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春梅，女，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林，江苏睿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明，江苏睿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静，女，197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韶华，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振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695456556N，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俞耿村。法定代表人：崔根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韶华，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婷婷，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84132865XU，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罗塘西路29号。负责人：张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系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宋春梅因与被上诉人潘静、江苏振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昌公司）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1204民初6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传票传唤当事人于2020年7月2日到庭公开进行调查、询问、质证、辩论和调解。上诉人宋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林、尹明，被上诉人潘静、振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韶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春梅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鉴代审，完全不顾所谓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2019年3月14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宋春梅2016年7月7日第三次外伤所致左股骨骨折与2012年1月4日交通事故所致左股骨骨折部分为同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司法鉴定人是顾某和曾某。司法鉴定意见应当以司法鉴定所的名义出具，而且从字面意思理解“一定关联性”，应当是指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一审法院向鉴定人员顾某咨询上诉人第三次骨折与交通事故所致骨折的参与度，顾某居然又表示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以次要作用为宜。一审法院故而判决上诉人承担后六次住院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50%的责任。殊不知，顾某的所谓咨询意见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顾某作为司法鉴定人员出具的咨询意见，不能代表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补充鉴定意见，而不是草率的让司法鉴定人员出具仅代表个人的咨询意见。从内容上说，按照咨询意见的说法，在不考虑上诉人骨不连的特殊体质的情况下，上诉人2012年1月4日因被高速驾驶的汽车撞击，造成的左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错位，所受到的伤害，还远没有2016年7月7日因“跌伤“造成的原骨折上端再骨折受到的伤害大，这种违背生活常理的“咨询意见”，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何况本案上诉人发生多次骨折的根本原因是“骨不连”的特殊体质，不应考虑关联性和参与度，而且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在此过程中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二、上诉人的误工费标准不应按照受伤前的工资标准计算，因上诉人的治疗时间较长，至今未能独立行走，以8、9年之前的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应当以最近年份的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被上诉人潘静、振昌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一审已经从人文的角度对上诉人给予了关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辩称，同潘静、振昌公司的答辩意见。宋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潘静、振昌公司连带赔偿其医药费暂计人民币239171.68元及误工费174488元（暂从2012年1月4日计算至2016年1月4日）共暂计413659.68元；2.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潘静、振昌公司、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泰州市姜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2012年1月4日17时，潘静驾驶苏Ｍ×××××号轿车由西向东右拐弯向南行驶至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锦泰小区丁字路口，与由南向北由案外人马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搭载宋春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马某及电动车乘员宋春梅受伤，两车部分受损。潘静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马某及宋春梅均无责任。二、宋春梅受伤后先后至姜堰市人民医院、泰州市人民医院、泰州市中医院、上海长海医院、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左股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左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延迟愈合、左股骨内固定术后、左股骨中下段骨折术后延迟愈合、左股骨骨折术后延迟、左股骨干骨折、左陈旧性股骨骨折内固定中、左股骨干中段骨折、左股骨内固定术后断裂、左股骨慢性骨髓炎、陈旧性股骨干骨折、左股骨干骨折术后骨髓炎、左股骨干骨折术后骨不连、左股骨干骨折支架外固定术后钉道感染、骨质疏松、左侧股骨骨折术后骨不连伴钉孔感染、左股骨骨不连、左侧股骨骨折不愈合外固定架固定术后等伤情；截止2018年4月4日，宋春梅累计住院10次，前四次住院费用为148849.58元，后六次住院费用为207170.32元，合计为356019.9元。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2016年7月6日，宋春梅前四次治疗期间（即第三次骨折前），宋春梅在泰州市人民医院、姜堰市人民医院花费门诊等费用共计2935.8元（宋春梅支付499元+潘静支付2436.8元）。2016年7月7日宋春梅后六次治疗期间（即第三次骨折之后），宋春梅在上述多家医院及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相关医药用品公司花费门诊费用、急救费用、用血互助金、医药费、辅助器具费等共计11044.53元。上述医疗费用合计370000.23元（含潘静垫付费用）。三、事故发生后，潘静为宋春梅垫付前三次手术费用128383.31元，垫付门诊费用2436.8元，并于2014年5月6日给付宋春梅6000元，2016年3月23日给付宋春梅8000元，以上合计144820.11元，潘静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四、2018年12月26日，潘静申请对宋春梅2012年3月2日姜堰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记载的左股骨骨折与2016年7月21日泰州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记载的左股骨骨折是否为同一部位，2016年7月7日左股骨骨折与案涉交通事故致左股骨骨折的关联性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宋春梅2016年7月7日第三次外伤所致左股骨骨折与2012年1月4日交通事故所致左股骨骨折部分为同一部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审理中，一审法院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顾某咨询宋春梅第三次骨折与交通事故所致骨折的参与度，其表示交通事故在第三次骨折中的参与度以次要作用为宜。五、苏Ｍ×××××号轿车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振昌公司，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30万元，含不计免赔附加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宋春梅所发生的各项医疗费用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具有关联性；2、宋春梅在本案中主张误工费174488元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3、宋春梅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宋春梅要求振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保险公司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自事故发生后，宋春梅进行了多次手术，时间跨度较长，本案可着重关注第二次骨折和第三次骨折：1、2012年8月1日宋春梅因第二次骨折住院治疗。根据鉴定报告可知，宋春梅因交通事故产生的骨折存在延迟愈合的情形，至2016年7月6日时尚未愈合，治疗仍在继续，宋春梅进行康复锻炼也是合情合理的。其在出院后进行康复锻炼期间导致原骨折未愈合处第二次骨折、钢板断裂，与第一次骨折为同一部位，与其延迟愈合的体质存在很大的关系，宋春梅对此次骨折的发生并无过错，不能因宋春梅体质的原因而减轻潘静等的责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及相关鉴定人员具有相关资质，鉴定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报告予以采纳，潘静等应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对宋春梅进行赔偿。本案在第三次骨折发生前即2016年7月6日之前发生的医药费损失，包括前四次住院费用、相关门诊费用共计151785.38元(148849.58元+2935.8元)予以支持，对潘静辩称应将宋春梅第二次骨折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划分责任的辩称之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根据鉴定报告及鉴定人的意见，宋春梅在经过了四年的治疗之后，因车祸导致的骨折已愈合，但局部存在吸收缺失凹痕，即骨折处愈合处未恢复原有的骨骼形态，导致股骨正常应力减小，较正常骨更易骨折。2016年7月7日，宋春梅因跌伤导致第三次骨折的发生并住院治疗，其仅有部分骨折处与之前的交通事故所致骨折部分为同一部位，两者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性来自于骨质原因，故交通事故的作用力为次要的，宋春梅未尽到谨慎义务导致摔跤，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潘静辩称第三次骨折后产生的治疗费用应当划分责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考虑到宋春梅第三次骨折是在取内固定手术后不久发生的，仍在康复期内，不可排除是因多次手术导致自身骨质变得脆弱，较普通人更易骨折的原因，故一审法院酌定双方就第三次骨折之后的费用（即后六次住院治疗费用和为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各承担50%的责任，即109107.43元[（207170.32元+11044.53元）*50%]。3、潘静辩称，对宋春梅就医期间除十次住院外产生的在泰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泰州市姜堰区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急救费用、用血互助金等共计7030.33元的费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宋春梅因交通事故受伤，因病情治疗需要，通过支付相关费用来获得医学上的帮助，有利于宋春梅的治疗，理应获得赔偿，其在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人民医院、泰州市人民医院产生的门诊费用，在上海就医产生的急救费用、血液费用，均应当包含在医疗费的赔偿范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书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潘静虽对宋春梅产生的上述费用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非必要费用，故对潘静该辩称之说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事故发生前，宋春梅在泰州振昌工业废渣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原料生产部门从事装载机操作，该公司于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发放宋春梅工资共计25707.52元（包含社保费用），月平均工资约为1836元。事故发生后，宋春梅因多次手术未曾工作，结合宋春梅伤情，一审法院酌定暂计算误工费自2013年4月起至2016年1月4日止为1836元/月×34个月=62424元，宋春梅最终的误工期限待宋春梅治疗终结后以鉴定意见书所确定的期限为准。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确定之日起算，鉴于宋春梅出现骨折术后延迟愈合的情况，治疗周期较长，在本案诉讼前宋春梅最后一次至上海闵行区吴泾医院治疗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4月4日，宋春梅尚未治疗终结，无法确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且宋春梅在诉讼前并未放弃追要赔偿款，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潘静的该辩称之说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宋春梅主张潘静是振昌公司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时潘静为履行职务行为，故要求判令振昌公司对潘静因发生交通事故致宋春梅受伤所产生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宋春梅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振昌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将车辆交付给具有驾驶资质的潘静使用，振昌公司并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应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宋春梅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保险公司辩称宋春梅的医疗费中应扣除非医保用药，但其未对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以及非医保用药与替代用药的差价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宋春梅因交通事故受伤所造成的部分损失如下：医疗费370000.23元，误工费62424元，以上合计432424.23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潘静驾驶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行驶过程中与宋春梅搭乘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致宋春梅受伤，潘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宋春梅无责任。依照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部分按保险法和保险合同约定由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因宋春梅需承担第三次骨折后的50%的医疗费109107.43元，剩余损失323316.8元由保险公司先承担，不足部分由潘静承担。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伤残赔偿限额内分别赔偿宋春梅10000元、62424元，超出部分250892.8元按保险法和保险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故保险公司应赔偿宋春梅323316.8元（含潘静代垫的144820.11元）。关于潘静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其为宋春梅垫付医疗费144820.11元，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宋春梅伤情严重，尚未治疗终结，且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足以赔偿宋春梅的其余损失，故潘静垫付的医疗费用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留待与宋春梅的其余损失一并处理为宜，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宋春梅医疗费及误工费178496.69元（323316.8元-144820.11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宋春梅178496.69元。二、驳回宋春梅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8元，由宋春梅负担1234元，由潘静负担1234元（宋春梅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的1234元，由潘静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潘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宋春梅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宋春梅二审中陈述发生第三次骨折的具体情况时称：“其自从2012年受伤后除住院外一直在家生活，第三次骨折前也能走一点点，不能正常外出，除了看病没有出过远门。第三次骨折就发生在她的房间里。”关于2016年7月21日泰州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上记载“入院时情况：因外伤致左大腿畸形肿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于2016-7-0719：57住入我院。1、病例特点：患者约三小时前跌伤，致左大腿中段疼痛……”的内容是否是其自述，宋春梅称，“我当时没说，是医生自己写的，他问我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说三小时前，可能他自己在讲我可能是摔了，我一点没破皮，哪来的摔伤。”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对上诉人宋春梅主张的2016年7月7日第三次骨折所产生的医疗费的赔偿责任如何认定，应否考虑交通事故在第三次骨折的作用力大小来确定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二、上诉人宋春梅主张的误工费标准如何认定。现阐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又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宋春梅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被上诉人潘静负事故全部责任，故被上诉人潘静应对上诉人宋春梅因案涉交通事故致伤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虽然鉴定人员的咨询意见认为“交通事故在第三次骨折中的参与度以次要作用为宜”，然该咨询意见系基于人身体所受伤害的病理上的因果关系，此种医学上的因果关系应区别于侵权责任法律中的责任因果关系。而且并无证据证明宋春梅本次骨折系由外部伤害所致,也无证据证明宋春梅对本次骨折存有过错,若仅因宋春梅于2016年7月7日扭伤或摔伤为由认定其未尽自身注意义务,并需承担本次骨折的过多责任,显然有违常理。故不能仅以上述从医学角度分析得出的“参与度以次要作用为宜”咨询意见为依据直接认定上诉人宋春梅对第三次骨折的发生存在过错及过错大小并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而应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分析认定。首先，根据上诉人宋春梅治疗的病历资料载明的伤情及治疗过程，即从宋春梅2012年1月4日因交通事故受伤后的出院诊断为“左股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到同年8月1日住院后的出院诊断为“左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延迟愈合；左股骨内固定术后”，X片示“左股骨中下段陈旧性骨折内固定术后，钢板断裂骨折断端错位，成角畸形”；再到2016年3月19日住院后的出院诊断为“左股骨骨折术后延迟愈合”，行植骨备取部分内固定术，出院医嘱“可能出现骨及关节感染、再骨折……”；直至2016年7月7日在泰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后的出院诊断为“左股骨干骨折，左陈旧性股骨骨折、内固定中”、2016年7月21日在上海长海医院治疗后的出院诊断为“左股骨干中段骨折、左股骨内固定术后断裂”等受伤时间、部位来看，上诉人宋春梅2016年7月7日第三次骨折发生在其因案涉交通事故致左股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的治疗康复且未痊愈期间，前后整个过程均处于连续未间断的状态，而非在交通事故所致骨折治疗终结后再发生的骨折；其次，从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载明“2016年7月21日泰州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记载的左股骨骨折，系宋春梅第三次外伤所致，骨折位于交通事故所致骨折愈合处上段，部分骨折与交通事故骨折为同一部位，部分骨折位于交通事故骨折愈合处上方。”“2016年7月7日第三次外伤致左股骨原骨折愈合处上段再次骨折，该部位原有骨折虽然愈合，但局部存在骨质吸收缺失凹痕，即骨折愈合处未恢复原有骨骼形态，导致股骨正常应力减小，较正常骨更易骨折。由于骨折愈合处骨质吸收缺失凹痕形成，与第一、二次外伤所致骨折存在关联性”的内容来看，第三次骨折部位与第一、二次骨折的部位部分同一、部分相邻，而非在其他新的部位，且第一、二次骨折导致该股骨正常应力减小，较正常骨更易骨折；再次，根据鉴定机构“2016年7月7日第三次外伤所致左股骨骨折与2012年1月4日交通事故所致左股骨骨折部分为同一部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的最终鉴定意见，结合前述分析可知，第三次骨折与案涉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若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宋春梅左股骨第一次骨折并引发同部位第二次骨折，可能也不会出现左股骨第三次骨折；最后，结合上诉人宋春梅二审中陈述的第三次骨折前后未能正常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该次骨折发生在其家中以及三个月前即2016年4月5日因第二次骨折术后延迟愈合才进行植骨备取部分内固定术后出院、出院医嘱载明“可能再骨折”等事实来看，即使上诉人宋春梅对造成第三次骨折有一定原因，也从其自交通事故受伤以来一直尚未能正常工作生活、第三次骨折发生在上述状态和治疗康复过程中以及宋春梅对第三次骨折的住院记录“患者约三小时前跌伤”作了相应解释等情况来分析，宋春梅自身对造成第三次骨折的主观过错较小。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酌定由宋春梅自身对第三次骨折之后的医疗费用承担10%的责任为宜，即21821.49元[（207170.32元+11044.53元）*10%]由其自担。一审酌定由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即误工费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宋春梅在泰州振昌工业废渣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原料生产部门从事装载机操作，该公司于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发放宋春梅工资共计25707.52元（包含社保费用），月平均工资约为1836元。一审法院以该月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其误工费的标准，并酌定暂计算误工费自2013年4月起至2016年1月4日止为1836元/月×34个月=62424元，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宋春梅上诉称误工费标准不应按照受伤前的工资标准计算，因其治疗时间较长，至今未能独立行走，以8、9年之前的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对其明显不公，应当以最近年份的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一节，与案件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宋春梅本次诉讼的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370000.23元、误工费62424元，合计432424.23元，其中潘静已垫付144820.11元，剩余为287604.12元。根据前述认定，上诉人宋春梅需要承担第三次骨折后的10%的医疗费21821.49元，剩余265782.63元依法由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潘静承担。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宋春梅10000元、62424元，超出部分193358.63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合计应赔偿265782.63元（不含潘静垫付的144820.11元）。综上，上诉人宋春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当，应予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4民初630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4民初630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宋春梅265782.63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468元，由宋春梅负担247元，潘静负担2221元（宋春梅同意其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中的2221元由潘静直接向其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潘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其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2468元，由宋春梅负担247元，潘静负担2221元（宋春梅预交2468元，除其应负担部分外剩余2221元由本院退还；潘静应负担的222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艳生审判员  潘贻杰审判员  顾春旺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季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