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民初3029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孙建成，男，197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现在高淳监狱服刑。 被告：刘萍，女，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江苏唯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扬州市检察院）与被告孙建成、刘萍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书面告知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查，检察机关于2019年7月28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扬州市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湘君、检察员助理林芳华出庭履行职务，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专家评估意见的出具人之一杨宝圣（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到庭陈述相关意见并回答被告方及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扬州市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建成、刘萍在扬州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判令孙建成、刘萍连带承担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或按照《江苏省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工作规范》的要求人工放流等额的长江保护渔业鱼类；3.判令孙建成、刘萍连带承担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的3-4倍间的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或按照《江苏省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工作规范》的要求人工放流等额的长江保护渔业鱼类。 事实和理由：孙建成、刘萍明在2017年至2019年4月间，于禁捕期内单独或与刘萍驾驶汽油艇携带电瓶、逆变器、抄网等电捕鱼设备，在扬州市江都区跃进闸外口夹江流域电捕鱼300余次，并将捕捞的鱼运往菜市场等处贩卖，累计非法获利50000余元。2019年4月11日，孙建成等人在实施非法电捕鱼作业时被当场查获。扬州市检察院认为，孙建成、刘萍共同实施的非法捕捞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国家渔业资源，破坏所捕捞水域的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检测站评估人员作出《关于孙建成、刘萍非法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补偿意见》（以下简称《损失补偿意见》）已对本案的生态资源损失作出评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孙建成、刘萍辩称：1.两被告认识到了错误，愿意公开赔礼道歉。2.与本案相关的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刑初729号刑事判决书已判决没收孙建成、刘萍退缴的违法所得50000元，与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承担的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具有同质性，请求本案中予以扣减。3.两被告家庭困难，请求充分考虑两被告家庭情况，判令两被告提供公益劳动或参加公益活动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折抵渔业生态资源修复费用。 公益诉讼起诉人扬州市检察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庭审中，两被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所主张的电捕鱼事实予以承认，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经审理查明：孙建成、刘萍明知电鱼为禁用的捕捞方法，于2017年夏至2019年4月期间，驾驶快艇，使用逆变器、锂电池、带导线的抄网等组成的电鱼工具，在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采用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300余次，获利50000元。其中，孙建成负责驾驶快艇并电鱼，刘萍负责协助搬运电鱼设备、运输并出售渔获物。经扬州市江都区渔政监督大队认定，孙建成、刘萍非法捕捞所使用的电鱼方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的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孙建成、刘萍使用上述禁用方法在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跃进闸两侧流域非法捕捞，该水域在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受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张纲派出所委托，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杨宝圣、丁文岭、陈俊豪于2019年7月19日出具《损失补偿意见》一份，该评估意见载明：孙建成、刘萍于禁捕期内，使用禁用电捕工具蓄(锂）电池、逆变器（型号：NH-299KW领航者数字变频高频）及带电线抄网，在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电捕鱼，将电能输入水体，形成瞬间强大的脉冲电流（逆变器最大输出功率为299KW），对水生生物造成杀伤力并捕获水生生物，对水生生物造成损害，其行为造成长江鱼类生物数量减少，对长江渔业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根据《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规定，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是指由于单位和个人将某种物质和能量引入渔业水域，损坏渔业水体使用功能，影响渔业水域内的生物繁殖、生长或造成该生物死亡、数量减少，以及造成该生物有毒有害物质积累、质量下降等，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损害的事实。孙建成、刘萍电鱼行为符合将“…个人将…能量引入渔业水域”的规定。 依照《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本案非法捕捞的鲢鱼、鲤鱼、草鱼、团头鲂、三角鲂、鳡鱼、鳜鱼、白鱼属国家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依据《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6其他规定6.1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本案的直接经济损失额为：因捕捞的水产品已由刘萍在张纲农贸市场销售，无实物参考认定，以根据孙建成、刘萍在公安机关供述非法获利收入50000元计算为直接经济损失额。天然资源的恢复费用为：参照《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5.3由于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破坏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害，在计算经济损失时，应考虑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的规定，结合《江苏省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第八条第一款：同时违反两项及以上渔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适用严重的情节。因此，对夹江天然渔业资源损失建议按直接经济损失额是：2017年4月至12月底，按3倍计算，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按4倍计算，即：16000元×3（2018年以前）＋34000元×4（2018年以后）=184000元。综上，孙建成、刘萍电捕鱼对生态资源造成损失的补偿额为：50000元+184000元=2340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损失补偿意见》的评估人员杨宝圣出庭接受被告方及法庭询问，并对案涉渔业损失计算作出详细解释。杨宝圣认为：1.直接经济损失依据是孙建成、刘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非法销售获利50000余元。2.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根据《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5.3的规定，2017年4月至12月底按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计算，即8个月×2000元/月×3倍=48000元；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依据《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内容以及《江苏省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按直接经济损失额的4倍计算即（50000—16000）元×4倍=136000元。 另查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农业部通告[2017]6号）载明，决定从2018年1月1日起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包括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逐步施行全面禁捕。本案所涉的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列其中。 还查明，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刑初729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孙建成、刘萍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退缴的违法所得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生态资源损失如何认定；2.两被告退缴违法所得50000元与本案的生态资源损害赔偿数额能否抵扣。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电捕鱼系法律规定的禁止捕捞方式。孙建成、刘萍使用蓄(锂）电池、逆变器（型号：NH-299KW领航者数字变频高频）及带电线抄网组成的工具驾驶快艇在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且在禁捕期内多次电捕鱼。案涉电捕鱼的作业方式系将电能输入水体，形成瞬间强大的脉冲电流（逆变器最大输出功率为299KW），对水生生物造成杀伤并予以捕获，将对生态资源造成以下复合性危害：1.电捕区域内水生生物被大量捕获或导致该水域鱼类明显减少；2.被电击后未被捕获的其他鱼类，生理功能尤其是生育功能遭受损伤，影响特定水域水生生物正常繁殖；3.导致鱼类种群赖以栖息、生存的湖泊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严重损害水域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孙建成、刘萍作为电捕鱼组织实施者，孙建成负责驾驶快艇并实施电捕鱼，刘萍负责协助搬运电鱼设备、运输并出售渔获物，两被告的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构成共同侵权，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一、关于生态资源损失认定问题 依据《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6其他规定6.1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故本案生态损害数额应当包括电捕鱼行为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以及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两部分。 1.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认定恰当 《损失补偿意见》载明，本案中，渔业资源的直接损失认定依据为孙建成、刘萍在公安机关的相关供述。根据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张纲派出所对孙建成、刘萍询问笔录可见，孙建成、刘萍供述“2017年3、4月至2019年4月11日，使用电力捕捞水产品360次左右，一年最少卖8个月，一个月卖2000元左右，总共卖了最少5万元”。鉴于本案非法捕捞的水产品已由刘萍在市场销售，无实物参考认定，《损失补偿意见》以两被告的非法获利收入50000元计算为直接经济损失额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2.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计算合理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在保护对象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区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的水域滩涂和必要的土地，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本案中两被告实施电捕行为位于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部分发生于全面禁渔期间，案涉电捕行为次数多，必将对区域内的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危害，应当予以赔偿。《损失补偿意见》参照《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5.3由于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破坏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害，在计算经济损失时，应考虑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的规定，将渔业资源恢复费用分段认定为：2017年4月至12月底，按3倍计算为8个月×2000元/月×3倍=48000元；因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于2018年1月1日起率先施行全面禁捕，故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按4倍计算为（50000元—16000元）×4倍=136000元，合计184000元，上述计算方法充分考虑了案涉电捕鱼行为实施时间的敏感性和地点的特殊性，科学合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综上，孙建成、刘萍电捕鱼造成生态资源的损失额为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184000元=234000元。 二、关于已经退缴的违法所得能否抵扣本案生态资源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与生态资源损害赔偿具有同质性，可以予以抵扣。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本案中系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请求被告对生态资源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生态资源损失，恢复生态环境原有的状态和功能，从而满足对公共利益的最大保护。本案系公益诉讼起诉人为修复生态环境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本案被告已退缴了违法所得，该部分款项属于破坏生态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与本案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款项具有同质属性。故对被告提出的在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中已经退缴的违法所得50000元，在本案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范围内予以抵扣的相关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与此同时，考虑到本案中被告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经济偿付能力欠缺的实际情况，本院充分注重考量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被告通过参加所在地渔政部门开展的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长江沿岸河道管理、加固、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工作，按照从事劳务行为的具体内容、强度及时间，经相关部门统计及量化后，在其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范围内予以折抵。 本案生态资源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为：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184000元-已经退缴的违法所得50000元=184000元。 两被告在长江水域非法捕捞的行为，对长江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损害，为警示和教育生态侵权者，增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对其非法捕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扬州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建成、刘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天然渔业资源损失及生态破坏行为在扬州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二、被告孙建成、刘萍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4000元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至本院，在论证后拟定方案用于长江生态修复。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被告孙建成、刘萍共同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 迎 审 判 员  刘尚雷 审 判 员  于元祝 人民陪审员  王金强 人民陪审员  张依民 人民陪审员  祁春艳 人民陪审员  邢昌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汤晓青 书 记 员  朱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