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庆峰，男，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益坤，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女，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益坤，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秀芝，女，196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系宋秀芝之女），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玲燕，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庆峰、王艳因与被上诉人宋秀芝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4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任庆峰、王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本案《土地转让协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所有未经发包方同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均未与发包方终结原承包关系、建立新承包关系。是否终结原承包关系建立新承包关系，是判断转让中发包方是否“同意”的标准，不是区分“转让”和“转包”的标准，并非未经发包方同意的转让就是转包。本案合同性质从双方约定内容进行判断，是土地承包经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合同文字从头至尾仅提及“转让”，未提及“转包”；合同双方均认可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判决书第2页第二段第九行)；合同双方均认可一次性支付的合同对价是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费及五间房屋、树木等附属物的对价(判决书第3页末尾)合同约定“土地承包手续交付乙方”。如果是转包，被上诉人不会将其权利凭证的原件交给上诉人;合同约定“土地交付后，土地上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合同的共同目的是被上诉人退出承包关系;被上诉人在本案合同签订后没有再向发包方缴纳承包费，即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欲继续保持原承包关系;合同约定转让费80万元与被上诉人每年承包费500元悬殊巨大，据此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上诉人一次性买断被上诉人的权利，而非转包。一审部分事实应当査明而未查明，驳回上诉人诉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驳回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还应当查明被上诉人与泰前办事处签订的《园艺场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只有在该原始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其后续转包、转让合同才可能有效。一审应当查明而未查明；3.一审程序错误。上诉人主张其本案合同性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合同效力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性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合同效力为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一审法院应当告知上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法院在对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与上诉人主张不一致时未向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释明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就作出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宋秀芝辩称，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协议》实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合同，对该事实认定正确。合同文字从头至尾仅提及“转让”，未提及“转包”这是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所致。双方转包合同名称为:“土地转让协议”，不能因为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是“土地”就认定双方转包的“土地”，应综合考虑合同的真实意思做出判断。另外，一审宋秀芝在答辩时称:2016年4月份，其丈夫因病无法继续经营涉案承包地，有意对外转包，原告(任庆峰)得知宋秀芝丈夫对外转包后即找中间人协调。因此，宋秀芝从一开始就是将经营承包权对外转包，而非对外转让。判决书中引用的转让是宋秀芝答辩时用词，应当全文判断宋秀芝的答辩意见，答辩意见中心意思是，因宋的丈夫患病自己无法继续经营，欲对外转包，任庆峰知道后找中间人协商，宋秀芝将生意十几年的承包经营权以及地上附属物等投入十几年的资产一并转包给任庆峰。2.2016年4月11日双方签订的所谓的《土地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约定:甲方(宋秀芝)保证土地交付后，(除国家征用)不得干涉乙方的承包使用权。该条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涉及国家征用等情况，原发包人要求与宋秀芝解除合同时，宋秀芝也有权对任庆峰的转包行为提出解除等相关权利。因此，宋秀芝并未退出与原发包人的承包关系，任庆峰也从未与原发包人从新建立承包关系。3.合同约定的80万的费用是双方经过充分协商、综合考量以后确定的，除了剩余10几年经营权外，还包含宋秀芝承包后十几年后的投入，是经营权及地上附属物、林木、开恳的荒地等的转包价格。双方均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市场行情有充分的了解，该80万不能与每年500元的承包费作比较，不能以此认定价格悬殊；4.合同约定“土地承包手续交付乙方”，这纯粹是转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任意约定，与双方是什么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5.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后，土地上的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这是对转包合同双方的约定，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并不约束原发包人，而且并不违法。6.根据原承包合同约定，承包金500元抵顶鱼池管理的经济补助，现阶段不需要缴纳承包费。 任庆峰、王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4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房屋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土地转让价款40万元及房屋一处（大沟头回迁小区6号楼2单元301室）；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4月29日，被告宋秀芝（乙方）与泰前办事处（甲方），签订《园艺场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将办事处安家林水库下园艺场部分土地约六亩和鱼池约四亩承包给宋秀芝同志，承包范围详见平面图。承包金每年500元整，承包期限为30年，即自1999年5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底，乙方在承包范围内自造土地六亩未做补偿。乙方由宋秀芝签名捺印。甲方加盖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公章，并有苏杭签名。 2016年4月11日，宋秀芝（甲方）与王艳、任庆峰（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有位于泰安市泰山区泰前办事处安家林水库下方园艺场土地一宗，现甲方同意将该宗土地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协商达成转让协议如下：一、甲方土地位于泰安市泰山区泰前办事处安家林水库下园艺场，土地四至为合同原件草图为准。二、该宗土地包括鱼塘一处面积约4亩，土地约为15亩，房屋5间，各种树木一宗。三、该宗土地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0万元。四、价款的支付方式：乙方一次性支付现金40万元，剩余40万元乙方将其所有的位于泰山区大沟头社区6号楼二单元301房屋一套折抵现金40万元，交付甲方。现金及房屋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一并交付并办理完房屋交接手续。合同生效后，乙方把房屋手续交给甲方，甲方把土地承包手续交付给乙方，房屋于2016年5月1日之前交付给甲方。上述合同签订后，抵顶的房屋及40万元已交付给被告，被告亦将《土地转让协议》中的标的物交付给了原告，原告使用至今。协议签订后，原告增建部分附属物，庭审中自认已拆除。对于转让协议中的80万元价款，双方均认可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费及五间房屋、树木等附属物的对价。另查明，任庆峰、王艳用于抵顶40万元的房产，系任庆峰于2013年2月19日由泰安市科苑基础产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34.33146万元抵顶而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在签约后即实际履行了该协议，任庆峰、王艳向宋秀芝足额支付了土地转让费，宋秀芝将承包合同交由任庆峰、王艳保管，涉案土地及其附属物亦由任庆峰、王艳实际占有、使用、收益。现任庆峰、王艳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土地转让协议书》、《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应提供充分有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证明。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诉状中所诉的被告无土地所有权；二是当庭所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对于第一个理由，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宋秀芝作为自然人，其并非涉案土地所有权人，根据《土地转让协议》载明的“甲方把土地承包手续交付给乙方”等内容来看，双方对此是明确知晓的。即双方并非以买卖的形式转让涉案土地，结合双方均当庭认可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承包关系，应当确认双方并非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双方明确知晓宋秀芝对涉案土地的合同权利基础及合同权利期限，结合合同内容整体理解，宋秀芝向任庆峰、王艳转让合同权利即土地使用权，是以其与泰前办事处签订承包合同为事实基础的，任庆峰、王艳对土地使用权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当然应在宋秀芝与泰前办事处所签合同的合同期间内行使。因此，原告所提的该理由与事实不符，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理由，需要对涉案土地的承包及流转方式加以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分为两种，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二是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采取的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承包，即其他方式的承包。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系宋秀芝与泰前办事处以协商方式对园艺场土地的承包，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原告以《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所提的理由，是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而转让的方式与转包、出租或其它方式区别在于，转让合同既终结了原先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又在发包人与受让人之间建立新的承包关系。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作为承包人的被告终结了与发包人的承包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发包人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因此，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实际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双方明知承包人的权利来源等事实来看，双方是以转让之名，行转包之实。即被告将其承包的泰前办事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原告，原告支付双方协商确定的流转价款，即双方之间系转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在以转让方式流转的情况下，未经发包方同意时，才导致流转合同无效，以转包、出租等其他方式流转的情形并不适用。因此，原告提出的未经发包人同意而流转承包经营权，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而且，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涉案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缺乏充足证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庆峰、王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宋秀芝作为自然人并非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其与泰前办事处于1999年4月29日签订《园艺场承包合同》，据此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6年4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依据协议中记载的“甲方把土地承包手续交付给乙方”“甲方保证土地交付后，（除国家征用）不得干涉乙方的承包使用权”等约定内容来看，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来源以及被上诉人系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系明知的，双方并非系对涉案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究竟系转让关系还是转包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承包者将剩余期限内的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新承包者的一种法律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该承包地上的承包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随之终止，并由发包方与受让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及受让方要承担原承包合同的义务，同时享有原承包合同的相应权利。而本案，从现有证据看，原承包方宋秀芝与泰前办事处并未终止原承包关系，上诉人亦未与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以及内容中尽管多次出现“转让”的字眼，但是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内容“甲方保证土地交付后，（除国家征用）不得干涉乙方的承包使用权”、双方履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当事人明知承包人的权利来源等相关事实分析，双方当事人确系以“转让”之名行“转包”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转包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 涉案土地系被上诉人宋秀芝与泰前办事处通过协商方式对园艺场土地的承包，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在以转让方式流转的情形下，未经发包方同意，才会导致流转合同的无效。依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通过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报发包方备案，发包方请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备案与否不能成为合同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尽管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涉案转包合同报发包方备案，但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涉案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亦未举证证实涉案合同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任庆峰、王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任庆峰、王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鸿雷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