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2921号原告：孙力平，男，197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阳，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红军，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被告：陆卫红，女，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正，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力平与被告樊红军、陆卫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孙力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被告陆卫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樊红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力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47215.84元(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待鉴定后再确定)。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孙力平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合计205557.8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陆卫红系夫妻关系，但樊红军与陆卫红存在不正当关系。2017年9月10晚，陆卫红与樊红军约会被原告发现，原告在张家港市上截住了二被告，争执中二被告对原告实施殴打，致原告左胫骨平台骨折，原告二次住院手术治疗共产生医疗费46215.84元。被告陆卫红辩称：原告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陆卫红、樊红军不存在不正当关系。2、原告受伤是原告、陆卫红夫妻间争执产生的意外伤害，樊红军并未参与其中。陆卫红认为夫妻之间因争执产生的意外伤害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不存在赔偿问题。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樊红军未有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10日晚上10时许，孙力平与樊红军、陆卫红在张家港市小区南门卫对面的路边发生冲突，期间孙力平左侧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后交叉韧带撕脱骨折造成受伤。当日孙力平至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二次住院治疗共计20日。经本院委托，2020年6月5日，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张中医司鉴所【2020】临鉴字第2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孙力平左膝关节功能障碍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时限240日、护理时限90日以内1人护理；营养时限60日。产生鉴定费2208元。孙力平与陆卫红系夫妻关系。2019年3月25日、2020年4月8日，孙力平二次向本院起诉陆卫红离婚，经判决不准予离婚。孙力平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费用中医疗费：46215.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50元/天*20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60天）、护理费9000元（100元/天*90天）、残疾赔偿金：102122元（51056元/年，计算20年*0.1）、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用2208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孙力平主张的误工费：36000元（150元/天*240天，按150元/天计算无相关证据提交，原告无固定工作），陆卫红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误工费的相应证据，不认可。按照法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未提交其误工减少收入的证据，其主张按150元/天计算计算误工费证据不足，结合其居住、年龄情况，误工费可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元/月、根据鉴定结论误工时限为240日计算，认定误工费16160元。孙力平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无票据）。陆卫红认为：主张过高。按照法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根据原告住院治疗等情况，需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综合考虑认定交通费300元。综上，孙力平因本次受伤造成的损失共计185005.84元。上述事实，有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住院费票据、张家港市公安局锦丰派出所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2020）苏0582民初3477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质证笔录在卷佐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孙力平受伤的侵权人及责任承担。锦丰派出所2017年9月10日对陆卫红的询问笔录中陆卫红陈述：“当时我和朋友樊红军在小区大门口聊天，孙力平经过骂我，我对骂，之后他打我，我也还手在他手臂上打了2、3下，后来就不打了。孙力平用电瓶车撞樊红军，电瓶车快撞到樊红军时，我上去推电瓶车龙头，我把电瓶车推倒了，孙力平也顺势倒了下来，电瓶车压倒孙力平身上的，压在哪里我没有在意，然后孙力平就坐在地上说受伤了。樊红军没有动手”。2017年9月11日对樊红军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樊红军陈述：“当时陆卫红与孙力平对骂，孙力平用拳头在陆卫红头上打了两下，陆卫红还手用拳头在孙力平手臂上打了4、5下，后来双方互相扭打，我开车一小段路后下车，孙力平把电瓶车电门打开，推着电瓶车向我撞过来。陆卫红看到后就冲到我和电瓶车之间，一把拉住电瓶车龙头，把电瓶车推倒，孙力平被电瓶车压到也倒在地上。我没有参与打架”。2017年9月10日对孙力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孙力平陈述：“当时我上前挥拳打我老婆，被躲过去了。樊红军看到我们吵起来想劝但被我骂了。樊红军过来用手卡我脖子，陆卫红过来抓住右手叫樊红军快走，我当时还骑在电瓶车上，我失去重心就倒在地上。我就骂樊红军，樊红军过来用脚踢在我背部和左腿。”原告孙力平认为：孙力平在公安机关所述受伤经过属实。当时陆卫红抓着原告的手，樊红军用脚朝原告左腿踢了好几脚，将原告打倒在地。樊红军、陆卫红共同实施殴打行为导致受伤。即使根据陆卫红在笔录中的陈述，陆卫红把电瓶车推到，原告也顺势倒地，说明电瓶车先倒，不可能出现陆卫红所称的原告系被电瓶车压倒受伤的情形。原告的受伤系樊红军、陆卫红共同所致。并提交孙力平当日所骑电瓶车的照片打印件、卖给孙力平电瓶车的证明，证明该电动车店卖给原告上述电动车是一辆女士电动车，非常矮小，即使如陆卫红在笔录中所述，电动车倒下将原告压伤，从该电动车的大小来看，客观上是不可能将原告的膝盖压伤，从而证明陆卫红在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陆卫红质证后认为：原告受伤当日所骑的电瓶车是与照片中的同款电瓶车，任何一辆电瓶车都可以致人伤残。被告陆卫红认为：陆卫红在公安机关所述受伤经过属实。原告用电瓶车加油门撞击樊红军，而陆卫红为了阻止原告的加害行为，推了电瓶车车头，致使原告受伤。因此应由过错方即原告本人自行承担所有损失。本院认为：孙力平关于被樊红军用脚踢造成左腿受伤的陈述，并无相关证据印证，故樊红军对孙力平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并不盖然，孙力平主张樊红军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目前证据来看，可确认孙力平与陆卫红存在扭打等事实，在双方激烈冲突过程中，并不能排除查电瓶车压到人体造成骨折等损害。就目前证据，结合陆卫红自认的把电瓶车推倒并压倒孙力平身，与孙力平受伤造成骨折的事实存在因果关系，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从事发过程看，孙力平看到樊红军、陆卫红二人在一起产生怀疑而引起其与二人冲突，结合樊红军上述利害关系，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陆卫红辩称为了阻止孙力平用电瓶车撞樊红军的加害行为造成孙力平受伤的证据并不盖然，本院碍难采信。陆卫红的侵权行为导致孙力平受伤，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陆卫红作为侵权人依法应承担受害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虽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在孙力平与陆卫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二者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为单独的权利主体，一方因过错侵害对方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陆卫红辩称夫妻之间争执产生的意外伤害不存在赔偿问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受害人孙力平对陆卫红先动手引起互殴并在此过程中受伤，故孙力平对损害发生有过错，依法可减轻侵权人陆卫红的责任。本院依法酌定孙力平因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由侵权人陆卫红承担60%的赔偿责任，孙力平其余损失自理。被告樊红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后果自负。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孙力平因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185005.84元，由被告陆卫红赔偿111003.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孙力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14元，由原告孙力平负担387元，由被告陆卫红负担3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汇款凭证复印件寄交本院）。审判员 曹 刚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姚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