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1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华，女，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天津澄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丽，天津澄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丽，女，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同斌，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如俊，女，193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树槐（系马如俊之子），住河北省黄骅市。原审第三人：孙乐，男，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虹，天津云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818号。法定代表人：李天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丽，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桂华、上诉人孙秀丽因与原审第三人马如俊、孙乐、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沽城建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8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桂华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8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孙秀丽给付张桂华房屋拆迁款263033.33元以及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分割款218332.44元,以上共计:481365.77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秀丽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诉争的“房屋拆迁款”以及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等均是基于孙树松于2000年出资购买的房屋被拆迁所产生，属于房屋相关的权利，当由实际出资人孙树松享有，且双方已达成书面协议，孙秀丽认可该内容；2.张桂华向孙秀丽主张的并非还迁安置房屋,而是基于房屋拆迁本应由张桂华享有的拆迁权益,即使孙树松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作为实际买房人,仍可以选择“拆一还一”的还迁安置补偿方式获得利益,所以张桂华主张的“房屋拆迁款”是以“拆一还一”的补偿方式作为计算依据;其次,孙秀丽所获得的拆迁权益是基于其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产生,而非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产生,即使孙秀丽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无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俗称“无房户”)的情况下,也无权取得任何房屋拆迁权益,孙秀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只是赋予孙秀丽可以选择“实物安置”的补偿方式的权利,并不是孙秀丽取得拆迁权益的原因。孙秀丽辩称，不同意张桂华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桂华上诉请求，希望驳回全部诉讼请求。马如俊述称，驳回张桂华的所有诉请，不同意其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因为张桂华是马如俊的大儿媳，基于亲属关系没有提起上诉。孙乐述称，同意张桂华的上诉请求，其没有提起上诉。塘沽城建公司述称，对原审判决无异议。张桂华的上诉请求与其无关。孙秀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桂华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桂华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孙树松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拆迁房屋原系孙秀丽与孙树松的父母（即马如俊和孙连周）实际购置,原拆迁房屋所有权原本属于马如俊（孙连周已经去世）；2.《房屋买卖协议》中买方签字为孙树松,系由家中长子孙树松代替父母办理买卖手续。案外人孙树松只是涉案房屋的经办人,并非是房屋实际购买人和权利归属人；3.自2000年5月购房到2010年12月涉案房屋拆迁,该房屋一直由马俊如夫妇居住使用,孙秀丽和家人陪同居住。张桂华以及案外人孙树松从始至终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使用过；4.2007年4月12日,孙秀丽与孙树松签订的协议。该份协议并无马如俊认可签字,对马如俊并无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该协议签署是由于此时孙秀丽在与其丈夫闹离婚,因该房屋登记在孙秀丽名下,为防止在夫妻财产分割中出现纠纷,故签署此协议排除孙秀丽的房屋产权。孙秀丽在今后的离婚诉讼中多次陈述涉案拆迁房屋为母亲出资购买,地上物拆迁补偿款应归属于母亲,并经法庭确认；5.涉案拆迁房屋在被拆迁后,相关地上物拆迁补偿款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搬家费10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等,在孙秀丽收到款项后,第一时间及时转交给马如俊，印证涉案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和相关拆迁利益不属于孙树松,而应属于马如俊；6.涉案拆迁房屋原出资人孙某以及家庭成员孙树槐均能证实,该房屋原权利归属应属于马如俊。原审判决在马如俊并未收到传票,参加庭审,无法据实答辩的情况下,仅依据张桂华的陈述和所提交的片面证据,对涉案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做出分割,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剥夺了马如俊的合法财产权益,应予纠正。原审判决在涉案拆迁房屋和宅基地安置发放的补偿费分配数额认定上存在错误。其中过渡安置费212959.72元、延期安置费32000元均与案外人孙树松无关,也不属于涉案被拆迁房屋原有拆迁利益,不应归属在利益分配数额之列。以90%的比例划分也有失公允。张桂华辩称，一审法院关于孙树松系被拆迁房屋的实际买受人的事实认定清楚，对该房屋的权利义务应归孙树松享有的意见正确；孙秀丽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关于房屋购买情况以及所有权归属情况，与其在2007年4月12日签署的协议内容相矛盾，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应被采信；地上物补偿费、拆迁奖励费、搬家费、空调移机费及过渡安置费、延期安置费均属于涉案被拆迁房屋原有拆迁利益，直接或间接的基于被拆迁房屋而发生或取得，一审法院判决此部分费用由孙树松享有90%无误。马如俊述称，对张桂华的上诉请求及孙秀丽的答辩意见均不同意，认为拆迁补偿款应当是马如俊所有。孙秀丽和孙树松的协议是无效的，他们签订协议的时候房主不是孙秀丽，孙树松无权签订协议。因为是亲属关系，所以就没有提起上诉。孙乐述称，不同意孙秀丽上诉请求，请求驳回，意见同张桂华答辩意见。塘沽城建公司述称，孙秀丽上诉与其无关。张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天津市滨海新区××村××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张桂华、孙乐、马如俊享有，其中张桂华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2、判令孙秀丽支付张桂华房屋过渡安置费、地上物补偿费、拆迁奖励以及房屋拆迁款共计441240元（拆迁利益包括过渡安置费暂计158400元、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以及房屋拆迁款394550元，共计661860元，张桂华占三分之二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如俊与案外人孙连周（已去世）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孙树松（已去世）与孙秀丽均系马如俊与孙连周之子女。张桂华与孙树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9年2月4日登记结婚，孙乐系张桂华与孙树松之子，孙树松于2016年6月13日去世。张桂华、孙树松及马如俊均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城镇居民，孙秀丽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心庄村村民。案外人司某原系塘沽中心庄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塘集建（93）字第4116号”、地号为“07-01-16-6”宅基地的使用权人。2000年5月10日，孙树松（作为乙方、买主）与司某（作为甲方、卖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载明“甲方有砖木结构正房四间，坐落在中心庄原四队，现房出售。乙方经中心庄村民刘承文介绍买房”，约定“一、甲方砖木结构正房四间一个院，甲乙双方研究协定订价31800元，乙方付款后搬入；二、房屋建筑面积、院占地面积，以土地使用证正本为准；三、甲乙双方共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运作费用由乙方负责，税费甲乙双方负责（房屋买卖所产生的税）；四、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留指纹有效…”，落款处由甲、乙双方分别签字摁手印，且有“中间介绍人”刘承文签字。同日，司某向孙树松出具收条，载明房款已经全部结清。2007年4月12日，孙树松与孙秀丽签订《协议》，载明“本人孙树松于2000年5月10日经中间人刘承文介绍，买得中心庄村民司某于1993年前自盖砖平房4间，用地面积138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82平方米，此房坐落在××村××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塘集建（93）字第4116号，此房自2000年5月归本人孙树松所有。现因过户只可过户到本村户口居民的名下，所以暂时过户到其妹孙秀丽名下，但房屋所有产权仍归孙树松所有，现经其妹孙秀丽同意立此协议以示公正”，落款处由孙树松与孙秀丽签字并摁手印。2007年6月26日，孙秀丽（作为乙方、买方）与司某（作为甲方、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经中心庄村民委员会及胡家园街城市管理委员会同意甲乙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一、乙方购买甲方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街××村中华里108号砖平房四间（用地面积：138平方米，建筑面积：82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塘集建（93）字第4116号。二、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人民币叁万壹仟捌佰元整；三、付款时间与方法，乙方于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将房款已交付甲方，甲方于当天将上述房产交乙方；四、甲方将房屋已交付给乙方，一切房屋及相关建筑物的所有权即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任何关系，甲方不得向乙方提出任何要求；五、公证费及房屋过户费用由买方承担…”。同日，孙秀丽与司某至塘沽公证处办理了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的公证手续。2017年8月27日，孙秀丽取得“塘民集用（2007）第04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孙秀丽，土地所有权人为“塘沽区胡家园街道办事处中心庄村民委员会”，使用权面积为138平方米。2010年，因“三煤气”污染问题，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决定对胡家园街中心庄村等几个污染严重的村庄先行启动农村城市化。2010年12月23日，孙秀丽（作为乙方、被安置人）与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过渡安置实施单位）签订《过渡安置协议书》，载明房屋坐落地点为××村××号，正房（砖）4间、78.91平方米，厢房2间、15平方米，《过渡安置协议书》签订后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负责拆除被安置人宅基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并于20个工作日内通知被安置人领取过渡安置费，被安置人签署《过渡安置协议书》日期即为享受周转费的开始日期。约定按塘沽农村城市化过渡安置政策，被安置人4间正房计每月1600元，2间厢房计每月600元，合计每月2200元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费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每半年发放一次，每户一次性给予搬迁补助费1000元，约定上述费用总计14800元，在发放过渡安置费时同时给付。约定被安置人暂不领取被拆迁砖房每平方米1000元、土坯房每平方米700元的地上物补偿费和一宗宅基地15000元的拆迁奖励等相关费用（还迁房入住前一并领取相关费用及其产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约定自本协议书签署36个月内，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与被安置人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人口固化日期，并按照统一规划确定的区域还迁安置，如逾期未安置，适度增加过渡安置费。2016年12月15日，孙秀丽（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拆迁实施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家庭成员包括“李静、孙秀丽、李桂彬、李正博”，约定乙方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一户一处计93.91平方米，乙方选择实物安置的补偿方式。实物安置是指属于符合安置政策的被拆迁人，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建筑面积45平方米标准安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总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的还迁房，甲方以被拆迁人原居住房屋确认面积为基础按照砖混结构平房每平方米1000元、土坯房每平方米700元、楼房每平方米1500元，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偿费及93910元，本宗宅基地拆迁奖励费15000元，共计108910元。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2套还迁房，第一套还迁房所有权人为孙秀丽，第二套还迁房所有权人为李静、李桂彬。2016年12月29日，孙秀丽（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案外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安置单位，以下简称“滨海新塘公司”）签订《房屋安置协议书》，载明根据乙方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头道沟还迁区选房办法》相关规定，由安置单位对被拆迁人进行房屋安置。载明乙方选定的安置房屋为“第一套：90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孙秀丽，房屋地址佳美苑04-01-1202，期房；第二套：90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李静、李桂彬，房屋地址佳美苑16-01-0101，期房”。2016年12月29日，孙秀丽（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拆迁实施单位）签订《延期安置租房费协议书》，载明乙方同意甲方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延期安置租房费，在延期安置期间甲方按期为还迁房所有权人发放延期安置租房费，时间自临时租房费停发次日起，至公告通知领取房屋钥匙之日后3个月止。庭审中，塘沽城建公司确认其针对××村××号房屋和宅基地拆迁安置合计发放的补偿费用分别为“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搬家费10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地上物补偿等费用的利息24862.12元，过渡安置费212959.72元，延期安置费32000元”，上述费用其已全部按照协议约定发放给孙秀丽等。庭审中，张桂华主张孙秀丽曾于2011年1月10日将其名下发放首次过渡安置费14800元的存折交给孙树松，该款项由孙树松取出使用，孙秀丽认可曾将存折交给孙树松并由其取款的事实。现张桂华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村××号房屋和宅基地的拆迁利益应由张桂华、孙乐、马如俊享有，孙秀丽不予认可，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故成诉。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特定身份而取得。孙树松并非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村村民，故其于2000年5月10日与司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买卖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应属无效。该买卖过程可以体现，孙树松已于2000年5月10日将全部购房款支付给司某，司某同时将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交付给孙树松。因孙秀丽系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村村民，经孙树松与孙秀丽协商后，由孙秀丽于2007年6月26日与司某就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过公证部门公证，应视为有效合同，且孙秀丽也依据该合同办理了宅基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但该《房屋买卖合同》约束的主要是司某与孙秀丽（或孙树松）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孙树松与孙秀丽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对于孙树松与孙秀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双方事实上认可并确认的协议或约定为基础予以认定。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明确载明房产交易价格31800元、买方于2000年5月10日将房款已交付卖方、卖方于当天已将房产交予买方，与孙树松与司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体现的事实是一致的，与孙树松与孙秀丽于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所体现的事实也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当时孙秀丽对于系由孙树松实际出资购买取得房屋的事实是认可的。在孙树松与孙秀丽签订的《协议》中，双方约定由于只可过户到本村户口居民名下故暂过户到孙秀丽名下，但房屋产权仍归孙树松所有。该约定内容可以体现双方认可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孙秀丽登记为该宅基地及房屋的产权人，与该房屋相关的其他权利义务原则上归孙树松所有，其他事项未明确约定。因此，针对该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不应当由孙秀丽全部享有，而是应在孙树松与孙秀丽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分配。2010年，因“三煤气”污染问题，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等数个村庄启动农村城市化拆迁安置工作。孙秀丽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0年12月23日签订的《过渡安置协议书》载明被拆迁安置房屋坐落地点为××村××号，正房（砖）4间、78.91平方米，厢房2间、15平方米。协议签订后，塘沽城建公司对案涉房屋实施拆迁。孙秀丽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家庭成员包括“李静、孙秀丽、李桂彬、李正博”，乙方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一户一处计93.91平方米，乙方选择实物安置的补偿方式，即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建筑面积45平方米标准安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总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的还迁房…”。庭审中，塘沽城建公司向法庭确认，在符合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人员范围的前提下，孙秀丽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户口登记在中心庄村，均有权利按照每人45平方米安置住房的标准享受安置权利。本案中也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孙秀丽选择此种安置方式是出于恶意损害孙树松民事权益的动机，因此可以认定孙秀丽及其户内成员按照拆迁安置补偿获得的180平方米的还迁安置房屋属于其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本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故该部分权益或其转化均不属于孙树松应当取得的利益。庭审中，塘沽城建公司确认其针对××村××号房屋和宅基地拆迁安置发放的补偿费用为“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搬家费10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地上物补偿等费用的利息24862.12元，过渡安置费212959.72元，延期安置费32000元”，上述费用塘沽城建公司已全部按照协议约定发放给孙秀丽等人。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安置补偿费用均系直接或间接的基于被拆迁房屋而发生或取得，该部分安置补偿费用应当包含了属于孙树松的合理份额。针对该部分民事权益的分配，以本案证据和认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结合各方合理预期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树松应当取得上述补偿费用中的90%，即342298.66元。庭审中，张桂华主张孙秀丽曾于2011年1月10日给付孙树松14800元，故该部分已付款项应予扣除。扣除后，孙秀丽应分配给孙树松的数额为327498.66元。现孙树松已于2016年6月13日去世，张桂华系孙树松配偶，马如俊系孙树松之母，孙乐系张桂华与孙树松之子，三人均系孙树松的法定继承人，孙树松享有的上述民事权益应由三人共同享有。现张桂华要求确认其享有上述权益的三分之二的份额并要求孙秀丽给付，一审法院认为该权益属于张桂华与孙树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故张桂华要求孙秀丽给付上述权益的三分之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张桂华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针对马如俊与孙乐的相关权益问题，双方均属有独立权的第三人，但双方均未在本案中向孙秀丽提出相应的诉讼主张，故二人可与孙秀丽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综上所述，对于张桂华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孙秀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桂华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分割款218332.44元；二、驳回原告张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20元，由原告张桂华负担3345元（已交纳），由被告孙秀丽负担4575元（原告已交纳，被告孙秀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桂华提供的证据：（2019）津0116民初243号案件开庭笔录，在该开庭笔录中，孙秀丽陈述案涉房屋买房出资情况与孙秀丽在本案提交的上诉状中陈述的买房出资情况确不一致，对张桂华提供的该份笔录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买房出资情况的认定，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在论理部分予以论述。孙秀丽提供的证据：证据一：（2016）津0116民初228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系孙秀丽与案外人李桂彬离婚纠纷判决，双方在庭审中陈述案涉房屋系孙秀丽母亲购买，地上物拆迁补偿款归孙秀丽母亲所有。上述判决陈述系孙秀丽与李桂彬之间陈述，且该判决书并未对案涉房屋进行认定和处理，故对孙秀丽提供的该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二：孙秀丽、李桂彬及子女户口册、李桂彬父母的户口册。上述户口册能够证实孙秀丽拆迁身份符合拆迁政策。证据三：四份原塘沽区拆迁安置政策。上述拆迁政策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马如俊提供的证据：证据一：房屋买卖证明。该证明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即使存在孙连周卖房事实，亦不能直接证明案涉房屋系孙连周出资购买。证据二：证人司某证言。该证人证言不能否认本案存在的书证证明效力，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证据三：（2018）津0116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司法意见书。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证人孙某证言。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黄骅市旧城镇西崔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仅反映孙连洲、马如俊将该村房屋出卖，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新，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银行取款凭证。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是否应当确认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张桂华、孙乐、马如俊享有，张桂华享有2/3的份额；拆迁补偿协议的过渡安置费、延期安置费的性质问题；一审判决将拆迁安置补偿费用按照90%比例分配是否合理。本院分析如下：2000年5月10日司某与孙树松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司某出具的收条、2007年4月12日孙树松与孙秀丽签订的《协议》、2007年6月26日孙秀丽与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上书证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系孙树松实际出资购买，且孙树松与孙秀丽约定，因孙树松不具备本村村民资格，故将房屋过户至孙秀丽名下，孙树松享有房屋的实际权利义务。孙秀丽、马如俊二审期间主张案涉房屋系由孙连洲、马如俊出资购买，但提供的证据均属于间接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故对孙秀丽、马如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就拆迁权益分配问题。因案涉房屋系登记所有权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情形，该房屋拆迁所获得利益分配，既要考虑名义登记人享有权益，又要考虑实际出资人出资情况，并结合双方约定情况，合理进行分配。根据案涉房屋拆迁政策，在符合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人员范围的前提下，孙秀丽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户口登记在中心庄村，均有权利按照每人45平方米安置住房的标准享受安置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孙秀丽及其户内成员按照拆迁安置补偿获得的180平方米的还迁安置房屋属于其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本就应当享有的权利，该部分权益或其转化均不属于孙树松应当取得的利益，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分配问题，补偿费用中各项目的性质，系拆迁部门基于政策对被拆迁人发放时考虑的因素，与本案中就案涉房屋名义登记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就拆迁利益分配无关，就孙树松与孙秀丽之间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的分配，一审酌情孙树松取得90%份额，考虑了双方协议约定内容及孙树松出资的具体情况，并无明显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桂华、孙秀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公告费460元，由上诉人张桂华负担194元，由上诉人孙秀丽负担2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0元，由上诉人张桂华负担7920元，由上诉人孙秀丽负担79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郭小峦审判员 何日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飞凡书记员周由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