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剑刚，男，195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小兰，女，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刚，男，195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国，男，195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萍乡市安源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黄剑刚、胡小兰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20）赣090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剑刚、胡小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2019年10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张建国承担。事实和理由：黄剑刚、胡小兰与张建国于2019年10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是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达成，有笔录材料为证，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系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胁迫也不存在误解，更不存在显失公平。正是由于黄剑刚、胡小兰系下岗职工，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父母年事已高，经常生病住院治疗，家庭负担很重，在这种情况下才找到执行法官请求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黄剑刚、胡小兰并非不履行，而是尽最大的能力履行。张建国并不存在重大误解，签订的承诺书也不存在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不应撤销生效的民事承诺书。张建国辩称，本案自2016年5月申请执行生效判决以来，并不见到好的效果，足足执行了四年，至今大部分款项未实际履行。黄剑刚、胡小兰先后两次提出和解，均未实际履行，事实上已达到了拖延、规避执行的目的，因此始终未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达成第三次执行和解前，黄剑刚、胡小兰提供虚假困难材料，申请法院解除对社保工资账号的冻结，达到逃避执行的目的。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建国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于2019年10月16日在宜春市袁州区法院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实际上为承诺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张建国因与黄剑刚、胡小兰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而诉至该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袁民一初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2016年5月，因黄剑刚、胡小兰未按生效判决履行，张建国遂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经该院主持，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先后达成了三次执行和解。2016年10月12日，张建国与二黄剑刚、胡小兰签订了第一次和解协议，内容为：“被执行人黄剑刚、胡小兰应付申请执行人张建国的欠款，双方一致同意减至135000元，被执行人黄剑刚、胡小兰于2016年10月30日前付款90000元、于2016年11月30日前付款45000元，付清此款后该案执行完毕，被执行人承担该案执行费。”。但该次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黄剑刚、胡小兰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在后续执行过程中，该院根据张建国的申请将黄剑刚、胡小兰列入失信名单。2017年6月，黄剑刚、胡小兰向该院反映二人被列入黑名单出门不方便，要求解除黑名单。该院执行人员与张建国沟通后，张建国在黄剑刚、胡小兰支付15000元及承诺之后每月支付1500元，剩余款项尽快付清的情况下，同意解除黄剑刚、胡小兰的失信名单。2018年3月，张建国以黄剑刚、胡小兰每月支付1500元还款时间太长为由向该院信访，该院主持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进行第二次执行和解，双方达成口头执行和解协议：黄剑刚、胡小兰每月继续向张建国支付1500元，同时所有欠款在2018年10月前付清。因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后，黄剑刚、胡小兰未及时付清欠款，该院根据张建国申请于2019年6月8日冻结了黄剑刚、胡小兰发放的社保金的银行账户，并于2019年8月22日扣划了黄剑刚、胡小兰黄剑刚执行费及发放黄剑刚、胡小兰执行生活费后，张建国领取了执行款4131元。随后，黄剑刚、胡小兰以生活困难为由向该院申请与张建国和解，解除对黄剑刚、胡小兰社保工资账号的冻结。2019年10月16日，该院执行法官（已变更为新的执行法官）主持双方进行第三次执行和解，经协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由黄剑刚、胡小兰向张建国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张建国申请执行黄建刚及胡小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同意按（2015）袁民一初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执行，并承诺每个月30日前向张建国偿还1500元，直到欠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待我经济宽裕后，再与张建国协商还款事宜。若我未按上述承诺向张建国偿还欠款，我同意再次冻结我及胡小兰名下社保工资，不再有异议。同时，张建国在承诺书上关于“本人张建国同意黄建刚的上述还款承诺，并同意暂解除被执行人黄建刚、胡小兰社保工资银行账号，若被执行人黄建刚、胡小兰有违上述承诺，我有权要求法院再次冻结执行人黄建刚、胡小兰的社保工资银行账号。”的内容下方签字“同意”。当日，执行法官将《承诺书》复印两份，由原、黄剑刚、胡小兰各持一份。次日，张建国向执行法官提出：《承诺书》没有写明解除社保工资银行账号冻结的原因，要求黄剑刚、胡小兰在承诺书上写明要求解除账号冻结的原因。2019年10月18日，执行法官再次约双方就《承诺书》未尽事宜进行协商，黄剑刚、胡小兰黄剑刚在《承诺书》上添加了“因我父亲在医院抢救治病和岳母住院需要用钱，现申请法院解除黄建刚、胡小兰已冻结银行号。”的内容之后将承诺书交给张建国阅看时，张建国当场撕毁了该份《承诺书》，并表示不同意该承诺书的约定，要求重新协商。庭审中解释撕毁原因为：1、承诺书没有写明解冻原因，且黄剑刚、胡小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父亲生病的事实；2、黄剑刚、胡小兰黄剑刚的名字打印有误；3、执行法官主持第三次和解时说的是黄剑刚、胡小兰“还”还1500元，张建国当时理解为在原来每月1500元的基础上再还1500元，而《承诺书》只写明二黄剑刚、胡小兰仍然按1500元履行，与张建国的本意不符。《承诺书》撕毁后，虽然原、黄剑刚、胡小兰对是否履行《承诺书》存争议，但黄剑刚、胡小兰仍依该《承诺书》每月向张建国支付了1500元，截止起诉前，黄剑刚、胡小兰已归还张建国欠款58331元，尚欠不能10多万元。因张建国不同意履行《承诺书》，与黄剑刚、胡小兰协商无果，遂诉至该院，要求撤销该份《承诺书》。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和或者应予以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签订《承诺书》前，黄剑刚、胡小兰就已经承诺每月向张建国付款1500元，且黄剑刚、胡小兰应在2018年10月前付清张建国所有欠款，在此基础上，为使张建国同意解除黄剑刚、胡小兰社保银行账户的冻结，黄剑刚、胡小兰必然要开出更有利于张建国的付款方案，张建国才会同意黄剑刚、胡小兰的要求，但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签订的《承诺书》不但没有更有利于张建国的执行条件，反而制约了张建国的执行权利，与常理不符。张建国称在签订《承诺书》过程中，对执行法官所说的“黄剑刚、胡小兰还还1500元”理解为黄剑刚、胡小兰在原来偿还15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500元，符合该案多次执行和解的实情。鉴于上述理由，该院认定张建国在签订《承诺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故对张建国要求撤销2019年10月16日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签订的《承诺书》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张建国与黄剑刚、胡小兰于2019年10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0元，由黄剑刚、胡小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剑刚、胡小兰与张建国口头达成第二次执行和解协议，每月支付1500元至2018年10月前付清，但黄剑刚、胡小兰未按照协议完全履行，后张建国申请强制执行，黄剑刚、胡小兰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达成第三次和解协议，解除其社保工资账户的冻结，在此情况下，张建国理应获得比前一次执行和解协议更有利的条件才可能达成第三次执行和解协议，否则其根本无需在长期未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去签订第三次执行和解协议，该第三次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每个月支付1500元但对付款期限最后截止日未明确约定，显然该第三次执行和解协议比第二次执行和解协议更为不利，张建刚签订该第三次执行和解协议与常理不符，应认定为存在重大误解。综上所述，黄剑刚、胡小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剑刚、胡小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青达审判员  袁飞云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阳青书记员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