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路29号。法定代表人：孙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洁，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益草堂石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戴南镇董北村。法定代表人：张文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进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仁怀市泰信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上坪村。法定代表人：肖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自满，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新一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益草堂石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草堂石斛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仁怀市泰信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怀泰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6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州新一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或改判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6641号民事判决，或发回重审。支持常州新一路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益草堂石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即使益草堂石斛公司与香港一带一路茅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公司）之间签订有《产品合作供货合同》，也不能当然否定益草堂石斛公司可以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另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原审第三人系涉案一带一路茅台酒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该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益草堂石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完全符合情理，更何况原审第三人手中持有益草堂石斛公司购买其涉案茅台酒收货凭证，该收货凭证上标明了收货数量200箱及货款1008000元且有益草堂石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文德的签名和盖有益草堂石斛公司名称的公章，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益草堂石斛公司收到了原审第三人出卖的涉案茅台酒，益草堂石斛公司就有义务向出卖方支付相应的货款。3、香港一带一路公司已明确表示没有履行与益草堂石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货协议，自己没有向益草堂石斛公司发过货，也没有委托他人向益草堂石斛公司发过货。一审法院坚持认定该批货物的货主属于香港一带一路公司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会直接产生新的不公平现象。原审第三人作为真正的涉案茅台酒的供货方，却被判决否认与益草堂石斛公司之间存在供货关系，该合同对价货款却不能够及时被回收，严重影响了原审第三人的利益。4、一审判决凭猜测认为原审第三人是受他人委托发货，却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为原审第三人与常州新一路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不成立，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审第三人依据相关凭证向益草堂石斛公司收取案涉茅台酒货款1008000元依法有据，原审第三人也与常州新一路公司之间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并按照法律规定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益草堂石斛公司，益草堂石斛公司就有义务直接向新的债权人即常州新一路公司履行债务。一审判决驳回常州新一路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被上诉人益草堂石斛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益草堂石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孙自满不是原审第三人的职工，也不是原审第三人的销售人员。我方从未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与原审第三人的基础买卖关系不存在，所以常州新一路公司的债权受让及原审第三人的债权转让也不存在。原审第三人仁怀泰信公司述称，益草堂石斛公司说是与一带一路公司签订的合同，日期也不对。益草堂石斛公司要求供货1000箱，我们发货200箱，送货单上的抬头是仁怀泰信公司，公章也是仁怀泰信酒业的，所以益草堂石斛公司与一带一路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常州新一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草堂石斛公司向常州新一路公司支付货款1008000元，并支付从2018年5月14日起至付清全款日的利息（按年利率4.75%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益草堂石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4日，一带一路公司（甲方）与益草堂石斛公司（乙方）签订《产品合作供货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乙双方就乙方向甲方采购“一带一路茅台酒”产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产品的内容:乙方采购的产品为一带一路茅台酒500ML、规格1*6，甲方在合同生效后十天内发货；第二条，产品数量及价格：一带一路茅台酒全球统一销售定价1680元/瓶，出厂价840元/瓶，甲乙约定供货10000箱（每箱6瓶，共60000瓶），本产品合作供货价格按出厂价840元人民币/瓶，一箱货总金额5040元；第三条，货款支付约定：甲乙双方约定分批供货，第一批供货1000箱，甲方产品发货，乙方收到每批次产品后的三天内先支付本批次货款总金额的50%的货款给甲方，尾款双方约定在产品发货后30天内一次性结清，产品货运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四条，收货及相关品质标准：乙方收到货后，验收产品有无破损状态，并当天回复甲方确认是否有异，甲方的产品是按国家食品质量标准的规定生产，售后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第五条，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应遵守合同约定，一方严重的过错，由此导致另一方严重的直接的经济损失的，双方约定违约金20万元；第六条，解决纠纷的办法:因合同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异常，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都可向供货方所在管辖区人民法院申请解决；第七条，协议生效及失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一带一路公司与益草堂石斛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双方的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徐家平、张文德分别在合同上甲、乙方盖章处签名。2018年5月13日，益草堂石斛公司在送货单（编号：3166921）上收货单位处盖章，其法定代表人张文德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确认收到“一带一路茅台酒”200件，单价5040元/件，合计金额1008000元。仁怀泰信公司在送货单上“送货单位”处盖章。以上200箱酒系由“庆华酒业”于2018年5月7日通过贵州省仁怀市响华物流有限公司托运，于2018年5月8日从贵州省仁怀市发出，收货人为张文德。2019年2月28日，仁怀泰信公司（甲方）与常州新一路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对益草堂石斛公司享有的债权1008000元及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给乙方。同日，仁怀泰信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通过EMS通知了益草堂石斛公司，要求益草堂石斛公司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常州新一路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益草堂石斛公司未向有关当事人支付案涉“一带一路茅台酒”的货款。另，常州新一路公司与一带一路公司、中融（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仁怀泰信公司自称为一带一路公司生产销售案涉“一带一路茅台酒”。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一带一路茅台酒”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否为益草堂石斛公司和仁怀泰信公司；二、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对益草堂石斛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分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常州新一路公司和仁怀泰信公司主张：案涉标的出卖方为仁怀泰信公司，虽然买卖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有送货单为凭。而益草堂石斛公司则对上述主张提出反驳：案涉标的的合同相对方为一带一路公司，并提供了其与一带一路公司于2018年5月4日签订的《产品合作供货合同》作为反驳的依据，并主张其与一带一路公司系名为产品合作供货合同关系，实为代为销售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仁怀泰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自满自称系该公司的业务员，负责该公司江苏地区货物的发送和货款回收等事项，如果其负责的地区有人需要购买一带一路茅台酒，也负责洽谈，但其对案涉标的买卖业务是如何洽谈的、洽谈人是谁、发货的经办人是谁，是如何向益草堂石斛公司推销案涉标的等关键事实均不清楚，且泰信仁怀公司与益草堂石斛公司均认可除案涉标的外，双方没有其他业务往来，故案涉送货单虽然载明送货单位为仁怀泰信公司，收货单位为益草堂石斛公司，但仅凭该送货单尚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益草堂公司主张就案涉标的建立合同关系的系一带一路公司，并提供了双方签订的《产品合作供货合同》以证明其主张。该合同所涉标的的名称、价格与案涉送货单载明的酒的名称、价格均一致，且发货时间亦在该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而仁怀泰信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益草堂石斛公司之间货物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事实上双方也未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故对益草堂石斛公司的反驳理由，依法予以采信。第三，常州新一路公司主张即使益草堂公司与一带一路公司签订了《合作供货合同》，益草堂公司也可以向仁怀泰信公司购买，相当于合同主体变更，但无论是常州新一路公司，还是仁怀泰信公司，除了提供案涉送货单外，均不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发生合同主体变更的充分的证据。且仁怀泰信公司自称其为一带一路公司生产销售案涉一带一路茅台酒，不排除其系受一带一路公司的指令送货的事实，故对常州新一路公司的上述主张，亦难以采信。综上，常州新一路公司主张仁怀泰信公司与益草堂石斛公司之间存在“一带一路茅台酒”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前提是债权人必须享有合同的权利。本案中，常州新一路公司与仁怀泰信公司之间签订了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仁怀泰信公司享有其转让的合同权利，故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对益草堂石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请求判令江苏益草堂石斛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8000元及从2018年5月14日起至付清全款日的利息（按年利率4.75%计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11元，由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常州新一路公司提交了一份从徐家平处取得并盖有“一带一路茅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载明：关于江苏益草堂石斛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于2018年5月4日签订的《产品合作供货合同》，因特殊原因，双方都没有按照合同履行任何义务，我公司也未安排或指定其他公司向其发货，故也不享有任何权利。关于江苏益草堂石斛股份有限公司向第三人贵州省仁怀市泰信酒业有限公司直接购买“一带一路”茅台酒与我公司无关。日期：2019年10月24日。二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以微信视频方式当庭调查了徐家平。徐家平先称孙自满是华信酒业授权代表、是徐家平授权给孙自满的，华信酒业与常州新一路公司是同一股东，自己卖了200箱酒给张文德的公司；后又改口称张文德一开始是跟仁怀泰信公司的王兴田谈买200箱酒的事，王兴田因找不到张文德而委托孙自满向张文德要200箱酒的钱。徐家平还称，王兴田与徐家平都是一个团队的人，200箱酒和自己有合同的10000箱不是一回事，但都是团队里面的事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仁怀泰信公司是否系本案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二、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对益草堂石斛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益草堂公司提供了其与一带一路公司签订的《产品合作供货合同》，因《产品合作供货合同》所涉标的的名称、价格与案涉送货单载明的酒的名称、价格均一致，且发货时间（2018年5月7日）亦在该《产品合作供货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故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仁怀泰信公司提出己方系该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的出卖人，应提交充分证据。一方面，仁怀泰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自满在一审中自称系该公司的业务员，负责该公司江苏地区货物的发送和货款回收等事项，如果其负责的地区有人需要购买一带一路茅台酒，也负责洽谈，但孙自满对案涉标的买卖业务是如何洽谈的、代表仁怀泰信公司的洽谈人是谁、发货的经办人是谁以及如何向益草堂石斛公司推销案涉标的等关键事实均表示不清楚。另一方面，虽然常州新一路公司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本案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与一带一路公司无关，但因二审中徐家平明确回答“卖了两百箱给他的”，且徐家平二审中有关王兴田委托孙自满销售200箱酒及收款等内容既无证据证明又与孙自满的当庭陈述相矛盾。据此，应认定仁怀泰信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本案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由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据此，转让民事合同权利的前提是必须享有民事合同权利的债权人。本案中，常州新一路公司与仁怀泰信公司之间虽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但仁怀泰信公司无证据证明其系200箱“一带一路茅台酒”的债权人，故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对益草堂石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现常州新一路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要求益草堂石斛公司向其支付相应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1元，由上诉人常州新一路酒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乐文审判员  丁万志审判员  程 岚二○二○年八月二十三书记员  高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