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8民初373号 原告：黄友芳，女，汉族，1955年6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原告：王杰，女，汉族，1981年10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蒲雪松，男，汉族，1967年5月1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健，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攀枝花市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攀枝花市仁和区老街82号。 法定代表人：赵中伟，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第三人：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仁和街216号。 法定代表人：刘天华，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先，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黄友芳、王杰与被告蒲雪松,第三人攀枝花市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需要，本院依法追加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6月28日再次开庭。原告黄友芳、王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被告蒲雪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健,第三人东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第三人土储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友芳、王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停止执行攀枝花市仁和区波尔卡城邦4栋2单元6-3房屋的查封和扣押；2、解除攀枝花市仁和区波尔卡城邦4栋2单元6-3房屋的查封和扣押，确认该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三人和被告因民间借贷纠纷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依据被告申请对王子才（已死亡，系原告黄友芳的丈夫，系原告王杰的父亲）购买的房屋进行查封。王子才系攀昆联合带钢厂棚户区安置户，王子才和土储中心签订《城市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约定王子才在第三人处选择第三人开发的波尔卡城邦房屋一套作为安置房，安置房款缴纳方式为土储中心将应支付给王子才的安置补偿款直接支付给被告，超出面积的房屋差价款由王子才直接支付给第三人。安置协议签订后，王子才和第三人签订《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订购协议》。订购协议签订后，土地储备中心直接将应支付给王子才的安置补偿款作为王子才的购房款直接转账支付至第三人账户，房屋差价款王子才也直接支付给第三人。随后王子才交清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契税、房屋维修资金等办理产权的相关税费。后第三人将案涉房屋交付给王子才，王子才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第三人承诺的办证期限届满后，王子才发现第三人为向被告借款，以登记备案方式将王子才的房屋备案抵押给被告，第三人无法依据约定为王子才办理产权证书。现王子才已经付清购房款，并且付清办理产权证相关税费，因第三人与被告的债务纠纷导致原告购买的案涉房屋查封，损害王子才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蒲雪松辩称，1、案涉房屋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不是案涉房屋权利人，原告要求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和第三人未签订书面合法有效买卖合同，双方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并非基于真实有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的占有；4、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在于原告；5、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予以驳回。 第三人东泰公司述称，1、2015年10月4日，第三人和原告签订商品房定购协议；2、在2015年10月4日以及2016年6月第三人收取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和维修基金，现房屋已经交付给原告。 第三人土储中心述称，土储中心只负责货币化安置原告等人，并未主导原告选房屋，是安置户自己的选择。土储中心向法庭提交的攀枝花市仁和区棚户区改造一期、二期资金收支明细表可以明确看出，涉及带钢厂项目的安置户除本案所涉小区外还选择了东方浩远房产公司、仁和房产公司、和润房产公司、嘉正房产公司等开发的其它小区。土储中心对于案涉房屋的权属情况不清楚，只是履行货币安置协议中的委托付款义务。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4日，王子才与东泰公司签订《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东泰公司为出卖人、甲方，王子才为买受人、乙方。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定购的商品房为波尔卡城邦4栋2单元6-3号商品房，预测建筑面积104.96㎡”，第二条约定“乙方定购的商品房按建筑面积计价，单价3500元/㎡，总价367360元。一次性付款单价3334.73元/㎡，总价350013元”。第五条约定“自本《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由甲方通知乙方到波尔卡售楼现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付款方式缴纳房款……”协议还对案涉房屋买卖的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4日，王子才东泰公司支付案涉房屋购房定金30000元，东泰公司向黄友芳、王杰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王子才波尔卡城邦购房定金4-2-6-3叁万元正”。 2015年10月5日，王子才与土储中心签订《城市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土储中心为甲方，王子才为乙方，双方就货币化安置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第一条“被征收房屋安置基本情况”约定“乙方原产权面积为42.91㎡，安置面积为85㎡”，第二条“安置方式”约定“乙方自愿在波尔卡城邦楼盘选择建筑面积为104.96㎡的商品房（门牌××进行安置……”，第四条约定“甲方补偿乙方的以上安置款共计225313.2元，由甲方转账至开发商；乙方购买的商品房超出甲方补偿给乙方安置款部分的，由乙方自行与开发商结算”。协议签订后，王子才向东泰公司支付价格补差的购房款134850元，2015年10月14日，东泰公司向王子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王子才波尔卡城邦购房款4-2-6-3壹拾叁万肆仟捌佰伍拾元正。” 2016年2月2日，土储中心通过其名下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账户（账号：88×××42，以下简称4042账户）向东泰公司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账号：23×××44）支付款项共计10199806元，该款项中包括应支付给黄友芳、王杰的安置补偿款225313.2元。东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攀枝花市仁和区城市房屋征收中心）安置资金（波尔卡城邦）壹仟零壹拾玖万玖仟捌佰零陆元正”。 另查明，根据攀枝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原攀昆联合带钢厂货币化安置户所选波尔卡城邦房屋情况》显示，案涉房屋坐落于攀枝花市，合同备案登记在第三人蒲雪松名下，合同备案号为81163，备案登记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第三人蒲雪松向本院主张，蒲雪松于2014年向东泰公司出借款项，东泰公司将其名下所有的位于攀枝花市房屋备案登记至蒲雪松名下，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案涉房屋系提供担保的房屋之一。2017年5月18日，蒲雪松因与东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蒲雪松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限额查封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4套房屋。2017年7月3日，本院作出（2017）川0108民初320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攀枝花市（合同备案号81163）房屋，并于2017年7月12日办理了限制登记。2017年12月28日，本院作出（2017）川0108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判令东泰公司向蒲雪松归还借款本金4410000元及利息、逾期还款利息。2018年5月2日，蒲雪松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8）川0108执1407号案号予以立案。执行过程中，保全查封自动转查封。后黄友芳、王杰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执行裁定书（2019）川0108执异213号，对于原告提出的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的执行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并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 还查明，其《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录》显示王杰名下有位于都江堰市（查询单号：22161171）显示该房屋为“签约备案”，此外黄友芳名下无住房。 庭审中，原告和第三人一致确认2016年2月2日，东泰公司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给原告，第三人认可原告已经足额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同时，庭审中，原告陈述第三人和原告仅签订《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并告知该协议即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签订其他书面合同，第三人对此予以认可。 庭审中，被告陈述第三人为向被告借款，提供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4套房屋备案在被告名下目的是为第三人向被告借款提供非典型担保措施。 本院审理的（2017）川0108民初3205号卷宗证据材料中，2015年6月4日，蒲雪松（甲方）和东泰公司（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第二条特别约定载明，乙方（即东泰公司）将所拥有的“波尔卡城邦”房产项目的未出售的房屋以每平方米1500元的价格出售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蒲雪松）做为担保，共计15套，总价为251万元，单房总价以及买卖双方的具体约定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与乙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2015年7月20日，蒲雪松（甲方）和东泰公司（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第二条特别约定载明，乙方（即东泰公司）将所拥有的“波尔卡城邦”房产项目的未出售的房屋以每平方米1500元的价格出售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蒲雪松）做为担保，共计18套，总价为301元（此处缺少“万”字，应为笔误），单房总价以及买卖双方的具体约定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与乙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城市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收据、缴费清单、(2019)川0108执异209号《执行裁定书》、(2017)川0108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108民初3205号卷宗全套材料以及相应执行案件全套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分主张实体权利，而请求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阻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争议关键在于原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核心是原告的房屋居住权利这一基本宪法性权利和被告一般债权受偿权利这两种权利共存时如何认定受到法律优先保护顺位的问题。综合诉辩意见，该关键问题包括两个具体问题：一、第三人和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是否已经实际足额支付购房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原告在被告申请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并已向第三人支付完毕购房款和办理完毕房屋转移登记的相关手续，且原告对于案涉房屋未能办理转移登记并没有证据证实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第三人已经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原告，第三人已经收到原告购买案涉房屋的全部购房款，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对合同的主要义务予以履行，应当认定在法院查封房屋前，原告和第三人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故原告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并入住，享有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对于原告关于停止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此外，虽然本案原告和第三人最终未能依据《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签订正式书面买卖合同，但是通过原告和第三人在案涉房屋买卖过程中的履行情况即付款和房屋交付、转移占有使用行为，表明双方已经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项下主要义务，同时《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条款内容看，包含房屋的坐落、价款、面积、购房者、出售者等基本信息，具备买卖合同基本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波尔卡城邦商品房（住宅）定购协议》实质为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仅具有预约性质的定购协议。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和第三人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被告，并约定价款，但是被告在庭审中并未举证证实将案涉购房款支付给第三人，同时被告陈诉案涉房屋系作为第三人向其借款而提供的担保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本案中，第三人和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被告。后第三人又将案涉房屋出售原告，收取原告的购房款，并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给原告占用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被告对第三人享有仅是普通债权，而原告对第三人享有的居住权，该项权利属于基本人权，在权利位阶保护秩序方面应优先于一般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同时鉴于第三人就案涉房屋存在一房二卖行为，被告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其主张权利，但不影响原告主张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中本院支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关于原告提出确认诉争房屋所有权及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原告对诉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可以请求第三人协助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并非直接享有物权，并且产权的办理还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审查，故对原告关于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案外人异议之诉主要是针对排除执行的审理，查封措施的解除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原告可另行主张。 关于案涉房屋备案是否影响原告和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制度属于房产管理部门对合同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旨在对在售商品房现状进行行政管控，防止开发商一房二卖或有其他违规行为，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有效举措之一。《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不能直接对备案涉及当事人产生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变动法律后果，而作为不动产的商品房产生物权变动一方面需要当事人达成书面合意，另一方面需要履行相应变动公示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庭审中第三人和被告的陈述，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4套房屋在被告和第三人的借款合同纠纷中，第三人用作向被告借款的保障手段，被告和第三人并没有基于案涉房屋建立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没有实际占用使用案涉房屋，或向第三人支付购房款，被告没有完成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因此不能凭案涉房屋备案在被告名下以及被告和第三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即认定被告和第三人已经就案涉房屋达成真实买卖合意。反观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第三人已经实际交付案涉房屋给原告占有使用至今，双方已经完成房屋买卖合同主要义务，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故案涉房屋备案登记在被告名下并不能产生否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就案涉房屋建立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房屋备案是否是设立抵押权具体表现的问题。根据在案证据，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并未就案涉房屋签订书面抵押合同并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公示手续，仅办理房屋备案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故案涉房屋备案登记行为并没有设立有效的抵押权。因此，案涉房屋备案在被告名下不能得出案涉房屋已经由第三人抵押给被告的结论，案涉房屋备案不是抵押担保措施之一，没有依法设立抵押权，不能产生有效抵押权的法律后果。 关于第三人和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用以保证借款是否构成非典型担保的认定问题。本案中，被告和第三人庭审中陈述第三人向被告借款，提供案涉房屋作为担保措施。被告和第三人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办理备案登记，因此考察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实为借款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处理此类纠纷的基础。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被告和第三人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之前或者之后，为保证民间借贷合同的履行签订了包括商品买卖合同在内的买卖合同的，双方约定当作债务人的借款人不能清偿债务时，需将担保标的物的商品房或者其他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作为债权人的出借人的，签订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买卖合同的目标，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是让与担保。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性担保物权。另一关联概念是后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与债权人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将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作为担保标的物，但权利转让并不实际履行，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须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债权人，债权人据此享有的以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让与担保和后让与担保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担保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的时间上，而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权利转移的性质、价值、功能以及归属定位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出借人（债权人）与借款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又以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如果发生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同时转移的外观，则构成让与担保；如果尚未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外观，则可以构成后让与担保。按照物权法定原则，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而让与担保或者后让与担保则以转移所有权为外观的物的担保，是债务人利用转移所有权的法律手段来达到担保债权的经济目的。因此让与担保是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而抵押权则无需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两者的主观意图存在明显差别，在没有抵押意思或主观目的之下，将让与担保等同于抵押，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前述已经分析，案涉房屋的备案行为并不构成物权法上的有效抵押，其并未经过法定公示程序。同时物权变动效力方面，应当根据物权法定和物权公示原则，不宜认定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性担保的物权效力，即让与担保仅为债权担保方式，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抵押权具有当然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让与担保是以转让标的物权利的方式来达成债权担保的目的，和典型的抵押、保证、质押等法定担保方式存在差异。让与担保中，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目的并非是为了履行买卖合同，出卖人从来没有将标的物卖给对方的意思，双方的真实意思都是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故第三人以和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形式作为第三人向被告借款的非典型的担保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让与担保情形。虽然被告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主张申请拍卖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4套房屋以偿还债务，但前述已经阐明在原告的居住权和被告的一般债权同时需要实现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法律应优先保护作为一般人权范围的居住权利，以彰显法律规定的本质和内在精神。同时通过前述分析，被告对案涉房屋享有普通债权，仅为债权担保方式，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原告对案涉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利性质为生存权，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债权优先于被告的普通债权，应当坚持生存权益优先原则。故被告的债权实现应当另寻合法途径解决。 关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是否应当参与本案诉讼问题。因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争议标的物直接关联的案外人，而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不属于上述三个主体范围之列，且对于本案最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且在案证据也充分证实该中心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关联事实，无需追加其辅助查明事实，故本院不在本案中追加其作为本案当事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停止执行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房屋； 二、驳回原告黄友芳、王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黄友芳、王杰负担100元，被告蒲雪松负担6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有志 人民陪审员  吴琪玲 人民陪审员  陈远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杜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