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刑终892号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强，男，196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松江区，经常居住地上海市松江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松江区看守所。辩护人曹海燕、戚俊杰，上海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强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19）沪0117刑初2037号刑事判决。判决后，陈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同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了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强与他人为获取国家动迁款而委托被害人沈某1以人民币55,000元（以下所涉币种相同）帮其等人办理信鸽协会会员证。2014年10月期间，陈强等人以被害人沈某1交付假信鸽协会会员证为由，在本市松江区XX镇XX酒店内，采用扇巴掌、报警威胁等方式要求沈某1赔偿，后敲诈勒索得款共计10余万元，其中55,000元为办理信鸽协会会员证而支付给被害人沈某1的钱款。2019年7月2日，陈强被抓获。上述事实，有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害人沈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刘某、郭某、沈某3、沈某2、赵某、陈某、孙某的证言，查获的照片、案发及抓获经过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金额达45,000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陈强在其家属帮助下退出了部分违法所得15,000元，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和罚金五万元；退缴在案的一万五千元发还被害人沈某1；未退清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上诉人陈强和辩护人上诉称陈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要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错误地将陈强等人按动迁政策获得补偿的正常念想认定为犯罪动机，且陈强系被刘某纠结至现场与郭某等人交涉，既未威胁报警，又未击打被害人沈某1；2.陈强只拿到1.3万元赔偿款；3.原审片面采信存在重大矛盾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在未形成证据链和无视上诉人供述合理性的情况下，对于10万元来源、作案现场情况等关键事实作出错误判决；4.原审判决存在审判长充当“第二公诉人”、不依法回应当庭质证请求和不依法开庭质证补充证据等严重程序违法情形；5.本案中沈某1是刑事诈骗犯，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法应当对其从宽处罚，甚至不认为是犯罪。本院认同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关于上诉方所提意见，本院除赞同原审判决有关评析意见外，另逐一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定性和数额以及量刑本案起因于信鸽协会会员证，而该证系案发当地众多骗取动迁补偿款案件中的主要作案工具。上诉人陈强等人在根本没有饲养信鸽的情况下，通过证人郭某、被害人沈某1这一非正常渠道办理会员证，故该行为系为实施动迁诈骗而准备作案工具的预备犯罪行为。郭某、沈某1利用陈强等人的上述心理，用假会员证骗取陈强等人钱款共计5.5万元，该行为系典型的（假会员证）诈骗行为，且已既遂。诚然，合法维权可以成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阻却事由之一，且在维权行使过程中有过激行为或非法手段亦不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而只能按构成的其他罪名论处。然而在本案中，陈强系委托郭某、沈某1为其哥哥陈某和姐夫赵某以及朋友刘某办理信鸽协会会员证，办证的用途或目的是为了骗取动迁补偿款，故陈强等人的行为并非系合法维权行为。虽然当场系时任信鸽协会会长沈某2声称要报警，但从沈某2当场确认假证事实和沈某2要求沈某1妥善处理此事否则报警的言语内容来看，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陈强等人对沈某1在心理上形成了要挟的作用。同时，作为直接从属于陈强的东北籍男子对沈某1所实施的殴打行为更是当场对沈某1形成了暴力威胁等。正是在上述心理要挟、暴力威胁等共同作用下，沈某1等人当场除同意归还诈骗钱款外还被迫同意另行巨额赔偿。由此可见，此时陈强等人主观上已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等人亦从（假证）诈骗案的被害人转变为利用被害人诈骗行为（过错）实施敲诈勒索案的行为人。关于数额。被害人沈某1到案后陈述共计赔偿16万元，其中10万元系从女友孙某处借得；证人孙某作证称沈某1曾向她借款10万元；证人郭某作证称沈某1赔偿了10余万元；证人沈某3作证称听沈某1讲（除5.5万元办证款项外）被敲诈了7、8万元。显然，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沈某1至少给付了7万元，即上诉人陈强等人至少敲诈勒索了7万元。原审判决在扣除5.5万元办证款项后所认定的敲诈勒索数额4.5万元虽与上述数额不同，但明显低于上述数额，故按有利上诉人原则本院不再予以调整。关于量刑。上诉人陈强等人敲诈勒索所得钱款数额巨大，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虽然被害人沈某1对本案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但此系酌定从宽情节。陈强等人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且有聚众、殴打等行为，显然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原审判决综合上述因素，结合陈强当庭拒不认罪之情节所作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强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被害人沈某1等人害怕诈骗罪行败露的心理，采用言语威胁、殴打等手段索取数额巨大的钱款，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二、关于证据本院注意到：本案主要证据为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上诉人供述。上诉方对于主要证据的合法性不持异议，异议主要集中于真实性和关联性，即所谓的证据矛盾、片面采信、未形成证据链等。证据出现前后矛盾、相互矛盾并非本案特有之情形。本案系将近5年后案发，各方人员在社会经历、文化教养、诉讼地位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差异，故出现上述证据矛盾既与记忆规律相符，又与心理规律相符，不能以此简单地否定本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鉴于此，针对上诉方所提相关证据意见进行下述评析：1.关于10万元来源的相关证据。本院注意到被害人沈某1所作其持女友孙某的邮政储蓄银行卡至ATM机分两天取款10万元的陈述确实与孙某所作其先将邮政储蓄银行卡内10万元转帐至农业银行卡后再转帐给沈某1的证言相矛盾，但亦注意到沈、孙两人均讲述到该10万元最初来源于孙某父亲出售房产所得。显然上述证据之间既有给付钱款方式的矛盾，又有借款数额和最初来源的一致。据此，从总体而言上述证据之间并不存在无法排除、无法解释的矛盾，而是具有内在联系，且能共同指证沈某1向孙某借款这一待证事实。2.关于上诉人陈强的供述。本院注意到陈强到案所作供述亦存在前后矛盾、相互矛盾之情形。例如数额，陈强最初供称拿到1.3万元赔偿，后又供述拿到2万元赔偿，在原审和二审中又分别供称拿到1.5万元和1.3万元，而证人郭某、沈某3和被害人沈某1所述数额均远远大于陈强供述数额。既使与相同情况的刘某相比，按刘某所述其除拿回1.5万元办证款项外还获得所谓赔偿1.5万元，即赔偿比例为100%，而按陈强所述最大数额2万元计算，赔偿比例仅为50%，两者相差明显，且陈强对此并无合理解释。据此，原审判决未采纳陈强供述并无不当。3.关于暴力威胁的证据。本院注意到本案中被害人沈某1的陈述和证人郭某的证言共同证实系陈强叫来的东北籍男子实施了殴打沈某1的行为，且与同伙将沈某1包夹于中间；证人沈某2的证言、沈某1的陈述和上诉人陈强的供述共同证实系沈某2当场确认假会员证和要求沈某1妥善处理此事否则报警。据此，本案暴力威胁的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之程度。三、关于本案程序关于上诉方对于本案程序所提相关意见，本院在审查原审庭审笔录和庭审录像后评析如下：1.关于上诉方所提原审审判长充当“第二公诉人”的意见。本院注意到原审审判长在庭审中，尤其是法庭事实调查的举证、质证阶段，系因辩护人发言内容重复或累赘、偏离争议焦点等原因而多次打断辩护人发言，此明显系原审审判长依法主持庭审的职责之所在，根本不能据此认定原审审判长充当起“第二公诉人”，更不能据此认定该情形系严重程序违法情形。2.关于上诉方所提原审法院不依法回应当庭质证请求的意见。本院并未在庭审录像和有辩护人签名的庭审笔录中发现辩护人曾向原审合议庭申请传沈某1、郭某出庭质证的相关内容，显然上诉方所提意见有误。3.关于上诉方所提原审法院不依法开庭质证补充证据的意见。本院注意到上述意见所涉及的系公诉机关于庭审后提交的被害人沈某1陈述和证人郭某、刘某证言。这些证据中，除沈某1在10万元来源等细节上所作陈述与原审庭审中举证、质证的沈某1陈述有差异外，其余证据均无实质性差异，而原审判决并未采用公诉机关补充的沈某1陈述，故本案并不存在需要对补充证据另行开庭质证之情形。此外，本院还注意到辩护方已对上述补充证据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故本案亦不存在剥夺、限制上诉方法定诉讼权利以至于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方所提意见或与事实不符，或于法无据，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洪春审判员  韦 庆审判员  吴循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嫣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