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17民终5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有酬，男，1972年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荣洲，男，1973年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至县盐田畈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负责人：詹雨龙，该合作社理事长。 上诉人张有酬与被上诉人陈荣洲、东至县盐田畈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水稻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20）皖1721民初5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有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20)皖1721民初529号民事裁定书,并裁定本案由东至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案件事实清楚,且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作为水稻种子的出售方,将种子交给收货方(两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买卖合同所负的义务,收货方在收到出售方的种子后,在未能及时付款的情况下,均给上诉人出具了能够证明水稻种子重量的相关证明。为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真实存在、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故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履行付款义务。现一审法院将案外人徐可胜与案外人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公司）所签订的《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案外人徐可胜与作为被上诉人之一的水稻合作社所签订的《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作为其认定依据,认为该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均不指向上诉人则上诉人就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上诉人认为,该两份合同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必然不会成为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该两份合同的存在、成立与否,与本案均无任何法律关系。二、案外人徐可胜所涉及的两份合同,系本案所争议水稻种子的原始来由。确因徐可胜穿针引线才使得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取得了繁育9311A水稻种的指标,故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会就该水稻种子的出售达成相关的协议,即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繁育该水稻种,收获后即将所有稻种出售给被上诉人。上诉人2018年度共计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水稻种子为15314公斤(30628斤),这一点,在被上诉人陈荣洲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的确认单及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于2019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上均可以看出,故再次证明了上诉人系作为出卖一方交付了水稻种子的。三、一审法院认为徐可胜、荃银公司以及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系2018年2月24日《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以及2018年3月24日《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等水稻合作社组织的23户农户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这一基本论断是与事实相符的,上诉人仅系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该两份合同其性质并不是买卖合同,所指向的也与上诉人无关,不能因该两份合同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即2018年荃A9311种子)与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相同,而简单的将上诉人套用至该两份合同之中,再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认定上诉人因不是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对该两份合同不享有权利义务,并以此为依据认定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起诉的主体不适格。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张有酬与被上诉人陈荣洲均系水稻合作社的成员,这也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从上诉人在起诉时提供的水稻合作社的基本注册信息看,该合作社的成员之中有被上诉人陈荣洲,但上诉人却并非水稻合作社的成员。上诉人作为有诉权的个体,且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系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也在上诉人交付种子后出具了具有确认性质的证明,故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在不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的水稻合作社成员的身份,排除了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为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资格,是故造就了所谓的“原告张有酬与被告陈荣洲均系被告水稻合作社成员,原告认为水稻合作社成员与水稻合作社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无相关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这一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依据。同时,被上诉人陈荣洲作为独立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因为其系水稻合作社的成员之一,就简单的认为其一切行为均纳入水稻合作社进而排除了其作为独立个体从事自由经营的权利,即便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但也不能就此完全否定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陈荣洲也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荣洲均系独立的个人,双方之间产生买卖合同关系实属正常,并不需要所谓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两位被上诉人出具的关于上诉人交付的水稻种子的证据,一审法院未经任何有效的案件审理程序,仅结合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提交的答辩意见进而以上诉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将案件裁定驳回,这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也不能代表上诉人与作为自然人的被上诉人陈荣洲之间的买卖合同不成立,且被上诉人陈荣洲其本人也并未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相关的表态,同时其出具给上诉人的交付种子的证明也是直接反映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直接规避事实,片面将被上诉人水稻合作社能否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来对本案进行裁判,忽略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以及上诉人诉请范围。五、本案仅为单纯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均以口头方式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即便双方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乙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做出认定。原审法院不对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认定,而以案外其他人之间的合同作为案件认定的唯一依据,所做出的的结论当然不适用于本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上级法院纠正此类错误行为,撤销原审法院的裁定,使得案件能够继续审理。 张有酬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种子款人民币336908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暂计算为零);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2018年2月24日徐可胜作为乙方与荃银公司签订了《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2018年,徐可胜作为甲方与水稻合作社签订了《2018年荃9311A预约繁殖合同》,徐可胜、荃银公司、水稻合作社系合同当事人,原告张有酬等水稻合作社组织的23户农户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对该合同不享有权利和义务,即上述两份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不指向原告,故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张有酬与被告陈荣洲均系被告水稻合作社成员,原告认为合作社成员与水稻合作社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无相关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有酬的起诉。 本院认为，二审中，陈荣洲、水稻合作社表示张有酬并非水稻合作社成员，其与张有酬之间有口头协议，认可张有酬具有主体诉讼资格，只不过还需将案涉各方追加进来，主要有种子的实际种植人胡明淑、实际经营收购者荃银公司及徐可胜，方便查清事实。本院认为，张有酬、陈荣洲、水稻合作社均认可张有酬将水稻种子交付水稻合作社，水稻合作社根据水稻种子质量给付相应种子款这一事实，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张有酬作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具有主体诉讼资格。一审认定张有酬与陈荣洲均系水稻合作社成员，系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20)皖1721民初52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包亚平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