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再129号抗诉机关：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芦所英，女，195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古交市。申诉人（一审被告）：闫开俊，男，195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二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结娟，山西济德律师事务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程俊霖，男，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因与被申诉人程俊霖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2252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并检民监[2019]14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01民抗2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琳旭，检察员助理段洪艳出庭。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结娟，被申诉人程俊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2252号民事判决违法送达，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可能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本案中，程俊霖起诉状中写明芦所英的住址为古交市XXX，电话为133XXXXXXXX。法院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时，退回理由为“收件人不在村里，无法投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而本案中，芦所英并非下落不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一审法院对其采取公告送达方式，致使其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可能影响其实体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九项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八十二条第三项、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判决书副本，剥夺二申请人的辩论权利。（一）2018年6月23日，原审法院使用特快专递业务给申请人芦所英送达起诉状副本时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填写的手机号码为133XXXXXXXX，住址为古交市XXX。关于上述信息手机号码确系申请人芦所英使用，实际住址不在户籍登记的古交市XXX，而是在本村儿子修建的另一处宅院，和法院填写的距离很近。申请人芦所英并未接到快递人员电话，也未见到快递人员来村里送邮件。邮件改退批条上填写的收件人不在村里无法投递，不是事实，但原审法院草率以邮寄送达不能，于2018年7月24日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并于2018年10月29日直接公告送达了判决书副本，另2018年9月10日至2018年10月26日，申请人芦所英在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医院住院就诊一个多月，2018年10月24日的开庭，不知道也确实无法参加。（二）2006年闫开俊就离开原审法院在专递邮件详情单上填写户籍所在地古交市XXX，居住在太原市小店区XXX，闫开俊也从未使用过原审法院在专递邮件上填写的电话135XXXXXXXX，故原审法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当然不能送达，邮件被以迁移新址不明退回法院。据此，原审法院草率以邮寄送达不能于2018年7月24日进行了公告送达，并于2018年10月29日直接公告送达了判决书副本。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以公告方式进行送达明显错误。理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92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本案中二申请人并非下落不明，也不符合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申请人芦所英居住的虽然与邮件详单上填写的略有不同，但仍在本村，且原左邻右舍均知情。原审法院送达时只要做走访便可直接送达。同样申请人闫开俊虽不在户籍登记地居住，但原审法院在送达时只要对其村里邻居或村委略作走访，便能联系上申请人闫开俊，不存在送达不能的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原审法院要对二申请人进行公告送达，也应当考虑到二申请人户籍地都在农村，人口较集中，村庄人口之间联系性较大，沟通方便，完全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的规定，在申请人芦所英居住的咀头村张贴开庭公告，那么诉讼事宜就完全可以通过第三方通知到申请人。原审法院不顾二申请人实际情况，在未穷尽其他送达手段的情况下草率的在报纸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明显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审法院在送达判决副本时，甚至未进行邮寄送达径行公告送达，明显违法。二、原审法院实际开庭日期早于公告送达确定的开庭日期，剥夺了二申请人的辩论权利。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在报纸上公告送达，按照其公告内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依据法律规定，上述开庭日期应为2018年10月25日，而原审法院却在2018年10月24日进行了缺席审理，也就是说即便二申请人按照公告内容于2018年10月25日到庭，法院也早已开庭完毕。根本不可能参加法院庭审，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三、原审法院在审查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时敷衍塞责，严重误导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举证的权利。原审法院作出（2018）晋0109民初2252号民事判决书后，申请人不服提出再审，原审法院进行审查中，通知申请人于2019年6月11日开庭，申请人按通知提前八点就到法庭，直到中午11点，书记员李燕才打开法庭门让双方当事人进去，由李燕进行询问。开始没几分钟，书记员李燕就让申请人闫开俊去档案室复印原审卷宗，因为程序复杂，至12点，申请人闫开俊方带着材料返回法庭，当时申请人程俊霖和被申请人芦所英已经在庭审笔录上签完了字。申请人闫开俊刚说了两句案情，李燕就让其在笔录签字，申请人闫开俊提出异议说我还没说完，还有证据，申请人芦所英也向法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李燕说还有一次开庭下次再说。整个庭审过程只有李燕一人自审自记，无奈二申请人当时在没陈述完的情况下签字，然后一直在家等待法院再次开庭直到法院6月24日通知过去，却是领申请被驳回的（2019）晋0109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表明审查程序已经结束，申请人闫开俊不服，说我又不是承租人，只是打工者，法庭让其把证据拿过来，等到申请人闫开俊拿上证据上交时，法庭却说已经审查完毕，没说过让拿证据的话。这场申请人闫开俊几乎没有参与的询问，在询问笔录上竟然将11点才开始的询问，提前写到9点半。完全就是为了掩饰整个审查程序草率，缺乏举证环节的敷衍塞责。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闫开俊系与程俊霖签订租赁机械合同的承租方之一明显错误。2009年8月，芦所英施工的工地上需要使用挖机，因此租用了程俊霖的挖机，而闫开俊当时仅仅是芦所英雇佣在工地上开皮卡车，其在租赁机械合同的签名不是作为承租人，而是程俊霖提出让闫开俊作为见证人签字，而不是作为承租当事人签字。该事实有申请人芦所英认可其工地上其他做饭的工友薛某可以证明。另外，程俊霖对上述事实也很清楚。故而结算租赁费时，在芦所英和闫开俊均在场的情况下，单单要求芦所英为其出具92700元欠条，提都不提让申请人闫开俊签字确认。原因正是因为其清楚闫开俊与挖机租赁毫无关系，而且从法律上出具欠条时原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已终结，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芦所英和程俊霖成立了，与闫开俊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的闫开俊为合同当事人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芦所英与闫开俊应向程俊霖清偿92700元明显错误。芦所英早已在2011年分三次清偿了全部挖机费用92700元，双方之间早已不存在债务关系，出于与程俊霖多年认识的信任关系，在其答应找到欠条就撕掉的情况下就没有坚持收回欠条，故程俊霖进行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债务已清偿的情况。本案自芦所英于2010年8月初给程俊霖出具欠条，承诺2010年8月25日结清欠款。程俊霖2018年起诉前从未主张过债权，至起诉时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程俊霖辩称，1、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时，因为法院给他们发信息通知，芦所英接到短信后给我打电话让我撤诉，说撤诉后给我。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抗诉后我也去了，向检察院说明此事。是一审法院给芦所英邮寄传票她不收，是芦所英耍赖。2、开庭芦所英不来，我也进行公告了，我认为程序合法，是芦所英自己放弃权利，藐视法庭。3、闫开俊说芦所英给我钱了不是事实，我经常给芦所英打电话，芦所英一直拖，我没有办法才采取法律途径维护我的权利。4、闫开俊和芦所英一直在一起工作。程俊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现代300挖机租赁费92700元及利息（2010年8月25日至2018年5月3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41431元，以上共计134131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的现代300挖机租赁费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15日原告程俊霖（作为甲方出租方）与二被告（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机械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机械名称现代300挖机、施工地点及项目名称空、租赁时间2009年8月15日、租金每小时贰佰元整、付款方式挖机工作十天以内把去年挖机租金的欠款陆万叁仟元付清，挖机工作每十五天结算一次；机械进出场费由乙方负担，乙方应负责机械耗油、司机人员吃饭、住宿等费用，并保证机械不发生丢失、损坏、人员受伤害等责任，如发生以上所述事实，乙方负责赔偿责任；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机械转租第三方使用，甲方每月有三天机械合理检修期，修车停班三天以内（包括三天），乙方不扣租金，如果修车停班超过三天，乙方有权按日扣除在三天以外的租金（日租金按月租金除30计算），如机械修车停班造成乙方或工程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乙方或其它不属于甲方的原因造成停班乙方不应扣除甲方租金；甲方不能按时交付机械，应将所收定金返还乙方，合同到期之日，乙方应把机械返还甲方，如因故不能将机械如期返回，乙方应按机械1500元／日计算支付甲方损失；如甲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如乙方违约则无权收回预付款，并应赔偿甲方损失；租赁期满如乙方需要继续使用机械，则此合同相应顺延，最后截止日期以乙方完工或停工之日为准；纠纷解决方法同甲方户口所在地法院依法裁决。2010年8月25日被告芦所英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程俊林挖机费玖万贰仟柒佰元整小写92700元整结止2010年8月25日芦所英”。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涉案租赁机械合同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根据被告卢所英为原告出具的涉案欠条及涉案租赁机械合同，应认定截止2010年8月25日二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92700元未予支付。因二被告未举证证明，已向原告支付该款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挖机租赁费927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挖机利息的诉请，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挖机租赁费927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租赁费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共和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芦所英、闫开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程俊霖挖机租赁费92700元。二、驳回原告程俊霖的其他诉讼请求。芦所英、闫开俊不服上述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晋0109民申4号民事裁定。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一）程序方面。申请人芦所英所留信息与原审案件中被申请人所留信息、联系方式一致，且于合同中所留信息相同，故原审送达程序合法。（二）实体方面。2009年8月15日原告（作为甲方出租方）与二被告（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机械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机械名称现代300挖机、施工地点及项目名称空、租赁时间2009年8月15日、租金每小时贰佰元整、付款方式等，如遇纠纷由甲方户口所在地法院依法裁决。2010年8月25日被告芦所英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程俊林挖机费玖万贰仟柒佰元整小写92700元整截止2010年8月25日芦所英”。双方签订的涉案租赁机械合同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截止2010年8月25日芦所英出具欠条，二被告应支付原告挖机租赁费92700元，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理由不予采信，再审请求不予支持。裁定驳回芦所英、闫开俊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中，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6月23日一审法院给芦所英邮寄送达详情单，证明一审法院给芦所英邮寄送达单号是1047473303592，当时芦所英在村里居住，并不是邮寄人员改批条上填写的收件人不在村里。2、古交市东曲西岭头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芦所英一直居住在古交市XXX。3、2018年6月23日至6月25日芦所英邮件投寄情况，证明邮局人员根本没有前往芦所英居住的村里送达，也未遵守法院邮政快递送达必须5日内投递三次。电话或其他方式联系不上再退回的原则。在6月23日到25日仅仅三天内投递了一次，未成功便退回法院。4、2018年6月24日，一审法院对闫开俊的邮寄送达详情单，证明一审法院对闫开俊送达时先通过邮寄送达。详情单上填写的闫开俊地址为古交市XXX，填写的电话号码为135XXXXXXXX。5、太原市小店区东岗路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证明闫开俊与2006年起就居住在太原市小店区XXX。6、移动通信查询单，证明135XXXXXXXX也就是法院邮递单上填写的电话号码不是闫开俊使用，使用人姓段，在2008年就开始使用了该号码。7、2018年6月23日至6月25日闫开俊的邮件投递情况，证明邮局投递人员未遵守法院邮政快递送达，必须5日内投递三次的电话或其他方式联系不上再退回的原则，在6月24日到26日仅仅三天内投递了两次，未成功便退回法院。8、一审法院2018年的7月24日公告，证明一审法院10月24日开庭的，早于公告送达对应的日期2018年10月25日。9、证人薛某的证言，证明其2007年3月至2010年12月在芦所英工地做饭，闫开俊当时在工地开皮卡车，是打工者不是合伙人。被申请人程俊霖质证后对芦所英、闫开俊提交的上述证据1至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芦所英在村里居住，邮局人员也给她打了电话，是芦所英不收。对证据9不认可。再审中，程俊霖当庭播放了芦所英在2018年6月14日与其手机通话录音。芦所英电话里对程俊霖称“你把我起诉了，起诉了也没有用……”。芦所英对上述录音证据质证后认可是她的声音，认为“我说了你把我起诉了，但什么时间我不知道”。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送达法律文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程俊霖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载明芦所英住址为古交市XXX，电话为133XXXXXXXX，载明闫开俊住址为古交市XXX，电话为135XXXXXXXX。并同时提交了芦所英、闫开俊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卡，信息卡上芦所英、闫开俊的户籍登记地址与上述起诉状载明地址一致。一审法院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向芦所英、闫开俊上述地址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一审法院向芦所英、闫开俊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为“芦所英并非下落不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一审法院对其采取公告送达方式，致使其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可能影响其实体权益”，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判决书副本，剥夺二申诉人的辩论权利”。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中，向芦所英送达的法院专递载明收件人电话133XXXXXXXX，地址古交市东曲西岭头村46户。该法院专递退回时所贴的（邮1407）改退批条上有邮政机构经手人员签名并盖有2018年6月23日山西古交专递印章，改退批条上退回理由为邮政机构经手人员手书的“收件人不在村里，无法投递”，该退回理由并非改退批条固定格式选项中“原址查无此人”、“迁移新址不明”、“原写地址不详”、“收件人拒收”、“无法电话联系到收件人”等常见理由，而是明确写明“收件人不在村里，无法投递”，可见系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经过与芦所英联系送达后，才确认无法投递。其次，从程俊霖当庭播放的芦所英在2018年6月14日与其手机通话所称“你把我起诉了，起诉了也没有用”等话语中可见，芦所英在本案2018年6月4日立案后，是收到过一审法院电话或短信通知的。其在邮政机构工作人员向其送达涉案法院专递时，对程俊霖将其起诉至一审法院是明知的。最后，芦所英认可涉案法院专递载明的手机号码133XXXXXXXX确系其一直在使用，古交市东曲街道西福苑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芦所英一直居住在古交市XXX。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去东曲西岭头村向芦所英送达法律文书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芦所英不配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使采取其他方式送达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因此，芦所英未收法院诉讼文书，未及时到一审法院应诉，即使在一审中丧失辩论权和上诉权，也系因其自身原因造成，而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一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综上，在现有证据情况下，不足以认定一审法院送达法律文书不合法。本院对检察机关“芦所英并非下落不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一审法院对其采取公告送达方式，致使其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可能影响其实体权益”的抗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向闫开俊送达的法院专递退回时所贴的（邮1407）改退批条上退回理由为固定格式选项“迁移新址不明”，一审法院向闫开俊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并无不妥。故对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判决书副本，剥夺二申诉人的辩论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芦所英、闫开俊与程俊霖签订的租赁机械合同明确约定了租赁机械名称为现代300挖机、租金为每小时贰佰元、租赁时间为2009年8月15日起、付款方式为十五天结算一次等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证据显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2010年8月25日芦所英出具了内容为：“今欠到程俊林挖机费玖万贰仟柒佰元整小写92700元整截止2010年8月25日”的欠条。本案中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对涉案挖机租赁费为92700元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芦所英虽辩称“早已在2011年分三次清偿了全部挖机费用92700元，双方之间早已不存在债务关系，出于与程俊霖多年认识的信任关系，在其答应找到欠条就撕掉的情况下就没有坚持收回欠条”，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芦所英欠付程俊霖挖机租赁费92700元事实清楚，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申诉人闫开俊申诉所称的其“当时仅仅是芦所英雇佣在工地上开车，其在租赁机械合同的签名不是作为承租人，而是程俊霖提出让闫开俊作为见证人签字，而不是作为承租当事人签字。该事实有申请人芦所英认可其工地上其他做饭的工友薛某可以证明”。本院认为，闫开俊在涉案租赁机械合同上乙方处与芦所英并列签名并书写了身份证号，未明确载明其为见证人。即便闫开俊不是作为涉案挖机承租人，系作为见证人签字，其在涉案租赁机械合同上乙方处签字的行为亦应认定为其愿意为芦所英与程俊霖签订的上述租赁合同提供担保，因此，闫开俊即使作为担保人也应对本案欠付的租赁款92700元承担责任。故一审判决其与芦所英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亦无不当。闫开俊作为担保人承担本案责任后，可向芦所英追偿。综上，申诉人芦所英、闫开俊的申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225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晓军审判员 张永明审判员 孙清莲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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