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20民初543号原告：胡俊，男，198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诗其，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尚燕，女，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婷婷，重庆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华平，重庆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俊与被告尚燕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诗其，被告尚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婷婷、夏华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12月29日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120,000元，并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损失；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庭审中，原告胡俊自愿撤回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4日，原、被告签订关于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转让该社区卫生服务站80%股权，转让价格为220,000元，2019年6月7日前支付120,000元，余下金额待法人变更手续完成之日全部结清。并约定被告应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应在原告付款当日将服务站经营所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服务站公章、委托书、所有固定资产、物资、财务数据等资料交予原告，同时提供服务站负责人、药品等相关全部资质、证照、单据、合同等资料。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9年6月7日向被告支付了120,000元股权转让款。上述协议签订至今，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转移相关资料，未完成卫生服务站变更登记，也拒绝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违约。2019年12月28日，原告委托律师给被告发送了律师函，要求从解除通知到达被告时解除该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支付的120,000元款项，被告于2019年12月29日收到函件，但未予回复。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尚燕辩称，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方便经营管理案涉卫生服务站，乙方需要变更该站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登记手续，则在完成变更后由乙方支付转让费100000元，可见协议并未约定相关变更登记应当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完成，在此情况下，被告有为原告办理变更登记的自由，而无为原告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原告以被告未完成该卫生服务站的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对市场主体的登记程序并不了解，该卫生服务站属于个体工商户，若需变更经营者应当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10条规定，先替被告注销，同时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变更为原告，再由原告作为新经营者重新办理注册登记，在未约定负责办理登记的责任人或是义务人，且变更登记需对方配合的情况下，双方应当协商解决。3．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被告就已经委托该卫生服务站当时的实际经营者与原告一起盘点清理了该卫生服务站的所有设备、物资等，因被告家住璧山，为了方便登记，向相关许可机关提交资料，经过协商由被告暂时保管公章证照等资料，现原告以被告未移交资料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无论是从双方的约定，还是从实现合同目的角度，移交资料只是被告的附随义务，而非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使被告经催告仍未移交资料给原告，股权转让协议也不因此而解除。4．案涉卫生服务站的实际经营管理者于2019年6月中旬完全撤出，原告按约定本应从2019年7月起直接与门面的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并承担此后的房租，但原告迟迟不入驻接管该卫生服务站，该卫生服务站一直处于空置状态。综上，完成该卫生服务站的变更登记并非被告的单方义务，相关资料暂由被告保管系双方的合意，原告也未催促过被告移交资料，被告无违约行为，原告无权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已付款，原告及时入驻接管该卫生服务站开展经营活动，是《股权转让协议》应有之义，也是其与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所在，原告无故拒不接手该卫生服务站已构成违约。被告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没有解除，现该协议仍在履行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4日，被告尚燕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作为乙方（受让方）的原告胡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股权的转让”约定，“1.甲方将其持有的该社区卫生服务站8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3.甲方向乙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20000元，大写贰拾贰万元整。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否则，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由甲方承担。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成为该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股东，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6.甲方应对该社区卫生服务站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7.转让前，甲方应书面告知乙方社区卫生目前尚欠债务，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债务由甲方最终承担。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项下第一款约定，“签订本协议当日，乙方支付人民币12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定金，余下金额法人变更手续完成之日全部结清。注：首批转让费金额120000元人民币壹拾贰万元必须在2019年6月7日前结清。”第二款约定，“作为甲方转让服务站的股权附随义务，甲方应在乙方付款当日内，将服务站经营所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服务站公章，委托书，社区的所有固定资产、物资、财务数据等资料交予乙方，同时提供服务站负责人、药品等相关全部资质、证照、单据、合同等资料。1.为了便于经营管理服务站，乙方需要变更该服务站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则在完成变更登记后，乙方支付转让费余额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第三条“违约责任”约定，“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第四条“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项下的第二款约定，“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以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条“协议的生效及其他项下”约定，“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卫生服务站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3.合同签订生效后所产生的一切医疗差错事故由乙方承担。”另，原、被告双方还签订了《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合作协议》，约定，“为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协议。名称：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服务站，住所：重庆市璧山区大路街道接龙社区高升街24号，营业期限：永久存续。股东以其出资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服务站、股东、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公司由2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万元。股东尚燕出资17.6万元，出资比例为80%，股东胡俊出资4.4万元，出资比例为20%。股东享有如下权利：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服务站新增资本时，优先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股东会，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股东承担如下义务：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服务站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在服务站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法律、行政法规或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服务站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内列入服务站法定公积金，服务站法定公积金累计为服务站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服务站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协议尾部落款）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尚燕（捺印）、胡俊（捺印）。”该合作协议的落款日期手写为“2017年7月4日”字样，对此合作协议的实际落款日期，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是在2019年4月份认识，这也是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看出，双方在2019年4月份才加微信好友，合作协议是在2019年6、7月份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订的，并不是2017年，落款时间是2017年，应该是一个笔误，是双方签订该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变更案涉卫生服务站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负责人以方便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则辩称，该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以合作协议落款记载的2017年7月4日为准。另，第一次庭审时，被告申请的证人张岩出庭作证称，胡俊于2019年4月份左右第一次去该卫生服务站的现场谈合作的时候张岩当时在场认识胡俊的。截止2019年6月7日，原告胡俊向被告尚燕共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的转让费120000元。2019年12月28日，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受原告胡俊委托，指派该所律师翁诗其向被告邮寄了《律师函》，该《律师函》载明“尚燕女士：．．．．．．现本律师代表委托人郑重提出以下要求：一、委托人要求解除与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解除通知自本律师函到达阁下之日起生效；二、委托人要求您在收函次日起5日内返还已支付的款项120000元；如您未按上述期限返还款项，委托人将继续向您主张承担返还120000元以外的赔偿损失等责任．．．．．．。”该《律师函》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邮寄，收件人为尚燕，同月29日该《律师函》的邮件投递到陆军军医大学速递易包裹柜中。被告认可确实收到了该律师函（经查询，该邮件已经于2020年1月1日由新桥医院收发室签收）。同时查明，案涉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工商登记的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注册资金10000元，经营者为尚燕。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均为尚燕，有效期限自2017年4月7日至2022年4月6日，发证日期为2017年4月7日。审理中，原告方明确请求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因该条只有一款，应为第三项、第四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双方均认为系有效协议。庭审中，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内容，对转让案涉卫生服务站的主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内容，原告诉称，该主义务是指的案涉卫生服务站经营权的转让，附随义务是指为了取得经营案涉经营权所需的上述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副本原件、公章（案涉服务站的公章）、固定资产（明细也就是被告申请的证人杨兰所称的清点的所有物品）、资质（药品的合格证）及资料（服务站的财务数据）、服务站内所购药品相关的单据（2019年6月份时所涉服务站所库存的药品）、合同（从字面意思理由应是指2019年6月份时所涉服务站所库存的药品的购销合同）、委托书（卫生服务站经营场所所需的租赁合同变更所需的委托书，也就是被告委托原告办理房屋转租所出具的）、物质（与固定资产同义）并办理卫生服务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为原告；被告辩称，转让主义务确系案涉卫生服务站经营权的转让，对原告所陈述的转让的附随义务的内容无异议。另，被告尚燕申请的证人张岩、杨兰分别出庭作证，张岩陈述，原、被告在2019年6月份对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点。杨兰陈述，原、被告在清点物品时由其书写了一份物品清单，该清单由其交给了原告胡俊。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的标的物系转让的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内物资及经营权。本案审理中，为保障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辩论权，本院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问题列为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辩论。另，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原告方释明其请求解除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拟认定为无效，但原告仍坚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坚持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个体工商户管理登记卡、《股权转让协议》、转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举示）、律师函及邮寄回执，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举示）、《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合作协议》、被告尚燕申请的证人张岩、证人杨兰分别出庭作证的证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原、被告双方的法庭陈述等在案为据，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从原、被告双方的诉称和辩称意见来看，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一是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性质的确定问题；二是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对此，本院逐项评判如下：关于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性质的确定问题，即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问题。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合作协议》，并约定了出资比例，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当作为合伙纠纷或者合作纠纷。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以及相应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合同系《股权转让协议》，而非上述合作协议，故本院则应针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审理并作出相应的认定。因原、被告双方均一致陈述，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内容，对转让涉案卫生服务站服务站的主义务系涉案卫生服务站经营权的转让，其合同目的也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应对价转让费后，实现涉案卫生服务站经营权由被告转让与原告，从而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经营权转让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但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系个体工商户，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及其股权转让，虽然本案立案时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原告提起诉讼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后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为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的相关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还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的诊疗活动关乎人民大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医疗行业的准入有严格的条件和标准，医疗机构是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场所，因此，设置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设置批准和执业登记。只有具备相应条件经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后，才能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故《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应属于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国家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璧山大路街道接龙社区卫生服务站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本案中，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结合双方一致陈述的转让案涉卫生服务站的主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内容，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实为被告向原告转让案涉卫生服务站服务站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即医疗机构执业资质），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转让费的相应对价，系变相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故双方系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形式，掩盖其行为内容上的非法性，以此规避相关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擅自转让《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的行为，可能导致由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的人员进行医疗机构的经营管理或从事疾病的诊断治疗，将损害正常的医疗机构经营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为此，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在本案审理中，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原告方释明其请求解除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认定为无效，但原告坚持该《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仍坚持不变更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为基础的诉讼请求，在此情形下，应当依法驳回原告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为基础的诉讼请求。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今后再以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为基础另行起诉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已减半收取），申请费（申请诉讼保全措施）1120元，共计2470元，由原告胡俊负担（已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永中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永书 记 员 雷春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