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9民终93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2年7月16日生，住址河曲县，现住址河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王某11111王某王某12，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史某，男，汉族，1972年1月1日生，住址天津市武清区，现住址河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翠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史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河曲县人民法院(2020)晋0930民初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王某11111王某王某12，被上诉人史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依法应予撤销。首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关键证据《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中核心条款属于其无权处分部分，合同不能约束第三方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合同应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取得处分权的，《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才有效。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中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印章系被上诉人自己加盖，不代表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的效力应为待定。且本案即使加盖公章是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起诉时也应追加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在尚未调查核实关键事实的前提下，对合同效力作出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其次，被上诉人提出诉请的依据是《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即使该协议书真实有效，被上诉人也没有遵守约定履行义务更无理由诉请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关规定，在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中，不存在所谓的“股东”，更没有股权转让的相应程序，原审判决中有关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的部分事实认定明确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二、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的6组证据中存在着违反法定程序和涉嫌伪造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史某辩称，1、本案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状中所述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约束了第三方，依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如果涉及到生产协议书、触犯第三方的协议，可由第三方作为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合资生产协议书，在案前经过了公证，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2、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白某、张某2在庆隆合作社中不是没有投资，而是投资买设备、装修办公室及在从庆隆合作社工商登记2014年9月30日之前陆续给张某借钱，当时借款用途就是投资庆隆合作社购买设备、施工及建厂房；3、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规定合作社成员中其出资不叫股份或股权，但在法条中合作社成员也是按照投资比例分享营余，其性质与股权性质一致，只是法律名词不叫股东，叫的是成员，只是名称不同，性质是相同的，在合作社中依据合作社法其内部对内是成员大会相当于公司法中的股东大会，对外在该合作社中依据合作社法第二条的规定，张某作为合作社的法人，同时作为其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的户主，可以代表其儿子张某3、妻子周某行使相应权利，故在生产经营合资书中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4、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也没有伪造。史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双方所签订的《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从公证时起已产生法律效力。2、依法判令:①将《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所涉的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变更为原告或原告指定的人;②将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东信息及股东所持的股比变更为:原告史某占股88%,被告张某占股12%;该两项行为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时由被告配合完成。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开庭时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②将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东信息及股东所持的股比变更为:原告史某占股88%。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史某、被告张某、案外人白某、张某2于2019年3月31日订立《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合同约定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资产作价三百三十万元，史某、白某、张某2三人作为甲方，分别出资165万元、71万元、54万元，合计290万元，占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份88%。乙方张某出资四十万元（40万）占股12%。2.2019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静乐县公证处对《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予以公证，证明史某、白某、张某2、张某于2019年3月31日签订《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捺印属实。3.2019年10月2日白某、张某2与史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己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份转让给原告史某。4.被告张某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份12%包括案外人周某、张某、史某、张某3的财产份额。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1.《合作生产经营协议书》；2.公证书；3.公证事项受理回执单；4.公证询问笔录；5.人脸比对验证表；6.股权转让协议及出让人身份证件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六份证据均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2.若《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有效，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双方当事人股份应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3月31日史某、白某、张某2、张某签订《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时，当事人都签字按印并由山西省静乐县公证处予以公证。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违反公序良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有效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但是《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第二条中约定的被告张某占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份12%，包括有案外人周某、张某4、史某、张某3的财产份额。张某未经上述四人同意处分了该财产，事后未经四人追认，该处分行为无效。《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中第二条关于张某占股份12%约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张某占股份12%的约定无效，不影响《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其它条款的效力。原告要求确认《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除张某占股份12%的条款无效外，其他合同条款为有效合同条款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果《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有效，双方当事人的股份应如何确定。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3月3日史某、白某、张某2、张某在订立《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以后，于2019年10月2日白某、张某2将自己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的股份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给了原告史某。对此被告张某在庭审中没有提出异议。本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可以认定原告史某在起诉时已经持有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份88%。被告张某占股份12%被确认无效后，不影响原告史某占股88%的效力。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应当按合同约定诚实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原告史某要求将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股东股份比例变更为原告史某占股88%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原告史某要求将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史某或史某指定的人，原告该项诉讼主张待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可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另一方应予以配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史某与被告张某诉争的《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的原告史某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占股88%的约定有效，被告张某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占股12%的约定无效。《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其余条款均有效。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张某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某提交两组证据：一、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1、静乐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从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没有对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的意思表示进行任何形式的公证，公证书当中的协议也没有加盖合作社公章，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法庭的公证书证据涉嫌伪造；2、静乐县公证处公证的内容是协议双方当事人签字按印的行为，而非协议书的合法性，故该份公证书并不能认定生产协议书；二、加盖公章的样本，其证明：合作社之前的公章曾遗失，现合作社已经过法定程序补办了新公章，未经合作社成员授权加盖的公章其不能代表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史某质证意见为：1、对公证书，我们认为不是二审的新证据，公证书的日期是2019年7月14日；关于公章，当时去静乐公证处公证时没有带公章，和张某约定补盖公章，但回到河曲后，张某不知出于何心理将自己的公证书藏起来再没有出现，该情节案外人白某、张某2都是知情的，不存在伪造的事实；2、原公章不存在遗失，因为张某向案外人借钱，将公章及营业执照抵押给案外人王某王某11112，后被上诉人出于经营需要花16万元将合作社公章及营业执照从案外人王某王某11112手中赎回，该情节经张某同意，时间为2019年5月份，此后，合作社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由被上诉人保管。至于今天当庭上诉人所提交的公章样本是上诉人张某自己刻制的。静乐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合同内容之解释本院根据合同文本及公证内容综合予以认定。对合同加盖公章一事，因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公章遗失及刻制新公章经过法定及约定程序及新公章经过备案登记，且对方当事人并不认可且双方正处于诉讼期间，故对上诉人张某刻制新公章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规定，史某、白某、张某2符合加入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相关条件，张某为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故双方具备签订《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的主体条件。根据双方公证书（2019）晋忻静证字第449号公证事项（合资生产经营协议），该公证书经查部分查明：双方签订协议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明确、具体，双方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均提及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结合合同文本意思、双方约定内容、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主要成员身份关系等及结合张某为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之身份，可以认定该约定关于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部分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无权处分行为。《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其内容亦为有效，自双方签约时起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一审原告为被上诉人，其对于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无效部分未提出异议，除张某其余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其他成员亦未提出异议，且张某并未在本案一审期间提出反诉，故对“张某在河曲县庆隆杂粮产销合作社占股12%的约定无效”不予处理。《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约定相关当事人各自财产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成员权并不矛盾，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关于《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占股份额的约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导致该约定失去效力，故其该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根据《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约定，上诉人应将《合资生产经营协议书》名下的相关资质（土地证、营业执照等）交予甲方（史某、白某、张某2），故被上诉人可以按照约定掌管公章等相应合作社资质，上诉人关于公章等的辩解理由亦不成立。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俊玲审判员  张胜利审判员  孙艳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