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34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健，男，1988年3月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立，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爱梅，女，1972年3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义，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涛，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元东，男，1987年1月2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李健因与被上诉人宋爱梅、原审被告高元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3民初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立、被上诉人宋爱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义、张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4项证据，不能证明2018年1月8日至同年5月1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高元东合伙赊购被上诉人蔬菜，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李健欠付蔬菜货款154200元。1、被上诉人举证的高元东在2018年5月12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154200元的欠条，是高元东单方注明与上诉人李健合伙做蔬菜生意所欠尾款。该欠条中关于与上诉人合伙所欠蔬菜款的内容从未取得上诉人的同意和认可，上诉人从不知晓高元东出具过此欠条。该欠条只能证明高元东欠付货款，对涉及到上诉人的内容，没有经过上诉人的认可或承认，对上诉人无效。不能根据欠条上书写的没有得到第三人认可的、涉及到第三人的义务，就认定该内容成立并责令第三人也承担义务，否则，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被强加承担毫无关系的义务。因此，该欠条关于与上诉人合伙赊购蔬菜欠款的内容，对上诉人而言，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其涉及到上诉人的内容不应当被采纳。2、被上诉人举证的上诉人于2018年3月25日通过农业银行向被上诉人转账15000元的凭证，该凭证形成是因为在2018年1月7日前，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高元东的公司欠付被上诉人款项36万余元，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索要，上诉人为此向被上诉人转账的凭证。该转账凭证，不能证实系2018年1月8日后因为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再次合伙经营蔬菜而支付的蔬菜款。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被上诉人举证的10份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该组微信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微信使用人是何人、转账人是何人，故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当庭也未出示原件和原始载体，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该微信转账记录是支付的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5月期间的蔬菜款。因此，该组证据，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而且，被上诉人称在该组证据中，还包括有证人张某支付货款的微信转账记录。证人张某的支付货款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欠付货款，这更能说明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4、被上诉人举证的一审法院的（2019）鲁0783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书，该证据只能证明在2018年1月7日前，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设立的公司欠付被上诉人款项36万余元，不能证明在2018年1月7日之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又继续合伙经营蔬菜。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依法不应采纳：首先，在被上诉人举证的10份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中，被上诉人称有证人张某支付货款的记录。既然张某支付给被上诉人宋爱梅货款，那么说明张某也与被上诉人发生了交易，张某在本案中是有利害关系的，其基于什么目的作证无从考证，因此其证言的不具有真实性。其次，证人张某作证时称聚餐时听说李健是主要投资人是大老板，高元东是次要投资人是小老板，因此，张某作证称上诉人和高元东在一起合伙赊购蔬菜。张某的证言是在其主观猜测、推测下得出的结论，该证言不应采纳。再次，证人张某称，在2018年春节前（即2018年2月16日前）去被上诉人处拉蔬菜，被上诉人称老板欠钱，不让拉了，要扣车，后来就不去拉了。该证言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说明被上诉人所述的在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赊购蔬菜不真实。最后，证人张某无法证实其与上诉人李健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其在被上诉人处拉蔬菜是受上诉人指派。被上诉人举证的张某支付货款的微信转账记录也说明其不是上诉人雇佣的人员，其提供的2018年2月期间的3次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李健所转账，也无法证实是支付的工资。以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二、根据一审法院（2019）鲁0783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在2018年1月7日前，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合伙经营蔬菜已经欠付被上诉人36万余元，该欠款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原审被告高元东所导致。上诉人已经因为和高元东共同经营导致了巨额损失，且导致被上诉人经常向上诉人索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还仍然和高元东合伙经营蔬菜，显然违背常理、常情。 宋爱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爱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健清偿宋爱梅蔬菜款1542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至同年5月1日，高元东、李健向宋爱梅赊购蔬菜，计欠货款154200元。2018年5月12日，高元东为宋爱梅签名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注明此欠款为截止到2018年5月1日前与李健合伙做蔬菜生意所欠尾款。后经宋爱梅催要，李健、高元东拖欠上述蔬菜货款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宋爱梅与李健、高元东之间的蔬菜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宋爱梅提交的高元东出具的欠条、李健向宋爱梅银行转账凭证、李健与高元东向宋爱梅微信转账凭证、一审法院（2019）鲁0783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书、证人张某一审当庭提供的证言，证实李健、高元东尚欠宋爱梅蔬菜货款154200元，对此予以确认。宋爱梅要求李健、高元东支付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李健、高元东欠款不付行为不当，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李健主张未欠宋爱梅蔬菜货款，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高元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对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高元东、李健给付宋爱梅蔬菜货款1542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92元，保全费1291元，由高元东、李健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宋爱梅所主张的案涉蔬菜买卖业务系受法律保护的有效合同关系，其作为出卖人享有依法向买受人追要货款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讼争焦点为，李健应否对宋爱梅所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此，宋爱梅依据高元东出具的载明系合伙债务的欠条、李健对其转账凭证、其手机所载微信转账凭证以及张某出庭作证所述李健与高元东合伙购买宋爱梅蔬菜、其受该二人雇佣到宋爱梅处拉菜、2018年4、5月份双方仍有买卖业务、李健与高元东欠款未付等事实并其提供的李健支付工资的微信转账记录，主张李健系其合同相对人而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欠款偿付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与宋爱梅的拟证事实主张相关联，能够使该待证事实的确信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李健认可其与高元东于2018年1月7日之前合伙经营蔬菜并与宋爱梅存在蔬菜买卖业务，其虽称2018年1月8日后其与高元东未继续合作向宋爱梅购菜，但未提供二人合作解散的有效证据，也未提供将不再合作事宜向宋爱梅告知的相应证据，其对宋爱梅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转账记录及张某的证人证言虽提出关联性、真实性等异议，但亦未提供有效的否定性证据或反驳证据，应依法负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双方就证明责任的举证及对应查明事实，作出李健、高元东对宋爱梅所诉债务负共同清偿责任的认定，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李健有关免予责任负担的对应抗辩及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李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4元，由上诉人李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吴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