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329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邢跃跃，男，1981年12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汉族，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原系中铁某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党工委书记、执行董事，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住湖南省长沙县。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于2015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铁路公安局长沙公安处看守所。辩护人杜连军、时晓骞，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指控被告人邢跃跃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于2020年3月21日作出（2016）粤71刑初1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邢跃跃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2014年3月，长沙景某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谭某公司）无法履行与中铁某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公司）的煤炭采购合同，尚欠货款约1500万元无力偿还。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阳与时任湖南公司党工委书记、执行董事的被告人邢跃跃商定，以徐某阳控制的怀化市湘某经技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湘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在湖南公司预付湘某公司货款后从中提出1500万元用以归还谭某公司所欠债务。2014年4月至6月，湖南公司共支付给湘某公司煤炭货款3150万元，其中1500万元转入谭某公司。谭某公司用该款还清欠湖南公司的全部债务。2014年9月初，邢跃跃被免职后与徐某阳约定受谭某公司委派到安某南方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公司）担任总裁，谭某公司给予邢跃跃安家费150万元、年薪60万元及阳某公司10%股权。邢跃跃辞职之后，由于安某公司未实际运作，2015年1月徐某阳又聘请邢跃跃到湘某公司与阳某公司联合组建的湖南中某资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担任总裁，约定月薪5万元及阳某公司股权等利益。2015年3月，邢跃跃辞去中某公司总裁职务，徐某阳将一台奥迪A6汽车作价25万元，作为邢跃跃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薪酬转给了邢跃跃。（二）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间，被告人邢跃跃职务便利，以公务或客户接待之名占用公款，或办理馆所会员卡归自己及家人使用、为自己或亲戚在商场购买商品或购物卡、个人请家人及朋友在酒店吃住等方式消费，然后将上述花费虚开成湖南公司的“会务费”、“住宿费”、“办公用品”等发票，或使用假发票在湖南公司报销10笔，共计贪污279590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人邢跃跃亦供述与辩解在案。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邢跃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其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邢跃跃同时构成两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邢跃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二）被告人邢跃跃犯罪所得人民币279590元，以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邢跃跃的手表1块、皮带1条、女式包1个变价后退赔中铁某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邢跃跃上诉提出：1.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1）借款1500万元给谭某公司是湘某公司的行为。徐某阳在确实无力归还1500万元时提出可以将债务转到与他合作良好的湘某公司，其认为此举可以将坏账挽回，于是同意并推动集体决策与湘某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徐某阳在与湘某公司的李某协商后将湖南公司支付货款中的1500万元借给谭某公司归还债务。这过程中不存在湖南公司借款给徐某阳个人使用的问题。如果该笔借款属于挪用公款，其主体应该是湘某公司的李某，而非本案上诉人。（2）一审认定湘某公司是徐某阳个人控制不符合事实。湘某公司是依法成立、受怀化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徐某阳控制的民营企业；湘某公司之所以愿意借给徐某阳1500万元，是由于徐某阳曾经帮助过该公司，在徐某阳有困难时李某根据徐的请求给予帮助，而非公司被徐某阳所控制。（3）原判不尊重事实，采信证据不客观。为了认定徐某阳控制湘某公司而篡改徐某阳等人证言，试图将合作歪曲为控制；对湖南公司相关人员推卸责任、前后矛盾、明显存在利害关系的言词不加审查就予以采信，导致对上诉人罪责的错误认定。（4）认定其构成挪用公款罪违背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党政一把手，其决策行为既然代表公司，就不能认为“个人决定”；湖南公司内部的评审、资金流转审批并非流于形式，不可能出现个人擅自决定的情形；其同意将债务转到湘某公司是为了尽可能收回坏账，是为了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不是给个人使用；本案中其不但没有为徐某阳谋取利益，实际上强力追债使得徐利益受损，不可能有从中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和空间；一审以事后的任职用于佐证此前存在“高度默契”的谋利合意不符合事实。2.其不构成贪污罪。理由是：（1）湖南公司有健全的财务制度，费用报销经财务审核后还经纪委书记审核，不能因为上诉人主管财务部门而认定其随意审批。（2）相关款项均为其垫付的公务开支，报销后当然返还其个人账户，不能因此认定其个人占有使用。（3）只要为了工作的开支就是用于公务，即便用其他科目或者存在假发票，也不能认定为贪污犯罪。（4）原判将部分明显的公务开支如公务宴请、关心职工等开支均认定为贪污，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其将妻子个人消费报账。（5）原判认定部分事实的证据不具有排他性，不排除将他人开支强加于其身上的可能。因此，邢跃跃请求二审改判其无罪。邢跃跃的辩护人提出：1.邢跃跃不构成挪用公款罪。（1）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之间的合作虽然未进行“网上评审”，但实质上符合集团公司实现合作对象由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转变的精神，符合湖南公司内部审核程序，款项支出亦符合公司财务制度，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并非邢跃跃个人决定。（2）邢跃跃始终没有在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贸易合作中获取个人利益的主观意图，在两公司与谭某公司债务转移时，其没有任何谋取个人利益的意图，也不可能预见到半年后因工作变动而需要寻找新的工作，也没有证据证实当时存在合意或默契。（3）在徐某阳的谭某公司无法归还1500万元的情况下，邢跃跃同意徐的建议与融资能力更强、拥有2000多万元国有土地的湘某公司合作、把债务转移到该公司使湖南公司符合集团公司的要求，规避了经营风险，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4）该行为的实质是湖南公司支出后又回到湖南公司，款项始终处在湖南公司的控制之下，既解决了谭某公司所欠债务，又不产生资金风险，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公款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受到侵犯；也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挪旧还新”的情形，不属于挪用公款行为。（5）即便邢跃跃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原则上仅应适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原判却适用“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档次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明显违背事实与法律。2.邢跃跃不构成贪污罪。（1）原判认定的第（四）、（七）、（八）宗事实，均有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用于公务支出，即便存在报账手续不严谨的问题，也不能认定为犯罪。（2）原判认定的第（二）、（三）、（十）宗事实证据不足，合理怀疑无法排除，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3）原判认定的第（一）、（五）、（六）、（九）宗事实，虽然邢跃跃无法说明宴请对象，但不等于就不是公务宴请，不能因此就认定为个人占有，不能武断地得出邢跃跃贪污的结论。综上，辩护人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经审理查明：（一）上诉人邢跃跃挪用公款的事实。2013年1月13日，上诉人邢跃跃被中铁某集团公司任命为湖南公司党工委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湖南公司与长沙景某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南谭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谭某公司）以签订煤炭采购合同（2014-YC-CG008）名义向谭某公司支预付货款2826万元，至同年3月，谭某公司尚欠湖南公司约1500万元无力偿还。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阳与上诉人邢跃跃商议还款事宜时，邢跃跃告诉徐某阳，中铁某集团公司要求收缩与民企开展业务。徐某阳提出可以以其控制公章、印鉴的国有企业湘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名义，在湖南公司预付货款后其从中提取1500万元用以归还谭某公司欠湖南公司的债务。邢跃跃同意了徐某阳的提议，并指示下属按照其与徐某阳的约定，于2014年3月31日与徐某阳安排的谭某公司人员以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名义签订购销合同。在邢跃跃安排下，该合同未按照中铁集团规定进行网上评审，而是在湖南公司内部以纸质评审的方式得以通过。2014年4月至6月，湖南公司供煤炭货款名义支付给湘某公司3150万元，其中1500万元被以票据背书方式由湘某公司转入谭某公司，供该公司用以归还此前所欠湖南公司的全部债务。上述以货款名义支付给湘某公司的款项由徐某阳名下阳某公司陆续归还湖南公司，案发后截止2014年9月26日尚欠10385658元。2014年9月2日，上诉人邢跃跃被中铁某集团公司免职。同月8日，邢跃跃与徐某阳签订《合作协议》，接受谭某公司委派到安某南方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公司）担任总裁，谭某公司给予邢跃跃安家费150万元、年薪60万元及阳某公司10%股权。由于安某公司并未实际运作，在邢跃跃从湖南公司离职后，2015年1月徐某阳聘请邢跃跃到其以阳某公司与湘某公司联合组建的湖南中某资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担任总裁，约定月薪5万元及阳某公司股权等利益。2015年3月邢跃跃辞去中某公司总裁职务，徐某阳将一台奥迪A6汽车作价25万元，作为邢跃跃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薪酬，邢跃跃则退出其持有的阳某公司股权。认定依据：1.证人证言。（1）徐某阳证言：其是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某公司、阳某公司都是其名下的公司。2013年3、4月间，其认识邢跃跃，用谭某公司、双某公司、阳某公司的名义与湖南公司做过钢材及煤炭的业务；签订过一些上下游企业都是其名下公司的合同，主要是为了增加业务量。2014年1月13日，其以长沙景某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即谭某公司）的名义与湖南公司签订了煤炭采购合同，其与邢跃跃事先谈好后公司职员汉某良具体操作，目的是其想利用湖南公司的银行授信度从银行融资后垫资给谭某公司使用。其陆续还钱给湖南公司，到尚欠1500万元时资金链断裂，无法筹集到1500万元还给湖南公司，遂找邢跃跃商议此事。邢跃跃说湖南公司今后不能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展业务，但是与国有企业合作还是可以，问其是否有关系较好的国有企业。其表示其与湘某公司一直有合作，关系很好，其从2013年起就帮助该公司维持基本运转，公司的合同章、行政章及公司法人李某的印鉴都放在其那里。邢跃跃得知该情况后，就与其商议以湘某公司的名义与湖南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目的是为了从湖南公司融资，缓解其还款的压力，并不是实际上要采购煤炭。邢跃跃看了湘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提出要增加湘某公司的注册资本，又让其为湘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的合同出具了承担个人连带责任的保函，然后邢跃跃就同意与其签订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的煤炭采购合同及湖南公司与阳某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2014年3月间，通过履行上述两份采购合同的方式，湖南公司将货款150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款给湘某公司，湘某公司将该1500万元转给了谭某公司，谭某公司将该1500万元又还给湖南公司，实现了谭某公司清偿湖南公司的前一笔1500万元债务的目的。其当时没有就此事许诺给邢跃跃好处，但到了2014年9月份，其听说邢跃跃从湖南公司辞职，就与邢跃跃商议聘请邢到谭某公司参股的安某公司担任总裁，并与邢跃跃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给予邢跃跃安家费150万元、年薪60万元及阳某公司10%股权。因安某公司并没有实际运转，上述条件没有兑现。2015年1月，其成立了中某公司，又以阳某公司的名义聘请邢跃跃到中某公司担任董事长并签订了一份与前述协议内容相同的薪酬协议。邢跃跃在中某公司干到2015年3月份就辞职了。（2）张某伟证言：其时任湖南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3月份的一天，邢跃跃说要把谭某公司此前欠湖南公司的1500万元债务转移到湘某公司，让其负责拟定合同，其就安排工作人员拟定了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之间的煤炭采购合同及下游与阳某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该两份合同是邢跃跃与湘某公司的人具体谈好并决策的，合同的评审也只是走个过场，因为合同的主要内容邢跃跃早已谈好了。这两组合同走的是纸质评审程序，没有按照中铁某集团公司的规定进行网上评审，这也是邢跃跃安排的。湘某公司派来办理这笔业务的是汉某良，汉某良同时也是谭某公司、双某公司的业务联系人。签订该组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以新还旧”，就是说第一个合同付款出去了，当时是以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款的，承兑汇票到期需要解付了，对方公司又没有这么多现金还，就再次签订合同支付承兑汇票，用这些票据贴现以后再去解付第一笔到期的承兑汇票。在此之前，2014年1月13日，湖南公司上游与谭某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准备做一笔业务，但由于中铁某集团公司要求控制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湖南公司与谭某公司的合同就停止了，但是当时湖南公司已经支付给谭某公司2600多万元，谭某公司没有将货款全部归还，形成了1500万元的欠款。这一次通过新签订的两份合同，湘某公司把3000多万货款中的1500万转给谭某公司用来偿还谭某公司的欠款，旧的1500万元债务结清了。到2014年6月，由谭某公司转移给湘某公司、尚欠湖南公司的债务，还有1038万余元未还。（3）程某伦证言：湖南公司的现货业务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前期没有什么异常，到2014年3、4月份，出现了湖南公司前期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到期前即新签合同的规律性现象。其听张某伟和徐某说，因为客户公司没有还钱导致湖南公司出借的资金无法回笼，只能和对方新签合同，使用银行授信新开的承兑汇票或者信用证再次贴现，在贴现款回流湖南公司后来解付前期开出的票据，其就知道湖南公司的现货贸易业务出现了问题。新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前期产生的票据解付的问题，而不是要做一笔真实的现货业务，实际上是湖南公司用自己的钱，替客户归还了其欠湖南公司的旧账。这么做的后果，是从会计资料看，前期合同已经正常执行完毕，湖南公司的货款也已经正常回笼，但实际上前期合同并没有如约执行，湖南公司的货款不仅没有正常回笼、而且还新增了需要回笼的货款，如果对方始终不还湖南公司钱，其结果要么就是问题曝光，要么就是在新开的票据需要解付时，只能再次通过订立合同还旧账，陷入一种恶性循环。（4）陈某证言：其时任湖南公司现货贸易部业务员，负责湖南公司草拟合同、合同评审、付款、收开物流单据及发票、催款等具体事项。其具体经手了谭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的（2014-YC-CG008）合同，以及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ZTHX-XHDL-CG-MT-2014-02-3）合同，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这两份合同应该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该两份购买合同下游所对应的销售合同，对方公司是阳某公司及双某公司，经办人都是汉某良，以此可以推测出上下游公司的老板都是同一人。该两份合同的拟定及付款其是按照张某伟的指示办理的。（5）汉某良证言：其担任过徐某阳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徐某阳名下有许多家公司如谭某公司、修某公司（即双某公司）、阳某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徐某阳。此外还有许多公司是徐某阳实际控制的，如湘某公司，法人是李某。徐某阳成立这么多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从银行贷款，用于投资煤矿、做贸易。徐某阳的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的业务基本都是其经办的，其与湖南公司的陈某对接业务。徐某阳与湖南公司开展业务，主要是因为湖南公司作为国企，银行授信度高，可以通过与湖南公司的合作获取资金支持。长沙景某实业有限公司（即谭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编号为2014-YC-CG008的合同是其经手的，该份合同由于上游煤场发不出煤，所以没有履行，湖南公司支付给谭某公司的2500万元徐某阳贴现后用于经营了，具体的用途其不清楚。但是湖南公司一直催着还钱，后来这笔债务就通过与湖南公司签订合同转移到了湘某公司。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7月14日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螺纹钢采购合同都是徐某阳与邢跃跃谈好后其具体经办的，该两份合同上下游企业都是徐某阳实际控制的公司，合同并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6）邱某军证言：其时任湖南公司总经理，分管公司的工程物流及财务工作，邢跃跃是湖南公司执行董事，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主要负责现货贸易。其不清楚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合同评审表上其本人的签名是其事后补签的。一般邢跃跃同意的业务其不会仔细审查，只是签个字履行一下程序。（7）殷某云证言：其时任湖南公司现货贸易部职员，负责初步草拟合同、业务单据的传递、保管合同等工作。关于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其在合同评审表上的签名，只是表示其收到并保管了该合同，合同的具体内容其不知情。（8）徐某证言：其时任湖南公司现货贸易部副部长，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与螺纹钢采购合同，其在评审表上的申请部门负责人栏签字，是表明已初步审查合同的格式与内容，合同的具体内容都是领导事先谈好的，其在合同评审表上签名是为了走流程。该两笔业务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也没有经过中铁某集团公司的网上评审。（9）李某证言：其时任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前身是湘某公司。湘某公司是90年代初成立的一家国有公司，主管单位是怀化市国资委。2006年以来因为一宗土地诉讼案件全员下岗，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2014年上半年，其通过他人认识了徐某阳，经过接触后，徐某阳表示要借助国有企业的这块牌子一起做生意，之后也确实给予了湘某公司帮助和支持，如支付员工工资、养老金等，其也帮徐某阳跑业务。2014年年初，湘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徐某阳找其要了湘某公司的行政章、合同章和公司账户，说要帮湘某公司做银行流水，其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徐某阳。湘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其并不清楚，是徐某阳拿着湘某公司的公章去签的。事后，其按照徐某阳要求开增值税发票给了徐某阳，由徐某阳去跟湖南公司结算。2014年12月，徐某阳、邢跃跃、汤某及其本人一起商量决定把湘某公司从怀化迁到长沙，更名并增资至一个亿，但湘某公司本身没有增资途径，四个人商量由徐某阳和汤某去筹集9000万元资金，筹到资金后让徐某阳的阳某公司在中某公司里占30%的股份、怀化市国资委占70%的股份。中某公司成立时的董事长是邢跃跃，邢跃跃是由阳某公司委派、由怀化市国资委批复任命的。2014年下半年，邢跃跃从湖南公司辞职后就到了阳某公司，中某公司成立后又由阳某公司委派到中某公司担任董事长，邢跃跃只干了两、三个月就辞职了，要走了阳某公司那台奥迪A6汽车。邢跃跃在中某公司的薪酬协议是中某公司与阳某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邢跃跃的薪酬方式采取协议薪酬模式，年薪60万元，从2015年1月起计，中某公司承担20万元，阳某公司承担40万元。（10）汤某证言：其原为双某公司法人代表、现为中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双某公司和阳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徐某阳。湖南公司与阳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湖南公司与双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都是徐某阳决定的，徐某阳与邢跃跃事先谈好了合同内容，其签字是走个过场。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邢跃跃从湖南公司离职后，其和李某、邢跃跃三人一起喝茶，邢跃跃听说其和李某在筹划将湘某公司做成集团公司的事情，就表示想参加进来担任中某公司的董事长。其当时觉得邢跃跃有能力让中某公司运转起来，就同意了。中某公司是湘某公司与阳某公司联合组建的混合所有制公司，邢跃跃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形式上是由怀化市国资委任命，但实际上是徐某阳控制的阳某公司委派的。邢跃跃刚到中某公司时要求获得阳某公司10%的股权，后来又要求增加到30%，其与徐某阳商量后也同意了。2.书证。（1）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ZTHX-XHDL-CG-MT-2014-02-3）、湖南公司与阳某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ZTHX-XHDL-XS-MT-2014-02-3），以及两份合同的合同评审表证明：2014年3月31日，湖南公司分别与上游湘某公司签订了购买105400吨煤炭，总价款30013704元，付款方式为先款后货的合同；与阳某公司签订了销售蒙煤105400吨，总价款30544920元，付款方式为先款后货的合同。该两份合同分别于2014年3月30日、3月31日通过湖南公司内部合同评审，有申请部门负责人徐某、合同保管员段某云、法律专员龚某、财务部程某伦、分管领导张某伟、总经理邱某军、法定代表人邢跃跃的签字。（2）与上述两份煤炭采购、销售合同相关的湖南公司发货通知单、湘某公司发货确认单、阳某公司提货委托书、湖南公司提货通知单、阳某公司收货确认单、湖南公司现场发货表以及湖南公司、湘某公司结算单，证明了上述两份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3）湖南公司出具的《湘某业务说明》《资金明细》，证明了湖南公司与上游湘某公司、下游阳某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的具体付款情况，湖南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至6月20日共向湘某公司承兑支付3150万元。计算至2014年8月26日，湖南公司收到阳某公司现款1925.75万元，湘某公司未履行金额为10385658.12元。（4）湘某公司资金走向说明及相关银行资料，证明湖南公司向湘某公司承兑支付的3150万元货款的走向情况。该3150万元中，有1000万元于2014年4月10日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方式，从湘某公司流入谭某公司、双某公司，最后由谭某公司转入湖南公司；有500万元于2014年5月4日，以相同的背书转让方式及流传途径转入湖南公司。（5）湖南公司出具的合同评审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期间，湖南公司现货贸易业务合同经集团公司评审通过的共计37份，评审驳回的共计34份。（6）吴某红出具的针对湖南公司违规开展现货贸易业务的说明，证明了其时任中铁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2012年11月5日，中铁某集团公司发文要求下属各单位、子公司加强现货贸易风险管控，要求单笔合同5000万以上或单客户累计5000万以上必须到集团报批；2013年7月23日，集团公司发文要求上下游为民企的合同不论额度大小必须经过集团公司网上评审通过才能执行；2013年11月15日，集团公司发文禁止各单位与上下游为民企性质的公司开展现货贸易业务。2013年3月28日，集团公司发文禁止子公司开展无商品实物、无货权流转的融资性业务。2014年8月14日，湖南公司邢跃跃、张某伟到中铁某集团公司汇报了相关业务情况，集团公司听取报告后认为，湖南公司不执行集团公司相关规定、违规操作，造成了公司资金巨大风险。（7）徐某阳于2014年3月1日出具的担保函，证明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多项煤炭采购合同，其为湘某公司履行该合同项目下的义务，以其个人名下资产向湖南公司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8）谭某公司（景某公司）与湖南公司签订的2014-YC-CG008煤炭采购合同及湖南公司与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2014-C001煤炭买卖合同、业务说明、资金明细表、记账凭证，证明了谭某公司、湖南公司履行该两份合同的具体情况。（9）谭某公司与邢跃跃2014年9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谭某公司聘请邢跃跃作为公司代表到其公司参股的安某公司工作，并担任总裁。并约定了安家费150万元，年薪60万元及10%股权等待遇。（10）阳某公司出具的《关于高管薪酬问题的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薪酬支付确认书》，证明2015年1月7日，阳某公司聘请邢跃跃并委派其到中某公司担任董事长，年薪60万元。2015年3月，邢跃跃从中某公司离职，将名下阳某公司股份全部变更至双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某名下。离职时邢跃跃从中某公司处获取了一台奥迪A6汽车，作价25万元，作为其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薪酬。3.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出具的会计鉴定文书，证明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湖南公司从2014年4月10日至6月20日间向湘某公司承兑支付3150万元，截止至2014年9月26日，湘某公司未履行金额为10385658.12元。4.上诉人邢跃跃的供述与辩解。邢跃跃称：其之所以同意张某伟与湘某公司开展业务并签订了3000万元的采购合同，是为了实现将民营企业谭某公司欠湖南公司的1500万元的债务，转移至国有企业湘某公司，以实现将湖南公司国有债权风险降低的商业目标。湘某公司又借出1500万元给谭某公司还债的决定是湘某公司自己决定的，而不是湖南公司决定的，更不是其个人决定的。其与谭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其从湖南公司离职后与汤某谈的，汤某当时对筹建安某公司力不从心，听说其被湖南公司免职了，就邀请其参加组建安某公司，后来汤某才跟徐某阳说起此事。2014年3月湖南公司与谭某公司开展业务时，其还是央企的党政一把手，不可能有去民营企业工作的想法，也不可能将去民企工作视为一种特殊利益并谋取之。（二）贪污罪。2013年1月13日，上诉人邢跃跃被中铁某集团公司任命为湖南公司党工委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之后至2014年2月间，利用其职务便利，谎称公务接待、节日送礼等用途，虚开发票或使用假发票以“会务费”、“住宿费”、“办公用品”等虚假名义在湖南公司报账，骗取公款人民币279590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1.2013年1月7日，上诉人邢跃跃在北京芙蓉豪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宴请朋友，用本人信用卡刷卡消费2259元和32004元。邢跃跃到湖南公司任职后，将该餐饮公司开具的一张金额为35263元的会务费发票交由湖南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蒋某伟为其办理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邱某军证称：其在湖南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公司存在业务接待及节假日走访的情况，但其不具体经手。其不了解邢跃跃在2013年春节期间是否有接待及走访活动，对于湖南公司2013年报销的金额为35263元的会务费发票其不知情。（2）证人陈某勋证称：2013年其在湖南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时有审批报销的职责，邢跃跃报销费用都是安排办公室人员经手报销，经手报销人来找其签字审批报销费用时，如果是邢跃跃等公司领导的费用，其一般都不会多问，直接就签字报销了，其签完字后邢跃跃还是要对报销进行审核的。关于该北京芙蓉豪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35263元的会务费发票，经手报销人没有详细说明情况。（3）证人程某伦证称：其于2013年1月到2015年3月期间担任湖南公司财务部部长，当时董事长是邢跃跃。湖南公司办公用品的采购、公司部门以上领导的接待费用，通常是经手人将发票贴到报销单上，填写好后交办公室主任周某签字，再交财务会计张某审核，再由分管领导陈某勋签字，最后找公司领导邢跃跃或者邱某军签字。邢跃跃报销相关费用，通常会将发票给王某或者周某，具体是由王某经手报销。（4）证人张某证称：其为湖南公司财务部出纳，负责核算统计公司财务支出的账目和公司发票报销的审核，其审核发票主要是发票的真伪，看发票上的金额和实际报销的金额是否一致，发票报销内容的真实性其不审核，公司领导报销发票其也不会去过问。（5）证人蒋某伟证称：邢跃跃在湖南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前三个月，其担任湖南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几次经手过邢跃跃交来的报销发票，湖南公司2013年1月第918-13010150号记账凭证及相关报销明细、发票（号码32367915）其看过，是北京芙蓉豪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19日开具的金额为35263元的会务费发票，该发票是邢跃跃交由其报销的，报销后其通过手机银行把报销款转入了邢跃跃账户。（6）湖南公司记账凭证、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该35263元会务费发票经邢跃跃签字批准同意在湖南公司报销的情况。上述书证均经蒋某伟辨认无误。（7）邢跃跃建设银行卡刷卡明细、蒋某伟交通银行卡明细、邢跃跃建行还款明细，证明了该35263元报销款由蒋某伟转给邢跃跃的情况。前述书证经蒋某伟辨认无误。（8）上诉人邢跃跃供称：2013年1月7日，其在北京芙蓉豪庭宴请过客人，具体宴请何人其记不清楚了，宴请的目的是为了请客户支持湖南公司的发展。当时参加的人比较多，开了两桌。这次消费是其刷信用卡支付的，金额是3万元左右，之后其安排湖南公司办公室人员将该笔费用报销了，报销得款转到了其银行卡上。2.2013年1月15日，上诉人邢跃跃指令湖南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马某嵩在湖南至尊如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其办理了金额为3万元的会员卡一张，该卡由邢跃跃个人占有使用。邢跃跃安排马某嵩在该酒店开具3万元会务费发票并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邢跃跃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马某嵩证称：2013年1月15日晚上，其陪邢跃跃到湖南至尊如意酒店请客吃饭，当晚餐费1987元其是用中信银行卡付的账。晚饭后邢跃跃让其在该酒店办了一张3万元的会员卡，卡办好后其交给了邢跃跃。办卡的3万元与当晚的餐费共计31987元其后来在湖南公司报销了。（2）湖南公司记账凭证、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该笔30000元会务费发票经邢跃跃的签字批准在湖南公司报销的情况。前述书证经蒋某伟辨认无误。（3）马某嵩刷卡存根、马某嵩中信银行明细证明了马某嵩在至尊如意酒店的消费支出31987元、报销收入的资金情况。前述书证经蒋某伟辨认无误。3.2013年2月4日，上诉人邢跃跃安排湖南公司人员蒋某伟和徐某分别在公司财务部门借支现金4万元、3万元后，转账到邢跃跃在北京的亲戚徐某的银行卡上。当日，邢跃跃使用徐某的银行卡在北京刷卡购买了69010元资和信电子商务公司购物卡。3月3日，邢跃跃将一张假的7万元会务费发票交给蒋某伟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将此前蒋、徐二人借支的7万元予以冲销。认定依据：（1）证人蒋某伟证称：2013年2月4日，邢跃跃让其从公司财务部借4万元的备用金，同时安排徐某借3万元的备用金，说春节期间公司需要一些走访费用，二人都把钱给了邢跃跃或邢跃跃指定的人，其是把4万元打到了一个叫徐某的人的账号上。后来邢跃跃给其一张7万元的会务费发票，是2013年2月4日北京国贸大酒店开具的会务费发票，其于3月5日将该发票在公司财务报销，冲销了之前借的7万元备用金。报销凭证中附有一份会议通知，有可能是其安排王某做的一份假会议通知，目的是为了满足报销会务费所需要的财务规定和制度。（2）证人徐某证称：2013年2月4日其交通银行工资账户转入3万元，可能是在财务借支的备用金，但是其记不清该笔钱转到哪里去了，也没有印象去财务部门还过或者报销过这笔钱。（3）证人徐某证称：其是邢跃跃的妹夫，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邢跃跃在北京与其见面，说要转两笔钱到其中国工商银行卡上，后一共转了两笔共7万元到其银行卡上，然后邢跃跃让其一起去商场消费，具体买什么东西其不清楚，其只是跟着邢跃跃去商场刷卡消费了69010元。（4）证人郭某田证称：其时任中铁某集团公司汽车队队长，2013年春节前，其在集团公司办公楼的电梯处碰见邢跃跃，邢跃跃给了其一张面值5000元的资和信购物卡。（5）湖南公司记账凭证、报销明细单及付款审批单、发票，证明了该7万元会务费发票在湖南公司报销的情况。（6）湖南公司“会议通知”及证明一份，证明2013年1月至3月，湖南公司没有在外开过会，该会议通知为假通知。（7）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该国贸酒店发票是假发票。（8）北京国贸大酒店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国贸酒店没有于2013年2月4日开出过付款单位为湖南公司的会务费发票。（9）蒋某伟、徐某的交通银行流水明细，证明了该7万元的转账情况。（10）资和信公司提供的购卡记录和消费明细证明，徐某于2013年2月4日到其公司购卡，其中5000元面值13张、1000元面值2张。邢跃跃之妻程某在君太百货刷卡消费过其中面值5000元、1000元的购物卡各一张。（11）上诉人邢跃跃供称：该笔7万元如果是其安排蒋某伟等人付到其亲戚徐某账上，应该是当时其在北京因工作需要或者业务原因需要开支一笔费用，自己没带银行卡，恰好徐某在身边，所以让蒋某伟等人从公司借支后临时转到徐某的账户，然后由徐某把钱取出来交给其本人。如果该7万元用于在资和信公司购卡消费，可能是湖南公司有走访客户的需要。其记得2013年春节给集团公司一些人员送过购物卡。报销这7万元的费用经过了本单位经办人、财务部门和公司领导签字认可，通过了上级单位的审计和检查，说明该7万元费用的支出确属公司需要且合理合规。4.2013年2月7日，上诉人邢跃跃在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刷卡消费21622元，用于宴请其家人及朋友等人。同月27日，邢跃跃将该酒店开具的一张21622元住宿费发票交给湖南公司工作人员马某嵩在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马某嵩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2月第918-13020062号记账凭证中有一笔21662元的费用报销是其经手的，该笔费用是报销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开具的一张住宿费发票，开票日期是2013年2月8日，发票明细单所写的内容是因洽谈业务接待客户四人住宿10天发生的费用。该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让其报销的，其将该发票报销后将报销款转入了邢跃跃的银行账户。（2）证人杨某仪证称：邢跃跃是其丈夫岳某的朋友，其丈夫与邢跃跃是在国资委助勤的时候认识的，2013年2月7日晚上，也就是2013年春节前的几天，邢跃跃请其一家在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吃饭、泡温泉，住了一晚。当时一起去的大概有四家人，都是邢跃跃的朋友，包括家属总共有十几个人，其认识的有邢跃跃及其妻程某，其他人都不认识。（3）证人王某证称：其与邢跃跃是朋友关系，与邢跃跃及其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但邢跃跃曾向其提出帮助介绍相关宣传方面的朋友和资源。2013年快过年的时候，邢跃跃邀请其去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吃饭、住宿，吃饭时大概有八、九个人。（4）证人张某生证称：其与邢跃跃是朋友关系，两人因为都曾在央企的人事部门工作、是同行，所以认识的。2013年春节前几天，邢跃跃打电话邀请其与其妻去北京龙熙温泉酒店聚会，说是准备去湖南公司任职，请其吃饭、洗温泉并住了一晚，席间邢跃跃说希望大家对其工作进行支持。（5）湖南公司记账凭证、发票、报销明细单及付款审批单，证明了该笔21622元款项由邢跃跃签字同意报销。（6）湖南公司出具的差旅费开支明细，证明接待客户4人住宿10天产生费用合计21622元。（7）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提供的单据，证明了该次宴请的具体消费情况，相关消费单据有邢跃跃签名。（8）邢跃跃、马某嵩的建行明细，证明了邢跃跃于2013年2月8日在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消费21622元的情况及该笔21622元报销款从马某嵩处转到邢跃跃账户的情况。（9）上诉人邢跃跃供称：其在湖南公司报销的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的21622元住宿发票，是其于2013年春节前两天在该酒店宴请了一些央企的朋友，是基于湖南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考虑，属于公务宴请。5.2013年5月份，上诉人邢跃跃将一张金额为8000元的“北京中裕世纪大酒店”的假住宿费发票交给湖南公司工作人员王某在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5月8日第918-130050057号凭证是其经手报销的，其中一份报销北京中裕世纪大酒店4月24日开具的住宿费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报销后其将报销款转给了邢跃跃。（2）湖南公司记账凭证及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湖南公司将该发票报销并付款给王某的情况。（3）北京中裕世纪大酒店开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酒店未开过涉案发票。（4）北京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发票是假发票。（5）邢跃跃交行明细与王某光大银行明细，证明报销款由王某处转到邢跃跃处的情况。（6）上诉人邢跃跃供称：该张8000元的住宿费是怎么发生的其记不清楚，其对收到该笔8000元报销款无异议。6.2013年3月17日和5月21日，上诉人邢跃跃分两次在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川国际酒店）购买金额均为1万元的会员卡归个人使用。后邢跃跃分两次将力川国际酒店开具的对应金额的会议费发票交给王某在湖南公司予以报销。2014年2月4日，邢跃跃在力川国际酒店为其妻子程某的会员卡充值5000元，同年2月26日，邢跃跃将在力川国际酒店开具的金额为5000元的住宿费发票交给王某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上述3笔报销均由邢跃跃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3月22日第918-130030130号记账凭证是其经手报销的，其中报销力川国际酒店2013年3月17日开具的1万元会议费发票，该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报销款转给了邢跃跃。其不清楚该费用是不是公务接待费用，湖南公司并没有召开过相应的会议。湖南公司2013年7月17日第918-13070106号记账凭证是其经手报销的，其中力川国际酒店于5月21日开具的1万元会议费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报销款转给了邢跃跃，该笔报销中的附件（会议通知）是办公室文秘科虚假制作的。湖南公司2013年3月3日第918-14030009号记账凭证是其经手报销的，其中力川国际酒店2月4日开具的5000元住宿费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其将报销款转到了程某的账户上。（2）湖南公司记账凭证、业务受理单、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湖南公司报销该25000元款项的情况。（3）力川国际酒店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其单位2013年3月17日开具的发票号0354192的1万元发票、2013年5月21日开具的发票号为10216488的1万元发票、2014年2月4日开具的发票号为49546398的5000元发票，对应的消费明细均是在北京大公馆办理会员卡。（4）湖南公司出具的虚假开会通知的复印件。内容为“中铁某集团公司湖南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在北京力川国际酒店召开客户交流会，联系人王某”，并盖有湖南公司办公室公章。（5）王某交行明细，邢跃跃建行明细、交行明细，程某建行明细，综合证明了邢跃跃建行信用卡的消费、收入情况及相关报销款由王某账户转至邢跃跃、程某账户的情况。（6）上诉人邢跃跃供称：其报销的这张力川国际酒店2013年5月21日开具的会议费发票，是把业务招待费开成了会议费。其在北京大公馆的消费是正常的业务接待，具体接待过哪些人记不清了。在公司的商务接待中，礼仪上如果对方客户带夫人来，一般其都会带夫人去陪同对方，有可能消费完后，其让程某去买单，因此会出现由其妻办理会员卡的情况。7.2013年7月19日，上诉人邢跃跃与其妻程某在长沙新世界时尚购物广场购买了价值为26675元的OMEGA手表一块，并要求该商场开具客户名为湖南公司、品名为办公用品的购物发票。后邢跃跃将该发票交给王某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8月21日第918-13080124号记账凭证中，一张长沙新世界时尚广场有限公司2013年7月19日开具的办公用品发票是其经手报销的，该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购物清单是其根据发票金额做的假清单，上面有其本人和周某的签字。报销后其将报销款转入了邢跃跃或程某的账户。（2）证人程某证称：其为邢跃跃妻子，邢跃跃在单位报销的费用有时王某拿到报销款后会转到其私人账户，由其再转到邢跃跃的信用卡账户用于归还信用卡消费。2013年的一天，其在长沙新世纪时尚广场给邢跃跃买了一块OMEGA手表，价格大约是26675元，是用邢跃跃的信用卡付款的。（3）证人张某伟证称：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其和邢跃跃两个人去过长沙悌公馆消费，有时是吃饭有时是按摩，湖南公司当时在悌公馆有过公务接待，其记得接待的是中铁某集团公司的相关人员。邢跃跃在那里消费都是签单的，应该是有那里的会员卡，其没有见过邢跃跃在那里付过现金或者刷卡。（4）证人周某证称：湖南公司在长沙悌公馆有过公务接待并产生过相关费用，在那主要是吃饭或沐足。其陪张某伟和邢跃跃在悌公馆陪过客户，其在的几次邢跃跃都在，其在悌公馆没有结过账，主要是负责开车，其不清楚相关费用是邢跃跃还是张某伟结的账，其自己在悌公馆没有结过账。（5）湖南公司记账凭证、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该办公用品发票经邢跃跃签字同意在湖南公司报销。发票经王某、程某辨认无误。（6）湖南公司出具的办公用品明细，王某承认是其伪造，用于报销该笔26675元款项。（7）长沙新世界时尚购物广场出具的销售单查询材料、发票，证明了2013年7月19日，邢跃跃刷卡消费了26675元的OMEGA手表一块。该书证经程某辨认无误。（8）邢跃跃、程某、王某的银行卡明细，证明了刷卡消费26675元及报账后转款的情况。（9）案发后从邢跃跃处扣押的OMEGA牌手表一块。（10）上诉人邢跃跃供称：其于2013年7月19日在长沙新世界时尚广场购买一块欧米茄手表所开的26675元的发票是在湖南公司报销了，当时开的是办公用品的发票，这样做是为了冲抵其业务接待的费用，具体是用于冲抵其在长沙悌公馆进行业务招待的费用。之所以在湖南公司的报销凭证中找不到在悌公馆的消费发票是因为公司财务部说要降低招待费用的比例，所以其就按财务的要求用其他发票如办公用品的发票去报销，所以就把买手表的发票开成办公用品去报销以抵扣悌公馆的接待费用。其在悌公馆的消费包括喝茶、洗浴、SPA等，每次消费金额不等，湖南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汪某、办公室主任周某、张某伟等人都可以证明在悌公馆的消费，在悌公馆的消费都是用其他发票抵扣的，都是用其信用卡买的单。8.2013年9月14日，上诉人邢跃跃在湖南友谊商店个人购物消费后，要求商场开具金额分别为3430元和7000元的办公用品发票。同年9月29日，邢跃跃安排王某将发票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9月30日第918-13090330号记账凭证中，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商店开出的两张金额为3430元和7000元的发票是邢跃跃交给其报销的，该凭证中的购物清单是其根据发票金额作的假清单。发票报销后报销款由湖南公司转到了其账户，其又将该款转到了程某的账户，其不知道邢跃跃实际购买了什么物品。（2）湖南公司记账凭证、报销明细单、发票，证明了该发票在湖南公司报销的情况。（3）湖南公司出具的购物清单，王某承认是其伪造用于报销的。（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商店出具的销售证明，证明涉案发票对应的消费是GUCCI专柜3430元、BURBERRY专柜7000元。（5）邢跃跃、王某、程某的银行卡明细，证明邢跃跃在友谊商店消费了7200元及报销、转款的情况。（6）案发后从邢跃跃处扣押的GUCCI牌皮带一条、BURBERRY牌女式包一个。（7）上诉人邢跃跃供称：2013年9月14日其和其妻程某在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商店买了一条和一个BURBERRY女式包，总共消费10430元，该两张发票其拿去湖南公司报销了。这些发票是用于报销其垫付的公务支出，因为在招待过程中有一些费用需要处理，并且有一些如娱乐招待、餐饮等项目开不了发票，就经常用其他发票来处理。其让程某帮忙在买东西时留下一些发票，在需要时拿去财务报销其相关公务支出。9.2013年9月30日，上诉人邢跃跃将开票单位为北京心瑞天诚大酒店、金额分别为6800元和5800元的二张假住宿费发票交给王某在湖南公司为其报销，并在报销明细单上签字同意。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证称：湖南公司2013年9月30日第918-13090330记账凭证中其经手报销的31636.2元都是邢跃跃交来报销的发票，其中的1112.5元是殷某云垫付的火车票费用，其余的30523.7元其转给了程某。（2）湖南公司记账凭证（2013年9月30日第918-13090330）及报销明细单，证明了邢跃跃签字同意了该笔合计31636.2元的报销。（3）湖南公司出具的用于替代两张住宿费假发票报销的7张发票。（4）湖南公司财务部出具的关于2013年9月330号凭证发票的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3月份，公司财务部对公司2011-2013年的原始发票进行了网上查询，发现330号凭证中由北京心瑞天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开出的面额分别为6800元、5800元的发票是假发票，由于发票已经跨年，且发票金额大，财务部考虑尽量找2013年的住宿发票，不足部分用2013年的招待费发票替换该发票，其部门将该方案向邢跃跃汇报后得到了其同意。因此将原两张发票撕下，替换成了另外7张发票。原两张发票的金额为12600元，替换后的金额是12605元。（5）二张假的北京心瑞天诚大酒店的住宿费发票及北京地税局票证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的两张住宿费发票为假发票。（6）王某、程某银行卡明细证明，该笔报销款由王某转入了程某的账户。（7）上诉人邢跃跃供称：这笔报销是在北京的KTV用于接待业务单位发生的费用，KTV提供的是北京心瑞天诚酒店的住宿发票，后来拿回公司核实是假的。在KTV具体接待了谁其记不清楚了。10.2013年9月份，经上诉人邢跃跃同意，湖南公司与北京中建某建筑装饰公司签订虚假装修合同，以支付工程款名义套取公款180900元，后邢跃跃从该装饰公司负责人王某华手中拿走其中4万元现金据为己有。认定依据：（1）证人王某华证称：其挂靠在中建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搞装修业务，2013年中秋节前，邢跃跃打电话说中秋节要拿钱去走访送礼，想让其帮忙通过签订虚假装修合同套取公款，其表示同意。邢跃跃跟其公司签订了假合同后，收到了湖南公司一次性打来的20万元装修款，其公司就开出了虚假的20万元发票。这20万元扣除十个点税金和管理费，其公司将18万元打到了其个人账户。这18万元分两次给了邢跃跃等人，第一次其在北京大学东门给了邢跃跃4万元，剩下的钱在中秋节后的一个月左右，其在北京五棵松宾馆交给了周某，由周某带回长沙了。（2）证人高某桂证称：中建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是其成立的公司，王某华是其老乡，也在北京搞装修业务，有时借用其公司名义签合同或者开发票，从其公司开发票要向其公司交百分之十的管理费、税费。2013年9月份的一天，王某华要求其开一张200958元的发票，对方单位是湖南公司。其按要求开了一张发票，过了几天湖南公司就转了200958元到其公司账上，其扣除了管理费后，将剩余的钱转给了王某华。（3）证人周某证称：2013年下半年，为了解决湖南公司的招待和走访费用，湖南公司与王某华的公司签订了一个金额20万元左右的虚假装修合同，套出了18万元。2013年国庆节前后其在北京出差时找王某华拿钱，王某华只给了其140900元，王说邢跃跃已经拿走了4万元。该140900元其取回后交给了财务部长程某伦。邢跃跃从北京回长沙后，给了其4万元让其保管，后来又取走说是要到北京走访用。（4）证人陈某勋证称：2013年9月，当时其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听邢跃跃提到过要通过王某华的公司搞个虚假装修工程套点钱出来，说是要解决单位招待费不够的问题，这次套出的钱有18万多。（5）上诉人邢跃跃供称：2013年9月，湖南公司要降低招待费账目数额，通过装修工程套取公款是陈某勋提出来的，其征求了财务部长程某伦的意见，程同意其也就同意了。目的是两个用途，一是作为平时的公务接待费用，二是作为到集团公司的节日走访费用。通过维扬公司套取的180900元其不记得是否经手过了，但年底的走访过程中，其和邱某军、陈某勋、周某一起去了北京，当时陈某勋有事情急着回去，有一些人还没有送完，陈某勋和周某就给了其8.7万元，其拿到钱后直接给集团的相关领导和中层送的现金和礼品，大概送给了4、5个人。此外，全案还有如下综合证据：（1）邢跃跃的身份情况材料，证明了邢跃跃的个人身份、户籍情况。（2）中铁某集团公司营业执照、中某营业执照和股权说明。证明中国某总公司是国资委管理的特大型中央建筑企业，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中铁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某有限公司对中铁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3）湖南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股权说明，证明湖南公司是中铁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湖南公司持有100%的股权。（4）中铁某集团公司任免文件、被告人邢跃跃的辞职报告证明，2013年1月13日，中铁某集团公司任命邢跃跃任湖南公司党工委委员、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4年9月2日，中铁某集团公司免去邢跃跃在湖南公司所担任的上述职务。同年10月8日，邢跃跃向中铁某集团公司提出辞职报告。（5）湖南公司出具的关于领导人分工的通知，证明邢跃跃于2013年1月15日，分管党委办公室、财务部、现货贸易事业部、业务拓展事业部。（6）国资委下发的《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规定》，证明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在业务招待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7）中某下发的《中国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指导意见》，证明了中某对子公司负责人在业务招待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8）中铁某集团公司文件，证明了中铁某集团公司对于加强现货贸易风险管控，加强合同评审、管理，暂停部分新增业务、清理欠款方面的内部文件及规定。（9）湖南公司的管理手册。证明了湖南公司执行董事及书记的职责。（10）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扣押财物清单，证明扣押了邢跃跃OMEGA牌手表一块、GUCCI牌皮带一根、BURBERRY牌女式手提包一个。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对上诉人邢跃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邢跃跃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意见，评析如下：（一）关于挪用公款的问题。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指的是下列情形之一：（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本案中，上诉人邢跃跃为了帮助私营企业主徐某阳归还所欠湖南公司1500万元债务，违反上级公司规定的评审程序，个人决定以湖南公司向当时徐某阳能够操控的湘某公司预付货款的方式将公款供徐某阳的谭某公司使用，事后又取得个人利益，且在利益输送方面双方表现出高度默契，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理由是：1.上诉人邢跃跃决定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的“合作”目的是为了帮助徐某阳解决资金困难。在徐某阳无法还债时，邢跃跃为了帮助其摆脱困境，在得知徐某阳控制湘某公司公章、印鉴的情况下，假借落实集团公司“实现合作对象由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转变”的要求，与徐某阳商定将以湖南公司与湘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预付货款方式将湖南公司公款转到徐某阳可以控制的湘某公司，其中1500万元以票据背书方式流入谭某公司，再由谭某公司用于归还湖南公司，从而帮助了徐某阳解决了无法偿还债务的问题。因此，应认定邢跃跃的行为是为了将公款供徐某阳的谭某公司使用。2.上诉人邢跃跃的行为符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特征。通过湘某公司将湖南公司公款转给谭某公司的做法，是邢跃跃与徐某阳私下协商确定之后，两人各自要求自己公司职员办理签订合同及转款等手续。其中湖南公司根据邢跃跃的决定，没有执行集团公司网上评审的要求，而是采用更加容易人为控制、流于形式的纸质评审程序，通过了与湘某公司的合同，并由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某伟与代表湘某公司的谭某公司业务联系人汉某良签订了合同。因此，虽然该行为形式上具有公司对公司的特征，但其根源在于邢跃跃与徐某阳的私下约定，应认定为邢跃跃个人决定。3、上诉人邢跃跃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湖南公司公款的安全。通过本案的运作，邢跃跃协助徐某阳的谭某公司取得1500万元并以此归还了此前欠湖南公司的债务，表面上看湖南公司没有因此遭受损害。但是，湘某公司事实上仅为邢跃跃、徐某阳利用来转账的一个幌子，在该公司没有实际经营、被徐某阳控制了公章、印鉴、可以湘某公司名义任意背书票据的情况下，湖南公司预付的货款3000余万元实际上依然处于徐某阳控制之下。邢跃跃的行为造成巨额公款处于高度风险之中，直到案发后多方努力尚有1000余万元无法追回，严重侵害湖南公司的公款安全。4.上诉人邢跃跃谋取了个人利益。虽然没有证据反映在实施上述挪用行为时邢跃跃与徐某阳明确约定利益输送，但数月后邢跃跃被中铁集团免职，徐某阳迅速为邢跃跃安排了安某公司总裁的职务并许以优厚待遇；在邢跃跃从湖南公司离职后，由于安某公司没有实际运作，徐某阳又及时安排邢跃跃代表其到合作公司担任总裁，最终在2015年3月邢跃跃离开公司时将一台奥迪A6汽车作价25万元作为其薪酬。虽然如邢跃跃所辩其在实施挪用行为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需要民企提供职位作为回报，但以上情况足以反映出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高度默契和心照不宣，应认定邢跃跃谋取个人利益。5.上诉人邢跃跃及辩护人否认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不成立。（1）由于徐某阳曾经帮助湘某公司度过难关，得到该公司的信任并可以取得、使用该公司公章、印鉴等，有条件以该公司名义与湖南公司签订合同以及背书票据将资金转到其名下的谭某公司。原判因此认定徐某阳“控制湘某公司”，虽然在表述上不够严谨，但并不违背本案的基本事实。邢跃跃上诉纠缠此枝节问题不足以支持其诉求。（2）湘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企业虽然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但本案挪用公款行为的实施以及公款的使用与湘某公司及其人员没有直接关系。与湖南公司签订合同、取得款项并将票据背书给谭某公司的行为均是徐某阳与邢跃跃商定后安排下属人员实施，故上诉及辩护提出涉嫌挪用公款的是湘某公司相关人员的意见不成立。（3）辩护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其他案例作为论证上诉人邢跃跃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但相关解释及案例均与本案明显不同，不具有借鉴意义。（4）辩护人还提出原判认定邢跃跃“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却按照“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规定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属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是该罪“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依法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判对邢跃跃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决定其刑期完全符合刑法的规定。辩护人认为只有“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才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其对刑法的错误理解，不能成立。（二）关于贪污的问题。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本案中，上诉人邢跃跃利用自己国有公司主要负责人并直接分管财务工作的职务便利，安排下属人员将自己并非用于公务活动的开支、违规随意支配公款的开支虚构为公务项目甚至以假发票报账，骗取公款，数额巨大，已构成贪污罪。表现在：第一宗事实中，邢跃跃尚未被任命湖南公司职务便在北京宴请客人，到任后才将发票交由下属报账，不具备代表湖南公司公务宴请的条件。第二宗事实中，邢跃跃将请客餐费及办卡费用交由下属报账，归案后辩解“没有印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相关报账记录及经手人证言客观可信。第三宗事实中，邢跃跃借支公款后用假发票虚报为会议费，不能证明用于公务用途，且有部分款项为其妻所消费。第四宗事实中，邢跃跃回北京宴请老同事及家属后开具住宿发票交给下属报账，该款明显属于家庭聚会、个人宴请，不是公务开支。第五宗事实中，邢跃跃将8000元假住宿费发票交下属报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证明存在公务开支。第六宗事实中，邢跃跃将其夫妻在北京的会员卡充值2.5万元的发票交下属报账，该款被转到夫妻个人账户使用，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证明存在公务开支。第七宗事实中，邢跃跃将夫妻购买手表的2万多元开具办公用品发票交下属报账，其辩解为冲抵垫付接待费用的理由不合理，其一年时间里在公司报账数百笔，如有垫付公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第八宗事实中，邢跃跃个人购物后开具办公用品发票交下属报账，如前述其辩解部分冲抵垫付接待费用意见得不到证明，不能成立；辩解7000元购买皮包送给一名下属的女儿虽得到证实，但该行为与国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明显不符，应认定为个人行为，辩解属于慰问员工开支的意见不成立。第九宗事实中，邢跃跃将两张假的北京住宿发票交下属报账，其对自己用假发票报账的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辩解是公务接待费用得不到证实。第十宗事实中，邢跃跃授意下属虚构工程开支套取现金后取走其中4万元占为己有，有套取现金的相关证据及经办人证言证实，邢跃跃不能说明去向却推诿证言不实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邢跃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还提出只要存在公务开支，即便程序存在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推定为贪污行为；还提出不排除下属擅自报账或误将他人报账认定为邢跃跃的开支等。经查：（1）邢跃跃作为国有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应当清楚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的各项制度，一切公务报账必须以存在真实的公务支出为前提，如果不能证明发生了公务开支并持有合法有效的凭证，而是通过虚构开支项目、使用虚假票据将公款占为己有，就是骗取公款行为。（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便是贪污公款之后用于公务支出的，也不影响贪污的成立，更何况本案的相关开支邢跃跃始终不能合理地说明用于公务用途的情况。（3）由于邢跃跃的身份与职权，且每一笔报账都必须经过其批准，故邢跃跃推诿证言不实、提出不排除存在湖南公司工作人员假冒其开支名义报销费用等情形的意见不成立。综上，上诉人邢跃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邢跃跃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意见不成立，请求二审对邢跃跃改判无罪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邢跃跃身为国有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情节严重；邢跃跃还利用职务便利，虚构公务开支骗取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数罪并罚。邢跃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邢跃跃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经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铭泽审判员  陈亦光审判员  刘晓光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林俊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