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31民初640号原告：吴红丹，女，1980年11月12日出生，侗族，农民，住贵州省，系死者吴兆文之妻。原告：姜烟花，女，1939年04月21日出生，侗族，农民，住贵州省黎平县，系死者吴兆文之母。原告：吴某1，男，2010年05月14日出生，侗族，学生，住贵州省黎平县，系死者吴兆文之子。原告：吴某2，男，2019年03月28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系死者吴兆文之子。委托代理人：李智，男，贵州金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忠维，女，贵州金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告：吴进周，男，1985年07月13日出生，侗族，农民，贵州省黎平县。被告：罗朝刚，男，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黎平县。委托代理人：吴显坤，男，1964年6月28日出生，侗族，退休人员，住贵州省榕江县，系罗朝刚的表哥。被告：朱康金，男，1975年09月20日出生，侗族，农民，贵州省黎平县。委托代理人：梁勃，男，贵州全红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告吴红丹、姜烟花、吴某1、吴某2诉被告吴进周、罗朝刚、朱康金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烟花、吴红丹及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智、杨忠维；被告吴进周；被告罗朝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显坤；被告朱康金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红丹、姜烟花等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家属的死亡赔偿金727920元，丧葬费3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吴某1（9岁）110002.5元、吴某2（8个月）207782.5元、姜烟花30556.2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3189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各项赔偿共计：1215450.25元。按责任划分原告承担20%的责任，实际起诉被告赔偿金额为97236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23日下年5点左右，受被告吴进周邀请，吴兆文、被告罗朝刚、被告朱康金前往被告吴进周家吃晚饭，期间大家都边吃饭边喝酒。途中被告朱康金多次把酒收回，但被告罗朝刚却多次把酒拿回来要继续喝，且被告罗朝刚在明知吴兆文已经醉酒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仍然抓住吴兆文的衣领口威胁吴兆文继续喝酒，致吴兆文酒后当场倒地。被告见状不妙才用三轮车将吴兆文送至其家门口，吴兆文到家门口时己经口吐白沫，原告吴红丹见状不妙遂要求大家呼叫救护车将吴兆文送往医院救治，且随即拨打报警电话。当送至寨蒿镇卫生院时，值班医生宣布吴兆文已经死亡。同时尚重镇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也出警到寨蒿镇卫生院，并对相关人员作好询问笔录。吴兆文在与上述被告喝酒期间，罗朝刚在明知吴兆文不能继续喝酒的情况下，仍强逼吴兆文继续喝酒，最终导致吴兆文因饮酒过量死亡，被告罗朝刚的行为是导致吴兆文死亡的重要原因，存在过错，应该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吴进周作为宴席的邀约者，在吃饭饮酒期间没有尽到劝解和阻止义务，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朱康金在吃饭饮酒期间没有尽到阻止劝解义务，应该承担次要责任。吴兆文出事后，上述被告没有及时送医抢救治疗，均存在过错，上述被告应该对吴兆文死亡之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后，原告曾联系各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被告均拒不露面，也未曾对原告家属进行慰问，被告行为已经构成严重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姜烟花、吴红丹等四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2份：1、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6页：证明原告主体资格的事实；2、证明书1页：证明吴兆文死亡的结果系被告行为所致的事实（证明书还原了饮酒的全过程。经育洞村组织双方协商赔偿未果，吴进周等被告亲自在证明书上签字确认）。经庭审质证，被告吴进周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证明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在饮酒过程中罗朝刚没有强迫吴兆文喝酒，没有抓衣领，也没有说要杀人等威胁的话语。被告罗朝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对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证据2《证明书》的内容歪曲了事实，第四杯酒是吴兆文邀罗朝刚喝的，当时朱康金已经把酒壶收起了，是吴兆文自己又拿酒壶来倒酒的。证词中划线部分没人能证实，吴红丹是原告在证词中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该证词存在虚假，不能采信。被告朱康金及其委托代理人对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证据2的《证明书》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真实性有待核实。证词中划线部分，罗朝刚手抓衣领、说要拿刀杀人的情况不存在。被告吴进周辩称：原告起诉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当天我邀请吴兆文等人到家里吃饭，喝米酒还是喝啤酒都是自已选择。喝多喝少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谁。吴兆文我喊舅，平时常往来，我也不可能要害他。是吴兆文本人酒劲上来后，就一直要喝，因为喝多了，才出事。被告吴进周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2份（1份证明和1份收条）：证明吴兆文死亡后，吴进周日夜在死者家中帮忙并赔偿原告方的丧葬费等经济损失70000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方代理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原告方也确实收到了70000元的丧葬费等经济损失。也证明本案在诉前已经育洞村民委组织调解，印证了原告提供的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罗朝刚及代理人认为吴进周因本案确实支付了70000元，但育洞村民委的证明书不能证明吴兆文死因与三被告有关，是三被告的责任这一事实。被告朱康金及其委托代理人认为，在饮酒过程，朱康金已经尽到了劝阻义务，且已经把吴兆文安全送到家并由其家属看管。吴兆文是半夜2点过之后在寨蒿医院死亡，我们送他回家时才是晚上9点过不到10点，经过5个小时才死亡，这应和其家人的照顾有关。被告罗朝刚辩称：一、四位原告起诉三被告赔偿没有事实依据。2019年10月23日下年5点过钟，吴进周邀请我等到他家里吃晚饭，我到他家时已经开席。吴进周问我喝米酒还是喝啤酒，我还没回答，吴兆文就说“喝啤酒胀肚子，我陪你喝米酒，后来罚三杯”，于是吴进周便给我倒了米酒。当酒过三杯我感觉已有醉意，可是吴兆文却继续要求我与他再喝一杯，朱康金见状就收走酒壶。我也说:“第四杯就不喝了，我醉了，我们是永远的老表，今后见到表哥知道打招呼就行”。可是吴兆文却强行从朱康金手中把酒壶抢过来倒了第四杯。一边倒还一边说:“这杯酒不算什么，喝下去”。第四杯未喝干两人都醉得不醒人事，直到第二天晚上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榕江医院病床上，右手失去了知觉。之后又转到黎平县中医院治疗，后又转州人民医院继续住院和手术，直至2019年12月30日方出院，共花去5万余元医疗费，现落下右上肢终身残疾的后果。也得知吴进周等人于当天晚上8点30分左右将吴兆文送回他家休息，他到凌晨2点左右死亡。吴兆文死亡是因其醉酒后，其家人管理不当导致。二、原告方要求赔偿的各项损失无法律依据。按法律规定：一次性死亡赔金:9176×20＝194320元；吴某1的抚养费:9716×9＝82584元、吴某2的抚养费:9176×17.4＝159662.4元；姜烟花的赡养费（姜烟花共生育有五位子女，应五分等承担）:（9176×3）÷5＝5505.6元；丧葬费35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为三人三天应是120×3×3＝1080元（按当地农民工平均工资计算）；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共计应为：479152元。吴兆文个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三位被告只应承担30%责任即143745.6元，三被告平均各承担47915.2元。综上所述，原告方歪曲了事实，且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法庭依法作出合理的判决。被告罗朝刚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住院病历和住院发票。证明其本人酒后入院治疗和支付治疗费等情况；说明其本人也是该次饮酒事故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妻子的照顾，其本人也会有生命危险。经庭审质证，原告方及代理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用以证明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赔偿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吴进周和被告朱康金对罗朝刚提交证据及证明事实无异议。被告朱康金辩称：1、死者的死亡结果与我不具有的因果关系。饮酒作为一种自由行为，吴兆文在饮酒前处于正常、清醒状态，其对自己是否应当饮酒及个人酒量的大小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其陷入丧失控制和判断能力的状态主要是由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对饮酒过度引发的后果吴兆文本人应负有主要安全注意义务，同理也应对死亡的后果负主要甚至全部责任。而共同饮酒人対防止饮酒过度引发的损害后果只负有次要的安全注意义务，仅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我已协助将吴兆文安全送回家并交由其妻子看管，尽到了自己充分的“义务”，不具有任何过失、过错，故不应承当任何赔偿责任。2、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酒友出现意外，造成健康权、财产权损害的，应当是酒席的组织者或安排者，或与之有劝酒行为的人承担责任。我既不是酒席的组织者或安排者，也未有对吴兆文有任何的劝酒行为，因而，对吴兆文死亡的结果，我本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我本人也是被宴请到吴进周家里去吃饭的，正如原告方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述道，“途中被告朱康金多次把酒收回，但是…”，故本人在喝酒的整个过程中己经尽到了积极劝阻的义务。导致吴兆文的死亡结果在人的意料之外，且不受本人控制。吃饭喝酒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社交活动，不应对同桌吃饭的人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4、原告方诉求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以及责任划分没有法律依据，且存在重大错误，请求法院依法确定。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中的关于抚养费的赔偿项目已被《侵权责任法》所废止和替代。《侵权任法》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作为侵权死亡赔偿的一部分，是对近亲属因亲人离世导致抚养费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降低这一损害(逸失利益)的赔偿。其与抚养费是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不能够重复主张。因此，死亡赔偿金按照黎平法院2019年度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的20年计算，应为9716.0元/年×20年=194320.0元；丧葬费:5982.92元/月×6=35897.52元;以上费用合计为230217.52元。5、关于赔偿责任的划分，如上所述，吴兆文和其他亲友无节制的喝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吴兆文也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其应负主要的法律责任。宴请组织者及积极劝酒者应负次要责任，本人在案发中已经履行了应尽的劝阻责任，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方要求我于本案承担责任的主张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故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原告方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朱康金当庭提交的证据有1份，即黎平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吴兆文死亡的情况说明”：证明吴兆文死亡原因系机械性窒息死亡。说明把吴兆文安全送到家并将其交由其妻子看管后，由于其妻子照顾不当，让死者平躺睡觉，呕吐不出来，导致其死亡的，故死亡原因与朱康金本人无关。经庭审质证，原告及其代理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权威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情况说明与法庭调取的派出所笔录和鉴定文书的内容不一致，所以对该证据不认可。被告吴进周、被告罗朝刚对朱康金提交证据及证明事实无异议。另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本院向尚重派出所调取了：1、案发之后三被告的询问笔录，证明三被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2、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编号：（黔东南）公（司法）鉴（理化）字[2019]102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是“饮用酒水未检测出有害物质成分”。经庭审质证，原告方代理人认为三份笔录恰好能证明罗朝刚有强迫性劝酒的事实。另吴进周和朱康金询问笔录也证明在朱康金把酒壶收起来之后，罗朝刚又找来酒壶倒酒的事实。罗朝刚本人的笔录叙述完全规避案件事实，没有体现真实情况。对《检验报告》无异议。被告吴进周和被告朱康金均认为笔录的内容和自己陈述有一定出入，对《检验报告》无异议。被告罗朝刚及代理人认为，在饮酒过程中，大家均没有强行劝酒的行为，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啤酒或白酒，喝多少自己是自己的事情。吴兆文的死因从笔录和鉴定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因为醉酒而死，而是因为吴兆文的呕吐物返流致呼吸道堵塞窒息死亡。对《检验报告》无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吴兆文，男，1983年10月20日出生，侗族，农民，住贵州黎平县，系原告姜烟花的儿子，系原告吴红丹的丈夫，系原告吴某1、吴某2的父亲。2019年10月23日下午5时左右，吴进周邀请吴兆文、罗朝刚、朱康金到家吃晚饭，罗朝刚到场时，其他人已经开席。对于喝啤酒还是喝米酒都是个人自由选择，其中吴进周选择喝啤酒，罗朝刚和吴兆文选择喝米酒。鉴于都是亲戚、朋友、街坊等关系，平时也经常一起喝酒，常有往来。所以喝酒过程，吴兆文和罗朝刚均无意识的拼起酒来。在吴兆文、罗朝刚喝完第三杯米酒之后，朱康金看二人都已是微醉状态，就把酒壶收往一边，劝二人不要再喝了。但吴兆文和罗朝刚均表示还要喝，不喝就看不起老表，双方就又拿起酒壶到上第四杯米酒。朱康金因第二天还要杀猪卖肉的原因，他在喝了半杯米酒和一罐啤酒之后，就准备先行回家。吴进周的母亲对朱康金说“你酒喝得少，清醒点，等下帮忙把人送回他们家去”。在吴兆文和罗朝刚喝完第四杯酒之后，两人都醉倒了，时间大概是晚上8点30分左右。之后，朱康金开来自己卖肉的三轮车和吴进周一起先把吴兆文先送回他家中，并把吴兆文交由其妻子（本案原告吴红丹）照管，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钟左右。因为吴兆文的妻子以为吴兆文只是正常醉酒，在把床铺好给吴兆文睡觉之后，自己就照顾小孩去了。后来，吴兆文的母亲发现吴兆文脸色变成青紫色，呼吸十分微弱之后才慌忙的通知家人，家属于11-12点钟找车把吴兆文送去榕江县寨蒿镇卫生院抢救治疗，当到达寨蒿镇卫生院，医生宣布吴兆文已死亡。被告吴进周和被告朱康金接到吴兆文死亡的时间是第二天的1点钟左右。对吴兆文的死亡原因，经黎平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关于吴兆文死亡的情况说明：排除他杀，生前系因呕吐物返流致呼吸道堵塞，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1月8日作出编号：（黔东南）公（司法）鉴（理化）字［2019］102号检验报告：当晚饮用酒水未检测出有害物质成分。同时查明，被告罗朝刚也因本次饮酒造成右手肢体残疾，至今尚未医治好。吴兆文死亡之后的赔偿事宜，经育洞村民委员会主持调解，由被告吴进周先行承担吴兆文的丧葬费等经济损失计70000元，吴进周已兑现70000元。因协商其他损失赔偿未果，原告方遂将三被告起诉至法院，起诉赔偿金额为972360元。因索赔数额距大，虽经本院主持调解，仍无法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庭后被告罗朝刚自愿补偿原告方各项经济损失计40000元（此款已由罗朝刚的妻子于2020年8月4日通过农商银行尚重支行打入黎平县法院在黎平县财政局的账户）；被告朱康金认为自己无过错、也无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酒局的召集者和参与饮酒的人，只有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承担责任：1、强迫性劝酒，或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其喝酒的行为；2、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3、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行为时，酒友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4、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纵观全案证据，被告罗朝刚和死者吴兆文在饮酒过程，虽有“不喝不够朋友，不喝不是老表”等语言刺激，但双方均是相互的，不是单方行为。热情好客是侗族人民的传统美德，大家在酒席上推杯换盏，相互劝酒、赌酒、言语刺激性喝酒均属正常现象，只要没有采取暴力性劝酒或有其他过分的刺激性言语喝酒均属于正当的行为范畴，应予以理解。聚会过程中，召集者和同饮者与吴兆文之间仅仅是情谊关系，彼此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因而也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吴兆文醉酒后，召集者和其他饮酒人已将其安全送到家中休息并交由其妻子吴红丹（本案原告）看管和照顾，各被告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吴兆文死亡原因经公安机关进行鉴定，系因呕吐物返流致呼吸道堵塞，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且当晚所饮用酒水未有检测出有害物质成分，故吴兆文死亡的原因，和其家属照顾不周存在间接的关系。本案死者吴兆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在聚会喝酒过程中，因不能理性控制饮酒，故而导致过量饮酒而发生死亡的悲剧。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在饮酒过程中，召集者和同饮者对吴兆文有恶意灌酒，从而导致吴兆文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形。故原告方将吴兆文因饮酒致死的责任归责于三被告，并由三被告承担80%的责任的理由，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原告方的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故应由原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本案诉讼前，经育洞村民委员会主持调解，被告吴进周自愿赔偿吴兆文丧葬费等经济损失70000元（已于2019年10月26日兑现），本院予以认可。本案庭审后，被告罗朝刚自愿赔偿吴兆文死亡的经济损失计40000元的行为，本院亦予以认可。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均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案酒局的召集者和参与饮酒的人，有恶意灌酒、暴力性劝酒或其他导致吴兆文死亡的行为，酒局的召集者和参与饮酒的人在本案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也仅就被告吴进周、被告罗朝刚自愿赔偿的数额作出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进周自愿补偿原告吴红丹、姜烟花、吴某1、吴某2的各项经济损失70000元（此款于2019年10月26日已兑现）。二、被告罗朝刚自愿补偿原告吴红丹、姜烟花、吴某1、吴某2的各项经济损失40000元（此款已于2020年8月4日打入黎平县法院在黎平县财政局的专用账户）。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13524元，由原告吴红丹、姜烟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应当在履行期限届满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杨宗勇人民陪审员  杨通胜人民陪审员  杨昌育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登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