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6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国，男，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万雪萍，女，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博文，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雨欣，四川睿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洪旭，男，195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现住峨眉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秀权，男，197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洪旭（黄秀权之父），男，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田，男,197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琼芳，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建国、万雪萍、黄秀权、黄洪旭因与被上诉人宋国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9）川1181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博文，上诉人黄洪旭暨上诉人黄秀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宋国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琼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9）川1181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木材款122587.7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宋国田与上诉人在2016年的木材买卖过程中，于2016年5月30日收到了木材款2万元，2016年收到了木材款3万元，并向万雪萍出具了收条各一张。从万雪萍的原始记账明细账面中，2016年5月17日支付了宋国田木材款51000元，2016年8月6日支付了1万元，有宋国田的签字为证。2016年10月19日支付了宋国田的木材尾款8000元。此后就没有发生木材买卖关系，因此注明了木材款已全部结清，票据作废，有宋国田签字为证；2.关于过磅单的问题，过磅单是三份。送木材人一份，驾驶员一份，上诉人一份。被上诉人既是送木材人又是驾驶员，宋国田在一审已承认，即宋国田应持有两份过磅单，将一份过磅单结账领取了木材款，将同样的另一份过磅单事隔三年未向上诉人作为起诉的证据；3.关于过磅房的问题，上诉人的过磅单不单纯是给宋国田过磅，亦对外过磅。2016年9月17日的那一张过磅单，金额为8062元，没有送货人的名字，已得到了一审的支持。2016年5月10日的过磅单金额为11450元。另外一张过磅单金额为11900元没有年月日，宋国田作为了证据使用并得到原审支持的处理不当；4.关于视听资料的问题。黄建国与宋国田的通话，没有提及木材款的金额。因宋国田与黄秀权之间存在其他生意往来，黄秀权于2020年5月还向宋国田出具了8万元的欠条一张，故二人关于差欠木材款的通话与本案无关；5.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6年6月30日的收条，载明了收到预付款25000元，该收条能证明上诉人与宋国田未进行结算即付款的事实。虽然收条与《实物出入账》上载明的木材支出的内容不同，但记账仅为防止账目混乱、遗漏，以便于资金管理，故不能以此否认收条的内容；6.《实物出入账》关于上诉人于2016年7月1日、7月5日向案外人张书波、张春华支付木材款的记载中有“票未收”的字样。该处所记载的票不是过磅单，而是对外销售的运输票和检尺单。上诉人对所有款项均以账单为准，过磅单仅是对交易事项进行确认，上诉人并不收取，故不能因宋国田持有过磅单即认定上诉人应付款；7.郭某虽陈述不识字，但其表现并非不识字。上诉人对郭某的票确实未收回，系因郭某欠案外人款项，案外人又欠黄秀权的款项，故两笔款项相抵扣，上诉人并不差欠郭某的款项，即使差欠款项也是黄秀权和郭某之间的债务，与黄建国、万雪萍无关；8.鉴定结论不能否认上诉人已付清全款的事实；9.本案的合伙人为万雪萍和黄国权，黄建国与万雪萍系夫妻关系，黄洪旭与黄秀权系父子关系，黄建国未参与合伙经营，黄洪旭仅担任过磅和保安工作，二人均不是合伙人；10.上诉人有新的录音证据证明宋国田有私开过磅单的事实，不能以过磅单作为认定上诉人未付款的依据。该录音同时证明了宋国田认可收到黄秀权的3万元转款，黄秀权的实际转款为35000元；1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宋国田辩称,一、上诉人四人系合伙关系，四人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已自认了该事实。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时对过磅单等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大部分过磅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二审庭前会议时，黄洪旭和万雪萍到庭再次对过磅单进行了核实，二人对过磅单上黄洪旭、黄秀权、万雪萍、万乾银的签字予以确认，故宋国田提交的过磅单和收款收据均真实。二审庭前会议时，黄洪旭到庭陈述，对一式四联的过磅单，其分两次向宋国田出具，故宋国田手持的蓝色过磅单和红色过磅单的性质相同，蓝色过磅单并非运输人持有，也应作为结算依据。三、一审对双方的结算方式是上诉人付款时被上诉人交回过磅单进行冲抵，被上诉人持有的过磅单系未付款依据的认定正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木材买卖交易过程中，黄洪旭或万乾银在收材后会向宋国田出具过磅单或收款收据，上诉人持有过磅单的存根，宋国田持有的过磅单大部分系红色，有部分是蓝色。上诉人在付款结算后会收回宋国田持有的过磅单或收款收据。上诉人确定应付货款的金额后，宋国田用相同或相近金额的过磅单进行抵扣，故双方的结算方式是上诉人付款后即收回过磅单或收款收据；2.郭某的证言证明了其凭过磅单付款，已付款的过磅单由上诉人收回，其持有的过磅单属未付款依据的事实。被上诉人的交易时间和模式与郭某相同，故该证人证言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算模式；3.《实物出入账》中，诸多付款记录中唯有几笔款项载明了“票未收”，其余均未注明。这说明一般情况下上诉人系付款收票，未收票属特殊情况，故特别予以注明；4.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中，黄秀权和宋国田均认可了交了票（过磅单）的款项即是厂里支付的款项，没有交票的即为黄秀权与宋国田私人的款项，该证据已证明了案涉交易的结算模式；5.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明其已支付完款项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收条、《实物出入账》，二审提交了银行流水等证据。《实物出入账》中，有宋国田签字确认收款的事实，也有万雪萍代宋国田签字的情形，上诉人自己也无法确认账目上“宋国田”签字均为本人的签字，银行流水记录也无法与账目一一对应。故上诉人对其提出的全部付清货款的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6.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双方交易模式的抗辩错误。编号为0009634的票据中，万雪萍系因黄洪旭的计算错误而进行了更改，不能因此认定是结算时进行了更改；2016年6月30日收条载明的“预付款”系由万雪萍自行书写，其《实物出入账》又载明为木材款支出。宋国田制作的木材检尺本，记载了2016年4月18日至6月30日期间，双方交易的金额有16万多，上诉人在2016年6月30日支付3万元后仍欠款；即便按上诉人的主张认为被上诉人已按案涉过磅单付款，2016年4月18日至6月30日共有8张过磅单，总金额是8万多，上诉人仍差欠货款，故收条上载明的“预付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上诉的陈述前后矛盾，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请求。 宋国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共同支付宋国田货款145603.7元；2.请求判令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支付宋国田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从2016年10月1日起以145603.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由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之间是合伙关系，但未进行工商登记。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和宋国田之间存在口头木材买卖关系。过磅单由四人向宋国田出具，载明有数量、价格和总价款。双方确认于2016年4月19日进行结算，在此之前的欠款已结清。2016年6月30日，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向宋国田付款30000元，宋国田于同日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为预付款，收款人为宋国田本人书写，其余内容由万雪萍书写。万雪萍提供的《实物出入账》载明为木材款支出。万雪萍于2016年8月6日付款10000元，2016年10月19日付款8000元。 2018年5月17日，宋国田与黄建国的通话录音有催款意思表示，但无具体数额。2018年9月28日，宋国田与黄秀权通话录音的有催款意思表示，但无具体数额。2019年1月15日，宋国田与黄建国的通话录音有大约货款金额，但黄建国未正面回应。2019年7月2日，宋国田与黄秀权通话录音，黄秀权承诺在中秋节前给付三至四万元，其余到年底看情况再说。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虽然辩称无法确认是否是黄秀权的声音，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鉴定，结论为：“1.送检的《实物出入账》账本内日期填写为2016年10月19日的记账行（第八行）中‘付宋国田木材款支出’字迹与‘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字迹之间的书写不具备连贯性。2.上述记账行中‘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字迹与同行经手人签章栏‘宋国田’签名字迹不是同一时间书写。3.无法判断上述记账行中‘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字迹与同行中红色指印是否同一时间形成”。 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明他与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的交易方式是付款时拿收款收据交给四人后进行冲抵，其现在还持有的收款收据是未支付的货款。 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宋国田的外号为“宋二”。 一审有争议事实的认定：当事人双方的结算方式是何种方式。这是该案最核心的事实，由于双方无书面合同，均无直接证据能证实各自的主张，只能通过各自的间接证据或主张予以分析判断。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的依据主要是2016年6月30日的收条上载明的是预付款，且通常的交易方式是各自持有单据，进行最终结算。宋国田的依据主要是证人证言、通话录音以及检尺记录本。首先一审被告提交的2016年6月30日的收条，除收款人签名由宋国田书写外，其余内容为一审被告书写，与一审被告提交的《实物出入账》上自行记载的内容不相同，账本上仅记载为木材款支出，与账本其他记账上有明确的预付款记载不相同。该《实物出入账》2016年7月1日、7月5日万雪萍向案外人张书波、张春华支付木材款的记载中有“票未收”字样；证人郭某证实其交易方式如宋国田所说。一审被告辩称己方已付款11万余元，扣除不能认定的过磅单，已支付完毕货款，但黄秀权在通话中承诺在2019年中秋节前支付三至四万元，余款在年底前视情况支付，一审被告的陈述相互矛盾。再加上经鉴定，《实物出入账》中2016年10月19日中“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与宋国田的签名不是同时形成的，与万雪萍陈述是同时形成相矛盾，故宋国田主张的结算方式优于一审被告陈述的结算方式，该院依法认定双方的结算为一审被告付款时由宋国田交回过磅单方式进行冲抵，即一审被告所支付的款项系双方已结算完成的款项，宋国田所持有的过磅单应为未付款依据。 第二个争议事实是过磅单能否证明宋国田供货的事实。由于当事人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有价格、数量及价款的过磅单兼具了合同主要内容和供货确认的功能，该院依法确认过磅单的法律效力。该案中，过磅单上送货单位为“宋二”，但有证人证实宋国田的外号为“宋二”，且过磅单原件在宋国田处，应认定权利人为宋国田。 关于2016年9月17日金额为8062元的过磅单的认定问题，虽无供货单位，但收货单位有“黄洪旭”签字，且宋国田提供了原件，该院依法确认该过磅单的真实性，且确认权利人为宋国田。 关于没有收货日期，金额为11900元的收款收据的认定问题，该票据上户名为“宋二”，负责人处由黄秀权签名，且宋国田提供了原件，该院依法确认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且确认权利人为宋国田。 关于2016年5月10日、6月4日下午只有“万乾银”在“司称”处签字的两张过磅单的认定问题。结合2016年6月4日，同样有“万乾银”在“司称”处签字，且万雪萍同时签字的金额为9099元的过磅单，能相互印证，万乾银也是一审被告方的工作人员，故该院依法确认该两张过磅单的真实性，且确认权利人为宋国田，义务人为一审被告。 除上述单据外，其余过磅单，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均无异议，但在庭审中四人多次强调宋国田兼具老板和驾驶员身份，应当持有两份过磅单，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认。过磅单中有蓝色和红色之分，其中红色过磅单为收费票据，蓝色过磅单为运费结算用途。且证人郭某提交的收款收据均为红色。故该院依法对2016年8月8日金额为8596元的蓝色过磅单、2016年9月6日金额为3220元的蓝色过磅单、2016年9月11日金额为11200元的蓝色过磅单不予以认定，不作为欠款证据。据此，该院依法确认一审被告所欠货款总金额为122587.7元。 第三个争议事实是对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付款金额中有争议部分的认定问题。四人辩称《实物出入账》有51000元的付款，有宋国田签字确认，但宋国田以记不清为由，又不申请鉴定，该院依法予以认定该事实。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提交了2016年5月30日有宋国田签名的收条一张，证明宋国田收到了20000元，收条上有“宋国田”的签名，宋国田以不是其本人签字为由否认，但又不申请鉴定，该院依法予以确认。但根据第一个争议事实的认定，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所有的付款行为均视为双方已结算支付完毕，不能与现有欠款金额冲抵。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根据该院认定的事实，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应当支付欠款。但由于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和违约责任，故应当从宋国田主张债权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宋国田现有证据仅能证明2018年5月17日与黄建国通话内容中有催款意思表示，故资金占用损失应从2018年5月17日起算。关于万雪萍是否提供伪证问题，该案所涉鉴定结论不能对形成时间提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字迹是在宋国田签字之前还是之后，无确切证据可以认定，该院认定双方的债务未结清，是结合了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万雪萍是否伪造证据的事实不够充分，故不予以处罚，但对万雪萍的不实陈述予以当庭训诫。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宋国田木材款122587.7元和资金占用损失（从2018年5月17日起以122587.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12258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款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752元，鉴定费3400元，由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负担；案件受理费460元，由宋国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黄秀权提供了其与宋国田的录音资料一份，载明了：……黄：“……当时我转款了以后第二天我就说这个钱算在我账上扣下，票是没有收你的。打了这个电话以后，我给你转了三万五，你问拿票过去不，我说这个票拿过去就是集体的，票不拿过去就是我的，你说那就属于我的，就没有把票拿过去”；宋：“你把转账记录拿给我看看，没有三万五”……黄：“当时这个票是没有过去的，你说这个票一交过去就是集体的，不交过去就是私人的……”黄：“时间上我记不太清楚，但转款的票我能找到，你要记到我给你转过三万五，票你没有拿去交是事实……”；宋：“不是两万就是三万，没得三万五。要过年的时候你给了两万五”；黄：“那就是八、九月份，就是二万五是确定的嘛，其他的存款转款票我是能找到。这个票是没有交上去的”……黄：“我妈那天给我打过电话，说看到你开了一张票在手里拿着，她问你在做什么，你说开一张票，是不是”；宋：“我说拿票，我说是喊你爸爸开好以后放在那我去拿”；黄：“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她说的是你说的去开票”；宋：“就是这样，是你爸开好了票以后让我去拿，他在里面检尺……”黄:“上次我们打过电话，那次我说是在取款机上给你转了15000元，手机银行给你转了2万”；宋：“总的不是，你那个15000元已经把票扯过去了”；黄：“谁把票扯了”；宋：“万六妹（万雪萍）”；黄：“没有、没有，你到我爸爸那去拿的5000元，那天晚上你不给我说我还忘记了”；宋：“你转账总的是3万元，不晓得是你先转了15000元，然后转了一次1万，到你爸那里去拿了5000元，总的3万元，这3万元没有上万六妹的账。其他所有的都上了万六妹的账。……”；黄：“三万是不止的，有转账记录……”……宋：“到时候你拿过来，你发给我看一眼，我想下是好久的，账要整巴适的，实实在在只有三万……”等内容。拟证明黄秀权分两次向宋国田转款35000元的待证事实。2.黄秀权与冯安东的通话录音载明了：黄：“我这段时间这边工程要接近尾声了，钱也出来了，之前你和郭某之间，是分了2万多过来由我这边拿给你是不是”；冯：“对”；黄：“郭某现在还你钱没有”；冯：“就是没还，就是说分到你这里来了”；黄：“等于说是现在他这个钱由我拿给你是不是”；冯：“是的”等内容。拟证明郭某在一审的证言不真实的待证事实；3.5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款凭条、2张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凭条，7张存款凭条上关于交易时间、金额、转入账号等交易信息均为空白，拟证明黄秀权于2016年8月左右分两次向宋国田存入了35000元的待证事实；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市通江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载明了申秀容（黄秀权的配偶）在该行尾号为6395的银行卡从2015年12月3日至2017年5月26日期间的账户明细，拟证明申秀容向宋国田的账户存款35000元，但其银行交易明细无法显示的待证事实。5.黄洪旭制作的木材入库数量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峨眉山春秋木材加工厂（以下简称木材加工厂）所有木材的记录。6.调查令申请，要求对宋国田在峨眉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卡号为62×80的账户，从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进行调取，拟证明万雪萍、黄秀权及其家人在该段期间已支付了约8万余元货款，案涉货款已结清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借条一张，拟证明黄秀权与宋国田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往来。黄秀权若认可其支付的3万元系木材加工厂支付的款项，其尚欠宋国田83000元的事实。 宋国田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黄秀权支付给宋国田的金额仅为3万元，包括1万元和15000元的转款以及黄洪旭支付的5000元现金。因宋国田与黄秀权尚有其他经济往来，黄秀权并未明确该3万元系支付案涉货款。若黄秀权认可3万元系合伙组织支付的货款亦同意在本案中扣除。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3未载明任何交易信息，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据4非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5系黄洪旭自行制作，且系复印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宋国田在峨眉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卡号为62×80的账户。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黄洪旭、黄秀权认为借条金额不真实。黄建国、万雪萍认为该借条能证明黄秀权与宋国田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的待证事实。 本院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宋国田在录音中对黄秀权支付其3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属于对不利自己事实的自认，上诉人对此无需举证。因黄秀权系本案当事人，其在录音中所做的陈述属当事人的陈述，其需就宋国田未自认的事实，包括黄秀权是否支付了35000元以及宋国田是否私开过磅单的待证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该待证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证据2系黄秀权与案外人的录音证据，而案外人对本案有关事实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虽系存款凭条，该凭条上有关交易时间、金额、存入账号等信息均未显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拟证明其在银行无法查询向宋国田存款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该事实属于消极事实，其已作出了陈述，无需举证予以证明，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5既属复印件，又系黄洪旭自行制作，并无宋国田等人签字确认，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系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宋国田的银行交易流水。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该申请，其拟证明的事实可以通过万雪萍、黄秀权等人提供自己的银行交易流水、宋国田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检尺本记载的供货数量不予认可，其也不能提供过磅单的存根证明交易总额，双方也无法就如何确定案涉买卖交易的总额达成合意，仅有万雪萍等人付款依据亦无法确定其是否差欠宋国田的货款以及差欠金额，即上诉人申请拟证明的事实与证明争议事实并无意义，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其与黄秀权之间因其他交易进行结算的结果，该证据证明了二人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的待证事实，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该借条的其他内容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除以下事实外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黄建国与万雪萍系夫妻关系，黄洪旭与黄秀权系父子关系。2015年1月24日，黄建国以木材加工厂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案外人签订了租赁合同书，租用案外人场地进行木材加工经营。 上诉人与宋国田的木材交易方式为：宋国田有木材资源后，遂与万雪萍、黄秀权等联系，双方就木材的量、价等达成合意后，由万乾银（万雪萍的哥哥）或黄洪旭上山进行木材检方或由宋国田运到木材加工厂过磅，黄洪旭根据现场检方的结果或过磅定量的结果开具过磅单。过磅单一式四联或三联，上诉人保管过磅单存根，并根据存根进行结账。上诉人通过现金、转款等方式向宋国田付款，宋国田收款后以出具收条、在万雪萍制作的《实物出入账》上签名的方式进行确认，万雪萍在付款后入账。万雪萍提供了宋国田签字确认的两张收条证明其付款主张。其中，2016年5月30日的收条载明了今收到万雪萍的木材款现金2万元等内容。2016年6月30日的收条载明了今收到春秋木材加工厂预付款25000元。黄秀权还给了5000元等内容。万雪萍将两张收条入《实物出入账》，分别载明：“木材款支出，付现金，消防队门口付”以及“木材支出跨行转账，农行转信用社25000元，木材款支出黄秀权付现金5000元”等内容，万雪萍陈述该账目上经手人处注明的“宋国田”均由其书写。 《实物出入账》中载明了：2016年4月27日，票已收，木材款支出，现金已付，经手人处有“宋国田”字样的签名。2016年6月13日，木材款支出，收了发票，补了500元，宋二，经手人处有“宋国田”字样的签名等内容。2016年7月1日、7月5日两栏载明了，转账，木材款支出……张书波、票未收，张春华，票未收等内容；张书波、张春华均为木材供应商。2016年4月27日，木材款支出，转账……万友生，票未收等内容；2016年7月12日，木材支出转账……万友生，票未收等内容；2016年7月24日，转账木材款支出，这张票已付清……万友生，票未收等内容；万友生系木材供应商。 宋国田提供的过磅单除载明有木材的数量、价格和总价款外，还载明了①存根（黑），②收费（红）③收货记账（绿）④运费结算（蓝）等内容。黄洪旭在收货单位处签字且为红票的过磅单为：2016年4月25日的12000元，4月30日的21499元，5月1日的11652元，5月6日的9860.7元，8月18日的16446元（编号为003091）；9月17的8062元（该票据上供货单位栏为空白）；黄洪旭在收货单位处签字且为蓝票的过磅单为：2016年9月6日的3220元（编号为003091，该过磅单与2016年8月18日的过磅单编号相同）；8月8日的8596元；9月11日的11200元。由万乾银在收货单位处签字且为红票的过磅单为：2016年5月10日的11450元（过磅单上载明的金额为114500元，但根据其余内容可知，其属笔误，实际金额为11450元），6月4下午的10619元；由万乾银在司称处签字，万雪萍在收货单位处签字且为红票的过磅单为：2016年6月4日的9099元，（编号为0009634）万雪萍将该过磅单的金额进行了更正。没有注明年月日的收款收据（收据联）载明的金额为11900元，黄秀权在负责人处签字。黄洪旭、万雪萍在庭前会议时对案涉过磅单由黄洪旭、黄秀权、万乾银、万雪萍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开庭时又提出过磅单有篡改、伪造嫌疑的意见，经审判人员释明后，上诉人未就过磅单签名的真伪申请鉴定。万雪萍的《实物出入账》没有与上述过磅单金额对应的账目。黄洪旭在庭前会议时陈述，过磅单一式四联时，一次交易开两张，一张作为存根，一张交出卖人持有，两次交易将四联单开具完毕；在二审开庭时又陈述过磅单一式四联，红色联交宋国田，黑色联交万雪萍做账，绿色联、蓝色联不用；后又陈述因宋国田的要求使用过蓝色联。 黄秀权与宋国田的录音载明了：黄：“……当时我转款了以后第二天我就说这个钱算在我账上扣下，票是没有收你的。打了这个电话以后，我给你转了三万五，你问拿票过去不，我说这个票拿过去就是集体的，票不拿过去就是我的，你说那就属于我的，就没有把票拿过去”；宋：“你把转账记录拿给我看看，没有三万五”……黄：“当时这个票是没有过去的，你说这个票一交过去就是集体的，不交过去就是私人的……”黄：“时间上我记不太清楚，但转款的票我能找到，你要记到我给你转过三万五，票你没有拿去交是事实……”；宋：“不是两万就是三万，没得三万五。要过年的时候你给了两万五”；黄：“那就是八、九月份，就是二万五是确定的嘛，其他的存款转款票我是能找到。这个票是没有交上去”等内容。宋国田与黄秀权除案涉交易外，还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宋国田在二审中认可黄秀权录音中陈述的付款金额为3万元，其未向万雪萍交付过磅单。黄秀权认可该3万元系支付案涉木材款。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2即“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的字迹中特定成分残留量高于检材3即经手人签章栏“宋国田”的字迹，表明其老化程度低于检材2，前者应晚于后者书写形成，两者不是同一时间书写形成等内容。 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一审委托了犍为县罗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寿昌作为四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王寿昌提供了其法律服所工作者执业证、犍为县罗成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所函、授权委托书以及万雪萍在犍为县居住的证明参加该案诉讼。王寿昌在一审中陈述了“四被告系合伙关系，也和原告存在木材买卖关系”等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与宋国田建立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二、案涉过磅单及收款收据是否真实；三、上诉人是否差欠宋国田货款122587.7元及资金损失。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寿昌作为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在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所函、授权委托书以及万雪萍在犍为县居住的证明，其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的证明材料”的规定。王寿昌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作出了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的陈述，属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系诉讼代理人的自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自认”的规定，王寿昌的自认应视为上诉人的自认。上诉人在二审中虽提出了上诉人之间并非合伙关系的理由，属对其一审自认的撤销，但被上诉人不同意该撤销行为，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其撤销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合伙从事木材加工经营，黄秀权、万雪萍等人就买卖木材与宋国田达成的口头合同，系履行合伙事务的行为，该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四名上诉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宋国田提供的案涉过磅单及收款收据分别由黄洪旭、黄秀权、万乾银、万雪萍签字确认，上诉人认为以上单据不真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在经审判人员释明后未就过磅单及收款收据的真伪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其他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黄洪旭、万雪萍在庭前会议时已自认了其签名属实，在二审中又予否认，其撤回自认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也未提供反驳证据，已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并认定案涉过磅单及收款收据真实。（二）上诉人关于过磅单不真实的上诉意见不成立。（1）2016年9月17日的过磅单，其供货单位虽为空白，但宋国田持有票据的原件，应视为票据的权利人。上诉人虽提出该张过磅单不真实的意见，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2）黄洪旭在2016年5月10日的过磅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虽为114500元，但宋国田对此主张的金额为11450元，一审法院根据该单据载明的项目确定的货款金额亦为11450元，上诉人就此提起上诉与一审已认定的事实不符。（3）金额为11900元的收款收据虽没有载明时间，但收款收据的内容及签名真实，是否载明时间不影响单据的真实性。（4）编号为0009634的过磅单中，万雪萍虽对金额进行了更改，但仅是对计算错误的更正，更正行为不能单独证明过磅单进行了结算的事实。综上，上诉人针对过磅单和收款收据不真实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黄建国、万雪萍、黄秀权、黄洪旭系合伙关系，四人与宋国田建立了买卖木材的口头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一）本案需确定双方的结算方式而认定争议事实。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宋国田供材后，上诉人向宋国田出具一式两联或一式三联的过磅单或收款收据，对所购木材的数量、价款进行结算，并分别由上诉人、宋国田各持一联（在一式三联时，上诉人持有两联），该过磅单或收款收据应视为双方买卖木材的结算依据。因上诉人不能提供其留存的过磅单或收款收据证明其向宋国田购货的量、价，而宋国田称上诉人付款后即收回了过磅单或收款收据，故宋国田现持有的过磅单等不能反映双方全部交易的总额；宋国田虽有检尺木材的记录本载明双方交易的量、价，但记录本上并无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在庭审中亦不认可该证据，故在案证据不能全部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总额。本案不能通过确定交易总额以及上诉人已付款金额的方式确定上诉人是否差欠货款以及欠款的金额，而需通过确定双方结算的方式来认定该争议事实。（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算方式为交票付款。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在案证据确定双方的结算方式为上诉人付款时宋国田交回过磅单或收款收据。理由如下：第一，根据上诉人提供黄秀权与宋国田的录音证据中，黄秀权多次提及：“转款后票未收……票交过去是集体（即木材加工厂），不交过去是个人……票你（宋国田）没有拿去交……票没有交上去”等内容可知，宋国田收款时均会向万雪萍交“票”。黄秀权与宋国田有其他交易往来，二人区分黄秀权付款性质时均以交“票”给万雪萍为区分依据，交“票”付款，其性质为集体即木材加工厂的付款行为。虽然录音证据中未明确“票”的具体名称，但录音内容反映了“票”系双方结算的依据。宋国田主张“票”为过磅单或收款收据，上诉人虽予否认，但其亦认可双方凭各自持有过磅单或收款收据进行结算，即双方结算依据为过磅单或收款收据，故黄秀权多次提及的“票”即为过磅单或收款收据。结合录音的内容可以认定，宋国田收款后应向万雪萍交回过磅单或收款收据。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实物出入账》中，在支付给木材供货商张书波、张春华、万友生木材款的若干账目中，有特别注明“票未收”等内容。该账目显示了上诉人在结算付款时会收“票”，对未收票而付款时万雪萍会特别予以注明的事实。根据本院以上分析，该账目中的“票”是指双方结算的依据包括过磅单或收款收据，上诉人与其他供货商的结算方式仍为收票付款。第三，宋国田申请到庭的证人郭某的证言以及证人提交的收款收据，能证明作为木材供货商的郭某，其与上诉人结算的方式仍为收票付款，出卖人持有结算依据即表明上诉人尚未就该笔交易付款。第四，黄建国、黄秀权与宋国田的录音证据虽未直接提及二人差欠货款的金额，但黄建国、黄秀权回应宋国田的对话已表明了二人差欠宋国田木材货款的事实。第五，万雪萍制作的《实物出入账》中，2016年10月19日的记账行载明了：“付宋国田木材款支出、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8000元”等内容，宋国田在该栏签字。该证据虽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木材货款已全部结清的事实，但宋国田否认其在签字领钱时该栏已注明了“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的内容。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的字迹晚于宋国田的签名，即万雪萍在宋国田签字后才在该栏上加注了“全部木材款已结清所有票据作废”的内容，宋国田对该部分内容也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货款已结清的事实。第六，若上诉人在付款后未收回宋国田持有的票据，上诉人将会通过由宋国田出具收条、在《实物出入账》上签字、保管转款凭证等方式保留其付款依据，以确定其已支付的货款，避免重复付款。上诉人既未收回宋国田持有的结算凭证，又未保留每笔付款依据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第七，宋国田提供的以上证据已能证明双方结算方式为收票付款，其持有的过磅单即为上诉人未付款的依据。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应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付款时虽要以过磅单进行对账，但并不收回宋国田持有的过磅单，其并未提供转款凭证、宋国田的收条等付款证据证明过磅单及收款收据所涉货款已全部付清。上诉人虽提供了《实物出入账》证明在案涉过磅单所涉期间内，其曾向宋国田付款，但万雪萍曾代宋国田在账目上签字，宋国田否认账目上的所有签名属实，上诉人既不能将账目的付款明细与过磅单和收款收据所载货款金额予以对应，也未提供证明账目上宋国田所有签字真实的证据，仅凭账目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全部付款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已支付了过磅单和收款收据所涉货款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第八，上诉人提供的宋国田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的收条，虽载明了：“今收到春秋木材加工厂预付款25000元”等内容，但该部分内容由万雪萍书写，且其在付款后入账的《实物出入账中》又载明了“木材支出”等内容，即万雪萍针对该次付款性质的记载前后不一。同时，案涉过磅单中2016年6月30日前的货款金额与上诉人主张的已付款金额比对后，不能证明上诉人已付清全款，2016年6月30日所付3万元系预付款的待证事实。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应支付宋国田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资金损失。根据本院以上分析，上诉人对宋国田持有的过磅单及收款收据均未付款，蓝色过磅单共3张计23016元，其并非用于运费结算，仍属黄洪旭出具用于付款结算的票据，上诉人应予支付。因宋国田未就此提起上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审理。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按红色过磅单及收款收据确定上诉人应付货款金额为122587.7元的处理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维持。因双方的口头合同及结算凭证上均未约定付款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宋国田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上诉人必要的准备时间。宋国田在2018年5月17日已向黄建国提出催款的表示，考虑到双方结算货款后未付款的时间较长，本院酌定给予上诉人5天的准备时间，即其应在2018年5月22日付款。上诉人未付款即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已造成了宋国田的孳息损失，上诉人应予支付。因双方当事人就黄秀权支付的3万元系因合伙事务而付款达成合意，上诉人应支付的木材款为92587.7元（122587.7元-30000元），资金损失以未付货款为本金，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长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款清之日止。 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就诉讼时效问题提出抗辩，二审也未提出新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建国、万雪萍、黄秀权、黄洪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本案出现新证据，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九条、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9）川1181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 二、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宋国田木材款92587.7元和资金利息损失（利息92587.7元为基数，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长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款清之日止）； 三、驳回宋国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12元，由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负担2752元，宋国田负担460元；鉴定费3400元，由黄建国、黄秀权、万雪萍、黄洪旭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52元，由上诉人黄建国、万雪萍、黄秀权、黄洪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梅娜 审 判 员 李金伟 审 判 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唐燕群 书 记 员 唐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