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543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韦炳亮，男，1965年4月4日出生，壮族，住所地:河池市都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春生，女，1967年4月12日出生，壮族，住所地：河池市都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亮，身份信息同上，系黄春生丈夫。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南宁市双洲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衡阳西路42号迷你新景小区3号商住楼3202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罗远洲，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韦炳亮、黄春生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双洲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7民初3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8月5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上诉人韦炳亮本人、并以上诉人黄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双洲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炳亮、黄春生共同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并判令双洲公司支付2017年秋、冬季862件百斯盾服饰差价款184021.08元，返还2017年秋、冬季服饰预付定金的双倍38538元，退回2010年度支付的合同保证金10000元，清除韦炳亮、黄春生两个百斯盾服饰专门店的商标标识、货柜等含有百斯盾标识的物品并承担清除费用；三、本案一、二诉讼费用均由双洲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韦炳亮与黄春生系夫妻关系，从2006年下半年起，韦炳亮加盟销售双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远洲的父亲罗志华代理的广东百斯盾服饰。当时罗志华的公司名称为“广东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广西办事处”（以下简称“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罗志华于2013年7月将公司名称更名为“南宁市双洲贸易有限公司”，由罗远洲担任法定代表人，与广西各市、县的百斯盾服饰业务往来保持不变。罗志华在更名后的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由此可见，其为同一经营人使用两个公司名称。韦炳亮就加盟销售广东百斯盾服饰事宜，多次签订了加盟合同并缴纳了相应的合同保证金，合同样本由罗志华提供。二、韦炳亮于2013年1月10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合同名称为《广东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广西办事处特许加盟合同》（以下简称《特许加盟合同》)。该合同就合同保证金、乙方所负义务、发货与结算、价格管理与独家经营、乙方的进货价格、乙方所享有的折扣及合同续签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虽然《特许加盟合同》约定了合同的履行期限是自2013年1月9日起至2014年1月8日止，但未明确约定合同到期后自动失效，而是在合同条款的第一章第二条及第三章第六条第4项约定了合同失效和续约等事宜。罗志华、双洲公司均未向韦炳亮提出办理解约手续的要求，亦未退还韦炳亮的合同保证金。并且，双洲公司与韦炳亮至今依然保持百斯盾服饰的交易活动，该交易事实有2015年至2017年的部分订单、2014年至2017年部分《客户对账单》、2014至2017年的《百斯盾商店配货单》以及2015年至2017年的《定货订单》为证。韦炳亮与罗志华以及双洲公司在未办理解约手续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百斯盾服饰的交易业务，说明罗志华以及双洲公司已经认同韦炳亮的实际续约行为。同时，因办理续约手续所需的合同样板是由罗志华和双洲公司提供的，韦炳亮未办理续约手续所产生的责任或损失，应当由罗志华和双洲公司承担。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韦炳亮与罗志华签订的《特许加盟合同》除时间条款外，其他条款应当继续有效。三、双洲公司在无证据证明韦炳亮存在违约行为及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于2013年12月17日、2015年1月1日、2017年3月16日将《“BESTN·百斯盾”品牌系列服饰特许加盟合同》（以下简称《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拿给黄春生签字，该行为实属违约行为。由于黄春生不识字，所以2013年12月17日、2015年1月1日签订的《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为他人所签，但黄春生未委托任何人代其签订该合同。况且，黄春生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双洲公司交纳合同保证金，所以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在签订2017年3月16日的《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时，黄春生已表明自己不识字不能签订该合同，但双洲公司的工作人员方昕用诱导的方式让黄春生在上述合同上签字。虽然黄春生在该合同上签字，但其并未按照该合同第六章第一条的约定向双洲公司交纳合同保证金。合同保证金是该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交纳了合同保证金才能证明双方认同合同的成立以及愿意履行合同的约定。因此，双洲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关于“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四、韦炳亮分别于2017年3月16日、2017年6月19日参加双洲公司举办的2017年秋季和冬季定货会。在两次订购会上，韦炳亮定购百斯盾服饰共计862件，吊牌零售价共计427956元，并按双洲公司的要求，分别于2017年3月17日、2017年6月22日支付定金12569元、6700元，两个季度交纳定金共计19269元。前述事实有《客户对帐单》为证。并且，从订单落款的订单人姓名和交纳定金状况可证，862件百斯盾服饰应该属于韦炳亮所有，而并非黄春生所有。五、双洲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在都安开设由他人经营的直营店的行为违反了《特许加盟合同》第二章第五条第二项第2目的约定，已构成违约。六、至2017年12月15日止，韦炳亮在双洲公司帐目上除合同保证金10000元外，还有余款26813元。双洲公司未按照《“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第二章第二条第2项以及第二章第二条第3项的约定，向韦炳亮配送其所定购的862件百斯盾服饰，不仅造成韦炳亮两个百斯盾门店租金损失、员工工资的流失，还造成862件百斯盾服饰的销售收入损失184021元，其行已属严重的违约行为，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向韦炳亮承担赔偿责任。 双洲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韦炳亮的诉讼请求是：一、判令双洲公司支付韦炳亮、黄春生定购的2017年秋季、冬季862件百斯盾服饰的规定零售价与供货价的差价款184021.08元；二、判令双洲公司双倍返还给韦炳亮、黄春生2017年秋季、冬季两个季度定货预付款（即定金）38538元（即定金19269的双倍）；三、判令双洲公司退回原来收取韦炳亮的合同保证金10000元和韦炳亮、黄春生期货余额款项（货款余额）7544元，共计17544元；四、判令双洲公司按供货价回收韦炳亮、黄春生库存的百斯盾服饰约1500件，折后供货价约200000元（实际数据以最终双方共同盘点实际库存为准）；五、判令双洲公司负责清除韦炳亮、黄春生两个百斯盾服饰专卖店门头的百斯盾商标标识、室内百斯盾商标标识、货柜等含有百斯盾标识的物品，并承担清除费用；六、本案诉讼费用由双洲公司负担。 双洲公司的反诉请求是：一、判令黄春生赔偿因违约拒不提货给双洲公司造成的损失149480.2元；二、判令黄春生向双洲公司赔偿因违约拒不拆除“百斯盾”标识给双洲公司造成的损失30000元；三、判令黄春生立即撤除其开设的“百斯盾”专卖店的门头、橱窗、店内、路牌及一切带有“百斯盾”注册商标的装饰用具、宣传品等，所需费用由黄春生承担；四、判令本案反诉费由黄春生负担；五、判令韦炳亮对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0日，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甲方）与韦炳亮（乙方）签订一份《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经营“BESTN·百斯盾”品牌系列产品，特许加盟经营具体地址：都安市安阳镇迎晖街，实用面积为70平方米；乙方须向甲方每店缴纳30000元的合同保证金；合同有效期从2013年1月9日至2014年1月8日。 2013年12月17日，双洲公司（甲方）与黄春生（乙方）签订《“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甲方经广东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授权为“BESTN·百斯盾”品牌系列服饰广西代理商；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经营“BESTN·百斯盾”品牌系列产品，特许加盟经营具体地址：都安市安阳镇红河集贸市场；乙方须向甲方每店缴纳30000元的合同保证金；合同有效期从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 2015年1月1日，双洲公司（甲方）与黄春生（乙方）签订《“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甲方旗下代理品牌“百斯盾”；乙方经有效授权在“百斯盾”特许经营体系下以合同的形式在合同有效期内使用“百斯盾”注册商标、经营模式经营“百斯盾”产品，乙方接受根据本合同条款的规定在第三章第一条所规定的地址执行本经销合同；甲方作为乙方“百斯盾”的供应方，向乙方收取由甲方提供的“百斯盾”产品的货款以及为乙方经营活动所提供的其他物品的货款及相关服务费；乙方属于甲方的经销商，为不隶属于甲方的独立法律实体，乙方应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独立承担“百斯盾”店面装修损失风险和产品库存等风险；订立本合同并不表示乙方为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百斯盾”系列产品的独家经销商，乙方不得转授经营权；乙方应在且仅在本条所述的地址经营“百斯盾”系列产品，详细经营地址为：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红贸小区19号（店铺面积60平方米）以及广西都安县安阳镇旧市场西南面（店铺面积75平方米）；甲方经百斯盾公司统一设计制定“百斯盾”专卖店的门头、灯箱、店内外装修、货架，乙方必须按照百斯盾公司VI形象标准执行；为保证“百斯盾”形象的统一性，乙方所有店铺中必须使用“百斯盾”货架；乙方须按叁万元向甲方交纳合同保证金；乙方须在每次订货会后7天内向甲方缴纳期货总金额的30%作为期货定金（此定金在乙方当季期货执行70%时方可使用）。超出甲方要求的上货时间30天以上的，视严重违约，乙方未执行的期货甲方将以供货价减50元/件予以回收，从乙方期货定金中扣除，直至扣完全额期货定金；合同到期后，甲乙双方若未续签合同，且乙方在合同期内未违反其中任何条款，甲方将合同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于乙方。如合同续签，则仍将款项转做下一年度的保证金；甲方按照与乙方签订的期货合同供应乙方“百斯盾”系列产品。乙方必须100%执行与甲方订立的期货合同；期货是指在订货会上下单的经销商货品采购，未在订货会上下单的经销商货品采购，均视为非期货；期货：甲方服装类产品按销售商品吊牌所标注零售价的4.5折，供货给乙方；甲方双方供货结算方式为：乙方按甲方规定的时间以现金或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将货款汇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自行提货：乙方自行到甲方仓库提货，须提前一天告知甲方物流部，以便甲方仓库发货，如未告知，发货时间顺延一天。货品的运输方式、地点、相关费用及运输途中产生的损失均乙方承担；委托提货：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物流托运委托书》，甲方根据乙方委托的物流企业，托运乙方货品；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017年3月16日，双洲公司（甲方）与黄春生（乙方）签订一份《“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约定乙方应在且仅在本条所述的地址经营“百斯盾”系列产品，详细经营地址为：广西都安市安阳镇红贸小区19号；乙方须在每次订货会后7天内向甲方缴纳期货总金额的10%作为期货定金（此定金在乙方当季期货执行90%时方可使用）；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其他内容与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基本一致。 2017年3月17日，黄春生在双洲公司举办的秋季产品订货会上订货582件并缴纳定金12569元，2017年6月21日，黄春生在双洲公司举办的科季产品订货会上订货280件并缴纳定金6700元。双洲公司于2017年9月5日通过微信及短信方式询问黄春生上货计划是什么及是否还需要提货，但黄春生均未回复，其一直也未提货。 一审法院另查明：韦炳亮、黄春生系夫妻关系。韦炳亮、黄春生认为涉案2014年度、2015年度、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无效。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该院向韦炳亮、黄春生释明，若该院认为涉案2014年度至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有效，其是否变更其诉讼请求。韦炳亮、黄春生当庭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一、黄春生与双洲公司签订的2014年度、2015年度、2017年度的《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韦炳亮、黄春生主张涉案2017年度合同是由黄春生本人签订，而涉案2014年度、2015年度合同是由于在订货会上黄春生因看不懂合同内容而让其儿媳邵英华代签，其未看过合同，因此合同是无效的。但是，而且韦炳亮、黄春生一直按上述合同内容履行权利义务，故韦炳亮、黄春生主张该两份合同无效，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韦炳亮、黄春生主张在上述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洲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2013年1月10日签订的《特许加盟合同》，合同相对方是韦炳亮以及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合同有效期是2013年1月9日至2014年1月8日。2014年度起，合同的签约主体是黄春生与双洲公司，本案无证据表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与双洲公司是同一主体，故韦炳亮主张2013年1月10日的合同继续有效，黄春生与双洲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属违约行为，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韦炳亮诉请双洲公司返还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向韦炳亮收取的保证金10000元，是2013年1月10日《特许加盟合同》履行方面的问题，与涉案合同当事人不相同，与本案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该院在本案中对该诉请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双洲公司与黄春生的微信记录以及短信记录，可以证实双洲公司于2017年9月5日通过微信及短信方式询问黄春生上货计划是什么及是否还需要提货，但黄春生均未回复，其一直也未提货。黄春生以其行为表示其不愿意继续履行与双洲公司签订的2017年度加盟合同。因此，黄春生未按约定提货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涉案2017年度合同约定，双洲公司按照与黄春生签订的期货合同供应双洲公司“百斯盾”系列产品，黄春生必须100%执行与双洲公司订立的期货合同；黄春生须在每次订货会后7天内向双洲公司缴纳期货总金额的10%作为期货定金（此定金在黄春生当季期货执行90%时方可使用），超出双洲公司要求的上货时间30天以上的，视严重违约，黄春生未执行的期货双洲公司将以供货价减50元/件予以回收，从黄春生期货定金中扣除，直至扣完全额期货定金。2017年度，黄春生共向双洲公司订购了862件产品（582件+280件=862件），其已缴纳期货定金但并未提货，双洲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要求黄春生的具体上货时间及其实际存在损失，因此双洲公司以黄春生超出其要求的上货时间30天以上构成严重违约为由，主张双洲公司以供货价减50元/件予以回收862件产品，即要求黄春生赔偿149480.2元[（279302元+148654元）×0.45-862件×50元/件=149480.2元]，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四、韦炳亮、黄春生主张双洲公司没有履行供货义务构成违约并造成其损失，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而且黄春生未按约定提货已构成违约。因此，韦炳亮、黄春生主张双洲公司向其支付其定购的2017年秋季、冬季862件百斯盾服饰的规定零售价与供货价的差价款184021.08元，请求双洲公司双倍返还2017年秋季、冬季两个季度定货预付款（即定金）38538元，按供货价回收库存的百斯盾服饰约1500件、折后供货价约200000元，清除两个百斯盾服饰专卖店门头的百斯盾商标标识、室内百斯盾商标标识、货柜等含有百斯盾标识的物品、且费用由双洲公司承担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均不予支持。现2017年度合同期限已届满，双方未续订合同，双洲公司亦未再授权黄春生使用带有“百斯盾”标识的装饰用具、宣传品等，而且本案中黄春生存在违约行为，故双洲公司诉请黄春生立即撤除其开设的“百斯盾”专卖店的门头、橱窗、店内、路牌及一切带有“百斯盾”注册商标的装饰用具、宣传品等，所需费用由黄春生自行负担，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双洲公司诉请韦炳亮、黄春生赔偿因其违约拒不拆除“百斯盾”标识给双洲公司造成的损失30000元，但双洲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主张，故该院对双洲公司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双洲公司收取的黄春生期货货款尚有7544元，现涉案合同期满后已自动终止，黄春生请求双洲公司退回期货货款余额7544元，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双洲公司主张该款项在反诉金额中予以抵扣，黄春生不同意，故该院对双洲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五、韦炳亮、黄春生系夫妻关系，虽然涉案合同是由黄春生与双洲公司签订的，但在履行涉案合同的过程中双洲公司大部分是以韦炳亮的名义发货给黄春生，韦炳亮也在部分订单上百斯盾经销商确认签名处签字，而且黄春生未举证证明其是用个人财产经营，则该院推定其是用夫妻共同财产经营，韦炳亮是本案适格主体，而且韦炳亮须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双洲公司退回韦炳亮、黄春生期货余款7544元；二、韦炳亮、黄春生立即撤除其开设的“百斯盾”专卖店的门头、橱窗、店内、路牌及一切带有“百斯盾”注册商标的装饰用具、宣传品等，所需费用由韦炳亮、黄春生自行负担；三、驳回韦炳亮、黄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双洲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902元，由韦炳亮、黄春生负担7767元，由双洲公司负担1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5元，由双洲公司负担。 韦炳亮、黄春生为证明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收据》（编号：9248159），用以证明韦炳亮已向双洲公司缴纳保证金的事实； 证据2.《客户对账单》，用以证明韦炳亮与双洲公司资金往来、费用使用状况及客户人姓名为韦炳亮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证据2所对应的事实，均不属于本案讼争合同项下的履约行为，也不是本案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均不予采纳。此外，韦炳亮、黄春生二审所举的其他证据，均为一审证据，一审法院业已进行了开示，本院不予重复认证。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一、与合同条款有关的事实 2013年1月10日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甲方）与韦炳亮（乙方）签订的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第八章“合同生效及其他”项下还约定：第三条合同期满提前2个月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是否续约，如需续约应在合同期满提前1个月办理续约手续。第四条本合同终止后，乙方应立即停止使用“BESTN·百斯盾”一切相关标记及有关资料……。 2017年3月16日双洲公司（甲方）与黄春生（乙方）签订的2017年度《“BESTN·百斯盾”特许加盟合同》第十八章“合用的期限、续签和终止及合同的担保”项下第七条还约定：如本合同提前终止或本合同到期后自然终止，乙方不再拥有本合同赋予乙方的任何权利，乙方必须在七日内无条件撤除所有“百斯盾”专卖店（或店中店或专卖柜）的门头、橱窗、店内、路牌及一切带有“百斯盾”注册商标的装饰用具、宣传品等，所需费用乙方自理。 二、与合同履行有关的事实 （一）配货单部分。 2014年4月期间，韦炳亮、黄春生使用的配货单系表头单位为“百斯盾服饰有限公司广西办事处”、“客户”为“韦炳亮”的《商店配货单》。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期间，韦炳亮、黄春生所使用的配货单系表头单位为“南宁市双洲贸易有限公司”、“客户”为“都安-韦炳亮”的《百斯盾商店配货单》。其中，2015年3月13日、20日，4月13日和5月8日的配货单尾部“经销商确认签名”处有“黄春生”的签名。 2015年9月起至2016年12月期间，韦炳亮、黄春生所使用的《百斯盾商店配货单》标记的“客户”为“都安-韦炳亮（红贸店）”；2017年期间《百斯盾商店配货单》标记的“客户”为“广西都安安阳红贸店”，其中，2017年3月28日的配货单尾部“经销商确认签名”处有“韦炳亮”的签名。 （二）订单部分。 2015年订货会订单表头印制的“办事处名称”为“广西办事处”、“经销商名称”为“韦炳亮”，“门店名称”为“都安-韦炳亮（二店）。 2016年春、夏订货会订单表头印制的“办事处名称”分别为“广西百斯盾”和“广西办事处”、“经销商名称”仍为“韦炳亮”，“门店名称”变更为“都安-韦炳亮（安阳店）。其中，2016年夏季订货会订单尾部“经销商确认签名”处有“黄春生”的签名。 2017年订货会订单表头印制的“办事处名称”分别为“广西办事处”和“广西百斯盾”、“经销商名称”为“韦炳亮”，“门店名称”为“都安-韦炳亮（红贸店）。其中，总数量为582件和总数量为280件的订单尾部“百斯盾经销商确认签名”处均有“黄春生”的签名。 本院认为：双洲公司经本院通知和合法传唤，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和质证意见，亦未参加本院组织的询问和调查，依法视为业已放弃二审期间的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 一、关于862件服饰差价款的支付和双倍返还定金的问题 现有证据表明，2013年至2017年间，韦炳亮、黄春生夫妇先后、且分别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双洲公司签订了2013、2014、2015、2017年度共四份“BESTN·百斯盾”品牌服饰的特许加盟合同。案涉的862件2017年秋、冬季百斯盾服饰，是黄春生在2017年3月和6月的产品订货会上分别订购的。该订购行为发生在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有效期内，且此时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均已到期。故该订购行为是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项下的履约行为，应当受该合同的约束和调整。韦炳亮、黄春生对此提出异议，本院逐项分析如下： （一）韦炳亮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签订的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已经到期。 1.根据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第八章的第一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约定，该合同于2014年1月8日到期，如续约则须由韦炳亮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并办理续约手续，否则合同终止后韦炳亮应立即停止使用“BESTN·百斯盾”的标记和有关资料。但韦炳亮未能提交其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办理续约手续的相关证据，表明双方之间并未就延续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达成书面协议。 2.2013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的加盟商经营地址为都安县安阳镇迎辉街。黄春生自2014年之后开始与双洲公司签订并履行双方之间的特许加盟合同，各年度合同约定的加盟商经营地址分别为安阳镇红河集贸市场、红贸小区19号和安阳镇市场西南面。自2015年9月起，双洲公司在配货单中将“客户”标记为“都安-韦炳亮（红贸店）”或“广西都安安阳红贸店”；而案涉的2017年度订货会订单印制的“门店名称”也为“都安-韦炳亮（红贸店）”。因此，从上述配货单和订单的标记中可见，双洲公司至迟于2015年8月即已不再向韦炳亮经营的迎辉街店铺发货。 3.在黄春生与双洲公司签订的2014、2015、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履行期间，尽管配货单和订单均将“经销商名称”标记为韦炳亮、将“门店名称”和“客户”标记为“都安-韦炳亮（红贸店）”，但并无证据显示双洲公司就黄春生未能如约订货、或者黄春生就双洲公司未能如约发货提出过除本案纠纷之外的其他异议，表明该期间黄春生和双洲公司均依约履行了合同。 4.黄春生以经销商的身份在部分标记了“客户”为“韦炳亮”的2015年配货单中签名，韦炳亮也在2017年的配货单中以经销商的身份签名。上述签名行为表明，韦炳亮、黄春生以夫妻名义共同参与了百斯盾服饰的特许经营行为，且经营期间二人的身份发生混同，互相认可了对方实施的对外经营行为。 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韦炳亮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签订的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已不再继续履行，百斯盾服饰的特许经营权在2014年之后改由双洲公司向黄春生授予，但由韦炳亮与黄春生共同参与经营。 （二）没有证据表明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如前所述，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业已实际履行。韦炳亮、黄春生所主张的黄春生没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事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即使黄春生确实没有阅读和书写能力，但基于韦炳亮、黄春生所举的上述两份合同履行期间产生的订单、配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以及二人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参与经营的法律事实，仍得以认定韦炳亮对于黄春生与双洲公司签订的三份特许加盟合同的法律效力是予以认可的。 此外，鉴于上述特许加盟合同均未将支付保证金约定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且保证金的欠付也不属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故黄春生没有支付保证金的行为也不足以导致上述特许加盟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 （三）案涉862件服饰订购是黄春生履行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的行为 如前所述，案涉的862件服饰订购行为发生在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的履行期限内，且黄春生在订单中签名确认，故黄春生是该笔订单的付款义务人。鉴于韦炳亮、黄春生长期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经营百斯盾服饰，且经营行为发生混同，故韦炳亮支付订单货款的行为属于代黄春生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并不足以改变黄春生作为付款义务人的法律地位。 因此，韦炳亮、黄春生关于案涉的862件服饰是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项下履约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2017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的约定，黄春生在产品订货会上订购的服装，属于“期货”，应当由黄春生自行到双洲公司仓库提货、或以向双洲公司出具《物流托运委托书》的方式委托物流企业提货。但现有证据表明，黄春生在双洲公司提示提货后并没有履行提货义务，故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因该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韦炳亮、黄春生所主张的862件服饰差价款，具有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法律性质；而双倍返还定金，也是违约方对守约方进行赔偿的方式。但是，黄春生作为违约方不应从违约行为中获利，故其关于上述违约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的分析和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合同保证金10000元的退回问题 韦炳亮、黄春生二审期间自认，其所主张退回的合同保证金10000元是韦炳亮于2008至2010年期间支付给百斯盾广西办事处的，因其二人与百斯盾广西办事处、双洲公司之间的特许加盟合同关系一直延续，则该款一直没有退回。但如前所述，韦炳亮和百斯盾广西办事处之间的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关系，与本案讼争的黄春生和双洲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各自独立，韦炳亮应另案向百斯盾广西办事处起诉处理双方的纠纷。况且，韦炳亮仅提供了其于2010年3月30日支付给百斯盾广西办事处5000元的《收据》。由于缺乏相关的合同以及另外5000元的支付凭证，韦炳亮无法就该保证金的支付和返还提供合同依据，其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驳回该项诉讼请求的分析和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商标标识的清除问题 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根据该合同第十八章第七条的约定，合同到终止期后，应由黄春生自行撤除所有“百斯盾”注册商标标识并承担相应费用。因此，黄春生关于由双洲公司清除商标标识并承担费用的诉讼请求，与合同的约定不符，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此外，尽管韦炳亮、黄春生以夫妻关系共同经营“百斯盾”品牌的产品，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特许加盟合同的相对方是黄春生个人，故一审法院判令韦炳亮、黄春生共同撤除商标标识并负担相关费用，与合同的约定不符。但鉴于韦炳亮并未就此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决予以维持。 四、关于双洲公司的违约行为 韦炳亮、黄春生上诉还主张双洲公司允许他人在同一区域开设直营店的行为违反了2013年度特许加盟合同的约定。但是，2013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百斯盾广西办事处而非双洲公司，韦炳亮、黄春生可另案对百斯盾广西办事处起诉。而2017年度的特许加盟合同并未约定区域独家经营条款，双洲公司的行为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因此，韦炳亮、黄春生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韦炳亮、黄春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部分有误，但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上诉，则判决结果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2元，由上诉人韦炳亮、黄春生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仇彬彬 审 判 员 陈 健 审 判 员 陆 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 雷 平 书 记 员 黄茜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