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9163号 原告：袁坚，女，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波，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刚，男，195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余一，浙江勤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坚与被告袁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0日及8月14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因原、被告双方均提出鉴定，鉴定事项完成后，本案于2020年8月6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波、被告袁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余一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450000元（暂估价）。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兄妹。原、被告父亲袁永祥拥有坐落在诸暨市××路××号，占地面积为34.58平方米，地号为01-46-147（1），建筑面积为56.5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楼房。1992年10月原、被告分家，原告分得楼上24.5平方米的房屋，被告分得楼下32平方米;1994年7月21日，因江东区域为城市建设需要被拆迁，袁永祥与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签订了诸暨市私房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产权被调换至××村××幢××室××，计面积为135.4平方米（面积平均为67.7平方米），架空层二间，计面积为34平方米（一间为17.263平方米，另一间为16.755平方米）。1999年8月15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擅自将坐落在××村××幢××室××及架空层二间以118500元的价格出卖给姚感宁。据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根据《民法总则》、《物权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准予原告之诉请。 被告袁刚在庭审中辩称：原告起诉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1999年8月15日出售二套拆迁安置房的不是被告，而是原、被告的亲生父母亲袁永祥与赵竹如。本案无论是1994年7月因拆迁产权调换取得××村××房屋，并由双方父亲袁永祥将产权登记在他名下，还是1998年8月袁永祥将房屋出售给姚感宁，这二个时间点算起，原告的起诉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财产权利，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袁坚提交的证据及举证目的，被告袁刚的质证意见： 1、房产分家书，证明拆迁安置前位于××路××号老房子，原告分家分得其中的24.5平方米。 被告袁刚对真实性无异议。 2、诸国用（93）字第01-7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拆迁的老房子登记在父亲袁永祥名下。 被告袁刚对真实性无异议。 3、诸暨市私房拆迁产权调换合同，证明位于大桥东路的老房子拆迁安置为产权调换方式，安置取得位于××村××幢××室××室××。 被告袁刚对真实性无异议。 4、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证明拆迁安置得到的房屋二套于1999年8月15日以袁永祥名义出售，但袁永祥名字是被告替代所写的。 被告袁刚对真实性无异议。 5、2011年8月10日姚感宁出具的证明，证明出售二套房屋款项共计118000元，由袁刚收款。 被告袁刚提出房屋是向其父亲袁永祥购买的，房款也确实是由其代收。 6、1999年8月6日郭丽芳出具的收条，证明由袁刚妻子郭丽芳收取了房屋预付款30000元。 被告袁刚对真实性无异议，提出系代收预付款。 7、录音资料，原告陈述其于2016年11月17日9时许询问袁永祥房屋出售情况时用手机录的音，证明袁永祥在出售房屋时未签过字。 被告袁刚提出录音不能清楚反映袁永祥的真实意思及录音场景，基本上是在原告引导之下，录音也未能反映出身份证谁拿去的及袁永祥未签过字，一会是原告、一会是被告、一会是律师，可以看出袁永祥当时思维、辨别已经不清晰。 被告袁刚提交的证据及举证目的，原告袁坚的质证意见： 8、2015年5月姚感宁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房屋是袁永祥夫妇出售给他的，办手续被告未参与，房款是根据袁永祥夫妻的意思交给被告的。 原告袁坚提出真实性由法庭核实，被告有参与行为，按照收条房款不是袁永祥夫妇交给被告的，不能达到被告举证目的。 本院出示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 9、本院2019年7月30日对姚感宁的调查笔录，内容主要为：其父亲与袁永祥原系铅锌矿同事，故与袁永祥、赵竹如夫妇系隔壁邻居，购买××村××房屋是与袁永祥夫妻谈的，当时袁刚夫妇曾阻止不同意，最后由赵竹如决定的。讲好二套房屋是118000元，为了少缴税协议写80000元不到，协议是与房产证户主袁永祥签的，他还盖了自己的方印，手续也是袁永祥办的，赵竹如也知晓，钱是按袁永祥、赵竹如要求付给袁刚媳妇的。 原告袁坚提出，姚感宁因个人感情掺杂里面，且陈述前后矛盾，不能反映买卖双方的客观真实情况。 被告袁刚提出，姚感宁的陈述客观反映了整个事实过程，当时袁刚对父母出卖房子是有反对意见的。 10、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对俞涌的调查笔录，内容主要为：袁永祥是我娘舅，原、被告均是我表兄妹。娘舅生前的存款委托我保管的。江东拆迁的老房子是外公的，安置房产权证是娘舅名字，卖掉娘舅应该是晓得的。2016年9月时候娘舅给我讲，现在住的房子给袁坚，已经公证了，因为江东拆迁的安置房已经给袁刚了。 袁坚提出，出卖房子时俞涌不在场，是一种猜测。 袁刚提出，俞涌的笔录能与姚感宁、朱求是的笔录相对应，是事实的。 11、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对朱求是的调查笔录，内容主要为：袁永祥是我二娘舅，原、被告均是我表兄妹。娘舅住的房子给袁坚，拆迁安置的房子袁刚住了以后就卖掉，娘舅签字同意的。江东拆迁的一间老房子是外公的遗产，安置了二套，差额部分是袁刚借来的，娘舅不肯拿出钱来借给袁刚，还把钱借给别人血本无归，从此袁刚和娘舅结怨很深。安置房房产证是娘舅的，卖掉时娘舅和舅妈都签字过的。房子按照娘舅生前意思已经处理掉了，唯一是舅妈璜山有一间老房子怎么处理不知道。 袁坚提出，出卖房子时朱求是不在场，是一种猜测。 袁刚提出，朱求是的笔录能与姚感宁、俞涌的笔录相对应，是事实的。 12、因袁坚申请，本院委托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份。第一份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8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笔迹），检材1、标称日期为“1992.10”的《房产分家书》落款处“袁永祥”签名一个；检材2、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出售方（甲方）栏“袁永祥”签名一个；检材3、标称日期为“2000年9月12日”的《房地产交易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转让人（产权人）栏“袁永祥”签名一个。鉴定意见：1、检材1与检材2、检材3内被检“袁永祥”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2、检材2与检材3内被检“袁永祥”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第二份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8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印文），检材1、标称日期为“1992.10”的《房产分家书》中加盖“袁永祥印”印文一枚；检材2、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中加盖“袁永祥印”印文一枚；检材3、标称日期为“2000年9月12日”的《房地产交易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加盖“袁永祥印”印文一枚。鉴定意见：三份检材中加盖的三枚“袁永祥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袁坚提出，对鉴定结果均无异议，鉴定费已支付。 袁刚提出，对鉴定的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印章鉴定结果也无异议，但对笔迹鉴定结果有异议，笔迹鉴定是通过书写习惯鉴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对书写人在不同时期书写习惯的改变可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13、因袁刚申请，本院委托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份。第一份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笔迹），（一）检材：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甲方“袁永祥”与乙方“姚感宁”签订的《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甲方落款处“袁永祥”签名一个。（二）样本、1、标称日期为“一九八一年”诸暨铅锌矿《干部履历表》封面姓名栏“袁永祥”签名一个；2、标称日期“1981年6月17日”书写的个人材料填表人盖章栏“袁永祥”签名一个；3、《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申请人姓名栏“袁永祥”签名一个；4、标称日期为“1986年6月10日”整党学习材料中本人签字或盖章栏“袁永祥”签名一个。鉴定意见：根据现有送材样本：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甲方落款处“袁永祥”签名字迹与《入党志愿书》材料内、《干部履历表》内“袁永祥”样本字迹不是一个人书写。第二份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印文），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中甲方处加盖的“袁永祥印”检材印文与标称日期为“1986年6月10日“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中首页申请人姓名处、第4页中本人签字或盖章处加盖的“袁永祥印”两枚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袁坚提出，因当时袁坚尚年幼，对档案中保存的袁永祥签字与印章真实性无法辩认，假使真实性能确认，对鉴定结论三性均无异议。 袁刚提出，对印章鉴定结果也无异议；但对笔迹鉴定结果有异议，笔迹鉴定是通过书写习惯鉴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对书写人在不同时期书写习惯的改变可得出不一样的结果；鉴定费已支付。 证据14，本院已生效的（2019）浙0681民初9167号民事判决书。 袁坚提出，认可判决书中的父母亲身份认证，对财产关联并不认可。 袁刚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证据1、2、3、4、5、6，被告袁刚对真实性均无实质性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作为有效证据确认,但证据5只认定与举证目相关内容。证据7，记录内容显示以原告引导为主，袁永祥的思维反应混乱，且被告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不作为有效证据认定。证据8，虽原告提出异议，但能与证据4、5、6相印证，且得到姚感宁本人确认，能反映案件事实的相应过程，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作为有效证据确认。证据9、10、11能互相印证，也能与证据4、5、6、8相印证，且根据三位被调查人的地位及与双方的利害关系，其陈述能客观反映案件事实的相应过程，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作为有效证据确认。证据12、13，系审理中依法定程序产生，所依据的检材与样本均来源于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资料，具有可信性，双方又均未对合法性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作为有效证据确认。证据14，系本院经二审程序后的生效法律文书，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作为有效证据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袁永祥与赵竹如系夫妻，生育儿子袁刚与女儿袁坚，即本案原、被告。赵竹如因死亡于2010年2月5日被注销户口，袁永祥于2019年3月16日死亡。袁永祥生前拥有位于诸暨市××街道××路××号的祖遗产二层楼房一间。1992年10月，袁永祥、赵竹如、袁刚、袁坚四人签订《房产分家书》一份，载明：“为了维护家庭团结，避免今后发生纠纷。现据继承法的精神经我夫妇商定，将座落在××路××号府正146-4砖木结构的楼房，分割给子女。其中楼下32平方米归儿子袁刚所有，楼上24.5平方米归女儿所有；恐后无凭，立此为证”。因该房屋所在的区域进行拆迁，1994年7月21日，以袁永祥名义与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签订《诸暨市私房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一份，以产权调换的形式进行拆迁安置，在贴补差价50310.20元后，获得了下坊门住宅小区Ｂ3号楼单元（即江东新村38幢）602室、603室各67.70平方米的房屋二套（以下简称涉案房产）。涉案房产于1995年12月25日以袁永祥为权利人进行房屋所有权证登记。1999年8月15日，袁永祥（甲方）与姚感宁（乙方）签订《私有住房买卖契约协议书》一份，载明：“一、甲方有私有住房二套，座落于诸暨市城关镇江××村，为38幢602室和603室，二套住房建筑面积为135.4平方米，及附属房架空层二间，附房建筑面积为34平方米，自愿一次性卖断给乙方。二、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购房款总价值计人民币75800元，交款当日即付钥匙和权证。三、乙方房款付清后，甲方应在2000年8月8日前搬出该房。四、甲方交付该房屋的原有证件给乙方：1、房屋所有权证（诸字第014702号），2、房屋契证（私房）（诸字第014702）、地号：下坊门10。五、房款付清后，产权归乙方所有，所有权转让办证手续及所需费用均由乙方负责支付。六、此契约一式二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均不得反悔，否则将独自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实际购房款为人民币118000元，由姚感宁按袁永祥、赵竹如夫妇意见交付袁刚、郭丽芳夫妇。2000年9月12日，买卖双方到相关职能部门办妥涉案房产权证转移登记手续。庭审中，袁坚陈述其于2013年11月7日前拿到向法庭提交的证据5、6，得知涉案房产被袁刚擅自出卖的情况。2019年5月30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经原告袁坚申请，在诸暨市房地产管理处调取买卖房屋产权登记档案资料后，委托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和印章鉴定，该所分别作出嘉志源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8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笔迹）和嘉志源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8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印文），鉴定费共计16400元已由袁坚支付。经被告袁刚申请，在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调取袁永祥个人档案资料后，委托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和印章鉴定，该所分别作出嘉志源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笔迹）和嘉志源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印文），鉴定费共计11600元已由袁刚支付。 本院认为，虽袁永祥、赵竹如夫妇与儿子袁刚、女儿袁坚对位于诸暨市××街道××路××号楼房一间于1992年10月签订《房产分家书》，将楼下32平方米分归袁刚所有，楼上24.5平方米分归袁坚所有；但在1994年7月21日该楼房拆迁时，仍由袁永祥名义签订《诸暨市私房拆迁产权调换合同》，以产权调换形式安置获得了涉案房产，并于1995年12月25日登记袁永祥为涉案房产所有权人。1999年8月15日，涉案房产以袁永祥名义出卖给姚感宁所有，并于2000年9月12日办妥所有权证转移登记手续。现袁坚主张涉案房产系袁刚擅自出卖的，但袁刚则主张涉案房产系袁永祥生前处分的；虽经鉴定处分涉案房产相关手续上的“袁永祥”签名均不是同一人所书写，但经鉴定相关手续上的“袁永祥印”章均一致，且亦与袁永祥个人档案资料中1986年6月所盖的“袁永祥印”章相一致；按照涉案房产取得、登记、处分的延变进程，根据现有证据，结合袁永祥印章使用习惯和身体健康状况、姚感宁、俞涌、朱求是三人在本院调查时的陈述、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相关规定等情况，足以认定涉案房产的上述延变进程，袁永祥系知情并是参与、实施的主体，即袁永祥生前已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处分。故假使处分涉案房产侵犯了原告袁坚的合法权利，但该行为的实施人是袁永祥，而不是被告袁刚，现袁坚主张袁刚擅自处分涉案房产缺乏事实依据。且假使袁刚属于擅自处分涉案房产，但从1994年7月21日以袁永祥名义拆迁取得涉案房产，到1995年12月25日登记袁永祥为涉案房产所有权人，到1999年8月15日将涉案房产出卖给姚感宁并于2000年9月12日办妥所有权转移登记，到袁坚陈述于2013年11月7日前得知涉案房产的处分情况，到袁坚于2019年5月30日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无论那个时间节点，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向法院主张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袁坚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且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计4025元，由原告袁坚负担；鉴定费共计28000元，由原告袁坚负担16400元，被告袁刚负担11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平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鹏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