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471号 原告：孙某，女，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伟（系原告丈夫），男，198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胜洪，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曲某1，女，195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荣成市荷塘南区。 被告：曲某2，男，198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苏州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厚龙，山东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与被告曲某1、曲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胜洪、戴建伟，被告曲某1、曲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厚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鲁Ｋ×××××、鲁Ｋ×××××归被告所有，被告给付原告暂定10000元（待孙相贵遗产确认后，车辆评估后确定）；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一、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孙相贵的遗产：1、曲某1、孙相贵名下银行账户，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共有160490.58元；2、依法分割鲁Ｋ×××××号车辆市场价值220000元、鲁Ｋ×××××车辆价值130000元；3、依法分割荣成市荣威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威公司）股权份额；4、依法分割孙相贵、曲某1名下房产价值400000元；5、依法分割孙相贵、曲某1微信余额、支付宝余额及在微信、支付宝的理财产品，时间截止至2019年10月4日共计73162.80元；二、分割以上财产的25%，同时要求分割荣威公司股权份额25%；三、依法分割孙相贵的一次性救济费56734.20元，按照50%份额分割；四、判令被告曲某1将支取、出售、占有的遗产和救济费按依法分割的数额给付原告；五、被告依法承担诉讼费、评估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孙相贵与原告母亲离婚后，于××××年××月××日与曲某1登记结婚，曲某2为曲某1与其前夫之子，孙相贵于2019年10月4日病逝。孙相贵生前财产多登记在曲某1、曲某2名下，原告多次要求依法继承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曲某1、曲某2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曲某1与孙相贵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现有证据证明的有轿车一辆车牌号为鲁Ｋ×××××，出卖车辆价款130000元、荣威公司、孙相贵个人账户款项38603.90元；二、曲某1与孙相贵夫妻共同财产各自的价值及资产净值，公司资产净值为-1007975.28元，现存鲁Ｋ×××××号车辆净值150000元，已出卖车辆鲁Ｋ×××××价款130000元，孙相贵个人社保账户净值38603.90元，上述资产净值-689371.38元；三、孙相贵的遗产净值为-689371.38元÷2=-344685.6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去世后，共同财产的一半为遗产，则本案的遗产为共同财产的一半。继承人要继承遗产必须偿还债务与税金，因净资产为-689371.38元，也就是说孙相贵的遗产无净资产，只有净债务；四、原告有继承遗产的法定权利，也有选择继承遗产时，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义务。原告作为孙相贵的女儿，有继承孙相贵遗产的权利，继承遗产的权利是可以选择继承遗产，也可以选择不继承遗产，如果选择继承遗产，则必须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与税金；五、曲某1不同意原告继承公司股权。荣威公司系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曲某1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孙相贵对家庭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原告继承公司股权则会形成二人公司，会侵害债权人利益，可能债权人仍会以形成债务时为一人有限公司来主张权利，因此原告继承荣威公司股权对债权人不利，且会给曲某1带来麻烦。曲某1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也有权利拒绝其他继承人继承公司股权；六、曲某1婚前签订购房合同并付清房款的房产属于曲某1婚前财产，孙相贵去世后单位给曲某1的一次性救助费56734.20元也属于曲某1个人财产，不属于遗产范畴;七、曲某1为孙相贵办理丧葬事宜已经花费近90000元，应从孙相贵遗产中予以扣除；八、根据原告的诉讼目的来看为为继承其父亲的净资产，不是为了偿还债务；九、原告不符合主体资格。原告提供孙相贵女儿的名字是“孙伟”而不是“孙某”；十、被告有证据证明曲某2系孙相贵儿子，孙相贵与曲某2之间具有继父子关系，曲某1与孙相贵结婚时，曲某2尚未成年，孙相贵与曲某2之间系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曲某2作为继子有继承孙相贵遗产的权利；十一、原告称继承孙相贵遗产的比例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孙相贵的遗产为负数，没有可供继承的净资产，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起诉的目的。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原告予以撤诉，如原告不撤诉，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孙相贵与王爱芬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孙某，孙相贵与王爱芬于1998年10月26日经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记载婚生女孙伟由王爱芬抚养。曲某1于××××年××月××日与吕洪雁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吕某，曲某1与吕洪雁于1994年3月20日经荣成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子吕某随曲某1生活。后孙相贵与曲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孙相贵于2019年10月4日去世。孙相贵的银行卡等相关材料在曲某1处保管。 另查明，孙相贵父亲孙吉登于1977年3月7日去世、母亲夏继荣于1992年2月26日去世。荣威公司系曲某1于2006年9月2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再查明，2017年2月27日，孙相贵购买鲁Ｋ×××××号丰田皇冠轿车一辆，该车辆初次登记在孙相贵名下，孙相贵去世后，曲某1于2020年1月14日将鲁Ｋ×××××号过户至其本人名下，车牌号变更为鲁Ｋ×××××。曲某1于2019年6月27日购买鲁Ｋ×××××号小型轿车一辆，登记在曲某1名下，后于2019年10月29日以130000元价格出卖。 庭审中，因原、被告对鲁Ｋ×××××车辆的市场价值有争议，原告申请对鲁Ｋ×××××车辆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鲁Ｋ×××××车辆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6月1日，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鉴定评估报告，评估意见为：鲁Ｋ×××××号丰田牌TV7255R0Y01G5小型轿车，在价格鉴定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220000元。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3000元。原告认可该评估报告。被告曲某1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出庭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鉴定人吴某到庭陈述，现在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的主管部门之前是归发改委下属的物价局管理，2015年左右开始由中国价格协会管理。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现在是市场化收费，在做评估报告之前会告知委托人价格，价格合适就做，不合适就不做。鉴定人收取被告出庭费800元也是行业的出庭费，对于评估报告第七项价格评估过程中，调查了很多，综合价格就是在21万元-23万元左右，调查底稿在档案里，但是在评估报告中没有体现，经过各种交易因素修正，最后确定是22万元。原告对鉴定人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该评估报告无效，说是市场法评估，但是没有案例统计，以前的鉴定报告采用市场法都有详细记录，至少有三个样本，鉴定人说档案里有但是评估报告里没有，即便鉴定结论是正确的，程序也是错误的，要不完善鉴定报告，要不退费另行委托其他鉴定机构。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曲某1的银行流水，向中国工商银行调取孙相贵、曲某1银行流水，向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调取曲某1银行流水，向交通银行调取孙相贵银行流水。曲某1中国农业银行尾号4269号流水显示截止2019年9月21日账户余额1571.48元；中国工商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10月4日孙相贵尾号0902账户余额867.34元，2019年10月9日入账4967.09元，并于2019年10月30日工资入账96338.11元（包含一次性救济费56734.20元、丧葬费1000元、返还个人账户余额38603.91元），2019年10月4日孙相贵尾号0108账户余额0.45元，2019年9月23日曲某1尾号0354账户余额138.11元；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某1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6月24日尾号7367、尾号8003的账户余额0元，2016年3月31日尾号1338账户余额0元，2019年9月21日尾号8887账户余额8755.88元，尾号9444账户余额8126.66元，尾号9288账户余额32.34元，尾号4601账户余额218.44元；中国建设银行曲某1流水显示2019年9月21日尾号9798账户余额3605.14元，尾号7475账户余额86.53元，尾号6627账户余额3605.14元，2017年3月21日尾号6472账户余额32.27元，2017年9月24日曲某1尾号8713账户余额91353.05元；交通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9月21日孙相贵尾号7225账户余额3485.76元。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曲某1、孙相贵账户信息、账户流水、余额信息及理财产品等。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曲某12019年10月4日一共有三笔进账，分别为700元、18018元、5890元，共计24608元，同天被支出了，我方认为24608元系遗产，应予分割，曲某1于2019年2月-2019年6月4日，向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支付16笔，分别为4400元、1482元、2400元、4000元、980元、560元、560元、9531.06元、8695元、3072元、3830元、1410.80元、2528元、2030元、2000元、1000元，共计48478.86元，这是曲某1购买的理财产品，对于曲某1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余额76.50元作为遗产应当进行分割。孙相贵在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均没有余额，我方不主张。二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称曲某1购买理财产品没有依据，使用微信都是绑定银行卡，向外支付时，从银行卡转到微信再从微信往外支付，基本都是统一时间，原告说的理财产品，应当提供证据，曲某12019年10月4日微信流水也是通过绑定银行卡转到微信，再通过微信支付，是用来办理孙相贵丧事的，而且2019年10月4日最后一行显示余额为0元，无需分割。对于曲某1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余额76.50元，认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庭提交：1、户籍证明一份，证明孙相贵（身份证号：）与孙某（身份证号：）系父女关系。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庭提交：一、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从荣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打印件，加盖查询章），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两张、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一份、荣成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及荣成市体改委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该房屋系曲某1婚前购买，婚前已支付全部价款，是曲某1婚前财产，不动产权登记在曲某1个人名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企业离退休职工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审核表一份，证实一次性救济费是56734.20元，不属于遗产，不能分割，返还个人账户金额38603.90元，这是属于遗产。宝塔山墓园管理处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荣成市城西殡葬服务站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及我方自行制作的为处理孙相贵后事花费的具体金额表，证明曲某1为孙相贵购买墓地花费60000元，购买寿盒、鲜花花篮、化妆主持、花圈等花费13000元，共计花费88200元；三、资产负债表五张，证明荣威公司负资产一百多万元；四、荣威公司章程一份，系从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证明荣威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分割；五、曲某1与吕洪雁离婚调解书一份，其中婚生子吕某就是现在的曲某2，证明吕某改名为现在的曲某2；六、常驻人口登记簿一份，从荣成市公安局荣宁派出所调取，证明吕某改名曲某2；七、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一份，证明曲某2是孙相贵儿子；八、中国建设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截图一张，证明曲某1购买鲁Ｋ×××××号小型车辆时，曲某2于2019年2月26日向曲某1转账90000元，该90000元应从孙相贵遗产中予以扣除。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房权证无异议，买卖合同和发票有异议，因为付款方式有问题，所以怀疑真实性，合同约定的是一次性付款，发票开了两张，合同确定的房产地址是荷塘南区33号楼303室，而发票写的是中医院，而且发票上的住宅是6号楼1单元301，明显不是一个地方。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是荣成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而发票上的主体是荣成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证明付款的就是荷塘南区33号楼303室付完全款了，正常来讲买房付款就办理房产证，1998年签的合同付款，而房产证办理是在2019年，发票与房屋没有关联性。对于荣成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及荣成市体改委文件复印件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据二，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审核表真实性认可，但是不属于遗产也可以分割，对收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据当事人去宝塔山墓园管理处询问，当时曲某1买的墓地就是30000元，现在市场价也是30000元，被告应当提交发票。对原告制作的处理后事的具体金额表不认可，对荣成市城西殡葬服务站出具的收款收据真实性不认可，因为不纳税，金额可以随便开，被告应提交的转账记录或者相应的纳税发票。对证据三、资产负债表与本案无关，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而且资产负债表是被告单方面出具的，且这张表明显造假，2019年3月31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9月30日这三张表的应收账款是负17090.6元，然后到了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就变为正17090.6元，数字一样，但是一个负一个正，所以明显造假，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不认可，属于被告造假。对证据四公司章程真实性无法确定，骑缝章不完整，属于另外法律关系，我们认可确实是一人有限公司，依然是有限公司，主体是法人，可以分割。对证据五离婚调解书真实性认可，但是曲某1的婚生子叫吕某，不能证明是本案的曲某2。对证据六真实性不认可，吕某上面直接划掉了改成曲某2，地址也划掉了重新改的，正确改法应该加盖修正章。对证据七真实性不认可，属于造假，从离婚调解书也可以看出曲某2的父亲不是孙相贵，而且出具的时间是2020年4月9日，孙相贵已经去世。对证据八不认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其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孙相贵去世后，应将共同财产的一半分出为曲某1所有，剩余为孙相贵遗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孙相贵的合法继承人。对于孙某是否属于孙相贵合法继承人，虽二被告认为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上孙相贵的婚生女为“孙伟”，而原告名字是“孙某”，原告主体不适格，但通过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可知，孙某与孙相贵系父女关系，调解书上“孙伟”应为笔误，故孙某属于孙相贵的合法继承人。对于曲某2是否属于孙相贵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二被告提交的荣成市人民法院调解书、常驻人口登记簿能够证实吕某随其母亲曲某1生活，并改名为曲某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对于曲某2与孙相贵是否属于有抚养关系的继父继子关系，不仅要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还需要看事实上是否形成抚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参照该意见，抚育费一般给付至子女十八周岁止，鉴于曲某2在孙相贵与曲某1登记时还有5天满18周岁，在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孙相贵与曲某2形成抚养关系的情况下，不宜认定孙相贵与曲某2形成抚养关系，故在本案中，孙相贵的合法继承人为曲某1、孙某。 争议焦点二、孙相贵的遗产范围。 一、银行账户余额。对银行账户余额，经核对，截止2019年10月4日，曲某1、孙相贵的银行账户余额共计160482.50元（已扣除孙相贵中国工商银行尾号0902账户中于2019年10月30日入账的一次性救济费56734.20元,该项单独主张，原告未主张丧葬费1000元、2019年10月9日入账4967.09元），原告应分得40120.63元（160482.50元÷2÷2）。 二、车辆。对于鲁Ｋ×××××号小型轿车价值130000元，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曲某1主张购买鲁Ｋ×××××号小型轿车时由曲某2出资90000元，但鲁Ｋ×××××号小型轿车的购买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个人网上银行截图显示曲某2转账的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无法证实系为购买鲁Ｋ×××××号小型轿车而转账，故对曲某1的该项辩称，因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鲁Ｋ×××××车辆市场价值，曲某1虽对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鉴定评估报告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依法采信威海市恒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认定鲁Ｋ×××××车辆市场价值220000元。原告及曲某1均同意鲁Ｋ×××××车辆归曲某1所有，故曲某1应支付原告87500元[（130000元+220000元）÷2÷2]。 三、荣威公司股权份额。本案中，荣威公司系曲某1与孙相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曲某1成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故该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属于曲某1与孙相贵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曲某1称荣威公司现在属于负资产状态，如原告选择继承遗产，则必须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与税金的辩称，因被告提交的资产负债表系其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对于债务，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债权人向其主张过债权，无从得知该债务的真实性及债务具体数额，对于税金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按照法律规定，股权的继承不仅体现在出资权益，而且在于股东资格的身份性继承，在本案中，荣威公司为曲某1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孙相贵并未持有荣威公司股权，虽然荣威公司章程并未就此作出禁止性规定，但曲某1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分得公司股权，且原告分得荣威公司股权份额后将会改变荣威公司的公司性质，本院向原告释明可就孙相贵去世后荣威公司的资产情况进行审计，并依法分割荣威公司的资产，原告仍坚持要求分割荣威公司股权份额，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孙相贵死亡后荣威公司资产的继承可另案主张。 四、房屋。曲某1提交的荣成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荣成市体改委文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山东省威海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等能够证实曲某1于1998年即购买涉案房屋，并于1998年11月26日即付清荣成市荷塘南区33号楼303室购房款，且该房屋登记在曲某1一人名下，故该房屋属于曲某1的婚前财产，不能仅依据该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办理时间在曲某1、孙相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来认定属于曲某1、孙相贵夫妻共同财产，故该房屋不应作为孙相贵的遗产予以分割。 五、支付宝及微信余额、支付宝及微信理财产品。对于曲某1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余额76.50元，原告应分得19.13元（76.50元÷2÷2）。对于原告主张要求分割曲某12019年2月-2019年6月4日向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支付的16笔金额共计48478.86元的诉讼请求，通过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的协助查询复函，无法得知该16笔是否属于基金理财，且即便属于基金理财，孙相贵的遗产应当以2019年6月4日孙相贵死亡时的遗产为准，现无从得知孙相贵死亡时以上16笔财产是否尚存在，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因未有充分有效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分割曲某1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2019年10月4日三笔进账共计24608元的诉讼请求，通过流水显示2019年10月4日进账三笔共计24608元但均已于当天消费，最后一行显示余额为0元，故应当以余额显示为准，且被告辩称系用于处理孙相贵丧葬事宜，亦属于情理之中，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六、一次性救济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一次性救济费是被继承人孙相贵去世之后才发生的，是单位向被继承人孙相贵家属发放的费用，不属于被继承人孙相贵的遗产，故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孙某对一次性救济费主张权利，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可另案主张。 综上，原告应分得遗产份额款共计127639.76元。对于曲某1称其支出的孙相贵的丧葬花费88200元需要从孙相贵的遗产中予以扣除的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丧葬费用既不属于应当缴纳的税款也不属于被继承人的债务，无论是从法律意义上还是道义上讲，丧葬费用不能从遗产中扣除。本案中，曲某1作为孙相贵的妻子，为孙相贵办理身后事，系尊重伦理道德，符合公序良俗的主动行为，且原告并未要求分割孙相贵的丧葬费1000元及2019年10月9日孙相贵中国工商银行尾号0902入账4967.09元，同意作为丧葬事宜的花费，故在本案中，曲某1为孙相贵支付的丧葬费用不应从孙相贵的遗产中扣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鲁Ｋ×××××号车辆归被告曲某1所有； 二、被告曲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某遗产份额款127639.76元； 三、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75元（系减半收取），由原告孙某负担2188元，被告曲某1负担1687元；评估费3000元，由原告孙某负担900元，被告曲某1负担2100元。出庭费800元，由被告曲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婷婷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殷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