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521民初1637号 原告：尹大君，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钧，安徽夏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昊，安徽夏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冬梅，女，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第三人：竺红兵，男，197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原告尹大君与朱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追加竺红兵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尹大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钧、被告朱冬梅、第三人竺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大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2、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原告利息（以100000元为本金，年利率6%计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3年被告及其丈夫因经营缺资向原告借款共计100000元。经双方协商，被告于2016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明确了借款金额，且双方无约定借款利息。但经原告向被告多次催要借款本金，被告一直借故拖延至今。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构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朱冬梅作为债务人，有义务向债权人偿还借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朱冬梅辩称：诉状中说我因经营缺资向尹大君借款不属实，我根本不认识尹大君，怎么会向尹大君借钱。事情经过是：2016年4月28日，尹大君将我前夫竺红兵扣押在梅山尹大君经营的沙场里，因为学校要求孩子父亲去学校，我2016年4月29日早上打电话给竺红兵，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后来尹大君接了电话，说竺红兵在他那里。我就打车到尹大君的沙场，发现竺红兵在尹大君办公室内，还有两个人看着他。我对竺红兵与尹大君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清楚，尹大君就对我说了。竺红兵说可以马上去当涂取现金还给尹大君，但是尹大君不相信竺红兵，非要让我出具一张借条给他，并且说钱还了之后立即把我出具的借条还给我。我问竺红兵有没有能力还钱，竺红兵说他有钱还，我这才出具了一张借条。如果竺红兵没有钱还我是不会出具这张借条的，因为我们早已离婚了，我不会替竺红兵承担这10万元债务的。后来尹大君开车把我和竺红兵带到当涂振兴路上的农业银行，竺红兵到银行取款8万元，我的包里还有2万元现金，一起还给了尹大君。然后我就找尹大君要我出具的那张10万元借条，但尹大君说借条丢在沙场了，当时我和竺红兵要求跟他一起去沙场取借条，但尹大君说现在有事过几天带给我就开车走了，可是尹大君一直没有将借条还给我。 针对朱冬梅的答辩，原告尹大君补充陈述：尹大君与竺红兵原先是朋友、同行关系，2013年和2014年，竺红兵因经营船厂和其他业务向尹大君分两次借款22万元，原始借款的两张借条一张金额为10万元、一张金额为12万元。2016年4月29日，朱冬梅或竺红兵归还了4万余元，其中2万元本金，2万余元利息，还剩20万元欠款，朱冬梅出具了一张10万元条据给尹大君。 第三人竺红兵辩称：我只向尹大君借过10万元，借款时间大概是2013年或2014年，是尹大君带我一起去唐红霞那里借的钱，我当时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给尹大君。到2015年春节前，尹大君要我归还这笔借款，到我船厂把我的包拿走了，我当时还报警了。2016年4月28日，我联系尹大君准备去还这10万元借款，再把我的包拿回来。因为我的钱在银行卡里，而银行卡在被尹大君拿走的包里。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尹大君开车把我带到了他的沙场，但尹大君不相信我有钱还款，喊了两个人看着我，手机也被尹大君拿走了。第二天也就是2016年4月29日早上，朱冬梅打电话给我，尹大君接了电话，后朱冬梅打车来到沙场。尹大君不相信我有钱，非要朱冬梅出具一张借条。朱冬梅出具借条后，我要尹大君把我之前出具的10万元借条还给我，尹大君说那张借条找不到了，尹大君就出具一张收条给我，收条是尹大君手下会计写的，落款处是尹大君本人签名。后来尹大君开车带我们去当涂香榭美地小区取了我的包，我发现包里原有的现金和一些账单都不见了。接着我们一起去了振兴路农业银行，尹大君要现金，正好朱冬梅包里有2万元现金，我另外在银行取现8万元，一共给付尹大君10万元现金。还钱后我们要尹大君把朱冬梅出具的10万元借条还给我们，尹大君说借条不在身边下次带给我们，但一直没有还给我们。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20日，竺红兵向尹大君借款10万元，为此竺红兵向尹大君出具借条一张。2016年4月29日，朱冬梅出具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交尹大君收执，现尹大君要求朱冬梅偿还10万元借款，但朱冬梅对此不予认可。 另查明，竺红兵与朱冬梅原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12月29日离婚。 以上事实，由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尹大君以被告朱冬梅2016年4月29日出具的借条诉请要求朱冬梅给付该10万元，但当事各方在该借条出具的经过等方面各执一词。原告尹大君陈述，其2013年底出借给竺红兵12万元，2014年9月20日出借给竺红兵10万元，竺红兵或朱冬梅2016年4月29日偿还了4万余元后（其中2万元本金，2万余元利息），朱冬梅于2016年4月29日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而朱冬梅、竺红兵陈述，朱冬梅并不认识尹大君，2016年4月29日朱冬梅因孩子的事要找前夫竺红兵，后得知竺红兵因2014年9月20日向尹大君所借的10万元借款未还被扣留在尹大君的沙场，朱冬梅赶到沙场后，在尹大君的要求下，且经询问竺红兵确定其有能力立即偿还尹大君该1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朱冬梅2016年4月29日当天在沙场出具了具有担保的性质借条，随后朱冬梅与尹大君、竺红兵三人至振兴路农业银行，竺红兵取现8万元，加上朱冬梅包里的2万元现金，还清了所欠尹大君的10万元借款，但尹大君一直借故不交还朱冬梅出具的借条。 对上述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具体分析评判如下：首先，根据尹大君的陈述，尹大君诉请要求朱冬梅给付的10万元，是尹大君2013年底出借给竺红兵的12万元借款转化而来，但在竺红兵否认其曾向尹大君借过一笔金额为12万元的借款后，尹大君未能就该笔12万元借款交付给竺红兵的方式、时间、地点以及款项来源等交易方式和交易细节进行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尹大君对其所称在2013年底出借给竺红兵12万元借款一事，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尹大君陈述，2016年4月29日竺红兵在振兴路农业银行偿还了尹大君4万余元后，朱冬梅向尹大君出具了该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但竺红兵和朱冬梅陈述从未给付过尹大君一笔4万余元的款项，竺红兵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记录证实竺红兵2016年4月29日在振兴路农业银行取现8万元后，账户余额为27万余元，故竺红兵和朱冬梅陈述连同朱冬梅所带的2万元现金，2016年4月29日在振兴路农业银行还清了竺红兵2014年9月20日向尹大君所借的10万元借款合乎情理。相反，在明知竺红兵有能力还清全部借款的情况下，尹大君仅要求竺红兵偿还4万余元借款，并且还要求或同意由朱冬梅另行出具一张不计利息的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竺红兵和朱冬梅在2008年就已离婚，对离婚以后竺红兵的大额个人债务，朱冬梅愿意承担还款责任显然不合常理，而朱冬梅所述其出具借条的经过更具合理性。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要求尹大君本人必须到庭参加庭审，但经传票传唤，尹大君两次开庭审理均未到庭，故尹大君应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综上，对原告尹大君要求被告朱冬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大君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尹大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耿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