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浙03行赔终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嘉县博威电器制造厂，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瓯北街道和三村西湖路13号。经营者章连州，男，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章连州，男，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岳林，男，197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代理人李志强，北京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嘉县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瓯北街道双塔路1028号。法定代表人汪长新，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出庭负责人刘三相。委托代理人张红戈、徐莉莉，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永嘉县博威电器制造厂（以下简称博威厂）、章连州、章岳林因诉永嘉县人民政府瓯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瓯北街道）城建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行赔初1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永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8）浙0324行初71号行政判决，判决认定：章岳林、章连州为兄弟关系，均系永嘉县瓯北街道和三村村民，两人在永嘉县瓯北街道和三村西湖路河头0640地块中章连州的承包土地地块上建有厂房。章连州系博威厂的经营者，该厂使用前述厂房进行生产经营。2017年9月间，瓯北街道组织人员对该厂房予以强制拆除。判决认为瓯北街道的强制拆除行为事实认定不清，主要依据不足，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确认瓯北街道于2017年9月间对原告位于永嘉县××街道××村××路××房予以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后，瓯北街道不服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浙03行终380号行政裁定，准许瓯北街道撤回上诉。判决生效后，三原告于2019年7月28日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被告恢复厂房及设施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赔偿经济损失801500元。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三原告遂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801500元，其中包括厂房损失费239500元、设备搬迁费32000元、临时安置费16000元、安置费用312000元、停产停业损失192000元、水电安装费用10000元。庭审中原告方再次明确诉请为：被告赔偿原告章岳林和章连州厂房损失费239500元，赔偿原告博威厂设备搬迁费、安置费用等损失共计562000元。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9月强制拆除原告章岳林、章连州建成由原告博威厂使用的案涉厂房的行政行为已经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案涉厂房未进行不动产权属登记，原告章岳林、章连州亦未提供相关权利凭证以证明案涉厂房属于其合法财产，故不能直接认定被告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原告章岳林、章连州的合法权益受损，因此原告章岳林、章连州要求被告赔偿厂房损失费23950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原告博威厂主张其财产权因案涉厂房被强拆而受损，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原告博威厂主张的赔偿项目也均非直接损失，因此，原告博威厂要求被告赔偿设备搬迁费、安置费等共计562000元，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章岳林、章连州和博威厂的赔偿请求。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和博威厂诉称：上诉人在永嘉县××街道××村××路××房。2017年9月间瓯北街道对上诉人上述厂房进行强制拆除。被上诉人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已经永嘉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4行初7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随后上诉人于2019年7月28日通过ＥＭＳ快递的方式向被上诉人递交行政赔偿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一直未对原告予以答复。上诉人2019年10月10日向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乐清市人民法院以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厂房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首先，涉案厂房是2005年上诉人章连州在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建成的，该厂房的所有权是章连州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合法享有，供博威厂使用，虽然涉案厂房没有进行不动产权属登记，但在当时的传统物权法规则下，登记只是不动产权的处分要件，并非不动产权属的生效要件，章连州对涉案厂房享有的合法物权在厂房建成时已经生效。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此时涉案厂房早已建成，可见并非因没有进行不动产权属登记，涉案厂房就不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其次，根据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认定违法建筑和进行相应处罚的主体应该是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被上诉人无权认定。违法建筑的概念是20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首次确立的，上诉人原始取得涉案厂房不动产权的时间明显早于城乡规划法实施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厂房不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即使涉案厂房确属违法建筑，根据（2019）最高法行申4038号行政裁定书的观点，“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时，当事人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够获得行政赔偿；没有合法权益可保护的，不能获得行政赔偿。因强制拆除手段、方式不当，造成当事人在正常强制拆除情形下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灭失的，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被上诉人也应当对因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二、案涉厂房损害情况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且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项目均属直接损失。上诉人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详细的照片作为证据，已经初步证明了上诉人财产遭受损失的事实，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参考（2018）最高法行申1056号行政裁定，由于被上诉人实施违法强制拆除前并未通知上诉人，即因为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同时参考（2017）最高法行申7437号行政裁定“为了防止征收机关以赔代补、恶意违法强拆行为的发生，赔偿的金额原则上不能低于补偿的数额”的观点，上诉人主张的设备搬迁费、安置费均属被上诉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搬迁费、安置费均非直接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申请审判长黄乐珍回避，审判长黄乐珍称受院长委托口头决定驳回上诉人的回避申请，并拒绝上诉人申请复议，程序明显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赔偿请求。被上诉人瓯北街道辩称：一、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在一审中自认案涉厂房没有经过相关规划许可，同时在也没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厂房合法性，因此案涉厂房系违法建筑，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主张厂房损失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博威厂是案涉厂房的承租人，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存在。综上，三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正确，应予维持。经审理，原判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等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取得国家赔偿。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主张被上诉人瓯北街道违法强拆其建造的案涉厂房造成其厂房灭失，要求按该厂房的价值予以赔偿，但其既无提交该厂房的合法产权凭证，也无提交合法建造该厂房的许可或审批材料，不能证明案涉厂房系其合法财产。上诉人自述系在承包地上建造了案涉厂房，在无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该厂房用地明显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诉称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合法享有案涉厂房所有权，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在一审并未主张案涉厂房被拆除后的残值赔偿，在二审亦不能明确残值数额，原判对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要求赔偿案涉厂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博威厂主张以原则上不能低于补偿的数额赔偿其搬迁费、安置费，该请求成立的前提是其为合法的被征收人或因案涉房屋被征收而享有相应的合法补偿权益。本案中，无论上诉人章岳林、章连州还是博威厂，均非合法的被征收人，也不享有相关合法的征收补偿权益，原判未支持上诉人博威厂的此项赔偿请求，亦无不当。上诉人在一审的回避申请并无充分正当事由，一审法院对其回避申请的处理并无违反法律规定，不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旭东审 判 员 来 敏审 判 员 郑 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代书记员 项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