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8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狮，男，195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鸿，男，195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玲，女，195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再练，男，195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再春，男，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宝治，女，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大年，女，193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以上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钟灵，福建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志雄，福建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素梅，女，193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民，男，195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宾，男，195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国，男，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以上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英明，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涂萍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因与被上诉人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福建省公定典契纸》及《公定典草契纸》（以下统称《公定典契纸》）系真实合法有效的，证实上诉人对案涉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享有典权，一审判决称“《公定典契纸》真实性难以确认，原告无法证明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是错误的，而且是懈怠履行审判职责。具体如下：1.上诉人持有的《公定典契纸》及《公定典草契纸》由同安县人民政府所颁发存执，且是原件，并有相应的缴纳契税的票据原件，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其真实性。至于《公定典契纸》及《公定典草契纸》纸质不同，长短不一，而又粘贴在一起，严丝合缝，中间加盖同安县人民政府公章的问题。同安县档案馆存档的相类似的公定契纸，都是这种情况，有案可查。一审法院向同安档案馆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追记》，亦证实该情况是客观真实的，据同安档案馆工作人员讲述，是因为《公定典契纸》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制作的文本，《公定典草契纸》是厦门市制作的文本，才形成这种情况。2、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在（2016）闽02民终3017号案件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集美区岑西路北边房屋系上诉人祖上转典给被上诉人祖上，并确认该房屋在对方出典范围内。该陈述即确认了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也确认了作为典物的房屋就是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当然，案涉房屋并没有转典给被上诉人，而是上诉人陈金狮等人的爷爷陈子君与被上诉人陈惠民等人的奶奶吴含笑关系较好，而出借给被上诉人家人居住的。3.正泰司法鉴定中心29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一步证实《公定典契纸》为同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真实合法有效。该29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上诉人持有原件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定典契纸》中市县长（盖章）处的“王德明”印文与留存于同安县档案馆的样本1即1953年5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建筑契纸》中市县长（盖章）处的“王德明”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成。（2）倾向认为上诉人持有原件的1953年5月3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定典契纸》中间（盖章）处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印文与留存于同安县档案馆的样本2即1953年5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建筑契纸》中间（盖章）处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判决本应依法根据该29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公定典契纸》与《公定典草契纸》的真实、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存在严重不公，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就上诉人提交的正泰297-2《司法鉴定意见书》未在判决书中罗列，更不存在评判。2.一审法院将《公定典契纸》上印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有所失当。过程如上所述，《公定典契纸》客观真实，本无可争议。上诉人原本无需申请鉴定《公定典契纸》上印章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而对《公定典契纸》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一审法院本应依法将鉴定印章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然而，一审法院却将该公定典契纸印章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分配鉴定申请的举证责任亦体现出一审判决偏袒被上诉人。上诉人虽不服，但也表示愿意承担。但是，应当讲明，是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上诉人提出的鉴定，而非上诉人主动提出的申请；一审判决称“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故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典契纸》及《典草契纸》中公章及县长印鉴的真伪进行鉴定”的认定与事实不符。3.一审判决没有采信正泰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错误的，违反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判决称正泰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难以确认”，无法成立。对该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同一时期同安县人民政府及王德明的印章有多枚不合常理，其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系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形成，鉴定样本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分析意见较为简单，也未采取专业的重叠法进行鉴定，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采纳”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如下：①同安县人民政府在1953年区域广阔，有10个区、2个镇，138个乡，使用多枚印章进行制作相关公定契纸，合情合理，且正泰297-1《鉴定意见书》证实集美国土局留存的档案中的印章印文，与同安区档案馆留存的档案的印章印文不是出自于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形成，证实当时确实存在多枚印章办理相关公定契纸的事实（据说当时有多个办证点）。一审判决称之为“不合情理”，让上诉人回忆起第一次庭审时，捧着《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主审法官不听解释，大吼大叫，“一证一房，这是常识！一证多房，怎么可能？不合情理！”所谓“不合情理”，实属缺乏历史常识，系不尊重历史事实造成错误的认定。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做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推翻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单方委托有关部门所做的鉴定意见，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反驳证据且无新的鉴定意见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做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院案例（2016）最高法民申2672号亦做相同表述。③鉴定样本现留存于行政机关，即集美国土局和同安档案馆，一审判决所谓“样本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与事实不符，且是懈怠履行审判职责。④印章印文鉴定是高度专业的工作，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依法接受委托依法作出的专业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若有疑问，完全可以通知鉴定人员到庭询问。一审判决没有通知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询问，却主观臆断“分析意见较为简单，也未采取专业的重叠法进行鉴定”，实属懈怠履行审判职责，显失公平。4.一审法院就被上诉人举示的三位证人证言未在判决书中罗列，更不存在评判。三位证人能够证实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5.被上诉人XX号《建房用地许可证》系从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房产第二栏换证而来，但在四至上存在“北至自己厝0.75米”记载是错误的，庭审中，上诉人对此一再强调，一审判决无视证据和庭审情况，认定双方对此无争议，是完全错误的。6、被上诉人的危房改造申请系套用已经换成XX号《建房用地许可证》的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房产第二栏，是骗取冒领危房改造补贴，且申请未经批准，一审判决无视证据和庭审情况，仅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申请危房改造，而没有全面认定案情，显然是错误的。三、历思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并非否定上诉人所持有的《公定典契纸》的真实性，结合正泰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在1950年代，同安县人民政府使用多枚印章办理相关公定契纸。历思《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上诉人《公定典契纸》和《公定典草契纸》上“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与县长“王德明”名章印文，与同安档案馆提供的某2份比对样本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与县长“王德明”名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上诉人持有的《公定典契纸》与《公定典草契纸》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是原件，由同安县人民政府所颁证。结合历思《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上诉人得出一个结论，即1950年代，当时同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相关公定契纸过程中使用多枚印章。同时，上诉人经查询百度得知，同安县人民政府在1953年区域广阔，有10个区、2个镇，138个乡，该信息更加印证上诉人的结论。为了证明上诉人的结论，上诉人委托正泰司法鉴定所，从厦门市集美区国土房产分局（现更名为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美分局，下同）和厦门市同安区档案馆扫描采集相关的检材、样本，进行鉴定。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做出“正泰司鉴【2019】文鉴字第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29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留存于同安档案馆的检材1即1953年11月1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買契纸》中市县长（盖章）处的“王德明“印文，与留存于集美区国土局的样本1即1954年4月2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继承契纸》中市县长（盖章）处的“王德明”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留存于同安档案馆的检材2即1951年5月《典契存根》（原所有人姓名：王林岸）中间（盖章）处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印文，与留存于集美区国土局的样本2即1954年4月2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继承契纸》中间（盖章）处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由此可见，当时在办理相关公定契纸的过程中，“同安县人民政府”及“王德明”的印章有多枚。这些留存于相关行政机关存档文件中的印章尽管不是出自于同一枚印章，但是，都是真实的。被上诉人将非出自于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形成称之为“虚假”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四、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典权就是一种物权。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侵害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典权（物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称“原告无法证明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1.典权人对典物的使用收益几乎没有限制，与所有权内容非常接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包括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使得典权制度成为习惯法（我国台湾地区仍沿用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性质一直以来就存在分歧，主要有三种学说，用益物权说、担保物权说、折中说，其中，用益物权说为通说，但不管哪一种学说，都承认典权是一种物权。典权人可以“占有典物并享有收益权、转典权、出租权、让与（退典）权、担保设定权、优先购买权、典物留置权、重建修缮权、费用求偿权等权利。”典权人对典物的使用收益几乎没有限制，与所有权内容非常接近。2.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典权（物权）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对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但土改中已解决的房屋典当关系，不再变动。”本案中，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典权经过同安县人民政府的登记，并交纳契税，是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典权（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3.被上诉人侵害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典权（物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法律依据如下：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②《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五、本案典权已经经过法定期限而依法作绝。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典当已经作绝”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典期届满逾期十年或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三十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本案典当关系发生于1933年，于1953年重办手续并颁证，未载明典期，至1963年已经30年，根据上述规定，案涉房屋于1963年就已绝卖。上诉人存执的由同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公定典契纸》为原件，证实典当关系真实存在，且未经回赎。被上诉人所谓的“转典”的说法不属实，但是，从另一侧面证实本案的典当关系真实存在，且未经回赎。1933年出典至今已经87年，一审法院经尽力审查，无法查清出典人的继承人的情况，就应当依法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已经作绝。显然，一审判决认为“即使原告对上述房屋享有典权，其主张该典当关系已经作绝，但是原、被告双方均不清楚原所有权人陈老君有无继承人，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典当已经作绝”与事实不符，与上述法律的明确规定相违背，是错误的。六、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对案涉房屋没有任何证件，不享有任何权利。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被上诉人是拆毁上诉人享有典权的房屋的不法行为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典权纠纷，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不属提起房屋确认产权程序的诉讼，故，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物权保护的前提是确权，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典当已经作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的内容：‘出典的房屋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回赎期限，承典人提起确认房屋产权归己的诉讼时，人民法院因分别情况适用不同程序，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提出异议的，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无异议的，或者出典人已经死亡又无继承人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经审理，如确认房屋产权归承典人所有，出典人即可持法院判决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原告未就上述房屋产权进行司法确认，也未办理过权属登记，故原告主张其对上述房屋享有物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是适用法律的错误。1.被上诉人陈述其祖上从上诉人祖上“转典”案涉房屋与事实不符，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故，其拆毁案涉房屋，对上诉人的典权（物权）构成侵权，是不法行为人。被上诉人又不是出典人，本案也不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要求确认房屋产权，故，一审判决适用上述《回复》，适用法律不当。2.经同安县人民政府登记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契纸》就是典权（物权）凭证，无需另行确权，上诉人就享有典权（物权），就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另行提起确认产权的诉讼，之后才能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种说法无视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典权经同安县人民政府登记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3.确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作绝后，享有所有权，这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应当查明的职责。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显然是懈怠履行审判职责。4.案涉房屋已经在2015年11月被被上诉人非法拆毁，故此发生本案，此时，案涉房屋已不复存在，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另行提起确认产权的诉讼，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显然是错误的。 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辩称，一、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根本无权提起该案诉讼，无权提出该案诉讼请求，法院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判决对陈子君的户籍情况及亲属关系情况予以确认是错误的，应予纠正。1.上诉人凭完全不具真实性的《福建省同安县（市）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契纸》（为陈述便利，以下简称二者为《典契纸》）提起本案诉讼，《典契纸》显示承受人为陈子君，但上诉人没有任何户籍资料可以证明陈子君的户籍情况，也没有任何户籍资料可以证明陈子君与陈政宗、陈建民、陈素英的父子或父女关系。2.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调查访察笔录》根本不具真实性，不是合法的户籍关系凭证。二、除前述认定事实错误外，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闽历思司鉴所[2019]文鉴字1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典契纸》自身存在的重大疑点、重大问题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提交的《典契纸》明显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且在没有对应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政府有关部门内档的土地房产登记资料可以佐证上诉人提交的《典契纸》项下房屋的存在及其权属事实的情况下，物权保护的基础何在？上诉人仅凭完全不具真实性的《典契纸》提起本案物权保护诉讼，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仅凭该理由，法院即可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但在该问题上的阐述论证稍显不足，二审法院可适当予以补充。1.厦门市集美第一国土所出具证明：（1）集美乡岑头村陈老君的1953年5月3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查无内档资料。（2）集美乡岑头村陈老君在辖区内查无申请农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资料。2.2019年1月21日，原审法院至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进行调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回复其档案系统目前无上述档案。3.2019年7月9日，原审法院至同安区档案馆进行调查，但原审法院未调取到上述典契纸的“典契存根”联。（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典契纸》项下房屋的存在，更无法证明《典契纸》项下房屋系讼争房屋。1.从上诉人向法庭所出示的《典契纸》的记载内容分析，其房屋是座落在“村中潭浦”，而现讼争的房屋是被上诉人土改时登记的几处房产之中，座落地点均为“宅埕”(见《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XXXX)：讼争房产西边是陈连带土改时登记的房屋,座落地点也是“宅埕”(见《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XXXX):东边的陈庚土改时登记的房屋,座落地点也是“宅埕”(《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XXXX)，可以肯定，现讼争的房产的地理方位一定是“宅埕”,而不是“村中潭浦”。从土改时期颁发的产权证分析，“村中潭浦”和“宅埕”，以及“村北石井顶”等地名，都是按当时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行划分的，是不可能将两个地理方位混同的。更明显一点，假如“陈老君与陈天然同住一间大厝”属实的话，那么，两个人的土改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要么就一同登记为“村中潭浦”要么就登记在“宅埕”，根本不可能陈老君那一半的房子登记在“村中潭浦”，而陈天然的另一半房子登记在“宅埕”，这既是常理，也是房产权属登记的规范。“村中潭浦”是一个有别于“宅埕”的独立的地理范围，“村中潭浦”是在现“丰乐购生活超市”后的那一带，被上诉人提交的同字第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也可以印证这一事实，登记于户主陈水炭名下的同字第XXXX号土地房产中，明确载明房产座落于“潭浦”（现“丰乐购生活超市”后），说明“潭浦”是有别于“宅埕”的一个独立地名。据被上诉人一方所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记载，陈天然的土地房产中,有一块“地基”是在“村中潭浦”其余的均在“宅埕”和“岑头街”，当时为什么要按不同的地理方位登记呢？说明每个地名都有其特定范围。因此可以认定，即使《典契纸》属实，《典契纸》项下的房屋也肯定不是讼争房屋。2.“陈老君”与“陈老根”房屋的四至也不相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XXXX)记载显示，北边相邻的只有一个叫“陈老根”的人，从陈连带一家所提供的土改产权证(XXXX)记载“东至陈老根”、“北至陈天然”，也证明其东边与“陈老根”相邻，假设“陈老君”与“陈老根”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典契纸》中“陈老君”的房产的四至就应当记载有“南至陈天然”“西至陈连带”。但事实上，《典契纸》上所记载的“陈老君”的房屋四至是“南至陈天然”、“西至厝后石刀”，“石刀”在当时应当是一种很特殊的地理标志物,根本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石磨”(闽南语中,“石刀”和“石磨”根本为两个不同的名称)，陈连带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当时是一间的房屋，面积25平方米，也就是说，陈连带的房子与陈老根的房子是紧挨着，根本就没有什么“石刀”，或“石磨”独立存在的位置。所以，《典契纸》中所称典当房屋“西至厝后石刀”可以明确，《典契纸》项下房屋不是在陈连带房屋东边，《典契纸》项下房屋与陈连带房屋不相邻，上诉人欲以陈连带房屋的四至来证明《典契纸》项下房屋系讼争房屋，上诉人的这一证明不能成立。3.“陈老君”不等同于“陈老根”。（1）“君”与“根”两字的字形相去甚远。（2）上诉人提供的《典契纸》上注明有“上手原契壹纸”，说明，在制作这份《典契纸》时，“陈老君”这个名字是从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即上手契)中抄录出来的，以当时文书抄写人的文字功底来分析，是不可能将“陈老君”笔误写成“陈老根”的。（3）闽南语中，“君”与“根”的发音虽相似，但仍存在细微差别。不能因发音相似，就认定《典契纸》中的陈老君就是“陈老根”，更不能因此认定《典契纸》中的陈老君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XXXX)记载的“陈老根”。（三）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及现场勘查情况足以证明《典契纸》项下房屋不是讼争房屋。1.目前厦门市及同安区土地房产部门均无法查询到陈老君在集美区范围内有农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情况。如前所述，厦门市集美第一国土所出具证明：（1）集美乡岑头村陈老君的1953年5月3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查无内档资料。（2）集美乡岑头村陈老君在辖区内查无申请农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资料。2.上诉人主张的《典契纸》项下房屋面积为53.328平方米，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厦门市集美区私人住宅危房翻建申请书》均明确，讼争房屋面积为约85㎡，二者明显不对应。3.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进行现场勘查，测得现在的框架房屋面积为78.31㎡。（四）从常理上看，上诉人所主张的“陈老君将房屋出典给陈子君”及“陈子君将讼争房屋出借给被上诉人家人居住”等根本不合常理。1.上诉人称其祖上陈子君向陈老君典得房屋，但上诉人称其祖上和上诉人均未在《典契纸》项下房屋居住过，这明显不合常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非常低下，在收入微薄的情况下，花大价钱典当房屋所为何用？肯定是居住，但上诉人祖上和上诉人均未在《典契纸》项下房屋居住过，可见上诉人所称“陈老君将房屋出典给陈子君”和“陈子君将讼争房屋出借给被上诉人家人居住”均不属实。2.被上诉人一家居住在集美区岑西路房屋（含讼争房屋）内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上诉人从来没有提出异议。3.陈老君于1933年去南洋，此后再未回集美，怎么可能于1953年回来签字出典房屋？（五）上诉人在诉状及多次庭审中均称，“陈子君将讼争房屋出借给被上诉人家人居住”，上诉人应就出借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无法就该“出借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举证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六）从程序及法律适用上看，上诉人在未通过法律程序确定对《典契纸》项下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前提下，根本无权提起物权保护之诉，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等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1.如前所述，本案中，上诉人仅凭完全不具真实性的《典契纸》提起诉讼，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典当房屋已经绝卖，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陈子君已经取得典当房屋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明确：“出典的房屋已超过规定的回赎期限，承典人提起确认房屋产权归己的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分别情况适用不同程序：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提出异议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无异议的，或者出典人已经死亡又无继承人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经审理，如确认房屋产权归承典人所有，承典人即可持法院判决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上诉人主张取得《典契纸》项下房屋物权的依据是完全不具真实性的《典契纸》，即使该《典契纸》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典契纸》项下房屋在陈老君与陈子君间曾经发生过典当关系，但按照传统的典当习惯，如典当关系继续存在的话，即使上诉人一方确实系陈子君之继承人，上诉人一方作为承典人的继承人应提交证据证明其至今对出典的房屋仍享有用益物权，才能推定出出典人超过法律规定时间未回赎而产生绝卖的法律后果，然本案至今为止，上诉人始终无法向法庭提出其对《典契纸》项下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出典人放弃回赎的证据。从《典契纸》的内容分析，《典契纸》项下房屋还涉及原房屋所有权人“陈老君”的利益，在上诉人与陈老君之间就物权转移的事实未审理清楚之前，直接就物权保护进行审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房屋典当纠纷如何处理,早在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同意西南财政部规定的房地产典期期满后超逾十年未经赎回申请产权登记的意见的联合通令》，该通令就此类纠纷已经做了相关规定，按上诉人所提供的《典契纸》分析，典当行为发生在1933年，在1963年就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按当时的规定，陈子君应当可以就未回赎的房屋办理产权过户，为什么没有办理？最符合情理的情况应该是根本不存在《典契纸》项下房屋，即使存在《典契纸》项下房屋，也根本不存在典当关系，或典当关系早已解除。3.从传统的典当习惯分析，以房屋出典的，承典人在支付典金之后须占有和使用出典人的房屋，也就是“钱不计息”、“房不计租”，如果出典人与承典人只签订“典契”而没有实际占有出典人的房屋，那么这只是一种抵押的借贷关系，从法律关系上分析是“明为典当，实为抵押”，这种抵押关系的借贷，贷款人不自然享有对抵押房屋的物权，上诉人在证据交换中明确，上诉人及其祖上均从未在《典契纸》项下房屋中居住过。这种“明为典当，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也只能按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不能套用物权保护的法律规定。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典权，典权就是一种物权……”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有很多学者对典权是否是物权问题作了研究和反思，普遍认为“典权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是物权。”（七）即使上诉人提交的《典契纸》属实，上诉人的诉求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即便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那么，陈子君在向“陈老君”承典了房屋之后，实际没有占有和使用出典人的房屋，是否有要回所支付的典金也不可知，上诉人应该在其本人权利受到损害之时就提出诉讼，即便是历史的原因，在超过20年之后才提起诉讼，也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次以“懈怠履行审判职责”、“存在严重不公”、“偏袒被上诉人”、“系故意遗漏，还是疏忽懈怠，不得而知”等带有明显怒意的言词抨击原审法院审判人员和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抨击毫无根据，甚至有恶意诽谤之嫌。被上诉人作为案件当事一方，本不该就此过多发表意见，否则可能又招来上诉人的恶意攻击，但上诉人将前述的“懈怠履行审判职责”、“存在严重不公”、“偏袒被上诉人”、“系故意遗漏，还是疏忽懈怠，不得而知”等言论当作一个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若不作回应，似乎也不妥。1.因上诉人提交的《典契纸》自身存在重大疑点、重大问题，且无对应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政府有关部门内档的土地房产登记资料可以佐证，上诉人根本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将鉴定申请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何错之有？又何来偏袒被上诉人？2.本案原审法院合议庭先后7次组织双方到庭进行证据交换、鉴定、开庭审理等，组织了一次现场勘查、并多次前往有关机关单位调查取证，何以见得原审法院审判人员“懈怠履行审判职责”？ 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立即拆除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土地上的违法建筑物并将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的房屋恢复原状；2.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立即拆除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土地上的违法建筑物即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北边的房屋，四至：东至路（路的对面是陈庚的房屋即集美区岑西路136号），西至陈连带未建完的房屋，南至陈天然的房屋（岑西路140号南边的房屋），北至公巷（公巷对面是陈连带等人的房屋即岑西路134号），面积为78.31平方米（现场勘验时长为15.06米，宽5.2米），一层混泥土钢筋结构；2.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赔偿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损失（具体数额以评估为准）；3.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陈子君（已故）与其配偶王香花（已故）共生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陈政宗（已故）、次子陈建民（已故）、女儿陈素英。陈政宗与其配偶张大年共生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陈再练、次子陈再春、女儿陈宝治。陈建民与其配偶陈莲叶（已故）共生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陈金狮、次子陈金鸿、女儿陈少玲。陈天然（已故）与其配偶林素梅共生育三子：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 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于1996年翻建了位于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南边的房屋。1998年11月19日，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就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南边房屋的翻建事宜补办建房审批手续，其中厦土集（居）字（2000）第XX号《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载明该房屋北至自己厝0.75米，厦门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厦土集（居）字（2000）第XX号《厦门市集美区村镇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中载明该房屋北至自己厝0.75米。 2013年6月8日，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被鉴定为危房。2015年6月10日，厦门市杏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林素梅（乙方）、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集美街道办事处（丙方）签订一份《房屋翻建或维修补偿协议书》，其中载明位于集美区岑西路140号房屋的权属人为林素梅。2015年7月9日，林素梅就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申请翻建。2015年11月，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将位于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拆除翻建，现为一层框架结构。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长期由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居住，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及其祖上未居住过该房屋。 2018年12月14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至集美区岑西路140号房屋进行现场勘验，双方对以下情况进行确认：岑西路140号北半部分现已翻建为一层框架（翻建时间为2015年11月），经双方测量，该框架的长度为15.06米，宽度为5.2米，面积为78.31平方米，该框架的四至：东至路（路的对面是陈庚厝，已翻建为6层楼，即岑西路136号），南至岑西路140号南半部分房屋（长度为15.46米，宽度为7米，5层楼，面积为108.22平方米），西至空地（陈连带申请翻建的用地），北至岑西路（巷）（同字证号为同字第XXXX号，户主是陈天换）。岑西路南半部分房屋的四至：西至岑西路的四层楼，东至路（路的对面是邱兴加厝，由陈天然于20世纪60年代出售给邱兴加，现已翻建为6层楼，即岑西路132号），南至路（路的对面是工商银行的7层楼房），北至岑四路140号北半部分即前述的一层框架。岑西路128号房屋的四至：东至岑西路140号，西至路，南至工商银行的7层楼（中间有路），北至前述的空地。 本案审理过程中，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提交《福建省同安县（市）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以下简称《典草契纸》）、《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契纸》（以下简称《典契纸》）、《契税缴款书》各一份作为证据，其中《典草契纸》载明：陈老君有承祖父遗业，乏银费用，民廿一年托中引就典给陈子君，拆现人民币肆佰零叁萬柒仟元。该业确系典者己业，并无重张典挂，亦无来历不明，如有不明为碍者，典主应出首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此系两愿，恐后生端，特立此契。不动产种类为平房，坐落于第三区集美乡岑头村村中潭埔，东至滴水，南至陈天然，西至厝后石刀，北至公巷，面积八厘，等等。落款日期为1953年5月30日。《典契纸》载明：承受人陈子君，原所有人陈老君，缴纳税额人民币壹拾贰萬壹仟壹佰元，上手原契一张，立契日期民国廿二年，不动产种类、坐落、四至、面积、典价如前述，等等。落款的县长处加盖王德明的印鉴。《典契纸》与《典草契纸》的骑缝处加盖同安县人民政府公章。《契税缴款书》载明1953年8月11日现金收讫陈子君缴纳的税款121100元。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故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向本院申请对《典契纸》与《典草契纸》中公章及县长印鉴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9年7月30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有材料，认为送检的纸张左侧抬头为“福建省同安县（市）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纸张右侧抬头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契纸”的“房契材料”中加盖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供检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有材料，认为送检的纸张左侧抬头为“福建省同安县（市）人民政府公定典草契纸”、纸张右侧抬头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定典契纸”的“房契材料”中加盖的“王德明”名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供检的“王德明”名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上述“样本”原件存放于同安区档案馆。 2019年1月21日，一审法院至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调查如下内容：1、《典草契纸》及《典契纸》有无内档资料？2、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地改革时期，位于原集美乡岑头村村中潭埔，东至滴水、南至陈天然、西至厝后石刀、北至公巷的房屋产权有无登记在陈老君（根）名下？2019年1月25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向本院回复其档案管理系统目前无上述档案。 2019年7月9日，一审法院至同安区档案馆进行调查，向该档案馆工作人员出示了《典草契纸》及《典契纸》的彩印件并询问相关问题，其陈述此类公定典契纸还有一联“典契存根”，末尾备注“此联交征收机关存查”，此处的征收机关即当时征收契税的机关，典契存根与公定典契纸骑缝处加盖“同安县人民政府”公章（并出示样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简化字，当时存在简化字与繁体字同时使用的情形；上述典契纸及典草契纸的长度不一致，是因为上述契纸的格式分别由当时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同安县人民政府提供，格式不同；1953年5月30日，时任同安县县长的是王德明。一审法院未调取到上述典契纸的“典契存根”联。 2015年12月22日，陈素英书面声明其放弃对上述典草契纸中房产的继承权。在（2016）闽02民终3017号案件庭审中，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陈述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系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祖上转典给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祖上，并确认该房屋在对方出典范围内。本案庭审中，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陈述陈老君与陈子君及其后代没有办理绝卖的手续，陈子君的继承人包括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没有通过司法机关或有权的行政机关对上述典草契纸中的房产权属进行确认；双方均表示不清楚陈老君在哪里去世，有无继承人健在。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当庭向一审法院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其主张的损失进行评估，一审法院限其于庭后7日内提交书面的评估申请及相应检材，并告知逾期未提交则按自动撤回申请处理。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未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的评估申请及相应检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对位于原集美乡岑头村村中潭埔，东至滴水，南至陈天然，西至厝后石刀，北至公巷的房屋是否享有物权。一审法院认为，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主张其对上述房屋享有物权，即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经鉴定，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提交的《典草契纸》、《典契纸》中加盖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与样本中“同安县人民政府印”公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典契纸》加盖的“王德明”名章印文与样本“王德明”名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故对于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所提交的《典草契纸》、《典契纸》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即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无法证明其对上述房屋享有典权。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主张《典草契纸》、《典契纸》颁发的同一时期，同安县人民政府及王德明的印章有多枚，并提交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为证，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该项主张不合常理，其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系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形成，鉴定样本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分析意见较为简单，也未采取专业的重叠法进行鉴定，故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采纳，故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而言，即使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对上述房屋享有典权，其主张该典当关系已经作绝，但双方均不清楚原所有权人陈老君有无继承人，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也未举证证明典当已经作绝；物权保护的前提是确权，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典当已经作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的内容：“出典的房屋已超过规定的回赎期限，承典人提起确认房屋产权归己的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分别情况适用不同程序：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提出异议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出典人或者其继承人无异议的，或者出典人已经死亡又无继承人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经审理，如确认房屋产权归承典人所有，承典人即可持法院判决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未就上述房屋产权进行过司法确认，也未办理过权属登记，故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主张其对上述房屋享有物权，缺乏依据，故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无法证明其对《典草契纸》项下的房屋享有物权，则无论该房屋是否为现集美区岑西路140北边房屋，其都无权主张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拆除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并赔偿其损失，故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主张林素梅、陈惠民、陈惠宾、陈惠国拆除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北边的房屋并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认定“于1996年翻建了位于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南边的房屋"，遗漏说明“根据XXXX《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第二栏房屋翻建，XXXX《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房产第二栏房屋记载北至陈老根”。2.一审判决遗漏说明“XX号《建房用地许可证》记载北至自己厝0.75米与XXXX《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房产第二栏房屋记载北至陈老根不一致”。3.一审判决认定“其中载明位于集美区岑西路140号房屋的权属人为林素梅”，遗漏说明“该协议书同时载明该协议书不作为权属依据，而且原告就此提出被告冒领危房改造款，并保留起诉的诉权”。4.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7月9日林素梅就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申请翻建”，遗漏说明“但未得到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批准”。5.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及其祖上未居住过该房屋”，遗漏说明“原告对此主张是原告祖上将房屋借用给被告祖上，并且曾经向被告讨要过，而被告主张是被告祖上向原告祖上转典的，被告也曾经主张过是被告祖上向原告祖上购买的”。6.一审判决认定“陈连带申请翻建的用地”，遗漏说明“陈连带根据闽土集民字(1993)47号《福建省建设用地许可证》翻建，该《许可证》内载明东至陈老根。此外，该用地现场东边留有半截砖墙，原告主张是陈连带在建设的过程中侵害原告享有典权的房屋的权利而遭到原告的阻止而留下的。”7.一审判决遗漏说明“岑西路128号房屋是根据XXXX《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土地第五栏建造而成，在该栏内载明‘村中、基、潭埔’等”。8.一审判决认定“故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典契纸》与《典草契纸》中公章及县长印鉴的真伪进行鉴定”是错误的，这个鉴定是一审法院分配给上诉人的，虽然上诉人认为这种分配是错误的，但是也接受该分配并按照法院的要求提出申请。9.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样本原件存放于同安区档案馆”，遗漏说明“此外，原告又提供两份单方委托的鉴定，即297-2号和297-1号鉴定，其中，297-2号鉴定意见为：原告的《公定典契纸》上面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鉴印文及县长‘王德明’印章印文与留存于同安区档案管的文件内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鉴印文及县长‘王德明’印章印文，分别系由同一枚印鉴、印章加盖形成的。其中，297-1号鉴定意见为：集美区国土局材料上面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鉴印文及县长‘王德明’印章印文，与留存于同安区档案管的文件内的‘同安县人民政府’印鉴印文及县长‘王德明’印章印文，分别不是由同一枚印鉴、印章加盖形成的。”10.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陈述集美区岑西路140号北边房屋系原告祖上转典给被告祖上，并确认该房屋在对方出典范围内”，遗漏说明“被告对于转典的说法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此外，上诉人曾经提供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房屋是被上诉人祖上从上诉人祖上处购买的，但是对于购买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对此，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陈金狮等人的爷爷陈子君与被上诉人陈惠民等人的奶奶吴含笑关系较好，而出借给被上诉人家人居住的，不存在转典或者买卖的情况。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立即拆除上诉人地上的建筑物并予以返还，则上诉人必先证明其对所主张的讼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他人使用的物权权利。首先，上诉人上诉主张其提交的《典草契纸》、《典契纸》系属真实有效，上诉人应对证据的真实性负有举证之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认定《典草契纸》、《典契纸》与双方无异议样本中的公章及“王德明”的印章均不一致，故一审判决认定难以确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其单方委托的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9】文鉴字297-1和29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佐证《典草契纸》、《典契纸》的真实性，并主张当时同安县人民政府及王德明存在多枚印章。上诉人单方委托所进行的鉴定，其提供的鉴定材料并未经被上诉人质证，鉴定机构亦未经双方共同选定，故其效力不足以对抗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王德明存在多枚印章，尤其是原同安县人民政府存在多枚印章。且如上诉人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其可提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但上诉人均未予以申请。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曾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陈述讼争土地系从上诉人处转典而来，但上诉人享有典权与否并非依据本案中双方的陈述，即可证明上诉人的典权成立，法院亦应予以审查。且上诉人亦不同意被上诉人的该项陈述。在上诉人举证的《典草契纸》、《典契纸》不足以确认其真实性，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予以认定上诉人对讼争土地享有典权。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未采纳一审法院曾于2016年5月13日向岑头陈氏宗亲会所作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仅表示被上诉人建设时占用到陈老君的土地，并未对上诉人是否享有典权，被上诉人建设部分是否在典权范围内作出陈述，该笔录亦不能佐证上诉人的主张。再次，上诉人所提交《典草契纸》、《典契纸》中记载承典的范围是否系本案中讼争的土地，《典草契纸》、《典契纸》中记载的四至范围与本案中四至范围并不一致，且面积也存在较大差异，上诉人就此无法证明《典草契纸》、《典契纸》记载的上诉人承典范围即包含本案中诉讼的土地。最后，上诉人主张陈老君的出典已经构成绝卖，如前所述，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享有典权，现亦无证据证明构成绝卖。上诉人自认其与祖上均未居住、使用该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又无任何证据证明如其所主张的出借给被上诉人一家。现被上诉人一家居住讼争土地上房屋多年，亦申请翻建事宜，故上诉人的主张与实际情况不符。同时，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上诉人未经确权程序，迳行诉求被上诉人拆除房屋，亦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讼争土地享有典权，其主张又与实际情况不符，亦未经法定程序予以确权，故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金狮、陈金鸿、陈少玲、陈再练、陈再春、陈宝治、张大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向阳 审 判 员 章 毅 审 判 员 陈 璟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代书记员 朱巧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