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622民初1155号 原告：林正华，男，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原告：林世尧，男，193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文盲，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 原告：林正平，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高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原告：林正卫，男，197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 原告：林正国，男，197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原告：林正芳，女，196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原告：林正仙，女，196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高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生，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砚山县稼依镇小稼依村卫生室，地址砚山县稼依镇小稼依村。 负责人：徐金林。 被告：徐金林，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中专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丘北县，现住云南省砚山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月亮，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林正华、林世尧、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林正仙（以下简称七原告）与被告砚山县稼依镇小稼依村卫生室（以下简称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正华、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及七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生，被告小稼依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徐金林，被告徐金林及其二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七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砚山县稼依镇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共同赔偿七原告因其医疗损害致使张学珍不幸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202373.06元，其中：医疗费84483.56元；丧葬费52038.00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亡赔偿金53840.00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每年10768.00元计算5年，即10768.00元／年×5年；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00元（19天×100元／天）；护理费5111.00元（98238.00元／年÷365天×19天）；鉴定费2000.00元；交通费30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医患受害死者张学珍系林正华、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林正仙的母亲，住丘北县小组，平时身体很好。现将张学珍在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医疗点输液，遭遇不幸身亡悲剧发生的事实陈述如下：2018年1月26日上午9时，张学珍因“腰痛”到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诊所就诊，输了四瓶液，痛疼有所缓解；输完液后，由原告林正华开车将老人送回家，原告家离诊所只有12公里；当天，徐金林收取医药费85.00元，但未开处方给原告。2018年1月27日13:30，张学珍再次到徐金林诊室输液治疗，当时是没有乡村医生资质的徐金林的妻子打的针输的液，其妻先后输了五瓶液体，小的四瓶、大的一瓶。输前面小的四瓶液体时，张学珍躺在床上，与我们家属正常交流无事。但在输第五瓶（大的那瓶）至四分之三左右时，徐金林过来用注射器往输液瓶内推注空气加压输液，当时原告林正华问徐金林为什么要抽空气在里面？被告徐金林回答说这种针水输得越快越好，当时滴速很快（仅十分钟左右便滴完剩下的液体），于15:30滴完液体。当徐金林的妻子准备拔针时，张学珍突然出现休克，随后徐金林的妻子便把针拔了，接着徐金林与其妻在诊所（被告徐金林家）内自行抢救约30分钟后，病人张学珍始终休克昏迷无反应。最后徐金林开车于2018年1月27日18:00才把病人张学珍转至砚山县人民医院（平远镇卫生院）抢救。在平远医院持续抢救到当晚20:00时许，病人张学珍仍处于休克状态。由于张学珍病情严重，平远医院于2018年1月28日00时将其转到文山州人民医院ＩＣＵ抢救治疗，张学珍一直未苏醒，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张学珍在文山州人民医院ＩＣＵ病房抢救了17天，始终不见好转。原告做子女的不忍心看着老人死在医院内，于2018年2月14日12:15签字出院。下午2时病人张学珍在家不幸离世，给原告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另外，2018年1月27日21时多，张学珍家属（林正平、林正国、林正芳）到徐金林诊所要求复印处方，徐金林不在家，其母亲找了半天没找到，就打电话问徐金林，徐金林说没有处方。当时原告就要求徐金林开出处方复印给病人家属。但时隔一周多，即2月3日晚上原告林正平、林正国作为病人家属再次到徐金林医疗诊室了解情况，徐金林拿出了事后补写的2018年1月27日治疗的处方，处方上诊断为“腰椎骨质增生”，处方内容为“第一组10%ＧＳ100ｍｌ＋灯盏花注射液100ｍｌ;第二组左氧氟沙星100ｍｌ;第三组10%ＧＳ1100ｍｌ＋庆大霉素注射液24万单位；第四组20%甘露醇250ｍ1＋地塞米松注射液10ｍｇ，ｉｖ120ｇｔｔ”。这张处方上只有4组针水，原告病人家属看到的是5组针水，这显然是事后违规补开的处方，还有一组液体故意没有写上。实际上，徐金林并没有2018年1月26日的处方。事后，原告曾多次找徐金林了解情况，但其态度极为冷漠，蛮横不讲理，无法协商解决此事。 原告认为，徐金林诊疗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失误：一是2018年1月26日为张学珍诊治过程无治疗处方。二是2018年1月27日的处方真实性可疑，暂且认为该处方真实，也存在以下过错：1.诊断错误：徐金林诊断为腰椎骨质增生，而砚山县人民医院诊断：（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急性下壁心肌梗塞（3）脑梗死（4）脑萎缩（5）低钾血症（6）心力衰竭，州医院诊断：（1）左侧额顶叶大面积脑梗死（2）中枢性循环衰竭（3）中枢性呼吸衰竭（4）动脉硬化性脑病（5）肺部感染（6）双侧胸腔积液（7）电解质代谢紊乱（8）低蛋白血症；2.治疗错误：诊断“腰椎骨质增生”与用药“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治疗不符合；3.用药量过大：对于80岁的老人一次用药量过大；4.输液滴速过快（120滴／分）。三是发生转诊不及时：2018年1月27日15:30病人出现危险，当日18:00才转砚山县人民医院（平远镇卫生院）抢救，时隔2个半小时，存在转诊不及时的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由于徐金林的误诊误治、转诊不及时等过错责任，与张学珍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徐金林医疗卫生室存在非法行医行为，徐金林的妻子参与治疗活动，其妻无行医资质属非法行医。事件发生后，原告向砚山卫生局投诉，经卫生局调查核实，对徐金林依法作出了吊销其乡村医生资格证的行政处罚。在此，如果徐金林医疗室徐金林没有医疗过错，卫生行政部门怎么会吊销其乡村医师资格证呢？很显然，该医疗室诊断及输液是有过错责任的。至于文山州医学会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上述药物可诱导急性大面积脑梗死的发生，并认为张学珍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很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认定。因为正常的输液是不可能导致张学珍死亡的，但是张学珍仅是慢性的腰痛却离奇的死亡，是违背常规的，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徐金林及医疗卫生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治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该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该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与此同时，该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显而易见，徐金林及医疗卫生室，均违反了上述规定，违规操作，其妻非法行医，诊疗时不开处方，事后弄虚作假补开假处方，责任完全在于徐金林及其医疗卫生室。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实保护受害者家属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以人为本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原则，对此案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处为谢。 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辩称，针对七原告的起诉，我方答辩如下：一、我方为张学珍提供诊疗服务的主体合法，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行为不存在过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在各乡镇设立有村卫生所，并根据人民群众所需，在其卫生所辖区范围内设立卫生室，由卫生室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予以独立经营。小稼依村卫生室成立时间很早，后于2016年06月08日予以续证，其经营期限自2016年06月08日至2021年06月07日止。根据上述及涉案时间可以看出，我方为张学珍提供诊疗服务的主体合法，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徐金林的医师资格证在案为证，我方的行为不存在过错。二、我方为张学珍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并未违反相关诊疗常规，我方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我方在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用药合理、治疗方法方式正确、抢救及时，并未违反相关诊疗常规，其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张学珍的死亡，完全是自身疾病过于严重不可逆转所致，其死亡结果与诊疗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文山州医学会依法作出的文医会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在案为证。三、原告诉称：“徐金林的妻子对张学珍进行输液和拔针。”该主张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下，对张学珍病情诊断、开具处方、输液等一系列的诊疗行为是徐金林依法进行，唯一只有拔针的行为是徐金林的妻子进行，虽然徐金林的妻子没有医师或者护士资质进行拔针的行为不合法，但值得法庭注意的是：徐金林的妻子拔针的行为并不可能是导致张学珍病情加重或者死亡的必然结果，完全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只应当是行政处罚的范畴，而客观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该原因，徐金林的乡村医生资质被砚山县卫生健康局作出予以吊销的行政处罚。故此，徐金林的妻子拔针的行为与张学珍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方对此不应当承担其责任。四、原告诉称，案发当晚就找徐金林要求复印处方笺，其后事隔一周多才弄虚作假补写了2018年1月27日的治疗处方笺，该主张完全违背客观事实，故意编造虚假的事实欺骗法庭，意在将张学珍死亡的责任转嫁于我方予以达到获取高额赔偿的非法目的。客观事实上，我方在对张学珍进行诊断后出具了处方笺，其后进行输液。若七原告对涉案处方笺的形成时间的真实性存在嫌疑，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予以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而且根据现在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经过司法鉴定予以确认。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五、原告大论长篇的论述我方在为张学珍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诊断错误、转诊不及时等，完全是原告对医学理论以及法律的理解错误和故意虚构事实，根据文山州医学会依法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完全能够足以说明我方的诊疗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张学珍的死亡结果与我方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六、张学珍的死因不明确，无法印证与我方的诊疗行为存在任何关系。张学珍从我处转院诊疗17天出院后死亡，但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鉴定，其死因不明确，当然也就无法印证其死亡结果与我方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任何关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七、原告主张医疗费84483.56元、护理费5111.00元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医疗费实行填补原则，张学珍的医疗费总额为84483.56元，但根据调查，用其新农合医疗保险后，实际支付的医疗费只有22811.22元，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的身份（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按照误工费的标准予以计算，其主张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交通费3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法律规定，交通费应当根据交通费发票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确实发生的数额，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交通费的数额，也没有陈述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具体有多少人的交通费各是多少？故该项交通费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主张的鉴定费与我方无关。综上所述，我方在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用药合理、治疗方法方式正确、抢救及时，并未违反相关诊疗常规，其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张学珍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过于严重不可逆转所致，其死亡结果与诊疗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七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对张学珍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有过错，那么是否与张学珍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对张学珍的死亡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七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七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七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适格；2.张学珍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张学珍的身份信息；3.被告徐金林事后补写的医疗处方一份，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受害者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医疗卫生室输液休克昏迷的当天，被告徐金林当时违规并没有开具医疗处方，事发一个星期后在患者家属的一再追问下，被告徐金林拿出事后弄虚作假补写的伪处方的事实；4.被告输液瓶照片一份，以证明被告徐金林事发时总共为张学珍输了5组针水，前4组是250毫升的输液瓶针水，第5组是500毫升的输液瓶针水的事实；5.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病案一份，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受害者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的卫生室输液休克昏迷当天，由被告徐金林开车将其转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记录的事实；6.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一份，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受害人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的卫生室输液休克昏迷当天，由被告徐金林开车将其转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当天由于病情严重，又用120救护车将张学珍及时转到文山州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记录的事实；7.死亡证明，以证明2018年2月14日，张学珍不幸去世的事实；8.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以证明文山州医学会在未认真调查核实、偏听偏信、颠倒黑白、无视他人生命，便草率作出错误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9.云南省医学会关于终止张学珍医疗事故鉴定的通知一份，以证明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的医疗卫生室诊疗，使张学珍输液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张学珍休克昏迷后不幸死亡，被告徐金林弄虚作假，事后违规补写的虚假处方，作为受害者家属对事后补写的虚假处方表示质疑。因该份处方为被告徐金林事后一个星期补开的伪处方，省医学会认为原始病历资料及处方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要依据，由于被告徐金林医疗卫生室拒不提供原始病历及处方（实际上事发当天被告徐金林根本就没有开处方），致使云南省医学会无法作出医疗事故鉴定，责任完全在于被告徐金林及其医疗卫生室的事实；10.通话录音记录一份（文字及录音光盘），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医疗卫生室输液时，被告徐金林承认是其妻子输液拔针，张学珍出现休克后是徐金林的妻子喊徐金林进来输液室的，徐金林进行了抢救，徐金林当时又叫其妻子打了两小针解针，张学珍仍旧昏迷不醒也没有效果，过后便由徐金林将受害人张学珍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抢救的事实；11.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一份，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张学珍因休克昏迷转送到文山州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至2月14日病故，原告共支出医疗费84483.56元的事实；12.文山州医学会鉴定费收据一份，以证明张学珍不幸去世后原告林正华向文山州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支出鉴定费2000.00元的事实；13.证人吴某的证言，以证明2018年1月27日，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的医疗卫生室输液时，吴某现场看到的事实情况，徐金林违规输液、违规操作的情况。 经质证，二被告对七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无意见。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观点，认为从此组证据的内容无法反映出是其事后弄虚作假补写伪造处方的事实，该医疗处方客观事实上，是在为张学珍进行诊断病情之时形成，其后根据处方内容进行输液治疗，送张学珍到砚山县人民医院时就把处方带来并告知了医生，医嘱中应该有注明，故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不予认可，理由为：一是照片内容没有参照物印证其输液瓶就是被告为张学珍输液时使用的输液瓶；二是没有拍照的时间；三是从其证据内容无法反映出与本案具有任何关联性，该组照片仅反应出有4瓶输液瓶，且有三种不同规格的输液瓶，并不是原告主张的5瓶和两种规格的输液瓶，照片中的输液瓶无标签，不清楚七原告是在哪里拍摄的，无500毫升的甘露醇，小瓶的输液瓶也不可能是250毫升，应是100毫升。对第5组、第6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张学珍是因自身疾病（即：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致其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事实。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的观点无异议，但认为张学珍的死亡结果与被告之间没有关联性。对第8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证明观点不能成立，理由为：该鉴定结论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依法向云南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再次鉴定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申请而终止鉴定，根据法律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出来以后，不服的一方有权在15日内向上级医学会再次申请鉴定，不申请再次鉴定或者申请再次鉴定过程中撤回再次鉴定申请，其第一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便产生法律效力，故此，该组证据的鉴定结论客观、公正、合法有效，原告的证明观点依法不能成立，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张学珍是因自身疾病（即：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致其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事实。对第9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证明观点依法不能成立，理由是：从该组证据的内容中无法反映出涉案处方是事后作出，只是原告在再次鉴定过程中的陈述，对鉴定材料即处方笺的真实性存在质疑而终止再次鉴定，并且，根据该组证据的内容恰好证明了云南省医学会告知了林正华等七原告，若认为对处方笺的真实性存在质疑，则可以进行司法鉴定予以确认，故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对第10组证据认为该通话记录断章取义，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另外，证明观点中称是徐金林的妻子输液、徐金林当时叫其妻子打了两针解针，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客观事实上，徐金林的妻子没有为张学珍进行输液，只是输液时进行拔针，张学珍出现病情严重时，徐金林就及时用车将其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并没有打任何小针，故其证明观点依法不能成立。对第1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是治疗张学珍的自身病症产生的费用。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该费用是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产生的费用，其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技术事故，故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对第13组证据即证人吴某的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一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10日提出，并经法院许可后由法院通知证人，并将证人出庭作证事宜告知双方当事人，本案证人出庭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是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其描述的事实与本案证据存在矛盾，证言不能证明张学珍的死亡与被告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故此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对七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第1、2、5、6、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二被告对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二被告对其无异议，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该处方系事发后徐金林弄虚作假补写的处方，对其证明观点不予认定；第4组证据不能证明照片中的输液瓶系徐金林为患者张学珍输液时的输液瓶，照片中有四个输液瓶，而七原告陈述徐金林为张学珍输了五瓶液体，小的四瓶，大的一瓶，照片中瓶上也无标签，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不予认定；对第8组、第9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文山州医学会未认真调查核实，偏听偏信，颠倒黑白，无视他人生命，草率作出错误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及徐金林事后补开伪处方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定；对第10组证据证明2018年1月27日，张学珍到被告处输液，后出现昏迷，徐金林对其进行抢救没有效果，将张学珍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证明徐金林的妻子对张学珍输液打针的事实，因被告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与其相印证，不予认定；对第11组、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观点予以认定，但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第13组证据即证人吴某的证言，对其证明2018年1月27日，张学珍在被告徐金林的医疗卫生室输液，后出现昏迷，徐金林对其进行抢救没有效果，将张学珍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证明徐金林违规输液、违规操作的事实，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 二被告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身份证、乡村医生资格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身份信息及医疗主体合法的事实。2.砚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用处方二份，以证明：（1）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27日为张学珍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依法出具处方进行输液的事实；（2）被告的处方符合张学珍病症的诊疗支持原则，不存在禁忌的事实。3.云南省医学会关于终止张学珍医疗事故争议再次鉴定工作的通知一份，以证明：（1）原告就张学珍的死亡向文山州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事实；（2）原告不服文山州医学会依法作出的文医会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院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发生的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张学珍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向云南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的事实；（3）在再次鉴定过程中，原告对涉案处方笺的真实性存在质疑，鉴定机构告知进行司法鉴定确认的事实；（4）原告申请撤回再次鉴定申请而终止鉴定，其文山医学会依法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4.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以证明：（1）原告应张学珍的死亡向文山州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事实；（2）张学珍是因自身疾病致其死亡的事实；（3）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张学珍的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张学珍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事实。 经质证，七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没有意见；对第2组证据认为该处方是虚假的处方，因被告并未将处方交给病人，不符合逻辑，原告方的证人也陈述徐金林从未开过处方，处方是事后徐金林补开的；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云南省医学会的通知内容也要求被告提供真实有效的处方，省医学会才能鉴定，因被告不提交真实的处方无法鉴定，根据法律规定责任是被告的；对第4组证据认为文山州医学会的鉴定不客观真实，也不负责，严重损害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不予认可。 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1组证据，原告对其无异议，予以认定。第2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中“砚山县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中的现病史”相印证，对其“三性”予以认定。第3组、第4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8组、第9组证据一致，对其“三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张学珍，女，生于1938年10月10日，系林世尧之妻，林正华、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林正仙之母。2018年1月26日，张学珍因腰痛由家人送至徐金林（有乡村医生资格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小稼依村卫生室就诊，在徐金林提交的砚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用处方上对张学珍的病情诊断为“腰椎骨质增生”，并对张学珍进行输液，第一组10%ＧＳ100ｍｌ＋灯盏花注射液100ｍｌ;第二组左氧氟沙星100ｍｌ;第三组10%ＧＳ1100ｍｌ＋庆大霉素注射液24万单位；第四组20%甘露醇250ｍ1＋地塞米松注射液10ｍｇ。当日，张学珍输液结束后回家。2018年1月27日张学珍再次到上述徐金林经营的卫生室就诊，在徐金林提交的砚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用处方上徐金林对张学珍的诊断及用药与2018年1月26日的相同。2018年1月27日15时30分输液结束，徐金林的妻子对张学珍进行拔针时，张学珍突然出现失语、昏迷等症状，徐金林立即对张学珍进行抢救处理，并于当日18：00将张学珍送到砚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在七原告提交的砚山县人民医院入院记录现病史载明“患者家属代诉患者近1周以来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咳嗽、腰痛，咳嗽呈阵发性干咳，腰痛呈阵发性钝痛，以活动后明显，无牵扯及放射痛，一直未系统治疗，无恶心、呕吐、发热、胸痛、腹痛、血尿、心悸、肢体麻木等症状，于1月26日在当地乡医处输液治疗（具体用药不详），症状无明显好转，今日14：00再次到当地乡医处输液治疗，予静滴灯盏花、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20%甘露醇、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具体剂量不详）…。”经砚山县人民医院诊断为：1.冠心病、急性下壁心肌梗塞、窦性心律ＫｉＩＩｉｐ分级ＩＩ级；2.脑梗塞；3.脑萎缩；4.肺炎？5.低钾血症。因张学珍的病情危重，砚山县人民医院建议将张学珍转上级医院治疗，张学珍于20：05出院。2018年1月28日凌晨00时张学珍入住文山州人民医院ＥＩＣＵ，入院诊断：1.左侧大脑脑梗死可能；2.动脉硬化性脑病；3.肺部感染并双侧胸腔积液。修正（补充）诊断：1.左侧大脑脑梗死；2.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3.动脉硬化性脑病；4.感染并双侧胸腔积液；5.电解质代谢紊乱；6.低蛋白血症。文山州人民医院对张学珍对症治疗至2018年2月14日，张学珍的病情逐渐恶化，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出现心跳骤停死亡，医院将病情告知张学珍的家属后经过商量，其家属强烈要求出院，于2018年2月14日12：15签字出院，出院主要诊断：左侧额顶叶大面积脑梗死；其他诊断：中枢性循环衰竭、中枢性呼吸衰竭、动脉硬化性脑病、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电解质代谢紊乱、低蛋白血症。张学珍于出院当日死亡。张学珍在文山州人民医疗住院治疗17天，扣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费用后，其医疗费为22811.22元。张学珍死亡后，其家属对小稼依村卫生室提供的医疗服务有异议，申请对张学珍病例是否属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18年11月2日文山州医学会作出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其分析认为：脑梗死好发于50—60岁以上人群，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起病急骤，救治困难，临床表现危重，可以有偏瘫、四肢瘫痪、脑疝、昏迷等症状。患者张学珍年龄较大（80岁），发病后转入文山州人民医院ＥＩＣＵ，根据患者发病的症状、体征及相关辅助检查，诊断为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成立。结合患者发病前后的临床表现和文山州人民医院的相关辅助检查，患者入院时不存在急性心肌梗塞及心衰表现。2018年1月26日、27日治疗期间，医方为患者治疗用药为“灯盏花、地塞米松、庆大霉素、甘露醇”，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上述药物可诱导急性大面积脑梗死的发生；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发生的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之间无因果关系。其鉴定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张学珍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张学珍家属支付医疗事故鉴定费2000.00元。张学珍的家属收到文山州医学会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后不服，向云南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在云南省医学会再次鉴定的过程中，因发现患方在陈述材料中对医方提供的处方笺真实性表示质疑，认为该份处方笺为事后补开的伪处方，由于原始病历资料是医疗事故鉴定的重要依据，建议患方对质疑的病历先申请司法文书鉴定，后申请方林正华向云南省医学会撤回再次鉴定申请，云南省医学会为此终止张学珍医疗事故再次鉴定工作。审理中，本院询问七原告是否对被告对张学珍的诊疗行为与其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七原告不申请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林正华等七原告主张徐金林在为张学珍诊疗的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用药量过大、转诊不及时等过错责任，与张学珍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庭审中林正华等七原告经本庭询问是否对徐金林对张学珍的诊疗行为与其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其坚持不申请司法鉴定，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小稼依村卫生室及其医务人员徐金林对张学珍的死亡存在过错。而小稼依村卫生室及徐金林就其在该次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提供了文山州医学会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文山州医学会是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专业机构，由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鉴定组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运用医疗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立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别和判定，为处理医疗事故争议提供医学依据。同时庭审中七原告也提供了文山州医学会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系林正华向文山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由文山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文山州医学会对张学珍病例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鉴定，没有证据显示文山州医学会作出的该鉴定书存在违法情形，本院认为其内容客观真实，且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文山州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林正华等七原告认为文山州医学会在未认真调查核实，偏听偏信、颠倒黑白，无视他人生命，草率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是错误的，对此主张理由和证据不足。另外，林正华等七原告主张徐金林提交的处方笺是事后补写的伪处方，对此主张未提交证据证实，同时，其在向云南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时，其就对徐金林提交的处方笺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云南省医学会就建议其对所质疑的处方笺（病历）先申请司法文书鉴定，但其未申请司法文书鉴定，并撤回再次鉴定申请，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按照文山州医学会2018年11月2日作出的文医会医鉴(2018)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认为医方为患者治疗用药为“灯盏花、地塞米松、庆大霉素、甘露醇”，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上述药物可诱导急性大面积脑梗死的发生，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发生的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之间无因果关系，张学珍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且张学珍所患的疾病（急性左侧大面积脑梗死）是限于乡村卫生室、乡村医生的医疗水平和技术条件不能发现和诊疗的疾病。故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对于张学珍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林正华等七原告要求小稼依村卫生室、徐金林赔偿张学珍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20237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林正华等七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林正华、林世尧、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林正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36.00元，减半收取计2168.00元，由林正华、林世尧、林正平、林正卫、林正国、林正芳、林正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存焕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马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