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1民初2925号原告:国药控股重庆市大足区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PQT644，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龙棠大道15号。法定代表人:周先勇,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仁彬,男,公司员工。被告:陈波,男,198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霞,重庆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群英,女,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原告国药控股重庆市大足区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大足公司）诉被告陈波、黄群英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何肖川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先勇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黄仁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陈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霞和被告黄群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药大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4032.5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告与被告陈波建立劳动关系，从事销售工作。2018年7月,原告拟出售药品给重庆善一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一堂公司）。2018年7月9日被告陈波在原告药品配送表上确认药品的数量、金额,收货单位为善一堂公司,收货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XX街道XX路XX号。但被告陈波办理运输托运时,在托运单上载明收货人为莫方友、收货地址为九龙坡二郎。2018年10月17日,被告陈波因送错货而办理了离职手续。因被告陈波擅自将货物配送给莫方友及发送至九龙坡二郎,致原告一直不能收取到该批货款,后经向法院诉讼,判决由莫方友承担支付货款,但因莫方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已终止本次执行程序。由于被告陈波的原因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群英向公司承诺，因被告陈波给原告造成损失又无力偿付的或在未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无故离职的,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二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陈波辩称,1.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国药大足公司与莫方友有多年长期的合作关系，被告按莫方友指定的地点将货发给莫方友,既是完成公司指定工作,也是告知了公司，被告无过错而不应当承担责任；3.被告离职非因发错货所致。被告黄群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波只是一个销售人员,没有领导的安排和指使是不可能发货给莫方友。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原告举示了培训记录、配送表、购销合同、2019年3月20日的开庭笔录一份、重庆市大足区渝龙货运公司承运单、情况说明一份（重庆市大足区渝龙货运公司出具）、法院执行裁定书、承诺书。拟证明原告对包括被告陈波在内的员工进行了严格的培训，被告陈波应当知道履行职务的全部流程和规定，同时证明被告陈波没有按照原告指定的地址发货,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黄群英为陈波做了担保,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陈波质证认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和不能证明配送表上的陈波二字是陈波亲自签字,同时认为陈波是正当履行职务,不存在过错。被告黄群英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波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陈波举示了陈波对私客户账户明细、2019年3月20日开庭笔录、（2018）渝0111民初672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收入不高，属于弱势群体，不应承担应由公司承担的经营风险；同时证明原告认可莫方友代表善一堂公司和被告陈波按照公司安排与同事库房管理员秦淑勇、司机赵悦等一起将货物送到货运公司,无任何重大过失。原告质证认为:陈波对私客户账户明细与本案无关联,陈波承担的不是我司的经营风险,而是其有重大过错的责任;对其余证据无异议,但认为陈波存在重大过错。被告黄群英对被告陈波举示的证据无异议,也无证据举示。综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其中原告举示的证据中,培训记录有被告陈波的签字、其余证据在前案中提交并进行了举证质证和作为了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陈波举示的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就证明目的及其他争议,待在本院认为中予以综合评价。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举示的编号为0022063重庆市大足区渝龙货运有限责任公司承运单显示:起运站龙水,到达站二郎,托运人:陈波,收货人:莫方友,收货人电话:XXX;件数:20,时间:2018年7月9日。原告举示的配送表显示配送药品运输目的单位善一堂公司、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XX街道XX路XX号。原、被告举示的2019年3月20日开庭笔录,原告在该此开庭中表达了“原告在与被告莫方友达成购销合同过程中有足够理由相信其代表善一堂公司”,该次庭审作为证人出庭的陈波表达“当时的情况,莫方友在发货前几天问我什么时候发货,说发到另外一个公司去,我经过公司的同意,我大概是发了20包货物,在德恒物流园那里发的,我也给莫方友联系了的，莫方友让我发到二郎,”本案原告在该次庭审中针对证人陈波的证言表达了“证人证言可以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原告的货物是确实发给了莫方友,货物已经被莫方友或者莫方友指派的人签收,货物价值确实为164032.56元。因为莫方友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诉讼文书上载明的电话号码,人民法院也是通过该号码向被告莫方友送达法律文书,因此该号码对应的人即为莫方友”。因案涉货款,本案原告曾于2018年10月9日以善一堂公司为被告提起了买卖合同诉讼,本院作出了（2018）渝0111民初67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又于2019年2月27日以莫方友为被告提起了不当得利纠纷，本院作出(2019)渝0111民初15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莫方友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原告国药控股重庆市大足区医药有限公司药品款164032.56元,该判决生效后,本案原告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渝0111执257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被告黄群英系被告陈波的母亲,于2017年10月16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因被告陈波给原告造成损失又无力偿付的或在未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无故离职的，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6月1日本案原告以本案二被告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大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损失164032.56元。该委于2020年6月8日作出说明:本委至今未受理此案。本院认为: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本案中,原告因案涉药品及药款纠纷而进行了多次诉讼,纵观整个诉讼查明的情况来看,原告对莫方友的身份是认知的,对莫方友是作为善一堂公司的代理人而与其发生合同关系是确信的,因此,被告陈波将药品发给莫方友也即是在完成原告交办的工作,虽然陈波在办理托运时确实没有直接将药品发往善一堂公司的住所地,但并不因此认定其是在擅自改变收货人及送达地址，更何况陈波并非一人在完成药品托运工作,尚有原告的其他工作人员参加,在被告陈波完成托运后,原告也保存了诸如承运单等相关托运资料,从其前案诉讼中自认的是在向善一堂公司寄送了增值税发票而被退回后才发现情况不对而引发诉讼以及在诉讼中对当时作为证人的陈波的陈述并未提出否定意见，说明原告对承运单上标注的到达站和收货人并无异议,也即认可陈波的履职结果;从日常工作管理模式来看,如果原告发现陈波办理托运有错,必然首先要求陈波予以说明或要求陈波开展追回药品等补救措施,但原告并无该方面的证据反映。因此,被告陈波作为原告工作人员,在排除其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与莫方友相互勾结转移、侵吞药品的情形下,其与莫方友联系发送药品并按莫方友指定地址发送药品的行为,属于其正当履行职务,该行为并无过错,被告陈波对原告经营中出现的损失不应当承担责任。至于原告诉称被告陈波此后因送错货而办理了离职手续,并无证据证明,对该诉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样,基于如上原因的分析,被告陈波不承担责任,对被告黄群英的承诺效力及应否担责不再作评价。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药控股重庆市大足区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0元,减半收取计1790元,由原告国药控股重庆市大足区医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何肖川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朱 倩书 记 员 徐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