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102民初983号原告：郑国利，男，1954年5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黑龙江庄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良，男,197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岩，男，199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文员，现住黑河市爱辉区。原告郑国利与被告张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永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被告张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国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45.9亩土地2006年至2020年的地力补贴39,501.86元;2.判令被告将45.9亩地力补贴账户变更到原告郑国利名下;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以原告郑国利为承包方代表承包了二站乡额雨村45.9亩集体耕地，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05年原告将争议的45.9亩家庭承包地交给被告张良耕种，当时双方对土地直补没有约定。自2006年起国家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地力补贴，每年每亩约为70元，被告为了拿到属于原告的地力补贴，私自将地力补贴账户变更到其名下，每年领取国家发放的土地直补，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让被告将地力补贴共计为39,501.86元返还给原告，但被告拒不返还。2016年4月18日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印发财农[2016]26号"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黑龙江省财政厅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相继下达黑财指(农)[2016]190号关于201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和工作经费的通知"文件第二条(三)项及黑政办发[2016]69号"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指导意见"第二条(四)项关于"明确补贴对象"中规定"考虑市县流转土地较多的实际，对于流转土地补贴对象，凡是承包(租赁)双方在合同(协议)中对补贴归属有明确规定的，按双方合同(协议)执行;没有合同(协议)的，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集体或单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在土地流转时就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没有约定，地力补贴应该归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原告所有。为此，原告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良返还耕地补贴款39,501.86元，将地力补贴账户变更至原告名下，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张良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1.原、被告双方并非租赁关系而是土地转让关系；2.原告所提45.9亩的地数不实，没有依据，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是45亩；3.原告所主张的39,501.86元没有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证据复印件，经审查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2018年农村土地确权时所颁发，郑国利为该证中所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面积为45.9亩，承包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止；2.原告提交的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人民政府2006-2020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明细表1份，证明原告承包的土地自2006年开始发放的地补的具体数额，从2006年至今地补均为被告领取；3.被告提交的《承包土地使用权证》《房契》《收条》，证明原告以家庭承包方代表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二站乡额雨村4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11月28日经过额雨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和鉴证，原告自愿将自有房屋连同45亩承包土地以15,000元的价格一同转让与被告；4.被告提交的二站乡额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份，内容为本村村民郑国利因搬到外地生活，其于2004年将所承包的土地以“卖房带地”的形式全部转让给本村村民张良，土地期限至2028年，张良一次性支付了转让费，土地补贴自2004年开始下发，郑国利当时全都不要了，后来村委会按照程序将该面积土地地力补贴的享受人按照张良进行申报，郑国利及其家属至今未向村委会提出过异议；5.被告提交的2004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唐家富出具的书面证言和视频资料，因其现身患股骨头坏死不能到庭陈述，其通过书面证词和视频证明，当年郑国利因回河北老家，经村委会同意其将房子连同承包地一同转让与张良，被告支付房屋价款3,000元和土地转让费用12,000元；6.证人苏某（张良姑父，额雨村村民）到庭陈述，证明2003年末郑国利即从额雨村搬回河北老家，其家庭承包的土地由其大女儿管理耕种，2004年底，郑国利大女儿经过发包方村委会同意将郑国利家房屋连同承包地一同转让与张良，签订协议时其与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唐家富、会计薛长平等人在场见证。上述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郑国利作为爱辉区二站乡额雨村村集体成员的承包户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了本村集体土地4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3年，郑国利搬回河北老家，其承包户内的土地由其女儿郑跃华管理耕种。2004年11月28日，郑跃华代表郑国利与本村新来户张良签订《房契》，约定郑国利的房屋以3,000元价格卖给张良，连同房屋所带四轮农机一套和承包地45亩以整体价格15,000元转让与张良，注明“包括宅基地使用证、土地承包使用证到2028年终止，此期间为张良使用，房屋所带四轮及农机一套所属，土地承包使用证现标明45亩为房屋携带”，郑跃华代郑国利在《房契》上签字，张良支付款项后由郑跃华出具了15,000元的《收条》，不久后郑跃华亦搬离该村，自此郑国利家庭承包户内的人口均搬离该村。自2005年起，该面积土地一直由张良耕种管理至今，始终领取土地直补即地力补贴，并通过村集体和乡政府审核将地力补贴账户变更到本人名下。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契》形式看，郑国利从该村搬离后其女儿为其财产和土地经营的实际管理人，代为郑国利处理有关财产事务，符合法律上的表现代理；从内容看，因原告举家搬迁，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原告将农村自有房屋、农机具出售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被告，并连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内让渡给被告，一次性收取了土地转让费，由被告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其实质上属于“买房带地”的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按照物权转让的一般法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律效果实为“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应消灭”，据此，经村集体和乡政府审核将原告的地力补贴账户变更到被告名下。自2004年开始，国家实行粮食直补制度，补偿对象原则上实行“谁种地补给谁”，承包地转包给他人的，按承包协议处理。原告援引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指导意见》（黑政办发〔2016〕69号）规定，从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中第二条第（四）项规定：“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考虑市县流转土地较多的实际，对于流转土地补贴对象，凡是承包（租赁）双方在合同（协议）中对补贴归属有明确规定的，按双方合同（协议）执行；没有合同（协议）的，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集体、单位）”。该《指导意见》适用的是以出租（转包）等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情形。具体到本案，双方订立合同当年，国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并发放土地直补的政策，但双方在所签订的书面协议中未对土地补贴的归属进行特别约定，原告此前对该面积土地十余年来的农业补贴均由被告领取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或向有关部门主张诉求，更符合土地转让的合同特征。退一步讲，即便双方存在土地转包关系，2016年时，国家并未完善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对于“耕地承包权”的概念不能简单按照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三权分置”之下的权利类型去理解和认定，按照上述《指导意见》的规定精神，结合本案的事实，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即为被告张良。故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006年至2019年地力补贴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主张将45.9亩地力补贴账户变更到原告郑国利名下的诉讼请求，属于行政确认和登记行为，不属民事诉讼的范围，不予审理。综上所述，遵照《合同法》提倡的诚实信用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国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3.77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永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张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