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2刑终131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应龙，男，198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7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通山县看守所。辩护人：徐唐早，湖北名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丽，女，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经商，住安徽省太和县。因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8日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因在怀孕、哺乳期，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2017年9月26日、2019年12月5日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辩护人：周雪琴，湖北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单位：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421200767416167K，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长江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李起创，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人：李坤，男，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初中文化，原湖北康进公司负责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8月14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通山县看守所。原审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2061600122G，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和美工贸园区机场路北侧医药园区第11层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胡洪涛，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韩丹丹，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人：王修林，男，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初中文化，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安徽省太和县。无前科。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7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审理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湖北康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康某公司）、原审被告人李坤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原审被告人王应龙、王丽，原审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立洪公司）、原审被告人王修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19）鄂1224刑初36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王应龙、王丽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合议庭经审阅本案案卷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讯问了上诉人王应龙、王丽及原审被告单位、原审被告人李坤、王修林，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初至2018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坤伙同刘某(在逃)，自己联系或者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甘某(在逃)、李某(在逃)、万某(在逃)等人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的名义同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十余家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向上述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税额合计105505955.90元，价税合计767991545.50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4781份，价税494274006.50元。一、通过甘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734份，税额42510047.29元，价税合计292569131元。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和湖北格瑞特公司等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苏某(刑拘在逃)、陈某1(另案处理)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由于销售药品通过价格高开,增值部分很大,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税款，根据进项税票缺口，苏某、陈某1安排陈某2(另案处理)与甘某等介绍人联系，由甘某介绍开票单位为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甘某与时任湖北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上述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协商，湖北康某公司按照票面金额的4%收取开票费。经李坤、甘某、陈某2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陆续为湖北天康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4份，价税合计186142231元，税额27046309元；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陆续为武汉正德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3份，价税合计33249000元，税额4831050.94元；于2017年3月至8月期间，陆续为湖北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87份，价税合计73177900元，税额10632687.35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天康健公司、武汉正德康公司、湖北格瑞特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二、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丽彩药业公司由于对外销售药品进行高开，从其关联企业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取得了大量的进项发票，造成杨某科森公司和甘肃西峰公司的销项虚高，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该公司销售部主管魏某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双方约定以向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支付4.5%开票费的方式，由湖北康某公司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经李坤等人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9月至11月，陆续为杨某科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3份，价税合计20439450元，税额2025531.28元；2017年3月至12月，陆续为甘肃西峰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74份，价税合计111958491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杨某科森公司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甘肃西峰公司用于计入公司成本。三、通过李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泰州瀚霖公司法人、股东曹某、江某(均另案处理)在公司经营期间，药品对外销售价格高开，造成公司缺少进项。为逃避缴纳税款，曹某、江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从事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李某，江某通过李某，与被告人李坤、刘某取得联系,双方约定由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经李坤、刘某、江某等人操作，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陆续为泰州瀚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2份，价税合计63002752元，税额9154246.29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泰州瀚霖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四、通过被告人王应龙、王丽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2016年8月，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在经营期间，接受业务员挂靠经营药品，由于对外销售价格高开，导致公司进、销项差额很大，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被告人王修林经被告人王丽介绍，通过被告人王应龙联系李坤、刘某，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湖北康某公司向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按照开票票面金额7.5%收取开票费。2017年4月10日、4月28日和5月3日，经王应龙、王丽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分三批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内蒙古立洪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五、通过被告人李坤联系，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安徽正奇公司、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94份，价税合计91456150.10元，税额10412030.60元；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0元。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在新三板上市之后，积极准备在主板上市，根据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指导要求，公司须取得法人进项税票，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2016年下半年，该公司财务总监孙某(另案处理)与被告人李坤取得联系，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双方约定湖北康某公司为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按开票金额的2.5%收取开票费。2016年10月至12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79份，价税合计39163962元，税额4505588.26元；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陆续取得湖北康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707份，价税合计382315515.50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虚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计入公司成本。2017年上半年，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找安徽正奇公司融资借款40000000元，由于安徽正奇公司要求将款项以支付货款的名义直接支付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的供应商，孙某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和湖北康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构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从湖北康某公司采购了中药材原料，让安徽正奇公司的经办人毕浙徽将40000000元转账给湖北康某公司，湖北康某公司收到这笔资金之后,直接转账给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控制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2017年5月，湖北康某公司以收取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2.5%开票费的形式，向安徽正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0份,价税合计40000000元，税额4601769.63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正奇公司均被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2017年初，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实际的进销项差额较大,增值部分过高，需要缴纳较多的税款，为了避缴应缴的税款,孙某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联系被告人李坤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商议按出票金额2.5%收取开票费。2017年2月至12月，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为安徽源和堂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5份，价税合计12292188.10元，税额1304672.71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徽源和堂股份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六、通过被告人王应龙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2017年3月，海南金洋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卞政（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卞政通过朋友张辉介绍牵线，由王应龙与李坤取得联系，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王应龙按出票票面金额的7%收取开票费。2017年10月27日，经王应龙等人从中操作，湖北康某公司为海南金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4462920元，税额648458.53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南金洋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七、通过李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93份，价税合计168911074元，税额共计24542635.45元。2016年底，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药品销售行业的进销项差价大，按规定需要缴纳大额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另案处理)为了逃避缴纳应缴的税款，请李某帮忙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联系到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普仁公司和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按出票票面金额的8%收取开票费。2017年3月至11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普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70份，价税合计126519454元，税额18383168.78元；2017年6月至7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新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3份，价税合计42391620元，税额6159466.67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普仁公司、江西新正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八、通过李某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0元。2017年4月，江西博士达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该公司法人黄小华为逃避缴纳应缴税款，通过李某联系被告人李坤,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李坤以湖北康某公司为出票单位,向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康某公司、李某按出票票面金额的6%收取开票费。2017年5月至6月，湖北康某公司陆续为江西博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2份，价税合计20057000元，税额2914264.90元。以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博士达公司均用于认证和抵扣税款。九、2016年至2017年问,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湖北康某公司向湖南时代精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甬新医药有限公司、江西天之娇医药有限公司、赣州万家通医药有限公司、九江成某医药有限公司、民生集团河南医药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22份，价税合计83788068元，税额9912544.84元。原审同时查明：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王丽等人通过收取开票费形式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其中，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获利3000余万元；被告人王丽获利8万元。还查明：被告人李坤、王修林、王丽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应龙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犯罪事实。被告人王丽系被告人王修林劝说投案自首。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向通山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500万元；被告人王应龙向通山县公安局缴纳暂扣款3万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及各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虚开税款数额105505955.90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虚开普通发票4781份，虚开价税数额494274006.5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被告人李坤作为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进行处罚。被告人王应龙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8份，虚开税款数额4034655.21元，数额巨大；被告人王丽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修林作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处罚。被告人李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一人犯数罪，依法数罪并罚。被告人王应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积极缴纳暂扣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服刑期间再犯新罪，应当从重处罚，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被告人王修林劝说同案犯投案自首，系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社区矫正机关的评估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湖北康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90万元。二、被告人李坤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三、被告人王应龙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四、被告人王丽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诈骗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三年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五、被告单位内蒙古华源立洪医药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六、被告人王修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七、对被告单位湖北康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所得3000万元、王丽的违法所得8万元，予以追缴。上诉人王应龙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10日、28日和5月3日，通过王应龙、王丽介绍，湖北康某公司分三批为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缺乏证据证明，亦不符合客观事实。2.上诉人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应为748458.53元仅为较大，且上诉人当庭认罪，在本案中，系从犯并交纳暂扣款3万元，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原审判决对其量刑畸重，请求二审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王丽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认定及定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判量刑失衡，量刑畸重，上诉人有自首和从犯等情节，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审判决所采用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其证据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所列举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王应龙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应龙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证据不足；王应龙、王丽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判根据原审被告人李坤、王修林、上诉人王丽的供述，并有银行交易流水、税务部门提供的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内蒙古立洪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及认证抵扣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王应龙当庭自愿认罪。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通过王应龙、王丽介绍，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3305000元，税额3386196.6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应龙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8份，虚开税款数额4034655.21元，数额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积极缴纳暂扣款，可酌情从轻处罚；王丽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王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并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在服刑期间再犯新罪，应当从重处罚。原判综合考虑王应龙、王丽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对其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288份，虚开税款数额105505955.90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虚开普通发票4781份，虚开价税数额494274006.5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原审被告人李坤作为被告单位湖北康某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发票罪进行处罚。上诉人王应龙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8份，虚开税款数额4034655.21元，数额巨大；上诉人王丽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虚开税款数额3386196.6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人王修林作为被告单位内蒙古立洪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处罚。原审被告人李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一人犯数罪，依法数罪并罚。上诉人王应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积极缴纳暂扣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王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服刑期间再犯新罪，应当从重处罚，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原审被告人王修林劝说同案犯投案自首，系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上诉人王应龙、王丽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飚审判员 裴红杰审判员 王益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罗凯书记员熊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