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2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伟民，男，197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俊彬，男，1947年12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静如，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伟民因与被上诉人陈俊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初5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伟民上诉请求：驳回陈俊彬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我与陈俊彬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我们都是善林金融违法理财案共同的受害者，须共同承担不利后果。一、我没有向陈俊彬借钱，不欠他一分钱。二、我没有义务替陈俊彬保管银行卡，陈俊彬让一个没有任何资产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能力有限的人替其保管巨额银行卡具有过失，他应该为自己的决策过失负责。陈俊彬因决策失误和不担当，导致理财亏损，理应自担，却要我负全责，让我陷入困境。三、陈俊彬主张我未经其同意，取出他银行卡上的钱去购买理财产品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对此他是同意的，我是得到其授权的。四、关于借条，陈俊彬是诱骗我出具借条的，且借条内容不实，是银行卡转账，而不是借条上注明借的现金。借条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证据。五、陈俊彬请求法庭判令我承担诉讼费，我不能接受。陈俊彬辩称，杨伟民的上述理由毫无事实依据，且多处内容与其原审庭审陈述相左。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杨伟民试图以陈俊彬将银行卡交其保管无合理性来证明案涉借款系陈俊彬委托其理财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不论是原审提交的证据还是杨伟民的自认，杨伟民与陈俊彬相识多年的事实是双方均认可的，陈俊彬将银行卡交杨伟民保管主要是基于对杨伟民一贯的吃苦耐劳、老实本分的印象而产生的特殊的信任，并不是要求其为自己理财。杨伟民在一审自认其只是建议陈俊彬去理财，并未说要将卡内资金直接进行理财，但其却在上诉状中称“两次告诉他要拿钱去理财”，其说法明显前后矛盾。（二）陈俊彬将银行卡委托杨伟民保管，自始至终都没有授权其可对卡内资金进行处分。杨伟民称陈俊彬应当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对此被上诉人认为，陈俊彬的委托范围限于保管银行卡，如果银行卡在杨伟民手中灭失或遭受盗抢，或许陈俊彬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但杨伟民擅自超出委托范围，却要求委托人承担全部责任于法无据。（三）杨伟民在原审一直主张陈艳和钟春梅可以证明陈俊彬同意其将资金进行理财，但该两证人出具的证人证言与其在庭审中陈述的事实完全不一致。且两证人在原审均未出庭，其证言不应采信。杨伟民自始至终均未能提供能够证明陈俊彬同意其理财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杨伟民关于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愿的一系列陈述，仍然不能证明欺诈事实的存在，该借条真实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一）杨伟民在上诉状中对其在出具借条前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描述，不仅证明其对借条的内容、后果有准确的认识，完全系自愿出具，同时也证明陈俊彬没有以虚假事实或者虚假承诺欺骗其出具借条。（二）根据杨伟民自述，出具借条发生在其辞职回到河南老家后，被上诉人认为，陈俊彬此时已经不享有对其经济上的控制权，且两人年龄悬殊，陈俊彬各方面都较为不便，因此杨伟民主张的“欺骗性的诱导”也完全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三）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在原审已经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亦存在借贷的事实。杨伟民主张其他法律关系存在，但其陈述与本案的事实及证据不能一一印证，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陈俊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伟民立即向陈俊彬偿还借款本金177800元；2.杨伟民以1778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6%标准向陈俊彬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9年3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21日为2400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用由杨伟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俊彬和杨伟民为多年旧识，陈俊彬向杨伟民交付尾号9157的工行借记卡一张，并告知其取款密码。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杨伟民凭借此卡和密码从陈俊彬银行账户中累计支取了227803.32元，将其以自己的名义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陈俊彬发现后，就钱款去向询问杨伟民，杨伟民从河南老家回到武汉当面向陈俊彬作出说明，并支付了50000元给陈俊彬。2018年7月26日杨伟民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杨伟民向陈俊彬借现金壹拾柒万柒千捌佰元（177800）整人民币。此款不设利息。本人承诺，还款日期为2019年2月30号之前还清。备注：陈俊彬如要用此款，电话通知杨伟民须在十天内清还。”就前述款项引发的争议，陈俊彬委托律师余静如处理，余静如以律师身份向其发出律师函，杨伟民致电余静如，就事情发生的经过作出了陈述，该陈述的主要内容与其在答辩意见中陈述基本一致，杨伟民也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表达了观点，讨论了可行的和解方案，最终未达成明确一致。另查明，陈艳书面证言中载明：“……后来杨伟民打电话和陈总商量把他的钱为他去做理财，具体怎么说我记不清了，只知杨伟民说陈总同意把钱拿出理财，随后几天我和杨伟民一起去了附近的工商银行，杨伟民办卡和取钱我也在场，理财需要本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杨伟民就自己办的新卡把陈总的钱取出存在他的卡上去理财……”钟春梅书面证言中载明：“……2018年1月杨伟民打电话给我说有笔资金要做短期理财，我就乘车到他单位了解情况，问他资金来源，他说有个朋友很信任他，把20多万放在他手上，现在快过年了，用不上这笔资金，想做短期理财，年后可能要做生意，才能用上这笔钱，所以只能做个短期理财。当时我还说能有这样信任的朋友已经不多了，但需要他本人来办理，他说朋友全权交由他管理，卡和密码都给了他，所以杨伟民就以他的名义办理了这笔业务……”一审法院认为，陈俊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从杨伟民答辩状自述经过看，杨伟民认可陈俊彬将银行卡交付杨伟民并告知其取款密码时并无将该账户项下款项赠予杨伟民的意思表示。杨伟民对于银行卡对应账户项下款项无支配权。杨伟民主张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从案涉银行卡对应账户取款并将款项用于投资理财事宜得到了陈俊彬的许可，投资理财形成的后果应由陈俊彬个人承担，杨伟民对投资理财目前未能兑付的部分不承担还款责任。陈俊彬对此不予认可。杨伟民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产生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杨伟民提交的对应证据为两份书面证言。从陈艳的书面证言内容看，陈艳只记得杨伟民曾打电话和陈俊彬商量用陈俊彬的钱为陈俊彬去做理财，但不能证实陈俊彬同意杨伟民支取案涉款项投资于杨伟民选定的理财项目，享受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从钟春梅的书面证言内容看，钟春梅已明确告知杨伟民如果要以陈俊彬的名义投资理财需陈俊彬本人到场经办，杨伟民选择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理财产品，同样不能证实陈俊彬同意杨伟民支取案涉款项投资于杨伟民选定的理财项目，享受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杨伟民的主张无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8年7月26日杨伟民退还了50000元给陈俊彬，双方经过协商，将杨伟民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从案涉银行卡对应账户取款的剩余金额177800元的法律关系确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伟民向陈俊彬出具《借条》一张，明确借款无利息，将于2019年2月30号之前还清。杨伟民未提交《借条》内容涉及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事由的证据，该《借条》是缔约主体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是当事人对自身民事权利义务的处置。杨伟民应依约履行，于2019年2月30日前向陈俊彬归还177800元，未能支付的应赔偿陈俊彬相应资金占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陈俊彬关于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计算方式的请求完全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杨伟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俊彬返还借款本金177800元，并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自2019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904元，由杨伟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杨伟民应否承担向陈俊彬清偿177800元借款本息的责任。现评析如下：首先，关于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且陈俊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于法有据。其次，关于陈俊彬对杨伟民的理财行为是否同意和授权。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第一，权利的行使存在边界。杨伟民一再称其没有能力保管银行卡，陈俊彬应当为其将银行卡交杨伟民保管的决策行为负责。实际上，本案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杨伟民是否有能力保管好银行卡，而在于杨伟民能否未经陈俊彬同意或者授权将银行卡上的资金进行理财。第二，陈俊彬将银行卡交杨伟民保管的行为是基于多年共事产生的充分信任，但该行为不能认定为陈俊彬授权杨伟民对银行卡上的资金任意使用和支配，陈俊彬与杨伟民之间就理财行为不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否则既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第三，杨伟民为证明自己的理财行为得到陈俊彬的同意，在原审提交了陈艳和钟春梅两人的证人证言，但陈艳和钟春梅既没有出庭接受询问，其证言内容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审不予采信证明内容并无不当。再次，关于杨伟民与陈俊彬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一，2018年7月26日杨伟民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杨伟民向陈俊彬借现金壹拾柒万柒千捌佰元（177800）整人民币。此款不设利息。本人承诺，还款日期为2019年2月30号之前还清。备注：陈俊彬如要用此款，电话通知杨伟民须在十天内清还。”关于该借条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杨伟民主张系其受欺骗出具的借条，其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杨伟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第二，结合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杨伟民从银行卡累计支取227803.32元，并以自己名义购买理财产品，陈俊彬发现后其向陈俊彬支付50000元的事实，该借条的形成具有客观原因。第三，根据杨伟民与陈俊彬的代理人余静如律师的通话录音内容，杨伟民在应陈俊彬要求出具借条时，并没有受外力强制。且其承认欠款事实，并认为应当将欠款归还陈俊彬，只是目前没有能力一次性归还。原审据此认定该借条合法有效，杨伟民与陈俊彬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判令杨伟民向陈俊彬返还177800元借款本息，并无不当。最后，关于原审判令杨伟民承担诉讼费用是否错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由于杨伟民败诉，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诉讼费于法有据。综上所述，杨伟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4元，由杨伟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