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25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坤，男，汉族，1970年11月25日生，住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勇，河南高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国，男，汉族，1976年3月20日生，住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东，男，汉族，1972年7月28日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系刘传国堂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张连坤因与被上诉人刘传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连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勇，被上诉人刘传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连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被上诉人支付7312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2、罗眼镜的80000条编织袋及三姨的70000条编织袋的货款不是刘传国代为收取的，认定错误。两人的身份不明，被上诉人未提供罗眼镜和三姨的收货清单及支付货款凭证，记账本存在涂改现象。刘传国答辩称，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在庭审中张连坤承认仓库租赁费及7次卸车费由其支付。被上诉人帮上诉人卖编织袋后，又帮上诉人回收货款，把委托销售记录本给上诉人看，说明双方是委托销售关系。上诉人主张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合同等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一审已查明罗眼镜和三姨的身份。贺某、贺仁秀证明其与上诉人联系购买，由被上诉人送货，货款直接与上诉人结算完毕。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源于记账本，不存在记账本不真实。张连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301250元货款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连坤与刘传国亲属贺某、贺仁秀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张连坤在信阳租赁了万德霞的仓库，约定每年租金为16000元，该笔租金由刘传国垫付。2017年2月至11月，张连坤先后向该仓库发货1773000条编织袋，均由刘传国接收。根据张连坤提交的“2017全国正表”中显示，“90型号”的编织袋单价,0.3元每个；“103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1元每个；“105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2-0.43元每个；“108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3-0.44元每个；“111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5元每个。其中“103型号”、“105型号”、“108型号”的编织袋居多。根据张连坤提交的由刘传国本人书写的15张条子，其中记载了部分出单明细及款项结算情况。该15张条子中记录：“103型号”编织袋单价0.41元；“105型号”编织袋单价0.42元；“108型号”编织袋单价为0.43元；2018年后“每条袋子加一分”；2017年4月“卖给罗眼镜60×105.70000条60×108.10000条没收钱”、“罗眼镜钱是自己给的”；2017年4月22号-27号出单“7万条三姨转给张某229400元”。张连坤陈述，张某2是其二妹夫，二人共同经营编织袋生意，发给刘传国的1773000条编织袋中包含有张某2发货的部分。张连坤陈述其与贺某、贺仁秀2005年左右开始合作，与“罗眼镜”合作也有七八年了。另查明，证人贺某出庭作证。贺某陈述其与贺仁秀一起从涉案仓库里拉了70000条袋子，金额是29400元，钱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的，不是给张连坤就是给张某2了，付款时间是2017年5月份。还在该仓库里拉了286000条袋子，卖了198000条，剩下的袋子转到张某2的仓库了，总共付的金额记不清楚，但钱都付给张连坤了，有转账也有现金。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2018年8月20日，其与刘传国一起办事，刘传国到信用社取了30000元现金，到怡家花园宾馆一楼大厅交给张连坤，整个过程其均在场。王某陈述刘传国是卖编织袋的。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其陈述2017年7月10日，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刘传国向其借了13000元说是要交给自己的老板。其和刘传国一起到酒店送钱，当时其坐在车里看到刘传国把钱交给一个人，距离大概六七米，整个过程时间不超过一分钟，酒店门口收钱的那个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连坤。刘传国当庭出示记账本，在一页纸的背面记载有“7月10日换电瓶给张连坤现金13000”字样。张连坤当庭口头申请对该笔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庭审辩论结束前又表示不再鉴定，请法院判定该13000元的付款情况是否属实。又查明，贺某、贺仁秀与张连坤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2月7日，贺某、贺仁秀与张连坤结算后欠张连坤货款2290000元，后二人支付部分货款，仍欠张连坤1444800元。2018年，贺某、贺仁秀陆续向宋亮亮购买编织袋，并于2018年6月18日与宋亮亮结算后欠宋亮亮585000元，后二人支付部分货款，仍欠宋亮亮485000元，宋亮亮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张连坤。张连坤于2019年11月14日诉至本院，要求贺某、贺仁秀支付上述欠付货款共计1929800元。贺某、贺仁秀对上述欠款没有异议，平桥区法院作出（2019）豫1503民初865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贺某、贺仁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连坤支付货款19298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有：1、编织袋总金额价值743050元；2、刘传国已经与张连坤结算款项441000元；3、刘传国代张连坤支付租金16000元；4、刘传国于2018年1月4日、2月1日、3月25日、4月7日分别通过微信、银行分四笔向张连坤转账42000元；4、2017年8月刘传国在怡家花园向张连坤支付现金30000元；5、刘传国代张连坤支付的卸车费、运费等7930元。且上述第2-5项款项，原告同意在第1项总金额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1、编织袋总金额价值743050元；2、刘传国已经与张连坤结算款项441000元；3、刘传国代张连坤支付租金16000元；4、刘传国于2018年1月4日、2月1日、3月25日、4月7日分别通过微信、银行分四笔向张连坤转账42000元；4、2017年8月刘传国在怡家花园向张连坤支付现金30000元；5、刘传国代张连坤支付的卸车费、运费等7930元。上述事实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上述第2-5项款项应从第1项总金额中予以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二、贺某、贺仁秀、“罗眼镜”三人的货款应如何处理；三、2017年7月10日刘传国是否向张连坤支付了13000元现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连坤主张其与刘传国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刘传国主张其与张连坤之间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各执一词，但都没有书面的合同予以证实，因此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行为习惯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第一，刘传国认可收到张连坤1773000条编织袋，后又通过银行转账多次向张连坤付款，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第二，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相关陈述，不排除刘传国有接受张连坤委托代其处理买卖事务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一）张连坤认可刘传国为其垫付了房租费16000元，证明该仓库实际是由张连坤租赁，符合刘传国陈述的“张连坤在信阳租仓库”的事实。如果双方仅仅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该仓库应由刘传国租赁更符合常理，由张连坤租赁仓库来存放刘传国的货物有悖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二）张连坤本人不在信阳居住，其在信阳开展了很多业务，有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事务的客观需求。（三）在刘传国手写的记账单中有“卖给罗眼镜没收钱罗眼镜的钱是自己给的”、“7万条三姨转给张某229400元”等字样，若刘传国的行为不受张连坤的约束，其没有理由在卖出编织袋后不收取货款而任由买家将货款支付给他人，因此可以认定刘传国有按照张连坤的指示让买家取货的受托行为。综上，根据原、被告现有的证据及陈述，张连坤与刘传国之间的行为性质复杂，既有买卖合同关系，也有委托合同关系，不能单纯地认定为某一种法律关系。但无论是何种法律关系，均不影响刘传国向张连坤支付货款或者将其代为收取的财产转交给张连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张连坤陈述，其与贺某、贺仁秀在2005年就有合作，与“罗眼镜”合作也有七八年了。结合刘传国记账单中记录的情况，“卖给罗眼镜60×105.70000条60×108.10000条没收钱罗眼镜的钱是自己给的”、“7万条三姨转给张某229400元”，可以认定“罗眼镜”的80000条编织袋及“三姨”的70000条编织袋的货款不是由刘传国代为收取的。虽然张连坤提交该证据的目的是用于证明刘传国认可编织袋的价格，但是因该证据的不可分割性，该证据上记载的其他内容也应当视为张连坤认可的事实，因此张连坤不能向刘传国主张上述两笔货款，即“罗眼镜”的货款33700元及“三姨”的货款29400元应当从编织袋总金额743050元中扣除。根据证人贺某的证言，她于2017年从张连坤的仓库中拉走286000条编织袋属实，贺某本人也认可这批编织袋的所有权人是张连坤而非刘传国。刘传国陈述其未收到该笔货款，贺某也陈述其未向刘传国支付货款，而是将货款支付给了张连坤或张某2，鉴于贺某与张连坤之间有长期合作关系，确实存在向张连坤直接付款的可能性，因此该笔货款也不宜认定为已由刘传国代为收取。若张连坤确未收到上述286000条编织袋的货款，可另行向实际买受人主张权利。该286000条编织袋货款合计120000元应从编织袋总金额743050元中扣除。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证人张某1当庭陈述2017年7月10日从刘传国处接收13000元现金的人就是张连坤本人。结合刘传国在记账本上记录有该13000元的付款情况以及双方之间曾经也有交付现金但不出具凭条的习惯及事实，本院对刘传国于2017年7月10日向张连坤交付13000元现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可在结算过程中将该款项予以扣除。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被告刘传国应当支付给原告张连坤的货款为10020元。（743050元总货款－441000元原告认可已收货款－16000元房租－7930元卸车费运费－85000元现金或微信转账－贺某货款120000元－“三姨”货款29400元－“罗眼镜”货款33700元=1002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传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连坤支付货款10020元；二、驳回原告张连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818元减半收取2909元，由原告张连坤承担2000元，被告刘传国承担90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连坤提供以下证据：1、张某2证明及其尾号为3717的银行卡2017年账户往来流水，拟证明贺仁秀没有给张某2转七万条编织袋的钱，张某2也不知道这回事；2、罗鑫的微信聊天截屏，证明其没有收到刘传国编织袋8万条，其父亲也不认识刘传国；3、张连坤尾号为1696的银行卡2017年账户往来流水，拟证明张连坤未收到何仁秀转款29400元；4、2017年6月6日、2016年5月15日洛阳市蓝翔编织厂发货清单各一张，购货单位为罗鑫，发货人为张连坤，拟证明张连坤和罗鑫有直接买卖关系，罗鑫向张连坤打款34500元是支付双方发生买卖关系的货款，与刘传国无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证人应出庭作证，张某2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具有合法性。张某2与张连坤合伙关系，三姨的钱不是打给张某2就是打给张连坤，请求法院责令张连坤提供银行流水；2.罗鑫的聊天记录无法证实谁在聊天；3、张连坤不止一张银行卡，从张某2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到刘坤于2017年5月10日转款29400元到张某2账户，刘坤是贺仁秀的客户，贺仁秀让其把货款直接支付给张某2；4、罗眼镜80000条编织袋正好是34500元，说明罗眼镜这笔转款是其自己给张连坤结的账。关于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证人张某2未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不予采信。张某2的银行流水真实性予以认可；2、微信聊天截屏，无法显示身份，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3、张连坤的银行流水真实性予以认可；4、对发货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内容是否采信的分析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罗眼镜”系刘传国对客户罗鑫和罗鑫父亲的代称。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2、罗眼镜80000条编织袋和三姨70000条编织袋货款是否应由刘传国支付。关于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经查，一审中张连坤提供的刘传国书手写记账单中显示，2017年12月份之前，刘传国卖出各型号编织袋的单价与张连坤自己制作的《2017年全国正表》中各型号编织袋的单价一致，刘传国未赚取差价。2017年12月之后，刘传国卖出的每条编织袋在《2017年全国正表》单价基础上加一分钱。若双方之间仅为买卖合同关系，刘传国从张连坤处购买编织袋，转卖他人而不赚取差价，不符合常理和一般交易习惯。张连坤手中有刘传国的记账内容，若双方之间仅为买卖关系，刘传国将自己卖货的记账内容给张连坤看不符合常理，这一行为符合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监督与汇报的特征。另结合张连坤租赁仓库供刘传国存放货物，张连坤本人不在信阳却在信阳开展大量业务，罗眼镜和三姨的货款不是刘传国收取而是直接给付张连坤或张某2等，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同时，刘传国从张连坤处拉货，又多次分批向张连坤转账付款，2017年12月份之后刘传国每条编织袋加一分钱，这些行为也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故，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关系既有委托合同关系，又有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正确，并无不当。上诉人张连坤认为双方之间仅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罗眼镜”80000条编织袋货款是否能从总货款中予以扣除问题。经查，刘传国手写的记账单在一审中系张连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说明张连坤对该证据是认可的。该记账单上记载“2017年4月卖给罗眼镜60×105.70000条60×108.10000条没收钱罗眼镜的钱是自己给的”，根据记载罗眼镜的货款为33700元。张连坤尾号为1696的银行卡2017年账户往来流水显示，罗鑫（罗眼镜）分别于2017年5月4日向张连坤转款34500元、6月11日向张连坤转款33000元。张连坤举证其直接向罗鑫发货的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和2017年6月6日。2016年5月15日发货单上记载有关货款后续支付明细中未出现34500元或33000元的付款记录，无法证明罗鑫的两次转款与此次发货有关。而2017年6月6日的发货发生在罗鑫5月4日转款之后，显然罗鑫5月4日转款也不是支付该次发货。而“罗眼镜”从刘传国处拉走80000条编织袋时间为2017年4月份，发生在罗鑫2017年5月4日转款34500元和6月11日转款33000元之前。从时间顺序看，刘传国主张“罗眼镜”拉走的80000条编织袋货款33700元已由“罗眼镜”直接支付给张连坤，更符合当事人与客户之间的交易习惯，即先拉货后付款，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罗眼镜”80000条编织袋货款33700元从总货款743050元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张连坤认为该部分货款不应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三姨”贺某拉走的70000条编织袋货款是否能从总货款中予以扣除问题。经查，证人贺某在一审中的证言认可其从刘传国处拉的编织袋所有权是张连坤，其没有给刘传国付款，故可以认定张连坤对该70000条编织袋享有债权。若张连坤认为贺某没有向其支付该70000条编织袋的货款，可另行向贺某主张权利。一审认定该部分货款从编织袋总金额743050元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张连坤认为该部分货款不应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连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8元，由上诉人张连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继红审判员  许前让审判员  彭 晨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张中尉书记员熊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