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2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7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女，196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2，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林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8民初12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8民初12406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林某的起诉或发回重审；三、请求判决林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黄某1与林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双方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属于认定主体错误。事实上，无论从黄某1提交的证据还是从林某一审诉状、庭审中自认的事实或是其提交的《还款保证书》、《关于“林某诉黄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来看，涉案货物的出卖方是海南远恒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恒公司），涉案货物的购买方是海南国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翔公司）。基于此，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主体为远恒公司和和国翔公司，诉讼主体也应当是远恒公司和国翔公司，林某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黄某1亦不具有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故本案的诉不成立，应当驳回起诉。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事实上，首先，黄某1与林某之间没有合同买卖关系，出售涉案货物的是远恒公司，而接收涉案货物及支付货款的均为国翔公司，所有的交易均发生在两家公司之间，而非个人，在一审庭审中，林某认可远恒公司出售的涉案货物是直接由生产厂家发往国翔公司的工地，并非发货给黄某1；其次，林某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款项的支付以及发票的开具均是发生在两家法人主体之间；最后，一审以“虽然黄某1辩称本案法律关系为案外人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的买卖，但是林某、黄某1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人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就本案所涉买卖签订合同”。认定本案所涉买卖关系发生在黄某1与林某之间，属于片面认定，虽然黄某1未提交两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但黄某1及林某提交的证据均可认定买卖关系发生在两个公司法人之间，而林某在没有提交任何与黄某1之间买卖关系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作出错误的认定。2.证据上，首先，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款项经过债权转让或债务转移，所以不存在债权或债务从公司转移到个人；其次，根据林某提交的《还款保证书》可以认定涉案货物的出卖方为远恒公司，且该还款保证书系黄某1作为国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远恒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综上，虽然林某一直声称其是为了开票而“借用”远恒公司的名义与黄某1交易，但其未提供与黄某1之间交易的任何证据，而一审法院仅仅凭借《还款保证书》、《欠条》等证据就片面地认定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黄某1与林某之间，忽略了《还款保证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忽略了涉案货物款项的支付、涉案货物交付以及开具发票的单位名称等均为两家公司，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林某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了一份由远恒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一份《关于“林某诉黄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在未组织黄某1对该证据进行质证便作为本案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一审判决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有诉讼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认定本案黄某1不具有“被告”主体资格。综上，一审法院忽略黄某1提供的证据以及案件的真实情况，在未仔细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便片面地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黄某1与林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林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某1支付货款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林某辩称，一、黄某1称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不能成立。黄某1称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为远恒公司和国翔公司，这是黄某1一审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支持，而林某一审举证的由黄某1亲笔签名的《欠条》及《还款保证书》均证实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及其债权债务主体为林某与黄某1，故一审不支持其上述抗辩观点，认定林某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完全正确。二、黄某1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能成立。林某与黄某1之间货物买卖关系及欠货款的事实，是黄某1先后二次在货款结算时亲笔签名确认的，此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今为了懒帐，却无视事实，称买卖关系发生在“两家公司之间，而非个人”，这毫无事实根据，根本不能成立。三、黄某1称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不能成立。案外人远恒公司所出具的《关于林某诉黄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这其实是该公司对林某能否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提起本案诉讼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与林某、黄某1在诉讼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一样的，这需要质证吗？试问，如果这都需要质证，那现黄某1在上诉状中所提自己对本案的看法经过双方质证了吗？如果不经过质证，是否黄某1就不能上诉了？四、黄某1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因远恒公司对林某提起本案诉讼并无异议，这是该公司对本案的看法，一审法院予以尊重是完全正确的。故黄某1认为应适用借用账户人为共同诉讼人和针对远恒公司的上述情况说明认为应适用证据应在法庭上出示、质证等相关规定，但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这些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故黄某1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本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黄某1之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林某之合法权益。林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某1偿还所欠林某货款人民币90000元及该欠款至还清之日止的银行利息(从2015年5月20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20日止其利息为人民币15600元，从2015年5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至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由黄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1多次通过林某购买货物。2018年11月10日，黄某1向林某出具一张欠条，其中记载：“今欠林某货款110000元，还款期为2018年12月25日前。”2019年5月30日，黄某1向林某出具一份《还款保证书》。该《还款保证书》记载：“我黄某1于2015年5月20日从林某公司购UPS设备，共欠款160000元整，除此立据之前已还款70000元整外，现尚欠林某货款人民币90000元。在此，本人黄某1承诺保证2019年9月1日前还款50000元，余款于三个月内还清所有货款。否则黄某1愿意按欠款之日起即2015年5月20日至还清欠款为止同期银行利息付结林某本息……”林某认为黄某1至今未支付货款90000元，向黄某1催款未果。林某于2019年9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遂成讼。另查明，林某系案外人远恒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200000元。远恒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法定代表人林爱梅。该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一份《关于“林某诉黄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其中记载：“涉案货物UPS蓄电池（汤浅12V210AH）80只，系林某为便于开具发票，借用本公司的名义及银行账户（事先已经本公司同意）向买方黄某1出售上述涉案货物，但该批涉案货物及其全部货款总计160000元实际上全部属林某个人所有。林某是上述涉案货物和涉案货款的实际权利人，我公司与本案没有实质性、直接性的利害关系。所以，如买方黄某1有尚欠上述涉案货物的货款等，则林某完全有权独自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向买方进行追索，我司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完全同意。”再查明，黄某1通过案外人林丽明于2019年1月4日向林某支付货款20000元。林某对该款项确认为黄某1向其支付的货款。黄某1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案外人国翔公司分多次向远恒司支付货款，具体为：于2015年10月13日支付21940元，于2016年6月15日支付22100元，于2016年6月15日支付21940元，于2016年6月24日支付50000元，于2017年7月10日支付21500元。林某就上述两公司的汇款，仅确认国翔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支付的50000元为黄某1向其支付的货款。在庭审中，林某称其挂靠远恒公司经营UPS设备，因黄某1需要开发票，所以要求黄某1向远恒公司支付货款。林某称国翔公司与远恒公司曾存在多次买卖，但之前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本次纠纷属于林某、黄某1的个人买卖纠纷。黄某1则称本案纠纷属于国翔公司与远恒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总货值为160000元，国翔公司已支付135980元。林某、黄某1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人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就本案所涉买卖签订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黄某1于2018年11月10日向林某出具欠条确认其拖欠林某货款。该内容系黄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所确认的买卖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属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林某、黄某1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黄某1辩称本案法律关系为案外人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的买卖合同，但是林某、黄某1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人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就本案所涉买卖签订合同。并且，林某、黄某1均认可上述两公司确有多次买卖，国翔公司向远恒公司付款的事实不能否定林某、黄某1因欠条所确认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案外人远恒公司对林某提起本案诉讼并无异议。因此，黄某1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林某的自认及黄某1出具的《还款保证书》，黄某1向其支付货款共计70000元，尚欠90000元。黄某1未按《还款保证书》的约定于2019年12月1日前清偿货款，应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责任。因《还款保证书》确认黄某1自2015年5月20日购买涉案货物，故黄某1应向林某支付剩余货款90000元并支付利息即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至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林某请求黄某1支付货款及利息，超出一审法院认定范围的部分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黄某1抗辩其已支付货款135980元，但是这些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在《还款保证书》出具之前，且付款发生在案外人国翔公司与远恒公司之间。在国翔公司与远恒公司存在其他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只有林某确认的案外人付款才能视为黄某1向林某支付的货款。因此，黄某1的上述抗辩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某1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某支付货款9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9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至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2元、财产保全费1048元（林某均已预交），由黄某1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林某主体是否适格；二、黄某1是否欠付林某货款及欠付金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林某持有黄某1出具的欠条和《还款保证书》，可以证实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黄某1上诉称涉案货款是林某所在的远恒公司和黄某1所在的国翔公司的之间的货物买卖，但是从林某提交的欠条显示是黄某1个人向林某个人出具的，黄某1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远恒公司与国翔公司已进行过结算或对账，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国翔公司已支付完毕涉案货款，黄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完出具《欠条》和《还款保证书》后剩余货款，综上，黄某1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涉案货款为林某、黄某1之间的货物买卖产生的，并判决黄某1向林某支付90000元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元，由上诉人黄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思其审判员   王小杰审判员   范 晨 二Ｏ二Ｏ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毓冰速录员   吴虹瑶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