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9行初27号 原告陆川县沙坡镇仙山村径口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宁海才，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馨慧，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伟忠，广西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陆川县通政街43号。 法定代表人刘启，县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石守刚，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叶华志，陆川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罗诗宇，陆川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玉林市玉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白松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洁，玉林市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陆川县林场。 法定代表人邹超武，场长。 委托代理人陈文兵，广西华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宗渊，陆川县林场干部。 原告陆川县沙坡镇仙山村径口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径口组）诉被告陆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陆川县政府）、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第三人陆川县林场林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被告陆川县政府法定代表人刘启及委托代理人罗诗宇、玉林市政府法定代表人白松涛，第三人陆川县林场法定代表人邹超武外，其余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川县政府副县长石守刚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陆川县政府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陆政处字（2019）5号《陆川县人民政府关于陆川林场与沙坡仙山村径口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5号处理决定），5号处理决定认定，双方争议的山岭座落在沙坡镇仙谢仙嶂岭，名称为黑石肚岭，四至界址：东以黑石肚坑口田面至大风坳为界；南以大风坳岭崎直上谢仙嶂顶为界；西以谢仙嶂顶至大窝顶岭崎天水为界；北以黑石肚坑口田面东北面岭崎直上至大窝顶为界。面积约1059亩。1966年11月3日，经县委研究决定，在沙坡区××坳××立林业专科学校，为了解决学生的劳动基地，当时的陆川林业局与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在经协商和自愿的原则下，签订了《陆川林业局、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以下简称甲、乙方）划山地合同》（下称《划山地合同》），将斗肚岭、马吊苏岭、累地一带山岭划为国有，争议山岭已通过双方签订协议的方式由原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后林业专科学校解体后该《划山地合同》国家所有的山岭××给××县林场经营；《划山地合同》档案保存在陆川档案馆，经再次核实和现场指认，其附件《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生产队林木材积登记表》（下称《登记表》）涉及争议山岭的“地点：黑石肚田面一带山岭”一栏中登记的树种为松木，其中成林5条、中林27条、幼林150条，并从1966年第三季度计算材积，预估了1966年至1995年的生长材积，《登记表》关于林木材积的登记证实了争议山岭在《划山地合同》的西边界址中存在有县林场经营的国有山岭，而不是径口组主张的仅是其村民小组与陆川林场山岭的分界线；通过争议山岭现场进行勘查和指认，《划山地合同》记载的四至界址中“3.西由埂口队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天花水为界。（内包括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山岭等。”与东、南、北界址衔接，形成以大风坳天花水为界连接马吊苏力垌一队田面到累地山顶天花水为界的一条闭合线，而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即是所有流水汇集回黑石肚坑口田的山岭，现争议山岭的范围从地形地貌分布的特点，位于该条闭合线范围内，即《划山地合同》四至界址形成闭合的山岭大范围，争议山岭是小范围为其中一部分，与《登记表》互相印证为实体存在的山岭。陆川档案馆保存的1984年12月《陆川山林权证（No.007541）》是根据《划山地合同》为权属来源，把争议山岭在内的山岭登记给陆川林场经营，权源清楚，可以采纳为权属主张的证据使用。本案没有土改、合作化及四固定时期的书证材料，径口组提供的1982年6月18日《陆川山林权证（No.0001939）》（下称No.0001939山林权证）虽登记了黑石肚山岭归其所有与争议山岭有关联，但没有任何权属来源及相关颁证的佐证材料证明No.0001939山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划山地合同》把争议山岭划归国有的前提下，No.0001939山林权证把国有山岭调整为集体所有的山岭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依法不应采纳为权属凭证；径口组以当时同鼓坑生产队记分员姚春荣及现任同鼓坑村民小组组长不认可《划山地合同》的山岭与同鼓坑生产队有关，并认为是径口组的山岭为由，否定《划山地合同》是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同鼓坑村民小组认为《划山地合同》的山岭划归国有与其无关，是其放弃主张权属权利的体现，但认为争议山岭为径口组所有只是一面之词，没有相关的权属证据加以佐证证实。另查明，经《划山地合同》把争议山岭划归国有后，陆川林场对其进行了经营管理，有据可查的1973年、1978年的森林分布图均涵盖了争议山岭的范围，陆川林场档存的《广西国营林场小班资源经营档案卡片》根据森林资源管理规范经营现争议山岭属于三台山林站1林班1、2、3、4、5小班，该档案卡片登记有以上小班从1992年至1997年森林资源调查记载，这些管理凭证证实了县林场有充分的连续经营事实。径口组提供的本村民小组2003年把黑石肚一带山岭的林木标包给本小组村民宁生砍伐的协议书，未有林业部门批准的采伐范围无法落实具体地点，且协议双方均为其本村民小组的村民，不能作为经营管理凭证使用；2005年5月1日广西高峰林场与径口组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径口组将黑石肚的424亩山岭发包给广西高峰林场种植速生桉树，至2010年陆川县林场向陆川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期间，径口组对争议的部分山岭虽有一段时间的经营管理事实存在，但综合陆川林场通过《划山地合同》取得国有山岭的经营权且对争议山岭有连续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前提下，径口组发包给广西高峰林场种植速生桉树的行为没有权属凭证及连续管理的事实支持，不能认定本案中径口组有充分的管理事实。本案在2012年12月21日陆川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国营陆川林场与沙坡镇仙径口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陆政处字〔2012〕6号），将争议山岭所有权确定为国家所有，由国营陆川林场管理使用；径口组不服陆政处字〔2012〕6号处理决定书，申请玉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玉林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2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3〕第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陆政处字〔2012〕6号处理决定书；径口村民小组不服行政复议决定，起诉到陆川县人民法院，陆川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3）陆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陆政处字〔2012〕6号处理决定书，由陆川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国营陆川林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陆政处字〔2012〕6号处理决定书，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此后，径口组不服终审判决，向玉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玉林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玉检民（行）监[2014]4509000008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支持径口组的监督申请。径口组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11日作出（2015）桂行申字第2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其本院提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维持陆川县人民法院（2013）陆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据此，陆川县政府认为：陆川林场主张争议山岭在1966年通过《划山地合同》已协议转为国家所有，此后林业专科学校解体后调整为陆川林场经营，且有历史连续经营管理事实凭证证实，陆川林场主张争议山岭的权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径口组主张争议山岭权属提供的No.0001939山林权证不能作为权属凭证使用，且经营管理事实不充分，均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定案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参照《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二）点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十六条第二款第1点的规定，决定：双方争议的黑石肚岭，四至界址：东以黑石肚坑口田面至大风坳为界；南以大风坳岭崎直上谢仙嶂顶为界；西以谢仙嶂顶至大窝顶岭崎天水为界；北以黑石肚坑口田面东北面岭崎直上至大窝顶为界，面积约1059亩的山岭所有权确定为国家所有，由陆川林场经营。 被告玉林市政府于2020年2月12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9）第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51号复议决定），51号复议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和5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一致，51号复议决定的结果是维持5号处理决定。 原告径口组诉称，在程序上，陆川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违反了“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山岭早在2012年时第三人向陆川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陆川县政府在当时作出的陆政处字【2012】6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6号处理决定），错误地将争议山岭确权给第三人，后经径口组提起复议，玉林市政府维持了6号处理决定，径口组提起行政诉讼，陆川县法院作出（2013）陆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6号处理决定，责令陆川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陆川林场上诉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撤销了（2013）陆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在2016年，径口组向广西高院提起再审申请，广西高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责令陆川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之后，陆川县政府在2019年作出5号处理决定，5号处理决定与6号处理决定内容一样，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这种错误的行政行为应予纠正。在事实认定方面，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没有采信原告提供的重要权属凭证No.0001939山林权证，该证于1982年6月18日由陆川县政府颁发给原告，是带有确定权属性质的凭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按下列规定确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因此，原告提供的林权证效力当然大于第三人的陈述，但陆川县政府对此权属凭证效力却不予采信，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决定，明显是不依法行政。将争议的山岭黑石肚岭认定坐落在《划山地合同》的范围内是错误的。1966年时为了筹建林业专科学校，陆川林业局、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曾签订《划山地合同》，将斗肚岭、马吊苏岭、累地一带山岭划给国家经营。原告与同鼓坑队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队，同鼓坑队无权将不属于他的山岭划给陆川林业局，这是一个很显浅的道理，然而陆川班主任却无视这个道理，认为黑石肚岭坐落在《划山地合同》的范围内，这完全是认定事实错误。据此，原告请求撤销5号处理决定，撤销51号复议决定，判令陆川县政府对争议山岭权属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陆川山林权证》0001939号，用以证明原告径口组在1982年6月18日已取得陆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包含黑石肚山岭的山林权属证；2、2012年5月22日陆川调处办工作人员对野鸭圩一队队长姚某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黑石肚岭属于原告径口组所有；3、2012年5月22日县调处办工作人员对仙山村委会林业专干林某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黑石肚岭属于原告所有；4、2012年5月22日县调处办工作人员对铜鼓坑队队长姚春荣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①争议的黑石肚岭属于原告所有，②在1966年时没有把属于原告的黑石肚岭划给陆川林业局；5、《林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在2005年将包含黑石肚岭在内的山岭发包给广西高峰林场，陆川林业局、沙坡镇人民政府、仙山村委会均证实黑石肚林地的四至界线、范围清楚、无权属争议；6、《公证书》，用以证明《山界林权证》合法有效；7、5号处理决定、51号复议决定，用以证明被告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又作出了与原被撤销的行政处理决定一样内容的新的决定；8、（2013）陆行初字第9号、（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涉案山岭争议从2012年开始产生，由于当年被告将争议山岭确权给第三人，在2013年被陆川县人民法院判决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后虽被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但最后被广西高院予以撤销玉林中院的判决，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9、（2020）桂北部湾证民字第508号、509号、510号、511号《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告把被告陆川县人民政府在2012年5月22日找证人刘某、林某、姚某等人所做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律师问话的形式进行证据固定并对这个过程进行公证，证人所证实内容与原先的内容一致；10、出庭证人姚志超证言，用以证明证人姚志超当年是仙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任沙坡乡副乡长，清楚的知道黑石肚岭属于原告所有，对黑石肚岭一带山岭进行植树造林等经营活动。 被告陆川县政府辩称，4号处理决定的作出程序合法，被告于2017年7月19日收到原告的确权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而立案受理，并送达各种法律文书给原告，之后进行了调查取证、收集证据等，政府经组织了各方进行调解，由于调解不成，最后政府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程序是合法的。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争议山岭的四至清楚，是经争议各方现场进行指认的。将争议山岭确权归第三人所有是根据陆川马坡镇靖东村委会保存的1962年“四固定”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其中“吴友桂生产队山林登记表”中有“山岭名称：大岭顶”、“亩数：20”、“四至：“大岭顶，东至大路面，南至岭排路，西至岭顶，北至张家山场”的内容，经现场核对及向知情人调查核实，上述界址与争议地四至界限一致，包括了现争议山岭，且面积大致相当。4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准确，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参照《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点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起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其主张靖东村委会保存的1962年“四固定”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其中“吴友桂生产队山林登记表”没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根据，争议地四至界址是经各方指认的，将Y855地块一并确权是原告在申请确权时提出的，不存在程序错误问题。原告主张的“潘日光生产队山林登记表”所记载“大岭排”、“大窝浪”不在争议地的范围，与争议地无关。据此，被告陆川县政府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陆川县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1、5号处理决定书，用以证明陆川县政府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2、陆川司法局关于陆川林场与沙坡镇仙径口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调查情况及建议处理意见，用以证明本案的处理由主办单位提出处理意见的程序；3、2019年9月17日的调解会议记录，用以证明本案主办单位经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不成；4、送达回证，用以证明5号处理决定书依法定程序送达双方当事人；5、2012年5月10日勘查现场笔录，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经现场勘查明确争议地的名称、坐落、四至界址、面积和地上附着物；6、关于请批成立陆川林业中学的报告，用以证明陆川林业中学成立的历史背景；7、1966年陆川林业局、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以下简称甲、乙方）《划山地合同》，及该证据附件《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生产队林木材积登记表》为本案重新处理的新证据，用以证明划给第三人使用的山岭（含争议岭）是实体连片山岭，而不是原告主张西边黑石肚岭只是第三人使用国有土地与其队土地的分界线；8、陆川人委（67）会林字第1号文件，用以证明陆川林业中学成立的历史背景；9、陆革发（74）279号《关于合并国营王沙、南田两林场成立陆川林场的通知》，用以证明第三人陆川林场使用国有林地的历史渊源；10、陆政函[1991]7号《陆川人民政府关于沙坡乡仙山村野鸭圩二队与县林场三台山林站发生山权纠纷协议的批复》，用以证明经陆川县政府批准，第三人与沙坡镇仙野鸭圩二队土地进行置换，置换的土地即是1966年陆川林业局与同鼓坑队签订划山地合同的一部分山岭；11、陆川山林权证（No.007541号），用以证明根据1966年陆川林业局与同鼓坑队签订划山地合同为权属来源，争议岭为第三人使用的事实；12、1973年9月南田林场三台山站森林分布图、13、1978.9陆川林场三台山站森林分布图，用以证明争议岭为第三人历史管理使用的事实；14、广西国营林场小班资源经营档案卡片，用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进行森林资源调查和管理使用的事实；15、《关于对高峰林场陆川造林部沙坡镇仙黑石肚伐区停止采伐的请示》，用以证明高峰林场对争议岭营造的速生桉进行砍伐时，第三人当时向陆川林业局提出异议，要求停止采伐林木；16、2012年6月7日现场指认笔录，经召集第三人工作人员对1966年陆川林业局与同鼓坑队签订划山地合同所涉及的山岭进行指认，用以证明该合同划给陆川林业局的山岭为第三人管理使用的事实；17、1982年6月18日陆川山林权证（No.0001939号），用以证明原告主张陆川县政府已将争议岭登记为其所有，但在争议岭调整为国有的情况下，不能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证实为其所有，依法不予采纳；18、1984年10月15日陆川林场与沙坡乡仙山村径口生产队签订的《协议书》，用以证明该证据与争议岭无关，原告主张木格坑山岭经协议调整为陆川林场使用，佐证登记给其的山林权证记载有木格坑，因此争议岭也为其所有的理由不成立；19、广西高峰林场与原告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该证据为原告将争议的部分山岭发包给高峰林场经营，主张对争议岭的管理事实，原告无法提供权属来源凭证，也没有历史管理事实支持，在第三人权属来源清楚、有历史经营事实且提起异议的情况下依法不予采纳。20、2003年9月20日原告发包给本组村民宁生砍伐林木《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主张把黑石肚一带山岭标包给他人砍伐，但地点和采伐范围不明确，且在原告在黑石肚有无异议山岭的情况下，依法不予采纳为管理凭证；21、2019年9月10日指认现场笔录，有以证明：一是原告提供的山林权证登记的黑石肚岭在争议山岭范围内，但其无法佐证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二是对《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生产队林木材积登记表》进行指认，证实第三人对争议岭管理使用的事实；22、宁海新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告的权属主张和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23、林某（原仙山大队林业专干）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四固定时期分山的原则是田管山岭，所以争议岭为原告所有，县林场所管的山岭只是和争议岭交界，但其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说法，依法不予采纳；24、姚春荣（原同鼓坑队记分员、队长）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岭四固定时期是原告所有，1966年陆川林业局与同鼓坑队签订划山地合同并不涉及争议岭，经调查，其说法与实际不符，依法不予采纳；25、姚某（野鸭圩一队队长）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岭土改、四固定时期为原告所有，同鼓坑队没有山岭在黑石肚划转给县林场使用，但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其说法；26、邹超武调查笔录，用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的权属主张、证据说明和经营管理事实；27、黄家俊、吕东光、林伟波、王升伦、宁培生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岭为第三人使用及经营管理事实；28、沙坡镇高庆村新覃竞队陈志海和沙坡镇高庆村大远队宁力寿、宁培育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在黑石肚、马头开防火线，并领取工钱，经调查与实际的防火线相符；29、沙坡镇沙坡村白坟垌队林伟波和沙坡镇北安村大浪队莫绍贵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在黑石肚、马头开防火线，并领取工钱，经调查与实际的防火线相符。 被告玉林市政府辩称，5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没有确凿书面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落实给谁所有。1966年11月3日已通过《划山地合同》划为国家所有，此后一直由陆川林场经营管理。5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玉林市政府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经复议后维持5号处理决定，复议程序是合法的，原告的起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玉林市政府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径口组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书、受理、审理行政复议申请过程中形成的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立案审批表和答复书等，用以证明51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陆川林场陈述称，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的山岭叫黑石肚山岭，位于陆川县××××1林班内，1966年11月3日经陆川委决定，在沙坡成立林业专科学校，当时陆川林业局分别与沙坡区仙山公社、六潘公社、青湾公社等20个生产队自愿协调一致签订了《划山地合同》，其中与沙坡区仙山公社铜鼓坑队签订的《划山地合同》约定，铜鼓坑队将斗肚岭、马吊苏岭、累地一带山岭所属山岭划拨给国家所有，其中山岭的西至界址为“西由埂口队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天花水为界（内包括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山岭等）”，而争议的黑石肚山岭属于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的山岭，在该划拨山岭的西段范围内。之后，一直由陆川林场经营管理。原告主张争议山岭权属，既无权属来源，也无其他合法的证据证实，至于原告提供的0001939号《陆川林权证》，不具备真实性，不能作为权属依据。5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玉林市政府作出的51号复议决定维持5号处理决定，复议程序是合法的，原告的起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第三人陆川林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关于请批成立陆川林业中学的报告》，用以证明1966年9月18日陆川林业领导小组向陆川委申请成立陆川林业中学的报告；2、《陆川林业局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以下简称甲、乙方）划山地合同》，用以证明本案黑石肚岭位于上述合同范围内；3、《国营陆川林场三台山林站黑石肚争议区林地地形图》，用以证明黑石肚岭争议区与《划山地合同》现场勘认界址一致，争议双方均无异议；4、（67）会林字第1号文件，用以证明批准在陆川县沙坡区××林场××站）××县红色林校；5、南田林场三台山森林分布图，用以证明1973年陆川林业普查队测定，南田林场三台山站1966年至1973年在黑石肚争议区种植松树面积为：326亩、428亩、285亩；6、陆革发（74）279号，用以证明黑石肚争议区原属陆川南田林场转为陆川林场所有；7、陆川林场三台山站森林分布图，用以证明1978年陆川林业普查队测绘核实：黑石肚争议区上部划为高山绿化试验区，中、下部为马尾松林区；8、陆川山林权证：N0007541，用以证明：黑石肚争议区在编号为07541林权证范围之内；9、陆政函（1991）7号文件，用以证明《划山地合同》部分土地与野鸭圩二队林地置换；10、广西国营林场小班资源经营档案卡（9份），用以证明记载黑石肚争议区内1林班1、2、3、4、6、7、8、9小班的有林面积、树种、树龄、树高、胸径、蓄积以及抚育措施；11、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与陆川林场置换山岭协议，置换地点位于本争议区东面相隔1公里；12、关于对高峰林场陆川造林部沙坡仙山黑石肚争议区停止釆伐的请示，用以证明2010年10月21日陆川林场向陆川林业局提出申请：停止对黑石肚争议区林木采伐设计和审批；13、证明材料，用以证明陆川沙坡白坟洞队林伟波和北安村大河浪队莫绍贵等民工曾被陆川林场雇请在黑石肚争议区维修防火线；14、证明材料，用以证明陆川沙坡镇高庆村陈志海、宁力寿、宁培育等民工曾被陆川林场雇请在黑石肚争议区维修防火线；15、江绍琪证言，用以证明黑石肚争议区为申请人经营管理事实；16、黄家俊证言，用以证明陆川林场对争议区的经营管理事实；17、吕东光证言，用以证明陆川林场对争议区的经营管理事实；18、林伟波证言，用以证明陆川林场对争议区的经营管理事实；19、王升伦证言，用以证明陆川林场对争议区的经营管理事实；20、宁培生证言，用以证明陆川林场对争议区的经营管理事实；21、陆川林场三台山（三叉河）林站国有土地一览表，用以证明1966-2006年期间，沙坡镇仙山、六泮、龙湾等17个队划拨土地10830亩，除黑石肚1059亩山岭有争议外，均无异议；22、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向玉林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市检察院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对被告陆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陆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属于第三人所有，不能作为认定5号处理决定合法的定案依据。原告对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5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的定案依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5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 2、被告陆川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的黑石肚岭属于其所有，因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玉林市政府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能证明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3、第三人陆川林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陆川县政府提供和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能证明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并与争议地的权属相关联，具有证明争议地的权属没有划分给国家所有的证明效力，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能作为认定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不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 被告陆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与其所要证明争议的黑石肚岭属于国家所有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已划为国家所有由第三人经营，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不能作为认定5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 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与其所要证明的黑石肚岭属于国家所有的事实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其作出51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与其所要证明争议的黑石肚岭属于国家所有由其经营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不能作为认定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具备合法性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各方争议的山岭坐落在陆川县××山村谢仙嶂岭，名称为黑石肚岭，四至界址为：东以黑石肚坑口田面至大风坳为界；南以大风坳岭崎直上谢仙嶂顶为界；西以谢仙嶂顶至大窝顶岭崎天水为界；北以黑石肚坑口田面东北面岭崎直上至大窝顶为界，面积约1059亩（以下简称争议山岭）。各方均提供不出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落实给谁所有的权属凭证。1966年11月3日，陆川林业局与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签订了《陆川林业局、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队（以下简称甲、乙方）划山地合同》（以下简称《划山地合同》），该合同在前言部分载明将斗肚岭、马吊苏岭、累地一带山岭划归国家经营，四至界址为：东由响水坑斗底田面以上到累地岭顶天花水为界（内包括响水坑岭和累地一带山岭等），南由斗肚岭山岗到野鸭圩第一队岭天花水为界（内包括斗肚岭和山窝一带山岭等），西由埂口队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天花水为界（内包括黑石肚坑口田面以上到大风坳山岭等），北由马吊苏力垌一队田面到累地山顶天花水为界（内包括马吊苏力垌一队田面到累地一带山岭）。1982年6月18日原告取得《陆川山林权证（No.0001939）》（以下简称No.0001939山林权证），该证登记了黑石肚山岭。2005年5月1日广西高峰林场与径口组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径口组将黑石肚的424亩山岭发包给广西高峰林场种植速生桉树，2010年陆川林场提出确权申请，在2012年12月21日陆川县政府作出陆政处字〔2012〕6号《关于国营陆川林场与沙坡镇仙径口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所有权确定为国家所有，由国营陆川林场管理使用；径口组不服申请复议，玉林市政府于2013年5月2日作出玉政复决字〔2013〕第1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15号复议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径口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陆川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3）陆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9号判决），撤销6号处理决定，由陆川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陆川林场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玉中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55号判决），撤销9号判决，维持6号处理决书。径口组不服，向玉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玉林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玉检民（行）监[2014]4509000008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径口组遂提出再审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撤销55号判决，维持9号判决。生效的广西高院（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认定：黑石肚坑口田面有小块径口组使用的土地，各方当事人都承认“谢仙嶂”在1966年签定划山地合同时已有该地名，陆川县政府主张1966年签订划山地合同时，已将西至谢仙嶂岭顶的黑石肚岭划归陆川林场管理，但划山地合同记载的西至界限并未出现“谢仙嶂”这个地名。1966年曾在划山地合同中盖印章的唯一健在的同鼓坑队记分员姚春荣在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同鼓坑队在争议的黑石肚没有山岭。在广西高院组织的庭审中，现任同鼓坑队队长刘某出庭作证，也证明该队在黑石肚一带没有山岭。 另查明，被告陆川县政府在重新作出本案被诉的5号处理决定时，仅补充提供了《沙坡区仙山公社同鼓坑生产队林木材积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该登记表记载的是同鼓坑队的林木材积情况，无法证明争议的黑石肚岭已划给国家经营。 还查明，径口组不服5号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经复议后作出51号复议决定，维持了5号处理决定，径口组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是5号处理决定的作出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二是5号处理决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5号处理决定的作出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陆川县政府作出的被诉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理由如下：首先，陆川县政府没有调查清楚争议的黑石肚岭在1966年签定《划山地合同》前的权属归属，生效的广西区高院（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以此为理由撤销了陆川县政府作出的原6号处理决定，但被告陆川县政府在重新作出5号处理决定行政行为时同样没有调查清楚此事实；其次，争议的黑石肚岭在《划山地合同》的前言中并没有记载，其中记载的只是将斗肚岭、马吊苏岭、累地一带山岭划给国家经营，陆川县政府和第三人均主张争议的黑石肚岭包括在其中明显与合同记载的事实不符；再者，陆川县政府以《划山地合同》的西至界限不闭合为由，认定在1966年签定《划山地合同》时划归陆川林场的山岭西界限至谢仙嶂岭顶，包括了争议的黑石肚岭，此理解明显与整个划拨山岭现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因为纵观《划山地合同》表述划拨山岭的四至范围及地形看，假如争议的黑石肚岭包括在划拨的山岭范围内，那么整个划拨山岭范围的南面、西面、北面的实际界址将与合同表述的界址不相符，故，陆川县政府认定争议的黑石肚岭包括在《划山地合同》划拨的山岭范围内主要证据不足。 关于5号处理决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本案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补充的证据只有《登记表》，经审查该《登记表》并不足以推翻广西区高院作出的（2016）桂行再12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在6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已被生效判决否定，结果被撤销的情况下，陆川县政府又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6号处理决定相同的行政行为，此明显属于程序违法。 综上所述，陆川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不具备合法性，应予撤销。被告玉林市政府作出的51号复议决定维持5号处理决定同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亦不具备合法性，对51号复议决定亦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撤销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和第三人主张5号处理决定和51号复议决定合法、正确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陆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陆政处字（2019）5号《陆川县人民政府关于陆川县林场与沙坡仙山村径口村民小组山岭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9）第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告陆川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由两被告均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庞 忠 审 判 员  梁文全 审 判 员  吕 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陈广进 书 记 员  陈国昭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 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