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白云皮具城商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南塘1组团2-4幢第1-2层。法定代表人：郑国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洁，浙江南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占忠，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和平，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克贤，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周勇，男，195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马巧洪，男，1971年6月2日，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原审第三人：潘孝义，男，197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以上四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峰、潘秀丽。原审第三人：王素英，女，196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温州市白云皮具城商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皮具城”）因与被上诉人占忠、原审第三人朱克贤、马巧洪、潘孝义、周勇、王素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民初7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白云皮具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占忠支付上诉人白云皮具城首年剩余租金及履约证金共计2717432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第三人王素英系受上诉人委托收取案涉案商铺首年租金，错误。1、第三人王素英向商铺经营户收取首年租金及履约保证金的行为系被上诉人占忠委托。王素英与被上诉人同系南亚皮具市场经营户，双方关系密切，彼此信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铺租赁协议》前，王素英就受占忠委托向南亚部分经营户收取300万元保证金。在签订《商铺租赁协议》后，被上诉人占忠委托王素英向案涉商场经营户收取首年租金及履约保证金并代为向上诉人支付首年部分租金。该事实有案外人吴克元等陈述、第三人马巧洪等陈述、证人潘某等证言、2015年郑国广与被上诉人占忠的短信往来内容以及郑国广与第三人王素英的电话录音内容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也均予以认定。2、一审法院凭王素英虚假陈述及单方制作的清单部分内容认定第三人王素英系受上诉人委托收钱，错误。案涉清单系第三人王素英制作。上诉人认同该清单上记载收取的各经营户保证金金额，王素英当庭认可。对于其他内容如收取经营户的租金、优惠金额及补偿金额均系被上诉人方与经营户的约定相关信息，与本案争议无关。（1）第三人王素英关于“有几个经营户因装修延迟开店，郑国广在租金上给予了优惠”的陈述属虚假陈述，事实上给予经营户补偿的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因为个别经营户于2013年9月15日后才向被上诉人方预定商铺入驻，故被上诉人给予个别经营户减少几天租金的补偿。王素英系受被上诉人委托收钱，故其按被上诉人的意思在清单上予以记载。该些内容与上诉人无关，未得到上诉人认可。（2）给予第三人王素英商铺优惠价200元／平方米的是被上诉人占忠，而非上诉人。王素英代被上诉人占忠收钱，且双方关系极好，被上诉人不仅给她好的商铺还给了商铺优惠价格，完全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仅凭王素英虚假陈述以及王素英的单方记载内容认定王素英系受上诉人委托收钱，有悖客观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发出催款通知日起上诉人已委托第三人王素英对外收取租金，错误。2013年12月22日，基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首年租金，部分经营户又拖欠被上诉人租金的情形下，应被上诉人要求，以上诉人公司名义发通知向经营户催款，完全合理合法。通知上附有代表上诉人方郑国广帐户，还有代表被上诉人方的第三人王素英帐户，即证明了该催缴通知内容系双方合意后发出，也证明了第三人王素英仍系被上诉占忠的受托人，代表被上诉人向经营户收款。上诉人作为一个公司企业不可能将几百万元的款项委托一个并不了解、谈不上信任的第三人王素英收取，一审法院的推测性认定不符合常理。通知内容中关于“在9月15日以后预定商铺的人以定金交缴银行回单时间为准，补偿10天租金”的内容，是因为个别经营户在9月15日后才向被上诉人预定商铺，通知上的内容是被上诉对经营户租金补偿10天的意思表示而非系上诉人的意思。4、自催缴通知发出后，从郑国广、王素英的银行帐号上可反映王素英并非受上诉人的委托收款而系被上诉人占忠委托。一审法院调取的王素英及郑国广的帐户清单可知，自2013年12月22日后，上诉人方郑国广帐户内仅有经营户董玲玲于2013年12月27日转入68268元；经得被上诉人占忠同意，2014年4月8日胡洪辉转入236100元、2014年4月9日朱克贤转入219900元。以上三笔金额上诉人已在剩余租金中予以扣除。而从王素英的帐户中可反映出有很多经营户转入款项。王素英除了向上诉人方郑国广与程圣军分别支付100万、149万外，剩余均由王素英转帐或提取，其并未及时全部地将收取的经营户款项向上诉人方交付。结合郑国广2015年5月15日给占忠的短信内容，2018年的郑国广与王素英电话录音，第三人王素英最后是与被上诉人占忠进行结算。综上，第三人王素英对外收取首年租金的行为系受被上诉人委托。二、本案不存在上诉人以自身行为对案涉租赁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进行重大变更。1、一审以上诉人发生催缴通知的行为及催缴通知的内容认定涉案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进行重大变更，属认定错误。案涉双方签订《商铺租赁协议》后，上诉人按约向被上诉人交付整个市场，商场摊位定位、定价、收租等权利即均由被上诉人行使。上诉人享有向被上诉人主张租金的权利。被上诉人为向部分经营户催缴首年租金，要求以上诉人公司名义向经营户发催缴通知，上诉人予以协助配合。基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大额租金，经营户又拖欠被上诉人租金，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催缴或直接向经营户催缴符合常理，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重大变更。通知中关于在“9月15日以后预定商铺同意补偿10天租金”的内容，是被上诉人根据个别经营户实际在9月15日后才预定商铺故予以减少10天租金的补偿规定，该内容系被上诉人的意思。该通知内容并未变更被上诉人与经营户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不变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与义务。即使上诉人直接向经营户催款也完全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况且上诉人就个别经营户直接转入上诉人郑国广帐户的款项在总欠租金中予以扣除，上诉人向经营户的催款行为并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的履行状态，不视为解除或变更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妻子卢新燕交纳首年店面租金为由来推测2013年12月期间占忠就案涉协议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已发生变化纯属主观臆测。郑国广于2013年12月15日还向被上诉人的受托人王素英支付了两笔亲戚的商铺租金，证明了双方在首年的合同没有解除或变更，第三人王素英还一直是被上诉人占忠的受托人，向各经营户收取租金。3、基于被上诉人首年未按约支付剩余租金，且未按约在第二年到期前的一个月内支付次年租金，构成违约。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自第二年起的租赁合同关系，由上诉人收回市场租赁权，自第二年起由上诉人与经营户签订合同，经营户收取租金。上述事实有第三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可予以证实，完全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综上，第三人王素英系被上诉人占忠的委托人，收取市场经营户首年租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首年并未解除或变更《商铺租赁合同》。三、一审基于对前面几个焦点问题的错误认定导致后面对租金及履约保证金审理的认定错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剩余租金及履约保证金金额明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首年租金991.67万元，应转交履约保证金135万元（根据第三人王素英当庭确认的清单上关于保证金的记载金额统计）共计1126.67万元，其中被上诉人委托王素英向上诉人支付款项780万元，三位经营户经被上诉人同意直接向上诉人支付租金524268元、对叶永达享有的债权20万元（应被上诉人要求以上诉人名义起诉后所获得的债权），被上诉人还需支付上诉人租金及履约保证金共计2717432元。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以上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诉人自身行为导致首年总租金及已实际收取首年租金两个数额均无法确定，从而无法确定首年剩余租金的数额，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显属错误，有悖本案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四、本案上诉人具有更强的证据优势。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诉讼主张，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首年解除或变更合同内容。一审法院仅凭推测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有悖事实，显失公平。1、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首年租金及履约保证金的事实。被上诉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就首年解除或变更合同达成过一致意见。本案中上诉人具有更强的证据优势，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应得到法院支持。2、第三人王素英与占忠存在恶意串通可能，一审法院直接采信第三人王素英的陈述，属证据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占忠答辩称：本案应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上诉请求的金额为2717432元，但上诉人最初起诉状诉请金额是344.17万元，但在事实陈述里面是346.67万元，原审判决认定的金额是2116700元。本案发回重审后，上诉人又变更诉请金额为322.18万元，而后再变更为2717432元，答辩人完全不知道上诉人的这些金额是如何得出的。诉讼活动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且本案的诉讼标的高达数百万元，上诉人却无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毫无底线。二、在事实与理由方面，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与客观事实多处不符。1、上诉人诉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铺租赁协议》前，王素英就受占忠委托向南亚部分经营户收取300万元保证金。”事实是，就该300万元保证金系南亚商场的经营户成立新市场的等备小组成员共同委托代其保管。2、第三人王素英制作的清单系由上诉人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说明其认可上面载明的全部内容。但现上诉人自相矛盾，仅仅认同清单上记载的收取保证金金额，而否认对其不利的内容。该清单的所有内容均为第三人王素英根据真实情况记载，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完全正确。3、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22日的催款通知书的所有内容均由上诉人拟定，该内容反映，王素英系受上诉人的委托向经营户收取租金，原审对此认定正确，上诉人的理由并不成立。4、若第三人王素英系受答辩人占忠委托，为何所有款项至今没有一分钱进入占忠的个人账户，而是几乎所有款项都转到程圣军和郑国广名下的银行账户。上诉人的该说法不符合常理。5、上诉人仅对答辩人及第三人王素英指认的，经过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几笔款项予以承认，而对于答辩人占忠与第三人王素英无法辨认的款项则矢口否认。事实上，除了原南亚市场的经营户通过其家人或者朋友代付的情况，还有新的经营户，答辩人占忠与第三人王素英对这些人根本无法辨认。另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叶爱云向郑国广转账59988元，上诉人以系其他往来款项为由予以否认，且郑国广在一审谈话笔录中多次否认在2014年8月31日之前收到过经营户向其支付的租金。但根据一审调查结果，分别有董玲玲、叶爱云、胡洪辉、朱克贤等四人于2014年8月31日向郑国广的私人账户支付租金，数额高达58万余元。可见，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原审第三人朱克贤等四位答辩称：1、本案租赁合同关系与朱克贤等人无关，朱克贤等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被上诉人占忠一审中提供的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此事实在一审中也得到了上诉人的确认，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鉴于本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与朱克贤等无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占忠、第三人王素英之间的争议，朱克贤等不知情更无从答辩。原审第三人王素英答辩称：前期的300万元是南亚经营户每人出资5万元打算去开新的市场。不存在占忠包租的情况，就是上诉人委托其收取款项。白云皮具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占忠支付白云皮具城首年剩余租金和履约保证金共计344170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审理中，白云皮具城变更首年剩余租金和履约保证金共计2717432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白云皮具城原企业名称为温州市广源服装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9日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变更为现名称即白云皮具城，经营范围为商场开发、管理、服务、摊位租赁；服装、鞋帽、箱包、化妆品、小商品、服装道具的销售；郑国广系白云皮具城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程圣军系白云皮具城的股东。2013年，白云皮具城向房屋所有人温州市安居房开发有限公司、陈显香等人承租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南塘1组团2-4幢的第1-2层商铺。2013年3月28日，占忠与周勇、朱克贤、马巧洪、叶永达、马邦湖等12个人作为成员成立筹备小组；2013年4月6日，老南亚商城A区、B区及C区商铺的经营户在占忠提供的《新市场筹备协议书》上签字，该筹备协议书载明“因原市场消防整改和租金等原因，经广大经营户讨论决定，搬出原来市场，另选一个新市场，为了新市场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每户经营自愿交纳押金伍万元整”及“对新市场的选址、定位，筹备处会尽力维护广大经营户的利益”，朱克贤、王素英、周勇、潘孝义等均有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3年5月14日，白云皮具城与占忠签订《商铺租赁协议书》，协议约定：“白云皮具城将南塘1组团2-4幢第1-2层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5362.04平方米，沿街16户店铺296.5平方米，待定面积243.33平方米；租期5年，自市场装修完成后验收竣工开始，自2013年7月20日至2018年2月18日止；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第一年租金为991.67万元（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40元计算），首年租金在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第二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到期前一个月内付清，依此类推；每经营户应向白云皮具城支付15000元作为五年租赁保证金，合同期满，待乙方结清租金及其它相关费用，甲方对出租房屋查验合格后，无息退还保证金；白云皮具城按乙方提供的装修设计图纸施工，乙方须向白云皮具城支付装修预付款300万元。市场摊位位置、定价、分配入租等由市场经营户代表负责，甲方无条件配合市场经营代表今后市场工作。乙方业主经营户所有年租金由市场经营户代表统一收缴给甲方。双方违约责任如乙方违约，定金三百万元整予以没收，如甲方违约，定金无条件退回乙方并赔偿叁佰万元整，市场延误交付给乙方每天罚款2万元整”。之后，马巧洪、周勇、潘孝义、朱克贤在占忠持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第一页抬头“乙方：”依左右顺序依次签字，案外人叶永达、娄田广、单林华、吴克元、吴晓东等12人（包括第三人马巧洪）在协议第三页第十六条“乙方业主代表：”处依次签名。2013年8月期间开始分配商铺并由经营户自行装修，大部分经营户于2013年8月底或9月初对外营业。2013年12月22日，白云皮具城向商铺经营户发送“关于白云皮具城商铺缴纳首年租金的通知”，通知载明“1.各商铺承租人将上述各项合计金额（减去原已缴定金）于2013年12月25日前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逾期后果自负；3.在9月15日以后预定商铺的人以定金交缴银行回单时间为准，补偿10天租金。4.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号：户名：郑国广建行账号：4340××××2722农行账号：6228××××2811；户名：王素英建行账号：6227××××8977”。2013年12月24日起有经营户娄田广、单林华、吴晓东等人向王素英建行尾号为8977的账号汇款，截至2014年8月31日的转账数额累计超过200万元。2013年12月27日，经营户董玲玲（店铺号212）向郑国广农行尾号为2811的账号转账68268元，2014年3月5日经营户叶爱云（店铺号239）向郑国广农行尾号为2811的账号转账59988元，2014年4月8日经营户胡洪辉（店铺号106、107）向郑国广建行尾号为2722的账号转账236100元，2014年4月9日经营户朱克贤（店铺号108）向郑国广建行尾号为2722的账号转账219900元，以上向郑国广转账合计584256元。2013年5-6月期间，王素英向白云皮具城股东程圣军转账3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2014年2月17日、2014年7月29日王素英分别向程圣军转账100万元、220万元、35万元，2013年12月31日、2015年5月15日王素英向郑国广转账100万元、25万元，以上合计780万元。2014年9月1日起，白云皮具城与各经营户自行签订书面租赁合同。2013年8月5日，温州市瓯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白云皮具城发送温瓯住建罚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中载明“发现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组××幢××层的房屋在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于2013年6月20日开始动工装修，房屋装修面积约为5360平方米，装修工程造价80万元”及“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处以下处罚：1.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2.处人民币捌仟元整的罚款”。2013年4月6日，周勇、马巧洪分别向娄田广、王素英交押金10万元、5万元，2013年8月31日及9月1日，王素英将10万元、5万元押金分别退回给周勇、马巧洪。第三人朱克贤于2013年4月6日向王素英转账5万元押金，2014年初，朱克贤与郑国广、占忠协商不再继续经营商铺并直接向郑国广转账剩余租金。2013年7月-12月期间，郑国广有通过短信与占忠沟通，其中8月10日，郑国广向占忠发送短信，短信载明“您已成功预定8月10日（星期六）中午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店VIP207包厢，期待您的莅临”，8月16日短信内容载明“三间使用面积：141.8。建筑面积：253.8.另通道实用面积15左右”，8月24日短信内容载明“258、251、151、156、275”，9月9日短信内容载明“139号定金已汇入，回单明天他送给你”。2015年5月15日短信内容载明“与素英那对后57万，今天2015年5月15日她汇了25万元，确认余款还有约32万！”。王素英与白云皮具城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载明“租期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8日止，租赁期满后合同自然终止”，第二条载明“第二年租金为49650元，综合管理费49650元，合计99300元，合同一年一签，下一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到期前一个月内向甲方付清租金，实行一年一付，遵照先付后用原则”，上述合同落款处没有备注时间。2016年4月5日，案外人叶永达向白云皮具城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郑国广（温州市白云皮具城商场开发有限公司）的2013年9月1日-2014年8月31日商场租金共计：200000元”。2018年5月8日，白云皮具城就案外人卢新燕租赁合同纠纷向瓯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年11月8日作出（2018）浙0304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案外人卢新燕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浙03民终6064号民事判决，判决中载明“卢新燕主张应当按照其在一审提供的复印至温州市瓯海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商铺租赁合同》确定租金，但该份合同中所记载的商铺面积与实际不符，且租金每年30000元，明显背离实际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份合同系为办理工商登记所签，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约定而不予采信，处理正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商铺租赁协议书》的相对方问题。占忠主张2013年5月14日筹备小组成员与郑国广、程圣军商谈相关租赁事宜，根据占忠出具的筹备小组成员的清单，小组成员有12人，其中有第三人朱克贤、马巧洪、周勇，但上述第三人均陈述并未在现场参与租赁商谈，白云皮具城的现场参与人郑国广也陈述当时仅有占忠、程圣军与其自己合计三人，经一审法院谈话，案外人马邦湖（在筹备小组成员清单上签名）也陈述并未在现场参与租赁商谈；另，若筹备小组成员真的在现场，即使留在外面等候，占忠也可以在协商好事宜后让小组成员直接在协议书签字，但根据第三人及案外人吴克元、吴晓东、马邦湖的陈述，筹备小组成员中的陈剑挥、胡洪辉、叶永达、娄田广、朱善龙等人均是与第三人一起在另外地点聚会。因此，案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系占忠与白云皮具城所签订，虽然占忠事后将其持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交由第三人朱克贤、马巧洪、周勇、潘孝义及案外人叶永达、陈剑挥、胡洪辉、叶永达、娄田广、朱善龙等人，并由他们在协议书第一页的抬头“乙方：”处及第三页中“业主代表处：”签字，但上述让第三人及其他经营户签字的行为并没有经过白云皮具城同意，不能对白云皮具城产生合同上的法律效力，现白云皮具城以其持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主张占忠为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占忠主张白云皮具城持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原应被当场销毁及已被占忠持有的《商铺租赁协议书》所取代，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占忠主张案涉《商铺租赁协议书》于2013年8月10日经双方协商已经解除是否成立。占忠主张白云皮具城的法人郑国广于8月10日约其等经营户代表协商解决并于当日达成解除合意，根据郑国广与占忠之间短信内容，可知郑国广确实于2013年8月10日约占忠到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店，但占忠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当日双方协商内容及白云皮具城已同意解除案涉《商铺租赁协议书》，比如双方通过电子方式如短信、微信聊天就解除合同进行磋商等的书面材料。根据郑国广与占忠在2013年8月16日至9月9日的短信内容可知，当时郑国广仍有与占忠沟通关于“三间使用面积141.8……”“139号定金已汇入，回单明天他送给你”，若白云皮具城已同意解除合同则其可与新的承租户自行交接，没有必要再让承租户将定金回单交给占忠；另，占忠主张双方解除协议后白云皮具城已与经营户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经一审法院谈话，案外人经营户马邦湖、吴克元、吴晓东及第三人朱克贤、潘孝义均陈述他们在2013年9月既未与白云皮具城签订过书面租赁合同，也未与占忠签订过租赁合同，上述陈述与白云皮具城陈述相符；另第三人王素英主张其2013年9月已与白云皮具城签订过租赁合同，但根据王素英出具的《商铺租赁合同》来看，该份合同落款处没有明确签订时间，虽然合同第一条约定中载明“租期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8日止”，但合同第二条第一款载明“第二年租金为……合同一年一签”，若为2013年度签订的合同，考虑2013年9月系租赁第一年，则租金条款的约定要么将五年租金支付情况进行约定，要么一年一约定；但王素英提供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支付均载明为第二年，且合同中已明确一年一签，结合白云皮具城陈述其与经营户自2014年9月起均有签订租赁合同且一年一签，可以推定第三人王素英提供的租赁合同系第二年度签订的，即2014年度的租赁合同；在（2018）浙0304民初3061号白云皮具城诉卢新燕一案中，卢新燕提供了其与白云皮具城签订的租赁合同，被占忠在本案中出具该份合同以证明经营户与白云皮具城在2013年已自行签订合同，虽然该份租赁合同签订为2013年8月31日，对于该份合同，（2018）浙03民终6064号民事判决认定“但该份合同中所记载的商铺面积与实际不符，且租金每年30000元，明显背离实际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份合同系为办理工商登记所签，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约定而不予采信，处理正确”；故占忠主张白云皮具城于2013年8-9月期间已与各经营户自行签订租赁合同依据不足；综上，占忠主张双方于2013年8月10日经协商已解除案涉商铺租赁合同依据不足，应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三是案涉《商铺租赁协议书》的履行状态。第一，第三人王素英与白云皮具城、占忠之间的关系。白云皮具城主张王素英系受占忠委托收取租金等费用，占忠主张前期300万元系其委托王素英收取，后期480万元系白云皮具城的法定代表人郑国广委托王素英收取，第三人王素英陈述后期其受郑国广委托收取租金等费用。首先，考虑300万元是在2013年5月14日双方签订协议后不久就由王素英转账给白云皮具城，结合第三人朱克贤、潘孝义及案外人马邦湖等人的陈述，前期押金确实由各经营户交到王素英处，故就300万元应系占忠委托王素英收取。其次，第三人王素英陈述“有几个经营户因装修延迟开店，郑国广在租金上给予了优惠”，结合王素英提供的清单可知，105号商铺减去补偿款3612元、130号商铺减去补偿款4736元、138号商铺备注“减国广装修26220、减补偿5840”，上述费用均在租金中进行扣除；第三人王素英陈述“因让我帮忙收钱，白云皮具城有给我109、110店铺优惠价200元/平方米”，根据王素英提供的清单可知其承租的109、110店铺（沿街）单价确实为200元/平方米，而同样位置的店铺单价为240元/平方米，年租金合计优惠了62496元；白云皮具城对第三人王素英关于优惠其个人租金、同意三位经营户自租金中扣除因装修延迟而产生补偿费等陈述内容，白云皮具城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对上述内容予以反驳；再次，2013年12月22日，白云皮具城向商铺经营户发送的“关于白云皮具城商铺缴纳首年租金的通知”中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号有第三人王素英的建行账号，2013年12月22日后及2014年初有多位经营户向王素英该账户转账支付租金，该通知系以白云皮具城身份向各经营户发送，通知内容可以反映系白云皮具城让各经营户将租金支付到王素英银行账户，白云皮具城确认第三人王素英已转账780万元，扣除前期的300万元和2013年11月18日转给白云皮具城方的程圣军100万元外，剩下的380万元均是在2013年12月23日后转账的，即在白云皮具城向各经营户发送缴纳首年租金通知后才进行转账，结合通知及第三人王素英实际向白云皮具城转账情况，可以认定自该通知起白云皮具城已委托了第三人王素英对外收取租金，当然也不排除前期已委托王素英收取租金的可能性；综合以上因素，应认定第三人王素英所陈述内容较为合理，故对第三人王素英自认其系受白云皮具城的法人郑国广委托收取案涉商铺首年租金的行为予以确认。第二，案涉《商铺租赁协议书》的履行状态。其一，2013年12月22日，白云皮具城向商铺经营户发送的“关于白云皮具城商铺缴纳首年租金的通知”，通知中载明“各商铺承租人将上述各项金额（减去原已缴定金）于2013年12月25日前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逾期后果自负”及“在9月15日以后预定商铺的人以定金交缴银行回单时间为准，补偿10日租金”，上述通知内容涉及租金催收及后果、补偿租金，从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来看，催收租金或补偿租金系出租人向承租方行使的最重要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而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所指向的承租方为占忠，且协议书第十六条已明确“乙方业主经营户所有年租金由市场经营户代表统一收缴给甲方”，即合同约定租金的收缴是由乙方即占忠负责，故在租赁合同履行中应由占忠或其指定的业主代表去向各实际经营户进行租金催收；现根据上述通知内容及后续经营户的转账事实，可以说明在2013年12月期间白云皮具城已以出租人的身份向各具体经营户进行催收租金，并向各位逾期不交租金的经营户明确“逾期后果自负”，通知中“对9月15日以后预定商铺同意补偿10天租金”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出白云皮具城当时已可以实际掌控经营户租金的多少，说明白云皮具城以自身行为对案涉租赁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进行重大变更。其二，占忠的妻子卢新燕承租了208号商铺（面积94平方米、月租金为115元/平方米），上述租金与二层其他经营户相同，没有享有任何优惠，且商铺租金已于2014年1月10日由占忠转账给王素英，说明占忠就其所承租的上述店铺没有享有有异于其他经营户的优惠。从双方就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来看，占忠作为承租整个商场的合同相对方，一般来说，其可以最后交纳租金等费用，甚至可以先不交纳，但占忠就其家人承租商铺按白云皮具城通知要求于2014年1月9日及10日将原来约定租金及保证金直接转账给第三人王素英，上述事实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即2013年12月期间占忠就案涉协议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已发生了变化。其三，庭审中白云皮具城陈述到因占忠对市场管理不善，其已与占忠协商在首年租期到期后解除合同，并在租期第二年即2014年8月底或9月初已实际与各经营户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案涉白云皮具城共有商铺90多间，涉及承租户70-80户左右，且首年各经营户均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则白云皮具城要接手整个商城，就需要与各经营户进行沟通协商，上述事项均需要时间，从各经营户于2014年8月底或9月初均与白云皮具城主动签订第二年租赁合同一事，说明白云皮具城前期应已与各经营户经过良好的协商才能如此顺利；同时，占忠对白云皮具城所要接手商场一事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可以说明白云皮具城在首年租期到期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已与占忠、各经营户就合同履行进行过实际协商，不排除上述时间就是2013年12月的可能性；最后，白云皮具城对上述通知的说明不符合常情。白云皮具城认为其为协助占忠催收租金而出具该通知，但通知上没有任何文字或具体内容可以体现系协助占忠催收租金，另外，通知上明确了王素英的银行账号，与第三人王素英所陈述受白云皮具城法定代表人郑国广委托收取款项一事相符，白云皮具城也没有提供证据对其主张进行证实。综合以上因素，结合民事证据优势规则，一审法院认为，白云皮具城的行为导致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及内容发生重大变更，包括租金标准、租金收取情况、商场及商户的管理等。争议焦点四是白云皮具城主张的首年剩余租金及保证金问题。关于白云皮具城主张的首年剩余租金。首先，白云皮具城主张按《商铺租赁协议书》约定的991.67万元作为案涉商铺的总租金，根据上述分析，白云皮具城以公司名义向各经营户催缴租金及各经营户按通知直接向白云皮具城支付租金的共同行为已导致案涉商铺的租金标准发生变更，包括各商铺的租金单价、因补偿租金而扣减部分等，故案涉商铺首年租金也应按变更后的标准计算，现白云皮具城直接按原合同约定年租金标准主张依据不足。其次，白云皮具城于2013年12月22日直接向各经营户催缴租金，通知中指定的银行账号有郑国广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及第三人王素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经一审法院调查有部分经营户已按通知指定的账号将租金转账给郑国广，金额达58万元之多，但白云皮具城在起诉时甚至法院谈话时仍不确认以上事实。根据第三人王素英提供的清单，截至2014年8月31日尚未付清租金的商铺仅有十来户，以上商铺大多经营户在2014年度仍有续租，根据各经营户于2014年8月与白云皮具城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下一年租金即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到期前一个月内付清，即各续租经营户应于2014年8月付清下一年度的租金，对于上述尚欠首年租金的经营户，从情理及交易习惯来看，经营户在付下一年租金时一般会先付清上一年租金。对白云皮具城来说，在催收下一年租金时肯定会要求经营户先付清尚欠的租金，即上述经营户之后直接向白云皮具城支付首年剩余租金的可能性很高。2016年4月5日，案外人叶永达向白云皮具城出具了首年租金20万元的欠条，说明白云皮具城在后期有对未缴清的经营户进行实际催收，不排除存在未缴清经营户已实际缴纳剩余租金的可能性。综合以上因素，无法排除白云皮具城之后已从经营户处实际收取除第三人王素英转账的款项及本院调查明确的款项以外的剩余首年租金。综上，白云皮具城主张的首年剩余租金系首年总租金扣减已实际收取首年租金后所得，现因白云皮具城自身行为导致首年总租金及已实际收取首年租金两个数额均无法确定，从而无法确定首年剩余租金的数额，应由白云皮具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商铺租赁协议书》约定首年租金在签订本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案涉合同于2013年5月14日签订，占忠陈述合同签订后一周左右向白云皮具城转账300万元，上述款项用于商场装修；从合同约定及情理来说，白云皮具城首先应向占忠催讨剩余的600多万元首年租金，但从白云皮具城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反映出其已向占忠催讨过；考虑到白云皮具城已于2013年12月22日向各具体承租户直接催讨租金，现白云皮具城再向占忠催讨剩余租金与情理不符。综合以上因素，白云皮具城主张占忠支付剩余租金依据尚不充分，应不予支持。关于保证金，第三人王素英陈述首年有用保证金抵扣租金或退回保证金的情形并已将其收取保证金全部转账给白云皮具城；同时，第三人王素英陈述占忠并没有收取过涉案商铺的任何款项，包括保证金；综上，白云皮具城主张占忠退回保证金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4月10日判决：驳回白云皮具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39元，由白云皮具城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和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白云皮具城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以王素英有可能用其他账号收取经营户的款项、且有可能使用其他账户向占忠转账为由，要求调查王素英五个银行账户的交易清单。本院认为:上诉人该申请既未明确自己的待证事实，也未明确与本案的关联意义或调查收集的必要性，因此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应不予准许。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2013年12月22日上诉人向商铺经营户发送“关于白云皮具城商铺缴纳首年租金的通知”并指定缴款账户、2014年9月1日起上诉人与各经营户自行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王素英已向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支付相应款项等事实清楚。“关于白云皮具城商铺缴纳首年租金的通知”系上诉人所发，该通知明确将王素英的账号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郑国广的账号并列，此后王素英也已分次向上诉人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支付相应款项，因此，现足以认定王素英在上诉人发出该通知的阶段已经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代为收款；且该通知系在第一个租赁年度内所发，故上诉人称王素英是被上诉人占忠代理人，不能成立。该通知中，上诉人要求经营户向己方缴纳租金的意思表示清晰，该意思表示与双方所签《商铺租赁协议书》中“首年租金在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乙方业主经营户所有年租金由市场经营户代表统一收缴给甲方”等约定明显不一致，此后部分经营户的确按此通知向上诉人缴纳了相应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导致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更，正确。现上诉称与被上诉人占忠之间并未变更《商铺租赁协议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上诉人自身行为导致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及内容发生重大变更，现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占忠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应收缴之租金具体数额，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明显不妥。现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租金和保证金错误、自己具有更强的证据优势，依据不足，本院现不予支持。综上，白云皮具城的上诉现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39元，由温州市白云皮具城商场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启东审 判 员 杨宗波审 判 员 刘宏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周婷婷代书记员 缪伊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