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汪文龙，男，1993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瑨、马心月，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499号。法定代表人：周永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李曼，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汪文龙因与被上诉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生猪养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文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瑨、马心月，被上诉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李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文龙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反诉请求，要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451886.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判决书；2.判令被上诉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汪文龙1156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由被上诉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正大公司签订生猪定向养殖合同，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实，在上诉人饲养本批猪的中后期，正大公司提供的饲料有质量问题，造成猪群进食情况不好，体重反而下降。正大公司在上诉人养殖期间，不能及时安排技术人员上门对猪群进行医疗保健，特别是在养殖的中后期，上诉人根据猪群情况不稳定的问题要求领药进行保健，时任放养主管徐靖一直拖延不肯领药，直至猪群情况无法控制，出现病情，出卖猪群时猪的体重大量降低，猪群状况较差，对于发病原因上诉人提出检测正大公司也未应允，在装车过程中也造成猪死亡，这些都是正大公司计算料肉比计算过高的原因。因正大公司提供饲养饲料质量不过关，不应养殖户要求开展保健、医疗等行为，造成本批次生猪养殖料肉比略高，回收生猪超出约定料肉比的责任在正大公司而不在养殖户。在上诉人履行合同直至正大公司回收生猪时，薛加军一直是作为正大公司放养经理负责与上诉人联系，而且薛加军按照当时交易惯例，书面承诺每头猪以不低于90元价格补偿给上诉人。薛加军现已从正大公司离职，但其在上诉人履行与正大公司的合同期间，作为正大公司管理人员负责与上诉人联系，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其作为正大公司代表与农户履行放养合同，其有资格代表公司作出承诺，故上诉人认为薛加军出具保证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正大公司应当履行薛加军代表公司作出的承诺。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该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正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文龙偿还正大公司74798.20元及该款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汪文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0日，正大公司（甲方）与汪文龙（乙方）签订《生猪定向养殖合同》及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各一份。《生猪定向养殖合同》约定乙方以其自有养殖场与甲方合作，养殖生猪。甲方以赊销方式向乙方供应仔猪、饲料、药品及疫苗等养殖物料，具体数量或核算金额以养殖户领取时签收的单据为准；根据养殖户的需要提供养殖、防疫、疾病、饲养技术指导等咨询服务；乙方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全部由甲方以保护价收回。关于生猪收回等级标准及收回核算价，以合同附件约定为准，收回生猪数量以过磅单载明数量为准；甲方提供的养殖物料价格及生猪回收价以合同约定为准，与市场价不具有可比性；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生猪死亡或淘汰须经双方共同确认，扣减死淘数量并做记录；养殖物料领取后至甲方收回前，生猪死淘或物料短缺的风险与损失由乙方承担。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甲方提供的养殖饲料质量问题导致乙方发生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但养殖户在领取养殖物料的当日未提书面质量异议的，甲方不承担此项违约责任；乙方交回生猪料肉比不足或超过约定料肉比标准的，按折算后饲料用量每吨1500元赔偿甲方。“料肉比”是指饲料消耗控制标准，即饲养过程中饲料总消耗量与生猪在养殖户饲养期间的新增重总量的比值，计算方式为料肉比=饲料总消耗量/（生猪交回时总重－仔猪总重）。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主要约定了仔猪供应核算价、运费核算价、饲料消耗控制标准和收回生猪核算价等。协议签订后，正大公司向汪文龙配送仔猪1400头，均重为6.77公斤，仔猪总重9.472吨，汪文龙欠仔猪款计588000元；汪文龙养殖期间共消耗饲料419.32吨，欠饲料款计1418614.40元；汪文龙还欠正大公司药品及疫苗款54781.80元，以上欠款合计2061396.20元。汪文龙养殖的1400头生猪中死亡115头，双方共同签署的《代养场猪只死亡处理单》上记载的115头死亡猪只的总重量为7.366吨；汪文龙实际交回活猪1285头，总重为147.105吨，出栏均重为114.48公斤，依据合同约定的饲料控制标准，对应的料肉比为2.68；汪文龙交回的1285头生猪按合同约定的分级定价标准，正大公司应支付汪文龙生猪收购款2062294元。因双方对汪文龙饲养生猪的料肉比计算问题产生争议，由此引起诉讼。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汪文龙提交了2018年12月17日，署名为“薜加军”的保证书一份，作为其主张补偿的依据。保证书内容如下：1、两周之内把上一批结算完毕；2、一个星期给帐单；3、帐单金额为90元以上，保证全款一个月之内结算到位；4、帐单金额为90元以下，不论正负，补齐90元为标准，在两个月内结算完毕；4、押金在帐单结算完毕后半个月内退还完毕。以上是对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批次育肥养殖户汪文龙收益的保证。如若正大公司做不到，本人愿意自己掏腰包补偿汪文龙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生猪定向养殖合同》及其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中的料肉比计算问题。对于正大公司提出的本诉请求，双方的争议焦点是计算料肉比时，应否将死亡猪只计算在内。正大公司认为不应当计入，理由是根据合同约定的料肉比计算公式，限于生猪交回时的总重，故不含死亡猪只的重量。汪文龙认为应当计入，理由是在死亡的115头生猪中，体重在100公斤以上的达100余头，这些猪只在死亡之前消耗了大量的饲料，在计算料肉比时不考虑死亡猪只的消耗量无疑是不公平的。一审法院认定，《生猪定向养殖合同》中约定的料肉比是指“饲养过程中饲料总消耗量与生猪在养殖户养殖期间的新增重总量的比值”，仅就该约定而言，并未将死亡猪只的增重排除在新增重总量之外，但料肉比计算公式在计算新增重总量时，限于生猪交回时总重减去仔猪总重，即活猪的增重，未将死亡猪只的增重计算在内，与前述约定内容不完全一致。在合同内容约定不尽一致，双方又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由于该合同是正大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应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此外，死亡猪只在死亡前必定要消耗饲料，在计算料肉比时，不将死亡猪只的增重计算在新增重总量之内，会使养殖户处于不利境地，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故一审法院认定计算料肉比时，死亡猪只的增重应计算在新增重总量以内，死亡猪只的重量以双方共同签署的《代养场猪只死亡处理单》上记载的重量为准。本案中的料肉比为2.892【饲料总消耗量419.32吨/新增重总量144.999吨（活猪总重147.105吨+死亡猪只总重7.366吨－仔猪总重9.472吨）】，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料肉比值（2.68）。根据合同约定，汪文龙在养殖中应消耗饲料388.597吨（约定料肉比2.68×猪只增重144.999吨），实际消耗饲料419.32吨，超出约定饲料消耗量30.723吨，按每吨1500元的标准计算，汪文龙应赔偿正大公司46084.50元。该款加上汪文龙所欠的仔猪款、饲料款、药品与疫苗款共计2107480.70元，扣减正大公司应支付给汪文龙的生猪收购款2062294元后，汪文龙尚应支付正大公司45186.70元。正大公司还要求汪文龙赔偿45186.70元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取消，其损失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汪文龙主张死亡猪只的总重为13.64吨，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汪文龙还称在饲养过程中，正大公司提供的饲料存在质量问题，且未及时提供药物及技术服务，影响了猪群生长和料肉比计算。由于汪文龙对其抗辩理由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汪文龙提出的反诉请求。汪文龙要求正大公司支付饲养报酬115650元，主要依据是其提供的保证书。对此反诉正大公司陈述该公司曾有薜加军其人，但已离职，并提供了薜加军于2019年3月1日从该公司离职的离职手续予以证实。正大公司对该保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确定是由薜加军出具；其次，正大公司也不认可该保证书的法律后果，认为该公司没有授权薜加军出具保证书，该行为后果应由行为人自己承担，且保证书中亦有行为人自己承担相应后果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对于汪文龙提供的保证书，正大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由于保证书上载明的出具人已离职，对保证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一审法院对保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即便该保证书系由薜加军出具，从保证书中“如若正大公司做不到，本人愿意自己掏腰包补偿汪文龙的收益”的内容可以看出，薜加军在出具该保证书时并未得到正大公司的授权。从汪文龙接受该保证书的行为可以看出，汪文龙对薜加军没有授权而出具上述保证书的情形是明知的，故该保证书亦不产生表见代理和职务代理的法律后果。反诉汪文龙要求正大公司支付饲养报酬115650元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他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汪文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45186.7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5186.7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二、驳回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汪文龙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0元，减半收取8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30元，合计2165元，由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65元，汪文龙负担18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属于平等民事主体，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民事合同，厘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正确审理本案的前提。首先，关于案涉合同的合同性质问题。即该合同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如何约定的。《生猪定向养殖合同》约定，“养殖户合法利用自有养殖场从事养殖，承担养殖环节的风险；公司承担生猪收回时市价变动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农户’的合作条件。公司向养殖户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养殖户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公司以保护价收回”；“合作期间，公司提供给养殖户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公司的财产”；“核算价：是指定向合作养殖中仅仅适用于合作双方物资转移交收时用于记账的价格”。根据上述约定，仔猪、养猪所需物料及成品猪均为公司所有，并非养殖户向公司购买，养殖户向公司出具的物料、仔猪等价款凭证，仅为双方记账凭证，系双方结算的依据，并非欠款凭证，养殖户的义务仅限于提供养殖场和劳务（含运输）。因此可以认定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合作养殖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料肉比的相关约定与双方合同原则不一致外，其余部分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关于薛加军出具保证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无权代理；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表见代理制度重在对善意相对人利益的保护。二审中，汪文龙称，保证书是我们写的，他（薛加军）签的字。上述内容可知，在签订保证书期间，汪文龙并非善意。同时，保证书还有“如若正大公司做不到，本人愿意自己掏腰包补偿汪文龙的收益”的内容，进一步证实，薛加军的行为并不代表公司，因此，表见代理制度在本案中不适用。再次，关于合同的执行问题。正大公司向汪文龙主张权利的主要理由是，料肉比超标以及存在生猪死亡情形。汪文龙向正大公司主张权利的主要理由是，市场价格波动和技术员指导不当等，造成料肉比超标，导致亏损。虽然案涉《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约定了饲料消耗控制标准，及对料肉比超过标准向公司赔偿的约定，但是，双方当事人同时约定了风险负担、核算标准和结算，而根据合同约定的核算标准和结算条款，养殖户的利润来源于其对生猪有效管理和对物料的高效利益，即以有效的控制物料支出，追求生猪的高效产出，追求最高利润。当物料消耗超出控制标准时，养殖户的利润势必会下降，公司亦会因此导致饲养成本增长；当养殖户对物料消耗有效控制时，养殖户会因此增加利润，公司亦会降低饲养成本，此为合作共赢中关于“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合作原则”的体现。案涉合同中关于超过料肉比赔偿的约定，与双方的合作原则和核算方式相悖，即在料肉比超过控制标准时，养殖户不仅需要承担因此导致利润下降的后果，还要向公司赔偿，公司显然将其应当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了养殖户，与双方约定的合同原则相矛盾，故对料肉比的问题，应当结合合同全部内容综合分析认定。关于死猪及死猪消耗物料的负担问题。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合作期间，公司提供给养殖户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公司的财产”；“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情况应及时通知公司；生猪死亡或淘汰须经公司和养殖户共同确认，扣减死淘数量并做记录，否则养殖户申报猪死淘数量无效，按照生猪数量短缺赔偿处理”；“养殖户承担生猪、饲料、药品、疫苗自领取后至公司收回前生猪死淘或物料短缺的风险与损失”；“养殖户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述约定，应当认定仔猪、物料均由公司提供，育成猪亦由公司所有，养殖户仅提供养殖场和人工，经过公司确认的死猪系公司所有的生猪，死猪所消耗的饮料亦为公司所有的饲料，理应由公司自行承担，除非有证据证明，是因养殖户养殖的原因导致生猪死亡，但一二审中，正大公司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据此，正大公司的本诉部分不能成立。汪文龙反诉部分，计算如下：1.仔猪核算价款为：1285头×每头420元＝539700元。2.物料核算价款为：（1418614.40元＋54781.80元）×（1－4.5%）＝1407093.37元。⑴死猪增重：7.366吨－（115头×6.77公斤）＝6587.45公斤；⑵成品猪增重：147.105吨－（1285头×6.77公斤）＝138405.55公斤；⑶死猪增重占比：6587.45公斤÷（6587.45公斤＋138405.55公斤）＝4.5%3.正大公司应当向汪文龙支付的结算款为：2062294元－539700元－1407093.37元＝115500.63元。综上所述，汪文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汪文龙115500.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15500.6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7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大于2515元时，以2515元为准，小于2515元时，据实结算）；四、驳回汪文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70元，减半收取8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30元，合计2165元，由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何绍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吴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