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11、12层。 主要负责人：胡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竹青，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中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1650号。 法定代表人：严岳坤，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俊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中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4民初4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重要事实认定不清，未审查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只凭中邦公司提供的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能公司）的科目明细账，草率认定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错误，根据一审中的证据无法证明中邦公司已经履行货款支付义务，故其应向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履行支付应收账款义务。二、一审重要事实认定错误，张汛盖章、签字行为的法律效力及于中邦公司。一审法院孤立、有选择性地采信张汛的访谈记录和询问笔录，认定张汛加盖公章和签名系其个人行为，认定一个法律行为的性质应该放在该行为当时背景中，在前述笔录中张汛也陈述公章是从中邦公司借用的，双方之间经常存在互借公章办理贴现业务的情况，如此重要事实，原判却只字未提。按照常理，非授权的情况下，公司是不会随意将公章交给他人使用，再结合此前2017年5月份的同类业务的同样操作，这使得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有理由相信张汛取得的印章是经过中邦公司授权，该印章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该由中邦公司承担。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张汛个人使用印章的行为，中邦公司也具有公章管理不善导致发生经济纠纷的过错，该后果也是其应当预见的，在没有关于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的合理信赖利益，该后果理应由中邦公司自行承担。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存在错误，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中邦公司之间存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而蓝能公司与中邦公司之间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现一审法院将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中邦公司之间的纠纷错误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已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审判思路混乱、法律适用不当甚至错误等问题。2.本案判决理由是“在对外发生法律关系过程中，印章在形式上起到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但加盖印章之行为人的身份将影响该民事行为的效力”，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无法律依据、逻辑混乱问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行为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而不是其身份认定问题，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存在互借公章办理贴现等相互担保商业合作惯例，可以认定盖章符合中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汛具有事实上的代理权，债权转让通知对中邦公司有效。四、一审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张汛既非中邦公司人员，又未取得中邦公司授权，其利用持有中邦公司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印章之便，在诉争两份材料上盖章，其效力不能当然及于中邦公司”。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张汛的盖章行为属于私盖印章，涉嫌贷款诈骗罪，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一方面在事实上认定张汛涉嫌犯罪，另一方面又径直作出判决，明显违反上述程序规定。2.一审法院制作的张汛、沈根峰、闫秋宇三份询问笔录作为关键证据，判决书中无双方的质证意见。3.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观点对下级法院裁判标准和尺度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判决中对他人加盖真实公章及非法定代表人签字问题进行了明确认定，一审法院却作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本案涉及的应收账款金额巨大，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的买卖行为必须进行实质性审查，张汛取得印章的行为性质也必须进行准确认定，本案不能简单地流于形式审查，否则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中邦公司辩称，一、蓝能公司的科目明细账系在该公司破产后由破产管理人审核确认的，2019年8月这个时间节点距离蓝能公司破产申请审理日已一年有余，重整方案2019年6月28日经过上虞区法院裁定通过，说明蓝能公司的债权债务已审计清楚，如未结清，别说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管理人也会向中邦公司催收。二、一审法院并未孤立、有选择性地采信张汛的访谈记录和询问笔录。一审判决是综合三份笔录内容认定的，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对案涉《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中中邦公司的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和签字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清楚，事后也未向中邦公司核实以及进行催讨，沈根峰也陈述当时对两份材料上印签的真实性仅是通过肉眼比对后便予以确认。三、关于张汛行为的效力。张汛在两份文件上的签章并未获得中邦公司任何授权和委托，构成无权代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无过失，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具体到本案，第一，不论是根据张汛笔录所称系其前往银行办理保理业务还是沈根峰笔录所称相关文件系由银行交给金盾公司员工带回办理并由金盾公司员工将盖章签字后文件带回，可以确认银行在两份文件整个签署过程中没有参与其中，既未履行面签、录像等程序，也未提出面签、录像要求；第二，在收到相关文件后，根据沈根峰笔录，银行工作人员仅凭肉眼对相关印章及签字进行比对；第三，截至起诉前，银行就该笔保理业务从未与中邦公司联系过，未向中邦公司核实确认相关情况及催收款项；第四，银行仅在蓝能公司记账发票上加盖了其保理业务章，并未在中邦公司收到的买方发票联上加盖保理业务章；第五，2017年蓝能公司与银行做过一次保理业务，但最终是由蓝能公司履行和向银行还款，然而协议中约定是由中邦公司向银行支付款项，但银行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并向中邦公司核实情况，可见，银行事实上并未真正关注债权转让通知是否有效送达债务人。同时，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注意义务标准应高于普通民事主体，因此，银行在主观上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要求，张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至于中邦公司出借公章是否存在过错，与表见代理成立与否无关。从正常商业逻辑分析，如果银行的债权转让通知有效送达中邦公司，中邦公司没有理由和动机不向银行履行付款义务而是向蓝能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因为债权转让行为并未加重中邦公司的义务。四、张汛系蓝能公司工作人员，为蓝能公司办理融资业务，相关款项由蓝能公司使用，张汛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蓝能公司融资并非用于非法用途，因此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本案不存在涉嫌犯罪问题。五、三份笔录系由法院询问制作的，其中张汛和沈根峰是当庭询问制作，双方代理人均在场并进行了质证，阎秋雨的笔录系法官前往其公司制作，后在开庭时进行了质证，不存在程序方面的瑕疵和错误。六、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案例并不适用本案，该案中的当事人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本案不存在该情形。 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中邦公司支付货款40482943.6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9日，蓝能公司作为卖方与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一份（编号：0000061），约定：蓝能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并向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即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作为保理商，在蓝能公司将交易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的基础上，向蓝能公司提供保理服务；发生回购情形时，保理银行有权将已受让、未受偿的应收账款部分或全部转回给蓝能公司，蓝能公司应无条件受让，并按合同约定退还相应的保理融资本金、支付利息；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为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融资方式为比例预付方式，即以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保理融资本金金额，保理银行在受让应收账款时按本金金额向卖方预付转让价款，并在收回本金时收取相应利息，融资比例为80%，约定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2%；卖方未按约退还预付转让价款对应的保理融资本金的，保理银行有权就未退还的本金金额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银行凭证记载的利率上浮50%。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蓝能公司向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与中邦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买方清单及金额为4314.5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转让4314.58万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向交通银行上虞支行申请融资金额3000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年5月9日。 另查明，该笔保理业务系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出面办理，其中涉及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格式文本均由交通银行上虞支行提供，最后盖章签字的《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亦是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经手交给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收到该两份材料后并未就其内容向中邦公司予以核实，之后也未向中邦公司进行催讨。 又查明，2018年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从蓝能公司的关联企业浙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保证金中扣划了2695290元，用于清偿上述保理合同项下的本金2662856.41元、利息32433.59元。2018年3月14日，余姚市斯蒂儿模具铁制品厂向该院申请对蓝能公司进行重整，该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浙0604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斯蒂儿模具铁制品厂对蓝能公司的重整申请。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蓝能公司重整程序中对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进行了申报，且已收到部分清偿款。 再查明，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款项已于2018年3月31日全部结清。2019年9月27日，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将其对蓝能公司所享有的包含案涉保理合同项下债权在内的所有权利、权益和利益都转让给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并将该事宜予以了登报公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中邦公司在向蓝能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前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在与蓝能公司签订案涉保理合同后，根据该笔保理业务的客户经理陈述，《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是由银行交给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闫秋宇，最终也是由闫秋宇将签字盖章好的材料交回给银行，故认为中邦公司已经知晓债权转让之事。闫秋宇本人虽称未经手过上述两份材料，但明确若银行让其带回的材料中有需要其他公司签章的，这类材料也均是交给张汛处理。首先，无论闫秋宇是否经手该两份材料，能够明确的是，在该笔保理业务中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中邦公司并无直接联系，也未审核经手人有无中邦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其次，银行在收到盖章签字的材料后，并未向中邦公司核实，之后也没有向中邦公司进行过催讨。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认为两份材料上印章的真实性，足以使其认为中邦公司已知晓债权转让一事，但材料是由融资方人员经手，并非为中邦公司人员。据沈根峰的陈述，当时对两份材料上印签的真实性仅是通过与中邦公司的开户资料进行比对后便予以确认。然，通过这种肉眼比对的确认方式显然不能达到“真实性”的审查标准，特别是对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而言。再次，该笔保理业务是由金盾集团投融资部的工作人员出面办理，张汛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确认诉争《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上的印章和签字均系其所为，并对印章为何在自己手上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交通银行上虞支行虽以张汛就该保理业务的办理过程与沈根峰的陈述不一为由，而否认张汛陈述的真实性，但沈根峰的陈述同样也未得到闫秋宇的认可。该院认为，即便张汛等三人对该笔保理业务办理过程的陈述并不一致，但对诉争两份材料上的印签形成，无论是在银行直接办理还是通过闫秋宇转交办理，最后均涉及到张汛，这也符合当时张汛在金盾公司的身份。故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张汛关于自己在上述材料中签字、盖章的陈述更具有可信度。虽然，在对外发生法律关系过程中，印章在形式上起到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但加盖印章之行为人的身份将影响该民事行为的效力。张汛既非中邦公司人员，又未取得中邦公司授权，其利用持有中邦公司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印章之便，在诉争两份材料上盖章，其效力不能当然及于中邦公司。本案中，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除《买方确认意见》《商业纠纷通知书》外，既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中邦公司对债权转让事宜已经知晓，也未能就张汛对该两份材料签字盖章的陈述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蓝能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对中邦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邦公司在向蓝能公司付清货款后，无需再向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承担付款义务。至于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并非协议生效之共同要件的意见，并非本案争议焦点，该院不作评析。综上，对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由，适用于债权的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就该债权转让合同所发生的纠纷。债权受让人向原债务人主张权利而产生的纠纷，应按原债权债务关系确定案由，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是否正确；二、张汛盖章、签字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及于中邦公司；三、一审程序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中邦公司提交的其与蓝能公司之间的科目明细账，系中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后从蓝能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处调取，能够反映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的账目明细，该账目真实性可予认定，能够证明截至2018年3月31日中邦公司与蓝能公司之间的所有款项均已结清。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案审理重点在于张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在办理业务时注意义务标准显然要明显高于普通商事主体，具体到本案，根据张汛、沈根峰、闫秋宇等人的陈述，该笔保理业务中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与中邦公司并无直接联系，也未审核经手人有无中邦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银行在收到盖章签字的材料后，并未向中邦公司核实，之后也没有向中邦公司进行过催讨，虽然张汛利用持有中邦公司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印章之便，在诉争两份材料上盖章，但张汛并非中邦公司员工，又未取得中邦公司授权，交通银行上虞支行对张汛的签章行为并未尽到作为金融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张汛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效力不应及于中邦公司。至于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案例，与本案案情并不相同，对表见代理的认定应结合案情分别予以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三，张汛的盖章行为是否涉嫌贷款诈骗罪，本案中并无相关证据，本院不作评判，如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认为张汛的盖章行为涉嫌贷款诈骗，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张汛、沈根峰、闫秋宇三人的询问笔录，双方已充分发表了意见，一审判决书中虽无双方的质证意见，但在本院认为部分已作充分分析，并无不当。 综上，信达资产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215元，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