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8民终26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霞，女，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山东士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女，198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天晴，山东纵横统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冯文阔，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高霞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原审被告冯文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10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高霞上诉请求：1、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1084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的欠条有严重瑕疵，一是该欠条下部没有注明欠条的出具日期，二是该欠条不完整，欠条的上部、下部均明显经过了裁剪，欠条下部还有剩余的明显字迹，被上诉人裁剪掉了欠条形成的原因即双方关于参与“跨界通”的文字记录，被上诉人举证的这一份不完整的欠条也根本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本案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举证任何实际向上诉人实际出借了10万元的证据材料，没有举证10万元的转账记录、收款收据、资金来源、约定用途、还款方式、交付地点、交付过程、证人证言等任何能够证明10万元现金实际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据，10万元借贷采用现金给付不使用银行转账根本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由于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收到过被上诉人的借款，双方之间不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案诉争的纠纷实际上系共同参与“跨界通”所形成的非法债务。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过“跨界通”业务，上诉人举证的双方参与传销“跨界通”积分流转清单上，最后一行系被上诉人自己书写收到上诉人1000元借款，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参与过“跨界通”业务，同时证明被上诉人对该积分流转清单是完全认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由于本案系双方共同参与“跨界通”业务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一审就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四、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诉人曾经的还款行为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纯属主观臆断，由于上诉人法律知识的匮乏，认为参与传销活动所欠债务是合法债务而还款，同时被上诉人以不还款就起诉一家人为要挟而被迫还款，本案不能以上诉人被迫支付款项的事实就推定与原告形成的就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这就等于保护了非法的债务。五、一审法院判决书存在不合逻辑之处：一审法院认为“还款记录吻合的清单”实际上是指上诉人记载的积分流转清单，但是下文判决书中又认为积分流转清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这等于即采纳又否认了上诉人的举证，严重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六、一审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举证任何转款凭证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了10万元借款，但一审判决书第四页，本院认为部分却凭空添加了被上诉人提交了“转款凭证”。既然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举证转款凭证，一审法院完全不能认定上诉人实际收到了借款，更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七、被上诉人的举证的欠条、聊天记录孤立、单一，聊天记录也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实际接到了10万元借款，明显不能形成充分的证据链条。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举证了和被上诉人共同参与以及认可的“跨界通”业务的积分流转清单，足以证实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法院根本没有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红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无理的上诉请求。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中，被上诉人张红提交的欠条、上诉人还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自记的陆续还款记录与“欠条”载明上诉人高霞还款记录相吻合的事实等，足以认定上诉人高霞在偿还了4.5万元后，双方又形成了尚拖欠5.5万元的欠条，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欠条中2016年10月1日起的还款记录明细直到本案起诉后的2019年9月1日，上诉人一直在陆续还款，足以证明上诉人还款的原因是因为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3、上诉人上诉述称“要挟而被迫还款”，其说辞毫无根据。鉴于上诉人多次还款，并进行微信沟通，其内容均不存在胁迫之意。4、上诉人述称的所谓的本案债务系其与被上诉人因参与传销活动形成的非法债务，亦是毫无根据的。因上诉人提交的自记单方制作的传销积分转出明细等，其内容意思表示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45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4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红、被告高霞系某煤矿职工。2016年9月1日，高霞向张红借现金10万元。高霞分四次向张红偿还了4.5万元后，在高霞书写的“欠条”上签字并在其名字上及“月利息3分”上按捺了手印。该欠条载明，“还欠张红5.5万元，2016年9月1日借现金10万元，月利息3分。”同时，该份欠条载明被告高霞还款记录。2017年4月1日，高霞通过支付宝向原告张红转账5000元。张红向高霞出具了收条，载明，“2017年4月1日，收支付宝转账5000元。”2017年8月7日，原告张红向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日收到高霞现金5000元整（欠款）。”2019年10月6日，高霞、张红进行了沟通，“高霞：给你58000了。张红：知道呀。”另查，原、被告双方进行过“跨界通”业务，高霞同时制作了双方自9月1日至次年1月9日的积分流转清单，并将该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张红。在该清单的下方，高霞记载了偿付张红案涉借款的情况，与“欠条”载明被告高霞还款记录吻合。张红在该清单下方书写了“2018年4月28日收高霞欠款1000元整，张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依据原告张红提交的欠条、转款凭证、聊天记录，结合被告提交的记载了与“欠条”载明被告高霞还款记录吻合的清单等，足以认定被告高霞在偿还了4.5万元借款后，双方又有形成了尚拖欠5.5万元的欠条，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鉴于被告多次还款，并进行微信沟通，因此，被告辩称系受原告胁迫而偿还了借款，不予采信。高霞辩称，其与张红之间系共同参与跨界通传销活动形成的非法债务，因提交的积分转出明细、积分欠付欠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依据高霞、张红于2019年10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被告高霞主张已偿还原告张红借款58000元，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人仅有依照不超过24%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约定利息过高，予以调整。原告张红主张被告冯文阔与被告高霞系夫妻，应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因未提交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据，因此，原告张红诉求被告冯文阔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冯文阔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了答辩和对证据质证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红借款本金42000元及利息（以42000元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原告张红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463元，由被告高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高霞提交了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共青团路派出所复印的上诉人的报案记录，共青团路派出所已经把上诉人的报案材料转给了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间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参与传销的事实。张红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仅是对上诉人参与传销的报案证据，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与本案的民事诉讼程序也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张红和高霞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张红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主张证据为高霞签名的“欠条”，该“欠条”形式上不完整，欠条上下部均有明显裁剪痕迹，张红辩称裁剪部分记载的是“2016年9月1日借张红现金10万元整”，对于如此重要的内容未予保留，而进行裁剪，不符合常理。另外，该欠条内容不完整，没有关于出具时间的记载，且内容记载混乱。因此，该欠条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重大瑕疵，并非完整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中，高霞提交了其制作的双方自9月1日至次年1月9日的积分流转清单，并将该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张红。在该清单的下方，高霞记载了偿付张红案涉借款的情况，张红提供的“欠条”记载的还款明细与高霞出具的积分清单中所记载的还款明细多处吻合。张红在该清单下方书写了“2018年4月28日收高霞欠款1000元整，张红”，高霞提交的张红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的欠条载明：“欠高霞积分两万积分整”。高霞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跨界通”业务密切相关。张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借款合意，故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红在与高霞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向其主张借贷合同权利，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高霞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108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红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63元，退还张红；上诉人高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