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鄂0921民初336号 原告：王林，男，197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胜，湖北仁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签收法律文书。 被告：余红霞，女，197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现住孝昌县城区。 被告：余三高（系余红霞丈夫），男，196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址同上， 被告：刘丹，女，1986年3月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 原告王林与被告余红霞、余三高、被告刘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本案因‘新冠’××的不可抗力，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审理，现已恢复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胜、被告刘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红霞、余三高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扣除当事人申请调解期间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19000元，合计39000元及利息（其中20000元的逾期利息：以本金2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其中19000元的约定利息，以本金19000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自2017年7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刘丹对上述借款债务19000元及利息部分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责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余红霞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名，分别于2017年6月从原告处借款20000元，于同年7月和被告刘丹共同从原告处借款19000元。之后被告余红霞于2017年8月15日亲笔向原告出具了针对第一笔借款20000元的借条，并承诺当年年度还款；第二笔借款原约定也为20000元，月利率2.5%，2个月还款，按被告余红霞指示交付，转账到被告刘丹的银行卡上，原告实际交付19000元。逾期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先承诺延期还款，后则借故推诿，至今未还。余三高系余红霞丈夫，应为上述债务负共同偿还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具状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余红霞、余三高既未提出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视为其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 被告刘丹辩称，我没有借原告的19000元。（那天）余红霞未带银行卡，她叫别人往我的银行卡汇款，当天我就与她一起去银行把钱取给她了。是谁汇给她的我不知道。我与她只是一般朋友关系。我的银行卡收到19000元是事实，我与原告不认识。后来原告找我要款才认识。原告再次找我要钱。我说：“汇到我卡中的19000元，我当天就取款给了余红霞，你应该找余红霞要款。”（原告）起诉后，我找过余红霞。她说：“这19000元与你无关，我会认这笔钱的。”（这笔钱）与我没有关系。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借条一张,以证明被告余红霞从原告处借款20000元的事实；证据二，原告的同学与被告余红霞对话的现场录音光盘一张，以证明余红霞二次从原告处借款共计39000元及原告催要借款的事实；证据三，证人刘某证言一份，以证明原告委托该证人向被告刘丹的银行卡汇款19000元的事实。由于被告余红霞、余三高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原告的证据一、三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二虽然被告余红霞未予质证，但从通话内容看，被告余红霞并未承认该笔19000元款项系借款，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刘丹围绕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微信通话光盘一张及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被告余红霞借用其银行卡收取汇款19000元，以及刘丹本人与该汇款没有关系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由于被告余红霞、余三高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被告刘丹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6月被告余红霞从原告处借款20000元。同年8月15日余红霞向原告出具借款20000元的借条一张。借条上没有记载有关利息的内容，亦未记载还款限。同年6月30日，原告委托当时身处北京市的证人刘某向被告余红霞汇款19000元。当时因余红霞未带银行卡，余红霞便要求原告将款汇至被告刘丹的银行卡中。当日，刘丹将此款取出交给余红霞。为证明该19000元系借款，原告提交的证据是2019年2月17日有原告王林、案外人王建设、被告刘丹及其丈夫在场的对话录音光盘一张。原告主张，刘丹在与王林的对话中，刘丹明确陈述余红霞借用刘丹银行卡前余红霞亲自讲过“人家要给我‘借’钱过来，把你的卡号给我用下”。被告刘丹在对此段录音质证时称：“这句话中的‘借’字错了，我的原话应该是‘人家要给我寄钱过来’。”原告的证据二系证人刘某的当庭证言。刘某在陈述证言后，法庭询问：“证人，原告委托你汇款，原告说了该款项的性质没有，是否有银行存款回单？”刘某回答：“没有说性质来源，回单给原告了。”诉讼过程中原告未提交该回单。 被告刘丹提交的微信通话录音中有余红霞于2020年6月9日对刘丹说的一段话：“……你怕什么？你不怕。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了。我就是用了你的卡，钱我取走了。……他该给我的钱不给吗？我余红霞拿谁的钱没给？为什么就他的钱不给？我们之间的事你不知道的。他现在走法律程序最好。我就陪他走法律程序。你不用怕。”还有一段经过原告质证的余红霞与刘丹之间的对话：“…我余红霞南的北的赌博啊搞么事我拿哪个的钱，跑了哪个的一分钱么？为什么事他（指王林）的钱不还呢？他想跟我么闹就让他（王林）么闹…” 本院认为，被告余红霞于2017年6月借原告王林现金20000元，后于当年8月15日出具借条，原、被告双方就该笔款项形成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率及期限，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余红霞偿还该笔借款本金2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与余红霞都系自然人，双方的借款合同即借条中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双方对该借款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向本院起诉的行为视为催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前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依照有关规定，被告余红霞应当支付自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20年4月27日至本金20000元清偿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原告称被告余红霞以家庭生活需要的名义从原告处借款，要求余红霞丈夫余三高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因余三高既未在借条上签字，对该债务又未事后追认，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该夫妻的共同生活。故该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的第二笔19000元的款项，原告以及被告刘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6月30日原告委托案外人刘某通过被告刘丹的银行卡向被告余红霞汇款19000元，且余红霞已经取得该款属实。但是，其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余红霞就该笔款项形成借贷合意。其二，从经原告质证的被告刘丹提供的余红霞与刘丹的对话录音内容来看，余红霞亦未认可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其三，同样发生在当年6月的另一笔20000元的款项，余红霞于当年的8月1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然而就该笔19000元的款项余红霞未出具借条。余红霞对从原告处得到的两笔款项的不同态度，亦说明原告的此笔款项也是借款的主张存有疑点。综上，原告主张该笔19000元款项系借款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要求被告余红霞偿还该笔款项本金19000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刘丹之间就上述19000元的款项既没有借贷的合意，刘丹亦未取得该款项，原告要求刘丹与余红霞共同偿还该笔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余红霞、余三高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红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林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王林对被告余红霞、余三高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王林对被告刘丹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5元，减半收取计388元，由原告负担188元，被告余红霞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季海林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胡云华 书记员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