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锦江饭店峻岭楼436室。法定代表人：姚晓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扬，男，汉族，居民身份证：441************717，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平，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斌，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小佳，女，汉族，1964年07月0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442************223，地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骏，广东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华，广东瀛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惠州市******世纪名都15层B07号房。法定代表人：范群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宏，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范扬、上诉人余小佳、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审原定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之间于2012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同时判决被上诉人范扬及第三人余小佳配合将股权回转登记到范扬名下；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就本案相关事实查明清楚，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问题，本案上诉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系基于合同无效而行使撤销权，而非具备可撤销而行使撤销权；本案存在法条竞合情况下，上诉人有权选择对其有利的法条行使权利。本案上诉人正是基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本案法院查明事实可以证实，本案同时具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之规定情形，本案被上诉人之间除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外，其行为更符合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中，被告范扬与余小佳之间股权转让的目的恶意转移财产，仅通过形式合法（股权转让的形式），而真实目的系恶意转移财产达到规避执行目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案惠城区将被上诉人范扬拒不履行民事判决裁定而移送惠城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尽管惠城区有条件不予逮捕，但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是成立，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本案被上诉人通过合法形式达到非法目的十分明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事实认定清楚。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撤销权系形成权，存在最长诉讼时效五年，一年的除斥期，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观点，《合同法》里规定撤销权系具备可撤销情况上行使撤销权，规定诉讼时效，但本案，存在法条竞合，本案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撤销自始无效的规定，从本法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同样具备产生撤销情形。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就应当恢复原状，但本案原告（上诉人）并非合同的当事人，该法条规定恢复原状指合同双方即本案的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而原告系因为合同无效受损害的第三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正是通过行使撤销权以让合同无效达到恢复原状，故上诉人请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基于合同无效而行使撤销权，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一般适应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本案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内行使权利，要求因为无效合同所产生股权变更给予撤销。在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本案原告即上诉人有权选择有利于原告的法条行使权利。综上，望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以维护作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并恢复股权登记至范扬名下。被上诉人范扬辩称，第一，通鸿公司应当对自身是否是本案适格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二，通鸿公司认为范扬与余小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应承担举证责任。第三，上诉人认为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是合同无效行使的撤销权，但是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如何撤销？这种请求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审第三人余小佳述称，第一，上诉人称本案撤销是返还的一种方式，我方不认同这个观点，是诉讼请求的变更还是其他情形？如果返还，一审诉讼请求中没有，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基于返还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当支持。基于撤销的请求，我方认为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2年10月25日，距原告起诉时间2019年2月1日长达七年，已经超过5年最长除斥期间。第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合同法74、75条的规定，基于上述查明事实，上诉人通鸿公司已经过了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请求法院驳回通鸿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述称，通鸿公司根据（2016）粤13民终3757号民事判决书的债务提出本案诉讼，但是该判决书显示四点内容：（2016）粤13民终3757号涉及的矿权交易方是通鸿公司与金瑞顺公司，通鸿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将交易款项支付给了金瑞顺公司，国润公司原来股东范扬从来没有收取过通鸿公司的交易款，国润公司没有收过通鸿公司任何款项，因此，我方认为范扬与余小佳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可能侵犯通鸿公司的权益，与通鸿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此通鸿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国润公司并非上述交易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与上述债权债务无任何法律关系，通鸿公司提起本诉讼将我方列为第三人进而查封我方的资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查封导致了国润公司不能正常融资，严重影响了我方的正常经营，请二审法院尽快查明事实，驳回通鸿公司的所有请求，并尽快解封对我方的查封。其余答辩意见与范扬、余小佳答辩意见一致。原审被告范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粤1302民初2370号的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一审受理费、二审上诉费、保全费、保函费和法院文书公告送达登报费等。）事实和理由：从判决书来看，一审法院称其判项的依据是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请，然被上诉人申请的是撤销之诉，而法院裁判的是确认之诉。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在审理时是何等的不严谨。不但在程序上错误百出，在审理本案时严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实体上也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存在明显的偏向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判了被上诉人没有请求的事项，违背了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诉求既包含确认合同无效，又以第三人的名义请求撤销合同。对于该违反法律规定一事一诉基本原则的行为，上诉人在庭审中要求被上诉人明确诉求。法庭也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观点要求其二选一。庭审中，被上诉人选择了撤销权之诉。法庭也将本案原本立案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由更改为“撤销权之诉”的案由。（该事实在判决书有明确的表述）本案判决是“原告没有主张撤回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合同；法院自作主张判决被上诉人没有请求的“确认合同无效”，《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而“不告不理原则”则是该规定的具体体现。显然，原审法院违背了民不告官不理的基本原则。二、一审法院即审了撤销之诉，又判了确认之诉，违反了民诉法一事一诉的基本原则。原庭审中，法院虽对被上诉人诉请将撤销权之诉和确认之诉并存这一违反一事一诉基本原则的行为进行了厘清，让上诉了明确了诉求；但在判决中，除对被上诉人的诉求予以驳回外，以“原告没有主张撤回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判决。由此，一审法院在同一庭审中审理了两个不同案由的诉求。即在明确被上诉人违反一事一诉的前提下，自己赤裸裸的违反该原则。而且判决的结果还是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诉的请求。三、原审法院对于确认之诉，在未经庭审，“秘密”裁判，剥夺了上诉人答辩的合法权利。由于庭审明确本案为撤销权之诉，因此，上诉人依照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依法答辩。而原审法院作出合同效力的判决，既没有被上诉人的诉请，也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更没有举证、质证和辩论环节。是法庭直接进行的秘密裁决，严重侵害了诉讼双方的权利，违反了审判规则，更剥夺了上诉人合法答辩的权利。四、即便是一审法院认为判案可以突破民诉法的基本规则，从实体上来看，判决《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与该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起诉的基本资格要求，亦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前提条件。而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律保护。如果起诉人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其与合同的当事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故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原告的条件。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与余小佳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10月25日，当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发生纠纷，被上诉人是在2017年6月21日才申请强制执行上诉人，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上诉人与余小佳签订的协议确未形成对被上诉人权利义务的影响，故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即便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该合同有利害关系，但被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与余小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10月25日，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作从2011年12月15日就开始，直到2017年6月21日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上诉人这段期间，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合同损害其利益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内，被上诉人是应该并且可以清楚得知上诉人持有的股权变动情况，并提出确认合同无效，但是距今已经过了7年之久，被上诉人才提出诉讼，因此诉讼时效已过，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余小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要认定上诉人与余小佳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举证。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相对方恶意串通的行为，更没有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更荒唐的是被上诉人起诉状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本来按照证据规则来看，被上诉人都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然而，一审法院竟然要求上诉人与余小佳对自己正常的股权转让行为自证清白，显然荒谬，这种证据规则的法律依据出自何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法院（2019）粤13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补充理由：第一，通鸿公司应就其是适格的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二，范扬与余小佳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是2012年10月25日，当时范扬与通鸿公司并没有发生纠纷，通鸿公司是在2017年6月21日才申请强制执行范扬，并且在该执行案件中，范扬只是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被列为被执行人，也就是说范扬在2012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候显然不可能预知未来会因为保证责任被追偿，也就是说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时候，合同生效没有对通鸿公司造成损害，也不可能造成损害。第三，股权转让合同不涉及恶意串通，通鸿公司如认为恶意串通，应当举证证明。第四，本案如果是通鸿公司提及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应当中止审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通鸿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范扬与余小佳通过虚假的意思表示，目的是恶意转移财产，协助范扬作为没有任何财产的情况下与通鸿公司进行经济往来及交易，导致通鸿公司损失惨重，余小佳与范扬通过股权转让股权的虚假意思表示是为了规避以后的民事行为的责任，相关的证据已经法院已经查明余小佳所取得范扬的股权转让没有支付对价，无论范扬还是余小佳都亲口承认了，这种虚假意思表示本身就是无效法律行为，应当将股权恢复到范扬名下，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是合法的判项，上诉人范扬上诉不成立，我方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原审第三人余小佳述称，我方认可范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述称，我方也认可范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第三人余小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13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三、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违反“处分原则”与“辩论原则”。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互相冲突，既申请合同无效、又申请撤销合同，属于互相矛盾二选其一的情况。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包括合议庭以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均向被上诉人释明并要求其选择其一进行诉讼审理，被上诉人选择撤销合同，上诉人遂以撤销之诉进行答辩与辩论。然而，原审合议庭仍旧以被上诉人未主张撤回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为由，审理了确认合同无效。在诉讼请求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未被选择的一项诉讼请求当然被放弃，无需撤回，否则我们为何还要要求被上诉人确定诉讼请求?合议庭又何需主动释明?此做法既替行了被上诉人的起诉权利，又剥夺了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的抗辩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撤销。二、原审判决又将与案件审理无关的事实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一直纠缠第三人余小佳与被告范扬是夫妻关系，但本案原审在庭审过程中经合议庭释明，原告确认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因此第三人余小佳与被告范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夫妻等，与本案毫无关系，不应当成为本案争议焦点和待证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夫妻关系确认请求，因此关于夫妻关系的认定也是超出审判范围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因此，应撤销一审判决。更何况，户口本及有效户籍登记信息均可证明第三人余小佳一直是未婚：1、在原告起诉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2017）粤1302执5688号一案中，第三人律师向贵院申请调查令，经向第三人所涉全部户籍及婚姻登记机关查询，回复结果均无结婚记录。2、至于原告提交的为了证明夫妻关系的(2013)惠城法民执异字第3号及（2014）惠中法民一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已被惠州市检察院于2019年1月24日提出撤销的检查建议，惠州中院已以（2019）粤13执监2号执行监督案开庭审理，将被撤销，因为不可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确认婚姻关系这一实体法律关系。三、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自证清白”明显违背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支付对价为由申请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合同，属于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然而原审合议庭却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自证清白”，并判决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明显违背证据规则。四、原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一是当事人出于恶意，即主观心理状态为故意；二是当事人之间相互串通。即恶意串通的故意须为各方当事人皆有方能成立；三、当事人明知或应知会损害他人利益。由上可知，“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暨本案所争议的转让行为发生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范扬债权债务纠纷发生之前，转让双方均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一年后会与曾经的商业伙伴会对簿公堂，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然而，原审判决以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了对价以及一份被惠州市检察院于2019年1月24日提出检察建议（惠市检民（行）执监【2018】44130000003号）的案件来认定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夫妻并且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不但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连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既违背了“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又审理了与案件无关的事实，还要求上诉人自证清白以及未达到证明标准却强行认定。因此，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增加理由如下：通鸿公司一审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双方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和余小佳发生股权转让的范扬在一审原告主张的债权中一直是担保人，是否承担责任，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并不清楚，所以余小佳没有共谋的故意，余小佳是善意第三人。被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与范扬的答辩意见一致，没有变更及补充。原审被告范扬辩称，我方认可余小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述称，我方也认可余小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原告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同时请求范扬及余小佳配合执行股权回转登记到范扬名下。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庭审中明确其请求事项请求的是撤销股权转让行为，事实和理由与民事起诉状明确本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5日，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被告范扬将其持有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90%股权以90万元转让给第三人余小佳。合同签订后，双方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第三人余小佳据此持有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另，原告与惠州市金瑞顺实业有限公司、范扬的确认合同纠纷一案【（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49号】，判决惠州市金瑞顺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收购款人民币1700万元及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范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惠州市金瑞顺实业有限公司、范扬上诉至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6）粤13民终375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惠州市金瑞顺实业有限公司、范扬分别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均被一一驳回。在原告执行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范扬将自己在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和各种财产转移至余小佳名下，当中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仅作价90万元转让至余小佳名下，且没有任何支付凭证，余小佳串通丈夫范扬将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转入自己名下原告将全力起诉对范扬与余小佳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为无效行为，将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转回范扬名下。为此，原告提起诉讼对范扬与余小佳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为无效行为，将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的90%股权转回范扬名下。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同时请求范扬及余小佳配合执行股权回转登记到范扬名下。庭审中，原告明确本案是第三人撤消之诉，起诉状的请求事项是撤销股权转让行为。庭审中第三余小佳明确其曾用名“余佳丽”股权系债务抵偿取得，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另查，（2014）惠中法民一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左宗德申请追加余小佳为被执行人案），根据龙川县公安局2003年3月17日签发的《户口迁移证明》记载，当时名为余佳丽的余小佳是范扬的妻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张是：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请求范扬及余小佳配合执行股权回转登记到范扬名下。庭审中原告明确系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故，原立案案由原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予以更改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原告在庭审中虽明确系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股权转让行为，但原告对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主张撤回，故，原审法院仍然按原告书面起诉的诉求进行审理。关于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范扬以90万元价格转让第三人余小佳，但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余小佳向被告范扬支付相应对价的依据，而且，依据（2014）惠中法民一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第三人余小佳与被告范扬系夫妻并追加余小佳为另案的被执行人，据此可判定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有关“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无效的情形。原告请求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无效互相返还的原则，第三人余小佳应当依法向被告范扬返还“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关于原告是否享有第三人撤销权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第三人撤诉之诉的法律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以及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距原告2019年2月1日提起诉讼的时间（诉前保全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已超过五年撤销权的除斥期。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撤销权消灭，故，原告诉讼主张撤销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股权转让行为，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诉讼主张被告范扬及第三人余小佳配合执行股权回转登记到被告范扬名下，因股权变更登记属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范畴，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故，该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不作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00元，由被告范扬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余小佳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病理图文报告，拟证明：2013年6月，余小佳被确认恶性肿瘤；证据2：出院记录，拟证明：2013年7月26日至8月1日，余小佳因癌症进行手术；证据3：收费收据、检验报告单，拟证明：8月1日手术后，到11月前，余小佳在进行放射治疗。证据1-3共同拟证明：在做（原告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笔录时，身体不适，思维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没有正常的行为能力。证据4：（2019）粤13执监2号裁定书，拟证明笔录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5：费用清单，拟证明：在11月13日遭受暴力执法、逼供后，开始服用唑吡坦片治疗失眠症、神经衰弱症。被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3、5，与本案均无关联，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证明本案中余小佳没有正常的行为能力，没有精神病医院出具的鉴定结论，也没有相应的有资质鉴定机构鉴定其无正常行为能力，余小佳当时生病是乳腺癌，不影响其精神状态，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在2013年11月13日遭受了城区法院的暴力执法，如果有暴力执法的话，会有报警或者投诉，也就是说费用清单与暴力执法之间无关联性，更不用说城区法院不会对当事人配合当事人调查的时候会产生暴力执法。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民事裁定书仅仅是撤销了左宗德追加余小佳为被执行人，理由是无证据证明范扬与余小佳是夫妻关系，我们当年申请调查举证从户籍档案中查阅出相关的户籍信息，我们当年调取的材料，现在莫名其妙没有了，不能证明笔录与事实不符，此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仅仅对左宗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范扬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我方对三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我方对三性无异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及案由应如何确认。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得当。具体评述如下：关于案由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从立案时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更改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系对案由认定错误。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本案中，范扬于2012年10月25日与余小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惠州市国润实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作价90万元转让并登记至余小佳名下。范扬与余小佳之间的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未经相关诉讼实体审理后形成生效裁判文书，一审将本案案由修改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至于本案的案由。据现行法律规定，债权人认为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其债权的情况下，保护债权的方式和途径有两种，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债权人的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订立的相关合同；二是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债务人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虽然两者的法律后果都可能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但是二者在适用范围、期限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区别，债权人在一个诉讼中只可择一行使。通鸿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原为请求判令被告范扬与第三人余小佳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同时请求范扬及余小佳配合执行股权回转登记到范扬名下。通鸿公司一审最初的诉讼请求，同时主张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和主张债权人撤销权属程序不当。但一审庭审中，通鸿公司已经明确本案系请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也即最终通鸿公司在本案中选择的是撤销权诉讼。结合一审庭审中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一审法院审理中最终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一审期间双方实际为围绕债权人撤销权是否成立展开诉辩和审理。故此本案案由应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同时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也即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本案中范扬与余小佳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通鸿公司2019年2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五年最长除斥期间的规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通鸿公司的撤销权消灭。一审对通鸿公司基于债权人撤销权规定撤销范扬与余小佳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撤销股权转让行为的诉请不予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予以维持。如上所述，通鸿公司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本案选择的是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应视为其已经撤回请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一方面在庭审中让通鸿公司明确诉讼请求为撤销权，另一方面又以通鸿公司没有对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主张撤回为由，继续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实体审理，程序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程序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00元，由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范扬、上诉人余小佳分别预交12800元），由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2800元，本院分别退回12800元给上诉人范扬、上诉人余小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卫书平审 判 员  于海砚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雷彩霞书 记 员  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