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1民初23296号原告：梅某1，女，194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朝，上海典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橙橙，上海典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梅某2，男，194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发平。被告：梅某3，女，195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梅某4，女，195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玲，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梅某1与被告梅某2、梅某3、梅某4法定继承、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朝、周橙橙，被告梅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发平，被告梅某3，被告梅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玲、马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梅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继承上海市黄浦区广福街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事实和理由：涉案房屋承租人为陶琳，陶琳共生育五名子女，分别为原、被告及案外人梅某5。涉案房屋于2016年被征收，由梅某2作为代理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梅某5和陶琳相继去世，梅某5生前未婚未育。征收时，陶琳、梅某5、梅某2、梅某4的户籍均在涉案房屋内，涉案房屋由陶琳和梅某5实际居住，梅某2享受过两次福利分房，梅某4在其配偶房屋动迁中也享受到了福利，因此，梅某2和梅某4均不是涉案房屋的同住人，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由陶琳和梅某5分得。故原告要求继承陶琳在涉案房屋中的征收利益以及陶琳从梅某5处应继承的征收利益。《关于拆迁》的字据，首先不能证明是陶琳所写，即使是陶琳所写，从其内容来看，不是遗嘱，而是赠与，赠与是实践性合同，需交付赠与物才成立，但直至陶琳去世，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仍未交付，故赠与不成立。即使赠与合同成立，在赠与物未交付前，赠与人的法定继承人可以撤销赠与。原告作为陶琳的法定继承人，主张撤销该赠与。故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原告XXX残疾，生活有特殊困难，缺乏劳动能力，并且原告作为长女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对家庭做了巨大贡献，故原告要求多分。被告梅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同住人是陶琳、梅某5、梅某2，梅某4在其配偶房屋动迁中已经享受过补偿安置，且在该次动迁中，梅某4本可以选择房屋安置，但是他却选择了货币安置，证明其他处有房，故梅某4不属于涉案房屋同住人。梅某2虽享受过福利分房，但是居住面积仍然困难，所以仍是涉案房屋同住人。《关于拆迁》的字据已经过司法鉴定是陶琳亲笔所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遗嘱，陶琳在涉案房屋中的征收利益应当由梅某2一人继承。如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拆迁》的字据不是遗嘱，本案按照法定继承，梅某2应当多分，因为梅某31970年下乡，梅某41972年到郊区务农，梅某2对家庭做出了主要贡献。不同意原告多分，原告早年出嫁，对家里事情不闻不问，不赡养老人。被告梅某3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关于拆迁》的字据是陶琳亲笔所写。原告对家庭照顾很少，且原告有收入，有子女赡养，不同意原告多分。被告梅某4辩称，其是涉案房屋的同住人，其户籍长期稳定地在涉案房屋内。其配偶私房动迁与其没有关系，且该私房也不是其配偶一人所有，安置方式并不是其可以决定，私房动迁是私有财产形式的转化，不是福利分房。梅某4没有住房，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现租房居住，其是唯一实际需要安置房屋的同住人。梅某2享受过福利分房，居住条件宽裕，不属于同住人。陶琳、梅某5是否属于同住人，请法院依法认定，但是陶琳和梅某5已去世，对安置房屋没有实际居住的需要，应当首先保障在世的户籍在册人员的征收补偿利益，故梅某4要求多分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并取得安置房屋。《关于拆迁》的字据不是遗嘱，当时梅某4一直在照顾陶琳，陶琳不可能有时间书写，且其中表述为“转送”，是赠与性质，陶琳在取得征收款之前即去世，赠与行为未履行，故该字据与本案无关。如果法院认定陶琳和梅某5能够获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那么两人的征收补偿利益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梅某4要求多分，因为其对陶琳照顾最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陶琳与配偶梅云良(1959年去世)共生育了五名子女，分别为梅某1、梅某2、梅某5、梅某3、梅某4。梅某5于2017年10月13日报死亡，其生前未婚未育。陶琳于2017年12月1日报死亡。涉案房屋为公房，户籍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广福街XXX弄XXX号，承租人是陶琳，部位为底层前客堂、天井。2017年5月26日，涉案房屋所在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当时户籍在册人员为四人，即：陶琳(1947年4月10日从半淞园路益元里10号迁入)、梅某5(1950年6月15日报出生)、梅某4(1955年2月11日报出生，1972年12月29日支农迁往上海市新海农场，1987年8月27日迁回)、梅某2(1989年8月18日从涉案房屋迁往方浜中路XXX号，1993年11月7日迁往鞍山路XXX号XXX室，2001年11月6日迁往沈阳路XXX弄XXX号XXX室，2007年1月5日迁回)。《关于拆迁》字据，落款处由陶琳签字，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内容为“我是陶琳，住在广福街XXX弄XXX号，这次房子拆迁，我决定把我个人应得部分全部转送我大儿子梅某2名下，这是我心里一直想做的事，希望大家支持”。审理中，梅某1、梅某3、梅某4均称，不清楚该字据的形成过程。梅某2称，字据是陶琳事先写好的，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陶琳于2017年8、9月份将该字据交给梅某2。2017年6月13日，陶琳在涉案房屋内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梅某2协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签收文书、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等特别授权事项，当时征收单位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场。审理中，梅某2、梅某3称，当时其二人及梅某4也在场，陶琳精神状态很好，只是走不动路。梅某4称，当时其在场，陶琳是迷迷糊糊的状态，搞不清状况，书写能力很差。2017年12月23日，梅某2作为陶琳(乙方)的代理人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就涉案房屋征收事宜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编号：J-140)，约定：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房屋用途居住；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19.00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居住部分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43,457元/平方米，房屋征收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42,606元/平方米。房屋征收价格补贴系数为0.3，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计算居住困难货币补贴的折算单价为17,0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2,030,326.93元。其中，评估价格为1,271,551.82元、价格补贴为373,995.47元、套型面积补贴为639,09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被征收房屋装潢补偿为14,630元。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以乙方应得的本协议房屋价值补偿款2,030,326.93元，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计1套：浦江8号浦连路281弄1#栋/幢8号1104室，建筑面积(暂测)78.99平方米，房屋总价(优惠总价)1,553,731.88元，预计交房日期2018年9月30日。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签约奖励费471,3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2,000元、无搭建补贴100,000元、购房剩余补贴238,297.53元、临时安置费12,500元，补贴、奖励合计826,097.53元。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款项共计1,317,323元。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搭建补贴72,767.33元、独用阳台晒台天井补贴93,733.20元、照顾增发期房临时安置费5,000元、搬迁奖励费84,260元、期房临时安置费12,500元、协议生效计息奖励费42,113.94元，特殊困难补贴60,000元，合计370,374.47元。涉案房屋征收总利益为现金1,687,697.47元以及产权调换房屋1套。产权调换房屋已取得大产证，具体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浦连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8.93平方米，现登记于上海卢闵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特殊困难补贴系针对陶琳的高龄补贴30,000元和梅某5的残疾补贴30,000元，全部征收补偿款均未领取，产权调换房屋的产权人也未协商确认。根据1993年《住房调配单》记载，调配单位为新华医院，房屋受配人为周培珍，原住房方浜中路XXX号(面积16.1平方米)租赁户名为梅某2，家庭主要成员为妻子周培珍，新配房鞍山路XXX号XXX室(面积18.3平方米)租赁户名为周培珍，家庭主要成员为梅某2，调配原因为结婚户套配分房，原房由新华医院收回使用。梅某4的配偶赵卫平系辽源新村XXX号私房权利人之一，2019年7月28日，赵卫平代表该户签订了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选择货币补偿。2011年，赵卫平申请廉租住房租金获批，每月可获得租金补贴620元，自2012年1月起赵卫平租房居住。审理中，梅某2称方浜中路XXX号房屋系其单位的福利分房，但由于居住困难，梅某2配偶周培珍单位分配了鞍山路XXX号XXX室房屋，同时将方浜中路XXX号房屋交还，面积仅增加2平方米。涉案房屋由陶琳和梅某5实际居住至征收。审理中，梅某2称：其1989年户籍迁往方浜中路XXX号后，白天仍是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直至1995年，之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现居住在沈阳路XXX弄XXX号XXX室商品房内；梅某41987年从崇明回来后，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了两三年，结婚后就搬离了，之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梅某4称：梅某2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至1995年，梅某41987年户籍迁回后实际居住，1990年结婚后在配偶家和涉案房屋内都有居住，现租住在控江路XXX号XXX室。审理中，梅某1和梅某4申请对《关于拆迁》字据中两处“陶琳”字迹是否是陶琳所写、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6月13日陶琳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前或之后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关于拆迁》字据中两处“陶琳”字迹是陶琳本人所写，无法判断《关于拆迁》上两处“陶琳”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6月13日授权委托书之前或之后。本院认为，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涉案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他处房屋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他处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情况，是指在他处房屋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法定最低标准的情况。涉案房屋于2017年5月26日被列入征收范围，当时户籍在册人员系陶琳、梅某5、梅某4、梅某2，陶琳和梅某5在作出征收决定后去世，陶琳系承租人，且与梅某5长期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故两人分别作为承租人、共同居住人可以分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梅某2自认方浜中路XXX号房屋是其单位福利分房，故其属于他处有房，且其户籍于1989年迁出，2007年迁回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其户籍迁入并非为了居住，属空挂户口，故梅某2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梅某4配偶作为产权人之一的私房被征收，但并无证据证明梅某4在该私房征收中享受到福利安置，另，梅某4的户籍自1987年由崇明农场迁回涉案房屋后实际居住至结婚，后虽因结婚而搬离，但其名下无住房，自2012年起随配偶赵卫平租房居住，故梅某4应认定为涉案房屋的共同居住人。综上，陶琳、梅某5、梅某4可以参与分配涉案房屋的征收利益。对征收利益中专属实际使用人的家用设施移装费、搬迁费、搬迁奖励费，以及有特定指向对象的特殊困难补贴外，其余征收利益应由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陶琳和梅某5在征收开始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前去世，梅某4他处无房，故产权调换房屋应优先用于解决梅某4的居住，与产权调换房屋相关的期房临时安置费亦由梅某4取得。故本院根据户籍在册时间、实际居住等因素，酌情确定陶琳、梅某5各分得1,095,186.45元、梅某4分得1,051,056.45元。2017年6月10日的《关于拆迁》字据，经鉴定，包括落款处签名的两处“陶琳”字迹均为陶琳本人所写，现并无证据证明字据中其他内容不是陶琳所写，亦未有证据证明陶琳在当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故该字据内容是陶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通过该字据对自己在涉案房屋征收中应得征收补偿利益作出分配和处分是行使其自身权利，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字据合法有效。但字据从文字及内涵上均未涉及陶琳去世后财产的处理，故该字据不属于遗嘱，应为赠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但陶琳生前并未撤销该赠与，故按照该字据，陶琳在涉案房屋中应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即1,095,186.45元应归梅某2所有。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死亡时，其名下遗留的合法财产为遗产。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梅某5先于其母陶琳去世，且其未婚未育，故陶琳作为梅某5唯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可继承梅某5在涉案房屋中应得征收补偿利益1,095,186.45元。陶琳去世后，其从梅某5处继承的这部分财产作为陶琳的遗产，由陶琳的法定继承人梅某1、梅某5、梅某3、梅某4依法均等继承。梅某1、梅某2、梅某4虽主张多分，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符合继承法上应当或可以多分的情形，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原、被告应得的补偿款金额分别为：梅某1、梅某3各得273,796.61元，梅某2得1,368,983.07元，梅某4得1,324,853.06元，梅某4分得的产权调换房屋价格为1,553,731.88元，差价228,878.82元由梅某4向梅某1、梅某5、梅某3支付。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市广福街XXX弄XXX号房屋底层前客堂、天井所涉的征收补偿利益中，梅某1、梅某3各分得征收补偿款197,503.67元，梅某2分得征收补偿款1,292,690.13元；二、上海市广福街XXX弄XXX号房屋底层前客堂、天井所涉的征收补偿利益中，梅某4分得产权调换房屋上海市闵行区浦连路XXX弄XXX号XXX室；三、梅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梅某1、梅某2、梅某3各支付76,292.9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31.40元减半收取计16,365.70元，由梅某1、梅某3各承担1,382.40元，梅某2承担6,911.90元，梅某4承担6,689元；鉴定费12,700元，由梅某1、梅某2、梅某3、梅某4各承担3,1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琳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牛 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