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1行初48号原告范之毫，男，汉族，1943年11月9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原住习水县土城镇红花村红花组1-23号，现住习水县。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委托代理人张强。委托代理人谭勇，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地址：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代理人付全齐。委托代理人李惠骞，贵州储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正荣（又名王正云、王政荣），男，汉族，1948年3月28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第三人赵永先，女，汉族，1956年1月7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第三人习水县。负责人赵华方，组长。第三人习水县土城镇红花村一组。负责人袁图超，组长。第三人习水县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正强，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范之毫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及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8〕209号行政复议决定，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6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经本院多次电话通知，原告拒绝到本院办理立案手续，故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本院依法中止审理，2020年8月6日恢复诉讼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之毫，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强、谭勇，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付全齐、李惠骞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赵永先、王正荣、土城镇天星桥八组、土城镇红花村一组、土城镇天星桥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5月18日，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一、撤销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10105449-1／1《林权证》上“安柒树”山林登记；撤销习府林证字（2003）第08176号《林权证》上“邓儿石”林地登记；撤销习府林证字（2003）第××号《林权证》上“吨儿石”林地登记。二、争议的第一部分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被申请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四界为：上抵梁埂，下抵岩脚堰沟，左抵天星桥村八组无争议山林以沟为界，右抵宋金德山林。三、争议的第二部分退耕还林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被申请人王正荣、赵永先，其中：王正荣靠左侧，赵永先靠右侧。四界为：上抵岩脚堰沟，下抵去王远相老路，左抵王政富山林以沟为界，右抵天星桥村四组退耕还林地。四、争议的第三部分土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土地管理使用权归被申请人王正荣、赵永先所有，其中：王政荣靠左侧，赵永先靠右侧。四界为：上抵去王远相老路，下抵岩伦，左抵王政荣田以沟为界，右抵天星桥村四组退耕还林地。原告范之毫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209号行政处理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范之毫诉称，原告之父范利亨在土改时划有小地名“黑神溪”自留山林地一幅，原是红旗村（原名为滩泥坝村）管辖之地，四界为：上抵岩脚，下抵还路人行路，左上宋金德界，土改时范利亨山林界抵赵玉栽界，左下抵王树荣界，右上下抵王汉成界（现为天星桥八组界）。四界清晰，显示出原告林地之存在，且在档案局资料中查询到，原“红旗村”四队林权证存根中载明右抵范利亨界，土改时王树云土改证山林记载抵范利亨界，同时还有现天星桥村八组几位老人王树云、王光财佐证，原告之父范利亨自留山存在的事实，以及“黑神溪”山林确系原告之父范利亨自留山的事实。1、处理决定中提到，土改前确有此山林和田土，是范利亨祖业。范利亨一直耕耘到大集体、大包干，“黑神溪”才正式属于红旗村所有，原告认可土改后重新划分山林，但认为大包干政策是砍断田土，没有砍断山林，被告在土改后重新划分（分地主征收富农多的部分）是经办人员纯系伪造。2、处理决定书中提到是以范利亨作地名登记，但是范利亨本就是人名，如果山林土地不存在，人名就不存在，人名存在，那么原告的山林也应存在。且红旗村第四生产队的集体山林右抵范利亨界，也体现出范利亨的山林存在。3、决定书中提到大包干后由全丰大队第四生产队集体管理，据查，全丰大队并不存在，且重新划分后，为何“黑神溪”山林依然存在且属第四生产队管理。4、2003年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在原告山林内开垦数亩荒地时并无承包合同，作为退耕还林纯属侵占。综上所述，被告未纠正林权办案人员弄虚作假、伪造事实，在无新的政策、文件下进行重新划分确权的行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处理决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故请求：1、撤销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撤销遵府行复〔2018〕2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经调查核实，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王正荣、赵永先对争议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分别持有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应作为本案处理依据。天星桥村持有的《林权证》记载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八组集体山，林地所有权登记为天星桥村；王正荣、赵永先持有的两份2003年《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所有权人为天星桥村，经查，天星桥村集体未持有该争议地的权利依据。按照我县实际情况，除有明确证据表明村集体或乡镇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外，其余大部分土地所有权均属村民小组。且在实践中，多数地方存在将村民小组的林地所有权填发给村集体的情况。故三份《林权证》将争议地所有权填发给村集体，明显不当，故依法予以撤销登记。其次，争议的第二部分林地原为土地，经退耕后变成林地。第三部分为耕地，根据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提供的王海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王正付《耕地承包合同书》，证明王海章、王正付在土地承包到户时，取得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王正荣、赵永先作为王海章、王正付的继承人，有权继续对该土地承包。而原告提供的王正荣09360号《土地房屋所有证》及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习府山权字第22号林权证（存根）虽均记载抵“范利亨”，但该两份证件不是原告的权属依据。原告提出现天星桥村八组几位老人可证实争议山林属原告之父范利亨所有，但争议地在土改到户和林业三定划分土地时，是以“范利亨”作为地名进行登记发证，故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件不应支持。二、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完善了受理、调查、送达程序，告知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给予了举证答复的权利，充分听取了当事人陈述，及时送达了决定书。三、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8年9月对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应按照《行政复议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在十五日内提起诉讼。本案原告诉状载明的时间是2020年1月8号，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综上所述，我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超过起诉期限，请求裁定驳回起诉。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我府行政复议审理程序合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我府严格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8年7月10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当日便向习水县人民政府发出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各第三人发送了《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并收到了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材料，并于同年8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了各方当事人。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我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我府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书面述称，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950年代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划分土地，并颁发相关权属证书，这也是确认权属的依据。原告主张其具有争议山林的权属，就应提供其管理或者所有的权属依据，但其仅仅提供界为“范利亨”的相关依据，认为姓名与地名相同，便主张其权属存在，明显违背客观事实。而我们提供的1984年土城镇人民政府颁发给王正荣之父王海章（已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赵永先之夫王正付（已逝）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等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林管理的事实。同时，土改时期将争议地分割成几个部分，因土改前系范利亨管理，故将争议山林命名为“范利亨”也属正常，但“范利亨”地名存在，并不一定有范利亨管理的山林土地。综上所述，习水县人民政府依法查明客观事实，并依据相关证据及事实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人土城镇天星桥村八组、土城镇红花村一组、土城镇天星桥村村民委员会均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未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1、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水县林业局关于范之毫与赵永先、王正荣“安柒树”山林争议处理建议。证明本案系由县林业部门调查后报送县人民政府，程序合法；2、原告范之毫提交的确权申请书、身份证明；3、第三人提交的答辩状、身份证明、委托书；4、《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追加第三人参加山林权属争议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地址确认书》；2-4号证据证明：（1）本案启动、送达程序合法；（2）当事人诉求及主张；（3）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适格。5、争议现场草图。证明争议现场情况；6、范之毫提交的王树荣的09360号《土地房屋所有证》；7、范之毫提交的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习府山权字第22号《林权证》（存根）；6-7号证据证明：范之毫以该两份证件记载的西界、右界抵“范利亨”，据此主张争议山林权属。但该两份证件不是范之毫的权属依据，结合其他权利证书登记的情况及证人证言，“范利亨”在土地到户和林业“三定”划分山林土地时，已作为地名进行登记发证，故范之毫以此两份证件作为争议地权属主张，不予支持。8、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提供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105449-1/1号《林权证》。证明该证上记载“安柒树”山林一幅，林地所有权属土城镇天星桥村，林地使用证、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天星桥村八组集体。经现场核实，该山林包含了本案争议的第一部分林地及左侧无争议山林在内；9、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提交的王海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该证上记载“范利亨”田一幅，四界包含了范之毫与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争议的第二部分争议地的左侧部分；10、第三人赵永先提供的王正付118号《耕地承包合同书》。证明该证上记载有“范利亨”土一幅，四界包含了范之毫与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争议的第二部分争议地的右侧部分；11、王正云（王正荣）习府林证字（2003）第08176号《林权证》、王正付习府林证字（2003）第××号《林权证》，证明该证上记载“邓儿石”、“吨儿石”退耕林地包含争议地第三部分；12、土城镇天星村村委会报告，韩某、王某2、王某1、王正荣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1）村、组历史演变；（2）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3）韩某证实“范利亨”作为地名进行了颁证。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6号、7号证据无异议，对被告将范利亨的人名登记为地名有意见，对其余证据均不认可。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1、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4、送达回证。2-4号证据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经举证、质证，原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庭审举证、质证，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证如下：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1、2、3、4、5、6、7、8、9、10、11、12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且能够互相印证，具有证据证明力，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复议程序方面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也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习水县，四至界限为：上抵梁埂，下抵岩轮，左抵天星桥村八组集体山林以沟为界，右抵宋金德山林、四组退耕地。原告范之毫称争议地为“黑神溪”，包含其中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称争议地为“安柒树”，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称争议地为“马银春埂埂，包含“吨儿石”、“邓儿石”、“范利亨”等小地名。2016年3月14日，原告范之毫以土改时王树荣的093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小地名“班竹林”晒坝，其西界为“范液亨”，以1981年“林业三定”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习府山权字第22号《林权证》记载“班竹林”山林右界抵“范义亨”为依据，向习水县林业局提出申请，要求对争议地“黑神溪”进行确权，并要求将争议地使用权明确归其享有。2016年4月18日，习水县林业局受理原告范之毫申请，并依法送达并告知原告及第三人有关的权利义务，期间习水县林业局对证人韩某、王某1、王某2等人进行调查，其中韩某、王某1均证明：争议地在解放前属于原告范之毫之父亲范义（利）亨管理使用（老业），解放后土改时范利亨耕管的田土被没收分给王国成、王明福等人，且争议地土改后地名一直称为“范利亨埂埂”。在“林业三定”时，岩伦下的田和土即划分给王正荣和王正富父亲之王海章耕管，此后，原告范之毫一直未进行管理；土地改革前，该林地属原告范之毫父亲范义亨的老业，但土改后已重新划分，相关权利证书地块名称均以“范义亨”作为地名进行登记。另查明，争议地共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告范之毫与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争议林地（又称安柒树），位于岩脚堰沟以上，四至界限：上抵梁埂，下抵岩脚堰沟，左抵天星桥村八组无争议山林以沟为界，右抵宋金德山林。第二部分为原告范之毫与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王正付之妻）争议的退耕还林地（又称“马银春埂埂”），四至界限：上抵岩脚堰沟，下抵去王远相老路，左抵王正付山林以沟为界，右抵天星桥村四组退耕地。第三部分为原告范之毫与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争议田（又称“吨儿石”、“邓儿石”、“范利亨”），四至界限：上抵王远相老路、下抵岩轮、左抵王正荣田以沟为界，右抵天星桥村四组退耕地。在行政处理期间，（1）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提供了2008年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105449-1/1号《林权证》记载：“安柒树”山林一幅，面积375亩，林地所有权属土城镇天星桥村，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属天星桥村八组集体，四至界限：东抵梁筋，南抵七组集体山，西抵退耕地（王正福，王正贵），北抵袁召福、袁祥金接界，争议地第一部分林地及左侧无争议林地包含在内。（2）第三人王正荣提供其父亲王海章1994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有“地块地名：利亨田以头，土0.1亩”，四至界限：东抵堰沟，南抵王正付土，西抵本人田，北抵正荣土（争议地第二部分的左侧部分包含在内）；该证还记载有“地块地名：范义亨田1.5亩”，四至界限：东抵本人土，南抵王正付土，西抵岩轮，北抵王正荣（争议地第三部分包含在内）。（3）第三人赵永先提供的王正付1984年118号《习水县耕地承包合同书》记载有“土地名称：范利亨，土0.1亩”，四至：东抵大堰，南抵四队土，西抵大路，北抵海章土（争议地第二部分的右侧部分包含在内），该承包合同书与王海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内容相互吻合。争议地的第三部分，已由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于2003年实施退耕还林，并由习水县人民政府向王正云（荣）核发《林权证》，第三人王正荣的习府林证字（2003）第08176号《林权证》记载有“邓儿石”退耕地5.7亩，四至：东抵岩脚，南抵王正付土，西抵本人土，北抵荒山；习水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赵永先（王正付）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3）第××号《林权证》记载有“吨儿石”退耕地15.5亩，四至：东抵岩脚，南抵本人荒地，西抵本人田，北抵王正云土。该两份《林权证》上记载的林地所有权人均为土城镇天星桥村。2018年5月18日，习水县人民政府根据原告范之毫的申请，通过调查有关事实后，作出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一、撤销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1105449-1／1号《林权证》上“安柒树”山林登记；撤销习府林证字（2003）第08176号《林权证》上“邓儿石”林地登记；撤销习府林证字（2003）第××号《林权证》“吨儿石”林地登记。二、争议的第一部分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三、争议的第二部分退耕还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其中王正荣靠左侧，赵永先靠右侧。四、争议的第三部分土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土地管理使用权归第三人王正荣、赵永先所有，其中王正荣靠左侧，赵永先靠右侧。原告范之毫对该决定书不服，于2018年7月10日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8月31日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8〕2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当日向习水县人民政府发出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各第三人发送了《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经复议审查，认为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程序合法。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于同年8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于同年9月7日送达原告范之毫，原告范之毫仍不服，于9月1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范之毫陈述争议范围的林地、田、土是其父亲范利亨解放前的老业，一直耕管到1958年土改，在大跃进时期被没收为集体所有，就没有耕管了，山林是委托王世香进行耕管，但没有证据。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第三人习水县村民委员会对二被告将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变更确认给第三人天星桥村八组集体所有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关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合法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受理原告范之毫与第三人之间的林地、土地确权申请后，依法向有关当事人送达权利义务通知书，并开展有关调查取证工作，在查清事实后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林地和土地争议作出确权处理，是其职权范围，符合法定程序。其次，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根据第三人王正荣提供的习府林证字（2003）第08176号《林权证》和赵永先提供的习府林证字（2003）第××号《林权证》作为依据处理本案林地争议，有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期间，根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在颁发权属证书时将原告父亲范利亨作为“地块名称”进行登记为由，认定原告范之毫提供的王树荣0936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及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习府山权字第22号《林权证》（存根），不是原告范之毫的权属依据，范之毫不享有争议林地和土地使用权，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之规定，根据查明的有关事实，在相关当事人表示无异议，按照“有错必纠”，“行政高效”的办事原则，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其中涉及相关权利人错误的有关行政登记部分内容予以纠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范之毫诉称第三人权属证书登记“地块名称”记载有其父亲范利亨的名字，认为其享有林地、土地使用权，是认识错误。且原告范之毫在庭审中陈述：争议范围的林地、田、土解放前是其父亲范利亨的老业，一直耕管到1958年土改，在大跃进时期被没收为集体所有，就没有耕管了，山林是委托王世香进行管理，但没有证据证明。因1958年土改后，我国在“林地三定”和土地承包到户期间对林地和土地已经进行大调整，故原告的诉称没有事实根据，理由不成立，属于认识错误，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行政复议是否合法问题。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0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当日向习水县人民政府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各第三人发送了《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经复议审查，认为原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习水县人民政府的习府处〔2018〕20号行政处理决定，本院予以支持。另，关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因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2018年9月7日向原告范之毫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于同年9月10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之规定，本院依法审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关于“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付款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之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范之毫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钱朝友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人民陪审员  吴碧兴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邹玉琪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