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4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尤，男，1950年4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卫华，女，1972年2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系被告刘建尤的妻子。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树仁，男，1966年1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重光，男，1966年4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日照，男，1975年10月2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永乾，男，1966年5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纯，女，1971年2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涨，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尤、吴卫华因与被上诉人韦树仁、覃重光、韦日照、韦永乾、韦纯（以下简称“韦树仁等五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1226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建尤、吴卫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除韦树仁外，上诉人从未认识、结交其他四位被上诉人，更加谈不是与他们发生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仅以漏洞百出的合伙协议就认定五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体现在如下方面：1、合伙协议中的合伙事宜“割脂”与本案枝丫材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关系；2、合伙协议约定合伙协议经合伙人签名盖章方才有效，而本案合伙协议只有合伙人签名没有盖章；3、合伙协议经营地点是共同经营“水源镇…五队联队牛场”，而被上诉人提供的磅单中有一张是川山镇的，非合伙经营地；4、其他合伙人未依法出庭，是心虚没有底气不敢出庭接受法律询问和对质；5、上诉人只认识韦树仁，韦树人拿着磅单，从始至终都说磅单是自己的，从未说过与其他人是合伙关系其他人有份，上诉人不认识其他人不可能与其他存在买卖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将货物卖给丰林公司，由丰林公司过磅、验收、卸货，并直接将地磅单交给被上诉人，以什么样的价格进行交易是被上诉人与丰林公司的事，买卖双方当事人是被上诉人与丰林公司，与上诉人无关。三、丰林公司为了方便结账及统计需要，要求散户卖松枝丫材剩余物给其公司必须挂名与丰林公司有合同关系的大户，具体挂名哪家，由散户决定。公司结账时，由散户将地磅单据给大户统一结账，钱到账后由大户交给散户。散户获得的价格由公司决定，大户不从散户价格里面扣10元，而达到一定规模后，公司另外给大户每吨10元。即大户没有从散户身上直接提取差价。四、上诉人诉丰林公司时，提醒韦树仁一起追帐，韦树仁同意。韦树仁本人亲自将31张单据交给法院，为区分份额，证据目录特别列举系韦树仁提供。虽该判决已生效，但丰林公司无力偿还债务，上诉人和散户的货款均无法得到偿还，对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的。现在被上诉人反过来起诉上诉人，毫无道德底线。其他散户也一直在观望本案判决，若本案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会造成其他散户去起诉大户，违背了散户挂名大户卖木材给丰林公司的客观事实，造成社会不公，极易引发上访闹访等不利社会和谐稳定因素。五、被上诉人所举的31张磅单，地磅单据是丰林公司的，客户代码是上诉人与丰林公司的客户代码，说明是上诉人与丰林公司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与上诉人详细的买卖事实。上诉人吴卫华在收到刘建尤客户代码的31张地磅单据，在未得到丰林公司的支付时，注明未付款，与被上诉人无关。六、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实与上诉人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假若存在合同，也已过诉讼时效。且再此期间，韦树仁配合一起起诉丰林公司，单列31张地磅单是由韦树仁提供，说明韦树仁与丰林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而不是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韦树仁等五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韦树仁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81928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赔偿拖欠货款5年造成的利息（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损失24578元给原告；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1日原告韦树仁、覃重光、韦永乾、韦日照、韦纯共同达成合伙协议，五人约定共同经营牛场坡上割松脂树林事宜，其中第一条约定“合伙经营项目：松木林综合开发”。2014年11月至12月，原告将31车采伐松枝丫材剩余物出售（以下简称柴火），并送货至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公司）。丰林公司现场过磅员及货场验收员分别签字确认，出具地磅单，使用的地磅单磅单主体是丰林公司，客户代码是被告刘建尤与丰林公司所签合同的客户代码。经统计31张磅单合计重量292.6吨，该地磅单由原告保存。2015年5月25日，被告吴卫华即刘建尤的妻子在收到原告提供的31张地磅时，在写有日期及吨数统计的单上签名并备注“已收单31张未付款”。2016年11月14日，被告刘建尤因向丰林公司出售松木枝材、桉木枝材等不得货款而向该院起诉，该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审理，诉讼中刘建尤将本案原告提供的31张地磅单作为其起诉丰林公司的部分证据使用，诉讼请求中亦含31张地磅单的木材款，2017年3月22日该院作出判决，判令丰林公司向刘建尤支付货款176208元（含31张地磅单木材货款在内）。在该案中还查明2014年5月26日起松木材单位为290元/吨，再按照刘建尤与丰林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供应方供柴总量≧100吨，结算价应为290元+10元/吨，判决支付刘建尤货款亦以300元/吨进行计算，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认为其是向被告刘建尤夫妇出售柴火，按照被告要求送货至丰林公司，但被告总借口拒绝支付货款，2018年3月原告覃重光曾起诉被告刘建尤，因遗漏诉讼主体而撤诉，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五原告即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五原告是否与两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从地磅单上看，原告持有地磅单虽主体是丰林公司，但客户代码是被告刘建尤与丰林公司所签合同的客户代码，丰林公司是根据客户代码直接与客户进行结算，即丰林公司是直接与刘建尤进行结算，并不与原告进行结算;从生效判决上看，2017年刘建尤起诉丰林公司时，将原告持有的31张地磅单作为丰林公司拖欠自己货款的证据使用，诉请丰林公司支付该货款，即刘建尤承认其是该批木材的卖方并主张权利，判决生效后丰林公司应向刘建尤履行支付义务，而不是向原告履行义务；从买卖价格上看，刘建尤以290元/吨的价格将木材出售给丰林公司，在供货≧100吨，结算价应为290元+10元/吨，原告仅以280元/吨的价格出售，每吨木材价格存在差价，而该部分差价利益属被告刘建尤所得；被告吴卫华在收到原告31张地磅单时，开具收到原告地磅单的收据给原告，签字并确认未付款。综上从结算方式，利益归属，刘建尤与丰林公司发生纠纷后的维权意思表示，“未付款”的签字确认等，综合全案证据，可以佐证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将柴火以28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被告夫妇，并按照规定将货物送至丰林公司，丰林公司以290元/吨的价格（总量≧100吨时，300元/吨）收购被告刘建尤的木材，并直接向刘建尤支付货款。被告称其是大户，原告是散户，原告仅是挂名在他名下，原告直接将木材卖给丰林公司，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与被告无关的上述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二、被告辩称仅认识原告韦树仁，并不认识其他原告的问题，韦树仁与其他四名原告签有合伙协议，该协议虽无共同向被告出售柴火的约定，但合伙协议中合伙经营项目包含松树林木综合开发，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原告韦重光曾向法院起诉刘建尤，因遗漏合伙人而申请撤诉，可以认定五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付款的期限，故原告主张被告付款的权利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被告的该辩解不予采纳。五原告与被告刘建尤、吴卫华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享受合同权利和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以280元/吨的价格，已将292.6吨松枝丫材剩余物供货给被告，被告拒绝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81928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没有约定付款的期限，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利息，原告主张被告违约造成的利息，该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拖欠货款利息24578元的诉请，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建尤、吴卫华互负连带责任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韦树仁、覃重光、韦日照、韦永乾、韦纯木材货款合计81928元及利息（利息以81928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0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还清止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430元，减半收1215元，由被告刘建尤、吴卫华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韦树仁等五人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3、刘建尤、吴卫华与韦树仁等五人是否存在买卖关系，韦树仁等五人请求刘建尤、吴卫华支付货款81928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韦树仁等五人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韦树仁等五人签订合伙协议，五人均认可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本案讼争标的货款81928元属于合伙财产，该五人对此均具有主张的权利，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法属于本案适格主体。法律规定个人合伙可以推荐合伙事务执行人，对外代表合伙人处理合伙事务，韦树仁可以代表合伙人对外出卖木材，其代表行为对全体合伙人产生法律效力。韦树仁等五人存在合伙的事实不因刘建尤、吴卫华不认识除韦树仁之外的合伙人而被否定，本案诉讼标的货款81928元亦不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故刘建尤、吴卫华主张韦树仁等五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2015年5月25日，吴卫华在地磅单上签名并备注“已收单31张未付款”，诉讼时效依法从2015年5月25日开始起算至2018年5月24日。2018年3月覃重光曾起诉被告刘建尤，依法诉讼时效在2018年3月中断之后重新计算。韦树仁等五人于2019年12月重新向法院起诉依法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刘建尤、吴卫华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建尤、吴卫华与韦树仁等五人是否存在买卖关系，韦树仁等五人请求刘建尤、吴卫华支付货款81928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首先，韦树仁持有的地磅单客户代码是刘建尤与丰林公司所签合同的客户代码，吴卫华在收到上述地磅单时在单上签名并备注“已收单31张未付款”，从标注文字的通常意义来理解，应是刘建尤、吴卫华收到地磅单但未支付货款给韦树仁的意思，刘建尤、吴卫华主张是因为丰林公司未付款故在地磅单上注明“未付款”的解释与常理不符。其次，刘建尤起诉丰林公司支付拖欠货款时，将韦树仁持有的31张地磅单作为丰林公司拖欠自己货款的证据使用，说明刘建尤认可其是该批木材的卖方，生效判决已判决丰林公司支付该批木材款给刘建尤，木材款的所有权已归属于刘建尤。最后，刘建尤与丰林公司签订的木质原料采购合同中并未约定散户挂靠大户名下卖木材给丰林公司，由大户与丰林公司结算之后再把木材款支付给散户的内容。在刘建尤诉丰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刘建尤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中未有其在本案提交的本人自书的《证明》及有韦树仁签名的《证据目录》，刘建尤、吴卫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韦树仁等五人存在挂靠卖木材的关系。韦树仁等五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刘建尤、吴卫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可以认定韦树仁等五人与刘建尤、吴卫华存在买卖关系，韦树仁等五人请求刘建尤、吴卫华支付货款81928元及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刘建尤、吴卫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30元（刘建尤、吴卫华已预交），由上诉人刘建尤、吴卫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祝 贺 审 判 员  韦 媛 审 判 员  张桂生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韦 浪 书 记 员  韦愿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