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200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法定代理人：费某1，女，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系刘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镇，重庆市奉节县永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某2，男，1961年4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奉节县。系刘某1之外祖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茂勇，男，197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茂玲，女，194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翟茂勇、翟茂玲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889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翟茂勇赔偿刘某1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安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36032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刘某2喝酒摔伤缺乏证据，也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因此上诉人认为刘某2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的伤，法院认定2018年7月3日刘某2全天未提供劳务仅是翟茂勇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支撑；如果刘某2不是在提供劳动过程中受害，翟茂勇不可能向案外人刘高玉、刘高容补偿30万元，该30万元实际上就是死亡补偿金，由此可看出刘某2是在给翟茂勇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因医治无效死亡的；其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由于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翟茂勇未出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翟茂玲未出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刘某1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翟茂勇赔偿刘某1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安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36032元；2.诉讼费由翟茂勇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翟茂勇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承包了矿山分包工程（探矿）。2018年3月，刘某2电话联系翟茂勇称想在其手下打工。后，翟茂勇同意，刘某2便在翟茂勇承包的工地上务工，主要负责在人手不够时开车拉渣石。2018年7月3日，刘某2未从事作业活动。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多，翟茂勇的炊事员李某1听到隔壁（刘某2宿舍）房间有响动，前往发现刘某2掉下床，左手臂上有擦伤，床下有一瓶一斤量的白酒。李某1询问刘某2，刘某2自称喝了一瓶酒，手上的擦伤是7月4日凌晨出来上厕所摔的。上午10时，伍某1（与刘某2同一宿舍）、伍兴毅下班，李某1去叫刘某2吃饭，刘某2说动不了。李某1将刘某2的情形告诉伍兴毅，伍兴毅驱车前往医院，在路途中，刘某2没有回应，与翟茂勇联系后将刘某2送往赤峰市医院，在下午1点与翟茂勇交接。刘某2先在市医院治疗，后于2018年7月8日转入赤峰市第二蒙医中医医院治疗。中医院入院诊断中风-中脏腑、阳闭，西医诊断:脑出血开颅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7月10日4时，患者出现血氧下降，血压下降，患者家属拒绝抢救，4时38分，刘某2死亡。死亡原因，脑出血术后，脑疝形成。2018年7月8日，翟茂勇（甲方）与乙方（刘高玉、刘高容）达成《协议书》，约定“因刘某2在甲方所在地犯突发性脑溢血，乙方在其母亲翟茂玲的委托下前来处理相关事宜，在刘某2入院期间考虑刘某2的身体情况，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次性补偿翟茂玲人民币300000元。二、乙方在收到甲方给付的补偿款后，刘某2以后发生任何情况与甲方没有任何关系。”当日，刘高玉、刘高容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翟茂勇支付给翟茂玲的补偿款300000元。奉节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11日注销刘某2户口，死亡日期2018年7月10日。2020年4月18日，翟茂玲出具证明“2018年7月4日，我儿子刘某2在内蒙古赤峰市务工期间突发脑溢血入院治疗，因刘某2已于2013年离婚并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特委托我女儿刘高玉、刘高容前往赤峰市处理相关事宜。”另查明，2013年8月30日，刘某2与费某1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刘某1由女方抚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刘某1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刘某2与翟茂勇形成雇佣法律关系。翟茂勇提交的证据证实刘某2在2018年7月3日全天未提供劳务，7月4日凌晨在住宿地起病，后因抢救无效死亡。而刘某27月4日凌晨在住宿地起病后死亡并非从事雇佣活动或者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故刘某2不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损害。因此，刘某2的受伤与提供劳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因刘某1未举证证明刘某2身故的原因系从事雇佣活动遭受的人身损害，刘某1请求翟茂勇赔偿相应款项，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某1、翟茂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80元，减半收取2540元，由刘某1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刘某2是否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二、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对第一个问题，上诉人主张，刘某2是在2018年7月3日晚上上夜班开车受的伤，一审认定7月3日刘某2未提供劳务错误，但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刘某2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相关证据。上诉人称，一审庭审中翟茂勇方证人伍某1的证言能证明刘某2在事发当晚是提供劳务了的，经查，伍某1证实，他与刘某2同住一个宿舍，他是晚上12点到早上10点上班，他晚上12点上班时刘某2在宿舍睡觉，对刘某2出事不是很清楚。伍某1还证实，刘某2是临时工，忙不过来就喊他。伍某1本人的工作是通风、开车，矿山是有事就做，没事就玩。白天上班的是炮工，晚上我们就去。上诉人据此认为，伍某1证言中的“我们”包括了刘某2，刘某2当天晚上一起去开了车的。本院认为，伍某1的证言明确表明，他晚上12点上班时刘某2在宿舍睡觉，并未证明刘某2当天晚上开车的事实。证言中的“我们”只是对平常状态的叙述，并不是特指当晚的情况，且未明确“我们”所包含的具体人员。上诉人还称，事发当天下午，刘某2与其女儿通电话，称其当天晚上要上班，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而被上诉人翟茂勇方出庭的证人则证实刘某22018年7月3日当天未上班。翟茂勇方另一证人李某1证实，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刘某2掉下了床，李某1听刘某2讲，刘某2是喝酒上厕所摔了一跤。上诉人虽否认翟茂勇方出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对相关证言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其认定事实并无不当。同时，一审原告翟茂玲委托处理该事的两女儿刘高玉、刘高容与翟茂勇达成的《协议书》中，也并未说明该补偿系因刘某2提供劳务受伤所给予的补偿。翟茂勇向翟茂玲补偿３０万元，并不能必然得出刘某2就是在给翟茂勇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结论。综上，上诉人称刘某2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称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上诉人称由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或证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其称一审因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缺乏依据，同时上诉人亦未说明一审适用法律存在的具体错误，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8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波审判员刘康审判员 盛  建  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