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彦龙，男1978年6月10日生，汉族，住泸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有，男，1968年3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云南省泸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俊刚，云南言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彦龙因与被上诉人刘建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泸西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7民初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彦龙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李彦龙不承担责任。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2019年3月22日，刘建有找李彦龙催要工程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泸西县支行附近李彦龙朋友经营的一个租车行内，刘建有在李彦龙写好的《领条》上签名捺印，该《领条》记载：“今收到人民币70000元，大写柒万圆（银行转卡）水草凹浇路，领款人：刘建有，2019年3月2日”。春节前，刘建有发现未收到该款后便找到李彦龙，李彦龙称其已经打款，后又称其支付的为现金，并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4998.35元尾款给刘建有，该4998.35元款未让刘建有出具《领条》。”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在2019年3月22日刘建有从李彦龙处领取现金7万元，后出具《领条》给李彦龙收执，因李彦龙与刘建有双方长期从事工程施工项目，双方系朋友兼合作伙伴关系，出于对刘建有的信任，李彦龙未要求刘建有更改领条上的支付方式，并且在领款当天，因为从李彦龙处仅只领取了部分工程款，刘建有临走时还说李彦龙支付的太少，告知李彦龙三天以后要再来领取一部分工程款，后刘建有于2019年3月25日再次从李彦龙处领取10万，并出具《领条》给李彦龙收执。其次，根据双方合作的惯例，李彦龙支付刘建有工程款时都是先转账或者先支付现金，由刘建有核对确认金额后再出具领条给李彦龙收执，如果事实如一审法院认定，李彦龙2019年3月22日并未支付7万元，那么刘建有为何要出具领条给李彦龙收执？在2019年3月25日、2019年7月2日刘建有又为何要分别出具10万元以及2万元的领条给李彦龙收执，为何不在2019年3月25日以及2019年7月2日收款及写领条的时候提出要将尚未支付的7万元作出相应的扣减？第三，并非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所述在2020年1月23日支付4998.35元时是李彦龙未让刘建有出具领条，根据双方合作的惯例以及刘建有所述应李彦龙要求先写领条后打款，那么李彦龙在支付尾款4988.35元时，为何刘建有不先出具《领条》给李彦龙后李彦龙再支付，而是直接支付给刘建有。第四，2020年春节前，刘建有才找到李彦龙说还差7万元的工程款，李彦龙告知已经全部结清，并翻到2019年3月22日由刘建有所出具的《领条》让其核对，起初，刘建有不承认自已出具过该领条，要拿李彦龙的《领条》原件去做笔迹鉴定，后因李彦龙不让其带走领条的原件，刘建有就用电话将领条拍照，再次告知李彦龙要到司法鉴定机构做笔迹鉴定，迫于无奈李彦龙只得告知刘建有到法院诉讼。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李彦龙已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结算，且按照结算的金额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刘建有，李彦龙已经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请求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李彦龙不承担责任。刘建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案件事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作多年，双方对工程做完后均作出结算，结算后付款基本都是分为多次支付，支付款项有的是现金，有的是转账，支付款项的领条均是答辩人书写清楚，若是现金支付的，在领条上只是注明领到多少款项；若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则在领条上均注明“银行转卡”，且不管是现金交付还是银行转账均是先写领条，后面由答辩人转账或支付现金，转账的以转账收到的时间为准。本案中的工程款总额在一审开庭审理时，答辩人对工程款总额无异议。2019年3月22日的《领条》也是答辩人先写《领条》，被答辩人签字后答辩人保存，之后由答辩人打款，本案中《领条》明确注明银行转卡，但答辩人一直不予打款，在此期间，被答辩人多次询问答辩人为什么不打款，在2019年答辩人口头的说明是在等等，一直拖延支付，至2019年春节前，被答辩人再次找到答辩人要求打该笔款项予以支付，答辩人突然改口说已经支付，一直声称是现金支付，后双方因此事不欢而散，答辩人在2019年春节前支付了余款4998.35元。（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交易习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交易习惯确实存在现金交易和转账交易，若是现金交易的，则《领条》只需注明收到多少款项；若是转账交易的，则均需注明：“银行转卡”，并且按照被答辩人的规矩，都需要先写《领条》后面支付现金和转账，并不是先给现金或者转账后核对金额在出具《领条》，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并结合之前的领条，若是现金的均没有写明银行转卡，只写收到多少款项，若是银行转账的均注明“银行转卡”，并且结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现金交付的可以和领条相互吻合，之后的注明银行转卡的，除了2019年3月22日的没有收到，其他的在答辩人的银行明细上均有证据证明，最后一笔4998.35元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本案争议款项发生争吵后，并且马上面临春节，答辩人主动打给被答辩人的，所以该笔款项没有《领条》。由此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事实清楚，双方结算后，每次付款前均由答辩人书写《领条》，被答辩人签字后《领条》交由答辩人置存，答辩人在支付款项，一审法院不存在事实错误的问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驳回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答辩人认为系现金交付，应当由答辩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的，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本案中答辩人认为已经现金交付，则应当由答辩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现金交易的证据，包含但不限于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是否有证人等情况足以证明现金交付；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没有转账支付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已经向法庭提交了银行明细等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终止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并没有证据证明系现金交付，被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并未受到该笔款项，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建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刘建有承包了李彦龙水草凹路面硬化的部分工程项目，并于2019年初完成三个工程，且工程均已验收合格。2019年2月3日，刘建有与李彦龙进行了结算，李彦龙应支付刘建有工程款总计374998.35元，李彦龙于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刘建有150000元。后李彦龙通过向刘建有银行卡打款的方式，于2019年2月28日支付了30000元，于2019年3月25日支付了100000元，于2019年7月2日支付了20000元，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了4998.35元。2019年3月22日，刘建有找李彦龙催要工程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泸西县支行附近李彦龙朋友经营的一个租车行内，刘建有在李彦龙写好的《领条》上签名捺印，该《领条》记载：“今收到人民币70000元，大写柒万圆整（银行转卡）水草凹浇路，领款人：刘建有，2019年3月22日”。春节前，刘建有发现未收到该款后便找到李彦龙，李彦龙称其已经打款，后又称其支付的为现金，并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4998.35元尾款给刘建有，该4998.35元款未让刘建有出具《领条》。双方就70000元工程款各执一词，后刘建有以李彦龙为被告向本院起诉，请求本院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建有承包了被告李彦龙水草凹路面硬化的部分工程项目，已依约完成了全部施工内容，且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双方已进行工程结算，被告李彦龙应支付原告刘建有工程款总计374998.35元。原告刘建有已收到被告李彦龙以现金支付及银行转账的工程款304998.35元，虽然其已在2019年3月22日的《领条》上签名捺印，但从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未能找到该70000元的打款记录。被告李彦龙辩称2019年3月22日《领条》上注明的银行转卡系抄写之前的《领条》时顺手写上的，当日其支付的是70000元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李彦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刘建有要求被告李彦龙支付尚欠的工程款7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彦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建有工程款70000元。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被告李彦龙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明细》一份，证明其本人于2019年2月1日取现金人民币80万元，并支付过现金7万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的2月1日取现金80万元，距离双方在3月22日写下领条的时间较长，且在2月28日上诉人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万元，与上诉人主张的用现金支付7万元的主张自相矛盾，不能证明上诉人取现金80万元当中用于支付刘建有7万元。二审认证为，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虽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用给付现金的方式支付过刘建有工程款70000元，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二审经审理确认原审判决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可与原审开庭审理笔录相印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据此，二审对案件事实确认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刘建有向李彦龙承包的水草凹路面硬化部分工程项目，已依约完成了全部施工内容，且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双方已进行工程结算，李彦龙应支付刘建有工程款总计374998.35元。刘建有已收到李彦龙以现金支付及银行转账的工程款304998.35元，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存在现金交易和转账交易，若是现金交易的，则《领条》只需注明收到多少款项；若是转账交易的，则均需注明：“银行转卡”，并且按照李彦龙的要求，都需要先写《领条》后才支付现金和转账。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并结合之前的领条，并且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现金交付的可以和领条相互吻合，之后的注明银行转卡的，除了2019年3月22日的没有收到外，其他的在刘建有的银行明细上均有证据证明，虽然刘建有已在2019年3月22日的《领条》上签名捺印，但从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未能找到该70000元的打款记录。李彦龙认可其确实没有通过银行转账70000元给刘建有，但其辩称2019年3月22日《领条》上注明的银行转卡系抄写之前的《领条》时顺手写上的，当日其支付的是70000元现金的事实无相应证据证明，且与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不符，故对其主张的上诉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李彦龙未支付剩余的工程款70000元已违反双方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李彦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钱则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