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1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乐平,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李军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宪鹏,山东清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丘保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7340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丘保洁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查明事实，撤销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73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平安财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财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故的发生是由车上人员周承章的过错导致，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章丘保洁公司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无证据证明事故的发生是车上人员周承章的过错。1.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时，周成章在两车之间。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章丘区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9年5月21日13时45分许，周承章驾驶鲁AF3872重型专项作业车，在埠村街道办事处南外环植物园北门东300米处停车后，因操作不当，车辆溜车，撞到前方停在路上的陈传平驾驶的鲁AL7709（鲁AA287挂）半挂车后方，并将在两车中间的周承章挤压，造成周承章死亡。”从事故发生经过可见：周承章驾驶的为重型专项作业车，车辆发生溜车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时周承章在两车中间。2.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记载无法证明周承章具有过错。周承章在车下因车辆溜车被挤压导致死亡，车辆制动、路面状况是否正常事故认定书中均无记载，事故的发生不能排除是因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其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亦无法确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交警部门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不应当作为认定驾驶员是否具有过错的依据,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章丘区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周承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陈传平驾驶机动车未在规定地点停放，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虽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承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中有无违法行为及该违法行为与事故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作出的，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责任，也无法据此认定周承章在本次事故中有过错。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及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民法规范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条“（十）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问题。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第二条“...一般而言，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作出了认定，这是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作出的认定。”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平安财保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次事故的发生系周承章操作不当、车辆溜车所致，交警部门据此认定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周承章存在过错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六条认定周承章不属于商业三者险意义上的第三者并无不当。综上，平安财保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章丘保洁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章丘保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平安财保公司支付章丘保洁公司保险理赔款610000元，诉讼费用由平安财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1日13时45分，周承章驾驶鲁AF3872重型专项作业车，在埠村街道办事处南外环植物园北门东300米停车后，因操作不当，车辆溜车，撞到前方停在路上的陈传平驾驶的车辆，两车挤压造成周承章死亡。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章丘区大队认定，周承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传平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3月22日，鲁AF3872车辆在平安财保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期限自2019年3月23日至2020年4月12日，特种车第三者保险期限自2019年3月23日至2020年3月22日。事故发生后，章丘保洁公司与周承章的家属达成协议，章丘保洁公司赔偿周承章家属100万元。同时，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陈传平与周承章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周承章家属35万元。另查明，事故发生时，周承章（生于1979年4月16日）系在章丘保洁公司处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周丕禄和李式美系周承章的父母，周丕禄生于1951年12月17日，李式美生于1951年9月6日，两人系农村户口，育有一子一女，在相公庄街道办事处相五村公寓居住。周承章生前与孙艳红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一子周广星，周广星生于2004年1月20日。上述事实，由双方陈述，章丘保洁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周承章家属签名的收条等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应以该人在事故发生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因正常下车已经置身于所乘车辆之外的，可以认定为“第三者”，但如果有证据证明系因其自身过失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缺乏适用责任保险的前提，保险人主张其不属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事故的受害人周承章系保险车辆的驾驶员，在涉案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事故的发生确系因自身过失导致造成，现保险人主张周承章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应予支持。同时，应注意到虽然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但周承章毕竟在发生涉案事故时已置身于所乘车辆之外，可以认定为“第三者”，满足交强险的赔偿条件，保险人应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基于本案查清的事实，事故车辆鲁AF3872虽然登记在济南市章丘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名下，被保险人为济南市章丘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在平安财保公司处分别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特种车辆综合商业保险，而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系济南市章丘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下属单位，被保险人是章丘保洁公司的唯一股东，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是涉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及使用人，涉案车辆由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控制并使用，事故发生后，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向周承章进行了相应赔偿，是涉案事故的赔偿义务人，对涉案车辆的保险合同具有保险利益，作为诉讼主体并无不当。涉案事故已造成周承章死亡，事故造成的相应损失，章丘保洁公司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90980元（每年39549元×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322374元（每年24798元×13年，注：周丕禄和李式美系周承章的父母，周丕禄生于1951年12月17日，李式美生于1951年9月6日，周承章之子周广星生于2004年1月20日），丧葬费37562.5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章丘保洁公司主张上述费用要求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11万元，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按70%的比例在三者险项下赔付。死者周承章长期在章丘保洁公司处工作，以此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死亡赔偿金当依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章丘保洁公司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7562.5元，计算标准并无不当，当予以支持。不论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如何计算，周承章死亡形成的赔偿金总额已满足交强险相对应的赔付条件和赔偿金额。章丘保洁公司支付相应赔偿款后，按照交强险的赔付限额，要求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1万元，当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给付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涉案死亡赔偿金等110000元。二、驳回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承担8115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担178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的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章丘区大队第3701811201900003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现场沥青路面完好、干燥，视线良好。周承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承章应否被认定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如果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前已经下车，后因被保险车辆碰撞、碾压导致伤亡的，应当认定为第三者。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事故的发生是由车上人员的过错导致，保险人主张其不属于第三者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周承章为涉案车辆的驾驶人，事故发生时已经下车，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周承章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章丘保洁公司主张事故的发生不能排除是因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不能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依据，但章丘保洁公司一审时并未对涉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过异议，亦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对章丘保洁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采信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承章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并驳回章丘保洁公司要求平安财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章丘保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济南章丘海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王京波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李 瑞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