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5民辖终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达泰新型材料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滇、郑惠娜，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杭，系该司员工。上诉人汕头市达泰新型材料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达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建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2民初205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达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512民初205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本案由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3、本案一、二审管辖权异议费用由建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建工公司的举证，案涉合同签约地上海市********为建工公司的经营地址，系建工公司的实际住所地”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纠正。2018年7月起，建工公司因承建汕头外滩湾项目南地块二标段建设之需，陆续向达泰公司采购蒸压加气砖块，2018年11月12日，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在材料供应工程所在地即汕头市濠江区**海滨新城南滨片区按建工公司所提供的格式合同补签书面合同，合同中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号”，是建工公司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并非双方实际签约地点。因此，涉案合同的实际签订地是在汕头市濠江区，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并非实际签约地，是建工公司所提供合同的格式条款，该格式合同条款对达泰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据建工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建工公司的经营所在地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5楼B座，并非上海市*******号，而且，该两个地址分属不同人民法院管辖，在没有工商等部门出具的证实建工公司的实际经营地是在上海市******0*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借建工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就认定建工公司的实际住所地就是在上海市********，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号”，属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被告所在地是在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达泰公司所在地是汕头市濠江区三联工业区，材料供应工程所在地是在汕头市濠江区**海滨新城，即原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属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既非双方当事人住所地，亦非合同履行地，也非标的所在地，建工公司在一审中所举证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实际所在地就是在上海市********，因此，协议中约定的“上海市*******号”与涉案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该地点所属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不具有管辖权，故此，即便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本案移送“签约地点：上海市*******号”，但该约定地址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该约定依法无效。综上所述，涉案合同的实际签订地是汕头市濠江区，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号”是建工公司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且该约定的签订地点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该协议管辖条款依法无效。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和原告所在地均是汕头市濠江区，本案应由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建工公司答辩称：一、“上海市********”是建工公司实际经营地址，是建工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并非与争议无任何实际联系，本案合同约定管辖条款有效。双方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系买卖合同，该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范围，可以由合同当事人对管辖地进行约定。虽建工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5楼B座”，但建工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为“上海市********”，建工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人员均在实际经营地址办公，实际经营地址为建工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合同约定的签订地点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约定管辖条款有效。二、达泰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是建工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实际签约地为汕头市濠江区，这一理由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方面，双方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非格式合同，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也并非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材料采购合同》是建工公司与达泰公司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材料采购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向合同签约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另，合同签署页约定“签约地点：上海市********”。这一约定管辖条款虽由建工公司起草，但达泰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知悉所有合同内容，并未对约定管辖条款提出任何异议，该合同条款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现达泰公司提出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实际签约地并非达泰公司所称的汕头市濠江区，最后签订的地点为建工公司实际经营地。达泰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双方在材料供应工程所在地即汕头市濠江区**海滨新城南滨片区按建工公司所提供的格式合同补签书面合同”，而补签的书面合同是先由达泰公司在汕头市濠江区签字盖章后，再由建工公司在建工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上海市********签字盖章，因此该合同最后签字或盖章的地点为上海市普陀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材料采购合同》由建工公司与达泰公司先后在汕头市濠江区和上海市普陀区签字盖章生效，即使合同签约地点的约定无效，也应以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上海市********为合同签订地。综上，建工公司和达泰公司在《材料采购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为向合同签约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且合同约定了“签约地点：上海市********”，该管辖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即使双方合同的约定签约地无效，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也应当以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为合同签订地。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达泰公司与建工公司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合同落款处注明：“签约地点：上海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签约地点上海市********所属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达泰公司上诉提出本案合同的实际签订地是汕头市濠江区、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并非实际签约地、该约定是建工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对达泰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达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合同中关于签约地点的表述不是达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案合同的内容也不具备与不特定对象重复使用的特征，故达泰公司的上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外，达泰公司还上诉提出建工公司的工商登记地不是“上海市********”、“上海市********”与涉案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该约定依法应确认无效，因建工公司在一审时已经向法院举证“上海市********”系该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故达泰公司的上述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达泰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翁晓红审判员  江炯坤审判员  林 立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李逸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