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9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可洪，男，1957年2月24日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凤枝，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立，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法定代表人：王可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凤枝，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立，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随珍，女，1972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之，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浩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div>法定代表人：刘西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之，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iv>法定代表人：徐爱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润润，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随珍、滨州浩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佳公司）、山东省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可洪、舜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李随珍与被上诉人九洲公司签订的虚假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无效》(载明的时间2013年5月20日)、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上诉人申请鉴定的鉴定报告，如法院认为不明确的情况下，没有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或出具书面明确说明意见，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一、关于上诉人申请鉴定的鉴定报告，如法院认为鉴定意见不明确的情况下，没有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或出具书面明确说明意见。就直接不认定该鉴定报告，上诉人认为不合法。被上诉人李随珍和浩佳公司一再强调，“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2013年5月20日，九洲公司陈述签订时间是2015年9月份、10月份左右，是为了九洲公司躲避对抗九洲公司的债权人，才倒签了时间。上诉人王可洪也确信“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在2015年4月份之后。因为李随珍和刘西良2015年4月左右到九洲公司说是和王军合伙卖车，王可洪告诉他4S店已经以物抵债抵顶给王可洪，李随珍再三要求看抵债的协议书，王可洪因为以前就认识李随珍的对象刘西良，因此，给李随珍看了2013年5月28日的协议书，当时李随珍并没有说自己已经购买了4S店。上诉人确信，该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在2015年4月之后，因此，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虽然鉴定报告意见不很明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人民法院应该通知鉴定人出庭说明情况。因为该案是发回重审，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中，明确鉴定结果不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一审未通知鉴定人员出庭直接使用鉴定意见不当。在发回重审后，上诉人代理人也多次联系一审法院，询问是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还是需要上诉人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说开庭看看，法院再根据情况安排是否出庭。但该案直至出具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在即没有通知鉴定人员出庭，也没有让鉴定人员出具明确鉴定意见的情况下，以鉴定意见不明确，不予认定该鉴定报告，上诉人认为不合法。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李随珍提供的部分转账明细，认定李随珍已经支付4S店转让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孟某、陈某证人证言及提供的合同等证据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李随珍利用原来双方(九洲公司和李随珍)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银行交易流水，伪造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理由及法律依据如下：1.从时间上看，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形成时间是在2013年5月28日之后，《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5月20日是虚假的。这通过上诉人王可洪、舜天红利公司申请证人孟某、陈某出庭的证人证言及二位证人提供的合同等证据可以证实：2014年2月26日九洲公司才与孟某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对被上诉人李随珍所称《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的小展厅才开始建设，而李随珍称《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这时根本就没有规划建设小展厅，《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却出现了小展厅，这完全不符合客观常理。上诉人王可洪、舜天公司原审一审时申请对《4S店经营转让合同》签订字迹和公章的时间鉴定。鉴定部门出具了鉴定报告，根据上述孟某、陈某出庭的证人证言和鉴定报告的结论相结合，可以证实《4S店经营转让合同》形成时间是在2013年5月28日之后。《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5月20日是虚假的。2.庭审时九洲公司在多次庭审时一直明确该份《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倒签的时间，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九洲公司多次庭审明确认可是与李随珍合伙经营，李随珍提议为了应付、躲避债务九洲公司债务，才起草签订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并倒签了时间。3.通过原告一审时和(2017)鲁16民终1950号民事案件中陈某提供的证言和陈某提供的合同。可以证明九洲公司没有把4S店转让给李随珍。如果《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真实的，在2014年12月1日就把4S店交付给李随珍了，在2014年12月6日，九洲公司的经理王军不可能再以滨州鸿名佳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与滨州市佳民建材加工厂签订合同，王军再对涉案的北展厅即海马4S店进行装修。陈某出庭时明确证明，王军给其支付了大部分装修款项，还有部分装修款王军个人再出具欠条。这都证明4S店没有转让，否则，王军不可能出资装修，个人出具欠条。4.从《4S店经营转让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付款时间和交付时间，这三个时间看也不符合客观常理和正常转让4S店的逻辑顺序。该转让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5月20日，付款时间约定2014年2月31日前付款(2月也根本不会有31日，一审法院给被上诉人解释这是笔误)，约定2014年12月1日前交付(与签订合同时间相差近两年的时间)，从这三个时间看就不符合正常购买4S店的客观常理。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购买4S店是为了经营，那么，不会在近两年的时间去签合同，全部付款后近一年的才去接收店面，这根本符合一个购买4S店生意人的思维。因为，这两年的时间自己全部已经支付完转让款，没有任何利润，还承担着两年后汽车市场是否景气的风险，任何一个正常人不会去做这种生意。因此，从《4S店经营转让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付款时间和交付时间看，就不符合客观常理和交易习惯。5.李随珍主张给徐爱华的打款是支付的4S店转让款是虚假的，事实上李随珍与被告九洲公司之间是民间借款关系。李随珍的打款明细是与九洲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所形成。李随珍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不具有完整性，抽取部分银行交易明细，拼凑270万元，从李随珍提供银行交易明细给徐爱华的打款数额就达到271875元，根本与李随珍的主张不符。李随珍故意把徐爱华和九洲公司给其打款的有关交易明细不予提交，故意隐瞒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徐爱华民间借贷关系的客观事实。通过九洲公司提供的“山东滨州九洲汽贸公司与李随珍民间借贷一事部分明细说明”和李随珍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结合，可以证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是借款关系，通过九洲公司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更加可以印证李随珍与九洲公司银行交易明细是民间借款关系所形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例如：从李随珍的提供的交易明细看2013年6月26日李随珍给徐爱华打款46.25万元，从九洲公司提供的民间借贷说明上，能够印证当时借款50万元按照月利息7.5分，先扣除了一个月利息3.75万元，剩余本金即46.25万元进行的打款，结合九洲公司二审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自2013年6月26日李随珍给徐爱华打款后，分别于2013年8月3日、2013年9月25日、2013年10月31日、2013年11月25日，徐爱华每月固定的利息数额3.75万元再给李随珍打款。其他款项亦是如此，这说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事实上是民间借贷关系，并非4S经营转让。如果是真实的转让4S店合同，不会出现九洲公司和徐爱华多次给李随珍打款的情况，更不会出现打款超出合同约定，多次汇款出现尾数几十元的情况。6.李随珍提供的“2014年3月23日260万元的收到条”不能证明与《4S店经营转让合同》有关联性，并且，该证据与李随珍的主张和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载明的转让款是270万元，李随珍从(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案件时就转让款是270万元，在本案一审直至本案李随珍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李随珍一再主张转让款是270万元，还有声称收据已经提交法院，但是，却又出具“2014年3月23日260万元的收到条”，多次陈述与证据相互矛盾。三、根据2012年4月1日王可洪与九洲公司的《协议》和2013年3月15日《山东滨州九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交接证明》证明：2013年3月15日，王可洪和舜天公司获得了北展厅的全部所有权并进行了交接交付。2013年5月28日《协议书》，证明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明确了截止2013年5月15日口头协议把南展厅、北展厅已经全部抵债转移所有权给王可洪、舜天公司予以转移交付的客观事实。2013年6月1日，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签订了南展厅、北展厅的租赁《协议》，王可洪把自己所有的南展厅、北展厅，又租赁给了九洲公司使用。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的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实际履行。2013年5月九洲公司把在舜天公司土地上建设的全部建筑物、展厅、维修车间交付给王可洪，用于抵偿欠款200万元，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上诉人与九洲公司在2013年3月到5月已经达成以物抵债的一致意见，明确约定已经交付，上诉人已经取得涉案展厅的所有权，这属于物权。九洲公司要求继续使用展厅，后来双方又成立的是租赁关系，属于债权，假如九洲公司对自己没有所有权的4S店进行处分，也属于无权处分，上诉人有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追回物权。假如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4S店转让合同是真实的，九洲公司对涉案展厅并没处分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上诉人对九洲公司的行为也没有追认，因此，4S店转让合同应无效。从时间上看，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约定的是2014年12月1日交付，4S店转让也属于一种债权，时间也在上诉人以物抵债取得展厅所有权之后，其债权不能对抗上诉人对涉案展厅的所有权。五、一审法院认定王军是浩佳公司(李随珍)的雇佣，是代表浩佳对4S点进行装修，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以李随珍和浩佳公司提供的部分工资及签字表就认定，王军是浩佳公司(李随珍)的雇佣，没有任何依据，从部分签字单据看王军是在负责人和李随珍、刘西良共同签字，工资表中也由李随珍、刘西良的工资记录，这更加说明是一种平等的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而且，这些单据都在2015年下半年，这说明李随珍浩佳公司在九洲公司处的经营时间，是从2015年开始的，通过陈某，孟某的证言也可以证实是在2014年九洲公司王军对4S店进行的装修和小展厅的建设。这与浩佳公司和李随珍无关。六、根据李随珍提供的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清单(扣押清单就包括涉案北展厅)，扣押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当时财产控制人还是王军、徐爱华，这证明李随珍主张的2014年12月1日九洲公司向其交付涉案展厅不是事实。九洲公司陈述的2015年双方开始合伙经营更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根据李随珍提交的由王军和刘西良签字的单据也是在2015年，签字也是王军和刘西良共同签字，这都印证九洲公司和李随珍在2015年合伙经营的真实性。七、一审法院已上诉人收取了相关土地租金就认定上诉人没有与九州公司终止土地租赁协议，是错误的。相反，通过李随珍提供的2016年和2017年两张缴纳场地租赁费的单据，也可以证明《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不是真实的。从两张缴纳场地租赁费的单据的时间可以看出，缴纳租金的时间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的，如果《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真实的，如果2014年12月1日案涉4S店就交付给李随珍，那么自2014年12月1日起李随珍就应该缴纳土地租金，2014年12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这一年多时间的租金李随珍怎么没有缴纳？之所以没有缴纳，就是因为一直是九洲公司在实际经营。事实上是：九洲公司在2013年3月15日就把案涉4S店即北展厅交付给上诉人王可洪，但九洲公司和王可洪约定九洲公司可以继续使用该展厅，另行收取租赁费。大约在2015年9月、10月，九洲公司和李随珍说双方合伙经营，继续租用北展厅。李随珍称其与九洲公司双方已约定，李随珍缴纳北展厅的土地租赁费，九洲公司缴纳北展厅展厅租赁费，因此，2016年2月1日，2017年1月19日，王可洪收取了李随珍缴纳的土地租赁费。李随珍称害怕土地租赁费再涨，王可洪承诺只要其与九洲公司合伙经营，价格不会再涨，于是才在单据中注明执行本价格到2026年12月31日。李随珍称上诉人王可洪早知道4S店转让与事实不符。后来，在收取租金是派出所多次不断协调下让李随珍暂时让使用，先让李随珍打过来，让等案件结果再处理，后来，没经任何人同意，李随珍就直接向上诉人账户打款，称其已经支付租金。关于土地协议终止的事实，上诉人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是当事人，合同当事人对终止事实予以明确，终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法法律规定，并且，租赁协议也早已收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土地租赁协议没有终止是错误的。八、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2月份是浩佳公司(李随珍)对北展厅进行的维修是错误的。通过孟某证人证言及证人提供的合同可以证实：2014年2月26日，是九洲公司与孟某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对小展厅进行建设。陈某出庭的证人证言及证人提供的合同是2014年12月6日，公司的经理王军以滨州鸿名佳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与滨州市佳民建材加工厂签订合同，王军对涉案的北展厅即海马4S店进行装修。证人提供的合同、证言和欠条，能明确是王军进行的付款，如果是浩佳公司(李随珍)进行装修，为什么合同不是浩佳公司签订，王军没有必要以九州公司名义签订，更没有必要自己出具欠条，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任何依据。九、一审法院认定王军是浩佳公司(李随珍)的雇佣，王军是代表浩佳对4S点进行装修，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以李随珍和浩佳公司提供的部分工资及签字表就认定，王军是浩佳公司(李随珍)的雇佣，没有任何依据，从部分签字单据看王军是在负责人和李随珍、刘西良共同签字，工资表中也由李随珍、刘西良的记录，这更加说明是一种平等的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而且，这些单据都在2015年下半年，这说明李随珍浩佳公司在九洲公司处的经营时间，是从2015年开始的，通过陈某，孟某的证言也可以证实是在2014年对4S店进行的装修和小展厅的建设。这与浩佳公司和李随珍无关。十、一审法院认定关于变压器上诉人主张是抵偿6万元债务，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从没有这样主张过。上诉人根据向九洲公司了解，是九洲公司陈述当时是为了对6万元借款进行担保，才签订了变压器过户协议。因此，上诉人主张变压器过户协议并非当事人(九洲公司和李随珍)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该变压器过户协议侵犯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处分了上诉人拥有所有权的变压器。因此，主张无效。十一、变压器过户协议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已经包含了变压器转让款，认定李随珍属于善意取得无任何依据。变压器九洲公司无处分权，九洲公司处分变压器的行为也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追认。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根本没有变压器价款的约定，李随珍称支付了变压器的对价无任何依据，李随珍对涉案变压器，也根本不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善意取得首先是有偿取得，李随珍无任何证据对变压器支付了对价。综上所述，《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九洲公司徐爱华与李随珍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为了躲避债务，把时间提前，利用原来双方的民间借贷银行交易记录，签订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虚假协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该合同应属无效。并且，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为了躲避债务，恶意串通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行为，也损害了上诉人王可洪、舜天红利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九洲公司与上诉人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无效。关于变压器过户协议，也因九洲公司无权处分，未得到上诉人追认，侵犯了合法权益而无效，李随珍和浩佳公司也并不构成善意取得。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李随珍、浩佳公司辩称，一、涉案一百千瓦的变压器自2011年5月9日就登记在九洲公司名下，后该公司与李随珍签订转让协议并变更到李随珍、浩佳公司名下一直使用至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于2013年5月20日所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双方已履行完毕，李随珍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主张该协议无效无证据证实。一审判决对此有全面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三、九洲公司自2009年开始与上诉人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均是后补的，虚假的。协议内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均未履行，上诉人罗列的十一条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证据，只是凭自己的事后理解与九洲公司的曲意配合混淆是非以达到占有北展厅的目的。一审判决对上述一系列协议均作出客观评判，我们在此不做赘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九洲公司辩称，一、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不存在4S店转让的法律关系，两者仅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合伙经营4S店关系，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庭审中李随珍也认可与九洲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九洲公司无力偿还李随珍的借款才与李随珍合伙经营4S店，九洲公司对外债务众多，使用九洲公司的名义无法正常经营4S店，为了规避对外债务，尤其是阻却潍城区人民法院（2014）潍城民初字第698号案件的执行，九洲公司才与李随珍签订了4S店转让协议。二、九洲公司和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协议是倒签合同，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该协议签订的实际时间是2015年并不是协议记载的2013年5月20日，协议中约定展厅面积也与事实不符，约定的转让价款270万是根据九洲公司向李随珍借贷款项确定的。三、九洲公司一直不享有变压器的所有权，无权处分变压器。综上，请依法裁判。王可洪、舜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九洲公司与浩佳公司（李随珍）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2.九洲公司与浩佳公司（李随珍）于2013年5月20日提前两年多签订的虚假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无效；3.九洲公司、浩佳公司向王可洪、舜天公司支付2017年的租赁费25万元；4.诉讼费用由九洲公司、浩佳公司、李随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一）根据当事人陈述，该院确认的当事人基本情况：舜天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原系企业法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股权）历经多次变更，至2017年10月25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可洪为公司股东，任执行董事，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九洲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系由徐爱华与王军夫妻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徐爱华任经理，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浩佳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刘西良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系由刘西良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4月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李随霞、李建花。另查明，李随珍与刘西良系夫妻关系。（二）关于土地使用权租赁及租赁费的交纳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两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份；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了舜天公司为浩佳公司出具的场地租赁费收据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交易凭证六份等证据。对于上述证据，当事人经相互质证均无异议。根据上述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的案件事实是：2006年11月2日，舜天公司取得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八路以北、渤海五路以东46144.874平方米（69.217亩）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为（2006）1501026号，规划用途为建设厂房、办公楼。2008年9月16日，舜天公司（甲方）与九洲公司（乙方）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由乙方租赁甲方上述场地自建汽车4S店，租期自2009年1月1日起20年，租赁费14万元/年，一年一交，先交费再经营，如乙方经营不善，无力及时交付租赁费超半年时，合同自行终止。乙方在征得甲方同意的前提下，自主投资建设、使用。合同到期后，所有地上物由乙方独有完全处置权。九洲公司利用上述土地分别建设了汽车4S店北展厅和南展厅等地上建筑物，其中南展厅由九洲公司于2009年起出租给他人使用，北展厅由九洲公司经营华泰品牌汽车4S店使用。2016年2月1日，舜天公司向浩佳公司收取自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海马展厅”（即北展厅）场地租赁费7万元。同日，浩佳公司向王可洪账户转账支付7万元。2017年1月19日，舜天公司向浩佳公司收取自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场地租赁费10万元，王可洪在该收据上备注每年场地使用费10万元，执行本价到2026年12月31号，每年元月1号起交费。2017年1月24日，浩佳公司向王可洪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李随珍于2018年1月1日分别向舜天公司转账支付2018年度场地租赁费8333元、50000元，2018年10月9日转账支付41667元，共计10万元。2018年12月31日，李随珍分别向舜天公司转账支付2019年度场地租赁费5万元、5万元，共计10万元。（三）关于涉案变压器电费的缴纳九洲公司提交了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702执异47号案件证据材料一宗（包括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及电费收缴明细及其为李随珍出具的发票、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为浩佳公司出具的电费发票）；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了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经质证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自2015年1月1日起，北展厅所使用的变压器由李随珍、浩佳公司向供电公司交纳电费。二、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一）关于变压器的归属及“变压器过户协议”的效力1.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案涉变压器属于其所有，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庭审中，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变压器“使用合同”、本案二审关于证人王某的庭审证言、徐爱华出具的电费欠条各一份，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电费收据两份。其中“使用合同”签订于2009年1月18日，该合同约定，根据2009年1月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舜天公司（甲方）将其所有的西北院及院墙、门卫室、30千瓦变压器交给九洲公司（乙方）使用，在合同有效期内，为了方便乙方交费，将变压器使用权过户于九洲公司；使用过程中因损坏或者增容需要更换时，在100千瓦以内的费用由九洲公司承担，超过100千瓦的费用由舜天公司承担一半费用，所有权不变，九洲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抵押或出租。但经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中并未明确载明九洲公司所租赁的场地上包含涉案变压器。本案二审时，证人王某出庭提供了证言，证明九洲公司（王军）于2011年因原变压器损坏而更换新变压器的事实。但该证人证言未确认原变压器的所有权人以及所更换变压器的型号等事实。另外，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徐爱华的欠条及供电公司收据，证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只是借贷关系，也即九洲公司为交纳拖欠的电费而向李随珍借款6万元，供电公司也是为九洲公司开具的电费收据。因此，李随珍与九洲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对舜天公司所有的变压器进行处分，侵犯了舜天公司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无效。九洲公司对于上述证据及证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浩佳公司、李随珍对于变压器“使用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所涉及的变压器为30千瓦，而由九洲公司过户给李随珍的变压器为100千瓦，且原登记在九洲公司名下，所有权人为九洲公司，即该公司实际拥有该变压器的所有权，对变压器有权予以处分，故其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合法有效。对于王某在二审中的证言，浩佳公司、李随珍认为，该证人证言只是证明变压器烧毁并予以更换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变压器的归属。对于徐爱华的欠条及供电公司的收据，浩佳公司、李随珍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宗证据系其在（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由于九洲公司未依约交清其应承担的电费导致断电，致使李随珍和浩佳公司无法正常进行经营才代为交清电费6万元，此后提起诉讼追要该欠款，该借款与变压器的转让无关，故该宗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诉讼主张。2.九洲公司认可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诉讼主张，即认为涉案变压器所有权属于舜天公司，该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该公司未单独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在其第一组证据中包括了“变压器过户协议”一份、供电公司的收据两份和发票八份及书面证明一份，未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进行说明，王可洪与舜天公司、浩佳公司与李随珍对该部分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查，该部分证据系李随珍在本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案件及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案件中所提交的部分证据。3.浩佳公司、李随珍主张本案涉及的变压器原登记与九洲公司名下，该公司有权对变压器予以处分，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合法有效。庭审中，针对其诉讼主张，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了本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书、“变压器过户协议”各一份，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电脑储存信息照片一份及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电费收据各两份等证据。王可洪、舜天公司，对于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仅涉及到对6万元借款认定的事实，并未涉及对变压器所有权的认定事实；“变压器过户协议”并未约定支付价款，该变压器价值应在10万元以上，九洲公司不可能无偿转让给李随珍；实际上，舜天公司将原变压器过户至九洲公司名下，只是因为该公司租赁舜天公司的场地，为便于缴纳电费而已，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即使九洲公司因原变压器损坏而更换成100千瓦的变压器，该100千瓦变压器亦属于舜天公司所有，九洲公司没有处分权。故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应属无效合同。九洲公司对于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仅能够证明九洲公司因拖欠电费向李随珍借款6万元的事实，但涉案变压器的所有权人为舜天公司，虽然登记在九洲公司，该公司并没有处分权。4.一审法院对证据及案件事实的确认。经当事人相互质证，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的变压器“使用合同”，九洲公司虽然予以确认，但浩佳公司、李随珍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该合同约定的30千瓦变压器的归属问题，其仅提交了该份合同，该合同并说明该变压器系舜天公司根据土地“租赁协议”交由九洲公司使用，但土地“租赁协议”并未体现关于该变压器的内容；王某在二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也未证明所谓的因损坏而被更换之变压器的所有人系舜天公司，在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该“使用合同”及王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徐爱华出具的欠条，三方当事人均提交了供电公司出具的电费收据两份，九洲公司提交了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及电费发票八份，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了供电公司电脑储存信息照片一份及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两份，当事人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部分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经审查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另外，三方当事人均提交了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证明目的不同，该证据与上述确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本案的案件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了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书，王可洪、舜天公司以及九洲公司对该民事判决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判决书中对所涉变压器的归属问题不予认同，一审法院认为，该民事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且系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该民事判决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对于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为：本案所涉100千瓦变压器（户号为0613288765）由徐爱华于2011年5月9日代表九洲公司申请立户。九洲公司因拖欠2014年12月1日之前电费6万元，遂向李随珍借款6万元缴清上述电费，由徐爱华出具欠条一份。2014年12月1日，九洲公司（甲方）与李随珍（乙方）签订“变压器过户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变压器（户号为0613288765）一台过户给乙方，过户原因系由甲方将变压器转让给乙方。次日，双方将变压器办理了过户手续，该变压器户名变更为李随珍。2016年1月28日，上述变压器户名变更为浩佳公司。根据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及电费发票，自2015年1月1日起，由李随珍和浩佳公司向供电公司缴纳该变压器发生的相应电费。庭审中，浩佳公司、李随珍陈述，双方约定变压器的转让价款包含在“4S店经营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价款之中。（二）关于涉案北展厅的归属及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效力1.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涉案北展厅等财产属于其所有，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无效。为此，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1）2008年9月16日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两份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份。证明舜天公司对相应的土地具有合法的使用权；九洲公司租赁舜天公司的土地建设汽车4S店；上述租赁协议已于2013年3月15日终止，舜天公司将九洲公司持有的租赁协议原件收回，九洲公司所建的南展厅及涉案北展厅等附着于该宗土地上的财产均归舜天公司所有。（2）协议书、借款条各两份及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交易凭证各一宗。证明九洲公司向王可洪借款100万元、100万元，并分别于2012年2月4日、2012年4月4日签订协议书各一份，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以九洲公司与舜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在该宗土地上建设的2个汽车4S店（即南展厅、北展厅等）作为抵押，若逾期1个月不能偿还时，王可洪有权处置上述资产、终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上述借款200万元，九洲公司一直未还。注：2013年2月4日、2013年4月4日，九洲公司、徐爱华分别上述协议书上备注“延期使用一年”。（3）2012年4月1日“协议”一份。证明舜天公司（甲方）与九洲公司（乙方）约定，由甲方出资给乙方100万元，用于北展厅的改造和装修，甲方享有北展厅30%的所有权，但不参与经营，不承担乙方在经营中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乙方按月息1分5向甲方支付利息，如乙方经营有方，到年底按比例向甲方分红，如经营不善或无法经营时，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准以任何理由转租、转让和抵押，如双方同意处理（资产），收益款按比例分给甲方。注：舜天公司未提交支付100万元的相应凭证。（4）“交接证明”、“协议书”、“协议”、“汽车4S店租赁合同”各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回单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各两份等证据。证明九洲公司因不能偿还上述借款200万元，将其建在租赁舜天公司的土地上的展厅等财产抵顶债务，本案所涉北展厅等财产所有权归属于王可洪。其中，九洲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为舜天公司出具“交接证明”，终止2008年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将九洲公司建在舜天公司院内北展厅70%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可洪所有，由九洲公司重新租用舜天公司、王可洪所有的4S店展厅2年，租赁费为35万元/年，其中于2013年3月15日将南展厅交接完成（因九洲公司已将该展厅外租给其他公司，租赁费已收至2015年6月30日，九洲公司应自2015年7月1日起按35万元/年交租赁费）。2013年5月28日，舜天公司（甲方）、王可洪（乙方）与九洲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丙方分别于2012年2月4日、2012年4月4日向乙方借款100万元、100万元，2012年9月26日向乙方借款35万元，共计235万元，用于租地建设展厅、维修车间和流动资金；2013年5月15日至25日，经三方多次协商达成抵债协议，终止土地租赁合同，由甲方收回合同原件，丙方自愿将其建在甲方土地上的全部地上建筑物、展厅、维修车间等抵债交付给乙方，用于抵偿拖欠的借款200万元，抵债后所有产权归乙方所有；由于丙方将租地内南展厅自2009年租给东营丰冀汽车销售公司尚未到期，租金已收至2015年6月30日，由原租用方使用到期后再归还给乙方，甲方不再另收费；丙方在抵债前后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甲、乙方无关，场地、展厅和维修车间由丙方临时使用，不允许丙方以任何理由转租、转让、抵押等，甲、乙方可根据情况决定丙方的使用时间、金额，另收租金。2013年6月1日，舜天公司（甲方）与九洲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甲方将其两个4S店租给乙方经营，北展厅自2014年1月1日开始按每年30万元收费，南展厅自2015年7月1日开始按每年35万元收费，乙方在使用期间，不准以任何理由出租、转让和抵押。另外，舜天公司、王可洪已经于2015年7月1日将南展厅租赁给正浩公司使用，期限为7年，三方于2017年1月1日签订了“汽车4S店租赁合同”，约定展厅租金为25万元/年，土地租金为10万元/年；正浩公司（田晓燕）分别于2017年8月12日、2017年8月14日交纳租金10万元、10万元，于2018年1月3日分两次交纳租金10万元、10万元。该“汽车4S店租赁合同”及正浩公司交纳租金的行为，更印证了九洲公司以物抵债的事实。（5）“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欠条、“工程合同”、收款收据、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宁夏分所出具的津天鼎宁［2018］文书鉴字第3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孟某和陈某在原一审庭审中出具的证人证言、九洲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该公司与李随珍民间借贷情况书面说明各一份，4S店照片五份，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录音资料（光盘及书面记录）两份。证明涉案北展厅中的“小展厅”建设时间在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时间之后，在该合同中却包含了该小展厅，而且在该合同签订之后，仍由九洲公司而非李随珍（浩佳公司）对北展厅进行了维修，从而进一步证明该“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虚假的，实际上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而非4S店转让关系；司法鉴定意见显示，“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应在2013年5月28日之后。九洲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浩佳公司、李随珍提出质证意见：（1）对于2008年9月16日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两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身的真实性认为无法确认，对于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认为土地使用权虽然属于舜天公司，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均系由九洲公司所建，即涉案北展厅等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九洲公司。（2）对于协议书、借款条各两份及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交易凭证各一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对于2012年4月1日“协议”一份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且王可洪、舜天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否真实出资100万元。（4）对于“交接证明”、“协议书”、“协议”各一份的真实性有异议，实际上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一直在履行过程中，其双方并未终止该租赁合同的履行，对于北展厅、南展厅等，九洲公司也未实际交付给舜天公司、王可洪，而是将北展厅交给了李随珍，南展厅的所有人为张新美，也未有九洲公司交付给舜天公司、王可洪。（5）对于“汽车4S店租赁合同”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回单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各两份等证据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实际上该租赁合同涉及的南展厅，张新美也在另案中主张了权利。（6）对于“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欠条、“工程合同”、收款收据、孟某和陈某在原一审庭审中出具的证人证言各一份、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录音资料（光盘及书面记录）两份均有异议，认为上述合同均系复印件，孟某、陈某在出庭作证时也未提交证据原件，且也未提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欠条上“王军”的签字与舜天公司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上的签字不一致；另外，在李随珍接手北展厅后，王军、徐爱华夫妇及其儿子王涛均在浩佳公司上班，浩佳公司和李随珍曾委托王军等人对北展厅进行维修，也支付了维修费，因浩佳公司经营海马品牌汽车，所以收款收据注明今收到“海马4S店”装修费；至于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通话内容也不能证明所谓的小展厅实际建设的时间。（7）对于4S店照片五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宗照片只是反映了北展厅的现状，与其证明目的无关。（8）对于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宁夏分所出具的津天鼎宁［2018］文书鉴字第3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该鉴定意见对本案认定案件事实没有实际意义，对于涉案争议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并未得出确定的排他的结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9）至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所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该证据是真实、有效的。（10）九洲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该公司与李随珍之间民间借贷情况书面说明是九洲公司单方制作，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主张的该证据证明了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北展厅的转让不属实的陈述，亦无证据予以支持，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当事人对于2008年9月16日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两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具有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2）王可洪与九洲公司签订协议书两份、借款条两份及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交易凭证各一宗能够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证据所显示的借款200万元分别截至2013年2月4日、2013年4月4日尚未还清的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3）关于2012年4月1日“协议”，王可洪、舜天公司未提交向九洲公司交付出资100万元的证据，也就是说对于该协议双方是否实际履行的事实不能认定，故对该协议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4）九洲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的“交接证明”内容是，根据上述两份借款协议的约定，该公司以其所有的北展厅70%产权及南展厅交给舜天公司、王可洪；根据上述借款协议书约定，其中2012年2月4日的借款100万元已经到期，2012年4月4日的借款100万元尚未到期，但该两笔借款，经九洲公司在协议书上备注均延期1年，实际上均未到期，并不符合实现抵押权的条件，故该交接证明显然与借款协议相矛盾。同理，2013年5月28日以物抵债“协议书”及2013年6月1日对于北展厅、南展厅约定租金的“协议”也与上述借款协议的约定存在矛盾。王可洪、舜天公司未提交其与九洲公司履行上述抵债协议的事实，即九洲公司并未实际向王可洪、舜天公司交付相应的财产或者转发所约定租金，舜天公司也未实际与九洲公司解除（终止）土地租赁合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九洲公司以及李随珍、浩佳公司一直向舜天公司交纳土地租赁费。故对于该三份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5）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汽车4S店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回单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各两份，证明南展厅已经由其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了租金，从而进一步证明其与九洲公司以物抵债协议的真实存在，但涉及南展厅归属的诉讼正另案审理，故对于该宗证据，暂不予确认。（6）浩佳公司、李随珍对于“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欠条、“工程合同”、收款收据、孟某和陈某在原一审庭审中出具的证人证言各一份、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录音资料（光盘及书面记录）两份等证据均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欠条均系复印件，孟某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但未提交上述合同及欠条的原件，王可洪和舜天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欠条及孟某的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对于陈某的证人证言及“工程合同”、收款收据，根据李随珍、浩佳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王军确系在浩佳公司经营的海马4S店工作过，且“工程合同”注明系对“海马4S店装修”，收款收据注明收取的也是海马4S店的装修费，故该宗不能达到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其效力不予确认，另外，该宗证据可以与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在北展厅维修期间王军等人在浩佳公司工作，且维修费实际由经营海马4S店的浩佳公司（李随珍）支付；从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录音资料（光盘及书面记录）两份的内容不能确定所谓小展厅的建设时间，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7）4S店照片五份只是反映了所涉北展厅等财产的现状，不能证明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的小展厅的建设情况，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8）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宁夏分所出具的津天鼎宁［2018］文书鉴字第3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是“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上的印鉴与样本均非同一时间形成，该结论不能支持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于2013年5月28日以后形成，或者2015年9月签订的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9）对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效力，在下文论述，但该证据不能支持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诉讼主张。（10）九洲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该公司与李随珍民间借贷情况书面说明一份仅系九洲公司提交的书面说明，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即使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不能因此否定北展厅转让的事实，也即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诉讼主张不具有证明效力，故对其不予确认。2.九洲公司认为该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4S店的转让行为是不真实的。九洲公司为证明该事实，提交了两组证据：（1）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702执异47号案件证据材料一宗（包括“4S店经营转让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刘西良与李随珍的结婚证、浩佳公司营业执照、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及电费收缴明细及其为李随珍出具的发票、舜天公司为浩佳公司出具的场地租赁费收据、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为浩佳公司电费发票、“变压器过户协议”、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为九洲公司出具的电费收据等）计25页。（2）李随珍与徐爱华之间款项往来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宗（附转账对比表）计18页。王可洪、舜天公司对于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为该宗证据证明了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双方所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虚假的。浩佳公司、李随珍对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宗证据恰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即李随珍实际履行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义务，其向九洲公司实际交付了转让费260万元，从而可以确认该合同真实、有效。一审法院认为，王可洪、舜天公司以及浩佳公司、李随珍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对该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九洲公司的证明目的尚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仅根据双方银行账户往来情况，在李随珍、浩佳公司否认双方的款项往来系民间借贷的情况下，九洲公司应当提交相应的双方系借贷关系的证据进一步予以证实；另外，即使双方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不能就此否认双方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偿还“借款”，所涉及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不能以此认定无效，因此，对于九洲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3.浩佳公司、李随珍主张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提交了如下证据：（1）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民事判决已经在案件事实查明和判决理由中对于“4S店经营转让合同”被确认为有效合同。（2）“4S店经营转让合同”、徐爱华出具的收条各一份、李随珍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7页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1页。证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约定由九洲公司将其所有的涉案北展厅及附属物、维修车间等财产作价270万元转让给李随珍，转让款于2014年2月底付清，九洲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前处理完遗留问题，并将4S店交给李随珍。协议签订后，自2013年5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15日，李随珍分九次向徐爱华汇款270.35万元，双方随后协商将价款变更为260万元，徐爱华于2014年3月23日为李随珍出具了收到260万元展厅转让费的收条一份，并转回给李随珍5万元，余款由徐爱华陆续退回。故双方已经将涉案“4S店经营转让合同”履行完毕。（3）舜天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6份。证明九洲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将北展厅及附属物交给浩佳公司、李随珍之后，自2016年1月1日起由舜天公司向浩佳公司、李随珍收取土地租金。舜天公司在2017年1月19日收取土地租金10万元后，为浩佳公司出具了收据，王可洪在该收据上备注：场地使用费执行本价到2026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起交费。此后，浩佳公司、李随珍已向舜天公司交纳了2018年度、2019年度的土地租金。这从另一个角度讲，舜天公司和王可洪是认可“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效力的，也与其在起诉状中所称的只是于2017年3月22日起诉九洲公司后才从人民法院得知“4S店经营转让合同”存在的陈述相矛盾。（4）浩佳公司的工资表18张、借条一份、由王军签字的单据8份等。证明九洲公司将涉案4S店交付给李随珍后，王军、徐爱华、王涛均在浩佳公司上班并领取工资、提成、报销费用等，从而证明双方对签订并履行“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自愿的，不存在受胁迫签订虚假合同的情形。（5）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4）维城民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丁建忠因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拖欠其借款384万元未还，向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及执行的情况，通过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确认九洲公司、王军、徐爱华向多个债权人借款，并按债权人要求书写将其4S店抵押、转让给债权人的协议，但均未实际履行。同时，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了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也因此裁定撤销了对涉及本案的展厅等地上物、变压器等财产的执行。（6）王可洪、舜天公司在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民事诉状一份。证明王可洪、舜天公司在民事诉状中陈述其与九洲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却在本案中提交了双方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北展厅、南展厅租赁协议，是相互矛盾的，从而证明该协议系后补的、虚假的租赁协议。王可洪、舜天公司对上述证据提出质证意见：（1）对（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书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民事判决尚未生效，不具有证据效力。（2）从“4S店经营转让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约定2014年12月1日之前的费用由九洲公司承担，但李随珍陈述2015年的土地租金由九洲公司承担，该陈述与合同约定相互矛盾，而且从合同的签订时间、交付4S店时间以及交付转让款的时间来看，时间跨度较长，不符合交易常理和习惯，故该“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虚假的。徐爱华出具的收条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不应予以确认。对于李随珍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7页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1页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宗款项交易与上述收条不一致，李随珍也不能证明这些款项系支付的转让费，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3）对于舜天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6份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李随珍、浩佳公司的诉讼主张。舜天公司之所以向李随珍、浩佳公司收取2016年度和2017年度土地租金，系由于当时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在从事合伙经营，而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租金系在公安机关的协调之下才收取的，并不能证明王可洪、舜天公司因此明知涉案4S店转让事宜。（4）对于浩佳公司的工资表18张、借条一份、由王军签字的单据8份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该宗证据不能证明王军等人系为浩佳公司打工，其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合作关系。（5）对于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4）维城民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其中在查封财产清单上签字的是王军、徐爱华，查封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说明此时仍由九洲公司控制4S店的财产；而按照“4S店经营转让合同”约定，此时的4S店应当已经交付给李随珍，与以上事实是矛盾的。因此，该“4S店经营转让合同”系虚假合同。（6）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在（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民事诉状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在以物抵债时，双方未签订正式的租赁协议，只是双方于2013年6月1日草签了一份“协议”，没有加盖九洲公司的印鉴，由徐爱华在协议上签字。该份证据不能证实浩佳公司、李随珍的诉讼主张，也不能支持其陈述的事实。九洲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于（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李随珍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7页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1页、舜天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6份、王可洪与舜天公司在（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民事诉状一份、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4）维城民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等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该宗证据不能证明浩佳公司、李随珍的诉讼主张。“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双方签订的虚假合同，其中落款时间2013年5月20日是倒签的，双方也未对4S店进行过实际交付，根据九洲公司与舜天公司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九洲公司对该4S店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九洲公司不能对该项财产进行转让。对于徐爱华出具的收条上徐爱华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内容不予认可，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李随珍曾经让徐爱华在多份空白A4纸张上签字，而且该收条的金额260万元与“4S店经营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270万元及李随珍提交的交易明细数额均不相符。对于浩佳公司的工资表18张、借条一份、由王军签字的单据8份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2015年是九洲公司与浩佳公司、李随珍合作期间，该宗证据均系其单方制作，对其不予确认。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因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现已发回重审，该案件的民事判决尚未生效，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因此，对于该证据暂不予确认。（2）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虽然对“4S店经营转让合同”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是基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签订的，且落款时间系倒签，因此该合同是虚假的，但对于该合同上九洲公司的印鉴及徐爱华签字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虽然经申请对印鉴形成时间进行了司法鉴定，但中介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未能支持其所谓的时间倒签的事实，因此，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九洲公司对于徐爱华出具的收条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提出异议，认为该内容非徐爱华所写，但未提交证据对其异议予以印证，且即使内容非其所写，亦应视为徐爱华对该收条的内容是认可的，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对于李随珍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7页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1页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只是对于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双方的款项往来，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李随珍的陈述，该宗证据与上述徐爱华出具的收条以及“4S店经营转让合同”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九洲公司已经收到4S店转让款的事实，也即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3）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对于舜天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6份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舜天公司已经实际收取了该宗证据所显示的土地租金，与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所陈述的原土地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存在矛盾；另外，根据王可洪在2017年1月19日收据上的备注，可以证实王可洪、舜天公司与浩佳公司（李随珍）对于土地租金数额进行了重新约定；该宗证据也可以与本案所涉“4S店经营转让合同”相互印证。故对该宗证据予以确认。（4）九洲公司虽然对浩佳公司的工资表18张、借条一份、由王军签字的单据8份等证据提出异议，但其对于相关证据的徐爱华、王军的签字并未予否认，对于该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宗证据也与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的关于北展厅维修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4年12月对于北展厅的维修系浩佳公司（李随珍）所为的事实。（5）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对于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4）维城民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且未被依法撤销，与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6）王可洪、舜天公司对于其在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民事诉状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九洲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对于该证据予以确认。4.一审法院经过对上述证据的综合认证，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3年5月20日，九洲公司（甲方）与李随珍（乙方）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其经营华泰品牌汽车的4S店转让给乙方经营，该4S店坐落于，包括大展厅420平方米、局部二层420平方米，小展厅560平方米，汽车维修车间1010平方米，汽车维修设备一宗，4S店门前、侧后硬化标准为沥青质地，转让总价为270万元，于合同签订后至2014年2月31日（注：合同原文如此）前付清以上款项，如逾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总价款10%的违约金。甲方自营华泰汽车品牌遗留问题在2014年12月1日前处理完毕，并将本店交付给乙方，交付的店铺为钢结构主体，包括展厅、办公室、维修车间、汽车维修设备一宗。九洲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其公章，徐爱华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李随珍在乙方签字并捺手印。李随珍分别于2013年5月21日向徐爱华账户支付226000元、300000元、120000元，2013年6月26日支付462500元，2013年9月16日支付185000元，2013年10月28日支付305250元，2013年12月22日支付415750元，2014年2月7日支付689000元，2014年2月14日支付15000元，共计支付2718500元。2014年3月23日，徐爱华为李随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展厅转让费260万元。同日，徐爱华转账至李随珍账户5万元。浩佳公司、李随珍在庭审中陈述，经双方协商，上述4S店的转让价款另行约定为260万元，在转账5万元后，徐爱华已将余款陆续退回。自2014年12月1日交付4S店之后，李随珍、浩佳公司在该店经营海马牌汽车。根据浩佳公司发放工资情况及部分由王军、徐爱华签字的单据可以证实，徐爱华及其丈夫王军、儿子王涛在浩佳公司经营的海马牌汽车4S店工作。2014年12月，由王军经手，由陈某经营的滨州市佳民建材加工厂对“海马4S店”进行了装修。另查明，2014年12月，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丁建忠与九洲公司、徐爱华、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潍城民初字第698号，该院经丁建忠申请，于2014年12月10日裁定查封了包括本案涉及的北展厅及南展厅等地上建筑物。该案于2015年8月31日判决后，丁建忠申请强制执行。李随珍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8月14日，在确认了“4S店经营转让合同”及“变压器过户协议”事实的基础上，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70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以李随珍与被执行人在查封前已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转让合同，亦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且已经对4S店进行了实际占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亦非案外人李随珍自身原因为由，裁定中止对上述查封财产的执行。（三）关于北展厅的25万元租赁费问题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由九洲公司、浩佳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度租赁费25万元。理由是九洲公司已经于2013年3月15日将涉案展厅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王可洪，并重新签订租赁协议，由九洲公司租赁舜天公司北展厅2年，每年租赁费为35万元（含场地租赁费），2016年12月31日到期。九洲公司、浩佳公司应当向王可洪、舜天公司交纳2017年度的租赁费35万元，因场地租赁费10万元已交，余款25万元应由该两公司继续交纳。经查，王可洪、舜天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请求中，已经包括了本案涉及的北展厅租赁费25万元。该案案号为（2016）鲁1602民初5335号，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判决后，王可洪、舜天公司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9日裁定撤销（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该案现正在审理过程中，重审的案号为（2019）鲁1602民初3934号。（四）关于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问题。2015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徐爱华、王军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判决：九洲公司向李随珍支付所垫付的电费6万元及违约金，驳回李随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在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确认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及“变压器过户协议”的内容，以及本案所涉变压器已经变更至李随珍名下的事实。九洲公司未对该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九洲公司与王可洪、舜天公司也未对该民事判决申请再审。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核心问题是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对于本案的法律规范适用及法理包括：（一）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所谓合同效力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合同效力反映了法律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评价，因此，已经成立的合同只有具备了法定的生效条件（或称有效要件）才能生效，反之，如果合同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则合同不能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均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规定体现了合同必须严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其中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否产生法律拘束力，取决于此种意思表示是否与行为人的真实意思相符合。而所谓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思与其内在意志相一致。如果意思表示瑕疵，以此为内容的法律行为将会导致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法律后果。对于合同效力的确认，应当考察合同本身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条件，而不应当依赖于本合同以外的其他因素或者其他合同行为对合同效力予以认定。（二）关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具有不得履行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合同双方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合同第三人的利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谓“恶意”是相对于善意而言的，是指明知或应知法律行为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故意为之，如果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知且不应知其行为的损害后果，则不构成恶意。所谓“串通”则是指当事人对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存在意思联络，也即行为人具有加害他人的不良动机，且缔约双方在主观上均具有加害他人利益的故意，如果一方缺乏故意的主观要件，亦不构成串通行为。另外，从时间要素上考察，恶意串通必须发生于合同订立过程之中。从法律效果上看，作为受害人的特定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订立的合同）无效。（三）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法律适用恶意串通行为与传统民法中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在表现形式、内容以及对第三人的效力等方面均不相同。通谋虚伪表示又称虚假行为，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一致同意表示事项不应该发生效力，亦即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仅仅造成订立某项法律行为的表面假象，而实际上并不想使有关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产生。因此表意人与相对人双方的表示行为与效果意思不一致，即欠缺与表示相应的效果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该法律条款规定，通谋虚伪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系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无效，也就是说只有表意人和相对人有权对于该法律行为主张无效，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第三人不得主张该行为为无效。另外，根据法理和国外立法例，该虚假的意思表示行为如果涉及第三人基于信赖通谋虚伪表示行为而为订立合同等，则该虚假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即善意第三人可以主张其无效，也可以主张其有效；若第三人主张有效时，表意人不得以无效相对抗；第三人若主张表意人与相对人同谋而为虚假意思表示的，该第三人应负举证责任。如上所述，所谓的善意或者恶意，以第三人是否知悉此行为系虚假为准，而对于善意的认定，以法律推定为主要方式。该制度与我国的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规范可以产生竞合。（四）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所谓“善意取得”，在学理上亦可称为即使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转让标的物给善意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该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该规范规定了我国不动产、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明确了构成善意取得的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明确了善意的含义和对于不构成善意的举证责任分配，即“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不动产、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等存在相应方式的公示要求，根据公示的权利状态即可推定依法定方式公示的物权应为真实物权，交易参加人相信权利公示的正确性并据此进行交易，应推定其为善意，无需再行举证证明，而应由主张受让人非善意的真实权利人就受让人存在明知或者重大过失而未知转让人无处分权的主观恶意举证。（五）关于无处分权合同效力认定转让人无处分权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前提。所谓无处分权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处分财产的合同的行为。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即为无处分权合同，一般认为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只要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受让人即依法取得转让财产的所有权，从而导致无权处分合同生效的效果，即使真实权利人未经追认对该合同的效力也不构成影响。也即正因为符合善意取得要件能够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则实际上也可能导致无权处分合同生效的效果。因此一般认为，合同当事人的处分权能不应作为订约的资格，没有处分能力也不构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在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另外，无处分权人系指非所有人或者在法律上无处分权的其他人，就出让人无权处分动产的权利而言，主要包括出让人对动产无所有权与出让人的所有权受到限制等情形，其中受到限制的情形主要是在所转让财产上存在抵押、查封、扣押等负担。二、关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效力。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涉案变压器在签订上述协议之时由九洲公司合法占有，且登记于该公司名下，也就是说至少在权利外观上可以推定九洲公司系该变压器的所有权人，九洲公司有权对该变压器予以处分；九洲公司与李随珍自愿签订“变压器过户协议”，视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变压器的转让已经达成合意，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变压器过户协议”已经生效。另外，签订协议后，九洲公司已经将涉案变压器实际交付给李随珍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李随珍对变压器取得所有权，并可以对抗第三人。至于王可洪、舜天公司陈述，“变压器过户协议”并未约定价款，缺少合同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就价款等合同条款协议补充，或者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市场价格等予以确定，该条款的瑕疵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完善；根据李随珍陈述，该协议虽未约定变压器的价款，但变压器价款实际包含在本案涉及的4S店转让总价款之中，本案中的4S店应视为整体转让，李随珍的该项陈述具有合理性；另外，王可洪、舜天公司以九洲公司实际向李随珍借款6万元交纳电费的事实，认为双方实际上是以变压器抵偿该债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而且李随珍已经对于该借款6万元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判决确认，王可洪、舜天公司的陈述无事实依据。另外，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变压器过户协议”并非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该合同所显示的变压器转让行为不存在，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以物抵债。此陈述涉及民法上通谋虚伪表示问题。首先，如上所述，王可洪、舜天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对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存在以物抵债的事实，也即未提交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实则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变压器转让协议的相关证据；其次，九洲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属于通谋虚伪表示的情形，也即该协议的表意行为（签订变压器转让协议）与其真实意志（订立民间借贷合同）不相符，且存在九洲公司与李随珍实际上一致追求该协议不生效的法律效果的事实。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签订的变压器“使用合同”能否影响“变压器过户协议”的效力问题。庭审中，舜天公司提交了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于2009年1月18日签订的变压器“使用合同”，以证明其对涉案变压器拥有所有权，且根据合同约定九洲公司只有所有权而不能转让、抵押、出租等，即九洲公司对涉案变压器没有处分权。根据查明的事实，该“使用合同”约定的变压器功率为30千瓦，涉案变压器的功率为100千瓦，虽然在二审庭审中王可洪、舜天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该100千瓦变压器系由原30千瓦变压器改造而来，但在供电公司登记的所有权人系九洲公司，且变压器一直由九洲公司占有、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该变压器对外公示的所有权人系九洲公司而非舜天公司。即使变压器“使用合同”是真实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只对合同当事人即九洲公司与舜天公司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及李随珍不具有约束力。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如果九洲公司对于涉案变压器无处分权，由于王可洪、舜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李随珍在签订“变压器过户协议”之时明知或者应知九洲公司系无处分权人，李随珍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已取得对涉案变压器的所有权，从而促使“效力待定”的“变压器过户协议”生效，也就是说即使九洲公司系无处分权人也不影响该“变压器过户协议”的效力。因此，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合法有效，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效力（一）“4S店经营转让合同”所涉北展厅及相关财产的所有权人的认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九洲公司在租用舜天公司的土地上建设了包括案涉北展厅在内的相关设施，并购置了相应设备，经营“华泰”汽车4S店。在与李随珍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之时，九洲公司一直占有、使用北展厅及相关设施，根据动产物权公示原则，可以推定该北展厅等财产属于九洲公司所有的事实。根据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由九洲公司租赁舜天公司土地建设北展厅和南展厅等经营设施，并按14万元/年标准交纳土地租金。然舜天公司已经自2016年度起向李随珍（浩佳公司）收取涉案北展厅所使用土地的租金（按7万元/年标准），王可洪并在舜天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租金收据上备注了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按10万元/年标准交纳土地租金的内容，浩佳公司已经交纳租金至2019年度。以上事实说明王可洪、舜天公司明知北展厅等财产已经属于浩佳公司（李随珍）所有。舜天公司从实际上认可了由浩佳公司继续履行原土地租赁合同的事实，也可以证明“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真实存在。上述查明的事实，与王可洪、舜天公司关于其已于2013年收回九洲公司所使用的土地，九洲公司将其所有的北展厅等财产交付给舜天公司所有，其直至2017年才在另案审理过程中得知该转让合同存在的陈述相矛盾，故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的庭审陈述，不予采信。（二）关于“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均称该合同的签订时间并非合同的落款时间（2013年5月20日），而应系2015年10月份以后所签订，该落款时间系倒签。原一审过程中，经王可洪、舜天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合同上九洲公司在落款处的印章印文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对于该印文的形成时间并未有确定的结论（比对样本时间分别为2013年5月28日、2015年10月27日）。也就是说，该鉴定意见并不能支持“4S店经营转让合同”形成于2015年或者是2013年5月28日以后的诉讼主张，该鉴定意见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无实际意义。退一步讲，即使该合同系“倒签”，也不能说明该合同的内容系虚假的事实，也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三）关于“小展厅”及北展厅维修问题庭审中，王可洪、舜天公司提出“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所包括的“小展厅”建设于2014年，即该小展厅在2013年5月20日“4S店经营转让合同”签订之时尚不存在。但其提交的“汽车展厅工程承包合同”系复印件，而所谓的工程款欠条上“王军”的签字与王军在本案中其他证据上的签字明显不一致，仅凭孟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该项事实；在王可洪与周立光的电话录音中也不能对其陈述的事实予以佐证。至于对北展厅的维修，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了“工程合同”、收款收据，并申请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实际上将其所有的北展厅交由九洲公司租赁使用，九洲公司于2014年12月对该展厅进行维修的事实。上述证据结合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的相应证据，能够认定北展厅于2014年12月进行维修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北展厅属于王可洪、舜天公司所有，在上述收款收据上明确注明系收到“海马4S店”的维修费，而该4S店系由浩佳公司经营。综上，王可洪、舜天公司所主张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关于“小展厅”的内容虚假，以及由王军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之后仍在对北展厅进行维修，上述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从而证明该合同系倒签的虚假合同的事实，其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充分予以证明。（四）关于合同价款的约定及履行“4S店经营转让合同”约定的4S店转让价款为270万元，并于2014年2月31日（该“31日”应系笔误）前支付完毕。根据浩佳公司、李随珍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李随珍自2013年5月21日至2014年2月14日共计向九洲公司（徐爱华）支付2718500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对价款另行口头约定为260万元，故徐爱华于2014年3月23日出具了收到展厅转让费260万元的收到条一份，并于当日转账支付给李随珍5万元。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实际为九洲公司向李随珍的借款，而非李随珍履行支付合同价款的行为，并以此主张“4S店经营转让合同”系虚假合同。对于价款的支付只是合同履行问题，并不涉及合同效力的认定，如果李随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九洲公司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不能由此推定合同无效。另外，即使上述款项确实为九洲公司的借款，但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以物抵债”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对于4S店所涉及的北展厅等财产，李随珍（浩佳公司）已经实际占有，视为九洲公司实际履行了交付行为，李随珍（浩佳公司）享有对涉案北展厅等财产的所有权。（五）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是否构成对“4S店经营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其已经与九洲公司解除了土地租赁合同，九洲公司另行与其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其享有对涉案北展厅等财产的所有权。庭审中，对于北展厅及相关设施由九洲公司所建设并享有所有权，当事人均无异议。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根据2012年4月1日“协议”，舜天公司享有北展厅30%的产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九洲公司实际支付100万元款项的事实，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尚未可知。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的以物抵债系列协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作评价，但九洲公司虽然出具了所谓的“交接证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所约定的北展厅等财产并未完成交付行为，一直在九洲公司的控制之下。另外，九洲公司也未实际上履行向舜天公司交纳北展厅租金的义务，王可洪、舜天公司以及九洲公司并未以其行为宣示涉案北展厅及相关财产实际由王可洪、舜天公司所有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该系列协议系真实有效的，舜天公司也取得了涉案北展厅及相关财产的所有权，并在协议中约定九洲公司不得对该宗财产转让、抵押、出租等，也即九洲公司对涉案财产没有处分权或者其处分权受到限制，但是协议约定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情形未以任何形式进行公示，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李随珍在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之时，对于上述情况明知或者应知，也就是说李随珍并不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李随珍已经合法取得北展厅及相关财产的所有权，九洲公司无权处分的行为亦应有效。因此，王可洪、舜天公司与九洲公司所签订的一系列以物抵债协议对于“4S店经营转让合同”的效力不能构成影响。（六）九洲公司与李随珍在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之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可洪、舜天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构成该情形的应当具备“恶意”和“串通”的主观要件。但是王可洪、舜天公司及九洲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之时，李随珍明知或者应知损害王可洪、舜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并与九洲公司进行串通的事实。因此，对于王可洪、舜天公司关于因合同双方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合法利益，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北展厅的25万元租赁费问题。王可洪、舜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的（2016）鲁1602民初5335号民事案件的诉讼请求中已经包含了该项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且正在对上述案件进行重审。故在本案中，王可洪、舜天公司再次就该租赁费起诉，属于就同一事实重复提起诉讼，本案不应对其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五、关于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问题。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作为当事人的九洲公司并未提出再审申请。王可洪、舜天公司在本案中请求撤销（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庭审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涉案的4S店转让合同从时间上是倒签的合同，并且是为了规避潍城区法院的强制执行及逃避债务才签订的该转让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并且也证实九洲公司与李随珍系合伙关系。并且证实案涉变压器是为了6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非真实的转让，变压器转让合同应属无效。李随珍、浩佳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内容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在（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开庭时王涛出庭作证都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也对证言的内容发表了质证意见，涉案的4S店转让发生在2013年的5月份。潍城区法院的案件受理时间是2014年财产保全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潍城区法院判决的时间是2015年8月31日，从时间上推断转让4S店在前，潍城区法院受理案件保全、判决时间在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没有事实和理由来规避潍城区法院的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11月份来涉案的4S店贴的评估拍卖公告。王涛在庭审中也认可在浩佳公司上班领取工资，九洲公司和上诉人一直主张着九洲公司和李随珍是合伙关系，证据支持来源就是王涛的证言，但是王涛说双方之间并没有证据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并且至今王涛也没有向李随珍主张过合伙权益的事宜。涉案变压器上诉人主张是为了6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这一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九洲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李随珍对潍城区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时间是2017年，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合伙的时间是2015年，双方确认合伙关系时正处于潍城区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此时财产已经被查封，正是为了规避该案件的查封执行，双方才倒签了4S店转让协议。王可洪、舜天公司申请调取（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中庭前对王涛进行的询问笔录及第二次庭审调查笔录各一份。王可洪、舜天公司对此发表意见称，能相互印证（2020）鲁16民终2313号第三次庭审调查笔录的内容。并可以证实九洲公司与李随珍之间是一种借贷关系，4S店转让合同是利用借贷关系的交易记录又倒签的时间，该4S店转让合同就是为了规避潍城区法院的案件，从潍城区法院查封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如果按照4S店转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在2014年12月1日4S店已经转让交付给李随珍，那么在2014年12月10日潍城区法院进行查封时实际控制人不可能是徐爱华和王军。因为在潍城区法院的查封清单中明确记载4S店实际控制人为徐爱华和王军，当时二人在该材料中签字。通过（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第二次庭审调查笔录第11页李随珍明确认可和九洲公司之间存在多笔100多万的民间借贷已经归还了六七十万，但是通过李随珍多次庭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支付给九洲公司及徐爱华的款项共计二百七十多万元，通过九洲公司提供的交易明细给李随珍打款80万左右，这明确说明4S店所谓的转让款就是民间借贷所形成，根据李随珍提供的交易明细除二百七十多万元外无任何其他银行交易记录，证实给九洲公司徐爱华等人转款情况，因此证实4S店转让合同是虚假的。王涛在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说明4S店转让合同是倒签的。并且李随珍对该4S店进行了出租，光收取租金也有300多万元。李随珍、浩佳公司发表意见称，对证据的形式无异议，但是对上诉人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王涛对九洲公司与本案两上诉人以及（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中上诉人张新美、李随珍之间的借款没有参与，对借款数额、利息、已归还数额、尚欠数额等一概不知。王涛的询问笔录与庭审调查笔录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庭审调查笔录为准。王军与徐爱华在潍城区人民法院的保全笔录上签名不能推断为签名时该二人拥有北展厅的实际控制权，其签名只是为了配合法院的工作，二位签名后也未向李随珍进行说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间除本案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这一事实也重复过多次，另外（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对上述事实也没有作出评判和认证。王涛和徐爱华为了和王可洪达成利益一致，庭审到什么情况下徐爱华和王涛就给王可洪出什么样的证据，很明显不管他现在怎么说和别人签了多少份协议，和别人均没有履行，就是和李随珍以及浩佳公司履行了。九洲公司发表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王可洪、舜天公司提交的（2020）鲁16民终2313号案件中法庭对王涛进行的询问笔录及二份庭审调查笔录本身客观真实，但王涛系九洲公司股东徐爱华和王军之子，其证言与本案九洲公司的主张一致，且上述案件并没有对该证言作出认定，王涛并未在本案中出庭作证，亦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王可洪、舜天公司欲证明的问题，一审判决亦已查明，本院不再重复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仍为：变压器过户协议及《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关于变压器过户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舜天公司、王可洪主张李随珍不构成善意取得，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王可洪、舜天公司主张其与九洲公司约定变压器在使用过程中不准以任何理由转让、抵押或出租，但该100千瓦变压器在2011年5月19日登记系九洲公司申请立户，并于2014年12月2日九洲汽贸公司过户变更为李随珍，具有公示效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随珍知道转让人九洲公司系无处分权，且存在重大过失。九洲公司在(2015)滨商初字第741号生效判决中，对双方约定的变压器转让协议及过户均未提出异议，其在本案陈述变压器转让协议实为借款关系提供担保，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如行为能力瑕疵；意思表示瑕疵；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该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规定虚假行为的效力系内部效力之规定，即虚假行为对于表意人和相对人来说是无效的。本案系舜天公司、王可洪请求确认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的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非内部效力之争，舜天公司、王可洪以上述法律规定主张变压器过户协议无效，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随珍与九洲公司签订变压器过户协议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关于《4S店经营转让合同》是否有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七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即占有改定只能适用于动产物权的转让，而不适用于不动产的设定。本案中，九洲公司与舜天公司、王可洪约定将九洲公司4S店以物抵债，并由九洲公司继续租赁使用上述房产，即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了交付。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须经依法登记方能发生法律效力。舜天公司、王可洪虽然与九洲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但仅能产生合同的效力，转让房产未登记到其名下，也未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进交付，故舜天公司、王可洪并未实际取得讼争房产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该规定，本案九洲公司与与李随珍签订的《4S店经营转让合同》虽均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但不影响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恶意串通”的构成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主观恶意；二是合同当事人互相串通，其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但王可洪、舜天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李随珍与九洲公司在签订《4S店经营转让合同》时，李随珍明知或者应知损害王可洪、舜天公司的利益，并与九洲公司进行恶意串通的事实。因此，王可洪、舜天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可洪、舜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上诉人王可洪、滨州舜天红利色釉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张 珊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张鲁奇书记员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