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0622行初92号 原告：刘永霞，女，生于1968年11月24日，汉族，高中文化，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居民，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市场沟图书馆家属楼2单元601室。 委托代理人：刘炜，陕西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国祥，男，生于1967年4月19日，汉族，高中文化，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居民，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市场沟图书馆家属楼2单元601室。系原告刘永霞丈夫。 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住所地：延安市凤凰山西沟。 代表人：冯虎，系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魏鑫，系宝塔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薛飞，系宝塔公安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 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孟小钧，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鑫，系宝塔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薛飞，系宝塔公安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 第三人：石磊，男，生于1986年12月5日，汉族，初中文化，陕西省子长县寺湾乡中庄村人，个体，现住宝塔区七里铺土地局家属院4单元401室。 委托代理人：韩树玲，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磊磊，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永霞诉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以下简称“凤凰派出所”）、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以下简称“宝塔公安分局”）及第三人石磊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永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炜、王国祥，被告凤凰派出所和宝塔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魏鑫、薛飞，第三人石磊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树玲、韩磊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凤凰派出所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7月19日20时许，刘永霞在宝塔区港汇地下通道内石磊化妆品店内逛时将随身携带的帽子遗忘，随后刘永霞返回石磊经营的化妆品店内寻找帽子，经营化妆品店的石磊认为是自己店员帽子，刘永霞和石磊因一顶帽子，双方在抢帽子过程中刘永霞将石磊右胳膊抓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刘永霞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永霞不服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5月31日提起复议，被告宝塔公安分局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了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原告刘永霞诉称，1、2018年7月19日19时48分许，原告在宝塔区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闲逛时，将帽子遗忘在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内，原告离开后发现自己帽子丢在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装品店，就返还港汇商场石磊开的化妆品店找帽子，石磊说没有帽子，原告发现帽子就在化妆品店盒子上，石磊又说帽子是店员的帽子，原告经过辨认，确认帽子后，准备拿帽子时候，石磊说帽子是员工的帽子，原告让第三人和店员说清楚帽子的特征，他们说不清帽子的特征，也不给帽子，第三人谩骂原告，卖雪糕的女的说：“打，没监控”。石磊就殴打原告，化妆品店内三个人殴打原告，致原告受伤，原告就报警。后到延安市博爱医院住院，诊断：(1)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枕部头皮挫伤；(2)颜面部软组织损伤；(3)腰部软组织损伤；(4)双侧感音神经性耳聋。原告在博爱医院住院22天后，转院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断：耳穿孔、双侧感音神经性耳聋、耳源性眩晕，转换障碍等。 2、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错误。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双方在抢帽子过程中刘永霞将石磊右胳膊抓伤，这一认定错误。原告根本没有抓伤石磊右胳膊。认定原告抓伤石磊的右胳膊没有证据。 3、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处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是取自己的东西，遭到石磊的殴打，给受害人罚款100元的处罚实在冤枉。原告向宝塔分局复议，宝塔分局根本没有审查事实，维持了派出所的错误处罚。 综上所述，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 被告宝塔公安分局及其凤凰派出所辩称，1、关于“2018年7月19日19时48分许，原告在宝塔区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闲逛时，将帽子遗忘在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内，原告离开后发现自己帽子丢在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就返回港汇商城石磊开的化妆品店找帽子，石磊说没有帽子，原告发现帽子就在化妆品店盒子上，石磊又说帽子是店员的帽子，原告经过辨认，确认帽子后，准备拿帽子时候，石磊说帽子是员工的帽子，原告让第三人和店员说清楚帽子的特征，他们说不清楚帽子的特征，也不给帽子，第三人谩骂原告，卖雪糕的女的说：“打，没监控”。石磊就殴打原告，化妆品店内三个人殴打原告，至原告受伤，原告就报警。延安市博爱医院住院，诊断：（1）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枕部头皮挫伤；(2)颜面部软组织损伤；(3)腰部软组织损伤；(4)双侧感音神经性耳聋。原告在博爱医院住院22天后，转院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断：耳穿孔、双侧感音神经性耳聋、耳源性眩晕，转换障碍等”的问题。 首先，与刘永霞撕扯的是一个人，不是三个人。2018年10月21日19时35分至2018年10月21日20时15分，根据证人高怀贵的谈话。2018年7月19日20时许，我在宝塔区中心街港汇地下小吃城店里忙完准备下班，我就在手机上看了一下公交车的APP，看见车还需要一会才能到，我就在港汇地下通道的过道上站会，我在那站着的时候，看见旁边一家手机店里，一个穿黑色裙子的中年妇女和那个店的男老板在争夺一个帽子，那个中年妇女说帽子是她的，她帽子上有记号。那个店男老板说帽子是自己店雇佣的卖雪糕店员的。那个店的男老板就把帽子倒在左手到右手，右手到左手，两个人来回相互夺帽子，那个穿黑裙子的女的抓扯着那个男老板的胳膊要夺回帽子，男老板就不让黑色裙子女的夺帽子，两个人互相用手撕扯着。那个男老板就说黑裙子女的把自己胳膊都抓破了，那个穿黑裙子的女的说，帽子是自己的，谁让你不给我。不一会店里进去另外一个女的，接着那个店的男老板把帽子又递给了那个认识的女的，穿黑裙子的女的就去抢那个女的手中帽子，另外一个女的又把帽子递给了男老板。接着相互争夺帽子的时候，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的就大喊了一声躺在了地上，大声喊，打人了，打人了。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的用脚乱蹬，之后过来几个保安，我就回家了。办案人员问：穿黑色裙子的妇女是否动手打手机店老板？证人答：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的一直和那个手机店老板在抢那个帽子，在抢的过程中相互撕扯着对方。办案人员问：进入店内那个女的是否动手？证人回答：没有动手，进入店内和手机店男老板扔过帽子。办案人员问：手机店老板和那个穿黑色裙子发生什么事情？证人回答：我看见那个手机店老板和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的在抢一个帽子，那个男老板手里拿着一个帽子，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子就用双手去抓那个帽子，但是那个男老板就是不给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子，两个人互相用双手撕扯着对方。根据现场视频监控视频，不能证明手机维修店老板杜小虎及经营手表、小饰品的女子郭延丽殴打该女子行为。综合所述，三人殴打受害人行为不属实。 其次，案件发生后，刘永霞于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8月10日在延安市博爱医院住院，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24日在延大附属医院住院。出院后凤凰派出所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刘永霞伤情送宝塔公安分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人员口头告知无法对伤情进行鉴定。2018年11月14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行了鉴定，回来后第一时间送宝塔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由于出具鉴定无法认定因果关系。又于2018年12月1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人员表示所患病情和殴打没有必然联系，无法对伤情进行鉴定。2019年1月17日，办案人员又按照主管局领导指示再次找宝塔分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法医陈国栋表示无法鉴定。2019年1月29日16时许，召开了案情通报会，由主管副局长、所长、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上通报了伤情无法鉴定原因以及案件查明事实。会后，当事人将写的反映材料，反映给我局主要领导。2019年1月30日，得到我局主要领导再次对伤情进行批示后，我局于2019年5月16日按照受害人鉴定要求，分别对（1）左侧半规管功能减退，听力障碍损失程度；（2）耳穿孔损伤程度；（3）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损伤程度进行了鉴定。整个鉴定过程按照受害人刘永霞要求鉴定，并且全程录音录像。西安交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明确表示无法鉴定，病情和殴打没有必然联系。 2、关于“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双方在抢帽子过程中刘永霞将石磊右胳膊抓伤，这一错误认定。原告根本没有抓伤石磊右胳膊。认定原告抓伤石磊右胳膊没有证据”的问题。 首先，根据证人高怀贵2018年10月21日19时35分至2018年10月21日20时15分在办案单位凤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人回答：“那个店的男老板就把帽子倒在左手到右手，右手到左手，两个人来回相互夺帽子，那个穿黑裙子的女的抓扯着那个男老板的胳膊要夺回帽子，男老板就不让黑色裙子女的夺帽子，两个人互相用手撕扯着。那个男老板就说黑裙子女的把自己胳膊都抓破了，那个穿黑裙子的女的说，帽子是自己的，谁让你不给我。” 其次，根据石磊人身安全检查记录，记录对石磊体表检查右胳膊关节处有抓伤。 3、关于“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处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是取自己的东西，遭到石磊的殴打，给受害人罚款100元的处罚实在冤枉。原告向宝塔分局复议，宝塔分局根本没有审查事实，维持了派出所的错误处罚”的问题。 根据违法行为人陈述、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监控、医院诊断证明和病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石磊和刘永霞违法行为性质、情节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我局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原告以上诉称与事实是不相符的，请求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我局认定石磊殴打他人一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凤凰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作出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9号和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石磊罚款300元和对刘永霞罚款100元的处罚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请人民法院维持宝塔公安分局作出的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石磊述称，1、原告刘永霞诉状中陈述事实与在凤凰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经原告刘永霞申请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也恰好印证了派出所查明的基本事实。 （1）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凤凰派出所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仅为“鉴定委托书中案件名称写着石磊殴打他人案”，在认定书中写着“刘永霞被拉扯倒地入院治疗”就单纯的认为派出所作出的认定书事实错误，而鉴定委托书以及凤凰派出所提供的案卷的案件名称均为“石磊殴打他人案”，该案系报案人原告方报警时陈述的报警内容“其妻子被他人殴打”，后经凤凰派出所出警、受理并调查事实后得出的处罚决定书中的结论“刘永霞被拉扯倒地入院治疗”，以上不同的表述符合法律规定和治安处罚的基本程序，并非认定原告刘永霞主张事实错误的依据。 （2）原告刘永霞诉称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据也与其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根据凤凰派出所查明事实与证人的笔录能够证明诉争的帽子就系石磊员工所有，原告刘永霞在公共场所不分青红皂白强要，在拿不到后自己躺在地上大叫，还用脚乱蹬货物，行为恶劣，这与证人郭延丽和高怀贵的询问笔录均能印证。因此，凤凰派出所结合上述第三人与原告案发时的行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中“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的法律依据，对第三人石磊处以300罚款、原告刘永霞处以100罚款符合法律规定。 （3）原告诉状中第三点称述“办案人员歪曲事实、歪曲法律等”无事实支撑。结合原告申请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案发监控视频的分析和还原，恰能证明原告刘永霞在凤凰派出所的大部分询问笔录“穿白色短袖的男子打在我的左脸上，并且手在我头上两边乱打，三人一起对我拳打脚踢将我倒在地……”等均为虚假陈述，鉴定结论书中还原分析后出具的鉴定意见中能得出结论，第三人石磊并未有殴打原告刘永霞的行为，只有两人相互夺帽子和相互争执的行为。 （4）凤凰派出所两次委托西安交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刘永霞的伤情与殴打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上述鉴定机构全程录音录像鉴定后明确表示无法鉴定，病情和殴打没有必然联系。原告却虚构事实陈述其病情系石磊殴打所致，与证人询问笔录、凤凰派出所认定的事实以及鉴定中心鉴定结论等不符，再结合原告申请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最后鉴定意见，虚假陈述事实的主体显而易见，请求法院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虚假陈述的相关责任。 2、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 凤凰派出所结合涉案当事人刘永霞、石磊的询问笔录“刘永霞与石磊因为争夺帽子有争执、拉扯等行为”，以及证人郭延丽的讯问笔录“石磊的胳膊被穿黑色裙子的女子抓着，石磊用手推开，两个人相互撕扯着对方，那个穿黑色裙子大叫了一声，自己躺在了地上……”、“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子听见石磊说报警了，过几分钟然后自己就躺在了地上”、高怀贵的询问笔录“两个人来回相互夺帽子，两个人互相用手撕扯，男老板说胳膊抓破了，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女的就大叫了一声躺在了地上，还用脚乱蹬……”，以上四人对事发时场景、经过等的该部分陈述能够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凤凰派出所结合上述询问笔录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3、结合以上事实及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能够看出原告刘永霞在本案中的过错极大，且致第三人石磊的胳膊受伤，这一事实有二证人的询问笔录、石磊的人身安全检查记录能够证实，而原告刘永霞的伤情非石磊殴打所致，主要系其自身疾病，经鉴定也与殴打行为无因果关系。凤凰派出所基于上述事实及原告过错程度对其处以100元如果非要撤销，也应对原告加重处罚。 综上所述，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各行为人的定性符合治安处罚的法定程序，依法应当维持。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 证据一：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证明目的：证明报警后受理此案件。 证据二：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目的：对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程序。 证据三：石磊人口信息。证明目的：违法行为人身份信息。 证据四：人身安全检查记录。证明目的：证明对违法行为人人身安全检查。 证据五：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石磊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六：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刘永霞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七：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乔小红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八：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杜小虎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九：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郭延丽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对被询问人高怀贵询问前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被询问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证据十一：询问笔录。证明目的：证明被询问人王国祥对刘永霞入院治疗后的情况描述。 证据十二：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目的：证明对违法行为人处罚前的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被处罚人的权利进行告知。 证据十三：送达回执。证明目的：证明给违法行为人已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十四：照片。证明目的：证明刘永霞面部未有伤痕和石磊胳膊被抓伤照片。 证据十五：照片。证明目的：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帽子特征。 证据十六：照片。证明目的：乔小红日常戴该帽照片证明公安机关现场提取帽子是乔小红所有。 证据十七：病历、诊断证明。证明目的：住院病历和殴打没有必然联系。 证据十八：鉴定委托书。证明目的：证明刘永霞的病和殴打没有关系无法鉴定(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证据十九：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证明目的：证明刘永霞的病历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不予受理。 证据二十：陕西省人民医院医学鉴定。证明目的：鉴定刘永霞的伤情程度。 证据二十一：到案经过。证明目的：对违法行为人石磊的到案经过。 证据二十二：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目的：对违法行为人石磊依法传唤并通知家属。、 证据二十三：行政处罚罚款票据。证明目的：石磊的行政处罚执行到位、刘永霞的行政处罚执行未到位。 证据二十四：现场监控视频一份。证明目的：证明事发的经过。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复印件）： 证据一：刘永霞2018年7月19日伤情视频，延安市博爱医院2018年7月20日01:09首次病程记录各一份。证明目的：证明刘永霞事发当晚左脸发红肿胀，有明显外伤。 证据二：刘永霞事发前手提帽子视频，刘永霞事发后手提帽子视频，刘永霞描述帽子特征视频，张文涛拿出帽子视频。证明目的：证明涉案紫色女士遮阳帽系刘永霞所有。 证据三：值班民警告知视频，办案民警拒绝视频。证明目的：证明2018年7月23日以前，涉案治安行政处罚案件主办民警为张文涛，而非薛飞。说明治安案卷中薛飞在石磊人身安全检查记录、刘永霞伤情照片、石磊伤情照片、涉案帽子照片、到案经过中的签字不具有真实性，薛飞涉嫌伪造证据，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法庭定案依据，应依法排除。 第三人石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在庭审中出示了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对乔小红、刘永霞的谈话笔录。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经原、被告共同选择法院委托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与该鉴定意见相印证的部分或者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其余部分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9日20时许，原告刘永霞返回自己刚逛过的延安宝塔区港汇地下商场内第三人石磊经营的店铺，欲取回自认为遗留在该店铺内的女士夏季遮阳帽时，与该店铺经营者石磊因帽子发生争执，相邻经营者郭延丽也进入石磊的店铺。后原告刘永霞称其遭到石磊、郭延丽、杜小虎殴打，向被告凤凰派出所报案，并住院治疗。被告凤凰派出所立案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7月19日20时许，刘永霞在宝塔区港汇地下通道内石磊化妆品店内逛时将随身携带的帽子遗忘，随后刘永霞返回石磊经营的化妆品店内寻找帽子，经营化妆品店的石磊认为是自己店员帽子，刘永霞和石磊因一顶帽子，双方在抢帽子过程中刘永霞将石磊右胳膊抓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刘永霞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永霞不服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宝塔公安分局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了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另查明，在本案(含另案)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同意选择的鉴定机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延安港汇地下商场通道监控视频进行录像过程分析，以反映涉案现场人员刘永霞与石磊之间、刘永霞与郭延丽之间在2018年7月19日20:28:15-20:30:15案发时段内的相互行为。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浙迪安中心[2020]声鉴字第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检监控录像视频图像中刘永霞与石磊之间、刘永霞与郭延丽之间在案发时无遮挡时间和空间可见的相互行为过程为：刘永霞因一顶女士夏季遮阳帽子与石磊隔着柜台发生相互争执，刘永霞欲拿取帽子，被石磊将帽子两次拿开，石磊又走近刘永霞面对面相互争执，不排除石磊与刘永霞在检材视频中被遮挡处存在相互拉扯等肢体接触；刘永霞因一顶女士夏季遮阳帽子与石磊发生相互争执时，郭延丽也因同一顶帽子手指自己挂女士帽子的店铺与刘永霞隔着柜台相互争执，后郭延丽走进石磊店铺将上述帽子收起，并走近刘永霞与其发生面对面相互争执和手臂拉扯，在两人相互拉扯中刘永霞身体向后摔倒，刘永霞倒地后与对面站立的郭延丽继续相互争执，并用右手在地上拿取一物体扔向对面站立的郭延丽。 本院认为，被告凤凰派出所作为公安管理机关，负有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时纠正并予以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即公安机关必须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本案诉讼中，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浙迪安中心[2020]声鉴字第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检监控录像视频图像中刘永霞与石磊之间、刘永霞与郭延丽之间在案发时无遮挡时间和空间可见的相互行为过程为：刘永霞因一顶女士夏季遮阳帽子与石磊隔着柜台发生相互争执，刘永霞欲拿取帽子，被石磊将帽子两次拿开，石磊又走近刘永霞面对面相互争执，不排除石磊与刘永霞在检材视频中被遮挡处存在相互拉扯等肢体接触；刘永霞因一顶女士夏季遮阳帽子与石磊发生相互争执时，郭延丽也因同一顶帽子手指自己挂女士帽子的店铺与刘永霞隔着柜台相互争执，后郭延丽走进石磊店铺将上述帽子收起，并走近刘永霞与其发生面对面相互争执和手臂拉扯，在两人相互拉扯中刘永霞身体向后摔倒，刘永霞倒地后与对面站立的郭延丽继续相互争执，并用右手在地上拿取一物体扔向对面站立的郭延丽。而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8年7月19日20时许，刘永霞在宝塔区港汇地下通道内石磊化妆品店内逛时将随身携带的帽子遗忘，随后刘永霞返回石磊经营的化妆品店内寻找帽子，经营化妆品店的石磊认为是自己店员帽子，刘永霞和石磊因一顶帽子，双方在抢帽子过程中刘永霞将石磊右胳膊抓伤。可见，被告凤凰派出所调查认定事实中遗漏了事件参与人，其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故对被告凤凰派出所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被告宝塔公安分局作出的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对凤凰派出所不合法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不当，也应予撤销。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2019年5月21日作出的宝公（凤）行罚决字[2019]407号行政处罚决定。 二、撤销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延市公宝复决字[2019]004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由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和被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各承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志成 人民陪审员  刘秋祥 人民陪审员  马彩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樊倩倩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