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6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伟，男，198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征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波思奇羊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毛衫城恒乐南路1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69604735A。法定代表人：方有明，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阳，浙江泽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燕，浙江泽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建伟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波思奇羊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思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6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三个月，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建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徐建伟仅欠328082元货款；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波思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徐建伟欠款1520082元存在错误。波思奇公司提供的2018年2月13日《对账单》载明截至当日徐建伟结欠波思奇公司货款1873082元。对账单签署之后，徐建伟共向波思奇公司支付1545000元，故徐建伟仅欠波思奇公司货款328082元。本案对账单版本及内容均是由波思奇公司方书写完成，徐建伟仅在对账单上签字，对账单中明确截至2018年2月13日徐建伟结欠波思奇公司货款1873082元，并未明确双方按年度结算，而一审法院仅凭借两份对账单系在农历年附近签订而认为按年度结算的可能性较大，从而认定2018年2月13日的对账单独立于2017年的对账单，该事实认定过于草率。其次，一审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证据系波思奇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证据材料，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排除。本案中，证人证言中的数字与波思奇公司单方面制作提供的货物明细上的金额一模一样，精确到个位数，明显属于波思奇公司打印之后，证人签字的情形。而且证人与波思奇公司之间存在经营往来，据徐建伟所知，波思奇公司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之后，其与波思奇公司之间的欠款一笔勾销，这必然导致证人不可能公正作证，存在波思奇公司与证人恶意串通，损害徐建伟权益的可能性。况且，证人作为第三人，不可能对徐建伟与波思奇公司之间的账目清楚。故一审法院用两份可伪造、真实性均无法确认的证据来认定法律事实，明显错误。再次，徐建伟从波思奇公司处取货，均签署出库单、送货单，一审法院不审理上述送货单、出库单而直接采信第三人的证言以及波思奇公司单方面提供的货物明细，认定徐建伟与波思奇公司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之间发生600多万元的经营往来，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对于一家正常经营的毛纺公司来讲，伪造600多万元的货款并非难事。最后，按照交易习惯而言，在后的对账单必然是取代在先的对账单的。况且，对账单的版本均是由波思奇公司提供，以两份对账单上的金额需要叠加计算来要求徐建伟付款，明显是不诚信的行为。波思奇公司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徐建伟欠波思奇公司货款1520082元的事实。一、2017年2月10日徐建伟与波思奇公司经过对账，确认截至2017年2月10日徐建伟结欠波思奇公司毛纱货款117万元。此后波思奇公司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间又向徐建伟继续发货毛纱36153.93ｋｇ计货款6132182元；发货的毛纱有8个规格品种，货款6132182元还包括了由陆某、朱子权向波思奇公司购买的毛纱（84950元＋12900元）计97850元及税金21000元由徐建伟承担，徐建伟共结欠波思奇公司货款6132182元，上述发货记录有波思奇公司财务明细账20页原始记载。二、自2017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9日之间，徐建伟共付波思奇公司货款共计5762135元，其中2017年9月30日至2018年2月13日间徐建伟实付4239135元；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3月9日间实付1523000元，这些数据也是真实、原始的证据。三、2018年2月13日徐建伟与波思奇公司双方对账形成的对账单金额是1873082元；在双方对账时形成的计算底稿上也写明了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间波思奇公司发货加应承担费用共计6132182元，扣除已付款4239100元，得出徐建伟仍结欠波思奇公司1893082元（未扣除对徐建伟优惠2万元）。同时计算底稿下面还注明了2017年徐建伟应付1893082元；2016年徐建伟应付1174352元；共计应付3067434元。另一页计算底稿也写明了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间波思奇公司发货总数量、规格明细以及货款总金额为6013332元（未包含徐建伟应承担的陆某、朱子权及税金计118850元，加上后货款为6132182元，与上面数字相吻合），也与波思奇公司财务记录的发货数量、金额相符，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两页计算底稿纸原件可以证明，如果采用两种方法计算，得出徐建伟欠款数额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四、证人陆某也能证明两张欠款对账单各自独立并真实有效。两次对账时证人陆某始终在现场参与对账，能够证明2018年2月13日徐建伟向波思奇公司出具并确认的毛纱欠款1873082元是根据两张计算底稿纸上列明的发货数据等计算形成，即波思奇公司从2017年3月之后向徐建伟发货货款6132182元，与徐建伟2017年2月10日出具的117万元欠款货物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证人陆某系与徐建伟一起合伙做毛纱生意，没有利益冲突，不存在诬陷徐建伟，徐建伟称波思奇公司与陆某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证据证明。如查明有此情况，波思奇公司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直至受到刑事处罚。综上所述，对账单、证人证言、银行流水、波思奇公司财务电脑存档的发货记录、两页计算底稿等证据环环相扣且可相互印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徐建伟至今仍结欠波思奇公司毛纱货款1520082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徐建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波思奇公司的诉讼请求。波思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建伟立即向波思奇公司支付毛纱欠款1520082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71311元，本息合计1691393元（逾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两倍计算，以1520082元本金自2018年7月1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171311元，要求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律师费30000元由徐建伟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建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建伟向波思奇公司购买毛纱，截至2017年2月10日，徐建伟结欠波思奇公司毛纱款1170000元，并出具《对账单》1份，约定于2017年12月30日结清，如徐建伟逾期则需承担自交货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两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诉讼费、律师费等。后徐建伟又陆续向波思奇公司购买毛纱，2017年9月30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徐建伟陆续通过其本人的账户及案外人的账户向波思奇公司支付货款计4239135元，截至2018年2月13日，徐建伟再次结欠波思奇公司货款1879082元，并出具《对账单》一份，约定徐建伟于2018年4月30日支付1000000元、于同年5月30日支付500000元、于同年6月30日全部结清，如徐建伟逾期则需承担自交货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两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诉讼费、律师费等。后经波思奇公司催讨，徐建伟于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3月9日期间通过其本人的账户及案外人的账户陆续向波思奇公司支付货款计1523000元。现徐建伟尚欠波思奇公司1520082元货款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波思奇公司、徐建伟之间是否系买卖关系的问题及如买卖关系成立，徐建伟尚应支付波思奇公司多少货款的问题。关于波思奇公司、徐建伟之间是否系买卖关系的问题。徐建伟在2017年2月10日和2018年2月13日两次出具给波思奇公司《对账单》，两份《对账单》中均载明系徐建伟欠波思奇公司货款，并约定了支付货款的时间、违约责任等，《对账单》的内容具体、明确，徐建伟在出具《对账单》后，亦未主张《对账单》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证人陆某的证言亦证实徐建伟系从波思奇公司处购买毛纱，并支付波思奇公司货款的事实，应认定波思奇公司、徐建伟之间系买卖关系，徐建伟主张其系波思奇公司业务员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徐建伟应支付波思奇公司多少货款的问题。徐建伟主张2018年2月13日的《对账单》中的欠款1873082元已经覆盖2017年2月10日的《对账单》载明的欠款11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18年2月13日的《对账单》载明徐建伟欠波思奇公司货款1873082元的时间系截至2018年2月13日，但从波思奇公司、徐建伟两次对账的时间看，时间跨度在一年左右，且均系在农历年附近，双方按年度结算的可能性较大，再结合两份《对账单》均系波思奇公司持有及证人陆某的2018年2月13日的《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未包括2017年2月10日的《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的证言，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2月10日《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独立于2018年2月13日《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徐建伟现尚应支付波思奇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两份《对账单》欠款金额之和减去2018年2月13日之后徐建伟支付波思奇公司的全部货款之差。综上，波思奇公司、徐建伟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徐建伟应向波思奇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并就逾期支付货款承担违约责任。波思奇公司要求徐建伟支付货款152008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波思奇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支持以152008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计算。波思奇公司主张的律师费30000元，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波思奇公司、徐建伟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建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波思奇公司货款15200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2008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计算）；二、徐建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波思奇公司实现债权律师费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292元，减半收取101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146元，由徐建伟负担（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68，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证人陆某一审出庭陈述：其以前与徐建伟等四人一起合伙从波思奇公司拿货，2016年的货在过年时对账，因徐建伟自己还差117万元未收进来，故在2017年2月10日由徐建伟出具了对账单。2017年其与徐建伟分开做，另两人去开门市部，快过年时大家坐下来对一下这一年拿了多少货、付了多少款，当年徐建伟拿了六百多万的货，对账底稿上品名、数量这一页是我儿子陆金鑫打印的，由方有明书写计算，计算好核对无误后由徐建伟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徐建伟对证人陆某系其朋友且曾与其合伙的事实没有异议，亦认可2017年2月10日对账时陆某在场，但认为签署2018年2月13日对账单时相关内容早已书写好，其仅签署了名字，陆某并不在场。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徐建伟对其向波思奇公司购买毛纱且尚欠部分货款未付的事实已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徐建伟尚欠货款金额的认定。波思奇公司主张欠款为1520082元，即双方于2017年2月10日就2016年度交易对账确认徐建伟欠款117万元，此后双方又新发生业务6132182元，徐建伟支付4239135元，2018年2月13日双方对2017年度交易对账确认徐建伟欠款1873082元（已优惠），故两年度徐建伟共欠款3043082元，此后徐建伟仅支付1523000元，故尚欠1520082元。徐建伟则辩称双方2018年2月13日系对所有往来款进行对账，即其截至该日仅欠货款1873082元，此后其支付1523000元，故尚欠货款为350082元。对此，本院认为，波思奇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两份对账单、财务明细、付款凭证、以及2018年2月对账时的结账底稿，并就双方交易明细、款项交付、对账细节等作出了详细说明，且相关证据材料及陈述亦有证人陆某的证言予以佐证。反观徐建伟，其作为买受方，对双方存在争议的2017年2月10日对账后所确认的欠款117万元如何支付，以及此后新增数百万元的业务情况及2018年2月13日对账所载金额如何形成至今不能具体说明，而其称2018年2月13日双方未经对账仅由其在波思奇公司已填写好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欠款189万余元，亦明显不符合一般商业交易习惯。至于其称证人陆某与波思奇公司恶意串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认为波思奇公司主张的对账及欠款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支持波思奇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徐建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28元，由徐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宁建龙审 判 员 黄 阁审 判 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 蓉书 记 员 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