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6行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林，男，1990年3月29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尚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港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东兴大道火车站旁。 法定代表人黄广平，局长。 上诉人王长林不服被告防城港市港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港口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8年7月份，王长林通过张翠玲的邀约，及在张翠玲（另案处理）及其团队里的成员的鼓动下，参加了一个叫“资本运作”的组织，成为张翠玲发展的直接下线。王长林于2018年7月底向“资本运作”组织缴纳了69800元的“申购款”，取得了加入该组织的资格，并取得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属业务组长级别。王长林自加入该组织后，发展“国才”加入了该组织，成为王长林的直接下线，王长林从下线及伞下成员所交纳的“申购款”中获得“资本运作”组织分给提成款合计人民币6051元。王长林加入的“资本运作”组织的运作模式为五级三阶制，实际上就是一个金字塔的组织，组织里的成员每发展王长林下线，就能得到组织分给的提成，发展的下线越多得到的提成就越多，级别也就越高，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再发展其他的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以下线的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另查明，防城港市港口区打击传销行动大队在清查行动中发现王长林参加传销活动后，将案件移送港口市场监管局处理，港口市场监管局经过立案、调查、审查、告知、审议、决定、送达等程序和环节，认定王长林违法的事实成立，结合王长林违法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的决定。在作出决定的同时，依法送达并告知王长林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王长林不服港口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在法定期限内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再查明，防城港市港口区打击传销行动大队在2019年8月9日要求王长林缴纳2000元罚款，在2019年8月19日将案件移送港口市场监管局处理，港口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以下的罚款。”，对传销人员进行处罚是港口市场监管局的法定职责；港口市场监管局在接收××港口区打击传销行动大队的相关材料并审批立案后，根据王长林的询问笔录、手绘组织结构图、王长林身份证复印件、张翠玲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及张翠玲手机图片截图、微信截图、组织结构图等证据材料，认定王长林参与传销活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港口市场监管局在办案过程中，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审查、告知、审议、决定、送达等环节，认定王长林违法的事实成立后，责令王长林停止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决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王长林并告知王长林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办案程序合法；王长林通过缴纳费用取得加入和发展人员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属于《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规定所指向的传销违法行为。港口市场监管局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王长林作出行政处罚，属于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得当。防城港市港口区打击传销行动大队当场收缴王长林罚款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应予纠正，港口市场监管局应当对防城港市港口区打击传销行动大队进行指导监督，以保证其依法行政。综上所述，对王长林进行行政处罚是港口市场监管局的法定职责，港口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港口市场监管局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得当，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维持。王长林请求撤销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行政处罚决定并由港口市场监管局在政府网站删除该行政处罚决定及退还2000元罚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长林请求对相关行政人员以及行政负责人作出处分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应一并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维持港口市场监管局防城港市港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驳回王长林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港口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9月30日对王长林作出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王长林交纳费用，取得加入和发展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其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属于违法行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责令王长林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原告王长林2000元罚款上缴国库。 上诉人王长林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存在重大的程序违法，处罚告知与处罚决定等执法文书并未实际送达，相关送达回证，均是上诉人于2019年8月8月日至被上诉人处领取他人（张翠玲）的法律文书时，临时被强制询问，之后夹杂在笔录中一并签名完成的，完全剥夺了上诉人陈述申辩的权利。送达日期完全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事后自行填写完成的，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二、上诉人没有从事传销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仅凭案外人张翠玲勾画的人物关系图以及其本人的单方陈述，就认定上诉人存在参与传销事实，并没有他人的共同指认以及物证佐证，完全属于按“口供”定案，且系孤证。而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作的笔录与张翠玲所作的笔录几乎一致，显然有悖常理，明显是被上诉人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供”。上诉人之所以签字署名，完全是迫于被上诉人的强制压力所为。综上，上诉人也完全支持被上诉人依法打击传销违法行为，但是,本案中上诉人确未参与违法传销，仅凭一张关系图中涉及上诉人的名字，而没有查处现场图像、资金往来凭证等物证佐证。故此，上诉请求:一、撤销防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603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的港区市监处字(2019)9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本案上诉费10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 本院认为，关于送达程序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交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送达回证，该送达回证上均有上诉人签名，上诉人承认该签名的真实性，又未能举证证明该送达回证是伪造的，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字的行为负责。其次，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亦保障了其司法救济的权利。关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实体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作的笔录与张翠玲所作的笔录内容相互印证，表述统一，形成了证据链条，并不“有悖常理”。综上，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依据充分，处罚程序和处罚幅度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正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合计100元，由上诉人王长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郭传亿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莫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