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9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金盆地大道204号。 法定代表人：钟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竞翔，四川盆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宗懋，四川百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建国，男，198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温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彬，女，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虎,四川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建国、罗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陈曦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唐建国、罗彬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建国、罗彬承担。事实与理由：1.《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合同包括的所有资料和内容均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格式合同也不影响合同效力。2.昌鸿公司按《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中《转款委托书》载明的内容将银行贷款汇至唐建国、罗彬指定的案外人钟伟（公民身份号码：51018419881××××××××，以下称案外人钟伟）的银行账户。3.昌鸿公司与唐建国、罗彬之间仅系保证合同关系，因唐建国、罗彬的违约行为，致使昌鸿公司已代其向银行清偿24万余元。唐建国、罗彬作为购车人，应对其什么时间买车、向谁买车、在何处买车承担举证责任。4.案外人钟伟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无证明力，也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错误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并不是昌鸿公司擅自将贷款支付给案外人钟伟，唐建国、罗彬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唐建国、罗彬辩称，1.唐建国、罗彬并没有委托昌鸿公司转款，也并没有在担保合同委托书上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显示委托关系。2.《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仅仅是担保合同，担保手续全部由昌鸿公司提供，担保合同的内容全部由昌鸿公司填写，唐建国、罗彬并没有签字确认。3.案外人钟伟与唐建国、罗彬仅仅是认识，之前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关系。 唐建国、罗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昌鸿公司赔偿唐建国、罗彬经济损失25520.88元；2.判决昌鸿公司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9日，甲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县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新津支行）与乙方昌鸿公司签订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机构合作协议》，载明：甲方向符合甲方规定条件的乙方推荐的借款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乙方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合作期限为36个月，即三年。2018年7月23日，甲方昌鸿公司与乙方唐建国、罗彬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载明：甲方接受乙方的委托，同意为乙方在与邮政银行新津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5199979Ｑ118071972937的担保合同项下，乙方申请的分期期数为36期,额度为人民币268000元的汽车分期付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日，甲方昌鸿公司与乙方唐建国、罗彬签订了《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共计10页，载明的资料中包括有：《现金收条》、《转款委托书》、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收车承诺书、承诺书（关于资料属实的承诺）、承诺书（对持有人的承诺）等内容。其中，《转款委托书》载明：“成都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兹委托贵方将本人在邮政银行办理按揭用于购买汽车的银行贷款部分共计268000元（大写：贰拾陆万捌仟元整）转入如下账户：账户名：钟伟身份证号码：51×××72账号：62×××28开户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以上转账金额视同我本人收讫。”尾部委托人及身份证号栏均为空白。除承诺书（对持有人的承诺）落款处有双方盖章、签名和捺印外，其余资料尾部均无双方盖章、签名或捺印。 2018年7月31日，邮政银行新津支行与唐建国、罗彬签订了编号为5199979Ｑ118071972937《个人购房／购车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68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借款用途为：向成都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品牌型号为林肯大陆2018款2.0Ｔ两驱尊耀版的车辆壹台。合同7.1约定：借款人授权贷款人将贷款发放至如下账户，户名：唐建国账号：62×××13开户行：邮政银行。合同7.2：借款人授权贷款人将贷款资金直接从上述账户划付至如下交易账户：户名：成都昌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号：95×××03开户行：邮政银行。2018年8月1日，邮政银行新津支行放款268000元至唐建国账号为62×××13的账户内，同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按约将该笔款项划付至昌鸿公司账号为95×××03的账户内。昌鸿公司扣除了担保费8000元。 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昌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钟伟从其开设于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6327的个人账户分6次转账至案外人钟伟开设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尾号为1028的个人账户共计260000元(其中2018年8月17日20000元、2018年8月20日50000元和40000元、2018年8月21日50000元和50000元、2018年8月22日50000元)。邮政银行新津支行因贷款发放后1个月内唐建国、罗彬未提车，也未配合银行办理车辆抵押，决定提前收回贷款，唐建国于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向邮政银行新津县支行还款25520.88元(其中2018年9月15日8974.83元、2018年10月15日8232.24元、2018年11月15日8232.24元、2018年12月15日81.57元)。昌鸿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向邮政银行新津县支行代偿249170.87元(其中本金247646.39元、利息1524.88元)。同日，邮政银行新津支行向昌鸿公司出具《贷款本息代偿确认书》。2019年4月2日，邮政银行新津支行向唐建国出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 2019年7月19日，案外人钟伟向唐建国、罗彬出具《说明》，载明：“我叫钟伟（51×××72）我从来没有收到罗彬和唐建国委托成都昌鸿汽车公司及其法人（钟伟）的任何购车款项。”唐建国、罗彬因未获得案涉车辆，但却向邮政银行新津县支行归还借款25520.88元，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审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基础信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机构合作协议》、《委托担保合同》、《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个人购房/购车借款及担保合同》、银行转账明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提前收回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贷款本息代偿确认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说明》等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昌鸿公司抗辩其根据与唐建国、罗彬签订的《车贷相关合同、承诺书》中《转款委托书》的约定，将案涉款项260000元转至案外人钟伟个人银行账户，已完成委托事务；至于唐建国、罗彬什么时间买车、买什么车、在何处买车、什么原因未购车成功，与己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昌鸿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其理由是：一、因《转款委托书》中委托人处并无唐建国、罗彬签名或捺印确认，唐建国、罗彬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经济损失，说明该《转款委托书》也未得到唐建国、罗彬的事后追认。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昌鸿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唐建国、罗彬与案外人之间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昌鸿公司关于转款委托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之间转款委托关系不能成立。唐建国、罗彬向邮政银行新津支行贷款目的是用于购买汽车，昌鸿公司作为唐建国、罗彬贷款的担保人按约收到贷款、扣除担保费用后，却擅自将剩余款项支付与案外人，导致唐建国、罗彬购买汽车的目的不能实现，但却向银行归还了部分借款，确实给唐建国、罗彬造成了一定损失，昌鸿公司应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昌鸿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唐建国、罗彬支付25520.8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元，由昌鸿公司负担（此款已由唐建国、罗彬垫付，昌鸿公司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唐建国、罗彬）。 二审期间，昌鸿公司向本院申请持调查令向四川川物美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物美林公司）调取证据，川物美林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收据二张、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四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账联二份、案外人钟伟身份证复印件、收据遗失证明、成都农商银行银行卡复印件、收据条等，昌鸿公司认为，以上证据可以证明昌鸿公司按照唐建国、罗彬的委托将款项支付到其指定的银行账号，又通过指定的银行账号将购车款支付至4S店的银行账户。唐建国、罗彬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昌鸿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以上证据均为川物美林公司提供，本院对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依法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2018年7月18日，案外人钟伟向川物美林公司汇款5000元，汇款用途备注为：“林肯大陆4588黑外黑内唐建国订金”。同日，川物美林公司向案外人钟伟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大陆预收款”5000元。同年8月31日，案外人钟伟再向川物美林公司汇款95000元，汇款用途备注为：“唐建国林肯大陆部分车款”。同日，川物美林公司向案外人钟伟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大陆预收款”95000元，其上备注“唐建国”。 2018年8月31日，川物美林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其上载明：唐建国购买车辆为林肯1999CC小轿车（车架号码1LN6L9R95J5612041），价税合计378600元。同年11月1日，川物美林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其上载明：唐建国购买车辆为林肯1999CC小轿车（车架号码1LN6L9R95J5612041），价税合计-378600元。 二、2019年12月3日，案外人钟伟因与川物美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高新法院），案外人钟伟诉称：2018年7月18日，案外人钟伟受唐建国的委托购买林肯牌汽车一辆，之后双方达成初步购车意向，案外人钟伟先后向川物美林公司支付购车款10万元。其后，因双方未能对购车事宜达成一致，案外人钟伟多次要求川物美林公司退还全部购车款，川物美林公司均不予理会。为此，案外人钟伟诉至法院，要求川物美林公司退还全部购车款及支付利息。 成都高新法院受理案件后，川物美林公司提起反诉称，案外人钟伟未按照约定在2018年8月31日付清所有购车款，亦未接收车辆，川物美林公司多次催告未果，直至2018年11月，川物美林公司就未能再联系上案外人钟伟。后川物美林公司得知其私自挪用了唐建国用于付清车辆尾款的贷款，致唐建国无法履行支付车辆尾款的义务。川物美林公司认为，案外人钟伟的行为给其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为此，川物美林公司提起反诉。 该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钟伟向成都高新法院提交唐建国于2019年8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其上载明：“我叫唐建国……2018年7月18日我委托钟伟，身份证号码（51×××72）帮我购买林肯大陆汽车。”本案二审中，唐建国对以上《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认可。 后经成都高新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2020年4月15日，川物美林公司向案外人钟伟转款9万元，转账用途备注：“退定金”。同日，案外人钟伟出具《收据条》，认可收到川物美林公司退还的购车款9万元。唐建国、罗彬、夏虎等四人均作为“见证人”在《收据条》上签字捺手印。 三、本案一审过程中，唐建国、罗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虎在庭审中陈述：“我们不认识这个钟伟，我们也没有和他建立过任何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据我所知的是没有的。”唐建国、罗彬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说明》一份，其上“说明人”处有“钟伟”字样签名及捺手印，但“钟伟”未到庭。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昌鸿公司将相关款项支付至案外人钟伟处的行为是否违反双方《委托担保合同》的约定。本案中，《转款委托书》上“委托人”处确无唐建国、罗彬的签名或捺印，但关于唐建国、罗彬是否指令昌鸿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钟伟应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唐建国、罗彬与昌鸿公司订立《委托担保合同》的目的，系唐建国、罗彬通过昌鸿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向邮政银行新津支行贷款用于购买车辆。因贷款的用途系购车，故明确购车交易的相对方系确定款项走向是否违反双方约定的关键。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案外人钟伟向成都高新法院提起诉讼，陈述称其受唐建国委托从川物美林公司购车，唐建国出具的《情况说明》亦对案外人钟伟所陈述的以上事实予以认可。川物美林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收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证据，与案外人钟伟及唐建国二人的相关陈述相互映证，均证实案外人钟伟代唐建国向川物美林公司购车的事实。唐建国、罗彬向一审法院称其与案外人钟伟不认识、无任何经济往来的陈述，明显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因此，可以确定唐建国、罗彬与昌鸿公司之间具有指令昌鸿公司将相关款项支付给案外人钟伟的合意，因唐建国、罗彬未举证证明昌鸿公司违反《委托担保合同》项下义务，唐建国、罗彬主张昌鸿公司赔偿因违约造成其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昌鸿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唐建国、罗彬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元，由唐建国、罗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8元，由唐建国、罗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 曦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贺俊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