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浩源，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意升，男，197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星区。上诉人程浩源因与被上诉人李意升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9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浩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第二项；2.判令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支付最低惩罚性赔偿金4500元；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公告费、案件受理费、上诉费、检测费)由被上诉人承担；4.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一审法院未完全认定涉案产品违法行为部分；5.请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被上诉人销售涉案黑作坊无证生产的假货、有毒有害食品涉及刑事犯罪部分问题线索移交被上诉人所在地人民检察院追究其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责任；6.请求更正一审判决书中不平等的写明上诉人牟利二字、以及错误指出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7.请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明知涉案产品来源不明、有毒有害、假冒伪劣产品却仍然将其销售给社会公众属于违法牟利的事实并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与理由：上诉焦点分为两部分：1.一审法院明知涉案食品可能存在有毒食品问题，上诉人多次书面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全部不予批准(拒绝没有任何理由)，一审法院对涉案食品有毒有害违法事实未认定以及多种违法事实都未认定，因此一审法院未认定重要违法事实、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背立法目的，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结果。2.上诉人购买到涉案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6条、第15条、第17条规定，诉请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最低惩罚性赔偿金，对此请求一审法院驳回没有法律依据，并且判决书中只字不提上诉人要求的退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直接导致判决不公、错误的判决结果，本案一审法院严重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和一审法院了解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真正原因是：因为上诉人买到有毒有害食品诉讼案子多而这么判[因此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对于上述未查明事实以及法律适用问题等一审法院属于故意为之，同时证明为什么本案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退赔依据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3条、第6条、第15条、第17条规定)，因为一审法院知道该条款第三条规定不安全食品、药品即使是知假买假都支持惩罚性赔偿金，但如果写了就必须支持上诉人的惩罚性赔偿，就无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通过芝罘区法院对上诉人作出的判决：（2018）鲁0602民初6767号、（2018）鲁0602民初10495号、（2018）鲁0602民初8192号、（2018）鲁0602民初8189号对于有毒有害食品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上诉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一审法院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只字不提就是故意为之。]上诉人想说的是法律没有规定一个人一生中的诉讼次数限制，法律也没有赋予公民的购买限制，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购买到有毒食品、假药等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说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存在严重歧视与不公性。(法院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这绝不是一句空话，累一点辛苦一点能换来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上诉人认为是值得的，一审法院消灭不掉有毒食品、假货，但是可以消灭掉提出有毒食品、假货问题的人以此减少案件数量，此做法表面上案件数量是减少了，但是这样的做法无疑严重损害了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因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大于一切权利，故一审法院此种做法毫无疑问是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特定人群开绿灯)另外(1)本案一审法院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销售有毒食品、假货的具体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指出，反而针对性的错误指出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销售有毒食品假货的具体行为违法牟利不指出，反而指责性的指出上诉人牟利，没有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没有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指出涉案产品上诉人不是用于生活所需，一审法院存在剥夺公民的合法购买权、物权等。本案因被上诉人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而产生的案件，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成了弱者，购买到有毒有害食品要求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依法赔偿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恶人，一审法院出现上述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逻辑让全国人民费解。上诉理由详解：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逻辑混乱，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结果。1.一审法院不予司法鉴定直接导致涉案有毒有害食品违法问题认定不清。通过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产品成分的检测，结果是含有有毒有害的西地那非。回顾：上诉人一审立案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答复是开庭再说，上诉人一审庭审当天开庭前再次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司法鉴定涉案产品成分是否含有西地那非，在庭后上诉人书面向一审法院邮寄庭审建议，其中第二条写明司法鉴定的重要性，到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不批准司法鉴定，因此导致案件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的结果；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芝罘区法院三份虫草鹿鞭王产品的司法鉴定报告，显示虫草鹿鞭王同时都含有一种成分：西地那非(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解析：警惕部分产品非法添加“西地那非”》，该成分属于具有严重副作用的处方西药，添加到食品中属于有毒有害食品，涉及刑事犯罪行为)；结合以上三份司法鉴定结果，一审法院明知虫草鹿鞭王产品可能存在严重的有毒有害成分，以及可能存在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一审法院并未根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立即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查明真相；同时反映出一审法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漠不关心的事实与极其不负责的行为。2、一审法院未对涉案产品属于无证生产的假货等多种违法问题认定，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结果。首先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4行载明一审证据八中充分证明涉案产品属于黑作坊无证生产的假冒伪劣食品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明知涉案产品属于黑作坊无证生产的假货，违法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判决书全文中只字不提涉案产品黑作坊无证生产违法；其次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8行证据七中已经清晰的证明涉案产品执行标准作废多年违法，属于无标准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审判决书也只字不提，未认定违法事实。故一审法院未完全认定涉案食品有毒有害、黑作坊无证生产、无标准食品等多种违法事实直接导致本案错误判决结果。二、有毒有害食品不支持十倍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法律根据。1.上诉人具有赔偿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承认：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关系。2.被上诉人未履行查验货责任与审查责任，属于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销售；涉案产品经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含有西地那非，该物质属于具有严重副作用的西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违法添加西药，本涉案食品违法行为同时包含：有毒有害食品、食品违法添加西药、食品违法添加中药、黑作坊无证生产、执行标准作废等多种严重违法行为，涉案食品属于有毒有害的食品；首先--(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较以获得惩罚性赔偿为目的消费而言，其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药品危害性要远远大于消费目的利益，所以法律规定只要是食品、药品的购买者，就认定消费者身份。故本案上诉人(程浩源)以消费者身份向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被上诉人要求退还支付价款，并按价款十倍进行赔偿的主张，于法有据、合理、合法、合规，法院应当支持；其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里支持的是上诉人(原告)，国家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食品、药品，退一步讲即使作为知假买假的购买者要求十倍赔偿也是支持的；再次--(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消费者与化妆品、保健品等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推荐者、检验机构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涉案食品的销售者，未履行相应的进货查验义务，致使上述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被上诉人应承担向消费者赔偿十倍价款的民事责任。退一步讲，即使作为知假买假的购买者，只要购买到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药品等，要求销售者支付惩罚性最低十倍赔偿金完全是合法的，最高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因此本案诉争产品属于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符合上述惩罚性赔偿的前提，因此上诉人要求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因此基层法院应遵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是用于生活消费需要，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结果。一审判决第五页第10行载明：原告购买涉案产品的行为不是“以生活消费需要”，上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适用于中国法律调整范围，享有中国法律保护，法律没有赋予每个人的购买限制，另外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产品用于转售或者生产经营，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产品不是用于生活消费需要。消费分为生产资料的消费和生活资料的消费，只有生活资料的消费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因此，判断一个自然人是不是消费者不是以他的主观状态为标准，而应以购买的商品的性质为标准，只要他购买的商品是生活资料，他就是消法所指的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不是给消费者下定义，而是明确该法的调整范围。这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2条得到印证。该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因此本案上诉人购买的是生活资料，因此就是消费者并且就是生活消费需要。综上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第十五条裁判文书行文应当规范、准确。不能未经分析论证而直接使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之类的表述作为结论性论断。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牟利没有证据证明，没有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12行写明，原告牟利等。1.一审法院如果将上诉人的行为认定属于牟利，依据法律的公平性，一审法院应对被上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货的具体行为应当认定其属于违法牟利以及谋财害命，一审判决中应该指出被上诉人销售假货有毒有害食品的具体行为具有谋财害命行为，并且要注明被上诉人此行为属于违法牟利谋财害命，而不能仅对上诉人做出单方面针对性指责。一审判决承认被上诉人所售商品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但只是轻描淡写，对于多种实际性违法问题未依法调查与认定，紧接着马上话锋一转，口气强硬的指责上诉人(一审原告)因多次购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假货依法维权以此牟利，但是对于被上诉人销售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坑害全国人民群众以及被上诉人的具体行为属于牟取违法利益却只字不提。毫无疑问，这种在判决理由中类似于“拉偏架”的“释法说理”，难免不给上诉人和社会公众留下了一个疑问：这到底是对诉辩双方的“判决书”，还是旨在帮助被上诉人的“代理词”？2.退一步讲，本案中被上诉人销售的涉案食品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与上诉人产生的民事赔偿纠纷，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意见是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函（2017）181号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这里请法院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此文件写明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除是去除、除掉的意思，也就是说，除了食品药品以外的产品国家限制打假行为，由此可见，因食品、药品问题产生的民事纠纷赔偿问题不属于牟利行为，知假买假的牟利行为只存在于除了食品、药品以外的其它产品民事赔偿纠纷中，并且从此文件充分证明了在食品、药品等领域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打假行为。退一万步讲即使作为“知名打假人”的王海从80年代就开始涉及职业打假行为，至今上“千起”索赔诉讼案件也没有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王海因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药品索赔行为属于牟利。法律的格言是：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诉人作为中国公民，对于中国的法律崇拜和敬仰，但在一审判决书中上诉人并没有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而在本案一审判决书写明因上诉人诉讼案件多就认定上诉人是牟利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存在严重的歧视。同时利益分为合法的利益和违法的利益，被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将有毒有害食品通过互联网销售给全国人民群众以及上诉人，被上诉人由此牟取有毒有害假货的违法利益，而上诉人买到有毒有害食品要求被上诉人退货以及十倍赔偿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五条等规定，提出惩罚性十倍赔偿完全合法。再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要求十倍惩罚性的赔偿属于利益，那上诉人追逐的利益也是合法的利益，法律并没有禁止合法的利益，而法律禁止的是违法者的违法利益，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牟取违法利益只字不提。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存在滥用民事诉讼法帝王条款，一审法院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结果。一审判决第五页第12行载明，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涉案产品属于有毒有害食品黑作坊无证生产的假货，首先“假”是违反“诚信”的一种直观形象的体现，厂家造“假”、商家售“假”是一种严重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以及严重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在中国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只要是人购买市场销售任何产品时，生产者、销售者都应销售给购买者合法、合规的产品，这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同时销售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货就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销售的涉案产品属于通过网络销售，被诉销售者在销售涉案产品的时候未告知涉案诉争产品含有西地那非是假货、有毒有害食品，上诉人在购买的时候对于被上诉人销售的产品含有西地那非属于假货、有毒、不合格等情况，购买者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被上诉人销售有毒食品假货隐瞒有毒有害假货的事实真相销售给上诉人，故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产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关乎着全国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问题，因此国家对于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也是认可的，因此即使作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也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结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诉人用合法的财产购买到有毒有害的假货依法维权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同时诉讼次数多更说明我国制假、毒，售假、毒食品、药品的猖獗。根据魏振瀛先生的解释，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在以下方面：(1)民事主体在行使民事权利与发生民事关系时应诚实、不作假、不欺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2)民事主体对因不履行义务而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因此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在销售涉案产品时将有毒有害食品销售给上诉人就已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将有毒有害的假冒伪劣食品通过网络销售给全国人民群众也包括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的行为既损害了社会利益又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不履行食品查验货义务既造成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损害，上诉人因食用涉案食品短时间内就出现多种不良反应又造成了上诉人身体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民法的帝王条款就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谓诚实信用原则的“帝王”条款地位，有的人理解是，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了民法的始终，覆盖面最广。有的人的理解是，诚实信用原则地位最高，所有民事法律、民事活动，必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根本。不管怎么理解，既然是“帝王”就必须保持威严，不能随随便便的露面，有具体法条时适用具体法条，没有法条或者严格适用法条极其不公平迫不得已时，“帝王”方才出面解决。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延伸，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上，普遍承认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原则要求一切民事权利的行使，不能超过其正当界限，一旦超过，即构成滥用。这个正当界限，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因本案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法条的适用，并未出现法律、法规等穷尽情形，故一审法院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导致错误判决结果。退一步讲，即使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是被上诉人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货违反。五、有毒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芝罘区法院多案同判，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芝罘区法院作出的（2018）鲁0602民初6767号、10495号、8192号、8189号判决多案同判，完全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十倍赔偿。本案一审法院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于相同的食品违法问题适用法律不同，因此，一审法院明知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但本案判决中只字不提，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上诉人需要提及的是，涉案食品属于有毒有害食品，上诉人要求价款十倍赔偿，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6条、第15条、第17条的前提条件。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未进行任何答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通过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以及答辩的前提下，主动为销售有毒有害的假冒伪劣食品的被上诉人脱责，不需要制假售假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15条的规定等承担销售者销售违法产品应负有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支持制假、售假者的违法利益，否定购买者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是与制假、售假者一个立场的腔调，一审法院把法律的枪口对准了购买到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的购买者(上诉人)，做出了让购买者痛，让制假、售假者快的事情，严重的背离最基本的人民意志。对于假货有毒有害食品，一审法院审判逻辑只需退还货款不需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货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审判逻辑，直接导致问题就是制造、销售有毒有害、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者，拿到此判决后，更加猖狂的继续造假、售假，继续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将有毒有害的假货毒货销售给全国人民，而不需要为制假、售假行为付出任何惩罚性代价。如果此逻辑可以得以实现，上诉人相信用不了几年中国就会灭亡，因为这种荒谬的判决观点能够成立的话，此判决结果就是有毒有害的食品、假货毒货的护身符，这些有毒有害的食品都可以肆无忌惮的生产销售毫无违法成本可言。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犹如过家家，销售有毒食品的经营者被发现了退货款就行了，然后违法经营者继续将假货销售给下一个不知情的购买者，牟取假货的暴力以此恶性循环。如果不准知情的购买者维权，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不知情的购买者不懂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吃了这些有毒有害食品后就是慢性的自杀，知情的购买者购买后发现假货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法院又因为购买者之前有维权经历不支持，那岂不是人人造假、人人售假货，制假售假行为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了。同时如果之前相关司法部门就对于不安全食品重视，上诉人相信此次全国病毒事件绝对不会发生，也不会造成全国人民死伤无数。有毒有害食品关系着千家万户，经上诉人的努力将很多制假售假者送进了监狱。（2019）沪7101刑初43号、（2019）鲁13刑终510号判决等，上诉人均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不是上诉人努力，会有更多的受害者被这种有毒有害食品侵害。社会安定靠人人，人人安全靠社会，这不是一句空话，上诉人的信念是正义，因为上诉人还相信正义的存在。据此，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审理中补充：上诉人因购买到涉案违法食品，因其有毒有害导致无法食用，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等规定主张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称“牟利”属于瑕疵。因为“牟利”一词指牟取非法利益，依据《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2011]5号)第二部分“法律常用词语规范”第14点，谋取、牟取：‘谋取’是中性词，可以谋取合法利益，也可以谋取非法利益。‘牟取’是贬义词，表示通过违法行为追求利益”的要求，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广泛征求了各级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十易其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3年12月9日第1599次会议讨论通过，于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目前该司法解释现行有效。因此，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主张权利，其行为是响应国家号召，具有社会正义的价值，属于合法行为，不能使用“牟利”一词。反之，若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主张权利属于牟利，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该司法解释就是非法的司法解释。严肃执行法律是法律权威得以体现的前提，若恣意解释法律则必然破坏法律威严，必然减损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一审判决中适用牟利一词属于瑕疵，请求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李意升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原审原告程浩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退还货款480元；2.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800元；3.要求被告给付调取个人户籍信息费用2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淘宝网站披露被告信息回复截图打印件1页；淘宝网原告账号归属人信息截图打印件2页。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原告收到货物包装箱上面的快递单照片打印件2页；淘宝网站交易订单截图打印件8页。证明购买账号归属人信息是原告以及购买时第三方淘宝平台自动产生的订单号信息，与原告收到的实物物流信息一致，被告按时将符合约定的货物送达原告。证据三、网店交易快照截图3页、原告购买的涉案产品4盒、收到的货物照片打印件5页以及货物所使用的快递包装箱2个。证明原告收到的实物商品与被告在交易快照中展示的产品属同一产品。证据四、产品实物及说明书。通过包装及说明书上面标注涉案产品的批准文号：藏卫食准字（2009）第020号，证明涉案产品为普通食品，生产厂家西藏华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份有人参、藏红花、冬虫夏草、西洋参、锁阳、鹿茸等，执行标准为Q/CGJ.J01-2009为企业标准。证据五、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8、115、129、131、323、346页及西红花百度解释截图7页。证明西红花又叫藏红花两者是一种东西，人参、藏红花、冬虫夏草、西洋参、锁阳、鹿茸不是药食同源，以上6种是中药材，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涉案普通食品非法添加中药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安全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因此涉案产品非法添加中药。证据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卫生部关于养殖梅花鹿副产品作为普通食品有关问题的批复》截图打印件1页；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总局，网站发布的《关于冬虫夏草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通知》截图打印件1页。证明国家禁止（冬虫夏草与鹿茸）在普通食品中添加，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涉案产品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安全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证据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总局网站发布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第十六条截图打印件2页，证明涉案产品为无标准食品；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涉案产品执行标准过期多年为无标准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安全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证据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生产厂家截图打印件1页、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生产厂家食品生产许可QS与SC生产资质网站截图打印件2页，证明涉案产品黑作坊无证生产；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涉案产品生产厂家（西藏华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国家合法的QS或SC食品生产许可资质，为无照生产的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安全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证据九、刻录光盘一张（内容为涉案产品到货后开箱视频及原告登陆被告经营的网店查询涉案产品交易快照、订单信息，以及涉案产品原始交易页面过程等相关信息），证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十、（2018）鲁0602民初10495号、（2018）鲁0602民初8192号、（2018）鲁0602民初8189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上证据法院认定如下：被告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和举证的权利。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8年3月15日通过淘宝平台自被告经营的店铺以480元的价格购买虫草鹿鞭王10盒，并向被告支付货款480元。经查，原告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虫草鹿鞭王、菊粉等类似产品，并以同样事由起诉至法院，要求退回货款并十倍赔偿，自2017年10月16日至今，原告在一审法院起诉的该类案件达89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产品为预包装食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注明生产许可证编号。但涉案产品未注明生产许可证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本案原告所购买的虫草鹿鞭王所含主要成分中的冬虫夏草、西洋参、鹿茸等均不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中。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的虫草鹿鞭王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作为销售者，对其所销售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进行审查，其在进货和在网店发布信息时，应对涉案产品的相关信息进行查看和发布，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可以推定被告对涉案产品存在上述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情形系存在“明知”的主观状态。现原告以所购买涉案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货款，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十倍赔偿金，法院认为，原告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虫草鹿鞭王等类似产品，并以同样的事由多次起诉至法院，其购买涉案产品的行为不是“以生活消费需要”为目的，而是以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获得惩罚性赔偿为目的，原告的牟利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要求适用法律规定的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申请对其购买的虫草鹿鞭王成分进行鉴定，法院不予允准。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判决:一、限被告李意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向原告程浩源返还货款480元。二、驳回原告程浩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90元，共计440元，由被告李意升负担。本院审理中，上诉人程浩源申请对涉案产品成份进行鉴定，并提交其于2020年3月12日委托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产品成份进行鉴定的检验检测报告，证明涉案产品含有西地那非，且含量极高。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程浩源自被上诉人李意升处购买的虫草鹿鞭王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第二款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李意升退还上诉人程浩源货款48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应否支持上诉人程浩源十倍价款赔偿金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程浩源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虫草鹿鞭王、菊粉等类似产品，可以证明上诉人程浩源对于该类似产品的价格、包装、成分、标准等情况是熟知的，也应当明知以每盒48元的价格不可能大量购买到含有宣传成份的产品。从上诉人程浩源购买类似产品的次数和数量来看，也并不是实际生活消费需要。且上诉人程浩源在短时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类似案件达89件，上诉人程浩源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获得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明显。故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上诉人程浩源十倍价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与理相符，于法相合，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程浩源上诉进一步主张，一审判决结果会导致制假、售假行为更加猖狂，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程浩源认识到制假、售假的危害性值得赞扬。现阶段，我国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日益完善，食品药品的监管日渐严格正规，上诉人程浩源如发现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行为线索，可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由有关部门进行查处。而上诉人程浩源在短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大量诉讼，要求十倍价款的赔偿，其诉讼的目的也不在于打击遏制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行为。故上诉人程浩源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程浩源二审提交的对涉案产品进行成份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程浩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程浩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