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09民辖终7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流苏，女，194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熊国华，男，194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熊超，男，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宜春市袁州区。原审被告：朱明珍，女，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宜春市袁州区人，住宜春市袁州区。原审被告：傅藻清，男，1956年1月2日出生，汉族，宜春市袁州区人，住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陈流苏、熊国华与被上诉人熊超、原审被告朱明珍、付藻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20）赣0902民初236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陈流苏、熊国华上诉称，1.原审裁定将本案案由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缺乏法律依据。委托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委托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委托合同纠纷的主体特定，必须是委托合同当事人。熊超在其民事诉状中并未主张其与上诉人陈流苏、熊国华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亦未主张其与朱明珍、傅藻清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审裁定依据熊超诉请中主张的，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原审被告陈流苏、熊国华与原审被告朱明珍、傅藻清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关系，认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违背案由认定的法律规定。2.熊超通过提起确认之诉的方式，虚列被告，虚设连接点，以虚构委托合同之名，行规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管辖之实，滥用诉权，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管辖异议缺乏法律依据。熊超提起的确认之诉于法无据，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自己与被告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请求。当事人提起确认之诉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关系存在并发生争议，在确认之诉中，原告本人应当是所请求确认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案中，熊超对陈流苏、熊国华与朱明珍、傅藻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确认之诉，不符合确认之诉的法律规定。陈流苏、熊国华与朱明珍、傅藻清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当事人，熊超提出的三项诉请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情形。熊超提出的第2项诉请为主张陈流苏、熊国华共同返还其所缴纳的购房指标款及其利息，第3项请求为主张陈流苏、熊国华赔偿其房屋溢价损失。熊超诉请中的第2、第3项诉请仅仅是针对陈流苏、熊国华提出，朱明珍、傅藻清与该两项判决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熊超对陈流苏、熊国华与朱明珍、傅藻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确认之诉，其目的是通过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原审被告朱明珍、傅藻清的住所地虚设管辖连接点，故意规避诉讼管辖。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陈流苏、熊国华与朱明珍、傅藻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熊超不可能享有该委托关系中当事人的合同利益，依法不能作为原告对他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确认之诉。3.原审裁定认定傅藻清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填写的居住地址为其居住地，违背事实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傅藻清于2019年9月19日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亲笔书写确认的居住地址为“南昌市青山湖区师大南路54号4栋1单元202室”。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傅藻清被江西省交通厅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返聘编撰院志，在此期间一直居住、工作在南昌。综上，请求撤销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20）赣0902民初2362号之一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处理。熊超答辩称，委托合同属于合同类别较为特殊的合同，其对合同的相对性具有完全突破的条件和法律规定。本案答辩人以委托合同之诉起诉被答辩人并无不当。委托合同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种典型的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利益完成受托事务的合同。它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合同的目的是处理或管理委托人的事务。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权限内所实施的行为，等同于委托人自己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只是完成交易的媒介或手段。如果因委托人的原因使受托人不能实现其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中的权利，以致无法履行受托义务、完成受托事务，那么委托人的违约行为不仅侵害了受托人在其与第三人所订立合同中的权利，而且也侵害了受托人在委托合同中的权利。因此，合同立法在委托合同中打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由于委托人的原因使受托人无法履行受托义务的情况下，允许第三人自动介入到受托人和委托人所订立的合同中去，并赋予了第三人介入权。通过允许实体利益受损的第三人绕开受托人向真正不履行合同并侵害其债权的委托人直接行使请求权，可以有效地保障第三人本应归属于自己的利益，有利于高效迅速地解决纠纷和降低诉讼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绝对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给第三人带来的商业风险，因为委托合同仅是为他人利益完成受托事务，受托人仅是委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媒介或手段。另外为了给第三人一个合理的抗辩机会，合同立法还规定了第三人在自动介入到合同中或行使介入权时的例外条款。给予第三人法定的抗辩权，目的在于保障第三人在商业活动中不与自己不信赖的委托人订立合同的契约自由在委托关系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第三人可以在此情况下自动介入到受托人和委托人所订立的合同中，取代受托人的合同地位，成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受托人在一般情况下，无需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但合同另有约定或有特殊交易惯例时除外。另外，《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这就是赋予第三人介入权。所谓第三人的介入权，是指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委托人的权利。如果当事人知道委托人，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不产生第三人的介入权。介入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也是形成权。第三人介入到受托人和委托人所订立的合同中去，委托人就和第三人成为了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诉争的双方即利益冲突的双方就应该是委托人和第三人，而非受托人和委托人。根据实体利益的冲突来确定诉讼主体，第三人就可以以委托人作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起诉。第三人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出起诉，那就是第三人在介入到受托人和委托人所订立的合同中后，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以该合同为基础对委托人提出起诉。这样既符合了《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和介入权的规定，也符合了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诉讼主体地位分配的理论和规定。综上，熊超作为第三人可以直接以委托人陈流苏、熊国华为被告就委托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熊超诉称傅藻清作为陈流苏、熊国华的委托人将诉争房屋予以出售，熊超作为房屋的实际购买方在已支付购房款项后，傅藻清、陈流苏、熊国华违约并给其造成巨大生活困扰和经济损失，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朱明珍、傅藻清与陈流苏、熊国华之间的委托关系，并判令陈流苏、熊国华返还购房款、利息以及溢价损失等，因此本案案由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买卖合同标的属于不动产，故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案涉房屋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故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20）赣0902民初2362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挺审判员 胡劲松审判员 邓育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袁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