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蒲培明，男，汉族，1969年9月2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3************513，住所地：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汉建，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海，男，汉族，1982年6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3************717，住所地：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舟，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朝健，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康，男，汉族，1987年1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612************591，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科，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法定代表人：马某1。上诉人蒲培明因与被上诉人杜海、王康、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3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被告蒲培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382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杜海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依法判决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王康之间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凭材料款的微信转账记录认定上诉人与王康之间属于承包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经湖山村村长吕广兴介绍认识王康，王康因其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田屋组的房屋装修需要，与上诉人协商将装修工程交给上诉人承包，由于承包价格过低原因（30元/㎡）上诉人没有承包该装修工程。考虑到村长吕广兴的关系，上诉人运用自己在该行业的经验和能力帮助王康购买相关装修材料，材料款由王康负担，并按王康意见按30元/㎡义务无偿帮王康寻找装修施工人员，施工人员的工程款有王康直接与施工人员结算。上诉人与王康对所谓的承包的承包方式、承包价格、结算方式等没有任何约定，上诉人也没有收取过承包费，双方并不成立承包合同关系。从王康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王康向上诉人转账的时间不固定、金额不规律，可以看出王康是根据材料购买需要向上诉人支付材料款，而非支付所谓的装修承包款。如果是装修承包款，那么装修款如何计算而来、目前已经结算多少为何作为被称为“承包人”的上诉人却无从得知？王康在答辩中称为“承揽”关系，但对“承揽”结算方式也没有任何说明，这不符合常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王康属于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承包方式、结算方式等的情况下，仅凭材料款的微信转账记录认定上诉人与王康之间属于承包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与杜海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仅凭未经质证的杨小虎证言认定上诉人与杜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违反程序，更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时间内，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为雇用人从事雇佣活动，由雇用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介绍杨小虎给王康，由杨小虎为王康房屋提供贴瓷砖的装修业务，杨小虎以采取什么方式提供服务上诉人不知情，杨小虎的雇佣活动不受上诉人干涉，劳动报酬也非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与杨小虎不成立雇佣关系。在本案事故发生前，上诉人根本不认识被上诉人杜海，更没有任何联系，杜海一审中对此予以了确认。杜海不受上诉人指示和安排，更不是由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杜海受杨小虎指示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贴瓷砖工作，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杜海与杨小虎是何关系、由谁给杜海发工资上诉人根本不知情。因此，上诉人与杨小虎不存在雇佣关系，与杜海更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在“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中，“事发前，第二被告（上诉人）曾多次通知杜海（一审原告）与案外人杨小虎去做装修工作。”案外人杨小虎的陈述内容与上诉人、杜海在庭审时的陈述内容明显相互矛盾，并且一审法院不仅没有通知双方当事人案外人杨小虎证言予以质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及第五十一条：“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之规定，一审法院却仅凭杨小虎单方陈述认定上诉人与杜海成立雇佣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上诉人与王康并未不存在承包关系，与杜海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一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二十六条判决上诉人承担雇主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补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康存在雇佣关系，那么因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也应由接受劳务一方即王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康存在雇佣关系，却又认为王康将工程发包给上诉人，以上诉人为杜海雇主为由，分担王康责任，判决上诉人承担雇主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认为案涉楼房是由王康聘请上诉人自行组织人员、自行购买材料进行装修，王康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王康为接受劳务一方雇主，上诉人为王康寻找施工人、购买装修材料则系履行提供劳务一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上诉人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由接受劳务的王康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与王康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况下，又认为王康将工程发包给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雇佣杜海与杜海又成立雇佣关系，判决王康及上诉人按份承担过错侵权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更何况，上诉人与杜海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根本不认识杜海，也没有雇佣过杜海，更不没有指示过杜海前往事故地施工，判决上诉人承担雇主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与杜海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杜海也并未举证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与杜海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案涉事故发生前，上诉人并不认识杜海，没有与杜海通过电话，更没有通知过杜海到事发工地做工的，杜海是杨小虎联系到事发地点做工的，杜海在一审时对该事实予以了认可；案涉事故发生后，马安派出所向上诉人等人进行了询问，根据上诉人在派出所如实陈述，上诉人并不认识杜海，杜海是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叫来事发地点工作的。被上诉人杜海主张其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但被上诉人杜海从一审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杜海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自行向杨小虎进行询问，该询问未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质证，且仅为一方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仅凭杨小虎证言判决上诉人与杜海存在雇佣关系明显不当，而被上诉人杜海依然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追加杨小虎为被告，一审法院未予审查也未做出裁定，直接不予追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之规定，程序违法。四、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王康以不够资金支付杜海医疗费用为由让上诉人垫付5000元向杜海支付，如果认为上诉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5000元应当一并予以扣减。综上，上诉人与王康并未不存在承包关系，与杜海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一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二十六条判决上诉人承担雇主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被上诉人杜海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第二，上诉人主张其与杜海不认识与事实不符，杜海在事发前跟上诉人做了多个工程，根本不是上诉人所说不认识。杜海即使是自愿为上诉人提供帮佣，上诉人也应当为杜海的受伤承担提供劳务侵权的责任。第三，上诉人请求追加杨小虎为共同被告，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其无法证明杨小虎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不追加符合民诉法的规定。被上诉人王康辩称，我方在本案中本来不应当承担任何义务，上诉人与杜海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被上诉人王康来说是完全不清楚的，我方本着人道主义先行垫付医疗费抢救伤者的原则，怕原告从我方住所掉下死亡，实际王康与杜海无经济及合同往来，上诉人上诉状与原审中向法庭的陈述是矛盾的，完全没有合理的解释，首先，在原审判决书第七页上诉人说是帮王康义务看管工地，不存在雇佣关系，强调其是义务帮工者，刚才上诉人陈述说为了赚取材料的差价，这就不是原来的义务看管工地，上诉人是不折不扣的包工头，其与工人杜海之间的关系，我方与杜海无任何关系，只是看到杜海在医院没钱抢救，包工头一分钱都不愿意出，因此法院认定我方有选任过失，按道理，我方是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的。上诉人既然认为你与杜海之间不认识，没有联系，何以认为杜海就是为王康提供劳务？事故发生以后，在派出所的笔录都是上诉人通知王康的，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杜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赔偿原告因雇佣活动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684646.2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1日13时，原告杜海在第一被告王康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田屋组的房屋外墙粘贴瓷砖，该楼没有防护拉网，原告杜海并未系好安全带，原告在装修工作时踩空，不慎从3楼跌落受伤。事发后，原告被急送往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诊断：1.高处坠落伤；2.创伤性脾破裂出血；3.创伤性胃破裂；4.颅脑损伤：1）左侧额部硬膜下血肿，2）颅内积气，3）左额骨骨折，4）双侧颞骨骨折5）头皮擦伤；5.多发颌面部骨折：左侧额窦骨折，左侧上颌窦骨折，左侧筛骨纸板骨折，双侧蝶窦骨折，左侧眼眶骨折，左侧颧弓骨折；6.多发肋骨骨折（左1-6肋骨骨折）；7.双肺挫伤；8多发腰椎横突骨折（L1-4）；9.失血性休克；10.失血性贫血；11.低蛋白血症；12.吸入性肺炎；13.双侧胸腔积液；14.腹腔积液；15.黄疸查因：胆汁淤积性黄疸；16.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并下尺桡关节半脱位；17.左尺骨茎突骨折；18.右侧桡骨远端不全性骨折；19.左豌豆骨骨折；20.腹壁切口脂肪液化；21.低钠血症。原告于2019年1月20日出院，共住院60天。在住院治疗期间，共用去医疗费182759.48元，已由第一被告交纳114000元，仍拖欠第三人医疗费68759.48元，至今未结账。第一被告还垫付了杜海外购药品23040元。2019年3月1日，原告委托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暨大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L277号《司法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原告被评定为（1）成年人脾切除术后，评定为八级伤残；（2）胃修补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3）遗骨盆畸形愈合，评定为十级伤残；（4）遗左腕关节活动功能丧失25%以上，评定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医疗费约需人民币22000元或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120日。花费鉴定费用3360元。庭审时，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虽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表示不需要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另查一，涉案楼房是由第一被告王康交由第二被告蒲培明自行组织人员，自行购买材料进行装修。从2018年8月25日至11月10日，第一被告通过微信支付了装修款人民帀64000元第二被告。另查二，庭审后，本院调查了案外人杨小虎，杨小虎陈述：原告杜海与案外人杨小虎是工作搭档关系，两人均认识第二被告蒲培明，第二被告是包工头，事发前，第二被告曾多次通知原告杜海与案外人杨小虎去做装修工作，事发当天，第二被告打电话通知杨小虎叫杨小虎与原告去涉案楼房做装修工作。另查三，原告杜海与其妻生育一女儿杜语晗（身份证号码：51172********90340）。原告杜海的父亲杜泽国（身份证号码：513********226271）及其母亲张广芬（身份证号码：513************727）生育一子一女，即原告和原告妹妹杜春梅（身份证号码：513************743）。原告的家庭成员是农业户籍，原告称其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已经在城镇居住并且有固定收入，并提供了《租房协议》以及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龙湖社区*民委员会的《居住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本院的调查笔录以及庭审的证人证言，结合第一被告王康付款给第二被告蒲培明的微信转帐记录，证实第一被告作为房主，并不认识原告或案外人杨小虎，第一被告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涉案楼房是由第一被告聘请第二被告自行组织人员，自行购买材料进行装修，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第二被告认为其将工程介绍给案外人杨小虎，并不是转包，但第一被告只是与第二被告接触商谈工程，并直接与第二被告进行结算，且案外人杨小虎与原告是工作搭档关系，故第二被告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第一被告作为劳务行为的受益者，将房屋发包给没有相关资质的第二被告装修，其作为房主也应承担选任不当的过错责任，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第二被告作为雇主，雇佣没有从业资质的原告进行高空高危作业，也未提供更安全可靠的高空作业方式，在选任工人方面、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存在过错，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原告在高空从事瓷砖粘贴，明知道出事地点没有防护拉网，应该配备安全帽、系好安全绳，作为一个成年人，从事高空作业时应做好防护措施，注意安全，但由于原告本人的疏忽而造成伤害，其本人也有过错，原告自身酌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与案外人杨小虎是工作搭档，第二被告要求追加案外人杨小虎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原告虽系农业户口，因其自2017年3月至事发当日在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龙湖社区*民委员会居住一年以上，其获得的赔偿应依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暨大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L277号《司法鉴定意见》是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员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公正，且两被告均未提出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杜海构成多处伤残，增加一处伤残所增加的赔偿比例，按所增加伤残的伤残赔偿指数的十分之一确定。原告构成一个八级伤残、三个十级伤残，总的伤残赔偿指数为0.33（0.3+0.01×3）。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参照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的统计数据即粤高法【2019】100号《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并根据原告的诉请范围结合本案的实际，原告因本次人身损害应获得的赔偿有：1、医疗费205799.48元。即住院治疗总费182759.48元+外购药品23040元=205799.48元；2、误工费30859.89元（62577元/年÷365天×180天=30859.89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60天×100元／天=6000元）；4、护理费12000元（住院护理费150元／天×60天+出院后护理费100元／天×30天=21030元）；5、营养费1650元（5000元×伤残赔偿指数33%）；6、交通费1800元（酌情）；7、残疾赔偿金277635.6元。即按惠州市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066元/年×伤残赔偿指数33%×20年=277635.6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0元（100000元×伤残赔偿指数33%=3300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132226.39元（①父亲杜泽国：15411元/年×17年÷2人×伤残赔偿指数33%=43227.86元；②母亲张广芬：15411元/年×19年÷2人×伤残赔偿指数33%=48313.49元;③女儿杜语晗：15411元/年×16年÷2人×伤残赔偿指数33%=40685.04元）;10、后续治疗费22000元（按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上总额为722971.36元。由第一被告承担30%赔偿责任即216891.41元，扣减第一被告代垫付医疗费137040元，第一被告还需支付79851.41元给原告；由第二被告承担40%赔偿责任即289188.5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一被告王康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海赔偿款79851.41元。二、第二被告蒲培明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海赔偿款289188.54元。三、原告杜海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三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费68759.48元。四、驳回原告杜海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件受理费5323元（原告已预交5323元），由原告杜海负担1597元、第一被告王康负担1597元、第二被告蒲培明负担2129元。二审中，上诉人蒲培明提交以下新证据：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拟证明：在事故发生后，由于被上诉人王康不够资金支付杜海医疗费，让上诉人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其中微信支付4500元，现金支付500元）。被上诉人杜海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三性不认可，无法确认转账双方真实身份，该笔转账是转给王康的，与杜海没有直接联系，上诉人应当另案主张该笔转账，该笔转账已经在王康的赔偿额中扣除了，不应当重复扣除，从王康给上诉人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王康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所以王康与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被上诉人王康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我方有收到4500元，但是这是垫付给杜海的医疗费，现金500元没有收到，从这个证据恰恰证明了王康将工程款都是整万转给上诉人的，不是所谓的产生多少费用就结多少钱。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亦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2018年11月21日惠城区分局马庄派出所对蒲培明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载明：“问：你在案发工地担任什么职务？答：材料购买员、房子建设管理员。问：既然你是管理员，为什么你不认识伤者？答：因为这个伤者不是我聘请的。问：那这名伤者是谁聘请的？答：是我聘请的贴砖师傅没空，那名贴砖师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伤者叫过来顶替他做事。……”另查二，2018年11月21日惠城区分局马庄派出所对王康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载明：“问：伤者为什么帮你装修房子？答：是我请的蒲培明，蒲培明是包工头，伤者是蒲培明的员工。……”另查三，王康于2018年8月15日、8月25日、8月28日、9月27日、10月12日、11月10日通过微信分别向蒲培明转账5000元、5000元、5000元、10000元、9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64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蒲培明与王康、杜海之间是何种关系？2、一审对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是否合理？具体评述如下：关于蒲培明与王康、杜海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2018年8月25日至11月10日，王康通过微信向蒲培明支付了共计64000元，王康主张系支付涉案工程的装修款，蒲培明则否认双方存在承包关系，但对于为何收取上述款项并未作出合理解释。结合2018年11月21日惠城区分局马庄派出所对蒲培明、王康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王康称“蒲培明是包工头，伤者是蒲培明的员工”，蒲培明自认是案发工地的材料购买员、房子建设管理员，并称“是我聘请的贴砖师傅没空，那名贴砖师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伤者叫过来顶替他做事。……”一审综合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微信转账记录等，认定蒲培明与王康之间存在承包关系，蒲培明与杜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责任分担的问题。杜海在涉案房屋外墙粘贴瓷砖时不慎从3楼跌落受伤的事实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杜海在案涉工地工作时未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范进行作业，导致在作业中摔伤，其自身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谨慎义务，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一审认定其自负30%的次要责任结合具体案情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至于蒲培明与王康的责任问题。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工程的承发包由来，王康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蒲培明，蒲培明雇佣没有从业资质的杜海进行高空高危作业，蒲培明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依法其应对杜海所受损害承担侵权责任，结合其未在人员选任、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均存在过错，一审酌定其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蒲培明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王康作为定作人应承担相应选任过失责任。结合本案具体案情，一审认定王康承担30%的过错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0646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卫书平审 判 员  于海砚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雷彩霞书 记 员  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