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超，男，汉族，1980年8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轩，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亚平，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安英，女，汉族，1968年3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高，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广，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国雄，男，汉族，1981年2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原审被告：李国富，男，汉族，1984年5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安化县。原审被告：周宗凡，男，汉族，1979年10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化县。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纵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2003号华嵘大厦2105单元。法定代表人：李童。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纵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超。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轩，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亚平，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超因与被上诉人张安英，原审被告朱国雄、原审被告李国富、原审被告周宗凡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纵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纵合投资企业”）、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纵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一资本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5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梁超及纵合投资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亚平、曹轩，张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高、严广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及原审第三人纵一资本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张安英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安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湖南纵一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扩大股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为退伙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会议纪要》是关于收购合伙份额的协议，内容清楚、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收购方已实际进行了付款义务的履行，剩余款项应当继续由合伙份额收购方,即深圳市纵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一控股公司”）来予以完全支付，理由如下：1、《会议纪要》主题明确，这是“关于深圳市纵一控股有限公司原价收购深圳市纵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纵合投资企业”）股份事宜”的会议，该会议第二条，写明了是由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各有限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收购双方主体明确、收购价格确定，双方或其代表均有签字，合法有效，应予遵守。2、《会议纪要》全文并未涉及纵合投资企业为义务主体，未体现退伙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各有限合伙人既未提前通知退伙，也未签订退伙协议，未履行退伙结算的法定程序，不符合退伙的有关法律规定。3、《会议纪要》签订后，纵一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最大股东）周宗凡实际履行了部分收购款的支付义务，共计已支付228.8万元。也正是因为周宗凡具备上述身份，才一致确定由其负责《会议纪要》的具体实施。周宗凡的付款行为实质就是纵一控股公司在履行收购款的支付义务，收购行为合法、有效，且已部分履行。剩余款项，应由纵一控股公司继续履行。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属于各有限合伙人退伙后纵合投资企业应当承担的债务，梁超成为纵合投资企业新的普通合伙人，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梁超在《会议纪要》签订当时，不仅是深圳市纵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一资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纵一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因纵一资本公司在《会议纪要》全文并未体现，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应属纵一控股公司的职务行为，能够代表纵一控股公司收购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会议纪要》属收购协议，而非退伙协议，不存在纵合企业的对外债务问题。退一万步来讲，《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所规定的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身就是对外责任的无限，作为有限合伙的纵合投资企业在全部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就只剩下纵一资本公司这一普通合伙人，不再是有限合伙企业，不产生有限合伙的法律效力，亦不再适用有限合伙企业的有关法律规定。并因合伙人数达不到法定标准，而成就法定的应当解散的事由，若解散，就更应以企业现有财物进行清算退还。故合伙企业解散，针对解散时的投资款退还义务并不属于合伙企业的对外债务，而只应当适用《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有限合伙企业的注销清算。相反，《会议纪要》为收购协议的情形下才符合实际情况。梁超于《会议纪要》及《承诺书》之后变更成为纵合投资企业的基础及前提就是该合伙企业实际存续。在纵一控股收购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之后成为实际的有限合伙人，满足合伙企业设立及存续的法定条件，梁超变更成为纵合投资企业普通合伙人才具有现实基础。三、一审法院判决梁超承担首要、全部赔偿责任明显不公平，有违《会议纪要》签订时各方的真实意思及合约目的。《会议纪要》签订，本意并不是各有限合伙人退伙，全文未出现退伙字样，且与会人员也超出纵合投资企业各合伙人主体范围（如李国富、朱国雄），明显不是一审法院所述“是纵合投资企业内部关于退伙的协议”。《会议纪要》收购内容及意思如此明确，各方也已签字，就应当遵守当时的真实意思及合约目的，而不能过后过度解读变换概念，以此来损害作为后加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即梁超。梁超作为《会议纪要》的参会人及《承诺书》内容的知晓者，也正是基于该两份书面合约的内容及性质，才在此之后接受变更，登记成为普通合伙人。现不能因为张安英等人不能按时收回合伙份额转让款转而违背订约当时的合意来加重梁超的责任，这对于梁超而言，明显不公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系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判如所请。张安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扩大股东会议纪要》为张安英等有限合伙人的退伙协议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扩大股东会议纪要》名义上主题为“关于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纵合投资企业股份事宜”，但从该会议纪要约定的内容及签署会议纪要的人员来看，该会议纪要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退伙要件及特征，系张安英等有限合伙人的退伙协议。第一，会议纪要虽未列明退伙二字，但该会议纪要第三条及第五条均已明确约定张安英等八人退出纵合投资企业，纵合投资企业为支付张安英等有限合伙人出资款的主体。其中第三条约定由“公司”支付张安英等人投资款，第五条约定“以上款项支付完毕，相关人员在“公司”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一并终止”，而本案中张安英等八人仅为纵合投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只对纵合投资企业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与涉案其他公司并无关联，故会议纪要第三条及第五条约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公司”只可能是纵合投资企业。故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纵合投资企业各合伙人签署会议纪要目的系纵合投资企业支付张安英等八位有限合伙人投资款后，张安英等八位有限合伙人退伙。第二，张安英等八位有限合伙人退伙符合《合伙企业法》之规定。如上所述，《扩大股东会议纪要》系张安英等八人的退伙协议，纵合投资企业各有限合伙人均在该纪要上签字，梁超作为纵一资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纪要上签字的行为应对纵一资本公司和纵合投资企业产生法律效力，该纪要约定的退伙事项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另外，全体合伙人经结算后一致签字确认纵合投资企业需退还张安英等八人出资的数额和时间，并在纪要第三条明确予以约定，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六条及五十一条的规定。第三，周宗凡支付的款项系履行纵合投资企业退还张安英等八人投资款的义务。本案中，张安英等八人与案外人聂仁珍、徐艺、周小初及朱文胜为入股湖南纵一咨询管理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一公司），遂分别向纵一咨询公司创始人股东梁超、周宗凡、朱国雄及李国富等四人支付了共计320万元出资款，但四人未将张安英等人注册为股东。而是于2016年1月21日将张安英等人、案外人与纵一资本公司注册成立纵合投资企业，并将张安英等人登记为有限合伙人，故张安英等八人与案外人向梁超、周宗凡、朱国雄和李国富支付的320万出资款实际上为纵合投资企业出资款。如上所述，扩大股东会议纪要本质上为张安英等人退伙协议，纵合投资企业应向张安英等人返还出资款，周宗凡作为收取张安英等人纵合投资企业出资款的主要主体之一，其向张安英等人返还出资款的行为实质上是代纵合投资企业履行支付义务。梁超虽主张周宗凡支付款项行为实质上为纵一控股公司履行收购义务，但会议纪要没有约定周宗凡为纵一控股公司支付收购款的主体，纵一控股公司也未出具相应的委托付款函，即使彼时周宗凡为纵一控股公司股东，其也不可能在未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冒巨大风险自行代纵一控股公司向张安英等人支付款项，故周宗凡向张安英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不可能是代替纵一控股公司履行收购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梁超需对入伙前合伙企业债务也即本案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系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四十四条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上所述，2016年10月15日纵合投资企业各合伙人一致同意张安英等八人退伙，故纵合投资企业应承担返还张安英等八人出资款之义务，此债务系纵合投资企业债务，纵一资本公司作为纵合投资企业普通合伙人应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2月6日，纵一资本公司将其在纵合企业中的合伙份额全部转让给梁超，梁超成为纵合企业普通合伙人，故按上述法律规定梁超应对张安英等八人出资款承担连带返还义务。至于张安英等八人退伙后，纵合投资企业是转为普通合伙企业还是解散均不影响纵合投资企业及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梁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维护张安英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纵合投资企业述称：大部分意见与梁超上诉意见一致。如果扩大股东纪要系退股协议，企业就剩纵一资本公司一个合伙人，企业就不存在，不走清算程序直接由法院分配财产，会严重损害企业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应走破产程序而非法院直接判决企业解散后财产分配问题，故应当驳回张安英的诉讼请求。朱国雄、李国富、周宗凡、纵一资本公司未参加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梁超、朱国雄、李国富、周宗凡向张安英返还投资款85500元；二、梁超、朱国雄、李国富、周宗凡向张安英支付滞纳金474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6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8月15日，并按11元每日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梁超、朱国雄、李国富、周宗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28日，张安英（乙方）与周宗凡（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双方约定：甲方自愿将持有的纵一咨询公司中1%的股权（目标股权）以3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以该价格受该目标股权，上述股权转入价款应于本协议签约当日内由乙方一次性全额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受让目标股权后，暂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乙方委托甲方代为目标持股，待纵一咨询公司创始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超过10%时，一并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届时所有受让方统一注册成持股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再由甲方将目标股权转让给新成立的持股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前，目标股权的一切股东权利委托甲方代为行使，此委托为不可撤销委托。上述协议签订后，张安英按约支付了30万元投资款，纵一咨询公司向张安英出具了一张收款收据。2016年10月15日，周宗凡、朱国雄、梁超、李国富与张安英及案外人周小初、聂仁珍、朱文胜、姜波、谢贤君、许泽锋、徐艺、邓农、施建雄、左青松共同签署《湖南纵一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扩大股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主题为：关于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纵合投资企业股份事宜，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达成以下决议：一、明确周宗凡负责以下事务的具体处理；二、明确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纵合投资企业中张安英（30万元）、周小初（20万元）、聂仁珍（20万元）、朱文胜（20万元）、姜波（30万元）、谢贤君（20万元）、许泽锋（20万元）、徐艺（30万元）、邓农（30万元）、施建雄（40万元）、左青松（30万元）、何晴朗（30万元）的股份，共计320万元；三、付款方式：1、2016年10月15日，用公司现金款64万元，等比例支付以上12人股本金；2、2016年11月30日前，用公司现金款96万元，等比例支付以上12人股本金；3、2016年12月31日，用现金款130万元，等比例支付以上12人股本金；4、2017年一季度每月30日前，用现金款10万元，等比例支付以上12人股本金；四、从2016年10月15日起纵一咨询公司停止运营，但继续支付以上款项；五、以上款项全部支付完毕，相关人员在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一并终止。2017年3月19日，李国富、朱国雄出具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主题：关于纵一咨询公司退还合伙人款项一事。一、四位创始人应承担退还各合伙人的具体金额如下：周宗凡32.5万元，梁超33万元，朱国雄36万元，李国富26.5万元。二、还款期限与方式：周宗凡于2017年3月30日前将32.5万元全额退清；梁超于2017年4月30日前将33万元退清；朱国雄于2017年4月10日前退12万元，于2017年5月10日前退12万元，于2017年6月10日退12万元；李国富于2017年4月10日前退6.5万元，于2017年5月10日前退10万元，于2017年6月10日前退10万元。三、各合伙人股金：张安英30万元、周小初20万元、聂仁珍20万元、朱文胜20万元、姜波30万元、谢贤君20万元、许泽锋20万元、徐艺30万元、邓农30万元、施建雄40万元、左青松30万元、何晴朗30万元，12位合伙人共计320万元，已退192万元，余额为128万元，徐艺的剩余股金及喜家帮配的事，由李国富代表纵一咨询公司处理。四位创始人承诺按时退还清。”张安英称至今至只收到纵合投资企业及周宗凡退款合计21.45万元，尚有8.55万元未获清偿，故诉至法院。另查明，纵一咨询公司于2015年1月6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梁超、周宗凡、朱国雄、李国富曾系该公司股东。2015年7月7日，李国富退股，公司股东变更为梁超、周宗凡、朱国雄。2016年3月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纵合投资企业和纵一资本公司。2017年10月30日，纵一咨询公司登记注销。纵一资本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超，投资人为纵一控股公司。2017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投资人变更为李广泽（出资额490万元）、李童（出资额51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由梁超变更为李童，监事由周宗凡变更为李广泽。纵合投资企业于2016年1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法定代表人梁超，执行合伙人纵一资本公司为普通合伙人。工商登记显示，纵合投资企业的投资人有：纵一资本公司（出资额230万元，出资比例46%）、朱文胜（出资额45万元、出资比例9%）、何晴朗、谢贤君、邓农、周小初、徐艺、姜波、左青松、许泽锋、聂仁珍（该九人出资额均为25万元、出资比例5%）。2017年12月6日，普通合伙人纵一资本公司变更为梁超（出资额为230万元、出资比例46%），其他投资人及出资额未变。纵一控股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梁超、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曾系该公司股东。2018年3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梁超变更为叶芷慧，公司股东由梁超、周宗凡变更为黄玉霞、翁斯伟、黄玉连。一审法院认为：一、张安英与周宗凡签订协议后，按约支付了投资款30万元，纵合投资企业成立后，张安英成为了纵合投资企业的合伙人。由于张安英等合伙人投资后，一直未取得收益及分红，张安英等人为收回投资款，于2016年10月15日与梁超、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签署了《扩大股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的主题虽然为“关于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纵合投资企业股份事宜”，但从该会议纪要约定的内容及签署会议纪要的人员来看，该会议纪要并非是纵一控股公司收购张安英等人在纵合投资企业股份的协议，而是纵合投资企业内部关于张安英等合伙人的退伙协议，纵合投资企业执行合伙人为纵一资本公司，梁超系纵一资本公司及纵合投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梁超签署该会议纪要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会议纪要对纵一资本公司和纵合投资企业均发生法律效力。另外，虽然合伙人何晴朗未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但何晴朗事后认可该会议纪要的效力，故该会议纪要经纵合投资企业所有合伙人签名或认可，已发生退伙的法律效力。二、关于投资款的返还主体及数额。张安英投资款30万元，现张安英认可纵合投资企业共计退还张安英等12名合伙人192万元，周宗凡已退还36.8万元，按张安英的股份比例，张安英已获得退还的投资款21.45万元[（192万元+36.8万元）×（30万元÷320万元）]，尚有8.55万元（30万元-21.45万元）未获清偿。虽然梁超未在《承诺书》上签名，但因本案债务属于张安英退伙后纵合投资企业应当承担的债务，后梁超入伙成为纵合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梁超应当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张安英要求梁超返还投资款8.55万元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另外，李国富、朱国雄于2017年3月19日签署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有“由李国富退还各合伙人26.5万元，朱国雄退还36万元，周宗凡退还32.5万元，梁超退还33万元”。李国富、朱国雄在该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书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在其承诺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李国富承诺退还26.5万元，朱国雄承诺退还36万元，按张安英的股份比例，李国富应返还张安英投资款2.484375万元[26.5万元×（30万元÷320万元）]，朱国雄应返还张安英投资款3.375万元[36万元×（30万元÷320万元）]。周宗凡并未在承诺书上签名，且其并非纵合投资企业的合伙人，无须对该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其自愿偿还张安英的款项，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不予处理。关于滞纳金，梁超、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未按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返还投资款，张安英请求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三、李国富、朱国雄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不举证和不质证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梁超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安英投资款85500元及滞纳金（以85500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李国富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在24843.75元及滞纳金（以24843.75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朱国雄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在33750元及滞纳金（以33750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张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205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616元，由梁超、李国富、朱国雄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扩大股东会议纪要》的定性及款项返还问题。首先，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可以退伙。本案中张安英支付投资款成为纵合投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但因投资后一直未取得收益及分红，张安英等人为收回投资款，与梁超、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签署了《扩大股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的主题虽然为“关于纵一控股公司原价收购纵合投资企业股份事宜”，但从该会议纪要约定的内容、签署会议纪要人员以及李国富、朱国雄于2017年3月19日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主题系退还合伙人款项金额，而非由纵一控股公司支付张安英等人收购款等具体内容来看，一审法院认定该会议纪要并非是纵一控股公司收购张安英等人在纵合投资企业股份的协议而是纵合投资企业内部关于张安英等合伙人的退伙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梁超主张纵合投资企业的全部有限合伙人退伙，只剩下纵一资本公司这一普通合伙人，不产生有限合伙的法律效力，亦不再适用有限合伙企业的有关法律规定，合伙企业应该解散。本院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普通合伙人的，转为普通合伙企业。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的，合伙企业应当解散。本案中张安英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梁超、周宗凡、李国富、朱国雄签署《扩大股东会议纪要》退伙取回投资款，周宗凡也实际支付了部分款项，张安英的退伙并不违反上述相关规定，即使张安英等人退伙后导致该合伙企业只剩下纵一资本公司这一普通合伙人，也是纵合投资企业在张安英等人全部退伙后，在确实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下再行解散事宜，故对梁超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再次，梁超作为纵一资本公司及纵合投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参与了《扩大股东会议纪要》的签署，该会议纪要对纵一资本公司及纵合投资企业均发生法律效力，后梁超又入伙成为纵合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梁超应当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梁超返还张安英相应投资款85500元及相应滞纳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梁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056元，公告费500元，合计2556元，由梁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李兴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夏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