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刑终1271号原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伟恒，男，1982年1月12日出生，香港籍居民，汉族，初中文化，住香港特别行政区。曾因贩卖毒品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因犯走私毒品罪，于2018年3月26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因吸食毒品，于2019年7月18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现因本案，于2019年7月2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胡茗希，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文朗，男，199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暂住本市罗湖区。因吸食毒品，于2019年7月18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因本案，于2019年7月2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辩护人曾国文，广东深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选征，男，198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暂住本市龙岗区。因吸食毒品，于2019年4月19日被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本案，于2019年7月2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20）粤0304刑初23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7月18日0时50分许，公安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在本市福田区皇岗口岸廊桥国际顺丰快递门口充电柜旁，抓获到此贩卖止咳水的被告人罗伟恒，并当场缴获止咳水2瓶（共960亳升，经鉴定检出可待因成分）。当日2时20分许，公安民警在本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源兴居某16B房抓获贩卖止咳水的被告人李文朗（“狼哥”）。2019年7月22日11时许，公安民警根据被告人李文朗供述，在本市龙岗区华西17巷2号303房抓获被告人江选征，并当场缴获止咳水半瓶（158亳升，经鉴定检出可待因成分）。原审经查实，自2019年6月，被告人罗伟恒以每瓶港币约110元的价格从香港药房购入止咳水，并放入本市福田区口岸附近的快递柜内，以每瓶人民币150元至180元左右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李文朗，再由被告人李文朗以每瓶人民币210元至27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及廖某深、赵某鹏（身份不详）、施某康（身体不详）等人；被告人江选征则以每瓶人民币280元至315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郑某伟、黄某1等吸毒人员。上述止咳水的毒品交易均以微信或支付宝付款、卖家发送取件码给买家取货的方式完成。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贩卖毒品的相关事实1.2019年6月28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90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332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2.2019年6月29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82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18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以人民币965元的价格将4瓶止咳水卖给施某康。3.2019年6月30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12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4.2019年7月2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1560元的价格将6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以人民币470元的价格将2瓶止咳水卖给施某康。5.2019年7月4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6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105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6.2019年7月5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86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70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卖给赵某鹏。7.2019年7月6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86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324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8.2019年7月9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5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17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赵某鹏。9.2019年7月10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4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08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10.2019年7月11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38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16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11.2019年7月13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2480元的价格将16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将16瓶止咳水卖给赵某鹏。12.2019年7月14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860元的价格将12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1080元的价格将4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以21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13.2019年7月16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45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16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被告人江选征。14.2019年7月17日，被告人罗伟恒以人民币12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李文朗；后被告人李文朗以人民币208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卖给吸毒人员廖某深。二、被告人江选征贩卖毒品的相关事实1.2019年6月30日，被告人江选征以人民币1500元的价格将5瓶止咳水贩卖给吸毒人员郑某。2.2019年7月6日，被告人江选征以人民币1260元的价格将4瓶止咳水贩卖给吸毒人员黄某1（“细X”）。3.2019年7月11日，被告人江选征以人民币560元的价格将2瓶止咳水贩卖给吸毒人员黄某1（“细X”）。4.2019年7月14日，被告人江选征以人民币840元的价格将3瓶止咳水贩卖给吸毒人员黄某1。5.2019年7月16日，被告人江选征以人民币2400元的价格将8瓶止咳水贩卖给吸毒人员郑某。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的：1.物证、书证：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的身份材料、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称重、取样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抓获经过、被告人罗伟恒的出入境记录及刑事判决书和刑满释放证明书等；2.证人证言：证人郑某、廖某、黄某1的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的供述及辩解；4.鉴定意见：深圳市司法鉴定中心的毒品检验报告；5.勘验、检查等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6.试听资料：涉案光盘五张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判据此认为，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无视国家法律，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予以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均供认不讳，二被告人的供述稳定、流畅，且能相互印证，并能与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现场缴获的止咳水毒品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予以确认。对于各被告人所贩卖的止咳水，虽大部分未能缴获，但根据各被告人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中关于涉案止咳水成瘾等性状描述，并结合涉案现场缴获的止咳水、鉴定报告以及涉案人员购买时间、频次等情形，亦可证实涉案交易中未缴获的止咳水与现场缴获并经鉴定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水均属具有成瘾、依赖性等同类止咳水，应认定为毒品。同时，虽无法查清贩卖毒品的具体数量，但根据在案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被告人供述等，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贩卖次数及瓶数，依法足以认定属多次贩卖毒品的情节严重情形，亦予以确认。辩护人关于部分购买止咳水人员信息无法核实、相应涉案止咳水不应认定为交易数量的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文朗归案后供述被告人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的事实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被告人江选征的相关信息，但并未提及被告人江选征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其供述属贩卖毒品犯罪中对上、下家交易行为、信息等应如实供述的范畴，且被告人李文朗并未协助公安机关抓捕，故被告人李文朗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文朗构成立功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文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系因其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与本案认定其构成犯罪的贩卖毒品行为并非同一性质行为，故在计算本案刑期时不应折抵其被行政拘留的时间，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文朗被行政拘留时间应折抵刑期的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江选征，其辩称没有贩卖，只是为了凑数而一同购买止咳水，但根据证人郑某、黄某1的证言，二人均指证是向被告人江选征购买只止咳水，且根据被告人江选征收取二人购买止咳水及从上家李文朗处购买止咳水的涉案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江选征在向郑某贩卖止咳水时每瓶赚取差价人民币30元至35元，在向黄某1贩卖时每瓶赚取差价10元至45元，均有不同程度获利，应认定为贩卖行为，被告人江选征关于差价系双方分摊交通费的辩解，明显不符常理，且与证人证言不符，不予采信。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江选征系先收钱再去购买毒品、应认定为代买，但收钱先后仅是毒品交易行为中先货后款或先款后货的不同交易方式，与是否构成贩卖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江选征多次贩卖毒品，属情节严重情形，辩护人关于可予一年以下判处刑罚的意见，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罗伟恒曾因走私毒品犯罪被判刑，现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罗伟恒、李文朗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酌情采纳。综上，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性质及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百五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罗伟恒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被告人李文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三、被告人江选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四、缴获的涉案毒品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没收、销毁；缴获的手机等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伟恒上诉提出：本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过重。本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分别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主动坦白交代案情，并当庭认罪认罚。检察院对认罪认罚的量刑为3年以上到3年3个月以下，现法院判刑四年，本人认为判决过重。本人涉案所代购的止咳水均从正规药房购买的处方药，含可待因成分微量，相对其他烈性毒品，对人体伤害较低。本人只对一人在香港代购止咳水，并未主动向其他人售卖。主观犯罪意识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本人涉案所代购的止咳水扣除货本和交通费后获利不足一万元。本人由于右足先天性发育不良并有伤患，长时间站立会导致足部剧烈疼痛使我不能从事一般正常工作，只能去打一些零散的工作，所以收入微薄，同时患上抑郁症，需长期服用抗抑郁药，并有相关病历证明。这些情况使我生活压力巨大，令我一时糊涂，做出违法行为，本人在押期间深刻反省，认清犯罪危害性，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希望能获得从轻处理。指定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上诉人罗伟恒犯贩卖毒品罪属于定性错误，罗伟恒的行为应为走私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罗伟恒的犯罪地位从属于李文朗，其系受人指使、委托，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即使认定罗伟恒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系本案的主犯，那么综合前述所言，罗伟恒与李文朗在本案中的作用、犯罪地位、主观恶性等亦存在差异，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区别，一审判决罗伟恒有期徒刑四年属于量刑过重。罗伟恒具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情节，请求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李文朗上诉提出：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构成立功，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系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供述被告人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的事实，但未提及被告人江某征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由此来认定该供述属于如实供述范畴而不构成立功，明显存在矛盾，系错误的。所谓"贩卖"，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江选征出于贩卖的目的向上诉人购买毒品，而上诉人向公安机关供述被告人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的事实，披露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即已间接检举揭发了被告人江某征购买毒品用于贩卖的犯罪事实。至于被告人江选征将所购毒品卖给谁不是上诉人所能知晓、所应知晓的范围，不能因上诉人未指出被告人江选征的贩毒过程、对象等而否认上诉人供述出被告人江某征犯罪事实的立功表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仅供述被告人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的事实，却未认定上诉人供述被告人江某征贩毒的犯罪事实明显存在矛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并未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被告人江某征，以此认定上诉人不构成立功系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协助抓捕"并不仅仅只有上诉人亲自带领公安机关进行抓捕一种情形，"协助"包括不同程度、多种情形。首先，公安机关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被告人江选征微信，电话、地址等信息抓获了被告人江某征，若无上诉人的供述、提供的信息，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江某征的犯罪事实、抓获途径等根本无从知晓，从这一角度而言，上诉人己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江选征提供了"协助"。此外，民警《抓获经过》中描述到"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文朗供述出其同伙，并抓获了被告人江选征"，由此可见，公安机关亦认可上诉人提供信息协助抓获被告人江某征的立功行为。其次，若非要将"协助抓捕"简单限制理解为"上场抓捕"，上诉人根本就无法参与抓捕。为了防止上诉人在混乱的抓捕过程中趁机逃跑、借机制造混乱等情况出现，公安机关在抓捕行动中根本不可能让上诉人参与抓捕，受限于上述现实状况，上诉人"上场抓捕"难以实现，而由于上诉人无法"上场抓捕"，认定上诉人不存在"协助"，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即使上诉人不构成立功，亦属于坦白，存在量刑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但一审判决中并未体现。根据侦查机关《抓获经过》可知，上诉人到案后，供述出了被告人江选征的相关信息，对犯罪情况均做了如实、客观的陈述，该供述对于侦查机关查明案情、提取证据、抓捕被告人江选征均具有积极意义，具有坦白的本质属性。此外，在三被告人被抓捕到案后，仅上诉人向侦查机关坦白犯罪行为，供述其他被告人，其余两人并未作出类似供述，可见，上述人系三被告人中坦白程度最高的，认罪态度最好。根据《起诉书》及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亦有提到侦查机关根据上诉人的供述抓获被告人江某征，上诉人自觉配合有关机关查明案情，坦白态度较好。第一被告人罗伟恒系毒品再犯，应从重处罚，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上诉人系初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有坦白情节，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两人仅有四月之差，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上并未明显体现量刑区别，所判处刑期对上诉人未免过重。上诉人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建议对上诉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由于上诉人所贩卖的是含有可待因成份的止咳水，可待因成份含量较低，有别于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危害性较小。根据《讯问笔录》可知，上诉人自身也喝止咳水，其向被告人罗伟恒购买止咳水主要用于自己吸食，只是因被告人江选征与其系朋友，被告人江选征拜托上诉人为其购买止咳水，上诉人才将部分止咳水卖给被告人江选征。上诉人本身有正常工作收入，并非以贩卖止咳水谋利为业，可见上诉人主观恶性不大。上诉人将所购入的止咳水均是售给固定的几个朋友，大多用于朋友吸食为主，并未大量流入市场，对社会影响不大。此外，上诉人是出于给朋友吸食的主观目的将止咳水售出，至于买入后其他人是否用于吸食亦或是贩卖，上诉人并不知情。上诉人虽多次贩卖止咳水，但止咳水中的可待因成份含量较低，毒品总量较小，比一次贩毒、毒品总量大的罪行情节要轻得多，法院不应机械的以多次贩毒或向多人贩毒即认定为情节严重，难道贩毒次数从一次两次到多次就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因此，在量刑时，应结合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意等因素予以考量。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且存在上述量刑情节，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辩护人提出，上诉人李文朗相较于罗伟恒而言，所判处刑期畸重，上诉人李文朗主动检举、揭发江选征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且协助司法机关捉获，属于立功，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李文朗没有前科，系初犯，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小。原审被告人江选征上诉提出：江选征在归案后，虽主观上认为自己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但如实供述了自己全部罪行，也认为自己触犯了法律，愿意接受刑事处罚，请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江选征在公安机关抓捕的过程中没有抗拒、阻碍，归案后，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及同案犯李文朗等全部罪行，通过查阅询问笔录，可知江选征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时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掩饰、隐瞒情形，认罪态度十分端正，而且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江选征认为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否认，庭审中一致是认罪的，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选征与郑奕炜之间的“贩卖”，不能被认定为江选征贩卖毒品的行为，理由如下：郑奕炜在证据卷72页供述：他喝香港止咳水，但他没有钱，所以我就出钱给他去买，买回来和他一起喝（他是指江选征）。江选征与郑奕炜的供述一致，均是郑奕炜自己出钱让江选征购买止咳水，江选征的辩护人在一审庭辩护词中已有陈述，但一身法院曲解成“辩护人提出江选征系收钱再去购买毒品。”江选征一直都不存在将止咳水贩卖给郑奕炜主观性，郑奕炜支付购买止咳水款项时，并没有支付给江选征往返止咳水的交通费用，其与郑奕炜之间款项的差价是往返交通费用，完全是符合常理和实际的。因此，不应当认定江选征与郑奕炜之间存在贩卖行为。被告人江选征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江选征除自己吸食（喝）止咳水外，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主要是因为吸食（喝）止咳水但又无钱购买，才致触犯法律，其与以贩卖毒品为主要收入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要小很多，其也是“以贩养吸”的行为。涉案止咳水属于“软性”毒品，没有流入其他不特定群体，对人体产生的危害比烈性毒品要小很多。江选征系单身家庭，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其母亲除了生活上、精神上需要江选征的照料喝关怀外，江选征尚未婚娶，请二审法院酌情考虑江选征家庭情况，予以从轻。另外，根据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刑初1639号案，被告人唐某某贩卖止咳水次数高达19次，累犯，该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本案中就算认定江选征贩卖五次止咳水，初犯，而被判处三年二个月有期徒刑。将两案简单按照贩卖次数进行横向比较，福田区人民法院对江选征的处罚明显过重，该判决没有达到惩罚、教育、警示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请求二审法院给予江选征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的规定，恳请二审法院考虑本案事实，被告人为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家庭情况，并根据现行刑事政策，对被告人江选征予以从轻处罚，改判二年有期徒刑。经审理查明，本案的事实已经一审法庭查明并认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罗伟恒、李文朗、江选征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对于上诉人罗伟恒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罗伟恒为牟利多次到香港购入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水加带进深圳加价贩卖给李文朗，其实施了走私、贩卖毒品的行为，原判认定其犯贩卖毒品罪亦无不当，而罗伟恒的犯罪是独立完成，与本案的另二名同案人并非共同犯罪，无主从犯之分，罗伟恒曾因毒品犯罪被判刑，现又毒品犯罪，是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对其应从重处罚，原判量刑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李文朗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在侦查本案的过程中，在抓获李文朗之前已掌握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的线索，而李文朗被抓获后供述了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是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公安机关抓获江选征并非因李文朗的揭发，故李文朗供述江选征向其购买毒品属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坦白行为，但不构成立功，李文朗贩卖毒品达14次之多，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深，应从重处罚，原判已考虑了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其判处的刑期适当。对于上诉人江选征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江选征向李文朗多次购入毒品后加价出售，构成贩卖毒品罪，且属犯罪情节严重，原判在量刑时已经考虑了其归案后能坦白认罪，对其从轻判处，上诉要求减轻刑罚的理由不充分。对三名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和量刑均无不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  永  鹰审判员 马  学  平审判员 姜  菁  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那竞文（兼）附：相关法律条文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