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81民初2899号 原告：潘奇，男，汉族，1975年12月8日出生，安徽省肥西县人，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磊，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17424D。 法定代理人：刘其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晓星，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该公司员工。 原告潘奇诉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皖0181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原告潘奇不服该判决，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5月25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01民终24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皖0181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由审判员何彩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肖金菊、人民陪审员孔冉冉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磊、马建，被告北京市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晓星、李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奇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北京市政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372430.72元及逾期付款经济损失38753.2元（以372430.72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日起按同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5月28日止。此后以372430.72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北京市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位于巢湖市交口的“滨湖景城东区三期工程”系北京市政公司承包。为了完成施工任务，北京市政公司所属施工项目部和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滨湖景城东区三期室外场地分项工程。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各项工程的单价以及工程款的结算方式。现原告合同项下工程已全部完工且已被实际使用至今。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9月2日对原告承包的项目进行了结算，工程总价为1332990.72元，另发生增项工程，北京市政公司项目部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工程价款为840元。对于以上工程款项，北京市政公司仅支付了961400元，尚欠372430.72元。因追讨工程款未果，致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北京市政公司辩称：1、我单位为国有企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公司有关规定，不允许与个人签订分包合同；2、我单位公章现场取样，经贵院委托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所持合同中“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与现场取样印章并非一致；3、我单位与安徽省虹州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中涵盖了案涉工程，且已与虹州公司办理结算并全部支付；4、我单位与原告无合同往来，且案涉工程已全部结清，我单位不应再次承担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17年1月17日，北京市政公司（发包人）与安徽省虹州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州公司）（承包人）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北京市政公司将滨湖景城三区室外工程发包给虹州公司施工，本合同作业内容包括巢湖滨湖景城三区室外工程道路及管线工程，合同价款为2500000元，工期自2017年1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工程量包括土方石工程、围墙、停车位、沥青路、入户铺装、残坡及非机动车库出入口铺装等工程。合同中注明虹州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靳松。2020年7月20日，虹州公司出具《收款承诺》一份，载明“我公司安徽省虹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的巢湖市滨湖景城三期室外工程项目。2017年1月17日双方签订分包合同，合同金额为250万元，2019年1月26日双方确认实际完成工程量后办理结算，结算金额为1852700元。截止2019年2月2日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该项目专用账户（34×××32）将双方最终确认的结算金额185.27万元全额支付给安徽省虹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0日，倪友其与原告（乙方）签订《建筑劳务分包合同》，甲方为北京市政公司，双方约定劳务分包范围为施工图所示所有工程量，包材料、包人工、包施工所用机具，三级配电箱以下施工所用电缆，包材料到场卸货，材料运输。合同价款为：大门按260元/㎡，围栏按210元/㎡，车道出入口620元/㎡，弯道车库780元/㎡，真石漆55元/㎡，铝合金门窗380元/㎡计算，所有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算。工程款结算方式：1、乙方人员进场后，按总包单位要求进行人员登记、考勤。总包将按考勤记录按月对工人发放人工工资。材料进场安装结束付50%；2、工程结束经项目部验收合格后，乙方部分人员撤离现场时，甲方应支付乙方全部工程款的80%，以便乙方及时发放外地员工的工资；3、工程全部正式验收合格后，乙方凭工程量决算单，分项单价表与甲方进行工程决算并支付全部工程款的97%，余款3%作为质量维修保证金，维修保证金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十日内付清（无息）。2017年8月21日，虹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岳兵签字确认上述合同。合同上盖有“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后原告组织施工。2017年3月1日，靳松签字确认原告焊工场地施工灯架焊接，补路牙石云石胶共计贰个工时，每个工时200元，合计400元。2017年5月31日，靳松签字确认原告班组安装破损石材、南大门云石胶勾侧石缝，共计贰个工时，每个工时220元，合计440元。2017年9月2日，原告与靳松结算潘奇班组工程款为1332990.72元，并在《巢湖滨湖景城潘奇班组结算单》上签字确认，该结算单上亦有“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 （2019）皖0181民初357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北京市政公司对原告所提交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和《巢湖滨湖景城潘奇班组结算单》中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存疑，于2019年7月30日向本院申请鉴定。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组织庭审要求北京市政当场提供鉴定样本，并对北京市政公司所提供的鉴定样本予以质证，原告对鉴定样本无异议。后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受本院委托，对上述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2016年11月30日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与2017年9月2日的《巢湖滨湖景城潘奇班组结算单》上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与指定样本上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另查明案涉公司的发包人是巢湖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中标公告》、《建筑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银行交易明细、《收款承诺》等证据材料载卷佐证，其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原告签订合同并结算的相对方是否为北京市政公司？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善意第三人，无从得知印章的真假，与其签订合同并结算的应为北京市政公司；被告认为，北京市政公司与原告无合同关系，不应由北京市政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1、原告虽系没有建筑资质的自然人，但其长期从事建筑行业，在周岳兵未出具任何材料的情况下，主张周岳兵系北京市政项目负责人无任何依据。虹州公司系滨湖景城三期工程部分项目施工单位，周岳兵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公司所承包施工的工地上签订合同符合常理，且原告在（2019）皖0181民初3576号案件的庭审中亦认可工程是周岳兵的，合同的洽谈均是原告与周岳兵之间发生。根据肥东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4209号判决书可知潘奇与虹州公司之间于2016年5月就肥东县龙塘高速路口附近的华东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内装饰中的焊工工程达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潘奇在承接本案案涉工程前对周岳兵系虹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明知的；2、根据《建筑劳务分包合同》上的约定“原告班组人员进场后，按总包单位要求进行人员登记、考勤。”根据原告所述，北京市政公司应为本合同的甲方，但北京市政公司同时作为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处理农民工工资问题，同一公司在一份合同中却有两个不同的身份，与常理不符；3、原告主张周岳兵、周婵娟给付过工程款，根据《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北京市政公司作为总包单位，负有管理人员工资的义务，北京市政公司系因巢湖市重点工程管理中心要求，曾支付部分款项至农民工工资卡上，北京市政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给付工程款关系，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向北京市政公司主张过工程款；故原告并不具有善意第三人的主观要件，本院对原告主张其为善意第三人的观点不予采纳；4、北京市政公司已将滨湖景城三区室外工程分包给虹州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滨湖景城东区三期室外场地分包给潘奇施工，同一工程在没有出现任何质量或其他特殊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公司不可能分包给不同的单位和个人施工，并承担重复支付工程款的后果；5、原告提供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和《巢湖滨湖景城潘奇班组结算单》上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与指定样本上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虽然北京市政公司对其印章负有保管义务，但却不能预防或阻止他人以其他方式取得其印文，不能简单根据合同上的印文就要求印文所载的公司承担责任。在无法查清该印文如何形成的情况下，本院对《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和《巢湖滨湖景城潘奇班组结算单》上的“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章（滨湖景城三期）1100000238382”印文均不予认可。综上可以认定与原告签订合同并结算的相对方并非北京市政公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此处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仅指与实际施工人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和违法分包人。本案中北京市政公司既与潘奇没有合同关系，也不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因此潘奇向北京市政公司主张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70元，由原告潘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彩琳 审 判 员  肖金菊 人民陪审员  孔冉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朱雅柔 附：本判决所依据法律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