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3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惠兰，女，汉族，1953年6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强，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继光，女，美利坚合众国公民，1945年4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楠，女，美利坚合众国公民，1976年11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尧，女，美利坚合众国公民，1972年5月8日出生。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惠兰因与被上诉人李继光、李楠、陈春尧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7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惠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李继光系李惠兰之姐。李继光陈文吉夫妇移民美国居住后，共同委托李惠兰将二人的退休工资从其银行账户中取出，并汇入指定账户。李惠兰根据李继光、陈文吉的指示汇款，如果存折账户上的钱不够汇款金额，就由李惠兰预先垫付，待退休金到帐后，李惠兰再取出据实抵扣。二、一审认定李惠兰前后三次从陈文吉账户取出共计58000元属实，但李惠兰不应退还该款。根据一审李惠兰所提供的证据可知，李惠兰从陈文吉和李继光退休金账户共取出人民币457400元，远小于李惠兰实际汇给陈文吉、李继光的共计人民币642125元的款项。汇款金额大于实际取款金额，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举证不能判决李惠兰支付代取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李继光、李楠、陈春尧一并答辩称：在已经生效的李继光起诉李惠兰、江大勇案件的判决中，成华区法院已经认定在2015年5月15日后，李惠兰未再向李继光、陈春尧、李楠支付款项，而本案起诉的款项的取款时间均是在2015年5月15日之后。因此，对于李继光、陈春尧、李楠委托李惠兰取款，而李惠兰未向三人给付委托款项的行为，一审据此认定并判决李惠兰向李继光、陈春尧、李楠进行支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李继光、李楠、陈春尧向一审起诉请求：判令李惠兰向李继光、李楠、陈春尧支付代取款项人民币58000元。 一审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9月13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人事处出具《亲属关系证明》载明：兹证明陈文吉（男，出生日期：1939年10月1日）系我单位退休职工，经查阅个人档案，其配偶名为李继光（女，出生日期：1945年4月9日），亦系我单位退休职工，陈文吉、李继光的个人档案中均无其他婚姻记录。根据陈文吉、李继光两人的个人档案记载：一、陈文吉、李继光婚后共生育有两个子女，长女名为陈春尧、次女名为李楠；二、陈文吉、李继光二人无继子女，无收养、送养子女记录，无非婚生子女记录。2017年1月12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人事处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陈文吉（男，出生日期：1939年10月1日）系我单位退休职工，经查阅个人档案，其配偶名为李继光（女，出生日期：1945年4月9日），亦系我单位退休职工。根据陈文吉的个人档案记载：陈文吉的父母先于其去世。根据李继光的个人档案记载：1.李继光的母亲于1972年去世；2.在1989年1月以前的档案材料中有关于李继光父亲的信息记录，1989年1月后的档案材料中就无记录了。 2018年4月10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载明：陈文吉，1939年10月1日出生，正常死亡。 李惠兰自认受陈文吉口头委托，分别于2015年7月12日、2015年11月3日、2016年3月14日，在农业银行柜台代陈文吉办理银行活期存折现金取款业务，分别从陈文吉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账号为22×××90的银行账户支取退休金人民币15000元、18000元、25000元。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2018）川0108民初411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庭审中，李惠兰确认自2015年5月15日后未再向李继光汇款，因为向李继光转账已超额。李惠兰当庭确认2015年5月15日以后未再向陈文吉、李楠、陈春尧汇款。 一审审理中，李惠兰陈述，因李惠兰与李继光系姐妹关系，李继光的女儿李楠要买房子，陈文吉与李继光账户到账的是小笔钱，李惠兰垫钱凑成大笔，转给李继光、陈文吉；对于李惠兰垫付的钱，将从李继光、陈文吉账户中扣除。 一审审理中，李惠兰举出陈文吉22×××90账户从2010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的取款明细、李继光22×××08账户从2010年3月5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的取款明细以及李惠兰于2010年3月9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分五次向李继光、陈文吉及其指定人员转款明细，拟证明李惠兰超额转付陈文吉、李继光退休金。其中，2010年3月5日，从两账户共计取款18000元，2010年3月9日，汇款金额为205203元；2010年3月9日至2012年3月23日期间，从两账户共计取款136300元，2012年3月23日，汇款金额为126286元；2012年3月23日至2013年1月5日期间，从两账户共计取款51000元，2013年1月5日，汇款金额为62339元；2013年1月5日至2013年7月30日期间，从两账户共计取款62000元，2013年7月30日，汇款金额为30000元；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5月26日期间，从两账户共计取款90100元，2014年5月26日，汇款金额为124988元；2014年5月26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从两账户共计取款100000元，2015年5月11日，汇款金额为93309元。 一审认为，李惠兰自认受陈文吉的口头委托代为支取其退休金，双方已形成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现陈文吉已死亡，李继光、李楠、陈春尧作为陈文吉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李惠兰自认已分别于2015年7月12日、2015年11月3日、2016年3月14日代陈文吉支取退休金人民币15000元、18000元、25000元，共计58000元，且自认2015年5月15日以后未向陈文吉及李继光、李楠、陈春尧汇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李惠兰作为受托人代为支取陈文吉的退休金，应当向陈文吉转交。陈文吉死亡，李惠兰应当向其法定继承人即李继光、李楠、陈春尧三人转交。李继光、李楠、陈春尧主张李惠兰支付代取款项58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至于李惠兰辩称已经超额支付的问题，根据李惠兰举出的陈文吉、李继光账户的取款记录以及李惠兰汇款记录，可以看出，李惠兰第二、三、四、五、六笔汇款时间、金额与其从陈文吉、李继光案涉账户取款的时间、金额相互印证，符合先取款后转付的正常操作流程。但李惠兰第一笔汇款金额为205203元，而李惠兰从陈文吉、李继光案涉账户取款金额仅为18000元。李惠兰作为代为取款的受托人，在未代为取款，而先行大额转付的行为，不符合先取款后转付的正常操作流程，有违常理。同时，李惠兰虽辩称代李继光、陈文吉垫付款项，以后从其账户中扣除，对于该陈述并未向法庭举证，且李继光、李楠、陈春尧并不认可该辩解意见，故对该辩解意见，一审不予采信。至于李惠兰实际多转付的款项，可通过另案诉讼解决。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惠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继光、李楠、陈春尧支付代取款58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李惠兰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陈文吉生前与李惠兰建立委托合同关系，李惠兰代陈文吉在国内取出退休养老金并汇给陈文吉，李惠兰应当按约履行委托事宜。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惠兰在2015年7月12日、2015年11月3日、2016年3月14日从陈文吉账户支取了共计58000元的钱款，该款应及时汇给陈文吉。陈文吉死亡后，其继承人李继光、陈春尧、李楠有权要求李惠兰交付。 李惠兰主张，本案争议的款项用于冲抵李惠兰之前为陈文吉之女垫付的费用，但未对其主张的垫付的事实以及陈文吉或李继光同意冲抵的事实进行举证，本院不予采信；李惠兰又主张，其向陈文吉、李继光汇款的金额大于其支取的金额，故不应再返还。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诉讼标的物为2015年、2016年的三笔款项。因款项性质确定为陈文吉的退休金，李惠兰理应履行委托事务转交此款。至于双方之间长期以来相互汇款是基于何种事由，总款项金额为多少等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李惠兰上诉主张不应返还58000元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250元，由李惠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