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1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守志，男，197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秀芝，女，1954年2月14日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扶余市，现住扶余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佳鑫，女，2009年3月26日生，汉族，学生，现住扶余市。法定代理人：张淑影，女，1983年3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平，吉林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负责人：崔永刚，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影，女，1986年8月10日生，汉族，公司职员，现住松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杉，男，1995年9月16日生，汉族，公司职员，现住吉林省扶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帆，男，1988年1月8日生，汉族，司机，现住扶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柏利，扶余市鼎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扶余市运通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扶余市三岔河镇道西街。法定代表人：赵振和，系经理。上诉人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帆、扶余市运通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守志、于佳鑫的法定代理人张淑影及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平，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影、孙杉，被上诉人杨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柏利，运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振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吉0781民初422号判决；2.依法对甘守志、马秀芝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三项请求依法改判；3.依法对于佳鑫的后续治疗费、交通费、复印费三项请求改判；4.依法改判由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5.由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第一，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地点路口类型为三支分岔路口。《道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二，该路段属学校区域。根据GB5768.8-2018《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8部分：学校区域规定，学校区域车速不高于30km/h。对于学校区域，定义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校门上、下游150m半径范围内的道路。根据《道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第三，《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杨帆显然违反了该条规定。受害人甘振林因横过道路时未依法下车推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从以上违法程度上看，杨帆明显存在更大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杨帆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即使按一审认定双方过错责任相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杨帆应当承担60%以上的赔偿责任。基于本次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系杨帆存在三处违法行为(交叉路未减速、让行，超过限速标志高速行驶，未安全、文明驾驶），甘振林存在一处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杨帆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为80%以上。（二）对于甘守志、马秀芝请求：1.甘守志、马秀芝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482,752元（30,172元×16年）。第一，甘守志、马秀芝已经提交了扶余市公安局西南派出所、联盟街道西南社区、扶余市宇泰物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能够证实甘振林在城镇居住已经满一年的事实。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有瑕疵而未采信。对于有瑕疵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并未就该证据向制作单位及制作人进行核实。第二，一审法院依职权对甘振林经常居住地情况进行了调查，被调查人为东九号村村民钟景利：“在村里能经常看见甘振林，甘振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本村居住生活。”对于该证言，首先其证明力不高于西南派出所和联盟街道西南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的证明力；其次东九号村就在市区近郊，距离住地并不远，事发当天是中秋节，带着孩子回农村看看是人之常情；再次，证人应出庭作证。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从保护受害者利益出发，在两种标准存在交叉的情形下，应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赔偿标准，极力保护受害人权益。同时，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十七条关于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中提到，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而且多个省份已经统一了城乡居民赔偿标准。2.被扶养人马秀芝生活费167,955元（22,394元×15年÷2），主张合理。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马秀芝为受害人甘振林配偶，属于其近亲属。第二，从年龄上，任何人都必将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三）、（四）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知的事实、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达到一定年龄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可以推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人。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60周岁是享受扶养费的最低年龄。甘振林死亡时，马秀芝已经65岁，应认定为无劳动能力。第三，对于无生活来源，马秀芝在城镇居住，虽有承包田，但收入不足以维持本人生活；第四，对于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被扶养人户籍地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既熟悉被扶养人的日常生活，又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其出具的被扶养人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具有证明力。3.甘守志、马秀芝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主张合理。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受害人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本案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消费水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确定因素还要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本案侵权人为杨帆和运通公司，且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有赔偿能力。再反观受害人家庭，受害人甘振林与妻子相依为伴，并替在外打工儿子一家照顾孩子，每天可以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旦他离去，已经年老的马秀芝和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甘守志夫妇照顾，甘守志夫妇不能再外出打工挣钱，精神、经济双重打击接踵而来。况且，吉林省各法院甚至扶余市人民法院对类似案件判决中也支持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对于于佳鑫请求：1.关于后续治疗费用16,200元。经鉴定，于佳鑫18周岁以后行21牙齿缺损修复治疗义齿安装费用为900元/颗（更换年限为5年）。一审法院支持20年期4次义齿安装费用，不符合实际。更换4次，那时于佳鑫年仅38岁，以后要更换，就需要更换一次主张一次权利。根据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20年人均寿命达到77.3岁。因此主张更换12次[（77.3-18）÷5]义齿，符合我国人均寿命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根据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2.关于交通费10,932元。于佳鑫事故发生后入扶余市人民医院治疗，因生命垂危，遵医嘱转往上级医院治疗，并于当日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行诊疗，病情稳定后于当日返回扶余市人民医院治疗；2019年9月14日因病情加重又遵医嘱转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治疗5天，病情平稳，于2019年9月19回扶余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发生四次因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计10,800元；2020年3月26日去长春进行司法鉴定花费交通费132元，合计10,932元。对于于佳鑫去长春于当日返回，次日又去长春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及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不能理解，认为是自行扩大损失。但是，作为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重伤的家庭来说，于佳鑫在长春治疗必然要多支出治疗费用，又要处理丧事，考虑到经济支付能力，在于佳鑫病情平稳后，回扶余治疗是当时情形下的权宜选择。但回扶余后，于佳鑫病情又加重，无奈又再次返回长春治疗。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痛。3.关于复印费35.2元。于佳鑫因本案事故造成伤害住院，病历复印费是必然支出，其提供了病历，而且根据于佳鑫一审的证据目录，三次住院病历有79页，当时开庭时一审法院要求于佳鑫提供三份完整病历，后去鉴定时，鉴定机构要求复印一份完整病历。于佳鑫在一审中提供了病历复印费收据1枚，该损失客观真实。（四）一审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第一，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根据此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即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而非第六条，并在此基础上适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综上，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杨帆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1.扶余市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详细记载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责任划分，杨帆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甘振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庭审中，播放的事发时的视频和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相互认证高度吻合，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杨帆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事发时是杨帆驾驶的客车车头中部偏左侧与甘振林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右侧接触碰撞，发生事故是在东西向第二车道，以上事实由视频资料予以证明，双方均对该事实认可，一审法院依据过失相抵原则以及事发时的过错程度、原因力，判定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该比例杨帆认可，而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要求杨帆承担80%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计算，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有瑕疵，且不符合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定的形式要件，而人民法院调取的三岔河镇东九村号村书记钟景利的证言，充分证实甘振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本村居住生活，结合事发时甘振林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从东九号家中出发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定以农村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要求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没有证据证明。3.马秀芝有6亩土地，有经济来源，请求马秀芝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精神损害抚慰金判定30,000元正确，原因是甘振林在该起交通事故中有过错。5.关于于佳鑫安装义齿年限，一审法院暂按20年限计算给付于佳鑫4次安装义齿费用36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于佳鑫主张按照60年12次安装义齿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已经给于佳鑫留有诉权。6.关于于佳鑫交通费当日从扶余医院去吉大一院的交通费2800元，次日又回到吉大一院的交通费2800元，两次合计5600元属于于佳鑫自行扩大损失，不符合常理，应由其自行承担扩大损失5600元。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与杨帆答辩一致。复印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另外要求80%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运通公司辩称，与杨帆答辩意见一致。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改判我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按照次要责任30%赔偿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一、二审诉讼费由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错误。杨帆在我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在此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第二十三条：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进行核实，导致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综上，我司应按照次要责任比例30%赔偿，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我司的上诉请求。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辩称，1.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其进行审查认定。2.杨帆驾驶过程中，在交叉路口未减速、让行，超过限速标志高速行驶，在后追尾，造成本案交通事故。我方认为，杨帆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以上的责任，按80%赔偿比例赔偿受害人损失。杨帆辩称，认可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运通公司辩称，认可人寿保险公司上诉。甘守志、马秀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疗费1063.18元；2.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267.02元（161.93×14天×1人）；3.死亡赔偿金482,752元(30,172元×16年)；4.被扶养人马秀芝生活费167,955元；5.交通费5200元；6.丧葬费34,266.5元；7.停尸费833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751,833.7元。于佳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疗费32,313.4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900元；3.营养费3000元；4.后续治疗费16,200元；5.护理费161.93元/天×（1天×2人+5天×2人+63天+30天）=17002.65；6.交通费10,932元；7.复印费35.2元；8.购买纸尿裤、护理垫及颈托费用195元，以上各项损失总计86578.33元。上述损失均要求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要求该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再有不足部分要求运通公司和杨帆承担80%的连带赔偿责任，由杨帆、人寿保险公司、运通公司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3日10时许，甘振林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三岔河镇郊九号村去扶余市大连物流家属楼途中，沿扶余市公用街由北行驶至与三岔河大街交汇路口处，在横过三岔河大街去三岔河大街路北大连物流家属楼过程中，与沿三岔河大街由东向西行驶的由杨帆驾驶的吉J×××15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相撞，致甘振林及其电动车上的乘人于佳鑫受伤，两车损坏，甘振林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扶余市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甘振林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杨帆承担次要责任，于佳鑫无责任。对于该责任认定，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有异议。事故发生后，于佳鑫于2019年9月13日入扶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9月14日遵医嘱转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继续治疗，诊断为：创伤性湿肺、左顶部皮下软组织肿胀伴血肿形成、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右侧液气胸、头皮裂伤缝合术后、盆腔积液、枕骨大孔右侧骨折、骨盆骨折、牙体缺损等，住院5天。于2019年9月19日入扶余市人民医院继续治疗63天，于2019年11月21日出院。吉J×××15号宇通客车由运通汽车公司管理，车主是杨帆。吉J×××15号宇通客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内。因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与杨帆、人寿保险公司、运通公司协商未果，为维护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合法民事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3日10时许，甘振林（系甘守志父亲、马秀芝丈夫）驾驶雅迪牌电动自行车由三岔河镇郊东九号村去扶余市大连物流家属楼途中，沿扶余市公用街由南向北行驶至与三岔河大街交汇路口处，在横过三岔河大街去三岔河大街路北大连物流家属楼过程中，与沿三岔河大街由东向西行驶的由杨帆驾驶的吉J×××15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相撞，致甘振林及其电动车上的乘人于佳鑫受伤，两车损坏。事发后甘振林当即被送入扶余市人民医院救治，在此医院支付医疗费1063.18元，由于其伤情严重，甘振林亲属在当日即雇佣120救护车将其送往长春救治，途中死亡。此事故经扶余市交警大队认定，甘振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杨帆负次要责任，于佳鑫无责任。另查明，于佳鑫受伤后，当即被送入扶余市人民医院救治，其在此医院住院治疗1日，在门诊及住院期间共支付医疗费3350.88元，诊断为：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创伤性湿肺、左顶部皮下软组织肿胀伴血肿形成、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右侧液气胸、头皮裂伤缝合术后、牙体缺损等伤情；事发当日于佳鑫在扶余市人民医院救治后并于同日被送至吉大一院救治，其本次在此医院门诊支付各种检查费总计2679.16元，其于此医院门诊检查后当日又转回至扶余市人民医院继续治疗；次日即2019年9月14日于佳鑫又转院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救治，其在此医院住院治疗5日，诊断为：创伤性湿肺、右侧多发肋骨骨折、骨盆骨折、枕骨大孔右侧骨折、头皮裂伤缝合术后、牙体缺损等伤情，住院期间五日均为特级护理，其本次在此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期间共支付医疗费14,000.11元；于佳鑫于2019年9月19日从吉大一院出院后又转回扶余市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其本次住院在此医院共住院63日，共支付医疗费11668.73元，诊断伤情同上，于佳鑫在扶余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于2019年11月14日去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对其右耳进行了检查，其在此医院门诊支付检查费411.60元；为鉴定需要于佳鑫去吉林大学口腔医院门诊支付挂号费8元。另查明，杨帆驾驶的肇事车辆登记在运通公司名下，此车实际所有权人为杨帆，双方系挂靠关系。此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此次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内。又查明，甘守志对扶余市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不服，向松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松原交警支队作出了“维持扶余市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又查明，事故发生后沈阳佳实司法鉴定中心受扶余市交警大队的委托对此次事故两肇事车辆接触部位、接触点、行驶轨迹、行驶速度及事故过程再现等作出了五项鉴定意见，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此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于佳鑫对其伤情提出了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通过松原中院进行了委托鉴定。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于佳鑫本次所受外伤不构成伤残等级；2.于佳鑫18周岁以后行21牙体缺损修复治疗义齿安装费用900元/颗（更换年限为5年）；于佳鑫左膝关节增生性瘢痕修复费用为人民币5400元；3.于佳鑫出院后的护理期限以30日为宜，营养期限以30日为宜。于佳鑫为此支付鉴定费3300元。上述鉴定意见，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从扶余市交警大队调取了事故卷宗中平面图、现场照片、于佳鑫及杨帆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视频监控录像等证据，并进行了庭审质证；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扶余市三岔河镇东九号村书记钟景利笔录一份；在一审法院要求下，扶余市交警大队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了“扶余市三岔河大街道路走向情况说明”一份。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如下：一、对甘守志与马秀芝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综合评判如下：1.甘守志与马秀芝主张为抢救甘振林在扶余市人民医院门诊支付检查费1063.18元，此次住院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2.关于按照161.93元/日标准计算主张14天1人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依据上述规定，考虑甘守志在城镇居住生活且已购买固定房屋的事实，酌情参照吉林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161.93元/日计算给付甘守志7天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161.93元/日×7日=1133.51元。3.关于甘守志、马秀芝按照城镇居民标准30,172元/年计算主张甘振林16年死亡赔偿金482,752元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死者甘振林出生于1955年9月4日，于2019年9月13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故主张16年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经查明，甘振林户籍所在地为扶余市三岔河镇东九号村，甘守志、马秀芝主张甘振林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经审查认为，甘守志、马秀芝提交的扶余市公安局西南派出所和联盟街道西南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仅有公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且上述两份证明出具的时间均为2019年9月17日，记载的内容均为“甘振林现居住宇泰一号小区16号楼4单元18层1802室”，此内容与甘振林于2019年9月13日因交通事故已经去世的事实相矛盾，联盟街道西南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虽在后面又书写了“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12日居住”的内容，但显然此段话是后添加所形成，综上，上述两份“证明”在形式上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内容方面与事实相矛盾，故对上述两份“证明”不予采信；甘守志、马秀芝提交的扶余市宇泰物业有限公司的“居住证明”除有此公司公章外，虽有个人签名，但该签名人（具体是什么名字看不清）是否在该公司工作及在该公司任何种职务不清，且该证明内容虽记载“甘振林于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12日在宇泰小区16号楼4单元1802室居住”，但一审法院调取的东九号村书记钟景利证言证实“在村里能经常看见甘振林，甘振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本村居住生活”，结合事故发生时甘振林驾驶电动自行车系从东九号村其家中出发的事实，能够认定甘振林经常居住生活地为农村而非城镇；甘守志、马秀芝提交了扶余市慧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证明，用以证实甘振林于2017年6月在此公司从事更夫等工作月工资1800元的事实，但经审查，此“证明”除有此公司公章外，尚有“商立国”签名，而此人与该公司关系无法核实，且甘守志、马秀芝亦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对其欲证实的上述甘振林打工及工资的事实予以佐证，故此“证明”不具有证据的客观、关联及合法性，对此“证明”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甘守志、马秀芝并未提供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甘振林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已在城镇连续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故甘守志、马秀芝参照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0,172元/年计算主张死亡赔偿金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依法应参照2018年度吉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3,748元/年计算给付16年的死亡赔偿金。4.关于“被扶养人马秀芝生活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马秀芝系交通事故中死者甘振林的妻子，其虽是甘振林的成年近亲属，但经查明，甘振林和马秀芝在扶余市三岔河镇东九号村共分得承包田6亩，此土地虽未自己耕种，但有土地发包收入及国家发放的一定数额的直补款。同时甘守志作为马秀芝的儿子，在马秀芝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时依法对马秀芝有赡养的义务，故主张马秀芝生活费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甘守志、马秀芝提交的扶余市三岔河镇东九号村于2020年3月2日出具的证实马秀芝无生活来源的证明不具有客观性及合法性，依法不予采信。5.甘守志、马秀芝主张事发当日雇佣120救护车去长春救治甘振林往返支付交通费5200元，并提供了发票一枚予以证实，经审查，该票据具有客观、关联及合法性，依法予以采信，且结合事发时甘振林手上特别严重危及生命的客观实际情况，对此项请求予以支持。6.结合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甘守志、马秀芝作为本次交通事故中死者甘振林的近亲属主张丧葬费34,266.5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7.甘守志、马秀芝主张停尸费8330元，其虽提供了扶余市殡葬服务中心停尸费收据予以证实，但此项请求已包含在丧葬费中，甘守志、马秀芝已主张了丧葬费，已予以支持，故主张停尸费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8.甘守志、马秀芝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结合甘振林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事实、甘振林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此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消费水平，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二、关于原告于佳鑫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综合评判如下：1.于佳鑫在乘坐死者甘振林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受伤，其于事发当日在扶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日，其在门诊及住院期间共支付医疗费3350.88元；次日于佳鑫转院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救治，其在此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期间共支付医疗费16,679.27元；于佳鑫于2019年9月19日从吉大一院出院后又转回扶余市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11668.73元；于佳鑫在扶余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于2019年11月14日去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对其右耳进行检查支付门诊检查费411.60元，于佳鑫在鉴定机构的要求下去吉林大学口腔医院门诊检查，其支付了挂号费8元，上述于佳鑫支付的医疗费总额为32,118.48元，其主张上述医疗费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于佳鑫主张其余损失195元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2.于佳鑫为治疗伤情三次住院共计69日，故其主张此69日伙食补助费6900元事实及法律依据充足，依法予以支持。3.于佳鑫按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已予以采信的鉴定意见中确定的营养期限30日并参照伙食补助费标准100元/日计算主张营养费30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按照30元/日标准给付营养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4.于佳鑫在此事故中牙齿受损，经鉴定，其18周岁以后行21牙体缺损修复治疗义齿安装费用为900元/颗（更换年限为5年），对此已予以采信。故于佳鑫主张义齿安装费用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于佳鑫按照60年限主张12次义齿安装费用于法无据，暂按照20年限计算给付于佳鑫4次义齿安装费用共计为3600元，如20年后确有继续安装义齿的必要，于佳鑫可另行主张权利；安装义齿目的是为了恢复受损牙齿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属于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符合残疾辅助器具的特征，故于佳鑫主张的义齿安装费用应作为残疾辅助器具费，依法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进行赔付；于佳鑫左膝关节增生性瘢痕修复费用经鉴定为人民币5400元，对此已予以采信，故此项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充足，依法予以支持。5.于佳鑫伤情经鉴定出院后的护理期限为30日，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依法已予以采信。经审查，于佳鑫于事发当日在扶余市人民医院住院1天为二级护理，次日转院至吉大一院住院治疗5天均为特级护理，从吉大一院转院回到扶余市人民医院继续治疗期间9月19日为一级护理，9月20日至2019年11月21日出院共62日均为二级护理，故于佳鑫主张其住院期间共6日按2人护理工标准其余63日按照1人护理工标准及其出院后30日护理期均按照1人护理工标准并参照吉林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161.93元/日计算给付其护理费17,002.65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6.于佳鑫主张的交通费问题，其代理人陈述：事发当日于佳鑫在扶余市医院入院之后因病情危急当日即雇佣120救护车转院到吉大一院就诊支付交通费2800元；家属认为病情有所缓和于当天又回到扶余医院支付交通费2800元；回到扶余医院后次日即9月14日根据医嘱又转到吉大一院住院治疗支付交通费2800元，9月19日从吉大一院出院回扶余支付交通费2400元，并提供了发票四枚予以证实，综上，于佳鑫主张上述交通费总计10,800元。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依据上述规定，结合于佳鑫的伤情，对事发当日于佳鑫亲属雇佣120救护车将其从扶余市医院转院至吉大一院救治支付交通费2800元依法予以支持；于佳鑫提供的2019年9月19日长春市爱鑫出院服务站的发票能够充分证实此日于佳鑫从吉大一院出院后雇佣此服务站的车辆回到扶余市人民医院支付交通费24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主张此交通费2400元依法予以支持；于佳鑫主张事发当日去吉大一院检查后于当日又回到扶余市医院支付交通费2800元及次日又转院去吉大一院救治支付交通费2800元，此往返支付的交通费系于佳鑫法定代理人自行扩大的损失，于佳鑫主张此5600元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于佳鑫主张去长春鉴定支付往返火车费132元，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经审查，上述火车费票据记载的乘车时间与鉴定意见书记载的鉴定日期均为2020年3月26日，且于佳鑫为未成年人，其在母亲张淑影陪同下去长春鉴定具有客观性，故对于佳鑫主张去长春鉴定支付交通费132元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法予以支持的于佳鑫交通费为5332元。7.于佳鑫主张复印费35.2元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于佳鑫主张购买纸尿裤、护理垫及颈托195元，并提供了相关票据予以证实，结合于佳鑫伤情及受伤部位，且吉大一院长期医嘱单上记载了“气垫床护理及颈托固定”的事实，对此项请求依法予以支持。8.关于诉讼费及鉴定费负担问题，交强险及各类商业保险条款制定主体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该协会只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并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保险业的全国性自律组织，是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其制定的这些条款既不是行政法规也不是行政规章。而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而鉴定费用是为明确损害程度及赔偿数额而支付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交强险条款及商业保险合同条款均是由保险人出具的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保险人利用格式合同的制定权利制定保险公司绝对不支付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的条款违反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属无效条款，故人寿保险公司辩解其公司不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依法应予赔偿。甘振林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横过道路时未下车推行，未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与驾驶车辆上路超速行驶的由被告杨帆驾驶的车辆相撞，致甘振林及其车上乘人于佳鑫受伤，甘振林送医院途中死亡。甘振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杨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及《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杨帆的过错行为侵犯了甘振林、于佳鑫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杨帆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此保险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合法损失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依法应由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按照被告杨帆在此事故中的过错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扶余市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本起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形成过程及甘振林横过道路、被告杨帆驾车超速行驶的事实清楚，对上述事实依法予以采信。甘守志、马秀芝认为，甘振林横过马路是事实，但其横过马路已经通过中心线到达道路最右侧，由于杨帆超速驾驶在后面追尾才导致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地点为T字路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应减速慢行，且事发路段系学校区域，依据《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8部分规定，学校区域限速为30km/h,杨帆驾驶速度为67.3km/h，属严重超速，故此事故中甘振林应负次要责任，杨帆应负主要责任，而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已予以采信的鉴定意见中确定“杨帆驾驶的客车车头中部偏左侧与甘振林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右侧接触碰撞；两车接触点在东向西第二车行道内；电动自行车沿公用街由南向北行驶至三岔河大街向西左转弯后继续沿三岔河大街由东向西在第一车道内靠近道路中央分界线行驶至事故地点右转横过道路；客车碰撞前在事故现场南侧视频图像系统时间9：47:55第13至17帧是行驶速度为67.3km/h”，由上述结论可知，杨帆驾驶的客车超速是事实，但其车并非是在甘振林车后面追尾引发的交通事故，而是甘振林横过道路与杨帆超速行驶两个原因力共同作用下导致的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且结合甘守志、马秀芝提供的照片、一审法院从交警队调取的事故现场及附近照片、视频监控录像等，能够认定事发地点并非正是在T字路口，也并非正是在路口前方的学校区域内，故甘守志、马秀芝主张事发地点在T字路口处且在限速为30km/h的学校区域内事实证据不足，对此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速车道……”，而本事故中杨帆驾驶的客车系沿三岔河大街由东向西靠右侧在第二车道行驶时发生的事故，依据上述规定，杨帆驾车行驶的车道应为慢速车道，且从监控录像及现场照片可知事发地点即将接近T字路口处和路口前方的学校区域（此区域已设有警示标志），而杨帆作为司机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依法应减速慢行，但杨帆未尽安全注意义务仍违法超速行驶，其违法行为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其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责任。而甘振林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依法下车推行，其违法行为对本次交通事故及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具有因果关系，其亦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责任。甘守志、马秀芝认为杨帆在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甘振林应承担次要责任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甘振林与杨帆对于本次交通事故及损害后果的发生双方过错责任基本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甘振林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依法下车推行，其对事故发生有一定过错，依据上述“过失相抵”原则，可适当减轻机动车驾驶人杨帆的赔偿责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因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帆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故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约定，此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应承担30%赔偿责任，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民事责任的一种证据，而非唯一标准，责任认定并不能等同于民事赔偿中的责任分担，事故责任亦并不等同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且商业保险合同的“按责赔偿”条款并未对责任性质作出严格限定（事故责任或是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所确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比例；商业第三者险作为一种责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因过错所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基于此原理，应根据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过错赔偿责任来确定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而不应以事故责任确定。综上，并结合保险法相关规定中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此项辩解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结合事故成因、甘振林与杨帆在此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酌情确定双方各承担过错责任的50%，故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对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合法损失交强险赔偿限额外的不足部分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其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30%赔偿责任依法不予支持。甘振林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其近亲属甘守志与马秀芝依法即取得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本事故中于佳鑫亦受伤，故依法应按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因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的合法损失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已能够得到足额赔偿，故杨帆与运通公司在本案中均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甘守志与马秀芝医疗费损失人民币219.3元；在机动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甘守志与马秀芝各种损失总计人民币100,986.45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甘守志与马秀芝各种损失总计人民币95212.72元。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于佳鑫损失人民币9780.70元；在机动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于佳鑫各种损失总计人民币9013.55元。四、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于佳鑫各种损失总计人民币27,376.94元。五、驳回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其他诉讼请求。六、运通公司与杨帆在本案中均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审期间，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围绕上诉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国家标准，用以证明学校区域是指校门周边150m范围内道路，而本案事故发生地距离校门口90m。2.校门口至事故地点实际测量视频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地点距离校门口实际测量是90m，属于学校区域。3.交通事故现场略图，用以证明肇事大客车追尾电动车的事实。4.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及全国各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同命同价汇总，用以证明同名同价是人身赔偿的价值追求，吉林省虽没有实施，但必然会实施。5.（2015）扶民初字第3071号民事判决一份，用以证明该案的受害人在他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中受害，构成一级伤残，扶余市法院支持5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距该案已经过去了4年多时间，扶余市的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在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精神抚慰金不得低于5万元的标准。6.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报及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用以证明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是77.37岁，202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3岁，建议按此年龄计算于佳鑫应更换12次义齿。7.扶余市人民医院入院出院记录，用以证明事故当天，于佳鑫到吉大一院进行抢救的事实，往返交通费已提交正规票据。8.扶余市宇泰物业有限公司的居住证明一份、扶余市公安局联盟派出所的居住证明一份、扶余市联盟街道西南社区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甘振林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人寿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3，指向一个意思，对证据没有异议，但根据事故的责任认定，一审法院进行了调查，并且提供视频在庭上播放，证明交通事故的经过及过程是没有问题的。测量事故发生地到学校门口90米没有异议，但杨帆驾驶公交属于正常行驶，就是在限速路段存在超速行为，才会判定他承担责任，不能说明杨帆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对于证据4，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吉林省并未实施，对其不予认可。对于证据5，因甘振林是主要责任，不同意5万元精神抚慰金。对于证据6，是平均寿命，本案更换牙齿是按年龄，法院也保护了后期的诉讼权，所以对其不予认可，对于证据7，当时一审法院已经核实，当天去吉大一院抢救，我们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没有扩大损失。对于证据8，物业的监控录像不能证实甘振林始终在宇泰小区居住，而扶余市公安局及联盟街道西南社区提出的证明，都是根据监控录像证实甘振林在城镇居住，也可能是看望亲属，故对三份证明不予认可。杨帆质证认为，对证据2的测量视频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是否在学校区域，一审法院已经依职权调取了交警部门的事故现场资料和当时的视频资料，详细记载了当时并非T字路口。就碰撞部位，也不是追尾。对证据8证明问题不予认可，三份证明都是基于录像，并未说实际居住，扶余市公安局联盟派出所及联盟街道西南社区的证明，都是基于宇泰物业公司证据基础上出具的证明。关于居住证明这一部分，一审已经开了四次庭，甘守志等有足够的时间对证据进行调查和补充，但现在这三份证据是对一审已经提供的证据进行的补充，这不合法，杨帆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人寿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运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8宇泰小区证明，因录像是偶尔的，不能证明甘振林什么时间入住该小区，在该小区住多长时间，这个证明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派出所和街道都是依据宇泰小区的证明进行的，不具有有效性。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杨帆的质证意见。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向法院提供证人钟景利出庭作证，证明甘振林分得的土地是3.15亩，甘振林在扶余市空心砖厂上班打工，有时回村里看看老房子，冬天时候不回来，在街里陪读和打工。甘振林、马秀芝、于佳鑫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与法院调取的证据前后不符，相互矛盾。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除甘振林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外，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如何划分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扶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了事故发生经过、分析了事故形成原因，并根据双方过错对交通事故所起作用的大小，确定了主次责任，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经松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后予以维持。现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故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予以采信。综合考虑交通事故发生过程，本院酌定杨帆在次要责任范围内承担40%责任，甘振林承担60%责任。关于赔偿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证人钟景利当庭陈述与其在一审中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相悖，被问及原因，钟景利陈述“我现在说的是真实的，法院在我家调查的，我当时说的是在空心砖厂打工，我很少看到他”，因钟景利的证言不具有稳定性，故对其所述的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现甘守志、马秀芝提供的扶余市宇泰物业有限公司的居住证明、扶余市公安局联盟派出所的居住证明、扶余市联盟街道西南社区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在人寿保险公司、杨帆、运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能够认定甘振林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甘振林的死亡赔偿金。关于应否保护马秀芝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因被扶养人减少的损失是受害人获得劳动收入后所应支付的相应扶养费，而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时甘振林已年满60周岁，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劳动能力，即受害人甘振林亦属于被扶养人，故一审法院不予保护马秀芝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问题，综合考虑甘振林在交通事故中存在的过错及当地的生活消费水平，一审法院酌定3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保护于佳鑫更换义齿年限问题。一审法院已明确如20年后确有继续安装义齿的必要，于佳鑫可另行主张权利，故一审判决未影响于佳鑫实体权利，并无不当。关于保护于佳鑫交通费用数额问题。于佳鑫在事故发生当日，遵医嘱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行诊疗，其在无医嘱说明病情平稳的情况下，于当日自行决定返回扶余市医院，又于次日转回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故该往返费用属于于佳鑫自行扩大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保护并无不当。关于于佳鑫主张的复印费问题，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保护并无不当。综上，本院确定甘守志、马秀芝的损失数额为：1.医疗费：1063.18元；2.死亡赔偿金数额：482,725元（30,172元×16年）；3.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133.51元；4.交通费：5200元；5.丧葬费34,266.5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于佳鑫损失数额为：1.医疗费：32,118.48元；2.伙食补助费：6900元；3.营养费：3000元；4.瘢痕修复费：5400元；5.义齿安装费：3600元（900元×4次）；6.护理费：17,002.65元；7.交通费：5332元。故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赔偿甘守志、马秀芝105,294.37元（219.3元+105,075.07元），赔偿于佳鑫14,705.63元（9780.70元+4924.93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应赔偿甘守志、马秀芝179,637.53元[（553,325.01元-105,075.07元+843.88元）×40%]，赔偿于佳鑫23,459元[（25,934.65元-4924.93元+37,637.78元）×40%]。因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的合法损失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已能得到足额赔偿，故杨帆、运通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甘守志、马秀芝105,294.37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甘守志、马秀芝179,637.53元。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于佳鑫14,705.63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于佳鑫23,459元。四、驳回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73元及鉴定费3300元，总计7273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负担4687元，由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负担2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46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中心支公司负担3973元，由甘守志、马秀芝、于佳鑫负担39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 丽审判员 李 铭审判员 杨小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