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5民终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54年12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高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4年3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高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某，男，1972年9月26日生，汉族，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职工，住高平市。系被告杨某丈夫。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被上诉人连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581民初25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指定原审人民法院按民事案件作出判决或者由二审人民法院按民事案件判决二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人民币80750元；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安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的规定，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错误。本案是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是还本销售的一种方式，该销售方式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将10万元人民币交给了被上诉人杨某，杨某也实际履行了部分合同，不能因为被上诉人杨某的授权人及北京增福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增福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述国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就认定该案不是民事案件，不应由法院受理。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杨某参与了传销活动，就应当建议工商行政机关追究杨某的行政责任或者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杨某涉嫌传销罪的刑事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向工商行政机关提出建议，也没有移送公安机关，可以推定一审法院认可杨某代理销售的行为是民事行为。3、上诉人本人并不知道，也没有参与传销活动，上诉人是直接将10万元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杨某，而不是交给北京增福康公司，故应当认定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杨某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4、被上诉人连某与被上诉人杨某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杨某的经营行为是为了家庭，故被上诉人连某应与被上诉人杨某共同退还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杨某、连某辩称：被上诉人杨某不知道北京增福康公司涉及传销，杨某本人当时投入了30万元成为了北京增福康公司在高平的总代理。杨某与李某是经过中间人陈巧珍认识的，陈巧珍了解到北京增福康这个项目有利可图就也投资了3万元，代理高平地区的一个服务站，并怂恿李某投资10万元。连某带李某去汾阳了解过这个项目，李某是看过以后愿意投资的。李某打给杨某10万元钱之后，杨某就打给了北京增福康公司，在公司网站上登记了36单。且杨某以个人名义为李某开具了收据，交给了陈巧珍，即2018.3.14日的收据。打款第二天，北京增福康公司就将3万余元返利打到了公司网站上，杨某凭密码提取出现金，当时就给了陈巧珍3万元。陈巧珍共在杨某处拿过28单水机和配件，现在还有8单水机在杨某处。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杨某曾支付给李某35000元，除公司打的3万元返利外，还有5000元是陈巧珍向杨某的借款。陈巧珍和李某担心公司出问题，返还不了本金，说急用钱，让杨某先给5000元急用。李某是了解过之后投资的，他的损失应该向北京增福康公司主张。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80750元；2、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杨某为北京增福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平总代理。2017年，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甲方，山西省高平市增福康体验中心店为乙方，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加盟甲方，每单水机乙方享受甲方15元补贴，其他产品每单享受50元补贴，合同尾部有代表人陈术国、杨某签字。山西省高平市增福康体验中心店未办理工商登记。原告经他人介绍结识被告杨某，并于2018年3月13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杨某转账100000元，次日被告杨某向原告出具收据一支，载明“今收到李某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系付货款（十个月返本金），付利息15750元（已付），收款人杨某”。2018年3月13日，被告杨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术国转账100800元。后原告收取被告给付的利息15750元、本金19350元，原告自被告杨某处取走水机、床垫等共27单商品（每单价值2800元），剩余8单商品未取（每单价值2800元）。另查明，陈术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经他人介绍购买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机及其他产品。虽然原告并未直接通过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但原告参与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买卖，应当认识到本案买卖合同的本质。此外，被告杨某所成立的山西省高平市增福康体验中心店系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下线”，但该店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实际活动均由杨某参与。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术国已被判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杨某清楚北京市增幅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模式，直接参与了传销活动，并通过该销售模式获取利益。因此本案属于在传销活动引发的经济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的规定，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819元，依法退还原告李某。本院二审期间，对与本案密切相关的中间人陈巧珍进行了询问。陈巧珍述称:陈巧珍系李某与杨某有关增福康一事的中间人，因杨某对北京增福康公司消费返利的事情很有信心，陈巧珍便投入了3万元，后又介绍李某投资，告诉李某投入10万元，10个月后还本付息。因李某担心资金的安全性，杨某便答应让李某对上杨某个人，而不是对公司。后李某本人便打给杨某10万元，并由杨某以个人名义为其出具了收据，即2018年3月14日的收据，收据中约定了还本付息的具体内容。该收据由陈巧珍转交，李某本人并不在场。之后，杨某履行了3万元的返利，陈巧珍本人亦代李某去杨某处取过水机、床垫等货物，并转交给李某一台水机、一个床垫等，并没有转交完全。北京增福康公司出事后，开始杨某答应给李某钱，后来就开始推脱。于是陈巧珍作为中间人于2019年7月组织李某与杨某在杨某的店里签订了“解决增福康返还本金协议”，内容为：1.杨某负责给你按47040元加盟（曼瑜天雅）一个省级代理。47040的货：分别陈巧珍给你推销15000元，杨某负责给你推销15000元货。时间保证，12月份前给你。2.剩余三万元分别8月1日给1万，9月1日给1万，10月1日给1万。中间人：陈巧珍；当事人：李某；当事人：杨某。2019年7月10日。”此协议由陈巧珍起草，李某、杨某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李某曾与陈巧珍一起去杨某处拿过两箱协议涉及的化妆品，每瓶批发价98元，两箱24瓶，总价值共计2000余元。杨某本人通过自己的银行卡给李某转了5000元钱。之后杨某再没有履行过该协议，李某遂起诉。二审期间，李某将该协议原件交于本院，本院就该协议向杨某本人进行了核实。杨某本人认可其真实性，且承认在本协议签订之后，通过其个人银行卡转给李某5000元，作为给李某的还款。加上之前通过陈巧珍转交的3万元，总计给过李某35000元。李某和陈巧珍在签协议之后拿走了两箱化妆品，总价值2000余元。对于该协议以及双方实际履行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杨某述称：协议上4万余元的货杨某已经全部给进回来了，剩下的化妆品还在杨某家里。杨某本意是让李某将拿她的水机退还，杨某将水机卖掉之后，再还李某钱。此外，陈巧珍还来杨某处拿过成人内衣裤等价值1400余元的东西，也应该折价在欠李某的款项中。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李某系相信被上诉人杨某的承诺，向被上诉人杨某本人的银行卡转入了10万元，并没有将10万元直接投入北京增福康公司。被上诉人杨某亦以其个人名义为上诉人李某出具了收据，且在收据上载明了“十个月还还本金”。在北京增福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术国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依法逮捕后，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杨某又在中间人陈巧珍的组织下达成了“解决增福康返还本金协议”。被上诉人杨某愿意以协议载明的方式解决与上诉人李某的财产纠纷，双方亦实际履行了部分该协议内容。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的规定，认为本案系因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本案中，上诉人李某对于传销活动既不知情，亦没有亲自参与到传销活动中，其行为系基于对被上诉人杨某个人的信任，且被上诉人杨某在知道北京增福康公司可能涉及传销后，仍愿意偿还上诉人李某本人相关钱款并达成还款协议。考虑到其特殊性，不宜将其认定为因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应当认为是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高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581民初259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受理费1819元，依法退还李某。本判决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祁连关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