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8768号原告：逸年(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农场长江大街XXX号XXX幢XXX室(上海长江经济园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周晓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若楠，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被告：张轶弢，男，1975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XXX号楼204号。被告：吴震，男，1976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5号楼5门610号。被告：刘阔，男，1978年8月11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万柳蜂鸟家园3号楼2单元202号。被告：刘光辉，男，1979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北河村中街西二巷83号。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春光，北京市众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轶弢、吴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尧，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逸年(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逸年中心)与被告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四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本案于2020年4月15日、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贾若楠，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春光，被告张轶弢、吴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尧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逸年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1000万元及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投资收益；2.四被告向原告支付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违约金；3.四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15万元；4.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担保费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原告与四被告、北京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现更名为北京某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城某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关于北京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以1000万元受让某某持有的目标公司0.5%的股权。原告于2017年3月28日向某某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已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同年，原告与四被告、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关于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四被告作为回购义务方在一定条件下回购原告股权进行约定。2018年4月2日，原告与四被告、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关于之修订协议》(以下简称《修订协议》)，约定如果目标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未能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市材料的，原告有权要求四被告回购。2019年4月15日，目标公司明确指出将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前申报上市。故，原告分别于2019年4月18日、5月16日、7月1日向四被告发函，要求四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前依约回购原告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然四被告未履行回购义务。被告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共同辩称：1.对赌协议是股东对投资人提供的一种担保，故本案应属保证合同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2.原告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未列明股权处理方案，股权回购是双向行为；3.根据双方约定，向证监会申报日在2019年6月30日前，之后有3个月付款履行期，故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应该是2019年9月30日，原告起诉时的条件不满足，不具有诉讼权利；4.违约金加上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要求调整违约金，且根据投资款的性质，利息和违约金不应重复计算；5.律师费过高，不应支持；6.根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被告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为上限，且管理层股东应该在2%股份内质押或抵押，故四被告承担责任的上限为持有公司股份的2%；7.目标公司进行了ABC三轮共12次融资，涉及十几家投资人，原告诉请四被告承担责任将使得其他投资人权益受损。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张轶弢、吴震补充辩称，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起诉时，被告的付款期限未届满，故原告不具有起诉权利。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北京某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系由北京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更名而来。2015年起某公司为筹备上市进行融资。2017年3月，作为某公司管理层股东的四被告(丙方2、丙方3、丙方4、丙方5)与原告(乙方)、某公司(甲方、目标公司)、某某(丙方1)及目标公司其他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三条“本次股权转让”约定：同意丙方1将其所持目标公司0.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后乙方享有目标公司0.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9909万元。目标公司自成立以来留存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由原股东、新股东及乙方按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共享。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166.920元/每一元注册资本，丙方1向乙方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0.5%的股权，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是1000万元。为进一步明确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原告(乙方)与四被告(甲方)、某公司(丙方)、蔡某(丁方)于同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其1.1“股权回购”约定：如遇有以下情形，乙方在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权要求甲方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乙方有权在知晓下述任一情形发生后立即提出回购要求，甲方应促使目标公司予以配合执行。(1)如果目标公司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未能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市材料，或申报材料被撤回、终止、否决等情形。若发生上述情形时，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书面通知后6个月内未主张回购的，视为放弃本款约定之权利。(2)……第1.2条“回购价格”约定：回购价格按投资人的投资款项加上按每年12%单利所计算的利息之和确定，具体公式如下：P=M×(1+12%×T)－R。其中：P为投资人出让其所持本次股权转让所获全部公司股权对应的金额，M为投资人本次股权转让的实际投资款项，T为自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到帐日至甲方实际支付股权回购款之日的自然天数除以365(不足1年部分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R为本次股权转让后，投资人累计从目标公司获取的利润分配的金额。第1.3条约定：乙方有权在出现回购情形后要求甲方回购乙方持有本次股权转让所获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应于乙方向其提出该书面要求之日起3个月内自身或安排第三方一次性购买乙方持有本次股权转让所获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并将回购价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如甲方未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回购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中的一方或几方履行支付义务，甲方中代为支付方向乙方补偿后可以向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其他方追偿。超过上述期限不予回购或未付清回购价款的，每超过一天应将其未付的回购价款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第1.4条约定：在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果本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情形发生且甲方逾期不予回购或在回购期限无法全额支付回购价款的，届时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可选择以下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1)甲方促使目标公司于有关回购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通过股东会决议，进行滚存利润分配，将应支付给甲方的滚存利润中相当于乙方实现其回购情形下的所有权益之金额直接支付给乙方；该等利润由乙方中各方按各自本次股权转让后持股比例分配；(2)甲方承诺，届时将赞成上述相关所有决议并促使股东会通过上述决议；(3)回购款项仍有不足的，乙方有权继续要求甲方中的一方或几方支付，甲方中代为支付方向乙方补偿后可以向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其他方追偿。甲方履行前述第1.3款及1.4款支付及补偿义务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上限。第3.1条约定：在乙方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情况下，甲方保证任何时候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至少2%的股份不得为乙方以外的主体设置抵押或质押，且上述股份不得在未来用于补偿乙方外的其它股东。若甲方违约的，则应以其自有资产为上限承担本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第7.2条约定：若甲方逾期支付股权回购款或差额现金的，……，每逾期一日，应分别以应付款或应付差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计付违约金。第7.3条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他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守约方除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外，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2018年4月2日，原告(乙方)与四被告(甲方)、某公司(丙方)及蔡某(丁方)签订《修订协议》，将《补充协议》第一条回购权的1.1的第(1)项修改为“如果目标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未能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市材料，或申报材料被撤回、终止、否决等情形。若发生上述情形时，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书面通知后6个月内未主张回购的，视为放弃本款约定之权利。”原告于2017年3月28日支付了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2017年5月2日被登记为某公司股东，股权比例为0.5%。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四被告及某公司发送书面函件，认为《补充协议》1.1条所约定的回购条件已临近触发，企业至今未就申报事宜组织必要的工作，且企业2018年财务审计结果与管理报表差异巨大，于触发回购时间前申报上市的可行性很低。故要求企业对最新的申报上市方案及其时间节点给予书面回复，如触发回购条件，原告有权要求四被告根据协议的约定回购全部某公司的股份。要求予以回复。2019年4月15日，某公司进行了书面回复，在介绍公司经营状况、业绩以及为上市与中介机构的沟通情况后，认为根据目前资本市场的情况及券商给出的建议，公司考虑2019年上半年暂时不进行上市申报。2019年4月18日，原告向四被告及某公司发函，称某公司4月15日回复函中已明确指出将不能在《补充协议》1.1条及《修订协议》所约定的触发回购时间前申报上市。原告及上海盛虞要求四被告根据协议的约定回购全部某公司的股份，原告共计225,000股，上海盛虞共计450,000股。原告并就回购款的计算方式、支付等进行了重申。5月13日，某公司书面回复：收到来函后，与券商华泰联合沟通，希望能够在确保一次性上市申报成功的前提下，将上市时间提前，尽可能与双方约定的时间一致或相差不多。……我方希望贵司能重新考虑股权回购一事，以公司能够顺利上市为依据进行判断。如贵司坚持股权回购，我方在收到贵司答复后，将积极寻找第三方进行股权回购一事。嗣后，原告又于5月16日、7月1日再次向四被告发函，表示不考虑宽限目标公司履行申报上市义务的时间，请四被告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于2019年7月18日前回购股权。5月27日，某公司向各股东发送了《某数字2018年总结汇报和2019年财务预测及上市安排规则》，表示公司有信心能于2020年底前完成上市材料的申报，希望各位股东能就上述回购条件给予公司一个宽限期，将完成上市材料申报的时点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7月16日，某公司向所有要求回购的股东出具了回复函，解释了目前四被告无法以现金方式回购股权的原因并提出方案，表示在2019年12月31日前对外以公司估值12-15亿出让10-15%的股权进行融资，所得融资款用于支付各位股东的股权回购款。8月9日，原告委托律师向四被告及某公司发送《律师函》，再次催促四被告于收函后三日内支付股权回购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另查明，2019年9月9日，原告及盛虞(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与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签订《法律服务协议》，约定本案的律师费采用分阶段固定收费方式收取，一审阶段收取固定律师费5万元，于签署协议后7日内付清；一审不论以何种方式结案，原告均应自结案后7日内支付律师费10万元。如果任何一方上诉，则不属于一审阶段结案，二审阶段再收取固定律师费5万元，自任何一方提起上诉后7日内支付；二审阶段不论以何种方式结案，原告应自结案后7日内支付律师费10万元。如果进入执行阶段，且乙方为执行阶段代理律师的，则执行阶段收取固定律师费15万元，原告应于全部款项执行到位或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7日内支付，等等。9月10日，原告支付了律师费5万元。又查明，原告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此，原告支付了保险费13327.60元。再查明，四被告直接和间接持股某公司的事实如下：一、直接持股：张轶弢19.25%、刘光辉3.65%、吴震8.30%、刘阔7.80%。二、间接持股情况：(1)北京某数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某公司股东，持股9.94%。四被告为北京某数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合伙份额分别为：张轶弢0.0008%、刘光辉6.2999%、吴震67.7994%、刘阔12.4999%；(2)北京和畅盛德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某公司股东，持股2.98%。四被告系北京和畅盛德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合伙份额分别为：张轶弢50%、刘光辉9%、吴震20.5%、刘阔20.5%。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支付股权回购款后，同意配合将股权登记在被告名下。双方另确认，原告投资期间目标公司未向其分配利润。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某公司企业信息、《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修订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2019年4月11日、4月18日、5月16日、7月1日原告所发函件、某公司于4月15日、5月13日、7月16日的回复函及《某数字2018年总结汇报和2019年财务预测及上市安排规划》《律师函》《法律服务协议》、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投保单、保险费支付凭证、律师费收费回单及律师费发票、保险费发票以及原、被告的陈述所证实。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某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转股增资协议、补充协议、投资协议、公司财务报告等证据，因上述证据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回购款的结算均无直接关联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涉及事实不作查明认定。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修订协议》系作为投资方的原告与融资方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的对赌协议。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义务。原告受让某某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目标公司未能按约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市材料，原告有权要求四被告按约回购股权。诉讼中，被告对于应向原告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加上按每年12%单利所计算的利息之股权回购款无异议，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履行回购义务是否有上限；二、触发回购的日期及违约金的起付日期；三、违约金是否可与利息同时适用，是否应予调整。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出现回购情形后要求甲方回购乙方持有本次股权转让所获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的，甲方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上限。根据上述约定，四被告应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上限承担回购义务。原告认为协议约定的“股权为限”仅指股权比例，被告应以全部财产承担回购义务。而被告则认为应指股权对应的价值。对此，本院认为，所谓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权，本身就是该股东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而整个条款是对股权回购款的约定，对应的上限也应当是股权的价值。因此，四被告应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为限承担回购义务。同时，本院也注意到，《补充协议》3.1条还约定，如果被告违反约定抵押或质押股权的，应以其自有资产为上限承担本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上述内容也说明原、被告对于何种情况下股东以其股权之外的财产承担责任有明确约定。两相对照，也可印证双方就回购义务的履行明确了以被告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价值为限。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某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的书面回复中，明确表示2019年上半年不进行上市申报。故该日期为触发回购的日期。原告于4月18日书面要求被告回购股权，故违约金应自其后三个月，即2019年7月19日起计算。被告则认为回购触发日期为上市申报的截止日期6月30日，违约金自3个月回购期满后计算。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于4月15日表明了上半年不进行上市申报，故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提前履行回购义务。原告于4月18日书面要求被告履行回购义务，则被告应自2019年7月19日起支付违约金。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1.2条关于回购价格的约定，利息应支付至全部回购款付清时止。《补充协议》1.3条约定：被告超过3个月不予回购或未付清回购价款的，每超过一天应将其未付的回购价款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现原告主张以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妥。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可予调整。原告投入的资金，已计年利率12%至付清日止的收益，再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收违约金，确属过高，且原告也没有向本院举证证明被告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故本院对违约金酌情调整。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担保的保险费有合同依据，且收费标准未超出合理范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予以支持。被告支付股权回购款后，原告应配合被告及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北京某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为限，共同支付原告逸年(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款1000万元及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投资收益；并支付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下列方式计算之违约金：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两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两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二、被告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逸年(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律师费损失15万元；三、被告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逸年(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险费损失13327.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7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6766元，由四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怡审 判 员  王 彪人民陪审员  高永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田春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