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3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138388626L。法定代表人：蒋根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东，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68号3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45870730E。法定代表人：郑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婷，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旭，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蔡鹏飞，男，197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豪公司）、原审被告蔡鹏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东，被上诉人超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婷到庭参加了询问，原审被告蔡鹏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对（2019）渝0192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超豪公司的原审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超豪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未当庭宣判，也未定期宣判，直接邮寄判决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长城公司一审代理律师与一审承办法官电话录音表明判决书落款时间有误。长城公司提交委托诉讼代理手续的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的裁定书中就有长城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字，与事实不符。2.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超豪公司未提供其与长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送货单上蔡鹏飞的签名也为事后添加，超豪公司与蔡鹏飞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一审庭审中，蔡鹏飞称施工过程中，蔡鹏飞一直以长城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和采购材料。而超豪公司则称其向蔡鹏飞催收货款的过程中，蔡鹏飞表明其是长城公司富友机电项目的负责人，其行为系职务行为。蔡鹏飞与超豪公司的陈述矛盾。（2）木材并非紧张物资，一般就地取材，案涉项目离重庆七百多公里，且每次送货不足10万元，不符合常理，仅凭送货单不足以证明买卖关系的真实存在。（3）超豪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表明其与蔡鹏飞发生买卖关系时，蔡鹏飞并非以长城公司的名义，超豪公司也不知道蔡鹏飞是以长城名义与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超豪公司相信蔡鹏飞有代理权的说法。超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驳回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超豪公司已按约定交付货物，且货物已经用于涉案项目。长城公司应当支付货款。蔡鹏飞未发表意见。超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长城公司、蔡鹏飞共同向超豪公司支付货款397029.60元，并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受理费由长城公司、蔡鹏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5日、7月6日、7月9日、7月12日，超豪公司分别发送4批货物，送货单中载明：收货单位长城公司（玉溪）；货物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蔡鹏飞在送货单收货单位（签章）处签字确认。上述4张送货单金额总计397023.6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5月20日，蔡鹏飞、谢元彬与长城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管理责任书，责任书中载明：蔡鹏飞、谢元彬为项目负责人；工程名称为玉溪富友机电市场1#、2#、3#、4#、5#、6#、7#、8#、9#、10#、11#栋建筑工程；工程所用材料及机械设备由项目负责人自行组织采购供应；公司有权对项目部材料的采购供应进行监管，项目负责人领用供材和自购材料的累计总量一般不得超过工程投标预算书材料分析表中的数量。同日，长城公司与玉溪富友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玉溪富友机电市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玉溪富友机电市场1#、2#、3#、4#、5#、6#、7#、8#、9#、10#、11#栋建筑工程由长城公司负责建设施工。超豪公司供应货物后，长城公司、蔡鹏飞一直没有支付货款。超豪公司遂将长城公司、蔡鹏飞、谢元彬列为共同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超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请求撤回对谢元彬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中，超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长城公司与蔡鹏飞、谢元彬签订的内部管理责任书，长城公司认为该证据原件不应当为超豪公司所持有，认为蔡鹏飞与超豪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一审法院要求长城公司提供其持有的内部管理责任书进行比对，长城公司拒绝提供。一审法院认为，蔡鹏飞在超豪公司的送货单中签字确认超豪公司向长城公司玉溪项目上供应了价值397023.6元的木材，根据蔡鹏飞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内部管理责任书，蔡鹏飞为玉溪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其有权自行决定采购材料，因此蔡鹏飞在本案所涉买卖行为中系代表长城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当由长城公司负责支付货款。由于送货单中对支付货款的时间并未进行明确约定，出卖人有权在货物交付后随时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本案中超豪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起诉之前向长城公司或者蔡鹏飞进行了催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长城公司的支付义务应当自超豪公司诉至该院时即当履行。长城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超豪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蔡鹏飞或长城公司存在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因此超豪公司诉请要求长城公司承担逾期付款损失，应当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罚息利率进行计算。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规定，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30%至50%，因此一审法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进行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97023.6元，并自2019年5月17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110元，由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长城公司举示如下证据：1.电话录音1份、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查询记录二份、邮件号查询、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拟证明原审裁定书的时间及判决书的时间非是真实作出的时间，一审判决超过简易程序法定审限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原审没有转普通程序，反而将落款时间往前填写的行为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2.（2019）云0402民初3493号判决书，拟证明涉案工程为蔡鹏飞、谢元彬从长城公司转包而来，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蔡鹏飞、谢元彬。一审判决认定蔡鹏飞为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3.（2020）苏0612民初75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蔡鹏飞承认内部管理责任书实为转包协议，案涉工程的收益及风险均由蔡鹏飞、谢元彬负担。一审对蔡鹏飞系职务行为的认定错误。4.（2020）云0402民初104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案涉工程发包方的马继东向法庭陈述，我们只认识蔡鹏飞，不知道长城公司，也不知长城公司与蔡鹏飞之间的关系。该法院认为富友公司的项目是谢元彬、蔡鹏飞来做的，项目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他们两人承担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长城公司陈述（2020）云0402民初1046号案件还在审理中，（2020）苏061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还未生效，（2019）云0402民初3493号已经生效。超豪公司质证认为，1.电话录音真实性无法判断，请法院依法核实，关联性有异议，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没有问题。2、超豪公司不是长城公司举示的判决及庭审笔录的当事人，对判决的事实及内容不清楚，无法核实真实性，法院依法核实。他案的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长城公司举示的判决不能否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对长城公司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通话录音中对话双方的身份无法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达到长城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长城公司举示的另案判决及笔录所涉的（2020）云0402民初1046号案件还在审理中，（2020）苏061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还未生效，长城公司亦未举示（2019）云0402民初3493号民事判决生效的依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超豪公司陈述，其通过一个中间人的引荐认识了蔡鹏飞，双方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进行了沟通，超豪公司去过工地现场，在现场发现有长城公司的标识；超豪公司无向长城公司催收货款的证据。二审中，本院审理查明，蔡鹏飞、谢元彬与长城公司于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管理责任书》第六条规定，工程所用材料及机械设备与周转材料由项目负责人自行组织采购供应；第十二条规定，负责人签订了本责任书并不法定构成对公司或项目部的任何表见代理。负责人对外的一切行为除非得到公司追认，均属个人行为，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项目负责人承担，与公司、项目部无涉。该《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管理责任书》由超豪公司持有，并在一审中进行举示。另查明，一审庭审中，超豪公司陈述，蔡鹏飞在送货单上签字，是具体经办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行为代表长城公司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蔡鹏飞是收货人；超豪公司还陈述，其向蔡鹏飞催收过程中，蔡鹏飞声称其仅是长城公司富友机电项目的负责人，其行为是代表长城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当由长城公司承担款项，为此向超豪公司出示了本案的施工合同及责任书，超豪公司无法判断长城公司、蔡鹏飞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超豪公司又陈述，其认为蔡鹏飞不构成表见代理，蔡鹏飞是履行的职务行为，因为其无法判断蔡鹏飞出示的合同的真实性。还查明，一审庭审中，蔡鹏飞陈述，其于2019年春节后将《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管理责任书》交给超豪公司；与超豪公司无书面的采购合同，电话下单后，超豪公司送货；采购材料的时候给超豪公司看过内部责任书，确认其是长城公司项目负责人；蔡鹏飞认为其是履行职务行为，应由长城公司支付货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超豪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蔡鹏飞，长城公司不应承担欠付货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责任。主观上，超豪公司向蔡鹏飞催收货款时，蔡鹏飞才向超豪公司出示《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管理责任书》，披露其系长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其系履行职务行为。则超豪公司在与蔡鹏飞协商买卖合同以及事后向案涉工地供货时，其真正表意对象为蔡鹏飞，并非长城公司。客观上，超豪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的购销合同，长城公司未向超豪公司支付过货款，超豪公司亦未就欠付的货款向长城公司进行催收。超豪公司举示的送货单上注明收货单位为南通长城建设（玉溪工地），但送货单上仅有蔡鹏飞事后补签的签名，案涉货物均由蔡鹏飞收取,长城公司对蔡鹏飞的行为并未进行追认。超豪公司要求长城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承担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超豪公司向蔡鹏飞供应了货物，蔡鹏飞应向其支付货款。由于送货单中对支付货款的时间并未进行明确约定，本院认为蔡鹏飞的支付义务应当自超豪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时即当履行。长城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因超豪公司与蔡鹏飞并未对逾期付款违约金进行约定，本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进行主张。另，因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于2019年8月20日取消，故本案中的资金占用损失以397023.6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综上所述，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案因二审出现了新事实，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蔡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货款397023.60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损失（以397023.6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397023.6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至付清时止）；三、驳回原告重庆超豪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20元，减半收取4110元，由蔡鹏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20.11元，由蔡鹏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付 永 雄审 判 员 赵青李颖审 判 员 李颖赵青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阎 海 峰书 记 员 刘 威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