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8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千洋，男，198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多耀，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男，200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曾某母亲，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玉荣，岑溪市岑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杨某，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玉荣，岑溪市岑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广西绿宝速丰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横县莲塘镇六坡村委六衣经联社18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27765815543H。 法定代表人：施福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宗标，男，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曾千洋因与被上诉人曾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广西绿宝速丰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岑溪市人民法院（2020）桂0481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千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多耀、被上诉人曾某的法定代理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玉荣、原审第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玉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曾千洋上诉请求：1.撤销岑溪市人民法院（2020）桂0481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岑溪市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包括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曾千洋从绿宝公司领取的款项系履行与陀村村委及与绿宝公司之间的合同所获得的合同收益，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审理本案遗漏被告、程序严重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因而导致判决错误，应依法纠正。一、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而不是继承关系或一审判决认定的财产共有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定性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遗漏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且未能正确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涉案款项是上诉人曾千洋履行涉案协议所取得的合同收益，与被上诉人曾某无关，被上诉人曾某无权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1.曾文己于2012年5月26日去世，其不能履行涉案《承包山场合同书》及《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绿宝公司于2013年4月支付给上诉人曾千洋的264625元，不是曾文的遗产，而是上诉人曾千洋继承合同主体地位后履行《承包山场合同书》及《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所获得的合同收益；2.2018年9月10日，上诉人曾千洋与陀村村委签订《山场承包补充协议》实质上是上诉人曾千洋与陀村村委签订新的《承包山场合同书》，而不应仅视为上诉人曾千洋继承了曾文的合同主体地位。故2018年10月8日绿宝公司向上诉人曾千洋支付的转让费承包费192625元并不是曾文的遗产，而是上诉人曾千洋履行与陀村村委及绿宝公司之间的合同所获得的合同收益。（二）一审判决错列被告绿宝公司为第三人，漏列陀村村委为被告。曾文去世后，被上诉人曾某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合同主体地位，请求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继续履行曾文原来与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之间的合同；如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曾某可对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提起诉讼，而不应以曾千洋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继承遗产或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因此，被上诉人曾某在本案以曾千洋为被告、以绿宝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不仅列错了被告，而且遗漏了陀村村委这一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未正确适用合同法的相关条文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亦未正确认定被上诉人曾某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由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从曾文去世之日起，被上诉人曾某就应该知道其有权继承合同的主体地位，有权要求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继续履行，特别是有权要求绿宝公司支付2013年4月第二期转让费264625元，但其直至2019年才提出起诉，显然已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被上诉人曾某在一审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出将涉案457250元分50％给第三人杨某，对余款（228625元）由上诉人按50％的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曾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上诉人曾千洋向其支付114312.5元，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28625元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曾千洋主张与被上诉人曾某分担299000元债务属另一法律关系为由，对该法律关系不予审理。上诉人将对此另行起诉。四、一审判决第10页“虽然曾千洋作为继承人代表，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并未侵害曾某的继续承包的权利”认定错误，上诉人曾千洋与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没有取得被上诉人曾某的委托，事后也没有得到被上诉人曾某的追认，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在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曾某一方完全否认所谓的代表权，所以上诉人曾千洋只是代表其个人与陀村村委和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他们之间的补充协议实际上是新的承包合同和转包合同。综上，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曾某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曾千洋的上诉。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为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共有是正确的。上诉人于2018年9月10日与陀村村委签订的《山场承包补充协议》是原曾文与陀村村委所签订合同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原合同条款不改变的前提下，同意2020年至2031年共11年的租金22000元提高50000元共交72000元，该款于2019年4月底前一次性付清给陀村村委。且该11年的租金72000元，是由第三人绿宝公司直接在应当支付的转让费、承包费中代付。故上诉人主张其于2019年2月27日取得绿宝公司的转让费、承包费是其履行与陀村村委及绿宝公司之间的合同获得的收益不能成立。二、本案各方诉讼主体适格，不存在上诉人所称错列、漏列当事人的问题。本案系被上诉人曾某向上诉人曾千洋主张分配（分割）共有的转让费、承包费未果而成讼，本案所列各方诉讼主体适格，陀村村委与本案讼争的款项并无利害关系，可以不列为诉讼主体。三、被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曾文去世后，被上诉人曾某从来没有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在本案起诉之前，上诉人曾千洋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曾某表示拒绝分配转让费、承包费，且在2013年4月27在绿宝公司领取的264625元转让费、承包费之后一直未告知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四、上诉人有关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曾某诉讼请求范围的上诉意见系源于其的错误理解。五、曾文生前与被上诉人曾某生活密切，被上诉人曾某在曾文生前的生活来源于曾文，上述款项理应由被上诉人曾某多分。但被上诉人曾某考虑到兄弟情谊，仅主张分配50%的份额。一审判决并无不妥，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杨某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述称，绿宝公司岑溪分公司已于2019年9月10日注销，该分公司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绿宝公司承继。绿宝公司已经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支付了相应款项，履行了合同义务。绿宝公司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和判决结果均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论是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还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与绿宝公司无关。 被上诉人曾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曾千洋支付其从绿宝公司领取的承包经营权转让款457250元的50%即228625元给曾某；2.如果杨某分值部分转让款，则由曾千洋支付除杨某份额外余款的50%给曾某。 原审第三人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案涉山庄一直是杨某与曾文管理的，曾文去世后也是杨某打理，所以杨某对案涉转让款457250元应当值三分之一，即15241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文与梁敏于1983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1985年4月29日生育曾千洋，1999年2月8日曾文与梁敏离婚，曾千洋由曾文抚养。2005年12月，杨某与曾文非婚同居，经常一起生活，2008年1月18日生育曾某。2012年5月26日曾文因病去世。岑溪市人民法院（2014）岑民初字第1199号民事判决及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梧民一终字第225号民事判决，确认曾千洋、曾某为曾文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广西横县绿宝速丰林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变更为广西绿宝速丰林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1日曾文与陀村村委签订《承包山场合同书》，承包陀村村委集体林檬山庄等山场约1500亩，承包期限为30年，从2001年12月1日至2031年12月1日止。2007年10月1日曾文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曾文将林檬山庄等山场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绿宝公司，期限为24年2个月，即自2007年10月1日至2031年12月1日止；由绿宝公司支付曾文承包经营权转让费、承包费共1058500元，于签订合同当天支付50%即529250元，2013年4月前支付25%即264625元，2019年4月前支付扣除曾文后12年应支付给陀村村委的承包费（24000元）后的全部余款240625元。签订合同后，曾文将该山庄交付绿宝公司经营管理，并于2007年11月14日、11月22日收取绿宝公司转让费、承包费共529250元和林木等地上附着物折价款155000元。2013年4月27日，曾千洋领取了绿宝公司依照转让合同应支付给曾文的第二期转让费、承包费（林地租金）264625元。2018年9月10日，曾千洋与陀村村委会签订《山场承包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原合同（2001年12月1日曾文与陀村村委会签订）条款不改变的前提下，双方同意2020年至2031年共11年的租金从22000元提高50000元共计72000元，定于2019年4月底前一次性付清给陀村村委。2018年10月8日，曾千洋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根据2007年9月30日曾文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重新对租金的支付进行约定，并同意按2018年9月10日曾千洋与陀村村委签订的《山场承包补充协议》，由绿宝公司在其2019年4月底前应支付转让费、承包费中264625元（包括应支付给陀村村委的承包费24000元）代曾千洋直接支付租金72000元给陀村村委，余下的192625元支付给曾千洋。订立补充协议后，绿宝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代曾千洋向陀村村委支付林地租金72000元，并向曾千洋支付剩余的转让费、承包费192625元。综上，曾千洋共收取绿宝公司转让费、承包费457250元。2019年3月1日，一审法院依曾某的申请作出（2019）桂0481民初617号之二民事裁定，对曾千洋在中国农业银行罗定市罗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10内的存款在人民币252625元的限额内予以冻结（实际冻结金额为132711.26元）。2020年2月20日，曾某向一审法院提出续行查封申请，该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2020）桂0481民初203号民事裁定，对曾千洋的银行存款在人民币252625元限额内续行冻结。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本案中，曾文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陀村村委集体林檬山庄等山场的土地经营权，并经陀村村委同意将该土地经营权转让给绿宝公司，故曾文在承包期内死亡，其继承人曾千洋、曾某可以继续承包。案涉转让费、承包费457250元是曾千洋与曾某继续承包曾文的承包经营权后，绿宝公司按照曾文生前与绿宝公司签订的《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履行应当支付的款项，并非曾文在世时的收益，因此不属于曾文的遗产，但该款项应由曾文的继承人曾千洋、曾某共同享有。案涉山场经营权转让给绿宝公司后，一直系绿宝公司经营管理，曾文、曾千洋、曾某不再参与山场的投入性经营管理，且绿宝公司也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即支付转让费、承包费和林木等地上附着物折价款。因此，案涉转让费、承包费457250元由曾千洋、曾某以均等分割为宜，即各分值228625元。杨某既不是案涉林檬山庄等山场的承包人，也不是曾文的继承人，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对山场的经营投入和管理的事实，因此，其主张对案涉转让费、承包费457250元分值三分之一份额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曾千洋提出曾某的诉请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的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和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曾某在继承开始后，对案涉山场的继续承包没有作出放弃的表示，虽然曾千洋作为继承人代表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并未侵害曾某的继续承包的权利。故曾千洋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曾千洋作为继承人代表与陀村村委、绿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约定，系原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并非是将案涉山场的承包人变更为曾千洋，且曾某并没有表示放弃继续承包，其是有权继续承包该山场的。因此，曾千洋认为其收取的案涉款项是其依据补充协议获得的权利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曾千洋提出案涉款457250元中已将299000元用于偿还曾文生前欠梁根龙的债务，其仅获得158250元，用于偿还曾文生前债务的款项，曾某负有共同偿还义务的主张，由于曾某对该债务予以否认，且曾文是否欠有梁根龙的借款，与梁根龙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作认定。故因该债务尚未确定，曾千洋主张已归还299000元债务，要求曾某分担，予以扣减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曾千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曾某228625元；二、驳回第三人杨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88元，财产保全费1783元，合计6871元，由原告曾某负担3000元，被告曾千洋负担3871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曾千洋、被上诉人曾某、原审第三人杨某、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共有纠纷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3.被上诉人曾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上诉人曾千洋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曾某支付228625元。 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首先，被上诉人曾某以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向上诉人曾千洋支付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转让款457250元为其与上诉人曾千洋的共同财产为由，起诉请求对该承包经营权转让款进行分割。其次，从涉案《承包山场合同书》《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以及《山场承包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上诉人曾千洋与陀村村委、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签订的《山场承包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书》只是对涉案《承包山场合同书》中所约定的承包金标准、承包金付款方式等合同内容进行调整所达成的协议，各方当事人的其他合同权利、义务仍继续按照《承包山场合同书》《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执行，故该两份补充协议并非为独立于涉案《承包山场合同书》《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新合同。再次，虽然涉案山场的原承包人曾文于2012年5月26日去世，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依照本章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之规定，涉案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依法由曾文的继承人，即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继承。且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与案外人陀村村委对于由曾文的继承人继续履行涉案《承包山场合同书》《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均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曾千洋作为继承人代表与陀村村委、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并无不当。本案讼争的承包经营权转让款457250元为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继承曾文的承包经营权后，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在履行《承包山场合同书》及《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过程中按约定所支付的价款，该承包经营权转让款属于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的共有财产。现被上诉人曾某就该款项的分配问题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涉及《承包山场合同书》《林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协议的履行问题。故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共有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曾千洋主张涉案《山场承包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为新的合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本案应定性为合同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上诉人曾千洋主张本案中应将绿宝公司及陀村村委列为被告，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及错列被告，且一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曾某诉请的内容裁判，故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为共有纠纷，案件审理的核心为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款的处理问题，而绿宝公司及陀村村委对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陀村村委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明确表示其不愿意参加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未将陀村村委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此外，被上诉人曾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上诉人曾千洋向其支付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款228625元，一审法院针对该项诉请进行审理并未超出被上诉人曾某的诉讼请求范围。故上诉人曾千洋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上诉人曾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曾千洋主张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曾某在曾文去世后，就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款应及时向原审第三人绿宝公司主张合同权利，现被上诉人曾某提起的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为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主张权利，要求分割共有财产所提起的诉讼。本案并非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请求权而引发的诉讼。上诉人曾千洋提出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曾某作为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款的共有人，其所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四、关于上诉人曾千洋应否向被上诉人曾某支付228625元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讼争的承包经营权转让款457250元为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的共有财产，现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款457250元进行均等分割，由上诉人曾千洋与被上诉人曾某各占228625元，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88元（上诉人曾千洋已预交），由上诉人曾千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朱卓慧 审 判 员 黄 俊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唐萍萍 书 记 员 刘 莉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