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崇喜，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市，现住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启成，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巴东县，现住湖北省巴东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富，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巴东县信陵镇云沱社区沿江大道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3691751259C。法定代表人：黄爱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黄爱民，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原审第三人：黄党生，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原审第三人：朱超，男，1973年1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巴东县。原审第三人：王功龙，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姚崇喜、向启成因与被上诉人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盆溪公司）、原审第三人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3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崇喜、向启成上诉请求：撤销（2019）鄂2823民初93号民事判决，改判判决铜盆溪公司解散。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黄爱民与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向启成按时参加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会议，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姚崇喜、向启成、黄党生、朱超、王功龙起诉铜盆溪公司、黄爱民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的（2018）鄂28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姚崇喜、向启成及黄爱民等股东各自召开的决议公司解散及对公司码头补偿（补助）款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均属无效，而本案一审判决则认定黄爱民召开的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会议有效。更为严重的是，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会议结果实质上由黄爱民、黄党生两亲兄弟非法占有公司码头全部补偿款，一审判决却认定合法错误。2.姚崇喜、向启成起诉铜盆溪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应姚崇喜等人的申请作出（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属于铜盆溪公司名下的码头征收拆迁补偿款141万元予以财产保全，但在保全期间内，黄爱民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将该141万元非法取出占为己有，造成铜盆溪公司解散案因保全标的物不存在而未果。由此可知，黄爱民与向启成、姚崇喜的矛盾根本不可能化解。3.2017年8月15日朱超情况说明、2017年8月17日黄爱民、王功龙、黄党生协议、2017年8月19日王功龙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自2017年8月15日起，朱超自愿退出诉讼、退出股东资格、无偿将其占公司5%的股份转让给公司；黄爱民、黄党生、王功龙达成协议，王功龙将公司应分得的拆除补偿款10万元用于偿还黄党生的欠款；朱超和王功龙承认退出股东之前的申请财产保全合法有效，2017年8月2日及2017年8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然而已经进行两年多时间盈余分配纠纷案诉讼中，黄爱民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分配公司码头补偿款，利用职权、非法拉拢已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朱超、王功龙，炮制无效股东会会议，企图永久侵占姚崇喜、向启成应得的码头拆除补偿款，该企图不应得到法律支持。4.《责令整改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公司财务及其他分析汇报》、2010年8月1日黄爱民通知、2010年12月3日公司结算说明等证据证实向启成保管其驳船，姚崇喜以其父亲姚恒贵投入的土地保持原状，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铜盆溪公司得到补偿以后，公司出现经营转机，仍在继续经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码头拆除补偿（补助）合同》和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黄爱民出具的黄爱民码头成果验收单可知，黄爱民涉嫌利用执行董事的职务便利侵占公司码头拆除补偿款的行为，至此公司已经解散且唯一的码头拆除补偿款已被黄爱民、黄党生分配完毕。三、一审判决认定铜盆溪公司存续存在合理性，姚崇喜、向启成未举证证实铜盆溪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其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自巴东县交通局于2010年5月10日作出《责令整改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至2017年11月14日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黄爱民出具黄爱民码头成果验收单,铜盆溪公司存续不存在合理性，黄爱民所采取的一切行为措施，均不属于公司经营管理业务行为，而是属于非法占有姚崇喜、向启成合法补偿款分配利益的行为，已经使姚崇喜、向启成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2.一审判决认定由姚崇喜、向启成等人提供铜盆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证据，故意加重了姚崇喜、向启成的举证责任，应该由铜盆溪公司提供上述证据证实公司存续存在合理性，不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否则，铜盆溪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一审判决认定铜盆溪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决议和黄爱民串通有关人员非法套取姚崇喜、向启成合法保全141万元补偿款的事实充分证实铜盆溪公司僵局根本未解决，根本不可能通过股东会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更不可能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2.向启成当时为阻挠会议被迫到会，因阻挠未果而愤然离开会场，显然不属于自愿参加。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根据2017年10月13日无效的股东会决议，在根本不存在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的情况下，直接判决驳回姚崇喜、向启成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违法。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姚崇喜、向启成的上诉请求。铜盆溪公司辩称，一、姚崇喜、向启成已经股东会决议解除职务和股东资格，无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首先，依据2009年7月1日出资协议书的约定，姚崇喜以货币出资70万元，小溪河河沙采砂（权）作价10万元，共计80万元。小溪河河沙采砂权证的实际价值远低于10万元，直到今日铜盆溪公司未收到姚崇喜的现金出资。其次，姚崇喜在担任公司总经理和财务管理人员期间，不仅未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公司账目不清，部分应收货款或账款被其占为己有，甚至与公司经营同类业务，在公司旁边私自设点“宜巴高速黄沙销售处”，承接为G42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供应砂石的业务，所获利润全部归姚崇喜个人所有。最后，向启成以浮吊及配套设施和证书作价80万元出资，但向启成私自于2013年将该浮吊及配套设施用于抵偿其所欠刘仕平的28万元债务。向启成未认真履行副总经理的职责。基于上述原因，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决议解除了姚崇喜和向启成的职务和股东身份，故姚崇喜和向启成无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二、铜盆溪公司不存在公司解散的情形。2010年，公司因巴东县交通局责令整改以及姚崇喜、向启成未能履行职责，作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停业，但公司并未解散。2016年，铜盆溪公司被纳入拆迁征地范围后重新开始经营。2017年10月13日，为了处理拆迁款分配和姚祟喜、向启成损害公司利益一事，铜盆溪公司作出了有效的决议，不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况且，铜盆溪公司现还有拆迁款待领取，公司的存续不但不会损害股东利益，反而是保障股东利益所需。待公司领取拆迁款后，可以经营新业务，为股东带来更多利益。公司的存续应当以股东大会自治为主，解散公司会给积极经营公司的股东们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故法院不可轻易解散公司。三、姚崇喜、向启成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分割拆迁补偿款，并不是因为公司存在严重经营困难才提出解散公司之诉。姚崇喜、向启成早在2017年就起诉要求分配铜盆溪公司的盈余财产，一审法院已两次驳回其诉讼请求，因该笔拆迁补偿款不属于公司盈余财产，而是公司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姚崇喜、向启成实际主张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不属于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综上，姚崇喜、向启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黄爱民述称，同意铜盆溪公司的答辩意见。另补充如下意见：黄爱民一直在为公司利益行事，从未做出违反公司章程、虚假出资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2009年10月17日，黄爱民时为经营公司业务需要向铜盆溪公司借款15万元，并出具承诺书。在公司成立之前，黄爱民便承接向G50高速公路提供石料的业务，公司成立后，合作的供应商宜昌市夷陵区天宝采石场仍只愿意与黄爱民个人进行交易，故黄爱民与铜盆溪公司达成一致意见，此项目仍以黄爱民个人完成，铜盆溪公司出借的15万元作为进货款，黄爱民在完成此项目后已经归还15万元借款，并且按每吨8元向铜盆溪公司缴纳利润。此事铜盆溪公司及股东均知情。由于姚崇喜当时是公司财务，在姚崇喜的要求下于2009年12月6日将15万元转至姚崇喜名下的建设银行卡（卡号为62×××90）。2010年8月1日通知及2010年12月3日的结算说明也可以看出，黄爱民从未丧失股东及执行董事身份。2.2016年，公司码头拟被征收拆迁补偿，都是黄爱民忙里忙外提供材料，获取的拆迁补偿款。黄爱民并未私刻公章，私设账户。首先，公司行政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由公司监事黄党生持存，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黄爱民向黄党生申请使用公章。其次，黄爱民之所以用个人账户接收补偿款，是因为公司的对公账户从设立后就未使用过，一直是姚崇喜的个人账户，2010年结算后，姚崇喜便离开公司，所以黄爱民只是依据以往的交易习惯使用个人账户。如果真想将拆迁款据为己有，完全可以以个人名义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不必大费周章。3.黄爱民从未收到姚崇喜、向启成发出的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对姚崇喜、向启成提到的2017年8月2日股东会会议不知情、不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姚崇喜、向启成的诉讼请求。黄党生、朱超、王功龙的陈述意见与铜盆溪公司的答辩意见相同。姚崇喜、向启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解散铜盆溪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黄爱民、黄党生、王功龙三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由黄爱民、黄党生提供场所，王功龙提供机械设备和修理便道，共同出资经营“巴东县铜盆溪养殖场”。上述协议经巴东县公证处予以公证〔文号为（2003）巴证字第1022号〕。巴东县铜盆溪渔业养殖场于2004年3月25日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号4228233120034。2006年12月18日，黄爱民以个人名义申请将铜盆溪渔业养殖场改为巴东县铜盆溪杂货码头，信陵镇营沱社区居委会和信陵镇人民政府同意呈报并按程序审批。2009年5月，黄爱民、黄党生与向启成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由黄爱民、黄党生以原“巴东县铜盆溪养殖场”出资，向启成以鄂仙桃驳0085号浮吊出资，共同经营“巴东县铜盆溪渔业码头”。上述协议经巴东县公证处公证〔文号为（2009）巴证字第103号〕。2009年5月25日，向启成、刘建坤、袁兵出具证明，证实鄂仙桃驳0085船上的吊机3-18属于铜盆溪渔业养殖码头共同财产。巴东县铜盆溪渔业码头未办理工商登记及行业许可。2009年7月1日，姚崇喜、向启成、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共同订立《出资协议书》，拟设立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0万元，其中姚崇喜以货币出资70万元，以小溪河河沙采砂证（权）作价10万元（有效期止于2009年12月31日），共计80万元；向启成以浮吊及配套设施和证件作价80万元出资；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以铜盆溪渔业养殖及已修建砂石路面公路作价80万元出资。股权分配：总股金为240万元，其中姚崇喜占30%股权、向启成占30%股权、黄爱民占15%的股权、黄党生占15%的股权、朱超占5%的股权、王功龙占5%的股权，朱超、王功龙二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后，部分股东原签订的与本出资协议有关的协议废止。2009年7月2日，姚崇喜、向启成、朱超、王功龙、黄爱民、黄党生再次订立《出资协议》，约定为方便尽快注册登记，将2009年7月1日签订《出资协议书》的股金240万元在验资时，确定注册资本为60万元，各出资人股权比例不变。约定该协议仅限于验资登记注册公司使用，各出资人在生产经营上对内对外承担责任和享受权利的法律效力依据仍以2009年7月1日签订的《出资协议》明确的内容为准。据此，公司制定了《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以上若有违反，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劝阻不听者可由其余股东决定除名，其股本按原价计价按出资比例分给其余股东，其分红作为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处理，分红仍有剩余的部分可付给被除名股东。其分红处理不足额部分，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根据公司注册需要，6股东按照2009年7月2日出资协议，分别认缴了各自的出资份额（货币认缴），其中姚崇喜、向启成分别出资人民币18万元，股份均为30%，黄爱民、黄党生分别出资人民币9万元，股份均为15%，朱超、王功龙分别出资人民币3万元，股份均为5%。2009年7月5日，姚崇喜以其父姚恒贵的名义与巴东县信陵镇营沱社区一组村民黄源汉、田宗梅、黄源文、王绪凤、黄源齐、黄源喜签订《协议书》，约定将铜盆溪黄家屋场公路下175水位上的耕地长期转让姚恒贵使用，村民黄源汉、田宗梅、黄源文、王绪凤、黄源齐、黄源喜获得补偿款共计186657.2元。上述土地未办理流转登记，亦未经土地所有人信陵镇营沱社区居委会同意。同年7月10日，铜盆溪公司在原巴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黄爱民，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的水路运输、河沙采及销售、渔业养殖等业务，同时，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选举黄爱民为执行董事，姚崇喜为总经理，向启成为副总经理，黄党生为监事。2010年5月10日，巴东县交通局向铜盆溪公司发出《责令整改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以该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设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从事港口经营”为由，责令公司从即日起停止违法经营活动。”2010年7月27日，公司财务负责人姚崇喜拟定《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财务及其它分析汇报》及财物账目明细提交给执行董事黄爱民，主要内容包括，一、财务数据统计；二、财务存在的问题；三、公司存在的严重问题。2010年8月1日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对各股东发出《通知》，内容包括，一、自即日起各股东自行保管入股时的各自资产；二、各股东自行核对与公司的账目往来，在一周内结清个人所差公司的账款……;五、少数股东如不按照执行，则视为其认可公司已解散并自动退出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日，公司作出《结算说明》，对公司之前股东姚崇喜、向启成、黄爱民、黄党生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并相互清偿完毕。自黄爱民发出《通知》后，公司股东便将公司成立时的实物出资（主要是动产）各自撤回自行保管，向启成亦撤走了浮吊及相关证件等出资。此后公司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14年2月20日，黄爱民与向启成办理浮吊及证书移交清单，将鄂仙桃驳0085号浮吊及证书移交向启成。2016年4月27日，巴东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整治长江干线巴东段非法码头的通告。2017年3月，根据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和《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拆迁码头实物评估补偿实施方案》，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铜盆溪公司码头拟征收的实物价值进行了评估，同年6月15日作出《资产评估报告》，7月对评估实物指标进行了公示，其评估、公示的铜盆溪公司码头项下的拆除补偿项目款为：房屋建筑物744891.00元、设备192374.00元、土地1072000.00元，合计补偿款2009265.00元。2017年8月9日，黄爱民以铜盆溪公司（乙方）名义与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码头拆除补偿（助）合同》，合同载明：“据《评估报告》结论，乙方所属码头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009300元，其中，房屋及建构物评估值744891元，专用设备评估值192374元，土地评估值1072000元（村或社区集体土地评估值1072000元）；乙方自愿选择对该码头的水上设施设备实行“交由甲方拆解”的处置方式；乙方自愿在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行完成所属码头的拆迁、清理及土地权属转移、交接手续；乙方完成所列事项、将码头土地交给甲方用于县城库岸项目综合整治项目建设的，经县治理码头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并出具《码头拆除验收确认书》后，甲方按巴政办函（2017）42号文件的规定，在15日内一次性全额兑付本合同约定的补偿（助）资金”。2017年11月14日，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黄爱民出具“黄爱民码头《成果验收单》”，至此，铜盆溪公司码头设施、设备全部拆解、移交结束，但因股东之间码头补偿款发生争议。2017年8月23日，姚崇喜、向启成、黄党生、朱超、王功龙以铜盆溪公司和黄爱民为被告提起公司盈余分配诉讼，诉讼期间的2017年9月27日，黄爱民通知各位股东于2017年10月13日下午2:00时在巴东东圣酒店召开股东会议，庭后用EMS方式送达股东会议通知给各位股东。届时，股东黄爱民、朱超、王功龙、黄党生、向启成参加会议（向启成拒绝在决议上签名），当日形成会议决议：1、解除姚崇喜总经理职务和股东资格，解除向启成副总经理职务和股东资格，将两人除名，不得参与公司盈余分配，两人的股本按剩余股东的股份比例分给剩余股东。2、公司盈余财产937265元由股东黄党生、黄爱民二人各分配50%。朱超将其股份赠与黄党生，王功龙将其股份赠与黄爱民。2019年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28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驳回姚崇喜、向启成、黄党生、朱超、王功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姚崇喜、向启成二位股东提起解散铜盆溪公司的诉讼，首先，要确定姚崇喜、向启成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本案中姚崇喜、向启成分别占有铜盆溪公司30%股权，符合本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条件，但是，姚崇喜、向启成与黄党生、朱超、王功龙提起公司盈余分配诉讼以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爱民提出召开股东会议，并将通知送达各位股东，股东黄爱民与股东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向启成矛盾已经化解，均按时参加股东会议，在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议上，参会股东依据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的规定一致同意解除姚崇喜、向启成的股东资格，按照当前通说理论“公司章程就是公司的宪法”，各位股东应当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姚崇喜、向启成在公司经营期间已经将作为入股的财产收回，违反公司章程，但股东决议解除其二人股东资格，有待商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可以就股东决议的效力或是否成立采取诉讼等救济方式处理。故姚崇喜、向启成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铜盆溪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已发生严重困难。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是公司陷入僵局的要件。所谓公司僵局，是指在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公司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一切决策和管理机制均陷入瘫痪，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由于对方的拒绝参加而无法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其他方接受或认可，或者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因各方成员持有不同的见解，而无法通过任何决议的一种状态。本案中，铜盆溪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度时期发生严重困难属实。自公司得到巨额补偿以后，公司出现经营转机，仍在继续经营，现公司股东会已经如期召开，公司股东矛盾可以友好协商解决。第三，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姚崇喜、向启成没有提供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证明铜盆溪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公司资产流失且亏损，股东的投资未能获得回报，使公司各股东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铜盆溪公司存续存在合理性，不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四，经过多方努力无法解决公司僵局。本案中，姚崇喜、向启成在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之前，公司执行董事组织召开股东会会议，虽然其决议解除姚崇喜、向启成的股东资格，有待姚崇喜、向启成依据公司法规定予以处理，但未决议解散公司，从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向启成自愿参加会议可以看出公司僵局已得到解决，铜盆溪公司内部机制可以正常运行，可以通过股东会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公司股东进行调解，因存在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综上所述，姚崇喜、向启成提出解散铜盆溪公司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崇喜、向启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姚崇喜、向启成负担。二审中，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没有提交新证据。姚崇喜、向启成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9年8月3日诉讼财产重新保全申请书、2018年8月1日财产保全申请书、（2018）鄂28民终16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8月2日保单保函、2017年8月2日调查笔录、姚崇喜、向启成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铜盆溪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起诉到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鄂28民终16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先后对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属于铜盆溪公司名下的码头征收拆迁补偿款141万元予以财产保全，冻结支付时至2019年8月2日（2018）鄂28民终16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项下的财产保全期限届满；2.姚崇喜、向启成于2019年8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财产重新保全申请书，请求依法将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属于铜盆溪公司名下的码头征收拆迁补偿款141万元予以财产保全，依法冻结支付。第二组证据，2018年1月5日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8年5月23日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2018年5月24日湖北银行进账单，拟证明：1.在（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期间内，黄爱民利用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便利骗取了包括姚崇喜、向启成经一审法院诉讼财产保全141万元在内的公司码头补偿款合计1816891元，造成公司解散案审理中姚崇喜、向启成在恩施州中级法院二次财产保全因标的物丧失而未获准许，同时下余的公司码头补偿款192409元也不存在了。现在公司补偿款全部非法分割完毕，姚崇喜、向启成却分文未取。黄爱民与向启成、姚崇喜的矛盾根本不可能化解，铜盆溪公司存续不存在合理性，已经使姚崇喜、向启成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铜盆溪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解封申请书、2020年4月13日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通知、快递单、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会议签到表、石料运输合同，拟证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方向，铜盆溪公司一直都有新的项目在接洽，希望给公司股东带来更多的利益。经质证，铜盆溪公司、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对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的2019年8月3日诉讼财产重新保全申请书、2018年8月1日财产保全申请书、2017年8月2日保单保函、2017年8月2日调查笔录均不清楚，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2018）鄂28民终16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姚崇喜、向启成身份证复印件是真实的，但达不到姚崇喜、向启成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中的2018年1月5日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真实的，是用黄爱民个人的土地费用偿还的谭鹏等人的贷款，与铜盆溪公司无关；对2018年5月24日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2018年5月27日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不清楚，巴东县信陵镇营沱社区将900000元转走了；第二组证据中的2018年5月24日湖北银行进账单属实，是铜盆溪公司占用的巴东县信陵镇营沱社区土地费用。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同意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姚崇喜、向启成对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铜盆溪公司的证明目的。1.2017年8月9日铜盆溪公司与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拆除补偿合同》明确约定铜盆溪公司属于本次拆除补偿范围，补偿价值为2009300元，并且公司码头设施设备于2017年11月14日全部拆除完毕，并经过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验收合格并给公司出具成果验收单，至此公司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市场，只是没有履行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所以铜盆溪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2.铜盆溪公司在2009年5月10日就被巴东县交通局作出了责令停止营业整改通知书，公司因此停业退出了市场经营范围。2010年8月1日由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作出了公司停业解散的通知，2010年12月3日公司作出了结算说明，至此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债权债务结算清楚，相互不产生争议，只是没有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到2016年10月份国家对巴东县长江库岸进行整治，取缔非法码头并对非法码头取缔后进行拆迁补偿，公司经营的码头里面含有道路、场坝、设备设施等，后经评估为2009300元；3.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其单方伪造的证据，其目的是掩盖以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补偿款的行为，并得到企图干扰法院公正判决公司解散的目的。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如下：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两组证据旨在证实案涉保全款项业已被黄爱民偿还给相关债权人，姚崇喜、向启成的权益受到侵害，经审查认为，本案所要解决的是铜盆溪公司是否达到公司解散的法定情形，姚崇喜、向启成保全案涉1410000元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判决后能够顺利得到执行，无论案涉款项是否被黄爱民偿还给相关债权人，对本案所要解决的公司解散纠纷缺乏关联，本院对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两组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解封申请书系铜盆溪公司、黄爱民等人申请法院对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款项解除保全措施，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铜盆溪公司是否符合公司应予解散的情形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的2020年4月13日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通知、快递单、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会议签到表系黄爱民召集公司股东就《关于2020年度巴东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经营报告的议案》进行表决，一是向启成、朱超有无收到股东会通知缺乏证据证实，二是从到会签字的情况看，王功龙、朱超签名系他人代签，该二人有无授权他人参会无证据佐证，股东会到会人数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召开条件。铜盆溪公司提交的石料运输合同系复印件，且合同双方均未签字。综上，铜盆溪公司提交的2020年4月13日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通知、快递单、巴东铜盆溪料业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会议签到表、石料运输合同不能证明铜盆溪公司有新的业务开展，会给公司股东带来更多利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陈述除黄爱民召集并主持的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以及姚崇喜召集并主持的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和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外，铜盆溪公司成立的时候召开过二次股东会，2010年召开过二次股东会，该四次股东会由黄爱民召集，姚崇喜主持。姚崇喜收到黄爱民发出的召开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通知但未参加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向启成到会后又离会,其未在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铜盆溪公司是否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解散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首先，“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是指公司的股东会等公司机构的运行状况出现严重困难，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本案中，根据《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章程》记载，铜盆溪公司股东会要通过解散公司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铜盆溪公司股东股权占比为：姚崇喜30%、向启成30%、黄爱民15%、黄党生15%、朱超5%、王功龙5%，铜盆溪公司自2009年7月10日成立后按照公司章程仅召开过四次股东会，本案所述的2017年10月13日股东会是姚崇喜、向启成起诉铜盆溪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后，执行董事黄爱民召集的，但该股东会出席人数不符合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召开条件，股东会也仅有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单方参加，姚崇喜、向启成完全否认该次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且股东双方已经对簿公堂，证明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且无法自行调和，股东会机制已经不能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其次，铜盆溪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本案中，铜盆溪公司码头设施设备于2017年11月14日全部拆除完毕，经过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验收合格移交给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处置，至此铜盆溪公司主营业务无法再正常开展。在此情形下，继续维持公司的存续将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再次，“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姚崇喜、向启成虽然可以通过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等方式解决矛盾，但在法庭询问征求各方当事人调解意愿时，姚崇喜、向启成不同意调解，黄爱民则认为姚崇喜、向启成丧失股东资格，不存在铜盆溪公司收购姚崇喜、向启成的股权问题，各方当事人分歧较大，再加之一是铜盆溪公司于2017年根据巴东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和《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拆迁码头实物评估补偿实施方案》的精神，拆解、移交了铜盆溪公司的码头设施、设备，公司的相关实物资产不复存在，有愿意受让姚崇喜、向启成股权的人可能性更小，二是从2017年10月13日《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中记录的内容来看，“黄爱民：下面讨论第三个议题：公司获取的拆迁补偿款是否分配及如何分配事宜。公司的剩余财产肯定是要分的，分完后公司也没有任何意义存续了，大家需要一起办理公司注销的手续……”，由前述内容可知，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对公司无继续经营的可能是明知的。综合前述事实，姚崇喜、向启成唯有通过诉讼解散公司。综上所述，铜盆溪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3民初93号民事判决；二、解散被上诉人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友审判员  段 斌审判员  韩艳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