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212行初182号原告郭鸿昌，男，193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代理人郭飞波（系原告郭鸿昌之女），女，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郭彤汉（系原告郭鸿昌之子），男，196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9号（东部新城民安东路80－108）。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小光，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鸿昌不服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对本案进行诉前协调未果后，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经阅卷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于2020年5月30日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上发布甬土告（2020）0103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载明系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被告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ＪＤ04-02-02／03、ＪＤ04－02－09、ＪＤ04－02－10（百丈地段）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地块就是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的潜龙（一至七号）地块。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东政房征决〔2016〕第4至10号房屋征收决定，并在宁波日报以及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布征收公告，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项目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潜龙（一至七号）地块个人住宅，原告位于原宁波市江东区××村××号××室××室房屋是有合法产权的房屋，在东政房征决〔2016〕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位于潜龙（二）地块中。原告因不服东政房征决〔2016〕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于2016年7月18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宁波中院于2016年12月31日作出（2016）浙02行初102号行政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2017）浙行终266号行政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4693号行政裁定，认定潜龙（二）地块为公共利益用地，因此潜龙（二）地块是公共利益用地已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羁束，事实清楚。潜龙（一、三至七）地块的征收情形与潜龙（二）地块征收情形一样，均为公共利益用地。原告至今仍未签订有关房屋调产协议，仍享有土地使用权，是该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原告认为，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把公共利益用地ＪＤ04-02-02／03、ＪＤ04－02－09、ＪＤ04－02－10（百丈地段）地块改变成经营性商业用地、被告以拍卖方式出让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20年5月30日发布拍卖出让公告的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侵害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1.判决被告以拍卖方式出让ＪＤ04-02-02／03、ＪＤ04－02－09、ＪＤ04－02－10（百丈地段）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无效；2.撤销被告2020年5月30日发布的甬土告（2020）0103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3.判决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辩称：一、原告与涉案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行为无利害关系，其无权对该地块出让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原告的房屋及所在国有土地均已经被依法征收。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系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原告不是涉案土地出让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土地出让行为相关联的利害关系人，被告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该地块的行为，与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原告本次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受理条件。二、出让涉案土地进行商业开发不能否定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多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房龄老旧，基础设施落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内涝积水严重。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基于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完善市政设施、推进旧城改造的需要作出涉案土地的房屋征收决定，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已经完成，出让涉案土地进行商业开发不能否定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在旧城区改造的过程中，市、县人民政府通过商业开发的形式来补充旧城改造资金的不足，其目的仍是为了改善被征收人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商业开发仅是房屋被征收后土地利用的一种手段，只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确保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就不能据此否定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综上，被告作出的涉案土地以拍卖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受理条件，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0日，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东政房征决〔2016〕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原告位于宁波市××村××号××室××室的房屋处于征收范围。因原告与原宁波市江东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江东征收办）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江东征收办于2016年7月28日报请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11日向原告送达了东征补〔2016〕47号、48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告知原告在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选择补偿方式，逾期不选择补偿方式的，补偿方式由补偿决定确定。原告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依法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即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原地回迁的决定书》。2016年8月29日，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东征补〔2016〕49号、5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另查明，原告不服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的东政房征决〔2016〕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向宁波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房屋征收决定。宁波中院于2016年12月31日作出（2016）浙02行初10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266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又查明，原告不服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的东征补〔2016〕49号、5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向宁波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宁波中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浙02行初43、44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1156号、1157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应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是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本案中，结合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关于“原告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村××号××室××室××房××号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的陈述，原告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村××号××室××室的房屋已经被依法征收，原告对后续涉及国家所有的土地划拨、出让等行政行为均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告的本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郭鸿昌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汪佳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代书记员 施 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