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4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即墨市岙兰路通济街道办事处西。 法定代表人：董正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文林，即墨成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德力西路88号2幢A区1545室。 法定代表人：王玉成，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腾龙，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瑞金路12号。 法定代表人：梁尚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庆方，山东诚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发公司）、上诉人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碧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均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658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发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鲁碧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鲁碧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基于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源公司）的完整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银行交易明细等基本情况去全面考虑案件事实，而片面认定正发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验资环节存在虚假出资情形，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通过真源公司完整的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可以明显的体现如下事实：1.作为真源公司原股东的正发公司已于2011年1月31日将出资款490万元汇至真源公司账户，实缴出资到位。虽说该款系正发公司向青岛倍森多福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森多福公司）或他人处的借款，但并不否定正发公司已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且验资完毕的事实。正发公司不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2.2011年2月1日，真源公司是以设立后独立法人的名义，代正发公司将490万元支付给出借人，该行为的发生是在真源公司成立之后，是公司正常交易行为，此时公司的银行存款已转变为公司经营资金，而并非是设立前的验资款。此处的时间节点，也表明正发公司不符合虚假出资的条件。3.根据真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交易明细看，2011年4月12日青岛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海公司）向真源公司汇款190万元，2011年4月19日真源公司以“代付股权转让款”为由，向正发公司汇款190万元。该汇款行为本身，即证实正发公司之前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否则，瀛海公司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在正发公司转让股权后，向正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正发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转让了股权，此时真源公司账户余额为3550万元，这其中便包括正发公司所出资的490万元。这显然与虚假出资后所出现的空壳公司不符，也能够说明正发公司始终不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况。结合以上事实与虚假出资的概念，即“虚假出资是指公司发起人、股东并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所有权，而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由银行出具收款证明，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串通由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出具财产所有权转移证明、出资证明，骗取公司的登记的行为”，可知，正发公司不存在虚假出资概念的规范情形，不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和条件。因此，正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未审明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支持鲁碧公司一审依虚假出资提起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其解释内容，可知该490万元的实质用途为偿还青岛倍森多福钢琴有限公司的借款。……正发公司虽主张青岛真源公司已代被告正发公司向青岛倍森多福钢琴有限公司偿还了490万元借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属于思维逻辑片面化，事实认定错误。1.通过一审证据材料可以发现，作为原股东的正发公司的490万元注资系向倍森多福公司的借款，因此真源公司设立时，正发公司拖欠倍森多福公司490万。真源公司设立后，于2011年2月1日代替股东正发公司先行还款490万，属合法合理的业务往来。真源公司代替正发公司还款后，正发公司与真源公司便产生了49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2011年2月21日，正发公司向真源公司转账490万元，并备注为“还借款”，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此处“还借款”的正确理解是指真源公司代替股东正发公司先行还款后，正发公司又向真源公司还借款。一审法院只简单的认为该490万元的实质用途为偿还倍森多福公司借款，属于逻辑思维的片面化，是对事实认定的错误。2.结合一审各方提交的证据和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足以看出真源公司在设立后，于2011年2月1日以设立后公司的经营资金代正发公司履行了还款义务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正发公司以“还借款”的名义，将490万款项汇至真源公司，也完全符合常理，根本不需要再举证证明与倍森多福公司或他人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3.根据一审法院的查明事实来看，正发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真源公司注册验资时的出资系从倍森多福公司借款垫资，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在所谓的封闭性循环的情况下流通这一认定成立，成立的前提则是该款项已经于2011年2月1日由真源公司代正发公司向倍森多福公司进行了偿还。试问，如果真源公司没有代正发公司偿还借款的话，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封闭性循环如何成立？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封闭循环本身，即视为认可真源公司成立后于2011年2月1日代正发公司将验资时的借款偿还给了出借人。也因此，正发公司在向真源公司汇款时备注“还借款”，解释明显合理合法。4.法律之所以禁止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非法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权益，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而本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正发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汇至真源公司490万元后，直至2011年3月16日股权转让，既没有转走该款，也没有从真源公司公司拿走任何财产，且正如前面所述，此时真源公司的账户中资金高达3550万元，这其中便包括正发公司所出资的490万元。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而判决追加正发公司以及京海公司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判令正发公司在490万元范围内向鲁碧公司承担责任明显错误，实属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虚假出资”等的相关规定判决追加正发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应当是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也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股东应当是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而如前面所述，本案中正发公司已经在真源公司设立时完全履行完毕出资义务，不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因此正发公司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正发公司与京海公司以“发起人”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即属于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也是对法律条文涵义理解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从该条文的释义来看，该条款适用的是公司“设立时”这个设立阶段，如果在公司设立时应缴纳的出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债权人才有权要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与发起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设立阶段过后，进入成立阶段了，便不能再要求发起人承担相关义务。而本案中，不论是正发公司还是京海公司，在真源公司设立时，均全面履行完毕了出资义务，不存在设立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所以不但不应当由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更不应当让两公司彼此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鲁碧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正发公司的合法权益。 京海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依法改判驳回鲁碧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鲁碧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认定“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青岛英德邦置业有限公司汇款670万元，记载汇款原因为还款，在该笔交易发生期间，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三人分别在被告京海公司、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青岛英德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任不同职务，且上述三家公司与迟耀辉均有数额不等的资金往来，被告京海公司未能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由来，故本院认定，青岛英德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京海公司与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2012年3月16日所发生的交易系关联交易，目的为将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内部资金转出。被告京海公司未能说明是否在该交易中获利，故被告京海公司关于其已于2011年2月17日补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应由被告京海公司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明显故意偏袒鲁碧公司。1.京海公司于2011年2月17日向真源公司汇款510万元，已经完成出资义务，不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不应向鲁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1）2011年2月17日京海公司向真源公司所汇510万元应当认定为出资款。2011年2月17日英德邦公司向京海公司汇款1800万元，同日京海公司分两笔向真源公司汇款510万元及1290万元，其中510万元系补足出资，1290元系真源公司为缴纳土地出让金而向股东京海公司借款，否则依常理，如果并非为了补足出资，1800万元根本无须拆分成两笔进行汇款，且所汇的510万元与应当出资的金额相一致。2011年3月22日，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汇款1290万元，正是偿还京海公司向英德邦的借款，京海公司的510万元出资款仍留在真源公司并未转出。因此，京海公司于2011年2月17日向真源公司的510万元汇款应当认定为补足出资款，京海公司的出资已经到位。（2）正发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分两笔向真源公司分别汇款490万元、1260万元（汇款注明借款），及真源公司于2011年3月22日向正发公司汇款1260万元（汇款注明还款）的事实，与京海公司与真源公司间上述收付款情况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正发公司向真源公司汇款490万元及京海公司向真源公司汇款510万元系补足出资，剩余1290万元及1260万元系股东借款。（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规定相关内容，法律并不禁止第三人垫资协助发起人成立公司，只有在验资后抽回代垫资金发起人又不能补足的，才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只要发起人股东补足出资，就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即使在真源公司成立时京海公司于2011年1月31日的出资是由第三方进行垫资，存在出资瑕疵，但京海公司在以借入的资金用于出资验资后已经补足了出资，应当认定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2.一审法院妄下论断，仅凭2012年3月16日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汇款670万元就认定京海公司虚假出资没有证据支持。（1）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等人的任职情况及京海公司将持有的真源公司51%股权转让给瀛海公司的事实可知：2011年3月16日起，京海公司不再是真源公司股东，李文君、江留华不再担任真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即自2011年3月16日起，京海公司、李文君、江留华与真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瀛海公司、英德邦公司与真源公司建立关联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在不同时间分别在京海公司、真源公司、英德邦公司三家公司任不同董监高管理职务，存在任期重合，与事实不符。因此，股权转让一年之后的2012年3月16日，真源公司向英德邦的转账更与京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仅以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分别在京海公司、真源公司、英德邦公司三家公司任职，且三家公司与迟耀辉均有数额不等的资金往来，就认定三家公司财务混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迟耀辉从未与京海公司有资金往来，其次，迟耀辉在2011年3月16日京海公司转让股权后开始与真源公司有资金往来，该资金往来基于迟耀辉作为真源公司股东之一瀛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产生，与京海公司无关。第三，财务混同是指公司之间或公司与股东个人之间的财产无法区分，而公司之间或公司与个人之间日常经营存在资金往来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如仅凭有资金往来就可以认定财务混同，则所有存在资金往来的公司之间都存在财务混同，必然导致所有公司都需要对其他有资金往来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审判决对此的认定是错误而荒谬的。（3）2012年3月16日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汇款670万元时，真源公司的股东为瀛海公司与董正城，瀛海公司与英德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迟耀辉，此时京海公司已经转让真源公司股权达一年之久。因此，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3月16日所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也系真源公司、瀛海公司、英德邦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而与京海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京海公司系最终受益者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法院以京海公司未能说明是否在2012年3月16日交易中获利，从而认定京海公司存在虚假出资违反逻辑，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逻辑学上只能证明有而不能证明无，该笔汇款本就与京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京海公司又如何证明是否从中获利。（5）根据一审证据，2011年3月17日即京海公司股权转让后第二天，英德邦公司曾向真源公司汇款600万元，一年后的2012年3月16日，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汇款670万元，并标注“还款”，从标注的内容及往来金额上可以证实，600万元应为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的借款，670万元系真源公司向英德邦公司还本付息。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审理用时将近两年，严重超出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审理期限，本案的事实在执行异议阶段已审查清楚，执行异议之诉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耗时如此之久，程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支持，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仅根据主观猜测就认定京海公司和正发公司虚假出资，两公司毫无根据的就背负千万债务，这对两公司明显是巨大的灾难，对两公司的股东及公司员工严重不公，极大损害了两公司的权益。另外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在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阶段根据一个案件相同事实却做出不同的认定结果，京海公司对此也无法接受。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鲁碧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一审法院将心证过程完全公开，并充分说理，并准确适用证明规则，因此，在正发公司与京海公司不能充分举证进而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所作认定及判决结果应予维持，鲁碧公司也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正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正发公司关于其于2011年1月31日与倍森多福公司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已不仅是违背基本常理的问题，很明显构成虚假陈述。正发公司在上诉状中也不否认围绕着490万元在联信公司、何森平、倍森多福公司、正发公司、真源公司与青岛泽俊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俊公司）之间已形成封闭性循环，此时，该闭环中的任何一方显然不能对另一方主张存在债权或存在债务。既然正发公司亦认可该封闭性循环，那正发公司在上诉状中仍坚称其与真源公司存在49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前后严重自相矛盾。其次，在京海公司已经自认使用从倍森多福公司验资账户汇入的款项而完成对真源公司的设立出资，确系构成瑕疵出资的情况下，正发公司仍坚称其使用从倍森多福公司验资账户汇入的款项而完成对真源公司的设立出资，就是正当、充分履行其出资义务，显然其该所称内容毫无可采信性。京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京海公司是设立真源公司、向真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亲身经历者。既然系亲身经历着，则其如何出资必然有相应证据，故，只需由其进行举证出资的证据即可，当然不需要其运用所谓的逻辑推理进行推定。只有在事实无法查清时，才能运用推定制度而认定有关事实。因此，作为亲身经历者的京海公司不应也无必要进行自我认知范围内的推定，只要积极举证即可。当然，京海公司现在积极推理而不是积极举证，就足以看出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充分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显然应由京海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相关不利后果。其次，京海公司在上诉状称中670万元系对应的是2011年3月17日的借款，但2011年3月17日由英德邦公司向真源公司汇款600万元的发生原因为“出让金”，显然不是其所称的借款，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总之，股东完成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由股东向公司汇款，二是该汇款系基于出资的意思表示而为之。本案中正发公司与京海公司作为真源公司的原始股东，虽有证据证明股东向公司汇款，但正发公司与京海公司均未举证该汇款系基于出资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汇款。况且，正发公司在2011年2月21日向真源公司所汇的490万元已由其自行记载为“还借款”，此种情况下，显然不能将此认定为系其出资行为。京海公司虽未对2011年2月17日向真源公司汇款510万元的发生原因进行记载，但鲁碧公司已充分举证京海公司与迟耀辉、英德邦公司和真源公司存在频繁资金交易，且京海公司并未举证其交易的独立性，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京海公司与迟耀辉、英德邦公司和真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并无不妥。故，一审判决理当予以维持。 鲁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追加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案件被执行人，与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该执行案件的义务8183837.5元（判项本金8279592.5元-执行回款95755元），支付（2014）城民初字2252号案件受理费71231.85元，保全费5000元，并支付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期间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支付（2015）城民执字981号案件的执行费70729元。二、判令被告正发公司在其虚假出资本金490万元及从2011年1月3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8月8日的利息2208470.83元范围内向鲁碧公司承担上述责任；判令被告京海公司在其虚假出资本金510万元及从2011年1月3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8月8日的利息2298612.50元范围内向鲁碧公司承担上述责任。三、判令被告正发公司和被告京海公司就上述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义务对彼此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1、2011年1月30日，案外人联信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66向案外人何森平名下账户90xx86汇入2160万元。同日，案外人何森平通过名下账户90xx86向案外人倍森多福公司名下账户90xx81汇入1020万元。 2、2011年1月31日，案外人倍森多福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81向京海公司名下账户90xx98汇入510万元，通过名下账户90xx81向正发公司名下账户90xx06汇入490万元。正发公司述称系因为设立真源公司，向案外人倍森多福公司借款，京海公司未说明该笔款项原由。 3、2011年1月31日（青岛真源置业有限公司验资日），京海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98向真源公司名下账户90xx20汇入510万元；正发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06向真源公司名下账户90xx20汇入490万元。当日真源公司完成验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为原始股东，其中京海公司持股51%，正发公司持股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文君（2010年12月2日起任被告京海公司公司监事）。 4、2011年2月1日，真源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20向案外人泽俊公司名下账户90xx74汇入1000万元。当日，案外人泽俊公司通过名下账户90xx74将2500万元汇入案外人联信公司名下账户90xx66中。 5、2011年2月17日，迟耀辉（2011年2月22日起任真源公司监事、2011年12月8日起任真源董事）分4990000元、4990000元、4990000元、3030000元四笔合计18000000元汇给英德邦公司，同日，英德邦公司向京海公司一次性汇款18000000元，京海公司分两次通过名下账户21×××33向真源公司名下账户69×××05汇款510万元、1290万元。 6、2011年2月21日，正发公司通过名下账户69×××64向真源公司名下账户69×××05汇款490万元，摘要代码注明“还借款”。 7、2011年3月16日，正发公司与瀛海公司及董正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受让协议，将其中190万元（占公司股权19%）转让给瀛海公司，将300万元（占公司股权30%）转让给董正城；京海公司与瀛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受让协议，将股权510万元（占公司股权51%）转让给瀛海公司。2011年4月19日，瀛海公司将受让股权的等额价款委托真源公司支付给正发公司。 8、2011年5月10日，真源公司对上述股东变更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分别为瀛海公司和董正城，其中瀛海公司出资700万元，董正城出资300万元。同日，真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3000万元，增资后股东瀛海公司共计出资2100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70%，董正城共计出资900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30%。2011年5月10日，青岛良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瀛海公司和董正城分别货币出资1400万元和600万元，于2011年5月10日缴存真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营业部开立的人民币存款账户69×××79账户内。 9、2012年3月16日，真源公司通过名下账户53×××01向案外人英德邦公司名下账户80×××38汇款670万元，汇款原因为“还款”。 10、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三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在京海公司、真源公司、英德邦公司任不同董监高管理职务，并存在任期重合。具体如下：李文君：2010年12月2日至2016年9月8日任京海公司监事；自真源公司成立至2011年3月16日任真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江留华：2010年12月2日至2016年9月8日任京海公司董事；自真源公司成立至2011年3月16日任真源公司监事。迟耀辉：自2011年3月16日至2011年12月8日任真源公司监事、自2011年12月8日起任真源公司董事；自2009年11月29日起至2013年2月18日任英德邦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 11、2014年5月4日，因真源公司拖欠货款，鲁碧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城民初字第2252号民事判决书：一、真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鲁碧公司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8279592.50元；二、真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鲁碧公司支付本金3843674元自2014年2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三、真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鲁碧公司支付本金4435918.50元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怠于履行义务，鲁碧公司申请执行，案号为（2015）城民执字981号，案件执行费70729元。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划扣真源公司银行存款95755元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经申请执行人同意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12、因认为正发公司、京海公司存在抽逃出资情形，鲁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鲁碧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正发公司、京海公司构成抽逃出资行为。作出（2017）鲁0214执异6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鲁碧公司申请追加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为一审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鲁碧公司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有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出资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青岛正发公司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情形；二、上海京海公司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正发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验资环节存在虚假出资情形。正发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向青岛真源公司汇款490万元，但交易发生原因记载为“还借款”。本案庭审中，正发公司针对该笔490万元记载为“还借款”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依据其解释内容，可知该490万元的实质用途为偿还倍森多福公司的借款。且，在2011年1月31日围绕着490万元资金在联信公司、何森平、倍森多福公司、正发公司、真源公司与泽俊公司之间已形成的封闭性循环的情况下，正发公司主张与倍森多福公司建立490万元借款关系，显然不能成立。正发公司虽主张真源公司已代正发公司向倍森多福公司偿还了490万元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无论是从正发公司所做自认的法律效果，还是从其对汇款发生真实原因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法律后果，均不能认定2011年2月21日正发公司转给真源公司490万元系补齐认缴出资行为。结合正发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设立真源公司时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故，正发公司应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京海公司抗辩称其已于2011年2月17日补齐出资，但根据鲁碧公司提交证据，真源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英德邦公司汇款670万元，记载汇款原因为“还款”，在该笔交易发生期间，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三人分别在京海公司、真源公司、英德邦公司任不同职务，且上述三家公司与迟耀辉均有数额不等的资金往来，京海公司未能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来由，故一审法院认定鲁碧公司已提交超越合理怀疑的充分证据，其提交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英德邦公司、京海公司与真源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2012年3月16日所发生交易系关联交易，其目的在于将真源公司内部资金转出，在这一过程中，虽京海公司未直接与真源公司建立资金往来，但因李文君、江留华、迟耀辉三人身份，应认定京海公司系最终受益者，京海公司未能说明是否在该交易中获利，故京海公司关于其已于2011年2月17日补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应由京海公司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造成损失其可向存在失职的董监高成员予以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已将所持青岛真源公司的股权全部进行转让，但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仍应当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真源公司所欠鲁碧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以其不再是真源公司的股东为由主张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在设立真源公司时存在虚假出资情形，且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均不能证明已补足出资，鲁碧公司申请追加正发公司和京海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对真源公司所欠鲁碧公司的本院（2014）城民初字第225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务8183837.5元（判项本金8279592.5元-执行回款95755元）及相应利息，分别在虚假出资490万元和5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本案中，正发公司与京海公司均为真源公司的原始股东，即发起人，应对另一方虚假出资向鲁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条、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追加被告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被告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在49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被告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51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被告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内容确定的义务彼此承担连带责任，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另一方追偿；五、驳回原告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41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青岛正发纺织印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4500元，被告上海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4917元。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鲁碧公司基于正发公司、京海公司系真源公司原始股东身份，诉请追加该二者为一审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理由是正发公司、京海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经查，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作为真源公司的原始股东，于2011年1月31日分别向真源公司账户汇入490万元、510万元用于验资后，上述共计1000万元款项又于次日从真源公司账户流出，最终进入该款项最初的来源联信公司账户，上述事实证明正发公司、京海公司在真源公司验资后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但，正发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向真源公司账户汇入了490万元，京海公司亦于2011年2月17日向真源公司账户分别汇入了包括510万元在内的二笔款项。本院认为，正发公司、京海公司在真源公司2011年2月1日验资后虽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但该二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2011年2月7日又分别向真源公司再次汇入490万、510万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正发公司、京海公司在转让真源公司股权之前又将上述款项抽逃，亦不能认定真源公司于2012年3月6日汇入英德邦账户的670万元系京海公司抽逃出资，故，正发公司、京海公司再次汇入真源公司账户490万元、510万元应系补足了各自对真源公司的出资，正发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1月31日向真源公司账户汇入的490万元验资款系来源于倍森多福公司的借款，因真源公司于2011年2月1日将该款偿还给倍森多福公司，故正发公司于2011年2月1日向真源公司偿还了490万元；京海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2月17日汇入真源公司账户的510万元系补足出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鲁碧公司主张正发公司、京海公司未履行出资行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要求追加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为一审法院(2015)城执字第9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以及分别在490万元、5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等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正发公司、京海公司虚假出资，属认定事实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综上，正发公司、京海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导致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65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441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417元，共计178834元，均由青岛鲁碧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明 审判员 王化宿 审判员 潘红燕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 钟速成 书记员王繁 书记员吴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