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72民初549号原告：义乌市迪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银海二区77幢1号2楼。法定代表人：何凤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蕾，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裕逵，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赛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22号1幢1单元501室。法定代表人：陈南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越。原告义乌市迪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迪锐公司）与被告浙江赛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萌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7月2日和7月2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义乌迪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蕾、张裕逵，赛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南锋（第一次开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义乌迪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赛萌公司向义乌迪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33,431.51美元及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美元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赛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天津迪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GROUP公司（以下简称OMAX公司）签订了关于螺丝钉的买卖合同，后指示义乌迪锐公司给OMAX公司发货。义乌迪锐公司委托赛萌公司将涉案货物自天津新港运往俄罗斯东方港。义乌迪锐公司于2019年6月7日报关，货物报关价值为33,431.51美元。赛萌公司作为承运人于2019年6月11日签发了编号为SNKO022190600435的指示提单，提单记载托运人为义乌迪锐公司，货物为27,554.01KG螺钉，集装箱号为SEGU1264136。涉案货物抵达目的港后，在义乌迪锐公司未给赛萌公司发放保函，未指示赛萌公司放货的情况下，货物被交付，而义乌迪锐公司并没有收到货款，赛萌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赛萌公司辩称，1、赛萌公司诚信经营，依法承运集装箱号SEGU1264136涉案货物，但赛萌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赛萌公司并没有义乌迪锐公司所称在其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情况下交付货物，需要义乌迪锐公司出示全套正本提单。3、义乌迪锐公司未收到货款的损失和赛萌公司的交付行为并无因果关系。4、货物损失金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提交证据之间互相矛盾；贸易合同和出口报关单在件数、重量、金额上并不一致，且相差悬殊，贸易合同的卖方也并非义乌迪锐公司。故请求驳回义乌迪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义乌迪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的买卖协议及翻译件，证明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物由义乌迪锐公司提供并委托赛萌公司进行运输。证据2、报关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对涉案货物进行报关，价格为33,431.51美元，折合人民币238,105.9元。证据3、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义乌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委托赛萌公司进行货物运输的协商过程，并且天津迪锐公司明确告知了赛萌公司以后的供货方由天津迪锐公司变成义乌迪锐公司。证据4、增值税发票，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委托赛萌公司进行货物运输，赛萌公司收取代理运费。证据5、电子提单及翻译件，证明赛萌公司通过邮件方式给义乌迪锐公司发送提单电子版，赛萌公司在未收到义乌迪锐公司的电放指示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OMAX公司，给义乌迪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同时，也证明义乌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证据6、2019年8月28日邮件往来记录，证明双方通过邮件方式确认涉诉货物所有权属于义乌迪锐公司。证据7、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12日期间双方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证明赛萌公司通过邮件给义乌迪锐公司发送提单电子版；义乌迪锐公司一直通过电放提单的方式指示赛萌公司放货。证据8、集装箱流转记录，证明涉案货物的集装箱重新进入流通，赛萌公司未接到义乌迪锐公司的电放指示将货物放给OMAX公司。证据9、义乌迪锐公司之前委托赛萌公司运输货物的报关单、提单、电放保函、加盖电放章的提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一直通过电放提单的方式指示赛萌公司交付货物。证据10、2019年4月4日义乌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邮件往来记录及附件，证明OMAX指示义乌迪锐公司发货。证据11、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27日义乌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邮件往来记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已经通知OMAX公司自2019年5月22日开始以后都是由义乌迪锐公司发货。证据12、出口集装箱发放通知单、装箱清单，证明涉案集装箱于2019年6月6日提出并装货及箱内货物明细。证据13、赛萌公司出具的运费通知，证明赛萌公司开具发票包含的费用明细。证据14、情况说明，证明天津迪锐公司出具委托义乌迪锐公司进行供货、发货、订舱、报关、电放、收款的说明。证据15、天津迪锐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的户卡及情况说明，证明两个公司实际的股东及法人都是一样的，是何凤良实际控制的公司；义乌迪锐公司没有持有纸质全套正本提单，双方一直是走的电放保函放货的方式。证据16、邮件往来记录，证明OMAX公司付款都会注明集装箱号，涉案集装箱货物没有付款。庭后义乌迪锐公司补充提交，证据17、协议书、情况说明，证明涉案货物权属。证据18、本院对天津迪锐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共同的法人何凤良的询问笔录，证明就涉案证据中天津迪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行明确，天津迪锐公司将涉案提单项下诉讼和实体权利转由义乌迪锐公司行使。赛萌公司对义乌迪锐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证据6的关联性认可，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委托赛萌公司进行运输，不能证明赛萌公司放货的情况以及货物价值，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电放货物的约定。对证据10-11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2出口集装箱发放通知单真实性认可；对装箱清单真实性不认可，是义乌迪锐公司单方面制作。对证据13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涉案所有的业务往来以及船前交接都是与天津迪锐公司；如果说是天津迪锐公司委托义乌迪锐公司进行代为发货、订舱、报关，那么在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签订贸易合同以后接下去的事情应该全部是义乌迪锐公司跟赛萌公司进行船前交接联系，但事实上赛萌公司从来没有跟义乌迪锐公司有过任何接触。对证据15关于实际控制人真实性认可，但即使两个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一样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也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并不代表两家公司所做的行为能够等同；对情况说明不认可。对证据1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中付款水单记载的金额都是整数，所以付款与集装箱号不是相互对应的；国外收货人一直在给天津迪锐公司进行付款，而且天津迪锐公司也一直在给收货人电放提单，而且这个情况发生在2020年5月份，故义乌迪锐公司起诉赛萌公司电放提单与常理不符。对于庭后补充的三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天津迪锐公司和义乌迪锐公司是两家不同的法律主体，不能因为法定代表人相同而混为一谈；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证据均可证明赛萌公司所有业务都是与天津迪锐公司进行，不因提单发货人改为义乌迪锐公司而使得运输合同关系相对人变更；无论是天津迪锐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之间的协议还是天津迪锐公司的情况说明，并不影响涉案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OMAX公司已经同意合同收款方由天津迪锐公司变更为义乌迪锐公司，对情况说明和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赛萌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天津迪锐公司与案外人OMAX公司之间买卖合同，证明了涉案货物的订舱是由OMAX公司负责，并不是由义乌迪锐公司负责的，赛萌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证据2、增值税发票、费用明细，证明赛萌公司与天津迪锐公司之间发生的是货运代理费用并不是运输合同费用，费用明细是船前费用。证据3、电子提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并没有正本提单。证据4、天津迪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天津迪锐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不应把天津迪锐公司和义乌迪锐公司与第三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等同；同时证明赛萌公司与义乌迪锐公司之间并无任何业务往来。证据5、往来邮件（义乌迪锐公司的证据3、6、7），证明义乌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关系和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义乌迪锐公司诉称的无单放货行为。证据6、2020年5-6月份提单收货人一直在付款给发货人的部分银行水单，证明义乌迪锐公司未收到货款的金额一定与事实不符。证据7、天津迪锐公司与提单收货人的邮件往来（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7月17日），证明天津迪锐公司今年一直在给收货人电放提单，本案所涉提单是去年的，所以本案提单无单放货与常理不符。义乌迪锐公司对赛萌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天津迪锐公司和义乌迪锐公司实际是一个公司一个老板控制的，天津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联系后由义乌迪锐公司实际执行也是合情合理；案外人支付的4万美元涉及案外其他的三个集装箱，关于这三个集装箱的报关单和提单义乌迪锐公司手里都有，庭后可以向法庭提交。本院对义乌迪锐公司、赛萌公司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认证如下：对于义乌迪锐公司证据14、证据17虽然提供了原件，但内容相互矛盾，且涉及到天津迪锐公司、义乌迪锐公司和赛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将结合证据18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详细论证。赛萌公司对义乌迪锐公司的证据10-11、证据12的装箱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而证据10-11所要证明的事实与赛萌公司和天津迪锐公司协商将提单收货人记载为义乌迪锐公司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据12的装箱单与证据1、2、5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义乌迪锐公司其他证据赛萌公司均予以认可，且庭审中将部分证据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签订编号为#10DR0319#91464、#14DR0319#91465、#15DR0319#91466三份买卖合同，将包括3.5×25mm在内的各种型号螺钉出卖给OMAX公司，双方约定于2019年5月12日至5月31日交付货物，所有货物由OMAX公司负责订舱，起运港为天津港，目的港为俄罗斯东方港，付款条件为提单签发后50日内付清全部款项后电放。就涉案货物出运事宜，天津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约定将提单托运人记载为义乌迪锐公司，赛萌公司依约于2019年6月11日签发了编号为SNKO022190600435号提单，提单还记载：收货人为OMAX公司，通知方为VitroLogisticLLC，船名为KMTCMANILA，起运港为天津新港，目的港为俄罗斯东方港，货物为一个20尺集装箱的螺丝钉，箱号为SEGU1264136，重量为27,554.01千克。该票货物于2019年6月7日报关，报关单号为020220190000378736，报关单记载：生产销售单位为义乌迪锐公司，货物名称和型号为3.5×25mm螺钉，成交方式FOB，价值为33,431.51美元。前述集装箱货物于2019年6月11日离港，2019年6月17日到达目的港俄罗斯东方港，装载涉案货物的集装箱于2019年8月26日回空。2019年8月28日，天津迪锐公司曾通过电子邮件向赛萌公司确认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货权“是否在我公司一方”，赛萌公司回复称“货物从贵司出的，当然属于贵司的”，天津迪锐公司向赛萌公司指示“感谢回复，没有得到我司的通知，不能将正本或者电放给收货人”。赛萌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其将货物交付给了提单记载的通知方VitroLogisticLLC。另查明，天津迪锐公司和义乌迪锐公司的股东均为田寿艳和何凤良，法定代表人均为何凤良。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义乌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是法律关系；2、赛萌公司是否实施了无单放货行为、是否应对义乌迪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以及损失的金额。关于义乌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结合天津迪锐公司与OMAX公司关于订舱的约定、报关单中关于贸易方为义乌迪锐公司和FOB贸易术语的标注、天津迪锐公司与赛萌公司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的内容以及提单中记载托运人为义乌迪锐公司，可以认定义乌迪锐公司为涉案提单的托运人；涉案提单抬头为赛萌公司且为赛萌公司所签发，可以认定赛萌公司为承运人。在天津迪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情况下，法庭对义乌迪锐公司与天津迪锐公司共同的法定代表人何凤良进行了问询核实，该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涉案纠纷中天津迪锐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由义乌迪锐公司行使”，并在笔录中加盖了天津迪锐公司的印章予以确认。综合以上情况，义乌迪锐公司作为托运人，赛萌公司作为承运人，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在赛萌公司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或者在电放的情况下未经托运人允许而交付货物的情况下，义乌迪锐公司有权向其主张权利。关于赛萌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货物价值问题。义乌迪锐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持有全套正本提单，后在庭审中称仅有通过电子邮件获得的提单复印件而未曾收到过赛萌公司签发的纸质全套正本提单，在法庭进行笔录核实时天津迪锐公司亦称未收到纸质全套正本提单，而赛萌公司在庭审中称提单签发后曾进行了寄送且在目的港交付货物时是凭提单进行的交付，但经法庭释明后未提交邮寄凭证以及凭提单进行交付的相应证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向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赛萌公司应当就已经签发并交付全套正本提单以及凭单交付货物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义乌迪锐公司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并不能构成民事诉讼法中的自认。综上可以认定，赛萌公司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就涉案纸质提单向货方进行实际交付；赛萌公司在未经货方同意的情况下将货物交付给了提单记载的通知方VitroLogisticLLC，损害了义乌迪锐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进行赔偿。义乌迪锐公司请求按照报关单申报价值33,431.51美元进行赔偿并以此为基础请求支付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浙江赛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义乌市迪锐进出口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33,431.51美元及利息（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美元存款利息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72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436元，由浙江赛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文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邵虹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本章下列用语的含义：（一）“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二）“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三）“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四）“收货人”，是指有权提取货物的人。（五）“货物”，包括活动物和由托运人提供的用于集装货物的集装箱、货盘或者类似的装运器具。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