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4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敏，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卫华，河北助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鹤仙，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卫华，河北助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桂熙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雄县文昌大街235号。 法定代表人：王章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柱，河北高立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玉奎，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云（张玉奎之妻），女。 上诉人张敏、李鹤仙与被上诉人保定市桂熙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熙园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由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638民初823号民事判决，张敏、李鹤仙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冀06民终326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重审后，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追加张玉奎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作出（2017）冀0638民初1882号民事判决，张敏、李鹤仙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敏、李鹤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张玉奎不是李鹤仙与张希良法律上的继子，没有权利代理上诉人签署拆迁合同并领取拆迁款。张玉奎是张希良的亲侄子，因工作关系来到雄县，因出身成分高，在集体企业招收固定工登记表上将叔叔张希良和前妻张维瑜登记为父母（也是根据农村习俗，在叔叔家没有儿子的前提下，作为过继儿子承担名义上儿子称谓，即俗称的打幡，因为按照惯例女儿不允许打幡，墓碑上的称呼也是因为风俗习惯的原因，在农村不仅要称呼儿子，还要葬在脚下），张玉奎档案中应有大量对父母的登记和表述，不能仅调取一份就作为定案依据；张玉奎来雄县时已成年，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父母，张希良夫妇未抚养张玉奎；一审法院认定继子女关系相当草率，不可能对成年人进行收养；张希良与李鹤仙结婚时张玉奎已成年，不可能存在法律上母子关系；李鹤仙婚后生育张敏并办理独生子女证；张玉奎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进行了赡养并继承财产；上诉人父母与张玉奎没有共同生活过，李鹤仙夫妇一直与女儿生活，大量花销也是女儿承担；上诉人夫妇未授权张玉奎办理过任何拆迁事项，不可能形成表见代理关系。2.一审法院将拆迁合同与领取补偿款收据上“张西良”的签字认定为张玉奎所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张希良曾用名“张锡良”，张玉奎不可能签作“张西良”且与其书写习惯明显不同；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侵权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辩称签字是张希良自己所签，上诉人也申请了笔迹鉴定，因检材原因未鉴定出结果；三证人凭空捏造现场用于证明上诉人签署拆迁补偿合同并领取拆迁款的虚假事实，徐纪军是被上诉人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与拆迁户签署拆迁补偿合同，张某是被上诉人拆迁负责人员，负责管理拆迁款发放，二人证明签署合同、领取拆迁款，二人与待证事实有极大利害关系，没有任何证明力且叙述矛盾，第一次诉讼中徐纪军、王某、张某都不记得谁签的字，都极力主张是两个人之一签字并领取拆迁款，主动描述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虚假事件，说明三人在庭前统一口径。本次诉讼中张某、徐纪军、王某签字是张希良让张玉奎签的，三人同时推翻了第一次诉讼中的相同表述，为了自身利益随意变化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签署12.5万元的拆迁补偿合同以及领取拆迁款并不是张希良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希良涉案房屋的面积为177.8平方米，涉案土地面积296.25平方米，不能越拆越小，根据当时其他拆迁小区情况，最少是按照1:1比例补偿，仅赔偿130平方米房子和20平方米车库是非常不公平的。拆迁时根本没有过12.5万元拆迁补偿款的说法，18.5万元的拆迁补偿合同是被上诉人签章确认向上诉人发出要约，上诉人一直没有签字同意。张希良也不是临时拆迁组织中的拆迁户代表，所谓拆迁户代表也不是住户选出来的代表，一个领取拆迁公司工资的组织怎么能够代表拆迁户的利益，张希良没有领取过任何工资，没有参加拆迁户代表，一审法院认定张希良参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2年4月25日张希良领取的5000元是租金收入，不是安置补偿费。因张希良患病，一家人整年往返于各大医院，没有能力和精力维护财产权利，不能说明放弃被侵犯财产权的追诉，张希良过世后，上诉人就投诉和检举主张权利，并不是对被侵权的默许，且房屋是2012年中旬拆除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根据王某、徐纪军、张某反复无常的证言就认定张希良同意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张玉奎签署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对张希良签署拆迁补偿合同并领取补偿款负有举证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希良签署拆迁补偿合同并领取补偿款，上诉人多次要求鉴定未果并不能减少并降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3.本案是确认之诉，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属于确认之诉的判决结果。4.如果上诉人收到拆迁款而不承认，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涉嫌诈骗，如果被上诉人伪造证据非法占有上诉人房产，也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严重违反刑法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暂时中止案件的审理，将案件移送相关侦查机关，通过侦查找到犯罪嫌疑人并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案件中关键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庭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合同不成立。 桂熙园公司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张希良曾用名张锡良（上诉人提供的结婚证、张锡良干部履历表），张玉魁曾用名有张继中（张玉魁户籍证明、张希良慕碑）、张纪森（李鹤仙档案）、张济申（雄县劳动人事局文件、雄县建设局证明），张玉魁为张希良、李鹤仙的养子，张希良的葬礼是张玉魁以儿子的身份打幡，以上有张希良墓碑、李鹤仙档案、证人张某、徐某（纪）军、王某、谢某的证言证实，收养行为发生在《收养法》之前，符合风俗习惯，依据事实，应认定张玉魁为张希良、李鹤仙的养子。张希良同意房屋拆迁问题，全权委托张玉魁（雄县城建局工作人员）负责，在（2014）雄民初字第0596号案件庭审时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申请张玉魁夫妻出庭作证，是否逃避查明事实？张某为张希良、李鹤仙夫妻的邻居，张某、沈贺丰、任可义、谢某、任可新、张希良、张小平是拆迁小组成员，有证人张某、徐某军、王某、谢某的证言证实。张希良、李鹤仙2011年6月即知道涉案房屋及周边房屋会被拆迁，不然怎会持有2011年6月2日被上诉人盖章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2010年11月15日、2011年6月12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2011年6月12日领取补偿安置费125000元均是张玉魁代张希良签字的，当时张希良、李鹤仙、徐某军、王某在场，有证人张某、徐某军、王某、谢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7月涉案房屋被拆除，而拆迁人是拆迁小组，拆迁补偿标准大伙是一致的，张某、郎振东、沈贺丰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票据证实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张西良”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内容一致。沈贺丰、任可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票据证实与“张西良”2011年6月12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内容一致。2012年4月15日张希良收到被上诉人给付的5000元，上诉人认为此款是租金，认可票据是张希良签字，依据2010年11月15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上述所提及的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被上诉人按每户每年5000元给付安置补偿费，依据款项给付的时间和金额应认定此款的性质为“安置补偿费”，也印证了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是张希良的真实意思，上诉人不能提供所谓“租赁合同”支持其租金的观点，所以应认定2012年4月15日张希良收到的5000元为“安置补偿费”。2013年5、6月份，文卫华两次去被上诉人处领安置补偿费，因财务人员王某不认识文卫华、文卫华也没有张希良的委托手续，没有给他。依据以上事实，具体分析如下：一、双方的主体不符。原告的主体不符，张玉魁作为张希良、李鹤仙养子对涉案房产有继承权，其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也应为原告或第三人身份；被告的主体不符，被上诉人通过国有土地出让程序取得涉案土地，与张希良、李鹤仙没有直接土地流转合同关系，涉案房屋是由拆迁小组拆迁的，所以被上诉人没有侵权行为。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因合同的效力包括：有效、无效、可撤销。而上诉人“合同不成立”的主张不明确，所以应驳回诉讼请求。三、张希良、李鹤仙明知2011年6月会对房屋拆迁，不可能将房屋仅仅出租给被上诉人，所以张希良2012年4月25日收取的就是“安置补偿费”，领取时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的安置补偿费已给付，否则张希良就不会无异议地领取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的安置补偿费5000元。张希良自愿两次收取安置补偿费一事可证实张希良、李鹤仙对房屋拆迁补偿一事是明知和同意的。张希良去世前两年多时间，张希良、李鹤仙对房屋被拆迁一事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四、因张玉魁为张希良、李鹤仙养子，所以张玉魁代张希良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应认定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合法有效；证人证言内容结合张某、徐某军也在票据上签字，张玉魁代张希良在收款票据签字时张希良、李鹤仙在场并同意，应认定张希良、李鹤仙已收到了补偿款125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而被上诉人的陈述及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认定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合法有效。 张玉奎述称，认可上诉人的意见。 张敏、李鹤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桂熙园公司与“张西良”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不成立，诉讼费由桂熙园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鹤仙与张希良系夫妻关系，张敏系其女儿。桂熙园公司在雄县雄昝路以东，雄县第二小学西侧，雄县土产家属院、白羊食品厂家属院区域进行房屋拆迁，建设雄县桂熙园小区。李鹤仙与其丈夫张希良在雄县第二小学西侧土产家属院有房产一处（房屋四间），在拆迁范围内。2010年11月9日，桂熙园公司（甲方）与被拆迁人（乙方）“张西良”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载明：产权调换方式：1、被拆迁户有权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方式；2、甲方按乙方实际（以三间房及配房院落为准）置换给乙方房屋130平方米（每多出半间主房补偿现金50000元，同搬迁补偿费一次性付清），车库20平方米，合计150平方米，其他地上附着物不再计算补偿建筑面积。回迁时间：自旧城改造拆迁地最后一户签订拆迁合同并开始原房屋拆除之日算起18-26个月；甲方按每户每年5000元给付安置补偿费，12个月后甲方每2个月给乙方一次性临时安置补偿费833元，甲方一次性给拆迁户临时搬迁补助费（含搬出、搬回两次费用）每户20000元，在乙方交付钥匙时支付，在搬回新居时甲方不再支付费用。同时此合同对甲方、乙方责任进行了约定。此合同“张西良”签字。2011年6月12日，桂熙园公司与被拆迁人“张西良”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一份，载明：乙方（张西良）在拆迁范围内有房屋四间，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属于私有房产；被拆迁完房屋以后土地归甲方所有；乙方回迁房屋标准：回迁住房面积共计150平方米，其中：住宅一套约130平方米，车库一个约20平米；回迁时间：根据甲方所建楼房结构类型，承诺在本协议规定内完成本项目，即自本拆迁地最后一户签订拆迁合同并开始原房屋拆除之日算起18-26个月；甲方共支付乙方安置费及补偿费125000元，甲方承诺在2011年6月12日前，一次性将全部补偿支付到乙方。此合同“张西良”签字。桂熙园公司并提供了“张西良”签字的收取125000元的收据，收据上有张某、徐纪军的签字。对2010年11月9日、2011年6月12日两份合同张敏、李鹤仙认为，双方之间始终未达成房屋拆迁协议，所有拆迁合同中张希良的签字并非本人所写，对收款125000元的收据不认可。桂熙园公司辩称上述两份合同、收款收据中的签名全部是张希良的儿子张玉奎签字的，张玉奎签字时，张希良和李鹤仙都在现场并同意。张锡良的个人档案中1989年12月25日的《干部履历表》中载明：儿子张继森。张玉奎曾用名张济申、户籍证明信为张继森。张玉奎个人档案中1978年12月31日的《雄县集体企业招收固定职工登记表》中家庭成员中载明：父亲张锡良。张锡良与张希良系同一人，张继森与张玉奎、张济申、张继申系同一人。张某证言中证实张玉奎系张希良与李鹤仙过继的儿子，张希良去世时，张某帮助操办了丧事，出殡时张玉奎打的幡。桂熙园公司提供了张希良墓碑照片，其墓碑上刻有“儿子张继申、女张敏”。对此桂熙园公司认为张玉奎系张希良的继子。张敏、李鹤仙对此不予认可，理由：与张玉奎没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未公开承认养父母、养子女关系，一直以叔婶相称；没有一起生活，没有抚养事实；没有办理过收养手续、收养公证；张玉奎没有终止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另查明：桂熙园公司在拆迁过程中成立临时拆迁组织，成员为公司代表徐纪军、王某，拆迁户代表为张某、任克义、谢某、沈贺峰、任克新、张希良、张小平。徐纪军、王某、张某证实2011年6月12日与张希良签订的合同及收取125000元补偿款时，在场人有拆迁组成员徐纪军、王某、张某。当时张玉奎签的字，张玉奎签字时，张希良和李鹤仙都在现场并同意，收取的是现金。签订合同一月后，张希良的房屋被拆除，并证实所有拆迁户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一致。双方对2012年4月25日张希良签字5000元的租房收据（安置补偿费）无异议。张希良于2013年9月16日去世。张玉奎于2017年11月29日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和“125000元收据”中的“张西良”签名及签名上的手印进行笔迹和手印鉴定，用以证实签名和手印都不是张继申签的和摁的。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委托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津开平（2018）痕迹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指印是否是张继申所留。2018年5月10日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致函法院称：经对现有材料进行逐步观察，样本的材料上只有“张”字，且数量较少，写法多样性，缺少“西良”二字，不能满足鉴定需要，要求补充鉴定所需材料。经法院到张玉奎所在单位和张玉奎家属多方努力，未能再次提供鉴定所需材料。并且在张玉奎的要求下，法院和张玉奎家属寻求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但均表示根据现有资料不能鉴定出结果。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中止对外委托。上述事实，有张敏、李鹤仙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社区及派出所证明，房产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安置补偿费收据，张锡良的《干部履历表》等部分个人档案、张玉奎的部分个人档案、证人证言及开某笔录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希良1989年12月25日《干部履历表》、张玉奎1978年12月31日《雄县集体企业招收固定职工登记表》、张希良墓碑照片及张玉奎陈述，可证实张希良、李鹤仙与张玉奎的养父母子关系。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此关系虽未办理相关手续，但客观存在，群众认可，符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2011年6月12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125000元的收据中有徐纪军、张某的签字，可证实徐纪军、张某系在场人。2011年6月12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签订一月后，张希良的房屋被拆除。张希良并于2012年4月25日亲自领取了5000元的安置补偿费。张希良于2013年9月16日去世。张希良做为该项目拆迁户代表成员之一，对拆迁补偿标准及程序应当比较清楚。自2011年7月份房屋拆除至2013年9月16日张希良去世，历时两多的时间，张希良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综上，结合王某、徐纪军、张某、谢某的证言及本案客观实际，可证实2011年6月12日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签订及履行时，张希良完全知情并同意，故应认定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有效。张敏、李鹤仙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违背常理，且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敏、李鹤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敏、李鹤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敏、李鹤仙提交（2014）雄民初字第0596号案件庭审笔录，用以证明徐纪军负责对外签署合同，张某是有报酬的工作人员，整个赔偿款支付是张某支配的，王某的证言称是公司什么事都管的经理，票据是其开的，三证人均属被上诉人公司职员，一个负责开票，一个负责签合同，一个负责支配补偿款，三人证言在两次两案庭审中表述不一致，前后矛盾，且三人表述和改变都一致，存在串供，请求将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移交侦查机关处理。被上诉人桂熙园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也同样提交该笔录作为证据，证明目的同答辩意见；徐纪军、张某不是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徐纪军没有工资，张某只是领取少许劳务费，张某等七人是拆迁户推选的拆迁小组负责人，是代表拆迁户与开发商即被上诉人谈判争取拆迁户利益的，也负责房屋拆迁工作，对拆迁工作的进行有促进作用，所以被上诉人给了少许劳务费；提交（2016）冀0638民初823号案件卷宗材料，其中张希良档案中李鹤仙页显示其与张纪森即张玉奎系母子关系，笔录显示上诉人认可张玉奎与张希良是义子关系，其他证明目的同答辩意见。上诉人张敏、李鹤仙质证称，档案材料真实，但是不能证明李鹤仙与张纪森存在母子关系，张纪森不能代理李鹤仙签署任何协议，不存在表见代理，李鹤仙结婚时张纪森已成年，不存在抚养关系，李鹤仙有一女张敏，有国家相关部门发放的独生子女证；笔录中证人证言显示很清楚，均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是证人亲口陈述，且张某领取被上诉人的工资代理被上诉人为其他人发放工资、支付赔偿款，仅此一点张某就不能再代理拆迁户，因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代理人不能同时作为双方的代理人，否则其代理行为无效；两个笔录都叙述了张希良是拆迁户代表之一，该陈述不属实，因为拆迁户并未推举拆迁代表，证人自封为拆迁代表，张希良也并未领取被上诉人任何劳务费，没有作为拆迁户代表开展任何业务，对所谓的拆迁户代表做出的任何行为不认可。张玉奎质证称，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张纪森是张希良的侄子，为了把户口带出来上班作为张希良的儿子迁出来的，但是没有赡养过张希良，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只是刚从老家出来时没有地方住到张希良家吃饭，叫张希良夫妇叔婶，没有叫过父母。张希良的墓碑，因为当时张敏年纪小，是郭小云帮助发送的，张敏提出让都写上，所以就把张纪森写成儿子。张玉奎没有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诉请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成立，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是案涉合同的订立是否系张希良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希良已去世，张玉奎本人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庭陈述事实，对于案涉合同及收据中的签字目前亦无法得出明确鉴定意见，故本案应依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对于合同订立的事实过程，上诉人提交2010年11月1份协议、2011年6月12日2份合同，欲证明双方协商房屋拆迁事宜的过程，称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桂熙园公司提交2010年11月15日协议、2011年6月12日合同、同日收据（12.5万元）、2012年4月25日收据（房租5000元）等证据欲证明订立合同及履行事实。2011年6月12日合同中“张西良”的签字和捺印目前无鉴定结论推翻其真实性，而拆迁户代表等参与拆迁安置过程的人员对于合同订立及补偿款发放的事实均予证实；上诉人对徐纪军、王某、张某三证人的身份及证言内容提出异议，但除该三人外，证人谢某亦有证言佐证拆迁小组成员等案件事实，且当事人亦提交其他客观性证据。谢某证称，拆迁小组成员有“张某、法院上班的老任（任可义）、我、老任的哥（任可新，税务局退休人员）、沈贺峰”，拆迁标准是“……四间125000元，再都给一套楼130平米加车库。张希良的房子是四间。标准都统一”，其另证“我是张希良的邻居，他们（张希良和张玉奎）是父子关系”。谢某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内容相互印证；上诉人否认拆迁小组及拆迁户代表的存在，但并无反证；上诉人亦否认张希良与张玉奎的父子关系，而张希良履历表、李鹤仙档案、张玉奎招工表、张希良墓碑以及谢某等邻居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内容均清晰明确地反映二人不仅对外以父子自认示人，家庭各成员的个人档案亦均记载彼此为血亲关系，因此，对于家庭成员以外的拆迁人而言，即使张希良与张玉奎未形成法律意义上收养关系，其长期存在的群众认可的“父子关系”事实，亦导致拆迁人有理由认为张玉奎能够代表（或代理）张希良在拆迁过程中订立合同并支取款项，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张希良承担。上诉人以合同补偿标准有失公平为由主张合同不是己方真实意思，关于该项上诉意见，双方提交的数份合同、协议中均加盖桂熙园公司公章，除约定补偿18.5万元的2011年6月12日合同外，其他三份均有“张西良”签字；四份合同中补偿面积（150平方米）一致；18.5万元的合同尾部手写“补助款壹拾捌万伍仟元按每平方米2800元的价格给该户回购第二套房，多余部分按市场价徐纪军王某”，该书写内容与徐纪军当庭证言内容一致；结合同日出具两份协议的情况，被上诉人桂熙园公司所主张的向被拆迁人提供两份合同（两种安置方案）供其选择的事实可予认定。前述谢某证言与徐纪军、王某证言及张某书面证明内容一致，均对案涉房屋补偿标准一致的事实明确陈述，结合案涉合同订立事实，可认定张希良选择两套安置方案之一，而该方案与其他拆迁户补偿标准一致，因此，上诉人上诉所称合同约定的补偿面积不公平，缺乏事实依据，以此作为推定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订立后，张希良支取5000元款项，上诉人主张为“房租”，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合同事实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一审法院将该5000元认定为安置补偿款项更为合理。综上，被上诉人桂熙园公司提交的书证与证人证言互为佐证，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各项举证，但并无充分反驳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据双方举证情况，认定张希良对合同知情且同意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符合认证规则，由此认定案涉合同成立生效，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敏、李鹤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敏、李鹤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丽芳 审 判 员 于纪芳 审 判 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张 露 书 记 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