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宁波路东段377号1幢21-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7978496170。负责人：杨延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璟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2幢1单元25层25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8421268XT。法定代表人：王海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人，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中，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240612006H。法定代表人：赵中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春南，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璟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璟辉公司）、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7民初10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被上诉人璟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中，原审被告中铁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渝0117民初1079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璟辉公司的起诉；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璟辉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应为无效，一审法院确认协议已经解除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框架协议中记载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属于本案当事人，项目不存在，各方当事人不可能就项目形成建立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案涉协议不存在成立的基础。从招投标方面看，框架协议约定的工程施工项目，项目投资额2亿元，璟辉公司承担的是工程施工的具体实施，该项目已经达到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招标的要求，而该项目并未经过招投标即约定由璟辉公司分包，属于严重违法的行为。根据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因项目总承包人未经招标，直接与分包人约定工程施工项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协议无效。从施工资质看，框架协议约定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总承包单位，璟辉公司为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其须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总承包人签订合同条款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配足人员、设备和材料，从这些约定看，案涉工程实际由璟辉公司全面履行，其是实际施工人，但从其举示的工商信息看，璟辉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等，并未提供建筑施工资质证明，根据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璟辉公司无施工资质，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无效。从分包行为来看，框架协议约定双方之间是总包与分包关系，这一约定违反了建筑法对转包和肢解分包的规定而无效。根据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实际是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将工程主体部分全部或大部分分包给了璟辉公司，属于法律禁止的转包或肢解分包的行为，合同也应无效。二、一审法院认为，璟辉公司在签订框架协议时是善意无过失，且有理由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是错误的，廖洪治并非分公司职工。璟辉公司举示的判决书中，已经认定合川工业园项目并不存在，璟辉公司作为专业性建筑劳务公司，应当仔细审查项目的业主单位是谁，实际施工地点在哪儿，项目是否有相关部门备案及审批等，这些均应当是璟辉公司应当尽到的审慎注意义务，但其未尽到该义务，本身存在重大过错。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甲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内容理解，在甲方处，应当为成都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经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授权的代理人，但廖洪治并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分公司单位负责人，没有证据证明廖洪治得到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授权，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也从未委托廖洪治对外签订协议。璟辉公司作为合同签订主体，明知廖洪治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未尽到审查义务，其无法证明其尽到了该义务，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璟辉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他案件中，法院认为合同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廖洪治有代理权限，但合同是有相对性的，璟辉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廖洪治的表见代理行为。璟辉公司自始至终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签订合同时璟辉公司认为廖洪治是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据。故璟辉公司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其善意无过失、构成表见代理错误。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并未收到款项，也未委托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代收。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是否收款的事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并未收到款项，经鉴定委托书的印章，也是虚假的。然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璟辉公司撤回了众意达公司的起诉。根据璟辉公司举示的证据，案涉款项是众意达公司收取，收据也是众意达公司出具的，但众意达公司未参与审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众意达公司收取款项以及收据是否真实，故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漏，应予以纠正。四、本案符合刑事犯罪特征，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从未收取相关款项，而是有人以虚构的理由、虚构的项目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其行为符合诈骗的特征。根据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说明，刘庆伟、廖洪治参与的保证金有关案件涉嫌诈骗，公安机关正在侦查，并要求提供线索，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法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并驳回璟辉公司的起诉。故本案案涉协议无效，璟辉公司存在过失，应当由众意达公司承担退还责任。璟辉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铁九局陈述，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意见一致。璟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中铁九局及成都分公司向璟辉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二、判令中铁九局及成都分公司向璟辉公司支付前述款项从璟辉公司转款之日起至中铁九局及成都分公司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6年7月14日起计算，200万元从2016年7月18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3日为331589.04元）。以上请求金额暂合计3331589.04元；三、由中铁九局及成都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5日，重庆雍策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中铁九局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根据与重庆合川区人民政府就合川工业园区（雍策）高新科技产业园项目达成协议，按前述协议，甲方与合川工业投资共同出资作为发起人，组建新公司开发合川工业园区（雍策）高新科技产业园项目，现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将新公司名下的合川工业园区（雍策）高新科技产业园项目的部分工程承包给乙方等等，协议书尾部甲方处盖有重庆雍策投资有限公司公章，乙方盖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廖洪治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6年7月13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甲方）与璟辉公司（乙方）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甲方承建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甲方是本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是甲方的合格分包单位。甲方确定承包给乙方约2亿元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1亿元，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约1亿元。工程进场时间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和业主的时间约定为准，工期约26个月；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先缴纳，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由于特殊原因影响进场时间，由甲方提前通知乙方，具体事宜另议。该协议甲方处盖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字样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为“廖洪治”签名。2016年7月14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四川省璟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由于业务需要，现委托贵公司将支付我公司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履约保证金300万元转入以下账户：户名：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账号：20×××38，开户行：上海银行成都分行，保证金的退还由该公司原账户退回。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2016-07-14。”2016年7月14日、2016年7月18日，璟辉公司先后将履约保证金300万元转账至众意达公司账户，众意达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出具收据（Ｎｏ0067090，备注：代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收）。收据加盖了众意达公司财务专用章。璟辉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后，因一直未能入场施工，于2018年10月31日向中铁九局及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邮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即日起解除2016年7月13日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请中铁九局及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3日内退还其所缴纳的保证金3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收到该通知书。2018年11月14日，璟辉公司以中铁九局、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众意达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其诉请如前。2018年12月7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1月8日，本院作出（2018）渝0117民初107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不服该裁定，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重庆一中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渝01民辖终17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审理中，璟辉公司申请撤回了对众意达公司的起诉，本院已裁定准予其撤诉。另查明，2017年璟辉公司曾就本案所涉内容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7）川0106民初5020号，该案审理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申请对《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和付款《委托书》中加盖的“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进行鉴定，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成蓉（2018）文鉴字第68号〕：日期2016年7月13日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日期2016年7月14日的《委托书》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印章印文不是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同名同编号印章盖印形成，后璟辉公司撤回了起诉。本案审理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举示了该鉴定意见书，同时还举示了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另一案（2019）川0106民初8069号即璟辉公司与中铁九局、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升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司法鉴定书，该案审理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申请对案涉《协议书》中加盖的“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进行鉴定，该《协议书》中甲方为建升公司，乙方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丙方为璟辉公司，签订日期为2015年元月26日。经金牛区法院委托，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对此作出鉴定意见书〔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第124-3号〕：委托方提供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元月26日”的《协议书》上加盖的骑缝印文“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及《协议书》第6页上“乙方：（签章）”处的印文“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与委托方提供的该公司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备案的印文“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是同一印模形成。璟辉公司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本案中，廖洪治在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上的签字构成了表见代理。审理中，璟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举示了如下证据：一、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20民终1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原判认定，2016年9月，移山公司（原审原告）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原审被告）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甲方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乙方为移山公司，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甲方进行单位工程的具体划分，确定承包给乙方约1.5亿元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该协议甲方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为廖洪治。2016年9月13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向移山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由于业务需要，现委托贵公司将我公司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履约保证金300万元转入以下账户：户名：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金的退还由该公司原账户退回。当日，移山公司转款300万元至《委托书》载明的建升公司账户，建升公司于当日向移山公司出具300万元收据一份，收据摘要处注明：合川工业园项目履约保证金，并加盖了建升公司财务专用章。另查明，在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之时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为刘庆伟。廖洪治为建升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3月1日刘庆伟、廖洪治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决定逮捕。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虽对《工程施工协议书》、《委托书》中的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工程施工协议书》、《委托书》中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因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未在规定日期内缴纳鉴定费导致鉴定终止，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虽对《工程施工协议书》、《委托书》中的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无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视为对《工程施工协议书》、《委托书》中印章的认可。廖洪治虽然不是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但在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在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中移山公司有理由相信廖洪治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其行为责任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廖洪治虽然不是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但其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与移山公司订立合同，并在合同上加盖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作为《工程施工协议》合同的相对人移山公司有理由相信廖洪治系得到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授权代理签订合同，且该代理行为通过加盖印章得到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确认，故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受……。无论廖洪治是否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移山公司依据案涉合同所提起本次民事诉讼所涉及的事实与廖洪治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并非同一事实，本案无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本案所涉款项并无证据证明已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亦无中止审理的其他法定情形，故本案应当继续审理，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关于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应以民事纠纷处理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等等内容。该案一审判决中铁九局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退还移山公司保证金，建升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维持了原判。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724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原审被告）作为甲方，冠佳公司（原审原告）作为乙方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甲方承建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甲方是该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是甲方的合格分包单位……确定承包给乙方2.5亿元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1.25亿元，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约1.25亿元。工程进场时间以甲方和业主的时间约定为准，工期约26个月；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先缴纳4%的现金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乙方将保证金支付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指定银行账户户名为众意达公司，开户银行为工行资阳乐至帅乡大道支行等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在协议甲方处加盖公章，案外人廖洪治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6年7月12日，冠佳公司向上述《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甲方指定的众意达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次日，众意达公司出具《收据》两份载明，收到冠佳公司合川工业园区履约保证金各500万元，并备注“代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收”。一审还查明，2016年8月19日，冠佳公司股东胡蓉与王钦凯电话联系，王钦凯称当天已到合川，同行还有“廖总”，等等。2018年7月23日，玲路酒店向四川千毫律师事务所出具《调查取证的回函》载明，……2015年4月2日，中铁九局所属的中铁九局乐至县天池镇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部与我公司签署了《客户消费协议》，该协议约定中铁九局所属的工作人员可在我公司经营的酒店进行住宿、餐饮、会议等消费，可由授权人签单挂账，同时指定工作人员王钦凯（职务：项目经理）为授权签单消费确认人；签署协议后，中铁九局工作人员王钦凯、廖洪治、严平等人多次在我酒店入住（入住均进行了实名登记，该登记记录与公安系统联网），入住消费款项均挂账在中铁九局名下，至今尚欠我公司消费款未予结清……。一审法院对廖洪治在《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评析如下：（一）冠佳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1.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380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王钦凯系中铁九局员工；2.玲路酒店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程项目部签订有《客户消费协议》……；3.廖洪治曾多次与王钦凯一起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同时入住玲路酒店；4、……王钦凯、廖总（廖洪治）当日正拟前往合川确定案涉项目进场时间等等。故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廖洪治签订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时对外身份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二）《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甲方处盖有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冠佳公司在基于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下，善意相信廖洪治所加盖公章应为真实有效，且冠佳公司也仅能对该公章作表面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冠佳公司确知或应当知道协议中甲方印章为虚假或是廖洪治无权代理。（三）根据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多个涉诉案件表明，廖洪治、刘庆伟曾数次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内容大致相同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且与协议相关的履约保证金或通过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账户转至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或直接转入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而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众意达公司为廖洪治实际控制公司。综上，冠佳公司作为善意合同相对方，已举证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时已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系善意无过失行为。因此，冠佳公司有理由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其有权代表该公司签订上述协议，故廖洪治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应构成表见代理，其所签订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综合以上情况，无论《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是否真实，均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二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4月10日四川日报网、资阳市人民政府网均刊载4月9日时任资阳市领导会见了包括“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经理廖洪治”等多家企业高层的新闻。该案一审法院判决中铁九局公司返还冠佳公司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众意达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审维持了原判。三、《工程施工协议书》、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渝公信〔2019〕（文）鉴字第1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组证据系璟辉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从一审法院受理的（2018）渝0117民初10677号案中调取。《工程施工协议书》载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甲方，乙方为四川兴仲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该协议约定：甲方承建的合川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甲方是本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是甲的合格分包单位。甲方确定承包给乙方约1.5亿的施工任务，施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整理及市政基础工程，科技大楼及其他房建。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为总合同额的10%，账户名：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02×××04，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青羊支行。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缴纳，随工程进度逐步返还。暂定进场是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如因特殊原因影响进场时间，由甲方提前通知乙方，具体事宜另议。该协议甲方处盖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为“廖洪治”签名。该案审理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申请对《工程施工协议书》中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检材“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印文与同名样本公章印模出自于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四、2014年4月10日四川省资阳市政府网页。该网页刊载：4月9日，时任资阳市领导会见了包括“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总经理廖洪治”等多家企业高层。中铁九局、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另，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还举示了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经侦大队的《情况说明》，载明已对刘庆伟、廖洪治二人涉嫌骗取贷款案进行了立案侦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认为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是否为与璟辉公司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相对方以及廖洪治的签字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和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廖洪治在签订涉案《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时对外身份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多个涉诉案件表明，廖洪治曾数次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内容大致相同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且与协议相关的履约保证金或通过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账户转至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或直接转入众意达公司、建升公司，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众意达公司为廖洪治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案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经鉴定虽为虚假的，但璟辉公司也仅能对该公章作表面审查，无法进行实质审查，璟辉公司在基于相信廖洪治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下，善意相信廖洪治所加盖公章应为真实有效，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璟辉公司确知或应当知道协议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为虚假或廖洪治无权代理，璟辉公司在签订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和向委托指定账户付款时已尽到了审慎义务。故璟辉公司有理由相信廖洪治有权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廖洪治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所签订的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为与璟辉公司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相对方。关于本案是否需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多个生效判决已作出认定，无论廖洪治是否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璟辉公司依据涉案合同所提起本次民事诉讼所涉及的事实与廖洪治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并非同一事实，本案无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本案所涉款项并无证据证明已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亦无中止审理的其他法定情形，故本案应当继续审理。关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中铁九局是否应退还璟辉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分别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4日起，200万元从2016年7月18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的问题。因璟辉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一直未能进场施工，于2018年10月31日向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于2018年11月5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璟辉公司按照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要求将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支付至众意达公司账户，众意达公司也出具了收据，完成了保证金的支付。现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已解除，璟辉公司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资金占用利息应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系中铁九局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因此，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退还璟辉公司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应由中铁九局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由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四川省璟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补充支付责任；二、驳回四川省璟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452.72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提出，一审认定的事实中，重庆雍策投资有限公司与中铁九局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原件，璟辉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盖章虚假，2016年7月14日的委托书盖章也是虚假的，内容不真实，对于其他事实无异议；璟辉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系对于该证据记载的内容进行的客观表述，且对证据盖章是否真实也记载了另案的鉴定意见，故本院对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的异议不予采纳，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建升公司为中铁九局的控股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廖洪治的行为后果是否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二、《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是否有效；三、案涉合同是否涉及犯罪。下面就争议的焦点问题逐一进行评判：第一，关于廖洪治的行为后果是否应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应当认定廖洪治的行为后果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理由为：1、建升公司为中铁九局的控股子公司，廖洪治为建升公司副总经理，故建升公司与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之间存在明显关联。2、重庆雍策投资有限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廖洪治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可以认定该在签订该协议时的行为代理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3、官方报道上明确记载了廖洪治的身份为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总经理的身份，璟辉公司等有理由相信廖洪治的行为能够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4、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特别是（2018）渝0117民初10677号案中，该案涉及《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的工程内容等均与本案基本相同，该协议中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印章就是该分公司的备案印章，同时，该协议尾部甲方处，廖洪治也是以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故可以认定廖洪治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特殊关系，且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均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5、虽然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提出廖洪治涉嫌犯罪的问题，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查明的事实，廖洪治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逮捕，而该罪的构成要件与本案合同关系存在明显差异，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合同所涉款项已经纳入侦查范围，故本院对其理由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虽然案涉合同上加盖的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印章经鉴定并非该分公司的备案印章，但通过前述评判，由于廖洪治的行为系代表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其行为后果仍然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故应当认定璟辉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但由于案涉项目并未立项，当事人也未举示证据合同所涉项目已经取得其他规划等手续，且合同签订后多年，因璟辉公司并未能进场施工，于2018年10月31日向中铁九局及其成都分公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故无论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均可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终止，璟辉公司可以依法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及中铁九局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此的处理并无明显不当。第三，关于案涉合同是否涉及犯罪的问题。前述已经对廖洪治行为性质进行评判，本院在此不予累述。其他认定同一审。综上所述，中铁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娅梅审 判 员 赵文建审 判 员 刘家秀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王 怡书 记 员 廖婧伊书 记 员 董昫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