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化市戴南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12810144230633，住所地兴化市戴南镇人民路。法定代表人：姚群印，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萍，江苏众成信（兴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江苏众成信（兴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平，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上宾，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龙，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银成，男，195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上宾，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龙，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兴化市戴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戴南镇政府）因与上诉人孙建平、丁银成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4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南镇政府上诉请求:一、撤销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43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建平、丁银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戴南镇政府并未实际控制曲柄公司，只是应孙建平等人的请求，对曲柄公司债权、债务、劳资关系以及矛盾的协调和土地出让的相关手续帮助配合处理。对收购曲柄公司土地的房产开发商扬州源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盛公司）也系由孙建平等人进行的接洽、联系、商谈。即使存在上诉人对于代管的曲柄公司财产支出进行审核或审批情形，也属于常理，而并不能据此推论戴南镇政府对曲柄公司进行了实际控制。2.孙建平、丁银成作为清算组成员，在曲柄公司注销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书面通知过戴南镇政府，在其不书面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和一般债权人一样，对于曲柄公司是否被注销无从知晓。孙建平、丁银成未履行法定义务，至戴南镇政府权利受损。一审法院以戴南镇政府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孙建平、丁银成二审答辩称：曲柄公司注销时，孙建平、丁银成已经依法通知所有债权人。如果戴南镇政府认为自己是债权人，就应该向曲柄公司申报债权，但戴南镇政府从未向曲柄公司主张过权利，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孙建平、丁银成一并提起上诉请求:一、纠正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中“（一）、（二）”二项事实认定，即确认（一）的付条性质不是借条，确认（二）中上诉人为名义清算人，戴南镇政府为实际清算人；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南镇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1.付条内容看不出曲柄公司向戴南镇政府借款的意思表示，付条上载明的“拨付”也解释不出“暂借”的意思。如果是暂借款，戴南镇政府将近十年不追讨借款，不符合常理。实际案涉款项系戴南镇政府拨款，原因是曲柄公司受改制前担保之连带责任的影响，面临停产、倒闭之际，引发职工集体劳动争议诉讼，造成戴南镇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所致。2.付条上手写批注内容为戴南镇政府方制作，表明戴南镇政府经集体决定，自愿借款142万元给曲柄公司，用于解决职工上访事件平息矛盾，还款时间为曲柄厂资产变卖后。但是，戴南镇政府手写内容，系内部审批付款流程，曲柄公司和上诉人无从知晓，对曲柄公司不发生效力。3.清算过程中，所有的事项都是戴南镇政府决定和处理的，戴南镇政府是实际清算人，而孙建平、丁银成只是两个跑腿的留守人员。2009年10月，戴南镇政府与源盛公司签订合同，曲柄公司已在戴南镇政府实际控制之下。接管主持处理曲柄公司事务后，本来尚有剩余财产近300万元，在戴南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将此款进行了分配。如果是借款，戴南镇政府应该先行扣除案涉142万元再进行分配。即便还款，也应该是曲柄公司在这款项内还，而与上诉人无关。4.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未履行通知已知全体债权人义务，而戴南镇政府不是曲柄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公司帐上也没有该笔记载。无论涉案142万元系拨款还是借款，戴南镇政府都无权要求孙建平、丁银成赔偿。针对孙建平、丁银成的上诉，戴南镇政府二审答辩称：1.孙建平、丁银成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进行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依法应裁定驳回其上诉；2.戴南镇政府对曲柄公司享有债权，孙建平、丁银成作为公司清算组成员有义务履行清算义务，其未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孙建平、丁银成上诉称戴南镇政府为曲柄公司的实际清算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戴南镇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建平、丁银成共同赔偿142万元及其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日，曲柄公司向戴南镇政府提交付条一份，该付条内容：“由于本公司受改制前担保之连带责任的影响，以致公司面临停产、倒闭，引发集体劳动争议，造成本镇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相关争议经有权机关处理，共需给付工人经济补偿等142万元。为顺应重视和谐社会之势，贵政府同意暂拨上述款项，以解决当前工人的问题。”戴南镇政府收到该付条的当日，其分管负责人仲某某在付条的左下角签注：“根据镇主要负责人商量意见，暂借142万元，解决职工上访事件平息矛盾。此款待曲柄厂资产变卖后再还此款。”戴南镇政府的分管负责人批示后即交其工作人员高某协助办理取款。该142万元于2009年4月3日存入孙建平个人银行卡，后由曲柄公司原工作人员高某某支取分发给涉劳动争议的曲柄公司的职工。2009年10月，戴南镇政府与源盛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戴南镇政府将曲柄公司土地收回国有，由国土部门依法挂牌出让给源盛公司作商业住宅用地开发……。曲柄公司土地按上述合同约定处置后，实际所得价款3000多万元入戴南镇政府所属账户后，戴南镇政府专列曲柄公司资产处置代管资金分户，戴南镇政府自2009年10月收到曲柄公司的资产处置款起，至2010年9月间，曲柄公司应付款在经戴南镇政府审核或审批后，并直接支付给曲柄公司的债权人。现该代管资金户头尚有余额10多万元。一审另查明，曲柄公司是原集体性质的兴化市自行车链轮曲柄厂改制后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孙建平等10名自然人。（2008年8月变更登记为孙建平一人公司，但实际股东为原登记的其中7名自然人）。为将曲柄公司土地交付给源盛公司，戴南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张某某、周某某、陈某3人共同主持协调曲柄公司股东在公司财产处置中应享有的股东利益，并于2010年4月15日与除孙建平以外的其余全部股东书面约定：股东的股本金按60%打折结算，并在曲柄公司设备全部搬离厂区十日内结算到位后，各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益。2010年5月14日，戴南镇政府按上述约定，向曲柄公司股东（孙建平除外）支付股本金，资金来源为戴南镇政府代收代管的曲柄公司机器设备处置款。上述与曲柄公司股东书面约定的张某某、周某某为戴南镇政府的副乡职领导，张某某为戴南镇政府与源盛公司订立合同时的签约代表。2010年1月，孙建平向工商机关递交注销曲柄公司工商登记申请。2010年1月27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注销了曲柄公司。孙建平递交的材料中包括2009年12月26日曲柄公司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载明，公司股东决定解散，组织清算，并于2009年11月5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孙建平、丁银成；清算组成立之日十日内通知了公司全体债权人，2009年11月9日在扬子晚报发布申报债权公告；截至2009年12月26日债务支付完毕，债权清理完毕，职工工资、劳动保险、税款清理完毕；剩余财产139.9789万元，由股东支配。曲柄公司工商档案中存有清算报告中所提及的扬子晚报，该报上可见公告内容为：兴化市自行车链轮曲柄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5日决定解散，并于当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司宣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该公告还公布了联系人孙建平及联系方式。一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为，案涉142万元是否属于曲柄公司向戴南镇政府的借款；如果为借款，在曲柄公司已被注销的情况下，由谁承担责任；戴南镇政府请求赔偿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一）2009年4月1日曲柄公司以付条形式从戴南镇政府处取得142万元。从该付条的内容看，曲柄公司是要求戴南镇政府暂拨付142万元，而非要求直接拨付，对于该表述，常人理解应为暂借的意思。戴南镇政府收到该付条后，其负责人批注“同意暂借”，故从该142万元收、付双方的行为表现来分析，应当认定该142万元属于借款，孙建平、丁银成辩称的属于拨付款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二）债务应当偿还。曲柄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约承担还款义务。而曲柄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戴南镇政府作为债权人，至今未受偿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1月，曲柄公司以自行清算完毕为由，申请注销登记，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清算报告，孙建平、丁银成为清算组成员，即为清算责任人，现孙建平、丁银成称该清算报告，只是为注销登记之需制作的，其并未参与清算，公司资产、债权、债务实际都是戴南镇政府处理的。虽确有证据证明戴南镇政府处理了曲柄公司的主要财产并代管资金，代为偿还债务，但工商登记备案的清算报告，对外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孙建平、丁银成对外应承担作为曲柄公司清算人的责任。（三）曲柄公司在当地当时属于有一定影响与知名度的企业，其厂房、土地等被处置，用于商品住宅开发，也是当地众所周知的事实。戴南镇政府在此过程中，一直参与，且曲柄公司财产处置、所得价款支付，戴南镇政府是作为一方参与的。故可以认定，自2009年10月，戴南镇政府与源盛公司签订合同，曲柄公司已实际在戴南镇政府控制之下。现戴南镇政府称对曲柄公司注销登记不知情，有悖常理，不予采信。（四）2010年1月27日，曲柄公司登记被核准注销，戴南镇政府应当知道。自此至戴南镇政府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因此戴南镇政府之请求依法不能支持。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戴南镇政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戴南镇政府负担。二审期间，戴南镇政府提交了案涉付条、收据、转账支票存根等相关证据，证明孙建平对代管账户的使用具有支配权。孙建平、丁银成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戴南镇政府的证明目的,以上证据反而可以看出戴南镇政府作为实际清算人在主导曲柄公司的清算。本院认为，戴南镇政府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已被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所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1.案涉“付条”中142万元的性质；2.戴南镇政府是否为曲柄公司已知债权人；3.孙建平、丁银成是否履行了清算责任中的通知义务；4.戴南镇政府主张权利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付条”中142万元的性质。首先，从“付条”本身文意看，其有别于“借条”、“欠条”等凭条。“借条”明确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欠条”则是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结算的结果。而“付条”并不必然表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表现为交付的事实；其次，案涉付条内容载明“由于本公司受改制前担保之连带责任的影响，以致公司面临停产、倒闭，引发集体劳动争议，造成本镇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相关争议经有权机关处理，共需给付工人经济补偿等142万元。为顺应重视和谐社会之势，贵政府同意暂拨上述款项，以解决当前工人的问题。”从内容文意看，曲柄公司出具付条时，仅仅认为戴南镇政府将拨付142万元用于解决公司职工问题，并没有借款的明确意思表示。而戴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收到付条后，在付条的左下角签注：“根据镇主要负责人商量意见，暂借142万元，解决职工上访事件平息矛盾。此款待曲柄厂资产变卖后再还此款。”可见，戴南镇政府对142万元的性质认为是借款。故双方对案涉142万元并没有达成借款的合意。也就是说，曲柄公司出具付条时，双方并未磋商一致，存在单方意思表示上的分歧。二、关于戴南镇政府已知债权人身份问题。戴南镇政府一审起诉认为，曲柄公司以出具付条的方式向其借款142万元一直未还，又因曲柄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清算组成员未依法通知其申报债权，导致其债权受损。从当事人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看，本案系清算责任纠纷，而清算组成员承担清算责任应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可见，清算组成员在履行清算义务时存在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的法定义务，未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产生损失，清算组成员应当承担赔偿损失责任。针对本案清算责任纠纷，首先要厘清戴南镇政府是否为曲柄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对于已知债权人的条件，本院认为：首先，债权已经明确存在。包括不限于已知债权人记载于债务人的公司账册凭证、公司决议、合同书、询证函、对账函、往来邮件等相关文件；其次，“已知”的主体限于债务人，即已知债权人应当为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非债权人自我认为或者第三人“已知”。回到本案，如前所述，双方对案涉142万元存在理解分歧，并无借款之合意，曲柄公司的财务账册凭证中也无相关债权债务记载。由此可以推定，曲柄公司并不认为戴南镇政府系其合法债权人。换言之，曲柄公司清算时，戴南镇政府并非清算组成员孙建平、丁银成的已知债权人。三、曲柄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于2009年11月5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孙建平、丁银成。清算组成立后，于2009年11月9日在《扬子晚报》A25版发布申报债权公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孙建平、丁银成已经依法履行了清算责任中的通知义务。清算过程中，孙建平、丁银成也不存在其他过错或者重大过失之虞。清算责任纠纷本质上为侵权之诉，在清算组成员无过错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戴南镇政府主张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之依据。四、关于股东清算责任的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本质上是为了防止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导致交易秩序的不稳定，将“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排除在保护的范围之外。如前所述，虽然案涉“付条”中的142万元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但戴南镇政府的借款意思明确。在曲柄公司进入清算程序之后，公司的不动产、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安置等都有戴南镇政府参与处理，从公司开始清算到2010年1月27日曲柄公司被核准注销，戴南镇政府都是知道的，在这期间，戴南镇政府作为债权人若要主张权利则应当向债务人申报债权，然戴南镇政府怠于行使权利，时隔多年才于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无论从孙建平、丁银成在清算程序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看，还是从诉讼时效的角度出发，戴南镇政府之请求依法均不能得到支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前述法律规定的判决存在错误的情形，是指生效的判决处理结果存在错误，并不包括裁判文书在认定相关事实或者论证法律意见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上诉人孙建平、丁银成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戴南镇政府诉讼请求的基础上，以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的论述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提起上诉，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戴南镇政府、孙建平、丁银成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虽相关法律论证意见有所不当，然所作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上诉人兴化市戴南镇人民政府负担8790元、上诉人孙建平、丁银成负担87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东审判员  钱 晖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