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881民初1742号原告：肖某，男，1978年5月24日生，汉族，农民，洮南市人，现住洮南市。委托代理人：扬某，吉林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刘某，女，1979年7月16日生，汉族，农民，洮南市人，现住洮南市。被告：于某，男，1979年9月19日生，汉族，农民，洮南市人，现住洮南市。二被告系夫妻关系。第三人：何某，男，1977年8月22日生，汉族，农民，洮南市人，现住洮南市。原告肖某与被告刘某、于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2日和2020年8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刘某、于某，第三人何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某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约人民币9000.00元（最后数额以评估鉴定为准）；二、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已经发生的鉴定费用人民币3500元；三、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地邻。2020年6月4日，被告在为自家承包地玉米喷洒除草剂烟嘧磺隆和2，4D丁酯时，不慎导致原告10.5亩的高粱苗受损，原告至洮南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报案，后该执法大队委托相应农业专家对高粱苗受要害情况进行鉴定，经鉴定：从田间高粱苗受药害症状来看，与除草剂烟嘧磺隆和2，4D丁酯药害症状一致，田间平均受害率达到96.1%。为此，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进行协商，但未果，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特诉至你院，望你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于某辩称：我不能赔偿原告，我没有药到原告的地。何某说的对，确实是我配的药，由何某进行喷洒。我也记不清楚具体农药名称，我是在张鹏跃处购买的，现在还没给钱。除草剂主要是除玉米地里的杂草。是由何某自己喷洒的农药，我没有去。我与何某是合伙关系，如果产生药害与何某没有关系。被告刘某辩称：1、我不参与喷洒过程；2、我家田间劳作的工作我不参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不清楚，我也不同意，我也不能赔偿。第三人何某陈述：2020年6月4日上午8点至9点，我为于某喷玉米除草剂，除草剂名称我不清楚了，于某兑的药，由我一个人喷洒，土地一共有一垧地左右。一共喷了不到一个小时，是由我驾驶农用拖拉机喷洒的，喷洒农药的装置是在四轮车前部，一次最多能喷洒8根垄，一共37根垄，一个垄长500米左右，喷洒装置可以自己调节喷洒面积和垄数。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本庭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所种的高粱受到损害的事实是否存在；二、如果存在，受到损害的面积有多大；三、被告方在自己地里喷洒除草剂的行为与原告诉称所受到的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四、假如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如何确定。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证据如下：第1组证据：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甲方肖义，乙方肖某，待证事实2020年3月10日肖义将在东升乡东升村一组的9亩耕地转包给肖某，承包期限是2020年12月10日，实际耕种面积是10.5亩（实际面积是我自己测量的），原告在该地块播种的高粱。经当庭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第2组：被告与第三人在被告地内喷洒除草剂的包装物，名称为烟嘧·莠去津（铁盒）及2，4-滴异辛酯（袋装），两种农药为第三人在被告玉米地喷洒除草剂的药物包装物，原告发现自己的高粱受害之后在被告地边捡到并保管，就是此两种药的漂移致使原告高粱药害。经当庭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于某和第三人均认可自己的玉米地确实喷洒了这两种农药第3组：高粱受药害鉴定报告及申请专家鉴定费用表，待证事实：本案纠纷发生后原告到洮南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投诉，请求就该纠纷进行调解解决，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为办案需要委托白城农科院金某等三位专家进行原告高粱田间药害鉴定，对原告的高粱所受药害得出鉴定结论，根据该结论结合第三人为被告玉米施用的除草剂，能够证明原告高粱所受药害来源于第三人为被告玉米地施用原告提供证据证明的除草剂漂移所致。原告高粱受害率96.1%，原告因此支付鉴定费用3500.00元。专家鉴定后将鉴定报告交给洮南市农业执法大队，执法大队姚队长盖章后交给原告。经当庭质证，被告刘某认为，我不清楚原告的具体花费。对鉴定报告有异议，原告现在所说高粱受害面积为10.5亩有异议，鉴定报告受害率为96.1%，我有证据证明原告的受害面积不是96.1%.原告所鉴定的高粱专家去土地取样是否经过了当地村委会。报告中所说“认为”，我要求专家给我一个准确的解释。被告于某第三人何某与刘某意见一致。第4组：气象证明（洮南市气象台出具）一份，证明2020年6月4日以那金镇为代表的8：00-9：00极大风速3.3米/秒，风向：西北。涉及本案，被告的玉米地在北侧，原告的高粱地在南侧，在喷洒的过程中由于是西北风，农药所产生的烟雾必然产生漂移。经当庭质证，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证人金某，男，1963年5月7日生，汉族，职员，洮南市人，现住白城市××区，身份证号：×××。系白城市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专家组组长）。主要说明，三人是受洮南市农业执法大队委托，临时组成的专家组，此次鉴定结果是通过工作经验得出的，以前做过类似的实验，从症状上完全能确定高粱发生药害的原因。三位专家组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出具的报告，今天对这份报告的解释及被告疑问作出的答复代表专家组的意见。第三人出具自己用手机录制的视频，证明原告所受药害的高粱面积没有原告所说的那么大。经当庭质证，原告代理人认为，1、原则上讲此份证据没有参照物，没有制作说明，无法证明是录制于原告受药害的高粱地；2、从情感上说我们相信此份录像是录制的原告受害的高粱地，但由于录像没有附加说明，被告方说药害的面积没有原告所说的那么大，被告只是言语上的抗辩，并没有实际的科学数据。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评判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2.4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真实有效，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被告对原告所说高粱受害面积为10.5亩，鉴定报告受害率为96.1%，以及报告中所说“认为”，有异议，专家组是在原告报案后受洮南市农业执法大队委托并且专家组成员当庭接受了原被告的质询，对于此部分后面有详细论述。对证据3中“申请专家鉴定费用表”非有关机构出具的正规收费票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手机录制的视频证据，因为，由于录制的局限性，另一个原因双方已就赔偿数额达成共识，此份证据，不予采信。经庭审质证，依据本院采信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肖某与被告于某、刘某是紧挨着的地邻，土地走向一致，均为东西走向，原告垄长约540.5米，被告垄长约520米，是山坡地，被告在原告的上方、北方向，原告是24根垄，宽度约为14.4米，被告是37根垄。2020年6月4日，早8-9点，被告于某兑好农药后，第三人驾驶农用拖拉机，实施喷洒作业。另查明，被告喷洒的是名称为烟嘧·莠去津（铁盒）及2，4-滴异辛酯（袋装）玉米地除草剂，实施作业时，风速3.3米/秒，风向：西北。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同意认可不管有无责任此次被告的土地受害损失为6000.00元。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和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以认定原告所种的高粱受到损害的事实的存在，以及损害的大小；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20年6月4日，早8-9点，被告于某兑好农药后，第三人驾驶农用拖拉机，实施喷洒作业。而且所用农药是烟嘧·莠去津及2，4-滴异辛酯玉米地除草剂，与专家组认定的原告高粱受害症状受害药物一致，因为是山坡地，被告的玉米地高于原告的高粱地，原被告土地的走向均是东西相同走向，长度所差不大，实施作业时西北风，风速3.3米/秒，而原告土地的宽度才14米多，第三人又是自开四轮车，机械喷洒，一次可以喷洒8根垄。地的东西地头受害较小，南面地邻又是下风口，当时风的走向和地势原因是造成侵害的最大可能起因。关于争议焦点中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的确定，白城农科院金某等三位专家进行原告高粱田间药害鉴定对于本案致损情况有着明确且专门意见。根据法律规定，鉴定意见是针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出具的专门性意见，一般是基于案件的关键性问题进行鉴定，也即是鉴定意见无论是在与案件本身还是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都是毫无疑问的。对于鉴定意见能否证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则需要结合鉴定意见的具体内容、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本案中，专家鉴定意见对于原告受害率为96.1%的意见结果，是基于专业知识、工作经验、现场取样、综合同地区历史气候条件、地势条件等因素做出的评价结果，是对于相对面积土地上产出农作物按照当时受到农药侵袭后造成损害结果即农业产量减产造成损失的价值计算标准，而不是被告刘某提出的受害面积标准，亦非系原告耕种土地面积96.1%的有权耕种土地面积标准，故对于二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对于签定过程中，二被告提出的非经村委会同意进行现场取样及手机视频录像可证原告所受药害的高粱苗面积与原告所说不符的抗辩意见，本院审核后，鉴定材料是鉴定的基础，鉴定专家只解决技术问题，而不负责证据真伪的判断或证据的取舍，为保证鉴定的有效进行，鉴定材料的提交系经洮南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提交农业专家以资鉴定，并已告知当事人，而二被告提出的为原告所鉴定的高粱专家去土地取样是否经过了当地村委会的批准，非系鉴定材料提供必要条件，村委会也非具有执法权的国家有权机关，故对于二被告此项抗辩不予采信。本案系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的侵权案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认定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要结合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进行评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对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即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的核心和前提为当事人双方的证据都不确实、充分，而都无法否定对方。本案中，应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日常经验法则，对受损因果关系进行综合判别。首先，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推定原告和二被告土地位置和当时的风向系造成高粱苗损害的最大可能性因素。结合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证据，原告与二被告是紧挨着的地邻，土地走向一致，均为东西走向，原告垄长约540.5米，被告垄长约520米，均为山坡地，被告在原告的上方、北方向，被告的玉米地在北侧，原告的高粱地在南侧，双方土地紧邻，垄长相近。由此可见，第三人喷洒农药后，原告种植的高粱苗即出现受损的症状，存在着第三人喷洒农药雾化后飘逸越界的可能性。其次，洮南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委托白城农科院金某等三位专家进行原告高粱田间药害鉴定结果表明原告高粱所受药害与第三人为二被告玉米地施用除草剂受害症状一致，损害结果系除草剂无疑，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他人喷洒相同农药的情况下，导致原告受损的农药可认定即为第三人喷洒的除草剂。再次，根据因果关系与介入因素的作用程度，从原告种植的高粱苗受损减产的因果关系看，第三人喷三农药时，对于当时的气候条件和风向没有准确把握，对于喷洒间距在喷洒前亦未进行有效调整，且当时风向为西北，极大风速达到3.3米/秒，在此条件下，没有考虑到是否会造成喷洒的农药雾化漂移；从田间管理和气候条件的时间紧密度，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可认定原告的减产与第三人的喷洒具有严密的因果关系。虽然二被告对于原告的损害系其与第三人喷洒农药所致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喷洒农药没有与原告耕种土地发生过接触并且自己预留间隔几根垄，原告耕种的高粱受到药物损害，很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但对其反驳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因二被告对于其抗辩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且第三人为二被告喷洒农药的行为，在当时气候和土地位置条件下，本院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原告种植高粱苗的受损与第三人喷洒农药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二被告与第三人何某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依据一般常识应当预见在有风天气情况下喷洒农药去除杂草时，雾化的农药可能会随风飘向相邻原告耕地上的高粱，会导致高粱作物枯萎或死亡等后果。二被告及第三人的过错与原告的农作物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人何某受二被告委托指派，在二被告指定的地块的玉米地喷洒农药，且喷洒的药物均系二被告出资购买，被告于某兑药，三人行为互关，意图相同，故第三人与二被告应认定为共同行为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与二被告对于原告种植高粱苗的受损作为共同行为人，作为共同赔偿主体，共负连带赔偿责任。因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同意认可此次被告的土地受害损失为6000.00元。双方都是农民，对土地的收入有共同的认知，对此赔偿数额，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原告提出的专家组成员的费用3500.00元，没有提供正规发票，本院无法核实，不与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某、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肖某损失人民币6000元。二、第三人何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肖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由二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开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曹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