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8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春辉，男，汉族，1984年4月6日出生，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泽，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良，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潮阳区华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展仪，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春辉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华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3民初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春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泽、陈建良以及被上诉人华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春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3民初678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华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华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华安公司所提交的8份对账单，林春辉均明确否认所载内容不是华安公司在本案所主张的“货款”，8份对账单亦无法证明华安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1.华安公司主张双方在2006年至林春辉到华安公司工作前（即2010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所提供的8份对账单上并未明确该账款是何时形成的。华安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提供的对账单上的对账时间是从2016年至2019年。可见，双方对该笔账款每年都会进行一至两次签单。而华安公司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形成时间为2006年至林春辉到华安公司工作前（即2010年），却未提供2010年至2016年的对账单，明显与华安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的对账特点不相符。由此可见，该8份对账单所载的账款并非形成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2.无法通过该8份对账单来确定对账双方即是林春辉和华安公司，从而也无法确定该笔账款是林春辉所欠。8份对账单中载有“使双方单位财务账面余额保持一致”、“贵司尚欠我司账款”等内容，结合对账时林春辉在华安公司任经理一职可知，该对账单中的“单位”、“贵司”即是华安公司。该8份对账单由华安公司的经理（即林春辉）签名的原因，可能是华安公司内部的财务部门做账所需。3.该8份对账单中并没有对所对账款的性质进行明确，华安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账款即为其所主张的货款。8份对账单签署时林春辉在华安公司担任经理一职，其任职期间代表华安公司签署了很多文件，其中当然包括华安公司所提交的这8份对账单。林春辉虽因任职期间签名的文件太多而记不清上述8份对账单是什么时候签名的，但在林春辉代表华安公司所签的文件中,有的是华安公司正常业务的文件,也有部分是违法违规的操作。因此，不能排除该对账单的账款与这部分违法操作有关。（二）华安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华安公司虽单方诉称自2006年开始，林春辉与华安公司存在生意往来，但自2006年至林春辉到华安公司上班长达几年的时间，华安公司未能提供任何送货单、收货单、发票、双方的结算单等证据，明显与常理不符。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假设双方存在华安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大额的交易往来，双方之间总会有交易记录或者交易往来的证据。按照华安公司的说法，双方之间的货款交易至少为几十万、百万以上，但林春辉期间却未支付过任何款项，与交易习惯不符。华安公司当庭声称林春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过货款，但因时间较长无法提供转账记录，明显与事实不符。即便是长达20年的转账记录，银行等机构均能调取证实，华安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的唯一理由是林春辉个人与华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其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三）华安公司主张双方的交易自2006年开始，但中间长达十年的时间，华安公司既没有向林春辉催收的记录，也没有要求林春辉签字，直到2016年8月24日才第一次对账，华安公司主张该款项为2006年至林春辉在华安公司上班前双方发生的货款,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华安公司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林春辉没有对8份对账单上“账款”的性质进行解释或举证证明的法律义务。一审法院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正确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前提是准确分配举证义务，林春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一再表明关于举证责任的意见，但一审法院未能慎重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华安公司主张林春辉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主张林春辉应向其支付货款，则华安公司应当对产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华安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其向林春辉交付了何种货物、数量多少，也没有提供任何林春辉付款的记录，仅凭对账单无法证明华安公司的主张。（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林春辉与华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存有其他经济往来，林春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明确否认华安公司的主张，“对账单的内容不是华安公司在本案所主张的货款”，而林春辉对该对账单的内容不负有证明义务，华安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凭林春辉明确否认的华安公司在本案所主张“货款”的对账单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不当，一审法院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依法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华安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华安公司与林春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林春辉结欠华安公司的货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一）华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林春辉分别在2016年8月24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9月3日、2017年10月3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9月22日，2018年12月15日和2019年3月10日确认的对账单，该8份对账单的格式一致，对账单载明的款项金额均为971505元。华安公司提交的上述8份对账单，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林春辉多年来稳定确认结欠华安公司的货款。（二）林春辉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的8份对账单与林春辉后来在华安公司工作无关，且林春辉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8份对账单系后来其在华安公司从事的职务行为。另外，这8份对账单的抬头均为“春辉”，之所以在对账单中，体现为“贵司尚欠我司账款”，从这8份对账单的稳定表述可以认定“贵司尚欠我司账款”是华安公司对账单的一种格式。林春辉辩称是其任华安公司经理时签名的，可能是华安公司内部财务部门做账所需，这样的辩解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三）这8份对账单抬头均载明“春辉”、截止何时、尚欠的款项971505元、“核对无误，签字或盖章以示确认”等信息，由林春辉签名确认。林春辉辩称是其代表华安公司所签的文件，且所签名文件太多记不清楚这8份对账单是何时签名等均是不能成立。（四）林春辉之前曾经营“汕头市潮阳区谷饶天辉针织内衣厂”，该厂成立于2006年，投资者为林春辉，有向华安公司购买布料的需要，本案双方当事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二、林春辉的上诉主张，违背客观事实和生活逻辑。林春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能从事商事商业活动，若不存在结欠华安公司货款971505元的事实，是不可能多年来多次向华安公司出具对账单的，且在一审中林春辉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反驳或支持其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林春辉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林春辉补充以下意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是不当的，华安公司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华安公司仅提供林春辉不予认可的对账单，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结合林春辉当时在华安公司任职且经手大量业务单据的事实，故仅凭几张对账单就认定华安公司所主张的对账单是结欠2010年以前的货款，明显缺乏依据。华安公司声称有其他证据，有通过银行转账，应向法庭提供。如果拒不提供又不申请调查取证，应承担不利后果。华安公司针对林春辉上述补充意见，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华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8份对账确认函，上面载明买卖双方主体及尚欠货款等事实，内容清楚，故以此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华安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春辉立即偿还货款共计971505元以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春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安公司系2003年6月24日经汕头市潮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织布、服装、内衣裤等的有限责任公司。林春辉于2010年受雇于华安公司之前，曾向华安公司购买货物而结欠货款。2010年至2019年，林春辉受雇于华安公司，负责生产、销售。在此期间，双方多次对林春辉受雇前所欠华安公司货款971505元进行确认，林春辉在华安公司提供的分别记载至2016年8月24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9月3日、2017年10月3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9月22日、2018年12月15日和2019年3月10日，林春辉尚欠华安公司账款971505元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该8份对账单样式一致，抬头均明确客户为“林春辉”或“春辉”。但林春辉至今仍未归还所欠货款。华安公司经追讨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华安公司向林春辉提供货物，此后林春辉对结欠货款数额通过签署对账单的形式进行确认，可以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华安公司请求判令林春辉支付货款971505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林春辉辩称其在华安公司工作，其签了大量的单据，并没有与华安公司存在生意往来的答辩，不合常理。从对账单内容看，是华安公司提供给林春辉确认的，抬头明确客户是林春辉，8份对账单时间跨度从2016年至2019年，样式相同，对账单体现2016年至2019年的不同时间欠款数额均是971505元，数额一致，内容明确，系对账确认欠款，且均经林春辉本人签名确认。林春辉对一直连续、稳定地签名确认对账单的内容这一行为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林春辉签名确认对账单期间虽受雇于华安公司，但不能因此否认之前所欠货款，且从8份对账单反映的内容并不能证明与林春辉受雇于华安公司的工作存在关联。林春辉提出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林春辉提出在受雇于华安公司期间，华安公司承诺给予其30%干股的答辩意见，没有相关依据予以佐证，且与本案所涉货款没有关联，不予采纳。因对账单对还款期限没有约定，系随时可以主张之债。此外，华安公司还请求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13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亦予照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林春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偿还华安公司货款971505元及利息（从2020年4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14元，减半收取计6757元，由林春辉负担。华安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6757元，予以退回。林春辉负担的6757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林春辉曾于2006年11月17日登记成立汕头市潮阳区谷饶天辉针织内衣厂，该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林春辉，现已注销。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华安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林春辉付还货款971505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有提供林春辉本人签名确认的8份对账单加以证明。林春辉对该8份对账单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华安公司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8份对账单的真实性依法应予确认。华安公司提供的这8份对账单，时间跨度从2016年起至2019年，客户载明“春辉”或“林春辉”，每一份对账单上载明的账款金额均为971505元。由此可见，华安公司与林春辉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对双方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上述8份不同时期签名确认且相互关联的对账单，足以证明林春辉结欠华安公司款项971505元的事实。由于对账单系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结算和确认，且林春辉不仅仅是确认了1份对账单，而是连续8次签名确认了8份对账单。因此，林春辉上诉提出华安公司还应举证提供双方之前交易发生的送货单等凭证，理由不能成立。林春辉上诉主张上述对账单是其到华安公司任职期间所签的，可能与华安公司账务有关，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也不符合常理。在华安公司已提供了林春辉本人签名确认的8份对账单且足以证明林春辉结欠款项971505元的情况下，林春辉对其抗辩负有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林春辉对其本人不同时期签名确认的多份对账单，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林春辉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14元，由上诉人林春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焕丹审 判 员 林 立审 判 员 江炯坤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佩芝书 记 员 姚晓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