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1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195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海南佐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某1，海南佐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海路3号光电子楼2楼。 法定代表人：吴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某2，海南经和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绿海田园小区A座1401。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万宁海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绿海田园小区A座1401。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万宁市龙滚镇山钦湾高尔夫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高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男，该公司法务专员。 上诉人黄某、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三亚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海方）、海南万宁海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宁海方）、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6民初2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没有新的证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判令被上诉人川通公司向上诉人黄某支付拖欠货款2878387.21元的利息，利息以2878387.2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自2012年12月18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改判被上诉人万宁海方向上诉人黄某支付3号楼7层样板间的瓷砖款248850.49元（其中瓷砖款为247670.49元，加工费为1180元）及利息，利息以248850.4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自2011年5月20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判令被上诉人万宁海方、三亚海方和中信国安对川通公司欠付黄某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6.判令上诉人黄某对折价变卖、拍卖海南山钦湾项目3号楼、5号楼所得价款中的装修装饰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本案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于黄某向山钦湾项目3号楼样板间供应瓷砖的事实未查清楚。黄某分别于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17日、2011年4月22日、2011年4月23日和2011年5月20日分六次向万宁海方的山钦湾项目3号楼7层样板间供应瓷砖共计248850.49元，万宁海方的材料员戴国清在出仓单、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收到黄某供应的货物。黄某提供了2011年4月至5月期间的两张出仓单、一张送货单和两张戴国清签名确认的“君爵陶瓷”证明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一审对该部分事实未予查清，导致判决未认定3号楼7层样板间的瓷砖款供应事实和数额。2011年8月3日，万宁海方与川通公司签订了3号公寓楼和5号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涉案的3号楼样板间先行进行装修，3号楼除样板间的其余装修工程和5号楼的装修工程在其后签订施工合同。二、一审以“未能证明付款时间”为由，认定黄某“主张赔偿逾期付款的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黄某一审提交了《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付款方式：3#、5#楼整体精装工程完工验收后支付95%，5%的质保金，一年后结算。”据此，付款时间是明确的。其次，川通公司提交的《3#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和《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的第1.5条约定：“开工日期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即涉案装修工程在2011年11月30日进行竣工验收。在一年质保期满后，川通公司于2012年12月15日和2012年12月18日分别出具5号楼和3号楼的《委托付款书》，确认3号楼的瓷砖款1140637.43元和5号楼的瓷砖款2466962.57元“从欠我公司的工程款中直接支付给该工程的装修材料供应商黄某”。因此黄某与川通公司之间的付款时间是确定的。退一步而言，假设《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上载明的付款时间不明确，但川通公司在出具《付款委托书》时，双方已完成对账，黄某已向川通公司催付该部分款项，川通公司才会要求中信国安和万宁海方从其工程款中直接支付装修材料款给黄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黄某在向川通公司交付瓷砖时即可要求支付货款，而黄某按双方对账结算后催促付款的时间即2012年12月18日为货款清偿之日，亦符合法律规定。黄某提交的川通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中载明的时间即是付款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五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的规定，黄某主张川通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30%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对付款时间未查清楚，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应予改判。其次，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黄某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未提出异议。且黄某自2011年供应，2012年12月双方结算后，川通公司一直拖延支付货款，导致黄某资金至今无法回笼，其拖欠货款的行为，必然产生黄某资金的利息损失，客观上也造成了黄某巨大的损失，而黄某仅按贷款利息主张损失，亦符合法律规定。三、两家海方公司与中信国安作为项目的实际受益人应对川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川通公司辩称，1.川通公司与黄某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黄某提供的第一份证据，证明是三亚海方和万宁海方指定黄某供货的，且该通知里约定了供货价格和付款方式，足以说明是两海方公司与黄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相关约定均与川通公司无关。2.《委托付款书》只是川通公司为了配合两海方公司向黄某付款而出具的，并不是川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该委托付款也没有实际履行。3.5号楼材料款与川通公司无关，川通公司与黄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关系，黄某只是供货方，不是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权。综上，黄某主张的逾期利息对于川通公司来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信国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没有付款义务，黄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我方与黄某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其没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我方也从未收到过川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且黄某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委托付款书》不是转移债务，其不同意债务转移，也未要求我方付款。黄某的第4项上诉请求改变了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根据黄某的陈述，其主张与川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两海方公司及我方不存在买卖关系，且黄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我方有对川通公司欠付黄某的货款承诺承担责任，所以黄某主张我方对川通公司应向黄某承担的货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川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某对川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黄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错误认定本案重要的基本事实，导致判决错误。一、错误认定3#楼已支付货款金额。一审认定“3#楼已支付1720000元尚欠瓷砖款411424.64元”与事实不符。（一）中信博鳌山钦湾3#楼精装修工程，由刘勇成挂靠川通公司施工。刘勇成授权熊光恒支付黄某货款，并办理3#楼结算。2019年9月16日，熊光恒与黄某对账，双方确认3#楼瓷砖款共计2131424.64元，熊光恒已付172万元。这次对账前，熊光恒、黄某并未与川通公司核对账目，只核对了熊光恒与黄某二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漏计2014年1月23日万宁海方通过川通公司转账支付黄某20万元，黄某实际收取3#楼瓷砖款192万元。因此，3#楼只欠付黄某瓷砖款211424.64元。（二）黄某起诉时要求川通公司支付3#楼瓷砖款、加工费等高达1389487.92元，川通公司实际只欠付211424.64元。对有争议的20万元，川通公司已提交了支付黄某的转款记录等证据。黄某应进一步证明其与熊光恒之间172万元中是否包含该20万元，其未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二、错误认定5#楼瓷砖款买卖主体。（一）中信博鳌山钦湾3#楼、5#楼分属两份独立的施工合同，其履行方式有所不同。3#楼是刘勇成挂靠川通公司施工，刘勇成是实际施工人，瓷砖款由刘勇成、熊光恒支付黄某172万元，发包方万宁海方通过川通公司支付了黄某20万元。5#楼由川通公司自营，发包方指定黄某供应瓷砖，川通公司工地材料管理人员只是现场签收。发包方万宁海方与川通公司就5#楼工程款结算时对黄某供应的瓷砖款已作了专项扣除。（二）5#楼由工程发包方万宁海方与黄某之间建立瓷砖买卖合同关系。1.川通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第6.2条约定了3种不同的采购和计价方式：（1）甲供材料，由乙方保管使用。这种方式中甲方（万宁海方）是材料采购主体。（2）甲供材料，未经乙方保管。这种方式甲方仍然是材料采购主体。（3）甲指乙供。甲方指定品牌由乙方出资采购，乙方是采购主体。因合同并未明确唯一的履行方式，具体采取哪种方式采购和计价，由发包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而5#楼瓷砖采购发包方万宁海方的选择是“甲供材料，由乙方保管使用”，并在结算书中对瓷砖款明确予以扣减。3#楼与5#楼在瓷砖采购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3#楼结算采用“甲指乙供”，瓷砖采购计列18%的采购保管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方万宁海方认为川通公司所列采保费过高，不愿意额外承担该项费用，碍于3#楼实际施工人刘勇成、熊光恒已支付黄某部分瓷砖款形成既成事实，于是3#楼与5#楼采取不同瓷砖的采购方式。2.5#楼瓷砖采购由甲方万宁海方负责，黄某本人是清楚的。川通公司与黄某在山钦湾3#楼、5#楼精装修工程施工前素不相识，进场后经发包方负责人朱礼成介绍认识，并要求本项目使用发包方采购黄某供应的瓷砖。川通公司与黄某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从未支付过黄某5#楼瓷砖款。川通公司作为5#楼施工方例行签收材料，并不代表与黄某之间存在瓷砖买卖合同法律关系。3.2012年12月15日川通公司向中信国安、万宁海方出具的《委托付款书》，不能作为川通公司与黄某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据。自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5#楼装修期间，川通公司从未支付过黄某5#楼瓷砖款，直至起诉前黄某也从未向川通公司要求过支付5#楼瓷砖款。2012年12月，黄某向发包方万宁海方要求支付5#楼瓷砖款，发包方提出其个人无法开具发票，要求川通公司配合转款走账，税金由黄某承担，川通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大宗装修工程款尚未收到，为配合转款不得已出具了5#楼2466962.57元瓷砖款的《委托付款书》。委托付款书出具后，发包方无钱支付瓷砖款，便与黄某商量以房折抵瓷砖款，于是在2012年12月24日由发包方与黄某杜撰并不存在的“山钦湾项目室外景观分包工程”项目，签订了《材料款支付协议书》，约定以山钦湾2#楼房屋抵偿3#楼、5#楼瓷砖款3607600元。川通公司签署《委托付款书》、《材料款支付协议书》，是为了协助黄某实现从万宁海方获得瓷砖款之目的，其中，《材料款支付协议书》及附件一内容也由万宁海方与黄某协商拟就，协议书第一页乙方主体明确标明为黄某本人，川通公司在文末处盖章只是为了方便出具发票。尽管川通公司盖了章，但万宁海方并未履行以房抵债约定，原因在于因内部管理混乱，抵债房产已被卖与他人。万宁海方在2013年11月30日5#楼精装修工程结算书中，特别将瓷砖款专项扣除，进一步证明了瓷砖款为“甲方供应”材料，5#楼瓷砖由万宁海方采购。因此，川通公司并非瓷砖实际购买人，《委托付款书》、《材料款支付协议书》不能证明黄某与川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某将此作为与川通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违背了诚实信用、诚信诉讼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仅凭签收单，忽视5#楼瓷砖是甲供材料的事实，忽视发包方在结算书中专项扣减瓷砖款的事实，忽视川通公司与黄某之间不存在5#楼瓷砖款任何交易行为的事实，在瓷砖款已有明确支付责任人万宁海方的前提下，错误认定川通公司与黄某之间存在瓷砖买卖合同关系，是对本案重要事实的错误认定，应依法纠正。 黄某辩称，一、一审关于3号楼已付款项认定正确。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签订《3#楼公寓精装修施工合同》和《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黄某依据《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载明的规格，与川通公司确定瓷砖供应数量后，向川通公司承包的3#楼和5#楼供应瓷砖，川通公司的材料人员在黄某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并签收货物，且黄某所供应的瓷砖也被川通公司实际用于的3#楼和5#楼的装饰装修工程中。黄某在供应瓷砖过程中，知道熊光恒是3#楼精装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在熊光恒指令其他人向黄某付款时，黄某均视为是熊光恒向其付款，包括川通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向黄某转账支付的20万元。事实上，在2019年9月16日之前，黄某和熊光恒从未进行过对账。起诉后，熊光恒联系到黄某，双方进行对账，黄某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川通公司转账的20万元也一并计入熊光恒的付款。熊光恒和川通公司付款在前，黄某和熊光恒对账在后，根据常理，交易双方对账时会将所有账款全部计入，不存在单列扣除某一笔的事实。因此，川通公司上诉称172万元不包含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认定川通公司是5#瓷砖买卖合同的主体正确。如前所述，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签订《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合同的第一条第1.4款约定：“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此条明确约定，5#楼的精装修工程是包工包料的工程。其次，黄某供应至5#楼的瓷砖均是由川通公司的材料人员签收。第三，黄某向川通公司主张瓷砖款时，川通公司向中信国安、万宁海方出具《委托付款书》，要求中信国安和万宁海方“从欠我公司的工程款中直接支付给该工程的装修材料供应商黄某同志小写2466962.57元”，这足以说明在川通公司承包海南海方的装修工程的瓷砖是由川通公司负责采购。如是甲供材料(海南海方公司供材料），川通公司完全可以拒绝黄某的付款要求，而不是出具《委托付款书》。川通公司在上诉状中辩称的为了配合走账、5#楼瓷砖是甲供材料等内容均无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黄某提供的送货单及付款委托书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黄某与川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第四，正是因为黄某向川通公司催要瓷砖款项，川通公司称其未收到万宁海方的款项，才与万宁海方协商用房抵偿欠款，但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签订的《材料款支付协议书》并没有履行。这份协议足以说明川通公司与黄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五，川通公司辩称在其与万宁海方的结算中已将瓷砖款专项扣除，是将瓷砖款划为甲供材料。该行为是川通公司将其向黄某的债务转移给万宁海方的行为，该债务转移行为没有经过黄某本人的同意，对黄某不发生法律效力。故黄某仍有权要求川通公司偿还瓷砖欠款。综上所述，川通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川通公司的上诉。 中信国安辩称，我方不是瓷砖实际购买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可知，川通公司确认瓷砖是由其员工签收，确认对黄某的债务，根据合同相对性，我方不是黄某与川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我方与本案无关。 万宁海方、三亚海方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川通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856450.49元（其中海南山钦湾3号楼地砖款及加工费1140637.43元、3号楼7层样板间地砖款247670.49元及加工费1180元、5号楼地砖货款2466962.57元）；2.川通公司支付上述3856450.49元货款的利息，利息以3856450.4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计，自2012年12月18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至2019年7月17日，利息为1839132.67元），合计5695583.165元；3.原告对折价变卖、拍卖海南山钦湾项目3号楼、5号楼所得价款中的装修装饰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三亚海方、万宁海方、中信国安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3日万宁海方将位于万宁市××镇、工程名称为中信博鳌山钦湾的3#和5#楼装修工程发包给川通公司，双方签订了《3#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和《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2011年9月27日黄某根据《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确定的品牌、类型及规格向川通公司供应地砖及进行加工。2012年12月15日和18日，川通公司向中信国安、万宁海方出具《委托付款书》，要求两公司将黄某供应3#楼的材料款（包括加工费）1140637.34元和5#楼的材料款（包括加工费）2466962.57元支付给原告，黄某未据此向中信国安、万宁海方追讨过上述款项。经黄某多次催要，2019年9月16日，熊光恒与黄某对3#楼已支付1720000元尚欠瓷砖款411424.64元，双方予以确认。对川通公司出具5#楼的材料款《委托付款书》所计的未付款项2466962.57元，原告黄某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川通公司、中信国安、万宁海方分文未向黄某支付。另查明，万宁海方与川通公司在签订《3#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时，案外人刘勇成作为川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代其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请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川通公司称黄某向3#、5#楼工地供应瓷砖属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黄某是涉案3#和5#楼装修材料的出卖人。川通公司辩称，3#楼合同是刘勇成挂靠川通公司施工，刘勇成是3#公寓楼精装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黄某虽然向5#楼供应了瓷砖，但实际购买方是万宁海方。但川通公司所举的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于证明案外人刘勇成、被告万宁海方与黄某存在买卖关系。依据万宁海方与川通公司签订了《3#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5#公寓楼精装修施工合同》、2012年12月18日川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法律规定，黄某与川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由于原告未能证明付款时间，所以其主张赔偿逾期付款的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三、四：由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一，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川通公司应支付给黄某3#楼的材料款411424.64元，5#楼的材料款2466962.57元，合计2878387.21元；原告的请求二、三、四，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黄某瓷砖款人民币2878387.21元；二、驳回原告黄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669元，由被告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根据一审证据材料，二审另查明，付鹏于2011年9月27日向黄某交付《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载明：“根据我公司9月17日会议讨论的决议，现将部分精装产品选型信息通知如下：一、瓷砖：供货商联系人黄总（列表格，表格中罗列使用部位、品牌、产品类型、产品规格、供货价格等事项）；付款方式：3#、5#楼整体精装工程完工验收后支付95%，5%的质保金，一年后结算。加工费收费标准：……”付鹏在该通知下方签名并署日期。付鹏系万宁海方的股东。 2012年12月15日、18日，川通公司向中信国安、万宁海方出具的两份《委托付款书》中均载明：“……贵公司支付该款项后发票由我司提供。”2012年12月24日，以万宁海方为甲方、以黄某为乙方的《材料款支付协议书》上，甲方确认欠乙方室外景观分包工程货款3607600元，约定以山钦湾房产抵付欠款，黄某、万宁海方一致陈述该协议未实际履行。 还查明，2014年1月15日，川通公司收款200000元后向付款方万宁海方开具200000元发票，并缴交6600元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2014年1月23日，川通公司向黄某转账194000元，备注“山钦湾3号楼甲供磁”，双方一致认可该笔款项系对应3号楼200000元瓷砖款（扣除6000元税费后实际转账194000元）。川通公司主张该200000元未包括在2019年9月16日熊光恒与黄某对账确认的1720000元已付款中，黄某主张1720000元已包括上述200000元。 再查明，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于2013年底、2014年初办理5#楼精装修工程结算，确认工程总造价为33441919.1元（已扣除甲供材料），结算表格载明甲供材料含瓷砖、涂料、橱柜、灯具、厨具、洁具。就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之间的工程款纠纷，本院生效判决（2019）琼96民终1186号已作出处理，该案生效判决认定上述5#楼精装修结算工程价款为人民币33441919.1元的事实。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3#楼的欠付瓷砖款为411424.64元还是211424.64元；2.黄某向万宁海方主张的3#楼7层样板间的瓷砖款及其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3#楼、5#楼瓷砖买受人是谁；4.黄某主张的欠付瓷砖款利息应否予以支持；5.黄某主张的3#楼、5#楼优先受偿权能否成立。 一、关于3#楼的欠付瓷砖款为411424.64元还是211424.64元的问题。黄某向川通公司起诉主张3#楼瓷砖款1140637.43元，川通公司提交熊光恒与黄某于2019年9月16日签署的《对账单》、2014年1月23日银行流水及熊光恒于2019年9月17日出具的《关于中信博鳌山钦湾3#楼精装修工程瓷砖款支付情况的证明》，主张3#楼瓷砖款已付1720000元+200000元，仅欠付211424.64元。黄某对载明已付1720000元的《对账单》予以认可，对熊光恒的书面证明不予认可。鉴于熊光恒未能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载明的《对账单》中1720000元不包括2014年1月23日川通公司转付200000元之事实，没有已付款的明细材料或者付款历史的合理说明予以佐证，不足以使本院确信该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不能推翻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对账单》“已付1720000元，尚欠黄某瓷砖款411424.64元”之内容，故，本院对川通公司主张的欠付瓷砖款211424.64元之事实不予采信，依据对账确认时间在200000元转账时间之后的《对账单》，本院确认3#楼的欠付瓷砖款为411424.64元。 二、关于3#楼7层样板间瓷砖款的问题。黄某一审诉讼请求为向川通公司主张该部分款项，被驳回后其二审上诉请求变更为向万宁海方主张该部分款项，超出一审诉请范围，因万宁海方未应诉同意调解或一并审理，本院二审对该变更后的诉请不予处理。 三、关于3#楼、5#楼瓷砖买受人是谁的问题。涉案3#楼、5#楼的瓷砖买卖，当事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现当事人就瓷砖买受人是谁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的规定，本案中，万宁海方的股东付鹏向黄某送达的《关于精装部分产品选型的通知》中产品信息、供货价格、付款方式等内容具体确定，符合“要约”要件，黄某随后履行的供货行为亦构成“承诺”，单从上述事实看，黄某与万宁海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在实际履行过程中，3#楼、5#楼的瓷砖买卖具体存在不同。 就3#楼，实际施工人刘勇成、熊光恒及施工单位川通公司在黄某供应瓷砖后向其履行了付款行为，万宁海方未曾支付过瓷砖款，鉴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发生在建设工程装修施工过程中，该行业存在甲供、甲指乙供等操作模式，川通公司亦自认3#楼按照甲指乙供（即万宁海方指定瓷砖、川通公司出资采购）方式，可知，3#楼的瓷砖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已变更买受人为乙方施工单位川通公司。川通公司认为应由实际施工人刘勇成承担付款责任，因川通公司向万宁海方承接3#楼装修工程，刘勇成作为川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订装修合同，此后刘勇成、熊光恒以川通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结算，川通公司亦向黄某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黄某有理由相信刘勇成、熊光恒的行为代表川通公司，故，黄某主张川通公司为买受人、要求川通公司支付3#楼的欠付瓷砖款，据理充分，应予支持。至于黄某主张三亚海方、万宁海方、中信国安作为实际发包人，应就上述瓷砖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就5#楼，万宁海方发出要约，黄某默示承诺并供货后，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此后的履行过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买受人变更为川通公司。首先，川通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签收货物符合常理，其亦未实施过付款行为。其次，虽然黄某以川通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主张川通公司为买受人，但是川通公司辩称该《委托付款书》只是为配合万宁海方和黄某走账、方便代开税票而出具，综合该《委托付款书》的发票内容表述，依据《委托付款书》也是万宁海方直接向黄某履行付款行为的背景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黄某主张5#楼瓷砖买受人为川通公司的事实主张真伪不明，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川通公司与万宁海方2013年底已作结算，结算时亦明确瓷砖为甲供材料，万宁海方向川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不包括该部分款项。综上，黄某主张川通公司为5#楼瓷砖的买受人、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黄某据此提出的连带责任主张亦不能成立。就5#楼瓷砖款，黄某可另行向万宁海方主张权利。 四、关于瓷砖款利息的问题。2019年9月16日，黄某与川通公司的表见代理人熊光恒对账确认3#楼瓷砖款欠付金额为411424.64元，瓷砖供货早已于2011年、2012年履行完毕，川通公司在2019年对账确认后未及时支付货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黄某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利息，应予支持。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川通公司应以41142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411424.64元偿清之日止，支付利息给黄某，对于黄某超出部分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涉案瓷砖款作为买卖合同中的货款，黄某就其主张折价变卖、拍卖3#楼和5#楼所得价款中装修装饰价款的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某、川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6民初2288号民事判决； 二、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黄某瓷砖款人民币411424.64元及其利息（利息以41142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669元，由黄某负担47937元，由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732元。黄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32元，由其自行负担；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827元，由黄某负担25564元，由海南川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2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玉琳 审 判 员 林 珍 审 判 员 杨 洁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谢婷婷 书 记 员 蔡汝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时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