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9）浙委赔13号 赔偿请求人：深圳富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已于1998年11月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利乙锋，董事长，系香港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菊香，系利乙锋之妻。 赔偿义务机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住所地嘉兴市中山西路177号。 法定代表人：姚海涛，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启清。 委托代理人：许艳华。 深圳富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申请嘉兴中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嘉兴中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浙04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12月2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赔偿请求人富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利乙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菊香，赔偿义务机关嘉兴中院委托代理人陈启清、许艳华参加质证活动。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利公司的赔偿请求为：嘉兴中院返还深圳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2栋西二楼、七楼房屋(以下分别简称西七楼房屋、西二楼房屋)给富利公司或由嘉兴中院赔偿损失3亿元。 嘉兴中院经审查查明：1996年6月14日，嘉兴中院对原告嘉兴市农具公司（以下简称农具公司）诉被告珠海经济特区中兴益华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富利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4）嘉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中兴公司退还农具公司未交货部分的货款1136283.15元；二、中兴公司赔偿农具公司货款利息损失339464.59元;三、中兴公司赔偿农具公司因财产保全不当造成的损失1575859.72元；四、富利公司对中兴公司第三项付款负连带责任、中兴公司承担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30232.4元。中兴公司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于1996年12月16日作出（1996）浙经终字第428号判决，维持嘉兴中院判决。 1997年2月20日，农具公司向嘉兴中院申请对（1996）浙经终字第428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为中兴公司和富利公司，申请执行的金额为1657568.65元。1997年3月12日，嘉兴中院向富利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限其在同月15日前履行还款义务。同月13日，嘉兴中院裁定扣押富利公司西七楼房屋，同年8月21日，嘉兴中院裁定拍卖或变卖富利公司西七楼房屋来抵偿本案债务，并委托深圳市深润拍卖行（以下简称深润拍卖行）对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或变卖。同年9月1日，深圳市广厦房地产交易评估公司出具西七楼房屋的评估报告，评估价167万元。同9月2日，深润拍卖行在深圳特区××南粤新闻版面，刊登拍卖公告，于同年9月10日拍卖西七楼房屋，同年10月16日再次刊登拍卖公告于10月22日拍卖西七楼房屋，同年10月22日，西七楼房屋拍卖成交，成交价167万元。同年10月29日，嘉兴中院发布腾退西七楼房屋的公告。同年11月21日，嘉兴中院向深润拍卖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拍卖西二楼房屋。同年11月23日嘉兴中院裁定扣押西二楼房屋；同年11月26日深圳中培房地产评估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西二楼房屋的评估报告，评估价120万元；1997年11月27日，嘉兴中院裁定对西楼房屋进行拍卖。深润拍卖行分别于1997年11月26日、12月4日、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20日、12月22日、1998年1月10日、1月17日、2月25日、3月4日、4月1日登报公告拍卖西二楼房屋，1998年4月8日西二楼房屋拍卖成交，成交价128万元。在扣除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拍卖费后余款2191468.61元。嘉兴中院向农具公司及其指定账户支付2157468.6元（含农具公司垫付的嘉兴中院执行人员执行本案的费用18万元），其中根据农具公司的指令向农行郊区支行支付100万元、向嘉兴市国税局支付152948.63元，嘉兴中院收取执行案件受理费34000元。 2001年3月5日，浙江高院作出（2001）浙经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中判令富利公司对农具公司损失1575859.7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内容。2001年12月30日，嘉兴中院对富利公司申请执行回转案件立案，并于2002年1月4日作出（2002）嘉中法执字第9号民事裁定，裁定农具公司返还已取得的2157468.6元。农具公司于1997年9月29日注销工商登记，其债权债务由嘉兴市东进开剪厂负责清理。1999年1月22日，嘉兴市东进开剪厂被嘉兴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无其他财产可供本案执行回转。嘉兴中院于2002年7月18日裁定终结执行。 另查明，深润拍卖行与西七楼房屋和西二楼房屋拍卖受让人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均载明，由深润拍卖行负责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中产生的税费，由深润拍卖行担保物业不存在纠纷并处理清场工作。嘉兴中院向深润拍卖行支付西七楼房屋的拍卖佣金83500元、西二楼房屋的拍卖佣金102400元。嘉兴中院向富利公司职工张崇权支付工资款120000元。张崇权系富利公司总经理助理，其自述在富利公司每月工资1500元，自1995年7月起未领到工资，有未报销的发票8700元，还有一张借条9828元。 嘉兴中院认为：根据富利公司的赔偿请求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一是嘉兴中院是否存在执行错误的行为；二是嘉兴中院是否应向富利公司返还房产或者赔偿因返还房产不能的损失3亿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施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故嘉兴中院委托深润拍卖行拍卖富利公司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深润拍卖行以及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均具有相应拍卖和评估资质，评估拍卖程序合法，富利公司认为嘉兴中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与评估、拍卖人员勾结，贱卖富利公司房屋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关于富利公司提出拍卖过程中的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等税费扣款不合理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法院拍卖财产产生的费用，应当在拍卖款中扣除”的规定以及拍卖双方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约定，拍卖过程中的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转让费、登记费均应在拍卖款中扣除，故富利公司该主张不成立。农具公司注销工商登记后，由负责清理其债权债务的嘉兴市东进开剪厂以农具公司的名义继续要求富利公司履行债务，嘉兴中院继续案件的执行并无不当。嘉兴中院根据农具公司指令向农业银行、国税局支付相应款项并无不当。执行回转时，负有返还财产义务的是农具公司，并非其他案外人。富利公司认为嘉兴中院应当对农业银行、国税局进行执行回转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比例，未作约定的，可以以不超过成交价5％收取佣金，拍卖西二楼房屋时，嘉兴中院向深润拍卖行支付佣金102400元，超出成交价的5％，且高于买受人向深润拍卖行支付的70000元佣金。另外，嘉兴中院向看管富利公司拍卖房产的公司职工张崇权支付工资120000元，仅凭张崇权的自述，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缺乏支付依据。故富利公司认为佣金过高以及支付张崇权12万元工资无依据的主张成立。第二次拍卖法院负担与买受人相同的佣金应属合理，嘉兴中院多支付32400元。张崇权作为拍卖财产看管人的工资应自房产查封之日到解除查封止，按每月1500元计算，应向其支付21000元，多支付99000元。关于本案执行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农具公司申请嘉兴中院执行时，计算了未得到清偿的债务本金以及自一审判决之日至申请执行之日共256天其未得到清偿债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故其申请执行标的1657568.65元并无不当。富利公司认为仅应执行1575859.72元与事实不符。嘉兴中院根据当年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迟延履行利息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自一审判决之日即计算双倍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不当，本案应自1997年3月15日嘉兴中院责令富利公司自行履行还款义务的截止日作为双倍迟延履行利息的起算日期，分段计算。从1997年3月15日嘉兴中院确定的履行期限截止起至第一次拍卖成交之日1997年10月22日止，共计221天，从1997年10月23日起至1998年4月1日第二次拍卖成交，共计167天，执行标的应为1879033.6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补充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异地执行时按国家规定标准所支出的差旅费用应由被执行人负担。嘉兴中院执行人员为（1996）浙经终字第428号案件执行产生执行的费用共计18万元，原由富利公司负担，鉴于据以执行的民事判决已经被撤销，故嘉兴中院向富利公司收取的执行案件受理费34000元以及执行的费用18万元应当退还富利公司，嘉兴中院未予退还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法条明确了两层意思，一是执行的依据被撤销后，人民法院对已执行的财产，给予执行回转；二是执行回转是一种法定执行方式，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本案中，经再审改判，嘉兴中院据以拍卖富利公司涉案房产的民事判决被撤销，故嘉兴中院变卖该房产已无依据，依法应恢复原状。但该房产并非由农具公司取得，而是通过变卖由他人合法取得，故不能对房产采取执行回转措施，只能强制农具公司向富利公司返还被执行款项。农具公司由于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嘉兴中院终结该执行程序并无不当。故富利公司主张返还房产以及在返还不能的情况下由嘉兴中院赔偿其3亿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嘉兴中院对富利公司西七楼房屋和西二楼房屋的执行程序合法,富利公司称嘉兴中院执行人员与评估、拍卖人员勾结，贱卖房产无事实依据,嘉兴中院在执行回转程序中不存在错误执行行为,其要求赔偿3亿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在对富利公司房产的执行中,多支付房产管理人工资99000元、多支付拍卖佣金32400元，执行标的计算错误多计算迟延履行利息98434.92元且无法执行回转，造成富利公司损失，应予赔偿；嘉兴中院收取的执行案件受理费34000元和富利公司负担的执行的费用18万元应予退回。故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七）项、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7月8日施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决定：一、赔偿富利公司229834.92元并赔偿1998年4月8日起至本决定作出之日止，按本决定作出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不计算复利）74050.92元；二、退还富利公司缴纳的执行案件受理费及执行的费用合计214000元，并赔偿2001年5月23日起至本决定作出之日止，按本决定作出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不计算复利）58923.29元；三、驳回富利公司其他赔偿请求。 赔偿请求人富利公司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称：1994年，嘉兴中院仅仅凭借一张伪造的担保书作出(1994)嘉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富利公司承担1575859.72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嘉兴中院判决错误，导致申请房屋被变卖。2001年，浙江高院作出(2001)浙经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嘉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内容，故嘉兴中院应返还原物(厂房)。如果不能返还的，嘉兴中院应按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赔偿富利公司人民币3亿元。第一、嘉兴中院对房屋进行评估得出的价格与实际房屋市场价值存在巨大偏差，拍卖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存在执行不当的过错。富利公司名下有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2栋西一层、二层、七层厂房，1996年7月2日，陕西省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深圳市住宅房屋交易所对西一层的房屋评估市场价值为4069394元，西二、七层比西一层面积还大，在嘉兴中院这里的市场估值却只有一百多万元。评估公司就算是有评估资质，不代表他不会出错不会被他人恶意买通出具错误的评估报告，嘉兴中院应当对评估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将评估结果及时通知到申请人，但是申请人并未得到任何的通知。原本拍卖西七层就能全部履行债务，因无良评估公司从中作梗，导致申请房屋被贱价拍卖。现如今据以执行的该生效判决被撤销，并且拍卖的程序中存在诸多违法行为，如评估存在过错，嘉兴中院未将相应情况通知给申请人。相关款项扣除不合理，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等税费应当由拍卖公司或者买方承担，且第二次拍卖时，支付的佣金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比例上限，再者支付给张崇权的12万元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故申请人认为在拍卖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西二层厂房买受人薛楚亮，西七层房屋买受人林锐亦未支付合理对价，不是善意取得人，不能合法取得西二、七层房屋所有权，嘉兴中院应当将申请房屋原物予以返还。第二、1997年2月20日，嘉兴中院受理农具公司强制执行申请，1997年9月29日，农具公司被注销，1997年10月20日西七楼被拍卖。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但是嘉兴中院并未作出裁定，反而继续以农具公司的名义执行，在此期间申请人从未听说过或者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写明嘉兴市东进开剪厂负责清理其债权债务，嘉兴市东进开剪厂也未提出变更、追加申请人的申请参与案件的执行，所以申请人对于嘉兴中院单方面称由嘉兴市东进开剪厂承担农具公司债权债务这一言论不予认同。在以往所有的裁定书中都未提到的一个公司，突然之间冒出来，刚好能够弥补法院违法执行的漏洞，不得不令人深思。申请人认为嘉兴市东进开剪厂只是嘉兴中院拿来遮挡其违法执行缺口的挡箭牌，如果当时真的有这么个公司，为什么嘉兴中院不在当时就披露出来，甚至在2002年作出的执行回转裁定书中仍以农具公司的名义要求其返还已经取得的款项，嘉兴中院是对农具公司的注销一无所知吗?同时拍卖的程序因农具公司的注销变成了违法拍卖。第三、自浙江高院作出(2001)浙经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嘉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内容后，嘉兴中院应当进行执行回转。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当返还原物。薛楚亮、林锐等人取得申请房屋所有权程序不合法，不能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嘉兴中院应当对申请房屋原物进行执行回转。但是嘉兴中院仅要求农具公司返还被执行款项，甚至在2009年房屋仍然登记在富利公司名下时，薛楚亮、林锐勾结执行法官赵六弟和姜惠谊，让他们派人协助薛、林二人前往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进行过户。本可以执行回转原物的，因嘉兴中院这个举措，导致富利公司迟迟不能拿回申请房屋，嘉兴中院就应当为其行为负责，富利公司因此受到的直接损失嘉兴中院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因错误判决，导致富利公司两层厂房被低价贱卖，执行过程中申请人被注销在应当裁定中止执行的情况下却没有作出裁定继续以申请人名义拍卖申请房屋，拍卖的程序严重违法，西二层、七层买受人未支付合理对价，不是合法取得，应当对房屋原物进行执行回转，而嘉兴中院仍是作出对农具公司取得财物进行执行回转。并在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依法撤销后，在房屋仍登记在富利公司的情况下，于2009年为房屋买受人进行过户。嘉兴中院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对申请人的所有权造成了侵害，并且给申请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返还深圳市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2栋西二楼、七楼房屋给富利公司或由嘉兴中院赔偿富利公司财产损失3亿元。 赔偿义务机关嘉兴中院答辩称：一、关于富利公司认为涉案房屋拍卖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存在执行不当的问题。嘉兴中院依法委托深润拍卖行对深圳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2栋西二楼、七楼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或变卖，深润拍卖行以及出具房屋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均具有相应拍卖和评估资质，评估拍卖程序合法。西七楼房屋是深润拍卖行公开登报2次将其拍卖，西二楼房屋深润拍卖行先后登报11次才将其成功拍卖，房屋的价值完全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且拍卖的成交需要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才能完成，故富利公司以其他楼层的评估价格高于西二楼和西七楼房屋的拍卖成交价，即认为嘉兴中院存在执行不当，没有事实根据。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富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富利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崇权签收了嘉兴中院向其送达的一系列法律文书，并配合做好了房屋在查封扣押期间，以及拍卖成交后的交付等工作，对房屋从查封到拍卖、腾退的事实都是明知且配合的，有相应笔录印证，故富利公司称未得到通知，与事实不符。二、关于富利公司认为款项扣除不合理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法院拍卖财产产生的费用，应当在拍卖款中扣除”的规定以及拍卖双方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约定，拍卖过程中的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转让费、登记费均应在拍卖款中扣除。富利公司认为公告费、评估费、水电费（含物业费）、营业税、印花税等税费应当由拍卖公司或者买方负担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至于第二次拍卖时嘉兴中院支付的佣金以及支付张崇权工资12万元的问题，嘉兴中院已在（2019）浙04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中作出相关认定并进行了赔偿，此处不再赘述。三、嘉兴市东进开剪厂负责清理农具公司债权债务的问题。农具公司1997年9月29日注销工商登记后，由负责清理其债权债务的嘉兴市东进开剪厂以农具公司的名义继续要求富利公司履行债务（上述内容有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营业单位、注销登记通知书》中“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单位”一栏内容予以证实），嘉兴中院继续案件的执行并无不当。虽然农具公司注销，其对他人拥有的合法债权仍然可以依法进行主张，富利公司认为嘉兴市东进开剪厂是嘉兴中院虚构出来的主体，属于无端臆测。四、关于执行回转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法条明确了两层意思，一是执行的依据被撤销后，人民法院对已执行的财产，给予执行回转；二是执行回转是一种法定执行方式，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本案中，经再审改判，嘉兴中院据以拍卖富利公司涉案房产的民事判决被撤销，故嘉兴中院拍卖该房产已无依据，依法应恢复原状。但该房产并非由农具公司取得，而是林锐和深圳宝享达公司通过合法的拍卖程序取得，嘉兴中院在上列拍卖受让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中给予配合并无不当。富利公司认为嘉兴中院执行法官与拍卖受让人勾结、拍卖程序不合法、前述拍卖受让人不属于善意取得，均没有事实依据。嘉兴中院不能对房产采取执行回转措施，只能强制农具公司向富利公司返还被执行款项，农具公司由于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嘉兴中院终结该执行程序并无不当。故富利公司主张嘉兴中院返还房产以及在返还不能的情况下由嘉兴中院赔偿其3亿元无法律依据。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维持嘉兴中院（2019）浙04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院赔偿委员会围绕本案评估拍卖是否合法、税费负担有无违反规定、是否存在超标的执行、未执行回转有无执行错误等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查。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嘉兴中院赔偿委员会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一）本案执行评估、拍卖是否合法？赔偿请求人富利公司在质证中称，其房屋系深圳实利电子配套有限公司购买，有工业标准厂房买卖合同为证，也从未领取房产证，非富利公司所有。嘉兴中院对房屋进行评估得出的价格与实际房屋市场价值存在巨大偏差，拍卖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系串通的结果。经查，其房屋确实登记在富利公司名下，有查封时的各种记录和产权证0061995为证。该房屋曾被深圳市福田法院(1996)深福法执字第557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查封，但实际并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故嘉兴中院得以查封。该房产证登记的物业地址为深圳翠竹北路。嘉兴中院依法委托深润拍卖行对深圳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2栋西二楼、七楼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或变卖，深润拍卖行和出具房屋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均具有相应拍卖和评估资质。西七楼房屋和西二楼房屋分别由深圳市广厦房地产交易评估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培房地产交易所有限公司评估。西七楼房屋，建筑面积1336平方米，原建购价为167万元，现评估价也为167万元（含税），评估时间为1997年11月26日。西二楼房屋建筑面积1276平方米，原建购价为159.5万元，现评估价为120万元，评估时间为1997年9月1日。张崇权系富利公司代表，（1997）执字第40号民事裁定书、拍卖公告、协助执行通知书、拍卖结果均曾通知张崇权。两次拍卖均具备了委托拍卖、委托评估、媒体公告，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结果公示等主要程序。上述两处房屋成交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并没有发现明显违法之处，富利公司称西二楼房屋买受人薛楚亮，西七楼房屋买受人林锐亦未支付合理对价，不是善意取得人，不能合法取得西二、七层房屋所有权，缺乏事实依据。并且，评估价格仅仅影响市场交易，但市场交易结果并不是取决于评估价格，而是相互竞价的产物。在没有证据证明法院执行人员与拍卖行、评估公司、买受人勾结的情况下，仅认为成交价偏低不能推翻评估、拍卖结果的合法性。 （二）富利公司负连带责任的债务是否应当在中兴公司200万元的抵债钢材中优先或按比例进行扣减？本案债务清偿顺序不同，决定执行标的额的不同。富利公司仅仅对中兴公司赔偿农具公司因财产保全不当造成的损失1575859.7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是对一审判决全部债务金额3081839.8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期间，中兴公司提供200万元的钢材抵债，是否对富利公司负连带责任的债务优先或按比例进行扣减，直接关系富利公司执行的标的额。一方面，对于债务扣减顺序问题，当时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明确规定，既然法律赋予法院强制执行权，这应当属于法院执行自由裁量范围。另一方面，在1994年担保法实施后，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一般先清偿无担保的债务，再清偿有担保的债务。这一债务清偿顺序在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予以了明确。由于富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且具有执行能力，富利公司负连带责任的债务不予优先扣减，本院赔偿委员会应当予以支持。200万元的钢材款是含税价，根据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这规定，增值税率是17％。农具公司认为税款应从200万元中扣除，1995年10月代为垫付的税款加上利息，农具公司概算为36万元。由于本案中兴公司已经倒闭，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没有进项可以抵扣，农具公司在申请强制执行的报告中也作了上述说明，故这样计算是合理的。 （三）本案是否需要继续拍卖西二楼房屋？本案被执行人富利公司债务标的额为1575859.72元，富利公司西七楼房屋拍卖款为167万元，中兴公司债务总额扣除哪些费用，利息如何计算，直接关系继续拍卖西二楼房屋的必要性。根据嘉兴中院（1994）嘉经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富利公司仅仅对中兴公司赔偿农具公司因财产保全不当造成的损失1575859.7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是对一审判决全部赔偿金额3081839.8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查，嘉兴中院于1997年3月12日发出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富利公司在终审判决生效之日1996年12月26日归还1575859.72元，但富利公司一直未履行。1997年2月24日，农具公司申请执行的金额1657568.65元。其申请执行标的额还包括一审判决之日1996年6月14日至申请执行之日1997年2月24日期间的利息。经计算，其利息计算合理，应当依此作为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富利公司还应当在1997年2月24日至第一次拍卖成交确认之日1997年10月22日期间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即使仅扣除第一次拍卖佣金83500元、物业费23466元、营业税92885元、城建税929元、登记费1898元、评估费20000元、丈量费10550元、公告费12150元等依规定应当支出的费用，剩下1424622元，也不足以支付富利公司的债务本金及利息，不能满足执行的要求。因此本案执行存在拍卖西二楼房屋的必要，嘉兴中院在拍卖西二楼房屋问题上不存在执行错误问题。 （四）本案未执行回转有无执行错误？富利公司以其房产被变卖的执行依据被撤销为由，要求嘉兴中院返还财产，如不能返还，则赔偿其损失3亿元。此请求混淆了未能执行回转与国家赔偿中的执行错误的区别。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本案中，因本院的再审改判，嘉兴中院据以拍卖富利公司房产的民事判决被撤销，故嘉兴中院变卖该房产已无依据，依法应恢复原状。但该房产并非由农具公司取得，而是通过变卖由他人合法取得，故不能对房产采取执行回转措施，只能强制农具公司按相应的价值向富利公司给付。而农具公司由于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嘉兴中院只能终结该执行程序。执行回转程序中，嘉兴中院对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并未错误，富利公司要求嘉兴中院返还房产，不属国家赔偿事项，依法应予驳回。 值得指出的是，农具公司1997年9月29日注销工商登记后，由负责清理其债权债务的嘉兴市东进开剪厂以农具公司的名义继续要求富利公司履行债务，嘉兴中院继续案件的执行并无不当。虽然农具公司注销，其对他人拥有的合法债权仍然可以依法进行主张，富利公司认为嘉兴市东进开剪厂是嘉兴中院虚构出来的主体，没有事实证据。 综上，富利公司要求法院返还房产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嘉兴中院对富利公司西七楼房屋和西二楼房屋的执行过程中，多支付房产管理人工资99000元、多支付拍卖佣金32400元，执行标的计算错误多计算迟延履行利息98434.92元且无法执行回转，造成富利公司损失，应予赔偿；嘉兴中院收取的执行案件受理费34000元和富利公司负担的执行的费用18万元应予退回。嘉兴中院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故嘉兴中院赔偿决定的利息计算期间，应当予以调整，应当计算至本决定作出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 一、维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二、本案赔偿利息损失计算期间，应当调整至本决定作出之日2020年8月5日止。按本决定作出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计算利息损失。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