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88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沈利堂，男，196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弘、王倩，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盛梅，女，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松、常静，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利堂因与被上诉人吴盛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利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吴盛梅双倍返还定金的剩余部分1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吴盛梅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落款处被上诉人“吴盛梅”的签名是否为吴盛梅亲手所签，上述两份材料都是由吴盛梅指定的本次租房事宜的代理人--吴盛梅的助理翁达丽亲手交给沈利堂的；且吴盛梅对上述两份材料的内容是知晓且同意的。沈利堂完全有理由相信《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中记载的内容是吴盛梅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吴盛梅理应双倍返还定金的剩余部分1万元。一、案外人翁达丽是吴盛梅的助理，也是本次租房事宜中吴盛梅指定的代理人。签名后的《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都是翁达丽亲手交给沈利堂的。自沈利堂与吴盛梅商谈租房事宜之初，吴盛梅就反复向沈利堂强调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很少见人了，租房子的事全都是助理翁达丽在处理，自己并没有经手。甚至于吴盛梅自己都需要从翁达丽处了解该房屋当时的出租状况。从沈利堂与吴盛梅协商租房事宜之初，吴盛梅就事事都让沈利堂直接与翁达丽对接。沈利堂急需承租该房屋，但当时该房屋正处于出租状态，也是翁达丽代表吴盛梅出面与租客协商提前退租，并随时跟进前租客腾退房屋相关事宜。沈利堂要求与吴盛梅签订租赁合同，提出将合同初稿发给吴盛梅过目时，吴盛梅也明确说明租赁合同应当拿给翁达丽看，因为这些年合同都是翁达丽在看的，也表明签合同一事需要翁达丽处理。因此，沈利堂才将合同初稿发送给了翁达丽，经反复沟通后最终确定了合同内容，再由翁达丽亲手将签名后的《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交给了沈利堂。二、吴盛梅对《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的内容是知晓且同意的，《房屋租赁协议》的内容对吴盛梅具有约束力。吴盛梅应当依约向沈利堂双倍返还定金。《房屋租赁协议》的内容是沈利堂应吴盛梅的要求，与吴盛梅指定的代理人翁达丽再三沟通后，最终确定的。在沈利堂应吴盛梅的要求，将租赁合同初稿发送给翁达丽之前，沈利堂与吴盛梅就已经对租期、租金等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合意。沈利堂与翁达丽就合同条款进行沟通的过程中，翁达丽也明确告知了沈利堂，吴盛梅己经看过了该合同，并对租金递增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整个协商过程中，吴盛梅及代理人翁达丽都未对定金条款提出异议。因此，虽《房屋租赁协议》先后改过几版，但定金条款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沈利堂向吴盛梅的代理人翁达丽明确表示，将依据合同约定支付1万元定金时，翁达丽提供了吴盛梅的银行账号。沈利堂向吴盛梅转账支付定金时，亦备注了款项性质为“房屋租赁定金”。吴盛梅收到该款项后也联系了翁达丽。因此，上诉人沈利堂完全有理由相信《房屋租赁协议》中记载的内容(包括定金条款)，是被上诉人吴盛梅真实的意思表示。翁达丽告知沈利堂要解除《房屋租赁协议》后，沈利堂也及时联系了吴盛梅。对此，吴盛梅也并未表示不知情，而是解释为“房子有他用”。无论《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落款处的签名是否为“吴盛梅”亲笔所签，吴盛梅都应受到《房屋租赁协议》内容约束。吴盛梅擅自解除合同，应当适用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吴盛梅答辩称：吴盛梅的助理翁达丽无权代理租赁事宜。租赁事宜尚在合同磋商阶段，案涉租赁房屋在沈利堂和吴盛梅之间没有成立租赁合同，故沈利堂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沈利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盛梅双倍返还定金的剩余部分1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利堂与吴盛梅自2019年8月起协商出租讼争房屋事宜。2019年8月8日，沈利堂向吴盛梅转款10000元，并备注为房屋租赁定金。2019年8月23日，沈利堂通过短信告知吴盛梅，其不同意协议作废并要求吴盛梅继续履行合同，否则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审理中，沈利堂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租赁协议》，落款为沈利堂和吴盛梅，载明吴盛梅将讼争房屋出租给沈利堂使用，租期自2019年12月30日至2029年12月29日，月租金为3200元，每年一付，第四年起租金递增和付款方式双方再行协商确定；本协议签订后，沈利堂向吴盛梅支付10000元作为定金，交付第一期房租时定金可以抵扣。2.《声明》，落款为吴盛梅，载明上述《房屋租赁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作废，吴盛梅退还沈利堂预付款10000元。吴盛梅主张上述材料均非其所签，并申请对《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落款处“吴盛梅”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沈利堂不同意上述鉴定申请，其确认以上证据并非吴盛梅当面所签，而系吴盛梅的助理翁达丽带来，同时沈利堂亦确认其明知翁达丽无权代表吴盛梅签订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沈利堂确认吴盛梅并未当面签订租赁协议及声明，且不同意对吴盛梅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均为吴盛梅所签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在案证据，吴盛梅确与沈利堂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进行协商，但尚不能由此认定双方已达成合意，沈利堂亦确认翁达丽无权代表吴盛梅，故沈利堂主张与吴盛梅达成房屋租赁协议的观点尚缺依据，不予采纳。仅凭沈利堂单方的转账备注不能认定其支付款项为定金，其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沈利堂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吴盛梅、翁达丽与沈利堂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吴盛梅的房屋出租事宜都是翁达丽在处理，吴盛梅没有经手。甚至于吴盛梅都需要从翁达丽处了解该房屋当时的出租状况。吴盛梅收到沈利堂的1万元租房定金后，也联系了翁达丽。2.吴盛梅与沈利堂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租房事宜由翁达丽处理。3.翁达丽与沈利堂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翁达丽是吴盛梅指定的代理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确认吴盛梅和沈利堂的聊天记录，翁达丽和吴盛梅之间的聊天记录无法确认。签合同事宜，吴盛梅不清楚。对其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吴盛梅未说翁达丽有权代表其签字。就目前微信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双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沈利堂提交的其与吴盛梅、翁达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就案涉房屋的租赁事宜进行磋商的过程，无法证明吴盛梅授权翁达丽与沈利堂订立《房屋租赁协议》的事实，沈利堂在一审庭审时亦确认翁达丽无权代表吴盛梅签订协议。故根据在案证据，吴盛梅主张《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均非其所签，沈利堂亦确认上述的《房屋租赁协议》和《声明》并非吴盛梅当面所签，而系吴盛梅的助理翁达丽带来。沈利堂不能证明其与吴盛梅之间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合意，沈利堂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利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林丽珊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林斐珺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下列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一）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 （二）不服民事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