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02民初3190号原告：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利川市国泰广场A1区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2751049120D。法定代表人：王道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桦，利川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杨杰，男，1968年10月4日出生，苗族，农民，户籍地利川市，住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凤朝元，湖北圣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益贵，男，1955年7月23日出生，土家族，利川市财政局退休干部，住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秦艺，利川市都亭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刘胜，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原告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房地产公司）与被告杨杰、孙益贵、刘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泰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桦、被告杨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凤朝元、被告孙益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泰房地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杨杰与原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8月23日，被告孙益贵、刘胜投资设立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房地产公司），2012年9月16日东鑫房地产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联合开发利川市财政局宿舍楼地块（原函授站）棚户区改造项目—财苑广场，并约定原告负责与烟叶复烤厂相连的32户拆迁户的拆迁事宜，东鑫房地产公司负责市财政局宿舍楼（原函授站）69户拆迁户的拆迁事宜，项目以原告名义进行，按市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拟定拆迁补偿办法和搬迁措施，完成拆迁事宜。被告杨杰的房屋为一层（户名为其子杨丕），建筑面积47.57平方米。2014年5月24日，东鑫房地产公司与杨杰签订《房屋拆迁置换合同》，约定：杨杰将其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住房交东鑫房地产公司拆迁还建，一层房屋建筑面积80平方米按50%的比例在拟建新商品房一层还建40平方米，剩余面积40平方米在拟建新商品房二层还建48平方米，又以建筑面积80平方米在拟建新商品房五至二十层还建240平方米等。2018年2月6日，东鑫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益贵将该公司注销，未清算。2018年3月22日，孙益贵与原告协议，约定原告与孙益贵按51∶49的比例进行盈益分配。2019年6月财苑广场竣工还建。东鑫房地产公司负责的拆迁户拿着东鑫房地产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找原告还建时，原告才发现东鑫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户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按利川市人民政府的文件规定，只应给杨杰在拟建新商品房一层还建47.57平方米，合同上按编造的建筑面积80平方米多出还建面积280.43平方米。财苑广场系利川市人民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属规划开发，没有多余的面积还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民法总则的规定，该合同应该无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按市人民政府的旧城改造文件规定的标准还建。杨杰辩称，⒈本案《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我没有与孙益贵恶意串通，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恶意串通行为，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与东鑫房地产公司是合伙关系，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不是第三人，我也没有损害原告利益。我的土地使用证登记的面积虽只有78平方米，但还有未登记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登记但在合理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也应补偿，市政府的规定没有强制性。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合同签订于2014年5月26日，2016年5月26日后就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不知情不符合情理和常理。⒊假设合同无效，只会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会造成社会矛盾。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孙益贵辩称，我和杨杰不是恶意串通，而是因为政府的指导要求太多、被拆迁人的要求不同、拆迁期间跨度过长、经济压力过大等签订的合同。涉案项目是政府的棚户区改造而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政府也作了投资，合同极不对等且损害了政府利益，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刘胜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东鑫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孙益贵、刘胜二人。2012年9月16日，原告国泰房地产公司（甲方）与东鑫房地产公司（乙方）签订《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联合拆迁开发协议》，其中约定：为了改善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地块的居住环境，塑造利川城市新形象，按照利政办发〔2011〕1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搞好旧城改造工作的通知》，经市财政局同意，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共同出资开发该地块，甲方负责与烟叶复烤厂宿舍相连的32户的拆迁事宜，乙方负责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69户的拆迁事宜；双方同意以甲方公司名义进行项目开发，由甲方负责办理规划报建等相关手续，该地块改造项目暂命名为财苑广场项目；双方约定按市政府相关规定，做好被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拟定合情合理的补偿办法和安全搬迁措施，争取在2013年8月底完成拆迁，2013年9月办理相关开工手续。被告杨杰在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内建有私房一栋，登记在其子杨丕名下，其《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总层数为1层，建筑面积47.57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建筑占地面积为78.46平方米，用途为住宅。2014年5月24日，东鑫房地产公司（甲方）与杨杰（乙方）签订《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其中约定：乙方将其拥有的位于市财政局（原函授站）片区的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须提供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的房屋与拟新建商品房进行置换，乙方一楼房屋建筑面积计80平方米按照50%比例置换在拟新建商品房一楼（乙方所得一楼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乙方剩余一楼房屋建筑面积计40平方米可以按照1∶1.2比例置换在拟新建商品房2楼，置换后乙方所得楼房屋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该户建筑面积80平方米，置换增加面积240平方米，使用于五至二十层住房，开盘后自选房号，乙方不补偿建筑造价，该平方是二户户主，甲方负责办理房产、土地相关手续，费用由甲方负责。2015年12月11日，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原告建设财苑广场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东鑫房地产公司于2018年2月6日经利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同年3月22日孙益贵以东鑫房地产公司（乙方）名义与原告（甲方）签订《关于财苑广场合伙分配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按51%的股份分配，乙方按49%的股份进行分配。2019年6月22日，原告发布《关于办理财苑广场拆迁还建安置的公告》，其中称“财苑广场由我公司开发建设，原与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还建户需重新与我公司签订旧房改造置换协议，才能办理还房办证。”此后，原告与被告杨杰发生纠纷，遂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联合拆迁开发协议》《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关于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关于财苑广场合伙分配协议》《关于办理财苑广场拆迁还建安置的公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与东鑫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联合拆迁开发协议》，约定双方联合拆迁开发利川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房地产项目，由东鑫房地产公司负责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69户的拆迁事宜，但该协议中没有商定对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标准，则东鑫房地产公司可根据被拆迁人的具体情形自主决定相应的安置补偿方案，其与被告杨杰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应不具有恶意串通情形。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虽批复同意原告建设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但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盈亏由原告与被告孙益贵按股份比例分配，故该项目虽名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仍属房地产商业开发。东鑫房地产公司与原告联合开发涉案房地产项目，其与被告杨杰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即使对原告的利益有损，但同时也损害了东鑫房地产公司或孙益贵、刘胜的利益，不能据此证明东鑫房地产公司与杨杰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主观故意。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账号17×××04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黄忠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欢欢书记员(兼)  王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