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0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柏云，男，1966年9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实际居住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思，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芝浓，女，1961年3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渊，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金坤，男，系陈芝浓丈夫。原审第三人：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79299447B，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98号9幢东楼。法定代表人：蒋利民，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邱柏云因与被上诉人陈芝浓、原审第三人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元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柏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错误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1、被上诉人陈芝浓与杨富金系职业风险投资人，投资股权上市后套现离场或上市前髙价转让获利。2018年底，在第三人晟元公司拟筹备上市前几天即2018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以250.5031万元的价格受让杨富金转让的部分股权，12月26日晟元公司开始进行上市辅导，2019年1月，被上诉人即委托其好友杨富金找上诉人要求进行股权转让，转让价格为480.9545万元，被上诉人利用10天不到的时间，获利超过230万元。因此，相较于普通的股权转让，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充分考虑被上诉人的投机因素、主观恶意，进一步查清被上诉人与杨富金之间的日常委托习惯；2、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被上诉人全程委托杨富金全权办理，且上诉人在签订解除协议前未看到转让协议上另一方的签字是杨富金代签还是被上诉人本人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授权杨富金行使。被上诉人受让杨富金股权十天左右，即让杨富金出面代表其本人、郑瑞华三人来找上诉人商谈股权转让事宜，所有价格的确定、合同的拟定、条款的协商均由杨富金一人确定，杨富金本人也明确其是受被上诉人、郑瑞华两人的委托来共同协商。自始至终，上诉人未见过被上诉人，无其联系方式。2019年1月18日，杨富金将其拟定的杨富金、陈芝浓、郑瑞华三人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交给上诉人签订，上诉人与杨富金的签订当天双方签订好后生效。与陈芝浓、郑瑞华的协议由上诉人单方签订好后应杨富金要求交由杨富金，之后该份协议有无签订上诉人根本不知道。在上诉人签好后几天，由于被上诉人方及其他股东的原因，又由杨富金出面找上诉人要求解除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无论从杨富金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来看，还是其受让股权后股东权利均交由杨富金行使来看，更甚者其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整个过程来看，被上诉人与杨富金之间均形成一种固定的委托关系，至于是否有书面的委托合同，被上诉人与杨富金本人清楚；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己于2019年1月29日解除。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根据杨富金的要求，上诉人单方签好字后交给了杨富金，随后停止股权转让事宜。从上诉人角度，当时正值公司拟上市的良好时机，一旦上市，公司股权的价值会与日俱增，在公司进展顺利的2019年1月份，被上诉人等人确实不同意再转让了。之后，由杨富金及其他股东王文勇等人出面，要求上诉人停止股权转让，上诉人被迫无奈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2019年1月29日，在股东王文勇的办公室（杭州），在其他股东在场的情况下，由王文勇拟定《解除合同协议书》，要求上诉人签字。上诉人当时提出的是既然停止转让，把合同都拿回来就好了，但杨富金不同意，要求签订解除协议，并且杨富金明确表示其代被上诉人的签字是有被上诉人的授权的，不会侵害上诉人的权益，并表示回去后会将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上诉人签字的）交还给上诉人。考虑到杨富金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高管，与被上诉人一样熟谙资本市场操作，系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版）的董事、实际控制人，且作为晟元公司的董事、股东，又加上其他股东的保证，其称签订的解除协议系经过被上诉人的明确授权，且事后会向上诉人交还原件，上诉人才会同意由杨富金代为签字解除。其后，上诉人一直向杨富金催讨转让协议原件，但杨富金以各种理由拖延。上诉人作为一个技术型人才，根本不懂这资本操作和合同陷阱，相信作为多家上市公司高管的杨富金不会欺骗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与杨富金共同投资多家公司，杨富金在其他公司也都是代表被上诉人行使权利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平时所有事项都是授权杨富金的，所以杨富金和其他股东说解除协议是经被上诉人授权的，上诉人当然认为杨富金的签字能代表被上诉人。另外，根据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上诉人应于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支付第一笔转让款400.9545万元，按被上诉人的说法，协议于1月22日生效了，那款项应该于2月3日支付。作为一个专业的资本运作人员，如果上诉人不支付这笔款项，他早就应该向上诉人予以催讨了。但是直到2019年11月下旬，上诉人都未得到任何消息。上诉人是在完全不知的状态下突然收到了一审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副本，才知道这份协议。这显然也不符合被上诉人的投资特点及交易日常习惯。综上，结合被上诉人与杨富金的关系、杨富金的陈述、其他股东的保证、股权转让时被上诉人的授权及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未通知或向上诉人催讨等一系列现象，都可以明确反应出上诉人是有理由相信杨富金的解除协议签订是有代理权限的，上诉人在解除协议过程中己尽了审慎义务，是善意的无过错方。一审法院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系错误判决，违反了民事交易中诚实守信原则，系对不诚信、不守规矩的人的保护及纵容。二、一审法院错误判定上诉人承担巨额违约金及被上诉人律师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己经解除，作为无过错方的上诉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退一万步说，如果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则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的生效时间应为双方正式签字生效日期即本案一审判决生效时，上诉人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违约，上诉人在签订解除协议之前都未收到过《股权转让协议》，出于对一审法院的信任，原件交由一审法院审核，但既然是一式多份的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在上诉人先行签订后被上诉人当然有义务把双方签订的合同交一份给上诉人（协议约定是两份）。但现有证据，包括被上诉人也只是庭上陈述其把签好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交给了杨富金。一审中法庭明知该份协议上诉人至今未拥有，但直接以协议第二页的约定签署日期作为生效日期，对上诉人来说是严重不公的。根据现有的证据，能明确得出协议的约定签订日期与实际签订日期是不一致的，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上诉人，在不知道协议有无签订、何时签订、由谁签订的情况下，即在1月29日被告知该份协议己解除，时隔十个月后，在未经过任何沟通和催讨的情况下突然起诉。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违约金，完全是无任何事实依据的。退一万步说，如果杨富金签订的解除协议无效，根据诚信原则，在上诉人无故意、无过错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被上诉人为何不将合同直接交付给上诉人、为何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不向上诉人进行催讨或沟通，还应考虑被上诉人在本次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恶意或故意造成上诉人的违约。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巨额违约金是本案最大的不公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1款的约定，承担律师费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要有违约行为，二是实际产生了律师费。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存在任何故意的违约行为，其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被上诉人至今也未提供其己支出律师费的依据，具体是多少要以支付的明细为准。三、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程序违法，超标的查封上诉人财产，且未通知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异议后，未按法律规定予以回复，程序违法；同时，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杨富金为第三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陈芝浓二审答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晟元公司二审未答辩。陈芝浓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邱柏云向陈芝浓支付股权受让款4009545元、违约金1195178.54元（该款以400954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按每日1‰暂算至2019年11月25日）、律师费23万元，以上确定数据合计为5434723.54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6日起，以4009545元为基数，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晟元公司在邱柏云履行前项付款义务后，在30日内按照法定要求办理股权变更、股东名册变更等相关手续，并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邱柏云在第三人晟元公司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5日内，支付陈芝浓剩余股权受让款80万元，逾期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邱柏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晟元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杨富金在晟元公司的出资额为4575561元，持股比例8.4733%。2018年12月24日，杨富金作为出让方，陈芝浓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杨富金将其持有的晟元公司的742044份股份以250603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芝浓，陈芝浓受让晟元公司1.3742%的股份。2018年12月26日，晟元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杨富金与陈芝浓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2018年12月27日，就包括该转让事宜在内的出资比例变更情形，晟元公司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2019年1月17日，杨富金与邱柏云就按3.5亿元晟元公司整体估值回购杨富金、陈芝浓、郑瑞华三人持有的晟元公司的股份进行协商，并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达成初步意向，杨富金着手起草相关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18日，杨富金将三份协议的电子版发送给邱柏云审阅。杨富金告知邱柏云合同落款时间按照邱柏云的要求定为2019年1月22日，杨富金和邱柏云之间的协议双方先签字，陈芝浓、郑瑞华的协议由邱柏云签字后邮寄给陈芝浓、郑瑞华签字，邱柏云予以同意。2019年1月18日，杨富金携带其与陈芝浓、郑瑞华三人将要分别与邱柏云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到邱柏云位于晟元公司的办公室，先由邱柏云签字后全部交给杨富金。杨富金将应当由陈芝浓签字的协议邮寄给陈芝浓，陈芝浓收到后签字并寄回给杨富金。陈芝浓与邱柏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柏云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陈芝浓持有的晟元公司1.3742%的股权，受让价款为人民币4809545元；邱柏云应于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4009545元受让款转让入陈芝浓指定的账户，交割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受让款人民币80万元转入乙方指定账户；邱柏云负责督促晟元公司自邱柏云支付完毕首笔受让款4009545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过户至邱柏云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陈芝浓应配合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等事宜，上述手续变更完成则视为交割完成；由于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面及时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该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给另一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以及使另一方支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调查费用等；邱柏云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标的股权受让款给陈芝浓，若逾期，则按实际逾期总金额的每日1‰支付违约金；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协议，应向另一方以书面方式提出，双方理解并同意，任何一方书面要求解除协议将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协议方应当自提出之日起7天内向另一方额外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50万元，每逾期一日，违约金额外增加人民币25000元；双方理解并同意，违约责任项下所有约定合理、客观，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理解并已经预见到，任何一方违反上述约定将可能使对方遭受高额实际损失，为此双方承诺，任何一方违约均会向对方赔偿因违约遭受的一切损失及/或支付违约金，且违约方陈芝浓放弃行使任何中国法律下请求调整本条违约金约定的权利；双方理解并同意，违约责任项下所有约定均为不可撤销之约定。2019年1月29日，邱柏云、杨富金签署了三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其中涉及陈芝浓的协议，甲方为邱柏云，乙方为陈芝浓，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确认，2019年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解除；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对方主张权利。甲方处由邱柏云签字，乙方处签字字样为“杨富金代”。陈芝浓为催要股权转让款提起本案诉讼，与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该所接受陈芝浓委托，指派律师参与陈芝浓与邱柏云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并约定律师代理费为23万元。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开具了相应金额的代理费发票。陈芝浓提起本案诉讼时，申请了财产保全，在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购买了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作为担保，并支出财产保全保险费7440元。还查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0年6月9日印发的《浙江省关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章程备案的操作意见》中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股份记载事项的，应当依法办理章程备案登记。晟元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其办理相关备案登记的机构为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述事实，由陈芝浓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快递凭证、晟元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保全责任保险费发票、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邱柏云提交的公证书、《解除合同协议书》、杨富金转让股权给陈芝浓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晟元公司工商备案登记档案件，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具体明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经邱柏云、陈芝浓先后签署，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通过由邱柏云与杨富金在2019年1月29日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方式予以解除？二、邱柏云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邱柏云提出《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理由为杨富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具体体现在：陈芝浓从杨富金处受让股权后未参与公司管理，所有事情均有杨富金出面处理；要求股权回购、拟定股权转让协议、签字、解除协议，陈芝浓均由杨富金出面；协议是杨富金给陈芝浓的，陈芝浓签字寄回的地址也是杨富金。因此，邱柏云有理由相信杨富金能够代表陈芝浓，整个股权转让的过程杨富金都代表邱柏云。陈芝浓则主张其未授权杨富金办理与邱柏云的股权转让事宜，也明确拒绝追认《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表见代理诉讼主张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要件且缺一不可：1、行为人没有代理权；2、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即行为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或表象；3、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系善意无过失。按照这一判断标准，本案中杨富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代理权外观或表象是一种客观事实，是指“有授权行为的外观或表象”，如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具备代理权。本案中，首先在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时，杨富金未持有陈芝浓的授权委托书，不具备代理权表象；其次，杨富金和陈芝浓均是晟元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不具备基于人身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身份，且在之前陈芝浓转让股权给邱柏云的过程中，最终合同签字仍然是由陈芝浓完成的。因此，杨富金不具备代理权的外观和表象。在判断邱柏云是否善意无过失方面，一方面，杨富金和邱柏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邱柏云明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手续需要由陈芝浓本人完成的情况下，相应的协议解除手续却由杨富金代签，存在明显的反常情况，邱柏云却并未对杨富金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协议，应向另一方以书面方式提出，这里的“另一方”显然指向陈芝浓，而邱柏云也未照章遵守。因此，邱柏云在主观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故邱柏云关于杨富金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解除合同协议书》对陈芝浓不生效，陈芝浓与邱柏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仍然合法有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1、庭审中陈芝浓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该协议在邱柏云先签字并于2019年1月22日经陈芝浓签字后即生效，按照协议约定邱柏云应当在10个工作日也即2019年2月3日前将4009545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陈芝浓，邱柏云至今仍未支付，构成违约，应当立即向陈芝浓履行该项付款义务；2、陈芝浓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1‰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且在协议中双方约定了违约方放弃调整违约金的权利。邱柏云在庭审中主张协议已经解除，故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就法院若不支持其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后，邱柏云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在10%的标准范围内予以调整。由于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调整请求权属合同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方式加以排除，因此应以陈芝浓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当前市场融资成本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24%，自2019年2月4日起计算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3、陈芝浓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符合合同约定，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代理费增值税发票，但未提交实际支付凭证，考虑到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确实指派律师出庭支持诉讼，提供了律师服务，该项费用必然发生，故根据本案综合情况，酌定邱柏云应向陈芝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4、陈芝浓主张的保全保险费7440元，既无合同明确约定，也无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5、关于陈芝浓要求第三人晟元公司在邱柏云履行付款义务后三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股东名册变更等相关手续，并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公司类型；（六）经营范围；（七）营业期限；（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章程修改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公司应当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送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因此，除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仅需公司到登记机关作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本案中，陈芝浓将股权转让给邱柏云，无需就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是应当由晟元公司针对股份变更情形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股份记载事项后，依照《浙江省关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章程备案的操作意见》的规定将章程修正案报送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一审中，晟元公司明确表示愿意履行相应义务，故对陈芝浓的该项诉请，依照浙江省地方实际规定予以认定；6、邱柏云在晟元公司完成工商备案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按约继续向陈芝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80万元，若逾期未付，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综上，对于陈芝浓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金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邱柏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芝浓支付股权转让款4009545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以4009545元为基数、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二、邱柏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芝浓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三、晟元公司于邱柏云履行完毕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针对陈芝浓与邱柏云之间的股份变更情形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股份记载事项后，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四、邱柏云在晟元公司办理完毕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陈芝浓股权转让款80万元，逾期未付的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加付违约金；五、驳回陈芝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96元，减半收取277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2748元，由陈芝浓负担2348元，由邱柏云负担30400元。本院二审中，上诉人邱柏云与被上诉人陈芝浓、原审第三人晟元公司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经过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邱柏云与被上诉人陈芝浓双方互谅互让，自愿达成了和解方案:邱柏云与陈芝浓同意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履行。邱柏云同意向陈浓支付股权转让款4809545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9万元及支付律师费20万元；陈芝浓放弃对邱柏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调解协议达成后，邱柏云也实际于2020年7月31日向本院暂收款账户打款80万元（待晟元公司办理股权变更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后，由本院直接转付陈芝浓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于2020年8月3日直接向陈芝浓本人账户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律师费三项合计4799545元。由于原审第三人晟元公司在本院审理中，不愿意参与本案邱柏云与陈芝浓之间股权转让案的调解，但其对应履行的配合股东股权变更办理登记、备案的义务并不持异议。本院遂对本案不作调解结案，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二、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针对邱柏云与陈芝浓之间的股份变更情形，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股份记载事项后，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一审案件受理费55496元，减半收取277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陈芝浓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496元，减半收取27748元，由邱柏云负担（邱柏云预交的上诉费55496元，本院退还277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