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志猴，男，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武冈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志成，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津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通，湖南元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燕，女，198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现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邓志猴因与被上诉人韩志成、张海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志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事实与理由：一、因广州锦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远公司）涉嫌诈骗，上诉人已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该局于2019年8月5日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依法应裁定驳回韩志成的起诉。2019年7月28日，韩志成按照张海燕的指示，将购买定制手机的10万元货款转到了上诉人的账户。上诉人收到后，于7月29日将所有货款转到了锦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辉的个人账户。此时，上诉人已向李永辉的个人账户共计转账35,300,709元。但从7月30日起，上诉人就与锦远公司失去联系，并在7月31日晚，接到了锦远公司“郭鑫”打来的微信语音电话，说之前所做的事情都是虚假的，刷流量、阅读的收益都是用上诉人等人购买手机的钱支付的。上诉人意识到被骗后，于8月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提交了报案材料，8月5日该局做出立案告知书，载明：锦远公司涉嫌诈骗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立诈骗案侦查。综上所述，锦远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案有经济犯罪的嫌疑，涉案金额巨大，需要公安机关予以查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韩志成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韩志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志成与张海燕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应由张海燕向邓志猴交付手机或返还货款10万元。2019年上半年，韩志成在张海燕处了解到联系上诉人可以通过购买用于“刷机赚点击量”获取收益的定制手机，便向张海燕表明了购买手机并利用该手机刷流量获取收益的意图。7月27日，张海燕以微信方式向韩志成提供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并告知其在7月28日将货款打进上诉人的账户，打完款后发转款截图给她，韩志成依约转账，并将转款截图发给了张海燕。韩志成付款后，曾多次通过微信联系张海燕催要手机，从未向上诉人催要过，张海燕在一审庭审中也表示，没有交付手机给韩志成。上述情况表明，韩志成与张海燕之间存在买卖手机的合意，韩志成按照张海燕指示也履行了主要的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张海燕和韩志成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向韩志成交付手机的是张海燕，而不是上诉人。同时，在被韩志成起诉前，上诉人并不认识韩志成，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上诉人收到了韩志成转来的10万元货款，于7月29日便将货款转到了锦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辉的账户。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与韩志成之间不存在买卖手机合意，自然就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张海燕与韩志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海燕应当向韩志成交付手机或返还10万元货款。韩志成辩称，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锦远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因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已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列入经营异常的名单，该公司实际为空壳公司，上诉人以何种理由、何种目的与李永辉交易，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关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说明其向多人接受货款并交付货物，其具有明确的卖方身份；且张海燕也作为买方在上诉人处购买手机，根据韩志成与张海燕之间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上诉人作为卖方接受货款及履行交付货物等合同义务。张海燕未到庭答辩。韩志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韩志成与邓志猴、张海燕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邓志猴、张海燕退还韩志成已支付的货款100000元；3、判令邓志猴、张海燕自2019年7月28日起，以已付货款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韩志成支付利息；4、判令邓志猴、张海燕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志成与张海燕在指纹支付业务往来时相识。2019年上半年，韩志成在张海燕处了解到联系邓志猴可以购买订制手机用于“刷机赚点击量”获取收益。韩志成拟购买手机，但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韩志成、邓志猴与张海燕，三人均不清楚购买手机的型号与品牌等信息。在韩志成与邓志猴等未订立书面合同的前提下，2019年7月27日张海燕以微信电子方式向韩志成提供了邓志猴的银行卡信息（开户名、账号、开户行），并告知韩志成“韩总，你明天就直接打款，打到邓总这个账户就可以了，打完款之后就发个截图过来。”2019年7月28日韩志成分两笔向邓志猴的银行账户0946转账100000元，并转账附言“购买手机阅读新闻”。现邓志猴确认已收款。邓志猴收款后，韩志成将转款截图发给张海燕。事后韩志成以未收到手机为由向张海燕催要手机。2019年7月底韩志成以微信方式向张海燕催要手机，（韩志成）“张总，手机今天能到吗？”（张海燕回复）“邓总会安排好，今天是月底。（韩志成）你自己总共买了多少台？（张海燕回复）150万”。此后双方并无手机交付记录或凭证。邓志猴庭审中陈述，其在广州直接把手机交付给张海燕。韩志成当庭否认委托张海燕收货。张海燕当庭确认没有交付手机给韩志成，因为张海燕和韩志成的手机被别人拿走了，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庭审中张海燕未提交韩志成委托其收货的证据。至法庭辩论终结前，邓志猴、张海燕均未向韩志成交付手机，邓志猴亦未返还货款。2019年7月29日邓志猴向李永辉个人账户转款137700元。经网络查询，锦远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成立，李永辉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31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因锦远公司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已将其列入经营异常的名单。现该公司已无办公人员。邓志猴当庭陈述，2019年7月30日晚锦远公司就联系不上了，7月31日晚“郭鑫”用微信语音电话通知邓志猴，锦远公司不能现金履约兑付的情况。2019年8月2日邓志猴等3人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提交报案材料，该分局于2019年8月5日向邓志猴等人作出立案告知书，载明：锦远公司涉嫌诈骗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立诈骗案侦查。2020年1月2日韩志成曾就本案纠纷起诉主张合同权益，2020年3月24日韩志成申请撤诉，同日一审法院裁定准许。2020年3月25日韩志成通过微信、短信、邮寄方式分别向邓志猴、张海燕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限邓志猴、张海燕在3日内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韩志成在庭审中再次重申上述意见。以上事实，有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和短信通知记录、解除合同通知函、邮寄凭证、刑事立案告知书、报案材料，以及韩志成、邓志猴、张海燕的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韩志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购机转账附言，以及庭审中邓志猴确认收到韩志成转款的行为来看，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的要约与承诺，符合订立合同的条件，邓志猴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承担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至今未交付货物的行为，存在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已构成根本违约，韩志成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依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已经履行的，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等。邓志猴逾期交付货物造成韩志成实际资金损失，双方对逾期支付造成占用资金损失的计算方法、起算时间等并未明确约定，韩志成初次起诉时间为2020年1月2日，故自该起诉请求之日起计算损失为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取消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方式，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故韩志成诉请解除与邓志猴的买卖合同、要求其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损失按上述计算标准确认。邓志猴当庭辩称其已经将涉案货款转给锦远公司，并非进了自己腰包，邓志猴与韩志成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经查明韩志成与锦远公司之间无直接交易往来，邓志猴转账的相对方为自然人，并非锦远公司。邓志猴向案外人转账，只能证明其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其与韩志成没有合同相对性的事实。韩志成的转账附言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邓志猴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邓志猴辩称其已将涉案货物直接交付给张海燕，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即无具体的交付时间、地点等，邓志猴也无韩志成委托张海燕收取手机的证据，故邓志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张海燕与韩志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邓志猴、张海燕并未交付手机。同时张海燕也无韩志成委托其收货的授权，张海燕庭审中陈述手机给别人拿走了，也足以说明手机并未直接交付韩志成的事实。故韩志成与邓志猴、张海燕买卖行为并未实际交付货物。本案张海燕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只是中间介绍人，并未收取货款，无授权交付货物的行为，即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故韩志成要求张海燕承担违约责任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韩志成与邓志猴于2019年7月28日以非书面形式订立购买手机的买卖合同；二、邓志猴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韩志成返还货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韩志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邓志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买卖双方主体的认定问题。本案中邓志猴从事出售定制手机的业务，韩志成通过张海燕的介绍从邓志猴处购买定制手机，韩志成根据张海燕提供的账户向邓志猴转账10万元购买手机，并附言“购买手机阅读新闻”，上述事实应可以认定本案买卖双方主体为邓志猴与韩志成。邓志猴称韩志成与张海燕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海燕从邓志猴处购买手机后亦在从事批发零售业务，而且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如果韩志成从张海燕处购买定制手机，只需要向张海燕转款即可，张海燕亦无需向韩志成披露邓志猴的存在，而且也无证据显示张海燕从涉案交易中获利。综上，本院对邓志猴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二、上诉人是否应当向韩志成返还10万元货款。本案中邓志猴在收取韩志成货款后，并未将涉案货物交付给韩志成，未完成交货义务，导致韩志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韩志成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邓志猴返还已付货款，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邓志猴称其将涉案货物直接交付给了张海燕，其可以向张海燕另行主张权益。综上所述，邓志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300元，由邓志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