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法定代表人：孙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圣杰，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平凉路67号3幢105室。法定代表人：黄虹。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森，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中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三层西首第二间。诉讼代表人：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航，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莲英，女，195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金生，男，194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爱国，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晓春，女，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慧婷，女，1985年7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超柱，男，1981年7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远，男，195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建燕，女，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荣玲，男，196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为与上诉人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公司）、被上诉人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商汇泉公司）、叶莲英、柯金生、潘爱国、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陈志远、董建燕、林荣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再11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涂圣杰，上诉人国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森，被上诉人万商汇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航，被上诉人叶莲英、潘爱国、陈志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柯金生、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董建燕、林荣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商公司再审一审中称，本案各保证人分别为万商汇泉公司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2010年4月22日至2012年4月22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送达程序问题，也不存在违法之处。另外陈志远与董建燕曾就本案提出再审申请，后被裁定驳回。请求维持原判。万商汇泉公司再审一审中称，对其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异议，请求查清事实，依法判决。潘爱国再审一审中称，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有异议，其妻郑晓春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名，请求依法处理。郑晓春再审一审中称，其没有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与指纹非其本人所留，请求进行司法鉴定并改判免除其保证责任。柳慧婷再审一审中称，其和张超柱均没有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也没有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和按指纹，请求进行司法鉴定并改判免除其保证责任。陈志远、董建燕再审一审中称，原判认定有关事实和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董建燕”字样并非董建燕所签，指印非董建燕所捺。请求进行司法鉴定。交通银行温州分行经办人员未对合同内容进行解释说明，陈志远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不知情，涉案保证合同未成立，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原审送达程序违法，致使二人未到庭应诉，剥夺了其辩论权。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叶莲英、柯金生、张超柱、林荣玲、国星公司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浙商公司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万商汇泉公司偿还贷款本金99640639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按合同约定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2.若万商汇泉公司不能履行上述债务，则依法拍卖、变卖万商汇泉公司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路××大厦××幢××层房地产为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将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浙商公司优先受偿。3.叶莲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柯金生以其与叶莲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潘爱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郑晓春以其与潘爱国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柳慧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超柱以其与柳慧婷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陈志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董建燕以其与陈志远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林荣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8.国星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9.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与万商汇泉公司于2010年5月6日签订1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0年26最抵字固001号），约定万商汇泉公司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路××大厦××幢××层房产及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号：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5××8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温国用（2010）第1-162291号】为该公司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在2010年5月6日至2012年5月6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2689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的费用，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0年4月22日，叶莲英、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分别作为保证人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共签订了6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066-2、066-3、066-4、066-5、066-6号），各合同分别约定保证人为万商汇泉公司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2010年4月22日至2012年4月22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各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均为172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的费用。柯金生作为叶莲英配偶、郑晓春作为潘爱国配偶、张超柱作为柳慧婷配偶、董建燕作为陈志远配偶的身份分别在各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所有条款，同意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在上述担保合同担保项下，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与万商汇泉公司于2010年7月19日签订1份《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温交银2010年26固字001Ａ号）及《授信合同补充协议》、《还款计划表》，约定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向万商汇泉公司发放贷款12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0年7月19日至2018年7月19日，利率为合同生效时5年以上基准利率上浮20%（放款日年利率为7.02%），每月的20日结息付息，贷款最后到期日结息并利随本清。合同期内遇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的，按贷款实际发放日每满月的当日为合同利率调整日。贷款到期未还本息的，自逾期之日起，逾期贷款的罚息依逾期金额和实际天数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算。约定万商汇泉公司自2013年起每年还款2000万元本金，分别于当年的1月19日、7月19日归还，每次还款1000万本金。合同签订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向万商汇泉公司共计发放120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万商汇泉公司陆续还款，2014年2月19日之前的贷款利息和复利已经结清，共偿付本金2000万元，尚欠本金1亿元。2014年1月19日的到期贷款本金1000万元，万商汇泉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本息。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于2014年5月22日向万商汇泉公司、叶莲英、柯金生、潘爱国、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陈志远、董建燕、林荣玲、国星公司寄送了《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要求偿付剩余本金及利息。万商汇泉公司后于2014年5月26日偿付9358元，于2014年6月11日偿付35万元，于2014年6月24日偿付3元，合计偿付359361元，尚欠本金99640639元。2014年7月2日，万商汇泉公司又偿付利息232525.5元和193473.65元。《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抵押权的实现”项下“8.3”中约定：“抵押人同意：被担保的债权同时受其他担保合同担保的，抵押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抵押权人有权直接行使抵押权而无需先行向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抵押权人放弃在其他担保合同下的担保物权或其权利顺位或变更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人仍按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而不免除任何责任。”6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四条“保证人的义务”项下“4.1”中约定：“保证人同意：主合同同时受债务人或第三方提供的抵押或质押担保的，债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而无需先行行使担保物权；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或其担保顺位或变更担保物权的，保证人仍按本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免除任何责任。”《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第十一条“违约”项下“11.1”中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或挪用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还款计划表》约定，借款人自2013年至2018年，每年的1月19日和7月19日各偿还1000万元贷款的本息。截止2015年4月8日，万商汇泉公司尚欠本金99640639元，利息6923100.85元，复利429.940.38元，逾期利息2433.758.38元。201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与浙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5年4月21日在《浙江工人日报》上进行债权公告，履行债权通知义务。原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款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本案中，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与浙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履行了债权通知义务，故本案原告应变更为浙商公司。该债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合法有效，浙商公司可以行使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在本案中对各被告的权利。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与万商汇泉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授信合同补充协议》、《还款计划表》等，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均应确认其法律效力。叶莲英、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柯金生、郑晓春、张超柱、董建燕为各自配偶在各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该各《最高额保证合同》亦系各被告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其法律效力亦应予以确认。合同依法成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第十条“贷款的提前到期”项下的约定，借款人违反合同的约定，视为贷款提前到期，贷款人有权单方面宣布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因此，由于万商汇泉公司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故原告可以要求万商汇泉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99640639元及相应的利息和期内复利、逾期利息。因双方已约定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已属于违约行为的追究方式，原告再对逾期利息主张复利，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由于万商汇泉公司提供房产为其向交通银行温州分行的贷款进行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原告有权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抵押担保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叶莲英、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柯金生、郑晓春、张超柱、董建燕为各自配偶在各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并约定了在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柯金生、郑晓春、张超柱、董建燕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故均应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的，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由于本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抵押权的实现”项下“8.3”、《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保证人的义务”项下“4.1”的约定，浙商公司有权选择优先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故本案的担保责任无先后履行顺序。另根据该第一百七十六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各被告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万商汇泉公司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款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判决：一、万商汇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浙商公司借款本金99640639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截止2015年4月8日，利息为6923100.85元，复利为429.940.38元，逾期利息2433.758.38元，合计11963481.93元；2015年4月9日起的逾期利息，以本金996406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620％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如万商汇泉公司未在上述判决主文确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浙商公司有权以拍卖、变卖万商汇泉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路××大厦××幢××层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5××8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温国用（2010）第1-162291号】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0年26最抵字固001号）项下所有主债务的优先受偿总额以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26890万元为限；三、叶莲英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柯金生以其与叶莲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叶莲英、柯金生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四、潘爱国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郑晓春以其与潘爱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潘爱国、郑晓春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五、柳慧婷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张超柱以其与柳慧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柳慧婷、张超柱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3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六、陈志远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董建燕以其与陈志远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陈志远、董建燕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4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七、林荣玲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5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八、国星公司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6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九、叶莲英、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柯金生、郑晓春、张超柱、董建燕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万商汇泉公司追偿；十、驳回浙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7026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由浙商公司负担5300元，万商汇泉公司、叶莲英、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负担570261元。再审期间，原审法院根据陈志远、董建燕、郑晓春、柳慧婷的申请，对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共有人“董建燕”的笔迹、指印；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共有人“郑晓春”的笔迹、指印；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柳慧婷”的笔迹、指印；分别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后，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防伪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218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签署日2010年4月22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4页共有人签字处“董建燕”签名字迹不是董建燕本人书写，共有人签字处指印不是董建燕捺印形成；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浙光华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9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编号为：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郑晓春”署名字迹不是郑晓春本人书写形成；浙光华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0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编号为“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郑晓春”署名字迹处所留红色指印不是郑晓春本人捺印形成；浙光华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倾向认为签署日“2010年4月22日”，编号：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3号“柳慧婷”的署名《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处的“柳慧婷”署名字迹不是柳慧婷本人书写形成；因“柳慧婷”签字处指印纹线不清晰，达不到鉴定条件而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审法院将上述鉴定意见书送达给相关当事人，经质证，各方当事人针对郑晓春、董建燕所作的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申请鉴定人提出鉴定费用应当由浙商公司承担，浙商公司认为不应给相关人员的笔迹及指纹进行鉴定；针对柳慧婷所作的鉴定意见书，浙商公司除了提出上述意见外，还申请原审法院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对鉴定结论进行说明，该院通知鉴定人员杨兵锋、张学杰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员认为，因提供的样本有部分系复印件，能基本满足比对要求，但具有局限性，才作出倾向性鉴定意见。浙商公司质证认为，“柳慧婷”的笔迹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不能证明在涉案保证合同上的签名虚假，其他出庭当事人对该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涉案保证合同上“柳慧婷”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该院认证认为，相关鉴定意见书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再审查明：郑晓春、董建燕没有在涉案的相关《最高额保证合同》共有人处签名和按捺指印；柳慧婷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处签名的事实也无法认定。原审法院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经再审审理予以确认。原审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潘爱国、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董建燕是否存在对万商汇泉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保证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经当事人庭审质证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涉案的相关《最高额保证合同》共有人处签字、捺印行为并非郑晓春、董建燕本人所为，结合其他证据也无法证实郑晓春、董建燕对涉案借款提供保证的事实，故郑晓春、董建燕依法不承担涉案借款保证责任。另外，《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处“柳慧婷”的签名经鉴定，倾向性意见为非本人所为，而“柳慧婷”的指纹无法鉴定，尽管如此，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该鉴定意见仍然对柳慧婷有利，作为对方当事人的浙商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以认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柳慧婷依法也不承担涉案借款保证责任。张超柱系柳慧婷配偶，从共有人声明条款内容来看，张超柱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柳慧婷对涉案借款提供了保证，故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张超柱不论是否在共有人处签名捺印，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原判认定的事实有误，导致判令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董建燕承担保证责任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潘爱国、陈志远对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各自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陈志远认为该合同空格处手写文与陈志远的签名不对应，存在事后补填的可能性，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潘爱国、陈志远提出各自对涉案借款提供保证不真实的理由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原审判决其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原审判令叶莲英、林荣玲、国星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柯金生以其与叶莲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亦无不当，应予维持。鉴于原审判决驳回浙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内容和范围已发生变化，故对该判项一并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该院于2019年11月15日判决：一、维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七、八项；二、撤销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四、五、六、九、十项；三、潘爱国对万商汇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潘爱国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四、陈志远对万商汇泉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对包括上述债务在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4号）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17200万元为限；五、叶莲英、潘爱国、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柯金生在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万商汇泉公司追偿；六、驳回浙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57026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由浙商公司负担5300元，万商汇泉公司、叶莲英、潘爱国、陈志远、林荣玲、国星公司负担570261元。鉴定费216720元，由浙商公司负担。浙商公司、国星公司不服上述再审一审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浙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浙03民再117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浙商公司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万商汇泉公司、叶莲英、柯金生、潘爱国、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陈志远、董建燕、林荣玲和国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撤销（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认定郑晓春不承担借款保证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不符合法律程序。1、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99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原审审理过程中，郑晓春仅为原审被告，并非申诉人，在郑晓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且浙商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郑晓春”的笔迹、指印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对此组织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2、潘爱国与郑晓春系夫妻关系，原（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已超过3年，其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对其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是知情且认可的。二、原判撤销（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认定柳慧婷、张超柱不承担借款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符合法律程序。1、同上述第一、1条的理由，柳慧婷并非申诉人，其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且浙商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原审法院仍组织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2、即使原审法院对温交银10年26最保字066-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柳慧婷”笔迹、指印进行鉴定合法，浙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仅依据浙光华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91号“倾向性意见”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直接认定柳慧婷无需承担借款保证责任，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也无法律依据。柳慧婷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应证明该合同上“柳慧婷”的签名及指纹同时虚假。但在鉴定过程中，由于柳慧婷怠于提供相应在比对检材，使鉴定机构仅能作出倾向性意见，根据鉴定人出庭的相关陈述，鉴定人也无法得出柳慧婷签字虚假的意见。同时柳慧婷又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合同上“柳慧婷”指纹虚假，故倾向性鉴定结论不能单独作为柳慧婷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3、张超柱未提供任何材料证明其签字虚假，未到庭参加诉讼，拒不配合笔迹鉴定及指纹鉴定，也应当承担其举证不能的后果，以其与柳慧婷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三、原判撤销（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认定董建燕不承担借款保证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不符合法律程序。2017年3月23日，原审法院已作出（2016）浙03民申276号民事裁定，驳回陈志远、董建燕的再审申请。根据民诉法解释第383条规定，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另，原审法院并非在再审期间根据陈志远、董建燕的申请而对本案合同中“董建燕”的笔迹、指印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出具的时间在再审启动之前，不符合法律程序，该鉴定结论不应当作为认定董建燕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意见，万商汇泉公司答辩称：对万商汇泉公司与交行温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异议，对于本案其他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各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由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判决。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意见，国星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启动再审是通过陈志远的申诉，而不是申请再审程序，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99条规定的“不予准许”是在再审申请期间，并非是再审程序中不准许。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进入实体审理，并不是再审审查阶段。二、民诉法和民诉法司法解释并未限制发现确有错误的案件，不允许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组织司法鉴定的做法正确。从本案事实看，确实有人作假，涉及到刑事犯罪，为查明案件事实，还应追加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参加诉讼。浙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应予驳回。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意见，叶莲英答辩称：本人是万商汇泉公司原董事长，万商汇泉公司是温州市政府2008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是想打造五星级商场。股东投资共3.1亿，其中2.689亿元买莲花大厦，这个项目建好后第一年效益非常好，第二年受金融风波冲击不好了。万商汇泉公司向交行温州分行贷款1.2亿，是以价值2亿多房产作抵押的，房产价值完全覆盖贷款金额，股东个人无须承担责任。担保手续是向银行办的，叶莲英的名字是自己签的，其他人签名的情况不清楚。原审判决是正确的。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意见，潘爱国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本人原来在外面办企业，在这个案件执行过程中才知道这件事，妻子郑晓春没有签过名，司法鉴定结论确定郑晓春的签名是假的。针对浙商公司的上诉意见，陈志远答辩称：本人对本案原一、二审诉讼过程都不知情，在执行阶段才知道被起诉、被执行了，陈志远认为签名有瑕疵，所以提出申诉，并提出鉴定申请。浙商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国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中对国星公司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内容，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浙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送达程序不当，国星公司从未收悉过本案任何应诉通知和相关应诉材料。国星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因法定代表人被“限高”才了解到被列为被告的情况。浙商公司自2014年起诉的（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以及本案的送达、开庭，国星公司一概没有收到过任何诉讼材料，法院送达程序不当，妨碍和影响了国星公司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对案件基本事实的知晓和澄清。二、《最高额保证合同》尾页落款处保证人与其法定代表人一栏的印章和签名均系伪造。国星公司于2010年2月已实际退出万商汇泉公司股东，商业往来上的担保基础已不存在。另外，经委托律师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文本初步核查校对，其印章不是国星公司刻制持用过的，原法定代表人“沈勤芳”三字也不是沈勤芳本人书写，显系伪造，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对其印章和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本案中经鉴定已经发现三起虚假签名和指印，表明伪造保证人签名和指纹是本案惯例。据此，国星公司亦不应对本案承担任何担保及法律责任。针对国星公司的上诉意见，浙商公司答辩称：一、国星公司称送达程序不当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实际上已经多轮审判和送达，2014年经原一审及上诉两级法院送达，2016年陈志远及董建燕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又进行送达，2018年该院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也进行过一次送达，再加上本案一审中的送达，共计6次以上向国星公司送达。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因此，原审送达程序没有瑕疵。2016年浙商公司申请执行以来，国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已被限制高消费，2019年12月26日是本案的上诉期间，国星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此时被限高不符合事实。二、国星公司称《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保证人与法定代表人栏内印章和签名均系伪造，并申请鉴定，浙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不同意重新鉴定。首先，股东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符合股东的利益。国星公司称其已于2010年2月实际退出万商汇泉公司，没有证据支持。而且，即使已经退出，只要保证合同真实有效，国星公司也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国星公司在之前的诉讼、执行过程中，从未申请再审或提起执行异议，显然已认可和接受其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本案叶莲英、柯金生、潘爱国、陈志远等人都认可自己签名的真实性，其他财产共有人郑晓春、董建燕的签字是否真实，不构成国星公司申请印章和签名司法鉴定的理由。此外，2010年合同上的签字和盖章至今已过去1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鉴定也不会太准确。最重要的是国星公司并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因此，对国星公司的鉴定申请应予驳回，并请求驳回国星公司上诉。针对国星公司的上诉意见，万商汇泉公司答辩意见：各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由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判决。针对国星公司的上诉意见，叶莲英答辩意见：本案借款时，国星公司是万商汇泉公司的股东，国星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黄虹就是黄丽娜，她是公司股东之一。银行要求所有股东及配偶作为担保人签字，但是没有把大家叫在一起签。叶莲英夫妻的签字是真实的，但国星公司的盖章和签字是否真实叶莲英不清楚。潘爱国、陈志远答辩意见均为同意国星公司的上诉意见。柯金生、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董建燕、林荣玲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国星公司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落款处“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的盖章印迹和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沈勤芳”三字进行司法鉴定。由于国星公司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未能提交其司法鉴定申请中提及的印章和签名的相关检材，本院要求其庭后两周内提交相关检材。国星公司在本院指定的期间提交了两组材料复印件：一是2019年12月31日国星公司将法定代表人黄虹变更为刘国根的股东会决议，二是2008年4月8日国星公司章程修正案上“沈勤芳”的签名，以及2010年2月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员工工资表上“沈勤芳”的签名。本院对国星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经审查认为：1.关于国星公司印章。因国星公司仅能提交2019年12月31日盖章的文件，而不能提交2010年同期的国星公司盖章检材，故即使案涉合同上所加盖的印章与2019年文件上国星公司印章不同，也难以认定案涉合同上国星公司的印章虚假。2.关于沈勤芳的签名。首先，沈勤芳本人未向本院申请鉴定。其次，国星公司提交的2010年2月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员工工资表上“沈勤芳”签名，因其未证明国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勤芳在同时期又是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的员工，故难以认定该份工资表上签名的“沈勤芳”与国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勤芳是同一人，该材料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作用。国星公司提交的2008年4月8日章程修正案上的“沈勤芳”签名系复印件且仅此一份比材，不符合启动鉴定条件。此外，国星公司并未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提出该项申请，其在二审中才提出鉴定申请已经超出举证期限。因此，本院对国星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4年5月26日，交通银行温州分行以本案主债务人万商汇泉公司以及担保人叶莲英等人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浙商公司受让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债权变更为原告主体。2015年8月17日，该院作出（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万商汇泉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因万商汇泉公司未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6）浙民终511号民事裁定，按万商汇泉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2016年8月30日，该案进入执行程序。陈志远、董建燕于2016年10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3月23日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陈志远、董建燕继续申诉信访，2018年6月20日，原审法院再次对该案立案复查，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浙03民监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二、二审庭审中，国星公司向本院确认其住所地为“上海市平凉路67号3幢105室”，并确认该住所地未曾变更。本院当庭向国星公司出示（2014）浙温商外初字第28号案卷宗以及本案一审案卷中，原审法院分别于2014年6月6日、2018年12月11日、2019年11月21日向上述地址寄送应诉通知书、传票、民事判决书等诉讼文书的“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及该院于2014年11月15日、2019年1月17日在《人民法院报》上的送达公告。国星公司当庭确认上述送达事实，但对邮政部门在单据上批注“无此公司”字样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柳慧婷、张超柱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本案借款、担保的事实均发生在我国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此亦均予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准据法的适用正确。根据浙商公司、国星公司的上诉主张以及各当事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原判免除郑晓春、董建燕、柳慧婷、张超柱在本案中的保证责任是否正确；二、国星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一、原判免除郑晓春、董建燕、柳慧婷、张超柱在本案中的保证责任是否正确浙商公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在再审程序启动前对案涉合同中相关签名和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该条文系针对再审审查阶段的程序规定，再审审查程序的发起人是再审申请人，其应当对再审事由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故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是，本案系原审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属于上述条文规定的情形。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对当事人申诉反映的相关事实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予以审查，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对申诉材料反映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郑晓春、董建燕、柳慧婷签名字迹和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本案相关司法鉴定结论为：相关合同中共有人处“郑晓春”“董建燕”字迹以及指印非该二人本人书写和捺印形成；合同中保证人处“柳慧婷”签名字迹倾向于不是柳慧婷本人书写形成，“柳慧婷”指纹达不到鉴定条件。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原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书已进行了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妥。因此，原判免除郑晓春、董建燕、柳慧婷的保证责任有相应依据。至于张超柱，其系柳慧婷的配偶，根据合同中共有人声明条款“本人…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故张超柱承担的清偿责任前提是柳慧婷保证债务成立并生效，在柳慧婷无须承担保证责任时，无论张超柱是否在共有人处签名捺印，其在本案亦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二、国星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国星公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当，致其对本案诉讼不知情。本院二审庭审中，国星公司当庭确认其住所地，并确认原审法院向该住所地寄送相关诉讼文书，以及国星公司未签收邮件后，该院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公告送达的事实。原审法院的送达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外，原审法院在本案进入再审程序前的程序中亦先采用邮寄送达，送达不成后采取公告方式送达。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再审一审判决书邮寄送达不成被退回后，原审法院尚未采取公告方式进行送达时，国星公司却能及时了解到判决内容并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此节事实亦可推知国星公司有途径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却一直怠于应诉，而非国星公司所称对案件不知情并影响到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国星公司上诉认为原审送达程序不合法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此外，国星公司上诉提出其于2010年2月已实际退出万商汇泉公司，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且即使国星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时并非万商汇泉公司股东身份，亦不影响其提供担保的效力。国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国星公司的印章为虚假，故原审关于国星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判决，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浙商公司、国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0261元，由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各负担28513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