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4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53号。 法定代表人翁国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卫红，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登越，男，200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法定代理人阮某，男，197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系阮登越父亲。 法定代理人郑某，女，197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系阮登越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宏平，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卢姓，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阮登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10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卫红、被上诉人阮登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宏平、郑卢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浙江京昆艺术中心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面向全国招收昆剧传人的广告。招生简章载明：招生计划数50名，其中戏曲表演班40人，音乐表演班10人；招生对象为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学制为六年制中专，学费全免，生活费自理；就业去向：该班是由浙江昆剧团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培养的“浙昆订单班”，毕业时由浙江昆剧团按国家有关政策择优录用，未被录用的学生将自主择业或升学。阮登越等50人报名后被录取为该班学员。2013年9月，阮登越等学员入学时，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要求每位学员家长签署浙江京昆艺术中心预先制作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由于2013年昆曲班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委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定点培养并全额免学费的中专班。学生在学期间不得随意转学。毕业后择优为浙江昆剧团服务。若有中途转学，或毕业后不服从剧团分配，需根据情况对学生进行学费和课时培训费的赔偿。具体赔偿金额为：课时培训费：第一年2万元，第二年3万元，第三年6万元，第四年10万元，第五年20万元。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2013昆曲班对学习优秀的学生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和浙江昆剧团共同颁发奖学金。由于本班系全额免学费的班，对于学习成绩考试不及格的学员根据具体情况按百分比（5%--10%）进行学费赔偿。阮登越入学后，经过五年的学习和一年的实习，于2019年6月毕业。2019年6月，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在其官方网站（×××.ｃｏｍ）发布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公告，主要内容为：面向13昆剧班学员以劳务派遣合同制方式择优录取进入浙江昆剧团工作，由派遣公司和聘用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阮登越未报名参加笔试和面试，故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阮登越立即向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支付赔偿款41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1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0月1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阮登越承担。另查明，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由浙江昆剧团和浙江京剧团合并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虽然抬头为“各位家长”，落款处亦由阮登越父亲签名，但《协议书》的内容为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委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为阮登越提供教育服务，服务对象为阮登越，因协议签订时，阮登越尚未成年，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父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代为签名，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阮登越辩称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协议书》约定，阮登越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为中途转学或毕业后不服从剧团的分配。现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通知阮登越分配结果而阮登越予以拒绝或阮登越已经另行择业的证据。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虽然在其网站发布面向13昆剧班招收劳务派遣员工的公告，但该公告并不能代替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履行通知义务，而且该公告并未告知阮登越不报名参与招聘即视为不服从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分配的后果，故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以此为由要求阮登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25元，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负担。 宣判后，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履行通知义务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现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通知被告分配结果而被告予以拒绝或被告已经另行择业的证据。原告虽然在其网站发布面向13昆剧班招收劳务派遣员工的公告，但该公告并不能代替原告履行通知义务”，属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单位实习期间，上诉人通过不同渠道反复多次通知其报名应聘考试，以免错过招聘机会，不能正式入团工作，从而造成合同违约。（二）根据原审法官庭审中归纳，上诉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并非争议焦点，其归纳本案两个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以及上诉人所提的赔偿金额计算方式。由于原审法院并未认为上诉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存在争议，故有关通知的证据无须提交。原审法院在未明确要求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直接以“无相关证据”为由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显然不当。（三）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中“2019年6月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网上公告”的相应内容构成自认。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1《公证书》中包含2019年6月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公告，证明目的为证明上诉人的招聘方式为劳务派遣合同制，系上诉人违约，因此被上诉人拒绝报名应聘。该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知晓毕业后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进入昆剧团工作这一事实，也与案涉《协议书》内容相对应，且公告中明确了应聘考试的相关报名时间、报名方式等具体内容。该份公告已充分证明上诉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且被上诉人己经知晓招聘报名考试等相关事宜，只是其无理要求未得到满足，才拒绝报名，从而违约。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构成其自认收到招聘考试通知。（四）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相关通知证据可以作为补强证据庭后提交。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多次否认收到通知，尽管被上诉人已自认收到招聘报名通知，但上诉人还是主动表示若法庭认为就此争议事实，需要进一步举证，则上诉人可以庭后补强证据。然而原审法院并未当庭要求上诉人事后补交证据，庭后也未就此方面的证据是否需要提交而告知上诉人，就径行以“没有该证据”为由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错误。二、原审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两位律师系在2020年3月30日庭审时当庭提交答辩状（未在法定期限内事先提交，且庭审中也未提供给上诉人阅看），及包括公证书在内的书面证据（另有光盘一份）。审判员要求上诉人当即发表质证意见。鉴于当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且内容较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清单”，明确证明目的，审判员称“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提交证据清单”。面对如此明显且严重的证据突袭，上诉人还是迅速进行了证据分析及回应，同时提出，被上诉人一直在上诉人单位实习，双方还签有《实习协议书》，上诉人团领导三人在2019年7月10日下午报名截止前，还找被上诉人谈话，做其思想工作让其报名参加统一应聘考试，但遭到被上诉人的再次拒绝。因此，对于上诉人是否通知对方来招聘考试以及被上诉人是否知晓招聘考试之争议问题，如法庭认为有必要，上诉人可以提交补强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鉴于上诉人表示可以庭后补交证据，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要求上诉人补交相应证据，组织再次开庭，围绕补强证据进行核查、举证质证及辩论。但是原审法院在相应证据可提供却未要求补交也未开庭核实采纳的情况下，以没有相应证据为由作出判决，显然程序严重违法。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导致严重恶意违约的被上诉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也使得国有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上诉人根据双方协议享有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阮登越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阮登越在上诉人单位实习期间，上诉人通过不同的渠道反复多次通知其报名应聘考试，以免错过招聘机会，不能正式入团工作，从而造成合同违约是不属实的。事实上，阮登越及其他的同学均未接到过任何上诉人单位的招聘考试及入职录用通知，其所称的反复多次通知指的是劳务派遣公告多次在微信群里面发送，并要求被上诉人等同学报名考试劳务派遣公司。但劳务派遣公告的内容用工主体是劳务派遣公司，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用工主体是上诉人，更何况在上诉人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于2018年3月5日签订的13级昆剧团进团实习协议书第六条“毕业录用”约定：双方共同负责设计该班学生具体就业方案，提前做好该班学生进入浙江昆剧团就业前的规划，并做好未录用的学生及家长沟通以及后续安排。该协议书明确的也是学生进入了是浙江昆剧团，而不是劳务派遣公司。因此，被上诉人收到的劳务派遣公告，不能等同于上诉人单位即浙江昆剧团发布的招聘公告。被上诉人也确实未收到上诉人的任何通知。二、上诉人主张2019年6月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网上公告的相应内容构成自认，不能成立。上诉人故意偷换用工主体，标题写的是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事实上是劳务派遣公司公开招聘，也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用工主体是完全不一致的，故不可能构成自认收到浙江昆剧团通知。三、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不能以庭后补强证据为由认为程序违法，是否举证是上诉人自身的权利，法院没有强制要求上诉人举证的义务。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向法庭阐明，由于公证书在开庭之前才刚做出来，且与本案有重大关系，原审法院为便于查清事实主持举证、质证，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四、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五、上诉人计算的赔偿款41万元是累加计算错误，即使存在违约，根据双方的协议，第一年赔2万元，第二年赔3万元，第5年赔20万元，故最多也就是20万元。此外，该条款为格式合同的赔偿金性质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如真有违约也应当按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计算。六、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毕业后未按照约定服从昆剧团的安排，拒绝留在昆剧团工作，也不属实。被上诉人自2019年7月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毕业后一直闲散在家，没有接到过任何关于已经被浙江昆剧团录用的书面及口头通知，更没有要求阮登越去上诉人单位上班，当然也没有告知过被上诉人入职后的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问题。七、双方争议的协议书第一句已经明确，为保障各方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学生学期毕业后能择优进进入浙江昆剧团工作，特制定本协议，以资恪守。开宗明义，被上诉人等同学毕业后要进入的工作单位是浙江昆剧团，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因此，上诉人没有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才是事实上的违约方而不是被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13级昆剧班进团实习协议书》一份（复印件），欲证明浙江昆剧团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就13级昆剧班实习事项达成协议；2、《实习协议》一份（复印件），欲证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阮登越在昆剧团实习；3、微信“13昆剧学院演员群“聊天记录截图一份（打印件），欲证明阮登越在浙江昆剧团“13昆剧学院演员群”工作微信群中并知悉昆剧团的相关通知及业务信息；4、阮登越在剧团工作的收入凭证一份（复印件），欲证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阮登越在浙江昆剧团实习并具体承担演出任务；5、浙江昆剧团领导与阮登越家长通话记录一份（附录音誊本），欲证明浙江昆剧团与阮登越家长经过多次沟通，阮某明确表示是其不让阮登越报名签约。被上诉人阮登越质证认为：证据1，对三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书系浙江昆剧团与浙江艺术学院签订，与被上诉人无关，且根据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乙方单位是浙江昆剧团而不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上诉人发布的劳务派遣公告相矛盾，恰恰证明了上诉人违约的事实；证据2，对三性没有异议，该协议书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属于学校安排的毕业实习活动，且该协议中约定浙江昆剧团为学生履行演出津贴支付手续后，协议自动解除；证据3，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该劳务派遣公告的文件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内容一致，用工的主体是劳务派遣公司而不是浙江昆剧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从来没有否认知道劳务派遣公告的内容；证据4，对三性没有异议，与双方签订的实习协议书是相对应的，被上诉人确已拿到1100元钱的演出津贴，说明双方签订的实习协议书已经解除；证据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浙江昆剧团相关工作人员在录音中称的“我们”特指浙江昆剧团，而劳务派遣公告显示是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基于用人单位不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被上诉人父亲阮某也没有说过不让被上诉人到浙江昆剧团上班，其不让去的单位是劳务派遣公司。结合被上诉人阮登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评判。 被上诉人阮登越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13昆剧学院演员群”工作微信群中发送“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公告”、“浙江昆剧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报名表”等材料，被上诉人亦是该微信群的成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为培养被上诉人等昆剧班学员五年来共花费约2870000元，每年的实际花费无法计算。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合同主体应当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委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为被上诉人提供教育服务并全额免学费的同时，被上诉人亦负有在学期间不得随意转学以及毕业后择优为上诉人服务的义务。鉴于被上诉人经过五年的学习和一年的实习已于2019年6月毕业，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上系对毕业后的合同履行情况存在争议。上诉人主张其已在官方网站发布面向13昆剧班招收劳务派遣员工的公告，并多次通知被上诉人参加该招聘考试，被上诉人拒绝报名参加考试，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毕业后不服从剧团分配”的情形，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则抗辩劳务派遣公告所涉的用工主体并非上诉人，不能等同于上诉人发布招聘公告，被上诉人并未收到已由上诉人录用的通知，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曾发布招收劳务派遣员工的公告，但该种招聘方式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毕业“分配”，且根据现有证据仅能反映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参加上述招聘考试，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告知被上诉人不报名参与该次招聘即视为不服从上诉人的分配之后果，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照“毕业后不服从剧团分配”的违约情形所对应的赔偿标准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然而，考虑到上诉人已针对昆剧班学员以劳务派遣合同制的方式完成招聘工作，而被上诉人在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未全面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自身义务，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诉人的预期合同利益即通过免学费的方式获得择优录用学员的机会，故综合被上诉人的违约程度、上诉人自述的培养学员开支等因素，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60000元。另，原审审判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结合二审新证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10848号民事判决； 二、阮登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赔偿损失60000元； 三、驳回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25元，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负担3180元，阮登越负担54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负担6360元，阮登越负担1090元。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阮登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02××××29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