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建武，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白，重庆龙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承英，女，196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白，重庆龙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玉琼，女，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廖建武、王承英因与被上诉人龚玉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5民初7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建武、王承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龚玉琼偿还廖建武、王承英借款本金10万元，并从2016年7月6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付清为止；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龚玉琼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廖建武与龚玉琼没有形成借贷关系错误。本案中廖建武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了由龚玉琼亲笔签名的借条，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廖建武与龚玉琼形成了借贷关系，也能够证明廖建武的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一审判决认为廖建武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资金打入巴中同享公司蒲丽霞账户是受龚玉琼的指示错误。首先，廖建武根本不认识蒲丽霞，也不认识巴中同享公司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该公司。按照常理，廖建武不会将大额资金借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其也不知道巴中同享公司账号;其次，从(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看，龚玉琼与巴中同享公司具有借贷关系，龚玉琼参与集资金额为93万元，即使扣除廖建武借给龚玉琼的10万元后，还有83万元属于龚玉琼，从龚玉琼支付廖建武36000元的利息来看，龚玉琼是认可廖建武将借款支付给蒲丽霞的，从而证明廖建武按照龚玉琼的要求转借款给第三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和合理性。2、一审判决认定廖建武是与巴中同享公司形成借贷关系错误。廖建武认为，巴中同享公司并没有向其出具借条，且在巴中同享公司非法吸收公众一案刑事判决中，并没有将廖建武的借款单独列明，廖建武没有列为集资参与人，故廖建武没有与巴中同享公司形成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2016)借字第X号借款合同证明廖建武与巴中同享公司形成借贷关系错误。该借款合同廖建武并不知情，廖建武并没有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该借款合同形成时间为2016年1月6日，当时廖建武也没有给龚玉琼出具任何书面和口头授权，即使一审采信的委托书的签署时间也是2017年8月1日，并非2016年1月6日或者以前，故一审判决这一事实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以《授权委托书》认定廖建武知道借款是借给同享公司错误，该授权委托书属于虚假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客观事实是，龚玉琼知道公安机关对巴中同享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开始立案侦查，明知自己借款存在风险情况下，便提出以廖建武的名义去要回借款，减少自己损失，同时也为了规避廖建武向其主张权利的风险，以虚假意思表示签署和取得该《授权委托书》，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授权委托书》记载，委托时间为2017年8月1日，(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该案2017年5月甚至以前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均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资金和财产被司法机关查封和冻结，龚玉琼在这时根本无法要回委托书中所谓的借款。如果龚玉琼是为了处理巴中同享公司借款，那么该委托书应当已经提交给了办案机关，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中应该存在，如果该委托书已经提交了办案机关，那么司法机关应当认定廖建武为集资参与人。3、一审判决以《授权委托书》认定廖建武作出了选择相对人的权利错误。首先，廖建武认为，《授权委托书》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无效;其次，如果龚玉琼认为廖建武是选择向巴中同享公司主张权利，那么她应当将委托书提交给办案机关，办案机关应当将廖建武列为集资参与人，如果龚玉琼没有将委托书提交给办案机关，那么不能认为廖建武选择巴中同享公司；4、一审判决认定龚玉琼属于中间人错误。首先，从(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看，龚玉琼参与非法集资金额为93万元，其中包含廖建武借给龚玉琼的10万元，而其余83万元系龚玉琼所有;其次，从款项收回看，龚玉琼参与集资金额为93万元，返回本金43万元，获取利息295029元，而龚玉琼没有支付廖建武本金，且只支付了36000元利息。从这一事实看，龚玉琼在其中是获利的，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属于中间人。二、一审采信蒲丽霞证人证言错误。本案证人蒲丽霞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存疑，她是(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之一，她的证言不排除与龚玉琼恶意串通，为了规避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当调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龚玉琼的陈述及蒲丽霞的供述，以及所谓的(2016)借字第X号借款合同。三、一审判决龚玉琼不承担还款责任错误，导致廖建武丧失救济途径。1、本案存在多种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没有区分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廖建武与龚玉琼存在借贷关系，龚玉琼与巴中同享公司也形成了借贷关系，同时龚玉琼在巴中同享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系集资参与人的身份，可是一审判决将上述法律关系没有加以区分处理，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结果错误。2、一审判决龚玉琼不承担还款责任错误。首先，廖建武持有的借条是龚玉琼出具，龚玉琼具有还款义务;其次(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龚玉琼是集资参与人，廖建武并未认定为集资参与人，廖建武并不能向(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主张权利，即使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退赔损失，也不会退赔给廖建武，如果一审判决龚玉琼不承担还款责任，廖建武的合法权利没有了救济途径，导致权利失衡，假如司法机关能够全部执行和退赔被上诉人款项，那龚玉琼还能从中获利，这不符合公正司法和利益平衡的价值导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判决显失公正，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廖建武、王承英的诉讼请求。龚玉琼辩称，廖建武所说的不是事实。以前龚玉琼与廖建武是同事，过去工作期间其并不知道廖建武在炒股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基金。另外蒲丽霞也不是龚玉琼的同学。蒲丽霞宣传其公司高利集资，廖建武找到龚玉琼，说他有点钱，是他原来搞高利的现在还给他了；龚玉琼就让他自己与蒲丽霞联系，把蒲丽霞电话给了他，但廖建武一直多次找龚玉琼。看在是同事的面上，平时廖建武要养家，老婆也没有工作，龚玉琼就给蒲丽霞说了，至于利息什么的是廖建武与蒲丽霞直接对接的，与龚玉琼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借据的问题，2019年11月19日把龚玉琼告上法庭，那个借据是廖建武自己用电脑打出来，让龚玉琼签字；这张借据是被当天龚玉琼出的借据写明了的是授蒲丽霞的委托出的，而且这个借据是龚玉琼手写的借据替代了的。93万元资金的问题，并不是廖建武所说的是龚玉琼的钱，是他人委托龚玉琼办理集资事务。合同上面载明了借钱过后，要还款的时候要提前通知，利息也不是直接打到龚玉琼的账户。93万元是资金流水发生额，都是龚玉琼亲人和朋友的钱，包括廖建武的钱。退的43万元也是提前找公司后退还到这些人的账户上的。一审时龚玉琼也提交了相关的资料的。廖建武的利息钱是同享公司打给龚玉琼后，龚玉琼再转给廖建武的。关于借据的问题，同享公司也是多次通知廖建武去换，但其一直不去。龚玉琼没有从中得利；廖建武的借款到期后同享公司通知其去退钱，其没有退，与龚玉琼无关。起诉前，廖建武从来没有找龚玉琼要过利息或要过钱，其每次打电话询问同享公司的事情，原来一直是找蒲丽霞联系。在2019年6月5日廖建武就微信与龚玉琼联系，要蒲丽霞的身份证，11月4日也是要身份证，龚玉琼没有蒲丽霞的身份证。综上，龚玉琼没有借廖建武的钱，也没有从中获取过利息。廖建武、王承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龚玉琼偿还廖建武、王承英借款100000元，支付截止2019年11月11日下欠利息81600元，合计181600元；并从2019年11月12日起以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龚玉琼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建武、王承英系夫妻，廖建武、王承英与龚玉琼系朋友关系。2015年7月6日，龚玉琼给廖建武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廖建武人民币壹拾万元，按月息3%计算，每半年一次结息。借款人：龚玉琼2015年7月6日”。同日，廖建武分两次每次50000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案外人蒲丽霞（账号X）转款共计100000元。2015年7月6日，四川同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给龚玉琼出具借款借据，主要载明内容为：今借款人四川同享投资有限公司借到出借人龚玉琼100000元，已转入农业银行巴中市分行（户名蒲丽账号X）。该借据上有该公司工作人员用铅字笔手写批注“廖建武的”。2016年1月6日，巴中同享实业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巴中同享公司）与龚玉琼（廖建武）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出借人：龚玉琼（廖建武），第一条：乙方向甲方借款100000元，期限12个月，自2016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7日止；第二条、借款利润回报率每月3%。甲方（签字/盖章）：龚玉琼代，乙方（盖章）：巴中同享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浩签章，经手人蒲丽霞签字。同日，乙方合同经手人蒲丽霞在该借款合同后空白处手写批注“注：此款系廖建武借款到期，廖建武自愿继续将此款借给巴中同享实业有限公司，因廖建武是通过联系将款借入公司（此款廖建武直接转入公司开设的蒲丽霞账户）因无廖建武身份证，所以借款合同、借据由龚玉琼代签。蒲丽霞2016年1月6日”。同日，巴中同享公司给龚玉琼出具借款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为：巴中同享实业有限公司向龚玉琼借款100000元，户名为蒲丽霞。2016年1月7日，龚玉琼向廖建武转账18000元，2016年7月8日，龚玉琼再次向廖建武转账18000元。2017年8月1日，廖建武（委托人）向龚玉琼（受托人）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廖建武，被委托人（受托人）：龚玉琼。委托事项：与同享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账务往来。本人同意委托龚玉琼（被委托人姓名）代为办理与同享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账务往来事项，由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本人负担。”廖建武和龚玉琼均在委托书上签字，廖建武捺印。2019年5月23日，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2014年5月8日，由李延蜀（实际为被告人张浩）、张树华、被告人张树河、蒲丽霞四人按认缴股份30%、31%、29%、10%成立四川同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同享公司）。2015年1月15日，由四川同享公司、张树河、蒲丽霞发起成立巴中同享公司。四川同享公司、巴中同享公司成立后，张浩在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上多次提议公司有项目需要资金，必须对外融资才能保证公司运运转和开展业务。尔后经全体股东同意形成决议，在两个公司的员工大会上宣布以1.8分至2分的月息向社会群众融资，承诺利息月月结清，本金只要提前告知随时退还，所借款项全部用于公司投资项目。两个公司便组织员工采取发宣传单和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群众宣传。2014年5月至2016年8月，四川同享公司共吸收蔡德生等93人资金1619.4万元；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巴中同享公司共吸收易维全等171人资金3155.53万元。根据该案判决书所附集资参与人名单、金额，龚玉琼参与金额为93万元，已退本金43万元，收取利息29.52万元。龚玉琼参与金额93万元中包括廖建武出借的10万元。2019年11月24日，案外人蒲丽霞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因龚玉琼的同事廖建武自愿将资金借入四川同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7月6日廖建武通过电话联系，自己打款到了公司开设的账户（蒲丽霞），因巴中与云阳路途远不方便，委托龚玉琼给廖建武出具（借据），当时说的只借3个月，因无廖建武的身份证，公司要入账就直接出具给了龚玉琼，期满后廖建武又自愿将款借给公司，此款于2016年1月6日转入巴中同享实业有限公司，原借据没有更改，因合同、借据是龚玉琼的名字，所以利息也只能打到龚玉琼账户代付，当时合同上已备注，所以此款与龚玉琼本人无关，应由同享公司归还，蒲丽霞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廖建武、王承英与龚玉琼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龚玉琼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廖建武、王承英认为其与龚玉琼之间形成借贷关系，龚玉琼应承担还款责任。龚玉琼辩称廖建武的款项是直接打入了公司账户，龚玉琼没有收到廖建武的借款，廖建武出示借条的借贷事实并没有发生，龚玉琼也没有要求廖建武将款项打入巴中同享公司账户，廖建武与龚玉琼间没有形成借贷关系，廖建武实际与巴中同享公司成立借贷关系，龚玉琼只是一个中间人，是受巴中同享公司的委托给廖建武临时出具的借条，且廖建武还给龚玉琼出具了委托书，委托龚玉琼处理其与巴中同享公司间的借款事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分析来看，廖建武与龚玉琼没有形成借贷关系，龚玉琼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理由如下：其一、虽然龚玉琼给廖建武出具了借条，但是廖建武并没有实际履行交付借款行为，廖建武诉称其受龚玉琼的指示打入指定账户，廖建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打入巴中同享公司蒲丽霞账户是受龚玉琼的指示；其二、从（2016）借字第X号《借款合同》可看出，龚玉琼已向巴中同享公司说明该借款的出借人实际系廖建武，其只是代为签订《借款合同》，巴中同享公司也一直认可其是与廖建武成立借贷关系，巴中同享公司当时的经办人蒲丽霞2019年11月24日的证言进一步能证明这一事实；其三、2017年8月1日廖建武给龚玉琼出具委托书，委托龚玉琼代为其办理与巴中同享公司借款的账务往来事项，可知，廖建武不仅知道其诉请的借款是借给巴中同享公司，还认可其实际是与巴中同享公司形成借贷关系，龚玉琼只是委托人而已，更可印证廖建武直接将借款打入巴中同享公司而没有交付龚玉琼的事实。若廖建武、龚玉琼形成借贷关系，龚玉琼支付廖建武一年利息36000元后，廖建武仍给龚玉琼出具委托书，委托龚玉琼办理其与巴中同享公司借款事项，与常理不符；其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就算廖建武、龚玉琼借贷关系于2015年7月6日成立，廖建武不知晓龚玉琼是受巴中同享公司的委托向其出具的借条，其认为是与龚玉琼形成的借贷关系，根据2017年8月1日廖建武给龚玉琼出的具委托书可推知，在2017年8月1日前，龚玉琼已经向廖建武做出了说明及披露，该借款是廖建武与巴中同享公司间的借贷关系，龚玉琼只是委托出具借据，此时，廖建武做出了选择，其与巴中同享公司形成借贷关系，并给龚玉琼出具委托书，故廖建武要求龚玉琼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五、虽然龚玉琼分两次给廖建武支付了36000元的利息，龚玉琼给廖建武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是月息3分，巴中同享公司支付龚玉琼利息亦是按月利率3%计算的，龚玉琼并没有从中获取利润，若认定廖建武与龚玉琼成立借贷关系，此与常理不符，龚玉琼称其只是中间人，受巴中同享公司委托与廖建武签订临时借条更符合常理。故廖建武、龚玉琼之间未形成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廖建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故廖建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廖建武、王承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72元，由廖建武、王承英负担。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廖建武与龚玉琼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2.龚玉琼是否应偿还廖建武、王承英案涉借款及利息？本院认为，廖建武与龚玉琼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龚玉琼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理由如下：首先，廖建武主张与龚玉琼形成了借贷关系，但案涉10万元借款廖建武并未支付给龚玉琼，而系分两次支付至巴中同享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财会蒲玉霞账户，与常理不符；其次，廖建武提交的案涉借条显示约定利息为3分，巴中同享公司支付龚玉琼的利息亦是按照3%计算，说明龚玉琼未从中牟利。同时，案涉借款合同中收款人蒲玉霞亦进行批注，证实实际出借人系廖建武，说明龚玉琼已如实向借款人说明实际出借人为廖建武。关于廖建武主张蒲丽霞作为（2019）川1903刑初25号被告之一，存在与龚玉琼恶意串通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廖建武并未对上述主张举示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显示龚玉琼作为证人亦指认了蒲丽霞非法吸收存款的犯罪事实，无证据显示二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廖建武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廖建武于2017年8月1日给龚玉琼出具委托书，明确委托龚玉琼代其办理与巴中同享公司借款的账务往来事项，充分说明廖建武对借款人为巴中同享公司系明知，龚玉琼仅系案涉借款中间人。最后，针对廖建武陈述丧失救济途径问题。尽管（2019）川1903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中未显示廖建武姓名，但判决书中龚玉琼已明确说明廖建武系实际出借人，如龚玉琼代为收取了案件执行款，廖建武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故廖建武认为其丧失救济途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廖建武与龚玉琼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龚玉琼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廖建武、王承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72元，由上诉人廖建武、王承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健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李洪武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