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68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1号上横朗第二工业区A栋3楼。法定代表人：文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宸硕，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平，男，198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宸硕，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威电宝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岗头工业区大埔二路53号二楼。法定代表人：陈生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文平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威电宝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电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4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通公司、文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威电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系恒通公司在登记成立前所使用的名称，恒通公司应承担合同责任”，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迄今为止恒通公司并未拖欠威电宝公司任何货款和利息。恒通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才成立，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另外，2017年1月之前的送货单上明确注明收款单位为“恒利通”，跟恒通公司没有关系。根据债权相对性原则，威电宝公司主张的在此之前即2014年3月持续至2017年1月欠付货款，不应当由恒通公司承担，威电宝公司追讨上述货款，应当另行起诉相关当事人，上述货款应属个人或其他公司欠款。特别强调：1.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为恒通公司成立前使用的名称所依据的事实错误。根据威电宝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可知，2017年1月之前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除了文平及黎珊相同以外，其余人员均不相同，通过此处亦可说明“恒利通”并非恒通公司成立前使用的名称。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可知，发起人只有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设立后的公司才对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恒利通”这个名称并非是恒通公司设立过程中所使用的名称，恒通公司在设立阶段自始至终均使用的是“恒通昊宇”的名称，且“恒利通”与威电宝公司之间发生的部分交易的阶段并不处于恒通公司设立过程中，可知两者并无任何关联，应区别看待。2.恒通公司仅承认2017年2月至5月签收的威电宝公司的货物，共计货款32675元（根据威电宝公司在一审提供的送货单的金额可以得知，除此之外，威电宝公司并未向恒通公司供应其他货物,威电宝公司也未提供其他送货单证明其主张的金额是扣除已付款项之后的欠款），恒通公司已通过支票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5月11日向威电宝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万元，因此，恒通公司不欠任何货款。二、一审法院认定“关于诉讼时效，双方的交易系连续性交易，最后送货时间是2017年5月22日，威电宝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是否属于连续性交易应当建立在同一交易主体的基础上，威电宝公司在2017年1月之前的交易主体为“恒利通”，之后的交易主体才为恒通公司，主体不同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前后的连续性，只能认定在交易对象为同一主体的情况下是连续的，另外，一审法院认定交易连续性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威电宝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提起诉讼，故其主张2015年9月之前的欠付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在此期间内并未存在中断事由，威电宝公司提供的每个月的对账单中也并未明确主张要求偿还欠款，故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公平原则，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威电宝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恒利通”系恒通公司在登记成立前所使用的名称，事实清楚、正确，威电宝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有效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首先，自2011年10月起，威电宝公司与恒通公司、文平即开始进行业务合作，由恒通公司或文平向威电宝公司下单购买PCB线路板，威电宝公司根据恒通公司、文平的需求交付了全部产品，因恒通公司、文平长期拖欠威电宝公司货款，双方于2017年6月终止了业务合作。双方合作期间，威电宝公司不断与恒通公司、文平进行沟通，并催促恒通公司、文平支付拖欠的货款，随后恒通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5月11日向威电宝公司支付共计4万元并备注为货款，印证了威电宝公司与恒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恒通公司设立之前一直由恒通公司的唯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即文平以“恒利通”名义与威电宝公司对接货物采购，恒通公司设立后则以“恒通昊宇”名义与威电宝公司进行合作，该事实有威电宝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付款凭证予以证明，此系双方长久以来的历史交易习惯。双方合作期间，威电宝公司根据双方的约定如期向恒通公司、文平交付了全部货物，并由恒通公司员工予以签收确认，证明威电宝公司基于双方的约定已交付全部货物，履行完供货义务，恒通公司、文平应按约付款的事实。最后，根据威电宝公司提供的2014年3月至2017年5月由文平及其妻子黎姗、恒通公司员工签收的送货单显示：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的送货单的收款单位为“恒利通”，2017年2月至5月的送货单的收款单位为“恒通昊宇”，通过比对前后显示不同收款单位的送货单的签收人员、交付产品的型号、产品价格、交付地点等内容，除了收款单位所显示的名字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且“恒利通”与“恒通昊宇”的字号虽不完全重合，但名称上的相似度达到高度盖然性，足以认定前述两个名称实际为恒通公司设立前后的名字。因此，根据威电宝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恒通公司的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威电宝公司与恒通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威电宝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及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二、文平作为恒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恒通公司设立前后以恒通公司或自己名义所订立的合同，对恒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恒通公司应承担其设立前后所欠威电宝公司货款，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及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恒通公司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文平作为恒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恒通公司设立前一直以“恒利通”的名义与威电宝公司进行合作并签收货物，直至恒通公司设立后，文平依然使用恒通公司设立前的名称“恒利通”作为签收单位（请参见证据89-92页即2016年12月及2017年1月的送货单），并于2017年2月开始将送货单调整为“恒通昊宇”作为收款单位，印证了恒通公司成立前，文平以恒通公司设立前的名称“恒利通”对外签订合同的事实，且恒通公司设立后仍存在以“恒利通”名义签订合同，可以印证“恒利通”系恒通公司在登记成立前所使用的名称，且恒通公司对其设立前的债务进行了追认，故威电宝公司要求恒通公司承担其设立前后所欠威电宝公司的全部货款，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三条第一款“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文平作为持有恒通公司100%股权的发起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恒通公司设立前以恒通公司名义与威电宝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应由恒通公司予以全部承担。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连续性交易，并据此认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威电宝公司自2014年3月每月不断通过传真方式向恒通公司、文平发送欠款对账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2.恒通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5月11日向威电宝公司支付共计4万元，并备注为货款，此付款行为应视为恒通公司、文平自愿履行了支付拖欠货款的义务，同时，恒通公司、文平于庭审中确认双方的历史交易具有连续性特点，而恒通公司于2017年所支付的4万元货款并未注明具体清偿某一期拖欠的货款，且金钱属于种类物，恒通公司、文平所付货款属于对历史总欠款金额的抵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恒通公司的2017年付款行为中断了本案的诉讼时效，威电宝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威电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恒通公司、文平向威电宝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64071元及逾期支付货款利息（以欠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电宝公司主张其在2014年至2017年5月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通公司向其发送订单，其按订单生产PCB线路板并送货，恒通公司已支付上述期间货款4万元，未付货款金额为364071元。威电宝公司提交了送货单、对账单、总欠款明细、送货单统计表、银行流水证明其主张。其中，2014年至2017年1月期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中收货单位均为“恒利通”，签收人有文平、黎珊、文凤明、吴右原、银西林、尹文、韩胜佳，2017年2月至5月期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中的收货单位为“恒通昊宇”，签收人有文平、黎珊、黄登泉。威电宝公司主张“恒利通”系文平在登记成立恒通公司之前使用的名称，黎珊系文平妻子，“恒利通”与恒通公司的送货地址一致，员工亦一致。恒通公司仅确认2017年2月至5月期间送货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主张恒通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才登记成立，其已支付全部货款，此前货款与恒通公司无关，并于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表示文平及妻子黎珊曾在“恒利通”工作，后成立了恒通公司，并于2017年1月正式开始经营，“恒利通”与恒通公司无任何关系。恒通公司还提出威电宝公司主张的2015年9月之前的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文平提交了记账凭证证明文平的财产并未与恒通公司混同。威电宝公司于庭后提交了交通银行交易凭证，证明文平分别于2011年11月19日、2012年3月30日、2013年11月1日、2014年3月13日向威电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生古个人账户转账支付货款，系恒通公司在设立前通过文平的个人账户支付货款。恒通公司、文平对威电宝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即使交易凭证真实，亦为文平与陈生古个人之间的往来，没有体现为货款。另，恒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于2016年4月12日，文平系其法定代表人兼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威电宝公司主张的2014年至2017年1月期间的货款是否系恒通公司所欠货款。首先，文平及其妻子黎珊在2014年至2017年5月期间均有签收送货单，恒通公司主张文平及妻子黎珊此曾在“恒利通”工作，于2017年1月开始正式经营恒通公司，但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结合恒通公司的成立时间，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恒通公司确认的2017年2月至5月期间总货款金额为32675元，而其已支付货款4万元，恒通公司解释为系因双方连续交易，故多支付货款就抵扣后续交易，恒通公司的上述解释与通常交易习惯不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威电宝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恒利通”系恒通公司在登记成立前所使用的名称，恒通公司应承担合同责任。关于诉讼时效，双方的交易系连续性交易，最后送货时间是2017年5月22日，威电宝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恒通公司应支付威电宝公司货款364071元。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双方没有约定，一审法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恒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文平为其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文平仅提交了记账凭证，不能有效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当对恒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深圳市威电宝电子有限公司货款364071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其中以36263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开始计算；以76955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开始计算；以57402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开始计算；以19777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开始计算；以7106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日开始计算；以4975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开始计算；以34383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开始计算；以25104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开始计算；以14229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开始计算；以1805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开始计算；以3847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以80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以2376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以24243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计算；以14911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开始计算；以1465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开始计算；以14687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开始计算；以2128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开始计算；以121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开始计算；均计至清偿之日止）；二、文平对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深圳市威电宝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73元（深圳市威电宝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文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一审中，恒通公司、文平称，据了解，“恒利通”未进行工商登记。二、二审中，本院询问：1.既然恒通公司、文平主张恒通公司成立之前文平及其妻子在“恒利通”工作并在收货单上签名，为何文平以个人的名义支付之前的货款？2.为何文平及其妻子在恒通公司成立之后仍然在“恒利通”的送货单上签名？3.有无发放工资的证据或其他证据证明文平及其妻子在“恒利通”工作？恒通公司、文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1.付款系代付款。2.据当事人称，文平及其妻子在恒通公司设立之初并没有出来单独做业务，待业务稳定之后，才出来单干。3.没有提供。三、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关于恒通公司是否需要对其成立之前的涉案货款承担偿还义务；二、关于利息；三、关于诉讼时效；四、关于文平的民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威电宝公司诉请恒通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提交送货单予以证明，相反，恒通公司、文平主张2017年1月之前的货款与其无关，但其所述事实和理由多处存疑：第一，截至二审，恒通公司、文平未告知“恒利通”的设立人或股东，也未提交“恒利通”向文平及其妻子发放工资的证据或其他证据佐证文平及其妻子在“恒利通”工作；第二，恒通公司、文平主张恒通公司成立之前文平及其妻子在“恒利通”工作并在收货单上签名，但文平却以个人的名义代付2017年1月之前的货款，既与常理不符，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恒利通”向文平返还代付款；第三，恒通公司成立之后，文平及其妻子仍在“恒利通”的送货单上签名；第四，恒通公司确认2017年2月至5月期间总货款金额为32675元，而其已支付货款4万元，恒通公司解释为系因双方连续交易，故多支付货款就抵扣后续交易，恒通公司的上述解释，既与通常的交易惯例不符，也未提交证据佐证恒通公司与威电宝公司存在上述交易习惯；综上，虽然威电宝公司主张交易往来起始时间为2014年，而恒通公司于2016年设立，时间相距较远，但结合上述认定及恒通公司系文平设立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系恒通公司在登记成立前所使用的名称，据此判令恒通公司应当偿还涉案货款，是正确的。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一审法院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标准的认定，是正确的。关于争议焦点三。如上所述，威电宝公司与“恒利通”、恒通公司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价款的支付有明确的指向，应当按照履行期限的先后顺序冲抵欠款，即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最后一次送货之次日起重新计算，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威电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关于争议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文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财产与恒通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一审法院认定文平应对恒通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恒通公司、文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61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文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博文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