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某，女，194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女，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理人孙某某，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1，女，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2，女，197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白沙路27号。法定代表人寻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袁持铎，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男，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以下简称四上诉人）因不服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长沙铁路法院(2020)湘8601行初3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19日，因金阳大道建设需要，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甲方）与苏松岳（乙方，已故）就其位于建设项目××范围内××村排头组的房屋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对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付款方法、拆迁期限、拆迁安置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的第七项载明“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财务付款一份，乡镇、街道存档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加盖骑缝公章后生效，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书的第四项“拆迁安置途径”中第2条约定内容为“乙方自愿申请购买市人民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按现行政策规定该户可以购买面积180㎡。乙方自愿申请购买面积180㎡，计套房屋（购买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另行签订购房协议）。”该协议条款中数字“180”为手写，“计套房屋”为空白未填写。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向该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的第四项“拆迁安置途径”中第2条约定内容为“乙方自愿申请购买市人民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按现行政策规定该户可以购买面积／㎡。乙方自愿申请购买面积／㎡，计／套房屋（购买政府提供保障房源的，另行签订购房协议）。”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协议书在此条款中的购买面积、房屋套数均未填写数字，仅填入手写斜划线。2014年9月28日、2014年11月3日被告分别支付苏松岳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用966709元及380091元。2017年11月24日，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甲方）与原告苏某1、苏某2（乙方）签订《房源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购房面积共计127.25㎡，指标外面积为127.25㎡，购房金额共计137430元（全部按单价1080元／平方米计算）。甲乙双方均必须严格按此条款履行安置，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目前，该安置房尚未交付使用。原审另查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于庭后向本院提交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会议记录》、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财务科保管的案涉另一份《货币安置协议》。该两份协议中均没有对苏松岳户可购买面积180㎡的约定。《会议记录》中，2016年11月22日的会议记载“对包括苏松岳在内的征拆户，争取每户120㎡的安置房”。2016年12月8日的征拆户安置协调会议记载“对包括苏松岳在内的拆迁户，同意给付120㎡/户房源安置……”。原审又查明，苏松岳（户主）、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登记在同一公安家庭户下，该户为非农户口。案涉被拆迁房屋建于1984年，属历史用地，地址位于洞阳镇南园村排头组。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本案中，苏松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于2014年签订《货币安置协议》，苏某2、苏某1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案涉《房源安置协议》。案涉《房源安置协议》是《货币安置协议》的具体实施。在《房源安置协议》的履行中，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对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关于安置房源面积条款与被告产生争议，于2019年6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认为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货币安置协议》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安置相关具体工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本案中，苏松岳户的案涉房屋在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范围之内。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履行征地补偿的法定职责。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苏松岳、苏某2、苏某1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该《货币安置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对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认为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保障性房源面积争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属于房屋在集体土地上的非农业户口居民。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认为协议双方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时，并未对保障安置房面积和购房套数进行填写。对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家庭提供的保障性房面积应按双方在征拆协调过程中协商的意见办理，即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为非农业户的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家庭提供120㎡的保障性房源。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在诉讼中所提供的三份《货币安置协议》，以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二份记载有对案涉征地项目征拆户的保障安置房面积为120㎡内容的《会议记录》，对其上述主张可以佐证。在案涉征拆过程中，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对非农业户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家庭提供面积为120㎡的保障性房，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以及《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符合当地征拆补偿安置政策和协议双方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的目的，系签订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虽为手写填入的180㎡，但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三份协议并不一致，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主张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就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关于保障安置房面积的约定为180㎡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主张被告继续为其提供购买52.75㎡保障性住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苏松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的案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负担。四上诉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书第9、10页中“关于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保障性房源面积争议的问题”认定全部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180平方米应该予以采信认定。1、证实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180平方米处在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协议原件时也是划“/”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协议在购买保障性房面积180平方米处也是划“/”的，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应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2、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180平方米处明显没有划过“/”的任何痕迹，则不能证实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180平方米处是上诉人事后加上去的，被上诉人不能证实这一点，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3、当时签订《货币安置协议》时的工作人员陈希阳、余刚均证实了上诉人当时购买保障性房面积是180平方米。二人完全可以佐证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购买保障性房面积是180平方米。二、审判决书程序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另查明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即审庭后提交的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会议记录》、被上诉人财务科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没有通知上诉人质证，系程序严重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332号行政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可以采信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履行征地补偿的法定职责，其有权委托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被征收人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本案中，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二、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中应予安置的保障房面积。本院认为，苏松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案涉《货币安置协议》，双方所持的《货币安置协议》对保障房面积描述不一。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三份《货币安置协议》中保障房面积一栏填写为“/”，四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的《货币安置协议》中保障房面积一栏则填写为“180㎡”，但双方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了一份《房源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购房面积共计127.25㎡。甲乙双方均必须严格按此条款履行安置，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该《房源安置协议》应视为对涉案《货币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房源安置协议》中对保障房面积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四上诉人为非农业户家庭，为其提供面积为120㎡的保障性房，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以及《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保证了其合法权益。因此，四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继续为其提供购买52.75㎡保障性住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四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一审庭后提交的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会议记录》、被上诉人财务科保管的《货币安置协议》没有通知上诉人质证，程序错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庭后提交的上述证据，确实未经庭审举证、质证，存在瑕疵，但该部分证据不影响对本案主要事实判断和处理结果认定。因此，四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某某、苏某、苏某1、苏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雪辉审判员  廖智英审判员  彭 杨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徐 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