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终1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中彬，男，198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绥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国，黑龙江北大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荀玉国，男，197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立国，黑龙江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中彬因与被上诉人荀玉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7民初2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中彬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7民初281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荀玉国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荀玉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荀玉国主体不适格。首先，荀玉国提供的证据三真实性存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荀玉国虽然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证据三土地承包合同，试图证明荀玉国拥有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从而进一步证明其有转租权。但荀玉国提供的该份证据为复制件，一审法院未就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庭审中，张中彬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跨越“真实性”的论证，直接认定“合法性”显然于法无据。其次、荀玉国提供的证据三合法性存疑。一审庭审中，张中彬已经提出合理怀疑，案涉土地紧邻乌裕尔河，该河为我省唯一的内陆河，下游排水不畅，河边形成广阔的沼泽，因此案涉土地本就属于湿地，不具有耕地性质，也不能出租，镇政府的出租行为显然属于违法行为，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荀玉国是否具有转租权存疑。即使荀玉国享有合法的耕种权，但此权力是镇政府赋予荀玉国的，而不是案外人，镇政府若不同意荀玉国转租，荀玉国的转租行为也属于不合法。二、荀玉国明确“水淹不收租”。首先，张中彬在庭审中提供录音一份，在录音中，荀玉国明确出租条件和老刘一样，一旦发生水淹免除租金。庭审中，张中彬还申请了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实荀玉国承诺“水淹不收租”。其次，在（2019）黑0227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书中，荀玉国对案外人孙洪生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如果水淹绝产，所欠的款不交”，该判决也最终没有支持荀玉国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在同样的地块，出租人不可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合同约定。最后，案涉土地紧邻乌裕尔河，历史上也曾遭受过水灾，因此才产生的“下打租”的情形，这也恰恰是荀玉国承诺了“水淹不收租”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查明事实后支持张中彬的上诉请求。荀玉国辩称，1.关于张中彬提出的一审荀玉国主体身份问题。一审中，荀玉国出示的证据三，是富裕县忠厚乡人民政府分别与荀玉国、刘卫军、董海清签订三份土地承包合同，以及荀玉国分别与刘卫军、董海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这些合同能够证实荀玉国发包给张中彬等承包人的土地，来源于富裕县忠厚乡人民政府的土地，土地是荀玉国直接从政府承包以及从其他原始承包人处转包而来，有这些承包合同的存在，能够清晰证实荀玉国是具备合法的土地承包人身份，将土地发包给张中彬以后，在发生承包费拖欠的情况下，荀玉国做为原告提起诉讼是适格且合法的，张中彬的此主张与事实及证据不符，明显不应成立。2.张中彬所称的“水淹不收租”根本不属实，双方的承包关系根本无此方面约定。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中，没有水淹不收租的约定。双方在形成土地承包关系时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口头上也没有这种约定，至于承包费发生赊欠或者叫“下打租”，就是考虑到张中彬承包土地时经济状况较差才予以赊欠，另案中还有多位承包户种植土地时还向荀玉国借款购买种子化肥等，到期不还也被诉讼至法院，所以欠付承包费仅仅是因为张中彬等承包人的经济条件问题，与张中彬所称的土地因遭受过水灾才“下打租”完全不符。至于张中彬引用孙洪生的案件，与本案更属情形不同，因为荀玉国在为孙洪生出具的定金收据中注明了“水淹绝产所欠地款不交”。而在本案中，根本没有这种约定。况且，孙洪生的案件，荀玉国不服一审判决的认定，已经提出了上诉，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定金合同在正规合同签订后是作废失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中都未约定水淹绝产不收地款问题，一审法院违背合同约定内容，案件的判决结果是错误的，所以，上诉引用的孙洪生案件，与本案并无可比性，在本案中并不适用也无参考价值。3．张中彬在2019年的全部投入，包括所赊欠的土地承包费在内，已经通过大灾保险获得理赔，张中彬根本没有权力如此抵赖，妄想不给付土地承包费。荀玉国提交的一审证据四中，提供了在本案承包地相邻种植水田的农户进行作证，证人董某、杨某1、杨某2出庭证实，2019年的水田种植费用，全部雇佣人员及雇佣机械，每垧水田的投入费用包括承包费在内也不会超出13,000.00元。这个事实说明，张中彬承包种植的土地虽然在2019年水淹绝产，但是保险赔偿额完全能够弥补其造成的损失，现张中彬贪得无厌、抵赖不想承担承包费，明显不符合双方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更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公正原则。综上，张中彬的上诉理由不应成立，荀玉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荀玉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中彬给付荀玉国2019年土地承包费126,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5日，荀玉国与张中彬签订一份合同，约定张中彬承包荀玉国的土地23垧，承包费每年每垧5,500.00元，2019年9月12日，张中彬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投保了水稻种植大灾保险，保险金额224,829.20元。2019年9月21日，保险公司确认种植水稻全部淹没造成全部绝产，属保险责任。张中彬尚欠荀玉国土地承包费126,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荀玉国与张中彬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张中彬应承担给付荀玉国土地承包费的义务。本案中，张中彬与荀玉国未签订关于土地承包费免责的书面协议且张中彬未有直接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荀玉国的诉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判决：被告张中彬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原告荀玉国土地承包费126，500.00元。案件受理费2,830.00元，保全费1,175.00元,由被告张中彬负担。二审中，张中彬、荀玉国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中彬与荀玉国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已实际履行，故该合同成立并生效，作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张中彬上诉称荀玉国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张中彬和荀玉国作为土地转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产生争议时，荀玉国当然拥有依据合同约定诉讼至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利，且荀玉国作为实际转包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故张中彬主张荀玉国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张中彬称荀玉国的土地来源不合法且不具有转租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荀玉国土地经营权的取得与二人之间土地转包合同纠纷并无关联，张中彬应当仅就二人之间的土地租金如何约定、是否存在免除租金的事实进行答辩，并根据其主张进行举证和质证。至于荀玉国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是否合法，张中彬在承包案涉土地之前就应当知道，现双方就一年的土地转包合同已履行完毕，在合同履行中张中彬又没有因经营权是否合法而受到影响，且张中彬没有提供荀玉国的土地来源不合法且不具有转租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张中彬的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中彬提出“水淹不收租”的问题。因张中彬与荀玉国签订的书面合同中没有约定“下打租”或“水淹不收租”的内容，张中彬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所谓的“下打租”和“水淹不收租”的事实。至于张中彬与他人土地转包合同中约定了“水淹不收租”，不能证明本案也存在“水淹不收租”的特别约定，且作为转包人的荀玉国对此并不认可。按照一般的土地承包合同的交易惯例，交纳租金是承包土地一方必须履行的主要义务，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水淹地就不交付租金的情况下，张中彬单凭地域特点和其他承包合同中有“水淹不收租”的约定，主张拒付土地租金，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中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00元，由张中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铁滨审判员  李颖莉审判员  刘 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万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