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1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保宁。 上诉人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公司）、上诉人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以下简称信邦运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保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830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芮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830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由王保宁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王保宁提交的《供货合同》不是信邦运城公司所签，所使用分公司印章属伪造。该印章既没备案，也没登记，张某不是我单位职工，供货合同有多处涂改及伪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王保宁没有将合同上印章、签字人及涂改情况向法庭说明，属举证不能，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违背事实和法律。二、焦某出具借条属个人行为。焦某2015年6月5日出具的90万借条与事实不符，该款没有转入我公司账户，我公司没收到该款。根据上述情况，信邦公司完全有理由认为，焦某与王保宁恶意串通，损害信邦公司合法权益。三、本案有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在一案中审理。王保宁提交的供货合同和借条相互矛盾。合同是买卖供货合同，借条是借款合同。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在一案中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不同，判决书就不公。证人出庭作证与王保宁有利害关系，从借条来看，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请二审支持上诉请求。 王保宁辩称，一、关于信邦公司，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并非基于其为合同主体，而是因为信邦运城公司为其分公司，而判决其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主张信邦公司未签订合同等理由，与本案事实无关。供货合同上印章虽为项目部印章，但该枚印章是信邦运城公司在承揽芮城宏光医药包装项目中对外签订合同、签订书面文件中，频繁使用的印章，该枚印章在发包方某公司的相关文件中多次留存，足以认定该枚印章是真实存在，而非“伪造”。其次，在相关合同中，不仅加盖项目部公章，并且有项目经理张某签字认可。信邦公司不认可张某的身份，张某是信邦公司在山东其他工程项目中明确公示的负责人，信邦运城公司明确出具的“医药包装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容器扩建项目部任命书”中记载的该项目的项目经理。信邦公司在诉讼中否认该人身份情况，系推卸责任，不应采信。再次，关于合同涂改部分，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被涂改的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合同上下文可以明确，涂改部分系双方对部分内容的调整，以此否认合同真实性，逻辑关系不成立。二、供货合同产生的债务与借贷，确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实际情况，王保宁与信邦运城公司之间存在供货合同关系，有相应供货凭证可以印证供货事实。62万元债务，经过王保宁与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沟通明确后，双方将上述供货债务转为借贷债务。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变更法律关系，不属法律禁止的行为。因此，62万元部分，从买卖债务转为借贷债务，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关于剩余28万元债务，有明确转账流水可以查实，有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出具的借条，因此，王保宁主张90万元债权，有充足事实证据。信邦公司主张未收到款项，其中，62万元为买卖债务转化为借贷债务而来。剩余28万元，有相应银行流水和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的借条佐证，因此，信邦公司该项主张，系推诿责任，是对事实的歪曲陈述，不应采信。三、综合本案事实，焦某作为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有信邦公司的任命书印证。任命书交于运城市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留档。因此，焦某作为分公司负责人对外签署文件，当然对分公司有相应约束力。王保宁所主张的借款中，货款转借款的62万元，已经实际供至信邦公司所在宏光项目工程中，这是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剩余28万元有相应银行流水印证，因此，该事实不是信邦公司推脱理由可以否认或推翻的。上诉理由及事实不成立，请二审驳回上诉。 王保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归还王保宁借款本金90万元；二、判令以本金9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5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为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本案诉讼费由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在承建某工程项目期间，2014年11月17日，某厂及其经营者王某与某公司运城分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某厂向项目部供应钢材，钢材价款共计1868000元。2015年6月5日，王保宁、某厂与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负责人焦某三方，就某厂供货情况及应付款进行核对，确认欠付某厂货款共计62万元。某厂经营者王某将此债权转移给弟王保宁。在转移债权过程中，焦某向王保宁提出，宏光项目有资金缺口，需向王保宁借款28万元。王保宁答应，焦某代表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向王保宁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王保宁现金玖拾万元整（￥90万元），用于二期工程，还款日期：2016年6月20日，借款人：焦某，2015年6月5日”。次日，王保宁通过工商银行向焦某尾号9774账户转入28万元。王保宁与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逾期，王保宁多次向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催要，未果。某公司运城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1日；2016年1月7日名称变更登记为现名信邦运城分公司。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16日，2014年8月1日名称变更登记为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8月20日更名为现名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是信邦公司设立的分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一）信邦运城公司在承建某工程项目期间，与某厂订立《供货合同》，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某厂按照合同约定，向信邦运城公司供应彩钢瓦。经结算，信邦运城公司尚欠货款62万元。某厂通过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将债权转移给王保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信邦运城公司再向王保宁借款28万元。公司负责人焦某给王保宁出具90万元《借条》。该事实，有《供货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借条》、打款记录，及证人王某、肖某证言，相互印证予以证实。王保宁、信邦运城公司将欠款转化为借款，加之再向王保宁借款，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受到法律保护。焦某作为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向王保宁出具《借条》。《借条》标明：用于宏光二期工程。该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行为后果由信邦运城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二）信邦公司辩称，债权人应是某厂、借款行为应由焦某个人承担，及不排除王保宁与焦某恶意串通、伪造涉案债务的可能；未提供相应证据；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信邦公司又辩称，本案所诉涉案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王保宁提供2019年5月29日、6月12日与焦某通话记录、证人肖某证言，足以证实王保宁起诉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三）王保宁在诉讼中变更案涉事实，原立案案由借款合同纠纷，应当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信邦运城公司应归还王保宁借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信邦运城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民事责任依法由设立分公司的信邦公司承担。 一审判决：信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王保宁借款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6月21日起，至款付清时止）。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信邦公司负担。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某公司运城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1日；2016年1月7日更名为现名信邦运城公司。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16日，2014年8月1日更名为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8月20日更名为现名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是信邦公司设立的分公司。 根据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有六项：一、《供货合同》上信邦运城公司印章是否伪造？二、《供货合同》内容是否伪造，是否具有证明力？三、焦某出具借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信邦运城公司的职务行为？四、焦某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否焦某与王保宁恶意串通？五、本案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六、供货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一、针对《供货合同》上信邦运城公司印章是否伪造的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供货合同》上的信邦运城公司印章系伪造，不是我公司印章。王保宁反驳主张，《供货合同》上的信邦运城公司印章真实。查明：《供货合同》落款处有“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芮城县宏光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印文。在二审庭审中，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提供山东省肥城市公安局2020年5月26日制作的《立案告知书》一份；记载：宋剑：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决定予以立案侦查；信邦公司称，宋剑是信邦公司员工，我们以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宏光项目部等公章被伪造而报案，报案涉及四枚公章，本案涉及的印章是其中一枚，公安局现在正在侦查中；拟证明，焦某私刻公章，涉嫌诈骗。王保宁质证意见：《立案告知书》不能证明伪造印章。在二审庭审后，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提供了山东省肥城市公安局2020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2020年5月24日，信邦公司法务部主任报案称：焦某于2015年至2017年间，伪造“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芮城宏光项目部”等多枚印章，并利用伪造印章签订合同、个人借款，造成多起诉讼，我局2020年5月24日受理，2020年5月26日立案侦查，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经查：本案《供货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印文是“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芮城县宏光项目部”。王保宁质证意见：（一）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仅为立案受理，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王保宁与信邦运城公司签订并实际履行了合同，合同上不仅有项目部印章，并且有信邦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某、唐某、张某签字认可；芮城宏光项目是信邦公司认可的、真实存在的项目工程；王保宁对于可能存在的伪造印章毫不知情；在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内部负责人焦某私刻印章，也与善意、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王保宁无关；不应以此为由否定合同关系；焦某是否私刻印章，属信邦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因为信邦公司的过失，剥夺王保宁善意、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利益，不合法；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导致与刑事犯罪发生冲突时，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王保宁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不仅有印章确认，还有项目经理张某、项目总工唐某、材料员张某三人及负责人焦某签字认可；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宏光项目工地确实收到了王保宁所供材料，信邦公司有义务向王保宁清偿债务；这与焦某是否伪造印章，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情况说明》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及事实清楚、明了，应依法判决。（二）关于焦某的身份。焦某作为信邦公司委任的运城公司负责人，也是芮城宏光项目直接负责人；焦某为了该项目，对外签署的文件，对信邦运城公司具有约束力。芮城宏光项目真实存在、得到信邦公司认可，本案应查重点是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这与焦某是否伪造公司印章，并无直接关系。（三）关于芮城宏光项目。信邦公司在承揽项目过程中，一直以信邦运城公司名义与发包人某公司进行，并实际履行合同。信邦公司始终没有直接作为合同主体承揽项目。信邦公司利用刑事报案手段，规避应由信邦运城公司及信邦公司承担的债务清偿责任。在二审中，王保宁提供以下证据：1.《整改回复单》复印件一份；在落款处加盖有“某公司芮城宏光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印文，落款时间为2004年8月1日；拟证明：信邦公司用过该椭圆形印章。信邦公司质证意见：王保宁未提供原件。2.《回执（此联由收货人签字后交给运输司机带回）》9份；记载：品名：彩涂卷，件数（略），吨位（略），收货人签字分别为：张某、唐某，加盖“某公司芮城宏光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印文；王保宁称，张某是信邦运城公司材料员、唐某是项目总工。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质证意见：不是我们公司印章，签字人不是我们公司员工。3.《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医药包装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容器扩建项目部任命书》复印件一份；记载：任命张某同志为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工程全部工作；任命唐某同志为项目总工，负责项目技术、资料、预算工作；任命张某同志为材料员，负责材料员岗位职责内全部工作；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4日；落款处加盖“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印章印文。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质证意见：任命书上的印章不是信邦运城公司印章，我们的公章在公安局有备案，这个印章没有备案。4.《医药包装有限公司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容器扩建项目联合车间施工合同附加合同》复印件一份；记载：甲方：医药包装有限公司，乙方：某公司运城分公司，签订时间：2014年4月1日，落款处、施工党委（签字盖章）栏加盖有某公司运城分公司印章印文；拟证明：印证印章真实。信邦公司质证意见：王保宁应提供证据原件。5.《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复印件一份；记载：唐某、张某、张某在名单之中，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拟证明唐某、张某、张某的身份。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质证意见：证明材料是复印件，王保宁应提供原件。王保宁称：证明材料是从某公司复印而来，原件存在劳动局。6.本院（2020）晋08民终37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记载：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邦运城公司、信邦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某，案由：租赁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信邦公司支付兰某吊车租金115000元本息；本院判决：一、变更为：信邦公司支付兰某吊车租金115000元本息，二、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信邦公司质证意见：判决书真实，对判决书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查明：王保宁在一审中提供《供货合同》一份；落款处加盖“某公司运城分公司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印文，签名：张某，联系方式：手机号码（略）；拟证明：2014年11月7日，原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芮城县宏光项目部与某厂签订《供货合同》，某厂向信邦运城公司芮城县宏光项目部供应彩钢瓦总价款1868000元。 本院审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五条规定：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与非法人组织之间是代表关系。信邦运城公司属非法人组织，焦某是信邦运城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负责人，依法代表信邦运城公司。《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1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职务行为的代表关系，信邦运城公司的负责人焦某以信邦运城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后果，由信邦运城公司承受。 二、针对《供货合同》是否伪造，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供货合同》中有多处内容被涂改、伪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焦某是信邦运城公司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但是现在无法联系。王保宁反驳主张，合同是焦某修改，修改地方的指印是焦某所捺指印。查明：在一审中，王保宁提供《供货合同》一份；合同上文字、数字多为打印，部分内容为手写；其中：第一项中的单价有修改痕迹；第四项内容原为打印的三行多文字，被从左到右划三道线，以示删除；并增添以下文字：“乙方（某厂）供完全部彩板后，甲方（信邦运城公司）两周内全部付清货款，到时付不清，按照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删除文字处及添加文字处，捺有指印；拟证明：2014年11月7日，原某公司运城分公司项目部与某厂签订《供货合同》，某厂向信邦运城公司芮城县宏光项目部供应彩钢瓦总价款1868000元。在二审中，王保宁提供《回执（此联由收货人签字后交给运输司机带回）》9张；《回执》上记载有品名、件数、吨位及收货人签名；王保宁称，共10张《回执》，丢失一张，现有9张《回执》上记载的金额相加共计200多万元。信邦公司质证意见：《回执》上印章不是我们公司印章，签字人不是我们公司员工；《回执》上没有记载价格。王保宁称：单价在《供货合同》中有约定。 本院审核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审核合同真伪，主要是审核合同内容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审核合同内容是否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则，一是依照法律规定，二是适用习惯。王保宁提供的《供货合同》，虽然在文字上有修改与增加，但是在相关的删除文字处及添加文字处，均捺有指印，符合民间修改合同的习惯方式。根据王保宁提供的《供货合同》的形式与内容，信邦公司虽然否认《供货合同》的真实性，但是未提供反驳的相反证据，无证据证明该《供货合同》的内容是伪造。（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回执》内容，王保宁按照《供货合同》修改后的内容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信邦运城公司也按照《供货合同》修改后的货物数量予以接受；信邦公司否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即：信邦运城公司以实际行动方式，对修改的内容予以认可，并予以履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成立。（三）综上，该《供货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三、针对焦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属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焦某出具借条属个人行为。王保宁反驳主张，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因项目资金紧张，向王保宁借款28万元；焦某代表公司就该笔借款及所欠钢材款，合并为90万元，向王保宁出具90万元借条，二者均用于宏光二期工程，借款是职务行为。查明：王保宁在一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借条》一张及焦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代表信邦运城公司向王保宁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王保宁现金玖拾万元整（￥90万元），用于宏光二期工程，还款日期：2016年6月20日，借款人：焦某，2015年6月5日”。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5年6月6日，王保宁给焦某个人账户内转款28万元，借条中包含28万元借款。3.通话记录一份；拟证明：2019年5月29日、6月12日，王保宁与焦某通话，王保宁向焦某索要借款。 本院审核认为：焦某是信邦运城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负责人，对外依法代表信邦运城公司。《借条》由焦某出具，借款转至焦某账户，《借条》上记载“用于宏光二期工程”；根据焦某借款时的身份及借款用途，可以证明，焦某是基于其代表信邦运城公司的身份而向王保宁借款，信邦运城公司负责人焦某的对外行借款的行为后果，由信邦运城公司承受。 四、针对焦某是否与王保宁恶意串通的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焦某与王保宁恶意串通，损害信邦公司权益。王保宁反驳主张，不存在恶意串通。查明：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对于该项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 本院审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主张，焦某与王保宁恶意串通，损害信邦公司权益；但未举证，承担不利后果，即：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主张，“焦某与王保宁恶意串通，损害信邦公司权益”，本院不予确认。 五、针对本案诉讼时效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本案诉讼时效从确定的还款时间即2016年6月20日开始计算，本案起诉时间是2019年9月23日，已超诉讼时效。王保宁反驳主张，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在2019年5月至6月期间，多次联系焦某，焦某承诺尽快还款。查明：王保宁在一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记载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6月12日、王保宁与手机机主之间通话单一份；王保宁称，是焦某手机号码；拟证明：2019年5月29日、6月12日，王保宁与焦某之间通话，王保宁向焦某索要借款。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质证意见：该手机号码是焦某的手机号码，但是王保宁还应当向法庭提交手机录音，还应该提供原始载体。2.证人肖某当庭证言；王保宁称，证人系某厂员工，当时，焦某和某公司之间有纠纷，我们听说他去开庭，所以就赶过去了；拟证明：证人给信邦运城公司工程项目现场加工彩钢瓦，与王某于2018年7月20日在法院门口向焦某要账。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质证意见：有异议，涉嫌诱导证人，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本院审核认为：证人肖某证明，证人与王保宁2018年7月在芮城法院门口向焦某要账；信邦公司认可是焦某手机号码，王保宁在2019年5月-6月期间，通过电话方式向焦某主张权利；根据以上事实，应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上述时间发生中断，本案起诉时未超诉讼时效。 六、针对供货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能否一案审理的争议。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上诉主张，《供货合同》纠纷是买卖合同，《借条》纠纷是借款合同；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在一案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王保宁反驳主张，应予一并审理。 本院审核认为：王保宁所诉事项，原为供货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但是，在2015年6月5日时，焦某将两项纠纷金额合并，并向王保宁出具《借条》一份，证明，原供货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已经转化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确定案由正确。 本院综合认定以下事实：某公司运城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1日；2016年1月7日更名为现名信邦运城公司。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16日，2014年8月1日更名为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8月20日更名为现名信邦公司。信邦运城公司是信邦公司设立的分公司。2014年11月7日，原某公司运城分公司芮城县项目部与某厂签订《供货合同》，某厂向信邦运城公司芮城县项目部供应彩钢瓦。2015年6月6日，信邦运城公司向王保宁借款28万元。2015年6月5日，信邦运城公司就上述所欠货款及借款合计90万元，向王保宁出具《借条》一张。2020年5月26日，公安局就信邦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决定立案侦查。本案在审理期间，经本院组织调解，当事人就本案纠纷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一审判决债务人信邦公司向债权人王保宁清偿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诉讼费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决定案件受理费由信邦公司负担，符合前述规定；依据该规定，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信邦公司负担。综上所述，信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松伟 审判员  张山平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子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