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新洪，男,195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羁押在佛山市高明区佛山监狱。公民身份号码：440************95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志娴，女,1950年06月0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45。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一丰，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雄，男，196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6。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桂，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耀庭，男，196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蓬江区东江里116号601。公民身份号码：440************316。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桂，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双龙工业区。注册号：4407012002494。法定代表人：吴炳鸿，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泽铭，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郁坤，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德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3民初4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新洪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健德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健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依据(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的认定，健德公司是国有企业的证据不足，因此，裁定书认定鲁志娴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既然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健德公司的企业性质是非国有企业，则本案对健德公司企业性质的认定也应该与《刑事裁定书》的认定一致，应该认定是非国有企业。否则，同一事实、同一法院，却适用不同的裁判规则，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性。二、一审认定健德公司的起诉合法是错误的。1.健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冠锐，股东为黄艳庄、周群英、黄付章、林冠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规定：企业法人因经济、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应当加盖企业法人的公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未加盖企业法人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未签字或盖章的，受诉法院应令其补正。健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也未取得公司股东会同意，起诉状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因此该起诉状是不依公司法定程序决策作出的民事诉讼行为，健德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况且，江门市立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业公司）是代为管理健德公司的公章，立业公司不是健德公司的股东，也不是上级主管部门，既不对健德公司承担义务，也无决策权，代管理人无权擅自使用公司公章盖章起诉进行诉讼。2.无论健德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否国有，健德公司是独立法人，要提起民事诉讼，需要有股东会的同意或法定代表人的同意，否则，就不是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顾本案健德公司的公章被所谓的上级部门掌握的事实，认定健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合法的，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须是法人或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三、一审法院判决魏新洪承担责任赔偿30万元是错误的。因为对于有关虚假诉讼，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海法院）在进行处罚时，已单独对魏新洪进行了处罚，且魏新洪已缴纳，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健德公司不应再次向魏新洪追讨。否则，就有违“一事不两罚”的处罚原则。四、一审法院判决魏新洪承担赔偿损失责任是错误的。魏新洪虽有收取租金，但魏新洪收取的“租金”，其实是健德公司所欠魏新洪原所在公司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借款，魏新洪隐瞒了这笔款项，没有交回公司，从而导致贪污。这笔款项是健德公司应付的款项，并不是健德公司的实际损失，健德公司无权向魏新洪追讨租金损失。鲁志娴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健德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健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就争议焦点健德公司起诉是否合法且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江门市健德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工商档案中所有的验资文件都是彼此矛盾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的规定，存在疑点的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且验资文件的经办人陈国培、刘同昌等及会计马玉霞都出具证言说明验资文件不真实，没有国有出资，就应当认定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都不是国有企业，立业公司无出资人资格，无权以健德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工商档案中的《健德总公司章程》、《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验资报告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己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将这些验资文件作为审判依据，导致错误认定立业公司可以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健德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鲁志娴认为，一审法院对前述验资文件的认定是滥用自由裁量权，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具体情况如下：1.健德总公司工商档案中的验资文件虚假，前后矛盾。1990年6月12日，健德总公司注册登记时，江门市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和陈永年注册会计师在《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上证实该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由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提供固定资金200万元，自有资金300万元；注册资金来源为：财政部门拨入5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50万元，其他资金400万元。诉讼过程中，健德公司不能提供任何财务凭证证明财政部门拨入5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50万元，其他资金400万元。1991年5月29日，健德总公司的《验资报告书》上，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和注册会计师陈永年证明该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固定资金170万元，自有资金330万元；注册资金来源为：财政部门拨入17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330万元(目前尚未拨入)。诉讼过程中，健德公司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财政部门拨入170万元。前述两件关于注册资金来源的文件在“固定资金”“自有资金”“注册资金来源”的金额上都是矛盾的，不仅没有财务凭证佐证，并且明确330万元未拨入。前述两份文件的矛盾，证实了当时的企业注册资金证明文件都是乱出的，事实是国家对健德总公司没有投资一分钱，原江门市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科员陈国培、健德总公司创办人之一刘同昌、会计马玉霞都书面证明国家对健德总公司没有投资一分钱，该司设立初期的运作资金来源于职工集资，设立后的营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从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健德总公司不是真正的国有企业，从资金来源上看应属于职工集资的集体企业(即私人企业)。2.健德公司工商档案中的验资文件虚假，前后矛盾。1994年4月25日，江门市股份制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江门健德有限公司的批复》(江股[1994]7号)文批复同意设立健德公司，股份总额300万元，由健德水产饲料厂出资140万元(占46.66%)，金河实业投资发展总公司出资80万元(占26.67%)，内部职工个人出资80万元(占26.67%)。1994年6月21日，健德公司《验资报告》记载：江门健德水产饲料厂出资180万元(占60%)，江门市金河实业投资发展总公司出资120万元(占40%)。该《验资报告》与前述《关于同意设立江门健德有限公司的批复》矛盾，没有体现职工出资部分。(健德水产饲料厂后来改名为江门健德食品有限公司、金河实业发展总公司后来改名为江门市银晶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6月22日江门市经济信息咨询事务所出具了《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证明健德公司有注册资金300万元。1997年1月2日，健德公司经股东和集资职工同意，将职工所集资的80万元分别转让给陈文标30万元，转让给梁德强20万元，转让给健德总公司30万元。1997年8月8日，江门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记载健德公司由健德总公司出资250万元(占83%)，陈文标出资30万元(占7%)，梁德强出资20万元(占10%)。该验资报告与前述1994年6月21日《验资报告》矛盾，也与后面的股权转让文件矛盾。1997年12月17日，江门市银晶集团有限公司(原金河实业发展总公司)将所持健德公司股权26.67%(即8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健德总公司。1998年6月2日，江门健德食品有限公司(原江门市健德水产饲料厂)将所持健德公司股权46.7%(即14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健德总公司。前述两次股权转让明显又与前述两份验次报告矛盾。这些反复矛盾的验资报告和股权变更，说明这些出资和股权变更都是虚假的，健德总公司没有对健德公司实际出资，也不享有股权，健德公司也是依靠职工集资和银行贷款经营，故此后，健德公司经过多次股权转让完全变为职工代表持股也没有任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监督检查意见。1999年2月2日，健德总公司将对健德公司的83%的股权转让给周群英11%，转让给魏新洪30%，转让给符史惠20%，转让给梁德强4%，转让给江门市蓬江区蓝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8%，保留10%。2000年4月20日，健德总公司将所持健德公司10%股权再转让给江门市蓬江区蓝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健德公司股权结构为：江门市蓬江区蓝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占18%，符史惠占30%，梁德强占11%，周群英占11%，魏新洪占30%。2003年3月8日，江门市蓬江区蓝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将所持健德公司18%股权转让给周群英，周群英占29%。2005年3月28日，符史惠将所持健德公司30%股权转让给黄艳庄。2006年9月25日，魏新洪将所持健德公司30%股权转让给林冠锐，梁德强将所持11%股份转让给黄付章。健德公司股权结构最终为：黄艳庄占30%，林冠锐占30%，周群英占29%，黄付章占11%。一审判决完全没有考虑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前述出资文件的虚假和矛盾，竟然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为：“根据《健德总公司章程》、《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验资报告书》，虽然记载的资金来源均不相同，但无论是江门市人民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拨款还是财政部门拨入款项，都指向是国家相关部门对该公司的出资情况，结合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本院认为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一审判决不顾出资文件经办人陈国培、刘同昌等人的证言，将明显虚假、矛盾的证据采纳作为判决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的规定，是滥用职权裁判。江门市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和财政部门都没有出资，一审判决竟然称“无论是江门市人民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拨款还是财政部门拨入款项，都指向是国家相关部门对该公司的出资情况”，若这些国家机关真有出资，应持有出资转帐凭证，政府部门应保管好财务凭证。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错误认定立业公司以健德有限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履行出资人职责，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就争议焦点健德公司起诉是否合法且适格的问题，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国有出资人授权立业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一审法院认为立业公司“经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健德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证据和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首先，如前所述，无论是江门市人民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还是财政部门都没有对健德总公司或健德公司出资，这两个公司实际是利用职工集资和银行贷款设立和运营起来的，出资人是职工，而不是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授权立业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其次，江门市资产管理局《关于对部分资产营运机构实施重组通知》(江资人[2004]3号)原文是：“新成立的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根据江门市资产管理局的授权，承接行使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市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企业的资产营运管理职能”，该文并没有授权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下达62户企业实施归口管理的通知》原文是：“授权市立业公司对市财贸幼儿等58户企业的资产经营进行监督管理，并负责跟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减轻企业负担；有效盘活关停企业的资产，实现国有资产的收益最大化，统筹解决职工安置和历史遗留问题”，该文也没有授权立业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因此，一审判决认为立业公司“经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健德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无事实和证据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由于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等企业在历史上就存在出资人不明确的问题，江门市资产管理局不能或没有授权任何资产管理公司对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没有经过国有资产界定程序认定为国有资产，任何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都无权授权谁行使出资人职责。依据前述两份文件，立业公司对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只有资产监督管理权，没有经营权。依据文件内容，立业公司本应跟进改制工作，统筹解决职工安置和历史遗留问题，可是，立业公司实际上却是与集资职工争夺利益，争夺企业所有权，根本没有解决职工安置和历史遗留问题，其争权夺利的行为不仅违反其职责，还擅自使用监管单位公章，手段卑劣。健德总公司在2009年2月11日就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健德公司在2012年3月30日就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在应当在吊销营业执照后15天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若要进行诉讼也应当以清算组名义起诉。但立业公司被授权对健德总公司资产经营进行监督管理后，至今未依法成立清算组，并在2015年12月责令黄付章于2015年12月30日将其代管的健德公司租金1003448.03元转入立业公司银行帐户，又于2015年12月31日将其代管的健德公司租金57005378元转入立业资产经营公司银行帐户。立业公司违法不成立清算组，违法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是为了侵占健德公司资产，而不是监督管理国有资产。三、如前所述，立业公司并未经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其擅自使用健德公司公章进行诉讼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健德公司的出资是全体集资职工，鲁志娴已经取得过半数集资职工经公证声明要求撤回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未依法驳回立业公司非法代为进行的起诉行为，也未尊重职工权利，将本案当作撤回诉讼处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立业公司未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未经出资人授权，擅自使用健德公司进行诉讼，违反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法》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关于民主管理决策的规定，是非法无效的行为，理应驳回其起诉。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的集资职工知道本案诉讼后，都主动到江门市公证处作出公证《声明书》，明确表示立业公司无权擅自使用公司公章盖章进行诉讼，一致决定撤回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既未取得国有资产界定文件，未查明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的出资情况，也未正确认定和保护职工的集体表决，错误裁判，客观上起到协助立业公司争夺集资职工出资权益的作用，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四、就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借款100万元给健德公司是客观真实的借款，按年息18%计至2012年12月本息共计约261万元，魏新洪伪造《债权转移协议书》进行贪污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债权，欺骗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配合魏新洪进行(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案诉讼，由于健德公司向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借款100万元本身是真实客观的，魏新洪的贪污行为是贪污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合同对健德公司的债权，其贪污行为是个人行为，其实际收取的款项2258070元也在其贪污的债权本息范围之内，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并非魏新洪贪污行为的共犯，故健德公司通过诉讼确认真实的债务并偿还债务并非虚构债务，并非虚假诉讼，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魏新洪对健德公司并无侵权行为，一审法院判决认为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魏新洪虚构债权进行虚假诉讼，从而存在共同侵权行为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将陈美婵的50万元转帐凭证作为魏新洪的借款凭证，增加50万元借款是为保全健德公司的租金收入，以租金收入清退职工集资款，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魏新洪都没有因该50万元借款一案获得任何利益，并不是对健德公司的侵权行为。五、就争议焦点是否存在侵权损失，健德公司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的租金共5075938.95元已经全部由留守人员黄付章、马玉霞、区芳兰、黄洁英等收齐，除偿还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借款本息2258070元由魏新洪收走外，其余资金都用于公司交税、支付修理费、留守人员工资等日常经营费用及退老职工集资款等，累积余额由黄付章于2015年12月转入立业资产经营公司银行帐户，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三人都没有直接收取或占用过一分钱租金，故并未造成健德公司任何租金损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租金损失违背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六、如前所述，本案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所作(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借款诉讼案均有真实的债权债务背景，并非虚假诉讼，立业公司无视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借款的真实性，无视魏新洪伪造《债权转移协议书》的欺诈行为，擅自使用健德公司公章提起(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案的再审，导致健德公司被罚款150万元，该150万元的罚款实际是因立业公司擅自使用健德公司的公章申请再审引起，是立业资产管理公司侵犯企业经营权的行为引起，应当由立业公司赔偿给健德公司，一审法院无视这一事实，判决要求鲁志娴等赔偿健德公司该罚款损失，是错误认定的事实和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梁建雄、黄耀庭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判令梁建雄、黄耀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健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相悖。1.根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健德公司是公有性质的证据不充分，相关被告人如鲁志娴也定性为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此外，(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1999年，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进行结业清算，魏新洪指使财务人员将健德总公司尚未归还给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借款100万元进行平账，同时对健德总公司称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魏新洪个人承担，并以个人名义向健德总公司主张100万元的债权”。二审法院的生效刑事法律文书已经明确了在1999年魏新洪已经伪造了该100万元的债权凭证。所以，该虚构的100万元债权凭证与梁建雄、黄耀庭无关，证据确凿充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梁建雄、黄耀庭伙同魏新洪等伪造100万元债权是错误的事实认定；且一审判决的认定明显背离了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生效裁定，故健德公司的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身份成疑。2.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粤07民终669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指出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未对“用于返还健德总公司的职工集资款、厂房维修费、税金等部分租金”的数额进行查明，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发回重审；而本次重审的一审判决继续了这个错误，没有对健德公司的财务账册进行查核，以确定租金的收取与开支情况，只以健德公司现在的实际管理人立业公司答复称财务“账册中没有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的资料”进行搪塞，既没有完成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要求和指引，更以健德公司单方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法作出错误判决，令梁建雄、黄耀庭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二、健德公司不但没有产生财产损害，客观上反而解决了企业的实际困难、获取了利益，保存了企业唯一的核心财产。1.魏新洪起诉健德公司的三宗合共150万元的借款债权诉讼，其中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的债权是真实的，至于该债权被魏新洪欺骗说成已转移到其个人(魏新洪是该公司负责人)身上，鲁志娴和梁建雄、黄耀庭并不知情，故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但健德公司欠款是事实，健德公司理应偿还，而魏新洪贪污了该款项、应由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魏新洪追讨，没有造成健德公司实际的经济损失。而另50万元的债权，客观上非但没有损害健德公司的利益，反而在健德公司拖欠工人工资、无法偿还集资款、外债不能清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收取租金的方式，既避免了健德公司唯一的核心资产(厂房大楼及土地)被其他债权人拍卖而丧失掉，若干年后能完善存留下来，更解决了公司职工集资款等多年遗留问题。因此，上述债权案件，客观上非但没有造成健德公司的经济损失，而且为健德公司解决了企业的多年历史遗留问题，更保全了企业唯一的核心资产。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没有查清租金收取与开支的情况下，单凭健德公司起诉的数额来进行断案，显属错误。2.健德公司向法院起诉，主张损失了400多万元要梁建雄、黄耀庭承担连带赔偿损失。既然健德公司提出赔偿损失自然应有损失的事实，帐册均在健德公司手上，健德公司不把帐册交给法院，则无法查清损失是如何造成的、流失的过程是怎样的、幕后的人员是谁。出租收租是健德公司这几年唯一的工作，均应有帐可寻，据鲁志娴等反映，每笔支出都有凭有据，有经办人签名也有审批人签名更有收款人签名，健德公司只要把帐册交上法庭，就可以查清事实，就可以知道梁建雄、黄耀庭是如何造成其“损失”的。据了解这数百万元的损失中，有200多万元是健德公司主动用于归还健德公司单位的三十多名员工的集资款，现在健德公司既然提出退回集资款是造成损失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收到集资款的员工均是“非法所得”(又或者是非法挪用公款)，所有收到款项的人均应成为被告依法上庭应诉，让法院逐笔审查支出，既要追究经办人员和审批人的法律责任，又要逐笔追回这数百万元的“非法所得”，从而彻底解决健德公司的“损失”问题。此外，另200多万元是偿还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被魏新洪贪污)，而这债务是健德公司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并非梁建雄、黄耀庭等人造成其“损失”。三、健德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健德公司在2007年由原来的管理人员将企业及相关财务账册移交给现在的管理人立业公司，如果因租金问题造成其损失，其当时就已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健德公司于2016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本案一审遗漏重要的当事人。1.关于甄锦梅。甄锦梅在2002年受上级单位委派，担任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03年三宗债权诉讼的其时，梁建雄作为魏新洪的委托代理人，只准备了起诉状等材料的递交，并没有参加开庭。三宗案件都是魏新洪与甄锦梅参与的开庭，并达成调解(详细可查阅江海法院的三宗案件的卷宗)，其后的执行阶段更没有委托梁建雄，故执行阶段至为关键的出租收租等环节，梁建雄、黄耀庭全不知情，更无分配利益(根本不构成合谋)。特别是在2007年后，立业公司全面接收健德公司，正式委派甄锦梅担任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健德公司起诉2004年至2012年租金中，主要发生租金收入和支取的是2007年后，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案件，从立案、起诉、调解、执行、退集资款、向江海法院申诉、直到现在对梁建雄、黄耀庭的起诉均是健德公司及其管理人立业公司在主导的，特别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健德公司的负责人甄锦梅自始自终都作为主角者全程介入。这个损失与梁建雄、黄耀庭无关。没有健德公司的支出就不会有健德公司的损失，没有申诉就不会有处罚。而且其中的100万元假诉讼是由魏新洪在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原企业做假，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均都不知情，这对于健德公司来说不存在虚假诉讼。健德公司应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撤销原江海法院的调解书而不应起诉全不知情的梁建雄、黄耀庭(对整个执行阶段没有介入，更无从知道如何收取租金、如何开支)。就算要赔偿也应由过错方健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为错误申诉导致的损失)。另外50万元的债权诉讼是健德公司为了处理职工集资款而自编自导自演的诉讼，健德公司将该案件的执行收益中的200多万元解决企业内部职工的集资款等问题，却要求无关联的梁建雄、黄耀庭赔偿损失不合理。健德公司的负责人甄锦梅既导演了这一50万元债权的诉讼，又审批退回了三十多名职工的200多万元集资款(甄锦梅本人就收了30多万元的退集资款)，现健德公司起诉梁建雄、黄耀庭赔偿其分掉款项的所有损失，不符合法理，也没有事实依据。涉案损失明显是健德公司及其负责人甄锦梅工作过错导致的，其错误贯穿整个案件的始终(一审判决书也确认甄锦梅参与造假的行为)。无辜的梁建雄、黄耀庭不应当承担责任，甄锦梅理应作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一审法院明显遗漏了当事人。同时，由于健德公司自身的错误行为导致被江海法院罚款，应由其自己承担。鉴于健德公司的错误行为，健德公司应承担梁建雄、黄耀庭的全部诉讼费、律师费，以及精神损失等费用。2.如上所述，健德公司三十多名职工分掉了租金中200多万元作为退集资款等，如因此造成健德公司的经济损失，也应作为被告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遗漏。五、关于责任的问题。1.本案不是刑事案件，也不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是纯粹的一宗民事诉讼案件，所谓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不应以所谓“密谋”来衡量责任大小，那是衡量刑事法律责任的尺码，且相关“密谋”的刑事法律责任也已判决处理完毕。民事的财产损害赔偿，应以实际实施损害行为的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结果，也即过错原则。本案中，甄锦梅由健德公司的实际管理人立业公司委派担任法定代表人，三宗案件的开庭、如何调解等均由其参与，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该三宗案件并非法院判决，而是调解，即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锦梅亲自准备证据材料、参与了开庭并达成调解，即不存在任何人欺骗健德公司而得出这些案件的诉讼结果，而是健德公司自己准备、自己主观为解决职工集资款等问题而达成调解。在执行阶段，健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锦梅与魏新洪一起对健德公司的厂房物业进行租赁管理，经手出租和收取租金，并参与租金的分配，且每一笔开支都要经过。如果要承担租金的损失赔偿，健德公司是主要责任人。而黄耀庭只作为介绍人，梁建雄只作为代理人书写起诉状等并递交，两人均没出庭，也无参与调解，更没有参与在调解后最关键的执行阶段，即如何出租、如何收取租金、收到租金后如何使用或分配均不知情，甚至实际管理人立业公司委派甄锦梅继续担任健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管理也无从得知，更无分得分文。因甄锦梅从案件处理准备、伪造、出庭、调解、执行、出租收租等全过程均全程参与，其对事情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清楚，若相关诉讼因“虚假”造成其损失，管理人立业公司理应自2007年就应纠错，否则就应承担过错。健德公司因自身的过错应对甄锦梅的行为负责，梁建雄、黄耀庭对此并无过错，故无需承担租金损失赔偿的责任，如一定要承担，也是相对轻微的责任，而不应负连带责任。特别2007年后发生的租金“损失”，更与梁建雄、黄耀庭无关。2.在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结后，三宗在江海法院的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也随之无效，对任何当事人均无法律约束力；同时，这些案件也已实际执行完毕，所以，健德公司申请江海法院撤销三宗案件显得多余和没有必要，而且，申请撤销必然会引致法院罚款，这是健德公司可以预见的结果，但健德公司偏偏向法院提出，其导致被罚款的法律效果应由其自己承担。3.三宗案件的民事调解书已被江海法院撤销，故相关执行阶段的民事裁定书也应随之撤销，所以租金也不能以健德公司执行阶段的裁定书上的租金标准作为计算依据，而健德公司的起诉仍然以这些被撤销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既错误又与其虚假诉讼的观点相矛盾。事实上，应该以实际发生的出租情况而产生的租金为准，所以理应查账，从而确定究竟有无损失。既然健德公司及其管理人立业公司单方以没有租金收取的资料、而拒绝提供财务账册，只能让人相信根本没有所谓的租金损失，健德公司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实际上，用200多万元偿还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的债权本息，以及用200多万元支付自己企业员工的集资款，是健德公司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偿还的债务，这些债务并无虚假的成分，健德公司处理了上述问题，其没有“损失”。健德公司辩称，一、健德公司作为一审原告，主体适格。一审认定健德公司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健德总公司的章程、《企业登记注册来源证明书》、《验资报告书》等资料，均证实健德总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国家相关部门的出资。同时，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也记载了企业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上述的证据己充分说明健德总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的认定，健德总公司与健德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名义上有两个公司实际上是健德总公司在运作。同时，在2006年10月12日，周群英、黄艳庄、黄付章、林冠锐出具《承诺书》，声明其持有的健德公司股份是代表健德总公司持有的。广东中晟会计师事务所对健德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也证实上述四人代健德总公司持股的事实。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方证据证明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上述证据符合民事案件适用优势证据的规则，己充分证明主体的国资性质。因此，健德总公司己归口相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的情况下，相关国资管理公司以健德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共同侵权，损害健德公司的合法极益，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江海法院(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属于虚假诉讼案件。2015年9月9日，江海法院作(2015)江海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民事判决，撤销述三份调解书。同时，(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也确认四人的相关证言、供述，足以认定四人共同制造虚假诉讼的意思联络，并分工配合，共同制造虚假诉讼案件，损害健德公司的合法权益。由于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共同制造了虚假的诉讼案件，产生了致健德公司权益受损的损害后果。因此，根据《中华人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应当对健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三、如上所述，江海法院的(2003)江民初字第64、65号、66号三份调解书已经再审程序，依法予以撤销。魏新洪自始至终无合法依据租赁健德公司的厂房物业收取租金。而相关检察院的询问笔录证明，从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魏新洪收取了5075938.95元租金。显然，本应属于健德公司的出租物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虚假诉讼而蒙受租金损失。因此，健德公司按照江海法院作出的(2003)江海执字第256、257、25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租金抵偿债务标准主张应收租金金额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四、关于魏新洪的罚款问题。健德公司认为罚款与民事赔偿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魏新洪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其侵权事实，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而罚款是基于其扰乱司法判秩序的事实和行为，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因此，并不存在魏新洪缴纳了罚款就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事实与理由。健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连带向健德公司赔偿租金损失4428032元（每月租金损失45184元，从2004年7月计至2012年9月共98个月），其他经济损失1555224元（其中罚款1500000元，再审三案的诉讼费55224元），合共5983256元；二、本案诉讼费全部由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查明，鲁志娴是原健德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健德公司总经理，魏新洪是原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和原江门利弛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996年前后，健德总公司因资金困难，先后向广东省食品工业办公室下属的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借款100万元，时任广东省食品工业办公室并兼任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理魏新洪表示同意，从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到健德总公司的账户。1999年，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进行结业清算，魏新洪指使财务人员将健德总公司尚未归还给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借款100万元进行平帐，同时对健德总公司称广东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魏新洪个人承担，并以个人名义向健德总公司主张100万元的债权。2003年前后，为控制健德公司的大楼和其他物业，鲁志娴、魏新洪、黄耀庭、梁建雄经商讨后，在100万元借款基础上又虚增了50万元债权，由魏新洪在江门市江海法院起诉健德公司索要上述债权。在健德公司员工黄玉仓、马玉霞、甄锦梅等人的协助下，魏新洪、黄耀庭、梁建雄等人伪造相关证据，帮助魏新洪以虚假诉讼的方式取得江海法院三份调解书，确认健德公司欠魏新洪个人借款及相应利息，通过执行程序裁定将健德公司名下位于江门双龙工业区建达南路3号健德大楼及公司厂区的水井、厂房、办公楼租赁给魏新洪20年，抵偿确定的债权。魏新洪将上述房产对外出租，获得租金收益，部分归还给了健德公司作为自集资款退还了职工。同时，为感谢鲁志娴在打官司过程中的配合和帮助，魏新洪从2005年6月至2011年10月，按月支付“酬劳”共计21万元给鲁志娴。”（2003）江海执字第256、257、25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健德大楼及公司厂区的水井、厂房、办公楼租赁给魏新洪20年（魏新洪可以分租给第三人），每月租金共计45184元，收取的每月租金抵偿相应欠款。2015年9月9日，江海法院作出（2015）江海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民事调解书。上述三案的原审及再审受理费，由健德公司负担合计55224元，该受理费已经由健德公司支付。2015年10月12日，江海法院作出（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罚款决定书》，三份《罚款决定书》决定对魏新洪罚款合计6000元，对健德公司罚款合计150万元。上述《罚款决定书》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驳回申请，维持原决定。健德公司已支付罚款金额为30万元，魏新洪已支付罚款6000元。另查明，根据鲁志娴提供的2012年10月22日《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调查笔录》复印件显示，调查人马玉霞（原健德总公司会计、原江门粤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会计、江门弘欣贸易有限公司和江门利弛贸易有限公司会计）称：我任江门弘欣贸易有限公司和江门利弛贸易有限公司（两公司是魏新洪成立的出租健德公司厂房收取租金的的公司）会计期间，从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一共帮魏新洪收取了5075938.95元租金，魏新洪拿走了2258070元，其中2004年8月至12月租金由健德实业公司代收，魏新洪从健德实业公司领取了129960元；2005年3月至2008年10月由出纳区芳兰经手收取租金2222913.09元，魏新洪拿走942840元；2008年11月至2012年10月由出纳黄洁英经手收取租金2723065.86元，魏新洪拿走1185270元。其余租金用于公司交税、支付修理费、人员工资等费用及退老职工集资款。根据鲁志娴提供的《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询问证人笔录》复印件显示，调查人黄洁英（原健德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原江门市粤健公司出纳、江门市蓬江区利驰贸易有限公司出纳）称：从2004年开始前5年健德公司兴建厂房出租的形式收取租金以返还集资款的形式发放给职工，5年后收取的租金归魏新洪。从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帮魏新洪收取的租金总数是2723065.86元，上述租金分配给魏新洪是1185270元。根据鲁志娴提供的《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询问证人笔录》复印件显示，调查人区芳兰（原健德总公司及江门弘欣贸易有限公司出纳）称：从2004年至2008年10月份负责帮魏新洪收取厂房租金，一共收取租金222913.09元，其中交给魏新洪的有942840元，其余租金的用于厂房修理费、工人工资、税金、集资款等费用支出。再查明，健德总公司于1990年5月申请登记注册，同月江门市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批复同意健德公司的章程。根据1990年5月12日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健德总公司的开业时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1990年5月，江门市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建立“江门健德总公司”的报告，证实健德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隶属市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领导和管理，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计划任务，并由江门市政府于1990年6月5日批示同意。1990年6月21日，健德总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1991年5月9日，江门市直财金经济委员会办公室（江财金办字[1991]005）的批复，证实同意健德总公司成立董事会，并同意刘同昌任董事长、陈国培和鲁志娴任副董事长，鲁志娴任总经理、刘同昌任副总经理。健德总公司章程注明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江门市人民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拨款100万元，其他资金来源400万元。《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显示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固定资金200万元，自有资金300万元，财政部门划入5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50万元。《验资报告书》显示注册资金500万元，固有资金170万元，自有资金330万元，其中财政部门拨入17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拨入330万元，注册会计师意见“经核对，健德总公司固定资金于1991年4月底止为22万元，另向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购买房屋152万元，合计174万元”。2009年2月11日，健德总公司因逾期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因健德总公司需进行体制改革，成为管理公司，不再进行生产经营，生产经营部分归划健德公司。1994年5月13日，健德公司以转制兼并形式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实收）。1994年4月25日，江门市股份制办公室、江门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设立健德公司的批复》：经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同意设立健德公司，股份总额300万元，其中健德水产饲料厂出资140万元，占总股本的46.66%，金河实业投资发展总公司出资80万元，占总股本26.67%，内部职工个人出资80万元，占总股本的26.67%。1997年1月12日关于职工集资款转让的决议，证实健德公司将职工原先集资的8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文标（30万元）、梁德强（20万元）、健德总公司（30万元）。1997年至1998年，鲁志娴为健德公司法定代表人。1999年申请变更登记资料显示，证实健德总公司将持有的健德公司83%的股权中的73%转让给江门市蓬江区蓝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蓝藻公司）、周群英、魏新洪、符史慧为新增股东，同时法人变更为符史慧。其中，关于魏新洪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为健德总公司将持有健德公司股份83%其中的30%（90万元）转让给魏新洪。2000年申请变更登记资料显示，健德总公司原先持有的10%股份转给了蓝藻公司。2003年申请变更登记资料显示，蓝藻公司持有的18%股份转给了周群英。至此，健德公司全部为自然人持股。2005年申请变更登记资料显示，股东符史慧变更为黄艳庄，同期股东包括魏新洪、梁德强、周群英。2006年9月申请变更登记资料显示，股东由魏新洪、梁德强、周群英、黄艳庄变更为林冠悦、黄付章、周群英、黄艳庄，其中魏新洪的股份转给林冠悦，梁德强的转给黄付章。2006年10月，黄付章、周群英、林冠悦、黄艳庄出具《承诺书》，承诺内容为：其持有的健德公司的股份，是代表健德总公司持有，该股份属于健德总公司所有。2012年3月30日，健德公司被吊销。2000年10月13日，江门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记载：“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192号令）的规定，经审定，同意健德总公司依法占有、使用国有资本壹拾柒千元，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查明，广东中晟会计师事务所对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分别进行了审计，主要内容为（1）对健德总公司200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发现如下问题：公司账务存在账务混乱，帐帐、帐表不一，故无法对其200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状况和经营状况进行核实。关于固定资产中的土地和办公大楼，健德总公司于1991年购入土地并开始兴建总公司办公楼，1994年、1998年分别将办公楼、土地等资产、负债划入健德公司，截止2004年年末未收到健德公司款项，也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个人集资情况，总公司个人集资始于1990年、1994年成立健德公司时，总公司将集资款转入有限公司，并支付移交前集资利息。（2）对健德公司的审计，因该公司账务混乱，帐帐、帐表不一，故无法对其199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状况和经营状况进行核实。健德公司与关联企业健德总公司之间的往来账目不一致，数据差（健德总公司应收款差）为1168492.87元。健德公司的固定资产中的办公楼、土地等资产为1994年、1998年从健德总公司划入，账务处理为借：“固定资产—办公大楼”、“无形资产—土地”，贷：“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健德总公司”等，截止2004年末一致未支付健德总公司款项，也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健德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沿革与实收资本不一致，其中2006年10月12日周群英、黄艳庄、黄付章、林冠悦出具的承诺书声明其持有的健德公司股份是代表健德总公司持有。关于该公司个人集资情况，因财务混乱、个人集资原始资料与账面记录、公司书面提供资料不一致，其真实性无法判断。该公司原始资料反映1994年成立健德公司时由健德总公司转入集资资金683000元。2004年5月18日，江门市资产管理局出具《关于对部分资产营运机构实施重组的通知》（江资人[2004]3号），授权江门市经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行使市直资产托管公司职能。2007年8月20日，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下达62户企业实施归口管理的通知》（江企经发[2007]172号），将62户企业（包括健德公司和建德总公司）归口授权立业公司管理。2007年10月后，鲁志娴、马玉霞向立业公司移交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财务资料等，将公司移交立业公司管理。2012年3月30日，健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5年12月16日，江门市蓬江区检察院向江门市建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作出的一份《关于理顺健德公司物业及租金管理的建议函》，内容为：鉴于江门健德公司物业租金收取混乱，建议健德公司将租金交由老员工黄付章代收代管，检察院定期查阅。黄付章于2015年12月30日、12月31日分别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1003448.03元和570053.78元到立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向黄付章询问后，黄付章回复确认上述两笔款项是代收健德公司2012年10月后的租金在支出公司费用后的余款（与财务共管账户）。江门市蓬江区检察院出具《关于理顺健德公司物业及租金管理的建议函》后，黄付章在收到江门市建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的划转租金通知后将上述余款划入立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一审审理期间，鲁志娴申请向立业公司调取对本案所涉2004年至2012年期间健德公司移交的涉案期间由黄洁英所作的租金收入流水账册；魏新洪申请向立业公司调取对本案所涉2004年至2012年期间健德公司移交的涉案期间由区芳兰、黄洁英所作的租金收入流水账册并进行审计；梁建雄、黄耀庭申请调取健德公司2005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的厂房物业租金收入和支出的会计账册及相关凭证。因健德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已于2007年10月由鲁志娴、马玉霞移交立业公司管理。一审法院遂于2019年3月22日向立业公司发函询问：何时接收账册及具体的移交清单，接收的账册中有否显示健德公司厂房出租的记录及租金使用情况，接收后有否继续收取厂房出租的租金。立业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复函称：健德公司于2007年10月仅向该司移交了部分的财务账册资料但没有移交银行账户，移交的账册资料中没有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的资料；立业公司自2007年接收管理健德公司后没有继续收取租金，直至2013年6月才接管健德工业园收取租金，但所收取租金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健德公司对马玉霞、区芳兰、黄洁英于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从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共帮魏新洪收取了5075938.95元租金，魏新洪拿走了2258070元，其余租金用于公司交税、支付修理费、人员工资等费用及退老职工集资款”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因为财产受到损害，权利人请求赔偿损失的纠纷，因此本案应审查各被告是否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侵权人是否故意，被侵权人是否遭受了财产损失。综合各方的诉辩观点，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健德公司起诉是否合法且适格的问题；二、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是否对健德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应如何承担责任；三、健德公司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应如何计算。第一，关于健德公司起诉是否合法且适格的问题，实质上是审查健德公司的企业性质问题。（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认为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名义上有两个公司实际上是健德总公司在运作，依该案现有证据认定涉案公司注册资金有部分是国有资产的证据不足。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任何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方证据证明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比民事案件严格，民事案件则适用优势证据规则。上述刑事案件已认定健德总公司和健德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而且健德公司的四位自然人股东都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其是代健德总公司进行持股，因此在本案中应主要审查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性质。根据《健德总公司章程》、《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验资报告书》，虽然记载的资金来源均不相同，但无论是江门市人民政府海外企业管理办公室拨款还是财政部门拨入款项，都指向是国家相关部门对该公司的出资情况，结合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一审法院认为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健德总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对于鲁志娴提供的《撤诉申请书》，其在庭前交换证据以及开庭审理时对于申请书上是否林冠锐亲笔签名的陈述均不一致，相互矛盾，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其提供的《声明书》，以及陈国培、刘同昌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政府部门没有对健德总公司进行出资，并且以职工股东身份要求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健德总公司章程》、《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书》、《验资报告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更具优势，综上，根据江资人[2004]3号江门市资产管理局文件、江企经发[2007]172号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文件，健德总公司已归口立业公司管理，因此，立业公司经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健德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体适格。第二，关于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是否对健德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根据（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中的证人证言显示：1、梁建雄证言称2003年初，其伙同鲁志娴、魏新洪、黄耀庭密谋后，其伪造了魏新洪通过陈美婵借款给健德公司的借款协议书等材料让鲁志娴、魏新洪签名盖章，并起草民事诉状，由其提交给江海法院；2、黄耀庭证言称其伙同鲁志娴、魏新洪、梁建雄密谋后，由梁建雄伪造借款合同、收据、催收单等材料后交给鲁志娴补盖章，魏新洪补签名，其负责提供财产担保；3、魏新洪证言称相关合同、催收书、收据是其伙同梁建雄与健德公司双方在起诉前补办的，其中NO.025581收款收据一份和NO.0512992收据一份，都是其亲笔伪造。该裁定的上诉人供述显示：鲁志娴利用其任健德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帮助魏新洪打赢官司，安排黄玉仓、马玉霞、甄锦梅伪造借款合同、催款书、租赁合同等证据，虚构健德公司欠魏新洪个人借款人民币150万元的事实。从上述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在该案件的证人证言及陈述可以证实，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具有共同制造虚假诉讼的意思联络，尽管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但梁建雄伪造借款协议书材料并起草民事诉状提起诉讼、黄耀庭为该案件提供财产担保、魏新洪伪造收款收据并补办相关合同、鲁志娴伪造借款合同等证据的行为于分别实施过程中实际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且相互作用于该共同目标，使得四人的行为有效结合而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即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上述行为的结合程度可视为已达到侵权行为直接结合所需的紧密程度，并产生致健德公司权益受损的同一损害后果，具有完全过错，且其属于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健德公司却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所实施的上述虚假诉讼行为，导致了其公司名下厂房等物业的租金或其他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健德公司因该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关于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应如何计算问题。首先，关于健德公司主张的租金损失的赔偿金额。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等人伪造相关证据，帮助魏新洪以虚假诉讼的方式取得江海法院出具的（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三份调解书，确认健德公司欠魏新洪个人借款及相应利息，并通过执行程序裁定将健德公司名下位于江门双龙工业区建达南路3号健德大楼及公司厂区的水井、厂房、办公楼租赁给魏新洪20年，每月租金共计45184元，收取的每月租金抵偿相应欠款。自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魏新洪将上述房产对外出租，获得租金收益。后因2015年9月9日，江海法院作出（2015）江海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民事调解书，三份民事调解书被撤消后，魏新洪应自始至终并无合法依据租赁健德公司的厂房物业收取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健德公司上述期间的租金损失按照其他方式即江门市江海法院作出的（2003）江海执字第256、257、25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租金抵偿债务标准计算（按照每月租金45184元计算）并无不妥，其主张的4428032元是应收租金金额。但经查明，魏新洪租赁健德公司的厂房物业后将上述房产对外出租，获得租金收益后除自己收取的租金金额外，余下部分租金又返还给健德公司，因此健德公司主张的租金损失金额应扣减该部分收益。根据马玉霞、区芳兰、黄洁英于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均可以互相印证“从2004年7月至2012年10月，共帮魏新洪收取了5075938.95元租金，魏新洪拿走了2258070元，其余租金用于公司交税、支付修理费、人员工资等费用及退老职工集资款”的事实，健德公司对该陈述并未提出证据反驳。且从（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证人证言中也可以看出，魏新洪取得“健德大厦”的租赁权后，获取的租金当中有部分用于健德总公司。故一审法院对健德公司上述期间已收取租金2817868.95元予以确认。因此，健德公司主张的租金损失应为1610163.05元。至于鲁志娴、魏新洪、梁建雄、黄耀庭申请一审法院向立业公司调取本案所涉2004年至2012年期间健德公司移交的涉案期间由区芳兰、黄洁英所作的租金收入流水账册进行审计以查明租金收取的金额，但经询问，立业公司已明确回复健德公司仅于2007年移交过账册资料，但并没有公司收取租金的财务账册等相关资料。因此一审法院对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其次，关于健德公司主张（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案件，以及（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案件的受理费损失金额55224元。（2003）江民初字第64号、65号、66号案件是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合谋制造的虚假诉讼，导致健德公司支出受理费用，而（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案件也是因前述虚假诉讼所引起的诉讼，因此，该六案的诉讼费用支出与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属于侵权所造成健德公司的损失部分，健德公司请求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予以赔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健德公司主张其因（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案件被罚款1500000元也应属于损失金额的问题。健德公司被罚款1500000元是江海法院经审理（2015）江海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3号、4号案件后除作出撤销调解书的判决外，还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3份《罚款决定书》分别对健德公司进行罚款，该罚款与涉案虚假诉讼有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侵权所造成的其他间接损失，应由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承担赔偿责任，但健德公司实际支付的罚款金额为300000元，健德公司该部分的实际损失金额应按照300000元计算，对于健德公司请求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侵权所造成的损失合共1965387.0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赔偿损失，故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应连带赔偿健德公司的损失金额合共1965387.05元。对于健德公司主张的超出上述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健德公司有部分诉讼请求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魏新洪、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损失合共人民币1965387.05元；二、驳回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魏新洪、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3683元，由江门健德公司负担35970元，魏新洪、鲁志娴、黄耀庭、梁建雄共同负担1771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提出上诉的问题；对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健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是否合法；二、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是否应对健德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三、健德公司是否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四、健德公司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数额。关于健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健德公司诉请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赔偿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虚构债务导致健德公司名下建筑物租金损失及其他损失，健德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健德公司是本案诉讼适格的原告。其次，关于立业公司在起诉状上加盖公章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合法，以及鲁志娴提交《撤诉申请书》、《声明书》能否达到撤回本案诉讼的法律效果问题，一审判决已经有详细论述，其论述理据充分，本院不再赘述。最后，鲁志娴、魏新洪以健德公司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黄艳庄、周群英、黄付章、林冠悦为由主张健德公司的起诉不合法。黄艳庄、周群英、黄付章、林冠悦已出具书面《承诺书》证明其所持有的健德公司的股份是代健德总公司持有，该股份属于健德总公司所有，而鲁志娴、魏新洪也未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黄艳庄、周群英、黄付章、林冠悦四人以股东的身份形成股东会决议不同意起诉，故鲁志娴、魏新洪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健德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提起本案诉讼合法。关于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是否应对健德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根据（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中的证人证言显示：1、梁建雄证言称2003年初，其伙同鲁志娴、魏新洪、黄耀庭密谋后，其伪造了魏新洪通过陈美婵借款给健德公司的借款协议书等材料让鲁志娴、魏新洪签名盖章，并起草民事诉状，由其提交给江海法院；2、黄耀庭证言称其伙同鲁志娴、魏新洪、梁建雄密谋后，由梁建雄伪造借款合同、收据、催收单等材料后交给鲁志娴补盖章，魏新洪补签名，其负责提供财产担保；3、魏新洪证言称相关合同、催收书、收据是其伙同梁建雄与健德公司双方在起诉前补办的，其中NO.025581收款收据一份和NO.0512992收据一份，都是其亲笔伪造。该裁定的上诉人供述显示：鲁志娴利用其任健德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帮助魏新洪打赢官司，安排黄玉仓、马玉霞、甄锦梅伪造借款合同、催款书、租赁合同等证据，虚构健德有限公司欠魏新洪个人借款人民币150万元的事实。从上述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在该案件的证人证言及陈述可以证实，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具有共同制造虚假诉讼的意思联络，其四人分工合作由梁建雄伪造借款协议书材料并起草民事诉状提起诉讼、黄耀庭为该案件提供财产担保、魏新洪伪造收款收据并补办相关合同、鲁志娴伪造借款合同等证据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对健德公司造成损害，一审判令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对健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建雄、黄耀庭主张本案一审遗漏了甄锦梅以及收取退集资款的三十多名人员，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健德公司是否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问题。首先，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以涉案虚假诉讼债权150万元中100万元是健德公司欠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真实的借款而非虚构债权，其行为没有损害健德公司的利益为由主张健德公司不存在财产损害。魏新洪通过伪造证据的方式虚构健德公司欠魏新洪个人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并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在诉讼中并无该借款与健德公司欠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借款为同一款项的相关陈述，故即使健德公司偿还了魏新洪个人借款100万元也无法达到消灭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借款债权的法律效果，健德公司是否欠广州食品经济技术合作公司100万元借款不影响魏新洪虚构债权这一事实的认定。魏新洪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确认健德公司欠其款项并通过承租健德公司厂房的方式以租金抵偿借款，其行为造成了健德公司的损失，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其次，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以增加50万元借款是为了保全健德公司的租金收入，以租金收入支付职工集资款等费用为由，主张其虚构该50万元借款没有造成健德公司损失。魏新洪通过虚构债权，并提起虚假诉讼的方式确认健德公司欠其款项并通过承租健德公司厂房的方式以租金抵偿借款，虽然收取的部分租金用于支付职工集资款等费用，但魏新洪个人也收取了部分租金，其行为造成了健德公司的损失。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健德公司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有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数额问题。首先，一审判决综合相关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健德公司的租金损失为1610163.0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受理费损失55224元，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关于罚款30万元问题。江海法院以健德公司为控制其物业资产，进行资产重组及排除其他债权人，与魏新洪等协商，并伪造借款合同、收据、补充合同、催收书向江海法院起诉，是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由对健德公司予以罚款。健德公司被罚款的原因是其与魏新洪等人恶意串通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而非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行为，故该罚款30万元不属于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而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认定该款项属于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健德公司因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数额应为1665387.05元（1610163.05元+55224元=1665387.05元）。另外，梁建雄、黄耀庭在一审中并无提出时效抗辩，其在二审中提出的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3民初4331号民事判决；二、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损失1665387.05元；三、驳回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683元（已由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预交），由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8705元，由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负担149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88.48元（已由魏新洪预交17713元，由鲁志娴预交17713元，由梁建雄、黄耀庭预交17713元。当事人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退回魏新洪10216.84元，退回鲁志娴10216.84元，退回梁建雄、黄耀庭10216.84元），由魏新洪、鲁志娴、梁建雄、黄耀庭负担19055.80元，由江门健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432.68元。一、二审诉讼费用不作收退，由当事人在执行当中抵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冒庭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潘丽芳书 记 员 杨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