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3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88号左岸88A座2F。法定代表人：李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荣，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跃龙，男，汉族，1975年2月9日生，住新疆库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德宝，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骏琳，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勇，男，汉族，1982年10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9幢3层302室。法定代表人:荣加林，执行董事。上诉人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跃龙、原审被告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9）粤0391民初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事实与理由为：一、被上诉人的诉请是要求返还平台授权使用费15万元，该主张基于合同解除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等共同赔偿被上诉人15万元平台授权使用费，基于合同的赔偿请求权，混淆了请求权基础，导致判决错误。15万元的平台授权使用费，是被上诉人王跃龙基于《合作合同》向国民公司支付的，由通路公司代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当该《合作合同》被判决解除时，应当由国民公司承担返还责任，通路公司进行配合。上诉人并非《合作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二、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了《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转移的规定，在《三方合作协议》签订时尚不存在平台授权使用费返还之债，同时债务转移的主体应当是债务人转移债务并经债权人同意，但《三方合作协议》并没有国民公司作为一方进行签约，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84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三方合作协议》的本意并非债务转移而是达成新的合作，其核心条款是一个过渡期安排，即过渡期内由优品公司提供服务支持，合资公司成立后双方重新签订合同，变更主体。一审庭审中，在各方合意下，《三方合作协议》已被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上诉人王跃龙也未按照《三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进行门店门头、物料和装修的更新，没有产生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所以上诉人也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跃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王跃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国民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2.判决两被告返还原告平台授权和使用费150000元，赔偿原告场地租赁费25万元、装修损失费40850元、人工掼失18600元、差旅费10000元、律师代理费30000元，以上共计499450元；3.判决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2017年9月14日，原告王跃龙（乙方）与被告国民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国民新运力电动汽车销售行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①1.2国民公司承诺：国民公司所运营的汽车是对应品牌车厂生产的合格产品，国民公司是对应品牌车厂的战略合作伙伴，国民公司平台所运营的汽车均由对应品牌车厂提供质保及售后服务。②2.1……国民公司授予王跃龙所选区域的平台运营商资格，并为王跃龙提供所选车型、系统平台和营销支持等一系列平台服务。2.2……同时，王跃龙可获得国民公司的运营平台支持，根据王跃龙的情况，国民公司根据王跃龙需求提供培训、产品、销售支持、物流运输等服务。③3.2经国民公司同意，授权王跃龙在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成为“国民新运力”销售行，为国民公司在该城市上述区域的平台合作运营商。④4.1平台可提供的服务项目：4.1.5王跃龙选定车型的定货、发货、物流及配送到店服务；4.1.6王跃龙选定车型的质保、全国联保和售后保障。4.2.2鉴于平台授权，王跃龙于本协议签署时需一次性向国民公司支付平台授权及使用费用共计人民币15万元整。⑤本合同期限自2017年9月14日起至2020年9月13日止，共计三年。⑥6.1.2客户购车流程：由客户付全款或定金给王跃龙，王跃龙按本协议约定价支付给国民公司平台；国民公司平台收款后即安排相应车辆厂家发货，并按协议价向王跃龙开具发票；王跃龙在收到厂家发货的车辆后，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并按实际销售价格给客户开具发票。⑦7.1国民公司拥有“国民新运力”旗下所有研发系统的所有权。国民公司有义务按本协议的约定向王跃龙提供平台服务以及授权王跃龙在授权区域内为本协议目的使用国民公司商标、商号开展经营活动。⑧11.1任何一方如果违反本协议之约定，视之为违约。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⑨14.2……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国民公司于《合作合同》签署落款处加盖了公章。据国民公司陈述，案涉《合作合同》系由被告通路快建公司持有加盖了国民公司的空白合同，后与原告王跃龙签订的，原告对此不置可否。2.2017年9月14日，原告王跃龙通过POS机支出5万元国民新运力平台授权使用费，被告通路快建公司在收据中加盖了该公司发票专用章；2017年9月20日，原告通过转账的方式将10万元国民新运力平台授权使用费支付给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以上共计15万元国民新运力平台授权使用费，被告通路快建公司承认已入账。3.2017年12月6日，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甲方）、通路快建公司（乙方）与王跃龙（丙方）签订一份《三方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①王跃龙与“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自签订本协议起，即刻解除。原合作协议中甲方的相关相互责权利，暂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待优品公司与通路快建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本协议中优品公司、通路快建公司两方合作主体，自动变更为优品公司与通路快建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并由合资公司和王跃龙共同签署新的合作协议，王跃龙更成为合资公司的平台合作方。②王跃龙需选择适当的时间，按优品公司要求，完成门店门头、物料和装修的更新。据优品公司当庭陈述，优品公司与通路快建公司并未设立合资公司。4.《合作合同》签订后，原告王跃龙一直通过微信向名为“窦伟”的个人询问合作进度，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窦伟”最后一次向原告发送信息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内容为：“已跟公司确认，周末汇报情况，确定方案”。5.原告王跃龙提交的N12190056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该发票由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向王跃龙出具，发票金额为3万元。因三被告未向原告提供合适的车辆，以致原告无法开展业务，原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王跃龙与被告国民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如未解除，是否可予解除？二、原告王跃龙与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能否解除？三、原告王跃龙是否存在损失？如存在，损失金额应如何确定？四、各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的相关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王跃龙与被告国民公司对双方作为《合作合同》的主体不持异议。争议点在于被告国民公司认为其与原告间的《合作合同》已经通过《三方合作协议》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一种发生民法上效果的合意。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当事人订立合同后，一方如需变更、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本案中，优品公司、通路快建公司与王跃龙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的时间晚于《合作合同》，《三方合作协议》虽载明该协议签订起《合作合同》即刻解除，但优品公司、通路快建公司并非《合作合同》的当事人，且《合作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国民公司亦非《三方合作协议》的当事方，因此，即使《三方合作协议》真实有效，该协议中有关《合作合同》即刻解除的约定也不能发生《合作合同》实际解除的效果。也即，《合作合同》并不因《三方合作协议》而解除。庭审中，国民公司表示认可《三方合作协议》中关于《合作合同》解除的约定，该意思表示实为对于原告王跃龙请求解除《合作合同》的主张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应视王跃龙与国民公司就解除《合作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王跃龙主张解除与被告国民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之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王跃龙与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其主要目的在于让王跃龙尽快获得选定的车辆，但是，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至今未能交付，并导致原告诉至法院，且在诉讼过程中，优品公司亦同意解除该协议，以此论，《三方合作协议》已失去继续履行的意义。原告王跃龙诉请解除《三方合作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原告王跃龙分别于2017年9月14日、9月20日向通路快建共汇款15万元平台授权使用费，此款的给付情况各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另主张场地租赁费25万元、装修损失费40850元、人工损失18600元、差旅费1万元、律师代理费3万元，三被告均持有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一一评述如下：1.场地租赁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签订《合作合同》的目的在于销售车辆，其租赁场地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由此产生的费用属于可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合理支出。但原告主张的金额能否支持，应结合证据及案件实情而定。为证明存在场地租赁费损失，原告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收款收据、微信转账记录，另陈述已全额支付一年租赁费，其中微信转账8万元，现金交付17万元。经审查，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记载的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内容为原告之妻朱艳梅已将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9月20日间25万元租金全额付清，而微信转账记录显示王跃龙在2017年10月21日之后仍有支付租金的行为。鉴于收款收据与微信转账记录存在明显的矛盾，且难以进行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已向案外人杨志华转账房租7万元，可与《房屋租赁合同》相印证，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原告已实际支出房租7万元。三被告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原告称微信转账8万元与证据显示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在衡量原告的损失时，亦不能忽视原告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结合原告与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后续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的情况，另考虑需给予原告合适的期间以减少损失，一审法院确认原告已实际支出的7万元场地租赁费属于合理损失。原告另称有17万元租金采用现金支付，但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2.装修损失费。原告仅提交了装修清单及收条，且装修清单及收条均未载明时间，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原告为案涉事项支出装修费用40850元。3.人工损失。原告提交了2017阿克苏卖车厂10、11月份工资表，但该表系原告自行制作，除领款人处有签名外，另无其他证据（如劳动合同、转账凭证等）佐证聘用人员的人数及工资实际给付情况，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原告已实际支出人工费用18600元。4.差旅费。原告主张差旅费1万元，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项费用的情况，对此一审法院不予确认。5.律师代理费。原告主张3万元律师代理费，并提交了相应的律师费发票，可证实该笔费用已实际发生。考虑到本案涉及的主体较多，法律关系复杂，原告王跃龙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以原告已被确认的合理损失作为标的，另参照《关于印发的通知（粤价〔2006〕298号）》的收费标准进行核算，原告在合理范畴内的律师费应为21800元。超出部分，不属于原告的合理损失，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合上述分析，原告王跃龙存在以下合理损失：平台授权使用费15万元、场地租赁费损失7万元、律师代理费21800元，共计241800元。关于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通路快建公司持有加盖了国民公司的空白合同，通路快建公司在客观上具有国民公司代理权的表象。原告王跃龙在审查合同印章及内容后签署合同，已尽到了签约的合理注意义务。国民公司虽未授权通路快建公司收款，但盖有被告印章的合同书中并未明确指定的收款账户，且原告在向通路快建公司汇款后，通路快建公司出具收据将款项备注为“国民新动力平台授权使用费”，基于此，应认定原告尽到了付款的合理注意义务。综上，通路快建公司的签约、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国民公司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2017年12月6日，原告王跃龙与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原合作协议中甲方的相关相互责权利，暂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结合上下文义，此款应理解为“原合作协议中国民公司的相关责任权利，暂由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双方共同承担。”原告王跃龙与被告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的协议安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债务转移”特征相符，据此，国民公司在《合作合同》中的权责实际已通过《三方合作协议》进行了移转，即国民公司在《合作合同》中的权责将由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共同承担。《合作合同》第11.1条约定：“任何一方如果违反本协议之约定，视之为违约。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第14.2条约定：“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依合同双方合意，律师代理费亦可计入损失，据案件实情进行处理。本案中，国民公司未按约交付车辆给原告王跃龙，国民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国民公司负有赔偿的义务。如前所述，国民公司基于《合作合同》所产生的权责义务已通过《三方合作协议》进行了移转，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应为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据此，原告王跃龙在本案中的损失241800元应由通路快建公司、优品公司承担，国民公司无需再行承担。优品公司作为《三方合作协议》一方主体，在签订协议（特别是决定继受其他主体责任与义务）之前，理应充分了解原合作合同的履行情况，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在签订协议后，即表明其接受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优品公司称承担的义务是为原告提供车源和汽车金融服务，并非概括承担国民公司全部的权利义务的意见，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王跃龙与被告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民新运力电动汽车销售行合作合同》；二、解除原告王跃龙与被告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三、被告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王跃龙平台授权和使用费15万元，场地租赁费7万元、律师代理费21800元，共计241800元；四、驳回原告王跃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92元，由原告王跃龙负担4536元，被告上海通路快建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负担4256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关于15万元平台授权使用费的问题，因诉争两份合同均被解除，被上诉人基于《合作合同》支付的平台授权使用费应予返还，上诉人承继了原审被告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故应向被上诉人返还该款项。原审将前述款项认定为损失虽有不当，但不影响实体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返还义务是否转移的问题，《三方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原合作协议中甲方的相关相互责权利，暂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该协议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认定由其承继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合作合同》中的权责，依据充分。上诉人主张《三方合作协议》签订时不存在返还之债且深圳市国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作为一方主体签约，故其无需承担返还义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三方合作协议》核心条款在于过渡期安排，即合资公司成立后双方重新签订合同、变更主体，与本案责任承担并无关联，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27元，由上诉人优品汽车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钟文俊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