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住所地宁阳县八仙桥街道办事处青川村东首。 负责人：刘玉国，男，195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延华，山东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景刚，男，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宁阳县鲁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亮，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泉，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宗峰，男，199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宁阳县鲁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住肥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亮，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景水，男，1958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阳县。 上诉人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以下简称红樱桃木板厂）因与上诉人郭景刚、郭宗峰、郭景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18）鲁0921民初4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樱桃木板厂上诉请求：一、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增加被上诉人赔偿钢结构复合板房的财产损失269268.48元；二、改判第一项中营业损失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为止。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损坏的钢架结构复合板房的权益应由红樱桃木板厂与郭景刚共同享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根据庭审和卷宗材料分析，该钢架结构复合板房属于郭景刚所有的主要证据除了郭景刚的陈述外，还有2018春季补签的租赁合同和胡某的调查笔录。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均经不住推敲，均有相反证据予以否定。首先，2018春季补签的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向征用方谈判多争取补偿，其内容与事实不符，这一点双方都认可。那么该合同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合同载明的646.6平方米的厂房的归属问题，根据郭景刚在公安机关的多次陈述、供述，内容相差较大，综合卷宗其他证据和被讯问人的心理特征分析，一般第一次都存在狡辩的心理，第二次较为客观，所以一审法院认为郭景刚第二次的供述较为客观是正确的。根据郭景刚的第二次笔录，郭景刚回答“厂房的砖混结构是2015年春天我找泥家村的胡某负责建设的，这些费用都是我自己支出的，墙上的复合板、铁皮瓦和钢架结构是由刘玉国找人建设的”，“当时我就是建设了大约646.6平方米的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其他的都是由刘玉国找人来建设的”。所以就算是根据郭景刚自认，也只能是该钢架结构厂房的地基和砖混结构是郭景刚出资施工。也就是说刘玉国2014年租赁时646.6平方米厂房根本就不存在。其次，对于郭景刚一方最关键的证人胡某的询问笔录，上诉人认为胡某在公安机关做了虚假陈述，理由如下：①胡某陈述过程为，是先认识的郭景刚，后来郭景刚让他在奶牛场的南边硬化一个新厂房地面的时候才认识的刘玉国。根据郭景刚的陈述，是2015年春天找胡某硬化的地面，施工了一米高的厂房砖混结构。而根据刘玉国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胡某最早在2014年10月6日就收到过刘玉国的4万元工程款（注：该工程款不是涉案的工程款，但能够证明胡某此前就与刘玉国认识并有业务往来)，足以证明胡某在有意的作伪证。②胡某一再陈述，是郭景刚找的他施工的厂房的水泥地面和厂房的一米高的混转结构，是郭景刚给他结算的。但胡某为什么会在2019年1月12日又与刘玉国结算青川围子大仓、办公室、仓库、宿舍的杂工工资呢？刘玉国向法庭提交的与胡某的对账视频，能够清楚的载明双方就是结算的红樱桃木板制造厂的工程项目，足以证明是刘玉国雇佣的胡某施工的厂房地基和砖混结构。2、根据原告的举证，能够充分证明涉案被损坏厂房的建设均是刘玉国出资，相应的产权应归刘玉国。①根据公安机关对各建筑材料供应人员的调查，能够证明为施工该厂区厂房建设购买了相应的沙、水泥、砖、石子、复合板等材料，购买的时间和地点相吻合。②刘玉国与郭景刚实际租赁形成时间为2014年6月，刘玉国租赁后立即让王某整理了地面、施工了厂房的砖混等土建，并找程凡旺施工了砖混结构以上部分的钢架焊接及屋顶，有程凡旺2018年11月9曰的询问笔录证实。③因刘玉国开始建设时没有经验，所以施工的是简易的钢架结构板房，被2015年的大雪压塌，刘玉国又找杨桂亮施工的新的钢架结构厂房的钢架及侧板、顶棚；同时找胡某施工的钢架之间的砖混和室内水泥地面硬化，该事实与杨桂亮的陈述基本吻合；这也与2019年3月5日对郭景刚的讯问笔录相印证。④根据刘玉国举证的胡某的对账单和对账视频，结合胡某的陈述，可以证明胡某是在2016年春天施工了新厂房的墙体（砖混结构)；恰恰否定了郭景刚辩称的2014年6月份刘玉国租赁之前646.6平方米厂房己经存在。⑤既然大雪压塌前的厂房是刘玉国租赁后自己修建，那么大雪压塌后的翻建和修缮工作，当然是刘玉国找人和出资；如果真如郭景刚所说的刘玉国租赁的其646.6平方米的厂房，该厂房被大雪压塌后，刘玉国理所当然的会找出租方郭景刚要求修缮，而不会自己出资修缮，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一审判决对该钢架结构厂房的来龙去脉没有真正厘清，导致该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停业损失计算数额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应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较为客观、公平、公正。上诉人所建的厂房被损坏后，因案件处理不完，至今无法修复使用，上诉人前前后后总投资一百余万元，一审判决停业经营损失仅仅87318元，根本无法弥补上诉人的实际损失。 针对红樱桃木板厂的上诉请求，郭景刚、郭宗峰辩称，一、红樱桃木板厂要求赔偿钢架结构复合板房的财产损失没有事实根据。红樱桃木板厂完全以郭景刚、郭宗峰在公安机关的第二次供述作为主张钢架结构厂房权属没有法律依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是因红樱桃木板厂控告郭景刚、郭宗峰犯罪、基于刑事侦查形成的，刑事案件不适用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及“自认”的证据审核规则。“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审核认定犯罪事实的基本原则。郭景刚、郭宗峰自第一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就明确表示“646.6平方米的钢架结构厂房”是郭景刚出资建设的，从胡某、杨桂亮等的证言完全可以印证郭景刚的主张。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材料中，红樱桃木板厂自行提供的胡某、杨桂亮等人的证据，经公安机关调查，胡某、杨桂亮均证实是在红樱桃木板厂欺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达到向郭景刚、郭宗峰多要求赔偿款而伪造的，红樱桃木板厂怎么再好意思片面摘引胡某言词作为上诉的理由。二、关于经营损失的答辩意见同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理由。 郭景刚、郭宗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红樱桃木板厂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对财产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是错误的。在红樱桃木板厂控告郭景刚、郭宗峰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中，涉案所有财产均在控告范围内，经司法机关反复侦查，仅能查明的属于红樱桃木板厂的只有毁坏的价值15682元的财物，以及推倒了红樱桃木板厂自建的钢架结构铁皮顶厂房的东北角，而对复合泡沫板的砖混结构厂房和钢架结构厂房的权属并未认定为属于红樱桃木板厂。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与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当作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原审法院对如下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1、认定砖混结构厂房“系刘玉国出资建设的，权益应当由刘玉国享有”是错误的。2、认定钢架结构厂房的权益应由“刘玉与郭景刚共同享有”是错误的。有充分证据可以证实，以上两处厂房都是由郭景刚出资建设的。二、原审法院对财产价值的认定是错误的。红樱桃木板厂针对涉案财产，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又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两案针对的是同一宗财物，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应当符合逻辑上的统一性。但在针对涉案财产的价值认定中，刑事案件作出了两份价格认定结论书(泰宁价认定[2018]52号和泰宁价认定[2019]3号)，本案原审法院又委托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作出了一份价格评估报告结论书[泰信价评字(2019)第108号]，两次价格认定结论相差巨大：1、对复合泡沫板的砖混结构厂房的价值认定分别为84240元和258202.08元；2、对钢架结构厂房面积624平方米的价值认定分别为165360元和269268.48元；3、对毁坏的物品价格的价值认定分别为15680元和52220元。根据“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本案原审法院在刑事案件控告人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已经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应当直接认定。因此，在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对己经刑事程序中作出的价值认定不应当再重新委托评估，原审法院委托价格评估的程序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认定钢架棚损失为33052.34元，是错误的。根据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事实，钢架棚只损坏了东北角部分，并非全部损毁，原审法院以泰信价评字(2019)第108号价格评估报告评估的全部厂房重置价认定钢架棚损失，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四、原审法院认定红樱桃木板厂造成营业损失87318元是错误的。首先，2017年8月16日，宁阳县八仙桥街道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红樱桃木板厂下达《关于对突出环保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的督办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红樱桃木板厂存在环境污染、证件不全，责令停改。即，无论厂房设备是否损坏，红樱桃木板厂均没有继续生产经营的合法依据。其次，红樱桃木板厂自2017年8月份以后事实上也未实际生产经营，红樱桃木板厂也未提供实际生产经营的证据。评估结论只是一个理论数据，而非事实证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 针对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请求，红樱桃木板厂辩称：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并支持红樱桃木板厂一方的上诉主张。一、针对被损坏厂房的产权归属问题。本案中，2014年6月20日的土地、厂房租赁合同是双方为多争取拆迁补偿而于2018年春季签订的虚假合同，这一点郭景刚在2018年9月8日的询问笔录中进行了自认，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有效证据使用。至于该书面合同载明租赁物的真实性，双方各执一词。红樱桃木板厂认为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该厂房的权属是归红樱桃木板厂单独所有，而不是双方共同享有。首先郭景刚陈述的２０１４年６月份出租给刘玉国时该厂房就存在，与2018年9月8日的询问笔录载明的“２０１５年春天找的胡某施工的一米高的砖混结构，其余墙上的复合板、铁皮瓦和钢架结构是刘玉国找人建设的”自相矛盾。既然出租的时候就有厂房了，为什么２０１５年春天又找胡某施工厂房的砖混结构？其次，从常理上讲，既然２０１４年６月份就租赁给了刘玉国，那么应该由刘玉国自行规划和施工厂房，为什么到了２０１５年春天，郭景刚又找胡某仅仅施工厂房的砖混结构，而不是整个厂房。再次、如果真是刘玉国租赁的郭景刚的土地及厂房，在２０１５年底大雪压塌厂房后，承租人刘玉国应该向郭景刚汇报并责成郭景刚出资维修，这才是正常路子，可事实情况是郭景刚根本不知道厂房毁损的事。所以整个钢架结构厂房被大雪压塌后的翻建都是刘玉国自行找人和出资完成的。综上几点，结论只有一个，就是郭景刚做了虚假陈述，双方形成租赁关系时，钢架结构厂房根本就不存在，刘玉国租赁后自行出资完成的厂房的建设和大雪压塌厂房后的翻建事宜。二、一审判决对涉案被损坏财产价值的认定是正确的。郭景刚故意损坏财物罪刑事案件中，对于被损坏财物权属的认定是本着存疑不起诉的原则，所以公诉机关仅对没有任何争议的财产，提起了公诉。对于未被刑事案件认定的财物权属，并不能相当然的认为该财物的所有权。既然没有被认定为刘玉国的，就当然是郭景刚的。所以刑事案件对被损坏财产的价值认定的范围，比本案一审时要少一些，但一审时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评估机构到现场进行清点核对，各方均对清点的损坏财物明细清单签字确认，鉴定程序合法，所以一审法院将鉴定结论书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使用是正确的。三、一审判决对于钢架棚的损失数额的认定是正确的。红樱桃木板厂经营使用的主车间均被全部损坏，红樱桃木板厂根本无法继续使用经营，相对应的配套使用的小钢架棚等也就没有修复的价值，一审判决按照鉴定的价值认定赔偿损失数额是正确的。四、一审对于营业损失的认定，红樱桃木板厂认为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是错误的，根本不能弥补答辩人的实际经营损失。红樱桃木板厂的厂房被损坏后至今不能修复和使用，如果没有郭景刚、郭宗峰恶意损坏，红樱桃木板厂至今都在正常经营。2017年8月16日八仙桥街道对红樱桃木板厂下达的《关于对突出环保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的督办通知书》，仅仅是认为红樱桃木板厂经营使用的锅炉不符合环保要求而进行整改。红樱桃木板厂此后改变了生产加工模式，改造并转产为切割板材进行销售，不再使用锅炉。从红樱桃木板厂的用电情况也能推定出红樱桃木板厂并不是被关停。综上，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并支持红樱桃木板厂的上诉理由。 针对红樱桃木板厂与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请求，郭景水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 红樱桃木板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三被告赔偿原告因侵权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经营损失暂主张248600元（依法评估后再变更诉讼请求）；二、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红樱桃木板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财产损失和经营损失数额增加变更为7200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6日、10月16日，郭景刚分两次与青川围子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青川围子村委会将村原砖厂生产用地140.8亩租赁给郭景刚，郭景刚用于牛场建设，租赁期限2009年4月16日、10月16日至2029年4月16日。因正值招商引资，最终由黑龙江省富裕县的姜子仁出面签订合同，但实际经营者为郭景刚。后郭景刚于2009年7月29日成立鲁中合作社。刘玉国于2016年6月3日成立红樱桃木板厂，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住所为青川围子村东首。原告主张2014年6月份刘玉国与郭景刚达成《土地租用合同》一份，该合同甲方、乙方处未载明合同主体，落款处亦未签名或加盖印章，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坐落在青川围子养牛场地以南、偏东方位，东西长105米，南北宽92米，约计9660㎡，折合14.5亩土地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起至2029年，共计十五年；租金前三年，每年两万，一次性付三年，共计六万，中间六年每年付一次，每次两万一千元，后六年，每年付一次，每次两万二千元；如因其它外界因素造成动迁时，经济补偿部分，由甲乙双方共同受益（各分得二分之一）；合同期满后，乙方应清除自己的机械设备和地上附属设施，恢复甲方原来的形状，如甲方需留用时，双方可按有关评估部门评估报告进行折价计算。原告称该合同系刘玉国拟稿，刘玉国与郭景刚签字后，郭景刚将合同拿走去盖章，之后合同一直未给刘玉国，该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郭景刚对此均不予认可。2018年年初，宁阳县鲁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甲方，刘玉国为乙方，双方补签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土地、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土地、厂房位于宁阳县，厂房面积（53×12.2）米646.6平方，年租金68000元，土地面积（110×100）米，16.5亩，减去厂房面积剩约计15.5亩，租金每亩1700元，年租金26350元，共计年租金92350元（玖万贰仟叁佰伍拾元整），租金每年一清，租赁期间水电费自理；甲方将自己的厂房经乙方验收后，交于乙方使用，并办好交接手续，以后发生的费用乙方自理，乙方不能擅自改造厂房的结构，如需改造，须经甲方同意；乙方在租用过程中，保证正当合法经营，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租赁权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负；租赁时间自2014年6月20日起至2029年6月20日止，共计十五年，乙方租赁期满时，应清空厂房交于甲方验收后，解除租赁合同，甲方再出租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租赁；如单方无故终止租赁合同，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另一方应按损失评估价的双倍赔偿另一方的损失，如遇不可抗拒的政策性动迁，按各自投资额受益，共同部分双方协商解决。原告主张该合同系郭景刚为达到多争取拆迁补偿效果而签订的，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条款中租赁物情况表述是虚假的，郭景刚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018年6月，鲁中合作社的土地被八仙桥办事处征收，郭景刚同意2018年8月15日前将该土地上的附属物自行拆除。2018年9月7日上午10时，郭景刚在通知刘玉国自行拆除、搬离未果的情况下，指使其子郭宗峰驾驶铲车推倒厂房，郭宗峰驾驶铲车将红樱桃木板厂西南角刘玉国自建的钢架结构铁皮顶厂房的东北角推倒后，驾驶铲车将长36米，宽12米，高3.6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砖混结构厂房及长53米，宽12米，高4.5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钢架结构厂房推倒，刘玉国放置在厂房内的细木工流水线传输带、砂浆喷涂机、玉米剥皮脱粒机、电视机、办公桌、装饰板、瓷砖等物品被砸坏。2018年10月19日，宁阳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被推倒的厂房进行了物价鉴定，价格认定结论为：1、两个厂房在2018年9月7日的价格认定为共计贰拾肆万玖仟陆佰元整（￥249600.00）。2、其他标的物因无法提供购买日期、损坏程度等关键参数，无法进行价格评估。2019年1月23日，宁阳县价格认证中心对红樱桃木板厂被损毁物品进行了价格鉴定，价格认定结论为：红樱桃木板厂被损毁的物品在2018年9月7日的价格及修复费用为人民币壹万伍仟陆佰捌拾元整（人民币15682元）。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郭景刚、郭宗峰于2019年1月30日被宁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6日，宁阳县人民检察院以宁检刑检刑诉［2019］217号起诉书指控郭景刚、郭宗峰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鲁0921刑初44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郭景刚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郭宗峰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现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判决书中查明：诉讼中，郭景刚、郭宗峰主动向一审法院交纳赔偿款2万元。刘玉国在2018年9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6月份开始租赁郭景刚的土地，东西长105米，南北宽92米，大约9660㎡，约14.5亩，租赁期限十五年，2029年合同到期；当时土地为老窑厂，没有地上附属物，建厂房时也未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租赁土地后找的文庙办事处泥家村的程凡旺用方钢管建的简易厂房，2015年年底下大雪把简易厂房压塌了，又找的泥家村的胡某建的现在使用的厂房、办公室和宿舍，车间是由杨桂亮建的；建设的车间、办公室、宿舍、仓库面积为1647㎡，剩下的土地都在种植玉米；2014年向郭宗峰支付租金现金6万元，2016年支付给郭宗峰租金现金1万元，2016年4月20日向郭景刚支付租金现金2万元，共计支付租金现金9万元，均未出具收据，当时签订的租赁合同郭景刚说拿回去盖章，之后未再给刘玉国；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土地、厂房租赁合同》是郭景刚为多争取补偿增加了2亩土地于2018年3月份伪造的；8月20日、8月28日郭景刚曾通知刘玉国土地被征用，让其拆除厂房。刘玉国在2018年9月1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租赁郭景刚土地时是一片空地，所有厂房、砖混结构墙体房都是刘玉国出资建设的，郭景刚没有投资一分；刘玉国提供的与胡某、杨桂亮签订的施工合同是施工前签订的，施工费用收到条是支付施工费时胡某、杨桂亮出具的，合同及收到条上的内容都是刘玉国书写的，胡某、杨桂亮的签名是本人所签。刘玉国在2019年6月5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租赁郭景刚土地时有签订的合同，后来被郭景刚拿走了，郭景刚说是拿着合同去盖章，后来要了好几次也没再给刘玉国；合同内容是租赁期限自2014年起至2029年止，面积东西长105米，宽92米，租赁费第一次交清前三年的租赁费6万元，中间六年是每年2万一千元，一年一交，后六年，每年两万二千元，一年一交；2018年伪造合同是因为刘玉国租赁的这片地被占用到了，刘玉国想着有合同的话可以增加土地的价格，老百姓讲就是想沾点光；与胡某、杨桂亮之间的施工合同及收款收据都是真实的，胡某给刘玉国硬化的地面，建设的墙，杨桂亮在2015年大雪后拆除旧厂房、盖的新厂房，收款收据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后期补得条。郭景刚在2018年9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郭景刚建设的厂房面积在与刘玉国之间的租赁合同上写着，郭景刚拆除的厂房也有刘玉国建设的一部分，郭景刚建设的厂房面积合同上写的是646.6㎡，其余的都是刘玉国自己建设的，具体刘玉国建了多少平方的厂房郭景刚不知道；2014年刘玉国租赁土地和厂房后一直没支付过租赁费，多次找刘玉国要也未支付；拆除租赁给刘玉国的厂房一是因为租赁费一直未付，二是因为该土地被八仙桥办事处征用了，八仙桥办事处补偿390万，2018年8月15日自行清理出所有土地并交付方可兑付补偿款；2018年7月初就通知刘玉国搬离了，7月20日将工厂的电停了，7月26日在刘玉国租赁的厂房上张贴的搬离通知，当时商量给刘玉国20万元的搬离费用，刘玉国嫌钱少不搬。郭景刚在2018年9月8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建设厂房时是个坑，2014年6月份郭景刚找的刘绪刚、郁延路、刘西忠把坑填平的，厂房砖混结构是2015年春天找泥家村的胡某建设的，费用都是郭景刚自己支出的，墙上的复合板、铁皮瓦和钢架结构是由刘玉国找人建设的；郭景刚建设了大约646.6平方米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其他的都是刘玉国找人来建设的；从开始回填坑到找人按照刘玉国要求建设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等各种费用在十多万元左右；拆除厂房的时候有拆除的刘玉国在厂房西南边的面积约四五十平方米的自建厂房；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租赁合同是2018年春天签订的，之前有过一个合同（之前都没有签字），原先的合同是承包14.5亩土地，前三年是每亩1500元，从第四年开始每亩每年1600元。2018年春天时，宁阳县一个钢球厂的负责人找郭景刚说想使用奶牛场南边的土地，郭景刚让他去找刘玉国，之后刘玉国又起草了一份合同，双方签字，当时刘玉国想多要点钱，就起草了这份合同，把合同上面的租金增加了、面积加大了。郭景刚在2018年9月1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刘玉国使用的那里是个坑，2014年6月份郭景刚找的刘绪刚、郁延路、刘西忠把坑填平的，厂房砖混结构是2015年春天找泥家村的胡某建设的，费用都是郭景刚自己支出的，墙上的复合板、铁皮瓦和钢架结构是郭景刚出资买的旧料，刘玉国出资找人焊接的架子及屋顶；厂房东半部分大约为3.5米高的墙，东西长约为40米，南北宽约12米，往西为约30多米长的砖混墙，宽也是12米，墙高约1.5米，上面为焊接的复合板材料，总高约3米；从开始回填坑到找人按照刘玉国要求建设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各种废旧复合板、铁皮瓦、钢架等各种费用在十五万元左右；主厂房西南边的铁皮瓦敞棚子是刘玉国出资自建的，面积约三四百平方米，主厂房上的焊接费用是刘玉国出的，具体多少钱不清楚。郭景刚在2018年9月26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租赁给刘玉国土地时，地上的厂房就存在了，都是郭景刚投资建设的；签协议时是经过双方同意后估计的数目，长约50米，宽约12米的厂房，后来通过丈量，长约90米，宽约12米，砖混的墙，复合板的顶。郭景刚在2018年11月21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郭景刚经营的奶牛场和刘玉国使用的土地都是建设用地，当时建设奶牛场和厂房，没有经过相关行政机关批准。郭景刚在2019年1月15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3、4月份，郭景刚建设的厂房，因经营奶牛场，建设厂房的时候是想当草料库，推倒的就是郭景刚当时建设的厂房。郭景刚在2019年1月3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6月份，刘玉国租赁郭景刚牛场路南的16亩多厂房及地，口头达成协议每年租金七八万元，没有书面合同，后来建了木质板厂；拆除的厂房大部分是郭景刚建的厂房，厂房内的物品是刘玉国的，拆的小部分是刘玉国建的厂房南边一个角，这部分与郭景刚建的厂房是相连着的；厂房平时就一个看家的人，是同村的韩俊轩，在拆之前就安排郭景刚和郭建龙把韩俊轩喊到厂房东边的路上了；刘玉国租赁郭景刚的厂房具体面积不清楚，合同上写的也是估计的数，当时没有量过，除了厂房外还有约15亩左右的土地，刘玉国租赁后，从郭景刚原来的厂房连接着建了两个大厂房，郭景刚就拆到了与郭景刚相连的一个角，这个角是刘玉国建的；拆除厂房的位置以前是个坑，郭景刚找郁延路拉的建筑垃圾和土填平的，胡某垒的一米来高的墙并打的地面，郭景刚买的石子，厂房是郭景刚找许国买的材料建起来的。郭景刚在2019年2月11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推倒的厂房绝大部分都是郭景刚的，被推倒的厂房西南角是刘玉国后期自己建设的，和郭景刚前期建设的都接到一块了，刘玉国后期建设的西南角厂房南北宽10米左右，东西长2米左右；除了推倒的西南角厂房外，刘玉国后期也有建设，刘玉国分两次建设的，在郭景刚推倒的自家厂房的南侧，刘玉国建了一个长四五十米，宽四米左右的厂房，是钢架结构的，在刘玉国建设的厂房的西南角，刘玉国也建了一个长20米，宽10米左右的厂房，也是钢架结构的，刘玉国后期建设的这两处厂房郭景刚都没有动。郭景刚在2019年2月12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郭景刚建设的车间东西长90米左右，宽12米左右，西侧是53米的钢架结构厂房，复合板顶，东侧是36米的用砖混和空心砖制造的厂房，也是复合板顶；因刘玉国一直未付租赁费，为了要钱，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郭景刚和刘玉国补签的合同，整个厂房年租金是68000元，郭景刚当时只注意到只是写了53米长，但郭景刚想的是总租金没差，所以就没有再更改，郭景刚提供的给其建造厂房的人可以证实是郭景刚出钱出料建的；刘玉国在53米的钢架结构厂房和36米的砖混结构厂房南侧紧靠着建了两个厂房，是铁皮瓦敞棚子，总的面价也就三四百平方米，总价格在三四万元。郭景刚在2019年3月5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租给刘玉国厂房时就一个36米长的砖混结构厂房和一个53米的钢架结构厂房，不知道刘玉国租赁后厂房是否因自然灾害受到过损坏，如果真有比较大的损坏，刘玉国肯定会通知郭景刚，但刘玉国没给郭景刚说过这件事，也不知道刘玉国租赁厂房后是否进行过维修、修缮。郭景刚在2019年5月1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4月份补签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土地、厂房租赁合同》内容是真实的，刘玉国租赁厂房、土地时没有签订合同，刘玉国建筑用的工具、机器当时在小吴村一个破窑厂里放着来，当时小吴村拆迁，刘玉国没地方放那些机器，刘玉国联系郭景刚想放在青川围子村的厂房里，当时是先把东西搬到郭景刚那里的，后来才谈具体租赁的情况，所以当时没签合同；2018年补签合同是因为环保的原因，刘玉国的木板厂在2017年10月份就没干，刘玉国说如果有人想租地的话，多写点租赁费和土地面积好要点钱；合同中土地、厂房的面积没有测量，郭景刚与刘玉国只是估量着有多少，两人对合同的事项都认可。郭景刚在2019年7月15日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7月郭景刚与八仙桥办事处达成征地协议后，曾给刘玉国打电话协商过这件事，也去刘玉国办公室里找过他，最后在刘玉国办公室门口张贴过通知；刘玉国承包后并不是一直在经营，2017年8月刘玉国经营的木板厂因环保不合格被查封了，后来一直到推倒厂房没再经营过。郭宗峰在2018年9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今天上午十点左右，郭宗峰在自家奶牛场里干活，郭景刚喊郭宗峰让其把南边的厂房拆了去，后郭宗峰驾驶铲车将奶牛场南边的厂房拆了；拆的厂房是刘玉国租赁的郭宗峰家的，具体是刘玉国和郭景刚协商的，郭宗峰只在郭景刚指示下从刘玉国手中拿过一万元。郭宗峰在2019年7月15日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陈述：当时郭宗峰和郭景刚一块去找的刘玉国，刘玉国那边没人，两人把租赁合同、通知贴到刘玉国办公室门上了，通知的内容就是给刘玉国说让他先自行清除物品，郭景刚、郭宗峰会给刘玉国20万元的经济补偿，到了9月5日不清除的话，就不会再给刘玉国补偿了。乔时祥在2018年9月1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刘玉国在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过程中向乔时祥买过复合板，2015年年底和2016年春天各送过一次，复合板是全新的蓝色铁皮瓦复合板，板厚7.5公分，每米大约四十六七元，刘玉国具体买了多少想不起来了，总价款不到十五万元，刘玉国现在还欠乔时祥一万多元，复合板费用是刘玉国支付的，2016年下半年乔时祥去过刘玉国的厂子，复合板都盖在了东西走向的几间办公室和车间顶上了，乔时祥收据现金后出具过现金收据，但每年一销毁，具体时间和款项数字记不清了。韩俊轩在2018年9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韩俊轩受雇于刘玉国看厂子，事发当天上午郭景刚和郭宗峰带人把厂房给拆了，当时郭景水和另外一人拉着韩俊轩不让他往前靠。胡某在2018年9月8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胡某主要从事土建工程承包，胡某和郭景刚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后来给郭景刚改建奶牛场才正式认识，之后郭景刚让胡某在奶牛场南边硬化新厂房地面时才认识的刘玉国；2013年或2014年时，胡某给郭景刚改建现在的奶牛场，在施工的时候，郭景刚说“想在奶牛场南边再建一个厂子”，让胡某去硬化地面，之后胡某找工人施工，那时才认识刘玉国，硬化完地面后，胡某又承包的新厂房的墙体建设；新厂房大约是在2015年开始施工的，是郭景刚让我干的，接活的时候是清工，胡某带人和机器干活，建筑材料是郭景刚提供的，费用是郭景刚支付的，现在还没给清，建设新厂房的时候刘玉国没有给任何费用，在新厂房建设的时候和刘玉国没有任何关系；新厂房承包的硬化地面和垒墙体的活，地面面积不记得了，墙体大约是一米高，东西长五十米左右，南北宽十二三米左右；施工时未与刘玉国或郭景刚签过任何协议或合同；刘玉国提供的建房合同大约是半个月前签的，不是施工的时候签的，不清楚签合同的原因，当时刘玉国还给了胡某几张收据，收据不是胡某写的，手印也不是胡某按的，刘玉国让胡某拿着收据，说是以后有关部门找的话，让胡某提供给有关部门就行；在新厂房硬化地面前，是一块地，没有任何建筑物，新厂房建设当时没有向刘玉国出具过收据或收到条。胡某在2019年5月18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7月份时，也就是公安机关第一次找胡某了解情况前的半个月左右，刘玉国让胡某签的合同，收据也是当时刘玉国给的，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都不是胡某的；胡某没有给刘玉国建过厂房，当时刘玉国给胡某现成的，刘玉国让胡某在合同书签字，还给了胡某收据，让胡某帮忙，刘玉国许诺结清之前胡某承包事故科建设欠胡某的4万元。陈晓亮在2018年9月12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陈晓亮从事水泥个体运输，2016年春节前后，刘玉国在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中向陈晓亮购买水泥大约十来车，每车大约12吨，总共100吨左右，每吨价格平均320元，总共三四万元，水费费用都是刘玉国本人支付的，拉一车给一车的钱，都是现金支付，没有出具过收款收据，是陈晓亮本人去送的水泥，购买的水泥用于打地面和垒墙。蒋永春在2018年9月12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蒋永春在宁阳县经营窑厂，2015年年底，刘玉国在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中向蒋永春购买砖大约三十车，每车约2600块，每车750元，大约送了八九万块砖，价款二万七八，费用是刘玉国本人支付的，都是现金结算，没有打条，刘玉国用砖垒厂房了，其他的不知道了，当时是蒋永春厂子里派车送砖，送砖的车不固定，据送砖的司机说刘玉国那里还有一部分旧砖。郁延路在2018年9月10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郁延路有一辆翻斗车，主要承接建筑工程运输活，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之前是一片荒地，坑坑洼洼的，当时郭景刚找郁延路把那个地方垫起来的，郁延路又找的于昭山一块干的，当时是从城里拉的建筑垃圾，每车80元，拉了大约八十多车，郭景刚给了郁延路和于昭山一共8000多元；后来垫起来的地方建起来了一个厂房，厂房南边还有一个大坑，当时文庙关王村的一个开挖掘机的人找郁延路，郁延路又找车倒的土，费用是开挖掘机的人支付的，现在不联系了。乔红政在2018年9月13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在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过程中，刘玉国找乔红政去干的水电工程和安装的监控，因和刘玉国还有其他工程来往，具体的价钱也没细算。王本堂在2018年9月13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刘玉国在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厂房建设过程中向王本堂购买砂石料大约二十车，每车约三四方，总共300方左右，每方价格约70元，费用是刘玉国本人支付的，基本上是拉一车给一车的前，都是现金支付，没有出具收款收据，砂石料用于盖厂房用。杨桂亮在2018年9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2月，杨桂亮承包建设的位于青川围子村东老窑厂的刘玉国的厂房建设，在给刘玉国建厂房之前有个厂房，不过在当年冬天下雪压塌了，把压塌的厂房拆除后又新建的现在的厂房，当时有与刘玉国签的厂房施工合同，合同上是一个主厂房和两个副厂房，厂房是钢结构的，被雪压塌的厂房也是钢架厂房，杨桂亮建的比压塌的厂房从东边扩出来一间，杨桂亮去建钢结构的时候，一个姓胡的已经给刘玉国建完砖混结构房子了。杨桂亮在2018年9月9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厂房施工合同上的签名及手印是杨桂亮本人的，收款收据不是杨桂亮写的，上面的签名和手印不是杨桂亮本人的；约二十天前，刘玉国到杨桂亮经营的饭店找杨桂亮，一个姓胡的也来了，刘玉国对两个人说“我在青川围子的那个厂房让郭景刚卖了，我想和他打官司，咱做个假合同”，之后刘玉国就拿出来了两份合同，让姓胡的和杨桂亮在上面签字并按了手印，收据不是杨桂亮本人写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想证明厂房是刘玉国建的，刘玉国把合同副本留给了杨桂亮，说以后有人调查的时候拿着这份合同去就行；刘玉国厂房墙体以上的框架和复合板是杨桂亮建的，墙体不知道是谁建的，也不知道谁找人建的；杨桂亮建的厂房东西长五十米左右，南北宽十二米左右，高约四米，建设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接的清工，材料是刘玉国提供的，费用大约四万元左右，是刘玉国通过现金方式给的，没给刘玉国写过收据。杨桂亮在2019年2月13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杨桂亮建设的厂房总面积在六百平方米，长五十米左右，宽十二米左右，只做的钢架结构，建完持续了一年，刘玉国分三次支付了18000元，杨桂亮再向刘玉国要的时候刘玉国让杨桂亮给郭景刚要钱去；2015年的那场雪很大，把原先的厂房压塌了，当时是刘玉国找杨桂亮去干的郭景刚也在，当时杨桂亮认为是给刘玉国干的，但是给刘玉国要工程款的时候，刘玉国让杨桂亮去找郭景刚要，杨桂亮觉得是给他俩干的，至于他们之间怎么扯落的杨桂亮不清楚；大雪压塌后的厂房，复合板基本上都坏了，不能用了，但是钢材都能用，杨桂亮在建造的时候，把原先厂房的钢材基本上全用上了，复合板是刘玉国联系的，维修厂房用到两样，一个是钢材，一个是复合板；维修厂房是刘玉国联系的我，之后杨桂亮认识的郭景刚，杨桂亮维修厂房的时候，刘玉国和郭景刚也都去，杨桂亮说不准厂房是谁的；总共42800元维修造价，刘玉国支付了18000元，当杨桂亮再找刘玉国要钱时，刘玉国让杨桂亮找郭景刚要去，杨桂亮寻思是刘玉国找的他，也就没找过郭景刚，剩下的钱现在还没给杨桂亮；维修厂房前整个厂房大约长90多米，西侧的五十多米厂房的房顶被大雪压塌，钢架也有部分倒了，厂房四周也有一米左右高的砖墙也有倒的；杨桂亮维修的厂房东西长五十来米，南北宽十二米左右，面积在600平方米左右，在维修的厂房的东侧也是厂房，与杨桂亮维修的厂房连接着，是用砖混垒起来的墙，顶也是复合板的，长三四十米，宽十二米左右；杨桂亮维修厂房的地面是水泥硬化的地面，去维修之前地面已经硬化了，一看就是之前的活，不知道是谁干的。杨桂亮在2019年5月18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刘玉国提交的施工合同及收据都不是真的，当时刘玉国来到杨桂亮经营的饭店里，在场的还有胡某，刘玉国拿出合同，让杨桂亮给帮忙，说是打官司用的，之后给杨桂亮、胡某一人一份，两人在上面签的字，按的手印，收据不是杨桂亮本人写的，不清楚收据的事，收据上的款项也不是真实的款项；杨桂亮给刘玉国维修那一部分厂房时刘玉国还有欠的两万多元，杨桂亮寻思给刘玉国帮忙，刘玉国可以还给杨桂亮钱，所以杨桂亮答应了，后来公安机关找杨桂亮，杨桂亮寻思不能说谎了，就讲了实话，合同和收据是假的。程凡旺在2018年11月9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程凡旺主要从事电气化清工，2014年六七月份，刘玉国找程凡旺说建个大棚子，有些活需要干，程凡旺就带着几个工人和工具去了，干活的地方位于青川围子村东奶牛场南边，负责建设普通板房过程中的钢架结构焊接；去干活的时候看到已经用混凝土打好的地面，周围四面是建好的大约1米多高的砖混结构围墙，程凡旺负责在墙上焊接钢架结构，起棚子，最后棚上鱼脊型的覆膜板的屋顶；当时地面是用混凝土打好的，围了一圈高约1米厚约25厘米的基墙，基墙东西向大约50米，南北宽约12-13米，中间有几道夹山墙记不清了；程凡旺去干活的时候所有的料（钢架材料、复合板）都准备好了，只负责干清工；当时现场有螺纹钢、方钢，有新的也有旧的，根据进度随时进料，整体的活断断续续干了接近两个月，与刘玉国没有签订施工协议或合同，刘玉国断断续续支付费用一万多元。另查明，2014年10月6日，胡某向刘玉国出具收到工程款4万元的收款收据一份。胡某曾出具的零工表一份，载明：“清（青）川零工31.5个砌西边院墙和办公室隔墙新盖东办公室和西大仓276.5个东办公室贴磁砖×18……”。2019年1月12日，刘玉国曾与胡某组织对账，双方形成对账汇总及明细各一份，对账汇总载明：“2014.10月25日-2015年6月8日已支给胡某160000.00元正交警队事故科工地工程款；2016年2月5日-2018年2月9日支给胡某46980元青川围子大仓、办公室、仓库、宿舍杂工工资”。对账录像视频、明细记载：“青川零工276×90=24840元墙瓦（伙房、厕所贴瓷砖）1000元”。庭审中，原告申请乔红政、王某出庭作证。乔红政到庭证实：2015年10月份，刘玉国找乔红政去青川围子村奶牛场东南位置干水电工程，当时土地平整，没有硬化，地上没有附属物、建筑物，当时有挖的几个槽和刚搭起来的钢架构柱子，2016年上半年干完的水电活，2017年给厂房安装的监控，当时人工费1-2万元，费用是刘玉国支付的，现在尚未结清。王某到庭证实：2015年9月底、10月初至2016年9月底，证人王某在红樱桃木板厂从事管理工作，每月工资5000元，刚开始建房子时证人就在，当时地上没有建筑物，在晒牛粪；土建是胡某建设的，板房是杨桂亮建设，水电是姓乔的建设的，建设厂房的料是刘玉国购买的，砖是从纸房村买的，板子是关王村的乔时祥供应的，钢材是在泰安大市场买的；建的空心砖办公室3间，空心砖宿舍4间，顶是复合板的，厂房建了两个，西边长43米，宽12米，东边想不起来了，下面是一米高的墙，墙之上是钢架结构，两种厂房都是这种结构，办公室、宿舍主体是2015年年底建完的，厂子投产是2016年3月份。被告郭景刚申请刘西忠、郭景雷、石循忠出庭作证。刘西忠到庭证实：2013年或者2014年，郭景刚找证人在青川围子奶牛场南边回填大棚，当时有个坑，是证人用机器回填和压的地基；证人认为是郭景刚让他回填的大棚，厂房也就认为是他建设的；费用已由郭景刚结清。郭景雷到庭证实：2013年10月-11月份，证人曾给郭景刚从伏山水泥厂拉了20吨水泥，从鹤山拉的4车石子，每车12方，还有倒的沙10车，每车约12方，水泥和石子拉到郭景刚奶牛场，说是建设路南的厂房用，卸货位置就是在现在厂房的位置，当时铲车在平整土地，地上没有建筑物，没有见到这些材料是如何使用的。石循忠到庭证实：2014年3、4月份，证人和郭景刚一起去看的免漆门，发来之后让人送到奶牛场去了。2017年8月16日，宁阳县八仙桥街道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原告《关于对突出环保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的督办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红樱桃木板厂存在环境污染、证件不全，责令停改。2019年1月22日，一审法院组织对事发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制作了勘验笔录、拍摄现场照片，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2019年2月25日，原告申请对损坏的物品价值及经营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后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出具价值评估报告结论书及发票一份，价格评估报告结论书结论为：1、红樱桃木板厂被损坏厂房等物品损失价值612742元（其中松下电视机、索佳电视机等29项物品评估金额为24278元，塑料水桶、液化气罐等14项物品评估金额为27942元，砖混复合板顶房评估金额为258202.08元，钢架复合板房269268.48元，钢架棚33052.34元）；2、红樱桃木板厂停止经营期间的经营损失87318元（2017年企业利润净额168472.43元，每天可得利益损失462元，自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3月15日已停止营业189天，462元/天×189天=87318元），以上两项合计700060元，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用20000元。原告对价格评估报告结论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评估价值总体偏低，且停业损失应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郭景刚、郭宗峰对结论书及发票均不予认可，主张原告2017年已被停产整改，至今未验收合格，没有营业损失，且结论书价值鉴定缺乏客观真实性。原告及郭景刚、郭宗峰均认可价值评估报告结论书中的钢架棚即为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红樱桃木板厂西南角刘玉国自建的钢架结构铁皮顶厂房。原告及郭景刚、郭宗峰均否认存在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或鉴定机构无相应鉴定资质或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案经一审法院调解和当事人庭外和解，原、被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综合案件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是涉案厂房是由谁出资建设、权益应当由谁享有；三是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红樱桃木板厂系刘玉国依法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法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也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本案中，刘玉国租赁涉案土地的主要用于红樱桃木板厂的生产经营，涉案被损毁的厂房、机械设备也是用于红樱桃木板厂的生产经营，被损毁财产中虽包括部分个人生产生活用品，但基于红樱桃木板厂与刘玉国实际财产享有和责任承担主体的同一性，刘玉国已参与诉讼并对诉讼主体作出选择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观点，依法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涉案财产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长36米、宽12米、高3.6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砖混结构厂房，二是长53米、宽12米、高4.5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钢架结构厂房，三是刘玉国自建的钢架结构铁皮顶厂房，四是厂房内的生产设备、生活物品等。原、被告对第三、第四部分财产权益由红樱桃木板厂或刘玉国享有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第一、第二部分厂房权益归属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土地租用合同》未有合同主体的签名或签章确认，《土地、厂房租赁合同》为事后补签，且原告及被告郭景刚对该两份合同是否为租赁合同达成时真实的意思表示各执一词，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厂房出资及权益归属的有效证据，应当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厂房建设所需原材料、施工人员以及具体费用支出等予以综合分析认定。本案事发时间为2018年9月7日，事发当日次日及9月10日，公安机关即对郭景刚调查询问，郭景刚在该三天的陈述距离事发时间近，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信度较高，根据该三日的陈述来看，郭景刚认可与刘玉国之前有过一个合同，只是之前都没有签字，承包土地为14.5亩，后郭景刚按照刘玉国要求回填的土地，2015年春天找胡某建设的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墙上的复合板、铁皮瓦和钢架结构是由郭景刚出资买的旧料，刘玉国找人建设的架子及屋顶，其他的都是刘玉国找人建设的，且《土地、厂房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该646.6㎡厂房为鲁中合作社（郭景刚）出租物，从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法则来看，不论郭景刚与刘玉国补签该份的合同目的是什么，双方不可能对于原本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权益作出相反或不利于自己的约定，因此，双方对于该租赁物的归属的约定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同时，这也与胡某、程凡旺的陈述能够相互佐证，对2015年春天郭景刚找胡某建设的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并购买复合板、铁皮瓦、钢架结构，由刘玉国焊接钢架及房顶这一事实依法予以确认。胡某于2014年10月6日出具收到工程款40000元的收据，但该工程款是否与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建设具有关联，综合现有证据来看，一审法院无法查实，同时，通过原告提供的与胡某的对账汇总表、明细表及录像视频，可以证实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6月8日，刘玉国与胡某在交警队事故科工地有工程往来，2016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9日，刘玉国与胡某在青川围子村大仓、办公室、仓库、宿舍杂工等有工程往来，但这与2015年春天郭景刚找胡某建设的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并不矛盾，从时间节点看，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在2015年底大雪压塌厂房之前已经形成，2015年底或2016年年初，胡某对大仓、办公室、仓库、宿舍等进行重新建设或修缮、维修，结合杨桂亮陈述的在2015年年底大雪把厂房压塌后对长约五十米、宽约十二米左右的钢架结构厂房的钢架及复合板顶进行维修这一事实，对于原告主张的646.6㎡厂房的地基、砖混结构系由刘玉国找胡某施工建设并实际出资的事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采信，对于2015年底或2016年年初，胡某对大仓、办公室、仓库、宿舍等进行重新建设或修缮、维修、杨桂亮对钢架结构及复合板顶进行维修的事实，依法予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钢架结构厂房地基、砖混结构及钢架结构、复合板系由郭景刚出资或建设，钢架结构及复合板焊接人工费用系由刘玉国支出，2015年大雪后刘玉国对该厂房部分墙体、钢架结构及复合板顶进行了维修或修缮，至本案事发时，该钢架结构厂房的权益应由原告（刘玉国）与郭景刚共同享有。关于第一部分砖混结构厂房权益归属的问题。结合《土地、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前述分析，双方不可能对于原本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权益作出相反或不利于自己的约定，合同中约定的出租物包括砖混结构厂房，结合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人证言，应当认定砖混结构厂房系原告（刘玉国）出资建设的，权益应当由原告（刘玉国）享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涉案厂房的建设虽未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但要认定违法建筑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且要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拆除。本案中，郭景刚、郭宗峰虽履行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义务，但其在双方就补偿协议未果的情况下，私自将他人所建厂房损毁的行为无合法依据，其行为构成侵权，同时，郭景刚、郭宗峰的行为超出必要合理限度，亦不构成私力救济，因此，郭景刚、郭宗峰应当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郭景水只是在郭宗峰驾驶铲车拆除厂房的过程中，将负责看守的韩俊轩拉出，以防止韩俊轩受伤，郭景水并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原告要求郭景水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价值评估报告结论书，系经一审法院委托后作出的，未发现有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或鉴定机构无相应鉴定资质或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对该报告结论书依法予以确认。基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的分析认定，郭景刚、郭宗峰应赔偿原告砖混结构厂房损失258202.08元、钢架棚损失33052.34元、其他物品损失52220元（24278元+27942元），共计343474.42元。综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对2015年大雪后刘玉国对钢架结构厂房部分墙体、钢架结构及复合板顶进行了维修或修缮的价值析出，对该部分，一审法院暂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案主张权利。营业损失方面。对于结论书中原告每天可得利益损失462元的意见，依法予以采信。宁阳县八仙桥街道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虽然于2017年8月16日向原告下达过责令停改的通知，综合一审法院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此后未再实际经营，本案中，案涉土地被八仙桥街道征用，该事实将导致原告与郭景刚达成的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结论书营业损失自2018年9月7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也基本能够弥补合同终止后原告可得利益损失，对结论书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的营业损失数额依法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营业损失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郭景刚、郭宗峰已交纳的赔偿款20000元，应当予以扣除。关于原告支出的鉴定费20000元，综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由原告负担8000元，郭景刚、郭宗峰负担1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郭景刚、郭宗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财产损失410792.42元［砖混结构厂房损失258202.08元+钢架棚损失33052.34元+其他物品损失52220元（24278元+27942元）+营业损失87318元，共计430792.42元，扣减郭景刚、郭宗峰已交纳的20000元］；二、郭景刚、郭宗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鉴定费12000元；三、驳回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1元，由原告负担3360元，郭景刚、郭宗峰负担764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举证质证。红樱桃木板厂向本院提交：证据一、胡某的对账照片３张及对账单、明细表；证据二、刘玉国与杨桂亮的对账单；证据三、山东正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的购货单，宁阳聚源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的购货单；证据四、宁阳县气象局出具的证明。以上证据结合一审中法院调取的当事人及案外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能够证明涉案的钢架结构厂房所有权应属于刘玉国所有。郭景刚、郭宗峰质证称：对证据一、二胡某、杨桂亮的两份证明材料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也已经发表质证意见。该证据是刘玉国为了达到向郭景刚多要赔偿款，在起诉前伪造的。胡某、杨桂亮均证实在建设涉案厂房的费用是由郭景刚支付的。证据三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刘玉国购买的钢材是用于涉案厂房的建设。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本院认为，以上红樱桃木板厂提交的证据，有的属于重复提交，有的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在二审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涉案被损坏的砖混结构厂房、钢结构厂房的权属应归何方所有；二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红樱桃木板厂被损坏的财产数额是否正确；三是一审判决认定的红樱桃木板厂停业损失数额是否正确。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宁阳县鲁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郭景刚和红樱桃木板厂的经营者刘玉国均认可曾于2018年补签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的《土地、厂房租赁合同》，在该合同中明确表明“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土地、厂房……，厂房面积（53×12.2）米646.6平方，……土地面积（110×100）米，……”等内容。涉案合同虽为补签，但双方均无充分证据推翻以上合同中所述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结合郭景刚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所作的“建设的厂房面积合同上写的是646.6㎡，其余的都是刘玉国自己建设”的陈述，可以认定在2014年6月20日后，除面积（53×12.2）米的厂房之外，其他房屋均应是红樱桃木板厂新建。而该面积恰恰与原告主张的“长53米，宽12米，高4.5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钢架结构厂房”在面积上基本吻合，故二者应为同一厂房。如上分析，本院认为，首先，除该以上复合泡沫板的钢架结构厂房之外，一审法院认定其余红樱桃木板厂起诉主张的“长36米，宽12米，高3.6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砖混结构厂房”以及“钢架结构铁皮顶厂房”均归红樱桃木板厂所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通过各方的陈述以及公安机关对案外人的调查笔录中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属于郭景刚一方所有的（53×12.2）米厂房曾在2015年大雪期间有过坍塌，后红樱桃木板厂对该房屋进行了修缮。因对该厂房双方均进行过投入，故一审法院认为该钢架结构厂房的权益应由刘玉国与郭景刚共同享有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本院亦予以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对于财产损害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报告，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虽然双方对数额提出异议，但该鉴定报告不存在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或鉴定机构无相应鉴定资质或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的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鉴定结论，并予以采信。至于郭景刚、郭宗峰上诉主张的该鉴定数额与刑事案件的鉴定数额有所区别的问题，本院认为，刑事案件的鉴定报告系公安机关对外委托，而且鉴定机构为宁阳县价格认证中心，且也未经郭景刚、郭宗峰质证。而本案的鉴定报告系一审法院对外委托，且鉴定机构为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该鉴定报告也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故不论是从鉴定报告的委托方主体上看，还是从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水平上看，还是从充分的举证质证程序上看，本案中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其证明力更强，可信度更高，程序更公正。一审法院采信本案中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作出的鉴定报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郭景刚、郭宗峰故意毁坏他人财物，侵权性质较为恶劣，其对损害的属于红樱桃木板厂的财产理应予以赔偿。但如上所述，因“长53米、宽12米、高4.5米，顶为复合泡沫板的钢架结构厂房”属于红樱桃木板厂与郭景刚共同所有，法院难以对2015年大雪后刘玉国对钢架结构厂房部分墙体、钢架结构及复合板顶进行了维修或修缮的价值析出，一审法院对红樱桃木板厂主张的该部分损失暂不予处理也并无不当。红樱桃木板厂可待证据充分后，对该部分损失另行主张。 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案中，红樱桃木板厂虽然在2017年8月16日曾因为存在环境污染、证件不全的问题，被责令停改。但通过鉴定报告可以看出，其在之后仍然有营业收入。且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在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不进行整改，或者改变自己的生产经营模式，并重新投入生产经营。故郭景刚、郭宗峰主张红樱桃木在2017年8月之后就一直停止生产经营至今，既不合常理亦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但正如前所述，红樱桃木板厂在遭受损害之后亦应及时另行选择场地恢复生产，其主张郭景刚、郭宗峰一方应赔偿其停业损失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为止，既不符合常理，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客观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酌定郭景刚、郭宗峰赔偿红樱桃木板厂自2018年9月7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的可得利益损失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红樱桃木板厂与郭景刚、郭宗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1元，由上诉人宁阳县红樱桃生态木板制造厂负担5339元，由上诉人郭景刚、郭宗峰负担76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