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民终7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安民，男，1992年3月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居民，住湖南省宁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霞红，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裕祥，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德林，男，197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汝城县人，居民，住郴州市汝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刚，湖南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汝城县绿中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经济开发区三星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邓志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云，男，1975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安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左家垅小区19栋6单元1楼。 法定代表人：李宗应，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子酩，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玄，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姜安民、陈德林因与被上诉人汝城县绿中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中源公司）、湖南安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久公司）高度危险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安民上诉请求：1、撤销(2019)湘0104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书》全部判决或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与安久公司系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0页称：上诉人姜安民找人进场工作后于2018年4月22日签订了《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双方对工作的内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安全注意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对被告安久公司辩称与上诉人系承揽关系的辩解理由，本院予以采纳。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该《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系安久公司单方起草的格式合同，以及合同第五条合同价格，该条款内容为手写，明显是有人后续加上去的。上诉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签订合同的经验，该合同并非双方协商的结果，对于合同打印了什么内容，约定了什么条款上诉人均不了解。其次，上诉人早于2018年3月22日就开始为被上诉人安久公司提供劳务，中途还叫了另外3名工友一起务工。而合同签订于2018年4月22日(即事故发生的前一天)，该合同明显是安久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转移风险而让上诉人签署。不能仅凭该合同就认定双方为承揽关系。区分劳务关系和承揽关系，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乙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结合到本案，1、本案上诉人与安久公司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具体表现在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要求上诉人等工人当天施工，工人迫于从属关系，冒雨施工)；2、安久公司指定上诉人等工人工作场所、安排住宿、提供劳动工具、上诉人按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安排的时间工作；3、安久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4日、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20日向上诉人支付劳务费(详见安久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4、2018年3月21日，上诉人与工友拆卸涉案搅拌站罐子一个后，返回宁乡，2018年4月4日，上诉人再次与工友前往搅拌站继续拆卸设备直至事故发生；5、上诉人并非专门从事拆卸设备的专业人员，上诉人与其工友都是自由散工，哪里有工地需要就去做几天工。而安久公司承包绿中源公司搬迁搅拌站项目，系其业务或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上诉人与安久公司之间明显为劳务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为雇佣关系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减轻了安久公司的赔偿责任，将其责任转嫁到了上诉人身上，依法应予纠正。本案案由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无不当。应当依法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安久公司的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责任主体错误、责任划分错误。本案上诉人受伤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在吊车没有配备指挥员的情况下强令冒雨施工，二是吊车司机操作不当；次要原因是绿中源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三被上诉人均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1页第五行称：二、对姜安民的损失，姜安民应自行承担20%责任，安久公司应承担30%责任，陈德林应承担50%的责任。绿中源公司不承担责任。本案姜安民受伤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在吊车没有配备指挥员、安全员的情况下强令施工，二是吊车司机操作不当，三是绿中源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三方均应当对姜安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姜安民对本次事故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责任主体错误、责任划分错误，具体如下：安久公司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系接受劳务一方。其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须的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并应当为提供劳务者及时购买工伤保险。但安久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毅不但未注意施工安全，反而在无技术交底、无负责人、安全员在现场、高空作业无防护措施、没有为吊车配备指挥员的情况下要求吊车施工，并且强令工作人员冒雨施工，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且安久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也未向当地安监部门报备。上述行为均违反了安全生产的规定。被上诉人陈德林为搅拌站拆迁项目提供吊装吊车，其在施工过程中严重忽视安全注意义务冒雨施工，且本应分两次起吊的铁皮瓦、屋顶一次起吊，由于天雨湿滑、铁皮瓦出现将要脱落的情况，就先去吊装铁皮瓦，当时铁皮瓦被卡住了，铁皮瓦出来的反弹力直接把正在前方装货的上诉人撞飞。被上诉人陈德林应当为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绿中源公司作为搅拌站拆迁项目的发包方，对项目现场负有相关的安全管理义务，其应当保障项目现场安全有序。其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致使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作为现场施工的指挥者和安全防控者，却强令工人冒雨施工，以及被上诉人陈德林违规操作，均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被上诉人绿中源公司，作为项目的发包方，怠于行使安全管理职责，三被上诉人均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姜安民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不应对其自身损失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1页称：姜安民完成彩钢瓦的捆挂工作后，应自行避让到一边保持安全距离，让吊车安全起吊，姜安民在本次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亦未避让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事故发生当天的情况如下：被上诉人陈德林将本应分两次起吊的铁皮瓦、屋顶一次起吊，且由于天雨湿滑、快放到车上时铁皮瓦出现将要脱落的情况，于是先去吊装铁皮瓦，当时铁皮瓦被卡住了，形成了一个反弹力，因此把正在前方装货的上诉人直接撞飞。上诉人来自农村，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在工地打工。事发当时，上诉人已经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当时上诉人是在车上整理货物。即使上诉人带了安全帽，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并不能防止事故的发生。因此，上诉人对本次事故发生无过错，不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四、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总计475751.99元，该损失计算存在明显错误。具体如下：1、残疾赔偿金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上诉人有两处伤残：(1)精神损伤八级伤残；(2)躯体伤残九级伤残。两处伤残均系因本次事故损伤所致，关于赔偿比例系数的确定应在最高伤残等级及八级标准上提高，据核算，赔偿比例应为-0.4【(11-8)*10%+10%】。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赔偿系数认定为30%，忽略了上诉人有两处伤残的客观事实，没有将2处伤残作为伤残系数确定依据。上诉人诉请的残疾赔偿金数额为36698*0.4*20=295984元。一审法院仅判决36698/元年*20年*30%=220188元。其赔偿比例系数存在明显错误。因此，上诉人残疾赔偿金数额应计算为36698*0.4*20=295984元。2、医疗费根据上诉人实际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截至一审开庭之日止，共产生医疗费563086.19元，被上诉人安久公司已支付521950元，上诉人垫付的费用为41636.19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上诉人诉请的标准为100元/天，合计25900元，原审法院判决的标准为60元/天，上诉人认为该标准过低。4、营养费上诉人诉请的标准为100元/天，合计18000元，原审法院判决的标准为30元/天。上诉人受伤部位在头部，为了上诉人早日恢复，除在医院治疗外，上诉人家属在姜安民住院期间购买了许多的营养品，每日炖骨头汤帮助治疗。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标准过低，应予提高。5、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数额为90230.4元，一审法院仅判决36342.8元。其赔偿额的计算也存在错误，赔偿比例应计算为40%，年份应计算为18年。上诉人发生事故时，其女姜佳怡才几个月大，未满1岁，故应当按照18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上诉人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5064*18/2*40%=90230.4元。6、误工费上诉人诉请的误工费：一审法院判决参照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60798元，计算为60798元。上诉人认为参照2018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73300元计算更为合理。因此上诉人误工费应计算为73300元。7、护理费上诉人诉请的护理费为71291.7元，一审法院判决认定70792元。8、鉴定费5055元。9、交通费上诉人诉请的交通费为2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为5000元，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诉人多次转院的实际情况宜认定为200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诉请50000元，而一审法院判决15000元。该赔偿明显过低。上诉人因伤致精神及躯体严重残疾，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上诉人本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力壮的青年，发生事故后，至今生活都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家人从早到晚的贴身照顾。其次，因颅脑损伤导致上诉人患有继发性癫痫，每天要吃大量的药物进行控制，有时还需要打镇静剂，但上诉人还是会经常发作，易怒易躁、浑身抽搐、时而还发狂打人。同时因颅脑神经萎缩导致上诉人两只眼睛的视力严重下降，其右眼现在仅能看见光亮，几近失明。因事故造成的脑积水，导致上诉人现在体内还插有导管(从脑部连接至排泄处)。以上种种情形都令上诉人身心备受煎熬。因此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认定为50000元。11、后续治疗费上诉人诉请246000元，一审法院称该笔费用未实际产生，故在本诉中不予处理，该说法明显未实际考虑上诉人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况。上诉人主张246000元的原因：上诉人因颅脑损伤引发的继发性癫痫和眼部视力下降等症状，以上症状在上诉人出院后表现得更为严重。其中上诉人的继发性癫痫需要每天服用大量药物对病情进行控制。上诉人每月仅是服用治疗癫痫的药物就需要1000元以上，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后期治疗费为246000元，仅计算治疗癫痫药物费用，暂计算至20年；加上鉴定书确定的后期治疗费6000元，合计246000元(1000元/月*12月*20年+6000元=246000元)。上述情况上诉人在一审中均详细进行了阐述，但一审法院全部未予采纳。因此，本案上诉人姜安民在本次事故中所产生的损失合计为937397.29元(不包含安久公司已经支付的524350元)。综上所述，本案三被上诉人因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上诉人受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被上诉人均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姜安民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 陈德林辩称，一、关于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我方认为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并非劳务关系，也非承揽关系。二、对于本案上诉人的损失，陈德林并非吊车的所有人，也非吊车司机，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陈德林对本案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对姜安民的损失的计算，一审判决书所依据的标准以及计算项目的数额符合规定。 绿中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判决驳回要求绿中源公司赔偿的诉讼请求正确。理由如下：一、绿中源公司已将案涉的搅拌站搬迁工程发包给了安久公司，发包内容包括设备的安装、技改、调试、交付使用，还特别注明包含吊装等内容，安久公司具备相应的资质，绿中源公司发包该工程没有任何过错。二、本案的侵权责任方是吊车这一方，包括向安久公司承揽劳务的上诉人，与绿中源公司均没有法律关系，上诉人两方只与安久公司发生承揽关系。三、在整个侵权责任事故过程中，绿中源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不应当将责任主体扩大化。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久公司辩称，一、安久科技公司与姜安民系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安久科技公司与姜安民之间《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中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报酬支付方式等约定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均符合承揽合同特征。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安久科技公司与姜安民之间应为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原审判决判令定作人安久科技公司在指示、选任过失范围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姜安民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承揽工作过程中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姜安民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在从事高危作业过程应采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应属明知。且根据安久科技公司与姜安民之间《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第三条以及第八条第2、3款的相关规定，均明确姜安民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而本案中，在安久科技公司已主动提供安全帽等安全设备的前提下，姜安民未佩戴安全帽；在其已经意识到吊车司机违规作业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下，其没有及时避让以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姜安民也没有按约购买保险。因此，姜安民主观过错明显，原审判决仅判令其承担20%责任已然充分考虑到了姜安民的弱势情况，并无不当，姜安民以此提出本案上诉理由不成立。 陈德林上诉请求：撤销（2019）湘0104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姜安民要求陈德林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姜安民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书第17页第22行至18页第1行：“另被告安久公司将设备的吊装工作交由陈德林从事，由陈德林自备吊车从事吊装工作，2018年4月23日下午下雨，原告姜安民与其他工友在被告安久公司工作人员李毅的安排下，配合陈德林吊车吊装彩钢瓦”属错误。安久公司只将水泥罐的吊装工作交给上诉人，该水泥罐吊装工作在事发前二十天就已完成，上诉人没有参加事发时彩钢瓦及其它零星设备的吊装工作，因为上诉人的吊车是吊25吨以上货物，而彩钢瓦等剩余设备的重量、体积都较小，据了解，事发时的吊车是吊装20吨以下的吊车，安久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吊车费用是吊水泥罐的费用，而不是事发工作的吊车费用。陈德林提供了行驶证证明其所有的吊车是湘Ｌ×××××；而现场照片已证实；现场的吊车不是湘Ｌ×××××，陈德林也不是现场吊车的驾驶员，一审姜安民及绿中源公司、安久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事发当时，是陈德林驾驶吊车，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李毅配合陈德林吊车吊装彩钢瓦”!法官能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现场吊车是陈德林所有及陈德林在操作吊车吗？另一个事实是李毅当庭陈述不在现场，而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李毅在现场。一审判决书作出事发时陈德林操作吊车的理由是：“被告湖南安久公司对被告陈德林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第15页倒数第2行），“结合本案陈德林曾于2019年4月11日向长沙市中院提出管辖异议上诉，如本案确与其无关，按常理被告陈德林应于当时提出该项抗辩，而非提起管辖异议，延长本案开庭时间”（第16页第1至4行），试问：安久公司对陈德林的证据异议就能免除姜安民及安久公司的举证责任吗？肯定不能。再问：与本案涉及的事件无关，但在异地法院被列为被告，就不能或者无需提出管辖异议吗？陈德林提出管辖异议的原因是担心在岳麓区法院审理此案，会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而不是延长开庭时间，现在的判决结果正是出现了陈德林担心的黑色情况。一审法官对“提出管辖异议”制度的根本宗旨都理解错误，不作出错误判决才是怪事。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就必须将所有涉案观点都表述在异议申请书中吗？一审法官逻辑推理的依据何在？二、一审判决书议定姜安民与湖南安久公司是承揽关系错误，且审判程序不合法。一审判决书认定姜安民与安久公司是承揽关系的理由是：“合同报酬为67000元，工期为25天……共4人施工，每天人均670元的劳动报酬，其费用明显高于一般的提供劳务报酬”，我们知道，约定的工期25天并不是实际完成工作的时间，可能实际完工时间为45天甚至更长时间，并且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可能随时增加，一审法官如此计算报酬，并作为界定法律关系的理由，只能说明一审法官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事实上，姜安民与安久公司签订的《搅拌设备搬迁劳务合同》，其合同名称就已说明不是承揽关系，并且庭审中已查明：事发当天下大雨，姜安民等人不愿意施工，但安久公司仍然要求施工，姜安民等人只得服从安排，冒雨施工，也证实了安久公司与姜安民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属性，一审还查明安久公司提供了安全帽及其他工具，安久公司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那么，本案姜安民与安久公司之间应当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因此，本案未经劳动仲裁，强行判决，属程序违法。同样道理，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案由为高度危险责任纠纷也是错误。三、一审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判决书认定姜安民与安久公司之间是承揽关系错误，并将本案定性为高度危险责任纠纷也是错误，导致其适用《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等条文均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相关条文处理。综上所述，涉案的吊车是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也未参与事发现场吊车的操作工作，也就是说：上诉人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一审判决却判令上诉人承担二十三万余元的赔偿款，甚比“娥冤案”。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姜安民辩称，一、认可陈德林在上诉状中称“一审判决书认定姜安民与湖南安久公司是承揽关系错误，且审判程序不合法”本案应当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2018年3月，因安久公司承包绿中源公司搅拌站搬迁项目，安久公司在承包项目但缺少劳务人员的情况下，安久公司负责人李毅联系到姜安民在内的4人为其从事设备搬迁工作，且劳务费由安久公司负担，故姜安民与安久公司已形成劳务关系。安久公司与姜安民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属性，安久公司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双方之间应当是劳务关系，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陈德林上诉状中称一审用劳务报酬界定法律关系错误，我方予以认可，认定虽约定的工期为25天，但并不是实际完成工作的时间，可能实际完工时间为45天甚至更长时间，并且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可能随时增加，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关于报酬是空白的，合同中的总价是笔写上去的，而这个字不是姜安民的字，所以我们不予认可这上面的金额。另姜安民与李毅签订的《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该合同最后一页上的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而姜安民出事故是在2018年4月23日，出事故之前姜安民已经在工地上做事，故该合同的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事实上，姜安民与安久公司于2018年4月22日签订的《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其合同名称清清楚楚的说明了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如何得出双方是承揽关系。并且一审庭审的查明的事实也清楚，当天下雨，姜安民等人不愿意施工，但安久公司仍然要求施工，姜安民等人只得服从安排，冒雨作业，这也证实了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属性，这些均能证明双方是劳务关系，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退一万步讲，关于搅拌站设备搬迁是需要有资质的，根据《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标准》，对劳务作业分包的种类及各种类企业的资质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混凝土作业在此之列，由此可以得知从事混凝土搅拌站搬迁工作需要相应的资质。事故发生时姜安民才26岁，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什么特长，只能做点苦力，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姜安民与安久公司均应当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者纠纷。一审认定承揽关系错误。二、安久公司将涉案项目吊车吊装工作交由陈德林从事，并由陈德林自备吊车从事吊装工作。该事实认定正确，且证据充分。一审认定安久公司将设备的吊装工作交由陈德林从事，由陈德林自备吊车从事吊装工作。2018年4月23日下雨，姜安民与其他工友在安久公司工作人员李毅的安排下，配合陈德林吊车吊装彩钢瓦，本应分两次起吊的彩钢瓦，吊车司机要求姜安民及工友配合一次起吊，在起吊过程中，姜安民被彩钢瓦击中头部受伤倒地。根据陈德林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驾驶证复印件，可以看出车牌号湘Ｌ×××××重型非载货作业车的所有权人为陈德林。而根据安久公司提供的其与吊车师傅的聊天记录、以及当时现场的拍摄到的车牌号为湘Ｌ×××××吊车正在吊装设备的图片，恰好能够印证陈德林所有的吊车在涉案项目现场吊装设备，并由安久公司支付费用。因此陈德林所称姜安民没有参加事发时彩钢瓦及其他零星设备的吊装工作，明显是逃脱责任的说辞。三、关于本案责任主体和法律适用问题。1、安久公司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系接受劳务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2、绿中源公司作为搅拌站拆迁项目的发包方，对项目现场负有相关的安全管理义务，其应当保障项目现场安全有序。其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致使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陈德林称其与本案不存在关联，陈德林上诉的部分理由不成立。 绿中源公司辩称，一、对吊车的产权问题以法院认定的为准，因为我方不知情，并且吊车与绿中源公司没有关系。二、对于姜安民与安久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我方认为应当属于劳务承揽关系。 安久公司辩称，陈德林与安久科技公司系承揽合同关系，承揽人陈德林在完成工作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直接致使姜安民受伤住院，其理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等相关约定承担主要侵权责任。至于陈德林主张的其并非涉案吊车所有权人，本案与其无关，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从我方原审中提交的证据3“微信聊天及合作费用支付记录”以及庭后补充提交的聊天记录来看，安久科技公司与陈德林双方就陈德林提供吊车、安久科技公司支付报酬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且报酬支付自2018年5月前后一直延续到2018年7月15日，其中2018年7月15日安久科技公司工作人员李毅向陈德林支付最后一笔款项时明确注明“绿源搅拌站吊机费用已结清”；其次，陈德林接到原审法院传票后非但未及时抗辩其与本案无关，反而先后向原审法院及长沙市中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延长开庭时间，其行为不合常理。因此陈德林主张其并非案涉吊车所有权人与事实不符。 姜安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德林、绿中源公司、安久公司对姜安民的人身损害赔偿费937397.2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该案诉讼费、鉴定费由陈德林、绿中源公司、安久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因绿中源公司有一条三一120型商品砼搅拌站生产线全套设备需搬迁，便与安久公司于同年3月12日签订了《搅拌站设备搬迁合同》。合同签订后，安久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毅便与姜安民联系，要求姜安民邀请人员去做搬迁工作，3月20日，姜安民邀请钟浪、张春来、廖强一起四人进场从事搬迁工作。2018年4月22日，安久公司工作人员李毅（甲方）与姜安民（乙方）签订了一份《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安久公司将该条三一120型商品砼搅拌站的拆卸、装卸工作承包给姜安民，合同工期为25天，总费用为67000元，其中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包工，需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施工安全，因违章作业等原因引发的一切事故均由乙方承担，第八条第2项乙方必须为自身作业人员和设备购买保险。另安久公司将设备的吊装工作交由陈德林从事，由陈德林自备吊车从事吊装工作。2018年4月23日下午下雨，姜安民与其他工友在安久公司工作人员李毅的安排下，配合陈德林吊车吊装彩钢瓦，本应分两次起吊的彩钢瓦，吊车司机要求姜安民及工友配合一次起吊，在起吊过程中，姜安民被彩钢瓦击中头部受伤倒地。姜安民受伤后，当即被送往汝城县人民医院，经院方建议转往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开颅手术，之后又在宁乡市人民医院治疗，后转往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住院治疗，共住院259天。2019年5月8日，姜安民经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结论为，姜安民本次损伤躯体部分为九级伤残，精神伤残八级，后期治疗费0.6万元，误工时间为365天，伤后需二人护理60日，一人护理305日，营养期为180日。姜安民伤后，安久公司向姜安民支付了医疗费及其他费用524350元。 另查明，姜安民与配偶谢美阳婚后于2017年10月23日共同生育一个子女姜佳怡。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综合该院查清的事实、参照湖南省（2019-2020）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姜安民在本次事故中所产生的损失有： 1、医疗费41636.19元（此费用不包涵安久公司支付521950元），以就诊的医疗费票为准； 2、住院伙食补助费15540元，根据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并结合姜安民的住院时间认定为：60元/天×259天=15540元； 3、营养费5400元，根据姜安民的伤情及鉴定意见书确定的营养期限，在每天给付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的基础上，酌情再给付营养费每天30元为宜，故姜安民的营养费为：30元/天×180天=5400元； 4、残疾赔偿金220188元，根据姜安民的居住情况、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伤残等级、姜安民的年龄，参照2019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为：36698元/年×20年×30%=220188元； 5、被扶养人生活费36342.8元，该院结合姜安民的被扶养人数、年龄、居住情况及姜安民的伤残程度，参照2018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为（姜佳怡）25064元/年×17年×30%÷2=61913.2元； 6、误工费60798元，姜安民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所从事的行业，根据其居住情况可参照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来计算其误工损失，为：60798/年÷365天×365天=60798元； 7、护理费70792元，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护理期425天，参照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应计算为：60798/年÷365天×425天=70792元； 8、鉴定费5055元，根据姜安民提交的鉴定发票为准； 9、交通费5000元，虽然姜安民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实际产生交通费用，根据姜安民的住院治疗情况及伤情必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但主张交通费20000元实属过高，该院酌情确定5000元较为合情合理； 1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姜安民受到侵权行为造成伤害，并构成八级伤残，其精神受到一定的伤害，其主张的5000元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根据姜安民伤残程度，确定15000元精神抚慰金为宜。 姜安民以上共计为：475751.99元。 另姜安民主张后期治疗费246000元，该笔费用未实际产生，姜安民受伤，现未完全康复，后期治疗费必定会产生，该笔费用日后实际产生后可以另行向侵权人主张权利，故在本诉中该院不予以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一、案由如何认定，是按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处理，还是按其他关系处理；二、姜安民的损失由谁承担，责任如何划分。 一、该院认为该案应定为高度危险责任纠纷。 该案中，安久公司承包绿中源公司关于三一120型商品砼搅拌站生产线全套设备搬迁工程后，其工作人员李毅先与姜安民联系，要求姜安民找几个人负责从事三一120型商品砼搅拌站生产线全套设备拆装工作。姜安民找人进场工作后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了《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双方对工作的内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安全注意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姜安民多年从事该行业，该行业应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另从工作报酬来看，该合同报酬为67000元，工期为25天，且姜安民只邀请了3人，共4人施工（67000元÷25天÷4人），每天人均670元的劳动报酬，其费用明显高于一般的提供劳务报酬。该《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关于“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特征。故该案不应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因此，对安久公司辩称与姜安民系承揽关系的辩解理由，该院予以采纳。该案中姜安民在从事承揽工作过程中因陈德林从事吊车作业过程中造成损害，吊车作为特种设备，其作业具有高度危险性，故该案应定为高度危险责任纠纷。 二、对姜安民的损失，姜安民应自行承担20%责任，安久公司应承担30%责任，陈德林应承担50%的责任。绿中源公司不承担责任。其理由为： 拆装搅拌站设备不但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还属于高危作业，姜安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年从事该行业，应当在作业中高度注意安全义务，即在本次作业过程中，姜安民未佩戴安全帽，在吊车起吊彩钢瓦的过程中，姜安民完成彩钢瓦的捆挂工作后，应自行避让一边保持安全距离，让吊车安全起吊，姜安民在本次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亦未避让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故对受害行为应自行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该案中姜安民对自己的损害行为存在过错，故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综合考虑姜安民的过错程度，以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为宜，即（475751.99元×20%）=95150元。 姜安民、陈德林均系安久公司的承揽人，2018年4月23日下午下雨，安久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毅负责现场指挥工作，应为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以保证工作人员的施工安全。但安久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毅不但未注意安全，反而指挥工作人员冒雨作业，其行为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关于“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故安久公司应对姜安民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其过错程度，以安久公司承担30%的责任为宜，即：（475751.99元×30%）=142725元。同时安久公司在姜安民伤后垫付医疗费和其他费用524350元，该赔偿款应从垫付的费用中予以抵扣，故安久公司不再另行承担赔偿责任。 陈德林作为承揽人，承揽安久公司的吊装工作，吊车系特种设备，其吊装作来属于高危险作业，应保持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在此次作业过程中，陈德林在作业过程中不注意安全义务，且本应分两次起吊的彩钢瓦要求姜安民一次装载一次起吊，致使瓦片反弹造成姜安民受伤，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关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陈德林从事高危作业造成姜安民受伤，应对姜安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考虑陈德林系姜安民伤害的直接侵权人，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475751.99元×50%）=237876元。 绿中源公司作为搅拌站设备拆装工作的发包方，将其工作发包给安久公司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施工，并无过错，且在本次事故中，绿中源公司既未参与现场指挥，亦没有因为施工场地原因造成姜安民受害，故绿中源公司不存在过错，故对姜安民要求绿中源公司承担赔偿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德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姜安民因事故造成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共计237876元；二、驳回姜安民要求湖南安久科技有限公司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姜安民要求汝城县绿中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姜安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姜安民承担2000元，陈德林负担1050元。 二审审理过程中，姜安民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医疗费票据，拟证明姜安民在二审期间新产生医疗费1713.5元，应由三被上诉人承担；证据二：图片，拟证明姜安民在ICU重症监护室的情况、2018年4月25日术后取出的颅骨、住院三个月后转入普通病房的情况以及做康复治疗的情况；证据三：姜安民在医院治疗、癫痫发作的视频，拟证明事故发生后姜安民在医院治疗期间，刚送到医院一个多月里一直都处于昏迷的状态，住院两三个月后才有一点简单的意识，一年多的时间都不会说也不能说话。姜安民因颅脑损伤导致继发性癫痫，且经常病发，症状为全身抽搐、口吐白沫；证据四：网页图片，拟证明混凝土搅拌站搬迁是一个非常繁琐且复杂的流程，因此混凝土搅拌站搬迁项目需要具有资质的企业承包，姜安民个人也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安久公司对此明知；证据五：情况说明，拟证明姜安民一家人五口人之前主要依靠姜安民在外地打工维持，2018年3月24日姜安民发生事故后直接导致整个家庭经济收入中断，生活十分困难。陈德林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没有医生处方，也没有正式的税务发票部分不予以认可。对证据二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姜安民癫痫发作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无证据予以证实。对证据四的三性没有异议，并且我方认为姜安民与安久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作为姜安民癫痫发作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应当由医院作出认定，而不应当由村委会作出认定，村委会没有权利对本次癫痫作出认定，对于证明中家庭收入的问题，妻子应当是有劳动能力的。绿中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五份证据综合质证，我方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五份证据与绿中源公司没有侵权责任法上的关联性，也没有证实与绿中源公司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我方对上述五份证据均不予认可。安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判断该医药费的产生与本案及姜安民具有任何关联。对证据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显示是姜安民受伤的事实，该事实我方认可，但与姜安民的上诉请求没有关联。对证据三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具有证据资格。对证据四的三性和目的不认可，并非权威网站，其内容不具有可参考性，也完全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关联性和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 姜安民申请证人张某出庭，证人张某系姜安民所在村委干部，了解姜安民家庭情况，拟证明姜安民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的事实。陈德林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的陈述与本案的责任划分以及责任主体的认定是没有关联性的。我方认为对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均不具有关联性。绿中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我方认为证人所陈述的情况与本案的侵权责任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产生认定责任主体的证明目的。安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 陈德林提交证据：吊车照片，拟证明事发的吊车车牌是豫Ｐ×××××，而该吊车并不是陈德林的吊车。姜安民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姜安民受伤在医院住院，昏迷不醒，没有任何意识，家属是直接去的医院。绿中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情况我方不知情，涉及的吊装业务是属于安久公司的承包范围，安久公司聘请了哪些吊车，我方不知情，绿中源公司也与吊车方不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安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我是李毅，是不是这个吊车我不清楚，我们安久公司只跟陈德林发生业务，事发时我不在现场，出事后过来的。 安久公司提交证据：安久科技工作人员李毅与陈德林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吊车为陈德林所有，陈德林应当对姜安民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姜安民表示不知情。陈德林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一、吊车是不是陈德林所有并不是安久公司说了算，而是应当有吊车的备案机构出具相关材料予以认定，二、涉案吊车车牌号是多少，安久公司都不知道，你又怎么知道吊车是陈德林所有，不符合常理。三、安久公司在本次事故发生前，聘请过陈德林所有的湘Ｌ×××××吊装过其它的业务属实，但是本次事故的吊装业务，安久公司并未聘请陈德林。该结算单与本案的吊装业务没有关联性。四、陈德林既不是事发吊车的所有权人，也不是吊车司机，更不是受聘事发吊装业务的人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绿中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证实了案涉的侵权一方吊车方，只与安久公司发生关系，与绿中源公司不产生法律关系，绿中源公司不构成侵权责任主体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陈德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次事故责任的划分。（三）本次事故给姜安民造成的损失金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姜安民及安久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陈德林与安久公司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安久公司每次需要用吊车，均是联系陈德林，价款也是支付给陈德林，结合安久公司并没有请过其他的司机，事故发生时仅有一台吊车作业，根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可以认定事发当天系陈德林驾驶的吊车作业。陈德林辩称，事故发生当天，其叫的另一个司机去现场作业。本院认为，事发时，作业现场仅需要一台吊车，陈德林在自己有一台吊车情况下另外请别人作业，不符合常理，且陈德林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德林应当对姜安民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姜安民在事故发生前与安久公司现场负责人李毅签订的《搅拌站设备搬迁劳务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确，由姜安民包工，因违章作业等原因引发的一切事故均由姜安民承担，合同总价为67000元。故，姜安民与安久公司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应无疑义。姜安民主张绿中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考虑姜安民在承揽作业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李毅指挥姜安民等人冒雨作业存在过错，综合认定姜安民自行承担20%责任，安久公司承担30%的责任，陈德林承担50%的责任，绿中源公司无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争议焦点三，姜安民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563586元（41636元+521950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15540元； 3、营养费5400元； 4、残疾赔偿金242207元，姜安民一处8级伤残、一处9级伤残，伤残系数为33%，36698元/年×20年×33%=242207元； 5、被扶养人生活费70305元，该院结合姜安民的被扶养人数、年龄、居住情况及姜安民的伤残程度，参照2018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为（姜佳怡）25064元/年×17年×33%÷2=70305元； 6、误工费61227元，姜安民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所从事的行业，根据其居住情况可参照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来计算其误工损失，为：61227年÷365天×365天=61227元； 7、护理费71292元，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护理期425天，参照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应计算为：61227年÷365天×425天=71292元； 8、鉴定费5055元； 9、交通费5000元； 1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姜安民以上损失共计为：1064972元。安久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1054612元×30%=316384元，安久公司已垫付524350元，故在本案中不再另行承担赔偿责任。陈德林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054612元×50%=527306元。 综上所述，陈德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姜安民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存在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德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姜安民因事故造成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共计527306元。 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姜安民负担1000元，陈德林负担2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姜安民负担1000元，陈德林负担2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应江 审判员  高 进 审判员  常晓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何麟 书记员詹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