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7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投资人：李通贤。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通贤，男，197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松，广东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鼎湖区宏达烟花爆竹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经营者：刘志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宏，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俊华，女，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浏阳市正能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广联烟花炮竹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法定代表人：彭鉴辉。上诉人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以下简称雄友商行）、李通贤因与被上诉人鼎湖区宏达烟花爆竹经营部（以下简称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肇庆市广联烟花炮竹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雄友商行、李通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共同向雄友商行、李通贤支付损害赔偿金491487.8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16日起算，至实际支付完毕止，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3.由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雄友商行、李通贤已经尽其所能完成了举证责任，并形成了证据链，但所有证据均被一审法院轻易否定，极不合理。（一）刘志宏作为证人亲自出庭参与了（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的庭审，并承认涉案烟花爆竹是由其提供给雄友商行、李通贤的，并表示涉案烟花并非缺陷产品，而是从广联公司购进的正规烟花。对于该毫无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轻易否定，实在荒唐。（二）一审中，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交了两份送货单作为证据，其中2018年2月14日编号为19491922的送货单为原件，2018年2月18日编号为18743436的送货单为复印件。雄友商行、李通贤已在庭审时仔细说明了两份送货单的来源，有证人的作证，刘志宏自己也予以承认。但是，对于该明确的证据，一审法院却以编号为18743436的送货单（复印件）保存完好，而编号为19491922的送货单（原件）有揉搓痕迹为由认定编号为19491922的送货单（原件）属于伪造的。这其中，一审法院连编号为18743436的送货单（复印件）有没有原件都没有查明清楚，就用来与另外一张送货单进行对比。实际情况是，编号为18743436的送货单（复印件）是一张照片打印件，当然“保存完好”，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查清楚。（三）一审中，宏达经营部、刘志宏未提交任何证据，仅仅是口头答辩，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只要对方否认的，雄友商行、李通贤都要进行充分举证，否则就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肆意加重雄友商行、李通贤的举证责任。二、无论是从微信转账记录、朋友圈截图、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还是证人梁德恩的证人证言，都能够明确证明雄友商行、李通贤是直接从程俊华处购进烟花爆竹的，全程也只与程俊华进行接洽。因此，作为最直接的烟花爆竹批发个人，程俊华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志宏作为宏达经营部的经营者，其本身就应当对售卖缺陷产品的行为承担责任。三、广联公司作为烟花爆竹的批发零售企业，其已经承认涉案烟花爆竹外包装上的电子标签是其公司的真实标签，理应承担该缺陷产品的赔偿责任。雄友商行、李通贤已经将涉案烟花爆竹外包装上电子标签的读取信息提供给了法庭，显示该批次烟花是由广联公司统一销售的。如果广联公司认为其没有销售过涉案烟花爆竹产品，应当提供证据进行反证，但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退一万步讲，即便涉案烟花不是广联公司销售的，但其却提供真实的电子标签给刘志宏使用，其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对于烟花爆竹管控的管理规定，更是直接侵害了雄友商行、李通贤的权益，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刘志宏明确表示其在法院作证中说了假话，没有如实作证，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伪证罪，敬请法院依法将该违法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雄友商行、李通贤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雄友商行、李通贤在二审期间补充如下意见：据了解，涉案烟花是由程俊华、刘志宏从湖南一家企业收购，是用于出口的，之后没有出口，存放在自己私人的仓库七、八年之久，程俊华、刘志宏将包装更换，然后运至广联公司的仓库并对外销售。涉案烟花不仅是三无产品，而且过了保质期，程俊华、刘志宏出售过期烟花，存在欺诈及过错。同时，广联公司作为佛山肇庆地区唯一批发企业，违规将仓库出租给程俊华、刘志宏，违规将自有的条形码给程俊华、刘志宏使用，导致雄友商行、李通贤以为是正规的烟花，最终造成他人损害。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宏达经营部、刘志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一审判决认定了（2018）粤0607民初522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粤06民终12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雄友商行、李通贤向余少阳支付执行款491487.81元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了雄友商行、李通贤在（2019）粤06民终1243案件中“作为该案的被告，为证明其所出售的涉案烟花来源合法，不是三无产品，提供了日期为2018年2月14日（编号为194919232）的送货单一份，但该案判决书未确认该送货单的真实性及拟证的相关事实”，并查明该送货单存在“伪造嫌疑”。（三）一审判决查明了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涉案烟花外包装上贴有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类型为同类组合烟花（注：即非涉案产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雄友商行、李通贤称一审法院忽视证据规则，肆意加重其举证责任，该理由不能成立。三、请求二审法院进一步确认下列事实：（一）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交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没有销售烟花爆竹及危爆产品的行政许可，结合其在（2018）粤0607民初5244号案中自认“没有烟花爆竹销售行政许可，也没有销售过烟花爆竹”的事实，确认雄友商行、李通贤非法经营销售烟花爆竹及危爆产品。（二）（2018）粤0607民初52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徐慧珍作为李通贤的妻子，代雄友商行收款，并以夫妻共同经营的家庭经营模式”，据此认定雄友商行承担销售者的责任，即雄友商行、李通贤根本没有在刘志宏、宏达经营部处购买涉案产品。四、伪证责任者是雄友商行、李通贤。刘志宏在（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件审理中作了假证，确实是因为法律意识不强，讲朋友义气所为。但究其实质是受李通贤的指使和安排，为证明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案中所主张的销售烟花产品来源合法，不是三无产品，而伪造了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编号为19491922）。该案中的该证据是李通贤提交的，李通贤在（2018）粤0607民初5224号案中否认“销售过烟花爆竹”，但在（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中辩称“所销售的烟花爆竹产品来源合法，不是三无产品”，其存在反言行为，真正伪证责任者是雄友商行、李通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雄友商行、李通贤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程俊华辩称，一、一审法院已查明以下事实：宏达经营部系刘志宏开办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程俊华与刘志宏原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3月23日登记离婚；离婚后，程俊华每年1-2月份在宏达经营部打工。因此，程俊华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雄友商行、李通贤主张程俊华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没有证据证明，亦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雄友商行、李通贤对程俊华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广联公司辩称，广联公司是正规公司，送货都要有烟花爆竹许可证，而且签订合同，广联公司才送货。条形码是广联公司的，但涉案烟花不是广联公司的，广联公司在三水地区的销售商家有十多家，能拿到条形码，但广联公司没有送货给雄友商行、李通贤。广联公司送货都是有送货单的，而雄友商行、李通贤却没有，因此本案与广联公司无关。至于对方称广联公司出租仓库给程俊华、刘志宏，并不是事实。雄友商行、李通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共同向雄友商行、李通贤支付损害赔偿金491487.8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16日起算，至实际支付完毕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截至2019年8月15日，利息暂计为13540.49元，本息暂合计为505028.3元；2.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5日，案外人余少阳于李通贤经营的雄友商行购买了名为“1.2寸8波罗马烛光”的烟花后，因燃放该烟花发生爆炸，致其手部受伤。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分别作出（2018）粤0607民初5244号民事判决和（2019）粤06民终1243号民事判决，认定烟花外包装上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等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属于有质量缺陷产品，并据此判令雄友商行、李通贤向余少阳赔偿损失479110.46元，并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经余少阳申请及法院强制执行，雄友商行、李通贤向余少阳支付赔偿金及诉讼费、执行费合计491487.81元。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件中，雄友商行、李通贤作为该案的被告，为证明其所出售的涉案烟花来源合法，不是三无产品，提供了日期为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一份，但该案判决书未确认送货单的真实性及拟证明的相关事实。经查，该送货单编号为19491922；有涉案“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内容一次书写成型，无任何涂改痕迹；合计金额大、小写填写完整；送货人签名为“刘”，盖有宏达经营部的公章；有人为揉搓的痕迹。另查，2018年2月18日，证人梁德恩代表雄友商行到宏达经营部，找程俊华通过扫码支付购买了烟花一批，程俊华出具当日的送货单一份。该份送货单编号为18743436；内容有涂改痕迹；未填写大写的合计金额；无送货人签名，未加盖宏达经营部的公章；没有涉案“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该送货单保存完好。经审查，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存在伪造嫌疑。另查明，宏达经营部系刘志宏开办并经营。程俊华与刘志宏原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3月23日登记离婚。离婚后，程俊华每年1-2月份在刘志宏经营的宏达经营部打工。又查明，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涉案“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外包装显示产品名称为“1.2寸8波罗马烛光”，生产厂家为浏阳泰兴烟花制造公司，外包装上贴有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经查询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前述电子监管码显示物品名称为泰兴烟花，类型为同类组合烟花,最后交易信息显示经营单位为广联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说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均是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销售者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如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可以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追偿，否则，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因雄友商行、李通贤销售的有质量缺陷的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而受损害，雄友商行、李通贤作为涉案缺陷产品的销售者，已向受害人进行了损害赔偿，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雄友商行、李通贤可以向生产者或供货者追偿。本案争议的焦点即在于雄友商行、李通贤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程俊华、刘志宏、宏达经营部、广联公司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是否有权就其所赔偿的损失向上述主体进行追偿。对此，法院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所举证据，综合分析如下：一、雄友商行、李通贤对其所提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该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本案，雄友商行、李通贤主张程俊华、刘志宏、宏达经营部、广联公司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有责任提供证据，且其所提供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雄友商行、李通贤作为主张待证事实存在的一方，必须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对方作为反驳或证明待证事实不存在的一方，则只需要使本证的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达到证明目的，而不要求达到高度可能性。二、雄友商行、李通贤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一）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虽有刘志宏签字、宏达经营部盖章，但结合本案证据，该送货单存在伪造可能。具体表现在：1.该送货单确有人为揉搓的痕迹，而2018年2月18日的送货单保存完好，有违常理；2.雄友商行、李通贤曾在其他案件中将由刘志宏、宏达经营部提供的该送货单作为证据使用，又在本案中作为对刘志宏、宏达经营部不利的证据使用，且刘志宏、宏达经营部对该证据的使用原因、目的、制作时间和过程等情况进行了合理解释或说明；3.送货单编号存在排序与时间颠倒的情况，其中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编号为19491922，而2018年2月18日的送货单编号为18743436，故此，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不是由刘志宏当日出具的可能性较大，而雄友商行、李通贤未对此进行合理解释；4.前后两份送货单记载内容前后对比，如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中的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一次书写成型，无任何涂改痕迹，且合计金额大、小写填写完整，送货人处签名为“刘”并加盖宏达经营部的公章，与2018年2月18日的送货单明显不同，而后者更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不排除2018年2月14日的送货单系伪造的可能；5.2018年2月18日的送货单中无涉案“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不能作为刘志宏之前即2018年2月14日有售卖涉案烟花的依据，也不排除刘志宏未售卖或向雄友商行、李通贤售卖涉案烟花的可能。（二）证人梁德恩系雄友商行、李通贤工作人员，与雄友商行、李通贤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陈述的真实性无法查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证人陈述涉案缺陷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是雄友商行、李通贤于2018年2月14日向程俊华购买，程俊华并未明确承认该项事实；2.证人陈述2018年2月14日送货单内容是由程俊华书写，先陈述“我点货，被告程俊华写单。”后又陈述“程俊华先用白纸写的，核对过，再填写送货单再送货过去。”其陈述前后不一，而雄友商行、李通贤陈述该送货单内容是由刘志宏亲自书写，刘志宏承认亦认可是其书写；3.证人陈述，2018年2月14日的交易是采取送货及现金支付方式进行，但对该次交易为何与2018年2月18日的交易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未进行合理解释，且对其所述的本次交易相关细节事实，如付款、送货、收货或验货等情况，无法说明，也无法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查实。（三）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外包装上，虽张贴有显示产品来源的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但上述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明确标注产品类型是同类组合烟花产品，存在产品与标识码明显不符的情况，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购买时或收货时应予核对，当面未核对而事后提出异议，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四）刘志宏虽在前案二审期间出庭作证:“雄友商行是从宏达经营部进货……涉案烟花不是三无产品”，但前案判决并未对该证词采信，并认定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为涉案产品的供货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刘志宏陈述的事实，未经生效判决确认，不属于无需提供证据证明而直接可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而且，刘志宏作为证人在其他案件中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而在本案中当庭予以否认，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所述不实，不构成自认，也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五）对于程俊华和刘志宏是否共同经营宏达经营部，经查，程俊华提供的离婚证足以证明，雄友商行、李通贤所述其于2018年2月14日向程俊华购买涉案烟花时，程俊华和刘志宏已登记离婚，且雄友商行、李通贤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二人存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或共担风险等事实，雄友商行、李通贤认为上述二人共同经营宏达经营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关于广联公司是否为涉案缺陷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的供货者。经查，根据雄友商行、李通贤提供的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查询、产品外包装照片，涉案烟花外包装上所贴电子监管码的最后交易信息显示经营单位为广联公司，但电子监控码亦即标识码明确显示是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的标识码，而非涉案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的标识码，广联公司还提交了与该标识码显示为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予以佐证，故雄友商行、李通贤所举证据虽能证明涉案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外包装上贴有由广联公司提供的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但不足以证明涉案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是由广联公司提供。综上所述，雄友商行、李通贤主张程俊华、刘志宏、宏达经营部、广联公司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并就其所赔偿的损失向上述主体进行追偿，但无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雄友商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李通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425元，由雄友商行、李通贤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雄友商行、李通贤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交易记录、微信聊天记录；2.烟花外包装照片（当庭提交实物核对）；3.（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庭审笔录；4.证人龙瑞坚的证言（已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二审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在涉案烟花出售时，程俊华与刘志宏已经离婚，而宏达经营部的登记经营者为刘志宏，证据1的微信内容不足以证明程俊华也是经营者之一，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2、3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属于证人证言，经审查，证人龙瑞坚曾经是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的员工，结合证据2、3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龙瑞坚的部分证言（反映雄友商行、李通贤从宏达经营部处购买涉案缺陷产品）予以采信，具体分析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雄友商行、李通贤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是否为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二、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应如何认定；三、具体的追偿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如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可以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追偿。本案中，雄友商行、李通贤作为涉案缺陷产品的销售者，已向受害人进行了损害赔偿，现其以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程俊华、广联公司为供货者为由主张追偿权。（一）关于宏达经营部、刘志宏是否为供货者的问题。经审查，在（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的庭审过程中，刘志宏出庭确认其向李通贤出售涉案烟花产品，并陈述了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情况。对此，雄友商行、李通贤认为刘志宏已对客观事实作出了确认，刘志宏则认为其在前案所述不是事实，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说法；基于该情况，为了进一步证明事实，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诉讼中提供了龙瑞坚的证言、烟花外包装照片、梁德恩的证言作为证据。经审查，首先，刘志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前案出庭作证时自己所述的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对于自己亲自陈述的事实，刘志宏在本案中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其次，证人龙瑞坚曾经是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的员工，应当清楚及了解经营部的有关情况，其在二审期间出庭陈述涉案烟花产品的出售情况，主要反映了李通贤（雄友商行）从宏达经营部处购买上述产品，该证言可信程度高；同时结合当事人提供的烟花外包装照片、梁德恩的证言（该证人一审出庭反映李通贤到宏达经营部购买涉案烟花，此后宏达经营部由一个叫阿坚的人送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进一步佐证刘志宏在（2019）粤06民终1243号案庭审过程中所作出的陈述。因此，综合上述分析，雄友商行、李通贤主张其从宏达经营部、李志宏处购买涉案烟花产品，具有事实依据，可信程度高，本院予以采纳。另外，宏达经营部、李志宏认为对方提供的2018年2月14日送货单是虚假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本案并不以该送货单作为定案依据，即使该证据存在伪造的可能性，但该情形并不能否定相关证据链所证明的事实（即刘志宏在前案的陈述、龙瑞坚的证言、烟花外包装照片、梁德恩的证言），故本院认定宏达经营部、刘志宏为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程俊华是否为供货者的问题。经审查，在涉案烟花出售时，程俊华与刘志宏已经离婚；而宏达经营部的登记经营者为刘志宏，雄友商行、李通贤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程俊华也是经营者之一，故本案不能认定刘志宏、程俊华存在共同经营、共同受益的事实。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程俊华仅是宏达经营部的工作人员，其履行职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宏达经营部承担，故本案不能认定程俊华是供货者。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广联公司是否为供货者的问题。经审查，虽然涉案烟花外包装上所贴电子监管码的最后交易信息显示经营单位为广联公司，但电子监控码亦即标识码明确显示是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的标识码，并不是涉案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的标识码，诉讼中广联公司提交了与该标识码显示为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作为反驳证据，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产品“1.2寸8波罗马烛光”烟花是由广联公司提供，据此不能认定广联公司是供货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关于宏达经营部、刘志宏的责任问题。根据（2019）粤06民终1243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可知，涉案烟花销售包装上并未标识燃放说明等内容，且在燃烧时出现炸筒现象，该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并危及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依法认定涉案烟花存在产品缺陷。在该次事件中，雄友商行、李通贤是烟花的销售者，宏达经营部、刘志宏则为其供货者。经审查，宏达经营部、刘志宏将存在产品缺陷、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烟花供货给雄友商行、李通贤，没有尽到自身的责任及义务，明显存在过错，应当对此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而雄友商行、李通贤作为销售者，理应知晓烟花爆竹的销售包装应当符合标准，而涉案烟花包装上并未标识燃放说明等内容，显然不符合有关标准，在此情况下其仍予以出售，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此产生的损失也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自身所负的义务、与受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等各方面因素，本院酌定由宏达经营部、刘志宏承担80%的责任，雄友商行、李通贤承担20%的责任。（二）关于程俊华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本案不能认定程俊华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也不能认定刘志宏、程俊华存在共同经营、共同受益的事实，程俊华仅是宏达经营部的工作人员，其履行职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宏达经营部承担，故本案中程俊华无需承担责任，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广联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本案不能认定广联公司是涉案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另外，雄友商行、李通贤也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缺陷产品包装上电子监管码或标识码的张贴问题是广联公司的原因造成的，故本案不能认定广联公司需承担责任。雄友商行、李通贤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受害人余少阳索赔案件的执行情况可知，雄友商行、李通贤已经缴纳款项合计491487.81元，包括赔偿款479110.46元、案件受理费3808元、迟延履行债务利息1425.35元、执行费7144元。经审查，在受害人余少阳索赔案件的二审判决作出之后，雄友商行、李通贤应按照法院判决履行赔偿义务，但其没有依法履行，由此产生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1425.35元、执行费7144元应由其自行承担，不能作为本案的追偿款项。至于赔偿款479110.46元、案件受理费3808元，合计482918.46元，属于因案涉事故而产生的损失及费用，可作为本案的追偿款项，根据前文所认定的责任比例，宏达经营部、刘志宏应承担80%，即其应向雄友商行、李通贤支付386334.77元（482918.46元×80%=386334.77元）。至于利息问题。本案中，雄友商行、李通贤通过诉讼的合法途径追偿案涉款项，宏达经营部、刘志宏应履行自身义务，但其没有履行，故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各方面因素，宏达经营部、刘志宏从起诉之日起支付相关利息为宜，具体计算方式为：以386334.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息随本清。雄友商行、李通贤请求的数额过高，对其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雄友商行、李通贤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无理部分，不予支持。本案系因当事人二审提供新的证据导致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二、鼎湖区宏达烟花爆竹经营部、刘志宏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李通贤支付款项386334.77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86334.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息随本清）；三、驳回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李通贤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25元，由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李通贤负担947元，由鼎湖区宏达烟花爆竹经营部、刘志宏负担34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50元，由佛山市三水雄友贸易商行、李通贤负担1894元，由鼎湖区宏达烟花爆竹经营部、刘志宏负担69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卢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