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5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13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朱建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朋，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云，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蔡志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子，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慧萍，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蓝钻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海路238号森禾商务广场2幢202室。 法定代表人：吴铁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头儿子公司）为与上诉人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央视动漫公司）、原审被告杭州蓝钻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8月7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大头儿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朋、罗云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央视动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子、邵慧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蓝钻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大头儿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8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改判央视动漫公司赔偿大头儿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0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大头儿子公司未举证证明央视动漫公司的违法所得或大头儿子公司的实际损失”、“酌情确定央视动漫公司赔偿大头儿子公司经济损失93000元（包括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30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央视动漫公司在已生效判决认定其行使改编作品的行为侵权且在收到大头儿子公司侵权提示函的情况下，仍制作发行涉案动画片并许可第三方放映该片，该行为既不尊重大头儿子公司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更枉顾司法判决之权威，其实施侵权行为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意，且因侵权行为所获收益巨大，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其赔偿数额。具体如下：首先，大头儿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客体系涉案电影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在涉案电影人物形象整体独创性中占比较小。其次，从时间节点上看，认定央视动漫公司侵害大头儿子公司著作权的判决于2016年2月22日生效，而涉案电影于2016年8月19日公映。可见，央视动漫公司在明知其行为已侵害了大头儿子公司著作权的情况下，仍然枉顾生效判决所作出的认定，坚持制作、发行、公映以及许可第三方播放涉案电影，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意。再次，在涉案电影公映前，大头儿子公司为制止央视动漫公司的侵权行为，向央视动漫公司送达了侵权提示函。而央视动漫公司对此置之不理，仍继续实施其侵权行为，极度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从次，至本案起诉之前，涉案电影的影院票房已经达到9039万元。这仅仅是影院票房数据，尚不包括涉案动画片在视频网站传播的收益以及许可他人使用产生的收益等。仅此一项，即可见央视动漫公司因侵权行为获利之巨大。最后，据大头儿子公司调查，涉案电影在如优酷、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广泛流传播放，且点播率极高。可见，央视动漫公司在大头儿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不仅不收敛其侵权行为，更是许可电影的信息网络传播获得更大的收益，放任其侵权行为进一步演化。 被上诉人央视动漫公司答辩称：大头儿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大头儿子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央视动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8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大头儿子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大头儿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判决结果严重有别于相同／类似案件。（一）一审判决遗漏关键证据。2018年5月15日，央视动漫公司以快递形式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目录和补充证据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签收该证据，在明知该证据系本案关键证据的前提下，匆匆作出一审判决且在一审判决只字未提该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美术造型委托制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人物形象即为刘某94年勾画草图复制件，不仅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而且适用法律严重有误。1.大头儿子公司诉讼请求并不涉及刘某94年勾画草图表现形式，但一审法院却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审理此事，超出了大头儿子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关于“《补充协议》附图即为刘某94版动画形象手稿复制件”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错误：（1）对证人证言完全采取偏听偏信的方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审理过程中，崔某作为央视动漫公司证人、刘某作为大头儿子公司证人出庭作证，李某并作为大头儿子公司专家证人出庭。央视动漫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刘某和大头儿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且，刘某在一审庭审中推翻了其在《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中关于“刘某在2017年10月发现94版动画形象手稿复制件”的陈述，在审判长多次让刘某确认发现时间时、刘某均明确确认是2013年发现的。但是，一审判决却完全不顾，只认定对大头儿子公司有利的证言、完全忽视对大头儿子公司不利的证言，且根本不考虑刘某和大头儿子公司的利害关系。此外，一审判决片面、断章取义仅采用大头儿子公司证人李某“附图…符合铅笔手工绘画的特点”，完全忽视李某认为“附图最少需要2-3小时到半天不等、十分钟不可能完成”、以及刘某庭审中所说的其只用了十几分钟。相反地，对于证人崔某的证言，一审判决却以“模棱两可，前后反复”为由不予采信。（2）与多个在先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相悖。生效判决【（2014）杭滨知初字第636号判决、（2015）浙杭知终字第358号判决】明确认定“刘某94年草图各方无法提供、具体表现形式不能确定”。生效判决审理过程中，《补充协议》、央视动漫公司《版权登记证书》均作为证据提交，刘某亦出庭作证明确表示《补充协议》附图与其勾画的草图不同，且生效判决的时间均远远早于刘某在一审庭审中表述的“2013年发现刘某94年草图”的时间。生效判决【（2018）京73行初1829号行政判决、（2018）京行终4495号行政判决】也认定《补充协议》附图著作权属于央视动漫公司，并不属于刘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知）初字第1329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均确认《补充协议》附图是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标准图。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6）浙8601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补充协议》附图是刘某1994年草图的复制件。但一审判决却在生效判决出现的证据没有任何变化的前提下，做出与生效判决完全相反的认定。（3）完全忽视央视动漫公司证据及其与生效判决审理期间保持一致的陈述。早在生效判决审理期间，央视动漫公司已经对《补充协议》、动画片署名、《著作权登记证书》等事项进行了合法合理合情、尊重客观事实的陈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以及一审法院先前审理的另一案件中，央视动漫公司均对前述事项作了同样的陈述。但是，一审判决却武断地总结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三）一审判决关于涉案电影人物形象仍然融合有刘某原作品独创性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且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涉案电影所使用人物形象……，体型、脸型、发型、睫毛等均有所不同，人物更显立体饱满”，而后又未经比对，径自作出涉案电影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仍然融合有刘某原作品的独创性部分的认定，于法无据且前后矛盾。（四）一审判决结果严重有别于相同／类似案件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央视动漫公司构成侵权，并判令停止播放、宣传和授权许可。一审判决结果，不仅和生效判决、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先前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相悖；而且，完全是对刘某／大头儿子公司投机取巧、获取暴利行为的公开支持。本案动画造型随着95动画片／13动画片的播放、传播，在央视动漫公司长期大量投入之下，不但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成长，而且获得了诸多国际荣誉。然而，一审判决结果却让优秀的作品不能传播、让央视动漫公司不得不止步于继续创作之中，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亦与著作权法立法宗旨严重不符。二、一审法院审理中存在诸多程序问题，且严重对央视动漫公司不公。（一）一审庭审中多次提示、劝告大头儿子公司增加主张“演绎作品再演绎的侵权”。民事案件遵循“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大头儿子公司明确表示本案主张的是“涉案电影人物形象侵犯大头儿子公司享有的刘某94草图著作权”，但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多次让大头儿子公司主张涉案电影人物形象系演绎作品的再演绎、进而构成侵权，大头儿子公司均在庭上明确予以拒绝。然而，一审判决却仍然从演绎再演绎角度、认定涉案电影系95版动画片的演绎作品。（二）一审法院拒绝央视动漫公司的鉴定和中止审理申请，但却在一审判决中未经审理，直接作出与拒绝理由完全相反的、支持大头儿子公司的认定。央视动漫公司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对附图“属于铅笔绘制还是电脑绘制”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直接予以拒绝，但却在一审判决中认可了大头儿子公司专家李某的“属于铅笔绘制”的意见。大头儿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2017年10月《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附图是其权利依据，央视动漫公司已经就上述协议系无效合同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确权之诉，央视动漫公司就此向一审法院提出了中止审理申请。但是，一审判决一方面未予准许央视动漫公司的申请，另一方面，完全不评论央视动漫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上述协议系无效合同的抗辩意见、直接认定其有效。（三）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官应当遵守的基本规范。 被上诉人大头儿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关键证据。《著作权归属确认书》在一审中作为央视动漫公司的证据1提交，并经双方质证，一审判决亦对此进行了分析评述，认为该书证没有鉴定之必要，故不存在遗漏关键证据。同时，该鉴定申请在一审辩论终结后央视动漫公司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二、一审法院不存在超出大头儿子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判决事项严格按照大头儿子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至于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查明刘某94年勾画草图的表现形式，完全属于查明事实之必要。央视动漫公司完全混淆诉讼请求与法院查明事实之间的关系。三、一审法院关于《补充协议》附图即为94手稿复制件的认定，完全是尊重事实与法律，并不存在错误。关于刘某何时才发现94年动画手稿复制件问题，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发问与辩论，刘某作为80多岁的老人，在庭审这一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将2017年发现2013年崔世煜提交给他的文件，陈述为2013年发现的，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即便刘某陈述有口误，也不影响其向法院主张的94版草图复制件这一主张。至于专家辅助人李某对于合议庭及双方的发问，从技术专家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李某关于绘图时间与刘某陈述的时间也相对一致。反而，崔世煜同样作为80多岁的老人，但头脑清晰，表达有条理。但是其陈述前后反复，模棱两可，理应不予采纳。四、一审法院认定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矛盾。生效判决中认定94年草图各方无法提供，具体表现形式无法确定的理由在于，生效判决并没有将该事实作为重点审理对象。五、一审法院认为央视动漫公司“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认定完全正确。一审判决中已有详尽阐述。六、一审判决涉案电影人物形象仍融合刘某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完全正确。一审法院将央视动漫公司自己登记的作品即94年原稿复制件作为权利依据，并进行比对，并没有前后矛盾。七、一审法院判决停止侵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央视动漫公司并不存在免于停止侵权的法定事由。八、一审审理程序合法，给予双方平等的辩论机会，并不存在偏袒大头儿子公司。大头儿子公司在一审中主张涉案电影人物形象侵犯94草图著作权，二审还是这样认为。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电影是对95版动画片的演绎作品，并没有否认涉案电影构成对94版草图的侵权。一审法院关于演绎作品的论述其目的在于论述94版草图，95版动画片以及在2013年之后的动画片之间的关系，在于说明谁是原作者，其作品表现形式，在后演绎作品是什么，其演绎权人仍需经过原作者的允许。九、关于鉴定与是否中止，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正确。对方持有原稿原件而拒不提供，而以复印件作为鉴材，鉴定前提不存在，反而对于此事实，完全可以通过借助专家辅助人的解释，合法合理。关于央视动漫公司以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止本案，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综上，央视动漫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央视动漫公司的上诉请求。 大头儿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央视动漫公司停止侵权，包括但不限于停止《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电影的播放、宣传和授权许可；2.蓝钻公司停止侵权，即停止《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电影的播放、宣传；3.央视动漫公司刊登声明，为大头儿子公司消除影响；4.央视动漫公司赔偿大头儿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20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央视动漫公司、蓝钻公司承担。一审庭审过程中，大头儿子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请为要求央视动漫公司停止侵权，停止《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电影的播放、宣传和授权许可；明确第三项诉请为要求央视动漫公司在央视网（×××.ｃｏｍ）首页和《看电影》杂志显著位置上连续刊登声明30日，为大头儿子公司消除影响。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95版《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以下简称95版动画片）导演崔某等人到刘某家中，委托其为即将拍摄的95版动画片创作人物形象。刘某当场用铅笔勾画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正面图。当时双方并未就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签署任何书面协议。崔某将底稿带回后，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在刘某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设计和再创作，最终制作成了符合动画片标准造型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即“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标准设计图以及之后的转面图、比例图等。由于年代久远和单位变迁，目前各方均未提供刘某创作的94版动画形象手稿原件。 95版动画片由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和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摄制，于1995年播出，在其片尾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载明：“人物设计：刘某”。 2012年12月14日，刘某与案外人洪亮签订《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约定刘某将其创作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件作品的所有著作权权利转让给洪亮。合同签订后，刘某收取了30000元转让费。 2013年1月23日，洪亮向浙江省版权局申请作品登记,取得11-2013-Ｆ-1732号作品登记证，该证载明作品名称：围裙妈妈；作品类型：美术作品；作者：刘某；著作权人：洪亮。洪亮登记的美术作品为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创作的标准设计图。经申请著作权转让变更登记，2014年4月1日，著作权人变更为大头儿子公司。 2013年8月8日，央视动漫公司和刘某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动漫公司通过崔某邀请刘某参与95版动画片其中主要人物造型的创作，以委托创作的方式有偿取得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造型（详见附件）除署名权以外的全部著作权，并据此制作了156集的95版动画片等内容，并附有“围裙妈妈”等三个人物静态正面图，下有刘某签名。 2013年11月4日，央视向北京市版权局申请作品登记，取得京作登字-2013-Ｆ-00345837号作品登记证书。该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之围裙妈妈卡通形象；作品类型：美术作品；作者：刘某；著作权人：央视；首次发表日期：1996年6月1日。央视登记的美术作品为“围裙妈妈”人物静态正面图，与《补充协议》附图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一致。 2013年11月，央视动漫公司新制作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动画片（以下简称2013版动画片）开始播映。 2014年3月10日，洪亮与大头儿子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全部转让给大头儿子公司，转让价款为30000元。 2016年8月19日，央视动漫公司制作的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上映。同日，根据大头儿子公司的申请，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指派公证人员潘某、邵柳怡与大头儿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祖杰一起来到位于杭州市××路××号××广场××楼的杭州蓝钻影城，一同观看当日15时25分播映的涉案电影。邵柳怡在观影过程中利用公证处提供的摄像机对电影的片头和片尾部分内容进行拍摄，潘某利用自带的苹果6手机对杭州蓝钻影城的现状、购买的电影票及电影放映过程中的部分画面进行拍照。同年8月29日，该公证处出具（2016）浙杭钱证内字第15491号公证书，附件有取证的密封光盘和照片。庭审中，央视动漫公司和蓝钻公司对涉案电影的播映情况予以确认。 2017年10月10日，刘某和洪亮签订《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根据《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刘某应将其于1994年最初创作的作品原稿图交付给洪亮，现随该协议附件提供；之前刘某提供给洪亮的设计图属于央视在制作95版动画片过程中制作的比例图、正面图、背面图、侧面图等设计图。同日，洪亮和大头儿子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根据《著作权转让合同》的内容，洪亮应将刘某于1994年最初创作的作品原稿图交付给大头儿子公司，现随该协议附件提供；之前洪亮提供给大头儿子公司的设计图属于央视在制作95版动画片过程中制作的比例图、正面图、背面图、侧面图等设计图。上述两份协议均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静态正面图，与《补充协议》附图一致，并由刘某签名。上述协议当事人分别在订立协议时办理公证手续，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于2017年10月12日分别出具（2017）浙杭之证字第10473号、10476号《公证书》。 经一审庭审比对，《补充协议》附图所载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与95版动画片中“围裙妈妈”静态正面人物形象基本一致。涉案电影中所使用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与上述协议附图人物形象相比，除眼型、眉毛、鼻型基本一致外，体型、脸型、发型、睫毛等均有所不同，人物更显立体饱满。2013版动画片与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基本一致。 除本案外，大头儿子公司另向一审法院提起（2017）浙8601民初3815号、3817号系列案件，并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及公证费3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江法院）、本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大头儿子公司与央视动漫公司系列案的生效裁判认定，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构成对刘某94版美术作品的演绎作品，央视享有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的著作权，央视动漫公司经央视许可有权使用95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2013版与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在整体人物造型、基本形态上构成实质性相似，属于对刘某创作的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946号生效判决认定，刘某与洪亮订立《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在先，与央视动漫公司订立《补充协议》等在后，刘某未依约履行与央视动漫公司的协议相关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某创作的94版动画人物形象具体表现内容与载体形式以及涉案动画人物形象的著作权归属，即大头儿子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央视动漫公司与蓝钻公司是否侵害大头儿子公司享有的著作权；三、本案民事责任的认定。 关于涉案动画人物形象的著作权归属问题 （一）关于刘某1994年创作的动画人物形象 大头儿子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所载三个静态人物形象即为刘某所创作的原图，刘某作为创作者亦对此予以确认，央视动漫公司辩称其为95版动画片标准图，从上述协议附图和95版动画片产生顺序来看，一审法院认定95版动画片是依据附图所载三个静态人物形象制作而成，作如下评析： 1.首先，央视在2013年11月4日对《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卡通形象自愿进行著作权登记时，在该登记中，明确载明“作者：刘某”，其登记的美术作品即为上述协议附图。其次，95版动画片系由央视参与制作并放映，在该动画片片尾署名中亦明确载明“人物设计：刘某”。由此可见，央视在1995年首次公开播放《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电视动画片及于首映18年后自愿进行著作权登记时，均明确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作者仅为刘某一人，并无他人，且对应的人物造型为《补充协议》附图中的人物形象。2.根据《补充协议》中关于创作过程的描述可知，迟至2013年，央视动漫公司仍确认其拍摄的95版动画片人物造型确系委托刘某创作完成，且明确156集的95版动画片是依据该补充协议附件中的三个人物造型制作而成。这足以说明央视动漫公司认可前文所述的作品登记证书中所载“围裙妈妈”等静态人物形象系由刘某创作完成且与附件三个人物造型一致的事实。3.结合当庭对《补充协议》附图与“围裙妈妈”等三个人物形象正面图、背面图、侧面图的组图比对情况和李某专家意见来看，补充协议所载人物形象和央视在制作95版动画片过程中制作的比例图、正面图、背面图、侧面图等设计图即标准图之间确实存在差异，附图所载的人物形象在线条运用和细节处理上更符合铅笔手工绘画的特点，而崔某对于上述协议附图的绘制方法为手工或者电脑的表态模棱两可，前后反复，又未作合理说明，一审法院对其相关证言不予采信。4.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刘某创作的94版动画形象手稿原件已经交付给央视持有。央视动漫公司一方面对大头儿子公司主张的附图为上述手稿复制件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却未能提供该手稿原件进行核对，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相关主张，且对上述作品版权登记、作品署名以及签订《补充协议》涉及的相关事实不能作出合理解释。5.刘某作为94版动画形象手稿的创作者多次确认该《补充协议》附图即为其当初创作的三个人物形象，并提交了与该附图完全一致的复制件相印证，且就其之前提供的94版手稿与附图不一致作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及优势证据原则，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某创作的94版动画形象手稿与《补充协议》中附图的人物造型一致，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附图即为刘某94版动画形象手稿复制件予以认定，央视动漫公司辩称其系95版动画片标准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生效判决认定和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刘某作为受托人对其所创作的“围裙妈妈”等三幅美术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洪亮依据其与刘某订立的《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取得刘某1994年创作的“围裙妈妈”等三幅美术作品除人身权以外的著作权，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并非由崔某提供的在原稿基础上改编的正面、背面和侧面标准设计图即洪亮于2013年1月23日通过作品登记而取得的11-2013-Ｆ-1732号作品登记证所载作品，而应为刘某1994版动画形象手稿所载明的“围裙妈妈”等美术作品。刘某所创作的“围裙妈妈”静态人物形象具有独创性，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大头儿子公司从洪亮处受让取得“围裙妈妈”等三幅美术作品除人身权以外的著作权后依法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央视动漫公司辩称刘某不享有对其94版动画形象手稿著作权，与动画片片尾署名及央视申请的作品登记证书记载不符，亦与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相悖，在无充分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95版动画片中的人物形象 动画片是由连续静态画面组成的动态画面。95版动画片虽然围绕“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展开，但所呈现的却并非三个静态的人物形象，而是带有表情变化、动作变化、着装变化的活动图像，本质上是连续的单帧静态形象。构成演绎作品应至少满足下列任一情形：一方面，在各帧静态人物形象上，相对于刘某创作的原始静态人物形象呈现出新的独创性成分；另一方面，就动画片整体动态形象而言，其多数情形下已体现新的独创性成分。这些在原作品基础上添加的演绎成分正是演绎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相应权益应由演绎作者享有。综上，央视对95版动画片演绎后产生的独创性成分独占地享有对应著作权，但这不影响刘某或其继受著作权人对仅包含刘某创造性成分的三个人物形象原始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 同时，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刘某在接受委托时已知系为央视拍摄95版动画片所需，其同意进行创作并将所创作作品交付央视的行为应视为与央视就委托创作一事基本达成合意。央视利用刘某原作品进行后续演绎、制作并播放动画片的行为应在刘某知情和同意的范围内。 （三）关于2013版动画片中的人物形象 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2013版与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在整体人物造型、基本形态上构成实质性相似，对演绎作品的再演绎，若仍然包含了原作品的独创性成分，属于对刘某创作的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央视动漫公司对2013版动画片“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中由其演绎而产生的独创性成分享有排他的著作权。 （四）关于涉案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涉案电影与2013版动画片中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基本上一致，将涉案电影人物形象与《补充协议》所附人物形象图即刘某94版动画人物形象对比可知，涉案电影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仍然融合有刘某原作品的独创性成分，因而仍然属于对原由刘某创作的现由大头儿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美术作品的演绎。简而言之，涉案电影人物形象系对95版动画片这一演绎作品的再演绎。考虑到人物设置与各主要人物关系等因素，涉案电影与刘某创作的原作品中的独创性部分构成实质性相似。需指出的是，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相对于刘某原作品人物形象而言，人物更加立体饱满、生动活泼，已发生较大变化，其更多地体现了央视动漫公司因对人物形象所作的后续演绎行为而添加的独创性成分，央视动漫公司对涉案电影“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中由其演绎而产生的独创性成分享有排他的著作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改编者对演绎作品的利用应当经过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具体到本案，央视动漫公司未经大头儿子公司许可，演绎、利用原作品制作涉案电影，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二、关于央视动漫公司与蓝钻公司是否侵害大头儿子公司享有的著作权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央视动漫公司未经原作品著作权人大头儿子公司许可而以改编的方式使用大头儿子公司的作品制作涉案电影，并进行相关宣传据此获利，该种行为仍然构成对原作品著作权的侵害。 又因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系在刘某创作的原人物形象基础上演绎而来，当中仍包含原作品的独创性成分，故蓝钻公司虽获得涉案电影发行方授权而放映涉案电影，但该种对演绎作品的放映行为仍侵犯大头儿子公司对原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 央视动漫公司辩称生效判决鼓励其进一步创作和传播与三个人物形象有关的作品，但此系针对发生争议的个案中对各方利益权衡后结合责任承担方式所作出的行为评价，并非鼓励央视动漫公司在其享有的权利范围外持续实施未加约束的侵权行为。著作权法在授权作者垄断权与保护公众获取信息自由之间赋予微妙的平衡点，并通过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等制度允许特定情形下可不经作者许可对作品进行利用。然而结合本案，央视动漫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立法所设计的任意一项除外情形，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蓝钻公司抗辩未实施侵权行为，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停止侵权 一审法院认为，滨江法院、本院生效判决仅对央视动漫公司制作的2013版动画片和基于对该版动画片中人物形象许可第三方进行舞台剧表演的木偶剧进行侵权赔偿替代方式的处理，由于其外延并不涉及央视动漫公司在此后另行制作的与“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有关的其他载体形式的作品，亦非对央视动漫公司制作或许可他人使用的与“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有关的所有作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涉案电影系独立于2013版动画片和木偶剧的作品，与生效判决所涉侵权事实有异，因此央视动漫公司抗辩称其已在另案中履行判决义务而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的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央视动漫公司在明知生效判决已认定2013版动画片“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侵犯大头儿子公司著作权的前提下，仍在未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制作涉案电影并以此取得经济收益，这一创作理念外化为积极实施侵权行为，难谓善意，央视动漫公司应当停止侵权，即停止对涉案电影的播放、宣传和授权许可。 大头儿子公司同时要求蓝钻公司停止对涉案电影的播放、宣传，从院线电影放映市场规律来看，涉案电影于2016年8月上映，已过宣传周期且早已下映，大头儿子公司未有证据证明蓝钻公司的侵权行为仍在持续，其相关诉请已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蓝钻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二）关于消除影响 大头儿子公司从洪亮处受让取得著作权，未包含人身权的相关权利，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央视动漫公司、蓝钻公司的行为以至商誉受损，其诉请要求央视动漫公司在央视网（×××.ｃｏｍ）首页和《看电影》杂志显著位置上连续刊登声明30日以消除影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赔偿损失 大头儿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按照侵权人即央视动漫公司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但仅提交截至其起诉前的百度糯米电影、猫眼电影的票房信息，并未举证证明央视动漫公司的营业利润或净利润，且从电影市场运作规律看，电影票房并不等同于制作方收益所得，还存在发行方、院线影院等各方分成与扣除电影制作成本等较为复杂的问题，大头儿子公司未举证证明央视动漫公司的违法所得或大头儿子公司的实际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失数额，以涉案作品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并综合考虑涉案电影的独创性程度、市场影响、知名度、上映档期、合理的许可使用费、投资成本、票房收益、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以及央视动漫公司主观过错程度和经济实力等因素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数额还应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大头儿子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公证费、律师代理费属于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注意到以下影响赔偿数额认定的情形：1.大头儿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客体为“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正面静态图，在涉案电影人物形象整体独创性中占比较小；2.未有证据显示刘某或大头儿子公司对“围裙妈妈”动漫形象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具有贡献；3．洪亮取得“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著作权时，共向刘某支付30000元对价；4.央视动漫公司并未直接利用大头儿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原图，而是在添加了大量演绎成分后制作新的演绎作品；5．据生效判决确认的履行义务，央视动漫公司已因其制作、播放2013版动画片所涉“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承担向大头儿子公司赔偿400000元的侵权责任；6.本案与大头儿子公司同时起诉央视动漫公司的另外两案（分别主张“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作品著作权）案情基本一致，而大头儿子公司在该两案中亦分别主张维权合理费用。据此，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央视动漫公司赔偿大头儿子公司经济损失93000元（包括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3000元）。大头儿子公司超出上述范围的赔偿损失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央视动漫公司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因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受理央视动漫公司诉刘某、洪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晚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而该案中所涉《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并非本案据以认定侵权事实的唯一证据，不存在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央视动漫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5月16日判决：一、央视动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即停止播放、宣传和对第三方授权许可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一日成才》；二、央视动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大头儿子公司经济损失（含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93000元；三、驳回大头儿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大头儿子公司负担10869.90元，央视动漫公司负担11930.10元。 二审期间，大头儿子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央视动漫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情况说明》及证人尹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补充协议》附件人物标准图是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二季的标准图，于2001年初制作形成、于2002年公开发表，该图根本不可能是刘某94年勾画的草图。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1829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49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补充协议》附件不是刘某94年创作的美术作品底稿，该美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内容不能确定。 3.（2016）浙8601民初431-43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附图即为刘某94版动画形象手稿复制件”与一审法院自行作出的在先判决自相矛盾。 第二组证据：4.人民网、搜狐网、东方头条、环球网、澎湃APP等媒体发表、转载文章《解开“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经久不衰之谜》。证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动画作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5.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之一日成才》获奖清单及相应的奖状、证书、奖杯等证明材料。证明：涉案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2之一日成才》上映后，取得广泛好评、获得多项国内外知名奖项。 第三组证据：6.司法鉴定科学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480号）及鉴定人凌敬昆、施少培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刘某证言均不属实，根本不应得到采信。 7.市场调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电影停止传播发行和授权许可有违广大观众意愿。 8.光盘。证明：上海今日影视音像有限公司向上海东方动画有限公司交付，上海东方动画有限公司向央视交付的原稿，《补充协议》附图为其复印件。 9.专家辅助人程卫国出庭陈述的意见。证明：《补充协议》附图为复印件，无法根据复印件直接判断是否为铅笔手绘。 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审被告蓝钻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结合大头儿子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 1.证据1、8，上海今日影视音像有限公司并未提供其与上海东方动画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其与95版动画片片尾署名的电脑制作上海今日动画公司在名称上亦不一致，在大头儿子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2.证据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495号行政判决可以证明《补充协议》附图为复印件，人物形象为95版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事实，具有证据效力，但央视动漫公司所主张的其他证明内容并非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3.证据3，（2016）浙8601民初431-433号民事判决并未生效，央视动漫公司所主张的证明内容并非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4.证据4、7，均系网页打印件，大头儿子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5.证据5，大头儿子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电影所获奖项情况，但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无关，不具有证据效力。 6.证据6，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央视动漫公司单方委托的笔迹鉴定，对于样本是否为刘某本人签署，鉴定机构并不进行核实，也未经刘某确认，大头儿子公司亦提出异议认为样本4（《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并非原件及样本5-9并非刘某签署，在样本存疑的情况下，其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7.证据9，专家辅助人可代表当事人就专业问题进行意见陈述，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除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9年12月5日，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双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对方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大头儿子公司主张《补充协议》附件为刘某1994年所创作原图的复制件，其主张的事实是否成立；二、央视动漫公司制作、蓝钻公司放映的涉案电影中使用的动画人物形象是否侵犯了大头儿子公司享有的著作权；三、如侵权成立，一审判决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否合理。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本案中，大头儿子公司认为2017年刘某发现的1994年创作人物概念设计图的复制件为其主张的作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2015）浙杭知终字第356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1994年刘某当场用铅笔勾画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正面图，并将底稿交给了崔某。崔某将底稿带回后，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在刘某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设计和再创作，最终制作成了符合动画片标准造型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标准设计图以及之后的转面图、比例图等。刘某创作的底稿由于年代久远和单位变迁，目前各方均无法提供。一审庭审中，经刘某、崔某、周一愚确认，洪亮登记的作品并非刘某原始创作的人物概念图，而是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创作的标准设计图。同时，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946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2013年1月4日，刘某与央视动漫公司签订《美术造型委托制作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制作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崔某受央视动漫公司委托将95版动画片使用的三个人物美术造型标准设计图交与了刘某。央视动漫公司与刘某均认可95版动画片人物美术造型标准设计图系通过崔某交与刘某。再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字第4495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补充协议》附件为复印件，人物形象为95版动画片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2017年10月25日刘某与洪亮签订《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该合同所附图为复印件，人物形象为95版动画片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对于上述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应作为本案中的基础事实。 在本案中，大头儿子公司提交了刘某称于2017年10月发现的1994年创作人物概念设计图的复制件作为证据，以证明刘某创作的原稿的具体内容。对于该证据，本院认为复制件并非原稿，不能以此直接证明著作权的归属，且根据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该复制件系2013年《委托制作协议》签订后，崔某受央视动漫公司委托向刘某交付的资料，属于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的标准设计图。因此，大头儿子公司对于其主张该复制件为刘某1994年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的复制件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 大头儿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补充协议》、央视作品登记证书、证人刘某的证言、专家辅助人李某的证言等证据，以证明该复制件为刘某1994年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的复制件。对此，本院认为：1.《补充协议》及央视作品登记证书并非本案中新出现的证据，早在2014年9月5日大头儿子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时，央视动漫公司即提交了该两份证据，刘某亦是2013年《委托制作协议》、《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在《委托制作协议》签订后取得了涉案的复制件，但大头儿子公司及刘某在前案的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均未主张《补充协议》附件系其创作的原稿复制件。2.与大头儿子公司在（2015）浙杭知终字第356号案中所主张的标准设计图人物形象相比，《补充协议》附件所显示的人物形象更为精细复杂。从创作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来看，标准设计图的创作时间应先于《补充协议》附图，在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标准设计图为在刘某创作的原图基础上经过再创作形成的演绎作品的情况下，大头儿子公司主张《补充协议》附件系刘某创作的原图复制件，明显不符合正常的逻辑。3.证人刘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陈述其整理发现涉案复制件的时间为2013年，不能证明大头儿子公司所主张的其发现时间为2017年的事实，刘某2013年即持有原稿复制件却不在前案中进行主张，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而且即使如大头儿子公司所述，刘某在庭审时误将交付时间说成是发现时间，鉴于刘某与大头儿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大头儿子公司申请的专家辅助人李某在一审中出庭陈述意见认为，从涉案复印件可以判断原件勾画和上色均为铅笔手绘，而二审中央视动漫公司申请的专家辅助人程卫国认为，无法通过复印件来判断原始书写工具是否通过铅笔手绘或电脑绘制。对此，本院认为，央视动漫公司曾在一审中申请对《补充协议》附件系手工绘制或电脑绘制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未提交附图原件，不符合鉴定条件，在此情况下，双方申请的专家辅助人通过各自的经验对复印件的原始书写工具进行判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故仅以专家辅助人李某的陈述不能证明该复印件的原稿为铅笔手绘的事实，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大头儿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无法证明该复制件为刘某1994年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的复制件的事实，大头儿子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为《补充协议》附件即为刘某1994年创作的原稿复制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补充协议》附件是否属于刘某1994年创作的原稿复制件，仅涉及作品载体的认定。大头儿子公司的上述主张虽不成立，但刘某对其1994年所创作的作品（人物概念设计图）仍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大头儿子公司在本案中亦可以就其受让取得的该作品主张著作权。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95版动画片“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与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相比，在脸型、鼻子、嘴巴方面基本一致，在眉毛、眼睛、发型、体型、服饰方面存在区别，且后者更加立体饱满。生效判决已认定13版动画片是央视动漫公司在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演绎而成，而95版动画片中人物形象系对刘某创作作品的演绎。对于演绎作品的再演绎，如包含原作品的独创性成分，则仍然属于原作品的演绎作品。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系延续13版动画片中的“围裙妈妈”人物形象，故仍然属于对刘某所创作的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在未经原作品著作权人大头儿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央视动漫公司制作、蓝钻公司放映的涉案电影中使用了该演绎作品，侵犯了大头儿子公司享有的著作权。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在通常情形下，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行为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但是在例外情形下，如果停止侵权行为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或者有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实际上无法执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不判决停止侵权行为，而采取更充分的赔偿或者经济补偿等替代性措施。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符合上述例外情形，宜不判决停止侵权，而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其责任替代方式。理由如下： 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并非赋予著作权人绝对的垄断权，而在于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本案中，大头儿子公司系于2012年从刘某处受让了95版动画片人物概念设计图的著作权，但该作品系为95版动画片而创作，未进行单独发表，也没有任何知名度的积累，而央视创作团队最终完成了95版动画片角色造型的工作和整部动画片的创作，并随着动画片的播出，使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动画人物。也就是说，在大头儿子公司受让涉案著作权时，95版动画片的三人物形象通过央视动漫公司的再创作和传播行为，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如赋予大头儿子公司绝对的垄断权，阻却央视动漫公司对于三人物形象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后续创作和传播行为，诚如（2015）浙杭知终字第356号民事判决所述，并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而随着动漫行业的发展，刘某所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对后续创作作品的贡献越来越弱化，涉案电影中“围裙妈妈”人物形象与95版动画片中的人物形象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更多地体现了央视动漫公司通过演绎所增加的独创性成分，若停止使用亦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无论是前案所涉的动画片和舞台剧，还是本案所涉的电影，均属于公共文化产品，央视或央视动漫公司作为三人物形象独创性的主要贡献者及其知名度的创造者，其上述使用行为不会对大头儿子公司的著作权造成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央视动漫公司无需停止侵权，而可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责任替代方式。一审法院判决央视动漫公司停止侵权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赔偿金额，大头儿子公司未举证证明央视动漫公司的违法所得或大头儿子公司的实际损失，对本案应适用法定赔偿，一审法院虽然充分注意到了本案中影响判赔的多个因素，如大头儿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涉案电影人物形象整体独创性中所占比例较小，并未对其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作出贡献等，在法定赔偿范围内确定了较低的赔偿金额，但考虑到本案不再判决停止侵权，央视动漫公司尚需为其后续利用行为承担一次性经济补偿，本院酌情提高央视动漫公司的赔偿额为人民币203000元。 综上，大头儿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央视动漫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818号民事判决； 二、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203000元； 三、驳回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243元，由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负担125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963元，由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9867元，由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负担120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25元，由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奕 审判员 牟 丹 审判员 黄斯蓓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何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