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4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外商投资开发区远里西村309国道350.8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鞠修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英，安丘联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兰，女，1967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洲，平度瑞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李庆茂，男，1964年9月18日生，汉族，住平度市。 上诉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康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淑兰及原审第三人李庆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康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643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2020年2月17日审理完毕，审理期限长达5个多月，超出了简易程序3个月的审理期限。2.一审刘淑兰起诉书中当事人身份信息不明确，刘淑兰的起诉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第（二）项“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一审法院违法受理立案。3.一审判决并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向当事人邮寄送达开庭通知等相关法律文书。4.一审庭审中第三人李庆茂的陈述当庭受到被上诉人的提示、诱导。5.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却由尚丰文、李培亮二名法官先后参与审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6.一审第三人李庆茂没有债权可转让。首先，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中先自认“原告经营生猪收购业务”，后又称介绍上诉人上门收购第三人的生猪，“收购”与“介绍”是两种不同的业务工作，前后表述自相矛盾。其实，被上诉人是在经营生猪收购业务，上诉人是购买被上诉人的生猪，且都是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的，猪款一直打入被上诉人卡号为62×××70的银行卡。没有任何一笔业务是因养猪户转让了债权而结算的，如2017年11月1号-12月3号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发生41笔结算业务，涉及金额180余万元，没有一笔是因养猪户的债权转让而发生结算。因为上诉人购买的是被上诉人的生猪，被上诉人购买的养猪户的生猪。其次，被上诉人是持盖有上诉人公司公章的结算联收购单与上诉人进行结算，业务联收购单没有公章，上诉人也从不回收。7.一审第三人李庆茂的债权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如上所述，一审第三人李庆茂没有债权可转让，其次，因上诉人从不与养猪户发生买卖进行结算，代理人只是受上诉人委托参加庭审活动，上诉人并未授权当庭接受第三人李庆茂的债权转让通知。李庆茂邮寄的协议书中“李庆茂”的签名与原先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李庆茂”的签名有明显的区别，因邮寄时无身份证明，所以无法确认真伪。8.一审判决认定业务员联收购单为债权凭证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业务员联收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且上面记载的地址是“陈埠村4号”，而判决书列明的第三人李庆茂的地址是陈埠李家村4号，二者不符。2017年11月1号-12月3号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1天的时间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发生41笔结算业务，涉及金额1877891元，其中2017年11月15日发生四笔结算业务，涉及金额分别是50000元，10000元，22725元，22205元，共104930元。2017年11月16日发生二笔结算业务，涉及金额是50000元，46215元。涉案收购单发生在2017年11月15日，金额是35557元，如果此收购单真实，那么，上诉人当日还多付了69373元。9.被上诉人并未与上诉人进行对账，其所起诉的19起案件（已撤诉13件）一起发生在2017年8月21日，18起均发生在2017年11月份，上诉人一直连续给被上诉人打款至2017年12月3日，无任何理由说明2017年8月份的数份业务中，独独2017年8月21日这份未结算,假设被上诉人提交的18起案件的收购单都是真实的，也证明不了这18起案件的收购单未进行结算，因为2017年11月份上诉人连续给被上诉人打款180余万元,双方并未对账。况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这18起案件收购单问题多，真实性存疑。10.未对账的责任不在上诉人而在被上诉人。2017年12月3日，被上诉人聚众拦劫扣押上诉人的鲁Ｇ×××××号大型货车，上诉人于2017年12月3日分二次给被上诉人打款19600，28540元，要求被上诉人放车后对账结算清楚，遭到拒绝，被上诉人聚众又于2017年12月4日扣押了鲁Ｇ×××××号大型货车，2018年5月29日又扣押了鲁Ｇ×××××号大型货车，三辆货车扣押至今未返还，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车辆并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否认扣车，说养猪户扣的，庭审时，上诉人问养猪户为何扣车时，养猪户一脸茫然。无奈，上诉人起诉了平度市公安局，要求公安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平度市公安局到上诉人处赔礼道歉，承诺作调解工作将车辆要回，但迟迟未行动，导致法院行政判决一直未出。被上诉人通过扣车等强制手段逼迫上诉人支付未对账的所谓不清不楚的欠款不成，又想通过法院诉讼使用不真实的债权转让手段让上诉人承担不明不白的支付责任，因为2017年11月份与被上诉人连续结算了180多万元，怎能证明2017年11月15日涉案的猪款未结算，业务员联收购单上诉人从不回收，被上诉人备有许多。例如2020年2月3日在青岛中院开庭时，被上诉人又出具了一张17年8月7日的未在已诉19起案件之内的无养猪户姓名和身份证号的收购单，这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备有许多类似的收购单。11.上诉人希望被上诉人归还车辆并赔偿损失，然后诚心诚意地进行对账结算，不希望但也不惧被上诉人拿出更多的业务员联收购单起诉。12.一审判决认定曹文禄出具收购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是错误的，无证据证明收购单系曹文禄书写出具的，如果收购单真实，也不能证明发生此业务时，曹文禄在上诉人处工作。13.一审判决前面记载“被告公司的相关生猪收购单共有三联，分别为第一联结算联、第二联复核联、第三联业务员联……。”判决书后面又反复论述“客户联”，有点乱。被上诉人作为经营生猪收购业务者，对结算联与业务员联收购单的性质、区别、用途不同等应该是很清楚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4.案件受理费未减半收取，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被上诉人刘淑兰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对于曹文禄，一审撤回了对其起诉，所以上诉人针对曹文禄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在事实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对上诉人强调的出具的生猪收购单，第三人应当持有哪一份生猪收购单，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持有收据的规则没有证据支持。并且没有向第三人或是被上诉人明示规定应当持有哪一份。所以一审将收据认定为债权凭证没有错误。另一方面关于付款，上诉人出示的银行交易记录的付款并不能证明该笔业务已经付清，因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很多的交易，起诉部分是上诉人未付清的，所以其银行交易记录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持有的生猪收购单已经付清。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刘淑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益康宝公司支付欠款35557元；2、该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对债权转让事实的认定。刘淑兰主张涉案债权由债权人，即第三人李庆茂转让给了刘淑兰，刘淑兰依法取得涉案债权的相应权利，并提交了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回执单、EMS物流查询详情各一份予以佐证。益康宝公司对债权转让的事实有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债权转让的通知系刘淑兰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了益康宝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应由债权人通知债务人。本案中债权转让通知应属无效。庭审中，第三人李庆茂将涉案债权，即第三人将对益康宝公司享有的债权（生猪款35557元）转让给刘淑兰，并当庭通知了益康宝公司。该债权转让和通知均具有法律效力，益康宝公司应当向刘淑兰履行付款义务。二、涉案债权是否存在的认定：刘淑兰主张涉案债权系益康宝公司欠第三人的生猪款35557元，并提交了生猪收购单一份予以佐证。第三人李庆茂主张其通过“经纪人”（即刘淑兰）将生猪卖给益康宝公司，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了涉案的生猪收购单。益康宝公司对刘淑兰提交的生猪收购单不予认可，并主张刘淑兰提交的该证据系业务员联，而益康宝公司的相关生猪收购单共有三联，分别为第一联结算联、第二联复核联、第三联业务员联，其中客户应持有第一联。另主张，其不确定是否与第三人发生过生猪买卖合同关系，其公司均是通过“经纪人”（即刘淑兰）购买生猪，生猪款也是打到刘淑兰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淑兰提交的生猪收购单，该收购单系“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收购单”，其中记载了地址、姓名、经纪人、头数、净重、单价、金额等内容，并由曹文禄在收购人处签字确认。益康宝公司对于曹文禄曾在其公司任职予以认可，但主张曹文禄在其他食品公司也任职过。另根据一审法院同期关联案件中，一审法院通过邮寄方式向曹文禄的地址，即“潍坊外商投资开发区远里西村309国道350.78公里处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宿舍”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诉讼法律文书由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鞠志强”（与受送达人系同事关系）签收，且鞠志强系益康宝公司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所指定的收件人。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曹文禄系益康宝公司职工予以确认，曹文禄出具收购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益康宝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根据收购单记载，生猪出卖人为第三人李庆茂，刘淑兰为经纪人。收购单中虽备注“打刘淑兰卡”，但该记载系对支付方式的约定，不影响买卖合同双方主体的认定。本案所涉生猪买卖合同双方系第三人与益康宝公司，涉案债权债务发生于第三人与益康宝公司之间。根据庭审和举证、认证，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11月15日，益康宝公司自第三人李庆茂处收购生猪，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曹文禄出具生猪收购单一份，记载收购头数为“22”，净重“5117”，单价“7”，金额“35777元扣220打35557元”。第三人李庆茂当庭向益康宝公司表示，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刘淑兰，其不再主张任何权利，并当庭通知了益康宝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益康宝公司自第三人李庆茂处购买生猪，双方形成生猪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李庆茂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刘淑兰，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刘淑兰依法取得第三人李庆茂对益康宝公司的相应权利。根据刘淑兰提交的生猪收购单，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曹文禄确认生猪款为35557元，该行为系履行益康宝公司其作为益康宝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相应款项应由益康宝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益康宝公司抗辩其公司的收购单为三联，刘淑兰持有的是业务员联，其应持客户联索要相应款项。刘淑兰对益康宝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益康宝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益康宝公司在收购生猪时向第三人出具的就是涉案收购单。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益康宝公司的该主张，因益康宝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出具收购单时向生猪出卖者出具其他联收购单或明示应生猪出卖者应持有客户联，且益康宝公司如何要求业务员履行职务行为系其内部行为，不应对其他人发生效力。故，对于益康宝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益康宝公司虽提供了与刘淑兰之间的银行转账明细，但益康宝公司不主张其中存在支付涉案生猪款的款项。因此，对于涉案生猪款,益康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项。综上，刘淑兰要求益康宝公司支付涉案生猪款35557元，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庭审中，刘淑兰主张曹文禄系履行职务行为，不要求其承担责任，并于庭后撤回对曹文禄的起诉，一审法院已出具裁定书予以准许，本判决不再涉及该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淑兰生猪款3555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9元，由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益康宝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 一、银行卡交易明细6页，证明：1.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日至12月3日给被上诉人打款41笔，金额共计180余万元，其中2017年11月15日打款4笔，分别是50000元，10000元，22725元，22205元，共计104930元，如果涉案收购单真实的话，2017年11月15日，给被上诉人多打了69373元（104930-35557），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是未对账结算清楚。业务员联收购单上诉人从不回收。2.上诉人于2017年12月3日给被上诉人打款2笔，分别是19600，28540元。3.被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是不成立的，被上诉人诉说垫付欠款35557元，取得了养殖户李庆茂的转让债权后诉至法院。从诉状上看，被上诉人并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还支付了诉讼费、律师费、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成本，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显然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原则，实际上上诉人收购时给被上诉人一个收购价（结算联收购单上的价格），被上诉人给养殖户一个更低的价格，被上诉人靠赚取中间的差价获利。交易明细只与被上诉人结算就是例证。 二、（2020）鲁02民终1381号开庭传票一份，2020年2月3日开庭时，被上诉人出示了一份起诉的19起案件之外的无养猪户姓名与身份证号的业务员联收购单，证明被上诉人手中备有多份业务员联收购单，此类收购单不是结算凭证上诉人不回收。 三、收购单一式三联，分别是第一联结算联，第二联复核联，第三联业务员联，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使用结算联，而非业务员联。 四、（2019）鲁0289行初155号传票一份、出警说明三份，证明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对账结算清楚的责任在被上诉人，因为2017年12月3日被上诉人拦劫扣押鲁Ｇ×××××号货车时，上诉人于当日打款2笔后，要求被上诉人放车结算遭到上诉人拒绝，2017年12月4日被上诉人又拦劫扣押鲁Ｇ×××××号货车，2018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又扣押鲁Ｇ×××××号货车。2.扣车时被上诉人一直称欠其猪款，并持有一张58.2的欠条,从未涉及债权转让问题。 被上诉人刘淑兰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生猪收购单款项已经付清，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同一天可能存在很多交易，最多一天能够与上诉人发生三车生猪交易，并且如果已经付清货款，上诉人会将生猪收购单收回。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收回生猪收购单这一事实，也不能证明生猪收购单不是结算凭证，生猪收购单就是结算凭证。对证据三生猪收购单有异议。这不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在5786号二审提交的是由客户名称、金额、生猪头数、业务员签字等内容，只是缺少身份证号码的生猪收购单一份。是被上诉人向养猪户借来的，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该案因为身份证号码错误，已撤诉。证据四与本案无关，这是行政案件的诉讼，不能证明债权转让和扣车存在法律上的联系。 二审中，被上诉人刘淑兰提交新证据如下：民事答辩状一份，一审案号是（2019）5876当事人潘玉峰提交的答辩状，这是起诉的19个案子之一，其余案件或者已直接撤诉，或者是对方当庭应诉，答辩称存在欠款纠纷。 上诉人益康宝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案子是19个当中的第一个案件，是在被上诉人还没有提供证据之前作出的答辩，且当时考虑是被上诉人扣公司三辆大货车，价值在50余万元。由于被上诉人迟迟不去上诉人处对帐，欠款到底谁欠谁没有办法说清。 本院认为，对益康宝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四和刘淑兰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益康宝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将在裁判理由部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1.一审法院庭审中，刘淑兰提交的第三联《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编号0113158，具体内容为，地址:平度市灰埠镇陈埠村4号，姓名：李庆茂，经纪人：刘淑兰，时间：2017年11月15日。中间有22头，净重5111，单价7，金额35777，扣减220，打款35557元。打卡刘淑兰。经纪费：8元。收购人：曹文禄。整张收购单右侧印有“三联业务员”。 2.刘淑兰提交《债权转让通知单》，内容：益康宝公司：我是平度市新河镇陈埠李家村4号的李庆茂。贵公司在2017年11月15日收购我的生猪22头，净重5111斤，欠款35557元，至今未付。现在，我通知贵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平度市新河镇大官庄村420号的刘淑兰。特此通知。通知人：李庆茂（签名）。2019年6月14日。 二、1.二审庭审中，益康宝公司提交了与刘淑兰格式一致的空白的《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在右上角为编号，共一式三联：第一联为黑联，右侧写有“一联结算”，第二联为红联，右侧写有“二联复核”，第三联为蓝联，右侧写有“三联业务员”。栏目为:地址、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经纪人、车号、年月日；中间还有头数、毛重、净重、单价、金额。下部有经纪费、检疫费、其他费用、备注、合计头数、合计金额、姓名及农行账号、农信账号。最下面为收购人。 2.益康宝公司提交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期间为2017年11月1日至12月3日。益康宝公司的鞠志亮给刘淑兰打款41笔，金额180余万元。其中2017年11月13日打款1笔，85070元；2017年11月14日打款2笔，分别是50000元、41160元；2017年11月15日四次打款50000元、10000元、22725元和22205元。 3.在本院(2020)鲁02民终1381号案件中，也是上诉人益康宝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淑兰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益康宝公司提交潘玉峰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拟证明潘玉峰的身份证号与收购单业务联上的身份证号不一致。刘淑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收购单上潘玉峰身份证号与身份证号码的确不一致，是因为益康宝公司的业务员在操作该业务时并不要求记录真实的身份信息，但该生猪业务单上记录的电话号码是潘玉峰本人的。潘玉峰的收购单银行帐户栏中载明打到刘淑兰卡中。 办案法官询问收购生猪向养殖户出具哪联单时，益康宝公司主张“结算联。结算联由养殖户持有，第二联复核联由上诉人持有，第三联由具体办理生猪收购的业务员持有。业务员持第三联到公司领取抓猪费用，第三联上诉人不收回，与公司的第二联对好后，第三联不需要交回公司”；刘淑兰主张“第三联业务员联。对上诉人的内部流程不清楚，养殖户都是拿着业务员联与上诉人结算”。 (2020)鲁02民终1381号案件最终刘淑兰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撤回起诉，益康宝公司因此撤回上诉。 4.因拦截车辆问题，当事人报警并形成（2019）鲁0289行初155号行政案件，公安机关出具了《出警说明》三份。2019年10月民警祝瑞臣出具《出警说明》：经了解，是益康宝公司安排司机、业务员通过刘淑兰购买王永磊等养殖户生猪，因益康宝公司欠经纪人刘淑兰以前经手出售的猪款，刘淑兰要求把所欠猪款付清后再把当天的猪拉走，双方发生纠纷。 2019年10月30日民警郝高生出具《情况说明》：经现场询问，一名刘淑兰的养殖户拿着一张益康宝公司欠钱的欠条称益康宝公司欠养殖户卖猪款58.2万元一直没付。 2019年11月4日民警黄瑞亮出具《出警说明》；经现场调查得知，2017年12月4日下午，**（2017年11月20日通过刘淑兰将生猪卖给益康宝公司，价值24430元至2017年12月4日刘淑兰未将生猪款付清）驾驶车辆从莱州市沙河镇荣威高速路口回家，上高速后发现益康宝公司运输车，遂给刘淑兰打电话说发现了益康宝公司运输车，刘淑兰开车赶至现场。经调查刘淑兰，该称从养殖户处收购生猪卖给益康宝公司，自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共欠生猪款58万余元（有欠款条）。该到现场后与益康宝公司业务员李清龙协商。 三、2020年1月21日，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1.刘淑兰提交益康宝公司的生猪收购单，益康宝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有异议。收购单上住址有误。原告出示的证据为业务员联，并不是给客户支款用的客户联，也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益康宝公司申请向第三人李庆茂发问，“第三人，涉案收购单是谁给你的？”，李庆茂回答“刘淑兰，开单子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人在现场，但不确定是不是曹文禄”。 四、2020年7月8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调查。1.法庭询问收购单几联时，益康宝公司主张“三联，第一联结算联、第二联红联复核、第三联蓝联业务员联。第一联给养猪户，蓝联是业务员核对生猪数量据此发放工资，红联和结算联核对后才进行结算”；刘淑兰主张“结算有几联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所称的结算规则被上诉人也不清楚，应该由上诉人举证。上诉人将业务员联的收购单交给养猪户，并据此结算养猪款是事实，并且单据完全是由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制作完成，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结算时，无论是预付款还是清偿欠款，结算后单据都会收回。询问收购单出具人、填写人时，益康宝公司主张“是上诉人出具的”、“一般谁收猪谁填”；刘淑兰主张“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收猪的业务经理填写的，填写后交给养猪户”。 2.询问直接付款给刘淑兰证据及刘淑兰收益时，益康宝公司主张“有打款记录，且收购单上备注了被上诉人的卡号”、“经纪费我们不知道，但是厂里是将钱打入被上诉人的帐户中，打款记录里有一天10-20万元的”；刘淑兰主张“我是一头猪挣8元的经纪费”、经纪费“是上诉人支付”。询问收购单是否加盖公章时，益康宝公司主张“第一联加盖公章”；刘淑兰予以否认。最后益康宝公司主张“被上诉人联系好猪后，上诉人派人收猪，出具给被上诉人还是养猪户不清楚，第三人是和被上诉人打交道，跟上诉人不认识，从来没有接触。所有案子中收购单不确定是谁填的”；刘淑兰主张“收购单很清楚是上诉人制作的，并且该部分举证责任也应当由上诉人承担”。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第三人李庆茂拟转让给刘淑兰的针对益康宝公司的债权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李庆茂转让给刘淑兰的债权凭证系《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的“三联业务员”联，而相应的《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一式三联：第一联右侧写有“一联结算”，第二联为红联，右侧写有“二联复核”，第三联为蓝联，右侧写有“三联业务员”，在存在“一联结算”联情况下，“三联业务员”联不应理解为债权凭证。其次，从刘淑兰起诉的几个债权转让案件看，第三人转让给刘淑兰的作为债权凭证的《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的“三联业务员”联中，有的根本未写明养殖户的名字，有的养殖户名字与身份证号码不符，有的在收购单的“农行账号、农信账号”位置写有“打刘淑兰卡”字样，即益康宝公司出具收购单时并不关心实际的养殖户情况，无法以“三联业务员”联对具体养殖户结算。第三，一审法院庭审中，李庆茂自认“益康宝公司收购生猪，刘淑兰交付债权凭证，曹姓工作人员在现场，但究竟给的哪一联，不清楚”。第四，刘淑兰提交的2017年11月15日《益康宝公司生猪收购单》“三联业务员”联，金额35557元，而益康宝公司在2017年11月14日前后，即2017年11月13日支付刘淑兰85070元，2017年11月14日当天两次共支付91160元，2017年11月15日四次支付104930元，此与益康宝公司抗辩已支付该买卖合同的主张并不矛盾。第五，自2017年8月至12月，刘淑兰与益康宝公司的交易额180余万元，刘淑兰以经纪人身份为益康宝公司收购生猪。本案中，作为主张债权的一方，不能证明交易习惯是根据第三联进行结算；而且对于已付款究竟清偿哪些债务，并没有提交本案证据之外的其他债权凭证。根据目前证据显示，益康宝公司付款总额多于刘淑兰提交的债权凭证金额。第六，刘淑兰与益康宝公司发生纠纷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干警出具了三份《出警说明》。两名民警提到因益康宝公司欠经纪人刘淑兰58余万元猪款，特别是民警黄瑞亮出具的《出警说明》，经现场调查得知养殖户**在2017年11月20日通过刘淑兰将生猪卖给益康宝公司，至2017年12月4日刘淑兰未将生猪款付清；经调查刘淑兰，其称从养殖户处收购生猪卖给益康宝公司，自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共欠生猪款58万余元。刘淑兰并未提到还有经刘淑兰手卖给益康宝公司生猪，益康宝公司未给另行起诉的其他养殖户款项问题。综上，李庆茂无证据证实存在对益康宝公司的债权，刘淑兰参与到益康宝公司到平度市当地收购生猪的业务，以对出具的手续不清楚为由受让李庆茂对益康宝公司不成立的债权，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益康宝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经审查未发现一审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审理的情形，益康宝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另债权转让的通知无论出让人通知还是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均应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刘淑兰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了益康宝公司的通知债权转让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债权转让通知应属无效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上诉人益康宝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6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淑兰对上诉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89元，减半收取34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9元，均由被上诉人刘淑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