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2民终1275号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余建明，男，汉族，1966年02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四川笃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钟胤，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跃，男，汉族，1975年10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顶柱，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敏敏，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建明因与上诉人陈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阳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5民初726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长夏川、审判员李洪武、审判员龙江莉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易倩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3日，陈跃（甲方）与余建明（乙方）签订《合作养殖合同》：“1.2甲方向乙方提供能满足正常生产的猪场场地、设备、设施、环保、外部治安、能繁母猪、后备母猪、生产公猪、后备公猪及相关生产物件等。1.3乙方向甲方提供生产管理、技术、饲料、药物、疫苗及相关生产的物件等，对甲方完成相应生产指标。1.4因甲乙双方是属于合作养殖模式,实为优势互补,共同投入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所以其场内除公猪、母猪外的全部猪只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只能按以下合同商定的价格体系卖给甲方。5乙方向甲方提供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员(或更换部分饲养员）,住宿由甲方负责。全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饲养人员的考核、新资以及意外保险的购买和场内人员的人身及治安安全全部由乙方负责。12.1母猪死工保险赔付及淘汰母猪收益归乙方所有，乙方将补充相应头数的后母猪。12.3能繁母猪年淘汰率为30%以内,淘汰母猪标准经双方认可签字生效。12.4甲方补充的后备母猪,从进场之日至45日期间,饲料·人工·水电按每天6元计,由乙方向甲方收取。12.5现有母猪按重胎轻胎综合计算,乙方补偿甲方600元/头。13乙方将为甲方达到以下生产成绩:13.1能繁母猪每年每头出栏60斤左右的保育猪20头。13.2若出售断奶仔猪,全额计入能繁母猪生产成绩。14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各项费用的结算方法:14.120公斤的仔猪,乙方向甲方收取450元/头;20公斤以上部分按1l元计所售仔猪不能超过40公斤。14.2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所售、所淘猪只的收益须在售猪三日结清，若遇特殊情况下最多不超过5个工作日结清。若逾期未结清,乙方将按0.03%日息向甲方收取利息。14.4甲方育肥部分猪只乙方保证96%出栏,且甲方付给乙方标准为13Okg以内13元/kg(超过部分猪只在150kg以内,按13.2元/kg计算，猪只在160kg以内按13.4元/kg计算。原则上所有猪只不超过16Okg出售,如超出160kg,双方再商量。)以96%成活计算,多一头少一头奖惩200元/头。每批均重超过150kg后成活率和饲料资金由甲方负责。15.1保育猪成绩20头,每年多交少交一头正负奖激励扣款200元/头。16甲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市场价格风险保证金100000元,三个月内再支付给乙方市场价格风险保证金200000元，六个月内再支付给乙方市场价格风险保证金200000元,共计500000元整。20.2在合同到期之日全场所有能繁母猪均按600元/头计算,由甲方支付给乙方。21.1乙方在合同期内未违背相应合作条款,甲方要求终止合同,甲方支付乙方违约金150万,其他各项生产指标所产生费用按照合同约定相应条款计算方式结算。乙方无故终止合同支付甲方违约金150万。23合同执行期限2017年9月2日至2023年9月1日。” 2017年9月3日陈跃向余建明提供经产母猪209头，生产公猪2头，仔猪150头；10月29日提供母猪204头；10月31日提供母猪202头，公猪6头。 2017年10月7日，余建明收到陈跃保证金100000元，并出具收条。刘劲松为余建明委派到猪场的工作人员。2017年12月8日，刘劲松向陈跃出具借条一张，借到100000元，用于代养场饲料款项，此款由卖猪款中扣除，批注抵扣西昌12月保证金。2017年12月25日，刘劲松出具收条一张，收到陈跃支付12月份保证金100000元。2018年2月13日，刘劲松出具收条，收到陈跃保证金150000元。2018年5月24日，刘劲松出具《关于杨美代养处理结果》，记载截至2018年5月24日杨美元代养场共计差陈跃款540020元，已付陈跃300000元（经协商从西昌育肥猪当中已扣除），剩余240020元未付。经余建明本人同意，自愿将剩余款项从卖保育猪款当中扣除。2018年5月29日向陈跃出具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2018年5月21日至6月15日大概出售280头（实际为准），余建明同意育肥猪按照6元/斤收取。2018年6月5日出具承诺，主要内容为余建明承诺2018年6月5日从西昌分场拉小猪427头，给陈跃利润21350元，从以后的育肥猪款中扣除。2018年6月18日出具承诺，主要内容为自2018年6月18日后所拉保育猪承诺给陈跃50元/头，大概头数为900头，以实际拉的头数为准。2018年9月27日出具承诺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10月1日止，余建明所拉西昌猪承诺给陈跃150元/头，大概为1000头，以实际拉为准，直接从售猪款中扣除。 陈跃陆续通过转账已向余建明支付售猪款737672元。 2018年12月16日，经双方当事人的经办人员对账确认：保育猪销售数量共计5118头，合计销售金额为1932541元，其中就2018年4月23日，484头销售金额为203522元备注为60元/头结给陈跃；2018年8月21日，421头销售金额为178428元备注为100元/头结给陈跃；2018年9月26日，812头销售金额为0元，备注150元每头结给陈跃。2018年6月5日，427头销售金额为173186元。育肥猪销售数量共计687头，已确认单价及销售金额为536810.40元，其中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5月12日，2018年6月28日，2018年8月12日至2018年10月7日确认了销售数量、重量、合同单价，未确认销售金额。淘汰猪销售38头，销售金额为40005.20元，其中2018年12月2日备注为实收。 2018年12月底，余建明退出对猪场的管理、经营，再未向猪场进行任何投入。2018年12月30日，陈明宇与柯美术对猪场进行了盘点，全场存栏如下：母猪492头，不正常22头；公猪彭文凤10头，陈跃6头；产房乳猪956头，不正常287头；保育555头，不正常140头；育肥259头，不正常40头。余建明离场后，未交纳2018年11、12月电费及支付工人工资。 余建明退出后，该猪场由陈跃进行管理、投入、销售。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6日，西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查询，为猪场共开出检疫证22张，其中作废三张，数量454头，已收证二张，数量为181头，已打印17张，数量1399头。证书记载陈明宇作为货主。2019年6月21日，经镇和监督所入场核实猪存栏共1095头。西昌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述存栏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支付陈跃382400元补偿。 原审原告余建明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跃立即支付原告猪只销售款3059033.40元及利息(其中,以1861813.4元为本金,自2018年12月16日起,按日利率0.03%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83452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6日起,按日利率0.03%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36270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4日起,按日利率0.03%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截至2019年8月31日的利息为184133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陈跃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余建明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违约1620492.8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余建明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余建明与陈跃所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余建明应收款项的认定。 1.余建明销售陈跃销售猪款金额的认定。 （1）根据2018年12月16日双方确认的对账明细，保育猪销售金额共计1932541元，因部分保育猪由余建明自卖，陈跃认为应扣除2018年4月20日、4月23日、6月5日、6月19日、6月23日、8月21日、9月26日七笔共计3324头1690802元售猪款，并按约定由余建明支付每头猪的费用。表中备注共计三次，2018年4月23日484头销售金额为203522元备注为60元/头结给陈跃；2018年8月21日421头销售金额为178428元备注为100元/头结给陈跃；2018年9月26日812头销售金额为0元，备注150元每头结给陈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对该三笔款项应予扣除。刘劲松出具三份拉猪承诺，其中2018年6月5日承诺拉猪427头与对账明细中数量一致，且给予陈跃每头猪利润明确，该笔款项亦应扣除。对于其余两份承诺，均注明以实际拉猪头数为准，而双方对账中也无体现，故无法证明余建明是否已拉走猪自行销售。故陈跃主张2018年4月20日、6月19日、6月23日应扣除款项无相应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陈跃应支付余建明保育猪款项为1377405元（1932541-203522-173186-178428），扣除四次应支付陈跃应得利润214290元（484×60+427×50+421×100+812×150），陈跃应支付余建明保育猪款实为1163115元。 （2）根据2018年12月16日对账明细，对余建明销售的育肥猪部分时间段没有确认单价及汇总金额，但有明确的销售日期、数量、重量、均重，就该部分单价及销售金额，应按双方合同14.4约定，甲方付给乙方标准为13Okg以内13元/公斤的单价计算，经计算陈跃应支付余建明育肥猪销售款为1129272.40元（已确认金额536810.40元+未确认金额592462元）。 （3）对余建明销售的淘汰猪38头，金额40005.20元，其中2000元备注实收，故应扣除，陈跃应支付余建明淘汰猪38005.20元。 截至2018年12月16日陈跃应支付2330392.60元。 2.余建明离场后猪款的认定。 由于余建明2018年12月底离场后，陈跃对猪场进行了接管并投入了人力和物资保障猪场的正常运转至2019年6月21日相关部门对所剩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故余建明离场时所余猪只的款项应归余建明所有，由陈跃支付，离场之后陈跃所获猪款，归陈跃所有。结合陈跃出示的2018年12月30日离场盘点清单，产房乳猪956头，不正常287头；保育555头，不正常140头；育肥259头，不正常40头。余建明认为乳猪按320元/头，仔猪450元/头，肥猪按每头240斤，每斤6.5元计算；而陈跃认为只应支付正常猪共1303头，并按300元/头计算。由于盘点清单记载不详细，陈跃没有证据证明此处记载“不正常”猪只没有饲养价值或治疗价值，亦无证据证明“不正常”猪作了无害化处理，故猪只应按统计总数计算。计算价格参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双方确认的对账单的计算方式，酌定乳猪按300元/头，保育猪按保育猪销售对账中约定的基础单价酌定为450元/头，育肥猪参照育肥猪销售对账中均重，酌定为每头均重120kg，按合同价单价13元/kg计算。综上，余建明离场时，陈跃应支付猪款共计940590元（956头×300元/头+555头×450元/头+259头×120kg×13元/kg）。 3.其他合同约定的补偿价款。 按合同12.4约定，陈跃在2017年10月29日至31日共补充后备母猪406头，应支付余建明109620元（406头×45天×6元/头）。按合同20.2约定，在合同到期之日全场所有能繁母猪均按600元/头计算。参照2018年12月30日盘点数据，余建明交回陈跃母猪492头（含不正常22头），陈跃应支付余建明295200元（492头×600元），上述两款共计404820元。 综上，截至2018年12月30日，陈跃应支付余建明共计3675802.60元。 二、陈跃主张应抵扣款项及损失违约的认定。 1.余建明收到的保证金金额。依据合同16条约定，陈跃应向余建明支付保证金50万元。根据审理查明，刘劲松为余建明委派到猪场的工作人员，其所出具的与猪场相关的收条、借条等凭据共计35万元客观真实，应予认可。加上余建明本人收到的10万元，共计45万元应予扣除。 2.关于代杨美元偿还金额，余建明自认应扣除300000元，但根据2018年5月24日，刘劲松出具的《关于杨美代养处理结果》，除已付30万元外，就剩余的240020元也应从卖保育猪款中扣除，故共计应扣除540020元。 3.陈跃陆续通过转账向余建明支付售猪款737672元亦应扣除。 4.按合同12.5约定，合同签订时现有母猪，乙方补偿甲方每头600元，结合2017年9月3日陈跃向余建明提供经产母猪209头，仔猪150头（酌定300元/头），余建明应支付陈跃上述款项共计170400元（209头×600元/头+150头×300元/头）。 5.陈跃主张为余建明垫付了2018年11月、12月工人工资41211元、电费及代付了陈明宇的2017、2018年度工资，经质证余建明不认可陈明宇的工资由其支付，结合陈明宇出具的收条，无法判断陈明宇系余建明工作人员，且从2017年12月起该工资均是由陈跃支付，故对陈跃主张陈明宇工资应由余建明支付的辩解不予支持，就垫付的其余人员工资41211元、电费16640元，共计57851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6.陈跃主张2018年10月为余建明垫付50000元，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主张2018年7月垫付蚊蝇速杀药物4086元，仅有出库单，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7.陈跃主张结算时，余建明应交还母猪下差147头，应支付款项为441000元（147头×3000元/头）。根据合同12.1约定，母猪死亡保险赔付及淘汰母猪收益归乙方所有，乙方将补充相应头数的后备母猪，补充的后备母猪不得低于110kg。根据查明的事实，陈跃共提供母猪615头，盘点尚余492头，下差123头，由于陈跃未举证2018年度母猪价格，原审法院酌定由余建明每头补偿陈跃2000元。共计246000元。 8.关于合同约定的生产指标奖惩及违约责任 按照合同14.4、15.1的规定，余建明未能完成生产指标，按少交一头扣款200元/头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奖惩办法和标准，虽然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但“惩”是按照这种方式对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弥补，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故陈跃主张余建明未能完成生产指标的损失计算，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相关规定处理。同时考虑到双方合同执行期限为2017年9月2日至2023年9月1日。余建明在2018年12月底终止履行合同，存在违约，但陈跃也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所售猪款，双方均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由于陈跃未向法庭提交因余建明未达到生产指标及终止合同对自己造成的实际损失数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预期利益，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酌情调整为65万元。 余建明应支付陈跃上述1-8项共计2851943元的费用。 三、余建明主张的利息是否应支持。 虽然双方合同14.2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所售、所淘猪只的收益须在售猪三日结清，若遇特殊情况下最多不超过5个工作日结清。若逾期未结清,乙方将按0.03%日息向甲方收取利息。但按合同结清售猪款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对所售猪数量及金额进行确认，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相应猪款进行了抵扣，直至2018年12月16日才就所售猪款进行了对账确认，2018年12月30日双方终止合同的履行，陈跃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售猪款并支付利息。所以原审法院经计算，截至2018年12月16日，陈跃应支付余建明2330392.60元猪款，扣除陈跃之前已支付及应抵扣项目（汇款737672元，代杨美元偿还54万，签订合同时余建明应支付猪款170400元），余882320元从12月20日至12月30日利息为2647元；双方终止合同后，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综上，余建明请求部分成立，陈跃反诉请求部分亦成立，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一十四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陈跃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余建明各项款项共计823859.60元及利息2647元，并以本金823859.60元为基数，2018年12月31日起按0.03%日息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余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陈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余建明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陈跃在一审判决支付882330元的基础上，另行支付90万元及利息（以1782330本金从2018年12月20日起按日息0.03%计算至付清时止）。上诉及答辩的主要事实及理由：1.对刘劲松出具收条、借条扣减陈跃应支付的35万元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陈跃仅仅提供了刘劲松出具的收条、借条，没有相关凭证，也没有余建明的签字。2.将生效指标罚款调整为65万元系适用法律错误。陈跃应支付余建明3675802.6元，按照合同约定的考核方式计算的罚款高达869858元，陈跃并未提交因考核数量减少造成其损失的任何证据，我方也未对其造成任何损失。在合作过程中，陈跃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猪只销售款，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因此，应当将违约金调整在10万元以内。 上诉人陈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上诉及答辩的主要事实及理由： 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陈明宇系余建明聘请的工作人员，其工资6.4万元应当由余建明负担。（2）2018年4月20日、6月19日、6月23日三次猪只的销售系余建明自销的行为，销售款555976元应当予以扣除。（3）2018年12月30日盘点时，下差生猪147头，对其价格应当认定为3000元/头，一审认定为2000元不符合市场行情。（4）对盘点中记载的22头不正常的母猪及2头公猪未认定，该部分猪没有任何饲养价值或治疗价值，应当对其予以扣除。（5）一审法院估计的猪的均重量120公斤一头不符合事实，因为120公斤的猪可以出栏出售了，估计的均重过高，母猪和肥猪以及不正常的猪应该打折扣，乳猪连最基本的市场价都没有，全部按照120公斤来估重明显过高，应当按照75公斤计算。（6）2018年7月蚊蝇速杀药物4086元属于生猪养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费用，根据行业交易习惯，销售方开具出库单就是采购方与销售方之间的结算凭证和依据，应当由余建明承担。 2.一审对生产成绩及生产指标奖惩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完成生产指标系合同赋予被上诉人余建明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义务，合同第21条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并未将生产指标奖惩作为违约金责任的承担方式。双方均系生猪养殖行业的专业人士，对生产成绩的约定，目的是要达到合作养殖生猪的生产产量，实现预期的经济收益，完全符合双方各自承担正负收益的合作养殖模式。一审将“惩”错误理解为对违约行为造成损失予以弥补的方法，并予以调整，是将余建明违约造成我方损失与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混淆，以酌情方式认定上诉人的损失，有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2）余建明未能完成生产成绩指标，下差8258头，按照200元/头计算，应当支付陈跃1651600元。 3.余建明在2018年12月底无故终止履行合同应承担支付违约金150万元的违约责任。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补充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 1.陈跃申请证人陈明宇到庭作证，证人证实：余建明是我老板，聘请我负责维修、管后勤、弄饭，仅通过微信给我发过一个月工资4000元，因为余建明拖欠工资，我就去找陈跃，他们商量之后，后来的工资由陈跃垫付；2018年12月30日的西昌猪场盘点，我代表余建明签字，不正常猪是指喂不大，没有价值应该要淘汰的猪，不正常乳猪不能卖钱，淘汰的母猪可以卖钱；2018年4月20日、6月19日、6月24日三张出库单上面没有注明价格，是余建明拉走的，注明有价格才表示卖给第三方的，余建明的猪拉走的时候因为价格没有商定好，我无法制票。 陈跃质证认为，陈明宇是余建明的工作人员，第一个月工资是余建明通过微信发给陈明宇，鉴于余建明拖欠工资，余建明跟陈跃协商由陈跃代发，结合微信记录能看出，刘劲松发了一个文件，其中谈到陈明宇2个月工资8000元，证明陈明宇是余建明的人。第二，余建明的人撤走后，他作为猪场工作人员，还有猪场养殖猪的工人，跟陈跃的工作人员柯美树做了清点，他也对猪的市场价值做了说明，关于出库单因为是他制作，涉案的三笔出库单是否是余建明指派刘劲松或者本人自拉的过程做了说明，如果有刘劲松的签字就是代表余建明拉走的，或者在抬头注明是交余建明的，就说明是余建明拉走的，再结合微信记录，实际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涉案的三笔出库单是错误的，他在回答法庭提问的时候对保育猪、育肥猪的重量进行了陈述，与我们回答是吻合的，一审法院对育肥猪均重120公斤与事实不符。 余建明质证认为，陈明宇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第一，陈明宇是陈跃指派到猪场的代表，作为合伙的一方，陈明宇才会在出库单和盘点表签字，他代表陈跃，所有的庭审资料也证明代表余建明的是王福兴和刘劲松。第二，在一审的卷宗对方提供的证据里面附有工资表，猪场的工资都是发放了的，只有最后两个月没有发放，而唯独余建明不发放陈明宇的工资，显然是因为陈明宇的工资不应当由余建明发放，陈明宇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也违反基本常理。第三，陈明宇认为关于出库单的区分的问题，也与双方签的对账明细不相符，对账明细的最下面，对未尽事宜是有标注的，但对高达550000元的猪只销售款去向不做说明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里面唐明波是代表余建明，如果唐明波搞不明白，而不标注，那显然代表陈跃的对账人林灵应当要求把未尽事项写在后面，因此双方销售情形应当以对账单为准。第四，余建明曾经支付陈明宇4000元，属于购买物资的钱，但不是工资。第五，因为陈明宇是陈跃指派的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 本院对证人陈明宇关于聘用及工资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陈跃主张陈明宇系余建明聘用的工作人员，但仅仅支付了一个月的工资，其工作期间工资64000元由陈跃垫付。虽然陈明宇到庭作证，但猪场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仅有2018年11月、12月的工资由陈跃垫付，其余工资绝大部分工资均由余建明发放，而陈明宇一人例外明显有违常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多份出库单，一般均有陈明宇与王福兴二人签字，部分还有刘劲松签字。对王福兴、刘劲松二人代表余建明签字双方均无异议，如果陈明宇也是代表余建明签字的话，则出库单中将没有陈跃的代表，这与出库单记载确认猪场对外出货需要双方确认的目的不符。因此，本院认定陈明宇系陈跃聘用的工作人员，对陈跃代余建明垫付陈明宇工资的主张不予采信。 2.陈跃提供了出库单11份、刘劲松出具的承诺书3份（部分与一审举示的证据相同），用以证明：在2018年4月20日余建明自提猪只334头，与刘劲松与陈跃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4月20日的334头猪是余建明自拉销售，二者是能够互相印证；2018年6月19日余建明自行销售505头，2018年6月23日余建明自行销售341头；2018年6月18日刘劲松代余建明出具的承诺书中记载，2018年6月18日之后承诺给陈跃900头猪，与2018年6月19日、23日两次实际拉了846头相对应。三次拉猪未作认定涉及的价款共计555976元。 余建明质证认为，在2018年12月16日对账，大家对对账单均无异议，出库单在对账单上对应的都有，如果能对上的我们都认可，如果对不上的我们就不认可。我们只认可2018年4月23日的484头，每头补陈跃60块，2018年8月21日421头，每头补100元，9月26日812头，补150元，超出这个范围的就不是我们拉的。出库单上注明交余建明的该部分内容并非余建明书写，该内容有可能在王福兴签字之后添加，并且有可能该部分猪只实际交由余建明与陈跃在乐山的另外一个合作猪场，计算为陈跃的投入。 余建明提供了三张出库单的照片（以光盘电子文件和打印件形式出示），用以证明该照片并无“交余建明”的文字，照片来源系陈跃的工作人员采取微信方式传送，被余建明的工作人员唐明波保存在电脑上，由于手机已经更换，微信中已经无法找到该照片，只能从电脑上复制。 陈跃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纸质原件，照片没有原始载体，对该入库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出库单是在猪场的猪对外运输时，双方当事人清点并进行书面记载的凭证，按照惯例，双方均应持有相应的出库单原件。如何区分出库猪只是交付陈跃还是由余建明自行处置，陈跃进行了合理陈述。双方无争议的部分出库单上“仓库工场交余建明”的记载与结算时按照余建明自行处置处理的结果是一致的，而没有相应记载的则按照交付陈跃处理。针对有争议的三张出库单，余建明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于交付记载的内容则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仅辩解可能是事后陈跃一方自行添加，但缺乏证据证明。由于猪场在余建明一方的控制之下，其主张将猪只交付陈跃，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视为没有交付而是自行处置。就该三份出库单所载明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证人陈明宇作为出库单的制票人，对开具出库单的相关事实予以了证明，与陈跃的陈述及书证记载内容相一致。就刘劲松出具的三份承诺书的内容而言，其中2018年6月5日、9月25日的两份承诺书，均载明猪只交由余建明，余建明向陈跃按每头补偿价款，在猪款中扣除。对该部分猪只的交付，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而有争议的2018年6月18日的承诺书载明：“2018年6月18日后所拉保育猪承诺给陈跃50元每头，大概头数为900头左右”，实际上6月19日出库505头以及6月24日出库341头，共计846头，与承诺书载明的900头左右相近，二者证据的内容足以相互印证846头猪只并未交付陈跃，而是由余建明自拉出库。 虽然2018年12月16日双方当事人指派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账并形成《对账明细》，将该三次出库单记载为余建明向陈跃交付猪只，但是与《出库单》对比，后者才是双方当事人交接猪只的原始凭证，在二者记载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原始凭证为准。对于余建明辩解的相关事实，本院要求其提交自己保存的出库单原件进行核对，并就相关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建明仅提供了三张入库单的照片，根据余建明陈述该证据的来源，系从工作人员唐明波的微信下载至电脑，从电脑中复制并打印形成，该证据的种类属于电子证据，但无法通过微信对该证据的原件进行核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同时，由于猪场制作的入库单系一式三联，双方当事人应当分别持有纸质件，但余建明没有提供该书证，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陈跃主张该三次猪只的销售价款应当为555976元，理由是根据合同约定的价格虽然是492775元（196511元+182337元+113927元），但是市场销售价格更高。根据双方履行合同中的部分实践操作，猪只交由余建明自行销售时，均支付陈跃一定的价款。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另外三次余建明自行销售保育猪的情况，余建明分别按照每头60元、100元、150元不等的价格补偿陈跃。由于合同约定陈跃收购余建明交付的猪只，有陈跃一方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贡献，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交付而变更为余建明自行销售，余建明向陈跃适度补偿符合公平原则及双方交易习惯。根据陈跃的主张，有争议的三批共计1180头猪，折合每头补偿的价格为53.56元（（555976-492775）/1180）。对比之下该项主张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出现新的证据，一审认定该三批猪只出库交付给陈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陈跃的该项上诉事实及理由成立，所涉及的555976元销售款在双方对账账目陈跃一方的应付款中予以扣除。 3.陈跃提供了“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用以证明购买种猪的发票载明单价2635.14元，种猪除购买单价之外，还有运费、防疫费，猪只的非洲猪瘟检查费用是150元/头，所以种猪的市场价格应当为3000元/头，一审认定为2000元/头不当。 余建明质证认为，发票时间是2019年4月8日、2019年11月18日、2019年11月27日，这时候购买母猪和仔猪的价格属实，是因为闹非洲猪瘟，导致猪价猛涨，时间刚在我们从猪场2018年12月30日双方盘点之后，二者价格没有可比性，一审酌情认定2000元的价格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本院认为，2018年12月16日双方盘点交付猪场，需要补充种猪的价格应当以该时间点为准，陈跃提供购买种猪的时间与此不一致，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盘点交付之时的种猪价格，本院不予采信。鉴于陈跃未能充分证明补充种猪的价格，因此一审认定2000元/头的价格并无明显不当。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除本院在认证过程中所涉及的三项事实之外，本案二审还存在五项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按200元/头奖惩的约定是否属于违约责任？ 合同约定余建明未能完成生产指标，按少交一头扣款200元，超过生产指标多一头奖200元。双方合作养猪的经营模式是：陈跃出生产场地、繁育母猪、公猪，余建明出技术、饲料、药物等。在订立合同之时，陈跃的出资相对固定且无变化，而余建明负责的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是决定合作生产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效能具体发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鼓励余建明发挥生产积极性，通过强化管理、保障技术到位等措施，提高母猪繁育保育猪的数量及质量，从而提升双方的经济效益，双方通过协议确定的生产指标及200元/头奖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陈跃投入生产要素确定的情况下，如未能完成生产指标时，必然减少其收益，因此，按照未完成生产保育猪的数量以200元/头减少价款，是对陈跃收益减少的弥补，该合同条款应当属于合同内容中的“价款”。如将“惩罚”认定为“违约金”，在余建明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后，将200元/头“奖励”的性质则相应地解释为陈跃一方违约金，但是陈跃一方并无任何违约行为，该项结论则显然归于谬误。因此，根据合同的目的解释与整体解释方法，该条款约定的是在未完成或者完成生产指标两种情况下，对生产保育猪的价款进行调整的具体方法，属于当事人对对价的合理安排，与不同情形下是否构成违约无关。陈跃主张未完成的生产指标为5573头，余建明辩称考虑到盘点的时候，剩余母猪492头，也就是说在盘点时，已经有123头母猪被淘汰，包括余建明的38头能繁母猪，计算出未完成生产指标为4349头，金额为869858元。 对于该价格条款适用和价款计算问题，本院认为，余建明一方使用资金用于猪场购买种猪、饲料、支付人工工资等，是猪只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陈跃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出库猪只的价款2330392.6元及保证金50万元，构成严重违约，是导致余建明未能按时补充后备母猪并投入繁育生产的重要原因。根据2018年12月30日盘点，陈跃提供的母猪615头，尚余492头，下差123头，仅占全部母猪的20%。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奖惩的前提条件是陈跃一方依照约定完全履行了己方义务，生产指标是否完成属于余建明单方的行为所致。由于陈跃违约在先，并对余建明未能完成生产指标造成不利影响，应当对减少的价款予以酌情调整方才符合公平原则。根据双方合同实际执行期限2017年9月2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未完成生产数量为5573头，再合理确定繁育母猪淘汰的时间段，并综合考虑逾期付款导致影响生产经营、逾期付款造成利息损失等因素后，本院认定减少的价款为65万元。因此，一审判决对此虽然将奖惩定性为违约金不当，但实体裁判结果本身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该项判项予以维持。 二、余建明是否应当支付陈跃违约金30万元？ 合同约定：“余建明无故终止合同支付陈跃违约金150万。”余建明终止合同的原因与陈跃违约支付猪只出售价款及保证金有关，并非无故终止合同。因此陈跃请求余建明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能成立。 三、余建明离场后猪款的认定。 根据2018年12月30日离场盘点清单，记载了相关猪只的数量。余建明认为乳猪按320元/头，仔猪450元/头，肥猪按每头240斤，每斤6.5元计算价款；而陈跃认为只应支付正常猪共1303头，并按300元/头计算，育肥猪的重量按照75公斤计算，不正常的猪只不应当计算价款。由于该清单为陈跃的工作人员单方出具，余建明对记载所谓猪只“不正常”及其数量持有异议。因此一审参照合同约定及对账单的计价方式，认定乳猪按300元/头、保育猪按450元/头、育肥猪单价13元/kg并参照对账单的均重确定为每头均重120kg计算，并无明显不当。 四、余建明是否收到三笔共计35万元保证金。刘劲松为余建明委派到猪场的工作人员，所出具的与猪场相关的收条、借条等凭据共计350000元客观真实，应予认可。陈跃出具了“账户明细查询”、“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2017年12月25日向余建明转账支付10万元。“账上银行明细”，拟证明2018年2月13日通过掌上银行转账支付15万元。另外一笔2017年12月8日刘劲松出具的借条10万元，陈跃主张系向猪场供应饲料的款项，转化为保证金。二审审理过程中，余建明对转账支付的两笔共计25万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10万元借条持有异议，认为缺乏刘劲松收款的相应支付记录。陈跃主张该价款系购买饲料的价款转化而来。本院认为，由于刘劲松系余建明的重要管理人员，承担猪只交付、结算、保证金收取等工作，余建明没有证据推翻该借条的真实性，因此对其代余建明出具收据收到1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予以采信。 五、陈跃主张2018年7月垫付蚊蝇速杀药物4086元，但举示的出库单难以认定载明所购买的药物用于余建明经营猪场的生产活动，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陈跃应当支付余建明相关款项：1.销售猪款1774416.6元；2.离场移交猪款1345410元，共计3119826.6元。余建明应当支付（扣除）陈跃相关款项：1.保证金450000元；2.代杨美元偿还金额540020元；3.已付猪款737672元；4.补偿母猪款170400元；5.垫付工资、电费57851元；6.补充后备母猪款246000元；7.未完成生产指标罚款650000元，以上共计2851943元。双方互负债务抵销后，陈跃还需支付余建明267883.6元。余建明一审起诉主张从2018年12月16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的日利率0.03%支付利息。根据合同约定，陈跃应当支付猪款326344元的利息从四日后即12月20日起计算，截至12月30日止，利息为979.03元。 本院认为，由于本案出现新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余建明三次交付陈跃猪只的事实有误，上诉人陈跃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改判。原审判决认定未完成生产指标进行惩罚的约定属于违约金不当，但相应的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对陈跃的该项上诉请求以及其他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余建明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阳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5民初726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陈跃支付上诉人余建明3119826.6元； 三、上诉人余建明支付上诉人陈跃2851943元； 四、前述债务抵销后，上诉人陈跃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余建明267883.6元及利息979.03元，并以本金267883.6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1日起按0.03%日息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五、驳回上诉人余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陈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370元，由余建明负担10000元，陈跃负担6370元；保全费5000元，由余建明负担3000元，陈跃负担20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9692元，由陈跃负担6692元，余建明负担3000元；二审余建明上诉的案件受理费12800元，全部由余建明负担；二审陈跃上诉的案件受理费19384元，由余建明负担7384元，陈跃负担1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川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龙江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