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32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骋，男，汉族，1964年12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群，湖南裕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军彦，男，汉族，1971年10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户东亮，河北当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景，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骋因与被上诉人杨军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3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群、被上诉人杨军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户东亮、张仕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骋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3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军彦的起诉或者驳回被上诉人杨军彦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杨军彦无权对上诉人胡骋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的重要的书证就是那张460万元的收条，收条上写得非常明确“今收到张某交来人民币肆佰陆拾万元整”，一审判决以“原告杨军彦多年从事矿产、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其提交的取款930多万元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张某系被上诉人手下的员工，其出庭证明该460万元不是他本人的，现原告杨军彦持有该460万元收条的原件，因此原告杨军彦系该收条的合法债权人”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杨军彦是本案适格的民事主体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上诉人胡骋从来没有从杨军彦的手里拿过钱，本案中的这个460万元的诉讼标的，是张某分两次以现金的方式交给上诉人胡骋的，所以，上诉人胡骋事后给张某补打了一张460万元的收条，双方在打条的过程中，张某并没有告知胡骋自己不是这460万元的所有权人；其次，上诉人胡骋每次还款，均是还给张某，上诉人胡骋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钱就是张某的，因为上诉人胡骋的所有行为与被上诉人杨军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再次，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方要求被上诉方提供460万元资金来源与去向的证据，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930多万元银行流水明细，是一个姓苗的自然人的银行流水，而非杨军彦本人或者其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为此上诉人当庭提出质疑：这个姓苗的自然人与杨军彦的老婆是不是亲属关系？对方回答没有任何关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无视上诉方的质证意见，以杨军彦持有“收条”、有借款的能力，一味认定被上诉人杨军彦是合法的债权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一认定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据此，上诉人认为杨军彦作为本案的原告，其诉讼主体资格是明显不适格的。二、一审判决根本没有查明本案事实。1、本案争议标的460万元的性质问题，是委托办事的费用而非借款。2014年6月26日，上诉人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条或欠条。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是向张某出具的，而非向本案的被上诉人杨军彦出具。2014年张某因遇到了困难，所以张某主动找到上诉人帮忙，此事后经上诉人全面了解，事情的难度太大，上诉人因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便主动提出退钱事宜，这就是2014年6月26日上诉人出具收条的真实情况。正如一审判决所讲，被上诉人杨军彦对外从事经营多年，张某亦是其旗下副总经理，如果是借款的性质，上诉人胡骋打张收条很明显不符合成年人的基本认知。另外，上诉人在收条中承诺2014年7月4日归还，这个归还就是退还、退款的意思，这和借贷性质的还款承诺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本案上诉人胡骋与张某之间不是借贷关系，所以双方之间亦无利息约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6%的资金占用利息是错误的。2、本案460万元的归还情况，上诉人已实际归还420万元给张某，一审判决认定仅归还23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胡聘于2014年7月18日在石家庄建设银行万达支行现金取款200万元、2014年8月7日在同一银行现金取款100万元，2014年8月19日在同一银行取款100万元，该400万元现金，上诉人均在该银行的ｖｉｐ室亲自交付给张某本人，以上事实有人民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证人宋某的证人证言为据，故上诉人上述三次现金取款400万元均已退还给张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案在一审审理的过程当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书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调取石家庄建设银行万达支行的ｖｉｐ室监控录像，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没有成功。上诉人三次退款将400万元的现金亲手交付给了张某，退款时的在场人有张某和张某带来的一位姓苗的司机，上诉人胡骋和证人宋某，证人苗某为被上诉人杨军彦的老婆，还款的时候她根本不在场，苗某的证词是伪证却被一审法院采信；张某是被上诉人杨军彦的表妹夫，并担任公司副总，张某收上诉人400万元不承认，只承认收款200万元别有用心，所以张某在法庭上都做的是虚假陈述。上诉方证人宋某是亲眼所见上诉人胡骋三次还款400万元给张某的，且其证言和上诉人胡骋的《情况说明》没有矛盾，上诉人胡骋每次还款都是收回原条，重新打条的，所以到最后只有一张条在张某手里，没有想到，张某在收款时拿复印件忽悠上诉人，从而导致张某现持有460万元的收条原件。一审判决以宋某是振远公司的股东，同时张某当庭对质说不认识宋某为由否认其证人证言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张某、苗某做伪证且其证词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使用；证人宋某的陈述如实的反映了上诉人胡骋400万元现金的归还情况，应依法予以认定。3、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10月20日，被告胡骋通过银行汇款又偿还原告10万元”错误。首先，这10万元的银行转账是黄利代丁建文支付给张某的，根本不是支付给本案的原告杨军彦的，转账的凭单上有特意的注明“代为丁建文存款”；其次，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胡骋将张某的银行账号微信给丁胖子为由，认定该10万元为上诉人胡骋的还款亦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从被上诉人向法庭递交的2019年4月17日的《电话录音》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被上诉人杨军彦和丁建文之间是有纠纷的，杨军彦在没有明确告知上诉人胡骋电话录音的情况下，杨军彦在电话开头就自己提了老丁，原话如下：“杨：老丁，给他联系了没有？胡：联系了，他想最近拉一点酒过来，也能当钱，能拉过来，现把它拖过来。杨：你光听他说，他一会儿兑房子，一会儿说老婆卖房子，能给多少，就这二百来个，他能给多少，咱不能一直这样，总的有个了结呀？”为此可见，被上诉人与丁建文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由于丁建文拿了张某的钱而没有打条，所以被上诉人就将其损失在上诉人出具的460万元的收条上做文章，希望从上诉人这里弥补借钱给丁建文的损失，这就是被上诉人否认其与丁建文之间有借贷关系，而上诉人胡骋又拿不出证据的原因。4、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6月26日之前，原告杨军彦与被告胡骋相识，因三木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井陉项目缺乏资金，被告胡骋向原告提出借款”毫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三木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井陉项目缺乏资金需要借款，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无任何证据佐证。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领取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单位是振远公司，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64条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举证的作用分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诉讼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本案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很明显不符合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三、被上诉人的起诉早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不能享有胜诉的权利。一审判决中提到的2016年4月22日，被上诉人杨军彦到长沙的高铁票，其实质不是找上诉人胡骋要账的，而是过韶山来旅游的；张某2017年9月1日到长沙，不是来找上诉人胡骋要账的，而是来找丁建文来要账的，庭审中张某有陈述，那次到长沙后丁建文出面接待了张某用餐，后丁建文通过黄利给张某银行转账10万元，上诉人胡骋只是协助张某向丁建文催讨债务。结合本案，上诉人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4年的6月26日，从承诺的还款时间来考虑，按照当时老的时效规定为2年，即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限于2016年的7月4日到期，距今为止，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大大的超期4年。故本案已大大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杨军彦辩称，一、胡骋向杨军彦借款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明确，杨军彦具有诉讼主体适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杨军彦出借给胡骋460万元的借款事实非常清楚，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证实：胡骋因井陉房地产项目急需资金向答辩人短期借款，并要求现金出借，答辩人考虑到朋友关系，出于帮忙的好心，分两次让司机苗徐坤开车由答辩人共计将460万元现金借给胡骋。其中第二次出借款项时手下员工张某在场。之后在要账过程中，答辩人妻子苗某与答辩人委派的手下员工张某找胡骋要账，胡骋给答辩人手下的员工张某亲笔写下460万的“收条”并明确约定于2014年7月4日归还。在答辩人不断催要下，截止到2017年10月20日胡骋仅偿还了答辩人230万。张某本人出庭作证，证实该笔460万元是其老板杨军彦出借的，其本人没有拿出460万元的能力，其不是460万元的债权人，460万元收条现由杨军彦持有。该条是在杨军彦委托其找胡骋要账过程中打的。之后，胡骋忘恩负义，打起了赖账的歪主意。被答辩人胡骋非常清楚张某是答辩人的手下员工，也非常清楚张某根本没有出借能力，更清楚该笔460万元是答辩人杨军彦出借的款项。同时，胡骋也非常明白其到武安都是杨军彦热情招待，安排高规格的住宿及餐饮。胡骋你为什么不找张某来安排招待你？为什么你所打的460万元收条在杨军彦手里？为什么2019年4月17日杨军彦向你要账时你不否认呢？在这里答辩人真诚的告诉二审法院，首先460万元是答辩人本人出借的，该460万元收条是答辩人的出借款项，张某仅是答辩人的手下员工，其没有460万元的出借能力，只是在答辩人指派其要账时胡骋打了个收条，张某已出庭明确证实其不是债权人；其次胡骋的每次还款，收款人均系杨军彦，张某在收到款项后均交给了扬军彦；再次杨军彦作为铁矿、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者，拥有出借资金的实力，93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均是杨军彦的款项，苗振忠仅是杨军彦手下的会计，与其爱人苗某没有亲属关系。如果被答辩人胡骋说拿的是张某的钱，请胡骋向法院出示张某具有资金实力的证据，该460万元就是我杨军彦出借的，对此胡骋是明知的，在我张某要账时你明知是我杨军彦出借给你的事实，却故意写了张某的名字，现张某已当庭明确证实出我杨军彦是债权人，其不是债权人。关于合同的相对性，民间借贷关系是一种实践合同，借贷双方对出借方及贷款方均是明知的，胡骋向杨军彦借款，胡骋是借款人，杨军彦履行了出借460万元的义务，杨军彦系出借人，对此胡骋是明知的。张某并不是出借人，其已当庭明确表示不是债权人，没有460万元的出借能力。其仅是杨军彦手下的员工。凭什么让一审法院认定杨军彦不是出借人？凭什么让一审法院违背事实把张某当成出借人？更凭什么让一审法院忽略杨军彦持有收条的事实呢？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争议标的460万元，纯属借款，而非其他款项。胡骋本人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答辩人根本没有委托其办事。胡骋虽辩称帮忙了事，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忙活动的证据。该460万元系胡骋房地产项目缺乏资金向答辩人借用的，而且胡骋在收条中已明确约定了还款时间“2014年7月4日归还。”既然委托帮忙办事，何须还款？胡骋本人明确表示还款，且约定还款日期，实际已陆续偿还230万元，充分证实该460万元系借款，而与帮忙办事无关。2、答辩人认可收到胡骋偿还的230万元，被答辩人胡骋辩称偿还答辩人420万元毫无事实根据。胡骋辩称于2014年8月7日、8月19日分两次偿还答辩人100万、100万元，但其提交银行流水并不能显示该200万元偿还给答辩人，也无录像监控显示该200万元偿还给答辩人，同时胡骋作为生意人，且系具有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在还了这么多钱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收回其本人所写的收条原件呢？并且胡骋所称“还了420万元”又与其在庭前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当庭提交的答辩状中所称“还了400万元，打了一个45万的条”相互矛盾；也与另案被其他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宋某出庭所称的三次“机缘巧合”找胡骋喝茶时撞见胡骋给张某“打了三次条”的虚假证词相矛盾。一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胡骋的陈述与宋某的证词不符合事实和日常生活常理，不具有证明力。3、胡骋称一审法院认定胡骋通过银行汇款又偿还答辩人10万元错误，并谎称2017年10月20日胡骋给答辩人转账10万元，是丁建文支付给张某的。但经法庭询问并调查，胡骋当庭提交其手机中保存的照片却载明：是“胡骋本人与丁胖子（丁建文）联系，是胡骋将张某的邮政储蓄卡号发给的丁建文”，该照片中并没有显示张某与丁建文有任何联系．而且被答辩人胡骋当庭承认对其所称没有证据加以证实。同时被答辩人胡骋在没有证据，且连续两次开庭丁建文本人都没有到庭情况下，再一次将债务推到丁建文身上。被答辩人胡骋辩称2019年4月17日答辩人通过电话向胡骋索要借款转移到丁建文头上，但答辩人根本不会将200多万，这么大数目的款项出借给不认识的丁建文，而且答辩人通过电话是向胡骋索要借款，并非打给丁建文。胡骋给他人非法设立债权债务，任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录音证据是完整的，胡骋辩称老丁的问题，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同时答辩人杨军彦与姓丁的之间没有任何借款关系，并且杨军彦在2019年4月17日与胡骋的通话录音中已经明确说了“咱这是对着你呢，你推到老丁这，老丁这又一直拖，你跟他联系又没啥结果，最终你来承担这个责任吧。”4、被答辩人胡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三木源公司开发井陉项目缺乏资金，胡骋向原告提出借款无事实依据。”但事实胜于雄辩，2011年12月21日三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某变更为胡骋，胡骋持股600万元，占公司股权60%，宋某从该公司退出。胡骋从2011年12月21日至2015年5月13日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时三木源公司开发了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房地产项目，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施工期间答辩人杨军彦与胡骋相识，胡骋因井陉项目缺乏资金向答辩人提出借款，该事实有杨军彦本人陈述“出借款用于胡骋的井陉项目”，证人张某出庭证实“杨军彦的借款用在了井陉项目”，并有人民法院调取的施工许可证、施工承包合同在卷为证，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全是真实的。三、答辩人杨军彦的起诉时间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受到法律保护。被答辩人胡骋在给答辩人杨军彦所写的“收条”上，清楚写明2014年7月4日归还。但到期未还，在答辩人不断催要下，被答辩人陆续偿还答辩人三笔借款共计230万元（20万元、200万元、10万元），其中10万元该笔还款是在答辩人本人2016年4月22日亲赴长沙，并委派手下员工张某2017年9月1日到长沙找胡骋要账后，胡骋于2017年10月20日偿还答辩人10万元。同时，2019年4月17日答辩人通过电话向胡骋催要还款，并有要账车票、还款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为证。2020年1月7日答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答辩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答辩人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杨军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30万元；2.判令被告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利息至本金偿还完毕为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1995年开始至今，原告杨军彦从事铁矿、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并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及河北筑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基宏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提交了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取款93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张某系原告手下的员工，并担任副总，与原告系表妹夫关系。2010年被告胡骋在石家庄青园街派出所办理了居住证，自2011年12月21日起经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被告胡骋成为河北三木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源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1年11月起至2017年12月30日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井陉矿区开发了远景时代房地产项目，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与施工单位之一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在2014年6月26日之前，原告杨军彦与被告胡骋相识，因三木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井陉项目缺乏资金，被告胡骋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分别于2013年年底、2014年1月两次出借给被告胡骋现金共计460万元，当时胡骋并未打条。之后原告指派张某负责催要还款，在要账过程中2014年6月26日被告胡骋写下“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张某交来人民币肆佰陆拾万元整（4600000元），胡骋,2014.6.26。430123196412215014，2014年7月4日归还。”但期限届满后，被告胡骋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经原告指派张某的一直催要，被告胡骋先偿还原告现金20万元，并于2014年7月18日偿还原告现金200万元，2016年4月22日原告杨军彦到长沙催要被告偿还借款，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到胡骋催要还款，在张某回到邯郸后，2017年10月20日被告胡骋通过银行汇款又偿还原告10万元，上述被告共计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未还。2019年4月17日原告杨军彦通过电话向被告胡骋催要还款，但未果，原告为此诉至法院，双方争议成讼。 又查明，在开庭审理中，对原告当庭出示的2014年6月26日“收条”原件，经法庭当庭询问，被告胡骋当庭承认“2014年6月26日的条是其本人所写，该条上面的字迹、签名、日期及身份证号均是其本人所写。”原告杨军彦当庭陈述“通过熟人介绍与胡骋相识，当时胡骋在井陉搞房地产，其三木源公司现住所地在井陉矿区，张某跟着我和胡骋认识的，胡骋的井陉房地产项目缺少资金，提出要现金，我分两次借给他，送钱的时候是13年底、14年初，2014年6月26日打条是张某跟我媳妇找胡骋要账时打的条，胡骋总共还了230万元，分别为20万元、200万元、10万元。我不认识丁建文，没有借钱给丁建文，10万元是张某去长沙找胡骋要钱之后转的10万元”。 证人张某出庭证实：“我的存款达不到出借460万元，第一次杨军彦给胡骋260万元我没有去，第二次我跟杨总一起给的胡骋200万元，给钱时间是在2013年年底，2014年1月份，钱是借款，用在胡骋石家庄井陉房地产。2014年在要账中打的条，胡骋给了三次钱20万元、200万元、10万元，我没有拿出460万元的能力，胡骋收到的这460万元不是我的钱，债权不是我的。这个条现由原告持有，我没有收到被告胡骋给的100万元、100万元。该460万元条是胡骋亲笔所写，签名。通过胡骋我认识的丁建文，丁建文是湖南人跟着胡骋的。在长沙找胡骋要钱时，在宾馆和胡骋的房地产公司见过胡骋，之后胡骋还给我10万元，我没有向丁建文要过账。”证人苗某出庭证实，“跟张某去石家庄一次取过200万元，被告所说2个100万元没有还过，杨军彦在公司取款不需要签字、盖章。” 原告杨军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本人2016年4月22日到长沙找被告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到被告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同时，原告提交的2019年4月17日与被告胡骋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录音文字整理”证实，原告杨军彦（电话17719316981）对被告胡骋（电话139××××7512）明确讲明“这事对着你，最终你来承担这个责任。”在该录音中，被告胡骋并未否认该笔债务，也未提出其不对原告。 被告胡骋虽称“2017年10月9日是丁建文还款10万元，”但其当庭提交本人手机中保存的照片却载明：“是胡骋本人与丁胖子（丁建文）的联系，是胡骋将张某的邮政储蓄卡号发给丁建文，然后丁联系的黄，由黄汇款10万元存入张某银行卡”，在被告提交的该照片中，并没有张某与丁建文联系的任何记载。 经法庭询问胡骋“为什么你把张某邮政存蓄卡号发给丁建文”。 胡骋回答“丁建文准备还张某10万元，我帮忙催丁建文还款”。 经法庭询问胡骋“姓丁的是借款人为什么丁建文不知道账号，你会发过去账号”。 胡骋回答“我在中间帮忙催款”。 经法庭询问胡骋“手机载体是你给丁建文发信息，丁仅回答收到，然后丁回了还款10万元业务凭单，对你向法庭的陈述回答，有无其他证据证实”。 胡骋回答“没有证据”。 经法庭询问胡骋“第二次开庭丁建文为什么不到庭”。 胡骋回答“怕原告向他要钱”。 经法庭询问胡骋“原告起诉的是你，而你把问题转到丁建文身上，丁建文来作证对你有利，并且原告诉讼请求就是针对你，而非丁建文，丁建文有什么可怕的”。 胡骋回答“对丁建文没利”。 经法庭询问胡骋“现在的情况你把所有问题推到丁建文身上，但丁建文对你所说的并没有予以认证，而且碰到丁建文的问题，你也明确说没有证据”。 胡骋回答“丁建文到庭就是他自认了这个借款”。 经法庭询问“丁建文到庭就等于自认200万元吗”。 胡骋回答“他到了就是承认的”。 现被告所举的两张照片没有显示张某要求丁建文还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证实胡骋所说的原告与丁建文具有债权债务关系。 再查明，被告胡骋在庭前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当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自认“退给张某15万元现金，张某口头承诺余下45万元不需归还。”但经庭审查明，在张某出庭证实“其收到被告给付的20万元现金”，被告当庭改口又称给张某现金20万元；在《情况说明》和答辩状中，被告胡骋自认“已收回了收条原件。”但经庭审查明，在原告当庭出示该“收条”原件时，经法庭询问，被告胡骋对该收条是其本人所写没有异议。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说收回了收条原件，这个原件在那？”胡骋回答“其收到已后将条销毁了。” 经法庭询问胡骋“为什么你亲笔所写、签名、写有日期这个460万元收条原件在原告手里？”胡骋回答“当时退给其是一个复印件。”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作为生意人对自己亲笔所写的条是复印件或者原件分不清吗?”胡骋回答“确实很难分清。” 经法庭询问胡骋，“既然你说400万元已经还清，45万元原告不要了，为什么2017年长沙有一笔钱又归还张某？”胡骋回答“是丁建文欠原告200万元，还了原告10万元。”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说丁建文欠原告200万元，有什么证据？”胡骋回答“没有什么证据。” 现被告胡骋对460万元收条原件由原告杨军彦持有，在原告杨军彦手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且其回答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与事实不符。 还查明，被告胡骋申请的出庭证人宋某，在2011年12月21日之前系三木源公司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2月21日经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宋某退出该公司，由被告胡骋成为该公司新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系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远公司）的股东，且系该公司下设恒远分公司的负责人。宋某出庭虽称“胡骋给张某三笔款，其本人都在场，每一笔给钱都打条了”，但经当庭对质，证人张某称“不认识宋某，否认去过石家庄建行万达支行三次，只承认去过一次，否认取钱时宋某在场，并否认每次收钱时被告都打条”。现被告胡骋对其所称的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缺乏证据。被告胡骋虽称“第一次还张某200万元，给换了一张条，还欠240万元，还了100万元，又打了一张140万元的条，第三次还了100万元时原来的欠条收回，又打了一张40万元的条，”但证人张某对此明确否认，并反问胡骋17年你还给我们打10万元干什么？被告胡骋当庭所说的“三次打条”又与其在《情况说明》中所称“打了一张条”自相矛盾，且被告胡骋所称的三次还款都是大笔金额，但却未在每次还款时均未收回460万收条原件，被告该所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 另查明，经一审法院调取，石家庄市公安局青园街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历史信息表，证实“2012年8月8日被告胡骋在该所办理过居住证。”经一审法院查询，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万达支行出具的被告胡骋流水明细，载明：“2014年7月18日、8月7日、8月19日被告胡骋分别取现金为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该取款凭条对款项用途未予备注”，经查询，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保卫部证明“我行监控录像设备存储时间符合公安部门的时间长度规定，但目前已查询不到2014年的录像资料”。经调查，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领取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施工楼号为远景时代Ｂ3／Ｂ4／Ｂ5住宅楼、综合服务楼，施工单位是振远公司。 为证明以上事实，原告杨军彦提交了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张某的《情况说明》原件；原告持有的被告胡骋亲笔所写收到460万元《收条》原件（当庭已退还原告）；2017年10月20日被告汇给原告10万元的流水明细；张某的出庭证言，苗某的出庭证言；2019年4月17日原告与被告通话录音的文字整理材料、录音光盘及手机载体；原告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营业执照；原告取款93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被告胡骋担任三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工商档案信息；被告胡骋担任武安市源头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工商档案信息，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到长沙找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等证据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调取的胡骋在石家庄市居住证信息，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万达支行的流水明细、取款凭条及该分行保卫部分出具的证明材料和三木源公司开发井陉矿区远景时代项目的建筑工程许可证及施工单位振远公司的施工合同，振远公司及振远下设恒远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信息等证据亦在卷为证，上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原告所举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达到待证目的，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被告胡骋虽提交《情况说明》一份，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在情况说明中胡骋称“打了一张45万欠条”，与当庭被告所说的打了“三张收条”自相矛盾；称“给了张某15万元现金”，与当庭改口称给了20万元现金自相矛盾；称“张某给了丁建文200万元”与其当庭所承认的对丁建文欠原告钱没有证据自相矛盾，称“丁建文拿10万元退给张某”，与当庭提交其本人手机中存储照片所载明的“其将张某邮政储蓄卡号发给的丁建文”，而张某并未找丁建文要账的事实自相矛盾，被告胡骋不能证实2014年8月7日、8月19日分别偿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其提交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不予认定。 被告胡骋虽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当庭对质，张某明确表示“不认识宋某，只去过石家庄建行一次，宋某并不在场”，且宋某所称每笔取钱都见到胡骋打条，又与胡骋的《情况说明》所称的“打了一个45万条”相矛盾。宋某当庭虽称“所做的工作与胡骋项目没有关系，与胡骋房地产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经常在胡骋哪喝茶，且三次不同时间的取钱其都赶上了”，但经法庭询问“既然经常喝茶，为什么不记得胡骋公司的名称”时，宋某回答“多年不联系，没有业务往来”，而事实上宋某刻意回避了其将三木源公司股份转让给胡骋，法定代表人由其变更为胡骋的事实，回避了振远公司系三木源公司井陉项目施工承包人的事实。宋某的证言与胡骋的《情况说明》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 被告胡骋提交的取款40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除原告认可2014年7月18日收到该笔200万元还款外，其余2014年8月7日、8月19日胡骋取款的100万元、100万元，原告均否认收到，经调查，被告胡骋的取款凭条上并没有记载款项的用途及去向，一审法院也未调取到该银行2014年度的监控录像，同时原告现仍持有被告胡骋亲笔所写的460万元“收条”原件，且被告胡骋所说的还款、打条及收回原条自相矛盾，因此被告辩称偿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缺乏证据，且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杨军彦提交了所持有的被告胡骋所写的收到460万元“收条”原件，该收条写明了收款金额460万元，约定了具体的2014年7月4日还款日期，确立了被告胡骋作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因此该收条系债权凭证，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被告胡骋在提交的《情况说明》及书面答辩状中，虽称“原告找其帮忙活动，”但并未提交其帮忙活动的证据，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在原告催要还款后，事实上被告已陆续偿还了230万元，因此该“收条”的实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与被告所称的帮忙办事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杨军彦多年从事矿产、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其提交的取款930多万元银行流水明细，及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营业执照，足以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张某系原告手下员工，其出庭明确证实“该460万元不是其本人的，其存款达不到出借460万元，该460万元收条虽然写的是其名字，但其本人不是债权人”，现原告杨军彦持有该460万元收条原件，且460万元借款本金也系杨军彦本人实际出借，经原告当庭出示460万元“收条”原件，被告胡骋当庭承认该收条原件的字迹、签名、日期及身份证号码是其本人所写，因此原告杨军彦系该“收条”的合法债权人，依法享有对该收条债务人胡骋的合法债权，原告系本案的适格主体，是本案的当事人。 被告虽辩称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出具了所持有的被告胡骋所写的460万元“收条”原件，及取款93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且张某已出庭证实，该460万元系原告杨军彦所有，其本人不是债权人，因此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本金，本案中，原告持有460万元的《收条》原件，被告对收到过460万元并不否认，经原告催要后，被告已陆续偿还借款本金230万元，原告对此认可。现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逾期未还，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借款本金2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被告虽辩称“已偿还张某15万元，之后又偿还400万元，张某表示余下45万元不要了，被告收回了收条原件。”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张某已出庭证实：“被告先还了20万元，之后还了200万元，又通过汇款还了10万元，”基于此被告当庭又改口称还了原告20万元；被告虽辩称收回了“收条”原件并销毁，但对原告当庭出示的460万元“收条”原件，被告承认是其本人所写，被告该辩称与事实不符。同时经法庭询问，既然销毁了收条，为何收条原件仍在原告手里，被告辩称收回的系复印件，与客观事实及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常理明显不符；被告虽辩称“原告与丁建文存在200万元借贷关系，”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告也不予认可。同时2017年9月1日在张某前往长沙找到胡骋要账时，原告要账的对象系被告胡骋，而非他人；被告胡骋自己提交手机中保存的照片，也证实是胡骋本人将张某的银行卡号发个他人，而张某并未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发给他人，且张某并未向胡骋之外的其他人进行要账，现被告胡骋对其辩称的原告或张某与丁建文存在借贷关系，没有证据加以证实，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预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收条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虽然收条中确定被告应于2014年7月4日归还460万元，但逾期未还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陆续还款，截止到2017年10月20日被告胡骋最后一次偿还了原告10万元，被告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230万元，之后至今被告尚欠原告剩余借款本金230万元未还，因此，被告应自2017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230万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原告杨军彦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在收条确定的2014年7月4日还款日期届满后，原告便指派张某向被告催要欠款，在催要过程中，被告陆续偿还原告三笔借款，且最后一笔还款系在张某2017年9月1日到长沙找胡骋要账后，胡骋于2017年10月20日偿还给原告的，之后原告仍向被告催要欠款，并于2019年4月17日通过电话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且予以了录音，2020年1月7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原告起诉并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关于证据调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证据分为两种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二）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诉称“被告因生意急用资金向原告借款”，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原告进一步明确诉称“被告胡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开发井陉房地产项目缺少资金，原告分两次向被告出借了460万元”，但被告却辩称“收到460万元系帮忙办事”，该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因此该笔460万元系出借性质，还是帮忙办事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在原、被告说法不一的情况下，必须依法予以调查，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结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已明确赋予了人民法院具有直接调查的权利，而并非所有的调查证据都需要依申请，根据本案第一次庭审的情况，调查被告胡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木源公司，是否开发了井陉矿区远景时代项目是本案必须查清的事实，故依职权所采取的调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被告虽辩称“依职权调查不合法，认为不妥”，但《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所有的调查都必须依申请，同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具有依法直接调查的权利，目的是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在原、被告双方关于460万元的性质是借贷还是帮忙办事，两种说法严重对立情况下，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不符，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胡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军彦借款本金2300000元，并自2017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2300000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向原告杨军彦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25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0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军彦提交如下证据：张某2013年10月、11月、12月、2014年2月份工资表以及2020年张某的工资发放凭证。证明：1、张某是被上诉人方（持有的公司）的员工，张某不具备460万元的出借能力，再次印证了被上诉人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上诉人胡骋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这不是新证据，一审为什么不向法院提交，这里罗列的时间明显是开庭之前的，不属于新证据。2、张某是否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仅有这些不能证明，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据来印证。3、张某有没有借460万元的实力和被上诉人是否有本案的主体资格完全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杨军彦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审理没有任何意义。 案件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胡骋所称，其收到的460万元系杨军彦被网上通缉，不方便出面，而让张某找其找人帮忙沟通，即所谓的“帮忙办事”。该陈述足以是表明胡骋对收到的460万元的所有人即杨军彦是明知的。且张某也出庭作证并明确表示其不是债权人，只是经手人，该460万元的所有人是杨军彦。同时，结合2019年4月17日杨军彦和胡骋的通话录音显示，杨军彦向胡骋催要款项时，胡骋也并不否认该债务的事实。现杨军彦持有该“收条”的原件，上述事实也可以表明该460万元系杨军彦所有，故原审对杨军彦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杨军彦称本案借款系胡骋开发井陉房地产项目时所借款项，该陈述与原审法院调取的“胡骋系河北三木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1年11月起至2017年12月30日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井陉矿区开发了远景时代房地产项目，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与施工单位之一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的事实相符，且经本院询问胡骋是否经营过石家庄井陉房地产公司时，胡骋也认可办过营业执照，只是否认实际经营过。胡骋称其收到的460万元系杨军彦找其帮忙活动的费用，但对具体所帮事宜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认定双方系借贷关系与事实相符。胡骋否认双方系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还款数额的认定。胡骋称其于2014年8月7日和8月19日分别从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万达支行支取现金100万元，共200万元给了张某，但张某否认收到该款项。虽然胡骋申请证人宋某作证，但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与宋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且2019年4月17日杨军彦在通话中提到“就这200来个时”，胡骋也并不否认。故仅靠宋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偿还200万元的事实。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张某于2017年9月1日前往长沙要催要借款后胡骋于2017年10月20日还款10万元以及杨军彦于2019年4月17日通过电话向胡骋催要借款的事实，可以证明胡骋具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虽然胡骋否认2017年10月20日的10万元还款，并称是丁建文还款10万元，但张某的银行卡号系由胡骋发送给丁建文，并无证据证明张某向丁建文追要过款项，胡骋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丁建文与张某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故胡骋所称10万元是丁建文还款不足采信。同时，结合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杨军彦于2016年4月22日前往长沙的事实，也可以证明杨军彦催要借款的过程。综上，胡骋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依职权调查取证问题，系法律赋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也是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而主动采取的法律措施，原审法院为查明杨军彦和胡骋所述事实的真伪所采取的取证行为，也是为使案件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该取证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上诉人胡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志明 审判员  霍金喜 审判员  张增民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李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