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行终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其礼，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委托代理人叶其森（系上诉人胞弟），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委托代理人应学莉，浙江菇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庆元县濛州街道石龙街26号。法定代表人：胡献如，县长。委托代理人吴友健。委托代理人吴传户，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花园路1号。法定代表人：吴晓东，市长。委托代理人胡媛。委托代理人姚安魏。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叶方武，男，195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委托代理人梁娇娇，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其礼与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浙11行初69号行政判决。叶其礼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9日通过云间法庭进行了线上视频调查询问，上诉人叶其礼的委托代理人叶其森、应学莉，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友健、吴传户，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胡媛，被上诉人叶方武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娇娇参加。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叶其礼，林权证上登记名叶其理，其与第三人叶方武系松阳县屏都街道菖蒲洋村二队（即大毛凹生产队）村民。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庆元林场菖蒲洋大队登记土名“天师坑大栗脑”山场一片，面积400亩，四至为上至岗分水；下至坑；左至大毛凹二队毛竹林；右至白岩头子岗分水（菖蒲洋村林业“三定”档案遗失）。1982年，原隆宫公社莲湖大队、里地大队与大毛凹生产队发生山林纠纷，在庆元县人民法院组织调解下，三者达成调解协议，大毛凹生产队右至由“白岩头子岗分水”，变更为“天师坑水田右侧小坑（湾头插心岗）直上岗顶分水下直下天师坑”为界。1990年，菖蒲洋村二队将“天师坑大栗脑”部分山场发包给原告与第三人经营管理，并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原告在“天师坑大栗脑”山场承包登记土名为“天师坑田外岗”，四至为上至上岗下与宗贤挖沟，下至坑，左至田头岗，右至底山坑。第三人在“天师坑大栗脑”山场承包登记土名为“大栗脑”，四至为上至岗，下至小塆至小岗，左至岗，右至湖娇塆岗分水。2006年山林延包核发给二人的林权证记载的山场四至与双方林业承包合同记载一致。2013年7月，因第三人叶方武申请，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日作出了庆山屏决字〔2016〕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决定界址为小湾岩坑际头后天师坑田头岗上刻有“其理”名字杉木及削皮松杂木为双方山林左右毗邻界。原告不服，申请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以该决定认定以不确定地标为界至，且没有说明理由和依据，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说明其法律依据，明显不当为由，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丽政复决字〔201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后经重新调处，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土名“大栗脑”山场，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为左右分界线，右片山场归第三人所有，左片山场归原告所有；以小湾岩坑际头沿平缓小湾至小岗连线为上下毗邻界，之上山场归第三人所有，之下山场归原告所有。原告再次不服，提出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对庆元县××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结果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不能确定的，由有行政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根据土地改革后的演变情况和经营管理现状酌情划定”。本案中，原告叶其礼对第三人叶方武享有“大栗脑”山场承包经营权并无异议，但对第三人“大栗脑”山场左边界至“左至岗”的坐落存在争议。行政机关经现场堪查认为，若根据原告所主张的该“岗”系其所指的小岗，则第三人的左右界均落在湖娇塆岗分水上，这与第三人登记的山场“左至岗，右至湖娇塆岗分水”的事实不符；若根据第三人主张该“岗”为田头岗，则原告登记的林权证应分为两个山场登记，这与原告只按一个山场登记的事实不符。据此，行政机关结合争议双方的权属登记和各自主张，认为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故而庆元县人民政府依职权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作出定界决定，丽水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原告对此不服，但现有证据无法回应行政机关提出的疑点，无法推翻行政机关作出的前述认定。且该决定认定的界至系与原告叶其礼本人的自认最为接近的确定性地标。故行政行为的结果可予确认。庆元县人民政府受理案涉争议后，依法开展现场堪查、调查取证，其对证据的采信并无不当之处，原告认为部分依职权制作的证据未经质证，但其并未对相应证据提出实质性的异议，更未提出反证予以推翻。此外，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与此前被撤销的庆山屏决字〔2016〕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处理结果上均有不同。故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可予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作出的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结果并无不当，丽水市人民政府在指正其中的用词错误后，予以维持，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其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叶其礼负担。叶其礼上诉称：1.庆元县人民政府与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庆元县人民政府在决定书中称：“叶其礼主张的该‘岗’系其所指的小岗，则叶方武的左右界均落在湖娇湾岗分水上”，这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叶其礼主张的岗（小岗）与“湖娇湾岗分水”是两个不同的岗，这两个岗同时存在于案涉山场，并为叶方武“大栗脑”山场的左右至。叶其礼依其所指的界至，经营“天师坑田头岗”山场30多年，都没有导致双方的争议。（2）2006年，案涉山场开建机耕路，根据现场勘查及《争议山场现场勘验草图》可以看出，该机耕路横亘在叶其礼指界的“大栗脑”山场和叶其礼山场内，机耕路的回头塆位于现叶其礼的山场内。对此叶方武亦予以认可，双方山场的权属是没有争议的。2009年，叶方武因采伐“大栗脑”山场的杉木与叶其礼发生纠纷，亦未提出确权申请。2013年，叶其礼方凭证砍伐林木正是位于机耕路回头塆下方山场，叶方武却以此界至纠纷提出确权申请，不符合情理，但庆元县人民政府对以上事实并未查清。（3）“天师坑大栗脑”山场里没有叫“小湾岩坑际头”的地名，更没有将“小湾岩坑际头”作为案涉山场的分界线之事实。原审法院2019年11月17日组织的实地勘察，也没有发现“小湾岩坑际头”有明显的岗的特征。庆元县人民政府将“小湾岩坑际头”认定为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此外，叶方武与叶其礼山场的界至纠纷，应该是叶方武组与叶其礼组之间的关系，与两被上诉人提出的人口多少、山场面积大小并无关系。（4）上诉人主张其在左右界至处有“深挖洞开沟”、有“削皮乌衣树”为界，这些标记都作于分山到户时，距今已有37年。而刻字“其理”杉木是在2000年之后，叶其礼所作与其兄弟分山的界限，至于位于山场内的其他削皮松木、削皮杂木、油漆“方武”、红漆“其发”字样、叶方武在田头岗的开沟为界，均是在叶方武2013年提出界至纠纷后所作。三十几年前所作的标志与近年所作的标志应该会有很大差别，但庆元县人民政府并未就此事认真核查过，便得出以“其理”刻字为分界的结论，明显不当。庆元县人民政府与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采信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将未经审查核实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属于程序违法。（1）叶方武、叶某1邦、叶某2、叶某3、叶某1时的笔录中有关“小湾岩坑际头”为岗的证言，存在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的虚假内容；叶其礼、叶其森的笔录涉嫌不如实记录的情况。原审法院未就笔录情况进行核实便认定为定案依据，属于程序违法之情形。另外，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关于菖蒲洋村叶方武控告本村叶其发盗伐林木一事调查报告》这一证据，这份报告中用到的证人证言应是叶方武、叶某1邦、叶某2、叶某3、叶某1时的几份笔录，这些笔录中关于“小湾岩坑际头”的部分内容涉嫌串通造假。同时，承办盗伐案的工作人员与本案的处理有利害关系，在本案中应该回避，由其所作的询问笔录、其他证据皆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但原审法院未就该事项予以核查，采信了上述工作人员所作的笔录、其他证据，属于程序违法。（2）叶方武2006年的《林权证》上登记的“大栗脑”山场的“左小岗”被其涂改为“左岗”，该《林权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3）叶其礼在笔录中陈述“之前我在杉木上刻有自己的名字作为分界线”，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这是叶其礼自认与叶方武的分界线实属不当，该分界线实则是叶其礼与其兄弟之间的内部分界。3.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如果按照县政府确定的界至，叶方武的“大栗脑”山场面积将远远大于上诉人的山头部分山场，与当年二队分山到组时的“下端左片山场搭配小山头，下端右片山场搭配大山头”的初衷相背离。（2）县政府确定的界至在现实山场无法坐落，承办本案的工作人员亦不清楚。（3）庆元县人民政府将叶其礼经营多年的山场划给了叶方武，却不对山场后续问题有所交代，这为叶其礼与叶方武之间埋下了纠纷的隐患。4.丽水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论不当。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庆元县××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3.撤销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责令庆元县人民政府就案涉山场权属争议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庆元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为左右分界线正确妥当。决定作出之前，庆元县人民政府召集双方当事人勘察了争议山场，核对了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依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案涉山场，答辩人具有依法处理个人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的权限。答辩人进行现场勘查后发现争议山场“岗”的地貌特征不明显，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经召集双方调解不成，依职权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的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所作出的定界决定符合案涉山场的客观实际，并且以此叶其礼与叶方武的山场四至坐落能够实现完全闭合，该定界正确妥当。2.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自2013年7月份收到叶方武要求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申请后，庆元县人民政府从立案、调查包括组织双方人员进行现场指界，确认双方争议范围，收集相关证据、先行调解以及调解不成后作出裁决的每一道程序均依法进行，并依法依规送达了相关文书。3.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该处理决定是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的。综上，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认证无误，适用法律恰当，所作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丽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一审判决中关于“根据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叶其礼与叶方武对各自所有的权属证书本身并未提出异议，根据权属登记情况，双方对叶方武“大栗脑”山场左边界至“左至岗”的坐落存在争议。经现场堪查和相关证据可知，若根据叶其礼所主张的该“岗”系小岗，则叶方武的左右界均落在湖娇垮岗分水上，这与叶方武登记的山场“左至岗，右至湖娇垮岗分水”的事实不符；若根据叶方武主张该“岗”为田头岗，则叶其礼登记的林权证应分为两个山场登记，这与叶其礼只按一个山场登记的事实不符。结合争议双方的权属登记和各自主张，争议山场“四至”无法全部坐落，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双方的权属证书记载和地形、地貌等以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作出定界决定符合实际情况。（1）从现场勘察情况看，“岩际坑头”的地貌在争议山场中确实明显存在。（2）本案叶某1邦等多人的证言也证实1990年菖蒲洋村二队将“天师坑大栗脑”部分山场发包给叶其礼、叶方武的过程以及山场四至情况，其中岩坑际头是作为划界的明显地貌，只是当年因为山场植被稀疏，故岗、湾等地貌特征明显可见，故以此作为四至。（3）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与《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庆元县人民政府具有处理个人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的权限，其进行现场堪查后发现争议山场“岗”的地貌特征不明显，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经召集双方调解不成，故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作出定界决定是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3.上诉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界决定。上诉人叶其礼辩称其已对争议山场管业30多年，但并未提交证明其管业事实的证据；其所称2006年挖机耕路时与叶方武各自将砍伐的林木贩卖的说法既没有得到叶方武的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方武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调查时称：1.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本案叶方武因“天师坑大栗脑”山场的“左至岗”与叶其礼“天师坑田外岗”山场的“左至田头岗”相毗连，但没有明显的岗分界而产生分歧。原审法院全面审理本案，综合考量各方证据并现场勘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作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叶其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1）根据叶其礼在上诉状中的陈述，2006年开建机耕路是在叶其礼的山场内，叶方武对该事实不予认可。2006年开建的机耕路位于叶方武的山场，当时双方就山场的问题产出了分歧。（2）案涉两个山场是经过组与组分山，然后再由组内分到户，叶某1邦、叶某1时与叶方武同组，叶某1邦、叶某1时在笔录中并未陈述“小塆岩坑际头”，而是陈述案涉山场以山招树树桩为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上诉人叶其礼在二审中提交了叶方武户的《林业承包合同》《责任山承包合同》《林权证申领登记一览表》、叶某2、叶其贤、胡月进的询问笔录、叶某2与叶某3的电话录音与录音笔录各一份、庆元论坛上一个名为《我要投诉屏都街道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吴远海在工作中严重失职》、《关于菖蒲洋村叶方武控告本村叶其发盗伐林木一事调查报告》、勘查现场录音及录音笔录一份等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资料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新证据，多数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合法性或关联性，亦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不能确定的，由有行政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根据土地改革后的演变情况和经营管理现状酌情划定。本案中，庆元县人民政府具有处理个人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的法定职权。上诉人叶其礼对叶方武享有“大栗脑”山场承包经营权并无异议，但对叶方武“大栗脑”山场左边界至“左至岗”的坐落存在争议。根据山林现状，争议山场“岗”的地貌特征不明显，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四至”无法全部坐落。根据双方各自的指界及主张，均与权证中四至记载及现状不完全一致。在双方无法达成调解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申请启动处理程序，依法开展现场勘查、询问证人、调取山林权属证明等工作，在考虑了自然山形、历史情况和双方利益后，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为分界地物标作出定界决定，较为符合客观实际，且双方山场四至坐落能完全闭合，没有超出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亦有利于定分止争，故并无明显不当。同时，该决定认定的界至系与上诉人叶其礼本人的自认最为接近的确定性地标。而上诉人既无充分的证据推翻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界决定，亦无法证明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存在明显不当之处。综上，被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针对争议山场权属证书界至不清的情况，依法作出被诉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结果并无明显不当。丽水市人民政府所作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叶其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朱胤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