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0）晋行终2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治春泉啤酒厂，住所地长治市大辛庄镇北寨东。   法定代表人王道兴，职务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桦，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法定代表人杨勤荣，职务市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秦玉琪，长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静，长治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体育局，，住所地长治市太行西街北寨体育中心   负责人张庆宏，职务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魏斌，长治市体育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三反，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治春泉啤酒厂因诉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体育局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行初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长治春泉啤酒厂属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道新（营业执照所载）。根据原告提交的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该企业目前处于被吊销执照，但未办理清算、未办理注销状态。根据在案材料及原告起诉，2009年原告部分厂房被拆除。对此，原告进行多次信访。2015年2月18日，山西省信访局督查处向王道新出具《告知书》，称其反映长治市人民政府拆迁征收长治春泉啤酒厂厂房及土地的信访事项，建议其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原告于2015年以长治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对其2009年厂房被拆除一事提起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并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行辖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6年9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长治春泉啤酒厂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及赔偿请求。长治春泉啤酒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晋行终290号行政裁定、（2017）晋行赔终11号行政赔偿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系列案进行重审。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长治春泉啤酒厂于2017年11月24日以“愿通过协商方式了结纠纷、化解矛盾”，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10月24日原告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以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体育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称其厂房被拆除发生于2009年，原告应当知道该行为。原告于2015年初次提起诉讼，未及法院作生效判决又撤回起诉，理由是与行政机关进行协商解决。行使诉权与协商解决并不冲突，原告当时撤回起诉，视为其对诉权的放弃，承担协商的风险。本次又再次起诉，缺乏正当理由，属于重复起诉，已经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告所诉拆除行为距今已经十年左右，远超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其所称的信访、协商等，也均非扣除、中断法定起诉期限的法定理由。综上，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六）项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长治春泉啤酒厂的起诉。   长治春泉啤酒厂上诉称，一、上诉人再次起诉具有正当理由，未超出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撤诉是为了配合被上诉人的工作，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撤诉裁定中明确记载：“愿通过协商方式了结纠纷、化解矛盾”。2015年10月上诉人获知长治市委向山西省信访局递交的书面报告，得知上诉人厂房系被上诉人违法强拆，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本着稳定和谐、化解矛盾的宗旨，上诉人同意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双方争议，并撤诉全面配合政府工作。上诉人的撤诉决定是在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补偿金额承诺后才实施的。上诉人撤诉后重新提起诉讼具有正当理由，法院应当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撤诉后可以重新提起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以土地证存在瑕疵为由，不遵守原定的安置补偿方案。上诉人重新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重新提起诉讼具有正当理由。二、2009年长治市人民政府建设长治市体育中心，建设热身房工程需占用啤酒厂3亩（2000平米）土地，于是拆除了啤酒厂围墙和两个车间（包装车间、成品车间）。事发后，上诉人开始四处奔走维权。直至2015年10月，上诉人获知长治市委向山西省信访局递交的书面报告后，才得知上诉人厂房系被上诉人所拆。长治市人民政府占用上诉人土地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启动民事案件，未经合法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裁判上诉人向多个债权人偿还债务，并启动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启动拍卖程序，直接将上诉人大量资产以物抵债给案件申请执行人。但是，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和长治市人民政府的占地行为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2009年长治市人民政府占地，2010年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作出执行裁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后，长治市人民政府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作为主要的抗辩理由，以证明被占的标的物和上诉人无关。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政府征用土地进行公益事业设施建设，必须先行依法按照相关步骤和程序，对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进行安置补偿。综上，上诉人重新提起诉讼具有正当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长治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上诉人于2015年就同一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并撤诉后再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且本案超过起诉期限。本案中，上诉人主张2015年提起的诉讼中，因政府同意调解撤诉，但长治市人民政府并未向上诉人承诺协调解决。因此，上诉人不符合重新提起诉讼的法定事由。二、上诉人与涉案相关财产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所主张要求赔偿的相关财产均是2001年已经注销的集体企业性质的春泉啤酒厂财产，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   长治市体育局答辩称，一、针对本案同样的事项上诉人之前提起过诉讼并且自愿撤诉结案。上诉人的撤诉行为视为放弃诉权，上诉人应当认识到撤诉的风险。一审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二、从诉讼主体来看，本案的诉讼主体均不适格，上诉人所述资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以物抵债形式裁定为债权人共有，且上诉人所述土地使用权证有重大瑕疵。上诉人既没有地面资产，也没有土地使用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另外，长治市体育局也从未参与过土地拆除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厂房拆除引发的要求确认强拆违法之诉，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在案材料及上诉人起诉状，2009年上诉人部分厂房被拆除后一直进行多次信访。上诉人于2015年初次以长治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并于2017年11月24日以“愿通过协商方式了结纠纷、化解矛盾”为由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10月24日上诉人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以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体育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拆除行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上诉人涉案部分厂房于2009年拆除，其于2019年10月24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2年起诉期限的规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此条规定的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应当为不可抗力、人身自由受限制等确实不能行使起诉权的情形，而向有关机关申诉信访和反映问题，是公民认为权利被侵害后自己对救济途径的选择，并不能作为起诉期限被耽误的合法理由。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 群   审 判 员 彭志祥   审 判 员 李克恭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郭 伟   书 记 员 田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