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7行终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云，男，，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委托代理人杨新，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席振波，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高密市人民大街1643号。统一社信用代码：11370785004301863R。 法定代表人沙涛，主任。 委托代理人潘美辰，山东子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福云因与被上诉人高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强制及赔偿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785行初17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以下事实，王福云系王世山之子，王世山于2012年10月去世。王世山生前在高密市××哥××街南侧有房产一处，2001年9月16日高密市房产管理局为其颁发潍高房权证姚哥庄字××号房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王世山。2009年因康城大街综合改造，需拆除王世山的上述房产。2009年12月11日，王世山与高密市人民政府朝阳办事处（现更名为高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除房屋拆迁面积593.59平方米，补偿费847000元。王世山必须在2009年12月29日前将原住房腾空，完好无损地交被告拆除，并将拆除房屋的证件交给被告，由被告办理房屋注销手续。拆迁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给王世山房屋补偿金额的100%，房屋残值及一切设施有拆迁人处置。在被告提交的补偿款金额为847000元的收款收据收款人处有“王世山”的签名并捺印，且王世山领取了康成大街拆迁奖励13000元。被告提交的“王世山”出具的保证书一份，内容为：“东姚村名王世山房屋一处，位于康成大街南侧，房屋拆迁协议已经签定，拆迁补偿费已全额领取，本人保证在7日内（2009年12月18日前）自行全部拆除，逾期不拆除由拆迁人强行拆除。特此保证。”因案涉房产由王福云使用一直未搬迁，2011年3月28日高密市人民政府朝阳办事处与“王福云”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在康成大街朝阳段西头南侧的拆迁过程中，朝阳街办已与被拆迁人王世山达成了货币拆迁协议，并已签订了书面协议书。拆迁货币已全额支付给了被拆迁户。协议中规定，王世山的地上附着物，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归甲方所有。但因王福云存放的物品至今未搬，致使甲方至今未能拆除房屋，经和王福云协商，甲方一次性给予王福云补助肆万元整，自收到补助款后三天内王福云必须将房屋内的所有物品搬走，如果限期搬不完，甲方将安排人员强行搬出并将房屋拆除，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有乙方负责。特此协议。”王福云认可领取了拆迁搬迁费4万元，但否认在协议书签字。庭审时，原告否认2009年12月29日收款收据、保证书上的签字系王世山所签，否认2011年3月28日协议书、收据上的签字系王福云所签，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法院根据案情实际情况并未启动鉴定程序。2018年原告王福云曾对被告高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一案，其诉讼请求第2项为：“支付原告被强拆受损的机械设备物资等213.5万元；”事实理由中载明：“被告将原告工厂内的机械设备等物资强行拆除，并运到高密华润建筑公司（位于姚戈庄村××东）仓库扣存，一台大型剪拆两用机床因库门进不去，放在仓库外的院子里去向不明。”高密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鲁0785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王福云的起诉。王福云不服，提起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鲁07行终19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于2019年9月5日书面向被告邮寄申请书，要求被告返还扣押的高密市福润五金电器厂的机器设备及物资未果，遂诉至该院。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1年3月底将原告厂房内的设备及物资“扣押”，扣押和解除扣押均属行政强制行为，起诉期限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扣押行为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20年2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义务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其所申请的事项应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可以产生于或者基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其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作出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基础。本案中原告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设备及物资被被告扣押，原告向被告申请返还“扣押”的机器设备及物资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利基础，因此其要求被告履行职责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原告曾于2018年起诉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诉讼，请求中也包括要求被告赔偿机器设备及物资损失等内容，事实理由中也有被告将原告机器设备等物资拆除并扣存等陈述，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同上案基本一致，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福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王福云。 上诉人上诉称，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重复起诉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具有同一的当事人，同一的诉讼标的，同一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并不满足重复起诉的条件要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前后两案件诉讼标的不同。本案中上诉人所针对的行政行为为被上诉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应返还扣押设备而未予返还的不作为提起的，而并非针对被上诉人采取扣押设备的行政强制措施本身提起，两者针对的并非同一行政行为，两者的诉讼标的不同，因此不构成重复起诉。二、上诉人前后两案件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上诉人在之前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只是要求赔偿损失。而在本次行政诉讼中，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扣押的设备及物资，两次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鲁0785行初17号行政裁决，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高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电子卷宗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质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填写了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上诉人提交了东姚戈庄六村民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2年，我们看到在朝阳拆迁办人员董一名的指挥安排下，由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王桂华等带领十几人，强行拆除了在东××村的高密福润五金电器厂的厂房及所有设备，并将厂内的设备物资运送至高密华润建筑公司的院内仓库”。经审查，该证据与本案的审理重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和依据的分析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超过起诉期限，二是重复起诉。二审中形成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按上诉人诉状陈述内容，涉案行政行为发生在2011年，其于2020年起诉，已经超过了上述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即便如上诉人上诉所述，其2018年起诉案件与本案诉讼请求不同，但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已经超过最长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周建明 审判员  林少华 审判员  李长明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赵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