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109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24号城市花园白领公寓2403号房。 法定代表人：覃瑞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鲁鲁，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卫衡，男，198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垣，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剑波，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金树，男，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垣，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剑波，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新友，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现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誉中，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琪，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沁源公司）与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及被上诉人唐新友合同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桂01民初16号民事判决，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桐沁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覃瑞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娄鲁鲁、徐伟，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垣、彭剑波，被上诉人唐新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誉中、黄佳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桐沁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六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三、四、五项；2、改判被上诉人唐新友按上诉人桐沁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退还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赔偿钦州鸿发市场收益损失448万元、资金占用费损失588万元，解除刘卫衡与被上诉人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基于该协议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确认该补充协议涉及唐新友、刘卫衡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条款及股权过户债务限制条款无效；3、改判刘卫衡、刘金树按上诉人桐沁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退还股权转让费1950万元，连带承担被上诉人唐新友所欠的上述债务；4、改判唐新友、刘卫衡、刘金树连带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和保函费；5、判决刘卫衡、刘金树承担上诉人桐沁源公司二审律师费3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缺乏事实根据，曲解《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滥用民法关于追认的规定，故意不审查认定唐新友是否存在该条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一）一审判决认定唐新友在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不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的委托关系与事实不符，据此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驳回桐沁源公司对唐新友的诉讼请求错误。唐新友与刘卫衡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5日签订，而此前桐沁源公司已委托刘卫衡代购唐新友、谢忞股权，并给刘卫衡转款，同时还要求刘卫衡向唐新友披露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之间的委托关系。本案中，娄鲁鲁、卢某的证言与刘卫衡、唐新友的陈述相互吻合，桐沁源公司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的事实，充分证明唐新友在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之间的委托关系。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之间的委托关系，唐新友在签订协议时就已知晓，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该协议对桐沁源公司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关于“没有约束力”的认定并据此判决驳回桐沁源公司对唐新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故意曲解《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滥用民法关于追认的规定，故意不审查认定唐新友是否存在该条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为唐新友推脱责任。1、追认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所调整的是特定的主体、特定的行为，产生的是特定的后果，而本案不属于这一范畴。根据《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追认主体才具有追认权，而本案中唐新友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追认主体资格，没有追认权。同时，上述法律对被追认的行为也有特定的规定，而本案是桐沁源公司委托刘卫衡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应被追认的行为，一审法院强调追认于法无据。另，一审判决的追认与法律规定的追认其后果完全不同。上述法律规定的追认，追认后所产生的是行为有效或者合同有效的后果，而本案一审所说的追认，是追认后刘卫衡与唐新友所签协议对桐沁源公司有约束力的后果，两者根本不一致，且一审判决所强调的追认根本不属于法律的追认范畴。2、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看，该条款只规定“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并没有关于第三人追认的规定，故一审强调追认没有法律依据。3、唐新友在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假如不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桐沁源公司完全有权行使刘卫衡对唐新友的权利。《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虽然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但具备下列两个条件，委托人就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即：一是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二是不存在上述法条规定的除外情形。结合本案情况，桐沁源公司行使刘卫衡对唐新友的权利符合《合同法》规定，完全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综上，桐沁源公司认为，唐新友对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未提出异议，且也从未说过，如果当时知道这种关系其就不会与刘卫衡签订协议。在其知道委托关系后未提出解除协议、未退款，同时要求桐沁源公司帮刘卫衡还债并与桐沁源公司就购买股权的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充分说明唐新友在与刘卫衡签约时，如果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会与刘卫衡签订协议。因此，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在刘卫衡向桐沁源公司披露唐新友违约的情况后，桐沁源公司完全有权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行使刘卫衡对唐新友的权利。（三）唐新友因在本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确认刘卫衡、刘金树的责任应予调整。在本案中，桐沁源公司转给刘卫衡的股权转让费4050万元，因刘卫衡按照委托已将其中的2100万元转给唐新友，代桐沁源公司购买唐新友42%股权，故刘卫衡、刘金树应退还股权转让费为1950万元，而不是一审判决确认的4050万元，另2100万元依法应由唐新友退还。由于刘卫衡、唐新友互相勾结、恶意串通，唐新友在被多次当面告知系桐沁源公司购买股权的情况下，与刘卫衡为侵吞桐沁源公司的2100万元股权转让费，故意设置股权过户障碍，严重损害桐沁源公司的利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刘卫衡、刘金树对唐新友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保函费亦应由唐新友、刘卫衡、刘金树连带承担；桐沁源公司的二审律师费根据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应由刘卫衡、刘金树负担。 针对桐沁源公司的上诉，刘卫衡、刘金树辩称，（一）对付给唐新友的2100万，刘卫衡、刘金树不应支付资金占用费。理由是：刘卫衡、刘金树已按照桐沁源公司的委托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二）刘卫衡通过徐斌付给施显智的230元、以及施显宏付给覃瑞勇的280万元，合计510万元，应从刘卫衡、刘金树退还给桐沁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中予以扣除；（三）刘卫衡与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2018年8月2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为按照合同约定，刘卫衡须转让广西恒祥瑞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祥瑞公司）93%的股权给桐沁源公司，而刘卫衡在恒祥瑞公司中根本没有93%的股权。 刘卫衡、刘金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的部分内容，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1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由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2100万款项的利息是错误的，与《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关于代理法律效力的规定相违背。1、一审判决认定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之间存在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桐沁源公司委托刘卫衡代为购买唐新友的股权并代为支付2100万元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证明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之间存在有效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有：桐沁源公司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委托代理关系存在；证人娄鲁鲁的证言；证人卢某的证言。2、刘卫衡已依法履行委托代理义务，并将股权购买款2100万元交付给唐新友，且没有过错，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刘卫衡不应向桐沁源公司支付2100万元的利息。（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有关隐名代理披露的规定，将披露等同于追认，导致作出错误的裁判。庭审中相应的事实及证据足以证明刘卫衡在委托代理中履行了向唐新友披露的义务，唐新友抗辩不知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还滥用民法关于追认的规定，故意不审查认定唐新友是否存在该条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为唐新友推脱责任。（三）一审法院遗漏重要案件事实。刘卫衡通过徐斌的农行账户将230万元转到覃瑞勇指定的施显智账户上，施显宏将280万元转到桐沁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覃瑞勇的建行账户上，该两笔合计510万元，应从刘卫衡、刘金树退还给桐沁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中予以扣除。 针对刘卫衡、刘金树的上诉，桐沁源公司辩称，刘卫衡、刘金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刘卫衡、刘金树与唐新友之间捏造借款协议，根据民法总则第164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与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唐新友与刘卫衡、刘金树为阻挠股权的过户及桐沁源公司实现合同目的，恶意串通，已符合民法总则164条第二款、及民法通则66条第三款的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二）刘卫衡、刘金树上诉称其在恒祥瑞公司中没有93%的股权，故其与桐沁源公司所签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该主张不能成立，从法律上说应属于权利待定，不能称合同无效，但桐沁源公司通过刘卫衡、刘金树向唐新友主张权利，唐新友所持恒祥瑞公司的股权是应当过户，由于刘卫衡、刘金树与唐新友之间恶意串通，捏造借款合同，才导致股权不能转让，因此，刘卫衡、刘金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针对桐沁源公司以及刘卫衡、刘金树的上诉，唐新友一并辩称，桐沁源公司及刘卫衡、刘金树上诉认为唐新友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有二：一是唐新友在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对桐沁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娄鲁鲁、覃瑞勇与刘卫衡之间的代购股权委托关系知道且同意，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在桐沁源公司与唐新友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即使唐新友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不知道娄鲁鲁、覃瑞勇与刘卫衡之间的委托关系，因唐新友收到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未将股权过户给刘卫衡，导致刘卫衡不能过户到桐沁源公司名下，刘卫衡已向桐沁源公司披露第三人唐新友不履行义务的情况，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桐沁源公司可以向唐新友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一）关于唐新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以娄鲁鲁证言、卢某证言、刘卫衡陈述、唐新友的一审答辩，主张唐新友在2017年7月5日前知道并同意刘卫衡以其名义代理娄鲁鲁、覃瑞勇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1、娄鲁鲁、覃瑞勇与刘卫衡、刘金树之间存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娄鲁鲁、刘卫衡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或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卢某的证言只是猜测，均不具有证明力；2、直至2018年5月，娄鲁鲁才经人介绍与唐新友首次电话联系、见面，之后通过微信就其代刘卫衡归还借款事宜与唐新友进行交流沟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是关于显名的间接代理规定，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唐新友与刘卫衡于2017年7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及签订当时，唐新友知道并同意刘卫衡以其名义代理娄鲁鲁、覃瑞勇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主张2017年7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在桐沁源公司与唐新友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唐新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1、《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是关于隐名的间接代理规定，该规定的适用原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只能约定受托人与第三人，但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合同才约束委托人。2、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上诉称即使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不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的代购股权事宜，之后因刘卫衡不能将93%股权变更登记给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向桐沁源公司披露第三人唐新友不将股权过户到其名下的事实后，桐沁源公司可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向唐新友行使合同介入权，要求唐新友向其履行股权过户义务。桐沁源公司对唐新友行使合同介入权，即应承受唐新友对刘金树、刘卫衡的抗辩权。唐新友与刘卫衡代表其父刘金树签订的借款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在刘金树、刘卫衡归还唐新友的全部借款及其他欠款后，唐新友才将案涉股权过户登记到刘卫衡名下。因刘金树、刘卫衡至今未还清唐新友的借款，故唐新友尚未将股权过户给刘卫衡。另，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桐沁源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行使合同介入权，唐新友亦不能将名下42%恒祥瑞公司股权直接过户给桐沁源公司。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上诉称唐新友未将股权变更登记到刘卫衡名下或者桐沁源公司名下已构成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桐沁源公司在一、二审诉讼中称唐新友与刘卫衡、刘金树恶意串通，通过虚构借款关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瓜分其支付给刘卫衡40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非法目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桐沁源公司、刘卫衡、刘金树针对唐新友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针对唐新友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唐新友的判项。 桐沁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退还股权转让款40500000元；二、判令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赔偿利息损失（分别以桐沁源公司每次支付转让款的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支付转让款之日计算至全部退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三、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赔偿桐沁源公司律师代理费685987元；四、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保函费等由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负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桐沁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刘卫衡、刘金树退还股权转让款19500000元；二、判令刘卫衡、刘金树赔偿利息损失（分别以桐沁源公司每次支付转让款的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支付转让款之日计算至桐沁源公司收回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三、判令刘卫衡、刘金树赔偿桐沁源公司律师代理费685987元；四、判令唐新友退还股权转让款21000000元；五、判令唐新友赔偿桐沁源公司的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4480000元（该损失以每月280000元为标准，从2017年8月31日计算至2018年12月28日，共计15个月）；六、判决唐新友赔偿桐沁源公司资金占用损失（以2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唐新友全部退还2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七、判决刘卫衡、刘金树对唐新友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保函费由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桐沁源公司增加如下诉讼请求：一、解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的系列协议（包括：2017年11月6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1月28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8年3月19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2018年7月15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2018年8月2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解除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基于该协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祥瑞公司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设立，注册资本100000000元，股东为唐新友、刘卫衡、谢忞、吕业樑，持股比例分别为42%、28%、23%、7%，法定代表人为刘卫衡。 2017年7月5日，刘卫衡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唐新友同意将其持有的恒祥瑞公司42%股权转让给刘卫衡，转让价格为21000000元。双方还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时间等进行了约定。 2017年7月6日至2017年11月10日期间，刘卫衡向唐新友转款共计21000000元，交易用途为收购恒祥瑞公司股权款。 2017年11月6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1月28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8年3月19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2018年7月15日，覃瑞勇代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上述系列协议主要约定如下内容：一、刘卫衡、刘金树代桐沁源公司收购唐新友、谢忞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二、刘卫衡、刘金树实现收购唐新友、谢忞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将刘卫衡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共计93%转让给桐沁源公司，转让价款为47895000元。同时明确以下事实：一、刘金树系刘卫衡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二、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就收购恒祥瑞公司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刘金树均作为共同签约人。 2017年6月21日至2017年12月4日期间，刘卫衡共收到桐沁源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40500000元。支付时间及明细如下：2017年6月21日支付3000000元，2017年7月5日支付2000000元，2017年8月28日支付3000000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0000元，2017年9月27日支付5000000元，2017年10月23日支付2000000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300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1500000元，2017年12月4日支付19000000元。 2018年8月2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签订编号为TQY20180801的股份转让协议，就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自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补充协议及已经履行的义务进行整理和重新约定，主要内容为：一、合同目的。1、刘卫衡向桐沁源公司表示将其所持有的恒祥瑞公司93%的股份转让给桐沁源公司。2、桐沁源公司基于对刘卫衡的信任，与刘卫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二、股份转让内容和方式。1、刘卫衡承诺将恒祥瑞公司93%的股份作价47895000元转让给桐沁源公司，其中70%的股份作价36050000元，由于桐沁源公司已支付了40500000元股份转让款，视为桐沁源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另外23%的股份，视为桐沁源公司已经支付4450000元股份转让款，剩余7395000元在刘卫衡将93%股份完全变更至桐沁源公司名下后，桐沁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刘卫衡。2、刘卫衡承诺于2018年8月15日前将恒祥瑞公司70%的股份办理变更登记到桐沁源公司名下。并于办理股份变更登记当日将恒祥瑞公司的经营权、有关资料及公章等均移交给原告。三、违约责任。1、如果刘卫衡未按照约定为桐沁源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手续的，视为刘卫衡违约，桐沁源公司有权要求刘卫衡退还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并按月息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桐沁源公司支付款项之日起计算至刘卫衡退还全部股份转让款及支付完利息之日止。2、如果刘卫衡违约，桐沁源公司有权要求刘卫衡赔偿损失，按照股份转让款的30%计算。3、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主张自身权利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评估费、鉴定费等。4、刘卫衡违约的，桐沁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四、协议的效力。1、本协议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非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不得修改、变更。2、本协议生效后，双方于2017年11月6日、11月28日、2018年3月19日、7月15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均作废，双方就目标公司的股份转让事宜的约定，以本协议为准。 2018年8月30日，桐沁源公司起诉至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主张刘卫衡履行2018年8月2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将其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28%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桐沁源公司名下。2018年12月24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105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驳回桐沁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9年1月7日，桐沁源公司与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接受桐沁源公司委托并指派蒙正权律师、莫格玲实习律师担任本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费用为685987元。桐沁源公司于2019年1月7日、1月31日、11月8日、分别向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0元、250000元、335987元，共计685987元。2019年1月8日，桐沁源公司因保全被告财产，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覃瑞勇代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及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刘卫衡、刘金树同意向桐沁源公司出让刘卫衡名下持有而所有权属于刘金树的恒祥瑞公司28%的股权，桐沁源公司同意受让该股权并支付对价的共同意思表示；二为刘卫衡、刘金树同意接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代理桐沁源公司购买恒祥瑞公司其他股东所持有股权的共同意思表示。上述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及委托合同的特点。因此，基于上述合同，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之间既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又存在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上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即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均具有约束力。 桐沁源公司还主张因其委托刘卫衡、刘金树代为购买唐新友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故其与唐新友之间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受刘卫衡与唐新友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桐沁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知道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唐新友事后未对此追认，故刘卫衡与唐新友签订的2017年7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对桐沁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二、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一）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该协议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生效后，双方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28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7月15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均作废，也即是自动失效。则桐沁源公司在本案中再主张解除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28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7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已无必要。（二）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卫衡应于2018年8月15日前将恒祥瑞公司70%的股份办理变更登记到桐沁源公司名下。如果刘卫衡未按照约定为桐沁源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手续的，视为刘卫衡违约。刘卫衡违约的，桐沁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由于刘卫衡未按约定期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桐沁源公司提出解除2018年8月2日形成的股份转让协议，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如前所述，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此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桐沁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则桐沁源公司在本案中提出解除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此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及违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一）股权转让款的处理问题。如前所述，桐沁源公司主张解除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桐沁源公司主张刘卫衡、刘金树返还股权转让款19500000元，并对已支付给唐新友的2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返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即是对全部405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主张了权利。则刘卫衡、刘金树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向桐沁源公司悉数返还股权转让款40500000元。（二）利息损失问题。如前所述，由于系刘卫衡、刘金树违约导致本案合同解除，现桐沁源公司主张刘卫衡、刘金树按照月息2%的利率，自桐沁源公司支付款项之日起至刘卫衡、刘金树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支付利息损失计算如下：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5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7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1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三）律师代理费损失问题。因追索本案债权，桐沁源公司委托广西正权律师事务代理本案诉讼，约定律师代理费685987元，该代理费并未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并且已实际支出。现桐沁源公司作为守约方向刘卫衡、刘金树主张该费用，符合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3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保函费损失问题。桐沁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本案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为此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5000元。现桐沁源公司作为守约方向刘卫衡、刘金树主张该笔保全担保费，符合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3项的约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至于桐沁源公司向唐新友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保函费损失及赔偿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的问题。如前所述，唐新友与刘卫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对刘卫衡、刘金树系接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收购股权的事实不知晓，在桐沁源公司向其披露后，唐新友亦未对此进行追认，故桐沁源公司不得因此行使2017年7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刘卫衡对唐新友的权利。因此，桐沁源公司向唐新友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保函费损失及赔偿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不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40500000元；三、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5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7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以1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退回之日止；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四、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685987元；五、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保函费55000元；六、驳回桐沁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67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卫衡、刘金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桐沁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桐沁源公司与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复印件一份；桐沁源公司付给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35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一份及《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四份，上述证据拟证实：桐沁源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支出律师代理费35万元，应由刘卫衡、刘金树二人承担。对桐沁源公司提交的上列证据，刘卫衡、刘金树的质证意见是：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唐新友的质证意见是：上列证据与唐新友没有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桐沁源公司提交的上列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案件事实相关联，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并经质证过的证据以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恒祥瑞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设立，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唐新友持股42%、刘卫衡持股28%、谢忞持股23%、吕业樑持股7%;法定代表人为刘卫衡。娄鲁鲁、覃瑞勇与刘卫衡经口头协商，约定：拟由娄鲁鲁、覃瑞勇发起设立桐沁源公司，委托刘卫衡先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唐新友、谢忞名下恒祥瑞公司的股权，将唐新友、谢忞名下分别持有的恒祥瑞公司42%、2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卫衡名下后，再由刘卫衡将其持有恒祥瑞公司93%的股权转让给桐沁源公司。 2017年7月5日，唐新友作为甲方与刘卫衡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恒祥瑞公司所持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的42%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2100万元，按每股（1%）作价50万元，50万元/股×42股=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安排：第一期付款时间（不含定金），本协议签订生效后20日内支付600万元，第二期付款时间2017年8月20日前支付500万元，第三期付款时间2017年9月20日前支付400万元，第四期付款时间2017年10月20日前支付400万元；自乙方支付第一期600万元转让款之日起，甲方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全部由乙方享有和承担；股权转让金支付完后双方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乙方知晓本转让决定未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如因此原因未能办理变更手续，风险由乙方承担……。后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唐新友同意将其持有的恒祥瑞公司42%股权转让给刘卫衡，转让价格为2100万元。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还就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时间等事宜作出了约定。 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9月5日成立。2017年11月6日，刘卫衡作为甲方与桐沁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其中约定：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将实现对恒祥瑞公司的出资及持有股权比例为93%（即完成对恒祥瑞公司股东唐新友、谢忞、宁德在目标公司所持有股权的收购）；甲方拟将其实现收购前述恒祥瑞公司另一股东的股权后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93%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标的股权；恒祥瑞公司93%的股权作价4789.5万元；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650万元后，最迟不超过30个自然日内办理完成本协议约定的恒祥瑞公司93%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后，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与刘卫衡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于2018年3月19日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于2018年7月15日与刘卫衡、刘金树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上述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刘卫衡、刘金树代桐沁源公司收购唐新友、谢忞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刘卫衡、刘金树实现收购唐新友、谢忞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刘卫衡名下的手续后，将刘卫衡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共计93%转让给桐沁源公司，转让价款为4789.5万元。同时，上述补充协议还明确以下事实：刘金树系刘卫衡名下持有的恒祥瑞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就收购恒祥瑞公司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刘金树均作为共同签约人。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桐沁源公司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12月4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刘卫衡共计4050万元，桐沁源公司在银行转账凭证“交易用途”一栏中均注明为“收购股权”，支付款项的时间及数额分别是：2017年6月21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7月5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28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9月27日支付500万元；2017年10月23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150万元；2017年12月4日支付1900万元。刘卫衡收到桐沁源公司支付的款项后，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17年11月10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唐新友共计2100万元，刘卫衡在银行转账凭证“交易用途”一栏中均注明为“收购恒祥瑞公司股权款”，支付款项的时间及数额分别是：2017年7月6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8月31日支付100万元；2017年9月28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10月23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11月10日支付700万元。唐新友收到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没有将自己持有恒祥瑞公司42%的股权转让至刘卫衡名下。 2018年8月2日，刘卫衡作为甲方与桐沁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TQY20180801《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将从2017年11月6日以来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和已经履行的义务进行整理和重新约定；一、合同目的：甲方向乙方表示将其所持有的恒祥瑞公司93%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基于对甲方的信任，与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从2017年6月21日以来，乙方经甲方指示向甲方和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了股份转让款4050万元；因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后一直未能办理目标公司的股份转让登记手续，所以甲方再次承诺在签订本协议后，按约定时间完成目标公司股份的转让；二、股份转让内容和方式：1、甲方承诺将恒祥瑞公司93%的股份作价4789.5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70%的股份作价3605万元，由于乙方已支付了4050万元股份转让款，视为乙方已经支付完毕，另外23%的股份，视为乙方已经支付445万元股份转让款，剩余739.5万元在甲方将93%股份完全变更至乙方名下后，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2、甲方承诺于2018年8月15日前将恒祥瑞公司70%的股份办理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并于办理股份变更登记当日将恒祥瑞公司的经营权、有关资料及公章等均移交给乙方；三、违约责任：1、如果甲方未按照约定为乙方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手续的，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刘卫衡退还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并按月息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乙方支付款项之日起计算至甲方退还全部股份转让款及支付完利息之日止；2、如果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损失，按照股份转让款的30%计算；3、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主张自身权利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评估费、鉴定费等；4、甲方违约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四、协议的效力：1、本协议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非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不得修改、变更；2、本协议生效后，双方于2017年11月6日、11月28日、2018年3月19日、7月15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均作废，双方就目标公司的股份转让事宜的约定，以本协议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刘卫衡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恒祥瑞公司70%的股份或93%的股份办理变更登记至桐沁源公司名下。 2018年8月30日，桐沁源公司作为原告向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刘卫衡履行其与桐沁源公司于2018年8月2日所签编号TQY20180801《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为原告桐沁源公司办理刘卫衡所持恒祥瑞公司28%股权的转让登记手续。2018年12月24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105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桐沁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1月7日，桐沁源公司与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接受桐沁源公司委托并指派蒙正权律师、莫格玲实习律师担任本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费用为685987元。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桐沁源公司于2019年1月7日、1月31日、11月8日分别向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0元、250000元、335987元，共计685987元。2019年1月8日，桐沁源公司因申请保全财产，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5000元。2020年6月3日，桐沁源公司与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民事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接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指派徐伟律师为本案的二审诉讼代理；经双方协商同意，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服务费35万元。上述《民事案件委托合同》签订后，桐沁源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给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费35万元。 在一审庭审中，刘卫衡陈述：其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后已向唐新友披露桐沁源公司系委托人的身份，其向唐新友支付了2100万元，已完成受托事项。在二审庭中，唐新友自认：至2018年5月份才知道刘卫衡系代桐沁源公司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是否有效、应否解除？（二）刘卫衡、刘金树应返还给桐沁源公司股权转让款是多少？（三）唐新友是否应返还给桐沁源公司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并支付该2100万元款项的资金占用费？（四）唐新友是否应赔偿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448万元给桐沁源公司？（五）刘卫衡、刘金树对唐新友的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六）唐新友对一审判决刘卫衡、刘金树支付给桐沁源公司的保函费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七）刘卫衡、刘金树是否应承担桐沁源公司支出的二审律师费35万元？ 本院认为，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均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为有效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刘卫衡的违约事实，判决解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双方之间在本案中存在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在本案中应同时一并解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及刘金树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28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7月15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另，一审法院根据桐沁源公司的诉请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刘卫衡、刘金树支付给桐沁源公司律师代理费685987元，一审判决后，鉴于各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就律师代理费作出的判项均没有提起上诉，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的该判项予以维持。 对当事人就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并评判如下： （一）关于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合同内容是否有效、应否解除的问题。经查，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及刘金树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于2018年7月15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于2018年8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上述协议内容包含两方面：一是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出让刘卫衡名下、但权属属于刘金树的恒祥瑞公司28%的股权，桐沁源公司同意受让该恒祥瑞公司28%的股权并支付对价；二是刘卫衡、刘金树同意接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代理桐沁源公司购买唐新友所持恒祥瑞公司的42%股权及其他股东所持恒祥瑞公司的7%股权。如上，对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及刘金树所签的股权（份）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本院予以解除。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及刘金树所签协议解除后，双方之间在本案中存在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因此，刘卫衡作为受托人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也应一并予以解除，理由是：首先，刘卫衡系受托人，其与唐新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其次，刘卫衡作为受托人，在收到桐沁源公司支付的40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按照合同约定已将其中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唐新友，但唐新友在收到款项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自己持有的恒祥瑞公司42%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至刘卫衡名下，唐新友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当事人签订本案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再次，根据查明的事实，由于唐新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持有恒祥瑞公司42%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至刘卫衡名下，致使刘卫衡作为受托人不能向桐沁源公司履行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桐沁源公司对此是明知的；而刘卫衡在诉讼中陈述称：在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后已向唐新友披露系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而与唐新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且唐新友在二审庭审中也自认在本案发生纠纷之前的2018年5月份已知道刘卫衡系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而与其签订合同，而在一、二审诉讼中，唐新友对其与刘卫衡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是委托人桐沁源公司就不会订立合同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尤其是，在刘卫衡与唐新友签订合同后，刘卫衡作为委托人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唐新友2100万元，在银行转账凭证上均明确注明为“收购恒祥瑞公司股权款”，唐新友对收到210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明知的。据上，本院认为，认定刘卫衡是基于桐沁源公司的委托而与唐新友之间签订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桐沁源公司作为委托人在唐新友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依法可以行使刘卫衡对唐新友的权利。桐沁源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明确提出“解除刘卫衡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基于该协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刘卫衡、刘金树应返还给桐沁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数额问题。本院认为，鉴于本院对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及刘金树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予以解除，因此，对刘卫衡收到桐沁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由刘卫衡、刘金树二人共同退还给桐沁源公司。经查，桐沁源公司支付给刘卫衡股权转让款共计为4050万元，支付时间及款项数额分别是：2017年6月21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7月5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28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9月27日支付500万元；2017年10月23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150万元；2017年12月4日支付1900万元。刘卫衡收到上述4050万元后，支付给唐新友2100万元，因此，刘卫衡、刘金树二人应退还给桐沁源公司19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由于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于2018年8月2日在所签《股份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刘卫衡违约，桐沁源公司有权要求刘卫衡退还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并按月息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因此，本院确定刘卫衡、刘金树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应按2%的标准计算。在诉讼中，鉴于刘卫衡、刘金树主张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4日分别支付的200万元、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唐新友退还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结合唐新友收到刘卫衡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时间基本早于2017年10月30日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刘卫衡、刘金树主张予以准许，据此，本院确定刘卫衡、刘金树向桐沁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的计算方法为：自桐沁源公司分别支付给刘卫衡每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其中：自2017年6月21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7月5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8月28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8月29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9月27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23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30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31日起以150万元为基数计算。关于徐斌于2018年7月28日及2018年8月15日分别支付给施显智的100万元及130万元、施显宏于2018年8月13日支付给覃瑞勇的280万元能否从刘卫衡、刘金树应退还给桐沁源公司1950元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在本案一、二诉讼中，刘卫衡、刘金树虽然提供证据证实徐斌于2018年7月28日及2018年8月15日已分别支付给施显智100万元及130万元、施显宏于2018年8月13日已支付给覃瑞勇280万元，合计510万元，但桐沁源公司不认可案外人施显智、施显宏支付的510万元款项系代刘卫衡、刘金树退还的股权转让款，而刘卫衡、刘金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施显智、施显宏支付的款项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据此，本院对刘卫衡、刘金树提出应从19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扣减51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唐新友是否应返还给桐沁源公司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刘卫衡系受桐沁源公司的委托而与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刘卫衡与唐新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刘卫衡作为受托人在收到桐沁源公司支付的40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按照合同约定已将其中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唐新友，但唐新友在收到款项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自己持有的恒祥瑞公司42%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至刘卫衡名下，致使当事人签订本案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对刘卫衡与唐新友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本院根据委托人桐沁源公司的诉请确定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唐新友理应应将收到受托人刘卫衡付给的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直接退还给委托人桐沁源公司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如上，鉴于唐新友收到刘卫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基本早于2017年10月30日，且刘卫衡、刘金树主张唐新友应退还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4日分别支付的200万元、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而桐沁源公司对刘卫衡、刘金树二人的主张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本院据此确定唐新友直接退还给桐沁源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4日分别支付的200万元、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关于唐新友应如何支付该200万元、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资金占用费问题，由于刘卫衡与唐新友在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资金占用费的标准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本院确定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法是：自2017年10月30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起以1900万元为基数，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或者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四）关于唐新友是否应赔偿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448万元给桐沁源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如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在本案一、二诉讼中，桐沁源公司诉请唐新友赔偿钦州市鸿发市场收益损失448万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桐沁源公司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五）关于刘卫衡、刘金树对唐新友的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诉请对方当事人就某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有当事人之间的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在本案中，桐沁源公司诉请刘卫衡、刘金树对唐新友退还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唐新友对一审判决刘卫衡、刘金树支付的保函费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经查，桐沁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在诉讼中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的财产，一审法院根据桐沁源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裁定，裁定对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的相关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桐沁源公司为此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5000元。鉴于桐沁源公司对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提出的诉讼请求基本得到支持，因此，桐沁源公司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该55000元保函费应由刘卫衡、刘金树、唐新友共同承担。 （七）关于刘卫衡、刘金树是否应承担桐沁源公司支出的二审律师费35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二审诉讼中，桐沁源公司委托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本案二审诉讼，并按照约定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35万元。桐沁源公司支出的35万元律师代理费没有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桐沁源公司诉请刘卫衡、刘金树承担该35万元律师代理费，符合桐沁源公司与刘卫衡、刘金树于2018年8月2日在所签《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3项的约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桐沁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桐沁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民初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民初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解除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刘卫衡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28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刘卫衡及上诉人刘金树于2018年3月19日、2018年7月15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解除上诉人刘卫衡与被上诉人唐新友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涉股权转让部分的合同内容； 四、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共同返还给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19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其中：自2017年6月21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7月5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8月28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8月29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9月27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23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30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7年10月31日起以150万元为基数计算）； 五、被上诉人唐新友返还给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法是：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以2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六、上诉人刘卫衡、上诉人刘金树、被上诉人唐新友共同支付给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55000元保函费； 七、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共同支付给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二审律师代理费35万元； 八、驳回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67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50元（其中：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50元，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59元），合计507074元，由上诉人广西桐沁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0708元，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负担228183元，被上诉人唐新友负担228183元；一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刘卫衡、刘金树负担2500元，被上诉人唐新友负担2500元。 本判决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宝林 审 判 员 张国华 审 判 员 韦荣龙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方虞雅 书 记 员 黄兆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