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7行初46号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安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安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黎德昇，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福年，广西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钦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北区行政中心3楼。 法定代表人黄治华，区长。 委托代理人许莹，钦州市钦北区司法局干部。 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北区永福东大街11号。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邓红，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胜有，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龙江第九村民小组，住所地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龙江第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劳英汉，组长。 委托代理人施高永，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安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永安第一村民小组）不服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9号的处理决定以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州市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永安第一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韦福年，被告钦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许莹，被告钦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邓红、陈胜有，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龙江第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江第九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劳英汉及其委托代理人施高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钦北区政府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北政处[2019]9号的处理决定查明事实：双方争议的水脚岭（原告称水鸡脚岭)位于平××镇××西北面约900米。四至界址为：东至水库田边，南至水鸡脚麓(轮田麓)至岭岐分水、水泥路边，西至路边，北至路边，面积约232亩。争议林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期权属不明。1962年四固定时，双方均不能提供相关的书证、人证予以证实现争议林地已落实固定给哪个生产队。而在调查过程中，经历过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都已过世，无法查实永隆大队对争议林地的落实固定情况，1981年走山定界时，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山岭申领了《山界林权证》。在原告提交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证中记载“水鸡岭”四至为：“东至九队分界、南至九队分界、西至岭岐分水、北至水坝田垌”，面积150亩。经调查组调取林业部门的存根，没有“水鸡岭”登记的内容，但登记有“水鸡脚北边”，其四至界址与原告提供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鸡岭”一致，均指向同一地点，但证与存根的林地名称不同，面积不同，面积一栏的面积数有明显改动痕迹，存根则没有涂改。第三人提供的证号为15-232的《山界林权证》。证中登记的岭名为“水脚岭”，四至界址为：“东至田边、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水坝尾”，面积为210亩，与调查组调取林业部门的存根一致。从双方山权证登记范围判断，现争议范围内北面存在部分林地的重叠。自1981年后，原告一直管理和使用现争议林地北面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争议林地由第三人发包给他人经营管理并签订有承包合同，承包时时间不间断，期间都没有人提出异议，约在2017年，双方才对水脚岭权属发生争议。被告钦北区政府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1981年开展走山定界、登记发证工作，是对集体山界林权权属情况的进一步确认，对于权属清楚无争议的，予以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本案在调处过程中双方均不能提供相关的书证、人证予以证实现争议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固定给哪个生产队。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也无法查实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分配情况。但通过双方《山权证》登记的林地名称，四至范围对比，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脚岭”，已经包含了现争议林地，而原告《山权证》登记的“水鸡脚北边”也在争议林地的范围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两个村民小组均有部分林地在现争议的范围内，只是填报山权证时没有组织双方到实地进行指认界址，造成登记重叠。由于原告提供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鸡岭”林地面积已自行涂改，其面积数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而其在林业部门登记的存根可作为确认权属的证据材料，第三人提供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与林业部门登记的存根相符，可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综上，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处理决定如下：（一）双方争议的水脚岭北面部分林地所有权属原告永安第一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四至界址为:东至大山塘尾田边、南至岭岐向西延伸至小路、西至小路、北至小山塘尾田边，面积约6亩；（二）双方争议的水脚岭除北面部分林地属原告所有外，其余226亩林地所有权属第三人龙江第九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不服，向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钦州市政府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了钦政复决字[2020]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北政处[2019]9号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原告永安第一村民小组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3号行政复议决定和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9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钦北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二、本案诉讼费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双方争议的水脚岭，也称水鸡脚岭”与历史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按照当地方言“旱唠”的说法对“鸡”和“脚”是明确区分的，当时均是按照当地方言谐音字填报的《山界林权证》，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是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而第三人持有的15-232号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脚岭”是另外的地方，与本案无关，与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的“水鸡岭”没有重复或者重叠之处。经核查，第三人林地在讼争地的西南方向，原告的林地在《山界林权证》登记的四至界址范围内。二、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争议林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期权属不明，1962年四固定时，双方均不能提供相关的书证、人证予以证实争议林地已落实固定给哪个生产队，而在调查过程中，经历过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都已过世，无法查实永隆大队对争议林地的落实固定情况”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讼争林地解放前属原告所有，解放后、土改时均划归原告所有，四固定时期也固定给原告所有，本案讼争林地岭脚下的水田均是原告所有，有原告村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佐证。此外，第三人在答辩时也承认其是想认回祖宗山，但第三人的做法显然已违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第三人也认可“永隆大队根据近谁村、谁管理的生产管理做法”的事实，原告村与本案讼争地较近，且本案讼争地与原告水田连成一片，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生产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历史现实。三、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申请人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与存根面积不同，面积一栏的面积数有明显改动痕迹，存根则没有涂改”与客观历史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登记面积约150亩是当时用肉眼估计而目测的林地面积，而存根记载的是指当时有林木的面积数量，并不是指林地面积，荒地不登记面积数量，当时的历史现状就是这样。对于权属证书记载的面积与四至界址不一致时，法律规定应与四至界址为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和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持有的林地权属证书四至界址具体清楚明确，应以四至界址为确定原告所有的林地权属。四、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和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从双方山权证登记范围判断，现争议范围内背面存在部分林地的重叠”程序违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本案发生的法律事实看，两被告均没有组织双方进行指认界址，没有组织双方到场进行现场勘验，也没有委托第三方进行测绘鉴定，仅凭个人主观臆断作出推断属于程序不合法，作出的并不是对事实的认定，而是主观推断。五、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和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自1981年后，申请人一直管理和使用现争议林地北面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争议林地由被申请人发包给他人经营管理并签订有承包合同，承包时间不间断，期间都没有人提出异议”有误。事实上，第一，80年代初，原告村民集体同意把争议山林作为集体统管山管理并种树未取得成果，后平吉糖厂与本村主要负责人黎宗业、黎德治、黎德异、黎德益等人约定把争议林地出租给平吉糖厂种植甘蔗，甘蔗场解散后，因原告大部分村民都外出经商或打工谋生、管理不善等原因，被第三人侵占。第三人也承认其发包给他人经营管理的是深坟岭、大坟岭、马胎岭、大沙岭，都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发包的并不是争议林地。第二，讼争林地已多年多次发生争执，自2000年开始更是争执不止，平吉镇永隆村委处对2009年发生的争执有相应的记录。后第三人将本案讼争林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属于恶意侵权行为，当属无效。第三，被告钦北区政府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以第三人种植了树木且有些年头为由，套用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1989]国土(籍)字第73号）第二十一条规定评判本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委会与所属村民小组的土地纠纷案应如何适用政策法律问题的复函》(91)民他字第30号明确规定“此案不适用国家土地管理局(89)国土(籍)字第73号文件《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应根据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件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中关于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的精神”的规定，讼争岭确认为原告为宜。至于对第三人在讼争地上的作物和其他附属物，可由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处理。六、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比第三人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登记时间早，原告取得权属在前。从《山界林权证》序号可以清楚的还原历史事实真相就是225号肯定在232号的前面，第三人明知原告已做了权属四至界址明确的登记的情况下，故意将其《山界林权证》的四至界址放大并乱填写，损害原告集体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属于无效证件。七、被告钦北区政府用传来证词和无效合同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调查证人是一边倒，部分证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尚未出生或者还很小，并不清楚历史状况，这些传来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本案讼争林地所有权属属原告集体所有，两被告作出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违背历史客观事实。为维护原告集体合法权益，请法院支持原告合法正当的诉求。 原告永安第一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举证的权利。 被告钦北区政府辩称，一、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钦北区政府受理原告确权申请后，依法组织纠纷双方代表现场勘界。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处理决定查明事实一致，有现场勘界笔录、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以及书证等材料予以证实，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1981年开展的走山定界、登记发证工作是对集体山界林权权属情况的进一步确认，对于权属清楚无争议的，予以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本案在调处过程中双方均不能提供相关的书证、人证予以证实现争议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固定给哪个生产队。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也无法查实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分配情况，但通过双方《山权证》登记的林地名称、四至范围对比，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脚岭”，已经包含了现争议林地，而原告的《山权证》登记的“水鸡脚北边”也在争议林地的范围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两个村民小组均有部分林地在现争议的范围内，只是填报山权证时没有组织双方到实地进行指认界址造成登记重叠。由于原告提供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鸡岭”林地面积已自行涂改，其面积数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而其在林业部门登记的存根可作为确认权属的证据材料，第三人提供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与林业部门登记的存根相符，可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据此，被告钦北区政府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钦北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拟证明依法依程序作出处理决定；2、确权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提出确权申请；3、受理通知书，拟证明立案受理；4、答复通知书，拟证明通知被告进行答复；5、答辩意见，拟证明第三人作出答辩；6、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当事人身份、委托人身份；7、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争议林地属原告山权证登记范围；8、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复印件一份、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三份，拟证明争议林地属第三人山权证登记范围、第三人将争议地出租的事实；9、勘界笔录及争议现场，拟证明争议林地名称、四至范围及面积；10、黎德昇、黎德治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了解原告的主张和事实、理由；11、劳英汉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了解第三人的主张和事实、理由；12-16、劳长敬、黎善卿（永隆大队老干部）、黎善波（永隆大队老干部）、黎正合（永隆大队老干部）、黎善贵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一依职权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拟证明二争议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17-19、黎全生（村委会干部）、廖开华、施永谋（永隆大队老干部）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一依职权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拟证明二原告主张的青河岭不是现争议林地，拟证明争议林地属第三人所有；20、李荣观、杨国兴、杨家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一依职权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拟证明二争议林地是与第三人承包的事实；21、《山权证》存根复印件两份，拟证明依职权对双方山权证进行核实；22、调解笔录，拟证明已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23、送达回证，拟证明法律文书已送达当事人；24、会议纪要，拟证明钦北区政府已经集体讨论。 被告钦州市政府辩称，一、被告钦州市政府具有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钦州市政府系被告钦北区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原告不服被告钦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钦州市政府予以受理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权限规定。二、被告钦州市政府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钦州市政府审理查明事实与被告钦北区政府审理查明事实一致，原告提交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面积有涂改的痕迹，登记面积依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而且原告一直管理使用的是争议林地北面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争议林地由第三人管理使用。根据查明的事实按现管范围将争议林地的北面部分林地所有权确定给原告所有，其余争议林地所有权确定给第三人所有，符合确权规定，依法应予支持。被告钦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三、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钦州市政府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材料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审查，作出《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同时向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以及向第三人作出《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告知书》，并向原告、第三人送达《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因案情复杂，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决定延长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期限，后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法律文书均由被告钦州市政府依法送达原告、被告钦北区政府和第三人。综上，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钦州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北政处[2019]9号]，拟证明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钦政复字[2020]14-1号），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依法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4、《提出答复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20]14-2号），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要求被告钦北区政府限期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材料；5、《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告知书》（钦政复受字[2020]14-3号），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6、《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依法征求当事人的调解意愿；7、《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20]9-1号、9-2号、9-3号），拟证明2020年4月16日，因案情复杂，被告钦州市政府决定延长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期限；8、《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20]23号），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行政复议决定；9、EMS邮政快递实物返单，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各项法律文书均已送达原告、被告钦北区政府和第三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10、《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拟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龙江第九村民小组述称，一、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关于争议林地历史权属问题。本案中，原告在确权申请和复议申请中均主张涉案的林地自解放前至今均为其所有，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钦北区政府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调查查明的事实，认定无法查实涉案林地“四固定”时的落实情况系认定事实清楚。2、关于争议林地管理使用事实问题。首先，第三人在钦北区政府确权程序中已经提交了涉案林地的承包合同，证明自1981年至今第三人对涉案林地管理的事实，钦北区政府根据土地确权的证据认定第三人对涉案林地有管理事实，合法有据。其次，原告在确权申请和复议申请中均主张对涉案的林地有管理事实，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原告在复议申请第三页第7-8行、倒数第1行和第四页第1行中也自认第三人有将涉案林地发包给他人行为、种植作物和其他附属物的管理事实。3、关于《山界林权证》问题。本案中，原告提供的1981年《山界林权证》(编号15-225)登记的山岭名称为“水鸡脚”，四至界址与涉案林地只有小部分重叠，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与存根不一致。第三人提供的1981年《山界林权证》(编号15-232)登记的山岭名称为“水脚岭”，四至界址与涉案林地范围一致，与存根一致。钦北区政府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确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钦州市政府维持钦北区政府处理决定正确。二、钦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和钦州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钦北区政府根据查清的案件事实，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进行确权，符合确权相关规定，钦州市政府依法维持钦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钦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第三人龙江第九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举证的权利。 经庭审，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仅有单位盖章并未落款办案组成人员名字或签字，并且作出决定的北政阅[2019]150号钦北区政府政府纪要的组成人员均不是钦北区区委常委成员，程序不合法，违背事实偏袒第三人，确权示意图来源不明，没有经办人签字，也没有测绘单位盖章，不符合证据三性；对证据2-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第三人作出答辩时间是2019年5月6日，根据法律规定明确告知第三人自收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副本之日起20日内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但第三人相隔2年后才予以答辩，并且第三人在答辩状自称其是霸占的事实(其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霸占20年就取得)，第三人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五条“任何人不得侵占国有和集体的山林”的规定；对证据6-7，三性无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水脚岭与本案无关联，与本案讼争地不属于同一地，而是在讼争地的西南方向，并无存在重合的事实，承包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无原告方签字确认，原告不予认可，如果种树老板越界种树，也是侵权行为，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不能证明讼争地就是第三人所有；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没有通知原告到场签字确认，程序违法，被告钦北区政府称“参加人员有平吉镇政府、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隆村委会永安村一组、二组、三组、四组、永隆村委会九组、十一组”是捏造事实，原告未到场，一组、三组、四组、十一组也无人在场，仅听第三人一面之词就作出勘界笔录及勘界图程序不合法，并且没有勘验单位盖章，也没有勘验人员签字，所采用的技术和手段均没有标示，来源不合法，勘验人员不具备司法鉴定测绘资质，卷宗材料均没有附勘验人员和勘验单位相关的资质证书，勘验所需时间不明，气象不明，易文权、黄立富在该案中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程序违法；对证据10，无异议；对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2018年3月30日在钦北区永隆村委会由调查员易文权、黄立富对多人的询问是否分开单独询问，由于被告没有提供询问的现场录音录像，不排除相同询问人员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对不同人员询问的合理怀疑，不具有合法性。第三人组长也承认是其生产队要认回祖宗山，编造了水脚岭与水鸡脚岭是同一地的事实，并且其陈述也是前后矛盾，开始说解放后一直是分给其队的，事实上解放时劳英汉尚未出生，后面又说1981年走山定界的情况是不清楚；对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质证意见与证据11一致，另外，劳长敬是劳英汉的内部组织成员，与劳英汉存在利害关系，并且笔录与劳英汉笔录完全一致，是事前排练好的剧本，不应采信；对证据13，有异议，该被调查人故意说假话偏袒第三人，其1942年7月10日出生，1959年开始担任生产队干部，与事实不符，1959年尚未成年，无完全民事能力人证明能做生产队干部，另外，调查人员没有给被调查人阅读或者看笔录就签字，程序不合法；对证据14，三性均有异议，黎善波身份不明，出生时间不明、无身份证号码，也无任何证据佐证其曾经是永隆大队老干部，又无现场录音录像，不排除冒充身份的情况，其陈述1975年担任钦州县农业民兵团通信员与七十年代读书相矛盾；对证据15，三性均有异议，黎正合身份不明，出生时间不明、无身份证号码，无任何证据佐证其曾经是永隆大队老干部又无现场录音录像，不排除冒充身份的合理怀疑，是第三人编排复制黏贴黎善波的证言，调查人员也没有给证人阅读或者看笔录就签字，程序不合法；对证据16，三性均有异议，无现场录音录像，不排除是第三人编排的剧本，该证言是复制黏贴前一个证人的证言，办案人员也没有给证人阅读或者看笔录就签字，程序不合法；对证据17，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8，有异议，廖开华的证言是传来证据，其仅是听说，该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19，无异议；对证据20，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并且杨家祺老板越界侵占原告土地种树面积16亩，杨家祺听说水机脚、水机脚岭、水鸡脚岭是同一个岭，其不是永隆村委永安村人，不熟悉情况，只是听说而已，属传来证据，加上原告方群众按照政府《权属纠纷答复通知书》要求，制止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杨家祺有报复心理，该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21，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登记面积约150亩是当时用肉眼估计而目测的土地面积，而存根记载的是指当时有林木的面积数量，并不是指土地面积，荒地不登记面积数量，当时的历史现状就是这样，并且原告持有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比第三人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登记时间早，从《山界林权证》序号可以清楚的还原历史事实真相就是225号肯定在232号的前面，第三人明知原告已做了权属四至界址明确的登记的情况下，故意将其《山界林权证》的四至界址放大并乱填写，损害原告一方集体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的15-232号《山界林权证》应属无效；对证据22-23，无异议；对证据24，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交的北政阅[2019]150号钦北区政府纪要的组成人员均不是钦北区区委常委成员，是东拼西凑的人员无权代表钦北区政府，不属于钦北区政府集体，程序严重不合法，并且没有告知相关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程序不当。 被告钦州市政府对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6，没有异议；对证据7，合法性有异议，该林权证的面积有明显改动，与林业部门存根登记面积不符，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对证据8-24，无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6，没有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林权证存在涂改，涂改不合法，与本案原告称为水鸡脚岭，但存根是水鸡脚北边岭，所以这份与本案无联性；证据8-24，三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7，没有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被告钦州市政府维持钦北区政府决定，是不当的，对钦北区政府处理本案的程序是否合法视而不见，因此，这份23号复议决定书不具备合法性；对证据9-10，没有异议。 被告钦北区政府对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10，没有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10，没有异议。 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具有证据的三性，原告以不是钦北区区委常委成员主张决定不合法，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山林权属纠纷确权是由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建议，而不是由钦北区区委常委成员讨论决定，因此，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确权示意图来源不明，本院认为，确权示意图是政府相关部门所提供，原告没有证据予以推翻，因此，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4，各方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三性。证据5，确认其真实性。证据6，各方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三性。证据7，原告提交的林权证与林业局存档的不一致，应当以在林业局存档的为准。证据8，第三人提交的林权证与林业局存档的一致，具有证据的三性。证据9，原告以其没有在勘验笔录上签字主张勘验有误，被告钦北区政府对涉案的林地进行现场实地调查、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有原告在行政调处期间的委托代理人黎德裕在勘界笔录上签字，因此，现场勘验笔录具有证据的三性。证据10-20，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作单独认定，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1-24，具有证据的三性。 对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10，具有证据的三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林地，第三人称水脚岭，原告称水鸡脚，位于平××镇××西北面约900米。四至界址为：东至水库田边，南至水鸡脚麓(第三人称“轮田麓”)至岭岐分水、水泥路边，西至路边，北至路边，面积约232亩。争议林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期权属不明。1962年四固定时，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现争议林地已落实固定给哪个生产队。1981年走山定界时，原告和第三人对各自的山岭申领了《山界林权证》。在原告提交的15-225号《山界林权证》证中记载“水鸡脚”四至为：“东至九队分界、南至九队分界、西至岭岐分水、北至水坝田垌”，面积150亩。经被告钦北区政府调取林业部门的存根，原告的林权证存根没有“水鸡脚”登记的内容，但登记有“水鸡脚北边”，其四至界址与原告提供的林权证登记的“水鸡脚”一致，均指向同一地点，但证与存根的林地名称不同、面积不同，原告提供的林权证面积一栏的面积数有明显改动痕迹，林业局的存根则没有涂改。第三人提供的证号为15-232的《山界林权证》，证中登记的岭名为“水脚岭”，四至界址为：“东至田边、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水坝尾”，面积为210亩，与被告钦北区政府调取林业部门的存根一致。从双方林权证登记范围判断，现争议范围内北面存在部分林地的重叠。自1981年后，原告一直管理和使用现争议林地北面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争议林地由第三人发包给他人经营管理并签订有承包合同，承包时间不间断，期间均没有人提出异议，约在2017年双方才对争议林地权属发生争议。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和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及法规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 1、关于被告钦北区政府和钦州市政府是否享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问题。当事人双方是对争议地主张权属，双方之间实际是林地权属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规定，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林地所有权争议，钦北区政府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对此权属纠纷有权进行调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案原告不服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被告钦州市政府作为被告钦北区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其对原告的复议申请有权作出复议决定。 2、关于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的证据是否确凿充分的问题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讼争的林地，经被告钦北区政府组织双方现场勘测，各方对争议林地的位置及四至无异议。参照桂发[1982]3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本案中，原告、第三人均没有涉案林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权属证明，并且均在1981年“走山定界”时期领取了《山界林权证》。原告提交的林权证记载内容与原告在林业部门的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址一致，均指向同一地点，但证与存根的林地名称不同、面积不同，原告提供的林权证面积一栏的面积数有明显改动痕迹，林业部门的存根则没有涂改，应以林业部门存档为准。第三人提交的林权证与林业部门的存根一致。通过对林业部门存根的林权证登记的林地名称、四至范围对比，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水脚岭”包含了现争议林地，而原告林权证登记的“水鸡脚北边”也在争议林地的范围内，第三人的林权证和原告的林权证出现部分重叠。被告钦北区政府根据林权证记载的权属、面积结合现管范围，将原告一直管理和使用的争议林地北面的部分林地所有权确权给原告，其余一直由第三人一直管理和使用的林地所有权确权给第三人，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三）组织和解、调解；（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钦北区政府已经按照上述规定，向原告、第三人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收集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对争议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并制作了相关的现场勘查图，走访了解事实的当地群众并做了调查笔录。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经主管部门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提交被告钦北区政府集体讨论并通过。被告钦北区政府在限期内作出的北政处[2019]9号处理决定，程序上符合调处程序，程序合法。被告钦州市政府在受理复议申请后，依法送达了申请书副本，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进行审查，遂作出《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程序性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9号的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安第一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永隆村委会永安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宁盛审判 员韦乐熙 审 判 员 黄   应   锐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雯民书记员班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