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水英，女，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斌，男，197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仁，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金秀，女，1960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舰（系吴金秀儿子），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征刚，男，195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诗钧，广西铁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水英、唐斌、吴金秀因与被上诉人张征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5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水英、唐斌、吴金秀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5民初2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张征刚不具有原审适格诉讼主体资格。三上诉人均不认识张征刚，案涉借款一直由证人吴某与案外人韦国田联系并处理，借款签字当日上诉人在韦国田的办公室填写的借条，按韦国田要求，只填写了两上诉人、吴金秀的名字及借款金额，其余内容系韦国田自己填写，两上诉人出于对吴某及韦国田的信任才向其借款，并有各项证据可以证实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知晓张征刚是出借人的认定，系明显的错误推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未尽谨慎审查义务，仅凭推断认定该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系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2、证人唐某转账到案外人李亚明账户的490000元是偿还案涉500000元借款。唐某不认识案外人李亚明，在还款当天按韦国田指示，由银行工作人员填写李亚明的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及唐某身份证信息，唐某仅在转账490000元的凭证上签名即完成了还款。因证人吴某向两上诉人借款，两上诉人以房产作抵押，向国民村镇银行贷款500000元出借给吴某，到期后吴某无力偿还，便找韦国田借款，由韦国田提出，两上诉人先向其借款500000元（即本案案涉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该笔借款到期后吴某仍无力偿还，后才以其子唐某的名义向银行担保贷款490000元，于2016年10月13日用于偿还韦国田的借款，有两证人可以证实。3、本案借款的担保期限已经届满，上诉人吴金秀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担保人保证期限已经届满，因此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4、一审判决后证人唐某在家中找到了当初给付75000元本金的转账凭证和利息30000元的现金收条，该款系按韦国田指示，由实际用款人转入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的，在本案中应予扣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征刚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符合客观事实，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上诉人吴金秀承担担保责任也符合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唐某转账给案外人李亚明的49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转账75000元和收条30000元具体以银行交易明细为准，且该转账是唐某及其父母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征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唐斌、张水英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526027元（利息以5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5年8月14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共逾期1600天，此后利息按年利率24%继续计算）；2、判令被告吴金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4日，被告唐斌、张水英为了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向原告张征刚借款500000元，唐斌、张水英在事先拟好的借条上签名，并在担保人吴金秀签名后，原告张征刚将500000元借款转账到唐斌在桂林国民村镇银行开设的32×××54账户中，借款期限至2015年8月13日。借款到期后，被告唐斌、张水英没有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吴金秀亦没有履行连带担保责任，为此，原告于2017年2月1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又于2017年5月8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三被告至今没有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1、原告张征刚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唐某转账到李亚明账户的490000元是否就是偿还原告张征刚的借款；3、涉案借款的担保期限是否已届满，被告吴金秀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被告唐斌、张水英在答辩中陈述其在《借据》上签名时，借据上只有其二位被告的名字及500000元的字样，其他内容都是韦国田事后补写的，并且二位被告只是向韦国田借款，根本不认识张征刚，张征刚也从未出现过。该院认为，被告唐斌、张水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借款人在具备主要内容的《借据》上签名，是基于对韦国田的绝对信任，借款时二位被告关心的只是借款本金数额，并没有过问出借人的具体情况和资金来源，张征刚转账500000元到被告唐斌指定的账户后，唐斌还在转账凭证上签名确认，此时，唐斌、张水英对谁是出借人应当是知情的。因此，原告张征刚是该笔500000元借款的出借人，具有本案适格的主体资格。 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唐斌、张水英陈述称因其以前向银行所贷款500000元，证人吴某是真正的使用人，证人唐某（与吴某系母子关系）于2016年10月13日转款490000元到李亚明账户，就是为其偿还向张征刚的借款，唐某转账给李亚明系受韦国田的指定。该院认为，证人唐某在出庭作证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转款490000元给李亚明，系受韦国田的指定，也没有原告张征刚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对被告唐斌、张水英的该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借款的担保期限是否已届满，被告吴金秀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借据》中约定的担保期限为该借款本息全部还清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其担保期限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与被告唐斌、张水英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5年8月13日，则被告吴金秀的保证期间至2017年8月13日。原告张征刚于2017年2月1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唐斌、张水英、吴金秀连带清偿借款，后于2017年5月8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之规定，本案原告张征刚于2020年1月17日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连带清偿借款，符合该法律规定，因此该院对原告张征刚要求被告吴金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吴金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抗辩，系对该法律的片面理解，该院不予支持。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唐斌、张水英在借款时即约定了按总借款5%的违约金，又约定按农村合作银行上浮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还约定从借款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该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不受法律保护。但原告在诉讼中自愿将年利率降至24%，符合该解释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斌、张水英偿还原告张征刚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本金时止）。二、被告吴金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017元（已减半收取），由三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金秀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银行转款单及收条，拟证明已经还的款和该笔实际500000元的真实使用人，是用于借给吴某和唐金生的事实。张征刚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收条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借据（借款合同）里的相对人为被上诉人张征刚和上诉人张水英、唐斌、吴金秀，即相对人之间通过合同方式设立的借贷法律关系，没有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虽然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的真实使用人为案外人吴某和唐金生，但与借据指向的借款对象不符，且在当事人的民事活动中，款项的真实使用人是另一层法律关系，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借款人，即借款人借款后可自用亦可交付给他人使用，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真实的借款人为案外人吴某和唐金生，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都不予认可，但无确实、充分和有效的证据证实。 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争议焦点为：1、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涉案借款是否已经清偿；3、上诉人吴金秀是否还应承担涉案债务的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并不认识被上诉人张征刚，案涉借款一直由案外人吴某、韦国田联系并处理，出借人并非张征刚，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就其先签名的借条而言，其应当知道未写明出借人的法律后果，且涉案借款出借人处填写的是张征刚，并非他人，张征刚于上诉人写借条的当日（2015年7月14日）按借款数额向上诉人唐斌转款500000元后，唐斌在转款凭证上签名确认，说明借款数额与转款数额相吻合，当天并无韦国田支付借款款项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主张出借人是韦国田，张征刚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理由成立。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涉案借款是否已经清偿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外人唐某按照韦国田的指示转账到案外人李亚明账户的490000元是偿还案涉500000元借款，仅有案外人唐某在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即其未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条支持其主张，因此，对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即上诉人吴金秀是否还应承担涉案债务的担保责任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的担保期限已经届满，上诉人吴金秀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经审查，本案借款的担保期限至2017年8月12日，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在担保期限内主张权利之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规定，被上诉人在撤诉后再次于2020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的期限。因此，上诉人该项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张水英、唐斌、吴金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34元，由三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容 艳 审 判 员  陆建华 审 判 员  唐 勇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龙艳祥 书 记 员  朱银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