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6行终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博安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安达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孙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永兵，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襄阳市人社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法定代表人朱守疆，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艳，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玉，该局工伤保险科科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海军，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系死者汪明成父亲。 上诉人博安达公司因诉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第三人汪海军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行初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第三人汪海军系死者汪明成父亲。汪明成生前系原告博安达公司员工，从事设备安装测试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5月，汪明成被公司派驻到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上班，主要从事产品售后维护工作。2018年2月3日汪明成从上海回到襄阳，2月6日下午，汪明成到博安达公司办理相关事宜，15时左右其骑摩托车从博安达公司处回家，行至东风大道与××路交叉路口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襄阳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3月7日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颅脑损伤特重型”。2018年4月28日，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作出襄公交高认字（2018）第30050B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汪明成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3月13日，第三人汪海军向被告襄阳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收到申请后，经审核双方提交的相关材料并调查核实，于2019年9月9日作出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受伤人从用人单位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其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认定工伤情形。用人单位称受伤人是到单位玩与常理不符，且没有证据证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受伤人2018年2月6日所受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博安达公司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认为汪明成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上班，也不是上下班途中，其受到的伤害与原告无关。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汪明成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另查明，汪海军于2018年6月6日向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汪明成与博安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襄高劳人仲裁字（2018）03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汪明成与博安达公司从2016年6月起至2018年2月6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后汪海军以仲裁裁决未解决工资及经济补偿为由，诉至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2019年1月25日，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91民初2520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汪明成与被告博安达公司自2016年6月起2018年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事务的主管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及《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具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或不予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通过庭审已经查明，事发当天下午二点左右，死者汪明成先是前往博安达公司处理一些事情，后在回家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关于汪明成前往原告公司具体干什么，双方存在较大分岐。被告襄阳市人社局提供了交警部门受理案件后对死者哥哥汪明建所作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汪明建回答其弟弟是前往公司核对工时，本院认为该份笔录系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交警部门所作的交通事故调查，与原告无利害关系，更贴近事实真相，更能反映客观情况。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向襄阳市人社局提供三份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死者当时前往公司系解释从上海返回的原因，本院认为死者当天前往公司无论是核对工时还是向公司领导解释原因，均系从事与工作相关联的事宜，处于“工作状态”，与正常上班并无本质区别，结合其它证据等因素综合分析，应当认定其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被告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告认为汪明成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没有上班，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之观点，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博安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博安达机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襄阳博安达机电有限公司承担。 宣判后，原告博安达公司不服判决上诉称，原审认定第三人汪明成发生的交通事故系上下班途中，目的和时间均不合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或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导致伤亡的，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中不应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汪明成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身亡，不能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工伤认定决定。 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支持被上诉人作出的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正确的，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支队案卷中有对受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的鉴定意见，系饮酒后驾车，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明确记载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醉酒”不得认定为工伤，并未规定“饮酒”不得认定为工伤。上诉人将最高法院对个案的答复意见，作为法律规定援引适用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汪海军未提交上诉答辩状，但在原审时述称汪明成所受伤是工伤，原告说的不在理。事实是汪明成去用人单位报工时回家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上诉人博安达公司向原审提交有汪海军民事诉状、民事开庭审理笔录、询问笔录、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汪明成死亡记录，证明提起诉讼后，仲裁裁决书是不生效的法律文书。 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向原审递交有以下证据、依据： （一）《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申请表》、襄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证明书及出院记录、襄阳市中心医院诊断证明书及出院记录、武汉市汉阳医院病情诊断证明及死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路线图、汪海军和汪明成的户口本、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襄高劳人仲裁字[2018]039号《仲裁裁决书》、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691民初2520号《民事调解书》及双方送达回证、张铁英的手写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汪海军手写的证明、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继承权公证亲属关系证明表、汪海军身份证复印件、襄人社工伤补字[2019]0313号工伤认定申请补充材料告知书，证明2019年3月13日汪海军以其子汪明成2018年2月6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为由，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审核原告提交的材料后，因缺少汪明成上下班的证据，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充材料告知书。 （二）汪明建与辛文波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版、汪明建与李**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版、汪明建与李**委托代理律师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版、汪明建的身份证复印件、汪海军手写的说明、襄人社工伤受字[2019]60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2019年7月11日汪海军补充材料后，依法受理了汪海军的工伤认定申请。 （三）[2019]24号《工伤认定受理及举证通知书》及EMS快递送达底单、不能认定汪明成是工伤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转账明细、汪明成《博安达公司个人工资表》2张、永乾公司外包考勤卡21张（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证明要求原告进行举证。原告举证称受伤人系到用人单位玩，不属工伤，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四）襄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襄（公）鉴（法）字[2018]04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许可证号：420314550）、答辩人对原告代理律师李永兵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证明为查清事实到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调取相关证据，到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核实时因原告单位不配合，要求原告代理律师在规定的时间提供相关材料。 （五）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与襄阳博安达机电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汪明成的《博安达公司个人工资表》、转账明细、证李某成张某1锋张某2波三人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考勤记录表（2018年2月1日至2月28日）17张、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的《证明》、永乾公司外包考勤卡13张（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证明原告代理律师于2019年9月3日提交了相关材料。 （六）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于2019年9月9日依法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按规定将结论送达给当事双方。 （七）政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汪海军亲属汪明成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二是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和原审法院认定汪明成属于工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二）（五）项规定，“道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车辆”：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不难发现，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认定汪明成发生交通事故属于上下班途中，有该局调查收集并向原审提交的证李某成张某2波的证言在卷，证实汪明成去过单位解释从上海返回襄阳的原因，原审以此认定汪明成前往单位系处理与工作相关的事宜并无不当。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0年12月14日对安徽高级人民法院就个案请示，所作〔2010〕行他字182号《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或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导致伤亡的，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中，虽原则同意该院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或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导致伤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的意见，但之后修订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2014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第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因此，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认为汪明成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作出襄人社工伤认〔2019〕814号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博安达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博安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安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士平 审判员  曾建彬 审判员  梁慧星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袁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