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23民初7741号原告：姜辛，女，197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江苏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高峰，男，196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江苏宝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系徐高峰妻子），女，196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被告：唐俊，男，197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安宜镇碧水庄园8幢506室。现住宝应县。原告姜辛与被告徐高峰、唐俊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14日、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被告徐高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唐云，被告唐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认定原告是案涉的宝应县古今内衣专卖店的合伙人；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认为，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侵害了原告作为宝应县古今内衣店合伙人之一的权利，请求依法撤销该错误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宝应县古今内衣店中的50%份额系原告姜辛与第二被告唐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的宝应县古今内衣店，是在2000年，由姜辛、唐俊夫妻以及徐高峰、唐云夫妻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的。因为是女性内衣店，所以店铺一直由两个家庭的女性成员（原告及唐云）经营管理的。后两个家庭为明确合伙关系以及相应合伙权益，于2004年，由两被告即唐俊及徐高峰代表两个家庭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应该说，古今内衣店是原告与第二被告唐俊在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的，经营收益也用于家庭生活，因此，从法律上讲，该古今内衣店的50%份额应系原告与第二被告唐俊的夫妻共同财产。该事实，宝应县人民法院也在（2018)苏1023民初728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姜辛与被告唐俊的离婚案件）中第7页“另查，原被告双方在本次诉讼时共同财产主要如下：……3、由被告与被告姐夫在2004年签订协议合伙经营至今的内衣店中财产权益”予以认定!而且，在婚姻案件一审庭审中，被告唐俊及其代理人也不止一次的承认内衣店是两个家庭合伙投资经营的，是夫妻婚内共有财产的事实。二、两被告恶意串通，在原告与第二被告唐俊婚姻案件上诉期间，婚姻关系尚未真正解除情况下，虚构出：1、原告系唐俊的前妻；2、内衣店营业受损，无法经营；3、隐瞒内衣店真实的资产状况，恶意串通，谎报瞒报资产金额仅为55万元等等虚假事实，两被告之间的合伙纠纷一案，从立案到结案仅仅用了15天时间，就判决第二被告唐俊将包含原告权益部分的合伙份额低价转让给第一被告。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已然构成虚假诉讼！两被告之举，是侵吞、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同为合伙人的原告姜辛的利益。为此，请求法院依法调查核实，移送公安侦查机关对两被告的涉嫌犯罪行为立案侦查。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三款之规定，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徐高峰辩称：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不应撤销，该判决书判决的内容并未侵犯原告的权益，古今内衣店合伙人是本案的两被告，两被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置自己的合伙资产合理合法。2、原告并非古今内衣店的合伙人，合同具有相对性的原则，本案系合伙合同纠纷，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及合同法律特征，合同具有相对性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即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才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非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者提出诉讼。从本案合同主体看，不论是合伙经营协议书还是一系列的门面房出租协议均由是合伙合同的双方也就是本案的两被告签订的，作为原告自始自终均非合同的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自然不能作为合伙纠纷的主体！我们可以查阅诸多的以自然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纠纷案件，没有哪件是将合同一方的配偶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合同纠纷案件具有相对性原则。3、本案不存在夫妻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的问题，首先，内衣店一开始是由被告徐高峰经营的，后来因为被告唐俊下岗，故在家里长辈的建议下被告徐高峰同意被告唐俊加入进来，与自己合伙经营内衣店，但在合伙经营初期还是由答辩人徐高峰在店里经营的。后来因为生意渐渐的好起来，店上需要聘请营业员而当时双方的妻子都下岗，双方就商量好让妻子在店里工作。除此之外，还另聘请了2个营业员，双方的妻子和另外的聘请营业员一样正常上班，按月领取工资。而且从2018年6月份开始原告就已经不在店里上班，因此，两被告妻子在内衣店的身份并非合伙人，而是营业员。最后，徐高峰与唐俊合伙纠纷案件中，作为被告方唐俊并未提出内衣店系夫妻共同经营的抗辩意见，由此经营进一步证实原告并非内衣店的合伙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经营的认定，与合同案件的审理无关，因此，在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自然不会涉及上述问题。5、作为原告有法定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夫妻家事代理制度，如果原告认为配偶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造成损失的，可以向配偶主张损失，与本案的答辩人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唐俊辩称：1、原告并不是古今内衣合伙人，本人和被告徐高峰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古今内衣店最初是徐高峰一人经营的，后来因为本人下岗，所以我的父母和徐高峰商量让我和徐高峰一起合伙开内衣店，因为生意逐渐好转，需要聘用营业员，故本人和徐高峰商量让各自的配偶到内衣店上班，正常发工资。当时双方各自的配偶都和聘用的营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工资，他们在店里的身份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故根本就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两个家庭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的情况。以上事实，由我和徐高峰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以及本人和徐高峰多次租用营业的门市房的《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上半年，因原告与本人夫妻关系恶化，其利用职务之便，将店里的货款据为己有，还数次来店吵闹，阻碍了合伙店的经营，而内衣店因此也歇业了近2个多月时间。徐高峰多次打电话报警，但一直没有结果，在此情况下，高峰向宝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我们之间的合伙关系。当时本人考虑到法院已判决我与原告离婚，加之这几年我与原告之间的矛盾让我心力憔悴，我的现状已不适合再合伙经营内衣店，故我同意在合法合理分割合伙资产的情况下退出了合伙经营的内衣店。2、在本人与原告姜辛的婚姻案件中，本人从来没有否认我和徐高峰合伙的内衣店，我所占有的合伙份额系我与原告姜辛的共同财产。在我们的婚姻案件中，宝应县人民法院因为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故没有对该内衣店的合伙份额进行处理。我与徐高峰合伙的内衣店账目清楚，在我退出合伙经营时，我们两位合伙人已对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我得到了应有的合伙份额。我们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目前，依据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我已退出合伙经营，但我愿意将合伙应得的资产与原告进行分割，将原告应得的部分给她，这也是我与原告之间的事情，与合伙人徐高峰无关。3、本人认为宝应县人民法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没有错误，因为是原告起诉要求离婚的，法院已作出判决，我也并没有上诉，原告上诉也仅仅是针对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而提起诉讼的。所以，我在合伙案件开庭时说原告姜辛是前妻也并非虚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2018)苏1023民初7289号离婚案件庭审记录、古今内衣店2018年3月1日至6月30日销售汇总表、合伙经营协议书复印件、2014年至2018年古今销售汇总、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4月7日销售收入及利润统计及进货汇总表、通话录音、双方已结账的2018年3月至6月的销售及余额明细、徐高峰提供的关于合伙资产清单的说明、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7月29日收入及支出明细表。被告徐高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合伙经营协议书、门面房出租协议书、授权开设古今专卖连锁店协议书、开户许可证、加盟连锁店特许经营合同、照片4张及视频一份、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7月29日收入及支出明细表、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7月29日销售明细、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古今店进货明细及配套收据一组、工资明细表一份、古今内衣店支出明细表一组、证人证言。被告唐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信用卡透支记录、微信转账截图及聊天记录、进货发票。结合原被告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0年6月，徐高峰、唐云（徐高峰妻子、唐俊姐姐）与唐俊、姜辛（唐俊妻子）两个家庭合伙经营古今内衣专卖店。为此，徐高峰与上海古今内衣有限公司签订了《授权开设古今专卖连锁店协议书》一份，合同授权期限一年，自2000年6月5日至2001年6月4日，经审核，每年续授一次。2000年8月，双方以徐高峰为经营者办理了名称为“宝应县安宜镇古今胸罩专卖店”个体工商户登记。2004年5月19日，徐高峰与唐俊作为两个家庭代表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人民币45000元作为“古今宝应店”的总投资，经营所产生的费用双方各承担50%，所产生的亏损或利润双方各承担或享受50%，协议还对其他有关事项作出了约定。2016年9月，上述店名变更为“宝应县昊成古今内衣专营店”，经营者变更为唐俊。2018年4月，两家对合伙利润又一次分红，姜辛认可分红7万元，尚有5000元现金分红，其表示记不清了，其丈夫唐俊分得现金5000元，徐高峰夫妻则于2018年5月拿走分红款8万元。2018年5月，合伙店名变更为“宝应县俊云古今内衣专卖店”，经营者变更为唐云。合伙期间，因经营女士内衣，故店里日常经营由唐云、姜辛轮流负责。2018年6月底，因姜辛与唐俊夫妻二人矛盾尖锐，姜辛此后几乎不到上述内衣店经营。姜辛离开店时，尚有内衣店销售款93709元在其银行卡中，没有交还。2018年11月15日，姜辛第三次向本院起诉要求与唐俊离婚，2019年7月16日，本院作出（2018）苏1023民初72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姜辛与唐俊离婚，并对两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但对此二人在上述内衣店里的合伙财产未进行分割，建议另行依法解决。姜辛对此不服进行上诉，目前该上诉案正在审理中。另查明，2019年7月20日，姜辛与徐高峰妻子唐云在古今内衣店里发生争执。2019年8月12日，徐高峰向本院起诉唐俊，请求判令其与唐俊解除合伙关系，确认内衣店经营权归其所有，并依法分割合伙财产。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解除徐高峰与唐俊之间的合伙关系，宝应县俊云古今内衣专卖店的经营权归徐高峰所有，唐俊退出专卖店的经营；二、徐高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唐俊支付合伙财产分割款175010.5元。姜辛在得知此判决后，以判决侵害了其作为合伙人之一的权利，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本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双方解除合伙关系并将经营权判归徐高峰所有是否错误？二、合伙财产的分割是否公平、合理，是否侵害了姜辛的利益？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双方解除合伙关系并将经营权判归徐高峰所有合理、合法。理由在于，合伙经营存在、维持的基础在于双方之间存在协作和信赖关系，因唐俊与姜辛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已达到诉讼离婚程度且姜辛也与唐云、徐高峰在合伙经营上发生争执，双方彼此不再信任。徐高峰、唐云因此不愿意继续与唐俊、姜辛合伙经营内衣店，加之唐俊也不愿意继续合伙经营，因此，双方之间合伙经营的信赖基础也不复存在。故本院上述判决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因合伙之初是徐高峰与上海古今内衣有限公司签订了《授权开设古今专卖连锁店协议书》，且散伙之前，姜辛尚在古今内衣专卖店经营期间，内衣店工商登记的经营者已变更为唐云，并且徐高峰、唐云、唐俊一致同意内衣店经营权归徐高峰享有，也构成了合伙多数人意见，故本院判内衣店经营权归徐高峰所有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合伙财产的分割有失公正，损害姜辛的利益，应予变更和调整。理由在于,本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确认合伙期间财产为550021元。该款的组成为：库存货物价值475536元、2018年3月至6月期间销售款104485元（包含姜辛卡中的93709元以及唐俊从店里拿走的6291元现金，计10万元，其余4485元是上述期间店里账面所遗留现金）、交加盟公司预付款10000元，以上三项财产合计为590021元，扣除向他人所借的用于缴纳房租的40000元，即可分配合伙财产为550021元。姜辛起诉时对上述104485元提出质疑，但经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对账，原被告对该104485元是2018年3月至6月内衣店销售额扣除分红及必要开支后所形成的净收入均无异议。此外，姜辛对库存货物价值提出异议，认为唐俊与徐高峰所清点的实际库存货物数量及价值偏低，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能认定库存货物价值存在偏低。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宝应古今内衣店2015年销售收入及进货汇总表可知，2015年度宝应古今内衣店进货总金额为797540.8元，对比可知，2019年8月2日，唐俊与徐高峰及店员所共同清点的库存货物价值475536元，与相关数据比较，较为客观、合理。最后，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姜辛不在店里经营，但根据被告徐高峰所提供的账目来看，该一年期间销售总额为1183217.53元【1145690元（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7月29日销售额）+37527.53元（2018.7.1-2018.7.26期间销售额）】，对比原告姜辛提供的古今内衣店2014年度销售总额1506217元、2015年度销售总额1507079元、2016年度销售总额1361240元、2017年度销售总额1430198，虽然散伙前一年的销售总额1183217.53元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但考虑到2019年6月5日至7月8日期间内衣店停业因素以及网店对实体店的冲击等，该年度销售总额可信度较高,符合客观实际。而且，2020年6月9日，姜辛在本院的谈话笔录中也自称：“2019年7月21日，我到店里上班，我用手机将店上销售款拍照在手机里，从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份，销售额共计1107067元”，这也进一步印证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内衣店销售额1183217.53元的客观真实性。对该1183217.53元，被告徐高峰、唐俊认为，在除去各项支出以及唐俊和徐高峰代表两个家庭各分红60000元外，余额为-30233.76元。对此，本院经审查发现其中两项支出不合理：一是唐俊拿走的6291元（2018.10.18结账，计入100000元余款），经查，该6291元已经算入2018年3月至6月期间的销售款104485元中，此处再作为支出予以扣除，属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二是房租88800元（2019.6.20-2020.6.19），经查本案所涉的内衣店已于2019年8月初交由被告徐高峰一方独自经营，因此，自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19日期间，共计11个月的房租也应当由徐高峰一方缴纳，不应当作为合伙双方的共同支出。经计算，自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8月初，计40天左右尚属共同经营期间，该期间的房租为10000元左右，故共同房租支出应当为10000元。故上述1183217.53元销售额在扣除各项合理支出后，余额为54857.24元，该款应当纳入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此外，案涉古今内衣店，双方已合伙经营20年时间。在此期间，以徐高峰、唐俊为代表的两个家庭共同投入、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双方为所代理的古今内衣品牌在宝应地区的推广宣传进行了长期的投入，每年均能完成授权方的销售任务，使得古今内衣品牌在宝应地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也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客户群。案涉内衣店长期累积的信誉及古今内衣品牌的独家代理权属于无形资产，能够给继续经营者带来一定的利益。现该内衣店经营及古今内衣品牌代理权归徐高峰一方享有，由此而产生的经营收益离不开唐俊、姜辛一方长达20年的投入。按公平原则，作为继续经营者，徐高峰一方理应给予唐俊、姜辛一方合理的补偿。鉴于上述提及的无形资产价值无法具体评估和衡量，综合考虑双方合作20年的实际情况、近几年的经营收入水平以及双方之间的亲戚关系，本院酌情认定徐高峰一次性补偿唐俊、姜辛一方100000元。因此，根据双方当初的合伙投资各占50%的协议，双方散伙时合伙财产604878.24元（550021+54857.24）也应各半享有，即唐俊所代表的一方应分得合伙财产为302439.14元，加上上述补偿款100000元，唐俊、姜辛应分得散伙分配款为402439.14元。另外，姜辛、唐俊曾于2018年6月份拿走内衣店销售款100000元，而徐高峰一方没有因此拿取分文，故本次散伙，徐高峰一方实际应给付唐俊、姜辛的合伙财产价值为302439.14元。综上所述，本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错误，予以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54、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本院（2019）苏1023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徐高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唐俊、姜辛合伙财产分割款302439.14元。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徐高峰负担1900元，被告唐俊负担1900元（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800元（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户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1×××57）。审 判 长  黄廷旺人民陪审员  吉林东人民陪审员  王义金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刁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