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4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川叶，女，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贞，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喆，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润宝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广德县经济开发区农贸市场三楼。 法定代表人：罗超，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圣斌，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芝蓉，女，195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应兴芳，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潘富国，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再审申请人武川叶与被申请人安徽省润宝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简称润宝公司）、阮圣斌、陈芝蓉、应兴芳及二审上诉人潘富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8）皖182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潘富国、武川叶不服该判决，向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皖18民终147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皖1822民初851号民事判决。潘富国、武川叶不服该判决，再次向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20)皖18民终9号民事判决。武川叶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川叶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而原一、二审判决均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基本事实是“甲方武川叶、潘富国把股权转让给了乙方阮圣斌、施怡、应兴芳，并由润宝公司代替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三人用润宝公司房产抵付了股权转让款”，其依据就是一份《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协议》。然而，该协议的甲方是武川叶、潘富国，乙方却不仅仅是阮圣斌、施怡、应兴芳，还有润宝公司，且其是合同中的主要乙方，但原一、二审判决直接认定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为股权受让方，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因为涉案合同虽然在开头处表明的乙方是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但润宝公司在合同乙方处盖章，且合同通篇约定的均为润宝公司的权利义务，与阮圣斌、施怡、应兴芳并没有直接关系。合同并没有约定武川叶的股权转让给上述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约定潘富国的股权转让给其中任何一个人，更没有约定阮圣斌、施怡、应兴芳各出多少钱，各买谁的多少股份，而是约定“由公司收回”武川叶、潘富国的股份。涉案合同并不是五个自然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一份综合性协议，既有关于润宝公司收回武川叶、潘富国股份及投资人权益并支付对价的约定(见协议第一、二、三、四、十条)，也有武川叶、潘富国退出后，润宝公司债权债务如何负担的约定(见协议第七、八条)，还有润宝公司日后如何经营的约定(见协议第五、九条)。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条“乙方同意受让甲方的全部股权及出资人权益，其中潘富国实际享有的股权份额为20%，武川叶实际享有的股权份额为20%。阮圣斌、施怡、应兴芳实际享有的股权份额各为10%，原周红宝的股权份额为30%，公司已经收回(协议附后)。”这一条并没有约定武川叶、潘富国二人持有40%的股权转让给阮圣斌、施怡、应兴芳。正是因为公司才是真正的股权收购人，所以才在协议中单独列出各股东所实际享有的股份，又附上“原周红宝的股权份额为30%，公司已经收回(协议附后)”这句话，同时表明的意思就是:“现在由公司收回武川叶、潘富国二人持有40%的股权”。第二条“潘富国的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价格合计为1000万元;武川叶的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价格合计为1260万元。”这一条仅约定了潘富国、武川叶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价格，并没有说明这个转让对价应由谁支付。由于润宝公司才是真正的股权及出资人权益的收购方，故涉案协议的第三、四条直接约定了润宝公司收回股权的对价支付方式:用润宝公司的房产直接抵付润宝公司应向武川叶、潘富国支付的金钱之债。第五条“武川叶对地下车库享有按份使用权，乙方同意不再另行收费”。该条约定中的“乙方”显然是润宝公司，而不是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三人，因为其三个人对于润宝公司开发的地下车库收益并不享有直接的金钱支配权，作为润宝公司的股东，其三人仅能对润宝公司的股东分红享有支配权。第六条“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七日内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等手续”。从润宝公司2016年3月31日的工商变更登记记录中可以看出，潘晓富退出，罗超加入。股权的变更登记并没有发生在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与武川叶、潘富国之间。而是按照乙方(也就是润宝公司)的安排进行了变更登记。第七条、第八条均为乙方承担润宝公司债权债务的约定，且从该两条协议内容上看，所有的债权债务均为公司债务而非个人债务，如“未付的工资、税收、应付的工程款等”“润宝公司向潘富国的借款等”，对于上述债务，也均由乙方承担。此处的乙方也明显是指润宝公司，而非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三人。第十条违约责任的承担，约定的也是公司义务，如“乙方承诺2016年5月1日前交房等”。股东个人不可能向甲方进行交房，也无权交房。此条约定也表明合同的乙方是润宝公司，而非三个自然人股东。综上，本案合同的甲方为潘富国、武川叶，乙方为润宝公司及阮圣斌、施怡、应兴芳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依法进入再审。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涉案《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协议》并非单纯的自然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一份由润宝公司收回潘富国、武川叶股份及其他事项约定的综合性协议。潘富国、武川叶二人的股份是由润宝公司收回的，其以自己开发的房产抵付其应向潘富国、武川叶二人支付的“股份及出资人权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原一、二审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是“五个股东之间发生了股权转让，并由润宝公司代替三人用公司房产抵付了股权转让款”，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理本案，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与立法原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简称九民纪要)第30条关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中明确表述: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并列举了五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等。对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可知，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二审法院引用的是不完全条款，其应根据具体情形适用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追究相关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非直接认定合同无效。依据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应依法进入再审。三、关于本案协议的效力问题。九民纪要第41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法人事后以各种理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润宝公司不仅在合同上加盖了公司的印章，而且合同每一条款的内容(即乙方的权利与义务)均指向润宝公司，约定明确。润宝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中的重要乙方，按合同约定用其房产抵付金钱之债，合理合法，涉案协议当然是有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本案合同签订的背景就是润宝公司各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有重大分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阮圣斌提出由公司由收回潘富国、武川叶二人的股份，由他安排人进行经营。潘富国、武川叶、施怡、应兴芳均表示同意，所以各股东、润宝公司才共同签订了涉案《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协议》。而2015年12月10日，润宝公司与周红宝先签订了股份回购协议。基于此，武川叶、潘富国才与润宝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股份回购协议即涉案协议。公司各股东均在协议上签名，应推定各股东均同意由润宝公司收回武川叶、潘富国二人的股份，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虽规定了“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该规定是针对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因本案润宝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虽规定了公司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的三种情形，本案也并不符合这三种情况，但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并未对本案的股份回收情形予以禁止，而本案的股份回购情形也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四、原一审判决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民诉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第四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本案第一次一审判决书的文号是: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2018)皖182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是汪旭东、张和琴、张国萱;第二次一审判决书的文号是: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2019)皖1822民初851号民事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是柏丛燕、张世敏、张和琴。对照上述法律条文可知，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在本案被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也就是说，第二次的合议庭成员名单上不应该出现“张和琴”的名字。张和琴虽然是人民陪审员，但人民陪审员在行使审判职权时与审判人员具有相同的职权。且上述民诉法解释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基于上述事实，本案的情况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七项之规定，应依法进入再审。五、本案依法应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一般由本院提审。”目的是为了公正审理本案，以免原一、二审法院的既往成见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及公正性。综上，武川叶依据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润宝公司、阮圣斌、陈芝蓉、应兴芳、潘富国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武川叶对案涉《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协议载明的甲方为潘富国、武川叶，乙方为阮圣斌、施怡（陈芝蓉之女）、应兴芳。除武川叶于再审申请中列明的协议条款，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应当支付潘富国的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款1000万元，乙方先行以润宝公司开发的房屋抵偿985万元，不足部分15万元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第四条约定，乙方应当支付武川叶的股权及出资人权益转让款1260万元，乙方以润宝公司开发的房屋作价1770万元抵付，缺口部分510万元由武川叶支付给乙方，乙方保证该款用于清偿本协议第七条约定应偿还潘富国的借款；第七条约定，乙方受让上述股权及出资人权益后，润宝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受；第八条约定，润宝公司向潘富国的借款600万元，乙方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第九条约定，为股权变更需要，乙方有权增加合作伙伴，甲方以此不持异议，并同意根据股权变更需要由登记股东与乙方及合作伙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不作为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协议落款处甲方位置由潘富国、武川叶签名，乙方位置由陈芝蓉、阮圣斌、应兴芳签名。由此可见，协议双方对“乙方”与润宝公司系不同主体的认识明确，权利义务有着明显区分，且润宝公司印章并非加盖于协议标注的甲乙方落款处，即该协议的基本形式和约定内容均不能反映润宝公司是合同当事人。因此，原审认定阮圣斌、陈芝蓉、应兴芳系以润宝公司财产支付个人受让股权的应付对价，有合同依据；以明显损害润宝公司利益为由确认协议无效，于法有据。武川叶主张原判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审判组织的组成。经查，本案一审及重审一审确实存在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不符的情况。但考虑该重审判决系由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最终讨论决定，武川叶在重审二审中亦未就合议庭组成问题提出上诉，且其申请再审系针对本案二审判决，故仅为此再审本案实无必要。 综上，武川叶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川叶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 蓉 审判员 胡邦圣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郭玮 书记员姚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