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6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振福，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江苏联创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树生，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新，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倪振福因与被上诉人张树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3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振福上诉请求：1.驳回张树生一审全部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张树生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初步认定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倪振福不否认曾经出具过借条给张树生，但仅凭该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实在有失偏颇。倪振福一再指出，案涉款项系张树生的投资款，但一审法院却以案涉金额与验资报告载明的出资数额不相符为由，直接否定倪振福的意见。按此逻辑，则张树生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根本更不能成立。1、张树生出具的借条，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金额上，都不能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相符。张树生向法庭提交的6笔转账记录，时间是从2013年2月到9月，而该时间段内的借条仅为一张，且时间亦不相符，其余的借条没有一张在时间或金额上能与张树生主张的案涉款项对应。因此，按一审法院的逻辑，这种借贷关系的认定，即使是初步认定也不成当成立。估计一审法院心中也不敢完全确认双方之间借贷的事实，所以只好使用初步认定这个词，以便给自己留有余地。2、从借款的次数来看，双方之间也不可能成立借贷关系。如前所述，张树生是在2013年2月到9月间将数笔款项汇至倪振福账户，按一审法院的“常理说”，亦不符合常理。民间借贷的日常交易行为习惯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每个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理。在本案中，如果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按常理，张树生在倪振福末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次出借资金。而本案款项除第一笔外，其余几笔都是在前款未归还的情况下再次汇出，且张树生亦未要求倪振福提供任何抵押物，或其他类型的担保，这只能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所以张树生才会不按民间借贷的常理将款项汇至倪振福账户。3、从借条本身及所载明内容来看，双方也不可能存在借贷关系。张树生声称是因倪振福从事建筑工程而找其借款，按其说法，既然倪振福系从事建筑工程的营利活动，那么双方之间的借款应当手续完备，内容具体明确。但在本案中，张树生在倪振福汇款时，并未向其出具与每笔款项时间金额相对应的借条，而借条中更没有利息的约定。张树生如果是将案涉款项出借给倪振福，不可能不要求倪振福签署借款协议，至少是借条，同时要求倪振福在借条中载明利息，又不可能不要求倪振福不提供担保。这显然不符合一审法院的常理说。上述民间高额借贷中必备的借条、利息、担保等必备条款均不具备，只能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结合倪振福提交的证据，在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的前提下，上述问题就可能得到合理解释。4、从款项用途，倪振福诉讼时间节点，亦能看出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非亲非故，唯一可能存在的就是利益关系。无论是张树生主张借款收取利息，还是倪振福所陈述的双方之间为共享营利共担风险的合伙关系，张树生的资金是有使用成本的。按张树生说法，如果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且倪振福借款为工程建设使用，则张树生应当向法庭明确当初倪振福借款时是在何处施工，哪个工程。因为作为款项的出借方，出借资金有着很大风险，张树生肯定在施工现场实地考察过，否则不会如此放心，在借条都不完整的情况下，分多笔，将几百万的资金汇到倪振福账户。如果这些信息都不能提供，只能说明款项根本不是借款。但在本案一审时，张树生根本无法提供上述信息以证明其陈述，且法庭可能也知道张树生无法陈述上述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工程施工资金周转事实，亦不对张树生追问。且在判决中根本没有表述款项用途。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款项用途也是确定双方之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之一。一审法院回避了这一最高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要求查明的事实。此外，从张树生起诉的时间来看，距其款项汇出己相隔六年之久，而这一时间，显然与通常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方能承受借款人逾期还款时间不一致。而这个吋间，恰恰是倪振福所陈述的，因与张树生合伙从事资金生意致款项无法收回，即使强制执行亦无果的情况下，张树生称其有关系，要求倪振福出具借条，其以倪振福债权人名义想办法收回资金，要求倪振福为其书写了落款为2018年2月12日借条的时间相对应。因此，从时间节点来看，如果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为借贷关系，张树生不会承受如此之久的逾期时间，不向倪振福主张权利。结论只有一个，张树生在无法收回资金的情况下，为减少损失，违背诚信原则，要求倪振福书写借条，再以借款名义起诉倪振福，根本目的是转嫁风险。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倪振福经法庭通知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致案件相关事实未能查明。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以及省法院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双方当事人本人应当到庭。但在本案中，张树生一直拒绝出庭，其代理人对于相关款项来源亦无法向法庭陈述，一审法官询问张树生是否从事资金拆借业务时，其代理人亦称不清楚。倪振福认为，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以及省法院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查明张树生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特别是在倪振福己经提交证据证证明其与张树生合伙成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从事资金拆借业务时，一审法院仍不查明本案资金的来源，亦不查明张树生的出借能力，同时不查明张树生银行各账户的流水信息，径行简单以民间借贷案由进行裁判，显然属于程序违法。三、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本案应当基于张树生的请求基础，驳回张树生的全部诉请。如前所述，张树生虽声称与倪振福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但双方之间借贷合意不明，且借据与款项不符。但倪振福一审时提交的与张树生及案外人合伙成立镇江市丹徒区江心洲农民互助合作社（以下简称江心洲合作社）是一不争事实，虽然张树生予以否认，但倪振福提交的申请资料中包括张树生无违法犯罪记录等相关材料如非张树生本人提供，倪振福根本无法获取。这足以说明倪振福与张树生间的合伙关系，而合伙的经营范围则是资金业务。一审法院以验资报告中的出资额与案涉款项金额不一致为由，否定倪振福的主张，但倪振福认为一审法院的观点狭隘。既然张树生均倪振福合伙从事资金业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金额上不会受验资报告中出资额的限制。在倪振福提交证据证明与张树生合伙关系的基础上，张树生以民间借贷为基础，主张倪振福偿还借款，应予驳回。四、本案倪振福不应当支付任何利息。本案中，张树生以借款为由，主张利息，但其根本无法向法庭提交利息计算的依据和计算结果，而一审法院以张树生处分自己民事权利为由，简单认定了3000000元的高额利息。倪振福认为，无论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该利息都不应当支付。如前所述，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为合伙关系，共担风险是基本原则，在双方共同出资对外放贷，贷款本息无法收回时，所有风险应当共同承担，不能任由张树生要求倪振福书写所谓“借条”后，将双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因此，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资金风险，理由应张树生承担。退一步来说，即便按一审法院初步认为的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由于一审法院在倪振福己提交合伙协议，且张树生在提交的银行流水中，不慎将其对其他人的放贷流水提交到法庭，以上种种事实均可以证实张树生有职业放贷行为。作为职业放贷人的张树生即使与倪振福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这种合同亦属于无效，无效合同中，利息也不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明知张树生无法对所汇资金来源无法解释、且存在对不特定多人放款、亦拒绝出庭陈述事实，同时又与张树生存在从事资金拆借业务的合伙关系的情况下，凭什么认定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认定张树生不是职业放贷人、认定借贷合同有效及认定倪振福应当支付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判令倪振福偿还其借款本息，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张树生辩称：1、张树生与倪振福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合伙关系，张树生与倪振福及其他两位所谓的股东相互之间没有互相投资合伙的合意，张树生与其他两位素未谋面，更没有在一起开过任何投资会议，讨论过任何有关投资的问题，签署过任何有关投资合伙的协议，也没有向所谓的合伙单位出过一分钱投资款，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合伙关系；2、张树生与倪振福之间借贷关系具体明确，倪振福因经营所需向张树生借款，这一事实有倪振福向张树生多次出具的借条以及双方多次汇款作为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倪振福偿还借款本金717万元及利息300万元。2.判令倪振福支付保险费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至2013年9月期间，张树生共计向倪振福转账6笔，分别是2013年2月26日200万元，2013年5月11日180万元，2013年6月13日100万元，2013年6月29日50万元，2013年8月28日35万元，2013年9月26日52万元，合计617万元。2013年3月26日，倪振福向张树生出具借条一份，金额200万元。2014年5月1日，倪振福向张树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张树生人民币700万元。2015年5月1日，倪振福向张树生出具借条一份，金额336万元。2018年2月12日，倪振福向张树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人在2013年2月至9月间，共借到张树生人民717万元，月息2分，因至今未能偿还，故重新书写借条予以确认，以前所打借条均作废”。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倪振福向张树生转账4笔，受张树生指示向案外人陈明燕转账2笔，明细如下：2013年5月29日24.32万元（张树生），2013年7月12日10万元（张树生），2013年8月15日27140元（张树生），2014年1月3日40万元（张树生），2014年3月14日150万元（陈明燕），2014年3月17日50万元（陈明燕），上述金额合计277.034万元。2013年期间，倪振福、张树生、董宇鹏、孙某,4四人作为投资人成立了镇江市丹徒区江心洲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以下简称江心洲合作社）。验资报告载明，倪振福出资790万元，张树生出资500万元、董宇鹏出资500元、孙某,4出资210万元。庭审中，根据倪振福的申请，证人孙某,4出庭作证，其在庭审中陈述“2013年3月份被告跟我说可以去办一个农民资金合作社，我在丹徒，对各个机关比较熟悉，就让我去跑腿，办手续。办手续的过程中，我告诉被告，办合作社需要4个股东，要有一个本地丹徒人，就让我做了一个股东，另外一个是原告，还有一个记不清了。2013年10月9日，营业执照批下来之后，合作社出了问题，政府叫停，后来就注销掉了，注销的手续不是我做的……我个人出资210万元，不是我出的，是被告代我出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树生提供的借条、转账记录以及张树生对借条形成过程的陈述，可以初步认定张树生、倪振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倪振福辩称张树生转账给倪振福的款项是合伙成立江心洲合作社的出资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但该辩称意见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2013年2月至2013年9月期间，张树生共计向倪振福转账6笔，金额合计617万元，倪振福则分别于2013年3月26日、2014年5月1日、2015年5月1日向张树生出具了借条、欠条、借条，其中2014年5月1日的欠条名为“欠条”，实为借条。若该617万元为合伙投资款，倪振福先后三次向张树生出具借条，显然与常理不符。即便如倪振福所称该617万元为张树生合伙成立江心洲合作社的投资款，其金额也与验资报告中载明的“张树生出资500万元”不相符。另庭审中，经倪振福申请，证人孙某,4出庭作证，其在庭审中陈述“办合作社需要4个股东，要有一个本地丹徒人，（倪振福）就让我做了一个股东……我个人出资210万元，不是我出的，是倪振福代我出的”。根据证人孙某,4的陈述，江心洲合作社验资报告虽载明倪振福出资790万元，张树生出资500万元、董宇鹏出资500元、孙某,4出资210万元，但实际上出资款是否是各个投资人所出并不得而知。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倪振福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张树生转账给倪振福的617万元是交付给倪振福的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按实际提供的借款确定借款本金的金额。2018年2月12日的借条虽载明借款本金717万元，但张树生仅提供了617万元的款项交付记录，且倪振福否认收到出借款项717万元，故本案借款本金应认为617万元。借款发生后，倪振福先后向张树生及张树生指定人员（陈明燕）转账277.034万元，该款应当冲抵案涉本息。张树生辩称倪振福转账给案外人陈明燕的款项是偿还的其与倪振福的其他借款，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借款利率、还款数额依法经计算，截止2018年2月12日，倪振福尚欠张树生借款本金4623825.34元，利息4398799.17元。现张树生要求倪振福偿还借款本金717万元、利息300万元，本金部分无事实依据，应以4623825.34元为限，利息部分张树生仅主张300万元，这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倪振福应向张树生偿还借款本金4623825.34元、利息300万元。对于张树生要求倪振福支付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倪振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树生偿还借款本金4623825.34元、利息300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树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1074元，由原告张树生负担21074元，被告倪振福负担60000元（原告同意其预交案件受理费的剩余部分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张树生与倪振福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二、如果存在，倪振福是否应当支付案涉借款利息。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张树生以倪振福出具的借条为据，起诉主张倪振福偿还借款及逾期利息。倪振福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收到617万元，但认为该款实际系张树生的投资款，对此，张树生不予认可，故倪振福应当举证证明。一审期间，倪振福提供江心洲合作社的相关申报材料，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江心洲合作社筹备组发起人名录、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申请登记表、验证报告及江苏银行现金缴款单等证据，以证明案涉款项系江心洲合作社成立前后在开展资金拆借业务中的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倪振福提供的证据显示，张树生与倪振福、孙某,4、董宇鹏均为江心洲合作社的举办者、出资人，但倪振福于2018年2月12日向张树生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其确认张树生于2013年2月至2013年9月期间向其转账的款项系其向张树生的借款。同时，该借条所载款项数额与倪振福所举证据中载明的张树生在江心洲合作社的出资金额500万元并不一致，倪振福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倪振福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人孙某,4出庭作证时所作其个人出资的210万元是倪振福代出，非其本人所出的陈述，无法排除前述500万元系倪振福代为出资的可能性，故而从前述证据中不能得出案涉款项系张树生投资到江心洲合作社的投资款的结论，不能达到倪振福的证明目的。退一步讲，即使如倪振福所述案涉款项系投资款，但在倪振福于2018年2月12日出具借条、张树生接受借条后，该借条即可视为倪振福、张树生之间经结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况且，在案涉2018年2月12月借条出具前，倪振福曾经先后出具过三张借条（欠条），结合2018年2月12日借条所载内容，以及此前倪振福与张树生之间的款项往来账目，可知倪振福多次向张树生借款并于2018年2月12日进行了结算。倪振福称2018年2月12日借条系其因与张树生合伙从事资金生意致款项无法收回，张树生称有关系，可以其名义收回资金，故应张树生要求书写，但该陈述一无证据证明，二与其出具2018年2月12日借条前多次出具借条（欠条）的行为相悖，且所述内容明显与常理不符，无法令人信服。倪振福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后果，其在所出具的借条中对借款发生的期间、借款金额、借款利息标准及出具该借条的原因等均一一予以了确认，现倪振福否定其与张树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显缺乏事实基础；本院审理期间，倪振福也不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案涉款项系合作投资款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能推翻2018年2月12日借条所确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倪振福上诉主张其与张树生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倪振福认为其与张树生之间存在投资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认定张树生与倪振福之间实际发生617万元的借贷关系。倪振福上诉主张张树生系职业放贷人，其与张树生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故其不应当支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所谓职业放贷人，是指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营业性、经常性特点的单位，以及以放贷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并赚取高额利息的个人。经查询，张树生自2014年起至今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仅为1件（即本案），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张树生长期从事职业放贷活动并以放贷收入为其重要生活来源；本院二审期间，倪振福亦不能对其主张张树生存在向不特定多人放贷的情形提供证据证明。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树生的借贷活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倪振福应当按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倪振福上诉主张其不应当承担利息的理由于法无据，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倪振福出具的借条未对利息和本金还款先后顺序作出约定，故在倪振福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其所还的每笔款项应当先冲抵利息，下余部分款项冲抵借款本金。”根据倪振福确认的收款数额、收款时间、利率标准及其还款数额、还款时间，经核算，截止2018年2月12日，经抵扣后尚欠的借款本金为4623825.34元，利息为4398799.17元。鉴于张树生于2019年4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对利息部分仅主张30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倪振福偿还张树生借款本金4623825.34元，利息300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倪振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74，由上诉人倪振福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珺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