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黑01民终3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魁，男，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红伟，黑龙江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玲，女，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信，男，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松北区对青镇李家村村委会书记兼主任，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君，黑龙江郎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魁因与被上诉人杨金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9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红伟、被上诉人杨金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信、赵艳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金玲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1.刘魁与杨金玲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刘魁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事实是案外人匡勇需要借钱找到刘魁，刘魁找高信借款80,000元，其中60,000元给了匡勇，款项给匡勇使用的事实高信一直知道，后高信到刘魁家要钱，刘魁叫来匡勇，高信逼匡勇书写5分利息借据遭到拒绝。因刘魁与高信是村委会同事，刘魁给高信出具了借据。从证据上看，杨金玲用以证明双方借款关系的借据并没有注明借款的对象是杨金玲，关于刘魁从杨金玲手中拿钱的备注不是借据的原始内容，是高信后来自己加注，高信自己也承认是后来补充，故该借据不能证明杨金玲是出借人。写借据的是高信，索要款项的也是高信，出庭应诉的人还是高信，本案是高信策划的虚假诉讼。2.本案借据上的275,750元，是以6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息5分计算得出的结果。庭审中高信陈述2017年刘魁找到杨金玲借钱，拿了现金270,000元，刘魁当场给杨金玲书写了借据，因为一个月以后钱没有还上，还新借据的时候把原始借据撕毁了。刘魁认为高信的陈述经不起推敲，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是一个月，为何出借款项一个月后要撕毁原始借据重新出具新的借据。庭审中，刘魁出示了两份高信书写的借据及账目计算明细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借据中的金额是本金加上高额利息得出，杨金玲及高信270,000元借款本金的陈述是虚假的。高信还陈述杨金玲之所以具备出借款项能力，是因为种植了几百亩水稻、玉米及大棚，在2017年4月份左右卖了水稻和玉米获得四十七八万元款项。但杨金玲并没有提交2017年4月份左右的银行流水，只提交了一份租用土地和大棚的合同，合同就算真实也只能证明杨金玲租赁了土地，土地的经营情况、产出粮食的售卖情况根本无法证明，刘魁与高信同住一个屯，彼此都非常了解，薄荷农场实际承包人是高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高信陈述杨金玲售卖粮食取得四十七八万元巨额款项，按照农村习惯不可能全部是现金交易，更不可能放在家中，再从刘魁提供杨金玲贷款记录看，如果杨金玲一次性能卖出四十七八万元粮食，根本不需要向银行贷款两三万元还拖着不还，该贷款记录恰好能够证明杨金玲根本不具备出借如此大额款项的能力。杨金玲辩称，1.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270,000元借款是事实，依法计算利息，判决结果正确。2.刘魁借款是否给匡勇使用与本案无关。3.刘魁没有证据证明杨金玲不是债权人，一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认定持有借据的杨金玲是债权人并无错误。4.本案并非虚假诉讼，根据民诉法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民事案件虚假诉讼需双方当事人串通，本案不具有该情节。对于刑事案件中的虚假诉讼，需有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客观要件，本案中杨金玲以刘魁签署的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没有捏造事实的情况。5.上诉状称借据上的275,750元是以60,000元本金为基数5分利计算出的结果，与事实不符，借据上的款项数额是270,000元借款及逾期利息计算的本金，由借款人重新出具借据的结果。6.刘魁在上诉状称借贷行为没有实际发生与事实不符，270,000元的借款是由杨金玲交给刘魁清点之后刘魁出具借据的。杨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魁偿还欠款本金275,75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实际偿还欠款之日止按照月息2分计算)；2.刘魁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初，刘魁向杨金玲借款270,000元，至2017年4月30日，刘魁重新出具借据，将270,000元本金及前期利息5,750元一并写入借据，该借据位于A4纸的上半部分，载明借款金额为275,750元，事由：借款（月利息2.5分），用于做生意，刘魁自愿花利息，还款日期为2018年2月30日。借条左下角注明“刘奎借到人民币275,750.00元，刘奎从杨金玲手中拿到的现金275,750.00元”字样，刘魁在该借条借款人处署名“刘奎”。该A4纸的下半部分由高信书写了对刘魁名字的说明，“刘魁”是其身份证名字，其本人签名习惯签署“刘奎”。另查明，刘魁本人表述其本名系“刘奎”，其在办理户籍时书写错误而将名字登记为“刘魁”，但其多年来的习惯性签名为“刘奎”。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杨金玲向刘魁提供了借款，双方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刘魁应向杨金玲偿还借款本息。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前期借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杨金玲要求刘魁偿还借款本金275,750元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刘魁辩称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系高信而非杨金玲，借据主文并未载明债权人，杨金玲持有该债权凭证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高信书写的说明，不影响杨金玲作为债权人的资格，且刘魁未提交有效证据对杨金玲债权人资格予以否定，故对杨金玲的债权人资格予以认可。杨金玲是否有出借能力的问题，对此刘魁提交了杨金玲的两份贷款还款凭证作为证据，但该还款凭证恰好说明杨金玲虽向银行贷款，但贷款金额不大，且还款情况良好，应属正常经营的资金周转，并不能以此否认杨金玲具有资金出借的能力。杨金玲作为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向债务人刘魁主张偿还借款并无不妥。关于杨金玲主张的利息，双方在借据中约定月利率2.5%，现杨金玲主张月利率2%的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根据重新出具的借据载明的本金数额275,750元计算的本息金额超过了以原始本金270,000元计算整个借期内的本息之和，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在借期内，刘魁应给付的利息为，以27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2分、计算11个月，计算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该部分利息为59,400元，除给付275,750元外，刘魁还应给付借期内利息53,650元。对于逾期利息，双方没有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杨金玲可以按照月利2分的标准主张逾期利息，即自2018年3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日，以本金275,750元为基数，该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魁辩称借款本金实为60,000元，而非借据中载明的金额275,750元，以及月利5分的问题，因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关于刘魁辩称借据主文由高信书写，其仅在借款人处签名按手印的问题，对此，法律并未规定债权凭证的全部内容均要由债务人亲自书写，刘魁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有明确的认知和预见，其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的行为即表示其认可该借据中所载明的事项，其签名虽然书写了“刘奎”而非身份证中的“刘魁”，但经其本人确认“刘奎”是其习惯性的签名写法，由其本人书写，并不影响借据的效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刘魁对自己在本案中的抗辩主张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判决：一、刘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杨金玲借款本金275,750元；二、刘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杨金玲借期内的利息53,650元；三、刘魁按照月利率2%给付杨金玲以275,75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杨金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魁举示的证据一、刘魁儿子刘兴海与高信及中间人王大喜谈话录音，拟证明实际出借人是高信并非杨金玲，同时借款的金额也并非是275,000元，而是由60,000元多年计算而来，实际借款金额为60,000元。杨金玲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金玲不是本案的债权人，在一审结束后高信唯一一次跟刘魁儿子接触是因为刘魁邀请高信对杨金玲案进行庭外和解，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调解、和解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可，不能作为日后对其不利的证据。本院认为，杨金玲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二、匡勇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2014年6月匡勇在刘魁处拿了56,000元，5分利抬的，没有还上，到2017年4月刘魁、高信在刘魁家算账，2014年至2017年270,000多元，让匡勇签字没有签，刘魁签的。杨金玲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言可信度极低，匡勇作为时任村长刘魁村里的村民，刘魁的老邻居、刘魁自愿为其借款的老邻居，在当庭接受询问时说刘魁有四五个屋（实际刘魁家是三个屋），对于当庭刚看过的借据记不得金额是多少，记忆力如此之差的人居然能把几年前签署借据的时间记得精确到日，地点精确到西屋，庭前被教过的痕迹明显，证人证言不可信；该证据不具有相关性，刘魁通过杨金玲借的高利贷给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对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没有影响。本院认为，因匡勇证言内容是其向刘魁借款，回答法庭询问时回答刘魁与高信抬钱的时候其不在场，听刘魁说的其才知道刘魁向高信抬钱，匡勇不是本案借款关系的亲历者，其证言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杨金玲举示的证据高信、杨金玲给王新春出具的借据，拟证明刘魁向杨金玲借款270,000元的原因，王新春是放高利贷的，高信、杨金玲当时向王新春借80,000元钱给刘魁，刘魁还了24,000元，其中4.000元是利息，是以高信、杨金玲的名义还的，后来这笔借款剩余60,000元,利滚利到2017年3月20日便成了290,000元多，当时王新春说还270,000元就行，这笔钱应该是高信、杨金玲，刘魁自认第三人代替还款，刘魁为归还这笔借款就从杨金玲处借了270,000元。刘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刘魁并不知道杨金玲是否与王新春有真实借贷关系，关联性也有异议，杨金玲向谁借款和本案没有关联，杨金玲想用此借据证明同意80,000元到60,000元再到270,000多元是结算来的，并非是借款后出具的，那也就说明一审法院在认定借条的时候是错误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杨金玲拟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金玲依据刘魁出具的借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刘魁偿还其借款275,750.00元及利息，刘魁对借据中本人签名没有异议，但对杨金玲债权人身份及借据载明借款金额的来源提出异议。刘魁主张本案债权人不是杨金玲而是杨金玲的代理人高信，该270,000元金额不是实际借款金额，而是刘魁之前向高信借款80,000元偿还20,000元本金及4,000元利息后剩余的60,000元本金计算利息而来，由刘魁在高信起草的借据上签名按手印，该27,0000元没有实际交付。高信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二审提交了其儿子刘兴海与高信及中间人王大喜的谈话录音。该录音虽有协商还款的内容，但大部分是各方对借款事实的陈述，高信及王大喜的陈述均为高信为刘魁向王新春借款80,000万元，刘魁偿还了20,000元本金及4,000元利息，剩余60,000元经高信多年索要刘魁未偿还,计算利息金额累计270,000余元，自2017年4月30日出条后又三年没有还，未提及杨金玲参与过本案借款。综合录音中各方的陈述情况可以明确，本案借据金额是刘魁尚欠高信60,000元本金计算利息得出，实际借款人为高信。杨金玲用以证明其为债权人的证据为其持有借据及借据左下角注明“刘奎借到人民币275,750.00元，刘奎从杨金玲手中拿到的现金275,750.00元”字样，并主张该款项为现金交付。刘魁对借据左下角注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主张为高信后添加。因上述文字书写位置为刘魁签名左下方，在刘魁否认签字时存在该文字的情况下，该文字的证明效力较弱，且与其代理人高信的录音内容不一致，基于高信本案杨金玲代理人的特殊身份，该录音内容证明的事实足以否定杨金玲持有借据即为债权人的法律推定。故杨金玲主张为本案借款债权人身份，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金玲作为本案民间借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刘魁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9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金玲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466元，减半收取2,733元，保全费260元，由杨金玲负担；上诉人刘魁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33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宇审判员 荆 丛审判员 贾 楠（）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赵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