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术建，男，196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群，山东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辉，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港西镇港山后村。法定代表人：宋术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群，山东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辉，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玲，女，197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系刘艳玲丈夫），住威海市环翠区。原审被告：徐海娟，女，196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群，山东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何明宁，经理。上诉人宋术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艳玲、原审被告徐海娟、原审第三人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一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092民初2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术建、润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092民初2009号民事判决，并裁定驳回刘艳玲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刘艳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企业转让合同纠纷错误。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签订合同时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转让股权而非企业。二、本案不符合起诉及受理条件。荣成市人民法院以刘俊清、刘艳玲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由驳回其对润生公司的起诉后，二人没有提起上诉，刘艳玲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承认该裁定正确，其没有提供超过原案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其无权另行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以另案纠正其他裁判，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2011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合同转让书》中，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股权转让，甲方应为宋术建，甲方(出让人)润生公司后为逗号，之后在小括号内注明了宋术建，而乙方(受让人)红一切公司后是句号，说明股权受让人为红一切公司，也说明不存在刘艳玲委托红一切公司购买股权的可能。因红一切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第一份合同中存在刘艳玲的名字，宋术建对此也向何明宁提出异议，故双方又于2013年3月5日签订了第二份《股权合同转让书》，明确写明股权受让人为红一切公司，不再含有刘艳玲的名字。四、授权书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委托关系的存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宋术建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错误，宋术建仅是对公章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在何明宁下落不明后，因红一切公司的公章由刘艳玲掌控，刘艳玲为起诉伪造了委托书。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均有何明宁的签名，而刘艳玲提交的委托书中仅有加盖的红一切公司的公章，并无何明宁的签字，且委托书的内容均由刘艳玲的丈夫手写而成，委托书正常应有两份，一份交给受托人，然而刘艳玲却持有手写的委托书是明显违背常理的。一审中刘艳玲自称委托书的内容均是在2011年形成的，宋术建认为是2015年起诉时形成的，故宋术建提出了鉴定申请，后法院委托的两家鉴定机构没能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刘艳玲主张其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该举证责任应在刘艳玲一方，鉴定机构无法鉴定的法律后果应由刘艳玲承担，即应认定不存在委托关系。故刘艳玲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起诉。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荣商初字第610号生效民事裁定书也认定了刘艳玲并非适格原告，意即认定刘艳玲并非股权转让的委托人。五、一审认定宋术建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委托关系存在缺乏事实依据。宋术建与红一切公司签订《股权合同转让书》时并不知道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存在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何明宁也未曾告知过，更未出示委托书，正是基于宋术建与红一切公司多年来一直存在经济往来，才与红一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宋术建在签订合同时如果知道存在所谓的委托人刘艳玲，就不会订立该股权合同转让书。法律也并未规定要求提供相应证据对宋术建在签订合同时如果知道存在所谓的委托人刘艳玲就不会订立该股权合同转让书加以举证证明。宋术建与威海安旗海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旗公司）及红一切公司之间还存在债权债务，因此，即使存在委托关系，宋术建明确选定与合同相对人即红一切公司处理该股权转让纠纷。故刘艳玲也无权起诉宋术建等，应驳回其起诉。六、何明宁与宋术建分别于2013年3月28日和2014年8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何明宁将原以红一切公司名义支付的165万元股权转让款转为由安旗公司支付。基于此，即使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刘艳玲对宋术建也已无债权，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已经不存在，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宋术建及润生公司明知该165万元款项系刘艳玲的转让款，红一切公司也无权超出代理权限将该款项转作他人的款项是错误的，首先，宋术建不存在明知的事实，何明宁作为红一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将该款项转作他人的款项或做他用，一审判决认定红一切公司无权没有法律依据。在刘艳玲提供的转款记录中总数额超过165万元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款为165万元，其他款项非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也能反证红一切公司有权所谓的超出代理权限将款项转作他用或转作他人的款项，代理人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承受后再向代理人追偿。刘艳玲提供的银行转款明细中并未注明是股权转让款。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红一切公司无权超出代理权限将该款项转作他人的款项是错误的。七、即使法院认定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鉴于红一切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宋术建股权转让款，故其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计算标准，宋术建主张将违约金与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及占用费在等额内抵销。而一审认定宋术建主张的违约金及占用费不能确定，主张抵销不具备条件也是不成立的。红一切公司违约明确、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计算标准及占用费标准均明确，因此宋术建有权主张等额抵销。八、因本案涉及红一切公司、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在没有相关确权裁判文书、其他协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存在瑕疵、伪造嫌疑的证据作出裁判，涉嫌处分红一切公司的财产。九、一审判决润生公司承担共同责任，超出刘艳玲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请求。刘艳玲辩称，刘俊清（刘艳玲之父）全权委托何明宁经营红一切公司，其后委托何明宁进行股权转让，将转让后的股权登记在刘艳玲名下。在此过程中，刘俊清、刘艳玲先后支付款项，在何明宁给刘俊清的信中，何明宁主张累计给宋术建打款375万元，还有160余万元的保证金，刘艳玲也向宋术建支付了45万元。一审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为165万元与实际不符，但尊重一审法院判决。徐海娟、红一切公司未作陈述。刘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红一切公司代理刘艳玲与宋术建于2011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宋术建、徐海娟共同返还刘艳玲已付款项315万元，并自2016年4月5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润生公司对宋术建、徐海娟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润生公司系宋术建于2006年3月申请成立的一人独资有限公司，徐海娟系宋术建妻子、公司监事。红一切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何明宁（曾用名何泰），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何明宁、刘俊清、刘彦、刘艳玲，认缴出资额分别为360万元、500万元、70万元、70万元，阎金蓉系该公司会计。2011年5月20日，刘艳玲（甲方）与红一切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购买润生公司全部股权，委托事项包括：协议价格、签订合同、转付款项等，具体事项由红一切公司何明宁、阎金蓉办理。自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刘俊清通过银行转账给阎金蓉900余万元。2011年9月25日，以“润生公司（宋术建）”为甲方、“红一切公司（刘艳玲）”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宋术建将其持有的润生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价格为人民币800万元（包含房产及土地）；转让标的为通过年检的甲方法人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证、甲方位于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内的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和16亩占地出让权（厂房建筑面积4750平方米、办公楼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科研楼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及名下所有财产、甲方已取得政府的建设工程批文和证件；乙方于签订合同后支付260万元，2012年4月15日前支付400万元后甲方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公司法人和名下财产过户到乙方名下，余款140万元在2012年5月25日前付清。宋术建、何明宁在合同书上签字，润生公司、红一切公司在合同书上盖章。2013年3月5日，润生公司与红一切公司另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内容与2011年9月25日转让合同基本一致，确认红一切公司自2011年5月28日至今合计支付润生公司165万元转让款，并约定余款635万元在2014年7月8日前付清。双方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同年3月28日，润生公司又与何明宁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安旗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润生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名下的位于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内的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和16亩土地出让权转让给安旗公司。2014年8月6日双方又签订购买厂房补充协议书。2015年7月5日，润生公司书面通知红一切公司解除双方于2011年9月25日、2013年3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另查，润生公司位于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内的标准厂房所占用16亩土地原系集体用地，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征收为国有土地。2014年9月2日，何明宁向荣成市国土资源局交纳征地保证金1357872元。诉讼过程中，宋术建申请就2011年5月20日的委托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先后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两鉴定机构均以鉴定事项难度较大、无法鉴定为由将鉴定材料退回，依法终止了鉴定程序。宋术建及润生公司称2013年3月28日，润生公司与安旗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后，红一切公司将其已经支付给宋术建的165万元转让款转为安旗公司转让款。安旗公司股东秦学艳到庭称何明宁以厂房设备出资与案外人韩云共同成立安旗公司，何明宁当时称案涉厂房土地其已经支付165万元转让款，后安旗公司又向宋术建支付100万元，另向荣成市土地局支付土地保证金137万元，但该款项被环翠区法院作为何明宁的执行款扣划。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是否系委托关系。宋术建对刘艳玲提供的与红一切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形成时间有异议，认为是后补的，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依法不予认定。该委托书系刘艳玲及红一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刘艳玲委托红一切公司购买润生公司股权、财产等事宜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第二，关于刘艳玲已经支付给宋术建的转让款数额。刘艳玲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虽能证实阎金蓉、刘艳玲分别支付给宋术建200万元、10万元、45万元的事实，但宋术建对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刘艳玲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系转让款。对于其中刘艳玲支付的45万元款项系转让款，予以认定。对于阎金蓉支付的10万元，宋术建称系偿还其个人借款，但其提供的借条签名为闫蓉，不能证明与阎金蓉系同一人，故对其该抗辩不予采信。宋术建主张阎金荣转账的200万元中的100万元系何明宁偿还向宋术建的个人借款，另100万元为转让款，宋术建的该项主张，除有2011年6月28日何明宁的欠条证实之外，结合阎金蓉、刘艳玲55万元的转账金额，基本与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确认的付款金额一致，因此，对于宋术建的该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宋术建虽在2011年10月21日出具了260万元的收款收据，但称款项并未实际支付，结合2013年3月5日股权转让合同中确认红一切公司共计支付165万元转让款的表述，对宋术建的抗辩依法予以采信，认定刘艳玲实际支付转让款165万元。对于刘艳玲主张与其父亲刘俊清向阎金荣、何明宁支付的其他款项，其并无证据证明何明宁、阎金荣向宋术建转付了款项，故对刘艳玲主张的其他数额依法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刘艳玲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二，刘艳玲要求解除转让合同并要求宋术建、徐海娟、润生公司返还转让款有无依据；第三，宋术建能否行使抵销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1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首部明确注明乙方为“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刘艳玲）”，且约定“将甲方公司法人过户到乙方名下”，由此可以推知股权受让方系个人而非公司，且刘艳玲直接参与了合同的履行，其分三次直接向宋术建账户转款45万元。据此可以认定宋术建及润生公司对于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刘艳玲依法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宋术建及润生公司主张权利。宋术建及润生公司关于红一切公司未向宋术建披露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且如果知道是刘艳玲购买，就不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辩解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刘艳玲系本案适格主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刘艳玲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可以确认宋术建、润生公司转让的系润生公司的营业执照、财产及相关证书文件等，能够认定双方转让的系润生公司的财产及经营权，案涉合同实际为企业转让合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红一切公司系受刘艳玲的委托与宋术建和润生公司签订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现双方均同意解除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宋术建及润生公司应当返还刘艳玲已经支付的165万元转让款，刘艳玲主张要求宋术建、润生公司自2016年4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宋术建、润生公司主张与安旗公司之间另签订了转让协议，红一切公司将已付的165万元转让款转为安旗公司的转让款。但宋术建、润生公司明知该165万元款项系刘艳玲的转让款，红一切公司也无权超出代理权限将该款项转作他人的款项，故对宋术建、润生公司的该抗辩依法不予采信。润生公司是由宋术建开办的一人公司，徐海娟并非润生公司股东，且刘艳玲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债务系宋术建与徐海娟的共同债务，其要求徐海娟承担给付责任，无法律和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债务抵销。本案中，宋术建、润生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占用费等数额尚不能确定，其要求与刘艳玲主张的款项进行抵销，尚不具备条件，其可另案主张，对其抵销要求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刘艳玲与宋术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合同转让书》；二、宋术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刘艳玲1650000元，并自2016年4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三、驳回刘艳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刘艳玲负担15238元，宋术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6762元；公告费460元，由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艳玲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二、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为企业转让合同还是股权转让；三、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就购买润生公司股权事宜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宋术建是否对此明知；四、宋术建关于抵销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刘艳玲及其父刘俊清向荣成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润生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荣成市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5）荣商初字第610号民事裁定书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了起诉，该案并未对实体内容作出认定。本案系刘艳玲以宋术建、徐海娟为被告、润生公司为第三人提起的诉讼，两案诉讼主体亦不完全相同，故宋术建主张本案不符合起诉及受理条件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2011年9月25日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转让宋术建所持有的润生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约定转让标的包括“通过年检的甲方法人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证、甲方位于荣成市港西镇工业园内的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和16亩占地出让权及名下所有财产、甲方已取得政府的建设工程批文和证件”，转让价格为“800万元（包含房产及土地）”。故双方实际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同时完成土地、厂房等财产的整体转让，本案案由仍应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一审确定案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为证明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就购买宋术建所持润生公司股权事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刘艳玲提交了加盖红一切公司公章的委托书，宋术建虽主张该委托书为伪造，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委托书无何明宁签字的理由以及委托书由委托人刘艳玲持有不符合常理等理由，不足以否认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红一切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宋术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在该转让合同中乙方（转让方）标注为“威海红一切食品有限公司。（刘艳玲）”，刘艳玲作为红一切公司的股东，并非红一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代表红一切公司与宋术建商谈股权转让事宜的代理人，在该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一栏中列明“刘艳玲”，且在合同签订后刘艳玲向宋术建付款45万元，直接参与合同履行，宋术建主张其并不知道转让方为刘艳玲，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认定宋术建及润生公司对于刘艳玲与红一切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是明知的，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该股权转让合同直接约束刘艳玲与宋术建，因此刘艳玲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已付股权转让款。关于宋术建提出的所付股权转让款已转为安旗公司股权转让款、刘艳玲无权要求返还的主张，本院认为，红一切公司仅为受托人，在未经委托人刘艳玲同意的情形下，将已付股权转让款转为安旗公司的所付款项，属于超出委托代理权的行为，对刘艳玲不发生法律效力，宋术建对此亦应明知，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宋术建应向刘艳玲返还已付股权转让款，润生公司为宋术建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一审判决润生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因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金数额均未确定，不具备抵销权的行使条件，一审对宋术建的抵销要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宋术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2元，由上诉人宋术建、荣成润生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刘志敏审判员 唐玉沙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杨昕书记员孙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