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俊，男，1980年6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南岸区，现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瑶，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举容，女，196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南岸区，现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重庆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俊因与被上诉人张举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蓉，被上诉人张举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钟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张举容立即向姚俊支付380万元的款项，并以3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转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向姚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张举容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不能因前案渝兴公司证据不足，渝兴公司在前案应承担不利后果，就认为姚俊在本案中就该承担不利后果。2.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对同一个当事人就同一行为前后完全相反的说法，法院不能对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都采信。3.一审法院关于姚俊利益受损与张举容没有关系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姚俊向张举容支付38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偿还借款，但张举容否定了这个行为，则张举容占有涉案款项无正当理由，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张举容辩称，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姚俊的给付行为有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即受渝兴公司的委托，不是偶然打款，上诉人搞混了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及分别对应的主体。2.渝兴公司因证据不足在另案中有关本案的对应款项未得到认定，若其不服应对另案提起申诉，姚俊无权直接要求张举容返还，事实上另案少判了3100万元，张举容也是不服的，也进行了相关的申诉。3.姚俊不是款项所有人，其基于渝兴公司委托付款，也是因其系渝兴公司员工，其款项来源属于渝兴公司，张举容已经与渝兴公司就双方诉争的所有内容达成了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五条明确了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否定了姚俊的所有人身份，即本案的主体身份，双方承诺都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该协议于2020年6月15日形成，即姚俊不是款项所有人，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失。4.若姚俊坚持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其诉称与其请求相矛盾，不构成不当得利，且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姚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举容立即返还姚俊款项38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转款之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张举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期间，姚俊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岸支行向张举容转款共计38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2012年9月18日转款50万元，2012年9月28日转款10万元，2012年10月9日转款5000元，2012年10月30日转款40.5万元和10万元，2012年11月1日转款10万元，2012年11月8日转款17.5万元，2012年11月12日转款5万元，2012年11月19日转款10万元和50万元，2012年11月23日转款10.5万元，2012年11月29日转款10万元，2012年12月25日转款10万元、7万元和10.5万元，2012年12月31日转款10万元，2013年1月9日转款17.5万元，2013年1-5-月14日转款5万元，2013年1月18日转款50万元和8万元，2013年1月21日转款10万元，2013年1月29日转款10万元，2013年4月22日转款8万元和10万元。2018年5月3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9页中载明“3.渝兴投资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已经支付借款利息共计3239.60万元。具体支付明细及支付凭证如下表所示：……。”上述明细表（序号65-82、84）中包含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期间，姚俊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岸支行向张举容的上述转款共计380万元。该判决书第23页载明：“张举容在庭审中发表意见认为，对上述明细表中收款人为张举容的款项中，对仅有取款凭证的款项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有现金存款回单的款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收款人为南岸区超九泓酒店的所有款项的收取均不予认可；对收款人为刘光渝的款项的收取予以认可；对2016年2月6日支付的200万元予以认可。”该判决书第28页载明：“对于付款人为姚俊和章张所支付的款项，虽然付款方式均为银行转账，张举容亦实际收到了上述款项，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姚俊和章张系代渝兴投资公司向张举容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故本院不将姚俊和章张支付的款项作为渝兴投资公司实际支付张举容的利息计入。”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姚俊主张要求张举容向其返还款项共计380万元，应对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姚俊的诉称，其系受渝兴投资公司委托向张举容转款共计380万元。据此，姚俊与渝兴投资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姚俊支付上述款项，系其履行受托义务的行为。（2018）渝民终126号案件中，渝兴投资公司主张的支付借款利息中亦包含姚俊的上述转款共计380万元。综合姚俊的诉称及渝兴投资公司的主张，可以认定姚俊向张举容的上述转款共计380万元系其完成相应的受托事项，具有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在（2018）渝民终126号案件中，系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姚俊系代渝兴投资公司向张举容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故该院不将姚俊支付的款项作为渝兴投资公司实际支付张举容的利息计入。上述法律后果，系因渝兴投资公司未尽其相应举证证明责任而产生。姚俊受渝兴投资公司委托完成受托事项，姚俊利益是否受损，系其与渝兴投资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张举容无关。渝兴投资公司因证明责任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现姚俊以渝兴投资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未予支持为由而要求张举容返还相应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对于姚俊提出的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0200元，由原告姚俊负担。”二审第一次庭审中，姚俊举示如下证据：1.证据交换笔录。拟证明在前案审理阶段，渝兴公司举示的第三组证据中包含了本案诉争的380万元款项，但前案生效判决未予认可，张举容在前案进行质证的时候也否认该380万元款项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偿还借款；2.张举容在前案的一审、二审代理词。拟证明张举容的代理意见中强调了不认可该380万元款项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偿还借款，认为该款项大部分都是与其他人的账目或者内部账目，既然前案中不认可是姚俊代渝兴公司的还款，在本案中又认可是姚俊代渝兴公司的还款，明显前后矛盾；3.前案高院的承办法官与渝兴公司代理人进行通话的电话笔录。拟证明电话中沟通的款项主要是渝兴公司支付给案外人的，要求追加其为前案当事人，当时高院给当事人的建议是在前案结束后以不当得利再进行起诉，虽然当时渝兴公司没有同意，但说明是可以起诉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张举容质证认为，三份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在姚俊起诉之前均已存在，请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该三份证据所显示的内容有明确的诉讼主体是渝兴公司和张举容，高院的电话笔录中谈到的不当得利也是针对的渝兴公司，而不是其他人，就这块证据而言，是姚俊搞混了主体。张举容举示了一份张举容与渝兴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拟证明双方就几年来的诉讼进行了一揽子的解决，该协议第五条明确渝兴公司认可姚俊转给张举容的所有款项均为代渝兴公司转款，不是姚俊的款项，渝兴公司不同意不支持姚俊对张举容的不当得利诉讼，并证实姚俊所诉张举容款项均由渝兴公司出资，姚俊无权向张举容追诉该款项；该协议第三、第四条明确双方均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该协议证明姚俊不是案涉款项所有人，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同时也印证了其当时打款是基于渝兴公司的委托，是有法律上的给付原因的。姚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和解协议虽然加盖了渝兴公司的公章，但没有法人的名字，法院可以调取一下前案的证据，渝兴公司的盖章处均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该和解协议上只有陈仁智的签字，该股东所持股份没有超过公司股权的51%，只能代表股东陈仁智的个人意见，并不能代表渝兴公司对外做出意思表示，显然是个别股东对张举容的利益输送，渝兴公司其他股东有权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从协议内容上语义的前后矛盾和语义模糊不清，也能看出该协议是虚假的，该和解协议形成时间是2020年6月15日，是在本案一审过后，前案执行过程中，如果说渝兴公司与张举容真的达成了该协议，执行案款中至少应该减少380万元，因为前案判决中没有认可案涉380万元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还款，故前案执行中亦未扣除案涉380万元款项，当然不能就此认定案涉款项已了结。且经核实，和解协议上所盖公章已经作废了，故该协议是虚假协议。二审第二次庭审中，姚俊举示如下证据：1.由渝兴公司法人姚通选以及股东李文军、陈历华签署的《关于和解协议的情况说明》。拟证明2020年7月28日张举容当庭举示的2020年6月15日的和解协议未经股东大会讨论，股东们不知道这份协议的存在，而该协议上所盖公章早在2018年5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作废。2.2018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应到股东五人，实到股东五人，决议上签字的股东四人，杜永平未签字。拟证明该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废除渝兴公司标号为5109020011490的公章，并明确如果杜永平、吴弟琼拒不交回该公章就直接废除，废章由陈仁智保管，收回杜永平对渝兴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并决定对杜永平、吴弟琼、黄孝群、谢顺惠追究民事以及刑事责任，可见张举容在上次庭审中提交的和解协议不是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加盖的公章也是废章。3.渝兴公司2017年8月22日修订的公司章程，拟证明2018年时公司的股东结构就是决议上的五人。4.2019年加盖有渝兴公司公章的和解协议以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渝检民（行）监[2019]5000000027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拟证明张举容凭借作废的公章随意写类似的和解协议不止一次两次，而2019年的和解协议的表述方式与本案张举容举示的2020年6月15日和解协议如出一辙，同样的是所谓的一揽子协议，未对每笔债权债务的来源进行详细梳理，张举容当时也是凭这样一份所谓的和解协议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就前案（2018）渝民终126号申请抗诉，但被检察院驳回，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明确认定和解协议无效、该和解协议不能代表渝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解协议内容不合常理。张举容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加盖渝兴公司的公章，无法判断各签名的真实性，该证据如果当证人证言来理解的话，不符合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所反应的内容属于渝兴公司内部、股东内部事务，与第三人及本案没有关系，而且上面所说的作废的公章应该是另一个公章，而不是尾号为1490的公章。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各个签名不知真假，同时其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实际是否履行无法判断，该证据仍属于渝兴公司内部事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提醒法庭注意，该章程第八页第三十二条明确记载了姚俊系公司人员，监事会成员之一，与我方的举证可以相互印证，该章程尾部盖章恰好就是尾号为1490的公章，与和解协议及委托书的公章一致，可以请法庭核实原件，该证据不但不能达到姚俊的证明目的，相反客观印证了姚俊系公司员工，也印证了和解协议与委托书公章的真实性。对证据4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渝检民（行）监[2019]5000000027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2019年6月11日的和解协议，该协议系复印件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和解协议没有盖公章，即便是张举容提交给检察院，也是与渝兴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张举容举示如下证据：1.2020年6月4日四川省渝兴公司委托该司股东陈仁智代表该司与张举容就双方纠纷以及诉讼事宜进行和解谈判、并议定和解协议的委托书，由公司盖章予以确认。拟证明2020年6月15日渝兴公司与张举容的和解协议是通过渝兴公司合法的授权代表与张举容进行谈判，最终得到公司盖章认可的一个过程，该和解协议真实有效。2.2016年12月26日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是由渝兴公司向重庆市高院提出的申请，也是高院126号案件中已经出庭作证的证人罗永利，证明该申请盖章与我方提交的和解协议的盖章一致，均是尾号为1490的公章；进一步印证了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同时引出罗永利作为本案证人可以说清楚款项的所有权。3.对公客户账户明细，证明渝兴公司与姚俊之间存在大量的转入转出记录，结合证人证言、和解协议以及员工身份（章程第八页中有记载）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及的380万元为渝兴公司所有，姚俊并未受到任何损失，不构成不当得利。4.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经开分局2017年11月8日作的特此声明，予以注销的是渝兴公司尾号为3545的公章，拟证明姚俊所举示的情况说明中提到的公安机关废止的章与和解协议所盖的章是不同的，同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印证委托书及和解协议所盖公章真实。姚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委托书公章编号为尾号1490的公章，根据2018年5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上各股东确认已经作废，且该章是保存在陈仁智手中，所以该公章只能代表陈仁智的个人意志，不能代表公司意志和股东会意志，九民纪要已经明确“判断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只看外在的公章，还要研究一下是否是股东会的意思表示”，本案该公章已作废，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更加不能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对证据2申请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更不能证明该公章在2020年的时候仍然有效。对证据3的证据来源不予认可，是张举容非法取得的证据，该证据显示的打印时间是2020年8月，按照我国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除了公检法，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调取账户往来信息，张举容不是渝兴公司的人，该证据出现在其手上不合法，该证据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即使姚俊与渝兴公司有流水和往来，也不能证明姚俊在本案中支付给张举容的380万元款项就不是姚俊本人的钱。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发布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不能证明2018年8月25日过后尾号为1490的公章仍然有效。姚俊申请证人姚通选出庭作证，姚通选称其为渝兴公司法人兼股东，拟证明张举容在本案中举示的和解协议上的公章已经作废，且姚通选对该和解协议的内容完全不知情。张举容申请证人章张出庭作证，章张称曾为渝兴公司出纳，拟证明姚俊系渝兴公司工作人员，案涉380万元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支付，而非姚俊的个人钱款；申请证人罗永利出庭作证，罗永利称为渝兴公司会计，拟证明姚俊是渝兴公司副总经理，案涉380万元款项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支付，非姚俊个人款项；申请证人陈仁智出庭作证，陈仁智称其为渝兴公司股东兼财务经理，拟证明拟证明姚俊是渝兴公司员工，案涉380万元款项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支付，非姚俊个人钱款，张举容提交的2020年6月15日和解协议上的公章系渝兴公司现使用的公章。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在该案中张举容未认可姚俊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的380万元款项系姚俊代渝兴公司偿还的借款；且该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虽张举容收到了姚俊支付的款项，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姚俊系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故不将姚俊支付的款项作为渝兴公司实际支付给张举容的利息计入；虽张举容在本案中改变自身陈述，转而辩称该380万元系姚俊受渝兴公司委托向其付款，但并不能以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直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因生效判决已认定的案涉380万元款项并非姚俊代渝兴公司向张举容偿还的借款，亦无证据证明张举容与姚俊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或收取钱款的合法事由，那么张举容继续占有该款项并无合法依据，属于取得不当利益，姚俊作为该笔款项的支付人有权请求张举容返还该不当利益，故张举容应向姚俊返还不当得利380万元。姚俊主张张举容以38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标准从转款之日起至付清时止向姚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就本案案情来看，结合前案和本案诉讼的起因、联系，本院酌定资金占用损失从姚俊向张举容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12月30日开始计算，损失计算标准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宜。即张举容以380万元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向姚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于张举容称案涉款项系渝兴公司所有的款项而非姚俊个人的款项，姚俊无权主张的问题。涉案款项系姚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张举容，在张举容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下，姚俊是请求返还不当利益的直接权利人，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而姚俊与渝兴公司之间对该款项如存在争议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可另案解决，不影响本案裁判。故对于张举容的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张举容称姚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8年5月3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书，并认定不将姚俊支付的380万款项作为渝兴公司实际支付给张举容的利息计入，故姚俊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5月30日起算，姚俊于2019年12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张举容的该辩称，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姚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二、张举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俊380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8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30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姚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张举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由45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0200元，由张举容负担43000元，由姚俊负担7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张举容负担38000，由姚俊负担7200元（此款姚俊已预交，张举容履行上述支付义务时径行支付姚俊，本院不作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海燕审 判 员 秦 敏审 判 员 倪洪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圆媛书 记 员 陈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