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5243民初5243号原告:魏梦霞，女，199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青云，濮阳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弘法法律服务所。被告：魏志刚，男，196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濮阳市华龙区。被告：刘向梅，女，汉族，1958年1月21日出生，农民，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梦霞诉被告魏志刚、刘向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梦霞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青云、被告魏志刚、刘向梅及二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魏梦霞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3.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魏保柱农户，原告享有3.2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交回其耕种的土地3.27亩。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家庭成员只有原告和父亲魏保柱二人，有一块承包地，面积4.4亩。2016年12月16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该份土地登记于原告父亲魏保柱名下，承包期限自1998年9月1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该4.4亩承包地现由3人耕种，被告耕种约3.27亩；魏志忠耕种约0.26亩，原告耕种约0.87亩。原告和魏志忠没有争议。原告父亲于2018年12月11日去世。原告父亲在世时，被告耕种着原告家的4.14亩土地，耕种时间10年以上。被告耕种期间期间，每年按4亩标准支付原告父亲承包费，近几年的标准为600元/亩。2018年被告交纳承包费2400元，原告父亲收2000元，400元零头免除。原告父亲去世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原告1口人承包地，被告以原告已出嫁为由拒绝。经乡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调解，2019年收完红薯后，被告返还原告0.87亩土地，其余3.27亩土地拒绝返还。2020年6月9日，新习镇政府就双方纠纷作出调解意见，但被告未按该调解意见履行义务。被告魏志刚、刘向梅辩称：一、被告对本案所涉3.2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农村承包经营关系中：（1）承包地具有特定性。在农村承包合同中，承包人承包土地的面积、位置、土质都是特定的，甲的承包地与乙的承包地是绝对不相同的。由此可见，承包地具有特定性。（2）承包人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人即对承包土地享有直接的管理、占用、使用的权利。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享有直接的权利，是任何第三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不享有的。任何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无权干涉承包人对承包地行使直接支配的权利。否则即为违法。（3）收益归承包人享有。依照现行法律和承包合同的规定，承包人在承包地上耕作、养殖、放牧等取得的收益，在交纳承包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全部归承包人享有。可见，农村承包经营权是具有物权的全部特征，属物权的范畴。2.农村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农村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物权，即是他物权；并且是以对承包地的管理、占有、使用、收益为目的的他物权，是用益物权。既然农村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是财产权利，那么，当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死亡后，承包权理所应当地成为遗产，成为继承的标的。继承人是可以继承承包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的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实质上是个人承包。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只要法律明文规定允许继承人继承，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承包权就允许由继承人继承。可见，我国继承法并不排除承包权的继承，只是设定一个前提条件，即法律明文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次哦条规定，满足了《继承法》第四条关于“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条件。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我国公民从1993年7月2日起，既享有了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权。被告是基于遗赠抚养协议取得涉案土地的经营权。2012年农历2月初五，原告父亲魏保柱与被告魏志刚签订了《协定书》，该《协定书》中约定，××、有灾及善后，魏志刚情愿照管魏保柱。魏保柱老后所有一切，为魏志刚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的规定，“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同时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由上述规定可知，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三、新习镇人民政府关于中土林头村村民魏梦霞与魏志刚、刘相梅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意见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的性质是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等，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以消除纷争的一种调解制度。2020年6月9日，原被告双方经新习镇政府调解，但双方就涉案土地并未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因此，该调解意见不能作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土地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取得了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没有法律依据，恳请贵院能够依法审理，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原告魏梦霞、被告魏志刚、刘相梅系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习镇中土林头村第一村民小组村集体成员。魏梦霞家庭在村内有承包地1块（位于新××镇××西北，东邻魏留安承包地，西邻魏志广承包地，南邻魏志忠承包地，北邻魏顺菲承包地），面积4.4亩，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2016年12月16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颁发了前述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豫2016濮经开区农村士地承包经营权第022698号），承包经营权登记原告魏梦霞父亲魏保柱名下，承包期限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止。2018年12月11日，魏保柱去世，承包家庭成员余原告魏梦霞一人。魏保柱去世前，将前述4.4亩承包地交由被告魏志刚、刘相梅夫妻耕种，由二被告每年按双方商定标准支付原告家庭承包费。另查明，原告魏梦霞于2018年5月16日结婚，住址是濮阳市××区××吾××州路生化公司家属院，是“非农业家庭户ロ”，本人在新居住地没有承包地。又查明，阴历2012年2月5日，魏保（甲方）与被告魏志刚（乙方）签订《协定书》，约定：××有灾及禅后，乙方情愿照管。甲方禅（老）后所有一切，为乙方所有，任何人不准干扰此事。”2018年12月11日魏保柱去世前半月内，由被告魏志刚、刘相梅照管，去世后由被告魏志刚和刘相梅按农村习俗办理安葬(魏志刚“摔瓦”)事宜。魏保柱去世后，魏保柱宅基交由二被告。原告魏梦霞向二被告索要案涉耕地，被告魏志刚、刘相梅将其中0.87亩土地交回原告，拒绝返还其余3.27亩耕地（另0.26亩土地由案外人魏志忠耕种）双方产生纠纷，经当地乡民调组织调解无果。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实行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主体以农户为单位。依据物权法关于共有的规定，家庭成员对承包土地经营权享有的形式类同于共同共有，因此，家庭成员对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处分，参照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应征得全体家庭全体承包成员的同意，否则，不产生处分效力。二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魏保柱生前与其签订《协定书》，处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征得了原告的同意，故该《协定书》对案涉土地经营权的处分不产生效力。原告结婚后，没有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其仍为案涉土地承包户成员，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继续由魏梦霞作为该集体农户予以享有。二被告此前对案涉案土地的耕种系基于转包或租赁，不影响案涉土地的原承包关系；二被告对案涉土地的转包或租赁未约定期限，故认定为无固定期限，原告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可随时请求解除转包或租赁关系，并由二被告予以返还。综上，原告请求确认其家庭享有3.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二被告返还原告3.27亩土地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农业耕作特点，本院酌情确定由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二月内予以返还。如二被告认为其对魏保柱的照顾付出未获得相应的补偿，可采其它方式另行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2020原告魏梦霞享有案涉3.27亩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豫(2016)濮经开区农村士地承包经营权第022698号，位于新习镇中土林头村西北，东邻魏留安承包地，西邻魏志广承包地，南邻魏志忠承包地，北邻魏顺菲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2020被告魏志刚、刘相梅返还原告魏梦霞上述3.27亩土地，于判决生效后二月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减半100元，由二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春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