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5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婉欣，女，199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友，福建中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顺花，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伟，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彬，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君恒，男，197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祺，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玲，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婉欣因与被上诉人何顺花、廖君恒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0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黄婉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何顺花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在案证据《转账凭证》无法证实存在赠与关系。2019年2月21日转账支付100万元后，2019年4月27日再次补转3万元的事实，也证实并非赠与，而是差额补汇。 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廖君恒、何顺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赠与关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争两笔借款为赠与款项，反而黄婉欣提供了银行流水佐证款项代垫支出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仅有廖君恒、何顺花单方虚假陈述讼争两笔款项是赠与款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的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黄婉欣两次庭审均有申请要求何顺花、廖君恒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是一审法院置之不理，明显偏袒对方，违反程序。何顺花、廖君恒夫妻恶意串通诉讼，损害黄婉欣合法利益，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何顺花、廖君恒本人出庭，当庭对质，还原事实真相。 四、该案明显是虚假诉讼，请求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何顺花辩称，一、廖君恒的转账行为系赠与法律关系，而非委托代垫款法律关系。何顺花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廖君恒与黄婉欣之间的赠与法律关系，廖君恒也确认是赠与法律关系，而黄婉欣抗辩系委托代垫款法律关系，故本案法律关系只存在于赠与法律关系和委托代垫款法律关系之一。黄婉欣提交的银行流水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不应确认。在该银行流水中，存在大量微信红包、微信提现、微信转账，无法证明委托代垫法律关系，且廖君恒也予以否认，故黄婉欣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廖君恒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违反夫妻共同财产制，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黄婉欣应返还何顺花讼争款项。本案中，廖君恒因在厦门KTV认识“陪酒”的黄婉欣，为追求黄婉欣而单方赠与其讼争款项，该单方处分行为违反夫妻共同财产制，侵害了何顺花合法权益。黄婉欣与廖君恒年纪差距很大，廖君恒有家室，两人私底下在一起，暧昧不清，廖君恒赠与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三、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黄婉欣作为年轻的90后不往正途上走，却妄图一夜暴富，其价值观和行为均有悖公序良俗。讼争款项的赠与违反夫妻共同财产制，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黄婉欣应向何顺花返还讼争款项。 廖君恒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婉欣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顺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廖君恒对黄婉欣赠与103万元的行为无效；2.黄婉欣向何顺花返还103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顺花与廖君恒于2002年11月6日登记结婚。廖君恒未经何顺花的同意，分别于2019年2月21日转账支付黄婉欣100万元，于2019年4月27日又转账支付黄婉欣3万元，共计支付103万元。审理中，廖君恒表明若法院认定案涉赠与行为无效，其同意讼争款项103万元归何顺花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廖君恒在与何顺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何顺花同意，共计转账支付黄婉欣103万元。黄婉欣辩称讼争款项系用于偿还其为廖君恒代付的款项，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廖君恒在未征得何顺花同意的情况下将夫妻巨额财产赠与黄婉欣，显然属于非因其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的重大擅自处分，侵犯了何顺花的合法财产权益，且黄婉欣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为此付出相应的对价，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故廖君恒对讼争款项的处分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黄婉欣不能基于该无效民事行为取得讼争款项，应当予以返还。鉴于廖君恒同意讼争款项归何顺花所有，何顺花要求黄婉欣返还该款项，并无不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廖君恒赠与黄婉欣103万元的行为无效；二、黄婉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何顺花103万元。 二审中，关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黄婉欣认为，何顺花与廖君恒是夫妻，曾一起来KTV消费，廖君恒的转账行为，何顺花是知情的。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黄婉欣提交其与廖君恒的聊天记录（未出示原始载体手机），拟证明廖君恒来厦消费都由黄婉欣安排，由黄婉欣代垫费用，讼争转账是代垫的事实。廖君恒质证认为，如果确如黄婉欣所称是从修复中的手机提取，就不可能存在右上角的充电记录、WIFI连接记录，以及微信未读取信息120条；如果是从修复中的手机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应该是程序编码提取的内容，而不是以截图方式展现。黄婉欣关于原始载体在修复中的陈述是虚假的，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在关联性方面，该截图只能证明廖君恒曾托黄婉欣预订包间，如果黄婉欣认为相关款项是垫付，应提供相关凭证，但在案证据只有银行流水、微信红包和小额转账记录，不符合大额消费特征。何顺花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即便存在该记录，只能证明廖君恒和黄婉欣之间的来往是背着何顺花的，何顺花对该事实并不知情，黄婉欣在2019年3月12日前后不存在银行流水变动情况，故黄婉欣是虚假陈述。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讼争103万元转款的性质是赠与或用于偿还代付款项。何顺花主张讼争转账行为的性质是赠与，并提交相应转账凭证，廖君恒予以认可，并作相应解释。黄婉欣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讼争款项系廖君恒用于偿还其在KTV消费的委托垫付款项，何顺花对廖君恒的转账行为系知情的，但黄婉欣并未提供相应的凭证证明廖君恒存在相应欠款且黄婉欣接受委托进行了垫付，且如此大额的消费垫付关系亦不合常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讼争103万元转款的性质是赠与，并无不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本案中，廖君恒在与何顺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何顺花同意，将夫妻巨额财产赠与黄婉欣，显然属于非因其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的重大擅自处分，侵犯了何顺花合法财产权益，故廖君恒对讼争款项的处分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一审判决黄婉欣不能基于该无效民事行为取得讼争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黄婉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黄婉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柯雅玲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庄维旸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