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皖11行终10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松，男，1981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滁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二大队，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紫薇中路1580号。负责人赵爱华，该队大队长。出庭负责人吴兵，该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园园，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陶善军，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松因与被上诉人滁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二大队（以下简称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20）皖1103行初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2019年9月29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作出并向吴松送达编号3411021903167276和编号3411021903167287《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在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载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南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吴松在上述处罚决定书中被处罚人签名处签名。吴松在2019年9月29日就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其于2020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邮寄起诉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吴松未举证证明其具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应依法裁定驳回吴松的起诉。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吴松的起诉。上诉人吴松上诉称，一、关于超过诉讼期限问题。本案超过六个月诉讼期限为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程序违法所致。其是在三月底通过其他途径知道的自己有诉讼权利，在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期限内，其并未超过期限车牌号皖Ｍ×××××6的车辆在2019年上半年为公司聘任驾驶员吴伟驾驶，后吴伟因个人原因离开了公司皖Ｍ×××××6车辆需要从公司转移其名下，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因皖Ｍ×××××车辆有违法未处理没法办理转移登记，公司多次联系违法驾驶员吴伟回来处理，但迟迟未果，为了尽快完成车辆转移过户程序，作为车辆所有者安徽山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具了《介绍信》，委托其去处理车上违章，完成过户。其于2019年9月29日拿着《介绍信》去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违法处理大厅查询皖Ｍ×××××车辆违章信息，去在1号窗口递上证件后，由一名“交警”在未口头告知处罚的依据、未交代复议、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制作出两张未加盖有效行政印章的简易程序《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也没有核对当时电子抓拍图片，直接让其签字，签字联“交警”撕下来收走了，把未加盖有效行政印章的送达被处罚人联《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递给其，因其刚过清分期不久，驾驶证上有分，现场就没有表示异议，拿着单据离开了。作为行政机关的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在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前没有依法履行口头告知义务，没有向其交代依法享有的复议、诉讼权利，最终导致其不知道何为复议、何为诉讼，反证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没有尽到人民警察应该普法、教育的义务。同时，国家有明文规定，执法全过程应当全程不间断录音录像，请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提供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频或监控佐证其有依法履行告知交代诉权义务，全程执法视频为审理本案的重要核心。其是疫情期间跟一位懂法律的朋友聊天时才知道对行政处罚不服有复议权和诉讼权，但已经是3月底了，马上要超过诉讼期限。从网上找了好几位律师都不肯接该案件，因为因受新冠病毒影响，很多律师都不敢出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愿意替其维权的律师但需要其本人去签字按手印，其于2020年5月9日将最终版的诉状签字按手印后，第一时间邮寄了诉状，提起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行政机关任何时间都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局限于六个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以身作则，主动面对出现的执法瑕疵，而不是利用时效长短去推脱逃避。原审法院直接主观臆断，以“在2019年9月29日就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直接断定其知道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二、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认定事实清晰，违法证据确凿。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提交的违法事实图片，不能证明是皖Ｍ×××××车辆违法，更不能证明是其所驾驶该车辆，故不得认定其违法，更不得采取处罚等一系列行政行为。公司开具《介绍信》让其携带去接受处罚并非其自愿行为，此违法行为根本不是其本人实施，因车辆需要从公司转移到其名下，而违法人吴伟在外地，多次联系迟迟回不来，因其驾驶证刚过清分日期，未扣过分，为尽快完成车辆转移过户程序，公司开具《介绍信》让其接受处罚，以便完成过户。故其现提交因车辆过户转移的证明材料及实际违法人员吴伟开具的证明来还原真相。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障，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如不按真实情况进行处理，是对法律给予的职责进行践踏，如面对违法行为人却不闻不问，是执法部门严重的玩忽职守行为。原审法院以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故没有作出其诉求撤销的判决，未能还原事实，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三、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送达被处罚人一联《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中未加盖行政印章，为无效文书，处罚决定自始无效。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后期私自在原始单据上加“盖”行政印章，属于伪造证据加盖行政印章是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重要步骤，证明执法主体有权作出、执法人员得到执法主体印章的使用许可、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本案送达被处罚人联《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中并未加盖印章，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记载的内容以及对其实施的处罚均无效，不存在超过诉讼期的问题。作为证据提交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附联应该为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处罚现场制作的原始单据，其明确记得原始单据上没有行政印章，故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提交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附联上的行政印章为后期加盖，属于伪造证据，有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的全程执法记录仪视频或监控可以证明。《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属规范性文件，应当以其手中送达当事人联为准，送达行政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加盖行政印章不合法，自始无效，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改判。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综上所述：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审查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主观臆断，判决结果不公平；其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改判为其一审诉求即：撤销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第341102190316727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回退第341102190316727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此违法行为至皖Ｍ×××××车辆，由实际违法人吴伟接受处罚，恢复其B2的准驾车型。被上诉人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辩称，一、一审裁决吴松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案涉行政处罚行为是2019年9月29日作出的，是吴松本人亲自到其处接受行政处罚的，吴松于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已经明确载明了吴松接受行政处罚后的救济途径。吴松称受疫情影响，但滁州市于2020年2月底已经复工，法院也正是上班了，这个不能成为超过起诉期限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并且吴松完全可以找本地律师代理，却以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签字为由来辩称提交书面诉讼材料延迟，显然不符合情理。且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期间，而吴松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的时间是2020年5月9日，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二、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不应该被撤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修正）》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记录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皖Ｍ×××××车辆在两次违法时均被电子设备拍摄下来，违法记录会通过短信以及相关平台通知，皖Ｍ×××××车辆的违法行为为违反禁令标志，该路段为货车禁行区域，交管部门于2018年6月即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予以公布，并在路口处设有禁令标志。皖Ｍ×××××的违法时间均在晚上，摄像头无法拍摄出具体的违法行为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皖Ｍ×××××车辆在违法时登记在安徽山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名下，吴松在处理案涉两次行政处罚时，向其提供了安徽山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介绍信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介绍信明确载明吴松为安徽山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驾驶员，其驾驶的皖Ｍ×××××车辆属于该公司，特委托驾驶员吴松处理皖Ｍ×××××车辆的违章事宜。所以在无法确认违法行为人时，吴松自行来处理皖Ｍ×××××车辆的违章事宜，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车辆的违法事实也是证据充足的；三、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不应被撤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修正）》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的规定，吴松处理的两个违法行为，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而简易程序的处罚仅需一名交警即可以作出，并且按照规定，处理交警仅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于处罚决定书上载明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车辆牌号、车辆类型、违法事实、处罚的依据、处罚的内容、履行方式、期限、处罚机关名称及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吴松在拿到其提供的处罚决定书后，其在确认上面的内容后予以签字，接受违章处罚是吴松自行到其单位的行为，并不存在吴松所陈“服从”交警一说。其出具的处罚决定书上有其印章并且吴松也签字确认了，并不存在吴松所称其未盖章的情况。吴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动到其处接受行政处罚，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而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流程中，处理违法行为的交警仅需口头告知吴松相关权利，并且也将其权利记载在处罚决定书上，而且其大厅的设备是同时联机的两台电脑一台是面向交警一台是面向违法行为人的，为的就是能让违法行为人能更清楚的了解违法事实和所拥有的相关权利，吴松在已经知晓的情况下，未以行政复议的形式救济自己的权利，现在因自身违法行为过多，驾驶证需要被降级，又以此为由来提起行政诉讼，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的一种心理，其自身有违法行为就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是去逃避，这样法律的公正性和强制性将不复存在。四、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不应该被撤销。从其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处罚决定书上不仅盖有公章，吴松也在上面签字，处理违法行为的民警也在上面签字，既然吴松已经签字，那么也无须在上面备注任何拒签情况，本案的行政处罚行为完全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作出的行政行为，至于吴松所称的其手中所留存的处罚决定书，其在证据材料中并未看到，具体意见在质证时再做称述。综上，其对吴松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松本次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可由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法定期限。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只有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超过起诉期限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只能裁定不予受理。如果在立案受理时没有查明，但在审理过程中查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吴松主张撤销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对其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第341102190316727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虽然吴松向一审法院所提供的处罚决定书中没有加盖行政印章，但是在一审审理中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提供的处罚决定书有吴松本人签字及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盖章，能够认定该处罚决定已经送达并生效，且根据吴松诉状中的陈述，其对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处罚时是知情的。该处罚决定已书面告知吴松相应的诉权，故本案应适用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且从2019年9月30日起计算。吴松以处罚前市交巡警支队二大队未口头告知复议、诉讼救济途径，以及受疫情影响，其无法委托律师代理，主张其于2020年5月9日提起要求撤销该处罚行为的诉讼未超过法定的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吴松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本案是程序审，依法不予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二审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0元，均应予退还给吴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珺梅审判员  王忠良审判员  苏春琴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俊计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