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2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敬礼，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黄兰，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凌旭，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法定代表人周文高，局长。委托代理人黄传斌，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政策法规股股长。委托代理人欧阳少嫣，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吉，市长。委托代理人汪金牛，惠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委托代理人黄志芳，惠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员。上诉人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以下称福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称市生态局）、惠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称惠州市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暨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2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福龙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兰、叶凌旭，被上诉人市生态局委托代理人黄传斌、欧阳少嫣，被上诉人惠州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志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福龙公司位于博罗县*******委会，办有营业执照和排污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张敬礼，成立日期2001年6月12日。该公司主要从事金属表面及热处理加工，生产过程中有生产废水、生产废气产生，污水处理过程有生产污泥产生，其中生产废水中含有铬、镍、锌、铝等金属。2018年8月8日，博罗环保局对原告福龙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有运作，规定排放口有废水排放。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于当日在原告废水处理设施含铬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和规定排放口取水样用于环保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总镍超标29.8倍。2018年8月15日，博罗环保局将（博）环境监测（督-水）字（2018）第00261号《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报告》直接送达给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敬礼，并对张敬礼进行调查询问，张敬礼对以上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予以确认。当日，博罗环保局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博环责改字[2018]328号)，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2018年8月30日，博罗环保局再次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发现原告公司废水处理设施的流量计通电开关已关闭，流量计未通电，流量显示器无通电显示，但此时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有运作，规定排放口有处理后的废水经过流量计探头下方排放，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原告废水处理设施规定排放口取水样用于环保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规定排放口总铜超标43.8倍、化学需氧量超标0.5倍、氨氮超标2.5倍、总氧超标2.3倍。博罗环保局于2018年9月5日将（博）环境监测（督-水）字（2018）第00307号《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报告》直接送达给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敬礼，并对张敬礼进行调查询问，张敬礼对以上违法事实予以确认。当日，博罗环保局向原告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博环责改字[2018]291号)，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2018年9月9日，博罗环保局对原告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并于2018年11月26日向原告发出《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应原告申请，博罗环保局于2018年12月11日举行了听证会，原告委托其公司工作人员欧*乐等参加听证。听证会上，原告对于2018年8月30日博罗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作的检查笔录上的原告方签名确认是原告公司负责环保等工作的经理欧*乐在看阅笔录后签名并盖章的。博罗环保局认为原告存在严重不按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2018年12月17日，该局报请博罗县政府批准同意该局对原告依法作出关闭决定。2019年1月3日，博罗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该常务会议《会议纪要》第四点明确“原则同意对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关闭”。2019年1月8日，博罗环保局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责令关闭。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关闭。”决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和证据、进行行政和司法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不行使权利的后果、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019年1月11日，博罗环保局向原告送达了《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博罗环保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于2019年1月28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被告市政府当日受理该复议申请后，经依法延长审查期限后，于2019年4月12日组织召开案件听证会。2019年4月23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博罗县政府批准由博罗环保局于2019年1月8日做出的《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复议案件由来、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的答复意见、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复议机关的观点、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进行司法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作出复议决定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019年4月25日，原告签收了该《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该被告市环境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一，①2017年11月16日，原告因2017年7月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氨氮超标0.2倍、总氮超标0.2倍）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7]517号）；②2018年5月14日，原告因2017年9月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总氮超标0.2倍）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111号）；③2018年10月15日，原告因2017年度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超量）排放水污染物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324号）；④2018年10月15日，因2018年5月超标排放水污染物（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总镍超标3.1倍）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325号）；⑤2018年11月30日，原告因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371号）；⑥2018年12月12日，原告因擅自增加的生产设备需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便擅自投入使用，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375号）；⑦同日，因2018年8月通过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督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被博罗环保局行政处罚（博环罚[2018]376号）。另查二，2018年11月9日，博罗环保局因原告“通过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和超标排放含重金属的废水”涉嫌犯罪，将有关材料移送博罗县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另查三，因惠州市政府机构改革，博罗环保局名称已变更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系惠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原告表示同意将被告变更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另查四，原告持有原惠州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Y001P，有效期限：自2017年12月18日至2020年12月17日止。原审法院认为，《环境保护法》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原告公司作为有水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经查实存在超标排放环境违法行为，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原环境保护部第30号令）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一）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第三部分“违反排污监管制度类”第19项备注栏第3点规定：“情节严重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责令停业、关闭的情形包括：①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2017年、2018年，原告共计三次重金属超标排放（2017年5月一次、2018年8月两次），根据上述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中2018年8月两次均属严重超标排放，情节严重。对原告上述违法事实，被告市环境局提供了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采样原始记录表、监测报告、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据确凿。被告市环境局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企业关闭，没有不当；被告市环境局发现原告的环境违法行为后，责令原告改正，进行环境违法案件立案、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通知书，举行了听证，经讨论后作出《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给了原告，且《处罚决定书》内容翔实、适当。审查被告市环境局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九条等的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原告认为，被告市环境局以两次检查结果就直接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情形严重”、在原告企业的废水预处理排放口取样认定原告重金属超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等，原告的观点与被告市环境局提交的证据及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中4.1和4.2.1中的规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17号）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相悖，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市环境局不应对其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的观点，明显与《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不符。被告市政府2019年1月28日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1月29日向原告发出受理通知书、向博罗县政府发出限期答复、举证通知书，博罗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被告市政府向当事人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之后举行了听证会，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了当事人。《复议决定书》内容翔实、适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等的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得到确实保障。综上所述，两被告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福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以福龙公司“2017年、2018年共计三次重金属超标排放（2017年5月一次，2018年8月两次）”、“其中2018年8月两次均属严重超标排放，情节严重”为由，认定市生态局作出的“责令关闭”处罚合法，明显错误，理由如下：一、明显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罚事由：市生态局处罚的事由和依据是福龙公司2018年8月“排放水污染物中的总镍和总铜严重超标，该行为属情节严重”，可见，市生态局直接是以2018年8月8日、2018年8月30日这两次检查结果超标的倍数来界定福龙公司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并未涉及福龙公司以往受处罚的情况和次数或其他违法事由。而原审法院认定市生态局的处罚合法的理由却是：“2017年、2018年，原告共计三次重金属超标排放（2017年5月一次、2018年8月两次）”、“其中2018年8月两次均属严重，情节严重”，符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原环境保护部第30号令）第八条第一项以及《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第19项备注栏第3点关于“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应予以责令关闭的情形。原审法院理应围绕市生态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审理，包括对市生态局作出处罚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理由是否充分进行审查，但是很明显，其关于处罚事实的认定完全背离了市生态局的处罚依据。二、对处罚裁量标准中“责令关闭”所对应的违法情形的理解明显错误：关于“责令关闭”所对应的违法情形：“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所针对的是第三次实施超标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为，但是，适用的前提是排污企业曾在“两年内”至少有过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处罚的记录。简而概之，前两次是以“结果论”，所针对的是“受到处罚的结果”，而第三次才是以“行为论”，针对的是“违法行为”。但本案当中，在2018年8月之前，福龙公司有且仅有2017年9月28日这一次因重金属超标被处罚的记录，而市生态局针对福龙公司2018年8月8日、2018年8月30日这两次超标的行为是直接作出了“责令关闭”的处罚。但原审法院在认定违法事实时，却认为2017年的一次处罚结果加上2018年8月两次“违法行为”即符合上述“责令关闭”所对应的违法情形，该理解明显错误。三、对市生态局的处罚决定错误以及惠州市政府的复议决定错误视而不见，具体表现在：（一）市生态局的处罚错误包括：1.违反“量罚一致”原则：市生态局自行制定的《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既然已经对行政行为的行为种类、违法情节、幅度范围、处罚裁量标准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且已经对社会公布，就应当作为执法的依据，市生态局理应严格按照该裁量标准执行。本案当中，即便福龙公司2018年8月存在超标排污的行为，且超标的倍数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根据上述裁量标准第19项“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可以看出，即便超标倍数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最高处罚也不过是“责令停产整治，并处100万元罚款”。且19项备注栏第3点对于应当适用“责令关闭”的4种情形也进行了明确规定，而福龙公司2018年8月的超标行为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应予以“责令关闭”的情形。因此，根据裁量标准“量罚一致”的原则，福龙公司2018年8月虽有超标排放行为，但“罪不至于”应当予以责令关闭的程度。市生态局单单以福龙公司超标的倍数就直接作出“责令关闭”的处罚决定，明显不当。2.执法程序违法：（1）2018年8月30日的现场检查笔录制作程序和取样程序不合法：根据市生态局提交的听证程序笔录第5-8页的内容显示，市生态局2018年8月30日检查及取样之时，正是福龙公司的下班时间，是否有福龙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无法证实，且签署现场检查笔录和采样记录表的人欧*乐当时根本没在厂内，其并没有参与市生态局当日的检查过程和取样过程。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市生态局检查及取样过程有福龙公司的工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该现场检查笔录和采样记录表根本无法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当日的检查和取样情况。此外，市生态局作为执法机关，有责任举证证明自己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即便欧*乐事后有对现场笔录的内容进行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市生态局的相关举证义务因此免除。（2）处罚决定未经市生态局内部负责人集体审议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修正）》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的规定，本案当中，市生态局对福龙公司处以责令关闭的处罚，对企业而言属于最严重的行政处罚，市生态局虽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获得博罗县政府批准，但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处罚决定有经过其内部负责人集体审议程序。（二）惠州市政府的复议决定错误包括：1.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市生态局认定的处罚依据是福龙公司“排放水污染物中的总镍和总铜严重超标”，而惠州市政府认定的处罚依据却是福龙公司“2017年9月28日及2018年10月15日重金属超标被行政处罚，2018年8月8日及8月30日又实施了重金属超标的违法行为”，由此可见，惠州市政府明显改变了市生态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2.改变后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在福龙公司2018年8月实施重金属超标行为之时，福龙公司在此之前有且仅有2017年9月28日这一次因重金属超标被处罚的记录，而2018年10月15日的处罚决定尚未作出，但惠州市政府在认定事实时，却先入为主，将尚未发生、尚未作出的处罚列入计算上诉人超标处罚的次数，明显属于逻辑混乱。3.未依法作出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修正）》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惠州市政府既然改变了市生态局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即代表惠州市政府认为市生态局所作出的处罚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否则根本不存在需要纠正、改变的必要性。那么，惠州市政府在作出复议结果时理应按照《行政复议法》的上述规定作出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决定，但惠州市政府却作出维持原处罚的复议决定，明显错误。综上，市生态局对福龙公司作出责令关闭的处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该处罚决定理应予以撤销，但惠州市政府却违法作出复议决定，且原审法院不但对市生态局、惠州市政府所存在的错误视而不见，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因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以维护福龙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1302行初235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撤销市生态局作出的博环罚字[20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惠州市政府作出的惠府行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市生态局、惠州市政府承担。被上诉人市生态局答辩称，一、福龙公司关于原审判决“明显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罚事由”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首先，福龙公司在2018年8月8日排放水污染物中的总镍超标29.8倍（属于重金属的第一类污染物的镍超标十倍以上），已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在市生态局向福龙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博环责改字（2018）328号]，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后，福龙公司又在2018年8月30日的环境行政执法检查中出现规定排放口总铜（重金属）超标43.8倍（超标十倍以上）的严重超标违法行为，故福龙公司于2018年8月存在两次重金属超标的严重违法行为的事实明确，且已同时触犯刑法的规定（另外处理，见市生态局一审提交的证据8博环移送[2018]6号）。其次，在本案《决定书》作出前，福龙公司已受到7宗行政处罚，可见，福龙公司不仅存在长期、多次违法而拒不改正的行为，而且其中福龙公司因超标排放重金属总镍3.1倍受到博环罚字﹝2018﹞325号行政处罚是确定、已知的事实，无须市生态局在《决定书》中再重复论述和评判。再次，福龙公司于2018年8月8日和30日的生产废水分别总镍超标29.8倍、总铜超标43.8倍，已触犯刑法，按照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环环监[2017]17号）第十六条的规定，由于市生态局至今仍未收到人民检察院是否不起诉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决定，导致市生态局对福龙公司两次重金属超标排放的行为仍未作出行政处罚。因此，原审判决并未改变市生态局的处罚事由，福龙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二、福龙公司关于原审判决“对处罚裁量标准中‘责令关闭’所对应的违法情形的理解明显错误”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福龙公司在2018年8月8日、8月30日两次检查中，存在总镍超标29.8倍（属于重金属的第一类污染物的镍超标十倍以上）、总铜（重金属）超标43.8倍（超标十倍以上）的重金属严重超标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已触犯比行政处罚更严苛的刑法规定，已属严重污染环境，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故市生态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时，福龙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因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总镍超标3.1倍而受到了市生态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博环罚字[2018]325号），参照《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对福龙公司作出“责令关闭”的《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审适用法律正确，福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福龙公司关于“市生态局的处罚决定错误”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1.福龙公司关于“违反‘量刑一致’原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福龙公司明知已因超标排放重金属总镍3.1倍受过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又出现2018年8月8日排放水污染物中的总镍超标29.8倍（属于重金属的第一类污染物的镍超标十倍以上）的违法行为，且还在市生态局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博环责改字（2018）328号]后还拒不改正，又在2018年8月30日出现规定排放口总铜（重金属）超标43.8倍（超标十倍以上）的严重违法行为，福龙公司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超标十倍以上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福龙公司的违法行为已严重污染环境，故市生态局报请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17号）第十六条的规定，以“2018年8月排放水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重金属严重超标）的违法行为”对福龙公司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处罚程序、处罚结果适当和量刑得当。2.福龙公司关于“执法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市生态局在2018年8月30日的现场检查和取样过程中由福龙公司的员工龚*高陪同，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和采样记录表均由福龙公司的受托人欧*乐（有授权委托书、证明为证）查看后签名确认“情况属实”，并经福龙公司加盖公章予以认可（详见市生态局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4）；另外，在听证会会议上，主持人向欧*乐核实“你是否全面阅过2018年8月30日的现场检查笔录后才签的名”，欧*乐明确“看（阅）后才签的”，同时表示认同2018年8月30日的现场检查笔录的内容（详见市生态局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6听证会会议记录第7页），主持人向福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敬礼核实“2018年8月30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上所显示的内容是否认同”时，其表示认同，可见市生态局已充分举证执法程序合法的事实。（2）市生态局于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7，已证实经博罗县十六届县政府50次常务会议审议，一致同意对福龙公司依法予以关闭的事实，本案处罚集体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故市生态局作出的《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福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市生态局作出的《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故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福龙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惠州市政府答辩称，一、惠州市政府作出的惠府行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惠州市政府经行政复议审理查明：2018年8月8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对福龙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情况如下：福龙公司位于博罗县*******委会，办有营业执照和排污许可证，主要从事金属表面及热处理加工，生产过程中有生产废水、生产废气产生，污水处理过程有生产污泥产生，其中生产废水中含有铬、镍、锌、铝等金属，现场检查时，福龙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有运作，规定排放口有废水排放。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于2018年8月8日10时48分至17时00分在福龙公司废水处理设施含铬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和规定排放口取水样，监测结果显示：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总镍超标29.8倍。2018年8月15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对福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敬礼进行调查询问，张敬礼对以上违法事实予以确认：当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向福龙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博环责改字[2018]328号），责令福龙公司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2018年8月30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再次对福龙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福龙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有运作，规定排放口有废水排放，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于11时42分至11时50分在福龙公司废水处理设施规定排放口取水样，监测结果显示：规定排放口总铜超标43.8倍、化学需氧量超标0.5倍、氨氮超标2.5倍、总氧超标2.3倍。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9月5日对福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敬礼进行调查询问，张敬礼对以上违法事实予以确认。2018年9月9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对福龙公司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于2018年11月26日向福龙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博环听告字[2018]320号），告知福龙公司拟对其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并告知福龙公司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应福龙公司申请，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2月11日举行了听证会。2018年12月17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报请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该局对福龙公司依法作出关闭决定。2019年1月3日，博罗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对福龙公司依法予以关闭。2019年1月8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博环罚字[2019]6号)，对福龙公司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福龙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以上事实，博罗县人民政府提供了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采样原始记录、监测报告、询问笔录、听证笔录、《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关于报请依法关闭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的请示》《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等证据，可以认定。另查：福龙公司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电镀五金制品，取得排污许可证。2017年9月28日，福龙公司因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总铜超标7.0倍、化学需氧量超标0.1倍、氨氮超标1.6倍、总氮超标2.4倍)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字[2017]436号；2017年11月16日，福龙公司因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氨氮超标0.2倍、总氮超标0.2倍)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7]517号；2018年5月14日，福龙公司因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总氮超标0.2倍)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111号；2018年10月15日，福龙公司因2017年度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超量)排放水污染物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324号；同日，因超标排放水污染物(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总镍超标3.1倍)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325号；2018年11月8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将福龙公司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至博罗县公安局；2018年11月30日，福龙公司因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371号；2018年12月12日，福龙公司因擅自增加的生产设备需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375号；同日，因通过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被博罗县环境保护局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博环罚[2018]376号。惠州市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原环境保护部第30号令)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一)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惠州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第三部分“违反排污监管制度类”第19项备注栏第3点规定：“情节严重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责令停业、关闭的情形包括：①两年内因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本案福龙公司2017年9月28日及2018年10月15日重金属超标被行政处罚，2018年8月8日及8月30日又实施了重金属超标的违法行为，符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8年版)》规定的应当责令停业、关闭的情形，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作出涉案的《博罗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博环罚字[2019]6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行政处罚经过了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监测、立案、权利告知、听证、报请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等程序，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福龙公司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提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惠州市政府不予支持。二、惠州市政府作出的惠府行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福龙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惠州市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惠州市政府于当天审查予以立案。惠州市政府于2019年1月29日向福龙公司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向博罗县人民政府送达《行政复议限期答复、举证通知书》。博罗县人民政府向惠州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惠州市政府于2019年3月27日延期30日，于2019年4月12日组织双方召开了案件听证会。惠州市政府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惠州市政府从受理复议申请到送达复议决定书的全部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综上所述，惠州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福龙公司的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该法第三十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规定，市生态局作为具有作出本案环境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其依照职权，在福龙公司处的规定排口即时取样，经其具备合格资质的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博）环境监测（督-水）字（2018）第00261、第00307号]，确认福龙公司的排口所测项目中的总铜超标43.8倍、总镍超标29.8倍、化学需氧量超标0.5倍、氨氮超标2.5倍、总氮超标2.3倍。即福龙公司处排放的总铜、氨氮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以及总铜、总镍、氨氮的许可年排放量限值，已超过福龙公司所持《排污许可证》目录排放许可限值。上述事实有市生态局对福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敬礼的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等证据证实。故，福龙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事实清楚，市生态局根据以上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关闭行为，属于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是否报经负责人集体审议问题。因本案涉及关闭，必须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从本案的证据中显示，该案经博罗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同意对福龙公司依法予以关闭，已经表明该案的关闭行为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同时，本院也注意到，该案在实施关闭行为前，已经充分保障福龙公司的听证权利。综合以上，该案市生态局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因此，对于福龙公司主张在该案程序上存在违法的情形，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查，惠州市政府所作维持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再纵观本案，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排放标准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必须执行。遵守排放标准是排污单位法定义务。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限值等是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综上，福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罗县福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邱炜炜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