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21民初598号 原告：聂某1，男，1995年4月20日出生，彝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原告：聂某2，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彝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原告：钱某，女，1968年1月7日出生，彝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张某1，女，199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米易县，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张某2，男，196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米易县，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阙某，女，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米易县，住四川省米易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赵伦（特别授权），系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810310209。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特别授权），系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610870705。 原告聂某1、聂某2、钱某与被告张某1、张某2、阙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永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某1、聂某2、钱某，被告张某2、阙某及其与张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赵伦、罗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某1、聂某2、钱某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其彩礼97800元；2.判令三被告退还为张某1购买戒指、项链等物的40000元；3.判令三被告支付办理酒席的40600元；4.判令三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24000元；5.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31日，聂某1与张某1经人介绍认识恋爱。2018年4月18日，三原告通过介绍人向三被告支付彩礼97800元。之后由三原告出资5600元为聂某1与张某1在米易国宾农家乐举行订婚宴。2018年12月8日，三原告又通过介绍人向三被告给付40000元，用于张某1购买戒指、项链等物。××××年××月××日，三原告花费35000元在麻陇为聂某1与张某1办理了结婚宴。自××××年××月起，张某1常以琐事刁难聂某1，拒不与聂某1同居生活，也不与聂某1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出走至成都不归，丢下张某2、阙某由聂某1照管，张某1的行为给三原告带来重大经济负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和精神损害。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三原告的诉求。 被告张某1、张某2、阙某辩称，三原告通过介绍人支付的137800元及举行订婚宴的费用虽属实，但认为三原告封给五个老人及张某1的共计9800元红包和用于举行订婚宴的5600元、补贴女方举行结婚宴的20000元不属于彩礼。聂某1与张某1举行订婚后一直在三被告家生活，期间既不拿一分钱来开销生活，也不做家务，2020年春节张某1与聂某1商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一起到成都打工，但聂某1不表态，最后经双方父母调和，聂某1虽同意与张某1于××××年××月××日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手续，但登记当天又以户口本不再家里为由不去办理，最终向张某1提出分手。三被告从三原告支付的款项中拿出部分为聂某1购买了戒指、家电、家具等物，该款应予扣除。另双方家庭都举行了结婚宴，故不应将举行结婚宴产生的费用列入彩礼。三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获得支持。综上，请求依法判决。 原告聂某1、聂某2、钱某围绕其诉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聂某1的身份信息。 2、委托调解函、调解返还函各一份。拟证明案涉纠纷曾由法院委托第三方调解中心调解未果。 3、光碟一张。拟证明聂某1与张某1曾就案涉纠纷进行过交谈，交谈中提及过88000元的彩礼及40000元首饰款等事宜。 4、证人杨某的当庭证言。证明三原告通过其向三被告支付137800元，该款有88000元是彩礼，有9800元是红包，有20000元是首饰款，有20000元是补贴女方酒水款。 经质证，三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被告张某1、张某2、阙某围绕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淘宝订单截屏二份、订货单二份、信誉卡、微信截图八份、收据一份、首饰票据三份。拟证明三被告为聂某1与张某1的婚姻共花费了113556元（购电视机2199元，购衣柜、梳妆台、抽屉11000元，购床头柜、床垫、茶几、电视柜21000元，购床上用品6569元，购台灯49元，购窗帘850元，购首饰18089元，办婚宴餐费48000元、购烟4400元，交纳聂某1与三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水电费1400元）及家电家具在三原告处和一枚戒指在聂某1处的事实。 2、光碟一张（视频、通话记录）。拟证明聂某1不同意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并向张某1提出分手。 经质证，三原告除不认可三被告拿了梳妆台、铺盖、台灯、窗帘到其家外，对其余物品均予认可，另主张办婚宴餐费48000元、购烟4400元是三被告请亲戚朋友吃的，与其无关，共同生活期间的水电费1400元是共同用的，应按人头分摊。本院认为，根据三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梳妆台、铺盖、台灯、窗帘是否在三原告处及婚宴餐费48000元、购烟4400元能否扣减彩礼费和按人头分摊共同生活期间的水电费1400元，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分析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0月31日，聂某1与张某1经杨某介绍认识恋爱。2018年4月18日，聂某1及其父母通过杨某之手向张某1及其父母支付彩礼97800元（该款包含封给五个老人的红包6000元、封给张某1的红包3800元）。之后由聂某1及其父母出资在米易国宾农家乐为聂某1与张某1举行订婚宴。2018年12月8日，聂某1及其父母又通过杨某之手向张某1及其父母给付了40000元。张某1及其父母收到上述款后，购买了价值2199元的电视机一台、价值3800元的床（含床头柜）二张，价值1600元床垫二张，价值4100元的衣柜一个、价值3700的梳妆台一个、价值1200元的茶几一个、价值1200元的电视柜一个、价值3200元的床上用品两套、价值159元的电热毯一床、价值49元的台灯一个、价值850元的窗帘一副、价值18089元的首饰一套，并将上述物品中的一台电视机（2199元）、一个衣柜（4100元）、一张床（3800元）、一张床垫（1600元）、一个茶几（1200元）、一个电视柜（1200元）、一套床上用品（3200元）、一枚金戒指（2466元）给了聂某1及其父母。 同时查明，聂某1自与张某1举行订婚仪式、办理订婚宴后，即与张某1、张某2、阙某共同生活。期间聂某1未支付过生活费。 另查明，聂某1的父母及张某1的父母均为聂某1与张某1办理了结婚宴；聂某1与张某1至今未办理结婚手续，双方已于2020年3月17日分手。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女方一定的现金和物品。给付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当双方解除婚约关系致使原告送彩礼缔结婚姻的目的未能实现，接受彩礼的一方即被告应当返还彩礼。本案中，原告聂某1在与被告张某1订立婚约及筹办婚宴时，通过介绍人杨某给付三被告现金137800元及三被告给付三原告价值19765元的家电、家具等物品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因三原告给付三被告的彩礼数额较大，双方因故解除婚约，并未实现缔结婚姻关系之目的，故三被告应当向三原告返还彩礼。为此，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红包、酒水补贴应否纳入彩礼，被告方给付原告方的物品应否扣减彩礼； 庭审中，被告方以原告方认可137800元的彩礼中包含红包9800元、酒水补贴20000元为由，主张红包、酒水补贴不应纳入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方给付上述两笔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双方缔结婚姻关系。现双方均无缔结婚姻关系之意，且上述两笔款项对居住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偏远山区（麻陇乡）的原告方来说，可能是全家的一年收入，若不将其列入彩礼，将给原告方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造成不稳定因素。同理，被告方在举行结婚宴时给付原告方的2480元红包及价值19765元的家电、家具、戒指等物品应从彩礼中扣减。 二、双方父母为聂某1与张某1举办结婚宴的费用应否纳入彩礼； 谈婚论嫁邀请三亲六戚、四壁邻居庆贺，虽不可厚菲，但应本着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古训和遵守我国的婚姻法与婚姻登记条例。本案中，男、女方父母在明知聂某1与张某1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即花费大额费用邀请三亲六戚、四壁邻居为聂某1与张某1举行婚宴，此情既违背了婚姻法与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亦违背了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古训，故双方父母为聂某1与张某1举办结婚宴的费用不能纳入彩礼。 三、原告方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应否获得支持； 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而非侵权纠纷，故根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被告方应退还原告方多少彩礼。 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的，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本地区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对于被告方所收取原告方的137800元，此款数额较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双方在涉案纠纷中均有过错，双方已同居生活一段时间，聂某1在庭审中关于其不愿与张某1办结婚登记手续的陈述，被告方给付原告方2480元红包及价值19765元的家电、家具、戒指等物品的实情，被告方持有价值15623元（18089元－2466元）的首饰，结合本地彝族风俗习惯。本院将被告方应退还原告方的彩礼确定为69333元［（137800元－2480元－19765元）×6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张某1、张某2、阙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聂某1、聂某2、钱某返还彩礼69333元； 二、驳回聂某1、聂某2、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68元，由聂某1、聂某2、钱某负担1425元，张某1、张某2、阙某负担7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永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杨 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