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05民终7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伟平，男，199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剑文，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章，广西顺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国奎，男，195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世家，男，194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钢锋，广西聪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伟平、黎剑文与上诉人冯国奎、刘世家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莫伟平、黎剑文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要求两被上诉人增加支付木款139650元给两上诉人；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将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中确定区域内的林木砍伐完毕，被上诉人应支付全部木款。二、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的设计图位置明显在采伐敏感调查图的范围内，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的设计图位置在采伐敏感调查图下方的位置。三、按照双方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在被上诉人采伐面积达80%或采伐许可证发证后5个月内，被上诉人应支付全部木款。现在两个条件均已符合，被上诉人理应支付全部木款。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冯国奎、刘世家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木款211750元没有事实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议定价款是按亩作为计价依据，不是以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为计算依据；从转让协议到补充协议，均没有提到有《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且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的编号为00601号，转让合同约定的编号为2184-502、2818-102，明显不对；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砍伐了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内的516.25亩林木，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被上诉人采伐的亩数为433.2亩，并非一审认定的516.25亩。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设计费18808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认定上诉人还有36.75亩没有砍伐，上诉人应付的设计费应扣减未砍伐部分。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旧路款项10000元错误，按约定，被上诉人负责山场运输道路，确保运输畅通，上诉人才支付10000元旧路补偿，但上诉人砍伐过程中遭到村民阻拦，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先行义务，造成上诉人重大损失，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没有必要再向被上诉人支付旧路补偿款。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莫伟平、黎剑文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木款351400元；2.两被告共同支付设计费18808元；3.两被告共同支付开旧路款项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0日，案外人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卖方)与许鸿强(买方)签订一份《立木销售合同》，双方约定：卖方将其拥有合法所有权的座落于长洲区委会的1396.45亩立木出售给买方，本合同项下每棵立木的所有权自买方采伐后从卖方转移至买方。2017年12月31日，案外人许鸿强(出让方)与原告莫伟平(受让方)签订一份《立木转让合同》，双方约定：出让方将其拥有合法经营权的座落于长洲区委会的1362.13亩立木出售给受让方，销售区域的边界和面积如合同附件1中销售面积所示，销售面积是销售边界区域内的全部面积，该面积不等同于实际采伐面积或办理采伐证的面积。2018年1月29日，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卖方)与许鸿强(买方)签订一份《立木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五份编号分别为00594(面积1396.45亩)、00599(面积809.09亩)、00600(面积884.21亩)、00601(面积553.04亩)、00602(面积775.29亩)的《立木销售合同》，采伐期限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2018年6月8日，原告莫伟平、黎剑文(甲方)与被告冯国奎、刘世家(乙方)签订一份《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一、甲方自愿将从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山场(编号2184-502、2818-102)转让给乙方砍伐，面积共553亩，按每亩3800元计，价款共2101400元，卖给乙方砍伐销售运输；二、甲乙双方达成协议，乙方交付定金70万元，甲方帮办理一切砍伐手续以利于乙方砍伐，所需设计费用由乙方支付；三、甲方办理好砍伐手续后，乙方支付木款总价的60%，即55万元给甲方；四、甲方需确保乙方在该山场内开运输道路，确保本片林木无权属纠纷；五、林木砍伐一半时，乙方要支付木款总价的90%，即75万元给甲方，剩余的木款101400元在砍伐面积达90%前付清给甲方；六、乙方取得砍伐手续后，乙方必须在砍伐证所示采伐范围内完成砍伐；七、林地原开旧路，乙方负责支付1万元给甲方。 2019年3月15日，原告莫伟平、黎剑文（甲方）与被告冯国奎、刘世家（乙方）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一、由于2018年度林木采伐指标影响，该桉树活立木采伐期限根据采伐证有效期和理文公司与许鸿强签订的补充协议，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二、在该片桉树活立木取得采伐证后，乙方应于7日内付清原合同约定的第二期木款55万元给甲方；三、在该片桉树活立木采伐面积达50%时或采伐证发证后3个月内，乙方支付总木款的90%给甲方，即75万元；四、在该片桉树活立木采伐面积达80%时，或采伐证发证后5个月内，乙方按总木款付清全部木款的余款101400元。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支出了桉树采伐设计费44496元，梧州市林盛林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数量5562立方米，单价8元。2019年3月8日，原告为被告办理了六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许可证显示权利人为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伐面积分别为13.3公顷、0.08公顷、0.04公顷、13.96公顷、1.25公顷、0.25公顷，合计28.88公顷，折合433.2亩，采伐蓄积合计为2686立方米。2019年6月14日，原告再次办理了二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许可证显示权利人为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伐面积分别为1.38公顷、1.07公顷，合计2.45公顷，折合36.75亩。之后，被告按照2019年3月8日的采伐许可证确认的区域及面积砍伐了林木。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木款175万元，原告认为被告至今尚欠木款351400元及设计费、开旧路款项，故诉至法院成讼。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代理人陈述，一、转让协议书中的553亩，是根据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确定的，该调查图是作为原告与许鸿强签订转让合同的附件，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已经将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交给被告；二、原告已经将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的原件交给被告，但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被告代理人陈述，一、原告并没有将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作为合同的附件提供给被告；二、被告仅得到2019年3月8日的采伐许可证，没有得到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故被告没有对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确定的区域进行采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莫伟平、黎剑文与被告冯国奎、刘世家签订《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将山场的553亩林木转让给被告砍伐，砍伐后的林木所有权归被告所有。本案的林木原属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由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让给许鸿强，再由许鸿强转让给原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性质为转让砍伐林木的所有权。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原告转让砍伐林木给被告时，没有取得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许鸿强的书面同意，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是否取得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许鸿强的书面同意，并不影响《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原告诉请的木款。合同约定原告转让给被告砍伐的林木面积为553亩，并按照面积计算木款为2101400元。被告主张原告交付的采伐证原件，面积仅为433.2亩。对于木款金额的确定。首先，虽然被告主张原告并没有交付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作为合同的附件，但合同中约定的林木面积为553亩，与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载明的面积一致。其次，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许鸿强签订的《立木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转让的编号为00601的合同，转让的面积为553.04亩，该面积为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确定的面积；而许鸿强与原告签订的《立木转让合同》，约定销售面积是销售边界区域内的全部面积，该面积不等同于实际采伐面积或办理采伐证的面积，上述事实证明涉案山场的采伐林木从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让给许鸿强，再从许鸿强转让给原告，合同均是按照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来确定面积。因此，该院认定双方约定以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确定的面积553亩，来计算被告应支付的木款为2101400元。合同约定，原告应当为被告办理砍伐手续，故被告得以采伐林木的前提是原告办理了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范围内的采伐许可证，并将原件交付给被告。对于2019年3月8日的采伐许可证，被告确认已经收到原件并采伐了许可证中确定区域的林木。对于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被告认为并没有收到原件，也没有采伐许可证中确定区域的林木。由于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被告交付了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或被告已经采伐了采伐许可证中确定区域的林木，且原告提供的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的设计图，明显不在采伐敏感区域调查图的范围内，故该院认定原告并未全部履行交付义务。被告应支付的木款中，应当扣减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对应面积计算的木款139650元(3800元/亩×36.75亩)，故被告应支付木款1961750元(2101400元-139650元)。被告已支付175万元，尚欠木款211750元。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木款211750元。关于原告诉请的设计费用。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办理砍伐手续，所需设计费用由被告支付。原告合计支出的设计费为44496元，包括了5562立方米，单价为8元/立方米。原告为被告办理的2019年3月8日的六张采伐证，采伐蓄积合计为2686立方米。原告主张以面积2351亩计算设计费，低于以蓄积计算的设计费。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设计费18808元(2351亩×8元)，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开旧路款项。合同约定林地原开旧路，被告负责支付1万元给原告。根据该条款的字面解释，双方并没有约定原告需履行义务后，被告才支付该费用，被告支付该费用实际为对原告原开旧路的补偿。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开旧路款项1万元，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冯国奎、刘世家应向原告莫伟平、黎剑文支付木款211750元；二、被告冯国奎、刘世家应向原告莫伟平、黎剑文支付设计费18808元；三、被告冯国奎、刘世家应向原告莫伟平、黎剑文支付开旧路款项10000元。案件受理费7003元，减半收取3502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5922元，由原告莫伟平、黎剑文负担2175元，被告冯国奎、刘世家负担3747元。 在二审诉讼中，莫伟平、黎剑文提交了如下证据：1、《鉴定意见书》，拟证明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的设计图的范围在采伐敏感区域范围内，且该范围内的林木已被采伐；2、（2020）桂0405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莫伟平就基本相同的事实起诉别人，人民法院已全部支持莫伟平的诉讼请求。冯国奎、刘世家质证称，《鉴定意见书》不是新证据，一审没有提交，过了提交期限，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鉴定书中的砍伐地点不是双方约定的地点，我方没有砍伐，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方砍伐。对方提交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鉴于上述《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注明不作为出庭依据，本院以此作为参考；上述民事判决书，本院亦作为参考。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按照2018年6月8日莫伟平、黎剑文与冯国奎、刘世家签订的《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山场编号为2184-502、2818-102，面积553亩。按2017年12月31日许鸿强、杨少文与莫伟平签订的《立木转让合同》约定，原销售合同编号：GLMF-08-01-1308-00599、GLMF-08-01-1308-00601，面积为1362.13亩。按2017年1月10日广西理文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许鸿强签订的《立木销售合同》约定，其面积为1396.45亩。 本院认为，莫伟平、黎剑文与冯国奎、刘世家签订的《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照履行。签订合同后，莫伟平、黎剑文在2019年3月8日办理了6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折合433.2亩，采伐蓄积2686立方米，冯国奎、刘世家承认收到2019年3月8日的采伐许可证并采伐了许可证确定区域的林木。2019年6月14日，莫伟平、黎剑文再次办理了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折合36.75亩，冯国奎、刘世家否认收到2019年6月14日的采伐许可证，否认采伐了许可证确定区域的林木。由于莫伟平、黎剑文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冯国奎、刘世家交付2019年6月14日办理的两张《林木采伐许可证》，也没有证据证明确是冯国奎、刘世家采伐了该采伐许可证上对应面积的林木，考虑到莫伟平、黎剑文与冯国奎、刘世家签订的《活立木砍伐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面积是553亩，而许鸿强、杨少文与莫伟平签订的《立木转让合同》约定的面积为1362.13亩，亦即莫伟平存在同时段也向他人转让的情形，不排除存在另外的或其他受让人砍伐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莫伟平、黎剑文未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并扣减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对应面积计算的木款139650元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莫伟平、黎剑文上诉请求在原判基础上加判木款13965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冯国奎、刘世家上诉称，根据合同约定的描述以及采伐许可证的记载判断，其应付价款是以砍伐对方的林木亩数为计算依据，不是以敏感区域调查图为计算依据，认为一审法院计算的木款有误。按照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转让的面积为553亩，每亩3800元，共款2101400元，虽然其表述为每亩3800元，但考究其合同本意，应是转让整片林场553亩的林木蓄积，按照莫伟平、黎剑文所办下来的2019年3月8日、6月4日《林木采伐许可证》，应是转让的整片林场全部的所有允许采伐的范围，一审法院以莫伟平、黎剑文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冯国奎、刘世家交付2019年6月14日办理的两张《林木采伐许可证》、也没有证据证明确是冯国奎、刘世家采伐了该采伐许可证上对应面积的林木而扣减2019年6月14日采伐许可证对应面积计算的木款139650元并认定冯国奎、刘世家尚应支付211750元木款符合本案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对冯国奎、刘世家提出的设计费问题，双方在合同约定办理砍伐证手续所需设计费用由冯国奎、刘世家支付，莫伟平、黎剑文支出的总设计费44496元，包括5562立方米，单价为8元/立方米，莫伟平、黎剑文2019年3月8日办理的六张采伐证，采伐蓄积合计为2686立方米，莫伟平、黎剑文主张以面积2351亩计算设计费，低于以蓄积计算的设计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冯国奎、刘世家支付设计费18808元(2351亩×8元)符合本案实际。对冯国奎、刘世家提出的10000元旧路款项的问题，按照双方的约定，对林地原开旧路，冯国奎、刘世家负责支付10000元给莫伟平、黎剑文，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费用实际是对原来莫伟平、黎剑文所开旧路的补偿而判决冯国奎、刘世家支付合理合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莫伟平、黎剑文预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3093元，由莫伟平、黎剑文负担。冯国奎、刘世家预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7003元，由冯国奎、刘世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超 审 判 员  林 远 审 判 员  刘创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黄仕灵 书 记 员  苏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