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19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大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张志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河南向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法定代表人：李奇兵，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会鹏，男，197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系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红，河南弘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河南大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8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志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与被上诉人今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会鹏、王新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货款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任何货款。1、一审法院仅凭增值税发票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已经完成供货是极其错误的。发票仅为财务收支的凭证,不能显示出是否有真实交易。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亦包括郑州锦华蔬菜合作社给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均为单位走账使用,并无真实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向上诉人供货的明确的发货清单及物流运输单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自己制作的出库凭证仅是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指示将货物运输到指定地点,且没有上诉人的签章确认。因此,仅凭发票和被上诉人单方账款记录并不能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一审法院仅以此就认定被上诉人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是极其错误的。2、被上诉人的业务范围为农产品原料或半成品加工制作,并不销售农产品原料或半成品。实际上,上诉人本身就是从事毛豆荚成品销售业务,且上诉人一直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被上诉人处的原料及半成品全部是上诉人从原材料供应商处购买,运输到被上诉人处,仅需被上诉人加工而已,上诉人并不需要从被上诉人处购买毛豆荚成品来进行倒卖。实际是由被上诉人把上诉人提供的原料加工好,由上诉人进行成品销售。被上诉人声称其将自己的成品货物卖给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也并未提供自己原材料的来源与出处,实际这些成品,全部系由被上诉人提供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而成。不存在被上诉人将毛豆荚成品销售给上诉人的情况。因次,上诉人不可能从被上诉人处购买毛豆荚成品,被上诉人作为加工商更不可能向上诉人销售毛豆荚成品。3、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落款为2019年11月23日的情况说明中第二项描述,经计算,第一款中,含税成品毛豆荚为5294.89元/吨,如果不含税的话是4750元/吨,对第二款中不含税的毛豆荚成品是2800元/吨,差距悬殊,明显伪造,不符合交易规则。第三项中被上诉人描述,第一款含税的毛豆荚原材料为4100元/吨,且第一款中郑州市锦华合作社开具的发票是0税率的票,但被上诉人描述是含税的。第二款中不含税的毛豆荚原料为2750元/吨。如果按以上原描述的价格销售,其销售价格根本低于成本价格。被上诉人纯属是为了虚假诉讼,恶意伪造证据、拼凑数字,并不是真实的交易数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任何货款。二、2018年6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全部核算完毕,核算的结果是在此之前,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货款244334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述“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间,拖欠被上诉人货款”等,而在2018年6月16日时,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志伟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关于2018年6月16日之前的所有账目的核算,故被上诉人所称的“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期间,上诉人不可能拖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明显刻意伪造债务,系虚假诉讼。按照一般道理,双方对账核算肯定是对双方各自所有的账目进行核算。不可能仅仅核算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多少钱,而对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多少钱却不进行核算,以此可以证明2018年6月16日之前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反而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就2018年6月16日,经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伟与上诉人公司业务经理朱会鹏对账核算,朱会鹏为被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应付河南大行公司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伟毛豆荚款244334元。”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志伟已提起诉讼,且已经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判决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民终17091号民事判决。故就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审理判决,并且已经进入了审理程序,被上诉人的再次起诉严重违反“一案不二立”、“一事不二理”原则,而且被上诉人的起诉完全是恶意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拖延时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有的权债务关系已经全部核算处理完毕。应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偿还货款的责任。今惠公司辩称，第一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二点，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为其开具且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税款的增值税发票系单位走账使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虽然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的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该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虽不能作为认定货物交易的直接依据为一种唯一证据，但并未否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的证据的效力。况且原审法院也并没有仅以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认定大行公司已经收到货物，而是结合双方的庭审举证、质证情况，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凭证、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物流公司证明，拉货司机接收货物的签字、证人出庭供货期间，被上诉人手机,上诉人部分款项的银行流水、实物抵扣等其他相关证据以及交易习惯，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机构资料等综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的判断。其次，众所周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反映纳税人经济活动的重要凭证，一是记录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遵守我国税收管理规定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1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在发票上注明销售额，销项税额,在这增值税专发票直接关系国家税收利益。为查明本案案情具有关键作用，原审法院已申请向郑州高新区税收征管机关调取被上诉人出具，上诉人接受的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其行为符合证据的要求，因此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对于实际上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开庭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仅以开具发票为单位主张抗辩与实际收到货物，其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最后上诉人仅提出没有收到货物，对下欠货款的数额并没有提出抗辩，更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法院依据其接受并提交认证抵扣税款的增值税发票作为认定实际交付价格的认定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观点和上诉理由均无法律依据。第三点，被上诉人营业执照明确载明其经营范围为农副产品的生产、批发、销售，其农产品当然包括原料或半成品，实际上也确实存在着货物的买卖，故上诉人所说不属实。况且上诉人的上诉事实理由自相矛盾，前面说不具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开具发票为单位走账，而后面却说谁的债权债务均已全部核查完毕，其上诉理由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四点，另案与本案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无关，被上诉人不存在一案不二理、一事不二理的情形。本案中双方即存在着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也存在着答辩人购买被害人毛某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互为债权人，又互为债务人。郑州市高新区开发区人民法院在(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案件中审理的案外人张志伟与今惠朱会鹏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开发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仅是围绕朱会鹏于2018年6月16日给张志伟出具的仅为应付张志伟244334元，付款凭证进行了审理，同时认定朱会鹏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判决今惠公司承担责任，对大行公司与今惠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未进行作出判决。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7091号民事判决中已经明确其他债务可另行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与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判决无关联，更谈不上逃避债务，拖延时间的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结束后未能及时支付相应的货款，是造成本纠纷的原因，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所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上诉理由或事实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判。今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毛豆荚货款521628元及利息（以本金5216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就供应毛豆荚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的经济往来。自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6月4日，原告共为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17张，郑州高新区锦华蔬菜专业合作社为原告出具增值税发票11张。经查，郑州高新区锦华蔬菜专业合作社系张志伟名下另一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张志伟。被告于2017年10月、11月，2018年1月、2月共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418111元。现原告认为其已向被告提供了发票项下的货物，被告尚欠其货款521628元未付；被告则认为增值税发票虽然认证抵扣了，但未实际收到货物，故引起纠纷。另外，被告大行公司对涉案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进行认证抵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是否实际收到了原告的货物。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给其开具17张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本案增值税发票是原告提前开具的，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的货物，被告对原告开具的17张增值税发票虽然已经认证，但仅能作为财务收支的凭证，不能作为被告收到原告货物的依据。对此观点，该院认为，增值税发票不仅是纳税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商业凭证，而且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对增值税的计算和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开具的17张增值专用发票上，分别记载着数量、单价、金额、税率、税额。被告在接受该17张增值税发票后，申请认证、抵扣，应视为被告已认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标的物的品种、数量、价格等事项。本案中，被告以购买方的名义接受原告为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在税务部门按规定办理了认证手续、抵扣了税款，同时结合原告提交的发货凭证、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及当地的交易习惯，原告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并未实际收到原告的货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21628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原告作为出卖人在完成供货义务后，有权要求作为买受人的被告履行相应付款义务。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开具则增值税发票17张，涉案金额为1628628.63元，原告自认已经支付1107000.63元，下欠货款521628元没有支付，被告仅提出没有收到原告的货物，对下欠原告货款的数额并没有提出抗辩，因此，对被告下欠原告的货款数额，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521628元予以认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21628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被告对涉案增值税发票已用于抵扣税款，获取了相应抵扣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根据现行的民事审判政策，利息应以52162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诉讼过程中，被告提出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的再次起诉违反了“一案不二立”，“一事不二理”原则。对此观点，该院认为，本案中，存在着被告在原告加工毛豆荚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也存在着被告购买原告毛豆荚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互为债权人，也互为债务人。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案件中审理的是案外人张志伟与今惠公司、朱会鹏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仅是围绕朱会鹏于2018年6月16日给张志伟出具的“今惠应付张志伟244334元”付款凭证进行的审理，同时认定朱会鹏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判决今惠公司承担民事责任。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并未对大行公司与今惠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7091民事判决中，已经明确其他债务可另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案件并无关联，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大行公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货款52162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521628元为基数，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16元,由被告河南大行公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大行公司二审提供如下证据：一、刘彤收款明细证明;二、刘彤送货证明;三、薛传兴向刘彤提供原料供货证明;四、徐衍国收款明细证明;五、徐衍国送货证明;六、尚荣虎向徐衍国提供原料供货证明;七、大行公司向购货方刘彤、徐衍国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6笔;及大行公司向送货方支付运费的银行流水8笔。证明目的:上述证据与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刘彤、徐衍国供货证明和运费清单完全印证,能够证明系上诉人大行公司从二人手中购买毛豆荚原材料后直接送货至被上诉人处，加工后由被上诉人再发货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仅收取加工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毛豆荚原材料的购销合同关系，更不存在被上诉人拖欠毛豆英货款的事实。今惠公司质证认为，1、刘彤提供的证明和转账证明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刘彤与张志伟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今惠公司没有收到刘彤的货，所作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转款证明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与今惠公司有关联性。该证明也是一审中提供的证明，内容一致,所以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2、薛传兴的证明与本案无关,是否与刘彤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和交易，也与今惠公司无关。转款证明是否真实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3、徐衍国的证明与本案无关,是否与刘彤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和交易,也与今惠公司无关。转款证明是否真实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4、尚荣虎的证明，是否与刘彤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和交易，也与今惠公司无关。5、银行流水明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否存在交易,是否支付货款与今惠公司无关。6、孙宝军的证明，部分内容不真实，时间不一致，货物送往长葛和南昌是真实的。上诉人所提供的以上证据也不是新证据也自相矛盾,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所以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今惠公司也不知道张志伟购买的原料和半成品是谁的货,今惠公司销售给大行公司成品毛豆角593.995吨。被上诉人今惠公司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51张收购发票，证明今惠公司、大行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所收客户的毛豆荚加工成品后出售给大行公司,与给大行公司出具的发票正好相印证，应依法作为定案的依据。2、商丘兄弟冷运物流证明，证明生产的成品毛豆荚,大行公司购买今惠公司的成品毛豆角通过商丘兄弟冷运物流安排的司机白凤飞、刘祖其、李万华、王学文运到大行公司河南大行公司所指定的收货方南昌,是大行公司支付的运费,今惠公司、大行公司双方系成品毛豆买卖关系。3、商丘众发冷运部证明，证明大行公司购买今惠公司的成品毛豆角通过商丘众发冷运部安排的司机李建、林宝成、刘祖其、张文林运到大行公司河南大行公司所指定的收货方长葛,是大行公司支付的运费。今惠公司、大行公司双方系成品毛豆买卖关系。4、田和平证明，证明今惠公司、大行公司双方系成品毛豆的买卖关系,有田和平进行装货,运往长葛市众品冷库,购货人为大行公司张志伟,装了27车货,装车费8000元。5、李俊杰证明，证明今惠公司、大行公司双方系成品毛豆的买卖关系,有田和平进行装货,运往长葛市众品冷库,购货人为大行公司张志伟,装了27车货,装车费8000元。6、郭村北街村委会证明1份，证明李平坤通过村委会在郭村北街承包280亩地种植毛豆,均由今惠公司以所有毛豆进行收购,收购价为1.5元，李平坤一直与河南今惠食品保持合作关系。7、欠条、实物出库单，证明刘彤与今惠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没有通过大行公司与刘彤发生业务关系。以上证据与一审提供的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连条,应依法作为定案的依据,充分证明双方系成品买卖关系和加工关系,经计算大行公司下欠货款521628元,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应依法维持。后补充提交：1、李平坤证言及银行转款电子回单两份,证明河南今惠公司2018年6月底出售给郑州大行公司张志伟的毛豆荚产品,是2017年在商丘市睢阳区郭村镇收购李平坤的毛豆荚,而不是张志伟从山东、徐州等地运到今惠公司加工、贮存的毛豆荚。该银行转账汇单是支付给李平坤的毛豆荚款,其中一笔是5000元,另一笔也是5000元。其余款都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至今仍下欠10余万元未支付。大行公司质证认为，1.今惠公司提供的51张收购发票并不是和大行公司产生买卖关系的发票，对应的没有实物，而实物是大行公司运至今惠公司代加工和仓储的货物，其中代加工的原料约为575.21T,加工后半成品约为480.09T，仓储的约为220.38T+55.18T=275.56T，这些是双方认可的,大行公司没有和今惠公司产生买卖关系。2.商丘兄弟冷运物流证明只能证明给大行公司运送过暂存在今惠公司的货物,不能认定大行公司与今惠公司存在买卖关系。3.商丘众发冷运部的证明真实情况为今惠公司朱会鹏介绍冷运部为大行公司提供物流信息及提供车辆为大行公司运送大行公司的货物。4.田和平与李俊杰的证明，装车费用8000元由今惠公司支付田和平，这笔款实际为大行公司已经在今惠公司对账的欠条中显示出实际是大行公司出的，可见对账欠条。5.郭村北街村委会证明及李平坤证明是虚假的，据大行公司多年种植发展基地经验,在商丘地区毛豆种植280亩,李平坤不可能种植出2000斤/亩的产量,正常产量为1000-1400、1500斤每亩最高,这个可进一步核实。6.欠条、实物出库单:今惠公司提供的刘彤的欠条,只能证明今惠公司和刘彤的业务关系,大行公司在今惠公司代加工的货物一部分确实是由刘彤供应的，刘彤已提供证明。今惠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实则是大行公司由今惠公司代工、存储货物的出库单，在今惠公司朱会鹏出具的欠条和大行公司认可的对账单上可见可印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所加工毛豆荚的来源，二审释明当事人庭后举证证明。今惠公司称大行公司给今惠公司提供毛豆荚进行加工，也存在今惠公司自己购买的毛豆荚再加工后卖给大行公司；大行公司称毛豆荚是大行公司购买后出卖人送到今惠公司加工。今惠公司主张的购买别人的毛豆荚，但仅提供约2万元的电子转账，其余现金交易。大行公司提供出卖人证明、运输车辆及转款凭证证明其购买的毛豆荚让今惠公司深加工。被上诉人今惠公司在起诉状中书写“被告提供毛豆荚”；另外，因今惠公司将大行公司交付加工的毛豆出卖，经结算扣除今惠公司有关费用后，今惠公司在2018年6月16日给上诉人负责人张志伟出具下欠244334元欠条，张志伟提起诉讼，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判决，判决今惠公司偿还张志伟货款244334元及利息。郑州中院（2019）豫01民终170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本案今惠公司主张的货款发生在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间，此时间在2018年6月16日前，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在大行公司欠今惠公司50余万元的情况下今惠公司给大行公司出具244334元欠条。综上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今惠公司与大行公司就毛豆荚加工交易未签订书面合同。期间，经结算扣除今惠公司有关费用后，今惠公司在2018年6月16日给上诉人负责人张志伟出具下欠244334元欠条，张志伟提起诉讼，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91民初13241号民事判决，判决今惠公司偿还张志伟货款244334元及利息。今惠公司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民终170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今惠公司主张的货款发生在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间，今惠公司在起诉状中书写“被告提供毛豆荚”。本院认为，上诉人大行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上诉人大行公司从案外人处购买毛豆荚原材料后送货至被上诉人今惠公司处，加工后由被上诉人再发货给上诉人大行公司；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被告提供毛豆荚”，同时被上诉人今惠公司不能提交相应其所主张购买别人毛豆荚的客观付款依据。另因今惠公司与大行公司交付加工的毛豆经结算扣除今惠公司有关费用后，今惠公司在2018年6月16日给上诉人负责人张志伟出具下欠244334元欠条，该欠条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而本案被上诉人今惠公司主张的货款发生在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间，此时间在2018年6月16日前，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在大行公司欠今惠公司50余万元的情况下今惠公司给大行公司出具244334元欠条。综合根据双方所举证据，上诉人大行公司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较大，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大行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一、撤销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825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16元，共计18032元，由河南今惠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玮审判员 张学朋审判员 李念武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彭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