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27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华，男，1967年7月26日生，××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苏娟，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俊，男，1982年2月16日生，××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现在南京金陵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香，江苏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江苏融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曲塘镇人民中路27号。 诉讼代表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系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袁斌，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轩，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国祥，男，1960年9月27日生，××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现在镇江监狱服刑。 上诉人陶华、吴俊因与被上诉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阀门厂）、原审被告吴国祥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7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海安阀门厂对陶华的诉讼请求；判令海安阀门厂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高度盖然性地证明陶华系受吴国祥欺诈而在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该决议不可作为判令陶华补交出资的依据。海安阀门厂老厂区的拆迁补偿款共计3670万元，于2013年11月份就开始发放，在吴国祥欺骗陶华签署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之前，吴国祥已非法侵占拆迁补偿款高达3570万元；吴国祥所称的海安阀门厂新厂区的土地和房产均登记在吴国祥和吴俊作为股东的九俊流体公司名下，与海安阀门厂没有任何关系。由于陶华并不参与公司管理，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直至2015年，陶华才得知政府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发放，并且已被吴国祥转移。陶华曾向海安市公安局报案，对吴国祥涉嫌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提出了控告。吴国祥提出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增至6000万元，其目的就是为了向社会大众营造公司将加大资金投入的假象，掩盖其侵占公司资产的犯罪事实，该次增加注册资本的行为，是其犯罪行为的延续。如果陶华在签署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时，知晓老厂区的拆迁补偿款在2013年11月份就已经开始发放，被吴国祥非法侵占，并未用于所谓新厂区的建设，且所谓的新厂区与海安阀门厂没有任何关系，陶华无论如何也不会签署该股东会决议。2.一审法院判令陶华补缴出资240万元存在计算错误。公司注册资金从2000万元增至3600万元，陶华未签署任何股东会决议，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依据是他人伪造陶华签字的股东会决议，陶华并不知情，该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对陶华无效，故陶华没有义务依据该决议承担增资义务。另外，充分的证据表明，该次所谓的增资实质是吴国祥为了骗取海安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以便于其实施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吴国祥在犯罪后已经供述了其在骗取银行贷款后用于个人消费，该贷款并未用于海安阀门厂的生产经营。现海安阀门厂以3600万元为基础，再基于陶华受欺诈所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要求陶华缴纳出资，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同理，由于注册资金从2000万元增至3600万元，陶华并不负有出资义务，事实上也没有出资，陶华也就不具备出资360万元、享有公司10%股权的股东身份，海安阀门厂要求陶华按照10%的比例缴纳出资240万元缺乏依据。陶华只有40万元出资是自愿出资，其余出资均是他人代为出资或者他人冒用其名义、伪造其签字办理工商登记。在公司注册资金登记为3600万元时，陶华实际出资比例仅占1.11%，即使公司将注册资金从3600万元增至6000万元是陶华自愿的，按照陶华实际出资比例计算也仅为26.67万元，而非240万元。3.海安阀门厂进入破产程序，其原因就是实际控制人为获得非法利益，采取犯罪手段掏空公司，并非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原因导致。为此，一审法院认为吴国祥涉嫌犯罪的罪名与本案无必然关联，吴国祥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可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该观点是错误的。4.从海安阀门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的经营资料显示，海安阀门厂自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增资后未再发生后续的生产经营行为。即便陶华在股东会增资决议上签字，承诺出资但未出资的行为也未侵犯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5.一审程序上存在错误。陶华以本案与吴国祥职务侵占等罪名的刑事犯罪存在利害关系且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为由申请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以两案无必然联系为由未裁定诉讼中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所涉增资事宜系吴国祥刑事犯罪的手段，是其实施刑事犯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认定增资决议的法律效力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此外，海安阀门厂因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在一审法院同时提起了两个民事诉讼，除本案外，另一诉讼为海安阀门厂追收由415万元增资到2000万元以及由2000万元增资到3600万元部分的未缴出资，因海安阀门厂注册资金的登记具有前后的连贯性，本案所涉增资协议并不具有独立性，前序的增资协议和增资行为的效力对认定案涉增资效力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应先行对前序增资案件作出有效裁判后再对本案进行审理。 海安阀门厂辩称：1.陶华认为其对2800万元增资到3600万元的过程不知晓，一方面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其也认可由3600万元增资到6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系其本人签字，该决议对于增资金额以及增资后的金额进行了明确，无论陶华此前的签名是否属实，其后面的签字行为视为其对前面的增资知晓并且认可。2.陶华认为吴国祥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其签字，但其并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的请求，且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陶华本人的账户注资到海安阀门厂的事实。综上，陶华应当承担增资义务。 吴俊述称：吴俊不是公司股东，没有参加经营管理，对陶华所发生的行为不做评判。 吴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海安阀门厂对吴俊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安阀门厂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吴俊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属事实认定错误。贺增华于2012年4月16日将股份作价651.17万元转让给吴国祥，在2012年9月13日股权变更登记时吴俊被登记为股东，作价800万元，吴俊、吴国祥各400万元。作价之所以从651.17万元变为800万元，是因为工商局要求转让股份的价格不可低于原股份对应的注册资金数额，否则要先办减资再转让股份。因此，该备案的转让协议不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变更登记而由吴国祥和贺增华签订的虚假协议，吴俊对此不知情。2016年6月，因有债权人向吴俊讨债，吴俊查档后才得知其“被股东”、“被增资”的事实。2016年7月，吴俊诉讼至法院，因不懂法，其所做描述与律师书写的诉状、案由不一致，经过和主办法官的交流以及向其他律师咨询，吴俊发现诉状表述有误，后撤回起诉。后来涉及吴俊的一系列诉讼（如2016年海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担保合同之诉、2016年贺增华股权转让纠纷、2018年吴国祥刑事案件开庭等）的庭审及判决都可以证明吴俊不是股东，对增资更是不知情，且吴俊事后也没有追认，吴国祥才是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用吴国祥和吴俊是父子关系、同住、吴俊曾经诉讼撤诉等情况，推论得出吴俊授权吴国祥或是知情的结论，毫无事实根据。吴俊、吴国祥虽是父子，但其二人都是正常的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父债子还等都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事情发生后，吴俊诉讼的行为是对“被股东”和“被增资”的不满，也是寻求法律救济的体现，一审法院理解成对“被股东”的追认是错误的。 海安阀门厂辩称：1.吴俊是否在上诉期内上诉，请二审法院核查。2.吴俊在庭审的时候陈述其对股东身份是知道的，而且还带客户去过海安阀门厂。对于吴俊辩称的不是其本人签字，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吴俊也陈述是其将身份证交给吴国祥，虽然其在一审法院曾经提起过诉讼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但其后来又撤回了起诉。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判定吴俊对于其股东身份以及出资等情况早已知晓。如果其认为有错误，应当通过法定途径予以解决，但其在提起诉讼之后又撤回了起诉，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陶华述称：对吴俊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吴国祥对陶华、吴俊的上诉未发表意见。 海安阀门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国祥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1680万元、吴俊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480万元、陶华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吴国祥、吴俊、陶华应缴纳的出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6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海安阀门厂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工商登记的发起人、原始股东为陶华及案外人严建淮等10人；登记的注册资本为415万元，其中陶华出资40万元。 2010年12月1日，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记载的时任全体股东陶华、严建淮、贺平、贺增华、邵蓓玲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415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其中陶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68.01万元。此次增资后，陶华在海安阀门厂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出资额为212万元。 2011年3月17日，吴国祥、贺增华、贺平、邵蓓玲、倪国华、严建淮、陶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纪要，其中载明：海安阀门厂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各股东的实际出资为1000万元（贺增华实际出资900万元、陶华实际出资100万元）；2011年3月15日，全体股东按实际出资100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股东为吴国祥（股权比例为47%）、贺增华（股权比例为40%）、陶华（股权比例为10%）、倪国华（股权比例为3%）；现股东会决定按2000万元的标准补齐注册资本，其中陶华的补资部分由吴国祥、贺增华各负担50%；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与本纪要内容不一致的，按本纪要为准等。 2011年3月，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吴国祥（认缴出资额为94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贺增华（认缴出资额为800万元）、倪国华（认缴出资额为6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贺增华变更为吴国祥。 2011年7月14日，吴国祥与陶华、黄荣昌形成会议记录一份，其中载明：“吴国祥说：原来我和谢涛在上海跟贺总已经谈好且贺总已经同意，关于贺总到海安阀门厂后及我购股前的亏损由股东根据笔录承担亏损额。陶华的10%由于未参加管理，所以由贺总、严总各承担5%……”。 2011年12月7日，吴国祥、陶华、贺增华、黄荣昌（倪国华的代理人）形成一份股东会纪要，其中载明：通过这次公司审计和核查，股东的实际出资额没有达到1000万元，只有415万元，原股东会关于股东实际出资额已到位1000万元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纠正后的各股东的持股份额应为：贺增华为167.5万元、吴国祥为195.05万元、陶华为40万元、倪国华为12.45万元……贺增华、吴国祥、陶华同意按2000万元补齐出资，同时贺增华和吴国祥表示鉴于原认定的出资有误，原议定的为陶华负担垫付补齐出资的设想不再履行等。吴国祥、贺增华、黄荣昌均在该纪要中签名，陶华未在该纪要中签字。 2012年9月13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后，出资情况为吴国祥出资1400万元、吴俊出资400万元、陶华出资200万元。 2013年6月18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至28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由吴国祥出资。 2013年7月2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800万元增加至36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分别由吴国祥出资320万元、吴俊出资320万元、陶华出资160万元。 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陶华在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同日的章程修正案载明，上述增资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吴国祥在该章程修正案中签名，并加盖了海安阀门厂的公章。 上述增资已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16年8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621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安阀门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9月6日，一审法院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安阀门厂管理人。 再查明，2016年7月6日，吴俊向一审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诉讼，诉称：海安阀门厂的股东为吴国祥、吴俊和陶华，注册资本为3600万元，吴俊作为小股东，持有20%的股权，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2016年6月21日，吴俊经查询工商登记档案发现，海安阀门厂于2014年6月30日依据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海安阀门厂的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变更为6000万元，吴俊认缴的出资变更为1200万元。吴俊对此次增资毫不知情，此次股东会的召开未通知吴俊，且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也不是吴俊本人所签。为此，请求判决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海安阀门厂向工商部门办理撤销2014年6月30日的变更登记。2016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621民初391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吴俊撤回起诉。 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海安阀门厂的申请，依法对吴国祥、吴俊、陶华的银行存款及吴国祥、吴俊名下的房产采取了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应当向公司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继续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本案中，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同时通过章程修正案。该章程修正案显示，各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 现该出资时间虽未届满，但海安阀门厂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关于吴国祥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吴国祥作为海安阀门厂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又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其对增资是明知的，其作为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应当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其辩称的增资只需要办个手续，不需要交钱等意见，与法相悖，不予采信。关于吴俊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吴俊虽然辩称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吴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增资事宜不知情。但是，吴国祥系其父亲，其陈述曾与父母同住，并将身份证交给吴国祥，曾带客户参观海安阀门厂，并认可其在海安阀门厂的股东身份，且其虽曾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但起诉时间是在该决议作出后近两年、一审法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一案前两个多月，且其已自愿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因此，即便该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非吴俊本人所签，也可以认定吴俊对该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和认可的。因此，吴俊应当依法承担出资义务。关于陶华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陶华辩称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系受吴国祥欺骗所为，该股东会决议属于可撤销的决议，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华这一抗辩主张。陶华辩称此前两次增资其均不知情，其仅享有海安阀门厂1.11%的股权，仅应按该比例承担缴纳出资款义务等。但是，其对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该股东会决议已明确载明“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陶华认缴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等内容，故即便此前陶华对前两次确实不知情，但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行为亦属于对海安阀门厂此次增资内容的认可，至于其在2014年6月25日前的实际出资是否与工商登记的一致，并不影响其在此次增资中应承担的出资责任。此外，吴国祥涉嫌刑事犯罪，但吴国祥所涉的罪名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本案的审理并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陶华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不予准许。综上，海安阀门厂要求吴国祥、吴俊、陶华立即缴纳相应出资，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海安阀门厂主张的吴国祥、吴俊、陶华应给付自一审法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通知吴国祥、吴俊、陶华缴纳相应的出资款，故海安阀门厂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依据不足，该起算日期应调整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之日即2018年10月15日。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吴国祥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16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二、吴俊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4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三、陶华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四、驳回海安阀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吴俊提交以下证据： 1.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90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吴俊和贺增华之间没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吴俊并不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 2.海安市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3472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证明吴俊不是股东，其对320万元的增资不知情。 3.海安市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5333号案件开庭笔录、裁定书，证明转让协议中的签字并非吴俊所签，该案撤诉是因为吴俊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到工商局调取笔迹材料，但工商局拒绝提供原件，导致笔迹鉴定不能，故而劝吴俊撤诉，条件是（2016）苏0621民初3472号案件判决吴俊不承担责任。 4.检察院起诉书，证明贺增华和吴国祥转让该部分股权的事实，并且查明了股权款来源于吴国祥，和吴俊没有任何关系。 海安阀门厂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吴俊并非该案当事人，该份判决书也没有对涉及吴俊的事项作出认定，故不能达到吴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中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担保公司同意不对吴俊、陶华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所以该判决没有对吴俊和陶华的事项进行认定，不能达到吴俊的证明目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这只是庭审过程，并非法院确认的相关事实，不能达到吴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吴俊对该案撤回了起诉，裁定书没有做出任何事实方面的认定；吴俊称因该案无法鉴定而撤回起诉，也因此同时期的3472号案件才判决其不承担责任，但法律不是交易，不可能因吴俊在某个案件中做出承诺，法院即对另一个案件作出处理，而且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是担保公司当时没有追究吴俊的法律责任，所以法院才未就该问题作出判决。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起诉书是吴俊的代理人在代理吴国祥刑事案件过程中获取，吴国祥所涉刑事案件目前还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该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项未经法院生效文书予以确认，不能证明吴俊不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陶华质证认为：对（2016）苏0621民初3472号案件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余证据不发表意见。 海安阀门厂提交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认定案涉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依据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陶华、吴国祥、吴俊应当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各自认缴的增资款。 陶华、吴俊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如下：吴俊提交的证据1、2、3所涉法律文书均未对涉及吴俊的事项作出认定，不能达到吴俊的证明目的，庭审笔录亦不能达到吴俊的证明目的；证据4系吴俊的代理人在代理吴国祥刑事案件过程中获取，该起诉书并非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事实不构成免证事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系本院另案作出的生效判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审理期间，陶华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海安阀门厂三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案涉股东会决议事项，直接做出了决议，并在决议文件中签字，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遂判决驳回陶华的诉讼请求。陶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陶华、吴俊是否应当按照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 本院认为，陶华上诉主张其系受吴国祥欺诈而在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该决议不可作为判令其补交出资的依据。针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陶华已另案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该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并判决驳回陶华的诉讼请求。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陶华主张其系受吴国祥欺诈而在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不能成立。陶华上诉还主张其只有40万元出资是自愿出资，即使公司将注册资金从3600万元增至6000万元是其自愿的，也应按实际出资比例1.11%计算，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陶华应当按照2016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吴俊上诉主张其不是海安阀门厂的真实股东，本院（2020）苏06民终14号生效判决已就此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吴俊的股东身份进行了认定，本院对吴俊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吴俊应当按照2016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 至于陶华上诉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本院经审查：1.吴国祥所涉刑事犯罪的罪名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本案的审理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一审法院对陶华有关中止审理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2.前序增资案件的审理对本案的审理结果没有影响，且生效判决已对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出认定，故本案无需等待前序增资案件的审理结果即可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陶华、吴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200元，由上诉人陶华负担26000元，由上诉人吴俊负担45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兴娟 审 判 员 沙 楠 审 判 员 陈燮峰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晓晴 书 记 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