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1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菁，女，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韬，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宜宾市翠屏区恒昌塑料厂，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叙府路东段北侧。 投资人：潘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刘全，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男，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岸航天路中段6号。 法定代表人：邓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男，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何菁因与被申请人宜宾市翠屏区恒昌塑料厂（简称恒昌塑料厂）、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怡安龙润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川民再51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20)川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被申请人恒昌塑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刘全、李勤，被申请人怡安龙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菁申请再审称，1.何菁作为案涉房屋的预告、备案登记权利人，未参加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案件审理；宜宾寅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寅吾公司）作为案涉小区共同开发建设方以及拆迁协议书的签约主体，未参加本案审理，两案均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2.案涉拆迁协议不合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1）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怡安龙润公司不属于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且建设单位无权以拆迁人身份与恒昌塑料厂签署拆迁协议书，二审法院认为怡安龙润公司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错误。（2）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案涉房屋征收无政府征收决定，无征收补偿方案，怡安龙润公司的拆迁补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3）怡安龙润公司通过自行拆迁安置补偿并以“毛地”方式获取出让土地，违反相关行政规定。3.本案认定拆迁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案件认定的2014年12月14日不一致，二审法院未就拆迁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进行鉴定错误。4.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认定何菁对案涉房屋的预告登记具有准物权登记效力，具有物上排他性，一、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认定恒昌塑料厂对拆迁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5.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安置房源特定、具体这一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拆迁协议书约定的房源无具体门牌号，协议约定的柱线位置是依据2012年施工图确定，该图并非协议约定的附件，也未经政府审批。（2）根据宜宾市房管局测绘报告以及商业房分割公示，4号楼因设计变更发生了重新分割、重新划分。（3）拆迁补充协议约定的安置房为5套具有独立所有权证的商铺，无证据证明该5套房即是登记于其名下的该套房屋。（4）恒昌塑料厂一审时自认、怡安龙润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8日、2016年1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2016年6月20日恒昌塑料厂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的《自救协议书》，可以证明在何菁预告、备案登记之前，安置房源不特定、不具体。6.恒昌塑料厂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审判决认定该厂享有特种债权，缺乏证据证明。（1）恒昌塑料厂未持有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第717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李勤、武淑君将恒昌塑料厂的土地及地面建筑进行了收购。（3）其他拆迁户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商业房安置主体是李庆。请求：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恒昌塑料厂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撤销再审裁定，维持二审判决。 怡安龙润公司辩称，新证据承诺书可以证明恒昌塑料厂与该公司系联合开发房地产关系，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在该厂要求该公司出具承诺书时就已废弃。 何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书中“恒昌塑料厂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7号附1、2、3、4、5号商业用房享有优先权”的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昌塑料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为加快实施城市改造，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宜府通【2010】7号《关于实施南岸东区组团D-2-3地块范围内城市改造有关事项的通告》，通告内容载明该地块由怡安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竞得，并负责实施改造工作；改造内容为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2013年9月5日，恒昌塑料厂（乙方／被拆迁人）与怡安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及案外人寅吾公司（丙方／担保人）签订了《宜宾市南岸东区地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简称拆迁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迁其位于宜宾市南岸东区地块，宗地编号ＹＳ××10-12,位于叙府路东段北侧的房屋和土地，土地面积2512.55㎡，土地上房屋用途为：营业用房、车间、仓库，土地使用权证号宜宾市国用（2000）字第0713号；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相结合的拆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叙府路东××国际小区××楼××层门面营业用房（从右到左）1、2、3、4、5号门面（面积523.6㎡）地下车位12个（其中甲方自愿赠送6个车位给乙方，乙方购买6个车位，单价120000元每个），所在位置在停车场入口之后连续1至12个车位；二层商业用房面积912.05㎡（并约定有柱线位置）；27层跃28层361.43㎡，露台101.65㎡；26层Ｃ3户型面积58.59㎡、26层Ｄ3户型面积128.18㎡；25层Ｃ3户型面积58.89㎡、25层Ｄ3户型面积128.18㎡；置换给乙方。第四条约定，27层跃28层，按8100元／㎡计算多退少补；露台按2980／㎡计算多退少补；26层、25层按7000元／㎡计算多退少补；二层商业用房按12000元／㎡计算多退少补；一层门面营业用房按40000元／㎡计算多退少补。此外双方还就各项安置费用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案外人丙方作为担保人为甲方的上述合同义务作担保。该份拆迁协议书在四川省宜宾市合力公证处作了公证。 此后怡安龙润公司出具商业楼安排明细，载明该公司向恒昌塑料厂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置为4号楼1层7号附1-5号。 恒昌塑料厂（乙方／被拆迁人）提供了其于2013年12月14日与怡安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的5份《宜宾市南岸东区地块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简称补充协议），该5份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怡安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于：叙府路东段龙润国际4号楼1层7号附1号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80.07㎡；1层7号附2号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99.58㎡；1层7号附3号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168.45㎡；1层7号附4号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75.22㎡；1层7号附5号门面营业房，建筑面积约100.28㎡。上述商铺的实际建筑面积均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面积为准。 2015年3月16日，何菁（买受人）与怡安龙润公司及案外人寅吾公司（出卖人）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龙润国际小区4幢1层2、3、4、7号商业用房，预测建筑面积共751.78㎡，总价款12028480元，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何菁出示的付款凭证（复印件）为：1.2014年9月15日怡安龙润公司向何菁出具的收款收据一张，金额为3000万元，款项事由为房款；2.中国工商银行的转款凭证，2014年9月16日转款2笔金额共计1500万元，2014年9月19日转款1笔金额为1500万元。 根据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7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536.5㎡）已于2015年3月18日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备案买受人为何菁。资料中该套房屋“拆迁户姓名”一栏载明为恒昌塑料厂。2015年3月19日，何菁就该诉争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宜宾市房预翠屏区字第××号）。 2016年11月，恒昌塑料厂将怡安龙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厂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7号附1至5号商业用房享有优先权，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恒昌塑料厂对以上营业用房享有优先权。判决之后恒昌塑料厂和怡安龙润公司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2016年12月29日，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向何菁发出宜房发（2016）179号文件《关于依法撤销龙润国际项目4套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的通知》，告知何菁根据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川1502民初6578号等四份民事判决书，房管局经研究决定将依法撤销龙润国际4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其中即包括本案该套房屋。该通知中对应本案所涉房屋的被拆迁人载明为恒昌塑料厂。何菁认为确认恒昌塑料厂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权，损害了其权益，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何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何菁负担。 何菁不服一审判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何菁提交了新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1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恒昌塑料厂的资产已被李勤收购，恒昌塑料厂无原告主体资格；2.平面图、统计表，拟证明案涉房屋安置对象是李庆；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3）翠屏民初字第3331号民事裁定书、（2017）云06执20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周刘全没有代理资格，一审判决应予撤销。 二审法院对何菁提交的证据审核如下：对证据1，恒昌塑料厂与其经营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恒昌塑料厂经营主体的变更不影响恒昌塑料厂作为独立企业主体的地位，拆迁协议书系恒昌塑料厂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该证据中记载的当事人之一的李勤仅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二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2，该证据与一审中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龙润国际拆迁房安置房源明细表》内容不一致，一审法院卷宗中的《龙润国际拆迁房安置房源明细表》记载4幢1层的被拆迁人是恒昌塑料厂而非古国高举证中记载的“李庆”，且何菁仅提供了复印件无法与其原件核实，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二审中，恒昌塑料厂提交了与周刘全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其与周刘全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何菁提交的证据形成时间在该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之前，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何菁的证明目的。 恒昌塑料厂提交了新证据：1.《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宜发改办发[2010]624号，拟证明开发商怡安龙润公司是唯一业主。2.《承诺书》、《利息支付明细表》，拟证明何菁与怡安龙润公司之间系高利借贷关系，何菁不是真实的购房人。3.《证明》，拟证明怡安龙润公司将拆迁安置对象恒昌塑料厂“李勤”写成“李庆”系笔误，安置主体应为恒昌塑料厂。 二审法院对恒昌塑料厂提交的证据审核认定如下：证据1，系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真实、合法，能证明怡安龙润公司系案涉小区开发业主方，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何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二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仅能证明李庆系笔误，应当为李勤。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原案是否遗漏诉讼主体、是否违反法定回避原则，是否应对补充协议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本案诉争房屋所在小区虽属于怡安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但从2013年恒昌塑料厂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后，恒昌塑料厂履行了合同义务，怡安龙润国际小区才得以顺利修建，至今寅吾公司均未对签订的该拆迁协议书提出异议，应视为寅吾公司默认怡安龙润公司的一切开发行为，故何菁主张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遗漏寅吾公司作为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审核，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案件的审判人员并未参与本案的审理，故何菁称本案一审法院违反法定回避原则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有公证书证明拆迁协议书签订时间早于何菁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对拆迁协议书的完善，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与本案定案事实无直接关系，故一审法院未组织对补充协议进行鉴定，并无不当。 关于2013年拆迁协议书以怡安龙润公司为“拆迁人”签订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怡安龙润公司系根据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宜府通【2010】7号通告内容负责实施改造工作，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故何菁主张怡安龙润公司不具有“拆迁人”主体签约资格，拆迁协议书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何菁称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不具有特定性，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恒昌塑料厂不应享有对案涉房屋的优先权及原判依照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2016年提供的资料判决驳回何菁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本案拆迁协议书中约定了恒昌塑料厂选择货币补偿及产权调换拆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并明确约定安置房产有位于叙府路东××国际小区××大道××楼××层门面营业用房（从右到左）1、2、3、4、5号门面（面积523.6㎡），地下车位12个，所在位置在停车场入口之后连续1至12个车位；二层商业用房面积912.05㎡（并约定有柱线位置）；27层跃28层361.43㎡，露台101.65㎡；26层Ｃ3户型面积58.59㎡、26层Ｄ3户型面积128.18㎡；25层Ｃ3户型面积58.89㎡、25层Ｄ3户型面积128.18㎡，上述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拆迁安置房位置、用途特定的要求。上述法条对安置房位置的特定条件并未规定要具体到安置房的门牌编号，且在签订拆迁协议书时就要明确安置房的具体门牌编号等，也脱离了拆迁协议书签订时房屋尚未开建的实际状况，故何菁以此为由主张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恒昌塑料厂作为被拆迁人，其通过拆迁协议书的签订对讼争房屋享有特种债权，该特种债权是一种法定的债权上的优先权、一种不需登记公示的优先权，且效力优于何菁的预告登记。故何菁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菁认为一审判决不符合相关制作规范，应当撤销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在部分事实引用和表述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但并未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实体处理，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何菁负担。 何菁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川民申377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何菁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认为，宜宾市人民政府宜府通【2010】7号《关于实施南岸东区组团D-2-3地块范围内城市改造有关事项的通告》载明该地块由怡安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竞得并负责实施改造工作,本案诉争房屋所在小区属于怡安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怡安龙润公司及寅吾公司共同作为出卖人与何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寅吾公司并未对案涉拆迁协议书提出异议，但寅吾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本案相关事实与寅吾公司有关，原审未通知寅吾公司参加诉讼，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再审裁定：1.撤销一、二审判决；2.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关于恒昌塑料厂与怡安龙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 怡安龙润公司举示了承诺书复印件、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田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田坝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曾泽彬的工作笔记复印件，证明该公司与恒昌塑料厂之间不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关系，而是联合开发房地产关系。 恒昌塑料厂为了反驳怡安龙润公司的主张，举示了怡安龙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原件、田坝社区居委会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该厂与怡安龙润公司之间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承诺书只是双方对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为4326.6㎡的确认。 经查，承诺书原件载明：怡安龙润公司（简称承诺人）：承诺人以出让的方式依法获得宜宾市南岸东区地块，宗地编号：ＹＳ××10-12，恒昌塑料厂位于南岸××××北侧《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宜宾市国用（2000）字第0713号，面积：2512.55㎡，在该土地范围内，现承诺人对该地块进行商业和住宅开发，需对恒昌塑料厂进行房屋和土地、房屋室内装修、过渡费、奖励、职工安置费、停产停业补偿费、设备搬迁费等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承诺人与恒昌塑料厂协商同意后，承诺人与恒昌塑料厂双方自愿按照《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宜宾市国用（2000）字第0713号，面积：2512.55㎡乘以政府及相关部门规定的容积率2.87计算，（即2512.55㎡的土地面积×容积率2.87＝应修建约：7211㎡的房屋，双方同意按照怡安龙润公司占4成（即7211㎡×40%＝2884.4㎡），恒昌塑料厂占6成（即7211㎡×60%＝4326.6㎡）的比例进行分成，承诺人承诺该土地范围内的租赁户由承诺人负责拆迁安置、房屋建筑所需费用、产权办理分割过户相关手续及其所有一切税、费等费用均由承诺人承担。2013年9月2日。 恒昌塑料厂对怡安龙润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称，承诺书复印件、工作笔记复印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承诺书复印件不完整，承诺书原件载明出具时间为2013年9月2日，系该厂与龙润公司进行拆迁安置前期谈判时，对拆迁安置补偿方式的相关约定，该厂与怡安龙润公司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怡安龙润公司对恒昌塑料厂举示的证据质证称，承诺书原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其上的日期为该厂私自添加，承诺书系恒昌塑料厂于2018年6、7月打印好后要求该公司盖章，该厂为多占房屋面积主动放弃了拆迁户的资格，自愿与该公司联合开发案涉项目。对社区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何菁对怡安龙润公司、恒昌塑料厂举示的证据质证称，社区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单位证言的形式要件，对其不予认可。其余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恒昌塑料厂并非真实的拆迁户，该厂与怡安龙润公司之间是联合开发房地产关系，承诺书的出具时间系倒签，申请对承诺书原件中怡安龙润公司印章、手写落款时间以及纸张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承诺书原件、复印件的主文部分以及田坝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曾泽彬的工作笔记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田坝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单位证言的形式要件，对其不予采信。关于承诺书原件载明的时间是否系倒签，承诺书是否可以证明怡安龙润公司与恒昌塑料厂之间系联合开发房地产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承诺书未对双方合作方式、出资比例、风险承担等进行约定，仅载明房屋分配的情况，不具备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根据承诺书“现承诺人对该地块进行商业和住宅开发，需对恒昌塑料厂进行房屋和土地、房屋室内装修、过渡费、奖励、职工安置费、停产停业补偿费、设备搬迁费等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内容，承诺书实际是对恒昌塑料厂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相关情况的承诺；怡安龙润公司与恒昌塑料厂均认可2013年拆迁安置协议已部分履行，补充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怡安龙润公司与恒昌塑料厂之间系联合开发房地产关系。承诺书的出具时间不影响对本案怡安龙润公司与恒昌塑料厂之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的认定，对何菁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二、各方当事人举示的其他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 何菁举示了如下证据：１.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执异223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案涉项目由怡安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寅吾公司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２.本院(2016)川民再4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认定商品房预告登记可以对抗拆迁户对拆迁安置房屋的优先权。3.何菁向本院递交了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补充协议中怡安龙润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恒昌塑料厂公章、李勤签名笔迹以及纸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恒昌塑料厂、怡安龙润公司均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本案是否遗漏寅吾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此后予以评述。证据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判决的裁判理由与何菁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一致，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何菁的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虽然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认定拆迁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14日，但四川省宜宾市合力公证处于2013年9月5日作出公证书，证实拆迁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9月5日，在何菁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日期2015年3月16日之前，无论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拆迁补充协议签订的日期为2014年12月14日，还是本案出示的拆迁补充协议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14日，均在何菁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日期2015年3月16日之前。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拆迁协议、拆迁补充协议均签订于何菁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一、二审法院未组织对补充协议进行鉴定，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 恒昌塑料厂举示了如下证据：本院（2019）川民申21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关联案件与本案处理结果不一致，同案应当同判。何菁质证认为，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对其不予认可。怡安龙润公司质证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具体个案应根据该案相关事实进行裁判，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寅吾公司的问题。经查，案涉项目由怡安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拆迁协议书亦由怡安龙润公司、寅吾公司与恒昌塑料厂共同签订，其中约定寅吾公司为怡安龙润公司履行拆迁协议书承担担保责任和协助怡安龙润公司办理公证事宜等。恒昌塑料厂履行合同义务后，怡安龙润国际小区得以顺利修建。何菁未起诉主张由寅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寅吾公司亦一直未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提出异议，寅吾公司并非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再审裁定以原审未通知寅吾公司参加诉讼，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关于何菁未参加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案件审理，是否构成撤销该案的事由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的规定，遗漏当事人并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主文存在错误，何菁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该案，理由不成立。 关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民初6578号确认恒昌塑料厂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7号附1、2、3、4、5号诉争商品房享有优先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首先，2010年12月，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宜府通【2010】7号《关于实施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范围内城市改造有关事项的通告》，通告内容载明该地块由怡安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竞得，并负责实施改造工作；改造内容为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怡安龙润公司系根据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宜府通【2010】7号通告内容负责实施改造工作，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二审法院据此认定何菁主张怡安龙润公司不具有“拆迁人”主体签约资格，拆迁协议书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无不当。其次，拆迁协议书中约定恒昌塑料厂选择货币补偿及产权调换拆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并明确约定安置房产位于当地××路××龙××国际小区××楼××层门面营业用房（从右到左）1、2、3、4、5号门面（面积523.6㎡），地下车位12个，所在位置在停车场入口之后连续1至12个车位；二层商业用房面积912.05㎡（并约定有柱线位置）等置换给恒昌塑料厂。之后，怡安龙润公司与恒昌塑料厂又签订拆迁补充协议，约定拆迁协议书中载明的怡安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第2层部分柱线位置的房屋即是案涉房屋，建筑面积约411.89㎡。上述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拆迁安置房位置、用途特定的规定。何菁提出，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不特定、不具体，本案不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理由不能成立。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本案中，拆迁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9月5日，拆迁补充协议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14日，均在何菁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日期2015年3月16日，及何菁办理案涉房屋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日期同月19日之前，故本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预告登记后”适用情形。何菁提出，其已将所购房屋办理预告登记，享有排他权利，理由不能成立。恒昌塑料厂作为被拆迁人，其与怡安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后，其依法享有拆迁协议书约定的相应债权，该债权是一种法定的债权上的优先权、一种不需登记公示的优先权。 综上所述，再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菁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当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再516号民事裁定； 二、维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民终49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钰冰 审判员  杨 军 审判员  曾 蕾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赵诗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