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波，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元，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长庆，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鲍永刚，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大政，江苏天立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祥华，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民，江苏江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波与上诉人鲍永刚、原审第三人陈祥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2民初2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元、林长庆，上诉人鲍永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大政，原审第三人陈祥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波上诉请求：一、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第一、二项；二、由鲍永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鲍永刚扣留174万元具有合理性，违背客观事实，且作为扣除174万元相应的违约金损失及调减律师费的依据，缺乏客观逻辑且无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自行酌定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鲍永刚针对上诉人孙波的上诉请求辩称:上诉人孙波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陈祥华针对上诉人孙波的上诉请求陈述意见:对孙波的上诉请求由法院依法判决。上诉人鲍永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波一审诉讼请求；二、由孙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应当认定鲍永刚于2018年12月7日支付的3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2、鲍永刚有权将2017年6月3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475万元股权转让款中174万元直接给付陈祥华；3、一审法院认为鲍永刚承担违约责任显失公平；4、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程序没有充分考虑第三人利益，采取判决形式予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上诉人孙波针对针对上诉人鲍永刚的上诉请求辩称：1、原审法院对30万元的款项性质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30万元转账，孙波和陈祥华均提供的2014年11月30日的收据载明嘉福公司欠付53.7万元，该款项也是从嘉福公司转账，也备注了还款；2、鲍永刚主张依据承诺书扣除174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鲍永刚主张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鲍永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本质上属于恶意违约；4、关于本案的程序是否合法，首先第三人没有对程序违法提出上诉，该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是否违法，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鲍永刚没有指明原判决违反了具体的法律相关事项。原审第三人陈祥华针对上诉人鲍永刚的上诉请求陈述意见：鲍永刚的上诉请求以及理由中涉及孙波应当向我方支付174万元，予以认可；对鲍永刚的其他上诉请求，由法院依法判决。孙波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鲍永刚向孙波履行股权款460万元、逾期违约金暂计1116240元（其中以200万元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八为计算标准、从2018年3月31日计算至2018年5月30日；以475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八为计算标准，从2018年5月31日计算至2018年7月8日；以46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八为计算标准，从2018年7月10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5日，应计算至股权款实际支付之日止），律师费30万元、取证费2000元的支付义务。以上合计6018240元。鲍永刚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孙波支付违约金40万元，律师代理费用30万元；2、孙波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7日，孙波（出让方、甲方）、叶征金（乙方）、高立明（乙方）、鲍永刚（受让方、丙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丙方以487.5万元受让甲方作为登记股东，乙方作为甲方二级股东所占有的嘉福公司的3%股份。2017年6月3日，孙波（出让方，甲方）与鲍永刚（受让方，乙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均系嘉福公司股东，甲方在公司合法拥有12.93%股权，股金及投资款共计人民币970万元，其中甲方二级股东（刘洪根拥有6.16%股权，金额220万；叶征金、高立明共同拥有3%股权，金额375万），已另协议转让。甲方同意将其在嘉福公司剩余股份3.77%及其所属的全部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经自愿、平等、友好协商，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其在嘉福公司所持剩余的全部股权3.77%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二、乙方同意以人民币475万元受让甲方在嘉福公司的100%全部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全部税费由乙方承担，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中。三、乙方应于2018年3月30日之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200万元，余款275万元于2018年5月30日之前付清。上述款项付至甲方以下指定银行账户：户名：蒋金晶银行账户：62×××88农村商业银行。四、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至过户之前是甲方在嘉福公司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陈祥华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五、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嘉福公司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由乙方享有与承担，并向乙方出具授权委托书。六、双方一致同意在股权转让款结清前，对该次股权转让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结清后，如乙方认为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甲方应承担协助配合的义务，由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全部税费。乙方应提前一周告知甲方，甲方必须无条件的承担法律文书文件签署及股权转让等协助配合的义务，否则视为违约。七、甲、乙双方均保证对该次股权转让对股东以外的人保密，如因对方泄密造成一方损失的，泄密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八、本协议在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否则视为违约。九、违约责任：1、乙方逾期支付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按逾期款项的万分之八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并同意赔偿甲方损失，损失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逾期违约金、律师费、取证费用等。2、甲方不履行协助变更股权登记义务及单方解除本协议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40万元，同时承担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代理费等费用。十、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除，协议不成的，由嘉福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十一、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并交一份到嘉福公司时生效。嘉福公司对本协议应内部备案登记。十二、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由嘉福公司存档，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协议签订并生效后，2018年7月9日，鲍永刚委托江苏嘉福颐养投资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15万元股权转让款，在付款回单用途中写明：受鲍永刚委托付嘉福置业孙波投资款。并由孙波出具收条1张，写明：今收到江苏嘉福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转蒋金晶卡。2018年12月7日，嘉福公司曾向蒋金晶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汇款凭证备注：还款。孙波再次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江苏嘉福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转蒋金晶卡。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发生纠纷，孙波遂与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该所律师进行诉讼，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孙波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另外10万元，孙波称已通过现金方式予以支付。一审另查，2017年6月3日，孙波曾向陈祥华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孙波承诺，淮安市中院执行款一经解封，到本人账上，先转人民币87万元整给陈祥华账上，账号：62×××91，开户行：江都农村商业银行；到账后利息费用双方在另行结算。若违背，本人委托嘉福公司，将本人与鲍永刚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款扣除人民币174万元整，由鲍永刚负责，转给陈祥华，账号同上。此承诺书一式肆份，陈祥华一份，孙波一份、鲍永刚一份，嘉福公司存档一份。孙波在承诺人处签名；陈祥华在当事人处签名；鲍永刚在证明人处签名。叶征金向鲍永刚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20日的《请求书》写明：我们是你公司股东孙波的共同投资人，孙波于2013年5月29号向我们借款375万元整（其中定金10万元），用于嘉福广场房产开发投资，私下约定我们也是嘉福公司的股东，名义占股比例为5.25%，并约定嘉福房产投资成功后，我们的股权占比为10.5%，事后我们按时将投资款支付给孙波（当时还有孙波的父亲也在凭据上签名），嘉福房产建成后，我们要求孙波兑现承诺，支付我们应得收益375万元及其他红利，孙波总是推辞。无奈情况下于2017年5月27日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中的487.5万元股权转让给鲍总，但余款262.5万元及其他红利提成均没有向我们支付。后了解，孙波也将其股权转让给鲍总，且即将到支付日期，为了保证我们的应得款项和收益，请求鲍总协助，暂不支付股权款给孙波，直到孙波将我们之间的账目结清为止。陈祥华向鲍永刚发出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9日的《通知函》写明：由于孙波一直没有履行与陈祥华2017年6月3日签订的承诺协议，现我陈祥华特通知鲍永刚先生和嘉福公司，要求鲍永刚先生作为证明人，应履行监督责任，禁止将孙波与鲍永刚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款（174万元）转给孙波，直至孙波履行承诺协议中所有承诺，将所有款项支付给陈祥华，特此通知说明。叶征金向鲍永刚发出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的《停止支付函》载明：我们是孙波同志在贵公司的隐名股东，2013年5月29日出资375万元给孙波用于嘉福房产的投资建设。当初约定占股比例5.25%，后通过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我们的占股比例应当是10.5%，也就是翻一番，按照收益与风险共存原则，我们的投资及收益应当是750万元，为此多次与孙波协商未果。2018年2月，我们曾向贵公司发出请求，要求停止向孙波支付相关款项，现又得知孙波已经向法院诉讼，故再次发函给贵公司，希望贵公司能够根据我们与孙波之间的约定，将我们应得的款项直接扣划给我们。2019年5月21日，陈祥华向孙波出具《情况说明》，写明：2017年6月3日，本人陈祥华与孙波签订《承诺书》，孙波依据《承诺书》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0日将总计87万元分三笔打入本人夫人谈玉琴账户。利息和费用未算，无其他异议。特此说明。一审再查，孙波及陈祥华举证的2014年11月30日的收据（借据）载明嘉福公司向孙波借款53.7万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当事人所举证据在卷佐证。一、本诉部分。争议焦点为：一、鲍永刚尚欠孙波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二、鲍永刚是否应当立即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三、鲍永刚是否应当向孙波支付逾期违约金以及逾期违约金是否应当予以调整。四、孙波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取证费2000元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关于本诉部分的争议焦点一，孙波称2018年7月9日由江苏嘉福颐养投资有限公司代付的15万元，系鲍永刚支付的本案股权转让金；但2018年12月7日由嘉福公司汇给蒋金晶的30万元，与本案无关，系嘉福公司支付之前其所欠付的款项。鲍永刚则辩称上述两笔共计45万元，均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1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系支付的本案股权转让款。另外30万元，应认定与本案无关，理由如下：首先，嘉福公司在30万元的汇款凭证中明确注明系“还款”，与之前15万元中注明的“受鲍永刚委托付嘉福置业孙波投资款”有明显区别；其次，从孙波及陈祥华举证的2014年11月30日的收据载明嘉福公司向孙波借款53.7万元，亦可证明嘉福公司与孙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往来，故在无其他证据反证的基础上，嘉福公司上述30万元亦不应认定为支付本案鲍永刚所欠股权转让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鲍永刚仅于2018年7月9日向孙波支付了15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欠460万元未予支付。关于本诉部分的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分述如下：1、关于陈祥华要求鲍永刚暂不支付的174万元部分。孙波认为其仅需按承诺向陈祥华支付87万元的欠款，其即完成了《承诺书》的承诺义务，而鲍永刚与陈祥华均认为利息和费用也应结算完毕，才应视为孙波已完成了《承诺书》的承诺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应认定孙波也履行了《承诺书》的相关义务，鲍永刚不应再扣留17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承诺书》中孙波的承诺义务范围，在结合上下文文义以及双方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应理解为孙波在领取淮安中院执行款，并向陈祥华支付87万元后，孙波即完成了承诺书的相关义务，“到账后利息费用双方在另行结算”应理解为双方对争议事项的另行约定，而非孙波应承担的承诺义务。其次，陈祥华在2019年5月21日的《情况说明》中，亦明确说明“孙波依据《承诺书》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0日将总计87万元分三笔打入本人夫人谈玉琴账户。利息和费用未算，无其他异议”，从上述陈祥华确认的内容，亦可看出孙波已依约履行了《承诺书》的给付义务，且陈祥华无其他异议。综上，孙波已完成了《承诺书》的付款义务，鲍永刚已无权再扣留应付孙波的174万元股权转让款。2、叶征金要求暂不支付的部分。叶征金虽向鲍永刚发出《请求书》、《停止支付函》，要求鲍永刚停止向孙波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该《请求书》、《停止支付函》未经孙波认可，也非司法机关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停止支付的法律文书，故鲍永刚并不能因此而拒绝向孙波支付股权转让款。综合以上两点，鲍永刚欠付孙波的460万元股权转让款，鲍永刚均应予以支付。关于陈祥华提出的其与孙波关于“利息和费用”的纠纷，陈祥华可另行行使权利，向孙波予以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三，鲍永刚称即使孙波主张的违约金成立，也超过法律规定标准，应由法院予以调整至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孙波则认为违约金的约定是基于孙波向鲍永刚转让的股权价值低于本身应当获得的市场价值做出的惩罚性条款约定，在鲍永刚存在故意违约的前提下要求调整没有合同依据。鲍永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违约金过高的基础初步证据，在此前提下要求调整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本案中，鲍永刚作为嘉福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形式稀释孙波的股份，并最终导致孙波被迫转让股份，鲍永刚在该协议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同时本案合同从2017年6月3日签订至今，仅仅履行了15万元的支付费用，鲍永刚过错明显。基于以上事实，违约金应不予调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鲍永刚在履行与孙波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尚欠4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未予支付，除孙波在《承诺书》中所涉的174万元存在暂不予支付的合理依据，不存在违约之外。其余部分，鲍永刚均构成逾期支付的违约行为。对此，鲍永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逾期金是否过高，是否应予以调整的问题。孙波称其投资于嘉福公司的款项及股权的来源，主要是向他人的其他借贷资金投入，孙波对陈祥华偿还的金额远大于约定的违约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考量基础是违约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孙波与鲍永刚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为日万分之八，该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28.8%（按日万分之八乘以360日计算），孙波认为其损失主要是向陈祥华偿还的借款资金，且金额远大于约定的违约金。对此，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民间借贷的利息约定亦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应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波与鲍永刚约定的日万分之八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此外，结合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法院酌情调整双方的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14%。综上，鲍永刚应支付的违约金为：1、以26万元基数（即以第一期应付的200万元-孙波《承诺书》中认定的暂不支付的174万元），自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5月30日，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2、以301万元为基数（即以共计应付的475万元-孙波《承诺书》中认定的暂不支付的174万元），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8日，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3、以286万元为基数（即以共计应付的475万元-孙波《承诺书》中认定的暂不支付的174万元-已付15万元），从2018年7月10日至股权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关于争议焦点四。一审法院认为，孙波与鲍永刚约定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鲍永刚）逾期支付转让款的，需承担律师代理费。但因孙波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174万元暂不予支付，故该部分不构成违约，在计算律师代理费时，亦应予以酌情调减。本案中，孙波举证的证据中反映其委托律师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再结合以上174万元部分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鲍永刚应承担律师代理费为18万元。此外，应孙波未提供取证费2000元的损失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反诉部分。争议焦点为：孙波在履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鲍永刚所主张的违约金40万元以及律师代理费30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针对反诉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鲍永刚虽提出因为孙波不履行其承诺行为，导致鲍永刚无法正常运营嘉福公司的业务，公司账户长期被查封，孙波不配合办理嘉福公司的变更登记事项。但经一审法院审查，孙波在与鲍永刚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已披露了其所持股权的情况，且孙波的合同义务为在鲍永刚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后，在鲍永刚认为需要时，配合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现鲍永刚并未结清股权转让款，故孙波亦无需配合鲍永刚办理嘉福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故孙波不存在违约行为，亦无需承担鲍永刚所主张的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鲍永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孙波股权转让款460万元、律师代理费18万元及逾期违约金（分三部分：1、以26万元基数，自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5月30日，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2、以30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8日，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3、以28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0日至股权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孙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鲍永刚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39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928元，由孙波负担6800元，鲍永刚负担52128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反诉孙波鲍永刚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孙波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3年6月30日借条1张（复印件）及2017年6月5日转账凭证，证明蒋金晶向王莹借款人民币60万元用于淮安房地产投资，年利率24%，后于2017年6月5日还给王莹140万元；2、2017年1月9日以及2017年2月21日借条2张（复印件）及2017年1月9日、2017年2月21日银行转账凭证各一份，证明蒋晶晶向郜德根、郜正坤借款人民币140万元，用于还王莹140万元，借条利息年利率确定为24%；以上第一组证据证明孙波用于股权投资的相关款项是基于融资取得，产生了远远超过24%的损失；第二组证据：2020年4月30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铝价格走势图一张（来源于网上打印），证明铝的价格在此期间是不断上涨的，从而证明孙波从事铝钢材等金属制品加工的公司也是获得相应的可得利益，即约定的违约金不存在过高的事实。上诉人鲍永刚针对上诉人孙波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由法庭予以认定。对其关于年利率的高低，法律也有规定，其在证明年利率24%不适合于本案，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孙波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证据的真实性，来源于网络打印，真实性存疑。原审第三人针对上诉人孙波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鲍永刚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多少；二、涉案《承诺书》中孙波的义务应如何理解；三、一审判决认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标准是否得当；四、一审判决调减律师费是否得当。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鲍永刚主张2018年12月7日由嘉福公司汇给蒋金晶的30万元应是上诉人鲍永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嘉福公司在30万元的汇款凭证中明确注明系“还款”，与之前双方认可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15万元中注明的“受鲍永刚委托付嘉福置业孙波投资款”有明显区别，且两笔汇款相隔时间较短；上诉人孙波及原审第三人陈祥华举证的2014年11月30日的收据载明嘉福公司向孙波借款53.7万元，亦可证明嘉福公司与孙波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往来，故在无其他证据反证的基础上，嘉福公司上述30万元亦不应认定为支付本案鲍永刚所欠股权转让款。上诉人鲍永刚主张涉案借款53.7万并不真实存在，但也陈述该53.7万元系由其他借款本息演变而来，即上诉人鲍永刚与上诉人孙波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鲍永刚主张2017年6月3日协议是上诉人鲍永刚和上诉人孙波对上诉人孙波在嘉福公司的股权债权一次整体结算，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该53.7万元和2018年12月7日由嘉福公司汇给蒋金晶的30万元，上诉人鲍永刚与上诉人孙波可以通过另案处理方式予以解决，本案不予理涉。故上诉人鲍永刚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鲍永刚主张其有权将17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孙波的承诺义务范围应是孙波在领取淮安中院执行款，并向陈祥华支付87万元后，孙波即完成了承诺书的相关义务，“到账后利息费用双方在另行结算”应理解为双方对争议事项的另行约定，而非孙波应承担的承诺义务。同时原审第三人陈祥华在2019年5月21日的《情况说明》中亦明确说明“孙波依据《承诺书》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0日将总计87万元分三笔打入本人夫人谈玉琴账户。利息和费用未算，无其他异议”，上述陈祥华确认的内容与《承诺书》的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上诉人孙波已依约履行了《承诺书》的给付义务，上诉人鲍永刚已无权再扣留应付孙波的174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诉人鲍永刚欠付上诉人孙波460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诉人鲍永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上诉人鲍永刚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孙波主张一审判决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不当。对此本院认为，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考量基础是违约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孙波与上诉人鲍永刚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为日万分之八，该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28.8%（按日万分之八乘以360日计算），明显偏高，结合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法院酌情调整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14%并无不当。上诉人孙波对外借款也会产生相应的收益，即所产生的损失并不当然就推定为本案的损失，故上诉人孙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上诉人孙波主张不应调整律师受理费。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事实酌情调减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当。上诉人孙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波和鲍永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69元，由上诉人孙波负担（已付）；二审受理费53928元，由上诉人鲍永刚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刘 弘审判员 吴志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