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39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松生，男，194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峰，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国英，女，196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凌斐,北京市炜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维英，女，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原审被告：章力刚，男，197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原审被告：章泽人，男，199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上诉人高松生因与被上诉人蔡国英，原审被告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债权人撤销权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5民初7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松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蔡国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没有完全查明其与高维英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以及签订两份《抵押借款协议》的事实及背景。其与高维英系父女关系，彼此间高度信任，所以在借贷关系产生时并不会要求出具借款凭证，交付借款的形式及方式也较为宽松，也不影响双方之间发生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高维英以投资项目为由多次向其借款，并承诺10%的年息。2012年其经营的公司时逢拆迁，所以资金比较宽裕，通过银行卡交付及银行承兑交付的方式陆续给付高维英492万余元。后因高维英拖延未予返还，考虑到公司资金问题及家庭亲属间财产关系厘清的需要，其在2017年1月主张进行对账并形成还款书及签订两份《抵押借款协议》设立了抵押。其与高维英并没有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且当时高维英除了向其借款，并没有其他债务，根本没有通过设立抵押损害他人债权的必要。在其与高维英发生借贷关系的过程中，其通过配偶周莲芬银行卡出借130万元，银行账户明细可以清晰看出高维英在取得银行卡的次日，即将卡内资金100万元转账给实际借款人张卫红指定的收款人万松。张卫红指定万松进行收款事实由一审法院(2017)苏0205民初5523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其与高维英发生借贷关系的过程中，其经过公司经营及贴息转让所得到的承兑汇票共计3626316.69元给高维英，其事后得知高维英获取以上承兑汇票后，借给了张卫红。高维英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收入有限，也未向其他第三人借款。二、一审判决自由心证缺乏逻辑基础，也缺乏法律依据。在2017年1月，在高维英并无其他债务出现的情况下，张卫红的偿还能力出现问题不应成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债权的理由。通过蔡国英与张卫红、高维英的诉讼可以体现出，蔡国英对高维英的债权是在2018年10月后起诉。在蔡国英没有向高维英主张保证责任的情况下，高维英为不确定的偶发性的债务恶意设立第三人债务并设立房产抵押缺乏主观推动的原因及基础。为方便查明双方真实的借贷关系事实，其就与高维英的债务已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以严格的诉讼程序来查明其与高维英之间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蔡国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高松生的主体资格不适格，高松生非案件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高松生在一审中未曾提出过权利与义务的请求，案件本身也未涉及高松生权利义务，高松生和女儿高维英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与本案并无实际关联。2.高松生上诉陈述的事实前后存在重大矛盾，高松生自述在张卫红没有返还高维英借款的情况下而导致高维英不能向高松生返还借款，导致设立抵押，张卫红的偿还能力出现问题应成为高松生进行对账并设立抵押的潜在原因，从上述陈述中可得知张卫红在高维英抵押房产时已经出现债务危机，高维英是明知的，通俗理解张卫红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包括高维英在内的债权人的债务，在此情况下高维英将名下大部分的财产抵押给高松生属恶意，高维英既然知道张卫红财物出现巨大问题而后必然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抢先设立房产抵押给高松生，企图逃避担保责任。3.高松生与高维英之间、高维英与张卫红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亦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原审被告高维英陈述，其和高松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行为，双方有130万元的交易流水、36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本人的收入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资金的，也不可能从外面借到这么多钱，只有通过自己家里人借到这么大额款项。高松生所称虚假抵押是不存在的，如果其是为了逃避债务，可以把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请求法院查明其和高松生之间的债权债务、抵押关系。原审被告章力刚、章泽人未作陈述。蔡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高维英、章力刚将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锡州东路85号房屋（以下简称85号房屋）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2.判令撤销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将无锡市锡山区嘉荫园20号房屋（以下简称20号房屋）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3.判令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承担律师费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松生与周莲芬系夫妻关系，高维英系高松生的女儿。2017年1月8日，高松生（甲方）与高维英、章力刚（乙方）签订《抵押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借款500万元给高维英，借款期限为2017年1月8日至2032年1月7日，乙方将85号房屋抵押给甲方，抵押物房屋面积为210.15平方米，土地面积为26.7平方米。2019年11月4日，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不动产（房屋）登记簿证明》载明权利人为高维英，坐落于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10.15平方米，该房屋设定一般抵押，抵押权人为高松生，债权数额为500万元，债务履行／债权确定时间自2017年1月8日至2032年1月7日。2017年1月8日，高松生（甲方）与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乙方）签订《抵押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借款400万元给高维英，借款期限为2017年1月8日至2032年1月7日，乙方将20号房屋抵押给甲方，抵押物房屋面积为397.79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68.4平方米。2019年11月4日，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锡市不动产（房屋）登记簿证明》载明权利人为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坐落于嘉荫园20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93.79平方米，该房屋设定一般抵押，抵押权人分别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债权数额为90万元，债务履行/债权确定时间自2010年1月18日至2025年1月18日）和高松生（债权数额为400万元，债务履行/债权确定时间自2017年1月8日至2032年1月7日）。2018年10月12日，法院立案受理蔡国英诉张卫红、高维英、江苏华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年4月11日，法院作出（2018）苏0205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查明2011年2月16日，蔡国英向张卫红出借200万元，2012年1月14日，蔡国英向张卫红出借50万元，2013年1月4日，蔡国英向张卫红出借50万元。2013年1月14日，张卫红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向蔡国英借款人民币叁百万元整，年息12%。”借条备注载明：“起息日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250万1/1起息，50万1/14起息）”。同日，华澳公司在上述借条担保人处盖章，高维英在担保人处签字。2014年11月4日，2016年3月28日，张卫红、高维英在上述借条上又行签字确认。2014年1月8日，蔡国英以银行本票方式向张卫红出借款项300万元，2014年3月21日，张卫红归还了其中的200万元。2014年6月5日，张卫红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向蔡国英借款人民币壹百万元整，年息12%。”借条备注载明：“2014年1月8日存入300万元，2014年3月21日取出200万元”。同日，华澳公司在上述借条担保人处盖章，高维英在担保人处签字。2016年4月25日，张卫红在上述借条上写明“截止到2016年4月25日，本借条结欠蔡国英本息柒拾玖万元正。”张卫红于2014年9月18日还款50000元，2014年12月17日还款50000元，2015年2月16日还款30000元，2015年7月6日还款30000元，2015年10月13日还款50000元，2016年9月30日还款20000元，2017年1月25日还款10000元，2017年3月31日还款10000元，2017年5月25日还款30000元。2017年12月15日，蔡国英（甲方）与张卫红（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截止2017年12月15日止，乙方因经营公司需要，结欠甲方借款本金3720000元。现乙方将美丽都大酒店7%的债权转让给甲方用于抵偿上述借款，甲方对该债权已经充分了解，认可债权的真实性和价值。具体抵扣金额以甲方实际收到款项为准，如抵扣金额不足上述借款金额的，乙方以现金或其它方式补足；如抵扣金额超过上述借款金额的，甲方在扣除上述借款金额后退还给乙方。蔡国英和张卫红在还款协议上签名，高维英在还款协议上载明“情况属实”并签名。还款协议签订后，张卫红向美丽都大酒店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张卫红归还蔡国英借款本金372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以72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高维英对张卫红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等。2019年7月31日，无锡中院作出(2019)苏02民终2182号民事判决，驳回张卫红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18日，蔡国英（甲方）与江苏锡惠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高松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代理，律师代理费采用固定代理的收费方式，甲方于签订合同的日后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等。蔡国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庭审时陈述蔡国英尚未支付律师代理费。2020年1月19日，法庭就本案相关事实向高维英进一步核实。高维英陈述关于蔡国英与张卫红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还款协议的事情，是由于当时张卫红拿不出现金归还，称在美丽都大酒店有债权，故将相关债权转让给蔡国英，张卫红的资金是在2017年底的时候开始紧张的；关于其与高松生的借款，借贷发生时，其出具过借条，但高松生不要，其就撕掉了，此后高松生向其催讨过借款，但其在张卫红处拿不到钱，故无法向高松生归还。法庭询问高维英何时开始向张卫红索要款项，但张卫红未归还。高维英陈述大概是2015年、2016年，当时张卫红称要和其他人合作，一直推诿，未归还其借款。高维英又陈述其于2017年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高松生时，除了两套涉案房屋，并没有其他价值较高的财产。法庭询问高维英如果蔡国英于2017年初要求其将涉案房屋抵押给蔡国英，其是否同意。高维英陈述其认为担保期限已过，不会将涉案房屋抵押给蔡国英。一审中，蔡国英提供张卫红、华奥公司执行案件信息，拟证明已失去对其的还款能力，高维英、高松生对上述案件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另提供85号房屋、20号房屋的照片及房屋中介信息，陈述向中介机构调查，85号房屋价值不足200万元（约9000元/平方米），20号房屋中高维英份额（50%）的估值不超过150万元，高维英对85号房屋的价格无异议，认为20号房屋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总价为300万元，高松生认为其对上述两套房屋享有优先权；又提供其自行计算的基于（2018）苏0205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张卫红、高维英、华奥公司应承担的还款义务，截至2020年2月13日和2月4日，前述各人共计应归还本息合计675.96万元。高维英对上述金额无异议，认为其仅承担担保责任。蔡国英又陈述其于2015年至2016年就开始向张卫红、高维英催讨过借款。高维英提供银行承兑汇票（共计3626316.69元），陈述相关承兑汇票系高松生由其出借，其再将承兑汇票交给张卫红，其与张卫红约定按年利率12%计息，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其可随时要求张卫红还款，承兑汇票上的签字都是张卫红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至2013年），拟证明高松生向其出借了上述款项。蔡国英对承兑汇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借款主体系张卫红，系张卫红和高维英之间的借款，且无法证明承兑汇票来源于高松生及高松生直接将此款出借给张卫红，承兑汇票上载明的借款时间为2012年至2013年，与本案无关。高松生对承兑汇票的真实性无异议，陈述其于2012年至2013年向高维英出借500万元，约定年利率10%，2012年其持股并实际控制的无锡市立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威公司）被拆迁，取得拆迁款900余万元，高维英以理财为由向其借款，其将立威公司的承兑汇票陆续出借给高维英，至2015年、2016年高维英向其披露所借款项出借给了张卫红。高维英另提供《还款计划》，载明“截志到2018年5月31日，本人结欠高维英本金陆佰肆拾贰万元正，年息12，本人同意将美丽都大酒店有限公司8%的债权转让给高维英，如不足将以现金或其他形式补足，争取在2019年12月31日结清高维英债务”，陈述《还款计划》系张红卫向其出具，拟证明其与张红卫由承兑汇票载明的金额的资金往来。蔡国英认为《还款计划》与本案无关，存在后补的嫌疑。高松生提供高维英出具的《还款书》，载明结欠高松生688.8万元，其中本金492万元（含银票362万元），2013年至2016年利息196.8万元（年利率10%），现以房产抵偿，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日，高维英和高松生均确认高松生对高维英的债权（案涉房屋抵押登记所涉债权）系《还款书》载明的款项，该债权债务形成于2012年至2013年，双方于2017年1月1日确认后就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另提供高维英于2020年1月5日出具的《对账单》，载明截至2017年高维英结高松生其借款本金492万元、利息196.8万元，2017年度至2019年度的利息为147.6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结欠高松生836.4万元，拟证明高维英结欠其款项的情况；又提供周莲芬兴业银行账户明细（2012年3月14日至5月23日），陈述该银行卡是由其于2012年3月14日交给高维英的，高维英占有使用了其中130万元，该130万元是于2012年3月14日从高立军的账户上汇入的，当时其掌握立威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高维英取得银行卡后就将款项支付给了万松，且经（2017）苏0205民初5523号民事判决确认，万松系张卫红的指定收款人，上述明细中出现的无锡百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也是张卫红的关联企业。高维英陈述2012年3月15日向万松转账支付的100万元系其按张卫红的指示支付的，高维英和高松生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高松生向高维英交付了该银行卡；再提供立威公司、无锡宏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锡山市捷达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和进账单二份，陈述其系上述公司的股东，二份进账单分别载明无锡高铁商务区开发建设管理中心拆迁办公室向立威公司支付190万和7594702元，拟证明高松生有资金来源，将款项出借给高维英理财。高松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陈述高松生于2012年至2013年出借给高维英492万元后，于2014年开始向高维英催讨，高松生于2015年后辞去立威公司的管理职责，此后每年都会向高维英催讨，高维英总是称快了；高松生于2015年至2016年慢慢知晓高维英将借款出借给张卫红，高松生知晓后身体状况恶化，由于要面对立威公司的资金问题和儿子高立军的态度，故于2017年与高维英结算，就借款本息要落实抵押贷款，高维英就用涉案房屋对上述借款办理了抵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民事判决书、无锡市不动产（房屋）登记簿证明、抵押借款协议、户籍信息证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屏图片、委托代理合同、银行承兑汇票、还款计划、还款书、对账单、银行账户明细、居民户口簿、工商登记信息、进账单、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判决高维英就张卫红对蔡国英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蔡国英对高维英享有债权，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高松生和高维英抗辩的二人于2012年至2013年之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是否真实；2.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将涉案房产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是否属恶意串通，是否对蔡国英的债权造成损害；3.蔡国英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属于其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高松生和高维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人主张的债权债务，理由如下：高松生与周莲芬系夫妻，二人系高维英的父母。如高松生所述由于双方系父女关系，高度信任，故可以看出双方具有较为亲密的关系。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高维英和高松生提供了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账户明细。首先，从承兑汇票本身来看，无法得知承兑汇票属立威公司或高松生所有。据高维英陈述承兑汇票上的签字系由张卫红书写，内容均为收到高维英的承兑汇票原件等，亦无法证明高维英与高松生主张的承兑汇票系由高松生出借给高维英的事实。其次，从银行账户明细来看，该证据仅表明该账户系周莲芬持有的账户，无法证明该账户的银行卡已由高松生交由高维英使用和高维英占有使用了其中的款项的事实。高维英关于该账户于2012年3月15日向万松转账支付的100万元系其按张卫红的指示支付的款项陈述，亦系其个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纳。再次，根据高松生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日，由高维英出具的《还款书》和高维英、高松生的陈述，二人于2017年1月1日进行了对账，双方确认截止当时高维英共结欠高松生本息688.8万元，而双方于2017年1月8日签订的涉案房屋二份《抵押借款协议》的借款总额为900万元。高维英对此释称二份《抵押借款协议》的借款金额是双方按照对涉案房屋的价值的估算确认的，而《抵押借款协议》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由此可知，二份《抵押借款协议》载明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双方以此所做抵押登记的债权数额亦非按照实际借款所确定。即便如高松生所称的双方主张的借贷关系款项已于2012年至2013年完成交付，抵押权涵盖的范围包括违约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等，但二份《抵押借款协议》载明的借款总额900万元与双方对账确认的688.8万元亦存在较大差距，双方对差额是如何产生的未作出合理说明，故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将涉案房产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了蔡国英对高维英享有的债权，理由如下：首先，高维英和高松生均称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就涉案房屋向高松生设立抵押登记系基于高松生与高维英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高维英和高松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人所述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即未证明涉案房屋设立抵押登记的基础事实。其次，根据法院在（2018）苏0205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和高维英的陈述来看，蔡国英最早于2011年开始向张卫红出借款项，2013年、2014年、2016年、2017年，高维英多次在张卫红向蔡国英出具的借条等债权凭证上签字。由此可以得知高维英对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是明知的，且该担保责任产生的时间远早于涉案房屋设定抵押登记的时间。同时，根据高维英的陈述，其向张卫红出借款项时曾约定可随时要求张卫红还款，然其于2015年、2016年向张卫红催讨借款时遭到了张卫红的推诿，未取得还款。因此可以推知高维英在将涉案房屋设立抵押登记之前即知晓张卫红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盖然性。再次，根据高维英的陈述其于2017年初就涉案房屋设立抵押登记时，除涉案房屋外并无其他价值较高的财产。而此时，高维英尚就张卫红对蔡国英的还款义务负有担保责任。高维英将其唯一具有较高价值的财产向高松生设立抵押登记，势必会影响其向其他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加之高松生和高维英系父女关系，二人未能证明该抵押登记的基础债权，故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将涉案房产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属恶意串通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予以确认。在高维英明确无法归还蔡国英款项的情况下，该设立抵押登记的行为损害了蔡国英的合法债权。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蔡国英主张的律师费并非其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理由如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蔡国英提供了其与江苏锡惠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蔡国英应于签订合同之日后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然据蔡国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蔡国英尚未支付该费用，即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蔡国英也未举证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的具体金额，故法院在本案中对该费用不予理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高维英、章力刚将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锡州东路85号房屋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二、撤销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将无锡市锡山区嘉荫园20号房屋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三、驳回蔡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蔡国英负担966元，高维英、章力刚、章泽人、高松生负担38634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本案中，高维英一审中提供的其与高松生、周莲芬系之间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账户明细不足以证明双方所谓的借贷关系，二审中高维英对双方借款利息的约定和支付情况也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无其他证据佐证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账户明细是高松生、周莲芬出借给高维英的款项。即使如高维英所称借贷关系成立，高维英在2017年1月8日与高松生签订涉案《房屋抵押借款协议》前，就多次为张卫红的债务进行担保，高维英在2015、2016年多次向张卫红催讨借款无果时，明知张卫红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其财产又不足清偿全部债务，高维英做为担保债务人存在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以其家庭不动产为直系亲属、利害关系人高松生在此期间设立抵押，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8）苏0205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确认了蔡国英与张卫红、高维英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蔡国英做为债务人高维英的债权人享有撤销权，有权请求法院撤销高维英等人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高松生的行为。综上所述，高松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上诉人高松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汪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