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初230号 原告：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环城东路48号，实际办公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公园2号楼，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吴耀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工业区环城北路168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秦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程，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庆，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居新区公司）与被告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天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及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35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后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后，本案恢复审理。诉讼期间，双方还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三个月，届期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原告仙居新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先权、赵志强、被告上海普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程、蔡国庆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赵志强、朱鹏程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仙居新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普天公司支付原告利息损失合计762,163.72元（按年化4.75%利率暂从2016年5月4日计算至2016年12月12日止，实际计算至被采取保全措施的款项解除保全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因上海普天公司诉仙居新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由上海普天公司向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上海一中院受理此案后移送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普天公司先向上海一中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相应担保，上海一中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了（2016）沪01民初字第105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新区公司银行存款155718663.00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台州中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该案件的原告上海普天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提出撤诉申请。台州中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2016年12月12日，台州中院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该案件的财产保全措施。基于上海普天公司即本案被告的上述申请及法院的保全裁定，中国工商银行仙居支行实际从2016年5月4日开始对本案原告累计26,019,814.45元金额的银行存款采取了保全措施，直接给原告仙居新区公司造成了相应的同期贷款利息损失。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被告提起诉讼所依赖的关键证据即《担保合同》的第4页及骑缝处“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印文与本案原告实际使用过的印文并不一致。前述事实，被告作为该《担保合同》的另一方理应当知晓。基于此，被告对于其本案中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行为显然存在重大过错，也正是被告的错误申请保全行为，直接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被告理应对其由于重大过错而采取错误保全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上海普天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请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式有误。1.损失的时间区间和计算基数。根据上海一中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情况说明，上海一中院查封时间为2016年5月4日，台州中院解封时间为2016年12月12日，查封账户金额合计为25996341.75元。首先，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状中所提出保全金额为26019814.45元的观点不正确，损失的计算基数应当以上海一中院在2016年5月4日查封账户时的实时余额为准。如果原告在查封之后继续使用账户接收款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原告对该部分扩大损失承担过错责任，不应当列为损失计算基数。另外，被告认为原告针对同一笔冻结款项的部分重叠冻结时间(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12月12日)，在浙江高院(2019)浙民初35号案件中提出重复起诉。如果原告没有明确放弃(2019)浙民初35号的部分诉请，则可能会构成不当得利，增加诉累。最后，根据台州中院(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被告已于2016年11月28日向台州中院提出保全措施的解除申请，被告认为应当以被告提出解封申请的时间作为损失时间区间结束日，原告应当对被告提出解除申请到账户实际解封期间的损失承担责任。2.损失的计算标准。由于被告向上海一中院申请财产保全(2016年4月20日)到向台州中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2016年11月28日)，其中的时间区间少于一年，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年利率，应当以4.35%作为年利率上限标准。3.存款利息的扣除。由于被查封冻结的款项在查封冻结期间不影响其产生活期存款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存款年利率，应当扣减0.35%的活期存款利率。综上，被告上海普天公司在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中的过错暂且不论，原告在诉讼请求中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式有误。被告认为损失计算基数应当为25996341.75元，损失时间区间应当为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11月28日同时被告请求法院对损失计算标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减少，计算的上限标准不能超过年利率4%。二、被告上海普天公司对原告仙居新区公司的诉讼保全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被告恳请法院审慎查明事实。1.《担保合同》的效力存疑，上海普天公司据此提起诉讼保全不存在重大过错。(1)合同签约时间、地点、代表人员等细节从被告提交的姜莹楠情况说明及笔录来看，2012年12月17日下午，各方代表在签约仪式上签署《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该签约仪式由仙居县政府主导，且仙居新区管委会主任徐海遨在场见证。该《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6.3条明确指出《担保合同》系其附件，对此徐海遨等相关人员应当知晓。2012年12月18日上午，被告原副总姜莹楠与浙江大卫公司财务总监薛兴华在办公室对合同进行用印，薛兴华将《担保合同》给被告时，合同上其他公司印章和签名已经完成。(2)由于浙江大卫公司与仙居县政府、新区管委会以及原告的关系较好，被告多次向浙江大卫公司提出要求其与原告协商提供担保事宜。而浙江大卫公司向被告提供已经加盖原告公章的《担保合同》，亦符合事情常理。此外，浙江大卫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在《能源中心项目履行合同之补充协议》确认该《担保合同》的有效性。(3)被告已经尽到合理谨慎义务，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的重大过错。首先，《担保合同》上原告的印章凭借肉眼无法分辨真伪，提起诉讼系被告作为国有企业必然的选择，而申请保全则是为了保证判决得以执行，系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为。结合合同协商、签订的过程，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谨慎义务。其次，被告认为(2018)浙民初19号案件中的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该公章系被告伪造或者被告知情该公章的来由，仅能证明《担保合同》上所盖公章与原告仙居新区公司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但这不能排除该公章使用人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利、原告曾经使用过或者承认过该公章的可能性，这些情形均可以认定该公章对原告产生法律约束力。而被告由于于业军等相关人员被刑事羁押、浙江大卫公司人员未到庭参与诉讼等客观原因，无法搜集《担保合同》加盖公章的行为人等证据，且被告已向贵院申请追加相关人员为诉讼第三人、申请调查于业军等相关人员关于担保合同协商签约过程，被告恳请法院能够准许以查明事实。再次，被告对台州中院(2016)浙10民初735号案件进行撤诉并非恶意诉讼，撤诉的原因在于案件当事人对于主合同性质有异议、损失继续扩大、管辖法院对于案件审理有影响等合理考虑因素，被告就该纠纷后续在上海高院提起诉讼也可证明被告并非恶意诉讼，而是对权利的合理主张。最后，被告认为(2018)浙民初19号案件中虽然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也未认定被告有伪造印章证据的行为，更没有认定被告系虚假诉讼。对此，被告认为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在诉讼保全行为中的重大过错。2.原告的行为表明其认可《担保合同》所盖公章的真实性。(1)原告管理层的构成及职责。原告系仙居新区管委会下属单位，负责仙居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大卫世纪城正是其全权负责的项目。且原告管理层中有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县政府、管委会、县财政局等单位，对新区项目的审批、规划、建设应当知晓，同时对于招商引资过程中债权的担保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有成员对此提出过异议。(2)原告对本案涉及保全没有异议，且没有积极推进公章鉴定和公安侦查。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016)沪01民初105号《民事裁定书》和财产保全被申请人须知，原告在账户被查封冻结后未向上海一中院提起复议，未利用合理救济途径。在浙江大卫公司违约后，被告向上海一中院提起诉讼之前，被告就与原告和仙居政府多次沟通协商，二者均未直接否认《担保合同》所盖公章的真实性。且原告未积极推进公章鉴定和公安侦查，其模棱两可的行为使得原告产生合理信赖。(3)原告在被告撤诉后未及时提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被告于2016年11月10日向台州中院撤回对浙江大卫公司、原告的起诉，原告时隔两年半多的时间才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在于原告取得了鉴定意见书以证明《担保合同》上所盖公章与备案章不一致。相反，在原告取得鉴定意见书之前，原告显然怀疑该公章为真实，否则原告作为国有企业，怎么会不提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原告尚且持有怀疑态度，被告又怎么会“理应当知晓”?被告暂时无法查清印章的来源，被告也为受害者，具体侵权人应当另为他人。因此，原告应当就此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的过错，而不是以结果来过错推定，若对于原被告过错认定若存在双重标准，则有失公允。3.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从(2018)浙民初19号案件证据目录及判决书来看，在该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就案件展开了充分的举证和辩论，可见本案系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并非被告方面存在重大过错，恶意进行诉讼。且被告在浙江大卫公司破产清算案件((2017)浙1024民破1号中进行了债权申报，包括原告在内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对管理人所确认的748956944.07元债权无异议，且该债权已经得到法院裁定确认为无争议债权。需要指出的是，主合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并非单纯的建设工程合同，而是发包人已经确定整体工程建设施工单位的情况下，邀请被告提供融资、回购、技术咨询、工程管理，并将工程指定分包给天元公司和中达公司的无名合同。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投资等全部义务，已形成了上述债权。关于该点被告己经在浙江高院(2018)浙民初19号案件审理中进行充分阐述。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来的强制执行，诉讼的争议左右判决的走向，但是败诉并不代表起诉方在诉讼和保全方面存在重大过错。就(2018)浙民初19号案件而言，该案并未查明《担保合同》所盖公章的来由，基于举证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现有证据表明，被告也属于受害者，被告并未伪造公章也暂不知晓该公章的来由，被告作为国有企业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诉讼和保全的选择也是职责所在。诉讼保全上的过错不能以结果论，应当从原告的行为、被告在合同履行中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被告作为一个理性主体应有的反应判断其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很显然，本案的具体情形使得被告对该公章形成了合理信赖。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仙居新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上海一中院（2016）沪01民初字第105号民事裁定书及上海高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各一份，2、案件移送函及工商银行证明各一份，上述两组证据旨在证明被告申请财产保全且导致原告账户被查封的事实。3、台州中院（2016）浙10民初735号民事裁定及（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民事裁定各一份，旨在证明被告申请财产保全后无故撤回起诉的事实。4、浙江高院（2018）浙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及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旨在证明被告对其申请财产保全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5、借款合同、提款通知书及银行对账单，旨在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6、债权申报登记表及（2017）浙1024民破1号之七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被告对浙江大卫公司仅享有普通债权；7、冰结存款通知书、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旨在证明原告因被告申请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失。8、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35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55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旨在证明本案被告在诉讼保全中存在重大过错，进一步证明原告起诉主张的利息计算正确。 被告上海普天公司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工商银行的证明应当写清账户查封与解封的具体时间。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是基于损失还在继续扩大以及当时由上海一中院移送到台州中院不适合继续诉讼的原因撤回起诉，被告选择撤回起诉并非恶意诉讼。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担保合同的章经鉴定与备案章不一致，不能证明被告申请财产保全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以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并非恶意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并无过错。证据8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被告申请诉讼保全存在重大过错。 被告上海普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建设担保合同、管理建设合同、履行合同之补充协议，旨在证明浙江大卫公司确认合同的真实有效性。2、姜莹楠关于担保合同的情况说明及谈话笔录，旨在证明担保合同签约的时间、地点及经办人员等具体信息。3、仙居县人民政府文件（仙政发【2003】44号）、仙居县新区开发管委会文件（仙新委【2006】3号）、仙居县新区开发管委会文件（仙新委【2011】12号）等三份文件，旨在证明原告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县政府等各个部门，对新区项目的审批、规划和建设都非常清楚。4、债权申报登记表和（2017）浙1024民破1号之七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已经得到全面履行、被告的债权得到法院裁定确认及原告对被告的债权没有异议的事实。5、上海普天公司与仙居新区公司在（2018）浙民初19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清单，旨在证明该案件案情复杂的事实。6、仙居新区公司在（2019）浙民初35号案件中起诉状、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旨在证明原告就同一冻结款项在另案中提出诉讼请求及构成部分重复起诉的事实。证据7上海市虹口区监察委员会对于业军的讯问笔录，旨在证明原被告之间进行担保事宜的商谈。证据8第1974号公证书及附件，旨在证明原告作为担保合同一方签约的事宜。 原告仙居新区公司质证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担保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但生效裁判已经确定其系被告私下伪造且不存在原告盖章的事实，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与补充协议因不涉及原告方，故并不清楚。证据2无法确定真实性，对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政府对担保合同知情。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案件比较清楚，主要是公章的是否真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财产保全的时间点如何区分由法院决定。对证据7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进行担保事宜的商谈。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签订了担保合同。 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能够证明因上海普天公司的保全行为导致仙居新区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至于上海普天公司的保全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款项冻结的起止时间、具体金额等损失计算问题，本院在下文中一并分析论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能源管理建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均未涉及仙居新区公司，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证人证言，本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但考虑到该证言系上海普天公司自行提交，表明其对姜莹楠的陈述系认可的，该证据与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部分内容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姜莹楠证言中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具体在下文中详述；证据3、4的待证事实、证明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亦非审理本案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对该两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系双方在前案担保合同纠纷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其中大量证据均与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履行有关，与担保合同是否成立、生效无涉，故对上海普天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仙居新区公司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在他案中的诉请与本案诉请存在部分重合，本院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证据7、8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及陈述，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4月20日，上海普天公司向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同时申请保全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155718663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当价值的财产，并提供其位于上海市奉贤区××路××号××幢的房地产作为担保。上海一中院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2016）沪01民初1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55718663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同时查封上海普天公司位于上海市奉贤区××路××号××幢的房地产。2016年5月4日，工行仙居支行根据上海一中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了仙居新区公司在该行账号为×××88的账户存款25887276.22元、账号为1207××××2315的账户存款109065.53元。后上海一中院将该案移送我院管辖，我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该案原告上海普天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提出撤诉申请，我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同月12日，我院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解除保全民事裁定书，工行仙居支行根据我院（2016）浙10执保15号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解除了该两个账户的冻结措施，解冻时该两个账户的余额分别为：25930612.76元和109065.53元。 另查明，2016年5月24日，仙居新区公司曾在（2016）沪01民初105号民事诉讼中就案涉担保合同上担保人印章真实性问题向上海一中院申请司法鉴定。2016年12月26日，仙居新区公司因该公司印章被伪造事宜向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报案，该局于同日作出调取证据通知书向上海普天公司调取案涉担保合同。上海普天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在通知书副本上签署意见“在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项目纪检调查过程中，《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建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09）等相关资料，已由中国普天集团收集统一保管”。 2016年5月12日、5月23日、6月21日、9月7日、9月21日仙居新区公司账号为×××88的账户新增被冻结款项分别为3052元、0.14元、18770.56元、1650元、19863.84元。两账号为×××88、1207××××2315的账户在被冻结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的计息标准均为0.3%。 本案申请及实施保全措施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为：一年以内（含一年）4.35%，一至五年（含五年）4.75%。 本院认为，上海普天公司曾提起前案诉讼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仙居新区公司银行存款合计155718663元或其他等值财产进行保全。该案经本院裁定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现仙居新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海普天公司承担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财产保全制度是为了保障债权人在将来生效的民事裁判中所确认的权利能够获得实现而依法设立的临时救济制度，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应当结合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以及持有的证据，合理运用该救济措施，如果申请人在保全过程中存在过错损害被申请人利益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本案审理的重点在于，上海普天公司在前案中申请保全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仙居新区公司的损失金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上海普天公司申请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本案中，上海普天公司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保证义务的主要依据是案涉担保合同。经审查，该合同载明的标的额高达9.7256亿元，但无签约日期，除丙方（即担保方）栏及骑缝处加盖有“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文外，无仙居新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更无仙居新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担保的决议作为附件，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上海普天公司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以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上海普天公司未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即贸然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存在重大过失。理由如下： 1.上海普天公司认为该公司原总经理沈忠华、副总经理于业军系担保合同经办人，现因两人被刑事羁押，其无法向两人了解合同的协商、签订情况，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多次申请本院向两人调查取证。但上海普天公司早在2016年5月即起诉仙居新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根据其自认，沈忠华、于业军两人系2019年1月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该公司在双方纠纷发生后、诉讼过程中直至两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前从未向两人核实了解仙居新区公司系何时、何地、何人参与担保合同的谈判、签约与盖章。上述情形已经表明上海普天公司未向合同经办人或知情人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即盲目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更何况，本案审理过程中，沈忠华、于业军两人已收监服刑，不存在无法会见之情形，但上海普天公司仍未提交两人的初步证言或其他初步线索证明两人曾与仙居新区公司就案涉担保合同进行过协商、签订，或担保合同上印文系仙居新区公司自己加盖，或仙居新区公司曾在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了与案涉担保合同所盖印文一致的印章，或仙居新区公司明知该担保合同的存在而在履行过程中未作否认表示。故上海普天公司主张沈忠华、于业军两人曾与仙居新区公司就担保合同的签订有过接触与协商，对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有合理信赖，本院不予采信。 2.本案诉讼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自行向担保合同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其公司原副总经理）调查取证。当姜莹楠被问及“当时就我们一方（能源公司）盖章？”其回答：“……17号和于业军和浙江大卫公司的小薛在浙江大卫公司会议室事先把合同的电子版已经过了一遍。18号去的时候他们的章已经盖好了，只要盖我们的章就行了”，当被问及“仙居和天元盖好章的合同文本是谁提供的？”其回答：“18号我去的时候其他方盖好章的合同都在浙江大卫公司的会议室，大卫的小薛提供的”。可见，上海普天公司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在前期审核担保合同电子稿以及正式在书面合同上加盖公章时只与浙江大卫公司有过接触，并未与仙居新区公司人员进行会面、协商、确认，即上海普天公司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即疏忽大意未就担保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过确认。对于上述情况，上海普天公司在提起前案诉讼以及申请财产保全时只需稍加注意就能掌握。 3.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石平在接受浙江省仙居县监察委员会调查时陈述：“2007年左右，我经过仙居县政府招商引资看中了仙居东区开发的项目，于是我和我老婆叶广燕就注册成立的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打算投资仙居新区开发一期项目……叶广燕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都是我在负责……”当被问及“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以及新区发展公司三方有无就仙居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为该能源中心项目提供担保的事进行商讨过”时，王石平回答“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新区发展公司从来没有就有关担保的事情一起商讨过”，当被问及“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有无就能源中心项目担保事项进行商讨过”时，其回答“有的，在谈能源中心项目的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方面向我提出来需要国有企业对项目进行担保，我当时听了之后当场就拒绝了，明确告诉对方做不到”。当被问及“上海普天公司和新区发展公司或者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达成上述担保合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时，其回答“据我所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海普天公司和新区发展公司或者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就能源中心项目的担保事项进行商讨过”。可见，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王石平确认仙居新区公司不曾参与担保合同的协商、签订过程。 综上，本院根据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案涉担保合同中债权人上海普天公司与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的经办人均不曾与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有过接触、谈判并确认担保事项，仙居新区公司对案涉担保合同不知情也不存在过错。据此，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在诉讼前没有过实质性接触，且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存有争议的案件，申请财产保全的一方应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以避免滥用诉讼权利对无辜的他人造成诉讼负担和财产损害。本案上海普天公司在未向合同经办人了解案件情况，没有初步线索表明双方当事人曾就担保事宜进行过接触、谈判、确认的情况下，以一份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且担保人印章来源不明的担保合同为据向名义担保人主张权利并申请巨额财产保全，导致担保合同上的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损害，应当认定其未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存在过错。 上海普天公司认为，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签约仪式由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主导，新区管委会参与，而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故其对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的意思表示有合理信赖，不存在过错。经审查，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并未明确担保合同的担保方系仙居新区公司；根据姜莹楠陈述，担保合同签订时间在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签约仪式的次日，但目前并无证据表明该担保合同的内容在前述签约仪式中进行过披露；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非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当事人，并无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确认的资格和义务。故即使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本院亦难以认定仙居新区公司有条件通过签约仪式了解或知悉案涉担保合同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上海普天公司主张签约仪式令其产生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意思表示的合理信赖，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仙居新区公司因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数额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5月4日，仙居新区公司在工行仙居支行账号为1207××××2315、×××88两个账户被查封时的余额分别为：25887276.76元和109065.53元；2016年5月12日、5月23日、6月21日、9月7日、9月21日账号为×××88的账户新增被冻结款项分别为3052元、0.14元、18770.56元、1650元、19863.84元；2016年12月12日，上述款项被解除冻结。即25996341.75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12月12日（222天），18770.56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12月12日（174天），19863.84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9月21日至2016年12月12日（82天），3052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5月12日至2016年12月12日（214天），1650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12月12日（96天）。上海普天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仙居新区公司的银行账户主要资金长达七个多月，该保全行为影响仙居新区公司的资金周转和资金使用收益，必然造成仙居新区公司资金损失。仙居新区公司向其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上述款项被冻结期间的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4.35%］扣减查封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收入进行计算。对于款项被冻结期间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标准问题，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即0.35%计息，但经本院查明，仙居新区公司在工行仙居支行的银行账户实际按0.3%计取活期存款利息，故本院确定仙居新区公司款项冻结时的利息收入按0.3%计取。经核算，仙居新区公司款项被冻结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损失为688479.16（687799.08＋389.24＋194.12＋77.84＋18.88）元，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为47481.34（47434.42＋26.84＋13.39＋5.39＋1.30）元，本院认定仙居新区公司的实际损失为640997.82元。 综上所述，仙居新区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损失640997.82元； 二、驳回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11元，由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542元，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