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147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严立党，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川海，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西山东路7号地块（工贸大厦）。诉讼代表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效，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甜甜，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严立党因与被申诉人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263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44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浙民抗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杨明霞、检察官助理杨斌出庭。申诉人严立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川海、被申诉人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效、严甜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现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判在已付租金金额上认定错误。严立党、胡梦思、黄温柔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记录以及严立党的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严立党在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的方式分别向胡梦思、黄温柔、洪东星等人银行账户内汇入人民币共计3613325元。中共温州市瓯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瓯海纪委）对洪东星、胡梦思、黄温柔、严立党的谈话笔录印证了以上汇款记录，并证明该汇款均系严立党支付给经贸公司的租金。其中洪东星在纪委谈话时称因总公司一直在打官司，如果租金打到总公司的账户怕被法院冻结，所以没有入公司的账，但租金都由公司在使用。胡梦思的谈话笔录亦能印证。洪东星代表经贸公司与严立党签订租房协议，严立党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洪东星及出纳胡梦思、黄温柔等人账户转入租金，应当视为向该公司支付房租。现在案书证与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除原审认定的已支付租金外，严立党另已支付房屋租金3613325元。上述证据除严立党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外，其余均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严立党申请检察监督期间调取，来源于2013年瓯海纪委查办洪东星一案案卷材料，系原审庭审结束以前就存在、在庭审结束以后才发现的证据，且与严立党已支付租金金额这一案件基本事实有关，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严立党申诉称，除抗诉意见之外，补充理由如下：1.关于本案案由，应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原审认定为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不当。2.关于涉案房屋的租赁时间，一审认定起止时间不准确，导致租金总额认定有误差。2006年2月22日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租期是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4日，实际时间是8年，10年是笔误。因涉案房屋存在争议，当时没法交付，交房经营时间为2007年8月25日，实际交付为一至四层，还有五层的几个房间当办公室。租赁终止时间应是2014年3月3日，因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鹿城法院）查封了涉案房产一、四、五层，而二、三层房子当时经贸公司已经转让给温州市瓯海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2014年5月26日鹿城法院约谈严立党，要求其腾空房屋并支付租金20万元。因此，2014年3月3日至2015年5月5日期间不应计收房租。3.关于已经支付的租金金额，因涉及到银行和纪委的相关证据，严立党无法提供，一、二审和申请再审时其请求法院调取相应证据，但是没有得到支持。4.关于诉讼时效，自2014年3月3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经贸公司辩称，1.本案案由的确定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2.关于涉案房屋的租赁期限和租金金额。鹿城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没有影响严立党的宾馆经营，严立党一审中自认直到2015年5月5日才最后腾退房屋，租赁到期时间应是这个期限。租金金额应以《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的记载为准。3.除原审认定的已付租金之外，经贸公司认可洪东星是该公司员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胡梦思和黄温柔是经贸公司的员工，无法确认支付给他们的款项是租金，具体由法院认定。4.原审严立党无法提交其付款的凭证，因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应当由其承担。5.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判决。经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严立党向其支付房屋租金8791944.3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贸公司、严立党于2006年2月22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贸公司自愿将其坐落于温州市××路××号房屋（10间），暂计面积2000平方米，出租给严立党；租期十年，即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止（以一楼店面搬出日为准）。年租金暂计90万元，按一年付一次，先付款后用房，下期租金应提前三十天支付，如到期不付租金经贸公司有权强制另行出租而不负任何责任，如一方打算租期完后要求结束租赁关系，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严立党需交经贸公司定金10万元，租期满后，房内设施完好，水、电等结清后，余款退还严立党；经贸公司首次房租已收至1年；一层店面租金65元／平方米，每年递增10%；二层租金25元／平方米，三层至七楼租金20元／平方米，三年递增一次，递增10%；装潢期为三个月；租赁税金及有关费用由承租方承担等。上述协议书签订后，经贸公司向严立党交付房屋一至四层及五层部分房间，严立党将部分租赁房屋（包括一楼店面）转租给案外人陈祥敏，用以经营咖啡厅。双方均确认房屋一至四层的租赁面积分别为412.61平方米、552.03平方米、552.03平方米、546.68平方米，以及《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的“三年递增一次”为每三年递增一次，即第四年、第七年递增。但对于房屋五层的租赁面积双方陈述不一致，经贸公司认为五层租赁面积为291.75平方米，严立党认为经贸公司仅向其交付五层的三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面积大概为100平方米，因该三个房间无法作为宾馆房间使用，故五层不应计算租金。2012年12月27日，经贸公司将涉案房屋的二至三层以评估价1435.28万元转让给案外人温州市瓯海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另查明，一审法院在经贸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于2012年3月27日将严立党的款项549000元，作为经贸公司应取得的2012年租金收入予以扣划执行。经贸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5日、2016年11月1日就涉案房屋的十年租金向严立党提起诉讼。2017年2月25日，经贸公司经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诉讼中，经贸公司陈述经核实，鹿城法院在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于2015年10月28日扣取严立党款项20万元，故同意在本案租金中扣减该20万元。另外，严立党陈述其将涉案房屋的一层大部分面积、二层全部以及三层一半面积转租给案外人陈祥敏，陈祥敏使用上述房屋至2015年5月，经贸公司陈述陈祥敏使用上述房屋至2015年11月，但双方均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租赁期间问题。双方在《房屋租赁协议书》中约定涉案房屋租期十年，又约定租期为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止（以一楼店面搬出日为准）。经贸公司认为双方约定房屋租期为十年，实际计算到一楼店面搬出日，并陈述一楼店面使用至2015年11月份。严立党辩称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期间为2007年8月至2014年4月，又陈述一楼店面使用至2015年5月份。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根据严立党陈述，认定一楼店面使用至2015年5月份，涉案房屋的租赁期间为2006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本案争议焦点二，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租期十年，租金一年付一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分期履行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下期租金应提前三十天支付，但根据常理，出租人可以在租赁期限届满时再与承租人对租金及其他费用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涉案房屋租赁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5月5日）起计算为宜。严立党辩称其于2014年4月退还涉案租赁房屋，而经贸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故经贸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严立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14年4月退还涉案租赁房屋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严立党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现经贸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5日、2016年11月1日就涉案房屋的十年租金向严立党提起诉讼，于2017年2月25日经一审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故经贸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向严立党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三，租金金额认定问题。关于租赁面积。本案双方对涉案房屋一至四层的租赁面积没有异议，对五层租赁面积陈述不一致，经贸公司认为五层租赁面积为291.75平方米，严立党认为五层租赁面积大概为100平方米，因作为办公室使用，故不应计算租金，但双方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严立党认为五层不应计算租金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严立党陈述，认定涉案房屋五层的租赁面积为100平方米。关于涉案房屋总租金。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租赁期间为2006年11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共计8年6个月），租赁面积为一层412.61平方米、二层552.03平方米、三层552.03平方米、四层546.68平方米，五层100平方米，经计算，一层租金为4025420元【（65元/平方米×412.61平方米×12个月）×（1+1.1+1.12+1.13+1.14+1.15+1.16+1.17+0.5×1.18）】、二层租金为1544304元【（25元/平方米×552.03平方米×12个月）×（3+3×1.1+2.5×1.12）】、三层租金为1235443元【（20元/平方米×552.03平方米×12个月）×（3+3×1.1+2.5×1.12）】、四层租金为1223470元【（20元/平方米×546.68平方米×12个月）×（3+3×1.1+2.5×1.12）】、五层租金为223800元【（20元/平方米×100平方米×12个月）×（3+3×1.1+2.5×1.12）】，上述租金合计8252437元。因经贸公司对涉案二至三层房屋2012年12月27日之后的租金不予主张，故应减去涉案房屋二至三层2012年12月27日至2015年5月5日期间（共计859天）的租金，经计算，该期间二层租金为471595元【（25元/平方米×552.03平方米×12个月）×1.12÷365天×859天】，三层租金为377276元【（20元/平方米×552.03平方米×12个月）×1.12÷365天×859天】，共计租金848871元。扣减后，涉案房屋总租金为7403566元（8252437元-848871元）。严立党辩称装潢期三个月免计租金，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在《房屋租赁协议书》中约定装潢期为三个月，但未约定该三个月装潢期免收租金，故一审法院对严立党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已付租金金额。经贸公司诉称仅在2009年6月收到严立党租金150万元。严立党辩称其从未拖欠经贸公司租金，其已支付第一年租金90万元、定金10万元，为安装电梯垫资20万元，为修建室外楼梯出资15万元，并应经贸公司要求提前支付房租，为经贸公司偿还他人借款100余万元及银行贷款400余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经贸公司收取150万元的时间为2009年6月，而根据双方2006年2月2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第一年年租金暂计90万元，经贸公司首次房租已收至1年，可以确认严立党已支付第一年租金90万元，且该90万元租金并不包含于经贸公司诉称的严立党已付150万元租金之中。严立党辩称已支付定金10万元，为安装电梯垫资20万元，为修建室外楼梯出资15万元，并应经贸公司要求提前支付房租，为经贸公司偿还他人借款100余万元及银行贷款400余万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经贸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严立党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可以认定严立党已支付租金240万元，加上被法院扣取的549000元及20万元，严立党已付租金为3149000元。综上，一审法院对经贸公司要求严立党支付租金4254566元（涉案房屋总租金7403566元-已付租金3149000元）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经贸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7）浙0304民初756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严立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租金4254566元；二、驳回原告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3354元，减半收取36677元，由原告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负担18931元，被告严立党负担17746元。严立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经贸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经贸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审核了当事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严立党主张其按经贸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洪东星的要求还了私人借款100万元及温州银行贷款本息约400万元合计500余万元，对该事实，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严立党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的其他处理均正确，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354元，由上诉人严立党负担。再审期间，抗诉机关提供了二组新的证据材料：1.洪东星、严立党在瓯海纪委的谈话笔录；2.严立党、洪东星、胡梦思、黄温柔的银行账户流水，共同用以证明除原审认定的租金之外，严立党已经另行向洪东星、胡梦思、黄温柔支付租金3613325元。严立党质证认为，对抗诉机关提供的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其没有欠利息，其中69000元不应当作为利息扣减。经贸公司质证认为，对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一是胡梦思给很多公司做出纳，故严立党支付给胡梦思的款项无法证明就是支付给经贸公司的租金，经贸公司的账目上没有这些款项的记录，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二是严立党的谈话笔录不完整，且严立党承认合同起止时间是2005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减掉装修期三个月，租金起算时间正好是2006年2月22日。严立党提交了三组新的证据材料：1.严立党向经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洪东星和财务人员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抗诉机关调取的银行账户流水相印证，用以证明严立党支付经贸公司房租的事实；2.鹿城法院的查封裁定和谈话记录，证明2014年3月3日鹿城法院查封了涉案房屋部分楼层，用以证明严立党租用涉案房屋时间至2014年3月3日。3.瓯海纪委对洪东星、胡梦思、黄温柔的谈话记录，用以证明涉案房屋装修期免租金，且有一年的免除租金时间。经贸公司质证认为，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一，胡梦思在瓯海纪委的谈话笔录第5页陈述，严立党支付给胡梦思的款项，洪东星没有叫胡梦思记在经贸公司的账上，胡梦思记录在案外其他公司的收支流水账笔记本，故不能证明是涉案房屋的租金；二，对鹿城法院查封涉案房屋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这不能证明当时鹿城法院的查封影响到严立党的租赁和经营。因此，涉案房屋的租赁时间应当截止到2015年5月，一审认定事实准确。针对再审举证与质证情况，本院认为，抗诉机关提供的二组新的证据材料以及严立党提交的三组新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可予认定。抗诉机关提供的二组证据和严立党提交的证据1、3，可以证明严立党在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的方式分别向经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洪东星及原出纳胡梦思、黄温柔等人银行账户内转入人民币共计3613325元；洪东星与胡梦思认可，严立党支付的上述款项系涉案房屋的租金，但未记录在经贸公司的账本。严立党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2014年3月3日鹿城法院查封了涉案房屋部分楼层，并于2014年5月26日找严立党谈话要求其协助执行将租金汇入法院执行账户，严立党承认转租租金已经收至2015年2月20日，并表示准备于2014年7月10日前腾空房屋。另，关于经贸公司一审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11日的《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虽系复印件，但根据洪东星、严立党在瓯海纪委的谈话笔录，两人在纪委谈话时均确认涉案房屋的实际出租与租金情况有一张测算表，严立党是按该测算表缴纳租金的。因此，在该证据复印件显示有严立党的签名，而严立党虽辩称该测算表已撕毁作废，但又表示不能提供其作为缴纳租金依据的其他测算表原件的情况下，本院再审对经贸公司一审提供的该测算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关于严立党一审提供的其已于2014年7月中旬申请注销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富华宾馆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行政许可以及税务登记的相关证据材料，在经贸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再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予以确认。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洪东星系经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梦思、黄温柔曾系经贸公司出纳。2006年2月22日，洪东星代表经贸公司与严立党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协议书》。2009年7月11日，黄温柔制作《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记载涉案房屋五层出租面积共计2452.328平方米，租金第一年876337元，第二年913121元，第三年1004433元，第四年1048941元，第五年1097900元，第六年1207690元，第七年1266931元，第八年1332096元，第九年1465306元，第十年1544155元，经贸公司盖章、严立党签字予以确认。之后，严立党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10），先后于2009年7月13日、2010年1月22日、2011年1月21日向胡梦思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28××××0515）转入50万元、100万元、1095577元，于2010年4月29日向胡梦思的上述账户存入现金5万元，于2009年7月17日向黄温柔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18）存入现金136748元（其中69000元洪东星确认系延迟支付租金的利息），另通过其浙江农信银行账户（账号为×××13）于2011年12月28日向洪东星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28××××3785）转入90万元。严立党支付的上述款项共计3613325元，洪东星、胡梦思在纪委谈话时认可系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租金，但未记录在经贸公司的账本。2014年7月，严立党经营的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富华宾馆经申请注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行政许可以及税务登记。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原审确定的案由有无不当；（二）涉案房屋严立党尚欠租金金额如何认定；（三）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一）关于本案案由本案经贸公司系于2017年11月20日起诉，请求判令严立党向其支付房屋租金8791944.31元。据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确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但是，由于经贸公司已于2017年2月25日经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故本案系经贸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为清理公司债权债务而提起。因此，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亦无不可。案由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或对外追收债权纠纷，对本案的审判没有实质影响。且，一审法院在受理案件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开庭公告、庭审笔录、一审判决上，均表明本案案由定为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严立党在一、二审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现再审提出原审案由确定不当，本案案由应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房屋严立党尚欠租金金额的认定1.租赁期间双方当事人于2006年2月2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租期拾年，即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止（以一楼店面搬出日为准）”。该协议书上“租期拾年”与“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具体起止时间的约定显然矛盾，就此，严立党主张涉案房屋的租期约定应为8年，而经贸公司则认为双方约定租期即为10年。本院认为，协议书上“租期拾年”的约定，与《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中载明第一年至第十年每年租金测算的具体内容相符，故经贸公司关于租期的主张可予采信。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租赁期间，严立党一审庭审确认是2006年11月5日至2014年4月（鹿城法院查封之日），其中一层店面、二层、三层转租给案外人陈祥敏开咖啡馆，使用至2015年5月；二审上诉提出涉案租赁房屋有三个月装修期，正常租金起算日期应为2007年2月，但因经贸公司交付的房屋无法达到消防要求，以致其于2007年8月27日才取得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富华宾馆的工商登记开始经营，故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并计算租金的时间应从2007年8月27日起算，租期终止于2014年3月3日涉案房屋被鹿城法院裁定查封之日；再审主张同二审，庭审中陈述涉案租赁房屋其中一至四层于2006年7月交付，2006年10月交付五层三间。经贸公司则认为，涉案房屋租期应自2006年11月5日起算，按约应计算到“一楼店面搬出日”2015年11月。鉴于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在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关于租期起算时间。根据洪东星、严立党在瓯海纪委的谈话笔录的内容，洪东星作为经贸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认可合同约定的三个月装修期不收租金，而严立党当时亦陈述租金实际从2007年开始支付，故本案诉讼中严立党主张涉案房屋应自2007年2月开始计收租金，有一定依据。但是，严立党认为因经贸公司交付的房屋无法达到消防要求，以致其2007年8月27日才取得工商登记开始经营宾馆，故实际使用房屋并计算租金的时间应从2007年8月27日开始起算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难以支持；其次，关于租期终止时间。根据严立党一审认可咖啡馆使用至2015年5月的陈述，以及合同明确租期终止时间以一楼店面搬出日为准的约定，原审认定租期终止时间为2015年5月，并无明显不当。但是，根据鹿城法院2014年5月26日对严立党谈话记录的内容，严立党当时曾向鹿城法院表示准备于2014年7月10日前腾空房屋。当时严立党虽未向经贸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或退还相应租赁房屋，但结合2014年7月严立党经营的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富华宾馆经申请注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行政许可以及税务登记的情况分析，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的查封对严立党的宾馆经营有影响。据此从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本院认定严立党租赁涉案房屋四至五层的终止时间为2014年7月。2、严立党尚欠租金金额关于涉案房屋严立党应付的租金总额，因其原审中对经贸公司提供的《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原审对该证据未予采信，系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以及分析认定的租赁期间、租赁面积具体计算得出。但是，根据抗诉机关与严立党再审提供的新的证据，严立党、洪东星于2013年1月、2月在瓯海纪委的几次谈话笔录中均确认，涉案房屋的实际出租与租金情况有一张测算表，严立党实际按测算表支付了六年的租金。因此，经贸公司再审提出本案应按其一审提供的《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计算严立党的应付租金金额与尚欠租金金额，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严立党本人在纪委谈话时认可“我也是按那张表缴纳租金的”“我每年的租金按照双方商量好的测算表交的”陈述，并且明确实际支付租金“以租金测算表为准，2007年为第一年，到2012年租金我已经全部付了，付了六年租金”“差不多交了六年时间，2013年的租金还没交”的陈述，按照上述租赁期间的认定，租期自2007年2月起算，涉案房屋二、三层的租金，因经贸公司对2012年12月27日之后的租金不予主张，故已经付清；另四、五层租赁至2014年7月，一层租赁至2015年5月，根据《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的记载，从租期第七年开始，严立党尚且应付的租金金额为1926247元，2013年之后其只于2015年被法院执行款项20万元，扣除该20万元，其尚欠经贸公司租金金额应为1726247元。（三）诉讼时效问题严立党再审主张，涉案房屋租赁终止时间是2014年3月3日，而经贸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自2014年3月3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本院认为，首先，严立党未能提供其于2014年3月3日向经贸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或退还租赁房屋的相关证据，而根据其再审提供的鹿城法院2014年5月26日对其的谈话记录，其当时尚未从涉案房屋腾空，只是表示准备于2014年7月10日腾空，同时承认咖啡馆转租租金已经收至2015年2月20日。因此，严立党本案诉讼中主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终止时间是2014年3月3日，显然与其本人当时承认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涉案《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租期十年，租金一年付一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分期履行的同一债务的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鉴于本案严立党承租的五层房屋租赁终止时间不同的实际情况，一审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涉案房屋租赁期限最终届满之时2015年5月起算为宜，并无不当。因经贸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5日、2016年11月1日曾就涉案房屋的十年租金向严立党提起诉讼，2017年2月25日经一审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诉讼时效几次中断，故一审认为经贸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向严立党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根据抗诉机关与严立党再审提供的新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涉案房屋的租金计算以及支付情况，严立党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多处不实，由于其对关键证据《西山办公楼租金测算表》未如实发表质证意见，且在原审未能提供其向洪东星、胡梦思、黄温柔等人支付涉案房屋租金的相关凭证，以致原审的事实认定有误。因此，原审的诉讼费用承担，本院再审不作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2637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4民初7567号民事判决；二、严立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租金1726247元；三、驳回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3354元，减半收取36677元，由温州市国企经济贸易总公司负担18931元，严立党负担177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354元，由严立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黎明审判员  沈 伟审判员  赵恩勰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程丽嫣·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