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3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住所地：济宁市洸河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865949143E。法定代表人：李立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程成，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女，1968年03月0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泉，山东荣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振广，男，1963年0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元，男，1987年0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帅，男，1989年07月0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兰，女，1939年0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系程振广侄子。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文，邹城古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军，男，1968年02月06日出生，汉族，邹城市城前镇小学教师，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济宁分公司）、李红因与被上诉人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孙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济宁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人保济宁分公司少承担414425.41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红、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孙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受害人袁某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涉案交通事故与其死亡无参与度。根据受害人袁某生前的病例显示，其死亡并非因交通事故导致，且袁某家属于2019年12月30日要求放弃治疗，“拒绝简易呼吸器、呼吸机辅助呼吸、去甲状腺应用等一切常规诊疗及抢救治疗措施”，袁某“于2019年12月31日1点05分开始心率进行性下降，血压测不出，呼吸逐渐停止，最终死亡。”因此根据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现提供的所有证据无法证明袁某死亡是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并且袁某死亡后，程元于2019年12月31日在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接受询问时，相关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其需要对袁某的尸体进行检验，但其家属均拒绝做尸体检验，从而导致袁某死亡原因无法查清，更导致交通事故与其死亡之间参与度的鉴定无法进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袁某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其死亡完全因交通事故造成，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李红驾驶的机动车承担70%的责任，认定错误，应当承担不超过50%的责任。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仅认定“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该处后摔倒，后李红驾驶鲁Ｈ×××××小型轿车起步时，与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发生接触，致袁某受伤。”且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鉴定为“无法确定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与宝悦牌二轮电动车是否接触”，可以认定李红驾驶的车辆与袁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同向行驶等红绿灯时，是由于袁某先行倒在李红驾驶的机动车上；而在“危险回避能力”方面，机动车相对于袁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缺少灵活性，应当是袁某存在较高的危险回避能力、应承担更高的避险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红驾驶的机动车承担70%的责任，属于认定错误，应当承担不超过50%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损失错误，袁某住院期间均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并未转入普通病房。重症监护室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为重症或昏迷患者提供隔离场所和设备，提供最佳护理、有针对性的监测供给。重症监护室内的病人，实行的是重症监护，24小时都有专人护理，不会再产生额外的护理费用也不会再行进食，护理费用以及注入的营养液均已经计入医疗费中，不存在护理费及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另行计算袁某的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与事实不符。因此，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的实际损失应当是：1、医疗费：111932.34元；2、死亡赔偿金：846580元(=42329元*20年)；3、丧葬费：37562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44551.66元；5、交通费：1000元；6、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元；7、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500元。综上，受害人袁某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便存在因果关系也应当仅有50%的参与度，且李红驾驶的机动车应当仅承担不超过50%的责任，因此人保济宁分公司赔偿的数额应当扣除参与度后另行扣除责任比例，为348049.59元，即在一审基础上少承担414425.41元，具体计算方法如下：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三项扣除参与度为464346.83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4551.66元)×参与度50%=464346.83元】；2、扣除参与度后另按照50%责任比例计算各被上诉人损失后为353389.59元【(464346.83元+医疗费111932.34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500元-交强险120000元)×50%+交强险120000元】；3、扣除李红自愿在赔偿责任分担后承担袁某非医保费5340元为348049.59元【353389.59元-5340元】。李红辩称，对保险公司上诉无异议。孙军辩称，对保险公司上诉无异议。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辩称，一、涉案交通事故系致使袁某死亡的唯一原因。袁某与李红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即开始处于昏迷状态，并及时送往邹城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进行治疗，在入住邹城市人民医院后，袁某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依靠呼吸机生存，依靠直到袁某死亡都没有自主呼吸，且从袁某病例可以看出袁某没有其他疾病，袁某的死亡完全是因为涉案交通事故致使其全身器官衰竭死亡。二、关于人保济宁公司主张的病历记载的袁某亲属放弃治疗的问题是否与袁某的死亡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袁某从入院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医院治疗41天一直没有好转，全部靠呼吸机呼吸，无法自主呼吸，致使其全身脏器逐渐衰竭，即使不停止呼吸机辅助呼吸，袁某的死亡也是必然；其次，放弃治疗并非袁某亲属主动提出，从入院病历可以看出入院时袁某就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无呼吸、无心跳、血压测不到，可以说袁某入院时已经处于准死亡状态，作为亲属在家庭条件极不富裕的情况下积极的筹措资金对其进行抢救，住院治疗41天，支付医疗费11万多元，如果能够维持袁某的生命，在已经支出医疗费11万多元的情况下，怎么会对其放弃治疗呢？这也不符合常理；之所以放弃治疗是在邹城市人民医院医生综合评估袁某实际情况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放弃呼吸机辅助呼吸，并非袁某亲属主动提出，病历之所以记载其亲属放弃治疗，是医院为规避责任而书写，这也符合医院对危重病人所进行建议放弃治疗的常理；再次，对于没有对袁某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的问题，一是袁某的死亡是交通事故致伤后致使全身脏器衰竭而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再进行解剖进行鉴定，是对其亲属精神上的摧残，也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二是在袁某死亡时，正处于疫情期间，医院明确表示无法存放尸体，且死亡原因明确，建议无需尸检。二、一审法院认定李红驾驶的机动车承担70%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据充分。一审法院支持2人护理及住院生活补助费正确。袁某住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其家人每天都在医院陪护，且医院也一直要求其亲属每天24小时不得离开医院，一审法院支持2人护理符合法律规定。住院生活补助费是对伤者住院期间的补助，法律没有规定特护期间不支付住院生活补助费的规定，人保济宁公司的这一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李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人保济宁市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济宁市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人保济宁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就自费药不予赔偿条款对李红尽到了明确的提示义务，因此，一审判决李红承担自费药赔偿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由人保济宁分公司承担自费药的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人保济宁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关于诉讼费的约定，属于违反我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一审法院依据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中关于诉讼费的约定，判决诉讼费由李红承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缴纳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应当由败诉方承担，因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应由人保济宁分公司承担。人保济宁分公司辩称，保险公司与李红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红自愿承担医疗费用，并且对于诉讼费属于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李红承担。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辩称，同保险公司意见。孙军辩称，同意李红的上诉意见。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赔偿数额为8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0日15时50分许，被告李红驾驶“鲁Ｈ×××××”小型轿车，沿邹城市崇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贤路十字路口停车等红绿灯时，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至此处摔倒，后被告李红驾驶鲁“H179RE”小型轿车起步时，与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发生接触，致袁某受伤，造成交通事故。2019年12月30日，经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后作出“第370883120190001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内容为：“1、现场道路系东西走向，沥青路面；2、经询问当事人李红陈述：2019年11月20日15时50分许，李红驾驶“鲁Ｈ×××××”小型轿车，沿邹城市崇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贤路十字路口东，停车等红绿灯时，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摔倒在李红驾驶的“鲁Ｈ×××××”小型轿车右前头处，李红驾驶的“鲁Ｈ×××××”小型轿车起步后立即停车报警。李红陈述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歪倒前与李红驾驶的“鲁Ｈ×××××”小型轿车没有发生接触，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歪倒后，李红驾驶的“鲁Ｈ×××××”小型轿车的右前头部位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的衣服发生接触；3、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作出“【2019】交鉴字第57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与宝悦牌二轮电动车是否接触；2.“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右前部车底与倒地人体碰撞可形成接触痕迹；3.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宝悦牌二轮电动车骑车人与委托方提供的事故现场附近监控录像视频中的红衣骑车人是否接触；4.经调查访问，现场无交通警察指挥，现场无目击证人，根据事故现场监控视频录像，无法看清该事故形成原因；5.该事故形成原因无法查清。特此证明。事故发生后，袁某深度昏迷不醒，被送往邹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抢救治疗41天，后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31日死亡。死亡诊断：1.心脏停搏复苏成功；2.多脏器功能衰竭；3.头外伤：头皮血肿、原发生脑干损伤？4.胸部外伤：肋骨骨折、心包积液(积血)、肺挫伤；5.皮肤擦伤等损伤。袁某在住院抢救期间，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垫付医疗费10.000元，被告李红垫付医疗费2，00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与被告李红签定协议1份，约定被告李红在责任分担后承担袁某非医保用药费用5，340元。另查明：被告李红驾驶的“鲁Ｈ×××××”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交强险保险期限自2019年5月22日17时起至2020年5月22日17时止，商业保险期限为2019年5月23日零时至2020年5月22日24日零时止，商业第三者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附加不计免赔率。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时，被告李红所持驾照准驾车型与“鲁Ｈ×××××”小型轿车车型相符。再查明，受害人袁某，女，1962年12月07日出生，汉族，生前住邹城市。袁某生前有配偶程振广，夫妻两人生育子女两人，长子程元、次子程帅，均住邹城市。原告王永兰系袁某母亲，1939年5月10日出生，住邹城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本次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如何承担；二是原告请求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关于本次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实事”载明，被告李红驾驶小型轿车，沿邹城市崇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贤路十字路口停车等红绿灯时，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该处后摔倒，后被告李红驾驶小型轿车起步时，与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发生接触，致袁某受伤，事实清楚。根据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无法确定“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与宝悦牌二轮电动车是否接触；2.“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右前部车底与倒地人体碰撞可形成接触痕迹。结合袁某多发肋骨骨折及其他损伤部位损害后果，证明被告李红在停车等待信号灯起步行驶时，这时袁某驾驶电动自动车摔倒在该处，李红驾驶的小型轿车右前部车底与摔倒在地的袁某发生碰撞，引起事故的发生。本案李红驾驶的小型轿车无论在速度、硬度及对他人的危险性上，还是在危险回避能力上，均较袁某处于更大的优势。作为相对优者，李红在驾驶过程中应具有更高的避险义务，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更重，对该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受害人袁某未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使其摔倒在地，被李红驾驶的车辆右前部车底碰撞，导致事故的发生，袁某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综上，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双方的过错程度相当，应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原告主张袁某驾驶电动车摔倒在地是被告李红驾驶的车辆刮碰所导致，因其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袁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系受害人袁某的近亲属，具有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的权利。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作为“鲁Ｈ×××××”小型轿车的保险人，亦无免赔情形，依法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损失先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偿，仍有不足部分再按照《侵权责任法》和《交通事故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责任人进行赔偿。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被告李红驾驶机动车与袁某发生交通事故，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驾驶人承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被告李红驾驶的机动车与袁某人体发生碰撞的实际情况，可以减轻被告李红30%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孙军虽系该车车主，但在事故中无过错，对原告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李红同意在赔偿责任分担后承担袁某非医保费5，34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关于原告请求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1、医疗费：原告向本院提交医疗费票据16张，并以住院病历、门诊病历、费用总清单相佐证，旨在证明袁某因本次事故受伤抢救支付医疗费111，932.34元。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病案、用药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李红、孙军质证意见与保险公司一致。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提交医疗费票据16张，均系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医疗费票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核算，医疗费为111，932.34元，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住院病历1份，旨在证明住院时间41天，主张每天按100元标准计算，伙食补助费为4，100元。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对住院时间无异议，认为伙食补助费每天100元过高。经审核，本院认为，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对原告主张伙食补助费日期41天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应以每天50元计算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00元过高，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计算伙食补助费为2，050元(计算公式：50元x41天)；3、营养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住院病历1份，旨在证明其住院营养期41天，主张每天按照50元计算，共计2，05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加强营养证明，并且在重症监护是不存在加强营养。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原告未提交医疗机构出具袁某在抢救过程中需加强营养的明确意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4、误工费：原告向本院邹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一份，证明袁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在邹城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1天，按照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标准计算，误工费为4，820元(计算公式：42329元一12月=30天x41天)。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袁某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损失。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之亲属袁某在事故发生时已达57周岁，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事故发生前袁某从事其他行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为此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5、护理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住院病历1份，旨在证明其住院护理日期41天；提交袁某之子程元、程帅公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主张袁某在住院期间由其子程元、程帅2人护理，每天按照80元计算，护理费为6，560元。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对护理费不予认可，认为重症监护无需他人护理。经审核，本院认为，被告主张袁某住院期间不需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住院护理日期41天，有其提供住院病历证明，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提交住院病历记载，袁某住院期间系特级护理，原告主张住院期间2人护理符合其实际情况，本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有收入的证据，本院应参照当地护工人员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收入，酌情每天按80元的标准计算。据此认定护理费为6，560元(计算公式：80元/天x41天×2人)；6、死亡赔偿金：原告向本院提交袁某身份证复印件、死亡证明书、死亡证明记录、火化证明各1份，旨在证明袁某死亡时的年龄及其死亡的事实，主张死亡赔偿金按2019年山东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标准计算20年，共计846，580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袁某身份证复印件、死亡证明推断书及火化证明均无异议，但死亡赔偿标准应当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标准计算。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亲属袁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有其提供的证据证明，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846，58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被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农村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7、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为37，562元。经质证，被告对丧葬费无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丧葬费37，562元予以支持；8、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向本院提交邹城市大束镇袁麻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王永兰公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旨在证明原告王永兰系袁某之母、王永兰生育子女袁某、袁在斌、袁在凤三个子女，根据其年龄，需抚养5年，主张按照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731元计算，扣除其他抚养义务人应承担的抚养份额后，被抚养人王永兰生活费，共计44，551.66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邹城市大束镇袁麻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的证实性无异议，主张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王永兰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王永兰生活费44，551.66元，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9、处理丧葬事宜人员支出的误工费：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支付误工费等费用，共计5，000元，无证据提交。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该费用系原告办理丧葬事宜必须支出的费用，本院酌情认定该项费用1，500元较为适宜；10、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3，000元，无证据提交。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该项费用数额过高，请法庭酌情认定。经审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交通费为原告因伤住院治疗期间的必要性支出，结合原告住院情况，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1，000元为宜，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11、财产损失费：原告主张电动车损坏价值1，600元，没有证据提交。经质证，被告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电动车损失价值1，600元，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12、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主张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赔偿。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认为原告主张该项数额过高，请求法庭酌情认定。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亲属袁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使其亲属遭受精神上极大痛苦，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根据侵权过错程度、侵权方式、损害后果、侵权人是个人还是单位以及赔偿能力等因素综合分析，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为宜。原告请求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过高，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为：医疗费111，932.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50元、护理费6，560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44，551.66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500元，共计1，059，736.00元。应首先由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在“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20，000元，余额939，736元，再由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在“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按照70%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损失657，815.2元。两项合计777，815.2元，扣除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为袁某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扣除被告李红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5，340元，被告人保财险济宁分公司实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762，475(取整数)。被告李红在保险外赔偿原告非医保用药费用5，340元，扣除被告李红为袁某垫付医疗费2，000元，被告李红实际赔偿原告损失3，340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在“鲁Ｈ×××××”小型轿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程振广、程元、程帅、王永兰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762，475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李红赔偿原告非医保用药费用3，34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原告承担161元，被告李红担5，739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人保济宁分公司主张受害人袁某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依据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李红陈述其驾驶小型轿车，沿邹城市崇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贤路十字路口停车等红绿灯时，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摔倒在李红驾驶的机动车右前头处，李红驾驶小型轿车起步后停车报警。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袁某的伤情以及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2.“鲁Ｈ×××××”吉利牌小型轿车右前部车底与倒地人体碰撞可形成接触痕迹。”能够认定在袁某摔倒在李红驾驶的机动车右前头处后，李红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仍驾车起步行驶，与袁某发生接触，致使袁某受伤，后袁某住院治疗无效后死亡。因此，应认定李红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过错，袁某死亡结果与本案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李红与袁某承担本案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三）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赔偿责任；……”李红驾驶机动车与袁某发生交通事故，在事故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人李红仍应承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李红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不超出合理限度，应予维持。人保济宁分公司主张不应计算袁某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袁某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其在重症监护室期间，依然需要家人在监护室外陪护，以配合医院的治疗。故袁某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人保济宁分公司主张不予赔偿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李红主张人保济宁分公司对不承担非医保用药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非医保用药费用不应由李红承担。一审中人保济宁分公司提交的与李红、孙军达成的协议书载明，乙方即李红、孙军自愿承担分成后的非医保费用5340元，该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故李红应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承担非医保费用5340元。关于诉讼费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人保济宁分公司与李红关于诉讼费的承担另有合同约定，一审法院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认定诉讼费用由李红承担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李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6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负担7516元，李红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海洋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