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3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伟强，男，195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枫，女，195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沁，女，198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郭伟强，身份信息同上，系郭沁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住所地杭州市西溪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平，厅长。 委托代理人陈书宏、梁俊景。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琦，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凤鸣，女，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翔，男，199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王琦，身份信息同上，系王翔父亲。 上诉人郭伟强、徐枫、郭沁因诉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土地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行初2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浙集复12〔2019〕59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59号复议决定），查明：原富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9日就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道××号房屋（以下简称71号别墅）坐落的土地向郭伟强、徐枫、郭沁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富国用第000627号），该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宗地图为富阳市创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制作的《银湖街道金苑山庄金龙道71号郭沁、徐枫、郭伟强住宅宗地图》（以下简称2014年宗地图）。2017年5月18日，郭伟强、徐枫、郭沁向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申请上述不动产的换证。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记录》。同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同意上述不动产补换证登记，并向郭伟强、徐枫、郭沁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浙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5号），该证书所附宗地图为杭州富阳创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制作（以下简称2017年宗地图）。上述2017年宗地图与2014年宗地图载明的宗地界址点坐标和边长均不同。2017年5月19日，郭伟强、徐枫、郭沁领取上述不动产权证书。另查明，郭伟强不服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金苑山庄金龙道70号不动产（以下简称70号别墅）所作登记行为，认为上述不动产的测绘结果与71号别墅的测绘结果存在重叠，于2018年12月20日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5月9日对70号别墅所作登记行为并责令其依法重新处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杭政办函〔2015〕159号）规定，杭州市富阳区的不动产登记由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当地办理。根据上述规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权委托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办理涉案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应当对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及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进行查验。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办理涉案不动产换证登记时，已经对郭伟强、徐枫、郭沁提供的2017年宗地图是否侵犯王琦等3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审查。该分局未尽合理审慎义务，在2017年宗地图与2014年宗地图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作出涉案不动产登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郭伟强、徐枫、郭沁均主张王琦等3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琦等3人已于2017年5月、6月知道涉案不动产登记行为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规定，撤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5月18日对71号别墅所作登记行为，责令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法对涉案不动产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原审原告郭伟强、徐枫、郭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撤销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作出的59号复议决定；2.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8日，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受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办理不动产登记事宜）根据郭伟强、徐枫、郭沁的申请，向其71号别墅颁发了浙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5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所附宗地图为杭州富阳创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制作。王琦、潘凤鸣、王翔系相邻70号别墅的所有权人，因认为71号别墅2017年宗地图与其70号别墅2017年5月9日登记在前的宗地图存在交叉重叠，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71号别墅2017年5月18日的房屋登记行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6月5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6月18日收到补正申请后，于2019年6月24日向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通知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郭伟强等3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2019年8月16日，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作出59号复议决定，撤销被诉房屋登记，责令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新作出处理。郭伟强等3人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02年12月9日，原富阳市人民政府根据王琦、王翔的申请，向其70号别墅颁发了富国用字第94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宗地图为富阳市土地勘测设计所于2002年7月制作（该宗地图没有标明界址点坐标）。2017年5月9日，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根据王琦、王翔、潘凤鸣的申请，将原产权人王琦、王翔变更为王琦、王翔、潘凤鸣，并为70号别墅重新颁发了浙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6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所附宗地图为杭州新天地测绘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制作（该宗地图标明了界址点坐标）。2018年12月10日，郭伟强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认为70号别墅2017年宗地图与其71号别墅原始宗地范围存在重叠，要求撤销70号别墅2017年5月9日的登记行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浙集复12〔2018〕15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办理该不动产换证登记时，已经对王琦等3人提供的2017年宗地图是否侵犯郭伟强等3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审查。该分局未尽合理审慎义务，在70号别墅2017年宗地图与2002年宗地图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作出案涉不动产登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规定，撤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5月9日对70号别墅所作登记行为，责令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应当对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及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进行查验。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区分局于2017年5月18日向郭伟强等3人的71号别墅颁发的《不动产权证》所附宗地图范围，与之前该分局于2017年5月9日向王琦等3人的70号别墅颁发的《不动产权证》所附宗地图范围存在交叉重叠。依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法律效力，不仅约束相对人，也约束行政主体。故在当时70号别墅2017年5月9日的房屋登记行为没有被依法改变或撤销前，发证机关直接向71号别墅颁发涉案《不动产权证》，缺乏依据，该登记行为对王琦等3人的权益产生了直接影响。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5月18日对71号别墅所作登记行为，并责令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无不妥，复议决定的程序亦符合规定。此外，郭伟强等3人主张王琦等3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经审查，证据不充分，不予采纳。综上，郭伟强等3人的诉请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伟强等3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郭伟强等3人负担。 郭伟强、徐枫、郭沁三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70号提起行政复议已超过法定期限，复议请求应予驳回。上诉人已将2019年3月4日行政复议听证会记录第1页、第5页及59号决定书第2页最后一段递交原审法庭，并提请法院获取听证会录音、录像，证明70号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一直欲以70号自己提供的2017年5月22日第三次违规测绘所得之“第三图”替换上诉人2017年产权证宗地图的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70号提起行政复议已经超期。二、原审法院刻意回避界址线真伪之关键事实，严重影响判决结论。本案纠纷在于双方相邻界址线数据及走向存在交叉、重叠，原审法院或罔顾、或回避70号现产权证宗地图为错之事实，更未就涉案界址线作实事求是的判述。70号、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上诉人、富阳勘测/创衡/新地测绘公司、复议局等各方递交之相关证据链均对上诉人2014版图之错确定无异：同理，70号“无奈”套用错图所得之现版宗地图必错无异。原审法院对如此重大且关键的事实刻意回避隐瞒，不置一词，甚至逆行判决70号之错误产权证具“法律效力”，事实和法理依据何在？上诉人在此请求中院核查事实，委托具有公信力的测绘机构，依法依规按原始库存宗地图及其元数据给出涉案双方分户房产的界址数据及走向。三、原审法院对关键证据认定错误。（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5项证据认定错误，即证据3-7，带有严重误导性且不符合事实。上诉人递交原审法院的图4-7均为直接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签署发放的相应房产证、产权证原图的复印、拍照所得，不存在任何“编辑、加工”行为。（二）原审法院不仅无原则采信70号颠倒黑白的证明内容，更为洗白其假证据篡改上诉人质证词。四、原审法院未厘清客观事实和证据链即行判决，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采用“双标”。根据客观事实：如前所证，上诉人2014年产权证系错图，70号现产权证宗地图必为错图。其错之缘起，在于70号既严重背离制图规则，又不经现场如实勘测（现场界碑为本案定锚），直接套用上诉人2014年严重错图作为唯一依据制成现宗地图，并隐瞒己存在纠纷之事实抢先领取产权证。依据行政法理论，在上诉人的2014版错误宗地图“没有被依法改变或撤销前”，发证机关直接向70号发放2017版现产权证，同样“缺乏依据”，并对上诉人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原审法院怎么对上诉人同样情况就不顾法理了呢？冀望中院澄清事实，还上诉人公道。根据逻辑关系：原审法院已查明，2002年70号已获富国用〈2002〉字第94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则“依据行政法理论”，70号2002年的“房屋登记行为没有被依法改变或撤销前”，也即在2017年5月9日70号原产权证依然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发证机关直接向70号发放2017年现持产权证，同样“缺乏依据”。复议局也己厘清70号的2017年产权证附图范围与2002年存在不同，因此对上诉人权益同样产生直接影响。事实清楚，证据无误，根据逻辑关系，原审法院理应撤销70号产权证，为何迄今拖而不判？根据逻辑关系，即使在不问对错的情况下，上诉人2014版先于70号的2017版己获得发证机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图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在上诉人2014年富国用〈2003〉字第977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未撤销前，发证机构未予核查即直接向70号发放了严重错误且实际侵害上诉人权益的2017年产权证，同样应予撤销。尤其在70号先行起诉、先行庭审的情况下，本应先对70号提起的（2019）浙0106行初122号案件做出判决，原审法院却非常理地对上诉人提起的（2019）浙0106行初207号直接先判先撤，程序不公，逻辑混乱，偏袒严重。原审法院完全回避上诉人的诉求并同样存在2002年第一份产权证的事实，刻意对同案同理的事实和证据有选择地采纳和运用“法理”，顾尾不顾首，仅取2017年产权证予以判决，在证据链、逻辑层及法理的运用上均存在故意疏漏和严重断层的错误，导致结论无法自圆其说，法律适用矛盾重重，当事人困惑难安，以致讼而不止。以客观存在的2002、2014、2017年产权证证据链为据厘清事实，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判决有这么难吗？上诉人2017年宗地图恰是2002年宗地图的复原和回归：涉事双方2002年版宗地图均为原富阳土地勘测设计所测绘和制成的，唯囿于当时技术条件而显简略；上诉人2017年5月所得宗地图，就是创衡公司按规则调取现存于富阳区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库存原始宗地图，在核查比对其中71号分户宗地图及其元数据后，补充了相关坐标和界址线等数据，为上诉人换发了与原始宗地图分户元数据及开发商权属界碑完全吻合的、回归2002版的宗地图，程序正当合理。原审法院完全有权采用上诉人提议的回避法，回避富阳方、涉案双方、涉案测绘公司等，聘请具有公信力的测绘专家，从库存原始宗地图调取和获得分户图及元数据，制成与开发商原始界碑完全吻合的、经得起涉案各方及所有测绘公司验证的、具有可复制性的70号、71号宗地图和坐标系、界址线，还原事实真相，息讼止纷。在此，上诉人再次恳请中院在厘清两家界址线的真正位置时采用回避制，选择与案涉各方均无关联之有公信力之机构，依据原始宗地图元数据恢复原始界桩、界址线走向，还原真相，以理服人。综上，请求：1.撤销（2019）浙0106行初207号行政判决；2.撤销浙集复12[2019]59号行政复议决定；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答辩称，一、浙集复12〔2019〕5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王琦等3人不服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金苑山庄71号不动产所作登记行为，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经行政复议审理查明相关事实（见复议决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应当对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及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进行查验。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办理涉案不动产换证登记时，已经对上诉人提供的新宗地图是否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审查。该分局未尽合理审慎义务，在新宗地图与原始宗地图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作出涉案不动产登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上诉人均主张王琦等3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琦等3人已于2017年5月、6月知道涉案不动产登记行为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规定，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作出案涉5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5月18日对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金苑山庄金龙道71号不动产所作登记行为，责令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法对涉案不动产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处理。二、案涉59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6月5日收到王琦等3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6月18日收到补正申请，上诉人因与被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经审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案涉59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向王琦等3人及上诉人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程序。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王琦、潘凤鸣、王翔三人陈述称，一、原审第三人支持原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本案原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郭伟强2017年5月18日换证，未采用原证登记内容，擅自改变宗地界址和边长，导致与第三人王琦已登记边界重叠。（2019）浙0106行初20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二、上诉人郭伟强提供虚假数据骗取的不动产登记，必须予以撤销。上诉人郭伟强71号别墅于2012年先于第三人70号装修，并拔去半边绿篱隔离带，将建筑物扩建到两家边界。71号2014年先于第三人登记宗地界址，登记边界由71号自行确定。因此，实地面积和登记面积都不可能少。上诉人2017年5月18日换证，提供虚假数据，擅自将边界向第三人庭院平移，造成两家边界线重叠登记，并隐瞒其2014年登记的事实，向省复议局申请复议，导致省自然资源厅误以为我方的登记是单方指界而被决定撤销。上诉人2017年的换证登记是违法的、错误的，必须予以撤销。三、上诉人伪造证据、骗取登记、违法复议、滥用诉权、编辑证据、造谣诽谤、毫无底线，与教授名号根本不相符，浪费公共资源，对第三人造成严重伤害。 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7确系编辑、加工过的材料，原审法院认定其证明效力综合其他证据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8份，有部分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经告知不作为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2019）浙0106行初122号行政判决书及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证明法院认定70号2017版宗地图与2002版不一致，原审法院判决时间不公。对此，被上诉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王琦等3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行政判决书目前在本院二审，尚未生效，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不足以达到其证明对象，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上诉人要求调取2017年5月22日70号委托新地测绘后所得之宗地图，与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没有关联性，且该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申请期限。上诉人要求调取复议听证笔录及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书面陈述材料、录音或录像，以证明第三人复议超期，经查，上诉人在一审时均未提起该调取证据申请，其在二审中提交，已经超过法定申请期限，且未说明正当理由。综上，对上述申请不予接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王琦等人的行政复议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中，王琦等人陈述在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浙集复12［2018］15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其70号别墅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后，于2019年6月3日向富阳规资分局确认到本案所涉浙〈2017〉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5号《不动产权证书》后提起行政复议，据此其申请行政复议未超过法定期限。上诉人郭伟强等人认为，根据王琦等人在行政复议听证中所作陈述，其于2017年就已经知道换证即被复议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本院认为，上诉人所称王琦等人在2017年调解时已经获取新的宗地图，但王琦等人在2017年没有获悉案涉不动产权属证书，也未经有权部门告知作出被复议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不能认定王琦等人自2017年就应当知道被复议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上诉人又认为，王琦等人于2019年1月在另案行政复议程序中已获取其不动产权属证书，故其申请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本院认为，当时王琦等人未被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王琦等人于2019年6月申请行政复议，未超过法定期限。据此，上诉人关于王琦等人行政复议申请超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6年）第十五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还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查验：……（三）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原富阳规资分局未尽合理审慎义务，在新宗地图与2014年宗地图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且新宗地图与已经确权发证的70号别墅所附宗地图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况下，作出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撤销该不动产登记行为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审查对象是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关于两处房屋的界址线问题，应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在重新作出处理时进行判断，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刻意回避界址线真伪，严重影响判决结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诉人要求本院委托测绘机构出具界址线数据及走向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郭伟强、徐枫、郭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毛艺斐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