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博，男，198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斐斐，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春晓，男，198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原审第三人：赵畏同，男，198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孙伟博因与被上诉人姜春晓及原审第三人赵畏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2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伟博上诉请求：1.判令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姜春晓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姜春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追加“三诺公司”属于遗漏案件必要共同诉讼人，系程序错误。姜春晓先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孙伟博，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9）鲁109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鲁10民终109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鲁109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该裁定中认定本案应当追加有合作关系的赵畏同以及经营所用公司威海三诺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诺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以便进一步查清本案事实。发回重审后，案由改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仅追加赵畏同作为第三人，未追加三诺公司，且赵畏同未到庭参加诉讼。二、一审法院未对本案合伙关系的相关事实予以调查，未按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尤其未对本案合伙关系中的三方权利义务进行认定，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2018年1月13日协议书是否系赵畏同本人签字未予查清。该协议书中的内容由三方合作关系衍生而来，涉及三方在合作关系中各自的权利义务，该协议书落款处“赵畏同”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未查实，从本案中各方对协议书中赵畏同签字是否系其本人所签的陈述来看，协议书内容并非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而合伙人退伙需要全部合伙人一致同意才有效，因此，赵畏同是否同意协议内容并签字确认是本案必须查清的事实。本案两次一审中，孙伟博的笔迹鉴定申请均未得到准许。2.一审判决认定赵畏同未实际参与经营系认定事实错误。涉案三方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赵畏同占股30%；合伙经营期间，赵畏同系三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1098号民事裁定书中亦认定三人合伙以三诺公司名义进行经营，并且部分往来账目通过三诺公司转账。赵畏同系三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合伙经营又以该公司名义进行，因此，赵畏同的行为不仅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更在三方合伙经营中起不可缺少的作用，也涉及三诺公司实质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以“赵畏同陈述其本人未参与经营”，认定赵畏同签名与否不影响协议书对姜春晓及孙伟博的效力错误。3.本案三方合作经营仅有半年时间，经营状态属于亏损状态，事实上没有赢利可供姜春晓获取，合作三方并未进行结算、清算，姜春晓对此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未调查2018年1月13日的协议书中数额的真实性，在不确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即采信姜春晓单方证据，有失公平。三、姜春晓起诉状中称本案款项是借款，并对借款事项予以列举，但本案事实是合伙，姜春晓的出资是用来进行合伙经营的，其存在虚假陈述，且提交的证据从证明内容来看不符合逻辑。基于合伙关系不论签订任何协议均需要三方协商一致尤其是对涉及到散伙性质的协议，赵畏同的签字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未查清，赵畏同虽然没有否认但是也没有确认其签字的真实性，不能达到三人协商一致的证明标准，一审对主要事实未查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必要当事人，应予改判。姜春晓辩称，涉案协议书及欠条均是各方当事人恪守诚实信用原则自愿签署的，均合法有效。赵畏同未陈述意见。姜春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伟博偿还借款40.2477万元及利息（其中5万元，自2018年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剩余35.2477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2.由孙伟博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姜春晓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孙伟博以及作为丙方的赵畏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三方自愿合作经营日本服装加工项目，总投资30万元，甲方出资30万元，占40%股份，乙方以技术方式入股，占30%股份，丙方以技术方式入股，占30%股份；该项目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甲方40%的比例分配，乙方30%的比例分配，丙方30%的比例分配；三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每年该项目的销售总利润进行分配或再投资，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决定权按出资比例多少进行界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负责该项目的管理及日常事务。乙方负责该项目的技术指导。经营期间，乙、丙两方均有权了解工厂的账务和经营情况；协议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合伙项目自2017年8月开始实际运营，并购置了机器设备、租赁了厂房等。2018年1月13日，孙伟博作为甲方与姜春晓作为乙方及丙方（签名处显示为“赵畏同”）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1.甲乙丙三方订立此协议为有效协议，除此之外订立的协议全部为无效协议；2.乙方占甲方从事服装行业利润的10%；3.甲方欠乙方402477元整，并承诺于2018年2月15日前首先归还人民币50000元欠款，余下欠款甲方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附欠条，该条款仅为协议书中内容）；4.2017年8月29日与烟台浙东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由甲方承担，与其他方无关；5.本协议未尽事宜，三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甲方：孙伟博（捺印）、乙方：姜春晓（捺印）、丙方：赵畏同（捺印）。同日，孙伟博签订欠条一份，内容为“孙伟博欠姜春晓人民币402477元整，并承诺于2018年2月15日前首先归还50000元欠款，余下欠款孙伟博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关于2018年1月13日《协议书》以及欠条的形成过程，姜春晓述称姜春晓、孙伟博以及赵畏同共同经营服装流水线，由姜春晓出资，孙伟博管理，当时赵畏同名下有三诺公司。到2018年1月份，服装流水线不干之后，三人协商所有的人员、设备、耗材全部转给孙伟博，孙伟博支付姜春晓40余万元。该服装流水线虽是三人成立，但赵畏同只去过一两次，姜春晓也不经常去，一直是孙伟博在经营管理。经质证，孙伟博对2018年1月13日《协议书》以及欠条中孙伟博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孙伟博对赵畏同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协议书》中赵畏同的签名是否为赵畏同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同时，孙伟博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在2017年12月中下旬，合伙项目收回了五笔加工费，共计25万元左右。该款项需立即用于支付服装加工的工人工资，但该款项到达三诺公司的账户后转到了姜春晓的个人账户内，姜春晓是项目的资金投入人，孙伟博是项目技术加工的负责人，对外签订订单的联系人包括客户的维护都是孙伟博负责，姜春晓收到该款项后经孙伟博几次催促均不拿出，致使工人工资一直欠付，后工人找孙伟博并到相关部门反映，部分工人还要起诉，此时姜春晓告知孙伟博只要孙伟博在协议书和欠条上签字，姜春晓就会把钱拿出来发放工人工资，协议书和欠条都是姜春晓提前准备好的，没有与孙伟博协商过，孙伟博迫于工人闹事以及工人罢工导致订单面临违约的压力，在协议书和欠条上签了字，但姜春晓也未将上述款项拿出，孙伟博不得已就到外面借钱发放了工人工资；2.协议书和欠条都是姜春晓起草的。正常的情况下，无论姜春晓退伙，还是结算，都需要所有合伙人协商一致才有效，合伙经营中人合和资合都很重要，共担风险是合伙经营的基本特征。姜春晓起草的协议书与姜春晓、孙伟博以及赵畏同合伙经营的目的是相违背的，协议书不具有公平、客观和合理性。如果该协议书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可能存在经营项目的全部损失均由孙伟博和赵畏同承担而姜春晓只获得利益的情形，这与逻辑相违背。孙伟博一直在强调协议中赵畏同的签名并非赵畏同本人所签。在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鲁10民终1098号案中，法院曾要求赵畏同到庭对本案的事实进行调查，赵畏同陈述其对协议书的形成不知情，对内容不了解，也记不清楚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孙伟博也曾联系赵畏同询问协议书的签字情况，赵畏同表示不记得签过协议书。在2019年8月12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畏同的询问笔录中，赵畏同称其曾担任三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姜春晓、孙伟博签订过三方合作协议，但没有参与经营，是姜春晓、孙伟博一手经营的。其不记得2018年1月13日的协议书中赵畏同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确认不了，对该协议书的内容也不了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姜春晓、孙伟博及赵畏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共同经营服装加工项目，共享收益，共担损失，三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孙伟博于2018年1月13日在协议书及欠条中签名，确认欠付姜春晓款项40.2477万元，并承诺了款项偿还时间，孙伟博理应按照约定及时履行还款义务，逾期还款还应赔偿姜春晓的损失。孙伟博虽辩称该协议书及欠条是姜春晓单方起草，姜春晓利用其手中控制的款项逼迫其所签订，但姜春晓不予认可，孙伟博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即便该协议书及欠条存在孙伟博所辩解的上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孙伟博的撤销权也因超过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而消灭。另孙伟博辩称2018年1月13日协议书中赵畏同的签名并非赵畏同本人所签并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在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12日对赵畏同的询问笔录中，赵畏同并未明确否认该签名的真实性，只是陈述记不清楚，但赵畏同明确陈述其本人并未参与经营，系姜春晓、孙伟博在经营，故赵畏同的签名与否亦不影响该协议书对姜春晓、孙伟博的效力。现姜春晓依据该协议提起诉讼，要求孙伟博支付40.2477万元款项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伟博迟延履行付款义务，应赔偿由此给姜春晓造成的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欠款中的5万元，孙伟博应自2018年2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对于剩余欠款35.2477万元，孙伟博应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孙伟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春晓款项40.2477万元及利息（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以35.247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姜春晓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8元，由孙伟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有效，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相应款项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孙伟博主张其签订2018年1月13日的协议书系受姜春晓胁迫，且协议内容有失公平，故该协议应属无效，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涉案协议亦无其他无效情形，故涉案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涉案协议书明确载明孙伟博欠姜春晓40.2477万元，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孙伟博亦向姜春晓出具了书面欠条，双方关于各自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具体，均应依约履行。孙伟博对该欠款数额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协议书内容虽与三方合伙事宜有关，但该协议中关于孙伟博欠姜春晓款项的约定系该二人之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未体现三方散伙及清算的事宜，因此该项约定并不涉及赵畏同的权利义务，其签字与否，不影响孙伟博与姜春晓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未准许孙伟博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本案中，三诺公司并非合伙主体，且三人合伙期间，三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赵畏同，一审法院追加赵畏同参与诉讼足以查清案件事实，三诺公司并非必要的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未追加三诺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伟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78元，由上诉人孙伟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