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200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修水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石军，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某2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淑凤，女，197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某2之母。上诉人（原审被告）：车某，男，200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修水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车伟华，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车某之父。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克，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慧，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200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法定代理人：孟某，女，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东，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坚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未豪，男，200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现在押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志，男，197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张未豪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宗维，女，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张未豪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200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男，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某1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晓云，女，198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某1之母。原审被告：彭杨，男，200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正安县。原审被告：杨兴维，女，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彭杨之母。原审被告：彭显作，男，196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彭杨之父。上诉人刘某2、刘石军、王淑凤、车某、车伟华与被上诉人王某、张未豪、张先志、吴宗维、刘某1、刘洪、丁晓云，原审被告彭杨、杨兴维、彭显作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81民初8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2、刘石军、王淑凤、车某、车伟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法研［2004］179号文件存在理解偏差。本案纠纷因双方聚众斗殴而起，该事实已由侦查、检察机关、各方当事人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且各方当事人也为此受到了行政或刑事处罚。本案中，因王某的伤势属于聚众斗殴导致的轻伤以下的伤害，故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浙高法（2005）273号答复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会议纪要中亦予以明确。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并不排斥对于轻伤以下伤势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更未明确造成轻伤及以下的侵权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即便适用混合过错原则，双方也应当承担同等责任。基于双方约架聚众斗殴的事实，其主观过错应当是一致的，一审法院以伤情结果判定王某承担40%的责任，不符合情理。3.一审法院应当确定各连带侵权责任人的责任大小。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的刀伤并非上诉人砍伤，上诉人也没有持刀对其进行追赶，充其量就是在现场撑撑场面。因此，造成王某伤势的各个连带侵权责任人的作用大小、责任大小各不相同，内部责任份额应当予以区分，这也有利于后续连带侵权责任人之间进行追偿。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一、上诉人依据法研［2004］179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参加受重伤或者死亡的人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是否予以支持问题的答复》认为其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理由不能成立。1.上述答复仅是最高院研究室的答复，仅代表部分法律人的观点，仅能作为案件审判过程的参考，不能直接适用。且该答复距已经超过15年，时过境迁，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与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当对侵权事实承担连带责任。2.即便参考答复，该答复的适用前提也是“明知”，即行为人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才能知晓相关的法律后果，放弃其民事权利。然而事发时，王某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并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理解并预见其相关后果，故认定其自行承担民事责任明显不当。3.该答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表达了错误的法律价值导向。即聚众斗殴时一定要拼命打、用刀砍，只要不打死或者重伤对方都无须承担责任。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的过错是故意的，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并非由受害人承担全部责任。二、上诉人认为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经审理查明，双方碰面前上诉人一方有预谋地购买了两把西瓜刀，又对王某一方进行埋伏，且在王某一方逃跑时还持刀追砍，主观恶性极大，客观上造成了王某轻伤的后果。因此，上诉人等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客观危害，其过错明显更大。被上诉人刘某1、刘洪、丁晓云辩称，涉案西瓜刀是刘某1和刘某2、车某三个人商量后去购买的，只是因为其他人没有钱才由刘某1付款。既然事情是几个人共同参与的，造成的后果也应当共同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张未豪、张先志、吴宗维与原审被告彭杨、杨兴维、彭显未作答辩。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未豪、张先志、吴宗维、刘某1、刘洪、丁晓云、彭杨、杨兴维、彭显作、刘某2、刘石军、王淑凤、车某、车伟华共同赔偿王某经济损失计128514.63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兴维、彭显作系彭杨之父母；刘石军、王淑凤系刘某2之父母；车伟华系车某之父。2018年6月6日，刘某1因为琐事与王某发生纠纷，刘弛俊购买了2把西瓜刀。2018年6月7日下午，刘某1与王某通过ＱＱ约定当晚斗殴并各自纠集人员。刘某1纠集了张未豪、车某、刘某2、彭杨；王某纠集了张传俊、常东、翟明羽、辛小宇、信豪。当晚22时许，刘某1等5人携带2把西瓜刀和捡来的木棍，张传俊等人携带木棍和塑料板前往，双方在瑞安市塘下镇工业区高新路55号路边发生斗殴，造成王某、张传俊、辛小宇、常东受伤。其中，刘某1、张未豪各持一把西瓜刀，王某系刘某1砍伤，张传俊、辛小宇亦是刀伤，但无法确定是刘某1还是张未豪砍伤。王某伤后到瑞安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开放性头部、面部、颈部、胸部挫伤、左侧额颞顶叶硬膜下血肿、脑挫裂伤、外伤性蛛血、左侧面部神经损伤等，于2018年6月8日至23日共住院15天，出院医嘱出院带药、门诊继续治疗。王某支出住院医疗费14268.9元，门诊医疗费3679.43元，合计17948.33元。经温州康宁司法鉴定所鉴定，2018年12月21日出具的温康司鉴所［2018］精鉴字第707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被鉴定人王某目前为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脑挫裂伤后综合症），该病与被人打伤所致脑外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目前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鉴定标准十级伤残。经温州东海司法鉴定所鉴定，2019年1月3日出具的温东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193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王某于2018年6月7日被人用锐器砍伤致颅脑损伤（左颞部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额颞顶叶硬膜下血肿）、头面部软组织创伤等，评定其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以上期限均自受伤之日起计算，包括住院期间的期限）。王某支出鉴定费3000元。刘弛俊、张未豪、车某、刘某2四方各出2万元共已支付医疗费8万元，分别付给常东和张传俊各25000元、辛小宇20000元、王某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责任承担。1、刘弛俊等人的责任。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对于张传俊的受伤，侵权行为人可以确定是刘弛俊或张未豪，但不能确定两者中的一人，应由刘弛俊、张未豪承担连带责任。车某、刘某2、彭杨参与聚众斗殴，对刘弛俊、张未豪的侵权行为，有帮助作用，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先志、吴宗维作为张未豪的监护人，刘洪、丁晓云作为刘某1的监护人，杨兴维、彭显作为彭杨的监护人，刘石军、王淑凤作为刘某2的监护人，车伟华作为车某的监护人，应分别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其辩称已尽监护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2、王某的责任。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王某系参与聚众斗殴受伤，对造成自己受伤的后果明知而为之，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宜减轻侵权人责任，以王某承担自己合理损失的40%为宜。关于是否适用法研［2004］179号答复规定处理本案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法研［2004］179号答复首先明确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然后明确重伤或死亡的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并不排斥对于轻伤及以下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更未明确轻伤及以下的侵权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关于是否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处理。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的受伤，并非单纯由于王某的故意造成，事实上属于混合过错的结果，不宜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进行处理。二、关于王某的合理损失。王某的合理损失经计算包括：1、医疗费17948.33元（住院费用14268.9元、门诊费用3679.4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100元／天×15天）。3、交通费340元（酌情计算）；4、护理费8094.9元（住院期间按2018年浙江省私营就业单位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标准65701元／年÷365天×15天＝2700元；出院后按2018年浙江省私营就业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43759元／年÷365天×45天＝5394.9元）。5、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6、鉴定费3000元；7、残疾赔偿金91680元（按2018年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840元／年的标准计算，即45840元／年×20年×10%）。以上七项合计124363.23元。该款应由王某自行负担49745.23元，刘弛俊、张未豪共同负担74618元，扣除已赔偿10000元后，刘弛俊、张未豪尚需给付64618元。王某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因王某受伤是聚众斗殴的结果，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至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弛俊、张未豪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给付王某赔偿款64618元（已扣除已收取赔偿款10000元）。刘弛俊、张未豪的该项责任分别由其监护人张先志、吴宗维，刘洪、丁晓云承担。二、刘某2、彭杨、车某对上述第一项刘弛俊、张未豪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刘某2、彭杨、车某的该项责任分别由其监护人刘石军、王淑凤，杨兴维、彭显作，车伟华承担。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70.3元，由王某负担1427元，刘弛俊、张未豪、刘某2、彭杨、车某负担1443.3元（分别由其监护人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被侵权人参与聚众斗殴，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应当具有预见性，因双方约架并斗殴的行为密切结合导致其人身损害结果，故双方构成混合过错，根据过失相抵的原则，应当分担损失。对于上诉人主张应当适用法研[2004]179号答复由被侵权人自行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责任比例分担。侵权人所携带的工具显具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其主观恶意明显，一审认定由侵权人一方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因刘某1与张未豪均实际持刀砍人，二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法律适用不当，但认定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刘某2、彭杨与车某三人虽未持刀追砍，但其具有参与聚众斗殴的故意并进行助威，其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亦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的伤情系由锐器砍伤所致，刘某1、张未豪对损害所起作用明显较大，故应由该二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2、彭杨与车某三人因实施帮助行为，应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责任比例以7：3为宜。故对内刘某1、张未豪应分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各自承担35%的赔偿责任，刘某2、彭杨与车某三人各自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因刘某1等五人实施侵权行为时未满18周岁，其监护人未能举证证实在刘某1等五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尽到监护职责及刘某1等五人有财产支付本案赔偿费用，故其监护人依法须对刘某1等五人在监护期间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上述分析，王某的各项损失合计124363.23元，该款应由其自行负担49745.23元，剩余款项74618元，扣除已赔偿的10000元后，尚需支付64618元。其中，刘弛俊的监护人张先志、吴宗维，张未豪的原监护人刘洪、丁晓云分别承担赔偿额26116.30元（74618×35%），扣除已赔偿的2500元（10000（4）后，尚需支付23616.30元（26116.30-2500）；刘某2的监护人刘石军、王淑凤，彭杨的原监护人杨兴维、彭显作，车某的监护人车伟华分别承担赔偿额7461.80元（74618×10%）。扣除已赔偿的2500元（10000（4）后，刘石军、王淑凤，车伟华尚需支付4961.80元（7461.80-2500）。本案履行过程中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未赔偿相应份额的其他责任人追偿。综上，刘某2、刘石军、王淑凤、车某、车伟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相应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45元，由刘某2、刘石军、王淑凤、车某、车伟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伟达审 判 员 郑文平审 判 员 黄百隆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章亦诗代书记员 陈思文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