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民终2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余海秋，男，1990年8月16日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才，男，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系余海秋伯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华，上饶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鄱阳东湖医院，组织机构代码56629660-5，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桃花源记小区。法定代表人黄松华，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邦，江西湖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华，该医院医务科科长。上诉人余海秋与被上诉人鄱阳东湖医院（以下简称东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8民初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9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正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华，被上诉人东湖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邦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4月4日，本案移送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期间，余正山于2018年4月18日死亡，其儿子余海秋于2018年6月21日申请参加诉讼。余海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才多次补充提交鉴定材料。2020年4月2日，本院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退案说明函》。于2020年6月8日恢复本案诉讼，并于2020年6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余海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才、徐新华，被上诉人东湖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海秋上诉请求：撤销鄱阳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8民初208号民事判决，改判东湖医院赔偿余海秋9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1、本案医疗损害的经过。2014年12月6日，余正山在东湖医院做锁骨内固定手术，后手术钢板断裂，于2015年3月5日再次入院治疗。2015年3月11日，东湖医院给余正山打吊针，之后余正山身体不适，东湖医院将余正山转至内科，经检查发现余正山突发冠心病，故停止钢板手术，造成终余正山八级伤残。2、东湖医院依法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余正山的冠心病是东湖医院治疗过程中造成的，余正山从未有过冠心病史。其次，余正山第一次在东湖医院做骨折手术时应当做了心电图检查，如果有冠心病是不可能做手术的；第二次入院也应当做了心电图检查，如果有冠心病就不会确定第二天做手术。再次，余正山的冠心病是在2015年3月11日打吊针后发生的，是东湖医院用错了药或是用药过量。3、东湖医院隐匿两次入院的心电图，并且伪造了“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及抢救时做的心电图、篡改会诊记录，而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为“涂改”是错误的。东湖医院辩称，首先，东湖医院不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情况，所有病历都是有记录的，只是会诊记录上电脑输入时间有错误，并不是内容篡改，亦有诊疗记录予以印证。其次，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应要确认余正山有受损的事实及其冠心病是否系东湖医院的诊疗行为所致，此举证责任在余正山。再次，钢板是在余正山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的，余正山的冠心病与东湖医院用药无关。余正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东湖医院赔偿余正山伤残赔偿金、营养费、误工费等总计人民币90万元；2、要求东湖医院继续为余正山免费治疗；3、诉讼费用由东湖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2月5日，余正山骑电动车摔伤右锁骨中断骨折，右第四肋骨骨折，于次日到东湖医院住院治疗九天，进行了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5年2月22日，因余正山自感右锁骨区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到其他医院行右肩正侧位片示：右锁骨骨折内固定物断裂，骨痂形成，于2015年3月5日再次入东湖医院进行活血消肿治疗28天。在这28天的入院治疗过程中，因余正山肚子不舒服，东湖医院为余正山开服了奥美拉唑。2015年5月18日，余正山在九江市中医院及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及心肌梗死。余正山遂认为东湖医院使用质量差的钢板断裂并且给余正山服用奥美拉唑诱发原告的冠心病，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双方因医疗纠纷于2015年8月6日经鄱阳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1、东湖医院同意支付44,000元人民币补偿余正山右锁骨固定钢板断裂的治疗费用，包括手术费、补骨费、伙食费、护理费。2、余正山的冠心病是否与右锁骨手术有关，由余正山提供医学司法鉴定依据，鉴定机构由余正山选定合法机构，鉴定费由院方支付（仅限一次）。3、此纠纷解决后，余正山不能再因此事去东湖医院闹事，同意走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如果冠心病、右锁骨伤残与原内固定钢板手术有关的伤残赔偿、误工费及精神抚慰金等），余正山不再上访，否则按闹访处理。该调解协议经法院予以司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余正山到东湖医院就诊住院，双方形成了医疗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了对方的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的一方有权选择，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余正山选择了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故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法律关系为侵权类法律关系，根据侵权类法律法规的规定，医疗侵权行为应当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1、医疗侵权行为主体是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2、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即过错的医疗行为已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如致死、致残或给患者造成不必要机体组织损伤等；3、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的损伤后果有因果关系；4、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应当推定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又规定，医疗机构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治疗规范规定的行为；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的；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的，可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本案中，余正山到东湖医院入院治疗，经过治疗后发现自己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及心肌梗死，符合医疗侵权行为的第1、第2个条件，但是由于余正山对送检材料不认可，由自己选定的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退回了委托鉴定，导致对外委托鉴定被终结，后又因余正山不同意做鉴定导致对外委托鉴定被终结，无法确定余正山的冠心病与东湖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无法认定东湖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同时，根据余正山提供的证据材料，仅能证明东湖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有“涂改”的行为，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行为之一。篡改病历是指在原有真实存在的病历上进行涂抹或者增删的行为。具体包括：涂改病历内容、刮擦后重写、增删诊断内容或者页码等，使与原来的病历内容有明显的不同。伪造病历是指本来没有病历的内容而事后伪造补写，或者本来是没有检查却伪造检查出报告。销毁病历是指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故意将对己方不利的病历彻底毁掉的行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东湖医院诊疗过程存在涂改日期的行为，但是没有更改病历、检查报告的实质性内容，应当认为不属于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行为。不能推定东湖医院有过错。同时，余正山在审理过程中，未提交任何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等正规票据，亦未提供其构成伤残的意见结论书，无法认定余正山具体的损失，无法支持余正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综上，因余正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及心肌梗死系被告东湖医院的医疗行为所致，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东湖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亦未提供任何证明其损失的证据，故对余正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正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余正山负担。二审中，余正山提供以下10组证据：1、东湖医院的医嘱单及收费单，证明余正山在2014年12月5日做了心电图。2、2015年3月10日医嘱单、会诊记录及3月5日-10日用药记录，证明余正山在2015年3月10日在东湖医院做了心电图检查发现患有冠心病，从外科转内二科，且医生开出冠心病药治疗，会诊记录的时间有涂改。3、一审法院对外委托工作交接表和余正山的鉴定申请书、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证明余正山一审时申请对内固定材料选择书上所按的指印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没有就此委托鉴定。4、鄱阳法院四份判决和中院的一份裁定书、判决书；鄱阳法院不予受理告知书、诉讼费缓交审批表，证明一审法院“一案两诉”，且有两次审判都是同一法官，未回避。5、余正山骨灰盒内生前体内断裂的钢板，证明钢板螺丝生锈，存在质量问题，且该伪劣产品导致余正山冠心病。6、协议书，证明东湖医院曾经使用暴力手段威胁余正山的事实；7、手写的心电图报告、CD检测报告、DR诊断报告、血糖检验报告，证明心电图报告不符合规定，其他的相关检查报告都是打印形成，只有心电图报告是手写的。8、伤残鉴定书，证明余正山为八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9、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公安局丹东派出所和象山广告公司的证明，证明余正山在外打工，身体正常，在入院前没有冠心病。10、尸检报告，证明余正山死于冠心病。东湖医院质证认为，证据1只能证据医生开了做心电图医嘱以及余正山交了检查费用，不能证明当天做了心电图；证据2没有异议，会诊记录以手写时间为准；证据3余正山标注“此份材料系伪造”并按手印，但未注明时间，其将该份材料拿走后标注没有效力；证据4没有异议，且一审判决书上表述是余正山不同意对外鉴定；证据5中钢板来源不清，不能确定是余正山体内的钢板；证据6、东湖医院没有暴力威胁余正山，如果有系刑事案件可另行处理；证据7、东湖医院心电图设备是手提式，所以是手写的，到现在也都是这个情况；证据8与本案无关；证据9不能达到其证据目的；对证据10没有异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8日余正山死亡，其子余海秋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二审中，余海秋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双方共同选定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就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2014年12月6日的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的指纹是否为余正山所捺；2、东湖医院2014年12月和2015年3月对余正山两次诊疗活动所做的心电图资料是否系伪造；3、余正山冠心病是否在东湖医院治疗期间发现；4、东湖医院于2014年12月与2015年3月对余正山两次治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否存在过错；5、东湖医院的两次诊疗活动与余正山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及心肌梗死疾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2020年1月16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向本院出具《退案说明函》：“经我所查阅送鉴病历材料及会议后认为，超出我所技术能力，难以完成上述委托”。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按照余海秋的上诉请求及事由，东湖医院的答辩意见，结合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法院认定余正山不配合司法鉴定是否缺乏证据证明？2、东湖医院是否有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事实？3、余正山所患的冠心病与东湖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分配举证责任是否正确？5、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现评判如下：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余正山不配合司法鉴定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余海秋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余正山不配合司法鉴定缺乏前提基础，一审法院没有把余正山申请对《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上所捺的指印的真伪进行鉴定的事项列入对外委托的内容，余正山生前在该份证据上标注“此份材料系伪造”的文字，并捺有指印，一审法院未将该证据排除违反相关证据规定。东湖医院认为余正山标注“此份材料系伪造”的文字未有明确的时间，其在拿到该份材料之后所添加的文字及捺印没有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于2016年12月28日被本院裁定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于2017年3月16日，同年4月26日、同年9月21日、同年9月29日四次将案件移送司法技术部门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委托鉴定的事项是东湖医院的医疗行为与余正山的冠心病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东湖医院的过错程度是多少，但均因余正山对送检材料不认可，或不参加鉴定机构的选定，或事后反悔而导致对外委托鉴定程序终结，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的对外委托工作交接表存根，终结对外委托决定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作为诉讼当事人，余正山有权对包括东湖医院的《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在内的所有病历资料的真伪等问题提出质证意见，也有权向法院提出需委托鉴定的事项的请求，但对上述病历资料能否作为鉴定材料使用，相关的鉴定事项请求能否获得准许，需要一审合议庭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作出决定。当事人不服该决定，则构成包括二审在内的后续程序的审理对象，但无论如何均不属于余正山拒绝参加司法鉴定活动的正当事由。何况余正山在本案重审的一审程序当中曾主张《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系伪造，但其并未提出具体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余正山不配合司法鉴定证据充分，余海秋针对一审法院的该事实认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东湖医院是否有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事实的问题？余海秋上诉主张东湖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行为，其理由是，东湖医院的医嘱单和收费凭据证明2014年12月5日首次手术前做过心电图检查，另外从医疗常规看，余正山手术前的心电图检查是必检项目，故东湖医院有隐匿病历的行为。此外，余正山的其他检查报告均是打印，而单单心电图检查报告单是人工手写，显然违反常理。余正山未在《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上捺指印，该材料系伪造，因此，东湖医院有伪造病历的行为。还有，东湖医院篡改余正山第二次在该院住院治疗的会诊记录上的会诊时间，故东湖医院有篡改病历的行为。东湖医院认为，上述医嘱单和收费凭证只能证明医生开出了心电图检查的医嘱，余正山交纳了心电图的检查费，既可能是没有对余正山做心电图检查，也可能是余正山带走了心电图检查报告单，还可能是余正山的心电图检查报告未存档。至于第二次入院的心电图检查报告单的人名、日期人工填写，其原因是东湖医院使用的是手提式心电图检查设备。再者，会诊记录的时间有涂改，但医生在书写会诊意见时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具体为2015年3月10日。本院认为，首先，就东湖医院是否隐匿病历而言，余海秋虽提供了相关的医嘱单及收费凭证证明余正山曾于2014年12月5日在东湖医院做过心电图检查，但从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对余正山以及东湖医院俞玲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双方在诉讼前即对余正山两次在东湖医院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封存，一审法院调取该病历资料后，余正山及余玲均确认该病历资料没有被拆封。此外，余正山也此次询问当中明确表示第一次住院期间，东湖医院未对其进行心电图检查，故现在病历资料当中没有该份心电图检查报告单，并不当然表明东湖医院存在隐匿、销毁病历的行为，不排除东湖医院在手术前没有对余正山实施心电图检查，故余海秋上诉主张东湖医院隐匿余正山的心电图资料的事实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其次，就东湖医院是否伪造病历来说，余正山第二次在东湖医院住院的心电图检查报告虽有人工填写的内容，但东湖医院对此已作出说明，即使用的是手提式的心电图检查仪器，故而对患者的姓名、性别等内容需要人工填写，因此，仅以心电图检查报告上有人工填写的内容为由不足以认定东湖医院伪造病历。此外，余正山在本案一审程序当中曾主张东湖医院的《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系伪造，但并未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况且该内固定钢板材料已在余正山生前即已断裂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该材料选择书是否伪造，均不能改变这一既定事实，故而余海秋主张东湖医院伪造该病历材料有悖常理，余海秋的该事实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再次，对东湖医院是否篡改病历来说，不可否认，东湖医院在余正山第二次住院治疗期间的会诊记录上的会诊时间栏内有涂改的痕迹，但结合该份病历的内容以及其他病历来看，该份材料记载了余正山术前转入内科治疗前的会诊经过，加上该院内二科范志孟医生的签名落款时间，可以认定该份材料形成的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故该病历的时间虽有涂改，但与法律意义上的以改变文字及其他符号表达的意思为目的的篡改明显不同。余海秋的上诉主张该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3、关于余正山所患的冠心病与东湖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余海秋上诉主张认定余正山所患冠心病与东湖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其理由是:首先，从东湖医院的医嘱单可以看出，其拟定于2015年3月10日下午14：30施行右锁骨内固物取出术+钢板内固定术，说明此前没有发现余正山患有冠心病；其次，余正山于2014年12月在东湖医院第一次治疗过程中是正常的，其所患冠心病是第二次治疗当中发现的；再次，余正山没有冠心病史，最后死于冠心病。还有东湖医院提供的内固定钢板螺钉是劣质产品，钛合金成分不高，所含铁元素被人体吸收，便以铁蛋白的形式储存起来，造成心肌收缩功能失调，增加患冠心病的风险。本院认为，东湖医院对余正山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医疗规范，其使用的药物、医疗器械是否会导致余正山患冠心病，也就是说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涉及到医学专业知识，属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应通过司法鉴定予以解决。而余正山在一审期间不配合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导致鉴定程序数次终结，故余海秋上诉主张的该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至于其主张的余正山在2015年3月10日前第二次手术前未发现患冠心病，余正山没有冠心病史，第一次手术治疗时是正常的事实，并不必然推导出余正山所患的冠心病系东湖医院的诊疗活动所导致，故本院不予采信。4、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分配举证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余海秋上诉主张余正山与东湖医院系医患关系，其中钢板质量与余正山手术前是否患有冠心病是争议的焦点，而余正山整个治疗过程中的证据是东湖医院掌握，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规定：“医疗机构不按规定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本案理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东湖医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如不能证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推断存在因果关系或具有过错。此外，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即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但并未适用。本院认为，对于医疗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医疗机构就没有因果关系和过错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后，201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确定了医疗损害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损害赔偿的需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诊疗行为，患者的损害，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务人员的过错。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进一步明确由患者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医疗机构对其主张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见，医疗损害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经历了由举证责任倒置向“谁主张，谁举证”转变。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确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并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即由余正山对东湖医院对其实施的诊疗行为、产生了损害结果、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东湖医院有过错四个要件事实举证证明，但因余正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湖医院有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冠心病之间有因果关系，故而承担败诉责任，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余海秋上诉主张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东湖医院承担举证责任是对侵权责任法的误读。此外，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责任应由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承担举证责任，是混淆了缺陷医疗产品致人损害责任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正确区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5、关于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余海秋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下列审判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在对委托司法鉴定时，对余正山的鉴定申请事项，即在东湖医院的治疗方案与内固定材料选择书上的指纹是否为余正山所捺未列入其中；（2）一审法院重复受理余正山的起诉；（3）一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委托鉴定事项来说，重审当中，余正山两次向一审法院递交了鉴定申请书，第一次是要求对东湖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其冠心病与右锁骨手术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第二次是要求对其在东湖医院突发冠心病的原因进行鉴定，并无指纹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程序并无不当。其次，对于一审法院受理起诉来说，一审法院先后受理了余正山的两次起诉，其中2016年3月7日受理的是余正山诉请东湖医院赔偿伤残赔偿金、营养费、误工费等总计70万元，其主张的事由是东湖医院违反诊疗规范，使用药物诱发其冠心病。而2016年7月25日立案受理的是余正山诉请东湖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330,723元，其主张的事由是东湖医院使用锁骨骨折内固定钢板断裂造成伤残，可见，虽前后两诉的案由相同，当事人相同，但诉讼请求和事由均不相同，不属于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况且诉权属于当事人，如何行使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无权与不能代替当事人选择诉讼方式，更不可能实施“一案二诉”。第三，就主审法官未回避来看，余正山先后两次对东湖医院提起诉讼，主张医疗损害赔偿，一审法院的法官张建辉担任合议庭的审判长并负责主审，期间前诉由本院发回重审一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前案的主审法官张建辉即退出了本案一审程序，不存在主审法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问题。至于张建辉担任审判长审理第二次诉讼既不违反回避制度，也与本案无关。余海秋该部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东湖医院在对余正山两次诊疗活动当中有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即在第一次施行的右锁骨内固定术前虽开出了心电图检查的医嘱，收取了相关的费用，但无论是未对余正山施行心电图检查即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还是将心电图检查报告单交给余正山持有，抑或未将余正山的心电图检查报告单存档备查，其行为存在过错。然而东湖医院违反该诊疗规范的行为与余正山所患的冠心病之间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余正山及余海秋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晓斌审判员  万利剑审判员  徐志锋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汪琴书记员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