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1291行初369号 原告钱艳，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云逸，江苏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钱娟，系原告姐姐。 被告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泰兴市济川街道国庆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徐康，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何玉龙，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苏娟，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申涛，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钱艳诉被告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泰兴三院）、第三人申涛行政管理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12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钱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逸，被告泰兴三院的参与诉讼负责人何玉龙、委托代理人苏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申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泰兴三院于2018年10月8日为原告钱艳在泰兴三院新出生的女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登记新生儿姓名为申梓煊。 原告钱艳诉称，2018年9月26日，原告在被告泰兴三院住院未婚生育一女，后第三人申涛未经原告授权或同意将新生儿取名为申梓煊并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原告认为第三人申涛持伪造的委托书至被告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泰兴三院于2018年10月8日为原告新出生女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行为。 原告钱艳向本院提交《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委托书上的签字并非原告的字迹，该委托书系第三人申涛伪造。 被告泰兴三院辩称，被告依法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程序合法，对于可能存在的撤销情形与被告无关，鉴定费、诉讼费不应由被告承担。 被告泰兴三院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 1.《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两份； 2.委托书； 3.钱艳、申涛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1-3证明原告钱艳授权委托第三人申涛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被告审核了对方提供的相关手续，申涛申请办理时携带了原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证原件，被告经核实后保留了身份证复印件，将原件退回； 4.《出生医学证明》存根，证明被告依据第三人申涛一方提供的手续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登记孩子的姓名为申梓煊。 第三人申涛未答辩，亦未举证。 被告泰兴三院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委托书系第三人伪造，过错不在于被告，被告只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原告钱艳对被告泰兴三院所举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委托书系第三人申涛伪造，伪造的委托书不能作为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合法的依据；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涉本案争议焦点部分，拟在下文中一并予以评判。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7日，原告钱艳在被告泰兴三院生产一女。住院病案首页登记婚姻状况为未婚，联系人登记为第三人申涛，关系配偶。2018年10月8日，第三人申涛至被告处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第三人向被告出示了原告钱艳身份证、其本人身份证及载有原告签名的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人钱艳，被委托人申涛，被委托人作为委托人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事宜，被委托人在办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出具的相关证件均得到委托人允许，且合法有效；被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泰兴三院经审查后进行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登记，并向第三人签发了《出生医学证明》，登记新生儿姓名为申梓煊，领证人处由第三人申涛签名捺印。 另查明，原告在本案起诉前，曾于2019年9月25日向泰兴市妇幼保健所以第三人申涛持非原告本人所签的委托书申领《出生医学证明》为由，申请换发《出生医学证明》。本案起诉时原告亦以泰兴市妇幼保健所为被告诉请换发《出生医学证明》。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将被告变更为泰兴三院，并变更了诉讼请求。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第三人申涛出示给被告的委托书中“钱艳”的签名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7月8日出具金陵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122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载明：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8日”的《委托书》中“委托人签名”落款处“钱艳”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原告垫付司法鉴定费用3400元。 庭审中，原告钱艳陈述：原告生产住院期间其身份证放在住院手续里，申涛可以拿到；《出生医学证明》办好后，原告向申涛证实确系申涛持原告身份证去办理的。2020年8月17日，原告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司法鉴定费用3400元、诉讼费50元由原告自愿自行承担。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需审查的问题逐一作如下评述： 1.关于被告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是否可诉的问题。行政证明行为是行政机关为证实行政相对人权利或确认某种事实存在的行政行为。行政证明行为是否可诉应结合证明的效力认定：一般而言，行政证明行为既不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也不为相对人创设义务，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影响，不具可诉性；但本案所涉《出生医学证明》系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由经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证号码等的法定医学证明。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法律关系以及作为我国公民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范畴的行政证明行为，对婴儿及其生母、生父的身份权利具有重要影响，应具可诉性。 2.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由此可知，医疗保健机构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本案中，原告钱艳系在被告泰兴三院生产，被告具有为原告新生儿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系本案适格的被告。 3.关于被告泰兴三院签发的案涉《出生医学证明》是否应予以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江苏省关于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的要求，其中对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作了特别规定：若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还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委托书以及领证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申涛所持委托书并非钱艳本人所签，钱艳亦否认委托关系存在，本院从常理角度认可原告所称申涛办证时使用的原告身份证系在原告不知情情况下盗用，第三人在未经新生儿母亲授权的情况下私自为新生儿办证，客观上造成被告泰兴三院为原告钱艳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由此可知，判断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具备正当理由，应当充分考虑原告是否已经积极行使权利，起诉期限是否因不属于自身原因而耽误。本案中，原告在《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登记后一年内××泰兴市妇幼保健所申请换发《出生医学证明》，并于申请后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可知原告于法定期限内已积极行使权利。但作为普通公民，原告对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存在偏差，选择救济途径时未能准确把握，其于2019年12月13日提起诉讼虽有超过起诉期限之嫌，但并非系其怠于行使权利，本院从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角度出发，认定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存在正当理由。 4.关于责任承担问题。第三人申涛以原告配偶身份陪护原告住院生产，被告泰兴三院对第三人持有原告、第三人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申请办证已依法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导致案涉《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行为被撤销的直接原因系第三人申涛利用与原告的亲密关系，在原告生产住院期间行动不便、疏于防范，盗用原告身份证件，所持委托书并非原告所签，骗取被告登记发证，责任应由第三人申涛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泰兴市第三人民医院于2018年10月8日为原告钱艳的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3400元，合计3450元，原告自愿负担（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 屏 人民陪审员 袁 震 人民陪审员 娄正钊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陆 逸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