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1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男，197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社生，安徽点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强，男，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乘弘，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志飞，安徽有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振因与上诉人田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2019）皖0225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社生、上诉人田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乘弘与乐志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振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合伙收益分配款397850.7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中，上诉人己经单方承担了在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总承包的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的9万吨技改项目中双方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其它部分业务费用1121785.5元，若将该单方承担的费用换算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其它部分业务费用，其数额为2492856.66元（1121785.5÷0.45)。如果被上诉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其在该项目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共同其它费用超过了上诉人单方己经承担的112.17855万元，则可就超过上诉人单方己承担的部分在上诉人一审所主张的326万元合伙收益分配款中进行扣减。二、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合伙收益分配款326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核减了上诉人的合伙收益分配款397850.7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田强辩称：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第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诉讼中陈振自认承担其他部分业务费用1121785.5元，该部分费用属于陈振自愿承担的部分，一审法院的认定是符合事实的。第二，上诉人所称的88万多元的利息应当由田强个人承担，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双方是一种合伙关系，上诉人要求田强单方承担全部利息，也就是承担全部的成本，而自己享受全部收益，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同时也违背了公平原则。田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关于案涉华星电缆以及银河桥架的关于合同价款、实际成本、税费、回款成本的主张，仅仅依据的是被上诉人提供《业务明细》，属于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法院不应直接采信。一审判决在上诉人提出异议且坚决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也未作司法审计的情况下，对于被上诉人单方主张的所谓利润款全部予以认定，明显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没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法确认案涉项目的利润款。2.被上诉人明确承认关于全部买卖合同中上诉人田强的签名系其代签的，在上诉人明确不认可全部买卖合同后，一审法院在未作任何说理下，强行认定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云景法院判决书》，仅仅能证明中特华星对外主张电缆款项的事实，其内容没有关于原被告合作范围的约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应当不予采纳。《云南云景技改项目对账单》，该对账单至今仍未生效。该对账单没有中特华星的盖章，上诉人亦未在该对账单上的签名；此外广西建工第二安装公司也没有加盖公章，只是他的第二分公司盖章。该对账的证据三性均不符合，应当不予采纳。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书证《成本税费利润表》，其中对被上诉人明显不利的部分在判决中不加以说明，判决明显对上诉人不公。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申请前往华星公司调查取证，华星公司提供《成本税费利润表》，证实上诉人田强与被上诉人合伙应得利润为2640264.44元，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45%分配比例被上诉人应当分配1188118元。然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田强患病期间擅自超额领取款项，其实际领取的款项为137万元，多领取181882元。但是一审判决对利润分配表明确载明：“业务员应得利润2640264.44元”，这一对案件事实起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内容在整个判决中只字未提，反而直接对被上诉人自己制作《业务明细》，不说明采信证据理由、不表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推理过程情形下，全部予以认可，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能提供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为由，剥夺上诉人依法鉴定的权利，程序违法。《合作协议》签订时，上诉人田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对上诉人田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系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且此系本案件的核心焦点，否则案件事实无法查明。1.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上诉人田强正处于脑梗死手术后。2.签订《合作协议》的内容系被上诉人找人事先拟定，系格式合同，且上诉人无能力理解对其内容的真实意思。3.本案签订《合作协议》的时间节点不符合常理。案涉合伙结束从2011年5月17日开始，大概到2014年年底（第二次庭审笔录第7页）。按照合伙协议的特点，签订合伙协议应当在事先约定，而本案《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6日，正常情形下如果被告未在案涉协议签字，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提起本起诉讼。四、即便案涉《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的判决亦应依据《合作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进行，不能作类推认定，否则将违反私法自治原则。1.根据《合作协议》关于销售业务分成的约定，结算利润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否则，被上诉人的诉请无法成立。（1）关于合伙项目内容限制：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总包的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9万吨技改扩建项目。（2）关于合伙销售物品的限制：为电线电缆销售项目。（3）关于合伙项目生产厂家的限制：为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4)关于合伙结算条件的限制：扣除一切成本费用后，如能结算，上诉人田强应在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利润后一个月内结算。案涉业务至今相关成本未进行扣除，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也未与上诉人田强进行结算利润。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涉及到非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以及非9万吨技改扩建的项目的电缆电线销售利润请求均应当排除在外，即被上诉人主张的“银河桥架的四份合同桥架利润款”依法不能认定，也不是本案所能处理的范畴。否则将严重违反私法自治原则。2.被上诉人关于中特华星的电缆利润款主张应当依据华星电缆出具的《成本税费利润表》的利润结算。（1）该利润表系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被上诉人否认自己举证的证据对其不利的部分，不能成立。（2）该利润表的内容符合《合作协议》的约定。（3）被上诉人单方制定的成本因与利润表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依法不能认定。目前我国关于个人合伙财产处理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即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此外，《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就本案而言，案涉糾纷处理的唯一依据就是《合作协议》，任何超出该协议约定范围的事项，均不能适用《合作协议》。综上所述，根据《合作协议》、《成本税费利润表》以及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已经超过约定比例。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田强支付其利润款既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陈振辩称：一审法院将88.41109万元利息作为田强和陈振合伙的华星公司电缆业务的投入成本，减少了合伙收益，相应地减少了上诉人陈振的合伙利益分配款397850.7元，上诉人陈振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理由如下：根据广西建工二公司云景项目的对账函、华星公司起诉广西建工二公司时的付款明细表，两者相互印证，清晰得知，广西二公司己经支付的货款，在2012年2月17日就达到1060万元，其中支付华星公司的货款为960万元，而电缆和桥架的成本、税收等费用等仅为865.14013万元（电缆721.43151万元+桥架143.70862万元），广西建工二公司所支付的，已经超过了电缆和桥架的成本、税收等费用194.85987万元（1060万元-865.14013万元）。从上述广西建工二公司云景项目的对账函、华星公司起诉广西建工二公司时的付款明细表以及88.41109万元的利息隔差表中的付款时间，可以得知，只是由于田强单方将广西二公司的大额货款800万元（960万元-160万元）私自拿走，截止2012年2月17日，田强给付华星公司的货款成本仅为160万元，从而造成广西二公司己经支付的货款960万元没有及时支付华星公司电缆业务的成本税费等，如果田强将广西二公司己经支付的货款960万元及时支付华星公司电缆业务的成本税费等，根本不存在到2018年2月8日时还产生利息隔差88.41109万元。从上述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产生利息隔差88.41109万元是由于田强私自截留单方占有800万元所造成的，陈振当时未参与该800万元的分配，故该88.41109万元利息应当由田强个人承担，而不应当作为合伙费用。一审中陈振主张给付合伙收益分配款326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核减了陈振的合伙收益分配款397850.7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陈振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田强给付陈振合伙收益分配款397850.00元（88.41109万元*0.45)。陈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润分配款190万元（若需司法审计，以审计结果为准）。在诉讼中，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润分配款32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7年12月3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7月28日、2011年10月26日，陈振与田强以滨江公司名义与广西建工二公司签订了两份销售电缆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012年1月23日至2012年5月28日，陈振与田强以华星公司名义与广西建工二公司签订了六份销售电缆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经庭审查明，“安徽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名称变更为“安徽滨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由“安徽滨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至今单位名称为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至2012年间，陈振与田强以银河桥架公司名义与广西建工二公司签订了四份销售桥架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上述十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均用于广西建工二公司位于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技改项目部，总价款为1951.89187万元。2014年1月16日经与广西建工二公司对账，广西建工二公司向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给付货款1360万元，尚欠华星公司货款591.89187万元。2015年2月15日广西建工二公司给付银行承兑一张，票面金额169.461603万元，广西建工二公司尚欠货款422.430267万元。通过诉讼，云南省景谷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4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西建工二公司给付华星公司货款422.430267万元、逾期违约金169.200671万元，于2018年2月8日经法院执结给付。广西建工二公司全部货款2121.092541万元（含逾期违约金169.200671万元）履行完毕。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2015年3月6日，陈振与田强以合作协议的书面形式对合伙关系进行确认，合伙协议载明：本着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经甲（田强）乙（陈振）双方友好协商，现针对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总包的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9万吨技改扩建项目电线电缆销售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一、甲乙双方应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执行；二、该项目执行完成后所产生的净利润按甲方55%，乙方45%比例分配；三、该项目以甲方名义在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开设的个人账户，所有关于该项目的成本、税费等一切费用均由双方承担；四、项目回款应扣除公司成本、税费等一切成本费用后再按甲乙约定的比例结算；五、该项目回款扣除一切成本费用后，如能结算利润，甲方应在公司结算利润后一个月内按双方约定的比例将乙方应得的利润分成以现金、承兑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乙方，如以现金、承兑支付，乙方应出具收条；六、乙方因业务需要或提前用款，经甲方同意后，乙方需要出具借条给甲方作为暂借，待合同执行完毕后最终结算利润甲方扣除乙方一切借款。同日，陈振收到田强给付业务分成80万元，与之前向田强借支47万元，田强累计支付陈振127万元。陈振认为田强没有按照约定给付其应得的剩余利润款，成讼。另，田强系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业务员，与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订立电缆、桥架买卖合同，产生买卖合同关系。陈振与田强双方合伙以华星公司名义投入财产809.842678万元、以银河桥架公司名义投入财产143.70862万元。在诉讼中，陈振自认承担其他部分业务费用112.17855万元（按陈振电缆桥架业务明细112.17855万元＝565.17855万元－127万元－32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振与田强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是否有效？二、银河桥架公司的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否属于合伙范围？三、关于双方之间合伙收益分配？针对焦点问题一，陈振与田强于2015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庭审中，双方认可合伙事实，且双方已经就部分合伙收益按照合伙协议进行了分配，该份合伙协议是对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合伙关系的书面确认并明确约定分配比例，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予以确认。田强辩称自己签署协议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申请特定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因在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供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申请鉴定的事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提交的病例中显示签订该合伙协议时，并非在入院治疗期间，故田强提出该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针对焦点问题二，在陈振与田强的合伙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合伙销售对象为广西建工二公司总包的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9万吨技改扩建项目，其中双方向广西建工二公司销售的买卖合同中就包括双方以银河桥架公司名义签订的买卖合同，广西建工二公司的云南云景技改项目对账单中也涵盖了银河桥架公司的货款支付情况及发票开具情况。该院认为，银河桥架公司的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陈振、田强合伙范围。针对焦点问题三，广西建工二公司截止2018年2月8日向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给付全部货款2121.092541万元，陈振与田强之间对外合伙事务已经完成。双方合伙以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名义分别取得的收益：1695.3677万元+169.2006万元－809.8426万元＝1054.7257万元、256.524137万元－143.70862万元＝112.815517万元。依据合作协议约定，田强应按双方约定比例（田强55%、陈振45%）将陈振应得的利润分成支付给陈振，故陈振要求分配合伙收益，应当予以支持。以华星公司名义收益分配：1054.7257万元×45%＝474.6265万元，减去田强已付陈振127万元、陈振自愿承担其他部分业务费用112.17855万元，即陈振应分配235.44795万元；以银河桥架公司名义收益112.815517万元，因该部分合伙收益在合作协议中没有作出约定，比照上述45%比例陈振应分配50.76698万元（112.81万元×45%）。二项合计，田强应付陈振286.21493万元（235.44795万元+50.76698万元），陈振与田强之间合伙项目回款与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之间产生的债权由田强享有，与陈振不再具有关联性。陈振与田强之间合伙项目货款全部回笼与华星公司之间已经具备结算条件而田强主张与华星公司之间没有进行结算，有违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不予采纳。陈振主张逾期付款应承担自2018年3月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书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予以采纳。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田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陈振合伙收益286.21493万元，并承担该款项自2018年3月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书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陈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7880元，由陈振负担4000元，田强负担3388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鉴于本案审理结果与案外人中特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为进一步查明案涉合伙项目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包装费、运杂费、税费、管理费等总投入或该项目产生的净利润，本院向该公司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书，该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及“回款明细”各一份，从该两份材料显示：截至2014年12月该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508689.21元给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8月19日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共回款10508689.21元。华星公司与田强个人业务结算成本共计6984315.87元（其中包含产品成本5788038.9元、包装物39591.66元、运杂费46118元，税费1110567.92元），业务员延期回款利息884110.9元，扣除成本和业务员利息后业务员应得2640262.44元。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份材料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予以认可。陈振质证认为：“回款明细”显示的金额只是华星公司开具给广西建工的发票金额，不包括桥架合同250余万元和广西建工未开、免开发票的六七百万余元以及后期华星公司起诉广西建工后的利息169万余元；情况说明中数字基本吻合，所有的包装费在回款说明上体现出来了，884110.9元利息我方不认可。田强质证认为：该“回款明细”及“情况说明”与一审法院调取的明细是一致的。其中田强可获得的利润为2640262.44元是相一致的，这个就是田强可以取得的真实利润。从“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延期回款利息是算在田强本人应得的利润款中，是要扣除的。根据田强与陈振的合伙协议，应当共担成本，共担风险，由田强个人承担是不合适的。经审理并查阅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针对双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双方当事人所补签的合伙协议效力问题。田强虽在上诉时主张合伙协议无效，但在二审庭审中自认合伙协议有效，本院予以采信。故认定双方所签合伙协议有效。二、关于陈振与田强以银河桥架公司名义与广西建工二公司所签四份桥架买卖合同是否属双方合伙范围问题。由于双方对合作协议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田强主张该四份桥架买卖合同不属于合伙范围，其理由为协议约定为该项目中的电线电缆销售，不包括桥架销售。但从双方与广西建工二公司总包的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9万吨技改扩建项目中所签的共计12份合同（电缆8份、桥架4份）来看，该12份合同项下的电缆与桥架均用于该项目的安装，且均为陈振代田强共同所签，桥架亦为电缆安装的必备附属设施，广西建工二公司的云南云景技改项目对账单中也涵盖了银河桥架公司的货款支付情况及发票开具情况，一审据此认定四份桥架买卖合同属于合伙范围并无不当。另从双方约定的具体条款中也可看出，合作的对象主要为该项目。而田强虽根据约定主张四份桥架买卖合同不属于合伙范围，但并不能否认上述事实的存在，也未能提供双方另行约定的合伙分配比例，故一审比照双方的约定按45%支持陈振的诉请也无不妥。三、关于延期回款利息884110.9元是否应当计入合伙成本问题。因华星公司在起诉广西建工二公司拖欠剩余422.430267万元货款中，诉请了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该损失得到了生效判决的确认数额为169.200671万元，并经原审法院强制执行，上述款项得到全部履行。一审在计算该项目全部到账货款中也包涵了该逾期付款损失数额，故一审将涉案回款利息计入总成本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对陈振主张延期回款利息不应计入合伙成本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涉案合伙项目的利润问题。首先，一审根据查明的涉案合伙项目，确认广西建工二公司截止2018年2月8日向华星公司、银河桥架公司给付全部货款2121.092541万元（其中华星公司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为1864.568404万元），其证据主要为华星公司起诉广西建工二公司归还拖欠的涉案项目422.430267万元货款时，向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涉案买卖合同等及双方当事人分别出具的涉案项目对账单，以及该院作出的生效（2016）云0824民初372号判决书及（2017）云0824执549号执行结案通知书。其中广西建工二公司出具的涉案项目对账单中包涵桥架的货款合计为256.524137万元，其所欠货款截至2014年1月16日反映为591.89187万元，扣除该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支付华星公司的承兑汇票169.461603万元后，拖欠的货款数额与华星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显示的拖欠数额422.430267万元完全一致，且该两份对账单均经该院庭审质证予以采纳。故一审庭审质证后采信上述证据并无不当。其次，一审在计算该项目结算成本时，除采纳了华星公司提供的总成本共计698.431587万元外，尚增加了2万元的包装费、21万元的运杂费，并且也采纳了华星公司扣除88.41109万元的利息隔差的成本计算，确认以华星公司名义投入成本、税费合计809.842678万元，该成本总数大于华星公司提供的成本数额，应当对田强有利，而田强并未在此之外提供其他未计入该项目成本的相关证据，故一审确认该成本数额并无不当。据此，一审认定双方合伙以华星公司名义取得的收益即利润为1054.7257万元（1695.3677万+169.2006万元－809.8426万元）亦无不妥。虽然华星公司提供的涉案成本税费明细表及情况说明证明田强应得利润为264.026244万元,但该证据只能证明货款为1050.868921万元的相应利润,并不包括该项目未开票入账的其他应得收益，故田强上诉主张应以该证据认定田强的利润数额为264.026244万元计算合伙分配款，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48元，由上诉人陈振负担7268元，由上诉人田强负担32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桂珍审判员  鲍 迪审判员  徐海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米天戈书记员  曹 慧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