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邓定云，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胜，四川丰宜（屏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古草茂，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现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琴，四川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孙小英，女，汉族，1972年9月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琴，四川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定云因与被上诉人古草茂、孙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20）川1503民初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定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胜，被上诉人古草茂、孙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定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即判令古草茂、孙小英及时支付邓定云借款50万元，并承担从2018年5月15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为标准进行计算；2.驳回古草茂、孙小英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古草茂、孙小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部分关键事实、法律关系和性质判定错误。1.一审认定的古草茂、孙小英承诺给予邓定云15万元好处费错误。事实上是，古草茂、孙小英与邓定云约定，在贷款期限内古草茂、孙小英按照银行贷款月利率1.58%与2%月利率的利率差计算，支付邓定云担保费用即〔2200000×（2%-0.58%）〕=31240元，并非15万元的固定“好处费”。2.邓定云与古草茂、孙小英协商以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货款抵扣借款本金金额为16万元，而非20万元。二、一审法院对于部分关键事实没有查清。古草茂、孙小英于2017年11月10日、2018年4月4日分别转账给孙小英的款项系归还邓定云2017年8月22日的借款5万元和2018年3月21日的借款15万元。三、一审法院因对部分关键事实没有查清或认定错误，导致对孙小英从2017年2月3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向邓定云转账款项的性质判定错误，从而导致借款本息计算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关于邓定云对孙小英尾号为995278的宜宾农商行账户从2017年2月3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向其转账款项的性质判定。2017年2月3日31240元、2017年3月3日31240元、2017年4月1日10000元、2017年4月6日21240元、2017年7月22日135600元中的62480元、2017年12月8日170400元、2018年5月28日21267元为孙小英向邓定云支付的担保费，而非支付的案涉借款本息。（二）古草茂、孙小英辩称支付邓定云的款项全部系用于偿还案涉70万元借款本息，而在支付过程中没有对70万元借款本息的偿还情况进行统计或核对，并且超额偿还，明显不能成立。邓定云于2016年10月14日向古草茂、孙小英转账提供70万元借款，孙小英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截止2017年12月8日，孙小英共向邓定云转账支付约470000元，而6个月利息仅为84000元，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剩余386000元应当扣减借款本金，扣减后的借款本金应为314000元。那么，2017年12月8日后的利息，就应当以314000元借款本金作为计息基数。邓定云与古草茂、孙小英之间除案涉7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三）案涉借款70万元从2016年10月14日至2018年5月9日的利息为267400元，孙小英转账支付136000元，另古草茂、孙小英四次现金支付56000元，共计支付利息192000元，尚欠利息75400元。为此，古草茂、孙小英于2018年5月9日在《借条》上“备注”：“本月20日前结清利息”；对于借款本金部分，注明“还本金20万元（陈治棋货款冲抵），7月20日前还本金20万元，年底还清”。此后，孙小英分别在2018年5月18日支付21536元、2018年5月25日支付50000元利息，共计71536元利息，2018年5月前的利息基本付清，但2018年5月9日之后的借款本金（经冲抵货款20万元后变更为50万元）及利息再未支付。古草茂、孙小英并未超额支付邓定云款项。（四）邓定云与古草茂、孙小英之间的借款应当以2018年5月9日经冲抵货款（冲抵陈治棋货款16万元、周光灿货款4万元）20万元后的金额即50万元为借款本金。四、被上诉人古草茂、孙小英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捏造事实、隐瞒真相，妄图通过民事诉讼方式逃避债务，获取非法利益，人民法院应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对其处罚并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 古草茂、孙小英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16年12月29日，邓定云向古草茂、孙小英名下的四川省五粮饲料公司向宜宾南溪农商银行贷款220万元提供了反担保，故古草茂、孙小英应当按照每月31240元向邓定云支付反担保费用，是不真实的。首先，上诉人在其公司工作期间享有20万元高额待遇，上诉人代古草茂、孙小英引资成功，古草茂、孙小英愿意给予报酬，古草茂、孙小英于2018年9月20日向其出具一张15万元的欠条，但是至今已经进行履行，并且该欠条经过了一审法院的审理并认可，古草茂、孙小英也履行了13万元，现在只差上诉人2万元。其次，在一审中，上诉人为了否认古草茂、孙小英已向其全部偿还清债务以外还多还了款项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从2017年2月3日到2018年5月28日期间古草茂、孙小英向其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中包含了其在古草茂、孙小英名下的公司任职期间的工资、奖金、差旅费、垫付费用等，不应当全部计算为偿还本案借款的本息。一审中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提及上诉期间所称的反担保费用，一审经过质证证实了上诉人的工资、差旅费报销等是古草茂、孙小英通过其它方式进行支付，并且上诉人当庭予以了认可，我方在向银行贷款的220万元中有20万元是上诉人邓定云自行使用，该笔220万元的贷款的所有利息均是由我方按时向银行支付，古草茂、孙小英考虑到邓定云在促成这次贷款，我方给予了高额报酬费用，并且这笔贷款中是我公司提供的反担保，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得到支持，在二审中巧妙运用数字游戏编造新的说辞，从而希望得到二审法院的认可，所以上诉人要求古草茂、孙小英向其每月支付31240元的反担保费在一审、二审中都没有事实依据。二、关于案外人陈治棋货款抵扣本金20万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清楚正确，借条中也明确了陈治棋货款抵扣本金20万元，该事实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并且一审诉状中上诉人也是自认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认可，案外人陈治棋的情况说明是上诉人事后程序中才提出的，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不具备真实性，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三、关于一审法院认可的每笔还款，我方提供了29笔的还款款项，包括现金、银行转账、货款抵扣，但是一审没有全部认可，通过一审庭审质证，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情况下，确认了每笔款用途，所以才在判决中只认可了21笔的款项，认定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客观真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定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古草茂、孙小英及时支付邓定云借款50万元，并承担从2018年5月15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为标准进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古草茂、孙小英承担。 古草茂、孙小英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邓定云立即退还古草茂、孙小英在偿还邓定云借款时多支付的款项506523元；二、以古草茂、孙小英多支付款项50652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从2018年6月1日起至归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利息；三、反诉的诉讼费用由邓定云承担。诉讼中，古草茂、孙小英重新提交民事反诉状，将反诉请求中的本金基数金额506523元变更为368393.3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古草茂与孙小英二人系夫妻关系。2016年10月14日，邓定云通过银行向孙小英转款人民币700000元。2016年10月15日，古草茂、孙小英共同向邓定云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邓定云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00元），月利率2%，定于2017年10月14日归还，此据。借款人：古草茂、孙小英”。借条中还载明：“备注：本月20日前结清本息，还本金20万元（陈治棋货款冲抵）。7月20日前还本金，年底还清，此据：孙小英、古草茂。2018.5.9”。关于该备注的内容，双方均认可，系双方于2018年5月9日用古草茂、孙小英应收的货款20万元，抵扣了差欠邓定云的借款本金，结算后重新备注的内容。同时，案外人陈治棋的公民身份信息上登记的姓名为陈晓海，平时双方均称呼其为陈治棋。 2016年12月29日，古草茂、孙小英名下的四川省五粮饲料有限公司向宜宾南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20万元。因邓定云积极促成本次贷款，故古草茂、孙小英承诺给予邓定云15万元的好处费，并于2018年9月20日向邓定云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邓定云现金1500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整），2018年11月30日前还清。此据欠款人：古草茂、孙小英”。针对欠条中的15万元欠款，古草茂、孙小英陈述已经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偿还给了邓定云，但邓定云否认收到古草茂、孙小英支付的15万元现金，古草茂、孙小英亦无证据证明其向邓定云现金支付完清了15万元欠款。同时，邓定云陈述欠条中的15万元欠款系孙小英分三次转账清偿，且只清偿了13万元，尚有2万元未支付完清。邓定云陈述欠条中的15万元归还方式如下：孙小英于2018年11月22日向邓定云儿子邓竣升转账了9万元，又于2019年1月4日、2月14日向邓定云账户各转款2万元，上述合计13万元。 另查明，古草茂、孙小英于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2月14日、2017年2月14日、2017年3月14日共四次向邓定云付款，每次支付现金14000元。庭审中，邓定云认可上述四次现金付款系归还的本案借款利息。对于古草茂、孙小英陈述其于2016年10月14日向邓定云支付现金14000元，邓定云不予认可，且古草茂、孙小英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2018年9月19日的《领款单》中载明：“领款事由：利息；今领到人民币（大写）柒万元，备注：3万元现金，4万元肥料款，领款人为邓定云”。庭审中，邓定云不认可该领款单上系其本人签字，并对领款单中载明的古草茂、孙小英向其支付的3万元现金不予认可。古草茂、孙小英在庭审中自愿放弃主张该3万元款项的权利。另双方当事人认可《领款单》中4万元肥料款即是案外人周光灿差欠古草茂、孙小英的4万元货款，且邓定云认可已用该笔4万元肥料款抵扣本案借款。 又查明，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转账支付情况如下： 2017年2月3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31240元；2017年3月3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31240元；2017年4月1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0000元；2017年4月6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240元；2017年4月21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4000元；2017年7月22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35600元；2017年11月10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50000元；2017年12月8日，孙小英分别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70400元、28000元；2018年2月15日，孙小英分别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42000、10000元；2018年4月4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150000元；2018年5月18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21536元；2018年5月25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50000元；2018年5月28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21267元；2018年11月22日，孙小英向案外人邓竣升（系邓定云之子）银行账户转款90000元；2019年1月14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2019年2月4日，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此外，对于上述期间的转账，古草茂、孙小英自认其中2017年5月19日转款的6603.38元属于支付给邓定云的差旅报销费用，不属于偿还本案借款本息。 又查明，2016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邓定云在古草茂、孙小英名下四川省五粮液饲料有限公司工作。在此期间，双方约定邓定云的工资为每月15000元，邓定云共计领取工资390000元，报销差旅81433.63元，上述款项有古草茂、孙小英提交的《工资表》、《费用报销单》为证，且庭审中邓定云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孙小英向邓定云及其儿子邓竣升银行转账支付的各笔款项是否属于归还的本案借款本息；二、双方协商抵扣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货款是16万元还是20万元；三、古草茂、孙小英是否超额向邓定云归还了案涉的借款本息。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孙小英向邓定云及其儿子邓竣升银行转账支付的各笔款项是否属于归还本案的借款本息。 首先针对2017年2月3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孙小英向邓定云银行账户转账的15笔款项。因邓定云2016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在古草茂、孙小英名下的公司任职，故双方对该15笔转款的用途存在争议。古草茂、孙小英认为上述转款均是用于偿还本案邓定云的借款本息，邓定云则认为上述期间的转款中包含了其任职期间的工资、差旅报销、垫付款等费用，不应全部计算为偿还本案借款本息。庭审中，古草茂、孙小英提供了聘用合同、邓定云在其名下公司任职期间支付工资的工资表及费用报销单，同时也由证人张某到庭作证对工资、差旅报销的支付情况予以了证实。邓定云在庭审中对工资表及费用报销单均无异议，其认可收到了上述费用。通过古草茂、孙小英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印证工资、差旅报销等费用是通过证人张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或由张某本人现金支付给邓定云，孙小英的银行账户并未向邓定云支付过工资、差旅报销等费用。此外，从上述证据体现的工资、差旅报销领取的金额以及时间上分析，也与本案中孙小英银行转账的金额和时间不一致。邓定云在庭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小英银行转账的款项属于古草茂、孙小英支付给其本人的工资、差旅报销等费用。对于垫付款的问题，古草茂、孙小英庭审中表示，邓定云在其公司任职期间，从未垫付过任何款项，邓定云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垫付了款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孙小英于2017年2月3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向邓定云转账的15笔款项不是支付给邓定云的工资、差旅报销、垫付款等费用，应当属于归还给邓定云的本案借款本息。 其次针对2018年11月22日孙小英向案外人邓竣升转账的9万元、2019年1月14日、2019年2月4日分别向邓定云转账的两笔2万元，上述合计13万元。邓定云陈述系用于支付2018年9月20日欠条中的15万元款项，而古草茂、孙小英陈述欠条中的15万元已经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完毕，该三笔转账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本息。但邓定云否认古草茂、孙小英现金支付完清的事实，而且古草茂、孙小英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清了欠条中的15万元，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结合邓定云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欠条的出具时间和转款时间，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述三笔转款合计13万元，系古草茂、孙小英用于归还邓定云2018年9月20日欠条中的15万元债务，不属于偿还本案借款本息。 二、双方协商抵扣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货款是16万元还是20万元。 针对《借条》中备注的“还本金20万（陈治棋货款抵冲）”，邓定云陈述该20万元的构成系陈治棋（陈晓海）货款抵冲16万元，周光灿货款抵冲4万元，并向法庭出示陈治棋（陈晓海）于2020年3月10日出具的《关于我与四川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货情况说明》，证明陈治棋（陈晓海）货款抵冲16万元的事实。周光灿4万元货款则是领款单中载明的4万元肥料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已明确载明陈治棋货款抵冲本金20万元，该事实已经由双方签字确认。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情况说明，系邓定云在事后诉讼过程中出具，且情况说明的事实没有得到古草茂、孙小英的认可，上述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同时，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5月9日，而载有案外人周光灿4万元肥料款（货款）的《领款单》于2018年9月19日出具。故邓定云的陈述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客观事实矛盾。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双方协商抵扣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货款是20万元，并非16万元。案外人周光灿的4万元肥料款（货款）不应当包含在抵扣的20万元本金中。 三、本案古草茂、孙小英是否超额向邓定云支付了案涉的借款本息。 2016年10月14日，邓定云通过银行向孙小英转款人民币700000元，2016年10月15日，古草茂、孙小英向邓定云出具《借条》，内容合法、有效，且双方当事人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自2016年10月15日借款关系发生后，古草茂、孙小英应按《借条》的约定向邓定云偿还本息。对于古草茂、孙小英向邓定云支付的上述所有款项（含现金、货款抵扣及银行转账），扣除每月应支付利息后，如利息存在超额支付的，超额部分应当用于抵扣案涉借款本金，抵扣之后如已超额支付的，当事人应当予以返还。 根据审理查明的款项归还情况，古草茂、孙小英归还的借款本息应当分段计算，具体折抵情况如下（以下均为四舍五入取整数）： 1、第一次折抵 2016年10月15日出借70万元，则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利息为：70万元×2%×5个月=7万元。 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2月14日、2017年1月14日、2017年3月14日四次分别以现金方式还款14000元，2017年2月3日银行转款31240元、2017年3月3日银行转款31240元，合计还款118480元。于2017年3月14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70万元-（118480万元-7万元）=651520元； 2、第二次折抵 2017年3月15日剩余本金为651520元，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的利息为：651520元×2%×1个月+651520元×2%÷30天×7天=13030元+3040元=16070元。 2017年4月1日银行转账1万元、2017年4月6日银行转账21240元、2017年4月21日银行转账14000元，合计还款45240元。于2017年4月21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651520元-（45240元-16070元）=622350元； 3、第三次折抵 2017年4月22日剩余本金为622350元，2017年4月22日至2017年7月22日期间的利息为：622350元×2%×3个月+622350元×2%÷30天×1天=37341元+415元=37756元。 2017年7月22日银行转账还款135600。于2017年7月22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622350元-（135600元-37756元）=524506元； 4、第四次折抵 2017年7月23日剩余本金为524506元，2017年7月23日至2017年11月10日期间的利息为：524506元×2%×3个月+524506元×2%÷30天×19天=31470元+6644元=38114元。 2017年11月10日银行转账还款5万元。于2017年11月10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524506元-（5万元-38114元）=512620元； 5、第五次折抵 2017年11月11日剩余本金为512620元，2017年11月11日至2017年12月8日期间的利息为：512620元×2%÷30天×28天=9569元。 2017年12月8日分别两次银行转账170400元、28000元，合计还款198400元。于2017年12月8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512620元-（198400元-9569元）=323789元； 6、第六次折抵 2017年12月9日剩余本金为323789元，2017年12月9日至2018年2月15日期间的利息为：323789元×2%×2个月+323789元×2%÷30天×7天=12952元+1511元=14463元。 2018年2月15日分别两次银行转账42000元、10000元，合计还款52000元。于2018年2月15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323789元-（52000元-14463元）=286252元； 7、第七次折抵 2018年2月16日剩余本金为286252元，2018年2月16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的利息为：286252元×2%×1个月+286252元×2%÷30天×20天=5725元+3817元=9542元。 2018年4月4日银行转账还款15万元。于2018年4月4日折抵本金后剩余本金为：286252元-（15万元-9542元）=145794元； 8、第八次折抵 2018年4月5日剩余本金为145794元，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的利息为：145794元×2%×1个月+145794元×2%÷30天×4天=2916元+389元=3305元。 庭审中双方自认于2018年5月9日用货款折抵了本金20万元，此外古草茂、孙小英于2018年5月18日银行转账21536元、2018年5月25日银行转账5万元、2018年5月28日银行转账21267元、2018年9月19日用周光灿货款抵扣借款本息4万元，上述合计还款332803元。因此，古草茂、孙小英超额支付的款项为：332803元-145794元-3305元=183704元。 根据以上认定，古草茂、孙小英不仅向邓定云清偿完清了所有借款本息，还超额支付了183704元款项。因此，对邓定云要求古草茂、孙小英归还借款本息的本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对于超额清偿的部分，有权要求出借人返还。因此，古草茂、孙小英要求邓定云返还超额清偿的部分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邓定云应当向古草茂、孙小英返还超额清偿的款项183704元。至于超额清偿部分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对古草茂、孙小英要求邓定云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邓定云的诉讼请求；二、邓定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古草茂、孙小英返还多支付的利息183704元；三、驳回古草茂、孙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910元，合计12710元，由邓定云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33元，由古草茂、孙小英负担2837元，邓定云负担1596元。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定云提交了邓斌（邓定云的兄弟）在2020年7月30日与孙小英、古草茂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古草茂、孙小英名下的四川省五粮饲料有限公司向宜宾南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220万元中由邓定云实际使用的20万元，已由邓定云委托邓斌于2017年12月10日通过其卡号为62×××68的农行卡转账支付方式归还，从而证明邓定云于2017年8月22日、2018年3月21日向孙小英转账支付的5万元、15万元属于邓定云出借给古草茂、孙小英的案涉借款以外的借款,孙小英于2017年11月10日、2018年4月4日分别通过其宜宾农商行尾号为995278的账户转账支付邓定云5万元、15万元为归还邓定云该两笔借款。古草茂、孙小英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我方对邓斌的20万元没有否认，但是邓斌的20万元我方只认邓斌，与邓定云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该录音证据，古草茂、孙小英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70万元是否已经还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上诉人主张古草茂、孙小英与邓定云约定，在贷款期限内古草茂、孙小英按照银行贷款月利率1.58%与2%月利率的利率差计算，支付邓定云担保费用即〔2200000×（2%-0.58%）〕=31240元的问题及2017年2月3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向其转账的部分款项即2017年2月3日31240元、2017年3月3日31240元、2017年4月1日10000元、2017年4月6日21240元、2017年7月22日135600元中的62480元、2017年12月8日170400元、2018年5月28日21267元为孙小英向邓定云支付的担保费，而非支付的案涉借款本息的问题。邓定云在二审中的陈述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且邓定云并未提供担保协议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邓定云主张2017年2月3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孙小英向其转账的16笔款项由金融借款反担保费、借款利息、差旅费、垫支费用、另20万元借款还款等款项组成，除案涉7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在一审庭审中，古草茂、孙小英提供了聘用合同、邓定云在其名下公司任职期间支付工资的工资表及费用报销单，同时也由证人张某到庭作证对工资、差旅报销的支付情况予以了证实。一审法院已经查证工资、差旅报销等费用是通过证人张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或由张某本人现金支付给邓定云，孙小英的银行账户并未向邓定云支付过工资、差旅报销等费用。邓定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小英银行转账的款项属于古草茂、孙小英支付给其本人的工资、差旅报销、垫付款等费用，也未证明除案涉7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主张2017年11月10日50000元、2018年4月4日150000元为孙小英归还邓定云的另两笔借款，而非支付的案涉借款本息，但并未提供借据或借款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认为邓定云与古草茂、孙小英协商以案外人陈治棋（陈晓海）的货款抵扣借款本金金额为16万元，而非20万元的上诉理由。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一致认可是2018年5月9日的20万元货款抵扣本案借款本金。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认为邓定云与古草茂、孙小英之间的借款应当以2018年5月9日经冲抵货款（冲抵陈治棋货款16万元、周光灿货款4万元）20万元后的金额即50万元为借款本金的问题。2018年5月9日，孙小英、古草茂在案涉借条上备注：本月20日前结清本息，还本金20万元（陈治棋货款冲抵）。7月20日前还本金，年底还清。从现有证据看，不能证明双方已进行了对账，该备注也并无尚欠50万元借款本金的内容。如前所述，邓定云主张2017年2月3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孙小英向其转账的16笔款项由金融借款反担保费、借款利息、差旅费、垫支费用等费用组成，不是案涉借款本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该16笔款项认定为偿还案涉借款本息并无不妥，且按照实际支付款项逐次抵扣借款本息的计算方式及计算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邓定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70元，由上诉人邓定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静 审 判 员  王纯强 审 判 员  林 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焕培 书 记 员  曾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