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01行终2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代兰英，女，汉族，1943年9月30日出生，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俭，男，汉族，1970年8月13日出生，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自称系上诉人代兰英之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档案局。住所：昆明市官渡区东二环路543号。法定代表人：刘毅秋，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紫瑛、邓启钢，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代兰英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档案局不履行档案管理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行初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审调查询问中，上诉人以“合议庭成员中两名法官此前曾审理过其起诉昆明市档案局的（2018）云01行终21号案件，其不认可该案的司法程序和终审判决结果”为由，申请两名法官回避，随即又以“本案书记员通知其仅是庭前简单询问但事实上是听证程序”为由，申请书记员回避，并向本院邮寄书面回避申请。因上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规定，本院在收到书面回避申请次日即决定驳回其申请。但鉴于当事人存有疑虑，在其他审判人员同意调配的情况下，被申请回避的两名法官及书记员自行退出本案审理。在作出驳回回避申请决定当日，合议庭成员多次拨打上诉人、代理人预留电话，通知其到庭以告知回避申请处理结果及询问，但代兰英电话始终无法拨通，代理人郑俭电话先是关机，随后拨通但无人接听随即又关机。此后几日内不同时段拨打均是如此。本院向上诉人代兰英本人邮寄传票，传唤其于2020年8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到本院接受询问及告知回避处理结果，该传票于2020年8月10日被郑俭代签收后，代兰英及郑俭均未于指定时间到法院，当日拨打电话了解情况，仍是无法拨通代兰英电话，郑俭电话亦关机。代兰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昆明市档案局依法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60-120目录；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经一审法院邮寄告知函要求其明确是要公开目录号还是目录号档案中的内容，代兰英书面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代兰英的诉请要求被告昆明市档案局依法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60-120目录。没有收据和存根的具体名称，且60-120只是一个目录号，我院已向原告释明，但原告仍坚持要求被告昆明市档案局依法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政府信息已称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档案是否开放，应由被告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被告已告知原告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目录系不开放的档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他组织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要求被告开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60-120目录包括二部分，一部分认为代庆生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保存在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60-120目录中，应予公开。关于代庆生土地房产所有权的问题原告已于2017年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已依法判决，原告起诉中的此部分，属于重复起诉，另一部分对原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诉请被告昆明市档案局依法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60-120目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和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及《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代兰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代兰英。代兰英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决被上诉人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收据、存根），并支付二审上诉费。事实和理由：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是建国后于1952年依法确权并颁发给农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书”，有《昆明市人民政府致昆明市财政局、市县土改委员会、各委员函》为证；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60-2-116（收据、存根）为不开放档案，也没有提交该档案属于不开放的法律依据；上诉人2017年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昆明市档案局对档案查询后的结果进行依法答复”，2020年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昆明市档案局履行应当查询而未依法查询的法律职责，公开昆明市财政局档案60-2-116（收据、存根）”，因此一审法院以2017年代兰英曾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昆明市档案局答辩称：请求驳回代兰英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事实和理由：市档案局对代兰英的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退一步说，即便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代兰英也属于重复起诉，一审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市档案局已依法答复代兰英，60-2-116档案中并无代庆生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市档案局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根据诉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根据昆明市官渡区法院（2017）云0111行初14号、昆明中院（2018）云01行终21号生效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代兰英于2009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昆明市档案局要求查询其父亲代庆生的1952年昆明县第四区金白乡大白庙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经昆明市档案局在所保管的开放档案及不开放档案中查找，并发函给官渡区档案局、盘龙区档案局及五华区档案局要求查找，均未查找到所称代庆生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昆明市档案局对代兰英进行口头答复，代兰英认为昆明市档案局的答复违法，故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公开其所持有的1952年的昆明县第四区金白乡大白庙村代庆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经审理，昆明中院作出（2018）云01行终21号生效行政判决，认定“昆明市档案局已尽到合理的查找义务并作了诉争相关档案不存在、无法提供的口头答复，已履行法定职责。代兰英虽对答复不满，但未能尽到初步证明责任证实昆明市档案馆处存放有相关档案的事实”，终审驳回了代兰英的诉讼请求。2019年11月25日，昆明市档案局收到代兰英向昆明市档案局提交申请书，称“今申请调取昆明市档案局保管的超30年的档案：昆明市财政局60-2-116目录，请予以查询调取。调取1952年昆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昆明县第七区金白乡大白庙村代（戴）庆生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并以书面形式回复，将该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复印，签署日期，并加盖公章”，申请书落款时间2019年11月22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九）项，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或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人民法院均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在（2017）云0111行初14号案件中，代兰英已将“昆明市档案局是否尽到对‘1952年昆明县第四区金白乡大白庙村代庆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查找和答复职责”这一争议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提交法院审查。法院经两审后所作（2018）云01行终21号生效行政判决已确认昆明市档案局尽到合理的查找义务，确认昆明市档案局已履行法定职责，据此驳回代兰英的诉讼请求。故关于昆明市档案局就代兰英申请查询事项是否依法履职这一诉讼标的，已被生效行政判决处理和羁束。现代兰英于生效判决作出一年多后，再次要求昆明市档案局提供代庆生相关档案，虽提出其之前未提及的档案编号60-2-116、60-120，但所争议的仍是已由生效判决处理过的原事项，档案局对其申请如何处置，均对代兰英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对代兰英的起诉应予驳回。同时，代兰英于生效判决作出一年多后再次主张昆明市档案局未依法履职并提起本案诉讼，在无初步证据证明一年多以来新增档案包含其欲查找材料的情况下，属于将已被生效判决羁束的诉讼标的重复提交法院审查，依法亦应驳回其起诉。此外本院注意到，代兰英从申请档案局提供档案到起诉和二审，其本人均未出现，全程由郑俭持有“代兰英”签名字样的委托书、记载“长子郑俭，在石市十七中上学”的戴兰英《干部履历表》复印件代为办理。因档案局及法院并不具备仅凭委托书即判断签名、手印真实性的能力，故对于公民之间的相互委托，尤其在诉讼等重大事项中，原则上应要求委托人到场当面核实委托，或以公证等形式确认，以确保委托的真实性。本案一审法院未作必要核实，二审中代兰英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法院向其本人寄送的传票被郑俭代签，代兰英及郑俭均对法院传唤置之不理，足以引发对委托真实性的质疑。综上，代兰英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受理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鸿章审判员  洪 琳审判员  马 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保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