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2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治，男，195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立军，甘肃佳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77号。法定代表人：周文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世语，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勤，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治因与被上诉人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民初1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国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张伟治转租有较大利益空间为由，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判决张伟治承担相应税款不公平。张伟治的转租收益受市场调控，收益与风险并存，不能因此决定税款的承担。《商铺租赁合同》第七条第四款关于租赁产生的税款约定不明，其中的房产税、增值税应理解为张伟治本人已交清的餐饮业增值税，而非国信公司缴纳的租赁税款。税款本应出租方承担，由承租方承担各项税款有违正义，显失公平。国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以双方在《商铺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判决张伟治承担税款，而非只为平衡双方利益。对于税款的承担，双方约定明确，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国信公司一审举证两份租赁合同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国信公司利用优势地位强迫张伟治负担税费的情形。国信公司与张伟治约定年租金90万元，张伟治对外转租约定年租金150万元，正是由于应由张伟治承担税费故国信公司才低价出租。请求驳回张伟治的上诉请求。国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伟治支付国信公司垫付的应由张伟治缴纳的商铺租赁期间的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等共计257,881.91元；2.诉讼费由张伟治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15日，国信公司、张伟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双方约定：张伟治承租国信公司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西段、广场北路（现是南昌路无号）陆都花园5号楼一、二层商铺（北邻兰州市布料批发市场、华联，南邻东方红广场，西邻广场西口金昌路手机市场，东邻平凉路）经营餐饮服务业。一层面积为422平方米，二层面积为483平方米，两层合计面积为905平方米。装修期一个月，张伟治在装修期不承担租金。租赁期限自2011年11月16日至2016年11月15日，张伟治在租赁期限内不得将商铺转租或转包给第三方。租房押金100,000元，在第二个租金年度折抵租金。每平方米每月租金90元，年租金977,400元，租金每两年递增5%。租赁期内的水、电、暖、天燃气、物业管理费、营业税、房产税由张伟治承担。双方还约定了租金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事宜。该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争议。张伟治在该商铺中经营餐饮，字号为吉饍坊酒店。当合同履行至2016年8月3日时，国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文萍与张伟治就该商铺的续租签订商铺租赁合同1份。双方约定：续租期6年，自2016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15日。在第一、二个租金年度，每平方米每月租金85元，年租金923,100元。2018年11月26日至2022年11月26日期间的租金，每两年以前一年总租金为基数递增5%。视市场或本店（指张伟治经营的店）实际经营情况协商租金半年交一次，或一次交清一年的租金。租赁期间张伟治仍不得转租或转包并不得拖欠租金，否则国信公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张伟治仍应自行承担租赁期间商铺的正常税费：增值税、房产税、水电暖费、天燃气、房屋保险税、物业费、房屋租赁税，并将税票及费用发票的复印件交付国信公司。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上述续租合同签订后，张伟治并未继续使用案涉商铺。即2016年8月26日，张伟治在未征得国信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案外人王凌俊签订承包合同1份。双方约定：张伟治将其经营的吉饍坊酒店承包给王凌俊经营，租期5年，免租其一个月，系王凌俊的装修时间。起租时间为2016年9月25日。承包期前两年每年租金1,500,000元，第三年起每年递增10%。承包期间水电暖、物业费及税金由王凌俊承担。双方还约定了租金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该合同成立后，张伟治将承租国信公司的商铺交付王凌俊使用。并收取了王凌俊给付的租金等费用。王凌俊承租后，重新进行了装修，并另行办理营业执照，成立了兰州晨晟辣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自己经营餐饮服务业。2017年8月4日，国信公司以张伟治转租商铺违约为由，将张伟治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商铺，支付违约金50,000元，赔偿2017年7月27日至商铺返还之日的按每平方米150元计算的租金损失，支付房产税110,772元、增值税48,232元。该案业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甘0102民初478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文：“一、解除国信公司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张伟治于2016年8月3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二、张伟治向国信公司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国信公司；三、驳回国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张伟治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8年4月9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作出（2018）甘01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文：“一、维持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民初47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判决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二、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民初47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该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判决未支持国信公司主张张伟治给付税款的诉讼请求之理由为因国信公司尚未缴纳应纳税款，故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国信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张伟治及王凌俊支付其垫付的税款，后又于同年12月18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甘0102民初855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国信公司的撤诉申请。王凌俊于2019年1月25日向国信公司腾交了案涉商铺。2018年8月23日，张伟治向王凌俊发出《通知》1份。内容为：催告王凌俊支付第二租金年度的租金，并催告王凌俊向税务机关缴纳房产税及增值税。2018年7月12日，国信公司向国税南昌路分局缴纳案涉商铺地区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总计8791.43元，增值税73,261.91元。同年7月13日缴纳房产税175,828.57元。以上总计257,881.91元。2018年6月4日，国信公司缴纳房租税44,057元。国信公司依据商铺租赁合同向张伟治主张垫付的税款时，张伟治拒绝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是否属民事受案范围；2.案涉租赁合同项下增值税、房产税及附加税的约定条款是否合法，张伟治未履行该合同义务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支付国信公司垫付的税款。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是否属民事受案范围。就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而言。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国信公司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的”规定，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判断标准进行了规定。即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从形式上审查，国信公司的起诉，似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然而，任何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通常都存在例外，一事不再理原则也应当如此，亦即应允许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存在。因此，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即是关于“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的规定。依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条件为发生新的事实。本案中，国信公司在兰州中院作出的（2018）甘01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向国税南昌路分局缴纳了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总计257,881.91元，该事实即为上文所述“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也就是说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了新的事实即国信公司向税务局缴纳税款的行为，从而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兰州中院（2018）甘01民终23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国信公司、张伟治间围绕税款约定的权利发生了变动，从而使国信公司依据租赁合同产生了向张伟治请求支付税款的债权请求权，国信公司基于该事实再次提起本案之诉，理当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国信公司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张伟治依据上文所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提出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就本案是否属民事受案范围而言，国信公司张伟治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约定合法，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国信公司张伟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在租赁期间，由张伟治负担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意在解决税款的来源，亦即双方就租赁标的物产生的税款在双方间进行了分配，并不涉及税收征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该条款法律性质仍属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就财产关系的约定，故国信公司的起诉属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张伟治以双方关于税款的约定应属行政受案范围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二、案涉租赁合同项下增值税、房产税及附加税的约定条款是否合法，张伟治未履行该合同义务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支付国信公司垫付的税款。就案涉租赁合同项下增值税、房产税及附加税的约定条款是否合法而言。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此条是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规定。本案中，国信公司张伟治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缔约主体，对案涉商铺承租权以及商铺产生的房产税、增值税和附加税税款的来源的约定，均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表明双方在缔约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约定合法，不违反行政法规关于税收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故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张伟治以双方关于税款来源的约定违反行政法规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的辩称理由，意在逃避自己的合同义务。因为，张伟治从国信公司处租赁案涉商铺时，每月每平方米租金85元，就在十几天后，张伟治向案外人王凌俊出租案涉商铺时每月每平方米租金138元。从该事实可以说明国信公司收取张伟治的租金标准较低，从而使张伟治承担本应由国信公司缴纳的应纳税款，以衡平双方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双方的合同目的。故张伟治辩称该条款无效以及双方关于税款由张伟治承担的条款约定并不明确的辩称理由，均有违诚实信用，不予采纳。就张伟治未履行支付税款的义务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支付国信公司垫付的税款而言。依上文所述之理，张伟治在国信公司的催告下，未依双方约定，及时向税务部门缴纳案涉商铺产生的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的行为，对国信公司构成违约。国信公司在提起本案之诉前，已缴纳了上述税种之应纳税款，依合同约定，有权请求张伟治支付该部分税款，国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张伟治关于国信公司与张伟治并非不同的纳税主体，从而适用不同的税率，国信公司的纳税行为导致税款实际上因税率不同而多缴税的辩称理由，因案涉商铺的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的应纳税额，税务部门依法依国信公司系所有权人而计征，不存在张伟治辩称的理由，故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伟治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税共计257,881.91元。案件受理费5168元，由被告张伟治负担（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原告甘肃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2018年6月4日，国信公司向张伟治开具№01145888发票税额为29304.76元，开具№01145889发票税额为43957.14元，合计税额为73261.9元。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6月4日，国信公司缴纳房租税44,057元”，该事实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张伟治承担税费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国信公司与张伟治于《商铺租赁合同》第七条第四款约定，张伟治在租赁期间承担正常税费，增值税、房产税、房屋保险税、房屋租税等，后国信公司缴纳租赁期间的房产税、增值税等税款共计257881.91元。国信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及代缴税费的事实诉请张伟治承担税款，张伟治上诉称该合同约定的税款应理解为因其经营餐饮业或转租产生的增值税及房产税。本院认为，《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关于租赁关系权利及义务的约定，张伟治从事餐饮业经营而产生的税款与租赁合同系不同法律关系，且张伟治的转租行为未经国信公司同意，故双方于《商铺租赁合同》中约定经营及转租税款不符交易习惯及生活逻辑，对诉争税款应理解为因本案双方租赁关系而产生的税款，张伟治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张伟治二审主张国信公司缴纳税款时双方租赁合同已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国信公司陈述实际税款所属时期为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完税证明记载的时期系税务行政管理行为，不应仅以此为据。本院认为，虽然三份税收完税证明记载部分税款所属时期属租赁合同解除后，但国信公司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张伟治亦认可从未缴纳过合同履行期间因租赁产生的税款，故应认定诉争税款所属时期为本案双方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张伟治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张伟治关于国信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其签订合同，显失公平的上诉理由，因张伟治未主张《商铺租赁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多年，合同内容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依据该合同约定判决张伟治承担税款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张伟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8元，由张伟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元元审判员  白丽娟审判员  李文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段鸿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