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秀斌，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梅芳，女，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萍，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郁美珍，女，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飞，江苏凯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秀斌、朱梅芳因与被上诉人郁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1003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秀斌、朱梅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苏1003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由郁美珍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错误：郁美珍在庭审中确认上诉人每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利息，但是事实上系有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给付，从何秀斌、朱梅芳提供的2014年2月27日和2015年3月8日两张收条凭证，就是现金给付郁美珍的利息，在庭审中郁美珍也承认，证明郁美珍所述部分不实，何秀斌、朱梅芳所述属实，通过这一点可以说明郁美珍的陈述可信度不高，从而说明郁美珍认为2017年至2018年的两张本金20万元借款利息均没有给付这一所述不属实。2、2018年3月20日，何秀斌、朱梅芳重新出具的这张借条中明确记载“今借到贰拾万元整，借期壹年，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年利息15%，合计贰拾叁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借款本金系20万元，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利息3万元，此前利息结清。如果2017年至2018年利息没有给付或不结清，不可能只明确利息3万元的时间系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而不注明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利息。按照惯例和常理，在重新结算出具借条，必然会对前账进行结算，不然重新出具借条就没有任何意义，再者，重新出具的借条中己经明确利息起算时间。3、一审法院认为，何秀斌、朱梅芳作为借款人，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忽略了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首先，要举证证明借款本息的事实依据，而后，才能让债务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还款证据，这个举证责任分配明显本末倒置。结合本案，债权人即本案郁美珍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2017年至2018年的利息没有给付，因为，双方己经结算，并由何秀斌、朱梅芳重新出具了借条，而且，2018年3月20口的借条中明确了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口的利息3万元，肯定了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利息已经支付，从这一证据就可以证明何秀斌、朱梅芳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其己经偿还了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何秀斌、朱梅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显然系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认为，何秀斌、朱梅芳在持有郁美珍出具的利息收条的情况下，也得不出双方有在重新出具借条时支付前期利息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故不予认定何秀斌、朱梅芳的观点。这一推定，显然有违事实，何秀斌、朱梅芳在持有的两张收条系2014年和2015年何秀斌、朱梅芳给付利息，因为，这是现金给付且没有重新结算换条，所以才让郁美珍出具收条，2015年3月8日、2017年4月26日、2017年8月11日的利息系转账，所以不需要郁美珍再出具收条，2018年因重新结算还条，而且其中一张重新出具的借条，明确了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的利息，故不存在一审法院推定的不能出具收条，有违此前的交易习惯。二、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即截止2020年1月的利息）已经超出郁美珍主张的212000元（即截止起诉之日的利息按照一审法院判令的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1口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木金2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而郁美珍在诉状中记载，截止2020年1月要求上诉人承担利息212000元，如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计算至2020年1月的利息为255500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民事案件是“不告不理”，对于原告没有主张的那部分权益，即使实际损失确实比原告主张的要高，也应当认为是原告己经自愿放弃该部分权益，法院不能依职权去多判。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属于程序违法。三、关于借款资金来源，何秀斌、朱梅芳明确提出郁美珍出借的资金来源于自己和第三方，而且存在砍头息，一审法院却未予以审查。郁美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何秀斌、朱梅芳从未向郁美珍支付过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借款利息,何秀斌、朱梅芳提供的两张收条凭证足以说明双方有一方支付利息另一方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从何秀斌、朱梅芳提供的两张收条来看,2014年2月27日的收条上的单位一栏注明为“凯达基础”,即何秀斌所经营的扬州市邗江区凯达建筑基础工程处,两张收条何秀斌都在收条注明“同意”并签字,可以说明涉案借款是用于何秀斌、朱梅芳经营的企业,无论是现金转账都要求郁美珍出具了收条,收条作为企业做账使用。事实上，何秀斌、朱梅芳此前支付的所有利息都要求郁美珍出具了收条,其为隐瞒真相只提供了其中两张,其辩称2017年度利息以现金方式支付且未出具收条为虚假陈述,是不诚信的行为。从此前利息的给付时间来看,2016年度借款利息的给付时间是在换借条之后,即2017年4月、8月转账给付的。何秀斌、朱梅芳在审庭审中声称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20日当日换条并以现金方式给付前一年的利息显然是虚假陈述。两张条子到期日接近,都是同一天换的,条子上的落款时间是根据原条子写的。借条的内容完全是按照此前的借条套用的,只是改了年份，并不能说明何秀斌、朱梅芳已经偿还了此前的利息。双方借款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能单看最后出具的借款凭证来判断此前的利息已全部结清。2、利息是否给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何秀斌、朱梅芳承担。债权人对借贷关系的成立,即借款本金及利息有约定、本金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本金及利息的偿还,应当由债务人承担。本案双方对于两笔20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实际交付是无争议,双方对每年应支付15%的利息有明确约定,何秀斌、朱梅芳也未否认2017年至2018年度的利息根据双方约定是应当给付郁美珍的,即双方对何秀斌、朱梅芳有给付上述利息的义务也无争议。由此郁美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举证责任。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利息是否已实际支付,对此举证责任应当由何秀斌、朱梅芳承担,何秀斌、朱梅芳有义务证明其已经交付利息的事实。3、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未超出郁美珍的诉求。郁美珍在一审诉状上诉讼请求中写的金额是为了计算诉讼费的而估算的,且已明确利息应算至实际还款之日。郁美珍主张的总金额中包含了2017年度的利息6万元,其中3万元利息算到了本金当中。在一审庭审中,郁美珍向法庭明确了诉讼请求,两笔20万元的借款,分别以2017年3月13日,3月2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对此庭审笔录均有记载,郁美珍并未放弃任何权益,一审法院也不存在程序违法。4、郁美珍的借款来源来自于自己的家庭积蓄。郁美珍系名油漆工,曾为何秀斌、朱梅芳承建的工程提供过劳务,何秀斌、朱梅芳支付的劳务费也均为银行转账,每次也都要求郁美珍出具收条,如果何秀斌、朱梅芳给付现金利息,绝对不可能不要求郁美珍出具收条。郁美珍出于对何秀斌、朱梅芳的信任才借款的,郁美珍与他人没有任何借贷纠纷,何秀斌、朱梅芳违反诚信拒绝按照承诺支付利息,恶意诽谤郁美珍为非法放贷人,法院应当不予采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何秀斌、朱梅芳的上诉请求。郁美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秀斌、朱梅芳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均按年利率15%计算，以上计算所得扣除已作为2018年6月12日借款本金的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3日、2016年3月20日，何秀斌、朱梅芳分别向郁美珍借款20万元，年利率均为15%，对该两笔借款，何秀斌、朱梅芳每年均重新分别出具借条。2018年3月12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年利息15%（期限一年），到期合计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2018年3月20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期一年，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年利息15%，合计贰拾叁万元人民币。2018年6月12日，何秀斌、朱梅芳再次向郁美珍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郁美珍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年利息15%，春节前归还，按实结算。郁美珍于当日实际支付借款27万元。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何秀斌、朱梅芳重新出具2018年3月12日的借条和2018年3月20日的借条时是否支付郁美珍前一年度的利息各3万元；2018年6月12日的30万元借款本金中是否包含之前借款所欠的利息3万元；二，郁美珍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为：对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何秀斌、朱梅芳作为借款人，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秀斌、朱梅芳辩称其于重新出具2018年3月12日的借条和2018年3月20日的借条时现金支付了郁美珍前一年度的利息各3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在何秀斌、朱梅芳持有郁美珍出具的利息收条的情况下，也得不出双方有在重新出具借条时支付前期利息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故对何秀斌、朱梅芳的该辩称不予采纳,应认定何秀斌、朱梅芳未支付重新出具的2018年3月12日的借条和2018年3月20日的借条中借款的前一年度的利息各3万元。2.郁美珍作为出借人，对出借款的支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018年6月12日的借条中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郁美珍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其中的3万元本金为之前借款所欠的利息，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郁美珍对该笔借款实际支付的本金应认定为27万元。对争议焦点二，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本案中，何秀斌、朱梅芳没有证据证明郁美珍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一审法院通过相关系统检索也未能发现，故不能认定郁美珍为职业放贷人。何秀斌、朱梅芳要求按照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使用费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何秀斌、朱梅芳与郁美珍间的借款合同生效。何秀斌、朱梅芳未按约定的时间偿还借款本息，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郁美珍主张何秀斌、朱梅芳偿还的借款本金，本院按67万元认定并予以支持。郁美珍主张的利息，除2018年6月12日借款的计算基数调整为27万元外，其他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何秀斌、朱梅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郁美珍支付借款本金67万元及利息（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15%计算）；二、驳回郁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20元，减半收取计6460元，由郁美珍负担400元，何秀斌、朱梅芳共同负担606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定何秀斌、朱梅芳在出具案涉两张20万元借条时未支付前一年度利息是否恰当；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超诉讼请求判决的情形。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郁美珍以何秀斌、朱梅芳于2018年3月12日出具的20万元借条、2018年3月20日的借条为据，起诉主张何秀斌、朱梅芳偿还借条项下借款及其以20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21日起算的利息。何秀斌、朱梅芳对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两张借条项下款项自2017年3月起至借条出具日前的一年利息已经给付；对此，郁美珍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何秀斌、朱梅芳在出具前述两张借条前已经给付前一年度的利息，理由如下：首先，本案双方对前述两张2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的实际发生时间分别为2013年3月13日、2016年3月20日，以及每年结算、重新出具借条等事实均无异议，故前述二张借条均为结算形成的条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截止借条出具之日即2018年3月12日、3月20日，何秀斌、朱梅芳尚欠郁美珍借款20万元、20万元。郁美珍主张何秀斌、朱梅芳尚欠其该两张借条出具前一年的利息，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无论在一审期间，还是在二审期间，郁美珍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次，案涉2018年3月12日借条、2018年3月20日均未注明前一年度利息未给付的内容，郁美珍也没有提供相关利息条据。从前述两张借条所载“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年利息15%（期限一年），到期合计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期一年，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年利息15%，合计贰拾叁万元人民币”的内容来看，双方对下一年度的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郁美珍认为该两张借条出具前一年度的利息未给付，却未就此要求何秀斌、朱梅芳在借条上注明，也不要求何秀斌、朱梅芳出具利息欠条，明显与常理不符，也与借条中注明下一年度利息数额的情形相矛盾；郁美珍亦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郁美珍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也无法令人信服。第三、郁美珍认为根据何秀斌、朱梅芳在一审期间提供的2015年3月8日3万元收条、2014年2月27日3万元收条，可以看出何秀斌、朱梅芳在给付利息后有要求郁美珍出具收条的习惯。但不能因为郁美珍曾经出具过两张收条，就推断何秀斌、朱梅芳在每次支付利息后均会要求郁美珍出具收条；且从该两张收条出具的时间看，仅发生在借贷发生的第一、二年，而双方就案涉借款曾经先后多次给付利息，并多次换据，故仅凭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双方有支付利息即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综上，经审查现有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应当认定2018年3月12日借条、2018年3月20日借条项下借款的前一年度各3万元利息已经给付，一审法院就此所作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对何秀斌、朱梅芳主张前述借条出具前的利息已经给付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何秀斌、朱梅芳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的利息数额超出郁美珍一审诉讼请求，经核实，虽然郁美珍在其提交一审法院的《民事诉讼状》中载明的“请求事项”中第1项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700000万元、利息212000元（截止2010年1月），共计912000”，但“请求事项”中第2项为“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同时后续的利息照算，直到本金还完截止”；同时，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郁美珍对利息的起止时间及标准进一步明确：“1、2013年3月12日的20万元借款从2017年3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因2018年3月12日重新出具借条时尚欠上一年度的利息；2、2016年3月20日的20万元借款从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因2018年3月20日重新出具借条时尚欠上一年度的利息；3、2018年6月12日的借款从2018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因该笔借款中已含有前面借款所欠的2017年年度利息3万元，总利息中应扣除3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借款利息的计算基数、起止时间并无不当，何秀斌、朱梅芳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至于何秀斌、朱梅芳上诉提出的案涉借款款项来源于自己和他人、存在砍头息等问题，因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出借资金来源于他人，一审法院亦已就2018年6月12日借条项下所载借款款项的交付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对其中郁美珍所述3万元系何秀斌、朱梅芳此前所欠利息款予以剔除，何秀斌、朱梅芳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何秀斌、朱梅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1003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二、何秀斌、朱梅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郁美珍支付借款本金67万元及利息（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3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本金2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郁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20元，减半收取计6460元，由郁美珍负担600元，何秀斌、朱梅芳共同负担58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0元，由郁美珍负担1200元，何秀斌、朱梅芳共同负担117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夏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