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9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男，197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书，四川上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畅，四川上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芬，男，195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丽，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俊因与被上诉人刘吉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0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书、苏畅，被上诉人刘吉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吉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吉芬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案涉1000万元的转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诉人接受1000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的主动给付，如果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先由刘吉芬举证证明上诉人取得该款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直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不当，此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刘吉芬承担。第二，即使本案构成不当得利，刘吉芬的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刘吉芬是在其与孙燕的案件中才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应以（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时间计算诉讼时效，刘吉芬在本案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刘吉芬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在（2013）皖民二初字第19号案中被告系两家公司，刘吉芬在本案主张的该款是两家公司的款项。 被上诉人刘吉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李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吉芬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向李俊转款1000万元的事实，并有生效判决证明转款原因，李俊亦应当举证证明其获取该款具有合法依据。在孙燕与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案中，刘吉芬一直主张该1000万元系向孙燕还款并受其指示向李俊转款，但此主张在此案件的一审、二审和再审中均未得到支持，但能证明刘吉芬一直在主张权利，故刘吉芬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款系刘吉芬个人所汇，刘吉芬是直接的利益受损人，其作为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李俊返还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俊返还刘吉芬不当得利1000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自2011年10月8日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2.李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8日，刘吉芬通过其尾号为7099的银行账户向李俊尾号为2019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900万元和100万元，共计转款1000万元。 一审还查明，孙燕诉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商贸，刘吉芬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力置业，刘吉芬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皖民二初字第00019号《民事调解书》，查明孙燕向益力商贸出借1亿元，孙燕自认益力商贸已归还本金2000万元，确认益力商贸、益力置业尚欠孙燕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 孙燕诉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于2014年3月8日作出（2013）合民一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刘吉芬、刘珍不服上诉，安徽高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对刘吉芬向李俊账户转款两笔共计1000万元，不认定为刘珍对本案孙燕的还款。刘珍、刘吉芬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于2017年8月29月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9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安徽高院再审本案。2019年12月26日安徽高院作出（2018）皖民再10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珍、刘吉芬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李俊的款项系受孙燕指示偿还孙燕另案的款项。……。 刘吉芬于2019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身份信息、银行转账记录、（2013）皖民二初字第00019号《民事调解书》、（2018）皖民再107号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当事人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刘吉芬将1000万元转给李俊，其转款目的为向孙燕归还借款，虽然在合肥中院一审判决中，孙燕即否认该事实，该院未认定该笔借款系刘吉芬向孙燕归还，二审亦是同样的情形，最终认定该1000万元并非刘吉芬归还孙燕借款的再审判决系在2019年12月26日作出，故刘吉芬自向李俊转款1000万元时起，即认为系受孙燕指示将款项转至李俊账户用以归还孙燕的借款，且将该1000万元归结为已还孙燕的金额中，至2019年安徽高院再审该案时，仍然认为该1000万元系向孙燕的还款。至安徽高院再审判决认为刘珍、刘吉芬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李俊的款项系受孙燕指示、系偿还孙燕另案的款项而未认定为向孙燕的还款时，其才明确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刘吉芬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李俊针对本案提出的诉讼时效已过的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刘吉芬与李俊素不相识，亦无其他经济往来，刘吉芬在向李俊转款时，认为系受孙燕指示进行的转款，款项的用途系归还孙燕的借款。而在刘吉芬、刘珍与孙燕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孙燕否认其委托李俊代为收款的事实，安徽高院的再审判决中也否认案涉1000万元系对于孙燕的还款。刘吉芬已举证证明其向李俊转款1000万元的事实，李俊有说明其获益的法律根据的义务。而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李俊陈述刘吉芬所转的1000万元系其生意伙伴指示刘吉芬所转，但记不清系哪个生意伙伴，同时又否认系孙燕指示转款，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李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接受该1000万元的合法依据以及款项用途等，其未尽到说明其获益的1000万元的法律根据的义务。故李俊接受刘吉芬所转的案涉1000万元无法律根据，应属不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应予返还。同时，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对刘吉芬主张李俊返还1000万元及孳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8日至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刘吉芬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李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吉芬返还1000万元及孳息（孳息计算方式：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李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李俊承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孙燕诉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16日向合肥中院提起诉讼。该案审理中刘吉芬主张本案案涉1000万元系受孙燕委托向李俊转款用于归还孙燕借款。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吉芬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二、李俊收取案涉10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恰当；三、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刘吉芬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1000万元款项系刘吉芬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分两次转至李俊的个人银行账户，李俊对收到该款的事实也不持异议。虽然在孙燕诉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吉芬曾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益力商贸、益力公司归还孙燕的借款，但孙燕对此予以否认，同时孙燕亦否认此款系刘珍归还其借款，导致该款最终未被法院认定。据此刘吉芬系案涉款项的实际转款人，其转出的1000万元到达了李俊的个人银行账户，就该笔款项刘吉芬提起诉讼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刘吉芬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其公司归还孙燕借款未被生效判决支持，并不改变刘吉芬个人向李俊个人转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刘吉芬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李俊关于刘吉芬不具有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俊收取案涉10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恰当。对于不当得利司法实务中主要从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利益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其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几方面予以认定。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因给付目的不存在或嗣后不存在、或不能达到，致使取得利益的一方因无法律上的原因而成为不当得利。本案中李俊对收到刘吉芬转款1000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不认可刘吉芬陈述的转款原因，否认刘吉芬享有主张该款系不当得利的实体权利。对此，本院根据审理中双方所举证据、庭审所作陈述综合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刘吉芬基于转款给李俊的事实，陈述了该转款系受孙燕指示转给李俊，其目的是为了归还孙燕的借款，并对此举出了孙燕诉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审、二审、及再审判决予以证明其主张，因在该案中孙燕予以否认，直至安徽高院的再审判决亦未将该1000万元认定为向孙燕的还款。故刘吉芬就案涉款项的给付原由及目的尽到了举证责任和说明义务。其次，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陈述称在转款前后相互之间互不认识，除案涉1000万元外，双方也无其他业务往来和经济往来，李俊虽然称该款是其生意伙伴指示刘吉芬转款，但在本案审理中未能举证证明其生意伙伴的身份及指示转款的原由，因李俊的举证不能，致使李俊收取该款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综上，刘吉芬在前述案件中主张转款给李俊是为归还孙燕借款的陈述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证明，因生效判决未支持刘吉芬对该款的主张致刘吉芬的转款目的不存在。本案因李俊未能证明其是合法占有刘吉芬的转款1000万元，刘吉芬因李俊的占有行为致其利益受有损失，且李俊的占有该1000万元与刘吉芬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刘吉芬主张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导致李俊的占有获利与刘吉芬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故李俊占有该10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一审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并以此案由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李俊以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为由提出的上诉理由，因其证据不足，且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于本案争议的1000万元转款，刘吉芬从转款到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在孙燕起诉刘珍、刘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程序中，均主张了案涉1000万元系归还孙燕的还款，要求在还款金额中予以确认，由此证明刘吉芬对该款一直在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权利；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享有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的程序性权利，刘吉芬行使上述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安徽高院就该民间借贷案件再审立案后在尚未作出判决前，并不妨碍刘吉芬提起本案诉讼。刘吉芬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李俊返还1000万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李俊主张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李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谷金霞 审判员  陈丽华 审判员  孙 睿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黄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