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3行终3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光明桥边。法定代表人冯金考，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晓敏，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亚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振权，男，195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邱勒，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达，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李仙飞，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国达与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温州市资规局）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2020）浙0303行初14号行政判决，温州市资规局、陈振权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登记机关温州市房产管理局（现行使登记职权的行政机关为温州市资规局）依陈振权2008年1月18日的申请，于2008年5月12日作出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0×**号房屋所有权登记。登记内容如下：房屋权利人陈振权，坐落永中街道双何村河南路21-2号，面积43.9平方米，用途住宅，权利类型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建成年份1978年（权利状态已注销）。陈国达于2017年5月23日补办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承包方代表陈国达，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陈国达认为涉诉房屋的土地属其承包地，温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被诉房屋登记侵犯其合法权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温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0×**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应提交下列文件：（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三）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据。申请新建房屋产权初始登记时，建设单位或个人还应提交土地使用证明。本案中，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根据陈振权提交的申请书及温集用（2003）字第2-257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即作出被诉房屋登记。但经另案查明，该集体土地使用证权属来源依据不足，且申请书记载陈振权于1978年自建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故被告作出本案被诉房屋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涉案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0×**号房屋所有权证已注销，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温州市资规局于2008年5月12日作出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0×**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温州市资规局承担。上诉人温州市资规局上诉称：一、被上诉人陈国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地与涉案宗地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其与被诉房屋登记不具有利害关系。陈国达诉称其承包地坐落在××村××路××号，而非双何村河南路21-2号。即使与其有关联，也仅影响××村××路××号宗地的权属登记。同时，根据陈振权提供的证据反映，涉案土地有部分原系案外人陈进新的承包地，其与陈国春（系陈国达之兄）在1981年至1988年上半年合伙办厂，散伙后用其承包地置换给陈国春，换取陈国春在合作粉干厂的份额，之后陈国春又将该厂房出卖给了陈振权。因此，陈国达称涉案土地全部属于其承包地范围，与事实不符，且至今陈国达没有提供该承包地的具体四至范围的证明材料。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361号行政裁定没有直接认定被诉房屋登记所涉土地就是陈国达的承包地，仅认定具有可能性。二、陈振权提交房屋登记申请书、属地村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书面意见、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材料，申请房屋初始登记，具有合法的权源依据，被诉房屋登记合法。三、本案系因房屋征迁引起的纠纷，陈国达主张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事实涉及土地使用权归属等民事法律关系，陈国达应当通过民事确权诉讼解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国达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人陈振权上诉称：一、被诉房屋登记合法。（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陈振权与案外人于1992年、1993年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有效，作出被诉房屋登记时，涉案房屋系陈振权所有。涉案房屋并非新建房屋产权初始登记，不需要提交相应土地使用证明，即使提交的土地证权属来源依据不足，也不影响房屋登记的合法性。二、涉案土地有部分原系案外人陈进新的承包地，其与陈国春在1981年至1988年上半年期间合伙办厂，散伙后将其承包地置换给陈国春，换取陈国春在合作粉干厂的份额，之后陈国春又将该厂房出卖给陈振权，陈国达称涉案土地全部属于其承包地，与事实不符。三、陈国达在（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诉讼中自认其承包地与双何村河南路21-1、21-2号房屋及其土地无关，不存在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该自认的事实可作为认定陈国达与被诉房屋登记不存在利害关系的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陈国达的原审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被上诉人陈国达答辩称：一、涉案土地登记包含了陈国达的部分承包地，陈国达与被诉房屋登记具有利害关系，且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终359、360、361号行政裁定已确认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二、陈国春、陈国秋陈述畜牧场厂房建在陈国达的承包地上，且陈振权受让的标的是畜牧场厂房，不影响陈国达依法享有承包地经营权。三、涉案房屋于1989年建造，陈振权申请被诉房屋登记时，填写为1978年自建，与事实不符。因涉案土地登记违法，原判确认被诉房屋登记违法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温州市资规局、陈国达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陈振权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粮食合同定购分户明细表，以证明1990年、1991年的分户明细表分别记载陈国春的承包地面积5.56亩、3.66亩；1990年之前没有记载陈国达有承包地，1991年首次出现陈国达的承包地面积为1.36亩，相差0.54亩（5.56-3.66-1.36=0.54）正好与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买受畜牧场的土地面积相同，故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被诉房屋登记所涉的土地不是同一处。经质证，温州市资规局和陈国达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国达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被诉房屋登记所涉的土地不存在重合。本院认为，分户明细表虽然真实，但陈国春户的承包地分户之后，减少0.54亩承包地，存在多种可能，故凭分户明细表尚不能确定陈国达的原承包地与被诉房屋登记所涉的土地是否存在重合。本院经审核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992年12月10日、1993年8月3日，陈国春、陈国秋分别作为甲方，陈振权作为乙方，签订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龙湾区龙水镇双何村何家桥桥头（原畜牧场）厂房（北面长22.8米，南面长21.3米，平均长22.05米，宽16.7米）作价卖给乙方。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认为前述协议有效，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陈国达请求确认前述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陈国达户不服，申请再审。2018年8月15日，本院作出（2018）浙03民申164号民事裁定，驳回陈国达户的再审申请。陈国达不服被诉房屋登记，向原审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2018）浙0303行初12号行政裁定，驳回陈国达的起诉。陈国达不服该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8）浙03行终361号行政裁定，认为“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陈国达承包地具有一定可能性，而应当认定上诉人（指陈国达）已经履行初步举证责任，与被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等，据此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该案。本院认为：本院已生效的（2018）浙03行终361号行政裁定已认定陈国达与被诉房屋登记具有利害关系。两上诉人主张陈国达与被诉房屋登记不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当时有效的《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应提交下列文件：（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三）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据。申请新建房屋产权初始登记时，建设单位或个人还应提交土地使用证明。”被诉房屋登记所涉的土地登记因权属来源依据不足，经本院（2020）浙03行终33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申请书记载陈振权于1978年“自建”涉案房屋，与涉案《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来源不符。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根据陈振权提交的申请书及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作出被诉房屋登记，应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鉴于被诉房屋登记已注销，原判据此确认被诉房屋登记违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主体是“温州市房产管理局”，原判将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主体表述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当，本院予以指正，原判主文中的“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更正为“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振权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永利审判员  戴华斌审判员  杨贤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叶王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