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监79号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周某，男，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雪婧，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请执行人：田某，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 被执行人：广东广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新安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7407417E。 法定代表人：何秀英。 被执行人：吴某，男，193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申诉人周某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埔法院）在执行田某与广东广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洋环保公司）、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田某对该院驳回其申请执行周某的执行行为不服，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 田某提出异议请求追加周某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立即向田某支付借款本金1993384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2年9月2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并支付加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承担案件执行费。主要事实和理由为：（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根据该判决，广洋环保公司需向申请人支付本金1993384元及利息，吴某和周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执行人周某作为法律从业人员，在申请人委托其代为申请执行时，故意只申请了广洋环保公司、吴某作为被执行人，漏掉其本人。申请人2017年到法院询问案情时，法官告知此事后，立即递交申请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但被告知本案已于2015年终止执行。另外，由于周某于2015年收到终止执行裁定书后，故意隐藏文件，没有告知申请人，所以申请人没有及时看到判决内容，造成周某至今逃脱还款责任。综上，请求追加周某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黄埔法院查明，田某诉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黄埔法院（原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7日作出（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洋环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田某支付借款本金1993384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2年9月2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吴某、周某对广洋环保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后，广洋环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6月25日，因广洋环保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8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广洋环保公司撤回上诉处理。该案于2014年7月11日生效。 因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周某均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黄埔法院于2014年8月21日受理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吴某案件，案号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立案执行。后因未发现可执行的财产线索，黄埔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卷宗显示：田某于2014年8月10日作出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田某，受托人周某，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委托人委托周某在你院受理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为我的执行代理人。代理人周某的代理权限为：代为申请执行，进行执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2014年8月14日，田某在强制执行申请书的申请人处签名，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田某……。被申请人1：广东广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被申请人2：吴某……。请求事项：1.请求贵院强制要求被申请人1执行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2.请求贵院强制要求被申请人1按照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被申请人2对被申请人1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2月21日，田某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请求追加周某为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10月30日，田某前往黄埔法院了解该案执行情况，经办法官向其送达了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同时经办法官告知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首先应撤销对周某的授权委托。2019年1月24日，田某和周某在黄埔法院主持下进行和解，双方未能达成和解。案件经办法官询问关于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的意见，周某认为田某提出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已经超过了申请执行的时效。经办法官口头答复称田某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超过两年的申请执行时效，驳回其追加申请。 另查，周某系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2018年1月16日，田某委托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违反行业利益冲突，接受委托且在代理过程中对田某造成重大损失。广州市律师协会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穗律协纪通[2018]119号《责令检讨通知书》，就上述投诉案件决定给予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责令检讨处理。2018年9月20日，田某以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周某为被告，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两被告连带向其赔偿人民币1993384元及相应利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365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田某称已经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审结。 2019年4月16日，田某提出本案之异议。 黄埔法院认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执行依据是（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根据该判决，广洋环保公司应向田某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责任，吴某、周某对广洋环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某作为连带债务人之一，在原执行案件中未被列为被执行人，故田某对其提出执行请求，并非执行异议案件范围内的追加被执行人案件。黄埔法院在（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驳回田某申请执行周某的请求后，田某提出执行异议，实际上是对黄埔法院执行行为的异议，故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本案审查的焦点是田某对于周某的执行申请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7月11日生效，田某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申请的时间是2014年8月21日，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田某的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并未终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对周某的执行申请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原认定田某申请执行周某超过了申请执行时效的执行行为不当，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2019年5月21日，黄埔法院作出（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将周某列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周某不服黄埔法院执行裁定，向广州中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裁决驳回申请执行人田某的申请。周某与田某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焦点一：田某重新提起对周某的执行申请是否超过时效。焦点二：田某与周某达成口头协议，放弃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后，在田某事后反悔的情况下，田某能否直接申请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黄埔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忽视了本案的所有焦点问题，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连带保证独立于主债务，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保证诉讼时效不中断，田某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已经超过了2年时效，应当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规定，在上述田某诉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周某是作为主债务人广洋环保公司的连带保证担保人，属于从债务人。当田某向从债务人周某主张权利的时候，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应当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而不是适用一般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62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7月11日生效，田某于2017年12月21日才向法院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对于作为连带保证人的从债务人周某来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宋晓明和刘竹梅、张雪楳法官在《的理解与适用》第六条“连带之债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涉他性”中明确指出“对连带债务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具有涉他性的规定，对于主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并不适用，即对主债务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对连带保证人并不具有涉他性。”因此，黄埔法院在(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而没有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田某在申请强制执行以前，已经与周某达成口头协议，放弃要求周某承担担保责任，现在田某反悔，要求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而且适用程序错误。田某诉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田某系原告身份，周某以连带保证人的身份被列为被告，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要求广洋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周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田某在申请强制执行以前，已经与周某达成口头协议，放弃要求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在这种前提下，周某才代理田某向法院申请执行。田某分别于2014年8月10日和2014年8月14日，在没有将周某列为被执行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强制执行申请书》中的签名确认，就足以证明田某在申请强制执行以前，已经与周某达成口头协议，放弃要求周某承担担保责任。田某上述行为均是田某自愿作出的处分自己权益的行为，其上述两份文书的签名时间有间隔，表明上述行为是田某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欺诈、胁迫，田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丰富社会经验，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述放弃要求周某承担连带保证的行为，以明示的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力，视为当事人之间就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达成的变更权利义务的约定或补充协议，属于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其实质是调整判决主要条款的履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都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认定田某放弃对周某的强制执行权，既维护了诚实守信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尊重。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田某的执行异议申请。即使田某执意要反悔，要求周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也不应该采取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律程序，而应该是采取诉讼程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原裁定，改判驳回田某的执行申请。复议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裁决驳回申请执行人田某的申请。 广州中院经审查确认了黄埔查明的事实。 广州中院认为，在黄埔法院的（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执行案中，田某根据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广洋环保公司对田某负有的金钱给付义务以及周某、吴某对此负有的连带清偿责任而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申请将已经由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负有连带清偿责任的周某也列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虽然，田某在申请书中称申请“追加”周某为被执行人，但本案并非是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其申请将周某列为被执行人的依据来源于执行依据确定的周某对本案债务负有的连带清偿责任，田某可以在立本执行案时即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体全部列为被执行人，也可以只列其中的部分义务主体，而在执行过程中再申请增加将其他的部分义务主体列为被执行人。 关于田某的执行申请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问题，黄埔法院在（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中已经认定没有超过申请执行时效并作出了合理合法的评析，广州中院予以采信。关于周某提出的其仅仅是连带保证的保证人，属于从债务人等问题。广州中院认为，周某虽然在案涉借贷关系中作为主债务人的保证人，属于从债务人，但案涉纠纷已经通过诉讼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周某对本案债务负有连带清偿义务。因此，广州中院认为，周某在本案执行阶段并非从债务人。故此，周某在广州中院复议期间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认定本案中对其债务的执行时效不产生中断效力，从而认定田某对其的执行申请超过执行时效的复议请求和理由均理据不足，广州中院不予支持。 关于周某提出的其与田某在申请强制执行前，已经达成口头协议，田某放弃要求周某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广州中院认为，如上分析，由于田某可以在立本执行案时即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体全部列为被执行人，也可以只列其中的部分义务主体，而在执行过程中再申请增加将其他的部分义务主体列为被执行人。因此，周某在田某否认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田某也否认放弃要求周某承担清偿责任的情况下，仅凭田某在委托周某申请强制执行的《授权委托书》和《强制执行申请书》中周某没有将自己列为被执行人而田某又在其上面签名的情况，无法认定双方确实已经达成周某所主张的口头协议，故广州中院认为周某的该复议请求理据不足，广州中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黄埔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将周某列为（2014）穗萝法执字第14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的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2019年8月26日，广州中院作出(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周某的复议申请，维持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 周某不服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2.依法撤销(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书；3.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审查。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对于已判决但申请执行人未申请执行的判项，法院应当指引申请执行人另案申请执行，而不应该适用追加当事人程序予以处理。二、黄埔法院（2019）粤0112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书均认为田某于2019年4月16日提交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的行为属对黄埔法院驳回其申请执行周某的执行行为不服”的执行异议行为，显属歪曲当事人意愿，错误启动执行异议程序进行审查。三、田某未在判决生效后2年内申请执行申诉人，已超过申请执行时效。四、广州中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116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田某“对于被执行人是有选择性的，有意不将周某列为被执行人”，但广州中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9)粤01执复430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明显与在前的、同一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相反，应当撤销作出时间在后的执行裁定书。 本院经审查对广州中院和黄埔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申诉人的申诉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田某对周某的执行申请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某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杨军 书记员温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