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大成，男，195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军，山东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住所地泰安市升平街**。 主要负责人：宋旭东，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旺，山东锦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鹏，山东锦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山野特房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宁阳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傅生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乃苓，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信嘉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住所地宁阳县经济开发区泰阳路** 执行事务合伙人：桂春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亨，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鑫源天盛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于永震，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肯万融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院**楼****/div> 法定代表人：魏薇，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信裕昌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万寿路**之33，**> 法定代表人：许闽英，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丰台，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A-106div id='3'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信裕昌发展有限公司。 上诉人朱大成、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泰安分行）、山东山野特房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野特公司）与被上诉人鑫源天盛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天盛）、泰安信嘉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信嘉源中心）、中肯万融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肯万融）、厦门信裕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裕昌公司）、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泰安源）因金融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902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大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建行泰安分行赔偿上诉人50万元及保证的最低收益损失24.75万元（计算至2017年12月12日，其后至全部赔偿之日按年9.5%计算）；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鑫盛天源、山野特公司、信嘉源公司、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故意回避建行泰安分行违法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违法性。根据发改委的相关规定，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的柜台投放招募说明书等直接或间接向不特定对象进行推介的行为都属于公开或变相公开募集资金，是被禁止的，银行直接向其不特定客户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更加属于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建行泰安分行不仅在明知基金发起人不得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况下，违规销售私募股权基金，以公开方式向不特定的客户募集资金，积极销售违法产品，其销售行为违法。建行泰安分行的违法销售行为与上诉人所受损失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二）、本案不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建行泰安分行未履行告知风险的义务为由，判决其仅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在建行泰安分行保证最低收益、提供了虚假担保的情况下，被骗五十万，因此，本案实质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投资风险，只是建行泰安分行和其他被上诉人以违法的产品销售、虚假的担保、虚假的投资、虚假的所谓“对赌协议”诈骗客户钱财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行泰安分行之间与其他被上诉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包括建行泰安分行在内的所有被上诉人是欺诈和被欺诈的关系，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四）、一审判决无视建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和承诺。黄鹏是建行泰安分行下属分理处的客户经理，其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代表的是被上诉人建行泰安分行，不是个人行为，其在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过程中对上诉人所做出的承诺，依法应视为被上诉人人建行泰安分行对上诉人做出的承诺，其承诺的50万本金及9.5%的利息赔偿，实质上是代表建行泰安分行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契约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对建行泰安分行具有约束力。（五）、建行泰安分行违法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不属于理财顾问服务，建行泰安分行实施的不仅仅是顾问而是销售行为，其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完全符合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特征，故假设其销售行为合法，也应当认定为该理财业务属于综合理财服务中的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行泰安分行应按照约定（黄鹏经理对上诉人的承诺）向上诉人支付最低收益并承担相关风险。（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是错误的。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或者进行其他投资，具有风险意识。但在本案中，全部被骗资金进入山野特公司后就被转空，上诉人既没有取得山野特公司的股东权利也没有取得任何其他权利，所以，上诉人对损失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建行泰安分行违法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二）、被上诉人违法运作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实施骗取上诉人钱财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1、七被上诉人在非法募集基金中的身份地位。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是基金的销售者，募集资金的监管人，以财务顾问费的名义非法获取募集资金187.78万元。鑫源天盛是基金的设计者、发行人、管理人。山野特公司是基金项目的运作人、基金的发行人，实际使用人。信嘉源中心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参与基金的发行，与鑫源天盛、山野特公司是基金的共同发行人。信泰安源在建行开立账户，收取上诉人等人款项，参与基金发行，是基金的共同发行人。中肯万融向上诉人出具《合同履约担保函》骗取上诉人对资金投入的信任，以许诺保证合同总价款50万元及约定收益9.5%为诱耳，应与其他被上诉人一同视为基金共同发行人。七被上诉人既是基金产品的发行者、销售人，也是募集资金的瓜分者，受益人。2、七被上诉人在发行、销售涉案金融产品过程中对上诉人存在明显的欺诈故意。（1）、建设银行泰安分行作为基金的销售者，欺诈行为主要表现在：建行泰安分行明知自己没有销售涉案基金的主体资格，安排其工作人员在自已经营场所销售该产品，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明知上诉人不属于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扔向上诉人销售，且未将该产品的真实情况告知上诉人，并向上诉人作不实的承诺，保证到期还本付息，年收益不低于9.5%。建设银行泰安分行作为涉案基金的销售者和从中获取187.78万元的获利者，在销售时没有建立对该产品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的管理制度，也没有对上诉人的风险认识、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试，更没有向上诉人告知购买该产品存在的风险因素。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没有尽到对资金的监管责任，也是导致上诉人等投资者的钱无法偿还的主要原因。(2)、鑫源天盛作为基金的设计者、发行人、管理人，欺诈行为表现在：鑫源天盛开发设计的“鑫源六号房车制造项目”是一个虚构的开发项目，明知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没有代销该基金的主体资格，仍许以高额回报，借用投资者对建设银行的信任，让建设银行推销该产品。鑫源天盛作为涉案基金项目的设计者、发行人、管理人，还是资金的监管人，明知所募集的资金应全部用于房车研发制造项目上，却与山野特公司将募集的资金全部私分，致使上诉人等投资者所投资的款项无法偿还。（3）、山野特公司作为项目基金的运作人，发行人，实际使用人，欺诈行为表现在：山野特公司在监管协议中承诺该基金全部用于鑫源六号房车制造专用项目，但却将募集资金与鑫源天盛一起全部私分，募集资金没有用在基金项目上，致使上诉人等投资者所投资的款项无法偿还。（4）、信嘉源中心作为涉案基金的共同发行人、销售者，欺诈行为表现在：信嘉源中心明知鑫源天盛和山野特公司设计、发行的鑫源六号房车制造专项基金是虚假的，还积极参与发行、销售，收取上诉人的款项。（5）、中肯万融向上诉人出具《合同履约担保函》骗取上诉人对资金投入的信任，2012年7月5日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万元增加到10000万元，随后资金被全部抽回，现己被监管机关吊销经营资格，己完全丧失担保能力，其欺诈上诉人的主观故意明显。（6）、信裕昌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与邱少红共同成立了“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企业，在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后，并没有将上诉人作为有限合伙人登记在合伙企业的工商信息中，也没有将上诉人投资的款项登记在合伙企业资产之内，骗取上诉人的钱财，构成欺诈。（7）、信泰安源收取上诉人的投资款后，没有将上诉人登记为合伙人，上诉人投资的款项也未登记为合伙企业的注册资本，而是让其股东信裕昌公司非法占有募集资金328万元。3、七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开多式和范围。鑫源天盛、山野特公司、信嘉源中心、中肯万荣、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明知自己设计、发行、运作的基金项目是虚假的、违法的，仍然发行；明知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没有销售私募基金的资格、仍然让建设银行泰安分行销售。而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明知自己没有销售资格、明知基金产品是虚假的，违法的，仍然极力推销，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按照《民法总则》第167条和《会议纪要》第74条规定，七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上诉人50万元投资款损失并应从收取上诉人本金之日起按年9.5%计算利息。二、七被上诉人以“鑫源六号房车专项基金”为借口，实施的是一个共同的侵权行为，又共同私分了募集的所有资金。按照《债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行泰安分行辩称，朱大成称建行泰安分行应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建行泰安分行与朱大成的投资不存在任何的合同关系，更不存在金融服务合同关系。朱大成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证实其主张的主要证据与建行泰安分行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其投资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与鑫源天盛和山野特公司，所支付的款项建行泰安分行也不是受益人。二、朱大成所诉称的建行泰安分行承诺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朱大成未提供证据证实建行泰安分行对于商业投资私募基金进行销售的事实。建行泰安分行对于涉案私募基金仅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并没有对外销售私募基金。三、通过原审法院信嘉源中心向法庭做的陈述来看，朱大成是普通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在所投资的公司如果在退伙时应当先予以清偿，没有经过清算过程要求退伙，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虽然在工商局注册当中没有作为显名股东出现，但是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规定，隐名股东从法律上也存在法律地位。四、朱大成自身具有重大过错，上诉人是大学教授，应该当对合同内容充分的了解，根据所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上诉人并没有向司法机关提出要求撤销其所签订的投资协议，该投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朱大成应当按照投资协议履行出资义务，享有相关权利，而该过程与建行泰安分行无关。如果山野特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以及鑫源天盛发行监管的私募基金存在问题，朱大成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其自身也应当承担重大过错责任。五、建设银行与其他当事人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特征，建行泰安分行与山野特公司等公司签订的是资金监管协议，并没有实施共同侵权的行为，也没有占有资金。朱大成称上诉人与其他被上诉人是共同欺骗没有证据证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朱大成对建行泰安分行的诉讼请求。 山野特公司辩称，一、对于朱大成关于“一审没有查明建行泰安分行存在公开发行私募基金产品的过错”的上诉观点予以认可。建行泰安分行在整个基金销售和售后的服务中都存在严重过错，其在销售后在基金延期兑付，明知该基金产品具有完整的产品构架——有保函的情况下，掩盖事实、向基金购买人用各种方式拖延，丧失了主张保证责任的期间，并采取向这些不明基金产品真相和与其风险承受认知度不匹配的人继续推荐，试图进行二期接盘。其过错明显，是其过错直接导致基民的损失，应该对基民的损失承担责任。二、对于朱大成关于“建行应全额赔偿”而非部分赔偿的观点，认为其理由不成立。建行泰安分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其在售前存在推荐、事后在基金产品的担保期内掩盖拖延对付的事实，怠于行使义务，导致担保单位免除担保责任，不存在上诉人提及虚假问题。三、对于建行泰安分行与其他主体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主张不认可，但一审仅认定建行泰安分行与一审原告是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山野特公司认为原审原告与建行泰安分行之间是金融产品的买卖关系，卖方建行因未履行适当性义务，上诉人朱大成作为消费者可以向销售者建行追究责任，也可以向发行者鑫源天盛追究责任，也可以向销售者和发行者共同追究责任，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他主体都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对于朱大成关于金融产品本身是违法产品的观点不予认可。本案的发行人鑫盛天源是一家具有金融牌照的基金公司，本案的销售渠道建行泰安分行具有销售金融产品的资质，对于本案金融产品的性质金融办有明确认定，是一款私募基金产品。对于朱大成对各方在法律关系上的定位不予认可，本案基金的发行人是鑫源天盛，建行是销售者，朱大成是金融产品的消费者，其他主体是私募基金，而非共同发行人。第五、关于朱大成称房车项目本身是虚假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山野特公司经营惨淡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涉案的基金资金链条断裂，导致丧失政府订单效益下滑。因此目前的基金项目是正常的商业运作和正常经营，而非上诉人所称的诈骗。 信嘉源中心辩称，一、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信嘉源公司与朱大成之间未签订合同，二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二、朱大成为信泰安源的合伙人。2012年12月13日，朱大成签订名称为《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可以证实朱大成入伙的是信泰安源，成为信泰安源的有限合伙人。而与朱大成签订该合伙协议的主体是信裕昌公司和鑫源天盛。关于基金存续期延长的决定也是由信泰安源于2015年2月11日通过《合伙人决议》作出的。因此信嘉源中心既不是朱大成的合伙人，也不是朱大成入伙的企业。三、朱大成的投资款打入信泰安源账户，答辩人未收到，未经手，更未使用涉案资金。按照山野特公司、鑫源天盛、信泰安源、建行东岳支行2012年12月签订的《资金监管协议》第二条约定：由鑫源天盛向基民募集资金，基民将资金汇入信泰安源在建行东岳支行开立的基金收款账户，最后转入山野特公司在建行开立的结算账户。朱大成的资金直接转款至信泰安源在建行设立的基金收款账户，并且2013年1月4日鑫源天盛给朱大成出具《认（实缴）出资确认书》确认朱大成将50万元资金汇入该账户。朱大成称信嘉源中心出具收据，因信嘉源中心的印章一直由鑫源天盛掌控，因此信泰安源在收到朱大成投资款后由鑫源天盛出具收据，并加盖鑫源天盛和信嘉源中心的印章，对此盖章行为答辩人不知情。综上，信嘉源中心既不是朱大成的合伙人，也不是朱大成入伙的企业，更未收到过朱大成的任何款项，不管朱大成是投资亦或是合伙，均与信嘉源中心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鑫源天盛、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未答辩。 建行泰安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陈述的本案诉争业务是与上诉人之间发生，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与山野特公司、鑫源天盛、信誉昌公司、信嘉源中心、中肯万融等存在合伙事宜，被上诉人应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合伙协议书》及《合伙人决议》系建行客户经理通知被上诉人到建行签订，被上诉人对该合同签订时提出的异议、被上诉人与其他各被告均无联系的认定错误，没有证据证实。2、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诉争的涉案业务系在泰安建行虎山东路分理处签订合同，并在虎山东路分理处打款至信泰安源。假设被上诉人陈述诉争的涉案业务与建行系统有关联，也仅仅是与建行虎山东路分理处有关联，与建行泰安分行没有关联。建行虎山东路分理处具有独立的经营资格，符合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以及其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与涉案私募基金的代销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被上诉人应当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4、上诉人已经按照《资金监管协议》履行完毕全部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完全履行《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资金监管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举证的情况下，使用法院调查材料作为定案依据，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属于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涉案私募基金形成实质上的代销法律关系，没有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金融理财服务合同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3、原审法院以涉案私募基金为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确定商业银行对此进行代销，以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确定商业银行的职责，要求商业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法律关系不明确。4、上诉人对本案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上诉人下辖东岳支行仅存在本案诉争私募基金的资金监管合同事宜，根据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如果在履行监管协议当中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侵权的事件发生，监管人不应承担责任。本案中，由于山野特公司的经营状况问题，导致不能兑付被上诉人的投资及收益，被上诉人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向合同相对方进行主张。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对风险声明是明知的，根据该风险声明的提示，被上诉人也应预料到可能出现亏损，仍然进行购买进一步说明其接受该条款，所以被上诉人对该事件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或者向合同向对方主张权利。 朱大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建行泰安分行是涉案基金产品的销售者事实正确。2、建行泰安分行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涉案资金的募集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下发至其下属各支行、分理处，并要求各下属部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因此，该基金的销售主体是上诉人，并不是其下属的某一分理处。3、建行泰安分行是涉案金融产品的销售者，答辩人是金融消费者。上诉人向答辩人销售金融产品，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鑫源天盛等六被上诉人以募集“鑫源六号房车专项基金”为愰子，以给予高额回报为诱耳，委托上诉人销售、推介该产品，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上诉人接受六被上诉人的委托，利用自己的经营场所和社会资源，向答辩人等不特定社会人员销售该产品，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形成金融服务合同关系。4、上诉人没有履行募集资金的监管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销售的4942万元资金，都被上诉人和其他六被上诉人以各种理由私分，没有用在鑫源六号房车制造项目上。《资金监管协议》约定上诉人的监管义务是确保募集的资金用于鑫源六号房车制造专有项目上，并不是资金划到山野特账户上就算履行监管义务。上诉人没有履行募集资金的监管义务，导致答辩人等投资人的投资被私分，至今无法偿还。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根据商业银行法及银监会的规定，上诉人是不能销售私募基金的，而上诉人明知自己没有销售资格，还销售涉案产品，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对答辩人等投资者的欺诈。而且上诉人作为该基金的销售者，掌握涉案基金发行、销售的全部材料。三、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不当之处，但不是上诉人上诉的内容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涉案私募基金发行人、管理人形成实质上的代销法律关系是正确的。2、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3、上诉人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认真开展业务，可上诉人却在明知自己没有销售资格、其他六被上诉人发行的基金产品是虚假的，违法的、存在极大投资风险的产品，不适合答辩人，为获得高额回报，故意不将真实情况、投资风险告知答辩人，而是一再保证没有投资风险，到期一定还本且年收益不低于9.5%，骗取答辩人的信任。上诉人违反了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规定，应当就其过错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建行泰安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理由，改判支 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山野特公司辩称，一、对于建行泰安分行关于否认业务是与建行发生的观点不予认可。本案涉案的私募基金产品销售的总策划是建行、销售平台是建行、销售人员是建行客户经理，销售对象是建行理财大客户，销售方案及奖励措施在建行系统公开下发，建行以基金产品的设计中不具有建行为由否认上诉人与建行之间的销售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成立。二、建行泰安分行关于其不适格的观点不成立。本案的直接的销售网点有多个，均是建行整体安排运作的，且建行分行与各个销售网点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虽然各分理处具有诉讼地位但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本案建行分行是被告的适格主体。三、认为其关于一审法院对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朱大成是金融产品的消费者，建行泰安分行是金融产品的销售者，鑫源天盛是金融产品的发行者。山野特公司等其他机构是金融产品本身即金融办认定的身份。综上，建行泰安分行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但同意其关于发回重审的观点。 信嘉源中心辩称，同意山野特公司答辩意见。 鑫源天盛、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未答辩。 山野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P24第一段最后一句因涉案经济损失实际系投资于山野特公司，且建行泰安分行给原告出具的进账单中记载的收款人系信嘉源公司，因此，待被告向原告赔偿完毕后，双方在其损失范围内均可向实际用款人追偿”的认定；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超范围审理，对于超范围的部分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向朱大成释明了本案涉及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在责令朱大成做出选择且其选择建行泰安分行后，对于朱大成放弃处分的部分，人民法院不应继续审理，即人民法院应仅审理金融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在评价金融服务合同相对方建行泰安分行的过错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数额后，又对“涉案经济损失”作出“实际系投资于山野特公司”的评价，超出了金融服务合同的审理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超出了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应予以撤销。二、一审法院关于“因涉案经济损失实际系投资于山野特公司，且建行泰安分行给原告出具的进帐单中记载的收款人系信嘉源中心，因此，待被告向原告赔偿完毕后，双方在其损失范围内均可向实际用款人追偿”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三、责任承担人承担责任后，实际用款人是否承担责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当进行实体审查后得出结论。一审判决关于“可向用款人追偿”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且与一审判决的整体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相矛盾，应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同期审理的（2018)鲁0902民初2244号和2246号案件，印证一审法院的上述错误认定有可能导致上诉人遭受损失。 朱大成辩称，答辩人起诉建行泰安分行等七被告是以七被告以设立、发行“鑫源六号房车制造专项基金”为由，骗取答辩人等投资者的钱财。要求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利用自身信誉和客户资源，违法将私募股权基金作为理财产品销售，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其他六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其他六被告的行为具有欺诈的性质，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很显然原告起诉时是选择的侵权法律关系。在庭审期间，法庭让答辩人选择法律关系，答辩人也是选择的侵权法律关系。并没有放弃要求上诉人山野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二、上诉人山野特公司是涉案基金产品的发起人、发行人、资金实际使用人。“募集”的资金到达上诉人山野特公司后，均被上诉人山野特公司和其他被上诉人瓜分。造成答辩人等投资人的资金无法偿还。上诉人山野特公司在与其他六被上诉人合谋骗取答辩人等投资者钱财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主要的，积极的、领导者的作用，也是从中获利最多者。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改判让上诉人及其他被上诉人向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行泰安分行辩称，本案应当直接判决实际使用款项的使用者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应该由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建行泰安分行不是该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发行者、销售者和收益者，所以对于该私募基金的交易过程，建行泰安分行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山野特公司所作出的上述内容不符合事实，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对朱大成的投资款项进行赔偿。 信嘉源中心辩称，同意山野特公司上诉意见。 鑫源天盛、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未答辩。 朱大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立即赔偿原告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保证的最低收益损失人民币24.75万元（最低收益损失计算至2017年12月12日，其后至被告全部赔偿之日按年9.5%计算）；2、依法判决被告鑫源天盛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山东山野特房车制造有限公司、泰安信嘉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中肯万荣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厦门信裕昌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原告在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下属虎山东路分理处办理存款业务时，该行客户经理向其推荐“鑫源6号·山野特房车建设专项投资基金二期”，并介绍该产品有抵押物绝无风险，让原告放心购买，随后原告将其50万元存款购买了该产品。一段时间后，客户经理通知原告去建行签订《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原告见到该合同后当即质疑为何与鑫源天盛、信裕昌公司签订合同，其客户经理解释称建行的产品由建行负责，不是高端客户无权购买，故原告在该《合伙协议书》中签字。该《合伙协议书》中普通合伙人为信裕昌公司，基金管理人为鑫源天盛公司，原告朱大成在有限合伙人处签字。原告称，与“鑫源6号?山野特房车建设专项投资基金计划”产品有关的材料均是由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客户经理交给原告，原告与其他各被告均无联系。2014年12月该产品期满，建行泰安分行要求其续签一年，因建行客户经理一再保证资金安全没有问题，于是原告于2015年2月11日在《北京信泰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决议》中签字，载明出席合伙人会议的合伙人共计35人，同意自决议之日起，本基金（鑫源6号·山野特房车建设专项投资基金二期）存续期限延长一年。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原告投入的本金50万元及利息至今未收回。 另查明，信嘉源公司的工商登记并未在原告交纳投资款50万元后予以变更。涉案“鑫源6号?山野特房车建设专项投资基金计划”及“鑫源6号·山野特房车建设专项投资基金二期”基金产品只针对投资30万元以上的高端客户。经一审法院调查，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及银监会泰安银监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均已调查认定“建行泰安分行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推介过程中充分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及“建行泰安分行存在违规向企业提供私募财务顾问服务、违规安排下属支行推荐非建行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贷后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建行泰安分行曾出具“关于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募集发行的紧急通知”以及“关于加大力度做好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销售的通知”，该两份通知均系建行泰安分行由其内部网络系统下发给各支行及营业网点。 另经一审法院调查，信嘉源公司在建行泰安分行开设的账户自2012年5月23日至2013年8月26日共募集资金4942万元，后陆续转入账号为37×××36的山野特公司基本结算账户中，该账户支出资金明细如下：转出资金到他行山野特账户380万元，全部为往来款；转出到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0万元，其中往来款615万元、退股款385万元；转出到厦门信裕昌发展有限公司328万元，其中货款301万元、服务费27万元；转出到鑫源天盛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55万元，其中管理费12万元、协调费40万元，基金发行费1.6万元、还款0.3万元、往来款0.8万元；转出到北京天盛福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31.8万元，其中担保费56.57万元、往来款9.2万元、关税166万元；转出到许闽英（原大股东）172万元，其中151万元为归还借款，其他为差旅费、借款等；转出到梁路（原大股东）92万元，其中往来款20万元、还款42万元、备用金19万元、劳务费10万元；转出到刘自华43万元，全部为工程款；转出到大于5万元的劳务费支出合计17.5万元；转出到国际结算进口业务待处理款项合计622万元；转出到其它大于10万元的单位账户863万元；转出到其它大于10万元的个人账户236万元；转出到东岳支行，支付的财务顾问收入187.78万元；其它支出金额700万元左右。庭审时，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与要求被告鑫源天盛、山野特公司、信嘉源公司、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承担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需要原告选择承担责任的主体，原告当庭表示要求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要求其赔偿原告本金50万元及最低收益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作为本案被告是否适格；二、涉案理财产品的性质问题；三、原告朱大成与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四、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在原告朱大成的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五、若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作为本案被告是否适格。建行泰安分行出具的“关于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募集发行的紧急通知”以及“关于加大力度做好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销售的通知”均由建行泰安分行下发给各支行及分理处，且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及银监会泰安银监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均认定建行泰安分行在推介该私募基金的过程中存在相应过错，故涉案基金产品虽系原告在建行泰安分行虎山东路分理处购买，但原告要求涉及该基金产品产生的民事责任均应由建行泰安分行承担于法有据。因此，对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提出的原告将其列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理财产品的性质问题。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5号）第二条第一至三款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财产的投资包括买卖股票、股权、债券、期货、期权、基金份额及投资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标的；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涉案理财产品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以进行房车项目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合伙企业，在形式上符合上述办法关于私募基金的界定。上述办法虽于2014年8月21日公布实施，但不影响以此判断涉案产品在性质上属于私募基金，且从建行泰安分行下发的“关于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募集发行的紧急通知”以及银监会泰安银监分局的信访答复意见书看，均系认定涉案产品为基金的性质。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系私募基金产品，属于投资理财产品，合伙企业仅为私募基金的运作形式。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朱大成与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虽然涉案基金非建行泰安分行自行开发的理财产品，但通过建行泰安分行下发的“关于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募集发行的紧急通知”以及“关于加大力度做好鑫源6号房车制造基金销售的通知”可以认定，双方形成实质上的代销法律关系。第一，上述通知要求建行泰安分行各单位为产品销售提供平台支持及营销规划咨询服务，争取使产品销售达到预期的营销效果；第二，上述通知明确建行泰安分行按照成交金额给予2‰的奖励买单，并要求奖励至少50%兑现营销客户经理；第三，上述通知明确载明“这是我行首单创新投行业务，按照分行的统一安排，个金部、机构部已下发通知，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募集目标”；第四，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在对投资者信访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中认定建行泰安分行存在违规向企业提供私募财务顾问服务、违规安排辖属支行推荐非建行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贷后管理不到位的问题。2012年1月1日施行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是指商业银行将本行开发设计的理财产品向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宣传推介、销售、办理申购、赎回等行为”，且2016-24号文也明确代理销售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持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委托，在本行渠道（含营业网点和电子渠道），向客户推介、销售由合作机构依法发行的金融产品的代理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看，建行泰安分行的行为属于实质上的代销业务。《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按照管理运作方式不同，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理财顾问服务，是指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化服务。建行泰安分行通过其专门从事理财业务的经理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告知涉案基金信息，属于理财顾问服务中的推介行为，赔偿请求人基于其推介行为，最终购买涉案基金。建行泰安分行在开展涉案基金产品的代销业务时，虽没有与赔偿请求人即本案原告签订书面的协议，但双方形成已事实上的金融理财服务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四，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在原告朱大成的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朱大成与被告建行泰安分行间既已形成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则被告应履行该种法律关系项下的相应义务；现原被告间并未就此种法律服务关系订立书面合同，故应依照相关规范确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义务范围。首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合格投资者应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第二、投资于单支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第三，单位投资者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其中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应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商业银行应妥善保存有关客户评估和顾问服务的记录，并妥善保存客户资料和其他文件资料。依照上述部门规章之规定，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负有依照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及财务状况等具体情况推介合适产品的义务，即商业银行应先对客户进行评估，正确评估后再根据客户具体情况推介合适的理财产品。本案中，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在向原告朱大成推介系争理财产品前未对原告朱大成的具体情况进行正确评估，已有过错；而依据此前的评估结果，原告朱大成属稳健型投资者，一般仅希望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基础上能有增值收入，本案系争私募基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存在投资风险的可能性，显然并不适宜原告朱大成，但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仍主动向原告朱大成推介此种产品，故可认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未履行上述正确评估及适当推介的义务，具有相应过错。其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品。客户主动要求了解或购买有关产品时，商业银行应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本案中，被告建行泰安分行不仅未对原告说明购买该私募基金存在的相应投资风险，还向原告承诺该产品有抵押无风险，进行虚假和夸大的宣传，泰安银监局于2017年4月27日出具的鲁泰银监信复（2017）53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也确认了这一事实。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未履行向客户进行投资产品风险揭示的义务。涉案《合伙协议书》中虽有风险申明，但原告朱大成的签字行为发生在其已购买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推介系争理财产品之后，且该申明实际上未详细阐述该产品的具体风险，故原告朱大成虽在缔约过程中签字确认知晓相关风险，但据此并不能免除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在缔约前对客户的风险等级评估、适当推介及对产品的风险揭示义务。虽前述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法规，其法律层级较低，而在一般商事行为中，亦确应遵循买者自负、风险自担的原则，但一审法院认为，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存在专业性及信息量等客观上的不对等，投资者作为缺乏专业知识的主体，并不当然知晓何种理财产品最合乎自己的需求，而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投资者往往可能选择并不合适的理财产品；为弥补此种不平等，应当对专业金融机构课以相应的义务，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为投资者初步挑选理财产品的责任，以避免投资者因其专业性上的欠缺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对金融机构课以此种义务，亦可防止其为追求自身利益，将不适格的投资者不当地引入资本市场，罔顾投资者权益而从中牟利。故前述部门规章的规定实际系民法中平等原则及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相应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据此认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权利义务范围，现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未能履行前述义务，应认定其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框架下具有过错。再者，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在履行其监管职责的过程中，山野特公司基本结算账户的部分款项仍转入到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许闽英（山野特公司原大股东）、梁路（山野特公司原大股东）、刘自华等个人名下，并非用于山野特公司房车项目投资，致使投资者的部分投资款项流失。由此可见，建行泰安分行亦未能完全履行《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资金监管义务。综上，原告朱大成购买系争理财产品系基于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不当推介行为，若无此种不当推介行为则原告朱大成不会购买涉案理财产品，相应损失亦无从发生，故应认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过错行为与原告朱大成的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存在相应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五，若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存在过错，则其承担的损失赔偿数额如何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因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具有过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要求被告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但该法第二十六条同时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朱大成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亦应有相应的认识，但原告朱大成未依照自身状况进行合理投资，而是选择购买系争理财产品，对相应损失的发生亦具有相应过错，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的赔偿责任可相应减低。一审法院依据损失填补原则、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方面因素，酌定被告建行泰安分行赔偿原告朱大成经济损失40万元（50万元*80%），原告朱大成对所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10万元（50万元*20%）。对原告要求被告建行泰安分行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涉案经济损失实际系投资于山野特公司，且建行泰安分行给原告出具的进账单中记载的收款人系信嘉源公司，因此，待被告向原告赔偿完毕后，双方在其损失范围内均可向实际用款人追偿。综上所述，被告建行泰安分行应赔偿原告朱大成经济损失40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大成经济损失40万元；二、驳回原告朱大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80元，由原告朱大成负担3980元，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负担7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大成提交山野特公司、鑫源天盛、信嘉源中心、中肯万融、信裕昌公司、信泰安源、神骊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网上查询企业工商信息七份。证明鑫源天盛、山野特公司、信裕昌公司、信嘉源中心和信泰安源五家企业交叉任职，互相参股，是利益共同体和共同侵权人，六被上诉人应与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二、光盘一份，证明在一审判决后，朱大成曾经找过建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黄鹏，其仍然认可在一审中陈述的向上诉人朱大成推销涉案产品时承诺的利息收益，以及向上诉人朱大成推销涉案产品的事实，证明建行泰安分行是涉案产品的销售者。证据三银监发2016-24文件和银监会主席助理严庆民在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热点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证明商业银行不能经营涉案私募基金产品。建行泰安分行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工商材料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建行泰安分行对于该公司当时的注册情况以及涉案私募基金的发行情况并不清楚，也不是涉案基金的发行者和销售者。对于证据二真实性不发表意见，画面中工作人员并没有做出上诉人朱大成所证明目的的证言，该证言能够证实在涉案私募基金发行时，山野特公司进行了路演，即上诉人通过路演而购买了涉案的私募基金，并非是通过建行泰安分行的推荐。证据三不能作为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山野特公司、信嘉源中心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该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明私募基金本身的构架商业模式，山野特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与发行单位鑫源天盛作为劣后合伙人成立普通合伙企业，向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私募基金最常见的商业模式，本案的各主体之间正是按照这样的商业模式进行的定位，因此不能证实朱大成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光盘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光盘能够认定朱大成购买该产品是基于建行理财经理按照建行泰安分行的要求进行定向推荐，而形成的销售关系，对于证据三法律适用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建行泰安分行提交证据一、泰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902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书，该上诉后按照80%进行赔付，双方调解。证据二、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902民初2244、2246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证实上诉人朱大成的投资款项应当由山野特公司以及鑫源天盛承担赔偿责任，建行泰安分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朱大成对建行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判决均认定建行泰安分行为销售单位，应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建行泰安分行在涉案基金的销售过程中是存在过错的，调解赔偿的金额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行为，本案应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判决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赔偿本金50万元及从2012年12月起按照承诺的年9.5%的收益支付利息。山野特公司、信嘉源中心质证意见：（2017）鲁0902民初1944号案件调解是调解各方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能对其他人发生效力，应由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2019）鲁0902民初2244、2246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不应作为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13日，朱大成向信泰安源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1月4日，鑫源天盛出具一份认（实）缴出资确认书，载明基金认购人是朱大成，认缴出资50万元，出资日期2012年12月13日。同日，中肯万融向朱大成出具一份合同履约担保函，承诺其作为保证方就履行主合同（合伙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以保证方式向朱大成提供担保。2013年1月6日，信嘉源中心和鑫源天盛给朱大成出具一份50万元鑫源天盛投资基金募集专用收据。 2012年12月，山野特公司（甲方）、鑫源天盛（乙方）、信泰安源（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东岳支行（丁方）签订一份资金监管协议，约定鑫源天盛、丁方对山野特公司使用投资款进行监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通过建行泰安分行下发给各支行及分理处关于销售涉案基金的通知及银监会山东监管局、银监会泰安银监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可以看出，涉案基金系由建行泰安分行组织推介和销售，朱大成在建行泰安分行的下属机构虎山东路分理处购买了涉案基金，因此，双方之间形成金融理财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建行泰安分行称其不是适格诉讼主体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建行泰安分行的责任问题，首先，建行泰安分行作为涉案基金的销售者，在推介、销售涉案基金时，应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告知风险、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金融消费者的适当性义务。但在本案中，建行泰安分行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朱大成购买涉案基金前调查了解了朱大成的投资需求、告知了涉案产品的投资风险，且泰安银监局在信访意见书中亦认定建行泰安分行未履行向客户进行投资产品风险告知义务，因此，建行泰安分行存在一定过错。其次，建行泰安分行作为涉案募集资金的监管方，未依约履行资金监管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建行泰安分行的上述过错行为与朱大成的投资款未能收回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一审判令其承担8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朱大成称建行泰安分行存在欺诈行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朱大成的责任问题，朱大成作为涉案基金的投资者，在投资前应全面、详细了解投资产品的性质、基金的运作模式、合理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本案中，根据朱大成自己的陈述，其在未见到涉案合伙协议书的情况下，即支付购买基金款项，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一审判令其承担20%的责任适当。一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朱大成已明确选择要求建行泰安分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其上诉要求其余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朱大成作出的责任主体的选择，本案实质处理的是金融产品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即建行泰安分行与朱大成之间的纠纷，因此建行泰安分行承担责任后及朱大成自身所承担的本金及相应收益损失，最终的责任主体如何确定，双方可依据其与相关合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中肯万融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名称错写为中肯万荣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朱大成、建行泰安分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山野特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80元，由朱大成、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山东山野特房车制造有限公司各负担37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李兴文 审判员 梁丽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