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7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清，男，汉族，1967年7月出生，个体户，住四川省会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海，北京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联军，西昌市西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会理县好兽医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会理县。 法定代表人：郑宏彬，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聪，四川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王荣清因与被上诉人会理县好兽医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好兽医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5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荣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海、蒋联军，被上诉人好兽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荣清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本次侵权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229.52万元；2.追加赵某、郑某为本案第三人，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3.被上诉人全额退还上诉人已交的猪场防疫款；4.判决被上诉人出具造成上诉人猪场严重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一切证明；5.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侵权行为人的认定不清，导致未查清客观事实。本案的侵权行为人应为好兽医公司、赵某、郑某，三侵权人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原审在查清案件事实过程中，应主动依职权追加赵某，郑某为本案的诉讼参与人，但是原审法院并未主动追加，上诉人请求追加。因未查清侵权客观事实，在未查清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判决结果显然不公正。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二、共同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过错，及因其过错导致事故损失扩大事实未查清。（一）被上诉人实施了以下违法的侵权行为，且主观上具有造成事故损失、放任事故损失扩大的重大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1.被上诉人实施了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销售的“普易安”适应症明确标明“用于治疗鸡敏感菌所引起的......”但是被上诉人用于猪的治疗。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47条第5项的规定“(五)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应视为假药，正是被上诉人超出规定范围用于猪的治疗，其售卖假药的行为导致了本次侵权事故。2.被上诉人所销售的“普易安（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可溶性粉）”、“维多力康（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根据农业部发布《乡村兽医基本用药目录》，该两种用药均为处方用药目录。被上诉人在销售该处方用药时，未见处方即随意售卖，事后也未补充处方和按规定保存，违反了《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第10条、11条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3.侵权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向职能部门及时报告事故，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故意的过错，其不作为属于故意拖延，直接延误应急处理和原因调查。被上诉人知晓用药后发生了母猪流产、死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按《兽药管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但是被上诉人怠于报告，仍然指示赵某、郑某擅自对事故进行非专业处理，导致事故未能及时控制和事故扩大，并直接延误事故原因无法进行鉴定。被上诉人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的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属于违法行为，导致损失扩大。（二）案外人赵某、郑某实施了以下侵权行为，且行为违法，具有造成事故损失、放任事故损失扩大、故意销毁鉴定样本的主观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1.在事故发生后，赵某、郑某在不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情况下，未经报告，擅自认为猪只中毒，为猪只采取系列解毒措施，其行为违反了《执业兽医管理办法》、《乡村兽医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规，主观上具有放任的过错，直接导致了本次侵权事故的发生。2.事故发生后，按《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28条、《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赵某、郑某应立即向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但是赵某、郑某怠于报告，也未采取隔离措施，擅自对事故进行非专业处理，导致事故未能及时控制和事故扩大化，并直接延误致使事故原因无法进行鉴定。其系列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主观上具有故意的过错，直接导致损失扩大。3.赵某、郑某在不具有鉴定资质、解剖资质、解剖专业技能和设备的情况下，擅自解剖样本，延误救治处理时限，销毁样本，导致事故未能及时控制和事故扩大化，并致使事故原因无法进行鉴定。三、一审将《鉴定意见》作为其主要裁判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鉴定意见》的性质属于鉴定报告，不具有新证据若干规定要求的合法要件；如果是专家论证，新证据若干规定已无专家论证的证据种类。该份《鉴定意见书》内容前后矛盾，既不能查明药物能否用于猪只，也无法查明药物过量的后果，如何能得出“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书》错误。首先，《鉴定意见》不符合证据规定所要求的形式要件：农牧局作为行政管理机构，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鉴定意见书》也未附鉴定单位的司法鉴定资质证明、法人资格证明等；相关专家无执业、职业、职称资格证明；《鉴定意见书》未经出具机构加盖印章。因此，《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其次，《鉴定意见》未经调查核实，科学验证，在对事实存疑的状况下，得出的“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四、一审法院在侵权事故“因果关系”认定上，刻意忽略被上诉人、赵某、郑某的系列严重过错行为，并未结合证据和对事实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和查明“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而是草率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在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证据湮灭、延误最佳鉴定时限，不能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仍然要求上诉人自行举证证明抽象且专业度极高的“因果关系”，显然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背司法裁判“法不强人所难”的内在原则，对上诉人显失公平。综上，被上诉人、赵某、郑某系侵权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他们的侵权行为是违法的，其侵权行为同损害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三者应对本次侵权事故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向上诉人赔偿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未尽到一个司法裁判者的谨慎办案义务，草率处理案件，适用法律不当，导致案件显失公平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好兽医公司辩称，一、上诉请求中的第二至五项超出一审诉请，属于新增的独立诉讼请求，答辩人不愿意在本案二审程序中进行处理。因此，请求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二、上诉人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是因为猪场感染猪瘟、生猪蓝耳病所致。上诉人猪场发生疫病后，表现症状与猪蓝耳病的表征非常一致，随后在北京生泰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郑维兵协助下，抽取30份血样送到生泰尔动物疫病检测与研究中心进行抗体检测。2018年l月11日上诉人收到检测结果，证实30份血样的猪瘟及猪蓝耳病抗体均为阳性，说明猪场感染了猪瘟及猪蓝耳病。2018年1月13日，上诉人在答辩人处购买了3440元治疗猪瘟及猪蓝耳病的兽药。通过一周的对症治疗后，整个猪场的疫病缓解。2018年1月20日后，未再发生猪死亡和流产。以上事实有《检测报告》、答辩人销售单（有上诉人当时的签字）、农牧局鉴定意见证实。因此，上诉人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是因为猪场感染猪瘟及生猪蓝耳病所致，与答辩人销售的保健药品并无关系，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三、答辩人的销售人员赵某、郑某具有乡村兽医资质，销售的保健药物“普易安”（磺胺间甲氧啼唗钠）是治疗猪弓形体病、仔猪白痢等疾病的对症药，不存在违规或者错误用药。2017年11月初，上诉人到答辩人兽药店要求购买猪场保健药（按照养猪场的生产惯例，一般会在每年的3月和9月作两次保健），郑某向其销售了“普易安、维多力康、齐普素”三种药物。其中“普易安”的成分为磺胺间甲氧嘧啶钠。由于该药物的生产厂家河北远征药业有限公司在向农业部申请批文提交的是鸡批文申请，所以适应症只写了鸡的各种疾病。但该成分的药物完全可以用于猪的各种疾病，只要申请人按照猪批文申请即可。市场上销售的同样药物成分的适用于猪疾病的药物有河北久鹏制药有限公司的“邯康”（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安徽百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徽千方”（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山东鲁西兽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磺胺间甲氧嘧啶钠。以上药物在成分上与“普易安”完全一致，而在适应症上明确记载了可使用于猪疾病。因此，答辩人销售的保健药物“普易安”（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是治疗猪弓形体病、仔猪白痢等疾病的对症药，不存在违规或者错误用药。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除部分事件细节），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侵权责任纠纷基本的构成要件为侵权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结果、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就侵权行为而言，无论是一审诉讼请求的产品侵权还是上诉状中一再主张的诊疗行为侵权，上诉人均未举证证明答辩人产品存在缺陷或赵某、郑某二人的销售行为存在过错，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在使用答辩人售卖的保健药品的同时未使用其他药物，更未举证证明发病期间饲喂的玉米面、豆粕、糠麸等饲料符合国家养殖安全标准。因此，答辩人的正常经营行为不属于存在过错的侵权行为。就损害结果而言，上诉人存在财产损失是事实，但依据2018年7月22日出具的鉴定结论作为损失结果主张权益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会理县农牧局作出的鉴定意见，上诉人猪场发生疾病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1月20日，相关损失发生的最后时间为2018年1月20日，而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报告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7月22日，间隔半年之久，在死亡母猪及死胎等鉴定依据均已灭失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出具严重失实的鉴定结论，依法不应被采信。加上在2018年3月1日会理县农牧局已经作出鉴定结论“因缺乏相关原始记录，不能核实死亡数量和损失”，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不明确。就因果关系而言，无论是农牧局的专业鉴定结论还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或是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均没有任何结论明确答辩人的行为与上诉人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纵观全案证据，上诉人只能证明双方存在正常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侵权责任关系。因此，上诉人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与答辩人的正常经营行为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其经济损失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其诉讼请求没有证据予以支撑，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王荣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供应兽药致其饲养的母猪11头死亡、64头怀孕母猪流产的经济损失1394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为处理本事件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174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王荣清系养猪专业户。2017年11月9日，王荣清请好兽医公司兽医赵某到其养猪场进行免疫，赵某发现其养殖的生猪有附细胞体疾病症状，建议用他们推荐的保健药物加拌在饲料中饲喂母猪。王荣清采纳了建议，11日到“好兽医”购买了保健药“普易安”（磺胺间甲氧嚓淀预混剂）2桶1000克、“维多力康”（盐酸多西环素可溶粉）2袋、“强力拜固舒”（拜尔畜禽用复合预混料II型）1袋和“齐普素”（畜禽用寡糖维生素预混料V型）1袋。卖药时有销售单，没有处方。口头告知按照1吨料拌磺胺间甲氧嚓咤预混剂1公斤、盐酸多西环素可溶粉1公斤、“齐昔素”400克、“强力拜固舒”1公斤使用。大约一月后王家告知母猪出现流产、死亡，技术人员到王家查看后，发现用于拌料的玉米霉变，认为是黄曲霉素中毒引起，并对母猪对症进行了脱霉等解毒处理，但母猪仍然流产、产死胎和死亡。“好兽医”解剖了两头死猪，怀疑是患病引起，就采集了30头母猪血清送到北京一饲料厂家的实验室用LSA检测法对猪瘟、猪蓝耳病进行了抗体检测，报告显示两种病检测抗体100％阳性，因此又对症作了针对蓝耳病的治疗。为此双方对猪只死亡和流产原因发生争执。“好兽医”认为出售的保健药没有问题，用量也合适，药典中磺胺片剂猪可以用，片剂和预混剂成分一样，只是片剂剂量超出预混剂数倍，故预混剂可以用于猪，保健上也可用，用量是厂家提供的，认为王荣清家母猪死亡和流产是饲料霉变和母猪患蓝耳病所致。王荣清认为“好兽医”提供的保健药中的“普易安”（磺胺间甲氧嚓咤预混剂）说明上是用于鸡却叫他用于母猪，而且剂量上用量过大（1吨拌1公斤）造成母猪流产和死胎现象。2018年1月26日王荣清到会理县农牧局信访反映，购买“好兽医药店”配置的兽药喂猪后，其药品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说的免疫效果，反而造成猪场的母猪流产或产整窝死胎、木乃伊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会理农牧局兽医兽药管理站会同红旗片区农牧站、城南街道办事处农牧站于2018年2月2日对涉诉信访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2018年2月8日，王荣清向鉴定组申请鉴定，请求对自己猪场使用“好兽医”推荐的保健药品后发生母猪流产和死亡并造成经济损失的事故进行鉴定，要求鉴定内容为：1.依法对申请人猪场的母猪流产、产整窝死胎、“木乃伊胎”与服用“好兽医”药店的保健药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请求对因产整窝死胎、流产和“木乃伊胎”给申请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核实。2018年3月1日，会理县农牧局畜牧养殖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组鉴定（调查）作出意见：王荣清家猪场发病时间是2017年11月20日-2018年1月20日。在事故发生时双方均未及时提出申请鉴定（调查）,专家组2018年2月收到申请后才介入鉴定（调查），已错过疾病典型性状表现期，无法对死亡母猪和流产死胎的死因作出临床诊断。也无法对当时使用的保健药和玉米样品封存取样送检。因发病和死亡母猪数量多，持续时间长，现专家组唯一能明确的是此次事故不是环境和饲养管理原因造成，但是不能通过以上调查问询和收集的有限材料对猪场是否感染疾病、饲料是否霉变、用的保健药是否合适进行诊断、检测和提供证据，因而无法科学准确判断出王荣清猪场母猪流产、产死胎、木乃伊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王荣清家猪场母猪流产、产整窝死胎、“木乃伊胎”与服用“好兽医”药店的保健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缺乏相关原始记录，不能核实死亡数量和损失。2018年3月15日，农牧局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协商调解由于双方诉求差距过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县农牧渔综合执法大队、县兽医兽药管理站多次分别对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进行协商调解，3月28日，再次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农牧局进行调解，由于双方诉求仍然差距过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也不再愿意继续调解。因此，建议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4月25日会理县农牧局对好兽医公司未经兽医开具处方笺销售兽用处方药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530元；2.处以10000元罚款。又查明，2018年7月22日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王荣清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经济损失，全部各项现有价格估算金额合计为139400元。花去鉴定费2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荣清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是否与被告出售的保健药存在因果关系，其经济损失应不应当由被告承担？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原告饲养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是服用被告出售的保健药所造成；其二，农牧局专家组鉴定意见也没有得出原告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与服用被告出售的保健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三，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原告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经济损失，并没有作出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四，被告出售未经兽医开具处方笺销售兽用处方药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法规定，并不能得出原告的损失与被告受到行政处罚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五，在调解过程中被告自愿补偿的行为遵循自愿原则，并不是自认原告的损失是自己所造成的，原告显然混淆了自愿原则和自认的概念，自愿不能等同自认。综上所述，原告王荣清养殖的母猪死亡及怀孕母猪流产与被告出售的保健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经济损失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其诉讼请求没有证据予以支撑，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荣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36元，减半收取1718元，鉴定费2500元，均由原告王荣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荣清提交以下证据：一、2017年12月10日21:07分郑某与王荣清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的员工郑某、赵某违规违法进行解剖和鉴定，导致本案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鉴定和查明工作错过最佳时间，应承担过错责任。二、药品外包装照片16页，拟证明被上诉人超剂量超规定用药。被上诉人好兽医公司质证意见：一、通话录音三性均不认可，没有举证证明是原始载体，可能是复制件，也可能进行修改。二、对药品外包装的照片复印件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上诉人作为具有二十余年养殖经验的养殖户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用药是上诉人自己掌握。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即使通话录音真实，也只能证明王荣清家母猪发生死亡后，为了查明死因，好兽医公司的工作人员及时对母猪进行了解剖，不能达到证明上诉人的母猪流产、死亡、产死胎与服用了被上诉人销售的兽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二，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被上诉人好兽医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一、2018年1月13日会理好兽医牧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单一张，拟证明2018年1月上诉人在收到检测报告后，于13日到被上诉人处购买了3400元的兽药，治疗一个星期后上诉人猪场的猪病就好了，其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二、销售人员郑某、赵某执业资格证，拟证明郑某、赵某具有乡村兽医资格证。上诉人王荣清质证意见：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猪的病是否好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有销售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猪场感染的是蓝耳病。二、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在一审时就应该提供，对于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过错具有关键性，在二审提交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该组证据属于事后补办甚至伪造。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对销售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郑某、赵某执业资格证，被上诉人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依职权委托一审法院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理支公司调取上诉人王荣清就猪场的投保及案涉事故发生后的理赔情况资料。上诉人王荣清质证意见：上诉人没有参加过名为会理县俊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赔单上的理赔事项有部分是针对上诉人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被上诉人好兽医公司质证意见：对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关联性上，对上诉人王荣清理赔的事实予以认可，理赔申报的死亡数量、获得的理赔金额请法院核实，上诉人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其主张损失的事实依据已经丧失。本院认证意见：保险公司的投保及理赔资料具有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7月14日，会理县俊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四户(其中一户为王荣清)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理支公司投保了养殖业保险，投保险种：能繁母猪；投保数量95头，单位保额1000元/头，保险金额95000元，其中王荣清投保数量50头，保险金额50000元，保险期限一年。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7月2日，王荣清饲养的母猪、猪只出现死亡事故，获得保险赔偿17469.15元。其中，能繁母猪死亡获得保险赔偿6000元（每头1000元），出险原因“疾病”；出险日期、数量为：2017年12月11日1头、2018年1月1日1头、1月7日1头、1月8日1头、1月11日1头、2月22日1头，共计6头；其余31头出险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7月2日，险种为育肥猪保险，保险赔偿为11469.15元。 本院认为，王荣清上诉请求改判由好兽医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29.52万元，已超过一审起诉请求赔偿额156800元；王荣清上诉请求退还猪场防疫款系新增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入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入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对王荣清二审超过一审诉讼请求和新增的诉讼请求，好兽医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在二审中处理，故本院对王荣清新增诉讼请求和超过一审诉讼请求的部分不予审理。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赵某、郑某为本案第三人，因涉及一审是否漏列当事人，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二审依法予以审查。王荣清要求被上诉人出具造成上诉人猪场严重事故与其无因果关系的一切证明的上诉请求，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分配。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2.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事故发生后怠于向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导致不能鉴定，以及损失扩大的过错；3.上诉人王荣清饲养的母猪死亡、流产、产死胎是否与服用被上诉人销售的兽药存在因果关系，其经济损失是否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好兽医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郑某到王荣清家的猪场进行免疫、销售兽药、进行解剖等行为均是履行好兽医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好兽医公司承担。因此，王荣清关于本案应追加赵某、郑某为共同侵权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兽药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兽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兽药使用单位和开具处方的兽医人员发现可能与兽药使用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好兽医公司作为经营企业，好兽医的工作人员作为开具兽药的兽医人员如发现可能与兽药使用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负有兽药不良反应报告义务；同样，作为兽药使用单位的王荣清也负有兽药不良反应的报告义务。根据王荣清自己提交的2017年12月10日郑某与王荣清的通话记录，结合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理赔资料显示母猪最早出险时间为2017年12月11日，可以确定王荣清家猪场发生母猪死亡、流产的最早时间为2017年12月10日。好兽医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被告知猪场发生母猪死亡、流产后，采取了一定举措以判断发生母猪死亡、流产的原因，好兽医公司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认为该事故可能与兽药使用有关；如王荣清当时怀疑母猪死亡、流产系因兽药不良反应导致，则王荣清应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以及时确认发生事故是否属于兽药不良反应，但王荣清直到2018年1月26日才向会理县农牧局信访反映。因此，在王荣清同样负有兽药不良反应报告义务却怠于履行的情况下，王荣清主张好兽医公司存在事故发生后怠于向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导致不能鉴定，以及损失扩大的过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王荣清猪场发生母猪死亡、流产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是客观事实，但该损失是否与服用了好兽医公司出售的兽药存在因果关系，好兽医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好兽医公司出售“普易安”适应症虽然没有用于猪的治疗，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47条第5项的规定“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应视为假兽药，但没有证据证明该行为与王荣清家的母猪死亡、流产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好兽医公司的销售人员存在未开具处方签销售处方用药的违法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但该违法行为不能得出王荣清家的母猪死亡、流产与之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王荣清于2018年1月26日向会理县农牧局信访后申请鉴定，会理县农牧局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关于王荣清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会理县农牧局畜牧养殖生产事故技术鉴定(调查)专家组关于王荣清申请鉴定事项的鉴定意见》也没有作出王荣清家母猪死亡、流产与服用了好兽医公司销售的兽药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相反，好兽医公司在2018年1月10日得到母猪死亡信息后，其工作人员抽取了母猪及仔猪全血送生泰尔动物疫病检测与研究中心进行检测，报告显示猪瘟、猪蓝耳病检测抗体100%阳性，好兽医公司完成了举证责任。结合王荣清在母猪死亡、流产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保险理赔时报告的出险原因“因疾病死亡”，并非服用兽药不良反应死亡。综上所述，王荣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母猪死亡、流产与服用了好兽医公司销售的兽药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判决由王荣清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并无不当，对其要求好兽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荣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8元，由上诉人王荣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晓红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冯文婷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洪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