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赣11刑终260号原公诉机关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文才，男，1967年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坂西组组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阻碍执行职务，于2019年1月3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处罚款200元。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7月2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8月27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国强，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21日被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并被寄押于当地看守所；于2019年9月29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0月31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委托辩护人虞国华，江西湖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2日被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民警抓获归案，并被临时寄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于2019年9月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9月28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熊佳超，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高顺才，男，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会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8月22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9月28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高佰才，男，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坂明组组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六日；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7月2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8月27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高得国，男，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文盲，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坂上组组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曾因殴打他人，于2018年7月12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罚款500元。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7月2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8月27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高荣林，男，196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坂东组组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7月22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8月27日由鄱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高玉堂，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18日被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抓获归案，并被寄押于南安市看守所；于2019年9月23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0月31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高林，男，198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8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9月28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被告人高锦堂，男，197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曾因为赌博提供条件，于2018年12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罚款500元。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8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9月28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被告人高国裕，男，196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10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被告人高国保，男，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10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4月23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被告人雷爱金，男，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10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被告人高森林，男，196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10月24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4月23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被告人高喜春，男，195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0月2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7月20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被告人高喜才，男，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0月2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鄱阳县看守所。被告人高新国，男，1977年6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10月25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被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4月24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被告人金拥军，男，195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中共党员，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系田畈街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10月2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3月20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被告人高世发，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鄱阳县坂上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住。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0月25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于2019年11月23日由鄱阳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高文才、高国强、黄国华等人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赣1128刑初5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高文才、高国强、黄国华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黄国华在上诉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被告人高文才、高顺才等十九位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事实为了加快鄱阳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鄱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在鄱阳县启动火车站开发项目，该项目开发需占用田畈街镇高家村村委会坂上村部分山地。2015年，为讨论火车站的朝向问题，鄱阳县高家坂上村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被告人高文才系该届理事会成员，问题解决后，该届理事会随即解散。2016年，政府部门完成了征地拆迁工作，补偿款全部发放到位，鄱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对田畈街火车站工程进行公开招标，中标方为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余公司另外补偿了高家坂上村50万元。2017年7、8月份，高文才等人见中余公司从被征的山上挖出了石料，于是召开村民大会，要求坂上村的四个村小组坂上组原组长高某3、坂西组原组长高福庆、坂明组原组长高某1、坂东组原组长高某2带领村民阻工，但四个组长以阻工是违法行为拒绝了高文才，2017年8月4日至10日期间，高文才见四个组长不同意，于是以石料为坂上村所有，参与阻工可以有200元一天的费用等煽动村民阻工，之后高文才带领村民通过打横幅、拦截施工车辆等方式，再次向中余公司要补偿款。2017年8月11日，鄱阳县公安局对高文才、高佰才、高玉堂、高国强予以行政拘留。因田畈街镇政府担心影响火车站工期，于是召集高文才一方进行协调，中余公司答应再拿22万元补偿坂上村，土方工程的承建商朱某答应补偿6万元，补偿款到位后，关于如何使用78万元补偿款及政府征收坂上村四个组公共水沟及田坝剩余的钱，高文才提出成立第二届理事会，并在高天次家召开了村民大会，高文才毛遂自荐为该届理事会会长，高文才在会议上要求坂上村的四个村小组将所有的账目移交给理事会统一管理，但四位组长认为理事会仅仅是监督和协助村小组工作的职责，没有这个权利掌管村里的财务，于是将78万元补偿款发放到村民手中，高文才为此对四个村小组组长心怀不满。因理事会无资金支撑，最后自行解散。2018年3、4月份，坂西组组长高福庆提出不再担任组长，高文才主动表示自己愿意胜任，担任坂西组组长后，高文才为形成一方势力，排除异己，先是在未向田畈街镇党委政府、高家村委会申请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召开村民大会，成立新的一届理事会，确定被告人高文才、高佰才、高玉堂、高国强、高顺才、高国保、高锦堂、金拥军、高森林、黄国华、高荣林、高喜春、高新国、高世发、高喜才、高国裕、高得国、雷爱金、高林十九人为理事会成员。然后高文才再以其他三名组长不为村民谋福祉，不带头阻工为理由蛊惑群众，通过向纪委检举三名组长有贪污犯罪等方式，给三名组长施加压力，迫使三名组长辞去村小组的职务，然后让村民重新选举与高文才意见一致的高佰才为坂明组组长、高荣林为坂东组组长、高得国为坂上组组长。经鄱阳县纪委监委调查，未发现原村小组长高某1、高某2、高某3有贪污事实。理事会成立后，高文才组织理事会成员在高顺才家里开会，确定高顺才为理事会会长，高国强、高森林、高玉堂、高喜才为副会长，金拥军为会计，黄国华是出纳，并在微信中建立理事会微信群，上传下达通知。该犯罪集团以理事会为依托，在火车站项目开发期间，理事会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煽动坂上村村民，对中余公司石料场进行阻工、看守；对扶贫用水工程项目进行无理阻工；强揽火车站文化墙工程。通过四次有组织的实施滋扰、恐吓犯罪行为，足以使火车站承建商、开发商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一）组织及经济特征：该犯罪集团人数众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成员固定，分工明确、纪律严明。高文才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高顺才系理事会会长，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分别为坂明组、坂上组、坂东组组长，其明知理事会成立后主要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接受首要分子领导、管理、指挥，并多次参与组织各村组的村民从事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玉堂、高国强、高林、高锦堂、黄国华、高国裕、高国保、雷爱金、高森林、高喜春、高喜才、高新国、金拥军、高世发明知理事会成立后主要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接受首要分子领导、管理、指挥，并参与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该犯罪集团通过不成文的制度约束组织成员行为，要求成员按要求参加理事会，积极发言，并要求理事会成员严格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该犯罪集团通过犯罪活动，非法聚敛钱财，并用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支持该犯罪集团的违法犯罪活动。2018年4至6月，该犯罪集团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非法获利39，000元；纠集他人多次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在他人心理产生恐慌后，将中余公司对方石料点的石头出卖给他人，非法获利10，180元；在护坡工程完工后，理事会以管理工资的名义申报了14，000元，实际非法获利14，000元。上述三项共计63，180元，且均被用于护坡工程和理事会的开支。（二）行为特征：该犯罪集团为了攫取非法利益，以理事会为依托，在火车站项目开发期间，理事会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煽动坂上村村民，对中余公司石料场进行阻工、看守；对扶贫用水工程项目进行无理阻工；强揽火车站文化墙工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四起、违法案件四起，社会危害性大。（三）危害性特征：该犯罪集团为了非法获取火车站项目资金、工程项目、矿产等，在没有向田畈街镇党委政府、高家村委会报备的情况下，以随意选举的方式形成理事会，并使用告黑状、污蔑老组长不为村里做事等方式弹劾老组长，以重新选举组长的方式，排除异己，形成理事会对村里事务处理的绝对掌控权。此后，以高文才为首的犯罪集团以理事会为依托，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煽动坂上村村民，对中余公司石料场进行阻工、看守；强拿硬要国有矿产资源；对扶贫用水工程项目进行无理阻工；强揽火车站文化墙工程。通过四次有组织的实施滋扰、恐吓犯罪行为，足以使火车站承建商、开发商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实施了以下犯罪行为：二、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一）2017年8月，中余公司及朱某补偿的78万元补偿款全部到位后，2017年9月12日，坂上村村组长与中余公司签订停止阻工协议。2018年5月10日，被告人高文才以之前坂上村原组长签订的72万元协议未经全体村民开会同意，石料属于坂上村为由，带领高家村委会坂上村坂西组的高锦堂、高玉堂、高国保等二十多名村民到中余公司石料厂拦停石料厂机器，阻拦货车运输石料出厂，并安排坂西组村民在石料厂看守，一旦有车辆运输石料出厂就予以阻拦。十几天后，高文才组织成立坂上村新的理事会。之后，高文才伙同理事会会长高顺才、村小组长高佰才、高荣林、高得国，理事会成员高玉堂、高国强、黄国华、高林、高锦堂、高国裕、高国保、雷爱金、高森林、高喜春、高喜才、高新国、金拥军、高世发等人在高顺才家中开会。会上，高文才称石料厂的石头是属于坂上村的，要求所有坂上村村民都要参与看守石料厂，并以以后石料卖了钱，给参与看守的村民发工资来煽动村民，要求小组组长、理事会成员带班看守，以防石料厂继续作业及施工车辆运输石料。高文才、高顺才、高佰才、高荣林、高得国、高玉堂、高国强、黄国华、高林、高锦堂、高国裕、高国保、雷爱金、高森林、高喜春、高喜才、高新国、金拥军、高世发均参与带班看守石料，且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被告人高文才等人的阻工行为一方面导致中余公司无法将石料厂的石头运出用于火车站建设，造成火车站工期延长，另一方面严重扰乱社会生活秩序。2018年6月份，在高文才××村理事会成员及村民看守石料厂期间，被告人高文才组织高顺才、高玉堂、高林、高锦堂等理事会成员，三次将中余公司堆放石料点的石头卖给他人，共卖了10180元。高文才等人将这10180元交到黄国华处保管，用于该村护坡工程及理事会开支。（二）鄱阳县火车站项目需征占田畈街镇高家村村委会坂上村枫树哇山地后，2016年政府的相应补偿款已发放到位，山地性质转为国有土地。根据《江西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归国家所有的枫树哇地下矿产资源在火车站项目开发时，中余公司可以使用开山挖土石用于火车站项目使用。2018年8月9日，在理事会成员开会讨论村里池塘护坡工程时，高文才提议到中余公司的石料场拖运石头用于池塘护坡建设，并提出如果有人阻拦高家人运输石头，理事会成员均要到场，人不够的话，把村里的妇女、老人都叫过去，在场的理事会成员明知石料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均表示同意，最后高顺才作为理事会会长拍板同意高文才的提议。8月10日下午15时许，高文才安排高某16、高某8河等人的车辆运到中余公司的石料场拖运石头，中余公司工作人员对高文才等人予以制止，于是高文才电话纠集高得国等人赶到现场，之后理事会成员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高喜才、高喜春、雷爱金、高世发、高顺才、高玉堂、高国强、黄国华、高林、高锦堂、高国裕及十余名村民陆续赶到现场，中余公司工作人员看见后电话报警，并电话向田畈街镇政府工作人员汇报，后政府工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对高文才等人强行拖运石头的行为予以制止，民警劝阻高文才等人必须经过政府同意才能拖走石头，但是高文才等人不听劝阻，仍指挥车辆强行拖走石头，高佰才挥动手臂示意村里的妇女和老人上前，高林搬了一块大石头阻挡民警的去路。整个过程，高文才等十五人强行拖走石料29车，共计125立方米。被强行拖走的石料均为青石，经鉴定，价值共计2625元。（三）2018年5月10日，鄱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分解下达2018年鄱阳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资金计划的通知》，鄱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在田畈街镇、金盘岭镇等8个乡镇投资扶贫建设用水工程。2018年8月，田畈街镇人民政府与江西宗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鄱阳县2018年农村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田畈街施工》的合同协议书，宗豪集团再将此工程转包给田畈街镇清泉水业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5月，依照鄱阳县水利局水管路线规划，清泉水业公司吴某6安排施工队在坂上村挖沟铺设水管时被坂上高家村理事会高文才等人发现，高文才遂多次召集在家的理事会成员开会商议如何阻拦自来水施工一事，高文才在会议上提议以施工方必须拿500万元给村里做保证金，政府必须启动安置点建设项目、施工方给“仁尚公司”供水必须经过坂上村同意为由，对田畈街镇政府扶贫用水工程进行阻工，高顺才作为理事会会长在理事会微信群中积极煽动：“自来水要强行，我们有老百姓，现在他们不敢强制性”，“你看看家里有多少人，不管怎么样，如果理事会或者村民也好，你带三四个人去，他签不签总得有个说法”，高佰才在现场扬言清泉公司没有谈好不得施工，如果再施工就要砸坏挖机等。田畈街政府为不影响国家扶贫工程，故为此事召集高文才、高顺才、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高玉堂、高国强等人开了三次协调会，高文才仍坚持要求清泉公司签订无理协议，否则继续阻工。至案发，在高文才的纠集下，高顺才煽动下，高文才、高佰才、高玉堂、高国强多次阻拦扶贫用水工程施工，致使施工方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三、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2018年4月23日，鄱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对鄱阳县田畈街火车站文化墙工程-围墙Ｂ工程进行招标，中标方为江西饶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人为高家岭镇汪家村人汪某1。该工程总长1800米。被告人高玉堂得知火车站有文化墙工程的消息后，遂将该消息告诉了被告人高文才。被告人高文才、高顺才通知理事会成员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高林、黄国华、高锦堂、高玉堂、高林、高国强、金拥军、高喜才、高喜春、高国裕、雷爱金、高国保、高森林等人在高顺才家开会。会上，高文才提出火车站来了一个文化墙工程，是一个外地老板承包的，要去要到村里来做，由理事会组织村民竞标。理事会其他成员纷纷提出文化墙工程村里一定要拿下来，其中高玉堂、高锦堂、高国强都说怎么也要把这个工程弄到村里来，搞不到就召开村民大会，组织村民去阻工。高顺才最后总结决定由高文才带领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先去找文化墙承包方去谈。第二天，被告人高文才带着被告人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高林、高国裕等理事会成员到火车站文化墙工程工地上找到工程负责人姚某谈要承包文化墙工程泥工一事。在谈话过程中，高文才威胁姚某，称若工程不给坂上村承包，就会有老人、妇女去阻工。高林也说这个工程就是要给坂上村做，叫别人做也做不成。高佰才、高荣林也要求姚某在同等的价钱下，由坂上村优先承包。姚某最后说这事他做不了决定，要等老板汪某1来谈。几天后，被告人高文才带着高得国、高国强、高森林等人去了景德镇一家红砖厂看砖。从景德镇回来后，高文才等人拿了两块样砖到文化墙工地找姚某，要求姚某用他提供的砖块。姚某称砖已经订好，高文才拿的样砖的价格也太高。高文才还谎称其已经订好了砖，称一定要用他的砖，不要他的砖他就有损失。在姚某向被害人汪某1汇报高文才等人要求承包文化墙的泥工及要求用他们提供的砖块一事后，被害人汪某1知道高文才等坂上村村民之前在田畈街火车站建设过程中干过很多阻工的事情，害怕不答应高文才等人的条件，高文才等人会阻工影响工期，损失会很大，遂联系上高文才，约在高文才家里协商此事。被告人高文才通知了被告人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高林、高锦堂、高国裕、雷爱金等人到其家中参与协商。在协商时，高文才提出要按200元一米的价格承包该工程的泥工，被害人汪某1不同意，称只能最高给155元一米，双方没有谈成。在商谈过程中，高文才威胁汪某1说这个工程叫别人做也做不成，村里有很多泥工，不给坂上村做，村里的妇女就会去阻工。在高文才家商谈未果后的几天，被告人高林看到文化墙工程的工地上运了砂石来，就打电话骂了姚某，责怪姚某事情没有谈好就运材料来做。被害人汪某1被迫无奈，只能暂缓工期，让姚某和高文才谈承包价格。期间，高文才也多次到工地找姚某谈承包工程泥工和提供砖块一事，称155元／米价钱太低了，要涨一些，他们到景德镇找砖花费了人力物力，红砖的事情一定要补偿。最后，汪某1答应高文才在红砖方面补偿7000元，承包泥工的价格为155元／米。汪某1答应将工程泥工给村里承包后的一天晚上，被告人高文才召集理事会成员及村民在坂上村高天次家门口开会竞标该工程。会上，高文才说文化墙共泥工已经确定给村里承包，价格为155元／米,并补偿村里红砖钱7000元，此次竞标底价为7000元，谁给村里的钱多，工程就给谁做，文化墙老板补偿给村里的7000元由文化墙老板给承包人。最后，高天次以39000元“中标”。高天次将39000元交给理事会会计黄国华保管。在汪某1与高天次等人签承包协议时，经双方协商，将承包价格提高到158元／米。在施工过程中，因天气炎热，经协商，又将承包价格提高到165元／米。施工期间及工程完工后，汪某1陆续支付了高天次部分工程款，截止案发时，尚余103000元工程款未支付。高天次等人交到理事会的39，000元被理事会用于坂上村护坡工程及理事会开支。四、该恶势力犯罪集团，还有组织地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一）2017年8月4日至10日期间，高玉堂、高国强、高文才等人因向承包田畈街火车站的城投公司索取工程未果后，聚集村民高林才、高佰才、高某20、徐某、吴香莲、高火枝、高某21、胡香枝等人在田畈街火车站建设工地上拦截施工车辆，导致田畈街火车站车辆无法正常行驶，影响田畈街火车站工地长时间无法正常运作。高文才、高玉堂、高佰才等十余人被依法行政拘留。（二）2018年7月份，坂上村在修建村里护坡，清理池塘淤泥，高文才安排高某16等几个人的车辆到王某3的石料加工点运石料，在运输石料过程中，石料洒落在地影响路面环境，高文才等人也不及时清理，于是田畈街火车站城管队就将运输车辆锁住，高林趁城管队不在场就将城管队的锁损坏，事后，高文才、高顺才就带上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等人找到城管队摆平此事，事后赔偿给城管的700块钱已经到黄国华处报账。（三）2018年4月份左右，王某3使用在火车站周边的一期项目的一块临时用地聘请工人做六角砖，吴某1负责现场管理。该六角砖为王某3在别处承包的工地上使用的，在高顺才、高文才组织村民强行运石料厂石头的那天下午，高顺才、高文才、高玉堂等人以该位置是在坂上村的土地上要求支付管理费为由组织村民拦停，实际上该位置已经被田畈街镇政府征收了下来，高顺才、高文才等坂上村村民无管理该快土地权限。（四）2018年11月25日，高文才因阻拦蔡某、曹长连等人运石料，被蔡某、曹长连等人殴打并被损毁手机，后田畈街派出所依法对蔡某等人治安拘留。26日，田畈街镇镇长张某1为解决石料纠纷问题及高文才被打一事，专门召集了火车站新区工作小组成员及坂上村支书高某4等人在田畈街政府四楼党委会议室开会研究，结果高得国、高林、高佰才、高荣林、高玉堂等二十多坂上村村民直接冲进会议室，大喊大闹，并与会议人员发生口角，田畈街派出所民警到场后，才将高得国等人劝离。整个过程持续十几分钟，导致会议没有进行下去。另查明，2019年7月19日，被告人高文才、高得国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接受询问；2019年7月19日，经电话传唤，被告人高佰才到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接收讯问；2019年8月21日，被告人高顺才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投案；2019年9月18日，被告人高玉堂被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抓获归案，并被寄押于南安市看守所；2019年9月2日，被告人黄国华被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民警抓获归案，并被临时寄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9月18日，被告人高玉堂被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抓获归案，并被寄押于南安市看守所；2019年9月21日，被告人高国强被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并被寄押于当地看守所；2019年8月23日，被告人高林、高锦堂被鄱阳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2019年7月21日，被告人高荣林在景德镇市第五人民医院被鄱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抓获归案；鄱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2日至25日向被告人高国裕、高森林、高国保、雷爱金、高世发、高新国六人送达传唤证，被告人高国裕、高森林、高国保于2019年10月23日持传唤证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收讯问；被告人雷爱金于2019年10月24日持传唤证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收讯问；被告人高世发、高新国于2019年10月25日持传唤证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接收讯问；经鄱阳县高家村委会干部通知，被告人金拥军、高喜才、高喜春于2019年10月20日主动到鄱阳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接收询问。又查明，被告人高文才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阻碍执行职务，于2019年1月3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处罚款200元；被告人高佰才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六日；被告人高得国于2018年7月12日被鄱阳县公安局罚款500元；被告人高玉堂、高国强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1，000元；被告人高锦堂于2018年12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罚款500元。还查明，高文才等人将强行变卖国有资产10，180元及强迫交易工程所得39，000元均用于该村护坡工程及理事会开支。在护坡工程完工后，向财政申报了32万元资金，其中以管理工资名义申报了14，000元。这14，000元被高顺才领用，用于了其个人家庭开支。以上资金剩余部分中，黄国华保管的5，200元已被依法扣押，高顺才恒通银行账户中的20，013.29元已被依法冻结。强迫交易罪中，尚未支付的工程款中98，830元被公安机关暂扣。被告人借给理事会资金的利息款，高喜春960元、金拥军960元、高佰才960元、高国强960元、高国裕480元、高荣林960元、高顺才960元、高国保960元被公安机关暂扣。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文才、高顺才、高佰才等十九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成员基本固定，该组织主要以有组织实施恐吓、滋扰、纠缠等手段，在火车站项目开发过程中，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给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人高文才、高顺才等十九人的犯罪团伙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高文才组织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纠集他人多次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的工作、生产，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可以判处罚金；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及第二款。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文才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首要分子，应当对该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同时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高文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顺才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顺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四起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顺才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顺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佰才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佰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四起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佰才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佰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得国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得国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得国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得国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荣林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荣林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荣林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荣林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玉堂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玉堂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四起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玉堂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玉堂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国强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国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四起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强在寻衅滋事罪中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国强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黄国华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国华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黄国华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国华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林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林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林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林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锦堂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锦堂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锦堂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锦堂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国裕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国裕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均系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裕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裕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国保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国保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保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雷爱金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雷爱金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雷爱金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雷爱金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高森林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森林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森林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喜春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喜春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喜春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喜才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喜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喜才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新国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新国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新国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金拥军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金拥军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金拥军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世发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世发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第一、二起寻衅滋事罪中，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世发系主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第二起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根据上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高文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高顺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被告人高佰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被告人高得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五、被告人高荣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六、被告人高玉堂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七、被告人高国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八、被告人黄国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九、被告人高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被告人高锦堂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一、被告人高国裕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二、被告人高国保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十三、被告人雷爱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四、被告人高森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十五、被告人高喜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十六、被告人高喜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十七、被告人高新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十八、被告人金拥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十九、被告人高世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二十、在案扣押的黄国华保管的5，200元，被告人借给理事会资金的利息款，高喜春960元、金拥军960元、高佰才960元、高国强960元、高国裕480元、高荣林960元、高顺才960元、高国保960元，均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在案冻结的高顺才恒通银行账户存款20，013元，将其中高顺才所领用的管理工资14，000元，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其余部分由冻结机关（鄱阳县公安局）依法处置。二十一、在案扣押的强迫交易中的工程款98，830元，在案冻结、查封、扣押的其他财产，由冻结、查封、扣押机关（鄱阳县公安局）依法处置。上诉人高文才上诉提出，1、对寻衅滋事罪第一起犯罪事实，采信证据存在错误；他担任坂上村坂西组长，应民声向上级反映中余公司石料厂环境污染及出售石材问题，中余公司违反占春庄、刘振波书记“石料只能用于火车站建设工程”指示，将石料出售给吴某1、高某3做它用，且侦查机关应查实72万元补偿款是谁支付给坂上村，才能查明这个石料厂的主人是谁。中余公司与高家村委会村民签订的协议，补偿给村里的72万元并没有通过群众大会的决定。且协议中规定坂上村民不能承包中余公司火车站建设工程，可是吴某1却承包了工程，且高某3将石料予以私存并出售获利。2、对寻衅滋事罪第二起事实不服，坂上村因淤泥清理、塘坎塌方，多次向村委会干部申请使用石料未果，2018年8月8日理事会商议后到中余公司石料场拉走了石头用于村中池塘护坡建设，村里拉走石料用于民生建设不构成犯罪，但是石料加工厂私下出售石料却不犯法，无法理解。3、对寻衅滋事罪第三起事实，主要是因为施工方在坂上村施工，不仅仅是为了扶贫建设用水工程，还为了给开发商“仁尚公司”供水。且挖沟经过的是他们村里的土地，他们只是希望签订一个保证协议，并没有恶意。4、强迫交易罪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我们村村民希望在家门口干活挣钱，主动与文化墙老板协商，并且口头协商达成一致：155元／米加7000元全包砌墙工程，其中没有强迫交易，没有任何冲突，双方都是自愿的。5、四起违法事实的认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一起违法行为中，是村民自发向朱某请求工程未果，并不是向城投公司索要工程，也并非他带头。第二起违法行为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他们在运送石料的过程中并没有洒落石头、影响路面。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未经申请就直接运送石料，城管才锁车的。第三起违法行为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他们并没有要求吴某1支付管理费，只是要求他们不能在安置地上制作水泥砖。第四起违法行为是因为他被人殴打，打人的人没事他却成了恶势力。5、几个村小组推荐几人组成理事会是为了坂上村的管理需要。前组长自己提出辞职，我是经村民投票当选的组长。我们理事会代表的村民群众的利益，为村里做过诸多建设并不花村里的钱，并不是恶势力集团。上诉人高国强及其辩护人提出，1、一审认定其为从犯，到案后有坦白情节，但是对其量刑过重。2、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其只是参加了理事会和其他人一同说要把该工程弄到村里来，然后一起去砖厂看了红砖，并未参与协商承包工程一事，也没有组织阻工。上诉人黄国华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经审理查明，一、关于上诉人高文才等十九位原审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如下：（1）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明：第三届理事会本身就没有投票，就是高文才、高顺才一伙人把持的，他们自己任命自己。第三届理事会已经直接指挥组长做事了，他们取代了村委会的职责，村委会下达的事情，几个组长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不理。几个组长都是理事会的人，不听命于村委会了。理事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着为村民谋利益包揽村里的一切大小事务，像承包工程，选举村小组长，村里的账等，都由村民理事会来管理，理事会跳过村委会，私自承包村里护坡工程，然后再向镇政府要资金。有一次，高文才碰见村委会书记高某4的岳父说：“你的女婿不听我的话，我要他下来就下来。”高某4的岳父笑笑没说话。按照第一届理事会的权利，仅仅是监督村组长的工作，隶属于村组长之下，没有决定权，决定都是村委会和村组长做的。但是高文才这伙人太霸道了，第三届理事会成员，组长都是高文才一伙的人，他们不把村委会放在眼里，要谁当组长就选谁当，根本不和村委会打招呼，并且多次在人多的时候说：“高某4算老几，不听我的话，我立马拉他下来，想让他当支书就让他当，不想让他当就不让他当。”高某4书记也拿高文才一伙人没办法。高文才和高顺才是堂兄弟，高顺才和高珍才、高玉堂和高锦堂是亲兄弟，高国波是高珍才的儿子，这些人在坂上村的宗族势力都比较大，在村里非常霸道，坂上村的大小事务全部由这些人决定，他们做的决定基本上都不会和村民商量，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做事，根本不把村民放在眼里，并且还打着村民的旗号，通过组织村民阻工等方式要挟田畈街政府及火车站的承包商，索要工程和赔偿等以达到他们的非法目的，他们成立理事会之后，我听说有文化墙的工程，阻工自来水厂的事情，村内的护坡工程都是他们阻工、强蛮弄来的。高文才选了组长，成立了第三届理事会，他们还派人看守了石头，之后高文才提出村里要做护坡工程，他们理事会不经过任何手续，就私自将公司的石头用来填护坡，并且向政府要抓紧维修护坡，政府也很无奈，被他们逼得没有办法拨付了32万元给高文才的理事会。高文才煽动大家去阻工，并说有200块钱一天，并要求当时的老组长带头，但是其和其他三个组长都不听，高文才就自己召集大家开会，组织村民阻工。第二届理事会解散了，高文才就污蔑四个组长贪污村里的钱，经过纪委的调查，四个组长是清白的。因为高文才的刁难，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先后没做了组长。卸任的时候就召开了坂明组的村民大会，高佰才就做了坂明组的组长，他的组长是没有经过投票选举的。高佰才就是高文才一伙的人。另外三个老组长也先后被逼没有当了，选出来的组长也是高文才一伙的人。四个组长换人之后，高文才又从新启动了理事会，高文才将我们原来的四个组长逼下来，换上自己的人，都是高文才、高珍才、高顺才、高玉堂、高国珍等几个人预谋的，他们就是为了把持高家村，选出自己人任职组长和理事，这样高家村所有的事情就是高文才、高珍才、高顺才、高玉堂、高国珍等几个人做主了。高顺才是理事会会长，高文才是坂西的组长，高荣林是坂东的组长，高得国是坂上的组长。本来理事会是在村组长之下的，但是第三届理事会完全反了过来，组长听命理事会的，理事会取代了村委会的职责，理事会直接指挥村组长做事。（2）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明：大概2015、2016年的样子，田畈街火车站建设的时候要征收我们坂上村的山林和田地，我们坂上村一共有四个村小组，分别是坂上村小组、坂东村小组、坂西村小组和坂明村小组，当时的村小组组长分别是高某3、高某2、高某7、高某1，为了更好的维护村民的利益我们四个村小组组长就建议成立一个理事会，来监督和协助我们村小组的工作，当时的理事会成员主要是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以及一些在村里为人处世都比较正派的人，我们四个村小组组长也是理事会成员，由于高某1口才好点，理事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他负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某1不当了，高文才就自告奋勇的当上了理事会的会长。高文才当上会长后理事会的职能就变了，好多事情他都想全部包揽下来不经过我们村小组和村委会，叫我们村小组组长把村里的帐交到理事会来管理，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理事会毕竟是监督和协助村小组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我们就没有理。为此高文才就怀恨在心，就想把我们这些村小组组长逼下来，然后村里的事情由他理事会说了算。到了2017年的时候，刚好中余建设集团在我们坂上村被征收的土地上做工程，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就想叫中余建设集团补偿一些钱，高文才、高玉堂、高佰才等人就去和中余建设集团谈，但中余建设集团没有答应，高文才、高玉堂、高佰才等人就组织带领村民去阻工，后来高荣林就带着一些我们村的村民和高文才等人一起去阻工了，好像阻了好几次。后来田畈街镇政府就叫中余建设集团先后两次补偿了我们村72万元（一次是50万、一次是22万）。这些钱到账后高文才想叫我们组长把钱交到理事会，但我们觉得这些钱是补偿给我们村民的就应该给村里做些事，但高文才等人还是叫我们组长先把钱交到理事会再说，我们不同意，就将这些钱分给了村民。过了一段时间，高文才等人看到工地上又挖出了好多石头听人说可以卖好多钱就又想搞些钱，又叫高玉堂、高国强、高佰才等理事会的人组织村民去阻了工，县里很生气，并且鄱阳县公安局因为这个事关了十七八个人，大部分都是高文才理事会的人。这伙人出来以后还想打这些石头的主意，想再搞些钱。高文才、高玉堂等理事会的人就组织村民去阻工并叫理事会的人叫我们村小组组长组织村民也去阻工，因为当时的理事会是指挥不了所有村民的，大部分村民还是听村小组组长的。我们就说：“我们与中余公司已经达成了补偿协议，并且我们四个村长也签好了字，中余公司也按照协议将补偿款打给我们并分给了所有的村民，所以我是不会带村民去阻工的，要去阻工你自己去。”高文才出来以后就在村里说他这次是为村里做事被关的，有一些村民在高文才出来的时候还放了烟花，认为高文才等人为村里做事被关，并且要求将高文才等人在鄱阳坐牢时的损失拿到村里来报，好像有几千元钱，村里没有办法还是给他们报了，从这之后高文才在我们村里的地位就提高好多，有好多村民听他的话，高文才看到这样就更想把我们这些村小组组长搞下来了。于是，高文才等人就在村民中散步谣言说我们几个村小组组长贪污并到县纪委去告我们的状。我就主动提出来不当这个组长了，后来我就召集村民在高喜文门口选举，因为高荣林等人早有准备，就如愿的选上了我们坂东村村小组的组长。在我下来之后，我听说坂明组的高某1、坂西组的高某7、坂上组的高某3都被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用相同的办法把他们逼下来了。后来高文才就当上了坂西组组长、高荣林就当上了坂东组组长、高佰才就当上了坂明组组长、高得国就当上了坂上组组长。高文才当上组长后就马上成立了新的理事会。会长是他堂哥高顺才，成员有高文才、高喜才、高荣林、高国强、高玉堂、高佰才、高得国、黄国华、金拥军、高锦堂、高珍才等人。高文才的这个新的村民理事会一般都是高文才、高顺才、高珍才、高玉堂等人在管事，一般是高文才出面，高顺才、高珍才、高玉堂在幕后配合。高荣林、高佰才、高得国最听高文才的话是因为高文才这个人在村里房股家族势力比较大，比较强势同时鬼点子多，好多事情都是由他组织策划的，像强揽火车站文化墙工程、阻工等，并且最后都成功了，大家都得到了好处，所以高荣林、高佰才、高得国这三个组长就比较佩服他，就最听他的话。（3）证人高某3的证言，证明：火车站项目开始开工，第一期有个土方工程刚好在我们坂上村被征收的位置上，高文才、高玉堂等理事会的人就想叫工程的承建方中余公司给些钱，但中余公司没有答应，高文才等人就带着村民去阻工，后来田畈街镇政府就叫中余公司补偿我们村50万元，就当做是开发给我们村带来影响的一直补偿，但是要求我们村民不能再阻工。过了一段时间，土方运完后又挖出了好多石头，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听说这些石头值好多钱也想搞些钱就叫我们组长组织村民去工地阻工，因为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是指挥不了所有村民的，大部分村民还是听我们村小组组长的。但是我觉得阻工是违法的就没有去。高文才就带着理事会的人和一部分村民去阻工，当时政府很生气，就报了案，鄱阳县公安局就把带头阻工的高文才等十几个人都关了。但田畈街镇政府为了稳定和赶工期还是叫中余公司再补偿了22万元。高文才看到来了这么多钱就想叫我们组长将钱交到理事会去由理事会来管理，因为我们组长怕钱到了高文才的理事会后被他们乱用，加上这些钱都是政府补偿给我们村里的，我们组长就想用这笔钱来给村里做个村民文化中心，还有就是理事会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我们四个组长就没有同意，但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还是吵，最后我们组长就将这笔钱全部分给了村民。通过这次高文才对我们村小组组长的意见又加深了。高文才等人被关了放出来后，他们就在村里说他们这次被关是因为我们四个组长不为村里做事，而他们是因为为村里做事被关的。当时好多村民以为这是真的，还放了好多烟花欢迎他们一伙人出来。通过这件事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在村里的“威信”就提高了好多，高文才就更想把我们这些组长弄下来了。高文才就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说我们这些组长不为村里做事并造谣说我们贪污了村里的钱。还叫我们组长组织村民去阻工，我当时觉得政府都已经赔了我们村的钱，阻工是违法的，就不愿意去，高文才就叫高得国、高国强、高国裕、雷爱金等理事会的人跑到我们高家村的支部书记高某4那里去告状说我不为村里做事，叫我不要当组长。开会的时候，高得国就说，如果带头阻工就当村组长，要不就下来，所以就有一些村民同意，因为带头阻工我是不同意的，就因为这事我们当晚又重新选举了，结果我又选上了。因为此事，高得国和我还打了架，因为此事，我晚上就直接说不当村组长了，我就回去了。后来我听说高得国就当了我们坂上组的组长了。和我一起担任村小组组长的高某1、高某2、高某7三人再当组长了的原因也是和我一样的，都是被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逼的。高文才等理事会的成员既然想搞工程做，叫我们村小组组长去阻工，因为我们是村组长，他们就想我们带头，一起带村民去阻工，这样更方便他们达到强拿到工程的目的。现在村里的一切大小事务都被高文才等人掌控了，就是高文才、高顺才几个人说了算的。在高文才等人因为阻工一事被拘留后，还到村里要求将他们拘留的损失报账，说是他们是为了村里的事，之后村里没办法，都将他们这个钱报账了，总共是几千元钱，具体金额要看账，我不记得了。坂上村民理事会主要事情都是高文才出面，高顺才、高珍才、高玉堂他们三人在幕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四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事情都是这四人先开会决定的，其他人都是跟着他们转的，另外金拥军一开始是会计，之后是黄国华负责管财和账兼任会计。我知道的以高文才为首的村民理事会成员有：高文才、高顺才、高佰才、高国波、高国保、高国强、高国裕、高国珍、高锦堂、高荣林、高森林、高天次、高喜才、高喜春、高玉堂、高珍才、黄国华、金拥军、雷爱金。高文才和高顺才是堂兄弟，高顺才、高文才、高珍才、高玉堂四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的。这几人在村里的宗族势力比较强，在村里比较霸道，高文才直言村小组必须要听理事会的，而且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定好了就是，不会和村民商量的。火车站开建后，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阻工，打着村民的旗号强揽工程，并且以各种不合理的名义索要赔偿。每次去阻工都要在高顺才家中开会，高顺才在家中布置好阻工的事情，像这样的事都是高顺才在幕后指挥，由高文才带着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这三个组长冲在前面阻工的，高文才还会组织其他理事会成员去阻工。他们阻拦自来水厂施工其实就是为了搞钱，因为自来水厂铺设水管的位置是政府给坂上村的安置地上，其实这个地是政府已经征收下来的，与坂上村无关系，再说自来水厂铺设水管的位置也是安置地边缘上，不会影响安置地的建房，他们就是通过阻工来要挟政府，拿着个资本来与政府谈条件，还有就是高文才等人与自来水厂谈说要给仁尚小区供水必须要经过坂上村同意，这个根本就是无理取闹，他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仁尚公司，因为仁尚公司以前没给工程给他们做，还有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仁尚公司索要工程做。高文才等人多次阻拦自来水厂施工，政府从中协调过2、3次，但是都是没有协调好，高文才等人根本就没有把党委政府放在眼里，高文才等人每一次都是无理取闹，开始自来水厂走坂上村农田过，高文才等人不同意，为此自来水厂改变线路多费了几百米的水管，然后自来水厂走安置地过，高文才等人还是不同意，政府、村委会、自来水厂协调，高文才等人还是不同意一样去阻工。（4）证人高某4的证言，证明：理事会总共有三届，第一届是2016年成立的，会长是高某1，成员有高某3、高某2、高某7等人，第一届成立的原因就是坂上村村民要监督四个组长，怕四个组长贪污村里的钱，因为田畈街要征地建设火车站，火车站就在坂上村周边，村民怕4个组长在火车站内承包工程谋私利，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是高某1，高某1也是坂明组的组长，他还是拥护党委政府的，什么事情还是听从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由于第一届理事会没有什么事情，在2017年就解散了。但是理事会成员高文才是多次煽动群众去阻火车站工程的，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高文才就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幌子，怕4个老组长在火车站谋私利就要求成立第二届理事会，高文才毛遂自荐做理事会会长，还有几个其他村民也毛遂自荐做理事会成员。第二届理事会就专门和党委政府对着干，理事会和4个组长的关系闹的很僵，在第二届理事会期间，高文才等人带着村民去阻中余公司的工程，中余公司答应赔偿22万元。之后又煽动村民去阻朱某的工程，高文才等12人因为阻朱某的工程，被鄱阳县公安局拘留了，之后朱某被迫答应赔偿6万元。第二届理事会解散之后，高文才等人又一直告四个老组长的状，说他们四个人贪污，告的其中一条就是中余公司答应赔偿22万元的那次事件，中余公司最早是答应赔偿28万元的，但是最后就是赔偿了22万元，高文才就说4个组长和2个村干部贪污了6万，每个人分了1万元。经过县纪委调查，没有人贪污，但是他们还是盯着4个组长告，并且到处谣传4个组长贪污的坏话，唆使村民从新选举组长，其中坂明组的组长高某1就召集大家开了会，在大会上说不当组长了，村民高佰才就毛遂自荐要求当组长，之后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就说这样是不符合选举法的，我就要求坂明村公开选举，第二次坂明村就召开会议选举组长，我代表村委会主持了，由于只有高佰才参选，我就说同意高佰才组长的举手，当时之后几个人举手，然后我又说同意高某1当组长的举手，举手的人比较多。然后支持两个人的村民就吵了起来，选举就没有完成，我看见大家吵了起来，我就离开了，虽然高佰才没有当选，但是他硬要当组长，高某1说什么就是不当组长，所以高佰才就这样当了。其他三个组的选举村委会没有参加，也没有会议记录，都是他们私自选出来的。坂上组由高某3换成高得国，坂西组由高福庆换成高文才，高东组由高某2换成高荣林，组长重选的时间经历了2个月左右，组长从新选出来之后，高文才等人又成立了第三届坂上村民理事会，成立的时间大概是2018月5月25日前，会长是高顺才，四个新组长也是理事会成员（当时并没有确定是组长），高顺才和高文才也是一伙的，第三届村民理事会在坂上组就一手遮天了，四个新组长都听理事会的，村委会领导不了坂上村理事会了。他们成立理事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揽火车站内的文化墙工程，强揽工程后发包给坂上村村民做，从中获利3.9万元。之后又私自搞了坂上村护坡工程，搞了之后才向镇政府要资金，他们多次到政府去闹，政府没办法才拨付资金，资金是拨付到村委会的，村委会把32万元资金转账到理事会手上。之后坂上村理事会又要强行承包坂上村到火车站的路，造价60万元，理事会又要私自承包，但是镇政府吴建副主席就要求他们走招标程序，高文才等人就到处说吴建的坏话，最后高文才等人拿了鄱北建筑有限公司的资质中标，拿下了水泥路的工程，还多次阻扰自来水公司施工。他们理事会已经领导了四个组长，达到了村小组自治了，村委会无法领导4个组长及理事会，理事会强揽工程，煽动村民去阻工。并且高文才在2019年清明节的时候当着20多人的面对我岳父说：“高某4不听我的话，我就立马拉他下来，我想让他当就当，不想让他当就拉他下来。”我当选村支部书记是由党员选举、镇政府任命的，他的理事会不仅仅领导了村小组，而且要领导村委会，高文才这伙人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村霸，无视党委政府，架空村两委。中余公司支付72万元之后，高文才还发动群众继续拦中余公司的货车，不让中余公司将石头拉出去卖，只能让石头用于火车站周边工程的建设。最后县政府被逼的没办法，就说石矿是国有的，然后进行拍卖，拍卖了170多万元，这笔款归县财政。但是高文才、高顺才认为，这个170万元应该属于村里，并且高文才多吃在公共场合说要把170万元搞回来。他就向导私自做护坡公司，他们理事会牵头先做了，然后逼迫政府给钱，本来政府没有这个工程项目的，这是坂上村理事会想到的项目，目的就是把170万元搞回来，护坡工程项目就搞回来32万元。之后还有坂上村到火车站水泥路的工程，工程价值60万元，也被高文才等人强蛮的承包了。（5）证人高某5（村民）的证言，证明：高文才在煽动村民去阻工守石头的时候，高文才等理事会的人说“去阻工守石头的人每天有200元钱一天的工资。”到场由高文才点到并签名，村民签了名才有钱，一直到现在高文才扥个人承诺的200元钱工资都没有拿到。（6）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高文才、高顺才、高珍才、高玉堂等人因想参与铁路建设的相关工程，就提议高某7组织村民阻工索要工程，但是高某7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做，后来高文才、高顺才、高珍才、高玉堂等人就以各种理由为难高某7，后高某7无奈自己辞职了，之后村民就重新选举高福庆为坂西组组长，后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又以各种理由为难高福庆，以高福庆办事不利，不支持阻工，要求罢免高福庆，高福庆又被迫辞职，高文才在未得到村委会的认可下，私自组织村民选举村小组组长，高文才等人采取拉拢、打招呼的方式拉选票，成功当选坂西村村小组，高文才当选后，联系其他三个村小组的村民，罢免了老组长，然后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当上了村小组组长，过了十几天的样子，便成立了理事会。（7）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坂上村村民，2018年，坂上高家村成立了理事会，会长是高顺才。原来高某1是坂明组组长，高某3为坂上组组长，高某2为坂东组组长，高某7为坂西组组长，后来在火车站工程开工后，高文才、高顺才、高珍才等人让高某1、高某3、高某2等原来的村干部组长村民去阻工，但这些老村组长不同意，接着高文才就告这些老组长的状，之后县纪委来查了账，但没有问题。之后，高某1、高某3、高某2、高某7等人都被搞下来了，高文才这伙人就分别当了组长。高文才等人在未经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成立了理事会，主要成员有高顺才、高玉堂等人，还有两个会计。这些人通过理事会，组织村民去要工程，然后将工程交给村里的人做，但村里的人还要向理事会交钱，而且还操纵了护坡工程，领取了32万元工程款，而实际上护坡工程的具体资金情况，村民是不知道的。（8）证人程某1的证言，证明：其从2018年初开始担任高家村委会文书。其知道高家坂上村成立理事会的事，主要有高文才、高顺才、高得国、高玉堂等人，这个理事会按说是为了殡葬改革而成立的，但是坂上村的理事会确是因为原来的老组长不愿意组织村民去阻工而要工程，高文才等人就把这些人搞下来了，自己搞了组长，并成立了理事会。成立了理事会后，这些人也是在周边通过闹事要工程，文化墙的工程就是高文才等人威胁文化墙老板要来的。理事会还组织村民去阻拦工地施工等。（9）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明：田畈街镇转发了鄱办发（2018）4号文件，要求自然村成立红白理事会，但是高家坂上村的理事会从来没有履行红白理事会推进殡葬改革建设的功能，也没有经过田畈街政府殡改办的同意，亦未备案。（10）证人高某6的证言，附照片，证明：其是村委会挂点坂上村的干部，其表姨夫是高文才，但是高文才在成立理事会后，村里的事情基本上没有通知过高某6，都是由理事会的人开会决定的。（11）证人高某4的证言，证明：原组长高福庆、高某3、高某2、高某1是被高文才等人以贪污为借口不停告状及股房宗族势力被逼迫下台的；以高文才为首的理事会是在村委会干部未在现场的监督的情况下成立的，现场只有不到半数的村民，场面混乱，都是由理事会成员说了算；高文才等人多次通过阻工闹事、威胁政府的形式获取工程项目；2018年水泥硬化项目也是高文才通过逼迫政府的方式要到的工程项目。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多次以村委会六个干部以及村小组原四个组长贪污造铁路、清理建筑垃圾和山皮以及建祖坟山100多万元为借口向上级告状，但是经过县纪委干部调查，证实上述人员无贪污问题。自来水工程施工过程中，高文才等人多次以无理要求阻工；②水泥路硬化也是高文才等人多次给政府施加压力获取的；③理事会及组长的选举要求村委会派人参加，但是高家坂上村在无村委会派员的情况下成立的。（12）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田畈街火车站征地开始，吴某2就听说过高文才，高文才非常难说话，火车站建设的过程中，高文才多次带头以各种理由阻工，政府好多人出面做过多次高文才的工作，让他不要阻碍火车站的建设，但是没有一次做的通的，高文才很嚣张，不把政府放在眼里，2017年还因为阻工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致使政府班子成员没有人愿意挂点高家村委会。理事会的成立是没有通过村委会私自组织选举的，前任四名村长就是被他们私自打着为民的目的逼着无法当下去。（13）证人余某1（田畈街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证言，证明：①2016年8月份的时候，田畈街火车站正在施工建，高文才、高玉堂等人就借口村集体没有得利，于是煽动村民拉横幅游街示威；②2016年9月份的时候，田畈街人民政府到高家村征地，经过大量的工作，大部分村民已经签字同意征地，但是高文才坚决不同意签字，还暗地做村民的反面工作，怂恿村民不签字，导致征地工作无法继续。③2017年7月份，高文才、高玉堂、高佰才一伙人强行要求做土方运输工程的老板朱某，给村集体一部分钱，朱某没有答应，高文才、高玉堂、高佰才组织村民轮流守住工地，不让工程进行，最后公安机关在2017年8月11日，对阻工的17人给予了行政拘留，但政府和中铁五局，、铁路办等单位因为施工压力太大，防止村民阻工，于是协商中余公司补偿50万元给高家村；④2018年，中余公司将广场的山包平掉了，山包里的石方清理出来，当时石头方价格又上涨了，高文才一伙人看到有利可图，又以村民共同参与阻工，成功以后就可以参与分钱，并以每天200元工资为利诱，组织妇女老人每天守住工地，导致工地停止施工一段时间。镇政府因为安装自来水的事情找高文才开会协商，他直接带村民中途离场。（14）证人熊某（田畈街镇党委成员）的证言，证明：自来水工程施工过程中，因高文才等人阻工，2018年5月份镇政府组织开协调会，高文才代表村里发言并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阻工。（5）证人罗某（城管局机动大队火车站中队）的证言，证明：2019年1月27日，罗某、黄和云、王某2在火车站执法的过程中，当巡逻至迎宾大道高家路口时，发现高家村在修路，施工车辆没有按照规定盖蒙布，马路上有很多泥巴和碎石，于是三人就找到高文才，要求高文才等人清理路边，但是高文才不理会，身边的高玉堂突然冲了出来，用手揪住黄云和的胸口，将黄云和提了起来，一旁的施工人员将罗某等人围住，高玉堂还冲着黄云和叫到，我们修路和你们没有关系，路面是不会清理的，你们要打架就打架，村里几百号人，不拍打架。罗某见高玉堂气焰嚣张，就说要将他们的车辆锁起来，但是被高文才和高玉堂威胁，之后就拨打了110，但是高文才和高玉堂见到民警之后还反过来诬陷城管态度不好。（16）证人黄和云的证言，证明：黄和云的证言和罗某一致，主要证实黄和云、罗某、高涛在执法过程中，要求高文才、高玉堂清理路面，但是高文才、高玉堂不予理会，态度极其恶劣，威胁黄和云等人叫村里的人来打架，黄和云还被高玉堂揪住了衣服，罗某称要将他们施工的车辆锁住时，再次被高文才、高玉堂威胁，只要罗某等人锁住他们的车辆，高文才等人就会立马将锁剪开。之后罗某等人拨打110报警。高文才平时手下有一伙村民跟着他，在建火车站的时候，经常以阻碍火车站项目施工，以各种名目讹钱。（17）证人王某1（火车站城管中队中队长）的证言，附被撬开的车轮锁照片，证明：王某1赶到现场后，要求高文才将揪住黄和云的人叫出来，但是高文才不予理会，还威胁王某1：“以后你们没有好日子过”。之后现场的其他几个村长也都来了，对王某1说：“你们城管不要做过分了，不然以后你们有你们难过的”。周围的几个村都很和谐，就是高文才经常带着一伙村民在搞事情。另外，王明阳还证实2018年7、8月份的时候，城管中队在管理火车站周边环境时，高文才带着村民在修路，把火车站路面弄脏，但是高文才仍不按照规定做事，于是王某1就将高文才的车辆锁起来，没有多久王某1就发现锁住的车辆被撬开了。（18）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在对高文才等人执法的过程中，高文才、高玉堂态度嚣张，还揪住了黄云和的衣领，并威胁执法人员“锁车试试，我看你们敢不敢，让你们今天一个都走不了”。（19）证人方某1（仁尚都会管理员）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等七八十来个人到仁尚小区要工程做。（20）证人高某7的证言，证明：高某7原是坂西组的组长，但在2017年7、8月份的时候被高文才、高顺才、高玉堂、高珍才等人逼下台了，高文才向政府告状，冤枉高某7背着村小组村民把地卖了，高文才还拿了空白的纸叫村民签字，签好字之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写高某7不为村里做事等内容，到政府、村委会支书家告高某7的状。其他三个组长高某1、高某2、高某3也是被高文才等人逼下台的。高文才当上坂西组组长是自告奋勇要当的，高文才是想将村里的一切事物都掌握在他们几个手中，并且通过理事会会长搞一些工程来做。理事会是高文才几个人约在一起，自己给自己封的职务。自从高文才当上了理事会会长，村里的一切大小事务都抓在了理事会的手里，村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理事会说了算。理事会都是高文才和高玉堂出面，高顺才在幕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四个人说了算。（21）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高文才写好一张高某7不胜任的纸张，然后利用不识字的村民在纸上签字，然后告到田畈街镇政府处，逼迫高某7等老组长下台。（22）证人江某的证言，证明：在自来水工程阻工后,镇政府组织开了协调会,会议中,高玉堂说:“看你政府有几狠，我们走”，然后离开了会场，根本没有协商的意思。（23）证人程某2（高家村委会支书）的证言，证明：程某2听说高文才将村小组的原组长赶下台，理事会成员是指定的。（24）证人高某8寿（后观村小组干部）的证言，证明：高某8寿听说高文才、高顺才在村里不得人心，口碑不是很好。（25）证人高某9的证言，证明：高文才、高顺才比较高傲，一般的村委会干部他们都不放在眼里。（26）证人张某1（田畈街镇镇长）的证言，附会议记录，证明：2018年11月21日，田畈街镇政府组织协调会解决高文才和蔡红亮打架纠纷，二十多个坂上村村民冲进会议室，并闹事，要求解决高文才被打一事。2.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上诉人高文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辩解成立理事会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村里的事物，并向村委会备案。并否认“九斤”告诉其政府鼓励成立理事会是为了针对殡改。（2）原审被告人高顺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理事会成立时没有村委会的干部在场，理事会成立之后理事会就到村委会找高某4，要求三个组长把账目叫出来，并且告了三个组长的状，但经过调查，未查实三个组长有贪污的事实。（3）原审被告人高佰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某1在当坂明组长的时候，我听说我们村的高文才（外号叫“老绿”）一些人说高某1做组长一些闲话（意思就是贪污了钱），后高某1他们也不愿意当组长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高某1在一次村民大会上表示自己不当村长了，具体还有什么原因不当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高某1在我们坂明组组内会议上，高某1还是提出来不当村组长了，会上我们提出来叫他继续当，但就是要把组里账拿出来算清楚，会上高某1就说把些时间给他，账是要算出来的。后又开了一次会高某1说他打死都不做了，他就叫别人做，但没人出来做，他弟弟高金庆当时说了句：“我哥不当组长了，没人当组长，人都死完了,那我们村的村民以后并到另外三个组去了算了”，我当时听着就不是很舒服，就自己站出来说我来做一年试试，参加会大部分人都说可以，在场的其他人也没有人提出反对，就这样我就做了坂明组的组长。我和高顺才共一个奶奶下来的不共爷爷的，和高文才是没有亲戚关系的。最先是组长，做了组长之后，高文才和高顺才开理事会的会议叫我参加，然后又叫我也担任理事会成员。（4）原审被告人高得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福庆不担任理事会会长后，高文才主动说自己要当并担任理事会会长，之后提出让四个村小组将账目统一交到理事会管理。但是四个村小组组长没有同意，之后高文才就想把个村小组组长弄下来。之后高福庆提出不担任坂西组组长，高文才担任了坂西组组长，高文才马上就组织村民成立新的理事会，并提出让其他三个老村长交账到理事会，并叫其他老村长去阻工，几个老组长不同意，高文才就到纪委告他们贪污。之后几个老组长被逼不想继续担任组长了，之后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担任了新的组长。（5）原审被告人高荣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是高家村委会坂西组的，年纪在50多岁，应该比我小两岁。在村里他比其他人都早做楼房，他是在游城乡一带养殖平菇的，听说最近生意没做好，亏了不少钱。坂上村附近造了火车站，他就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就要求进入村里工作，但是当时四个组长都有人当，他没办法只能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之后又毛遂自荐做了第二届坂上村村民理事会会长，但是他都没有控制坂上村，因为老组长还在职，然后高文才又做了坂上村坂西小组的村组长，之后村民理事会会长是高顺才做了，高文才一直都是在村民理事会做事，高文才和高顺才二人是理事会的头。我是2017年年底的时候加入高文才等人成立的理事会的，一开始是高文才是理事会的会长。这是我一开始加入的理事会，是作为成员的身份加入的。到了2018年，高文才当上了坂西组的村组长后，就重新成立了理事会，高顺才被选为理事会会长，我一开始是副会长，在我当上坂东组的村组长后，我就让出了副会长的位置，一直是理事会的理事成员。高文才为何三番两次的要成立理事会，我猜高文才是想通过理事会控制板上村，最终达到他在火车站周边工程上敛财的目的，弥补他种平菇的亏损。但是高文才对外说是以前的老组长不公开村里的账目，要成立村民理事会来监督村里的账目和村里的事情。但是第三届理事会，高顺才、高文才不仅仅是监督坂上村的账目，而是控制了坂上村的账目，并且四个组长都听理事会的。第一届理事会高文才仅仅是理事，他管不到四个组长，第二届理事会高文才虽然是会长，但是他还是管不到四个组长，达不到他控制坂上村的目的。第二届理事会解散之后，高文才做了坂西组长，他就想心思成立第三届理事会，并且到处告老组长不公开账目，贪污腐败，还怂恿理事会成员去当选组长，目的就是理事会控制坂上村，达到他在火车站附近工程非法敛财的目的。我加入这个理事会是想和他们一起把村里的事做好，高文才他们认为几个老组长不做事，我也是认同这点的，再一个老组长不公开账目，村里连祠堂都没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火车站在建时挖出了石头，想解决好这个石头的事情，我就加入了这个理事会。（6）原审被告人高玉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我们坂上村总共有三届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应该是在鄱阳火车站勘测地形地貌的时候成立，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年，当时鄱阳火车站因朝南朝北的事在和坂上村村民协调，那时候坂上村分坂西组、坂上组、坂东组、坂明组，组长分别是高福庆、高得国、高某2、高某1，四个组长商量要成立坂上村理事会并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当时理事会成员有25个人，这届理事会主要是为了把火车站搞得朝向北边，火车站朝北的话对我们坂上村发展好些。之后解决火车站朝北后建设并协调征收坂上村村民田地后，我们这届理事会成立有一年的时间就也没有做其他事了，相当于解散了。2017年的时候，中余公司和朱某补偿给坂上村一共78万元钱以及政府征收坂上村四个组公共水沟及田坝剩余的钱，村民就提出来在村里建设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当时坂西组的组长是高某7、坂上组组长是高某3，坂东组、坂明组的组长还是高某2、高某1，四个组长当时不太愿意，坂上村要求成立理事会，要求四个组把所有的钱移交给理事会来管，成立专门财务会计，之后村民要求四个组组长召开村民大队来成立理事会，之后在高天次门口召开了村民大会，大会上村民推举了几个人组建坂上村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有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加上高国珍、金拥军、高文才、高国强、高森林、黄国华。会议主要商议是理事会要把老年活动中心建起来，把村里的钱移交到理事会来管，推举专门管账会计，建立财务制度。散会前高某1几个小组长说第二天晚上召开一个理事会成员会议，商量一下老年活动中心建设事宜，理事会成员知足分工等问题，之后在高某1家开会理事会成员推荐高文才、高国强、高某1作为会长的候选人，之后高文才当选了坂上村第二届理事会会长，金拥军是主办会计（负责管账），高国强、高天次负责管钱（高天次保管银行卡，高国强绑定银行卡预留号码），之后高文才说要想把老年活动中心的话就要把村里的账目移到理事会来管，不然搞不好，会上几个老组长不太愿意把钱和账目移出来，之后几天高文才、高国强几个人还是要求高某1几个老组长把村里的钱和账目交出来，老组长还是不愿意，之后这届理事会就没有搞成功，老年活动中心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2018年4月份高文才接替高福庆担任了坂西组组长后，他在召开××村民会议××坂××村最好是要成立理事会，把坂上村的钱和账目移交到理事会来管，账目公开透明化，5月份一天晚上，高文才通知我到高天次家门口开村民大会说要成立理事会的事，我到高天次门口看到坂上村有一百多人到场了，坂明组长佰才、坂东组组长高某2、坂上组组长高某3也到场，会上是高文才主持，高文才说“政府要求我们村里成立理事会，大家愿意的话就推荐人出来成立理事会”，成立新的理事会要监督组长做事，把村里的账目公开并移交到理事会来管，有愿意加入理事会的都可以，人多好办事，之后有村民推荐的也有自己报名的，当时坂西组村民推荐的高顺才、高国保、高锦堂、金拥军及我；坂东组村民推荐了高森林、黄国华、高荣林、高喜春；坂明组推荐了高新国、高时发、高喜才；坂上组推荐高国裕、高得国、雷爱金、高国强，现场报名的村民我记不清楚。散会前高文才说第二天晚上到高顺才家召开理事会成员会议，第二天晚上我们理事会成员就到高顺才家开会，会上是高文才主持，到场的人有理事会成员和坂明组长高佰才，高文才说理事会要推选出一名会长，四个副会长，一个主办会计，一个出纳会计，高文才、高国强、高森林、黄国华、高国裕及我推举高顺才担任会长，每一组选出一名副会长，我坂西组的理事会成员推荐我担任副会长，坂东组推举出高荣林，坂明组推举出高喜才，坂上组推举出高国强，因为金拥军是老师，在学校里也是做会计的，大家推金拥军为主办会计，坂上村分上边组（坂东组、坂明组）和下边组（坂西组、坂上组），金拥军是下边组的人，大家让上边组也推举出一个人担任出纳会计，之后大家提议黄国华担任出纳会计。高文才还说要搞个理事会规定，让金拥军在网上罗列一下，并让他和黄国华搞一个财务制度出来。会上高文才爱、高顺才还提出来理事会要制作一块牌匾，说理事会名称为田畈街镇高家村委会坂上村理事会，会上高顺才现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坂上高家理事会），把有微信的成员都拉进群里面了。高顺才问谁认识做广告的，我就说我认识，之后我到田畈街金凤凰广告店按照理事会名称制作了一块牌匾及理事会成员名单牌子。牌子制作好了准备挂牌，高文才或是高顺才打电话给高某4让他来出席，但是在挂牌当天，高某4没有到场，指派高某6到场了，由高某6和高顺才揭牌。之后我们理事会成员和小组长就以坂上村理事会名义去做事，之后理事会成员和小组长找油墩街姓姚的老板要来文化墙工程，修建池塘护坡，修建火车站至坂上××水泥路，看守中余公司堆放石料的场所（以下简称：石料厂），组织村民阻拦自来水厂铺设水管的等事情。第三届理事会是高文才带头组织的。（7）原审被告人高国强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坂上村理事会有三届，2016年，原坂上村四个村小组长高某3、高某2、高福庆、高某1在任期间，坂上村成立第一届理事会，这一届理事会主要是解决火车站的朝向问题，据我了解，田畈街火车站最早的建设图纸是朝北的，但是鄱阳县想把火车站朝南建设，我们坂上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不同意更改火车站朝向，所以我们就成立理事会，这届理事会成立的时候没有会长，进入理事会也没有要求，想进理事会都能进入理事会，后期的时候，我们就推选高某1为理事会会长，成员有高得国、高福庆、高某2、高某3、高国斌、高某7、高林端、高文才、高玉堂、吴某1、高珍才、高某8河、高金庆、“白皮”、高喜春、高天次、高画桃和我等人，我记得有25个理事，但是我记不全人名，因为这一届理事会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是向田畈街政府反映争取火车站朝北，不要更改设计图，最后县里最终确定了火车站还是朝北，这届理事会也就是做这件事，这件事解决了，就无事可做了，2017年上半年理事会就自动解散了。第一届理事会是民间组织，由村组长管理的，理事会听从组长的工作安排。2017年下半年，田畈街火车站已经启动，而且有很多开发项目，四个老组长代表村里出面承包了两个工程，并且在村里招标，让村民竞标做，第一个项目是高某3和其他人合伙承包的，第二个项目是村里另外一伙人承包的，两伙人有些利益纠纷，就发生了矛盾，村里也组织调解过，我记得一次，高文才、高天次和我就组织调解双方的矛盾，我们就调解好了，之后村里就有人说成立理事会，高文才就自荐当理事会会长，但是有好多人反对，但是高文才硬要做会长，四个组长也没办法，高文才就这样做了会长，这是第二届理事会，我当时也是成员，还有高顺才、高玉堂、高得国、高某7、高画桃、高某3、高天次、高某8河、高金庆等人都是成员，之后陆续加入了一些人。高文才做理事会会长之后，做事风格就比较强硬，四个组长根本管不到理事会，并且理事会也跳过组长处理村里的事情，高文才要求四个组长听从理事会的，还要让理事会管理村里的账目，高文才和四个组长矛盾日益加深。其中有一次高文才就因为火车站建设挖出土方的事情，就带头去阻工，当时也要求四个老组长一起去，四个组长不听从高文才的。高文才召开村民大会，号召许多村民去阻工，之后高文才带了十几个村民去阻工，我也去了，之后我们被鄱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了十几天。在拘留期间，高某1代表村里拿了几千元钱存在拘留所里面，保证我们拘留的人在拘留所的开销。高文才在牢里就对我们说，我们是为村里坐牢，不是因为个人坐牢，村里要赔偿我们的损失，要求村里赔偿我们300元一天，我们都同意。我们出来之后，高文才就带着高玉堂到村里去找高某1、高某3等人报账。但是高某1不同意，高文才和高玉堂他们就说报销在拘留所用的钱，当初我们进拘留所的时候，高文才身上有2000多元钱，高玉堂身上有1000多元钱，我身上有40多元钱，我们拘留的时候被拘留所扣押了，作为我们在拘留所内的花销，高某1代表村里也存了几千元到拘留所供我们花销，我们出来之后，花销比较大，拘留所就扣除了高文才的2000多元，高玉堂的1000多元，我的40元，高玉堂到拘留所结账的时候，知道拘留所扣了我们一部分钱，只结到800多元的账，我们就要求村里赔偿这个钱，高某1还是不同意，高某1认为我们说谎，我只知道高某1在村里账上记了这笔账。后来，高文才和四个老组长的矛盾越来越大，高文才要求村里的财务交由理事会管理，并且要求四个组长听从理事会的。高某1等几个组长不同意，高某1等老组长就要求罢免高文才的理事会，他们说高文才的理事会是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不能算数，第二届理事会也就被罢免了。2018年4、5月份，高文才当选了坂西组组长之后，他写了一封致全体村民的一封信，之后的一天晚上就在高天次家门口召开了村民大会，他在大会上说政府里号召村庄成立理事会，他就要求成立理事会，监督四个组长为村里做事，他在大会上说四个组长不为村里做事，村里的卫生不管，村里账目不公开。接着高文才在大会上说：＂坂东、坂西、坂明、坂上组有哪些人要到理事会来？＂之后有村民推荐的，有自己要求进入理事会的，我记得坂上组有高得国、雷爱金、高国裕和我，坂西组有高顺才、高玉堂、高国保、高锦堂、金拥军，坂东组有黄国华、高森林、高荣林、高喜春、高林，坂明组有高喜才、高时发、高新国等人进入理事会，组长高某1、高某2、高某3没有反对我们成立理事会。成立理事会之后，高文才就提议这些理事会成员都到高顺才家里开理事会，高某1、高某3、高某2没有去高顺才家里去，高文才主持理事会会议，高文才就提议高顺才为理事会会长。之后高文才提议高得国、高玉堂、高荣林、高喜才做副会长，经过十几个人讨论，大家同意高得国、高玉堂、高荣林、高喜才等四个人为副会长，金拥军管账目，黄国华管财，我和其余人做理事会成员。高文才和高玉堂就说要成立理事会微信群，要弄一个理事会章程，还要弄一块理事会牌匾，定在高顺才家里试办事地点。之后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我们陆陆续续就加入了微信群，高得国是用老年机的，手机没有微信功能，其余的人都加入了微信群，高文才也加入了微信群。过了几天，高文才和其他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坂上村理事会牌匾到高顺才家里悬挂，高玉堂就弄了一份村规民约、一份理事会章程放在高顺才家里。理事会就这样成立了，以高顺才和高文才为首的理事会就和高某1、高某2、高某3几个组长矛盾加深，理事会就要求几个老组长交出村里的账目，理事会都认为几个老组长贪污了。之后村民就要求重新选举组长，高某1、高某3、高某2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做组长了，坂东组长变成了高荣林，坂上组长变成了高得国，坂明组长换成了高佰才，坂西组长仍然是高文才。由于新上任的两个组长也是理事会的副会长，所以理事会就开会撤换了两个副会长，高荣林、高得国就没有做副会长了，就换成了我和高森林做副会长了，其余人员不变，高佰才做了坂明组长之后，也参加理事会会议，第三届理事会就管到了村里的账目，四个组长也归理事会管理，并且村里也把我拘留期间被扣押的40多元钱给了我，是否给了2000多元给高文才，给1000多元给高玉堂我就不清楚，这个事第三届理事会的经过就是这样的。第三届理事会，会长是高顺才，组长最早是高文才、高某3、高某1、高某2，之后，高某3、高某1、高某2都没有做组长了，换成了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组长换了之后，理事会和四个组长就混为一体了，组长听从理事会的，村里的账目也是理事会管理，村里的事情也由理事会开会讨论决定，并且由四个组长带头去做。第三届理事会是高顺才说的算，他是会长，每次开会都是高顺才召开主持的，并且我们商量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都由高顺才决定。我们平时是以微信联系为主，我们理事会建了一个微信群，有事情会在群里通知公布，也有通过电话联系。（8）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上半年，高文才担任坂西组组长后，因为原来的老组长在建设火车站过程中没有把村里的账目公开，也没有为村里到火车站搞来工程做，他说要成立理事会来监督组长做事，以理事会的名义做事。之后坂西组高文才、高顺才、高玉堂、高国强等人与坂上组高国裕、雷爱金、高国保、高锦堂等人先碰头说要成立理事会。一天晚上在高天次门口开全村大会，会议是高文才主持，高文才说现在村里搞建设，要成立理事会来监督干部，愿意报名的都可以报名。后面坂东组高荣林、高森林、高喜春及我、坂明组高锦林、高喜才也报名参加了理事会，我是最后高荣林叫我报名的，理事会成员报好名后就散会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理事会成员都到高顺才家里去了，高玉堂或高文才说要选会长，四个副会长、会计、出纳，之后我、高荣林、高国强、高玉堂、高锦堂、高得国、高森林、高文才都说让高顺才担任理事会会长，高顺才见大家都选他当会长也同意了，大家都说要副会长每组一个，互相监督，坂西组高玉堂、坂上组高国强、坂东组高荣林、坂明组高喜才为副会长，不知道谁说坂西组的金拥军是老师，管账比较内行，让金拥军担任会计，高荣林考虑到会计金拥军是坂上村下面人，要搞个上面人来担任出纳，然后高荣林就推荐我担任出纳，其他人都同意。成员是坂西组高锦堂、高国保；坂上组高得国、高国裕、雷爱金；坂东组高喜春、高森林；坂明组高新国。高文才、高佰才已经担任了组长，其实相当于理事会成员。大家还商议理事会的制度，有人提议会长在以后工作出现错误，办事不力，四个副会长召开理事会成员会议经大家同意后直接罢免会长；四个副会长在以后工作出现错误办事不力会长可以直接召开理事会成员会议经大家同意后直接罢免。大家都同意这些提议，高顺才或高文才说以后政府拨给坂上村全村的钱交给理事会管，各组的账目还是归各组管理；有人提议理事会既监督组长也扶持组长，每个组里的理事会成员监督自己组里的组长，如果组长办事不力，犯错误就要召开组里村民会议要求重新选过；如果组长在以后工作中谈不下来就叫理事会成员一起去谈（比如后面组长与中余公司谈石头的事，理事会成员就一起参与了）；大家还说以后为集体做事要齐心团结，之后大家就散会。过了几天，高顺才或高玉堂到田××街××了××理事会牌××（田畈街镇××坂××村村民理事会），挂牌的前一天晚上，高顺才或是高文才打电话通知高家村委会主任高某4，叫他第二天来参加挂牌仪式，当晚高某4答应会到现场，第二天上午高某4说没时间就委派村委会高某6到高顺才家里出席挂牌仪式，当天理事会牌匾挂在高顺才家门口。我记得清楚进了3笔账，一笔是火车站文化强工程在村里招标，由高国波中标并将39000元钱交给高文才等四个组长，第二天我、金拥军、高顺才到银行存起来了，一笔就是做通信塔的人在已经××了××村的地方挖坑，挖出了些石头，四个组长将这些石头卖了几千块钱（不是一次卖的，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楚），后面组长将这钱交给我了，金拥军也入了账的，后面这个钱放在我身边作为村里的开支用掉了；还有一笔就是我们村里池塘护坡的32万元工程款，这个钱是高文才和高顺才搞的，存钱的户头是高顺才重新开的户，具体情况我不清楚。3.9万元钱是开始一部分用于村里各类的费用，剩下部分钱用于池塘护坡工程的启动资金；另外卖石头的几千块钱作为村里的开支用掉了；那个32万元钱用于支付工程款等，这个护坡工程款结算时，高文才说我们理事会成员和四个组长可以有1.39万误工费，这是经过政府同意了的，但是这个钱我们没有分，因为我要出去打工，这个1.39万交给高顺才作为村里开支保管了。（9）被告人高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5月份左右的时间，我们坂上村的高文才、高荣林等人说之前的老组长高某1、高某3、高某2不为村里做事，火车站有工程不去带头阻工，村里山地挖出了石头也不管，不为村里搞钱来，几个老组长也不交账出来，接着高文才就告高某3、高某1、高某2几个老组长他们贪污，并要求重新选出新的组长，最开始是坂西组里重新选组长，由高文才当了新的组长，究竟是怎么当上的组长我就不知道，我们坂东组是2018年7月份的时间开始选组长的，当时高某2就提出来说不做了这个组长，他说他做的累人，高荣林就说：“既然高某2不做了，就我来做这个组长”。高荣林当选新的组长之后，有一天就跟我说：“你有心的话就到理事会来，为村里做一点事”，我当时没有表态，在我们要到了火车站文化墙的工程之后至2018年7月4日之前火车站文化墙开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理事会的高佰才、黄国华、雷爱金这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人把我拉进理事会的群里去了，接着有一天高顺才或高文才在理事会的微信群里面发了要求理事会的人到高顺才家里开会的消息，我收到消息后当天晚上就也去开会了，我到达理事会之后，高顺才、高文才、高得国、高荣林、高佰才等十四、五个理事会成员都在现场，在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发言表示欢迎我进入理事会，我就这样进入理事会了，之后，我就偶尔会去开一下理事会会议，大概去开了5、6次会议就没去了，因为我提出来的建议他们都不会当一回事不会采纳，所有的事还是高顺才、高文才他们说了算。理事会成立的时候，没有乡镇干部、村委会干部在场监督。都是高文才、高顺才、高荣林几个人搞起来的。因为高文才说为村里做事搞工程，我也是为了村里搞工程，为村里做事，村里搞到了工程来，我作为村民也能在工程里面赚点钱。（10）被告人高锦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和另外三个老组长是不和的，理事会成立之后，三个老组长不是理事会成员，高文才那几年经常到处说三个老组长这样的做事态度不行，让村民对老组长不满，之后村民就要求从新选过组长，高某1、高某2、高某3就被选下来了。高得国和高荣林是选上来的，他们两个组怎么选的我就不清楚，他们选上之后，理事会就开会，他们两个就不能做理事会副会长的职务，所以他们就取消了副会长的职务，只是组长兼理事会的成员。副会长就换成了高森林、高国强。（11）被告人高喜才（副会长）的供述与辩解，证实：①高文才被选为坂西组组长，但与坂东组长高某2、坂明组长高某1、坂上组长高某3不是一条心。于是高文才以垃圾没人管，池塘里面都是淤泥，村里的石头等别人弄去也没人管为由成立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确定之后，高文才在理事会会议中公然说道三个老组长不做事，贪污村里的钱，不交账目，村里的石头不管事，要去政府反映三个组长的情况，要让领导查三个老组长，并让各个组的理事会成员回去跟各个组长说，要么好好为村里做事，把村里的账目交出来，听理事会的话，一起去火车站阻拦石头，要么就下台不要坐了。②高文才多次在理事会会议中提到让三个老组长交出账目。③理事会成立后，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是经过理事会商量后通过，每次会议四个组长也都会参加。④三个老组长卸任的原因首先高文才多次说三个组长不为村里做事，村里的垃圾没人清理，池塘淤泥没人清理，火车站的石头没人管，导致许多村民对三个组长不满；其次高文才还到田畈街政府反映过三个组长贪污，不为村里做事，要求政府查处三个组长；高文才还放出话来，如果三个组长想继续当，就要听理事会的话，参与阻拦火车站的石头，不然就不要当了。三个老组长和高文才关系一直不太好，所以就提出不当组长了。⑤理事会成立后，高文才开理事会的时候公然叫高荣林、高得国回到组里去竞选组长，并且还要求高国强、高国裕，雷爱金帮助高得国拉票，要求高林、高喜春、黄国华帮高荣林拉票，最后高得国、高荣林都参选当上组长。（12）被告人高国裕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召开村民大会选举理事会时，村委会干部高某6在场；②组织架构上，高顺长为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就是协助会长做事的，金拥军是管账的，黄国华是管钱的。报账用钱要会长、经手人和管钱的人签字。③高文才在村民大会，决定成立理事会的会议上，就号召村民到中余石料厂拦石头。④高国裕辩解没有帮高得国拉选票，系老组长高某3不想去拦石头，所以不当组长了，于是高得国当选。（13）被告人雷爱金（坂上村）的供述与辩解，证实：①在高天次家中成立理事会时是高文才主持了，雷爱金是由村民雷雨生推荐进入理事会的，当天村委会的干部高某6参与了会议；②高文才以村里垃圾没人管，池塘里面都是淤泥，村里的石头让中余公司的霸占了没人管等理由为借口，要求要成立理事会；③高文才多次在村民面前说坂明组长高某1、坂上组长高某3、坂东组长高某2为村里做事，村里的垃圾、池塘淤泥、火车站的石头没人管，导致许多村民对三个组长不满；高文才还到田畈街政府反映过三个组长贪污，不为村里做事，要求政府查处三个组长；高文才还放出话来，如果三个组长想继续当，就要听理事会的话，参与阻拦火车站的石头，不然就不要当了（理事会成立的会议上也提到过）。所以这三个组长就提出来不当了，坂上组长高某3当着我的面说不当的。④理事会成员回去传话后，坂明组长高某1、坂上组长高某3、坂东组长高某2都表示不当组长了，高文才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召开村民大会重新推选了组长，之后坂明组就选了高佰才、坂东组选了高荣林、坂上组选了高得国担任组长，四个组长和理事会就融为一体了，一起商量决定事项。（14）被告人高国保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因火车站朝向问题，坂上村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高文才是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因火车站建设，政府在坂上村征地，并支付村里征地款，高文才就以理事会成员的身份证，要求老组长交出征地款，但遭到拒绝。就此高文才等理事会成员与老组长闹得不愉快，于是第一届理事会被解散。②2018年3.4月份，因坂西组组长高福庆不愿再担任组长，于是高文才担任了坂西组的组长，当上组长后，高文才就写了一封“致全体村民的一封信”，以老村长不作为及贪污村里的财物为由，要求成立理事会，会议由高文才组织。选举出理事会成员后的两三天，高文才组织成员到高顺才家开会，确定了分工、责任及理事会章程。③理事会成立后，高文才在理事会会议上，要求成员到自己所在的组动员村民，以老组长不为村里做事还不公布组里的账目贪污组里的钱罢免老组长，重新选过组长。（15）被告人高森林（理事会副会长）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高森林是理事会的副会长；②高文才、高荣林、高得国、高佰才是四个组长，但是理事会会议上述四人均会参加；③理事会的日常事务都是由高顺才决定的，高顺才不在的时候都是由高文才决定的，理事会报账时，都是由高顺才、经手人及黄国华签字才算数，每次开会也都是有高顺才和高文才在微信中通知大家到高顺才家开会。（16）被告人高新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5月，高文才在高天次家门口召开村民大会，大会过程中，高新国加入了理事会，但因为做卤菜生意，高新国仅参加了一次理事会，会议内容讨论号召村民去阻拦中余公司运石头。2018年11月。高顺才将高新国从理事会微信中剔除出去。二、三起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证明该一起寻衅滋事事实的证据如下：1、书证（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GF-2013-0201），证明：鄱阳县鄱湖城乡投资有限公司将鄱阳县火车站新区一期建设项目发包给了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劳动合同书，证明：鄱阳县中余晟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聘请王某3为该公司鄱阳县火车站新区一期工程项目部副经理。（3）鄱阳县中余晟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企业投资方信息、公司章程，证明：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鄱阳县中余晟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100%投资人，鄱阳县中余晟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吴小来、监事系刘春保。（4）鄱阳火车站一期开发建设工程指挥部会议纪要第8期、鄱阳县重点项目建设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16期，证明：2018年7月16日会议及2018年7月17日下午会议上，经商议决定工地矿石纠纷的问题由田畈街镇政府处理，其收入重点用于田畈街镇农村公路修建。（5）田畈街镇人民政府协调高家村委会火车站矿石一事会议纪要，证明：2018年8月13日，在田畈街镇党委会议召开协调会，会议决定高家村公益事业需要用石头可以打报告，其他事项不准出卖石块、存储。2018年11月21日，田畈街镇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火车站一期工程建设中产生的矿石进入拍卖程序。（6）鄱阳县环境保护局调查讯问笔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现场照片，证明：2018年3月29日，鄱阳县环境保护局对鄱阳县中余晟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料厂作出在停止生产、停止排污行为；2018年6月30日前拆除生产设备，遣散作业人员、清理现场，消除环境污染隐患的处罚决定。（7）中余公司与高家村委会村民签订的协议书，证明：2017年7月12日，中余公司与高家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中余公司给高家村委会补偿72万元，高家村委会保证村民不得以各种名义阻工，包括所辖区域内的所有石料由施工方自行处理。签字代表有：高金才、高某1、高某3、高某2、高福庆等。（8）鄱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鄱扫黑办函【2019】24号，鄱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对火车站开发山地的石料权属和中余公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对石料有使用权等情况的回复，证明：开发山地原属于田畈街高家村委会坂上村小组所有，地名为枫树洼，共有土地面积约180亩。2016年政府征用建设鄱阳火车站项目，并已经全部征收到位，开发山地转为国有土地，属鄱阳火车管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驶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之规定，火车站开发山地石料属于国家。中余公司建设项目在其用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开山挖土石，采出的石料、土仅供该项目使用，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剩余的石料、土由当地县政府组织处理，不得外卖。（9）鄱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鄱扫黑办函【2019】27号，田畈街镇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8月10日之前，田畈街政府没有授权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可以擅自运走石料；2018年7月，县政府已明确告知火车站项目石料是国有资产，7月17日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石料由田畈街镇政府处理。（10）图片，证明：从现场拖走的石头是青石。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在2016年11月份至2018年9月，王某3担任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派驻鄱阳火车站新区一期建设项目部负责人。从2017年1月中余公司在坂上高家村田地上进行施工开始，就经常有村民到工地阻止施工。公安机关在施工点成立了警务室之后，坂上村村民还是来阻工，采用语言威胁和围施工现场和设备，导致无法施工。2017年4月份，为了赶工期，政府找到中余公司和坂上村委会坂上村民开协调会，最后商定由中余公司拿出100万元补偿这几个周边被征地的村，坂上村得到50万元。2017年7月份，朱某承建二期土地平整工程时，坂上村又开始阻工了，理由也是要工程做，后来看见朱某又挖出石头了就连新区一期工程也一起阻拦。当时，公安局对阻拦施工的坂上村进行了惩处，拘留了高文才、高玉堂、高国强等一些人。在这些人被拘留出来之后，高文才等人就以石料的事向中余公司再要30万元补偿，经过协商之后谈好了中余公司再出22万元进行补偿。2017年9月12日，中余公司和村里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是公司补偿他们村里72万元（连同之前的50万元），村民保证不得以各种名义阻工，包括所辖区域内的所有石料由施工方自行处理，不得干涉。签了协议之后一直到2018年4月份都没有发生阻拦。2018年5月份，高文才担任了坂上村小组长后，就伙同其他小组长多次组织坂上村村民到中石料厂进行阻工，高文才组织村民在工地上搭简易工棚，让村民在工棚里面守住运输石料的车辆。前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每天都派人在工地上看守，在刚开始阻工的二十多天内中余公司都没有施工，也没有从这个工地拉走过石料，后经政府介入协商，坂上村村民才同意中余公司从石料厂运出十几车石料出来做完火车站的工程，导致火车站工程延期二十多天。（2）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明：在鄱阳县火车站建设过程中，王某4当时在中余集团下属的石料厂负责开装载机的。2017年下半年，高文才等人在石料厂阻工，每次王某4开装载机施工时，高文才就带头站在装载机前面，围着装载机，叫王某4不要施工，高文才还叫王某4不要开装载机，王某4要是开装载机他们就打他，态度很凶，其他人也跟着高文才，警告王某4不要开工。2018年搭建帐篷时王某4不在场，但听张某2他们说是高文才带人去搭建的。2018年5月，一开始，高文才带着村民围着王某4的装载机，和村民一起站在装载机前面，不让王某4施工，高文才还带头阻拦进石料厂运石料的货车出去。（3）证人卢某的证言，证明：卢某从2017年11月份开始帮中余公司下属石料厂做过施工现场助理。在2018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一开始高文才开着白色商务车带着7、8个人先到现场，然后打电话叫人，之后陆陆续续就来了二、三十个人。到了现场后，几个村民围着施工现场的装载机，并凶了装载机师傅让他停止作业，不让装载机运送石料到碎石机上面，王某4就问村民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作业，村民就说是坂上村村长不让动的，王某4就追问是村长是谁了，村民就说是高文才，这时高文才就走过来蛮横的说就是不让我们作业，还说“谁来了都没有用”。2018年5月份的一天上午，高文才开车带着4、5坂上村村民到了石料厂，在石料厂进出的路口搭了一个简易棚。第二天上午，有到石料厂拉石料的4辆运输车辆进石料厂，当时高文才等人把车辆放进了石料厂。等运输车辆装满了石料准备要离开石料厂的时候，高文才带着7、8个村民挡在运输车辆车头，不让车辆离开石料厂，高文才叫人挡着车辆车头不准离开还无理的说“空车可以离开，只要装了石料的车辆就不能离开这里”。在高文才等人搭棚子阻工的期间，高文才叫人搭的简易棚被风吹倒后，第二天高文才马上安排人用铁焊了一个简易棚，棚子里面放了一张床及几条凳子，在王某4和阻工的村民聊天，问村民为什么要过来阻工，村民就说“村里干部安排我们过来看守你们，不能让你们开工及运走石料，村里面出我们每天200元工资，这个钱不赚白不赚”。坂上村村民阻拦看守石料厂前，石料厂没有对外出售的情况。中余公司项目部准备在建设停车场项目的时候，要去石料厂运输石料的时候就遭到坂上村阻拦，之后就看守，一个多月后，因为政府催得紧，中余公司整个工程也要验收，所以多次找政府与坂上村协商后，坂上村才同意中余公司项目部从石料厂运石料出厂做工程。导致这个停车场项目延期了一个多月了。（4）证人蔡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6月份，中余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某3和蔡某达成协议，中余公司将建设火车站广场时铲平高家村委会山上的泥土和石头堆放到蔡某位于玉田桥洞南侧的空地上，蔡某可以使用这些泥土和石头。2018年5月份，蔡某将石头卖给张富贵，张富贵从该场地运走石头时，高文才、高柏才、高荣林、高得国、高珍才、高玉堂、高锦堂等人到现场对车辆进行阻拦。高文才的母亲躺在蔡某的车子下面，威胁说：“你们车子要走，就从我身上轧过去”。之后，蔡某几次想运石头走，都被高文才等人阻拦了。2018年11月份，蔡某的合伙人曹长莲准备从该场地运石头出去时，遭到高文才开车拦截，高文才开车将曹长连带倒在地后仍没熄火，蔡某就拿石头砸破了高文才的车窗。后蔡某因为这件事被治安拘留了。最后，田畈街政府出面将这些石头拍卖了。（5）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张某2是中余公司石料厂现场负责人，2018年上半年，高文才带了坂上村村民以石头是坂上村的为由拦停了石料厂施工，不让运输车运输石料出厂。当时中余公司项目部虽然把火车站广场和主路建设完工后，还有些道路需要修修补补，像迎宾大道两人人行道吸水砖工程需要做，还有些增补项目，像火车站二期停车场工程，中余公司只好停掉了火车站停车场工程，先做了其他不需要用石料的尾巴工程。十几天后，经项目部和政府找坂上村村民协商后，才从石料厂拉走了十几车石料走做停车场项目，导致这个工程延期了十几天，影响了中余公司整个火车站项目的验收时间。（6）证人朱某、金某、方某2、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8月份，朱某在负责××火车站××期平整工程的建设。2017年8月5日7时许，陆陆续续来了30多个村民到施工现场，一伙人到施工道路给堵住了，拦停了施工。一小时后，高珍才和高文才来了施工现场，高珍才对朱某说工程的车队业务要让他们村理事会来做，不能做村里的个人做，朱某不同意就不会让他们继续施工。商量了一会后，朱某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高珍才和高文才就指挥现场参加阻工的人员离开了，并叫朱某晚上到他们村里去谈这件事。高玉堂在现场比较积极，他把车子停在施工通道口。高文才在现场拿着一本本子登记参加阻工的人数和姓名。当晚，朱某到高家村时，看见100多人都到了村里。高文才提出要朱某拿50万元给村里，山上的石头要给村里卖。朱某称他做不了主，后就离开了高家村。2017年8月8日7时许，高玉堂先开车到施工现场，将车停在施工通道中间，下车就叫嚣着让施工人员停工，并和另外两个妇女站在运输通道上。几分钟后，高家村村民陆陆续续到了施工现场。高文才和高国强走过来对朱某说要给村里50万元的事情，朱某没有答应。后来民警到了现场，但是劝阻无效。到了中午，高家村的村民轮流回去吃饭，留了人在施工现场，直到晚上7点左右。这次现场阻工有100人左右。现场还有人拉横幅抗议施工。高文才在现场送水和西瓜给村民吃。（7）证人高某3的证言，证明：火车站开工时，中余公司答应补充坂上村50万元，后2017年8月，高文才等人见山上挖出了石头，就带了村民阻工，并让四个村小组找中余公司谈，经四个小组长和中余公司协商，中余公司答应再补偿22万元，最后高某3等人与中余公司签订了补偿72万元，不再阻工的协议。这72万元已发放到村民手上。（8）证人高某10的证言，证明：高某10是坂西组村民。2018年5月份的一天，高文才召集坂西组村民开会商议去阻拦中余公司石料厂一事。高顺才、高文才、高玉堂三人在会上你一句我一句说如果不去阻拦石料厂的村民以后不能享受安置地建房和政府征田地拨下来的钱，去阻拦的人200元一天，高玉堂做好看守登记。第二天，高顺才、高文才、高玉堂带着坂西组的二三十名村民到中余公司石料厂去了。高文才、高玉堂带着一拨人去拦着石料厂运输石料才车辆的车头，高顺才、高锦堂带着一拨人围着挖机不让作业。高某10去了两次，都是高文才挨家挨户叫去的，高某10都是等高玉堂登记好了以后就走了。理事会成立以后，有一天，高得国在村里敲锣鼓说准备晚上在高天次家门口召开村民大会商议阻拦石料厂一事，高得国说是高顺才、高玉堂叫他敲锣鼓召集村民开会的。会议决定全村都要安排人去看守。坂西组由高玉堂负责给村民抽签排班。没有抽签的就由高文才通知看守时间。理事会成立后，高某10家轮到三次看守。持续看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9）证人高某11的证言，证明：理事会的人说石料厂的石头是坂上村山上挖的石头，不能被中余公司的运走卖掉，村里的人要去阻拦。高某11参与看守了一次，是晚班，是理事会成员高锦堂带的队，是高得国通知他去看守的。高得国说理事会开会时说过石头可以卖钱，去值班看守的村民以后可以分钱。（10）证人吴某3的证言，证明：吴某3参与过看守石料厂，他家轮到过四五次，是高文才排的班。一般高文才会提前一天到吴某3家说第二天轮到他家去看守。有两次吴某3是坐高文才的车去的，高文才只要开车去石料厂就会用车带村里当天轮班的人去石料厂。（11）证人高某12的证言，证明：理事会成立后，高文才组织全村开会说去拦中余公司石料厂的事，高某12家轮到两次去看守石料厂，是高得国安排的。（12）证人高某13的证言，证明：坂西组开完会的第二天，高文才就在村里叫村民去石料厂阻工，组里去了三四十人。高某13到的时候已经拦停了，看见村民围着挖机和运石料的货车。理事会成立后，高某13参与石料厂看守两次，一次是高国保带队，坂西组是高玉堂、高锦堂在纸上写了数字给村民抽签排班。（13）证人王某5的证言，证明：王某5在2019年1月份竞拍到了田畈街政府位于火车站的石头，1月10日，王某5接到高文才的电话，高文才说他看守石头几个月，花了很多时间，让高金虎把请人看守石头的事情给他做，王某5没有答应。王某5到火车站准备运石头时发现石头少了很多，附近的村民和环卫工人说看见高文才村里的护坡用了好多石头。（14）证人高某14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份，高某14通过跟高玉堂联系，向高玉堂购买了石头，石头是在田畈街镇火车站新区××村安置点的位置拖的，当时高文才、高玉堂和高某14谈的价格，420元／车，高顺才、高锦堂也在场，中余公司项目部的王某3还来阻拦，不让高某14运石头，和高文才发生了争吵，最后高玉堂让高某14赶紧开车走。高某14付给了高锦堂1260元钱。几天后，高玉堂让高某14从安置地拖了12车石头到田畈街卫生院，高玉堂联系好了的，算900元一车，其中运费400元一车，高某14结的账，给了5920元给高玉堂。（15）证人高新国（非本案的被告人）的证言，证明：其不是理事会成员；2018年四五月份，高文才××村村民开会，会上选了理事会成员，高顺才是会长，但是高顺才的会长是后来理事会选的；理事会成立后，理事会的人就要求组长带人去阻工，但是高某3等人不同意，高文才就开会组织村民重新选举了组长；新的组长到位后，理事会就开了会，决定由理事会成员和组长就带领并安排村民去阻工，并轮流看守石头，高文才说石头以后卖了钱就给参与石头的人发钱，男的200元一天，女的100一天，没有参与看守的人不发钱；看守现场搭了一个棚子，还有一辆车。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上诉人高文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4月份，高文才担任坂西组组长后，因有村民向高文才反映吴六甲、高某3私自占用安置点办预制块加工厂，高某3私自运石料出去，石料厂作业时声音影响村民休息，作业的水影响生态环境等，故2018年5月9日晚上，高文才召集坂西组村民开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坂西组村民去石料厂讨要说法。2018年5月10日早上，高文才和一二十个坂西组的村民和其他组的一些村民到石料厂拦停了石料厂的碎石机和预制厂作业，并阻止货车进出石料厂。当天上午，高文才买了一顶伞棚放到阻工现场给村民遮阴休息。当天晚上，该村村民还是在伞棚里面看守石料厂。第二天，高文才还是组织这些村民到中余公司的石料厂去阻工，高文才又到坂东组村民“高七毛”家中借了一顶伞棚放在阻工现场。持续阻工几天后，高文才组织坂西组村民到高天次的商店前开会，高文才在大会上说村里要搞建设，石料厂污染、石料厂归属的问题要处理，经高文才提议，成立了理事会，选出17名理事会成员，高顺才任会长，副会长高喜才、高森林、高玉堂、高国强。在这过程中，高佰才当选了坂明组的组长，高荣林当选了坂东组组长、高得国当选了坂上组的组长。之后，理事会开会决定每天每个小组安排2名村民分白天夜晚两个班去看守石料厂，以防石料厂施工和运输石料的车辆进出，要求每个组长对参与看守石料厂的村民名单登记。还决定由高玉堂提供钢管、高国保负责在看守点搭建棚子给看守石料厂的村民休息。这次会议之后，四个组就安排各自组的村民轮流到在石料厂门口搭好的钢棚子里看守石料厂，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高文才将自己的面包车停放到了石料厂的边上，停在那给路人和村民躲雨遮阴。高文才有时候开车路过现场时，会拿车上的矿泉水给看守的村民喝。从开理事会后看守石料厂应该有二十天左右。（2）原审被告人高顺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文才在成立理事会前就组织了坂西组的村民在高正端家开会，会上高文才要求坂西组全体村民要到石料厂去阻工，高顺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高文才就安排坂西组村民到石料厂去阻工了。理事会成立后的一天，高文才叫高顺才在理事会微信群通知大家到高顺才家开会商议看守石料厂一事。会上，高文才要求每个组都要安排组里的村民去看守石料厂，不准石料厂作业及车子运输石料出去，组长和理事会成员要轮流到带队到现场看守。理事会轮到高顺才时，高顺才去看守过一次，其家里轮到的时候是他老婆去看守的。（3）原审被告人高佰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4、5月份，高文才带着坂西组的村民日夜拦在石料厂，不让石料厂作业和用车运石头。在这期间，高佰才当选了坂明组组长，高文才也召集村民成立了理事会。成立理事会后，高文才召集理事会成员在高顺才家里开会。会上，高文才提出要求四个组长要对本组的人排好班，派人去搭棚子的地方守着中余公司的石料厂，要求组长核实本组村民每天是否到场，高文才还说石头变卖了钱，按照参与看守石料厂的村民名单每人每天100多元钱的工资。高佰才当选组长后，负责给组里人做值班表，安排他们按值班表去搭棚子的现场看守，高佰才除了老祖长高某1家里的10户，其他组里的24户都安排去看守石料厂了。对没去守棚子的村民，高佰才就在值班表上打个叉。（4）原审被告人高得国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4、5月份坂西组召开了村民大会，坂西组组长高文才说石料厂里的石头都是高家坂上村的，不允许石料厂把里面的石的村民去看守石料厂。高荣林、高佰才分别负责通知、安排坂东组和坂明组的村民去看守石料厂。会后，高得国就去组里和村里传达理事会的意见，要求村民去石料厂阻拦。那段时间，高文才还在高天次的小店门口对许多村民说过以后拦石头卖到了钱，去石料厂拦石头的村民都有钱。2018年6月份，高得国当选坂上组组长。在当组长之前也到现场参与过阻工，但是高得国去的时候石料厂已经被拦停了，没有作业。加入理事会后，带队去看守过2次。当组长后，高文才还让高得国安排坂上组的村民去石料厂阻工。高文才写好了名单，让高得国对着名单安头拉出去卖，后坂西组的很多村民就去石料厂阻拦了，村民还在现场搭了棚子让村民在棚子里休息。拦了几天后，坂上组的部分村民也参与去石料厂拦了。接着，村里成立了理事会，高得国也加入了理事会。理事会开会时，高文才说他咨询过律师，说石料厂的石头都是村里的，以后卖了钱都是归村里四个组的，他要求高家坂上村的村民各户都要去石料厂日夜拦石头。高文才要求高得国负责去通知、安排坂上组排组里的村里去看守石料厂。后来政府说谁都不能动那些石头，村民看到没钱了，就没什么人去阻工了，持续了一两个月。在阻工的这段时间，坂西组在现场搭了棚子给看守的村民歇脚。高文才还把他那辆报废的车停在棚子边上，也是让现场的村民歇脚。在这这段时间，高文才还组织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高文才在会上说之前老村长未经村民大会同意就与中余公司签的协议无效，赔给村里的钱少了。（5）原审被告人高荣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4、5月份，高文才担任坂上村坂西组组长后，高文才为了继续从中余公司搞钱，就和原来的三个小组长开会商议说原来坂上村与中余公司的协议无效，不承认这个协议，叫三个小组长安排组里的村民再次前往中余公司的石料厂阻工，原来的三个小组长不同意。之后，一开始高文才夫妻俩自己去石料厂门口阻拦，后面高文才带坂西组的村民前去阻拦石料厂施工，高文才将自己白色的昌河面包车停放在石料厂门口边上让坂西组阻工的村民到车上休息。高文才组织坂西组村民阻工十多天后，就召开村民会议成立理事会。在会上，高文才说原来村小组组长与中余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效，协议上的钱于实际给的不一样，老组长贪污了钱，中余公司挖出来的石料是村里的，卖的钱应该归村里等，要成立理事会来监督这个事。高文才说每个小组推举一些村民来组建理事会，高顺才任会长。成立理事会后，高文才召集理事会成员为阻拦石料厂施工一事在高顺才家单独召开了一次会议，高文才说之前阻工都是坂西组去的，要求其他三个组也要安排村民去24小时看守石料厂，不准石料厂里面的碎石机作业和运输石料的车辆进出。高文才还叫高玉堂、高国保等几个人用钢管新搭建一个棚子用于看守石料厂，说如果去阻工后终于中余公司给了钱，参与看守阻工的村民每天可以得到100多元钱。还说每天看守石料厂的时候都要有理事会成员带对看守。理事会开会时高文才也说过通过阻工的方式要中余公司给钱。高荣林去阻工过三次，一次是轮到他家里，一次是替他弟弟去的，一次是带队看守。高荣林还根据高文才给其的名单排班坂东组的村民看守。理事会成员的具体分工主要是高文才具体提出来的。（6）原审被告人高玉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玉堂作为坂西组村民，参与了三四次阻工。第一次阻工时，站在挖机前面，拦停了挖机施工。受高文才安排，在第一天、第二天登记参与阻工村民名单。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五次理事会会议商议到中余公司阻工一事。作为理事会成员，六七次带队看守。④提供钢管，由高文才安排人搭建伞棚。另外，2018年6月，高文才、高玉堂、高锦堂、高林等人将中余公司的石头共卖了15车（后八轮货车）给高某14，共收取7260元，交到了黄国华处保管。（7）原审被告人高国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国强参与了两次商量去石料厂阻工的会议，其中一次理事会成员会，一次村民大会，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3、4次带队看守石料厂。（8）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顺才在微信群通知大家于当天晚上到高顺才家开会研究看守石料厂一事，会议由高顺才主持，高文才在会上说每个组要安排村民去看守石料厂，理事会成员和小组组长要每天去看守现场带队负责，并登记看守村民的名单。之后因有时一天十几个村民看守，有时只有三四个村民看守，理事会又开会商议决定每个组轮流安排村民去看守，每个组一天安排2个村民，分白班和晚班，理事会成员和村小组组长每天轮流到看守现场负责指挥及登记。理事会轮到黄国华时，黄国华去看守过2次，组里轮到黄国华家也有2次，是黄国华母亲去的。（9）原审被告人高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文才、高顺才组织理事会成员在高顺才家开会商量到石料厂看守一事，高林参加了会议。高文才在会上说石料厂的石头是归坂上村所有的，拦停了石料厂后石头卖了钱归村里所有。会议决定四个组的组长安排自己组里的村民轮流去看守石料厂并做登记。理事会成员和小组长要轮流带队看守，一是在看守现场点名，发现哪个组里村民没有到现场就打电话给他的组长说一下，督促看守村民上下班时间；二是看守石料厂，一旦发现石料厂在作业或是运输石料出厂就带村民上前拦停，然后打电话叫人过来现场。高林作为理事会成员轮到去看守过四次，看守前后持续一个多月。（10）原审被告人高锦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锦堂是坂西组的村民。在成立理事会之前，高文才就组织坂西组的村民去在高正端家开会，会上高文才要求坂西组全体村民要到石料厂去阻工，高锦堂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高文才就带了高锦堂及其他坂西组村民到石料厂去阻工了。高锦堂到的时候生产石料的机器和运输石料的车子已经被村民拦停了。高文才带着坂西组的村民阻工十几天后，理事会成立了。成立理事会后，高文才或高顺才通知大家在高顺才家开会商量看守石料厂一事。高文才在会上要求其他几个组也要安排村民去看守石料厂，理事会成员和小组组长要每天去看守现场带队负责，并登记看守村民的名单。会议最后高顺才做总结说按照会上商量的事情去做。之后因每天看守的村民不均匀，理事会又开会商议决定每个组轮流安排村民去看守，每个组一天安排2个村民，分白班和晚班。理事会的排班轮到高锦堂时，高锦堂去看守过2、3次，轮到他家里时，他也去过1次。（11）原审被告人高国裕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国裕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过理事会商量看守石头厂的会议，值班看守石头四五次的样子。十九个理事会成员都排；班，但是有没有人没有去不清楚。（12）原审被告人高国保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国保在理事会成立前，参与阻拦石料厂施工一次，理事会成立后，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了2次会议，带队看守了2次，在看守石料厂期间，高文才叫高玉堂提供钢管，叫高国保负责在石料厂门口搭了棚子供看守村民遮阴。（13）原审被告人雷爱金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雷爱金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了两次理事会讨论阻拦石料厂施工的会议，参与过3、4次带班看守石料厂。（14）原审被告人高森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森林在理事会成立前，参与阻拦石料厂施工一次，理事会成立后，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了2次会议，带队看守了3、4次。高世发参与看守石料厂。（15）原审被告人高喜春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喜春参加了理事会会议，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过3、4次带班看守石料厂。（16）原审被告人高喜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喜才参加了两次理事会会议，一次村民大会讨论阻拦石料厂施工一事，作为理事会成员，到现场带领村民到现场阻工共计3.4次。另外，高文才在村民大会上说过要去石料厂阻工，管好石头，以后石头卖了钱，看守的村民可以分到工钱。坂明组是组长高佰才登记去看守的村民的名单。（17）原审被告人高新国的供述和辩解，证明：理事会成立后，高新国作为理事会成员参加了2次会议，带队看守了3、4次，轮到他家里我还去看守过2、3次。高世发和高新国聊天的时候说过他是后期加入理事会的。（18）原审被告人金拥军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金拥军作为坂西组村民去过2、3次阻拦和看守石料厂，后来我作为理事会成员也到看守现场带队值班去过3、4次，参与了4、5次商量阻工及看守的坂西组村民会议及理事会会议，成立理事会后，高文才在理事会上要求四个组村民都去看守石料厂，第二次理事会，高文才让金拥军按照四个组村民名单制作一个记工表，高文才将另外三个组的表格分给了其他三个组按照这个表通知村民去看守。（19）原审被告人高世发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高世发在公安侦查机关不承认参与了看守石头，但当庭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证明第二起寻衅滋事事实的证据如下：1、书证（1）鄱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鄱扫黑办函【2019】24号，鄱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对火车站开发山地的石料权属和中余公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对石料有使用权等情况的回复，证明：开发山地原属于田畈街高家村委会坂上村小组所有，地名为枫树洼，共有土地面积约180亩。2016年政府征用建设鄱阳火车站项目，并已经全部征收到位，开发山地转为国有土地，属鄱阳火车管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驶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之规定，火车站开发山地石料属于国家。中余公司建设项目在其用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开山挖土石，采出的石料、土仅供该项目使用，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剩余的石料、土由当地县政府组织处理，不得外卖。（2）鄱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鄱扫黑办函【2019】27号，田畈街镇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8月10日之前，田畈街政府没有授权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可以擅自运走石料；2018年7月，县政府已明确告知火车站项目石料是国有资产，7月17日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石料由田畈街镇政府处理。（3）高某16提供的记账本，证明：高某16、高某17、高某8河、高某8堂帮助高文才等人在中余公司处拖走了29车石头。其中高某16拉了9车，每车可以装5立方米，高某8堂可以拉11车，高某8河拉了8车，高某17拉了1车。（4）田畈街镇党政联席会会议记录，证明：2018年8月14日，由余达生书记汇报8月10日，高家人到中余公司拖运石头，经会议讨论，同意高家人使用该山上的石头用于高家公益事业，但不允许私自开挖运输，且使用之前必须向镇党委汇报。（5）图片，证明：从现场拖走的石头是青石。（6）高某16到理事会报账的收据存根，证明：8月10日，高某16共计运走29车，每车40元，共计1160元。（7）执法记录仪拍摄到高文才在现场的照片，证明：高文才当时来到为了现场。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3（中余公司管理人）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等人在2018年8月10日当天电话纠集人员到中余公司拖运石头，王某3报警，向政府的工作人员余某1书记汇报，余某1书记派火车站新区副主任高黎明到石料场做工作，高文才等人不理会民警的制止，仍强行在中余公司拖走石头。（2）证人高某15（火车站新区副主任）的证言（附辨认笔录），证明：其陈述了高文才等人强行拖走石头的经过，高文才、高佰才、高得国指挥现场装车，在政府同意坂上村做公益事业后，高文才仍偷偷运石头卖给隔壁的前干村。经高某15的辨认，在警车前面摆放石头的人是高林；高得国是现场指挥装车的“帝尼”，高顺才、高荣林、高文才、高佰才都在现场。（3）证人余某2（田畈街镇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明：案发时，田畈街政府没有允许坂上高家村的村民去运石料厂内的石头。（4）证人吴某4（火车站新区办副主任）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纠集了二三十名村民到中余公司拖石头，吴某4等人制止高文才等人拖走时，高文才等人气焰嚣张，警察到了现场也不听，态度极其恶劣，逼得吴某4等人节节后退。（5）证人高某16、高某17、高某8堂、高某8和的证言，证明：2018年8月10日，高某16、高某17、高某8和、高某8堂帮助高文才等人在中余公司处拖走了29车石头。其中高某16拉了9车，每车可以装5立方米，高某8堂可以拉11车，高某8和拉了8车，高某17拉了1车，该三人没车能装4-4.5立方米。（6）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明：高文才拖石头时中余公司有个男的躺在车前面，不让车拖石头走，石头都是青石。（7）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村里吹口哨通知去中余公司的石料厂，说了村里去云石头的车子被拦了，其去了现场，后来警察来了，被高文才强行运走的基本上都是青石。（8）证人卢某（道路施工员）的证言，证明：高林在强行拖运石头的过程中，行为比较积极，并指挥在场人员将王某3支开。警察和政府的人来了后，他们也不听，还拦住警察不让走，后来高文才还是强行拖走了石头。（9）证人吴某5的证言，证明：被高文才强行运走的基本上都是青石。警察到了现场后，高荣林那伙人也不听警察的，还和警察吵了起来。（10）证人高某18的证言，证明：其从酒店回家的路上，看见村里二十余人在石料厂，有高文才、高荣林、高佰才、高得国等人，现场当时很混乱，后面田畈街镇的干部和派出所的民警都到了现场，民警劝村里的人去镇政府协商，但是高文才等人不听，还把警车围住了，后面村里还是从石料厂拉了石头出来。（11）证人高国保的证言（本案被告人），证明：2018年村里修护坡的时候，理事会会长高顺才通知开会，在会议现场有高文才、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高顺才、高玉堂、高国强、高国裕、雷爱金、高喜春、高锦堂、高喜才、高林、高世发、高森林、黄国华等人都在。在会上高文才说：“塘泥已经清理好了，现在我们要把塘坝护起坡来，我们去中余公司的石料场拖石头，我们是做民生工程，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大家都要去，大家也不要打架，多叫点村里的妇女和老人去”，大家都赞同他的说法，最后高顺才又说：“明天四个组长先去，有问题，我们随后就到”，说完大家就散会了。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高文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8月10日，高文才等人到中余公司拖走石头时，受到了中余公司、镇政府及公安民警的阻拦，但是高文才等人仍强行将石头拖走。（2）被告人高顺才的供述与辩解，附高顺才在装车费的票据上签字，证明：高文才在村里护坡工程启动之前，理事会开会的时候，高文才提出来到火车站工地的石料厂运石头，理事会成员都表示同意。高顺才给拖运石头的29辆装车费的票据在签字报账。（3）被告人高佰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证实：案发头天晚上，理事会开会讨论到中余公司拖石料用于村里的护坡建设，参会的理事会成员均表示了同意，会议上高文才积极提议石料厂拖运石头时，中余公司阻拦的话，就叫村里的妇女上前。当天高佰才有指挥妇女上前的行为。高佰才对鉴定无异议。对执法记录仪所拍摄的过程也无异议。（4）被告人高得国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电话纠集高得国到中余公司拖青石，中余公司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在民警制止下，高得国等人仍强行拖走石头，并用石头挡住民警的去路。被强行拖走的石头是青石，司机分别是高某16、高某8河、高某8堂三人。高世发参与了理事会讨论到中余公司石料场运石头的会议。高得国对被拖走的石头为2650元无异议。（5）被告人高荣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在理事会会议时已明确告诉了理事会成员，石料厂的石头是国有资产，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处理，高文才仍纠集理事会成员到石料厂拖运石头。高荣林也在现场配合高文才起哄，在民警明确制止下，高荣林等人仍强行将石头拖走，高林搬了一块大石头挡住警车的去路，并和民警发生冲突。在政府同意石料可以用于池塘护坡工程后，高文才等人还偷偷将石料卖给方老板，进入理事会的账目。（6）被告人高玉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在理事会会议中，明知中余公司的石料系国有资产，仍积极煽动大家到中余公司拖运石头，高顺才在会议中有拍板的言语，高文才在会议中表示如果中余公司阻拦，理事会成员都要到现场。在现场，民警制止的情况下，高玉堂等人仍强行拖走青石。高林搬石头挡住民警的去路。（7）被告人高国强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国强参与事前商议，高国强等人明知中余公司石料场的石头系国家所有，在民警的制止下，高国强等人仍强行从石料场拖运青石。在开会商议时，高文才、高顺才有组织、部署的言语，高文才在强行拖运石头时行为比较积极。负责将青石运拖运回来的有高某16、高某8堂、高某8河三人。（8）被告人黄国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8月份的一天，高顺才在理事会微信群发了开会的通知。开会时，高文才说池塘淤泥已经清理好了，明天要去中余公司运石头，如果中余公司不同意，明天就组织村里的老百姓都去。第二天，高文才在理事会的微信群里说中余公司的不肯运石头，大家都来。黄国华去了现场，当时高文才、高喜春、高林、高得国、高佰才等人都在，高顺才后面也过来了。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和中余公司的人都不同意村里运石头，所以高文才等人就和民警吵了起来，高文才还不让警察走，高林拿石头堵了警车的路。（9）被告人高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文才明知石料系国有资产，仍纠集并组织理事会成员到中余公司拖石头，案发当天，高文才通过微信发语音召集理事会成员到现场，在民警执法时，高文才态度很嚣张，还说不让警察走，高林搬石头挡住民警的去路。（10）被告人高锦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锦堂参与了事前商议，高锦堂等人明知中余公司石料场的石头系国家所有，在民警的制止下，高锦堂等人仍强行从石料场拖运青石。在开会商议时，高文才有组织、部署的言语，高顺才有积极的语言，高文才在强行拖运石头时行为比较积极。（11）被告人高国裕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国裕参与事前商议，高国裕等人在明知中余公司石料场的石头系国家所有，在民警的制止下，高国裕等人仍强行从石料场拖运青石。在开会商议时，高文才有组织、部署的言语，高顺才有积极的语言，高文才在强行拖运石头时行为比较积极，不听警察的劝阻。（12）被告人雷爱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根据现场执法记录仪所拍摄的照片，雷爱金参与了到中余公司强行拖运石头的行为，当天拖走石头的是青石，当天在民警和政府的人员制止的情况下，雷爱金等理事会成员仍强行拖走石头。（13）被告人高喜春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喜春参与事前商议，高喜春在明知中余公司石料场的石头系国家所有，在民警的制止下，高喜春等人仍强行从石料场拖运青石。在开会商议时，高文才有组织、部署的言语，高顺才有积极的言语，高文才、高佰才在强行拖运石头时行为比较积极。（14）被告人高喜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喜才参与事前商议，高喜才等人明知中余公司石料场的石头系国家所有，在民警的制止下，高喜才等人仍强行从石料场拖运青石。在开会商议时，高文才有组织、部署的言语，高顺才有积极的语言，高文才在强行拖运石头时行为比较积极。（15）被告人高世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世发等理事会成员到现场强行拖运石头，高世发有用手指着阻拦人员的行为，为其他运石头的人助威。4、鉴定意见鄱阳县价格认定监测管理局鄱价认字【2019】13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经鉴定，无实物的涉案青石125平方米，价值2625元。5、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视频证明：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民警出警时拍摄的现场视频，视频显示高文才等理事会成员和高家坂上村的人到石料厂拖石头，遇到石料厂的人阻拦，坂上村的人就和对方争吵，高文才等人也不听派出所民警和镇里干部的劝阻，并且发动老人、妇女阻挡石料厂的人。证明第三起寻衅滋事罪事实的证据如下：1、书证（1）工资表，证明：由叶某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工资表，自来水工程被以高文才为首进行八次阻工后，自来水公司无法继续施工。（2）协议书，证明：高文才等人私自拟制了协议书，要求自来水公司签订不合理协议，如给“仁尚”公司供水，必须经过坂上村村民同意等，不否则不得施工。2、证人证言（1）证人高得国（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①2019年5月份，自来水公司被高文才等人阻止施工后，镇政府组织双方在村委会了一次协调会，但是谈判失败，自来水公司被迫无奈，改变施工线路。②自来水公司改变线路后，高文才召集理事会成员讨论阻工事由，且在会议中提出对施工方诸多不合理要求，在场理事会成员均没有提出异议。（2）证人高荣林（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荣林参与了两次理事会讨论对自来水公司阻工的会议，但高荣林没有供述其有积极的言语；高荣林参加了镇政府在村委会组织开的协调会，协调会上，高文才提出自来水公司必须缴纳500万元的保证金；2019年7月17日，高荣林伙同高文才、高得国和高佰才找自来水公司的李老板签订协议，但因李老板不同意不得给仁尚公司供水的条款，未能签订成功,期间高得国提出不签订协议就不得施工。（3）证人黄国华（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黄国华没有参与到现场阻拦自来水施工的行为，但在微信讨论对自来水阻工一事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4）证人高林（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2019年田畈街自来水公司铺设水管在田畈街坂上村安置地遭遇阻工一事，其是通过坂上村的理事会微信群里发的信息才知道的，因为其是坂上村理事会的成员，其加入了这个理事会微信群的，微信群里经常说这件事，而且其也去过自来水厂铺设水管的现场。（5）证人高锦堂（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其记得有次高文才、高得国和高佰才三个组长去阻拦自来水公司施工，其当时在安置地东边用装载机在帮村里装石头去做护坡。（6）证人高喜才（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2019年上半年的一天（具体哪天不记得）晚上，坂明组组长通知其到高顺才开理事会，商量到镇政府反映安置地项目启动的事情，其就到了高顺才家里，当时理事会成员和四个小组长都在。会上，高文才说：“仁尚公司要在我们安置点埋水管，我今天把自来水公司施工的人拦停了，问大家怎么搞”，高文才说不能让自来水公司在我们安置点埋水管，还说要是在我们安置点埋水管，以后我们安置点建房，村民挖破了水管，自来水公司会找我们麻烦，高顺才还叫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大家都同意高文才的意见。高文才还说了第二天四个组长到镇政府反映安置地项目启动的事情，问政府什么时候启动安置地项目建设。不启动安置地项目就不让自来水公司在我们安置地施工。（7）证人高喜春（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①高喜春参与了2019年7月19日到自来水工程施工地阻工一次，同去的有高文才；到了之后，高国强已经将自来水公司施工的挖机叫停了。高文才就和自来水公司的管事的人叫起来了，高文才就说没有签好协议自来水管就不能埋下去。②为对自来水进行阻工，理事会共计开会两次，村民大会一次，协调会两次。（8）证人高国裕（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坂上村村民阻拦自来水公司在安置地铺设水管一事，高文才通知其作为理事会代表到镇里开过一次协商会。参与协商会的有高国裕、高文才、高国强、高珍才、高玉堂、高锦堂、高佰才、高得国这几个人。开会时，镇里的领导就介绍了这个事，说这是第三次开协调会，说这个工程是扶贫工程，大家都不要去拦，要支持这个工程，后来镇长也说了下，说这是重点工程，惠民工程；接着，高文才、高玉堂都发了言，意思就是要政府启动安置地项目建设，才同意铺设水管。后来镇长说了安置地上挖破了水管，由自来水公司负责，还说：“这是重点工程，不能阻拦的，再拦就是违法的，就要抓人的，你们自己负责”，镇长还说我们不能以阻拦自来水施工为由要政府启动安置地项目。听镇长这样说，参加会议的理事会成员就起哄，说：“不谈了，走”，接着就走了。（9）证人雷爱金（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其没有参与阻拦自来水公司施工的行为。2019年7月份的一天，也就是高文才被抓之后，其在镇政府对面的公园做事，听做事的小工说，高文才、高得国、高佰才不让自来水公司在坂上村安置地施工，高文才还向自来水公司要钱，因为这个事，高文才、高佰才和高得国三个小组长还被公安抓了。（10）证人高国保（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国保参加过一次镇政府组织双方在村委会开的协调会，这次协调会最后大家不欢而散。（11）证人高森林的证言，证明：高森林参与一次理事会讨论关于自来水公司铺设管道的会议，但是具体会议内容不清楚；高森林参与了镇政府在村委会组织双方协调会，会议上高文才提出自来水公司必须缴纳500万元的保证金，最后协调会不欢而散（协调会后一个月左右，自来水公司改变了铺设线路）；一天晚上，高文才再次组织理事会成员开会讨论自来水厂的事情，到会的理事会成员商量了如何和政府、自来水公司商谈，次日高文才带了人到镇政府开了协调会，高森林没有参加。（12）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高文才他们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拦，开始是以他们施工的位置是村民的田为由进行阻拦，后来改道之后他们又以改道的位置也是政府安置地为由进行阻拦，还要他们缴纳500万、200万保证金；最后又以要求不能给田畈街仁尚名都公司接水为由进行阻拦，反正就是无理取闹，其实他们根本目的就是想要钱。其认识的就是高文才和高佰才几个村长和村民。其知道自来水是政府扶贫重点工程，都是有政府文件的，名称好像是叫鄱阳县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其实就是解决贫困户用水问题。他们这项工程具体实施的路线和标准都是按照相关规定实施的，路线也是按照文件指定的位置和路线进行的。坂上村高文才等人对施工队阻拦了共计8次，2019年5月初、2019年7月3日两次、2019年7月7日、2019年7月17日两次、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19日，有几次其还用手机录了视频，都已经交给公安民警了。（13）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等人在阻工过程中向施工方提出需缴纳500万元保证金、铺设管道前政府需对安置地进行规划、不得向仁尚公司开发的小区供水等多种无理要求，施工方为避免与高文才等人发生冲突，绕道施工，致使损失四五万元。（14）证人熊某（田畈街镇政府农业部门主管）的证言，证明：田畈街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在田畈街镇畈上村管道铺设时被高文才等人阻工，熊某代表政府，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协调会议上高文才等人提出需缴纳500万元的保证金方能施工，施工方被迫无奈绕道施工。（15）证人高某19（原田畈街镇高家村委会主任）的证言，证明：火车站迎宾大道北边原属于高家村委会坂上村，2016年7月份左右被田畈街政府征收，清泉水业有限公司铺设水管的地方属于已被田畈街政府征收的范围。（16）证人周某1（清泉水业的抄表员）的证言，证明：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原计划埋设自来水管道是要经过高家××坂××农田及规划给××高家村的空置房用地，但是遭到了高文才等人的阻工，在政府部门熊某、程某3、吴某2等人组织下，自来水厂的周某1、李某3等人参加会议，高文才等四名村小组组长及四名村民代表的参加会议，会议中，高文才一方提出施工方需缴纳500万元的保证金，施工方被迫改道施工，但是高文才等人仍不依不饶，又以其他理由阻碍施工，2019年7月17日上午，高文才等四名村小组组长要求施工方签订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未经过上坂的同意，不得向仁尚房地产供水的无理要求，被施工方拒绝后，高文才等人又多次到现场阻工。（17）证人王某7（小工）的证言，证明：2019年7月7日，王某7在叶某的安排下，在在高家岭安置建房用地安装水管，高文才等三人以口头威胁的方式阻止施工，王某7等人被迫将水管运走。因不能施工，王某7当天很早就回去了。（18）证人方某3（小工）的证言，证明：2019年7月17日，高文才等人上午两次到施工地点进行阻工，因被阻工，工地上午没有进行挖沟作业，高文才等人下午继续到工地进行阻工，并与施工方发生争吵，持续两个多小时。（19）证人方某4（小工）的证言，证明：2019年7月17日上午，高文才等四人两次阻工，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当天下午，高文才等人继续到工地进行阻工，阻工期间，施工人员没有施工作业。次日，高文才等人再次到工地阻工，阻工过程高文才等人与挖机师傅争吵了起来，因被阻工，方某4等人被安排提前下班了。（20）证人周某2（挖机师傅）的证言，证明：2019年7月初的一天，高文才、高佰才、高荣林、高得国等人到施工现场阻工；2019年7月17日早上9时许，施工方快要挖到坂上高家的安置用地时，高文才、高佰才、高荣林、高得国等人又到施工现场阻工，并称没有达成协议不得施工，要求自来水厂不得接水管给仁尚公司；2019年7月18日，高文才等人再次来到施工现场。（21）证人吴某6（清泉水业的法人代表）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等人以自来水公司要经过坂上村农田为由阻拦施工，兵向自来水公司索要500万元的保证金，自来水公司为避免发生冲突增加成本绕过坂上村农田直接在安置地里铺设水管，高文才等人再次以施工的安置地时坂上村的地有为由进行阻工，要求自来水公司签下不能供水给仁尚公司的协议。另外证实清泉自来水公司是按照水利局的规划路线进行施工的。7月19日上午，吴某6到现场看见高文才等人围堵在挖机旁边阻止施工。（22）证人程某3（田畈街镇水务站站长）的证言，证明：2018年鄱阳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第一次协调会上，高文才等人要求自来水施工方支付500万元的保证金；在第二次协调会上高文才再次提出无理要求向政府施压。（23）证人王某8（小工）的证言，证明：王某8一共看见三次阻工，每次都是前来阻工的村民挡着挖机不让施工，并称再施工就将挖机给砸掉，把水管搞破。（24）证人王某9、刘某2的证言，证明：阻工人员有围堵挖机不让作业，并发出威胁性语言的行为；前来阻工的人员语言威胁施工人员停止施工，并强行将发电机的电线强行夺下。（25）证人方某5（仁尚的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坂上的村长曾打电话给方某5，要求承接仁尚的工程，但因没有资质，被方某5拒绝。（26）证人程某4（自来水焊接工）的证言，证明：高文才等人到现场施工时有语言威胁施工人员停止施工，并强行将发电机的电线强行夺下。（27）证人方某6的证言，证明：前来阻工的人大概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七八个人围堵在挖机旁边，阻止施工的行为。（28）证人周某3、胡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5月12日那天下午两三点的样子，周某3和小工徐模东、胡某散人在焊接，高文才来了之后，凶着让周某3停工，并将焊接的电线拿走，焊接师傅想夺回来，被高文才等人凶着说：“你还想发啦，想拖打是吧”、“叫你不要做就不要做，再做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之后周某3等人看见无法施工就回去了。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原审被告人高文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7月19日上午8时左右，其经过坂上村火车站征地留地安置点处看见有挖机准备下去埋水管，其告诉水厂的老板在双方签订了协议，才能开工，协议的内容是给“仁尚”房地产公司通水必须经过高家村同意。（2）原审被告人高佰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高佰才共计参与三次阻工，分别是2019年7月17日（参与人员：高文才、高佰才、高荣林、高得国、高国强）、2019年7月18日上午（参与人员:高文才、高佰才、高得国、高国强、高玉堂、高林）、2019年7月18日下午（参与人员：高文才、高佰才、高得国、高国强、高玉堂、高林），每次阻工都有积极的语言。②高顺才没有参与到现场阻止自来水公司施工，但是在微信群里有安排部署阻工行为。11月1日高文才提出部署后，高顺才说道：“大家要是没有意见，就按照高文才提议去做”。③涉案人员均能证实自来水的施工方必须拿500万元给村里做保证金、政府必须启动安置房项目、施工方给“仁尚公司”供水必须经过坂上村同意不合理的要求均是由高文才提出，多次会议也都是由高文才组织。（3）原审被告人高玉堂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7月份的一天，高文才在理事会微信群里发信息，说在家的理事会的人都到村的安置地来，高文才还跟高玉堂打了电话，高玉堂就到了现场。在现场，其看见高文才、高佰才、高国强在嚎叫，叫自来水的公司的人不要施工了。为了自来水施工的事，理事会开了好几次会，最后一次是与自来水公司拟协议的时候，理事会开了会，统一了以下意见：第一自来水公司在我们安置地铺设管道，不能影响安置地的建设，以后移管道等问题由自来水负责；第二就是给仁尚供水，需经过他们同意，以此达到从仁尚公司要工程做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点事赚点钱。（4）原审被告人高顺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阻拦田畈街自来水公司铺埋自来水水管的事是是高文才提出来的，当时铺埋水管经过坂上安置地的位置，高文才为此还召开了大会。当时高文才提出了他的两个想法，第一就是因仁尚公司没有拿工程给村里做，就以自来水不能对火车站旁的仁尚公司通水为由进行阻拦；二是以自来水管要经过坂上村的安置地，高就以启动安置地开发为由进行阻拦向政府施压。高顺才当庭供述其未参与现场阻工，但是在微信群里有通知大家开会，说过按高文才的意见办这样的话。（5）原审被告人高国强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高国强参与了两次到现场对自来水公司施工进行阻工：分别是7月7日，高国强、高文才、高佰才、高得国和高玉堂五个人；7月19日，有高国强、高文才两人，两次到现场的成员都有积极的威胁性语言。②高国强有在理事会微信群中有召集成员到镇政府协商的行为。③高国强在理事会微信群内多次讨论过自来水工程施工的事情，其中7月3日，高国强在微信中发表了积极的煽动性言论，且当天下午有成员到现场对自来水工程进行阻工。三、强迫交易罪的犯罪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证明该起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1、书证（1）段某出具的姚某定砖块付定金的证明、送货单，证明：姚某定多孔砖付了定金1万元，多孔砖是0.53元／块，水泥单砖是0.3元／块，段某共向姚某运了总计21万元的水泥砖。（2）汪某1提供的鄱阳县田畈街火车站文化墙工程—围墙Ｂ中标通知书、合同书、授权委托书，证明：鄱阳县鄱湖城乡投资有限公司将鄱阳县田畈街火车站文化墙工程—围墙Ｂ承包给江西饶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委托汪某1负责。（3）汪某1提供的记账表，高天次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8年10月2日至2019年7月2日，汪某1共八次转账了26万元给高天次。（包括高天次垫付的材料钱。）2、证人证言（1）证人姚某的证言，证明：高文才带人到工地找到姚某时说过：“你们不能做，这个事只有我们能做。”“这里是高家的地，我就是要做，你找别人做你的工程就做不成。”之后汪某1和姚某去高家村和高文才等人谈了两次，第一次在高文才家没有谈拢，汪某1当时要走，高文才说：“你要走就走，别人也做不成。”考虑到高文才这伙人之前对其他工地有多次阻工行为，工程泥工不给高文才做，高家村的人随便使点坏，工程也不能顺利完成。之后，汪某1就让姚某和高文才周旋，争取把价格压下来。高文才也几次到工地找姚某，高文才说“155元一米价钱太低了，要涨一些，红砖的事情一定要补偿。毕竟我们到景德镇帮你们找砖，花费了人力物力。”姚某就答应红砖补高文才7000元，并叫汪某1和高家村村民面谈。第二次面谈是在高天次家，一开始是高国波承包下来，高国波的父亲和汪某1签的合同，实际做的是高天次。（2）证人李某4、刘某3的证言，证明：2018年5月份，姚某问李某4是否有兴趣做田畈街火车站的文化墙工程。李某4就叫了刘某3一起去现场看情况。姚某提出泥工按155元／米，李某4和刘某3看了现场后，决定回去考虑下。三四天后，姚某电话通知李某4说工程已经包给别人了。（3）证人段某的证言，证明：段某在油墩街镇××下××村开了个制砖厂，叫莲西水泥制砖厂。2018年农历5月份，姚某在莲西水泥制砖厂预订了三四十万块的八孔砖，价钱是0.53元／块，姚某付了1万元定金。（4）证人金拥军（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实：金拥民参与了两次理事会召开的关于要文化墙工程的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商量如何将文化墙工程要到我们坂上村来做，第二次是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将要来的文化墙工程给谁做。第一次会议上基本上大家都发言了，高顺才最后说叫几个干部先去谈一下起。这次会议商量的结果就是要把文化墙工程要到坂上村来做，如果老板不同意的话就叫村民去拦，并且先叫四个村小组组长去找承接文化墙工程的老板去谈一下起。（5）证人高喜才（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喜才参与了第一次理事会讨论关于要文化墙工程的会议，会议上高文才、高玉堂、高国强等人都有积极的言语，高顺才最后总结决定让四个组长出面去找文化墙的老板先去谈。（6）证人高喜春（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喜春参与了第一次理事会讨论关于要文化墙工程的会议，会议上高文才、高玉堂等人都有积极的言语，高顺才做了最后的总结性发言。（7）证人高国保（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国保参与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讨论文化墙工程一事和在高天次门口开的文化墙招标会议，第一次理事会上高国强、高玉堂发表了不给村里承包就去阻工的意见，高国保也表示同意，会长高顺才最后说让四个组长出面去谈。（8）证人高森林（本案被告人）的证言，证明：高森林参与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讨论文化墙工程一事，会议中有人提议拿不下工程就让村民去阻工，当时开会的人都同意这个意见。3、被害人陈述被害人汪某1的陈述，证明：2018年4月份，被害人汪某1在鄱阳县城投公司招标中，中标得到了城投公司的鄱阳火车站文化墙工程。该文化墙工程总长1800米，工程包工包料每米788元造价，总造价142万元左右。中标后，汪某1聘请了姚某在工地上管理。这个工程要先挖文化墙的路基，然后填碎石，浇混泥土，将路基硬化之后再砌墙码砖、粉刷。在挖机挖好路基，填碎石的时候，姚某打电话告诉汪某1，说高家村的几个组长到工地上威胁他，说在同等的价格下，工程要给高家村的人承包，他们要承包文化墙工程的泥工，还要承包红砖，如果不给他们承包，他们就会让村里的妇女来阻工，说对方要和汪某1面谈。汪某1打听了一下，知道要强揽工程的一伙人是以高文才为首的，汪某1就决定和高文才见面。过了两天，姚某就和对方联系上了，汪某1和姚某被带到了一户人家，对方有四五个人，为首的是高文才，高文才提出要承包文化墙的工程的泥工和红砖，提出文化墙一米长算200元钱，汪某1不同意，提出只能最高给155元一米，红砖已经订好了，不要高文才提供的，高文才说他已经订好了砖，0.8元一块，双方没有谈成。在商谈过程中，高文才说：“工程就是我承包的，不是我的也是我才承包。”“在我村上的工程就是我们承包，你叫别人做也做不成。”“我们村有很多泥工，你们不给我做，村里的妇女就会去阻工，不做也要做。”在汪某1生气准备走的时候，高文才又说：“你要走就走，别人也做不成。”之后，汪某1经多方打听，知道高文才等人到火车站其他工程多次阻工的事情，感觉工程若不给高文才承包，他绝对会来阻工的，工程不能按时完工，最大的损失还是自己，于是汪某1就让姚某继续和高文才周旋，希望对方能降低点价格，另外让工程放慢了进度，填碎石、浇灌混泥土都在断断续续的进行。最后，姚某和汪某1说谈到了158元每米，但是砖头要补偿对方2分钱每块。汪某1没办法，为了工程考虑，只好答应了。谈协议的时候，汪某1和姚某是在高天次家和高天次谈的，以泥工价格158元／米签订了合同，砖头补偿他们7000元。开工后，由于高天次带着人砌砖进度慢，因为要赶工期，高天次要求涨价，汪某1答应涨到了165元／米。整个工程的泥工承包给高天次是40多万元，汪某1陆陆续续付了30万元，还有10万元左右未付。关于砖块补偿7000元一事，汪某1称记不清是高文才和其面谈的时候提出的还是姚某告诉他的，高文才订的砖头是0.8元／块，而汪某1在开工前已经订好砖头，0.53元／块，而且比高文才拿的样板要大。姚某和高文才谈好不用他的砖，每块砖补偿2分钱，共7000元。汪某1为了工程顺利开工，迫于无奈答应了姚某的提议。这个7000元算在给高天次的工程款里了。高天次承包文化墙工程泥工，按姚某之前谈好泥工是155元／米，高天次做是165元／米，整个文化墙工程长1808米，这里直接损失18080元，加上7000元砖块的钱，共损失25080元。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上诉人高文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4、5月份，高家村很多村民向高文才等人反应田畈街火车站来了一个文化墙工程，村民提出让村小组组长出面去跟承包商商量将工程给坂上村村民来做。之后，高文才等人就到工地上去找负责人，要求将工程包给高家村村民来做。高文才说：“我们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火车站不管什么工程你也想做，他也想做。你们外地人在这里做，我们村里人你也来他也来，搞得你们也比较麻烦，搞不好还会打架，把我们村里人的名声都搞臭了……”。之后，高文才还一个人或同其他村小组组长到工地去过工地找工地负责人说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地的负责人和承包工地的老板就到了高文才家里和他商量该事。高文才就叫了村里几个泥工和几个村小组在场。在谈的过程中，高文才提出：“是不是我们商量一下，由我们村里帮你忙，在我们村里集中招个标，这样有几点好处，一个我们老百姓乙有事做有钱赚，二个也不会有很多村民到你这里要工程做，搞得你工程不好做，三个如果是我们村里人中标了这个工程，有村里人来调皮捣蛋，有我们坂上村村小组出面管好，四是如果坂上村人承包工程的人跟漫天要价都是你自己的事，村里不管，你们商量好就好。”最后，承包商就同意了由高家村村民来做，由村里“招标”。第二天晚上，高文才等人就召开村民大会组织招标，谁出给村里的钱多谁就中标，由村民喊价，最后由高天次以同意出39000给村里取得这个标。高天次后来将39000元交到了理事会会计黄国华手里，用于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在向文化墙工程承包老板要工程做的过程中，高文才还拿过一个砖块的样品要求承包商用他提供的砖块，文化墙工程承包老板说他已经订好了砖，而且高文才的砖小一点，愿意每块砖支持2分钱给村里搞建设，最后说好给7000元给村里。这个7000元是由文化墙承包商统一结算给高天次的。（2）原审被告人高佰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6月份的一天，高文才在理事会的微信群中发消息通知大家晚上到高顺才家里开理事会。参会的有高顺才、高文才、高得国、高荣林、高佰才、高国裕、高锦堂、黄国华、高林、高玉堂、高国强等16人，高文才提出火车站内的工程在同等价钱的情况下，村里都要拿过来做。大家都同意把文化墙工程拿到村里承包。高顺才就说要四个组长牵头去和老板谈。高文才、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四个组长也同意。第二天上午，高文才就打电话叫高佰才一起去文化墙的工地上找老板谈。之后，高文才、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就去了工地上。在文化墙工地旁边的一个简易木棚内，高文才向文化墙工程的姚老板提出坂上村要承包文化墙的泥工。姚老板说已经叫好了人做。高文才就说：“火车站建设征用了我坂上村的土地，文化墙的工程我们坂上村的人优先承包。”姚老板就说：“凭什么要给你们承包。”高文才就说：“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叫老人和妇女来阻工，你叫别人做也做不成。”高佰才等其他几个人也附和说：“同等价钱下，我们坂上村的优先承包。”姚老板就说要等工程的大老板来决定。几天后，高文才打电话说文化墙的老板来了，叫高佰才到他家里去谈一下。高佰才到高文才家里时，高得国、高荣林也在，高文才还用微信通知了理事会的成员去，高林、雷爱金、高锦堂等人也来了。汪老板提出泥工150元一米，高文才就说要200元一米，汪老板说贵了，高文才就说180元一米，这次双方没有谈成。在这次谈话过程中，高文才说了：“不给我们做，你也做不成。”最后这个工程怎么谈好的高佰才不清楚，只知道在谈好之后，村里开了村民大会，高文才主持会议，让村民叫标这个工程，第一天晚上因为叫标的6个人没带钱，没开成。第二天晚上高国波、高国波等6个人各带了一万元押金交到高佰才手上，最后高国波以39000元“中标”，交了39000元到理事会，钱是存在高顺才名下的银行卡内，黄国华保管银行卡和密码。39000元用于村里清理垃圾、村民考大学村集体送礼、护坡工程等开支了，不知道是否还有剩余。理事会账本在高顺才家，每次取钱都要三个人签字。（3）原审被告人高得国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关于高文才组织高顺才、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等理事会成员在高顺才家开会商量向文化墙工程承包商要工程做，高顺才说这个事情要四个组长去牵头。黄国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上午，高文才就打电话叫高佰才一起去文化墙的工地上找老板谈。之后，高文才、高得国、高佰才、高荣林、高国玉、高玉堂、高林、高锦堂就一起去了工地上。在文化墙工地旁边的一个简易木棚内，高文才向文化墙工程的姚老板提出坂上村要承包文化墙的泥工。姚老板说已经叫好了人做。高文才就说：“火车站建设征用了我坂上村的土地，文化墙的工程我们坂上村的人优先承包。”姚老板就说：“凭什么要给你们承包。”高文才就说：“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叫老人和妇女来阻工，你叫别人做也做不成。”高佰才等其他几个人也附和说：“同等价钱下，我们坂上村的优先承包。”高林说：“这个工程一定要给我们做，我们一定要包。”姚老板就说要等工程的大老板来决定。之后在高文才家和汪老板谈承包工程时，高文才说了：“不给我们做，你也做不成。”高林就说：“包不得？不是一样个承包，在我村里的工程就是我们承包。”（4）原审被告人高荣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关于高文才组织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等理事会成员开会商量向文化墙工程承包商要工程做，以及组织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等人以阻工相威胁，强迫文化墙承包商将文化墙泥工承包给坂上村村民做的事实与高佰才、高得国的供述一致。在高顺才家开会时，高林、高锦堂、黄国华都参会了。会上，高顺才说叫四个组长出面去找老板谈。是高文才打电话叫高荣林去工地找工地老板谈承包文化墙泥工一事的。高文才在工地上和姚老板谈承包文化墙泥工的过程中说：“你这个工程要给我们村里做，你们外地人在这里做工程，怕的到时候我们村里人很多人会阻工，你将这个工程给我们村里做，如果有人闹事的话，我们村小组就负责解决，等老板来了之后叫老板联系我”“要是你把别人做，我们村里的妇女来阻工，那我们就管不到。”高林说了：“反正这个工程就是要把我们做，叫别人做就做不成。”在高文才家里和汪老板、姚老板谈的时候，除了四个组长，理事会的几个成员也到了，有高林、黄国华、高锦堂、雷爱金等人。商谈时，高文才说：“你叫别人做，别人也做不成。”后汪老板离开高文才家坐到了车上，高文才又和姚老板说：“你跟老板说，价钱谈不好，你们工程不要开工。”还有人说：“价钱谈不好，会有妇女去阻工的。”（5）原审被告人高顺才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顺才在公安侦查阶段未供述关于该村强揽文化墙工程一事。当庭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无异议。（6）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8年5、6月份左右的一天晚上，高顺才在理事会微信群里召集理事会成员去他家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会长高顺才、副会长高国强、高玉堂、高喜才、高森林，四个组长，成员高喜春、高国裕、高锦堂、高林、黄国华、高国保、雷爱金等人。会议由高顺才主持，高文才在会上说火车站来了文化墙工程，提出村里要把这个工程承包下来，然后再在村里招标。会上有人说“不给我们承包，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就问一下群众的意见，如果群众就是要做这个工程，我们就组织村民去阻工，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工程拿到村里来做，”其余的人都附和同意，最后会长高顺才就做总结，他说既然你们这么齐心要做，那么就让四个组长牵头去找文化墙老板。”还说如果四个人少了，就再到理事会叫两个人去做。文化墙工程承包下来后，由高国波以出3.9万元给村里中标，这3.9万元存在高顺才老婆开户的邮政卡中，卡和密码由黄国华保管，每次用钱都要高顺才再加一个副会长、一个组长签字，然后黄国华再取出。（7）原审被告人高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林于2018年7月加入理事会。2018年6月中旬的一天开会的时候，高文才说火车站来了工程，要做文化墙，问大家的想法。大家的意见基本都是统一认为要将工程要过来做。会上，高国强说：“一定要把这个工程要到村里来做，到时大家都要出力。”高玉堂说：“这个工程一定要搞到村里来做，搞不到的话就召开村民大会，叫村民一起去阻工。”最后，高顺才说：“既然大家都想把这个工程要到村里来做，你们四个村小组组长就先去和火车站那边的老板谈下，如果谈不来，就召集村民开群众大会，一起去阻工。”第二天，高文才就打电话叫高林陪他们一起去和文化墙老板谈，还叫了高国裕和高玉堂一起去。和姚老板谈的时候，高文才说：“这个工程是在我们村的位置，你不给我们做，到时候村里人来拦，你们做的也不顺利。”高林也跟着说：“我们村想不到做，你这个工地就做得不会那么顺利。”之后，高文才发信息告诉高林说文化墙工程的汪老板和姚老板过两三天会到村里和他们谈工程的事情，叫高林到时候也参加。过了两三天，高文才叫高林去他家和汪老板他们谈工程。当时除了高文才等四个村小组组长，还有高玉堂、高锦堂、高国裕、黄国华、金拥军等人都在场。谈的时候，高文才说：“如果不给我们村里人做，就会有村里人去阻工。”高林也对汪老板说：“你这个文化墙不给我们村里人做的话，你们也做不起来。”之后，姚老板与高文才他们又谈了几次，高林没有参加。有一天晚上，高林看到文化墙的工地运了砂石来，就打电话骂了姚老板说：“事情都没谈好，你就拖材料来。”（8）原审被告人高锦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理事会成员在高顺才家开会商量要承包文化墙工程时，高顺才、黄国华、高锦堂都参会了。会上，在高文才说要拿下这个工程，拿到村里来招标后。高国强和高玉堂说：“这个工程一定要搞到村里来做，搞不到的话就召开村民大会，叫村民一起去阻工。”我也跟着说：“大家都同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要阻工大家一起去。”然后会长高顺才就说：“你们决定要做这个工程，决定了，就要四个组长牵头去找老板谈啊。”几天之后，高文才打电话叫高锦堂到他家里去和文化墙的老板谈工程，当时黄国华、雷爱金、高玉堂等人都在场。高文才在和汪老板、姚老板谈时，威胁说不给他们村里承包就会有妇女去阻工，给别人承包也包不成。（9）原审被告人高玉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在理事会开会之前，先向姚某提出把工程给坂上村承包，并将文化墙工程来了一事告知高文才；作为理事会成员参与会议，讨论决定由四个组长去找文化墙老板谈工程，高玉堂在会上发表：“如果不给村里承包就召集村民大会，村民要阻工就去阻工。一定要把工程拿到村里来做。”参会人员都同意不给村里承包就阻工，没有人反对。未参与任何一次与文化墙老板谈强揽工程。（10）原审被告人高国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国强参与理事会成员参加了理事会开会讨论要强揽文化墙工程一事，会上高文才说火车站来了一个文化墙工程，要以村里的名义包到村里来做，然后在村里招标，村民平等叫标。有人说：“如果文化墙老板不同意包，怎么办？”高玉堂就说：“如果弄不来就要在村里开村民大会，征求村民的意见，村民硬要做这个工程，那么就安排村民去拦，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工程拿下来。”现场没有人反对。最后，会议决定由高文才四个组长去找老板谈。高国强不记得自己有无说过“去拦就是，怎么也要把这个工程弄到村里来。”（11）原审被告人高国裕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高国裕参与了两三次理事会会议讨论关于文化墙的事。和四个组长一起去工地找姚某谈了要工程做一事，高文才说：“文化墙的位置是我们村的地，这里的工程包总是要给村里做的，不给村里做你们也不要做。”。几天后，高国裕参与在高文才家和汪老板、姚老板的谈判。（12）原审被告人雷爱金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雷爱金参与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讨论文化墙工程一事，并参与了在高文才家与汪、姚两位老板谈文化墙价钱，期间，高文才、高林、高得国等人都说了威胁性的言语，最后雷爱金和高林等6人还参与了文化墙工程的建设，最后因天气炎热，汪老板工地工价加到165元/米。5、提取笔录及照片证明：公安侦查机关于2019年7月27日在见证人王某10的见证下，在油墩街镇××段清林的莲西水泥制砖厂提取了两块水泥砖，一块是八孔水泥砖，一块是普通水泥砖，并拍摄了照片。四、四起违法行为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证明第一起违法行为的证据如下：1、鄱公（治）决字【2017】05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鄱公（田）决字【2019】02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高文才因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壹仟元；因阻碍执行职务，于2019年1月30日被鄱阳县公安局田畈街派出所处罚款俩百元。2、鄱公（治）决字【2017】05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高佰才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六日。3、鄱公（治）决字【2017】05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高玉堂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1000元。4、鄱公（治）决字【2017】05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高国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于2017年8月11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1000元。5、证人高玉堂、高国强、高文才、高佰才、高林才、高某20、高某21、徐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8月4日至8月10日，田畈街高家村村民多次田畈街火车站工程阻工，现场有人打横幅。8月5日，高文才到现场后与高珍才一起与朱某谈若朱某同意把这个项目给村集体承包，村里就不再阻工。朱某没有回复，于是之后村民就继续阻工。8月8日，现场有三四十人阻工。高文才在现场拿了水和西瓜给阻工的村民吃。8月10日下午，高佰才在火车站工地的涵洞里看到村里的一群妇女在拦运石头的车子，曹江林在石头山边上搭棚。6、证人朱某、金某、方某2、李某1的证言，证明：（1）2017年8月份，朱某在负责××火车站××期平整工程的建设。2017年8月5日7时许，陆陆续续来了30多个村民到施工现场，一伙人到施工道路给堵住了，拦停了施工。一小时后，高珍才和高文才来了施工现场，高珍才对朱某说工程的车队业务要让他们村理事会来做，不能做村里的个人做，朱某不同意就不会让他们继续施工。商量了一会后，朱某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高珍才和高文才就指挥现场参加阻工的人员离开了，并叫朱某晚上到他们村里去谈这件事。高玉堂在现场比较积极，他把车子停在施工通道口。高文才在现场拿着一本本子登记参加阻工的人数和姓名。当晚，朱某到高家村时，看见100多人都到了村里。高文才提出要朱某拿50万元给村里，山上的石头要给村里卖。朱某称他做不了主，后就离开了高家村。（2）2017年8月8日7时许，高玉堂先开车到施工现场，将车停在施工通道中间，下车就叫嚣着让施工人员停工，并和另外两个妇女站在运输通道上。几分钟后，高家村村民陆陆续续到了施工现场。高文才和高国强走过来对朱某说要给村里50万元的事情，朱某没有答应。后来民警到了现场，但是劝阻无效。到了中午，高家村的村民轮流回去吃饭，留了人在施工现场，直到晚上7点左右。这次现场阻工有100人左右。现场还有人拉横幅抗议施工。高文才在现场送水和西瓜给村民吃。7、证人高某3的证言，证明：高某3当时是田畈街高家村的组长，2017年8月4日至8月10日，高家村的一些村民因想让承包土方工程的老板拿点项目给村民做，土方工程的老板不同意，这些村民就组织大家去现场阻工。8月4日晚上，高国强打电话让高某3去村里的百货小店开会商量同意阻碍施工一事，高某3没有去。之后，村民每天都有村民去阻工。8月7日晚上，高国强又叫高某3去小店坐一下，高某3就去了。高文才、高玉堂、高国强、高海风、高珍才在组织村民开会，说第二天去施工现场阻止施工。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高某3也到了施工现场，高文才送了水和水果到现场。高玉堂在现场让村民拦截运土的车，将车拦停下来之后，高玉堂让村民坐在前面不让他们通过。证明第二起违法行为的证据如下：1、被撬开的车轮锁照片，证明：被高林撬坏的锁的照片。2、证人高某22的证言，证明：2018年8月份的一天（具体哪一天记不清楚），其骑车和村民去城管拦停村里拖石头车的现场，到了现场其看见高林坐在车的旁边，车被城管用锁锁住了。高林对其说要把锁撬掉去，其就说电动车上正好有工具，其拿工具没撬开，后面高林把锁撬开了。没多久，村里的干部和城管的来了，听说理事会赔了钱给城管。3、证人王某1（火车站城管中队中队长）证言，证明：王某1赶到现场后，要求高文才将揪住黄和云的人叫出来，但是高文才不予理会，还威胁王某1：“以后你们没有好日子过”。之后现场的其他几个村长也都来了，对王某1说：“你们城管不要做过分了，不然以后你们有你们难过的”。周围的几个村都很和谐，就是高文才经常带着一伙村民在搞事情。另外，王明阳还证实2018年7、8月份的时候，城管中队在管理火车站周边环境时，高文才带着村民在修路，把火车站路面弄脏，但是高文才仍不按照规定做事，于是王某1就将高文才的车辆锁起来，没有多久王某1就发现锁住的车辆被撬开了。王某1就打电话给了高文才，高文才就带了撬锁的司机和其他村民到了其办公地方，并且赔偿了被撬坏的锁的费用。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在对高文才等人执法的过程中，高文才、高玉堂态度嚣张，还揪住了黄云和的衣领，并威胁执法人员“锁车试试，我看你们敢不敢，让你们今天一个都走不了”。5、证人高林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份的一天下午，其和高某22、程海星等人在村里面听说火车站城管队把理事会修塘坝运石头的车给锁了，车子就锁在村口，其和高某22、程海星就骑车到了锁车的地方，用高某22车里的工具，将锁撬开了。后面高文才就带了高林等人到了城管办公地方，并且赔偿了被撬坏的锁的费用，记得是赔了700元。证明第三起违法行为的证据如下：1、证人吴某1、汪某2、王某3的证言，证明：2018年4月初，当时中余公司做水利工程的时候需要用到六角砖，而这时征收下来的土地都没有移交给城投公司，于是中余公司就在火车站通车位置的时候设置的临时停车场搞了个六角砖厂，吴某1当时负责砖厂的现场管理。2018年5月份，就在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将中余公司的石头拦停后，看到砖厂这边在制作六角砖，就立马到了六角砖制作加工厂，当时高文才、高顺才、高玉堂等人带了100多个村民到了厂里，就拦到施工师傅，说不能做砖。施工师傅就和吴某1打电话，吴某1就马上赶到现场了。高玉堂就说，这个场地是坂上村的，不能在这里做砖，要做的话就要交钱给理事会。吴某1就说，这个土地是政府征收的，和村里不搭界的，不需要给村里交钱的。吴某1就走到旁边的水泥罐车旁边，要去放水泥浆，高玉堂和高顺才就过来阻拦，一直拦着不让放水泥浆。吴某1就和项目部王某3打了电话说了当时的情况，王某3就叫吴某1停下来不要做了。明日去找政府解决。这样，吴某1就让厂里暂时停了。高文才、高顺才等人就走了。2、证人金拥军、高顺才的证言，证明：2018年，其和村里人去阻拦过六角砖加工厂施工，当时是吴某1在砖厂负责的。因为村里说砖厂所占地是政府给坂上村的安置地。3、证人余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上半年，王某3在火车站搞了个六角砖加工厂，王某3跟其说坂上村村民说厂所占地是坂上村的安置地，所以去阻拦砖厂施工，余某1为了维稳需要，就叫王某3另外选个位子。证明第四起违法行为的证据如下：1、鄱阳县政府会议记录，证明：经会议研究决定，派出所对高文才、蔡某打架一事应当严肃处理，对冲击政府的行为也要进行严肃处理。2、证人蔡某的证言，并附协议书及现场照片，证明：2017年6月份，中余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某3和蔡某达成协议，中余公司将建设火车站广场时铲平高家村委会山上的泥土和石头堆放到蔡某位于玉田桥洞南侧的空地上，蔡某可以使用这些泥土和石头。2018年5月份，蔡某将石头卖给张富贵，张富贵从该场地运走石头时，高文才、高柏才、高荣林、高得国、高珍才、高玉堂、高锦堂等人到现场对车辆进行阻拦。高文才的母亲躺在蔡某的车子下面，威胁说：“你们车子要走，就从我身上轧过去”。之后，蔡某几次想运石头走，都被高文才等人阻拦了。2018年11月份，蔡某的合伙人曹长莲准备从该场地运石头出去时，遭到高文才开车拦截，高文才开车将曹长连带倒在地后仍没熄火，蔡某就拿石头砸破了高文才的车窗。后蔡某因为这件事被治安拘留了。最后，田畈街政府出面将这些石头拍卖了。3、证人张某1（田畈街镇镇长）的证言，证明：2018年11月21日，田畈街镇政府组织协调会解决高文才和蔡红亮打架纠纷，二十多个坂上村村民冲进会议室，并闹事，要求解决高文才被打一事。4、证人江某、高某15的证言，证明：2018年下半年一天上午，因为高文才和蔡某打架的事，田畈街镇镇长张某1就叫了吴某2、派出所王所长、坂上村支书高某4等人在政府四楼开会，开会过程中，坂上村有些村民就冲进会议室进行大闹大叫，后面派出所出警后，哪些村民才离开，会也没有继续开了。5、证人高得国、高喜才的证言，证明：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高文才和蔡某打架的事，理事会和高文才的家属就去镇里找领导反映，但是领导都不在办公室，正好又听到四楼有声音，高得国、高喜才等理事会成员连同高文才的家属就闯进了会议室，并和在会的人员吵了起来，后面警察到场了，他们就回去了。五、其他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前科事实、归案情况、违法所得情况的事实、证据与综合性证据与一审认定一致。本案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质证，证据来源合法，证据间相互印证，能证明本案的事实，应予以确认和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文才、高国强和原审被告人高顺才、高佰才等十九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成员基本固定，该组织主要以有组织实施恐吓、滋扰、纠缠等手段，在火车站项目开发过程中，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给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高文才、高顺才等十九人的犯罪团伙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诉人高文才组织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纠集他人多次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的工作、生产，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文才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首要分子，应当对该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同时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高文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上诉人高国强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国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在四起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强在寻衅滋事罪中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国强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上诉人黄国华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审被告人高顺才、高佰才、高得国、高荣林、高玉堂、高林、高锦堂、高国裕、雷爱金伙同他人以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工程，强迫交易金额28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审被告人高国保、高森林、高新国、金拥军、高世发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审被告人高喜春、高喜才伙同他人通过有组织的实施滋扰、聚众造势，使他人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2625元，情节严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上诉人高文才上诉提到的他组织实施的第一起、第二起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和第二起、第四起违法行为是因为中余公司在火车站建设工程中违法出售石材引发的，拉石材是为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上诉意见，经查，2016年，政府已经完成了高家村村委会坂上村的征地拆迁工作，并启动了火车站工程。除征收补偿外，中余公司还另行与高家村签订补偿协议。在补偿并签订停止阻工协议后，高文才仍组织村民阻拦石料运输，并未经向镇政府申请强行拉走石料，高文才等村民成立的理事会，并不具备采矿、环保等行政管理职权，却组织村民采用滋扰、聚众造势、强拿硬要的方式阻止施工，拉走石料，其行为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高文才提出认定其构成第三起寻衅滋事和强迫交易的认定错误的意见，经查，高文才组织村民阻拦扶贫建设用水工程施工，以及强迫承包文化墙工程的事实，有多名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予以证实，故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高国强提出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意见，经查，其参与了组织强迫交易行为的前期会议，在该会议上，商议确定了要强揽工程、组织阻工等事宜，故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黄国华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准许黄国华撤回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凌云审判员  韩 欢审判员  陈 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江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