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行再1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上何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 负责人何干群，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嘉，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水寨镇华一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少辉，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立，该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浪，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路市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张爱军，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萍，广东省梅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奎，广东省梅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副科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洪老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 负责人洪伯权，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国祥，男，194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洪老屋。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吊棚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 负责人洪辉波，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展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上何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何组）、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华县政府）、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梅州市政府）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洪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洪老组）、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吊棚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吊棚组）林木林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作出的（2018）粤行终323号行政判决，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1295、130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蓝坑里”，坐落于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面积约415亩，四至范围：东至进坑深窝里与何镜群自留山相邻，西至坑尾山峎分花水为界，南至与黄洞片山峎分花水为界，北至洪老组成坑里山峎倒水为界。争议地内主要是天然松树林及一些杂树。山脚下的水田、旱地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绝大部分由上何组耕种，小部分由洪老组、吊棚组耕种。洪老组、吊棚组原属玉基大队，上何组原属大新大队，1963年间玉基大队、大新大队、大同大队合并为大玉大乡（现为大玉村），现大玉村下辖上何、洪老、吊棚等23个村民小组。虽行政体制有变革，但山林土地仍按原合并前的状况各归各管理使用。2007年，因光大公司拟在“蓝坑里”种植速生林引起群众滥伐树木，洪老组、吊棚组与上何组引发本案权属争议，上何组遂向五华县政府申请确权。争议各方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等各历史时期均未取得争议地权属依据或林权证书，均认可按当地风俗，老人去世只能到所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山上建坟埋葬。争议地共有上何组九座祖坟，最早的建于清朝道光六十四年，最晚的建于2006年，共有洪老组、吊棚组二座祖坟，一座位于争议地，另一座位于争议地山脊分界线上。 1984年春节元月初九，上何组订立《上何队集体公约》，公约明确记载：“蓝坑里”（北面深窝里、南面成背坑富娣的自留山起至坑尾）的山林地属上何队集体所有，由上何队长何淑添和亚茂担任集体山管理人，工资为各人一份标耕田，本队村民山地上建坟不收费等事项。 2007年12月4日，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调查询问知情人马某1（曾担任潭下镇老土改干部、农会委员、大玉大队的农协主席、党支部书记、亲自参与分田、分地、分山，现住潭下镇大玉村××村民小组）、××组村民何某1，并制作《访问笔录》。 2014年9月29日，五华县政府在潭下镇大玉村委会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参会人员李某1（大玉村李屋村民小组组长）、李某2（大玉村上村村民小组村民，曾任大玉村村干部）、刘某1和何某2（大玉村李屋村民小组村民）一致认定“蓝坑里”林地一直是上何组的，该处山坐落在上何村民居住区域，当时土改分山的原则是就近分配，在1963年合并前后，对山林、田地没有统一，还是各自范围各自管理。 2007年3月16日，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调查询问洪老组组长洪某1、上何组组长何某3、五华国税退休干部何某4，并制作《问话笔录》，调查询问上何组村民李某3、吊棚组老组长洪某2并制作《访问笔录》，调查询问知情人罗某1（1953-1980年任原大新大队支部书记，现住潭下镇大玉村××）、××（××、××棚组村民），并制作《询问笔录》。罗某1述称，1958年左右，大新大队与玉基大队就争议地“蓝坑里”进行划界，大新大队蕉采的山划给大新大队，玉基大队蕉采的山划给玉基大队，当时两个大队确认无争议。但对划界线地点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蓝坑里入口中塘右边小坑内为界，入口左边以去上嶂的小路山坳为界，当时左右两边都铲界线，且当时划界线后没有写协议或记录。2014年8月12日，经手人洪某3、证明人罗某2、罗某1、卢某1出具《证明》（以下简称2014年《证明》），内容为：“关于我玉基村蓝坑里的山，入坑右片系寨背外窝山峎山界，下至水坜上至山顶直入坑尾，左片从寨背对面深窝里内山峎山界上至山顶、下至田、直入至坑尾。在解放前系玉基的山，解放后核算单位下放之时已放给洪老队与吊棚队所有，特此证明。”2014年9月29日，为核实该《证明》内容，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调查询问洪某3（从解放初期至1983年历任干部，现住潭下镇××栋村民小组）并制作《访问笔录》，洪某3陈述“蓝坑里”山林解放前后都属于玉基片，约1963年玉基大队分给洪老、吊棚队后，一直管理使用到现在。同日，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还调查询问罗某2（1955-2006年历任村干部，现住潭下镇大玉村水口村民小组）、卢某1（1955-1984年历任大同、大玉村村干部，现住潭下镇大玉村上坳村民小组）、罗某1并制作《访问笔录》，该三人均陈述2014年《证明》中所说的山地四至不清楚解放前后属于谁，证明材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 2014年9月30日，五华县政府召集洪伯权（洪老组组长）、洪伯茂（吊棚组组长）、洪国祥（洪老组村民）座谈并形成《座谈记录》，洪老组、吊棚组认为“蓝坑里”解放前属玉基洪氏的祖公山，解放后即土改时是玉基的公山，1962年落实“四固定”时分给洪老、吊棚两生产队，林业“三定”时期没有分到户，留作集体山林。平常村民有割鲁草。 2015年5月26日，五华县政府作出华府行决〔2015〕2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一直以来是上何组管理使用，建坟、开荒以及调查、询问笔录、书证等能证实该事实，洪老组、吊棚组主张争议地归其集体所有和管理使用的证据不足，遂决定将争议地确认归上何组集体所有和管理使用。洪老组、吊棚组不服，向梅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梅州市政府作出梅府行复字〔2015〕95-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95-96号复议决定），维持2号处理决定。洪老组、吊棚组仍不服，于2015年9月29日向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梅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2号处理决定和95-96号复议决定。梅州中院作出（2015）梅中法行初字第47号行政判决，认定争议双方均无权属凭证，洪老组、吊棚组2014年《证明》不应采信，上何组《上何队集体公约》与调查询问当事人和知情人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能证实上何组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遂判决驳回洪老组、吊棚组的诉讼请求。洪老组、吊棚组不服，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粤行终138号行政判决，认定争议双方均无权属凭证，均无直接书证可以证明经营管理事实，五华县政府未调查清楚争议地及周边田地使用现状，从调查、询问笔录及书证认定上何组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不足，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罗佛祥与洪老组、吊棚组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罗某2出庭作证称洪老组、吊棚组一直管理使用争议地，五华县政府将争议地确权归上何组所有及使用，事实不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2号处理决定、95-96号复议决定，由五华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2016年11月4日，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组织争议双方组长及村民代表、大玉村委会代表、潭下镇政府代表到争议现场勘界、踏界，制作了《勘查争议山地现场情况登记表》《争议山地范围图》，确认争议地地名、坐落、面积、四至范围等，与2007年勘查相一致。2016年12月7日，五华县政府以“国内挂号信函”方式向洪老组、吊棚组发出《告知书》，告知内容有：“因需重新调查取证，请在2016年12月16日前将蓝坑里争议林地范围内属于你们的祖坟碑石周边鲁草割干净，以便勘查，否则责任自负。”洪老组、吊棚组签收该《告知书》后，未按要求派人到争议林地标出洪氏祖坟、碑石的位置。同月22日，五华县政府作出了《延长作出处理决定的通知书》并送达争议双方。2016年12月27日，五华县政府组织潭下镇司法所、农业服务中心、大玉村民委员会代表到争议地调查核实，查实争议地共有九座上何组祖坟，最早的建于清朝道光六十四年，最晚的建于2006年，并制作《争议地“蓝坑里”上何村祖坟分布现场调查图》。 2017年1月9日，五华县政府调查询问罗某3（潭下镇大玉村下罗村民小组村民）、田某1（潭下镇大玉村田屋村民小组村民）、李某4（潭下镇大玉村大塘面村民小组村民）并制作《访问笔录》，三人均证实罗某2在洪老组出生，幼年随母改嫁后改姓“罗氏”。同年2月24日，五华县政府调查罗某2并制作《询问笔录》，罗某2自述与知情人罗某3、田某1、李某4陈述基本一致，证实罗某2与洪老组存在利害关系。 2017年4月12日，五华县政府调查询问罗某4（潭下镇大玉村下罗村民小组村民）、田某2（潭下镇大玉村田屋村民小组村民）、许某1（潭下镇大玉村许屋村民小组村民）并制作《访问笔录》，证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本村民小组的坟地一般建在本村民小组的山上，如果要建在其他村民小组的山上，需征得同意。 2017年5月2日，五华县政府作出华府行决〔2017〕1号《关于潭下镇大玉村上何村民小组与吊棚、洪老村民小组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1号处理决定），认定上何组在争议地建坟开荒，与调查询问了解到的情况及书证等证实上何组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而洪老组、吊棚组未能证实在争议地建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有经营管理事实。经集体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的规定，决定将争议地确认归上何组集体所有和管理使用。洪老组、吊棚组不服，申请复议。 梅州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8月3日会同五华县政府、争议双方当事人再次到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查明：（一）从争议地“蓝坑里”坑口到坑尾的旱地、水田，大部分由上何组耕种，小部分由洪老组、吊棚组耕种；（二）从地理位置看，上何组居住在争议地“蓝坑里”的坑口，而洪老组、吊棚组居住地离争议地“蓝坑里”有两公里开外；（三）争议地“蓝坑里”是上何组饮用水的水源地，与上何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四）对五华县政府提供的《争议地“蓝坑里”上何村祖坟分布现场调查图》标注的坟地进行核实，均与实地相符，还查明争议地内有二座属洪老组、吊棚组村民祖先的坟地，一座位于争议地，一座位于争议地的山脊分界线上。2017年8月22日，梅州市政府作出梅府行复〔2017〕7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78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洪老组、吊棚组不服，向梅州中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号处理决定和78号复议决定，判令五华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梅州中院于2017年11月19日收到洪老组、吊棚组提交的《现场勘验申请书》，申请对争议地“蓝坑里”的山上坟地和1958年划分铲山界线等进行现场勘验。梅州中院认为争议地上坟地业经五华县政府、梅州市政府勘查，且争议双方派人参加已签名确认。至于1958年划分铲山界线，由于上何组认为该界限不存在，庭审中已向洪老组、吊棚组释明，再次申请勘验不予准许。 梅州中院（2017）粤14行初112号行政判决认为，（一）争议双方虽无直接的权属凭证佐证，但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走访调查、现场勘查、询问当事人、访问知情人的《询问笔录》《访问笔录》《座谈笔录》等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核实，可确认洪老组、吊棚组仅提供的2014年《证明》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上何组提供的《上何队集体公约》与同双方无利害关系的知情人马某1、李某1、李某2、刘某1和何某2等人《访问笔录》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且五华县政府工作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之间具有逻辑关系，能够反映争议地一直由上何组经营管理的事实。洪老组、吊棚组仅凭2014年《证明》主张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由于争议双方对争议地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在双方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可认定，争议双方承认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有村民去世后，只能在其所在村民小组的山上建坟和埋葬的事实，经现场勘查争议地有九座属上何组村民的祖先坟地，二座为洪老组、吊棚组村民的祖先坟地。且上何组提供的《上何队集体公约》对争议地行使管理权，与五华县政府通过调查询问当事人和无利害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的知情人了解核实的情况基本一致，能够反映争议地在土改时期分给上何组经营管理。五华县政府依照《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作出1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但适用法律法规条、款、项不严谨，未具体适用款、项不妥，应予纠正。（二）本案经广东高院判决由五华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五华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一是组织洪老组、吊棚组与上何组、大玉村委会、潭下镇政府相关人员到争议现场勘界、踏界，制作《勘查争议山地现场情况登记表》《争议山地范围图》，各方代表再次确认了争议林地面积、四至范围。二是向洪老组、吊棚组发出《告知书》，告知在2016年12月16日前将“蓝坑里”争议地范围内属其祖坟碑石周边鲁草割干净，以便勘查。现场核查争议地共有九座上何组的何氏祖坟，最早的建于清朝道光六十四年，最晚的建于公元2006年，并制作《争议地“蓝坑里”上何村祖坟分布现场调查图》。三是向知情人罗某3、田某1、李某4调查了解并制作《访问笔录》，三人均证实罗某2在洪老组出生，幼年随母改嫁后改姓“罗氏”，还询问罗某2，其本人承认其生父是洪老组村民洪金贤，幼年随母改嫁后改姓“罗氏”。四是向村民罗某4、田某、许某1调查《访问笔录》，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老人死后的坟地一般要在本村民小组的山上建坟地，如要在别人的山上兴建坟地，一定要征得山主同意。否则，做好后也会被山主拆除。上述案外人的陈述与洪老组、吊棚组及上何组在法庭调查时的陈述一致。上述重新调查核实的证据更能印证争议地属上何组管理使用的事实。据此，五华县政府在进一步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及相关知情人后，重新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虽与2号处理决定结果相同，但认定的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已有改变，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更加充分，不属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情形。洪老组、吊棚组提出五华县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违反“同一的事实和理由”的主张，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梅州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复议职责，78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洪老组、吊棚组的诉讼请求。洪老组、吊棚组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高院（2018）粤行终323号行政判决认为，大部分证人证言的内容可以证明上何组对争议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另一方面，根据五华县政府及梅州市政府、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从争议地“蓝坑里”坑口到坑尾的旱地、水田，大部分由上何组耕种，小部分由洪老组、吊棚组耕种，且争议地内有二座属洪老组、吊棚组村民祖先的坟地，一座位于争议地，一座位于争议地的山脊分界线上。因此，洪老组、吊棚组对争议地也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五华县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415亩全部确权归上何组所有，显失公平，且未查明洪老组、吊棚组与上何组各耕种水田、旱地多少亩，已耕种多少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78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属于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1号处理决定和78号复议决定，由五华县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上何组申请再审称：（一）洪老组、吊棚组仅提供2014年《证明》及利害关系人证言、二座解放前建立的祖坟等证据，不能证实其对争议地的权属主张。上何组提供的1984年《上何队集体公约》、无利害关系的知情人证言、争议地内九座祖坟等证据，以及新发现的证据2008年5月10日《兴建饮水工程合同》，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上何组对争议地的权属主张。五华县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上何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梅州市政府作出78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二）二审法院要求查明争议双方在山脚下各耕种水田、旱地多少亩，已耕种多少年，但是水田、旱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争议地确权无任何关系，且洪老组、吊棚组二座祖坟建立于解放前，不能作为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依据。（三）二审判决援引民法上的“显失公平”审理行政案件，显属错误，且判令五华县政府重作处理决定的期限只有三个月，违反《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五华县政府申请再审称：（一）争议地山脚下的水田、旱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依据。（二）洪老组、吊棚组在争议地的二座祖坟均为解放前修建，其中一座在争议地山脊分界处，不能认定为经营管理的依据。（三）二审判决判令五华县政府重作处理决定的期限只有三个月，违反《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对六个月期限的规定。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梅州市政府申请再审称：（一）洪老组、吊棚组二座祖坟均是解放前修建，且一座祖坟位于争议地山脊分界上，不能作为确权依据。除此之外，洪老组、吊棚组未能提供其他任何对争议地管理使用的证据。（二）上何组提供的1984年《上何队集体公约》、无利害关系的知情人证言、争议地内九座祖坟等证据，以及2008年5月10日《兴建饮水工程合同》，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上何组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再结合争议地系上何组房前屋后山、水源山，洪老组、吊棚组距离争议地三公里以上等事实，将争议地确权归上何组正确。（三）二审判决认定五华县政府未查明争议双方各耕种水田、旱地多少亩，已耕种多少年，属认定事实不清。因水田、旱地不在争议地内，与本案无关联性。（四）二审判决援引民法上的“显失公平”审理行政案件，显属错误，且判令五华县政府重作行政行为的履行期限只有三个月，不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洪老组、吊棚组答辩称：（一）争议双方都没有争议地的权属证书。祖坟、水田、旱地是两级政府认定上何组有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洪老组、吊棚组在争议地有祖坟，在争议地的山脚下有水田、旱地，二审判决认定其也有经营管理事实正确。（二）罗某12007年证言证实1958年上何组与洪老组、吊棚组就“蓝坑里”山林进行分山划界，“蓝坑里”外部分归上何组，“蓝坑里”内部分即本案争议地归洪老组、吊棚组。争议地现场仍遗留当年砍火路作为分界线的痕迹，洪老组、吊棚组也提供《山界照片》以佐证。（三）《上何队集体公约》涉嫌伪造，系内部约定不能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且只处理1958年分山给上何组的“蓝坑里”的外部分，不涉及“蓝坑里”的内部分即本案争议地。（四）证人刘某2、李某1等人与上何组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五）上何组的房前屋后山是“蓝坑里”的外部分，《兴建饮水工程合同》水源点在争议地山脚下，不在争议地内。洪老组、吊棚组村民在“蓝坑里”内部分山脚下居住生活，距离争议地只比上何组远几百米。（六）二审法院不存在足以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诉讼程序问题。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上何组、五华县政府、梅州市政府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五华县政府1号处理决定和梅州市政府78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各方对两级政府具有法定职权以及调处、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均未提出再审申请，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审理重点为，将争议地全部确权归上何组集体所有是否正确。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第十项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均不能提供权属凭证的，可以结合历史情况、经营现状和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权属溯源并确定权属。情况复杂难以确定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签订协议，可以共同行使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本案中，上何组与洪老组、吊棚组均未能提供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书面权属证书。因此，本案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管理使用争议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结合历史情况、经营现状和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确权。 关于争议各方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认定。（一）上何组主要证据有：上何组在争议地修建的九座祖坟、1984年《上何队集体公约》以及何某4、马某1、李某1、李某2、刘某1、何某2等证人证言。其中，争议各方均认可修建祖坟可作为经营管理事实，上何组在争议地内修建了九座祖坟（解放前修建六座、1982-2006年修建三座），可认定为经营管理事实。1984年《上何队集体公约》记载：“蓝坑里”（北面深窝里、南面成背坑富娣的自留山起至坑尾）的山林地属上何队集体所有，由上何队长何淑添和亚茂担任集体山管理人，工资为各人一份标耕田，本队村民山地上建坟地不收费等事项。该公约虽为上何组内部约定，但与证人证言相吻合。本院询问中，争议各方对公约记载的深窝里、成背坑两处地点指认位置不同，但对上何组李某3的自留山指认一致，而公约明确记载了南面李某3的自留山到坑尾，该部分可确认涉及到本案争议地范围。证人李某1、何某2虽与上何组有姻亲关系，但与马某1、李某2、刘某1等证人证言相吻合。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实上何组在争议地进行割鲁草、开荒种植、修建坟地等经营管理事实。（二）比较而言，洪老组、吊棚组主要证据有：在争议地内修建的二座祖坟，2007年3月16日罗某1《询问笔录》，2014年8月12日洪某3作为经手人、证明人罗某2、罗某1、卢乙某1签字的《证明》。其中，罗某12007年3月16日《询问笔录》中陈述1958年玉基大队与大新大队就“蓝坑里”山界进行了划分，但所述划界地点不明确，而且仅有该证言与洪老组、吊棚组提供的小路照片，并无划界协议或者其他无利害关系人证言证实各方曾按划界后的界线分别经营管理的事实予以佐证，且罗某1多次出具的证言前后矛盾、表述不一，原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对于2014年《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而且出具该证明的4人中，只有洪某3事后未否认，其余3人即罗某2、罗某1、卢某1于2014年9月29日接受询问时均进行了否认，并陈述不清楚该《证明》所讲的林地是谁的。2014年《证明》及相关证言前后矛盾，又无其他证据佐证，原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洪老组、吊棚组仅在争议地二座祖坟能证实其有经营管理事实，但其中一座位于争议地分界线上，在本院询问中虽主张不止二座祖坟，但承认所有祖坟均修建于解放前。（三）经本院询问核实，上何组与洪老组、吊棚组以及五华县政府、梅州市政府均认可“蓝坑里”山脚下的水田、旱地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因此，水田、旱地不能作为确认争议各方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依据。二审判决将耕种争议地范围外的水田、旱地作为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并认定五华县政府未查明争议各方分别耕种多少面积、耕种多少年属事实不清，处理不当。该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合争议双方证据的类型、证明力以及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范围、方式、时间等情况，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上何组在解放后管理使用争议地的证据更为充分。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原审查明，上何组位于争议地“蓝坑里”山脚下，且“蓝坑里”是上何组的水源山，而洪老组、吊棚组距离争议地较远，“蓝坑里”山脚下水田、旱地虽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但大部分由上何组耕种，小部分由洪老组、吊棚组耕种，以上均为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平公正划分争议地权属应当综合考虑的现实因素。同时，行政机关在调解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的过程中，应当慎重处理，以便山林权属纠纷尽早稳定，维护好争议各方生产生活秩序。如无充分的理由，人民法院不应轻易撤销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本案中，争议各方对争议地的权属争议已经过两轮调处、复议及行政诉讼，在第二轮调处过程中，五华县政府根据调查、询问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争议地“蓝坑里”一直以来由上何组管理使用的理由较充足，并结合争议各方与争议地距离、山脚下水田和旱地耕种情况等参考因素，将争议地确权归上何组所有，梅州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系行政机关基于案件事实依法对土地权属纠纷进行的合理裁量，均无明显不当，应予以尊重。一审判决驳回洪老组、吊棚组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审判决判令重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理据不充分，并将导致本案权属纠纷进入第三轮调处确权，浪费行政、司法资源，增加当事人诉累，故本院予以撤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将争议地确权归上何组，但是洪老组、吊棚组在争议地内的祖坟应当保持现状，上何组不能妨碍洪老组、吊棚组对祖坟的正常管理。山脚下由洪老组、吊棚组耕种的水田和旱地亦应保持现状，上何组应当尽可能提供便利，不能妨碍洪老组、吊棚组耕种。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洪老组、吊棚组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323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4行初112号行政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洪老村民小组、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大玉村吊棚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艾涛 审判员  宋楚潇 审判员  杨志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何媛 书记员张燕清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3.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条例 第三条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 第十条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 （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 （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 （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 （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 （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 （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 （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 （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 （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 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 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提供的权属凭证有矛盾的，应当追溯权属来源。对权属来源清楚的，应予采信；对没有权属来源的，应当查证认定。 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均不能提供权属凭证的，可以结合历史情况、经营现状和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权属溯源并确定权属。情况复杂难以确定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签订协议，可以共同行使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