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529民初409号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男，1970年8月11日出生，哈尼族，农民，住红河县。 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哈尼族，农民，住红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卫莨，男，1977年10月18日出生，哈尼族，住红河县。系被告普皮嘎长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华，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卫莨、李章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包谷地里被砍包谷经济损失2,000元。事实及理由：2020年6月29日，被告普皮嘎故意砍死我原告地里的包谷。这块地开始是被告普皮嘎的母亲在原告何嘎仰的承包田下边栽一小点韭菜，才有了一平方宽的面积，后来被告普皮嘎逐年乱挖，扩宽扩大，原告的田越来越小，被告普皮嘎的地越来越大。这块地是原告承包田，东至普勒同，南至普勒仰，西至虾里，北至水沟，四至分明，上下周围所耕种的农户和村里的干部、群众、党员都知道，可以证明。争执没有意思，不管扩宽，扩大到多少面积都应是属于原告何嘎仰所有。现在被告把我的包谷砍死后，请求村委会领导，请求浪堤镇司法办领导帮忙解决，他们相互推脱责任，不来调解，他们以前调解三次无效，所以现向红河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特请求领导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给予及时判令。 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归还反诉人土地使用权，赔偿损失2,500元；2、驳回被反诉人的本诉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1981年包产到户时，娘普村集体将坐落“俄伙改见”（地名）面积约2分的旱地归我家承包耕种。1982年，我家在此土地上种了棕树，1987年改种杉树和庄稼，一直都没有发生纠纷。2007年红河县政府重新核发承包经营权证给我家。2017年11月被反诉人邀约人砍死我家在该地上的杉木树和麦子苗。经浪堤乡政府调解未成功。2018年9月30日，红河县政府再次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该地确权给我家。被反诉人于2020年春季在该地上抢种包谷。为维护我的承包经营权，我于6月29日砍掉了被反诉人抢种的包谷苗。2、被反诉人要求赔偿2,00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争议土地是旱地，反诉人的承包土地是旱地，被反诉人称的是水田，两者不属于同一类耕地。4、被反诉人提交的档案资料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5、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的损失2,500元。6、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综合本诉、反诉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 一、双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一方是否侵害对方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赔偿2,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三、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2,5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证明争议的土地登记在我家土地承包证上。2、《说明》1份，证明村干部及群众可以证明土地是我家的。3、《光盘》1张，证明被告损害包谷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对本诉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的是水田，与本案争议的旱地没有关联性，东面是本诉被告的旱地；证据2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分别到庭质证询问，认为该证据不应作为证据质证；证据3没有异议，对包谷砍死的事实没有意见。 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本诉被告身份适格。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版）》，证明“俄伙改见”地有本诉被告的承包地0.2亩。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证明现争执地0.26亩属于本诉被告的承包地，本诉原告无权耕种；4、《2008年调解意见》1份，证明现争执地归本诉被告。5、《照片》4张，证明本诉原告损害本诉被告土地上农作物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质证意见：对本诉被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有异议，2007年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土地是娘普村委会总支自己填上去的，原来没有。对证据4有异议，当时进行过调解，但是土地没有说归谁家。对证据5部分有意见，因本诉被告在我的承包土地上栽种农作物，麦子和杉木树是我挖死的，但水田的田埂不是我损害的，是本诉被告挖烂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勘察现场并制作现场勘查草图一张，拍摄现场照片一组5张，到红河县调取的包谷亩产产量情况。经双方质证均无异议。 上列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书，该证书的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书中没有把争议土地列入其中，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的证明目的不成立。证据2、《说明》不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光盘》内容，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认可，本院确认该事实。 二、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的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身份适格，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版）》，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是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书，其中双方争议土地的四至界限与本院现场勘察的相一致，可以证明双方争议的土地属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的承包土地。证据4、《2008年调解意见》，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同时不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照片》4张，证明本诉原告损害争议土地上农作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三、本院依法制作的现场勘查、拍摄现场照片及红河县调取的包谷亩产产量情况，经双方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庭审调查，根据当事人自认、结合相关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双方争议的土地座落于红河县娘普村委会“俄伙改见”（地名），属于红河县娘普村委会规甫（普）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属于红河县娘普村委会规甫（普）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双方争议的土地登记在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版）》上，地块名称：俄伙改见；面积：0.2亩；地类：地；四至：东虾里田，南虾里田，西何嘎仰，北何改甫。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时，双方争议的土地登记在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上，地块代码5325292030060800439，四至：东至普妾仰，南至何嘎仰、田埂，西至何嘎仰，北至田埂。双方争议土地没有登记在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上。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因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多次发生争执，经村委会、浪堤镇政府调解解决未果。2020年春季，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在该地上栽种包谷，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于2020年6月29日砍死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栽种的包谷，双方再次发生纠纷。 根据确认的本案事实，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 一、双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一方是否侵害对方土地承包经营权？ 双方争议的土地属于红河县娘普村委会规甫（普）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双方争议的土地登记在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7年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版）》上，四至界限与本院现场勘察的基本相符。双方争议的土地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在争议土地上栽种包谷的行为，侵害了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的权益，应当停止侵害。 二、本诉原告何嘎仰要求本诉被告普皮嘎赔偿2,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双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本诉原告何嘎仰在该土地上栽种包谷的行为侵害了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的承包经营权，其要求本诉被告赔偿2,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反诉原告普皮嘎要求反诉被告何嘎仰赔偿2,5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的行为，侵害了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的权益，被告（反诉原告）普皮嘎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何嘎仰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的理由成立，本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要求赔偿数额为2,500元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反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本诉原告何嘎仰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何嘎仰立即停止反诉原告普皮嘎承包经营的位于“俄伙改见”土地的侵害，不得阻碍反诉原告普皮嘎行使对该承包土地的权利。 三、驳回反诉原告普皮嘎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本诉原告何嘎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由反诉原告普皮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忠龙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马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