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6行初52号 原告韦璧丰，男，1969年11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零春可，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军，男，1962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韦超，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黄元芝，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允毅、唐于琳，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韦璧山，男，1960年9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 原告韦璧丰、廖军不服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4、23号行政复议决定，分别于2019年8月6日、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分别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经审查，原告廖军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案号为（2019）桂06行初62号，而原告韦壁丰因不服同一行政行为已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先于立案，案号为（2019）桂06行初52号，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裁定撤销（2019）桂06行初62号案号，并案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韦璧丰及其委托代理人零春可，原告廖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韦超，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其贤、黄元芝，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允毅、唐于琳，第三人韦璧山，证人陈某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因撤销（2019）桂06行初62号案号并案审理及原告廖军申请对第三人韦璧山提供的收条、借条的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对审限依法进行延长或扣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思县政府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上政裁[2019]2号《关于土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 1.争议地位于上思县××镇江××组上邕公路北侧，实测面积为113.54平方米。争议地块东至王维琛住房，南至空地(原上邕公路），西至陈朝甫住房，北至高冠宋用地。 2.争议地原属于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生产队（现柳桥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向柳桥生产队非法购买集体土地，面积共5.295亩，廖军将购得的土地平整后倒卖给他人建房（含现争议地块)，本案土地非法买卖已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3.1999年7月，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该争议地块时，在土地非法买卖案件过程中的询问笔录、补充询问笔录和现场勘测笔录，笔录被询问人为韦璧丰，但真正被询问人是韦璧山，笔录中所显示名字“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签名，韦壁丰均未参与过。 4.廖军的询问笔录证实当年只有与韦璧山有土地买卖行为，没有与韦璧丰有土地买卖行为。但其又称韦璧山未付过其一分钱，争议地仍属于其本人，现也主张争议地权属。 5.1999年7月，上思县土地管理局对非法买卖土地开展立案调查，1999年7月10日、13日，县土地局在上思县公安局宿舍对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下同）进行询问和补充询问，材料显示涉案土地是与廖军购买而来。1999年7月11曰进行现场勘测确认非法土地面积与四至，四至为东至施海锋用地边，南离上邕公路17米，西至陈朝甫用地边，北接竹林，面积108.8平方米，已建好基础。1999年8月5日，上思县土地管理局分别作出上土监罚〔1999〕第16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关于对没收建筑物作价处理的通知》给韦璧丰，限期交清相关款项，申请补办用地手续，逾期不交的依法向社会公开拍卖。送达回证上显示签收该两个文件中“收件人签章韦璧丰”实际也是韦璧山签名签收，韦璧丰也未参与过。 6.1999年8月12日，上思县土地管理局作出上土监罚〔1999〕第62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实上思县思阳镇××生产队于1995年、1996年两次与廖军签订协议，将3位于江平村上邕公路边的本集体土5.295亩，以买卖的形式转让给廖军作宅基地开发销售而被行政处罚。 7.2002年5月12日，韦璧山向上思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现争议地块办理有关用地手续，土地出让金、土地登记费和土地证书费等相关费用交清后，上思县政府向韦璧山核发上国（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8.2005年6月，上思县建设局给韦璧山办理《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韦璧山自行出资在该争议地上建五层楼房。上思县政府2008年12月12日核发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给韦璧山，共有人只有其妻子黄如媚。 9.2015年4月，韦璧丰认为韦璧山持有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期间，上思县政府认为核发给韦璧山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没有初始登记公告材料记载，属于颁证程序瑕疵，于2015年7月3日作出上政裁〔2015〕10号《关于注销韦璧山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 10.2016年4月，韦璧丰又认为韦璧山持有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韦璧丰无法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被告颁发本案讼争的房产证及共有权证的颁证行为实质影响，也无法证明其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于2016年8月25曰作出(2016)桂06行初5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韦璧丰的起诉。 上思县政府认为，争议地原属于思阳镇江平村柳桥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向柳桥村民小组非法购买集体土地并出卖给他人（包含现争议地），当时均受到土地部门不同程度行政处罚。廖军证实当年只有与韦璧山有土地买卖行为，没有与韦璧丰有土地买卖行为。1999年，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非法买卖土地案件中显示名字“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本人所为，韦壁丰均未参与过。2005年6月，韦璧山办理有《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韦璧山在该地上建有五层楼房。2016年，韦璧山又办理有在该争议地上建有五层楼房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房产证》。根据2003年土地颁发时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以及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八条“办理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的规定，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本案中，上思县政府于2015年7月3日作出《关于注销韦璧山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注销原因是该宗地初始登记档案没有初始登记公告材料记载，颁证存在瑕疵，属于程序不合法，并非土地使用权来源不清。因此，韦璧山主张争议地权属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韦璧丰称该争议土地是其出资购买来的从而主张土地使用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廖军主张本案争议地权属，但与其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和柳桥村民小组非法购买集体土地又出卖给他人已受到土地部门行政处罚以及韦璧山办理该争议地使用权乃至在该争议地上已建有楼房的实际不符合，廖军提出本案争议地权属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案经调解，调解不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本案争议地块位于上思县××镇江××组上邕公路北侧的土地，面积为113.54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韦璧山使用（详见权属界线图）。本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及附图与本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韦璧丰、廖军不服该处理决定,先后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1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分别于2019年7月12日、2019年9月9日作出防政复决[2019]14号、防政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韦璧丰诉称，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1、上思县政府及防城港市政府均认为其没有参与购买上地的行为是错误的。韦壁山购买的案涉土地所有的资金均由其提供，因韦壁山系其同胞兄弟,其又长期在广东打工，路途较远，为此1994年其委托韦璧山帮忙在上思购买土地，办理一切手续均由韦璧山代为履行。从上思县政府对于涉案土地的查处、罚款等有关材料均能支持其的说法。实际上其不仅委托韦璧山购买案涉土地,还曾委托韦璧山购买位于上××××屯的土地，当时约定由韦壁山有义务帮韦璧丰联系购买两间建房地皮，由韦璧丰出任何费用。但韦璧山将位于上××××屯上地占为己有后又转手给他人，所获得收入均占为己有。2、韦璧山在购买土地及1999年接受调査时，均用韦璧丰的名义，不用自己的名义，韦璧山辩解说，当时系公安干部怕被处分而借用了自己胞弟的名义。1999年立案查处违法转让土地时，韦璧山一直使用韦璧丰的名字，而2001年只隔两年时间就公开用自己的名字办理。从购买土地到办领《土地证》直到现在韦璧山均系公安干部，且1995年1月1日，韦服作与柳桥屯生产队签订的立转让地皮使用权契约，对本案争议的土地上明确标明韦璧丰与韦璧山两人的名字。如果韦璧山辩解其系公安干部怕被处分，为何当时还让廖军等人标注其名字在上面？上思县政府采纳韦璧山相互矛盾的辩解，显然是错误的。3、本案中，韦璧山多次弄虚作假，篡改、捏造公文，上思县政府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韦璧山以不存在的“上土监罚（2001）58号”假文件骗取上思县政府有关部门为其办证，上思县政府在没有核实的情形下核准同意颁发给韦璧山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上思县政府于2015年7月3日自行撤销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是，依据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颁发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却没有依法撤销。且上思县政府认定，2016年，韦璧山又办理有在该争议地上建有五层楼房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房产证》。经韦璧丰到上思县房地产管理所调查，该所从未办理过证号为：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思县政府依据有瑕疵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字××号和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及不存在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作出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对于上思县政府错误的做法，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依法撤销原裁定书，是极其不谨慎、不负责的行为。综上，请求：1、判决撤销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由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被告方承担。 原告韦璧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政裁[2019]2号文件，证明上思县政府对争议土地处理。2、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维持上思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3、立转让地皮使用权契约，证明1995年立转让地皮使用权契约涉案土地包含有韦璧丰与韦璧山的姓名。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上思县交通局系事发路段发包人，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系承包人。5、土地登记申报审批资料存档本，证明韦璧山使用与韦璧丰有关材料办理（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6、上思县处理土地违法案件补偿用地申报审批表，证明韦璧山使用并不存在的上监罚58号文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7、存档证明，证明上思县房地产管理所并没有办理国08××29号《房屋所有权证》，却被上思县政府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之一。8、《证明》，证明韦璧丰曾委托其他人给韦璧山转账要求买土地。9、收条，证明原告曾委托韦璧山购买房屋、地皮等相关事宜。10、收据，证明1997年3月12日韦璧山领到韦璧丰转给3.5万元的事实。11、录音内容，证明廖军承认当年系韦璧丰与其买土地，并非韦璧山。12、报告书，证明韦璧丰在上思县没有其他房屋。13、韦璧山的土地证号12-1-4120，宗地档案，证明本案存在编造虚假“上土监罚（2001)58号决定”，将涉案宗地以罚没变卖形式处理给韦璧山，涉案土地证土地来源不清等事实。14组证据：（1）转让地皮契约，证明1995年1月1日购买涉案土地的购买者是韦璧山和韦璧丰。（2）（3）廖军前妻韦服琴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材料，证明1995年廖军将地卖给了韦璧山和韦璧丰。土地转让合同。（4）（5）《立转让地皮使用权契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证明1995年涉案的土地当时是卖给韦璧山和韦璧丰两兄弟的。 原告廖军诉称，2019年2月13日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2019年9月9日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把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归韦璧山使用，导致廖军的合法权益受损。两被告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分别向柳桥村民小组购买位于江平村上邕公路边的集体土地5.295亩（包含现争议地）。廖军购买上述土地后即对部分的土地建好地基（包含争议地）。1996年廖军把已建好地基部分土地依法转让给赵日海、陈朝甫、梁善谦、韦服作、梁秀祥、韦福海、黄文海、李树国、黄衍辉、施海花、施海峰、梁玉宝、刘柜芬（详见2003年3月24日上思县国土资源局《证明》）。上思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明》充分证实廖军没有与韦璧山、韦璧丰存在任何书面和口头上土地买卖行为。2、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称，案经调查，廖军的询问笔录所述内容，只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韦璧山存在一种要约，双方的土地买卖行为尚未成立。3、韦璧山向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收条”（3张）“借条”（2张），共计47200元是不存在的事实。理由是：1994年3月29日廖军与韦璧山有过业务来往，廖军曾出具过一份“收条”给韦璧山。韦璧山利用该份“收条”伪造出“收条”和“借条”。故“收条”和“借条”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廖军取得位于上思县××镇江××组的集体土地5.295亩（包含现争议地）后，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没有把争议地转让给韦璧山。韦璧山并未取得任何部门及廖军同意，强行在争议地上建房，严重侵害了廖军的合法权益。5、程序违法。上思县政府从未组织双方对该案进行过调解，所谓的调解是不存在的，现场勘查也没有通知廖军在场，故所称的程序合法是没有依据的。综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1、撤销上思县政府[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及防城港市政府防政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由上思县政府对争议地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廖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证明廖军于1996年3月25日向上思县思阳乡江平村购买土地（含争议地）的事实。2、立转让地皮及旧屋使用权契约，证明廖军于1995年1月1日与柳桥生产队购买位于思阳镇××生产队靠公路边的旧房屋连地皮一块面积1.92亩的事实。3、《证明》，证明廖军没有把争议地转让给韦璧山和韦璧丰。4、《申请书》，证明廖军要求对购买的土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5、《上思县住建局关于廖军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廖军没有把争议地转让给韦璧丰和韦璧山。6、上思县国土资源局领导阅文、批示专用单，证明上思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对廖军购买的土地补办土地使用权证。7、上思县政府办公室文件处理笺，证明廖军对购买位于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组上邕公路北侧的土地（含争议地）要求补办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8、《上思县领导公开大接访登记表》，证明廖军对购买位于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组上邕公路北侧的土地（含争议地）要求补办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9、关于廖军户购买位于思××镇江××柳桥屯宗地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工作汇报，证明有关部门同意对廖军购买的土地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补办用地手续的事实。10、关于《对县国土局关于廖军户购买位于思××镇江××柳桥屯宗地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工作汇报》的意见，证明上思县政府同意上思县国土资源局对廖军购买的土地（含争议地）补办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11、地籍调查表，证明上思县国土资源局已依法对廖军购买的土地（含争议地）调查及同意颁发土地使用权证。12、建设用地批准书，证明廖军购买的土地（含争议地）经上思县思阳乡土地管理所批准建房。13、土地材料袋，证明上思县国土资源局已收取廖军办理土地证的材料。14、土地估价报告，证明廖军对购买的土地（含争议地）依法进行评估。15、收据及票据，证明廖军购买的土地（含争议地）已向有关部门缴纳各种费用。16、收条（1994年3月29日），证明韦璧山利用廖军的“收条”内容笔迹伪造“借条”和“收条”。17、土地转让合同书，证明廖军转让给韦璧山的土地位于柳桥屯××九皮革厂范围内，并非是柳桥屯大小鱼塘的范围内。 庭审中，原告廖军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证明，1997年至1998年上半年，其帮廖军在上思县城龙江桥头附近做地基，但不清楚争议地的具体位置。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一、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上思县政府受理韦壁丰与韦璧山对本案争议地发生争议后，组织双方实地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收集证据材料，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才作出本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查明的事实已经在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载明清楚。三、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争议地原属于思阳镇江平村柳桥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向柳桥村民小组非法购买集体土地并出卖给他人（包含现争议地），当时均受到土地部门不同程度行政处罚。廖军证实当年只有与韦璧山有土地买卖行为，没有与韦璧丰有土地买卖行为。1999年，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非法买卖土地案件中显示名字“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本人所为，韦壁丰未参与过。2005年6月，韦璧山办理有《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韦璧山在该地上建有五层楼房。2016年，又办理有在该争议地上建有五层楼房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房产证》。根据2003年土地颁发时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以及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八条“办理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的规定，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本案中，上思县政府曾作出《关于注销韦璧山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注销原因是该宗地初始登记档案没有初始登记公告材料记载，颁证存在瑕疵，属于程序不合法，并非土地使用权来源不清。据此，上思县政府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以及法律法规作出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要求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的申请书，证明韦璧丰申请争议地确权。2、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踏查现场图，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3、2017年11月14日询问廖军笔录，证明被询问人廖军声称争议地是属于他的。4、2018年4月12日询问廖军笔录，证明廖军从来没有与韦璧丰土地交易过，只有与韦璧山交易过。5、2018年8月27日调查韦璧丰笔录，证明被询问人韦璧丰声称争议地是他出资购买。1999年7月10日、13日的询问笔录和补充询问笔录是韦璧山签字，韦璧丰不在场。6、关于韦璧丰、韦璧山土地纠纷调解会议记录，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7、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韦璧山持有涉案土地使用证。8、上政裁（2015）10号，证明上思县政府作出决定注销韦璧山持有的土地使用证，原因是颁发证书时没有公示。9、（2015）上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证明韦璧丰撤回起诉。10、税收通用完税证、记账联、收据，证明韦璧山交清涉案土地税款。11、房产证，证明涉案土地上韦璧山已建有楼房，且持有房产证。12、土地违法案件现场勘测笔录，证明涉案土地面积108.8平方米，已建好基础。13、询问笔录（1999.7.10），证明原来被询问人名字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14补充询问笔录（1999.7.13），证明原来被询问人名字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15、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5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韦璧丰对韦璧山持有的房产证不服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驳回韦璧丰起诉。16、17上思县土地管理局关于对没收建筑物作价处理的通知、上土监罚（1999）第16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1999年8月5日上思县土地局作出通知和决定书给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限期交清涉案土地相关款项。18、上土监罚（1999）第62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1999年，廖军与柳桥组集体土地非法买卖被上思县土地局行政处罚。19、上思县人民法院（2016）桂0621民初111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涉案土地权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4号、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韦璧丰、廖军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韦璧丰、廖军不服上思县政府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的《关于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9]2号），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韦璧丰、廖军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二、防城港市政府的防政复决[2019]14号、2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查明的事实已经在防政复决[2019]14号、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载明清楚。争议地原属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生产队（现柳桥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向柳桥生产队非法购买集体土地，面积共5.295亩，廖军将购得的土地平整后倒卖给他人建房（含现争议地块），已被上思县土地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因此，这一争议地权属已获得争议当事双方、第三人及有关部门的确认。原争议地是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生产队（现柳桥村民小组），是村集体用地，并没有任何异议。韦璧丰称与廖军的土地买卖以及委托韦璧山办理过户等事实，该土地买卖以及委托事项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调整的范围，受民事法律关系的约束，不属于行政行为调整的范围。至于韦璧丰认为韦璧山隐瞒事实采取不正当手段，篡改权益文件，蒙骗工作人员，冒名申报领取了土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这一事实，韦璧丰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异议登记。《物权法》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薄记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廖军于1996年8月27日、1996年9月27日、1996年12月19日、1997年3月12日分4次共收取韦璧山地皮费47200元，1997年4月3日收取韦璧山地皮办证手续费5000元。该收钱行为以及出具收款凭证也与廖军询问笔录中卖地给韦璧山事实相互印证，证实廖军与韦璧山之间的土地买卖事实存在，该土地交易行为真实有效受法律保护，同时证实廖军并没有与韦璧丰有限争议地交易的事实。申领《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证》是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1999年7月，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该争议地时，在上思县公安局宿舍对韦璧丰（实际是韦璧山）制作的询问笔录、补充询问笔录和现场勘测笔录，笔录中签名显示是“韦璧丰”，但实际是韦璧山签名；同时，在《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1999]第16号）及《关于对没收建筑物作价处理的通知》的送达回证“收件人签章韦璧丰”的签名也是韦璧山签名签收；韦璧丰从没有参与该争议地的处理情况。对廖军的询问笔录证实当年只有与韦璧山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没有与韦璧丰有土地交易行为。2002年5月，韦璧山按法定程序向上思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争议地块有关用地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登记费用和土地证书费等相关费用。2005年6月，按法定要求办理《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该争议地上建五层楼房。2015年7月3日，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政裁（2015)10号《关于注销韦璧山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决定》，认为核发给韦璧山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没有初始登记公告材料记载，属于颁证程序瑕疵；2019年2月13日，上思县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地使用权属归第三人韦璧山使用。因此，韦璧丰、廖军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三、防城港市政府的防政复决[2019]14号、23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防城港市政府的防政复决[2019]14号、23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上政裁[2019]2号，证明被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4、延长审理期限审批表，证明市政府依法延长审理期限。5、调解笔录，证明市政府依程序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未成功。6、防政复决[2019]14、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依法作出复决决定书并依法送达。7、韦璧山在复议阶段提供的收条、借条，证明涉案土地系廖军出售、韦璧山付款的事实。 第三人韦璧山述称，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的诉讼意见，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韦璧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条，证明支付给廖军地皮转让费2万元。2、借条，证明支付给廖军地皮费3000元。3、借条，证明支付给廖军地皮费1万元。4、收条，证明支付给廖军地皮办证5000元。5、收条，证明支付给廖军地皮费14200元。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廖军申请对第三人韦璧山提供的证据即支付给廖军地皮转让费的收条、借条上签名为“廖军”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第三人韦璧山同意进行司法鉴定。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司法技术管理中心依法选定鉴定机构，在正选机构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第一备选机构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均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涉案鉴定事项的情况下，启用并委托第二备选机构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事项进行司法鉴定。由于廖军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按要求向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交纳（预交）鉴定费用，2020年1月19日，本院司法技术管理中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鉴定、评估工作的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作出（2019）桂06委鉴5号《关于终结委托鉴定的函》，载明：当事人廖军逾期不交纳鉴定费用，经本院书面催促仍不交纳，视为自动放弃鉴定。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韦璧丰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对证据1、2、5、6、13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3契约是1995年生产队协议的，但县政府调处是韦璧山和廖军购买的；证据8、9不真实；证据4、7、10-12、14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证据1-7、13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0-12和本案无关联；证据14不具备合法性。 原告廖军对证据1、2证明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5中立案审批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4、6-14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廖军没有把土地卖给韦璧山、韦璧丰，县政府作出颁证行为的土地来源是不合法的。 第三人韦璧山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的质证意见。 对于原告廖军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对证据1、2、4-8无异议，但强调证据1、2中廖军和柳桥屯确实有土地买卖行为，但非法买卖行为被土地局进行没收罚款，已经转化给国有，证据4中相关部门没有办理过土地使用权证给廖军，证据5只是表明信访所反映的地块购买的基本情况，不能证明廖军是否把地块转让给韦璧山、韦璧丰，证据6该处理签在领导处理意见显示请地籍股调查处理，并未同意给廖军办证的事实，证据7、8只能确认廖军请求过相关部门补办土地使用权证，但不能证明相关部门为其办理相关的证件。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1997年廖军给韦璧山出具收条，证明廖军已将该地块出让给韦璧山；证据9、10不能证明廖军申请的地块是符合办证要求的，所以与本案无关；证据11-14、16、17与本案无关联；证据15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证据6-9无异议，但只证明廖军有申请过办证的事实，是否是涉案土地无法确认。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1、2不具备合法性，与争议地无关；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否有土地交易；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5不能证明与涉案土地有关联；证据10不能证明为其补办土地使用证的事实；证据11不具备证据效力；证据12建设用地批准书有涂改，不予质证；证据15没有原件，不予质证；证据13、14、16、17与本案无关。 原告韦璧丰对证据1、2、4-17同意市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证明的内容并不排除没有转让给韦璧山、韦璧丰。 第三人韦璧山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的质证意见。 对原告廖军申请出庭的证人陈某的证言，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和原告韦璧丰均认为，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于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和第三人韦璧山均无异议。 被告韦璧丰对证据1、2、5、6、9、12-19无异议，但强调证据12中所列违法人是韦璧丰，证据13、14中询问对象写明是韦璧丰，证据16、17中上思县国土局作出处理、处罚通知的对象是韦璧丰，而不是韦璧山，证明政府作出的认定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3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廖军不是事实，因为在1995年廖军已经转让给韦璧丰、韦璧山，实际出钱购买是韦璧丰；证据4询问笔录和韦璧丰提交的证据11两份证据是存在矛盾，证据11中廖军说当年购买土地的只有韦璧丰一个人；证据7三性有异议，因为政府已经注销涉案的土地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8证明事实有异议，从上思县政府处理决定来看，韦璧山办理涉案土地证的土地来源是通过篡改1999上土监罚16号行政处罚决定得来的，所以，韦璧山办理涉案土地证违法被撤销不仅仅是没有公示，还有申请办证的材料存在虚假事实；证据10有异议，涉案土地的完税证来源是1999上土监罚16号文，依照该文补交罚款和相关完税义务的人是韦璧丰，不是韦璧山；证据11涉案房产证不合法，经查该证的档案，土地来源就是被注销的土地证，按照《房产登记办法》房产和土地一致的原则，既然土地证被注销，房产证也相应被注销。 原告廖军对证据18、19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1-6、10、11-14、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廖军没有出售争议地给韦璧丰、韦璧山，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调查处理、调解等程序均没有通知廖军到场参与，其中证据10票据无原件，其三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8关联性不予认可，韦璧山取得涉案土地证的不合法，廖军没有把土地出售给韦璧山，土地来源不清，政府撤销的理由应该以土地来源不清进行撤销；证据9、15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和廖军无关。 对于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和第三人韦璧山均无异议。 原告韦璧丰对证据1-6无异议。对证据7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买地的钱是韦璧丰支付的，与韦璧丰提交的证据10、11证明韦璧丰支付款项互相印证。 原告廖军对证据1、3-5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证据2即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书，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不合法的；证据6即防政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据7即韦璧山在复议阶段提交的三张收条和两张借条，均不予认可，借条和收条里面提到的地皮费不是本案的地皮费，收款人签名“廖军”并非是廖军本人签字，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 第三人韦璧山提供的证据与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7相同。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各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同的证据或者当事人提供的对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韦璧丰提供的1、2，原告廖军提供的证据6-8，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8、19，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3-5，但证明的事实应与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作如下断定： 原告韦璧丰提供的证据中，证据3、5、6、13（与5、6相同）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确认。证据4、7（查档证明材料中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号《房产证》与涉案的房产证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号、第××号-1《房产证》不是同一编号）、12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8-10，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11，被录音人廖军否认，其他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且与其他证据印证的事实不符，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14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 原告廖军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2来源和形式符合规定，具有真实性，与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确认；证据3-5，不能证明与涉案土地有关联，不予确认；证据9-14关联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与涉案土地有关联以及行政部门为廖军补办涉案土地使用证的事实，不予确认；证据15缺乏原件供质证，无佐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16、17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廖军申请出庭的证人陈某的证言，因与涉案土地的关联性不能确认，不予采信。 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17来源和形式合法，证据之间互相印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廖军均不予认可，原告韦璧丰对部分证据提出质疑，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足以否认，对两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特别指出的是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2，即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踏查现场图。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调处工作人员进行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查、勘验，应当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通知权属纠纷当事人到场。但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据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要求申请人提交确权申请书中，除了明确列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相关身份情况之外，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并没有明确要求列明。本案中，申请人韦璧丰仅将韦璧山列为被申请人，并没有将廖军也列为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故上思县政府在调处进行现场勘查时只通知韦璧丰、韦璧山到场而没有通知廖军作为涉案权属纠纷当事人参与，并无不当，且该证据待证事实为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经复议、本案庭审，廖军对现场勘查确认争议地的位置、四至范围亦予以认可，本案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的情形，故对廖军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中，证据2、6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证据来源和形式合法，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查的事实有关联，予以确认；证据7与第三人韦璧山提供的证据相同，证据来源和形式符合规定，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廖军否认证据7（亦即第三人韦璧山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证据足以反驳，其虽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未按规定交纳鉴定费用而导致鉴定终结，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上思县××镇江××组上邕公路北侧，东至王维琛住房，南至空地(原上邕公路），西至陈朝甫住房，北至高冠宋用地。面积113.54平方米。 争议地原属于上思县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生产队（现柳桥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廖军于1995年、1996年先后两次向柳桥生产队非法购买包含争议地在内的集体土地，之后，廖军又将购买的土地出售给他人，其中，先后于1996年8月27日、9月27日、12月19日、1997年3月12日分4次共收取韦璧山地皮费47200元，1997年4月3日收取韦璧山地皮办证手续费5000元。1999年7月，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现争议地块非法买卖案件过程中，全程由韦璧山参与、处理，韦壁丰从未参与、处理。询问廖军的笔录，廖军证实当年只与韦璧山存在买卖土地的事实，与韦璧丰没有买卖土地的行为。1999年，上思县土地管理局对廖军从柳桥生产队购买土地并出卖给韦璧山等人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2002年5月12日，韦璧山向上思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现争议地块办理有关用地手续，交清土地出让金、土地登记费等相关费用后，上思县政府向韦璧山核发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6月，上思县建设局给韦璧山办理《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至2008年间，韦璧山自行出资在该争议地上建成五层楼房。上思县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核发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给韦璧山，共有人为韦璧山的妻子黄如媚。 2015年4月，韦璧丰认为韦璧山持有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期间，上思县政府认为核发给韦璧山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没有进行公告，存在办证程序瑕疵，于2015年7月3日作出上政裁〔2015〕10号决定予以注销。 2016年4月，韦璧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韦璧山持有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本院于2016年8月25曰作出(2016)桂06行初51号行政裁定，驳回韦璧丰的起诉。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程序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的问题。 其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处、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解放后有权属书证等权属定论的，以该定论为确权依据；没有权属定论的，按照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处理。本案中，原告韦璧丰、廖军均没有政府颁发的土地权属书证。第三人韦璧山虽持有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已于2015年7月3日被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5〕10号决定予以注销。故本案争议土地确权应按照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处理。经审查，从1996年起，韦璧山支付廖军地皮费等费用，并直接参与上思县土地管理局查处对争议地块非法买卖案件的调查、处理，2002年向上思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用地手续，交清相关费用，取得上思县政府核发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经申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起自行出资在该争议地上建成五层楼房，并于2008年12月12日取得上思县政府核发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在争议土地建成楼房后一直居住生活至今。韦璧山持有的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及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1《房产证》，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规定情形，可以作为现争议土地权属纠纷的参考证据，且韦璧山对现争议土地也形成了长期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而原告韦璧丰、廖军既未持有现争议土地权属纠纷的参考书证，也未对现争议土地形成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据此，从土地权属纠纷确权的依据和“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考量，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将现争议土地的使用权确权给韦璧山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争议地原属于上思县思阳镇江平村柳桥生产队集体所有，由于非法买卖被上思县土地管理部门处罚，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地惯例，买方接受处罚并通过申报、审批、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手续之后，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如上所析，原告韦璧丰、廖军既未持有现争议土地权属纠纷的参考书证，也未对现争议土地形成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故是否具备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基本条件是原告韦璧丰、廖军赖以主张涉案土地权属的基础。本案中，韦璧山接受处罚并通过申报、审批、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手续之后，取得上思县政府核发的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随后，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该地上建成楼房，取得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第××号-1《房产证》（共有人持有）。尽管上国用（2002)字第12-1-41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未经公告程序后来被取消，但上思县房权证思阳镇字第××号、第××号-1《房产证》现在仍是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不动产物权凭证。根据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八条“办理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的规定，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韦璧山在现争议地上建房并持有有效的房产证，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和“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涉案土地权属和房产权属也不宜拆分。且韦璧丰、廖军提供的证据主要证明涉案土地在上思县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罚之前是否系其购买的事实，即使该事实存在也尚未进入接受处罚并通过申报、审批、缴纳土地出让金等手续的法定程序阶段，亦即尚未具备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的基本条件，其对涉案土地的权属提出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1、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原告廖军主张，上思县政府从未组织权属争议双方对该案进行过调解，现场勘查也没有通知廖军在场，属于程序违法。其一，现场勘查没有通知廖军在场，主要涉及该现场勘验笔录的来源和取证程序是否合法、对该现场勘验笔录是否采信的问题。此问题在前述的质证、认证中已经阐明，不再赘述。其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并将调解贯穿于受理、办理、决定全过程。但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据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要求申请人提交确权申请书中，除了明确列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相关身份情况之外，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并没有明确要求列明。本案中，申请人韦璧丰仅将韦璧山列为被申请人，并没有将廖军列为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且如前所析，就本案争议土地权属而言，廖军既未持有现争议土地权属纠纷的参考书证，对现争议土地未形成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亦尚未具备可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的基本条件，其对涉案土地提出权属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在调处、复议过程中只通知韦璧丰、韦璧山调解且调解未果后没有通知廖军作为涉案权属纠纷当事人再进行调解，因涉案权属纠纷的处理结果对廖军的权利义务或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廖军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根据第三人韦璧山对争议土地已形成长期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并持有有效房产证的现状，本着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进行确权，作出上政裁[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防政复决[2019]14、23号行政复议决定，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给予充分尊重。原告韦璧丰、廖军主张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璧丰、廖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韦璧丰、廖军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田 海 审判员  郭传亿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莫骐祯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