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5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杰伟，女，汉族，生于1977年8月11日，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利，系祁杰伟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冲，重庆市开州区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中华，男，汉族，生于1976年8月8日，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宋，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幼霖，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祁杰伟因与上诉人李中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8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杰伟上诉请求：1.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李中华还应支付祁杰伟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时止；2.案件受理费由李中华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祁杰伟与李中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因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祁杰伟无异议。祁杰伟认为，李中华采取欺骗手段获取祁杰伟的信任，在收取祁杰伟30万元入股金后，无视祁杰伟对入股进行确权的要求，隐瞒事实真相，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在祁杰伟多次找李中华了解情况时，李中华称自己当年已退股，不知道具体情况，让祁杰伟找其叔叔李健。2016年7月14日，煤矿核准注销，祁杰伟在2019年向李中华提起诉讼时才知道，被欺骗多年。综上，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项，客观上造成祁杰伟资金损失，因此应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李中华辩称，祁杰伟在上诉状中称2016年7月14日煤矿核销，他在2019年提起诉讼时才知道，与祁杰伟在一审诉讼中称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到煤矿进行了走访询问。通过正常人的理解，他在走访询问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煤矿在7月已经被注销，所以祁杰伟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所陈述内容不具真实性。李中华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不应再向祁杰伟支付30万，因此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也不应得到支持。李中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祁杰伟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祁杰伟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中华未完成案涉委托事项的事实错误。（1）刘齐钧称李尚奎在煤矿股份变动前后的股份均为10%，与客观事实相符。在煤矿股份变动时，李尚奎个人并未参与买卖股份，故其个人的股份在股份买卖前后均为10%，只是在股份变动后李尚奎代他人进行了持股，包括代祁杰伟持有3%的股份。李尚奎一直知道增加的3%股份为左胜利的，只是其开始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给刘齐钧，刘齐钧在左胜利找到后才知晓这一情况。结合李尚奎的股份全部由刘齐钧代持，刘齐钧在一审庭审中称的代祁杰伟丈夫左胜利持有3%的股份，与客观事实相符；结合林成然证实收到李中华购买3%股份交付30万元的事实；再结合刘齐钧在股份买卖中个人股份并未实际变动，均是代他人持股的事实，足以认定李中华完成了委托事项，帮助祁杰伟和左胜利夫妇购得煤矿股份。（2）一审法院认定李中华在完成委托事项后，未履行报告义务错误。一审中祁杰伟称“2014年底的时候李中华还在找祁杰伟说煤矿要扩大股份，叫祁杰伟再投钱”，从这部分内容可知祁杰伟没有再投钱是因为“原来股份没有分红”，可见从2011年7月10日至2014年期间，祁杰伟已经知晓在煤矿有股份，只是没有分得红利。（3）一审法院认定李中华没有将祁杰伟入股煤矿的情况告知其他股东，以此推断李中华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和报告义务属于错误的认定和推断。客观情况是其他股东均知晓祁杰伟入股的情况，因李中华及煤矿的另一股东李健与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系多年的朋友，李健将入股的情况告知了其他股东和投资人左胜利夫妇。即使李中华没有将祁杰伟入股煤矿的情况告知煤矿其他股东，也不能据此推断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项和没有尽报告义务。因为祁杰伟愿意成为煤矿的隐名股东，不希望他人知晓其入股煤矿的事实，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受托人必须履行将委托事项告知其他人的义务。2.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在2011年的时候，整个煤炭行业非常红火，煤矿的股份一股难求。由于李中华及其幺爸李健与左胜利是多年的朋友，二人在得知煤矿股东要卖出部分股份后，询问左胜利是否愿意入股，左胜利同意后，就委托李中华代为入股，李中华就从林成然处替祁杰伟购买了30万元股份占总股份3%，并将股份变更到刘齐钧名下，由刘齐钧代持股份，同时将该情况告知了左胜利。祁杰伟、左胜利夫妇入股煤矿后，多次向李健了解煤矿情况，李中华及李健也告知由于煤矿要整改所以一直没有分红。后由于政策原因煤矿关闭，所有的投资亏损，几个显名股东算账，煤矿还对外欠账，只是显明股东未与其名下的隐名股东算账而已。纵观全案，祁杰伟、左胜利夫妇委托李中华代为入股煤矿，李中华将入股资金实际支付给煤矿股份出让人林成然，由林成然将出卖的3%股份变更给指定的另一股东刘齐钧名下，刘齐钧也已经证实这3%的股份不是自己所有，是代左胜利持有，故李中华完成了委托事项。祁杰伟辩称，1.祁杰伟委托李中华的30万元是要求投在云阳梯子路煤矿李尚奎的股份中。一审中刘齐钧证实煤矿卖股份前后李尚奎的股份均为10%，并没有增加，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买的是林成然的股份。李中华未按约定将30万元股本金入至李尚奎名下，随意处置股本金且不及时与祁杰伟沟通解决，违背祁杰伟的真实意思，事后也没有得到祁杰伟的追认，应认定委托事项未完成。2.李中华在委托人指定的李尚奎名下之外购得股份后，又让人代持股份，既不让代持人知晓，又不让委托人知道。李中华收到30万元后，是否已经将该笔款项交到约定的煤矿中进行入股，祁杰伟不得而知。祁杰伟既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也没有参加过股东的任何会议，长达10余年更没有分到任何红利。李中华在收到30万元后，立即将自己在煤矿的股份退出，祁杰伟认为是李中华拿了30万元将自己的股份替换出来，且也没有告知祁杰伟，显然是为了自己不受损失，采取欺骗的手段让祁杰伟出资。祁杰伟多次找李中华要相应地股权凭证，李中华均以各种理由推诿，祁杰伟知道真实情况后，提起诉讼。祁杰伟认为李中华未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违反了合同法401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未完成委托事项。3.一审法院认定李中华没有将祁杰伟入股煤矿的情况告知其他股东，以此推断李中华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和报告义务正确，李中华认为不正确的理由不能成立。证人刘齐钧表示在茗道茶楼与其他股东算账时，左胜利找来的时候才知道左胜利在其名下有股份，原来一直以为股份是李中华的，股东林成然、刘兆丙根本就不认识左胜利，只知道李中华在林成然手中购买了30万元股份，并不能证明是左胜利购买了股份；祁杰伟多次主动找李中华问情况，李中华本人也没有将30万元股份的处置情况告诉祁杰伟，并推脱说自己已经退股，让祁杰伟去问股东李健。祁杰伟找李健时，要么不接电话，要么称忙，不见面。至于其他股东林成然、刘兆丙、刘齐钧以前根本不认识，更不用说见面。祁杰伟主动找煤矿股东都没有问到真实情况，何来李中华向祁杰伟报告委托事务的情况。祁杰伟虽然不必参与经营，但有权知晓煤矿的经营状况、盈亏等基本情况，然而祁杰伟全然不知，还称什么股东？综上，祁杰伟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李中华返还祁杰伟入股金30万元是公正的，恳请驳回李中华的上诉请求。祁杰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祁杰伟与李中华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请求法院判令李中华退还祁杰伟现金30万元，并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李中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0日，祁杰伟向李中华支付现金30万元。同日，李中华向祁杰伟出具收条一张，其上载明“今收到祁杰伟入股金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正）。付：经协商祁杰伟入股在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大煤矿，占股份30万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其中30万在厂股份李尚奎的股份中。全厂总股份120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正）李中华2011年7月10日”。另查明，云阳县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田湾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登记负责人为刘兆丙，2016年7月14日核准注销。注销前隶属企业名称为云阳县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性质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本案所涉委托事务是否已经完成。现评析如下：1．本案的性质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祁杰伟以合伙协议纠纷将本案起诉至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请求变更案由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结合祁杰伟和李中华的陈述，可佐证如下事实：“李中华知道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有股份要转让，并将该事实告知祁杰伟。祁杰伟遂将30万元入股金交于李中华，由李中华代其入股”。收条的内容也能够佐证该30万元属祁杰伟入股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从双方的陈述，证人李健、林成然、刘齐钧的当庭证言，企业信息查询可以看出，祁杰伟、李中华并不是该煤矿的登记股东，也均未参与该煤矿的经营管理。且本案祁杰伟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李中华退还代其向煤矿投资的款项，并不涉及合伙事务，故本案中祁杰伟、李中华之间不属合伙关系。祁杰伟于2011年7月10日将入股金交于李中华，由李中华代其入股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该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行为。据祁杰伟、李中华的陈述，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并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据此规定，委托代理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据此规定，委托代理只能用书面形式。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中祁杰伟将煤矿入股款交给了李中华，李中华收款并出具收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六条第一款“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的规定，祁杰伟发出要约后，李中华以行为做出了承诺，故祁杰伟、李中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李中华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间，应当从权利人能够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请求权时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即诉讼时效为三年。祁杰伟与李中华委托合同成立后，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于本案起诉前一直在找李中华要求说明情况，对于李中华是否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受托事项，祁杰伟方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祁杰伟方未明知。现祁杰伟因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并由李中华承担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李中华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3．本案所涉委托事务是否已经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李中华未完成祁杰伟委托的事务。理由如下：第一，祁杰伟于2011年7月10日将30万元现金交给李中华，委托李中华将该30万元入股重庆市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李中华收到祁杰伟的30万元入股金后，向祁杰伟出具收条，并在该收条上注明“经协商祁杰伟入股在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占股份30万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其中30万元在厂股份李尚奎的股份中。全厂总股份120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正。”证人刘齐钧当庭证实“煤矿卖股份前李尚奎的股份为10%，在卖股份后李尚奎的股份还是10%。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买的是林成然的股份，因我与李中华、左胜利熟悉，所以将左胜利他们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左胜利所占股份为3%”。从证人刘齐钧的该证言看出，祁杰伟的股份并未在收条中约定的李尚奎名下，祁杰伟并未成为李尚奎名下的隐名股东。第二，证人刘齐钧的证言前后矛盾，在李中华代理人询问时表示是因为和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熟悉，所以将左胜利的股份挂在其名下，而在之后又表示和左胜利只见过一面，是与其他股东在茗道茶楼算账时左胜利找到茶楼来，那时才认识的左胜利，也不知道祁杰伟是公司股东，表明刘齐钧与祁杰伟及其左胜利并不熟悉。第三，证人刘齐钧表示系在茗道茶楼与其他股东算账时左胜利找来的时候才知道左胜利在其名下有股份，原来一直以为股份是李中华的。而根据祁杰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利的当庭陈述，2011年底时找李中华了解股份情况，李中华说他已经退股了，让他去找李健，多次向李健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后来听说煤矿股东在茗道茶楼算账，自己找上去的，那时才认识刘齐钧。左胜利找到刘齐钧的时间在2013年或2014年左右，时间距祁杰伟向李中华委托入股时间也已过了两年左右。表明李中华并未向刘齐钧及其他股东说明代祁杰伟或左胜利购买了30万元的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祁杰伟将入股金交给李中华后，李中华并未和祁杰伟一起到煤矿去出具入股协议，也未向祁杰伟提供任何由煤矿公司或公司股东出具的书面凭证。且在李中华收到祁杰伟的30万元后，也一直没有公司或股东向祁杰伟通报经营及盈亏情况。第五，根据李中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经完成了委托事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已构成违约。关于祁杰伟要求解除与李中华之间的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委托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委托合同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期限为合同成立后至委托事务处理完毕之前，在委托事务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上述分析，祁杰伟与李中华委托合同成立，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祁杰伟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对祁杰伟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祁杰伟系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与李中华的委托合同，开庭日应视为通知到达时，故祁杰伟与李中华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关于祁杰伟要求李中华退还委托入股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祁杰伟与李中华的委托合同未约定报酬，系无偿的委托合同。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应当向祁杰伟退还入股金，对祁杰伟要求李中华退还30万元入股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祁杰伟要求李中华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请求。因李中华未完成祁杰伟的委托事务，给祁杰伟实际上造成了损失，但该损失祁杰伟在委托李中华后多年未主张，对损失扩大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且考虑到本案委托合同系无偿的委托合同，故一审法院仅支持委托合同解除后的资金占用损失部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祁杰伟与李中华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二、李中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祁杰伟30万元，并支付以该3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祁杰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60元，减半收取3980元，由李中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李中华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日期为2011年12月30日合伙融资合同，拟证李建股份中的120万元有左胜利的30万元。2.账务清算告知，拟证明煤矿在关闭时进行清算，把清算相关事宜告知小股东煤矿已经关闭，告知对象包括左胜利。3.李中华与左胜利在2020年7月7日通话录音光盘，拟证证明左胜利早已知晓已入股煤矿，并且知晓该投资无法获得利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祁杰伟对李中华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关于融资合同。本案的上诉人是祁杰伟，接受委托的人是李中华，合同里面既没有祁杰伟的名字也没有李中华的名字，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证据的合法性存在瑕疵，该份证据里面融资的人员股东有10余人，而融资人员签字只有三四人，所以对三性均不认可；2.关于账务清算告知。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告知书没有时间，没有告知人的个人姓名或者公司名称，显然是为了应对诉讼而炮制的一份崭新的证据。该证据如果是真实的，应该有已经告知到各股东或者合伙人、出资人的书面证据，但并没有提供告知祁杰伟的证据。3.关于录音光盘。认可其真实性，但是达不到李中华的证明目的。该证据的形成是对方代理人跟祁杰伟的代理人打电话说能不能协商，如果能协商他们愿意撤回上诉，祁杰伟的代理人陈述说当不了家，让对方代理人与当事人本人或者左胜利沟通。李中华昨天打电话的目的是能否协商解决，不存在祁杰伟已经知晓了李中华完成了委托事项，更重要的是本来当事人是祁杰伟，左胜利虽然是她丈夫，但是他并不是本案当事人，不能代表祁杰伟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对三份证据均不认可。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认为，1.合伙融资合同形成于2011年12月30日，仅有刘小平、**、付世祥、李健的签名，且加盖的公章系2012年6月27日成立的云阳县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田湾分公司，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祁杰伟知道入股的份额隐名在李健名下。2.账务清算告知书，无签章和签名，无法证实其真实性。3.录音光盘。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否能达到李中华的证明目的，在本院综合评述中一并阐述。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中华向祁杰伟出具收条，收到祁杰伟入股金30万元，入股在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大煤矿，并结合一审中祁杰伟与李中华陈述的“李中华知道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有股份要转让，并将该事实告知祁杰伟，祁杰伟将30万元入股金交与李中华，李中华代其入股”，能够印证李中华受祁杰伟的委托，代其入股，李中华与祁杰伟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的规定，本案中，虽然李中华并没有将祁杰伟的入股金投入到李尚奎名下，而是入股在刘齐钧名下，但李中华已将祁杰伟委托入股到煤矿的入股金投进案涉煤矿；结合一审中左胜利陈述的“在2011年底左胜利找到李中华了解股份情况，李中华说他已退股，让左胜利找李健，左胜利多次打电话找李健，都没有联系到他。在2013年左右刘齐钧他们在茶楼算账时，左胜利认识刘齐钧，找到刘齐钧，看到他们在开会，左胜利待了几分钟，简单聊了几句，也没有去扯皮”。刘齐钧也证实左胜利找到他时，他知晓左胜利入股份额隐名在他名下，同时李尚奎的弟弟李健（因李尚奎已去世）也认可左胜利隐名在李健名下。以上事实可以证明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在李中华将入股金投入煤矿后，知道已入股的事实，李中华已完成委托事项，并告知左胜利入股的事找李健。因此，左胜利主张因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项而要求返还入股金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中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祁杰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86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祁杰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祁杰伟负担；祁杰伟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557元,李中华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920元，合计9477元由祁杰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龙江莉审 判 员 李洪武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柯 进书 记 员 易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