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0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吉勇，男，195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培林，男，195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月君，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市凯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黄海路468号。 法定代表人：杨吉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肖卫华，女，197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程伟，男，196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上诉人杨吉勇因与上诉人袁培林及原审第三人成都市凯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川公司）、肖卫华、程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7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吉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吉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袁培林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案涉协议签订后，袁培林本应配合杨吉勇先开展对账结算工作，但袁培林却违约拒不配合对账结算，也不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权益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属袁培林违约在先，杨吉勇有权拒绝袁培林相应的履行要求，杨吉勇在履行过程中没有过错。2.在有关武汉项目的协议约定履行过程中，杨吉勇积极配合袁培林办理武汉基地的经营权交接事宜，于2018年10月5日形成了武汉凯安的股东会决议，但因该决议是袁培林哄骗武汉凯安其他股东签署的，导致股东与袁培林发生多起纠纷，股东会决议无法执行。这属于袁培林的原因所造成。3.《权益转让协议书》是将公司和基地混杂在一起处理的，但在部分地方的公司和基地存在公司股权和基地合伙权益结构不一致的情况。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是无法将公司的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与基地的合伙权益转让、签订退伙协议一并混杂处理，必须将基地权益和公司股权置换分开处理。《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深圳凯通、海南凯森债权债务对账以及全国基地租金收益等的对账结算主要是针对基地的，因基地租金收入等是每天不断变化的，基地的合伙权益置换和交接要先经对账结算才能办理。公司股权置换和交换却不同，因公司主要收入是租金等，在公司股东和基地合伙人不一致的情况下，租金等收入属于基地合伙人，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司股权价值变化一般不会很大，故公司的股权转让和工商登记变更不以完成对账结算为前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袁培林辩称，杨吉勇在(2019)粤0303民初32605号案件中主张必须要完成整体对账，双方才能进行股权转让和基地置换。杨吉勇在该案的主张恰恰证明其在本案中要求袁培林转让股权给杨吉勇的主张不成立。本案中，双方所约定的16个项目中并不包括本案的诉请标的。表格中的权利转让协议书中的16个项目中，唯一约定了成都仓库基地，并没有约定案涉的凯川公司的股权，杨吉勇方一直强调股权与仓库基地分离，不能以成都仓库基地必然推出凯川公司的股权。 袁培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杨吉勇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权益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解除问题，应当继续履行”适用法律不当，侵害了袁培林收到通知后享有的权利，未经审理免除了杨吉勇发出解除通知应承担的违约责任。2019年1月17日，杨吉勇向袁培林发出《知会函》，单方面、无故要求终止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并在2019年3月28日，向袁培林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拒绝履行《权益转让协议书》的义务。杨吉勇拒绝履行《权益转让协议书》并发出解除通知，其无权再撤回，应承担违约责任。2.一审判决未对“《权益转让协议书》是否应解除还是继续履行”“签订时是否明显考虑不周”“是否违约及其法律后果”进行全面审理，未保障袁培林全面举证及答辩的权利。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不告不理”，本案审理范围应是袁培林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认定袁培林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已足以驳回杨吉勇全部诉讼请求，无需再对其他事由进行审理。3.“《权益转让协议书》是否应解除还是继续履行”“签订时是否明显考虑不周”“是否违约及其法律后果”正由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9）粤0303民初32605号案审理中，本案应中止诉讼。 杨吉勇辩称，1.就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属袁培林违约在先，杨吉勇没有违约。袁培林主张“杨吉勇拒绝履行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并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杨吉勇认为是同时履行，没有先后顺序。虽然杨吉勇发出了《解除协议通知书》，但是在其后双方均提起了相关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协议。本案一审和深圳罗湖区的案件，以及白云法院的相关案件中，袁培林方均表示同意继续履行协议。一审法院肯定本案协议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是正确的，协议没有解除。杨吉勇愿意继续履行案涉协议。虽然杨吉勇发出了解除协议，但杨吉勇的行为相当于将解除行为撤销了，且双方的意思表示均为同意继续履行案涉协议。2.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中除第三方及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和主张购买权的部分之外，其余部分约定应属合法有效，袁培林和杨吉勇都以其行为表示认可该部分内容的效力，愿意按照约定继续执行。一审判决对“《权益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解除问题”的认定是正确的。3.袁培林主张“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原审判决对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事项进行审理和认定，损害了其举证权利和答辩权利，侵害了其享有的实体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凯川公司、肖卫华、程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递交书面陈述意见。 杨吉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袁培林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凯川公司32.5%的股权转移至杨吉勇名下，并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查明以下事实：凯川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20日，是一家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仓储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杨吉勇为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分别为杨吉勇、袁培林、肖卫华、程伟，分别占股比为32.5%、32.5%、20%、15%。本案庭审时，上述股权架构未发生变化。 2018年8月12日，杨吉勇（甲方）与袁培林（乙方）签订《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等相关事宜协议书》（以下简称“《权益转让协议书》”），载明：“……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共同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原则，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信守：第一条全国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及权益的转让1、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在全国基地的合伙股份情况表……成都仓库袁培林32.5%杨吉勇32.5%……2、……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同意并确认：（1）甲方杨吉勇负责管理仓库包括：昆山、东莞、成都……乙方袁培林退出上述仓库基地合伙股份，并将持有仓库基地的合伙股份转让给甲方杨吉勇……3、……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同意并确认：全国各基地股权价值认定按照2016年深圳市鹏盛星辉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各基地的估值报告作为基础……成都仓库基地评估总价10098358.00袁培林股比32.5%杨吉勇股比32.5%袁培林股比价值3281966.35杨吉勇股比价值3281966.35……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于2018年8月30日前按本协议置换方案完成仓库基地交接工作，同时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双方按以下“全国基地及公司股权置换完成时间表”完成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所有事宜及仓库基地的退伙事宜（签订书面的退伙协议）。全国基地及公司股权置换完成时间表花都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太和仓库基地（东仓、西仓）……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南朗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灰炉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东莞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福永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观澜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广州凯思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中山凯思捷仓储有限公司及南朗分公司……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东莞市凯东物流有限公司……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湖北武汉凯安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30日江苏昆山凯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11月30日江苏昆山凯辉汽配件厂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11月30日南京凯兴五金制品公司南京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11月30日成都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11月30日辽宁沈阳凯阳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基地……完成时间2018年9月15-11月30日第二条甲方杨吉勇、乙方袁培林、杨德胜、深圳凯通公司及洋浦凯森公司等之间的债权债务冲抵等事宜……2、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同意并确认：甲方杨吉勇、乙方袁培林和深圳凯通公司及洋浦凯森公司等之间的债权债务对帐截止时点为2018年8月30日……第三条全国仓库账目的确认及支付方式1、甲方杨吉勇负责将深圳凯通公司租赁经营全国仓库基地租金收入等相关账务与乙方袁培林及各基地股东进行对帐及结算书面确认。2、广州太和东仓和西仓基地、花都仓库基地、中山南朗仓库基地和中山灰炉仓库基地的股东将接手之后的租金收入等相关账务与甲方杨吉勇进行对帐与结算。3、甲方杨吉勇派出财务3人，乙方袁培林派出财务2人进行相互对帐，时间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为一个星期完成，全国仓库基地租金结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4、对帐工作完成截止的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5、支付方式甲方杨吉勇和乙方袁培林同意并确认：本协议中的债权债务和各基地租金的总收入，在双方对完帐各方签字确认后，欠款总额在2000万元以内部份，必须在一个半月至二个月内，双方交割还清欠款；如欠款总额超过2000万元以外部份，在三个月内时间还款。……第九条附则……2、甲、乙双方对本协议条款已尽互相说明之义务，并对本协议之所有条款均已充分注意并详细了解双方根据本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一方对另一方在可能违反本协议时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风险亦有清楚的了解。3、甲、乙双方均认为本协议已反映其真实意思。本协议均为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签署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5、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上有杨吉勇、袁培林签字并摁印，同时有见证人陈某、张某、杨某签字。 2018年10月5日，武汉市凯安物流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就落实杨吉勇向袁培林转让股权及经营权问题达成协议，确认以2018年10月19日作为交接最后时间节点。 2018年10月19日，袁培林向杨吉勇发出《告知函》，称对方就武汉市凯安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交接未按照股东会决议进行如期履行，敦促对方尽快履行。2018年10月20日，杨吉勇进行回函，称《权益转让协议书》是一个概括性协议，没有约定各个园区之间履行的先后顺序，应视为同时履行；在袁培林没有实际变动股权的前提下，不能本末倒置谈接管公司的问题，如果强行接管必会引起纷争；杨吉勇同时认为2018年10月5日武汉凯安股东会决议并不具备执行条件，建议重新召开股东会。2019年1月12日，杨吉勇向袁培林发出《知会函》，督促袁培林按照《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尽快履行相关义务并配合办理工商变更手续。2019年1月17日，杨吉勇向袁培林再次发出《知会函》，督促袁培林立即退出广州花都仓库、太和仓库（东仓、西仓）、中山南朗仓库、中山灰炉仓库股权及权益，否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2019年1月19日，袁培林再次向杨吉勇发出《关于诚信履约及深感不安行权的知会并催告函》，指责对方颠倒黑白、出尔反尔，催告对方在指定期限内移交武汉凯安经营权并配合变更股权转让手续；对方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要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等。2019年1月31日，袁培林再次向杨吉勇发出《律师函》，依然是催促对方履行关于武汉凯安经营权移交事项，邮政单据显示已妥投，杨吉勇本人签收。2019年3月28日，杨吉勇向袁培林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对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权益转让协议书》已解除，要求对方在指定期限内办理协议解除后的相关事宜。2019年4月3日，袁培林向杨吉勇又发出《关于诚信履约、深感不安行权、重申不同意解除协议的再次知会并强烈催告函》，声称已收到杨吉勇的《解除协议通知书》，指责对方颠倒黑白、居心叵测、不讲诚信、丧失底线，认为杨吉勇才是严重违约方不应享有解除协议的权利，本人不同意解除《权益转让协议书》，敦促对方尽快履行义务，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一审庭审中，杨吉勇与袁培林均认为《权益转让协议书》具有合法效力，应当继续履行。杨吉勇承认己方没有完成《权益转让协议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所约定的对账，袁培林承认己方没有完成《权益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所约定的对账。同时根据杨吉勇和袁培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一审庭审发言可知，杨袁二人现已在全国多地法院展开多个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基础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书》之内容系杨吉勇与袁培林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在未经合法程序否定该《权益转让协议书》效力时，《权益转让协议书》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合同之约定，且杨吉勇与袁培林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该协议，所以该《权益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解除问题。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杨吉勇与袁培林在签订《权益转让协议书》时明显考虑不周，将协议的履行时间约定过短，涉及全国10余家公司及仓库的对账、给付、交接、股权变更事宜均必须在半个月或者两个半月之内完成，这里面还牵涉各家公司大量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所以就不难理解本应在9月30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签署退伙协议的武汉凯安公司为何拖延至2018年10月5日才形成股东会决议，其实形成决议的时间已经晚于《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时间期限，但双方其实是心知肚明的。武汉凯安公司虽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决议，但在后续执行中又发生了纠纷，袁杨双方开始互相指责对方违约，进而引发双方大规模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从《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时间来看，十余个公司及基地的股权置换均约定开始于2018年9月15日，且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难以根本区分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同时履行。在履行过程中，杨吉勇与袁培林均有过错，均出现了违约行为。此时，一审法院认为应回归至《权益转让协议书》的条款来看，双方在第三条约定的账目确认事项应为双方履行后续股权置换的前提条件，这是双方都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也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在杨吉勇与袁培林均没有完成对账确认并支付款项的情况下，就谈及转让凯川公司股权为时过早，故一审法院对于杨吉勇的诉讼请求认为于事实和法律不符，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吉勇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吉勇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50元，由杨吉勇承担。 二审期间，杨吉勇提交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260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权益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未规定袁培林、杨吉勇履行协议义务的先后顺序；2.协议签订后，武汉项目是双方实际最初开始履行基地经营权交接的项目，且是唯一开始履行的项目，在履行基地经营权交接过程中就与武汉市凯安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发生争议；3.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涉及多个基地和公司，除袁培林和杨吉勇之外，相关基地和公司还分别有其他的公司或个人股东，自2019年1月以来袁培林、杨吉勇以及相关基地和公司的其他股东，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公司名义针对经营中的有关问题提起了一系列诉讼，案涉《权益转让协议书》的履行陷入僵局。据此，《权益转让协议书》中除第三方及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和主张购买权的部分之外，包括案涉成都凯川部分在内的其余部分约定内容应属合法有效；袁培林和杨吉勇应按照协议约定同时履行各自的义务，武汉基地经营权交接决议不能执行并非由于杨吉勇的原因造成，袁培林主张杨吉勇违约在先、自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袁培林应当按约履行办理成都凯川股权转让工作的义务。 经质证，袁培林认为该判决尚未生效，且杨吉勇在该案中发表的答辩观点正好与本案主张相悖，不能证明其观点。 本院认为，上述判决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该案尚在二审程序中，本院不予采信。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杨吉勇、袁培林均否认武汉市凯安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涉及转让股权问题，仅为经营权交接，以及二人确未完成协议书所约定的对账，但责任不在己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部分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吉勇要求袁培林转让股权并办理变更登记是否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评析认为，首先，《权益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在二审诉讼中也确认应继续履行合同。该协议主要合同义务为对账结算、交接基地或公司、变更工商登记等，为一揽子解决杨吉勇、袁培林之间所涉全国仓库基地的股份及权益转让问题，双方系通过对账结算后进行价值冲抵、补足差价的方式来调整和处置股权、权益。 其次，《权益转让协议书》未约定履行上述义务的先后顺序，双方均应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同时履行相应仓库基地的交接、对账以及办理退伙、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履行要求。”故《权益转让协议书》第一条所载全国十六家基地及公司的股权置换应为一个整体，因其转让价值依附于全部合同义务的共同履行，无法独立计算和体现。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合同其它义务的情况下，单独抽取其中某一项要求对方履行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合同法原则，亦与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杨吉勇及袁培林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吉勇、袁培林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7100元，由杨吉勇负担3550元、袁培林负担3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毛 星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罗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