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小明，女，196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胡媛媛，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茶花，女，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潮星，浙江同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灵科，系李茶花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敏，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赵小明因与被上诉人李茶花、许敏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小明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赵小明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茶花、许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外人于险峰的诈骗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案外人于险峰的诈骗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无效，该合同的效力应当在民商事法律的框架内主要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独立进行判断。其次，对于案外人于险峰的诈骗犯罪存在着有所牵连但截然不同的诈骗行为与合同行为。诈骗行为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所实施的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行为；而合同行为则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共同实施的行为。案外人于险峰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合同行为有效（或可撤销）并不存在逻辑矛盾。综上，原审法院不能仅仅依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于险峰涉嫌刑事犯罪一案作出的刑事判决认定其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来否定本案抵押借款合同的效力。刑事判决中未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裁量。本案民事法律关系中，260万元为案外人于险峰向赵小明借款的本金，62.4万元为已支付的利息，许连发、李茶花自愿以其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花园××幢××单元××室的房产为前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赵小明系善意的抵押权人。二、案涉抵押借款合同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系可撤销合同。案涉公证书具有比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文书更高的证据效力，赵小明有理由相信朱高峰有权代理许连发、李茶花在委托授权的范围内处理委托书中约定的事项：“代为签署案涉房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代为前往相关部门办理房地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其中也未约定只和案外人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根据该委托书的内容，其抵押借款签订的对象系不特定的，符合常理。同时，案外人朱高峰还提供了许连发、李茶花本人签字按印的房屋腾空承诺声明以及房屋的契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使其权利外观更加完整。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涉及的借款数额在委托书约定的抵押贷款额度之内，与抵押房产的价值相当，已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及房屋他项权证。许连发、李茶花作为委托人，在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时候理应知晓并注意到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倘若许连发、李茶花认为其中有不合理之处也应对其提出异议或者标注说明来提示善意第三人，但其并未对授权委托书作任何变更，仍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并办理了公证，使之具有最高的证据效力。案外人朱高峰作为受托人，并未被列为合同诈骗罪的共犯，可推知其代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确在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赵小明作为出借人，并未参与案外人于险峰诈骗的不法行为。并且在本案的抵押借款中，所有程序要件都已经完成，其中公证书和房屋他项权证作为国家机关的证明文书，在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中具有最高的证明效力，赵小明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注意义务，系无过错方，其也已按约履行了26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许连发、李茶花不能将其就授权委托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之处已向案外第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苛求赵小明对此当然知情，也不能将其对不合理之处未做注释说明的义务强加给赵小明。此外，许连发、李茶花从案外人于险峰处获得借款资金50万元，至今仍未归还。故本案抵押借款合同系三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案外人于险峰在其与赵小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过程中实施了欺诈行为，且赵小明在本案所涉借贷关系中属被欺诈一方，抵押借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并非当然无效。且许连发、李茶花以其名下的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花园××幢××单元××室的房产为案外人于险峰所负的债务向赵小明提供抵押担保。因赵小明在本案中已放弃行使撤销权，故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此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无条件的、绝对必须遵守的规范，不允许当事人按照自治协议解决问题，只允许执行法律规定的规范。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无论是主体、数额，还是时间、利息率都属于当事人协商自治的条款，合同法对于这些条款给予了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权。许连发、李茶花自愿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并办理了委托公证，授权案外人朱高峰代为签署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于险峰和朱高峰与赵小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也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的目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共同目的是双方通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双方共同明知或理应知道的。但就本案而言，当初抵押借款合同签订时赵小明的真实目的系“抵押借款”而非“诈骗”，其也未与案外人于险峰通谋，也未形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因此，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及履行来看，不能以案外人于险峰单方欺诈合同行为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认定合同无效。故本案的抵押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赵小明认为，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综上所述，赵小明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存在明显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并支持赵小明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李茶花答辩称：一、本案中，从指定朱高峰为许连发、李茶花的委托人、办理公证手续、签订抵押合同、办理他项权证、发放借款，均是于险峰一手操作。直到许连发、李茶花要还款给于险峰但其无法归还房产证时才发觉情况不对，上当受骗了，而这时于险峰又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明确声明许连发、李茶花是不知情的，所有责任均由其承担。现刑事判决书对于险峰的诈骗行为已作出明确认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抵押合同》无效，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完全正确。二、关于赵小明多次强调的委托公证问题，李茶花也多次明确阐明，委托朱高峰，本系于险峰一手操作、安排的，且办理公证委托的本意是许连发、李茶花要借款，从委托书内容来看是委托朱高峰办理许连发、李茶花向于险峰借款的手续，根本没有委托朱高峰代许连发、李茶花为于险峰向赵小明借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任何意思，故朱高峰根本无权在该抵押合同上代表许连发、李茶花签名。三、根据庭审事实来看，赵小明与于险峰并非初次相识，二人间有过多次类似的“合作”。因此也不能排除赵小明与于险峰合谋坑害许连发、李茶花的情形。对于260万的借款，数额如此巨大，但赵小明连一个电话都未打给许连发、李茶花，甚至连上门察看一下被抵押的房屋也没有，就如此大胆地将260万放给了于险峰。赵小明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吗?其他细节问题就不再一一罗列(如腾空声明，许连发、李茶花根本未签过；许连发、李茶花从于险峰处拿到的部分借款远早于赵小明给于于险峰打款的时间…)。总之，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的判决完全正确、公正。同时，类似本案的相同诉讼，也得到了其他法院的相同认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许敏的意见与李茶花一致。 赵小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连发、李茶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利息405.6万元（利息从2011年11月24日至2019年5月23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468万元，扣除已付的利息62.4万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2.许连发、李茶花承担赵小明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风险代理部分根据判决结果另行主张）；3.赵小明对许连发、李茶花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花园××幢××单元××室的抵押房产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许连发、李茶花承担。二审期间，赵小明变更责任的承担主体为李茶花、许敏。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许连发、李茶花向于险峰借款50万元，按照于险峰的要求，许连发、李茶花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并进行公证，委托案外人朱高峰代为签署与杭州市上城区××花园××幢××单元××室房屋房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他合同以及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此后，于险峰（作为借款人）与赵小明（作为抵押权人）、朱高峰（作为许连发、李茶花的抵押方代理人）共同签署《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于险峰向赵小明借款260万元，并用杭州市上城区××花园××幢××单元××室房屋做抵押。于险峰从赵小明处收到260万后，向许连发、李茶花汇款50万元，并收取利息3万元。2017年11月1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人于险峰涉嫌刑事犯罪一案作出（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认定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25万元，并判令退赔违法所得1480万元，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等。刑事判决认定，于险峰为维系后账还前账的高利循环借贷活动，隐瞒自身无资金及背负债务等事实，对外宣传可做房产抵押贷款业务。于险峰通过中介人员等招揽他人借款，要求借款人交付房产权证等证件，骗取借款人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同时，签署授权于险峰等人办理抵押贷款、处置借款人名下房产等的委托书并进行公证。而后，于险峰持骗取的委托书、公证书及房屋产权证等材料，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他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从而骗取大量资金。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其中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赵小明诉请的依据为《抵押借款合同》，现有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表明该合同系犯罪分子于险峰实施合同诈骗的犯罪手段，属于于险峰合同诈骗的一部分，违反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许连发、李茶花为本案借款提供的抵押担保亦无效。经该院释明，赵小明仍坚持认为本案抵押借款合同有效，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对赵小明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该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赵小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427元，由赵小明负担。 二审期间，赵小明向本院提交证明、民事判决书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均与本案争议事实无直接关联，且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许连发与李茶花生育一女许敏。许连发的父亲许阿土、母亲周招弟均已过世。本案二审期间，因许连发去世，本院依法通知其法定继承人许敏参加诉讼。赵小明变更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李茶花、许敏。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于险峰利用许连发、李茶花的房产做抵押，与赵小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骗取借款260万元的犯罪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系于险峰合同诈骗罪项下的犯罪事实，构成其犯罪行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于法有据，赵小明对此所提上诉异议不能成立。案涉合同无效后，当事人依法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赵小明如认为存在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赵小明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427元，由赵小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