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4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红燕，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福安，河北理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明高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竞秀区建设南路街道办事处后屯村门脸。 法定代表人：任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献献，河北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康，河北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永霞，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红，保定市莲池区天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保定市明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高公司）及上诉人任红燕因与被上诉人邓永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红燕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任红燕不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邓永霞承担一二审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忽视任红燕为明高公司履行工作职责的事实，结合实际收到款项是明高公司的情况，不应让任红燕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邓永霞认可任红燕是明高公司工作人员，证人晋某证实明高公司安排任红燕打款给邓永霞，足以说明任红燕系履行公司赋予的职务行为，同时，签订借款协议时已向邓永霞充分披露实际借款付息的是明高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用款人是明高公司，明高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任红燕作为合同外第三人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据职务行为审理诉争事项，不应在任红燕签订协议时已向邓永霞明确披露实际用款人的情况下判令任红燕承担连带责任；任红燕受雇佣和邓永霞签订借款合同，邓永霞明知任红燕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借款协议直接约束邓永霞和明高公司，任红燕不承担还款责任。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庭审中邓永霞认可协议和转账是在明高公司，这种场景可以明确是职务行为，邓永霞转账给明高公司，其应持有转账记录，可以和ＰＯＳ机转账相互印证。 邓永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任红燕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认定事实清楚。因为邓永霞与任红燕签订了借款合同，并按照任红燕要求将出借款出借给明高公司使用，任红燕向邓永霞出具收到条，并按月支付借款利息，一审邓永霞提交了还款记录，每笔均偿还5250元。依据合同法第8条，合同成立，具有法定约束力，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故一审判决正确，一审有借款合同和转账记录及利息流水等证据足以证实。 明高公司述称，任红燕称是职务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职务行为一般是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明高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等商贸服务，与金融服务无关，借款不属于工作职责内容。任红燕没有公司授权，其借款行为与公司无关，其声称是员工或代公司签署借款合同及转账，与明高公司借款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否则按其逻辑凡是员工借款都可推到公司身上。综上，任红燕借款属其个人行为，与明高公司无关。 明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明高公司为实际用款人并承担返还借款本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明高公司不是借款合同主体，也不是借款人，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借款合同是二被上诉人所签，利息由任红燕支付，从合同相对性来说，借款合同仅在邓永霞与任红燕之间产生约束力，所诉与明高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依法不能成立，借贷事实与明高公司无关。明高公司没有收到出借款，认定为实际用款人属事实不清，本案邓永霞提供银行卡给任红燕，任红燕已实际收到借款并具有完全所有权，而后通过ＰＯＳ机转出是任红燕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行为，与本案无关；ＰＯＳ机仅是任红燕或邓永霞操作的工具，不能因此让工具承担还款责任，无论连接哪个银行账户都是任红燕指定的收款账户而已，这是其自由处置行为，庭审中邓永霞多次强调不认识明高公司，也不知ＰＯＳ机是谁的，钱是借给任红燕的，利息也是任红燕在付，如不是其借款其还息不合常理；虽然ＰＯＳ机签购单显示商户名为明高公司，但款项实际进入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某个人账户，明高公司并未实际收款，对此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明细清单和证人证言加以证实，明高公司亦已举证，从常识看，ＰＯＳ机消费刷卡所得签购单上商户与实际收款人不符情况屡见不鲜，证人晋某同时指出除任红燕外另一同事因同样情况下王某不还钱起诉了王某而非明高公司，充分说明借款人和王某联合骗取借款，与明高公司无关。明高公司未支付过利息，任红燕不能提供任何转账记录证明其利息来源于公司，一审仅凭证人证言对此认定属于事实不清，明高公司与二被上诉人不认识，任红燕未提供劳动合同、工资表、社保等证据证明其与明高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利息262500元没有任何转账记录、汇款凭证、收条或公司账目记载不合常理，不符合财会管理制度，不能仅凭任红燕一面之词采信；证人与任红燕具有利害关系，不是案件亲历者，不能起到证明作用，最关键的是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对其证言进行佐证，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明高公司提交的账户清单和银行流水充分证明从来没有给任红燕支付过所谓的利息。一审判决认为明高公司属个人独资属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借款发生时公司有王某和高明两名股东，不是个人独资；王某当时是保定市尚安集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大股东，涉案款项进入其个人账户不代表就是明高公司使用；一审法院为让明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直接改变公司性质属于枉法裁判。明高公司发生过三次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受让股东不知该借款存在也从未支付过利息，该借款不是明高公司债务，2015年6月19日以后王某已不是明高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受让股东不知晓也从未授权向任红燕支付利息，那么任红燕所谓公司向其支付利息从何而来，明显存在巨大漏洞和疑点，属无中生有，据此，要么是任红燕自己支付利息，因为邓永霞称其从中收取利息差，并不是受委托代签合同、代付利息那么简单，或者是任红燕和王某联合骗取借款，王某个人或授权他人将利息转给任红燕，无论如何均不是明高公司转给任红燕利息。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实施参与人属于程序违法，明高公司申请追加王某参加诉讼，王某为实际收款人，为查明资金流向和利息来源以确定责任承担主体，申请追加其参加诉讼。综上所述，现有事实和证据不能证明明高公司是借款人或实际用款人，明高公司不是适格诉讼主体，一审判决明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错误。 邓永霞辩称，一审认定明高公司为实际用款人偿还邓永霞的出借款及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邓永霞按照任红燕要求将出借款转账出借给明高公司，明高公司向邓永霞出具了转账凭条，一审时公司财务人员晋某对上述事实出庭予以证实，ＰＯＳ机是明高公司所有，如何管理设置也都是公司自主设定，任红燕无权设置，更不具备设置ＰＯＳ机的条件，至于公司财务账目管理是否规范，股东是否转移抽逃资金，这些都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事，与向邓永霞偿还借款、支付利息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因为公司的管理不规范让邓永霞买单，一审时邓永霞提供转账记录，明高公司是实际用款人，公司主张其非实际用款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偿还邓永霞的款，根据证据规定第二条，明高公司具有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任红燕辩称，任红燕作为明高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履行职责为明高公司借款并将款项打入明高公司，体现的是公司的意志，是履行工作职责，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知道资金款项来源，邓永霞称任红燕要求其把钱打入明高公司不符事实，任红燕明确告知邓永霞钱是明高公司用。邓永霞亲自找到明高公司，把款项通过财务通过POS机转账，其转账过程任红燕没有参与，邓永霞把钱转到谁的名下其是知道的，任红燕当时要求转账给任红燕，但是邓永霞说钱借给谁就转给谁。任红燕在明高公司上班，是公司的经理。关于利息的支付，征求了邓永霞的意见，利息由任红燕直接付给邓永霞，公司员工都可以证明。 邓永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35万元，逾期利息63000元（按月利率1.5%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利息），共计413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主张2018年4月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2分计算，补加自2014年4月至2018年4月每月0.5%利息差84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2日，邓永霞与任红燕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邓永霞出借本金人民币35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利息为月息1.5%，付息方式为按月付息，并约定了日息0.8%的逾期利息。《借款合同》签订后，邓永霞与任红燕通过明高公司的会计晋某以ＰＯＳ机刷卡的方式分两笔向明高公司转款35万元，明高公司为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借款期限期满后，任红燕与明高公司未向邓永霞偿还本金。证人晋某出庭作证证实明高公司的出纳把利息转给了任红燕，任红燕将利息支付给邓永霞。任红燕于2014年2月至2018年4月，一直按月偿还邓永霞利息525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2014年1月22日，邓永霞与任红燕签订了《借款合同》，任红燕并依约按时还息至2018年4月，邓永霞与任红燕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均证明已经将该笔借款转到明高公司，明高公司性质属个人独资，明高公司为实际用款人。邓永霞履行了出借义务，明高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对于邓永霞主张二被告返还借款本金35万元，予以支持；邓永霞要求给付自2018年4月起至实际给付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及按日息0.8%计算的逾期利息，因邓永霞于《借款合同》到期后，并未向二被告主张还款，且一直收取任红燕为其支付的利息，即视为合同延续，现邓永霞要求返还本息，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故利息自2018年5月起至给付全部欠款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保定市明高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邓永霞借款350000元及自2018年5月起至给付全部欠款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任红燕对上述第一项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邓永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5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748元，保全费2585元，由被告保定市明高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永霞没有提交新证据。明高公司提交开立账户结算清单，证明明高公司仅有保定银行光华支行尾号5004的存款账户；提交保定银行对账单明细3页，证明明高公司在涉案时间内未收到涉案款项也未支付过利息；提交公司设立申请书2页，证明法定代表人是王某，股东是王某、高明二人，借款发生在王某、高明担任股东期间，原审法院认定明高公司为个人独资公司事实错误，借款转入王某个人账户不代表公司使用，明高公司未收到出借款；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3份，证明公司发生3次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2015年6月19日王某就不是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受让股东不知晓借款事实，未授权公司和个人向任红燕支付利息，故任红燕所称还息至2018年由公司向其支付利息再转给邓永霞，陈述存在漏洞；提交天眼查网站查询王某公司信息，证明王某为多个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一审法院认为钱转入明高公司，明高公司为实际用款人，认定错误；提交2020年6月9日明高公司与前任财务负责人王恺楠的通话录音，证明明高公司不存在该笔借款，明高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邓永霞质证称，明高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事，与向邓永霞偿还借款、支付利息是两个法律关系，明高公司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证实其没有偿还义务。任红燕质证称，因为证人不能到庭接受质证，对录音真实性不认可，对话双方的身份无法核实；开立账户结算清单与本案无关；保定银行对账单明细不能证实明高公司通过法人账户进行转账，款项是通过王某个人账户接受的，不能证明明高公司没有接收款项，当时的负责人王某是认可的；对公司设立申请书、登记申请书认可，法人变更不影响法人承担责任；天眼查网站查询王某公司信息与本案无关联性。任红燕提交任红燕借记卡明细清单3页，证明明高公司出纳屈婧婧给任红燕支付利息和工资的情况。邓永霞质证称，我收到了任红燕给我转账的还款利息，公司向其转账的记录不能证实是任红燕给邓永霞的利息。明高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无法显示付款账户及付款用途，且金额不全是5250元，与本案利息不符，不认可与本案利息的关联性。对此任红燕称，邓永霞的账户明细能清楚证实转账记录。邓永霞陈述，一审中邓永霞已经提交转账记录，但是不显示对方账户和名称，只显示ＰＯＳ机交易。 关于借款事实，邓永霞陈述，我和任红燕原来一起上班，后来她去了别的公司，任红燕向我提出借款，当时我考虑出借安全，任红燕说他们夫妻有工作有存款；出借的时候不知道借给谁，我是对着任红燕说的，她借了4、5个人的钱，后来还不了利息的时候，任红燕建了群，和我打电话说把我们借的钱又借给了王某，一共127万元，他们又签了一个大合同，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合同，任红燕承认她挣了利息差；起诉明高公司是因为任红燕不承认是她借的钱，说转给了明高公司，所以我就告了明高公司。任红燕陈述，当时是邓永霞主动向我询问，考察了公司后向我公司借款，邓永霞再三要求跟我个人签合同，2017年我离职以后，认为公司法人都是公司内部员工之中变更，也一直向我支付利息；邓永霞说的127万元不包括她的借款，是我家人自己的钱；因为邓永霞找人到我家要钱，我就告诉她公司给不了她，我想办法给她；2018年我起诉的王某，我让邓永霞出示转账记录，让邓永霞一起起诉。邓永霞陈述，我就去过她家一次，还是之前联系好说要给我钱我才去的；任红燕一直说给我钱。对于借款当日款项是否从ＰＯＳ机直接打给王某，任红燕称，我知道，我也不肯定。任红燕对其所述在明高公司任经理职务未提交书证，称有证人，公司给我发工资，都是通过财务人员个人账户向我发放的，没有劳务合同；还利息的钱都是公司出纳晋某、屈婧婧转给我的,我再转给邓永霞。明高公司当庭对晋某、屈婧婧、任红燕等人是否在公司任职未能陈述。 本院认为，二审中二上诉人均提出不应承担本案债务清偿责任的上诉意见，并均以合同相对性作为抗辩依据，因此对借款合同相对人的审查是确定责任主体的关键。首先，从借贷关系的形成事实看，庭审中任红燕陈述出借人邓永霞再三要求与其个人订立借款合同，说明出借人订立合同时要求任红燕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合同义务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明确；任红燕陈述其已向出借人充分披露实际借款人是明高公司，该陈述无据证实且为邓永霞所否认，一审中邓永霞即述“（我的钱）借给任红燕，因为我不认识明高商贸的人，我只认识任红燕，我们起诉之后才知道ＰＯＳ机是明高商贸的，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所以诉了明高。钱是借给任红燕的，利息也是任红燕一直在支付”；在邓永霞要求与任红燕形成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明确的情况下，上诉人任红燕以个人名义订立借款合同，签字确认了自己在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身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相应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亦应当承担；其所称履行职务行为代明高公司订立合同的抗辩主张与借款合同内容以及邓永霞陈述均不相符，无据支持，不能成立；其次，从借款合同的履行看，根据任红燕提交的证人晋某证言内容，邓永霞出借款项“当时是明高的ＰＯＳ机刷给的法人王某的个人账户，……钱到的是王某的个人账户”，而另一证人姚远则证称“我公司（尚安集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王某，也是明高商贸的股东”；对于王某个人账户收款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公司法人收款，目前仅有晋某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孤证难以定案；即便任红燕所述公司资金往来违规使用王某个人账户的情形存在，在王某同为二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亦无法确定该笔款项系王某代表哪个公司收款；因此，任红燕主张案涉款项的实际用款人为明高公司，与其证人证言内容不符，亦无其他证据证实，任红燕收取邓永霞借款时通过自己提供的ＰＯＳ机（明高公司的ＰＯＳ机）收款，款项去向并不能改变其与邓永霞之间的借贷关系，其所述代签代收事实均无接受明高公司授权的证据加以证实，无法认定。从还款情况看，邓永霞所收全部利息均由任红燕个人账户转入，任红燕虽称资金来源于公司，但其提交的借记卡明细清单中其个人标注会计账户转入款项中大部分与本案借款利息金额不符，以此认定其全部还息款项来源于明高公司，依据尚不充分；邓永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其催款对象均为任红燕，任红燕则一再表示歉意，称“你就是催死我，也要容我想办法要回钱”，邓永霞称“你和别人的事我不管，你连电话都不能接吗？你说五一一定给我……”，以上内容亦可反映双方当事人对其借贷事实和借贷关系的认可。根据以上分析，任红燕作为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出借人邓永霞履行还款付息的合同义务，方为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邓永霞与任红燕通过明高公司的会计晋某以ＰＯＳ机刷卡的方式分两笔向明高公司转款35万元，明高公司为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的事实与证人晋某证言所称“钱到的是王某的个人账户”内容不符，认定“邓永霞与任红燕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均证明已经将该笔借款转到明高公司，明高公司性质属个人独资”，但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无双方当事人相关明确表述内容，明高公司亦非个人独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明高公司为实际用款人”，事实依据不足；且在此认定前提下判令明高公司与任红燕连带还款，亦无法律依据。关于明高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出借人邓永霞并未主张与明高公司形成借贷关系，亦无据证实明高公司系款项实际接收人或实际用款人，即便款项确系明高公司接收使用，亦属于借款人对借款的自主支配，而要求由借款人和款项接收使用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显然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任红燕上诉主张其借款为职务行为应由明高公司承担责任，如前所述，任红燕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案借款与明高公司存在关联性，亦无据证实其行为系职务授权，故该抗辩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任红燕与明高公司或王某等民事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授权代理或合作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邓永霞与任红燕借款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任红燕对其相关民事权利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任红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明高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 二、任红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邓永霞借款3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4月22日起按月息1.5%计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邓永霞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95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748元，保全费2585元，由任红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任红燕预交的7495元由任红燕负担，保定市明高商贸有限公司预交的7495元由邓永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丽芳 审 判 员 张峰先 审 判 员 付术勇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露 书 记 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