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4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瑞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武夷山路七号506室。 法定代表人：马英英，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晓忠，山东万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汝静，山东万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玉伟，男，198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青岛西海岸德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沛良，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青岛瑞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中科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史玉伟、原审被告刘沛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中科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史玉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适用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刘沛良作为原审被告在本案中起决定性作用，原审法院在开庭传票未送达，也并未进行公告送达的情况下就对该案件进行了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史玉伟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及清算明细主张丢失赔偿金额为75510元，但原判决却忽视该份清单明细判令上诉人赔偿给被上诉人史玉伟丢失的租赁费79750元，明显超过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违反审判程序。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判决认定的“原告与被告瑞中科技公司之间系存在2018年11月12日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且原告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与客观事实相悖。1、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1月12日的《移动脚手架合同》，是被上诉人史玉伟在复写纸的笔迹上重新描写的，明显存在作假嫌疑；并且被上诉人史玉伟在原审庭审中声称150套脚手架是用一辆车运送至佳世客工地的，并且是一上午时间运送完毕，但依据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多年租赁脚手架经验，150套脚手架至少需要三辆车运输，且受佳世客工地现场环境影响，运送车辆不能直接送达施工现场，需大量人工搬运，被上诉人史玉伟的陈述违背常理。2、被上诉人史玉伟主张已经履行了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移动脚手架合同》，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任何有关已经履行该份合同的证据，如经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签收的送货单等材料。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史玉伟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认定2018年11月12日《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明显存在偏袒被上诉人史玉伟一方的意图。3、被上诉人刘沛良作为本案关键人物对辨别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及履行情况起重要作用，上诉人一再要求被上诉人刘沛良出庭质证，但原审法院并未对上诉人该项请求作出任何回应。（二）原审判决错误的认定“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押金为1.5万元，而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押金，且1.5万元相对于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的标的来说押金数额过高”。1、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2018年11月15日的汇款单据，证明2018年11月15日，上诉人的项目经理管宁与被上诉人史玉伟签订合同当日即应被上诉人史玉伟的要求基于该份合同向被上诉人史玉伟支付了1.5万元押金。签订合同后先行支付押金是移动脚手架租赁行业的习惯。2、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支付的1.5万的押金是应被上诉人史玉伟的要求根据合同约定的赔偿价目表来计算的。2018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中28套移动脚手架（其中每一套脚手架包含两块门架、一块踏板、两根拉杆、四个接头、另加五十个接头），依据合同约定的赔偿价目表计算28套移动脚手架需要支付56片×150元+28块×100元+56根×40元+162个×10元=15060元的押金，但为计算明了，应被上诉人史玉伟的要求，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向其支付了1.5万元的押金，该押金计算合情合理，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押金数额过高。（三）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在2018年11月15日的合同中并未标明有梯形架，而在2018年11月12日的合同中恰好标明了租赁物中是含有37套梯形”。1、被上诉人史玉伟提交的所谓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移动脚手架合同》存在明显作假嫌疑，合同中“脚手架壹佰套新，拾叁套门形、叁拾柒套旧梯形”明显是被上诉人史玉伟为诉讼目的手写添加的，笔迹作假痕迹非常明显，肉眼可见。2、一套移动脚手架包括两块门架、一块踏板、两根拉杆、四个接头，而门架又分为梯形架或门形架，依据行业常规，出租方与承租方并不会具体约定使用梯形架还是门形架，因为两种门架的功能作用都是一样的。3、被上诉人史玉伟提交的清算明细中也并未提及梯形架与门形架的赔偿，原审法院却以合同中标明37套梯形来断定合同的真假，其有意偏袒被上诉人史玉伟由此可见一斑。（四）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承揽的新佳世客工程用了多家的租赁设备，被上诉人史玉伟是最后办理移动脚手架退还手续的，因此上诉人为尽快清场并与甲方办理结算手续，便将别家不要的租赁设备即12块门架连同28套脚手架剩余部分一并打包给被上诉人史玉伟，被上诉人史玉伟对此知晓并签订了退货单。12块门架依据合同约定价值1200元，因此理应从被上诉人史玉伟诉求中扣除1200元。 史玉伟辩称，一、原判决适用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维持。1、被上诉人刘沛良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法院已通过合法的方式向刘沛良送达，而并非是上诉人所讲的未送达传票缺席判决，故一审法院适用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2、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史玉伟提交的与刘沛良签订的2018年11月12日《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押金：15000元，并由刘沛良收货当日用微信的方式转账给史玉伟卸车费1000元，微信转账备注：“脚手架卸车搬运费”，在2018年11月15日史玉伟与上诉人的负责人管宁签订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中的28套脚手架并未约定押金，上诉人以28套脚手架的合同表格中的各项单价来计算推定15000的由来，其理由完全与常理相悖，上诉人难道从刚签订合同时就计划将全部28套租赁物丢失吗？！按上诉人的推定该15000元系28套脚手架的全部损失，此说法显然与常理完全不符的，根据28套租赁物及上诉人退回的时间，租赁费仅有2200多元，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称15000元，是支付的28套脚手架的损失，假设上诉人所讲的属实，那么该15000元应退去28套的租赁费，将剩余的款项要求史玉伟返还，但至今上诉人也未向史玉伟索要余款，如果像上诉人上诉所称，2018年11月12日与刘沛良签订的《租赁合同》的150套脚手架存在作假嫌疑，那么，在史玉伟提交的录音中上诉人的公司经理李广及项目负责人陈宇均对刘沛良收到的150套脚手架未提出任何异议，并一直答应考虑方案，想办法解决，且上诉人在接到法院传票后多次找史玉伟协商，协商的数额不等，再给2万、3万、5万元等意见，庭审时史玉伟当庭播放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的录音，对此，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3、2018年11月12日《租赁合同》中的150套脚手架，史玉伟从未讲过用一辆车而是史玉伟讲的一次性用两辆车拉到了黄岛佳世客三楼工地现场，而并非是上诉人讲的工地现场受环境影响，不能送达到施工现场。二、关于上诉人上诉中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两份合同中的租赁物的名称，含有37套梯形架的认定错误。1、2018年11月12日合同中的37套梯形架和13套门形架，在史玉伟与刘沛良签订的《移动脚手架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中标注的租赁物名称及数量是双方认可的，而其史玉伟标注的门形架和梯形架仅是为了便于自己记住形状，在上诉人于2019年1月20日的退货单据中，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脚手架的类型也标注了梯形架、门型架，且在2018年11月15日28套的合同中并未标注梯形架和门形架，再说刘沛良是本案的被告，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史玉伟提交的刘沛良的录音及上诉人公司经理李广、陈宇的录音，关于150套脚手架已丢失其赔偿损失及租赁费的支付，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史玉伟主张的损失及法院认定的损失亦不分梯形架和门形架，其损失按照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表格中双方约定确认的价格计算损失亦并无不当，且两种不同类型的脚手架功能亦的确一样，只要是门形架双方约定全部按150元一片赔偿。 刘沛良未到庭答辩。 史玉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瑞中科技公司、刘沛良支付史玉伟租赁费47815元；2、判令瑞中科技公司、刘沛良赔偿史玉伟经济损失7551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瑞中科技公司、刘沛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2日，史玉伟（甲方）与瑞中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刘沛良签订《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瑞中科技公司（乙方）租赁史玉伟引动脚手架150套，每套租金1.5元，起租一个月，押金1.5万元，来回运费800元整，超过一个月只收来的运费。起租日2018年11月12日。每套脚手架自带接头四个，共带接头550个，脚手架一百套新，13套门形、37套梯形。乙方应妥善保管脚手架，如有损坏视损坏程度赔偿，如有遗失按如下价格赔偿：门架150元/片，每套脚手架配两片门架；踏板100/块，每套脚手架配一块踏板；拉杆40元/根，每套脚手架配两根拉杆；接头10元/个，每套脚手架配4个接头；脚轮90元/个，按客户需要配置，每套脚手架配4个脚轮。 2018年11月15日，史玉伟（甲方）与瑞中科技公司工作人员管宁签订《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瑞中科技公司（乙方）租赁史玉伟引动脚手架28套，每套租金1.5元，起租一个月，起租日2018年11月15日。每套脚手架自带接头四个，共带接头50个。乙方应妥善保管脚手架，如有损坏视损坏程度赔偿，如有遗失按如下价格赔偿：门架150元/片，每套脚手架配两片门架；踏板100/块，每套脚手架配一块踏板；拉杆40元/根，每套脚手架配两根拉杆；接头10元/个，每套脚手架配4个接头；脚轮90元/个，按客户需要配置，每套脚手架配4个脚轮。 2018年11月15日，瑞中科技公司向史玉伟汇款1.5万元。2019年1月20日，瑞中科技公司向史玉伟退回梯形架42片、门形架26片、拉杆16根、接头85个。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史玉伟与瑞中科技公司之间是否存在2018年11月12日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的问题，瑞中科技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刘沛良不是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其从没有授权刘沛良来签订合同，况且史玉伟也没有提交瑞中科技公司签收的发货单，该合同没有履行。刘沛良在合同签订期间系瑞中科技公司的职工，至于刘沛良的职责分工是什么，系刘沛良、瑞中科技公司内部分工问题，不能以签订合同不是刘沛良的职务范围为由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刘沛良与史玉伟签订的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瑞中科技公司承担；瑞中科技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11月15日，向史玉伟汇款1.5万元押金，瑞中科技公司称该笔款项系作为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的押金，史玉伟认为系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的押金，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押金为1.5万元，而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押金，且1.5万元相对于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的标的来说作为押金数额过高。且从瑞中科技公司提交的退货单中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退回的物品中存在42片梯形架，在2018年11月15日的合同中并未标明有梯形架，而在2018年11月12日的合同中恰好标明了租赁物中是含有37套梯形；综上，史玉伟与瑞中科技公司之间系存在2018年11月12日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且史玉伟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关于史玉伟的损失数额的问题。至2019年1月20日，瑞中科技公司归还史玉伟租赁物之日，瑞中科技公司共应支付史玉伟的租金费为：150套×1.5元×70天+28套×1.5元×66天=18297元。史玉伟共向瑞中科技公司提供了共计178套（150套+28套）脚手架，共计门架356片、踏板178块、拉杆356根、接头600个、脚轮712个，2019年1月20日，瑞中科技公司归还史玉伟门架68片（42+26）、拉杆16根、接头85个，共丢失门架288片、踏板178块、拉杆340根、接头515个、脚轮712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价格，瑞中科技公司应赔偿史玉伟丢失的租赁物的损失为：288片×150元+178块×100元+340根×40元+10元×515个=79750元，扣除瑞中科技公司已经支付的押金15000元，瑞中科技公司尚应向史玉伟支付租赁物损失6475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瑞中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史玉伟租赁费18297元；二、瑞中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史玉伟租赁物赔偿款64750元；三、驳回史玉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7元（史玉伟已预交），由史玉伟负担691元，由瑞中科技公司负担2076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刘沛良本人因故不能出庭，其本人出具了证明其未与史玉伟签订过2018年11月12日及其他时间的脚手架租赁合同，也未收到史玉伟的租赁器具，同时证明史玉伟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脚手架租赁合同证据形式不是原件，该证据是虚假的。 证据二、孙宝家租赁合同一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一份、青岛鸿建重一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脚手架租赁合同两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两份。拟证明：上诉人承揽的新佳世客工程租用了孙宝家、青岛鸿建重一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等多家的脚手架设备，上诉人依据各出租方（包括史玉伟在内）要求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其支付了保证金或押金，上诉人除自有脚手架外，根据工程施工需要，会租赁多家租赁器具，而不是仅租赁史玉伟个人一家租赁器具，本案上诉人共租赁史玉伟脚手架设备28套。 证据三、车辆及脚手架照片6张，证明被上诉人史玉伟在原审庭审中声称150套脚手架是用一辆车运送至工地，其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实践经验及计算，每辆车最多承载50套脚手架，史玉伟的陈述明显违背常理，有虚假陈述的嫌疑。 史玉伟质证称，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公证书系根据刘沛良的陈述所作出的公证，其在公证处所陈述完全不属实，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刘沛良收到租赁物150套的事实，并且该租赁合同一式两份，因此对上诉人证明的事项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该证据真实，被上诉人认为该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租赁合同以及录音证据已证明上诉人收到该租赁物的事实。对证据三车辆照片有异议，无法确认是谁的车。对上诉人主张的证明事项有异议，一审至二审，被上诉人始终未讲过是用一辆车，而是主张用两辆车运送至工地的。 被上诉人史玉伟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转账凭证各一份（时间是2018年11月12日19时04分28秒），拟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单位的负责人即原审被告刘沛良在签订涉案的租赁合同后，双方根据合同约定由刘沛良向被上诉人支付卸车费1000元。 上诉人质证称，微信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确认手机上确实显示该转账记录，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即使该转账记录是真实的，根据刘沛良2020年6月5日在黄岛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内容可以看出，该转账与上诉人无关，并且该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史玉伟将150套脚手架运送至涉案工地，也无法证明史玉伟已经向上诉人交付了150套脚手架，史玉伟应提交送货单证明已经交付上诉人150套脚手架，若该证据为真实的，被上诉人史玉伟在一审诉讼时持有该份证据而未提交，存在明显故意行为，且存在与刘沛良恶意串通的嫌疑，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证据在二审中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另补充，刘沛良并不是上诉人单位的负责人，而是技术人员。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提交的公证书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刘沛良系本案当事人，其在公证机关所作陈述仅系当事人陈述，只有当事人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涉及案外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史玉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原始载体，本院对该聊天记录不予采信。本院对被上诉人史玉伟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2日19时04分，刘沛良向史玉伟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转账说明为“脚手架卸车搬运费”。 2019年6月24日、2019年11月1日，一审法院按照“黄岛区珠江路20号昆泉星港”地址向刘沛良邮寄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快递均显示“收件人”拒收。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一、二审双方讼争的焦点问题为：瑞中科技公司与史玉伟是否签订并履行了2018年11月12日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认可刘沛良系其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但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及已实际履行，并主张被上诉人史玉伟并未提交送货单等证据佐证该合同已实际履行。经查，上诉人认可其与刘玉伟签订了2018年11月15日的《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并已实际履行，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亦无送货单等材料，即双方交易习惯中并无送货单等材料。史玉伟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刘沛良的录音，录音中刘沛良认可其在2018年11月12日《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中签字，并认可实际收到了该合同中约定的150套脚手架；2018年11月12日，刘沛良向史玉伟微信转账1000元脚手架卸车搬运费。原判决依据合同的履行，包括上诉人支付的1.5万元押金及退货单载明的退货内容，综合分析，认定上诉人工作人员刘沛良与被上诉人签订了2018年11月12日《移动脚手架租赁合同》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刘沛良与被上诉人存在串通的嫌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对刘沛良进行送达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多次向刘沛良邮寄传票，但刘沛良均拒收，依法应视为送达。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主张原判决判令其负担丢失赔偿费金额为79750元，超出被上诉人史玉伟诉讼请求主张的75510元，经查，原判决扣除上诉人已缴纳的押金15000元，判令丢失赔偿费金额为64750元。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瑞中科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7元，由上诉人青岛瑞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刘歆鑫 审判员  王 晋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