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行终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2，男，197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金燕，女，198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钟某2，系李金燕丈夫。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某1，女，200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法定代理人钟某2，系钟某1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井路6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主任。 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因诉被上诉人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成华龙潭街办）街道行政合同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行初1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5日，钟某2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编号：××）载明“为保证省、市重点项目成绵乐客运专线建设用地的需要，成华龙潭街办作为拆迁安置实施机构，……统一对××组居民实施先行拆迁、过渡安置”。该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包括钟某2、李金燕和钟某1三人，安置面积为105平方米，安置房屋为套一房屋壹套，建筑面积为42平方米；套三房屋壹套，建筑面积为105平方米。拆迁安置过程中所有费用品迭后，成华龙潭街办还应向钟某2支付费用8100元。协议签订后，成华龙潭街办向钟某2支付了拆迁安置奖励费8100元，钟某2腾退房屋，并逐年向钟某2发放了安置补偿费。 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37号），载明“成都××组及社区集体所有土地92.0719公顷，于2016年4月29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土〔2016〕556号文件批准征收，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2013年第19批城市建设用地。……具体实施单位：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龙潭街道办事处；用地项目名称：城市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城市规划用途”。2018年3月23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8〕第6号），将成华区××组及社区集体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有关事项进行了公示。后钟某2以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37号）中被征收土地用途与《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载明内容不符为由，提出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另查明，钟某2于2019年6月23日向成都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征收成都市成华区××（1、2、3、7、8）组的《征收土地公告》及《公告》中所述附件的政府信息”。2019年7月1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告知书》（〔2019〕130号），将征收成华区××1、2、3、7、8组的《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37号）及附件提供给钟某2，钟某2主张自此知悉该公告全部内容。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告知书》(〔2019〕130号)、《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37号)《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8〕第6号)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对成华龙潭街办订立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37号）公告的事项，案涉成华区××1、2、3、7、8组及社区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为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和成华龙潭街办，成华龙潭街办具有开展案涉土地征收的职责，其与钟某2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编号：××）主体适格。同时，《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要对钟某2所有的位于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进行约定，该事项未超出成华龙潭街办的职权范围，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成立。 经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是否具备可撤销事由且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钟某2请求撤销协议，应举证证实该协议存在上述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本案中，钟某2请求撤销的理由为协议中载明的被征收土地用途为“成绵乐客运专线建设用地”，与〔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载明的用地项目名称“城市建设用地”不符，成华龙潭街办隐瞒土地用途而使钟某2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故交通设施用地属于建设用地范围。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载明的土地用途“成绵乐客运专线建设用地”系按照“建设用地”实际用途进一步细化，并未改变被征收土地仍为“建设用地”的土地性质，也未突破国家关于土地用途管理的规定，由此，《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与〔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载明的土地用途并不冲突。庭审中，钟某2自认除上述事由外，协议签订过程中无其他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等其他意思不真实的情形，故钟某2仅以成华龙潭街办隐瞒土地真实用途导致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请求撤销案涉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钟某2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案涉土地虽未经国家批准征收，但安置协议内容仅指向集体土地上房屋，并不对土地性质本身产生变化，其实质系行政机关为实施征地行为开展的前期土地整理工作。且及至2016年4月29日，案涉土地已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案涉土地征收已依法履行了公告、登记、批复、补偿等相应的征收土地程序，即使案涉土地征收协议签订程序上存在的法律瑕疵，也已得到有效弥补，因而是否先于征收签订协议的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协议效力的理由。 另，成华龙潭街办抗辩案件已过起诉期限，且系重复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钟某2主张撤销案涉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钟某2主张的撤销事由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与〔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载明的土地用途不一致，该事由系钟某2于2019年7月15日收悉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告知书》时知晓，故钟某2于2019年9月12日提起行政诉讼，其撤销权并未消灭。此外，钟某2虽另案请求确认成华龙潭街办拆迁钟某2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另案审理对象为拆迁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与本案审理对象拆迁安置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性不同，且两案的案由、争议焦点、审判依据亦存在差异，并非就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起诉。成华龙潭街办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 综上，钟某2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主体适格，程序正当，协议约定的事由未超出成华龙潭街办职权范围，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钟某2未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应当予以撤销的法定事由，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钟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钟某2负担。 宣判后，钟某2、李金燕、钟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采信的被上诉人成华龙潭街办庭审举证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2.成华龙潭街办取得征收土地批文前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撤销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 被上诉人成华龙潭街办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上诉所称原审判决采信的被上诉人成华龙潭街办庭审举证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清晰，且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上诉所称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上诉所称被上诉人成华龙潭街办取得征收土地批文前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钟某2与成华龙潭街办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时，案涉土地虽未经国家批准征收，但2016年4月29日，案涉土地已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案涉土地征收已依法履行了公告、登记、批复、补偿等相应的征收土地程序，案涉土地征收协议签订程序上存在的法律瑕疵，已得到有效弥补。因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是否具有征收土地批文的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协议效力的理由。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上诉所提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钟某2、李金燕、钟某1请求撤销《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的理由为协议中载明的被征收土地用途为“成绵乐客运专线建设用地”，与〔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载明的用地项目名称“城市建设用地”不符，成华龙潭街办前期以“成绵乐客运专线建设用地”用地需要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后期实际用地项目名称为“城市建设用地”，前、后用地名目均系“建设用地”的土地性质。《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与〔2017〕第37号《征收土地公告》载明的土地用途并不冲突，成华龙潭街办并未隐瞒土地用途而使钟某2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此外，钟某2、李金燕、钟某1亦未举证证明协议签订过程中有其他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等其他意思不真实的情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1年，原审判决适用2020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认定行政协议是否可撤销的条款，作为判断案涉《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是否可撤销的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指出。 综上，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钟某2、李金燕、钟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 艺 审判员 陈 楠 审判员 李 衡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