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初2406号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法定代表人：金子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丹晖、慈玲，浙江崭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99号216室。 法定代表人：吴跃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兆平，男，196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段126号石化大院办公楼北侧一层。 法定代表人：王汉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东明，男，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稠州银行）诉被告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经发展公司）、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陕经协作总公司）、夏东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3日依法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稠州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宋丹晖、慈玲，被告陕经发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兆平，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被告夏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稠州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已扣除被告夏东明支付的1800万元增强信用资金后的差额补偿金87670287.99元(即：总收益差额105670288元-1800万元增强信用资金=差额补偿金87670287.99元）；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6974239.01元（违约金依据合同约定，按未补足金额*0.1%*逾期天数计算）；4、依法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上金额总计94644527.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浙报传媒”（股票交易代码：600633）（自2017年4月14日起，“浙报传媒”名称变更为“浙数文化”）经证监会核准，决定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票。2016年11月28日，原告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签订了编号为WX-SD-201611020-101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韶夏9号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将2亿元本金委托受托人，用于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基金）设立的“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元5号资管计划”），通过“金元5号资管计划”参与认购“浙报传媒”的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韶夏9号信托合同”中约定受益人预期固定年化收益率为7.5%，信托期限为18个月。2016年11月28日，受托人万向信托与管理人顺安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订了编号为JYSA-NBCB-16DZ016《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金元5号资管计划”的指定投资对象为“浙报传媒”非公开定向增发的限售股，合同还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同日，受托人万向信托与投资顾问浙江韶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夏资管公司）签订了编号为WX-SD-201611020-103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由韶夏资管公司担任“韶夏9号信托合同”投资顾问。2016年12月2日，原告按合同约定将2亿元资金汇入了受托人万向信托相关托管人宁波银行的银行账号。2016年12月13日，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作为浙报传媒本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确认管理人顺安基金参与定增获配成功，以定增价格17.16元/股，获配“浙报传媒”（600633）股票11655011股，获配金额合计199999988.76元。2016年11底，原告与三被告杭州陕经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陕经协公司，2018年6月28日名称变更为陕经发展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夏东明共四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及夏东明共三方作为差补方，同意并承诺对原告认购信托计划收回的本金及收益不足年化7.5%的部分进行补足，即：三方差补方对原告补偿的金额=总收益差额=原告投资信托计划资金*7.5%*信托存续天数/360-原告实际收到的信托计划返回的本金及利息（以信托清算报告为准）；同时协议中约定了三方差补方应在信托计划到期后15日内给予原告现金补偿，三方差补方未能在期限内向原告进行现金补偿或未进行全额补偿的，应计算违约金，违约金=（三方差补方应补足金额-三方差补方实际补足金额）*0.1%*逾期天数。同时，协议中还约定三方差补方对原告的差额补足义务为连带责任。2017年12月，原告与三被告等四方又签订《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第一条约定：“韶夏9号信托合同”的信托期限从18个月延长至30个月；第二条约定：“认购股票在解禁后，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股票比例需符合减持规定，且在解禁后12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本次认购股票的50%；解禁后15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认购股票的75%；解禁后18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本次认购股票的100%。若股价超过增发价30%的，丁方有权单方面进行减持直至抛售完毕。”；第三条约定了三差补方在认购股票价值低于资管计划预估净值时应追加增强信用资金；第四条还约定三方差补方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向原告支付利息。首次付息日为2017年12月20日，第二次付息日为2018年12月20日，第三次付息日为信托终止日。每日计提的利息=当日信托存续本金余额*7.5%/360。”2018年1月12日，原告与韶夏资管公司签订《期间付息协议》，约定原告享有的信托计划7.5%固定年化收益（15958333.33元），通过韶夏资管公司代为收取。韶夏资管公司在收到三被告支付的期间利息后需在两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原告。韶夏资管公司代付期间利息的履行以三被告及时足额支付相应利息为前提。2018年1月31日，原告收到韶夏资管公司支付的首期期间利息（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20日）15958333.33元。此后，“金元5号资管计划”持有的浙数文化（600633）股票价格持续走低，至2018年5月2日，股票收盘价为10.22元/股，资管计划净值约为0.55元。2018年5月3日，原告召集三被告及投资顾问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但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未出席，其余各方出席并协商达成一致，形成《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一、截止2018年5月2日，差补方需支付增强信用资金不低于4964万元。二、如期间股价下跌，差补金额另行计算，使得资管计划预估净值不低于0.80元。1、夏东明于2018年5月11日前支付1655万元。杭州陕经协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前支付1655万元。3、夏东明及叶兆平明确冯建忠2018年5月4日来我行，追加签署《差额补足担保协议》，并提供剩余增强信用资金。4、冯建忠于2018年5月30日前支付1655万元。”2018年5月11日至5月15日，仅被告夏东明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增强信用资金1650万元，其余差补方并未履行追加增强信用资金义务。2018年5月25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出《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催收函》，要求三被告支付《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中剩余的3314万元增强信用资金。但三被告中仅被告夏东明于2018年5月31日向原告支付了增强信用资金150万元，其余差补方仍未支付。2018年7月5日，原告再次召集三被告及投资顾问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会议纪要中明确叶兆平也是陕经协的代表）仍未出席，其余各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形成《会议纪要（2018年7月5日）》：“（一）截止2018年7月5日，差补方应履行期间差补义务，将资管计划净值补至0.80元，需向原告支付保证金5400万元。（二）夏东明及叶兆平共同承诺：1、陕经协作总公司、夏东明在7月31日前支付保证金1800万元。2、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在8月31日前支付保证金3600万元。”但此后，三被告并未履行上述承诺。2019年3月28日，“金元5号资管计划”持有的浙数文化（600633）股票已满足解禁后18个月内的期限要求，鉴于股票行情不佳，管理人顺安基金管理的“金元5号资管计划”将委托财产全部变现、计划终止，并出具了《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2019年4月15日，万向信托出具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清算报告》，确认截止信托计划终止日2019年4月11日，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共计114204712.01元。2019年4月11日，原告收到截止信托计划终止日的信托利益114204712.01元。信托计划终止后，2019年6月25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出《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终止后的催收函》，要求支付差补金及相应的违约金，但三被告并未理会。截止2019年4月11日信托计划终止日，依据上述协议，三被告作为差补方应向原告支付的差额补偿金额得以确定，即差额补偿金额为：总收益差额=原告投资信托计划资金+原告投资信托计划资金*7.5%*信托存续天数/360-原告实际收到的信托计划返回的本金及利息（以信托清算报告为准）=200000000+200000000*7.5%*860天（即自2016年12月2日至2019年4月11日止）/360-114204712.01-15958333.33=105670288元。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合法有效，两次《会议纪要》中的相关约定也具有约束力。故三被告应承担支付差额补偿金的义务，并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金。同时原告还认为，《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所涉的增强信用资金系为保障原告在相关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中本金及收益的安全而设定，目前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均已终止，因此被告夏东明已支付的共计1800万元增强信用资金可以在给予原告的差额补偿中予以抵扣，并在上述差额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陕经发展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差额补偿金87670287.99元。原告起诉称净值低于0.80元的时候，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保证金，如果保证金不交，其可以终止计划卖掉股票，但是在被告保证金没有交齐的情况下，原告没有终止资管计划，一直让股票股价值下跌，跌到净值0.55元。按照本案协议，股票跌到0.80元的时候，如果被告保证金不能及时补齐的，原告是必须终止资管计划的，但是原告没有终止，故该部分损失应该由原告承担。二、对资管计划的清算结果有异议。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在2019年6月24日向原告发了函件，要求其提出结算清单，但一直没有回应，直到起诉的时候才在起诉书的附件上看到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上载明提出异议时间只有10天，早已过了被告陕经发展公司提出异议的时间。 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告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万向信托签订的编号为WX-SD-201611020-101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此系原告参与认购浙报传媒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是原告的自主投资行为，不是根据被告陕经协总公司的指令或者要求或者受委托参与浙报传媒非公开定向增发认购行为，与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信托合同注明了委托人、受益人为原告，约定本信托项下受益人预期固定年化收益率为7.5%，特别提示仅为根据信托文件所作出的理想状态下的预期收益率，并不构成受托人对信托人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的任何承诺和保证。该合同关于预期信托收益的计算与分配约定，向受益人优先分配信托资金，若不足分配信托本金的，以实际剩余信托财产为限进行分配。因此，原告参与认购浙报传媒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的投资行为，受托人没有保证其本金不受损失，同时也没有保证收益最低为7.5%，没有保证其收益率。三、关于原告与被告陕经协总公司签订的补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之一。被告陕经协总公司自查认为，由于被告陕经协总公司是国有企业，对外签订相关协议有完整的程序，因查无实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请求法院对其进行必要的司法鉴定。四、即使法院认定了补差协议及补充协议之一真实存在，被告陕经协总公司认为该两份协议也是无效的。理由如下：1、在原告参与认购浙报传媒的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过程中，被告陕经协总公司不是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管理人、托管人、投资顾问、保荐人，也不是承诺回购或者收购相关股票的人。原告的信托投资行为与被告陕经协总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被告陕经协总公司是由陕西省工业与信息化厅作为投资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经营范围没有投资信托、担保等金融业务领域。3。补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之一的性质是担保性质，即保证担保。首先，补差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不属于信托投资性质。金融市场具有风险与收益同在的基本属性，而根据该两份协议的约定，被告仅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和收益，故该协议不具备投资性质。其次，协议不属于债的加入。本案中，原告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也是认购浙报传媒的非公开发行定向发售股票的投资人，其与第三方签订了上述差额补助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由于信托计划中不存在或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债权人，也没有债务人，故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不构成债的加入。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和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相关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差额补足协议和差额补充协议约定为保障丁方本金及收益的安全。从协议文义上理解，保障一词应当具有担保的性质，明显具有担保性质，原告在诉状中也自称补差金为保证金。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定。九民纪要第十七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代理的规定，区分合同订立，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确认合同的效力。鉴于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的性质，签订上述协议未经国资委的决定以及其投资人和管理人陕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的批准同意。因此，被告对外担保的条件不成就。五、无论债的加入，还是保证担保，应当具有债务的从属性，其前提必须是存在债权和债务关系。本案中，投资人为原告受益人应为原告，原告为投资人和受益人在限制交易及其可以交易的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形成文件将其权利或者收益转让给陕经协总公司。本案中不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原告与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文件的时候，不存在主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关系，没有成立的条件，是无效的。六、原告不属于善意的相对人，或者善意的债权人。原告是一家取得了国家授权的专门从事金融类业务的企业，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有较为严格的风控管理体系，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如进行尽职调查、投资风险评估等等。原告明知被告陕经协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需履行国有资产管理法法律法规和合同法规定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些特殊要求和法律规定，但原告在没有得到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管理机构的任何认可的情况下，在没有明确决议情况下，与其签订了相关协议。即使原告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承担了重大的损失，其相关损失应当是原告自己的过错造成的，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夏东明答辩称：案涉项目有国有企业参与，有专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因此夏东明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可以盈利的项目，于是签署了个人担保协议，在履行过程中还承担了1800万的担保金。夏东明只是作为担保人等待法院的事实认定及判决。 原告稠州银行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编号为WX-SD-201611020-101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证明2016年11月28日，原告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万向信托签订了编号为WX-SD-201611020-101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将2亿元资金委托受托人，用于顺安基金设立的“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元5号资管计划”），通过“金元5号资管计划”参与认购“浙报传媒”的非公开定向增发限售股。“韶夏9号信托合同”中约定受益人预期固定年化收益率为7.5%，信托期限为18个月。2、编号为JYSA-NBCB-16DZ016《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明2016年11月28日，受托人万向信托与管理人顺安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签订了编号为JYSA-NBCB-16DZ016《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金元5号资管计划”的指定投资对象为“浙报传媒”非公开定向增发的限售股，合同还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3、宁波银行资产托管交易凭证，证明2016年12月2日，原告按合同约定将2亿元资金汇入了受托人万向信托相关托管人宁波银行的银行账号。4、编号为WX-SD-201611020-103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投资顾问合同》，证明2016年11月28日，受托人万向信托与投资顾问韶夏投资公司签订WX-SD-201611020-103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投资顾问合同》，约定由韶夏投资公司担任“韶夏9号信托合同”投资顾问。5、湘财证券《关于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证明2016年12月13日，湘财证券作为浙报传媒本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确认管理人顺安基金参与定增获配成功，以定增价格17.16元/股，获配“浙报传媒”（600633）股票11655011股，获配金额合计199999988.76元。6、《差额补足协议》，证明2016年11月底，原告与三被共四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被告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及夏东明共三方作为差补方，同意并承诺对原告认购信托计划收回的本金及收益不足年化7.5%的部分进行补足，即：三方差补方对原告补偿的金额=总收益差额=原告投资信托计划资金*7.5%*信托存续天数/360-原告实际收到的信托计划返回的本金及利息（以信托清算报告为准）；同时协议中约定了补偿期限应在信托计划到期后15日内给予现金补偿，三方差补方未能在期限内补偿的，应计算违约金，违约金=（三方差补方应补足金额-三方差补方实际补足金额）*0.1%*逾期天数。同时，协议中还约定三方差补方对原告的差额补足义务为连带责任。7、《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证明2017年12月，原告与三被告共四方又签订《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第一条约定：“韶夏9号信托合同”的信托期限从18个月延长至30个月；第二条约定：“认购股票在解禁后，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股票比例需符合减持规定，且在解禁后12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本次认购股票的50%；解禁后15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认购股票的75%；解禁后18个月内减持比例需达到本次认购股票的100%。若股价超过增发价30%的，丁方有权单方面进行减持直至抛售完毕。”；第三条约定了三差补方在认购股票价值低于资管计划预估净值时应追加增强信用资金；第四条还约定三方差补方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向原告支付利息。首次付息日为2017年12月20日，第二次付息日为2018年12月20日，第三次付息日为信托终止日。每日计提的利息=当日信托存续本金余额*7.5%/360。”8、《期间付息协议》及《贷方报单》，证明2018年1月12日，原告与韶夏资管公司签订《期间付息协议》，约定原告享有的信托计划7.5%固定年化收益（15958333.33元），通过韶夏资管公司代为收取。韶夏资管公司在收到三被告支付的期间利息后需在两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原告。韶夏资管公司代付期间利息的履行以三被告及时足额支付相应利息为前提。2018年1月31日，原告收到韶夏资管公司支付的首期期间利息（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20日）15958333.33元。9、《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证明2018年5月3日，原告召集三被告及投资顾问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但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未出席，其余各方出席并协商达成一致，形成《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一、截止2018年5月2日，差补方需支付增强信用资金不低于4964万元。二、如期间股价下跌，差补金额另行计算，使得资管计划预估净值不低于0.80元。1、夏东明于2018年5月11日前支付1655万元。杭州陕经协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前支付1655万元。3、夏东明及叶兆平明确冯建忠2018年5月4日来我行，追加签署《差额补足担保协议》，并提供剩余增强信用资金。4、冯建忠于2018年5月30日前支付1655万元。”10、汇款凭证，证明2018年5月11日至5月15日，仅被告夏东明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增强信用资金1650万元。11、《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催收函》及快递寄件详情单，证明2018年5月25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出《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催收函》，要求三被告支付《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中剩余的3314万元增强信用资金。12、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夏东明于2018年5月31日向原告支付了增强信用资金150万元。13、《会议纪要（2018年7月5日）》，证明2018年7月5日，原告再次召集三被告及投资顾问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仍未出席，其余各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形成《会议纪要（2018年7月5日）》：“（一）截止2018年7月5日，差补方应履行期间差补义务，将资管计划净值簿至0.80元，需向原告支付保证金5400万元。（二）夏东明及叶兆平共同承诺：1、陕经协作总公司、夏东明在7月31日前支付保证金1800万元。2、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在8月31日前支付保证金3600万元。”14、《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清算报告》，证明2019年3月28日，“金元5号资管计划”持有的浙数文化（600633）股票已满足解禁后18个月内的期限要求，鉴于股票行情不佳，管理人顺安基金管理的“金元5号资管计划”将委托财产全部变现、计划终止，并出具了《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2019年4月11日，万向信托出具了《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清算报告》，确认“截止信托计划终止日，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共计114204712.01元。”15、宁波银行资产托管交易凭证，证明2019年4月11日，原告收到清算后的信托利益114204712.01元。16、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杭州陕经协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名称变更为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7、《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终止后的催收函》、快递寄件详情单及签收查询单，证明信托计划终止后，2019年6月25日原告向三被告发出通知，要求支付差补金及相应的违约金，但三被告并未理会。18、2018年5月25日，杭州陕经协公司致原告的函，证明根据2018年5月3日原告与三被告及投资顾问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形成的《会议纪要（2018年5月3日）》的约定，杭州陕经协公司应于2018年5月18日前支付1655万元。杭州陕经协公司致函原告，要求将上述差补款延迟至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19、《会议纪要（2018年5月29日）》及被告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共同委托徐丹参加会议的介绍信，证明2018年5月29日，原告召集三被告、投资顾问及冯建忠协商差补金支付事宜，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共同委托徐丹参加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2018年5月29日）》确认：1、差补方需支付的增强信用资金约为5400万元（每个差补方约支付1800万元）；2、夏东明已于2018年5月14日前支付1650万元。同时达成共识;1、夏东明已于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150万元；2、陕经协作总公司及杭州陕经协公司申请于2018年6月29日前支付保证金1800万元，期间按年化利率6%支付保证金利息；3、冯建忠于2018年6月15日前支付保证金1800万元，期间按年化利率6%支付保证金利息。20、杭州陕经协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致原告《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回复函》各一份及快递单、寄件详情单，证明2019年6月30日和7月1日，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杭州陕经协公司在收到原告2018年5月25日发出的《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催收函》后，分别致原告《关于浙数文化定增项目的回复函》的事实。21、《差额补足协议之一》在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核保面签时的1张照片和2段视频，证明2019年12月19日原告员工徐海峰、王逸腾到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对《差额补足协议之一》进行核保面签，保留照片及视频，其中视频分别是其工作人员用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过程。22、《差额补足协议之一》在被告陕经发展公司核保面签时的1张照片和2段视频，证明2019年12月19日原告员工徐海峰、王逸腾到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对《差额补足协议之一》进行核保面签，保留照片及视频，其中视频分别是其工作人员用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过程。 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向本院提交韶夏投资公司、杭州陕经协公司与夏东明签订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之伙伴合作协议》，证明本案投资收益分配原则是原告通过信托收取投资收益25%，韶夏投资公司收取顾问费20%，其余55%由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和被告夏东明分配，因此原告既然收取收益，也应该承担相应投资亏损。 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4月17日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函件，证明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主管单位变更的情况。2、陕经协作总公司公司章程，证明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3、2014年5月27日陕经协作总公司作出的《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会议决议》，证明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金融业务和投资业务。4、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撤销陕经协作总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证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材料是虚假的，对于原告所出示的2018年5月份去参与相关协调人员的行为，陕经协作总公司不予认可。 被告夏东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告稠州银行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对证据1-10无异议；对证据11-15中快递单有异议，催收函、会议纪要无异议，清算报告有异议，清算报告原告故意拖延未经陕经发展公司审核；对证据16-20中催收函无异议，快递单有异议，2018年5月25日函件无异议，2018年5月29日会议纪要无异议，对陕经协作总公司的介绍信与回函不清楚；对证据21不发表意见；对证据22无异议。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认为，证据1-5真实性无法确认，陕经协作总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没有在相关协议上签字确认；证据6、7，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盖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请求法院依法进行鉴定；证据8中的《期间付息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陕经协作总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对《贷方保单》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因为该会议纪要没有陕经协作总公司的签字，也不能约束陕经协作总公司；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收到相关文件；证据12无异议；证据13有异议，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参与，也没有委托人参与；证据14三性均有异议，陕经协作总公司没有参与，也不清楚；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6无异议；证据17三性均有异议，函件有无收到代理人不清楚；证据18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9三性均有异议，对于徐丹的介绍信真实性不认可，经自查陕经协作总公司未盖过章，未授权签订承诺书；对证据20中杭州陕经协公司的回函不发表意见，对于陕经协作总公司的回函不认可，要求对印章进行鉴定；证据21有异议，照片中的人员身份无法确认，陕经协作总公司也没有照片及视频中的相应人员；证据22不发表意见。被告夏东明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经核实，上述证据均系真实，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陕经发展公司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稠州银行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知道该份协议的存在，对具体内容也不知道，该内容与信托协议中的约定不一样。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夏东明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告陕经协作总公司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稠州银行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中公司章程是2014年的，现在是否改变不清楚，无法确认现在的公司章程是如何规定的，关于经营范围也没有禁止性规定；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退一万步，即使陕经协作总公司不具备对外担保投资的职责，但是其有对外签订合同的资格，是适格主体；证据4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法定代表人任免证明的材料虚假，不等同于陕经协作总公司出具的介绍信是伪造的，且介绍信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仅加盖公司印章，原告提交的是2019年6月30日陕经协作总公司发出的回函，这是正常的公章使用。被告陕经发展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夏东明对上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根据法庭调查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对原告稠州银行诉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系订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陕经协作总公司辩称《差额补足协议》、《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中的其公司印章是不真实的。本院认为，稠州银行提交了上述协议签订过程的照片和视频，作为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陕经发展公司也认可陕经协作总公司参与了本案投资项目，陕经协作总公司在另案中虽就其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至今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在本案中陕经协作总公司亦未在法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公章鉴定申请，故本院对陕经协作总公司当庭提出的公章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陕经协作总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关于陕经协作总公司辩称《差额补足协议》、《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系担保性质，因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无效。本院认为，《差额补足协议》、《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与《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金元顺安韶夏瑞元5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间不存在保证合同与主合同的从属对应关系，陕经协作总公司根据《差额补足协议》、《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承担的责任具有独立性，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故对陕经协作总公司的该辩解不予采纳。被告陕经发展公司辩称稠州银行未按《会议纪要》减持股票，亦未就清算报告内容征求其意见，因此主张稠州银行应承担部分损失，要求对本案差额补偿金数额进行调整。本院认为，2018年5月3日《会议纪要》约定，如差补方未按约定支付增强信用金，则由投资顾问负责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直至抛售完毕；2018年7月5日《会议纪要》约定，如差补方未按约定支付保证金，则稠州银行有权将全部股票变现，并由差补方承担全部损失。上述《会议纪要》均未约定在资管计划净值低于0.80元时，稠州银行有减持股票的义务，而本案资管计划管理人实际已按《差额补足协议补充协议之一》的约定减持全部股票。故陕经发展公司以稠州银行未按《会议纪要》减持股票为由要求稠州银行承担部分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万向信托出具的《万向信托-万通韶夏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清算报告》载明，委托人/受益人即稠州银行在清算报告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议。由此可见，有权对清算报告提出异议的主体为稠州银行而非陕经发展公司。故陕经发展公司以清算报告未征求其意见为由要求稠州银行承担部分损失，理由不能成立。稠州银行按《差额补足协议》中的差额补偿计算公式得出总收益差额105670288元，符合约定。扣除已支付1800万元，稠州银行有权要求陕经发展公司、陕经协作总公司、夏东明支付差额补偿金87670287.99元。对于稠州银行要求按每日万分之十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认为，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酌情调整为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夏东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差额补偿金87670287.9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275531.03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欠付差额补偿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另行计付）。 二、驳回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50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20023元，由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0023元，被告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夏东明负担490000元。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陕经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夏东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夏明贵 审 判 员  张 敏 人民陪审员  王杭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