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282号 原告：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经营人：郭海中，男，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箬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亚珍，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寅，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乐永，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庆顺，男，196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温岭市/div> 第三人：施永存，男，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奉化市/div> 原告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以下简称洁立修理部）与被告叶亚珍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2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5月8日组织庭前会议。同年5月22日，本院通知吴庆顺、施永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同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洁立修理部的经营人郭海中（仅参加庭前会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被告叶亚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寅、陈乐永，第三人吴庆顺、施永存（庭前会议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洁立修理部申请的证人陈某1、陈某2在庭前会议出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洁立修理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叶亚珍支付原告洁立修理部为修理“浙鄞渔8××××”轮产生的修理费计23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生效判决指定履行日为止）。事实和理由：“浙鄞渔8××××”轮登记在被告名下。2018年禁渔期时，被告因为需要修理该渔船，由原告于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9日安排工人为被告修理主机1台，发电机组3台，合计产生修理费23200元，但被告至今拖欠未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叶亚珍辩称：一、叶亚珍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浙鄞渔8××××”轮自2018年5月底开始由吴庆顺等人承包，叶亚珍与洁立修理部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要求其对渔船进行修理，且叶亚珍与其并不相识，截至起诉前洁立修理部亦未向叶亚珍主张过任何款项。二、原告未收到任何款项不合常理。依照惯例，修船或供应设备会支付预付款，且在船开走前会支付大部分或结清款项。三、叶亚珍的渔船多年以来在休渔期间一直在奉化码头修理，是在被吴庆顺等人承包之后才会开到温岭修理。四、原告证据无法反映客观事实。首先，本案中洁立修理部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是吴庆顺找来的人签字，这几个人也是另外几个案件的原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他们的签字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其次，根据行业惯例，修理渔船主机、发电机的金额不可能按日计算，而应该是按修理每台机器所需费用计算；最后，据叶亚珍事后查看，其中一条船上的一台淄博6210柴油发电机未经修理，剩余几台机器即使保养也不需要这么多钱。五、洁立修理部所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六、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都是吴庆顺制造的虚假诉讼案件，应对吴庆顺予以处罚。系列案件中吴庆顺均作为证人出面说自己只是作为介绍人，若其不是承包人，不可能这么积极参与，且对于修理过程了如指掌。叶亚珍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看出，包括已经生效的（2019）浙72民初570号判决以及（2019）浙72民初574号判决，当事人都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付款的主体应该是吴庆顺。对目前已经生效的系列案件判决，叶亚珍都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要求提起再审。故本案系虚假诉讼，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第三人吴庆顺述称：其做鱼货加工生意，有时候也出海，涉案相关证据材料中提到的“牛皮”是其绰号。2017年期间，叶亚珍和施永存向其借过钱，至“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之前，还欠其100多万元。其不是“浙鄞渔8××××”轮合伙人，对该船没有股份，因为船长严夏道是其介绍的，所以帮忙处理一些事务。涉案维修是其介绍的，因施永存要求其帮忙找船员，故叫了大副陈某2上船干活，月工资1万元，陈某1是其通过中介介绍来船上干活，施永存同意的。船舶维修是施永存交待做的，让其参照当地的船来维修；同时期其自己的船也在维修，但修理的内容与“浙鄞渔8××××”轮不同。“浙鄞渔8××××”轮当时是施永存在经营，船是在2018年8月3日开出去的。自己有与本案的原告说过，向施永存和叶亚珍要修理费用。 第三人施永存述称：其以前是捕鱼的，现在做些小生意。2018年5月底这段时间，“浙鄞渔8××××”轮由其先向叶亚珍以租金50万租用，再与吴庆顺合作，柴油款归叶亚珍。其与吴庆顺之间合伙经营期限为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各50%股份（庭审中又改称其自己占50%股份，吴庆顺、严夏道各25%股份），租金、费用支出和收入分配有口头讲过，但未签订过书面协议，吴庆顺也没实际出过钱。该船在吴庆顺那里维修，自己一共去过两次，但人没在船上；修船的人员和单位都是吴庆顺找的，陈某1是吴庆顺叫的，怎么修也是吴庆顺定的，只有其姐夫王培军是自己叫过来的。修理费是跟吴庆顺谈的，原告也没有向自己要过钱。“浙鄞渔8××××”轮2018年8月3日出海后，自己在船上，吴庆顺拿走了5300担鱼货，价值约100来万元，没付过钱，因自己还欠吴庆顺钱，故也没有向吴庆顺要过鱼货款；鱼货款付了叶亚珍50万元租金后，就没剩下多少钱了，因吴庆顺不承认合作关系，故未再将收入分配给吴庆顺。渔船出海作业的油、水、冰等费用都是自己支出的。船舶修理期间，其姐夫王培军签过字的都确认，陈某1、陈某2签字的不予确认，是否修理过也不清楚。其于2018年8月6日上船，陈某1与其一同出海作业，其于2018年12月21日即陈某1下船之日向陈某1支付工资75000元；另付了3万元给一个小工，这名小工不是其叫来的。船舶维修费用，应由其与吴庆顺两个人支付。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对原告洁立修理部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吴庆顺没有异议。被告叶亚珍质证如下：证据一“浙鄞渔8××××”轮所有权证书、叶亚珍身份证复印件、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叶亚珍非适格被告；证据二销货清单（维修清单）、船员适任证书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一，陈某1是其他案件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在多个案件中均存在虚假陈述，所以签字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根据行业惯例，修理渔船主机、发电机的金额不可能按日计算，应该是按修理每台机器所需费用计算。且据叶亚珍事后查看，其中一台淄博6210柴油电机未经修理，剩余几台机器即使保养也不需要这么多钱；第三，（2020）浙72民初286号、287号、288号、294号四个案件中的证据完全相同，有理由相信本案单据也系事后伪造。证据三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可说明一系列案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吴庆顺介绍的，吴庆顺是介绍人。证据四严夏道笔录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施永存同意被告叶亚珍的上述质证意见。 对被告叶亚珍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施永存无异议。原告洁立修理部质证如下：证据1施永存、庄如葵、徐立蓬、王旭龙之间的录音两段以及文字整理稿、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警官对庄勇伟、庄如葵的讯问笔录中两段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是不能确认该四人的身份以及是否真实发生，所涉内容与本案无关；二是对于供货事实，各方已确认，货也已送到“浙鄞渔8××××”轮上，施永存仅是渔船的经营者，船东是叶亚珍，经营债务应由叶亚珍承担；三是录音内容不能证明吴庆顺是“浙鄞渔8××××”轮的合伙人。讯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庄勇伟和庄如葵均是听说吴庆顺参与合伙，但不确定，不能证明吴庆顺是“浙鄞渔8××××”轮合伙人；涉及的货款，包括了“浙鄞渔8××××”轮19万多元的货款以及吴庆顺所有的三条船舶的货款，可见“浙鄞渔8××××”轮债务与吴庆顺无关，吴庆顺明确表述应向船东而不是向其要钱。证据2施永存、吴庆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吴庆顺并没有确认自己是“浙鄞渔8××××”轮的共同承包人之一，更谈不上在共同承包期间负责具体维修和经营。证据3（2019）浙72民初574号案件原告温岭市中龙船用辅机厂总经理金玲波和沈林畅、冯益军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的三性均有异议，录音主体身份和内容无法确认，且该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原告所述事实，金玲波在最后一段提到供货事实真实存在，且相应船舶备件也送到了“浙鄞渔8××××”轮上。证据4陈某2于2018年7月4日至12日参加船员培训信息，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陈某2的陈述，培训都是在上午，与其在船上履行职务没有冲突，不能印证被告主张的事实。证据5“浙鄞渔8××××”轮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的航行轨迹图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虚假诉讼情形。证据6，领款凭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由第三人吴庆顺确认，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善意的第三人，只能根据此前相关案件的判决以及船舶登记对“浙鄞渔8××××”轮船东做出识别，至于船舶内部到底是什么关系，原告并不清楚也与其无关。第三人吴庆顺质证如下：证据1其不清楚。证据2认可。证据3不认可。证据4陈某2那几天不是全部时间都在培训。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领款凭单是真实的，但其是作为证明人在上面签字。 对证人陈某1的当庭陈述，原告洁立修理部质证认为：陈某1的证言已经明确修理和供货项目真实存在，其作为船员代表经过核对无误后签字予以确认，至于其所称对具体金额不清楚也是客观的，相关费用原告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计算。被告叶亚珍质证认为：1.证人对具体数量和金额并未确认；2.材料都是事后补的，是虚假的；3.在具体数量、金额未经确认的情况下，证人对金额汇总进行确认，可见原告起诉所提交的材料具有随意性，是伪造的；4.陈某1既作为重要证据的签字人，又为系列案件的原告介绍律师，涉及虚假诉讼。第三人吴庆顺无异议；第三人施永存对陈某1的陈述不予确认。 对证人陈某2的当庭陈述，原告洁立修理部和第三人吴庆顺无异议。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质证认为：陈某2的陈述不真实，所有陈某2签字的材料也不真实，系在虚假伪造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洁立修理部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叶亚珍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浙鄞渔8××××”轮登记为叶亚珍所有的事实，予以认定，至于叶亚珍是否适格被告，另作分析。证据二，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浙鄞渔8××××”轮该期间在温岭进行过维修，陈某1当时系该轮的轮机长，至于陈某1到底由谁介绍上船工作，并不影响对该节事实的认定，而销货清单已经陈某1签字，且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维修项目予以确认，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的质证异议，缺乏反驳证据和理由，本院对其质证异议不予采信，并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三，情况说明由吴庆顺出具，鉴于吴庆顺已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故以其当庭陈述为准。证据四，系本院在审理另案过程中对严夏道所作的笔录，其陈述的相关事实与原告洁立修理部提供的其他证据以及两第三人的陈述基本能相互印证，可予认定。被告叶亚珍提供的证据1，第三人施永存在庭审中确认，其向叶亚珍租船后，未与吴庆顺签订协议，未向吴庆顺分配收入，吴庆顺未为渔船经营承担过费用支出，吴庆顺也否认其与施永存合伙租赁渔船，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施永存系与吴庆顺合伙向叶亚珍租赁“浙鄞渔8××××”轮的事实，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2，第三人吴庆顺对其与施永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无异议，真实性可予认定，但同样不足以证明“浙鄞渔8××××”轮由施永存与吴庆顺合伙租赁经营的事实，与本案争议关联性不足，不予采用。证据3，通话人身份未经确认，且与本案争议关联性不足，也不予认定，至于涉案修理费用应由谁支付，另作分析。证据4至证据6，真实性均可以认定，证据4能够反映陈某2在相应期间曾参加船员培训的事实，原告洁立修理部对此已当庭作了合理解释，并未违背生活常识，该三组证据均不足以得出本案系虚假诉讼的结论。证人陈某1、陈某2，各系“浙鄞渔8××××”轮的轮机长和大副，其有关该轮维修过程的陈述，与原告洁立修理部、第三人吴庆顺、施永存的陈述能相互印证，予以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浙鄞渔8××××”轮登记为叶亚珍所有，所占股份100%。2018年6月至8月初期间，“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陈某1、陈某2分别担任该轮的轮机长和大副。维修期间，陈某1于2018年6月份要求洁立修理部为该轮4台柴油机（“淄博8170”和“淄博6170”各2台）做保养维修，并填写了4份销货清单，保养维修按工时计算，分别为4000元、5600元、7200元、6400元，共计23200元，但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谈过具体价格。因保养维修费用未付，2019年上半年，由陈某1作为证明人在洁立修理部出具的销货清单上签字。洁立修理部至今未收到上述保养维修费用，故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浙鄞渔8××××”轮在温岭修理期间，叶亚珍因办理渔船年检事务曾去过一次现场，施永存去过两次，施永存姐夫王培军和其侄子时有在船上。2018年8月3日该船修理完毕，后出海生产，施永存随船出海作业。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期间，叶亚珍与施永存以及吴庆顺相互之间未签订过渔船租用或承包或者合伙、合作等书面协议，吴庆顺也未向该渔船或者叶亚珍或施永存投资，未承担过该船维修费用或生产成本支出，也未取得过利润分配。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用于冲抵施永存此前欠吴庆顺的借款，而未实际支付鱼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修理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一是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费用是否合理；二是船舶修理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以及修理费用支付义务人的确定。 一、关于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 原告洁立修理部认为，销货清单已经船员签字，船员的签字行为应当视为代表船东对保养维修事实及费用的确认；叶亚珍对费用的合理性有异议，但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反证，或者证明保养维修费用超出了市场价格正常的范围。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认为，销货清单是陈某1根据吴庆顺的要求事后补签的，签字人对具体项目、数量、金额都无法确认，也未经任何人授权；根据行业惯例，修理渔船主机、发电机不可能按日计算；据叶亚珍事后查看，其中一台淄博6210柴油电机未经修理，剩余几台机器即使保养也不需要这么多钱；销货清单系伪造的，本案系虚假诉讼。 本院认为，“浙鄞渔8××××”轮为被告叶亚珍所有，该船在温岭维修期间，叶亚珍曾去过现场，显然知道渔船维修的事实。渔船维修完毕后出海生产，第三人施永存一直在船上负责该船的经营，该船维修期间也曾去过，且其姐夫王培军及其侄子时有在船，可见其一直在参与该船的维修及其此后的出海作业，且已经支付过陈某175000元的工资，也显然清楚陈某1和陈某2系该轮轮机长和大副的事实。原告洁立修理部对“浙鄞渔8××××”轮柴油机进行保养维修，按工时计费，形成保养维修费用清单，并在未取得保养维修费用的情况下，找陈某1补签销货清单予以证明确认，进而提起诉讼主张保养维修费用，符合通常的生活经验，并不违背常理。陈某1作为该渔船的轮机长，已当庭确认销货清单上的保养维修项目已经其核对，至于具体金额，经本院审查和咨询，尚在合理范围。综此，应对洁立修理部为“浙鄞渔8××××”轮保养维修柴油机的事实以及费用的合理性予以确认。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否认原告洁立修理部对该船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并认为费用不存在、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抗辩不予采信。 二、船舶修理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以及修理费用支付义务人的确定 原告洁立修理部认为，被告叶亚珍系“浙鄞渔8××××”轮的船东，应对渔船修理发生的费用承担支付义务，至于其主张的已将渔船出租给了第三人施永存和吴庆顺，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被告叶亚珍认为：“浙鄞渔8××××”轮自2018年5月底起由施永存、吴庆顺等人承包，叶亚珍与本案原告并不认识，也未委托原告对渔船进行维修，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三人吴庆顺当时系“浙鄞渔8××××”轮的共同承包人之一，且渔船修理、备品供应单位均系吴庆顺找来的，付款义务人应当是吴庆顺。第三人吴庆顺认为：其不是“浙鄞渔8××××”轮的合伙人，不承担渔船修理费用。第三人施永存认为，渔船修理费用应由其与吴庆顺两人承担。 本院认为，被告叶亚珍系“浙鄞渔8××××”轮船舶所有人，该船于2018年6月至8月初在温岭进行过修理，陈某1系该轮的轮机长，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陈某1要求原告洁立修理部为“浙鄞渔8××××”轮柴油机进行保养维修，应视为代表船东与洁立修理部订立渔船柴油机保养维修合同的行为。此处的“船东”包括船舶所有人、光租承租人或者其他应对保养维修费用承担支付义务的实际使用、管理船舶的人，被告叶亚珍作为“浙鄞渔8××××”轮的船舶登记所有人，认为其无需对船舶相关修理费用承担支付义务的，须对船舶已经光租出租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叶亚珍既未与施永存、吴庆顺等人签订过船舶租用合同，两第三人之间也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不足以认定被告叶亚珍与本案两第三人之间构成船舶光租合同关系，何况施永存庭审中也确认，吴庆顺既未向渔船或者向其出资，也未为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承担过成本支出以及取得生产利润分配收入。至于被告叶亚珍与第三人施永存之间，以及施永存与吴庆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既不能对抗本案原告，也不影响本案原告向船舶所有人主张船舶修理费用，被告叶亚珍与两第三人之间或者两第三人之间有纠纷的，可以另行解决。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抗辩缺乏证据和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洁立修理部与被告叶亚珍之间成立船舶修理合同关系，并应确认有效。洁立修理部已对“浙鄞渔8××××”轮进行维修，其要求被告叶亚珍偿付该轮修理费23200元及其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2月24日起计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被告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公安侦查的抗辩，证据和理由均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叶亚珍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渔船修理费用23200元及其利息（以23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0元，由被告叶亚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吴胜顺 审判员  杨世民 审判员  马 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朱丹莹 【附录一】证据目录 原告洁立修理部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浙鄞渔8××××”轮所有权证书、叶亚珍身份证复印件、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叶亚珍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销货清单（维修清单）、船员适任证书，证明洁立修理部为叶亚珍所属“浙鄞渔8××××”轮修理主机1台、发电机组3台，合计产生修理费23200元，上述修理费由“浙鄞渔8××××”轮轮机长陈某1确认，至今拖延未付； 证据三、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8年6月至8月禁渔期时，被告叶亚珍为修理船舶所需，要求吴庆顺介绍供货商及船员等。洁立修理部为其中供货商之一，进一步证明叶亚珍拖欠修理费未付； 证据四、严夏道笔录，证明吴庆顺不是“浙鄞渔8××××”轮合伙人，叶亚珍说法不成立。 证人陈某1陈述：相关案件销货清单上“陈某1”的签字确系其所签，项目都核对过，具体数量、金额不清楚，签字只代表有过这个修理项目，但具体花了多少钱不清楚。叶亚珍在船检的时候来过，见过一次面；自己没有跟施永存、吴庆顺、叶亚珍联系过，之前也不认识。渔船出海作业收入还可以，加油加水加冰等由施永存决定，机油是其负责加的，钱是谁出的不清楚。施永存于2018年12月20几号一共打给其105000元，其中75000元是其工资，3万元是另一小工的工资。船舶于2018年8月3日修理完毕。 证据陈某2陈述：相关案件销货清单上“陈某2”的签名确系其所签，签字前项目都核对过，修理、供货都是真实发生的，部分是其在的时候签的，另有一部分是补签的，签过字的，数量大部分都核实过。渔船停在温岭这边，8月份修好停了几天就开走了。 被告叶亚珍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施永存、庄如葵、徐立蓬、王旭龙之间的录音两段以及文字整理稿、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警官对庄勇伟、庄如葵的询问笔录，证明叶亚珍非适格被告，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吴庆顺为了个人利益逃避债务，出具虚假债权凭证，隐瞒编造了相关事实，人为操作了所有诉讼； 证据2.施永存、吴庆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吴庆顺系浙鄞渔8××××渔船的共同承包人之一，他在共同承包期间不仅负责案涉渔船的维修，还参与了具体经营； 证据3.（2019）浙72民初574号案件原告温岭市中龙船用辅机厂总经理金玲波和沈林畅、冯益军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证明系列案的适格当事人并非被告叶亚珍，而应当是吴庆顺，本案系吴庆顺制造的系列虚假诉讼案件之一； 证据4.陈某22018年7月4日至12日参加船员培训信息，证明陈某2所称的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都在“浙鄞渔8××××”轮上系虚假陈述；陈某22018年7月4日至12日在椒江区海洋职业培训学校参加船员培训，却在系列案件中签署包含该时间段的书面证据，可以看出系列案件的证据不仅是事后补签，连内容都是虚假的； 证据5.“浙鄞渔8××××”轮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的航行轨迹图，证明“浙鄞渔8××××”轮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已经在海上，但在系列案件却有诸多该段时间内书面证据，可以看出系列案件的证据不仅是事后补签，连内容都是虚假的； 证据6.领款凭单，证明吴庆顺所称的没有参与具体修理过程，没有参与款项发放系虚假陈述。 【附录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