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萍，女，197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子然，女，198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凡敏，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萍因与被上诉人邓子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9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子然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邓子然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应以债权转让纠纷立案而非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2.对于转款30万元的收款人系黄晓庆，转款人为陈旷，未予查清各方的关系，对于现金支付，袁萍没有收到，证人陈某与邓子然之间存在利益共同体，其证言不应采信；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邓子然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其一，邓子然与袁萍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双方于2016年12月5日签订的金额60万元的《借条》，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借款的交付，因此，债权转让只是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履行方式，一审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正确；其二，双方借款关系真实存在，邓子然有权要求袁萍偿还案涉借款；其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 邓子然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袁萍向邓子然支付借款本金600000元；2.袁萍向邓子然支付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21000元（按年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起），一审庭审中，邓子然明确其利息实际计算至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5日，袁萍向邓子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大安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汇柴口道路工程建设项目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标交纳保证金需要借款1500万，支付利息需要特此借款。借款金额600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其中现金支付：叁拾万元整，转账至黄晓庆账户：叁拾万元整。”借条出借人处有邓子然签名及捺印，借款人处有袁萍签名及捺印。 2016年12月5日，案外人陈旷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向案外人黄晓庆转账300000元。 另查明，陈旷系证人陈某之子。证人陈某向一审陈述，邓子然是证人陈某公司的财务，袁萍是证人陈某一个合作伙伴的公司财务。袁萍因大安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参与投标需要交保证金15000000元，同时需要600000元的费用，在2016年12月5日袁萍来到证人陈某的公司借款。因袁萍需要300000元现金及300000元转款，证人陈某就让邓子然在借条签订当日用案外人陈旷的卡转款300000元给借条上要求转入的案外人黄晓庆的账户，同日证人钟某取出250000元现金加上证人陈某公司常备的50000元现金共计300000元现金交给了袁萍。因证人陈某公司尚欠邓子然700000元左右的借款，证人陈某就让袁萍直接向邓子然借款，并将借条出具给邓子然。 证人钟某向一审陈述，证人钟某与证人陈某系恋人关系，2016年12月5日证人钟某在证人陈某的办公室，当时袁萍来找证人陈某借钱，且要求300000元现金及300000元转账，正好证人钟某有现金，所以证人钟某当日就从自己的现金中拿了250000元给邓子然，邓子然给了袁萍，虽然证人钟某未亲眼看到邓子然将现金交给袁萍，但是听到邓子然叫袁萍的名字让她下来拿钱。同时证人钟某也知道邓子然借钱给证人陈某公司的事情。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以下证据材料：各方身份信息、借条、转账明细、证人证言等。 一审认为，关于借款人的问题。虽然该借款系由证人陈某通过案外人陈旷的账户及证人钟某的现金支付给袁萍，此仅为借款支付的手段方式问题，并不影响邓子然与袁萍直接借款关系的成立。且袁萍在收到借款同日向邓子然出具借条，则为认可借款的债权人为邓子然，故邓子然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袁萍偿还案涉借款。 关于袁萍辩称虽然借条系真实的，但邓子然并未向袁萍实际交付借款，该借款未实际履行的问题，因借条上的日期是2016年12月5日，而证人陈某之子陈旷亦在同一天向借条中要求的账户转款300000元。同时证人钟某在庭上陈述在2016年12月5日亦拿出250000元现金加上证人陈某陈述的公司有50000元备用金共计300000元一齐交予了袁萍，这与袁萍签署的借条上注明的要求300000元现金及300000元转账都具有高度吻合性。且袁萍在庭审中陈述与证人陈某没有关系亦不认识借条中涉及转账的案外人黄晓庆，但借条却是在陈某的要求下打给邓子然的，理由是袁萍认为证人陈某系一个公司老总，出于信任打了借条并称自己没有法律常识。袁萍的这一说法对于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成年人来说显然与常理不符，故一审对袁萍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综上，结合案涉借贷金额和借条中对款项交付的特殊要求以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和两名证人的陈述，一审认为邓子然已经通过两名证人完成了出借款项的行为，并取得案涉借款的债权。因此，一审对袁萍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及借款利息认定的问题。因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日期，故在邓子然有权随时要求袁萍还款，故邓子然向一审起诉之日起(即2018年11月7日）视为邓子然要求袁萍还款，又因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故从借款发生之日起至邓子然要求袁萍还款。又因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故从借款发生之日起至邓子然要求袁萍还款之日止的期间视为借期，此借期内未约定利息，袁萍亦无须支付此期间的利息。但在邓子然要求袁萍还款后，袁萍未予以还款视为逾期还款，邓子然据此要求袁萍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至还款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故袁萍应从2018年11月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邓子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袁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邓子然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以及利息（以借款本金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11月8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10元，减半收取计5005元，由袁萍承担。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出示。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在于：1.袁萍与邓子然之间建立何种法律关系；2.若袁萍与邓子然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袁萍应向邓子然归还的借款本息。 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袁萍向邓子然出具《借条》，《借条》上载明袁萍为借款人，邓子然为出借人，至于邓子然采用何种方式支付《借条》上约定的款项，并不影响袁萍与邓子然之间借款关系的建立，因此，一审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案涉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袁萍向邓子然出具《借条》，说明袁萍与邓子然之间存有借贷合意，一审中，陈某通过其子陈旷的银行卡向袁萍转款30万元，虽袁萍认为其未收到，但根据《借条》的约定，该款的收款人系案外人黄晓庆，即黄晓庆系袁萍指定的收款人，且转款的时间也为袁萍出具《借条》的当日，故该款转入黄晓庆账上即应视为邓子然履行向袁萍支付借款的义务。对于现金支付的30万元，首先，一审中，袁萍认为没有借款，并解释其出具《借条》仅为陈某需要交保证金，对此，作为完全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袁萍应知晓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该《借条》上并无陈某的签字，不能印证袁萍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系陈某需要资金，故袁萍对为何向邓子然出具《借条》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次，根据《借条》的约定，袁萍向邓子然借款的金额为60万元，款项的支付方式存在现金和转账，因此，邓子然陈述另30万元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符合《借条》的约定；再次，根据一审中邓子然出具的证人陈某、钟某的证言，虽陈某与邓子然认识，但该证言并非孤证，其证言能与《借条》的内容形成证据锁链，印证邓子然履行了现金支付义务，且若袁萍未收到邓子然现金支付的款项，其应通过收回《借条》，重新出具《借条》的方式确立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现邓子然持有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为60万元。综上，邓子然通过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已履行出借义务，袁萍应归还借款，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袁萍应向邓子然归还借款本金60万元。对于利息的问题。邓子然在诉状中表述的利息为按年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起，该计算利息的表述并不准确，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邓子然表明其起诉利息的起止时间点时，邓子然予以明确利息为实际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对此，为减少讼累，在邓子然明确利息的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一审对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袁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较为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袁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  敏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