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8581号原告（反诉被告）：何子茵，女，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明，广东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杨舒宝。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莉莉，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风，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何子茵与被告（反诉原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被告普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对本诉及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子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明、被告普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莉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何子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已经解除；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3日，我与被告签订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乙方）为我（甲方）代办贷款事宜，合同签订后，我积极配合被告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供有关证件、材料，并向被告交付了“执照费”4300元。此后，虽经多次催促但被告始终没有成功代为办理贷款事宜，期间却不断说服我以其他方式接受被告提供的款项以及购买其理财产品等。2019年7月3日，我委托律师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综上，我认为，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未能积极有效的履行合同，经我催告后，被告又试图以提供其他方式履行合同义务或者试图说服我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迟延、拒绝履行合同，导致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法律规定，我解除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于2019年7月3日发出解除通知之日解除。被告（反诉原告）普惠公司辩称：我公司认为双方的《委托服务合同》已在2019年6月20日由原告单方解除。根据合同的约定及我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已经违反了合同的相应约定。被告（反诉原告）普惠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向我公司支付服务费21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21000元为基数，自我公司提起反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2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原告向我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0元；3．判令原告向我公司支付因追偿服务费用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律师费）30000元；4．判令原告向我公司支付银行下户评估费2000元；5．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委托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我公司根据原告的贷款意向，协助原告整理贷款材料，指导原告签署与贷款申请所需的文件等。原告需按照实际贷款总额的2%向我公司支付服务费用。如因原告原因导致本合同或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被解除的，原告应按需求贷款额的5%向我公司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我公司积极履行合同的义务，协助原告整理大量的贷款所需资料，为原告寻找垫资机构进行垫资，代其涂销房屋抵押而办理该贷款所需手续，指导原告签订相关的文件，原告于2019年5月15日与中国光大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实际贷款额为105万。同日，中国光大银行已经审批同意发放该笔贷款，但由于原告自身不配合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及擅自终止本合同，导致该笔贷款最终被撤销，原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的相关约定，构成违约，且原告至今未向我公司支付案涉的服务费和银行下户评估的费用2000元。而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的需求贷款额为100万元，实际贷款额为105万元，故，原告应向我公司支付服务费21000元，违约金50000元。我公司为追偿该服务费而支付了律师费30000元，该费用为我公司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承担。综上，我公司认为，原告的行为已严重损害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有鉴于此，我公司特提出上述反诉请求，望判如所诉。原告（反诉被告）何子茵针对反诉辩称：被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委托服务合同》，合同的目的是由被告协助我办理银行贷款，最终目的是我收到合同当中约定的款项为合同的最终目的。但截止到我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之日至开庭之前，被告均没有完成帮助我贷款100万元的合同目的，在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之前，我没有任何的约定及法定的义务向被告支付服务费。因为服务费是以被告完成合同目的为前提的，故被告主张的服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违约金是以服务费为前提的，所以被告主张的违约金也没有依据。对被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这不属于本合同中规定的法律损失。依据合同法第113条所规定的才是损失，而律师费损失是因被告没有完成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故不属于经济损失。对评估费，被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代我支付了2000元评估费。综上所述，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全部驳回。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3日，何子茵（甲方）与普惠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其向银行申请贷款及办理相关手续。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和要求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根据甲方的贷款意向，对甲方的贷款资质及贷款额度、年限进行初步的分析、初步审查并提供建议；协助甲方整理贷款材料；协助甲方办理资产评估、保险投保、缴交税费等贷款相关事项；初步审查甲方提供的贷款材料，并指导甲方签署办理贷款申请所需要的文件；代甲方向贷款银行提交或领取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申请、资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记录、身份证明材料等；协助甲方办理与贷款相关的手续；如办理贷款需要第三人提供担保的，乙方可代为办理第三人的担保手续，代办担保的费用须另行收取，如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作为代办贷款人，对甲方的贷款不承担任何形式的担保责任，因代办贷款而以乙方作为担保人的协议应归于无效。2．甲方的权利义务包括：如实向乙方报告贷款历史及征信情况，保证征信正常且符合贷款银行要求。并根据乙方或贷款银行的需要，及时提供贷款相关的材料、凭证。保证用于贷款的抵押物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处分权且没有用于担保和抵押、查封等产权纠纷。3．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或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被解除的，甲方应按《客户需求与承诺》中需求贷款额的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4．甲方的总贷款申请金额为100万元（鉴于政策、经济环境及银行经营方针等的变化，贷款金额、贷款年限、贷款利息等均以放款机构最终批复为准，审批结果可能会与贷款的需求不符）。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贷款总额的2%作为服务费用。另外，该合同手写注明有“银行下户评估2000元，垫资30万2个月1万4，注册执照3000元”“前期注册执照3000元已收取”。普惠公司表示银行下户评估费2000元是因为房产抵押给银行时需进行评估，但其公司无证据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2019年7月3日，何子茵向普惠公司发出《律师函》，称合同签订后，其积极配合普惠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提供有关证件、材料，并交付了“执照费”4300元。但经何子茵多次催促，普惠公司始终没有成功代为办理贷款事宜，却不断说服何子茵以其他方式接受普惠公司提供的款项以及购买普惠公司的理财产品等，故何子茵因普惠公司未能达到合同目的而提出解除合同。该《律师函》未被签收。2019年7月17日，何子茵再次发出《律师函》，重申上述事项，该《律师函》于2019年7月18日被普惠公司签收。何子茵主张《委托服务合同》于2019年7月3日即其首次发出《律师函》时解除，普惠公司认可双方的《委托服务合同》已经解除，但认为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普惠公司主张其公司一直在积极履行合同，为何子茵提供了以下服务：协助、指导何子茵整理了相关材料；向银行提供了相关材料，指导何子茵签署办理贷款申请所需材料，完成了贷款合同的签订且银行已审批同意放款；为何子茵寻找垫资公司。对此，普惠公司提供了不动产权证书、何子茵户籍资料、个人信用报告及银行流水、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及个人额度借款合同、房产查册表及查询证明、何子茵公司营业执照、登记通知书、购销合同、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及同贷书等拟证明其主张。上述证据反映，2019年5月15日，何子茵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合同》，约定何子茵以房产作抵押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借款1050000元。2019年5月20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的梁广熙通过微信向普惠公司的员工周远诚发送了同贷书的图片，其中载明关于何子茵贷款的审批结果为同意，放款前需落实条件为出终评以及办妥房产抵押登记。根据周远诚与何子茵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陆续就贷款、垫资事宜进行了沟通，其中周远诚于2019年6月20日称“当时讲清楚的，前期我们工作做了很多，有银行批复函，垫资结清邮政等等服务，都做好了，如今单方面取消，这个违约金105万的百分之五为52500，合同一清二楚你也同意的……”。经质证，何子茵否认上述购销合同、同贷书的真实性并否认收到同贷书，主张在其签署《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贷款合同》时合同内容均为空白，亦未加盖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公章。另外，何子茵称普惠公司收取了办理执照的费用4300元后，办理了广州子茵贸易有限公司用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经本院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调查何子茵在该行的贷款审批资料档案及审批结果等相关情况。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书面说明称，何子茵以其位于花都区××大道××房的房产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后经分行初审其授信申请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经办客户经理多次通过何子茵预留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希望与何子茵预约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时间，落实办理抵押登记等放款手续。但客户经理多次联系，何子茵手机电话、微信均没有回复，也未联系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放款手续，故该笔贷款并未发放，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与何子茵的贷款合同关系并未生效。后因长时间未能联系到何子茵，相关贷款合同文件已由经办客户经理进行销毁处理，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并未留存何子茵的任何资料。该说明中载明的经办人为梁广熙。本院认为：何子茵与普惠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双方均确认《委托服务合同》已经解除，但对解除的时间存在争议。何子茵主张合同于其首次发出律师函之日即2019年7月3日时解除，但该律师函并未送达普惠公司。普惠公司主张合同于2019年6月20日由何子茵单方解除，但普惠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子茵于该日提出解除合同。本案现有证据反映普惠公司首次收到合同解除通知的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故本院据此认定该日为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普惠公司仅履行了部分合同项下义务且何子茵并未最终取得贷款，普惠公司不具备取得全部服务费21000元的条件。但根据本院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调查的情况，该行后续未能继续办理贷款的原因在于未能联系上何子茵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放款手续，何子茵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解除合同的事由可归责于普惠公司，因此何子茵作为委托人单方解除案涉合同后，依法应当向普惠公司赔偿损失。另外，普惠公司主张何子茵支付违约金50000元，本案现有证据所反映的贷款手续无法继续办理的主要原因在于何子茵，何子茵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导致合同被解除，普惠公司对此并无明显过错，但考虑到违约金亦属于弥补损失的一种方式，且该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本院结合普惠公司所举证的其履行受托义务的相关证据,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何子茵应支付6000元作为普惠公司的损失赔偿，不再另计利息和违约金。普惠公司还要求何子茵支付评估费2000元及律师费30000元，但普惠公司未有证据证明评估费实际发生，且双方对律师费并无约定，故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何子茵与被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二、原告何子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赔偿损失6000元；三、驳回原告何子茵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180元，由原告何子茵负担69元，被告广州招商普惠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111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杨慧芬人民陪审员  许红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朱琳书记员叶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