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申25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黄救才，男，198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宇波,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赵云，男，199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允周,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天白,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再审申请人黄救才因与被申请人赵云提供劳务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6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救才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因为被告提供地板铺设劳务而受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且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该损伤的过程亦经证人杜某证言予以佐证，且塘栖二小区业主李某已向本院明确表示在其房屋购置地板铺设过程中安装人员存在作业受伤的情形，原告、证人杜某、李某之间陈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结合被告未到庭抗辩及举证的事实，本院确认原告举证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因为被告提供地板铺设劳务而受伤的事实，依法应予确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证人杜某的证言，开庭时，申请人未出庭即未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导致原审法院在对案件事实缺乏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判决。首先，原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仅依据被申请人本人陈述，杜某的证人证言及业主李某的陈述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根据该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一）当事人的陈述：（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杜某在情况说明中称被申请人赵云系其大舅哥，双方存在亲属关系，且实际上被申请人系与杜某形成雇佣关系，一旦该雇佣关系认定，其对被申请人赵云需承担一定赔偿责任，故证人杜某系与被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外业主李某表示在其房屋购置地板铺设过程中安装人员存在作业受伤的情形，这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并不属于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案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被申请人本人陈述，杜某的证人证言及业主李某的陈述未经申请人本人质证。原审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采取公告方式向申请人送达法律文书，申请人从未知晓该诉讼的存在，直至申请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才知晓该案。实际上，申请人一家自2013年12月底居住在栖里东苑小区至今，居住登记信息从未间断，电话也从未更换。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路地板销售店铺自2012年6月经营至今。被申请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原审法院与申请人取得联系，但却只向原审法院提供申请人户籍地地址，使得申请人未到庭，失去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从而导致原审法院在对案件事实缺乏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错误判决。二、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因为被告提供地板铺设劳务而受伤”系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不形成直接劳务关系且被申请人此次受伤并非因铺设地板；申请人责任认定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于2012年6月在杭州市余杭区××路一家店铺经营地板销售，主要服务为买家在申请人处购买地板后，申请人安排地板安装师傅前往买家处进行地板铺设作业。原审证人杜某于2017年6月前往申请人店铺，与申请人商谈合作事宜，申请人因其从事家装地板铺设作业多年且与多店合作，故与杜某达成合作事项。双方合作模式为，申请人将地板销售给他人（主要是住房业主）并提供地板安装服务，后将地板安装作业交由杜某，安装所需人员和工具由杜某自行安排，地板铺设完成并经业主验收后，申请人向杜某支付一定的安装铺设费用，双方书写结算清单，待申请人支付费用后，由杜某本人签字。2017年7月，塘栖二小区38-2-201室业主李某因房屋装修需要在申请人处购买地板。申请人通知杜某前往该房屋进行地板铺设作业。后杜某联系被申请人赵云与其妻子于2017年7月26日前往业主李某家铺设地板。在地板铺设过程中，业主李某要求被申请人帮忙切割房屋内柜脚，但因柜脚坚固且被申请人自身力度过大，导致切割机打滑失手造成受伤。本案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申请人与杜某形成承揽关系，杜某与被申请人形成雇佣关系。被申请人实际上由杜某自行联系安排，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另外被申请人受伤是接受业主李某的指示切割柜脚，属于铺设地板之外的作业，超出了被申请人原本的工作范围。首先，关于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组成部分的，可以认定为雇佣。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承揽。1.从是否需要交付特定成果来判断，申请人与杜某应为承揽法律关系。从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设定目的来看，承揽合同中需要承揽人向定作人交付特定工作成果，而雇佣合同仅需要受雇人向雇佣人付出一定的劳务即可，并不要求特定的劳动成果。从本案来看，申请人与杜某的法律关系为要求杜某向申请人交付特定工作成果，即杜某完成地板铺设作业并完通过业主验收。2.从双方人身关系是否具有支配性进行判断。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专业技术、专业设备独立完成定作人交给的特定工作成果，即承揽人不用接受定作人在工作方式方面的指示，更不会在人身方面受到定作人的支配和控制。虽然定作人在承揽人工作期间有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的权利，但其并不能因此而妨碍承揽人正常的工作。反观雇佣合同，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受雇人对雇佣人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受雇人不仅在工作方式上需要服从雇佣人的指示，在人身方面更是受到雇佣人的支配和控制。在本案中，申请人对杜某不存在任何支配，地板铺设作业完全由杜某自主安排。只有在申请人销售地板需要地板铺设服务时，申请人才会通知杜某，其余时间杜某具有完全的独立自由。3.从劳动技术含量进行判断。承揽人劳动的技术含量较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相对来说，雇员劳动的技术含量低，一般都是体力活。在本案中，杜某长期从事家装地板铺装业务，具有该方面的专长。4.承揽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的支付方式亦不同。一般来说承揽法律关系的支付方式是合同履行完毕后一次性支付，而雇佣法律关系的支付方式则多为分期分段支付。而且，承揽法律关系支付前还有对承揽人劳动成果的质量进行验收的过程。而雇佣法律关系中，只要雇员进行了劳动，雇主一般就要支付工资。在本案中，杜某在完成地板铺设作业并通过业主验收后，申请人才向其支付一定的安装费用。综上，在本案中，杜某系长期在地板市场从事安装工作，在完成工作时自带工具、独立完成业务，并将安装合格的地板交于业主验收。故申请人与杜某系承揽关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承揽法律关系中，定作人只有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情形下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申请人仅对杜某承担过错责任。其次，在申请人与杜某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的情况下，杜某自行安排被申请人赵云前往业主李某家中进行地板铺设作业，被申请人的工作任务由杜某指示，劳动报酬也由杜某支付，被申请人与杜某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故应当认定被申请人赵云与杜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杜某对受雇人员赵云负有选任、指示、监督职责，应当由杜某对被申请人赵云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被申请人受伤是接受业主李某的指示切割柜脚（原审中被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因切柜脚时脱手而受伤），属于铺设地板之外的作业，超出了被申请人原本工作范围。故业主李某在原本应当对被申请人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又要求被申请人切割桌脚，业主李某亦存在过错，应当对被申请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三、原审法院在被申请人各项损失认定中，关于残疾损害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存在明显错误。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户口本，其属于农村居民户口，因此残疾损害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分别按照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02元、201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707元计算。原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应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法院以证人证言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导致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从而导致原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也存在一定错误。据此，黄救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赵云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一、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且申请人黄救才经原审法院多次送达未联系上.最终经传票（公告）传唤后拒不到庭,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申请人赵云为申请人黄救才提供劳务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再审申请书,可以得出案外人李某向黄救才购买地板,赵云去安装地板的事实,与原审中赵云的陈述、杜某的证言、李某的陈述都是能相互印证的.进一步证明了赵云为黄救才提供劳务的事实。申请人的陈述与证人杜某的证言、案外人李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申请人赵云为申请人黄救才提供劳务的事实。申请人再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某雇佣赵云的事实。从案外人李某的陈述上就可以得出,案外人李某向申请人黄救才购买地板,申请人黄救才安排赵云去安装地板,这个跟申请人的陈述、证人杜某的证言都是能够相互印证的。而且如上所述,黄救才对于赵云是去安装地板的事实也是不否认的。申请人无非是提出赵云并非是受其雇佣,而是受杜某雇佣的事实。从常理上看,或者从行业惯例上看赵云都应当是受申请人雇佣的而并非是杜某。申请人再审中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也不足以证明杜某雇佣赵云的事实。证人杜某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其证言也并非是证明本案事实的单独证据。至于申请人所述的,证人杜某与赵云存在亲属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说法并不成立。首先如上所述,案件事实的认定并非是单独依据证人杜某的证人证言,而是相关证据共同证明。其次、证人杜某与赵云的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亲属关系的范畴,杜某也与本案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不存在利害关系。本案黄救才恶意逃避送达,经法院公告送达拒不到庭,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自行承担。黄救才恶意逃避送达,在原审中,赵云向原审法院提供黄救才的联系电话,户籍住址,暂住地,圆满路店铺的地址,原审法院也多次进行送达,但是黄救才拒接电话,拒绝相关联系。不仅如此,赵云多次主动通过电话联系黄救才,希望和黄救才就本案事宜就行沟通,但是黄救才在垫付2000元医药费后,就再也无法联系上。最后原审法院进行公告送达。原审法院在黄救才拒不到庭的情况下,依据职权对赵云以及案外人李某进行询问与其请求和举证有关的事项，据此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二、被申请人赵云与再审申请人黄救才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并非是承揽关系。雇佣关系中,一方在另一方的授权或指示范围内向其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相应报酬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劳务者交付的标的是劳务;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人交付的标的是工作成果,即承揽人独特工作劳动的产物。在本案中,赵云提供的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范围的劳务,并非是赵云可以自行调整的。首先,赵云提供劳务的时间是确定的,就是赵云受伤当日,这个时间是黄救才与李某确定好的。赵云必须在当天上午指定的时间赶到现场去完成,不能自行调整或者变更,这也是原审中陈述的这样,赵云要在指定时间到黄救才的店中。其次、本案安装地板的地点是明确的,也就是案外人李某的家中,赵云也不能自行调整,只能是案外人李某家中完成。最后,本案的劳务范围也是确定的,就是完成案涉地板的铺设。地板安装的范围安装的样式都是由黄救才确定的，赵云只是负责实施,并不能自行调整。所以其交付的不是特定的劳动成果.而是固定的劳务。在赵云受伤当日,赵云是先到黄救才处,由黄救才将其带到李某的家中。到了李某家中后,黄救才就安装的内容,安装的样式,范围都告知赵云。赵云按照黄救才的指示进行安装,无法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根据黄救才在再审中提供的证据,上面均写明了“地板安装费用结算清单”中明确写明了“安装地板工资费共8300元”，这也证明了黄救才内心是确认双方结算的是提供地板安装劳务的工资费用。三、黄救才陈述是杜某承揽后雇佣赵云但是其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为真,也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黄救才陈述是杜某雇佣赵云的但是实际上杜某除了给赵云打电话告知有活之外,再也没有出现。告知赵云具体工作范围地点,并将赵云带至现场的都是黄救才本人。从常理上看,黄救才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而黄救才日前提供的证据仅仅能证明杜某与其之间存在其他往来,双方就此进行结算.不能证明本案的工作是杜某承包的。四、赵云长期生活、工作的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因此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损失无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最高院民一庭明确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赵云长期在杭州从事地板铺设工作,其经常居住地为杭州,其收入来源也是非农收入,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根据在案证据认定被申请人在地板铺设工作中受伤的事实清楚，从交易习惯、地板铺设工作的特性等认定被申请人赵云为提供劳务方应属正确，原审亦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赵云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系自身疏忽大意过失而导致受伤，其对损害后果自负60%的责任。现黄救才提供的地板安装费用结算清单、名片、证明等证据均不足以否认其与赵云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原审法院向黄救才的户籍地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被退回后，曾委托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送达相应诉讼文书，因无法送达，故原审法院采用公告方式向黄救才送达诉讼文书，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中，赵云提供身份证明材料中有派出所出具的告知单证实赵云已于2017年7月办理了居住（变更）登记，其居住地址登记为杭州市余杭区××村××号，原审据此计算的残疾损害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黄救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项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救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楼继文 审判员  张喜妹 审判员  陈洁雅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章 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