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长明，男，195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4A栋14层。 负责人王彬彬，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明，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长明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镜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0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俞长明、被上诉人明镜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9月20日，为共同投资购买位于杭州市××路××大厦××层的房产，案外人杭州金孚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孚洋公司）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周震远出面与俞长明签订《投资协议》1份。其中，该协议第五点约定：甲（即金孚洋公司）乙（即俞长明）按实际收益各得40%，另外20%为甲方销售等费用。2013年8月28日，在《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金孚洋公司继续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周震远与俞长明签订《权利转让协议》1份，其中该协议载明“甲方（即金孚洋公司）将其在‘农发大厦购房协议’项下关于农发大厦三层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所有、办理房产证、索赔、房屋使用、提起诉讼等权利）转让给乙方（即俞长明），乙方同意受让该权利。”另外，周震远表示自该协议签订后，金孚洋公司不再向俞长明主张《投资协议》所涉的20%的收益，双方的债权债务终结。 之后，由于《投资协议》所涉的房屋产权无法变更登记至俞长明名下，俞长明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亲自与明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惠明取得联系。双方经过洽谈后，俞长明与刘惠明律师所在的明镜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9月4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1份。其中，该合同载明：“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并经双方协议，双方协商决定实行风险收费，甲方（即俞长明）应向乙方（即明镜律师事务所）支付最终得到的款项或浙江农发大厦三楼房产价值的25%作为代理费用。”“本合同签署后一周内，甲方向乙方先行支付5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如果甲方最终得到款项或浙江农发大厦三楼房产所有权证，则该50万元充作代理费用；如果甲方最终未得到款项也没有获取浙江农发大厦三楼房产所有权证，则乙方如数不加息退还。”合同签订后，俞长明按约向明镜律师事务所支付50万元，而明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惠明、吴儒风为俞长明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金孚洋公司、浙江省农发大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公司）提起诉讼】。 2018年10月9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俞长明对金孚洋公司、农发公司提起的诉讼。其中，明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惠明、吴儒风作为俞长明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该案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农发公司与金孚洋公司于2001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解除；二、金孚洋公司与俞长明于2001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解除；三、俞长明于2019年4月1日前将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路215号（现武林路437号）浙江省农发大厦第三层房屋腾空并交还给农发公司，若逾期交还上述房屋则农发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俞长明还应从逾期之日起按每日2000元标准向农发公司支付违约金至房屋归还之日止；四、农发公司同意向俞长明返还购房款7290000元，分两期支付，于上述房屋交接手续办完之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4374000元，两个月内支付剩余款项2916000元；若农发公司逾期支付应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标准向俞长明支付违约金（上述购房款均支付至法院）；五、评估费20350元，由俞长明与农发公司各承担10175元；六、俞长明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纠纷就此了结。”2019年3月25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出具（2018）浙0103民初6754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根据以上调解协议的约定，俞长明已获得全部款项，计729万元。根据俞长明与明镜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俞长明应支付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82.2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50万元，尚有132.25万元至今未付。明镜律师事务所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俞长明支付律师代理费132.2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明镜律师事务所作为受托人最终促成作为委托人的俞长明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且该合意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75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加之俞长明在诉前也获得了上述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全部款项，计729万元，因此，俞长明理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付款义务。鉴于俞长明在明镜律师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支付剩余的律师代理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明镜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俞长明的抗辩意见，依据尚不充分，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俞长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32.25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02元，减半收取8351元，由俞长明负担。 宣判后，俞长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浙江农发大厦三楼房产价值的25%作为代理费用，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事实情况是，2001年9月20日金孚洋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坐落于杭州市××路××号××大厦××层，双方共同购房投资总额2100万元，各投资50%，由金孚洋公司负责所购房产的转卖增值操作，双方按实际收益各得40%，另外20%为金孚洋公司销售等费用包干使用。双方约定以金孚洋公司名义与农发公司签订购房协议。后因农发大厦3、4层（其中3层权益归上诉人所有）迟迟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上诉人与金孚洋公司、农发公司产生争议。上诉人欲以诉讼方式解决，但金孚洋公司却因20%销售包干费事宜，不愿配合。彼时金孚洋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有大量诉讼执行案件。金孚洋公司实际控制人周震远为了逃避债务，取得20%的销售包干费，便向上诉人提出，除非上诉人同意将20%销售包干费以律师费的形式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并支付保证金50万元，否则拒绝配合。上诉人多次协商无果，眼看因金孚洋公司濒临破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无奈之下与周震远指定的常年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并约定：“甲方（上诉人）应向乙方（被上诉人）支付最终得到的款项或浙江农发大厦三楼房产价值的25%作为代理费”。为了表明上诉人与金孚洋公司之间农发大厦3层收益的20%销售包干费包含在代理费中，被上诉人指派的代理律师刘惠明在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当天又向上诉人出具《承诺函》一份，承诺若被上诉人获得《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代理费用，则其保证金孚洋公司不会依据其与上诉人于2001年9月20日签署的《投资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主张关于农发大厦3层收益的20%。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指派刘惠明、吴儒风两位律师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案号【（2018）浙0103民初6754号】。 原审法院认定“俞长明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亲自与明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惠明取得联系”没有任何依据，并且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上诉人系迫于无奈，才接受金孚洋公司及周震远的要求，与周震远指定的被上诉人签订代理合同，并由周震远指定的刘惠明律师作为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中约定的代理费用，也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中收益的20%是上诉人与金孚洋公司之间争议的权益。但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律师代理费，认定事实错误。 二、被上诉人及其指派的律师存在违反《律师法》相关禁止性规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委托代理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及刘惠明律师与金孚洋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震远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上诉人委托刘惠明担任其就浙江农发大厦三楼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代理人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案涉调解书生效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在上述期间内，刘惠明又同时担任了周震远及金孚洋公司关联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此外，根据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及《承诺函》签订情况及意思表示，可知刘惠明律师在主观上也认为其可代表金孚洋公司代为承诺放弃金孚洋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农发大厦3层收益的20%的权利，其与金孚洋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该等20%的收益同时又表明金孚洋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刘惠明律师代表金孚洋公司与上诉人进行承诺的同时又在同一争议事实中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接受金孚洋公司关联企业委托的同时又接受上诉人委托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关于利益冲突的禁止性规定。同时，被上诉人还存在利用代理案件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利益，同样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目前，南京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已经对被上诉人、刘惠明、吴儒风上述违规行为立案调查。再者，金孚洋公司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在法院有大量执行案件未履行。其与实际控制人周震远通过胁迫等手段，将《投资协议》中20%销售包干费转化为律师费，然后私自收取，逃避债务，该等行为损害了各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明镜律师事务所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二审中，被上诉人明镜律师事务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上诉人俞长明提交南京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投诉立案通知书》，拟证明南京市律师协会已对被上诉人及刘惠明律师涉嫌违反利益冲突规定、将当事人利益转化为律师费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投诉立案并进行调查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明镜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是立案，并没有作出结论，上诉人的投诉不能成立，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诉讼活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主张该合同存在胁迫、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及违反律师法关于利益冲突规定的情形，但其对此并未有效举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应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律师代理服务，上诉人也取得案涉诉讼活动的成果，被上诉人因此要求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于法有据，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02元，由上诉人俞长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