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初191号 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8号（浙江时代电子市场2层B区279号）。 经营者郭成福，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委托代理人丁素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 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 出庭负责人吴伟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凤萍，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郑祥，浙江南面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8号。 法定代表人屠红燕，董事长。 第三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博园路1号2幢2层2006室。 法定代表人屠红燕，董事长。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于程，浙**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因认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其财物的行为违法，于2020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5月6日立案并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赛公司）、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的委托代理人丁素英，被告拱墅区政府的负责人吴伟强副区长及委托代理人周凤萍、郑祥，第三人广赛公司及时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程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诉称，原告与时代公司于2017年4月16日签订《营业房租赁合同》，并长期在浙江时代电子市场经营电子产品。后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所处的庆隆小河单元GS0305-19地块列入城市改造范围，被告对整个项目负责。原告作为承租人在被征收的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并且多年依法独立在其承租房屋内开展经营活动。而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在并未补偿原告的情况下，强制搬离原告屋内货物和经营用品，至今仍未返还，致使原告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规定，被告强制搬离原告财物无任何执法依据，被告在未给予原告补偿且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形下，强行搬离原告财物拒不返还，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一、确认被告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二、由被告和时代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营业房租赁合同》； 2.营业执照，证据1-2共同证明原告租赁时代公司营业房用于经营，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3.《关于明确杭州文化商城和时代电子市场地块做地主体的通知》； 4.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官网组织机构公示； 5.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官网公开拱政办发[2017]8号文件； 6.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地块地长公示牌； 7.杭州市建筑拆除工程文明施工牌，证据2-7共同证明被告适格； 8.光盘及其中一视频内容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3月25日，被告强制拆除浙江时代电子市场，违法强制搬离原告货物； 9.原告遗失财物清单，证明被告违法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拱墅区政府答辩称，浙江时代电子市场的原址位于杭州市××路××号，房屋所有权人系广赛公司，该市场系广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时代公司举办。郭成福与时代公司签订《营业房租赁合同》，约定时代公司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路××号××商铺出租给原告作商业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因实施时代电子市场地块（庆隆小河单元ＧＳ0305-19地块）项目建设，需收购产权人广赛公司位于拱墅区登云路426、428、430号土地及房屋。2018年1月24日，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下称城中村指挥部）与产权人广赛公司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广赛公司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搬迁完毕。2018年7月3日，时代公司向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各商户发布《通知》，告知所在地块已列入城市改造范围，市场计划于年底前完成搬迁，要求各商户于2018年9月30日前自行腾空摊位并交还给公司。2018年11月30日，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向商户发布《温馨提醒函》，告知搬迁时间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21日，产权人广赛公司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利注销登记。2019年1月31日，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签订《交接单》，载明“现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已将房屋腾空，因接近春节，上述房屋由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至2019年2月28日。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视作交房按协议支付补偿款。”2019年3月份城中村指挥部发现市场内部分房屋仍有遗留物品未搬离。2019年3月22日，城中村指挥部向广赛公司发出《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函》。2019年4月15日，广赛公司组织雇佣人员将市场内遗留物品腾退并集中存放至固定仓库，将腾空后的房屋移交至城中村指挥部。目前，该市场已全部拆除完毕。拱墅区政府未实施搬离行为，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一、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中，案涉《营业房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系郭成福和时代公司，在法律上郭成福不等同于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故本案以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经营者：郭成福）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二、拱墅区政府未实施搬离行为，非本案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首先，时代公司因与郭成福的民事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分别于2018年7月3日、11月30日向商户发出限期搬离的通知，后广赛公司组织雇佣人员将遗留物品搬离，该节事实有广赛公司出具的《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情况说明》予以证明，足以说明搬离行为系广赛公司所为，故拱墅区政府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以拱墅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三、郭成福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经营者郭成福系承租人，其权利来源于租赁合同，基于租赁合同对相关房屋享有使用权。但郭成福与时代公司签订的《营业房租赁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故郭成福与时代公司的房屋租赁关系自2018年9月30日起不复存在，郭成福已丧失承租人身份，产权人广赛公司恢复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整权益，其按照与城中村指挥部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搬迁期限（2018年12月31日前），于2019年1月31日依约移交指挥部，正是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即表明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权益已处分完毕，涉案房屋与该房屋原产权人以及其他权利人均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郭成福对于自己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其作为涉案房屋承租人而享有的房屋使用权，此主张并不能成立，租赁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对于其作为房屋承租人享有的权利可通过民事途径予以主张，故郭成福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适格的主体资格。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不动产权利注销登记证明》，证明产权人广赛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将案涉不动产权利证书注销的事实； 2.《交接单》《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函》，证明第三人将房屋腾空依约于2019年1月31日移交给指挥部的事实以及被告通知第三人部分房屋内有遗留物品要求第三人尽快搬离的情况； 3.《营业房租赁合同》《通知》，证明2018年9月30日合同到期，原告已丧失承租人身份的事实，以及第三人向浙江时代电子市场的商户发出通知，限期搬离物品的事实； 4.《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于2019年4月15日组织雇佣人员将案涉遗留物品搬离并保管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第三人广赛公司、时代公司述称，2019年1月31日，广赛公司与城中村指挥部签订《交接单》。2019年3月，城中村指挥部在房屋拆除过程中发现市场内部分房屋仍有遗留物品，故要求广赛公司尽快搬离。广赛公司到现场查看后发现，市场内部分隔墙已经拆除，且确有部分房间存在散落的遗留物品。广赛公司遂于2019年4月15日，委托三替公司在五方见证下，将遗留物品搬离。广赛公司有权对遗留物品进行处置。原告与广赛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签有《营业房租赁合同》，但该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到期，根据该合同第九条规定，原告在未与时代公司续签合同的情况下，继续占有、使用房屋，且其称将物品遗留在租赁房屋内直至2019年3月25日仍未搬离，该行为本身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综上，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恳请驳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7关联性有异议，案涉搬离行为不是拱墅区政府实施，拱墅区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对证据8关联性有异议，视频内容没有反映现场人员搬离物品的过程；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同时认为证据8视频不是原始载体，无法体现拍摄时间。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否有承租人身份与本案无关，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关系是否有效已经另案处理，目前没有生效判决，对《通知》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原告经营者郭成福租赁第三人营业房用于经营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8不足以证明被告拱墅区政府实施了强制搬离原告物品的行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9系原告方单方制作，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4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原址位于杭州市××路××号，房屋所有权人系广赛公司，该市场由广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时代公司举办。原告经营者郭成福于2017年4月16日与时代公司签订《浙江时代电子市场营业房租赁合同》，约定时代公司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路××号××商铺出租给郭成福经营使用，租赁期限至2018年9月30日止。城中村指挥部因实施时代电子市场地块（庆隆小河单元ＧＳ0305-19地块）项目建设，需收购广赛公司位于拱墅区登云路426、428、430号土地及房屋。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2018年7月3日，时代公司向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各位商户发布《通知》，告知因市场被列入城市改造范围，市场计划于年底前完成搬迁，原租赁协议期满后，不再进行续租，商户需在9月30日前腾空摊位并交还，并就摊位的安置、贴补、奖励等事项进行通知。2018年11月30日，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发布《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温馨提醒函》，告知2019年1月1日起所有浙江时代电子市场的经营活动将由位于余杭区××路××号××市场统一安排等事项。2019年1月21日，广赛公司注销了登云路426、428、430号的不动产权利。2019年1月31日，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签订《交接单》，载明就拱墅区登云路426、428、430号房屋“现广赛公司已将房屋腾空，因接近春节，上述房屋由广赛公司管理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22日，城中村指挥部向广赛公司作出《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函》，载明“我部随即组织房屋拆除施工单位进场拆除，现拆房单位反馈市场内部分房屋仍有遗留物品，请贵司尽快搬离，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原告认为拱墅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诉至本院。 另查明，广赛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出具《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情况说明》，载明：“……收到指挥部的告知后，公司组织人员去现场查看，发现确有部分房屋内有遗留物品。考虑到这部分房屋以前是出租给电子市场的商户使用，同时商户与电子市场的租赁协议早在2018年9月30日已经到期。市场方在租赁到期前以及到期后均多次告知承租的商户应根据租赁协议腾空房屋并归还，如未腾空，遗留物品按照遗弃物处理，为此公司认为这部分遗留物品应为以前租户的遗弃物。公司于是在2019年4月15日雇佣三替集团有限公司对遗留物品进行了搬离，同时三替公司、街道、城中村指挥部、现场拆房队以及市场共五方在现场对搬离物品清单进行见证，并在清单上签字确认。目前搬离的货物由我公司暂时保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即其所称的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原告财物行为的存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财物行为的存在。相反，拱墅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三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市场产权人广赛公司在与城中村指挥部签订协议后，于2019年将市场内物品进行了搬离。据此，原告起诉所针对的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其财物的行为并不存在，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珍珠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人民陪审员  谌慧敏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毛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