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9行终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国阳，男，197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院，公民身份号码：130************43X。委托代理人:王利海，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嘉祥，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报业大厦附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900MB2C90143B。负责人:叶向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关丽珊，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章双梅，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国阳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东莞卫健局”）其他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行初1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月17日，任国阳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l.撤销东莞卫健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二”）；2.东莞卫健局重新就东莞市中医院在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5月5日期间有无开展脊柱内镜的资质作出认定；3.东莞卫健局重新就余伟宏、李凝道医生在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5月5日期间有无开展脊柱内镜的资质作出认定；4.东莞卫健局重新就东莞市中医院在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5月5日期间邀请外院李凝道医生会诊并参与手术治疗有无违反如《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作出认定；5.东莞卫健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任国阳因对东莞卫健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复函》不服而提起本案诉讼。而东莞卫健局所作案涉复函是应原审法院在审查任国阳与东莞市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民事纠纷一案的调查需要所出具，系履行协助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定义务的行为。若任国阳对该复函有异议，可在相应民事诉讼中提出。该复函是否最终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被采纳，尚需要人民法院经过质证、认证等程序作出判断，即使该复函内容最终被采纳继而作出相应民事裁判，该相应后果亦属于民事裁判的结果。综上，该复函属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司法协助行为，对任国阳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亦即对任国阳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任国阳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第十项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任国阳的起诉。本案一审不收取诉讼费。一审宣判后，任国阳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东莞卫健局的具体行政为违法；3.东莞卫健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混淆了“司法协助行为”与“司法协助执行行为”的概念。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协助行为包括协助执行行为，协助执行行为不等同于协助行为。法律规定协助执行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的法理依据是，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属于履行法律规定的协助义务，不是行政机关的自主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协助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延伸和实现。行政机关作出协助执行行为的法律文书依据是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东莞卫健局作出协助行为的依据是原审法院发出的（2018）粤1971民初11647号协助调查函，不属于生效裁判或协助执行通知书。东莞卫健局作出协助行为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六十七条的规定。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东莞卫健局出具的回函的证明效力要大于其他的书证，原审法院认定该回函对任国阳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亦即对任国阳不产生实际影响，显然错误。三、东莞卫健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出具复函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东莞卫健局存在妨害司法的行为。东莞卫健局分别在民事案件及本案一审中，向案件受理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已就复函内容重新启动核查工作，会重新复函，任国阳所诉的复函《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复函》（复函一）、《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复函》（复函二）已被东莞卫健局作废。但在民事案件中，东莞卫健局向受理法院提交《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回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函〉的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最终复函内容复函二为准。东莞卫健局在不同的两个案件中，就同一事实作出了前后矛盾的两次陈述，严重损害了任国阳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东莞卫健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未认定东莞卫健局是履行司法协助执行行为。东莞卫健局向原审法院作出案涉复函的，是履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协助调查义务”的行为，而非实施行政管理职能。任国阳关于案涉复函是“司法协助行为”还是“司法协助执行行为”的区分并无意义。二、一审法院认定东莞卫健局作出的案涉复函未对任国阳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这里的实际影响指的是“直接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行申1466号案件行政裁定中对“外部法律效力”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具备法效性特征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效性是指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案涉复函的证明力是要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经受其他证据的对抗或相佐、当事人的质证、法院的认证等法定程序进行确定，经法院采纳后也并非会对任国阳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东莞卫健局作出的案涉复函与向行政相对人一经作出即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同，亦不符合外部行政行为效力的标准。三、任国阳主张东莞卫健局扰乱正常司法审判程序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东莞卫健局认真负责，经进一步调查核实，并经多次讨论研究后确认第二次复函内容准确后，向人民法院明确回复表示东莞卫健局意见按第二份复函调查意见为准。任国阳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驳回任国阳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认为：任国阳因与东莞中医院医疗损害纠纷诉至原审法院，东莞卫健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市第一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复函》，是针对原审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咨询相关问题所作出的答复，该复函仅是民事案件中的证据，是否被采纳，由人民法院认定，故复函本身并不必然、直接影响任国阳的权利义务，不具备最终的、对外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任国阳针对东莞卫健局作出案涉复函提起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驳回任国阳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任国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韦艳芹审判员  陈彩玲审判员  林冰洁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