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0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18号。 负责人：彭建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炜君、杨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嘉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路274号跨境园西狗项目区块372室。 法定代表人：倪金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金德，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玲，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015号深港产学研基地大楼西座九层南翼东侧。 诉讼代表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兰健菊。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嘉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博公司）、倪金德，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信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290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基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了涉案款项的诉讼保全，以此认定债权实现的妨碍，非第三人贝尔信公司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从嘉博公司出具的支付凭证可以看出，嘉博公司自2018年三月份前一直将影院收入分成支付至贝尔信公司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开立的光大银行账户，用于归还贝尔信公司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处的贷款。2018年4月至6月间，突然变更收款账号至东亚银行深圳分行账户，此时贝尔信公司已经涉及多起重大诉讼且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处的贷款已经发生欠息，嘉博公司存在协助贝尔信公司逃避债务的情形。二、嘉博公司在收到法院的协助冻结扣划通知书后，没有否认其对贝尔信公司所负债务，也没有对法院要求其协助执行提出任何异议，却恶意抗拒协助执行义务，拒绝签收送达回证，既不否认也不确认是否按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律责任。因此导致法院未能成功保全到涉案债权。实际上，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此后多次找嘉博公司协商解决，要求将涉案债务支付至法院账户或贝尔信公司在光大银行开立的账户(该账户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已提前采取冻结措施)以达到保全目的，但嘉博公司均予以拒绝。诉讼过程中嘉博公司却又以收到法院协助执行为由，既不通知法院其将协助冻结支付款项，又拒绝向贝尔信公司付款，恶意逃避债务。三、从庭审中，嘉博公司当庭陈述和出具的证据可以看出，嘉博公司拒绝履行法律义务的原因并不是福田法院的冻结通知，而是其对贝尔信公司享有垫款产生的可抵销债权和案涉合同存在施工质量问题等原因，以上抗辩的本质是嘉博公司对协助涉及的债权债务本身存在争议。四、贝尔信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保全通知书后，明知法院未保全到其对嘉博公司的债权且嘉博公司拖欠影院分成后，自始至终未主张到期债权。直至贝尔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被破产管理人接管后，亦未再主张该项债权，贝尔信公司上述行为显然属于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五、正式基于上述情况，嘉博公司以案涉债权合同存在纠纷为由，不履行法律义务，导致福田法院无法采取冻结措施。在此情况下，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救济途径只能是提起本案代位诉讼。综上，本案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主张代位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嘉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首先，嘉博公司不存在协助贝尔信公司逃避债务的情形。嘉博公司与贝尔信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了回款的补充合同。其中约定了自2017年3月15日，起到2019年2月15日止。嘉博公司需向贝尔信公司还款总额13839058.39元，支付方式为每月固定，15日支付50万元。最后2019年2月15日，一次性支付完毕。回款补充合同签订以后，从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嘉博公司一直按约履行，直到2018年7月9日，嘉博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贝尔信公司在嘉博公司名下的应收账款，嘉博公司才停止向贝尔信公司支付回款。执行案子的申请执行人也是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在还款过程当中，嘉博公司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所称的贝尔信公司涉及多起重大诉讼等情况，并不知情，也没有义务去了解贝尔信公司在过程中提供自己其它的还款帐户。贝尔信公司在2018年6月要求嘉博公司将款项打给其他公司的时候，嘉博公司没有同意，仍然支付给了贝尔信公司，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不存在协助贝尔信公司逃避债务的情形。第二，嘉博公司也不存在恶意抗拒，协助执行义务的情形。2018年7月9日，嘉博公司收到了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应收账款，才停止付款。根据该通知书的要求，嘉博公司仅负有冻结应收账款的协助义务，而不具有支付的义务，更不能违背法律，个别支付给上诉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个合作协议，以及相关协议的履行，嘉博公司贝尔信公司之间尚有纠纷，嘉博公司已经依法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这也是嘉博公司的合法权益。第三，如前所述，嘉博公司一直依约履行还款义务。贝尔信公司不存在可以主张的到期债权，自福田法院作出协助执行通知后，贝尔信公司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到期债权。最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权利，完全可以通过执行程序实现，没有受到侵害。在应收账款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执行冻结的情况下，光大银行深圳分行重复提起代位权诉讼，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倪金德答辩称：认可上述答辩意见，同时补充认为，股权出质合同系为担保，系为影院项目主合同而签订的。主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倪金德的担保责任也已经消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要求倪金德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贝尔信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一审诉讼请求：1.嘉博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其对第三人贝尔信公司的欠款13839058.39元及利息2277585.88元（按年利率18%计，此后继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嘉博公司有权依法处分倪金德质押物深圳市虹东星实业有限公司95%的股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嘉博公司、倪金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查明，(一)原告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第三人贝尔信公司享有债权的情况。贝尔信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贷款合同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贝尔信公司提供借款本金5000万元。贷款合同履行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发现贝尔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的财产被查封、冻结。光大银行深圳分行遂以此为由宣布发放给贝尔信公司的全部贷款立即到期，同时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贝尔信公司立即归还全部贷款本息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9月3日依法做出（2018）粤0304民初5245、524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就本金部分，（2018）粤0304民初5245、5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贝尔信公司归还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债务本金合计5000万元。（2018）粤0304民初5245、524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各债务人均未履行。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现有可供执行财产已处分完毕，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以（2019）粤0304执6897号、689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粤0304民初5245、5246号案件审理中，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根据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申请，于2019年7月9日委托杭州下城法院依法冻结了贝尔信公司在被告嘉博公司名下的应收账款，冻结金额以50135937.5元为限。（二）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关于第三人贝尔信公司对被告嘉博公司应收账款的情况。2014年，嘉博公司与贝尔信公司通过嘉博公司系列影院装饰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关系，合作内容为嘉博公司正在全国各城市筹建的15家影院设备供应、装饰及合作运营，每家影院的造价等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工程款以每一个影院为结算单位，分开支付。嘉博公司承诺每家影院的工程款在该家影院的建筑装修装饰施工合同及设备供应合同签署之日起2.5年内全部回收。2015年，嘉博公司与贝尔信公司就其中的嘉善嘉博影院项目签订嘉善合同。2016年，嘉博公司与贝尔信公司就其中的南通嘉博影院项目签订南通合同。嘉博公司、贝尔信公司通过该两份合同对每个项目中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针对2015年的嘉善合同，倪金德作为嘉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其持有的深圳市虹东星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向贝尔信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6年年底，嘉博公司与贝尔信公司对嘉善合同与南通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回款方式进行变更，并签署嘉善与南通合同的补充合同，明确自2017年3月15日起到2019年2月15日止，共24个月内，嘉博公司需向贝尔信公司还款总金额为13839058.39元，支付方式为固定每月15日支付500000元整（如遇节假日需提前一个工作日结算），最后2019年2月15日（即第24个月），需一次性支付完剩余尾款2339058.39元。嘉善与南通合同的补充合同签订后，嘉博公司从2017年3月15日起至2018年6月15日共计支付7500000元。2018年7月15日当期付款日前，嘉博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委托杭州下城法院代为发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嘉博公司应支付给贝尔信公司的上述款项进行冻结。（三）贝尔信公司的情况。2019年9月2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深圳市证通佳明光电有限公司对贝尔信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10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深圳市司力达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贝尔信公司的管理人。同年11月，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确认债权额55644891.93元，其中本金49636870.12元，利息6008021.81元。嘉博公司认为其对贝尔信公司享有债权，并已经向贝尔信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根据上述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是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条件之一。本案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主张贝尔信公司怠于行使的债权是该公司在案涉嘉善与南通合同的补充合同项下对嘉博公司享有的债权。但综观嘉善与南通合同的补充合同的约定及嘉博公司的履行情况，至2018年6月15日，嘉博公司已向贝尔信公司支付7500000元。而剩余的款项，系基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申请，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依法予以了冻结，客观上导致嘉博公司不能履行。以上事实均发生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前。债权人代位权属债的保全制度，旨在因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赋予债权人相应的代位权利，以实现债权或排除债权履行之妨碍。显然，本案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债权实现的妨碍并非嘉博公司怠于支付，或是贝尔信公司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故法院认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主张债权人代位权的条件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贝尔信公司提出其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未宣告破产，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破产法之规定精神，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破产法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鉴于本案债权的审查情况及司法效率原则，本案先行驳回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与破产法之精神并不相悖，故法院对第三人贝尔信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500元，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减少诉讼请求后的金额计算为56173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 二审期间，嘉博公司、倪金德提交的证据有：账户变更通知函，证明贝尔信公司提供自己的账户，要求嘉博公司打款，嘉博公司按照要求还款，2018年6月份，贝尔信公司要求嘉博公司汇款给其他公司，嘉博公司仍然支付给贝尔信公司原来的账户。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该两份通知函 均不知晓，对其产生的法律效果均不认可。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贝尔信公司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也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上述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就涉案债务，嘉博公司不存在有意怠于支付的情形。 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现要求行使债权人代位权是否符合法定情形。现有证据表明，嘉博公司就其对贝尔信公司的债务之所以不能正常履行清偿义务，是因为有关人民法院根据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申请，冻结了嘉博公司对于贝尔信公司的应付款项，不应认定系贝尔信公司故意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造成了损害，故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条件尚不成就。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本案中，案外人对贝尔信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已经被有关人民法院受理，故贝尔信公司此时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无效，进而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基于对贝尔信公司的债权现主张对嘉博公司行使代位权亦缺乏有效依据。综上，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现要求行使债权人代位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173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