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2160号 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经营场所：浙江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46472号商位。 经营者：杨小英，女，197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景尧，杭州市余杭区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赵小君，女，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经营者：杨小英）与被告赵小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楼宇栋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20年6月1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次庭审，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景尧，被告赵小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陈娟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的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依法查封了登记在被告赵小君名下的坐落于德清县××街道××幢××单元××室的房地产［权证号码：浙（2017）德清县不动产权第0004691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雪纺长围巾）款计人民币878008元。事实和理由：经被告之姐介绍，原被告相识交往后进行业务经销围巾。2012年12月初，原被告订立口头协议，由被告指定围巾花型、规格，原告供货；原告向被告交货后，被告在六个月内分批次结清货款。在2012年12月10日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围巾后，被告于2013年3月中旬起以网名“流星下的小雨”经ＱＱ向原告下达所购围巾订单，原告从4月23日起至6月6日发货6次送至义乌市××北老陈压缩处，由被告之姐验货后签名“赵琳”收取。被告共收取原告交付的雪纺长围巾182985条，合计货款878008元（方围巾款已另行结清）。自2013年6月中旬起，原告向被告催付上述货款，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等拖延推诿，后于2014年6月20日经ＱＱ向原告发送未经其签名的但载明长围巾数量、金额的《收货单》及以围巾长短说事，但未支付分文。在原告一再催付下，被告于2017年3月8日在上述《收货单》上以“赵琳”签名并书写了库存“问题”围巾129000条要待商家要货再与原告协商价格，被告出售后再结（款）的内容。此后，被告一再以时隔四年的“质量”问题为借口，图谋压价处理要挟原告未成，原告讨要货款其屡次故伎重演，致使原告催讨未果。综上，被告以违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其真实身份信息冒用他人，订立协议又签名收取货物后，又拒不付货款等欺诈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赵小君答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非本案适格原告。答辩人自2012年起与杭州赛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丰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由答辩人或家人向赛丰公司进购围巾并外销至印度尼西亚。按照答辩人与赛丰公司多年的交易习惯，由答辩人姐姐或丈夫在国内负责与杨小英夫妇（即赛丰公司股东）沟通联系，进购围巾并安排出口运输，由答辩人在海外进行销售。因商品出口退税需要，答辩人皆委托有资质的外贸公司（如兰溪市东恒贸易有限公司、兰溪市林峰贸易有限公司、兰溪市诚浩代理有限公司等）向赛丰公司支付货款，再由赛丰公司向付款主体开具发票。答辩人与赛丰公司的生意往来一直持续到2018年底，最近一笔款项支付记录系于2018年11月27日答辩人按照赛丰公司的指示通过案外人谢彪的个人账户向杨小英个人账户支付了人民币197466元。二、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恶意中伤，严重影响答辩人商誉，答辩人将保留追究损害赔偿的权利。因风俗习惯原因，答辩人从商以来一直以“赵琳”的名字从事经营活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亦多使用“赵琳”的名字。事实上，答辩人实际使用“赵琳”的名字已长达20余年，只有亲近的家人才知晓答辩人原名为“赵小君”。答辩人从未否认过“赵琳”即答辩人本人，更不存在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所称的“隐瞒真实身份冒用他人名义”的情况。其次，答辩人十分注重商誉，与经商伙伴之间的账款往来均及时结清，从商多年来甚至极少使用银行贷款等金融杠杆手段。此外，考虑到出口货物运输、清关等成本费用较高，即使遇到进购货物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况，答辩人也会以折价处理或者混款销售等方式为合作伙伴代售处理瑕疵商品变现，而非断然拒货置合作伙伴的利益不顾。而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声称的“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等拖延推诿”、“拒不付货款等欺诈行为”等不实指控已严重影响到了答辩人的商誉，给答辩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未发生过交易，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答辩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条件，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我和杨小英不是在2012年开始做生意，在2009年左右就开始和杨小英夫妻做生意了。开始是没有退税的，在2013年开始就有退税了。之后通过有资格的公司代付我们的货款给杭州赛丰公司。杨小英夫妻是杭州赛丰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2010年成立，该公司成立后我们就和杭州赛丰公司做生意的，不是和杨小英夫妻做生意的。本案的有争议的货款相应的货物是2013年4月23日交货，后来在5、6月各有一次交货。在4月23日就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我们又叫杨小英夫妻到打包地方，当场给他们看说有质量问题，因为货物数量较多，没有全部检查，只是检查一部分就发现有质量问题。当时我方参与验货的人员是我姐姐，我姐姐是我工人，帮我收货。当时杨小英夫妻委托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这笔货有问题，先让我帮忙发货到印尼帮忙处理卖掉，我答应了卖了多少再说。在2015年左右曾经有部分处理了其中3.5元一条有1.5万条，3.3元一条有22000条，这些钱已经给杨小英夫妻了。剩余货物一直没有人要。到2017年3月8日杨小英找我核对账目，我就在核对单中注明“还有12.9万条没有卖，等有客户要了就和你们协商什么价格再解决”。我和杨小英夫妻也就是赛丰公司做生意到2018年为止。除了12.9万条围巾的货款我没有付清楚，其他应该付清了。 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网上订单打印件二份，证明被告以网名“流星下的小雨”经QQ向原告发送围巾订单指定所购围巾花型、规格的事实。 证据2，证明一份、杭州勇发运输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原告将被告所购的围巾从杭州市余杭区托运至义乌市福田的事实。 证据3，ＱＱ邮件收货单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用网名“流星下的小雨”经ＱＱ向原告发送收货单的事实及被告已收到雪纺围巾数量16××××条、价值806692元的事实。说明一点，被告没有在ＱＱ邮件收货单上签名。 证据4，对账单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围巾182985条价值878008元，但是被告冒用“赵琳”签名并书写相关内容的事实。 证据5，催讨函一份、邮政快递单一份，证明原告的经营者向被告邮寄催讨函催讨货款的事实。 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四页，证明原告和被告为上述货款微信联系，被告默认冒用“赵琳”姓名的事实。 证据7，收条三份，证明被告冒用他人“赵琳”由其姐代收围巾的事实。 证据8，邮政快递单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了催讨函的事实。 证据9，企业信息打印件三份，证明兰溪三家有限公司系企业法人，其组织机构人员与本案被告无法律上关联的事实。 证据10，购销合同三份、国内购销合同二份，证明赛丰公司与兰溪市三家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并无法律关系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订单系被告向杭州赛丰公司下的订单。注意一点，订单第二页在邮件正文中对该批围巾的尺寸中确定雪纺方巾是110×107，长巾是65×170。 证据2，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从其内容看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该公司是否运输我不知道，但是雪纺方巾我收到了。 杭州勇发运输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说明一点，该证据不是收货单是对账单，是被告发送给赛丰公司杨小英的对账单。注意对账单的数量是166005条，但对账单注明“28、23、26、24、110、117、115、111、161、112号知道里面有长短，另外几个花型还没看没卖”。 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对账单是被告和赛丰公司杨小英夫妻的对账，而且该对账内容是针对被告从2012年与赛丰公司交易以来所有的对账。针对2013年雪纺长巾有争议的部分，被告写明：“还有雪纺长巾有问题共129000条围巾没卖，在我仓库，到有人要再和你协商价格，卖掉再结”。是被告向杨小英提供的关于2013年雪纺长巾家里存货的对账情况，并非是原告举证的交付货物的情况，而是被告与杨小英在2014年之前交易过程中遗留的有质量问题的货物进行的对账，并要求在后续的款项中予以扣减。当时杨小英是代表赛丰公司与原告对账的。 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催讨人是杨小英本人，被告认为其代表赛丰公司向被告催讨。 证据6，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未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只是截取了一部分。注意一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能够反映被告向杨小英确认未结清围巾货款是因为围巾质量问题，且还没有卖出。 证明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收条系被告向赛丰公司出具。 证明8，三性予以认可。 证明9，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三家公司系接受被告委托向杭州赛丰公司支付货款，并接受发票办理退税使用。 证明10，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购销合同是为了办理退税所必需的文件，是被告委托三家公司与赛丰公司签订合同，为开票退税所用。 被告赵小君为支持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明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订货合同二份、银行转账凭证十八份、发票二十九份，证明：1、被告多年来均是与赛丰公司进行贸易往来及钱款结算，被告与本案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2、杨小英系赛丰公司股东之一，并代表该公司与被告进行日常沟通对接；3、被告多年来始终诚信经营，按期结清货款，不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情况。 证据2，银行转账记录回单8组、结婚证一份、证明二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多年来被告及其家人委托董卫林通过具有外贸资质的公司向赛丰公司支付货款，且董卫林对为被告代付的事实予以确认。 证据3，记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1、2013-2017年间，被告与赛丰公司都采用单笔记账、定期汇总付款的方式结算货款；2、就有争议的订单，被告已于2015年6月份分两批卖出共37000条计125000元，并于当年11月结清货款。说明一点，被告本人当时书写的，原件在印尼。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十张，证明：1、被告于2018年底与杨小英夫妇确认以0.6元/条的单价整批处理剩余129000条长巾，杨小英夫妇亦是以0.6元/条的单价为基础向被告夫妇催讨货款；2、被告至今未结算款项系因长巾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被国外客户退回，截至原告起诉之日，实际售出数量尚未理清。 证据5，围巾尺寸视频8个、围巾库存视频2个、围巾库存照片26份23页，证明争议订单中长巾存在尺寸问题，经被告逐一清点，目前仍有63300条围巾还在被告印尼的仓库中。 证据6，雪纺长巾实物7条，证明案涉雪纺长巾至今未全部售出，原因是围巾长度不符合要求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说明一点，2020年7月3日从印尼寄出，7月15日收到。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及被告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订货合同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银行转账凭证和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被告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关于被告的证明目的，其中杨小英是赛丰公司的股东原告是认可的，其他待证事实原告均不予认可。 证据2，关于银行转账记录回单，这是案外人赛丰公司和案外人兰溪相关公司之间的付款转账，并非是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付款转账，所以与本案无关。关于结婚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关于证明，其中记载的内容原告不知情，证明中的两位证明人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委托书或委托手续，赛丰公司与兰溪三家公司都签订了买卖合同，由赛丰公司供货，三家公司付款，双方买卖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对于被告说的三家公司的付款是受被告委托，这一陈述违背事实，所以对证明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关于身份证复印件，与本案无关，关联性有异议。 证据3，不能作为证据，其中涂改过的，由数字和中文组成的根本不能证明原被告及赛丰公司之间的购销围巾结付情况，而且被告所谓的账单未提供收付款的凭证，被告自写的“已结清”三个字不能证明货款结清，所以原告对记账单三性均有异议。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上根本没有时间为2018年底的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只是部分聊天，不完整的，被告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在时间上与事实不符，其中没有杨小英丈夫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杨小英夫妇的相关事实，同时单凭“付款可以打给我吗”这句话，不能确定杨小英夫妇0.6元一条的单价。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表示对0.6元一条的价格是不予认可的。对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 证据5，视频和照片在印尼拍摄的。原告在2013年6月初发货，被告在浙江义乌收货，时隔7年后才提供照片和视频，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因此视频照片中的围巾不能证明是原告交付的货物，而且被告在补充证据清单中自认长巾因质量问题被国外客户退回，从而说明围巾经过海关的检查已经出口到境外。因此这些照片和视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的第90条第4款的规定应视为有疑点的视频资料，所以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而且按照规定在境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由所在国的公证机关证明。 证据6，该雪纺长巾实物不能证明是原告在7年前交付给被告的。 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网上订单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证明、杭州勇发运输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对QQ邮件收货单打印件、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对催讨函、邮政快递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对邮政快递单打印件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7、对企业信息打印件、购销合同、国内购销合同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订货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发票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银行转账记录回单、结婚证、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对记账单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4、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对围巾尺寸视频、围巾库存视频、围巾库存照片、雪纺长巾实物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认为被告一直都是与赛丰公司进行交易及款项往来，但经核实，被告提供的订货合同载明的订货日期为2017年，而本案所涉交易发生在2014年之前，因此本院对订货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另外，按照被告的陈述，被告通过兰溪市东恒贸易有限公司、兰溪市林峰贸易有限公司、兰溪市诚浩代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与赛丰公司进行款项往来，但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所记载内容，2013年期间上述案外公司支付至赛丰公司账户的款项已超过170万元，而根据被告出具的对账单，2013年期间的交易额仅为806692元，两者相差悬殊，且被告还于2017年3月8日在对账单中注明尚有129000条围巾还没卖掉，显然被告的陈述与对账单内容明显不一致，本院对被告的上述陈述内容不予确认。而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都认为是与赛丰公司的款项往来，故对被告提供的所有银行转账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外，杨小英已于2009年注册成立了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个体工商户），本院认定本案所涉货物的合同相对人即为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被告认为案涉货物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也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曾以“赵琳”名义向原告方订购围巾。2014年6月，被告通过QQ邮件向原告方发送《2013年雪纺长巾家里存货》（以下简称对账单）一份，其中载明货款总额为806692元（其中包括：98680条×4.90=483532元，67325条×4.80=325160元），并注明：“其中28#、25#、26#、24#、110#、117#、115#、111#、116#、112#已知道里面有长短，另外几个花型还没看没卖”。后原告在该清单打印件上方注明：“这笔未结，2012.12.10.定位长巾音符16980条×4.2=71316元，另有36000条雪纺长巾要查款已付否”。2017年3月8日，被告在该清单上以“赵琳”名义注明：“这两笔待查（到时候查清楚有没付再结），还有雪纺长巾有问题129000条围巾没买（卖），在我仓库，到有人要再跟你协商价格，买（卖）掉再结”。2020年3月2日，原告方向被告发送《催讨函》一份，其中载明：“赵琳（赵小君）：你好。经2017年3月份双方对账，你收取我雪纺长巾（围巾）18万条，尚欠我货款计人民币878008元，现再次向你催讨，请在收函后十五日内向我支付”。2020年3月6日，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2009年9月，杨小英注册成立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即本案原告，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在原告方向被告催讨货款过程中，被告多次提出原告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方曾表示以“6毛一条”进行结账；2020年1月13日，杨小英与被告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对货款问题进行协商，其中被告陈述：“当时有顾客要6毛钱一条全部拿走，我们问你们要不要买（卖），你们说要，后来顾客拿了以后说太短又很多退回来，我老公有当时就和你老公讲了，现在有退回来比拿走更多，所以没和你们结账，我问一下，当时拿走多少，先结给你们”；杨小英陈述：“这样不行的，这样拖延时间太过了，本来不是代销产品，你说有问题才会说出这个价格，赵姐，我这个当初不是处理给你们的”。 本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及时支付货款。原告方在《催讨函》中称：“你收取我雪纺长巾（围巾）18万条，尚欠我货款计人民币878008元”；在起诉状也称“被告共收取原告交付的雪纺长围巾182985条，合计货款878008元”，但在审理过程中又称：“被告在对账的时候所确定71316元以及806692元，合计为878008元”、“原告起诉状中182985条包括在对账单中载明的9868条及67325条和对账单上方的16980条，不包括对账单上记载的36000条，因为36000条雪纺长巾后来经原告查账已付清”，而对账单上方注明的16980条围巾并不是雪纺长巾，现原告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本院认定对账单上方所涉的36000条雪纺长巾包含在对账单所记载的166005条（98680条+67325条）雪纺长巾内。关于该36000条雪纺长巾，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相应货款，该部分货款不应计入本案欠款。关于对账单上方记载的另外16980条围巾所涉货款71316元，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故应计入本案应付货款。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被告方曾提出质量问题，而杨小英在2020年1月13日微信聊天中陈述的内容只是对被告的结账处理方法认为“这样不行的，这样拖延时间太过了”，并认可“你说有问题才会说出这个价格”，应认定原告方对被告方提出质量问题未表示异议且同意对有质量问题的货物按“6毛一条”结算，该结算方法是双方就质量问题的处理而达成的解决方案，原告无权单方取消，因此对被告在对账单中注明的129000条雪纺长巾应按此单价计算，即货款为77400元（129000条×0.6元/条）；对于对账单中所涉的剩余雪纺长巾（166005条-36000条-129000条=1005条）相应货款应按照双方最初约定的价格计算，但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129000条雪纺长巾的对应型号，本院确定该剩余1005条雪纺长巾按4.90元/条计算，即为4924.50元（1005条×4.90元/条）。综上，被告尚应支付原告货款153640.50元（71316元+77400元+4924.5元），原告的合理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本案所涉合同应为代销合同而不是买卖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追加杨小英个人及赛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赵小君支付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经营者：杨小英）货款153640.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580元，由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经营者：杨小英）负担9207元，被告赵小君负担337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义乌市花儿围巾商行（经营者：杨小英）负担3712元，被告赵小君负担12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楼宇栋 人民陪审员  黄允荣 人民陪审员  姜庭庭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