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65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冬生，男，汉族，1954年9月1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惟壁，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18号东站枢纽东广场A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796664135D。 法定代表人：汤晓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怡骏，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威，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冬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东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92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茹愿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袁冬生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或由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干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经浙江省、杭州市两级政府的批准，对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红五月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五月社区居委会）征收各类土地3.8612公顷，含袁冬生座落于彭埠街道红五月社区一区148号房屋。袁冬生与江干政府委托的城东公司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对补偿事项及交房事宜已经达成一致，并无争议。不存在原裁定认为的“尚未收到的自留地上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依法另行主张”。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袁冬生诉请的事实是：2017年7月，红五月社区在与城东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及袁冬生与城东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城东公司曾明确，袁冬生被征收房屋庭院里的树木不列入征收补偿范围，由袁冬生自行处理（移种或出售），故相应的补偿协议和评估报告中也没有案涉树木的补偿项目及付款凭证。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红五月社区居委会也证明确认，该批树木未作补偿属于袁冬生所有，故该批树木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归袁冬生所有。2017年12月，城东公司未经袁冬生同意占有和挖走案涉树木明显系侵害袁冬生财产权利。一审中，城东公司抗辩：案涉树木已经补偿了，即所有权已经转归城东公司了。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是：对案涉的树木，城东公司是否已经受委托作出补偿，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三、一审程序错误。袁冬生曾申请追加红五月社区居委会为本案第三人，其可以出庭作证：在集体土地征收时，是否已经收到案涉树木的补偿款。如果已经收到，袁冬生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追加第三人，导致事实不清。 袁冬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城东公司赔偿其所有的各类树木损失14.57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红五月社区原系彭埠镇红五月村。2012年1月30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甲方，征地单位）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经济合作社（乙方，被征地单位）签订编号为杭征协字[2011]181号的《征地补偿协议》一份，载明：因010400080（2010）0493（七堡单元D-R22-04地块36班中学）建设，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需征收属于乙方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2〕27号文件、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2003〕7号文件、杭政函〔2009〕59号、杭政函〔2010〕132号文件等规定，经双方协商，就征地补偿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向乙方征收土地面积3.8612公顷（计57.918亩），其中耕地0公顷，园地0公顷，林地0公顷，草地0公顷，商服用地0公顷，工矿仓储用地2.2754公顷，住宅用地1.5858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公顷，特殊用地0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0公顷，其他土地0公顷；征收土地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月杨路，西至红普南路，南至杭海路，北至红三路；甲方应支付乙方征地补偿费用各类土地3.8612公顷计1100.442万元；上述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房屋拆迁除外）实行综合补偿，即按照征地总面积每亩4万元的标准补偿给乙方包干统筹使用，依据“有苗（物）补苗（物）、无苗（物）不补”的原则，由乙方据实补偿给相应的所有权人，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231.672万元；以上合计，甲方应支付乙方征地总费用为1332.114万元；乙方全额收到征地补偿后，应在30日内交地。2012年10月31日、11月7日，红五月社区居委会出具收据两份，载明收到上述征地补偿费分别为666万元、666.114万元。2017年9月27日，原告代表袁冬生户（乙方，被补偿人）与被告城东公司（甲方，补偿人）签订编号为集住实（2017）5134340026号的《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化安置）》一份，载明：七堡单元D-R22-04地块36班中学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已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乙方房屋属于本次征收实施范围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房屋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乙方房屋坐落彭埠街道红五月社区红一区148号，房屋用途为住宅，实际丈量面积为581.22平方米；乙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按照杭政办函〔2009〕123号文件进行评估，房屋补偿费合计142万元，详见评估报告书；本协议生效后被补偿房屋及其残值归甲方所有，房屋权属权源文件等一并交由甲方办理注销手续。袁冬生确认上述房屋于协议书签订后约2个月左右拆除，在房屋拆除前袁冬生签署《房屋腾空移交单》一份，载明：房屋地址红一区148号；征收协议已签订完毕，现房屋已完全腾空，水电已切除，若该腾空房屋内有任何物均作无主处理。城东公司确认上述房屋于2017年12月拆除。另，袁冬生户征收评估报告书载明可补偿面积包括房屋（含主房、附房）510.5平方米、庭院19平方米、道地36.33平方米。2017年12月20日，袁冬生以树木被挖报警。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载明：民警现场了解，园林公司工人正在挖掘红一区148号的香樟大树，事先未与树主人袁冬生商议过补偿问题，民警联系拆迁指挥部沈主管到场弄清情况再进行作业，暂时停止挖掘。2017年12月22日，袁冬生制作《情况说明》一份，载明：30年前我袁冬生盖住宅后，在院子前后种了不少的树木（在自留地上），其中有香樟树25棵，最小的直径18公分，最大的直径28公分，共计25棵，还有大小不同的果树，有杜仲、桂花、石榴、枇杷、葡萄、枣子、柿子等等，共计30棵；在2017年7月份后我社区动迁了，根据动迁指挥部规定，各种树木果树一律不作赔偿，只有自己迁移种植；随后我的住宅在拆除中，有46棵树木给压在房子下面了；还有9棵香樟树还未被压倒；其中22公分至28公分直径，有7棵，直径18公分有2棵；在2017年12月20日有一帮人自称是城东公司下属的园林公司叫她们来挖的；这9棵香樟树已经全部给挖在土上面了；随后我就报了公安110，后经派出所处理过程中（红五月社区管辖王警官要我提供这些树木的产权证明）；所以今要求红五月社区给予证明。该说明上加盖有红五月社区居委会印章。 原审法院认为，宅基地、自留地等属农民集体所有，案涉地块的集体所有土地因建设需要已被征收，相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房屋拆迁除外）补偿费已由征地单位补偿给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且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房屋拆迁除外）补偿费由集体经济组织包干统筹使用并依据“有苗（物）补苗（物）、无苗（物）不补”的原则据实补偿给相应的所有权人。根据征地补偿协议，案涉地块被征收土地性质为工矿仓储用地及住宅用地，并不包含林地、耕地等情况，袁冬生自认其栽种的树木位于案涉148号庭院内外、拆迁机构在2017年夏天告知其自行处理案涉树木且已收到案涉被征收地块中涉及承包地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以及案涉148号房屋和地面附属物补偿费。结合本案实际，因土地征收，袁冬生理应服从土地性质的变更而腾退所占用的土地，袁冬生诉称的城东公司挖掘其树木造成损害并不构成权利被侵害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袁冬生所称的尚未收到的自留地上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依法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袁冬生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城东公司向本院提交《关于七堡单元D-R22-04地块36班中学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的批复》、《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用以证明涉案地块系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城东公司实施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并公告了包括袁冬生户在内的实施范围等有关事项之事实。袁冬生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证明涉及36班中学的土地被批准征用，与袁冬生被征用的土地是否为同一宗无法证明。退一步，即使同一宗土地也无法证明案涉的树木已经得到拆迁补偿，对城东公司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树木是否已经得到补偿，征收方为了节约成本、资源利用，明确案涉树木由袁冬生自行处理，可移栽可出售，所以街道才出具证明。城东公司认为该树木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应该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城东公司的上述书证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也没有必要再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本案就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责任纠纷。 本院审理查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载明：“七堡单元D-R22-04地块36班中学项目的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已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补偿人：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补偿实施范围：东至：规划月杨路，南至：杭海路，西至：红普南路，北至：红三路。门派号码：红五月社区红一区62、63、64、65、123、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43、144、146、147、148、149、150、151、152-2、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161、162、163、164号，杭州春风服装厂（以城乡规划部门核定的用地范围为准）”，“动迁实施机构：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彭埠街道办事处”。 本院认为，袁冬生自述讼争被挖植株位于其红五月社区红一区148号住宅前后，该地块位于《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所载补偿实施范围所明确的四址内。根据诉辩内容及庭审查明的情况，被诉行为发生于城东公司实施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城东公司系行政机关指定的就被征收地块实施征地补偿工作的机构，案涉被诉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综上，袁冬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茹 愿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汪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