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4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福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与化民营路交叉处闽侨大厦东塔楼5、6层及西塔楼5层10、17、18、19、20、21、22办公号房。 负责人：王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继鸿、吴久华，福建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21层。 法定代表人：温长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榕城、江燕苹，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福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知信衡律所）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知信衡律所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知信衡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被保险人为知信衡律所及在册执业律师。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及知信衡律所在投保时向上诉人提供《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律师人员清单》等约定和事实，本案被保险人系知信衡律所及在册执业律师。二、陈伟坤和朱洲平不在投保范围之列，其执业风险不属于保险保障范围，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知信衡律所于2018年3月26日向上诉人投保，投保38位执业律师的执业责任风险，提交了38位律师的投保名单。陈伟坤、朱洲平并不在名单中，故二人未向上诉人投保律师执业险，其执业风险不属于保险保障范围，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知信衡律所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条款》第十七条的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杨金诞于2018年3月21日向陈伟坤提出赔偿请求，此时知信衡律所已完全知晓该索赔事项，但知信衡律所于2018年3月26日向上诉人提交投保申请时，在投保单上第6条回答以往3年委托人或相关利益方是否提出索赔时，回答无。显然，知信衡律所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四、杨金诞没有委托陈伟坤和朱洲平代理财产保全，即财产保全不是律师业务，该案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律师代为办理财产保全时，要求授权委托中必须明确载明“代为办理财产保全”，而从福州市仲裁委在其裁定书第八页认定的事实中可知，杨金诞并未委托陈伟坤、朱洲平代为申请财产保全，本案不属于保险责任约定的律师业务，涉及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五、一审认为保险条款设计有缺陷系对条款的误解，诉争损失应在陈伟坤转所后在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投保的2018年度保单项下赔付，知信衡律所不是诉争损失的赔偿主体。对杨金诞的债权，知信衡律所指派陈伟坤代理。在陈伟坤代理期间，其于2016年7月18日转所至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按照福州律师“案随人走”的实务，由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所函，安排陈伟坤代理出庭参加二审诉讼，代理申请执行。实质就是知信衡律所与杨金诞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由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与杨金诞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后陈伟坤于2017年10月12日转至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则由该所与杨金诞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故案涉损失应在陈伟坤转所后在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投保的2018年度保单项下赔付。六、案外人杨金诞的损失和陈伟坤律师的过失没有因果关系，且可以通过继续执行被执行人的方式实现债权，即诉争损失未确定。根据福州市仲裁委查明的事实，鼓楼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10月10日已经将执行款分配给姬瑞林，而对杨金诞的债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才作出判决，故在分配给姬瑞林款项时，杨金诞尚未取得生效的执行依据。即使陈伟坤不存在续保上的过失，也无法阻止姬瑞林的执行。故，杨金诞未获清偿与陈伟坤存在过失没有因果关系。同时，杨金诞仍可通过继续执行被执行人的方式实现债权。另，本案没有查清知信衡律所是否向陈伟坤追偿，因此杨金诞的损失未最终确定。七、一审判决上诉人对不属于保险保障范围的执业律师的执业风险承担赔偿责任，助长了被上诉人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不利于保险行业发展。上诉人按照每一位律师160元/年收取保费，上诉人共才向知信衡律所收取6480元保费，一审却要求上诉人承担更多律师的执业风险，有悖保险费率公平原则。上诉人如要对列明清单以外的律师执业风险负责，那每年投保时被上诉人仅要选择部分律师投保，交纳部分保费，却能要求上诉人承担全部律师责任风险，长此以往，将造成上诉人纯风险损失率偏低，造成上诉人极大财产风险，同时助长被保险人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八、一审认为该保单收费违反了保险费率公平原则是误解。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收费是以全行业数据为基础统一得出的，并非以知信衡律所一家数据为基础得出的，有其合理性。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知信衡律所辩称，一、本案被保险人系答辩人知信衡律所，即承保对象是知信衡律所而非律所在册执业律师。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以投保时上诉人指派的律师不在在册执业律师名单内为由，不予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辩解不能成立。1、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单》及《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均明确本案被保险人系知信衡律所，在执业过程中因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也系被保险人（即知信衡律所），而非律所具体指派的律师。答辩人在投保时应被上诉人要求提供的在册律师人员名单，仅是上诉人便于计算保险费的依据，但不能就此混淆认定承保对象为律所在册执业律师。2、不论是保险单还是保险条款，均未明确约定因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律师必须是在册律师清单所列的范围。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对保险单载明的被保险人即知信衡律所承担的执业风险负责。3、律师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由于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律师事务所需要独立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律师执业责任保险设立的本意就是为了防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的执业风险。鉴于律师行业的特殊性，执业律师人员的变动较大、委托代理时限跨度长等因素，如以清单列明执业律师作为保险对象，机械引用律师清单限定保险责任范围对答辩人显失公平，失去了律师执业责任保险的意义，就与设立律师责任的保险的初衷相违背。况且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委托协议，亦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权利义务主体仍然为律师事务所而非律所具体指派的律师。因此，所有对应的律师责任保险的合同载明的被保险人也都是律师事务所，这才符合律师执业责任保险设立的意义。二、本案并不属于上诉人可免责范围，答辩人得知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已第一时间向上诉人报险，上诉人以答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15年，案外人杨金诞委托答辩人代理其与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接受委托后，指派陈伟坤、朱洲平律师负责该案。2016年7月18日，陈伟坤律师转所至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后，答辩人另行指派了其他律师继续代理该案。一直到2018年12月13日，委托人杨金诞向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答辩人收到仲裁通知后方知本案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且，答辩人在收到仲裁受理材料后已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书面方式向上诉人报险，并将收到的相关仲裁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亦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答辩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答辩人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向上诉人投保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并缴纳了保险费。上诉人同意承保，并开具了保险单，双方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保险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严重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关于答辩人指派的陈伟坤和朱洲平律师的委托代理权限是否包括代为办理财产保全的问题。一审判决中已对该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审理和论证，上诉人以陈伟坤和朱洲平律师无权代为办理财产保全作为免责事由更是于法无据。根据法律规定，财产保全不属于特别授权的范围，况且陈伟坤和朱洲平律师在代理案外人杨金诞案件时，已取得了杨金诞的特别授权，显然享有代为办理财产保全的一般权限，杨金诞对此亦予以认可。上诉人抗辩陈伟坤和朱洲平律师无权办理财产保全显然与事实不符，缺乏法律依据。四、上诉人抗辩答辩人非诉争损失的赔偿主体，提出诉争损失应通过陈伟坤转所后所在的律所投保的保单赔付的主张不能成立。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委托协议，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权利义务主体是律师事务所而非律所具体指派的律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由于疏忽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亦是由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独立承担赔偿责任。在代理杨金诞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原先指派的律师转所，答辩人已为委托人杨金诞另行指派了其他律师继续代理该案，杨金诞对此未提出异议，更未提出解除与答辩人委托代理关系的要求。保险事故发生后，杨金诞基于其与答辩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起诉答辩人要求赔偿诉争损失。答辩人已根据福州市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向杨金诞赔偿损失520000元及诉讼费用。因此，结合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及生效裁决认定的事实，可以印证答辩人系诉争损失的赔偿主体这一事实。上诉人提出所谓的案随人走实务，完全是为了推卸责任所做的毫无依据的辨解。五、诉争损失的形成和确定，已经福州市仲裁委生效裁决确认，上诉人提出诉争损失与陈伟坤律师的过失没有因果关系以及损失尚未确定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陈伟坤律师在代理杨金诞案件的过程中，已于2015年4月21日根据杨金诞的申请冻结了该案被告新吉公司的银行存款65万元，冻结顺位为首先冻结。由于2016年7月18日陈伟坤律师转所后未及时办理交接，造成冻结到期后申请人所申请的续行冻结，实际处于轮候冻结状态，导致杨金诞的债权未能得以清偿。后因新吉公司和丰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序。杨金诞通过向答辩人索赔才最终实现其债权。因此，由于陈伟坤律师的过失直接导致了杨金诞的债权无法得以实现，二者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诉争损失已经福州市仲裁委生效裁决确认且答辩人已向杨金诞实际支付，上诉人辩解诉争损失尚未确定，明显不能成立。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案涉保险合同系采用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文本订立的，并且本案实质上是因答辩人与上诉人就有关被保险人范围及保险责任承担有关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以及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设立的本意，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知信衡律所的解释，认定律所指派的在投保时已离所的律师因疏忽给律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属于法律适用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知信衡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向知信衡律所赔付保险金520000元；2.请求判令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支付知信衡律所仲裁案件受理费及处理费12948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用等）由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案外人杨金诞委托知信衡律所代理其与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知信衡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陈伟坤、朱洲平律师负责该案。其中，委托律师的代理权限为：调查取证、陈述案情、举证质证、发表代理意见、代为签订法律文书及提起诉讼、代为承认、放弃及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进行和解、代为提起上诉或反诉等。2015年6月，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冻结了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存款65万元。2016年7月18日,陈伟坤转所至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2016年9月（冻结期限已届满），经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提醒，陈伟坤律师遂申请继续冻结上述存款，但此时该案的查封顺位由第一位变成轮候查封。因冻结回执上载明的冻结金额依然为65万元。故，当时陈伟坤律师并不知道该案的查封已变成轮候查封。2016年10月，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账内的65万元存款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分配给另案申请执行人。2017年4月7日，知信衡律所向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投保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并缴纳了6080元保费。同日，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向知信衡律所开立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单。保险单载明如下内容：被保险人为知信衡律所；保险费6080元；保险期限自2017年4月8日零时起至2018年4月7日二十四时止；追诉期起始日自2012年4月8日零时起；本保单绝对免赔额和免赔率为0，免赔和本条不一致的以本条为准；每次每人索赔限额为200万元。保险单附有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律师人员清单（因陈伟坤于2016年转所，故陈伟坤不在该清单之列）。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约定：1.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明细单中列明的追溯期或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诉讼或非诉讼律师业务时，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并在本保险期间内由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2.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诉讼费用，保险人也负责赔偿。此项费用与上述赔偿的每次事故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18年3月30日，知信衡律所再次向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投保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并缴纳了保费。2018年4月2日，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向知信衡律所开立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单。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期限为自2018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止，追溯期起始日为自2013年4月8日起。其他约定与2017年的保险单一致。该年度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与2017年也一致。2017年，案外人杨金诞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但被申请人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内并无可供执行的存款。2018年3月21日，杨金诞向陈伟坤拨打电话。在通话中，杨金诞虽没有直白地要求陈伟坤赔偿，但其一直强调造成其债权无法兑现的责任在于原经办律师陈伟坤。陈伟坤则确认自己存在过失，并提及可以由保险公司理赔。2018年10月28日，杨金诞再次向陈伟坤拨打电话，在通话中，其明确提出了赔偿事宜。2018年12月13日，杨金诞向福州市仲裁委申请仲裁。知信衡律所在收到仲裁受理材料后，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陆续向人寿财险公司报险。但人寿财险公司至今未予以理赔。2019年6月12日，福州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榕仲裁字第541号裁决书，裁决知信衡律所应赔偿杨金诞损失52万元，由知信衡律所负担案件受理费12948元。2019年7月，知信衡律所陆续向杨金诞汇款532948元。此后,因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至今未理赔，知信衡律所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一个争议焦点：知信衡律所向杨金诞赔付的款项是否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对于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知信衡律所向杨金诞赔付的52万元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具体理由如下：一、知信衡律所于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在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处投保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并缴纳了保险费。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同意承保，并为其开立了保险单，双方已形成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知信衡律所指派的律师在保险追溯期内出现了工作疏忽并造成了客户损失，而其客户杨金诞则是在保险期间内提出了索赔申请（不论2018年3月21日杨金诞的电话是否可以认定为向知信衡律所提出索赔申请），本案的事实完全符合保险条款第三条对保险责任的定义；二、保险条款并未将已离所律师在追溯期内疏忽造成的律所损失列入免责范围；三、从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的存在疏忽或过失的主体为被保险人，即知信衡律所，而非具体指派的律师。且不论是保险单还是保险条款，均未明确约定因疏忽造成损失的律师必须是律师清单所列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本案应当对保险条款第三条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知信衡律所的解释，即律所原先指派的、投保时已离所的律师在追溯期内因疏忽给律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四、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本意在于防御律所、律师在保险期间及追溯期内面临的执业风险，但保险单所附的律师清单通常是投保时的律师名单，而没有追溯期的律师名单。律所的人员流动性较大，这种保险条款的设计使得律所面临着年年投保，却依然可能无法获得保障的局面，这某种程度上是保险条款设计的缺陷，机械引用律师清单限定保险责任范围对知信衡律所不公平；五、从保险条款来看，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责任保险保障的追溯期为五年，但律师清单中许多律师的执业年限实际上并不足五年。而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在收取保费时却采取统一的收费标准，要求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对因追溯期内离所的律师过失造成的律所损失进行赔偿相对来说也是公平。综上所述，认定知信衡律所对杨金诞的经济赔偿责任（52万元）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相对公平合理。除了向杨金诞赔偿的52万元外，知信衡律所还向杨金诞支付了裁决书确定的案件受理费及处理费12948元。案件受理费及处理费12948元虽然是支付给杨金诞，但真正收取该费用的是福州市仲裁委员会。案涉受理费及处理费属于诉讼费用，而非保险条款第三条限定的经济赔偿责任。知信衡律所并未依照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事先取得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的书面认可。故，对于知信衡律所要求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赔付案件受理费及处理费1294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除此之外，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权限不包括财产保全。故，该案财产保全不属于保险责任条款中约定的“律师业务”，案涉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之规定，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这些权限需要特别授权。而财产保全不属于必须特别授权的范围。在陈伟坤、朱洲平已经取得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其显然享有财产保全的一般权限。杨金诞在整个诉讼过程前后的态度也印证了其认可陈伟坤、朱洲平享有财产保全的权限。故，对于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该方面的抗辩于法无据。 一审法院判决：一、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知信衡律所赔付保险金52万元；二、驳回知信衡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29元，由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8907元，由知信衡律所负担222元。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外人杨金诞委托知信衡律所代理其与福建新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二审阶段（案号为：（2017）闽01民终952号），知信衡律所指派陈栋、刘敏敏作为杨金诞的代理律师。 本院认为，知信衡律所与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间成立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双方都应遵守《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的约定，并以此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根据《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单》，被保险人为知信衡律所，而在册的38位执业律师仅是投保人，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主张被保险人为知信衡律所及在册执业律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陈伟坤和朱洲平并非投保时的在册律师，但是《保险条款》并未将此列为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之一，知信衡律所指派的律师在保险追溯期内出现了工作疏忽并造成了客户损失，知信衡律所在向客户赔偿后，向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理赔，符合《保险条款》的约定。杨金诞于2018年3月21日向陈伟坤提出赔偿请求时，陈伟坤已经离开知信衡律所，故不能认定知信衡律所在投保时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至于陈伟坤的代理权问题，案外人杨金诞在申请仲裁时已明确表示“财产保全的法律事务均委托被申请人（即知信衡律所）的律师陈伟坤全权代理”，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主张杨金诞并未委托陈伟坤代为申请财产保全缺乏依据。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认为杨金诞案二审系由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所函，安排陈伟坤代理出庭参加诉讼明显与事实不符，杨金诞案二审仍由知信衡律所代理，并指派其律师陈栋、刘敏敏参加诉讼，故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所谓“案随人走”，案涉损失应在陈伟坤转所后在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投保的2018年度保单项下赔付的主张不能成立。案外人杨金诞的损失数额及该损失与陈伟坤律师的过失间的因果关系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且知信衡律所已经向杨金诞进行了赔偿，故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主张案外人杨金诞的损失和陈伟坤律师的过失没有因果关系且损失未确定不能成立。至于保费与保险风险的问题，系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的保险人在设计保险条款时就应考虑的问题，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在诉讼中以此作为免赔的事由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人寿财险福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29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福州市中心支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霞 审判员 杨 以 审判员 唐宇恒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施梦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