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20）晋行赔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住长治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住长治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长治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治市上党区迎宾西街**。   法定代表人段某，该区区长。   上诉人史某、王某、刘某因诉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行赔初2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太原至焦作城际铁路项目，是国家规划的快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省“十二五”规划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通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初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用地预审；该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获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该项目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同意批复。该铁路项目在山西境内长328.178公里，途经长治市上党区。为推进铁路项目建设，2015年前后，山西省长治市推进太焦高铁项目建设领导组，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当时为长治县人民政府）成立长治县推进太焦客专铁路项目建设领导组（后也称长治市上党区推进太焦客专铁路项目建设领导组，以下简称上党区领导组）。案涉铁路项目在长治市上党区共需要征收拆迁14家企业、115户民宅。2017年1月17日，长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太焦城际铁路长治县段征迁补偿工作实施方案》，并附有《太焦铁路长治县段地面附着物和建（构）筑物补偿标准》。2017年8月10日又发文对补偿进行了调整及补充。2017年9月，被告开始与部分被拆迁户签订《太焦客专铁路建设长治县征迁补偿协议》，需要征收拆迁14家企业、115户民宅，截止开庭之日，尚有数户未与被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即是其中一户。对被拆迁户的补偿内容包括被征收房屋及附着物的评估价格、重置补偿费、搬家补偿费、过渡安置补助费及奖金。2019年3月10日，上党区领导组作出《关于限期推进太焦城际铁路辛呈村征迁工作的通知》，开始加快征收工作，限被征收户于2019年3月15日前积极配合征拆工作；2019年3月26日，上党区领导组作出《关于限期取消太焦城际铁路辛呈村房屋拆迁奖励的通知》，确定搬迁奖励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18点；2019年3月31日，被告作出《关于太焦城际铁路红线内土地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明确了征收项目、征收范围、征收人及征收实施部门，明确征收的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并告知复议及起诉的权利。2019年4月1日，长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筹备组向原告作出《告知书》，要求原告户7日内搬离，否则将予强制执行。同日，原告向长治市人民政府就《关于太焦城际铁路红线内土地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4月9日，长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筹备组向原告作出《催告书》，要求原告家于10日内自行搬离，否则将强制执行。2019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原告家房屋征收、重置等共补偿款1053360元，补偿内容与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偿类别一致，缺少奖励部分，房屋的补偿价值依据是2018年3月作出的以2017年6月24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决定书还明确了重置的宅基地200平方米。2019年4月11日上党区人民政府召开“辛呈村高铁拆迁的专题会议”，确定上党区综合执法局负责拆除工作，并负责对不执行拆迁通知书和催告书的启动强制拆迁程序。2019年4月20日，上党区领导组作出《告知书》，确定4月22日将随时拆迁被征收房屋，要求住户清空房屋内财产，同日，上党区领导组又向被征收人作出《关于领取拆迁过渡安置费的通知》，要求被征收人于4月23日上午8点前将屋内物品搬离，并带证件领取过渡安置费。2019年4月23日，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拆除前，拆除人员对房屋内物品进行了搬离，并进行了录像。2019年4月24日，上党区领导组对被拆迁户作出《告示》，要求被拆迁户至上党区领导组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长治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长政行复〔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未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为由，确认《关于太焦城际铁路红线内土地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违法。2019年5月，原告向本院提起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之诉和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撤销之诉。本院分别作出（2019）晋05行初43号判决确认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拆除原告房屋行为违法，（2019）晋05行初42号判决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违法，但保留其效力，前者已经生效，后者在二审审理中。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拆除行为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有权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赔偿。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赔偿的范围及赔偿数额问题。（一）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结合其提交的受损明细可以看出，原告请求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损失，一是宅基地及房屋的损失包括装修装饰的损失；二是屋内财产、物品损失；三是精神损害赔偿。关于宅基地及房屋损失部分实际上属于征收补偿的范围，被告对此已经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虽经我院审查确认违法，但是未被撤销，仍具有效力，而且仍在二审程序中。本院认为，其未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前，应当推定其具有效力。原告该部分损失应当以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内容为准，不能就同一财产损失范围在获得了补偿后，还主张赔偿的权利。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就强拆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法无据。关于屋内财产、物品属于被征收土地、房屋范围之外的被征收人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行政机关因为实施强制行为造成该部分财产、物品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案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原告屋内财产、物品的损失部分。（二）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也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本案中，被告虽然提供了在拆除原告房屋时搬离屋内财产、物品的视频资料，但是却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财产清单，不能充分证明原告屋内财产、物品的实际情况，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存在屋内财产、物品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考虑到被告在实施强拆前通过《告知书》《催告书》《公示》等形式向原告多次作出预警和催告的实际情况，从常理判断原告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可移动的贵重财产、物品留在即将被拆除的房屋内，对于一些不及时搬离的普通物品、财产，原告具有一定的放任损害结果扩大的主观过错，也应当对扩大损失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被告应当酌情赔偿原告屋内财产、物品损失5000元。综上，原告提出赔偿请求，部分合理，予以支持，对其具体数额，结合案情，酌情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原告史某、王某、刘某支付赔偿款5000元；二、驳回原告史某、王某、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史某、王某、刘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行赔初25号行政赔偿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因其违法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等造成的经济损失29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宅基地和房屋的损失包括装修装饰的损失进行全面赔偿。原审已经认定，本案强拆行为违法，上诉人有权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赔偿。国家赔偿设立的目的就是当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本案中，上诉人宅基地和房屋的损失包括装修装饰的损失均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造成的，上诉人的赔偿要求是基于被上诉人的错误而提出的，被上诉人理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后果。原审法院错误理解法律，用前期的征收补偿替代后期的行政赔偿，既是对上诉人权利的剥夺，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包庇，更是违反国家法律精神的创设性判决，理应予以纠正。（二）原审认定上诉人损失数额过低。因被上诉人强拆行为，导致上诉人的宅基地、房产、财产等均毁于一旦，至今居无定所。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未做任何答复，导致上诉人的损失无法确定。即便原审法院不准予鉴定，也应依职权查明上诉人受损宅基地、房产、财产等的实际损失，而不应采用推定、酌情认定的方式判决赔偿上诉人5000元。（三）上诉人申请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正在二审当中，该决定书所依据的评估报告违法，导致补偿不合理，本案当中的赔偿数额也不能参照《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1.评估行为系被上诉人单方委托，资产评估明细表涉嫌伪造，剥夺了上诉人享有的复核评估和申请鉴定的权利，且报告内容不实，对院内面积、院外林木、装潢装饰等没有进行评估，其他评估资产所认定的质量标准不符合实情，也未对土地补偿作出评估，内容缺失。2.被上诉人将不在征迁范围内也就是红线外的土地、南房、东房进行了违法强拆，面积高达580多平方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未进行等面积安置。上诉人被征收的宅基地为800余平方米，但该次仅补偿200平方米，显失公平，该处宅基地居住史某、刘某、王某三户人，理应按照三户进行安置。（四）被上诉人在征迁补偿一事上不能一视同仁，房子新旧程度不一致，但赔偿标准等同。上诉人家的房子新、坚固结实、位置好、面积大、采光好，却和那些房子又旧又破的人家一个标准，实属不公平、不合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理解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是上诉人房屋被违法强拆后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赔偿范围的确定。根据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结合其提交的受损明细可以看出，上诉人请求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损失，一是宅基地及房屋的损失包括装修装饰的损失；二是屋内财产、物品损失；三是精神损害赔偿。关于宅基地及房屋包括装修装饰损失部分实际上属于征收补偿的范围，应当在补偿程序中予以解决。事实上被上诉人上党区政府在对该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前已经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将补偿款打入指定账户要求上诉人限时领取。上诉人虽然对该补偿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但该案经本院二审作出（2019）晋行终67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确认该征收补偿决定书违法的判决。该征收补偿决定书的效力依然存在。上诉人的该部分损失应当以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内容为准。上诉人不能就同一财产损失范围既主张补偿权利又主张赔偿的权利。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就强拆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法无据。关于屋内财产、物品属于被征收土地、房屋范围之外的被征收人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行政机关因为实施强制行为造成该部分财产、物品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案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上诉人屋内财产、物品的损失部分。   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也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在拆除上诉人房屋时搬离屋内财产、物品的视频资料，但是却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财产清单。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屋内财产、物品的实际情况，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存在屋内财产、物品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考虑到被上诉人在实施强拆前通过《告知书》《催告书》《公示》等形式向上诉人多次作出预警和催告的实际情况，从常理判断上诉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可移动的贵重财产、物品留在即将被拆除的房屋内，对于一些不及时搬离的普通物品、财产，上诉人具有一定的放任损害结果扩大的主观过错，也应当对扩大损失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结合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清单等证据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赔偿上诉人屋内财产、物品损失5000元，并无不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克恭   审 判 员 耿转成   审 判 员 刘 群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厉 聪   书 记 员 田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