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行终2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建昌，男，195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代理人冯沛霖，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段秀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2号。法定代表人何智能，区长。上诉人肖建昌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请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行初1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肖建昌向原审法院诉称，原告合法拥有坐落于铃铛阁片区子兴裕里10号房屋，并取得红桥区不动产权第1023234号房屋证，该房产建筑面积19.98平方米，属于原告祖产,该房屋后还有8平方米远年无契房屋。铃铛阁片区自2009年8月启动拆迁以来，因拆迁人准备的安置房源不足,补偿资金不足,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也因此导致〔2009〕第08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没有依法办理延期，该许可证已经失效。该片区于2016年再次启动,在拆迁许可证无效的情况下，根据2011年1月21日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告应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2019年7月2日，被告安排天津市红桥区铃铛阁街道办事处、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红桥区应急管理局、红桥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红桥区消防救援支队及红桥分局南头窑派出所六部门向原告下发《通知》，以原告房屋构成危房要求原告自行搬离，逾期被告有关部门将采取强行措施予以解危清除。2019年7月5日，在未提供任何有效手续及合法文件的情况下,强拆人员打开原告房门，将屋内可移动物品搬上货车，随即将房子推倒拆除。原告就《通知》上签章的六部门查询，以确认谁是强拆原告房屋的主体，但以上六部门均予以否认。原告经信访,天津市红桥区铃铛阁片拆迁指挥部于2019年11月5日出具信访事项回复,根据该回复原告才明白自己的房屋是被告安排铃铛阁拆迁指挥部实施的排险拆除。首先，红桥区铃铛阁片拆迁指挥部作为临时组建机构，没有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红桥区铃铛阁片拆迁指挥部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应该由被告承担责任,所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其次，对“危房”的认定，一方面，没有任何机构向原告送达房屋危险鉴定报告；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申请认定危房的人只能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原告作为所有权人从未向任何部门申请鉴定，所谓的“危房”没有合法根据。被告强拆原告房屋是一种行政行为，依法应履行法定程序。2019年7月2日，被告委托六部门下发《通知》，该《通知》上既没有告知原告救济权利，被告也没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7月5日就安排红桥区铃铛阁片拆迁指挥部实施强拆，该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对原告房屋及内部设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因城市规划等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并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依法进行征收，具体拆迁方案应由市、县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2016年铃铛阁片区重启拆迁征收，被告未依法对原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即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强拆属违法的行政行为。原告请求人民法院：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原审时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房屋系被告强制拆除。事实上，涉案房屋经鉴定危险性等级为D级，鉴定机构建议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等六部门联合出具《通知》，要求原告立即停止使用、自行搬离，逾期有关部门将采取强制措施。原告在《通知》期限内没有自行搬离，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予以强制腾空并拆除，此与被告无关。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肖建昌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铃铛阁片兴裕里10号的住宅被鉴定为危险性等级D级，鉴定机构提出“此房屋损坏较为严重，建议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在公示三日内自行搬离，逾期区有关部门将采取措施予以解危清除。后，原告的房屋被拆除，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法院提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上述房屋及违法建筑由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肖建昌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请求确认违法的行为系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实施。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该拆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故原告主张被告实施该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提起的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肖建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肖建昌。肖建昌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1．上诉人已经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安排铃铛阁拆迁指挥部实施的强制拆除。铃铛阁拆迁指挥部作出《关于萧建昌的信访事项回复》，明确为：拆迁指挥部根据区政府统一部署对房屋实施了排险拆除。铃铛阁拆迁指挥部作为临时组建机构，没有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所以上诉人的房屋是被上诉人实施的违法强制拆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铃铛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完全是配合被上诉人摆脱违法行为应付法院诉讼而作出的，属于虚假无效证据。原审庭审后上诉人及桑金萍等多次去找铃铛阁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说明》出具的原因，铃铛阁街道办事处人员答复该《情况说明》虽然是其单位盖章，但是为铃铛阁拆迁指挥部打官司出具的，实际是铃铛阁拆迁指挥部拆的房屋。铃铛阁街道办事处还在其中一份《情况说明》中认为上诉人的无证建筑属于违法建筑予以拆除，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属于无效行为。3.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置之不理，仅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虚假无效《情况说明》，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铃铛阁街道办事处人员参与实施了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就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拆除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书，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对涉诉房屋具体实施了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主张其并未实施被诉拆除行为，且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被诉拆除行为系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铃铛阁街道办事处实施。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缺乏事实根据。综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蔡 力审判员 廖希飞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袁敏书记员满开琳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