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1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雷恒，男，1977年4月5日出生，壮族，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贵，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富宁县。上诉人韦雷恒因与被上诉人王大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8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8月2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韦雷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王大贵到庭参加诉讼，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雷恒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作出免除韦雷恒支付王大贵欠款的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大贵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1、合伙协议已经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王大贵据以主张权利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由此所产生的债务也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2、王大贵据以主张权利的《股东退出协议》（以下简称退出协议）系被胁迫所签，不是韦雷恒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大贵答辩称，1、韦雷恒、韦加力、王大贵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2、韦雷恒主张退出协议系被迫签订，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未能向法庭提交其被迫签订的证据。王大贵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韦雷恒支付王大贵欠款17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韦雷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8日，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将“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路基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韦雷恒施工。同日，王大贵与韦雷恒、韦加力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合伙投资“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路基工程”。2019年3月28日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王大贵退出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道路硬化工程的合伙，韦雷恒退还王大贵700**元的出资本金，另外给付王大贵1030**元（此资金包括王大贵来回拖机械的费用），一共合计173000元，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付给王大贵等内容。该份协议书由王大贵的工人徐铭起草，其在协议书中作为抄写人签字并捺印，王大贵及韦雷恒各自签字并捺印，韦雷恒的工人朱晓雷作为在场人签字并捺印。2019年9月6日，韦加力向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韦雷恒、王大贵确认韦雷恒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无效。2019年10月28日，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28民初1583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认为，韦加力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三个投资人王大贵、韦雷恒、韦加力均未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伙出资义务，其三人的合伙行为未完成，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则韦雷恒与王大贵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与韦加力无关，韦加力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故其不是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适格原告，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裁定驳回韦加力的起诉。2020年1月19日，韦雷恒收到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拨付广南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工程第一合同第1批旧莫三工区工程款773477元。因王大贵认为，其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付给王大贵出资款本金70000元及其他费用103000元，共计173000元，但是韦雷恒收到工程款后未支付王大贵以上退伙资金，特向法院起诉，要求韦雷恒支付欠款173000元。另查明，《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写明的“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进行联系后，由韦雷恒与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签订《公司内部路基施工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王大贵与韦雷恒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虽韦雷恒否认与王大贵之间达成口头合伙协议，但韦雷恒在庭审中认可《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写明的“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联系来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中的70000元是王大贵主张已经支付的工程介绍费，100000元是王大贵拿到工程所给的空股，3000元是王大贵的工资，且韦雷恒提交的短信记录复印件中的聊天记录也多为双方为解决合伙事项发生争执的记录，因此王大贵提交的《股东退出协议书》能证明其与韦雷恒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关于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韦雷恒主张王大贵以言语威胁的方式胁迫其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双方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应无效，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才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韦雷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大贵存在以胁迫的手段让其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双方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有效。三、关于韦雷恒是否应当向王大贵给付欠款173000元的问题。首先，经审理查明，王大贵与韦雷恒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中约定的三笔款项分别为王大贵给付的工程介绍费70000元、韦雷恒给付王大贵拿到工程的报酬100000元、王大贵的工资3000元，其中报酬100000元及工资3000元中还包含了王大贵来回拖机械的费用。对于王大贵主张其给付的工程介绍费70000元，因王大贵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款项性质，因此在本案中对该笔费用不作认定及处理。对于包含了王大贵联系工程报酬、工资及来回拖机械费用的103000元，本案中，韦雷恒认可“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联系来的，因此韦雷恒应当按照《股东退出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向王大贵支付款项的义务。其次，根据《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韦雷恒必须在此项目第一次拨付工程款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王大贵款项，经审理查明，韦雷恒于2020年1月19日收到了重庆市宏贵建设有限公司广南分公司拨付的第一笔工程款773477元，因此，韦雷恒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王大贵欠款103000元。综上所述，对于王大贵主张要求韦雷恒支付173000元的欠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3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韦雷恒支付王大贵欠款103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王大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王大贵负担1521元，韦雷恒负担2239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与双方当事人核对一审认定事实，王大贵无异议。韦雷恒提出以下异议：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份协议书由王大贵的工人徐铭起草”有异议，认为是王大贵叫他工人写的；2、对一审认定的“《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写明‘广南县旧莫乡50户以上不搬迁村村通交通硬化工程第三工区项目部”是王大贵进行联系’”有异议，认为遗漏认定联系人还有韦雷恒。针对韦雷恒提出的第1项事实异议，徐铭作为起草人已经到庭陈述了其知晓的案件事实，一审亦在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后对本事实进行的认定。对于韦雷恒提出的此事实异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韦雷恒提出的第2项事实异议，《投资合作协议书》上第2条明确记载“由于该工程是王大贵联系来的”,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事实的认定是完全依照协议的约定予以认定，故对韦雷恒提出的此事实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股东退出协议》的效力；2、韦雷恒是否负有向王大贵支付10.3万元款项的义务。关于《股东退出协议》的效力问题。韦雷恒主张《投资合作协议书》经人民法院认定无效，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故退出协议亦应无效。王大贵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退出协议有效。本院认为，韦雷恒、王大贵、韦加力三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必然成为衡量和评价退出协议的依据和理由，人民法院审理商事案件过程中对具体合同效力的判定，应遵循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进行审查。首先，韦雷恒与王大贵二人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对自己权利的完全处分，是适格主体。第二，意思表示真实。韦雷恒主张其签订退出协议是遭受到王大贵的胁迫，但其未在法定期间提出撤销之诉，针对胁迫行为亦无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对其自行放弃其诉讼权利未予行使撤销权，现又主张遭到胁迫的证据不够切实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第三，退出协议是韦雷恒与王大贵自愿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为韦雷恒退给王大贵17.3万元（其中包括一审未予处理的7万元及包含拖机械费用在内的10.3万元）。对于一审未处理的7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评判。对于剩下的10.3万元，韦雷恒主张此笔费用为退给原在《投资合作协议书》中所约定给王大贵的空股，认为这样的约定是建立在王大贵不承担义务情况下对权利的享受，是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协议，应予无效。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韦雷恒自愿让渡其权利，通过对自己义务的增设从而使他人享有权利的行为并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合同无效之情形。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韦雷恒自愿通过退股10万元的方式得到王大贵退出合伙体的结果的约定，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求，且不违反我国禁止性法律，一审认定退出协议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韦雷恒是否负有向王大贵支付10.3万元款项的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阐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本案所涉10.3万元，韦雷恒当庭认可3000元，剩余的10万元未违反禁止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合同义务人应予按照约定支付合同对价。一审的处理依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韦雷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60.00元，由韦雷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刘 曼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