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赔初121号原告王喜成，男，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商城路217号。法定代表人张艳敏，区长。委托代理人李晨炜，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范世伟，河南正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喜成诉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管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喜成，被告管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晨炜、范世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喜成诉称：2006年4月27日，刘柏毅、郑琪与原告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刘柏毅将其所有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告所有和使用。刘柏毅的母亲李淑兰也出具证明，表示同意和认可，并约定上述房产因拆迁或改造所得到的赔偿和补助全部由原告个人所有。原告付清全部房款对涉案房屋装修及扩建后，一家五口人在此居住。2007年，因城中村改造，管城区政府经刘柏毅同意和认可对其照相取证，依法注销刘柏毅及刘长明的宅基地使用证。2011年1月19日，经刘柏毅全家签订协议书，拆迁指挥部对刘柏毅与刘长明互换宅基地使用证的事实予以确权，并分别与刘国利和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部分履行协议后，拒不履行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被告为了在拆迁地建成茶叶批发市场获取利益，2012年4月25日，原告家中无人，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崔金洲带人将原告家的门窗撬开，将室内物品搬出，不能搬走的连同房屋一并摧毁。同时，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崔金洲还唆使李淑兰等人提起虚假诉讼。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管城区法院）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刘柏毅所建，归刘柏毅所有，不是刘长明的遗产，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确认协议无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刘柏毅、李淑兰既没有返还购房款，被告也不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郑铁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返还被侵占的财产。郑铁中院对返还财产的诉请要求原告另案处理，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拆迁补偿协议的义务。被告履行部分协议后，由于管城区法院、李淑兰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假陈述、伪造法院管辖连接点，提起虚假诉讼。管城区法院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该判决已经生效。根据法律规定和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在签约当时对原告的签约条件是明知和认可的，为了建茶叶市场获取利益，被告答应无条件将补偿房屋办理到原告名下，强行拆除涉案房屋，侵占毁坏原告财物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严重且重大违法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判决：1.要求被告返还从原告家搬走的财物价值390000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过渡费2017年至2020年326365.2元＋房产增值利益（515平方米*7000元每平方米）－购房款330000元－确权给卖房人刘国东的部分126.47*600平方米（应出资）－按成本价补偿的15平方米*1500元每平方米］，合计3892983.2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预期应得拆迁利益3144205.2元，计算方法为：生活费305000元（2012年-2020年）+过渡费326365.2元（2017年-2020年）+约定安置房补偿金2772840元（396.12平方米*7000元）-与案外人有争议的标的价值260000元。被告管城区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行为是增加双方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权的违法行为。根据本案背景，被答辩人在其与案外人刘柏毅、郑琪的《房屋转让协议》以及与管城回族区南五里堡刘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刘庄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再次将答辩人诉至法庭。被答辩人的行为是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权的违法行为。二、被答辩人所谓的直接损失与答辩人毫无关系，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本案的关键在于《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以《房屋转让协议》为基础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相应的失去效力。因此，被答辩人的损失直接源自其与案外人刘柏毅、郑琪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所致。其次，从本案的涉诉判决中可得知，在《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前，答辩人一直在尽力为被答辩人办理相关的补偿手续，包括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后续支付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款项，直至被答辩人与案外人刘柏毅的《房屋转让协议》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认定无效。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损失与事实、法律不符。被答辩人应当向刘柏毅、郑琪主张损失，而非向答辩人主张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6年4月27日刘国东、郑琪与王喜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2.2007年1月3日刘国东、郑琪与王喜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收条；3.涉案房屋转让前后的13张照片，证明原告王喜成购买刘国东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付清全部房款，并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和扩建。根据《房屋转让协议》第六条，上述房产因拆迁或改造所得的补偿和补助全部由王喜成个人单独所有。甲方放弃上述房产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全部权益归乙方王喜成所有和使用，甲方不再主张任何权利的约定，原告有权取得拆迁补偿的利益；4.《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被告不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即“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甲方将生活费支付给乙方”，被告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5.郑铁中院（2018）行71初6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不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义务，被确认为违法；6.管城区五里堡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里堡居委会）的反诉状；7.五里堡居委会的证明，证据6、7证明被告对原告的签约条件是明知和认可的，被告承认缔约过失的原因是社区工作人员法律知识缺乏，误认为王喜成是被拆迁人并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重大误解，曾要求法院撤销该协议，后又撤回诉讼请求，证明缔约过失的原因在被告，被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8.被告的答辩状，被告在答辩状中称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主体并不是被告，被告也从未履行过该协议，该协议与被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证明被告明确承认从未履行过《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本案被告的答辩相矛盾，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0.行政起诉状，证明被告拆迁指挥部负责人崔金洲在管城区法院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一案中陈述“是为了拆迁大学的需要，当时没有联系上房主刘家人就与租房人王喜成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虚假陈述，被告故意把买房人说成是租房人，故意隐瞒原告以对价购买房屋的法律事实，目的是让法院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又不承担行政违法的责任；10.《五里堡城中村房屋建筑面积登记表》，该表是管城区法院认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要证据；11.中原网公布的新闻报道，证明被告是签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适格被告，是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12.强行拆除房屋的照片；13.王中信的证言；14.刘玉坤的证言，证明涉案房屋是被告违法强拆，室内财物是被告侵占并毁坏，被告应承担返还财物、赔偿损失的责任；15.刘长明企业退休审批表；16.刘柏毅的身份证明；17.被告〔2007〕67号文件，证明涉案房屋及土地原所有人刘柏毅、刘长明不是五里堡村民，户口不在五里堡村，不在五里堡居住，也不享有五里堡村民待遇，其2人的宅基地使用证已被被告公告注销，土地使用权收归五里堡国有，其土地权益进行了有效处分，并签订协议书，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物已转化为拆迁利益。涉案房屋灭失后，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案外人的物权消灭；18.管城区法院（2007）管民初字第1271号民事判决；19.李淑兰的证言；20.刘国利更换宅基地使用证申请书；21.李淑兰等人的协议书；22.刘庄指挥部的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柏毅所建，归刘柏毅所有，并不是刘长明的遗产，案外人李淑兰等人要求拆迁补偿的权利没有法律根据；23.李淑兰等人的民事起诉状，该起诉状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价值暂计26万元”，也就是说双方争议的标的价值是26万元，对超过26万元的部分是没有争议的，超过的部分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更加证明原告与刘柏毅《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双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属于双方的民事纠纷，与本案无关，被告占有原告应得的拆迁利益没有法律依据；24.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998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并不是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必要，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案外人也不能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原因是被告虚假诉讼、伪造证据、虚假陈述造成的。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的证据1、2、3、4，《房屋转让协议》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经过生效判决已经被确认无效，不具有任何证明力；证据5与本案无关；证据6与证据7自相矛盾，同时通过原告提交的民事反诉状，能够明确证明五里堡居委会认为王喜成不具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应当返还已经取得的款项；证据8、9与本案无关，且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任何证明目的，相反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不享有涉案房屋和宅基地的合法权利；证据10原件中明确写到“房屋登记表，此表为废表”，因此，该证据完全没有任何证明力；证据11为新闻报道，原告无法提供该报道的出处，以及该报道内容及事实完全属实的明确证明，而且报道的内容也并非原告证明目的所主张的内容；证据13未见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4中证明人的真实身份以及证明的事实均不予认可；证据15未见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9、20、21、22、2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生效判决已经明确确认了《房屋转让协议》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依法享有合法的权利，其不享有任何获得补偿的合法权利；证据24与本案无关，且与本案的事实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作为证据。被告管城区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郑铁中院（2018）豫71行初60号行政判决书；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南省高院）（2018）豫行终2083号行政判决书；3.郑铁中院（2018）豫71行初1268号行政判决书；4.河南省高院（2019）豫行终1682号行政判决书；5.管城区法院（2019）豫0104民初15296号民事判决书；6.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47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刘柏毅、郑琪的《房屋转让协议》以及与刘庄指挥部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本案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不成立。原告的行为系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权。原告对被告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被告的证据1、2证明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不按协议约定的义务去履行，被郑铁中院、河南省高院确认行政违法；证据3、4证明被告被确认违法后，仍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证据5、6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的房屋转让纠纷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案外人主张的诉讼标的价值暂定26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柏毅所建，归刘柏毅所有，并不是刘长明的遗产。刘长明、刘柏毅不是五里堡村民，其宅基地使用证被被告公告注销。涉案房屋灭失后，刘柏毅不再享有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任何物权。原告与刘柏毅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双方应当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这是当事人双方的民事纠纷，刘柏毅至今也没有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五条，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应得的拆迁利益。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2、4、5、10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述有效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予以综合评价。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李淑兰与刘柏毅（又名刘国东、刘东）系母子关系，刘柏毅与父母分家后，其家庭的老宅基地分为两块。一处登记在其父刘长明名下，一处登记在刘柏毅名下。后刘柏毅的弟弟刘国利在刘柏毅名下宅基地上建房；刘柏毅在刘长明名下的宅基地上建房。1998年，刘柏毅的父亲刘长明去世。2006年刘柏毅想将其父亲刘长明名下宅基地上的房屋卖给原告王喜成，并已收取了王喜成的房款。2007年1月3日，刘柏毅与案外人刘琪作为甲方，王喜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以33万元的价格将上述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五里堡北刘村46号上个人所有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343平方米）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王喜成所有和使用等。后王喜成全部结清了房款。2007年4月27日，刘柏毅与案外人王琪作为甲方，王喜成作为乙方，双方又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对房屋转让及涉及拆迁时的利益作进一步的约定。2008年3月，五里堡村进行城中村改造登记，《五里堡城中村房屋建筑面积登记表》载明的房主为“刘长明、刘国东”。2012年3月27日，王喜成与刘庄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王喜成将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交付上述指挥部拆迁。2012年3月27日，刘庄指挥部出具空房验收单载明五里堡刘庄村民组46号，户主王喜成。后，案外人李淑兰、刘国安、刘国政等人认为刘柏毅无权变卖涉案房屋和宅基地，向管城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管城区法院作出（2012）管民二初字第904号民事判决，确认王喜成、刘柏毅于2007年1月3日、2007年4月2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王喜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2013）郑民四终字第37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喜成的上诉，维持原判。因认为被告不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履行安置补偿义务，王喜成于2016年4月25日以管城区政府及刘庄改造指挥部为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为第三人，向郑铁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拖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违法，并履行法定义务，支付过渡费，返还侵占的财物等。郑铁中院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豫71行初60号行政判决，认为在“无任何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仍为有效协议”，判决确认管城区政府拖延履行与王喜成签订协议的行为违法，管城区政府承担继续履行协议的义务，向王喜成支付过渡费2691092.16元。管城区政府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院。河南省高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豫行终2083号行政判决，驳回管城区政府的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31日，案外人李淑兰等，向管城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在该案审理期间，王喜成再次向郑铁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管城区政府履行协议。郑铁中院作出（2018）豫71行初1268号行政判决，认为“王喜成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房屋转让协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相关权利人李淑兰等亦据此向法院主张权利，要求确认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在此情况下，王喜成是否丧失依据案涉协议所产生的债权尚不明确，为彻底解决行政争议，对王喜成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可待相关争议解决后再行提起诉讼”，判决驳回王喜成的诉讼请求。王喜成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院，河南省高院作出（2019）豫行终1682号行政判决，驳回王喜成的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3月17日，管城区法院作出（2019）豫0104民初15296号民事判决，确认王喜成与刘庄指挥部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王喜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2020）豫01民终475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喜成的上诉，维持原判。王喜成认为被告对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遂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当事人因行政协议取得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判决折价补偿。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可以同时判决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本案中，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确认无效系因王喜成与刘柏毅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而非因被告的原因所导致。王喜成主张被告在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对其是购买的房屋是明知的，仍与其签订协议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前述规定可知，国家赔偿以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使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是对具体损害进行的赔偿、弥补，行政赔偿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形式自当遵循上述原则。王喜成不具备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的使用权，其作为无权处分人与刘庄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经权利人追认，又未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故对涉案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王喜成不享有合法的、需要保护的权益。王喜成所主张的损失系因基础的民事协议被确认无效而产生，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确认无效并无客观的因果关系。故王喜成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喜成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军胜审判员  张 启审判员  徐 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冯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