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1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萍，女，196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巍，浙江海威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嘉兴市梓琳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工业区加创路1237号2号厂房2楼。法定代表人：洪佳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滨，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萍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梓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琳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9）浙0411民初2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梓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业绩工资放单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业绩工资放单第一句内容为“根据2016年9月20日公司与陈萍签订的劳动合同，经财务核对，……”,也即业绩工资放单的计算依据源于双方2016年9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对业绩工资放单的证据三性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已经确认了劳动合同的证据三性，但一审在认定业绩工资放单的同时对陈萍提供的劳动合同不予采信，认定事实存在矛盾。2.梓琳公司对劳动合同真实性的质疑没有事实依据。法律并未禁止补签劳动合同，其他工人也在同一时间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可进一步印证陈萍与梓琳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梓琳公司并没有否认公章的真实性，诉讼中称合同系陈萍伪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萍主张的工资并不夸张，陈萍系九十年代纺织专业高材生，系资深从业人员。根据业绩工资放单，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梓琳公司向陈萍发放企业净利润的20%为87万元，且有其他证据证明该款已经发放。在此时间段内，一厂梓琳公司已经运行一年，二厂千丝公司运行半年左右，一厂和二厂规模相仿，利润的20%就有87万元，之后的三厂万缕公司规范是一厂、二厂之和，三个厂同时经营，规模体量之大，对比之前已经获得的工资，约定120万的保底工资十分合理。企业的注册资本并不能体现公司的实际情况，且与已查明的情况相悖，而行业工资水平更不能套用到本案中，梓琳公司以此为抗辩毫无根据。3.梓琳公司仲裁及一审多次开庭陈述不一，有违诚信。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明确表示案涉25万元系货款，并没有转换成支付给陈萍的工资，且声称要追究陈萍私吞公款的法律责任。在一审第二次庭审陈萍提交证据证明收条存在进而证明25万元系业绩工资的情况下，梓琳公司又确认该25万元系业绩工资的事实。对于同一事实梓琳公司变更了三次说法，缺乏基本的诚信。梓琳公司在仲裁阶段和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均否认全部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且一直强调是以每月固定工资方式发放，后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在法庭询问之下，梓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佳荣当庭承认部分合同内容，即双方约定按利润的20%支付劳动报酬，但仍极力否认保底年工资的事实。梓琳公司在明知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供了不完整、不真实的财务账册等资料。庭审中，梓琳公司明确利润范围是三个厂一起统算，后仅提供了一厂梓琳公司的财务资料，且提供的资料与已证事实相悖，显然为虚假证据。综上，陈萍已尽举证义务，且全部证据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诉请应得到支持，而梓琳公司的抗辩前后矛盾，无证据支持，提交的证据在完整性、关联性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另有隐藏证据的行为，故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梓琳公司辩称，1.两份劳动合同系陈萍自己伪造，并不真实。合同时间倒签，不符合常理。对于约定如此高额保底工资的合同，只有公章和法人章，没有法人代表洪佳荣的签字这也不合常理。陈萍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仅是催促洪佳荣对账要报酬，但从未提过保底工资。梓琳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三个厂加起来100多台机器，根本没有支付保底工资80万、120万的能力。陈萍在仲裁和一、二审关于自己职责的陈述前后不一，通过其他工人的陈述可以证明陈萍实际上是全面负责梓琳公司各项工作，其中包括人事和行政工作，实际保管、控制公章的使用，特别在梓琳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后，还拿到过公章，完全有机会伪造劳动合同及业务发放单等资料。2.陈萍基于两份劳动合同向梓琳公司主张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案涉两份劳动合同系陈萍伪造，其基于此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陈萍作为公司总经理，与梓琳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应属劳务关系。陈萍每月领取的报酬系三个厂的劳动报酬，发放的主体是不一样的，本案中陈萍仅起诉梓琳公司一个主体，要求支付所有的劳动报酬，主体上也是错误的。至于二审中涉及的利润分红问题，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且已超出了陈萍的诉请。所谓分红也只是陈萍与洪佳荣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并没有书面材料，而且涉及三个厂，并不仅涉及梓琳公司。通过陈萍制作的梓琳公司的财务凭证也可以看出梓琳公司不存在盈利，不存在分红的问题。3.陈萍在任职期间利用梓琳公司的资源，为自己设立的公司提供便利，严重损害了梓琳公司的利益。4.对业绩工资放单中涉及的三笔钱款的用途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但梓琳公司并不知晓存在该业绩工资放单、对其内容也不清楚，陈萍在该业绩工资放单上签名的时候也没通知过梓琳公司，当初公章由陈萍控制，其加盖财务专用章未经过梓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佳荣的同意，故对该业绩工资放单的三性不予认可。陈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梓琳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梓琳公司立即支付其劳动报酬1655524.04元、经济补偿金45824.25元，合计1701348.2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701348.2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萍系洪佳荣认识多年的朋友。2016年，洪佳荣请陈萍筹办纺织公司，双方对陈萍的报酬进行了口头约定。2016年8月30日，梓琳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洪佳荣系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陈萍任监事，实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梓琳公司公章、法人章刻制后由另一管理人员庄天胤保管。2017年春节后，洪佳荣表哥许德安入职梓琳公司，开始保管上述印章。案涉二份劳动合同分别于2017年9月、10月补签，其中落款时间2016年9月2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其中公司筹备期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0日止，岗位为总经理，每年底薪不少于80万元（税后），具体支付方式为每月支付工资10000元（税后），同时每半年支付一次业绩工资，计算方式为梓琳公司根据会计利润报表中盈利金额的20%向陈萍支付；若以上方式支付的金额低于80万元的，梓琳公司须在本合同期满前向陈萍补足80万元底薪；若高于80万元的，梓琳公司须按实向陈萍支付。落款为2017年10月2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陈萍从事总经理岗位，合同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陈萍每年底薪不少于120万元（税后），具体支付方式为每月支付工资18000元（税后），同时每半年支付一次业绩工资，计算方式为梓琳公司根据会计利润报表中盈利金额的20%向陈萍支付；若以上方式支付的金额低于120万元的，梓琳公司须在本合同期满前向陈萍补足120万元底薪；若高于120万元的，梓琳公司须按实向陈萍支付。上述二份劳动合同梓琳公司落款处加盖的是梓琳公司公章和法人章，没有洪佳荣本人的签字。陈萍筹办及在梓琳公司处实际任职的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梓琳公司基本按照每月10000元、18000元的标准向陈萍支付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梓琳公司另于2017年1月26日向陈萍转账10万元，附言“分红”，于2017年6月28日向陈萍转账40万元，附言“预借”。2017年12月31日，梓琳公司客户肖春蓉向陈萍转账25万元。2018年3月10日，双方以业绩工资放单的形式确认以下事实：经财务核对，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企业净利润的20%约为87万元，已向陈萍支付每月工资1万元共计12万元，已支付业绩工资分别为10万元和40万元；另，由陈萍代收取一笔公司货款25万元；经陈萍申请公司同意，直接冲抵公司应支付给陈萍的剩余业绩工资；因此，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公司向陈萍支付的全部工资已结清，双方无其他异议。该放单由陈萍签字确认，梓琳公司加盖了财务专用章。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陈萍与洪佳荣有多次微信聊天，文字部分摘录如下：2017年1月23日，洪佳荣“厂里账让快记（会计）和我老婆核对下”；2017年5月21日，洪佳荣“为了共同的目标”；2017年6月20日，陈萍“那帐你再催下会计对对，我急需钱用，不好意思了”，洪佳荣答复“星期五给你汇”；2017年9月7日陈萍“你让会计把帐对一下吧，都9月份了。弄得筋疲力尽还看不到结果”，洪佳荣答复“让外帐财务和柯桥财务一起对下”、“一厂和2厂的利润，我让他们做到8月底”（后陈萍将会计核对好的梓琳公司一厂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利润表发送给洪佳荣，显示净利润为2085615.44元）；2018年1月26日，陈萍“那我的余款你看下，最好一年一年清爽比较好”，洪佳荣答复“年底会清”；2018年2月11日陈萍“没两天就除夕了，你邦（帮）我安排了吗？”，洪佳荣“后天给你转，总的付你多少了？”、“我这边还在清账”，陈萍“三十万多点”、“就三十万吧”，洪佳荣“前面转了多少？”、“连原料的”，陈萍“75万。所有去年的一起”；2018年2月14日，陈萍“那个钱邦（帮）安排了吗？”，洪佳荣“明天转，卡号给我”；2018年2月15日陈萍“那能不能预支我点过年呢。什么时候这个帐才能算清楚呀？”、“要是我多拿了，我就退。少了，你补我”，洪佳荣“明年吧，算好，我都清给你”、“这几天，我自己对”；2018年9月4日洪佳荣“1厂和2厂计划年底卖掉吧”；2018年9月5日洪佳荣“新厂，该减少的人要减少，尽量降低成本”；2018年10月8日洪佳荣“后面做出来，也是一直亏”、“去年的应该还好”、“实际多少就多少，关键算的差很多”，陈萍“不管怎么样吧，账先算出来，这样大家都坦然”，洪佳荣“我怕差别太多，钱反正该多少就多少，你的钱也是辛苦钱”；2019年2月14日洪佳荣“工资的话，按10000，你看下可以吗？”，陈萍“我们把前面的工资结清了才能谈后面的怎么合作”，洪佳荣“3个厂全部算进去，还有多少？工资我已经全部清给你了”。2016年9月至12月，陈萍与许凉凉的微信聊天记录文字部分摘录如下：2016年9月30日陈萍“等网银办好章都交给你”，2016年10月8日陈萍“要不我把章都寄给你，这里就留个合同章好了”，许凉凉“网银还要办的，章先别寄。我女儿发烧，我回福建了”；2016年10月14日，许凉凉“那个公章跟那个财务专用章跟法人章，还有在你那里吗”、“有个承兑要背书”，陈萍“在”。2019年1月15日，陈萍向许德安发送微信“那个公章拿了，我现在车停在门口的，就是停在这个停车这里等你的，你公章拿来。找我，我在这里等”。2018年5月16日，陈萍向洪少益发送微信“等会把章拿来给我下”。另，所谓一厂指梓琳公司，二厂指千丝公司，三厂指万缕公司（坐落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镇，约于2017年9月正式运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二份劳动合同是否有效。二、梓琳公司应否支付陈萍经济补偿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二份劳动合同不成立。理由如下：一、从合同的订立时间看，案涉二份劳动合同分别于2017年9月、10月签订，签订时间均晚于合同落款时间，尤其是第一份合同，签订时间甚至在合同期限届满几个月之后，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从合同的形式看，陈萍全面负责梓琳公司的经营管理，有使用梓琳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的便利条件，此节从陈萍与许凉凉、许德安、洪少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印证，故完全不能排除陈萍自己在劳动合同上加盖梓琳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的可能性。且如此重要的合同，没有法定代表人洪佳荣本人的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从合同的内容看，陈萍的报酬先后为保底年薪80万元、120万元，另加公司20%的盈利金额作为业绩工资。也就是说，不管梓琳公司盈利还是亏损，陈萍在相应合同期限内的年薪均不得少于80万元、120万元。然而，通过陈萍与洪佳荣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梓琳公司按每月10000元、18000元支付陈萍报酬，远未付足“保底年薪”的情况下，陈萍多次催促洪佳荣对账以催要报酬，而洪佳荣则表示账尚未对好，此可表明梓琳公司支付陈萍其余报酬的条件是通过对账确定净利润，然后以分红的方式向陈萍支付。倘若存在真实的约定保底年薪80万元、120万元的情形，则陈萍根本无需催促洪佳荣对账，直接请求先把保底年薪结清再说。但从现有的双方长达二年多的聊天记录看，陈萍从未向洪佳荣提及保底年薪的事情，这充分说明陈萍与梓琳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保底年薪80万元、120万元的约定。此节从梓琳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向陈萍转账10万元，附言“分红”，于2017年6月28日向陈萍转账40万元，附言“预借”亦可印证。四、从陈萍提交的证据“业绩工资放单”看，陈萍认可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其每月工资10000元，梓琳公司附言“分红”支付的10万元、附言“预借”支付的40万元、代收的货款25万元作为业绩工资，并表示上述期间其全部工资已结清，双方无其他异议。这再次表明除每月10000元的基本工资外，陈萍的其余收入均是以业绩工资的名义获取的，该业绩工资的多少直接与梓琳公司的净利润挂钩，并非无论盈利还是亏损，梓琳公司都要支付的所谓保底年薪。此处也要说明的是，梓琳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向陈萍转账支付的40万元，与2017年6月20日洪佳荣在陈萍催款后答复的“星期五给你汇”能够印证，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陈萍的业绩工资，附言“预借”应理解为在尚未对好账之前的预支款，并非如梓琳公司所称因陈萍女儿结婚而“预先借给”陈萍的借款。陈萍于2017年12月31日代收的25万元货款，与洪佳荣于2018年2月11日询问陈萍“前面转了多少？”、“连原料的”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印证，可以证明洪佳荣知情并且同意该笔货款用于抵扣梓琳公司应支付给陈萍的业绩工资。综合上述分析，双方并不存在有约定陈萍保底年薪80万元、120万元的事实，案涉二份劳动合同并非梓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无效。陈萍按120万元的标准向梓琳公司主张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保底年薪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上述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评析，陈萍的报酬计算方式为：按时间阶段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18000元，业绩工资则按照梓琳公司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取。根据本案证据，梓琳公司已付清了陈萍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基本工资，对于上述期间的业绩工资陈萍则并未诉请，因此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陈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梓琳公司提供8组证据：证据1.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合同书一份，证明陈萍曾作为委托代理人在此合同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说明其实际掌控公章的使用，完全有机会自己给劳动合同盖章。证据2.洪少慰与陈萍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2月18日至同年3月14日期间，陈萍作为梓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掌握梓琳公司的经营凭证、公账及印章。证据3.询问笔录两份，证明许德案、洪少益保管公章也系受陈萍委托，陈萍可以随时调用公章。证据4.梓琳公司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梓琳公司员工张蝉、李发义在劳动仲裁案件中陈述，陈萍是梓琳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劳动合同都是与陈萍签订的，盖章后的放假通知书也由陈萍提供。证据5.2019年4月27日新城派出所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洪佳荣因发现存在多个版本的梓琳公司公章（李发义提供的劳动合同公章和目前使用的公章不一致），于2019年4月2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证据6.梓琳公司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记账凭证，证明此期间梓琳公司并无利润。证据7.千丝公司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记账凭证，证明千丝公司在此期间并无利润。证据8.苏州市万缕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记账凭证，证明截止2019年1月万缕公司并无利润且存在亏损。对上述证据，陈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证据反映的是陈萍担任总经理期间的正常履职情况，但公章由洪佳荣实际控制，用章行为都由洪佳荣批示许德安完成，该合同的盖章情况也不例外。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对其中语音翻译成文字部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存疑，聊天内容涉及公司在嘉兴地区结束经营后的收尾工作，主要讨论抵扣联、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的交接情况，并不涉及经营凭证、公账及印章的情况，故不能证明梓琳公司的主张。对证据3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许德安、洪少益均提到自己保管公章，因此二人本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许德安与洪佳荣是表兄弟关系，而洪少益是洪佳荣的老乡，与洪佳荣有亲戚或其他亲密关系，两人的陈述也缺乏逻辑，若陈萍实际控制公章，又何必另找他人代为保管公章。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陈萍作为梓琳公司的总经理，对内行使管理职责，员工认为其系管理者非常正常，但不能据此得出陈萍完全控制公章的结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形成于2019年4月27日，而陈萍于2019年3月8日已提起劳动仲裁，其中洪佳荣陈述“公章2019年年初才交给员工许德安”，这与许德安陈述“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保管公章”不符，证据没有公安机关的盖章，真实性存疑，且梓琳公司报案主张有人私刻公章，而非陈萍私刻了公章，故证据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系梓琳公司的虚假外账而非内账。利润表与陈萍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洪佳荣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附的利润表不符，梓琳公司2017年2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产生2085615.44元净利润，该利润表还在陈萍与财务盘春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过，是陈萍获得87万元业绩工资的重要依据，而梓琳公司此次提交的证据显示利润均为负值，这与之前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梓琳公司提供的会计原始凭证、2018年4、5、6月份的水电费及所附发票与陈萍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应月份水电费统计表、明细表、银行转账付款情况所载事实不符。会计凭证中的工资明细与陈萍在一审中提交的梓琳公司与其他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不符，工资明细中甚至没有陈萍。固定会计凭证的铆钉新旧程度不一，也显示该证据非同一时间制作形成、证据虚假。证据7和证据8不真实、不完整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萍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二厂千丝公司2016年12月1日到2017年8月31日的利润为1997999.62元，且千丝公司的开办时间远早于2017年11月，故梓琳公司没有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按洪佳荣的陈述，三厂开办后陈萍每月的基本工资由1万元增加了1.8万元，由此推算三厂万缕公司是2017年8月左右开办，但梓琳公司未提供三厂万缕公司的完整财务资料。且本案涉及的三个厂均系嘉兴本地企业，梓琳公司提交的苏州市万缕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份的财产资料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梓琳公司作为财务账册的实际控制人，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不真实、不完整、与本案欠缺关联性的虚假证据，根据证据妨碍规定，应认定陈萍提供的财务账册真实且其业绩工资远超本案诉请金额。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4对争议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证据5未加盖公章，真实性无法认定，且证据内容对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也不具有证明力，故对证据1、2、4和证据5均不予认定；证据3，证人与梓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存在利益关系，证言不足完全采信，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和本案其他在案证据，可以证实陈萍作为梓琳公司的总经理有单独接触梓琳公司公章和印章的机会。证据6、7、8与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认定，具体理由下文阐述。另，二审中，陈萍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以梓琳公司提供的证据6、7、8系虚假证据为由，请求本院将本案移交税务和公安部门审查、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该3组证据不影响对本案争议焦点事实的认定，本案未发现需要中止审理的理由，故对陈萍的该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陈萍一审诉讼请求第二项中的劳动报酬1655524.04元，系基于其主张与梓琳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其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的保底年薪为120万元计算得出，即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20个月的保底薪酬200万元，扣除梓琳公司已支付的344475.96元，尚余1655524.04元。陈萍与洪佳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萍2017年即已开始催促洪佳荣算账。洪佳荣与陈萍的聊天记录显示约2018年中期开始公司存在亏损、经营困难、欠付租金等，但陈萍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未提及过存在120万元或80万元保底年薪，也未要求过洪佳荣先行支付保底年薪。本院认为，陈萍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依据其与梓琳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主张欠付的保底年薪，并因存在欠付保底年薪而主张经济补偿金，而梓琳公司主张双方并不存在保底年薪的约定其也并未拖欠陈萍保底年薪，故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陈萍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两份劳动合同是否真实。综合本案案情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陈萍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能得到认定，具体理由如下：陈萍作为梓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曾全面负责梓琳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甚至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放假等人事工作亦由其负责管理。在此情况下，其本人的薪酬与梓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佳荣商定、由洪佳荣决定更为合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陈萍作为梓琳公司的总经理，有单独接触梓琳公司公章和印章的机会，因此，对涉及其本人重大利益及公司利润分成的合同，由梓琳公司的法人代理人洪佳人本人签字确认应为常理。而本案中，陈萍提供两份分别加盖梓琳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公章的劳动合同，主张梓琳公司与其约定了80万元和120万元的高额年薪，并约定其有权分享梓琳公司20%的盈利。对如此重要的合同，合同上没有梓琳公司法定代表人洪佳荣本人的亲笔签名，据陈萍陈述，合同签订当时洪佳荣本人也不在场，这确有违生活常理。且从陈萍与洪佳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两人2018年中期已经开始谈到公司存在亏损、经营困难、欠付租金等，但陈萍在长达一年多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多次催促洪佳荣对账，但从未提及过存在高额保底年薪，也从未向梓琳公司主张过先行支付80万元或120万元的保底年薪。故综合全案案情及在案证据，对陈萍提交法庭的两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陈萍关于双方存在高额保底年薪约定的主张不予采信。梓琳公司对陈萍提交法庭的业绩工资放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一审就相关款项用途的认定，故二审对其中涉及到的款项用途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评析，陈萍关于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梓琳公司应按保底年薪120万元的标准支付其薪酬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而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梓琳公司已足额支付了陈萍该期间的基本工资，故陈萍以梓琳公司拖欠保底年薪故而主张经济补偿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而关于陈萍提到的利润分成问题，因在本案中并未诉请，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陈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萍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黎明审判员  李 岗审判员  张 汐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朱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