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怀英，女，197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焕欣，广东容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荣昌，男，194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妍，广东广和（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银霞，广东广和（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桂林，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赣南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李桂林。上诉人贺怀英因与被上诉人梁荣昌、原审被告李桂林、佛山市顺德区赣南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6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怀英上诉请求：1.改判贺怀英无须承担一审判决第一项认定的借款本金232250元及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梁荣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时，并没有欠下232250元的借款债务。一审判决是以李桂林确认尚欠借款50万元的前提下以50万元减去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后由梁荣昌支付给李桂林的借款267750元的余额，来认定双方离婚前所欠的借款金额。该认定的方式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梁荣昌陈述，李桂林向他借款约定了借款利息。李桂林分别在2018年10月15日借据中确认的借款金额40万元中，必然包括了其所欠的借款利息。2017年5月20日转款47750元中，李桂林是按50000元计入了借款40万元的本金中，这其中包含了2250元的利息；仅按离婚后实际支付金额167750元，如果按每月1.5%利息计算至2018年10月15日，其所欠利息金额即为42776.25元。因此，简单地以50万元减去离婚后支付的借款金额来认定离婚前所欠借款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二、梁荣昌主张由贺怀英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借据》的形成时间发生在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之后，案涉债务与贺怀英无关。（二）贺怀英名下的银行账户确为李桂林用于赣南公司之用。该账户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账户交易明细》可以反映，账户中的款项均是李桂林用于经营公司。（三）以梁荣昌曾将借款转入到贺怀英名下账户的事实来认定贺怀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能成立。首先，贺怀英名下的银行账户是李桂林用于公司的经营。其次，梁荣昌主张的借款共2024750元，其中仅有三笔合共1010000元转入了贺怀英名下的银行账户，其余款项l014750元均转入到李桂林名下的银行账户。但自2013年9月起至2014年12月期间，通过贺怀英的账户分二十七次共向梁荣昌转账支付了1744220元。该转出款项已大大超出了梁荣昌转入的款项，足以证实该阶段梁荣昌的债务已经得到全部清偿。因此，仅凭转账记录也不能认定贺怀英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贺怀英虽然担任了公司股东，但并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在梁荣昌提起诉讼时，贺怀英已经不再是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五）贺怀英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梁荣昌本人在一审开庭时向法庭陈述了其与贺怀英也是朋友，但没有将借款的事实亲口告诉贺怀英。三、贺怀英对本案借款的真实性存在怀疑。首先，作为债权人的梁荣昌提供不了案件借据的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当然包括案涉债务已得到清偿，或者债务本来就不真实，但作为债务人的李桂林却偏偏自认50万元的债务。其次，既然梁荣昌主张部分借款产生于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之前，为何之前没有形成借据，而要在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两年后进行补签，这一做法不符合常理。再次，梁荣昌一直认识贺怀英，其自称与李桂林夫妻是朋友关系，但出于何种目的梁荣昌要向贺怀英隐瞒借款的事实。最后，在李桂林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梁荣昌仍然继续借款给李桂林，也完全不符合常理。在梁荣昌没有出具有效借据的情况下，结合李桂林自认债务以及其负债累累的事实，贺怀英有充分理由怀疑李桂林与梁荣昌串通，以损害贺怀英的合法权益。四、李桂林自认的50万元借款债务均产生在其与贺怀英离婚后，贺怀英无须承担连带责任。截至贺怀英与李桂林离婚之日，梁荣昌共转账支付借款1757000元，而仅通过贺怀英的银行账户支付给梁荣昌的款项就高达1744200元。李桂林陈述后期的借款均转入其名下账户，也由其名下账户进行还款。由此可以推断，离婚前李桂林自认的借款已全部还清，不存在未还清的离婚前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梁荣昌辩称，一、一审法院区分李桂林、贺怀英离婚前后所欠的借款金额正确，应予维持。二、贺怀英应对离婚前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借款本金232250元均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部分借款直接转入贺怀英的个人账户并由其直接还款，由此推断贺怀英明知借款事实并愿意与李桂林共同还款。第二，该债务是由于经营赣南公司而举债的，也是李桂林、贺怀英参与经营赣南公司期间发生的，应属两人共同经营产生的债务，贺怀英应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桂林、赣南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发表意见。梁荣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桂林、贺怀英、赣南公司共同向梁荣昌偿还借款5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从2019年2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10月15日为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桂林、贺怀英、赣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桂林、贺怀英曾是夫妻关系，后于2016年10月8日登记离婚。李桂林曾参与经营赣南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赣南公司的股东原登记为李桂林、李慧玲两人，后于2012年11月21日变更登记股东为李桂林、贺怀英，于2019年3月20日又变更登记股东为李桂林、李万森。李桂林因经营赣南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而多次向梁荣昌借款，其中梁荣昌通过银行转账提供借款情况如下：2013年8月31日转款240000元，2013年10月24日转款700000元，2014年6月30日转款70000元，以上3笔转款共1010000元转入贺怀英名下的银行网银卡账号（卡号：622********16350）；2014年7月18日转款70000元，2015年1月30日转款200000元，2015年5月28日转款80000元，2015年8月13日转款130000元，2015年12月25日转款100000元，2016年1月15日转款70000元，2016年4月15日转款97000元，2017年5月20日转款47750元、2017年11月11日转款120000元，2019年1月13日、2019年1月14日分别两次转款各50000元，以上11笔款项共1014750元转入李桂林名下的银行账号。2018年10月15日，李桂林曾出具一份借据，确认欠梁荣昌借款40万元作赣南公司运作资金，到2019年10月15日归还本金，期间每月15日支付利息6000元。2019年1月15日，李桂林又出具借据，确认欠梁荣昌借款10万元作赣南公司运作资金，到2019年10月15日归还本金，期间每月15日支付利息1500元。赣南公司在上述两份借据落款处盖章，但双方均未保留上述借据原件。梁荣昌主张按上述借据约定来要求还款。2019年9月15日，李桂林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借到梁荣昌借款500000元，借款时间为一年，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至2020年9月15日本息一起归还。同日，李桂林另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暂欠梁荣昌28000元，于2020年3月28日归还。对于上述借据和欠条双方均未提供原件，其中欠条所记载的欠款李桂林述称是此前的利息。李桂林根据以上借据和欠条认为双方已变更了有关还款期限和利息计算的约定；梁荣昌则认为上述借据、欠条只是李桂林单方作出的还款承诺，其本人没有签名同意该还款方案。梁荣昌曾收到前述贺怀英名下账号转来的款项，具体如下：2013年9月2日还款410000元，2013年10月21日还款240000元，2014年6月9日还款700000元，2015年5月4日还款300000元。法院于2019年8月另案受理朱宝华诉李桂林、赣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宝华在该案中主张李桂林、赣南公司尚欠其借款并要求偿还，李桂林、赣南公司在该案中辩称，赣南公司的一切开支都利用民间借贷和银行借款维持，现已负债累累，尚欠金额应为121.5万元。法院经对该案审理后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粤0606民初16483号民事判决，判令李桂林、赣南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宝华归还借款121.5万元及逾期利息。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梁荣昌与李桂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存在以下争议问题：一、关于借款本息如何计算及还款期限的约定。梁荣昌提供2018年10月15日及2019年1月15日的借据复印件各一份作为本息计算的依据，李桂林则另提供了由其在2019年9月15日另出具的借据、欠据复印件各一份作为本息计算的依据，虽然上述证据复印件均未提供原件核对，但双方在接受法庭调查时均陈述确实出具过上述债权凭证，在双方当事人未另行提供其他债权结算依据的情况下，可结合上述债权凭证记载的内容及双方的陈述进行结算。李桂林在2018年10月15日对此前的借款结算后立据确认仍欠梁荣昌此前借款本金400000元并同意按每月6000元（月利率1.5%）支付利息，李桂林在2019年1月另借到100000元后又另出具借据予以确认，并同意对此笔借款按每月1500元（月利率1.5%）支付利息，双方之后并无发生新的借款或还款行为，李桂林之后在2019年9月15日另行立下借据时仍确认欠借款本金500000元，并另立一张欠据确认另欠28000元为借款利息，故从上述证据及双方陈述可以推知，李桂林尚欠梁荣昌借款本金共计为500000元，借贷双方对此也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借贷双方对于利息的计算有异议，梁荣昌对其据以作为债权结算依据的借据并未提供原件核对，而对于李桂林提供的之后2019年9月15日另行立下借据、欠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在李桂林于2019年9月15日出具新的借据、欠据后，梁荣昌不再持有此前由李桂林出具的借据并接受李桂林作出的债务确认及延期还款承诺，梁荣昌现仍要求按此前的借据计算利息缺乏理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李桂林于2019年9月15日出具的借据和欠据，李桂林至2019年9月15日前尚欠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28000元，此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计至清偿之日止。关于上述借款的偿还期限，赣南公司对案涉借款为李桂林、赣南公司的共同债务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案涉的借款此前曾约定在2019年10月15日偿还，在未能按上述期限偿还的情况下再次承诺于2019年3月28日偿还利息28000元及在2019年9月15日偿还全部本息，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桂林、赣南公司在梁荣昌给予延期还款的宽限后又因其他债务被法院判决需另案向朱宝华归还借款121.5万元及逾期利息，说明李桂林、赣南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李桂林、赣南公司也未能提供适当担保，梁荣昌依法有权解除前述双方关于延期还款的约定，故梁荣昌要求偿还上述借款本息。二、关于贺怀英对案涉债务应否承担责任。本案主张的借款中，2017年5月20日的借款47750元、2017年11月11日的借款12万元，2019年1月13日、1月14日分别借款5万元，以上借款合计267750元是在李桂林、贺怀英离婚后发生，依法不属夫妻共同债务，梁荣昌将此部分借款及其相应利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贺怀英承担，缺乏理据，不予支持。其余的借款232250元均发生在李桂林、贺怀英离婚前，其两人在诉讼中述称其两人于1995年即登记结婚，即此部分借款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因经营赣南公司而举债，赣南公司从2012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股东登记为李桂林、贺怀英，即上述债务也是两人均参与经营赣南公司期间发生，应属两人共同经营产生的债务，且梁荣昌所提供的借款多次转入贺怀英名下的账号，贺怀英提出其名下的账号并非其本人使用，以及赣南公司的经营也与其无关等辩解意见，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李桂林所欠梁荣昌借款应区分为两部分，即李桂林、贺怀英离婚后所欠的267750元及相应利息，与贺怀英无关，应由李桂林、赣南公司共同承担，其中利息的计算亦应区分，李桂林在欠据中确认计至2019年9月15日的利息28000元是按全部借款本金500000元计，对应此部分借款的利息按本金比例计至当日应为14994元，之后按当日所立借据约定的月利率1%计至清偿之日止；离婚前所欠的232250元及相应利息，应由李桂林、贺怀英、赣南公司共同承担，对应此部分借款的利息计至当日按本金比例计算为13006元，之后按当日所立借据约定的月利率1%计至清偿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桂林、贺怀英、赣南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荣昌偿还借款232250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9年9月15日止为13006元，之后的利息以本金2322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至清偿之日止）；二、李桂林、赣南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荣昌偿还借款267750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9年9月15日止为14994元，之后的利息以本金2677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梁荣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700元、财产保全费3320元，合计8020元（梁荣昌已预交），由梁荣昌负担420元，李桂林、赣南公司共同负担6600元，贺怀英在3000元范围内与李桂林、赣南公司共同负担上述费用。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贺怀英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二、在李桂林与贺怀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借款尚欠的金额应为多少；三、贺怀英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尚欠借款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虽然2018年10月15日借据、2019年1月15日借据、2019年9月15日借据均为复印件，但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可知，双方之间确实出具过上述债权凭证，而从三份借据的金额、内容以及落款时间可知，其相互之间也存在关联，故本院确认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借贷的合意。另外，根据当事人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知，梁荣昌有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分多次向对方交付大笔款项。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达成借贷合意且已交付款项，双方形成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债务人负有还本付息的责任。虽然案涉借据是李桂林在离婚之后出具的，但根据债权人梁荣昌转出款项的时间、金额及对象，债务人的还款数额、双方应存在利息约定等情况，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李桂林在离婚后出具借据对借款金额予以确认，具有事实依据，本案不能以借据的出具时间而否定借款的真实性。贺怀英对案涉借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实际情况可知，长期以来梁荣昌多次出借款项给对方，期间债务人也有还款，经过多次款项往来，李桂林出具案涉借据确认尚欠的借款金额。根据案涉三份借据的时间、金额及其内在联系，在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明力更强的债权凭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李桂林于2019年9月15日出具的借据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根据该份借据，至2019年9月15日尚欠的借款本金应为500000元。本案中，梁荣昌作为债权人多次出借款项，时间跨度较大，其中部分借款发生在李桂林与贺怀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借款发生在双方离婚之后，故对于尚欠的500000元借款，需区分离婚前、后各自的数额应为多少，从而判断哪些部分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般情况下，在还款过程中，债务人一般先清偿发生在前的借款，再清偿时间在后的借款。本案中，在李桂林、贺怀英离婚之后发生的借款合计为267750元，该部分尚未清偿，根据借款发生的先后顺序，一审法院在尚欠的500000元借款本金中扣除离婚后发生的267750元，认定其余232250元属于离婚前发生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贺怀英对此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本案可以认定，在尚欠的借款本金500000元中，其中有232250元属于李桂林、贺怀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借款。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文所述，在尚欠的借款本金中，有232250元属于李桂林、贺怀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梁荣昌认为该部分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贺怀英亦应承担清偿责任。经审查，在整个借款过程中，梁荣昌除了转款至李桂林的账户之外，还转款至贺怀英的账户且数额不小，此后梁荣昌也曾经收到通过贺怀英名下账户转来的还款。而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借据内容可知，李桂林因经营赣南公司而举债，赣南公司从2012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登记的股东为李桂林、贺怀英，故梁荣昌主张讼争借款有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具备事实依据。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前文所述的讼争借款232250元可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贺怀英对该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应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贺怀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经审查，一审法院对案件诉讼费的负担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应为：一审案件受理费4700元、财产保全费3320元，合计8020元，由梁荣昌负担420元，李桂林、贺怀英、赣南公司三方共同负担3530元，剩余4070元由李桂林、赣南公司两方共同负担。该处理并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的正确性，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仍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贺怀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对一审诉讼费负担部分依法予以重新核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700元、财产保全费3320元，合计8020元，由梁荣昌负担420元，李桂林、贺怀英、佛山市顺德区赣南针织有限公司三方共同负担3530元，剩余4070元由李桂林、佛山市顺德区赣南针织有限公司两方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978.84元，由贺怀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卢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