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3民初111号原告：纪勇，男，汉族，1958年7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广东格昂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511044199。系深圳市罗湖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被告：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A区4层02，身份证号码：91440300192190338X。法定代表人：钟晓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贝贝，广东天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746332。原告与被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纪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被告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贝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纪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因丢失档案，赔偿原告社保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待遇的损失人民币958802.48元。计算依据如下：（1）根据武汉市养老金视同缴费年限的法规和武汉市企业“中人”退休养老金的计算公式：月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只考虑视同缴费年限对养老金待遇的影响，上述公式变为如下：月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6233×19.25×1%+6233×19.25×1.2%=2639.68。（2）根据武汉市人均预期寿命81岁计算60岁退休后有21年，21年损失的养老金=2639.68×12×21=665199.36。（3）根据国家社保养老金16连涨的规律，将上述21年损失的养老金增加为：21年损失的养老金=958802.48。注（1）按岗平工资计算，（2）按未计算滞纳金）。2.因丢失档案，赔偿原告社保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待遇的损失人民币100976.4元。计算依据：根据武汉市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的法规和医保退休一次性补缴的计算方法得出。缴费金额=年度缴费标准×应补足的缴费年限=74796×5%×27=100976.4。3.因丢失档案，无法办理退休，赔偿原告退休工资的损失：从2018年7月开始，按首月4669.19元赔偿原告的退休金，并根据国家每年增加养老金的方法逐年增加，直至原告能够拿到的上述1、2项的赔偿金为止。计算依据如下：（1）根据武汉市养老金视同缴费年限的法规和企业“中人”退休养老金计算公式：月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6233×42×1%+611.51+6233×19.25×1.2%=4669.19；（2）根据国家社保养老金16连涨的规律）。4.因丢失档案，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费100000元。5.因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保，补缴原告以前的社保费用及滞纳金，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深圳市社保局为原告按深圳市岗平工资标准补缴1993年5月至2003年5月的社保费用及滞纳金。6.因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保，赔偿原告个人缴纳社保的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支付的2003年5月至2018年7月的社保费用96298.22元。7.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差旅费10000元。8.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合计诉讼请求金额1266077.1元。事实与理由：1992年初，被告单位要开发软件系统，原告作为《深圳市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派出软件工程师进被告单位现场开发（该系统）。在现场持续工作中，被告单位发放过两次工资给原告。后被告决定将原告调入被告单位，遂向原告原单位发商调函，安排原告参加深圳调入干部考试，考试合格后，被告于1993年12月3日将原告的人事档案调入被告单位。但原告档案调入后，被告一直未发给原告工资，也未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期间，原告一边继续为被告开发软件，一边催促被告发放工资，办理社会保险，被告一直以“手续未办完”为由拒绝。原告为被告工作了两年后，已没有了工资来源，就向被告说明，现在原告已没钱付房租了，被告当时给原告提供了一个单身宿舍床位，但未发放工资和办理社会保险。原告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后（原告已为被告连续工作了3年多的时间），只有去深圳其他单位工作，以维持生计，并继续等待被告“办完手续”，并一直催促被告。直到2000年元旦前，被告也没有“办完手续”，原告意识到已没有调入希望了，于2000年元旦回到武汉。2003年原告在武汉以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了社保登记时，得知要有档案办理视同缴费年限，遂向被告索要人事档案，被告称档案在＜一致药业＞，要原告向＜一致药业＞索要，原告就向＜一致药业＞索要，＜一致药业＞称，你凭什么向我要档案，原告将档案的回执传真给＜一致药业＞，＜一致药业＞看后称，你的档案接收单位是被告，你应该向被告要，拒绝了原告的索要档案请求。后原告又向被告所要，被告不予理睬。现原告2018年满60周岁，按社保部门的要求，又向被告索要原告的人事档案办理退休，被告还是称档案在＜一致药业＞，要原告向＜一致药业＞索要，不予提供原告的档案，致使原告无法办理退休，无法拿到退休工资。被告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纪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款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本案中，纪勇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表示2003年其在武汉以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社保登记时得知要有档案办理视同缴费年限，遂向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索要人事档案，而直至2020年纪勇才提起本案诉讼，据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纪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纪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医药公司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且纪勇关于其与医药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的陈述不符合常理。1992年6月颁布并实施的《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五条规定：“职工档案由所在企业的劳动（组织人事）职能机构管理。”第十八条规定：“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据此，企业仅能管理本企业的在职职工档案。纪勇主张医药公司1993年将其人事档案调入医药公司，则其应当提供其与医药公司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但是，纪勇在本案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医药公司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此外，纪勇关于其与医药公司劳动关系的陈述不符合常理。纪勇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表示其为医药公司连续工作了3年多，但是医药公司一直以“手续未办完”为由未向纪勇支付工资，也没有为纪勇办理社会保险，试问是什么“手续”让一家国有企业三年多的时间仍无法办完？又是什么“手续”会让一家国有企业以此为由三年多的时间一直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办理社会保险？又有哪一位劳动者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办理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工作三年多？纪勇关于其与医药公司劳动关系的陈述显然不符合常理。三、纪勇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据以认定医药公司曾接收纪勇的人事档案。在本案中，纪勇仅提交了落款时间为1993年的加盖“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的《档案回执》、《干部商调函》作为证据，医药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理由如下：第一，经医药公司员工核实，医药公司并无“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第二，上述证据与纪勇的陈述相矛盾：1、《档案回执》中人事档案调出单位为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商调干部审查表》中纪勇的“现工作单位”为武汉长江轮船公司运输部调度室，“简历”中其工作经历为长航灭火机厂、长航武汉船舶供应站、武汉长江轮船公司，但纪勇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表示其在1992年初作为深圳市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派出软件工程师进医药公司单位现场开发软件系统，即其在1992年初时工作单位为深圳市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而非武汉长江轮船公司，故证据与纪勇的陈述相矛盾。2、《商调干部审查表》中载明：“接你单位（即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92年9月9日商调字号来函关于商调纪勇同志来我市分配工作问题，请你处提供以下情况，以便我们研究，是否同意调入待另行函复”，该内容说明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向医药公司发函商调纪勇来深圳市分配工作，对于是否同意调入还待医药公司研究，这与纪勇在《民事起诉状》中表示的“1992年，被告（即医药公司）向原告即纪勇原单位商调原告调入被告单位”、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表示的“被告决定将原告调入被告单位，遂向原告原单位发商调函”相矛盾。综上，医药公司认为纪勇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据以认定医药公司曾接收纪勇的人事档案。四、医药公司主管部门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控公司”）于2005年对医药公司进行了改制，并对医药公司全体员工进行了安置，投控公司有义务妥善处置医药公司包括职工档案在内的全部档案资料，否则，投控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依据投控公司在纪勇与医药公司、投控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返还原物纠纷案件[案号：（2019）粤0303民初7866号]中向法院提交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档案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可知，医药公司原为投控公司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2005年2月，投控公司报请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批准后对医药公司进行改制。《复函》附件二投控公司与国药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9条员工安置条款约定：“9.1一致药业原派往医药总（即医药公司，下同）总部的35名员工，应视为一致药业的正式员工，不作为医药总员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按照乙方（即国药公司，下同）出具的《关于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补偿安置的承诺函》中的承诺补偿安置该批员工。9.2医药总名下的其他在册员工，由甲方（即投控公司，下同）协助医药总按深圳市政府有关规定予以补偿安置，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9.3医药总名下的离、退休员工，由甲方协助医药总按深圳市政府有关规定转入社区管理，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据此可知，投控公司在对医药公司改制时对医药公司的全体职工已进行安置，国药公司在受让医药公司100%股权时，医药公司已无任何职工。对于改制中医药公司档案处置的问题，1998年3月颁布并实施的《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是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列入其议程，并同步进行。”该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的组织管理。”第二十八条规定：“干部职工档案按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执行。企业下岗职工档案按有关规定执行。”据此，投控公司作为医药公司的主管部门，在对医药公司进行改制时，有义务妥善处置医药公司包括职工档案在内的全部档案资料。然而，在（2019）粤0303民初7866号案件中，投控公司在其向法院提交的《复函》中表示在对医药公司进行改制时“产权转让不涉及档案移交问题，未形成有关档案移交和寄存的目录等相关档案处置文件”，证明其未妥善处置医药公司档案。投控公司作为医药公司的主管部门违反《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的规定未妥善处置医药公司档案，由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应当由投控公司承担。五、为查明本案事实，恳请贵院依法追加投控公司、国药公司、深圳市国资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对于纪勇与医药公司之间是否曾存在劳动关系、纪勇的档案是否曾调入医药公司、医药公司2005年改制时公司档案的处置情况等关键案件事实，医药公司改制时的股东兼主管部门投控公司、改制后的股东国药公司、改制监管部门深圳市国资委应当知情，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恳请贵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法追加投控公司、国药公司、深圳市国资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以上答辩意见，诚望合议庭予以采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原告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1993年１２月３日的加盖“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的“回执”，载明：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你处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６日转来的第５４号工人／干部档案专递通知中开列的纪勇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共壹册，我处已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日收到，经清点无误，现将回执退回，请查收。原告同时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1992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加盖“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的“商调干部审查表”复印件，载明：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接你单位９２年９月９日商调字号来函关于商调纪勇同志来我市分配工作问题，请你处提供下列情况，以便我们研究，是否同意调入待后另行函复。表中还列明了纪勇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简历等基本情况，其中参加工作时间为1976年9月。二、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被告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０日股东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变更为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股东又变更为国药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股东又更额为张茸茸１０１７万元，１００％，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４日股东又更为钟桂峰４５７．６５万元４５％、钟晓伟５５９．３５万元５５％，之后股东又进行过变更。三、本院在另案中向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该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向本院复函称，贵院（2019）粤0303民初7866号《协助调查函》收悉，同时市国资委也将此函转我司一并处理。经核实，现将相关情况复函如下：一、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总公司”）原为我司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2005年2月，经报请市国资委批准，我司将医药总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国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后医药总公司性质依然为国有。二、医药总公司为独立经营主体，其人事档案由其自身保管，产权转让不涉及档案移交问题，未形成有关档案移交和寄存的目录等相关档案处置文件。三、该案原告纪勇的人事档案未移交我司，我司无法协调调取。四、本案审理中，被告申请向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调取在２００５年对被告进行改制时做出的职工安置方案及相关文件。该公司回复称，２００５年我司将医药总公司转让给国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后医药总公司性质依然是国有，是独立经营主体，人事档案由其自行保管，产权转让不涉及档案移交问题，因此无法提供相关材料。五、１９９３年４月至１０月原告通过市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缴交社会保险，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１１月，原告通过深圳市兰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缴交社会保险，社保电脑号为１４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原告在武汉市缴纳社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保险，单位编号为武汉市江汉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社会保险合计缴纳８９１９２．８元，基本医疗保险缴纳２７０５８．６２元，大额医疗保险累计缴纳１１００元。六、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发函查询原告纪勇有无向该局申请办理退休手续，退休时的基本养老金测算，以及其工龄认定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的关系等问题。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出具《关于纪勇相关问题的复函》，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一、纪勇，2003年5月起在武汉市汉江区灵活就业窗口参加养老保险至今，累计实际缴纳养老保险207个月，目前已超过60周岁，尚未正式向我处申请办理养老保险退休。根据有关精神，纪勇达到60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已达到15年（180个月），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其2018年8月起缴纳的养老保险需予退还，且养老金不予补发。二、依照纪勇目前在武汉市的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根据国务院、湖北省等文件精神，其退休养老金计算公式为：基础养老金=（本人退休、退职时上年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2×缴费年限（月）合计÷12×1%。按时计缴费年限183个月（2003年5月至2018年7月）测算，约933.81元。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计发约数按国家规定执行）。按清退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养老保险缴费后个人账户余额测算，约391.98元。过渡性养老金=本人退休、退职时上年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本人退休、退职前历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视同缴费约月数÷12×1.2%，由于目前纪勇视同缴费年限为0，故该项计算结果为0元。上述三项合计金额为：1325.79元。注：武汉市2017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640元，纪勇2003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个人账户储存额约54485.7元，月平均缴费指数约0.84438。其中，后两项数据均为手工测算，不排除存在误差。此外，根据我市2019年度和2020年度执行的养老金增资政策（鄂人社发［2019］24号、鄂人社发［2020］28号），纪勇2019年度养老金测算增资金额为101.88元，自2019年1月起执行，2020年度养老金测算增资金额为104.84元，自2020年1月起执行。即如纪勇2020年11月前来申报退休，其退休时间按2018年7月确定，自2020年12月起按月计发，计发标准约为1532.51元（1325.79元+101.88元+104.84元），以前的不予补发。三、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我市企业施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武政［2007］72号、《关于贯彻执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的通知）（武劳社［2007］136号）精神，凡按照我市城镇企业施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企业和单位及职工，实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的时间统一规定为1996年1月1日，在按照新办法和原办法计算基本养老金待时，其视同缴费年限计算的截止时间均按规定统一为1995年12月31日。视同缴费年限是指在实行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前按国家规定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工作时间，国家部委及地方对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四、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相关规定，在武汉市灵活就业窗口参保时，由参保人在辖区公布的缴费档次中自行选择标准，与其原工作经历和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情况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依据为被告将其档案丢失，从而造成其损失，故请求被告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和被告有无劳动关系？2、被告是否需要赔偿原告因档案丢失造成的损失？3、本案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原告主张和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其依据为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日被告向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出具的收到原告档案材料“回执”，以及“商调干部审查表复印件”。对于该回执，仅能够证明被告接受了原告的人事档案材料一册，但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对于当时的被告来说，其企业性质属于国企，其人员的调入及建立劳动关系则需要一些列的调动手续及入职手续，才能够说明原告和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而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一个接收档案的回执并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对于“商调干部审查表”，原告不能够提供原件，本院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该商调干部审查表是真实的，也只能够证明被告曾经向原告的原单位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干部处发函函调原告的基本情况，并且在该函件上载明“．．．以便我们研究，是否同意调入待后另行函复”，故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且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记载原告的社保电脑号为１４４９９９，最近参保单位名称为深圳市兰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缴费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８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４月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参保单位为市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调入被告单位，和被告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七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人事档案是公民就业、缴纳社会保险、办理退休手续所应具备的重要凭证，档案的存在及记载的内容对公民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可能影响到公民的经济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和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人事档案已经交给了被告保管，被告虽然主张原告提交的1993年的加盖“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的回执上的印章，经医药公司员工确认并无“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人事部”印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各个部门存在部门印章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不存在该公章，故对于被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丢失档案应承担的相应的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损失的计算，本院认为，因被告丢失了原告的档案，导致原告的档案在后续的工作中并不能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流转，并且对原告办理退休时存在以前的工龄无法认定的情形。根据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出具《关于纪勇相关问题的复函》，原告2003年5月起在武汉市汉江区灵活就业窗口参加养老保险至今，累计实际缴纳养老保险207个月，目前已超过60周岁，达到60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已达到15年（180个月），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相关规定，在武汉市灵活就业窗口参保时，由参保人在辖区公布的缴费档次中自行选择标准，与其原工作经历和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情况无关。故在武汉市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保时，是由原告自主选择的缴费档次，该养老金发放的数额是根据原告的选择进行发放的。但是在退休养老金构成中，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跟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原告的缴费金额有关，跟丢失档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过渡性养老金涉及到视同缴费月数，在武汉市社保局向本院的复函中测算时，指出由于目前纪勇视同缴费年限为0，故该项计算结果为0元。而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影响到原告退休养老金的金额，故对于这一部分的金额，应当认定为档案被丢失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虽然提交的“商调干部审查表”，为复印件，但是结合被告对原告档案材料“回执”，并且被告在档案丢失的情况下也无法提交其他的证明证明其参加工作的时间，故本院对于该“商调干部审查表”中记载的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予以采信，原告的视同缴费年限按照参加工作时间计至1995年12月31日止计算，共计232个月。武汉市2017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640元，月平均缴费指数约0.84438。根据上述数字，过渡性养老金=本人退休、退职时上年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本人退休、退职前历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视同缴费约月数÷12×1.2%，原告在这一项过度性养老金上的损失为：6640×0.84438×232÷12×1.2%=1300.75元。参照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武汉人均预期寿命81.09岁计算，从六十岁退休计算21年，本院按照上述计算，酌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丢失档案的损失费用为：1300.75元×12月×21年=327789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保险损失、退休工资损失、精神损失均和丢失档案无直接的关系，其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认定，原告无证据证明和被告有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以前的社保费用和滞纳金、原告个人缴纳的社保损失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处理档案丢失的事项往返其居住地武汉和深圳，势必会产生交通费等费用，本院对此酌定被告赔偿原告5000元。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是因被告将原告的档案丢失而提起的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因其办理退休时才能够知晓档案丢失对其权益造成的损害。原告2018年7月才年满60周岁，才能够办理退休手续，原告才能够确定其损失，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7月起算，按照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至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在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后再行提出的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在此不做审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纪勇赔偿人民币332789元。二、驳回原告纪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94元，由原告负担11936元，由被告负担4258元。此款原告已经向本院预交，对于被告负担的4258元，本院予以退回原告。被告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4258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志刚审判员  黄晓美审判员  李业旺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林晔书记员巴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