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和叉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4773133374Y，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沥北村。 法定代表人：施华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国、陈城，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林德车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668013821J，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驾校路38号。 法定代表人：郑国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金文、卢萍，杭州市富阳区银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浙**和叉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和叉车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林德车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德车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和叉车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11民初7509号判决，改判驳回林德车桥公司要求支付299243元货款及利息的诉请；2.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林德车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价值299243元货物，林德车桥公司已完成交付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以“交易习惯”为由推定林德车桥公司已交付货物，证据不足。虽然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华和叉车公司都未在送货单上签字，但不能以此为由得出没有华和叉车公司签字的送货单都可认定林德车桥公司已交付了货物。如果该事实可以“交易习惯”来认定，那么林德车桥公司自行制作的没有华和叉车公司签字的所有送货单都可作为林德车桥公司交付货物的证据，显然这个结论是荒谬的。2.原审法院认定华和叉车公司的业务员已通过微信确认收货，证据不足。林德车桥公司业务员在微信上发送了一张清单并留言此为未开票明细，华和叉车公司的业务员随后仅答复了一个“哦”字，该“哦”字仅是聊天时的一种礼节性的回复，无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却被原审法院牵强附会成“华和叉车公司业务员已经进行确认”。另外，华和叉车公司有专门的仓管人员，蔡玲晓作为华和叉车公司的业务员不清楚林德车桥公司交付了哪些货物、质量是否合格，更无权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确认。因此，原审法院依此作出认定，显然证据不足。3.原审法院以华和叉车公司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办理税务抵扣，在诉讼前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林德车桥公司已交付货物，证据不足。不能仅凭林德车桥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华和叉车公司已办理税务抵扣，就认定林德车桥公司交付了货物。林德车桥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开具了金额为29924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华和叉车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在发送给林德车桥公司的《询证函》中载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欠款金额就未包括该299243元货款，证明华和叉车公司在诉讼前已向林德车桥公司提出了未收到该笔货款所对应的货物。因此，原审法院据此作出认定，证据不足。4.林德车桥公司主张的299243元货款明显系拼凑而成。据林德车桥公司主张，299243元系由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2月24日所发生的货款组成，然而其提供的2018年1月至12月的单位往来账显示在2018年8月31日双方发生了一笔16260元的货款，这笔货款却没有包含在299243元中，可以证明299243元所谓的货款是不真实的，是林德车桥公司自行拼凑而成。通过庭审核对林德车桥公司提交的账本，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的299243元货款发票、送货单全部是临时粘贴上去的，而之前发生的货款发票、送货单及之后发生的货款发票、送货单全都是装订成册的，林德车桥公司庭审中解释系复印时拆卸下来。该解释显然不成立，因为林德车桥公司也提交了之前发生的货款发票、送货单及之后发生的货款发票、送货单复印件，而这些原件仍然是装订成册并未拆卸，可以证明299243元所谓的货款是不真实的，是林德车桥公司自行拼凑而成。二、原审法院认定华和叉车公司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双方未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林德车桥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损失，因此，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仅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持，庭审中林德车桥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请求撤销原判，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林德车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关于2018年12月26日即面额为299243元的这张发票，华和叉车公司在第一庭审中陈述并未收到此发票，声称对应此发票的送货清单，也是林德车桥公司事后制作。而在第二次庭审中，见林德车桥公司拿出邮寄此发票的凭证及华和叉车公司签收的新证据时，又改口早已收到发票，并已经入账。林德车桥公司认为华和叉车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可谓以不诚信的方式欺骗法庭，且华和叉车公司在收到发票至林德车桥公司提起诉讼这一年多时间里，并未向林德车桥公司提出这笔款项相对应的货物的质量及数量等问题上的异议。另外，华和叉车公司在上诉状中称，虽然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华和叉车公司都未在送货单上签字，但不能以此为由得出没有华和叉车公司签字的送货单都可以认定林德车桥公司已交付了货物。如果该事实可以“交易习惯”来认定，那么林德车桥公司自行制作的没有华和叉车公司签字的所有送货单都可作为林德车桥公司交付货物的证据。华和叉车公司的此类说法简直是强词夺理。华和叉车公司称原审法院认定华和叉车公司的业务员已通过微信确认收货，证据不足。在此，林德车桥公司有一组补充证据递交，证据为林德车桥公司就本案争议焦点的相应货物的物流信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华和叉车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林德车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和叉车公司支付货款475605.94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华和叉车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德车桥公司和华和叉车公司从2012年起至2019年期间，一直存在买卖业务往来。2013年7月18日，双方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产品名称为2.5t驱动桥总成，单价2510元，3t驱动桥总成，单价2530元，＠系列3T转向桥总成，单价1920元。交货时间按订货单日期。计算方式及期限是当月货款次月25日结清。合同对其他权利义务亦做了约定。截止2014年6月30日，经林德车桥公司、华和叉车公司双方对账，华和叉车公司结欠林德车桥公司货款663140.14元。此后，双方仍继续交易往来，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双方对账，林德车桥公司确认华和叉车公司应付账款为845402.94元，华和叉车公司确认应付账款546159.95元。双方对其他交易往来及付款情况均无异议，但对林德车桥公司提交的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款299243元，华和叉车公司认为并没有收到相应的货物，对该货款不予认可。林德车桥公司、华和叉车公司双方在长期业务往来过程中，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系，华和叉车公司从未在相应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票据项下货物，林德车桥公司单位业务员周栋华与华和叉车公司单位业务员蔡玲晓曾在微信聊天过程中予以确认。2018年12月26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华和叉车公司自认已经抵扣。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争议焦点：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价值299243元的货物，林德车桥公司是否已经完成交付义务。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材料，确认华和叉车公司已经收到该笔货物，理由如下：1.在长期的交易往来过程中，对于林德车桥公司交付的货物，华和叉车公司从未在送货单上签字。华和叉车公司以送货单上未签字为由否定收到货物，与其实际交付习惯不符。2.对于林德车桥公司交付的货物，其业务员已经制作清单，并通过微信告知华和叉车公司方业务员，华和叉车公司方业务员已经进行确认。3.因该笔货物交易，林德车桥公司开具的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由华和叉车公司方接收并办理税务抵扣，且在林德车桥公司起诉之前，华和叉车公司都未提出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华和叉车公司并未在林德车桥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其已经收到货物，但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确认，林德车桥公司已经完成交货义务。华和叉车公司在收到货物后，理应按约及时支付货款，其未支付，显系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林德车桥公司起诉要求华和叉车公司支付货款475605.94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但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华和叉车公司应支付林德车桥公司自其主张日起即2019年11月29日起至上述货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林德车桥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浙**和叉车有限公司支付浙江林德车桥有限公司货款475605.9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浙**和叉车有限公司以上述货款为基数支付浙江林德车桥有限公司自2019年11月29日起至货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34元，减半收取4217元，保全费2898元，合计7115元，由浙**和叉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林德车桥公司向本院提交杭州富阳信创货运调度室与林德车桥公司的物流信息对帐单1份，证明案涉29924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货物林德车桥公司已发货给华和叉车公司，且华和叉车公司已接收该笔货物的事实。华和叉车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林德车桥公司未在一审中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份材料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甚至没有制作时间，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份材料没有货物名称、数量、价格等对账的基本要素，完全不具备对账功能，显然是林德车桥公司为本案诉讼事后刻意伪造，不具有真实性。 本院对林德车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对账单并未记载货物名称、数量等信息，无法体现与案涉争议的增值税发票项下货物的联系，且对账单并无华和叉车公司的签章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华和叉车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华和叉车公司与林德车桥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林德车桥公司是否已完成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价值299243元货物的交付义务。本院审查后认为：首先，在双方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即使对于林德车桥公司已实际交付的货物，华和叉车公司也从未在送货单上签收确认，故未在送货单上签收并不能成为华和叉车公司抗辩未收到货物的理据，一审法院亦是如此认定，华和叉车公司上诉认为“原审法院以交易习惯为由推定林德车桥公司已交付货物”显然是对一审判决的曲解；其次，在双方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华和叉车公司业务员蔡玲晓与林德车桥公司业务员周栋华曾就所需货物及数量进行沟通，沟通的时间及内容与林德车桥公司提供的争议发票所对应的送货单中部分货物的送货时间、名称及数量能够吻合，2018年12月24日周栋华在微信中将发货清单发给蔡玲晓让其核对，并告知“你看一下，明天都对的话，我迟两天把票开给你”，蔡玲晓回复“哦”，周栋华所发的发货清单所载发货日期、货物名称、数量、单价等，与案涉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所对应的送货单均能对应吻合，两天后即12月26日，周栋华告知“前面发给你的那些我开票开过来了”，蔡玲晓回复“好”予以确认，之后并未提出异议且继续提出要货需求，从双方业务员聊天记录可见，华和叉车公司对于案涉争议发票项下货物的交付和接收已予确认无误；再次，华和叉车公司上诉认为根据林德车桥公司提供的单位往来账可见案涉争议货款系林德车桥公司自行拼凑而成，经本院审查，林德车桥公司自行统计的单位往来账清单是根据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日期和金额进行统计，清单中所载日期均是该月的首日或尾日，并将增值税发票所载金额记载在开票日期对应月份的首日或尾日，而该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均是开票日期之前不同日期的送货单所载的货物，清单与发票、送货单均能对应，华和叉车公司该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最后，案涉争议发票华和叉车公司已收到并认证抵扣，且华和叉车公司在收到增值税发票以及林德车桥公司对询证函的回执后，在林德车桥公司起诉前并未对该笔货款提出任何异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华和叉车公司已收到2018年12月2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价值299243元的货物，该认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至于华和叉车公司对一审判决利息的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一审判决的利息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华和叉车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89元，由上诉人浙**和叉车有限公司负担（浙**和叉车有限公司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