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吉林张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服务管理中心。负责人：裴某。上诉人李某1因与上诉人于某及原审第三人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9）吉2401民初6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王某（网络形式），上诉人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于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李某1与于某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并已得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有2016年9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信访复函为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启动再审程序，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原两审判决均为驳回于某的诉请，并无可执行内容，对李某1的权利也无直接影响；二是原两审仅基于认定转包关系成立而驳回了于某的诉讼请求，如果认定为转让对于某更加不利。该信访复函虽未启动再审，但其内容上已经明确纠正了原两审判决书的错误，其效果完全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足以推翻原两审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2.认定于某与李某1之间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于某与李某1之间的土地流转发生于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实施，故该法不能作为认定土地转让效力的依据。于某辩称：请求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于某已经补偿给李某12万元，并将此款预留在经管站，李某1亦已领取，说明其认可双方土地流转方式为转包而不是转让。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信访复函片面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推断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信访复函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判决中引用。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于某，李某1没有取得案涉征地补偿款的权利。2.于某与李某1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经生效判决认定为转包，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监13号信访复函中认为双方之间是转让，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符，如果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生效判决是错误的，就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3.一审于某留给李某1的3.5万元直接从案涉征地款中扣除是错误的，该3.5万元款中包括青苗款1.5万元，剩余的2万元是征地补偿款，当时于某考虑到李某1因征地没有办法继续耕种案涉土地，让他另包他人的地耕种，所以以包地款的形式给其进行了预留，但不能改变该2万元征地补偿款的性质。李某1辩称：请求支持李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信访复函是2016年9月出具的，该信访复函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为转让，故李某1有权取得案涉征地补偿款。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于某返还土地补偿款389981元及利息损失（以本金389981元，自2012年4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李某1持有延边州政府于2004年6月1日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权证第03001240508号)，为登记土地承包权人，承包土地面积2.166垧，其中水田0.306垧，旱田1.86垧。土地台账上登记户主为于某(李某1)。2011年8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水田纳入征用范围，补偿款为424981元，争议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为389981元，被于某领取，剩余35000元由李某1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受法律保护，李某1依法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且该证书没有被撤销，土地承包权亦没有恢复至于某名下，相应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理应由李某1享有。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于某系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村民，1995年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2.166公顷，其中水田0.306公顷，旱田1.86公顷。2002年初，于某与其亲属李某1口头协商，将自己所有的位于横道村的面积为75平方米房屋及两头牛、一台拖拉机、一台割草机出售给李某1，将2.166公顷承包地流转给李某1耕种，合计定价33000元。2002年3月19日，于某将房屋产权过户到李某1名下，并帮助李某1将其在吉林省白山市××县在吉林省白山市××县），李某1全家亦搬迁到横道村居住并耕种诉争土地。于某与李某1约定流转承包地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亦没有经过村委会同意，且没有到村委会备案。诉争土地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管理的《承包土地台账》中登记在于某名下，括号注明李某1，《土地流转台账》内无土地流转记录。2004年6月，李某1从横道村委会领取承包权证第05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0年1月5日，于某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一案在本院起诉李某1，认为李某1擅自将属于于某的承包地变更到自己名下，更名时没有于某的签名，程序违法，土地流转合同无效。要求确认于某与李某1的土地流转合同及李某1与横道村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李某1返还上述土地。李某1答辩认为双方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成立。本院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2010）延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认为横道村未经于某同意，也未经法定程序，单方解除于某的承包合同，将于某承包的2.166公顷土地转让给李某1，并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过户到李某1名下，侵害了于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认为于某将土地转包给李某1没有约定转包期限，土地转包关系成立，对于某要求李某1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判决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村民委员会将于某承包的土地发包给李某1的合同无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某所有；土地由李某1耕种至2024年为止。判决后，李某1不服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州中院）提出上诉，州中院于2010年7月13日作出（2010）延中民四终字第166号民事判决，结论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1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1年5月17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作出（2011）吉民申字第229号民事裁定，结论是驳回李某1的再审申请。2011年8月，诉争土地中的水田地0.306公顷被纳入依法征用范围，于某与其他村民一同在被征地村民表决情况表内签名同意征用土地，于某名下的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为356500元，于某于2011年8月11日领取286000元，2011年9月2日领取35500元，剩余35000元留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作为对李某1的青苗补偿款和包地款的补偿。之后，横道村村委会又向村民发放承包地外共有的水沟、道路的土地补偿款，于某于2012年2月27日领取15500元，于2012年4月26日领取52981元。因李某1不服原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一案的一、二审判决及再审裁定，继续申请再审，2012年5月28日，省高院作出（2012）吉民监字第120号民事裁定，结论是指令州中院再审本案。2012年12月27日，州中院作出（2012）延中民再字第5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0）延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0）延中民四终字第16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后，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延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认为于某与李某1口头约定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征得发包方同意，也没有向发包方备案，双方之间形成的土地流转关系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李某1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开始颁发时就因其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李某1主张转让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理由不成立。但于某事实上已将承包地转交给李某1耕种十余年，李某1已支付土地流转费用，故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并有效。于某主张转包关系无效，请求返还土地理由不成立，除依法被征用的水田外，尚存土地应准许李某1继续耕种至承包期限届满为止。判决驳回了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1不服再审判决，认为一审将实际转让土地的法律事实和结果认定为转包关系错误，继续向州中院提出上诉。州中院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3）延中民再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认定2004年6月李某1从横道村领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此，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应发给于某的证书错发给了李某1。认为一审认定李某1与于某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为转包关系并无不当，李某1主张双方之间达成的土地流转形式为转让关系证据不足。但于某主张其与李某1之间达成的土地流转合同及李某1与其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并返回诉争土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1不服，认为李某1与于某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不是土地转包，而是土地转让，继续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5年3月3日作出（2015）吉民申字第99号民事裁定，认为流转方式是转让还是转包，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也无充分证据支持各自主张。鉴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严格的转让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故宜认定为转包，争议土地维持现状，驳回李某1的再审申请。之后，李某1遂通过信访程序，并逐级上访。2016年9月23日，省高院在处理州中院上报终结李某1的信访案件中，作出（2016）吉民监13号终结信访审查复函，认为由于信访人李某1与被信访人于某当时未签订书面协议，现双方对土地流转方式有分歧，但2004年李某1领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台账上于某后面括号内是李某1的名字，基本能够证明双方是转让关系，原判并不恰当。于某虽然主张双方是转包关系，但其承认李某1的户口和房照是于某给办的，从于某的行为能够推断出双方是转让关系，否则李某1户口不用迁移到横道村。原判虽不恰当，但本案亦不宜通过再审程序改判。一是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2010年横道村向朝阳川镇人民政府申请恢复于某土地台账，于某已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争议土地恢复登记在于某名下；二是2014年8月22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作出延州检民监（2014）5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支持李某1的监督申请；三是2015年3月3日，原审法院又作出（2015）吉民申字第99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某1的再审申请；四是从公平角度出发，于某得到了征地补偿款，而李某1除了被征用的0.31垧水田外，尚有旱田1.86垧及其他未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约1.6垧地可以耕种，李某1能够继续耕种剩余土地，相对来说，双方都能够维持生活。故决定本案不予终结，亦不进入再审程序，由州中院实施诉讼外措施实现案件化解。现于某未再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而李某1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水田地0.306公顷被征用外，旱田地1.86公顷一直由李某1耕种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征地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款、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其中，土地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是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应是对农民承包地被征用后的补偿款，而青苗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归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者。双方争议的承包土地被征用时由李某1耕种，李某1是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者，故青苗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归李某1所有。而安置补助费应归被征用的0.306公顷水田地的承包人所有，本案中，李某1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土地台账上登记的承包人却是于某，现李某1主张其与于某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是转让，于某主张其与李某1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是转包。根据三级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应认定双方是转包关系，而根据吉林省法院出具的终结信访审查复函又应认定双方是转让关系。本院认为，李某1从吉林省白山市××县，其在白山市××县已经丧失承包土地，只有其在于某处流转的土地耕种。即使双方之间的转包关系成立，在转包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李某1耕种的土地被征用，亦给李某1造成损失，应对其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而李某1亦为横道村村民，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本院认为，本着公平原则，对已分配的安置补助费及土地补偿款由双方平均分配为宜。李某1已领取青苗补偿款及承包地上补偿款3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而于某已领取的安置补助费及土地补偿款合计389981元应返还给李某1二分之一。因于某是根据生效判决领取安置补助费及土地补偿款，并无过错，故李某1要求于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返还给原告李某1征地安置补助费194，990.5元；二、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于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0元（缓交），由原告李某1及被告于某各负担357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0.306公顷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为356500元，其中青苗补偿款15000元，剩余为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亦应遵照上述规定。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民事调解书，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的（2016）吉民监13号终结信访审查复函，并不属于上述可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范围，故本案李某1与于某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仍应以生效判决认定的流转方式即转包为准，李某1依据（2016）吉民监13号终结信访审查复函主张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李某1与于某之间的土地转包期限尚未届满，但案涉土地已于2011年被征用，致李某1无法正常继续耕种，于某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当对李某1给予适当的补偿（包括剩余年限的承包费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该部分款项可自案涉征地补偿款中直接给予扣除。案涉0.306公顷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总计为356500元，其中青苗补偿款15000元，应由青苗所有权人李某1取得；剩余341500元为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该部分的50%，即170750元（341500元×50%＝170750元）作为对李某1未耕种案涉土地期间的补偿较为符合客观实际，扣除李某1已经实际领取的20000元（此前李某1已经领取35000元，其中包括青苗补偿款15000元），于某实际应当补偿给李某1150750元。关于于某另外领取的15000元和52981元补偿款，因该款系案涉水田地边上的水沟、垅子、道路等共用部分的补偿款（横道村村民委员会按人均进行了分配），该部分土地不属于于某与李某1流转的土地，不应计入本案争议征地补偿款中，一审对此一并给予处理有误，本院予以调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有误，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二〇二〇年度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民初6268号民事判决；二、于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补偿给李某1150750元；三、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于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缓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李某1、于某各预交3575元），合计14300元，由于某负担5528元，由李某1负担87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娟审判员  崔 玉审判员  秦承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尹光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