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登洪，男，198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忠，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宓逊，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正军，男，197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天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兆敏，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霖，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都安途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628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静，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谢登洪因与被上诉人梁正军及原审被告成都安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登洪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10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梁正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梁正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字的《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合法有效，谢登洪没有违背诚实信用，不存在欺诈行为。2019年2月21日案涉车辆买卖时，谢登洪将车辆的真实状况告知了梁正军，故《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上车架号、发动机号一栏均为空白。2019年6月12日，梁正军以年审不能通过为由找谢登洪，经蒲阳镇派出所调解，由谢登洪负责更换新大梁。谢登洪于2019年6月15日购买新大梁对案涉车辆进行了更换。之后案涉车辆仍然不能通过年审，系梁正军擅自改装了车厢，且有车管所的《原因告知书》能印证。 梁正军辩称：首先，截至目前，谢登洪至今都未举证证明告知过案涉车辆曾经出过车祸，换过新的大梁，而且没有通过正当程序对车架号进行重新打贴。如果谢登洪告知梁正军更换过车辆大梁，而且打贴过车架号，梁正军不可能购买案涉车辆。其次，在派出所的调解中，梁正军不是要求对方换新大梁，而是要求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年审。其三，谢登洪关于梁正军改变车厢外观导致不能年审，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案涉车辆都没有去车管所办理更换大梁的正规手续。 安途公司述称：对于谢登洪和梁正军之间就案涉交易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在签订协议书当时没有通过安途公司，是双方私下签订的。在完成交易过后才通知公司变更车辆挂靠协议，安途公司对协议的内容不清楚。对于车架号出现的问题，是梁正军发现车辆无法年审，与安途公司联系，安途公司联系谢登洪后才了解到车辆是更换过大梁，在此前谢登洪也未告知过更换过大梁。对于谢登洪的其他上诉请求，与安途公司无关，因为车辆实际是挂靠到安途公司，只是使用的是安途公司的名义，实际车主和使用人都是谢登洪。 梁正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梁正军与谢登洪于2019年2月21日签订的《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2.判令撤销梁正军与安途公司签订的《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3.判令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连带返还梁正军购车款125800元；4.判令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连带返还梁正军服务费2400元、过户费1000元、运营证审查费2000元、GPS安装费500元及保证金5000元，合计10900元；5.判令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承担赔偿梁正军因此遭受的损失3400元（审车费和占用货箱费）；6.判令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承担梁正军因行使撤销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7.判令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1日，梁正军与谢登洪签订《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合同约定：谢登洪将车牌号为川Ａ×××××的豪泺牌面包车以125800元转让给梁正军。同日，叶邵蓉与安途公司就案涉车辆服务签订了《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该协议就服务期限、缴纳费用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9年4月，梁正军将案涉车辆送去年审时，成都车管所认定案涉车辆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与档案内留存的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不一致，案涉车辆不能通过年审。 一审另查明：1.案涉车辆以安途公司名义登记上户，谢登洪为实际车主；2.在谢登洪与梁正军签订《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前，谢登洪对案涉车辆进行过维修，致使车辆识别代号损坏。以上事实有，《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收据两份、成都市车管所出具的回函、雅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回函、增值税发票、庭审笔录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梁正军与谢登洪签订的《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梁正军按协议将购车款交付于谢登洪，谢登洪将案涉车辆交付于梁正军，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的主体为梁正军与谢登洪。二、本案中，谢登洪更换大梁致使案涉车辆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与档案内留存的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不一致，导致案涉车辆不能通过年审，谢登洪隐瞒了更换大梁的事实，造成梁正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案涉车辆，谢登洪构成以欺诈的方式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案涉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本案中，谢登洪取得的购车款125800元应当基于《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的撤销予以返还，故一审法院对梁正军主张撤销《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谢登洪退还购车款125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梁正军主张安途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安途公司并非《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的相对方，且梁正军也未举证证明安途公司在其与谢登洪买卖关系中存在共同欺诈的事实，故梁正军的此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对于梁正军主张撤销叶绍蓉与安途公司签订的《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的诉讼请求，因本案系买卖合同，梁正军主张撤销的《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从主体上以及法律关系上均与本案无关联，应另案讼争，故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主张的服务费2400元、过户费1000元、运营证审查费2000元、GPS安装费500元及保证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上述请求所涉费用于《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产生，因《社会货运车辆挂靠服务协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故一审法院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对于梁正军要求谢登洪与安途公司共同承担赔偿损失3400元的诉讼请求，因梁正军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3400元的损失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梁正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对于梁正军主张谢登洪、安途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并未实际产生保全费用，故一审法院对梁正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对于梁正军主张要求谢登洪支付的律师费1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发票，且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谢登洪应当承担，但鉴于梁正军的此项费用系基于两个法律关系而支付，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应当承担的律师费为8000元，故一审法院对梁正军的此项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梁正军与谢登洪于2019年2月21日签订《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二、谢登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梁正军购车款125800元;三、谢登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正军律师费8000元；四、驳回梁正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2元，由谢登洪承担。 二审中，谢登洪、梁正军、安途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谢登洪申请了证人谭某出庭作庭，拟证明谢登洪、梁正军在买卖案涉车辆时，双方平等自愿，对案涉车辆车身及发动机工作状况表示认同。证人谭某证言有如下内容，其经营二手车业务，案涉车辆由其经手，买卖当时没有说过更换过大梁，其不清楚案涉车辆更换过大梁，不清楚案涉车辆出过较大事故。梁正军的质证意见为，证人的证言不能达到谢登洪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谢登洪就案涉车辆更换过大梁告知了梁正军。 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明确陈述案涉买卖当时谢登洪没有说过更换过大梁，证人也不清楚案涉车辆出过较大事故，故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谢登洪的证明目的。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谢登洪关于其未故意隐瞒案涉车辆发生事故导致大梁受损情况，但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在年审过程中双方的协商、及谢登洪主动更换大梁来看，均印证谢登洪未就案涉车辆发生过事故告知了梁正军。因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与档案留存的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不一致，属于隐蔽瑕疵，谢登洪未就就案涉车辆发生了较大事故并更换了大梁的事实告知梁正军，其行为构成欺诈。大梁系车辆的主要部件，对实现合同目的有重要影响，梁正军请求撤销《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谢登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2元，由谢登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