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5民初2808号 原告：刘亚，男，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舵荣，宁波市江北区致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绪丛，男，198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被告：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99号5号楼1层185-19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97735W。 法定代表人：朱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涛，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宁波通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335号5幢（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316830967J。 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芳，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亚与被告刘绪丛、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宁波通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益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刘亚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对案件进行诉前登记，案号为（2020）浙0205民诉前调1727号。本案于2020年8月14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原告刘亚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舵荣，被告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涛，被告通益公司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绪丛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远程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亚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舵荣，被告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涛，被告通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绪丛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远程参加诉讼，后中途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绪丛、绿城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128025元及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280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通益公司在未付工程款份额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由三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刘绪丛、绿城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133025元及自2020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33025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告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起，原告受雇于刘绪丛，为刘绪丛从绿城公司分包的宁波市江北区湾头（JB05-04-10）地块一期项目（I标段）从事木工工作。后原告认为其与刘绪丛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9年7月1日，刘绪丛与原告结算，确认原告工程款为34万元，刘绪丛尚欠原告工程款123025元，并当即出具结算单为凭。后原告发现刘绪丛结算时少支付5000元，故刘绪丛欠款金额为128025元。原告认为绿城公司系承建人，对违法分包人在该工程上的欠款具有共同偿还责任；通益公司系发包人，应在未付工程款份额内承担给付责任，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原告改称上述5000元系原告收取后现金返还给了刘绪丛，因刘绪丛不认可，原告予以放弃。另外，原告和刘绪丛对账时计算错误，刘绪丛支付金额为4万元，绿城公司支付金额为166975元，故刘绪丛尚欠金额为133025元。 刘绪丛辩称，1.刘绪丛与绿城公司签订《施工班组劳务协议书》并实际施工，扣减部分未做工程，绿城公司尚欠工程款180多万元，该金额未包括增加的签证金额，绿城公司的结算导致刘绪丛亏损。后刘绪丛认为根据其与绿城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工程款金额为190多万元。2.刘绪丛与原告签订了书面合同，原告和刘绪丛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木工部分已经完工，结算金额为34万元（包含签证部分6万元）。但如果绿城公司不支付刘绪丛签证的款项，刘绪丛也不应支付原告签证相应款项。3.原告款项部分通过绿城公司支付，部分通过刘绪丛支付（包括转账和现金），据刘绪丛了解，在刘绪丛和原告结算后，绿城公司还支付过款项给原告，但原告从未返还款项给刘绪丛。原告收到的工程款共计20多万元，尚未收到10万元。绿城公司未支付刘绪丛款项，却已经支付瓦工、油漆工等款项，绿城公司应从未付刘绪丛的款项中直接支付本案的10万元给原告。后刘绪丛改称其系绿城公司劳务班组，刘绪丛和原告均承包绿城公司项目，刘绪丛无权支付绿城公司欠款，必须先由绿城公司和刘绪丛先行结算，再由刘绪丛和绿城公司承担本案欠款。4.关于付款期限和利息。原告与刘绪丛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利息，且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付款期限并未届满。 绿城公司辩称，1.原告与绿城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自称受雇于刘绪丛，结算单也载明系工人工资，故原告与刘绪丛间系劳务关系，原告并非实际施工人，不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向绿城公司主张权利，应向其雇主刘绪丛主张劳务工资。2.绿城公司项目经理与刘绪丛签订了《施工班组劳务协议书》，经内部结算，刘绪丛工程款金额为185万元。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绿城公司已经向刘绪丛和其指定人员支付了工程款189万元，超额支付4万元。绿城公司没有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该部分款项应由刘绪丛承担。后绿城公司改称绿城公司实际支付给刘绪丛及刘绪丛工人工资总计1968558.48元，超额支付116436元。3.绿城公司与原告间没有任何关系。4.绿城公司和通益公司已经结算，通益公司已支付了除质保金外的全部工程款，未欠付绿城公司工程款，质保金付款期限尚未届至。 通益公司辩称，1.原告与通益公司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与刘绪丛间系劳务关系，原告并非实际施工人，不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向通益公司主张权利。2.通益公司与绿城公司间合同合法有效，绿城公司和刘绪丛间合同并未被确认无效，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不能向通益公司主张权利。3.绿城公司和通益公司已经结算，通益公司已支付了除质保金外的全部工程款，未欠付绿城公司工程款，质保金付款期限尚未届至。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供的中标公示材料载明通益公司系建设（招标）单位，通益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原告提供的《施工班组劳务协议书》复印件及相应附件复印件，刘绪丛对真实性无异议，绿城公司认为系其项目经理与刘绪丛签订，并作为公司内部审计的依据之一，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3.原告提供的结算单，刘绪丛认为结算单中方框内的付款金额、“宁波湾头项目5号楼木工总结算340000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整”系刘绪丛所写，当时其他内容均为空白，特别是其出具时并无“8月1号欠133025元-10000，总欠123025元”的字样。本院认为，“8月1号欠133025元-10000”中扣减的1万元系“9月5日卡转账1万元”的1万元，实际发生于2019年9月6日，在结算日2019年7月1日之后，故本院认定上述内容系原告在结算后添加。至于原告陈述的其他内容，明显系原告和刘绪丛结算的具体内容，与刘绪丛确认的款项总额可以相互印证，且刘绪丛确认其书写的内容位于A3纸张原件的小角落，而其他内容占据了八分之七的位置，如刘绪丛书写其认可的内容时其他部分为空白，显然与一般书写习惯不符，综上，本院对刘绪丛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并认定除“8月1号欠133025元-10000，总欠123025元”及“9月5日卡转账1万元”外，其他内容在刘绪丛对账时已经书写，结算单中方框内的付款金额、“宁波湾头项目5号楼木工总结算340000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整”系刘绪丛所写。4.原告提供的微信付款截图和银行明细，刘绪丛对真实性无异议，绿城公司也确认银行明细载明的2019年9月6日的1万元系其支付，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5.绿城公司提供的内部审核材料（含审核表、汇总表、合同清单）系绿城公司单方出具，刘绪丛不予认可，不能作为绿城公司和刘绪丛的结算材料。6.通益公司提供的付款统计表和支付业务回单，原告、刘绪丛和通益公司对支付业务回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付款统计表系绿城公司单方制作，应以支付业务回单为准。7.刘绪丛在微法院提交的其与原告的微信截图，仅显示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通过微信向刘绪丛催讨及主张刘绪丛父亲刘统计的款项不属于原告工程款，刘绪丛未在微信中对此有所回应，无法证明双方前期付款情况。 关于争议事实认定，本院分析如下： 1.原告和刘绪丛均确认原告进场施工时间为2019年2月，本院对该时间予以认定。虽然原告和刘绪丛均认可双方签订过书面协议，但原告表示现找不到该协议，而刘绪丛也未向本院提供，故本院无法确定协议签订时间和内容。 2.绿城公司和通益公司确定双方签订总包合同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本院对该时间予以认定，绿城公司和通益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包方和发包方，了解该工程的验收、保修和双方间工程款支付情况，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本院对绿城公司和通益公司无争议的上述事项予以认定。 3.关于刘绪丛向绿城公司承包时间，刘绪丛认为于2018年12月20日确定承包，2019年1月签订书面协议，绿城公司认为承包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考虑双方意见，本院以2019年1月作为刘绪丛承包时间。 4.关于原告收到的涉案工程款金额。原告认为其收到的工程款金额为206975元，包括刘绪丛支付的4万元，刘绪丛指示绿城公司支付的166975元（含绿城公司在2019年9月6日支付的1万元），不包含刘绪丛父亲刘统计的三笔4500元，刘统计系门卫，并非木工，原告在结束施工后留有两人在工地提供维修服务，无须刘统计进行维修。刘绪丛认为款项部分通过绿城公司支付，部分通过刘绪丛支付（包括转账和现金），共计20多万元，尚欠原告10万元；父亲刘统计系木工，因原告施工完毕后有部分木工活需要维修，原告让刘绪丛找人维修，故形成了刘统计的工资，刘统计收取的工资应包含在原告款项内。绿城公司认为其支付刘绪丛班组木工工资180475元，包括其在2019年9月6日支付的1万元及支付刘统计的13500元。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付款截图，原告从刘绪丛处收到4万元。刘绪丛认为其另有现金支付给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绿城公司确认支付的木工工资金额为180475元，与原告确认的从绿城公司处收取的金额166975元间的差额为13500元，系刘绪丛父亲刘统计收到的三笔4500元。刘绪丛主张原告要求其找人对原告的木工施工部分提供维修服务，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哪些项目需要维修及维修金额，现刘绪丛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告也予以否认，故刘统计收取的13500元不能作为原告收取的款项。最后，虽然原告和刘绪丛结算单显示截至2019年8月1日付款金额为206975元，但经核对上述微信付款截图和支付业务回单，截至2019年8月的款项金额为196975元，另外1万元发生在2019年9月6日，故应以实际付款金额为准。据此，原告收取的款项共计206975元（4万元＋166975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2月25日，通益公司将宁波市江北区湾头（JB05-04-10）地块一期项目I标段精装修工程发包给绿城公司，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保修期从2019年9月30日起算。绿城公司与通益公司已经结算，除质保金因付款期限尚未届至未支付外，通益公司已向绿城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 2019年1月，刘绪丛从绿城公司处承包了涉案工程的劳务施工作业。2019年2月，原告根据其与刘绪丛的协议，进场对工程木工部分进行施工。2019年7月1日，原告与刘绪丛进行了结算，确认原告款项总计34万元，双方出具结算单为凭。结算单中，除“8月1号欠133025元-10000（原文如此），总欠123025元”及“9月5日卡转账1万元”外，其他内容在刘绪丛对账时已经书写，结算单中方框内的付款金额、“宁波湾头项目5号楼木工总结算340000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整”系刘绪丛所写。 另查明，刘绪丛（乙方）曾签订过一份《施工班组劳务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的发包方（甲方）为绿城公司，但未加盖绿城公司公章，落款处打印的绿城公司签约代表为付安军。《施工班组劳务协议书》附件《安全文明施工协议》及《工程劳务分包（班组）维修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中，付安军代表甲方绿城公司签名。上述协议书部分内容为：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宁波市江北区××期××段精装修工程进行劳务施工，乙方的工作任务为宁波市江北区湾头ＪＢ–05-04地块住宅项目一期一标段精装修工程（5＃楼92户型4套，135户型32套，地下室电梯厅、电梯轿厢等）室内精装修作业施工，施工范围包括室内基础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强电、弱电、给排水）；劳务承包方式为清包工，含辅料（部分材料公司集采），机具设备乙方自备；合同总价为1953909元，单价固定不变，工程量具体核算，因工程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变化，相应项目单价以甲方与发包方的签证单为基准调整执行。 再查明，原告收到款项金额为206975元，包括刘绪丛支付的4万元和绿城公司指示案外人支付的166975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和刘绪丛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三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款项。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和刘绪丛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原告和刘绪丛认为双方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绿城公司认为是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通益公司认为是劳务关系。 本院认为，从结算单看，刘绪丛将涉案工程的5号楼木工部分整体分包给原告，由原告组织人员施工，故原告和刘绪丛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三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款项。 虽然原告和刘绪丛并无劳务作业法定资质，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刘绪丛作为原告的发包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支付原告工程款。绿城根据指示第三人向原告付款，只是代刘绪丛履行付款义务，不能以此认定原告和绿城公司成立了合同关系。经刘绪丛与原告结算，原告施工部分总工程款为34万元。刘绪丛表示如果绿城公司不支付刘绪丛签证部分款项，刘绪丛也不支付原告签证部分款项。本院认为，绿城公司和刘绪丛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刘绪丛和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系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现并无证据显示原告和刘绪丛约定其结算以刘绪丛和绿城公司之间的结算金额和计算方式为依据，故本院对刘绪丛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原告已经收到工程款206975元，刘绪丛尚应支付原告工程款133025元(34万元－206975元）。现并无证据显示原告和刘绪丛约定了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故本院对原告要求刘绪丛支付工程款13302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通益公司作为发包方，仅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绿城公司与通益公司均确认其二者已经结算，除质保金因付款期限尚未届至未支付外，通益公司已向绿城公司支付了应付的全部工程款，且原告和刘绪丛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通益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绿城公司。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总包人绿城公司主张权利，但是发包人通益公司已经向总包人绿城公司支付了除质保金外的全部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原告和刘绪丛能证明绿城公司尚欠刘绪丛工程款，则原告能向绿城公司主张权利。目前来看，绿城公司与刘绪丛间的工程款尚未结算，绿城公司是否应付未付刘绪丛工程款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绿城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绪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亚工程款133025元，并支付以133025元中未付部分为基数自2020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 二、驳回刘亚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61元，减半收取计1480.50元，由刘绪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 馨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圣惠 代书记员  邓茹梦 附件一：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附件二：裁判履行告知书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详见缴款通知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