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8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梅，女，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系上诉人丈夫），男，197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桥路839号（奉工）。法定代表人：林嗣桦，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977号1幢B座246室。法定代表人：张勇，财务。上诉人李梅与上诉人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翠工程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翠实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李梅、纯翠工程公司均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0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纯翠工程公司支付李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人民币286,000元。事实和理由：虽然李梅在纯翠工程公司所称期间没有去上班是事实，但李梅对此有正当理由。李梅于2019年3月6日就提起了仲裁，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并没有旷工故意。当时纯翠工程公司处于清算期间，已经不正常经营，只发放生活费，而李梅正常上班一个月的交通费就要五六百，纯翠工程公司负责人张某于2019年3月5日同意李梅不需要每天都去纯翠工程公司。李梅没有达到严重旷工的程度，纯翠工程公司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公示的规章制度。纯翠工程公司解除李梅劳动合同，也没有通知工会，违反了法定程序。故请求依法改判。纯翠工程公司辩称，不认可李梅所称的张某同意其不用每天去公司的说法。李梅在工作场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辞而别，一直没有回到公司工作，符合解除条件。纯翠工程公司一直都有规章制度，而且在2018年7、8月份又通过邮件向李梅发送过规章制度进行告知。纯翠工程公司没有工会。故不同意李梅的上诉请求。纯翠工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四项，改判纯翠工程公司支付李梅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工资7,960.42元、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5,632.18元，不支付李梅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同意支付李梅2018年10月5日延时加班工资646.55元。事实和理由：1.李梅擅离公司时私自带走了公司新买的笔记本电脑一台，至今没有归还，该电脑价值11,500元，需要在一审判决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工资中扣除。2.根据考勤记录，2018年李梅加班166.5小时，调休104小时，剩余62.5小时；2019年李梅加班3天，调休8天，剩余40小时。李梅2018、2019的加班剩余小时数为22.5小时，2016至2019年剩余加班小时数合计为140小时，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加班工资实际应得为5,632.18元。3.李梅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是变更后的岗位补充协议，劳动合同签订于2017年3月1日，不存在未签劳动合同问题。2018年3月初公司安排李梅与纯翠实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李梅的工资由纯翠实业公司支付，社保由纯翠实业公司缴纳），因李梅对一直沿用的公司劳动合同文本多次提出修改，造成合同一直无法签订。但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已经签订多份劳动合同，应理解为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合同延续，而非未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不清，请求依法改判。李梅辩称，不认可纯翠工程公司所称的调休时间。已调休的加班，李梅没有主张加班费，所主张的金额都是没有调休的加班的加班工资。纯翠工程公司要求在2019年1月至3月工资中抵扣笔记本电脑折抵款11,500元的主张，与本案无关。双方系争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纯翠工程公司。故不同意纯翠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纯翠实业公司不同意李梅的上诉请求，同意纯翠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李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纯翠工程公司支付李梅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的工资29,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6,000元、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延时加班1000小时的加班工资30,000元及休息日加班500小时的加班工资30,000元、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法定节假日加班200小时的加班工资15,000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3万元、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纯翠工程公司于2009年7月13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勇，后于2019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嗣桦。纯翠实业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袁某，后于2019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勇。B公司于2001年3月8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于2016年11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勇，该公司股东为纯翠实业公司，持股100%。2015年3月1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2,520元/月。2015年8月12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岗位补充协议》，约定每月基本工资2,520元、岗位工资4,480元、通讯补贴100元。2017年12月18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3,500元/月。2017年7月13日，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与B公司共同发出《公司搬迁告知书》，告知员工公司将搬迁至湖南，销售研发中心地点仍在上海。2017年12月18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岗位补充协议》，约定李梅每月岗位工资4,500元、岗位津贴2,000元、交通补贴1,000元、通讯补贴1,000元。同时约定，公司会根据运营情况安排员工加班，加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加班管理制度。2019年3月1日，纯翠工程公司与纯翠实业公司共同发出《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相关内容显示：“自2019年3月1日开始，启动清算关闭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程序，两公司所有员工可自谋出路；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新体制下的上海XX有限公司……也可以选择留在原有公司参与清算关闭事宜（清算期间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2019年3月6日，李梅以纯翠实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3月20日，纯翠工程公司向李梅出具《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相关内容显示：“你于2019年3月4日下午擅自离开公司，至今未在公司再次出现，期间不接公司电话，不回复公司微信，拒绝说明你擅自离开公司并且不再上班的原因。鉴于你未经请假批准，未办理离职手续，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私自旷工，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正常工作，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决定对你予以开除处理，即日生效。”2019年3月22日，纯翠实业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相关内容显示：“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与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至今，直到此次李梅不告而别……”，并主张李梅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对象错误，应为纯翠工程公司，并非纯翠实业公司，要求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李梅表示其之后撤回仲裁申请。李梅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工资发放情况为:2018年4月12日6,428.39元(纯翠实业公司)、6月22日6,428.39元(纯翠实业公司)、6月29日5,880元(张勇)、7月17日6,392.84元(纯翠实业公司)、7月18日3,920元(张勇)、8月17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8月20日4,900元(张勇)、9月29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5,880元(张勇)、11月2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11月7日5,880元(张勇)、11月20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11月21日5,880元(张勇)、12月7日6,646.67元(纯翠实业公司)、5,880元(张勇)、2019年1月5日6,646.67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7日5,880元(张勇)、1月28日6,607.87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28日12,590.91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28日5,880元(张勇)。李梅名下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4月18日4,900元（张勇）、7月26日70元（纯翠实业公司报销款）、11月19日20元（纯翠实业公司报销款）。李梅名下签单日期为2010年8月31日的《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显示当前就业单位为B公司。李梅名下签单日期为2012年5月20日的《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显示当前就业单位为纯翠工程公司。李梅名下《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4年10月至2018年2月，缴费单位为纯翠工程公司；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缴费单位为纯翠实业公司。2019年5月6日，李梅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纯翠工程公司：1、支付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4日的工资29,0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2个月工资286,000元；3、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7年4月1日至同年12月17日的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4、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10,000元、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0元及法定休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0元；5、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43,000元。纯翠工程公司收到仲裁文书后，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提交答辩书。2019年7月3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李梅的全部申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李梅不服该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李梅主张其自2009年3月2日至2015年2月28日系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5年3月1日开始至2019年3月都是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之后并未再签劳动合同，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另，又因该份合同的实际签署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系日期倒签，故据此同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关于工资标准，李梅主张自2009年入职之初每月工资为2,500元或者3,200元，至2015年8月双方签订了岗位协议，约定每月工资7,000元，之后逐年增加，2017年至2018年3月期间为8,000元，发放方式都是以现金通过工资袋发放。到了2018年3月之后每月工资调整为12,000元，开始通过银行转账，当月发上月工资，每月都是分两笔发放，一笔由纯翠实业公司发放，另一笔则由张勇个人发放。到了2018年12月每月工资为13,000元，其中12,000元系银行转账，其余1,000元为现金发放。关于加班情况，李梅提供了2010年11月《设计部11月工作考勤统计汇总表》（B公司）（无原件），以及2012年2月、2013年7月、2016年8月、9月、11月、12月、2017年2月、3月、5月、6月、8月、2018年1月、3月、4月、6月、7月、10月、2019年1月的部分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的原件（上有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同时提供据此整理的加班清单，内容显示：2016年8月13日8小时、9月3日4小时、9月10日6小时、11月12日8小时、11月13日4小时、12月11日8小时、12月24日8小时、12月31日2.5小时。2017年2月19日4小时、2月25日8小时、2月26日4小时、3月4日5小时、3月5日4小时、3月12日4小时、3月18日8小时、5月20日8小时、6月24日8小时、6月25日8小时、8月19日8小时。2018年1月6日8小时、1月7日8小时、1月13日8小时、1月14日8小时、1月20日8小时、1月21日8小时、1月27日8小时、1月28日8小时、3月3日8小时、4月14日8小时、4月15日8小时、6月9日8小时、6月23日8小时、7月21日7小时、10月5日7.5小时、10月6日8小时、10月7日6.5小时、10月13日7.5小时、10月14日8小时、10月20日8小时、10月27日7小时（未列）。2019年1月5日8小时、1月6日8小时、1月12日8小时。主张加班的具体情况以所列清单为准。并同时说明，根据公司规定，加班申请单可以当做调休单，用来抵用假期，故原件留存在李梅手中，但实际已经抵用部分，现提供的为部分剩余尚未抵用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没有的就不再主张。李梅主张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以及B公司的办公地点均在本市徐汇区XX路XX号XX中心XX座XX楼XX室办公，一审法院根据其提供的上述地址向纯翠工程公司及纯翠实业公司邮寄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纯翠工程公司与纯翠实业公司均以在快递单上加盖公章的方式签收，但未到庭参加庭审。为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前往上述地址就李梅的劳动关系及工作情况进行询问，自称为纯翠工程公司兼纯翠实业公司销售总监张某当场表示因公司负责人张勇不在本市，具体情况需要由其核实后书面回复法院。2019年12月13日，纯翠实业公司通过邮件向一审法院递交《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相关内容显示：“1、李梅2018年3月以后与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实业公司支付工资，为其缴金。2、李梅的每月工资为人民币7000+X，X为绩效，不固定。3、李梅于2019年3月4日下午不告而别，此后就未在公司再次出现，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至今未办理任何工作交接手续……4、公司因自身应收款被拖欠严重，而且受到集团公司实际控制变更的影响，2019年春节以后工资不能正常支付。2019年1月工资实际于4月12日支付，当时李梅失联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李梅离开时携带公司贵重物品且没有办理正常工作移交，所以公司当时决定暂缓支付李梅1-3月工资。”该函落款处加盖纯翠实业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李梅的诉讼请求，均应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现李梅主张其于2009年3月入职B公司，又同时为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工作，三家公司办公地点在同一场所且人员混同，系关联公司。李梅自认自2015年3月1日之后即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另根据其提供的与纯翠工程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以及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两份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李梅自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李梅主张2018年3月1日之后直至2019年3月期间亦是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可见，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对劳动关系的变更或终止进行过协商，且李梅的工作内容、工作场所并未改变。另，根据2019年3月22日纯翠实业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可见，纯翠实业公司明确表示“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履行合同至今，直到此次李梅不告而别”，并认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对象错误，应为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与李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虽然李梅自2018年3月起的工资由纯翠实业公司支付、社保由纯翠实业公司缴纳，但纯翠实业公司与纯翠工程公司系关联企业，又在同一地点办公，故一审法院结合纯翠工程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向李梅发出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认定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李梅系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纯翠实业公司在2019年12月13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的《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中表示，自2018年3月之后李梅系与纯翠实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与其在2019年3月22日发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但并未就此提供新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梅自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系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的工资29,000元的诉请。根据纯翠工程公司出具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及李梅在庭审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李梅最后工作至2019年3月4日。同时根据李梅名下银行交易明细可见，其每月工资实际系由纯翠实业公司及张勇个人支付，而纯翠实业公司递交的《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明确表示确实尚未支付李梅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工资，且公司2019年1月的工资实际于4月12日支付，由此可以认定，李梅确实尚未取得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的工资，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该期间内的工资。关于工资的具体标准，李梅主张自2018年3月之后工资即调整为每月12,000元，一审法院根据李梅提供的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实发工资数，并结合工作期间公司已为其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印证李梅的上述主张，且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陈述李梅的工资收入情况，对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李梅上述主张。李梅另主张2018年12月起增加以现金方式发放的1,000元收入，但未就此举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纯翠工程公司应按月收入12,000元的标准向李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工资25,103.45元（12,000元×2个月+12,000元/21.75天×2天）。关于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6,000元的诉请。庭审中，李梅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系因2019年3月20日纯翠工程公司发出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而解除。根据该函相关内容显示，因李梅自2019年3月4日离开公司后，未再到岗上班构成旷工，纯翠工程公司据此对其作出开除决定。现李梅确认最后工作至2019年3月4日，之后未再到岗上班，主张自己在2019年3月1日收到公司发出的《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认为就是解除的意思表示。而根据《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的相关内容，该告知书仅对公司启动清算后全体员工可进行自由选择做出了说明，并未提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更并不构成与李梅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虽然李梅于2019年3月6日提起仲裁申请，但亦不构成其未到岗上班的正当理由。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纯翠工程公司以李梅自2019年3月4日离开公司之后未再到岗上班为由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开除决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6,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的诉请。同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李梅系自2015年3月1日开始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因李梅未能对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加班情况提供依据，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李梅提供了显示有部门或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原件，纯翠工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提供相关依据，现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进行答辩，对此亦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李梅提供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结合李梅整理的加班清单，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期间，李梅休息日加班时间为2016年48.5小时、2017年69小时、2018年149小时、2019年24小时，共计290.5小时；另有2018年10月5日工作日延时加班7.5小时。因李梅未能就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节假日加班工资不予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核算，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646.55元、休息日加班工资26,764.36元。关于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因合同倒签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以及要求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3万元的诉请。根据李梅提供的双方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可见，该份合同李梅的签字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就上述合同签署时间与合同期限的差异作出合理解释，应就此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李梅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同时，同前所述，因一审法院认定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自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在上述劳动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到期后继续订立过劳动合同，故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一审法院核算，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纯翠工程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工资25,103.45元；二、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6,764.36元、2018年10月5日延时加班工资646.55元；三、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四、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五、驳回李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经本院审理查明，李梅系于2015年8月12日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双方其他特殊约定”条款下打印内容为“详见岗位补充协议”。该合同尾部乙方签字栏下有打印的落款日期“2017年03月01日”。二审中，李梅表示其没有证据证明纯翠工程公司设立有工会。二审中，纯翠工程公司主张李梅一审中提供的加班申请单反映的加班时间正确，但扣除的调休时间不对，并补充提供2018年2月、2018年6月至7月、2018年10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2月的考勤表（除2019年2月之外的其余考勤表均显示有“李梅”签字确认），用以证明李梅加班时间扣除调休时间后确定的剩余加班时间。纯翠工程公司并表示：之前每年都根据调休时间进行了核减，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考勤表暂时没有看到，2018年只提供部分月份考勤表的原因是李梅并非每个月都加班，没有提供未加班月份考勤表。李梅认可显示有其签字月份的考勤表的真实性，但表示：其并没有主张已调休的加班，调休要给公司加班申请单，没有调休的加班申请单在李梅处，调休用的加班申请单在公司处。纯翠工程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之前的情况，2018年至2019年期间公司对于调休申请都有记录，都是根据考勤记录计算的，如果调休在下年度春节前没有用掉，则自动归零。李梅认为纯翠工程公司所述不是事实。二审中，纯翠工程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当庭表示：对于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的双倍工资差额，当时公司其他人都有劳动合同，只有李梅没有签劳动合同，肯定有原因，但是原因现在无法具体说明；对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双倍工资差额，可能是公司要求李梅签合同，她不签，公司没有办法强制李梅签合同，如果李梅不同意，完全可以离开公司。后，纯翠工程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当庭表示：关于其公司与李梅之间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李梅在该合同上签署名字时，合同上有日期“2017年03月01日”，如果李梅不认可，可以修改日期，没改日期就是认可该合同是在2017年3月1日签订的。纯翠工程公司后还出示了其公司处留存的该份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书原件。李梅对纯翠工程公司该主张不予认可，坚称该份劳动合同与岗位补充协议都是在2017年12月18日签署的。二审中，就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补充协议显示的乙方李梅的签署日期一致之原因，纯翠工程公司表示，劳动合同都是按时签署的，补充协议都是滞后签署的，即使劳动者滞后在劳动合同上签字，也证明员工认可劳动合同。二审中，纯翠工程公司并出示有其公司与李梅签署的期限为2012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补充协议的原件，该劳动合同及岗位补充协议上显示的乙方李梅的落款日期均为2012年3月15日。对该劳动合同及岗位补充协议的乙方落款日期一致之原因，纯翠工程公司表示：当时法定代表人尚未进入公司，不清楚之前的情况。二审中，李梅补充提供其于2019年3月7日发送给纯翠工程公司设计师李某的主题为主次入口最终版电子邮件的截屏、其于2019年3月23日发送给纯翠工程公司负责人张某有关询问项目工作交接给谁的手机短信截屏,证明其在正常工作,不构成旷工。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表示不清楚李梅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李梅工作至2019年3月4日中午之后已经离开公司，且于2019年3月20日就已经因旷工被解除劳动关系。二审中，纯翠工程公司另还提供有如下证据：1.张某与江某的书面证人证言以及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证明其公司要求李梅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李梅要求修改了合同，与李梅进行反复沟通，但李梅一直不愿意签订合同，并非其公司不愿意与李梅签订劳动合同。2.（1）有李梅签字的考勤管理规范、办公行为规范，（2）2015年6月16日的返岗通知书；（3）关于《员工手册》发放签收通知的电子邮件以及附件中的《员工手册》，证明李梅在职期间其公司有规章制度，且反复通过邮件和微信告知员工。李梅对纯翠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1），不认可该两份规范上的签名系李梅所签；对证据2（2），不认可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对证据2（3），认可邮件的真实性，李梅收到过该邮件，但不确认纯翠工程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与该邮件中的附件一致。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各自的上诉请求，本院分析如下：就系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李梅认可其2019年3月4日之后未上班之事实，虽称其系经负责人张某同意不需要每天都去公司，但该主张未得纯翠工程公司认可。二审中，李梅虽就其未旷工之主张，补充提供了2019年3月的电子邮件及手机短信，但从相关证据内容看，难以证明李梅2019年3月4日之后仍正常工作。李梅所提出的其没有旷工故意、纯翠工程公司当时不正常经营等理由也不能成为其不到岗上班的正当理由。至2019年3月20日，李梅旷工已达半个月，该行为显然有违劳动者应予遵守的一般劳动纪律，纯翠工程公司据此解除与李梅的劳动关系，确有依据。李梅对纯翠工程公司规章制度之异议，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同时，在未有证据证明纯翠工程公司设立有工会的情况下，李梅有关纯翠工程公司解除其劳动关系未通知工会之异议不能成为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主张成立的有效依据。故对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6,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系争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工资，根据李梅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的其本人2019年1月之前的工资收入，一审判决认定以12,000元/月标准计算李梅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工资为25,103.45元，未高于李梅此期间可得工资数额。纯翠工程公司要求在李梅此期间工资中扣减未归还笔记本价款之主张，未得李梅认可，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处理。故对纯翠工程公司要求仅支付李梅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工资7,960.42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系争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纯翠工程公司认可李梅系争期间存在加班事实，对李梅所提交加班申请单反映的加班时间亦不持异议，现虽称李梅主张的加班时间未扣减调休时间，但纯翠工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的加班调休情况负有管理义务，却未能举证证明系争期间李梅全部加班与调休之间的抵扣情况，在李梅对纯翠工程公司主张的剩余加班小时数持有异议的情况下，纯翠工程公司仅凭2018年及2019年的部分月份考勤表，要求仅支付李梅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5,632.18元，依据不足，本院实难支持。就系争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对于双方之间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存在争议，纯翠工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其公司已在法定宽限期内履行与李梅签订劳动合同义务之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现纯翠工程公司虽称上述劳动合同签订于2017年3月1日，但除了该份劳动合同上打印的落款日期“2017年03月01日”外，纯翠工程公司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份劳动合同签订于2017年3月1日，而纯翠工程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当庭就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的双倍工资差额所做辩解，与该公司有关双方于2017年3月1日已签订劳动合同之主张存在矛盾之处。且，纯翠工程公司有关劳动合同都是按时签署、补充协议都是滞后签署之主张，与在案证据反映的该公司先前与李梅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及相应岗位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明显不符。再结合双方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反映的该劳动合同与岗位补充协议之间的联系以及纯翠工程公司一审中知晓李梅诉讼请求却仍未到庭应诉等事实，本院认为，纯翠工程公司就所主张的其公司在双方期限至2017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已及时与李梅签订劳动合同之事实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认定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未及时续签劳动合同系因李梅原因所致。故对纯翠工程公司要求不支付李梅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系争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已查明事实显示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期限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同。纯翠工程公司虽称双方此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李梅，但该主张未得李梅认可。二审中，纯翠工程公司虽还就该主张提供了书面证人证词等证据予以佐证，但相关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证词真实性也未得李梅认可。且，纯翠工程公司在上诉状中亦称2018年3月初其公司系安排李梅与纯翠实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现依据在案证据实难认定双方在期限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归咎于李梅。故对纯翠工程公司要求不支付李梅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梅与上诉人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