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5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峰，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文辉，男，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鱼龙，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翠娟，女，197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水林。上诉人袁峰、汪文辉因与被上诉人陈翠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峰、汪文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翠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翠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系杭州宇安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安公司”）和桐乡市恒通皮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而非袁峰、汪文辉与陈翠娟。宇安公司因业务需要，自2014年起开始向恒通公司采购毛领，采购总金额约5000000元，宇安公司先后通过对公账户及委托袁峰和汪文辉向恒通公司支付购货款约4000000元，截止目前尚欠货款500000元。袁峰、汪文辉系宇安公司员工，负责与恒通公司联系案涉业务，案涉协议书系宇安公司出具给恒通公司，袁峰、汪文辉在代表宇安公司起草案涉协议书时，分别将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列为甲方和乙方，但是陈翠娟擅自将协议书中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从甲方、乙方处删除。实际上，袁峰、汪文辉个人与陈翠娟之间并无商业往来行为，更无债权债务关系，袁峰和汪文辉代表宇安公司签署案涉协议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宇安公司承担，陈翠娟代表恒通公司签署案涉协议书亦是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恒通公司承担。故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系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与袁峰、汪文辉无关。2.宇安公司支付给恒通公司的50000元货款应当认定为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无论合同主体如何认定，本案货款的给付，既有宇安公司支付给恒通公司的部分，亦有袁峰、汪文辉支付给陈翠娟的部分，因此，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后宇安公司支付给恒通公司的50000元货款应当视为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在结算时应当予以扣除。3.一审法院认定的100000元利息过高，应当予以调整。本案中因买方逾期支付货款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系资金占用损失，其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标准，以拖欠金额为基数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利息损失为100000元，远高于陈翠娟实际损失，应当予以调整。4.案涉合同项下总货款为约5000000元，出卖人未向买受人开具相应的发票，袁峰、汪文辉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要求开具发票，但一审法院未做处理。陈翠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017年1月16日，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在袁峰、汪文辉处签订支付货款协议书一份，明确袁峰、汪文辉欠陈翠娟货款600000元、约定利息80000元，共680000元，于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到期未履行义务超过200000元的另加利息20000元。该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系真实意思表示，为个人行为，袁峰、汪文辉称买卖关系发生于宇安公司和恒通公司之间，不符合客观事实。2.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关系的事实客观存在，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袁峰、汪文辉称陈翠娟擅自将协议书中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删除的说法，系浑水摸鱼，出尔反尔。3.宇安公司支付给恒通公司的50000元是两公司之间的货款，与袁峰、汪文辉无关。4.利息100000元是双方协商后确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的认定合情、合理、合法。5.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协议书中明确系“不含税”，故袁峰、汪文辉的这一主张亦不能成立。陈翠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峰、汪文辉立即支付毛领货款600000元，约定利息100000元，合计70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袁峰、汪文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袁峰、汪文辉向陈翠娟订购毛领，共计货款5000000元，至2017年1月16日止结欠陈翠娟货款600000元，约定利息80000元，共计为680000元，并言明于2017年4月30日前全部付清，到期未付清货款超过200000元的，另承担利息20000元（立有支付货款协议书一份）。事后，经陈翠娟多次催讨，袁峰、汪文辉以暂时资金紧张一时难以支付为由，未履行付款义务，陈翠娟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袁峰、汪文辉结欠陈翠娟货款550000元的事实有陈翠娟提供的协议书及庭审陈述予以证实，袁峰、汪文辉应及时支付货款。故陈翠娟要求袁峰、汪文辉支付货款55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其要求袁峰、汪文辉支付利息1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的约定且不超过法律规定，袁峰、汪文辉也未提出异议，予以支持。袁峰、汪文辉提出本案主体不适格问题，但未提交买卖合同、送货单等凭证予以证明，而袁峰、汪文辉以个人名义向陈翠娟出具协议书，协议书上也没有公司盖章。相反，袁峰、汪文辉个人有向陈翠娟支付货款的行为，故袁峰、汪文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代表公司，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峰、汪文辉提出已经支付80000元的意见，根据转账记录金额为50000元，且陈翠娟认可系支付货款，故一审予以采信，并在货款中予以扣除。袁峰、汪文辉提供的公司之间转账50000元的证据，陈翠娟书面质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款项系宇安公司与陈翠娟为法人的恒通公司之间的债务情况，本案是个人之间的买卖关系。缺乏关联性，故不予扣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4月21日判决：一、袁峰、汪文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翠娟货款550000元、利息100000元，合计650000元;二、驳回陈翠娟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计540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9420元，由陈翠娟负担673元，由袁峰、汪文辉负担874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袁峰、汪文辉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汪文辉的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证明，证明案涉合同履行期间，汪文辉系宇安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2.恒通公司开具给宇安公司的发票12份及付款凭证，发票总额1035600元，付款总额735000元；3.桐乡市博豪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豪公司）开具给宇安公司的发票5份及付款凭证，发票总额450000元，付款总额450000元；证据2、3证明宇安公司已经向恒通公司实际支付货款1485600元，其中450000元系根据恒通公司的指示支付给第三方博豪公司；4.银行流水明细，证明宇安公司委托袁峰、汪文辉分别向恒通公司支付案涉项下货款1300000元、1418000元；5.光盘一份，来源于袁峰的电脑，证明案涉支付货款协议书的主体应为宇安公司和恒通公司。经质证，陈翠娟认为：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发票及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与陈翠娟无关，陈翠娟从未指令第三人开票、收款；证据4系袁峰、汪文辉单方的说法，并无证据证明其二人付款系受宇安公司委托；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陈翠娟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恒通公司制作的宇安公司销售及货款回收情况明细表一份，证明恒通公司与宇安公司共发生业务总额1035600元，宇安公司支付货款735000元，尚欠300600元；2.陈翠娟个人账户明细，证明袁峰共支付货款1400000元；3.陈翠娟个人账户明细，证明汪文辉共支付货款1418000元。经质证，袁峰、汪文辉认为：证据1系陈翠娟单方制作，且系根据袁峰、汪文辉提供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倒推出来的销售及货款回收情况，并非真实情况，陈翠娟应当提供货物送达及签收单以证明交易情况；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案涉合同买方主体为袁峰、汪文辉，陈翠娟所谓的购货明细系根据双方之间往来明细倒推得出，未经袁峰、汪文辉确认，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是宇安公司委托袁峰、汪文辉付款。本院认证认为：袁峰、汪文辉提供的证据1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证明、证据2发票及付款凭证、证据4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陈翠娟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在判决理由中综合予以分析；证据3系案外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系袁峰电脑中的记录，其真实性及形成时间均无法确定，本院不予认定。陈翠娟提供的证据1虽系其单方制作，但记载的发票金额、宇安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均与实际情况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6日，以袁峰、汪文辉为甲方、陈翠娟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自2014年冬羽绒服开始，陆续向乙方订购货值5000000元多的毛领，至今甲方已陆续支付给乙方，尚缺600000元货款未付。因甲方资金紧张，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承担总计80000元的利息，连本带利共计680000元。该款项双方同意至2017年4月30日前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如到期未支付完，未支付部分超过200000元的，甲方再承担20000元利息；反之，甲方不再额外承担利息。（不含税）。协议签订后，汪文辉于2017年6月16日支付陈翠娟50000元。另查明，根据袁峰、汪文辉提供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据，袁峰自2001年起至2018年12月、汪文辉自1999年至2019年10月，均在宇安公司参保。2014年1月22日至2016年3月28日，恒通公司（陈翠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共向宇安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总计金额1035600元。宇安公司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共支付恒通公司735000元。再查明，2012年11月28日至2013年11月30日，袁峰通过其个人账户共计支付陈翠娟1400000元；2014年3月21日至2017年6月16日，汪文辉通过其个人账户共计支付陈翠娟1418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袁峰、汪文辉并无异议，二审中双方主要就买卖合同的主体以及欠款金额、利息存有争议。其一，关于主体问题，首先，袁峰、汪文辉上诉认为，其二人系宇安公司员工，与陈翠娟签订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但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来看，明确甲方为袁峰、汪文辉个人，宇安公司未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事后亦未作出追认，故袁峰、汪文辉的这一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其次，从双方提供的付款记录来看，在交易期间袁峰、汪文辉曾通过其个人账户多次向陈翠娟付款，亦可印证其与陈翠娟存在业务往来，至于其称系受宇安公司委托付款的说法，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两上诉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以个人名义与陈翠娟签订协议的行为，亦足以表明其愿意承担讼争债务。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两上诉人针对合同主体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二，关于欠款金额问题，宇安公司曾于协议签订后支付恒通公司50000元，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宇安公司与恒通公司存在业务往来，恒通公司共开具给宇安公司发票1035600元，宇安公司已付款735000元（含上述50000元），故陈翠娟主张该50000元系两公司间的业务往来，具有客观依据，两上诉人主张该50000元应从本案货款中予以扣除的说法，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利息的问题，袁峰二审中称，协议书中所载欠款形成于2014年，原欠款约1000000元，陆续支付后尚欠600000元多，由于拖欠时间较长，故双方一致同意由两上诉人承担100000元利息。由此可见，两上诉人一直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且违约时间较长，即便如两上诉人所言，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100000元的金额亦未高于陈翠娟的实际损失，故一审判决由两上诉人承担1000000元的利息，并无不当。最后，关于两上诉人提出的发票问题，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支付货款的条件，故两上诉人不能以此为由拒付货款，至于是否应开具发票的问题，可以另行向税务机关反映。综上所述，袁峰、汪文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支付陈翠娟货款及利息共计650000元，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袁峰、汪文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