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6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长荡湖花苑6幢-12号。法定代表人：吴国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生，江苏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立群，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常州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立群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3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鑫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国中2014年1月18日交付现金45万元给高立群的事实是否存在。一、被上诉人的领条是证明收到45万元的直接证据。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领条：“今领金坛汇鑫置业石材干挂款肆拾伍万元整（450000.00)票未开。领款人高立群2014年1月18日。”该领条是被上诉人领取45万元现金时出具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吴国中的。此据为领条而非借条，领条是直接证明已经领到钱、物的凭证，对被上诉人领到45万元款项的事实完全具有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付领款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便否定了该领条的证明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出具金额为293.176万元的发票也是已收取款项的直接证据。2016年2月2日工程结算审定工程款为3003689.3元，至2016年2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付款是3081760元。被上诉人收到工程款后，至2017年1月26日向上诉人共开具了8张工程款发票，合计金额为2931760.63元。如按被上诉人所说本案争议的45万元没有收到，仅仅收到2631760元，那被上诉人发票就多开了30万元，被上诉人在开具最后一笔发票时数额精确到了80.71083万元，显然是经过了精心计算，不可能在没有收到工程款的情况下，多开出收到30万元的发票。发票是经济活动中收付款项的凭证，被上诉人自己出具的发票已否定了仅仅收到263.176万元工程款的主张。三、一审判决依据其中一张“合同付款审批表”中的已付金额没有将45万元累计计算，就否定45万元的支付，与事实明显不符。一审法院的认定仅是主观推测，不能否定45万元支付的事实，因为“合同付款审批表”的主要用途是供领款人申请领取工程款使用，其中“已付款金额”并非是必填栏目，该栏目即使不填写也不影响工程款的审批和支付，而且未填写的居多。即使填写对其要求也不严格，审批人也不对此数字审核，最终的结算仍然要以实际支付和财务部的核算为准。如2015年2月13日“合同付款审批表”中的“已付款金额”是2450000，本次申领了10万且已支付；紧接着申领支付的2016年2月5日“合同付款审批表”中的“已付款金额”应是2550000元，但实际填写的是2481760元，少了63240元，也是明显错误的数据，当然也不能以此作为计算已付工程款的依据。四、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确认劳务费已全部结清。案涉工程于2014年年底竣工，2015年2月1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书面的承诺书“现工程已竣工交付，本人确认工人2014年的劳务费已全部结清。本人郑重承诺：如出现工人闹事均与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无关。”该承诺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愿的反映，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高立群辩称，上诉人所谓的理由是不存在无中生有的。本案的焦点是汇鑫公司到底有没有支付给我2笔45万，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他们给过我2笔45万，我有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没有给过我2笔45万。在一审中上诉人的律师坚持称吴国中支付给我的，现金的来源是备用金，而事实是吴国中根本没有支付过我45万，有一审的录音材料为证。吴国中本人根本不清楚这个45万的事情，让财务去查账看看有没有这个记录。由此证明汇鑫公司付给我的工程款都是由财务安排的，吴国中根本没有插手，所以上诉人称以财务为准也是事实。上诉方不能拿出支付给我的2笔45万的直接证据，如果财务支付了2笔45万，那么财务上应该留有记录和银行流水记录，但是财务上只查到借条上1月21日的汇款记录。汇鑫公司的工程部是安排工程申请款的部门，明确记录了高立群在汇鑫公司申请支付了工程款的数目，虽然与财务记录的精确数字有一定微小的差异，但是基本是相似的，证明汇鑫公司支付工程款是可信的。上诉人提出的各种理由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的。上诉人提出的承诺书是高立群承诺支付给高立群干活的工人的工资，保证工人不闹事而并非是上诉人所说的全部结清了工程款。如果说是全部结清，那为什么后面又出现2笔汇鑫公司打给高立群的工程款？高立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汇鑫公司支付工程款371928.3元及该款从2016年2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汇鑫公司将长荡湖花苑1-7号楼的外墙干挂石材工程发包给高立群施工。2012年12月27日和2016年2月2日，双方分别签订了工程结算审定单，确定上述工程的工程款审定金额合计为3003689.3元。一审法院又查明，自2013年4月16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汇鑫公司陆续向高立群支付工程款2631760元，尚欠371929.3元。因催要无果，高立群于2019年2月14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还查明，为领取工程款，高立群于2014年1月18日向汇鑫公司出具了1份领条，内容为：领到汇鑫公司石材干挂款450000元。汇鑫公司于2015年11月将该领条入账。2016年2月5日，汇鑫公司制作了合同付款审批表，载明：合同总金额3003689.3元，已付2481760元，本次申请付款金额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高立群个人并无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资格，因而其与汇鑫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建筑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鉴于双方已进行了结算，故高立群仍有权参照双方的约定要求汇鑫公司支付工程款。根据现有证据，汇鑫公司尚欠高立群工程款371929.3元，高立群只主张371928.3元，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愿处分，法院予以准许，对于高立群要求汇鑫公司支付工程款371928.3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汇鑫公司辩称，除了高立群认可已收取的2631760元外，其在2014年1月18日还由法定代表人个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450000元，总计付款应为3081760元。财务人员并不清楚法定代表人支付的款项，由此产生超付。对此，虽然汇鑫公司提供了高立群于2014年1月18日出具的领条，但汇鑫公司已于2015年11月将领条入账，因而也就不存在财务人员在2016年2月5日仍不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支付450000元的情形。更何况，根据2016年2月5日合同付款审批表，若汇鑫公司曾在2014年1月18日付款450000元，则该审批表中的已付金额应为2931760元，而非2481760元。因该审批表系汇鑫公司制作，对其不利的内容应予采信。由此可见，汇鑫公司实际并未支付2014年1月18日领条中的450000元。因此，汇鑫公司的上述辩解，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由于汇鑫公司在高立群主张后未能及时付款，故其不仅应向高立群支付工程款，还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高立群主张从签订最后一份审定单的2016年2月2日起参照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标准虽然符合规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汇鑫公司的付款义务在该日已届至，故对于其主张的起诉日之前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常州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立群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71928.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2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高立群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79元，由常州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虽然在2014年1月18日出具了领取45万元的领条，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已经将45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相关支付凭证，且根据双方款项支付习惯，上诉人所有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工程款均采用银行转账及支付承兑汇票的方式，并无其他支付现金的情况，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的财务凭证中也只记载了上诉人仅支付了一笔45万元的工程款，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上诉人的合同付款审批表等其他证据认定该45万元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并无不当。至于被上诉人已经开具工程款发票的金额问题，因开具工程款发票系被上诉人履行双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的附随义务，被上诉人开具发票并不等于上诉人已经支付工程款。被上诉人在2015年2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只是承诺被上诉人已经将全部的工人工资结算，与上诉人实际支付完毕工程款并无必然联系。综上，上诉人汇鑫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79元，由上诉人常州金坛汇鑫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希夷审判员  刘岳庆审判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