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1民终27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迟艳玲，女，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娜，北京策略（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利，北京策略（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日宁，男，汉族，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迟艳玲因与被上诉人苏日宁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789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迟艳玲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7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决苏日宁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苏日宁虽然表示给迟艳玲出具的《抵押协议》、《欠条》不是其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苏日宁却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意思表示不真实指的是存在暴力、胁迫、威胁这种情形存在或不存在其他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情形，行为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一审法院在苏日宁既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又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就认定苏日宁给迟艳玲出具的《抵押协议》、《欠条》不是迟艳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属于严重的证据不足。2.担保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无需征得被担保人同意，冠群驰骋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群公司）是否知晓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对于冠群公司是否知晓苏日宁的担保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庭审中，冠群公司未出庭，并不代表其不知晓苏日宁的担保行为，而且自始至终，迟艳玲对冠群公司是否涉及犯罪是不知情的，迟艳玲不知道冠群公司是否涉及犯罪。但是上述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并不是本案不应按民事纠纷审理的法律规定，也不是让一审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事实依据。这属于一审法院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1.本案中涉及到的《抵押担保协议》、《欠条》系苏日宁自愿作出，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苏日宁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中，苏日宁应当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承担给迟艳玲办理房屋抵押手续的义务。2.即使冠群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苏日宁作为担保人在本案中也是有过错的，应按照其过错程度，来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即使本案借款人冠群公司涉嫌犯罪，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苏日宁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并不是一审法院所指的“冠群公司涉嫌犯罪，其主债权的借款合同的效力尚未确定”，更不是一审法院所指的“本案涉及的抵押合同效力亦无法确定”。按照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继续审理此案，依法认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而在本案中，苏日宁主动于2018年11月24日亲笔书写《抵押协议书》与迟艳玲的背景是：在迟艳玲想收回在冠群公司的借款的前提下，苏日宁为了使迟艳玲放心，多次劝说，并承诺冠群公司届时不还款，他将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并将其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物给迟艳玲，同时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交给迟艳玲保管。就是因为苏日宁的这一系列的担保和承诺，使迟艳玲没有收回在冠群公司的借款。苏日宁对此是有过错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担保责任。之后，苏日宁作为冠群公司的业务人员，明知冠群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但是为了让迟艳玲安心将借款继续放在冠群公司，又再次主动于2019年7月28日给迟艳玲出具了一份《欠条》，内容全部系苏日宁拟定，由苏日宁对全部借款承担责任，并承诺迟艳玲不动产权证下来后对抵押的房产做抵押登记。后来不动产权证下来后，苏日宁将不动产权证交给迟艳玲，现不动产权证书还在迟艳玲处。综上，苏日宁作为冠群公司的业务员，明知道冠群公司向不特定主体借款，为了促成迟艳玲与冠群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还主动向迟艳玲以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当冠群公司经济状况发生恶化时，又没有及时提示或者通知迟艳玲及时收回借款，避免损失，那么对于现在导致迟艳玲借款收不回来的后果，苏日宁是有过错的，其应当依法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即使冠群公司涉及犯罪，对于苏日宁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即给迟艳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民事责任应当继续审理判决。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之规定，本案中苏日宁承担的担保责任的前提虽然系冠群公司不能按时还款，与冠群公司虽然有牵连，但是与冠群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不是同一的法律关系。苏日宁与迟艳玲之间系担保合同，那么对于本案来讲，虽然本案与刑事案件基于同一事实，但迟艳玲和苏日宁均不是刑事责任主体，不存在主体竞合的情形。迟艳玲与苏日宁之间纯属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且与冠群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审理结果之间并无任何依存关系，冠群公司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苏日宁对迟艳玲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也无任何关系，追究冠群公司的刑事责任不影响迟艳玲与苏日宁之间民事案件的审理。迟艳玲起诉的是担保人是苏日宁承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起诉担保人，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并进入审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此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而不是简单裁定驳回迟艳玲的起诉。再者根据（2019）最高法民申3261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如果对于出借人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出借人基于抵押担保约定提出起诉的，如果借款人和担保人均为同一主体，则借款和担保行为均是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实施手段，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依据该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裁定驳回出借人基于抵押担保提出的起诉。除此之外，本案中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并不是同一主体，担保行为均不是其借款人涉及犯罪行为的实施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理。4.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等机关。这就说明，法院发现非法集资犯罪时，已经启动的普通借款纠纷诉讼不能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并且同时存在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商事审判应当尊重已经启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未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商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2.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事实存在部分关联时的处理。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事实部分相关时，判断商事案件是否继续审理的标准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据此，如果审理商事案件必须以另一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应当中止商事案件审理。反之，如果商事案件审理无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商事案件不得中止审理。实践中要切实防止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对商事案件一律中止或拖延审理的作法。即使冠群公司涉及犯罪，迟艳玲与苏日宁之间的担保合同纠纷要不是中止审理，要不就是继续审理，而不是驳回起诉，否则与法律规定不符。三、本案中，苏日宁应承担为迟艳玲继续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0条“不动产抵押合同依法成立，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抵押物灭失以及抵押物转让他人等原因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其范围不得超过抵押权有效设立时抵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之规定，迟艳玲与苏日宁签订的《抵押协议书》和《欠条》是依法成立的，债权人迟艳玲请求抵押人苏日宁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于法有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迟艳玲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迟艳玲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迟艳玲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苏日宁辩称，现在冠群公司每月还在回款，并不是公司不在了。冠群公司的刑事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立案了，正在对账目进行核实后期将报案。抵押协议和欠条从法律角度是否合法苏日宁并不清楚。迟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苏日宁为迟艳玲办理位于呼和浩特市××区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苏日宁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迟艳玲依据《抵押协议》、《欠条》要求苏日宁为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苏日宁抗辩称上述两份协议是基于迟艳玲与冠群公司的借贷关系产生的，且并不是苏日宁的真实意思表示，冠群公司也不知晓苏日宁的担保行为，现冠群公司已经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迟艳玲也知晓该情况，因此本案不应按民事纠纷审理。经审理查明，从双方签订的《抵押协议书》、《欠条》内容可知，该两份协议是苏日宁为保证迟艳玲在冠群公司的出借款得以清偿而签订，双方建立了抵押合同关系，但抵押合同系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效力以主债权债务合同效力为前提。本案中主债权债务合同系迟艳玲与冠群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现冠群公司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院向该分局办案民警核实，情况属实，且被告知涉及线下签署的借款合同均由属地公安机关侦查，由于冠群公司涉嫌刑事犯罪，迟艳玲与冠群公司的借款合同作为主债权债务合同的效力尚未确定，本案涉及的抵押合同效力亦无法确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四）款，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迟艳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迟艳玲已预交），全部予以退还。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4日，迟艳玲与苏日宁签订《抵押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苏日宁为迟艳宁在冠群公司出借的所有债权即本金200万元及其利息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中交上东国际3号楼2单元1201室。苏日宁据此协议约定将上述抵押物《商品房买卖合同》交迟艳玲保管。2019年7月28日，苏日宁又为迟艳玲出具欠条，称“苏日宁欠迟艳玲人民币2000000元（二百万元整），以中交上东国际3号楼2单元1201室做抵押，待房产证下来后，还清银行贷款，配合迟艳玲做抵押登记，届时苏日宁的财产不足以偿还上述欠款时，迟艳玲可以就房屋实现抵押权”；欠条上同时注明“此欠条是2018年11月24日抵押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现上述抵押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由迟艳玲持有。因迟艳玲借款到期后冠群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迟艳玲遂以苏日宁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9年5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冠群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出借人迟艳玲直接起诉担保人苏日宁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其与借款人冠群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故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一审裁定驳回迟艳宁的起诉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789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董 丽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