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再1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吕某1，男，194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贵阳市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某，女，194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吕某2，女，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生，男，汉族，1956年2月1日出生，住遵义市红花岗区，系吕某2丈夫。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吕某3，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吕某4，男，197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再审申请人吕某1因与被申请人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2019）黔03民终1120号民事判决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的（2019）黔民申433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被申请人余某、吕某3、吕某4及吕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虽然在最后一次房屋修缮改造上没有参与，但不能否认该房屋是在申请人父亲吕绍云原有的老屋基上改建的，即使要计算被申请人的修建行为，也只能计算房屋建造成本，不能以此认定产权；2.按照法律规定，房屋权属的认定应当以申报、登记为准，而非以实际建造来划分权属，因此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申请人父亲吕绍云所有；3.被申请人余某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过程中以吕绍云继承人的身份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说明案涉房屋是以继承的形式进行赔付，原审未明确该财产系遗产继承还是属于余某所有，在法律适用时又以超过继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请求，前后逻辑相悖；4.被申请人在诉讼中未提出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直接以双方均未辩论的内容进行判决，剥夺了申请人的诉权，况且该房屋一直作为申请人父母遗产未进行实质上的分配，而是因为拆迁才导致财产可以分配，对此申请人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再审予以改判。被申请人余某、吕某2、吕某3、吕某4答辩称，房屋是集体修建的，并不是个人遗产，且现已经超过二十年，根据相关法律申请人不得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申请人的申请于法无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某返还吕某1因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1242139元；2、本案诉讼费由余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1父亲吕绍云（1995年去世）和母亲杨芝忠（1985年过世）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新明、次子吕某1、三女吕某2。余某系吕新明之妻，与吕新明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某3、次女吕文涛、三子吕某4。余某之女吕文涛和丁朝辉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丁某，吕文涛于2016年1月4日去世。吕某1定居在贵阳，吕某1父母吕绍云和杨芝忠生前随吕新明和余某一起生活。1992年10月16日吕绍云申报《遵义市村民个人建房用地申报表》，该申报表中载明：城市规划处理意见是同意改建，两层，建筑面积306平方米。个人建房用地地点位于内沙路朝阳。后吕新明和吕某2要求吕某1出资共同修建房屋，吕某1拒绝出资。1994年元月8日，吕新明和吕某2签订《合约》载明：吕新民（即吕新明）、吕某2兄妹二人合资新建住房1幢，吕某2出资人民币壹万壹仟陆佰贰拾元正，得住房一楼1间、二楼1间（靠左边，共计2间），现已完工、交户使用，此据为证。吕某1父亲吕绍云1995年11月8日去世，11月11日火化。2011年5月6日吕新明去世。2016年，遵义市凤新快线修建，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遵义市凤新快线建设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上述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5月16日，余某与吕某2签订《房屋继承协议》，该协议载明：本人吕某2自愿放弃吕绍云（已故）位于内沙路朝阳的财产继承权，现由余某全权继承。余某和吕某2均向凤新快线征收办出具承诺书，承诺如产生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余某与吕某3、吕勇和女婿丁朝辉签订《房屋继承协议》，吕某3、吕勇和丁朝辉共同放弃位于内沙路朝阳房屋的继承权，由余某一人继承。2016年5月17日，余某与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第二条房屋征收现状，建筑面积537.89平方米，房屋结构砖混，房屋坐落于内沙路朝阳。该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为3781827.2元，其中房屋补偿款3247350元、房屋装潢及附属设施费用28451.3元、搬迁补助费16959.1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9868.8元，奖励50000元、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的20％为419198元、物业费补助5000元、过渡费5000元。现吕某1以其享有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为由，双方酿成诉争。一审法院认为：吕某1及吕某2、吕某3、吕某4作为被继承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法定继承人，均具有继承其遗产的权利，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被拆迁房屋（现为征收补偿款）是否系被继承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遗产，通过庭审及证据可以看出，1992年虽然以吕绍云的名义在原宅基地上申报了遵义市村民个人建房，但在实际建房时，系吕新明和吕某2共同出资修建的，并取得了其父吕绍云的同意。且吕新明当时要求过吕某1共同出资，但吕某1明确拒绝出资，该情况吕某1是知晓的，所以被拆迁房屋实际是吕新明和吕某2所有的，并不是吕绍云的个人财产，即本案争议的被拆迁房屋不是遗产，不能由吕某1及吕某2、吕某3、吕某4继承。对吕某1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吕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80元，减半收取7990元，由吕某1自行承担。吕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二审期间，被申请人提交以下证据：建房费用清单。二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以及吕某1代理人的质证意见能够证明吕某1未参与房屋修建。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吕某1的父母吕绍云、杨芝忠共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新民、次子吕某1、三女吕某2。余某系吕新民之妻，与吕新民育有子女三人，即长子吕某3、次女吕文涛、三子吕某4。吕某1定居在贵阳，吕某1父母吕绍云和杨芝忠生前随吕新明和余某一起生活。吕绍云于1995年去世，杨芝忠于1985年去世，本案从1995年开始即发生继承，吕某1于2018年7月24日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吕某1的父母去世至吕某1对本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二十年，并且在此之前吕某1从未主张过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吕某1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故对吕某1要求返还因房屋拆迁继承的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80元，由吕某1负担。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之规定，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某1是否有权参与分配涉案补偿款及金额如何认定。首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吕某1及吕某2、吕某3、吕某4作为被继承人吕绍云和杨芝忠的法定继承人，均具有继承其相应遗产的权利。现有证据不能反映吕某1放弃过继承，在房屋被征收补偿后，吕某1曾要求分割补偿款，故原审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吕某1的诉讼请求不当。其次，被拆迁房屋（现为征收补偿款）是以吕绍云的名义在原宅基地和旧有老屋基础上申报的遵义市，由吕新明和吕某2共同出资修建，吕新明和吕某2出资修建时曾征求过吕某1的意见，但其拒绝出资。而现有房屋补偿款主要是对吕新明和吕某2出资修建后的房屋进行的补偿，虽然原有老屋存在一定价值，但因年代久远，且已被拆除，无法确定老屋的价值，故结合原有房屋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吕某1在赔付的补偿款中享有6万元的继承份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黔03民终1120号民事判决和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7818号民事判决；二、由余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吕某1支付其应继承的补偿款6万元；三、驳回吕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90元，由吕某1负担7500元，余某负担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80元，由吕某1负担15000元，余某负担9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妤审判员  张鹏审判员  张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殷欢欢书记员冯滢书记员钟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