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0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会祝，男，196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博，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明月，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旭源钢模租赁站，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湖村村前嘴港南西侧。经营者：顾德海，男，196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该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郭，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协鑫大道15号科技创业园1楼（A）。法定代表人：丁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鑫，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进飞，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会祝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旭源钢模租赁站（以下简称旭源租赁站）、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建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5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会祝上诉请求：1.撤销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564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伟建公司、旭源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及事实存在瑕疵。一、伟建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1、孙会祝与伟建公司系挂靠关系。伟建公司一审中仅提供了《工程资金分配计算单》，并未提供相关的分包合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会祝具有工程分包相应资质，即便孙会祝在分包人处签字，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伟建公司作为工程承包单位法律禁止将承包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因此，孙会祝与伟建公司系挂靠关系更具合理性。2、即便港龙乐汇城的项目经理是蔡广利，但基于挂靠关系，也不能排除孙会祝对项目的部分工程具有管理权限，这些通过孙会祝提交的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以及蔡广利证人证言可以证明。3、伟建公司确实有项目部印章，由公司工作人员保管。孙会祝已提供证据证明该项目部印章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而根据伟建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虹吸雨水系统材料以及PPR给水管材管件材料的采购合同使用的是伟建公司合同专用章，并不能证明案涉项目上伟建公司使用该合同专用章对外采购或进行采购以外的其他事项。即便经法院调查未发现备案章，也不能排除伟建公司自己制作、使用但未备案的情形。从孙会祝、旭源租赁站的角度，对于是否有备案章并不知情，也无法查明。故不应认定加盖项目部印章并非伟建公司的公司行为。4、《租赁合同》并未载明所租赁的钢管及扣件的使用范围及具体用途，伟建公司也并未能对仅有孙会祝施工部分使用钢管、扣件，其他施工并不需要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便其所述属实，基于挂靠关系，恰恰能够证明孙会祝对需要使用钢管、扣件的工程具有管理权限，可以代表伟建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故孙会祝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应为职务代理，伟建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二、退一步讲，即便孙会祝是无权代理，其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也应构成表见代理。1、孙会祝和顾德海是老乡且有长期合作关系，让顾德海以直接的方式对孙会祝是否有授权进行核实，不符合熟人之间以及生意人的交际习惯，顾德海与孙会祝在项目部签订合同，且经伟建公司领导盖章，在此期间，伟建公司无任何人员对孙会祝权限表示否认，已经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符合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2、旭源租赁站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首先，根据孙会祝提交的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吴中区城区顺源钢模租赁站（经营者也是顾德海）签订的《钢管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凭证》，按照孙会祝与顾德海以往的交易习惯，也是以案涉《租赁合同》相同的方式签订，并由与之签订合同的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其次，结合案涉《租赁合同》的缔约与履行过程，合同签订、标的物交付、租赁器材使用均在伟建公司承包的项目上进行，且《租赁合同》上有伟建公司领导加盖项目部印章，足以说明旭源租赁站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善意且无过失。故孙会祝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表见代理，伟建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旭源租赁站辩称：租赁合同关系发生于旭源租赁站与伟建公司之间，孙会祝在双方结算后做出债务加入的行为，支付了部分租金，故孙会祝与伟建公司均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认可孙会祝的上诉观点，请求二审依法判决。伟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孙会祝的上诉。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孙会祝与旭源钢模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职务代理或表见代理？一、孙会祝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不能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职务代理。1、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并非伟建公司印章，伟建公司未刻制过该项目部印章，该盖章行为并非伟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伟建公司与旭源租赁站并无联系，没有往来，伟建公司也不可能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2、孙会祝既不是伟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取得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也不是伟建公司员工。租赁合同及两份结算确认单上，孙会祝在代表人一栏签字的行为属于无权代表。旭源租赁站在一审中自认其明知孙会祝非伟建公司员工，故其对于孙会祝无权代表是明知的。3、孙会祝不是伟建公司及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一审中伟建公司举证证明孙会祝分包涉案项目中的部分工程，伟建公司从未授权孙会祝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其私自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应当由其个人承担付款义务。二、孙会祝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不能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表现代理。1、如前所述旭源租赁站在一审中自认，其明知孙会祝并非伟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员工，也并非项目经理，孙会祝自始至终从未取得过代理权。租赁合同上并非加盖伟建公司印章。租赁合同上记载的陈喜和周木林也并非伟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旭源租赁站在一审中自认其明知周木林是从孙会祝处分包脚手架、人工。即孙会祝从来就没有过代理权外观，旭源租赁站没有理由相信孙会祝有代理权。2、旭源租赁站一审陈述，顾德海至项目部签订合同，其理应向伟建公司核实，有无对孙会祝进行授权，而孙会祝未提供伟建公司的委托书、介绍信等能够证明伟建公司与孙会祝之间存在授权关系的证明材料，便轻易相信孙会祝有权代表或代理伟建公司与之签订合同，不能认定旭源租赁站善意、谨慎、理性、无过失。3、孙会祝一审提交的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和吴中区城区顺源钢模租赁站（两家租赁站都是顾德海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租赁合同等材料中，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加盖是公司公章，符合一般合同签署特征，这也说明顾德海非常清楚该类合同的签字人如非合同签署主体的公司员工时，应当同时加盖合同签署主体的公司公章。该份合同与案涉租赁合同的签署方式完全不同，一个是公司公章，一个是私刻的项目章，而根据孙会祝上诉提出的按照其与顾德海以往的交易习惯，那么顾德海和孙会祝都应当让伟建公司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这只能说明顾德海和孙会祝都知道旭源租赁站实际上只与孙会祝发生了租赁合同关系。4、旭源租赁站将租赁标的送至工地，由周木林等签收，并自认听周木林说他是从孙会祝处分包的脚手架、人工。旭源租赁站在交付租赁标的物时也是直接和孙会祝发生关系，没有与伟建公司交接。5、租赁合同签订后，旭源租赁站从未向伟建公司主张过租金，伟建公司也从未向旭源租赁站支付过租金。多年之后，旭源租赁站也是和孙会祝签订结算确认单，从未和伟建公司进行过核对。旭源租赁站一审陈述，2014年或2015年与孙会祝因其他工程租赁结算时将多出来的2万元直接抵扣了本案所涉租金，顾德海从其他的项目中直接扣除孙会祝在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的款项，足够说明旭源租赁站明知其和孙会祝发生了租赁合同关系，和伟建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6、孙会祝上诉状中自认和顾德海是长期合作关系，伟建公司有合理理由怀疑孙会祝和旭源租赁站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且货物混同、账目混同，项目混同。顾德海仍以与孙会祝个人签署的租赁合同向伟建公司主张权利，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三、伟建公司和孙会祝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1、伟建公司一审已举证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孙会祝施工，孙会祝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自认其确实不是伟建公司的项目经理。2、孙会祝曾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否认其与伟建公司是挂靠关系，并自认仅分包涉案项目的部分工程，现在提出的上诉观点完全相反，明显是其意识到相关陈述对自己不利后又作出的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具有主观恶意。四、一审判决后，旭源租赁站没有提出上诉，而孙会祝无论如何判决都需要承担最终责任，其却作为最终责任方提起上诉，没有合理依据，更没有必要性，明显是恶意拖延履行时间，滥用诉讼权利。旭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伟建公司、孙会祝支付结欠款1047910元及以1047910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18日起按日利率2‰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的滞纳金（暂计至2019年6月17日为64970.42元）；2.判令伟建公司、孙会祝承担律师费支出42000元；3.判令诉讼费由伟建公司、孙会祝承担。一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旭源租赁站提交的《租赁合同》载明：“出租方旭源租赁站、承租方伟建公司…四、供货地点及计划。租用地点苏州木渎港龙乐汇城项目部。工程施工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需要各类规格的钢管约48万米、扣件约28万只。…五、租赁期限。从2013年9月1日止2014年12月31日。…八、租赁及赔偿价格表。…九、缺少与损坏赔偿。…十、承租方授权经办人。陈喜、周木林。…十一、违约责任。租赁期满后，承租方如不按约定时间支付租金及赔偿金，应向出租方偿付应付租金及应付赔偿金每天2‰的滞纳金。…十二条、其他约定，…租金支付方式变更为脚手架拆除承租方应支付出租方租金总额的50%，余款50%分两年支付，每年支付25%。…十四、未尽事宜及任何一方违约发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出租方注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所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律师费均由败诉方承担。…”落款处出租方代表人顾德海签字、旭源租赁站签章，承租方代表人处孙会祝签字并加盖字样为“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港龙乐汇城工程项目部”的章。后旭源租赁站向港龙乐汇城工地提供钢管和扣件，发货清单及验收清单上租用单位经办人处由周木林、陈喜等签字确认。旭源租赁站一审另提交2016年1月2日《结算确认单》，载明：“出租方旭源租赁站，承租方伟建公司（港龙乐汇城项目部）。经核对港龙乐汇城工地2014年1月6日至2015年8月11日，产生租金1043397.84元。缺赔，扣件7637只*3.20=24438.40元，套管284只*2.00=568.00元。合计：1068404.24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承租方尚欠：1068404.24元”。出租方代表人处顾德海签字，承租方代表人处孙会祝签字。旭源租赁站一审又提交2019年5月17日《结算确认单》，载明：“出租方旭源租赁站、承租方伟建公司（港龙乐汇城项目部）。经核对：港龙乐汇城工地2014年1月6日至2015年8月11日，产生租金1043397.84元。缺赔，扣件7637只*3.20=24438.40元，套管284只*2.00=568.00元。合计：1068404.24元。截止2019年4月30日，承租方已支付：20494.24元，承租方尚欠：1047910.00元。”出租方代表人处顾德海签字，承租方代表人处孙会祝签字。2019年，原告为进行本案诉讼，与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律师代理费58000元，后支付律师费42000元。以上事实，有旭源租赁站提供的《租赁合同》、发货清单、验收清单、《结算确认单》、《委托代理合同》，及一审开庭笔录等予以证实。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孙会祝与伟建公司的关系。孙会祝一审称，其和伟建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其具体负责港龙乐汇城项目的管理。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伟建公司一审称，其和孙会祝系分包关系，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孙会祝施工。为此提交如下证据证实：1、2015年4月14日的工程资金分配计算单，经查，该单载明：分包单位（或个人）孙会祝，合同上交费率10.5%，合同总价10500万元，土建本次到账80万元，本期应扣管理费8.4万元，本期应付71.6万元，孙会祝在分包人处签字。2、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证实其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是蔡广利，孙会祝并非其项目经理。孙会祝一审经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其确实不是伟建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和伟建公司签订有管理协议。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旭源租赁站一审称，孙会祝系挂靠在伟建公司名下，实际施工土建项目。二、谁应向旭源租赁站支付租金。旭源租赁站一审称，孙会祝挂靠在伟建公司名下，实际负责港龙乐汇城项目土建施工，以伟建公司名义和其签订租赁合同，故伟建公司、孙会祝均需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孙会祝一审称，其系为伟建公司管理港龙乐汇城项目，代表伟建公司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应由伟建公司支付租金。为此提交如下证据：1、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吴中区城区顺源钢模租赁站（经营者也系顾德海）签订的《钢管租赁合同》及30万元的租金支付凭证，称该合同系其与顾德海在其他项目的合作，系由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向顾德海支付租金。2、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各两份，经查，该四份单子上均加盖有“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港龙乐汇城工程项目部”的章，签章时间分别为2013年11月、2014年9月、2015年3月、2015年6月，其中两张上项目经理处签有“桓立群”的字样、另两张上项目经理处签有“蔡广利”的字样，证实案涉《租赁合同》上的项目部章在其他地方也在使用。伟建公司一审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为真，恰能说明孙会祝非其员工，且该合同由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合同章，说明顾德海清楚当签字人并非公司员工时应由公司加盖公章。证据2“蔡广利”的字样非蔡广利本人所签，桓立群非其司员工。另称，孙会祝因分包其工程而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应由孙会祝向旭源租赁站支付租金。并提供如下证据：1、虹吸雨水系统材料采购合同及安装合同、PPR给水管材管件材料购销合同，证实其因港龙乐汇城项目对外签订合同均使用合同专用章。2、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证实其对案涉项目的验收等均系使用公司公章。其并未刻制项目部章。孙会祝一审质证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伟建公司没有刻制项目部章。经伟建公司申请，证人蔡广利一审出庭作证称：其系港龙乐汇城项目伟建公司的项目经理，孙会祝分包该项目中的砌墙、抹灰、钢筋混凝土、模板等工程，港龙乐汇城项目中砌墙、抹灰、模板需要用到钢管和扣件，其他施工不需要用。周木林从孙会祝处分包了脚手架。孙会祝提交的两张工程联系单、两张工程签证单，所涉工程均系孙会祝施工的工程，其上的“蔡广利”并非其本人所签字。伟建公司未刻制港龙乐汇城项目部章。旭源租赁站从未找其就钢管、扣件租金进行对账。对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等，旭源租赁站一审称，其于2012年通过老乡认识孙会祝，孙会祝是做土建项目的。孙会祝说港龙乐汇城项目是伟建公司的，他负责土建施工，《租赁合同》是其和孙会祝协商拟定的，后其拿到港龙乐汇城项目上，孙会祝签字后找一个领导盖了章后给了其。因为孙会祝在现场负责土建施工且能盖到项目部章，所以其认为孙会祝能够代表伟建公司签订合同。其将钢管、扣件送至项目工地时由《租赁合同》约定的周木林、陈喜签字，听周木林说他是从孙会祝处分包的脚手架人工。2014年或2015年孙会祝因其他工程向其租赁钢管，向其交了押金，结算时其将多出的2万多元扣做了案涉的租金。孙会祝称，是其和旭源租赁站协商拟定的合同，在港龙乐汇城项目上签好字后，其拿给项目经理徐正友盖的项目部章。一审审理中，旭源租赁站持法院调查令至相关部门调取“江苏伟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港龙乐汇城工程项目部”备案章，但未有备案章。一审法院认为：一、伟建公司无需对旭源租赁站承担付款义务。1、孙会祝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不能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职务代理。第一、根据伟建公司举证的工程资金分配计算单，孙会祝系分包伟建公司中标的港龙乐汇城项目的部分工程，孙会祝非伟建公司的项目经理，也非伟建公司员工，无权代理伟建公司签订合同。顾德海也陈述，孙会祝系挂靠伟建公司做土建工程的，即其明知孙会祝非伟建公司员工。第二、伟建公司否认其对港龙乐汇城项目刻制过项目部章，且提供证据证实对该项目其使用公司合同专用章对外采购、使用公司公章进行项目验收等，经一审法院调查也未发现该项目存在备案章。孙会祝提交的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上虽也加盖了案涉项目部章，但所涉工程均系孙会祝分包的工程，且项目经理蔡广利否认上述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上其名字系其本人所签，即无法证实上述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上的项目部章系伟建公司加盖。第三、即使伟建公司默认或允许孙会祝在上述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上使用孙会祝私刻的项目部章，也不能推断伟建公司授权孙会祝签订案涉《租赁合同》。2、孙会祝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不能构成对伟建公司的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印章的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时间与地点、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以被代理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即被代理人具有一定的过错为前提，以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为条件。本案中，旭源租赁站以孙会祝负责案涉项目土建施工且能找领导加盖项目部章为权利外观，判断孙会祝有权代表伟建公司，不能认定其符合上述善意标准。第一、旭源租赁站明知孙会祝非伟建公司员工，应对孙会祝有权代理伟建公司进行更为审慎的核查。旭源租赁站即已至伟建公司项目部签订合同，理应向伟建公司核实有无对孙会祝进行授权。第二、孙会祝提交的工程联系单、工程签证单均产生于《租赁合同》签订之后，不能作为旭源租赁站判断孙会祝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代理伟建公司之权利外观的依据。第二、根据顾德海所述，其系将租赁标的送至工地由周木林等签收，听周木林说他是从孙会祝处分包的脚手架人工，则旭源租赁站在交付租赁标的时也明知未和伟建公司进行交接。第三、租赁标的回收后，旭源租赁站于2016年1月2日、2019年5月17日两次和孙会祝核算并签订《结算确认单》，均未与伟建公司核对。第四、旭源租赁站从未向伟建公司主张付款，而于2014年或2015年直接扣抵孙会祝的保证金支付案涉租金。二、孙会祝应对旭源租赁站承担付款义务。孙会祝与旭源租赁站协商签订《租赁合同》，实际使用租赁标的，并和旭源租赁站签订《结算确认单》确认欠款金额。1、《租赁合同》约定脚手架拆除支付50%租金，余款50%分两年付清。2016年1月2日双方已对账确认租金金额及缺赔数量、金额，即孙会祝于对账之前已拆除脚手架并归还了钢管和扣件，现付款期限已届满，旭源租赁站主张支付租金及缺赔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2、孙会祝未能按时支付租金及缺赔，旭源租赁站自2019年5月18日起计算滞纳金符合合同约定，但主张的标准过高，一审酌情调整为按年利率11.7%计算。3、旭源租赁站主张的律师费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超过合理标准，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孙会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旭源租赁站租金及缺赔共1047910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11.7%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的滞纳金；二、孙会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旭源租赁站律师费42000元；三、驳回旭源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0638元，由旭源租赁站负担729元，由孙会祝负担19909元。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孙会祝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月8日伟建公司与苏州安派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混凝土购销合同》一份；2、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5）吴执字第27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网上打印件一份，证明孙会祝有权代表伟建公司签字，并盖具项目部章，从而本案中伟建公司应对旭源租赁站承担付款责任。伟建公司对此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孙会祝无权代表伟建公司签字，伟建公司从未刻制过项目部章；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另案的调解、裁定书内容与本案无关。旭源租赁站质证认为，认可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如下：2014年1月8日《混凝土购销合同》，伟建公司对其真实性等均不予认可，本院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即便真实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旭源租赁站的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根据现有证据，首先，孙会祝并非伟建公司案涉港龙乐汇城项目的项目经理、亦非伟建公司员工，仅自伟建公司处分包了项目部分工程，其个人未经伟建公司合法授权或追认，无权代表伟建公司与旭源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亦在客观上不存在具有伟建公司代理权的表象。其次，孙会祝与顾德海之间存在多个项目合作交易，其间，孙会祝均为分包项目部分工作，顾德海对于孙会祝是否具有代理权限不构成善意。一审结合租赁合同签订过程、合同履行中租赁物的交接、部分租金的抵扣支付、租赁标的的对账结算及催要等客观情况，综合分析并认定旭源租赁站的行为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故伟建公司并非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付款义务。综上，孙会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38元，由上诉人孙会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审判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春联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反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