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8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56125414XE（1-1）。 法定代表人:费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辰，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东升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经济开发区团结路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2MQG0U1B（1-1）。 法定代表人:陆贞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贤，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富星公司）与被上诉人合肥东升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东升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2民初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富星公司上诉请求：1.撒销(2020)皖0122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有误,判决结果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证据是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该票据在系统内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讼争票据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判决书及调解书,其案由均为买卖合同纠纷,虽然判决书中对事实部分进行了叙述,但在二审中是调解结案,判决书中所陈述的事实并没有得到确认,且原审法院未对该票据关系进行实质审查,也未依照票据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判决……不能视为常州回天公司是向其行使追索权……常州回天公司未在系统内向宁波富星公司提出追索,案涉票据仍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常州回天公司仍是票据的实际持有人”。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符合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相关证据,无法达到行使票据追索权的目的。上诉人认为:首先,对于本案讼争票据被拒绝承兑的事实,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中已作出认定:“由于承兑人有关票据活动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取证,故宁波富星公司到期无法兑付”。其次,常州回天公司起诉上诉人的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只能按照合同法进行审理、判决,而不能按照票据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判决。再次,常州回天公司起诉的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但原因是常州回天公司在本案讼争的票据到期后未得到承兑后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在(2019)沪0117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书第3、4页中已对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的票据关系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最后,本案讼争的票据系上诉人通过网上票据交换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背书转让给常州回天公司,票据到期日为2019年3月8日。票据到期后,常州回天公司即提示付款人付款,但付款人始终未付款。依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操作流程,如付款人签收了持票人提示付款的汇票,则在持票人的网上银行系统中,该票据将直接转移至付款人的系统中,持票人在自己的系统中将无法再查询到该汇票。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第五十四条规定:“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常州回天公司依法在票据到期日做了提示付款操作,但付款人始终未签收汇票,未依据票据法在当日足额付款,其虽未出具拒付证明,但在客观事实上,常州回天公司未收到汇票承兑款项足以证明被拒绝付款的事实。 合肥东升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宁波富星电子公司不是合法持票人，不享有票据追索权。案涉票据是电子汇票，背书转让、承兑全是在电子汇票系统完成。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而上诉人提交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案涉票据打印单，显示最后的持票人仍是常州回天公司，常州回天公司未在电子汇票系统依法发起追索。上诉人向常州回天公司的付款不是基于票据系统的追索，常州回天公司是以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本金及违约金计算依据的是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在该案的上诉状中也称“常州回天公司的票据并不是一定得不到兑付，而是处于一个待定状态，如果常州回天公司的票据日后得到兑付，常州回天公司将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证据显示，案涉票据的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集团有限公司未宣告破产或解散，被政府进驻工作组接管，所有宝塔票据均在有序登记，其官网在2020年3月仍发布公告，因疫情原因不接受现场申报登记，现采取的是邮寄登记，宝塔票据中单笔小数额票据也一直存在兑付。但是，二审时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达成和解，主动承担本金及违约金，证明上诉人是基于与常州回天公司的合同相对关系，自愿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自愿向常州回天公司付款是其权利，但不能因此成为持票人，上诉人的最终付款依据是二审调解书，不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因被追索而付款，因此其不是合法持票人，不具有票据追索权。二、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票据追索关系，法院未审查常州回天公司是否具有向所有前手的追索权，上诉人无权起诉被上诉人。行使追索权，上诉人需先证明常州回天公司作为最后持票人依法提示付款享有向前手追索的权利，并按规定在汇票系统进行追索，宁波富星公司被追索赔偿后才享有相应的再追索权。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持票人应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期限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承兑人拒绝付款或未予应答的，持票人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被拒付的，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的诉讼，因双方是合同相对方，案由是买卖合同关系，法院主要审查双方的合同关系、付款义务、已付票据是否履行还款协议，并未基于票据关系适用票据法进行审查常州回天公司是否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也未审查常州回天公司向上诉人的票据追索权是否成立。因此上诉人不是电子汇票系统的被追索人，无法确定常州回天公司是否取得向所有前手（背书人)追索的权利，上诉人当然也未取得向其他背书人再追索的权利。 宁波富星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判令合肥东升公司立即向宁波富星公司支付票据款20000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5000.00元并支付以2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8日，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出票人，办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票据号码为130××××120180308168856217，金额20万元，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承兑人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为2019年3月8日，承兑信息为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人承兑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汇票上还载明承兑汇票可以转让。2018年3月8日，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3月13日，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安徽尚森商贸有限公司；同日，安徽尚森商贸有限公司又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合肥东升公司；同日，合肥东升公司又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4月12日，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5月24日，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富星太阳能有限公司；2018年5月25日，宁波富星太阳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富星公司；当日，宁波富星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常州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4月2日，常州回天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宁波富星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151270元。本案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决后，宁波富星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常州回天公司与宁波富星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宁波富星公司支付回天公司货款2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宁波富星公司依据判决履行了判决内容。为此，宁波富星公司依据上述判决书和调解书，以票据追索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合肥东升公司承担付款义务。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六十二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第六十六条“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被拒付的，不得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本案中，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证据是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该票据在系统内显示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诉争票据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判决书及调解书，其案由均为买卖合同纠纷，虽然判决书中对事实部分进行了叙述，但在二审中是调解结案，判决书中所陈述的事实并没有得到确认，且原审法院未对该票据关系进行实质审查，也未依照票据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判决，宁波富星公司根据调解协议向常州回天公司支付货款，不能视为常州回天公司是向其行使追索权。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常州回天公司未在系统内向宁波富星公司提出追索，案涉票据仍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常州回天公司仍是票据的实际持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因宁波富星公司没有提供符合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相关证据，无法达到行使票据追索权的目的，因此，对宁波富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宁波富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26元，减半收取为2263元，保全费1595元，合计3858元，由宁波富星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宁波富星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证明上诉人是票据的实际持有人，具有票据追索权的事实；证据二：情况说明，证明前手票据持有人已向上诉人追索，上诉人已支付了票据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一审证据最后背书是2018年5月25日，常州回天公司的前手是本案的上诉人，而二审所提交的电子汇票最后背书时间是2018年12月7日，常州回天公司的前手是上海紫江彩印包装公司，且在2018年5月25日到2018年12月7日之间总共发生了14次背书，因此上诉人在一审或二审中存在着提供虚假证据；对证据二，情况说明内容不客观，比对其二审中的证据一常州回天公司的前手背书人应该是上海紫江彩印包装公司，而不是本案的上诉人。因此其向上诉人主张的权利不应是票据权而是基于买卖合同的付款请求权。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该规定表明，追索人必须是持票人。结合本案，首先，本案所涉汇票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而根据上诉人原审和二审所提交分别于2020年1月6日和2020年8月14日打印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出具机构的盖章确认，其真实性存疑。其次，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也仅显示其同意常州回天公司的追索申请，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常州回天公司清偿票据款项，因此也无法证明其因清偿票据款而合法地取得了票据的再追索权利。再次，上诉人二审提交《情况说明》，证明其已向常州回天公司支付了21.5万元包括逾期付款违约金和票据款20万元在内的款项，但该款项的支付系基于上诉人与常州回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后所支付的款项，且该清偿行为在电子票据系统中并未作相应的记载，清偿票据款与清偿货款系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因向常州回天公司清偿票据款进而取得案涉票据再追索权。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和二审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案涉票据的最终合法持有人，因此其行使再追索权于法无据，上诉人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6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