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经济开发区创新路三段一号。 法定代表人：SergioAlonsoCadavid，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汉，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仁海，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崇州经济开发区创新路力兴之家Ｃ区5号。 负责人：刘凌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星，女，公司员工。 上诉人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普成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总立成都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普成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1.案涉工程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总立成都分公司无权向捷普成都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2.总立成都分公司应按照每逾期一日合同总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标准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共计人民币2484000元。但若二审法院认为，双方未就逾期违约金形成交易惯例，则捷普成都公司主张逾期竣工事宜应适用《工程发包作业规定》有关逾期违约金的规定，即每逾一日按照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一计算，总立成都分公司应支付的逾期违约金为人民币828000元。在付款条件成立后，上述违约金应与总立成都分公司主张的欠付工程款予以抵销；3.驳回总立成都分公司有关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4.依法判决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担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2018年3月，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订立合同，约定由总立成都分公司负责CTUOP2上海专案隔间空调排气追加工程的施工，捷普成都公司相应向其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3000000元（含税）。总立成都分公司和捷普成都公司未再就案涉工程另行订立订单或工程合同。截止目前，总立成都分公司尚未就案涉工程2300万总价款向捷普成都公司开具相应发票。关于逾期，捷普成都公司和总立成都分公司约定案涉工程竣工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即《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载明的约定“竣工日期”。总立成都分公司完成案涉追加工程施工后，捷普成都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进行了初验，发现39项需整改的缺失项，并形成了《缺失整改记录表》。双方于2017年11月22日就整改项目展开会议并形成了《会议记录表》，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工程师刘海亮和孙超出息出席会议。2017年12月26日捷普成都公司进行了复验，整改合格。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工程师孙超在《缺失整改记录表》上签字确认于2017年12月26日整改合格。捷普成都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在《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上签字确认案涉工程全部验收合格。据此，总立成都分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到2017年12月26日对案涉工程进行整改，耗时36天。双方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即使扣除检验的时间，总立成都分公司仍逾期竣工36天。关于付款条件和逾期违约金的规定。虽然案涉电子邮件中双方并未对付款条件和逾期违约金进行明文约定。但在双方过往合作的工程项目中，均约定了相同的付款条件和逾期违约金条款，实际也均按此约定执行。关于付款条件，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就部分案涉追加工程的主体工程订立了《工程合同》，其中第4.2条约定付款条件均为捷普成都公司应于收到发票之日起90日内付款。从双方其他工程项目可以看出，该付款条件已成双方交易惯例。关于逾期违约金，案涉主体工程《工程合同》第16.1条约定了若总立成都分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工作，则每逾期一日，总立成都分公司应当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其他工程合同也如此约定了违约金条款。捷普成都公司在《工程发包作业规定》第6.13.2.1条对工程逾期违约金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逾期违约金的计算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每逾一日按合约总额（含税）千分之一计算，其累计上限应不逾合约价总额的百分之二十”。该《工程发包作业规定》为捷普成都公司关于发包作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所有工程发包，同样适用于本案工程项目。总立成都分公司在其他案件中提交了该《工程发包作业规定》作为证据，说明其充分知晓该规定的内容。该原则性规定作为逾期违约金的兜底性规定，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另行约定的逾期违约金条款应优先适用。二、上诉理由。（一）案涉工程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总立成都分公司无权向捷普成都公司主张工程款。如前所述，双方就工程款付款条件已形成交易惯例，一审法院仅基于双方之间没有有关付款条件的书面约定即认为双方之间无付款条件的约定存在错误。捷普成都公司应在总立成都分公司开具发票，捷普成都公司收到发票后90天内付款。但截至目前，总立成都分公司未就本案项下工程款项捷普成都公司开具发票，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二）案涉工程存在逾期竣工，总立成都分公司已构成违约，应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1.本案中双方未就工程竣工日期达成其他明确约定，根据行业惯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应为工程验收合格的日期。2.因案涉工程需要在2017年11月16日之前投入使用，故竣工日期最迟不会晚于2017年11月16日。双方将案涉工程竣工日期约定于2017年10月25日并载明在《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与工程需求时间相符。本案最开始，总立成都分公司主张是按照双方约定的竣工日期按时竣工，说明总立成都分公司也认可2017年10月25日为双方约定的竣工日期。3.根据《缺失整改记录表》以及《缺失整改会议纪要》可以确认案涉工程实际竣工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捷普成都公司提交的《缺失整改记录表》《缺失整改会议纪要》《报价单》都可以相互印证，也与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证据相呼应，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证明案涉工程的整改事实。捷普成都公司已完成关于整改事实的举证责任，总立成都分公司也认可《缺失整改记录表》《缺失整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若认为不能证明整改事实，应提出合理解释或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对证据孤立审查，认定捷普成都公司未完成整改的举证责任，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故案涉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应为验收合格日期，即2017年12月26日。4.案涉工程整改实际为36天，故案涉工程逾期竣工36天。案涉工程《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的“无罚款”是指总立成都分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安全守则的行为，并不代表工程不存在逾期情形。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订立的工程合同后均附有《安全承诺书》，也会在签订合同时将安全手册递给总立成都分公司。如前所述，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就逾期违约金条款已形成交易惯例。即若总立成都分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工作，每逾期一日，总立成都分公司应当向捷普成都公司支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如果法庭认可已形成交易惯例，逾期违约金为2484000元。如果法庭认为未形成交易惯例，则应适用《工程发包作业的》的兜底性规定，按千分之一计算，逾期违约金为828000元。鉴于双方互负金钱债务，捷普成都公司主张行使抵销权，对捷普成都公司应付工程款与总立成都分公司的逾期违约金予以抵销。无论是付款条件未成就还是抵销，捷普成都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支付工程款的情形，总立成都分公司无权向捷普成都公司主张延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 总立成都分公司辩称，请求驳回捷普成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案涉工程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捷普成都公司应当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以及相应利息。第一，《竣工验收证明书》上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验收时间为2018年1月，明确写明工程进度完成100%，缺失改善完成100%，无罚款，并由捷普成都公司签字确认，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揽的工程已经竣工并验收合格。第二，双方就案涉工程并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对付款条件没有任何约定，即没有约定开票是付款的前提条件。第三，开票义务仅仅是附随义务，与捷普成都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主要义务不能构成对价给付，在总立成都分公司完成案涉工程并经验收合格后，捷普成都公司以总立成都分公司未履行附随义务而停止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主要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捷普成都公司强调的交易惯例与本案并不相符，因捷普成都公司所提交的惯例都是有订单、有合约的，案涉工程无订单、无合约，与捷普成都公司的交易惯例没有相似之处，因此就案涉工程而言双方没有达成交易惯例。二、总立成都分公司不存在逾期竣工的情形，无须承担任何违约金。第一，案涉工程未订立任何合同或订单，对竣工时间没有作出任何约定。第二，对竣工时间双方没有争议。《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明确载明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捷普成都公司的工作人员依次在该文件最底下一栏签字确认，并明确注明进度完成100%，缺失改善完成100%，无罚款，说明捷普成都公司认可实际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如果案涉工程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逾期，不可能无一人提出异议。第三，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因双方对竣工时间没有异议，没有达到适用本条的前提条件。第四，《整改会议记录表》系捷普成都公司单方制作签字，没有总立成都分公司的签字确认，也与案涉工程没有关联性，无法看出是案涉工程在进行整改。根据捷普成都公司的说法，2017年11月21日已经进入初验，说明总立成都分公司此时已经竣工，并未产生任何逾期。第五，根据《工程作业发包规定》6.12规定，捷普成都公司在验收过程中不仅会对有无安全问题进行罚款，也会对是否存在逾期竣工问题进行罚款。因此《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上载明“无罚款”说明案涉工程不存在逾期竣工。第六，一审中总立成都分公司提供了向捷普成都公司催讨欠款的邮件，如果总立成都分公司逾期竣工或者有问题，捷普成都公司应当提出，但并未提出，截止起诉之日才提出所谓的逾期竣工问题。三、捷普成都公司无权要求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担逾期竣工的违约金。第一，案涉工程总立成都分公司无任何逾期竣工的行为。第二，双方就违约金没有达成书面约定或交易惯例。第三，捷普成都公司提供的工程合同都是格式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捷普成都公司所指的《工程合同》第十六条违约责任条款仅约定了有利于捷普成都公司的逾期竣工违约金，却没有约定有利于总立成都分公司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明显属于捷普成都公司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责任，该条款应当是无效条款。第四，《工程发包作业规定》是捷普成都公司的内部文件，总立成都分公司之前从未见过，该文件也没有被总立成都分公司签字认可，捷普成都公司无权依据该文件要求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担违约金。四、案涉工程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捷普成都公司一直拖延付款，总立成都分公司有权要求捷普成都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五、捷普成都公司以多种理由拖延履行，拒绝付款，浪费司法资源。在相关关联案件中，捷普成都公司均以类似理由上诉或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以达到拖延付款的目的，裁判文书生效后依旧不履行生效判决，待总立成都分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捷普成都公司才履行付款义务。可以看出捷普成都公司提起上诉是为拖延支付欠款。 总立成都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捷普成都公司立即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23000000元；2.判决捷普成都公司立即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178319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4.75%计算，其中：逾期付款本金4600000元，以2018年2月11日开始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5日，计510天，逾期利息为309542元；逾期付款本金6900000元，以2018年6月11日开始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5日，计390天，逾期利息为355063元；逾期付款本金9200000元，以2018年6月11日开始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5日，计390天，逾期利息为473417元；逾期付款本金2300000元，以2019年2月11日开始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5日，计145天，逾期利息为40298元）；3.本案诉讼费由捷普成都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总立成都分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案涉工程竣工后，捷普成都公司和总立成都分公司共同签署了《工程竣工验收说明书》，该说明书载明开工日期为：2017.07.10，竣工日期为：2017.10.25；验收结果简述：工程进度完成100%，缺失改善完成100%，工程无罚款，捷普成都公司的工作人员宿敏在验收结果简述的确认人处签名确认。总立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在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处签名。捷普成都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Facility现场负责人处签名。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工程款共计23000000元。捷普成都公司未支付案涉工程款，总立成都分公司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虽就案涉工程的施工未签署书面的施工合同，但总立成都分公司按照捷普成都公司的要求完成了案涉工程的施工工作并竣工验收，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成立。 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总立成都分公司是否存在逾期完工；二、案涉工程款支付条件是否具备。一审法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一、关于总立成都分公司是否存在逾期完工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总立成都分公司不存在逾期完工的问题。理由如下： 首先，《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明确载明竣工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该日期即为案涉工程实际竣工的时间。因为总立成都分公司和捷普成都公司均表示案涉工程双方并未签订任何书面的工程合同，说明就竣工时间双方并没有进行书面的约定。因此，无法得出《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的竣工时间为约定竣工时间而非实际竣工时间的结论。 其次，通过《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的整个结构看，在竣工时间下一排捷普成都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验收结果简述中注明工程进度完成100%，缺失改善完成100%，无罚款，并确认签字，说明捷普成都公司认可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否则不会注明工程进度完成100%，且无罚款。因此，若案涉工程系逾期完工，应存在罚款或支付违约金的问题，但捷普成都公司工作人员在该证明书的工程验收结果简述中注明无罚款，也未在验收证明书上记载任何逾期等事项，说明案涉工程并无逾期。关于捷普成都公司辩称的无罚款仅是指工程施工过程中无安全责任事故，并不是指工程无逾期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捷普成都公司出具安全手册欲证明若违反安全手册会对施工单位进行罚款，总立成都分公司亦出示证据证明捷普成都公司在发现工程存在逾期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罚款的情况，因此，捷普成都公司的该证据无法证明《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所注明的工程进度完成100%，且无罚款中的罚款仅是指案涉工程不存在安全施工没有罚款。 再次，该《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下半部分中总立成都分公司和捷普成都公司人员签名并书写的日期仅是竣工验收后双方进行的管理流程的确认，该手写的日期不应认定为实际竣工日期。 第四，捷普成都公司辩称案涉工程2017年11月21日初验时，存在质量问题，进行了整改，于2017年12月26日复验合格，总立成都分公司逾期36天竣工，实际竣工时间应为2017年12月26日。但一审法院认为，捷普成都公司为证明该辩解意见所出具的有关缺失整改项的《会议记录表》是由捷普成都公司单方制作，并无总立成都分公司签字确认，且总立成都分公司对该事实亦不予认可，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捷普成都公司的证明目的。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缺失整改记录表》虽有总立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签名，但根据捷普成都公司出具的其与总立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多份工程合约以及一审法院受理的除本案以外的关于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来看，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接了捷普成都公司众多的工程项目，而仅有上述《缺失整改记录表》无法证明记录表中所记载的缺失项即是案涉工程的整改项目。故，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最后，2019年1月31日，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通过往来邮件最终一致确定案涉工程总价款为人民币23000000元，捷普成都公司也并未表明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工程逾期需要支付逾期违约金的问题。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总立成都分公司不存在逾期完工的问题。 二、关于案涉工程款支付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 捷普成都公司出具五份与总立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拟证明双方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关于工程施工双方有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构成双方的交易习惯。捷普成都公司称总立成都分公司出具发票是其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现总立成都分公司未向其出具发票，故付款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案涉工程项下，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双方就付款条件并未进行约定；其次，开具发票是总立成都分公司应履行的附随义务，在总立成都分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完成案涉工程，并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工程款支付条件已成就，捷普成都公司应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工程款23000000元。故，对总立成都分公司要求捷普成都公司支付工程款2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总立成都分公司要求捷普成都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给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和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给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本案中，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之间就欠付工程款利息没有约定，因此，总立成都分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之间针对案涉工程并无书面的施工合同，未对工程价款支付进行约定，总立成都分公司从工程竣工后次月10日起，按比例分段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双方就案涉工程何时交付使用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酌情从总立成都分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7月15日）起计算利息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对总立成都分公司要求捷普成都公司支付工程款2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总立成都分公司要求捷普成都公司分段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支持，捷普成都公司支付从2019年7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工程款付清之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捷普成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工程款230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3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工程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总立机电工程（苏州）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346元，由总立成都分公司负担4000元，由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负担77346元。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捷普成都公司虽未在一审中提起反诉，且该公司上诉请求法院判决总立成都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经释明后，总立成都分公司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同意本院在二审中对捷普成都公司的前述主张一并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对此一并作出裁判。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案涉工程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如果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总立成都分公司是否存在违约，如果存在违约，违约金应当如何认定；2.捷普成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利息。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开具发票是总立成都分公司作为工程款收款方的法定义务，但是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之间并未就案涉工程签订书面合同，未限定其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是总立成都分公司开具发票。虽然捷普成都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先票后款”的交易惯例，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能够证明总立成都分公司已经完成全部工程，即履行了其主要合同义务，开具发票只是该公司的附随义务，而捷普成都公司已经实际使用了总立成都分公司的劳动成果，则捷普成都公司应当承担其主要义务，即支付工程款的付款义务。本案中，捷普成都公司对应付工程款数额并无异议，案涉工程的付款条件已成就，捷普成都公司应向总立成都分公司支付工程款2300万元。 捷普成都公司主张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逾期竣工的违约行为，但捷普成都公司与总立成都分公司就竣工时间并未进行书面约定，不能以《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中载明的竣工日期倒推为双方约定的竣工时间。捷普成都公司作为证据的电子邮件是其公司内部的来往邮件，没有得到总立成都分公司的认可，不能作为双方约定竣工时间的依据。即使捷普成都公司出具了《会议记录表》《缺失整改记录表》，拟证明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逾期竣工行为，但如前所述，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亦无关于竣工时间的特别约定，捷普成都公司不能证明双方关于竣工时间的约定，上述证据亦不能达到“逾期竣工”的证明目的。本案中，捷普成都公司虽对实际竣工日期提出异议，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未记载任何逾期事项，验收结果简述中亦注明工程进度完成100%，缺失改善完成100%，无罚款，并有捷普成都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能够认定案涉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应为《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载明的2017年10月25日，捷普成都公司主张总立成都分公司存在逾期竣工违约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给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和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给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总立成都分公司与捷普成都公司之间就欠付工程款利息和工程价款支付时间均没有约定，双方亦未举证证明案涉工程的交付时间，一审法院酌情从总立成都分公司一审起诉之日（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持逾期付款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工程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92元，由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