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401号原告：广州金全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1028号E2区首层自编29铺。法定代表人：陈裕生，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华，男，原告公司员工，联系地址。被告：绍兴同盈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东路以东二号厂房二楼201。法定代表人：李彦军。被告：李彦军，男，197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被告：张文科，男，198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万荣县。原告广州金全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同盈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盈纺织公司）、李彦军、张文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华到庭参加了诉讼，三被告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认定结欠原告货款154595.77元；2、判令三被告（连带）立即付还结欠原告货款154595.77元；3、判令三被告（连带）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还货款的利息，从2019年3月1日起算至被告实际全部付还欠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31日止为7394元）；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李彦军、张文科是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的股东，被告李彦军是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张文科是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的业务负责人，该三被告负有连带还款责任。原告与被告同盈纺织公司于2018年6月份起建立贸易关系，2018年6月15日原告与被告代表张文科签订一份“购销合作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同盈纺织公司应于第二个月15号前付清前月份购货款，货款以转账或现金付款;越期付款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违约金；以越期付款金额乘以每天万分之五乘以越期天数计违约金。此后，被告同盈纺织公司多次电话向原告订购热转移印花纸，原告送货到被告工厂交货。截至2018年6月30日被告结欠货款143592.8元，截至2018年7月31日被告结欠货款103856.50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被告结欠原告124803.3元，截止于2018年10月30日余额138773.8元，2018年11月30日结欠原告货款余额151111.3元，2018年12月31日结欠原告货款余额175414.3元，截至2019年5月24日结欠原告货款154595.77元，2019年9月30日结欠原告货款154595.77元。被告于2019年9月的对账单中，以其中有40000元欠款是该公司前工作人员“吴超”经手为由而不予承认，于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号的对账单写上“公司欠款共计114595.77元，其中有40000元不归本公司”，对于被告提出的欠款总数中其中40000元为前经手人与之无关之说，原告方不予认可。2019年9月份的欠款余额为154595.77元，这并不是被告否定得了的。因为被告欠款从2018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及2019年2月1日至5月24日欠款余额被告都没有异议，到2019年9月份的对账，被告才提出该公司前经手人吴超（被告内部工作人员）经手的40000元与该公司没有关系，这点原告方不能认可。被告从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24日止都是双方认可对账单的被告欠款余额，尤其从2019年2月28日双方己对账确认欠款余额154595.77元，从2019年2月28日开始至今被告一直无购货也无付款的情况下，到了2019年9月对账就平白无故对40000元不承认，这没有丝毫的道理，原告方不能接受。被告从2019年2月28日开始至今结欠原告金额154595.77元。此后原告多次电话及派人催讨，被告一直拖欠此货款不还。鉴于各被告不守承诺，无限期拖欠，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三被告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也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依法审查后，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一、《购销合作合同》；二、《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六份；三、网银电子回单。证据一显示内容：原告（供货方、甲方）与被告张文科（购货方、乙方）于广州市海珠区签订一份《购销合作合同》，双方约定：甲方供乙方产品：数码热转印纸，具体产品型号、规格，以乙方电话通知，甲方安排送货；由甲方派车送到乙方指定地点交货；乙方应于第二个月十五日前付清前月份购货款，货款以转帐或现金付款；甲方收到贷款时出具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为甲方收款凭证依据（转账结算以甲方银行账户实际收到款项收据才有效，否则收据无效）；越（逾）期付款，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违约金，以越（逾）期付款金额乘以每天万分之五乘以越（逾）期天数计违约金；甲方送货单、对账单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与乙方每月对账一次，甲方提供乙方己签名验收的送货单交给乙方对账，乙方核对各有关账单、帐表无误后于甲方对账单签名或盖章确认以示负责；对账完毕，甲方提供乙方对账的送货单，乙方应交回甲方作为进账凭证，双方以已签名盖章确认无误的对账单为结算依据，甲乙双方需妥善保管；甲乙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先行协商，协商不成于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本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期间有关合作条款有变更、变动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证据二反映的内容：在第一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张文科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8年7月1日至7月31日，期初余额为143592.80元；2018年7月20日已收43816.30元，2018年7月31日，热转印纸A86+160*150,20条，含税单价204元，应收4080元，余额为103856.50元。在第二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李彦军于2018年11月22日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11月5日，期初余额为124803.30元；应收120310.50元，已收117500元，余额127613.80元等内容，被告李彦军在“客户确认欠款人签名”处签名。在第三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李彦军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期初余额为138773.80元；应收50437.50元，已收38100元，余额151111.30元等内容，被告李彦军在“客户确认欠款人签名”处签名。在第四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李彦军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初余额为151111.30元；应收24303元，已收0元，余额175414.30元等内容，被告李彦军在“客户确认欠款人签名”处签名。在第五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李彦军于2019年7月3日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9年2月1日至5月24日，期初余额为204595.77元；应收0元，已收50000元，余额154595.77元等内容，被告李彦军在“客户确认欠款人签名”处签名并写有“142727197711183609”的字样。在第六份对账单中，原告与被告李彦军、同盈纺织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载明：结算客户绍兴县张文科，对账时间为2019年9月1日至9月30日，期初余额为154595.77元等内容，被告李彦军在“客户确认欠款人签名”处写有“公司欠款共计114595.77元，其中有40000元不归本公司，从本月起每月安排货款5000-10000元”的字样；并由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盖章。证据三显示的内容为：被告同盈纺织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5日、4月15日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转款17000元及50000元。另查，原告经向被告催讨货款未果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诉讼中，原告主张按照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向被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其利息以154595.77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的1.5倍予以给付。被告同盈纺织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营范围为纺织品、服装、数码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网上销售：纺织品及面料、服装、家纺产品等；被告李彦军、张文科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以上事实，有《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购销合作合同》、网银电子回单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结合庭审内容，可以反映出在被告同盈纺织公司未成立前，被告张文科、李彦军作为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的代表与原告签署涉案合同并进行热转印纸产品的买卖交易，原告对此也不持有异议，其后被告张文科、李彦军作为被告同盈纺织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也没有改变原有的买卖交易模式。因此，在本案中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同盈纺织公司之间通过《购销合作合同》构成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称被告拖欠其货款未归还，并提交了《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购销合作合同》、网银电子回单等证据予以证实，三被告没有到庭提出抗辩意见及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故本院对原告陈述的被告同盈纺织公司拖欠货款事实予以认定。此外，被告李彦军、同盈纺织公司在2019年10月24日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时虽对拖欠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但是原告举证证实被告李彦军在之前的《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已确认拖欠的货款金额为154595.77元，现亦无其他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实际拖欠货款金额154595.77元予以认定。涉案《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购销合作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应按照约定数额支付拖欠的价款；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据此，由《购销合作合同》的约定，可知被告理应在收到货物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付清前月份购货款，但是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来核算被告的付款与尚欠货款，却未有约定具体付款时间，由此可知原告许可被告对其支付货款时间作出调整，也就是说双方从原有的“确定付款时间”的约定调整为“付款期限不明确”约定。虽然双方未在《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约定被告何时支付拖欠货款，根据交易习惯被告理应在收到货物合理期限内支付该笔款项，但直至原告起诉，被告至今除了向原告支付了67000元之外仍未向原告清偿剩余货款，这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同盈纺织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合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只是现确认的拖欠金额应为87595.77元（154595.77-67000），并非原告所起诉时主张的金额，故本院对此予以调整。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前所述，被告同盈纺织公司应依约如期清偿拖欠原告的货款，现被告逾期未支付，原告可依法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此，即使上述涉案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但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已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并且主张该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1.5倍标准计算，符合规定，本院对原告的利息主张予以支持，只是利率应以年利率24%为限。此外，被告同盈纺织公司在2019年10月24日签订《客户期间购货结算欠款对账单》时作出从本月起每月安排还款的意思表示，而其后被告仍未按其承诺时间向原告还款，故原告所主张被告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11月1日为宜，故本院对此予以调整并对利息标准的表述予以完善。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彦军、张文科承责的问题。现原告举证的证据无法反映出被告李彦军、张文科有加入原告与被告同盈纺织公司之间债务的事实，也没有反映出两被告为该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鉴于此，原告要求两被告承责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绍兴同盈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金全纸业有限公司偿还货款87595.77元，并支付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5日（以欠款154595.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从2020年3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以欠款137595.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从2020年4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欠款87595.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给原告，上述利率标准以年利率24%为限。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47元，由被告绍兴同盈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经由原告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吴哲伟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汪嘉敏林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