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3民终8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某，女，1940年9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华，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成，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1，女，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2，男，196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8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瑛，四平市铁西区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宏，四平市铁西区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6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59年4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 上诉人陆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1、高某、许某1、许某2、孙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20）吉0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华、王柏成，被上诉人许某1、许某2、孙某及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瑛、姜宏，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1、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某上诉请求：1.撤销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20）吉0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做出的四点综合评判结果第二点，认定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有效的综合评判及事实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判决驳回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完全违反案件的真正事实，引用法律条款和相关司法解释，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在综合评判中，分四个方面作出了认定和评判，其中：一、三、四项评判意见，对上诉人陆某是被继承人杨某3的唯一法定合法继承人的认定，对被继承人杨某3遗留的房产、杨某3社保局账户中的抚恤金、丧葬费、社保余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从法理上、事实上、公证书以及庭审其他证据上，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加以确认，这三个方面基本上能够体现出有法有据、评判可信。但是，在第二点评判内容中，却故意违背和歪曲案件的真正事实，在第一点有法有据的评判意见定论后，故意错误的认定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有效。为此，针对第二点评判内容，上诉人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进行陈述：（一）案件的真正事实：被继承人杨某3于2019年4月14日在自己家中突发死亡，上诉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杨某3遗留多少遗产和什么遗产，原因是许某1、许某2抢先到场控制了杨某3的遗留物品（包括身份证、银行卡、房屋动迁协议书等所有原始有效证件和证明），第二天，4月15日派出所出具了死亡证明后，本来应当顺利处理杨某3丧事和后事，因为孙某的阻拦和许某1、许某2执意要求全权委托处理杨某3的全部后事（包括全部房产、财产）发生争执，直到4月22日杨某2、杨某1被胁迫在许某1、许某2事先打印好的委托书上签字，他们才同意火化（杨某34月25日火化）并且强行参与杨某3的全部后事处理。由于上诉人与杨某3是继母关系，不知道杨某3当时留下什么具体遗产，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继承权，更不明白继承的份额有多少，在杨某3火化后，许某2、许某1就已经开始预谋如何把杨某3的遗产占为己有。2019年6月4日，许某1、许某2找到上诉人，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遗产分配协议书”让上诉人签字，该“遗产分配协议书”的内容根本没有跟上诉人商量，许某2当时说：“我们7个人都有继承权，签完字明天一起去办公证，如果谁不签字，就没有谁的份”，上诉人当时是在不懂法、不知道继承权属的情况下，被欺骗、被胁迫签的字，6月5日上列7人一起到公证处办理公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审查后，只是让上诉人在办理公证的所有手续上签字，之后，上诉人没有去公证处领取公证书，公证书是上诉人6月5日在公证处签字后由许某2代领取的，直到6月18日，许某2拿着事先打印好的又一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当时许某2根本没有告诉上诉人公证结果，只是说：“我们都商量好了，给你们4个人分24万（指上诉人、杨某2、杨某1、高某），每个人6万，如果上诉人不签字，就不给分钱”，因此，上诉人仍然是在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字。当天，许某2把64万元非法存入其女儿许圆圆的银行卡上，这就是案件的事实。（二）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应当确认无效。1.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是在许某1、许某2操控下并且在办理公证之前形成的，在这个时间，上诉人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取得杨某3遗产的继承权，而实际的遗产（包括银行存款单、银行卡、房屋动迁手续、房屋钥匙等以及杨某3的身份证、火化证明等）完全掌控在许某2、许某1手中，从杨某3死亡到火化，又到签订“协议书”，都是由许某2、许某1操控并采取欺骗、胁迫的方式形成的。“协议书”是许某1、许某2事先操控打印好的，其内容根本没有跟上诉人商量，是许某2以“谁不签字就没有谁的份”这种胁迫语言签的字。当时，许某2、许某1获取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第二天一起共同去办公证，从而达到他们非法占有遗产的目的，而且，当时上述7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继承权和具体份额，由于当时怕没有份，上诉人、杨某2、杨某1、高某在他们的逼迫下才签的字。6月5日公证处告知这份“协议书”不能公证，因为除了上诉人外，其他人根本没有继承资格和继承权利，许某2、许某1、孙某他们6人没有继承权当时是知道的。我国法律规定：“遗产分配协议书”的订立，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继承顺序，属于符合继承主体资格的继承人，通过协商达成继承遗产分配的协议。而本案中，这份“协议书”，从订立的格式和内容上，是以“遗产分配”为名称，协议当事人都是以“继承人”作为协议主体，而事实是：除上诉人之外，其他6名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继承资格，无权继承杨某3的遗产。“协议书”中涉及购买墓地等问题，根本没有与上诉人协商，完全是许某2、许某1、孙某他们早有预谋事先打印在“协议书”中的。庭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杨某3生前早已经在塔山公墓为女儿杨宁、妻子孙淑芹（包括杨某3自己）购买了2块墓地，其女儿杨宁、妻子孙淑芹早已安葬在此，虽然四平市铁东区政府在2018年9月份作出关停公告，只是不能继续出售墓地，根本没有对已经购买安葬的墓地不允许继续安葬作出规定，而且，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4月份之后，其他人仍然在已经购买的墓地安葬逝人。因此，“协议书”中订立用杨某3的遗产在万芳园另行购买墓地包括预留费用，违背死者杨某3的意愿。庭审中，许某1、许某2也拿不出死者杨某3的委托书和相关证据证明，“协议书”完全是许某1、许某2为了达到非法占有遗产的个人行为。原审法院明知道这份“协议书”签订在先，公证书在后，已经认同公证书的法律效力，也知道该“协议书”是无效的，却偏偏认为分配财产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把上诉人被欺骗被误导的事实认定为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这些真实的事实，上诉人庭审中已经举证，一审法院实属故意错误认定。2.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也是许某1、许某2事先打印好的，其内容根本也没有与上诉人协商，而且上面只有上诉人自己一个人签字，没有其他6个人签字，按照法律规定，这根本就不是“协议书”，只是许某1、许某2利用欺骗和胁迫的手段获取上诉人签字的一张凭证，许某1、许某2为了达到非法占有遗产的目的，明明知道公证书之前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也知道他们没有继承权，为了拿着公证书到银行取款占为己有，才再次骗取上诉人签字，所采取的手段跟第一次一样，用不签字就不给分钱进行胁迫。庭审中，按照举证的名称，上诉人把这份“遗产分配协议书”称之为“协议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订立达成的书面协议，从合同成立要件上和具体要求上，这份“协议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订立要求，根本就不是合同。3.原审法院评判认定：“这2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体现了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综合被继承人杨某3生前被6被告照顾的实际情况对各被告分配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于事实于法都无据，完全是主观臆断。上诉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错误，如果上诉人愿意把继承杨某3的遗产分给其他人，只能是法律上的赠予行为，达成的也只能是赠予协议，而且，赠予行为应当是上诉人的主动行为，不应该用欺骗、胁迫的方式，事先未经商量，逼迫上诉人在打印好的“协议书”上签字。杨某3生前被6被告照顾不是法定理由，以“照顾”为理由认定“协议书”有效，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4条对酌情分得遗产权作了具体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根据上述规定，只能是对被继承人尽了扶养的人，才可以对继承人以外的尽了扶养的人有适当的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照顾不是法定理由，杨某3生前根本不存在被扶养的事实。通过以上事实和证据，本案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作为根本不具有继承主体资格更没有合法继承权的许某2和许某1，在杨某3死亡后，为了达到非法抢占遗产的目的，采取欺骗胁迫的不法手段，先将杨某3的遗产证明和手续抢先控制，以阻止杨某3火化为由，逼迫上诉人陆某与杨某2、杨某1办理委托，由于陆某不同意委托，许某2和许某1用欺骗的方式，在根本没有商量的情况下，以谁不签字就没有谁的份为由，欺骗胁迫上列其他当事人在事先打印好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上签字，许某2和许某1在公证处得知没有继承权之后，继续以不签字就不给分钱为由，欺骗上诉人陆某在第二份事先打印好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上签字，擅自强行私分并占有属于上诉人陆某应当继承的遗产。假如上诉人自愿将继承杨某3的遗产赠予给其他6人，为什么杨某3的百万元遗产加房屋，只得到6万元？这本来是一起没有继承资格、没有继承权的案外人，采取非法强行占有、操控、阻止、欺诈、胁迫等不法手段，获取了不合法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可是，原审法院竟然不顾案件事实，以无法无据的理由，认定合同有效，如此之荒唐。案件源于杨某3死亡后的遗产而产生，作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按照公证书确定的上诉人是唯一合法继承人，2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完全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不合法，6名被上诉人没有继承资格和继承权，确认2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诉请。二、原审法院故意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的规定，错误的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第10条规定，并且滥用其他司法解释作为判决依据，属于故意错判的行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是对侵权行为的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对继承纠纷中的侵权行为法律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第一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是2019年6月4日形成的，第二份所谓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是2019年6月18日只有上诉人陆某自己签名，不属于合同。上诉人是在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愿签的字，其遗产分配内容包括遗产的处分，既不合法也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的规定，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确认合同无效。（二）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公证书已经明确载明：杨某3无遗嘱也无遗赠扶养协议。本案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6人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的法定顺序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6名被上诉人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的合法顺序继承人。（四）错误的引用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一司法解释，是在监护问题中对监护人作出的规定，本案死亡人杨某3与本案6名被上诉人不存在监护关系也不存在扶养关系，该条款与本案继承一案无关。（五）滥用举证规则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一法律规定不适用本案，理由是：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民事行为完全都是在许某1、许某2的操控、欺骗、胁迫的情况下出生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否则，怎么可能只收到6万元钱？其次，继承权、遗产分配不是上诉人说了算，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原审法院在第一点评判本院认为中，依据本案事实和公证确认上诉人是唯一合法继承人，却错误地滥用法律支持无效的“协议书”，明显显失公正。 许某1、许某2、孙某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事实全部为其主观认定，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首先，上诉人已就杨某3的遗产问题（包括遗产继承权、返还财产等案由）提起数次诉讼，但都以败诉为结果，且多次诉讼的本质都是杨某3的遗产继承问题。上诉人对多次诉讼的案由、当事人进行改变，但是无论怎么变都是以杨某3的遗产为目的，本质已经是对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故意规避，人民法院不应再受理其案件。其次，作为应诉方，答辩人应诉参与庭审已经多次陈述过事实，且在多次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都没有主动陈述过其受到欺诈、胁迫，上诉人代理人称答辩人对上诉人采取的欺诈胁迫手段也完全没有拿出确切证据。上诉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能够对作出的每一个决定负责，现在上诉人简单地、毫无证据的用“他人欺诈、胁迫我作出决定的”理由对已经作出的决定反悔，主张其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本质就是对于法律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原则的否认，更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亵渎。如不想承担责任了就不承担责任，不想履行承诺就反悔，拒不承认，那么社会公平何在？制定法律的意义何在？人类社会以何种方式维持平衡？另外，上诉人以大篇幅论述上诉人不知道被继承人遗产的情况、不清楚自己是否有继承权，且受到答辩人的胁迫故而同意签订了协议书，在（2019）吉0303民初2232号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中0097页倒数第4行中有下列论述：审判员问：遗产分配协议怎样形成的？原告答：当时原告委托许某2办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到场签订了遗产分配协议，字都是各自签自己签的，公证时人都去了，公证是在签完遗产分配协议之后。0098页被告答：6月4日他们一起研究签的协议，6月6日去公证的，之后原告将所有钱全部取出来，6月18日把钱都分了，领完钱都签字按手印了，原告答：过程是对的，遗产协议书上的字都是各自签的名，在签字时知道每人分多少钱。该部分论述中，上诉人已经承认了遗产分配协议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曾经多次研究、见面，且在分配期间多次在公共场合办理相关事宜，如答辩人真的对其进行胁迫，为什么上诉人没有选择报警？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难道连报警和求助都无法做到吗？且上诉人不清楚其是否有继承权为什么还参与到遗产分配中来？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被欺诈胁迫的说法毫无证据，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不应采信。二、遗产分配协议书系签订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已经履行，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毋庸置疑，且上诉人提出遗产分配协议书应确认无效的请求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予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状中称协议书完全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各个条款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是本质上都是该协议书中的条款，即如上诉人对某一条不同意，就不可能同意签署该协议。且协议书中各条都是经过协议签订各方研讨的，协议中约定的保管财产及墓地管理相关事宜也是经过各方当事人同意的，那么现在上诉人以种种理由想要反悔，其行为本质上就是对法律规定及社会道德的违背，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上诉人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是经由各方利害关系人共同达成的协议，协议的签订代表该协议是签订协议各方及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答辩人许某1也履行了协议约定的遗产保管人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许某1是遗产保管人，遗产保管人既是可以是继承人，也可以是遗嘱执行人，还可以是其他人。被告许某1履行的权利义务是遗产管理人特征的第二款，妥善保管遗产是遗产保管人的法定义务。遗产分配协议的设立是为保障各自的合法权益、实现共同利益、愿望，经协商而达成一致后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2019年11月5日上诉人以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将答辩人许某1诉至法院。依据2019年12月26日，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303民初22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第3页，“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是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陆某等七人协商后签署的，陆某等七人均同意将20年后墓地预留管理费用30万元，火化证、安葬费等手续的保管权均授予许某1，且陆某等七人在6月18日已将协议书内容，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请。”依据2020年1月19日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3民终59号民事裁定书第8页，“本院认为：陆某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许某1返还其保管的遗产人民币30万元，以及返还火化证、安葬证等相关手续，本案一审中陆某再自行举证2019年6月4日《遗产分配协议书》时，称原告（陆某）当时不懂法的情况下，在被告许某1的哥哥许某2和被告的操作下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二审中上诉人陆某对遗产分配协议书的效力产生质疑，认为协议书不是上诉人陆某的真实意愿。而该分配协议书关于涉及财产的所有和支配权利。陆某对相关协议书效力持有异议，又依据协议书主张返还财物于法无据。故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已经多次就该协议书及遗产问题进行诉讼，人民法院多次以上诉人证据不足、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为由未支持上诉人诉请，而本次上诉中上诉人仍然未能提出相关证据及事实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三、上诉人称其行为应当系赠与行为，但是无论是赠与还是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都应当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疑，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了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么就应当对其行为负全部责任，即无论该笔财产以什么名义分配、以什么方式分配，都是上诉人的主动行为，上诉人都应为其行为负责。原审判决的综合评判第二点“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杨某3于2019年4月14日去世，在杨某3去世时，原告陆某即已经取得了杨某3遗产的继承权。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4日及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体现出了原告陆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综合被继承人杨某3生前被六被告照顾的实际情况对各被告分配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陆某主张这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系在被欺骗和误导的情况下签字产生，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仅以‘不懂法’为由，主张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同时主张对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予以撤销，诉请相互矛盾。2019年6月6日四平市英城公证处出具（2019）吉四英城证内民字第418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的申请人为原告陆某，且在2019年6月5日公证询问笔录中工作人员明确询问了被继承人杨某3的遗产范围，原告陆某明确了公证书中公证的现金遗产共计1076240.16元，并在被询问人签名、盖章或捺印处由陆某本人签字捺印，证明原告陆某对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的个人遗产内容均知晓，且明确要求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所列的遗产由其继承。原告陆某又于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了被继承人杨某31076240.16元现金遗产的分配内容。而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系在公证之后，原告陆某在公证书中表示继承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的遗产后，又将所继承的遗产共计1076240.16元现金分配给本案中的六个被告，该分配行为应认定为原告陆某对自己所继承的遗产的另行处理，亦是对2019年6月4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内容的再次确认，且原、被告双方已按协议内容实际履行完毕，且原、被告签订的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及原告2019年6月18日签字确认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内容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原被告双方按照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取得的各项财产均属按照有效协议履行的结果，故对原告陆某要求确认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要求被告许某2、许某1返还杨某3的遗产银行存款21万元，要求被告孙某返还遗产银行存款15万元，要求被告杨某1、杨某2、高某返还遗产银行存款18万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认定的有理有据，应当予以维持。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不存在监护关系也不存在抚养关系，但是事实上上诉人也并未与被继承人杨某3存在扶养关系。关于该主张的事实为上诉人系杨某3的继母，事实是上诉人陆某虽然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没有尽到对被继承人杨某3的抚养义务，因被继承人杨某3的父亲杨春江是非正常死亡，而是卧轨死亡，原因是上诉人在跟杨春江共同生活时，不守妇道，造成此悲剧的发生。杨春江离家出走后4、5天后死亡，上诉人陆某没有在这4、5天寻找，是许某2和近亲属找到了杨春江的尸体并处理。所以家族内部一致协议，被继承人杨某3的遗产该这样分配。且杨某3从小就在许某1、许某2的父母家里长大，上诉人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综合上述的原因，才形成了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上诉人是同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在（2019）吉0303民初2232号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中0097页第11行审判员问：上诉人和杨某3父亲结婚时是什么时候？上诉人答1964年结婚，结婚时杨某313岁，高某7岁，当时高某5岁时在其大爷家生活，两年后与杨某3父亲和上诉人处生活，杨某3从小在许某1家居住。并且，杨某32017年5月5日入住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医患协议书，乙方：患者或陪护亲友签字为孙某，患者知情同意权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签名：孙某。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患者授权亲属签名：孙某，杨某32018年6月24日入住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神经内一科自费项目告知书，患者家属签字：孙某。杨某32019年1月5日入住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入院记录，患方签字确认许某1签字，患者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患者与患者家属签字许某1签字；患者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签字许某1；医患协议书乙方：患者或陪护亲友签字：许某1；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患者授权亲属签名：许某1；病危（重）通知书家属签字：许某1，两个患者亲属签名都是本案的被告，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继承人杨某3生前的一切事务都是由坐在被告席上的许某1、孙某在照顾、打理，包括庭审笔录中孙某的证言，王跃林的证言，董良芳的证言、李淑华的证言，张玉霞的证言，周丽娜的证言，都说明了真正照顾和管理的人都是许某1。上诉人没有对被继承人有过抚养和照顾的行为，且真正对于杨某3有过扶养、照顾的系许某1母亲及许某1等人，故原审法院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五、关于遗产的保管权及保管内容。首先，该部分的事实为：被继承人杨某3一家三口墓地的使用权为20年，经杨某3的亲属（包括本案的原告）协商，一致同意预留30万元作为20年后墓地管理费用，在被告的保管期间，如原告有理由认为其不胜任或不适合或不称职的行为，可以诉至法院申请变更遗产保管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不是保管合同，被告在此协议中是遗产保管人的身份，故不属于一般的保管合同范畴，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返还原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还给原告，以占有、占用原物为前提的，应当返还，被告没有占有、占用的目的拒不返还，而是接受了原告及遗产的利害关系人的委托保管遗产的，故原告提出的非法占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遗产分割协议书设立第一项、第二项的性质是被继承人杨某3的亲属的综合意思表示，是平等自愿的，作用是让继承人和有利害关系人都有心理安慰，20年后杨某3全家三人的墓地管理费由公平公正的人妥善保管，是经过杨某3的亲属协商，才一致同意被告许某1来保管，20年后的墓地管理费用及相关遗产、手续，通过庭前调取材料杨某3一家三口的墓地安葬证持证人全部为许某1，如果只是将财产还给继承人，那么该财产的性质则变为杨某3的遗产，显然和遗产分配的目的不符，保管的遗产也不复存在，无法达到遗产分配协议中为杨某3一家管理墓地的约定，故该财产只能保管不能变更性质，也不能使用，只能变更保管人，不能作为原告个人继承的遗产直接返还。因此根据继承法第24条之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法律规定应依法驳回此诉请。六、在原审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1、高某的质证意见相同，这点令人存疑。在本案中，上诉人陆某将六被上诉人诉至法院，那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当是存在争议的，既存在争议又怎能全部认同对方的想法呢？从这点看来，上诉人的诉讼动机不纯，难道是仅仅为向三答辩人主张权利而提起的诉讼吗？如其只对三答辩人主张权利，那么即可以认定上诉人与另外三名被上诉人有串通的嫌疑，以同时将协议中所有受益人全部起诉为名，而实际仅仅针对三答辩人而发起的虚假诉讼。从这一推论上看，上诉人对于将遗产分给另外三名被上诉人是认可的，仅仅是不想承认协议书效力，想要将三答辩人的分得部分追回。但是从法理上来讲，上诉人的这种行为仍然是对其签订的协议的部分予以认可的，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欺诈、胁迫其签订协议。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前后矛盾，其说法完全不足以采信。另外，上诉人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不仅仅体现在本案中，在（2019）吉0303民初2232号民事判决中，该案也是就杨某3的遗产分配产生的纠纷，本案被上诉人高某在此案中担任了本案上诉人陆某的代理人，虽然在两案中高某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本案事实不应发生改变。纵观上诉人因杨某3遗产问题提起的几次诉讼，被上诉人高某的叙述却多次发生改变，这足以证明其叙述不足以采信，其陈述的事实也不应完全予以采信。综上，原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原审判决。 高某辩称，没有可说的。 杨某2辩称，没什么可说的。 杨某1辩称，没意见。 陆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陆某是死亡人杨某3的合法继承人；依法确认位于四平市铁东区华亿嘉苑9号楼4单元102中门拆迁安置回迁房屋（面积为40余平方米，尚未办理房照）为死亡人杨某3的遗产；判决死亡人杨某3的该房产、银行存款1076240.16元、抚恤金、丧葬费等全部遗产由原告继承。二、依法确认被告许某2、许某1以欺骗的方式骗取原告陆某及其他被告于2019年6月4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三、依法确认原告陆某被欺骗于2019年6月18日签字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四、依法确认被告许某2、许某1用欺骗的方式作为死亡人杨某3、杨宁、孙淑芹购买墓地、支付20年后墓地保管费为理由，非法占有死亡人杨某3遗产40万元，判决被告许某2、许某1返还给原告。五、依法判决被告许某2、许某1非法领取死亡人杨某3的抚恤金、丧葬费返还给原告。六、判决被告许某2、许某1非法分配占有死亡人杨某3的遗产银行存款21万元、被告孙某非法分配占有死亡人杨某3的遗产银行存款15万元、被告杨某1、杨某2、高某非法分配占有死亡人杨某3的遗产银行存款18万元，返还给原告。案件受理费由六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陆某与杨春江于1964年结婚，二人均系再婚。高某系陆某与前夫之女，杨某3系杨春江与前妻之子。陆某与杨春江婚后生育二子杨某1、杨某2。杨春江于1982年去世。杨某3与孙淑芹系原配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杨宁。杨宁于2012年9月27日去世，杨宁生前未婚、无子女。孙淑芹于2017年4月14日去世，杨某32019年4月14日去世，杨某3在孙淑芹死亡后未再婚。杨某3生母亦先于其死亡。许某2、许某1为杨春江胞妹杨春芝的子女。孙某系孙淑芹的侄女。2019年6月4日，陆某、杨某1、杨某2、高某、许某1、许某2、孙某签订“遗产分配协议书”，载明：“因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遗嘱，经协商，达成如下遗产分割协议：遗产共计1076240.16元，其中100万元进行遗产分配，剩余76240.16元及利息作为其他费用（办理公证等相关费用）。一、在万芳园买两块墓地，用于三人安葬。迁坟安葬费用预留10万元整（拾万元整）。二、墓地使用权为20年，20年后墓地管理费用预留30万元整（叁拾万元整），由许某1保管，火化证、安葬证等一切手续均由许某1保管。三、继承人：陆某、杨某2、杨某1、高某平均分配24万。四、继承人：孙某分配15万。五、继承人：许某1、许某2平均分配21万。六、以上商议已由共同商议表决无异议。七、此协议一式七份，签字盖章有效，并起法律效力”。陆某、杨某1、杨某2、高某、许某1、许某2、孙某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按印。2019年6月6日吉林省四平市英城公证处出具（2019）吉四英城证内民字第418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申请人为陆某，公证证明被继承人杨某3的以下遗产应由其继母陆某继承：“在中国银行的长城借记卡号62179006000********，核心储蓄产品主账户号1636********，册号-序号：001-4产品类型：【59440028】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册号-序号：001-5产品类型：【59440028】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册号-序号：001-6产品类型：【59440028】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册号-序号：001-7产品类型：【59430026】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伍佰贰拾元整；主账户号1604********，册号-序号：001-3产品类型：【59203387】人民币陆万元整；册号-序号：001-4产品类型：【59203386】人民币玖万柒仟贰佰叁拾肆元壹角贰分；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分别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账号22062893852********；人民币壹仟捌佰零伍元柒角，卡号：62170008400********；人民币壹佰壹拾贰元玖角玖分，卡号：62228008403********；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余额为人民币肆万肆仟肆佰壹拾元壹角玖分，卡号：62305205500********；在吉林银行的存款人民币叁万零壹佰伍拾柒元壹角陆分，账号：2033610********，凭证号：6228655500010873XXX。”以上款项合计1076240.16元。2019年6月18日由陆某签字按印确认的“遗产分配协议书”载明：“继承人陆某已办理了遗产公证，现继承人陆某所继承的遗产分配如下：遗产共计1076240.16元，其中100万元进行遗产分配，剩余76240.16元及利息作为其他费用（办理公证等相关费用）。一、在万芳园买两块墓地，用于三人（杨某3、孙淑芹、杨宁）安葬。迁坟安葬费用预留10万元整（拾万元整）。二、墓地使用权为20年，20年后墓地管理费用预留30万元整（叁拾万元整），由许某1保管，火化证、安葬证等一切手续均由许某1保管。三、陆某、杨某2、杨某1、高某平均分配24万。四、孙某分配15万。五、许某1、许某2平均分配21万。”在尾页处由高某签字并按印确认已领取6万元，陆某签字并按印确认已领取18万元，孙某签字并按印确认已领取10万元，时间为2019年6月22日。另查明，杨某3曾于2010年1月9日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四平市华亿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182的产权调换协议书，后杨某3依据该产权调换协议书安置回迁至四平市铁东区华亿嘉苑9号楼4单元1楼中门房屋，因该房屋系回迁房，当时未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截至起诉之日，该房已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条件。杨某3的丧葬费为1200元，抚恤金为24010.5元，个人账户余额2535.73元，以上共计27746.23元由许某2领取，该笔款项现存放在许某1处。 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陆某为被继承人杨某3的唯一法定合法继承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被继承人杨某3去世时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继承。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被继承人杨某3生父母及长女均先于其死亡，杨某3生前在配偶孙淑芹死亡后至其死亡时未再婚，长女杨宁生前未婚无子女。原告陆某为被继承人杨某3的继母。陆某与杨某3已经形成了事实与法律意义上的继母子关系。本案中，原、被告均对（2019）吉四英城证内民字第4185号公证书真实性及内容无异议，且办理公证时，是原、被告双方相约后一起去的公证处，公证结果即被继承人杨某3的遗产应由继母陆某继承，双方是知晓的，六被告对原告与被继承人杨某3存在抚养关系以及公证的有关事项均未提出异议，且有被继承人杨某3原始工作档案载明原告陆某与被继承人杨某3是继母子关系在卷佐证，表示原、被告双方对原告陆某与被继承人杨某3的抚养关系的认可，故应认定本案原告陆某系被继承人杨某3的唯一法定的合法继承人。二、2019年6月4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及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原告陆某要求确认上述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请求予以撤销的诉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杨某3于2019年4月14日去世，在杨某3去世时，原告陆某即已经取得了杨某3遗产的继承权。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4日及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体现出了原告陆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综合被继承人杨某3生前被六被告照顾的实际情况对各被告分配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陆某主张这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系在被欺骗和误导的情况下签字产生，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仅以“不懂法”为由，主张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同时主张对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予以撤销，诉请相互矛盾。2019年6月6日四平市英城公证处出具（2019）吉四英城证内民字第418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的申请人为原告陆某，且在2019年6月5日公证询问笔录中工作人员明确询问了被继承人杨某3的遗产范围，原告陆某明确了公证书中公证的现金遗产共计1076240.16元，并在被询问人签名、盖章或捺印处由陆某本人签字捺印，证明原告陆某对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的个人遗产内容均知晓，且明确要求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所列的遗产由其继承。原告陆某又于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了被继承人杨某31076240.16元现金遗产的分配内容。而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系在公证之后，原告陆某在公证书中表示继承被继承人杨某3在公证书中的遗产后，又将所继承的遗产共计1076240.16元现金分配给本案中的六个被告，该分配行为应认定为原告陆某对自己所继承的遗产的另行处理，亦是对2019年6月4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内容的再次确认，且原、被告双方已按协议内容实际履行完毕，且原、被告签订的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及原告2019年6月18日签字确认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内容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原被告双方按照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取得的各项财产均属按照有效协议履行的结果，故对原告陆某要求确认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要求被告许某2、许某1返还杨某3的遗产银行存款21万元，要求被告孙某返还遗产银行存款15万元，要求被告杨某1、杨某2、高某返还遗产银行存款18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2019年6月4日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中关于杨某3、孙淑芹、杨宁迁坟安葬费用预留10万元整及20年后的墓地管理费预留的30万元系遗产分配协议中的具体内容，且在2019年6月18日“遗产分配协议书”中由原告陆某再次予以确认。庭审中，被告许某1举证的安葬及购买墓地的票据亦与预留的迁坟安葬费用相符，且已用于被继承人杨某3一家三口安葬事宜，故原告陆某要求返还该10万元及20年后墓地管理费3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三、坐落于四平市铁**华亿嘉苑**楼****中门房屋的相应财产权利应认定为被继承人杨某3的遗产，应由原告陆某继承。涉诉房屋虽在被继承人杨某3死亡时未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但被继承人杨某3生前已根据产权调换协议书安置回迁至四平市铁东区华亿嘉苑9号楼4单元1楼中门房屋，并已实际入住，且该房屋在起诉时已能办理产权登记，被告仅以该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为由抗辩不应按遗产处理，在被继承人已经死亡，所涉不动产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发生继承纠纷法院不处理的情况下，会导致该房屋上的相应财产性权利无主，故该房屋中相应的财产性权利应由原告陆某继承。四、丧葬费1200元归原告陆某所有；抚恤金24010.5元由原告陆某分得12005.5元、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各分得6002.5元；杨某3个人账户余额2535.73元由原告陆某依法继承。经庭审核实，四平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被继承人杨某3养老待遇终止一次性结算确认单中所列项目丧葬费1200元、抚恤金24010.5元、个人账户余额2535.73元，以上共计27746.23元均由被告许某2领取，由被告许某1自认以上27746.23元在自己处。丧葬费是对死者近亲属处理死者丧葬事务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本案被继承人杨某3的丧葬花销已由被告许某1从“遗产分配协议书”中约定预留的10万元支付给垫付人，因丧葬费已从遗产中支付，故原告陆某要求返还丧葬费的诉请，予以支持。被告许某1应将1200元丧葬费返还给原告陆某；抚恤金是死者的用人单位向死者的近亲属发放的费用，具有物质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抚慰的性质。抚恤金不是遗产，但为定纷止争，应参照遗产的分割方式分割。抚恤金是给死者近亲属的补偿。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明确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照近亲属及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酌定由原告陆某分得12005.5元，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各分得6002.5元，因被告高某未举证证明其与被继承人杨某3系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故被告高某不应分得抚慰金。被告许某1应将抚恤金24010.5元返还给原告陆某12005.5元，返还给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各6002.5元；被继承人杨某3个人账户余额2535.73元应属于杨某3的遗产，由原告陆某依法继承，被告许某1应将2535.73元返还给原告陆某。判决：一、原告陆某是被继承人杨某3的唯一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杨某3遗留的坐落于四平市铁东区华亿嘉苑9号楼4单元1楼中门房屋上相应财产性权利应系杨某3的遗产，该房屋上的相应财产性权利由原告陆某继承。二、被继承人杨某3的丧葬费1200元由被告许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给原告陆某；被继承人杨某3的抚恤金24010.5元由被告许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陆某12005.5元，给付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各6002.5元。三、被继承人杨某3在养老待遇终止一次性结算确认单上的个人账户余额2535.73元由原告陆某继承，该款由被告许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陆某。四、驳回原告陆某关于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44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陆某负担6997元，被告许某1负担247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许某1、许某2、孙某提交了一份四平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出具的介绍信复印件。对该份介绍信的真实性上诉人及其他被上诉人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陆某主张其在不懂法、不知道继承权属的情况下被欺骗、被胁迫在《遗产分配协议书》上签字，不懂法、不知道继承权属并非认定合同无效或合同被撤销的法定事由，上诉人陆某一、二审期间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被欺诈、被胁迫的事实。本案中，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上均有陆某本人的签字，上诉人陆某本人亦亲自去公证处办理的公证，2019年6月6日的（2019）吉四英城证内民字第4185号公证书也写明申请人仅为陆某一人，证明被继承人杨某3的上述遗产应由其继母陆某继承。该公证书2019年6月6日由陆某本人签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诉人陆某主张对公证书内容不知情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时间在公证书之后，协议书上写明：“继承人陆某已办理了遗产公证，现继承人陆某所继承的遗产分配如下：……”，由此可知，签订该份《遗产分配协议书》时，陆某明知其是杨某3唯一继承人，其将所继承的遗产再度进行分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其中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在签订时因除陆某外其余人员并非被继承人杨某3的继承人，也未明确写明继承人陆某对其所继承的遗产进行分配，故应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而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明确写明：“继承人陆某已办理了遗产公证，现继承人陆某所继承的遗产分配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2019年6月18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中继承人陆某已对其继承的遗产进行了处分，处分内容与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一致，故应认定权利人陆某对2019年6月4日的《遗产分配协议书》进行了确认，故两份《遗产分配协议书》均为合法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遗产分配协议书》为陆某将自己继承的遗产分配给他人，且受赠人已接受，应属于赠与合同。在协议书中为特定用途预留部分金额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庭审时，当事人均表明协议中约定的遗产1076240.16元已经分配完毕，权利已发生转移，故陆某无权撤销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对上诉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陆某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8元，由陆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王月光 审 判 员  崔巍巍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孟姗姗 书 记 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