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06民初1123号原告：杨维洲，男，195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孙桂英，女，195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萌，男，197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系原告儿子。特别授权代理。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陈少波，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周国建，男，199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第三人：张定贵，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第三人：高小梅，女，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杨维洲、孙桂英与被告周国建、第三人张定贵、高小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维洲、孙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国建、第三人张定贵、高小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维洲、孙桂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价款43万元；2.判令被告以4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9月7日至2019年8月7日止的利息（共23个月，利息为49450元），并按此标准计算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第三人对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及理由：2017年7月24日，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售原告名下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樊城区字第00××4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2015）第330513004-8-4号”。被告于2017年9月7日出卖该房产，但该笔交易办理完毕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房款。本案被告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周国建辩称，其与原告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了《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原告已经将上述房屋以3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双方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不存在委托卖房。第三人张定贵、高小梅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7月24日，原告杨维洲、孙桂英因其儿子杨萌急需用钱，与案外人周小芬（被告周国建姐姐）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杨维洲、孙桂英借到周小芬12万元整，以位于襄樊市××区××单元××室房屋（房产证号为00××47号，土地证号为330513004-8-4号）作为抵押，还款日期为2017年9月24日，抵押期为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9月24日，如到期或提前还款，他项权利抵押权由双方到相关登记部门办理解除手续，如逾期未还款，他项权利抵押权继续有效，或由乙方周小芬申请司法程序解决纠纷。合同签订后，双方在襄阳不动产登记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周小芬向杨维洲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2万元。2017年9月6日，案涉房屋办理抵押注销登记。同日，原告杨维洲、孙桂英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杨维洲、孙桂英是夫妻，我们二人共同拥有住宅房屋一套，坐落于襄樊市××区××房，建筑面积58.6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第00××4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2005）第330513004-8-4号。我们决定将此房屋转让给他人。因我们都有事务在身，不便办理上述房屋的转让和过户手续，现委托周国建作为我们的合法代理人，代为办理如下手续：一、出售上述房产，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查询住房证明，办理网签手续；二、在不动产管理局、房管部门办理上述房产的解押、撤押、交易、过户手续，签署相关文件，缴房产交易的有关税费；三、收取上述房产的买卖价款，房款打入周国建的建行卡（卡号：62×××59）；四、到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及供气公司办理上述房产的水电、供气过户手续，签署相关文件。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依法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均由我们享有和承担。委托期限至办完上述事项时止。代理人无转委托权。”杨维洲、孙桂英在委托书上签字、按指印。同日，在襄阳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7年9月7日，周国建代杨维洲、孙桂英与第三人张定贵、高小梅签订《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杨维洲、孙桂英将坐落于襄樊市樊城区云兴路（3607工厂）12栋1单元4层1室房屋（房产证号为00××47号，土地证号为330513004-8-4号）出售给张定贵、高小梅，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8万元，具体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资金自行划转，房屋交付时间为2017年9月10号之前，卖方处由周国建代杨维洲、孙桂英签字，买方处由张定贵、高小梅签字。2017年9月14日，上述房屋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在张定贵、高小梅名下。案涉房屋一直由杨维洲、孙桂英的亲戚居住，2018年12月，张定贵向杨维洲主张房屋所有权，双方发生矛盾，经报警后，张定贵同意给杨维洲一段时间腾退房屋，杨维洲同意支付2019年1月、2月、3月、4月租金后，于2019年5月将房屋腾退交付给张定贵、高小梅。2019年9月16日，张定贵、高小梅又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李明山、吴香萍，双方签订《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张定贵、高小梅将坐落于襄樊市樊城区云兴路（3607工厂）12栋1单元4层1室房屋出售给李明山、吴香萍，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0万元，具体付款方式为首付8万元，银行按揭12万元，资金自行划转，房屋交付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2019年9月20日，上述房屋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在李明山、吴香萍名下。2017年8月20日至2018年6月30日，杨萌（杨维洲、孙桂英儿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陆续向周国建转账共计17000元，未注明转账用途。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杨维洲、孙桂英与被告周国建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卖房关系？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杨维洲、孙桂英与周小芬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及与周国建签订《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均是为了借贷所需，并无出售案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杨维洲、孙桂英与周国建签订的《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仅对房屋价款进行约定，对具体付款方式、房屋交付时间、双方违约责任等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均未作出明确约定,不符合正常的房产交易。周国建辩称房款已支付，支付方式为周小芬向杨维洲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付12万元及现金，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表明12万元系周小芬出借给杨维洲、孙桂英的款项，周国建未提供其他已支付房款的证据，故杨维洲、孙桂英与周国建签订的《襄阳存量房买卖合同》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周国建辩称其与杨维洲、孙桂英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017年7月24日，原告杨维洲、孙桂英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经过襄阳公证处的公证，杨维洲、孙桂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委托书》予以确认。《委托书》虽载明委托周国建出售上述房产，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办理过户等手续，但该委托书对房屋的出售价格等重要条款并未作出约定。周国建作为受托人，应及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不得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周国建作为受托人，应当将房屋出售款项交付给原告。因《委托书》未对案涉房屋的出售价格作出约定，原告主张房屋出售价格为43万元的依据是杨萌（杨维洲、孙桂英的儿子）与第三人张定贵的一份电话录音，该录音材料中第三人张定贵并未直接正面回答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亦未体现该房屋的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原告仅提供该录音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为43万元。故原告杨维洲、孙桂英要求被告周国建支付房屋价款43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行为，故其要求被告周国建与第三人张定贵、高小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维洲、孙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92元，减半收取4246元，由原告杨维洲、孙桂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耀承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