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立英，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新乐市居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武斌，山西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少欣，男，1966年9月11出生，汉族，河北省新乐市居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宗吉，男，197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新乐市居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宇平，山西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艺璇，山西鼎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立英、张少欣因与被上诉人于宗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寿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5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立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如果判决撤销协议，依法释明并判决被上诉人退还2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原审法院以未经质证的事实为依据,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丧失了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1.一审中，各方一致认可的事实足以证明，根本就不存在欺诈被上诉人的客观条件。一审中各方都一致承认自2006年合伙承揽寿阳县尹灵芝公园工程合同是三人共同协商签订的,合同履行全过程中是三人共同参与的，工程的投入和费用、开支是三人共同掌管的，领取工程款也是三人都可直接到发包方领取的。因此,本案工程总价款、本案工程的增减项、工程进展、工程款领取和开支都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被上诉人庭审中还特别陈述说，在签订《退股协议》第二天，其曾亲自到城建部门询问过支付工程款，并得知城建部门准备拨付工程款。这足以证明:本案不存在上诉人单方控制的、可以隐瞒的任何事实，根本就不具备对被上诉人实施欺诈的客观条件2.一审中，各方都一致认可，退股方案是三方共同协商，是否退股是各自自主选择。上诉人和张少欣预先没有购股意向，也没有强制被上诉人卖股。因此,没有必要隐瞒事实、也不可能形成恶意串通、共同欺诈。庭审中，各方人都承认2018年10月29日，根据工程只剩收尾工作，不需要多人参加的情况，共同协商做出了清算决定。当时，首先是被上诉人先提出的购买股权,因其不想支付现金未达成协议。此后，经被上诉人和张少欣共同做工作，让我出资购买，我无任何准备,经询问儿子能否借到现款之后,才同意了购买股权。之后，是被上诉人于宗吉和张少欣起草的协议，为防止我不能按时给款，还在协议书上明确写明“如在10天内不能履行协议徐立英股份无偿归张少欣、于宗吉所有。”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起草退股协议、确定股权价格，以及由谁购买股权，我都不存在主动权和控制权。这种情况，我就根本不存在产生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事实的主观意念和前提条件。3.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法官却为被上诉人制造证据，严重违背法律程序。一审中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协议书、对账单和电话录音。协议书不构成欺诈的证据;对账单是上诉人为催促城建部门结算而提交的。拖延结算好几年了，提交催款账单是经常事。因提交对账单不一定结算，对账单数额也不一定得到确认，没有必要、也从来没有相互通告过。这既不能作为我知道结算工程款和隐瞒事实证据;电话录音中，我承认曾给城建部门提交过上述对账单，也承认没有告诉被上诉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我“承认隐瞒相关事实”,这是以偷换概念的手法歪曲事实。很明显，我承认未告知的提交对账单的“事实”，与知道要结算工程款而故意隐瞒的“事实”完全是两回事。如上所述,递交催款对账单并不具备支付工程款的确定性。因付款时间和数额,是要经过相关部门逐级审核、审批之后才能确定的。在各部门确定之前，城建部门工作人员接到对账单，也不可能明确告知付款数额和时间。综上可认定，一审中被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按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令人无法预料的是,一审判决书竟然写到:“2018年10月开始,寿阳县城建部门按照相关债券置换文件开会布置核实和结算部分工程款。但两被告隐瞒了将要结算部分工程款的事实。”对于以上所谓“事实”,在一审庭审中我、张少欣、于宗吉都未提到!法官从何而来?即使真有政府开会之事,法官凭什么说我知道?凭什么说我“隐瞒了”?一审法院这种无中生有,主动为于宗吉制造证据的行为，违反了最明确、最基本的法律规定。这是只有故意枉法裁判，才会出现的现象!请二审明查!（二）一审法官明知被上诉人存在“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事实，却只字不提，并作出撤销判决，违背了合同法第55条的明确规定，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在庭审自述中，十分明确且反复的讲述了其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去城建部门询问工程款结算情况的经过，并强调说当时他就认为自己“被欺诈”了。被上诉人同时还承认，知道被欺诈后，当天下午仍旧接受了我支付的40万元购股款。4天后（11月3）又收了我支付的160万元。被上诉人的以上自述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在“知道撤销事由后”才开始并继续履行的合同,而没有行使撤销权。这已经构成法律规定的“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的证据。对此，我当庭明确指出:请法院依照合同法第55条，驳回于宗吉诉讼请求。一审法官,在判决书里对此竟然只字未提,还作出了“撤销协议”判决。这可明显看出一审法官是在为偏袒一方而故意回避对于宗吉不利的法律和事实，无法做出其他解释!（三）一审法院做出撤销协议判决未经释明，却不判决对方返还收取的钱款,违背法律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本案于宗吉起诉撤销协议,其自己占有我的支付的购股款却不想退还。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第36条规定，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判决撤销协议,“应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在庭审和庭前调解中,我明确提出过，如果撤销协议，被上诉人于宗吉必须退还所得的200万元卖股款,判决书中对此也有记述。法官却不顾最高法院规定，也不管我的请求，不释明即作出了撤销判决。这也是明显的违法偏袒行为。如果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协议，请二审法院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关于“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的规定，做出释明和改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官有故意偏袒一方枉法裁判的行为。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的形象。张少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与总计于宗吉诉讼请求；2.如果判决撤销协议，依法释明并判决被上诉人退还徐立英2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协议”的形成，不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1.本案三人，自2006年合伙承揽寿阳县尹灵芝公园工程。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工程的增减项、工程进展、费用开支、工程款结算领取和分配都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因三人都可以直接与城建部门联系和了解情况，根本不存在能相互隐瞒、欺骗的客观条件。一审中于宗吉也承认，签订协议第二天他还到城建部门问过情况。这说明上诉人没有隐瞒、欺诈的客观条件，于宗吉做为成年人也不可能被欺诈。2.签订协议的过程是三人共同协商确定清算分家后，是于宗吉首先提出的股权价格和购买我和徐立英的股权的意向，因其不想支付现金，未得到同意。此后我和于宗吉共同做工作让徐立英买股。徐立英事先根本没有买股意向，是当场给儿子打电话询问能否借到现钱后，才同意的买股。最后协议也是由我和于宗吉起草的。为防止徐立英返悔，还在协议书上写了“如在10天内不能履行协议徐立英股份无偿归张少欣、于宗吉所有。”的违约条款。这怎能说上诉人和徐立英串通欺诈呢。3.于宗吉在一审中提交的3个证据，没一个能证明发生了欺诈行为。一是《协议》不能证明欺诈。二是对账单，这是这几年向城建部门催要工程款每次都要提交的，是经常事。提交对账单不一定给结算，对账单数额也不一定得到确认。因付款时间和数额，是要经过相关部门逐级审核、审批之后才能确定。在各部门审核确定之前，城建部门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结算数额和结算时间。这根本不能作为我和徐立英知道结算的证据，更谈不上隐瞒欺诈。三是电话录音，电话中徐立英承认没告诉于宗吉送对送账单。这也不能证明我和徐立英隐瞒、欺诈。如上述，送对账单和知道结算时间、结算数额不是一回事。一审判决书却说徐立英“承认隐瞒相关事实”。这是明显的混淆概念。因为送对账单是经常事，不需要相互告诉，也没有必要隐瞒，承认没告诉“送对账单的事实”和承认隐瞒“知道结算的事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二）一审法院将自己制造的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判决依据，是严重违法行为。一审判决书写到：“2018年10月开始，寿阳县城建部门按照相关债券置换文件开会布置核实和结算部分工程款。但两被告隐瞒了将要结算部分工程款的事实。”对于以上所谓“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张少欣、徐立英、于宗吉都未提到。法官从何而来。即使真有政府开会之事，法官凭什么说上诉人知道。凭什么说上诉人“隐瞒了”。一审法院这种无中生有主动为原审原告制造证据的行为，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规定。有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嫌疑。（三）一审法院明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存在“撤销权消灭”的行为，仍支持其主张，是公然枉法裁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在庭审自述中，多次明确讲述了其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去城建部门询问工程款结算情况的经过，并强调说当时他就认为自己“被欺诈”了。被上诉人同时还承认，知道被欺诈后，当天下午仍旧接受了徐立英支付的40万元购股款。4天后（11月3）又收了徐立英160万元。这足以证明于宗吉在“知道撤销事由后”，不但没有行使撤销权，还两次向徐立英收足了购股款。这是不折不扣的“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导致“撤销权消灭”的证据。对此，徐立英代理律师当庭就明确指出：请法院依照合同法第55条，驳回于宗吉诉讼请求。一审法官，在判决书里对此竟然只字未提，还作出了“撤销协议”的判决。这是明显的枉法裁判。（四）一审法院做出撤销协议判决，却不判决于宗吉返还徐立英的200万元购股款，不公平、不公正，这样的判决也没法执行。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官有意偏袒于宗吉，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依法判案的形象。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于宗吉对二上诉人的上诉共同答辩如下，（一）徐立英、张少欣与答辩人于宗吉是同村人，于宗吉和张少欣还是表亲。2006年起三人合伙以河北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太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揽了寿阳县尹灵芝公园一期工程、一期养护工程、二期三标段、二期四标段、朝阳阁维修等工程，2018年8月基本完工。完工后于宗吉因有事离开寿阳，对于寿阳工程的收尾工作及工程款结算的信息，完全是通过与张少欣进行联系获得。2018年10月20日、10月24日张少欣连续两次打电话让于宗吉回到寿阳，于宗吉于10月25日返回寿阳。于宗吉返回寿阳后，张少欣就对于宗吉说，寿阳的工程己经基本完毕，工程款城建局常年拖欠，什么时间能够全部结算、能要回来多少不能确定。咱们三个人都窝在这里也没有意义，徐立英提出将工程款分一分散伙。于宗吉当时表示，散伙可以，但要把以前的帐算一算。这样三个人从2018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进行了算账，基本确定了未结算工程款项为1200万元，净利润为600万元。最后确定由徐立英接受工程项目，张少欣和于宗吉退出，由徐立英分别支付张少欣、于宗吉各200万元。张少欣执笔，当晚三人分别在该协议上进行了签字。2018年10月31日，于宗吉与张少欣坐在一起时手机上提示收到徐立英转来的40万元，张少欣也同时说手机上收到徐立英转来的30万元，于宗吉便提出要看一下张少欣的手机，但遭到张少欣的拒绝。于宗吉心生疑虑，便想起来要到寿阳县城建局了解款项支付的情况，因此于第二天（11月1日）到了城建局财务科，一进办公室门，财务科的会计何珍燕因为与于宗吉相熟，便主动给于宗吉打招呼，并告诉于宗吉你们今年闹好了，省债券置换专项拨款给你们今年拨了不少款项，并指着一张单子说，这不是张少欣己经将对账单递了上来。于宗吉看后大吃一惊，急忙返回住地给张少欣打电话，张少欣听到于宗吉所说的情况后却表示己经退股，并且在协议上签了字，回了老家了。于宗吉给徐立英打电话，徐立英拒接。于宗吉在共同租住的房屋里等徐立英回来，徐立英晚上都未回来居住。于宗吉不得已，决定回老家找张少欣，在11月3日回家的途中，于宗吉又收到了徐立英转来的160万元。后来于宗吉多次找张少欣、徐立英进行协商处理，但未果至本案提起诉讼（二）针对张少欣的答辩如下，1.张少欣、徐立英、于宗吉宗吉虽然是合伙关系，但是以徐立英为主。在2018年8月前，客观上三人对于工程上的信息基本上都掌握，但因于宗吉在2018年8月之后离开寿阳工程项目，对于宗吉工程项目上的信息只是依靠张少欣的信息提供，在2018年10月29日签订协议时，于宗吉对城建局结算工程款项的信息完全不掌握，只是听凭于张少欣、徐立英的情况介绍。2.于宗吉一审中所提交的三组证据，对账单（特别是在一审中张少欣、徐立英均认可提交了900万余元的对账单）和录音资料，徐立英完全认可在签订协议书前隐瞒了城建局要拨款和递交对账单的事实，因此才造成了协议的签订，损害了于宗吉的经济利益。3.寿阳县城建部门用债券置换拨下来的专款对于地方政府历年工程欠款进行支付，是寿阳县城建局会计何珍燕亲口对于宗吉所述，后期所付的大额款项（2018年12月18日所拨付的673万余元）就足以说明债券置换专款拨付的事实客观存在，并不存在着一审制造证据的说法。4.徐立英于2018年10月31日、11月3日转账给于宗吉共200万元，完全是徐立英在掌握于宗吉的账户后主动转付，于宗吉被动接受。不存在着于宗吉以接受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徐立英在2018年12月18日就收到了673万余元的拨款，于宗吉正常从中分配应大于200万元，并且剩余的余款以及后来所拨付的款项于宗吉都应该获得分配。并且应分配的数额大于200万元，所以返还200万元没有必要。（三）对上诉人徐立英的答辩如下，1.上诉人徐立英的第一点上诉意见与上诉人张少欣的第一点上诉意见相同，被上诉人于宗吉的答辩意见同对张少欣的答辩意见。2.上诉人徐立英的第二点上诉意见与上诉人张少欣的第三点上诉意见相同，被上诉人于宗吉的答辩意见同张少欣的第三点答辩意见。3.上诉人徐立英认为一审违反了九民会议纪要第36条规定，没有对徐立英进行释明提出同时抗辩。这一上诉意见恰恰充分说明两点：（1）上诉人徐立英认同被上诉人于宗吉的诉求和相应的事实与理由。因为徐立英主张一审应当按照九民会议纪要第36条规定进行释明，就意味着于宗吉所提起的诉讼请求和具体的事实和理由是成立的，张少欣、徐立英串通对被上诉人于宗吉的欺诈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形成的协议依法应当撤销。（2）一审对于宗吉是否返还200万元未作明确的处置意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本案的拨款情况（673万余元）和三人合伙的权利义务均等的因素，没有必要要求于宗吉进行返还，因为于宗吉客观上所要分配到的利益要大于原物，对于撤销协议后存在的分配争议重新协商或另案进行处理不是本案应当处理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张少欣、徐立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并维持一审判决。于宗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于宗吉与张少欣、徐立英之间签订的协议书；2.诉讼费由张少欣、徐立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宗吉与张少欣、徐立英均系河北省新乐市人，三人于2006年开始到寿阳合伙做园林工程，挂靠在河北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三人经该公司中标后承揽寿阳县尹灵芝公园一期工程、一期养护工程、二期三标段、二期四标段、朝阳阁维修等工程。由于该工程款结算迟缓,2018年10月开始,寿阳县城建部门按照相关置换债券文件开会布置核实和结算部分工程款。但张少欣、徐立英隐瞒了将要结算部分工程款的事实，于宗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8年10月29日与张少欣、徐立英签订了《协议书》,内容是:“经张少欣、徐立英、于宗吉三人共同协商将寿阳灵芝公园所有工程款归徐立英所有，徐立英在10天内给张少欣200万元，给于宗吉200万元。如不能履行协议，将徐立英股份无偿归张少欣、于宗吉所有。”签订协议后于宗吉才知部分工程款将要支付,寿阳县城建部门并于2018年12月支付部分工程款673万元。于宗吉认为所涉工程一期工程中标价1183万元、二期三标段中标价1163万元、四标段中标价592万元，而张少欣、徐立英隐瞒事实后让于宗吉签订协议，存在欺诈行为，经与张少欣、徐立英交涉，于宗吉并在与徐立英通话录音沟通中，徐立英也承认隐瞒相关情况,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于宗吉遂于2019年10月10日诉至一审法院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等原则。本案于宗吉、张少欣、徐立英合作多年，彼此关系较好，但张少欣、徐立英却隐瞒了将要结算部分工程款的事实，使于宗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张少欣、徐立英于2018年10月29日签订了《协议书》，违背了以上民事活动原则，现于宗吉在法律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诉讼要求撤销协议，也结合双方的调解意见，一审法院准许于宗吉撤销协议的诉求。双方可在撤销协议后重新协商，如协商不成，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于宗吉与张少欣、徐立英于2018年10月29日签订了《协议书》。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于宗吉提交了证据一：情况说明及工程项目总价表，用于证明：合同外应支付的债权6705402.77元。证据二：寿阳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工程款拨付审批表，用于证明：寿阳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12月18日拨付工程款6737632元；证据三：张少欣转付徐立英100万元银行流水一份，用于证明：张少欣和徐立英之间是串通的。徐立英质证称：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外的价款147万元是我自己做的，不是评审价款。拨款673万元是对的。张少欣质证称：转账没有问题，是徐立英问张少欣借的高利贷。并且报的费用多不一定评审下来的费用也就是这么多。其他质证意见和徐立英一样。庭后被上诉人于宗吉的代理人申请了律师调查令，调取了寿阳县财政局关于拨付住建局转换债券资金的通知一份，董丽萍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于证明：从2018年10月29日至二审开庭前寿阳县住建局一共给张少欣挂名的河北公司和太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拨款情况和数额，寿阳县住建局经核对确认在2018年12月20日和2018年12月24日共支付673.7632万元，同时根据该文件确定的通知内容，寿阳县财政局要求寿阳县住建局接到上述文件后尽快办理拨款手续并按签订的四方协议及时将资金拨付上诉人，印发时间2018年7月24日。寿阳县住建局分管副局长董丽萍亲笔书写了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明确写到收到文件后按照文件要求及局里安排，安排股室人员通知施工单位负责人前来与财务对所欠工程款进行核对。上诉人徐立英质证称，董丽萍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在调查令范围之内。关于个人证言，首先证人未到庭，依法不应当认定其效力。关于董丽萍的身份情况并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从情况说明的书写内容来看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提到本案中涉及的工程，所以从真实性和关联性考虑均不应当采信。【2018】60号文件我们没有见过，也不了解文件中的内容，该文件属于内部行文，财政局向住建局出具的，我们不了解文件内容，文件也没有列明支付哪些工程的欠款。本案工程是否列入了财产置换项目谁都不知道，即使从调取的材料看和本案所涉工程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我们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对于调查令中拨付款项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应当以支付凭证为主，不是以所谓的调查令上写的话为主，但是款项已经支付到河北和太原公司，现徐立英并没有完全领到该笔款项。由于被上诉人于宗吉和河北公司在交涉，这笔款并没有领取。张少欣质证称，【2018】60号文件是对城建局的，不是针对施工方的，付款多少和时间是人家安排的，是人家说了算，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关于董丽萍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她说安排了股室的人，但没有人找我开过会，没有通知过我，我没有接到通知。调查令中的付款金额是正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2月18日河北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工程项目投标总价表、寿阳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2018】60号《寿阳县财政局关于拨付住建局置换债券资金的通知》及资金支付情况系双方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张少欣转付给徐立英100万元银行流水和董丽萍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均不认可且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以认可。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立英、张少欣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是否存在欺诈，致使于宗吉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所谓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于宗吉在一审审理中起诉称徐立英、张少欣故意隐瞒工程总价款以及发包方给不了工程款的理由，故于宗吉主张徐立英、张少欣存在欺诈行为的理由有二：一是该二人隐瞒工程总价款；二是该二人隐瞒发包方即将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关于徐立英、张少欣是否隐瞒工程总价款，各方当事人陈述，徐立英、张少欣、于宗吉三人合作承揽工程，三人虽有分工，但三人均参与工程的管理及报账工作，每隔一段时间要对投资进行核对，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对已完成的工程量最终核算价款并不确定，但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对完成的工作量均了解，对工程价款及成本开支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故于宗吉主张另外二人对其隐瞒工程总价款的事由不成立。关于徐立英、张少欣是否隐瞒发包方即将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根据于宗吉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相关部门为解决工程欠款拨付相关资金，但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发包方即将支付本案三人承包工程的工程款，且于宗吉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徐立英、张少欣对该事实明知并对其隐瞒。另外，三人签订案涉协议的初衷系承包工程即将完工，三人协商留一人处理剩余工程事宜，另外二人分割工程款后撤出。且从三人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内容分析，也未表明因存在工程款即将支付的事实与三人是否签订涉案协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于宗吉主张撤销协议的事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判令撤销涉案协议书不当，予以纠正。徐立英、张少欣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寿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5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于宗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于宗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于宗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庆刚审判员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