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61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秀英，女，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济阳区垛石镇后楼村。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吉良，男，195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长新，山东泉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垛石镇后楼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济阳区垛石镇后楼村。法定代表人：周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善福，济阳垛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秀英、周吉良因与被上诉人垛石镇后楼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楼村委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3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秀英、周吉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后楼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后楼村委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周秀英、周吉良与后楼村委会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错误。一、15万元是垛石镇人民政府在当时主持后楼村工作的周吉良完成本村建设60亩蔬菜大棚的任务情况下无偿给付的扶贫款。款项是从垛石镇人民政府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的账户划转到周秀英、周吉良账户，与后楼村委会无关，也不是后楼村委会的集体资金。二、2015年12月19日周秀英从没有向后楼村委会申请扶贫资金，2016年4月24日也没有与后楼村委会补签任何协议，从没有在任何申请或协议上签名。三、申请书和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周吉良应垛石镇人民政府的要求，为应付上级的检查而签，绝对不是周吉良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垛石镇人民政府管区书记王可良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四、周吉良没有主动偿还过款项，所谓周吉良偿还款项37500元是垛石镇人民政府强行扣划周吉良应得的工资、奖金，款项也没有划转到后楼村委会集体账户。五、涉案款项根本不属于后楼村委会集体所有的资金，周民当时并不同意签名提起诉讼，甚至后楼村委会的代理人也是垛石镇人民政府指派或协调，周民并不知情，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后楼村委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后楼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秀英、周吉良偿还借款本金1125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12500元为基数，按约定的2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秀英、周吉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秀英、周吉良合伙经营蔬菜大棚，2015年12月19日周秀英、周吉良向后楼村委会申请了扶贫资金15万元，其中给付了周秀英105000元，给付了周吉良45000元。2016年4月24日，后楼村委会与周秀英补签了一份扶贫项目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因周秀英建设66亩蔬菜大棚向后楼村委会借扶贫项目款150000元，期限为5年，自2015年12月19日至2020年12月19日，并且于每年的12月19前偿还借款30000元；如周秀英不能偿还，应当承担剩余未还款额20%的违约金。上述协议签订后，周吉良偿还37500元，对于余款112500元未能偿还。另查明，自1995年至2017年期间，周吉良一直主持后楼村委会的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周秀英、周吉良在合伙经营蔬菜大棚期间向后楼村委会借款，并出具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周秀英、周吉良取得借款后，应当及时的向后楼村委会偿还借款，因未能偿还，而引发了本次纠纷，对此，周秀英、周吉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于后楼村委会主张的借款本金112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后楼村委会所主张的借款违约金，双方在借款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亦应予以支持。周秀英、周吉良所借款项虽然为扶贫款项，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扶贫款项可以无偿使用，且无需偿还，因此，周吉良称该款无需偿还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秀英、周吉良因合伙经营，而向后楼村委会共同借款，因此，周秀英、周吉良应当共同偿还上述借款。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周秀英、周吉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后楼村委会借款112500元及违约金22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75元，由周秀英、周吉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秀英、周吉良提交：证据一、周秀英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涉案款项为扶贫款，该款项是从济阳区垛石镇人民政府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名下账户汇入105000元；证据二、垛石镇人民政府管区书记**良与周吉良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涉案款项为贫困村为脱贫修建大棚而无偿给付的扶贫款；证据三、2015年后楼村委会就脱贫修建大棚实施方案，拟证明修建大棚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扶贫，即涉案款项是扶贫款。后楼村委会质证称，对证据一，通过该银行流水可看出周秀英已经实际收到了该款项105000元，说明借贷关系是明确的；对证据二，未提供原始录音载体无法证明其效力，即使属实管区书记也无权决定借贷关系；对证据三，因证据为复印件，且其实施方案与后楼村委会所持有的实施方案并非同一版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后楼村委会提交：证据一、济阳区垛石镇人民政府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出示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按有关规定农村村委会的账目有镇农财办统一管理，由于在2017年9月前各村没有对公账户，根据上述情况国家在2016年拨付给后楼村委会2015年的产业扶贫资金15万元由镇农财办代为管理；证据二、后楼村委会2015年扶贫项目实施方案，拟证明根据实施方案汇入周秀英个人账户105000元，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周吉良45000元；证据三、后楼村委会为周秀英申请提取扶贫款105000元的申请书一份、周秀英提取105000元的银行记账凭证一份、后楼村委会为周吉良申请扶贫款45000元、后楼村委会为周吉良在银行转账45000元凭证、周吉良收到45000元的收款凭据，拟证明提取这部分资金先由村委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分管的镇领导和管区书记签字、村负责人签字，后再将款打入账户。周秀英、周吉良质证称，对证据一，是其做出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该款项是后楼村委会所有，同时该证据能证明该款项是上级政府拨付的扶贫款项；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2015年当时周吉良主持村委工作，从未制定过这样的实施方案，该方案中仅有村委的盖章没有周吉良的签名，该实施方案并非2015年当时所制作；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前述证据均能证明涉案款项为扶贫资金，并非属后楼村委会所有的集体财产。周秀英、周吉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许某，男，1964年4月17日生，汉族，住济南市。证人陈述，2015年到2016年证人是西太平村的村主任。2015年5月我们好几个贫困村，管区组织我们去潍坊参观低温棚。当时管区书记说谁要搞这个棚扶贫资金就属于谁，以后也不要了，我们回来才建的棚。到了2016年又往回要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参观时扶贫款还没有到手，当时镇上只是说这个钱是搞大棚的没有说要回收这个钱，2016年才说要签合同这个钱是回收。证人：周某，男，1970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济南市济阳区垛石镇后楼村。证人陈述，2015年参加垛石镇政府组织的去潍坊参观大棚种植，那天去了就说谁搞棚镇上给谁出钱，当时没有说扶贫款要收回的事。周秀英、周吉良质证称，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对修建大棚所给付的扶贫款均不需要偿还。后楼村委会质证称，第一位证人的回答是当时钱还没到账，但其陈述镇上说谁搞棚钱就给谁，在钱没到账的情况下作为镇领导不可能作出上述表态；第二位证人未说明镇上谁说的，也未说明钱是什么钱，陈述不明确不作为证人证言使用。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周秀英、周吉良应否偿还后楼村委会涉案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然周秀英、周吉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称2015年时垛石镇管区书记曾经承诺涉案款项不会收回，但当时蔬菜大棚项目尚未正式启动，扶贫款项也并未打入周秀英、周吉良的账户，且周吉良认可2016年申请书和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周吉良所签，故证人证言即使为真实，不足以反驳后楼村委会要求周吉良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结合周吉良提交的垛石镇人民政府的2015年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中载明“村集体将扶持资金15万元交由周吉良建设大棚使用，周吉良建成收益后，每年向村委会交纳3万元，分5年交回扶持资金”，说明垛石镇确定了需要偿还涉案款项的政策和周吉良所签的借款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周吉良称借款协议书为应付上级的检查而签，即上级机关检查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时需要检查使用人签署的借款协议书，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周秀英、周吉良应偿还后楼村委会剩余本金及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秀英、周吉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上诉人周秀英、周吉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栾钧霞审 判 员 高希亮审 判 员 尹 腾二〇二〇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谭行方书 记 员 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