至拖欠至今长达四年之久。原告年事已高，养老等方面都需要钱，被告不认真履行还款义务，一拖再拖，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此事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切身利益，对老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原告女儿刘琳在兴业证券上班，所以原告将其现金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的方式交给刘琳去理财。从2007年8月8日刘琳和被告结婚之后至2015年6月30日，原告实际向刘琳现金转账50余万元。因被告经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于是刘琳在2015年5月26日向被告转账70000元，于2015年7月23日向被告转账30000元。因后续被告资金需求量大，所以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借据，2016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和借款期限，在2016年2月4日刘琳向被告转账400000元，以上是借款本金的构成。因被告在借据约定的还款时间内没有如期履行还款义务，于是原告在2019年4月8日与被告经过协商，被告对该笔债务进行了确认，确认本金是5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2月1日，年息10%，并约定了还款方式以及滞纳金标准，被告此后没有履行任何的偿还义务。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仲晓东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承认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本案所诉的借贷关系，双方借贷合同未成立、未生效更未实际履行。1、原告并未实际交付被告本案所诉的款项。目前原告只提供了刘琳支付给被告发生在2016年2月4日的400000元汇款凭证，其他所谓100000元借款均发生在2016年2月1日之前，且上述款项均为刘琳支付给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向仲晓东支付过任何款项。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提供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但从目前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所主张的500000元资金来源和交付过程存在明显不合理性，无法就借款的实际交付形成完整证据链，应认定原告未实际交付被告本案所诉的500000元借款。2、当时离婚协议签署之前，刘琳不让看孩子，并以此为要挟，为争取孩子见面权利，当时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包括2016年2月1日《借据》及2019年4月8日的《借款及还款确认书》均属被胁迫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民事行为。3、本案所诉的500000元借款应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琳转给被告的款项，用于2016年给被告的父亲治病。被告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给刘琳542337.74元。虽然2019年4月8日被告签署了《借款及还款确认书》，但不应简单地将《借款及还款确认书》作为完全排斥其他证据证明效力的唯一债权凭证，被告收到刘琳的款项，已全额归还。在目前原告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被告不承认与原告之间存在所诉的借贷关系。二、本案所诉的500000元的借款，实际是刘琳转给被告的款项，该笔款项如果是刘琳从第三方处所借，也是夫妻共同债务，关键是被告已全额归还。1、从有关司法解释看，夫妻一方是以其个人名义向债权人借款，但该笔借款经由夫妻另一方银行账户的，可认定该夫妻另一方对借款为明知并实际参与，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重要的是所借债务是用于夫妻日常生活，主要是给被告父亲治病。2016年被告父亲癌症住院，治病都是用的进口药。2、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刘琳也是承认本案所诉的借款是用于给被告父亲看病的。3、2019年4月8日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并没有提到该笔500000元债务，由此可看出，刘琳与仲晓东之间不存在欠款；刘琳与仲晓东也不存在欠原告500000元的债务。三、从被告与刘琳目前的现状看，二人离婚，仲晓东净身出户，房产、家里的财产都给了刘琳，还需支付高额抚养费；离婚时还签很多借条；把刘琳的股份转给被告的姐姐，看似干干净净的，不否认，被告的公司目前是负债经营，再加上今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被告的公司债权人根本不承认那个离婚协议，说：被告与刘琳是假离婚，转股权也是假的，借条是假的，想签几张就是几张；只有隐匿、转移财产逃避公司的债务才是真的。提出要将被告和刘琳一起告上法庭。请法庭酌情考虑该事实，因为被告确实不记得当时还签了多少欠条或借据了。综上，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未实际交付被告本案所诉的款项，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本案所诉的借贷关系。至于刘琳与被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一事与本案无关。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刘燕茹提交的证据1、借据；证据2、借款及还款确认书；证据3、刘琳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及工商银行明细清单；证据4、刘琳的民生银行对账单和兴业银行对账单；仲晓东提交的证据1、离婚协议书；证据2、刘琳出具的确认书，双方均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并在卷佐证。刘燕茹提交的证据5、刘琳向被告转账记录；证据6、刘琳的南京银行对账单、民生银行对账单，系在本院为双方共同指定的举证期限过后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从证据内容看都是历史转账记录，并非在举证期限过后新形成的证据，因此本院不采信其证据效力。对仲晓东提交的证据3、仲晓东给刘琳的转账凭证，原告虽称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但又称这些转账凭证不是银行出具的，其中一笔发生于2017年9月28日的60334元转账没有真实发生，因发生于2017年9月28日的60334元这笔转账凭证并未加盖银行公章，因此本院不采信该笔转账的真实性，但对其他24笔转账凭证，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意见，本院采信其真实性，经核定转账金额共计482003.74元。据此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刘琳与仲晓东于2019年4月8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记载了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及债务的处理条款，其中债务的处理条款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对外产生的债务或向金融机构办理的贷款，属于双方个人借贷行为，所有债务由双方各自负责偿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一笔起借日期为2016年9月16日、贷款期限为三年的广发银行贷款（金额30万元），系女方向银行申请办理的信用贷款，该贷款尚有未偿还部分，现由女方继续偿还银行。该笔借款是女方的名下借款，实际是男方使用。自双方领取离婚证之日起，以上未偿还的贷款转为男方向女方的借款，男方承诺按照银行的还款要求按时向女方还款付息。另查，刘燕茹为刘琳之母。2016年2月1日仲晓东向刘燕茹出具《借据》，载明“今从刘燕茹处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年息10%.即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特此证明注：借款期限从2016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2019年4月8日仲晓东向刘燕茹出具《借款及还款确认书》，载明“本人仲晓东（身份证号：×××）在与刘琳（身份证号：×××）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向刘琳母亲刘燕茹（身份证号：×××）借款50万元（伍拾万元），借款日期为2016年2月1日，约定年息10%，现50万元本息尚未偿还。本人承诺将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刘燕茹偿还25万元本金和利息，于2019年12月31日前偿还剩余25万元本金和利息，偿还借款直接汇入以下银行账户内。如本人未按期偿还，则按天另付未偿还本金和利息总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同时刘燕茹有权通过法律或其他追偿方法进行追偿。归还借款账户信息：账户名称：刘燕茹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天津广开支行。”2015年3月19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刘燕茹向刘琳银行转账支付467000元。2015年5月26日刘琳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70000元，2015年7月23日刘琳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30000元。2016年2月4日刘琳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400000元。2019年4月8日，刘琳向仲晓东出具《确认书》，载明“本人刘琳（身份证号：×××）在与仲晓东（身份证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愿意承担一部分仲晓东父亲治病自费部分医药费15万元（壹拾伍万元），在仲晓东向本人提供近50万元的全部自费部分医药费明细清单后，本人承诺将于仲晓东全部偿还本人母亲刘燕茹5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后3日内，将15万元医药费全部汇入以下银行账户内。如本人未按期支付款项，则按天另付15万元千分之一的滞纳金。银行账户信息：账户名称：仲晓东银行账户：×××。”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仲晓东向刘琳银行转账支付24笔款项共计482003.74元。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对被告三个银行账户采取了保全冻结措施，原告为此支出保全费4270元。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刘燕茹提供的《借据》、《借款及还款确认书》以及仲晓东提交的《确认书》均确认了仲晓东向刘燕茹借款50万元的事实，并明确了利息、滞纳金的计算方式、借款期限以及还款方式。从资金交付来看，刘燕茹称出借资金其以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刘琳，其中转账金额为467000元，因被告经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之后由刘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仲晓东，履行了出借资金的义务。经本院询问，刘琳表示2015年5月26日其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70000元，2015年7月23日其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30000元，2016年2月4日其向仲晓东银行转账支付400000元，均是代表刘燕茹履行出借500000元本金的义务。据此，本院认定刘燕茹已就原、被告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尽到了初步举证责任。仲晓东辩称本案《借据》及《借款及还款确认书》系仲晓东在离婚时为争取探视孩子的权利被胁迫签署，但就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仲晓东称本案诉争借款实际为刘琳转给仲晓东的款项，如果该笔款项来源于刘琳从第三方所借，应属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对外产生的债务，属于双方个人借贷行为，所有债务由双方各自负责偿还。仲晓东向刘燕茹出具《借据》及《借款及还款确认书》足以表明举债意思表示系由仲晓东作出，而非由刘琳作出，应依约由其自行负责偿还，且刘燕茹并未起诉要求刘琳还款。仲晓东如最终承担了本案诉争借款的还款责任，可以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另案主张要求刘琳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此外，《借款及还款确认书》中载明了被告还款方式为直接向刘燕茹指定的兴业银行账户汇款，因此仲晓东向刘琳支付的款项也无法认定为其对刘燕茹借款的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因刘琳向仲晓东转账支付400000元的时间为2016年2月4日，晚于《借据》的出具时间。因此，刘燕茹要求仲晓东自2016年2月1日开始支付400000元借款本金所产生利息的主张，本院在自2016年2月4日起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仲晓东向刘燕茹出具的《借据》载明了借款期限从2016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年息10%。仲晓东向刘燕茹出具的《借款及还款确认书》再次确认了年息为10%，本金和利息分两次偿还，每次各偿还25万元本金和利息，并将还款的时间节点确定为2019年9月30日和2019年12月31日，此外还明确未按期偿还的，按天另付未偿还本金和利息总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因此刘燕茹要求仲晓东在《借款及还款确认书》确定的还款时间节点之后分笔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借款及还款确认书》确定的滞纳金标准远远超过了年利率24%的标准，而原告主张的滞纳金计算基数中既包含有借款本金，又包含了以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10%标准计算得出的利息。因此本院对滞纳金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限的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仲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燕茹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二、被告仲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燕茹支付借款的利息189135.79元；三、被告仲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燕茹支付滞纳金（以借款本金2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以借款本金2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四、驳回原告刘燕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保全费4270元，由原告刘燕茹负担70元（已交纳），由被告仲晓东负担1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杨晓龙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 康燕婷书 记 员 赵威文书 记 员 赵成慧书 记 员 肖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