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0573号原告：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院**楼**-505(商务中心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王俊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瀚文，男，200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被告刘瀚文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被告刘瀚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科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同意支付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4日的工资28735.6元；2、不同意支付被告2019年6月30日至2020年2月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8735.6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到原告科技公司面试，实际于2019年6月11日才入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是于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合作关系。原告公司接了业务后，由被告负责后续工作。被告的每月工资10000元，扣除缴纳费用实发8665元/月，每月10日发上个自然月的工资，原告已给被告发放到2019年10月的工资，除2019年6月、7月未给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其他月一直缴纳到2019年11月。被告称欠薪的问题，以被告提交的银行明细为准。2019年11月25日，被告提出离职，不再到原告公司上班，之后便出去面试寻找新的工作，在2020年1月的微信记录显示被告已入职新的单位。2019年12月19日，原告公司又让被告来帮忙作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次日就已完成，只是在同年12月27日出具了一份测试报告，实际工作就是一天。由于被告系在校高中生，想学些东西，面试时约定被告学校有事时需要随时走人，原告法人考虑到被告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才答应与被告合作，故双方不能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存在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现被告已于2019年12月底入职360公司，被告在仲裁时也认可已经入职新单位，仲裁委竟然采信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陈述的劳动关系未解除的说法，被告的陈述前后矛盾，直接导致裁决结果的不公。故原告诉至法院，望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瀚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认定的事实及裁决结果。被告于2019年5月30日入职原告科技公司，担任渗透测试工程师，双方商定刚入职的第一个月工资为5000元加2000元奖金。因被告干的不错，自7月起每月工资涨到1万元，扣除缴纳的费用后，实际发放8665元/月。每月10日发放上个月的工资。2019年7月8日至9月11日期间，原告支付了被告的工资属实，2019年11月15日又发了一次，但其他月份均没有支付。同年11月25日被告提出离职，但并没有走，仍一直工作到同年12月2日。12月3日至12月18日期间被告面试寻找新的工作，的确未在原告处工作。12月19日原告又给被告安排了新应急响应工作，被告又回到原告处工作，直到2020年1月13日结束，有微信记录为证。这期间，原告也未支付被告工资。原告所述双方是合作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交的其与罗婧语的微信虽是真实的，但其说“王总跟我说要跟我换合作方式，就是没有底薪，然后给我投几万块钱开个公司……”这里面讲的合作并不是原告所述的合作关系，是被告认为其到原告处工作就是和单位合作的。事实上双方就是劳动关系，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现被告主张拖欠的工资和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科技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程序，科技公司对该裁决不服。2、面试登记表、入职员工登记表，证明刘瀚文面试时明确说明其是高中在读，登记表上也明确记载其高中在读，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3、刘瀚文与科技公司的人力部工作人员罗婧语的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是合作关系。刘瀚文自2019年12月1日就明确表示不来公司上班，主动结束了与科技公司的合作关系。刘瀚文对上述证据1、仲裁裁决真实性认可。对2、面试登记表、入职员工登记表和证据3、聊天记录，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瀚文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仲裁裁决书。2、其与新公司北京奇虎测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3、不在职证明。4、其与科技公司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12月19日科技公司又让刘瀚文回来工作，一直到2020年1月13日结束。另外还证明刘瀚文多次向科技公司王总索要拖欠的工资均未果。5、工资支付明细，证明科技公司发放刘瀚文工资的实际情况。6、社保查询记录，证明科技公司给刘瀚文实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科技公司对上述证据1、仲裁裁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其与新公司北京奇虎测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性不认可，且该合同一共就2页，对其入职时间有异议。据科技公司了解，刘瀚文于2019年12月就已入职。因2020年1月15日聊天记录明确要求把离职证明邮寄到北京奇虎测腾科技有限公司。若人不在职，不可能那么要求。对证据3、不在职证明，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在北京奇虎测腾科技有限公司的入职时间。对证据4、其与科技公司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事实是刘瀚文离职后，王俊刚（王总）有一个项目需要刘瀚文帮忙，只需一天时间，刘瀚文也同意。另外该记录不能完全反映整个事实，刘瀚文于2019年11月25日就未出勤上班。对证据5、工资支付明细，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社保查询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另查，刘瀚文于2020年4月8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科技公司1、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4日工资40000元；2、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2020年2月4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0000元。2020年7月1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1346号仲裁裁决，1、科技公司支付刘瀚文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2月4日工资28735.6元；2、科技公司支付刘瀚文2019年6月30日至2020年2月4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8735.6元；3、驳回刘瀚文的其他仲裁请求。科技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9日刘瀚文到科技公司面试，填写了面试登记表和入职员工登记表，5月30日入职科技公司，担任安全服务工程师。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刘瀚文的每月收入10000元，税后实发8665元，每月10日发上个月工资。科技公司认可刘瀚文除出差外，每天均按照其单位的工作时间正常上班，认可双方未签订过合作协议或者劳动合同。2019年7月8日科技公司向刘瀚文发放6月份工资7000元，8月5日发放7月份工资8665元，9月11日发放8月份工资9665元，11月15日发放之前月份工资8665元。科技公司为刘瀚文缴纳了2019年8月至11月的社会保险。科技公司称，刘瀚文于2019年11月25日即提出离职不再前往科技公司工作，并提供了刘瀚文与其人力部员工的微信聊天加以证明。刘瀚文予以否认，其认为，2019年11月25日虽提出离职，但其仍坚持工作直至12月2日，之后未再回科技公司工作。科技公司虽提交了微信记录，刘瀚文亦认可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该记录里只显示2019年12月2日科技公司员工询问刘瀚文“听说你不来了”，……。刘瀚文称：“我应该明天去收拾东西”，且科技公司在阐述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时亦称，“被告在2019年12月1日就明确表示不来公司上班……”，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刘瀚文于2019年11月25日已离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刘瀚文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如何确定。2、科技公司与刘瀚文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刘瀚文主张支付其拖欠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能否得到支持。针对第一焦点，刘瀚文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如何确定。科技公司称，2019年6月11日刘瀚文向单位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时上面写有：“仅用于科技公司入职办理”，就此证明刘瀚文于2019年6月11日入职。但根据科技公司提交的面试登记表显示，刘瀚文于2019年5月29日到科技公司面试，可在填写入职员工登记表时，该表上的入职时间一栏却是空白并未填写。本院认为，首先，科技公司仅凭刘瀚文向其提交的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有“仅用于科技公司入职办理，2019年6月11日”字样，即认定入职时间，证据不充分。因该身份证复印件是科技公司要求员工提交的，按正常思维理解员工之所以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有“仅用于科技公司入职办理”，其目的应该是怕使用其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其次，该身份证复印件不是作为入职时间的定性要件，入职时间应以员工入职登记表为准，可科技公司并未在入职表上填写入职日期，而是空白。故对刘瀚文的入职时间科技公司应负有举证责任，现科技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刘瀚文的实际入职时间，故本院对刘瀚文主张的入职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予以采信。对刘瀚文的离职时间问题，根据科技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日科技公司向刘瀚文发问：“听说你不来了”，后刘瀚文亦表示“次日去收拾东西”，科技公司对该证据阐述的证明目的时亦自认“刘瀚文于2019年12月1日就明确表示不来公司上班了”，该微信并未显示刘瀚文于2019年11月25日即离职的内容，故本院对科技公司所述的刘瀚文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11月25日不予采信，认定刘瀚文于2019年12月2日离职。针对第二焦点，科技公司与刘瀚文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刘瀚文主张支付其拖欠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能否得到支持。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第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工作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科技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刘瀚文的面试登记表、入职员工登记表，该表能够证明刘瀚文入职了科技公司。科技公司认可刘瀚文除出差外均正常出勤，每月向刘瀚文支付工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该证据能够证明刘瀚文作为科技公司的成员是在科技公司安排和管理下从事科技公司为其安排的工作内容，并每月获取劳动报酬的事实。虽科技公司主张刘瀚文系在校高中生，想学些东西，面试时约定被告学校有事时需要随时走人，双方只是合作关系，但首先，科技公司在面试刘瀚文时，刘瀚文虽在表中填写为高中生，科技公司并未对刘瀚文的身份进行核实，而刘瀚文入职时的年龄已近19岁已属成年人。其次，科技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双方系合作关系的证据。故本院认定科技公司与刘瀚文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合作关系。根据刘瀚文提交的工资银行明细，能够证明科技公司拖欠刘瀚文2019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2日期间的工资未支付。对于双方均认可2019年12月19日科技公司又让刘瀚文回去工作，但对于工作的截止时间双方说法不一。科技公司只认可工作一天，而刘瀚文提交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该项目彻底完成是在2020年1月13日，故本院对刘瀚文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为此科技公司还应支付刘瀚文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科技公司应支付刘瀚文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和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共计27816.6元（10000元/月×2个月+10000元/月÷21.75×1天+10000元/月÷21.75×16天）。由于科技公司自刘瀚文入职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故刘瀚文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科技公司应支付刘瀚文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7816.6元（10000元/月×3个月+27816.6元）。对于同年1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科技公司让刘瀚文回单位继续工作16天一节，该期间刘瀚文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刘瀚文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工资27816.6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刘瀚文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7816.6元；三、驳回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君信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