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达如，男，1952年5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辉，男，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涟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卫红，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登文，涟水县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达如因与被上诉人张卫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涟水县人民法院（2019）苏0826民初7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达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998年开展二轮承包时，全村乃至全县都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上诉人通过口头合同取得了13.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1年6月28日，曹墩村委会与上诉人补签了书面承包合同。2.原审违反法定程序，1998年涟水县政府为上诉人颁发的证书具有确定力，原审法院在上诉人证书未撤销的情况下否定上诉人的证书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未追加村委会为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张卫红辩称，1.上诉人提供的1998年二轮承包经营权证及情况登记表载明的13.6亩承包土地，并非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此块土地，且该地被村民组重新分配给本组村民耕种，上诉人也参与抓阄并取得其中一亩土地，上诉人所提其对被上诉人多年一直耕种的土地取得二轮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不足。2.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向法庭申请追加曹墩村委会为第三人，本案也并非必须追加曹墩村委会为第三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达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张卫红目前所种北荡2.1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达如与被告张卫红系涟水县黄营镇曹墩村同组村民。该组北荡处有约40亩集体土地，因土质较差村民不愿耕种，1997年以前村民组曾发包给某灌云人耕种，租金归村民组所有，后因灌云人离开而无人耕种。1998上半年，该村民组组长刘以桂将土地分给张达如等户耕种，均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张达如户分得其中13.6亩，但张达如仅种1季便不种了，村民组遂于1999年春以“抓阉”方式再次将该13.6亩土地进行划分耕种，张达如妻子也参与“抓阄”并分得其中1亩，张卫红分得其中1.5亩，另外几人分得面积不等的土地，目前均在耕种。2011年6月份，原告张达如找时任村长邹春云要求签订承包合同，6月28日邹春云安排他人以涟水县黄营乡曹墩村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与原告张达如签订3208040211010049号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面积为21.91亩，期限为1998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邹春云考虑到该合同签订未经村民会议讨论，于2012年3月12日在承包合同的签章位置注上“作废”字样，并署名及日期。另查明，原告张达如持有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登记表记载面积计21.91亩，“北荡13.6亩”等四至记载均空白，《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容空白。目前《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登记簿》上记载张达如家庭承包土地计7.79亩。根据原告张达如提供的涟水县黄营乡曹墩村委会证明（2010年4月），其耕种及宅基地面积在13.6亩以外计8.31亩。1998年，张达如户共计4口人，所在组人均2亩多地。2008年10月23日，涟水县黄营乡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曹墩村张达如请求处理执行北荡承包田问题的调处意见》，部分内容为：1、登记表上21.91亩土地中属于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面积为8.31亩，属于其他方式取得的承包面积为13.6亩；2、北荡13.6亩土地在1998年经当时组长刘以桂安排，申请人确实种过一季豆子，但无具体内容的承包合同，并且在当年秋季就弃荒不种，1999年3月份组内将13.6亩土地以及其他农户的弃荒地按比例抓阄划分到户，张达如妻子也参与划田，并得到所划土地1亩至今仍在种植。2010年11月9日，中共涟水县委农工部向法院出具《函》“根据提供的相关材料，可以认定所述的位于该组北荡地块13.6亩承包地，非张达如的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该块土地登记在张达如持有的1998年家庭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系因当时尚无其他权属登记形式，故通用家庭承包方式权属统一登记，但不能以此确认持证人因此取得了该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2014年7月17日出具《函》，“我部提供此函的本意是作为你院审理案件的参考，不是对张达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效力的认定。现因为你院和我部对原函理解适用上存在分歧，现我部决定撤销2010年11月9日出具的函”。还查明，因本案所涉13.6亩土地在当时黄营乡2005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登记簿》上没有登记，原告遂向黄营乡政府申请变更登记，黄营乡政府认为该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而答复不予变更，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黄营乡政府撤销《答复》并予以变更登记，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涟行初字第0040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2014）淮中行终字第0126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因原告申请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黄营镇政府认为土地承包合同存在争议且土地已被划分而答复不予换证，原告向涟水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涟水县人民政府维持了该答复，遂又提起行政诉讼，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诉0812行初11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2019）诉08行终172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审理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8年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复印件、2011年6月28日承包合同书、2010年3月与2010年4月村委会证明、农民负担监督卡及收款凭证。被告质证认为，根据县政府文件原告手中绿色的承包经营权证应当收缴且未经审验而无效，为此出具涟办发[2005]101号文件；1998年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复印件上没有四至范围属记载不全，不能证明原告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2011年6月28日承包合同书未经法定程序且底册中无登记；其他证据也均不能证明原告合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目前农经部门登记土地7.79亩与原告应当享有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相符。被告提供2008年3月11日张达如的谈话笔录，用以证明涉案土地系其他方式承包；提供涟水县黄营乡政府的调处意见，用以证明涉案土地流转的过程；提供（2014）淮中民终字第1846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案涉土地经营权争议诉讼情况。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本人陈述“不属于家庭承包”超出了其认知范围，其他证据也均不能达到被告举证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要求确认其对争议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负有举证的责任，但原告张达如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一，1998年原告与村委会未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1年6月28日承包合同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其二，从1998年原告家庭人口及土地面积看，与原告应当享有的家庭人口承包地面积基本相符。其三，从案涉13.6亩土地流转过程看，1998年前系村民组集体发包、受益，1998年原告仅耕种1季后便不耕种，1999年原告妻子还参与了村民组组织的重新分配，并取得其中1亩土地耕种至今，无证据证明其参与重新分配行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其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在承包合同生效之后经过确认颁发，而原告张达如虽持有证书但并未依法签订承包合同。综上，原告张达如要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达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达如负担。本院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首先，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于2014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4）淮中民终字第184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虽然张达如1998年涟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其在北荡处有13.6亩承包土地，但张达如并非是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此地,且在二轮承包开始后,该地被村民组重新分配给其它村民耕种。因此，由于各地具体开展和完成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的时间有所不同，张达如所在村组于1999年春将对外发包的本组土地通过“抓阄”方式重新分配至本组农户，上诉人户也参与并分得其中1亩，被上诉人张卫红亦分得其中1.5亩土地。此后，本案争议土地并未登记在上诉人户2005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登记簿》中，上诉人张达如在行政诉讼中所提变更登记以及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诉讼请求均被生效判决所驳回。其次，根据涟水县黄营镇农村经济服务站《土地承包到户登记簿》记载，上诉人张达如的家庭承包经营土地为7.79亩，涟水县黄营镇曹墩村委会2010年4月出具的证明载明，上诉人耕种及宅基地面积在13.6亩以外计8.31亩，上诉人所在村组人均2亩多地，张达如户分地人口4人，而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面积为21.91亩，该土地面积明显与上诉人应当享有的家庭承包地面积不相符。故上诉人张达如主张已于1998年取得案涉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张达如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达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俊审判员 梁新星审判员 马玉宝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胡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