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5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迪。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隆，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姜迪因与被上诉人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钧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21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迪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丰钧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丰钧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许某的身份、一审法院与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许某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效力。1.许某为台湾人，应进行身份核实公证程序。2.许某系本案证人，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与其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3.许某通过微信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法核实原件，仅最后一页有双方当事人签字，没有陈某1签字，但陈某1认可其在9亩的《厂房租赁合同》首页签字，故该份合同有伪造修改嫌疑，不能做为证据。二、《姜迪租用丰钧场地情况说明》是陈永隆诱骗威胁姜迪签署后单方打印，姜迪对该说明内容不知情，姜迪在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一审中认可的事实也与该说明完全不一致。姜迪出具《姜迪租用丰钧场地情况说明》在丰钧公司起诉前，丰钧公司起诉时没有认可该事实，认为租金仍然为每年15000元/亩，只是不承认公司高管收取的租金，而法庭却认可该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且30000元/亩的租金价格畸高。三、租赁面积为4亩的《厂房租赁合同》合法有效。1.丰钧公司依据该合同起诉，没有以许某提供的9亩《厂房租赁合同》为依据，证明许某告知丰钧公司与姜迪签订的合同系4亩的《厂房租赁合同》，每亩价格15000元，并获得丰钧公司认可，双方不是为避税签订该合同。2.丰钧公司2019年10月31日向姜迪发出的解除通知书系针对2018年5月28日面积为4亩的合同，并在通知里特别注明，如丰钧公司认为签订的合同是9亩，则不会发出解除通知书。四、汇入许某、徐林渊帐户的款项不是涉案土地至2019年5月31日的租金。丰钧公司一审称姜迪已支付租金到2019年5月31日，不认可向公司以外的人支付的款项为租金。五、姜迪未违约，不应承担违约金，且违约金过高。1.丰钧公司未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配置100KVA配电设施，姜迪有先履行抗辩权。2.丰钧公司如认为姜迪未按时交付租金，应先催告缴纳租金，而不是直接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只要丰钧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姜迪可交付租金。3.丰钧公司收取租金帐户复杂，不承认汇到公司高管处的租金，双方是对已收取租金金额及收取方式发生巨大争议，姜迪并非故意拖欠租金。4.月租金为15000元，违约金应不超过4500元，即使按年租金6万元也不应超过18000元，一审判决违约金68250元过高。5.合同履行仅一年多，判令解除合同，不利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与经济稳定。五、关于程序问题。1.一审法院调查许某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不符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情形，丰钧公司也没有申请法庭调查证据。2.丰钧公司2020年4月15日变更诉请，在2020年3月11日第一次庭审后，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也没有在辩论结束前向法庭提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对变更后的诉请进行审理。丰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8年5月28日丰钧公司与姜迪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为30000元/亩，租赁面积为9亩。关于每亩租金为30000元，主办出租事宜的丰钧公司原总经理许某出示了双方签订的原合同并微信视频作证。姜迪向丰钧公司出具的《姜迪租用丰均场地情况说明》确认每亩每年30000元，许某的陈述与证人陈某1陈述也一致。姜迪也确认其缴纳273000元租金（含税金3000元），该租金系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租金。姜迪拖欠租金后，丰钧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催缴，但姜迪拒不支付，丰钧公司2019年10月31日发出解除通知，姜迪于2019年11月1日收到，故涉案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姜迪应当清退场地并返还，还应向丰钧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的租金114508.33元、2019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及相应违约金。丰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定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姜迪搬离花桥镇花安路2397号承租场地；2.姜迪支付丰钧公司租金892500元（包含4亩土地租金231000元、9亩土地租金661500元，以上暂算至2020年4月15日）；3.姜迪赔偿丰钧公司违约金195000元；4.由姜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8日，许某代表丰钧公司（甲方）与姜迪（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姜迪向丰钧公司承租位于昆山市南边空地。一审中丰钧公司提供的一份《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面积为4亩（具体按房产证根据产证面积计算），租赁用途为存放汽车，租赁期限5年自2018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0日。租赁保证金为20000元，由承租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先行支付，租赁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到账合同生效。关于租金，该份合同中约定空地按每年每亩15000元计价，总价为60000元（12个月），第6年起每1年为一个租金单价计算周期，每期在上期基础上上浮5%，以上租金不含开票税金。本租约需开立票税金（5%）及相关费用由承租方承担，开票税金为3000元。租金实行半年一次支付，每次支付年租金总额的50%，先付后用。每次提前一个月支付（即空地正式交付使用并计算租金前一个月开始支付租金），并由承租方汇至出租方指定的账号，或按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支付方式支付。合同解除条款中约定，下列情形之一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承租方不交付或不按约定交付租金达1个月以上的；承租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经出租人书面告知3天内未更正。除上述条款外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合同，如一方确需提前解约，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且履行完毕以下手续，方可提前解约：向对方支付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所有费用；违约方应于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之日前一日或之前向对方支付相当于租赁物月租金6倍的款项作为赔偿。合同尾部载有户名为丰钧公司的银行账号。合同签订后，丰钧公司将涉案场地交由姜迪承租，姜迪承租使用的地块位于昆山市场地内的东南角。丰钧公司称姜迪实际承租使用土地面积为13亩，应按照13亩面积支付相应的租金。姜迪称丰钧公司出租的土地实际约11亩，但由于其中存在部分绿化带、河道等，故双方约定以9亩面积计算租金。姜迪称双方共签订过两份合同，除丰钧公司提供的4亩场地租赁合同外，另签有一份5亩场地租赁合同，许某将5亩的合同拿去丰钧公司盖章但并未给姜迪，故又另行打印了一份租赁面积为9亩的租赁合同首页，并由见证人陈某1签字确认。一审中姜迪提供了该份租赁面积为9亩的厂房租赁合同首页，该合同页中约定的租赁场地地址、租赁期限与前述4亩合同一致，合同页下方有见证人陈某1签字，台胞证02051685。一审中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陈某1称其作为居间方介绍姜迪、丰钧公司认识及租赁土地，丰钧公司共出租10亩左右土地，但按照9亩计价，其在场时丰钧公司、姜迪签订了一份9亩的租赁合同，具体约定单价多少已不记得，合同签订后姜迪受许某指示，将10000元定金支付至陈某1账户作为中介费。由于一审期间许某人在台湾，一审法院通过微信联系许某并向其询问租赁相关事宜。许某称其代表丰钧公司与姜迪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计价面积为9亩，每亩每年单价30000元，一年租金为270000元，双方为了避税故签订了多份合同，其中一份为避税签订的4亩的租赁合同，约定单价为15000元，姜迪应将该60000元打款至公司账户，另外一份为真实的9亩租赁合同，姜迪应将剩余210000元租金打款至个人账户。许某将9亩合同通过微信拍照提供给一审法院，该合同中约定租赁面积为9亩，每年租金不含税270000元，其中需开票税金5%由承租人承担，开票金额为63000元转入公司账户，剩余金额210000元转入指定账户，租金半年一付，该合同尾部未载有丰钧公司账号，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合同解除等条款均与前述4亩合同约定一致。姜迪认可该合同中的签字真实性，但姜迪称该签字页系5亩合同的签字页，其不认可租赁单价为30000元。一审另查明，姜迪于2018年5月25日向陈某1账户转账10000元，2018年5月28日向丰钧公司账户转账31500元，向许某账户分别转账10000元、105000元。2018年12月25日，许某通过微信联系姜迪，许某称“下半年的租金到了，你安排一下，公司要转账31500元，个人转两个账户，80000元转至徐林渊账户，剩下25000元转到许某账上”。2019年1月7日，姜迪向丰钧公司账户转账31500元，向徐林渊账户转账80000元，向许某账户转账25000元。经丰钧公司确认，徐林渊系其公司股东。许某称徐林渊系公司副董事长，丰钧公司为避税而要求姜迪将款项支付至徐、许个人账户，姜迪并不存在超付情形。姜迪称每年租金为135000元，许某提出公司周转不开要求其先付，故姜迪已预付租金至2020年5月底。一审再查明，2019年4月18日，姜迪向丰钧公司出具了一份《姜迪租用丰钧场地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姜迪于2018年5月28日租用丰钧公司场地面积9亩（已签合同），其中4亩地的合同姜迪已拿到，另外5亩地的合同姜迪已签但未拿到合同，合同在许某总经理处。姜迪于2018年7月已付款31500元，2019年1月已付款31500元，合计63000元转账至丰钧公司账户。姜迪于2018年5月28日转账押金2万元（其中1万元转入介绍人陈某1账户，1万元转入许某总经理账户）。2018年5月姜迪现金给予许某总经理80000元，属于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租金。2019年1月银行转账80000元至徐林渊账户，属于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租金。姜迪转账丰钧公司账户共计63000元。姜迪转个人账户加许某总经理收到现金共计180000元整。姜迪对该份情况说明中的签字真实性认可，但其称其出具后核实发现该情况说明与事实并不一致。2019年10月31日，丰钧公司向姜迪寄发了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其中载明姜迪逾期支付租金已达6个月之久，故要求姜迪收函之日起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姜迪支付逾期未付租金并赔偿违约金，并要求姜迪将租赁物恢复原状。姜迪于2019年11月1日收到该通知书。一审又查明，许某系丰钧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隆女婿，姜迪称签订合同时许某系丰钧公司总经理，姜迪为此提供了2019年4月9日丰钧公司的人员任免通知，其中载明原任许某总经理离职，陈永隆回任总经理职务。以上事实有所有权证、红线图、现场照片、4亩场地的厂房租赁合同、姜迪提交的9亩合同首页、许某提交的9亩场地租赁合同、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发票、姜迪租用丰钧场地情况说明、姜迪与许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许某经一审法院询问的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查询凭证、人员任免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丰钧公司、姜迪之间的租赁计价面积及租金标准如何认定，以及姜迪向许某、徐林渊个人账户打款的款项性质能否认定为涉案场地租金？关于双方之间的租赁计价面积及租金标准，根据一审中当事人举证，租赁双方之间现有一份4亩面积的租赁合同及一份9亩面积的租赁合同，两份合同中的面积及单价均不一致。许某作为丰钧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其陈述9亩场地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合同，双方实际按照9亩面积，每亩每年30000元计价。居间介绍人陈某1关于计价面积与许某所述一致。另根据姜迪的付款情况，其签订合同时向丰钧公司账户支付31500元，向许某个人账户支付105000元；姜迪承租近半年后在2018年11月收到许某的付款通知，许某在通知中明确表示要求姜迪支付下一个半年度租金，并明确告知姜迪继续支付对公账户31500元，支付个人账户105000元，姜迪按照许某的通知内容进行了付款，姜迪的付款方式、付款金额与9亩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及金额完全一致。一审中姜迪称其受许某指示预先超付租金至2020年5月底并无证据证明，且其第二期付款时就预付下一年度租金本就有悖常理。另外，根据丰钧公司提交的2019年4月18日姜迪出具的情况说明，姜迪在该情况说明中明确租赁计价面积为9亩，付款为半年一付，已付至2019年上半年。虽然情况说明中金额、日期与实际存在部分误差，但姜迪的意思表示与9亩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基本一致，姜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作出的情况说明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9亩面积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的租赁计价面积为9亩，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30000元，每年租金270000元（不含税）。关于姜迪向许某、徐林渊个人账户打款的款项性质能否认定为涉案场地租金？一审法院认为，许某原为丰钧公司总经理，又是丰钧公司董事长陈永隆女婿，而徐林渊系丰钧公司股东，二人均为丰钧公司人员。许某代表丰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经办具体租赁事宜。9亩场地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每年租金中的210000元汇入个人账户，许、徐二人账户收款与合同约定相符。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姜迪支付至许某、徐林渊账户内的款项亦属于涉案土地租赁的租金。根据姜迪付款金额，一审法院认定姜迪仅支付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姜迪未能继续支付租金属于违约，丰钧公司已在2019年10月31日发出解除通知，姜迪2019年11月1日收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丰钧公司应返还姜迪已付的押金20000元，姜迪应将其承租的位于花桥镇华安路2397号场地内的东南角场地清退返还丰钧公司，并支付丰钧公司租赁期内的租金，以及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以9亩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价款为准，认定姜迪应支付丰钧公司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期间的租金114508.33元，以及2019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以273000元/年为计算标准）。关于丰钧公司主张的6个月租金金额的违约金，丰钧公司依据的系合同中约定的一方主动提前解约条款，本案并不适用该条款，根据姜迪违约情形及逾期付款时间，一审法院以三个月租金金额作为参考，认定姜迪应赔偿违约金为6825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与姜迪之间的场地租赁合同予以解除；二、姜迪将位于昆山市场地内的东南角场地清退并返还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返还姜迪押金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姜迪支付丰钧木工机械（昆山）有限公司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期间的租金114508.33元、2019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按照每年273000元为计算标准），并赔偿违约金682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5412元，减半收取2706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4726元由姜迪承担。二审中，姜迪提交如下证据：一、9亩《厂房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仅最后一页有姜迪签字，且该合同约定应在空地内配置100KVA配电设施，丰钧公司至今没有配置，证明姜迪有先履行抗辩权，不应承担违约金。二、变更诉请申请书一份，证明丰钧公司变更诉请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与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一审法院未核实微信使用主体身份及许某身份，证人许某未出庭。四、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丰钧公司解除的是4亩《厂房租赁合同》，不是9亩《厂房租赁合同》。五、一审法庭调查笔录第4页，证明许某通过微信发送的9亩《厂房租赁合同》没有向法庭出示原件。六、姜迪与陈永隆微信聊天记录两页，证明丰钧公司董事长陈永隆认可已收到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的租金，租金为15000/亩。七、姜迪与陈永隆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证明丰钧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没有通水通电，姜迪不应承担违约金。八、4亩《厂房租赁合同一份，证明丰钧公司起诉时认可租金为15000元/亩，面积4亩。丰钧公司质证称，1.对9亩《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合同与一审法院与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证明姜迪租赁的面积为9亩，年租金27万。合同虽约定丰钧公司需在空地配置100KVA的配电设施，但姜迪租赁空地主要用来存放汽车，不需要用电，姜迪亦未在合同解除前提出该需求，故丰钧公司未违约。姜迪自2019年6月开始一直未交租金，丰钧公司有权通知姜迪解除租赁合同姜迪应支付违约金。2.对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丰钧公司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提交变更诉请申请，符合法律规定。3.对一审法院与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与证据一质证意见一致。4.对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双方签订两份租赁合同是为节省税金，实际是基于同一标的的同一法律关系，解除通知及于整个租赁关系。5.对一审法庭调查笔录第4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6.对姜迪与陈永隆微信聊天记录两页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陈永隆仅认可租金收到2019年5月底，没有认可租金为15000/亩，且通过法庭调查及姜迪情况说明可证明姜迪的租金支付至2019年5月。7.对姜迪与陈永隆微信聊天记录一页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无论是4亩还是9亩的合同均约定姜迪租赁场地系用来存放汽车，姜迪不需要用到100KVA的电，姜迪租赁场地长达一年之久，未向丰钧公司提出需安装电力设施，姜迪也未支付通电所需费用。丰钧公司未通电不是姜迪缓交租金与解除合同的必要条件。8.对4亩《厂房租赁合同》质证意见与证据一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上述证据中除证据六、七外，均为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一审庭审笔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六、七，因丰钧公司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丰钧公司2020年4月15日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丰钧公司、姜迪之间关于昆山市的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2.姜迪支付丰钧公司租金892500元（包含4亩土地租金231000元、9亩土地租金661500元，以上暂算至2020年4月15日）；3.姜迪赔偿丰钧公司违约金195000元；4.姜迪把租赁物回复原状；5.由姜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丰钧公司又于2020年4月16日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上述诉请的第四项变更为：姜迪搬离花桥镇花安路2397号承租场地。在丰钧公司变更其诉请后，一审法院分别于2020年4月16日、17日组织法庭调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姜迪向丰钧公司租赁场地，双方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本案中，姜迪提交了租赁面积4亩《厂房租赁合同》及租赁面积9亩《厂房租赁合同》首页，主张其与丰钧公司分别签订了4亩及5亩两份《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计价面积为9亩，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5000元；丰钧公司二审确认许某提交的9亩《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主张应按租赁面积9亩，每亩每年30000元计收租金。关于姜迪向丰钧公司租赁场地的计价面积及租金标准。本院认为，关于租赁计价面积。双方二审均认可租赁计价面积为9亩，证人陈某2亦陈述双方租赁合同按照9亩计价，故本院确认双方租赁场地的计价面积为9亩。关于租金标准。首先，按照姜迪主张的4亩《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案涉场地的租金应为半年一付。姜迪在签订合同时，向丰钧公司账户支付31500元，向许某个人账户支付105000元，姜迪主张以上款项均为租金。上述租金数额合计136500元，与按照9亩、每年每亩30000元计算的半年租金及税金数额相符。其次，根据姜迪提供的其与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许某在姜迪承租案涉场地半年后向姜迪发出付款通知，明确表示要求姜迪支付下一个半年度租金，并明确告知姜迪继续支付对公账户31500元，支付个人账户105000元，姜迪按照许某的通知内容进行付款，付款金额与上半年度租金金额相同，亦与按照9亩、每年每亩30000元计算的半年租金及税金数额相符。最后，姜迪2019年4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租金为半年一付，且已付至2019年上半年，虽然该情况说明中的金额与实际付款的情况存在部分误差，但姜迪的意思表示及其实际付款的行为均可证明姜迪认可租金付至2019年上半年。故一审法院认定姜迪、丰钧公司约定的租金标准为30000元每亩，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计价面积为9亩，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30000元。姜迪主张其已预付租金至2020年5月，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在第二期付款时就预付下一年度租金有悖常理，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姜迪还主张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被威胁后出具，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解除及姜迪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本院认为，根据姜迪的付款金额，其仅支付案涉场地的租金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姜迪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属于违约。因姜迪提交的4亩《厂房租赁合同》及丰钧公司认可的许某提交的9亩《厂房租赁合同》均约定承租方不交付或不按约定交付租金达1个月以上的，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故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在2019年11月1日姜迪收到丰钧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解除。姜迪主张因丰钧公司未配置100KVA配电设施，姜迪有权拒付租金，故姜迪未违约。本院认为，合同虽约定丰钧公司需为姜迪配置100KVA配电设施，但丰钧公司未履行该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姜迪拒付租金，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姜迪还主张丰钧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仅通知解除了4亩《厂房租赁合同》。本院认为，姜迪与丰钧公司在本案中就租赁场地的计价面积及租金标准均有争议，在此情况下，丰钧公司依照自己对租赁场地计价面积及租金标准的主张向姜迪发出解除通知，其意思表示即为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而非仅解除4亩《厂房租赁合同》，故本院对姜迪的主张不予采信。姜迪、丰钧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解除后，姜迪应腾退并返还案涉场地，向丰钧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的租金114508.33元及2019年11月2日起至实际返还场地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按照每年273000元为计算标准），丰钧公司应返还姜迪押金20000元。关于姜迪应支付丰钧公司的违约金数额。一审判决考虑姜迪的违约情形及逾期付款时间，认定姜迪应支付违约金6825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确认。姜迪还上诉主张一审程序存在瑕疵。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丰钧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均组织法庭调查对丰钧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其次，一审法院仅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许某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并由许某提供相关材料虽有不当，但本案中除一审法院与许某微信记录之外的其他证据已足以证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该行为并未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综上，对姜迪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2元，由上诉人姜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维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孟 桢书 记 员 王文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