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女，198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铭滔，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平锋，广东顺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男，197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婷，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颖珊，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袁某与上诉人蔡某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7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3.判令蔡某向袁某支付补偿款30000元；4.判令蔡某向袁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用20000元；5.判令蔡某向袁某作出书面的赔礼道歉；6.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蔡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袁某主张的补偿款是蔡某自愿承诺的，且蔡某已经支付了部分的补偿款。一审判决减少补偿款的数额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袁某与蔡某共同居住期间，蔡某经常将口角争执上升为家庭暴力，不断迫使袁某终止妊娠，且由警方多次协调解决，蔡某两次自愿承诺赔偿袁某合共420000元。双方现已解除同居关系，但蔡某至今仍有230000元的承诺款未依约履行。蔡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作为同居关系的过错方，其自愿对感情中受害的一方作出合理的补偿，则其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践行承诺。法院应切实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敦促男方履行承诺，而不是鼓励男方通过诉讼减轻责任。二、一审判决未支持袁某的精神损失依据不足。袁某原本是个性格开朗、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阳光女孩，但是与蔡某共同生活期间，长期受到蔡某的精神虐待，导致袁某于2014年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之后蔡某又变本加厉将冷暴力上升为家庭暴力，使得袁某精神及身体均受到严重侵害，抑郁症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并伴有轻躁狂发作。2016年，蔡某明知袁某精神疾病尚未好转的情况下，迫使其终止妊娠，导致袁某一蹶不振，心情坠入深渊。2019年，袁某被诊断出“有（重度）抑郁症状、有（轻度）焦虑症状”。袁某的精神疾患因蔡某而起，也因蔡某的行为致使其精神疾患加重，至今无法回归正常工作生活。同时，袁某因病花光原有积蓄，没有经济能力就诊以致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袁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有事实依据。据医生初步评估，袁某的治疗费用将超过300000元。三、蔡某诉袁某返还原物纠纷案的事实认定可以佐证查明本案的事实。袁某与蔡某认识之前，经营美容养生行业，年收入超过140000元，月收入不少于8000元，而蔡某认识袁某时，公司经营不善对外欠债500多万元债务。2013年底袁某与蔡某结识并建立恋爱关系，2014年3月左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公开关系并同居。为支持蔡某的事业，袁某辞去原本的工作，全身心参与蔡某公司的经营。2015年年底袁某因怀孕才没有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只是不定期回公司巡视查账。蔡某当时为了经营农场，将其名下的佛山市禅城区*******2508房和佛山市禅城区*********1302房抵押给银行贷款，通过经营收入还贷。袁某一方面参与公司财务管理，一方面利用袁某经营美容养生行业积累的客户和人脉，为蔡某公司拓展业务和营销渠道。蔡某公司的业务情况后来逐渐好转，2014年到2018年期间公司的营业额已超过千万元。袁某在此期间从未收取劳动报酬，但蔡某会不定期给袁某转款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也时常利用袁某的账户为公司走账。袁某与蔡某在一起之前，因工作负担过重致精神压力很大而长期失眠，但尚未出现明显的抑郁倾向，经过袁某的自我调节，工作生活都在正常状态，也从未与人有过任何冲突和矛盾。袁某与蔡某同居期间，由于蔡某脾气暴躁，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冷暴力言语攻击袁某，又多次动手殴打袁某，但事后蔡某会以在外欠债压力太大等理由求得袁某原谅。一开始袁某选择忍受没有报警，但精神时常处于压抑状态，并开始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蔡某发脾气时袁某更是产生恐惧的感觉。袁某一直是以结婚为目标与蔡某在一起的，袁某怀孕后很希望能够生下孩子并抚养成人，蔡某要求袁某流产，袁某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也担心流产影响日后的生育，袁某甚至表示可以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蔡某为此软硬兼施，承诺对袁某负责并与袁某结婚。2015年底，蔡某召集了双方家长到佛山，当着双方家长的面向袁某求婚并办理了订婚仪式。虽然袁某与蔡某没有登记结婚，但袁某一直认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袁某和蔡某与一般的夫妻关系并无区别。2016年2月2日，经蔡某的多方施压，袁某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由蔡某带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袁某人工流产后不久，就有不明身份的女性添加袁某的微信，称蔡某与该女子在谈恋爱，要求袁某离开蔡某。袁某因怀孕流产导致抑郁症状加重，身体尚未恢复就看到这样的消息，精神再度崩溃。2016年4月2日，袁某就此事与蔡某发生争吵，袁某打电话将情况告诉蔡某父亲，反被蔡某父亲辱骂，袁某在电话里与蔡某父亲争执时，蔡某动手殴打了袁某。袁某打算打电话报警反被蔡某夺走手机并按倒在沙发上，袁某惊吓之下躲进房间，蔡某怕袁某出事后便自行报警。警察到场后，蔡某按警察的要求向袁某道歉。第二天蔡某以工作压力大为由自行搬出了双方的住所，在蔡某母亲的住所居住，但双方并未断绝关系，经常见面吃饭活动，袁某生日时蔡某也会送花送礼物给袁某。2016年5月2日，袁某与蔡某见面时，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拉扯之下袁某倒地受伤，袁某随后在朋友的陪同下报警。警察处理时，蔡某再次请求袁某原谅，袁某考虑到双方的感情，再次选择原谅蔡某并同意调解。袁某与蔡某虽然分开居住，但双方的关系一直保持，蔡某的暴力殴打也时有发生，2017至2019年期间，袁某也多次报警求助。2017年底袁某在外租房居住，在一系列的精神压力下，袁某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为袁某诊查的心理医生都认为责任并不在袁某，甚至建议袁某带上蔡某一起就诊，由心理医生进行劝导。在此期间，袁某没有工作收入，仅靠蔡某给的生活费维持基本生活和治疗，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袁某不敢将现在的处境告诉家人。2018年5月，袁某得知蔡某又找了一个“小三”，女方认为蔡某年纪大且经济条件不好一年后就分手，蔡某为此又对袁某发脾气。2019年春节后，因为袁某的经济条件无法承担房租，所以袁某搬至蔡某名下用作公司经营的房屋居住。袁某由于此前参与过蔡某的公司经营，所以持该房屋的原来的钥匙，只是因为蔡某更换了门锁，所以袁某无法进入房屋。物业管理人员认识袁某并协助让开锁公司过来开了房屋大门，物业管理人员打电话给蔡某，蔡某同意将换锁后的新钥匙由物业管理人员转交给袁某，至今袁某是使用蔡某转交的钥匙进入蔡某的房屋。2019年初，蔡某与现在的“小三”在一起，袁某得知消息后，询问蔡某和该女子，两人一开始还极力否认双方之间的关系，后来见无法继续隐瞒了，就开始对袁某进行一系列的打击和伤害。2019年7月17日晚，蔡某再次对袁某进行殴打，经袁某报警后蔡某被公安机关拘留。蔡某遂于当月以没钱为由不再为袁某缴纳社保，也不再向袁某支付生活费，致使袁某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能通过变卖手机、皮包和借贷来维持基本生活和治疗。经袁某了解，蔡某公司仅2020年1月一场活动的营业额就达数十万元，蔡某与“小三”到处旅游吃喝，还在微博上发布图片，给袁某造成精神刺激。蔡某捏造事实，故意引诱袁某与蔡某在微博上发生争吵，通过投诉方式将袁某的微博账号封禁，再提起名誉权诉讼，试图将袁某陷入死地。蔡某还在其和袁某共同的朋友圈里造谣中伤，以达到让朋友疏远袁某的目的。除此以外，蔡某还曾联系袁某家人，谎称袁某有严重精神疾病，利用袁某家人将袁某带去医院强制治疗一个月，后又打电话威胁袁某家人称要到法院起诉袁某家人承担责任。袁某的母亲罹患癌症身体一直不好，也受到蔡某的刺激和威胁，在接到蔡某电话后再次住院做手术。袁某在蔡某的房屋居住期间，蔡某多次强行要求袁某搬离房屋，并通过报警及声称要袁某承担刑事责任为由恐吓袁某。蔡某的行为极其恶劣，蔡某在庭审中所作陈述也有虚假捏造的情况。综上，袁某罹患严重精神疾患，蔡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袁某的上诉请求。蔡某辩称：一、蔡某与袁某早于2016年3月已解除了情侣关系和同居关系。根据蔡某与袁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2020）粤0604民初4278号]的一审开庭笔录第11页记载，双方均确认2016年3月后无继续共同生活以及以男女朋友的名义共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同居关系中任意一方均有权随时单方面解除同居关系，无需征得对方同意。故此，蔡某认为解除同居关系和情侣关系，仅需单方提出即可解除。蔡某已于2016年3月提出分手并搬离双方同居的住所，双方之后均无共同生活和以男女朋友名义共处，已充分说明双方已于2016年3月解除了情侣关系和同居关系。蔡某在短信中提及给予袁某300000元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袁某的骚扰，该300000元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2016年3月双方分手后，袁某通过到蔡某工作场所闹事、在微博上辱骂等方式抹黑蔡某，甚至以泄露蔡某隐私的方式向蔡某索要钱财，严重影响了蔡某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并导致蔡某声誉受损。蔡某因遭受袁某的严重骚扰出现失眠、睡眠浅、心神不宁的重度焦虑症状及抑郁症状情况。袁某还多次向蔡某的父亲发送侮辱短信，半夜打电话给蔡某的父亲，蔡某的母亲因遭受袁某的骚扰和刺激，诱发了高血压病、焦虑症、胸痛、气滞心胸等病情，袁某也多次发短信辱骂、骚扰蔡某的朋友，袁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蔡某及其家人朋友的日常生活。蔡某基于袁某患有抑郁症不想通过报警方式强硬处理，故此蔡某一直负债借款以满足袁某的要求，希望平息袁某的骚扰行为，但是蔡某没想到袁某反而变本加厉，现蔡某已不堪重负。为彻底摆脱被骚扰的痛苦，蔡某在2019年的短信中才会向袁某提出，如果袁某答应彼此不再联系和不再打扰各自生活工作和身边亲友，蔡某赠与袁某300000元。但是袁某没有答应蔡某的条件，更加没有停止骚扰蔡某的行为，故此蔡某撤销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合法有理。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该300000元被认定经济帮助性质，也不应当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蔡某实施帮助。帮助是自愿性行为，更何况是对已经分手4年的普通朋友进行帮助。双方交往期间和2016年3月分手至今，蔡某已向袁某支付了超过了770000元，蔡某免费提供房屋供袁某居住而自己被逼在外租房居住，蔡某还为袁某购买社保，蔡某对袁某已经仁至义尽，没有义务继续帮助袁某。袁某从不感恩蔡某的付出，不断骚扰蔡某及其家人。一审法院判决蔡某向袁某提供200000元的经济帮助，不公平也不合理。双方目前的情况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规定，一审判决强制性附加义务在蔡某身上，是对蔡某巨大的伤害。蔡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蔡某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袁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交往期间和2016年3月蔡某提出分手至今，蔡某对袁某提供了大量钱款、房屋居住和社保等各方位帮助。现蔡某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义务继续帮助袁某，一审法院要求蔡某向袁某支付200000元经济帮助款不公平也不合理。蔡某认识袁某至今一直为袁某购买社保，也向袁某合计转账了约790000元的款项，给予其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分手后，袁某于2019年1月强行搬到蔡某名下的位于佛山市禅城区**********1302房屋居住，蔡某从未向袁某收取房屋租金。综上，无论双方是交往中还是分手后，蔡某均已经从住房、社保、生活、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袁某经济帮助，蔡某不应再向袁某承担经济帮助的责任。而且，蔡某的公司现在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蔡某为了支付袁某索要的款项，本人也负债累累。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的分手时间。双方已于2016年3月分手，距离本案起诉已经长达4年多时间，一审法院盲目认定袁某起诉时是双方解除同居关系之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蔡某没有义务继续帮助袁某。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对本案进行处理没有依据。三、在双方交往期间，袁某经常无端发怒、打砸家中物品、语言偏激甚至殴打蔡某。双方分手后，袁某一直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微博辱骂蔡某，袁某还通过微博公开蔡某和现任女友的隐私信息，甚至到蔡某的工作场合闹事，以此向蔡某索要钱财。蔡某不堪忍受袁某上述种种骚扰行为，一直选择给钱平息事情，袁某反而变本加厉骚扰蔡某。2019年3月，蔡某希望袁某答应不再打扰各自工作生活和身边的亲人以及搬离蔡某的房屋，提出附带条件地赠与袁某300000元，但袁某至今没有搬离房屋，也不断辱骂蔡某，因此蔡某有权撤销该赠与。蔡某因为袁某到处抹黑导致声誉受损，生意一落千丈，也不能平静生活。一审法院不顾袁某骚扰和辱骂行为，反而支持其向蔡某索要钱款的诉求，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四、袁某患有精神疾病并非蔡某所引起的，蔡某已经给予袁某最大的帮助，一审法院不应以此对蔡某进行道德绑架。袁某与蔡某于2013年底相识，袁某于2013年8月曾因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其出现抑郁症状，并在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就诊治疗，入院记录写明“2013年8月首次来我院门诊就诊，服药后病情有所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期间自行停药，致病情经常反复，勉强能间隙参加工作。近4个月变得易发脾气、心烦，动不动就扔物，打男朋友，甚至开着车会从车上跳下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严重损害了蔡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蔡某的全部上诉请求。袁某辩称，二审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某向袁某支付医疗费用271.50元，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用20000元；2.判令蔡某向袁某支付补偿款230000元；3.判令蔡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某与蔡某于2013年相识恋爱，后双方共同居住生活，并未办理结婚登记。2016年1月9日，蔡某出具一份《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蔡某让袁某人工流产，如造成袁某今后无法生育，特此对袁某进行补偿，愿意支付人民币拾贰万元。如再对袁某精神催残、耍无赖、精神骚扰式纠缠不清，则须另行赔偿。”2016年2月2日，袁某在佛山市禅城区**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后于2016年2月5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入院时情况：患者因‘停经11+2周，要求终止妊娠’为主诉入院……主要诊疗：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未能自行排胎，在静脉麻醉下行钳刮术，术后予促进子宫复旧治疗。”2016年5月2日，袁某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急诊治疗，门诊病历记载：“既病史及手术史：抑郁症；主诉：被打伤全身多处2小时，伴有恶心，无呕吐；查体：全身多处淤青及擦伤，未见明显骨折……诊断：全身软组织损伤。”2016年5月10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就袁某（乙方）与蔡某（甲方）之间的有关纠纷出具《治安调解协议书》[佛公南（治）调解字（2016）051001号]，载明：“主要事实：2016年4月2日凌晨5时许，蔡某与袁某在佛山市南海区************2704房因口角问题发生争执，后蔡某用手殴打袁某，致使袁某的全身软组织受伤。2016年5月2日18时许，蔡某与袁某在佛山市南海区******广场一间咖啡店外面的公园双方因拉扯，导致袁某倒地受伤，经法医鉴定暂定为轻微伤。现双方自愿向公安机关申请调解……经调查，上述事实确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经调解，甲乙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1.由甲方蔡某一次性赔偿乙方袁某医疗费、营养费等一切费用人民币6000元整（陆仟元）；2.双方以后不能再追究对方的任何责任，包括法律责任；3.由于之前袁某和蔡某同居期间怀有小孩，后袁某堕胎，现经双方协商一致，由蔡某支付袁某生活补偿费人民币112000元（拾壹万贰仟元），在每月25日前支付14000元（壹万肆仟元），从2016年6月25日开始第一次支付，分八个月支付完毕上述款项。4.如果因此次堕胎原因引致袁某在今后的生活中丧失生育能力的，由蔡某支付袁某补偿费人民币120000元整（拾贰万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对已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再处罚。不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予以处罚，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袁某与蔡某作为当事人分别在上述治安调解协议书尾部签名、捺印确认。2017年2月17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向袁某出具《受案回执》，告知其于2017年1月28日报称的“袁某被殴打案”一案已受理。2019年7月18日，袁某因伤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进行急诊治疗，经诊断为“多处挫伤”；同日，袁某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放射科X光检查及彩色Doppler超声检查，检查申请单载明：“主诉：被人打伤全身多处3小时；现病史：患者3小时前被人打伤腰部、左侧臀部及大腿，局部疼痛明显，无明显活动受限，现来诊；体查：双侧腰部、左侧臀部及左侧大腿外侧局部压痛（+），无明显活动受限。”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诊疗过程中，袁某共花费门诊医疗费共计271.50元（139元+132.50元）。同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对蔡某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佛顺公行罚决字[2019]13567号｝，该决定书载明：“现查明，2019年7月17日21时许，蔡某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滘****音乐厅对开的路段与袁某因感情事发生纠纷，后蔡某用脚踢了袁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对蔡某处以行政拘留三日……”。另查明一，对于袁某的短信质问和要求，蔡某于2019年3月16日回复称“分开三年已经给了你六十多万，都是负债省下来给你的。前段时间打算再帮你借三十万，是想再帮你开始新生活。银行试过很多次没办法贷款，我可以再去问朋友，看能不能再借五万，前提是各自处理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相互联系，不要再打扰各自的生活工作和身边的亲友。剩下的二十五万我要慢慢想办法给你，三年之内我给你……”，于2019年4月7日回复称“我没钱，我可以先去帮你借6万，你回武汉还是另外租房子，把你的东西搬过去，剩下的24万我1年内想办法给你，我有钱的话会尽快给你，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如果你同意，我下周内周五前想办法借到给你”，于2019年4月21日回复称“我还没借到钱，答应给你的钱，剩下28万最迟今年内给你。你按照你自己的打算安排”，于2019年5月25日回复称“我没钱，逼我天上也掉不下钱，不要逼我，我也不想跟你发脾气。你要回武汉的话，我下周内先去借5万给你，房子我继续卖，卖了再继续给你23万，你想过什么生活都可以，不要相互联系打扰就好了。”另查明二，2014年11月12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袁某在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主要诊断：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轻躁狂发作”。2019年6月15日，袁某在湖北省中医院进行诊疗，该院出具的《抑郁自评量表》显示参考诊断为“有（重度）抑郁症状”，《焦虑自评量表》显示参考诊断为“有（轻度）焦虑症状”。2019年10月25日、2020年3月10日、2020年3月12日，袁某先后在广州市惠爱医院、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佛山市中医院就焦虑抑郁等病症进行门诊治疗并服用相关药物。另查明三，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6日分别立案受理蔡某起诉袁某名誉权纠纷一案、蔡某起诉袁某返还原物一案，案号分别为（2020）粤0604民初4277号、（2020）粤0604民初4278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同居关系纠纷。就双方的诉辩主张，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结合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袁某主张的补偿款。从双方的短信沟通记录可知，蔡某向袁某给付相应款项的缘由系基于解除同居关系后帮助袁某开始新的生活，则上述款项的性质可认定为具有经济帮助性质的款项，蔡某称系赠与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的规定，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蔡某实际与袁某解除同居关系后，袁某并无工作及收入来源，且有关精神方面的疾病需要持续进行治疗，蔡某曾承诺向袁某予以经济帮助并实际向袁某给付部分款项，其继续给予袁某经济帮助有利于妥善解决双方之间持续多年的情感纠葛。故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一审法院酌定蔡某应向袁某给付经济帮助性质的补偿款200000元。至于袁某主张的医疗费，由于袁某于2019年7月17日受伤后进行治疗确系因蔡某相关行为所致，纠纷产生与彼此感情纠葛存在关联，从减少当事人诉累角度考虑，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结合相关医疗费票据，认定蔡某需向袁某赔偿医疗费271.50元。另，根据袁某受伤程度，加之袁某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所受伤害造成严重后果，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蔡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某给付经济帮助性质的补偿款200000元；二、蔡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某赔偿医疗费271.50元；三、驳回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377元，由蔡某负担。二审期间，袁某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以及微博截图共17页；2.证人证言1份；3.2014年至2018年公司合同登记表3页。蔡某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20）粤0604民初4278号案件开庭笔录复印件；2.证明2份；3.中国民生银行流水汇总1份及对应的个人账户对账单；4.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1份；5.佛山市不动产（房/地/房地）登记信息查询结果1份、佛山市个人住房查询结果1份、（2020）粤0604民初4278号民事判决书；6.收据10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页；7.证明1份、个人账户对账单1页；8.借条6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页、民生信用卡电子对账单5份；9.（2018）粤0605执恢1488号执行完毕告知书；10.微博截图108页、（2020）粤0604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书；11.病历记录1页、测评结果报告2份；12.手机短信截图1页、通话记录截图2页；13.门诊病历1页；14.手机短信截图1页；15.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入院记录1页；16.报警回执、录音光盘;17.个人账户对账单1页。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一、关于袁某提交的证据。证据1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非产生于双方同居期间，而微博中有关案外人的微博内容亦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故本院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为证人证言，袁某未提供证人的身份信息供本院核实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信；证据3没有原件核对，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蔡某提交的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为证人证言，蔡某未提供证人的身份信息供本院核实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信；证据3-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不能证明蔡某在外租房居住的事实，故本院对证据6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7-8为本案二审期间，案外人向蔡某出具的借款证明及蔡某向案外人补签的借条，而证明及借条所涉的多笔借款均产生于2012年到2017年期间，出具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证据7-8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9中蔡某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已通过执行履行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故不能证实蔡某的经济状况不佳；证据10-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因蔡某未能提供完整的短信记录，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13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4为案外人的短信记录，且袁某不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5为一审已提交的证据，故本院不重复认证；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7的个人账户对账单内容不完整，蔡某故意遮挡了部分内容，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同居关系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对二审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关于袁某主张的补偿费。袁某与蔡某同居期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至今仍在持续进行治疗，因袁某现在没有工作收入，故其确实有接受经济帮助的需要。结合蔡某发给袁某的短信中曾表示要给袁某300000元的款项，该款项已实际支付了70000元以及双方同居的时间长短、袁某在同居期间进行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蔡某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2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的规定，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酌定蔡某向袁某支付经济帮助性质的补偿款2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袁某主张的医疗费271.5元。袁某确实是因蔡某的行为受伤到医院治疗，该纠纷的产生与二人的情感纠葛存在关联，一审法院从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角度在本案中对医疗费作出处理，支持袁某关于医疗费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袁某虽曾被蔡某打伤，但根据袁某提供的证据反映，其伤情并未达到严重后果，袁某主张蔡某向其赔偿精神损害费用20000元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某、蔡某各自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4.07元，由上诉人袁某负担1050元，上诉人蔡某负担4304.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绮云审判员  袁秋华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