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3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尚玉光，男，1961年10月24日生，苗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贵州省凤冈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棋，男，1979年7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贵州省余庆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女，1972年9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贵州省余庆县。 原审被告：杨亚东，男，1988年8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贵州省凤冈县。 上诉人尚玉光、王棋因与被上诉人高艳、原审被告杨亚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5民初4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尚玉光、王棋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尚玉光只欠高艳股权转让款95万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高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在协商过程中，高艳要求尚玉光先支付48万元在其舅舅毛劲松的银行账户内，股权转让成功后，作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尚玉光按照高艳的要求，于2018年12月3日委托肖祥林通过银行转账支付48万元给高艳的舅舅毛劲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高艳要求尚玉光支付5万元给其弟弟高乾，尚玉光按照高艳的指示通过ATM机转款5万元给高乾。一审中，上诉人虽然没有按时向法庭提供5万元的转款依据，高艳已当庭认可转账的事实，不认可折抵股权转让款，但这是客观事实。上述两笔款项共计53万元，应当从148万元中减出，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48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违约金过高，应当依法予以减少。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逾期付款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该利息的本质是违约赔偿金，高艳并没有举证证明其是否造成了损失，以及损失多少。一审按照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即使上诉人违约，在没有证据证明损失的情况下，只能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披露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违约金。 高艳二审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协议约定“被答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总的欠下答辩人股权转让款408万元，同时约定该股权转让款分两期付清，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支付200万元，2019年8月30前支付完毕，如不按期履行支付义务，被答辩人应当从逾期之日起按照2%每月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此款付清时止。”该约定股权转让款下欠的金额及支付时间明确，双方不存在误解。且针对下欠的股权转让款出具了欠条交答辩人收存，从出具欠条后支付了260万元，尚欠148万元至今未付。且对不按期付款的后果也在合同中约定清楚的，但被答辩人还是无视合同约定，故意违约。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资金占用费及其诉讼损失均属被答辩人应当承担的违约成本，一审判决得当；二、被答辩人在上诉过程中用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支付的钱、无中生有的钱来混淆案件事实，目的是拖延时间，增加答辩人的诉累。2018年12月3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根本不涉及股权转让的问题，肖祥林支付给毛劲松的48万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此前支付的金额100万元和签订协议书下欠的408万元也进行了确认。在股权转让签订前答辩人及其弟弟根本不认识被答辩人，在签订后尚玉光从未支付过任何款项给答辩人的弟弟高乾，该上诉理由纯属无中生有。答辩人每次收到股权转让后都出具了收条交被答辩人收存；三、关于资金占用费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对资金占用费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资金占用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由被答辩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杨亚东二审未述称。 原审原告高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尚玉光及时支付高艳股权转让款148万元及违约金（从2019年8月30日起按照2%每月计算至此款付清时止）；2、赔偿高艳因诉讼造成的损失共计32100元（其中律师费30000元、保全保险费1600元、催收差旅费500元）；3、由王棋、杨亚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义务；4、本案诉讼费由尚玉光、王棋、杨亚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5日，高艳（转让方）与尚玉光（受让方）及王棋（担保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由高艳将自己所持有贵州坤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尚玉光，转让价款为508万元；由于王棋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已向高艳支付了100万元，现均同意该100万元视为王棋代尚玉光支付给高艳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尚玉光应在2019年8月30日前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408万元分二次支付给高艳，具体为2019年7月30日前支付不低于200万元，2019年8月30日前支付完毕；高艳随时配合尚玉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王棋作为保证人，就尚玉光所负债务向高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担保范围为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违约金、评估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过户费、税费等甲方实现合同权利的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如高艳逾期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应向尚玉光支付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止；如尚玉光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向高艳支付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以实际逾期支付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股权转让款本息实际付清之日止。签订该协议的次日，尚玉光就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下欠金额408万元及给付时间出具了一份《欠条》给高艳予以确认。2019年6月28日，高艳根据尚玉光指示，将自己所持有的贵州坤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杨亚东名下，并由尚玉光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给高艳，该《承诺书》载明：高艳根据本人指示于2019年6月28日配合杨亚东完成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视为高艳已向我履行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合同义务；本人承诺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向高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08万元并承担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逾期则按协议约定向高艳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赔偿其损失。杨亚东在该《承诺书》下方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并注明：本人同意为尚玉光与高艳、王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2年。嗣后，尚玉光通过杨亚东账户分三次向高艳转账260万元，下欠148万元至今未付。高艳在催要无果后，便以前述请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另查明，高艳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委托了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代为提起诉讼，并支付律师费3万元，同时因申请财产保全，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购买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花去保险费128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高艳与尚玉光、王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亦当庭予以认可，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现高艳已经按照尚玉光的指示完成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履行了自己的全部合同义务，故尚玉光亦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及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之规定，现高艳起诉要求尚玉光支付下欠股权转让款148万元并按协议约定支付逾期给付违约金（从2019年8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均予以支持。对于尚玉光、王棋辩称的在签订协议前由肖祥林转账给毛劲松的48万元系受高艳指示支付，应在本案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不是由尚玉光、支付，也不是由高艳收取，同时尚玉光、王棋在出具《欠条》和《承诺书》时均未提出，且该款在本案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支付，尚玉光、王棋认为系本案股权转让款，与常理不符，且庭审中尚玉光、王棋要求补充提交证据，但在限定的时间内，仍未提交，亦应当由尚玉光、王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尚玉光、王棋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高艳起诉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承诺书》中均未明确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律师代理费，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担保范围处约定了律师费属于担保范围，但该条款并不是违约条款，同时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主合同，担保协议应属从合同，主合同未约定的内容，亦不应属于担保范围，因此对高艳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高艳主张的保险费1,280元，因该款项实际系法院要求高艳提供担保产生的费用，属于诉讼费用范畴，应由败诉方承担，故对高艳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高艳主张的催收差旅费500元，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不予支持。对于王棋、杨亚东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杨亚东、王棋自愿为尚玉光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且杨亚东、王棋均约定担保期限是2年，现尚在担保期限内，保证责任并未免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王棋、杨亚东应对前述尚玉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高艳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杨亚东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本案可以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尚玉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高艳股权转让款一百四十八万元及相应违约金（按月利率2%从2019年8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限尚玉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高艳保全保险费一千二百八十元；三、由王棋、杨亚东对前述第一、二项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高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920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205元，由高艳负担290元，尚玉光、王棋、杨亚东负担13915元。若义务人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另行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高艳围绕其上诉理由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高艳提交的证据：一、2019年2月5日高乾在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江支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48）交易记录；二、2019年11月17日高艳在贵州遵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账号62×××35）交易记录。以上两份证据拟证实肖祥林转款给高乾的5万元系高艳向肖祥林的个人借款，该笔借款经高艳指示由肖祥林转到其弟弟高乾的账户上，且该5万元已经于2019年11月17日偿还，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无关。尚玉光、王棋、杨亚东对高艳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对于高艳提供的证据，因该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涉及的交易对象肖祥林不是本案当事人，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银行账户交易事由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高艳与尚玉光、王棋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8年12月3日肖祥林银行账户向毛劲松转账的48万元以及2019年2月5日肖祥林向高乾银行账户转账的5万元，两笔共计53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尚玉光向高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股权转让款逾期支付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过高，是否应予调整。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高艳与尚玉光、王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间在2019年6月25日，肖祥林于2018年12月3日向毛劲松转账48万元以及肖祥林于2019年2月5日向高乾转账5万元，均发生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而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该两笔款项共计53万元计入尚玉光向高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至今，尚玉光、王棋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系肖祥林代尚玉光向高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尚玉光、王棋主张将该53万元计入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尚玉光尚欠高艳股权转让款148万元未付，并无不当。如相关权利人对该两笔款项存在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高艳与尚玉光、王棋在2019年6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高艳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了其合同义务，但尚玉光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高艳履行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行为已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王棋、杨亚东对此负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标准过高应予调整，本院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考虑，认为一审认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尚玉光尚欠高艳股权转让金余款14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8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尚玉光、王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上诉人尚玉光、王棋负担。（上诉人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10元，本院退还其多缴纳的93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袁丽娟 审判员  李颖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李婷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