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镇原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1027民初1830号   原告：郭某，住甘肃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郭某之同学），住甘肃省宁县。   被告：杨某1，住甘肃省合水县。   被告：甘肃鸿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三十里铺镇三十里铺村。   法定代表人：杨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3，住甘肃省环县。   原告郭某与被告杨某1、甘肃鸿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鸿昌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杨某1、甘肃鸿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杨某1与甘肃鸿昌公司共同清偿其工程款66242元；2.案件受理费由杨某1、甘肃鸿昌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13日，杨某1将自己在甘肃鸿昌公司承包的的位××镇、文夏村新一轮退耕还林2015年度造林工程12标段转包给其，其与杨某1签订了《人工苗木造林合同》，约定总面积1074.4亩，每亩造价242.93元，总造价261000元，工程款以镇原县林业局付款方式为准。合同签订后，其与杨某1妹夫左秉林合伙施工，同时口头约定，将管理费及税金扣除后，其余工程款由其与左秉林平均分配。工程完成后，经镇原县林业局派人验收合格，工程总造价为244484.75元，镇原县林业局将款项支付给甘肃鸿昌公司，甘肃鸿昌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杨某1，其向杨某1催要时，应杨某1要求其缴纳了5220元管理费及6000余元税金，但杨某1仅给其支付102000元工程款，下欠66242元工程款未支付，且工程进行补植时，是由左秉林与其朋友一起进行的，共计花费15000元。其2019年得知甘肃鸿昌公司已将全部款项支付给杨某1，现下剩工程款经其多次向杨某1催要未果，遂提起诉讼。   杨某1辩称，郭某所述工程承包过程属实。其与郭某、左秉林签订了《人工苗木造林合同》，工程决算总价为244484.75元，管理费为5220元，税款为6839元。郭某与左秉林系合伙关系，第一次施工系郭某与杨某1共同进行，经其与郭某、左秉林三方协商，谁施工就将款项支付给谁，后期工程一直是左秉林进行补植，直至2019年10月，工程验收合格，左秉林将验收单拿给其，其便将剩余工程款分次支付给了左秉林，且其给镇原县林业局交了50000元保证金后（已退付），才将工程款支付给其。工程款支付情况为：2016年10月26日给郭某支付43390元，2020年6月21日给郭某支付10000元，共计53390元；支付给左秉林工程款具体为：2016年6月16日30000元，2016年10月11日20000元，2017年3月27日20000元，2018年4月27日10550元，2018年8月4日50000元，2019年12月17日32400元，2020年6月21日20000元，共计182950元；两人合计支付236340元，将管理费与税金计算在内，共计支付工程款248399元，其已多支付900元。现在甘肃鸿昌公司已将工程款全额支付给其，其将工程款全部付给郭某与左秉林，要求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甘肃鸿昌公司辩称，涉案工程是杨某1挂靠其资质进行施工的，其收取了5220元管理费，税金是代收的，杨某1将该工程转包给郭某和左秉林其不清楚，2020年，郭某找其要钱时，其才知情，现工程款已全部支付。要求驳回郭某针对其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已当庭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郭某对杨某1提交的领条及左秉林证言有异议；经审查，首先，左秉林证实：“涉案工程是杨某1承包，其和郭某每人出资60000元合作转包的。2016年3月到2016年5月底，杨某1给我们支付了92000元，将税及管理费扣除后，每人分配43000元，款下来没有给我支付”与杨某1所述的“2016年10月26日给郭某支付43390元、2020年6月21日给郭某支付10000元”相符合，郭某所述的杨某1给其支付92000元中含左秉林的43390元，该笔款项应单独计算，因此，对杨某1支付给郭某工程款53390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左秉林证实“2016年10月，我给杨某1出具借条，拿了20000元，我与我妻子去补植树。2017年3月，我与我妻子补植树从杨某1处领取20000元。2019年9月，镇原林业局将检验合格通知书给我，我将验收单给杨某1，和杨某1进行了结算。杨某1将剩余的50000元工程款给我支付，在这之前杨某1一共给我支付了131000元，共计给我支付了182000元，已经将工程款给我支付清了”与杨某1所述的其给左秉林支付工程款数额182950元虽相差950元，但该数据与领条所载明数据相符，左秉林亦认可领条系本人出具，该数据应以领条载明数据为准，因此，对杨某1向左秉林支付工程款182950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第三，左秉林证实“2016年、2017年都是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去补植的，2017年后季，郭某的儿子进行补植，2018年是我一个人去补植的，2019年我与常桂新去补植的。补植所花费的费用我与郭某没有结算”，郭某称2017年后季是其儿子去补植的，2019年是其指示让左秉林去补植的，补植费用也进行了清算，2018年出具了28000元补植费用的借条，2020年最后一次补植时，其给左秉林出具了35000元条据，以前的条据作废并径行了勾画，因此，对2016年后，该工程补植由左秉林补植三次，郭某补植一次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第四，关于税款，杨某1称税款为6839元，甘肃鸿昌公司称“税款票据的税金是6439.01元，且当时打款时收取了17元的手续费”，根据杨某1提交的收款收据载明十二标税款为6479.01元，十一标收取了17元的刷卡手续费因此，17元手续费与十二标段无关，税金以收款收据为准，同时，杨某1提交的由甘肃鸿昌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证明虽载明扣过税720元，但该证明未载明欠款主体，因此，对于对杨某1缴纳税金6479.01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最后，关于管理费，杨某1称管理费为5220元，双方陈述一致，对杨某1支付工程款时扣除5220元管理费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据此认定事实如下：杨某1挂靠甘肃鸿昌公司资质承包新一轮退耕还林2015年度造林工程12标段。2016年3月13日，杨某1将该工程转包给郭某与左秉林合伙实施该工程，双方签订了《人工苗木造林合同》，约定总面积1074.4亩，总造价261000元，工程款付款方式以镇原县林业局付款方式为准。合同签订后，郭某与左秉林于2016年3月进行施工，6月份结束。2016年年底至2019年9月左秉林补植苗木三次，郭某补植苗木一次，补植费用郭某与左秉林均未提交证据证实。2019年9月29日，经镇原县林业局验收合格，工程总造价为244485.5。期间，杨某1向郭某支付工程款53390元，向左秉林支付工程款182950元，共计支付236340元，将杨某1缴纳的税金6479.01元及管理费5220元计算在内，已付工程款总额为248039.01元。   本院认为，合法的劳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郭某与左秉林形成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杨某1与郭某、左秉林形成转包法律关系，甘肃鸿昌公司与杨某1形成挂靠法律关系，根据以上法律关系，郭某与左秉林实施了苗木栽植任务，杨某1应该支付郭某、左秉林的劳务费，甘肃鸿昌公司亦应在拖欠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经本院查明，该工程款已由甘肃鸿昌公司全额支付给杨某1，杨某1将该工程款超额支付给郭某、左秉林，至于杨某1是否将该工程款平均分配给郭某、左秉林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首先，《人工苗木造林合同》末尾签名处甲方杨某1与乙方郭某、左秉林三人均签名，合同主体为杨某1、郭某、左秉林三人，且杨某1支付前期工程款后，后期补植任务大部分由左秉林施工，杨某1向左秉林履行合同义务并无不妥；其次，郭某与左秉林系合伙关系，本案所涉及债权系合伙之债，郭某的要求杨某1与甘肃鸿昌公司支付拖欠其工程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错误，故郭某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56元，由原告郭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建勋   人民陪审员 刘 馨   人民陪审员 张瑞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包婷芳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正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额，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