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5行初33号 原告杭州千岛湖秀名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8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铭建、蔡晓丽，公司员工。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375号16-18楼。 法定代表人方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宋志强，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爱平，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德胜路353号。 法定代表人钱美仙，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学军，浙江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2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红，主任。 原告杭州千岛湖秀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名公司）为与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以下简称市林水局）林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补正，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受理。因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山村村委会）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秀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根及委托代理人陈铭建、蔡晓丽，被告淳安县林业局的法定代表人方阳及委托代理人宋志强、胡爱平，被告市林水局的法定代表人钱美仙及委托代理人蔡学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景山村村委会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本院曾中止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4月3日，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向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核发了编号为淳安县采字［2018］040301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下简称17号《采伐许可证》），主要载明批准该单位在金峰乡林场邵家畈林区16林班石锅坑、张郎坞作业区4小班采伐；采伐四至为东至岗，南至柏木边，西至水库，北至红线；采伐树种为柏木，采伐方式为皆伐，采伐强度100%，采伐面积2.93公顷，采伐蓄积276立方米，采伐期限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2日等内容。 2019年6月26日，被告市林水局作出杭林水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淳安县林业局作出的17号《采伐许可证》。 原告诉称，原告坐落在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原阔畈村）的山林使用权和树木所有权（以下简称二权）于2018年1月18日和2018年4月16日被不法分子侵占至今。目前原告只知道由淳安县林业局作出的17号《采伐许可证》、淳安县采字［2018］0403018号《采伐许可证》。原告于2019年2月19日就上述两份《采伐许可证》向市林水局申请行政复议，经2019年3月4日补正后，被告于2019年3月8日受理了原告的申请。2019年5月6日，由于原告接受被告市林水局关于两《采伐许可证》应分开申请复议、行政复议申请人应该去掉申请人陈铭建的意见，申请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并获被告市林水局许可。同时以原告秀名公司为申请人就两份《采伐许可证》分别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并获得了被告市林水局的即时受理。原提交的证据清单及相关申请资料及程序同时转入新的复议程序。2019年6月28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市林水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许可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申请主体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企业负面影响。被告市林水局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未认真审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和主张未进行必要的质证和听证，未在《复议决定书》中释明。案涉《复议决定书》应予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具体事实与理由为：一、17号《采伐许可证》申请主体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1.申请采伐证是用地单位先获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这个同意书在此次林木采伐审核资料中已经提交，但是使用林地单位是“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而不是采伐证中的申请人金峰乡景山村。2.用地单位要获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批准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而此用地项目至今未获用地批准，系违法占地行为，已于2018年12月12日受到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行政处罚。金峰乡景山村明确表示案涉山林的使用权和树木的所有权是原告所有，并且初步与原告达成了征、占原告林地用于建设千黄高速公路意向的情况下，迫于当地政府和被告淳安县林业局的压力，其申请林木采伐证情有可原，但至今未提供法律依据。原告认为申请采伐证的主体应该是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金峰乡景山村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没有法律依据，申请主体违法。二、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批准17号《采伐许可证》的程序违法。2017年10月16日，原告给淳安县林业局陈东来局长发函并附能证明案涉山林使用权和树木所有权系原告所有的资料21份，未得到回复。2018年1月18日案涉山林的树木被砍伐后，原告曾口头和发函报案并得到县森林警察大队的及时处理和回复。2018年3月10日原告给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发函说明案涉山林二权系原告所有，请求该局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回复。2018年3月25日原告现场人员看到当天刚贴出的林木采伐公示立即向金峰乡政府、景山村委会和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发出了异议函。在异议函中，原告主张了自身权益并提出公示张贴时间和公告的时间误差3天，至今未收到任何回复。原告认为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收到原告的异议函后应及时对原告的异议进行调查并回复说明，且应该告知原告如有异议有依法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合法权利。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对原告的数次发函提出权益主张均不回复，原告认为已经默认了原告对上述二权的权益主张。但是，一直到原告获知案涉《采伐许可证》时原告才知道是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权属存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未按法定程序进行有效公示、询问、听证，仅凭采伐申请人都认为有异议的林权证，直接对存有严重争议的林木批准采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被告淳安县林业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批准17号《采伐许可证》。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批准采伐证过程中未查清申请人的主体合法性，未查清申请人和《林地审核同意书》中的主体不是同一单位，此同意书不应作为申请人申请采伐证的依据；亦未查清此山林中的林木在2018年1月18日的滥伐行为，依法不能批准《采伐许可证》的事实；未查清案涉山林的使用权和树木所有权存在重大争议，且林权证上登记单位金峰乡景山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均表示确认案涉山林的二权系原告所有的事实。当时因县里要求沿湖、沿线山林需登记在村集体名下而暂时登记在村里。被告未查清案涉山林的采伐申请系金峰乡党委、政府行政命令景山村代替征地单位申请的事实；未查清案涉山林尚未获取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设用地批准手续；未查清案涉山林的林木采伐权限应由浙江省林业厅批准或委托批准的事实，擅自越权批准17号《采伐许可证》，系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所批准的17号《采伐许可证》应确认无效。四、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查清事实，程序违法，超越或者滥用职权批准17号《采伐许可证》，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认为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说明：1.用地单位是申请采伐树木的主体。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才是此次采伐用地目的申请和实施主体。《林地审核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是申请主体的事实。2.用地单位应先获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手续后才能向当地林业部门申请采伐树木。但是案涉山林的用地已经在2018年12月12日被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认定为违法占地行为，说明案涉山林的树木依法不应获批《采伐许可证》，已经批准的《采伐许可证》应该确认无效。原告自从得知千黄高速公路需用到案涉地块，先后数次向县各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特别是在2017年9月21日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公示后原告就提出了权属异议。2018年1月18日案涉山林被滥伐后原告也曾数次向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反映情况并请求保护原告的权益。2018年3月25日金峰乡景山村张贴林木采伐公示后原告当天就向景山村、金峰乡政府和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提出异议并说明公示是当天（即3月25日）张贴的事实。但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作任何回复也不按《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告知原告听证的权利，剥夺了原告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审理林木采伐申请许可过程中未按《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告知利害关系人，未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明知原告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在案涉山林正常作业，如果在没有查清事实解决争议前批准林木采伐，造成矛盾和纠纷可能会对原告的作业人员造成人身危害，对原告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批准林木采伐许可前不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利。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批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未对原告公开，在砍伐案涉山林树木原告现场工作人员要求公开合法依据时，被告淳安县林业局还是未按《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向原告公开采伐许可证，导致原告将已经撤销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告到法院。浪费了原告的时间和精力及司法资源，造成了原告的人力、财力和司法资源的损失。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按《森林法》第十七条“……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的法律规定，在原告多次向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提交证据主张案涉山林二权系原告所有，且林权证登记人景山村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被告未通知原告进行陈述、辩论或告知可申请听证，而是依据错误登记的林权证直接批准了案涉山林的《采伐许可证》，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五、被告市林业局未查清事实，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和必要释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作出了错误的《复议决定书》，应予撤销。六、原告认为两被告作出的17号《采伐许可证》和《复议决定书》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2006年10月原告股东陈铭建为了加大投资力度，经金峰乡政府牵线和景山村二委同意将上述山林二权转让给了原告股东之一王礼宏，签定协议后立即与上述山林的所有权人新安江开发总公司签订了《林地占用协议书》，一次性支付了其中120亩的各项占用补偿费用60万元。王礼宏聘请专家出国考察、勘测、设计制定了《千岛湖国际游艇俱乐部》方案，并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人脉资源向县各有关部门及领导申报。最终由于淳安县政策导向和其它种种原因，此方案被迫暂停。2010年5月原告股东陈铭建在××乡××村××委领导要求尽快开发建设上述山林的指导意见下，考虑到王礼宏身体健康欠佳，主动出资600万元买回上述山林的二权并获得了金峰乡政府和村二委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原告股东陈铭建在金峰乡政府领导和景山村二委领导的帮助下咨询了县各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按照当时的产业导向委托设计团队设计了《千岛湖金凤凰民俗村旅游综合体》项目，并积极向各有关部门申报。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告股东陈铭建的努力除了花去许多经济成本外无法实施，重点原因之一是“千黄高速公路的设计方案”要用上述山林建设服务区。2013年底原告股东陈铭建经过长时间的等待觉得“千黄高速公路”用上述山林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当时的××乡××村××委领导均要求原告股东陈铭建加快投资项目进度，2010年5月20日上述山林对面以2650万元的价格转让后也已经在开发了，2014年3月，陈铭建以300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山林权益转让给了原告，成立了秀名公司。2015年4月原告全体股东和管理策划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调查和研究，终于完成了《千岛湖大自然婚庆摄影基地》的设计方案，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县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申报。2016年9月原告得知“千黄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确定要征用上述山林中的80亩左右后，第一时间并多次写信给县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表明原告支持千黄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请求领导尽可能把原告的项目同步考虑规划、建设以便减少原告相应的成本，均未得到任何回复。2018年4月10日原告在多次要求淳安县相关领导与原告协商征收上述山林事宜后，终于在县政府约到分管交通的章传强副县长及相关领导、法律顾问，会谈后章副县长还带队考察了现场。原告此时感觉县政府总算能真正解决问题了，原告按约定马上整理资料寻找资产评估单位争取按一周的约定时限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原告全体股东也讨论确定为了不影响千黄高速公路的建设进度，只要《资产评估报告》出来后县政府能确定原告对上述山林的权益并承诺就相关征地补偿问题和原告继续协商，原告就同意千黄高速公路项目工程可以先使用上述山林。2016年9月24日原告给朱党其书记、董毓民副书记的信反映情况请求政府尽快批准建设项目。2017年7月1日给黄海峰书记、董毓民县长的信请求原告的项目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项目同步规划、设计、建设。2017年10月给千黄高速公路主持工作副总经理徐建富的信告知千黄高速公路服务区拟使用的区块系申请人所有。2018年4月16日原告按4月10日的约定如期委托浙江中瑞德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制作出了《资产评估报告》并同时发函给章传强副县长，要求县政府停止违法行为，尽快与原告协商相关事宜，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复。2019年1月23日原告收到了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公开的两份《采伐许可证》时，才明白系该两份《采伐许可证》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自获得上述山林权益以来经过了十八年的努力，经历了数次县领导更换和投资队伍的重组，仅较大设计方案就搞了三次，每次都是经历考察、研究、委托等等工作程序，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由于项目落地后马上要投入大量资金，原告只好准备好资金不另作它用，产生了较大的财务费用。由于被告淳安县林业局的违法行为使原告的开发项目几乎不能实现或开发将增加大量成本。七、原告认为两被告作出的17号《采伐许可证》和《复议决定书》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企业负面影响。原告在获得上述山林权益后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努力争取人力和财力，为当地经济建设和农民致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得到当地村二委和村民的充分肯定。为了配合“千黄高速公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原告首先暂停了项目的开发。在得知已经确定要使用原告部分山林后，原告第一时间反复向县、乡和各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表示坚决支持“千黄高速公路”的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原告还未获得征收部门任何补偿或承诺的情况下，仅凭章传强副县长的一次资产评估约定，就讨论决定让“千黄高速公路”先开工，同时继续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但是因上述两份违法的《采伐许可证》导致了2018年4月16日原告的树木被强制砍伐，山林被强制开挖，原告的现场作业人员被强制驱离。到现在为止原告不但未得到任何补偿，而且从县领导到当地群众都认为原告不拥有上述山林的权益，是违法占有上述山林权益的不良企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在受理金峰乡景山村林木采伐申请过程中，未对原告多次反映情况主张权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答复和依法保护，未对申请采伐的依据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异议听证，未查清采伐主体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超越和滥用审批权力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企业负面影响。被告市林业局未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认真审查，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复议决定书》。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市林水局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的《复议决定书》；2.确认淳安县林业局作出的17号《采伐许可证》无效或违法；3.判令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恢复原告的山林原状或赔偿原告损失6605万元整，2018年4月16日至赔偿结束期间按年息百分之十二计算；4.在杭州市淳安县××金峰乡公告栏、景山村公告栏张贴说明真相并公告致歉；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19日向被告市林水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 2.2019年2月19日行政复议证据清单，证明因复议请求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复议证据作为诉讼证据第二部分提交使用。 3.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补正说明及资料、寄件凭证，证明2019年2月27日被告市林水局要求原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原告按要求补正。 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2019年3月8日被告市林水局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5.申请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寄件凭证，证明2019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市林水局提出行政复议听证申请。 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6日按要求终止了2019年2月19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7.2019年5月6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市林水局重新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 8.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2019年5月6日被告市林水局受理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9.《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林水局作出了维持行政许可的复议决定。 10.杭土罚（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案涉山林未获得用地审批手续系违法占地行为，应恢复土地原状。 11.浙江省林木采伐公示规范，证明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按规定依法公示。 12.行政复议证据清单及证据，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证据材料。 13.照片、短信截屏和2017年民工工资表，原告在案涉的林地里面作业。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辩称，一、淳安县林业局向申请人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系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涉案林木申请人淳安县金峰乡景山村（合并之前为金峰乡阔畈村）属于淳安县林业局管辖范围，淳安县林业局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向其核发《采伐许可证》，系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二、淳安县林业局向申请人核发17号、18号《采伐许可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提交的材料、公示期限、许可期限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申请人根据上述规定向淳安县林业局提供了如下材料：1.《林木采伐申请书》（该申请书对采伐地点、优势树种、林况、采伐面积及四至范围、蓄积量、公示期限、公示期间无异议等内容均作了明确记载并经所在××乡××审核）。2.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王建红身份证复印件。3.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4.林木采伐伐区作业设计书及调查表、附图。5.采伐目的证明（国家林业局核发的林资许准〔2018〕058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拟证明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使用涉案林地）。6.林木采伐公示及村务公开栏公示照片。淳安县林业局根据《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对照申请人提交的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后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齐全，权属清楚，采伐目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发证条件。淳安县林业局于2018年4月3日向申请人颁发了采伐许可证。整个申请、发证过程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淳安县林业局作出采伐许可决定综合考虑了采伐地块属于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出南段必经之路和服务区的关键节点，关系到省重点道路交通项目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涉案地块的林木采伐具有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三、起诉人秀名公司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提起诉讼的条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起诉人依据山林使用权转让协议提出林木权属有争议为由否定淳安县林业局向申请人景山村颁发《采伐许可证》的合法性，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仅凭起诉人持有山林使用权转让协议就认定起诉人是涉案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进而认定他是相对人或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物权法》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的登记范畴，而不动产所有权则以登记为准。《森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政策，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森林法》第六条规定：“改变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起诉人提供的证据，涉案地块经过多次转让，但凭现有证据即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只能证明涉案地块森林、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始终为申请人所有，起诉人秀名公司没有经过任何初始登记或变更登记。起诉人仅凭一份债权文书（山林使用权转让协议）就自认为是物权所有人，进而认定自己是相对人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起诉人不是淳安县林业局颁发《采伐许可证》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四、起诉人要求淳安县林业局恢复山林原状或赔偿损失6605万元及利息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理由如下：1.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有过错并给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本案淳安县林业局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向其颁发《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没有过错，没有给申请人金峰乡景山村造成损失。起诉人如果认为有损失，可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凭山林使用权转让协议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2.国家赔偿仅限于直接损失，而非预期利益。而起诉人的所谓经济损失6605万元来自评估报告，而这份评估报告基于起诉人预计的被评估资产，通过开发经营在未来10年的经营利益作为收益法的评估基础，显然不是直接损失。综上，因淳安县林业局向申请人金峰乡景山村颁发《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没有过错，起诉人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请求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林木采伐申请表，证明由金峰乡景山村提出林木采伐申请，并经所在乡人民政府审核。该申请书对采伐地点、优势树种、林况、采伐面积及四至范围、蓄积量、公示期限、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等内容作了明确记载。 2.景山村村主任王建红的身份证明及同意申请办证的意见，证明林木采伐由申请单位景山村法人代表提交。 3.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证明申请采伐地块的林木所有权属于金峰乡阔畈村（现已并入景山村）。 4.林业设计的委托书、林木采伐伐区作业设计书调查表、附图，证明由中介设计单位设计采伐地点、树种、林况、面积、蓄积量、方式和更新措施等采伐作业内容。 5.国家林业局林资许准〔2018〕058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证明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使用涉案林地。 6.林木采伐承诺书，证明景山村承诺的采伐管理措施。 7.林木采伐公示内容及村务公开栏公示照片，林木采伐公示内容及公示情况。 8.17号《采伐许可证》，证明林木采伐许可证存根及内容。 依据：《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 被告市林水局辩称，一、关于林木权属。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之规定，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证明本案采伐范围林木权属是金峰乡景山村所有，林木权属并无争议。二、秀名公司并非本次林木采伐许可行为的重大利害关系人。淳安县林业局作出的两项林木采伐许可涉及地块为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属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在此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任何个人、企业不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说法。《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及第四十七条有关“重大利益关系人”的相关规定是规范在当行政许可对申请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的同时是否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条款；该条款设定的范畴并不包括国家行为为背景的情形。该等条款的运用应当会导致行政行为因对“利害关系人”重大利益的考量而对申请人“不予许可”的结果。而本案中，在国家、公众利益面前，采伐行为势在必行；故《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及四十七条在本案中无法适用。三、行政行为的程序及复议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行政复议阶段，被告市林水局审查了淳安县林业局递交的颁发采伐许可证的所有证据材料，并由局分管领导带队赴淳安实地调查；经复议后认定淳安县林业局的相关行政行为依据准确、程序合法，故予以维持。为解答秀名公司关于2018年3月26日寄送给淳安县林业局相关信函是否收到的问题，市林水局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听取了解了淳安县林业局收发室存在信函邮件在签收登记方面存在的客观问题，并将相关情况取证后存档。但该问题对秀名公司也不造成任何损失。四、秀名公司的补偿请求与市林水局及淳安县林业局无关。相关林木的采伐，对秀名公司来说只可能形成了一个对征迁单位（或是对林地出租人）的一个被伐林木补偿权。除此之外，采伐行为不能使秀名公司产生任何权利。综上，秀名公司完全无视本次相关林木采伐的根本原因，片面的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导致其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相关诉讼。故此，市林水局认为：1.秀名公司并不是适格的原告，即本案的原告与行政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2.市林水局的复议行为在实体及程序上均合法；3.淳安县林业局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合法、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林水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简要说明，证明杭州市林水局相关行政复议过程及合法性。 2.证明，证明2018年3月26日淳安县林业局未收到原告所称相关信函。 3.行政复议证据清单及相关证据，证明淳安县林业局相关行政行为在实体及程序上均合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 第三人景山村村委会向本院邮寄提交答辩状述称，一、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砍伐树木建设千黄高速公路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法律也规定，重点建设项目原告应无条件的服从。二、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于工期紧张，为了避免因延误工期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经金峰乡党委、政府行政指令景山村村委会申请案涉《采伐许可证》。该行为既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并无不妥。而且，原告和景山村村委会一直都认可山林使用权以及树木所有权的转让协议中关于砍伐树木需景山村村委会出面申请的条款，故景山村村委会申请案涉的《采伐许可证》符合协议精神和法律规定。三、景山村村委会在整个征收土地、砍伐山林的过程中，均主张政府和征收单位应依法公平合理的补偿给原告，故此案的处理结果与景山村村委会没有利害关系。综上，景山村村委会认为不应该作为此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景山村村委会向本院邮寄提供以下证据： 情况汇报、会谈记录、告知函、《土地征收、青苗补偿协议》。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证据的意见如下：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9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1，认为景山村村委会是严格按照《浙江省林木采伐公示规范》申请采伐的。对证据12中2017年9月25号函，表示未收到，且与本案无关联；对2017年10月16号原告写给淳安县林业局局长的信，表示未收到；对告知函，表示不清楚，与本案许可行为无关联；对情况汇报表示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收到，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给淳安森林警察大队的函及报案函的关联性有异议；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2018年3月10日原告给林业局的函，表示未收到，且无关联；对2018年的3月25日给景山村、金峰乡的异议函，表示不清楚；对2018年3月25日给淳安县林业局的异议函，表示该局不存在方姓门卫，未收到；对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表示与本案无关；对行政起诉状、行政裁定书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2019年1月1日报案函等，表示不清楚；对信息公开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游艇俱乐部等两个方案表示与本案无关；对2010年5月6日及5月20日的山林使用权及地表物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有异议；对大自然婚庆摄影基地方案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原告写给县有关领导的信，表示不清楚，且与本案无关；对评估报告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作为原告索赔的证据；对千黄高速服务区图、秀名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2014年3月18日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3中的照片问题，表示和原告提供的公示照片是同样的，3月22日张贴公示时没有举报电话，3月25日手工写了举报电话；对短信截屏，表示该局不存在方姓门卫，未收到异议函；对工资表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 被告市林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9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1、12，同淳安县林业局对相应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中的照片问题，表示和原告提供的公示照片是同样的，3月22日张贴公示时没有举报电话，3月25日手工写了举报电话；对短信截屏，表示当时核实淳安县林业局并未收到原告的异议函；对工资表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 原告对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1、2，表示申请主体错误，应该由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内容记载“公示无异议”与事实不符，原告有证据证明提交了异议函给景山村、金峰乡和淳安县林业局三个单位，公示的实际时间是2018年3月25日，不满足公示七个工作日的时间要求，从2002年招商引资开始，原告承包权的流转都经过××乡××的盖章，审批栏上的内容不属实。对证据3、4，表示林权证登记错误，没有体现真实的权利人；对证据5，表示该审核意见书第二条已经明确采伐林木依据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建设用地预审意见，被告未按照该规定核发许可证；也没有按照该审核意见书的要求补偿到位。对证据6林木采伐承诺书，表示原告的山林不需要景山村村委会的承诺。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采伐公示的内容不全且虚假，上门的电话号码是事后添加的，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来公示的内容不存在电话号码。对证据8有异议。 被告市林水局对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市林水局提供的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事实不符，案涉林权属于原告，原告始终坚持同意千黄高速公路建设征用，但是在核发采伐许可证和行政复议过程中，应该听取原告的意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对证据2有异议。对证据3，同对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提交的相应证据的质证意见。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对被告市林水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表示较为合理，与本案有关，但是对同意由景山村申请采伐许可表示异议。 被告淳安县林业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情况汇报未盖章，对转让价格等内容未经审计；会议记录与本案无关。 被告市林业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表示对其中的《土地征收、青苗补偿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2日，淳安县人民政府向金峰乡阔畈村核发了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2017年11月7日，淳安县人民政府作出淳政函[2007]44号《关于同意金峰乡行政村规模调整的批复》，调整后景山村包括原下源村、阔畈村。 2018年2月6日，国家林业局向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核发了林资许准〔2018〕058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同意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使用林地146.7652公顷，载明需要采伐被使用林地上的林木，可以依据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建设用地预审意见，按规定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等。 2018年2月11日，淳安县林业局作出淳林信访复字［2018］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主要载明收到秀名公司反映该公司位于金峰乡邵家畈林区的山林被他人盗伐30亩，要求处理的来信，经初步调查，林木被砍伐的主要原因是杭州市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了加快推进千黄高速项目建设进度，擅自要求施工人员采伐山上的林木，该局拟对杭州市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2018年12月12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杭土罚（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用地未经批准，委托杭州市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施工单位实施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建设为由，对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2018年3月21日，淳安县××乡××发函景山村村委会及王建红主任，告知该村配合做好该地块林木采伐审批上报申请事宜，否则将严肃追究责任。2018年4月3日，景山村村委会向淳安县林业局申请林木采伐许可，提交了《林木采伐申请书》、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王建红身份证复印件、淳林证字（2007）第0501426号林权证、林木采伐伐区作业设计书及调查表、附图、国家林业局林资许准［2018］058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木采伐公示及村务公开栏公示照片。其中《林木采伐申请书》载明申请表所列有关内容于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4月2日在××村××天，无异议。景山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淳安县××乡××盖章对上述情况确认。 2018年4月3日，淳安县林业局向景山村核发了17号《采伐许可证》。原告不服，向市林水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6月26日，市林水局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17号《采伐许可证》。 另查明，原告发现林木采伐公示后，于2018年3月26日分别向景山村、金峰乡、淳安县林业局邮寄异议函，表示公示所涉山林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为该公司或股东陈铭建、王礼宏所有等，并附相关协议等材料。景山村、金峰乡、淳安县林业局于2018年3月27日签收。 再查明，2006年10月19日，原淳安县金峰乡阔畈村（后调整为景山村所属村民小组）与王礼宏签订山林使用权转让协议。2010年5月18日，王礼宏将林地及园地承包权转让给陈铭建，使用期限至2052年11月24日止。2010年5月20日，景山村村委会同意上述山林使用权转让。2014年2月16日，陈忠根、王礼宏与陈铭建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述林地、土地使用权及地表物归三方共同所有，投资设立公司时，上述权益和义务一并自动转入公司。后三人设立了杭州千岛湖秀名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1日，景山村村委会等发函秀名公司及股东，表示本村位于张郎坞和牛石埠林地322亩及园地15亩通过协议方式已转让你方使用，因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项目需征收前述部分地块，再次告知你方停止该地块的一切开发建设行为，并派代表协商解决征地事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 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规定：“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一）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二）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三）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转让、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的，已经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同时转让，同时转让双方都必须遵守本法关于森林、林木采伐和更新造林的规定。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本案中，王礼宏将林地及园地承包权转让给陈铭建，使用期限至2052年11月24日止。景山村村委会同意上述山林使用权转让。2014年2月16日，陈忠根、王礼宏与陈铭建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述林地、土地使用权及地表物归三方共同所有，投资设立公司时，上述权益和义务一并自动转入公司（即本案原告秀名公司）。据此，应当认为原告秀名公司与案涉《采伐许可证》有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认为案涉《采伐许可证》导致了原告的树木被强制砍伐，山林被强制开挖，现场作业人员被强制驱离，即案涉《采伐许可证》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确认案涉《采伐许可证》违法或无效，并请求行政赔偿。故此，应当认为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关于林木采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被告淳安县林业局陈述，核发案涉《采伐许可证》的依据为《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单位和个人采伐林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城镇林木以及国、省道公路和铁路的护路林的，向相应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铁路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林木采伐许可的具体程序、方式和批准权限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表；（二）申请单位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三）林木权属证书等有关权属证明材料；（四）采伐国有林、公益林、天然阔叶林，以及采伐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应当提交相应的采伐作业设计文件；（五）采伐集体林或者个人所有的林木的，应当提交采伐目的、地点、树种、林况、面积、蓄积量、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有关材料。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表式样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第十四条规定：“发证机关应当实行林木采伐公示制度，对林木采伐申请、许可等情况进行公示。采伐国有林的，需在国有林经营单位所在地进行公示；采伐集体林或者个人所有的林木的，需在林木所在地行政村或自然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本案中，在景山村村委会申请采伐进行公示时，原告已经明确提出了异议，而且景山村村委会、金峰乡均收到了异议函，景山村和金峰乡却在《林木采伐申请表》上盖章表示公示无异议，明显与事实不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针对景山村村委会上述不符事实的申请，淳安县林业局原应不予受理或不予行政许可。另外，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收到了相应的异议函，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抗辩其未收到异议函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原告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径行核发案涉《采伐许可证》，违反了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故此，案涉《采伐许可证》应予撤销，相应的《复议决定书》应一并撤销。鉴于案涉项目涉及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段重点工程项目，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判决确认违法。 行政赔偿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缺乏证据证明系被告的行政行为导致其财产的直接损失；原告要求被告在相应媒体、公告栏等张贴说明真相等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此，本院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的杭林水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 二、确认被告淳安县林业局于2018年4月3日核发的淳安县采字［2018］040301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 三、驳回原告杭州千岛湖秀名实业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淳安县林业局、杭州市林业水利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王春英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