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8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1，男，198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现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1，女，195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强，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2，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强，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某3，男，198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卫，北京中银（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庄某1、林某1、庄某2因与被上诉人庄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在认定庄玉土与林某1夫妻关系归于破裂，庄玉土的遗产系其个人财产，林某1、庄某2存在少分或者不分遗产情形的基础上，改判增加庄某1、庄某3的继承份额,减少林某1、庄某2的份额；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某1、庄某2承担。2020年4月29日，庄某1将上诉请求变更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庄玉土生前的公积金、抚恤金、存款共计709066.46元，除支付给庄某3119733.3元（一审第五项判决）外，剩余的589333.16元，作为庄某1履行赡养义务多分的部分，全部归庄某1所有，由林某1支付给庄某1；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条项，改判林某1应当支付庄某3119733.3元，林某1应当支付庄某1589333.16元，庄某2应当向庄某1支付超出继承份额部分的折价款1166250元（1166250元为庄某2在福州公正处、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放弃继承所涉及份额的折价款。）；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庄某2、林某1承担。2020年8月14日，庄某1又撤回上述第2项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庄玉土与林某1婚姻关系应视为无效婚姻或者夫妻关系破裂，庄玉土名下遗产应当视为庄玉土的个人财产，一审判决认定庄玉土的遗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事实错误。二、林某1、庄某2与庄玉土长期分居，夫妻关系破裂，且未尽到扶养、赡养义务，分配庄玉土遗产的原则应当是：在四继承人平均分配基础上，林某1、庄某2不分或者少分遗产；庄某1、庄某3尽到赡养义务，应该多分遗产。三、庄某2在公证机关、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放弃继承的行为有效，林某1存在多种无权继承、不分、少分的情形。庄某2放弃其份额应当由庄某1、庄某3享有。四、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交易价格应为535万，林某1谎报交易价格为508万，应予以调整。 林某1、庄某2辩称，庄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庄某1变更上诉请求申请的时间超出了上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庄某1在2020年4月29日变更上诉请求，增加了“撤销原审第五项判决”的上诉请求和“上诉人在生活上存在特殊困难”等事实与理由。庄某1的该申请时间已超出了上诉期限。二、庄玉土与林某1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庄玉土于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三、庄某1要求多分庄玉土的遗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庄某2是基于继承人只有林某1和庄某2，母女二人为了便于房产分割登记，庄某2才作出放弃继承的声明。若庄某3、庄某1罔顾事实企图分割庄玉土的遗产并且得逞的话，则庄某2不同意放弃继承遗产。五、庄某1认为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的交易价格为540或535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庄某1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庄某1上诉状中所说均是其主观臆断。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应认定为508万元，不应予以调整。 林某1、庄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庄某3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庄某3、庄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存在事实收养关系，认定事实不清。1.按照闽南风俗，如果逝者未生育儿子，都由逝者兄弟的儿子代为承担孝子角色及朗读祭文，因此孝子角色及朗读祭文不能证明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存在父子关系。认定庄某3、庄某1是否为庄玉土的养子，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以户籍登记信息或以长期共同生活为准。2.一审对庄玉土所谓的“遗书”内容进行节选采纳，属断章取义，该遗书是否为庄玉土本人书写无法确认，该文件也没有落款日期，不知何时所写，不具有遗书的形式要件。即便该“遗书”系由庄玉土书写，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或确认庄某3、庄某1是庄玉土、林某1的养子。“遗书”内容仅仅体现庄玉土作为庄家的长兄对晚辈侄儿庄某3、庄某1的关心。3.庄玉土的手机、身份证、警官证、银行卡、房产证等遗物原件并非放在庄某1处。庄玉土退休后在惠安老家生活，庄玉土的随身物品也都在惠安，庄玉土过世后，庄某1第一时间向庄玉土的弟弟庄某4、庄世良追讨庄玉土的遗物。4.庄某3、庄某1提供的“族谱”系编造的虚假文件，该“族谱”上标明庄玉土生二子一女，而庄某3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又说庄某3、庄某1为养子，两份证据自相矛盾。5.庄某3、庄某1与庄某4已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成为养父子关系，该法定收养关系事实清楚。庄某3、庄某1的户籍已登记在庄某4名下，在福建省治安信息管理系统中亦显示庄某3的父母是庄某4、庄玉华。庄某3的人事档案中其自认父母亲为庄某4、庄玉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庄某3作为国家公务员，其在入职时提供的材料、个人家庭情况是真实准确的。庄某1在省立医院病例材料中亦自认其是庄玉土的侄儿，上述证据证明庄某3、庄某1系庄某4、庄玉华的养子，并非庄玉土、林某1的养子。6.一审判决回避庄玉土、林某1与庄某3、庄某1不存在“长期共同生活”这一客观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的规定，应当以“长期共同生活”作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林某1、庄某2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庄某3、庄某1没有与庄玉土、林某1长期共同生活，一审判决却回避该关键事实。林某1、庄某2一审提交的《庄玉土个人情况表》《干部任免审批表》等证据证明，庄玉土1972年12月离开惠安老家，2012年退休，这期间，庄玉土一直没有在惠安老家生活，庄某3、庄某1均在惠安县村长大。7.林某1与庄玉土从未抱养、抚养庄某3、庄某1，也从来没有把庄某3、庄某1当作养子对待。林某1从未要求抱养庄某3、庄某1，证人庄某5的证言是虚假陈述，庄某4作为庄某3、庄某1的养父，系利害关系人，庄某4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庄某3、庄某1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林某1及其兄弟参与，按照民俗，如果是养母，岂有养母和娘舅不参加养子婚礼之理？8.庄玉土、林某1只有庄某2一个孩子的事实，是经过组织多次认定和肯定的。庄玉土一生工作几十年，立功获奖几十次，而每次获奖都需要经过组织上的严格审查，尤其是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方面的审查。庄玉土作为国家公安部二级英模，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违反党纪国法，其在《计划生育报告登记表》中已声明其终身只要一个小孩。福建省公安厅人事处亦出具证明，庄玉土、林某1只有庄某2一个孩子，庄玉土、林某1在2017年2月还办理并通过各政府部门的审批领取了福建省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根据庄某3提供的公证书（编号：37647、3054）显示，福州巿公证处已查实庄玉土与林某1系原配夫妻，婚姻存续期间仅生育一女庄某2，未发现庄玉土有其他子女。9.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关于丰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调查事项的回复》以及梅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的规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涉及身份关系，根据《民诉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超过其职权范围，询问笔录中“你有申请回避以及对案件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本案既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也不涉及刑事案件。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无权就本案的相关问题代替法院进行调查，本案的相关事实应当由法院来审查，《询问笔录》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类型，且被询问人均未作为证人出庭，《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庄某3和庄某1提交的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梅庄村委会、东桥镇卫生计生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属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要求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协助调查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涉及身份关系，应当由法院进行调查，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关于丰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调查事项的回复》属于非法材料。同时，根据公安部《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第二款第3项的规定“亲属关系证明。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庄某3、庄某1户籍登记的父亲为庄某4，并非庄玉土，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应当按照户籍登记的信息出具《关于丰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调查事项的回复》，而非根据他人的陈述来回复。且该回复中称“为保护庄玉土的公职身份，不便将庄某3、庄某1户口与庄玉土、林某1的户口登记在一起。”该陈述明显违反法律、国家政策的规定。二、一审法院根据《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的规定认定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存在事实收养关系，适用法律错误。1.庄某3于1983年被收养，收养关系能否成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的规定，庄某3、庄某1与庄某4已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成为养父子关系，该法定收养关系事实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庄某3于1983年被收养，系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现庄某3诉请确认收养关系，本案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但1983年并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于是否成立事实收养关系问题进行规定。《民事政策意见》1984年8月30日才颁布实施，一审适用意见进行处理，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对于庄某3的收养关系的认定应当比照《收养法》处理。根据《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庄某3与庄某4已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其与庄某4已构成法定收养，其与庄玉土、林某1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2.《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规定，应当以长期共同生活作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庄玉土、林某1与庄某3、庄某1不存在“长期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事实收养关系。一审判决以“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为由认定事实收养关系，法律适用错误。庄某3、庄某1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和林某1在哪一时间段有长期共同生活过。3.收养作为变更亲属身份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合法。《收养法》第三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该规定表明，收养当事人之间的收养行为不得与法律、法规中的计划生育规定相违背，法律规定已有子女的人一般不得再收养子女。庄某3、庄某1声称其与庄玉土、林某1成立事实收养关系，为了不影响庄玉土公务员身份才登记在庄某4名下，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梅庄村委会、东桥镇卫生计生办公室还出具相关虚假的书面确认文件。若庄某3、庄某1的上述声称情况能够成立，就意味着所谓的收养行为是建立在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一种无效的、违法的民事行为，不是合法的收养行为。三、一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违法。根据福建省立医院病案室调档管理规定，只有法院或直系亲属才能到省立医院调取病人住院病案。根据省立医院病案室证实，一审法院的法官和书记员分别于2019年2月15日、3月5日到省立医院病案室调取了庄玉土自2010年至2012年的全部住院病案。林某1、庄某2开庭时并没有看到一审法院出示所调取的病历证据，并由林某1、庄某2进行质证，庄某1根本没有也没资格到省立医院调取庄玉土的住院病案，但他却持有庄玉土的病历原件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一审法院直接将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原件给予庄某1，没有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属重大程序违法。庄某3、庄某1屡次未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却仍组织质证，程序违法。四、一审法院将《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放弃声明认定为庄某2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庄某2及母亲林某1均是庄玉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继承庄玉土的遗产，并自由处分。庄某3、庄某1并非庄玉土的养子，没有继承权，庄某2是否放弃继承权与他们无关。庄某2是基于继承人只有林某1和庄某2两人，母女二人为了便于房产分割登记，庄某2才主动放弃继承，将相关房产证的业主名字登记在林某1名下。一审法院既已认定福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中放弃声明并非庄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又将《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放弃声明认定为庄某2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不清。若庄某3、庄某1罔顾事实企图分割庄玉土的遗产并且得逞的话，庄某2所作放弃继承遗产声明的前提事实基础就完全不存在。五、一审法院判决庄某3将遗产赠与庄某1的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庄某3、庄某1并非庄玉土的养子，不具有继承人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对庄玉土遗产的继承权，亦无权对庄玉土的遗产进行处分。《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人之间可以协商继承份额的规定，是指继承人之间可以对继承份额的划分进行协商。继承权作为一种具有人身性质的财产权利，是不能转让的。因此，继承人放弃继承就不能再通过继承协议的方式将他应继承的份额转让给其他继承人。只有在办理了继承手续，对应继承的份额取得了所有权之后，继承人才能将该份额赠与他人所有。庄某3、庄某1并非庄玉土的养子，不具有继承人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对庄玉土遗产的继承权，亦无权对庄玉土的遗产进行处分。且庄某3出具《遗产赠与声明》时并未取得继承份额，庄某3、庄某1所谓的转让、赠与继承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无效的。司法部《关于办理继承权公证和赠与公证等问题的复函》也明确表明这个意见。六、退一步讲，即使庄某3、庄某1享有继承权，一审判决对庄玉土遗产的分配也严重不合理。一审判决以“综合考虑房产的实际控制情况、地理位置、继承人份额及各方便于使用管理等因素”对房产析分，但一审判决中对于庄玉土的遗产中的房产部分分配并未按此原则进行，林某1一直生活在福州或泉州市区，庄玉土过世后，就极少返回惠安老家。其对惠安县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并不便于使用管理，相反庄某1户籍地址在惠安县，便于管理上述房产。 庄某1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庄玉土与庄某1、庄某3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林某1、庄某2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梅庄村委会、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东桥卫生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庄某4、庄某5、邻居、保姆、林某1的侄女均证实庄某3、庄某1系庄玉土的收养子，而非庄某4的收养子。庄玉土逝世前还特意留下遗书，要求其兄弟关照、培养庄某3、庄某1，这显然是父子情深的真实写照。相反，在遗书中，庄玉土只字未提林某1、庄某2。为庆祝族谱发谱，庄玉土逝世当年，还特意挥墨“宣扬祖德，提振宗声”赠与庄氏家庙留念，从族谱的内容及挥墨的时间上看，庄玉土对族谱的内容是认可的，族谱上明确载明，庄玉土有庄某1、庄某3二子。2.庄某1、庄某3的户口均与祖母（庄玉土的母亲）登记在一起，并非林某1、庄某2所主张的与庄某4登记在一起，也并未与庄某4办理收养手续。庄某1、庄某3的户口均在惠安县，庄某3后因升学、工作需要户口转至福州，而庄某4的户籍在深圳。庄某1、庄某3一审中提交的微信、短信息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庄玉土逝世前，庄某3、庄某1称呼庄玉土为爸爸。3.2020年1月17日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收养关系发生后，庄玉土与庄某1、庄某3一直以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且庄玉土由庄某1、庄某3赡养。林某1、庄某2主张庄某1、庄某3从未抱养、抚养庄某1、庄某3与客观事实不符。4.林某1对自己百岁的老母亲也是漠不关心，林某1在其婆婆2014年至2015年生病住院期间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种种原因累加，林某1与庄玉土关系非常十分恶劣，与夫家的关系十分糟糕。5.林某1申领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并不能否定庄玉土与庄某1、庄某3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细则》中的政策性解释第二条第（三）点明确，以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为界限，1992年《收养法》之前的事实收养视为合法收养子女。6.《户籍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本案涉及身份户籍信息，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梅庄村委会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协助丰泽区人民法院调查，依职权开具证明，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明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根据《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的规定认定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存在事实的收养关系，适用法律正确。《最高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实施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庄玉土分别于1988年、1986年收养了庄某1、庄某3，事实收养行为发在1992年之前，《收养法》对庄玉土的收养行为不具有约束力，庄玉土的收养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的规定。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庄玉土收养庄某3、庄某1后，一直与二子以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庄玉土违反计划生育与否，并不影响庄某3、庄某1系庄玉土的合法收养子的地位。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庄玉土的病历资料系庄某1向法院申请调取，并经过林某1、庄某2的质证及签署笔录，符合程序，并无不当。庄某3也自行到省立医院调取病历材料，并且作为证据提交，林某1、庄某2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四、庄某2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庄某2在福州市不动产中心、公证机关作出放弃继承的行为，其表示对放弃继承永不反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五、《关于办理继承权公证与赠与公证等问题的复函》所涉及的事务属于公证范畴，不能适用于本案情形。《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之间可以协商继承份额，庄某3自愿将所继承的份额赠与庄某1，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林某1、庄某2的利益，应当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六、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庄玉土遗产中的不动产进行了议价，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在查清各房产的实际控制情况前提下，结合地理位置、继承人份额、各方方便使用等因素分配房产。其中，宝珊花园朝霞路27号由庄某1实际控制，庄某1在丰泽公安分局办理了居住登记手续，一审判决将该房产分配给庄某1，并无不当。林某1、庄某2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庄某3辩称，本案不存在法定收养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事实收养关系，证据充分，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于法有据。本案的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实施以前，林某1对庄玉土收养行为没有表示反对，应视为共同收养。本案涉及的计生问题是另外的法律关系问题，不是认定事实收养关系成立与否的条件。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林某1、庄某2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 庄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庄某3按法定继承享有庄玉土以下遗产的份额：址在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泉州市丰泽区产；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陶然新村Ｅ12房产；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福州市鼓楼区产；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存款302360.13元；公积金157953.72元；一次性抚恤金24.88万元；2017年3月至今每月675元的抚恤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庄玉土与林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婚生女庄某2。庄玉土在1989年1月由部队转业进入福建省公安厅工作，在2010年及2012年期间两次因病入住福建省立医院治疗，其中2010年期间，照看庄玉土的护工为陈雨田、杨国英。庄玉土于2012年退休，并于2017年3月1日在惠安县老家过世。庄玉土出殡时，庄某3、庄某1均以庄玉土孝子的身份参加，同时庄某3还以长子的身份诵读祭文。庄玉土过世前留有两份手写的遗书，遗书内容分别为：“我一张农行及兴业银行卡都有工资及存款请你们帮处理”、“建宏及啊伟请你们多费心培养。另，建宏要回惠安来照顾家中。家中一切字画都要保管好，千万不能送人。”遗书后均署名庄玉土。庄玉土过世后，庄玉土的手机、身份证、警官证、银行卡、房产证等原件均在庄某1处。已查明的庄玉土名下的财产如下：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泉州市丰泽区产；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陶然新村Ｅ12房产；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福州市鼓楼区产；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公积金157906.33元；一次性抚恤金24.88万元。庄玉土过世后，林某1、庄某2以办理公证的形式将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福州市鼓楼区产变更至林某1名下，公证书同时载明“对于上述庄玉土的遗产，其女儿庄某2表示放弃上述遗产继承权，配偶林某1表示要继承”。过户后，林某1以508万元的价格将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橘园洲Ｃ地块**楼103复式单元出售他人。现庄某1居住于泉州市丰泽区产内。林某1居住于福州市鼓楼区产内。 对于庄某3、庄某1与被继承人庄玉土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向庄玉土老家所在的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进行调查。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回函中载明：“经我所走访查明因庄玉土生前部队任职，后转为国家公务员，抱养二子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保护庄玉土的公职身份，不便将庄某3、庄某1户口与庄玉土、林某1夫妇的户口登记在一起，但在村中，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系以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庄某1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证人出庭，证人陈雨田为庄玉土2010年在福建省立医院住院时的护工，其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平常庄玉土称呼庄某1均是啊伟，庄玉土住院期间均由庄某1负责照看，林某1、庄某2来看望过庄玉土两次，庄玉土2010年手术时,在场的仅有啊伟及庄玉土深圳世良。庄玉土在医院的康复都是由庄某1负责陪伴。证人庄某5为庄玉土的胞妹，其在证人证言中陈述称庄某3、庄某1为庄玉土的收养子，庄某4是庄某3、庄某1的叔叔。庄某3是从漳州抱养，庄某1是从深圳抱养，抱养儿子是因为林某1当时要求抱养的。庄玉土与林某1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二十余年。庄玉土生前周末都会回惠安老家。庄玉土平常生病都是由庄某3、庄某1夫妇负责照看。 庄某3出具《遗产赠与声明》一份交庄某1收执，《遗产赠与声明》中主张对于被继承人庄玉土的遗产（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泉州市丰泽区产；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陶然新村Ｅ12房产；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州市鼓楼区产；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庄某3所应享有的份额自愿无条件赠与给庄某1个人所有。庄某2在2018年6月1日、2018年7月13日出具了共计五份《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的声明，声明中庄某2自愿放弃对庄玉土遗产中泉州市丰泽区店铺及泉州市丰泽区的继承权，永不反悔。 对于诉争遗产的价值，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议价，双方对于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如下：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按每平方米1万元计算；泉州市丰泽区疏港路宝珊花园湾区1座湾区北路801室房产作价477万元、湾区1座车位6号作价21万元；泉州市丰泽区产按900万元计算；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作价126万元、陶然新村Ｅ12房产作价770万元；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作价32万元；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3号］合计作价10**州市鼓楼区产作价398万元；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按交易价格508万元计算。对于其他无争议的财产，包括一次性抚恤金248800元及公积金157906.33元。 一审法院依庄某3申请，向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调查庄某3、庄某1身份户口情况。对于庄某3、庄某1是否为庄玉土、林某1的收养子。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的回复中载明“经我所走访梅庄村村委会、梅庄村群众，并依法对林金印、林某3等6人进行询问，查明庄某3、庄某1系庄玉土、林某1夫妇的收养子。”对于庄某3、庄某1的户口为何没有与庄玉土、林某1夫妇登记在一起的问题。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的回复中答复“经我所走访梅庄村村委会、梅庄村群众，并依法对林金印、庄某6等人进行询问，查明因庄玉土生前部队任职、后转业为国家公务员，抱养二子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保护庄玉土的公职身份，不便将庄某3、庄某1户口与庄玉土、林某1夫妇的户口登记在一起。但在村中，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系以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庄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庄玉土、林某1名下房产，并提供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保函为本案诉讼保全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依法作出（2018）闽0503民初2402号民事裁定书，对庄玉土、林某1名下房产进行了冻结。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庄玉土名下的财产应认定为庄玉土的个人财产还是庄玉土与林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虽然诉争的房产均登记在庄玉土名下，但各处房产的购置时间均是在庄玉土、林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庄玉土与林某1也未在婚姻中约定财产各自独立，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庄玉土的财产应当认定为其与林某1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另，本案中庄玉土过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抚恤金可以作为遗产由庄玉土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进行继承。 争议焦点2，庄某3、庄某1与被继承人庄玉土之间是否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的问题。 对于该焦点，林某1、庄某2认为庄某3、庄某1均系被继承人庄玉土的胞弟庄某4的收养子，并非庄玉土的收养子，并提供了庄某3、庄某1的户籍登记信息、庄某3个人人事档案、福建省立医院病历材料、庄玉土个人档案等予以证实。庄某3的户籍及个人人事档案体现其父亲为庄某4、胞弟为庄某1，庄某1的户籍信息未体现父母，省立医院病历中体现庄某1系庄玉土的侄儿，庄玉土的人事档案体现其仅有女儿庄某2。庄某3、庄某1主张其二人均为被继承人庄玉土的收养子。为了证明其主张，二人提供了庄玉土出殡祭文、惠安前庄锦绣庄氏族谱、庄玉土手写两份遗书、庄某4在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庄玉土手机警官证身份证等予以证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庄玉土在1992年《收养法》出台之前收养了庄某3、庄某1。而且从庄玉土所在的梅庄村委会、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体现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之间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均是父子关系。在庄玉土过世后，按农村风俗举行的出殡仪式上，庄某3、庄某1均以庄玉土儿子的身份参加，并在祭文内容中体现父子关系。庄玉土在临终时还手写遗书要求兄弟要多费心培养庄某3、庄某1。根据《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之规定，庄某3、庄某1的户籍与庄玉土、林某1不在一起，庄某3、庄某1称系为了规避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保护庄玉土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该说法也得到了庄玉土所在村委会、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庄玉土的胞弟庄某4、退休干部庄某6等人的证实，亦符合规避当时的计生政策的说辞。据此，应当认定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争议焦点3，庄玉土的遗产如何认定。对于庄玉土的遗产项目，双方一致确认如下：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泉州市丰泽区产；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陶然新村Ｅ12房产；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市鼓楼区产；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公积金157906.33元；一次性抚恤金24.88万元；2017年3月至今每月675元的抚恤金。对于存在争议的存款302360.13元，根据银行流水体现，庄玉土的银行卡余款由林某1以销户的形式注销并取走，金额共计302360.13元。该部分款项也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林某1、庄某2主张被继承人庄玉土还有部分银行存款由庄某1领取，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争议焦点4，对于庄某2在公证中所做出的“对于上述庄玉土的遗产，其女儿庄某2表示放弃上述遗产继承权”如何认定的问题。庄某3、庄某1主张鉴于庄某2自愿放弃部分遗产，应认定是庄某2真实意思表示，确认其对放弃的部分不享有继承的权利。庄某2主张，该放弃声明是基于遗产由林某1继承为前提，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福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体现，庄某2在公证员面前，表示自愿放弃被继承人庄玉土上述遗产的继承权。但基于该公证书的公证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庄某3及庄某1应当认定为被继承人庄玉土的养子，故公证书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庄某2在公证员面前所做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也应当一并不予认可。但，对于庄某2自行出具的《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所载内容明确表示永不反悔，该声明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于《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所涉的财产（泉州市丰泽区店铺及泉州市丰泽区），认定属于庄玉土的遗产，应当由林某1、庄某3及庄某1依法继承。 争议焦点5，对于庄玉土的遗产如何分割的问题。被继承人庄玉土死亡后的抚恤金包括一次性发放的抚恤金288800元（该抚恤金目前由林某1持有），根据法律规定，抚恤金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可以由死者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进行继承。对于其他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析分出50%的份额由林某1享有。另，50%的财产份额作为遗产由第一顺位继承人林某1、庄某2、庄某3、庄某1四人均等额继承（庄某2声明放弃的财产，由林某1、庄某3、庄某1等额继承）。庄某1、庄某3主张林某1、庄某2未尽到抚养、赡养义务，应当予以少分或者不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上看，庄玉土两次住院，不论是住院的护工，还是庄玉土的病历材料体现，庄玉土均由庄某1进行看护，林某1、庄某2仅提供一份照片证实林某1、庄某2有到医院看望过庄玉土。从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向梅庄村村委会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庄玉土胞弟庄某4的询问笔录、庄玉土胞妹庄某5的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林某1、庄玉土夫妻感情长期不和，在庄玉土生病及退休期间，林某1并未照看庄玉土，而且在庄玉土过世后，庄玉土的遗物如身份证、警官证、银行卡、房产证等均由庄某1保管。庄某3、庄某1主张林某1与庄玉土夫妻感情不和，林某1在庄玉土生病期间未尽夫妻扶养义务，予以采信。但庄玉土住院期间，其单位已经为其聘请了护工进行护理，而且，庄玉土的养子庄某1也长期在医院进行护理。在庄玉土已有两人护理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林某1未尽夫妻扶养义务存在主观故意，而且庄玉土与林某1之间的婚姻关系尚未明确解除，据此，庄某3、庄某1对于林某1、庄某2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1.对于抚恤金248800元，应当由林某1、庄某2、庄某3、庄某1各按25%的份额分割。每人各得62200元。2.对于公积金157906.33元、存款302360.13元，共计460266.46元。其中一半份额230133.23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林某1享有，剩余的230133.23元，林某1、庄某2、庄某3、庄某1每人按份各得57533.3元。3.对于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与田安路交叉路口煌星大厦西区裙楼223号（64平方米）、272号（28.08平方米）、273号（23.28平方米）店铺（议价价格按每平方米10000元，总价为115.36万元）及泉州市丰泽区疏港路宝珊花园湾区1座湾区北路801室房产及湾区1座6号车位（议价价格为498万元）。扣除夫妻共同财产后，剩余的306.68万元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庄某2放弃继承权，故林某1、庄某3、庄某1各得1022266元。4.对于泉州市丰泽区产（议价900万元）、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议价126万元）、陶然新村Ｅ12房产（议价770万元）、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议价32万元）、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3号］（议价合计1008万元）、福州市鼓楼区产（议价398万元）、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各方同意按交易价格5**述房产的议价总价为3742万元。扣除夫妻共同财产部分由林某1享有1871万元，剩余的1871万元属于被继承人庄玉土的遗产，应当由林某1、庄某2、庄某3、庄某1四人按份继承，每人各得4677500元。 对于抚恤金、公积金及存款共计709066.46元，林某1享有夫妻共同财产及继承份额为349866.53元，庄某2、庄某3、庄某1各享有继承份额为119733.3元。对于其他房产（包括已出售变现的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03复式单元）的份额：林某1按议价价格享有夫妻共同财产及继承份额为27476566元；庄某2享有继承份额为4677500元；庄某3、庄某1享有继承份额为5699166元。庄某3自愿将其继承的房产部分的份额赠与给庄某1，故，庄某1的继承份额按议价价格为11399532元。 综上，对于诉争的财产，林某1的份额为27826432.53元、庄某2的份额为4797233.3元、庄某3的份额（扣除其赠与给庄某1部分）为119733.3元、庄某1的份额为11519265.3元。根据双方议定的价格，庄某3、庄某1明确要求对遗产进行析分，同时考虑到上述房产的价格为议定价格，应当尽量以分配房产为主，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贴的形式多还少补。同时综合考虑房产的实际控制情况、地理位置、继承人份额及各方便于使用管理等因素对房产析分如下：1.泉州市丰泽区（议价价格为498万元）由庄某2继承，庄某2应当支付差价182766.7元给林某1；2.庄某3获得现金部分遗产119733.3元，林某1应当支付；3.泉州市丰泽区及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上述房产议价金额为11413600元）由庄某1继承，同时林某1还应当将差价105665.3元支付给庄某1；4.惠安县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3号］、福州市鼓楼区产及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已变现，变现金额508万元归林某1所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庄玉土生前的公积金、抚恤金、存款共计709066.46元归林某1所有，林某1应给付庄某2继承应得的份额119733.3元、给付庄某3继承应得的份额119733.3元、给付庄某1继承应得的份额119733.3元；二、址在泉州市丰泽区由庄某2继承，庄某2应给付林某1超出继承份额的折价款302500元；三、址在泉州市丰泽区及惠安县黄塘聚龙小镇陶然居2＃2305房产由庄某1继承，庄某1应给付林某1超出继承份额的折价款14068元；四、址在惠安县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土地证号：土地证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2号、惠国用（2010）字第170023号］、福州市鼓楼区产及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花溪南路28号橘园洲Ｃ地块Ｅ-14号楼1**已变现，变现金额508万元归林某1所有）由林某1继承；五、上述第一、二、三项应当给付的现金继承份额及分割房产补差价款相互抵扣后，林某1应支付庄某3119733.3元、林某1应支付庄某1105665.3元；庄某2应支付林某1182766.7元。上述应付款项林某1、庄某2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林某1、庄某2称对一审认定庄玉土过世前两份手写的遗书有异议，所谓遗书系手写的稿件，不符合遗书的法定形式，不能认定为遗书；庄玉土的手机、身份证、警官证等原件并不在庄某1处，而是在惠安老家。此外，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20年8月18日，庄某1以服从一审判决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针对庄某3、庄某1与被继承人庄玉土之间是否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的问题，证人庄某5的证言、庄某4、林某2、林某3、庄某6、庄某7、庄某8、庄世文在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出具的《关于丰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调查事项的回复》、惠安前庄锦绣庄氏族谱编辑委员会出具并加盖惠安县民委员会印章的《亲属关系证明》、庄玉土手写两份遗书以及《建宏、伟宏祭父文》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庄玉土在1992年《收养法》出台之前收养了庄某3、庄某1，在梅庄村，庄玉土与庄某3、庄某1以父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均是父子关系。庄玉土过世后，按农村风俗举行的出殡仪式上，庄某3、庄某1均以庄玉土儿子的身份参加，并在祭文内容中体现父子关系。庄玉土在临终时还手写遗书要求兄弟要多费心培养庄某3、庄某1。根据《民诉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涉及身份关系事实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一审法院依职权发函惠安县公安局东桥派出所协助调查，该派出所通过走访梅庄村委会、梅庄群众，并对林金印、林某3等6人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最后作出《关于丰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调查事项的回复》，该程序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庄某3、庄某1的户籍与庄玉土、林某1虽然未登记在同一户，但根据《民事政策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一审判决认定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对林某1、庄某2主张庄某3、庄某1与庄玉土之间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不予采纳；对其申请调取收集庄某3的人事档案材料中有关庄某3户籍、亲属关系文件、个人学习工作履历表及庄某3、庄某1首次户籍登记材料、户口迁移记录、福建省治安信息管理系统中庄某3的父母信息情况等材料，不予准许。 针对林某1、庄某2提出的一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在审理另案（2019）闽0503民初1230号庄某1与庄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庄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庄玉土在省立医院的相关病历资料，庄某1在本案中提交的病历资料即一审法院在（2019）闽0503民初1230号一案审理过程中依申请调取的证据，该证据的收集程序合法。 针对庄某2作出的《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是否有效的问题，2018年7月13日，庄某2在见证经办人的见证下出具5份《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自愿放弃对泉州市丰泽区店铺、泉州市丰泽区等不动产应得的继承权利，在5份《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庄某2均表示对所载内容永不反悔，该声明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认定《放弃继承不动产权利书》中所涉及的财产应由林某1、庄某3及庄某1三人依法继承，并无不当。 针对庄某3的《遗产赠与声明》是否有效的问题，被继承人庄玉土于2017年3月1日死亡，2019年2月4日庄某3作出《遗产赠与声明》将庄玉土址在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与田安路交叉口煌星大厦西区裙楼223号、273号、272号店铺等8处遗产中，属于其本人的份额赠与庄某1，该声明意思表示真实，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 针对涉案房产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审判决在对案涉房产进行析分时将址在福州市的房产、惠安县惠安县螺城镇北关街2＃402号及402储藏间、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螺苑新村两处房产判由林某1继承，已经综合考虑了案涉房产的实际控制情况、地理位置、继承人份额及各方便于使用管理等因素，并无不当。林某1、庄某2据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针对庄某1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的问题，经审查，庄某1撤回上诉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并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 另外，从本案当事人各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各方诉辩主张看，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继承纠纷，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林某1、庄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604元，由林某1、庄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金旺审判员张兴裕 审判员 康   艳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苏   水   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