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32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旭辉，男，1971年3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射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建飞，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艺，重庆乐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杰，男，1976年11月16日出生，住上海市南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龙，男，1965年2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重庆乐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印，重庆乐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朝阳，男，1975年5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诉人蒲旭辉因与被上诉人尤建飞、张杰、王文龙、张朝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12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蒲旭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个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一）《合伙投资协议书》能够充分证明各方缔约真实目的是设立自然人合伙并对合伙经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二）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可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三）王文龙、张朝阳出具的《说明》可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四）重庆桓松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松公司）的现状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五）个人合伙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可以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张杰为实际合伙人（或认定其为实际股东）系认定事实错误，尤建飞系实际合伙人。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蒲旭辉并未提出其与尤建飞系委托代理关系，《承诺书》中表明尤建飞全权负责张杰的股份，而张杰在《合伙投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义务包括办理项目建设手续，因此该义务应由尤建飞负责，《承诺书》中约定出资200万元的义务人为尤建飞，“在出资”系“再出资”的笔误。四、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等确定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五、本案蒲旭辉的上诉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依法得到支持。六、《承诺书》中载明甲方，只有在合伙协议中才有甲方即张杰，《承诺书》中的共同投资协议就是本案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承诺书》中项目及手续指《合伙投资协议书》项下的项目及相应的建设用地手续。一审庭审记录载明《承诺书》签署时各方均在场，由张朝阳“写完后读给在场的蒲旭辉和尤建飞、张杰、王文龙，听后尤建飞签字”。《承诺书》中“全权负责”即是指尤建飞为实际合伙人，因为尤建飞既要赔偿全部投资方的损失又要自行支付200万元的协调费，非代管所能为。承诺书中“在支付”是指尤建飞再支付，因为该句话的主语是尤建飞，尤建飞将其曲解为其他主体支付并将此作为赔偿条件不符合《承诺书》原意。《承诺书》中明确提到项目无法完成由尤建飞全部负责赔偿，应理解为若项目无法完成，投资方投资的款项应由尤建飞返还之意。七、蒲旭辉开始是通过张朝阳介绍来合伙修建厂房，因为尤建飞修建了几万个平方的厂房，其有关系可以通过审批手续故让蒲旭辉先出资300万元，中途蒲旭辉发现手续办不下来，可能无法修建厂房就不想投资。尤建飞说其出200万元协调而出具《承诺书》，蒲旭辉才打的投资款。之后蒲旭辉多次找尤建飞协调尤建飞也同意赔偿损失，但是其一直不赔，故蒲旭辉起诉本案。尤建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针对桓松公司及涉案合伙工程项目，尤建飞既不是实际出资人也并未委托张杰代持相应份额。所谓的“全权负责”仅仅是因为张杰有段时间不在重庆，其与尤建飞是朋友关系，且距离很近，故尤建飞帮忙为张杰代管公司和项目。同时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并无包括张杰本人在内其余几个投资方的签字，严格来说不能产生股权及投资份额转让或代持的法律效力。二、关于《承诺书》中200万元协调费的问题，按照字面文意理解应是桓松公司或其四股东向尤建飞支付200万元协调费，由尤建飞出面进行相关协调，若协调不成由尤建飞承担责任。如果按照蒲旭辉的理解，200万元由尤建飞出，其还需承担相应的义务及责任是不合理的。其次，若由尤建飞出资协调，就没有必要将具体金额写在《承诺书》中。而且蒲旭辉是在变动“在”和“再”才勉强得出其理解的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三、关于蒲旭辉主张的损失问题，无论本案是合伙投资还是公司股权，均与尤建飞没有任何关系，蒲旭辉出资120万元是其向桓松公司的出资款，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120万元是损失，也无证据证明该所谓“损失”与尤建飞有关。张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尤建飞代持张杰股份的情况不属实，张杰平时有时候是在上海工作，尤建飞与其是老乡，故有时会让尤建飞代为管理桓松公司一些事务。二、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是桓松公司委托其代为办理一些事务，是关于基本农田的一些问题。合伙人办理不了故委托尤建飞办理，最终没有办理成功，项目无法完成。合伙人作为委托人就办理手续应当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该200万元是合伙人应当向尤建飞支付的完成委托事务需要的费用。王文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公司法律纠纷，蒲旭辉向公司转账的行为系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其不存在损失。二、桓松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系蒲旭辉出资不到位所致，王文龙不承担任何责任，蒲旭辉要求王文龙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张朝阳辩称，一、本案的基础事实是成立合伙投资修建用于仓储、办公的厂房，成立公司只是为了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其与张杰、王文龙、蒲旭辉签订了《合伙投资协议书》，因项目上缺少资金，其就找来了蒲旭辉投资。合伙投资该项目涉及到用地手续，为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就成立了桓松公司。二、该项目是尤建飞提议发起，张杰在桓松公司持有的股份是尤建飞实际持有，张杰是代持。尤建飞在投资用地的附近修建了很多厂房，所以不方便在《合伙投资协议书》上签字，就由张杰代签，这也是尤建飞出具《承诺书》的原因。三、《承诺书》由张朝阳书写，“在投资200万元”是指尤建飞承诺再投资200万元推进该项目，是尤建飞作为该项目合伙人的责任自认，如果尤建飞不能办成该项目，其就向所有投资方返还所有投资款。尤建飞在一审中的陈述完全违背了《承诺书》的真实意思。四、张朝阳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尤建飞应当按照《承诺书》承担赔偿责任。蒲旭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尤建飞赔偿投资损失12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5月25日止，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6起至付清之日止，均按照月利率3%计算；2.张杰、王文龙、张朝阳对前述尤建飞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3日，张杰（甲方）、王文龙（乙方）、蒲旭辉（丙方）、张朝阳（丁方）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四方出资筹办公司，第二条约定建设两楼一底门面、办公商务共计5000平方米，市场、仓储、大棚共计约50000平方米，共同投资人的出资为2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020元，占出资总额的51%，乙方出资28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4%，丙方出资6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0%，丁方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5%；第三条第1款约定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第三条第2款约定共同投资人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总额为限对桓松公司承担责任，第三条第3款约定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其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有，第三条第4款约定若共同投资的股份转让后，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取得财产；第四条第1款约定共同投资人委托乙方、丁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在桓松公司发起设立阶段行使及履行作为桓松公司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在桓松公司成立后，行使其作为桓松公司股东的权利，履行相应义务，收集共同投资所产的孳息并按照本协议有关规定处置，第四条第2款约定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乙、丁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方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四方协商经营状况，财务情况为一个月份一次，每个月提供一次，甲方指派出纳监管公章及印鉴章，丙方指派会计并监管财务专用章），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丁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第四条第4款约定共同投资人可以对乙方、丁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时，应暂停事务的执行，如果发生争议，由共同投资人共同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第四条第5款约定转让共同投资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上述股份对外出质押、更换事务执行人必须经所有共同投资人同意；第五条投资的转让第1款约定共同投资人向共同投资人以外的人转让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共同投资人同意，第五条第2款约定共同投资人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共同出资人，第五条第3款约定共同投资人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第六条其他权利和义务第1款约定甲方及其他共同投资人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外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第六条第2款约定共同投资人在桓松公司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及出资额，第六条第3款约定桓松公司成立后，任一共同投资人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抽回出资额，第六条第4款约定桓松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作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合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第六条第5款约定甲、丙方一个月份必须出具一次共同投资人的存款数、桓松公司存货盘点单、固定财产清点单、员工工资发放清单、杂项支出清单，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如若涉及经济支出，应问询共同出资方，征得多数人一致意见后，由乙、丁方全权处理；第七条运营责任约定为保证公司高效运营甲方有权对公司的各个岗位人员任命及工作安排，组建正规的财务人员及财务系统，并委任乙方、丁方为公司运营的全职副总经理，协助甲方工作；第八条其他第1款投资补充约定，丙方在本协议签订和桓松公司基本账户开启5日内打300万元在公司基本账户上，60日内打200万元在公司账户上，公司在收到丙方300万元投资资金后7日内，甲方必须启动公司的建设项目的相关手续完善和基础建设，并在1年内完成项目基本建设，即达到基本可营业状况，如未完成部分每月按3%付给丙方和其他投资方的损失，丙方所投500万元用完后，由甲方、乙方投入继续施工修建，丁方不投现金，在公司收的租金扣回应投资金的比例，如因哪一投资方的资金未到位而使项目建设工期延误，则按应投资金颤的月息3%支付给公司作为违约金，并由公司补偿其他投资方的损失，第八条第2款基础建设约定建设项目每单项必须全体投资人共同会议通过才能指定承建商（原则为最低价承建），第八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第八条第4款补充约定项目建设停工两个月以上，未投资金方按月息3%贴息给已投资金方等内容。2015年11月20日，尤建飞出具《承诺书》，载明就桓松公司的共同投资协议内容张杰的股份由尤建飞全权负责，尤建飞承诺在支付200万元协调费完善桓松公司的全部手续，如因手续不完善造成强拆和桓松公司项目无法完成，由尤建飞全部负责赔偿其他投资方的全部损失等内容。蒲旭辉于2015年11月26日向桓松公司转账100万元，于2016年5月25日转账20万元。2018年11月21日，张朝阳、王文龙作为说明人出具《说明》，载明2015年10月张杰、王文龙、蒲旭辉、张朝阳拟共同投资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真武村搞一个项目，四方共同签订了合伙投资协议书，各方对投资方式、投资份额等进行了约定。这次合作实际由尤建飞负责组织，之后尤建飞明确承诺相关的批准手续等由其办理，如因手续不能完善，由尤建飞赔偿其他投资人的损失。之后，由于尤建飞无法完善手续，造成所作的项目无法继续完成，故尤建飞应当赔偿投资人蒲旭辉的损失，但经多次协商，尤建飞却拒不履行义务，现投资的项目因政策原因根本无法继续完成等内容。一审另查明：桓松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成立，于2015年11月16日开设基本账户。2015年10月30日章程载明桓松公司由四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张杰出资255万元，蒲旭辉出资150万元、王文龙出资70万元、张朝阳出资2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25年12月10日，其中第十九条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等内容。2016年5月23日，案外人真武村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以下简称真武村服务站、出租方、甲方）、桓松公司（流转受让方、乙方）签订《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真武村9社110.6亩土地出租给乙方从事花卉、苗木生产种植，期限为2016年5月30日至2028年8月31日止等内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合伙投资协议书》第五条及桓松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约定，桓松公司于发起设立之前，张杰转让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给尤建飞应须经共同投资人同意，桓松公司成立后，张杰转让其股权给尤建飞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使尤建飞出具《承诺书》中含有“张杰的股份由尤建飞全权负责”，因该股权转让不符合《合伙投资协议书》及桓松公司章程约定，不能当然视为张杰将其股份转让给尤建飞，同时因张杰亦对尤建飞代持其股份予以否认，蒲旭辉主张尤建飞系隐名股东亦无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承诺书》中亦载明200万元协调费支付的内容，蒲旭辉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已向尤建飞预付该费用或双方成立有偿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仅在因尤建飞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蒲旭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蒲旭辉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蒲旭辉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尤建飞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根据《合伙投资协议书》，蒲旭辉负有于《合伙投资协议书》签订和桓松公司基本账户开启5日内打300万元在公司基本账户上、60日内打200万元在公司账户上的义务，故蒲旭辉主张其于2015年11月26日向桓松公司转账100万元、于2016年5月25日转账20万元系其损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蒲旭辉主张张杰、王文龙、张朝阳承担连带责任以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为前提，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蒲旭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480元，减半收取13240元，由蒲旭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蒲旭辉举示了以下证据：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欲证明：蒲旭辉、尤建飞、张杰、王文龙、张朝阳名为成立公司，实际是合伙经营仓储业务；2.《租房协议》、房地产证、《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住所（经营场所）使用承诺书》、真武村村委会九社社长李吉全住址登记资料照片、白市驿镇真武村九社87号房屋照片，欲证明：桓松公司住所地为农户家里，不可能也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蒲旭辉、尤建飞、张杰、王文龙、张朝阳名为成立公司，实际是合伙经营仓储业务；3.重庆贝德罗家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德罗公司）照片、贝德罗公司百度地图截图，欲证明：贝德罗公司在真武村村委会隔壁，为顾及影响尤建飞名字不出现在合伙协议中，但其系实际合伙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4.蒲旭辉与尤建飞短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尤建飞应按照《承诺书》向蒲旭辉支付诉请金额。尤建飞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一、二组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尤建飞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中的电话号码是尤建飞的电话号码，尤建飞当时曾回复蒲旭辉“不要乱说”，但时间久远，尤建飞无法找到当时的手机不能提供反证，但不能排除蒲旭辉删改短信记录的可能性，短信内容均系蒲旭辉单方陈述，尤建飞仅仅回复了时间，可能存在多种原因，比如没有及时看到短信，或者已经电话沟通等，不能因此认定尤建飞默认蒲旭辉陈述的事实，短信内容不能证明任何实质问题，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而且从蒲旭辉说“200万的小费”可以看出应由桓松公司和股东而非由尤建飞出200万元协调费，尤建飞也并未收到该协调费。张杰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公司业务本身就包括仓储，该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司经营需要注册地，公司不一定要在注册地经营办公，该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尤建飞的公司确实是在本案项目附近，因此张杰才会委托尤建飞办理一些事务；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张杰无关，该电话号码是尤建飞的电话号码。王文龙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采信；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能证明尤建飞并非桓松公司股东，蒲旭辉称张杰代持桓松公司股份，但尤建飞并无让他人代持股份的必要，且张杰长期不在重庆，让其代持股权不符合逻辑；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王文龙在一审中提交证据已足以证明桓松公司运营支出已超过100万元，公司实际进行了运营，但因为蒲旭辉没有及时履行出资义务，导致项目无法推进；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蒲旭辉称尤建飞为顾及影响不出现在合伙人名单中不符合逻辑；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短信并不能证明蒲旭辉向尤建飞索赔，反而能证明蒲旭辉应当支付所谓的“200万元小费”。张朝阳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对蒲旭辉举示的第一至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第四组证据，尤建飞虽然主张不能排除蒲旭辉删改短信记录的可能性，但其并不能举示证据证明蒲旭辉所举示的短信记录经过删减，因此本院对蒲旭辉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日，蒲旭辉向尤建飞发送短信：“我是农明（民），这个钱我是二十多家人合起来给你的。”“当是你说***的关系我才来的，200万的小费。”“抱把5万平方的厂房修起。”2018年6月6日，蒲旭辉向尤建飞发送短信：“我们的在办公室等你，见不见面回个信息。”“晚上见面行不行？”尤建飞回复：“周一，周二。”蒲旭辉回复：“那好我再等你到下周二前，如果没有结果，我也没办法了。”2019年7月16日，蒲旭辉向尤建飞发送短信：“明天上午约。”“转自，尤总，我们4月中下旬在曼咖啡约好你说5月26日前给我一个结果和付款，中途一拖再拖，说上周，上周又说明天，现在你又推到本周末，这个周末一定不要再推了，我也仁至义尽了！为了这个事我们都围着你转了这么久了，希望你拿出一点点诚意来处理！”“这是你不接电话，我也没办发（法）。”“一次友（又）一次话不甩话。”“回不回来，回个话。”尤建飞回复：“我给你说了周3后约时间。”蒲旭辉回复：“你每次说了的没算树（数）过，在（再）等你。”二审中，蒲旭辉陈述其出资的120万元是履行的合伙出资义务，并非履行向桓松公司的出资义务;其在二审中将资金占用损失调整为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2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张朝阳陈述，《承诺书》由其书写，“尤建飞在支付200万元”是指“再支付200万元”，“在”是“再”的笔误；本案项目是由其联系的蒲旭辉，其本不认识张杰，是通过尤建飞认识的张杰，其在一审中害怕承担责任，所以没有陈述本案的事情经过。王文龙陈述，其在《说明》上签字是因为其到现场时张朝阳已经签了字，所以王文龙没有细看内容就签了。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蒲旭辉与尤建飞之间除本案纠纷以外并无其他往来；本案项目已经确定无法完成，因为手续没有办下来，土地已经被收回；桓松公司仅有本案《合伙投资协议书》项下所涉一个项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合伙协议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蒲旭辉与张杰、王文龙、张朝阳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以及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合伙因土地修建手续不完善项目已经确定无法完成的事实并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合伙投资协议书》系各合伙人之间的一般约定，而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系其个人作出的特别承诺，蒲旭辉依据《承诺书》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蒲旭辉是否存在损失；二、蒲旭辉若存在损失是否应当由尤建飞承担赔偿责任；三、若尤建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杰、王文龙、张朝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现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蒲旭辉是否存在损失的问题。首先，按照《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蒲旭辉应出资额为600万元，其应在该协议签订和桓松公司基本账户开启5日内打300万元在公司基本账户上。而桓松公司章程载明蒲旭辉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由此可见，蒲旭辉负有向合伙组织出资以及向桓松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两个不同的义务。蒲旭辉主张其所出资的120万元系履行《合伙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伙出资义务，并非履行向桓松公司的出资义务，而桓松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蒲旭辉该主张符合上述《合伙投资协议书》以及桓松公司章程的约定，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王文龙主张蒲旭辉转账系履行向桓松公司的出资义务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项目已经确定无法完成，合伙人中仅蒲旭辉投入120万元，该款已经全部用于合伙事务无法退回，因此蒲旭辉主张其投入的120万元即为其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蒲旭辉的损失是否应当由尤建飞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中张朝阳、王文龙出具的《说明》载明本案合作实际由尤建飞负责组织，之后尤建飞明确承诺相关的批准手续等由其办理，如因手续不能完善，由尤建飞赔偿其他投资人的损失，之后由于尤建飞无法完善手续，造成本案项目无法继续完成。二审中，王文龙主张其在签署该《说明》时并未看内容，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且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王文龙不能对其所签署《说明》内容与其在庭审中的主张不同作出合理解释，根据“禁反言”原则，本院对王文龙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予采信。而张朝阳虽然在一审与二审中主张不一致，但其在二审中的主张与本案诉讼之前形成的《说明》内容相同，其称因其在一审中害怕承担责任故未陈述本案的事情经过。本院认为，张朝阳系本案合伙组织形成的联系人，其能够对本案事实经过进行完整的陈述且能对其在诉讼中主张的变化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王文龙以及张朝阳出具的《说明》以及张朝阳二审的陈述予以采信。其次，本案《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张杰的义务包括启动公司的建设项目的相关手续完善和基础建设。而尤建飞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桓松公司的共同投资协议内容张杰的股份由尤建飞全权负责，尤建飞承诺在支付200万元协调费完善桓松公司的全部手续。”上述协议约定的张杰的义务与《承诺书》中约定的尤建飞的义务能够相互印证，与王文龙、张朝阳所出具《说明》内容亦一致。蒲旭辉主张，“全权负责”系代持，而尤建飞与张杰主张“全权负责”系代为办理一些事务，本院结合上述证据对蒲旭辉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尤建飞与张杰的主张不予采信，即尤建飞系本案合伙的实际合伙人，其合伙份额由张杰予以代持。再次，《承诺书》约定“尤建飞承诺在支付200万元协调费完善桓松公司的全部手续”，该句话的主语为尤建飞，而非桓松公司或其股东，“尤建飞承诺”后面的内容均为尤建飞承诺的义务。张朝阳陈述该《承诺书》由其书写，“尤建飞在支付200万元”是指“再支付200万元”，“在”是“再”的笔误，该解释符合常理且能够与该语句的前后语境相吻合。尤建飞主张该承诺内容应理解为尤建飞在桓松公司或股东向其支付200万元协调费后其才负责完善桓松公司全部手续，该主张与《承诺书》中的语句表述并不吻合。蒲旭辉在二审中所举示的短信记录中提到“200万的小费”并未表明支付主体，本院认为该表述系强调协调费的金额而不能证明蒲旭辉认可应由桓松公司或其股东支付该笔协调费用。因此，尤建飞主张应由桓松公司或其股东向其支付200万元协调费之后其才负有完善手续的义务与《承诺书》约定内容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王文龙主张桓松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系蒲旭辉出资不到位所致，但其并未就项目无法完成与蒲旭辉出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举示相应证据。根据本案《合伙投资协议书》、《承诺书》以及当事人陈述，本案项目审批手续办理存在一定风险，尤建飞系本案的实际合伙人以及审批手续办理的经办人，而蒲旭辉是本案合伙前期事务开展的唯一出资人，蒲旭辉主张尤建飞系为让蒲旭辉放心出资而出具本案《承诺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项目无法完成的原因是手续未能成功办理，而本案《承诺书》载明“如因手续不完善造成强拆和桓松公司项目无法完成，由尤建飞全部负责赔偿其他投资方的全部损失。”该约定并未以尤建飞收到或支付200万元协调费为条件，因此只要手续不完善造成项目无法完成，就应由尤建飞对其他投资方承担赔偿责任。第五，蒲旭辉在二审中所提交的其与尤建飞的短信记录中显示其所投资的款项实际是由尤建飞为合伙项目支配使用，其因本案纠纷一直要求尤建飞见面协商，尤建飞对该电话号码系其电话号码并无异议，但主张该短信记录可能存在删减，其并未对此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该短信记录中，尤建飞并未对蒲旭辉的陈述和主张明确表示反对或者表示该合伙事宜与其无关，而仅是回复见面时间。尤建飞主张双方可能另行通过电话沟通但亦未对此举示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中的《合伙投资协议书》、《承诺书》、《说明》、上述短信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尤建飞系本案合伙的实际合伙人，其承诺若桓松公司项目无法完成则由其赔偿投资方的全部损失。现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项目已因手续未成功办理而无法完成，本案项目中仅有蒲旭辉投入120万元，该款项现已无法收回，故应由尤建飞对蒲旭辉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后，蒲旭辉请求尤建飞支付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尤建飞所出具《承诺书》中并未对逾期承担赔偿责任作出约定，故仅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资金占用损失。蒲旭辉主张按照月利率3%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蒲旭辉于2019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在二审中将对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调整为自2019年5月22日起算，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尤建飞应当向蒲旭辉支付的资金占用损失为以120万元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蒲旭辉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张杰、王文龙、张朝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承诺书》的出具人为尤建飞，蒲旭辉依据该《承诺书》请求尤建飞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要求张杰、王文龙、张朝阳对尤建飞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蒲旭辉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12580号民事判决；二、尤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蒲旭辉赔偿投资损失120万元；三、尤建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蒲旭辉支付投资损失120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蒲旭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减半收取13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0元，均由尤建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筱茜审判员  严永鸿审判员  赵 克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