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5319号原告：吴建妹。原告：袁其平。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贤岸，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卫东。被告：朱红娟。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祥，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勇，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建妹、袁其平与被告陆卫东、朱红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建妹、袁其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贤岸、被告陆卫东、朱红娟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建妹、袁其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陆卫东、朱红娟归还原告借款2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陆卫东、朱红娟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新疆做生意期间认识的，原告吴建妹与被告朱红娟老家是同一村庄，双方因老乡关系相处融洽。1997年在新疆时，两被告以缺少生意资金为由，向两原告借款19万元。两原告因双方熟识且关系不错，同意出借并交付给两被告19万元现金。2001年3月15日，两原告向两被告讨要借款，两被告声称生意不好没有钱还，要求缓一缓再还钱。两被告为取得两原告信任，向两原告出具了《欠条》，约定将借款本金19万元以及之前利息5万元重新计算，确定欠款合计24万元，且该款此后不计利息。此后，两被告离开新疆，杳无音信。2014年，两原告结束新疆生意回张家港发展，通过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两被告家庭住址。2019年，原告吴建妹到两被告家里讨要借款，两被告拒绝还款，双方发生纠纷致羊尖派出所处警。2020年4月10日，原告吴建妹再次到两被告家里讨要借款，双方再次发生冲突致原告吴建妹手部受伤至医院治疗，羊尖派出所再次处警，并建议原、被告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两原告经多次讨要无果，提起诉讼。被告陆卫东、朱红娟辩称，1、原、被告间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两原告并没有实际交付款项，两被告无需承担还款责任；2、两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情况明显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一般诉讼时效，也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驳回两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3月15日，陆卫东、朱红娟向吴建妹、袁其平出具《欠条》1份，主要内容：今借吴建妹、袁其平拾玖万整（190000元），从以前算起利息伍万元（50000元），合计贰肆万元（240000元）。此款以后不计利息，再有本人生意不顺，一时无法归还，现双方协商，在2001年前先归还一部分（5万左右），余款争取在近几年逐年归还。以上事实，有《欠条》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吴建妹陈述纠纷经过如下：我与被告朱红娟以前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从小就认识的，至于她老公陆卫东，我是他们两个结婚之后才认识的。我在1985年去了乌鲁木齐学裁缝。1992年，我和原告袁其平结婚，婚后继续干裁缝。被告朱红娟也是在乌鲁木齐干裁缝的，至于她什么时候去的不清楚。1997年中秋节前夕，在乌鲁木齐分几次出借给两被告合计19万元，因为时间太长了，分几次给的也记不清了。我老公袁其平当时还不太同意出借，因为我与被告朱红娟关系好，中秋节前我偷偷拿去借给她的。19万元是我们夫妻干裁缝挣的钱，用现金方式给的。借给他们钱后，他们人就不见了，到2001年才在乌鲁木齐见到他们，他们说没钱还，当时关系好，我就说不算利息，他们不好意思，说加5万元利息给我，说以后每年还2、3万，并且出具了《欠条》。两被告后来人又不见了，到2019年我听别人说两被告人在无锡，就在去年4月1日去无锡找他们商量还钱的事，但是未果，还被打了。今年4月10日，我又去无锡找他们要钱，还是没要到。原告袁其平陈述纠纷经过如下：我是在1989年去的乌鲁木齐，去了之后也是干裁缝。我是在跟原告吴建妹认识之后才认识的两被告，之前不认识的。借款发生在1997年，19万元借款中有一笔5万元是我拿到两被告位于乌鲁木齐南湖小区家中的，两被告说他们的台湾爷爷回来，要周转使用，几天就还。其他的钱都是我老婆吴建妹借给他们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当时没有转账什么的，都是给的现金。我们夫妻两个在乌鲁木齐干裁缝，当时做一套西装250元，一天可以做4套，生意挺好的，那时候还是蛮好挣钱的，所以家中攒了一些钱。1997年出借款项后，两被告写了条子的。到了2001年，两被告重新给我们写了条子，说好几年慢慢还，但是后来找不到人，钱也没要上。好像是在2008年夏天，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我在乌鲁木齐米泉县次被告朱红娟，当时问她要钱，她答应年底给，但是后来一直要也没给。被告陆卫东陈述纠纷经过如下：我是在1995年下半年去乌鲁木齐的，去了之后做服装生意的。我在1996年认识了两原告。两原告说的不是事实，那两年我们夫妻做生意是赔钱的，当时确实也想问两原告借，有这个想法。两原告当时也想借钱给我们，利息算5万块钱，条子也打好了，以后怎么还款也写好了。因为19万元毕竟金额比较大，两原告需要几天时间，我跟老婆朱红娟商量后，觉得利息就要5万元，做生意本来就赔了，就不要借了。我们后来问两原告要条子，他们说已经撕掉了。我们在2011年从乌鲁木齐回来之后，两原告一直没问我们要。去年10月，他们来我们家要钱，我当时就报警了，今年4月又来要钱，我也报警了。被告朱红娟陈述纠纷经过如下：我与原告吴建妹之前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从小就认识的，我是在1985年去乌鲁木齐学裁缝的。1997年，我们夫妻做服装生意确实亏了。因为我与原告吴建妹关系挺要好的，我们夫妻两个有意向她借一点，她说可以，具体都是我老公陆卫东去谈的，后来我签了字。被告朱红娟之后改口称想问两原告借款的时间是2001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存在？2、假如存在借贷事实，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1、涉案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原告吴建妹、袁其平称借款实际发生于1997年，涉案《欠条》系两被告重新出具，而两被告在审理中则称其系在2001年曾欲向两原告借款，但是两原告并未实际出借。本院经分析，认为两被告所称的欲向两原告借款的时间在2001年而非1997年的说法不合情理，理由如下：首先，《欠条》中虽载明“今借”，但是也载明了“从以前算起利息伍万元（50000元）”，上述内容虽有矛盾之处，但是实践中，借款人在向出借人重新出具借款凭证或者补写借款凭证时，亦有可能书写“今借”。“从以前算起利息伍万元（50000元）”可以清楚的表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并非发生于出具《欠条》当时。结合《欠条》载明的本金数额及利息数额，借款发生在1997年的可能性较大。其次，被告朱红娟在审理中明确提及其与被告陆卫东是在1997年欲向两原告借款，后来其以“听错了”为由改称欲向两原告借款的时间为2001年，但是被告朱红娟称在1997年欲借款系其自行陈述纠纷经过时所言，且在被告陆卫东否认在1997年欲借款，法庭为此询问被告朱红娟“刚才你为何在庭审中称97年你们做生意亏了，想问两原告借款”时，朱红娟明确回答“确实是1997年想问他们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朱红娟虽然在审理中改称是在2001年欲向两原告借款，但是该改称缺乏合理依据，其之前陈述的可信度更高。综上，本院认为，两被告称在出具《欠条》当时欲向两原告借款的说法与《欠条》所载内容明显不符，且两被告的说法自相矛盾。两原告关于借款发生于1997年、《欠条》系之后重新出具的说法与《欠条》所载内容相符，也与被告朱红娟的庭审陈述相吻合，本院对两原告的说法予以采信。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涉案借款金额为19万元，即使在如今也是大额借款，遑论二十多年前的1997年。对于此类借款人对于现金交付事实不予认可的大额借款，人民法院在审查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时，应当综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当事人关系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被告陆卫东在审理中陈述《欠条》内容系其自行书写，两被告也未在审理中提及《欠条》内容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故《欠条》内容应系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涉案《欠条》系针对1997年借款重新出具而成，本案两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两原告在1997年未将19万元交付两被告，两被告不可能出具涉案《欠条》。两被告虽称《欠条》书写后，两原告并未实际向其出借，但如前所述，双方之间的借款应发生于1997年而非2001年，两被告的该说法缺乏依据，亦不合常理。其次，基于1997年当时的时空背景，彼时人们在大额交易中使用现金非常普遍，两原告称涉案19万元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两被告，符合彼时时空背景下的交易习惯。两原告在审理中虽未就借款的细节做详细陈述，但因1997年距今已二十余年，两原告对借款细节记不清楚亦合情合理。再次，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在借款时系熟人关系，原告吴建妹与被告朱红娟更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熟人之间借款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远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借款。两原告在早年即前往乌鲁木齐从事缝纫工作，亦具备向两被告出借款项的经济基础。综上，本院认定两原告在1997年时向两被告出借了19万元的借贷事实是真实存在的。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依照法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本案中，涉案借款虽发生于1997年，但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时约定了还款期限，故两被告在2001年3月15日出具《欠条》的行为不能视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款项的重新确认，亦即不得将此视为两被告放弃了时效抗辩，两被告在本案中仍可以进行时效抗辩。另，两被告在2001年3月15日出具《欠条》时将之前的利息计算为5万元，并约定之后的利息不再计算，可以视为双方当事人变更了原有的借款合同，依照合同变更制度，双方当事人在2001年3月15日时形成了新的借款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欠条》中将履行期间约定为“在2001年前先归还一部分（5万左右），余款争取在近几年逐年归还”，双方关于在2001年前归还5万元左右的约定对于履行期限的约定系明确的约定，5万左右虽非固定金额，但并不妨碍该期限约定的有效性；至于“余款争取在近几年逐年归还”的约定，因无法确定履行期限，应视为未作约定，两原告有权在2002年1月1日后在给予两被告必要准备时间的基础上随时要求两被告履行。原告袁其平在审理中陈述“好像是在2008年夏天，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我在乌鲁木齐米泉县次被告朱红娟，当时问她要钱，她答应年底给，但是后来一直要也没给”，上述陈述表明原告袁其平在2008年时曾向被告方主张权利，要求被告方履行，依照原告袁其平的陈述，被告朱红娟“答应年底给”，可以视为原告袁其平给予了被告方半年左右必要的准备时间。另，因为《欠条》所涉24万元债务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具有整体性与唯一性，故诉讼时效应统一自原告袁其平要求对方履行并给予了必要准备时间之后的2009年1月1日起计算。关于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2年，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则规定为3年。如果民法总则实施时，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已届满的，民法总则无溯及力，即应按两年计算。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适用2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故涉案24万元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两被告的时效抗辩予以支持。原告袁其平在审理中认为《欠条》约定的5万元已届履行期，其担心对方不愿意归还，所以催讨了已届履行期的5万元，另外的19万元因为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期，没有催讨，况且其当时知道两被告经济困难，连5万元也给不了，没有催讨另外19万元的必要，再者，当时原、被告间关系比较好，也不好一次性向对方主张还款。两原告据此认为5万元确实已过诉讼时效，但是剩余19万元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原告方的该说法不具有合理性：首先，原告袁其平在庭审陈述时并未提及只向朱红娟主张5万元，在庭后调查中其改称只向朱红娟主张5万元，为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而改称的诉讼目的比较明显；其次，双方当事人在《欠条》中约定余款“争取在近几年逐年归还”，该约定虽然在法律上系无法确定履行期限的约定，应视为未约定履行期，但是原告袁其平作为普通的公民，具备此种专业法律知识的可能性甚微（原告袁其平也在审理中称其不懂法），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在《欠条》中已经约定了余款“争取在近几年逐年归还”的情况下，在七年之后不太可能仅向对方主张5万元；再次，即使原告袁其平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上述期限约定在法律上虽视为未作约定，但就未约定还款期的借款，当事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对方履行。本院认为，原告袁其平陈述在2008年时仅主张5万元明显不合常理，亦与先前的庭审陈述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但是，涉案24万元债权已经超过了2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对两被告关于涉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对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建妹、袁其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减半收取计2450元，由原告吴建妹、袁其平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判员  任清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盛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