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4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507室。法定代表人：郑淑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林、王健，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瑞洲，男，196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文意，随县神农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追加）：范小宝，女，194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五村43号403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海波，北京市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飞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瑞洲、原审第三人范小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9）鄂1321民初1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运用网络庭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飞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被上诉人沈瑞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文意、原审第三人范小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海波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飞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9）鄂1321民初119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上诉人极不公平。1.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论是合同对价还是履行期限均不相同且相互排斥，不可能同时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并未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变更或消灭的相应证据，故《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的结论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QQ截图系伪造的证据，其性质仅为可轻易实现修改的图片，不属于即时通信软件形成的聊天记录，在上诉人已经否认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全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将该款项支付给第三人的行为和上诉人有关。4.2017年3月3日被上诉人从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的资金均为现金，明显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给付标的物性质不一致，由此可知两者之间的资金往来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关。5.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全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自行使用该资金的流向是指向上诉人的。6.一审判决将仍在审理中的其他股东—李建林“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李建林转入的358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当日向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款3000000元”，以及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用以推定本案上诉人通过指示第三人、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付股权转让款是穿凿附会。7.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诉人股东的身份，不应影响对本案事实的判断。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的判决有利害关系，应当列为第三人或当事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二、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沈瑞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范小宝述称，一审判决没有判定我方承担责任，对该结果认可，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和股权转让款的去向，第三人既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沈瑞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10000元联飞翔股票兑现款62000元及逾期兑现资金的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在随县经济开发区成立，注册资本2110万元，被告联飞翔公司占公司股权比例66.82%；原告沈瑞洲出资5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0.24%。2016年5月27日，原告沈瑞洲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联飞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联飞翔公司，双方约定：“……甲方拟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12.5万元(大写:壹拾贰万伍任元整)……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前款约定的币种和金额将标的股权转让款的10%,即人民币1.25万元支付给甲方……乙方应在公司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前款约定的币种和金额将余款即人民币11.25万元支付给甲方……”。同日原、被告双方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一、《股权转让协议》中拟转让的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约定总价款为:12.5万元,在满足以下条件下,甲方预期将获得1.5万股乙方股权(以下称“联飞翔股权”)作为本次转让行为的支付对价。二、交易方式:现金加置换股权。三、本次转让款支付时间: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甲乙双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同时受让方以现金支付转让方转让款总额的30%;其余价款以置换联飞翔股权的方式,以股权方式分三年支付。工商变更完成后,由个人开立银行账户,公司将所有转让款一次支付,同时将70%的转让款置换成联飞翔股份,由代持单位与转让方签订代持合同,每年释放三分之一股权,交易到转让方账户、代为持有或交易具体兑付时间和股权数额如下:第一期:乙方应在2017年1月25日前将0.5万股联飞翔股票转让给甲方或代为交易。第二期:乙方应在2018年4月30日前将0.5万股联飞翔股票转让给甲方或代为交易。第三期:乙方应在2019年4月30日前将0.5万股联飞翔股票转让给甲方或代为交易。四、若任意一次股权兑现时联飞翔二级市场股价低于6.2元/股时,乙方应按照6.2元/股进行差额补足。若任意一次股权兑现时联飞翔二级市场股价高于6.2元/股时,其收益归甲方所有。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上协议签订后，2016年6月24日，被告联飞翔公司通过银行向原告的银行帐户转款125000元，同一天原告的该帐户向第三人范小宝的帐号为62×××44银行帐户内转款87500元。2017年3月3日，被告联飞翔公司副总经理崔正朔向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原股东**发QQ信息显示，向原告沈瑞洲付款29000元已获审批同意，同一天从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帐号为01×××78的银行帐户内向原告沈瑞洲的银行帐户内转款29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沈瑞洲与第三人范小宝不相识，之前与范小宝、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无商业、经济往来。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股东之一，双方之间经济交往频繁，其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李建林转入的358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当日向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款3000000元，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联飞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郑淑芬。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系双方自愿协商签订，不违背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无争议，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得到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补充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生效。原告主张其已按该协议的约定向被告联飞翔公司转款87500元，为此在庭审中提交了向第三人范小宝的银行帐户转款87500元的交易明细、被告联飞翔公司副总经理崔正朔向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原股东**发的QQ信息、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沈瑞洲转款29000元的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后按约转出款87500元，并在该协议约定的第一期收款时间到期后收到29000元，履约时间、金额与协议的约定基本吻合，虽然收、付款均不是被告所为，但原告与第三人范小宝不相识，之前与范小宝、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无商业、经济往来，除本案纠份外，无其他客观事实和理由能解释原告与第三人范小宝、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所涉本案的经济交往。且纵观本案被告与湖北联飞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原股东同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除合同金额不一样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的履约情况看，原股东转出的70%股权转让款的收款方均系不相识，无商业、经济往来的第三人（分别为范小宝、郭兴昌、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的第一笔三分之一股权转让款均来自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同一账户（帐号01×××78），该公司系被告联飞翔公司的股东之一，与被告联飞翔公司经济交往频繁，其收到原股东李建林3580000元股权转让款当日即将其中3000000元转入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而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联飞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郑淑芬。原股东**在收到第一笔三分之一股权转让款之前还收到被告联飞翔公司副总经理崔正朔“已获审批同意”的QQ信息，显示原告的收款金额为29000元，原告当天就收到该款项。综合以上证据及事实，法院认为原告将87500元转给第三人范小宝及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将29000元转给原告均系受被告委托或指令所为具有高度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且被告虽辩称《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但并未就双方合同关系的变更或消灭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已按照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将87500元股权转让款转给被告，故被告亦按约定分三期将款付给原告。被告已付清第一期款项，尚有两期未支付，原告主张其支付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逾期兑现资金的利息，应予以支持，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31000元（6.2元/股×0.5万股）为本金分别自2018年4月30日、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法院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瑞洲支付股票兑现款62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1000元为本金，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分别自2018年4月30日、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法院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0元，减半收取670元，由被告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联飞翔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汇款凭证一组、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民联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各一份。证明目的：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中民联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500万元，2016年6月27日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300万元系偿还2015年7月3日50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本金，与被上诉人所称的股权转让款无关。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沈瑞洲认为，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联飞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也是同一股东，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审第三人范小宝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无法作出评论。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沈瑞洲、原审第三人范小宝对上诉人联飞翔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能提供反证，现不能否定其真实性，但是否能够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及对本案实体处理产生影响，需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进行分析评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与本案类似的案件共有五件，原审原告分别为沈瑞洲、刘蓝兰、**、李建林、陈海平，其中李建林、陈海平案一审法院尚未作出判决。沈瑞洲等五人在二审过程中就涉案股权转让细节及资金流向均向本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崔正朔系联飞翔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淑芬的女儿，参加了二审庭审的旁听。本院在庭审中责令范小宝说明涉案资金来龙去脉，事后范小宝向本院邮寄一份说明，称自己年事已高，记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联飞翔公司与被上诉人沈瑞洲于2016年5月27日同一天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在前，《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在后，两份合同签订顺序有先后，且约定的内容及履行方式明显不同。前者不能兼容后者，但后者可在前者履行完毕后继续履行，故《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当事人最终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处理本案纠纷应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为准。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看，《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沈瑞洲的履行行为继续受《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束，其转款87500元的行为系受上诉人联飞翔公司指派的行为。《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同时将70%的转让款置换成联飞翔股份,由代持单位与转让方签订代持合同”，代持单位虽然没有和沈瑞洲签订代持合同，但沈瑞洲向范小宝转款即代表了其同意代持股份的意思表示。在上诉人联飞翔公司利用优势地位掌控补充协议履行的情况下，沈瑞洲按照上诉人指令转款应当认定为履行了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本案的事实：首先，上诉人联飞翔公司否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实际履行，没有提交足够证据证实，按照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沈瑞洲、刘蓝兰、**、李建林、陈海平五人均于2016年5月27日和上诉人联飞翔公司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五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收到的第一笔30%股权转让款均来自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同一账户（帐号01×××78），该公司系被告联飞翔公司的股东之一，系关联公司；再次，与沈瑞洲、刘蓝兰、**、李建林、陈海平五人关联的案件及事实中，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联飞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郑淑芬，联飞翔公司副总经理崔正朔是郑淑芬的女儿，而沈瑞洲、刘蓝兰、**、李建林、陈海平五人此前与范小宝、郭兴昌、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从不相识亦无任何往来。对前述事实上诉人联飞翔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沈瑞洲将87500元转给范小宝及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将29000元转给沈瑞洲均系受联飞翔公司委托或指令所为具有高度可能性，并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是正确的。沈瑞洲已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履行87500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联飞翔公司亦应按协议约定履行。联飞翔公司已付清协议约定的第一期款项，应支付剩余两期款项。对沈瑞洲诉请联飞翔公司支付逾期兑现资金的利息，一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31000元（6.2元/股×0.5万股）为本金分别自2018年4月30日、2019年4月30日计算至法院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并无不当。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对联飞翔公司追加北京中民强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或当事人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联飞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上诉人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亘审判员 袁 涛审判员 吕丹丹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郭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