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381民监4号 原审原告：刘燕珍，女，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审被告：林春燕，女，197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审原告刘燕珍与原审被告林春燕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温瑞民初字第3275号民事判决；林春燕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2016）浙03民终12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17年3月24日作出（2017）浙03民申1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林春燕的再审申请。林春燕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仍持续缠诉缠访。2020年4月23日以后又以“原判决缺乏过错证据，原判决认定的损失证据是伪造的”、“实际承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被法院遗漏，程序违法”为由要求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并在院长接待日多次来访。鉴于该案系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本院依职权对该案立案进行再审审查以明确原审一审判决是否确有错误。 本院再审审查认为： （一）关于原判决是否缺乏过错证据 林春燕在原审即已经辩称“原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对火灾的发生存在过错及实施了侵权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对该辩称未予采纳。 按照过错责任构成的四要件论，侵权责任中的过错，是指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对于损害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其中的过失，通常认为就是侵权人对被侵权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或懈怠。 林春燕在该案中没有故意侵权行为，但是存在对应负消防安全注意义务的疏忽或懈怠： 首先，相关法律对维护消防安全义务、租赁物维修义务等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原审证据，林春燕与刘燕珍于2014年口头约定该房屋的2015年集市期间租赁，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该房屋的消防安全职责及维修义务的责任方。作为起火房屋的所有权人，林春燕对该房屋时负有维护消防安全、预防火灾发生的法定义务，该房屋包括消防安全设施在内承担维修义务。 其次，林春燕对该房屋的消防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该房屋系建造于1949年的砖木结构的老旧房屋，电线老化等火灾隐患本身相对较大。在清明节传统集市期间又作为经营用房出租，火灾隐患风险更大。林春燕在将该房屋作为经营用房出租时，应当注意到消防安全并提供与经营用房相适应的用电消防安全，保障承租人在使用大功率音箱时不出现火灾隐患。实际上，林春燕于2014年12月24日向市长信箱12345投诉提出相关房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并要求整改或取缔，已经对维护消防安全义务有一定注意，但是林春燕对自己所有房屋的火灾隐患是否已经消除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林春燕以原审辩称自己已经对该房屋进行维修，证据不足，更不能证明自己在维修时已经充分注意到用电消防安全。 再次，刘燕珍在原审提供了火灾事故认定书和产权证明书，可证明“起火部位：瑞安市塘下镇海安南门街42号北间；起火点：距西墙3.6米，距北墙0.8米处一定范围内；起火原因：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和坐落“瑞安市××镇××村××街××号”的房屋产权人为“林春燕”即原审被告、建成年份为1949年、房屋结构为砖木结构。上述证据在证明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产权人、建成年份、房屋结构等事实的同时，结合其他证据、相关法律规定还可以推定林春燕出租该房屋时未尽消防安全高度注意义务而导致火灾发生，并可以认定林春燕对其应负的消防安全注意义务具有疏忽或懈怠的过错。原审认为“被告作为该房屋所有人，明知该房屋系木结构的老旧房屋，而没有对其进行必要整改、装修即行租赁给他人使用，对该起火灾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已经对林春燕的侵权行为和过错作出认定。 最后，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除当事人陈述外通常情况下不存在直接证明违法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有些间接证据记载的心理状态信息比较充分，如记载当事人行为动机、目的等内容的书证，可以容易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有些间接证据记载的心理状态信息比较少，如监控视频，确定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可能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以及推理等方法来进行综合判断。确定当事人是否具有过失，一般采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即以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是否能够预见判断其是否具有过失。最典型的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认定侵权责任大小的同时对于侵权过失一并予以认定，其依据的是否存在违章行为就是客观的标准。原审已将林春燕的侵权行为认定为“明知该房屋系木结构的老旧房屋，而没有对其进行必要整改、装修即行租赁给他人使用”，并将其未尽应负的消防安全高度注意义务作为客观标准来进行判断，判断其具有疏忽或懈怠而致“火灾事故的发生”。林春燕认以原审缺乏过错证据，与火灾损赔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特点不符。 综上，林春燕信访称原判决缺乏过错证据要求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的损失证据是否伪造 林春燕在原审即已经辩称“资产评估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该资产评估报告的前提是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完整，而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中有5项是原告提供的，被告在庭前质证时已经予以否认。”原审对该辩称未予采纳。 林春燕在信访时声称“《公司证明》造假”、“条形码造假”、“排除造假的《公司证明》和造假的《条形码》后，本案无其他损失证据”，显示其对证据的证明力存在严重的误读与误判： 首先，原判决据以认定损失的重要证据是资产评估报告而不是《公司证明》、《条形码》，林春燕原审对资产评估报告的证明力认识不足。林春燕所谓的《公司证明》（即《关于海安红黄蓝特卖出货说明》，下同）、《条形码》，就其证明力而言只能证明火灾前刘燕珍的进货量、销售量，在评估鉴定刘燕珍的财产损失时只有参考意义，更不是认定损失的直接证据、唯一证据。资产评估鉴定时不仅对上述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有其他证据可以予以佐证。资产评估报告属于本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如果林春燕有证据证明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之一的，本院可以准许其申请重新鉴定。林春燕在原审对资产评估报告的质疑均还不能达到重新鉴定的要求标准，更不要说提供可以足以反驳资产评估报告的相反证据和理由。 其次，林春燕认为《公司证明》造假，理由不能成立：1、“质疑”与“证伪”是两种不同的质证行为。林春燕在原审仅仅认为《公司证明》不具真实性，属于“质疑”，其“质疑”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现认为《公司证明》造假，更需要“证伪”，即应当证明存在与《公司证明》中相关内容不同的真实事实而才能说明该证据虚构事实、属伪造。实际上，林春燕除了可用《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证明货架是旧的以外，其他意见与原审“质疑”意见基本一致。2、林春燕认为“出证明（3月11日）的时间很诡异”。《公司证明》的落款时间确为“2015年3月11日”；因为作为资产评估鉴定参考依据时该落款时间无意义，原审未予以分析、认定。本院在审查林春燕自诉申诉案件时于2017年3月8日询问刘燕珍，明确该《公司证明》是火灾之后去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红黄蓝公司）要求其出具的，落款时间是笔误，与询问红黄蓝公司总经理瞿猛啸结果一致。该落款时间的笔误不影响《公司证明》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实际上，该落款时间与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关。3、林春燕认为“出货时间（3月12-27日）存破绽”。林春燕混淆了“出货”与“发货”的概念。“出货”只是红黄蓝公司内部货物准备、调度用语，并不是发货。刘燕珍陈述3月31日货进特卖店面，与红黄蓝公司3月12-27日出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原审查明的事实也为3月31日原告经销的红黄蓝童装特卖品到货。实际上，评估单位在评估调查时还在红黄蓝公司调取到3月31日刘燕珍提货的“海安特卖共计78件（箱）”的№0001202《出门单》，显示先前“出货”还未“出门”。4、林春燕认为“货架、衣架露马脚”。刘燕珍的丈夫叶春盛于2015年4月7日填写《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时，在9种服装之后确实填报了“货架19套，购进时单价500元，已使用时间2年”、“品牌衣架、裤架1235个，购进时单价4.8元”。《公司证明》在9种服装小计之后又加写“货架19套9500元”、“品牌衣架、裤架1235个5928元”。委托评估时，林春燕对货架、衣架并未陈述具体意见。一方面，不排除红黄蓝公司在出具9种服装出货说明时，将之前配发的货架补充列入本次衣服出货中；另一方面，由于货架并不是红黄蓝公司的产品，也存在红黄蓝公司配发的货架并非崭新货架的可能。由于刘燕珍的海安特卖店中有若干货架、衣架、裤架有目共睹，且店铺经营照片中也有所显示，其数量、新旧、价值等由评估单位评估确定。该争议不影响《公司证明》其他内容的真实性。5、林春燕认为店面积不超过40平方米，经现场测试《公司证明》所说的2.2万件衣服和1200个衣架、裤架无法容纳。评估单位在测算被毁衣服时，测绘制作了店面平面示意图，扣除后间厕所、厨房等，用于店面经营的有效面积为宽5.1米（含墙）长9.75米，与消防部门绘制的现场图基本一致。评估单位在测算服装数量时，测算了墙边三面衣架和中间桁架下部、表层、上部顶面钢管架4部分，根据红黄蓝公司服装仓库各类服装叠放空间尺寸及可叠放数量的抽查核实、现场服装叠放测验、结合温州市童装批发市场各经营店服装存放方式，估算该店可摆放衣服合计18664件。鉴于刘燕珍所进的22095件服装是装箱运来的，除衣架、桁架外店面还有角落、走廊等其他空间，林春燕的质疑无法成立。 再次，林春燕认为《条形码》造假，理由不能成立：1、林春燕对于《条形码》同样只有“质疑”而没有“证伪”，所称《条形码》造假完全不能成立。2、林春燕质疑从厚厚的70页条形码中，为什么没有一件卖出价是广告牌中的30元？刘燕珍当庭已经解释，广告牌中“30元起”是个宣传噱头。在9种服装1115款（未减断码款式）衣服中，约有79款衣服进价低于30元，刘燕珍就低宣传符合集市店铺的经营习惯。一方面由于进价30元以下衣服占比本身也就不高，70页条形码合计也才销售2077件，另一方面由于品牌衣服往往有折扣销售的习惯，不会直接定价为30元，如实际销售价低于30元的有25件，故林春燕以没有30元的实际销售衣服质疑《条形码》失实属于主观强求，其理由不能成立。3、林春燕在原审质证称“我了解原告还开有其他店，需要条形码的话获取渠道很多”。从评估方法来说，评估单位在估算出该店可摆放衣服合计18664件后，扣减“堆放不整、抢救数4446件”、“已售数量2077件”。评估单位根据《条形码》计算刘燕珍已售数量，如果掺杂其他渠道获取的《条形码》，评估时对刘燕珍不利而对林春燕有利。林春燕的质证意见与其诉讼目的不符。 最后，资产评估报告的证明力不容置疑：1、林春燕在原审对刘燕珍提供的委托评估的资料仅仅提出质疑而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而其质证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在委托评估单位进行评估时已经未采纳林春燕的质证意见而认定该资料基本属实并可作为评估刘燕珍经济损失的参考依据。林春燕认为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失实、评估单位接受评估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2、资产评估报告客观、科学、专业、公平：（1）评估单位接受委托后，走访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取涉及本案业务的相关报批单等资料（已记载于评估报告第5页第11-12行）。根据评估单位调取的红黄蓝公司编号RYB-GXBG-A-SCBZJ-2015303的《报批单》，2015年3月6日该公司市场部以客户“下吕浦经销商3月12-17日参与海安镇特卖，出货22095件”、2012年夏装至2015年春装9种申请折扣0.25至0.39折不等及“货品以先出货后回款形式配发，本次货品结款于4月30日前”按内部审批流程上报总经理审批并呈董事会。该《报批单》可以佐证27页共计22095件服装的供货清单具有真实性且在3月6日前已经确定，《出货报告》除货架等道具外的其他内容均源于该《报批单》。（2）评估单位在确定衣服数量时，对红黄蓝公司服装仓库各类服装叠放空间尺寸及可叠放数量进行抽查核实，现场服装叠放测验，并结合温州市童装批发市场各经营店服装存放方式，计算出不同款式衣服的单位体积衣服堆数数量后再加权平均，已经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3）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现行市价法是国际上公认的资产评估三大基本方法。在评估对象没有收益，市场上又难找到交易参照物时，唯有应用重置成本法才是可行的。评估单位采用重置成本法专业、科学。（4）评估单位在计算衣服数量时，扣减“堆放不整、抢救数4446件”、“已售数量2077件”；在确定服装平均价时，采用27页供货清单上22095件服装合计1654212.39元的平均价74.9元即进货价、折扣价（2077件条形码记载的实际销售金额合计212201元，平均价为102.2元）；计算货架、桁架及衣架、裤架时分别作70%、70%、80%成新折旧。评估单位已经充分考虑并采用公平方案。3、林春燕自行制作的《实地调查报告》，仅仅据单一现场进行调查不具科学性，根据单一叠放衣服测得40公分大约32件春秋衣服具有随意性，忽略中间桁架堆放衣服数量，故其结论不具有参考意义，用之攻击资产评估报告更显无理。 （三）关于未追加实际承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是否程序违法 林春燕在原审以火灾报告表主张是使用人引起火灾，辩称“原告没有经过被告同意不当使用音响，加大线路负荷引起火灾。原告的经济损失应自行承担……”，并未申请追加实际承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 就侵权责任而言，房屋所有权人兼出租人林春燕、转租人刘燕珍、次承租人王海华对发生火灾的房屋均有相应的消防安全注意义务，三人的过错结合在一起而共同造成火灾隐患未能消除。 但是该案与典型的共同侵权案件有两方面不同：1、刘燕珍既是被害人又是共同侵权人，故该案既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又是共同侵权人内部区分各自侵权责任的纠纷。如果简单作追加全部共同侵权人为共同被告处理，将出现刘燕珍既是原告又是被告的悖论。根据刘燕珍的诉讼目的，该案的审理重点是区分各侵权责任人的责任大小。2、林春燕与刘燕珍之间、刘燕珍与王海华之间同时又存在租赁或转租的合同关系。刘燕珍一方面对转租物未尽消防安全注意义务，另一方面对擅自转租也未尽“安全监督义务”。如果追加王海华为共同侵权人参加诉讼，将会使法律关系显得异常复杂。 作为共同侵权纠纷案件，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可以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赔偿权利人放弃的诉讼请求不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在向刘燕珍释明“实际使用人需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后”，刘燕珍“仍主张二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向王海华主张侵权责任。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林春燕与刘燕珍之间，林春燕既是违约人又是侵权行为人（共同侵权人）。刘燕珍不向王海华主张侵权责任时，在将王海华侵权责任暂归刘燕珍的背景下，依法确定林春燕本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会损害林春燕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在实现共同侵权人内部区分各自侵权责任诉讼目的的同时也为刘燕珍与王海华合理合法处理两人之间民事纠纷留下法律空间。 林春燕在该案二审、申请再审时，均未提出应当追加实际承租人王海华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13种申请再审情形，也未包括遗漏共同诉讼人情形。从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可以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诉讼请求的角度而言，实际承租人王海华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故原审在释明后未追加王海华参加诉讼并无不妥；林春燕现信访提出未追加实际承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要求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其他信访内容 1、本案是否具备立案条件 林春燕认为“从法律常识来看，非常清楚”，“本案应当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予以驳回起诉”，与法律规定、司法实践明显不符，已经偏离基本法律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4项起诉条件来审查，原审案件完全符合受理条件。 以浙江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火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例。2012年至2019年各级法院共审理各类涉火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共计1507件（以“火灾事故认定书”为关键词加民事案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浙江省“办案数据关联检索”中检索到的数据），其中驳回起诉仅15件。而这15件案件，均是因当事人主体不适格、已涉刑事案件、重复起诉等事由被依法驳回起诉的。司法实践中对涉火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受理存在共识，从未因适用一般侵权责任、举证不能等问题发生受理争议。 实际上，林春燕在原审一审、二审及申请再审也均未就该案的受理提出异议。林春燕现提出“本案应当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予以驳回起诉”，纯粹是为恶意攻击原审承办法官作预先铺垫。 2、原审承办法官是否枉法裁判 林春燕认为“本案作为一般侵权案件，过错证据连造假的都没有，损失证据造假”，“排除造假的《公司证明》和造假和《条形码》后，本案无其他损失证据”，本身就是对法律进行误读，对事实进行曲解。上文已述，通常情况下不存在直接证明违法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直接证据，确定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可能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以及推理等方法来进行综合判断。原审在认定“被告作为该房屋所有人，明知该房屋系木结构的老旧房屋，而没有对其进行必要整改、装修即行租赁给他人使用”的事实基础上，认定林春燕对该起火灾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正是侵权责任案件的特点。林春燕认为“过错证据连造假的都没有”，属于稻草人型逻辑错误（首先歪曲了别人的观点，然后使自己能够更加轻松的攻击别人）。林春燕对“损失证据的造假”属于严重的误读与误判，上文已述，不再累述。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申1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明确指出：“林春燕以本案证据采信问题主张审判人员有枉法裁判行为，理由不足，不能成立。”2018年4月9日，经本院纪检监察组调查，认定池进东所反映的问题失实（详见本院〔2018〕瑞法纪信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官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法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对法官及其近亲属实施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侵害、威胁恐吓、滋事骚扰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依法从严惩治。”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官因依法履行职责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侮辱诽谤，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 3、12345回复是否可证明林春燕不负责任 林春燕在信访中提出“12345回复证明自己不负责任”，与12345回复文义相反。 2014年12月24日林春燕以“塘下镇镇东村镇东街”（应为南门街之误写）“38、40、42、44、46号是老式的七间，2层的砖木结构楼房。现作为出租房使用。前面出租为店面，楼上住人。认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向市长信箱12345投诉交办要求整改或取缔。12345回复原文如下：“您好，感谢您的关注。以下是我们的回复：该情况我办已经查明：这是六间房屋。其中四间是出租房，38号应为34号，住了2人；40号住2人；42号分为两间，一间住3个大人1个小孩，另一间住2个大人1个小孩；44号与46号未住人。下一步将通知房东进行整改。经办人……审核人……” 林春燕作为起火房屋即镇东村南门街42号的房东（产权人）、出租人，依该“下一步将通知房东进行整改”的回复是负有整改责任的责任人之一。故从文义来看，12345回复是证明林春燕负有消防整改责任而不是证明其不负责任！林春燕该交办件确实可证明其对自己的房屋尽了一定的管理义务，但是并没有消除其房屋本身存在的火灾隐患。原审采用该证据，有助于判定林春燕的过错形式；原审认为不能证明林春燕主张的该房屋不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实，认证处置正确。原审酌定林春燕对刘燕珍合理经济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也已经考虑了林春燕对该房屋已尽一定的管理义务。 4、网络现场视频能否证明刘燕珍造假 林春燕原审未提供该视频，后在二审、刑事自诉时提供，均未被采信。从证明力来讲，该视频不仅不能证明刘燕珍造假，而且还能佐证其部分陈述。 该视频拍摄者站在洋洋童装、衣之恋店门口，该店内情况一览无遗；刘燕珍的特卖店只是偶尔掠过，只能看到左侧一角，最深距离二三米，可视范围内左侧货架为空，地面有一定杂物，顶上仍挂有一定衣服，除1分56秒处可见一男人站在该店门口观察情况后急速走出外未见店内人员出入；0分8秒镜头掠过刘燕珍的特卖店时未见楼顶明火，1分5秒后镜头再掠过该店时已见楼顶熊熊大火；店外路上堆有各店里抢救出的杂物，有二人在拉扯店面上方的篷布；1分2秒处有女人在叫“不要了，抢出来没用的”。 该证据不能证明刘燕珍在现场搬运衣物及抢救衣物的数量。但是刘燕珍在原审庭审时已经陈述“刚开始时有抢出来一点，但放在外面都不完整了就没用了”。叶春盛在消防询问笔录中陈述发现42号店面起火后与刘燕珍把挂在44号北面墙上的衣服拿下来放在中间的架子上，后去店外帮人把蓬布拉下来，回来时火已经从楼上烧下来，没有抢救货物的时间；视频与该陈述相符，也一定程度上佐证刘燕珍只抢救出少量衣服的陈述。 评估单位在计算被毁衣物数量时，估算出该店可摆放衣服合计18664件后，对挂放衣服未作扣减，对叠放衣服扣减25%即扣减“堆放不整、抢救数4446件”，已经考虑了抢救少量衣服数量的情形。刘燕珍于2017年3月8日还陈述：“我们要进去抢货的时候，消防不让我们进去，说后面有四个煤气桶。抢出的部分货放在门口，要么就是被水浇了，要么就是包装袋都融在衣服上了，没用了，很多被人捡走了。”该陈述与视频、常理相符。林春燕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明，不能在评估的财产损失价值的基础上再去减扣部分抢救货物价值。 综上所述，本院（2015）温瑞民初字第3275号案原审符合立案条件不容置疑，原审原告刘燕珍提供的《关于海安红黄蓝特卖出货说明》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是作为“评估原告经济损失的参考依据”合法可行，温州兄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基于走访、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供货清单计算所供服装的平均单价及损失价值具有高度的客观性、专业性，因刘燕珍未对实际承租人主张权利而未追加实际承租人参加诉讼并不属于程序违法，本院在将实际承租人的侵权责任暂时归责于刘燕珍的背景下以林春燕作为房屋出租人未尽消防安全高度注意义务酌情确定林春燕承担20%赔偿责任妥当、公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用妥当，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果公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确认本院（2015）温瑞民初字第3275号民事判决不存在错误，不需要建议上级法院对维持原判的二审进行再审，应当终结对该案的再审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对（2015）温瑞民初字第3275号案件的再审审查。 审 判 长 李钱胜 审 判 员 蔡芳芳 审 判 员 阮芳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郑 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