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永军，男，1962年9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泰安市岱岳区，现住址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锋，山东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永礼，男，1959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红，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乃苓，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任永春，男，1966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泰安市岱岳区，现住址泰安市岱岳区。 原审被告：任秀翠，女，195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泰安市岱岳区，现住址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会勇，男，197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岱岳区，系任秀翠之子。 上诉人任永军因与被上诉人任永礼、原审被告任永春、任秀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任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22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权属认定错误。1、案涉四套楼房是基于拆迁安置取得，而被拆迁的两处宅院形成过程为：上诉人以韩刘冯村村民身份依法申请取得1902027号与1902028号宅基地，然后由上诉人出资在两处宅基地上各建设3间房屋，由原审被告任永春出资在两处宅基地上各建设2两间房屋。由上述事实可见，案涉两处宅院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任永春的两兄弟共有财产，而不是家庭共有财产。原审法院将两兄弟共有财产认定为家庭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显然错误。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组织对本集体成员提供的福利待遇，非本集体组织成员依法不能享有。被上诉人虽然曾经是韩刘冯村村民，但其已经于1978年12月份因参军入伍而将户籍迁出韩刘冯村，丧失了韩刘冯村村民资格，案涉两处宅基地是于1982年与1987年申请取得，此时被上诉人已经不具有韩刘冯村村民资格，依法不享有案涉宅基地使用权。而本次旧村改造因拆迁案涉宅院给予的拆迁安置楼房，是原农村宅院的置换财产，该财产包含物与人的双重因素，故被上诉人同样因不具有韩刘冯村村民资格而不享有回迁安置待遇。二、原审法院将《协议书》认定为分家析产协议错误。1、从协议内容看，没有明确表述是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析产分割，更多体现的是三兄弟对父母赡养的约定；从协议签订人员来看，仅有兄弟三人，并非全体家庭成员，特别是他们的母亲未签字认可。故该协议不符合分家协议的典型特征。2、从协议对房屋使用分配约定并结合房屋权属情况综合分析，该协议第一条更符合财产赠与条款特征，即上诉人与任永春将其共有财产的一部分赠与给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186条第1款的规定，上诉人作为赠与人有权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对被上诉人的赠与。更何况，上诉人当时是迫于被上诉人与任永春施加的精神压力，碍于兄弟们情谊而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中关于房屋分配的内容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法律关系性质判断有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任永礼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认定正确，从被拆迁两处老宅宅基地的由来及房屋的形成过程来看，被上诉人享有被拆迁两处老宅的拆迁利益。上诉人诉称两处被拆迁的宅院系上诉人与一审被告任永春两人的共有财产，被上诉人不享有拆迁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涉案的两套宅基地系1990年以前基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两一审被告及其父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无偿使用的，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1、对于1902028号宅基地由来，被上诉人、上诉人及两一审被告在一审庭审中均一致确认是由其父母的老宅于1987年拆迁置换而来，这也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2、2.4中记载的《宅基地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登记的依据以及《地籍调查表》中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87年宅基地，天平乡政府批准，批准面积196㎡”相一致。因此，该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2、对于1902027号宅基地的由来，两一审被告任永春和任秀翠均在庭审中予以认可其是因被上诉人任永礼结婚，母亲贾秀英向村里申请的一位大宅基地。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均一致认可该宅基地的出资建设。因此，该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相关规定，虽然涉案两处老宅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不能认定该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上诉人，该登记与实体权利的归属并不直接相关。该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是在“一户一宅”的大原则下，以户为单位的物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也是对以户为单位物权的确认，上诉人以两处老宅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其名下，要求确认其对两处老宅的所有权明显错误。（二）对于被拆迁两处老宅的形成过程，被上诉人、上诉人、两一审被告任永春、任秀翠都参与了建设，且被上诉人作为家中长子为两处宅院的建设提供了必要且较大的经济支持，做出了应有贡献，被拆迁两处宅院系家庭共有财产。1、对于涉案1902027宅基地上房屋的建设，因被上诉人结婚用房，其当兵享有较高补贴，1981年左右以被上诉人为主，上诉人及两一审被告及其母亲为辅，在该宅基地上建设了三间房屋。后来以一审被告任永春为主，其他人为辅又盖了两间房屋。在一审庭审中，一审被告任永春与任秀翠对于被上诉人该宅基地上的建房事实以及贡献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上诉人、一审被告任秀翠对一审被告任永春在该宅基地上的建房事实以及贡献也予以认可。因此，该房屋应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两一审被告的家庭共有财产。2、对于涉案1902028号宅基地上房屋的建设，以上诉人任永军为主，其他人帮忙为辅，盖了三间，以一审被告任永春为主，其他人为辅盖了两间。当时被上诉人在外当兵，在建房过程中提供了不少的资金支持。且在一审庭审中一审被告任永春与任秀翠对于该事实也予以认可。因此，该房屋应为家庭共有财产。二、一审法院将《协议书》认定为分家析产协议，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该《协议书》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一）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系对包括人身关系的赡养、家庭共有两处老宅的分割等诸多法律关系的约定，特别将家庭共有财产两处老宅开发前后的分配放在约定的第一条，该《协议书》虽然没有明确写明是分家析产协议书，但实质上是分家析产协议。母亲贾秀英及一审被告任秀翠虽未曾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母亲贾秀英生前并未对该协议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且对于协议约定的赡养安排已经实际履行，在一审庭审中，一审被告任秀翠亦明确表示认可该《协议书》，且签订该《协议书》时，母亲贾秀英及一审被告任秀翠均在现场，且知情，同意按照被上诉人等兄弟三人签订的协议履行。该协议并未损害母亲贾秀英及一审被告任秀翠的利益，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没有母亲贾秀英及一审被告任秀翠的签字，也是属于合法、有效的分家析产协议。（二）《协议书》中第一条系对家庭共有财产两处老宅开发前后的分配方式，并不是上诉人与一审被告任永春对被上诉人的赠与，上诉人在《协议书》上的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合法、有效。1、通过第一点答辩意见的论述，被拆迁的两处老宅系家庭共有财产，《协议书》中第一条系对家庭共有财产两处老宅开发前后的分配方式的约定。被上诉人对两处老宅及拆迁利益享有的份额是因其作为家庭财产共有人，且其作为长子在房屋建设中作出了较大贡献而经家庭成员协商应当享有的，上诉人诉称系其与一审被告任永春对被上诉人的赠与的说法明显错误，无任何事实依据。2、上诉人在《协议书》上的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该《协议书》于2015年2月8日签订，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9年因两处老宅被拆迁分配问题发生争议已有近5年之久，在签署该《协议书》后，被上诉人、上诉人、两一审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上诉人、被上诉人、两一审被告均未对该《协议书》提出任何异议；且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协议书》上签字足以说明其对《协议书》约定内容的认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诉称系迫于被上诉人及任永春施加的精神压力，碍于兄弟情谊而签订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如前所述，涉案两处老宅的宅基地的由来及两处老宅的形成过程，该两处老宅是属于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两一审被告的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作为长子在房屋的建设中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做出了贡献，应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财产权益。即使现在被上诉人不具有韩刘冯村民资格，对于上述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根据其形成过程和合法、有效的分家析产协议，被上诉人对于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也应当享有份额，而分得拆迁利益，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不享有回迁安置待遇的说法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涉案两处老宅基地及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享有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任永春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任秀翠述称，应维持原审判决。 原告任永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分割家庭共同财产，即分割位于泰安旅游开发区和平社区韩刘冯村的回迁楼四套：16号楼1单元502室（储藏室502室）、16号楼1单元1201室（储藏室1201室）、16号楼2单元503室（储藏室503室）、16号楼2单元1204室（储藏室1204室）及因原、被告家庭老宅基地拆迁分得的拆迁补偿款，暂计10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各方当事人关系情况：任文珍与贾秀英夫妇生育三子一女，长女任秀翠、长子任永礼、次子任永军、三子任永春；任文珍于1974年去世，贾秀英于2015年农历8月4日因病去世。 二、2015年2月8日三兄弟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大家协商讨论后，达成以下条款：第一、房子：在开发前，老三住前院不动，老大、老二分住后院（包括老人）。在开发后，三人平均分摊，面积161平方，17X17=289，14X14=196,289+196=485。另外多给老三十平方的房产补助。第二、养老，轮流分担，每人壹个月，给零花钱壹佰元。第三、老人的补助金作为看病费用，不够部分，平均分摊。第四、口粮地，如公家占用，资金平均分成。 三、1990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申请书两份，编号：1902028申请登记依据栏载明87年宅基地，天平店乡政府批准，面积196㎡；在1902027号地基调查表上宗地草图上丈量者手写1982年后，面积280.1㎡。两土地登记使用者为任永军。 四、2019年12月8日在任长勇、袁风芹见证下任永军夫妇与任永春夫妇签订协议：载明有任永军与任永春房产纠纷，因房产证是任永军名字，2017年高铁拆迁协议有任永春签，因回迁领通知，双方起了争议，经村两委调解，双方同意，有任永春拿出4万元给任永军作为补偿，以后房产有任永春所有。一无争议。 五、2017年3月1日天平街道办事处韩刘冯村民委员会与任永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被拆迁房屋院落的合法面积204.49㎡，回迁安置面积按80%折算163.59㎡；与任永军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被拆迁房屋院落的合法面积289.67㎡，回迁安置面积按80%折算231.74㎡。回迁安置套型建筑面积105㎡、75㎡各一套，回迁安置房屋面积最高不超180㎡。回迁安置位置：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规划安置区域内；回迁安置套型面积：建筑面积105㎡、建筑面积75㎡各一套，回迁安置建筑面积合计180㎡。拆迁费用的发放标准及有关事项：因基础设施、道路、回迁建设需要，先行搬迁拆除的住户，需自行解决或租赁房屋过渡的结算方式：1、甲方支付乙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院落面积×80%×10.00元/㎡)2、甲方按每月元(院落面积×80%×6.00元/㎡)的标准支付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每季度甲方支付乙方一次,此费用自乙方搬迁交钥匙之日起,至书面通知乙方回迁之日停止支付。回迁安置面积低于折算面积,少安置面积按照建安造价给予货币补偿；回迁安置面积超过折算面积，超安面积按照建安造价加小区配套费用进行结算。储藏室按建造价购买。 另查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回迁安置套型建筑面积105㎡的户型实际面积为105.04㎡、建筑面积75㎡的户型实际面积为75.73㎡，回迁安置面积低于折算面积,少安置面积按照建安造价2000元/㎡给予货币补偿；回迁安置面积超过折算面积，超安面积按照建安造价加小区配套费用2100/㎡进行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认定，与传统的财产分割协议有所区别，其中分家析产是对于以家庭为单位整体所拥有财产的处分，由于家庭生活的相容性和自治性，对于家庭财产的取得和适用，应当以家庭成员协商为原则。生活中，对家庭共有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通常采用析产文书的形式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固定。但分家析产协议本质上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从“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对协议进行审查。具体到本案的协议书，其内容不仅包含人身关系的赡养、共有物的分割等诸多法律关系。首先，母亲贾秀英及出嫁的任秀翠未曾签字是否构成分家单的效力瑕疵，应该考虑两人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母亲贾秀英生前并未对该协议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且对于协议中涉及的赡养安排已经实际履行，而任秀翠亦明确表示认可该协议书，陈述该协议签订时，其与母亲均在场，且知情，同意按三兄弟签订的协议履行，并且该协议未损害母亲贾秀英及出嫁的任秀翠的利益，故对于被告任永军称涉诉《协议书》中母亲及姐姐任秀翠未签字不应认定为有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任永军虽主张其签署该协议系受到胁迫，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第三，关于任永军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系其本人独有不应被协议分割，本案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虽然登记在任永军名下，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实践中，所谓的内部关系是发生在登记“名实不符”情形下的登记物权人与真实物权人之间。比如登记的不动产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多人共有，但仅登记在一人或部分人名下，导致不动产登记部分名实不符，实践中较多地发生在合伙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房地产合建财产登记在一人或数人名下另一方面，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作为一种权利推定，本质上只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就是说，法律对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的规定是一种证明责任或举证负担的规范，与实体权利的归属并不直接相关。而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是在“一户一宅”的大原则下，以户为单位的物权，登记在任永军名下也是对户为单位的物权的确认，现仅以涉案房屋土地使用证为据要求涉案房屋，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与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不符，不予认可。综上，签订协议的三个行为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故在协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下，虽然存在一些形式上缺陷，但不影响其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分家《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三方应全面履行《协议书》，现本案涉及院落拆迁补偿所得四套房产及拆迁补偿款均应依《协议书》进行分割。虽任永礼、任永春户口已迁出，但涉案房产及财产系家庭共有物，其作为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享有份额，结合民间习俗，户口身份问题并不影响他们享有家庭共有财产的份额。 一审法院根据认定的事实以及原被告陈述，现对拆迁利益确认并分割如下：（1）回迁安置房屋套型建筑面积共计361.54平方米，其中75.73平方米房型两套，105.04平方米房型两套，按照三方签订的协议“三人平均分摊，另外多给老三十平方的房产补助”，任永礼分得117.18平方米，任永军分得117.18平方米，任永春分得127.18平方米；按建造价购买相对应的储藏室计10060元。（2）因回迁安置折算产生的货币补偿，根据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韩刘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其中289.67平方米的院落折算安置面积231.736平方米超出安置面积50.966平方米，应享受货币补偿101932元。204.49平方米的院落折算安置面积163.592平方米，需补交17.178平方米的差价款为36073.8元。这两项款项相抵后实际货币补偿为65858.2元，减去储藏室价10060元余，三人各分得18599.40元。（3）拆迁补助费，根据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韩刘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拆迁政策，该笔款项系因搬迁拆除的住户自行解决或租赁房屋过渡的相关费用，该笔费用有一定的人身附属福利性质，且拆迁前，任永军在289.67平方米的院落居住，任永春在163.59平方米的院落居住，拆迁安置给任永军和任永春造成了实际上的居住不便，而任永礼常年不在该院落居住，故该笔费用按现实状况，由任永军和任永春根据所签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分别领取。另，原告任永礼要求被告支付其为保全支付的担保保险费用2000元,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泰安旅游开发区和平社区韩刘冯村的回迁楼四套：第16号楼1单元5层502号、第16号楼1单元12层1201号、第16号楼2单元5层503号、16号楼2单元12层1204号及对应的储藏室的所有权归任永礼、任永军、任永春按份共有。其中，任永春享有35.18%（127.18平方米）份额，任永礼享有32.41%（117.18平方米）份额、任永军享有32.41%（117.18平方米）份额。因回迁安置折算产生的款项任永礼、任永军、任永春各分得18599.40元。二、驳回原告任永礼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050元，由原告负担1684元，被告任永军、任永春各负担1683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永军提交两份调查笔录，被调查人是任长文和韩庆俊，证明上诉人在后院和前院各修建了三间房屋，涉案老宅院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依法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任永礼质证称，该两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质证，上诉人采取的调查笔录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不属于新证据。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涉及到涉案房屋的建设问题，这是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焦点问题分家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涉案房屋的建设问题，一审时已经查明，且各方已经发表了质证意见，应该以一审查明的事实为准。原审被告任永春质证称，上诉人所述不属实，应当是家庭共同财产。原审被告任秀翠的质证意见为同意被上诉人任永礼的质证意见。对上诉人任永军二审提交的上述两份调查笔录，性质上应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因证人未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所陈述的事实亦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对于2015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首先，关于该协议书的性质。从《协议书》的内容看，既有对争议的涉案前、后院房产及开发后利益的分配，也有赡养老人的安排，还有对于口粮地若被占用资金如何分配的约定。上诉人任永军主张对涉案前、后院房产及开发后利益的约定属于财产赠与条款，但在《协议书》中并没有体现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财产分配体现共享共分，赡养老人共同负担，是一个整体约定，应当认定为对家庭共同财产和赡养老人的分家析产协议。况且，上诉人任永军主张涉案前、后院房产及开发后利益应为其与原审被告任永春共有的财产，对此原审被告任永春亦不认可，亦主张系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且虽然涉案两处宅基地均登记在上诉人任永军名下，但从查明事实看，编号1902028的宅基地在地籍调查表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载明了“87年宅基地，天平乡政府批准，批准面积196㎡”的内容，该处宅基地应系老宅院宅基置换而来。编号1902027号的宅基地申请书显示申请时间是1990年，上诉人任永军主张实际建房时间在1982年左右，但任永军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房产系由其单独出资，再结合原审被告任永春在前、后院均建设房产并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诉人任永军主张涉案前、后院房产及开发后利益应为其与原审被告任永春共有的财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2015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该《协议书》任永军、任永礼、任永春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原审被告任秀翠对该协议书的内容亦明确表示认可，《协议书》内容亦未侵犯贾秀英的权益，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上诉人任永军主张系被胁迫签订，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任永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任永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鸿雷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