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2768号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李春琴，女，196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李玉春，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应松，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一审第三人：贵州德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民生馨苑善水园1栋1层3号、2层3号、4号、5号。法定代表人：熊国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忠桥，男，198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黄平县，系公司财务人员。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一审第三人：杨发春，男，196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李春琴因与被上诉人李玉春、一审第三人贵州德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正公司”）、杨发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传唤，上诉人李春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被上诉人李玉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应松、一审第三人德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忠桥，一审第三人杨发春到庭参加质证、庭询。被上诉人李玉春在庭后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春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确认德正公司是涉案资金的实际借款人的事实及没有判令其在本案中的责任义务，违背了客观的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一审法庭查明：一、上诉人的丈夫邢普照的银行卡是德正公司掌握使用；二、该银行卡的资金全部用于德正公司项目，即私卡公用；三、被上诉人也明知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及款项用途；四、涉案资金往来事实的查明，只有德正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才能完成；五、被上诉人同意德正公司愿意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义务的意思表示。但是，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之后，没有确认第三人德正公司的义务，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以及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二、一审判决丧失公正立场，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职业放贷人身份予以回避，有悖于公正的原则。（1）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向外放贷的月利率5分，向上诉人的丈夫放贷4次，涉及金额800万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的”红线标准，是典型的以获得高利息为目的的职业放贷行为的司法认定。（2）一审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丈夫的借款中，一直是以第三人杨发春收取上诉人（第三人德正公司）支付的本金及高利息的客观事实。但是，在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居然否认认识杨发春，在第二次庭审中，在第三人德正公司向法庭出示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还款由杨发春收取的指示条子后，被上诉人才认可该事实。只是仍然辩称是委托杨发春代收取相关本金和利息，其实质就是在掩盖其在非法吸收社会资金进行非法放贷的事实。2、一审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受到胁迫，认可《还款承诺书》的合法性，是枉顾客观事实的认定。2015年，上诉人的丈夫已经肝癌晚期，2015年1月1日，上诉人的丈夫因为在上海化疗延迟支付了一期的高利息，被上诉人就纠集他人从贵州追到上海，又追到贵阳、凯里，追讨高利贷，最后追到上诉人的丈夫的贵阳的兄弟家，让上诉人和刚刚化疗出来的极度虚弱的上诉人的丈夫在小区花园，在被上诉人事先写好的《还款承认书》上签字，这是典型的乘人之危的胁迫行为。3、一审否认涉案借款存在“砍头息”的事实，认定2013年涉案借款金额300万元，是错误的。法庭调查清楚的显示，2013年4月25日借款当日，被上诉人即要求上诉人之丈夫首先向被上诉人打款12万元，之后被上诉人再打款300万元到上诉人的丈夫卡上，其目的就是规避“砍头息”法律禁止规定，以达到借款金额在银行凭证上显示出借金额是300万元的目的，其实质就是违法的变相的“砍头息”放贷。4、一审以月利率2分计算涉案借款利息，是错误的。（1）为了达到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设计的格式合同的所谓的《信用借款合同》本身，是没有高利息的书面约定的，但是其在逾期之后的月利率5分的约定，是典型的高利贷，是违法的职业放贷。（2）《还款承诺书》是在上诉人的丈夫化疗期间，身体极度虚弱时，在被上诉人的威逼下，上诉人无奈才在被上诉人写好格式的《还款承诺书》上签字，之前双方根本没有进行过对账，结算资金往来。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三）、（五）项的规定，该《还款承诺书》当属无效，而一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的职业放贷行为的违法性，无视被上诉人的胁迫行为，以月利率2分，计算涉案借款利息，当然是缺乏公正性的，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250万元是偿还2013年5月份的两笔300万元的借款本金中的部分本金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抗辩250万元只是偿还2013年5月份的借款本金，但是并没有出具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就根据被上诉人的抗辩，以所谓的《承诺书》在偿还324万元之后书写，推定324万元不是偿还《承认书》上载明的借款本息，认定250万元不是偿还本案借款本金，表面上貌似公正，实质是无视双方根本不存在结算本金利息的事实及无视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丈夫在《承诺书》的签字时受胁迫的客观事实。（2）在上诉人提起反诉之后的休庭期间，被上诉人联系上诉人，要求到德正公司对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德正公司财务人员也见面确认对账时间之后，但是被上诉人就是不到德正公司财务对账，同时还一再罔顾事实的声明他与德正公司的资金往来与第三人杨发春无关，不认可德正公司打到杨发春的资金性质。因此，在被上诉人声明要对账，又拒绝到德正公司财务对账，同时在庭下否认杨发春收取款项的事实与性质，致使双方根本无法得出对账结算清单。之后在法庭上又认可第三人杨发春是其委托代收人，又抗辩所谓的250万元偿还资金不是本案款项的事实，其行为实则是在混淆视听，利用没有双方确认的明晰对账清单，来主张其非法的利益。（3）就250万元或者所谓324万元金额的性质，在被上诉人拒绝对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该资金金额的认定。至少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清纠正，或者发回重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典型的职业放贷纠纷案，其高利贷利息非法而不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李玉春未作二审书面答辩，当庭口头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审第三人德正公司当庭口头辩称，借款无论是300万元还是288万元，从德正公司的还款记录已经证实德正公司已经全部还清借款，如果李玉春认为德正公司还没有还清，他可以另案起诉。一审第三人杨发春以没有辩论意见为由作二审口头答辩。李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春琴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支付从2015年1月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李春琴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反诉被告李玉春与反诉原告李春琴之夫邢普照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李春琴签字的还款承诺书无效，并确定借款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期间的利息；2、判决反诉被告李玉春返还反诉原告李春琴多支付的177182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时间暂定为2014年11月8日至2019年9月8日，利息为41962元，并至付清本金止；3、本案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0日、同年5月29日、2014年4月1日、同年4月25日，被告李春琴之夫邢普照因经营需要，向原告李玉春分别借款2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共计800万元，双方分别签订了四份《信用借款合同》，其中2014年4月25日的《信用借款合同》主要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即2014年4月25日至同年6月25日，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从逾期之日起按逾期借款金额的5%每月计收利息和费用，直至还清本息为止。合同签订的当日，李玉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300万元转入邢普照工商银行账户，邢普照向李玉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借款300万元。2014年4月25日、5月4日、5月9日、6月10日、8月13日，邢普照按照李玉春的指令向杨发春账户分别转入上述四笔借款的部分利息12万元、8万元、12万元、32万元、10万元，同年11月7日，邢普照向李玉春账户转入250万元，用于偿还2013年5月份的两笔300万元借款本金中的部分本金。邢普照因尚余500万元借款未予偿还李玉春，2015年1月1日，邢普照、李春琴共同向李玉春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于2014年4月1日和4月25日以邢普照个人名义分别向出借人李玉春借款200万元和300万元共计500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分别已于2014年6月1日和6月25日到期。上述借款到期后至今未还。现两承诺人共同向出借人李玉春承诺，对上述借款我们承诺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并从2015年元月1日起按2%的月利率计息支付给出借人，每月初付清当月利息，如有违反，构成违约，两承诺人愿意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包括：未还清的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律师、诉讼费等）。承诺人：邢普照李春琴2015年1月1日”。嗣后，李玉春经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该院。诉讼过程中，李春琴以邢普照支付给李玉春的款项已超过实际借款为由提起反诉，诉请李玉春返还多支付的款项177182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案经该院调解未果。另查明，2013年5月份邢普照向李玉春借贷的两笔借款共计300万元，李玉春确认已于2014年底之前已偿还清楚。2014年4月份邢普照向李玉春借款的两笔借款共计500万元，因邢普照、李春琴未按《还款承诺书》履行还款义务，李玉春就该《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200万元借款部分，于2017年2月2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黔2601民初6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邢普照、李春琴共同偿还李玉春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截止2017年1月31日的利息100万元，之后的利息继续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该案生效已进入执行程序。同时查明，邢普照于2018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双方当事人达成借合意，且实际提供借款的，合同成立且生效。本案中，被告李春琴之夫邢普照向原告李玉春借款，双方签订《信用借款合同》后，原告将借款以银行转账方式给付邢普照，原告已履行了给付义务，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生效，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李春琴作为邢普照之妻，与邢普照一起共同向李玉春出具了《还款承诺书》，承诺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该《还款承诺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真实性、合法性该院予以确认。被告李春琴及邢普照未按约偿还原告借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现原告李玉春诉请被告李春琴偿还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被告李春琴辩解称邢普照与李玉春签订的《信用借款合同》因约定的月利息为5%，属高利贷，李玉春的放贷行为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属民间借贷范畴，合同约定的利率略高于法律规定利率的上限并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信用借款合同》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而李春琴主张其夫妻二人与李玉春签订《还款承诺书》系受李玉春逼迫而签订，但未能举证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其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本金金额问题，涉案《信用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中确定涉案借款本金为300万元，且有李玉春转款的银行凭证为据，李玉春主张涉案借款本金为3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李春琴抗辩称已偿还李玉春借款本息共计324万元，扣除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为62818元，李春琴多支付李玉春177182元。邢普照于2014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7日期间向李玉春及李玉春指定收款人杨发春转款共计324万元是事实，但因邢普照另尚欠有李玉春2013年5月份的借款300万元，李玉春亦认可上述324万元款项是偿还2013年5月份30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金及利息，而《还款承诺书》是邢普照在支付324万元之后李春琴及邢普照出具给李玉春的，由此可见，邢普照已支付的324万元并不是偿还《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借款本息，不存在多支付款项的事实。故李春琴的抗辩有悖常理，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息问题，《信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2个月，逾期则按每月5%计收利息，但在《还款承诺书》中，邢普照及李春琴共同承诺为从2015年1月1日起按2%的月利率计付利息，该约定并未超过关于民间借贷借款利率相关法律规定的上限，故原告主张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事实清楚，于法于约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辩解称合同未约定借款利息，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不符合客观事实，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李春琴以邢普照与李玉春签订的《信用借款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还款承诺书》系被李玉春逼迫其签字为由，诉请确认《信用借款合同》、《还款承诺书》无效，该院认为，《信用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该院予以确认。反诉原告李春琴主张签订《还款承诺书》时李玉春有逼迫邢普照、李春琴二人签字的情形，但未能举证加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反诉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李春琴主张涉案借款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还款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涉案借款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该约定未违约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反诉原告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故其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李春琴诉请反诉被告李玉春返还多支付的177182元，邢普照于2014年4月25日至同年11月7日期间向李玉春转款共计324万元是事实，但因邢普照尚欠有李玉春2013年5月份的借款300万元，李玉春亦认可上述324万元款项是邢普照偿还2013年5月份30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金及利息，而《还款承诺书》是李春琴、邢普照在支付324万元之后出具给李玉春的，邢普照已支付的324万元并不是偿还《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借款本息，不存在多支付款项的事实。故李春琴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春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李玉春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支付以尚欠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借款利息。二、驳回反诉原告李春琴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告李春琴负担，此款原告李玉春已先行交付，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反诉费2294元，由反诉原告李春琴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春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①《300万元借款核算表》，拟证明本金、利息偿还支付情况。本案涉案借款金额300万元，邢普照及德正公司已支付给被上诉人资金达3240000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借款利息只有62818元，邢普照及德正公司多支付了177182元。多收取的部分，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②《银行凭证》。拟证明邢普照账户在2014年4月2日、4月10日、7月11日、7月30日、8月8日、11月7日向被上诉人及其指定的收款人杨发春偿还本金利息合计194万元。这些款项是支付本案涉案借款之外的借款。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本金利息存在支付其他借款，是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为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的324万元本息中存在支付他笔借款，属于充当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角色的意见，丧失公正原则。③《判决书》。拟证明邢普照与被上诉人之间的200万元的借款已经通过法院作出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邢普照没有偿还过被上诉人的本金和利息。该事实的认定，证明前述的偿还的本金与利息的银行凭证，就是针对本案的300万元借款。同时证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④《收条》、《抵偿协议书》，拟证明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2015年7月1日指使他人强行将上诉人丈夫邢普照在2013年购买的价值170万元奔驰越野车拉走。强行拉车时说是冲抵100万元借款，但是在2018年8月16日后却又强行只认可冲抵60万元借款，并强行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这是典型的职业放贷人的行为。被上诉人李玉春、一审第三人贵州德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发春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材料。经组织二审庭询质证，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李春琴提交的证据①《300万元借款核算表》系上诉人的单方自书材料，不符合证据来源客观性的要求，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②《银行凭证》虽未在一审时提交，但经本院审查从银行转账交易凭证的外观形式来看无法证明与本案诉争的借贷关系相关联，且被上诉人李玉春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③《判决书》全称为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68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在一审时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判决书》所认定的200万元借款事实与本案诉争内容无关，同时被上诉人李玉春对该《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④《收条》、《抵偿协议书》，被上诉人李玉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收条》、《抵偿协议书》的证明目的是否达到，本院将结合在卷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上诉人李春琴在一二审阶段均抗辩李玉春系职业放贷人。本院二审为依法审慎审理案件，依职权就李玉春是否为职业放贷人或存在暴力催债涉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向凯里市公安局调查取证。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涉案借款本金为300万元的认定与一审不一致之外，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在二审庭询质证结束之后预留各方一周时间进行庭后调解及资金对账，各方调解未果。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2020年7月27日凯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本院出具的《证明》载明，凯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未发现有涉及被核查人员李玉春被举报及涉黑恶被打击的记录。二、2014年4月25日李玉春向邢普照转账本案诉争的300万元借款的当日，邢普照向一审第三人杨发春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杨发春在二审庭询时当庭述称该笔12万元转账系受李玉春委托代收，性质为本案3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三、李玉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庭询时当庭认可双方口头约定的月息为四分。李玉春本人在本院二审庭后对其单独进行的询问笔录中认可杨发春系受李玉春的委托代收本案邢普照所支付的利息，称2014年4月25日在本案300万元借款转账的当日，该笔邢普照转入杨发春账户中的12万元转账款项的性质是支付该300万元借款的利息。四、德正公司于2020年8月7日向本院出具《承诺函》，阐明“如法院在客观公正的核实涉案借款本金、利率、应付利息、已还金额的相关事实后，认为名义借款人邢普照仍需偿还借款本金、利息若干万元，德正公司愿意承担本案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义务，并承诺用德正公司天和城项目的销售回款予以逐步偿还”，在本院对李玉春进行的询问笔录中，李玉春对德正公司的《承诺函》中的承诺阐明事项无异议，并表示愿意追加德正公司作为本案债务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如下四点，现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经一审庭审、二审庭询，均查证第三人杨发春自认2014年4月25日其银行账户所接收的邢普照12万元转款系邢普照向李玉春所支付的同日300万元借款行为的利息，且李玉春在本院对其进行的询问笔录中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可。该转账款项12万元在数额上符合双方口头约定的月息4%标准（300万元×3%），故其实质属于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对本金以实际出借的金额加以认定。基于该12万元属于民间俗称的“砍头息”，故本案诉争的2014年4月25日的300万元银行转账其所发生的实际借款本金应认定为288万元。一审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300万元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上诉人李春琴主张涉案借款存在“砍头息”的事实，一审认定涉案借款金额300万元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本案借款的本息是否清偿完毕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还款承诺书》系属以邢普照、李春琴为承诺人与出借人李玉春双方签订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结算凭证。经庭审质证，李春琴对《还款承诺书》系经其本人及其丈夫邢普照共同签署的事实无异议。且该《还款承诺书》载明内容与一审在卷银行转账记录凭单相印证，故应当作为本案关键证据加以审查。首先，从《还款承诺书》的内容来看，明确载明了“承诺人于4月25日以邢普照个人名义向出借人李玉春借款叁佰万元（300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已于6月26日到期，上述借款到期后至今未还。……”的内容。其次，从《还款承诺书》出具时间来看，明确载明系2015年1月1日。然而本案中上诉人李春琴向本院二审提交的多份《银行凭证》其形成时间系2014年4月至11月，均早于《还款协议书》的出具时间。上诉人李春琴提交《银行凭证》并结合其提交的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686号《民事判决书》这两份证据所共同拟证明“前述偿还本金及利息的银行凭证就是针对本案的300万元借款”的事实，显然与2015年1月1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不符，亦与基本生活常理相悖；同时上诉人李春琴亦未提交相关还款依据佐证案涉本息还清的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银行凭证》的转账性质系偿还本案诉争300万元借款本息。此外，上诉人李春琴上诉称《还款承诺书》系受李玉春胁迫签订，但其一方面既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对其所诉称的受胁迫一事，亦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和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主张权利。现未有证据证实李春琴或邢普照从2015年1月1日签订《还款承诺书》之后，在此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经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并向一二审提供相应主张权利的法律文书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李春琴在一审抗辩、二审上诉及一审反诉主张的“借款本息已还清，甚至超付、要求返还，《还款承诺书》系受李玉春胁迫签订，应当予以撤销或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李春琴提出的李玉春系职业放贷人、强抢上诉人奔驰越野车冲抵借款，李玉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的”情形，是典型的以获得高利息为目的的职业放贷行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一方面，关于职业放贷人，最高人民法院或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无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文件对其作出专门定义。结合本案所查明李玉春与邢普照在本案及案外前后仅发生四笔共计80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952号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的“三次出借行为尚不足以认定张某波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或者从事职业放贷行为”的司法裁判观点，在认定职业放贷人的问题上应当保持谨慎。再结合2020年7月27日凯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本院出具的《证明》载明“凯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未发现有涉及被核查人员李玉春被举报及涉黑恶被打击的记录”的内容可知，目前尚无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对李玉春作出系职业放贷人的认定和查明存在违法犯罪记录。另一方面，上诉人所引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是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的司法意见，因本案属于民间借贷引发的民事诉讼，本院在办理民事案件中不享有刑事侦查权，在公安等机关未就本案李玉春出借借款事实作出系非法放贷应当以刑事责任予以追究的认定的情况下，本案不宜直接对此做出是否系职业放贷人的司法认定。据此，上诉人李春琴提出的李玉春系职业放贷人及存在暴力催债违法犯罪行为既缺乏证据证实，也与本院依职权查明事实相悖，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四、德正公司应否就涉案借款承担支付责任。二审庭审中德正公司经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只要查清楚我们德正公司还有款项没有偿还清楚的，德正公司愿意偿还借款”，并在庭后提交德正公司书面自书《承诺函》，阐明“如法院在客观公正的核实涉案借款本金、利率、应付利息、已还金额的相关事实后，认为名义借款人邢普照仍需偿还借款本金、利息若干万元，德正公司愿意承担本案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义务，并承诺用德正公司天和城项目的销售回款予以逐步偿还”，被上诉人李玉春对德正公司的承诺事项的意思表示无异议，并同意二审追加德正公司作为债务人。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严守，德正公司并非借贷合同相对人，故德正公司在庭审陈述及庭后提交的《承诺函》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民法上的债务加入，即并存的债务承担。该行为客观增加了债务人的履行债务清偿的可能性，且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本院同时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两审终审”制度的基本法理，二审程序应当严格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审理范围应当限制在第一审诉讼请求和审理范围内，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请求或者虽然提出了请求，但人民法院未进行审理的，二审不予审理。本案中，在诉讼程序上德正公司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客观超出了李玉春的一审起诉请求，且对该请求一审未经审查。但鉴于本案二审债务加入行为在实体上客观减轻了当事人诉累，避免审判陷入程序空转，故本院对德正公司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春琴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认定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确有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利息按李玉春诉请的月息两分计算符合《还款承诺书》约定及其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对德正公司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本院亦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反诉原告李春琴的反诉请求”；二、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春琴、贵州德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偿还李玉春借款本金288万元，并支付以尚欠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借款利息”；四、驳回李玉春的其余诉讼请求。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义务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30800元，由李玉春负担1232元，李春琴负担29568元。一审反诉受理费2294元，由李春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094元，由上诉人李春琴负担31862元，被上诉人李玉春负担12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平审判员  王大梅审判员  吴竹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罗维书记员杨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