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正禹，男，1965年6月1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关全，贵州非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正光，男，1959年9月19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勇，男，1983年6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美，女，1974年7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清，贵州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某，男，2006年9月13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某1，女，2009年11月2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仙，女，1986年1月1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洪，女，1984年8月2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以上四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勇，男，1983年6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唐金凤，女，1960年1月20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勇，男，1983年6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袁光秀，女，1965年8月8日生，苗族，住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华，男，1988年7月7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平，男，1994年7月12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培香，女，1993年1月10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某2，女，2013年2月17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张某，女，2015年6月2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陈启华，男，1975年6月7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贵阳市永乐乡罗吏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罗吏村。法定代表人：王忠平，该村村主任。上诉人刘正禹与被上诉人刘正光、刘正美、原审第三人唐金凤、刘培勇、刘培洪、刘培仙、刘某1、李某、袁光秀、刘培华、刘培平、刘培香、刘某2、张某、陈启华、贵阳市永乐乡罗吏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罗吏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上诉人刘正禹不服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正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刘正禹支付被上诉人刘正美土地补偿款38189.0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刘正美于1994年9月出嫁，未上证地块系刘正禹与其父母开荒所得，与刘正美没有关系，即使刘正美可以参与土地征收款分配，也只能参与承包证上的土地分配，未上证部分地块因刘正美未参与开荒，未付出过劳动，不能参与该地块补偿款的分割。其次，刘冬发户上证地块背后2块编号为468、472水田的土地补偿款分别为95882.4元、1110.9元，均由刘正光领取。原审法院判决刘正美参与分配这两块地是不公平的，且该款项由刘正光领取，不应由上诉人刘正禹支付给刘正美。最后，未上证地块应以上诉人现有的家庭为承包户，不包括刘正美在内，刘正美不应分割征收补偿款；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38条的规定，刘正美不应参与未上证地块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正美辩称，1.未上证的土地在一审中认定为自留地，并不是上诉人自行开垦的荒地。刘正美作为刘冬发户的成员，有权利参与该地块补偿款的分配；2.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启华领取的款项属于刘冬发户，实际属于陈启华户。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刘正光、刘培勇、刘培洪、刘培仙、刘某1、李某辩称，刘正光分家早，并未领取刘冬发户的征收补偿款。因分家协议将背后2块水田，即468、472地块分给刘正光，该地块的征收补偿款由刘正光领取。一审判决错误地将468、472地块算进刘冬发户的分配范围，其他与刘正禹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刘培平辩称，其与刘正禹意见一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希望二审法院查明。关于尖坡背后面积0.8553亩的110地块，有罗吏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不属于陈启华户。刘正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在被告刘正光、刘正禹处承包地的份额为1/3；二、判决被告刘正光和刘正禹共同向申请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39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父刘冬发于2010年12月11日死亡，母刘李芬于2006年10月13日死亡；刘正光系刘冬发与刘李芬之长子，户籍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刘正光系户主，户内成员另有第三人唐金凤，系刘正光之妻，于1982年从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现双龙镇）嫁入，其已在原籍承包土地。第三人刘培勇系刘正光之长子，第三人刘培洪系刘正光之二女，第三人刘培仙系刘正光之三女，第三人刘某1系刘正光之孙女，第三人李某系刘正光之外孙；被告刘正禹系刘冬发与刘李芬之次子，户籍地址贵阳市南明区，刘正禹系户主，户内成员另有第三人袁光秀，系刘正禹之妻，于1987年从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现双龙镇）嫁入，其已在原籍承包土地，且已被征收。第三人刘培华系刘正禹之长子，第三人刘培香系刘正禹之二女，第三人刘培平系刘正禹之三子，第三人张某系刘正禹之孙女，第三人刘某2系刘正禹之孙女；被上诉人刘正美系刘冬发与刘李芬之女，1974年7月8日出生，刘正美与第三人陈启华于2000年9月4日登记结婚，刘正美因结婚户籍于2000年9月13日迁至其夫陈启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罗吏村芹菜组49号处，陈启华为户主。198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冬发户，以刘冬发为户主，承办土地人口4人，现有人口6人，承包土地共计6.8亩，刘正美、刘正禹随父母生活，系刘冬发户内成员，刘正光分户。刘正光户以刘正光为户主，承包土地人口2人，现有人口5人，承包土地共计3.6亩；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刘冬发户以刘冬发为户主，人口7人，劳动力2人，承包面积7.9亩，其中田3.7亩、土2.2亩、荒土2亩，具体包括雷打坡1块旱地1亩、背后坡1块旱地1.2亩、田坝1块水田1亩、门口1块水田1亩、背后2块水田1亩、冲头1块水田0.7亩、尖坡背后1块荒地1亩、尖坡背后3块荒地1亩。刘正光户以刘正光为户主，人口5人，劳动力2人，承包面积6.6亩。2015年下半年因棚户区改造、机场三期扩建等项目建设，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罗吏村全村土地及房屋被征收。土地征收方案为每亩98000元（其中土地补偿费（耕地补偿费）为69000元／亩、青苗费4500元／亩、双龙区先导区域补偿24500元／亩）。刘正禹户被征收地块包括上述刘冬发户土地承包证上证地块中雷打坡1块（编号251）面积3.2847亩，背后坡1块（编号452）面积0.1689亩，田坝1块（编号1266）面积0.6550亩、门口1块（编号761）面积1.7585亩、冲头1块（编号122）面积1.5894亩、尖坡背后3块（编号111、113、180）面积分别0.9792亩、0.4375亩、0.2343亩。另有未上证地块编号732号（面积0.6220亩）、编号967号（面积0.0947亩）、编号82号（面积2.3856亩）、编号82号（面积1.3217亩）、编号460号（面积1.7990亩）、编号574号（面积0.4027亩）、编号591号（面积1.8268亩）、编号901号（面积0.3434亩）、编号911号（面积3.1586亩）、编号624号（面积1.0623亩）、编号575号（面积0.1128亩），以上上证地块及未上证地块，共计面积22.6871亩，共获得征收补偿款2223335.8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共计1565409.9元，全部款项由刘正禹领取；刘正光户，被征收地块共计23.5073亩，征收补偿款共计2303715.4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共计1622003.7元。刘正光户被征收地块中包括刘冬发户上证地块背后2块水田（编号468、472），面积1.3896亩、0.0161亩，土地补偿费分别为95882.4元、1110.9元，刘正光户上述所有征收补偿款均由刘正光领取；另有刘冬发户上证地块尖坡背后1块（编号110），面积0.8553亩，征收补偿款83819.4元（含土地补偿费59015.7元）由第三人陈启华领取。另查明，1984年5月28日二被告在父亲刘冬发的主持下、邻居亲友的见证下进行分家，并留有书面分家材料（以下简称分家协议），关于土地部分约定，刘正光分得杨家山一块、罗跃亲家门口一块、园子边一块……背后两块等，并约定二被告分别负责父母、老祖太的死葬等。时年，刘正美10岁，该分家协议约定刘正美出嫁时二被告平均出钱，未分配给刘正美任何地块及财产，亦未有刘正美签字。后“背后”两块田如前所述，虽属于刘冬发户登记地块，但由刘正光管理耕种至征收，并在征收过程中丈量至刘正光名下，由刘正光取得征收补偿款。庭审中，刘正禹与刘正光均主张其父刘冬发于刘正美出嫁后，将原刘冬发户所属尖坡背后1块编号110地块交由刘正美及陈启华耕种至征收，该地块的征收补偿款亦全部由陈启华领取。庭审中，刘正美表示刘正禹、刘正光所说不是事实，第三人陈启华表示其领取的是上抵秦德慧家地，下抵罗跃村，征收款仅几万元，面积大概几分地，未在承包证上，不是刘正禹的地；关于刘正禹户征收清册显示的被征收地块，比原刘冬发户土地承包证上地块多的原因。刘正禹陈述包括没有上证的自留地自留山等，80年代父母自留山开荒，以及之后陆续开荒。村委会陈述系自留地自留山及荒地等，原告亦表示认可。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土地承包证、村委会证明、征收清册、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分家协议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刘正美是否可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参与哪户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以及参与分配的金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我国农村土地实行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经营权人为全体家庭成员，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原告作为刘冬发户原有土地承包家庭成员，虽然结婚户口迁出，但其婚出后未重新承包土地，户口也在本村，并以务农为生，无其他稳定生活来源保障，应属于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罗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刘冬发户原土地承包家庭成员，对本案刘冬发户（刘冬发去世，承包户的户主暂未变更）取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享有分配权。由于在1988年第一轮承包之前被告刘正光即已分户，其在第一轮承包时亦不属于刘冬发户成员，故刘正美无权参与刘正光户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依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涉案土地被征收之前，刘冬发、刘李芬已去世，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然终止，其所享有土地份额应由该户内其他人员继续承包，死亡人员生前已分得的承包土地不属于遗产，不存在继承问题。被告刘正禹作为土地承包户家庭人口，具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户内成员资格，应参与分配；第三人刘培华、刘培香、刘培平、张某、刘某2系土地承包到户后因出生而作为该承包户新增人口，户籍也登记在该承包户，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户内成员资格，应参与分配；第三人袁光秀因结婚将户口迁到永乐乡罗吏村，属于被告刘正禹户内成员，因其在原籍取得承包地且已被征收，故不能享有双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参与分配。综上，刘冬发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应为刘正禹、刘正美、刘培华、刘培香、刘培平、张某、刘某2，共计7人。二被告1984年分家（分配土地）时，作为享有土地权利的人（包括原告）未参与或事后未对土地分配明确表示认可，其后分家所涉地块“背后”两块亦登记承包于刘冬发户名下。故分家时明确归被告刘正光管理的土地（背后两块即468、472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仍应由原承包经营户即刘冬发户内成员共同享有。同理，由刘正美、陈启华管理的尖坡背后1块（110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亦应由刘冬发户内成员共同享有。关于刘冬发户未上证地块是否纳入本案分配问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未上证地块系自留地、自留山、荒地等，在我国农村，自留地、自留山、荒地与承包地性质均为集体所有，并非承包人或其家庭私有，被告未提供本案被征收土地有其他来源的有效证据，故仍应纳入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享有。原告刘正美婚出多年，未对刘冬发户承包地进行耕种管理，且庭审中其主张分配的对象系土地补偿费，未主张青苗费等。故原刘冬发户全部上证地块（包括110、468、472地块）及未上证地块，共计土地补偿费1721418.9元即（1565409.9元＋59015.7元＋1110.9元＋95882.4元），应纳入分配。刘冬发户成员每人应获得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为245916.99元＝1721418.9元／7人。因刘正美之夫陈启华已经领取110地块土地补偿费59015.7元。本案中，刘冬发已死亡，刘冬发户的征收补偿款由被告刘正禹领取，故刘正禹应向原告刘正美支付186901.29元即245916.99元-59015.7元。关于第三人陈启华辩解其领取的是上抵秦德慧家地，下抵罗跃村，征收款仅几万元，面积大概几分地，未在承包证上，不是刘正禹的地。一审法院认为，关于110地块的权属已经由第三人村委会出具证明，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本村每户村民的基本情况十分了解，故该书证的证明力较大，且结合二被告庭审中的陈述该块由其父交由刘正美夫妇管理，陈启华及原告也未就其辩解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正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正美土地补偿费人民币186901.29元；二、驳回原告刘正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81元，由被告刘正禹负担3740元，原告刘正美负担3441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正美提交征收单位委托测绘部门绘制的测绘图纸一张，拟证明图纸上标明0.8553亩的110地块属于陈启华。上诉人刘正禹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罗吏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力比该证据强，该证据系测绘部门认定错误，实际110地块不属于陈启华承包。土地承包证和村委会的《证明》都可证明该地块并非陈启华承包；原审第三人刘培勇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该地块由陈启华承包；原审第三人陈启华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110地块系刘正美的父母分给刘正美的，一直是由陈启华耕种。原审第三人刘培平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110地块系由刘正美家耕种，但是实际上属于刘正禹户。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承包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刘正美虽因结婚户口迁出，但未重新承包土地，其以务农为生，且户口仍在本村，应属于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罗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刘正美作为刘冬发户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承包期内承包土地被占用，应获得相应的补偿。原审认定刘正禹、刘正美、刘培华、刘培香、刘培平、张某、刘某2，共7人为刘冬发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并无不妥。关于刘冬发户上证地块中“背后两块”（即468、472地块），在刘冬发与刘正光进行分家时，享有土地权利的当事人未参与或事后未对土地分配明确表示认可，该分家协议未保留时年仅10岁的未成年人刘正美的合理份额。且198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该“背后两块”仍登记承包在刘冬发户，而刘正美系该户家庭成员，故该468、472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应由刘冬发户内成员共有。关于尖坡背后的110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亦登记在刘冬发名下，且有罗吏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故应由刘冬发户内成员共有。关于刘冬发户未上证地块自留地、自留山、荒地等，应属于集体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仍应由刘冬发户共同使用。上诉人刘正美结婚多年，未对刘冬发户承包土地进行耕种，仅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故刘正美应参与全部上证地块（包括462、472、110地块）及未上证地块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刘正美应分得土地征收补偿款：（1565409.9＋59015.7＋1110.9＋95882.4）／7＝245916.99元。因陈启华已领取1110地块的土地补偿费59015.7元，故刘正美还应分得土地补偿款245916.99-59015.7＝186901.29元。由刘正光向刘正美支付已领取背后两块（编号468、472）的土地补偿款96993.3元，由刘正禹向刘正美支付186901.29-96993.3＝89907.99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正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支持其合理部分。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正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刘正美土地补偿费人民币89907.99元；三、被上诉人刘正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刘正美土地补偿费人民币96993.3元；四、驳回刘正美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81元，由刘正美负担3806元，由刘正禹、刘正光负担3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7181元，由刘正美负担3806元，由刘正禹、刘正光负担33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桢审判员 刘 妍审判员 唐玉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王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