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初77号原告何金霞，女，1950年5月11日出生，满族，住天津市河北区。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皇甫晨光。委托代理人赖如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金霞诉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行政行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金霞诉称，1、市人社局认定原告属于天津的“换帽知青”，我的知青身份变成农民，认定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事实，随意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无证据，这就是侵权行为。天津［1985］292号文件讲得很清楚，女知青与当地的社员结婚，采取了男社员代替已婚女知青去招工就业，女知青的身份变成社员，以后不再享受知青待遇，享受社员待遇。这就是天津的“换帽知青”。而我是按辽政发［1981］70号文件，“男方顶替干活”是已婚女知青招工后，由“男方顶替干活”，男方的农民身份不变（有承包地），女知青的身份不变。招工后的职工身份仍属于女知青的，女知青是招工后的受益者。（有辽宁省抚顺市的文件说明）。“知青换帽”和“男顶女干活”不是一个概念，性质也是不同的。2、市人社局用国家劳动总局1978年7月11日发的《关于贯彻执行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认定原告有“个人原因脱离过工作”对原告的乡龄和工龄（1966-1992年底）不予认定。这个《暂行规定》是指如何界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间，是指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等如何界定是做革命工作的，如中间由于个人原因脱离工作，后又参加革命工作的，参加革命工作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计算。原告是1950年出生，与原告没有关系（因原告既没参加抗日战争，也没参加过解放战争，也没做过地下工作）这是市人社局不担当、不作为，不履行职责的又一个说辞。原告“个人原因脱离过工作”是不成立的。3、无论是天津的“换帽知青”还是辽宁的男顶女干活，在2000年11月份，随着改革开放，各地发了有关文件，都恢复了女知青的合法权益。既然原告按“换帽”处理，天津的“知青换帽”都能换过来，原告为什么不能换，证明原告不是属于天津的知青换帽，换不过来是原告的知青身份没变。市人社局无法按“天津知青”换帽操作。4、由于市人社局按天津“换帽知青”认定，在原告2000年5月原告退休时，把原告下乡14年11个月下乡的工龄和第一次招工的工龄一并（19年零4个月）审定给了原告爱人，造成原告缴费年限不够，账户一次性结清，无养老保障。关于知青乡龄计算为工龄，劳人培［1985］23号文件明确规定，下乡知青只有在招工后，乡龄计算为工龄，这是知青的待遇，也是知青的合法权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下乡的乡龄知青不享受，另一个人享受。我是工人，也是知青，享受下乡的乡龄是我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5、当原告多次找到市人社局的有关部门，要求合理地解决问题，结论是按换帽处理还不能换，原告拿了辽宁省抚顺文件说不管用。6、关于如何计算男方的工龄，文件也给了明确的说明，从1985年11月11日起计算男方的工龄。由于1983年8月煤矿井下发生矿难，顶替的农民工不干回家了，辽宁省劳动局1985年11月11日批准，顶替女知青的农民工招为全民固定工（有招工通知书），办理农转非收回承包地。在男方转为全民固定工那时起，顶替合同就自动解除。为此，特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望法院依法判决。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9年12月19日对原告作出的不合理，又不合法与实情不符的回复决定。不担当不作为，没有依法履行应履行的法律职责，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依法判决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新审定属于原告的工龄（第一次招工的工龄，下乡的乡龄与第二次招工后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工龄），恢复养老保险账号，办理正常退休，养老有保障。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我局于2019年10月21日收到原告何金霞邮寄的履行职责申请书，要求认定知青身份、合并计算工龄、办理正常退休。于2019年10月23日，将按期回复办理意见的告知书送达原告。此后，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据相关政策文件，于2019年12月19日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答复程序合法。此外，我局工作人员曾于2019年12月6日与原告面对面进行政策解释和沟通。二、我局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充分履行法定职责。原告于1966年下乡到甘肃省玉门镇，1976年转到辽宁省新宾县，1981年6月，被xxx煤矿招工，但原告将在煤矿的工作和职工身份转给了其农民身份的丈夫（在《已婚知青招工顶替合同书》知青双方意见一栏显示“同意由我丈夫顶替入厂当工人劳动保险一切工资福利待遇均由男方享受终身”，合同书上有她本人和其丈夫的签名）。这种情况在天津简称“换帽知青”。根据《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意见》（津劳险字［1985］292号）第二条规定，我市有部分女知青下乡插队后，与当地男社员结婚，为了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采取了男社员代替其妻安置就业（简称“换帽知青”），他们的工龄计算考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问题，可将女知青下乡插队劳动的时间与男社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今后这些人员不再按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和考虑工龄计算问题。据此，原告虽于1993年12月在辽宁省又被招工，1994年调动到天津后，其所在企业天津大陆橡胶厂到属地和平区人社局对其工龄进行审定时，和平区人力社保局对其乡龄和工龄（1966年至1992年底）没有认定。原告1950年5月出生，2000年5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实际缴费年限为6年6个月。按照1996年《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不满10年的，不能办理退休手续，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清户资金退还给职工本人。1997年市人大对该条例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并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将原二十二条修改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不满15年的，不能办理退休手续，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清户资金退还给职工本人。因此，原告不符合退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综上，我局于2019年12月19日向原告作出的书面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充分履行法定职责，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履行行政职责申请书》，要求被告重新审定属于原告的工龄（第一次招工的工龄，下乡的乡龄与第二次招工后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工龄）、恢复养老保险账号、办理正常退休。10月23日，被告告知原告来信收悉，将按期回复意见，12月19日，被告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原告。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并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履行职责之诉，需要被告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退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参保人员退休资格审核和养老金标准核定；《市人力社保局关于简化城镇企业职工连续工龄审定更正工作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17〕59号）规定，各区人力社保局负责本辖区内参保人员的城镇企业职工连续工龄审定或更正工作，市人力社保局不再复核；《市人社局关于下放市级权力事项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19〕62号）规定，市人社局经办的原下乡知青乡龄审定事项下放到各区人社局，自2019年6月1日起，市人社局不再办理原下乡知青乡龄审定。因此，原告的申请事项明显不属于被告的职责。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金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润林审判员  张正民审判员  万 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 姗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