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11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绍宁，男，1966年9月4日出生，壮族，住忻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周，广西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文亮，广西周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炳恩，男，1962年4月3日出生，壮族，住忻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秀花，女，1964年2月3日出生，壮族，住忻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将，男，1995年4月2日出生，壮族，住忻城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蓝科，壮族，1967年5月20日出生，住忻城县。三被上诉人的亲属。 上诉人王绍宁与被上诉人黄炳恩、罗秀花、黄将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忻城县人民法院（2020）桂132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绍宁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桂132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全部损失60%的赔偿责任，即向上诉人赔偿393706.26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炳恩、罗秀花没有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上诉人承建被上诉人的新房，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承建了被上诉人的新房。本案事实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由被上诉人提供砌砖服务，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一定报酬，该报酬的标准是按天面平方数进行计算，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计算单能够证明上诉人的报酬为固定的按日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其次，上诉人每天砌砖的进度即房屋建设的进度完全由被上诉人决定，上诉人的工作情况由被上诉人指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支配、指挥、从属关系。上诉人自带工具吊机实际上也是出于为他人提供劳务的需要，上诉人实际是将建筑所需的工具借给被上诉人用。二、一审法院责任划分错误，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承揽关系，那么被上诉人存在严重的指示错误，应承担上诉人全部损失60%的赔偿责任。三、一审未对上诉人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标准进行释明，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属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四、本案中上诉人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赔偿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如下：1、医药费114487.79元；2、护理费23753.09元，即【48166元÷365天×90天（住院天数）＋90天（最后一次住院出院后三个月）】；3、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元（90天住院天数×100元/天）；4、误工费87490.6元即【48166元÷365天×663天（自事故发生时至定残前一天）】；5、营养费18000元【90天（住院天数）＋90天（最后一次住院出院后三个月）×100元/天】；6、残疾赔偿金389232元，即32436元×20年×【50%（六级伤残）＋10%（除六级伤残外的其他多级伤残）】；7、精神损失费10000元；8、交通费1000元；9、鉴定费3213.62元；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56177.1元，三被上诉人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393706.26元。 被上诉人黄炳恩、罗秀花、黄将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1、一审庭审已证实，上诉人常年在村上承揽建筑工程。被上诉人建设房屋，所有的建筑工具是上诉人从自己家里带来的。上诉人雇请被上诉人夫妻俩跟其做工，为明确利益分配，先扣出顶筒、模板工具设备按天面每平方米15元所得费用后，余下的报酬总额再分成两份，上诉人得一份，被上诉人夫妻两人共得一份。可见，上诉人自带建筑工具设备，共同劳动中，工具设备另外收取费用，收益归自己所有，扣出工具设备所得费用后，被上诉人得到的工钱很少，但为了建好自己的房子，还是服从上诉人的安排指挥，捡砖、捞桨、扛顶筒、模板等拼命努力地工作，而利益分配极不公平，说明被上诉人处于从属地位，故，属于承揽关系。2、上诉人建设被上诉人房屋，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上诉人在一审起诉书写到“。按每层天面面积给我50元工钱。”即上诉人完成工作成果后，被上诉人才支付劳动报酬，这就是承揽关系的明显特征。3、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结算清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报酬为固定的按日结算工钱。被上诉人在一审向法院提供的这一份证据目的在于证明，被上诉人夫妻两人付出的劳动收入只能抵上上诉人一个人的收入，上诉人聘请同村的罗永良来搭架模板，按日给工钱，工价每天200元也是上诉人决定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建造房屋与上诉人属承揽关系。而上诉人雇佣被上诉人捡砖、捞桨等，双方又形成了雇佣关系而不是松散型的合伙关系。4、上诉人称在建设被上诉人房屋时，施工工具是借给被上诉人使用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大至吊机、铁架、电锤等，小至砖刀、电线、水平仪、斧头等所有的建筑施工工具一应俱全，都是上诉人从自己家里带来施工用的，顶筒、模板也是上诉人的工具。二、被上诉人不存在指示错误，不承担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三、上诉人的医疗费用及其赔偿要求的计算方法，被上诉人并不认可。四、关于程序问题，上诉人一审聘请的是专业的律师代理，作为专业律师应当知道赔偿标准，审理程序法官是否有义务释明法规法条由法院定。 上诉人王绍宁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33552.06元，其中医药费114487.79元、住院护理费23753.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元、误工费11876.55元、营养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1492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3213.6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28353.69元，其中误工费变更为13991.18元，残疾赔偿金变更为24190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绍宁、被告黄炳恩、罗秀花、黄将均是广西忻城县城关镇弄洪村弄莫屯的村民，三被告同是一家人，黄炳恩、罗秀花是黄将的父母。2017年间，被告家要建新房，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经协商后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王绍宁承建被告家的新房，黄炳恩、罗秀花按基脚每立方米80元、天面每平方米130元、顶筒模板每平方米15元计算支付建房报酬。后王绍宁又与黄炳恩、罗秀花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黄炳恩、罗秀花负责搅浆、递砖，王绍宁负责砌砖，报酬按上述按基脚每立方米80元、天面每平方米130元计算得的总额平分成两份，王绍宁得一份，黄炳恩、罗秀花共同得另一份，顶筒模板的报酬归王绍宁个人。之后，王绍宁、黄炳恩、罗秀花即共同建起被告家新房的第一层，安装模板倒顶时，由本屯村民罗永良与王绍宁一起搭模两天，罗永良的报酬为400元，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约定在结算时先将该400元从按天面面积每平方米130元计算得的数额中扣除，剩余的数额再由双方平分。2017年7月3日早上，王绍宁到被告家安装吊机，黄炳恩、罗秀花与王绍宁一起将吊机抬上一楼天面，王绍宁自己进行安装，装完后就叫试机。罗秀花见王绍宁安装的吊机没有用任何东西压住机身下部，就说这样危险，叫王绍宁用楼下的水泥砖压住吊机机身下部，王绍宁没有听从。另外，黄炳恩说楼下有沙袋可以用沙袋来压，王绍宁也没听从。后黄炳恩在楼下装了砖头，王绍宁在楼上操作吊机进行吊运，由于吊机机脚没有被固定住，致使正在操作吊机的王绍宁一并同吊机从一楼天面坠落至地面，当场受伤。 王绍宁受伤后于当日被送至忻城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至同月5日出院，共花去门诊医疗费863.23元、住院医疗费11740.24元，出院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伤，右颞叶脑挫裂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右枕部及大脑镰旁硬膜下血肿；2.两肺挫伤并两侧血气胸；3.肺部感染；4.左侧多发肋骨骨折；5.双侧胸壁皮下气肿；6.多发腰椎横突及棘突骨折；7.脂肪肝；8.左髂肌脂肪瘤；9.代谢性酸中毒；10.高乳酸血症；11.呼吸衰竭；12.应激性高血糖；13.应激性消化道出血；14.肝功能损害；15.肾功能不全；16.低蛋白血症；17.中度贫血。出院医嘱：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2017年7月5日，王绍宁转至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住院至同年8月7日出院，共花去门诊医疗费1726.14元、住院医疗费136435.27元，出院诊断为：1.弥漫性轴索损伤；2.右侧大脑半球多发脑挫裂伤并右侧顶叶脑梗死；3.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5.脑室积血；6.颅底骨折；7.头皮挫伤；8.双肺挫伤；9.左侧血气胸术后；10.右侧血气胸术后；11.左侧多发肋骨骨折；12.L2、4椎体压缩性骨折；13.L1-4横突骨折；14.创伤性休克；15.肺部感染；16.呼吸功能减退；17.应激性胃溃疡；18.肝功能损害。出院医嘱：建议继续住院治疗。2017年7月6日至8月1日期间，王绍宁的家属还分六次为王绍宁在桂中大药房碧丽星城店购买人血白蛋白共12瓶，共花去5352元。2017年8月7日，王绍宁又到忻城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至同月11日出院，共花去门诊医疗费7.5元、住院医疗费1628.97元。2017年9月11日，王绍宁到广西河池市南丹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共花去住院医疗费1908.17元。2017年10月23日，王绍宁又到南丹县中医医院住院至同月30日，共花去住院医疗费3888.28元，出院诊断中，中医诊断为：咳嗽病，风寒袭肺症；西医诊断为：1.肺部感染；2.左胸多发陈旧性肋骨骨折。出院医嘱：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7年10月31日，王绍宁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住院至同年11月8日出院，共花去住院医疗费17048.97元，出院诊断为：1.双肺挫伤后继发肺部感染；2.C7-Th1椎体水平气管软骨环塌并管腔狭窄；3.双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4.L2、L4椎体压缩性骨折；5.L1-3椎体左侧横突骨折；6.L3/4、L4/5椎间盘膨出；7.腰椎骨质增生；8.右侧眼眶内侧壁陈旧性骨折并内直肌损伤；9.两侧多根肋骨骨折；10.右肾囊肿。2017年11月15日，王绍宁又到忻城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至同月27日出院，共花去门诊医疗费154.20元、住院医疗费8250.10元，出院诊断为：1.社区获得性××；2.C7-Th1椎体水平气管软骨环塌并管腔狭窄。2017年12月8日，王绍宁到忻城县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去医疗费13元。次日，王绍宁又到忻城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至同月12日出院，共花去门诊医疗费10元、住院医疗费1813.20元，出院诊断为：1.社区获得性××；2.C7-Th1椎体水平气管软骨环塌并管腔狭窄。出院医嘱：建议至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7年12月12日，王绍宁到广西百色市人民医院治疗，住院至2018年1月3日出院，共花去医疗费22769.86元，出院诊断为：1.气管狭窄；2.气管切开术后；3.颅脑外伤术后；4.肺部感染。2018年2月11日，王绍宁又到百色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天，花去医疗费743.74元，出院诊断为：气管成形术后。上述医疗费共计214352.87元，其中门诊医疗费2774.07元，住院医疗费206226.8元，自费购药5352元，王绍宁已通过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了住院医疗费共99875.07元。在王绍宁受伤住院期间，被告黄炳恩、罗秀花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5日、27日和2018年2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方式共付给原告王绍宁22500元作为治疗费用。2019年4月12日，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桂脑司鉴[2019]临鉴字第37号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王绍宁本次坠落伤导致颅脑损伤致智能障碍伤残程度评定为六级伤残；2.王绍宁本次坠落伤导致腰椎骨折伤残程度评定为九级伤残；3.王绍宁本次坠落导致气管损伤伤残程度评定为九级伤残；4.王绍宁本次坠落伤导致多发肋骨骨折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伤残。王绍宁花去鉴定费用共3213.62元。王绍宁认为其因义务为被告一家帮工受伤，应由被告对其损失承担责任，遂于2020年3月6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 另查明，原告王绍宁在事故发生前曾经在本屯承建其他村民的新房，但没有取得房屋建筑施工人员资格证书，也没有参加过建筑工人职业培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原告王绍宁因身体受到伤害而要求赔偿义务人进行赔偿的纠纷，案由应定性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在被告家安装吊机之前，原、被告之间是合伙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原告在被告家安装吊机时，原、被告之间是义务帮工关系还是合伙承揽关系。二、原告身体受伤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责任及责任比例。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合伙是指各个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联合。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对工作安排有完全的自主权，定作人原则上无权干预，仅存在必要的监督检验，承揽人的劳动是一种独立劳动，承揽人既可以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也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而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雇主可以随时干预、提示雇员的工作，雇员的劳动一般是从属性劳动，雇佣关系中以雇员提供的劳务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原则上雇员必须亲自为雇主提供劳务，不可再将工作任务交由他人完成。本案中，原告王绍宁与被告黄炳恩、罗秀花达成口头协议，由王绍宁承建黄炳恩、罗秀花的新房，黄炳恩、罗秀花按王绍宁建房面积计价一次性支付报酬，而不是约定每天给付一定标准报酬，双方的合同标的是王绍宁交付建房成果，而非王绍宁的劳务本身，王绍宁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也不受黄炳恩、罗秀花的控制和支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因此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此外，王绍宁承揽建设黄炳恩、罗秀花的新房后，又与黄炳恩、罗秀花自由协商口头约定共同建房，自愿以王绍宁为一方、黄炳恩、罗秀花为另一方，按照不同分工参与劳动，共同完成建房任务，约定的报酬分配方式为从根据建房面积、单价计算得到的报酬总额中扣除付给罗永良的400元后平分成两份，双方是平等的协作关系，因此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又成立松散型的合伙关系。王绍宁主张其为黄炳恩、罗秀花砌砖建房是雇佣关系、黄炳恩、罗秀花是雇主，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黄炳恩、罗秀花主张王绍宁叫黄炳恩、罗秀花一起做工，黄炳恩、罗秀花两人要一份工钱、受王绍宁指挥，双方成立雇佣关系，但双方约定的报酬分配方式并非按提供的劳务计付报酬，黄炳恩、罗秀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绍宁与二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黄炳恩、罗秀花主张双方成立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进行帮工。如前所述，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成立承揽合同关系以及松散型的合伙关系，王绍宁承揽工作的范围不仅包括砌砖，还包括为建房需要进行的其他辅助工作。黄炳恩、罗秀花的新房第一层建成之后、事故发生之前，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尚未进行结算，王绍宁又去黄炳恩、罗秀花家安装吊机，虽然对于安装吊机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没有约定报酬，但该吊机的用途是吊运建设第二层房屋需要的砖头，安装吊机属于王绍宁进行第二层建房施工的工作内容，故王绍宁在黄炳恩、罗秀花家安装吊机是继续履行承揽合同，双方仍是承揽关系。而双方的合伙关系尚未终止，因此王绍宁亦仍是在执行合伙事务。原告王绍宁主张其已向被告黄炳恩、罗秀花提出不再建第二层并获得同意，只是应黄炳恩、罗秀花的请求帮安装吊机，被告黄炳恩、罗秀花不予认可，而王绍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终止与黄炳恩、罗秀花的承揽合同，对其主张与被告黄炳恩、罗秀花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时，原告王绍宁安装吊机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将吊机机脚固定，并对被告黄炳恩、罗秀花的安全防护措施建议拒不采纳，作为正常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自身的行为存在重大风险,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导致自己发生坠落事故受伤，王绍宁的不当操作是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建筑法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黄炳恩、罗秀花将新房交给没有资质的王绍宁承建，不存在选任的过失，而本案中，王绍宁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存在定作、指示上的过失，因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对王绍宁因从事承揽活动受到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黄炳恩、罗秀花同时还与王绍宁存在松散型的合伙关系，作为合伙人负有合理的安全提醒义务，在王绍宁安装吊机时，罗秀花、黄炳恩已经先后分别提醒王绍宁要用砖头、沙袋压住吊机机身下部，王绍宁拒不采纳，考虑双方的身份、工作经验，黄炳恩、罗秀花是一般农民，王绍宁是多次承建过农村村民新房的施工人员，黄炳恩、罗秀花已经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对王绍宁坠落事故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但王绍宁客观上是在为黄炳恩、罗秀花建房过程中受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从王绍宁的承揽活动中获益，同时王绍宁亦是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受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合伙受益人，从情理角度出发，应当给予王绍宁适当的经济补偿。综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由黄炳恩、罗秀花承担10%的补偿责任，其余损失由王绍宁自行承担。王绍宁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告黄将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黄将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王绍宁的合理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核定如下：1.原告主张医药费114487.79元，有票据为证，被告黄炳恩、罗秀花质证后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原告主张护理费23753.1元，系按两名护理人员计算，因被告黄炳恩、罗秀花不同意按两名护理人员计算护理费，而原告又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医疗机构有明确意见需要二名护理人员，一审法院仅支持按一名护理人员计算护理费，即11876.55元（48166元÷365天×90天）；3.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元（90天×100元/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原告主张误工费13991.18元，系按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由于原告没有建筑业从业资质，一审法院仅支持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原告的误工费，即11876.55元（48166元÷365天×90天）；5.原告主张营养费10000元，数额过高，且没有提供医疗机构的意见，根据原告受伤的情况，按每天补助30元计算较为合理，酌情支持营养费2700元（90天×30元/天）；6.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241908元，不高于法律规定，予以支持；7.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没有提供交通费票据，但原告多次就医、转院实际产生交通费用，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8.原告主张鉴定费3213.62元，有票据为证，被告黄炳恩、罗秀花质证后无异议，予以支持。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96062.51元，由黄炳恩、罗秀花支付损失中的10%即39606.25元作为经济补偿，扣除已付22500元，尚需支付17106.25元。原告还主张精神抚慰金1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时首先要确定的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而本案中，被告黄炳恩、罗秀花对王绍宁损害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因此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规定，遂一审法院判决： 一、被告黄炳恩、罗秀花支付原告王绍宁经济补偿17106.25元；二、驳回原告王绍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25元（缓交），由原告王绍宁负担7400元，被告黄炳恩、罗秀花负担32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是属于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王绍宁与被上诉人黄炳恩、罗秀花达成口头协议，由王绍宁承建黄炳恩、罗秀花的新房，黄炳恩、罗秀花按王绍宁建房面积计价一次性支付报酬，而不是约定每天给付一定标准报酬，双方的合同标的是王绍宁交付建房成果，而非王绍宁的劳务本身，王绍宁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也不受黄炳恩、罗秀花的控制和支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因此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安装吊机是为了吊运建设第二层房屋需要的砖头，故安装吊机属于王绍宁进行第二层建房施工的工作内容，所以王绍宁在黄炳恩、罗秀花家安装吊机是继续履行承揽合同，双方仍是承揽关系。此外，王绍宁承揽建设黄炳恩、罗秀花的新房后，又与黄炳恩、罗秀花自由协商口头约定共同建房，自愿以王绍宁为一方、黄炳恩、罗秀花为另一方，按照不同分工参与劳动，共同完成建房任务，约定的报酬分配方式为从根据建房面积、单价计算得到的报酬总额中扣除付给罗永良的400元后平分成两份，双方是平等的协作关系，因此王绍宁与黄炳恩、罗秀花又成立松散型的合伙关系。上诉人认为属于雇佣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关于责任划分问题。上诉人王绍宁安装吊机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将吊机机脚固定，并对被上诉人黄炳恩、罗秀花的安全防护措施建议拒不采纳，作为正常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自身的行为存在重大风险,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导致自己发生坠落事故受伤，王绍宁的不当操作是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建筑法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黄炳恩、罗秀花将新房交给没有资质的王绍宁承建，不存在选任的过失，而本案中，王绍宁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存在定作、指示上的过失，因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王绍宁客观上是在为黄炳恩、罗秀花建房过程中受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定作人从王绍宁的承揽活动中获益，同时王绍宁亦是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受伤，黄炳恩、罗秀花作为合伙受益人，从情理角度出发，应当给予王绍宁适当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酌定由黄炳恩、罗秀花承担10%的补偿责任，其余损失由王绍宁自行承担正确。三、关于是否应予释明的问题。所谓法官释明，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所提出的请求、声明、主张、举证等不清楚、不明确或不充分，进而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实质审理结果时，审判法官适以提问、询问、提醒、启发或告知等方式、合理引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请求、声明、主张、举证等诉求给予必要的补充、澄清、明确，从而相对正确处理案件的一种职权。本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陈述诉讼请求时已陈述因之前的诉讼请求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现在按新规定数额重新计算，并变更诉讼请求为：总额变更为428353.69元，误工费按建筑行业标准计算为13991.18元，残疾赔偿金变更为241908元。因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经知道有新的规定，并且也按新的规定变更了诉讼请求，至于按新规定的那些标准计算，是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的诉请是清楚明确的，不存在需要释明的问题。四、关于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各项损失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诉请及本案的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所确定的各项损失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本案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5元，由上诉人王绍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正德 审 判 员 张 敏 审 判 员 李德彬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馨予 书 记 员 黄欣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