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终7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恩，男，195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依安县富饶乡西南十五公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230223A63970242G。法定代表人：吴艳强，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献，黑龙江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喜恩因与被上诉人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兴智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3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喜恩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黑0223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即：被上诉人按照每棵250元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丢失667棵杨树的经济损失共计166,750元；被上诉人以166,75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3%向上诉人支付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无视双方《以树还债协议书》中对树木丢失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约定，且无视上诉人依法采伐前系诉争树木已因被上诉人疏于看管而丢失的具体事实。被上诉人应对因其疏于看管导致树木丢失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协议约定的标的物即927棵杨树的交付时间应当以实际采伐之日为准，而非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签订协议之日即完成了交付。1.协议第4条虽约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树木为上诉人所有，但同时协议第5条约定“乙方如采伐，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方可采伐。”第6条约定“如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双方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之后的十多年间，系诉争标的树木并未转移占有，而是一直由被上诉人占有，且上诉人作为一名中学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照看标的树木。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以树还债协议书》约定的927棵杨树标的交付的时间应当以树木实际采伐之日为准，并非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自2003年1月14日起标的物即已交付给上诉人。2.双方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的目的是被上诉人以系争树木的所有权抵消对上诉人所欠债务，而上述目的的实现不仅需要双方就树木所有权转移达成一致协议，并且因为标的物属性及国家相关政策因素，还需要办理林权证及采伐许可，且上诉人依法实际采伐之后，才得以完成交付，并实现协议之目的。（二）诉争树木在交付之前即上诉人依法采伐之前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而非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自林权证发放时，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由原告负担”。针对本案诉争标的物即树木的特殊属性，在交易环节需要同时具备林权证和采伐许可，方能合法采伐，进而实现双方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最终目的。根据双方协议，上诉人在获得采伐许可前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看管树木的责任，树木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在获得采伐许可后至实际采伐前，双方并未约定林权证审批后被告即可不负责看管，因此被告仍有义务看管树木并承担树木毁损灭失的风险。因国家法律规定及政策原因，上诉人直到2012年10月27日才取得系争树木的林权证，至2018年12月17日才获得有关部门的采伐许可，并于2018年12月29日与被上诉人一同清点剩余树木后采伐出售。诉争树木是否取得林权证与被告的看管义务无关，因此在获得采伐许可并实际采伐出售前，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交付协议约定的树木。在上诉人实际采伐诉争树木前，被上诉人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对诉争树木履行看护义务，并应承担因其看护不利而导致树木丢失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自双方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至颁发林权证，期间已经过十余年，即使林权证由有关机关颁发，但上诉人为诉争树木的权属所有人，被上诉人在未征得上诉人同意且未与上诉人就诉争树木的实际数量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单方提供树木株数办理了林权证，且在办理完成后也未就此向上诉人说明情况。因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一审判决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身上，进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了《以树还债协议书》、录音文件及现场照片，能够证明双方约定树木丢失的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且确实存在树木毁损、丢失的情况。虽然被告主张协议约定树木丢失由其负责是指由其负责报警、通知。即使如被告所言，其负责报警、通知，但是对于自协议签订后至采伐前丢失的树木，被告也未提供任何报警记录。说明即使是如此小的义务，被告也未能履行。更何况双方《以树还债协议书》中由被告负责的真正意思绝非报警、通知，而是负责赔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一审法院仍无视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作出该927棵杨树已于2012年10月27日交付给上诉人，且树木毁损、丢失的风险也同时转移至上诉人的错误认定。综上，一审无视双方协议对标的物即927棵杨树交付时间的明确约定，将树木毁损、灭失的风险错误地转移至上诉人，且无视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身上。未按照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判，进而做出的判决违背了客观公正，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兴智村委会答辩称，2003年双方签订协议时就约定，签订该协议开始林权归王喜恩所有，双方到现场查看和交付，在2003年就已经交付。王喜恩在2012年就实际取得了该树木的林权，有林业部门发给的林权证，林权证记载927棵，从取得林权证之日起，上诉人取得了占有使用处分权。上诉人陈述诉争树木灭失由大风刮断、被火烧死、自然死亡、丢失四种原因，但每种原因损失多少树木，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交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喜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兴智村委会给付王喜恩丢失667棵杨树的经济损失166，750元；2.以166，7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给付自2018年12月29日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王喜恩任富饶乡中心校校长，因富饶乡旭日村修建校舍一事为旭日村垫付借款20，000元、利息7，380元及办事费用429元。2003年1月14日，王喜恩与富饶乡旭日村民委员会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一份，约定：富饶乡旭日村用927棵杨树偿还王喜恩垫付款，位置为一屯房后护宅林，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树权归王喜恩所有，如发现丢失由富饶乡旭日村民委员会负责。协议签订时，王喜恩与富饶乡旭日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到树地现场查看，确认了树地位置及树木长势、管理情况。2012年10月27日，林业局给王喜恩发放林权证，载明防护林杨树927棵。2018年12月29日，王喜恩将260棵杨树出卖他人，价款65，000元。另查明，原依安县富饶乡旭日村民委员会现已经与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合并为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一审法院认为，王喜恩、兴智村委会的争议焦点为《以树还债协议书》中约定的标的物927棵杨树的风险负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标的物风险负担采取的是交付主义。本案中，关于标的物的交付时间问题，2003年1月14日，王喜恩与富饶乡旭日村签订《以树还债协议书》，明确约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树权归王喜恩所有，并且双方到现场对树地进行了查看，确定了树地的位置、树木的数量、长势、管理等情况，虽王喜恩、兴智村委会对标的物权属的约定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转移，但该约定的意思表示结合双方实地勘查、指明标的物的位置、数量等行为，双方实际上是一种交付行为，王喜恩自协议签订后取得了对树木占有、使用等权利。因此，本案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应为2003年1月14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风险负担自交付时转移，但因双方在《以树还债协议书》中第6条约定：“如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因此，双方对标的物灭失中的丢失风险另有约定，此时，标的物丢失的风险尚未转移，但双方对于丢失的风险旭日村委会负担到何时没有约定。关于旭日村村委会负担标的物丢失风险的期限问题，2012年10月27日，林业局给王喜恩发放林权证，载明防护林杨树927棵。此时，王喜恩对标的物开始享有所有权，结合2003年1月14日旭日村村委会已经将标的物交付王喜恩，《以树还债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因此，自林权证发放时，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应由王喜恩负担。王喜恩主张双方约定标的物的丢失风险旭日村委会负担到树木出卖之时没有举示证据证实。2018年12月29日，王喜恩卖树时发现树木缺失，因此时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已经转移给王喜恩，且王喜恩并无证据证实667棵杨树系丢失，庭审中，王喜恩称大风刮断10棵、柴草堆失火烧了10棵、自然死亡55棵，用排除法得出剩余的树木为丢失，王喜恩以上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亦没有法律根据。因此，一审法院对王喜恩主张要求兴智村委会赔偿丢失的667棵杨树的经济损失166,750元及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喜恩要求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给付丢失667棵杨树的经济损失166，75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5元，由王喜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2003年1月14日，王喜恩与兴智村村委会（旭日村委会）签订的《以树还债协议书》共有六条约定，其中第4条内容为“自签定协议之日起树权为乙方（王喜恩）所有。”第5条内容为:“乙方如采伐，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方可采伐。”第6条内容为:“如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另查明，王喜恩非兴智村村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此案争议焦点是兴智村委会对案涉林木的缺乏是否有赔偿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以树还债协议书》第4条明确约定自签定协议之日起树权为乙方所有。但协议第5条即对王喜恩就案涉林木的处分权进行了限制，就是王喜恩如采伐，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双方协议的最后一项即第6条约定“如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综合协议第4、5、6条来理解，应该认定为自协议签订之日案涉林木的所有权归王喜恩，但不得私自采伐，采伐时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该案中，因为王喜恩不是本村村民，不能随时看护案涉林木，所以才在协议的最后约定案涉林木丢失由村里负责。合同中并未约定王喜恩取得案涉林木林权证后村里不再负看护义务，且2003年双方签订协议时案涉林木为927棵，而2012年给王喜恩发放的林权证记载仍为927棵，这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因为近十年时间林木都会有一定的正常死亡。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自林权证发放时，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由王喜恩负担没有事实依据。关于案涉缺失树木的赔偿问题。因王喜恩不是本村村民，协议约定发现丢失由村里负责，其实质即约定村里对案涉林木有看护义务。村里没有证据证实缺失667棵树木的具体原因，且缺失树木数量达最初树木的三分之二还多，正常的死亡及共它原因导致树木的灭失不足以导致如此大比例树木的缺乏，依此应认定村里未尽到对树木的看护义务，依协议约定对缺失的树木村里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王喜恩主张缺失的667棵树木按最终每棵售出价格250元计算无事实依据。根据常理，能够最终成活下来的树木，由于树间距变大，长的都比较粗大。若所有案涉林木都存活下来，则不能保证棵棵树木都达到最终260棵树木的粗壮程度。王喜恩与村里签订协议的起因，是村里欠王喜恩垫付款但村里却没有钱还，为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失，才与村里签订案涉协议。1997年至今时间跨度二十余年，当时村里所欠王恩喜近三万元，考虑农村民间借款的实际情况及物价上涨程度，当初的三万元到现在应增值达十余万元，而王恩喜现在收回六万余元，显然有失公平。本院依据协议内容，综合本案实际，酌定村里给付王喜恩五万元，作为对王恩喜损失的补偿。综上所述，王喜恩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依安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3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二、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王喜恩缺乏树木补偿款50，000.00元。三、驳回王喜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7，270.00元，由依安县富饶乡兴智村民委员会负担2，100.00元，由王喜恩负担5，17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春良审判员  李立新审判员  于 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