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5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军，男，197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文军，衡水市桃城区正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华，女，197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辉，景县龙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7民初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景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7民初554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张红华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张红华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杨建军与张红华之间的猪肉买卖合同货款已经结清，一审法院受理张红华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 杨建军与张红华之间买卖猪肉，交易方式为杨建军从张红华处取走猪肉，不出具收货收据；杨建军以现金支付和微信支付的方式向张红华付款，张红华也不出具收款收据，双方结算时，对于领取猪肉和现金付款的数额是通过调取张红华店铺监控拍摄的领取猪肉和数钱付款的西面，双方没有任何异议后，逐笔计算出来的，是最真实的，双方对猪肉买卖货款已经进行了结算，并且张红华已经将多收取的货款返还给杨建军，双方之间的猪肉买卖合同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任何纠纷，一审法院受理张红华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张红华隐瞒杨建军收款的监控录像，隐瞒结算时的原始单据，以自行书写的清单主张权利，原本就偏离了案件的真实情况，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厌其颁地计算双方购货和付款账目，徒劳无意义，法院对双方之间纠纷的介入徒增诉累和矛盾，关于双方之间的账目问题，完全属于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应当以双方之间的结算为准，法院没有义务也没有法律规定应当为当事人计算交易账目。 二、一审判决认定杨建军购买猪肉的数量和价款，证据不足。张红华提供的证据一是张红华记载的双方购货及交易金额的账目清单一份，证据三是张红华自行书写的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23日，双方每天业务交易金额汇总表一份。庭审笔录第4页4行和14行，杨建军明确表示对证据一和证据三不予认可。判决书第4页第2行写明对张红华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三不予采信，因该证据均为张红华自己书写，没有杨建军的认可，不具有证明效力。但是判决书第4页的本院认定事实和第5页的第16行至28行认定的事实，完全是张红华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三的内容，判决书对证据一和证据三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依据什么证据认定的，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明显证据不足。 三、一审判决从2019年1月13日开始为双方计算账目，依据不足。 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阶段性结算，张红华于2020年1月13日凌晨03：39分给杨建军发送的信息是“总欠3万元”，13日又发信息欠41680元。1月23日双方结算时，张红华出具书面结算清单，写明截止15日欠30060元，张红华并以15日欠30060元为起点计算双方的账目，杨建军对此没有异议，双方以此为起点，已经结算完毕。张红华起诉时主张，应当按照2019年1月13日欠41680元的数额起算，杨建华主张双方按照15日欠30060元起算的双方账目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法院却按照13日“总欠3万元”起算，对于法院的计算方法。杨建军不予认可，张红华也没有主张，一审法院这么认定，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以杨建军对“总欠3万元”没有异议为由认定13日欠3万元，杨建军没有回复信息，不说明对该数额没有异议，因为双方没有按照这个数额结算，张红华当时没有按照这个数向杨建军要货款，杨建军回复不回复，均不产生任何后果，一审法院以该数额为起点计算欠款数额，依据不足。 一审判决第5页第12行认为：“较长时间的交易记录更能够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以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算双方的交易量以及被告给付猪肉款的数额欠款为宜”是错误的。因为双方之问的交易原本不规范，收货和收款都没有出具收据，交易时间越长，双方对交易的记忆越模糊，双方对交易数额的争议越大。况且一审法院所称的交易记录就是张红华单方事后手写的记录，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的该论断是错误的。 四、一审判决认定杨建军给付张红华货款的数额与事实不符 一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7行认定的杨建军的付款数额完全是按照张红华自行书写的清单认定的，一审判决对张红华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三的证明效力都没有采纳，该付款数额认定的依据是什么？双方在结算时，对于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是按照张红华的监控记录的杨建军数钱付款的画面确定的支付数额，双方按照真实的付款情况计算的数额，双方账目已经结清。现在再按照微信聊天记录和张红华认可的数额来确定欠款数额是错误的，因为微信记录的只是微信转账的数额，对于现金支付的欠款，张红华不认可的，法院就没有认定，严重侵害了杨建军的合法权益。 五、一审判决对双方交易习惯的认定。适用证据规则错误，证据不足 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4行，张红华说：“被告一直在我这进猪肉。一般前一天不给钱，当日下午5－7时我给被告发账单，向被告催款，有时被告在手机上转一部分，到第二天凌晨拉货之前再付一部分，如有欠款总个数，然后再拉货。到下午5时左右再把他欠的账及发货的单子发过去，一直都是这样。 第6页第5行。杨建军陈述交易习惯：“从2019年1月我们共事了，有欠款时也是尾款，一点零头，不像原告所说那么多，全欠着。快到过年时，拉的猪肉也多，每天早上去必须先付一部分款，没有向原告说的没有合账的时候，后期忙的时候。数额较大的时候，我先付大部分，剩点尾款。” 判决书第4页倒数12行认定的交易习惯是：“被告每天凌晨去原告处买猪肉时，先给付前一天结欠的部分猪肉款。当天买的猪肉待晚上原告把交易记录拍照片通过微信发给被告，被告有时接到交易记录的照片后随即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原告部分猪肉款，有时待第二天去原告处买猪肉时再付一部分，每天欠原告猪肉款几万或十几万不等。” 首先，一审判决作出的“每天欠原告猪肉款几万或几十万不等的”的认定，来源不明，依据不足，缺乏证据支持，因为张红华也没有这么陈述。 其次，张红华和杨建军对交易习惯都做了陈述，陈述的不一致。法院为什么采信了张红华的陈述，而不采信杨建军的陈述，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是什么。没有作出说明。依据不足。 第三、张红华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张红华批发猪肉，买猪肉时不付款是不可能的，因为张红华要用批发出去猪肉的款再去批发猪肉，一个客户欠几万或几十万，两个客户、三个客户，张红华的生意如何做，资金怎么周转。如果把肉都卖出去不收钱。张红华手里就没有钱了，猪肉批发生意就停下了，尤其是到了年底，猪肉批发量大，大额的猪肉款不立即支付与事实不符。况且，张红华也不会放心让猪肉零售商欠着这么大额的欠款。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杨建军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红华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红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开庭时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红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所欠的猪肉款70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自2019年7月份至2020年1月23日多次在原告处购买猪肉，在此期间也给付大部分猪肉款，但截至2020年1月13日被告仍欠付猪肉款41680元，从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23日被告共计在原告处购买猪肉合款564601元。期间被告已给付货款515000元，尚欠猪肉款49601元，在2020年1月23日原被告双方合账时，原告因计算失误又多给付被告21000元，因此，综合原被告双方的业务量和交易总额，被告仍欠付货款70600元。现被告拒不给付，违反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为此请求法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建军在法定期间内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1月15日之前发生过多次购买猪肉的业务往来，截止至2020年1月15日经双方核对被告尚欠原告猪肉款30060元，自2020年1月16日被告又陆续在原告处购买猪肉，截止于2020年1月22日累计购买猪肉合款369101元，加上1月15日之前累计欠款30060元，双方到业务结束总计发生业务总额为399161元。在此期间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及给付现金方式共付给原告货款420000元，在2020年1月23日原被告双方在最终进行结算时，发现被告由于多次不定额给付原告猪肉款，已多支付给原告20839元，所以经双方协商原告于2020年1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转给被告10000元，给付现金11000元，计21000元。原告返还多给付的21000元猪肉款，其在陈述中以计算失误为由，是不正确的。实际是双方在进行最终结算后，原告返还给被告多支付的猪肉款，至此双方已结算完毕，故被告已不欠原告猪肉款，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买卖猪肉的交易，2020年1月12日前被告结欠原告猪肉款30000元。自2020年1月13日始至2020年1月22日止，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猪肉合款529586元，这期间被告共给付原告猪肉款515000元。原、被告于2020年1月23日对双方的交易情况进行了总结算。 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被告每天凌晨去原告处买猪肉时，先给付前一天结欠的部分猪肉款，当天买的猪肉待晚上原告把交易记录拍照片通过微信发给被告，被告有时接到交易记录的照片后随即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原告部分猪肉款，有时待第二天去原告处买猪肉时再付一部分，每天欠原告猪肉款几万或十几万不等。 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即微信聊天记录的对方为“杨军”，被告认可“杨军”就是其本人。 2020年1月23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10000元、给现金11000元，计2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长时间存在买卖猪肉交易，虽然双方只是口头合同，但双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已成立，双方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的交易量以及被告应付货款应当自2020年1月13日计算，而被告则主张应当自2020年1月16日计算，由此看来，起算时间是确定原、被告双方猪肉交易量大小以及被告给付原告猪肉款数额多少的关键所在，从原告2020年1月29日晚上19∶33给被告发送的语音信息可以看出：原告已经发现账款有误，正在与被告沟通2020年1月15日和1月16日的交易情况及被告的付款情况，这应当是原、被告主张不同的起算时间的原因。本院认为，原告于2020年1月13日凌晨03∶39给被告发送的信息是“总欠3万”，被告对此信息未提出异议，说明这之前无论被告购买猪肉的数量，还是被告给付猪肉款的数额双方是无争议的。同时，较长时间的交易记录更能够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以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算双方的交易量以及被告给付猪肉款的数额情况为宜。 关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猪肉的情况：从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的2020年1月13日凌晨03∶39开始，原告发送的信息是“总欠3万”，当天被告在原告处取走猪肉计款11680元；1月14日被告在原告处取走猪肉计款73400元；1月15日被告在原告处取走猪肉计款79981元；根据被告证据一（原告记录的交易情况），1月16日被告在原告处取走猪肉计款76542元、17日取走猪肉计款53062元、18日取走猪肉计款58097元、19日取走猪肉计款78706元、20日取走猪肉计款71622元、21日取走猪肉计款23552元；1月22日，根据原、被告当天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在原告处取走的猪肉计款应是2944元，综上，自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22日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猪肉总计合款529586元，加上2020年1月12日之前被告欠付的30000元，被告总计应当给付原告猪肉款559586元。 关于被告已给付原告猪肉款的数额：从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的2020年1月13日凌晨03∶39开始，1月14日被告给付原告猪肉款60000元；1月15日被告给付原告猪肉款35000元；根据被告证据二（原告记录的收款情况）和当庭陈述，自2020年1月16日至22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和给付现金共给付原告猪肉款420000元。综上，自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22日被告总计已给付原告猪肉款515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猪肉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但欠付数额应以本院根据有效证据确认的44586元为准。另：根据2020年1月13日至15日的交易情况，能够认定截至1月15日被告欠付原告猪肉款100061元，原告1月16日凌晨05∶15给被告发送的信息“以上总欠30060元”存在计算失误。故，被告主张自2020年1月16日以“以上总欠30060元”开始计算双方发生业务总额的理由不能成立。所以，2020年1月23日双方进行最后结算时，在被告仍欠付猪肉款的情况下原告反而给付被告的21000元，被告理应按欠付的猪肉款予以退还。以上被告杨建军应给付原告张红华猪肉款共计6558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杨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张红华猪肉款65586元；2、驳回原告张红华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提供的与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微信对账和付款情况记录为: 1月15日晚上19:55分，被上诉人通过微信给上诉人发送欠款135060元单据，上诉人在1月15日晚上20点19分支付35000元（微信转账）； 1月16日凌晨5点15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送了欠付30060元微信，（该欠款是扣除1月15日20点19分微信转账35000元和16日凌晨给付的7万元现金后）。1月16日17点5分被上诉人通过微信给上诉人发送了欠款单据，30060元+16日的提货的欠款76981元，合计107040元。（证据一为108037元，包括头996元）； 1月17日晚上21点01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送了17日提货的欠款单据，金额为53062元。15、16、17日三天货款，扣除45000元（现金2.79万元，微信转账2100元，又转账15000元），尚欠114664元。随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微信转账2万元。 1月18日提货金额为53997元，晚上20点38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送了提货的数额，当日早晨上诉人给付现金2万元，转账1万元，1月17日晚上转账2万元。于20点38分发送了累计欠款118661元。18日下午又提货（猪杂）5897元，18日晚上21点01分转款15000元。 1月19日提货86386元（包括前一天的5897元）。当日付款11万元（凌晨现金3万元，下午付现金51000元，转账20000元、9000元）。 1月20日提货71622元，当日没有付款。 1月21日提货23552元，付款6万元（现金），晚上22点44分共欠158438元。 1月22日提货2944元，付款4万元现金，转账3万元。 1月23日双方对账，被上诉人称当时生意繁忙，脑子乱，对账时计算错误，当时没有看手机，退给了上诉人21000元。 根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的微信账单和收款的记录进行计算，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48165元。 被上诉人称向上诉人微信发送的欠款数额比实际数少，是因为上诉人购买的部分猪下水没有计算在内。一审判决计算也有失误，比实际欠款数少，被上诉人不再主张。 上诉人称，只认可1月16日被上诉人向其发送的欠款30060元的事实，1月15日我支付了一份7万元，1月16日又给了现金69000元，1000元通过微信转账。1月29日我们再去查监控，监控没有记录了。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上诉人是否欠付被上诉人货款，欠付的数额是多少？ 根据本院开庭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主要是通过微信方式对当天的交易进行对账。上诉人主张2020年1月15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一个7万元的现金，被上诉人没有计算在内，但从2020年1月15日起至2020年1月22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对账和聊天记录分析，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向其发送的当日购货金额及累计欠款数额并没有提出异议，对被上诉人开庭陈述的收到上诉人的货款数额也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上诉称只认可被上诉人2020年1月16日向其发送的欠款30060元的事实，但该日，被上诉人向其发送的欠款30060元，是在扣除了当日凌晨上诉人已经给付的7万元现金后的欠款数额，当时下午，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发送了当日欠付的货款数额76981元，累计欠款107040元，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在前一日，2020年1月15日20点19分，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转账35000元，如果依照上诉人陈述，在该日，上诉人还向被上诉人支付70000元现金，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多付货款近4万元，上诉人所述事实不合情理，也与此后双方当事人微信记载的双方对账记录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以上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记录完整地记录了双方当事人自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1月22日之间的交易情况，应当认定不存在2020年1月15日上诉人还支付一次7万元现金的事实，2020年1月23日双方当事人的对账确实存在错误，应当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欠付货款的金额为48165元，加上被上诉人错误退还上诉人的21000元，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货款69165元。一审判决计算有误，被上诉人也有部分货款没有计算在内，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是自愿放弃权利。上诉人称双方当事人已经结清账目，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被上诉人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杨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上诉人杨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庆华 审判员  李成立 审判员  李守文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聪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