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4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宝玉，女，197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斌，男，197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德志，四川经实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春蓉，女，197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虹，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薛成鸿，男，199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欢，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宝玉因与被上诉人杨斌、熊春蓉、薛成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6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宝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四项，依法改判熊春蓉、薛成鸿对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杨斌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斌、熊春蓉、薛成鸿负担。事实和理由：1.通过本案的查明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借款合同》签署的大概时间是2016年3月底或4月1日前，熊春蓉在4月1日归还了部分欠款，后来在计算金额时才形成《还款协议》的金额，通过《还款协议》的条款结合杨斌、熊春蓉、彭翔的还款才可以计算出基本吻合的《还款协议》载明的金额，也就是说《借款合同》形成在2016年4月1日前，此时熊春蓉的担保意思表示已形成，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承诺书》系熊春蓉整体作出担保意思表示；2.熊春蓉在《借款合同》中形成担保的意思表示后，担保的期限计算不确定，因为是倒签，但担保的意思表示已形成，根据相关规定，担保期限不明的适用两年的担保期限，此后签署了《还款协议》《承诺书》，《还款协议》再次约定了担保责任和担保期限，从《还款协议》和《承诺书》的行文内容对比明显不一样，能够判断先有《还款协议》后有《承诺书》，《承诺书》显然是担保人承诺履行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计算担保时效的开始。综上，从《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合同》《还款协议》的担保责任是从《借款合同》出具之时至《还款协议》出具后至《承诺书》出具前这段时间是担保期限，而《承诺书》将担保期限转换成了担保的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承诺书》是熊春蓉同一时间同一行为作出的整体担保的意思表示错误，熊春蓉应对杨斌的还款责任承担担保责任；3.《承诺函》系薛成鸿的真实意思表示，薛成鸿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熊春蓉辩称,1.各方均确认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的《借款合同》系2016年4月倒签，当时熊春蓉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网络通缉，王宝玉利用熊春蓉的畏罪心理，胁迫其签订案涉《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并非熊春蓉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王宝玉主张债权的合法依据；2.《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承诺书》均系在较短时间内相继形成，三份文件的具体形成时间先后已无法确认，熊春蓉相继签署三份文件应视为其为案涉主债务整体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3.熊春蓉作为保证人，其仅在杨斌未于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债务时才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期间应从2016年4月10日起算，又因2016年4月8日形成的《还款协议书》未约定并且无法确定具体的保证期间，应视为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的规定，王宝玉应在2016年4月10日后的6个月内或至迟2年内向熊春蓉主张保证权力，而其并未依法主张，已过保证期间，熊春蓉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 薛成鸿辩称，1.王宝玉举出的2016年4月6日的《承诺函》系复印件并非原件，且并非薛成鸿本人签署，薛成鸿对此不知情，事后也未进行追认，《承诺函》对薛成鸿不发生法律效力；2.即使《承诺函》合法有效，因该约定不具备保证合同成立的要件，保证合同不能成立，杨斌仅依据《承诺函》要求薛成鸿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即使《承诺函》的约定被认定为保证成立，因杨斌未在保证期间要求薛成鸿承担担保责任，薛成鸿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 杨斌辩称，杨斌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仅应承担保证责任。1.王宝玉与欣彤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协议出借150万元，2016年4月11日王宝玉与杨斌倒签借款合同，但在2015年5月4日王宝玉已就该笔款项向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局报案，因此杨斌仅有被迫的借款意思表示，而无借款行为实际发生。杨斌实际是在王宝玉向欣彤公司出借款项追偿无果后被迫承担了保证责任，但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应当适用6个月的保证期间。结合本案已过保证期间，杨斌不应当承担任何保证责任。2.王宝玉与杨斌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杨斌的借款用途为从事个体经营，这与王宝玉在一审答辩中提出的杨斌是代欣彤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实为共同借款人的事实不符。 王宝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斌向王宝玉归还借款本金1928219元，并以1928219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六点六七（年息24%）支付滞纳金，直至实现债权为止；2．杨斌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暂计60000元；3．熊春蓉、薛成鸿对杨斌的全部债务向王宝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薛成鸿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王宝玉支付薛成鸿律师费50000元（前期律师费20000元，后期费用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宝玉与杨斌系校友关系，杨斌与熊春蓉曾经系情侣关系，薛成鸿为熊春蓉之子，熊春蓉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 2014年9月25日，王宝玉向案外人徐昌慧（银行账号62×××83）转款1500000元。 2014年11月10日，王宝玉向杨斌转款800000元，杨斌于当日将800000元转出至他人账户。 2016年4月，王宝玉作为出借人与杨斌作为借款人、熊春蓉作为保证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将落款时间倒签为2014年4月24日。该合同约定，杨斌“要从事个体经营，急需一笔资金周转”，向王宝玉借款2300000元。杨斌指定的收款账户为：账户名称徐昌慧，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83。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起（以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起算，杨斌应另行出具收条）至2014年12月24日止。借款利息为月利息2%，按月结算，如果不按期还款付息，则每逾期一日按欠款金额的每月万分之八加收违约金。熊春蓉自愿为杨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或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2016年4月8日，经成都市律政公证处进行公证，王宝玉与杨斌、熊春蓉签署《还款协议书》一份，熊春蓉向王宝玉出具《承诺书》一份。《还款协议书》载明：依据2014年所签订由熊春蓉提供担保的《借款合同》，杨斌向王宝玉所借款项共计2300000元，截至2016年4月8日，杨斌尚欠王宝玉借款1928219元。王宝玉同意杨斌偿还1928219元以解决欠款问题，但须一次性以银行电汇的方式支付给王宝玉，在2016年4月10日前将款项汇出。杨斌按照本协议偿还了欠款后，王宝玉放弃利息的求偿权，到账后双方就此笔业务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消灭。双方达成协议后，杨斌逾期支付的，从逾期之日起，杨斌每日应按逾期货款的0.8%向王宝玉支付滞纳金。若杨斌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付款，王宝玉将保留向杨斌追究全部利息的权利。熊春蓉为杨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协议与主合同有不符之约定，依主合同之约定。 《承诺书》载明：依据借款合同的相关保证责任之约定，熊春蓉承诺于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剩余的1928219元。如到期未偿还上述款项，自愿将本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翰林花园与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合同备案号为3418627的房产用于偿还给出借人。 杨斌、熊春蓉已向王宝玉支付的款项为： 2014年11月27日，熊春蓉向王宝玉支付81860元。 2015年5月4日、5月5日，杨斌分别向王宝玉支付90000元、60000元。 2016年4月1日，熊春蓉通过刷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在王宝玉指定的POS机上刷卡支付数笔款项。王宝玉提出约38万元，熊春蓉提出约40余万元，现因收款账户和刷卡账户均不明，双方均陈述记不清楚也无法查询具体金额。诉讼过程中，王宝玉对此自认收到42万元，熊春蓉对该数额予以认可。 另查明，2014年12月25日，案外人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徐昌慧出具《借条》一份，载明：薛成鸿、李金乐、杨斌、杨峰、林雪影、杨士华、王宝玉、张林、任利平、陈叶、张敬海共11人于2014年9月21日到9月30日止，陆续与借款人杨仕军签订借款合同16份，徐昌慧作为担保人，借款合同金额共计4220000元，借款合同金额应付利息共计221400元（备注：借款合同及应付利息共计金额4441400元整）。本人承诺于2015年1月30日前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及延期利息（延期利息按实际借款天数计算）。本公司法人徐昌慧承诺将旗下所有资产……作为抵押担保。若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兑付愿意主动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以上共计11人借款合同16份共计借款4220000元，应支付利息221400元，本借条与借款合同系属于同一借款，当还清上述合同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4441400元及延期利息后此借款合同16份和借条同时交回徐昌慧并作废。 2015年4月27日，王宝玉因“在成都市高新区南站公园内殴打徐昌慧，并把徐昌慧的手机摔坏”被处行政拘留七日。王宝玉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包括，其与徐昌慧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以前没有见过徐昌慧，不认识徐昌慧。之所以将钱借给徐昌慧是因为大学同学杨斌好像在徐昌慧所开的公司上班，杨斌告诉其徐昌慧的公司要融资，每月利息六分，才凑了1500000元于2014年9月25日转给徐昌慧，每月利息90000元，由杨斌帮其代签的借款合同。徐昌慧只在前两个月返还了利息，后来就一直没有返还利息。徐昌慧在没有返还利息之后，在2014年12月25日以其个人名义打了一张借条，承诺在2015年1月31日之前还钱，但到期后以各种理由搪塞。 2015年5月4日，王宝玉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材料载明：“我于2014年9月25日通过曹菊华渠道得知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以湖北家嘉油脂有限公司、重庆石柱矿业有限公司项目向我进行宣传并借款。该公司工作人员徐昌慧给我介绍，并在2014年9月25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等系列文件，以出借人代表王宝玉名义向外出借资金，借款方徐昌慧、杨仕军……利息1.5%，借款期限三个月，起止时间2014.12.25止。我以（现金支付/转账支付）支付方式向账户现金出借资金1500000元。现收到返还利息二次，共计元。现由本人提供证据如下：身份证复印件1份；借款合同复印件1份；银行卡转账凭证复印件1份；现金支付票据凭证复印件1份；其他材料和报案材料共计3份。”其中，《借款合同》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出借方为王宝玉，借款方为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借款金额为1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2月25日。 2015年5月22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对成都欣彤投资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2017年1月6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案外人黄海波、彭翔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7年12月29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8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成都欣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彤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4日，法定代表人徐昌慧（在逃）……2014年至2015年间，欣彤公司在未取得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借用合法经营形式，通过委托‘经纪人’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石柱振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湖北家嘉油脂有限公司’等三个投资项目，并承诺给予月息5%-6%的高额回报，进而大规模吸收社会资金。经四川衡立泰司法鉴定所鉴定，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欣彤公司共吸收资金48984500元，已退还本金及利息共计6560200元”。该案判决“一、被告人黄海波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2021年3月30日止。所处罚金限被告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不缴纳则强制缴纳。）二、被告人彭翔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7日起至2021年4月6日止。所处罚金限被告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不缴纳则强制缴纳。）三、对被告人黄海波、彭翔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退赔给集资参与人。四、对本案冻结、查封、扣押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并依法发还给集资参与人；对其余未追缴的违法所得依法继续追缴，并依法退赔给集资参与人。” 该案卷宗中调出的《关于成都欣彤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其附件《报案人支付本金及收回资金汇总表》中包括王宝玉案涉1500000元，附件《报案人收回资金明细表》中记载彭翔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1月24日分别向王宝玉转款90000元，合计180000元。 截至本案一审庭审结束，王宝玉尚未从上述刑事案件中获得任何退赔款项。 还查明，王宝玉于2019年3月2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主张权利。为提起本案诉讼，其与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采取基础加风险的模式收取律师服务费，基础费用50000元，风险代理费按收回每笔款项的10%收取。律师事务所已向王宝玉开具发票50000元。此外，王宝玉为提供保全担保，还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服务费8000元。 薛成鸿亦委托律师参与诉讼，与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采取阶段式收费，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前期费用20000元，如通过律师事务所的方式使得薛成鸿及熊春蓉免除担保（保证）责任，则自免除其担保责任的判决（裁定）之日或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支付后期律师服务费30000元。律师事务所已向薛成鸿开具发票20000元。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王宝玉提交的《借款合同》、转款凭证、（2016）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5241号《公证书》、（2016）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5242号《公证书》《执行裁定书》《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保险服务费发票，杨斌提交的《借条》《银行卡取款凭条》、转款凭证、（2017）川0108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四川衡立泰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熊春蓉、薛成鸿提交的《报案材料》《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立案决定书》及（2017）川0108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四川衡立泰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薛成鸿就反诉提交的《民事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王宝玉提交的两份《借条》复印件以及《承诺函》复印件，因未提供原件，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故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王宝玉所诉金额源于两笔款项，一笔是2014年9月25日其向徐昌慧转款的1500000元，另一笔是2014年11月10日其向杨斌转款的800000元。其中，1500000元已被（2017）川0108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集资款并责令退赔，当事人各方对此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问题，是否存在杨斌、熊春蓉所称受到胁迫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2.800000元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是属于杨斌的借款还是其他投资款；3.1500000元已确认为刑事案件责令退赔款项的情况下，杨斌出具相关还款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王宝玉主张的债务加入，杨斌应否承担还款责任；4．王宝玉主张杨斌承担还款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5．若杨斌应向王宝玉承担还款责任，还款金额如何确定；6．熊春蓉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期间是否经过；7．薛成鸿是否承担担保责任；8．王宝玉主张的律师费及相关费用能否得到支持，薛成鸿反诉的律师费应否予以支持。对此，逐一认定如下： 一、《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的效力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以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杨斌、熊春蓉虽抗辩《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系受王宝玉胁迫所签订，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指向的对象为王宝玉和徐昌慧，且发生于相关协议签订前一年，不能用以证明王宝玉胁迫杨斌、熊春蓉订约的事实。并且，合同撤销权为形成权，即使存在可撤销的事由，杨斌、熊春蓉亦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相关协议形成于2016年4月，距今已逾三年，期间杨斌、熊春蓉未提起撤销合同，故撤销权消灭，相关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二、800000元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 杨斌于2014年11月收到王宝玉支付的800000元，于2016年4月签订包括此款在内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应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且交付了借款本金。杨斌虽抗辩800000元系王宝玉投资比特币的投资款，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并有效，杨斌应承担还款责任。 三、杨斌就1500000元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相关刑事判决已经确认1500000元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集资款，应予退赔。从杨斌就整个事件经过的陈述（其随答辩状一并提交的《关于王宝玉涉黑涉恶的举报信》），如“我将投资成都欣彤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告诉了王宝玉，王宝玉了解情况后，决定投资成都欣彤投资有限公司”，“王宝玉听说投资客户去成华区的一间派出所报案，王宝玉也让我跟她一起去报案”，以及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徐昌慧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给杨斌的《借条》内容来看，杨斌明知1500000元系重庆欣彤商贸有限公司、徐昌慧向王宝玉的“借款”，且王宝玉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情况下，其仍于2016年4月签订《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书》，明确承诺于2016年4月10日前向王宝玉还款，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预见出具还款承诺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杨斌倒签《借款合同》并出具《还款协议书》的行为实际具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系其自愿承担刑事案件赔款款项的还款责任。虽然相关款项属于刑事案件中责令退赔的款项，但责令退赔程序解决的是集资参与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财产返还问题，并不影响集资参与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犯罪行为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事权利，亦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至于可能面临的双重受偿问题，可通过执行程序中协调刑事退赔责任与民事责任等方式加以解决，刑事退赔责任或民事责任任意一方的履行均构成债的消灭事由，王宝玉并无权就同一笔债务重复受偿。 四、王宝玉主张杨斌承担还款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杨斌在《还款协议书》中承诺于2016年4月10日前还款，故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至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二年，故应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王宝玉于2019年3月2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 五、杨斌承担还款责任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王宝玉主张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确定欠款金额，即欠付借款1928219元，并自逾期还款之日即2016年4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滞纳金。但就该欠款数额，各方均未详细说明其计算的具体方式和经过，且本案涉及刑民交叉问题，故是否以该数额确定还款责任，应进一步考量案涉两笔款项的具体情况。 （一）800000元款项。 一审法院已认定该款属于杨斌的借款。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期内月利率为2%，应认定杨斌采用倒签合同的方式对利息进行了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王宝玉有权就该笔款项，自出借之日即2014年11月10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还款协议书》出具之日止。 杨斌和熊春蓉均向王宝玉付过款，熊春蓉虽主张其支付的款项并非代杨斌偿还案涉款项，但未举证证明其与王宝玉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结合熊春蓉与杨斌的情侣关系，以及熊春蓉倒签《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书》的行为，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相关款项属于偿还案涉借款。双方未明确还款系偿还哪一笔款项。从其还款的发生时间来看，均在《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书》签订以前。此时，杨斌还未对1500000元作出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熊春蓉亦未作出担保，且从800000元属于杨斌自身借款，与1500000元的不同性质来看，应认定杨斌和熊春蓉的还款为偿还800000元的借款。 根据还款情况，按照月利率2%，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如下：2014年11月10日至2014年11月27日，以800000元为基数，应付利息为9468元，熊春蓉偿还81860元，多偿还的款项予以抵扣本金，剩余本金为727608元；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5月4日，以剩余本金为基数，应付利息为75591元，杨斌偿还90000元，剩余本金为713199元；2015年5月5日，以剩余本金为基数，应付利息为469元，杨斌偿还60000元，剩余本金为653668元；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4月1日，以剩余本金为基数，应付利息为142697元，熊春蓉偿还420000元，剩余本金为376365元；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8日，以剩余本金为基数，应付利息为1732元。故截至2016年4月8日，杨斌还应偿还王宝玉借款本金376365元及利息1732元。 《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4月10日，若逾期支付应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款项的0.8%支付滞纳金。现王宝玉自愿将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调整至年利率24%，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滞纳金应以借款本金376365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偿清之日止。 （二）1500000元款项。 该款项的性质已明确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集资款并已在刑事案件中责令退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据此，在刑事退赔程序中，王宝玉自身作为集资参与人，其因参与非法集资所获取的收益、回报均应折抵本金。换言之，王宝玉不应从该犯罪行为中获利，此系1500000元属于非法集资款的根本性质以及王宝玉作为集资参与人的既定身份所决定。从杨斌引荐，到王宝玉参与非法集资行为，再发展到杨斌向王宝玉出具《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自愿承担还款责任，这些事实的发生始终未超出非法集资这一事件本身。故综上，杨斌系通过形式上的借款关系实际作出自愿承担刑事退赔款项的承诺，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范围应与刑事案件责令退赔的范围一致，且不能双重受偿。王宝玉于2014年10月、11月共计收到利息180000元，折抵本金后，尚余1320000元。截至本案庭审结束，王宝玉未通过刑事退赔程序另行获得退赔款，故杨斌应向其偿还尚未退赔的款项1320000元。若王宝玉通过刑事退赔程序后续获得退赔款，则应相应扣减杨斌的还款责任。 六、熊春蓉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熊春蓉作为担保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书》，并出具了《承诺书》。从《借款合同》倒签的落款时间和合同约定来看，即2300000元借款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4日，担保期间为两年，似乎熊春蓉于2016年4月8日出具《还款协议书》和《承诺书》尚在《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2014年12月25日起计算两年，即2016年12月24日），属于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利，此后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从各方确认的倒签事实来看，熊春蓉并未在2014年真实地做出愿意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担保的意思表示系在2016年4月签订《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以及《承诺书》时才明确形成，自2014年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而《借款合同》的具体签订日期，各方当事人均无法准确指出，与《还款协议书》的形成先后亦说法不一，仅能确定二者在较短时间内相继形成。故一审法院从当事人缔约经过，以及采用倒签合同的方式做出担保意思表示的行为整体考量，认定熊春蓉相继签署《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的行为系其整体做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担保意愿系通过上述协议在2016年4月明确形成，担保对象为杨斌于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相关款项，故其保证期间应自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 《还款协议书》《承诺书》均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应计算六个月，即使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两年保证期间，王宝玉提起本案诉讼亦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熊春蓉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 七、薛成鸿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王宝玉主张薛成鸿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为《承诺函》复印件，对于该函件的真实性，目前仅有杨斌在其提交的《关于王宝玉涉黑涉恶的举报信》中关于“4月9日左右，王宝玉强迫熊春蓉将翰林花园房产变更到了他们指定的人的名下，并将熊春蓉的儿子薛成鸿喊来签字过户天府新区的房产，薛成鸿签完字后他们就把他放走了”的陈述指向薛成鸿签署过关于过户房产的协议，薛成鸿本人予以否认。故该《承诺函》因缺乏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王宝玉据此要求薛成鸿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八、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应否支持的问题。 对于王宝玉主张的律师费，《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律师费的承担，且王宝玉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发票能够证明其支出50000元，故本院对其主张的律师费予以支持。合同未明确约定保全责任保险费的承担，且该费用并非王宝玉进行诉讼保全所必须发生的费用，故本院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 对于薛成鸿主张的律师费，其与王宝玉之间并无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本案虽未判决其承担担保责任，但王宝玉持有《承诺函》复印件，如前所述，因仅有杨斌的陈述该证据未能得到采信，但不应据此认定王宝玉滥用诉权或虚假诉讼，故对于薛成鸿反诉请求的律师费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宝玉借款本金376365元、利息1732元，并支付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376365元中欠付部分为基数，自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杨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宝玉1320000元。三、杨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宝玉支付律师费50000元；四、驳回王宝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薛成鸿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薛成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熊春蓉、薛成鸿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现评述如下： 一、关于熊春蓉的保证责任。王宝玉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合同》签署在前，《还款协议》《承诺书》签署在后，能够确定出具的先后顺序，《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承诺书》不应被认定为熊春蓉整体作出的担保的意思表示，熊春蓉向王宝玉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应视为将担保期限转化为诉讼时效，故王宝玉向熊春蓉主张保证责任未过诉讼时效，熊春蓉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各方均确认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的《借款合同》系于2016年4月倒签，但是对于《借款合同》的具体签订日期各方陈述不一，现也无证据能够证明具体的签订时间，而公证的《还款协议》和《承诺书》，从载明内容分析，熊春蓉的责任承担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不一致的，如若王宝玉上诉所称熊春蓉系保证人，那么依《还款协议》约定熊春蓉应在杨斌未在2016年4月10日前还款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即其承担责任的起算时间应为2016年4月11日，因何原由又在签订《还款协议》同一天承诺于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款项。反观熊春蓉于2016年4月1日的还款，也是通过刷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在王宝玉指定的POS机上刷卡支付数笔款项，其还款方式也有别于正常的支付方式，很难证明各方当事人系在不同时间段心平气和的达成上述协议。因此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缔约经过，三份合同于同一时间段形成更具可能性及合理性，故一审法院确认熊春蓉签署上述三份文件的行为系对案涉债务整体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基于此，因熊春蓉的担保意愿系通过上述协议在2016年4月明确形成，担保对象为杨斌于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相关款项，故其保证期间应自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而《还款协议书》《承诺书》均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保证期间应计算六个月，在此期间王宝玉未举证证明其向熊春蓉主张过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熊春蓉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并无不当。 二、关于薛成鸿的保证责任。王宝玉主张薛成鸿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为2016年4月6日的《承诺函》，该《承诺函》系复印件，薛成鸿也否认该《承诺函》的真实性，故王宝玉要求薛成鸿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至于杨斌抗辩其为保证人而非借款人的主张，并非针对王宝玉的上诉请求进行的相应抗辩，因其未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评述。 综上所述，王宝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王宝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傅  敏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娅 飞 书 记 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