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4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姬，女，196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喜，北京成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6号高发大厦B栋310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姬因与被上诉人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3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成都福兰特公司立即向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以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44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决成都福兰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审法院所谓请托及违反公序良俗都是对王姬履行合同义务方式的评价，这是将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混为一谈，以合同履行方式违反公序良俗来否定委托合同本身的效力，实属错误。本案中，双方签订委托合同目的是催收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合法债权，委托合同内容合理、合法，不存在违法或任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案涉委托合同应属合法有效。二、从履行方式来看，王姬主要采取的是向主管部门反映情况、联络河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移动公司）的经办人员、督促河南移动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催促移动公司依程序支付欠款的方式，没有对公职人员进行非法请托，没有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一审法院认为王姬有非法请托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缺乏依据，认定有误。1.王姬为成都福兰特公司催收的是合法债权，未从河南移动公司获得不当利益，仅向成都福兰特公司收取委托费，不违反法律规定。2.成都福兰特公司举示的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为”的通知》，说明王姬积极向河南移动公司主张长期拖欠货款的正当、合理性。3.考虑到监督和指导企业履约是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河南移动公司当时也有集中清理欠款的政策，而王姬刚好认识主管部门的人员，进而重新联络到河南移动公司新任的经办人员，最后由河南移动公司依法依规走程序进行欠款支付。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姬使用了非法手段让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4.成都福兰特公司业务主要来源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需要与该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故其长期没有采取诉讼手段而是委托公司实际出资人即王姬通过反映情况的非诉方式催收债权，并非是王姬或成都福兰特公司对善良风俗的破坏。三、一审判决对“违反公序良俗”仅作笼统表述，并未阐明王姬的行为违反了何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属适用法律不当。四、一审法院判决委托合同无效，但并未对合同无效后双方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处理，未对王姬损失的预期利益进行考虑。本案中，成都福兰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波与王姬签订委托合同，承诺给予委托费用，并利用王姬的努力，实现了成都福兰特公司合法债权的尽快收回，但该公司在债权回收后未按约履行合同，有违诚信原则。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姬有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直认定委托合同无效驳回王姬诉请，系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姬的全部诉讼请求。 成都福兰特公司辩称：1.该公司能够成功收回河南移动公司的欠款与王姬所述履行受托义务无关。王姬确实向该公司介绍认识了一些领导，但王姬想让成都福兰特公司通过给领导行贿、领导再向有关人员打招呼的方式收回欠款，该公司明确拒绝。成都福兰特公司能够收回欠款主要是依据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动”的通知》中关于各省移动公司积极开展清欠活动的规定，成都福兰特公司依此规定积极向河南移动公司主张合法权利并在与河南移动公司协商的过程中主动对成都福兰特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进行相应减少方才收回了欠款，与王姬无关。2.本案的关键是河南移动公司因何原因支付其欠款，因此，成都福兰特公司申请追加河南移动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出庭。综上，请求驳回王姬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成都福兰特公司立即向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44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决成都福兰特公司承担王姬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26日，于2015年5月14日经核准更名为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波，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天线、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线电缆及接头设备、机电设备（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辆）及以上产品的设备维修及软件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物联网技术开发；通信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一审庭审中，成都福兰特公司与王姬均认可王姬系该公司的隐名股东。 2006年10月13日，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河南移动公司签订《河南移动与成都福兰特基站放大器、塔放采购框架合同》，约定河南移动公司向成都福兰特公司采购相应型号的基站放大器及配件，合同价格为固定不变价，包含成都福兰特公司将货物运送至河南移动公司指定交货地点并交付给指定收货人的所有费用及后续费用，双方还就具体标的价格、付款方式、运输与包装、交付与验收、保修与维修、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 2018年，成都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就上述合同中河南移动公司存在货款未支付一事，与王姬进行商议，二人遂形成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向河南移动公司追要货款的合意，并于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通过微信就收款事宜进行沟通，具体为： 1.2018年6月19日，张波向王姬发送抬头为“河南移动公司领导”的“关于福兰特与河南移动公司…情况说明”文件，载明“至2012年3月，我司接到郑州移动和洛阳移动公司通知，要求我司尽快供货，因此我司于2012年5月30日向郑州发出设备100套，其中60套设备交于郑州移动，40套交货洛阳移动，并于2012年7月起至2013年期间陆续将设备安装并调试开通。至于货款未收事宜：因前期签订了框架合同，确保了项目合作，2011年，我司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对设备进行升级，以保障2012年贵公司通信网络基础的建设和通信网语音、数据的通信质量，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所以期间未考虑合同的事宜。2012年至2015年期间，我司内部人员结构发生变化，河南对接项目经理因个人情况离职，所以迟迟未收到货款……”。次日，王姬称“我现在联系上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整个移动联通都归他管”并让张波提交具体欠款材料。 2.2018年6月26日，张波向王姬发送截图，显示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就解决各省（区、市）公司超长建设工期以及长期未付工程，于2018年5月23日发布的《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动”的通知》（中移有限计[2018]14号）。 3.2018年6月27日，张波向王姬发送加盖成都福兰特公司公章及其名章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载明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采取合法手段及措施，代为收取成都福兰特公司在河南移动公司的货款，委托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成都福兰特公司应于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王姬支付代理费，代理费按收回金额的50%支付。 4.2018年7月13日，王姬向张波发送了“黄卫东133××××0009”并称“这是我同学，是组织部部长”“你们到那儿去带点四川特产……请人家吃饭，多快好省的把事情办完”。2018年7月17日，张波向王姬汇报了其与相关人员见面的进展并称“省移动主管建设副总余总安排开专题会解决我司货款，我提供全套合同、安装、到货等资料，下步工作是方局催着点余总”“黄部长和方局会商量后再去找移动领导落实”。 5.2018年7月25日，张波称“河南省移动公司总经理杨剑宇，今年三月份从河北移动公司总经理调到河南移动”。2018年8月，张波催问河南那边有没有消息，王姬回复称“河南有个领导被抓，要张波继续等待”。 6.2018年11月30日，张波再次询问进展，王姬回复称“在往前推进，像这种欠款很多，而且里面可能有企业的人从中拿回扣，所以要先处理人再处理事，所以今年年底解决完有点够呛，可能要拖到明年了，这是得到的最新消息”。 7.2019年3月1日，王姬在张波发送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受托方”处签名并回传给张波，张波回复“收到”。当天王姬还称“我已全力以赴解决河南移动的问题，你不用打电话给任何人询问此事，就等我这方有人可能会找你要材料等事宜……另外上面签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为税后款，我希望追加到总回款额的60%”。2019年3月18日，福兰特公司向河南移动公司出具《承诺函》及《付款通知书》，承诺就前述合同项下未结算总款10980000元，同意实际结算7686000元并明确该项款支付后不再向河南移动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8.2019年3月26日，王姬又称“事情我搞定了，收到钱赶紧给我打过来”。2019年3月27日，王姬将更改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发送给张波，载明“委托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0日，代理费变更为6000000元”，张波于当日收到后回复“同意”。当天，王姬还称“你现在就去找以前联系的那些人，我已经完全问好了，不可能让他们讲价，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张波回复“对方回复未接到新的通知，还说了要打折”，王姬知晓成都福兰特公司出具前述《承诺函》后要求张波给方局长打电话并称“反正你现在定了，按的就是780万，他们要回去批了这么多，就是你一再妥协的结果，结果来我跟方局长都很气，我们这么努力，最后你给弄成这样，那是你的问题了”。 9.2019年4月至7月期间，张波通过微信持续就其与河南移动公司相关人员的沟通情况向王姬进行汇报，并表示希望王姬继续催促方局长。2019年7月17日，河南移动公司向成都福兰特公司转账支付7686000元。 10.2019年8月28日起，王姬开始要求张波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并称“从我刚开始注资3000000元投入到你的公司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收”“我没办法向帮助的几个人交代”。随后，双方就王姬以其子女名义入股成都福兰特公司的相关事宜及入股金退还事项进行了沟通。2019年8月29日，张波向王姬转款200000元、100000元后表示公司经营困难，王姬称“我找各种关系，从同学到主管前后近两年时间，最后把款追回来，你不兑现了？”“你要赶紧先汇1200000元给我，我承诺帮忙的几个人，要感谢大家，你要知道，人家费了多大的力才把这事通过这么长时间完成，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后王姬继续催要款项，双方还就前期股本金3000000元的退还事宜进行协商，直至2019年9月10日，张波又向王姬转款100000元，并称“收到的货款是企业的，我们都是股东，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费用”，王姬回复“公司股东是高丽雯和高岳成，我是以个人名义帮你追讨公司货款”，张波称“本来这笔账是央企欠的，也有文件清欠民营企业的欠款，由于您的帮助加快了进度，我们自己收就是慢些时间”“我们帮别人办事，按行规也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佣金”。 后双方无法就款项支付达成一致，遂引发本案纠纷。2019年9月25日，经王姬申请，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其查看上述微信记录的全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据此出具（2019）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8875号《公证书》。一审庭审中，成都福兰特公司对微信记录真实性均不持异议。 本案一审审理中，就《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及合同项下受托义务的履行情况，王姬本人到庭接受一审法院询问并陈述“张波说一旦起诉对方，就会被拉入黑名单而失去业务，所以不敢以诉讼方式进行”“这次收款很难，需要动用我自己很多资源，所以决定要收费，一人一半是张波提议的”“张波把资料提供给我后，我去找了我的同学核实，合同和欠款均是真实存在的”“前期推进时我的同学帮我找到相关领导询问事情进展，并和相关主管领导见面进行商谈，请他们帮忙。这个项目本来存在一些问题，经办人员已经更换了几波了，张波自己去的话连对账的人都找不到，包括手续和一些材料都可能不匹配，我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去推进这个事情，通过我找相关领导，河南移动公司为推进这个事情开了专题会议来解决遗留问题，可以说没有我的协助，这笔货款是收不回来的”。王姬同时明确其诉请款项数额系按成都福兰特公司实际收回数额的一半并扣除已支付的400000元计算得来。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9月25日，王姬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其代为处理本案纠纷，委托代理费为50000元。2019年10月8日，王姬向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转账支付了包含上述费用在内的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成都福兰特公司与王姬订立《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双方就王姬代为处理河南移动公司欠付货款一事形成合意，就合同内容而言，性质上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但于一审庭审查明事实来说，王姬本人的陈述及其与成都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的微信往来记录均反映出，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催收货款及王姬实际履行受托义务的具体方式即是利用王姬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系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河南移动公司的领导实现款项催收，故案涉协议的签订实为请托行为。本案中，成都福兰特公司具体能否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成功追回欠付货款自是不明，但即便成都福兰特公司所述欠款属实、合法，即其请托目的、请托内容并无可责性，但其选用之手段明显不妥，如人民法院对此类事项有所容忍，合法之事尚需用不当请托手段才可实现，长此以往则会滋生不良风气，明显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违背善良风俗。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案涉委托合同因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明显之损害，应属无效。王姬依据无效民事行为诉请成都福兰特公司支付约定代理费用、赔偿利息损失及因本案纠纷发生的律师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成都福兰特公司申请追加河南移动公司为当事人以查明事实，因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对王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7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2172元，由王姬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王姬、成都福兰特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的效力如何确定；2.若案涉协议书有效，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应向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3.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应向王姬支付律师费5000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的效力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合同效力的评价，应建立在对合同构成要件是否符合规定的基础上，包括主体、标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本案中，根据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先后于2018年6月27日和2019年3月27日订立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两份协议书除委托期限、代理费存在不同之外，其他内容均一致。在上述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中，均载明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向河南移动公司收取货款。从上述协议内容可知，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收取的债权为成都福兰特享有的合法有效债权，而双方订立的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虽双方系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订立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但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姬在《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字，而成都福兰特公司亦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该份合同的内容、签订形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订立即生效，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 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王姬利用其人脉关系，通过联系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河南移动公司的领导实现款项催收，并据此认定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本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实质是指合同存在违反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情形。本案中，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在主体、标的、内容、形式上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而王姬在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签订《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并接受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后，其采用何种方式向河南移动公司催收货款，属于王姬履行合同的行为，而合同履行行为是否违法、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并不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因此，一审法院以成都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催收货款实质为请托行为为由，确认《委托代收款协议书》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王姬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由其他部门法予以调整、评价，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签订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应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双方建立了委托关系。 二、关于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应向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从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姬在张波与河南移动公司之间进行了沟通协调工作，张波亦多次向王姬催问货款收取情况，并就其催收货款的进展与王姬进行了沟通。同时，张波亦陈述“本来这笔账是央企欠的，也有文件清欠民营企业的欠款，由于您的帮助加快了进度，我们自己收就是慢些时间”，由此可知，成都福兰特公司认可王姬实际开展了向河南移动公司催收货款的工作。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河南移动公司后与成都福兰特公司达成协议，并向成都福兰特公司转账支付了《委托代收款协议书》项下的货款7686000元。据此，王姬完成了案涉《委托代收款协议书》项下的代收货款义务。至于河南移动公司基于何种原因向成都福兰特公司支付案涉款项，并不影响前述关于王姬已完成《委托代收款协议书》项下义务的认定，因此，对于成都福兰特公司关于追加河南移动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据此，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均应按照《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如前所述，王姬已按约完成了代成都福兰特公司收取货款的合同义务，则成都福兰特公司应按约向王姬支付代理费。对于代理费金额，双方在案涉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中进行了明确约定，现王姬明确要求按照2018年6月27日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载明的代理费计算方式主张权利，该行为系其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基于成都福兰特公司已收回货款7686000元，则其应向王姬支付代理费3843000元。此外，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成都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先后向王姬共计支付了400000元，虽成都福兰特公司辩称该400000元系股本金利息，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张波向王姬支付的400000元，本院认定应属于成都福兰特公司向王姬支付的代理费。故成都福兰特公司还应向王姬支付代理费3443000元。对于资金占用利息，根据双方达成的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的约定，成都福兰特公司应在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王姬支付代理费。现成都福兰特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河南移动公司转账支付的货款，则成都福兰特公司理应在2019年7月20日之前向王姬支付代理费，但成都福兰特公司未按约向王姬支付代理费，造成王姬资金利息损失，应向王姬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姬主张从2019年7月31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标准，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20日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已取消。故王姬主张以344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其该项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应向王姬支付律师费5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王姬与成都福兰特公司在案涉两份《委托代收款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据此，王姬要求成都福兰特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50000元，并不具有合同依据。故对于王姬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3326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3443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王姬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172元，保全费5000元，由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854元，由王姬负担3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344元，由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3657元，由王姬负担6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毛 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