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5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红卫，女，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江西撼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智，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娟，女，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鸣，江西博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河水，男，195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昌市西湖区，系张丽娟丈夫。 上诉人魏红卫因与被上诉人张丽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3民初10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被上诉人张丽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鸣、黄河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红卫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03民初1051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事实完全相悖，并且在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严重错误。一、上诉人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810万元”借条针对的是当期一笔单独的借款，上诉人出具该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在2018年8月31日拟向被上诉人借款810万元，但该借条出具后，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借条的约定支付810万元借款给上诉人，该借条所对应的借款事实并没有发生。该借条内容只字未提有关对双方之前借款或是资金往来的结算意思含义。即使计算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款项金额也远多于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金额，就是进行资金往来对账，上诉人也不欠被上诉人一分钱。该《借条》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8月31日，而双方资金往来发生时间是自2013年12月至2018年4月，借条出具时间距离双方最近的一笔资金往来时间都相隔四个月，被上诉人是一名职业放贷人，如果该借条真是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借条上怎么可能不表述清楚“结算”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条是一个独立的借款事项，并不是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而事实上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根本就不是借款，而是双方合伙对外进行资金放贷业务的合伙投资款项。被上诉人以向上诉人提供810万借款为由，诱骗上诉人向其出具810万借条，但是在借条出具后，又不提供相应的借款给上诉人，其后又以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为由，说该借条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在2013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所发生的资金往来，根本就不是因借款而发生，而是双方为拼凑资金合伙对外进行资金拆借业务而发生的往来款项，事实上，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不仅已全部收回，还获得了一定的收益，而上诉人自己的投资款本金至今尚有大量不能收回。被上诉人是一名职业放贷人，而上诉人除本身经营实业之外，也从事一些民间借贷业务。因为双方之间有姻亲关系，以前彼此相互信任，双方以前合伙对外进行过大量的民间借贷业务，有时候是被上诉人将资金转给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资金合拢，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有时候则是上诉人将资金转给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资金合拢，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放贷资金收回后，双方之间会及时进行分配，相互之间都不会承诺投资收益保底，为此，在2013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双方之间发生了大量的资金往来，这些资金都是双方并在一起对外放贷及回收的款项，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被上诉人的身份是一名职业放贷人，如果双方之前发生的资金往来真如上诉人所说是双方之间的“借款”，怎么可能在每次提供借款后不要求上诉人逐笔出具借条，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中，除2018年8月31日这张单独的拟发生但是没有发生的810万元借条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之前双方资金往来是借款以及借款的利息标准。即使假如是借贷，根据法律规定没有约定利息或者利息不明的，也应视为无息借贷。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是借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按照原审法院判决所采用的数学逻辑，根据双方之前数年的资金往来逐笔计算本金及利息，也根本计算不出判决所认定的810万借款金额。原审法院在判决所确认的810万元借款是如何形成，如何得出810万欠款这一数字，判决内容没有做任何表述。 被上诉人张丽娟答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在双方姻亲关系消灭之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已不存在再次发生巨额资金拆借的前提基础，810万元的借条完全是上诉人在答辩人多次催讨之下，才出具给答辩人的对之前双方之间拆借款项的结算凭据。1、答辩人是因为和上诉人之间曾是儿女亲家关系，在亲家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时，被上诉人借钱给自己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楼栋、同一楼层的亲家周转使用，双方之间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且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曾经营过非常男女大型ＫＴＶ、大型网吧、泡脚城等生意，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代理人也明确承认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款项往来部分是借款，部分是生活上的资金往来，但在二审时上诉人完全推翻一审的陈述，反言称答辩人是职业放贷人是与其共同对外进行放贷业务，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支付给答辩人的款项是两人共同对外放贷时答辩人所得的收益等，显然上诉人上诉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其抗辩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2、答辩人与上诉人长时间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答辩人不否认上诉人转回给自己的款项可能会超过自己转给上诉人的款项数额，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人和上诉人共同对外进行放贷，相反恰恰说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存在口头利息约定的，上诉人也是按照双方口头利息的约定向答辩人支付利息的，超过部分的款项即是答辩人收到的合理的利息且双方之间利息的约定并未超过法律的规定。3、上诉人声称810万元的借条是其拟向答辩人新借的一笔借款，但答辩人并没有向其出借任何款项，因而该借条所对应的借款事实并没有发生，这与案件事实不符，其准备再次向答辩人借款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双方子女已离婚后双方的姻亲关系消灭互信基础已不再，在旧账未清的情况下答辩人不可能会再出借如此一大笔款项给上诉人，如该810万元的借条如上诉人所称是其拟向答辩人新借的一笔借款，此时按常理答辩人会要求上诉人在借条上写明还款时间及利息，但该借条上均未写明，因此该借条只能是双方对于之前借贷情况的一个结算凭证。二、双方之间已就借贷的情况进行过结算，上诉人依据结算的结果向答辩人补写了书面的借条，双方的结算结果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侵害其他第三方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结算结果，不应强行组织双方再行举证各自的银行流水进行对账。1、双方在2016年8月期间曾进行过口头的结算，在口头结算之前和之后上诉人都一直有规律的持续向答辩人支付利息。通过答辩人整理的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上诉人向答辩人付款的银行流水情况可以得知，上诉人向答辩人的转款完全呈固定的规律性特征，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810万元，其组成是每月初的50万、月中的420万、月底的340万，利息标准分别为50万和340万部分月息3分按天计息、420万部分月息2份按月计息，并且在2016年12月15日、2017年4月15日、2017年6月16日有过借款本金（420万元本金部分）增减的情况，上诉人又是按照增减后的借款本金以月息2分的标准向答辩人支付利息的。由此也可得出结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一直没有还清答辩人的借款。2、通过分析银行流水可知，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利息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结算结果亦不侵害其他第三方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结算结果，而不应强行组织双方再行举证各自的银行流水进行对账。3、提请法庭需要注意的关键一点是，本案的双方之间曾系儿女亲家关系且关系曾十分亲密，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十分复杂，因此不能以处理普通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纠纷的方法，来处理本案当事人间的纠纷。双方的银行流水情况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情况。虽然上诉人转给答辩人的款项数额超过答辩人转给上诉人的款项数额，但答辩人曾有多次出借现金给上诉人及上诉人母女长期控制使用答辩人夫妇信用卡消费或套现的情况，存在上诉人借到答辩人现金或套用信用卡后，再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给答辩人。上诉人转款给答辩人多于答辩人转款给上诉人的情况十分正常，不能证明上诉人已还清或超付了答辩人借款本息。4、根据双方银行转款多少的比对来确定上诉人是否已还清或超付了答辩人借款本息，所得出的结果是荒谬的。以上诉人如此精明的个性，如果有多支付答辩人数百万元的情况，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上诉人居然没有向答辩人讨要或要求答辩人向其出具欠款的凭证，反而向答辩人出具了一张810万元的借条，上诉人的行为与日常生活常理和实践不符。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系通过分析比对双方之间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材料，综合考虑双方曾经存在的特殊的姻亲关系，结合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常理和习惯，依法做出的合理的判决，并不是在进行简单的数字加减运算亦不是在滥用自由裁量权，一审判决完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判决。2020年7月7日对方对810万有三种说法：在7月7日笔录上诉人说我们一直没有对账，也不知道付了多少钱给张丽娟，所以就打了810万的借条，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因九龙湖土方工程向张丽娟借款出具了借条，这是第二种说法。还有一种对方对原来袁某与我儿子离婚有怨气，2018年就虚构了一个故事，出具了一份借条。7月7日他说810万不是借条而是搞土方，土方工程最起码有八千多万。这么大的项目绝对有其他投资者来进行投入，工程利润约是一千多万，难道没有人去投资？由此可见这种说法是假的。在他说重新借810万，为什么会去借810万？并且刚好这810万。被告2016年12月份起到18年的4月份从流水中可以看出是810万元本金和利息。几年当中每个月有规律性的垫付利息给张丽娟，对方是知名企业家，不可能说不会算账忘记了。对方说合伙放贷，但最起码要有对方的借条、放贷时风险负担，对方举不出真正的事实和证据。 张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1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1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8年4月16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6月15日止为32.4万元，实际要求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丽娟与被告魏红卫原为儿女亲家关系，双方均各自经商。原告张丽娟之子黄俊与被告魏红卫之女袁某原为夫妻，2017年5月11日，黄俊、袁某二人协议离婚。袁某现已另嫁他人，黄俊尚未再婚。 原告张丽娟与被告魏红卫自2013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双方有大量资金通过银行转账往来。经统计：原告自2013年12月19日支付给被告30万元，至2017年7月31日最后一笔10万元，在该期间转给被告资金为17356858元；被告自2014年8月5日首次转款1660900元给原告，至2018年4月16日最后一笔转款84000元，共计转款给原告20864150元，多出原告转款3507292元。被告的转款均从其招商银行尾号9878号账户转出。原告张丽娟与被告魏红卫转款关联账户为：原告张丽娟的中国银行尾号5381、8308和7706号账户，被告魏红卫的招商引号尾号9878号账户、南昌银行尾号8517号账户，案外人胡妍玲（魏红卫侄女）招商银行尾号4088号账户、案外人王某（魏红卫员工）南昌银行尾号3536号账户。其中，2013年12月19日，原告张丽娟从7706号账户转给胡妍玲4088号账户一笔款30万元，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备注为往来款；2014年1月23日，原告张丽娟从7706号账户转给魏红卫8517号账户一笔款50万元，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备注为往来款；2014年1月30日，原告张丽娟从7706号账户转给魏红卫8517号账户一笔款100万元，汇兑支付台账凭证附言为借款；2014年2月18日，原告张丽娟从7706号账户转给王某3536号账户号一笔款100万元，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备注为借款、汇兑支付台账凭证附言也标注为借款。张丽娟7706号账户共转出四笔款，金额为280万元。2015年4月13日、6月2日、2017年7月31日，原告张丽娟从5381号账户分别转给魏红卫9878号账户5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三笔款项共计80万元。自2014年4月21日至2017年6月16日，原告张丽娟从8308号账户分别转给魏红卫9878号账户45笔款共计13756858元。具体为：2014年4月21日两笔共计70万元、5月19日50万元、5月27日50万元、6月4日45万元、7月21日20万元、8月11日三笔共计150万元、9月4日25万元、9月28日778元、9月29日20万元、10月8日两笔共计850元、11月17日1080元、11月27日50万元和5万元、12月5日30万元。2015年1月29日2860元、1月31日600元、3月31日50万元、4月13日50万元、4月14日50万元、5月11日30万元、5月12日25万元、5月28日两笔共计100万元、5月29日两笔共计100万元、6与6日256250元（同日收魏红卫256250元）、6月9日30万元（同日收魏红卫30万元）、7月27日30万元、10月29日3000元、11月6日340元、11月23日20000元、12月5日330元。2016年6月15日50万元和47万元、7月15日50万元和20万元、12月15日两笔各50万元。2017年6月15日50万元。 被告魏红卫从9878号账户转给原告张丽娟8308号账户167笔款共计20864150元，具体为：2014年8月5日1660900元、9月7日40300元、9月10日49600元、9月22日9300元、10月5日39000元、10月8日9000元、10月11日48000元、11月10日58900元、11月11日20000元、11月21日12400元、11月27日306000元、11月30日9000元、12月5日39000元、12月13日48000元、12月21日12000元、12月28日18000元、12月30日9000元，2015年1月5日40300元、1月6日30万元、1月6日9300元、1月12日49600元、1月14日714200元、1月27日18000元、1月29日600元、2月6日40300元、2月9日20000元、2月12日49600元、3月2日18600元、3月6日36400元、3月12日2550000元和405500元、3月31日16800元、4月10日10000元、4月24日10000元、4月30日34100元、5月15日40000元、5月21日303300元、5月29日18000元、5月30日15000元、5月31日15500元、6月2日504000元、6月6日256250元、6月16日30000元、6月29日111100元、7月3日6000元、7月13日9000元、7月16日30000元、7月29日90000元、8月15日30000元、8月28日110000元、9月8日9000元、9月15日30000元、9月22日100万元和50万元、9月23日10000元、9月25日50万元、9月27日110100元、10月9日15000元、10月16日30000元、10月26日50万元、10月27日27000元、10月28日20万元、10月29日90000元和337800元、11月3日6200元、11月10日165500元、11月11日799000元、11月15日30000元、11月16日100万元、11月23日70万元、11月25日513000元、11月29日89900元、11月30日15500元、12月3日6000元、12月9日3000元、12月16日30000元、12月28日87000元，2016年1月2日15000元、1月10日16900元、1月15日30000元、1月29日105400元、2月15日45500元、2月28日104400元、3月9日14500元、3月15日30000元、3月30日113100元、4月16日31000元、4月30日105400元、5月2日20000元、5月9日15000元、5月16日30000元、5月23日20000元、5月31日102000元、6月11日15500元、6月20日2000元、6月29日102000元、7月4日3400元、7月9日15000元、7月15日50000元、7月29日102000元、8月3日10000元、8月7日15500元、8月15日64000元、8月29日105400元、9月9日22500元、9月16日64000元、9月30日105400元、10月9日15000元、10月15日64000元、10月31日102000元、11月9日15000元、11月15日64000元、11月25日15000元、11月30日105400元、12月10日15000元、12月15日64000元、12月30日102000元，2017年1月10日15500元、1月16日84000元、1月18日30000元、1月26日105400元、2月9日15500元、2月16日84000元、3月1日105400元、3月10日14000元、3月15日84000元、3月31日95200元、4月9日15500元、4月15日584000元、4月29日105400元、5月9日15000元、5月16日74000元、5月29日102000元、6月11日15500元、6月15日74000元、7月1日105400元、7月11日15000元、7月15日84000元、7月30日102000元、7月31日100000元、8月6日15500元、8月15日84000元、8月30日105400元、9月9日15500元、9月15日84000元、9月30日105400元、10月9日15000元、10月15日84000元、10月31日102000元、11月9日15500元、11月15日84000元、11月30日102000元和3400元、12月9日15000元、12月16日84000元、12月29日102000元，2018年1月10日15500元、1月16日84000元、1月31日105400元、2月9日15500元、2月13日84000元、3月1日105400元、3月9日14000元、3月15日84000元、3月31日95200元、4月9日15500元、4月16日84000元。 2018年8月31日，被告魏红卫向原告张丽娟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张丽娟人民币捌百壹拾万元整。借款人魏红卫2018.8.31”。该借条出具后，双方未再发生资金往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810万元借款并支付自2018年4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被告抗辩出具借条属实，但该借条约定的81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因双方曾是儿女亲家关系，彼此之间为相互支持互有诸多资金往来，其中还有生活方面的资金往来，在以往的相互拆借中，从未约定过利息，彼此银行往来金额相当，原告向被告提供的资金已全部还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出借人依法享有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金及按约定支付合法借款利息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原、被告原为儿女亲家关系，且都各自经营生意，从双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反映，不否认双方之间有生活往来资金和相互支持的资金往来，但原告转给被告及其相关联人员的资金共计52笔，主要集中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且转出的数额多为5万元至100万元的大金额整数，零星小金额的转款有10笔，分别为2014年9月28日778元、10月8日370元、480元、11月11日770元、11月17日1080元，2015年1月29日2860元、1月31日600元、10月29日3000元、11月6日340元、12月5日330元。小额转款为生活资金往来符合情理，而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款项不能认为生活资金往来。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达167笔，其中，转款日期和金额出现规律的次数较多。至2014年8月5日，被告第一次向原告转款1660900元，而原告至此时已转给被告5650000元，相差3989100元。至此时，被告再向原告的转款应视为是还本金或支付利息，而不是原告向被告借款。被告转给原告款项之中，相邻月份相同金额的款项于相近日期转出出现多次。从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16日计28个月中，被告每月付给原告的款项呈现规律性更为明显，月付105400元为12个月（付款日为月底或月初），月付102000元为10个月（付款日为月底），月付64000元连续为5个月（即8、9、10、11、12月，均为当月15日付款），月付84000元为13个月（付款日为月中旬13-16日）。2018年1月转款三次，分别为：15500元（10日转）、84000元（16日转）、105400元（31日转），2月转款2次，分别为：15500元（9日转）、84000元（13日转），3月转款4次，分别为：105400元（1日转）、14000元（9日转）、84000元（15日转）、95200元（31日转），4月转款2次，分别为：15500元（9日转）、84000元（16日转）。原告代理人陈述“84000”元为本金420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的月息、“15000”元、或“15500”元为本金50万元按月利率3%有时为3.1%计算的月息，“102000”元为本金340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的月利息。2017年10月，被告共转给原告6笔款项，分别为：9日15000元、15日50000元和34000元、31日三笔即2000、50000、50000元，合计201000元；11月，被告共转给原告5笔款项，分别为：9日15500元、15日两笔50000元和34000元、30日两笔即102000、3400元，合计204900元；12月，被告共转给原告6笔款项，分别为：9日15000元、16日两笔50000元和34000元、30日三笔即2000、50000、50000元，合计201000元；2018年1月，被告共转给原告4笔款项，分别为：10日15500元、16日两笔50000元和34000元、31日105400元，合计204900元；2月，被告共转给原告3笔款项，分别为：9日15500元、13日两笔50000元和34000元，合计99500元；3月，被告共转给原告5笔款项，分别为：1日105400元、9日14000元、15日两笔计84000元、31日2笔即45200元和50000元，合计298600元。如3月1日转款105400元为补2月应转款，则2月被告实际付给原告为204900元（99500+105400），3月实际付给原告为204900元（298600-105400）；4月，被告共转给原告2笔款项，分别为：10日15500元、16日84000元，合计99500元。 综合上述双方转款事实分析、认证，一审法院得出如下结论：1、原告首先向被告转款，至2014年8月5日为5650000元，被告第一次向原告转款1660900元，相差3989100元，且原告在转款时有备注“借款”字样，说明双方虽有小额生活往来资金和部分资金为相互支持周转外，大部分转款是被告向原告借款；2、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并且被告按月归还了借款利息，利率约定有月利率2%、3%和3.1%；3、从被告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支付原告的利息可推算出本金为50万元、420万元和340万元，对应的月利息即9日或10日转款15500元或15000元，15日或16日的84000元，月底转款102000元。2018年4月，被告只支付了两笔借款的利息，即50万元和420万元的利息，340万元的月利息未支付；4、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原告出具810万元的借条，是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而不是被告抗辩的欲再借810万元而未实际发生借贷的意见。此时，原、被告子女离婚有一年之久，已不再有儿女亲家关系，双方难于形成再借贷如此巨大款项的合意，结合被告较有规律转款的银行流水，能够印证该“810万元”是结算确认的借款；5、被告支付利息的时间既有月初、也有月中和月末，2018年4月被告只支付了50万元和420万元的利息，340万元的当月利息未支付，按约定利息为102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68000元（340万元×2%=68000元），原告要求自2018年4月16日起以81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4月份利息为81000元（810万元×2%×15÷30=81000元），本院支持2018年4月利息68000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利息以8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2018年9月1日至原告起诉前的利息，因原、被告实际形成的是结算后的续借法律关系，借条上未注明借款利率和还款期限，被告也无实际履行支付利息的行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约定了利息，故该院依法不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期间利息的诉求。但自原告向被告主张还款日起，即从起诉之日至被告还清借款之日，被告应按年利率6%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魏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丽娟借款本金人民币810万元；二、被告魏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丽娟810万元的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2018年4月利息为68000元，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以借款本金81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三、被告魏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丽娟810万元借款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自2019年10月1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81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四、驳回原告张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张丽娟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076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75768元，由被告魏红卫承担，限随上述款项一并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魏红卫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魏红卫（转出账户尾号为9878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给张丽娟（收款账户尾号为8308和1176的银行账户）的转账统计清单及相应转款凭证（合计254笔）。证明魏红卫通过其尾号为9878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给张丽娟的款项金额合计为21428502元。 第二组证据：魏红卫（转出账户尾号为8517的江西银行账户）转款给张丽娟（收款账户尾号为7706和1176和8308的银行账户）的转账统计清单及相应转款凭证（合计18笔）。证明魏红卫通过其尾号为8517的江西银行账户转款给张丽娟的款项金额合计为5535896元。 第三组证据：魏红卫通过王某（转出账户尾号为4284的江西银行账户）转款给张丽娟（收款账户尾款为1176和8308的银行账户）的转账统计清单及相应转款凭证（合计4笔）。证明魏红卫通过王某转款给张丽娟的合计金额2702780元。 以上三组证据证明：上诉人魏红卫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张丽娟的款项总额为29667178元，远远大于张丽娟转账支付给魏红卫的款项总额，从双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反映，被上诉人魏红卫根本不欠上诉人张丽娟任何债务。 第四组证据：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三份。证明被上诉人张丽娟的儿子黄涛涉及多起民间借贷诉讼，张丽娟将部分资金转给魏红卫，与魏红卫合伙对外放贷，也是为了规避其个人及家庭成员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风险，张丽娟与魏红卫之间是合伙经营放贷业务的关系，不是借款关系。 第五组证据：上诉人魏红卫（尾号为9878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给案外人华祖萍和李松的转款凭证两份。证明魏红卫于2014年8月11日收到张丽娟的150万元款项后，随即与自己的资金合并，于8月11日当日放贷给了华祖萍280万元；证明魏红卫于2015年3月31日收到张丽娟的50万元款项后，于3月31日当日放贷给了李松。以上两份转款记录只是上诉人随机挑选的，其它转款情形也大体相似，此种资金往来情况再结合双方每次资金往来都没有借据的事实充分说明，魏红卫和张丽娟之间是合伙经营放贷业务的关系，其二人之间并没有借款关系。 被上诉人张丽娟质证称：证据一至证据三中部分银行流水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时曾经质证过，质证意见同一审。对于证据一至证据三中其余的银行流水需庭后核实，下次一并质证。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黄涛的个人经济状况是独立的，与被上诉人资金并不混同，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五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将款项转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再将款项如何使用是上诉人的权利，被上诉人无法控制，也不是被上诉人关心的问题。银行转账流水的补充意见是银行流水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借贷结果的情况。 上诉人魏红卫申请证人王某、李某出庭。证人王某称其在张丽娟与魏红卫的流水往来表格中，其转给张丽娟的四笔钱是魏红卫的钱，魏红卫让其转给张丽娟。证人李某称其在张丽娟与魏红卫的流水往来表格中，李某转给张丽娟的钱实际是魏红卫转给张丽娟的钱。 上诉人魏红卫申请证人袁某出庭，证人袁某称其在张丽娟与魏红卫的流水往来表格中，其转给张丽娟丈夫黄河水和张丽娟本人的五笔钱是代魏红卫转款，后魏红卫在笔录中撤回证人袁某陈述的五笔款作为向张丽娟还款的陈述，不再将证人袁某向张丽娟及案外人黄河水的转款作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因上诉人魏红卫向本院申请撤回证人袁某的转款，对被上诉人张丽娟反驳魏红卫该主张的证据本案不再列明。 被上诉人张丽娟申请证人刘某1、刘某2出庭。证人刘某1称其转给魏红卫的34笔共计170万元是张丽娟的钱，其受张丽娟委托转给魏红卫。证人刘某2称其在2015年5月28日转给魏红卫的两笔共计100万元是张丽娟让其转给魏红卫的，该100万元是张丽娟的钱。 双方当事人对证人王某、李某、刘某1、刘某2的陈述均未表示异议。 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魏红卫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在下文结合经双方确认的2020年5月29日的《双方资金往来对账表》综合评述。第四、五组证据不能证明魏红卫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对证人王某、李某、刘某1、刘某2的证言，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经双方当事人多次核对双方相关账目往来，本院责令上诉人魏红卫于2020年5月29日提交了最终确定的《双方资金往来对账表》，对该《双方资金往来对账表》中列明的全部款项（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双方确认：一、被上诉人张丽娟自己或通过证人刘某1、刘某2向上诉人魏红卫共计转款22281168元，上诉人魏红卫自己或通过证人王某、李某向被上诉人张丽娟共计转款27522850元。二、被上诉人张丽娟对《双方资金往来对账表》中列明魏红卫向张丽娟还款中的22笔（在双方确认的《张丽娟申请调查魏红卫款项来源的对账表》已逐笔列明）提出异议，认为并非本案还款，系被上诉人魏红卫套取信用卡后的还款。被上诉人张丽娟申请本院调取被上诉人魏红卫、案外人袁某、王某、李某、胡妍玲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进行核对，本院依申请开具了调查令并责令魏红卫提交了其已有的相关流水，张丽娟与魏红卫双方经核对后明确，没有发现所调取的资金流水中明显套取信用卡的记录。三、除第二项列明的22笔款项外，张丽娟认可《双方资金往来对账表》中列明魏红卫自己或通过王某、李某向张丽娟的其他转款属于本案的还款。 本院二审查明：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被上诉人张丽娟自己或通过证人刘某1、刘某2向上诉人魏红卫共计转款22281168元，上诉人魏红卫自己或通过证人王某、李某向被上诉人张丽娟共计转款27522850元。对魏红卫方转给张丽娟的22笔款项合计13035650元，魏红卫陈述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张丽娟否认。 魏红卫女儿袁某与张丽娟儿子黄俊于2017年5月11日离婚。 魏红卫二审陈述，其与张丽娟一直合伙对外放贷，未向张丽娟借款。至2016年底张丽娟与魏红卫合伙的钱基本上都拿走了，自2016年底至2018年再给张丽娟付利息是因为当时双方并没有清账，她也不清楚自己垫了钱给她。张丽娟与魏红卫合伙放贷有三分、五分的息，利息并不固定，多的时候多分，少的时候少分。对出具810万元的借条的原因，魏红卫陈述有二：一是双方之间一直没有对账，当时不知道自己多付了钱给张丽娟，所以就打了810万元的借条给她；另一种陈述是2018年夏天，其接到九龙湖做土方的业务需要资金，就想向张丽娟借款并出具了借条，但张丽娟并未实际交付810万元借款。张丽娟二审陈述，其与魏红卫之间从来没有过合伙放贷关系，只存在借款关系。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依据借条所主张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向法院提供了借条、转款凭证等证据，证据显示：1、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张丽娟向魏红卫共计转款22281168元，远远超过了借条记载的借款810万元，虽然金额不一致，但被上诉人借条系“结算”结果的解释在民间借贷交易实践中并不鲜见，存在合理性。2、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部分款项有备注“借款”字样。3、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中存在较大金额的有规律性的固定金额的还款行为。 其次，上诉人抗辩不存在实际借贷行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上诉人的陈述及证据，本院评析认为：1、上诉人自己关于借条形成的原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810万元”借条针对的是当期一笔单独的借款，上诉人出具该借条的目的是为了拟向被上诉人借款810万元，但该借条所对应的借款事实并没有发生。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2、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对外放贷的合伙关系，且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对外放贷的合伙关系的陈述不合常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虽然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金额超过了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金额。但上诉人在诉讼中一直自认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对外合伙放贷行为，且按月利率3%至5%不等的标准向被上诉人分配利息，上诉人亦自认也曾有彼此之间为相互支持互有诸多资金往来述。故被上诉人作为出借方，其向上诉人转款的金额少于上诉人向其转款的金额，存在合理基础。上诉人在接受本院询问时上诉人明确认可其向被上诉人有规律地支付了款项。同时上诉人既否认欠付被上诉人借款，亦否认被上诉人在其主张的合伙放贷关系中的利益份额。上诉人在不欠被上诉人款项的情况下仍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有规律向被上诉人支付大额款项为被上诉人垫付对外利息的主张，与常理不符。3、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金中包含超过法定标准的利息，亦不足以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在双方既不认可，又无证据证明双方借款存在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情况下，按照年利率36%对冲计算双方的所有资金往来，魏红卫给付给张丽娟的款项金额远超过按照36%计算应给付的本息，也不合常理。4、魏红卫与张丽娟原系姻亲关系，本案810万元借条形成的时间又系在双方儿女离婚后不久，按照常理，双方应存在一定的矛盾，而魏红卫在没有实际收到81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给上诉人出具巨额借条不符合常理。 故从举证责任而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其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依据借条所主张的借贷行为实际发生。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证明反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最后，关于张丽娟是否系职业放贷人。魏红卫上诉称张丽娟系职业放贷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张丽娟对外进行反复性、经常性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非法借贷。对魏红卫主张张丽娟系职业放贷人，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魏红卫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768元，由上诉人魏红卫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宗华 审 判 员 周 雪 审 判 员 曾 琴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鲁泽月 书 记 员 敖付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