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2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太河北路258号4幢1号C40-C42。 法定代表人：何贤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继苍，浙江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申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白迭路3号-1。 法定代表人：张华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宏德，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宿州市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城镇陆李村小韩庄064号。 代表人：胡居正。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安徽省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远东汽车城A19栋124号。 法定代表人：胡凯，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剑，男，汉族，1994年8月27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龙，男，汉族，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新法，男，汉族，1985年5月16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英才，男，汉族，1988年5月2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上诉人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温州申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诚公司）、宿州市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路通泗县分公司）、安徽省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路达公司）、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民初7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认定错误。胡居正、胡浩东仅仅是中间人，不是销售方。涉案车辆系上诉人从芜湖生产基地购买后出售给申诚公司的，胡居正和胡浩东在收到购车款后又转给了上诉人，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四人与路通泗县分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以及与胡浩东签订的《安徽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销合同》均为解决其他纠纷需要而签订的虚假合同，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2.上诉人与申诚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对2019年4月1日签订的两份《汽车销售合同》上没有申诚公司经办人签名、且未提供车辆买卖联系、磋商过程等情节，不符合常理等方面的认定，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为2019年4月1日签订的两份《汽车销售合同》须附有结算清单方能生效，也存在错误。事实上，双方除申诚公司部分款项没有付清外，合同约定的内容均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关于结算清单的要求，故对该条规定，双方并没有履行。本案的付款方胡居正、胡浩东虽为案外人，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是中间人；其他付款人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也是基于王剑与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付款的。3.现涉案车辆已经入户，说明申诚公司对入户所需资料均已提供，申诚公司提交给车管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入户人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均可以证明购车人是申诚公司。车辆行驶证是使用权凭证，至于实际车主是谁，是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二、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车辆具有合法来源，而胡居正、胡浩东对所谓销售的车辆来源没有合理解释。三、一审程序不当。一审法院对胡居正、胡浩东做了笔录，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当庭作证，剥夺了上诉人对证人发问核实的权利。四、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涉案车辆已经交付并上路营运，被上诉人也支付了部分款项，一审法院却认为合同尚未生效，认定有误。综上，恳请依法支持上诉请求。 申诚公司辩称：一、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无买卖合同关系，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四人是向胡居正、胡浩东购车。四人购车后，将车辆挂靠至申诚公司名下运营，故申诚公司并非车辆买受人。二、本案仅有一个标的物，却有两份买卖合同，因此只有一份是真实的合同，一审法院已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认定。三、从购车款的交付情况看，四人中除赵龙尚有一万余元未付清外，其他购车款均已付清，故不应重复支付购车款。四、胡浩东一审已到庭作证，胡居正因甬行码原因无法到庭，但两位证人证言均已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定程序。五、对联卡公司利用持有申诚公司印章的便利，伪造合同的行为请法庭查实是否存在虚假诉讼，并依法作出处理。综上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未进行答辩。 联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申诚公司支付购车款241208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案件诉讼费由申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1日，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路通泗县分公司签订《购车合同》1份，约定四人向路通泗县分公司购买联合渣土车四部，于3月10日前上好车牌，车款485000元。因路通泗县分公司购入的车辆无法上温州车牌，路通泗县分公司代表人胡居正与凯路达公司股东胡浩东联系，想从胡浩东处订购车辆，当时胡浩东系联卡公司在宿州的代理，遂联系了联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贤强。2019年4月4日，胡浩东带着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与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就车辆价格再次进行洽谈，约好按每辆车496000元的价格执行。因担心价格再有变化，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坚持与胡浩东签订合同，胡浩东遂与四人各签订《安徽凯路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销合同》1份，与王剑、赵龙、赵英才的合同中均约定裸车价366000元，包上牌上路利息，一切手续办好496000元，其中496000元不含保证金32970元，首付144370元，内含保险、购置税、压金32970元。月还额15530元（本金利息），总还款额372720元（分24个月还完，372720元为本金+利息）内含保证金32970元。把总金额372720元还完，由狮桥公司退还保证金32970元。并约定“做暗接以裸车价42万元作为假的，实际以上述366000元为真”。合同还就定金、交货地点、纠纷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赵新法的合同已遗失。胡浩东确认上述合同均系其个人行为，与凯路达公司无关，并确认案涉车辆系联卡公司出售给胡居正，胡居正又出售给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联卡公司没有关系。 2019年4月3日，胡浩东带王剑、赵英才去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牌号浙ＣＪ××××号和车牌号浙ＣＪ××××号的联合重卡车辆。同年4月8日，赵龙也在温州的一个停车场自提了车牌号浙ＣＪ××××号的联合重卡车辆。 除胡居正经手收受了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的部分购车款外，胡浩东也经手收受了王剑、赵英才部分购车款。路通泗县分公司确认案涉四辆车的车款除其中一人尚欠一万余元外，其他均已付清。赵龙自认其尚欠车款12000元。 联卡公司持有2019年4月1日《汽车销售合同》2份，抬头均载明甲方（即卖方）为联卡公司，乙方（即买方）处无文字，仅加盖了申诚公司公章。其中1份载明车型为自卸车，品牌为联合重卡，规格型号为6K10380-50，单价为42万元/台，总金额为84万元，上牌、柴油、路费、上牌驾驶员工资、摄像头、保险、购置税181936元，合计1021936元，交货时间2019年5月10日。在温州自提；另1份载明车型为自卸车，品牌为联合重卡，规格型号为6K10380-50，单价为42万元/台，总金额为84万元，上牌、柴油、路费、上牌驾驶员工资、摄像头、保险、购置税115252元，合计955252元，交货时间2019年5月10日。在温州自提。两份合同中均载明“本合同必须附带《宁波连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清单》才可生效”。合同中均只盖有双方公章，无一经办人签字。联卡公司确认目前没有结算清单，并认可己方具体经手人系联卡公司在温州的员工叶未场。对于申诚公司具体经手签订合同的人员，联卡公司称系申诚公司委托王剑带公章过来办理。 2019年4月1日，联卡公司开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4份，均载明销货单位为联卡公司，购买方为申诚公司，车辆类型为自卸汽车，价税合计42万元。 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自2019年3月25日至6月13日期间，联卡公司分别收到案外人银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备付金支付的99980元、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590000元、胡居正支付的350000元、胡浩东支付的696000元。 案涉四辆车车牌号分别为浙ＣＪ××××、浙ＣＪ××××、浙ＣＪ××××、浙ＣＪ××××,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均为申诚公司。 2019年7月22日，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与申诚公司各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1份，约定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将购买的车牌号浙ＣＪ××××号、浙ＣＪ××××号、浙ＣＪ××××号、浙ＣＪ××××号商用车落户于申诚公司，挂靠在申诚公司经营。落户期限自2019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合同还就购车按揭款支付、管理费计算等相关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该院认为：第一，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联卡公司提供的两份2019年4月1日《汽车销售合同》虽然加盖有申诚公司公章，但其上并无双方经办人签名，联卡公司称系王剑带着申诚公司公章来办理、联卡公司具体经办人为叶未场，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车辆买卖进行联系、磋商的经过。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剑系将车辆挂靠在申诚公司经营的驾驶员，在案涉标的额达200余万元的情况下，申诚公司不经任何联系、磋商，即直接委派驾驶员持公章与联卡公司签订合同，显然不合常理。且王剑亦陈述未见过该两份合同，但曾因从路通泗县分公司购买的车辆需挂靠在申诚公司，上牌时胡居正（或者胡浩东）帮助找的在温州专门帮联卡公司上牌的叶未场具体办理，其曾应叶未场要求将申诚公司的公章交给叶未场用于车辆上牌等事项（联卡公司也认可案涉车辆系叶未场经手办理上牌一事）。故在各方陈述不一，而联卡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联系、磋商的具体过程，也无法对此给予清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该两份合同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上述合同第十三条中载明“本合同必须附带《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清单》才可生效”，而联卡公司明确称目前未有结算清单，故即便暂不考量合同形成的真实原因，上述合同也尚未生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二，联卡公司称申诚公司仅支付购车款1735980元，余款241208元未付。但其用以佐证的付款凭证中，付款方却为江苏瑞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胡居正、胡浩东等案外人，也无证据表明上述付款人与申诚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关联，不能据此认定申诚公司认可其作为案涉车辆买受人的身份并实际履行了买受人的义务。同理，联卡公司提供的机动车销售发票系其单方开具，仅凭发票亦不足以认定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第三，联卡公司提供了行驶证用以证明案涉车辆所有权人为申诚公司，但根据王剑、赵龙、赵英才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事实，行驶证上载明的车辆均系王剑、赵龙、赵英才、赵新法挂靠在申诚公司的车辆，而到庭应诉的王剑、赵龙、赵英才均陈述从未向联卡公司购买过车辆，联卡公司质证无异议的胡浩东谈话笔录中也载明，胡浩东系联卡公司在宿州的代理，其确认案涉车辆系联卡公司出售给胡居正，胡居正又出售给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故综合上述，行驶证只能表明案涉车辆登记在申诚公司名下，而无法证明申诚公司系车辆实际所有人或就案涉车辆与联卡公司存在法律上的买卖关系。综上，联卡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申诚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其据此要求申诚公司支付购车款及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难以支持。第三人路通公司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赵新法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联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8元，由联卡公司负担。 二审中，联卡公司提供了涉案车辆购置费支付凭证、涉案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保险费缴纳证明和购车款支付凭证，以证明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购车合同关系。申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因王剑等四人所购车辆在申诚公司挂靠经营，由联卡公司代办保险，车辆名义上也落户在申诚公司，但与本案车辆买卖无关。本院认为，因一审已认定联卡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4份，载明销货单位为联卡公司，购买方为申诚公司，故对联卡公司提供的前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否能够证明联卡公司与申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购车关系，应综合全案情节作出认定。申诚公司、路通泗县分公司、凯路达公司、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车辆的行驶证、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保单等证据显示车辆登记在申诚公司名下，但被上诉人王剑、赵龙、赵新法、赵英才等四人以及申诚公司均确认涉案车辆车主为王剑等四人，车辆挂靠在申诚公司名下运营，且相关事实有《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等证据佐证。王剑等四人通过胡居正、胡浩东联系购车具体事宜，并与之订立购车合同，相关购车款项（除赵龙尚欠12000万元未支付外）也均支付至胡居正、胡浩东个人账户或其指定账户，涉案车辆也是由胡浩东陪同王剑等四人提取，故综合全案情况，难以认定申诚公司系车辆实际所有人，也不能证明申诚公司与联卡公司存在法律上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于法有据。综上，联卡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18元，由上诉人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颖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