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浙0203行赔初10号 原告陈瑞裕，男，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杨国飞，女，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原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新城区保丰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蔡德山，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越，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汇贤路388号。 负责人陈明珉。 委托代理人金晓明，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瑞裕、杨国飞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鄞州拆迁中心）、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桥拆迁办）拆迁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于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瑞裕、杨国飞起诉称：一、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路××弄××号××室国有土地房屋系二原告共同所有。当时该房屋所在地块和房屋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征收，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鄞政房征决（2012）第2号《房屋征收决定》中却未将二原告上述房屋列入拆迁公告范围。在此期间，二原告与被告高桥拆迁办未就房屋拆迁补偿达成一致协议，同时，原告对拆迁补偿决定不服，于2014年10月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竟以“原告在庭审中不听从审判人员的统一指挥，致使庭审无法正常进行”为由，将该案直接按撤诉处理。该裁定后也因法院无按法律、法规等程序问题导致原告未能依法实现上诉权。二原告一家四口唯一居住的生活用房被二被告强拆，在强拆前、强拆中和强拆后给原告一家四口身心造成极度伤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行初203号判决书已经生效，但被告高桥拆迁办至今还未履行安置协议中的各项条件和房屋，二原告无家可归，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和创伤。二、在此期间，二原告通过各种途径对所遭遇的违法行为及不平等待遇进行多次上访。2015年5月14日中午，二原告乘坐302路公交车从宁波市区坐到高桥公交终点站下车，经过高桥菜场附近时，突然被10几名陌生人强制押抬到19座全顺面包车内，直押到××镇××路××号“高桥镇综治工作中心”西边一楼信访接待室内，当时原告杨国飞被吓到血压直升，被告高桥拆迁办支付了医疗费用，同时还安排了24小时随时待命的高桥镇卫生院医生和六、七名政府维稳人员，强押、关押后实施强拆二原告房屋。直到2015年5月25日下午3点，被告高桥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将二原告送回亲戚家。从2015年5月14日到25日长达12天的软禁，强拆二原告唯一居住生活用房，给二原告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严重伤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三、二原告依据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告知的“甬梁线改造”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不少于15米），实施改造“甬梁线”单位的宁波市鄞州区交通局下属管理执行执法负责人告知原告2个问题中其中一项：属于政府拆迁政策处理项目，具体由被告高桥拆迁办实施。以上均可证实被告鄞州拆迁中心组织实施并委托被告高桥拆迁办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四、二原告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2013年3月17日被告高桥拆迁办事后制作的二份协商记录以及2014年7月12日被告鄞州拆迁中心事后制作的二份协商记录，见证人、陪同人员等人必须出庭。五、二原告在政府网站公开要求对二被告在拆迁过程中实施的不作为、乱作为行政行为予以认定。六、二原告根据2011年8月11日《宁波晚报》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和执行意见“司法强制搬迁在补偿到位后执行”明确：①补偿不到位不予强制执行；②强制搬迁全部进行听证；③搬迁过程中全程摄像；④公平补偿。而时至今日，被告高桥拆迁办仍未履行（2019）浙0203行初203号行政判决书的安置义务。二原告依据上述事实，应由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1600000元。综上所述，二原告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等规定，二被告在强拆过程中实施暴力、强押软禁，在未与二原告就拆迁事宜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造成二原告唯一生活用房内财物灭失、损坏，还不包括原大杨家漕旧村改造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购买宅基地原始发票、地基上建房用的塘渣、钢材、砖瓦、沙泥石子及运输费等票据原件被灭失。从2015年5月14日下午至今，二原告多次通过上访和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桥镇政府）写权利申请书的方式主张赔偿，但时至今日，二被告及高桥镇人民政府均未给原告任何实质性赔偿。二原告曾在（2019）浙0203行初203号主张协议违约案件中一并主张强制拆迁造成身心精神伤害赔偿和财物损失赔偿，但该案判决认为与案涉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为此，二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给二原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创伤，身心极度伤害的赔偿费1600000元，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鄞州拆迁中心答辩称：一、被告鄞州拆迁中心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016年9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规定：将宁波市鄞州区的集士港镇、古林镇、高桥镇、横街镇、鄞江镇、洞桥镇、章水镇、龙观乡、石碶街道划归宁波市海曙区管辖。因此本案所涉的高桥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行政职权及由征收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海曙区相应的机构所承继。故，被告鄞州拆迁中心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具体就本案而言，原告就所谓的加害行为提起本次行政赔偿，既没有就“加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违法，亦没有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过赔偿请求，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三、被告鄞州拆迁中心不是（2019）浙0203行初203号行政判决书的被告和履行义务主体，原告要求被告鄞州拆迁中心进行损害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原文为：①至今尚未履行（2019）浙0203行初203号行政判决书给原告一家的生活用房，造成二原告留下了不可磨灭阴影、创伤，身心极度伤害赔偿费计1600000元。上述判决书并没有给被告鄞州拆迁中心赋加义务，根本不存在未履行义务给原告造成损害的可能，故原告要求被告鄞州拆迁中心进行损害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二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起诉。 被告高桥拆迁办答辩称：被告高桥拆迁办是高桥镇政府的内设机构，不具有行政法上的被告主体资格，故将高桥拆迁办列为被告系诉讼主体错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路××弄××号××室房屋系原告所有。2012年7月17日，因甬梁线高桥段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鄞政房征决〔2012〕2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上述原告所有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搬迁期限内，因原告未能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3日作出鄞征补［2014］第1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被征收人陈瑞裕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现海曙区）高桥镇高桥中路10弄2号304室的房屋实施征收，给予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该决定对选择货币补偿或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载明被征收人应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5日将宁波市鄞州区（现海曙区）高桥镇高桥中路10弄2号304室的房屋搬迁。后因原告未腾退上述房屋，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2015）浙甬行审字第4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对申请执行人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要求强制执行的鄞征补［2014］第1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中陈瑞裕所有的宁波市鄞州区（现海曙区）高桥镇高桥中路10弄2号304室房屋的申请予以准许，并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2015年5月14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对上述房屋的强制征收拆迁措施。强制执行后，因原告长期信访，经多次磋商，高桥镇政府的下属内设机构即被告高桥拆迁办与原告陈瑞裕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城市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后因高桥拆迁办未按约履行上述协议，二原告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桥镇政府按协议约定安置房屋、支付租房过渡费、一次性奖励费、认购一套专有建筑面积108平方米的房屋、赔偿财物损失、赔偿被软禁造成的精神损失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19）浙0203行初203号行政判决，认为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和精神损失与该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 另查明，2019年4月，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更名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 本院认为，本案为二原告以2015年5月其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路××弄××号××室房屋被强制拆除过程中二被告对其实施软禁，造成其身心损害为由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据此，本案原告以二被告在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对其实施软禁为由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为前提，但原告所述的行为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同时，本案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中可以单独要求赔偿的情形。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单独提起赔偿诉讼的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瑞裕、杨国飞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 洁 人民陪审员  陈争争 人民陪审员  陈良武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吴益梅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 （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 （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 （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赔偿起诉状后，在七日内不能确定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审理中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