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0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阳大道409号武汉建工科技中心。 法定代表人：应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铧毅，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合肥众屹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宁夏路5号车间六（316、317、318）。 负责人：张复森，该分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建工）因与被申请人合肥众屹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众屹公司）及一审被告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简称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5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汉建工申请再审称：一、原审两级法院均不接受武汉建工的鉴定申请，并且不追加徐靖等人参与本案诉讼，明显怠于履行审判职责，程序违法，构成“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案，因此众屹公司提供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购销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为反驳该合同的真实性，武汉建工曾在一、二审过程中多次申请印章鉴定，但均被驳回，明显剥夺了武汉建工的合法权利且程序违法。无奈，武汉建工只能在二审过程中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印章鉴定，但是二审判决以单方委托鉴定且众屹公司不予认可为由，不予确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剥夺了武汉建工的诉讼权利。其次，从众屹公司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即可知，其提交的购销合同、结算及付款均是与徐靖、张晓梅及其员工姚小率（简称“徐靖等人”）办理。关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徐靖等人是何身份，为何要向众屹公司采购墙体材料，众屹公司向案涉绿地香树花城项目供应墙体材料的数量与货款金额，以及徐靖、张晓梅向众屹公司支付了多少货款等问题均是本案关键事实，必须追加徐靖、张晓梅等人参与诉讼，方可调查清楚。但一、二审法院并未追加上述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显然怠于履行审判职责，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属错判，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众所周知，一个建设项目的建筑材料来源可以是总包单位自有或采购材料后向分包单位提供，可以是分包单位包工包料，还可以是建设单位的甲供材料。众屹公司向合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的混凝土实心砖强度检测报告等材料仅能证明案涉绿地香树花城项目曾使用过其生产的墙体材料，但并不足以证明是武汉建工向其购买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购销合同》上武汉建工的印章为徐靖等人私刻，材料款也是徐靖等人自行支付，武汉建工从未向众屹公司支付过任何材料款，这足以证明武汉建工并不是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其次，二审判决认定徐靖为项目负责人、姚小率为现场管理人员依据的仅仅是众屹公司在法庭上关于徐靖为该项目实际施工人、姚小率是项目负责人的单方陈述而缺乏任何证据证明。实际施工人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的特殊概念，对其身份的认定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不可能仅以众屹公司的单方面陈述就当然认定徐靖为项目负责人或实际施工人，也不能就此将徐靖等人的对外债务判决由武汉建工“连带承担”。本案在徐靖等人的身份、印章是否真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即根据众屹公司的单方口述，认定徐靖等人属于武汉建工员工，继而要求武汉建工对徐靖等人的对外债务承担责任，显属错判。再者，众屹公司诉请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相对性原则属合同法上的基本原理，须具备严格的适用条件方可有所突破。《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购销合同》上武汉建工的印章为徐靖等人私刻后加盖，材料款也均为徐靖等人自行支付，这充分说明武汉建工不是上述合同的相对人。退一万步说，即使徐靖系该项目实际施工人，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实际施工人的行为责任均应当由总包方承担，总承包方需要对实际施工人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承担要以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为限。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实际施工人可向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这恰恰证明实际施工人和总承包方分属两个法律主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可混为一谈。一、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徐靖等人私刻印章事实以及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断然判决武汉建工对徐靖等人的对外债务承担全部责任，属于对武汉建工的不利负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宜径行适用。因此，二审法院的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实属不当，应予以纠正。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均只规定了发包人在欠付总包方的工程欠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从未规定总包方需要在欠付分包方的工程欠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2民终4392号民事判决书也明确支持了这一观点，该判决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司法解释虽然对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但也仅规定了发包人，即建设单位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且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没有规定与实际施工人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也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承包人主张权利仍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因此，众屹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作为总包方的武汉建工承担所谓还款责任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最后，从众屹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其和徐靖“合作多年”“给徐靖供货多个项目”可知，众屹公司与徐靖等人早已认识，众屹公司对徐靖等人非武汉建工员工、不能代表武汉建工签订合同的事实早已知晓，众屹公司应当对徐靖等人的代理人身份乃至合同上的印章真实性具有特别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但众屹公司在明知徐靖等人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依然愿意签订《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购销合同》，显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众屹公司的行为无法满足“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的表见代理成立的主观要件，因此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不应由武汉建工享有或负担。二审判决生效后，其关于徐靖为项目负责人、姚小率为现场管理人员的事实认定，被安徽省多个法院直接引用，已然给武汉建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三、原审法院判决武汉建工承担违约金及众屹公司的律师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如前所述，涉案合同系伪造，该合同所约定的律师费承担及违约金条款对武汉建工均不具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便二审判决武汉建工承担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但也驳回了众屹公司关于华纺项目187572.2元货款及信达项目52031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按照二审法院之逻辑，武汉建工承担的众屹公司的律师费也应当同比例扣减，即律师费应为1621元而非8000元。因此，二审法院支持了众屹公司全部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合理。综上，武汉建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众屹公司、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鉴定申请及追加当事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武汉建工在本案中申请鉴定的目的在于证明案涉合同上加盖的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印章系伪造，继而证明该合同与武汉建工无关。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系由武汉建工承建，徐靖是项目负责人，姚小率是现场管理人员，从合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的相关材料亦载明施工单位为武汉建工，所用混凝土实心砖的生产厂家为众屹公司，且所涉产品规格与案涉购销合同约定相符。从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看，武汉建工均与案涉合同存在关联。故原审法院依据在案事实，综合认定案涉合同真实性，并对武汉建工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虽然案涉合同上姚小率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部分货款支付系由徐靖、张晓梅个人账户转至众屹公司账户，但该三人并非合同履行主体，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原审法院未追加该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关于武汉建工应否承担相应付款责任。如前所述，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相对方，由指定的收货人签收了众屹公司提供的产品并实际用于案涉工程，依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武汉建工系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且作为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当对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的欠付款项承担相应责任，此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徐靖等人的身份问题，经查，武汉建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曾认可徐靖是项目负责人，姚小率是现场管理人员，武汉建工称该部分事实仅为众屹公司单方面陈述，与事实不符。武汉建工主张众屹公司明知徐靖等人真实身份，对于案涉合同的签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至于律师费用的负担。为本案诉讼，众屹公司实际支付了8000元律师费，故原审在武汉建工合肥分公司确实构成违约的情况下判令武汉建工全部承担，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武汉建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 蓉 审判员 胡邦圣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郭玮 书记员姚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