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02民初1529号原告：范某，女，193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牡丹区。委托代理人：毕美菊，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1，男，195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牡丹区。被告：孙某2，男，198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牡丹区。被告：孙爱梅，女，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牡丹区。委托代理人（代理以上三被告）：张岩，菏泽开发丹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孙某3，女，197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市牡丹区。原告范某与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孙某3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潘友朋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美菊，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的委托代理人张岩，被告孙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0月22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孙玉璞（2003年病故）在××××年结婚，双方均为二婚，孙玉璞婚前与前妻生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孙某1、次子是孙某2的父亲孙广良（于2012年病故）、女儿孙爱梅。孙玉璞与我结婚时其三个子女均已成年。我婚前生有一女孙某3。孙玉璞是菏泽市牡丹区林业局职工，其生前我们租用了该林业局的公租房一处，2016年该公租房房改，我就缴纳了32万元购买了该公租房，我购买后政府对该房屋拆迁，拆迁时我与菏泽市牡丹区城乡建设局签订了回迁协议，约定回迁位于菏泽市花都绿地小区1#A号楼三单元4层C3-04009楼房一套。后考虑到我年事越来越高需要照顾，就想着以后如果各被告能对我赡养，就将该回迁房在我过世后有各被告和孙某3之间平均继承，所以在2016年10月22日，在我的参与下各被告达成了：各被告同样对我尽到赡养义务，我过世后该回迁房在各被告之间共同继承的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签订后，我一直有孙某3照顾，2017年11月，我不幸遭遇车祸，花费了30多万元均是孙某3支付，其他各被告却没有支付一分钱，没有对我尽到赡养义务。因此，我决定解除该遗赠扶养协议，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共同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诉请不符合《继承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起诉。被答辩人诉请的是要求解除遗赠扶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订立的，确定遗赠与扶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里的“扶养人”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集体所有制组织。这种协议规定，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于遗赠人死后取得其遗产。一般来说，这里的遗赠人是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立生活存在困难而需要他人照顾的老人。享有受扶养人扶养的权利，负有死后将其遗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这里的扶养人一般是遗赠人的亲属、街坊邻居或者其他亲朋好友等，这也就是说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不能是法定继承人。而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则是由直接利害关系的直系亲属子女及继子女关系，并且涉案协议书中的案涉房产并不是被答辩人范某的个人财产，而是由答辩人孙某1、孙某2及孙爱梅的父亲孙玉璞生前所在单位的分配的住房，属于被答辩人继承范围内的遗产。被答辩人的父亲于2003年去世后，该房屋一直有答辨人的继母被答辨人范某居住，答辩人平时照顾其生活起居，尽心尽力的履行扶养义务。2016年因该房产拆迁房改，答辩人为了继续扶养被答辩人，共同出资15万元缴纳了房改房的资金，为被答辩人选取了一套拆迁房，并登记在被答辩人名下，因所选房屋面积较小，除了补偿一套房屋外又支付了房屋补偿款40万元，该款也交由被答辩人保管，以备平时生活支出及其他花费。所以说，案涉房屋是由答辩人父亲单位的房改房演变来的，属于答辩人应继承的遗产，鉴于答辩人共同出资的行为，案涉协议是针对该房产分配意见的一个析产协议，而不是遗赠抚养协议，不符合遗赠扶养的条件，被答辩人无权要求解除，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起诉。二、1、被答辨人在诉状陈述的不是事实，在答辩人父亲去世后，答辩人为了继续对其尽扶养义务，一直让被答辩人继续在该房屋内生活居住，因被答辨人并非林业局职工，答辩人父亲生前居住的在2016年遇拆迁房改，为了让被答辩人能安享晚年，有个栖身之地，答辩人共同出资缴纳了房改房的资金，并将拆迁房登记在被答辨人名下，继续履行扶养义务，而并非答辩人自己出资，试问一个花甲的老人怎么会拿出30多万元的资金缴纳房款呢？所以被答辩人所陈述不是事实。答辩人平时有空也经常去被答辨人处照顾生活起居，生病住院期间也是轮流值班，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陈述的不尽义务的情况。2、案涉房产被拆迁后，拆迁补偿款及安置费均由被答辩人领取，其余继承人均没有领取过，这是答辩人经过协商后，共同决定的意见这也是对被答辩人尽扶养义务的一个方式。另外答辩人孙某2的父亲（也就是孙玉璞的次子）孙广良于2012年去世，经家人协商，孙广良的遗属补助由被答辩人领取，作为被答辩人平时的基本生活费，以上所有费用都在被答辩人手里所以，都是答辩人应该继承和领取的款项都交给了被答辩人手中，所以自己完全有经济实力来负担平时的生活和消费，答辩人均各自都完成了对被答辩人生活上的扶养和经济上的扶助。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综上所述，无论从答辩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继承权或共有权，均由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答辩人主张的遗赠抚养没有法律依据，并且答辩人均从各个方面各种形式对被答辨人尽了扶养义务，也不符合解除的条件，所以要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起诉，以上答辩意见望贵院予以采纳。被告孙某3辩称：一、原告我母亲范某与我继父孙玉璞在××××年结婚，当时我母亲育有一子女孙某3，我继父孙玉璞的其他三被告均以成年，我当时2周岁多，我母亲范某与其他三被告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因为其他三被告已经成年，他们不具备继承我母亲范某的房产，我母亲是2017年12月22日出交通事故，我给三被告打电话，三被告不管不问，我自己把母亲送到市立医院进行救治，当时我已经怀孕6个月，经医院检查，范某股骨头断裂，需要做手术，我自己一直医院待了几天伺候原告，在我身体透支的情况下，我在医院为原告请了护工24小时陪护原告，我在医院尽心看着护工照顾原告，我给三被告打电话，三被告一直不接电话，对原告不管不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一人承担，2017年12月22日出院到2018年2月9日，医药费、手术费共计92000.00元，护理48天，每天220.00元，共计10560.00元，原告居家护理，我为原告请了护工共计69天，花费14000.00元，共计花费30余万元，三被告没有支付过任何费用。二、协议签字时，有张爱华联系我们去原告住处，要求我们与原告签一个协议，共同赡养原告，共同继承原告的房产，原告听后说子女赡养她，原告才在张爱华预先打印的协议上按印。原告范某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证：一、原告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二、2016年10月22日《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的签订背景及历程：2016年10月22日各被告在没有与原告协商前到原告家里拿着事先拟定好的协议书让原告按印，并告诉原告说咱签个协议吧，以后这些子女都伺候你到老，原告想着自己就孙某3一个孩子，以后自己生病需要人孙某3也好有个帮手，就同意了张爱华的要求。2016年10月22日，张爱华将其他人组织好后到原告租赁的住处，将事先拟定好的该协议书让原告在上面摁手印，然后给原告一份就走了，签订了协议以后，除了孙某3照顾原告外，其余被告再也没有看过原告，就是过年过节也从不到原告处坐坐。2017年12月，原告发生车祸受伤，2018年4月，原告摔倒骨折，两次住院期间，除了孙某3外其余被告均没有出资一分钱为原告治病，也没有谁主动到医院去伺候过原告，各被告均没有履行扶养的义务，完全没有履行协议的约定。另外，因原告与孙玉璞结婚时，孙某1、孙广良、孙爱梅均已成年，原告与三人没有形成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因此，该三人不是法定的继承人，本协议应为遗赠扶养协议。本协议中遗赠财产是孙玉璞去世十三年后房改的，所以该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原告个人财产并且各被告在协议中明确认可案涉房产为原告个人财产。因此，本协议书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遗赠扶养协议的约定，案涉房产属于原告个人财产，因孙某1、孙某2、孙爱梅没有尽到协议约定的义务，本协议应当予以解除。三、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一份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充协议一份。证明案涉房产产权人为原告个人财产，没有共有人。四、原告在菏泽市立医院住院病历两份，分别是2017年12月和2018年4月。证明原告最需要出钱出力赡养的时候，孙某1、孙爱梅、孙某2没有出钱出力尽到赡养义务。五、2016年6月4日菏泽市牡丹区林业局出具的房改房的收款收据一份。证明涉案房屋房改时购买人为原告自己，没有其他共有人，证实孙玉璞生前对该房产具有承租的权利，从没有取得过该房产的所有权，案涉房产为原告一个人所有，与孙玉璞无关。在该收据中注明了购买房款是原告借了孙某17万元、孙爱梅7万元、孙某316余万元，在原告拿到拆迁补偿费以后，将以上借款全部偿还。六、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一份。证明原告在取得拆迁补偿款40万元后，在2016年8月12日将孙某1、孙爱梅每人7万元，共计14万元全部取出，向两被告偿还，在2016年8月15日取出18万元，将孙某3垫付的17万元偿还，可以证明原告所支出的购买款是以拆迁补偿款支付的，被告并没有替原告支付。以上证据原告用来证明原告与被告孙某1、孙爱梅、孙某2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因三人未履行赡养的义务，本协议应当解除。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对原告范某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中所涉及的房产是三被告共同出资交纳的房改房资金，三被告为了继续赡养原告，才将涉案房产确权在原告名下，有原告领取房产补偿款和安置费，这是三被告赡养原告的一种表达方式，包括孙广良去世后的遗属补助，也是有原告领取，所以该协议体现的并非是原告的遗赠协议，而是被告对涉及房产析产协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中所涉及的房产是三被告共同出资交纳的房改房资金，三被告为了继续赡养原告，才将涉案房产确权在原告名下。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以上原告的花费均是原告领取的房屋补偿费和安置费进行支付的，也相当于三被告给原告尽的扶助义务，因为案涉房产的安置费、补偿费应当有三被告共同领取，当时为了原告生活，将以上费用由原告领取。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该收据交款单位显示是原告名字，但该款并非原告自己出资，是被告共同出资交纳的房改房资金，是被告为了赡养原告让原告居住方便，才填写的原告名字，该收据中注明的被告出资钱数，并非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而是被告实际出资的情况，所以该房产被告享有共同共有的权利。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原告并非林业局职工，原告所居住的房屋是基于和孙玉璞的夫妻关系，单位才发的福利房，在2016年拆迁房改时，如果没有被告共同出资交纳房款，就不会有原告现在的房屋补偿费和安置费的领取，从该交易流水显示，原告支取大量资金，均是房屋补偿款和安置费，这些充分说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扶助义务。被告孙某3对原告范某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当时孙广良的遗属补助原告没有领取，可以有证可查。对证据三，补偿费有异议。原告当时没有钱，原告让四被告先为其垫付31万元，原告等补偿款到了以后，再还给四被告。对证据四，有异议。原告所有花费33万元均是我自己出资，其他三被告均没有出资。对证据五，真实有效。对证据六，没有异议。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5月18日由菏泽市牡丹区林业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是案涉房产是被告孙某1、孙爱梅的父亲、孙某2的祖父孙玉璞生前所在单位的公租房，和原告结婚后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内，孙玉璞去世后也是由原告继续居住，但原告并非该单位职工。证据二、复印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2016年6月4日的个人业务存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共同出资15万元房款以孙爱梅的名义汇款至王炳胜账户。证据三、2020年5月21日菏泽市牡丹区林业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案涉房产是在2016年开发，被告出资的15万元房款汇至的账户是菏泽市主任王炳胜，并且该单位授权王炳胜办理家属院开发事宜，收取的房款也由王炳胜上交国资委，案涉房产系被告出资。证据四、2013-18号地块项目房屋征收汇总6页。证明案涉房产拆迁后，剩余房款及拆迁安置费均由原告领取到至今，安置费本应由被告共同领取，是被告共同协商后为了继续赡养原告而做出的意见，说明被告已对原告尽到经济上的扶助义务。证据五、2016年10月22日协议书一份。证明案涉房产虽然拆迁后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均是由被告出资，原告并未出资，为了商定该房产以后的权属及份额的分配，签订了该析产协议，由四个被告共同共有，该协议并非遗赠扶养协议，从该协议上也显示出孙玉璞的次子孙广良的遗属补助也是由原告领取，而并非孙广良的家属领取，由此证明三被告均对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原告范某对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没有该单位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签字，而不具有合法性，其次孙玉璞生前并没有房改，是在孙玉璞去世13年后，由原告出资购买，孙玉璞生前未取得案涉房产的产权。因此该涉案房产虽然是公租房转换而来，但也不是原告与孙玉璞夫妻共同财产。对证据二，有异议。在交付购房款之初，原告借了孙某1和孙爱梅每人7万元，借孙某316万元交付了共计31万元的购房款，但是之后，拆迁款下来，原告就将上述款项已经偿还，该证据不能证明购房款是二被告支付，在各被告所签订的扶养协议中也明确认可该房屋归原告自己所有。该明确认可印证了购房款是原告自己出资，房屋归原告自己所有的事实，该证据显示的交付的15万元与收款收据上14万元不符，该存款凭证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证据三，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民诉法的形式要件，没有该单位是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签字，不具有合法性。另外只能证明王炳胜代林业局收购房款，但不能证明是收了原告房产的购房款。对证据四，系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领取被拆迁款是原告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的权利，而不是被告对原告的赡养扶助。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该协议中各被告均认可案涉房产为原告个人所有，而不是原告与孙玉璞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因原告未与各被告人（孙某3除外）形成具有抚养关系，因此三被告并非是法定继承人，该协议应为遗赠扶养协议，三被告如证实履行了协议中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本协议应当解除。被告孙某3对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范某。被告孙某3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住院收费票据2份、医保结算单1份。证明原告两次住院期间所以的医疗费由我交纳。原告范某对被告孙某3提交的以上证据，经质证均没有异议。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对被告孙某3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基于原告与孙玉璞的夫妻关系和被告的共同出资，才让原告拥有房屋一套及补偿费和安置费，原告住院的花费均是补偿款和安置费支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根据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范某与孙玉璞（2003年病故）于××××年结婚，双方均为再婚，孙玉璞婚前与前妻生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孙某1、次子是孙某2的父亲孙广良（2012年病故）、女儿孙爱梅。孙玉璞与原告范某结婚时其三个子女均已成年，原告范某婚前生有一女孙某3。孙玉璞是菏泽市牡丹区林业局职工，生前居住在单位公房，2016年住房房改。被告孙某1、孙建爱各出资70000.00元，被告孙某3出资166866.00元，共计306866.00元，原告范某将此款通过牡丹区林业局经办交到牡丹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8月4日政府对该房屋拆迁，与原告范某签订了回迁协议，约定回迁位于菏泽市花都绿地小区1#A号楼三单元4层C3-04009楼房一套。原告在取得拆迁补偿款40万元后，于2016年8月12日在银行取出14万元分别支付给孙某1、孙爱梅各7万元；于2016年8月15日取出18万元，支付被告孙某317万元。2016年10月22日原告范某与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与孙某3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对涉案房产四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与孙某3具有同样的继承权利，孙某1、孙爱梅、孙某3有同样的赡养义务。2017年12月22日原告范某住院治疗花费的医疗费用，均系被告孙某3支付，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未承担任何费用为由，主张其未尽赡养义务，诉至本院请求解除2016年10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范某与孙玉璞××××年结婚，双方系再婚，婚后共同居住在孙玉璞的单位公房内，2003年孙玉璞病故，后原告范某一直实际占有并居住。2016年单位根据国家房改政策，按照原告配偶孙玉璞的工龄、工资、职级一次性付款优惠等折扣成本将其居住的公房出售给原告范某。原告范某即时享有了单位职工政策性优惠福利补偿，取得了财产性受益权。原告范某与孙玉璞××××年结婚时，被告孙某1、孙某2之父孙广良、孙爱梅均已成年并参加工作，有实际劳动能力和固定收入，与原告之间没有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依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孙某1、孙某2、孙爱梅不能认定为原告的法定继承人。2016年10月22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应为遗赠扶养协议，而非遗嘱及分家析产。涉案财产之前虽为原告与孙玉璞承租的房屋，但双方没有取得所有权，也并非租赁房屋转化，应属于原告在孙玉璞病故13年后个人所购财产，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主张涉案房屋是孙玉璞的遗产无法律依据。《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均表示对原告依约进行了赡养，但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协议书》签订时间后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充协议书》，尽扶养义务应在协议签订后依法履行，而非前期款项的折抵。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以案涉房产被拆迁后，拆迁补偿款及安置费均由原告领取，其余继承人均没有领取过，已尽了扶养义务，孙某2的父亲孙广良于2012年去世，遗属补助也有原告领取，作为基本生活费，各自都完成了对原告生活上的扶养和经济上的扶助等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范某签订《协议书》时年逾78岁，生活需人照顾。2017年12月发生交通事故住院治疗，其女儿孙某3怀有身孕，其余三被告理应照顾原告，但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均不履行协议约定，原告所有花费33万余元均由女儿孙某3出资。后事故导致股骨头坏死生活不能自理，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仍未尽扶养义务。故原告范某要求解除2016年10月22日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范某与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孙某3之间于2016年10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被告孙某1、孙某2、孙爱梅、孙某3各负担1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有朋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武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