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6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荣玉，男，195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杰，河北精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庆松，男，198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磊，山东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荣玉因与被上诉人温庆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因疫情原因中止诉讼，恢复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荣玉上诉请求：1、撤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03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1、2015年10月1日，原告李荣玉与被告温庆松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租用土地1700亩用于种植农作物，租期为一年。合同约定的土地亩数为1700亩，在一审中被上诉人称是1100亩，一审法院未查明具体标的数目。2、一审法院以“根据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出警录像和出警照片中，能看到有一辆收割机，但收割机没有作业”为由，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侵权事实，是错误的。首先，公安已经出现场，当然会制止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收割机当然不会在作业；其次，在录像中明显可见，现场民警作了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确实派人收割上诉人的农作物，但是一审中，公安机关以未查询到相关询问笔录为由，未提供询问笔录，明显和出警光盘矛盾；最后，一审判决以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的报警行为认定为经济纠纷、自行处理，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认定也是矛盾的。如果认定为经济纠纷，上诉人已提起了诉讼，被上诉人盗割上诉人农作物的行为，有公安的出警现场光盘，应当予以认定侵权；如果不认定为经济纠纷，那么上诉人800亩土地上的农作物被人盗割，上诉人报警，就应当属于刑事案件，但是至今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回复。因此，一审法院以公安机关对事件不明确的的认定，作为依据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侵权是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被上诉人非法将上诉人的农作物售卖，侵权行为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构成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5年10月1日，上诉人李荣玉与被上诉人温庆松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租用土地1700亩用于种植农作物，租期为一年。上诉人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其租用的土地上先后种植了玉米、高梁等农作物，在其中的600亩地上种植玉米，200亩地上种植高粱，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2016年9月10日，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欠承包费为由带领多人收割上诉人种植的玉米、高梁。上诉人发现后及时向冯家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对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进行了制止（有派出所民警现场录像、录音光盘为证）并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在派出所处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夜间将上诉人800亩地的玉米、高粱抢收一空，上诉人种植的玉米、高梁当年每亩约收入价值1000元，总价值为800000元，其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综上所述，上诉人在取得承包租赁经营权的土地后，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知道在其土地承包到期前，土地归上诉人使用，所收获的庄稼作物亦归上诉人所有，但被上诉人以非法理由侵占上诉人取得的承包土地，并将土地上的作物盗割后售卖，有明显主观上的故意。因此，应当对其所为承担法律后果。四、原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进行损失鉴定评估的权利，造成本案上诉人损失数额至今无法确定。上诉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申请对因被上诉人盗割行为造成的农作物损失作物价评估鉴定。原审法院却对上诉人的此项诉讼权利置之不理，没有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选取鉴定机构对损失予以鉴定，延误了鉴定时机，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温庆松辩称，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主张我方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但上诉人现在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我方存在侵权行为。一审中，上诉人提供派出所录像证据，在录像中可以看出当时现场收割了不到一趟的玉米，但是上诉人当时是在现场的，派出所也在现场，后经派出所调解，双方均离开现场，此后上诉人再未报过警，收割的很少的一部分玉米是由上诉人实际控制的，被上诉人从未实际出售过，如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出售了极少部分的玉米，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但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荣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8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日，原告李荣玉与被告温庆松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2016年9月10日，原告报警称被告收割其地里的玉米，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冯家派出所处警情况为：经济纠纷，自行处理。2019年11月12日，原告以被告强行收割其租赁土地上的玉米、高粱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的接处警登记表仅是原告报警时的陈述，及本案系“经济纠纷，自行处理”的记载，未对相关事实进行确认。根据调取的公安机关的出警录像与出警照片看，能看到有一辆收割机，但录像中收割机没有进行收割作业。原告提交的（2016）鲁1603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仅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合法的租赁关系，不能证明被告侵权行为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强行收割了其租赁土地上的玉米、高粱，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辩称未收割原告的玉米和高粱，原告对被告侵害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是原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侵权行为的存在。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侵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证据不足，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荣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李荣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一：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1603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1603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签订时间错误，不应当是2015年10月1日，应当是2016年3月。其次，被上诉人向我方主张的租金数额错误，应当扣除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期间的租金费用。最后，被上诉人一块土地数次出租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属于违约方，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土地亩数错误。证据二：一审期间的庭审笔录照片截图打印件一份（1页）。证明：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承认被上诉人用自己的收割机抢割了上诉人的一部分庄稼，属于自认有侵权事实。我方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沾化区公安局冯家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出警光盘，与被上诉人代理人庭审中的陈述相印证，证明我方已经提交了基本的事实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证据三：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03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公安机关的出警情况为经济纠纷自行处理，但是公安机关至今没有给予上诉人关于案件的处理情况。那么，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李荣玉的诉讼请求，公安机关4年来也没有对此事进行定性，事实上，上诉人800亩土地上的庄稼已由被上诉人强行收割后售卖，我方已经提交了基本的事实证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两份判决书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过（2016）鲁1603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1838号案件可以证明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承包费的事实以及签订租赁合同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所以无法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2016）鲁1603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书首先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赵相必承包的期限是在上诉人承包之前，且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以及所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与其上诉请求和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均没有关联性。特别说明一审中上诉人自称是2015年10月份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实际使用土地的时间也是2015年10月份，对这一事实上诉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并不能因为看到1837号案件而改变签订合同的时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属于证据，这是一审中的庭审笔录。上诉人的说明不属实，在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称张文生及上诉人曾经同意让被上诉人收割玉米以抵顶拖欠的承包费，但是第二天上诉人却反悔并报了警。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通过录像可以看出仅仅只收割了很少的一部分，不到一趟，且当时上诉人在现场，收割的少部分也由上诉人来控制，所以上诉人以此作为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当时派出所在现场，且上诉人也在现场，派出所给予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离开现场。此后，上诉人再未报过警，完全能够说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证据一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二、三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一份免交诉讼费申请书，同时提交最低生活保障证、残疾人证各一份，经审查，上述两证持有人均为上诉人。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承包的被上诉人800亩土地上种植的高粱、玉米，被温庆松抢收一空。对此，温庆松并不认可。按上述规定，上诉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在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时，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申请免交诉讼费应否准许问题。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的免交只适用于自然人。”第四十五条“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一）残疾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四）因见义勇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五）确实需要免交的其他情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八条“人民法院决定对当事人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法律文书中列明。”的规定，上诉人申请免交上诉费用符合上述规定确定的条件，应予准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上诉人李荣玉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唐顺江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