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威，男，198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佳，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华，男，1963年9月4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威与被上诉人朱小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2民初12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徐威上诉请求：1、撤消一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徐威与朱小华《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标的为汝城县农惠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城农惠通公司）17%的股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徐威与朱小华所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标的为汝城农惠通公司17%的股权，明显与徐威、朱小华签订的《转让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转让标的为徐威在湖南农惠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农惠通公司）所拥有的33.33%的股份的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徐威与朱小华之间并未履行《转让合同》，而是履行《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徐威与朱小华及第三人分别签订了《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转让合同》，两合同所约定的内容相互冲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故两份合同对同一事情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应当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一审法院以徐威与朱小华在签订《转让合同》之后仍参加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东大会、参与汝城农惠通公司的经营活动为由认定认定双方没有履行《转让合同》，而认定双方所履行的是《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徐威与朱小华所签订的《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股东权利的转移时间。在《转让合同》签订后朱小华未能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转让对价且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的情况下，徐威在湖南农惠通公司仍具有股东身份，仍有权利享有对应的股东权益，徐威以湖南农惠通公司股东身份参与经营活动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无效处分的条款驳回徐威的诉讼请求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如一审法院认定徐威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无效处分且未取得相关权利人的追认，那么上诉人的主体资格存在问题，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不是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朱小华答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否有效，进一步分析争议焦点应该包括双方是否具有进行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如果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会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一）《转让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多处约定不明，缺乏可执行性。（1）转让标的约定前后矛盾。（2）工商变更的主体约定不明。（3）付款时间约定不明。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亦没有任何要实际履行的迹象。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6月15日）距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2019年8月1日）已超过2年时间，截至本案起诉前，朱小华从未收到徐威、丁永林提出任何要求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以及办理变更登记的请求。上诉人所称其多次催告被上诉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支付股权转让金，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明显与事实不符，2年多时间上诉人对于合计一千多万的转让款竟然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明显不符合常理。（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1）《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签署的背景。因徐威、丁永林与汝城金穗的股东（张宪清等）矛盾十分尖锐，无法继续合作共同经营汝城农惠通，故在2017年5月12日当天，湖南农惠通、汝城金穗均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各自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股权转让给朱小华和朱建权。汝城农惠通公司同日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但朱小华与朱建权商量后认为，徐威、丁永林一直在公司做项目，对公司及关联部门很熟悉，对推进项目有积极作用，对项目前景抱有很大希望，所以想与徐威和丁永林继续合作，共同推进项目实施，争取早日盈利。经与徐威、丁永林协商，2017年5月17日，徐湘平（系徐威之父）、丁永林、朱建权及朱小华签订了《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约定：四方共同经营汝城农惠通，朱小华和朱建权共同收购汝城农惠通其他股东的股份共计66%（汝城金穗持有汝城农惠通49%的股份以及谭合平通过湖南农惠通间接持有汝城农惠通17%的股份），徐威和丁永林的股份不变共计34%（通过湖南农惠通间接持有），仍以湖南农惠通法人股出现。但由于其他的原因，该协议仅部分履行，即仅完成了对汝城金穗公司的49%股份的收购，未完成对股东谭合平的17%的收购，故谭合平的股东身份保留，继续履行股东权利义务，参与股东会决议等事项。（2）徐威和丁永林一直参与汝城农惠通的经营管理，并多次以股东身份为汝城农惠通对外借款进行担保。如果《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徐威和丁永林完全可以直接要求朱小华履行付款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而不会在此之后两年多的时间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汝城农惠通的经营管理，更不会承诺就汝城农惠通的对外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丁永林已经将部分涉案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涂永明，根本不具备再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条件。2018年，丁永林将其间接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中的7%股份以252万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涂永明，且涂永明多次以股东身份参与汝城农惠通的经营决策，上述事实可以说明：第一，涂永明成为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东获得了该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第二，上诉人在湖南农惠通33%的股权以及间接在汝城农惠通持有的17%股权的权属没有任何变化，上诉人完全可以自由处置；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根本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根本不打算实际履行。鉴于丁永林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涂永明已经实际履行，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则丁永林将股权再转让给涂永明明显属于“一物二卖”，其已经构成违约，不再享有诉争股权100%的权利，根本无权再要求朱小华受让诉争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4）不能仅以签署时间先后来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本案来看，虽然《合伙协议》签订时间在前（2017年5月17日），《转让合同》签署在后（2017年6月15日），但前后仅相差不到一个月，且两份协议的意思表示截然相反。一般来说，股权转让肯定要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除非有重大变故，否则当事人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翻之前已经达成的约定。退一步讲，如果双方确实改变了主意，则必然会在后签署的协议中对之前签署协议的效力及履行进行明确约定。但本案事实是双方在《转让协议》中并没有约定之前签署的《合伙协议》终止或者作废，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合伙协议》，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这两份协议中只有一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徐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小华履行与徐威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配合徐威将徐威所持有的湖南农惠通公司33.33%的股份过户至朱小华名下；2、判令朱小华向徐威支付股权转让款595万元，并由朱小华承担本次股权过户所产生的税费；3、判令朱小华自2017年9月16日起以59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徐威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支付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9月16日利息为714000元）；4、判令朱小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责任保险保险费等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下午3时，湖南农惠通公司、汝城县金穗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城金穗公司）在汝城农惠通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决议分别同意将湖南农惠通公司所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51%的股份，以及汝城金穗公司所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49%的股份均转让给朱小华和朱建权。转让金额以与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转让协议协商金额为准。湖南农惠通公司的该份股东会决议有股东谭合平、丁永林、徐湘华（代表徐威）参加，并加盖湖南农惠通公司公章。汝城金穗公司的该份股东会决议有股东范军强、何吉兰、何鹏飞、叶陶波、张宪清、朱帆参加，并加盖汝城金穗公司公章。各自公司股东在各自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捺印。同日下午3时，汝城农惠通公司在自己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定同意将公司持有100%的股份全部转让。原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约定2017年5月15日前汇入1000万定金到朱伟明、丁永林的银行账户各500万元确认实际受让人，实际受让人在10日内即2017年5月25日付清3500万元受让金，如未按约定时间付清受让金，应认定购买方违约，定金不退还。其约定退还其他股东的投资款，应在确定购买日期15日内即2017年6月9日全部支付给股东。如未按时支付，购买金予以收缴，并扣股东股本金100万元。2017年5月15日朱小华、朱建权与汝城农惠通公司签订意向协议一份，丁永林作为湖南农惠通公司委托授权人及股东代表和汝城金穗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军强在意向协议上签名。协议约定：原股东一律不准到公司报账，全部账目冻结清算；原公司股东，如果需要配合朱小华、朱建权在各种政策、销售、征地拆迁、工商变更等情况须尽义务配合；朱小华、朱建权汇1000万元至朱伟明的账户作为定金，待正式合同签字后转为预付款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17日朱小华、朱建权、徐湘华、丁永林以合伙人的名义签订《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一份，约定1、四方经协商拟共同合伙经营汝城农惠通公司。朱小华、朱建权共同收购汝城农惠通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共计66%，徐湘华、丁永林保留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份不变共计34%。徐湘华、丁永林的股份仍然以湖南农惠通公司法人股出现。2、朱小华、朱建权与汝城农惠通公司达成协议，以2500万元总价收购汝城农惠通公司的100%股权，退还原股东投入的股金，负责还清汝城农惠通公司的所有借款，承担汝城农惠通公司发生的所有经济往来，包括所有工程应付款项，但实际只出资收购除徐威、丁永林占有34%外的66%的部分。3、徐湘华、丁永林无需再投入资金，保持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份不变，包括公司增资扩股。公司后续所需资金由朱小华、朱建权负责筹措，月利率不超1.2厘。4、朱小华、朱建权所收购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东股权66%部分的问题由朱小华、朱建权自行处理，其行为不能对新股东构成公司造成损失，如有损失由朱小华、朱建权承担。5、其他事项由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章程与该协议有冲突的以该协议为准。2017年5月17日朱小华、朱建权与汝城农惠通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资产）转让合同》一份，丁永林作为湖南农惠通公司委托授权人及股东代表和汝城金穗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军强在《转让合同》上签名。约定汝城农惠通公司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朱小华、朱建权，合同转让价格为3500万元。双方对合同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15日，徐威（徐湘华）与朱小华签订《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徐威向朱小华转让的标的为：徐威在湖南农惠通公司所拥有的33.33%股份，其中包括：1、徐威在汝城农惠通公司合法持有的17%的股权；2、股金人民币170万元；3、徐威出借给汝城农惠通公司的借款本息（具体借款本金以汝城农惠通公司财务核实的数额为准，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第三条约定，徐威承诺积极协助朱小华办理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在有关手续办理完毕前，徐威不得处置汝城农惠通公司的任何资产，并不得以徐威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抵押。第五条约定，徐威、朱小华双方同意并确认：1、徐威在汝城农惠通公司合法持有17%的股权和股金人民币170万元的转让价款为595万元。其中：17%的股权转让价款为425万元，股金170万元按原价转让，付款方式由双方商定，但朱小华应在办理公司法人代表和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3日内将该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徐威。2、其中425万元于合同签订日转入徐湘华的私人账户（户名：徐湘华，中国银行德政路支行：62×××86），其余股金及借款利息核算结束3日内转入上述账户，具体金额见核算清单，所有的资金转入以到账凭证为准。3、徐威出借给汝城农惠通公司的借款本息（具体借款本金以汝城农惠通公司财务核实的数额为准，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由朱小华向徐威还本付息，利随本清。第六条约定，徐威协助朱小华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相关税费由朱小华承担。第七条约定，徐威、朱小华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的约定或者附属、补充条款的约定义务，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该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双方另对转股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日，丁永林与朱小华也签订了内容一致的《转让合同》一份。2017年6月15日丁永林、谭合平向徐威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书，两人同意徐威对外转让股权，并在同等条件下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2017年6月16日，汝城农惠通公司再次与朱小华、朱建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一份，汝城农惠通公司有徐威、丁永林、张宪清、沈忠伟、朱帆、何鹏飞、范军强7人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协议约定，合同双方原在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经朱小华、朱建权提出中止合同，汝城农惠通公司同意中止；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合同双方同意2600万元把汝城农惠通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朱小华、朱建权。原公司债权债务全部由朱小华、朱建权负责。本合同一经签订，朱小华、朱建权必须在过户后15天内付清汝城农惠通公司所有约定的款项，其中1000万元股金不算利息退还，原股东借款按月息2%核算利息经财务核准后付给汝城农惠通公司。2017年6月16日，朱建权分别与出让人张宪清、叶陶波、沈忠伟、朱帆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人分别将其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朱建权，由朱建权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其中出让人张宪清（持股13.7%，转让价137万元）、叶陶波（持股9.8%，转让价98万元）、沈忠伟（持股13.7%，转让价137万元）、朱帆（持股13.7%，转让价137万元）。2017年6月16日，朱小华分别与出让人何吉兰、何鹏飞、范军强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人分别将其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朱小华，由朱小华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其中何吉兰（持股7.8%，转让价78万元）、何鹏飞（持股21.7%，转让价217万元）、范军强（持股19.6%，转让价196万元）。上述7位出让人共计转让价为1000万元。但上述出让人均是汝城金穗公司的股东，其不对汝城农惠通公司直接持股，而其通过汝城金穗公司对汝城农惠通公司占股49%实现控股。上述协议签订后朱小华、朱建权履行相关义务后，于2017年6月23日进行相关企业变更登记，该公司股东由范军强、何吉兰、何鹏飞、沈忠伟、叶陶波、张宪清、朱帆7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朱小华，法定代表人范军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合同上述协议签订后，湖南农惠通公司及股东仍以独立的法人股东身份或股东身份参与汝城农惠通的经营活动。其中有，于2017年9月26日丁永林向汝城农惠通公司借款100万元（注明往来款）。2018年2月5日汝城农惠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向汝城县锦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70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徐威（徐湘华代表参加）、谭合平参加并签名，并约定朱建权作为借款人，朱小华作为连带担保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按各自所占公司股份比例承担对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义务。”2018年3月16日徐威（徐湘华代表）、丁永林、谭合平参加落实加盟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商务洽谈会。因汝城农惠通公司经营需要，该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0日和7月4日分三次向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3700万元，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公司股东朱小华、丁永林、朱建权、谭合平、徐威签名捺印，公司加盖印章，并作出抵押的在建工程为对任何人销售，如在抵押前后公司擅自销售给第三方，“本公司及公司股东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形成的相关损失。”同时朱建权、朱小华、谭合平、徐威、丁永林作为共同债务人向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共同债务承诺书》。2018年8月26日汝城农惠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向股东朱小华、朱建权借款15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其中徐威（徐湘华代表参加）、谭合平参加并签名，并约定朱建权作为借款人，朱小华作为连带担保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按各自所占公司股份比例承担对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义务。”2018年11月12日就向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汝城农惠通公司、湖南农惠通公司、汝城金穗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借款。其中湖南农惠通公司股东丁永林、谭合平、徐威均签名确认。2019年3月24日徐威（徐湘华代表）、丁永林、谭合平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于2019年4月1日前按股份比例向汝城农惠通公司增加实缴资本300万元，如有股东不能按时按自身比例出资，可以将自有股份向其他股东和其他人出售。另查明，2015年6月20日湖南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丁永林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丁永林作为湖南农惠通公司在汝城农惠通公司行使表决权、处理日常等事务上的全权代表，代表法人签署相关文件，湖南农惠通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授权有效期自授权书签发之日至法人代表书面声明本授权作废为止。在庭审中，徐威的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案外人徐湘华为徐威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徐湘华的签字代表徐威，徐威予以认可。徐湘华与徐威系父子关系。（1）湖南农惠通公司于2015年5月6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0元（企业2018年度报告），法定代表人为徐威，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谭合平占股34%、丁永林占股33%、徐威占股33%；（2）汝城金穗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中朱建权为305.909万元，朱小华为295.091万元（企业2018年度报告）。2017年6月23日该公司股东由范军强、何吉兰、何鹏飞、沈忠伟、叶陶波、张宪清、朱帆7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朱小华，法定代表人范军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3）汝城农惠通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中汝城金穗公司为490万元，湖南农惠通公司为489.966万元（企业2018年度报告）。2017年6月23日汝城农惠通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通过如下决议:全体股东同意选举朱建权为执行董事,担任法人代表,任期三年，徐威任监事。朱建权、朱小华、徐威、丁永林在决议上签字。2017年6月28日法定代表人由徐威变更登记为朱建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类型为企业法人，即汝城金穗公司和湖南农惠通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涉及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对内和对外之分，即在公司股东之间，或在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之间，转让的主体均为公司股东，所以仅股东才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针对本案争议问题及徐威诉请，结合已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徐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关于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1）《转让合同》的相对人约定转让标的为：徐威在湖南农惠通公司所拥有的33.33%的股份，但具体记载的分项却是徐威在汝城农惠通公司的17%的股权、股金170万元以及出借给汝城农惠通公司的借款本息这三部分，上述内容并非直接转让湖南农惠通公司的股东权益，即名为转让湖南农惠通公司的股权，实际记载转让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权和徐威的债权（收回借款），上述权益均直接来源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东结算权利，不仅有股权权益，也还有借款内容，股权转让和私人借款混为一体，可见该转让协议实为徐威对在汝城农惠通公司权益的整体受让；（2）湖南农惠通公司作为出资股东自身无登记财产可供转让。结合企业登记信息，湖南农惠通公司无实缴出资即其无实体财产的“空壳公司”。该公司名下没有直接支配的财产，徐威仅有公司股东身份；（3）徐威并不对汝城农惠通公司直接持股。2017年5月12日湖南农惠通公司、汝城农惠通公司、汝城金穗公司同一时间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朱小华、朱建权。由此可见，三公司同日形成了股权转让的决议，统一度高，真实性强，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徐威作为湖南农惠通公司的股东、朱小华作为该份决议中的受让方，其二人应当知晓湖南农惠通公司已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将其所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股权拟全部转让的事实。原、朱小华在知晓此股东会决议内容的基础上仍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转让合同》，就湖南农惠通公司所持有的汝城农惠通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约定，此合同的签订明显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转让股权的规定。现徐威直接跨过湖南农惠通公司的名义，与朱小华签订涉及转让湖南农惠通公司在汝城农惠通公司的权益的《转让合同》。徐威直接行使法人型股东（湖南农惠通公司）的股东转让权，从这一层面来看，徐威无权进行此次股权转让，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4）庭审中徐威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已排除转让的不当情形。二、涉案交易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多份应履行的合同，即《合伙协议》与《转让协议》二者哪一份协议真实履行的问题。（1）徐威陈述认为，汝城农惠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说明已履行部分《转让合同》义务的说法不成立。一审法院在梳理企业登记情况发现，2017年6月23日汝城金穗公司股东由范军强等7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朱小华，法定代表人范军强变更登记为朱建权，足以说明朱建权和朱小华此时已成为汝城金穗公司的股东。朱建权、朱小华以汝城金穗公司（法人型股东）的名义，参加2017年6月23日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东会，符合法定及公司章程形式要求，股东会表决通过选举朱建权为执行董事,徐威任监事。朱建权、朱小华、徐威、丁永林在股东签名处签字。2017年6月28日汝城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才由徐威变更登记为朱建权。本案中，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依据2017年6月16日的新协议履行转让附属义务，是新旧股东协商后作出的处理，也是实际履行《合伙协议》的证明；（2）从徐威、朱小华前后签订了《合伙协议》与《转让合同》的表意来看，两份协议意思表示截然相反，即一份是继续履行股东身份的合同，另一份是转让终止合同。现徐威和丁永林签订《转让合同》后至今，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活动、行使股东表决权、以及担保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并以股东身份在股东会议表中签到，所有的行为均指向履行《合伙协议》的内容，达到继续参与汝城农惠通公司经营管理的结果，足以证明《合伙协议》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同时，在转股协议与《合伙协议》二者并存的情况下，自《转让合同》签订日至起诉前已2年多时间，无证据显示徐威及湖南农惠通公司曾提出过主张履行《转让合同》的要求，徐威以实际履行的方式予以确认履行《合伙协议》的表意。（3）协议前后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不一。在《合伙协议》中约定转让价为2500万元，不含徐威和丁永林的股份。在《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价为3500万元。在6月16日新协议中约定，把汝城农惠通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朱小华、朱建权，转让价为2600万元。三份协议中徐威均签字确认，足以说明汝城农惠通公司对外转让价格整体发生了变化，也再次否定了《转让合同》的约定事项。所以《合伙协议》是双方最终履行的协议。综上所述，在《合伙协议》实际履行，《转让合同》处于无权处分的前提下，徐威的诉请不具有履行基础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于徐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上述意见的阐述，不妨碍徐威另行依法办理股权转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威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448元，减半收取2922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4224元，由徐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徐威向本院提交汝城金穗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案涉合作协议未履行，不具法律约束力，2019年11月29日朱建权、朱小华退出了汝城金穗公司。朱小华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汝城金穗公司的内部股东变更不影响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权变更。朱小华向本院提交收款单和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2月7日期间涂永明已支付丁永林252万元股权转让款。徐威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涂永明并非本案第三人，不属于本案法律关系。经本院审查，对于徐威、朱小华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定，但均无法单独达到其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1、朱小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反担保合同一份，载明，丁永林与汝城县锦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借款200万元。依该合同约定，朱建权就丁永林借款提供担保。丁永林、徐威根据本合同用丁永林、徐威在汝城县农惠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份（其中丁永林股份为10%、徐威股份为17%，共计27%）以抵押方式向朱建权提供反担保。且保证上述抵押财产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允许抵押的财产，且上述财产的所有权合法、有效。朱建权、丁永林在该合同上签字。2、朱小华向一审法院提交2018年2月7日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涂永明股东股份转让金二百五十二万元整。收款人丁永林签字确认。涂永明参与了之后的公司经营活动，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并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徐威与朱小华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否履行。徐威依据该合同起诉要求朱小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朱小华认为该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实际履行的为朱小华、朱建权、徐湘华、丁永林四方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本案中，徐威与朱小华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徐威向朱小华转让湖南农惠通公司33.33%的股权，股权转让款是595万元，其中425万元应于合同签订当日转入徐湘华账户。朱小华、朱建权、徐湘华、丁永林四方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约定四方共同经营汝城农惠通公司，朱小华、朱建权共同收购原农惠通公司其他股东66%的股份，徐湘华、丁永林保留原农惠通公司34%股份不变，仍以湖南农惠通公司法人股出现。朱小华、朱建权实际只出资收购除徐湘华、丁永林占有34%外的66%部分。由此可见，诉争两份协议系汝城农惠通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当事人前后签订的两份协议，但约定的内容明显不同。故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诉争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是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经审查，第一、徐威既未按签订在后的《转让合同》约定于签订合同当日即2017年6月15日支付股权转让款425万元，又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反而在不到十天后即2017年6月23日徐威、丁永林作为股东参加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东会，并决议选举朱建权为执行董事，担任法人代表，徐威任监事。此后，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徐威、丁永林一直作为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东多次参加该公司股东会及重要事项洽谈会，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一审法院对此已有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第二、根据朱小华向一审法院提交2018年2月7日出具的收条、涂永明的证人证言、股东会决议及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丁永林已将其持有的湖南农惠通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涂永明，涂永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作为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东参加股东会。第三、根据朱小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担保合同，载明丁永林、徐威在汝城农惠通公司的股份分别为10%、17%，且保证该财产合法、有效，该合同有朱建权、丁永林的签字认可。第四、在丁永林、徐威签订《转让合同》后，担任汝城农惠通公司股东期间，两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曾向朱小华等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变更工商登记，而一直按《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综合上述四点理由，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签订时及履行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诉争协议中实际履行的是朱小华、朱建权、徐湘华、丁永林四方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汝城农惠通合伙协议》，而非徐威与朱小华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故一审法院由此判令驳回徐威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448元，由徐威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廖雯娜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李能峰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