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10民终2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现昌，男，汉族，1958年8月20日出生，住临汾市。委托代理人：**，山西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仙洞沟文物所（原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住所地：尧都区姑射仙洞风景名胜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尧都区尧庙宫尧都区文物旅游发展中心。法定代表人：张洋，该所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文物旅游发展中心，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尧庙宫。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尧庙宫。法定代表人：杨永军，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贾红卫，男，汉族，1968年2月1日出生，该中心办公室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文化和旅游局。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平阳南街147号。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尧都区平阳南街147号。法定代表人：杨永胜，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马媛媛，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现昌因与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仙洞沟文物所（以下简称：文物所）、临汾市尧都区文物旅游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临汾市尧都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文旅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20）晋1002民初15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现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20）晋1002民初150号民事裁定书；2.指令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第一施工处（以下简称：濮阳一建）的委托代理人，因此认定上诉人并非原审适格原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有三：1.上诉人为案涉工程的施工主体，《施工合同书》系上诉人借用濮阳一建的名义与第一被上诉人文物所签订。涉案工程从开始承揽到结算均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濮阳一建从未与被上诉人有过任何接触，也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过任何委托书之类的文件。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而将工程承包给上诉人，如果是基于对濮阳一建的信任而承包给濮阳一建，那么在没有任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与上诉人进行结算，而且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上诉人，显然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施工合同书》的签订，是上诉人应被上诉人“合同必须与某公司签订”的要求，不得已借用濮阳一建名义而签订。被上诉人对此应是明知。2.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为濮阳一建的委托代理人，反而现有证据更能证明上诉人本人就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被上诉人仅凭《施工合同书》上加盖了濮阳一建的公章就认定上诉人是濮阳一建的委托代理人，但在其后的结算过程中，再未体现濮阳一建的任何痕迹。且结算单直接载明“郭现昌工程结算单”，《情况说明》也直接载明：“郭现昌在姑射山仙洞沟干活，一切结算、付款都是对郭现昌本人。”足以说明上诉人不是委托代理人，而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3.濮阳一建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说明：“临汾市仙洞沟风景名胜管理处与我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书》，系郭现昌借用我公司的名义与临汾市仙洞沟风景名胜管理处签订……”。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32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文物所辩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认定本所与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第一施工处签订《施工合同书》完全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首先，本所为国有单位，绝不允许与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个人签订施工合同。其次，签订《施工合同书》时，上诉人持有加盖濮阳一建专用章的《施工合同书》，且上诉人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本所有理由认为是与濮阳一建签订的《施工合同书》。再次，在整个施工中，施工者均是濮阳一建。第四，尽管在结算时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与本所结算，但事实上是上诉人代表濮阳一建与本所进行的结算。被上诉人发展中心辩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文旅局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郭现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38915.92元，以及自2002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三、二、一为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关系。2001年原告根据第一被告的要求，陆续完成姑射山风景名胜区棋盘石、沟底修路工程、旅游通道建设、硬化路面工程、三教庙零星工程、修筑水坝等工程。2002年10月15日，原告经与第一被告结算，尚欠工程款138915.92元。原告多次主张权利，三被告总是以资金困难为由推诿。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工程所涉合同为2010年6月10日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与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第一施工处签订，郭现昌作为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故郭现昌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郭现昌的起诉。郭现昌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078元予以退还。本院审理查明，案涉工程的《施工合同书》系甲方“临汾姑射山（仙洞沟）风景区管理处”与乙方“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第一施工处”于2001年6月10日签订，甲方处盖有“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印章，法定代表人处有“任某某”签名，乙方处盖有“濮阳市建筑安装公司第一施工处”印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处有“郭现昌”签名。该合同书为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仙洞沟文物所提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文物所均提供了一份《郭现昌工程结算单（仙洞沟工程）》，该结算单注明工程款“合计295652.92，已付郭现昌156737元，尚欠138915.92元。结算人处盖有‘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印章，甲方处盖有‘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财务专用章’及任某某签字，乙方处有郭现昌签字，时间均为2002年10月15日，且在2019年12月31日加盖了‘临汾市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郭现昌另提供了两份证明，一是2020年4月12日尧都区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的《情况说明》一份，说明“2001年6月至2002年10月15日，郭现昌在姑射山仙洞沟风景区干活，一切结算、付款都是对郭现昌本人，工程总结算295652.92元，已付156737元，尚欠138915.92元。……等”。二是濮阳一建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说明：2001年6月10日文物所与濮阳一建签订的《施工合同书》系郭现昌借用其公司名义签订的，其公司与文物所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是郭现昌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郭现昌为证明其本人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提供了三份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工程为其个人所为。对于《郭现昌工程结算单（仙洞沟工程）》和2020年4月12日尧都区仙洞风景名胜管理处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文物所均认可，被上诉人文物所也承认已支付的工程款是支付给了郭现昌。而文物所则以其提供的《施工合同书》认为该合同是与濮阳一建签订，郭现昌是濮阳一建的委托代理人，郭现昌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郭现昌予以否认，且文物所不能提供濮阳一建的相关资质及委托手续予以佐证，对文物所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上诉人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应当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至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成立，需通过实体审理后依法予以认定。上诉人关于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裁定程序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20）晋1002民初15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宇霞审判员 张 涛审判员 曹泰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