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培江，男，195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仁贵，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路130号。法定代表人：邓正梅，该厂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130号。法定代表人：马贵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珍，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龙，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培江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以下简称科印厂）、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7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培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蔡培江的一审全部诉请；2、诉讼费由科印厂、信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事实认定错误且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一、原判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未明确予以认定，并错误分担举证责任，错误地驳回上诉人原审第一项诉请。1、上诉人主张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科印厂在南明区工商局登记的《省科技印刷厂在册职工名录》、登记有上诉人工作单位的《户口本》、《工会证》、《独生子女证明》及冯某（曾任科印厂厂长）、魏某、廖荣昌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这些证据互相印证互相关联，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判对此未明确予以认定。2、原判认为上诉人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及终止时间，系错误分担举证责任，该审判思路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错误地提高了民诉法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在上诉人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如科印厂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上诉人主张的期间内已经终止，应当由科印厂进行举证，在其未向法庭提交相反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科印厂的劳动关系变更、消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应当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认定上诉人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已经明确规定在劳动者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对劳动关系的变更、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方面的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且本案双方发生争议的根源为被上诉人科印厂持有劳动者的档案却拒不提供，从而导致劳动者无法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手续进而无法正常领取养老金或者领取的养老金低于应当领取的标准。鉴于劳动档案等资料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不但应当由科印厂承担有关举证责任，且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针对信邦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系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针对二被上诉人的诉请未过诉讼时效。1、二被上诉人实施兼并时未依法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对其兼并事实并不知情，且即使个别上诉人知道二被上诉人兼并的事实，但上诉人直至无法正常办理退休手续时才知道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劳动档案进而发生争议，其仲裁时效应当自上诉人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之时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各上诉人知道权益受到侵害之日开始起算，而并非从二被上诉人发生兼并之时开始起算。2、上诉人在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多年来一直坚持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索要档案，并多次向有关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仲裁时效连续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多年来上诉人一直以为科印厂已经不存在，遂一直向信邦公司索要人事档案、请求补缴社保，而信邦公司既不向上诉人返还档案、补缴社保，也不向上诉人出具任何书面材料。直至2015年，信邦公司才先后于5月29日、9月18日对各上诉人的维权行为进行了书面的回复。上诉人在收到信邦公司的书面回复后，在仲裁时效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期限内依法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故上诉人提起的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3、科印厂遗失上诉人的人事档案的行为，系持续性的侵权行为，其诉讼时效应当自侵权行为终了之日起算，而客观上该行为并未终了，因此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进而不存在二被上诉人辩称的上诉人的维权行为超过时效的事实。三、除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应当予以支持外，上诉人针对科印厂的诉请依法也应当得到支持。（一）科印厂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待岗工资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前文已经论述，客观上上诉人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后因科印厂经营效益下滑，上诉人先后被科印厂安排回家待岗。根据《贵阳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科印厂每月应向上诉人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的待岗工资。2、上诉人要求确认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的截止时间之所以是2000年8月30日，是因为该时间节点是科印厂被信邦公司兼并的时间，自此之后科印厂客观上已不再可能有用工需求，而上诉人与科印厂的劳动关系解除的根本原因是科印厂效益下滑进而被信邦公司兼并，上诉人并无过错，因此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且据证人陈述，二被上诉人兼并时客观上向部分员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上诉人有权要求享受同等待遇。（二）科印厂有义务为上诉人建立并保管人事档案，其遗失上诉人档案给上诉人造成的未能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未能进行特殊工种认定及未能如期退休的损失，科印厂依法应当赔偿。1、科印厂有为上诉人建立人事档案并妥善保管的义务。根据《档案法》和1992年6月9日劳动部、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劳力字（1992）33号《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规定，科印厂有义务为上诉人建立人事档案并进行妥善保管。2、科印厂拒不交出或遗失上诉人档案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赔偿。3、被上诉人遗失上诉人的档案，致使上诉人原本能够享受而未能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手续。根据国发【1995】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7】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及劳办发【1997】116号（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之前参加工作的可按照规定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手续。本案中，被上诉人遗失上诉人的档案，致使上诉人未能办理该手续。4、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因从事的是有毒有害工作，可以提前五年退休，而因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档案遗失，致使上诉人未能享受该政策，依法应当赔偿上诉人所受损失。（三）科印厂依法应为上诉人补缴社保。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这是法定义务。上诉人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科印厂未依法给上诉人缴纳社保，依法应进行补缴，并赔偿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判存在多处错误，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逻辑，上诉人认为没有哪一个劳动者有能力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在某一期间内连续存在（一审判决原文“原告对该主张期间与科印厂连续存在劳动关系负有举证义务”），现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上诉人的生存利益。科印厂辩称：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蔡培江等17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持。科印厂在2000年8月被兼并前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边缘，许多员工纷纷离厂另谋出路，蔡培江、田锦萍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离开科印厂，所以他们均不在兼并时移交的67人名单中，该17人与信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后的初期一直不断在招聘员工，如蔡培江、田锦萍等17人是科印厂的职工，信邦公司不可能不把他们找回来上班，故蔡培江、田锦萍等17人认为与科印厂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且田锦萍等17人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直到2015年该17人才四处告状主张其是科印厂的员工，这时离兼并已经过去15年，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案件一年的诉讼时效。2000年8月科印厂被信邦兼并后，邓正梅作为科印厂的法定代表人在信邦公司联合办公过渡了一年，在这一年中，蔡培江、田锦萍等17人从未到信邦公司主张过权利，从他们提交的社保缴费凭证也可以看出，该17人1999年以前离开科印厂之后要么自谋职业，要么另谋职业，因此他们是知道自己在科印厂被兼并前就与科印厂没有任何关系；科印厂被信邦公司兼并后已于2001年9月26日注销，已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科印厂被兼并且依法注销后，科印厂已不复存在，公章不再使用，作为科印厂的法定代表人的邓正梅也另谋出路，其认为既然信邦公司兼并了科印厂，承继了科印厂的资产和在职及退休员工，那么信邦公司就是科印厂的今身，其就代表了科印厂，信邦公司不可能只承继了责任而不享有权利，故原审判决认为科印厂自动放弃了诉讼权利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信邦公司辩称：一、科印厂不是适格的被告，科印厂在2000年8月被信邦公司兼并，且有文件，科印厂已经注销，要求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已经不存在，具体情况以法院认定为准；二、蔡培江、田锦萍等17人在科印厂兼并时就已经不是科印厂的人员，所以不在当时移交的67人名单中，科印厂由于经营困难才被兼并，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期间科印厂与信邦公司联合办公，该17人并未来公司找过，但是伍通金的妻子却在67人名单中，而伍通金本人则不在该名单中，其也没有来公司找过；三、蔡培江等人及信邦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17人已经自谋职业或另谋出路且均自己缴纳社保，所以该17人早就离开科印厂，已经不是科印厂的员工；四、该17人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已经成为事实，该17人以自己的名义缴纳社保，如果以为自己还是科印厂的职工，就应当以科印厂的名义缴纳社保，蔡培江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诉讼时效已过是事实，仲裁是以不予受理，驳回该17人的申请，信邦公司不接受该17人是公司员工，他们也不在移交的67人名单中；五、关于劳动人事档案，企业名为集体实为个体，不属于国务院规定的档案管理享受有关福利的企业的范畴，邓正梅的父亲是第一任法人，邓正梅是第二任，档案都是自己建立的简单资料，即便还存在也不是相关企业的人事档案资料，所以也不能视为缴费年限及退休年限，国家也没有对个体企业的档案管理有相应的规定，信邦公司只有移交名册中的67人有档案，其余人员并没有，所以蔡培江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该17人的诉讼请求。蔡培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确认蔡培江与科印厂从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原科印厂被兼并时）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二、判令科印厂向蔡培江支付待岗期间工资待遇4800元（从1997年11月1日计算至2000年8月30日）；三、判决科印厂向蔡培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买断工龄费用）18600元；四、判决科印厂向蔡培江赔偿其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蔡培江未能领取的失业保险金3120元；五、判令科印厂提供蔡培江的职工档案移交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并办理视同缴费年限确认手续及特殊工种认定手续；六、判令科印厂为蔡培江补交具有劳动关系期间的社会保险，如不能提供职工档案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手续，则补交1995年3月至2000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对1985年4月至1995年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参照2017年贵阳市社会保险各项最低缴费基数计赔损失，为85973.62元；七、如科印厂未能提供蔡培江的职工档案导致特殊工种认定手续不能办理，则判令科印厂赔偿蔡培江不能享受特殊工种提前五年退休的损失37826.40元；八、判令科印厂赔偿蔡培江因未能及时移交职工档案办理视同缴费认定手续导致蔡培江未能如期退休造成的养老金损失27108.92元（从2014年5月1日起每月标准为630.44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为27108.92元，持续计算至蔡培江退休之日）；九、判令科印厂赔偿蔡培江因诉讼及维权发生的损失50000元；十、判令信邦公司对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诉请项下债务与科印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8日，蔡培江等17人作为申请人，以信邦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24日，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作出南劳人仲字［2016］第0291-030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2016年8月25日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蔡培江。蔡培江不服，持该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6）黔0102民初5749号民事判决书。蔡培江及信邦公司均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1民终440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蔡培江诉讼时变更诉讼请求，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应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黔0102民初1128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蔡培江的起诉。2018年4月2日，蔡培江作为申请人，以信邦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4月4日，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作出南劳人仲字［2018］第0156-017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2018年4月8日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蔡培江。蔡培江不服，持该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2018年5月15日蔡培江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0102民初459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蔡培江撤诉。2018年5月15日，蔡培江以科印厂、信邦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南劳人仲字［2018］第0224-024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蔡培江收到该通知书后，持该通知书，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审理中，蔡培江提交下列证据：1、集资收款收据一份，在该证据上有科印厂的盖章；有毒有害作业职工劳动卫生培训合格证一份，载明单位为科印厂；贵州省包装公司出具的“关于蔡培江同志工作安置的报告”，安置其在省包装印刷厂工作；科印厂职工集资卷、科印厂出具的证明、安置回复函；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登记为科印厂在册职工名录；信邦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蔡培江在其兼并科印厂时系在册在岗的正式职工。2、2015年5月29日，信邦公司向蔡培江作出的《对原贵州科技印刷厂自动离职人员声索“档案”的答复》，2015年9月18日，信邦公司向蔡培江作出的《关于对原科印厂职工到信邦公司寻找曾经在科印厂工作时个人资料问题的答复》各一份，蔡培江称上述证据证明科印厂在2000年被信邦公司兼并的事实；信邦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中已说明蔡培江并不在科印厂向其移交的在册职工名单中。3、2018年1月3日，蔡培江代理人向魏某、陈某1、廖荣昌所做的《调查笔录》，在该调查笔录中三人陈述其于80年代进入原科印厂工作，其与蔡培江、陈忠于、钱新梅、张传美、冷元霞、申义、廖贵琴、刘敏、陈雯、伍通金、吴勇、杨成伟、陈黔等人系原科印厂同事，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后，陈某1、廖荣昌买断工龄、魏某退休离开，当时买断工龄的还有几十人。2016年8月16日，冯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叫冯某，身份证号5201021946××××××××。贵州省科技印刷厂成立于1981年，我是当时印刷厂成立的创始人之一，任职为副厂长，对印刷厂在职职工情况非常了解清楚，现特证明：陈忠于、钱新梅、张传美、冷元霞、申义、廖贵琴、刘敏、陈雯、伍通军、吴勇、杨成伟、陈黔等十二人均先后进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为印刷厂在册的正式职工，均建立了人事档案。”蔡培江称上述证据证明蔡培江系科印厂在职职工；信邦公司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蔡培江在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时系在册职工，对《调查笔录》、《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信邦公司兼并时蔡培江系科印厂在册职工。4、贵阳地区集体企业申请登记人员名册一份、科印厂在册人员名单一份，蔡培江称上述两份证据中均记载蔡培江系科印厂在册职工；信邦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均系其兼并科印厂之前，并不能证明科印厂兼并时蔡培江仍系在册职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5、信邦公司在2001年7月18日作出的《通知》一份，内容为：“陈某2同志：根据兼并协议及相关社保政策，我厂决定对原科印厂老职工的养老保险金进行补缴，补缴时间从1988年1月—1998年6月，金额为个人补缴769.80元，单位补缴6847.30元，共计补缴7617.10元。另，因你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6月期间请假，现需对请假期间养老保险金进行补缴，金额为741.60元，以上共计补缴金额8358.70元，个人承担1511.40元。请接通知后5天内将个人补缴金额交公司财务处，逾期不交，视为放弃，今后本公司不再给予办理，后果自负”。信邦公司在2001年11月20日作出的《关于对陈某2作解除劳动关系处理的通知》一份，内容为：“陈某2：我公司自2000年9月对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实施兼并后，截止2001年8月1日，公司多次以书面或电话等形式向全体职工发出通知，要求在岗职工和长期请假在外的职工，必须于2001年8月10日前与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并按公司规定报到上班。但是，你未能按《通知》要求与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书。但鉴于你是一位老职工，公司又于2001年8月14日专门给你下发通知，限你必须在2001年8月17日前回公司完善用工手续或办清离厂手续，但你至今仍未回公司办理手续。现公司根据《劳动法》、《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特对你作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特此通知。”蔡培江称上述证据证明陈某2是从信邦公司处提取人事档案，由信邦公司通知其补缴社保；信邦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陈某2的个人缴费情况，不能证明蔡培江的情况，兼并时蔡培江不是科印厂在册职工。6、蔡培江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一份，该证据中载明蔡培江开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起始时间，信邦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经蔡培江申请，证人冯某到庭陈述称其系原科印厂创始人之一，在该厂担任副厂长职务，分管生产，其在1991年离开原科印厂，在2000年又再次回厂工作一段时间，其对信邦公司兼并原科印厂的过程并不清楚，对兼并后的职工人事档案交接情况也不清楚，职工人事档案系由科印厂的厂长和办公室主任分管，其从未分管过，其在信邦公司处买断工龄。证人冯某同时称17人系科印厂职工，为该17人建立有正式的人事档案，并陈述参加了2000年7月17日召开的兼并会，该会17人没有参加。证人魏某到庭陈述称其于1982年到印刷厂工作，并在印刷厂办理退休，对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的情况并不清楚。证人陈某1到庭陈述称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后买断工龄离开。证人陈某2到庭陈述称其系科印厂职工，并称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时其参加了兼并会议，后买断工龄。信邦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2000年8月29日，信邦公司与科印厂签订的《兼并协议》一份、《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人员名单》一份，信邦公司称上述证据证明兼并时已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兼并协议约定科印厂正式在册职工以及退休人员均由信邦公司接收，蔡培江并没有在信邦公司接收的正式在册职工名单中，信邦公司与蔡培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蔡培江对《在册人员名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兼并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科印厂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应由信邦公司继受，故信邦公司应承担科印厂的债权债务。2、2000年7月17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一份、2000年9月16日科印厂及信邦公司联合下达的通知、2018年5月12日邓正梅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2015年8月24日沙冲社区服务中心书记张金忠与邓正梅的谈话记录，证明信邦公司在兼并科印厂时该厂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并在科印厂大门处张贴了兼并公示，会议名单中没有蔡培江17人的名字，兼并后长达15年，蔡培江17人并未参加会议，亦未在移交名单里面，说明蔡培江17人不是科印厂的员工；蔡培江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系科印厂没有通知蔡培江17人参加会议，不代表蔡培江不享有相应权益。3、田锦萍与毕劲松2002年1月至6月在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缴纳社会保险的《贵阳市社会保险费缴纳（月）申报表》一份、2017年5月9日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二份，内容分别为：“经南明区社保中心通过财务缴费凭据确认，田锦萍（身份证号：5201026××××××××）、毕劲松（身份证号：5201036××××××××）2002年1月至2002年6月养老保险费，是由其个人填单以贵州省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名义进行个人缴纳，非贵州省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统一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现南明区社保中心使用系统为2008年11月上线的贵阳市社会保险管理系统（金保二期系统），对于被兼并的企业，原系统数据转入现使用系统时，贵阳市信息中心处理方式是以兼并单位名称覆盖被兼并单位名称的方式处理，因此现使用社会保险管理系统内参保单位的名称不能完全作为公司人员具体变动的依据。特此说明。”信邦公司称上述证据证明毕劲松、田锦萍是知道自己已不再是科印厂在册员工，该二人的社会保险费系自己缴纳，与信邦公司无关，现在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蔡培江认可毕劲松、田锦萍的社会保险费系自己缴纳，但对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出具的二份《情况说明》，认为内容不客观，对此不予认可；在档案移交中蔡培江一直在申诉，故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蔡培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4、科印厂法定代表人邓正梅2018年5月确认的移交在册人员名单一份、科印厂补缴养老保险金清单一份、2001年7月11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要求补缴养老保险费申请》一份、2001年7月19日贵阳市南明区社保局对科印厂的回复一份、信邦公司出具给在册员工陈某2的《通知》一份，证明信邦公司接收科印厂29名，并为所有在册员工补缴社会保险，但蔡培江17人不在科印厂移交的在册人员名单中，故信邦公司无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蔡培江对《保险申请》、社保局回复、《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认可科印厂移交及申请时均遗漏了蔡培江17人及更多人的社保。5、科印厂离厂人员进厂时间表统计、2000年11月6日科印厂职工花名册一份、2001年8月8日信邦公司职工花名册一份，证明信邦公司对科印厂兼并时，当时科印厂在册人员中没有蔡培江等17名，蔡培江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中均没有科印厂签章，也没有制表人签字，该组证据系科印厂单方面制作，内容不客观真实，达不到其证明目的。6、法定退休职工工资参照表、关于实行保证金制度的通知及保证金缴费清册一份，蔡培江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7、老兵之家聚众闹事情况汇报，蔡培江对该汇报内容不予认可。另查明：信邦公司与科印厂于2000年8月29日签订兼并协议，由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兼并协议约定：一、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权、债务的形式兼并被兼并方；二、被兼并方资产全部由兼并方接收；五、被兼并方全体正式在册职工（含退休人员）全部由兼并方接收，工资、福利待遇按兼并方的制度，享受同工同酬；六、被兼并在册职工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由兼并方办理；七、在册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由兼并方进行发放。科印厂在兼并协议签订后移交给信邦公司的在册员工名单为67人。蔡培江等17人均不在移交名单中。2018年5月7日，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查询单显示科印厂成立日期1997年3月13日，营业期限起1997年3月13日，经营范围：内部书刊印刷、包装彩盒印刷，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状态为吊销，吊销日期2001年9月26日，吊销原因其他违法行为。另，审理中经询问蔡培江诉请确认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与科印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以及解除劳动关系主张时间的依据。蔡培江陈述称：本意是劳动关系至今未终止，因为双方没有办理过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但是因为科印厂与信邦公司在2000年8月29日签订了兼并协议，故统一将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定为2000年8月30日。因大部分职工在2000年前就因科印厂经营下滑，要求职工请长假待岗，故离开了科印厂，但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时间。再另，庭后自称为信邦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答辩人为邓正梅的答辩状一份，该答辩状未加盖任何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蔡培江于2018年6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诉请时距2000年8月已相距17年10个月，蔡培江对该主张期间与科印厂连续存在劳动关系负有举证人义务。在庭审中，蔡培江分别提交有一个时期的科印厂职工集资卷、集资收款收据、有毒有害作业职工劳动卫生培训合格证、工作安置报告等主张劳动关系，但未能提供其在1985年4月至2000年8年30日期间连续接受科印厂的管理、从事科印厂安排的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支持上述主张，因此，因蔡培江无有效证据支持所诉期间劳动关系持续存在，故对蔡培江的第一项诉请，依法不予采信；蔡培江同时主张：因双方没有办理过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科印厂与信邦公司在2000年8月29日签订了兼并协议，故将蔡培江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定为2000年8月30日的理由，无法律依据，也不予采纳。综上，因蔡培江没有证据支持劳动关系存续的时间以及终止劳动关系时间，一审法院对蔡培江诉请的其余第二至八项诉讼请求一并驳回；九、蔡培江诉请判令科印厂赔偿蔡培江因诉讼及维权发生的损失50000元（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等），该项主张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予以驳回；十、蔡培江诉请信邦公司对其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诉请项下债务与科印厂承担连带责任，信邦公司辩称：诉讼时间应该按照兼并时间来计算，信邦公司兼并科印厂的时间为2000年8月，故蔡培江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蔡培江对信邦公司的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蔡培江诉称其知道权益受到侵害后，一直向信邦公司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蔡培江就此提交信邦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2015年9月18日的答复：“对原贵州科技印刷厂自动离职人员声索档案的答复”、“关于对原印厂职工到信邦公司寻找曾经在科印厂工作时个人资料问题的答复”，用于支持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的诉称理由。本案中，2000年信邦公司对科印厂兼并时，蔡培江虽称未接到信邦公司通知，但蔡培江在2000年至2015年长达15年的时间内在多次反映未果的情况下，未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其权利。蔡培江虽陈述称2015年5月，信邦公司出具书面答复的行为应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但法定的中断事由应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2015年信邦公司出具答复时，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不能再中断时效重新起算。故蔡培江对信邦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科印厂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形式的答辩意见，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自动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庭后虽然以科印厂邓正梅的名义提交有未加盖公章的书面答辩状一份，但该答辩状的提交时间距开庭时间已63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答辩期，故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两次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培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诉请确认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本案中，蔡培江诉请确认其与科印厂自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蔡培江诉讼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在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连续接受科印厂的管理，且从事科印厂安排的工作并获得科印厂发放给其的劳动报酬，故原判以蔡培江无有效证据支持所诉期间劳动关系持续存在，对蔡培江要求确认其与科印厂自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支付待岗期间工资待遇4800元（从1997年11月1日计算至2000年8月30日）的问题。因蔡培江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在所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亦不能证明蔡培江系科印厂安排其待岗，故原判对于蔡培江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18600元的问题。因蔡培江诉讼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本案存在科印厂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原判对于蔡培江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科印厂赔偿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蔡培江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3120元的问题。本案中，因蔡培江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蔡培江的该项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原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科印厂提供其职工档案并移交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并办理视同缴费年限确认手续及特殊工种认定手续的问题。因本案仅以蔡培江诉讼中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科印厂并无提供职工档案移交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并办理视同缴费年限确认手续及特殊工种认定手续等法定义务，蔡培江该项诉请不能成立，原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科印厂为蔡培江补交具有劳动关系期间的社会保险或参照赔偿损失85973.62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因蔡培江诉讼中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蔡培江与科印厂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蔡培江诉讼中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社会保险不能补缴，故原判对于蔡培江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赔偿不能享受特殊工种提前五年退休的损失37826.40元的问题。本案中，蔡培江诉讼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之间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蔡培江曾一直持续从事可以提前五年退休的有毒有害工种及该项诉请损失的计算依据，故原判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科印厂赔偿其未能如期退休造成的养老金损失27108.92元的问题。因蔡培江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之间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亦未提供该项诉请损失计算的法律依据，故原判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科印厂赔偿因诉讼及维权发生损失50000元的问题。因该项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且蔡培江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该项诉请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原判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请信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前面已述，蔡培江诉讼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科印厂在诉争期间存在法律关系，原判对于蔡培江针对科印厂所提出的所有诉请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且信邦公司于2000年8月兼并科印厂，至蔡培江述称其于2015年向信邦公司索要档案时，已过去十五年的时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判认定法定的中断事由应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信邦公司于2015年出具答复时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不能再中断时效重新计算，蔡培江对信邦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蔡培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蔡培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丹审判员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