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6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力凯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诸暨市恒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可华，女，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霞，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骆可华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7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康盛公司支付骆可华加工费11302.75元。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主要证据认定错误，导致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并作出错误判决。一、关于骆可华提供的卢利国签字结算单的效力问题。1.从卢利国和康盛公司的劳动合同和工作证书上、以及卢利国的法庭问询可以证明卢利国是康盛公司勤杂工和消防安全员；2.之前的业务结算一直由康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刚和会计赵建萍核对账目签字确认，财务打款。康盛公司从未由勤杂工卢利国负责结算业务，从邢乐良和卢利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上也可以看出邢乐良在2019年8月28日微信中说：“卢师傅，上次的账单有没有给赵总”，在2019年9月18日微信语音中说：“卢师傅，你上次的账单有没有给赵总”，以及“邢总，赵总让你有时间过来对一下账”，邢乐良回答“有哪里不对?”，卢利国回答“你先联系他(赵总)一下”等的聊天记录多次明确告知邢乐良账单需要和赵总对账，卢利国只是传达并不清楚账目情况。从邢乐良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邢乐良清楚账单需要和赵总对账，骆可华是清楚康盛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及授权权限的。从邢乐良和赵刚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到双方的对账记录，从未有除财务负责人赵建萍及赵刚签字外的结算单。从收货单上的签字可以看到是康盛公司一个姓赵的员工长期和骆可华方联系对接，卢利国从未参与骆可华方货物的交接工作。一审法院中提到的卢利国和邢乐良的微信记录中卢利国问“麻烦查一下4月17日我们这边过去的出库单?”“邢总麻烦查一下18日怎么没有我们的出库单呢?”“麻烦看看你有没有单没给我们”，因为给康盛公司加工水溶业务的工厂有好几个，这只是康盛公司让勤杂工去询问是哪个加工厂生产的一个过程。3.一审法院认为“骆可华几年前邀请过卢利国对骆可华工厂的水溶机器和染色操作有指导”这只代表卢利国曾经在另外染色厂当过一段时间的杂工，对水溶机器和染色时间有一定的了解。4.双方之间的经营往来已久，涉及多年加工业务，支付给骆可华加工费已有474954元。因2019年8月的一批订单加工损毁，双方未达成处理纠纷的一致意见，8月产生加工合同纠纷双方协商未果，9月出现了由卢利国签字的一份结算单并产生骆可华不当留置康盛公司货物等纠纷。结算单没有公司公章，该勤杂工签字也未经过康盛公司授权。该结算单的形成原因及目的，即骆可华为达成自己恶意起诉敲诈为目的而用欺诈及贿赂卢利国行为特意捏造的一份结算单。二、关于双方主张的加工费金额，康盛公司在二次开庭的时候，提供了由双方签字的加工业务尚未结算的底联和财务联，根据交易习惯，加工业务单为一式三联，客户联是交给骆可华的，骆可华亦通过客户联的金额予以对账结算。骆可华送货给康盛公司时送货单由康盛公司签字。在庭审中，康盛公司和法官要求骆可华提供双方签字的收货客户联和由康盛公司签收的送货单以达到其证明目的。骆可华却以“客户联被康盛公司收回了，送货单也丢失了”这一理由作答辩，显然与事实及交易习惯不符。三联面单中，客户联由客户保管，康盛公司本身持有财务联和底联，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收回客户联。由康盛公司签过字的送货单，丢失了，对账单上每一天的加工数量、金额是根据什么来的?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骆可华因无法将客户联和送货单与伪造的对账单达到有效统一，而仅提供伪造对账单的刻意行为。一审法院在作为主要证据的认定上，即对账单存在争议以及巨大瑕疵的情况下，将贿赂和欺诈勤杂工卢利国签字的对账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卢利国的签字显然对公司利益造成侵害，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在骆可华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加强证明的情形下，应当以康盛公司提供的由双方业务对接人签字的单据为依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关于卢利国签字的结算单的形成过程，卢利国出庭并作陈述，二次庭审中，康盛公司要求骆可华提供双方几年交易来的结算单模板和记录，是否存在卢利国签字情形，但一审法院对卢利国出庭的陈述事实不予认定，对康盛公司要求骆可华提供之前的交易结算单的请求未准许，以至于作出的判决有失公允，损害康盛公司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判。 骆可华辩称，关于结算单的效力问题，康盛公司否认结算单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从卢利国与骆可华业务员聊天记录可看出，卢利国长期代表康盛公司对账签字结算，可以代表康盛公司，签字行为有效；关于加工费金额问题，卢利国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及骆可华的出库单可以互相印证，一审查明康盛公司提供的面单不完整，若以该面单计算加工费会造成骆可华权益损害。 骆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盛公司支付加工费46658.26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骆可华与康盛公司素来有绣花片水溶加工的业务往来，日常由业务员邢乐良与康盛公司做业务联系，加工款一般打到骆可华的姐姐骆雪萍的银行账户里。卢利国系康盛公司员工，2019年9月30日，其在由邢乐良制作的水溶加工对账结算单尾部“对账签名：卢利国”，该份结算单上载明了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9月26日期间的花边水溶加工费用是45611.65元，该份结算单还有关于花边水溶加工的数量、单价及各月小计金额等的记载。2019年10月4日双方再次进行了花边水溶加工业务，康盛公司开出两张出库单，上载明骆可华给康盛公司加工产品共360.9千克。审理中，康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刚自认对单价无异议，都按2.3元/千克或2.9元/千克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骆可华与康盛公司之间的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往来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骆可华为康盛公司进行了绣花片水溶加工，康盛公司应当及时支付相应的加工款。现双方对尚欠加工费的数量及金额持不同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卢利国在结算单对账签字能否产生骆可华和康盛公司已就加工款进行结算的法律效果？骆可华认为卢利国代表康盛公司，其在结账单上签字表示双方已经就未付款项进行结算；康盛公司认为结算单上签字的卢利国虽是其员工，但其工作岗位是安全管理员，仅负责检查车间安全、打包、装货等的工作，不能代表公司进行结算。该院认为，一方面，卢利国是代表康盛公司长期和骆可华方联系的对接人，对骆可华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熟悉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从卢利国和邢乐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卢利国有对骆可华方进行加工业务指导，也在负责业务对账工作，如：“邢总有时间过来对一下账吧”、“[有四张出库单的图片]邢总看看这几个单我这边对不上呀，麻烦看看你处还有没有单没给我们”、“邢总麻烦查一下18日怎么没有我们的出库单呢”、“邢乐良老总麻烦查一下4月17日我们这边过去的红出库单（给客户的那一联）”、“邢总你有时间把你们那边的账带过来核实一下”等；此外，卢利国在结算单上签字是在工作场合、工作时间，也与日常工作内容相关，可以让相对人相信其是在代表康盛公司。故该院认为卢利国在结算单上对账签字可以表示双方已经就加工款进行结算，并由康盛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康盛公司应当支付骆可华结算单上的加工款45611.65元。骆可华与康盛公司之间在2019年10月4日又进行了360.9千克的业务加工，根据庭审中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刚的陈述，双方结算的价格根据加工产品的不同为2.3元/千克或2.9元/千克，现骆可华主张按照2.3元/千克计算，共为830.07元，为两者较低标准，未加重康盛公司的付款义务，该院予以支持。骆可华还要求康盛公司支付上述未付加工款（45611.65元+830.07元=46441.72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亦予支持。康盛公司辩称骆可华为让公司员工在结算单上签字进行了财物贿赂，但未能有效举证，故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康盛公司支付骆可华加工款46441.7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审期间，康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双方之间2017-2018年历史对账单三份，证明双方交易习惯及交易规则，历史对账记录都是由赵刚签字公司盖章的；2.2019年4-8月实际加工情况明细表及面单，证明该期间实际加工的数量与金额，与卢利国签字的对账单不一样；3.卢利国与殷益愿两份证人证言，证明当时卢利国系在受邢乐良的好处及不清楚实情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签字。骆可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对账单系康盛公司自己制作，一审时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对账结算单，以前的对账单一直是卢利国签字的，没有赵刚签字及盖章的，回单与出库单齐了康盛公司才对账，对账对完康盛公司都收走了；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仅是部分单据，而且出库单业务数量与表格数量不能一一对应，表格是不完整的。对证据3同一审质证意见，殷益愿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反映的并不是真实情况，该两份证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2康盛公司在一审未提交，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对证据1，康盛公司在一审2020年5月26日开庭法官问“之前有无书面对账单，结算单有几份”时，回答“之前是邢乐良和赵刚制作好表格，有赵刚签字。结算单只有一份，给他们了”，在结算单只有一份且给对方的情况下，现在二审中又提供结算单，明显矛盾，且该结算单上也没有骆可华方人员的签字，康盛公司完全可以事后制作，证据2是否是双方交易的全部出库单无法认定，且骆可华表示对账完后客户联均交给了康盛公司，因此不能反映双方期间整个交易情况，对证据1、2不予采信；证据3，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卢利国系康盛公司员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 骆可华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卢利国在结算单上对账签字的行为效力是否及于康盛公司，康盛公司主张双方讼争交易加工费为11302.75元能否成立。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庭陈述看，可以认定卢利国在结算单上对账签字的行为效力及于康盛公司。首先，康盛公司认为结算单上签字的卢利国虽是其员工，但其工作岗位是安全管理员，仅负责检查车间安全、打包、装货等的工作，不能代表公司进行结算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从卢利国和邢乐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卢利国多次对骆可华方进行加工业务指导，并多次主动要求邢乐良对账，在2019年4月6日的微信聊天中，卢利国发出部分原始单据照片，并问“邢总看看这几个单我这边对不上呀，麻烦看看你处还有没（有）单没给我们”，在2019年6月7日的微信聊天中，卢利国发出一份原始单据照片，并问“邢总麻烦查一下18日怎么没有我们的出库单呢”，均能证明卢利国深度参与双方的对账工作；其次，案涉账单的对账过程：2019年9月23日，卢利国通过微信联系邢乐良对账，邢乐良立即通过微信向卢利国发送了部分账单明细的文件（骆可华陈述系2019年2-8月的加工明细），卢利国表示收到，同年9月29日卢利国表示“邢总，赵总让你有时间过来对一下账”，邢乐良回答“有哪里不对”，卢利国回答“你先联系他一下”，次日，卢利国在对账单上签字。从案涉账单的对账过程看，卢利国在2019年9月23日已收到部分对账明细，并非对对账单情况不知情，其在签名处也明确注明对账签名；再次，骆可华陈述对账之后将客户联交给康盛公司，其目前无法提交客户联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综上，本院认为卢利国深度参与案涉交易及对账，并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应视为其代表康盛公司作出确认欠款的意思表示，康盛公司主张双方讼争交易加工费为11302.75元的依据系其自制对账单及部分原始单据，骆可华并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康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679元，由上诉人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冯 莹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