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5行初8号 原告彭水云，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衡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485号。 法定代表人暨应诉负责人刘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夏仁义、黄凯杰，工作人员。 原告彭水云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下称公安拱墅分局）于2019年4月1日作出的编号为杭拱公（大）行罚决字［2019］508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称《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公安拱墅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中止本案诉讼。中止原因消除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水云，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局长刘建军及委托代理人夏仁义、黄凯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公安拱墅分局于2019年4月1日作出《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现查明，彭水云系大关夜市B区49-1-2号摊位前租赁人，其摊位在2016年下半年因香积寺路改造而被关停，为了给大关街道施加压力，历年来多次到北京上访，在国家信访局数次告知其信访事项要到有权处理的本级以及上一级机关提出以及大关街道书面告知其要通过拱墅区人民法院提出诉求的情况下，其于2019年3月27日、2019年3月28日、2019年3月29日三次至国家信访局恶意登记信访，另一次被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工作人员及时制止劝回。彭水云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而是采取到北京上访的形式制造影响，属于寻衅滋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彭水云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复议、诉讼权利。 原告彭水云诉称，在杭州拱墅区××街道招商引资创办夜市的鼓励下，原告先后于2002年、2010年两次投资共计18万元，从其挂牌交易中取得大关夜市Ｂ区49-1-2号两个摊位经营权。第一次拍卖时政府承诺该摊位使用权长期不变，第二次交易时大关街道还向原告提供了由浙江省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0500164450）作为权属凭信，营业执照上注明营业期限至2030年7月8日，两次拍卖时街道办都承诺该摊位可转让、可拍卖、可继承，原告依法交纳了过户费1000元，完成了过户登记，并签订了《大关夜市经营协议》。之后原告均依法经营，按期足额交纳税费。2016年10月26日，大关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夜市主管周立新突然宣布“关闭夜市、限期清场”，并用彩钢瓦围挡市场出入口，强制拆除夜市，出动大批特勤、警察对摊主进行强行驱离。原告在该夜市二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生活的唯一依靠即摊位、商品、售货车等，一夜之间茫然无存。市场拆迁关乎数百户摊主的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市场拆迁自始至终只有周立新和派出所几个民警在全权办理，政府没有发布任何公告，政府有关部门也未参与，没有履行任何拆迁赔偿程序，没有人告知赔偿应遵循的国家相关政策或法律。为拿回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和应得的补偿，四年来原告从街道到区、市、省多次走访、信访，提出要求给予合理补偿的申请，但所有的信件材料最后都批转到了大关街道，原告提出的补偿要求均未处理。大关街道对上谎称是“已经办结”，对原告永远是“不予受理”，故原告摊位的征迁补偿问题至今一直没有解决。出于无奈且迫于生存压力，2017年12月5日原告去北京上访，结果刚到北京还未下车，原告就被大关街道信访科长李辉带人押解回杭州。之后非但不解决原告的摊位征迁补偿问题，反而变本加厉对原告制造困难，打击迫害，甚至对原告的姐姐进行打击报复，对其刑事拘留10天。更严重的是对原告开始实行监视居住，在原告家门口架设录像机，对原告的手机、宽带网络进行实时监控，原告外出要向街道请假报告，原告的个人信息被录入运输售票系统，限制了原告人身自由。在多次找当地政府要求解决问题三年仍无结果后，2019年3月27日原告只得进京上访，到指定的信访场所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其工作人员在登记后告诉原告，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两个月后再来北京登记，国家信访局将给予督办。3月29日原告被大关街道接访人员带回杭州，当晚12点原告在睡梦中竟被大关派出所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大关派出所将原告锁进派出所地下室的铁笼子里，每隔一会儿就派员来询问原告，就是不让原告休息，不停折磨原告，逼原告同意他们提出低廉的补偿方案。原告不同意，4月1日被告就以原告“寻衅滋事”为由，把原告抓到拘留所拘留了十天。原告认为自己进京信访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也没有恶意登记信访，原告向国家信访局反映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提出合理赔偿诉求，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依法维权，被告公安拱墅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论不当。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起诉期间届满前即2019年9月3日被大关街道以维稳为由带到临安的宾馆，街道派人对原告层层看管，2020年1月15日早上原告才重获自由，立即到法院进行立案，在此期间原告曾邮寄材料到法院立案，故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该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被告承担。 原告彭水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邮件交寄单收据，证明原告于2019年9月23日曾就案涉《处罚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过诉讼。 2.公拱（信）不受字〔2019〕103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证明原告对案涉《处罚决定书》也向被告提出过信访。 3.2020年3月27日至29日的国家信访局办理意见打印件，证明原告是正常信访。 4.浙江省组织部的批复交办件，证明领导批复解决原告的问题，但大关街道没有解决。 5.照片打印件5张，证明原告在北京被街道人员非法截访。 6.申请书及邮寄单，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保留原告被大关派出所限制自由时的所有视频。 7.电话通讯记录详单，证明原告手机被大关街道抢走，于2019年9月23日开始就没有通讯记录。 8.2019年8月13日大关街道回复国家信访局的截图，证明省信访局对原告的问题进行督办。 9.基本信息查询，证明原告摊位还有14年的经营权。 10.收款收据及发票，证明原告按时缴纳摊位管理费用。 11.《大关夜市终止经营协议》，证明大关街道对原告摊位进行强拆。 12.录音及文字资料，证明2019年3月31日街道人员让原告去派出所谈赔偿。 被告公安拱墅分局辩称，一、被告对彭水云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彭水云所称摊位被拆迁事宜应当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彭水云系大关夜市B区49-1-2号摊位前租赁人，杭州大关夜市管理有限公司为经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彭水云和杭州大关夜市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大关夜市摊位租赁合同》确认租赁关系，为民事诉讼调整范围。2016年下半年因香积寺路西延段改造，大关夜市被关停后被拆迁；彭水云作为大关夜市B区49-1-2号摊位前租赁人，与大关街道拆迁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应当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其次，彭水云明知摊位被拆迁事宜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仍连续向国家信访局上访，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图明显，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2017年9月25日拱墅区人民政府就彭水云信访中《复查复核申请书》作出告知：“不属于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范围。你提出的信访事项如果涉及大关街道的，建议直接向大关街道提出；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求决。”从信访系统平台的截图可以看出，2018年7月16日，彭水云向国家信访局提出信访，国家信访局明确告知其“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并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2018年8月20日彭水云就摊位拆迁问题向信访局反映，后大关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8月23日开具告知书明确告知彭水云：“提出的信访问题属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信访条例》和《浙江省信访条例》有关规定，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本单位不予受理。请你直接向拱墅区人民法院提出。”被告认为，彭水云一直以来的信访诉求均围绕大关夜市摊位被拆迁展开，国家信访局已告知不予受理，且大关街道、拱墅区信访局亦已明确告知其信访内容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彭水云为实现个人不合理诉求，先向大关街道工作人员施加压力，告知不给解决诉求就要去北京上访；其后于2019年3月27日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国家信访局依法告知其“及时返回、依法逐级走访，避免发生违反《信访条例》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行为”，并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彭水云又于2019年3月28日、3月29日连续两天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反映同一事宜。由此看出彭水云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图明显。彭水云所认为的上访内容以及其上访的形式，均不符合《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其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最后，本案办理程序合法。被告所属大关派出所根据大关街道工作人员报案受理后，依法对彭水云进行传唤，经审核后依法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在传唤期间依法保障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权利，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前告知、听取陈述和申辩并对其陈述和申辩进行复核。2019年4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定，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直接送达彭水云，符合法律规定。二、彭水云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案涉《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4月1日作出并于当日23时直接送达给彭水云，且明确告知其起诉的权利及期限，但彭水云于2020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对彭水云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彭水云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恳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彭水云的处罚情况。 2.送达回执、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及处罚执行的情况。 3.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审批手续。 4.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查获经过，证明案件受案情况及查获过程。 5.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大关街道办事处告知书、拱政信告［2017］20号《告知书》、拱墅区信访局LX20170056018《告知书》、大关夜市摊位租赁合同、彭水云自书材料、自书损失清单、复查复核申请书、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系统平台截图，证明由大关街道提供的彭水云恶意重复登记相关证据。 6.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委托书，证明大关街道委托陈君处理彭水云一案的委托情况。 7.传唤证、传唤审批、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片，证明公安机关对彭水云进行传唤的相关手续。 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核笔录，证明被告在行政处罚前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告知相关当事人的情况以及公安机关对彭水云在告知笔录中提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进行复核的情况。 9.彭水云、陈君、李辉的询问笔录、身份信息，证明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展开询问的情况。 10.饮食休息权利保障确认书，证明公安机关对彭水云的饮食休息权利进行了保障照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六条。 庭审质证时，双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彭水云对被告公安拱墅分局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1、2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4、6、10认为是后补的；对证据5，原告没收到过大关街道办事处告知书，拱墅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公室的告知收到了，对证据5中其他材料真实性有异议，对赔偿清单的内容不认可，因为原告损失远远不止；对基本情况登记表原告认为是造假的，原告27日到29日的信访的内容不一样，国家信访局回复不一样，而且这个情况登记的内容跟原告查阅内容不一样：27号的没有答复单位，28号的一样；国家信访局没有不予受理，而是让原告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对证据7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原告没见过，没人告诉原告犯什么法；传唤原告的地方不对，第二次是在原告去医院的路上；对证据8、9中的签名原告都不认可，内容也是虚假的；对3月30日18时23分的询问笔录，笔录与内容与原告所说的内容不同，上面也没有原告的手印；4月1日10时7分的笔录内容都是造假；对证据10，原告认为从来没有保障过饮食，都是虚假的。 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对原告彭水云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的1邮寄交接单是寄给法院立案庭的，法院立案是否属于超期，请法院裁定；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但案涉《处罚决定书》已经载明了原告享有的行政诉讼、复议权利以及时间，原告再向被告提出行政拘留异议不属于法定形式，按照信访规定不予受理；对证据3网上打印信息登记表，与被告提交的材料大致内容是相符的，恰恰证明了3月27号原告到国家信访局登记，并且国家信访局明确不予受理，28号、29号证明了原告连续3天到国家信访局恶意登记的违法事实；对证据4批复材料、证据5的照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6被告认为不属于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对证据7、8、9、10、11与本案无关，被告认为原告信访事项为民事诉讼范围，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跟本案行政处罚并无直接关系；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信访事项与本案无关联性，录音与书面整理材料有出入，且该录音未表明身份，且未获得对方许可。 原告彭水云对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意见：认为被告传唤以及处罚的过程、程序都不合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全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7日，彭水云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反映自2002年始，其先后两次计18万元从杭州市拱墅区大关夜市购买B区49-1-2摊位，取得长期经营租赁权，经营床上用品。2016年10月26日，大关街道非但不依法提前告知，还更新柜台诱骗换季进货，突然宣布关闭市场并且动用警力清场，强行掳走摊位，未与其签订拆迁赔偿协议，至今没有给予任何赔偿，要求合理赔偿。国家信访局对其宣传了《信访条例》，解释来访工作规定，并告知彭水云及时返回，依法逐级走访，避免发生违反《信访条例》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行为。3月28日、29日，彭水云再次到国家信访局反映同样内容。2019年3月29日，被告公安拱墅分局所属大关派出所接大关街道办事处报案称：家住大关南七苑9幢4单元103室的彭水云多次无理由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有寻衅滋事嫌疑，大关派出所遂依法受案调查。2019年3月29日、4月1日，大关派出所分别传唤原告至该派出所接受询问。在查明彭水云因大关夜市摊位关停问题，曾于2017年9月、2018年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拱墅区政府、拱墅区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被告知依法逐级走访及向法院提起诉讼，仍不听劝导于2019年3月27日、28日、29日前往国家信访局就同一事项登记信访的事实后，被告公安拱墅分局于2019年4月1日将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彭水云，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彭水云认为其没有寻衅滋事，被告公安拱墅分局经复核未采纳其陈述申辩理由，原告彭水云拒绝在复核笔录上签字。随后，被告公安拱墅分局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同日，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将《处罚决定书》邮寄送达给原告彭水云家属。4月2日，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将原告送至杭州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另查明，2019年9月26日，本院立案部门收到彭水云邮寄的立案材料，后因无法联系彭水云补正，故本院曾于2020年1月以邮寄方式将起诉材料退回原告彭水云。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彭水云的起诉期限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案涉《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4月1日作出并送达执行，而经核实，彭水云确实曾于2019年9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彭水云首次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于2020年1月19日提起本次诉讼的原因并非起诉人自身引起，故本案应当视为未超过起诉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行为发生在北京市，但原告居住地为杭州市拱墅区，因此，被告公安拱墅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原告彭水云因大关夜市摊位关停问题，于2017年起分别到拱墅区信访局、拱墅区政府及大关街道办事处进行信访登记，均被告知其反映的问题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应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原告彭水云仍就同一事项于2019年3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日至国家信访局办理信访登记，被告公安拱墅分局据此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原告相关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该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被告公安拱墅分局所属大关派出所受案后，传唤原告进行询问，在作出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后向原告及其家属进行了送达。故被告公安拱墅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水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水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王春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杨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