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724行初9号 原告山东省临朐县精密粉末冶金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461351096X2，住所：山东省临朐县城关街道纸坊村。 法定代表人牟召朋，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超，临朐龙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临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724552201038H，住所地：临朐县城新华路4725号。 法定代表傅士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兴伟，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谭树军，男，汉族，1963年12月14日生，公民身份号码×××1217，住址：山东省临朐县。 委托代理人张荣海、董雪莉，山东本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东省临朐县精密粉末冶金厂（以下简称“县冶金厂”）不服被告临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20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年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刘超，被告负责人王学新及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兴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谭树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荣海、董雪莉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人社局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2019年5月4日14时许，尹某1在县冶金厂车间工作时晕倒，先后被送往临朐县中医院及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于2019年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尹某1死亡原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认为尹某1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县冶金厂诉称，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尹某1（是否与我厂职工尹玉臻系同一人有待证实）入职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之妻尹某1系我单位劳务用工人员，于2018年4月8日入职我单位，入职时年龄为57岁，工作至2019年5月4日时出勤天数不足90天，劳动报酬按日结算，不受厂内出勤及各项规章制度约束，根据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中，原告向被告提出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依法仲裁予以确认，但被告未予采纳，仅以第三人提供的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的书面证言即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故被告于2019年7月1日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尹某1已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无法定义务为其办理工伤保险，客观上也无法办理，因此要求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险缴费规定均未明确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续缴工伤保险费的情形。尹某157周岁才入职，原告在客观上无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原告承担本应由工伤保险统筹基金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违背了社会保险统筹风险社会承担的原则。3、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工伤的条件是因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本案尹某1患有先天性疾病，系因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事故伤害”可以认定工伤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 原告县冶金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1.第三人填写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尹某1（臻）参加工作的时间为2018年4月； 2.原告制作的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的考勤表，证明尹玉臻自2018年4月7日至2019年5月在原告处工作，总计出勤天数90余天，双方之间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3.法律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被告县人社局辩称，1、被告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9年6月10日第三人谭树军以“其妻子尹某1于2019年5月4日14时许在原告处工作时突然晕倒，于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为由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填写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提供了第三人及尹某1的身份证明材料、尹某1的诊断证明书、病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120出车记录单以及马瑞英、姚某、尹兴雨、尹某3的书面证言和谈话录音等证据。被告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原告提交意见否认尹某1的死亡为工伤，但未提供非工伤的证据材料。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至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第8号令）第十七条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被告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他字第10号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1.原告填写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第三人和尹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薄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以及临朐县城关街道纸坊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第三人及尹某1的身份以及第三人与尹某1的关系，同时证明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启动工伤认定程序； 2.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原告系合法用工主体； 3."临人社工伤受理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原告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告予以受理； 4.尹某1的诊断证明及病例； 5.尹某1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6.临朐县中医院出具的“呼救记录单”； 以上4-6号证据证明尹某1突发疾病及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 7-10.马瑞英、姚某、尹兴雨及尹某3的书面证言各一份； 11.第三人及刘胜军等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谈话录音光盘一张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 12-15.被告对尹某2、尹某3、姚某及第三人谭树军所作的调查笔录各一份； 以上7-15号证据证明2019年5月4日14时左右，尹某1在原告处工作时突发疾病，先后被送往临朐县中医院、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于当日17时30分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 16.临人社工伤举字〔2019〕031号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程序合法； 17.原告提交的关于尹某1死亡不构成工伤的意见，证明原告虽然否认尹某1死亡为工伤，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18.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9.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人社部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发〔2016〕2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谭树军述称，第三人妻子尹某1自1999年起即在原告处工作,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尹某1在原告处工作时病发死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工伤，原告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谭树军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6、8、9、16、17、18号证据无异议；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言内容与证人的签名笔迹明显不同，不是同一人书写且被告未对上述证据进行核实，应认定为无效证据；10号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有异议，证人尹某3非原告工作人员且与尹某1系妯娌关系，证言内容不可信；11号视听资料证据未提供原始载体，不予质证；12号证据尹某2证言来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陈述“尹某1已经在厂里工作十好几年”的事实有异议，且尹某2与尹某1系亲兄妹关系，其证言效力极低，其陈述与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明确尹某1参加工作的时间为2018年4月相矛盾；1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10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4、15号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19号法律依据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尹某1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适用本案。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无异议，但主张尹某1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99年而非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填写的2018年4月。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6、8、9、16号的证据来源真实、内容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7号证据的来源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定为无效证据;10号、12-15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尹某1在原告处工作且尹某1系在原告处工作时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尹某1在原告处工作的起始时间；11号证据系录音视听资料，因原告有异议且拒绝质证，而被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故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来源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确认为无效证据；19号法律依据现行有效，可以适用本案。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系涉案行政行为的书面载体，确认为有效证据；2号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且该证据原告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并未提供，确认为无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于2019年5月28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提交，以其妻子“尹某1于2019年5月4日14时许在原告处工作时突然晕倒，于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为由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填写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提供了第三人及尹某1的身份证明材料、尹某1的诊断证明书、病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120出车记录单以及马瑞英、姚某、尹兴雨、尹某3的书面证言和谈话录音等证据。被告经审查后于2019年6月17日予以受理，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原告提交意见否认尹某1的死亡为工伤的书面意见，辩解：1、原告厂内没有姓名为尹某1的职工，仅有一名勤杂工尹玉臻，尹玉臻与尹某1是否系同一人需调查核实；2、尹玉臻与原告之间系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3、尹玉臻系在厂内休息时突然晕倒而非在工作时晕倒。因此第三人认为尹某1突发疾病死亡不属于工伤。但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材料。被告对第三人进行了询问并对其提供的证据进行了核实，对证人尹某2、尹某3、姚某进行了调查，认定：2019年5月4日14时许，尹某1在县冶金厂车间工作时晕倒，先后被送往临朐县中医院及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于2019年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认为尹某1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制作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向原告及第三人进行了送达。原告对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证据是否确凿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尹某1生于1961年11月19日，系第三人妻子，对外一直使用“尹玉臻”称呼，但公民身份证上登记的姓名为尹某1。尹某1自2018年4月起到原告处工作，于2019年5月4日14时许在原告车间工作时突然晕倒，先后被送往临朐县中医院及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于2019年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尹某1死亡原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原告主张尹某1是在车间休息时而非工作时突然晕倒，未提供相应证据，亦不符合常理。故被告认定尹某1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证据确凿。 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仅对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的年龄下限（十六周岁）作了限制性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的年龄上限均未作出限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从以上法律及行政法规可以看出，相关法律并未对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的年龄上限作出限制性规定，《工伤保险条例》亦未明确排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只要是用人单位依法招用的劳动者，均有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的规定享有平等的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并有权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平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亦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因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非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103号）规定，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保的，对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专业承包单位及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发生事故伤害的，亦应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一款（四）、（五）项亦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情形”以及“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以上《意见》及《规定》所确立的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亦均不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因此，尹某1作为农民工，其到原告处参加工作时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及是否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均不影响被告对尹某1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依法作出认定，故原告以与尹某1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否认工伤的理由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妻子尹某1于2019年5月4日14时许在原告处工作时突然晕倒，于5月4日17时30分左右经临朐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三、被告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对第三人及相关证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作出工伤认定后，及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工伤认定程序。原告虽然在行政程序中主张与尹某1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且《工伤保险条例》并未规定认定工伤必须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故原告以被告未先行仲裁认定原告与尹某1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即作出工伤认定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在客观上无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缴纳工伤保险费，因而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是否合法及合理的问题，不属于本案涉案工伤认定行为的审查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东省临朐县精密粉末冶金厂要求撤销被告临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临人社工伤认字〔2019〕031号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山东省临朐县精密粉末冶金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汝业 审 判 员  李学东 人民陪审员  张泮森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王 超 书 记 员  白 雪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