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24671号原告：李醒渝，女，194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宇，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筷子街2号（同属民族路23号）中国人寿大厦名义层2至9层、1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50000902884052J。负责人：刘月进，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劲，重庆联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静，公司员工。原告李醒渝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5月1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李醒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被告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静、田劲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7月2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李醒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被告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静、田劲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8月10日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李醒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被告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醒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保单号为2014-660801-442-11501876-3、2014-660801-226-00000439-0的保险合同无效；2.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退还1250000元保费；3.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10000元由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李醒渝参加了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开展的保险产品说明会。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职工向李醒渝宣传介绍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承诺投保后第六年投保人可自愿全额退回保险费，且在第六年退保时还可领取几十万的利息。于是，在充分相信宣传内容的基础上，李醒渝以投保人的身份于2014年9月24日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该合同原件已遗失，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补办了合同（合同号：2014-660801-442-11501876-3、2014-660801-266-00000439-0），保险合同约定李醒渝的孙子严世鑫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李醒渝本人。前述保险合同中含有“身故保险金”条款，但是在签订合同时，严世鑫系未成年人，原被告均没有取得严世鑫及其监护人的同意，也没有告诉他们合同相关事宜。合同中“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一栏处的签字在业务人员的授意下均由李醒渝代签，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移动电话”一栏处在保险业务员的授意下也留的是李醒渝电话。合同签订后，李醒渝按期已缴纳了保险费1250000元。2019年5月，李醒渝向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的职工询问得知，其购买的保险第六年根本不能退还保险费和几十万的利息受益。李醒渝认为其作为被保险人严世鑫的奶奶，事实上没有与他共同生活居住，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因此李醒渝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属无效。同时，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含有身故保险条款，其没有取得未成年被保险人监护人的同意，保险合同也应无效。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在与李醒渝签订合同时，夸大保险利益，虚假宣传，具有欺诈的故意;另一方面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明知签订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应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但其故意不征询被保险人的意见，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对于李醒渝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提起诉讼。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辩称，双方在2014年9月签订所述保险属实，但李醒渝所述的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承诺可以在第6年退还利息等与保险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事实不属实；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载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李醒渝提交了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电子投保确认单》中投保人、保险人/法定监护人处的“李醒渝”“严世鑫”署名字迹均为李醒渝本人书写。李醒渝拟证明《电子投保确认单》“严世鑫”的署名是李醒渝代签的。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程序上存在严重违法性，鉴定目的是上述署名是否是严世鑫本人书写，但鉴定结论并非是针对该项目进行鉴定，不能排除签名是严世鑫的本人签名的可能，所以该鉴定结论不能达到李醒渝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认为，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协商选择鉴定机构时，双方一致确认鉴定事项为“李醒渝”“严世鑫”署名字迹是否为李醒渝一人签署，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事项并未违反原被告双方的共同委托内容。同时，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举示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证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意见不予采信。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举示了《电子投保确认单》，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处签署“严世鑫（徐萍代）”，拟证明涉案保险经过了被保险人严世鑫的母亲徐萍的同意。李醒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严世鑫（徐萍代）”并未徐萍本人签署，涉案保险未经过严世鑫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为此，李醒渝举示了严世鑫的父亲严斌、母亲徐萍以及严世鑫本人出具的《说明》，并申请了严斌、徐萍出庭作证，严世鑫本人因客观原因滞留境外，亦录制了视频进行陈述，拟证明李醒渝为严世鑫购买涉案保险时，未经过严斌、徐萍、严世鑫的同意，“严世鑫（徐萍代）”的署名并非徐萍本人签署。本院向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进行法律释明，询问其是否申请对“严世鑫（徐萍代）”的署名是否为徐萍本人签署进行司法鉴定，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表示不申请。本院认为，徐萍作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监护人，向法庭陈述《电子投保确认单》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已经使《电子投保确认单》上的签字达到真伪不明的状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应当承担继续举证的义务。但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举示其他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电子投保确认单》上的签字系徐萍签署，即不能证明《电子投保确认单》是经过被保险人的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故对《电子投保确认单》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举示了录音以及《关于印发的通知》，拟证明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电话回访只回访到投保人，并没有要求回访到被投保人，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已经按照文件要求进行了电话回访，李醒渝在电话中认可“严世鑫”的签名系严世鑫本人书写。且李醒渝并未提供严世鑫电话，系李醒渝自己造成不能回访被保险人的结果。李醒渝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主张保险合同是在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业务员的授意下对所有询问都答复“是”。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24日，李醒渝向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提交《电子投保单》，以其孙子严世鑫（投保时17周岁）作为被保险人，李醒渝自己作为保险受益人投保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2014版），并在《电子投保确认单》上抄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在投保人签名处签署“李醒渝”，在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处签署“严世鑫（徐萍代）”。同月24日和28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签发保险合同号为2014-660801-226-00000439-0的《保险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组）号为2014-660801-442-01501876-2的《保险合同》。后2014-660801-442-01501876-2号《保险合同》于2019年6月20日补发，新签发的《保险合同》号为2014-660801-442-11501876-3，保险单载明：投保人李醒渝，被保险人严世鑫，合同成立日期2014年9月28日，合同生效日期2014年9月29日，缴费日期为每年9月29日，主险险种名称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金额451400元，保险期间58年，标准保费250000元。该《保险合同》中《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载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一、生存保险金……二、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身故，本公司按身故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三、期满保险金……”。2014-660801-226-00000439-0号《保险合同》于2019年6月19日补发，新签发的《保险合同》载明：投保人李醒渝，被保险人严世鑫，合同成立日期2014年9月24日，合同生效日期2014年9月25日，缴费日期为每年9月24日，险种名称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2014版），保险期间终身，保险费0元。该《保险合同》中《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2014版）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中载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一、生存保险金……二、身故保险金……三、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李醒渝于2014年9月24日、2015年11月19日、2016年11月3日、2017年10月24日、2018年10月26日向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支付保险费250000元，共计支付1250000元，但李醒渝并未领取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的生存保险金及利息。2020年1月22日，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电子投保确认单》“投保人签名”处和“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处签“李醒渝”“严世鑫”署名字迹均为李醒渝本人书写。李醒渝为此垫付鉴定费1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严世鑫的父亲严斌、母亲徐萍向本院出具《说明》并出庭作证，严世鑫本人因客观原因滞留境外，亦向本院出具《说明》并录制了视频进行陈述，均表示李醒渝为严世鑫购买涉案保险时，未经过严斌、徐萍、严世鑫的同意。本院认为，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十一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醒渝系严世鑫的祖母，属于法律上的近亲属，但李醒渝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双方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醒渝与严世鑫之间存在抚养、赡养关系。李醒渝与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的两份《保险合同》中，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2014版）均包含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责任，但《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保险人严世鑫并未在《电子投保确认单》上被保险人处签字，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严世鑫曾同意前述《保险合同》内容并认可保险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同时，涉案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严世鑫在保险期间死亡或满期生存为保险事故，在满足相关条件时，保险受益人都可以获得保险金的一种两全保险。该险种中，生存年金、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既未分别投保，也未分别计收保险费，且被保险人生存和死亡的两种状态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以关联事故为基础的各保险责任之间没有独立性、互相不可拆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部分合同条款无效必将导致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全部无效。因李醒渝并未领取国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中的生存保险金及相应的利息，故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应退还李醒渝缴纳的全部保险费1250000元。关于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涉案司法鉴定是为了查清投保事实，因而鉴定费用应当由具有过错一方支付。具体而言，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中，投保人为他人投保时，应当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保险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应当直接向被保险人询问，确保其同意投保，而非间接通过询问投保人的方式进行核实。《关于印发的通知》作为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规范人身保险新单回访工作，并不能据此免除保险公司应当通过合理方式确保被保险人同意投保的义务。本案中，李醒渝投保时未征得严世鑫同意，在电话回访中未如实陈述严世鑫签字的真实性，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也未采取合理的方式及时发现该事实，双方对于《保险合同》的无效均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与各自过错相应的责任。故本院依法确定原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的鉴定费金额。综上所述，原告李醒渝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醒渝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号为2014-660801-442-11501876-3、2014-660801-226-00000439-0的《保险合同》无效；二、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醒渝退还保险费12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50元，减半收取计8025元，鉴定费10000元，合计18025元，由原告李醒渝负担9012.5元，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负担901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量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任 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汤小辉书 记 员  白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