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4305号原告：徐然，男，汉族，1963年4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序根，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周祁科，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四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6G34780531H。负责人：代伶，主任。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女联合会，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一路一号区委区政府大楼44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4403060075426706。负责人：冯颖霞，主席。上列被告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梅胜，男，系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的员工。上列被告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文胜，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然与被告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妇儿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相关情况一、关于劳动关系主体的问题。经审理查明，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妇儿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17日，期间办理过数次的营业期限变更，最后一次营业期限变更至2017年12月31日，2019年11月8日核准注销。妇儿中心成立于2000年8月11日，妇联系妇儿公司的股东，系妇儿中心的主管部门。妇儿中心、妇儿公司、妇联均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2000年12月，原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开具《工作介绍信》介绍徐然到妇儿公司工作。同月，徐然填写《招工登记表》，招工单位为妇儿公司，劳动部门备案一栏显示“已登记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同年12月15日，徐然与妇儿公司签订期限从2000年12月15日至2003年12月15日止的劳动合同。2001年1月1日，徐然与妇儿中心签订期限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01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2009年1月1日，徐然与妇儿公司签订自2009年1月1日开始的无固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特别告知妇儿公司营业执照有效期限至2009年12月31日。2001年1月至2001年8月，徐然的社保缴交单位为妇儿公司；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缴交单位为机关事务管理局；2003年1月至2005年2月，缴交单位为妇儿中心；2005年3月至2019年10月，缴交单位为妇儿公司。2015年至2019年期间，徐然的工资由妇儿中心支付，2010年12月至2019年10月住房公积金由妇儿中心缴交。对于上述同一时间段存在双份合同的问题、妇儿中心缴交社保、购买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妇儿中心、妇联解释称是因当时的妇儿公司没有盈利，无法发放徐然等人的工资、社保等，考虑到妇联的下属单位归属于区机关事务局管理，经与区机关事务局协商后才以妇儿中心的名义与徐然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以解决徐然的工资等待遇问题。同时，由于2007年8月份妇儿公司没有任何收益，无法给员工购买公积金，妇儿中心经向区领导请示后，以向妇儿公司购买项目等方式从妇儿中心的项目资金解决徐然等人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问题。对此说法，徐然称不完全属实。徐然称其在1997年9月份入职妇儿中心时由于妇儿中心没有编制，故先以妇儿公司的名义招调进来，其身份为国企，自入职起至2003年的工资都是由区机关事务局发放的；2003年1月开始徐然的工资才转由妇儿中心发放至徐然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另查，2018年5月8日，徐然等8人以妇儿公司员工身份向妇联、妇儿中心发出《请愿书》。2018年7月27日，徐然等人以妇儿公司员工身份向妇联提出《关于解决区妇儿公司职工待遇的诉求》。2018年11月9日，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办公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区各有关单位发出落实《宝安区党政机关所属企业脱钩工作实施方案》（深宝办字[2018]17号）的通知。2019年1月11日，宝安区国资委向区妇联复函妇儿公司属党政机关出资设立企业，按照深宝办字[2018]17号文规定列入脱钩范围。2019年8月13日，妇儿公司脱钩工作小组与徐然等员工征求分流意见，徐然明确表示不同意分流到国企工作亦不同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其中2名员工与妇儿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其余员工同意分流到国企工作。2019年10月22日，妇儿公司以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由，向徐然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徐然于2019年10月31日正式终止劳动合同，并约定按徐然于1997年入职、离职前月平均工资11,073元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9,142.5元。同日，妇儿公司向徐然出具离职证明“兹有我公司员工徐然2019年10月31日因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终止劳动关系。徐然同志1997年9月入职我公司，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1,073元”。又查，在庭审过程中，妇联提供了11份妇联会议纪要拟证明妇联有安排妇儿中心在妇儿公司没有效益的情况下，从妇儿中心的项目经费中支付妇儿公司员工工资、购买妇儿公司员工社保及公积金等，并在会议纪要中对妇儿公司员工的“请愿书”内容进行了回应。徐然以上述11份会议纪要没有其本人签名为由，否认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妇儿中心与妇儿公司虽然存在关联，但两者均为独立法人，徐然仅能与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徐然虽与妇儿中心曾签订过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但该合同的期限与徐然与妇儿公司所签订的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相重叠；徐然于2009年与妇儿公司签订了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在《请愿书》、《关于解决区妇儿公司职工待遇的诉求》等材料中以妇儿公司员工的身份向妇联、妇儿中心提出诉求，可见徐然对其系妇儿公司员工的身份是认可的。徐然虽以妇联的会议纪要没有其本人签名为由否认其真实性，但会议纪要的内容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且会议纪要中亦对徐然等人的《请愿书》进行了回应，在徐然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会议纪要为伪造的情况下，本院对会议纪要予以采信。本院确认妇儿中心根据主管部门妇联要求安排徐然的工作，并在项目经费中支出徐然的工资福利。综上，本院认定徐然与妇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根据深圳市宝安区政府文件要求，妇儿公司纳入党政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清理范围，且妇儿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徐然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分流安置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妇儿公司可以以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由终止与徐然的劳动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妇儿公司应按徐然工作年限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妇儿公司已支付上述经济补偿，不属于违法解除。徐然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年终绩效奖、2019年度计生奖、2019年度过节费的问题。徐然主张上述款项在其他的年度发放过，故主张2019年亦应发放。同时，徐然在庭审中亦确认与其身份相同的员工2019年没有发放上述款项。妇儿中心、妇联主张上述的绩效、计生奖、过节费系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向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放的奖金福利，徐然系妇儿公司企业编制人员，不在发放人员之列。2018年5月深圳市宝安区纪委巡察组对妇联进行巡察，明确要求规范包括绩效奖在内的职工薪酬福利的发放，纠正在项目资金发放工资奖金的行为，故徐然所主张款项因不符合政策要求不再发放。本院认为，徐然与妇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徐然的薪资福利应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发放，而劳动合同中并未对年终绩效奖、过节费、计生考核奖的发放进行约定，且妇儿公司已于2019年11月8日核准注销，徐然不属于妇儿中心、妇联支付上述奖金福利的人员范围，在徐然确认与其同等身份的其他员工亦无发放上述奖金福利的情况下，本院对徐然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四、本案的仲裁情况。2019年11月6日，徐然以妇儿中心、妇儿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因妇儿公司在2019年11月8日注销，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徐然申请追加妇联作为被申请人，徐然的仲裁请求如下：1.要求妇儿中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98,285元、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年终绩效奖55,178元、2019年度计生奖5,500元、2019年度过节费5,000元；2.妇联对上述款项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作出深宝劳人仲案[2019]257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徐然的全部仲裁请求。五、本案的诉讼请求。徐然对上述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具体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498,285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年终绩效奖55,178元；3.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2019年度计生奖5,500元；4.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2019年度过节费5,000元。判决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徐然负担，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小  丽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雅莹（兼）书记员 陈  丽  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