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4民终4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礼，男，198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甘肃文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丽丽，甘肃文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俊吉，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云凤﹙系曹俊吉之妻﹚，女，196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克怀，景泰县一条山镇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琴，女，195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行。负责人:卢守统，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桥，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国，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定代表人:刘月宗，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元，该社工作人员。上诉人王兴礼与被上诉人曹俊吉、朱云凤、曹玉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景泰农信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甘0423民初395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王兴礼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曹玉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兴礼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民初395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决曹俊吉、朱凤云共同返还王兴礼不当得利共计2020468.21元，其中王兴礼代偿工商银行1099463.21元、代偿曹玉琴10万元、代偿王恺38万元、代偿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5000元、支付曹俊吉39万元，支付利息1005元(自2019年12月起，按年利率6%计算);2、曹玉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行、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王兴礼代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程序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有法不依。本案基本事实是：2017年7月31日，上诉人王兴礼与被上诉人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曹俊吉将位于景泰县一条山镇黄河路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尚家精品家私城”转让给上诉人王兴礼，由上诉人王兴礼偿还被上诉人曹俊吉所欠被上诉人农村信用社、工商银行、曹玉琴、王恺等人外债、银行贷款及利息，剩余款项39万元汇入被上诉人曹俊吉指定的王万莲账户。协议签订后，上诉人王兴礼替曹俊吉向中国工商银行景泰县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092476.26元，替曹俊吉偿还王恺欠款38万元，替曹俊吉偿还曹玉琴10万元，替曹俊吉偿还景泰县农村信用社贷款50000元，剩余39万元按曹俊吉指定汇入了王万莲账户。随后，曹俊吉以扫黑除恶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该交易行为是原告等人逼迫，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景泰县人民法院经过审判，于2019年9月5日下发了(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王兴礼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犯罪，并判决将景泰县条山镇黄河路258号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尚家精品家私城”发还被上诉人曹俊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了该买卖行为和“平账”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也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据此，上诉人以替被上诉人曹俊吉偿还外债、银行贷款及利息的行为没有依据、各被上诉人取得的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为由向景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同一个法院审理，却得出了不一样的判决结果，一审判决“原告王兴礼与被告曹俊吉基于房屋买卖协议，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该行为属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不属于不当得利。”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一审程序不当。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律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以及涉外案件，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在景泰县范围内影响较大，法律关系复杂，且对关键事实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争议数额高达200多万，显然不应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应当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二、一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根据生效的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提起诉讼。该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犯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并判决上诉人将公安机关查封的位于景泰县一条山镇黄河路258号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上家精品家私城”发还给被上诉人曹俊吉。据此，虽然王兴礼与曹俊吉之间基于房屋买卖协议，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但该房屋买卖行为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判决发还给了被上诉人曹俊吉，房屋买卖的事实基于生效判决书当然消灭，回归原状，上诉人支付的对价应当返还。一审判决书认为上诉人王兴礼基于房屋买卖协议给付被上诉人，给付有法律原因，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刑事判决书判决发还房屋给曹俊吉的事实明显自相矛盾。本案一审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建立在王兴礼与曹俊吉房屋买卖协议有效的事实基础上，该事实与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完全相同。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否定了王兴礼与曹俊吉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据此王兴礼与曹俊吉之间房屋买卖的事实当然消灭。本案一审判决罔顾刑事判决书已将房屋消灭的事实，以王兴礼给付是基于房屋买卖协议，故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等为由，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当。2、一审查明事实部分认定:“原告王兴礼与被告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曹俊吉将建筑面积1284.12平方的家具城以636.9235万元转让给王兴礼。”该事实认定极其错误。刑事案件已经查明，该协议是被上诉人曹俊吉为了骗取银行贷款而签订的虚假协议，公安机关对曹俊吉、曹玉琴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实上的交易价格是526万元，移交给上诉人的房屋也只有1078.91㎡，公安机关委托评估价每平方米4222元，房屋实际价格只有4498507.37元。当然这些在本案中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一审认定的事实差之千里，完全颠覆了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3、由于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曹俊吉当庭否认其与本案其他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据此，上诉人与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替曹俊吉给各被上诉人还款没有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那么，除曹俊吉夫妻以外的各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王兴礼支付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和民事行为发生，因而被上诉人不得从上诉人王兴礼出获得利益。三、一审有法不依。1、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认定上诉人王兴礼并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因此，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为了偏袒各被上诉人，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首先，一审判决书在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认定了2019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合法有效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据此，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应当作为本案一审判决的依据。虽然上诉人也认为该刑事判决结果是重大冤案，并且始终认为房屋买卖完全是自愿的合法基础之上的，是各被上诉人促成的买卖。但是在该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被否定之前，本案只能根据该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判决结果为依据，任何人无权篡改既定事实。一审判决驳回王兴礼要求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明显违背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应当纠正。2、《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1)王兴礼基于房屋买卖事实，代偿被上诉人的全部款项，因房屋买卖事实消灭，其代偿行为丧失了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的所得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2)各被上诉人取得的款项使上诉人王兴礼受到了损失，上诉人给予买卖关系支付的房款，根据被上诉人曹俊吉指定为其代偿了欠各被上诉人的款项，现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该行为不合法，被上诉人曹俊吉依据生效刑事判决书取回了其转让给王兴礼的家具城，而上诉人王兴礼因房屋买卖代偿支出的全部款项当然是上诉人王兴礼的损失，王兴礼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四、上诉人王兴礼代偿支出的全部款项为其合法财产。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未认定王兴礼用于代偿的款项属于违法财产，也没有判决没收，其合法性已经得到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所依据的事实错误、有法不依，请求二审法院正确认定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曹俊吉、朱云凤辩称，被答辩人上诉请求和诉称的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被答辩人代偿曹玉琴10万元，是王富景借薛福的钱，借款王富景拿走了，答辩人并不是借款人。被答辩人代薛福给曹玉琴偿还购房款，是薛福偿还房款的行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是被答辩人敲诈勒索的一种套路而已。王凯的38万元是被答辩人、王凯胁迫让答辩人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王凯给王富景支付了21万元的借款本金，29万元是被答辩人伙同王富井设置套路计算的砍头息，并非本金，21万元的本金也被王富井全部拿走，答辩人实际并没有借过钱。该款项也涉及被答辩人通过设置套路所产生的犯罪行为，非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答辩人没有任何义务偿还该款项。被答辩人转付给王万莲的39元，王万莲转付给了马丁丁，给马丁丁转款不是答辩人指定的账户，是被答辩人设置套路转付的。上述事实均涉及被答辩人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的问题，在景泰县公安局侦查此案时有其他相关的证据及详细的讯问笔录等证据存卷，均属被答辩人王兴礼在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犯罪过程中所产生违法犯罪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不当得利的民事法律关系，依法不受法律保护，且该被答辩人主张代为答辩人偿还债务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关于被答辩人偿还银行贷款也是因被答辩人犯罪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并非通过合法行为所产生的不当得利或者其他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被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案件事实不符。被答辩人也承认，本案是答辩人借着扫黑除恶的东风向公安机关报案；被答辩人以滋扰、威胁恐吓、蹲守等软暴力方法，违背答辩人的意志，通过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罪手段，达到其向答辩人敲诈勒索的目的。景泰县公安机关也依法借扫黑除恶的东风对此案进行了侦破；景泰县人民法院经（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以被答辩人王兴礼构成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罪处以刑罚；有力的打击了被答辩人的涉黑犯罪，保障了人民群众和答辩人的基本的合法财产权利。据此，被答辩人起诉本案的所有事实，均与答辩人涉黑犯罪事实的刑事案件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直接的因果关系，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不沾边。也不存在无效协议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此案被答辩人在犯罪过程中，有意识的以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特定条件为目的，所涉及的法律事实，不存在双方返还的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依法处理，而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本案。原审法院程序得当。原审法院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并无不当；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两级法院刑事判决所确认。被答辩人也使用原刑事判决书证实案件事实，案件不存在复杂疑难的问题，原审法院依据原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审理程序得当。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自己认可其是根据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的内容起诉的，本案被答辩人起诉的事实全部是该刑事判决已经判决认定处理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该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刑事判决书撤销被答辩人王兴礼与答辩人曹俊吉房屋买卖协议，是基于被答辩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犯罪造成的，案件的发生和案件事实，均属被答辩人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是因不当得利或者协议无效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房屋买卖协议具有生效的刑事判决消灭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刑事侦查、刑事诉讼程序，依据四部委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由公检法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处理。被答辩人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单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起诉主张其权利依法无据。至于答辩人房屋面积、价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原审法院审理时，仅按原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进行了认定。答辩人房屋的面积、价款已经法定鉴定程序做出了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涉及的房屋买卖协议不是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的范围，原审法院的判决不存在任何颠覆原刑事判决结果的问题。原审法院不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一）首先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证实的问题是被答辩人犯罪的事实，而不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两者之间的不当得利或者其他合法的民事法律事实。被答辩人认为“该判决书是重大冤案、被答辩人王兴礼是冤枉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就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所规定的法定程序解决错案的问题。不应当按照不当得利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如果认为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就应当确认合同效力问题，不应当按不当得利起诉返还财产。被答辩人将刑事诉讼案件的财产关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起诉是对原刑事判决书的重复或者再审和翻案。（二）本案不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属“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要件是：1.一方受利益；2.他方受损失；3.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具体是指他方的损失是因一方受益造成的，二者之间有变动的关联性。4.没有合法依据。不当得利是实质条件。不是直接根据法律或者根据民事法律行为取得利益的，其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是由于原告故意犯罪造成的，被答辩人不存在收益的问题，而是受害人。被答辩人的犯罪行为给答辩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及精神损害，其后果与被答辩人犯罪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该主张的不当得利依法无据。五、本案不适用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被答辩人起诉主张的事实均涉及其涉嫌犯罪财产，公检法三机关应当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准确处置涉案财产；18.有关违法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后，对于有证据证明权属明确且无争议的被害人、善意第三人或者其他人员合法财产及其孳息，凡返还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影响案件正常办理的，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后，依法及时返还。”的规定；依法由公检法三机关对涉案财产依法作出处理，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也不是简单的合同法及民法意义上所涉及的民刑交叉的法律适应问题，而涉及的是国家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时，对犯罪嫌疑人非法或者合法财产任何处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委意见明确，本案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六、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该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房产及相关财产做出处置，涉案房产还处于法院查封状态，房产没有完全交付给答辩人。价值28.3万元的部分装修财产被被答辩人的父亲进行了拆除和破坏。答辩人价值400万元的损失没有任何着落，虽然，刑事判决书给被答辩人判决承担了刑事责任，但答辩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及因被答辩人犯罪，导致答辩人儿子自杀的严重后果，没有得到任何弥补。被答辩人作为加害人、侵权人却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受害人主张其权利，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不成立，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以维护当事人及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曹玉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工商银行辩称，一、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主张答辩人返还其代被告曹俊吉向答辩人偿还的贷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答辩人不属于不当得利者。不当得利包括四个构成要件：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一是从利益来说，答辩人的贷款必须要偿还，无论何人偿还，答辩人收取贷款不涉及获得利益问题，原告代曹俊吉偿还贷款，曹俊吉就可以对原告代为偿还的部分借款不再偿还，获得利益的是曹俊吉，并不是答辩人。二是答辩人收取原告代为曹俊吉偿还贷款并不违法，答辩人收取的是曹俊吉偿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至于是曹俊吉本人偿还，还是原告或他人代为还款，代为偿还的原因等问题答辩人也均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过，因此，答辩人不存在恶意收取贷款的问题，答辩人收取贷款是被动的，并不是主动，答辩人的行为合法。其次，上诉人与曹俊吉房屋买卖合同的无效，并不能否定上诉人代为偿还曹俊吉借款的效力。从反向思维而看，本案，若法庭认定由答辩人返还上诉人代为曹俊吉偿还的借款，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产生的利息、罚息等应该由何人承担，是曹俊吉？答辩人？还是原告？所以判决由答辩人返还，实际上就是民事判决认定了犯罪行为的合法。二、上诉人主张答辩人返还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从该条规定来看，代为履行的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第三人不必承担违约等合同责任，从本案来说，答辩人只是被动的接受曹俊吉贷款的偿还，上诉人代为偿还的原因，以及偿还的后果等均与答辩人无关，代为偿还贷款的合同当事人只是上诉人与曹俊吉，与答辩人无关，从合同相对性来说，答辩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主张答辩人返还偿还的曹俊吉贷款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景泰农信社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应予维持。（一）2015年5月8日，本案被上诉人曹俊吉在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抵押借款130万元，到期日期为2017年5月7日，借款利率为9.60%。通过调阅还款凭证发现2017年7月31日，该笔借款是以现金方式偿还借款利息4.97万元。从被告调取的还款凭证可以看出，该笔借款是2017年7月31日偿还的借款利息4.97万元，还款方式为现金，而并非由上诉人的银行卡账户偿还。从还款凭证来看，该笔借款的偿还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也未到被上诉人单位进行直接归还，其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二）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与被上诉人曹俊吉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被上诉人曹俊吉的房屋转让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曹俊吉所欠外债。上诉人代为被上诉人曹俊吉清偿债务的行为，一经清偿，则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债务归于消灭，债务人免除义务。当然在双方协议中，必须是双方的债务都得以清偿，协议关系才能消灭。在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情形下，无论何种方式代为清偿，第三人都没有成为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曹俊吉达成了债务履行承担的协议，却又事后反悔，我方认为上诉人须向被上诉人曹俊吉追偿相应责任，与被上诉人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无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审判，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不当之处。本案为房屋买卖协议纠纷，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理由不当，应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曹俊吉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后因该协议被判无效，致使上诉人王兴礼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曹俊吉主张权利。根据上诉人一审陈述，上诉人将其持有的银行信用卡借与被上诉人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工作人员代为偿还被上诉人曹俊吉的贷款。首先：从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看，上诉人以其银行卡的还款记录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理由不充分，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作为其信用卡的合法持有人，信用卡有刷卡记录，通过上诉人提供的记录显示，该笔银行卡消费是在其他商户进行消费的，并非直接在被上诉人处进行还款。上诉人需要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在其他商户消费的款项是其归还被上诉人曹俊吉借款所形成的欠款。其次上诉人将其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是在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被上诉人在此过程中，并无取得不当得利的恶意。因此，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诉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将其持有的信用卡转借给他人使用，其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信用卡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用支付工具，我国对信用卡采取严格的实名管理制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并实施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6条规定：“信用卡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转借账户。”第62条规定：“持卡人必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其信用卡。否则，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上诉人将持有的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没有严格履行持卡人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信用卡之法定义务，所造成的资金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原告诉被上诉人不当得利，该“不当得利”形成的原因是上诉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自己的信用卡借与他人而形成的。上诉人应向信用卡转借人追偿，而不是向被上诉人进行返还。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条款准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王兴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曹俊吉、朱玉凤共同返还原告不当得利共计2020468.21元，其中原告代偿工商银行1099463.21元、代偿曹玉琴10万元、代偿王恺38万元、代偿景泰县农村信用社返还50000元、支付曹俊吉39万元、逾期利息1005元（自2019年12月起，按年利率6%计算）；2、曹玉琴、工商银行、农信社在原告代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31日，原告王兴礼与被告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曹俊吉将建筑面积1284.12平方米的家具城以636.9235万元转让给王兴礼。王兴礼偿还曹俊吉外债、银行贷款及利息共计105.487473万元,承担剩余银行贷款245.791104万元，曹俊吉出具377.7235万元的收条。协议签订后，原告王兴礼支付工商银行借款1032476.26元、农信社借款50000元，王恺借款38万元、薛福欠曹玉琴的房款10万元、按曹俊吉的指定汇入王万莲账户39万元。2019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王兴礼犯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将査封的位于景泰县一条山镇黄河路258号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尚家精品家私城”发还曹俊吉。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自己获得利益而使得他人遭受损失。本案中，原告王兴礼与被告曹俊吉基于房屋买卖协议，产生了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该行为属于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故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可见，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的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因此，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兴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72元，减半收取计11186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兴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兴礼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询问笔录三份，拟证明王兴礼替曹俊吉偿还了工商银行贷款、信用社贷款、曹玉琴借款、王凯借款的事实，公安机关已经查清；二、景泰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曹俊吉家具城作价报告说明》一份，拟证明王兴礼不再欠曹俊吉任何款项；三、曹俊吉、朱云凤书写的借条一张、公安局制作的银行转账明细表一份，拟证明王兴礼与曹俊吉商议的以房抵债行为被认定为无效行为，商铺也已返还，王兴礼替曹俊吉偿还债务没有了依据，各被上诉人得款属不当得利。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31日，王兴礼与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曹俊吉将建筑面积1284.12平方米的家具城以636.9235万元转让给王兴礼。王兴礼偿还曹俊吉外债、银行贷款及利息共计105.4873万元，其中王兴礼替曹俊吉向工行支付4个月贷款本息共计13.487483万元、替曹俊吉向王恺支付欠款38万元、替曹俊吉向景泰县农村信用社支付利息5万元、替曹俊吉向曹玉琴（薛福）支付10万元，向曹俊吉本人（王万莲账户）支付39万元。2019年9月5日，景泰县法院作出(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判决王兴礼犯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将查封的位于景泰县一条山镇黄河路258号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尚家精品家私城"发还曹俊吉。2019年10月16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甘04刑终146号刑事裁定书对景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423刑初95号刑事判决予以维持。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王兴礼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即请求变更代偿工商银行贷款106.649858万元，其余诉讼请求不变。另根据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王兴礼及被上诉人工商银行均认可王兴礼替曹俊吉偿还贷款733438.37元、王兴礼父亲王进柏替曹俊吉偿还贷款3330606.21元，共计偿还贷款1066498.58元。被上诉人曹玉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认为：王兴礼与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已由景泰县人民法院、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王兴礼犯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并判决将查封的位于景泰县一条山镇黄河路258号瑞丰花园小区一幢一单元"爱尚家精品家私城"发还曹俊吉。据此，王兴礼与曹俊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即为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对于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及当庭认可的王兴礼代偿的款项,曹俊吉、朱云凤应当予以返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王兴礼的其他上诉请求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兴礼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2019）甘0423民初3954号民事判决；二、曹俊吉、朱云凤共同返还王兴礼不当得利共计198.649858万元；三、驳回上诉人王兴礼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372元，减半收取11186元，保全费5000元，由曹俊吉、朱云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372元，由曹俊吉、朱云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茹审判员 张霞明审判员 王承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高先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