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简利珍，女，汉族，1981年9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绘绘，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彩燕，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献炜，男，汉族，1980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辉，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拱靖，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简利珍与上诉人魏献炜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简利珍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判决认定“《欠条》不能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也不宜作为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凭证。”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自愿在《欠条》上签字，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欠条》就是双方之间经济往来的结算凭证，也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借款的法律凭证。1、被上诉人声称签订《欠条》是受到了上诉人的胁迫，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中双方确认《欠条》是在被上诉人居住的商品房内签订的，当时被上诉人的父母及两位同学均在现场，上诉人作为一名女性，去被上诉人的住所，在被上诉人亲朋好友在场的情况下胁迫被上诉人签欠条，且在签订《欠条》的整个过程及签订欠条前后，双方即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吵架、被上诉人也没有报警或到法院起诉申请撤销，足以说明不存在胁迫。一审被上诉人的父母出庭作证，两人的证言也说明证明签订欠条时不存在胁迫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受胁迫签字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据支持的。2、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欠条》存在借贷之外的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双方已离婚，均已再婚，不存在情感糾纷及同居关系（假离婚及离婚后共同生活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物业出具的《居住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据。该材料显示离婚前，从201(5年8月5起至今上诉人就没有居住在君悦龙庭。只有被上诉人本人及其父母，两个孩子居住在内。虽然离婚时约定孩子抚养权归上诉人，但是考虑到君悦龙庭是学区房，且孩子一直在君悦龙庭由爷爷奶奶照顾，居住环境稳定，上诉人长期在香港工作，为利于孩子成长，才有了两孩子暂时住在君悦龙庭并由爷爷奶奶照顾的情况存在。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共同生活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出借款项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本案应当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3、被上诉人无其他经济来源，向上诉人借款维持现有的生活合情合理。被上诉人提供的德农公司的流水显示自2015年1月至今，德农公司的全部收入来源均为上诉人转帐，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被上诉人提供的民生银行流水显示自2015年9月份至今，基本上全部的收入来自于上诉人的转恨。被上诉人提交的工商银行流水显示自2016年8月至今，该账户内所有的收入均来源于上诉人的转账。这三份证据足以证明除上诉人转帐外，被上诉人无其他经济收入来源。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信用卡信账单显示被上诉人每月数万元消费支出（扣除上诉人刷卡金额），每月固定支出车贷2万元、房贷I.7万元，父步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被告名下德农公司日常经营开支、被告对外投资比如苏牧现代农场投资（150万）、被上诉人新组家庭老婆孩子的生活开支，每月开销达数十万元，被上诉人又无其他收入来源，不向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无法支撑并维持现在的生活状态，被上诉人是有借款的客观事实及需求的。离婚后孩子实际由被上诉人抚养，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上诉人也同意借款给被上诉人。4、《欠条》中包含的23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对个人财产的自由处分，不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问題。虽然《欠条》中的2015年11月26日至2016年7月20日之间总计230万款项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按照双方2016年9月2日离婚协议的约定，已将该230万元划归被上诉人个人所有，因此，这230万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9月通过签订《欠条》的方式对个人财产进行了处分，上诉人认为该处分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不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适用法律错误。5、上诉人提供了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欠条》金额的构成，且被上诉人一审中也确认收到上诉人诉求的全部款项，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倩权债务关系。《欠条》中列名的款项并不包含公司货款，都是私人之间的转款。关于《欠条》金额补充两点：①关于“还信用卡”的款项，上诉人名下的工商银行平时由啊花保管和使用，欠条的付款明细表也是阿花制作，结算时上诉人并未仔细核对确认明细表的内容。之前被上诉人一直不向上诉人提供信用卡账单，上诉人和啊花均不清楚状况以为被上诉人借钱还的是被诉人自己刷的卡，签《欠条》时被上诉人对该部分款项也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信用卡账单明细，上诉人才确认其中部分是上诉人使用，金额为949810.12元。②关于“龙港酒店投资款30万元”，被上诉人与同学陈德辉投资酒店，后产生糾纷已经退股，陈德辉得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动联系上诉人同意退款。因此，上诉人同意在《欠条》总额中扣除这两部分金额，《欠条》金额变更为4943514.88元。6、本案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与公司无关。德农与家农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主体，双方之间并无书面或事实上的共同经营。原被告双方之间更不存在共同经营之说，双方的银行流水就可以证明两个公司、两个自然人各自经营，如果是共同经营，原告完全不需要向被告支付菜款、通关税、更别说备注为“还款”的款项了。被上诉人诉称家农公司向其采购蔬菜加工包装蔬菜销售到香港，在香港有80家店面，蔬菜属于每日新鲜供应，因此、双方之间应该是每日一笔或数笔的货款往来，或者每月结算一笔大额款项，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德农公司银行流水显示，数月才向被上诉人采购一笔几万元的蔬菜，80家店面的销售量就这么一点么？完全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除了一份上诉人为了给被上诉人撑场面的年会视频外，被上诉人拿不出任何证据材料，如果真的是共同经营，会拿不出一点书面材料、微信聊天记录么？被上诉人诉称的共同经营没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提出所谓共同经营完全是混淆视听，扰乱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魏献炜对简利珍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欠条》不能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也不宜作为魏献炜向简利珍借款的凭证”的事实认定清楚。本案实质是双方之间因感情发生争执而引起的纠纷，魏献炜不存在经济困难需要向简利珍借款的基础。双方于2016年9月2日签署离婚协议之前、之后均是频繁、固定的银行流水。虽然法律上没有假离婚之规定，但是这些固定、频繁、具体备注的银行流水应该视为实际履行是属于魏献炜和简利珍协商好由简利珍负担的款项，而不是借款。在双方2018年10月19日签署的《欠条》上也手写备注“即日起补出粮（工资）9月×23000=217000，补供车供楼2个月37000×2=74000，即日起正常出粮供车供楼，补新月卡45×××00”，合计为326000元。从这个“补”字描述可以看出供车供楼款及工资，本应该是简利珍应该支付给魏献炜款项，但因发生矛盾而简利珍没有支付，在签署《欠条》之后2018年10月22日、23日简利珍补支付了《欠条》手写备注合计的供楼供车工资信用卡款项326000元。因此，本案银行流水均是因为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生意本应简利珍负担的款项，而不是魏献炜对简利珍债务。本案的《欠条》亦不能视为对双方银行流水进行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如果双方是感情破裂而协议离婚，魏献炜经济困难而借款。那么为什么协议离婚后两个孩子依然和魏献炜共同生活？为何夫妻名义携带子女出席公司年会？为何深圳公司办会地址相同？为何简利珍频繁、固定的向魏献炜支付款项、向魏献炜名下公司支付款项？为何这么多银行流水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利息、在起诉前从未向魏献炜催收过？显然本案中的银行流水视为魏献炜的债务不合理。二、在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魏献炜不曾向简利珍借款，也不对简利珍负有债务。双方之间并没有关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往来款项不能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借款。简利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其与魏献炜之间存在借款协议，并用于魏献炜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个人事务的需求。况且，双方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第四条：其他无争议，可见简利珍不可能存在向魏献炜借款的事实。三、简利珍的上诉状存在多项自相矛盾之处，不符合逻辑及常理。1、简利珍在上诉状第2页中称“《欠条》总额6193325元并不包括深圳市家农兴农产品有限公司支付给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货款”，但其在2017年2月24日转账的30万元是玉米种植款。2、简利珍在上诉状中第2页中称“对于没有银行流水的均是小额借款”，从其在一审提交的《明细表》中可以看出，其认为2018年4月至5月“挪用港车投资款”的金额是30万元，这也属于“小额”？3、签署《欠条》时，简利珍一方并非只有其一人在场，简利珍曾在当天纠集了十继任胁迫魏献炜及魏献炜父母的人身安全，再者，简利珍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其曾欲证明其申请的证人对《欠条》签署过程进行了见证，如果仅简利珍一人在场，为何在一审庭审程序中申请证人出庭？4、简利珍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实际占有并使用魏献炜名下的平安银行尾号为8755（后变更为8416）的新月卡，但却认为其使用了信用卡的费用应当由魏献炜承担，并应由魏献炜在《欠条》中予以确认？四、关于简利珍在其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的事实：1、双方在签署《欠条》前确认存在共同经营生意的事实。双方经营生意模式为大陆采购蔬菜进行分拣、加工，香港进行零售。由简利珍负责香港80余家蔬菜零售店的经营，利润全部产生在香港零售店并且由简利珍控制。而魏献炜负责大陆采购、加工、分拣后运输至香港零售，只有成本没有盈利。所以夫妻之间的资金实际由简利珍控制，因此经营生意支出、家庭支出也由简利珍帐户转出。简利珍在上诉状中称“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出借出关权给深圳市家农兴农产品有限公司使用”、“深圳市家农兴农产品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是在歪曲事实，正是因为双方存在夫妻关系、共同经营生意、存在混同的事实，才会产生由控制资金的简利珍将员工社保费、工资、厂房水电费等转给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否则维护简利珍会去支付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名下的费用？而不用深圳市家农兴农产品有限公司名义转账？再者，根据简利珍在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以及魏献炜在一审提供的民生银行帐户流水，简利珍存在多笔支付给魏献炜的生意往来款（如2015年10月17日的50000元“家农付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10月租金+9月水电费”、2015年11月4日的50000元“老板代付玉米七的玉米旧款、2015年11月20日的137900元“家农付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9-10费用”、2015年12月17日的100000元“家农付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11月费用+12月”及2490元“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费用2月份余款（鲜记）等等），正是因为资金被简利珍控制，双方存在共同经营生意、存在混同之故，才符合逻辑及常理2、简利珍已在一审中承认实际占有并使用魏献炜名下的平安银行尾号为8755（后变更为8416）的信用用，但却认为其十月了信用卡的费用应当由魏献炜承担？而且该信用卡一直由简利珍占有并使用，何来的魏献炜个人消费？何来的差额？3、关于供车、供房的款项，魏献炜已在自行的上诉状中陈述。4、其他款项不属于借款的性质，一审法院已查明了事实并认定双方可另行结算。综上所述，贵院应依法改判，予以驳回简利珍的所有诉讼请求。（具体答辩意见详见书面答辩状）针对简利珍将《欠条》变更为4943514.88元，我方答辩如下：简利珍起诉时金额为6193325元，一审庭前变更诉讼请求为7652515.49元，现在二审中又变更《欠条》总金额为4943514.88元。本案涉及几百万元的纠纷，简利珍却一而再、再而三变更诉讼金额，充分证明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如果是借贷，为何简利珍对本案的诉讼金额毫不知情，却要经过律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更。关于简利珍声称魏献炜不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我方答辩如下：因为魏献炜手机曾经丢失，导致现在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找回。上诉人魏献炜的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判项第一项、第二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一）关于供房款、供车款发生的背景。本案实质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感情发生矛盾而引起的纠纷，因被上诉人长期在香港经营生意欲获得香港身份而与上诉人协商假离婚并在香港假结婚，在2016年9月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后，双方仍共同生活、经营生意等，双方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继续由实际控制资金的被上诉人支付员工工资、社保费、货款、供房款、还信用卡费用等性质的款项。因此，对于在2016年1月左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被上诉人名义购买的位于龙岗区君悦龙庭的一套房屋，应由实际控制资金的被上诉人负责支付首付款及后续的每月房贷，在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前述还款方式并没有发生变更，被上诉人仍继续按月将房贷17000元支付到上诉人账户，而后正是因为双方发生感情矛盾，被上诉人才停止了支付2018年9月及10月两个月的供房款34000元，上诉人在被迫签署《欠条》后，被上诉人随即恢复了向上诉人账户支付供房款的款项。对于在2017年1月左右（在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上诉人名义购买的一辆宝马车，由实际控制资金的被上诉人负责支付首付款及后续的每月车贷（每月20000元），而后正是因为双方发生感情矛盾，被上诉人才停止了支付2018年9月及10月两个月的供车款40000元，上诉人在被迫签署《欠条》后，被上诉人随即恢复了向上诉人账户支付供车款的款项。（二）供房款、供车款本就应该由被上诉人负责承担，不应视为借款。双方经营生意模式为大陆采购蔬菜进行分拣、加工，香港进行零售。由被上诉人负责香港80余家蔬菜零售店的经营，利润全部产生在香港零售店并且由被上诉人控制。而上诉人负责大陆采购、加工、分拣后运输至香港零售，只有成本没有盈利。所以夫妻之间的资金实际由被上诉人控制，因此经营生意支出、家庭支出也由被上诉人账户转出。此外，在双方2018年10月19日签署的《欠条》上也手写备注：“即日起补出粮（工资）9月×23000=201700，补供车供楼2个月37000×2=74000，即日起正常出粮供车供楼，补信用卡45×××00”。从这个“补”字表述可以看出供车供楼款及工资，本就应该是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但因发生矛盾而被上诉人没支付，后双方确认被上诉人应该“补支付”。因此，签署《欠条》之后的2018年10月22日、23日被上诉人补支付了《欠条》手写备注合计的供楼供车工资信用卡款项326000元，并在2018年11月照常支付了当月的供房款、供车款，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及逻辑，如视为借款则明显不合理。（三）关于原审判决中认定的供车款、供房款的数额。1、原审判决中认定截至2018年11月14日的供房款是425000元（17000*25），而从双方离婚（2016年9月2日）后至《欠条》签署日（2018年10月29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备注为供房款的款项是408000元（17000*24），被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4日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供房款17000元（17000*1）但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22日、23日依照《欠条》向上诉人“补支付”的2个月供房款34000元并没有原审法院认定为借款。2、原审判决中认定截至2018年11月14日的供车款是420000元（20000*21），而从双方离婚（2016年9月2日）后至《欠条》签署日（2018年10月29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备注为供车款的款项是380000元（20000*19），被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4日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供车款20000元（20000*1），原审判决中多认定了一个月的供车款，并且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22日、23日依照《欠条》向上诉人“补支付”的2个月供车款40000元没有被原审法院认定为借款。如果供房款、供车款被视为借款，原审判决为何对于被上诉人按照《欠条》“补支付”的供房款34000元、供车款40000元不认定为是借款？故原审判决对于供房款、供车款的事实认定有误，该些款项并不是借款，而是被上诉人本就应该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二、供房款、供车款被视为借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供房款、供车款本就应由实际控制双方资金的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从未有过借款的合意，不应视为借款。双方协议离婚后被上诉人支付部分供车款及供楼款应该视为赠与法律关系。综上，本案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有误，部分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简利珍对魏献炜的上诉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中认定购房款购车款、借款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庭对魏献炜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上诉人简利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回原告欠款619332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为7652515.4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是截止2018年10月19日，被告欠原告6193325元，经双方协商定于2018年12月1日前还清，未还清欠款期间以被告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在《欠条》空白处，被告手写有“即日起补出粮9月×23000=207000，补供车供楼2个月37000×2=74000，即日起正常出粮供车供楼，补信用卡45×××00”的字样。原告确认《欠条》中的欠款6193325元包括2016年12月至2018年9月期间代被告购买社保的费用20085.44元、2015年11月26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向被告账户转账的款项（具体详见原告提交的《明细表》）；原告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在被告出具《欠条》后遗漏的款项（具体详见原告提交的《后增加明细表》）。原告与被告于2004年11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9月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其中《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没有共同债务。原、被告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君悦龙庭的房屋一套，登记在被告名下。双方确认在离婚后购买了宝马车一辆登记在被告名下。原、被告确认转账备注中的“付老板供车款”“付老板供房款”均是用于偿还上述房产和车辆的贷款。双方确认被告名下尾号为8755（后更改为8416）的平安银行信用卡由原告在使用。《明细表》及《后增加明细表》中备注为“老板还信用卡”的款项是用于偿还信用卡。原告于2011年11月7日在香港登记注册了“家农果蔬批发专门店有限公司”、2014年11月18日在深圳登记注册了“深圳市家农兴农产品有限公司”，公司登记住所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坭坑社区新荔二路6号”；被告于2015年1月6日在深圳登记注册了“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公司登记住所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坭坑社区新荔二路6号A栋一楼、二楼”。被告提供了深圳市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3月7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原告向该公司账户多次转账，转账备注多为“工资发放”“工资转账”；提供了被告民生银行尾号为0292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向该账户转账，部分摘要为“家农付德农*月预付款”、“货款”等。为证明《欠条》签订的经过，原告申请了见证人谭某、被告申请其父母魏利存、钟小玲出庭作证。谭某陈述其与原告是朋友关系，没有参与原、被告双方讨论欠条的经过，也没有亲眼所见双方在欠条上签字。被告父亲魏利存、母亲钟小玲称签《欠条》时除原、被告外还有其他人在场，原、被告的婚生子女由二人负责照顾。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欠条》是否能作为双方的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能否作为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凭证？根据原告提供的《明细表》及《后增加明细表》以及被告提供的明细表，可以确认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金额，既包含了双方2016年9月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前的资金往来，也包含了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后的资金往来。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在结婚前已对婚姻期间的财产进行了约定，故在婚姻期间所产生的财产应当视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确认在离婚后使用过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信用卡，在明细表中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中备注为“还信用卡”的款项中，也包含原告使用该信用卡而应当由原告承担的费用。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香港和深圳均注册了公司，原告转给被告的部分款项还包含了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因此《欠条》不能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凭证，也不宜作为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凭证。原告与被告2016年9月2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由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登记在被告名下，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该房产双方约定归被告所有，故该房产所产生的还款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在离婚后购买了车辆，该车辆也由被告在使用，故该车辆所产生的还款应当由被告承担。上述款项双方虽未明确为借款，但可以视为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根据原、被告各自提供的明细表，自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截至2018年11月14日，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供房款425000元（17000元×25），向被告支付了供车款420000元（20000元×21）。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向原告偿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其应承担供房款和供车款845×××00元（425000元+420000元），并以本金84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债务利息。至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其他款项，双方可根据款项性质和用途另行结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魏献炜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简利珍偿还欠款845×××00元；二、被告魏献炜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以本金84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简利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简利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魏献炜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43.64元（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核算），由原告简利珍承担32604.64元，由被告魏献炜承担3939元。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简利珍提交新证据：甘肃德农农产品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欠条》中关于2018年2月28日借款给魏献炜投资甘肃菜场的30万元系用于魏献炜个人投资，与简利珍无关。上诉人魏献炜的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笔转账备注为“甘肃菜场投资款”可以理解为简利珍投资甘肃菜场，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合作共同经营生意。经二审审理查明，魏献炜本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在签署《欠条》前看了一眼《明细表》。魏献炜在与简利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我就是良心泛滥签了这欠条”。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简利珍起诉请求魏献炜返还欠款6193325元，有《欠条》、《明细表》和银行流水为证。魏献炜对简利珍支付了《欠条》载明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仅对款项性质不予认可。魏献炜主张系被迫签署《欠条》，但从《欠条》签署的地点、在场人员及随后魏献炜在微信聊天中的说辞来看，简利珍并不存在暴力胁迫魏献炜的情形，魏献炜系自愿签署《欠条》，本院对魏献炜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魏献炜主张双方为假离婚，简利珍在离婚后向其支付的款项实质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简利珍对此不予认可，魏献炜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魏献炜还主张简利珍离婚后向其转账的款项为简利珍本应负担的费用或者应视为简利珍对其的赠与，该主张与简利珍要求魏献炜出具《欠条》及魏献炜在《欠条》上签名确认的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未举证证明简利珍付款之前双方对款项性质存在约定，但魏献炜随后通过签署《欠条》的方式向简利珍作出还款承诺，应视为双方对款项性质达成一致意见，魏献炜应受该协议的约束，简利珍的还款请求应予支持。原审认为涉案欠款包含了公司应付款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简利珍在二审中自愿放弃《欠条》中部分还信用卡的款项及其自认已收回的款项，本院对其二审中主张的金额4943514.88元予以确认。《欠条》载明魏献炜应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前还清欠款，简利珍请求自该日起的利息具有合同依据，本院按年利率６％支持其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简利珍另主张《欠条》之外的欠款1459190.40元，因缺乏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简利珍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对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魏献炜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3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3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魏献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简利珍偿还欠款4943514.88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3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魏献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以本金4943514.8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2月1日起向上诉人简利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四、驳回上诉人简利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３６５４３．６４元，由上诉人简利珍承担１２９３７．６４元，由上诉人魏献炜承担２３６０６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８１６４５．６元，由上诉人简利珍承担２７１４９．６元，由上诉人魏献炜承担５４４９６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郑  寒  江审判员 易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泱羽（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