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爱群，女，197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侃，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凤，系徐爱群的姐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美凤，女，196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华，男，198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徐美凤之子。 上诉人徐爱群因与被上诉人徐美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8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爱群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美凤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美凤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协议》非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从该《协议》的内容看，第一条是姐妹之间对父母已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进行确认。如现徐美凤认为仍有父母财产可继承，可另行主张；第二条对徐爱群与徐美凤及其代理人赵振华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析产继承协议》中约定徐爱群同意将自己继承的房屋份额赠与给徐美凤的确认，《析产继承协议》所约定的赠与的效力已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所羁束；第三条则是宣誓性条款。协议并没有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存在可撤销的内容。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关于说理部分，存在两处明显错误，系主观臆断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真实的意思表示。1、徐美凤签订协议时，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重大误解。虽然《协议》中有“甲乙两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之表述(以下简称“表述”)，但显然不能得出一审判决“因双方当事人已签订《析产继承协议》，徐美凤基于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面积已归其所有的错误认识”之结论，因为：其一，《析产继承协议》与《协议》在同一日签订，虽然有所关联，但《析产继承协议》并非签订《协议》的基础。《析产继承协议》系徐爱群为了家庭和睦(徐美凤曾以徐爱群和徐金凤霸占父母遗产及舅舅的遗产之事为由持续对徐爱群和大姐徐金凤施压)，为了有清静的生活，而做出的经济上的牺牲，同意将自己继承所得份额赠与徐美凤，而《协议》则是完全独立于《析产继承协议》，其核心意思为各方确认不再为父母的遗产问题发生纠纷。纵观《协议》条款，也完全没有以《析产继承协议》作为前提或对价，导致徐美凤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放弃了对徐松泉、孙福英的其他遗产的继承权”之认定完全是毫无依据。其二，退一步讲，即使《析产继承协议》为《协议》的基础，徐美凤也绝不可能存在重大误解，“继承完毕”之表述，显然指的是对遗产的处置双方协商一致，而并非物权的变动，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两份协议在同一日签订，《协议》中的“甲乙两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之表述，主要所表达的意思是除了案涉房屋被继承人处无其他财产，不应当与《析产继承协议》的内容割裂，曲解地作为签订《协议》的基础。如若将《析产继承协议》作为《协议》的基础，因此，显然应当以《析产继承协议》中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赠与)作为《协议》签订的基础，而非一审判决认为的“面积已归其所有”。更何况，徐美凤之子赵振华系法律工作者，双方所历经的全部诉讼，其均作为徐美凤的委托代理人。此前案涉全部协议的签订，均由赵振华主导，在签订《协议》时，赵振华也在场，对于徐美凤的签字全程指导，因此，徐美凤绝不可能因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2、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其在客观上也遭受了较大损失”，亦与事实不符。何为“在客观上也遭受了较大损失”，一审判决的该认定毫无事实依据，且该认定的理由也未在判决书中阐明，故该认定令人费解。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本来就无其他可被继承的遗产，徐美凤亦未由于签订《协议》而放弃继承任何遗产。且另案调解中徐美凤在徐爱群答应将继承的房产赠与她，还再付15万人民币替徐美凤给大姐徐金凤，大姐徐金凤同意继承的房产也赠与她的情况下，四方在调解判决书上签字后，徐爱群在已汇款15万人民币到拱墅区人民法院账户，后因徐美凤反悔导致调解失败，仍提起诉讼，才使得徐爱群另案庭审中撤销赠与，现徐爱群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不可以被认定为导致徐美凤产生损失。事实上，无论是否签订《协议》，对徐美凤的财产均无任何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望二审法院支持徐爱群的上诉请求。 徐美凤辩称：一、徐爱群认为案涉《协议》不是合同法所称的合同，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那么按其逻辑则完全可以梳理出两个反差明显的对比：1、案涉《协议》不是合同法所称的合同，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却是合同法所称的合同；2、案涉《协议》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却是“赠与”，享有任意被撤销的权利且已被撤销。则按此对比结果进一步能够推导出：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与签订案涉《协议》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明显存在不对等、不公平的情形。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徐爱群就是利用了徐美凤在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和案涉《协议》时不掌握父母其他遗产的情况下，利用徐美凤想尽早处理完涉及父母遗产继承纠纷的心理，采取拒绝公布、拒绝公开、否认存有父母其他遗产的行为，通过与徐美凤签订两份内容中有明确承诺“放弃继承权”内容的《析产继承协议》这一过程，诱骗徐美凤与其签订明显是放弃并不追究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其他遗产继承权意思的案涉《协议》。现在徐爱群已通过前案诉讼程序撤销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获得了本已放弃不主张的可继承遗产份额，却反而声称建立在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签订基础上的案涉《协议》不可撤销，这完全足以证明徐爱群为了能够使徐美凤与其签订案涉《协议》存在欺诈的故意和行为，也就是说徐爱群与徐美凤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目的并不是为遵守履行协议，仅仅是为了能够骗取徐美凤与其进一步签订案涉《协议》。按照法律规定案涉《协议》理应该被撤销。其次，徐爱群认为《协议》第一条是“姐妹之间对父母已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进行确认”，进而认为“如现徐美凤认为仍有父母财产可继承，可另行主张”，这一强辩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徐爱群对《协议》第一条已经理解为“对父母已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进行确认”，那么何来“可另行主张”的说法？要“另行主张”的前提一定是不会再存在“对父母已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这样的约定，否则另行主张是毫无依据更存在障碍的。徐爱群在上诉状中对涉及父母的遗产再次主张“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而却又认为“可另行主张”，这一前后矛盾的说辞完全是“白马非马”式的逻辑呈现，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增加徐美凤追究父母其他遗产的障碍，损害徐美凤的合理及合法权益。接着，徐爱群认为《协议》第二条是“赠与给徐美凤的确认”则是毫无根据和极度牵强附会的解读。该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任何“赠与”的提及和意思表达。徐爱群在（2019）浙01民终246号案（包括该案一审）中也未将案涉《协议》第二条作为证明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赠与”的证据。案涉《协议》也不是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补充协议。现在徐爱群反而认为是“赠与”的确认，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该条中“不得以......再行追索或诉讼”的表述明显是对表达放弃父母其他遗产继承权意思的实质加强和形式再确认，即双方都认可作为案涉《协议》的基础和前提，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表达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赠与的意思。再者，徐爱群对《协议》第三条仅认为是“宣誓性条款”的理解片面。该条款是对整个协议表达放弃父母其他遗产继承权意思的再次加强和确认，具有约束性。因此，徐爱群认为案涉《协议》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也没有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认为案涉《协议》不可撤销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二、徐爱群认为“《析产继承协议》并非签订《协议》的基础”完全是对案涉《协议》的歪曲解读。案涉《协议》开篇就已明确：“鉴于甲乙双方已就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并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因此，徐爱群在论证“《析产继承协议》并非签订《协议》的基础”这一观点时完全是在歪曲事实、牵强附会。徐爱群认为“徐美凤曾以徐爱群和徐金凤霸占父母遗产及舅舅的遗产之事为由持续对徐爱群和大姐徐金凤施压”。而事实是徐爱群在一审判决书中提及的前案诉前调解过程中，其自己提供了一份显示其与徐金凤分别拿走了孙元兴（舅舅）卖房款46万元的《收条》以证明四方《析产继承协议》表达的是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而事实上该卖房款还应当分出最初买入房屋时父母和徐美凤的相应比例的投入，剩余部分才为舅舅孙元兴的遗产，但徐爱群却一直占为己有并拒绝公开卖房款使用账目并为徐美凤行驶正当权利设置障碍，企图全部侵吞。也正是前案调解过程中在徐爱群自己主动拿出该份《收条》证据时，徐美凤才确信徐爱群和徐金凤各拿走了舅舅孙元兴卖房款46万元（共计人民币92万元）。且徐爱群还表示正是其给了徐金凤卖房款中的46万元，徐金凤才肯愿意签订内容中明确约定有“放弃继承权”内容的四方《析产继承协议》，即徐爱群拿出《收条》是为了证明正是其给了徐金凤卖房款的钱，徐金凤才愿意签放弃继承权的协议的。也即在调解时徐爱群拿出《收条》是为了证明也承认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就是表示放弃继承权的意思的。至于其后徐爱群为何与徐金凤形成利益上的“联盟”，均一致改口称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赠与”且成功骗取前案二审法院相信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是“赠与”并撤销，徐美凤对此不得而知也难以理解更始料未及，也才会在本案中提出签订案涉《协议》也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徐爱群所谓的“施压”完全是在虚构和捏造事实。徐爱群还声称其“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并“赠与”，仅从前案最后的判决结果看，徐爱群既没有做出所谓经济上的“牺牲”，也根本没有实现所谓的“赠与”，却通过现在已被撤销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签订在当天骗取了徐美凤与其签订本案的案涉《协议》，致使徐美凤无法进一步向徐爱群主张继承父母的其他遗产，“完美”地呈现“双杀”状态，更在本案一审和二审中拒绝撤销案涉《协议》的诉讼请求，试图维持住这一绝对不公平的状态。徐爱群的实际行为及事后所展现的结果证明其表述的“初衷”与实际情况完全是南辕北辙。徐爱群在论证不存在重大误解观点时，先以“《协议》则是完全独立于《析产继承协议》”这一基础观点出发，而后又以案涉《协议》中的内容“不应当与《析产继承协议》的内容割裂，曲解地作为签订《协议》的基础”的这一相反观点进行论证，前后逻辑起点完全自相矛盾，观点错乱，毫无合理性和说服力可言。在上诉状中，徐爱群还声称徐美凤的代理人主导了全部案涉协议的签订，完全是子虚乌有。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和案涉《协议》均于2017年10月6日在徐爱群家中（即徐爱群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址处）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也经当事人要求多次修改后才形成最终文本并完成签订，徐爱群则提供了打印用的电脑和打印机。签完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后，徐美凤又应徐爱群的要求与其签订了其当场多次反复电话咨询律师确认协议内容后才最后自己打印出来的本案案涉《协议》。现在徐爱群反而声称是徐美凤的代理人主导了全部案涉协议的签订，完全是在捏造事实。三、徐爱群认为徐美凤没有遭受较大损失，这一结论与事实明显不符。前文已提到，徐爱群在上诉状中提及“舅舅的遗产之事”。通过徐爱群自己在前案诉前调解中提供的《收条》证明：徐爱群与徐金凤各自拿走了卖房款46万元。试问，在徐美凤与徐爱群、徐金凤按法定继承父母遗产均拥有同等权利的情况下，为何她们各自拿走了46万元，却没有留给徐美凤哪怕是一毛钱？如果徐爱群不是认为徐金凤放弃前案案涉房屋是基于收到了徐美凤也有权能够继承的遗产，为什么要在诉前调解时拿出《收条》来证明四方及三方《析产继承协议》均是表示放弃继承权的意思？今年刚刚公布的《民法典》也已经规定了兄弟姐妹子女的代位继承权，证明徐美凤也有继承舅舅孙元兴遗产的权利。正是因为徐爱群称自己给了徐金凤原本是徐美凤也有权继承的遗产，且也证明其自己亦拿走了另一半卖房款46万，所以徐金凤、徐爱群才愿意与徐美凤及其代理人签订四方《析产继承协议》，而后才会有徐爱群与徐美凤及其代理人签订三方《析产继承协议》，且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有明确“放弃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的表述内容。即在徐金凤和徐爱群都有明确放弃前案案涉的房屋继承权的情况下，且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书面放弃继承权是不能推翻的情况下，徐美凤才与徐爱群签订案涉《协议》。但现在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因徐金凤和徐爱群谎称是“赠与”而被撤销，致使原本两人已书面放弃的在前案审理时价值超过40万元的遗产被分走，又在徐美凤与徐爱群之间留下一份案涉《协议》，导致徐美凤后续难以向徐爱群主张继承父母其他的遗产，这明显符合“较大损失”的标准。而徐爱群却极其轻蔑地在上诉状中表达“令人费解”，证明其为能够签订案涉《协议》且最后能够在与徐美凤之间仅单独留存案涉《协议》所采取的一系列欺诈行为和所持有的心理状态更是昭然若揭！由此可以得出，徐爱群以明示放弃继承权意思的方式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两份事后已被证明会按徐爱群事先已预料的将以“赠与”成立而撤销的《析产继承协议》，进一步以已经书面放弃前案诉争房屋继承权为理由，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有明确表示放弃父母其他遗产继承意思并不再追究的本案案涉《协议》。接着，徐爱群通过无法完成过户的初步调解协议方案且不同意调解协议更改真正实际支付人为其本人（徐爱群已自己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为调解协议的款项真正实际支付人）才能完成过户，且坚持要求必须在调解协议中出现以徐美凤的名义支付徐金凤15万元款项的内容，致调解协议最终无法达成，进而迫使徐美凤在前案中不得不进入诉讼程序，且通过前案的诉讼程序徐爱群成功骗取二审法院相信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为赠与成立并被撤销，达到自己既能分得一贯不主张且已明确表示放弃的前案诉争房屋遗产份额，徐金凤也能分得其已明确书面表示过放弃的遗产份额，而后又阻止徐美凤进一步向其主张继承父母其他遗产权利的行使。现在徐爱群反而在上诉状中声称徐美凤遭受较大损失是“毫无事实依据”“令人费解”，完全是在颠倒黑白，凸显其欺诈的故意！同时，徐爱群竟然还声称：“另案调解中徐美凤在徐爱群答应将继承的房产赠与她，还再付15万元人民币替徐美凤给大姐徐金凤”，这完全是在虚构事实。反而是徐爱群在一审中提供的且被认定为提存至一审法院的分别为两笔10万元和5万元的共计15万元的款项的事实，恰恰证明徐爱群所谓的“替徐美凤给大姐徐金凤”的事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正是在前案诉前调解中，徐美凤出于姐妹之间继承纠纷能够得到妥善处理而不至于完全“撕破脸”才同意了徐爱群在调解时要求以徐美凤作为名义上支付并非实际支付人的调解协议方案，现在徐美凤在调解阶段的妥协与让步，且徐爱群自己也证明实际支付人为其本人，反而成为了徐爱群恶意指责、肆意攻击徐美凤的理由且被一审法院作为不认定徐爱群存在欺诈的依据，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的规定要求！徐爱群分两笔提存15万元恰恰是因为在前案诉前调解时，徐金凤的代理人糜卫星向徐爱群承诺由其支付5万元以获得调解协议的初步达成，而事后又不履行该5万元提存至一审法院的承诺，才致徐爱群分两笔并间隔两天将10万元和5万元提存至一审法院。徐爱群被徐金凤方“欺骗”却将“受骗”责任只迁怒于徐美凤，并在前案一审后，只要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不被撤销进而自己也不用支付任何金钱给付义务的情况下，反而与徐金凤形成诉讼中的“联盟”，立场一致针对徐美凤，而为使能够最终撤销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而不辞辛劳地做着努力，且完全是通过践踏徐美凤的实际利益和对其的信任来增加自己的实际利益和“受骗”的“损失”，对这样的思维逻辑和处事方式徐美凤一直困惑不解。直到本案中徐爱群拒绝徐美凤的诉讼请求，徐美凤才恍然大悟，原来徐爱群在与徐美凤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和案涉《协议》时或者更进一步说徐爱群自己提供的证据《收条》证明其在与徐金凤各拿走舅舅卖房款的46万元即写《收条》时，就已经存在欺诈徐美凤的故意及准备，并且也已存在与徐金凤同一立场的准备，否则徐爱群和徐金凤不可能会在本案一审中都仍然坚持主张徐爱群处没有父母其他遗产可以分割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前案一审开庭前徐美凤都一直过于信任徐爱群导致都完全没有意识到和考虑到这些风险的存在。同时在本案中，徐金凤也存在欺诈行为，正是其与徐爱群一样，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四方《析产继承协议》，即名义上放弃了前案诉争房屋的继承权，才会导致徐美凤在其后与徐爱群签订三方《析产继承协议》，并使两人最后签订了案涉《协议》。现在徐金凤与徐爱群均统一立场统一表述称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为“赠与”并已通过前案诉讼程序撤销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且在一审时均不同意案涉《协议》的撤销，则完全可以证明徐金凤也是实施了欺诈行为帮助徐爱群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案涉《协议》进行前期铺垫性工作，最后通过前案诉讼程序分得了本已书面放弃的可继承遗产份额，并帮助徐爱群进一步阻止徐美凤向其追究父母的其他遗产。依据法律规定，第三人事实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现非常明确的是徐美凤与徐金凤、徐爱群分别签订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真实目的就是确认徐金凤和徐爱群分别先后放弃了前案诉争房屋的继承权，徐金凤和徐爱群在前案一审庭审阶段也都承认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就是放弃继承，但最终前案二审徐金凤和徐爱群均违反禁反言规则改口为是“赠与”，并被前案最终采纳认定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为赠与而撤销。在此，徐美凤丝毫没有认为前案合议庭有存在鼓励出尔反尔及鼓励欺诈行为的嫌疑，徐美凤认为毕竟是徐金凤和徐爱群均主动统一改口才导致了前案合议庭在结合前案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对认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采纳了人数占优一方的意见，也没有过多考虑存在无权处分亦或无权赠与的情况，这种非出于主观故意的认识不同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谅解的。但既然最终两份明确写有放弃继承权的《析产继承协议》被撤销，徐美凤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也正是基于前审的判决结果而不得不提出（即徐美凤并没有否认前审民事判决所产生的判决效力），那么建立在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前案诉争房屋继承权基础上才会签订的本案案涉《协议》也理应被撤销。总而言之，不论徐爱群如何强辩及虚构捏造事实进行恶意人身攻击，把对案件的事实证明扩大到对他人的肆意抹黑，甚至拿徐美凤代理人的职业在法庭上公开打压徐美凤一方，都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就是徐爱群不愿撤销其实是有实际权利处分的案涉《协议》。试问，既然徐爱群已经撤销了两份均是作为案涉《协议》签订基础的《析产继承协议》，为何又反对案涉《协议》被撤销？徐爱群不愿撤销案涉《协议》恰恰证明徐爱群最初的目的就是通过签订其当时已认为事后可以被撤销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案涉《协议》，进而通过诉讼程序保留住案涉《协议》，以达到其原本无法单独直接骗取徐美凤与其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否则徐爱群没有拒绝撤销案涉《协议》的正当理由。就是因为徐爱群知道案涉《协议》的内容明显表达的是徐美凤放弃继承父母其他遗产并不追究的意思，而案涉《协议》的存在就是能够使得徐美凤无法再对徐爱群处及其知道但隐匿的父母其他的遗产进行继承，所以徐爱群才一再拒绝案涉《协议》被撤销。徐美凤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提出过这一观点：如果徐爱群处确实如其和徐金凤在一审庭审时所说的没有其他父母的遗产可被继承，那么撤销案涉《协议》对徐爱群没有任何实质影响，而徐爱群至今仍在拒绝撤销案涉《协议》恰恰证明徐爱群处确实有父母其他可继承的遗产且其不愿公开、企图隐匿并完全占为己有。现在，徐爱群越是声称案涉《协议》对徐美凤无任何影响却不愿案涉《协议》被撤销，反而越是证明徐爱群已明确知道案涉《协议》对徐美凤的实际利益产生了重大实质影响所以才不愿意案涉《协议》被撤销。徐爱群越是变本加厉捏造虚构事实并恶意抹黑徐美凤及其代理人就越凸显出徐爱群隐匿侵吞父母其他遗产的可能性，试图通过这种恶意抹黑侮辱等方式来影响合议庭的正确判断、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进而增加案涉《协议》不被撤销的可能性。徐爱群越是无法通过列举事实实事求是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就越要费尽心思地通过诋毁他人或其他方式制造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假象，以图博得同情来实现自身实际利益的取得。或许徐爱群在前案诉讼中就是通过利用这些方式得到了其想要的判决结果，分得了已书面放弃的遗产，也让徐美凤的实际利益极大地受损，正是其出尔反尔的说辞被前案合议庭采信，导致其在本案中虚构捏造事实程度愈加变本加厉，哪怕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也在所不惜。“举头三尺有神明。”试问徐爱群通过事前已预料且事后确已被撤销的两份协议骗取到一份对自身有实质获益的协议，且不愿意该协议被撤销，这难道还不够说明欺诈行为的成立吗？难道徐爱群对自己这样的行为真的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吗？难道徐爱群认为这样的行为和结果是可以被接受的吗？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徐爱群的上诉请求。 徐美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徐美凤、徐爱群之间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徐爱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生育了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徐松泉于2000年4月30日死亡，孙福英于2011年11月30日死亡。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系徐松泉户拆迁安置所得。1999年，徐松泉对该房屋进行房改购房，并于2000年4月取得该房屋产权，产权人登记为徐松权。2009年10月23日，孙福英立公证遗嘱：一、在我过世之后，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的房产中属于我的产权份额由我的外孙赵振华继承所有。2012年1月5日，赵振华作公证声明，表示接受遗赠。2017年10月6日，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一份，载明：“现就登记于被继承人徐松泉名下与被继承人孙福英生前共有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进行析产确认，该房屋建筑面积54.7平方米。被继承人孙福英在生前立下遗嘱公证，将其生前所有的该房屋份额在其过世后赠予外孙赵振华。上述房屋可继承面积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徐金凤同意上述可继承的该房屋面积只可由赵振华承受，并将该份额登记于赵振华名下，其他继承人不得承受，并同时放弃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同意配合公证并登记过户。”2017年10月6日，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还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一份，载明：“现就登记于被继承人徐松泉名下与被继承人孙福英生前共有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进行析产确认，该房屋建筑面积54.7平方米。被继承人孙福英在生前立下遗嘱公证，将其生前所有的该房屋份额在其过世后赠予外孙赵振华。上述房屋可继承面积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徐爱群同意上述可继承的该房屋面积只可由徐美凤承受，并将该份额登记于徐美凤名下，其他继承人不得承受，并同时放弃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同意配合公证并登记过户。”同日，徐美凤（甲方）与徐爱群（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已就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并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为维护家族和睦，避免今后不必要的纷争，现甲乙双方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前均已充分了解，在此共同确认双方在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已无其他财产可供继承与分割。二、甲乙两方继承人均认可各自分割的份额，甲乙两方继承人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遗产继承问题再行追索或诉讼。三、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应当自觉遵守协议内容，任何一方不得在（再）向其他各方提出任何违背本协议约定的请求。”徐美凤、赵振华诉徐金凤、徐爱群继承纠纷一案，于2018年3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依法进行诉前调解，徐爱群依据初步达成的调解方案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0日分别支付10万元、5万元，合计15万元至一审法院提存。但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8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就该案作出（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由徐美凤继承并取得1／4的所有权；由赵振华受遗赠并取得5／8的所有权；由徐金凤继承并取得1／8的所有权；二、徐金凤、徐爱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配合徐美凤、赵振华办理上述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三、驳回徐美凤、赵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600元，由徐美凤负担2400元，由赵振华负担6000元，由徐金凤负担1200元。徐美凤、赵振华、徐爱群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美凤、徐金凤、徐爱群、赵振华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金凤同意将上述可继承的房屋面积转给赵振华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徐爱群由与徐美凤、赵振华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爱群同意将上述可继承的房屋面积转给赵徐美凤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由于徐金凤、徐爱群的上述行为均系将权利让与指定的人，并排除他人承受，故均应认定为赠与行为。由于目前讼争的房屋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徐金凤、徐爱群均表示不同意将各自的继承份额转给赵振华和徐美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徐金凤、徐爱群的撤销赠与有效，本案讼争的房屋应由徐金凤、徐爱群、徐美凤各继承1／8的份额，赵振华继承5／8的份额。并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确认座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由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各继承并取得1／8的所有权；由赵振华受遗赠并取得5／8的所有权；四、驳回徐美凤、赵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00元，由徐美凤负担1200元，由赵振华负担6000元，由徐金凤负担1200元，由徐爱群负担1200元，赵振华、徐美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费，徐金凤、徐爱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徐美凤、赵振华负担。徐爱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一审法院认为，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以下四项：一是行为人须有欺诈的故意，二是行为人须有欺诈的行为，三是受欺诈人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判断，四是受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本案中，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析产继承协议》，并基于已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同日签订了《协议》。《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爱群同意将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屋面积转给徐美凤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徐爱群上述行为系将权利让与指定的人，并排除他人承受，系赠与行为。在前案诉讼过程中，徐爱群撤销了该赠与行为。从《析产继承协议》签订之后及前案诉前调解过程中徐爱群的行为分析，徐爱群在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之时并不存在使徐美凤陷入错误判断的故意，也不存在诱使徐美凤基于此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的故意。也无证据表明，其在签订《析产继承协议》时即已准备在将来撤销该赠与行为，其并不存在故意隐瞒应当告知徐美凤的真实情况。徐美凤未能举证证明徐爱群具有欺诈的故意及行为，其主张徐爱群构成欺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协议》签订时，徐美凤并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徐美凤主张该《协议》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本案《协议》有关“鉴于甲乙双方已就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并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的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徐美凤对《析产继承协议》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即认为该协议是继承人之间就继承财产的分割约定的错误认识。根据《析产继承协议》，徐美凤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幢××单元××室房产面积应归其所有。因双方当事人已签订《析产继承协议》，徐美凤基于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幢××单元××室房产面积已归其所有的错误认识，才签订了本案《协议》。其该错误认识与签订《协议》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徐美凤基于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幢××单元××室房产面积已归其所有的错误认识，签订本案《协议》与徐爱群约定“甲乙两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甲乙两方继承人均认可各自分割的份额，甲乙两方继承人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遗产继承问题再行追索或诉讼”等，放弃了对徐松泉、孙福英的其他遗产的继承权，其该行为与其真实意思相悖，且其在客观上也遭受了较大损失。综上，徐美凤有关本案《协议》系其重大误解而签订的理由成立，其诉请撤销该《协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徐美凤与徐爱群之间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徐爱群负担。 二审期间，徐美凤向本院提交收条一份，欲证明徐爱群与徐金凤存在欺诈行为。徐爱群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证据系一审法院为了解案情，被徐美凤私下拿去复印的。本院认为，该收条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7年10月6日，不同主体之间签订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以及一份《协议》。根据徐美凤与徐爱群签订的《协议》载明的内容，双方签订《协议》是在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已经将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的背景下作出的。而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核心内容为，徐金凤和徐爱群分别将各自可以继承的徐松泉名下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屋份额归赵振华、徐美凤承受。《协议》的签订以及内容和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存在密不可分。现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约定的内容，经生效判决确认，认定为赠与并被撤销，故对徐美凤而言，已丧失当时签订《协议》的基础，其要求撤销《协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徐爱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爱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江平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郭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