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2375号原告：华某，女，194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新灵，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某1，女，1971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新灵，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某2，女，197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新灵，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某1，女，195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邓文博，男，195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誓苑，女，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茜雅，女，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邓某2，男，196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邓某3，男，196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张某，男，198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博，男，195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系张某舅舅。原告华某、胡某1、胡某2与被告邓某1、邓文博、邓某2、邓某3、张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某、胡某1和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焦新灵及被告邓某1、邓文博、邓某2、邓某3及被告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博、邓文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誓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某、胡某1、胡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院××楼××单元××号（房产证号为04××88）的房屋产权中属于邓长禄的50%的份额由原告华某继承，面积66.175平米，价值约70万元；2.依法判决原告华某过世配偶邓长禄的死亡抚恤金等死亡待遇80%归原告华某所有，约30万元，具体以后期河南省社保局出具的明细为准，剩余20%，约10万元，在其余原告胡某1、胡某2及被告中依法分配；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年××月××日，原告华某与年长自己21岁的离异同事邓长禄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共同购买了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院××楼××单元××房改房××套，产权证编号为04××88，建筑面积132.35平方米。2008年10月13日，邓长禄在郑州市绿城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内容为：“我死亡之后，郑州市中原区西站东街6号院1号楼3单元2层28号房产中我有的一半产权由华某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2019年9月1日，邓长禄自书《生前留话》，内容为：“在我与华某32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亲生的儿女，从未有人来看我，为此我特定我死后不通知他们”。2020年1月23日邓长禄因膀胱癌和冠心病在医院去世。被告对邓长禄未尽赡养义务，但是原告华某照顾邓长禄32年，××期间对其无微不至，不离不弃，且原告华某目前已经73岁，身患癌症，无劳动能力，所以对于抚恤金等死亡待遇的分割应予以照顾，80%的份额较为适宜。胡某1、胡某2与邓长禄形成了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履行了赡养邓长禄的义务，也应参与分割抚恤金等死亡待遇。为了妥善解决邓长禄遗产继承问题，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邓文博辩称，1.胡某1不享有邓长禄遗产的继承权，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胡某1身份证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68年6月5日，在华某与邓长禄××××年××月××日登记结婚时，胡某1已经年满19周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邓长禄与胡某1之间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胡某1不享有继承邓长禄遗产的权利。2.被继承人在郑州市绿城公证处所立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邓长禄与答辩人母亲离婚之前，华某就已经介入答辩人家庭，最终导致答辩人父母离婚，因此华某婚后对邓长禄看管十分严格，但华某却不允许答辩人兄弟姐妹私下看望父亲，如果被发现，就会引起华某的不满，继而导致家庭矛盾。由于邓长禄比原告华某年龄大21岁，华某身体也比邓长禄好，因此邓长禄晚年只能依靠华某照顾自己，2008年立遗嘱时，邓长禄已经82岁高龄，从立遗嘱时的视频可以清晰看出，邓长禄当天心情极为不好，答辩人完全有理由认为邓长禄立遗嘱系被华某逼迫所为，为了以后的养老问题，邓长禄不得不听从华某意见。并且在答辩人父母离婚时，邓某3就判给了邓长禄，从常理来讲，邓长禄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房产全部处分给华某。因此，答辩人认为郑州市中原区西站东街6号院1号楼3单元2层28号房产属于邓长禄50%的份额应当由各法定继承人平均继承，由于答辩人父母离婚时调解书约定答辩人弟弟邓某3的生活由邓长禄安排，但邓长禄却从未尽到任何责任，因此答辩人认为弟弟邓某3更应该多分。3.抚恤金等死亡待遇应按照应发数额在各继承人中平均分配，邓某3可以适当多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答辩人认为抚恤金等死亡待遇的分配应按照应发数额，而不是实发数额计算。邓长禄于2020年1月23日去世，但根据邓长禄生前工资卡流水显示在邓长禄去世之后，社保局又发放3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直到2020年4月15日，每个月金额为10608.23元，共计多发31824.69元。针对邓长禄去世之后多发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如何处理的问题，答辩人曾向河南省社保局离休人员管理处咨询，社保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需要在领取抚恤金时直接扣除。但是邓长禄的工资卡由华某保管，多发的基本养老保险金也由华某实际使用，如果法院在判决时还按照实发死亡待遇分配对答辩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答辩人之所以认为邓某3可以多分，还是基于答辩人父母离婚时调解书约定邓某3的生活由邓长禄安排，但邓长禄却从未尽到任何责任，为了弥补对邓某3的亏欠，答辩人认为弟弟邓某3可以多分。4.被继承人死亡时建设银行工资卡余额8627.71元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应按照继承法依法分配。邓长禄于2020年1月23日去世，其名下银行卡号为24×××21的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20年1月19日，账户余额8627.71元，2020年2月14日，账户余额为19235.94元，因此，邓长禄去世时银行卡内余额为8627.71元。根据《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该余额属于邓长禄的遗产，因此对于该部分遗产，也应当按照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分割。综上，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公正判决。被告邓某1辩称，我在我们家排行老大，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家的变化，我们家在华某来之前是和睦美好的，是华某导致我父母离婚的。父母离婚后，邓长禄对我们几个都不管不问，虽然法院判决将我小弟弟给邓长禄抚养，可我父亲对他不尽抚养义务，是我的亲生母亲把我小弟弟照顾大的。2017年6月中旬，我父亲通过单位退休办说要跟我单独见面，当时他的身体很好，他说他没有钱，钱都在华某处，我感觉父亲的心情不好，这不能说明华某对我父亲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父亲是2020年1月23日去世的，华某两个月以后才通知我们，是为了领取我父亲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才通知我们的。被告邓某2辩称，同意邓文博的答辩意见。被告邓某3辩称，1.同意邓文博及邓某1的答辩意见；2.我与我父亲关系特别好，从未大声说过话，更没有出手打过父亲。关于胡某1的年龄问题，我认为她是出于某种目的使用户口作假，请求法院查明真相，剥夺原告胡某1的继承权利；3.我父母在华某出现前感情非常好，由于原告的介入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请求法院按照平等原则公平分配抚恤金等；4、诉讼费应由原告承担，过错方在原告处，我们没有过错。被告张某辩称，抚恤金要求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合法继承人，数额按照应发数额继承。同意邓文博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的陈述，本案无争议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邓长禄与前妻婚生五子女：女儿邓少莉及被告邓某1、邓文博、邓某2、邓某3。女儿邓少莉已先于被继承人邓长禄死亡，其有一独生子，即被告张某。××××年××月××日，原告华某与被继承人邓长禄登记结婚，华某再婚时带着女儿胡某1和胡某2，五被告对胡某2的年龄无异议。原告华某与被继承人邓长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院××楼××单元××房改房××套，产权证编号为04××88，建筑面积132.35平方米。2008年10月13日，邓长禄在郑州市绿城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上述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在自己死亡后指定由原告华某一人继承。2019年9月1日，邓长禄自书《生前留话》，其死后不让通知自己的子女。2020年1月23日邓长禄去世，但其基本养老保险金发放至2020年4月15日，每个月金额为10608.23元，共计多发31824.69元，该款项发放在邓长禄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4×××21里，由原告华某掌握。社保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多发的31824.69元需要在领取抚恤金时直接从应发抚恤金中扣除。邓长禄的丧葬事宜系原告华某办理。目前，抚恤金及丧葬费具体数额尚未确定。邓长禄去世时其银行存款余额为8627.71元。双方争议焦点为：原告胡某1有无继承权，是否本案适格原告；公证遗嘱是否有效；抚恤金应如何分配；原告华某和被告邓某3是否应多分遗产。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胡某1有无继承权，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从原告胡某1提供的其母亲华某1988年1月25日的职工登记表、1987年12月31日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制发的第一代身份证、1989年3月8日的入团志愿书、1988年11月12日郑州第二柴油机厂职工登记表等原始资料记载，其出生日期均为1971年6月5日。其二代身份证系2015年由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换发，郑州市公安局经八路派出所亦证实，胡某1在1988年9月由桐柏路派出所迁入经八路派出所时，迁移证上胡某1的出生日期为1971年6月5日。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胡某1的出生日期为1971年6月5日，其在母亲华某与被继承人邓长禄××××年××月××日登记结婚时16周岁，未成年，母亲再婚后跟随母亲与被继承人邓长禄共同生活，与被继承人邓长禄形成事实上的继父女关系。因此，原告胡某1依法享有对邓长禄遗产的继承权，是本案适格原告。关于公证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被继承人邓长禄在2008年10月立遗嘱时，虽然已经82岁高龄，但是其《体格检查表》显示身体健康。从公证员所作《公证处谈话笔录》看，其意思表达清晰，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公证遗嘱除了书面资料外，另附有影像资料，真实可信，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称“从立遗嘱时的视频可以清晰看出，邓长禄当天心情极为不好，答辩人完全有理由认为邓长禄立遗嘱系被华某逼迫所为，为了以后的养老问题，邓长禄不得不听从华某意见”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抚恤金应如何分配的问题。遗产是死者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死亡抚恤金发生于死者死亡后，所以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不能当作遗产继承。因死亡而发放的抚恤金带有抚慰死者家属的性质，可以按继承的顺序进行分配，一般情况下，同一顺序继承人应均分。本案中，虽然三原告在邓长禄生前与邓长禄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五被告作为邓长禄的亲生儿女和外孙，在邓长禄去世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已成为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邓长禄的去世，留给三原告和五被告的痛苦很难分清孰轻孰重。因此，被告提出的抚恤金按应发数额在各继承人中平均分配的意见合情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本案抚恤金的分配按一般情况分配，三原告和五被告为同一顺序继承人，按应发数额各得八分之一。因邓长禄去世后其基本养老保险金共计多发31824.69元，该款已由原告华某掌握支配，社保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多发的31824.69元需要在领取抚恤金时直接从应发抚恤金数额中扣除，因此，该笔款项，应从华某应分得的抚恤金份额中扣除。关于原告华某和被告邓某3是否应多分遗产的问题。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邓长禄生前一直由原告华某照顾和陪伴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华某年老多病，身患恶疾，缺乏劳动能力，因此，在分割遗产时依法应予照顾，可以多分。而被告邓某3并无证据证明自己符合法定的应予照顾和多分遗产的条件，因此，对邓文博等被告辩称的基于其父母离婚时调解书约定邓某3的生活由邓长禄安排，但邓长禄却从未尽到任何责任，为了弥补对邓某3的亏欠，认为邓某3可以多分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邓长禄去世后银行存款余额8627.71元，属于原告华某与邓长禄的夫妻共有财产，其中，4313.855元属于邓长禄的遗产，由于数额较少，不再进行分配，全部由原告华某继承所有。被继承人邓长禄的丧葬事宜由原告华某办理，本着“谁支付谁所有的原则”，邓长禄的丧葬费由原告华某领取，归华某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站东街6号院1号楼3单元28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的房产属于原告华某与被继承人邓长禄的夫妻共有财产，其中属于邓长禄的50%份额由原告华某继承，即该房产全部归原告华某一人所有。二、被继承人邓长禄的死亡抚恤金按应发数额，原告华某、胡某1、胡某2与被告邓某1、邓文博、邓某2、邓某3、张某各分得八分之一；邓长禄去世后其基本养老保险金共计多发的31824.69元，从华某应分得的抚恤金份额中扣除。三、被继承人邓长禄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4×××21中的存款4313.855元，由原告华某继承所有。四、丧葬费由原告华某领取，归华某所有。五、驳回三原告其他和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0元，原告华某负担1750元，原告胡某1、胡某2、被告邓某1、邓文博、邓某2、邓某3、张某各负担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 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崔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