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村。 负责人：陈旭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伟军，浙江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1（曾用名徐某、彭某2），男，200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法定代理人：彭某3，女，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系彭某1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武君，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杜婆桥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彭某1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4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婆桥居委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浙1024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1、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在再审期间提供的被告于2017年4月29日出具的《村委会证明》盖有被告的公章，根据司法鉴定结论，是先书写文字再加盖印章，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应当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不能否认上述《村委会证明》中印章的真实性。被告答辩认为上述《村委会证明》系原告非法获取，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明显错误。 a、首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原审仙居县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均不能说明该《村委会证明》的合法来源。称《村委会证明》内容是谁写的不知道了，称其上的印章是一村干部盖的，至于是哪位村干部所盖也不能说明。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则可说明，在2017年3月17日至6月6日间，因村里选举，村公章是交由仙居县安洲街道保管，并不在村干部处保管，故被上诉人明显说谎。所以因其不能说明证据的合法来源，不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第（三）项的规定，该《村委会证明》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b、因本案，被上诉人曾于2016年历经了起诉、上诉，均因上诉人不认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被驳回起诉。上诉人又怎么会在2017年4月29日的《村委会证明》中认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从其后2018年被上诉人就本案再次起诉、上诉来看，上诉人的意见及态度也一直是一致的，从未承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该《村委会证明》内容明显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c、如上诉人在2017年4月29日即承认了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又何来2018年被上诉人因本案而再次起诉、上诉？ d、至于司法鉴定结论，上诉人认为明显违背常理，不应作为定案证据。在该鉴定分析说明中，写明黑色手写字迹笔画连贯，完整；印文笔画有中断、收缩、缺损等。这正说明了先有印文后书写文字。如先书写文字后盖章，则笔画的完整性应与分析说明的情况相反。况且文字与印章的先后顺序，也不能否认其证据本身的非法性。 e、从上诉人提供的《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来看，在2017年3月17日至6月6日间，村里的公章是交由仙居县安洲街道保管，并不在村干部处保管。况且该《村委会证明》上的公章使用记录也没有登记在该登记表中，故即使被上诉人通过不为人知的手段加盖了公章，也与上诉人无关，仙居县安洲街道不能直接代表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资格。 2、被上诉人提供的第4村民组26位村民的“村民证明”同样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 a、该书写的“村民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在其上的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上诉人也不能确定其上的签名是否系证人本人所签，证明的内容是否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对于未能出庭接受双方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依法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 b、第4村民组的26位村民，无权代表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他们也无权出具该“村民证明”。 上诉人一直未认可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审法院仅凭上述两份证明就认定“被告已经认可原告系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二、原审法院判决不当。 原审法院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而在2014年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时，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则也不需要2016年、2018年甚至目前的起诉、上诉、再审等等了。所以基于该条规定，上诉人也不能获得2014年的20000元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款。 正是基于对上述事实的错误认定，且缺乏证据，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4年的20000元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款及有关粮食补贴，明显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特具状上诉，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彭某1辩称，《村委会证明》上盖有上诉人的印章，表明上诉人在2017年4月29日自认被上诉人属于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杜婆桥居委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发给原告2014年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2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发放自2012年6月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期间每月40元的粮食补助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彭某1原名徐某，曾用名彭某2。2001年9月17日，在原仙居县××镇××北办事处鉴证下，原告的母亲彭某3与被告村的第4村民组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彭某3属于农嫁非，其本人户口落实在本村4组，享受4组村民同等待遇，其子女的户口不能落实到4组等内容。2004年10月25日原告出生。2011年3月26日，被告向原告的父母收取二胎抚养费3000元（原告系二胎）。被告出具《出生申报户口证明单》，原告的户口于2011年9月28日登记到其外公彭小连（即被告的村民）户内。2012年6月起，被告开始为本村村民发粮食补贴每月40元，但没有发给原告。2013年6月7日，被告村第4村民组的26位村民共同出具“村民证明”，载明“本组彭某3户，其子彭某2的户口落入本组，享受本组社员同等待遇”。2014年因土地被征用，被告村第4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20000元，被告没有将该款项分给原告。 2015年7月3日，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不承认原告是其村集体成员，一审法院认为涉及村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起诉。案经二审后维持原裁定。2018年8月15日，原告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和粮食补贴，并补充提交了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的《村委会证明》。该份《村委会证明》载明：“兹证明徐某（男，身份证号码：331024200410××××），系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在临海学院附属中学读书，请学校对其在学费及生活方面予以关照为盼。特此证明事实。证明人：杜婆桥居委会。（加盖公章）”。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浙1024民初447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证明是为原告读书制作的，不能证明其村集体成员的身份，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11月22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10民终300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证据仅用于为原告读书需要，且被告否认原告系村集体成员，仍涉及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纠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原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提交了一份被告于2017年4月29日出具的《村委会证明》，载明的内容为“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村村民徐某，男，身份证331024200410××××，根据《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符合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条件，属于我杜婆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此证明。杜婆桥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2019年8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民再3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再审期间有新证据出现，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争议事实具有直接关联，一审法院应当对彭某1提供的新证据以及相关诉讼请求作进一步审查，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经被告申请，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供的2017年4月29日出具的《村委会证明》中落款的印章与文字的先后顺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4月30日，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先有黑色手写字迹，后有红色印章印文。 被告提供的《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载明，在2017年3月17日至6月6日间，公章使用登记了11次，每次登记都有驻村干部王新刚签名。该证据来源于仙居县人民政府安洲街道办事处，有该办事处盖章确认。2018年2月24日，仙居县人民政府仙政发（2018）126号文件《仙居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安洲街道撤销下园、杜婆桥、炉兴三个村民委员会设立下园、杜婆桥两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撤销了杜婆桥村委会，改设为杜婆桥居委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再审期间提供的被告于2017年4月29日出具的《村委会证明》，盖有被告的公章，根据司法鉴定结论，是先书写文字再加盖印章，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应当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不能否认上述《村委会证明》中印章的真实性。被告答辩认为上述《村委会证明》系原告非法获取，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虽然原告的母亲彭某3在2001年9月17日与被告的第4村民组签订协议约定子女的户口不能落实到4组，但在原告出生后，被告收取了二胎抚养费，出具了《出生申报户口证明单》，同意原告的户口登记到原告外公彭小连户内，已经未按照原协议履行。被告村第4村民组26位村民于2013年6月7日出具的“村民证明”载明原告“户口落入本组，享受本组社员同等待遇”，被告出具的上述《村委会证明》载明原告“符合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条件，属于我杜婆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已经认可原告系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被告答辩称原告户口登记到彭小连户内，属于挂靠性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被告既然已经承认原告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应当给予原告与其他集体成员同等的待遇。原告之诉讼请求有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杜婆桥居委会支付给原告彭某12014年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款20000元；二、被告杜婆桥居委会向原告彭某1支付每月40元的粮食补贴（计算期限自2012年6月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当月）。案件受理费371元，由被告杜婆桥居委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彭某1能否享受上诉人杜婆桥居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4年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款（20000元）及40元／月的粮食补贴？ 上诉人杜婆桥居委会主张，2017年3月17日至6月6日间，村里的公章是交由仙居县安洲街道保管，并不由村干部保管。况且《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中没有登记此次盖章行为，故即使被上诉人通过不为人知的手段加盖了公章，案涉《村委会证明》内容明显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上诉人无关。本院认为，杜婆桥居委会在其出具的2017年4月29日《村委会证明》中载明“彭某1符合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条件，属于我杜婆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份证据在一审期间经过鉴定，确定为真实有效证据；上诉人杜婆桥居委会以《杜婆桥村公章使用登记表》中没有记录此次盖章行为为由否认该份《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尽管上诉人杜婆桥居委会的第4村民组在被上诉人彭某1出生前（2001年9月17日）曾与彭某1的母亲彭某3约定彭某3的子女的户口不能落实到第4村民组，但在彭某1出生后，杜婆桥居委会向彭某3出具了《出生申报户口证明单》，向彭某3收取了二胎抚养费（3000元），同意将彭某1的户口登记到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彭小连的户内，杜婆桥居委会村第4村民组26位村民于2013年6月7日出具的“村民证明”载明彭某1“户口落入本组，享受本组社员同等待遇”。据此，被上诉人彭某1理应享受杜婆桥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在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款及粮食补贴上，彭某1享有与杜婆桥居委会其他集体成员同等的待遇。 综上所述，杜婆桥居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1元，由上诉人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陈永领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张 跃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