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6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庆，男，198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红，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旭芬，女，198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旭鸿，男，199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花，女，196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智、杨慧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庆因与被上诉人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红，被上诉人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智、杨慧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2月3日18时50分许，杨国庆驾驶伪造号牌两轮摩托车在杭州市江干区××街××东向西行驶至惠兰雅路口，与在明珠街由西向东行驶至此左转弯的由邵吉强驾驶的杭2×××××号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邵吉强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月20日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认定：杨国庆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其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另外，杨国庆有驾驶悬挂伪造号牌两轮普通摩托车上路行驶，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邵吉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左侧通行，其过错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在该起事故中，因杨国庆、邵吉强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作用基本相当，故认定杨国庆、邵吉强各负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邵吉强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用111421.36元。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陈述其中42047.65元系由杨国庆支付。邵吉强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7天（2019年2月3日至2020年2月20日）。 另查明，李云花系邵吉强妻子；邵旭芬系邵吉强之女；邵旭鸿系邵吉强之子。邵吉强父母均早于邵吉强过世。事故发生前，邵吉强长期在城镇居住、工作。 又查明，2019年2月20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邵吉强的死亡原因鉴定。2019年3月21日，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邵吉强的死亡原因，符合交通事故所致严重颅脑损伤、终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还查明，杭2×××××号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为邵吉强。杭2×××××号电动自行车因本次事故产生车辆修理费790元。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因邵吉强治疗需要，产生住宿费2193.04元。 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杨国庆赔偿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损失共计人民币1093112.83元（其中医疗费69373.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护理费3094.10元、营养费850元、误工费3094.1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2346.67元、交通费375元、住宿费2193.04元、财产损失790元、丧葬费33216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按照70%承担赔偿责任）；二、判令杨国庆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其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应根据双方的责任状况确定各自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案涉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对于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要求杨国庆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因本案中交警部门根据双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认定杨国庆、邵吉强各负事故同等责任；根据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害后果及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结合该起交通事故系发生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事实，原审法院确定由杨国庆对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的主张，本案确定的赔偿项目及损失范围为：（1）关于医疗费，对于邵吉强产生的医疗费111421.36元予以认可。（2）关于死亡赔偿金，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3）关于丧葬费，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丧葬费33216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4）关于交通费，邵吉强住院治疗及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确实发生一定的费用，对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的交通费375元予以认可。（5）关于误工费，该费用是邵吉强治疗期间的合理损失，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按照“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但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计算有误，原审法院予以修正，邵吉强的误工费为3094.09元。（6）关于护理费，邵吉强住院17天，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护理费标准按照“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故护理费损失为3094.09元。（7）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邵吉强住院17天，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邵吉强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5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8）关于营养费，结合邵吉强治疗等情况，对于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的营养费85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可。（9）关于住宿费，结合邵吉强的治疗情况及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的具体情况，对于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的住宿费2193.04元予以认可。（10）关于电动车修理费，邵吉强所有的杭2689682号电动自行车因本次事故产生电动车修理费790元，该费用杨国庆应予承担。以上（1）-（10）项，合计为人民币1359523.58元，减支杨国庆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0790元，余款1238733.58元的60%即743240.15元，杨国庆应予承担。邵吉强因本次事故导致死亡，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确遭受精神损害，其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人民币30000元。以上合计，杨国庆应赔偿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894030.15元，减支其已支付的42047.65元，尚应支付851982.50元。对于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的李云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事故发生时李云花未年满60周岁，现亦无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杨国庆辩称其共支付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方45000元的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杨国庆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国庆赔偿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损失人民币851982.5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38元，减半收取人民币7319元，由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负担人民币1159元，由杨国庆负担人民币616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负担人民币20元，由杨国庆负担人民币4980元。 宣判后，杨国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系发生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确定由上诉人对超过交强险责任范围外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该认定不当。邵吉强驾驶的电动车依法应认定为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轻便摩托车，而不是电动自行车。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6817761—1999）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千克，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分钟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千米。邵吉强驾驶的电动车是超标大架电动车，整车质量（重量）明显大于40千克，发生交通事故时，邵吉强沿明珠街由西向东逆行至蕙兰雅路口左转，根据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发生事故时邵吉强电动车行驶速度为20.16千米每小时，可见该电动车最高车速明显大于20千米每小时。邵吉强所骑的电动车也没有脚踏骑行功能，该电动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根据《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24155-2009）规定，40公斤以上400公斤以下、时速20公里以上50公里以下由电驱动的两轮或三轮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并且划入机动车范畴。很明显邵吉强骑行的电动车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不是电动自行车。综上，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而不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二、邵吉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上诉人杨国庆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不当，法院应对双方责任重新认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在交通事故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认为，邵吉强驾驶的电动车应认定为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而逆向行驶通常被确定为全部责任。上诉人是在明珠街由东向西、在路口时，绿灯开启时直行，邵吉强驾驶电动车在明珠街由西向东转弯、在路口时，红灯未关闭时逆行，并超速。上诉人机动车虽然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该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最多起次要作用，邵吉强逆行、闯红灯、超速属于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实际生活中有一点交通常识的人都知道车辆是不能逆行的，逆行的危险性是十分高的，非常容易因为驾驶逆行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危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邵吉强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上诉人应在30%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的赔偿标准过髙，杭州地区两项标准为不超过30元每天，一审判决邵吉强电动车修理费790元没有合法依据，被上诉人应提供正式发票。四、上诉人杨国庆家庭极为困难，无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用，请二审法院酌情考虑。杨国庆自幼患有×××，是残疾人，仅有小学文化，现处于失业状态，本人没有收入来源，家庭经济极为困难，是低保户，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46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本案赔偿项目及损失范围的30%以内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依法分担。 被上诉人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对超过交强险责任范围外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并无不当。1、《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已经被修订并由《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替代，电动自行车的认定标准应以现行国家标准为依据。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电驱动行驶时，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电助动行驶时，车速超过25km/h，电动机不得提供动力输出；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55kg。被侵权人邵吉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完全符合前述标准。2、即使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被侵权人邵吉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也符合相关标准。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侵权人邵吉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车速鉴定，其鉴定意见为“邵吉强驾驶的杭2689682号电动自行车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为20.16（千米/小时），误差范围为±6.67%（即18.82千米/小时-21.50千米/小时）”。同时，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对该车辆的技术分析及鉴定结论为：该车辆的制动装置符合GB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所规定的要求、反射器和鸣号装置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所规定的要求。故被侵权人邵吉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完全符合相关标准，上诉人仅凭存在较大误差的车速来证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系发生在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一审法院认定应由上诉人对超过交强险责任范围外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是公平公正的。本案事故是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悬挂伪造号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行径路口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与存在逆行的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而导致。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参照该办法，上诉人至少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本案不应当减轻40%的责任。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即根据行为的危险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决定过失的轻重。上诉人作为三十多岁的健全成年人比年近50岁的被侵权人优越，上诉人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悬挂伪造号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等情况，其危险性远大于仅在非机动车道逆行的被侵权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在等同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危险性大的一方应承担较大赔偿责任。在混合过错中，判定双方的过错程度，通常的标准有：一是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注意标准来决定过错轻重，二是根据行为危险性大小和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决定过错轻重。一般认为，造成险情方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其交通行为状态对险情避让方的避让难易程度有着直接影响。确定发生险情行为在发生变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要从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规律，即时空规律出发，分析行为人的注意义务。驾驶员作为领有驾驶证的驾驶员，其注意义务为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驾驶员的优势车辆对交通安全负有更重的注意义务，而驾驶员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尽可能地回避自己所驾驶车辆对周围的危险。非机动车一方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形成事故的原因力，但因驾驶员的车辆性优于非机动车的行驶人，回避危险的能力较强。公安交警部门虽调查认定，驾驶员、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但要结合具体情况经综合评判，驾驶员对于非机动车一方的损失可以承担60%以上的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原本主张上诉人对超过交强险责任范围外部分承担70%的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愿意服从法院判决，丧失至亲、饱受煎熬的心情使得被上诉人也不愿意再缠诉。但上诉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因自身的重大过错给被上诉人造成了怎样的精神损害，在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却并不知足。二、上诉人未在复核期内提出复核申请，在一审中未提出异议，二审中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不当，而被上诉人认为该责任认定即使不当也应当是重新认定上诉人为主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不当是基于其认为被侵权人邵吉强驾驶的电动车应认定为机动车，但实际上该车辆是非机动车，上诉人在交警部门提供的复核期以及一审程序中都未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提出任何异议，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之一，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也对该证据完全认可。且实际上，无论是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注意标准，还是根据行为危险性大小和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判断，上诉人的过错都远大于被侵权人邵吉强。故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如重新认定应当认定为上诉人杨国庆负主要责任，被侵权人邵吉强为次要责任。同时，被上诉人要强调，被上诉人之前未对同等责任的认定提出复核是考虑到一旦重新认定为上诉人为主要责任，上诉人将承担刑事责任，被上诉人本着善良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希望让上诉人到如此境地，没想到上诉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在二审中以此为由缠诉。三、上诉人系三义村庙前26号户内拆迁安置人员，享有拆迁安置补偿以及回迁安置房，并不存在家庭困难情况，也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上诉人为丁桥镇三义村庙前26号户内人员，且为户主杨胜根独子，根据《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拆（三义）08-172）约定内容，该户共获得补偿和奖励费用合计895500元，根据《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回迁安置协议书》（编号：三义苑174）的约定，该户获得安置房共4套：三义苑3-1-201、三义苑3-1-202、三义苑13-1-1303、三义苑15-2-1302，合计建筑面积357.65平方米。由此，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存在家庭困难情况，且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上诉人的偿还能力与该争议焦点无关，且根据被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所陈述的相关内容为虚假陈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望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审期间，杨国庆向本院提交：1、低保证、兑换证、残疾人证、就业创业证，拟证明杨国庆本人是残疾人，失业人员，其家庭是低保家庭，无力承担高额赔偿费用的事实。2、电动自行车的鉴定报告、摩托车的鉴定报告、车速鉴定报告、乙醇分析报告，拟证明邵吉强的电动车属于超标电动车，从鉴定报告中看该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上诉人的车辆虽然是使用套牌的，但是车辆质量问题都是合格的，双方在出现事故时都没有饮酒。经质证，被上诉人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诉人作为拆迁户，根本不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事故责任和偿还能力不是同一回事，不能因为其不具有偿还能力而降低承担的责任。对证据2的三性是认可，但不属于新证据，邵吉强的车速及车辆的标准都是符合电动车自行车的相关要求，交警部门也认定是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事故，是认定邵吉强的车辆是电动车自行车而上诉人所说的轻便摩托车。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拟证明邵吉强的电动车系机动车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向本院提交：拆迁安置协议，拟证明上诉人具有赔偿能力。经质证，上诉人杨国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邵吉强的车辆依法进行了登记，并取得了电动自行车号牌，属于非机动车。且涉案交通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认定，并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杨国庆对该事故认定书也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一审中对该事故认定书也无异议，故本院对杨国庆认为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不当，邵吉强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并对其要求对邵吉强的杭2689682号电动自行车的车辆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原审法院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责任，并根据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害后果及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结合该起交通事故系发生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事实，确定由杨国庆对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原审法院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也无不当。根据在案证据，邵吉强的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中受损是事实，邵旭芬、邵旭鸿、李云花提交的电动自行车修理费收据虽非正规发票，但杨国庆在一审中对该证据并无异议，故原审法院确认电动自行车修理费970元，亦无不当。综上，本院对杨国庆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83元，由杨国庆负担。杨国庆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姚炜强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