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赔初27号 原告阚德荣，男，仡佬族，1943年10月21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址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 原告贺定权，男，汉族，1966年11月23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王联合，男，汉族，1967年11月20日出生，重庆市人，住址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罗兴全，男，汉族，1964年1月10日出生，重庆市人，住址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刘兴国，男，汉族，1966年5月30日出生，重庆市人，住址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孙巧琪，男，汉族，1970年8月10日出生，重庆市人，住址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马泽远，男，汉族，1968年6月11日出生，重庆市人，住址重庆市长寿区。 诉讼代表人阚德荣、贺定权。（特别授权）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人民政府。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街上。 法定代表人刘森本，镇长。 出庭负责人李林琳。 委托代理人河西江，新蒲新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阚德荣等七人因与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虾子镇政府）《生态渔业养殖协议》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和被告虾子镇政府负责人李林琳及委托代理人河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7月间应红花岗区虾子镇政府、三渡镇政府和湄潭县新南镇政府、高台镇政府邀约，七原告指派合伙人之一的贺定权分别与之签订《生态渔业养殖协议》，并依约向上述政府交纳行政管理费后，立即组织人员组建实施，购买设备和相关用具及鱼苗投入河域。渔业养殖走上正轨。四镇河域组成四个养殖管理组，虾子镇由两个合伙人招聘四个工人组成一组，其他三镇由一个合伙人招四个工人组成管理组，贺定权负责全面。养殖三年捕鱼期到，向四个政府申请办理捕鱼证，2018年9月的一天，发现设备、设施被砸烂，当地群众告知是政府综合执法，经上访无果。后经了解，原告承包的水域在2014年5月22日《贵州农委关于湄潭县境内河流水库划定禁渔区的批复》和《湄潭县人民政府关于设立禁渔区的通告》两个文件后已划成禁渔区一年多。原告才恍然大悟，不知不觉走进了政府给设下的圈套。四个人民政府在明知原告承包的河域是禁渔区而办不到捕鱼证的情况下，以招商引资的名义骗进其设下的圈套，以综合执法的方式结束原告的承包，又借协议中“不予任何补助”的条款不对原告进行补偿。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行政赔偿七原告损失2968768元（鱼苗费、运输费1847768元，工人工资740000元，行管工资260000元，管理费40000元）及银行贷款利息。综合执法造成的损失：活动板房二间价值35898元，12马力挂机一台价值14000元，汽油挂机船一艘价值7300元，小船二艘价值7000元，捕鱼网具价值261180元，共计325378元。每镇分别摊81000元。庭审后（2020年8月17日），贺定权提交虾子镇：1.鱼种、运费、下车费共计1847768元；2.工人工资共计780000元；3.行管工资每镇分配290000元。共计2917768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购鱼苗、运费等证据：1.2015年7月2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0179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2018年8月12日），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11290元；2.2015年7月4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9517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04670元；3.2015年7月6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15128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2018.7.6），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27628元；4.2015年7月8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金额12237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34870元；5.2015年9月9日重庆市川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据》（花鲢鱼款68600元）、杜锦明《收条》（运费7000元，2015.9.10），证明购买鱼苗及运费付款；6.2015年9月12日重庆市川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据》（花鲢鱼款71400元）、杜锦明《收条》（运费7000元，2015.9.13），证明购买鱼苗及运费付款；7.2015年9月14日重庆市川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据》（花鲢鱼款67200元）、杜锦明《收条》（运费7000元，2015.9.15），证明购买鱼苗及运费付款；8.2015年9月17日重庆市川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据》（花鲢鱼款38250元）、杜锦明《收条》（运费7000元，2015.9.18），证明购买鱼苗及运费付款；9.2016年3月1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4015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52650元；10.2016年3月4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4136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2016.3.4），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53860元；11.2016年3月7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4044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52940元；12.2016年3月10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14144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2500元），黎伟《说明》（2016.3.10），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53940元；13.2016年3月12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两份（花鲢鱼种款60270元和66960元），花鲢鱼种清单两份，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二车），晏吉强、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16000元），黎伟《说明》（2016.3.16），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135230元；14.2016年3月17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8489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2016.3.17），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94390元；15.2016年3月19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金额8465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2016.3.19），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94150元；16.2016年3月22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金额7590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2016.3.22），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85400元；17.2016年3月24日重庆市长寿区精英渔业股份合作社《收据》（花鲢鱼种款金额63800元）、花鲢鱼种清单、刘朝全收货《收条》（鱼种一车）、包晓中收款《收条》（运费9500元）、黎伟《说明》，证明购买鱼苗、运费共计73300元。二、工资表。（2015年5月至2018年7月）《虾子护鱼人员工资表》和《行管人员工资表》，分别证明工人工资780000元，行管人员工资290000元（四镇平均分配）。三、《综合执法损失清单》，证明设备、工具等损失325378元，四镇分摊，本被告负责81000。 被告虾子镇政府辩称，一、至今未对原告作出任何行政行为，没有任何行为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二、2015年7月《生态渔业养殖协议》，原告主要养鱼区域不在被告管辖区域内，至今被告并未对原告养鱼进行过任何阻止行为。三、如果原告所诉有证据证明归责于被告，《生态渔业养殖协议》也应是民事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调整，不应是行政法律调整。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不予认可，且均系原告自行罗列，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不予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2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省农委关于湄潭县境内河流、水库划定禁渔区的批复》，“湄潭县农牧局：你局报来《关于设立禁渔区的请示》收悉，为了调整渔捞结构，减轻捕捞压力，保护湄江河、桃花江河等49条河流及角口水库、构皮滩水库湄潭库区等16座水库渔业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七条、第八条和《贵州省渔业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一、同意将湄江河、桃花江河等49条河流及角口水库、构皮滩水库湄潭库区等16座水库划定为禁渔区（详见附表）。二、请你局设置明显的禁渔区标志，并组织实施。”2014年5月29日，湄潭县人民政府发布《湄潭县人民政府关于设立禁渔区的通告》。2015年7月1日，虾子镇政府（甲方）与贺定权（乙方）签订《生态渔业养殖协议》，为充分利用水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当地经济，乙方决定在角口库区上游虾子镇××村河段开展生态养殖。甲方同意将角口库区位于虾子镇××村的水域面积（已分包给李龙裔的部分除外）承包给乙方开展生态养鱼；承包期限五年，即从2015年7月1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期满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续租；乙方交付甲方每年承包费8000元，五年承包费一次性交清，共计人民币40000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签订后，虾子镇政府收取原告承包费40000元，原告也未办理养殖使用证。原告主张案涉协议签订后即投入养殖，养殖三年期到申请办理捕鱼证未得批准。故诉请确认被告与其签订《生态渔业养殖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已作出（2020）黔0321行初320号行政判决，确认虾子镇政府与贺定权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生态渔业养殖协议》无效，并返还原告所交的承包费4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生态渔业养殖协议》虽已确认无效，现原告主张赔偿，一方面原告未办理养殖使用证，其主张在案涉协议签订后即投入养殖，而无养殖证进行养殖，违反《贵州省渔业条例》第七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水域等的，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养殖证。”的规定，故合同目的注定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是否投入养殖并因此造成损失，原告没有提供向被告及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养殖方案、投放计划等资料进行审核认证并接受监督管理的主要证据，以证明养殖事实和损失事实的存在及主张赔偿的合理性、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其赔偿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对原告主张的综合执法损失，本案中不予审理及评价。 综上所述，原告本案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阚德荣、贺定权等七人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潘嘉品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李丽莎 书记员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