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3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洪贤，男，1937年7月17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四川陵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勇，男，1958年2月2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明艳，女，1967年5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上诉人罗洪贤因与被上诉人杨德勇、杜明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4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洪贤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463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3.本案的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对《遗产处理意见》的认定中,上诉人要求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没有组织进行鉴定,也没有询问过上诉人能否正常参加鉴定,一审法院便毫无依据的认定上诉人不能参加鉴定从而将责任归咎于上诉人,这是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同时该鉴定程序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并没有启动,因此程序也存在错误。其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事实不予理睬且只字未提。在一审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案涉房屋已经灭失的相关证据,且被上诉人也认可了该证据同时承认案涉房屋的灭失是被上诉人所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双方的合同由于涉案标的物的灭失双方的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应当解除,这种解除属于法定解除的条件,但一审法院对此却只字未提。这难免让上诉人无法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第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解除权已经消灭的认定不当。解除权的行使为当事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一审法院以《遗产处理意见》中载明的时间来计算解除权期限是不准确的,《遗产处理意见》在本案中的真伪还没有确定,这个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同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解除权的期限,从本案来看上诉人在2016年9月才知道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因此开始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通过向当地村委会求助进行了调解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这也表明上诉人在积极行使催告权利,由于双方没有达成调解,上诉人于2018年5月23日上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期限属于合理期限,因此上诉人的解除权并没有消灭。一审法院所认定期限的依据不属实,因此认定结论不合法。综上几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者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杨德勇、杜明艳二审答辩称：一、坚决拥护和支持一审判决。二、上诉人对《遗产处理意见》中的签名不认账，这是无理取闹、耍赖的行为。三、上诉人对《遗产处理意见》已经默认了，说明双方的合同已履行了。四、上诉人有意不来参加鉴定，说明已经默认了字是他自己签的。 罗洪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准原告与被告解除《卖房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罗洪贤系被告杨德勇、杜明艳的舅舅，原告罗洪贤与其弟罗洪友（已死亡）均在外地工作，原告的父亲罗正开、母亲周忠碧在兴仁市生活，因需照顾二老，1985年，原告与其弟罗洪友便请被告杨德勇、杜明艳夫妇照顾其父母。1988年，原告的父母先后去世。1988年10月26日，原告罗洪贤与其弟罗洪友将祖遗瓦房一栋四间卖给被告杨德勇、杜明艳。双方签订《卖房协议》，协议载明：为处理遗产，罗洪贤、罗洪友出卖瓦房一栋，共四间，经商定，由杨德勇、杜明艳购得，总价值为6500元，扣除原告罗洪贤与其弟的欠款500元后，尚余6000元，由杨德勇、杜明艳分三次付清。1988年10月26日至28日付清3000元；1988年10月29日至1989年6月付清1500元；1989年7月至1989年12月付清1500元。若1989年12月31日未付清全部款项，从1990年元月起，头三年按欠款的20%计息付款（年息下同）；三年以后的5年内按欠款的50%计息付款。以后按欠款的100%计息付款。此协议从1988年10月26日起生效，若有一方反悔，由反悔方赔偿对方损失费1000元。1998年元月14日，罗洪贤、罗洪友与杨德勇签订《遗产处理意见》，意见载明：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对鹧益村房屋等遗产处理如下：一、总遗产估价6000元，6000元作如下处理：为老人立碑，杨德勇、杜明艳提供猪、米、鸡等物资折价2000元，考虑到杨德勇、杜明艳对老人生前的照顾，让他们2000元，余下的2000元，因杨德勇、杜明艳暂时困难，不能支付，4年内（2002年）付给罗洪友处理。二、以上各项即日（1998年元月14日）生效。从1988年起被告就对涉案房屋管理至今。2016年原告回家给老人上坟时，发现被告将原告的家神上的姓氏改成被告家的姓氏，双方发生纠纷后，经村委会调解未果，原告遂提起诉讼。另，罗洪贤有五姊妹，且其五姊妹的户籍均在其父母死亡前就已迁出兴仁市波阳镇鷓益村。经一审法院询问，罗正开、周忠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除罗洪贤以外），均表示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涉案的房屋系原告的父母罗正开、周忠碧所修建，罗正开、周忠碧去世后，其子罗洪贤、罗洪友二人将该房屋出卖给二被告，后经本院向罗正开、周忠碧的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除罗洪贤外）询问，其他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继承，故罗洪贤、罗洪友与杨德勇、杜明艳签订的《卖房协议》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针对原告罗洪贤请求解除《卖房协议》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卖房协议》中未约定解除条件，故原告仅能依据法定解除条件解除《卖房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事实系被告未按约定支付买房款，即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延迟履行的合同解除，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债务人在履行期届满后未履行义务或者债权人未按期接受债务人的履行；二、在履行期到来后，债务人没有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或债权人未及时接受主要债务的履行；三、需经债权人催告，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二被告未按时履行付款义务，双方于1998年元月14日又签订《遗产处理意见》，该意见是对《卖房协议》的补充，根据《遗产处理协议》，二被告已履行了大部分的告也未举证证实其进行了催告，故原告无法定解除条件。解除权的行使也需要在合理的时间内行使，原、被告双方于1988年10月26日签订《卖房协议》后，原告已将房屋交给二被告管理使用至今，已有30余年，且《遗产处理协议》中约定的最后给付期间也为2002年1月14日，距今也已长达18年之久，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诉讼，在此期间，原告均未行使解除权，故原告的解除权已消灭。且双方在《卖房协议》中约定：“若有一方反悔，由反悔一方赔偿对方损失费1000元。”，根据此约定，一方违约时承担的是赔偿损失，而非解除合同，原告的请求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故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解除《卖房协议》，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洪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洪贤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罗洪贤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1、（2018）黔2322民初1920号民事判决复印件一份；2、黄登宽“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3、波阳镇鹧益村民委员会“证明”复印件一份；4、“延长土地承包期延包登记表”复印件一份；4、上诉人罗洪贤“出院病情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8页；5、《遗产处理意见》复印件一份；6、上诉人罗洪贤签名材料复印件6份（罗洪贤签名7处）。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罗洪贤二审中提交的上述材料均不能推翻或改变一审裁判所依赖的事实范围，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但一审法院依据真实性存疑的《遗产处理意见》认定“1998年元月14日，罗洪贤、罗洪友与杨德勇签订《遗产处理意见》，意见载明：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对鹧益村房屋等遗产处理如下：一、总遗产估价6000元，6000元作如下处理：为老人立碑，杨德勇、杜明艳提供猪、米、鸡等物资折价2000元，考虑到杨德勇、杜明艳对老人生前的照顾，让他们2000元，余下的2000元，因杨德勇、杜明艳暂时困难，不能支付，4年内（2002年）付给罗洪友处理。二、以上各项即日（1998年元月14日）生效。”欠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上诉人罗洪贤请求解除1988年签订的《卖房协议》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不保护权力上的睡眠者”这一原理，但凡权利都有特定的行使期限，一旦行使期限经过，权利没有行使，该权利就丧失。为保护交易的稳定和安全性，法律规定了除斥期间制度。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受除斥期间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虽然《卖房协议》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但从“此协议从1988年10月26日起生效，若有一方反悔，由反悔方赔偿对方损失费1000元。”的约定内容来看，应当依据立法精神及司法规范综合确定限制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间，上诉人罗洪贤于2018年起诉请求解除1988年签订的《卖房协议》，时间跨度长达30年，应当认定其法定解除权消灭。同时，即便被上诉人杨德勇、杜明艳并未完全向上诉人罗洪贤履行《卖房协议》的债务，也不能就此认定《卖房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罗洪贤主张法定解除权人民法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罗洪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罗洪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向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