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3行终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光明桥边。法定代表人冯金考，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晓敏，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亚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振权，男，195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邱勒，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达，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李仙飞，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国达与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温州市资规局）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2020）浙0303行初15号行政判决，温州市资规局、陈振权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登记机关温州市人民政府（现行使登记职权的行政机关为温州市资规局）于2006年1月5日，以永中街道双何村村民委员会2003年6月9日出具的证明作为权属来源依据，作出温集用（2006）字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内容如下：土地权利人陈振权，坐落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面积148.8平方米，用途住宅用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批准拨用（权利状态已注销）。陈国达于2017年5月23日补办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承包方代表陈国达，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陈国达认为涉诉土地属其承包地，被诉土地登记侵犯其合法权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温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温集用（2006）字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登记必须有明确的权属来源证明。本案中，陈振权申请土地登记，温州市人民政府仅凭申请表及村委会证明作出被诉土地登记，权属来源依据不足。陈国达主张被诉土地登记违法，予以采纳。因涉案温集用（2006）字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已注销，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温州市资规局于2006年1月5日作出温集用（2006）字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温州市资规局承担。上诉人温州市资规局上诉称：一、陈国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地与涉案宗地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其与被诉土地登记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陈国达诉称其在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河南路21-1号享有0.58亩承包地，根据陈振权提供的证据反映，涉案土地中有部分原系案外人陈进新的承包地，其与陈国春（系陈国达之兄）在1981年至1988年上半年合伙办厂，散伙后用其承包地置换给陈国春，换取陈国春在合作粉干厂的份额，之后陈国春又将该厂房出卖给陈振权。因此，陈国达称涉案土地全部属于其承包地范围，与事实不符，且至今陈国达没有提供该承包地的具体四至范围的证明材料。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359号行政裁定没有直接证据认定被诉登记所涉土地就是陈国达的承包地，而是仅认定具有可能性。二、双何村委会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作为涉案宗地的合法权源依据。三、本案系因房屋征迁引起的纠纷，陈国达主张其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该事实涉及土地使用权归属等民事法律关系，陈国达应当通过民事确权诉讼解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国达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人陈振权上诉称：一、原判不采信温州市资规局提供的证据4地籍调查表，以及认为登记机关仅凭申请表及村委会证明作出被诉土地登记，权属来源依据不足，据此判决确认违法不当。被诉土地登记除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外，在作出登记前已进行地籍调查，并指界。当时双何村包括陈振权在内有多户申请土地登记，属于大面积开展地籍调查。温州市资规局提供的证据4地籍调查表，陈振权作为本宗地指界人已进行指界。相邻宗地指界人未到场指界，可根据《城镇地籍调查规程TD1001-93》第3.2.6.7条规定，一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限以另一方所指界线确定。二、涉案土地有部分原系案外人陈进新的承包地，其与陈国春（系陈国达的兄弟）在1981年至1988年上半年期间合伙办厂，散伙后将其承包地置换给陈国春，换取陈国春在合作粉干厂的份额，之后陈国春又将该厂房出卖给了陈振权，陈国达称涉案土地全部系其承包地，与事实不符。三、在（2017）浙03民终5070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民事诉讼过程中，陈国达自认其承包地与双何村河南路21-1、21-2号房屋及其土地无关，不存在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该自认的事实可作为认定陈国达与被诉土地登记不存在利害关系的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国达的原审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被上诉人陈国达答辩称：一、被诉土地登记包含了陈国达的部分承包地，陈国达与被诉土地登记具有利害关系，且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359、360、361号行政裁定已确认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二、被诉土地登记违法。1.涉案土地权属来源不明，陈振权承认系向案外人购买畜牧场，而登记机关提供的土地权属证据反映是批准拨用土地。2.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无土地四至，公示内容也仅记载面积，被诉土地登记缺乏事实依据。3.陈振权称涉案土地是陈国春与陈进新置换所得，与本案无关。三、陈国春、陈国秋陈述畜牧场厂房建在陈国达的承包地上，且陈振权受让的标的是畜牧场厂房，不影响陈国达依法享有承包地经营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温州市资规局、陈国达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陈振权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粮食合同定购分户明细表，以证明1990年、1991年的分户明细表分别记载陈国春的承包地面积5.56亩、3.66亩；1990年之前没有记载陈国达有承包地，1991年首次出现陈国达的承包地面积为1.36亩，相差0.54亩（5.56-3.66-1.36=0.54）正好与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买受畜牧场的土地面积相同，故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被诉土地登记不是同一处。经质证，温州市资规局和陈国达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国达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涉案登记土地不存在重合。本院认为，分户明细表虽然真实，但陈国春户的承包地分户之后，减少0.54亩承包地，存在多种可能，故凭分户明细表尚不能确定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被诉土地登记所涉的土地是否存在重合。本院经审核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992年12月10日、1993年8月3日，陈国春、陈国秋分别作为甲方，陈振权作为乙方，签订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龙湾区龙水镇双何村何家桥桥头（原畜牧场）厂房（北面长22.8米，南面长21.3米，平均长22.05米，宽16.7米）作价卖给乙方。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认为前述协议有效，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陈国达请求确认前述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陈国达户不服，申请再审。2018年8月15日，本院作出（2018）浙03民申164号民事裁定，驳回陈国达户的再审申请。陈国达不服被诉土地登记，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2018）浙0303行初59号行政裁定，驳回陈国达的起诉。陈国达不服该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8）浙03行终359号行政裁定，认为“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陈国达承包地具有一定可能性，而应当认定上诉人（指陈国达）已经履行初步举证责任，与被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等，据此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该案。本院认为：本院已生效的（2018）浙03行终359号行政裁定已认定陈国达与被诉土地登记具有利害关系。两上诉人主张陈国达与被诉土地登记不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土地登记规则》（1996年2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必须提交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文件资料。作为登记依据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陈振权于1982年前建造涉案房屋。该证明与涉案《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来源不符。登记机关仅凭申请表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作出被诉土地登记，原判认为权属来源依据不足，并无不当。鉴于被诉土地登记已注销，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原判据此确认被诉土地登记违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主体是“温州市人民政府”，原判将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主体表述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当，本院予以指正，原判主文中的“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更正为“温州市人民政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振权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永利审判员  戴华斌审判员  杨贤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叶王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