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0212行初188号原告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茗山路8号。法定代表人沈明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韩本毅，男，196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9号（东部新城民安东路80-108号）。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吴京，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徐文涛，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润公司）因诉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资规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对本案进行诉前协调未果后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兴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明崇及委托代理人韩本毅、被告宁波资规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吴京及委托代理人徐文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准许当事人进行庭外和解，但协调未果。本案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至2020年8月13日，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润公司起诉称：2004年6月21日，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宁波洛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兹公司）（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出让长汀村旧村改造地块共计129亩土地，约定“该地块挂牌出让的起始价为33722.50万元，包括以实物形式冲抵给长汀村的151850平方米安置用房折合总价23722.50万元和以货币形式支付的10000万元”，“出让人同意在2004年7月3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后因原奉化市人民政府的征地手续违法、拆迁工作滞后等原因，洛兹公司退出该项目。2008年1月24日，经政府协调，原告与洛兹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全面接盘该项目，承继了洛兹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作为鉴证单位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批准了该项国有土地转让行为。2008年2月14日，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向原告颁发了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等9个《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随后，原告对该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作为支付部分土地对价，完成了给长汀村民建设的安置房19.62万平方米。但是，商业开发地块比约定交地时间逾期长达十年，始终没有交付给原告，也没有支付给原告任何赔偿款。此后，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明崇被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限制人身自由，于2014年8月6日取保候审，于2015年8月3日无罪释放（现已获得国家赔偿）。但沈明崇的父亲沈财兴被认定为原告的实际经营人，判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至2017年5月21日。而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1日成立“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资产债务协调处理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全面接管了原告的实际运营、对外债务重组谈判、签订合同、资产处置等工作。2014年6月27日，政府安排沈明崇在被拘留前临时委托的工作人员伍银木与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下属的原奉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城投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将原告拥有的位于长汀村的九块土地中最大的一块[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面积36956.00平方米，约55.43亩]，转让给奉化城投公司。原告认为：首先，上述《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是无效合同，且与土地收储无关。代表原告在《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上签名的伍银木是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崇的表哥，但其并非原告的股东、董事或者总经理、副总经理，沈明崇在面临被拘留时临时委托伍银木代为办理公司相关事务，但出售公司核心资产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讨论，该事项已经超越沈明崇的个人权限，《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上所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亦是由“工作小组”自己加盖，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因此，原告与奉化城投公司等所签订的《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属于不符合投资开发进度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其次，该《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即使有效，也属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根据《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并提供相关资料”；第三款约定“如果土地回购协议因效力等出现问题，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原状”。但是原告与奉化城投公司从来没有办理过土地过户手续，因此该协议属于没有履行完毕的合同，而且由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其无效，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恢复原状。再次，无论该《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是否有效，其仅是企业之间买卖土地的行为，而绝对不是政府行使土地储备职能的收储行为。从土地收储的主体资格来看，国家和宁波市均规定土地储备只能由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为事业单位的土地储备机构实施，但奉化城投公司是一家经营性的国有企业，并非城市土地储备机构，没有进行土地收储的资格，其买卖土地行为只能是商业行为，不能看待为收储土地的行为。最后，被告以及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土地收储协议，其单方面注销涉案土地证，为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办理土地登记，不符合国家关于土地收储的相关文件规定。此外，对于被告单方注销原告土地证的行政行为，原告系在与被告的其他案件开庭时于2019年4月19日才得知这一情况，因此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告现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单方注销原告名下55.43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另行将土地初始登记到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单方注销原告名下55.43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兴润公司在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包含于被告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之内，故未再重复当庭出示。被告宁波资规局答辩称：一、原告的本次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诉注销登记行为作出的依据之一是原告于2014年6月27日与奉化城投公司、建设银行签订的《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原告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应当知道该协议项下的土地在回购收储后，原奉化市人民政府需要依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和后续初始登记手续，因此，该注销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应从2015年3月10日起计算。但原告迟至2017年9月才对涉案土地收储的相关登记行为向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被告主体不适格而被裁定驳回起诉），已经超过了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退一步讲，即使扣除沈明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间，原告兴润公司的起诉期限从2015年8月4日起计算，也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二、《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为土地回购收储协议，而非一般的土地转让协议，且该协议合法有效。奉化城投公司会同原奉化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4年6月25日向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报请的《关于要求批准兴润公司长汀旧村改造北区项目55.43亩建设银行抵押土地回购收储方案的请示》（奉城投〔2014〕15号）（以下简称《回购收储请示》）中，明确回购收储的目的是“为顺利推进兴润公司资金风险事件的处置进程，最大限度降低因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对我市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我市经济金融稳定”，而不是为了追求公司经营效益。2014年6月27日，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基于该报请目的，批复同意该回购收储方案。2015年1月21日，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依奉化城投公司报请，作出《关于同意无偿调拨长汀村55.4亩储备土地及补交梁王家园沿街商业地块土地出让金的批复》（奉政发〔2015〕17号）（以下简称《同意调拨批复》），明确涉案55.43亩土地由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隶属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后纳入储备土地，之后再无偿调拨给奉化城投公司。《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在基本情况中也明确协议目的是为了回购收储，以利社会资源使用。由此可见，该《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属于土地回购收储协议，而非一般的土地转让协议。尽管《宁波市城市土地储备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城市土地储备中心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在市城市土地储备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实施土地收购、储备以及出让的前期开发准备等工作，但该规定并不妨碍市人民政府根据特殊需要，对特定地块另行指定其他单位实施土地收储。涉案55.43亩土地是经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奉化城投公司实施收购的，该安排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且在土地收储中，土地收购工作与土地储备工作是可以分离的，《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的回购主体为奉化城投公司，土地回购后的储备主体为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并不影响土地收购关系的成立。且该《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在此情形下，《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生效后，原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转让合同解除，原告对涉案55.43亩土地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原土地登记应当依法注销。此外，《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中代表原告兴润公司签字的伍银木是受托管理公司事务的人，原告的印章在交给行业主管部门转由“工作小组”暂为保管前，由其掌管。《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中兴润公司的相对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伍银木有权代表原告对已经抵押的公司资产进行处置。依当时市场行情，该处置行为并没有损害原告兴润公司的利益，现原告在事过境迁之后，否定该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于理不符，不应予以支持。三、即使按照原告所称，《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为一般土地转让协议，则奉化城投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按抵押物清偿程序受让涉案55.43亩土地，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土地抵押清偿程序和民事诉讼执行程序是《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规定未完成25%总投资比例的出让土地不得转让的例外情形。涉案55.4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原告向建设银行借款所设定抵押担保的抵押物，抵押金额为44621万元和26800万元，合计71421万元。借款到期后，原告不能按约偿还借款，抵押权人建设银行可以按照抵押清偿程序实现抵押权，抵押物受让人有权取得抵押土地。奉化城投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参与抵押物清偿程序，受让涉案55.43亩土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被告宁波资规局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1.《出让合同》、2004年奉办第132号《抄告单》、奉国用（2004）第1-314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转让合同》、原奉化市人民政府〔2008〕4号《关于长汀村旧村改造出让地块相关事宜的协调会议纪要》、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原告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式，经变更登记取得涉案面积为55.43亩（36956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2.《最高额借款（授信）合同》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2份、奉他项（2012）第00248号他项权证、奉他项（2012）第00249号他项权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以涉案55.4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向建设银行设定借款抵押担保，抵押金额分别为44621万元和26800万元，合计71421万元的事实；3.2017规条字（090）号《长汀村地块规划条件》及附图，证明原告取得涉案55.43亩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未完成25％开发投资总额，不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正常流转条件的事实；4.宁波正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原奉化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3刑再1号《刑事判决书》、奉公（经）保字〔2014〕第13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奉公（经）解保字〔2015〕第7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奉公（经）撤案字〔2015〕第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已经资不抵债，且在其法定代表人沈明崇、实际控制人沈财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无力继续开发涉案55.43亩土地的事实；5.《回购收储请示》及其附件《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汀旧村改造北区项目55.43亩建设银行抵押土地回购收储方案》、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汀旧村改造北区项目55.43亩建设银行抵押土地回购收储方案的批复》（奉政发〔2014〕162号）、委托书、《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及《补充协议》各1份、《购买兴润置业55.43亩土地支付明细》及相关单据，用以证明奉化城投公司经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涉案55.43亩抵押土地由其出面通过回购方式予以收储、签订土地回购协议，并支付回购资金38000万及税金1159万的事实；6.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同意调拨批复》、《奉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奉编〔2015〕13号）、《土地注销登记申请书》、《注销土地登记调查审核表》各1份，用以证明涉案55.43亩土地的收储责任主体为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奉化城投公司支付回购资金的对价是收储后可以通过无偿调拨方式取得该宗土地；2015年3月10日，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依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申请，注销了原告名下的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事实；7.《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土地使用权登记调查审核表》、《宗地界址表》、《宗地图》、《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宗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组织机构代码证》和《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取得涉案55.43亩土地后，依法办理了奉国用（2015）第018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的事实。法律依据：《宁波市城市土地储备办法》第六条第七项、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十五条、《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地转让方未按规定完成土地投资即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原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原告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原告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被告不能因为原告之前签订过借款协议就注销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对证据材料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没有完成投资额的原因在于被告；对证据材料4，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宁波正德会计师事务所在三年后出具了补正说明，原告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对证据材料5，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与本案被诉的注销登记行为间不具有关联性，且《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本身是无效的；对证据材料6，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直接注销原告名下的土地证不合法；对证据材料7，原告认为是违法注销行为后发生的行为，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且认为被告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亦不能证明被诉注销登记行为合法。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21日，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洛兹公司（受让人）签订《出让合同》，约定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长汀村旧村改造地块，宗地总面积为203674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86442平方米（约129.66亩）；约定合同项下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1157元，总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注：具体出让金详见2004年奉办第132号抄告单）。而该抄告单载明“该地块挂牌出让的起始价为33722.5万元，包括以实物形式冲抵给长汀村的158150平方米安置用房折合总价23722.5万元，和以货币形式支付的10000万元”，合同还约定出让人同意在2004年7月3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逾期交付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08年1月24日，洛兹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原告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村××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时，甲方与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所有权、义务也随之转移，由乙方负责承受和严格履行。对此，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2月2日作出《关于长汀村旧村改造出让地块相关事宜的协调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一）同意长汀村旧村改造出让地块计144.29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洛兹公司转让给兴润公司，具体转让手续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办妥；（二）市政府认可洛兹公司和兴润公司双方商定的该144.29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值为1.25亿；（三）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税费，暂时缓缴，具体由市财税局负责处理。”2008年3月14日，原告领取了该《转让合同》项下的9个土地使用权证，其中36956平方米土地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2012年12月19日，原告与建设银行签订《最高额借款（授信）合同》1份及《最高额抵押合同》2份，约定建设银行向原告提供最高额借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44621万元和26800万元，最高额借款（授信）有效期间自2012年12月19日至2013年11月12日，该两项最高额借款均以上述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土地使用权证为抵押，且办理了相应的抵押权登记手续。2013年12月3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明崇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人为兴润公司，受托人为伍银木，具体内容为“因我本人在外，不在奉化，特全权委托伍银木代为办理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一切事务（包括银行贷款、抵押、其他债权、债务的处理），代理人在上述权限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委托期限为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2014年6月25日，奉化城投公司与原奉化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向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提交《回购收储请示》，就《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汀旧村改造北区项目55.43亩建设银行抵押土地回购收储方案》上报政府审批。对此，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关于同意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汀旧村改造北区项目55.43亩建设银行抵押土地回购收储方案的批复》（奉政发〔2014〕162号），同意该55.43亩土地的回购收储方案。基于此，原告（乙方）与奉化城投公司（甲方）、建设银行（丙方）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约定奉化城投公司以人民币38000万元向原告回购涉案抵押土地，且回购款直接用于归还建设银行的贷款。该协议第四点还约定“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并提供相关资料……”。该协议的乙方处由伍银木签字，同时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协议签订后，奉化城投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支付原告收购款25000万元、8000万元，于2014年8月20日支付5000万元，合计38000万元。2015年1月21日，根据奉化城投公司的申请，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作出《同意调拨批复》，载明“市国土资源局收回锦屏街道长汀村面积约55.43亩[土地证号：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土地性质类型为国有出让、用途为商住的地块土地使用权，并纳入储备土地。之后，该地块无偿调拨给你单位，土地性质及用途不变”。2015年3月9日，原奉化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涉案土地已依法收回为由对其申请进行注销登记，并明确申请注销登记的依据是《同意调拨批复》，原奉化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了同意核准注销登记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土地使用权的意见。另查明，原告曾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涉案《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无效，该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受理，但因原告未解决诉讼费问题而按其撤回起诉处理。此后，原告又曾两次提起同样诉讼，但均因相同原因导致案件按撤回起诉处理。此外，2015年9月29日发布的《宁波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甬编〔2015〕58号），明确宁波市市区涉土地不动产登记职责交由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承担。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6]158号）发布通知，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相应的，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调整为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为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派出机构。2019年1月3日，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印发《宁波市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划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再保留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认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的规定，以及《宁波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甬编〔2015〕58号）“因不动产登记产生的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争议纠纷调处等工作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的规定，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具有行使本地区内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而被告宁波资规局作为继续行使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由其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其次，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核准注销登记行为的原因为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的依据为奉政发〔2015〕17号《同意调拨批复》。在被诉注销登记行为发生前，经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告兴润公司与奉化城投公司、建设银行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了《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约定对涉案土地进行回购收储；而在《土地回购三方协议》所约定的土地回购款履行完毕后，原奉化市人民政府针对奉化城投公司的请示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同意调拨批复》，同意市国土资源局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因此，本案土地注销登记行为的作出以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和事实为前提和依据。而原告曾数次就上述《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后均因原告原因导致案件未进入实体审理，原告在提起本次诉讼的主要理由仍是该协议无效且与土地收储无关，本案被告则认为《土地回购三方协议》属于土地收储行为。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作为土地注销登记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和明显分歧，在此情形下，当事人理应先解决该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效力问题。最后，在涉案《土地回购三方协议》等基础法律关系和相关事实未被有权机关否定的情况下。依据被诉注销登记作出时实施的《土地登记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本办法所称注销登记，是指因土地权利的消灭等而进行的登记。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土地登记注销后，土地权利证书应当收回；确实无法收回的应当在土地登记簿上注明，并经公告后废止。本案中，原告作为涉案土地原使用权人于2014年6月27日与奉化城投公司、建设银行签订《土地回购三方协议》，且该回购方案经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2015年1月21日，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作出《同意调拨批复》，明确将原登记于原告名下的涉案奉国用（2008）第1-60991号土地使用权收回，并纳入储备土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无需经过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申请或同意。就原告提起本次诉讼的受理条件而言，由于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原告兴润公司原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由原奉化市人民政府通过《同意调拨批复》予以收回，因此，被诉注销登记行为只是在原告已经丧失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进行的内部行政程序上的跟进与完善，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综上，原告对被诉注销登记所提起的本案之诉，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为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毛冠达审 判 员 徐小娟审 判 员 贺 磊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代书记员 孙柳静?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