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7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宁，男，198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山东省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祥，山东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超群，山东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高唐县人民检察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固河镇胥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春华，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涛，男，197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杨宁因与被上诉人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纳珠公司）、袁涛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6号民初3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宁及委托代理人刘国祥、郭超群，被上诉人高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闫爽、赵杰，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张明到庭参加诉讼，纳珠公司及袁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本案适格被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纠正。具体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其侵权责任。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本案中，被上诉人高唐县人民检察院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告。具体如下：(一)上诉人不是污染物的排放责任主体，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纳珠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未进行审查和准确定性，导致错误认定上诉人为侵权责任主体。事实上，上诉人与纳珠公司之间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纳珠公司实际加工、生产甲硫醇钠产品，纳珠公司系生产责任主体，是污染物的排放者，是侵权人。上诉人作为其客户，加工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认定为责任主体。1、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2、根据公安机关对纳珠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刘春华、公司员工进行的询问可以看出：(1)原审被告袁涛系纳珠公司总经理，负责纳珠公司日常运营、生产、管理工作。(2)2016年8月9日，袁涛作为甲方代表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生产甲硫醇钠，袁涛负责管理生产。(3)从公安机关对刘春华的询问笔录看，刘春华对该签订合同事宜及内容均知悉，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纳珠公司。3、从《承包合同》约定内容看，该合同名为承包合同，实为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及结算方式为“乙方按照折百后每吨600元的费用付给甲方。乙方正常生产日起按每周付甲方承包费(以出厂货为准)”。基于此，上诉人系按照产品成品数量向纳珠公司结算相关费用，该相关费用系加工费用，并非承包费。该事实足以说明纳珠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4、从实际履行情况看，根据公安机关对纳珠公司财务及工人的询问可以看出，自2016年8月9日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后，纳珠公司仍然系由袁涛带领纳珠公司所有工人进行生产、加工，相关工人工资由纳珠公司发放，相关生产设备的维修、调试等均由纳珠公司完成。2016年9月，袁涛离开纳珠公司后，由刘春华进行生产、加工。鉴于此，纳珠公司系生产者即侵权人，上诉人作为委托加工方并未实施任何的侵权行为，没有排放行为，并非侵权人。5、上诉人委托纳珠公司加工生产甲硫醇钠，纳珠公司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没有污水处理装置的事实，使得上诉人误以为其具备污水处理能力。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对污染排放问题默认的问题。上诉人主观上并无过错。(1)2016年7月2日，即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纳珠公司与案外人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达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纳珠公司委托博瑞达公司对其建设的工程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在2016年8月，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纳珠公司向上诉人出示了该技术服务合同，使上诉人当时认为纳珠公司具备完善的污水处理设置等，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2)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相关情况，涉案废水池上加盖蓝布遮挡，上诉人现场调查时看到了池中有废水，但纳珠公司故意隐瞒了其在池底仅使用了沙子材料并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事实。由此反映，上诉人无过错。(3)纳珠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表示其负责提供污水处理与处置。(4)一审查明事实可以反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纳珠公司刘春华实际负责了对设备进行维修。(5)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纳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华提出的维修时，上诉人积极为其垫付资金，亦可以反映上诉人没有污染环境的主观故意和过错。(二)环境损害的后果与上诉人委托加工行为无关，系纳珠公司生产行为导致的，纳珠公司应为责任主体。1、如前所述，在上诉人与纳珠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及合同签订后，甲硫醇钠均系纳珠公司生产的，纳珠公司系污染排放责任主体，系侵权人。2、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显示，涉案废水池系刘春华出资建设的，通往废水池的管道也系刘春华建设的，后期该工程的维修也是刘春华负责的。3、公安机关还查明，2016年10月份，刘春华在厂区其他位置挖了另一处废水池，刘春华明知其现有的废水池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还继续建设，扩大对环境的污染，刘春华、纳珠公司侵权故意明显，主观上有过错，系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可以发现，在2016年8月9日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纳珠公司即被查实存在手续不完善，环境污染严重等相关问题。而上诉人与纳珠公司签订合同后，纳珠公司还处在设备的维修、调试阶段，并未投产，自2016年10月纳珠公司彻底闭业之前时间较短，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假设认定上诉人的委托加工行为系侵权行为，根据该法律规定，该损害结果与上诉人的委托加工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二、一审法院遗漏重要案件当事人，导致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春华作为纳珠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具体实施了废水池的建设、维修，系侵权人，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该重要当事人，应当纠正。1、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2015年刘春华与袁涛合作前，刘春华即为纳珠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刘春华与袁涛合作后，即开始生产甲硫醇钠，之后刘春华一直参与纳珠公司甲硫醇钠产生的生产、加工等。2、如前所述，废水设备系刘春华建设、维修的，且2016年10月，其在明知生产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还继续建设第二处废水池，侵权故意明显，过错明显，系侵权人。该相关事实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明知该相关事实但仍拒绝追加刘春华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纠正。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纠正。1、如前所述，上诉人并非侵权人，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如果认定上诉人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因为上诉人行为明显与其他原审两被告行为性质不同，行为时间并不重叠，对前期污染行为不存在共同侵权的事实。依法也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如下：(1)根据《侵权法》第八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结果，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假设上诉人的委托加工行为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该行为并非与纳珠公司、袁涛等共同实施的，而是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的行为，依法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承担按份责任。(2)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实际情况认定上诉人实际应承担20%的赔偿比例，该认定系一审法院对污染行为及污染量的评价和认定。因此，假设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亦应依法单独就该部分承担按份赔偿责任，而不应再对其他污染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比例明显过高。其没有考虑上诉人行为实际上对污染积累产生的后果几乎没有影响力，参与度极低，作用极小。四、一审法院认定危废清理费、因污染造成的土壤修复费共计170.9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相关鉴定机构无鉴定资质，上诉人亦举证证明了该相关分析报告不科学也并非最佳处理方案，该认定费用明显过高，依法应予以调整。五、一审法院认定鉴定评估费用18.7万元应当予以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鉴定机构没有司法鉴定资格，该委托鉴定费过高，且并无相应的收费标准，依法应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遗漏重要案件事实及侵权人刘春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时又补充：（1）本案涉及的环境损害的后果是纳珠公司前身巨龙公司前期排污行为及纳珠公司后期（实际控制人为刘春华）排污行为造成的，纳珠公司为责任主体，其在不符合环保标准的情况下一直从事排污行为。（2）涉案土地受污染的情况客观上存在历史污染源问题，且历史上污染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严重，本案涉案排污行为明显持续时间短，污染量小，应当通过对污染物进行“溯源”检测，以确定实际损害结果与本案排放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显然回避了该相关事实，导致判决结果明显错误。（3）一审法院简单根据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的各阶段的用电量酌定对涉案三方主体责任进行了内部划分，明显回避了污染源的问题，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本案二审应当发回重审或在二审中通过启动“溯源”检测鉴定程序查明事实后改判。（4）《最高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如果认定杨宁构成环境侵权的话，其仅仅在2016年8月至案发前的阶段存在与纳珠公司（刘春华）、袁涛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一审法院通过对各时间阶段用电量的分析，从而认定纳珠公司、袁涛和杨宁三者各自的责任大小为40%、40%、20%。因此，假设认定杨宁属于排污责任主体的情况下，其实际并没有与刘春华和袁涛“共同实施”前阶段的排污行为，该前阶段的责任即80%的责任应当由纳珠公司（刘春华）与袁涛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后阶段的责任即20%的责任由纳珠公司（刘春华）、袁涛和杨宁共同承担。 高唐县人民检察院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杨宁为本案的适格被告是完全正确的。理由如下：(一)杨宁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是污染物的排放责任主体之一。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关于杨宁所称“纳珠公司与其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这一说法，答辩人不予认同。2016年8月9日杨宁与本案另一被告袁涛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的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袁涛)需提供可正常生产运行的设备交于乙方，设备因缺陷需要增加的部分费用有(由)甲方提供。”第一条第4款约定：“合同生效后，设备的生产管理、安全有(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得干预。”第二条第1款约定：“合同生效日乙方负责设备运行及维修，所产生的费用有(由)乙方自行负责。”第二条第2款约定：“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由乙方负责，工人工资、生活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第二条第3款约定：“生产中的用电用水费用(降温水除外)有(由)乙方负责。”根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可知，袁涛自签订协议后将纳珠公司的生产设备全部转租给杨宁，杨宁全权负责纳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料采购、设备维护、工人工资、水电费用、安全管理、产品销售等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本案中，袁涛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后已经将全部设备转租给杨宁，其不再负责纳珠公司的实际运营；并且根据《承包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乙方按照折百后每吨600的费用付款给甲方，此费用包括设备租赁、协调关系、污水处置等为正常生产所产生的费用。”可知，杨宁付给袁涛600元/吨的费用实际上是包含租赁费、外部关系协调、污水处置等在内的承包费用，而非定作人为承揽人支付的报酬。所以，杨宁和袁涛并非承揽合同关系，而是承包合同关系。3、关于杨宁所称“2016年8月9日之后纳珠公司仍然系由袁涛带领生产。纳珠公司系生产者即侵权人，上诉人作为委托加工方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没有排放行为，并非侵权人”的说法，答辩人不予认同。根据高唐县公安局在2017年7月3日对杨宁的讯问笔录可知，杨宁主动向高唐县公安机关投案，供述自己承包纳珠公司设备生产了12吨甲硫醇纳的事实。根据杨宁的供述：“因为袁涛对这个公司的生产设备、管道比较熟悉，我和他签订的合同上又说明了支付给公司的费用是和成品销售量挂钩的，每出厂一吨成品我就支付给公司600元，袁涛管理者生产也是为了多出产品。”可知，袁涛负责生产是经过杨宁许可的，是双方为了多生产产品达成的合作关系，并不影响双方承包关系的成立。根据2017年7月4日高唐县公安局对邵松松的询问笔录，可知邵松松曾是杨宁的员工，邵松松在2016年8月9日以后向纳珠公司的会计郑明打款五次共25000元，用途为支付工人工资及公司的零碎开支。根据公安机关在2017年9月13日对胡林茂的询问笔录和在2017年9月13日对刘洪新的询问笔录，邵松松于2016年9月份向胡林茂销售价值14万元的甲硫醇纳，杨宁于2017年5月份向刘洪新销售价值52000元的甲硫醇纳。这表明2016年9月之后，杨宁一直在销售纳珠公司生产的甲硫醇纳。综上，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纳珠公司、袁涛、杨宁是共同在未经批准违法生产经营甲硫醇纳，所以杨宁所称自己没有排放行为，不是侵权者的说法是错误的。4、关于杨宁所称“纳珠公司在于上诉人签订合同是故意隐瞒了没有污水处理装置的事实……上诉人主观上并无过错”的说法，答辩人不予认同。虽然杨宁与袁涛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由袁涛提供污水处理及处置，但根据高唐县公安局在2017年7月3日对杨宁的讯问笔录，杨宁供述自己在考察纳珠公司厂区的时候在厂区东侧靠墙的地方有一处砖砌的废水池，且当时池子内还有废水，杨宁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即便与纳珠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进行了后续的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价。可知杨宁对于其生产经营产生污染及纳珠公司对污染的处置设施情况是知情的，其对现有的污水处理及处置方式是默认并继续使用的，对污染的产生存在过错。杨宁仅以“纳珠公司向自己出示博瑞达公司的技术服务合同使其误以为纳珠公司具备完善的污水处理设置”及“纳珠公司故意隐瞒了其在池底仅适用了沙子材料并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事实”为由证明自己无过错是不成立的。(二)杨宁与纳珠公司、袁涛就环境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所述，袁涛与杨宁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并非承揽合同，袁涛与杨宁之间也并非承揽人与定作人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委托加工”的事实，双方与纳珠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杨宁的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杨宁与袁涛于2016年8月9日签订《承包合同》之后，一直和纳珠公司、袁涛共同进行生产活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一同排入东侧的废水池中，由此可知，杨宁的排污行为与环境受损的结果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无法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免除侵权责任。二、人民法院不将刘春华列为本案被告是完全正确的。根据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变更情况表，2012年8月22日，高唐县巨龙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到国珍变更为刘春华，2016年，高唐县巨龙化工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由此可知，自2012年8月22日起，刘春华一直担任纳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组织。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纳珠公司作为同袁涛、杨宁共同侵权行为的主体之一，是适格的当事人，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刘春华作为纳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纳珠公司进行诉讼行为，不需要再列为被告参加诉讼。三、人民法院判决杨宁承担20%的责任是完全合理的。如前所述，杨宁的行为构成环境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纳珠公司、袁涛、杨宁在经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在同一废水池中，难以确定每个主体的准确的污染比例，鉴于杨宁承包经营时间短，现有用电量证据显示其经营期间用电量较少，可以推定其产量较少，因而产生的污染物占比较少，所以判决杨宁承担20%的侵权责任。至于人民法院酌定的赔偿责任比例是三者内部的承担比例，其性质仍然属于连带赔偿责任，对外赔偿责任中三者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超出自己赔偿比例的部分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四、一审法院认定的危废清理费、鉴定评估费是完全合理的。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检测中心、齐鲁师范学院分析检测中心、山东和信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的测评机构，并且参与检测的工作人员均提供了上岗证及鉴定人员个人资质说明，证实以上机构具有相应的资质，其出具的报告和数据分析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符合证据要求。并且一审过程中，杨宁虽然对检测分析报告及鉴定费用不认可，经高唐县人民法院释明亦不申请司法技术鉴定，高唐县人民法院对上述检测分析报告及鉴定费用予以确认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纳珠公司、袁涛、杨宁污染环境一案审理过程中，高唐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应当对审判结果予以维持。补充：根据相关证据巨龙公司与纳珠公司生产产品所产生的污染物并非同类物质，杨宁等人实施排污行为时挖掘的排污池系刘春华、袁涛及杨宁等人所建，在此之前巨龙公司并没有向排污池内排过污水。 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 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对纳珠公司厂区内残留的危险废物及时处置，消除危险；2.若逾期不处置，则承担处置费用2万元；3.依法判令三被告及时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恢复原状；4.如不能恢复原状，赔偿因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68.90万元及相关鉴定评估费用18.7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巨龙公司成立于2002年，占用的土地归固河镇胥庄村集体所有，2016年3月16日更名为纳珠公司，同日经营范围由生产三氯氧磷、叔丁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加工、销售农机配件（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加工、销售叔丁氯、农机配件（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6月21日，经营范围变更为:化工产品生产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加工、销售农机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刘春华于2012年8月22日至2014年9月10日担任原巨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4月17日起至今担任原巨龙公司及更名后的纳珠公司法定代表人。纳珠公司未经批准违法生产甲硫醇钠，无生产该产品的环评手续，不具备处理危废的资质。 另查明，2015年9月28日，刘春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袁涛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1.甲乙双方自愿共同开发、生产经营甲硫醇钠、甲硫基丙醛及甲硫醇钠的深层加工(精肟)的项目。项目计划分三期完成，三期全部建成的时间为一年，第一期为日产70吨甲硫醇钠，筹建时间为一个月，待投产两个月成本收回后，即立马筹建二期甲硫基丙醛的建设安装，以此类推二期投产两个月后立即投建三期，此项目一期投资(包括流动资金)为180万元，甲方出资180万元，即为全资，乙方出技术、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客户资源等。财务管理由甲方安排，项目生产工艺安装完毕甲乙双方将工艺的投资进行审计，双方认可后方可生产经营。2.甲方投资收回，继续投资用于二期建设。项目二期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筹建，本项目的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总利润的甲方56％，乙方44％的比例分配，财务管理由甲乙双方安排。3.本项目所租赁巨龙公司厂地，产生的租赁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利润分配比例共同承担，厂地租赁费为壹拾陆万元每年，在项目投产后第二个月付半年租赁费。4.甲方负责协调当地政府及所有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为此项目的开发、生产、经营等铺平道路，甲方在签定本协议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资金全部到位，十五日内不能因资金耽误项目的进度，乙方负责技术、市场开发及售后跟进以及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必须对合伙企业的总体利润的最大化进行全面分析和负责。5.项目合作经营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9月29日至2018年9月28日，如有需要延长期限，在期满前6个月办理相关手续6.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合伙人共同承担。两人签订协议后，袁涛于同年10月开始着手进行了甲硫醇钠设备的购买、安装、调试及生产甲硫醇钠至2016年8月9日。2015年10月份袁涛与李航签订甲硫醇钠设备安装合同，由李航供应并负责安装、调试该设备，2016年5月份安装、调试完成后，李航离开纳珠公司。2015年11月份左右，刘春华安排人员在厂区东墙西侧修建一废水池，该废水池的顶部高出地面约1米左右。 2016年5月12日，因纳珠公司生产工艺（生产甲硫醇钠、甲硫基丙醛及甲硫醇钠的深层加工）与原环评报告批复的不符，原高唐县环保局下发《关于对原高唐县巨龙化工有限公司停止生产准备工作的通知》，责令该公司停止一切与生产有关的准备工作，完善手续。 因刘春华投资不到位，2016年8月9日，袁涛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宁签订承包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甲方需提供可正常生产运行的设备交于乙方，设备因缺陷需要增加的部分费用有甲方提供。2.甲方保证乙方生产过程中的正常用水、用电供应，提供污水处理与处置。3.甲方负责涉外关系的处理，一个月必须保证25天正常生产，如因关系处理不当影响乙方正常生产，要按天负责工人工资。4.合同生效后，设备的生产管理、安全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得干预。5.合同签订前甲方所有债务与乙方无关。6.原材料与成品属于乙方财产，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合同生效日乙方负责设备运行及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2.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由乙方负责，工人工资、生活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3.生产中的用电用水费用(降温水除外)由乙方负责。4.乙方必须保证安全生产，保证不能出现任何安全隐患及安全事故，依照安全第一的原则生产。5.乙方不得转让、转租所承包的设备。6.乙方在承租期后，需将设备完整交付给甲方，并且能正常运行。三、付款及结算方式：1.乙方按照折百后每吨600的费用付款给甲方，此费用包括设备租赁、协调关系、污水处置等为正常生产所产生的费用。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其他费用。2.乙方正常生产日起按每周付甲方承包费(以出厂走货为准)。双方签订合同后，继续生产甲硫醇钠，袁涛负责管理生产，杨宁负责采购原材料及产品销售。2016年8月底袁涛离开纳珠公司未再回来，同期刘春华回到纳珠公司准备与杨宁继续合作，2016年10月初，刘春华安排人员在厂区东墙西侧原有废水池的北侧修建了另外一个废水池，2016年10月底因环保部门的介入，纳珠公司停产。 2017年7月3日，杨宁在接受高唐县公安局干警讯问时称：我没见过东墙西侧的那处填埋坑，我只知道在厂区东侧靠墙的地方有一处砖砌的废水池，这个废水池是我来的时候就有，当时袁涛还带我看过这个池子，袁涛说是用来存废水的，我看的时候池子内还有废水。通往废水池内的管道是怎么铺设的我不清楚，2016年10月份左右，邵松松给我说支付给刘春华一部分钱，刘春华说是用来往废水池内铺设塑料管道的，原来的管道堵了。 2017年7月4日，邵松松（杨宁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高唐县公安局干警讯问时称：通往废水池的管道我来的时候就有，后来在2016年10月份调试生产设备的时候，原来的排水管道堵塞了，刘春华又购买过塑料排水管道，当时杨宁让我给刘春华打过钱。 高唐县公安局在高唐县供电公司调取的纳珠公司于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的计费电量总数为102815，其中2016年1月至7月为90827，2016年8月至10月为11988。 再查明，2016年10月30日，原高唐县环保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纳珠公司院内存留的液体进行了现场勘察，发现厂区东侧存在两个长约15米、宽约3米、深约0.6米的废水坑，发出强烈恶臭气味，对水坑内废液及结晶状废物进行了取样封存，并经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检测中心、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分别对坑内废液进行的PH检测、有机物定性检测分析及废液性质鉴定，该液体PH值为12.06，呈强碱性，检出甲硫醇、二甲基硫醚、二甲基二硫醚、二甲硫基甲烷，该废液系HW04农药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为“263-009-04”，为有毒物质、危险废物。高唐县公安局将封存的结晶状废物样品性质委托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验，结果亦为有毒物质、危险废物。山东大学接受原高唐县环保局委托对纳珠公司厂区东侧废水坑进行渗漏分析及土壤修复范围分析，结论分别为：1.水坑周围土壤样品PH呈强碱性、有二甲基硫醚、二甲基二硫醚、二甲基三硫醚特征污染物检出，且水坑周围土壤呈黑色、有强烈恶臭气味，说明排放的甲硫醇生产废液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渗透，这个两个水坑是渗坑。废液的渗透已经严重污染周边区域土壤，建议尽快进行土壤修复，减轻对环境的危害。2.污染场地厂区内需要修复的土方量共计1689立方米，渗坑内清理出的原料结晶建议作为危废处理，数量5吨，以每吨4000元的危废处理费用，需要2万元，土壤修复费用每立方米1000元，所需费用为168.90万元，危废清理及修复费用共需170.90万元。原高唐县环保局支出鉴定费用18.70万元。 2017年5月31日高唐县公安局作出高公（治）（2017）10281号立案决定书，对纳珠公司污染环境一案立案侦查，刘春华、杨宁分别于2017年6月6日、7月3日被取保候审，袁涛于2017年5月31日被网上追逃。 杨宁提交的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于2005年10月24日作出的聊环审（2005）09号关于高唐县巨龙化工有限公司扩建生产叔丁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显示：拟建工程废液主要是氯化单元产生的废磷酸。 还查明，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在向本院提起公益诉讼前，已经依法进行公告，公告期届满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高唐县环保局更名为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纳珠公司、袁涛、杨宁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纳珠公司、袁涛、杨宁未经批准违法生产经营甲硫醇钠，并违反相关规定，在纳珠公司无生产该产品的环评手续，不具备处理危废的资质的情况下，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违规排放、储存，污染土壤，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已经发生和必然发生的，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三者依法应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并对共同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杨宁与袁涛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由袁涛提供污水处理及处置，但根据杨宁在接受高唐县公安局干警讯问时关于其来到纳珠公司时就在袁涛带领之下看到过纳珠公司旧有的废水池，且袁涛告知用途为存废水的陈述，可知杨宁对于其生产经营产生污染及纳珠公司对污染的处置设施是知情的，其对现有的污水处理及处置方式是默认并继续使用，其对污染的产生是存在过错的，其关于受欺骗亦为受害方、以及不是适格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因存在三被告经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同一废水池的事实，难以确定每个主体的准确污染程度，杨宁关于袁涛与纳珠公司合作期间产量的推定，以及凭证人口供对自身产量的认定，证据均不充分，据此主张其承担0.379%赔偿比例，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杨宁承包经营时间短，现有用电量证据显示其经营期间用电量较少，可以推定其产量较少，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对环境的污染损害程度轻微；袁涛与纳珠公司合作生产经营时间较长、现有用电量证据显示其经营期间用电量较多，可以推定其产量较多，产生的污染物较多，对环境的污染损害程度较大，二者过错程度相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连带责任。支出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三者的内部赔偿责任比例分别为纳珠公司承担40%、袁涛承担40%、杨宁承担20%，在对外赔偿责任中三者互负连带赔偿责任，支出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杨宁关于将原巨龙公司的股东、管理人列为本案被告的辩称意见，因根据原高唐县环保局封存样品所做的一系列检测中均未检出生产叔丁氯会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磷酸，且杨宁亦未提交原巨龙公司存在环境污染的证据，不予支持；杨宁关于将纳珠公司的股东列为本案被告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现有证据表明李航系设备的安装、调试人员，未有管理纳珠公司生产行为及职责，杨宁关于将李航列为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危险废物数量及处置、修复费用的认定问题。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检测报告记载，纳珠公司厂区东侧两废水坑内废液系HW04农药类危险废物；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两坑内的结晶状废物亦为有毒物质、危险废物。山东大学对纳珠公司厂区东侧废水坑进行渗漏分析及土壤修复范围分析结论为：两个水坑是渗坑排放的甲硫醇生产废液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渗透，废液的渗透已经严重污染周边区域土壤，建议尽快进行土壤修复，减轻对环境的危害；污染场地厂区内需要修复的土方量共计1689立方米，渗坑内清理出的原料结晶建议作为危废处理，数量5吨，处理费用需要2万元，土壤修复费用需要168.90万元，危废清理及修复费用共需170.90万元。原高唐县环保局支出鉴定费用18.70万元。杨宁对上述检测分析报告及鉴定费用不认可，经释明亦不申请司法技术鉴定，对上述检测分析报告及鉴定费用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纳珠公司、袁涛、杨宁构成环境侵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经一审法院审委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五）(六)项、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杨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在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的监督下，按照危险废物处置要求将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院内残留的结晶状废物5吨进行处置，消除危险；并对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院内受污染土壤治理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二、如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杨宁逾期不能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置、消除危险并制定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杨宁于逾期之日起十日内对于危废清理费、因污染造成的土壤修复费用共计170.90万元，分别赔偿68.36万元、68.36万元、34.18万元，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政票据管理系统上缴省级国库；三、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杨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于鉴定评估费用18.7万元，分别赔偿7.48万元、7.48万元、3.74万元，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政票据管理系统上缴省级国库；四、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袁涛、杨宁对于上述第二、三项互负连带责任，支出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案件受理费21864元，由被告山东纳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745元、袁涛负担8745元、杨宁负担4374元，三者互负连带责任；公告费820元，由袁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宁提交证据1：2016年7月2日，纳珠公司与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一份，拟证明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纳珠公司向上诉人出示了该技术服务合同。隐瞒事实使上诉人认为纳珠公司具备完善的污水处理设置。证据2：纳珠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环保知识的培训现场照片一张。2016年王镇长到纳珠公司指导安全生产及督导安全工作的照片两张，2016年3月1日，纳珠公司关于成立安全领导小组的红头文件一份、2016年3月1日，纳珠公司关于生产安全的副总王长华及车间主任李善坤的任命书红头文件一份。前述文件拟证明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向上诉人提供了相关文件及照片，告知上诉人其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具备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上诉人对其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情况并不知情，是被欺骗与其建立合同关系。证据3：上诉人于2020年5月在纳珠公司现场拍摄的照片一宗。现场照片是打印件。拟证明2016年8月9日纳珠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从2002年至2016年8月期间，纳珠公司即被查实存在手续不完善，环境污染严重等历史遗留问题，还存在纳珠公司故意隐瞒排污池中污水水面以下未做防水的事实，使上诉人上当受骗。由此，应当认定上诉人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高唐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对于证据一，纳珠公司与博瑞达环保科技环保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的相关事宜，已经在答辩意见中进行了陈述，不再重复。对于证据二，纳珠公司成立的安全领导小组及健康领导小组以及对于王长华、李善坤的任命文件均系纳珠公司的内部管理文件，与环境污染的责任分配无关。对于证据三，现场的照片没有拍摄时间及拍摄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所称该照片是二审期间拍摄，并不能证明是巨龙公司生产产品所产生的污染。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该合同系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山东纳珠公司提供的有关项目自理，对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分别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做出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因此，依据该服务合同并不能证明纳珠公司具备完善的污水处理装置。关于证据2，该证据不能证明纳珠公司具备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关于证据3，该照片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原审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上诉人杨宁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本案是否遗漏其他当事人。第三，分析报告应否采信，鉴定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主张其与纳珠公司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上诉人是定做人，纳珠公司是生产责任主体。依据袁涛与杨宁签订的合同，袁涛自签订协议后将纳珠公司的生产设备全部转租给杨宁，杨宁全权负责纳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料采购、设备维护、工人工资、水电费用、安全管理、产品销售等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因此，杨宁和袁涛并非承揽合同关系，而是承包合同关系。杨宁全权负责纳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料采购、设备维护、工人工资、水电费用、安全管理、产品销售等事务，在生产中违法排放污染物，应属于侵权人。 关于杨宁所称“纳珠公司在于上诉人签订合同是故意隐瞒了没有污水处理装置的事实……上诉人主观上并无过错”的主张。虽然杨宁与袁涛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由袁涛提供污水处理及处置，但依据高唐县公安局在2017年7月3日对杨宁的讯问笔录，杨宁陈述自己在考察纳珠公司厂区的时候在厂区东侧靠墙的地方有一处砖砌的废水池，且当时池子内还有废水。杨宁的工作人员邵松松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在2016年10月份调试生产设备时，原来的排水管道堵塞了。刘春花又购买过塑料排水管道，当时杨宁让其给刘春华打过钱。由此，杨宁清楚了解对污染物通过渗坑违法排放的事实。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虽与纳珠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进行了后续的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文规定，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检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止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上诉人杨宁作为生产者，在明知污染物通过渗坑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情况下让生产排放污染物过错明显，其关于因纳珠公司故意隐瞒而误认为纳珠公司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因此自身没有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杨宁主张污染系纳珠公司前身巨龙公司前期排污造成的主张，巨龙公司与纳珠公司生产产品所产生的污染物并非同类物质，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污染与巨龙公司有关。关于一审法院根据用电量酌定三方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用电量是判断责任主体违法生产时间的较为客观的标准，在无法确定各个责任主体污染物排放量的情况下，原审参照用电量确定三方内部责任比例并无不当。 关于杨宁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杨宁属于后期参与承包经营，其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与前期纳珠公司及袁涛的污染环境行为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但是，虽然杨宁属于后期参与承包经营，但杨宁使用同一套设备生产同样的产品排放的污染物与纳珠公司及袁涛排放的污染物相同，因此，杨宁与纳珠公司、袁涛虽先后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但杨宁与纳珠公司、袁涛分别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性质相同，属于同一损害。且每个人的污染环境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渗坑周围土壤的全部损害，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杨宁与纳珠公司、袁涛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仅能适用于具有意思联络的纳珠公司与袁涛之间的连带责任。纳珠公司、袁涛与杨宁之间系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判决纳珠公司、袁涛、杨宁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刘春华系纳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纳珠公司，上诉人关于刘春华应作为诉讼主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检测中心、齐鲁师范学院分析检测中心、山东和信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的测评机构，并且参与检测的工作人员均提供了上岗证及鉴定人员个人资质说明。上述检测分析报告均系高唐县环保局委托检测机构所出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对环境污染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既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也可以委托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原审采信上述证据并无不当。相关评估费用亦应由包括上诉人杨宁在内的侵权人承担。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64元，由上诉人杨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育颖 审判员  李曙霞 审判员  王玉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陈闪 书记员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