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13民初15195号 原告：胡高源，男，汉族，1993年4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涟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斌，陕西哲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张威，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武，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娟，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高源与被告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蝉鸣科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高源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斌、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武、杨小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高源诉称，2016年9月19日，被告蝉鸣科技公司与第三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教育缴费合作协议”及“K12平台共建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为中小学幼儿园市场等提供更好的支付服务体验进行合作。 2019年3月2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产品“校某某”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其知识产权归乙方，合作区域为湖南省，合作政策为双方按照乙方的服务商准入标准、服务商权限、销售支持、合作奖励、市场管理等规则开展合作，合作期内，乙方将根据合作伙伴政策、市场情况、双方合作情况，适时调整合作政策并提前告知甲方。同日，原告在被告严重误导下与被告签订了“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以下简称合作政策），该合作政策作为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两者不一致时以合作政策为准。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费用30000元。 从“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这个标题来看，让人误导其是一个国家政策而非普通的民事合同，正是因为被告向原告诱导推荐的“产品”是基于被告与第三人的合作的衍生产品，而第三人又是知名企业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此，原告被严重误导而深信该产品是被国家政策扶持的产品，这使得原告对合作政策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合作政策，且该合作政策8.1、8.2条纯属霸王条款而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案件审理期间，原告发现被告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涉嫌无证经营支付行为，被告蝉鸣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为：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被告蝉鸣公司从事该业务需要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而未取得该支付资质擅自从事支付业务，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及“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2.被告退还原告30000元及利息610元（自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的利息，利率按年息6%计算，主张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蝉鸣科技公司辩称，1.被告开展的案涉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不存在因此解除合同的问题；双方《合作协议》第1.6条约定：合作的校某某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亦称商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被告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而非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需要取得许某某的支付业务，校某某具体交易流程原、被告双方理解是一致的，即收费学校可向浙江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浙江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该过程被告蝉鸣公司不能控制，也不需要被告蝉鸣公司同意，即被告并不能对其在浙江网商银行上述资金办理任何支付及结算业务，无权决定货币的转移，具体支付业务由浙江网商银行和收费学校决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支付风险，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网络支付；（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三）银行卡收单；（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只有非金融机构提供如上业务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区别的实质在于是否接触或控制资金的问题，而案涉业务流程是基于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被告并不提供任何支付或结算业务，资金转移根本不受被告控制，故被告开展上述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2.案涉合同签订后正常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能够正常履行且一直在履行，现已履行完毕，根本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被告开展的与原告情况类似的合作单位现有263家，累计已为36400家学校提供服务，合同均能正常履行且大部分合作伙伴获利丰厚，并未出现原告所称因没有《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被告业务依托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上述单位均有支付许某某证，合同完全能够正常履行，不存在解除合同事由。3.案涉合同及合作政策已经履行完毕，没有判决解除的必要；案涉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合同期限为一年，已经正常履行完毕。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2日，原告胡高源（甲方）与被告蝉鸣科技公司（乙方）签订《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合作协议约定“校某某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亦称商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乙方授权甲方在广东省内非排他性推广校某某产品，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年，甲方可在合作区域内为商户开通校某某，甲方须在乙方为甲方开通服务商后台之前一次性缴纳技术服务费30000元；乙方根据甲方在合作区域内使用校某某的情况按自然月给予甲方返佣收益，返佣收益计算标准为有效交易金额×佣金费率（佣金费率为有效交易金额的0.2%，以支付宝政策为准），乙方负责向甲方拓展的终端客户提供全局售后服务支持使用问题答疑服务，并根据合作情况向甲方派出销售人员，以支持其市场拓展；协议还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条款及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合作政策对服务商准入标准、销售支持、服务商权限、合作奖励、市场管理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3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风险提示函》，原告在风险提示函回执中予以签字确认，风险提示函载明“服务商所缴纳合作年度技术服务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校某某业务合作期限、结算标准等，须遵守支付宝、网商银行、分期合作方等第三方合作伙伴政策，若此类机构有所调整变化时（尤其需要提示的是，校某某收缴费业务基于支付宝政策，支付宝政策存在随时变动、调整、终止等可能），校某某将同步进行调整并不视为违约；合作有风险，签约须谨慎，请审慎评估自身资源、条件及运营管理能力等，在理性权衡后再决定是否开展合作。”双方签署上述协议后，2019年3月，被告为原告开通校某某服务商后台，原告向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30000元，原告未拓展学校使用校某某收缴学费。校某某业务流程为校某某在支付宝界面设立链接，收费学校同意使用通过校某某平台收缴学费，缴费家长通过校某某平台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在支付宝设立的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收费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 另查明，2020年1月6日，案外人张某某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举报浙江网商银行与本案被告蝉鸣科技公司涉嫌无证经营支付业务，2020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具《举报答复意见书》，答复意见为“一、二清是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表现形式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调查反馈意见，蝉鸣公司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蝉鸣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为：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目前，蝉鸣公司相关业务正在整改中，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持续关注其整改情况。二、根据我行调查，网商银行2017年4月12日为蝉鸣公司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并为其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网商银行已于2020年2月底完成整改，我行将持续关注其业务合规情况。”2020年3月10日，被告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出具《关于“蝉鸣”平台收缴费业务整改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在该报告中盖章确认，该整改报告载明“一、业务模式：我司是一家支付宝开放平台服务商，为各学校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课程设置、在线教育、教育信息管理及在线缴费系统功能。我司于2016年1月19日准入签约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特约收单商户，并在支付宝开立企业支付支付宝账号，设立的用于收付学费的结算账户限制蝉鸣公司使用，其企业网银、银行柜面等自主调配资金功能全部关闭，只能通过订单发起与确认指令收付资金。二、整改结果：本次改造涉及学校共12000多所，蝉鸣公司网商银行收单业务已全部迁移至支付宝侧（5640所），其余未能迁移的学校予以全部关闭并由其自主选择后续缴费收款方式（现金、POS收单等），网商银行侧不再新发生相关业务，目前支付宝侧收单业务模式为：收费学校的指定人员登录蝉鸣SaaS系统发送缴费账单，家长收到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完成收单统一结算到学校对应的支付宝账户（当天到账）或者银行账户（次日到账），并通过接口返回SaaS系统结算状态，收费学校可对账单的支付结果进行实时系统对账，家长与学校业务资金与蝉鸣公司账户相互独立，蝉鸣公司账户不触碰任何收缴资金。” 上述事实，有《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风险提示函、授权书、转账凭证、《举报答复意见书》、《关于“蝉鸣”平台收缴费业务整改的报告》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蝉鸣科技公司是否存在足以导致合同应当解除的情形。原告胡高源提出应当解除合同的理由为蝉鸣科技公司存在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无从事支付业务的资质。针对上述理由，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无证据证明蝉鸣科技公司开展的校某某业务必须具备支付许某某证，或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查明的现有证据显示，蝉鸣科技公司并非直接拥有第三方支付的相关资质，而是与具备相应支付资质的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向收费学校提供在线收缴学费，该种行为符合持证机构（支付宝公司）为无证机构（蝉鸣科技公司）违规提供支付服务的情形，即持证机构向无证机构开放支付接口，无证机构以平台对接或“大商户”模式接入持证机构，无证机构通过支付接口将其拓展的商户交易上送持证机构，由该持证机构为其商户结算资金。该种行为虽存在违规但不符合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情形，且无证据证明蝉鸣科技公司开展校某某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被告的该种违规行为现已进行整改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确认。 第二，无证据证明蝉鸣科技公司本身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实质影响到胡高源签订或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胡高源在诉讼中强调蝉鸣科技公司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属于违规。胡高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蝉鸣科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用以赚取利润的商业合同，理应对商业运作模式、相应商业风险及具体合同条款充分了解后审慎订立合同，且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已通过风险提示函的形式明确告知其风险，原告开通并使用校某某时亦未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院对原告胡高源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3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高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65元，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涵 打印：扈艳红校对：焦阳宁2020年月日送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