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9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臻，男，198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茌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雷，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科员，住茌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婷婷，女，198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茌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雷，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科员，住茌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雷，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科员，住茌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维红，女，1956年6月30号出生，汉族，农民，住茌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安，山东兴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火车站北站前摩托车商贸城。 法定代表人：宋振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聊城东昌法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征金，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茌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全明，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佟庆喜，男，197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子良，男，198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从事一般物流业务，住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飞，茌平纵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臻、杨婷婷、杨雷、崔维红、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征金、邓全明、佟庆喜、牛子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3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臻、杨婷婷、杨雷、崔维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1523民初391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2.在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内容的基础上追加判决转诊费用650元、保全保险费2243元，增加死亡赔偿金55600元，由被上诉人郭征金承担。3.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邓全明、牛子良与被上诉人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佟庆喜共同对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义务以及上诉请求第2项内容与郭征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一审保全费用、诉讼费用、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各被上诉人连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编号为0005257收据支出的650元转诊费、上诉人因诉讼保全实际发生的保全保险费2243元，一审法院没有判决。另外，死亡赔偿金没有按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亲属杨xx受伤后，被120送至聊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但因伤情严重转至聊城市人民医院，虽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但120转诊费是实际发生的费用，编号为0005257收据上盖有医院的印章，该费用属于原告实际产生的损失，应予认定。2.原审中，上诉人追加被告后，对相应被告人再次进行财产保全时，应原审法院要求提供担保，上诉人为此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置保险一份，花费2243元，该费用也属于上诉人的直接损失，原审法院没有判决，属于漏判，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鲁高发(2020)18号文件中“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含海事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对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2020年2月29日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明，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本案一审最后一次开庭辩论时间为2020年4月2日，应按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即42329元×20年=846580元，扣除原审法院支持的790980元，还应增加55600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邓全明不应承担责任，属于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书第19页第三自然段第16-20行认定“邓全明在原购得和使用事发前涉案摩托车的过程中，根据摩托车的车况实际，对其认为不宜再继续使用的摩托车，‘以旧换新’，将摩托车又交付给专门从事摩托车经营销售的华瑞公司，邓全明的上述行为本身并无过错，且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性，依法不应承担”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邓全明自2014年在华瑞公司购置涉案三轮摩托车后，就应当按照道路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办理机动车初始登记，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应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进行年检。而事实上被上诉人邓全明不但没有将涉案车辆进行挂牌登记也没有定期检验，从而导致了涉案摩托车一直在处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况下上路行驶，被上诉人邓全明自始至终就清楚涉案摩托车不符合上路标准，与一审法院认定其无过错明显相违背。2.被上诉人邓全明自2014年在被上诉人华瑞公司购置涉案三轮摩托车，多年后又用以旧换新的方式折价退回华瑞公司。虽然被上诉人邓全明主张“以旧换新”是华瑞公司的促销政策，但原审判决书第10页第7行中，华瑞公司主张“公司包括福田牌摩托车从未有过以旧换新的情形”，可见华瑞公司并不认可邓全明“以旧换新”的主张。另外，邓全明主张的“以旧换新”与商务部、财政部2009年出台的《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中的“以旧换新”不是一个含义，而且该办法实施时间为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而涉案车辆生产时间为2014年8月。因此，邓全明主张的“以旧换新”不能成立。实际上邓全明与华瑞公司前后两次行为均属买卖合同关系，但不同的是邓全明在2014年购置摩托车时是正常的买卖关系，华瑞公司作为摩托车的销售公司具有销售新车资格，邓全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买车的权利；而两者第二次买卖却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因是：(1)如前所述，该涉案摩托车未挂牌登记且多年未年检已处于不符合安全标准且禁止上路状态，即使出售，也应当按照报废车辆出售，卖给有权收买报废车辆的单位或个人，由其进行报废处理；而华瑞公司经营范围并没有该项业务，双方的交易是出于让华瑞公司回收后再次进行销售的目的，被上诉人邓全明是存在明显过错的，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无过错。(2)即使该涉案摩托车不属于报废车辆，被上诉人邓全明多年后再次销售，也属于二手车买卖，应按照二手车买卖的流程进行销售，销售给具有购买二手车资质的单位和个人，由其将二手车检验合格后再行销售，而被上诉人华瑞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存在该项业务，从这方面说二人也是存在过错的。(3)涉案车辆也不符合退货的范围，经上诉人咨询涉案车辆生产厂家诸城五星车厂，该车型三包政策是车辆及零部件质保为3个月或6000公里，以先到为准。而被上诉人邓全明将涉案车辆第二次买卖时已远远超过该期限。3.为查明案件事实，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交院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对涉案车辆是否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出具了“涉案摩托车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司法鉴定意见”。一审判决书第11页21行“邓全明对鉴定结论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邓全明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涉案车辆转让给华瑞公司时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事实上，邓全明转让涉案车辆时，涉案车辆就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邓全明本身是存在过错的。综上，被上诉人邓全明是第一手买卖涉案摩托车的人，也是第一次将不符合安全标准、禁止上路的车辆再次进行转让的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邓全明应当对上诉人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牛子良不应与被上诉人郭征金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原审判决书第17页第二自然段第12-15行认定：“郭征金与牛子良二人之间的行为完全符合运输合同的特征。同时，郭征金从事日常个体运输非一日，其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应属于相关行政部门管制范畴，牛子良内心善意认为郭征金应具备相应运输资质，符合一般社会认知”，原审判决书第18页第2-5行认定：“在杨雷等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依法对其持有的牛子良与郭征金为雇佣关系及牛子良让郭征金运送危险品具有明显过错，应与郭征金承担交通事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采信”。该认定不符合事实情况，违反法律规定，原因如下：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牛子良与郭征金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即对郭征金为牛子良运输100多升柴油进行了认定(原审判决书第17页第二自然段第9-10行)，但根据国家规定，柴油属于《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05中明确的危险品，编号为1202。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使用移动罐体(罐式集装箱除外)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七条，明确指出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应该使用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并应该携带道路运输证，配备押运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牛子良是郭征金的妻侄，从事一般物流业务(在一审判决书第17页第二自然段6-7行)，从而说明牛子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业务，应属于物流运输领域的专业人士，更应该有注意义务，并且牛子良作为郭征金的近亲属对郭征金肇事车辆无牌无证应是明知的。而且郭征金驾驶的车辆明显是无证无牌车辆，即使一般人也能看的出，牛子良作为一个专业从事物流运输的人士更应该看得出，被上诉人牛子良使用未登记、未年检、安全技术条件不达标的涉案三轮摩托车，违法使用铁皮桶装危险品从事道路运输，明显存在过错。正是由于牛子良违规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进行危险品运输，才最终导致了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牛子良应当与郭征金共同赔偿上诉人的各项损失。2.被上诉人郭征金与牛子良如是雇佣关系，牛子良也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郭征金、牛子良分别于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0月29日的询问笔录，郭征金是牛子良安排其到郝集一板厂送柴油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牛子良和郭征金均在笔录中认可该事实，具有雇佣关系的特征。如果按照雇佣关系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牛子良也应当与郭征金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上两点，郭征金与牛子良无论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二人均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判决书中第17页第二自然段15-18行认为“牛子良是否具有相应的危险品运输资质，及其交由郭征金运送100多升柴油和仅运送100多升柴油的行为是否违法或构成犯罪，亦应由相应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进行管制和认定”。对于该事实，上诉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与民事赔偿并不冲突，行政处罚并不妨碍牛子良、郭征金民事侵权行为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1523民初391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1.上诉人不是旧三轮车买卖双方当事人，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旧三轮摩托车买卖协议是邓全明和佟庆喜自愿签订，双方口头约定将旧车车款交付给上诉人，用于冲抵邓全明购买新五轮车的所欠车款，上诉人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既不是旧三轮车的买方，也不是旧三轮车的卖方，仅是邓全明和佟庆喜买卖旧车的介绍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推翻旧车买卖协议的情况下，仅以邓全明及佟庆喜的个人陈述及推论，认定上诉人是旧三轮车交易的当事人，一审法院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交易双方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2.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不应作为本案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刑事案件中询问笔录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对当事人以及以外的案件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而制作的问答式书面记录。本案中宋xx询问笔录的形成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理由如下：1.从证据形式来看，询问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形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证据进行了列举，只有八种形式，凡是不符合该八种形式的材料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询问笔录不属于上述证据规定的形式；2.从证据来源看，询问笔录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也是不合法的。询问笔录作为侦查案卷里的内容，不管刑事案件立案与否，它不可以出现在民事诉讼中。刑事侦查活动是国家权力机关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依法采取的严厉措施，应严格按法律程序进行，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询问笔录，必须用于刑事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从证据的效力来看，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是极其微弱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样单一的询问笔录更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可能也无必要知晓整个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对询问笔录内容的真伪根本无法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直接证据运用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真伪不明的。在民刑交叉的案件中，民事案件往往以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作为依据。但“以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过法院的审理后认定的事实，这属于民事诉讼规则若干规定中的“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当事人的进行证明的事实，符合证据规则。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公权力介入私权纠纷本身就破坏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怎么可以将公权得到的证据来要求对方举证反驳，产生举证倒置的现象呢?这也不符合证据规则。一审原告通过报假案的方式，茌平县刑警二中队利用职务之便对没有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侦查，并在侦查阶段将询问笔录交由民事案件作为证据使用，刑警二中队、一审法院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询问笔录的认定实属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漏列诉讼当事人，审理程序违法，二审法院依法应当发回重审。1.本案应当依法追加旧三轮车的生产厂家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星车辆厂为共同被告，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机动车技术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载明，“车架未见有切割焊接痕迹”，说明涉案旧三轮车是原装车辆，自始超长(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因车辆车身超长是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规定的一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三轮车制造生产厂家生产的车辆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是涉案车辆的第一次的转让人。根据最高法民诉意见第57条、侵权责任法第41条之规定，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追加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星车辆厂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向原告释明的情况下仅以一审原告没有明确同意追加原生产厂家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准予上诉人提出的追加被告申请。三、卖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卖车辆时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出卖机动车的车辆所有人邓全明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邓全明是涉案的车辆的原所有人，也是旧三轮摩托车的转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邓全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仅以邓全明的陈述及推定认定摩托三轮车不宜再继续使用，根据法律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也应由专业的报废机构进行报废，而不是将车辆转让，邓全明在车辆交易时明知车辆不合格仍然将车辆转让存在明显的过错；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车辆交易时是否合格，如车辆交易时是合格车辆，那么邓全明与上诉人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车辆交易时是不合格车辆，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车辆转让人邓全明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邓全明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车身超长与本次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郭征金驾驶涉案三轮车顺行撞向一审原告亲属，致使一审原告亲属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确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才可能构成侵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构成侵权。具体到本案中，本案肇事车辆既未达到强制报废期，行驶里程亦未超过法定数额。本案肇事车辆虽经鉴定检测存在车身超长的问题，但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情况，顺行撞向一审原告亲属，致使一审原告亲属死亡，涉案车身超长不是导致发生交通肇事造成他人伤亡的原因，本案车辆在肇事时的瑕疵并不是导致事故损害发生的原因。因此，车身超长与本次事故的损害之间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构成致害一审原告亲属的共同侵权行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遵循过错原则，即无过错就无责任，过错小的为次要责任，过错大的为主要责任，过错相当的为同等责任，全部过错的为全部责任。而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则遵循混合原则，即某些情况下遵循过错原则，某些情况下遵循无过错原则。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多次要求对鉴定结论中的不合格零部件是否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及关联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考虑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的区别，当庭驳回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准予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五、关于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三轮车因超长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禁止上路行驶没有明确的规定。涉案的摩托三轮车是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星车辆厂生产的正规三轮摩托车，在工信部具有相关的备案，出厂时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格证，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超长三轮车不得上路行驶，那么涉案三轮车也是可以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仅以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为由认定涉案摩托车属于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邓全明辩称，邓全明的三轮车开了四年，已经不能用了，属于报废车，用以旧换新换的新三轮车，在2018年3月18号折价2600元进行折换的，之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佟庆喜辩称，车是佟庆喜在华瑞公司买的又卖给郭征金的，出事的时候不是佟庆喜开的车，佟庆喜不是当事人，在给郭征金车的时候，反光镜、转向灯、刹车都正常，车超长是福田五星厂家生产的，不是佟庆喜改装的，佟庆喜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牛子良辩称，坚持一审时的答辩意见及庭审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杨臻、杨婷婷、杨雷、崔维红针对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华瑞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确实、充分。认定华瑞公司是车辆转让交易的主体，并非仅仅依据的是从公安局调取的宋xx的询问笔录。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是邓全明的陈述(一审庭审时邓全明到庭)、法院对佟庆喜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华瑞公司自己提供的一系列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尤其是华瑞公司收取了佟庆喜的购车付款事实，宋xx的询问笔录仅仅是印证了邓全明及佟庆喜陈述事实的真实性、印证了华瑞公司当庭陈述的虚假性。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产品质量侵权和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二者是二选一的关系，所以生产厂家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原审原告方没有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法院依法不准许华瑞公司申请追加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原审原告选择向作为缺陷摩托三轮车的销售者即华瑞公司主张赔偿并无不当。三、无论是邓全明、佟庆喜还是华瑞公司，作为车辆转让的交易主体，在明知车辆无机动车牌照、无机动车行驶证、没有进行车辆技术审验尤其是在车辆行驶多年后作价处理的情况下，购买、销售涉案车辆的当事人均负有证明车辆具备符合安全运行技术条件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各被告承担并无不当，更何况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对涉案车辆是否符合安全运行技术条件进行了专门鉴定。但本案中车辆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未能审慎审查车辆是否符合安全运行技术条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草率地对涉案车辆进行了转让购买交易，所以各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涉案车辆无机动车牌照、无机动车行驶证、行驶多年且多次流转均未进行车辆技术审验，依法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和最高院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禁止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涉案车辆无牌无证上路行驶本身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开启了制造交通事故的危险源。车辆行驶多年多次转让却没有依法进行过任何车辆审验，更是加大了车辆本身的危险性，更何况车辆在生产厂家出厂时就存在技术隐患。所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华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华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针对杨臻、杨婷婷、杨雷、崔维红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对转诊费的认定是正确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华瑞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理由同华瑞上诉请求和上诉的事实及理由。 郭征金未到庭参加诉讼。 杨臻、杨婷婷、杨雷、崔维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征金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共计898282.32元，其余各被告共同与郭征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围绕诉讼请求，杨雷等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第371523120190000369号），证明原告亲属杨xx因交通事故受伤导致死亡和被告郭征金对本案事故承担全部责任；2.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门诊病历各1份、山东省聊城市脑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死亡证明各1份，茌平县公安局出具的杨xx死亡原因鉴定结论1份，证明原告亲属在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中导致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出颅骨骨折等住院抢救无效死亡；3．茌平县人民医院医疗费单据3张、聊城市脑科医院医疗费单据4张及费用清单1份，证明原告亲属因事故抢救花费医疗费用38092.07元。4.护理人员身份证2张及户口簿1份，证明原告因杨xx住院抢救应支持的护理人员身份及护理费计算依据；5.原告亲属杨xx户口簿、身份证各1份，证明原告亲属杨xx户籍地茌平县代码122，属镇乡结合区，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6.处理事故人员身份证复印件3份，证明原告处理事故人员户籍为代码122的郝东村，误工费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7.交通费发票50张共计500元，证明原告因处理事故花费交通费用500元；8.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诉讼保全保险费单据1张，证明原告因事故花费诉讼保全保险费900元；9.杨xx1995年至2018年社会保险费缴款专用票据9张、杨xx位于现茌平区振兴办事处焦庄村的茌集用（2002）字第106号土地使用证1份、茌平县公安局乐平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1份、茌平县公安局1989年签发的杨xx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1张、茌平县乐平铺镇郝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告亲属杨xx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同时，杨xx于2002年振兴办事处焦庄村（属城区）盖房自2015年居住至今，自1995年至今已连续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至今年已23年。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茌平县公安局乐平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和茌平县公安局1989年签发的杨xx身份证复印件能证实杨xx和土地使用证上的杨xx系同一人；10.郭征金2019年10月25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牛子良2019年10月29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赵xx2019年10月29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申请法院调取），证明牛子良雇佣郭征金送货，两者系劳务关系，牛子良还明知郭征金车辆无牌，牛子良作为接受劳务者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11.邓全明2019年10月27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宋xx2019年10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佟庆喜2019年10月27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1份、佟庆喜与郭征金的摩托车交易协议复印件1份（申请法院调取）。证明邓全明、华瑞摩托车销售公司、佟庆喜连续多次转让无牌无证不能上路行驶的车辆应当对事故承担连带责任。12.鉴定费发票一份，证明原告因鉴定车辆是否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支出12000元。邓全明在一审法院向其调查询问时，提交了其在华瑞公司购置新车时用微信转账支付购车款的截图两页。华瑞公司提交了邓全明在其处购车时的“出库单”一份。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公安机关对郭征金、杨雷、佟庆喜、宋xx、赵xx、牛子良、邓全明等七人的询问笔录和公安机关留存的“邓全明与佟庆喜交易摩托车的协议书”及“佟庆喜与郭征金交易摩托车的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并依法对邓全明和佟庆喜进行了调查询问。同时，根据杨雷等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交院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摩托车是否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进行了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杨雷等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郭征金、牛子良认为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死亡完全由交通事故造成，其不应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对编号为0005257收据支出的650元交通费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非正规发票，无法证明款项的真实性，不应作为有效证据，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连同误工费用请法庭依法裁决；护理费应按照1人计算、丧葬费应按照34652.5元计算；医疗费中发票5、6、7中的费用已经包含在33162.27元中，不应再重复计算；杨xx属于农村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诉讼保全保险费不应由其承担。华瑞公司则除同上述二人意见外，另主张，本案郭征金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不应支持。其余当事人未明确发表质证意见。对邓全明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的真实性，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华瑞公司提交的“出库单”：杨雷等原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首先该出库单与华瑞公司销售负责人宋xx在茌平区公安局2019年10月29日所做的询问笔录相矛盾，询问笔录中宋xx明确表示邓全明是用旧的三轮摩托车置换的五轮车，该出库单与邓全明的微信转账记录相互矛盾，邓全明在用旧车置换新车的过程中仅仅是支付了27700元，整个交易过程已经全部结束，并不存在欠尾款4500元的事实。同时该出库单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也与佟庆喜在茌平区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该出库单不真实，不具有证明效力。邓全明对该出库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坚持其买车是当天一次性全款付清的，旧车以废铁价格卖得，以后与华瑞公司再没联系，且并不认识佟庆喜，是销售员给他办理的手续。牛子良则主张该出库单与其没有关系，对其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七份询问笔录和两份“协议书”及依法对邓全明和佟庆喜制作的调查笔录：杨雷等原告对其中牛子良的笔录内容有异议，认为牛子良与郭征金应当属于劳务关系，郭征金主张是跑出租，但是没有出租营运资格，无牌无证，不具备运输资质，所以牛子良主张的运输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同时牛子良让郭征金运送的是柴油，牛子良和郭征金均不具备经营、运输柴油的特许经营资质，郭征金个人也没有相关从业资格，牛子良明知郭征金车辆没有牌照、没有营运手续，仍雇佣郭征金给其运输柴油这种危险品，其行为本身具有严重过错，并且因其过错开启了重大危险源，依法应当对因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和郭征金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主张邓全明、郭征金和宋xx及佟庆喜的询问笔录互相印证，还原了本案涉案车辆交易的整个过程，邓全明到华瑞公司处购买新的摩托车，将涉案摩托车以旧换新折抵给华瑞公司，后华瑞公司又将该涉案车辆出售给了佟庆喜，后经华瑞公司介绍郭征金又在佟庆喜处购买了涉案车辆，在四被告之间形成了该涉案车辆连续转让的事实，且转让过程中均没有办理登记及过户手续，致使涉案车辆无牌无证上路行驶，对于交通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直至本案事故发生。受害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第六条的情形，各被告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佟庆喜和邓全明之间的涉案车辆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协议书对车辆价格没有约定，邓全明和佟庆喜对此不予认可，且该协议和宋xx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宋xx在笔录中明确认可了三轮车是由邓全明在华瑞公司处用于置换了五轮车。2018年4月15日又卖给了佟庆喜，应当以宋xx及其他被告的陈述作为真实有效的证据。郭征金认可公安机关对其笔录的真实性和与佟庆喜之间的“协议书”确系其与佟庆喜所写，主张其仅给牛子良运送了这一次货物，并表示除对邓全明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的陈述不清楚外，对其他笔录均无异议。华瑞公司则质证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七份询问笔录是2019年10月24日因杨雷向茌平县刑警二中队报案而来，该案是否结案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对于当事人的陈述是否予以认定，也没有任何书面材料，既然该案由刑警队负责侦查，也应由先刑后民的原则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定性后才能将以上证据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邓全明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陈述的内容有异议，公司包括福田牌摩托车从未有以旧换新的情形，更不存在收了旧摩托车又出售给其他人的情形，邓全明的陈述不属实；宋xx的陈述中所说的置换并非以旧换新的意思。2018年4月15日，旧摩托车被佟庆喜买走，并不是公司出售给他的，而是邓全明通过旧摩托车置换了相当的卖车款，由佟庆喜购买，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佟庆喜陈述的部分不属实，佟庆喜仅是通过公司认识邓全明，当时邓全明的车辆是停靠在公司北侧的胡同内，并没有在公司住所地内，4月15日是佟庆喜将购买旧车的购车款直接支付给公司来折抵邓全明尚欠的新车购车款，因此佟庆喜购买破车的购车款直接汇入了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在陈述中说4月15日交易的情况；郭征金的陈述与佟庆喜陈述相互矛盾，郭征金购买旧车一事公司不知情，也不是通过公司购买的；对邓全明与佟庆喜的买卖协议真实性无异议，系双方当事人签字，该协议是2018年3月17日双方签订的，通过该协议可以看出旧车的买卖是邓全明与佟庆喜双方交易的行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公司也不是合同相对人，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认为佟庆喜与郭征金签订的摩托车交易协议书，与公司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该协议也能够证明郭征金在陈述中不属实。对牛子良、赵庆超的笔录无异议。结合以上笔录，公司认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牛子良则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主张从郭征金、牛子良笔录中可以明显看出双方为运输合同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山东交院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涉案摩托车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杨雷等原告无异议，认为据此各被告应对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瑞公司对鉴定结论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鉴定结论虽然做出了现在车辆部分零部件未符合国家技术安全标准，但不合格零部件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本次事故系两车顺行碰撞造成，是因后车没有注意观察所导致，申请对不合格零部件与本次事故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关联度进行鉴定；同时提出鉴定意见书第三页明确载明“车架未见切割焊接痕迹”，足以说明车辆没有改装、拼装、加装的情况，车辆在生产时就为4米多，制造生产原车的厂家没有根据工信部的批文依法生产制造车辆，是导致车辆造成超长的全部原因，认为应当依法追加生产厂家（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星车厂）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由生产厂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雷沃重工生产厂家是该车辆的第一手转让人，也是车辆的交付人。邓全明对鉴定结论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交付摩托车时，车辆转向灯、后视镜均在，其不应当承担责任。郭征金、牛子良均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无异议。佟庆喜未明确发表质证意见。对杨雷等提交的鉴定费发票：华瑞公司和邓全明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华瑞公司主张该费用不是确定原告损失的必要支出，不应由公司承担。邓全明认为与其无关。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发表意见。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杨雷等原告提交的证明其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具体损失、计算标准及具体损失数额证据方面，各被告所持的异议，经一审法院核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受害人杨xx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各被告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杨xx死亡由其余原因共同导致，对各被告本案受害人杨xx之死非涉案交通事故完全造成的异议依法不予采信；杨雷等原告提交的受害人杨xx生前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其一直在振兴办事处焦庄村居住的证据及其他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根据2020年3月12日起开始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规定，确定对杨xx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受害人杨xx在事故发生后由“120”救护车接送到茌平区人民医院抢救，该费用在原告提交的茌平区人民医院的门诊收费票据（其注明的票据顺序号为“2”）中有明确体现，原告虽主张其提交的编号为0005257的收据支出的急诊转诊费650元为将受害人杨xx由茌平区人民医院转至聊城市人民医院抢救的费用，但该票据非正式票据，依法不予认可，如杨雷等原告对该项损失坚持主张，应依法提交正式票据；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原告注明的票据顺序号为“5、6、7”的聊城市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提出异议，经审查，该票据均为聊城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正式票据，且原告提交的原告标注顺序号为“8”的聊城市人民医院收费票据并不包含该三张票据，该三份支出费用依法应当计入原告的医疗费损失范围；受害人杨xx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在医院期间一直在重症病房接受抢救，全程均应由专业人员救护，也无需再另行加强营养，杨雷等原告本案中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均与事实不符，对各原告主张的该相应损失，依法不予支持。杨雷等原告主张的丧葬费45907.5元，是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得出，依法予以采信，各被告主张应为34652.5元，与上述计算标准不符，依法不予认可。涉案交通事故虽然造成受害人杨xx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因郭征金已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杨雷等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对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依法不予认可。杨雷等原告在其近亲属杨xx发生交通事故后及在医院抢救过程中，关注亲人安危，急切前往医院探望，必然产生交通费用，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交通费花费，结合受害人转诊抢救的地点和其近亲属居住情形、往返路程及办理丧葬事宜的情况等，确定按习俗三人五天、城镇居民标准支持其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并酌定支持其交通费400元。除上述证据外，对双方当事人所举和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和调查的各项证据的争议，均与涉案车辆的转让过程及转让过程中被转让的车辆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和牛子良让郭征金运送柴油的行为性质即牛子良与郭征金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针对涉案车辆的转让经过，各方当事人对涉案车辆原由邓全明从华瑞公司购买并于2019年3月17日其购置新车时首次转让和最终由佟庆喜直接转让给郭征金，且期间该摩托车一直未办理挂牌、年检和购置任何保险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的主要分歧是，涉案摩托车是由邓全明“以旧换新”抵给了华瑞公司再由华瑞公司转让给了佟庆喜，还是由邓全明直接转让给了佟庆喜。对此，华瑞公司主张是由邓全明直接转让给了佟庆喜，但邓全明对此明确予以否认，指出其根本不认识佟庆喜，且自己是根据华瑞公司“以旧换新”的销售政策，将涉案摩托车交付给了华瑞公司后，直接以抵顶后的价格购置了新车，之后与华瑞公司并没有任何联系。佟庆喜也表示不认识邓全明，其是从华瑞公司购买的涉案摩托车并在维修后转让给了郭征金。且邓全明和佟庆喜均表示期间曾经根据华瑞公司的要求在“摩托车转让协议书”上签过名。一审法院经综合分析认为：涉案摩托车是由邓全明从华瑞公司购买后，又以“以旧换新”的形式抵给了华瑞公司再由华瑞公司转让给了佟庆喜，首先，根据邓全明“以旧换新”的陈述及邓全明和华瑞公司均认可邓全明于2018年3月17日已将新车取走的情形分析，只有邓全明在华瑞公司置换新车时，将其旧摩托车即涉案摩托车交付给华瑞公司，并根据华瑞公司确定的旧摩托车折抵价格足额交付完新车余款后，华瑞公司才会将新车交付给邓全明，而不会出现华瑞公司先允许邓全明将新车取走，后于2018年4月15日再由邓全明将其旧摩托车卖给佟庆喜后补足新车款的情况，否则有违一般交易习惯；其次，华瑞公司当庭陈述接收旧摩托车可以“享受五星公司的车辆补贴”，其在邓全明“以旧换新”后，为保留交易手续，领取车辆补贴，先后让邓全明和佟庆喜在“交易协议书”上签名的推断，也可以对邓全明和佟庆喜不相识、没见面，却相继在“交易协议书”签名和该二人之间“交易协议书”却为华瑞公司所持有的情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佟庆喜主张涉案摩托车是由其从华瑞公司购得，并和郭征金均认可是由佟庆喜将该车直接转让给了郭征金。最后，华瑞公司职工宋xx在公安机关对涉案车辆交易的陈述也进一步印证了对上述车辆交易过程认定的正确性。虽然华瑞公司主张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在刑事案件为定性之前，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的调查材料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但经核查，华瑞公司主张的刑事案件与本案非同一法律事实，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刑事案件定性与否，并不影响对本案证据依法作出相应认定，故对华瑞公司上述主张及其他与前述认定相悖的意见，依法均不予采纳。关于涉案车辆在被转让过程中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及应否准予华瑞公司再次鉴定问题：山东交院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摩托车出具的《机动车技术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载明：涉案车辆属于正三轮摩托车，该车辆没有安装转向信号灯、没有安装后视镜、车辆长度为4117mm，车辆车架锈蚀且有裂纹，上述四项均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的相应规定不符。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涉案摩托车依法应属于正三轮摩托车，无论其他三种情形是否确实存在，仅车体自始超长（因鉴定报告中已明确载明“车架未见有切割焊接痕迹”）一项，便不能推翻山东交院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工信部《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规定，做出的该车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结论。车辆超长本身加重了机动车的质量，使其在运动中的惯性加大，摩托车的平衡性能不易掌控，给车辆运行造成安全隐患，应认定其属于“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同时，华瑞公司在要求鉴定时，对“不合格”零部件的表述并不明确，因为鉴定意见中除车身超长、车辆锈蚀和有裂纹外，其余两项并未明确为“不合格”，而是指没有安装。所以无论华瑞公司申请鉴定的“零部件”是否合格，均不能排除上述安全隐患的存在，对该公司所提出的相关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同时，根据本案原告的诉求情况，尤其是其当庭再次明确的诉讼请求，杨雷等并不明确同意追加原生产厂家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当庭已向华瑞公司释明，如确因生产厂家原因造成华瑞公司利益损害，华瑞公司可依法向其再行主张权利。对于牛子良与郭征金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杨雷等原告主张牛子良和郭征金之间没有书面运输合同和其他证据证明二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仅根据牛子良让郭征金运送的是危险品柴油和二人均不具备危险品柴油的经营和运输资质，而主张二人之间应为雇佣关系，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牛子良是郭征金的妻侄，牛子良从事一般物流业务，郭征金则从事日常个体运输业务。郭征金与牛子良之间很少有业务往来，且根据郭征金、赵xx和牛子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证实，郭征金只是在涉案的这次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中，给牛子良运送了100多升柴油，牛子良相应支付了运送报酬，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二人之间的行为完全符合运输合同的特征。同时，郭征金从事日常个体运输非一日，其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应属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管制范畴，牛子良内心善意认为郭征金应具备相应运输资质，符合一般社会认知。同样，牛子良是否具有相应经营危险品的资质，及其交由郭征金运送100多升柴油和仅运送100多升柴油的行为是否违法或构成犯罪，亦应由相应行政管理机关或司法机关进行管制和认定。再者，交通管理部门也并未认定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柴油这一危险品和运送柴油的行为所直接引发形成。因而，在杨雷等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对其所持有的牛子良与郭征金为雇佣关系及牛子良让郭征金运送危险品具有明显过错，应与郭征金承担交通事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认定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10月02日11时44分许，郭征金驾驶无牌摩托三轮车，沿茌郝路由南向北行驶，行至茌平县M处时，与顺行杨xx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造成杨xx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杨xx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先后被送往茌平区人民医院和聊城市人民医院急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抢救期间，杨xx在茌平区人民医院花费门诊费（111.25+2441.88）为2553.13元，在聊城市人民医院花费门诊费、治疗费（26.92+60.81+301+1337.94+33162.27）为34888.94元，共计支出医疗费用37442.07元。杨xx，男，1961年2月23日出生，城镇居民。事发去世时年满58岁，其死亡赔偿金应按20年计算。杨xx除本案原告妻子崔维红，儿子杨雷、杨臻，女儿杨婷婷外，无其他继承人。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茌平大队认定，郭征金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郭征金驾驶的涉案摩托三轮车未投保交强险和任何商业三者险。该车原由邓全明于2014年6月在华瑞公司新购所得，2018年3月17日邓全明再次新购车辆时，通过以旧换新的形式交付给了华瑞公司。华瑞公司于2018年4月15日将该车转让给了佟庆喜，佟庆喜于2018年4月16日将该车转让给了郭征金。该车自始一直没有办理车辆登记和年检手续。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郭征金为牛子良运输柴油的过程中。另查明：2019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根据崔维红的申请，在其提交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保函后，依法对郭征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款897479.57元或同等价值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崔维红为此支出保全责任保险费900元，杨雷等原告在诉讼中对此明确进行了主张。后一审法院根据杨雷的再次申请，在其同样提交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保函后，依法对邓全明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海源丽都小区的房产一处进行了查封，杨雷等为此支出保全责任保险费2300元，但杨雷等在庭审中对该项支出没有明确主张。上述事实，由前述系列证据、开庭笔录和民事裁定书等在卷为凭，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交通事故及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依法应予确认。郭征金主张受害人杨xx的死亡非全部是由涉案交通事故所致，但没能提交充分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因郭征金被认定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且其驾驶的涉案摩托三轮车未投保任何保险，故对受害人杨xx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依法应由郭征金全部承担。杨雷等原告主张牛子良与郭征金系雇佣关系，牛子良选用郭征金运送柴油这一危险品具有过错，依法应与郭征金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能提交充足证据，依法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按照过错责任承担原则，结合前述涉案摩托车转让过程和其应属于“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邓全明在原购得和使用事发前涉案摩托车的过程中，根据摩托车的车况实际，对其认为不宜再继续使用的摩托车，“以旧换新”，将摩托车又交付给了专门从事摩托车经营销售的华瑞公司，邓全明的上述行为本身并无过错，且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性，依法不应承担。而在华瑞公司将涉案摩托车转让给佟庆喜和佟庆喜再转让给郭征金的过程中，无论是专门从事摩托车经营销售的华瑞公司，还是专业从事旧摩托车交易的佟庆喜，均应较普通民众熟悉和掌握机动车安全运行的标准、条件等注意事项，但二者怠于安全注意义务，相继并最终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涉案车辆转让给郭征金，其各自的转让行为本身均有过错，应当依法承担本案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综上，杨雷等原告要求华瑞公司、佟庆喜与郭征金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但其主张邓全明同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前述论证不符，依法不予采信。根据杨雷等原告诉求和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可予认定的杨雷等原告因其近亲属在本次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2553.13元+34888.94元为37442.07元；2.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按3人5天计算为1625.25元；3.死亡赔偿金790980元；4.丧葬费45907.5元；5.诉讼保全保险费900元；6.交通费400元；7.鉴定费12000元。上述损失共计889254.8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郭征金赔偿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因其近亲属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889254.82元。二、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和佟庆喜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义务与郭征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内容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通过一审法院（账号86×××92，户名：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汇款行：齐鲁银行茌平支行）给付完毕。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之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87元，由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负担65元，其余案件受理费6322元和保全费5000元，共计11322元，由郭征金和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及佟庆喜连带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特指因不符合国家有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被依法禁止行驶的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法律强制性规定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即一般所称的年检。无故不参加年检或者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本案肇事福田三轮摩托车自被上诉人邓全明购买后直到转让交付给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前一直未进行登记挂牌及年检，该车辆依法应属于禁止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邓全明虽然主张将该车以“以旧换新”的方式，将不宜再继续使用的车辆交付上诉人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但是邓全明在2018年3月17日交付涉案摩托车时签订的《协议书》是买方未确定的车辆转让协议，故邓全明在签协议应知晓旧车会被再次出售并且认可，故一审法院认为邓全明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 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虽然不认可将涉案三轮摩托车再次出售，但是根据邓全明、郭征金的陈述以及邓全明签订的《协议书》的时间、邓全明购买新车出库单的时间及内容，以及《协议书》由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实际保管的事实，可以认定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在邓全明交付旧车后取得了旧车的处置权，并以邓全明事先签好的协议书将未年检挂牌的车辆转让并交付于被上诉人佟庆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要求被上诉人邓全明作为转让禁止行驶的机动车的转让人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杨雷等要求运输合同的发包人对承运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杨雷等主张的转诊费用650元没有证据证明，保全保险费2243元是杨雷等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时因交纳保证金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杨雷等主张由侵权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雷等上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55600元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理。对上诉人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391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391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邓全明对被上诉人郭征金应承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387元，由上诉人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负担65元，由上诉人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被上诉人郭征金、佟庆喜负担6322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被上诉人郭征金、佟庆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5元，由上诉人聊城市华瑞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2693元，由上诉人杨雷、杨臻、杨婷婷、崔维红负担631元，被上诉人邓全明负担6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育颖 审判员  李曙霞 审判员  王玉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潘盼盼 书记员顾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