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英，女，195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雪红，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延津县林业局门口西侧。法定代表人：王太群，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传政，河南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茂易林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延津县卫生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季应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活立木交易中心，住所地：河南省延津县林业局院内。法定代表人：赵庆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林业厅物资站活立木营业所，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3号8层C-09号。负责人：周广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华，男，系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云志，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延津县公证处，住所地：延津县平安大道88号。法定代表人：王昆，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拥军，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建英因与被上诉人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森林业）、延津县茂易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易林业）、延津县活立木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河南省林业厅物资站活立木营业所（以下简称营业所）、河南省延津县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6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建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红，被上诉人绿森林业的法定代表人王太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传政，交易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赵庆忠，营业所的负责人周广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华、韩云志，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拥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建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系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系被上诉人违约行为造成。系争合同签订并成立的首要前提便是交易标的物是经确认可被转让、采伐无障碍的林地及林权，绿森林业的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林权证》转让变更登记、受托采伐销售等；茂易林业、交易中心的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监督、鉴证、审核等。各方权利义务自始至终围绕“林地转让并完成采伐，取得销售款”这一合同目的进行，如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系绿森林业、茂易林业、交易中心的多项违约行为造成，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采伐不能，而是林地无法转让甚至真实性存疑，原审判决断章取义地曲解“采伐”这一单个义务承担方，将义务简单理解成“林地在”即可，而对“是否可以转让，采伐是否完成”等一概不论，构成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其后签署的《协议书》也并非对系争合同相关权利义务的变更，而仅仅是在系争合同已经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得已采取的救济措施，仅构成补充约定，远非实质变更。《协议书》中依然明确了绿森林业的受托采伐义务，2、公证处对一份添加了新信息（转让标的物）的合同复印件进行公证，是对后补事实的证明和实质确认，其未审核真实性等过错直接造成上诉人损失。公证处审核的不是原始合同，而是后补林地信息后的复印件合同，即是对后补事实（标的物林地信息）的证明和实质确认，已经构成对一份新合同的公证。在公证书出具之前，标的物还处于未确定的状态，直至收到公证书后，上诉人才知道买的是哪块林地，完整的交易事实才在此刻被全部披露和锁定。这意味着，公证处应当对一份新增了关键信息的合同予以重新审核、确认。但公证处未依法采取面签审核，当事人意思表示和合同真实性事实上未予以确认。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公证处存在明显公证错误的情况下，上诉人在原审中依法申请司法鉴定，这是判定公证处责任的重要事实，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未予审查，导致错误判决。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通知并非解除的前置程序，起诉解除于法有据。2、违约及侵权竞合，仅仅是判定各被上诉人责任承担的形式不同。《合同法》明确了违约责任或有权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的竞合，二者围绕同一法律事实为基础，诉讼标的相同，均以损害赔偿为给付内容，也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共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因此于法有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系争合同签订至今已近10年，远远超过合同约定的3年期限，在此期间，上诉人穷尽一切救济可能均未果（然原审判决还将此解读为“权利义务的实质变更”，实则荒诞），合同目的已然不能实现，上诉人有权解除系争合同。除系争合同当事方之外，交易中心、营业所作为鉴证方和中介机构，在当时政府背书的背景下，取得了中介方的利益，却未履行中介方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证处以其出具公证书的方式确认了标的物真实性和可交易性，上诉人对其产生信赖利益，其应当就其公证过程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主张均于法有据。被上诉人绿森林业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交易中心辩称：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营业所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一、关于营业所的合同地位问题。1、营业所是依法设立的中介机构。2003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在“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增强林业发展活力”中指出“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2004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培育和规范活立木市场，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促进林木合理流转”。2005年10月，河南省林业厅物资站依据河南省林业厅批示精神，经河南省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中心批准，在郑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注册成立了活立木营业所，为非法人营业机构，注册资金60万元，经营范围为林木测评、信息咨询及活立木中介服务等。并依法依规开展活立木交易中介服务。2、营业所依法合规地履行了中介职责，不应退还中介费。营业所仅是在国家倡导的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政策下的一个中介服务平台，核心作用是撮合相关方完成林木交易，待相关方签订相关合同后，其基本职能也就履行完毕，在主要工作完成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退还中介费，没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即使合同解除，其合同解除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中介方造成的。所以，上诉人无权要求退还中介费用。二、营业所不应对上诉人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营业所仅是中介机构，并不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承担任何责任。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仅约束合同当事人，中介机构的盖章行为对合同的成立生效并不产生影响。关于连带责任的承担，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和合同约定。营业所作为林木代销期间的中介方，不是合同当事人，《林木代销意向书》中没有约定中介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法律上也没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介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公证处辩称：1、公证处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案涉合同与公证处无关；2、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是因为林木采伐问题，公证处与林木采伐没有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被上诉人茂易林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黄建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署的《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书》、《协议书》、《林木买卖协议》、与茂易林业签署的《林木代销意向书》；2．判令绿森林业返还黄建英支付的费用90000元，预期利益损失4704元，违约金7020元，合计101724元，茂易林业、交易中心、营业所、公证处对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营业所返还费用2400元，绿森林业、茂易林业、交易中心、公证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所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3日，以黄建英为乙方与绿森林业为甲方签订《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合同编号：1011036，双方约定：绿森林业将其位于延津县的贰拾亩林权有偿流转给黄建英，转让价格为3510元／亩，林权转让费共计70200元，林权期限从2010年11月23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甲乙双方同意以该合同作为林权转让的凭据。合同签订后，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除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支付违约金。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绿森林业合同专用章，乙方处有黄建英签字，监督单位盖有交易中心印章。当日，以黄建英为甲方与以绿森林业为乙方签订了《林木管护合同书》，约定：黄建英将其位于延津县的贰拾亩林地及林木委托绿森林业进行管理、管护，管护期限从2010年11月23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管护费用为990元／亩，共计19800元，绿森林业保证受委托管护的林木到期后，平均胸径21厘米，活立木蓄积量为12立方米／亩，并特别约定，委托管护林木到期后，如该林地不足约定蓄积量，由绿森林业用同等规格自有林补够给黄建英，如委托林地到期后实有林木蓄积量超过双方约定量时，则超出部分归绿森林业。由于甲方违约等原因，使该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乙方不承担约定管护标准的实现。该合同落款乙方处盖有绿森林业合同专用章，甲方处有黄建英签字，监督单位盖有交易中心印章。2010年11月23日，以黄建英为甲方与茂易林业为乙方签订了《林木代销意向书》，约定：“一、本合同项下的林木采伐期限为2个月，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二、甲方（黄建英）自愿将其拥有的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的林木贰拾亩委托乙方（茂易林业）代为采伐销售。三、双方商定销售价可参照活立木交易市场网站信息，按河南省当时的杨树市场行情，在2013年10月1日前15日内，经2／3以上投资业主委员会代表协商确认价为准。四、销售价格确认后，乙方按标的总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打入甲方账户内，甲方书面通知中介方解除其所有的林权质押。中介方监督乙方按照解除质押的面积，向林木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伐证，并进行采伐工作。五、乙方在采伐期限截止日期后15日内，需将70％余款向甲方支付完毕，甲方将相关林权手续交给乙方。若乙方逾期支付，则以剩余金额为标的向甲方按每天1‰支付滞纳金。由中介方负责监督执行。……八、林木到期后，若活立木当时的行情低于5130元／亩时，乙方保证按5130元／亩收购，并承担所有采伐销售等相关费用。”该意向书落款处甲方有黄建英签字，乙方处盖有茂易林业合同专用章，中介方处盖有营业所印章。2010年11月26日，黄建英向绿森林业交纳了土地流转费70200元及20亩林地管护费19800元。2011年9月23日，绿森林业对涉案《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合同编号：1011030）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公证处出具（2011）延证经字第19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的甲方为绿森林业、乙方为黄建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冯云，内容显示：“经查，甲乙双方在签订《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时均具有相应的代理权，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明确、具体。甲方所转让的标的物坐落在延津县××姬庄村，面积贰拾亩，转让期限为叁年，转让标的物总额柒万零贰佰元整。林权证编号为豫延林证字（2010）第100195号，延津县人民政府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颁发，转让前所有权无争议。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甲方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与乙方黄建英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签订《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双方在《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上的签字、盖章属实。”2015年9月11日，以黄建英为乙方与以绿森林业为甲方签订《协议书》，就黄建英20亩林木的采伐销售问题重新达成协议，约定的内容有：“一、乙方自愿将自己购买的该20亩林木采伐并自行销售，不再要求甲方收购。二、乙方愿意委托甲方向甲方所在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办理采伐证，所需相关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三、乙方的林木采伐证办妥后，甲方保证按《林木管护合同书》第四条规定的活立木蓄积量给够乙方，甲方并派人协助乙方采伐树木，同时协助乙方销售所伐林木，具体销售价格由乙方决定，赔赚自负，甲方不再参与，采伐销售过程中所需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四、在乙方采伐销售过程中，甲方协助乙方处理相关安全事宜，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五、乙方将20亩林木采伐完毕后，双方原来所签《林木及林地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书》、《林木代销意向书》及《林权证》自动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均自动消失。”2016年7月24日，黄建英等人委托案外人鲍嘉浩作为甲方与绿森林业作为乙方及案外人刘文亮作为丙方签订了《林木买卖协议》，约定：根据甲、乙、丙三方协商，就位于延津县××姬庄村西北地的林地／林木210亩全部采伐（间伐）事宜，达成一致，本协议项内的林木出售给延津县××姬庄村的刘文亮联系电话132××××4358，该林地共计人民币肆拾万元（大写），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交纳壹万元（大写）的林木款定金；丙方在采伐证办理完毕后拿到采伐证时向甲方缴纳贰拾壹万元，剩余款项丙方必须在林木采伐至2／3时向乙方结清，乙方协助甲方办理采伐证。现黄建英来院起诉，称茂易林业在《林木代销意向书》到期后未履行采伐销售责任，致使黄建英与绿森林业又在2015年9月1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黄建英自行采伐涉案林木，《协议书》中约定绿森林业为涉案林木办理采伐证，并协助黄建英、对涉案林木进行采伐和销售，但绿森林业未履行办理林权转让及采伐证义务，致使黄建英未能得到投资收益款，黄建英与绿森林业、茂易林业签订的全部合同均无履行可能，黄建英要求绿森林业、茂易林业承担违约责任；交易中心未在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订《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中承担审核林权证真实性并提供林权证托管服务的责任及法定职责，因见证错误给黄建英造成损失，营业所作为中介机构未在黄建英与茂易林业签订的《林木代销意向书》中承担监督林木款项交付及监督茂易林业办理采伐证的义务，导致黄建英未能办理林权转让及采伐证，公证处在对《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中程序违法，导致黄建英权益受损，黄建英要求营业所返还服务费2400元，交易中心、营业所及公证处就黄建英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查明，交易中心是经延津县林业局研究决定成立隶属延津县林科所，是延津县林业局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主要职能为开展林业自愿信息服务、活立木测评等，现已被吊销。营业所系由河南省林业厅物资站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企业），经营方式为林地流转公司委托活立木交易市场出售其拥有的林地，活立木营业所通过其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寻找买家，通过活立木营业所交易平台完成交易。涉案20亩林木截止目前仍未采伐。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订的《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及黄建英与茂易林业签订的《林木代销意向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首先，《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及《林木代销意向书》签订后，黄建英又与绿森林业签订《协议书》，对涉案20亩林木采伐及销售重新约定，约定由黄建英自行采伐销售，黄建英以自己的行为对《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林木代销意向书》中的部分权利义务进行变更，由于黄建英已支付土地转让费及管护费，涉案20亩林木也真实存在且办有林权证，该四份合同均已履行且真实有效，黄建英诉称由于涉案20亩林木无法办理采伐证，致使以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林木代销意向书》、《协议书》、《林木买卖协议》，但涉案20亩林地真实存在且有林权证，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询问相关当事人，未办理采伐证的原因系其他纠纷，该原因不能归结于绿森林业，且绿森林业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办理采伐证，在《协议书》中约定“乙方愿意委托甲方向甲方所在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办理采伐证，所需相关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根据该约定，办理采伐证并非明确系绿森林业的合同义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但黄建英并未履行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故黄建英诉称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直接来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绿森林业、茂易林业承担违约责任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其次，交易中心及营业所在本案合同中系中介机构，黄建英称交易中心因为违反审核林权证真实性并提供林权证托管服务的责任及法定职责、营业所未承担监督林木款项交付及监督茂易林业办理采伐证的义务，对黄建英造成损失，要求交易中心及营业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涉案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交易中心及营业所的违约责任，且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仅约束合同当事人双方，中介机构的盖章行为对合同的成立生效并不产生影响，故黄建英要求交易中心及营业所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及要求营业所返还服务费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最后，黄建英称公证处对《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进行公证的程序违法，但该合同成立在前公证在后，公证并不影响该合同的成立，且公证处对该合同的公证并未对黄建英造成损失，且本案系合同纠纷之诉，黄建英以侵权为由向公证处主张权利，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黄建英要求公证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院不予支持。另，黄建英申请对公证处进行公证的合同进行鉴定无实际意义，该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建英的诉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建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2元，由黄建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黄建英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林权登记台账；2、姬生辉《林权登记申请表》；3、绿森公司《林权登记申请表》；上述证据证明：1、2010年7月，姬生辉将其所持有的210亩姬庄村林权转让给绿森林业；2、2010年7月15日，绿森林业将210亩中的200亩，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孟景芳（20）、刘海亮（20）、王立亭（10）、原含英（10）、陈沛明（30）、李建水（40）、梅东伟（10）、余亚南（20）、李广录（40），期限截至2011年12月底至2012年12月底不等。林业局审核通过地籍审查，并办理转让合同登记备案，制成新的100195号《林权证》，各受让人持有份额和四至，记载于《林权证》宗地图上；3、绿森林业一物多卖，虚构林权信息与上诉人交易；4、交易中心和营业所未履行核实林权证及林地真实有效的责任，存在过错；5、公证处未审核林权证原件，公证卷宗中林权证与宗地图与真实登记情况不一致，公证处为一份虚假证件出具公证书并作出“所有权无争议”的结论。绿森林业对黄建英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到期后，绿森林业已分别向上述九人付清了林木款等相关费用，黄建英等人与绿森林业签订的林木及林地转让合同的林木地点最初并不在延津县××姬庄村村民姬生辉的210亩林地上，上述孟景芳等九人的合同到期后，黄建英等人向绿森林业请求，要求将原来流转的林地调换到姬生辉的210亩林地上，绿森林业同意了该请求。黄建英等人选择调换地块时，上述九人的林木款绿森林业已全部结清，不存在一物多卖的情形。交易中心称见过和孟景芳等人的交易合同，但没见过分割后的图，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合同时绿森公司持有林权证，办林权证的科室也提供证明说林权属实，交易中心只负责监督林权证项下权利真实。营业所对证据不太清楚，其只是在代销意向书上盖章，前面程序已经办好。公证处认为其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已做了审查和询问，100195号林权证并无虚假，黄建英与绿森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在公证书出具日期之前，说明双方在办理公证前已经达成了合意并自愿签署合同；公证档案谈话笔录显示公证处已对绿森公司委托代理人关于林权证的真实性进行了询问；公证书仅是证明双方签署合同的真实性。本院认证：黄建英提交的证据系从延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法调取，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关于2010年11月23日黄建英与茂易林业签订的《林木代销意向书》部分约定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该《林木代销意向书》第八条约定：“八、林木到期后，若活立木当时的行情低于4735.2元／亩时，乙方（茂易林业）保证按4735.2元／亩收购，并承担所有采伐销售等相关费用。”2010年7月5日延津县人民政府为绿森林业颁发豫延林证字（2010）第100195号林权证，坐落于延津县××姬庄村，登记面积为210亩。2010年7月6日绿森林业向延津县林业局申请活立木流转及变更林权，变更后绿森林业在该林权证项下林权面积余10亩。在延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档的上述绿森林业林权登记申请表后，附有绿森公司与孟景芳等九人签订的林木及林地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的林权期限截至2011年12月31日或2012年12月31日），以及显示分割后的林权证附图（该附图与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中所附林权证附图不一致）。绿森林业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出示豫延林证字（2010）第100195号林权证原件。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五份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黄建英起诉请求解除的五份协议中，《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书》、《林木代销意向书》均系同日签订，根据上述三份协议的内容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黄建英通过交易中心得知绿森林业有挂牌出让的林木及林地，遂与绿森林业协商受让该公司的部分林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合同期限内由绿森林业对林木进行管护，在约定期限届满后，由茂易林业对林木进行采伐并进行回购的事实。上述三份协议分别约定了林木及林地转让、林木看护、林木代销的事项，但后两份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系在黄建英根据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取得林权的前提下产生。黄建英此后签订的《协议书》、《林木买卖协议》亦是与绿森林业林木买卖法律关系的延续，故判定上述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应当围绕黄建英与绿森林业之间的林木买卖法律关系的目的和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一）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订的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虽然仅约定了转让林权的亩数、价款，未明确转让林权的具体位置，但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已经明确，林权位置可以通过双方补充协议或另行协商解决，故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在公证处2011年9月13日出具公证书时明确了绿森林业转让的标的物的位置及相应林权证编号，黄建英收到公证书后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认定该公证书中的补充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黄建英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受让取得绿森林业20亩的林木所有权，而绿森林业在合同有效期内未能为黄建英分割林权，导致黄建英未取得合同标的物，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二）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订的林木管护合同书，该合同基于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而成立，即在黄建英对转让合同项下的20亩林木享有权利的前提下，委托绿森林业进行管护的行为才能使黄建英获益，而因绿森林业在合同期限届满前未能向黄建英交付林木，该20亩林木在合同约定期间内处于绿森林业控制之下，故即使绿森公司按合同履行了林木管护行为，也属于自益行为，在其违反转让合同约定未交付林木时，由黄建英支出管护费用无依据。（三）黄建英与茂易林业签订的林木代销意向书主要目的在于黄建英受让的林木到期后，由茂易林业代为采伐销售，因绿森林业未能为黄建英办理林权手续，导致林木采伐工作无法进行，故该合同目的亦不能实现。（四）黄建英与绿森林业2015年9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在上述三份合同均到期且未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的重新约定。绿森林业与黄建英在该协议书中重新确认了前述三份合同中确定的法律关系，且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五条约定黄建英委托绿森林业办理采伐证，20亩林木采伐完毕后双方原来所签三份合同及林权证自动终止，双方权利义务自动消失。故前述三份合同虽然已经到期，但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双方依据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续。即该协议书在承继了双方林木及林地买卖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对林木的采伐、销售主体和方式等进行了变更，但在该协议履行完毕前，对于该协议没有变更的部分，双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仍应参照前述合同条款执行。该协议书签订后，绿森林业仍未能为黄建英办理林权证、采伐证，案涉林木至今未能采伐，绿森林业的违约行为导致前述三份合同和协议书的目的均无法实现，黄建英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上述合同，本院予以支持。（五）鲍嘉浩与绿森林业、刘文亮签订的林木买卖协议，因该协议相对方刘文亮未参加本案诉讼，且黄建英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收取了刘文亮的定金，故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处理，故对黄建英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黄建英可另行起诉。二、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一）对于绿森林业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首先，绿森林业未履行合同义务，对其收取黄建英的林权转让费70200元、管护费用19800元，绿森林业应当返还。绿森林业主张不能采伐系因第三方导致，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故绿森林业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合同清理条款的效力。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黄建英主张绿森林业依据该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702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应予支持。第三，对于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即如绿森林业将林权及时交付黄建英，则黄建英可主张茂易林业按照林木代销意向书中约定的4735.2元／亩价格对林木进行回购，但因绿森林业的违约行为导致林木未能采伐，使得黄建英与茂易林业约定的回购款项无法取得，故该部分损失属于黄建英的可得利益损失，绿森林业应予赔偿。黄建英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4704元未超出其预期利益，本院予以支持。（二）对于公证处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本案中，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中载明了绿森林业所转让给黄建英的林权位置、数量、价款、期限和该林权证的编号，并写明了转让权所有权无争议。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绿森林业与黄建英签订转让合同时，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100195林权证附图显示绿森林业仅余10亩林地，即转让合同标的林权并非真实有效。且公证书中林权证复印件附图与延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林权证附图不一致。因黄建英与绿森林业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并未明确转让标的的具体位置，公证处在为双方转让合同办理公证时，所附合同明确了转让标的以及林权证编号，故公证处在审核转让合同内容时，应当对该编号林权证项下权利是否真实进行审核。而公证书中所载明的内容与林权证真实情况显然不符，且在公证处对合同当事人进行调查核实时，调查对象均系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并无证据显示公证处向黄建英核实了授权委托书是否本人出具或经过本人授权，故公证处未尽到充分的审核义务，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公证处主张转让合同订立在出具公证书之前，并未影响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因公证书写明了合同转让的林地位置并在所附林权证中标明，黄建英在收到公证书时对于该林权证分割在他人名下并不知情，基于对公证书的信任，相信绿森林业对转让合同中确定的林地林权真实，并继续与绿森林业协商履行林权转让事宜，故公证处对于双方合同未能履行存在一定的影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酌定公证处对黄建英基于转让合同所产生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70200元＋4704元）×30％=22471.2元。（三）对于交易中心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延津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3月25日关于活立木交易中心注册经营情况的回复中载明，交易中心主要是协调县林业局对社会上流转的林地进行调查核实，确保流转出的林地真实有效，预防买空卖空，并协助为投资商户办理林权过户手续。其次，根据林木林地协议转让合同约定，交易中心作为的监督单位，须审核确认绿森林业转让的合同项下林权真实，并对黄建英受让的林权进行登记备案，对流转进行监督指导。本案庭审中，交易中心也多次称其在签订林木转让协议时应监督核实林权、林地真实有效，并称在案涉转让合同签订时也审核过林权，转让给黄建英的是绿森林业在马庄乡的一大块林地的林权证。然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绿森林业签订转让合同时其项下林权并非真实有效。故交易中心并未尽到审核义务，对于转让合同的履行不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对黄建英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酌定交易中心对黄建英基于转让合同所产生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0200元＋4704元）×10％=7490.4元。（四）对于茂易林业、营业所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林木代销意向书解除的原因在于黄建英的林权证未能办理，茂易林业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且黄建英与绿森林业签订的协议书已将采伐、销售的主体进行变更，故其要求茂易林业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而营业所作为代销意向书的中介方已促成合同订立，黄建英要求营业所返还中介费无依据。同样，该代销意向书不能履行亦非作为中介方的营业所导致，故黄建英要求营业所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6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二、解除黄建英与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2010年11月23日签订的《林木及林地协议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书》，以及2015年9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解除黄建英与延津县茂易林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林木代销意向书》；三、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黄建英转让费70200元、管护费用19800元，共计90000元；四、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建英损失4704元、违约金7020元，共计11724元；五、延津县活立木交易中心对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三、四项义务中的7490.4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六、河南省延津县公证处对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三、四项义务中的22471.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七、驳回黄建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2元，均由延津县绿森林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文怡审判员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敬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