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7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厦门现代物流园区象屿路厦门国际航运中心A栋207之一。 法定代表人：宁晓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嘉瑛，福建彬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亚琼，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郑州道971号海天物流园办公楼2层213室。 法定代表人：王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88号201。 负责人：王杰，该分公司总经理。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传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7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优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206民初758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并非2015年12月1日《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的签订主体，无权向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主张该合同项下的权利，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合同签订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明知上诉人是实际相对方，也为上诉人提供了仓储服务。1、讼争合同甲方为捷传宝特公司，系上诉人的关联公司，该合同项下存放于涉案仓库的货物货权归属于上诉人，该情况已向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及中邮公司予以说明。2、自无锡、昆山、长沙、宁波等地调入涉案仓库货物之产品出货预告单抬头均载明“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字样，以上均有上诉人提交的相应预告单、物流运输单、产品明细单、签收单予以证明，足以证明上诉人系该讼争合同的相对方。3、讼争合同履行期间内，上诉人在邮件中已明确表示“肖芬荣Mandy物流中心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并且在产品出货预告单抬头均明确标注“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字样，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明确知晓享受服务的主体为优传公司。4、经查，被上诉人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涉及业务涵盖国内外快递、邮件寄递业务、普通货运、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等范围，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于庭审中称其经营范围并没有仓储服务相互矛盾。二、2017年5月8日上诉人与中邮公司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严格依约履行义务。在上诉人之货物出、入库时，中邮工作人员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仓储管理，进出库订单查询、在库储位管理、实行全自动跟踪货物位置等服务，然中邮公司在未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还拒绝向上诉人提供所有出入库、放行单等凭证，一审法院认定的中邮公司仅负有定期提供报表服务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三、讼争合同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仓储管理服务为内容，系民事平等主体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当事双方在合同中既已对双方权利义务做了明确的约定，本案中亦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对合同条款进行了修改，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库货物由上诉人自行管理，原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实属严重错误。四、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内对货品管理混乱，造成上诉人货物丢失，其未妥善履行讼争合同项下的义务，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关于丢失货物的请求实属错误。五、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损失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被上诉人拒绝出库导致上诉人与案外人的相关经销合同无法履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被上诉人应当负有赔偿责任。六、上诉人于2020年3月6日收到本案《民事判决书》，然该判决书落款处所载日期为2019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后迟延长达近五个月才向上诉人送达裁判文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的相关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无瑕疵，因为被上诉人也是在2020年3月份才收到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以送达之日为准。根据民诉法第170条等规定，这种情况也不属于程序违法情况，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应该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优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立即向优传公司提供优传公司存储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之货物的仓单、出入库凭证及放行单等资料；2.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共同向优传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2198758.42元。 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1日，优传公司通过其天津分公司——天津捷传宝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传宝特公司）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签订一份《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由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为优传公司天津分公司提供仓储、配送、订单处理等综合物流服务，约定仓库具体位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1日时止。在上述合同即将届满时，优传公司将天津分公司收回管理，便于2017年5月8日直接以优传公司名义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就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仓库仓储等事宜签订《仓储配送服务合同》，而也改为由中邮公司作为合同主体，由中邮公司为优传公司提供仓储、配送、订单处理等综合物流服务，合同期限自2016年11月18日至2018年1月17日时止。在两份《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中，都明确约定了“乙方信息系统应支持在库储位管理……满足甲方（优传）系统的盘点及对账要求……能够实现对甲方货品进行全过程跟踪、实现对订单的快速分拣和补货功能……满足甲方各级管理层权限范围内的信息浏览……乙方应以双方商定的方式定期向甲方提供报表”。在实际使用仓库时，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对货品管理混乱，未对出入库货品开具仓单或出入库凭证，给优传公司出库造成严重障碍，经与其多次协商，拒不规范仓库管理，不能满足优传公司对货物的盘点及对账要求。后因双方就规范仓库管理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阻碍优传公司货品的正常出库，导致优传公司订单损失巨大，优传公司无奈，于2017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赔偿订单利润损失，后双方调解，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同意优传公司货品出库销售，优传公司便撤诉。然好景不长，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又拒绝安排出库事宜。据统计，因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拒绝安排优传公司货品正常出库给优传公司造成的订单利润损失高达810936.423元。同时，在2017年11月底，盘点出来的数据与优传公司平调入天津仓库扣减出库部分的剩余数据进行对比，差距甚远，发现存在货品丢失的情形，且丢失的货品价值高达1387822元。基于以上事实，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供仓储、配送、订单处理等服务，造成货物丢失及订单损失，构成违约，依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优传公司有权要求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赔偿上述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日，捷传宝特公司作为甲方（委托方）、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双方签订一份《仓储配速服务合同》，约定：1、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的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货物存储、订单处理、分拣、包装、配送、装卸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保险等附加服务；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及其附件规定提供相应的仓储配送服务，并按照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3、乙方仓库具体位置为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甲方利益外，乙方不得随意改变仓库位置，如确需改变仓库位置，乙方应当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但不可抗力等十分紧急的情况应当除外；4、物流服务费用每月结算一次，乙方每月5日前向甲方提供上上月仓储配送服务对账清单，甲方于收到对账单后10个工作日内对乙方提供的上月仓储配送服务对账清单，甲方于收到对账单后10个工作日内对乙方提供的上月账单完成审核和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视为甲方以确认无误；5、乙方收到甲方确认的账单或合同约定的甲方确认期限届满后，在3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付清全款；6、除不可抗力、货物本身原因、甲方过错、包装完好内件短少或缺损但签收人未持异议等情形外，因甲方原因造成甲方邮件丢失、邮件内容短少、毁损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7、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1日止。此外，合同就其他相关仓储服务事项作出了约定。 2017年5月8日，优传公司作为甲方（委托方）、中邮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双方签订一份《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约定：1、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的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货物存储、订单处理、分拣、包装、配送、装卸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保险等附加服务；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及其附件规定提供相应的仓储配送服务，并按照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3、乙方仓库具体位置为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甲方利益外，乙方不得随意改变仓库位置，如确需改变仓库位置，乙方应当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甲方，但不可抗力等十分紧急的情况应当除外；4、为满足甲方对业务数据的及时分析并作为甲方业务决策的依据，乙方应以双方商定的方式定期向甲方提供报表，乙方无权擅自对货物做任何与合同规定无关的处置；5、物流服务费用每月结算一次，乙方每月5日前向甲方提供上上月仓储配送服务对账清单，甲方于收到对账单后10个工作日内对乙方提供的上月仓储配送服务对账清单，甲方于收到对账单后10个工作日内对乙方提供的上月账单完成审核和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视为甲方以确认无误；6、乙方收到甲方确认的账单或合同约定的甲方确认期限届满后，在3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付清全款，逾期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每天万分之一的滞纳金；7、除不可抗力、货物本身原因、甲方过错、包装完好内件短少或缺损但签收人未持异议等情形外，因甲方原因造成甲方邮件丢失、邮件内容短少、毁损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8、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1日止。此外，合同就其他相关仓储服务事项作出了约定。 2017年10月16日，优传公司曾以中邮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邮公司支付利润损失899066元。 2017年12月27日，优传公司向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本案共同诉讼代理人张钰邮寄一份《货权归属证明》，《货权归属证明》载明：捷传宝特公司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中存放于中邮公司仓库中的货物货权归属于优传公司。上述《货权归属证明》加盖有优传公司与捷传宝特公司的公章。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优传公司为支持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邮单、往来邮件、产品出货预告单、发货明细、普货库明细、平调数据与中邮盘点数据对比表，欲证明：截至2017年12月21日止，假设期初数量为零的情况下，中邮提供的库存报表与应有库存（平调-出库）货品数量不符，差异金额为1387822元。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质证认为：邮单、往来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产品出货预告单、发货明细、普货库明细、平调数据与中邮盘点数据对比表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产品出货预告单及发货明细没有任何中邮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签字都是天津捷传宝特公司的人员签字的；产品出货预告单及发货明细不能证明存放在仓库内货物的具体数额，也不能证明中邮公司收到货物的数量；平调数据与中邮盘点数据对比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是优传公司单方制作。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邮单、往来邮件可佐证货物存储的相关情况；产品出货预告单、发货明细、普货库明细、平调数据与中邮盘点数据对比表未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确认，对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优传公司为支持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报关单、出库指令、往来邮件、经销订货合同、天津中邮普货出库明细表（未出库部分）、长期经销合同及附件，欲证明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拒绝为优传公司货品安排出库，给优传公司造成损失810936.423元；优传公司货物的经销价格。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质证认为：报关单、出库指令、往来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销订货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从未见过该份合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天津中邮普货库出库明细表（未出库部分）是优传公司单方制作的表格，不属于客观证据；长期经销合同及附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合同甲乙方是优传及其关联公司，应有利益关系，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报关单可以佐证优传公司进口货物的相关情况，出库指令、往来邮件可以佐证优传公司与中邮公司联系相关出货事宜；经销合同系优传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对中邮公司及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经销合同本身亦无法证明损失实际发生。 中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捷传宝特公司与中邮公司之间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2017年2月14日盘点表、2017年5月27日盘点表两份、2017年8月28日盘点表、出库指令、按单拣货信息，欲证明：中邮公司与捷传宝特公司存在仓储服务合同关系；仓储货物经多次盘点，未发现优传公司所称“货物丢失”的情形，差异数据远少于优传公司所起诉的数额；出库情况与盘点表相互对应，不存在货物丢失的情形。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持异议。优传公司质证认为：中邮公司与捷传宝特公司之间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只有在落款处盖章且没有盖骑缝章，与其他合同不一致，对该份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中邮以该份合同为证据在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有一个案件是中邮公司作为另案原告的，优传公司已经在另案中对合同印章的真实性提起鉴定，故对本案中该份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2017年2月14日盘点表、2017年5月27日两份盘点表没有原件，2017年8月28日盘点表无异议，在优传公司证据中蓝色部分也有对此进行统计；优传公司出库指令、按单拣货信息，大部分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件部分没有优传公司盖章。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捷传宝特公司与中邮公司之间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与中邮公司与优传公司之间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系不同的法律关系；2017年2月14日盘点表因无法证明盘点表中签字人员的身份，无法直接证明当事人盘点情况，2017年5月27日两份盘点表没有原件，无法证明其证明对象；2017年8月28日盘点表可以佐证当时双方的盘点情况。 庭审过程中，优传公司陈述，捷传宝特公司是优传公司的天津子公司，虽然从股份情况和工商登记情况来看其实不是子公司，只是优传公司基于管理在天津注册了独立公司，但是是优传公司进行管理的，实际上是优传公司的关联公司；第一份仓储服务合同实际上是优传公司以捷传宝特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但货物归属于优传公司，相当于天津捷传宝特公司是以代理人的身份签署了第一份仓储服务合同，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式优传公司与中邮公司；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一直都是优传公司在履行合同，但没有告知中邮公司；所有的货物都有签收单，签收人是冉德亮和邢爽，两个人是仓库现场的供管员，是优传公司协助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进行仓库共管的人员；因为货物是天津捷传宝特公司自行管理的，捷传宝特公司不要求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出具单据；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提供对账清单才能支付仓储费，合同的付款条件没有成就，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公司无法行使抗辩权。优传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资料明确为：每个物流公司出具的单据不太一样，主要是能够反应进出口信息的凭证，具体明确为仓单、出入库凭证、放行单、放行指示单、入库单、出库单、在库单，指的是整个合同期间内的，不是现在的这些单据；优传公司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订单损失810936.42元，货物丢失损失1387822元。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陈述：在第一个合同履行期间内捷传宝特公司一直是自行出货，第二个合同履行期间内优传公司没有进货，只有出货，无法提供进货仓单；2017年2月份之前还是由捷传宝特公司对仓库进行管理，优传公司提交的出货预告单等都是捷传宝特公司人员的签字，所以没有出具仓单、单据等；冉德亮、邢爽是捷传宝特公司员工；本身签收的是捷传宝特公司的员工，优传公司自行调货，又自行与子公司员工进行确认，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无法确认签收的数额；不出库是因为当时优传公司已经欠付仓储费长达半年多，根据合同约定仓储费按月结算，中邮公司考虑到留置权的问题才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出库，中邮公司行使的是合同抗辩权。 诉讼过程中，优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货物丢失计算清单损失中显示，货物差异的计算方法为2017年12月21日中邮公司在库库存与优传公司实到中邮库存的差额，同时载明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12月21日期间出库1789玛歌红葡萄酒900瓶、1789圣艾美隆红葡萄酒450瓶。 一审法院认为：捷传宝特公司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仓储配速服务合同》的合同主体并非为优传公司，捷传宝特公司并未明确将合同中权利及义务转让给优传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亦没有收到相关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通知，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并未发生变更，优传公司在不具备合同主体的情况下无权向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主张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故优传公司主张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承担提供仓单、出入库凭证及放行单等材料并赔偿损失没有相应的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优传公司与中邮公司于2017年5月8日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双方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1月18日起至2018年1月17日止，应视为双方对之前履行合同情况的追认。双方对于2017年8月28日的普货明细盘点表均不持异议，盘点表可以证实当时优传公司在2017年8月28日与中邮公司双方就优传公司在中邮公司仓库的库存货物进行了盘点和确认。之后双方未再对货物进行统一盘点，现双方仓储合同的期限已经届满，双方均负有配合对方进行剩余库存货物进行清点的义务。优传公司提交的货物签收的相关材料中双方均确认均非中邮公司工作人员出具，无法直接证明货物的实际入库情况，2017年8月28日优传公司、中邮公司双方对货物进行清点后未再对货物进行清点。因优传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中邮公司在2017年8月28日前签收货物的情况，双方合同仅约定中邮公司定期提供报表，优传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中邮公司保存有仓单、出入库凭证、放行单、放行指示单、入库单、出库单、在库单等资料，因此优传公司请求中邮公司提供整个合同期限内仓单等相关资料的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双方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对现存货物进行清点后，也无需再出具整个合同期间内的相关资料。优传公司依据2017年8月28日双方盘点情况与物流实到库存的差额为依据主张货物损失，因优传公司无法证明其交付给优传公司货物的情况，优传公司的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优传公司提交的《经销订货合同》系与案外人签订，没有相应合同履行的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优传公司因中邮公司拒绝安排出货而实际造成损失。优传公司可待损失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二审庭审中，优传公司主张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10行“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捷传宝特公司不要求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出具单据”该部分内容并非优传公司一审中的陈述，除此之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中邮公司、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经核查一审庭审笔录，一审判决书所载上述内容属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优传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优传仓储物流明细，拟证明上诉人为2015年12月1日签署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实际相对方，明细抬头为“优传”，被上诉人对此明知。且该份明细所载明期间为2015年12月1日签署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明确费用包括出库费，则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进出库服务，并非上诉人或捷传宝特公司自管。2、往来邮件及《优传酒业仓储操作流程》，拟证明2015年12月1日签署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项下仓储由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并非自管，否则不会向捷传宝特公司发送流程。3、往来邮件，拟证明2015年12月1日签署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已实际履行，被上诉人管理案涉仓库并向上诉人提供进出库服务。4、往来邮件及《优传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仓库费用》，拟证明上诉人系2015年12月签署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实际相对方，被上诉人明知。该份明细所涉期间系两份仓储合同重叠的履行期间，案涉货物平调入库均发生于该期间，被上诉人明确费用包括进出库费用，即被上诉人实际提供了进出库服务，而非由上诉人或捷传宝特公司对仓储事项进行自管。5、出入库指令及收发货确认单，拟证明上诉人作为提供仓储服务的一方应向存货人提供仓单。6、宁波调库邮件往来，拟证明宁波库入库时中邮公司的工作人员袁仕奇在场。7、长沙调库往来，拟证明上诉人分别在2016年12月9日、12月13日、12月15日向魏猛告知入库事宜。8、捷传宝特公司负责人高某向魏猛发送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捷传宝特公司负责人发邮件要求出库。9、优传公司员工向魏猛发送的电子邮件，拟证明邮件中邮箱为魏猛的电子邮箱。10、捷传宝特公司负责人高某发送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捷传宝特公司向魏猛邮箱多次发送邮件要求出库。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但合同履行的相对方不是上诉人。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邮件发送时间为第一份合同签订后，且系中邮公司向捷传宝特公司告知具体操作流程，但操作流程不代表实际履行情况。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但被上诉人只是配合捷传宝特公司进行出入库操作。对证据4真实性确认，但发送时间是在第二份合同履行期内。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确认，系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往来，和本案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确认，但中邮公司员工袁仕奇金仅负责确认货物箱数，以确认入库费用。对证据7真实性确认，但处于第一份合同履行期内，被上诉人未否认优传公司系该批货物的货主，因此入库时既有优传公司的指令也有捷传宝特公司的指令。对证据8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系捷传宝特公司与中邮公司另一份合同项下履约内容。对证据9.10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4，6-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因系优传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出入库操作，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于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第一份合同项下费用系由捷传宝特公司支付的，进而证明捷传宝特公司是第一份合同的相对方。2、捷传宝特公司负责人高某的证言，拟证明中邮公司工作人员仅负责确认货物箱数。3、优传公司与中邮公司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拟证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出库指令系履行《物流服务合同》。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无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确认捷传宝特公司向优传公司请款后向中邮公司付款合同款项。证据2真实性不予确认，高某并未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该证明是否系本人出具。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合同是物流服务合同而非仓储服务合同，是优传公司为委托中邮公司清关而签订的。对此，本院认为，证据1因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但双方都主张第一份合同项下费用由捷传宝特公司支付，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系案外人高某的证言，因其未到庭接受质询，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组证据亦不予采纳。证据3为物流服务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仓储配速服务合同》合同主体的认定。上诉人主张该份合同的主体应为优传公司和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本院认为，《仓储配速服务合同》列明的委托方为捷传宝特公司，即以书面形式表明合同成立于捷传宝特公司与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之间。优传公司同时确认合同项下的仓储费由捷传宝特公司直接支付给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证明实际接受仓储配速服务且履行仓储费给付义务的是捷传宝特公司。在未有证据表明捷传宝特公司将合同项下权利与义务转让给优传公司，且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同意变更合同相对方及接受权利义务整体转移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仓储配速服务合同》的合同主体应认定为捷传宝特公司及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至于案涉仓储货物是否为优传公司所有以及捷传宝特公司支付的仓储费是否来源于优传公司等，属于捷传宝特公司及优传公司两家关联公司之间就管理案涉货物仓储事宜作出的安排，不影响合同主体的认定。因此，优传公司无权向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主张该份合同项下的权利。其关于要求邮政速递天津分公司提供仓单、出入库凭证及放行单等资料并赔偿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中邮公司是否能向优传公司主张损失赔偿及要求提供2017年5月8日《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履行期间的仓单、出入库凭证、放行单、放行指示单等资料。本院认为，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通常情形下，存货人交付仓储物时，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因为仓单既是仓储物所有权的凭证，又是以给付一定物品为标的的有价证券。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关陈述来看，两份《仓储配速服务合同》存在一定期间的交叉履行，即自2016年11月18日起至2017年1月11日期间。优传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并非将案涉货物全权交由中邮公司管理，而是指定员工冉德亮和刑爽担任仓库共管员，协助中邮公司进行出入库操作。在此情形下，如仓储保管人于每批次货物入库时都须向存货人出具仓单，则优传公司理应有便利要求中邮公司当场或于合理期限内提供货物仓单及入库单，但未有证据表明优传公司曾通过发送邮件或者书面函件的方式要求中邮公司接收货物后出具仓单及入库单，而中邮公司拒不交付。由此可见，案涉该份合同的履约方式极可能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仓储合同。同时，优传公司举证的《优传酒业仓储操作流程》亦载明“货物验收入库完成后，双方在送货单据上签字确认，在优传单据上签字盖章”，表明如存在货物入库事实，则优传公司应持有一份对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单据。对此，优传公司主**调入库时已发邮件通知中邮公司，然中邮公司拒不签字确认。但根据优传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的几封电子邮件内容来看，仅能体现优传公司通知仓库共管员邢爽调货情况，既未提交送货单据，中邮公司也未回复确认，尚不足以证明货物已实际入库但中邮公司拒绝签字确认这一事实，更无法推断出优传公司自行提交的“物流实到中邮库存”表格所载入库情况属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优传公司不能直接证明货物入库情况，符合证据规则，于法不悖。此外，中邮公司主张签订在后的合同履行期间仅有出库操作，对应单据为已作为证据提交的优传公司的出库指令和按单拣货信息，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单据。在优传公司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中邮公司保存有仓单、出入库凭证、放行单、放行指示单、入库单、出库单、在库单等资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优传公司关于请求中邮公司提供整个合同期内仓单等资料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同时，鉴于优传公司未能直接证明货物实际入库情况，其以2017年8月28日双方盘点情况与物流实际到库存的差额为依据主张货物损失，不具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结案后较长时间才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情形，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综上，优传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4390元，由上诉人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