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9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文林，男，1964年9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传波，男，1960年3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传武，女，1952年1月2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宦焕，贵州顺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梁文林因与被申请人陈传波、陈传武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3民终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梁文林申请再审称，2015年6月之前,本案利害关系人杨坤向被申请人非法集资145.660万元,按照2%的月息,被申请人已经获得投资回报885466元,尚欠本金571134元。2015年6月杨坤、被申请人、申请人将杨坤对被申请人的上述债务转移给申请人。同年,杨坤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在处理杨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采取的原则是已经收取的利息和投资回报折抵本金,不足部分作为损失,由杨坤退赔,按照此原则,被申请人与杨坤之间的债务仅仅为损失部分,即571134元，这才是合法、可以转让的债务。现生效判决明确申请人偿还254万元本息给被申请人明显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生效判决未调查核实银行流水就认定杨坤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200万元借款,程序严重违法,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供其与杨坤之间签订的书面借款合同,也没有借据,无法确定他们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从银行转款记录上来看,也没有一笔完整的200万元转款的记录。从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转款记录来看,在不考虑杨坤已经归还借款本金的情况下,杨坤共计向被申请人吸收资金7笔,合计145.6600万元,人民法院在未对转款银行流水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就认定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没有证据支持,是完全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该种认定属于程序违法,并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当依法再审后改判。（二）生效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债务转移法律关系,按此法律关系,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债务转移是指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已经存在的债务由原债务人转移给新债务人。债务转移是债务履行主体的变更,对债权人而言,不是新债权的产生,而是原债务的履行方式变化,由新债务人履行原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债务转移不发生债权性质的变化,也不发生债权的增减,新债务人在原合法债务范围履行义务,新的债务人享有原债务人对债的抗辩权。本案中,申请人有权以原债务人杨坤的地位,对本债务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合法债务有多少,以及是否应当清偿等等进行抗辩。杨坤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定罪和处罚,根据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则,如果被申请人的确借款给杨坤,那也属于杨坤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的一部分。对于此类所谓款项的处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五条已经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明确了杨坤案件债务确认和债务清偿的原则为只归还本金,之前收取的利息折抵本金。被申请人的借款作为杨坤非法集资的一部分,债务处理自然也要适用这一原则,即本案应当按照借款真实本金减除收取利息后,所得数额为合法债务,并按合法债务数额进行偿还。从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转款记录来看,在不考虑杨坤已经归还借款本金的情况下,杨坤共计向被申请人吸收资金7笔,合计145.66万元,按照2%的月投资回报,截至2015年6月止,被申请人获得投资回报885466元,损失571134元,该损失才是受法律保护的损失。故被申请人只能按此损失向杨坤要求赔偿,人民法院也是在此原则下支持被申请人的主张。被申请人要求按照一般民间借贷中的债务转移来要求申请人承担责任,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依法不能成立。（三）二审法院未依据当事人申请追加杨坤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明显错误。同时,又将一审法院对杨坤的调查笔录这一关键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导致判决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四)项规定,本案应当再审。第一，本案一审过程中,申请人、被申请人均要求人民法院追加杨坤为本案的当事人,以便查明案件事实,在二审过程中,申请人再次申请追加,均被人民法院拒绝。由于本案银行流水有重大缺陷,又没有杨坤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协议及债务转移文书,故本案几个基本事实需要向杨坤核实:1.杨坤与被申请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债务产生的真实金额及付息情况。不通知杨坤到庭参加诉讼是不正确的。法院自行向杨坤调查,称杨坤已经认可债务真实性及债务转移的事实,并制作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应当是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然而法院未向申请人出示,更未经质证,就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杨坤与本案有重大的关系,很多案件事实需要向杨坤进行核实,故无论是以第三人的身份还是以证人的身份,杨坤都应当到庭。但是法院一方面拒绝当事人追加的申请,另一方面又避开申请人自行找杨坤制作笔录,并将未经质证的笔录作为定案依据,明显错误。综上，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陈传波、陈传武提交意见称，本案一、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没有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第一，杨坤对陈传波、陈传武的债务的性质依法属于普通债务,并不涉及非法集资,该债务转移行为合法有效,经杨坤依法转移并经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书面确认的债务属于合法债务,被申请人依法属于申请人的合法债权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第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为200万元合法且证据和事实均确实充分。1.申请人所述“杨坤共计向被申请人吸收资金7笔,合计145.66万元”的陈述不实,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同时被申请人已向本案一审人民法院提交“第四组证据-银行转款记录”予以充分反驳,该组证据共计9笔转账记录,其中5笔转账是从陈传波名下账户转入杨坤账户,4笔转账是从陈传波妻子蔡景华名下账户转入杨坤账户,银行转款记录总金额为194万元,差额6万元属于利息,这一点经人民法院依法会见杨坤本人已经得到核实,与被申请人的陈述相吻合；2.在申请人、被申请人、杨坤三方约定转移债务后,申请人从未对金额、性质提出过异议,且双方共同另行签订了以本金为200万元为基础的《借条》并约定利息对本债务予以确认,之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两次协商变更利率,申请人多次按照约定利率比例向被申请人支付利息,双方还因申请人无法偿还欠款本息而达成以申请人自有房屋向被申请人抵偿欠款的《房屋买卖协议》,申请人还因该房屋买卖合同向人民提起诉讼并要求被申请人购买该房屋。申请人上述一系列行为均证实了其对该笔借贷关系以及金额的认可,且债务转移具有一定的无因性,申请人对杨坤欠款200万元也是事实,这一点申请人从未反驳,基于此认定本案标的为普通民间借贷200万元于法有据；第三，在一审、二审程序中,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据,其中包含了向杨坤出借借款的九笔转账记录、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借条》申请人自行向被申请人书写的《还款协议》、申请人不定期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双方两次约定下调的利率支付利息的转款记录等证据,且经开庭举证质证,所以本案全部证据足以证实了该笔债务的真实存在,基于此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欠款本金为200万元程序合法、证据事实充分、于法有据。本案无须提供被申请人与杨坤之间的借款合同,因为本案系债务转移纠纷,而被申请人、申请人、杨坤三方共同经过合意决定转移债务后,杨坤对被申请人的债务就消灭,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另行签订《借条》之时就意味着今后该笔债务由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偿还,且当时为了避免今后造成不必要的歧义,在申请人的见证下杨坤已经撕毁了其对被申请人的借条符合情理且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借条也没有留存的必要。综上，本案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证据充分,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未调查银行流水即认定案涉借款，程序违法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武之间，杨坤系债务人，而在梁文林与杨坤之间，梁文林系债务人。2015年6月，经协商，杨坤将对梁文林享有的200万元债权转让给陈传波、陈传武，并由梁文林直接出具200万元的《借条》给陈传武，约定月利息为2%。经查阅原审卷宗，原一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这一事实经过予以认可，且梁文林在二审质证中再次陈述“因我欠杨坤200万元，杨坤要求我把欠杨坤的200万元的欠条债权人换成陈传波、陈传武的。陈传波、陈传武并没有向我支付过款项”。故本案并非单一的债务转移，各方的行为事实上同时形成了债权让与和债务转移两种法律关系，即：杨坤将自己对陈传波、陈传武的债务转移给梁文林的同时，也将其对梁文林的债权让与给了陈传波、陈传武；第二，从债权让与的角度来看，首先，杨坤对梁文林的债权系金钱债权，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规定的情形；其次，2015年6月各方协商及梁文林出具借条的事实也表明该让与行为已经通知了债务人梁文林，亦符合《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该债权让与行为对债务人梁文林发生效力。梁文林直接出具200万元的《借条》给陈传武，也说明该债权让与行为已经完成，梁文林并无异议，亦无证据证明案外人杨坤对案涉债权让与存在异议。此外，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2015年6月的《借条》签订后，梁文林亦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并且双方还数次对借款利息作出了重新约定，梁文林又于2016年重新出具了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条；第三，《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经查阅原审卷宗，梁文林在原审中并未否定其与杨坤之间存在的债务关系的事实；第四，梁文林主张其作为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杨坤）对债权人的抗辩，对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武之间的借款提出异议，但鉴于本案并非单一的债务转移，在没有证据否定杨坤对梁文林的债权的前提下，无论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武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均不影响杨坤对梁文林的债权，亦不影响杨坤将对梁文林的债权让与给陈传波、陈传武，且梁文林已通过出具200万元的《借条》予以确认的事实。综上，原审并无调查核实杨坤与陈传武、陈传波之间的银行流水的必要性，梁文林的此项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审支持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问题，上文已经说明，在此不再赘述；第二，梁文林主张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武之间系非法吸收资金，但经核对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该份判决书查明的杨坤的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犯罪事实中并不涉及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波之间的债务关系，梁文林对其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梁文林的此项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未追加杨坤作为本案第三人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如前所述，杨坤将对梁文林的债权让与给陈传波、陈传武且梁文林直接出具200万元的《借条》给陈传武后，原涉及杨坤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是梁文林、陈传波、陈传武。本案中，陈传波、陈传武依据与梁文林之间的借条向梁文林主张还款责任，杨坤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从案件查明事实的角度而言，是否追加杨坤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由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案件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确定。如前所述，本案案涉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的相关事实经过，原审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陈传波、陈传武也提交了借条等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且经查阅原审卷宗，案外人杨坤经人民法院询问后亦对相关事实不持异议。在没有证据否定债权让与效力的情况下，无论杨坤与陈传波、陈传武之间的借款关系如何，均不影响陈传波、陈传武基于杨坤让与的其对梁文林的债权向梁文林主张权利。故杨坤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原审未追加杨坤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梁文林的此项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审是否存在《民事诉讼法》两百条第（四）项情形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债权让与及债务转移的相关事实经过予以认可且梁文林自认欠案外人杨坤200万元款项以及陈传波、陈传武提交了梁文林出具的《借条》等书面证据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对于杨坤的询问，从内容上来看是对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的再次确认，并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故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虽然一审法院未将对于杨坤的询问笔录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并质证，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最终的裁判结果，梁文林的此项再审理由亦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梁文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梁文林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王 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杨婷婷书记员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