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6787号 原告：黄利民，男，汉族，1973年1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被告：杭州佳连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宏图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叶娟芬，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祥龙，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利民（以下简称原告）为与被告杭州佳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0日诉来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独任审判，于2019年10月2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叶娟芬及委托代理人陈祥龙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因疫情影响未到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祥龙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祥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14年3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3月底联系不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于2018年4月份开始停止工作。原告和被告约定工资7600元/月+绩效奖金，2014年3月份至2016年9月份，被告以公司发展资金紧张为由少发了6个月的工资，其余工资也只发部分，而发放2016年11月份应发2016年10月份工资时，被告实际控制人表示公司资金紧张，股东工资暂不发放，但2017年4月份以后，公司资金回笼后被告仍然不发原告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故被告应向原告补发自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3月31日工资136800元、补发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份工资140600元。到2018年3月，被告单位地址人去楼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单方面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800元。原告在2016年9月20日-9月25日出差加班2天，2016年10月28日-10月31日出差加班2天，2016年11月11日-11月14日加班2天。但被告没有支付加班工资。所以被告应支付原告加班工资2096.55元。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一直没有给原告办理职工社会保险。所以被告应补缴2014年3月—2018年3月养老、医疗社会保险，被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所以被告应赔偿原告未签署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36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裁决。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发自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3月31日工资136800元、补发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份工资1406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800元（7600元/月*4年*2倍=6080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班工资2096.55元（在2016年9月20日-9月25日出差加班2天，2016年10月28日-10月31日出差加班2天，2016年11月11日-11月14日加班2天，7600/21.75*6=2096.55元）；四、判令被告补缴原告2014年3月-2018年3月养老、医疗社会保险；五、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7年4月1日-2018年3月31日未签署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3600元（7600元/月*11月=83600元）；六、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313号仲裁裁决书，用以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 2、与傅沈樱的短信记录（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 3、（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民事判决书第十三页，用以证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告陈述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原告一直参与被告的经营，被告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和被告工作时间的事实。 4、武汉邮政签署的运输协议，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 5、南通邮政签署的运输协议，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 6、宁波邮政签署的运输协议签署页，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 7、苏州邮政签署的中标确认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 8、武汉邮政对被告投诉明细和约谈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还需要处理投诉，和被客户约谈的事实。 9、武汉邮政对被告约谈通知书邮件及原文，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的事实，需要处理投诉，和被客户约谈的事实。 10、原告部分未报销业务支出报销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必要的业务支出。 11、原告未报销业务支出报销单，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加班的事实。 12、被告江苏中石化公司加油主卡，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承担充值加油卡的工作。 13、被告江苏中石化加油发票，用以证明证据12是被告公司的加油卡。 14、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鉴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工资计算标准、发放方式等。 15、原告与被告实际控制人叶璋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需要负责催款，并受公司管理的事实。 16、与公司法人代表叶娟芬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需要负责催款，并受公司管理的事实，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及傅沈樱是被告公司员工的事实。 17、（2019）浙0110民初7258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告为被告单位职工并履行了职务行为。 18、（2019）浙01民终48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业务工作岗位和在被告工作时间的事实。 19、（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庭审录音光盘及文字稿，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客户登记单，用以证明庭审录音的文字稿中部分内容可以证明原告是被告负责业务工作的工作人员，且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了相应的业务开支，原告并按照被告单位规章制度向被告申请报销的事实，及原告提交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客户登记单证明原告在被告工作地址即黄湖镇虎山村陶家7号，而不是被告陈述的注册地址宏图路68号。 被告辩称：本案经过余杭区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原告不是劳动者，而是公司股东。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工作地点是南京老家中，且担任了南京联航商务中心企业的老板，原告是为自己的公司工作，原告从未到被告处上班和其他工作，在被告处担任股东期间，也不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不能向不在公司上班和任职的股东发放工资，股东处于管理公司的地位，其本身不受管理，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和劳动者和公司的关系是不一样，股东和公司发生纠纷应当在公司内部发生法律程序。原、被告之间并未发生劳动关系，本案经过余杭区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了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第313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请求，本案没有新的情况和证据产生，望法院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南京联航商务中心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原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该公司成立日期为1996年7月22日，现在仍存续，原告的工作单位在南京联航商务中心，而不在被告。 2、（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不是劳动关系，而是股东关系。 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余劳人仲案字【2019】第313号仲裁庭审笔录。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被告认为仲裁裁决清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存在原告在被告担任工作的事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系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经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并经过杭州中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在该案中原告陈述判决13页能证明原告在被告的工作状况是不存在，判决书没有涉及原告在被告处作为员工履行相关合同的事实。证据4，没有完整的合同文本，（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已经提交，原告是作为公司股东代表公司对外签订相关合同，完全是股东义务，也不存在就此证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的事实。证据5，乙方处是没有被告公司盖章的。证据6，没有完整的合同文本，（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已经提交，原告是作为公司股东代表公司对外签订相关合同，完全是股东义务，也不存在就此证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的事实。证据7，属于招标文件的最后一页，没有其他文本内容。证据8，关于投诉明细，被告从未收到过相关单位的投诉，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9，约谈通知，被告从未收到过约谈通知，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10-11，三性均有异议，在（2019）浙0110民初7258号案件中，原告递交从2016年-2018年期间的部分差旅费发票、报销单，请求被告支付，但是该案已经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报销单没有公司的审批复核，是原告为了自己的南京联航商务中心企业或是个人消费支付的票据，和本案无关。证据12-13，加油卡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经营期间原告在南京，便于相关员工加油，原告作为股东办理加油卡便于员工加油，和本案无关。证据14，仲裁时被告已经提出该合同是打印件，没有被告签字盖章，并且该劳动合同最后一页的生效页没有了，而且原告和被告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在仲裁委时被告就对劳动合同内容就提出异议。鉴定的结果，合同印章是被告公司的印章，原告是被告的股东，有权利使用到被告公章，该印章不能证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生效的事实。在仲裁委对该合同来源询问时，原告陈述来自被告公司废纸篓，从原告陈述和相关事实表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履行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并没有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和认定。鉴定书，三性无异议，鉴定只能证明原告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的劳动合同上模糊的印章是被告公司的仅此而已，但是该份劳动合同没有第二页，任何合同的生效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达成一致后签字盖章才是生效的。证据15，在（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原告出示过，真实性在（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予以认可，但是只是对原告作为被告股东期间和其他股东的交流，不是履行劳动合同的事实。证据16，在（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出示过，所有的聊天内容只是原告作为被告股东和其他股东存在沟通的情况，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有劳动关系。证据17，三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19，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客户登记单三性有异议，被告公司经营地址在8619号案件中有涉及，被告原先是在黄湖镇杭长高速收费站口处购买了土地经营后来因收费站口的土地被政府征收，被告经营地址换回了宏图路的68号。对（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案件中被告的陈述均予以确认，但该庭审记录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被告不否认原告为被告带来了几单邮政业务，但原告实际并未在被告处固定工作。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法定代表人实际工作是加油站工作人员，以此类推出被告不是被告员工是有异议的。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是被告的股东的身份，股东不代表就不能是劳动者或者职工。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对其陈述无异议，但对部分陈述没有记录有异议，被告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系复印件，被告有异议，且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3、17、18及被告提交的证据2，系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7、10-13、15-16，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做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8-9，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4，系仲裁时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鉴定的鉴定书，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9中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客户登记单，因无其他证据作证，本院不予确认；（2018）浙0110民初8619号庭审录音光盘，本院予以确认；文字稿与录音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不一致的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反映了仲裁庭审过程，且经过当事人签字确认，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9日，原告成为被告股东。2019年3月28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3月31日工资136800元、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份工资1406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800元（7600元每月*4年*2倍=60800元）、加班工资2096.55元、2017年4月1日-2018年3月31日未签署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3600元并为原告补缴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养老、医疗社会保险。在仲裁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第一页所盖印章与双方提交的材料中所盖的被告公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因原告、被告未对鉴定机构达成合意，故鉴定机构由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制定，并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9年7月11日，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杭州明皓[2019]文鉴字第182号），作出“检材《全日制劳动合同》首页中‘杭州佳连物流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中‘杭州佳连物流有限公司’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鉴定意见。2019年8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313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另查明，2018年5月28日，原告以公司解散纠纷起诉被告、第三人叶璋、宓松年至本院，要求依法解散被告公司。2018年12月7日，本院作出（2018）浙0110民初861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1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民终4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生效的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被告原名为杭州快特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8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王慎泰出资50万元、叶璋出资50万元。2010年8月3日，注册资本变更为400万元，其中王慎泰出资200万元、叶璋出资200万元。2013年1月2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傅沈燕、叶璋，其中傅沈燕出资200万元、叶璋出资200万元。2014年5月15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原告，股东变更为叶璋、宓松年，其中叶璋出资200万元、宓松年出资2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公司形成关于同意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叶璋将17%的股权转让给黄利民、宓松年将16%的股权转让给黄利民，股东变更为黄利民、叶璋、宓松年，其中黄利民出资132万元，叶璋出资132万元、宓松年出资136万元。2015年4月13日起，被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叶娟芬、监事为叶璋。2014年12月19日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由3个股东组成，股东叶璋，以货币方式出资1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已在2010年8月2日前一次足额缴纳；股东宓松年，以货币方式出资1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4%，已在2010年8月2日前一次足额缴纳；股东黄利民，以货币方式出资1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已在2010年8月2日前一次足额缴纳。2014年12月29日的公司章程对2014年12月19日的公司章程作出部分修改，主要涉及股东会会议表决权的确定，修改为“黄利民无论在公司内持有任何股份比例，在股东会的表决权始终保持51%，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折算其余49%表决权”。叶璋、宓松年对2014年12月29日公司章程落款处签字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黄利民持有51%表决权不予认可。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黄利民与叶璋之间通过QQ、微信就公司经营问题进行沟通。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期间，被告法定代表人叶娟芬与黄利民之间通过QQ、微信就公司经营问题、财务资金复核、对外应收账款等进行沟通。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期间，原告向被告报销部分款项。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被告法定代表人叶娟芬向黄利民转账五笔。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2月19日，原告成为被告股东，参与公司经营，享有分红权利。仲裁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2014年5月已经成为被告的股东，只是在2014年12月19日才变更了工商登记信息。但原告主张其于2014年3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工作地点为黄湖镇沙场，月工资为7600元/月，与被告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法律虽然对劳动者兼具股东身份没有禁止性规定，但与普通劳动者相比，股东并不处于弱势地位，故对股东主张劳动关系的，应当采用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全日制劳动合同文本一份，但该劳动合同并不完整，缺失双方落款处的签字、盖章，不能证明该劳动合同已经生效，故该劳动合同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被告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湖北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协议，但该协议签订时间发生在2016年4月、2017年2月，原告提供的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叶娟芬、股东叶璋的聊天记录也均是发生在2017年2月至10月期间。原告以此证明其自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均履行了被告处业务负责人职责的证明显然不足。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提供了劳动，也并不意味着双方必然存在劳动关系。股东为公司提供劳动，有可能是单纯为了获得劳动报酬，也有可能是自愿为公司提供劳动以获取更多分红，而后者显然不是以建立劳动关系为目的。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该股东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支配和指挥，原告的股权比例为33%，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聊天记录、被告股东叶璋聊天记录，均无法证明原告需遵守被告的规章制度、服从被告管理和指挥。此外，劳动者提供劳动服务按月领取劳动报酬是一个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根被目的，但原告陈述其2016年10月至2018年3月未领取劳动报酬，被告在此期间却给原告转账不相符也可以看出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动并不是为了获得劳动报酬。综上，本院对于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信，对于其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加班费、经济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资、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利民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黄利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亚飞 人民陪审员  闻慧琴 人民陪审员  陈 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陶奕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