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16行赔初69号原告王玉安，男，汉族，1957年11月16日出生，住周口市川汇区。委托代理人陈雪玲，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留祥，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湛，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郭文才，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建华，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法定代表人李效贤，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启程，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王玉安诉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玉安及委托代理人陈雪玲、王留祥，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郭文才、刘建华，被告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委托代理人李启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玉安诉称，二被告于2019年4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经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豫16行初13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二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做出(2019)豫行终2998号终审行政判决书,维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二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理应依法赔偿。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二被告分别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但二被告在法定的期限内未答复。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依法提出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违法拆除原告房屋造成的损失共计794307元。原告王玉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6行初139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99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目的：生效判决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2、河南省周口市乡村企事业单位建筑许可证一份，企业注册信息一份，证明目的：1996年10月17日原告房屋经当时的周口市南郊乡人民政府批准建设，为合法建筑，建筑用地面积1420平方米，至强制拆除已合法存续近23年之久。3、拆除后的照片4张，证明原告房屋被违法拆除，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4、邮政回单两份，证明目的：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二被告分别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但二被告在法定的期限内未予答复。附：原告制作的赔偿单一份，证明因违法拆除造成原告损失794307元。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所述房屋经过有关部门依法确认为非法建筑，为此政府才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依法拆除。需要说明的是原告涉案房屋总共进行了两次依法拆除，本案涉及的是2019年4月12日第一次依法拆除行为，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也应当是2019年4月12日依法拆除所造成的合法财产的损失进行赔偿，既然原告涉案房屋在该次强拆中其拆除的实际情况属于非法建筑的范围，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非法建筑不在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政府没有义务承担原告所述的行政赔偿责任。此外，在本次依法拆除过程中并未造成原告室内物品的损坏。因此政府也不应当就其室内物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特别是本案所涉及到的建筑物其是否存在合法性，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查实确认，公正判决。被告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答辩称，一、原告持有的周口市乡村企事业单位房屋建房建筑许可证不能作为案涉建筑物合法所有的有效依据。理由如下：1、该许可证没有当时负责规划部门的周口市建委许可的签署意见和公章，说明没有经过规划部门的规划许可审批。2、该许可证上的建筑结构、建筑面积均与王玉安的建筑物现状不符。许可证上建筑结构是灰沙，水泥建筑面积为440平方。而现状建筑的结构是彩钢房，建筑面积为1421。这是王玉安在诉讼中的自述。这是原告给法庭提供的，就是1420平方米，差距之大，只能说明该许可证的建筑物不是案涉建筑物。3、许可证上显示的是使用性质是民用企业用地，而王玉安至今没有取得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4、该许可证没有四邻签字，不知地块在何处，没有乡村建设管理人员意见，没有修建房屋位置图，没有实际建设管理部门意见和公章，实际当时就是小周口市。说明该许可证最终没有取得实际建设管理部门的审批，不是合法有效的许可证。二、答辩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失。虽然本案拆除行为被法院判决确定为违法行为，但该违法行为并没有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失。证上显示的建筑物和实际拆迁的简易的彩钢房，面积不一致、结构不一致。所以说是这一次拆迁虽然被法院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没有给对方就是原告造成合法权益侵害。原告所建筑的房屋不仅没有规划部门的规划审批，而且涉案土地也未有部门的批准手续，由国土资源局川汇分局、周口市规划局川汇区分局等单位提供的复函和相关材料予以证明，总共六份，所以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所占用土地违法占地，建筑的建筑物并未经过规划部门批准，属于违法建筑，而非法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拆迁也没有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失。所以说是我们不承担本案所说的任何损失。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原告的起诉无理无据，请求依法驳回。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共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属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限制限期拆除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催告书以及川汇区城南办事处和周市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出具的原告王玉安涉案建筑物建设用地手续的复函各一份。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原告涉案的建筑物未经合法审批进行建设，已经被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确认为非法建筑，政府依据上述认定手续实施了强制拆除。2、照片一组、光盘一张，证明目的是原告涉案建筑物强制拆除前的现状拆除前室内物品已经搬出，没有损失。由于原告的涉案建筑物为非法建筑，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告知书、决定书、催告书这些日期均为2020年作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认定原告的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对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提起诉讼，因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些行政行为作出的主体是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本案的主体不一致。关于两份复函系城南办事处单方面作出的复函，并没有送达原告，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请求法庭以庭审核实的证据进行认定。对证据2照片和光盘，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这些照片能清楚的反映二被告违法拆除原告房屋的违法事实，但对房屋的面积，拆除标的并没有登记，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没有损失。两次拆除决定在认定事实上不一致，在2019年在拆除决定是进行的是大棚房进行拆除，而2020年拆除剩余部分是钢结构厂房，也就是说本案原告的房产政府在认定时就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从照片可以看出房内放有汽车以及电动车，也就是说拆除之前原告的房产属于可以正常使用的房子，在拆除时被告也未制作现场笔录以及财产清单，被告所述对原告财产没有造成损失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提供证据除原告无异议的照片以外均为复印件，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没有提供,因此以上两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判决书中所确认的行政行为违法是一种程序违法，但原告建筑物的建设行为，并未取得有关国家机关的合法审批，其建筑性质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2建筑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建筑许可证虽然加盖了南郊乡政府村镇管理所印章，但是该建筑许可证并没有最终得到周口市人民政府也就是现川汇区人民政府的最终审批。该南郊乡加盖行为，由于缺乏最终审批机关的批准而导致该建筑许可证不具有最终的合法性并且在该审批表也没有附有关建筑物的实际设计图，也不能确认该建筑许可证所申请审批建设的具体建筑物的范围，仅凭该建筑许可证不能证实原告经本案涉案拆除的建筑物就是该许可证允许建筑的建筑物，因此原告要求涉案拆除的1400平方房屋进行所谓的赔偿，缺乏合法的依据。同时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王玉安本人已经承认在建筑过程中，该建筑物已经进行了重新修缮和重建，也就是进行了重新翻建。根据城乡规划法进行重新翻建，也应当重新取得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的重新审批，现涉案建筑物既然是进行重新翻建的行为，显然没有取得有关部门的规划建设许可。既然该建筑许可证不具有合法性。同时在翻建时也未取得新的建筑许可。那么涉案的建筑其非法性是完全可以证实。至于原告提供的注册企业信息，由于本案所审理的是原告涉案建筑物是否合法问题，其企业的合法与否，与建筑物的合法建设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证据2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照片，该照片真实性请求法庭依法确认，但是从该照片中并不能反映到原告的损失问题。对第四组邮政回单，我们没有异议。证据5赔偿清单，从严格意义上来该赔偿清单不属于证据的范围，是属于原告自己的自我陈述，应当由其他相应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其赔偿清单中的赔偿项目及相应的价值。所反映的事实来看均是原告在建筑建设时所使用的原材料以及人工费，根据以上证据确认的该涉案建筑属于非法建筑的事实，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这一法定要求，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清单中的非法建筑的损失要求不应得到支持。有关清单第12项，有电力设备和电动工具这一赔偿要求。但是从被告所提供的建筑物内部照片来看，并不存在原告赔偿清单中的第12项相关的物品，虽然政府没有制作室内物品清单，但提供的照片中可以反映是否存在室内物品的相应的事实，需要强调的一点本案涉及到的赔偿部分是第一次强拆所引起的，在本案的强拆过程中，实际上仅拆除了原告的建筑物的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拆除是在第二次，在拆除过程中现在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清单中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应当是建筑的整体赔偿要求不能反映第一次拆迁中原告的所谓的建筑物的损失。本院认为，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质证意见，可以作为综合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玉安系周口市川汇区南郊乡(现城南办事处)后王营村居民,1996年经南郊乡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管理所同意,使用该村土地1420㎡建设饲料加工厂。后部分房屋损坏,原告使用彩钢进行了翻修。2004年后,先后用于做电机生意、家具加工、二手车库房等。2018年9月14日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的方案》,从2018年9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2019年2月2日,河南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范围和标准的指导意见》(豫农明电【2019】6号),进一步明确“大棚房”清理整治范围。该指导意见对其他涉及占用耕地的违法违规问题,主要包括: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的农民自建自有住宅、光伏用地、工矿仓储、工业园区、驾校等,商业养老设施、经营性房地产,宗教设施用地、殡葬用地,国家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不纳入此次“大棚房”问题专项集中清理整治范围,由地方政府负责依法依规另案查处。2019年3月10日,川汇区两违办、城南办事处对王玉安作出《“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限期拆除通知书》,认定王玉安存在以下农地非农用行为:1、存在擅自扩大设施用地规模建设建筑物、构筑物问题。2、存在擅自建设生产生活用房、扩大地面硬覆盖破坏耕地作业层和设施农业附属设施占地超过用地面积5%的问题。3、存在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仓储等问题。该通知限期王玉安于2019年3月13日前对上述擅自建设的房屋、木制景观、院落硬覆盖等建筑、构筑物实施自行拆除,并恢复原状,预期不整改的,将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4月12日,川汇区城南办事处对原告王玉安的上述部分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另查明，原告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豫16行初139号行政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不在此次“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的范围内，以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缺乏事实依据且程序违法为由，确认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2019年4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王玉安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豫行终299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二被告分别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二被告在法定的期限内未答复，原告遂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一、关于是否应当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本案中，原告王玉安涉案厂房占用的土地为集体土地，其本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所建涉案房屋的合法性，因此原告对被拆除的涉案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权益，故其请求赔偿房屋价值损失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王玉安自1996年经南郊乡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管理所同意在涉案地块建房经营多年，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对原告可予以救济性赔偿30000元。二、关于室内物品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考虑二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在拆除房屋时亦未依法进行财产清点、登记，导致室内物品损失无法查清,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符合生活常理的部分，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本院酌定原告室内物品损失为3000元，对此，被告应予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周口市川汇区城南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原告王玉安赔偿人民币33000元；二、驳回原告王玉安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香云审判员  董小厂审判员  郭金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魏亚迪书记员杨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