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9民终8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福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贵岐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7173415580。 法定代表人：林元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春，男，该公司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作斌，福建黎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冬冬，男，198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鹏，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福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冬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3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福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冬冬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冬冬负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法院对杨冬冬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清 重审一审中杨冬冬虽提交挂靠合同、行驶证用于证实其是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但挂靠合同系格式合同，签署双方主体身份一栏并没有亳州市谯城区捷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运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无法证实该合同的真实性，且杨冬冬至今也无法提供购买事故车辆的相关票据证实其是实际车主。相反，从这些证据和保险单据中可以看出，本案事故车辆的车主是捷运公司而并非杨冬冬。因此，杨冬冬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二）一审法院对事故发生原因和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 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中也承认“需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交警部门却在福宁公司未到场且未同意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了涉案事故。这显然违反了办案程序。由于事后福宁公司并未收到该份事故认定书，无法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提出复核，实际上是剥夺了作为另一方“当事人”即福宁公司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提出异议的权利。因此该份《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是违反办案程序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 其次，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描述和其所适用的规定也是相互矛盾的。在该份事故认定书中描述是因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造成车辆侧翻，但却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的规定，认定杨冬冬无责任。那么在“各方均无责任”的情况下，岂不是意味着福宁公司一方也不应对该起事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既然采信该认定书，那又凭什么要求福宁公司承担责任？ 第三，杨冬冬主张是因为福宁公司管理的高速公路上出现障碍物（轮胎），导致了杨冬冬车辆侧翻受损。但从福宁公司提交的证据《高速公路路面保洁情况记录表》《高速公路路况巡查记录表》中，可以证实在福宁公司日常保洁、巡查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轮胎。当福宁公司申请法院开具调查令，向交警部门调取的事故材料中除了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和一张车辆侧翻在地的照片外，并无其他材料可以证实本案中车辆侧翻是因碰到轮胎导致的。 第四，在重审一审的庭审中，法院曾通知交警部门派出当时在现场处理事故的警务人员出庭作证。但出庭的警务人员林某的证言与杨冬冬的陈述互相矛盾，杨冬冬当庭陈述：“当时到现场处理事故的是一位姓吴的警官，且该警官询问了车辆侧翻的原因，并确认了轮胎的情况。”但林某回答福宁公司和法庭的询问时，却说：当天事故值班警官是吴垠，但是吴垠当时在处理其他事故没法去，所以让他先到现场。他对杨冬冬没有印象。他说当时到现场就是找司机，并且问了现场的情况，因为知道没有人员受伤，所以就放心了。因为适用简易程序，所以不需要对车辆进行检验。他还说对杨冬冬的询问也是在事后回单位做的。对照证人林某的上述证言和杨冬冬的陈述就可以看出，当天到场处理事故的并非杨冬冬口中的吴警官，当时也没有对车辆进行检查，林某不仅没有向杨冬冬确认是否出现轮胎，甚至与杨冬冬没有任何接触，更没有询问过杨冬冬车辆侧翻的原因，吴警官也没有到过现场（居然可以作出事故认定书）。除此之外，证人林某关于轮胎的证言也是编造的。当其被问及到事故现场时是否有看见轮胎时，回答“有很大的轮胎，很重，搬不动，是立起来滚到右侧紧急停车带”；被问及有无对轮胎进行证据固定时又支支吾吾，后来被问及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时怎么写上轮胎时，又回答“当时有民警说驾驶员一直有在说是因为轮胎造成事故之后才想起来，在事故一百米左右，确实有轮胎存在，但是当时为什么找不到不清楚”；被问及到现场后有无使用执法记录仪时，其回答“执法记录仪都在拍，但是当时不知道轮胎跟该事故有关所以不确定有没有拍进去”；被问及在进行认定时有无查过记录仪，又回答“记录被覆盖”；被问为什么没有书面询问笔录时回答“案件是做简易程序，只要口头笔录，有当事人自己的自述书”。但福宁公司申请调查令在交警部门调取的相关材料里并没有林某证言中所说的自述书，由此可见证人林某的证言前后不一，漏洞百出，其在接到报案后为了处理事故到现场，居然不对自述存在的轮胎拍照片，执法记录仪在其移动“轮胎”时佩戴在胸前，对其中的记录在制作认定书时不提取，杨冬冬的证言也不制作，自述书更是没有（连杨冬冬也从未提起），其当庭声称有带一个协警前往现场，可是又说协警在后面，甚至连手下的这个协警的名字也记不得。这些情况与其自述系从警二十余年、担任交警中队长的身份极不相称。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吴垠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已经根本不具备证明力，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居然说林某的证言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轮胎状况，做了具体而清晰的描述。林某的这些证言与杨冬冬及案发后过了四五天才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吴警官的认定和提交的材料互相矛盾，根本无法印证事故现场出现过障碍物“轮胎”，甚至无法证实林某当时到过事故现场。一审法院仅凭着违反办案程序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及无法与杨冬冬、办案吴警官陈述对应的证言就认定本案事故是因福宁公司管理的高速公路上出现障碍物（轮胎）引起的，并认定福宁公司需对杨冬冬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对杨冬冬在事故发生当时驾车是否超速，车况如何，其是否存在对道路情况疏于观察等情况未行审查，这种做法与二审发回重审时要求一审法院进一步查明事故情况，确定事故发生原因的初衷显然大相径庭。 （三）一审法院认定杨冬冬的事故损失为12.63万元是错误的 首先，从杨冬冬自己的陈述及证人林某的证言中都可以证实事故车辆仅是刮擦地面，且杨冬冬也未受伤，由此可见杨冬冬的事故（车辆）损失并不严重。杨冬冬虽提供评估报告用于证实其在事故中的损失，但该份评估报告是其自行委托他人作出的，其中并未区分事故车辆的损失是否都是因车辆侧翻刮擦地面所产生的。而且以成新率来判断车辆价值，同时又武断地认为车辆已无修复价值，直接认定车辆损失12.63万元，这完全是不客观的。 其次，涉案事故车辆是有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的，经福宁公司上网核查杨冬冬车辆发生事故时已在保险公司获赔，但杨冬冬至今都不提供商业险及交强险的获赔信息和基本情况。一审在无法核实杨冬冬是否获得商业保险及车辆强制保险赔偿的情况下就认定杨冬冬未获赔偿的事故损失是12.63万元，并要福宁公司赔偿并承担相应的评估费3000元是显失公正的。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在重审一审审理过程中，通过证人证言及福宁公司提交的证据等都可以证实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在办案程序上是违法的，一审法院在并未依法审查确认上述事故认定书证明力的情况下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忽视福宁公司提供的、已按照相关规章及行业标准履行了巡查和保洁的职责，不存在过错的相关证据，也不适用该解释第十条的规定，驳回杨冬冬对福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更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杨冬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一、一审法院对杨冬冬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事实清楚，杨冬冬完全具有本案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的车辆主体系货车而非轿车，而要想跑货车就必须办理营运证，货车司机个人不可能办理营运证，只有挂靠在公司方可办理营运证来跑车，这是由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政府的法规政策所决定的。故而杨冬冬才在捷运公司进行挂靠跑车。本案中杨冬冬与捷运公司之间签有挂靠经营合同以及挂靠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双方之间为挂靠关系且捷运公司同意其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进行本案诉讼。故杨冬冬在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完全适格。 二、本案的事故认定书具有证明力，不存在发生原因和责任认定错误以及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福宁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事故认定书没有对福宁公司出具，属于违反办案程序，剥夺其复核权利等情况。杨冬冬认为，在本案中由于无法查清掉落轮胎的实际车辆，故该事故认定书的当事人仅为杨冬冬一人，这一点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一栏为“杨冬冬”得到了体现。因为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主体应为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是属于侵权法中范畴，而福宁公司与杨冬冬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为服务合同关系，合同纠纷应区别于侵权纠纷，故而福宁公司并非系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当事人，而是服务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所以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以下简称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根本就不需要福宁公司到场并经其同意，那么就更不存在福宁公司复核一说了。 （二）既然福宁公司与杨冬冬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福宁公司作为福宁高速公路路段养护的服务提供者，其是否尽到养护服务义务才是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所在。在本案中福宁公司存在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即未及时清除障碍物，未提供安全、便捷的行驶公路，才致使杨冬冬撞上轮胎导致杨冬冬的财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福宁公司构成违约，应对杨冬冬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案中的争议系轮胎否存在的问题。关于本次事故的经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了明确的认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本次事故是由于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造成侧翻才致使车辆损坏的。由于当时并未拍照，但本案民警林某作为目击证人出庭对案发当日的情况进行说明，特别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轮胎状况，做了具体而清晰的描述，民警林某到现场后下车步行赶往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发现翻车现场后方主车道中央有一个货车轮胎，其为防止发生交通险情，将该轮胎推至紧急地带。故而对于轮胎是否存在的认定问题，证据确实充分，轮胎毫无疑问系存在的。相反，福宁公司要向推翻事故认定的事实，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主张进行佐证，否则福宁公司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而在福宁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轮胎确实存在。 三、杨冬冬从未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如果杨冬冬已经获得理赔，也就无需引发此案了。杨冬冬车辆确实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损失险，因为没有投保该保险，杨冬冬便失去了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依据，无法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四、杨冬冬的车辆经国信公司现场查勘，并进行评估：车辆车架、发动机、变速箱、第一轴及第二轴、车厢、轮胎等车辆主要部件损坏，其损坏修复费已超过车辆评估基准日的车身价值，已无修可能。作出的损害估值：12.63万元，具有法律依据。并且福宁公司并未对该评估报告书提出重新鉴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报告书作出的评估应当合法有效。 杨冬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宁公司赔偿其车辆损失126300元；2本案诉讼费、评估费3000元由福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4年10月22日，杨冬冬与捷运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约定：杨冬冬自有货车（车牌号：皖Ｓ×××××）以捷运公司名称登记上户，车辆登记不是产权登记或产权转移，车辆产权仍属于杨冬冬，杨冬冬车辆挂靠经营期限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9年10月22日。皖Ｓ×××××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现登记于捷运公司名下。2019年7月27日，捷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如下：兹证明杨冬冬为皖Ｓ×××××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的实际车主，在捷运公司挂靠；杨冬冬与福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其作为诉讼主体独自进行诉讼。2019年11月，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德中院）向捷运公司发出《通知书》，内容如下：宁德中院在审理上诉人福宁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冬冬合同纠纷一案中，发现涉案号牌为皖Ｓ×××××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于捷运公司名下；诉讼中，杨冬冬称其系该车实际车主，挂靠在捷运公司，并提交《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证明》予以证明；现将上述材料送达捷运公司以供核实，若捷运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的，应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宁德中院提交书面意见，逾期提交的，视为认可。捷运公司收到《通知书》后，并未回复。 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第3539025000000006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内容如下：2019年1月13日22时30分许，杨冬冬驾驶皖Ｓ×××××号重型仓栅式货车，行经沈海高速Ａ道1918ＫＭ＋100Ｍ处，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造成车辆侧翻，车辆、路产及车上货物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杨冬冬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本人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认定，杨冬冬无责任。宁德中院于2019年12月向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发函，要求该单位调查核实以下事项：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作出“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的事实认定依据是什么？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关于事故认定依据的回函》，内容如下：关于第3539025000000006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的事实认定依据：（1）2019年1月23日22时45分许，宁德高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接到宁德指挥中心报警“沈海高速Ａ道1918公里100米处，皖Ｓ×××××货车侧翻，无人员受伤”，二大队三中队民警林某出警现场，警车到达事故路段时，该路段因车辆侧翻导致道路交通中断，民警在现场后方下车步行赶往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发现翻车现场后方主车道中央有一个货车轮胎。为防止发生交通险情，民警现场将轮胎推至紧急停车带，随后民警继续赶往事故现场，故未拍照取证。交通恢复后未找到该轮胎。（2）2019年1月24日上午，经办民警吴垠在霞浦××××大队执法站对皖Ｓ×××××号车驾驶人杨冬冬进行口头询问，杨冬冬陈述：事发时因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碰撞路面轮胎，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依据以上两点，并鉴于本起事故无人员伤亡，仅造成车辆货物侧翻财产损失，经办民警认定本起事故属车辆碰撞路面遗留物所致，并按快处程序处理。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关于更正事故认定依据的函》，将《关于事故认定依据的回函》中的“2019年1月23日22时45分许”更正为“2019年1月13日22时45分许”，“2019年1月24日上午”更正为“2019年1月14日上午”。 宁德市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受杨冬冬委托对涉案车辆在事故中的损失价格进行评估，并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报告书》，内容如下：经国信公司人员现场查勘，皖Ｓ×××××号车事故造成车辆车架、发动机、变速箱、第一轴及第二轴、车厢、轮胎等车辆主要部件损坏，其损坏修复费用已超过车辆在评估基准日的车身价值，已无修复价值；评估标的物皖Ｓ×××××号车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1月13日）的车辆损失价值评估值为126300元。杨冬冬向国信公司支付评估费3000元。 涉案交通事故发生路段为福宁公司管辖路段，由其运营管理，经营范围包括收费管理、高速公路养护、路障清理等。涉案车辆于2018年7月26日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乘客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车上司机责任险、自燃损失险，于2018年9月29日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于2018年10月23日终止机动车损失险、车损险、自燃险。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杨冬冬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涉案车辆虽登记在捷运公司名下，但杨冬冬提供了《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以及捷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其与捷运公司为挂靠关系，其系涉案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且捷运公司同意其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进行本案诉讼。宁德中院依法向捷运公司送达《通知书》，要求其核实上述证据材料，捷运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应视为默认该事实并放弃相应的权利，故杨冬冬有权以自身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福宁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杨冬冬驾驶涉案车辆进入福宁公司收费经营的高速公路路段后，双方形成有偿的服务合同关系，福宁公司有义务对该路段进行管理养护，包括及时清理路障等。宁德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涉案事故系涉案车辆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造成，驾驶人杨冬冬对事故发生无过错，并以函件形式对其认定依据做了进一步说明，且民警林某出庭对案发当日的情况，特别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轮胎状况，做了具体而清晰的描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因此，在福宁公司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该院依法确认其具有证明力，对其认定结论予以采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福宁公司未能及时清理路面障碍，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赔偿由此造成的事故给杨冬冬带来的经济损失。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涉案事故给杨冬冬造成经济损失的具体金额问题。杨冬冬委托具有价格评估资质的机构对涉案事故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按照合法程序作出的《报告书》可以作为衡量杨冬冬在涉案事故中具体经济损失的依据。由此产生的评估费用3000元，系为查明涉案车辆具体损失的必要费用，亦应由福宁公司承担。福宁公司虽对《报告书》持有异议，但其未申请重新鉴定或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为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另，福宁公司辩称杨冬冬已获得涉案车辆的保险理赔，但杨冬冬提交的保险单显示，涉案车辆的车损险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终止，故福宁公司的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福宁公司未能及时清理路面障碍，导致杨冬冬驾驶的车辆发生侧翻，福宁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故杨冬冬诉请福宁公司赔偿车辆损失126300元，并承担评估费3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福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冬冬车辆损失126300元；二、福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冬冬评估费3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6元，由福宁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杨冬冬的诉讼主体资格 杨冬冬提供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表明，涉诉车辆系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本院将杨冬冬系该车实际车主的主张告知合同载明的被挂靠人捷运公司后，捷运公司未主张权利。因此，可以合理认定杨冬冬为车辆实际所有人，具有对车辆的管理处分权，其提起本案诉讼是适格的。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 二审期间，经福宁公司申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吴垠应本院要求出庭作证。据吴垠陈述，其未到事故现场，系依据出警民警林某的描述并结合杨冬冬的陈述制作事故认定书。本院经审查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具有突然性和紧迫性，杨冬冬在事发期间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也与林某在事故现场发现轮胎的说法相吻合。轮胎虽没有出现在事故照片中，但鉴于事故现场的混乱状态，交通恢复后未找到轮胎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尽管福宁公司提出了种种“疑点”，但均不能构成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的反证，该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项应当认定为真实，具有证明事故发生事实、原因及责任的证明力。 三、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 国信公司具有开展含车辆船舶在内的资产价格评估资质，评估人员也具备相应资质，其以涉诉车辆在事故中的损失为评估标的，经现场查勘后，运用市场法、重置法，制作的评估报告内容完整，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采信，无须重新鉴定。因该车已无修复价值，应当被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报废汽车的收购价格，依法按照金属含量折算，参照废旧金属市场价格计价。因此，涉诉车辆回收后，杨冬冬将因此获得对价，因此价值未被评估报告所考虑，依损益相抵规则应当在车损中予以扣减。鉴于评估成本较高，本院根据车辆类型、质量及废金属价格行情，酌定计2万元。另外，经本院向保险公司调查核实，该车曾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及不计免赔、自燃损失保险及不计免赔等险种，但均于2018年10月23日终止，涉诉交通事故也因无三者损失对整案进行结案处理，整案未进行理赔，故不存在扣除保险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高速公路为封闭式收费公路，其管理者为公路经营企业，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后，可以认为双方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依据此种关系，公路经营企业有义务保证道路的通畅和安全，未尽到此种义务就构成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并不要求公路经营企业在管理中具有过错，故福宁公司关于已经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履行管理义务的辩解，不影响其构成违约责任的认定。杨冬冬车辆损失系因碰撞路面障碍物轮胎造成，该损失依法应当由福宁公司负责赔偿。评估费系为确定车辆损失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应纳入赔偿范围。 综上所述，福宁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32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32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福建省福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冬冬车辆损失106300元”； 四、驳回杨冬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86元，由杨冬冬负担446元，福建省福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86元，比照一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祖斌 审判员  郑 彦 审判员  孙 雯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蔡薇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