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正杰，男，198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楠，重庆索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116号15栋13-3#。法定代表人：陈启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汉，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冯致，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汉，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陈连，男，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楠，重庆索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何正杰因与被申请人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顶天立地公司）、冯致及一审原告陈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4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2018）渝民申130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正杰、一审原告陈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楠、被申请人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何正杰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1.何阳在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条本身不能作为顶天立地公司和冯致实际付款依据，因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都是先出具收条后付款。何阳在2015年8月6日出具的收条在2015年8月7日才通过银行转款，以及2015年9月2日出具的收条在2015年9月4日才转款的情况可以说明收条不能证明已付款。2.一、二审法院直接将2016年11月6日由被申请人单方制作的费用报销单作为认定现金支付的依据错误。虽然钟玲出庭作证，但费用报销单系钟玲本人制作并仅有钟玲一人签名，钟玲作为专业财务人员，对于此笔款项不要求公司其余人员在财务凭证上进行签字，本身即不合常理。且钟玲同时又是冯致的大嫂，故冯致申请钟玲作证，钟玲属于瑕疵证人，其证言不应当采信。3.双方合同明确约定劳务费通过转账支付，争议款项发生前后也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十笔款项，而争议款项为最大的一笔款，反而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与合同约定及常理均不符。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辩称，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进行了结算，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争议的50万元被申请人已经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了何阳；2.在建筑行业，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尾款很多都是用现金支付；3.何阳在2015年10月27日写好了收条，因公司没有筹到款项，后在11月6日才筹到50万元现金支付给何阳。若该50万元没有支付给何阳，其就把收条交给公司，明显不符合情理，且该50万元现金支付仅有钟玲和何阳在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要根据证据链条来认定；4.顶天立地公司与何阳是劳务挂靠关系，由何阳具体施工，顶天立地公司已依约支付劳务款。且由于结算时间晚于付款时间，项目部之前向何阳进行了垫付，相关工作人员对财务工作不熟悉导致向何阳超额支付120余万元；5.何正杰向顶天立地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确认何阳与顶天立地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6.何阳在2015年10月27日写好了收条，因公司没有筹到款项，冯致是项目部负责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如果申请人认为没有收到50万元应该起诉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宅建设公司），而不是起诉冯致个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50万元已经支付。请求驳回何正杰的再审请求。一审原告陈连述称，顶天立地公司未支付何阳争议的50万元工程款，顶天立地公司再审中提出的向何阳超额支付的120余万元的银行卡并不是何阳在使用，而是冯致以何阳的名义开的户。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何正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顶天立地公司和冯致支付何正杰工程款71.3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1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7月28日，何阳与梁志贵初婚。1987年12月26日生育一子何正杰。2006年3月13日何阳与梁志贵离婚，2010年8月4日何阳与冯景玲登记结婚。2011年3月8日，冯景玲生育一女冯某。2012年7月9日何阳与冯景玲离婚。2016年4月13日，何阳溺水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4月28日，冯某（冯景玲）及何阳的母亲冯朝芳出具《放弃权利申请书》，声明放弃本案案涉工程涉及的财产权利及诉讼权利。2015年8月6日，以顶天立地公司为甲方、何阳为乙方，双方签订《劳务内部承包协议》，由甲方将位于渝北区X大道X地块的新建工程室外环境劳务发包给乙方，合同总价暂估300万元。具体工作内容以甲方与住宅建设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的室外环境劳务分包内容为准。为确保工程顺利施工，若住宅建设公司要求甲方缴纳保证金，应由乙方自行缴纳，同时保证金退款由乙方自行办理，甲方不负责缴退事宜，质保期：甲方与住宅建设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乙方按照工程劳务结算总额的1%向甲方缴纳管理费，管理费由甲方在向乙方支付劳务费时直接扣除，各种税费（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税款由乙方自行承担缴纳。甲方向乙方收取的管理费按住宅建设公司每次支付金额的1%收取。本合同所有劳务款项由甲方按主合同支付节点支付给乙方指定账户。在甲方到账后，乙方须办理完善收款手续，甲方在三天之内将劳务费（节假日除外）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如因收款手续未完善而耽误付款时间，甲方不负其责任。合同签订后，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结算金额为254万元，梁志贵、陈连、何正杰三人在分包单位经办人处签字。顶天立地公司对该结算及金额认可。案涉工程于2015年8月18日竣工交付使用。庭审中，顶天立地公司举示了《何阳班组劳务费结算表》一份，载明：一、分包工程审定结算金额254万元；二、应扣管理费25400元，已扣管理费7000元，未扣管理费18400元；三、应扣税金85344元（庭审中双方均同意按结算金额的3.36%计算）；四、应扣质保金127000元（何正杰同意质保金另案处理）。双方对以上几项无异议。即顶天立地公司在结算后应向何阳支付的工程款金额应为254万元-25400元-85344元-127000元=2302256元。关于已付款，2015年6月4日何阳出具10万元的收条，同日冯致向其转账10万元。2015年7月8日冯致向其转账10万元，7月31日转账10万元，8月6日转账10万元。2015年8月25日何阳出具25万元的收条，同日冯致向其转账25万元。2015年9月2日何阳出具25万元的收条，9月4日冯致向其转账25万元。2016年2月5日冯致向其转账10万元。2015年10月29日顶天立地公司向其支付50万元，12月31日支付17万元，2月5日支付3万元。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已支付金额共计170万元无异议。庭审中，顶天立地公司主张于2015年11月6日向何阳现金支付了50万元，并举示了何阳签字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的50万元收条一份。顶天立地公司向法庭申请出纳钟玲、后勤冯锐和出借人徐万华（黄道翠之夫）等3人出庭作证，拟证明：2015年10月27日，何阳要求支付工程款，就由出纳钟玲先将手续（收条）与何阳办好，因此钟玲便按照之前的惯例先为何阳写好收条内容和时间。由于当天没有钱，就让何阳把没签字的收条拿走了。2015年11月5日，冯致从黄道翠处借到70万元，冯致当时正在外面筹钱，就让出借人将70万元汇入了出纳钟玲的账户。2015年11月6日上午钟玲与项目部后勤冯锐一起到银行提取了该70万元，并通知何阳去项目部领钱。11月6日下午，何阳去项目部领取了50万元现金，并将之前（10月27日）写好的收条签字后交给了出纳钟玲。顶天立地公司还举示了钟玲在11月5日和11月6日收入70万元和取出7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何正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从之前的付款情况显示，存在先出收条后付款的情形，且所有已付款中除了本笔最大的50万元不是转账支付的，其余款项（最小3万元）均是通过转账支付的，故该50万元也是先出具了收条，但并未付款。何正杰与陈连称两人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一、顶天立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正杰工程款102256元及利息（以102256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1022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何正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陈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10元，减半收取6855元，由何正杰、陈连负担3855元，顶天立地公司负担3000元。何正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顶天立地公司、冯致承担。二审中，何正杰举示了2017年1月12日王颖与顶天立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启忠、何正杰、陈连、梁志贵事后进行协商时的手机录制视频资料，并刻制了光盘提交，拟证明陈启忠对工程的付款情况并不知情，冯致才是本工程实际承包人。因双方争议发生之后顶天立地公司还控制了冯致的50万元，官司谁赢了50万就归谁，陈启忠在视频中称出了多少条子，他们就打了多少钱，是能一一对应的，不存在用现金支付过，王颖在视频中也承认冯致是实际的承包人。因冯致是实际承包人，证人又都是冯致找的，故冯致与证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顶天立地公司认为，视频资料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何正杰当庭提交不符合法律程序，依法不应当采纳；视频中呈现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视频取得方式的合法性无法确认；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录视频的对象无法确定，视频里面只有陈连和一个女同志，看起来像是何阳的前妻梁志贵，梁志贵和陈连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他们关于本案的处理包括录像等不具有合法的资格；视频在谈判和争吵的过程中录取，所以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综上，顶天立地公司认为何正杰提交的该证据，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都无法确定，不应采信。顶天立地公司和冯致认可视频中录到了陈启忠，没有录到王颖的样子；录到了王颖的发言。对一审查明的各方均认可已支付的170万元，二审法院逐笔进行询问。第一笔2015年6月4日的1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6月4日的收条、2015年6月4日费用报销单、2015年6月4日转账受理单2张；第二笔2015年7月8日的1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7月7日的费用报销单，2015年7月8日收条、2015年7月8日的转账受理单；第三笔2015年7月31日的1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7月31日的收条、2015年7月31日的转账受理单，2015年7月31日的费用报销单；第四笔2015年8月6日的1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8月6日的收条、2015年8月6日的转账受理单、2015年8月6日的费用报销单；第五笔2015年8月25日的25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8月25日收条、2015年8月25日转账受理单、2015年8月25日费用报销单；第六笔2015年9月2日的25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9月2日的收条、2015年9月4日的转账受理单、2015年9月4日的费用报销单；第七笔2016年2月5日的1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6年2月5日的收条、2016年2月5日的转账受理单、2016年2月5日的费用报销单；第八笔2015年10月29日的5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10月29日的资金支付审批单、2015年10月29日的网银转款回单，没有费用报销单；第九笔2015年12月31日的17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12月31日的资金支付审批单和2015年12月31日的网银转款回单；第十笔2016年2月5日的3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6年2月4日资金支付审批单和2016年2月5日的网银转款回单。第一至七笔的收条只有签字是何阳本人所写，其余内容都是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一方的工作人员所写。对于第八至十笔何阳出具过收条没有，顶天立地公司、冯致称没有，何正杰称无法确定。对于双方所争议的何阳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条上的50万元是否收到，顶天立地公司、冯致举示了2015年10月27日何阳签名的收条一份，2015年11月6日的费用报销单，证人钟玲、徐万华、冯锐出庭作证，以及钟玲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对于《劳务内部承包协议》的相对方为顶天立地公司与何阳，协议无效，顶天立地公司应当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给何正杰的问题，一审法院评判正确，不再赘述。对于本案争议的何阳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条上的50万元是否收到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完善收款手续后，顶天立地公司在三天之内将劳务费支付至何阳账户。顶天立地公司对该笔付款举示的10月27日的收条，11月6日的财务凭证，取款的证据，证人证言与合同约定付款顺序及财务凭证也基本吻合。同时，在2015年11月6日后，冯致和顶天立地公司又向何阳支付了3次款。其中，在2016年2月5日，冯致和顶天立地公司分别向何阳支付了10万元和3万元，针对冯致支付的10万元，何阳是出具了收条的，而针对顶天立地公司支付的3万元，没有证据显示何阳出具了收条。2015年12月31日，顶天立地公司支付的17万元，也没有证据显示何阳出具了收条。在一审中，何正杰对于2015年10月29日顶天立地公司转账支付的50万元认可收到，对于2015年10月27日收条的50万元认为没有收到，并未提出认为2015年10月27日收条的50万元与2015年10月29日的5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前后陈述不一致。因此，现有证据显示冯致付款有收条，而顶天立地公司付款没有收条；也无证据显示何阳在2015年11月6日之后，对2015年10月27日收条的50万元提出过要求。何正杰在二审中举示的视频，即使是真实的，但是其中并无冯致和顶天立地公司承认未支付2015年10月27日收条的50万元的陈述，不能达到何正杰的证明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顶天立地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向何阳现金支付了2015年10月27日收条的50万元是合理的。一审法院对于应付款及利息的评判正确，二审法院不再赘述。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12元，由何正杰负担。本院再审中，顶天立地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分包工程结算表及单项汇总表、结算单（住宅建设公司与顶天立地公司）共7页；2.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何阳劳务班组款项明细、顶天立地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向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账号转款1386000元的重庆银行网银转款回单三份及资金支付审批单一份；3.何正杰于2017年8月30日、2018年1月20日出具的确认书2份，其中2017年8月30日有何正杰签名和捺印的确认书内容为：“根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4974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定，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支付何正杰工程款102256元及利息2229元（以1022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4.35%计算，时间自2016年11月8日—2017年5月10日）。本人确认上述款项合计金额104485元自收到之日起，何阳与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X新建工程环境分包劳务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所有劳务工程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质保金127000元除外），由此因X新建工程牵涉的所有与何阳有关的债务均由何正杰承担，与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无关。X新建工程目前质保期尚未结束，到期后质保金按合同约定退还。截止2017年8月底总包方已组织实施了学校的维修维保，其中代何阳班组承担了包括路灯倾斜、围墙石材脱落、梯步塌陷、升旗台和景观大道石材修补等工作（均有照片），目前维修工作刚刚结束，发生的相关费用正在汇总，费用双方确认后从质保金中扣除。本人对上述内容确认无误。”2018年1月20日有何正杰的签名及捺印的确认书的内容为：“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根据贵司与劳务班组承包人办理的《渝北区X新建工程劳务分包工程结算表》确认，本次应退还质保金（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万柒仟元正（127000元），应扣除质保期维修费壹仟伍佰陆拾元（1560元）。上述资金退还后本人在贵司所有的工程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无任何拖欠。”该组证据拟证明顶天立地公司已与发包方结算完毕，顶天立地公司已合计支付何阳350余万元，超出支付120余万元，对于超付的部分，顶天立地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且何正杰也已书面确认与顶天立地公司之间的劳务款已经支付完毕，无任何拖欠，其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二组：X项目部垫付何阳劳务班组款项明细和何阳还项目部垫付款明细一份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交易明细二份，该组证据拟证明项目部向何阳借出150万元，何阳返还了150万元。第三组：1.载明日期为2015年11月6日的用途为支付湖北弘毅工程款的费用报销单、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建筑分公司承诺书以及现金日记帐各1份；2.证人郑仕勇出庭证言。拟证明郑仕勇担任负责人的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建筑工程分公司在2013年期间分包了案涉工程项目的门窗工程，其中工程款项除2015年11月初由冯致的财务人员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过一次工程款18万元外，其余工程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现金日记帐显示项目部于2015年11月6日收到借款70万元，向何阳支付了50万元现金，当天还支付了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经过质证，何正杰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1.对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提出该资金支付审批单的金额不能作为与何阳结算的金额。因为工程项目系由冯致控制，冯致以何阳的名义申请的款项，顶天立地公司将款转入何阳账户后，然后冯致再把钱转回其账户，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被申请人的证明目的。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并非何阳在使用，而系冯致在使用，因该转款与何阳无关，所以顶天立地公司在原审也并未举示。为此，何正杰提出申请法院调取上述银行卡的持有人、使用人及银行流水。2.对何正杰出具的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确认书均是顶天立地公司打印好后要求何正杰签名的，且第一份确认书是根据二审判决的金额来的，是为了先把判决的10余万元钱领了，争议的50万元后面再说；第二份确认书是为了退回质保金所写。两份确认书均不改变本案50万元未支付的事实，何正杰也并未放弃自己的该项实体权利。3.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何阳劳务班组款项明细、重庆银行网银转款回单、分包工程结算表及单项汇总表、结算单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系列证据证明冯致在总发包方处结算的350多万元，但是1386000元并不是支付给何阳的，而是转给冯致的。对第二组证据中X项目部垫付何阳劳务班组款项明细和何阳还项目部垫付款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因整个工程是冯致在控制，冯致与顶天立地公司财务混同，该款项实质是转给冯致的，并非是项目部给何阳的借款。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即使被申请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过他人的工程款属实，也不能证明被申请人通过现金方式向何阳支付了50万元的事实。一审原告陈连对第一、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何正杰一致。对第三组证据，提出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因顶天立地公司在本院再审中举示了其于2015年10月29日向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账号转款1386000元的重庆银行网银转款回单及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明顶天立地公司已合计支付何阳工程款350余万元，超出支付120余万元的事实。何正杰对该事实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提出异议，称该卡是冯致实际在使用，且银行预留的手机号也是冯致的，并当庭申请法院调取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交易明细等。本院同意其申请并在重庆银行调取了户名为何阳的、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显示：1.顶天立地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通过尾号为704的重庆银行账户向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转款三次，金额分别为450000元、450000元、486000元，三笔转账合计1386000元。2.2015年10月30日，该账户向户名为冯致、尾号为6217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空港支行账户转款900000元、15元、486005元、10元，合计1386030元。3.顶天立地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向上述何阳账户转款396000元及11月13日转款694000元，后分别于转款第二日即转入冯致的账户。同时明细还显示2016年1月6日、1月8日当天转入尾号为980卡上的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金额后又于同日转入冯致的账号，之后该卡除了结息就再无交易记录。经过质证，何正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提出：1.该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顶天立地公司向该张卡转的款项并未纳入结算中，该卡显示的转给何阳的钱并不是支付给了何阳，而是支付给了冯致。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实际是冯致在使用，预留的手机银行电话号码也是冯致的，钱也是实际转回到冯致自己的账户中的，故该卡上的转款不能作为顶天立地公司支付给何阳的款项。2.冯致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项目负责人，又是工程的实际受益人。双方约定支付何阳的款项应从顶天立地公司的账户转账，而实际上大量的款项均是从冯致的私人账上转给何阳的。3.从该卡交易明细显示的支付时间来看，与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在本案一、二审中陈述顶天立地公司已向何阳支付220万元，这个钱包括冯致支付的金额，还剩10余万元没有支付（包括争议的50万元）相矛盾，故该组证据能够推翻顶天立地公司主张的已超付何阳工程款的事实。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提出：1.何阳与顶天立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顶天立地公司需向何阳支付款项，该明细能够证明何阳收到相应款项，经计算，顶天立地公司已超付何阳工程款。2.对于顶天立地公司在本案一、二审中作出的已经向何阳支付220万元，这个钱包括冯致支付的金额，还剩10余万元没有支付的陈述，是由于公司财务管理混乱造成。3.何阳挂靠顶天立地公司承包劳务，顶天立地公司只收取管理费。顶天立地公司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务款，且超额支付。项目部通过冯致的卡支付给何阳的钱是为了工程的进度，先行垫付给何阳的劳务款，项目部代顶天立地公司向何阳垫付了150万元，原审时因顶天立地公司未和项目部结算，相关财务资料不齐导致超付。4.何阳通过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转给冯致（项目部）垫付的150万元与顶天立地公司无关，至于为何何阳转给项目部的款超过垫付金额150万元，是由于冯致私人另向何阳出借有借款。一审原告陈连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10月9日，住宅建设公司作为甲方，顶天立地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发包方住宅建设公司将两江小学新建工程的劳务分包给顶天立地公司。其中在甲方负责人处由冯致、王小军签名。另查明，顶天立地公司与何阳签订的《劳务内部承包协议》的封面页载明签订日期为2015年8月6日，而落款处甲方顶天立地公司处仅加盖有公章，而在负责人、联系电话及年月日处均为空白，乙方签章处有何阳的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无具体日期。该协议第六条为“劳务费支付方式”，该项下的内容为：“本合同所有劳务款由甲方按照主合同支付节点支付给乙方指定账户。在甲方到账后，乙方须办理完善收款手续，甲方在三天之内将劳务费（节假日除外）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顶天立地公司是否已支付何阳于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条载明的50万元工程款。围绕该争议焦点，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评判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顶天立地公司为证明其已向何阳支付了本案争议的50万元工程款，在本案一审中举示了收条等证据。本院认为，顶天立地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已向何阳支付了该50万元，理由：其一，虽然何阳于2015年10月27日出具了收到工程款50万元的收条一张，但根据顶天立地公司与何阳签订的《劳务内部承包协议》第六条“在甲方到账后，乙方须办理完善收款手续，甲方在三天之内将劳务费（节假日除外）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的约定，顶天立地公司支付何阳劳务费，须先由何阳办理完善收款手续后，顶天立地公司方在三天之内进行支付。故何阳出具的“收条”仅为完善收款手续，该收据并不能直接认定何阳已收到相应款项，何阳是否收到款项，顶天立地公司还须举示相应的支付依据。顶天立地公司辩称于2015年11月6日通过现金方式向何阳进行了支付，也说明2015年10月27日的“收条”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何阳收到款项。其二，从合同约定劳务费的支付方式来看，系“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在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余十笔劳务费的支付中，均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转账方式进行的支付，其中七笔款项系通过冯致的银行卡转账支付至何阳的银行账户、另三笔是通过顶天立地公司账户转账支付至何阳的银行账户。顶天立地公司主张本案争议的50万元系以现金方式支付，不仅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争议的该笔款项系多笔劳务费中金额最大的一笔，在较小金额尚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而如此大额的款项不通过转账而是现金方式进行支付，也不合常理。其三，顶天立地公司并未对其为何不采用合同约定的方式而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合理说明，也未举证证明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取得了何阳的同意。尽管顶天立地公司提出在此之后还向何阳支付过三笔款项，何阳并未对争议的50万元提出异议，因而可以确定50万元已实际支付的意见，但因何阳已去世而无法查清其是否提出过要求，故顶天立地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其四，对于顶天立地公司举示的11月6日的费用报销单，该份费用报销单由财务人员钟玲制作，而报销单上仅有钟玲的签名，不仅不符合相应的财务制度规定，也与本案所涉的其余费用报销单上除钟玲签名外，另有领款人何阳或冯致、杨**等公司其余工作人员签名的支付程序的惯例不一致。钟玲作为财务人员，在采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大额款项的情况下却没有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让收款人何阳或公司其他人员签名，顶天立地公司及证人钟玲均未对此进行合理说明，仅以公司无钱而向其他人借钱后支付进行辩解。但顶天立地公司提出的公司无钱的辩解意见与其在本案一审中举示的于2015年10月29日向何阳转款495000元以及再审中举示的于10月29日向户名为何阳的账户转款1386000元的证据相互矛盾。同时，钟玲系财务人员，付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自证其已付款的理由并不充分，尚须其余证据证明。其五，对于顶天立地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举示的钟玲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证言，拟证明冯致于2015年11月5日向他人借款70万元后，于2015年11月6日以现金方式向何阳支付了2015年10月27日收条载明的50万元工程款，同时当天还支付了案外第三人的工程款项，以此证明案涉争议的50万元系现金支付的事实。本院认为，钟玲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仅能证明钟玲有收款和取款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收款和取款后是否向何阳进行了相应的支付。而相关的出庭证人，均与顶天立地公司和冯致有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故顶天立地公司主张已现金支付何阳2015年10月27日收条载明的5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对于顶天立地公司再审中举示的顶天立地公司于2015年11月29日向何阳支付了工程款1386000元，以此证明顶天立地公司超付了何阳工程款的事实。本院认为，1.该证据形成于本案一审前，而顶天立地公司不仅在本案一、二审中未进行举示，而且在本案一、二审中多次明确表述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共向何阳支付了220万元（包括本案争议的50万元），从未提出多支付的事实。且多支付120余万元事隔几年，经过了一审、二审诉讼均未提出，本身即不合常理。2.经本院审查，从本院依何正杰的申请调取的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重庆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可见，上述1386000元已于次日即转给了冯致。而顶天立地公司在再审中一方面辩称系因项目部代为垫付，顶天立地公司依约支付，公司与项目部未结算，故导致重复支付，另一方面冯致又辩称系项目部向何阳借款150万元，何阳返还借款。顶天立地公司及冯致对于该项事实的辩解自相矛盾，且本院调取的该银行交易明细可见，从2015年10月底至11月初，顶天立地公司向尾号为980的银行卡多笔转账近300万元，均于当日或次日转入户名为冯致的账户。而对于为何超过150万元，冯致解释其私人曾给何阳有过借款，但无证据证明。故本院确认何正杰辩称的户名为何阳、尾号为980的银行卡的交易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何正杰的该项意见予以采纳。对顶天立地公司称向何阳多支付了120余万元款项的意见不予采纳。再次，对于顶天立地公司再审中举示的何正杰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2018年1月20日出具的确认书2份，提出应当认定何正杰已认可顶天立地公司与何阳之间的工程款已支付完毕的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何正杰在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书写的两份确认书有“何阳与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X新建工程环境分包劳务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所有劳务工程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以及“上述资金退还后本人在贵司所有的工程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无任何拖欠”的表述，但何正杰在再审中对于其出具确认书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说明，且确认书中并未表述争议的50万元工程款已支付，而是明确表述“根据……判决书”“……本次应退还质保金……”。同时，因本案争议的事实系顶天立地公司是否支付了50万元工程款，从双方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中举示的证据反映，均不能证明顶天立地公司已完成了案涉50万元工程款的支付。而作为款项的原始权利人何阳又于本案一审前即已去世，其权利继受人作出确认双方无任何拖欠的意见并不能直接否定顶天立地公司未付款的事实。加之何正杰书写的确认书系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并非在诉讼过程中形成，不属于对其不利的事实的承认，故不能以此反推顶天立地公司已支付了何阳案涉争议的50万元工程款。因此，本院确认顶天立地公司支付何阳的工程款金额为170万元，顶天立地公司尚需支付何阳工程款（2302256-1700000）602256元。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何正杰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4974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重庆顶天立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正杰工程款602256元及利息（以6022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11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何正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8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712元，合计20567元，由何正杰负担5700元，顶天立地公司负担148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继权审判员  张 超审判员  陈 怡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温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