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1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东，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大庆市建二公司工人，住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黑龙江中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同林，男，195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龙凤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梅，女，1952年3月6日出生，汉族，大庆石化乙烯家属管理站退休职工，住大庆市龙凤区。以上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彦平，黑龙江民强（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艳，女，197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大庆市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住大庆市龙凤区。上诉人刘卫东因与被上诉人杨同林、刘秀梅、王春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3民初4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卫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被上诉人杨同林、刘秀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彦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春艳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卫东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与王春艳不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与王春艳不赔偿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共计284,379.2元。（对284379.2元不服)；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杨同林，刘秀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杨忠芬的死亡结果并非上诉人相关的行为所致，杨忠芬死亡结果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赔偿责任。上诉人与损害结果没有法律上因果关系。因此，杨同林、刘秀梅诉讼不当，应当依法驳回诉讼请求。1.上诉人与其妻子杨忠芬的生前平时夫妻感情很好，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没有任何隔阂，上诉人对于妻子杨忠芬的发生意外死亡，深表悲痛和难过，但上诉人对杨忠芬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杨忠芬的意外死亡完全是意外事件导致。原审判决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妻子的意外死亡与上诉人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的判决于情于理于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杨同林、刘秀梅在亲人杨忠芬离世的悲伤下，起诉了上诉人，是建立在对案件性质基本不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也让人不得不联想杨同林、刘秀梅对上诉人有污蔑之嫌，以便获得巨额赔偿，其目的可见一斑。在原审庭审中，原审杨同林、刘秀梅代理人主观揣测、分析、判断、推理，并以一些莫须有的原因进行分析，过于牵强附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是无端指责的，上诉人对此予以澄清。可见一审判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3、上诉人妻子杨忠芬作为一个精神正常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有一定的自控能力、认知能力，其没有采取正当的解决问题方法，对于家中室内发生的事情不清楚，房门打不开时，其该采取打电话报警或者找开锁大王开门等正常方法，而不该采取从窗户到家中非正常渠道入室的办法，其作为行为人应当清楚地明白从楼道窗户进入楼外的缓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却置自身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放纵自己的行为，这让正常人难以理解，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其应当承担自己的民事严重过错责任。可见，死者杨忠芬对自己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其这种行为和自己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妻子杨忠芬意外死亡结果完全是由其没有理性而且是任性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导致的，依法应当自行承担死亡后果的全部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及王春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0%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妻子杨忠芬死亡与上诉人及王春艳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王春艳不应当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妻子杨忠芬的意外死亡不是由于上诉人及王春艳二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即使如杨同林、刘秀梅所说“杨忠芬是由于上诉人妻子怀疑上诉人与他人有不良之事”，其也未能冷静考虑，妥善处理。同时对自身所处于的危险没有认知，直接导致意外事故死亡后果的发生。上诉人妻子杨忠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却妄加揣测，想当然而行事，且自担风险最终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因此上诉人妻子杨忠芬的意外死亡应当自行承担全部责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确定侵权责任有四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本案上诉人的行为与其妻子杨忠芬之死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行为的方式不同，侵权行为可以分为积极的侵权行为和消极的侵权行为。积极的侵权行为，是指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行为。消极的侵权行为，是指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侵权行为。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受害人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结合本案件事实，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当时并不存在不良之事，只是共餐)，上诉人与王春艳的相约聚餐行为和杨忠芬的坠楼行为没有直接、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杨忠芬死亡结果与上诉人之间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死者从高处坠落后，上诉人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及时积极将妻子杨忠芬送往医院抢救治疗，但最后经过医院的抢救无效死亡，上诉人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夫妻之间相互帮助的义务，可见，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更也没有加害的侵权行为，其妻子杨忠芬的意外事件死亡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2.本案不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本案中杨同林、刘秀梅自称“杨忠芬回家，到达家门口前，开门锁不成，门锁被反锁，杨忠芬应该是意识到室内存在不良事件”。杨同林、刘秀梅认为室内在发生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显然是杨忠芬在出于“捉奸”为目的，其要强行通过窗户来达到她的个人目的，其行为存在一定违法性，而其自身原因坠楼，导致死亡结果发生，杨忠芬的自身采取行为不当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上诉人与王春艳的约会行为不是死亡结果的任何诱因，上述情形不能构成结果的诱因。这是杨忠芬的采取的行为不当导致的，不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上诉人与王春艳承担40%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应当改判不承担过错责任。3、本案不应当适用连带责任。原审在诉讼中要求上诉人与王春艳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抚养费、精神抚慰金等598,907元，但未提出要求连带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对于上诉人与王春艳连带责任，超出杨同林、刘秀梅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这属于超诉讼请求的范围判决，请求二审予以纠正。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上诉人与王春艳的聚餐行为最多可算得上是二人行为不检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杨忠芬以命为代价冒险的理由。在发生本次意外整个事件中上诉人一直在屋中，与杨忠芬没有任何接触，没有看到其冒险行为及坠楼等过程，上诉人是无法知道杨忠芬的冲动过错行为，更谈不上对其行为制止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适用规定明显错误，本案应当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处理，一审裁判是错误的。4、被上诉人杨同林、刘秀梅应当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同林、刘秀梅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上诉人加害行为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直接的行为导致上诉人妻子的死亡，应当视为没有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纯属浪费司法资源，故请求法院驳回杨同林、刘秀梅诉求，并判令杨同林、刘秀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三、杨同林、刘秀梅主张精神抚慰金不合理，应当予以调整。杨同林、刘秀梅请求精神抚慰金5万元，根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支付精神抚慰金，由于上诉人、王春艳没有侵权行为，该诉讼请求的条件尚未成就不应支持。四、该案涉小区物业公司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本案遗漏了被告，物业公司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上诉人认为，根据该小区窗台雨搭高度为不到0.3厘米，窗内外无护栏，请求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该小区设施的不合理对于危险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20%赔偿责任。对于一审中没有追加被告，属于一审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上诉人妻子杨忠芬的意外死亡完全系由于自身原因冒险行为所导致的意外事件，上诉人妻子杨忠芬的意外死亡应当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人民法院不能以同情当作裁判的依据，此案判决显然原审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不合理，上诉人也不应负有赔偿40%连带赔偿责任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杨同林，刘秀梅承担。杨同林、刘秀梅辩称，第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决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当然也是得当的。在证据上，一审法院采信了公安机关调查案卷一份，该证据证实了二被告的过错，因此，一审法院是根据证据证实的内容，依法判决的，上诉人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证据不足，是没有道理的；第二，杨忠芬的死亡和刘卫东、王春艳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过刘卫东和王春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两人保持发生两性关系距离案发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他们的关系杨忠芬不知道，这种事情刘卫东、王春艳是不可能让杨忠芬知道的，刘卫东、王春艳的这种不正常关系，是造成杨忠芬死亡的重要原因。刘卫东、王春艳为了私自约会，王春艳在刘卫东的邀请下，不惜冒着登堂进入杨忠芬居室的严重侵权行为，直接侵害杨忠芬的居住权，没有这个侵权行为，也不会造成杨忠芬的死亡。刘卫东、王春艳均承认，在案发之前，是他们自己反锁的房间门，这就造成杨忠芬回家不能开门，直接进发了杨忠芬的疑心。从而，使得杨忠芬登上二楼的缓台，发现案件的真相，遇见王春艳，进而杨忠芬出于本能，和王春艳发生语言冲突在所难免，使得杨忠芬坠楼，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刘卫东、王春艳的反锁房间的门是造成杨忠芬死亡的又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杨忠芬的死亡，与刘卫东和王春艳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刘卫东和王春艳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可以说就不会有杨忠芬的死亡。在刘卫东与王春艳的存在奸情长达一年之久的情况下，上诉人称和妻子杨忠芬感情很好，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没有任何隔阂，明显不符合案件事实，当然，双方是否感情良好，和案件也没有关系；第三，杨忠芬在这起事件中没有任何不当，或者过错，上诉人企图将死亡原因推向杨忠芬是卑劣的。首先，由于事发突然，杨忠芬对刘卫东、王春艳之间的关系不知情，杨忠芬不能接受在自家室内的奇怪现象，杨忠芬的警惕是必要的，控制自己的能力是适度的。其次，上诉人认为杨忠芬在这起事件中有责任，和刘卫东、王春艳的不正当关系无直接关系，这是上诉人的不当推理，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其次，上诉人称死者杨忠芬对自己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顾事实，也是缺乏道德感的。再次，正是杨忠芬是一个精神正常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所以，接受不了在自家的室内存在开门不能，室内的刘卫东和王春艳在一起的现实是不能让杨忠芬接受的；第四，一审法院判决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该案件存在刘卫东、王春艳的不正当关系的非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可是，刘卫东、王春艳分别均有家庭，他们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于不顾，违背道德，竟然在杨忠芬的家里发生两性关系，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刘卫东、王春艳之间具有行为的长期性，行为的违法性，行为地点的不适当性，和行为的不道德性。其次，一审判决的合理性，充分体现在查明事实的全面清楚，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上面，一审法院全面地分析了案件事实。再次，上诉人对一审法院使用过错责任原则提出了疑问，上述已经分析了，刘卫东、王春艳之间具有行为的长期性，行为的违法性，和行为的不道德性；刘卫东、王春艳二人之间存在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非正常关系，这种非正常关系刘卫东、王春艳害怕他人知道的恐惧心理，但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杨忠芬的家里。刘卫东、王春艳不正当关系发生在杨忠芬的家里，这就不只是刘卫东、王春艳之间关系的简单非法，这也侵害了杨忠芬的室内空间的隐私权，和房屋的占有权，刘卫东、王春艳在这一事件中存在多项侵权。就连带责任的必然性而言，刘卫东、王春艳属于共同侵权人，在这起侵权案件中，他二人缺一不可。刘卫东、王春艳不只是上诉人所说的那样在一起聚餐，我们要看到他们将房屋的门反锁上的，这一关键点，这一点体现的是不让他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和不让包括杨忠芬入内的故意。这是造成杨忠芬死亡的关键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侵权的责任的四个要件，二被告均已具备；第五，一审判决被告判处精神损害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要求的。第六，小区的物业在该案件中不存在任何不当，该案件和小区物业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提出追加被告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春艳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杨同林、刘秀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408,67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0,2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同林、刘秀梅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子杨忠军、长女杨忠英，二女杨忠芬。杨同林、刘秀梅与杨忠芬均为城镇居民。杨忠芬与刘卫东系夫妻关系，婚后未生育子女。2019年9月11日，趁杨忠芬未在家，刘卫东约情人王春艳到刘卫东家中约会，后杨忠芬因故提前回家，开门时发现门被反锁，刘卫东怕杨忠芬发现两人的情人关系，故让王春艳从客厅窗口爬到室外，王春艳遂躲到窗口右上方的缓台上，杨忠芬发现王春艳从其家中进入缓台后亦进入缓台，后不慎坠楼。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判定刘卫东、王春艳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比例的前提，是明确其行为与杨忠芬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其对损害后果是否负有过错及过错大小。结合本案，杨同林、刘秀梅的女儿杨忠芬的死亡虽不是刘卫东、王春艳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但却是因杨忠芬发现丈夫刘卫东与王春艳在家中私会继而被激怒造成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该诱因的介入，加之杨忠芬未能冷静处理家庭纠纷及其对自身危险的认知不够，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故能够认定刘卫东、王春艳共同的侵权行为与杨忠芬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且刘卫东、王春艳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杨忠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及后果应当有足够的认知，其本可以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化解此次纠纷，却自担风险最终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自身亦存在过错。本院综合考量杨忠芬本人及二被告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酌情认定刘卫东、王春艳对杨忠芬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杨同林和刘秀梅系杨忠芬的父母，系适格的赔偿权利人，有权向刘卫东、王春艳主张相应的经济损失。杨忠芬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包括：1.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91元／年的标准，支持20年，合计为583,820元（29,191元／年×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因依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刘秀梅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故对刘秀梅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杨同林无工作，刘卫东、王春艳亦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其存在稳定的生活来源，故杨同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77,128元（21,035元／年×11年÷3人）。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该赔偿项目应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金额相加，共同计入“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项目中，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在判项中就不再单列；3.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杨忠芬的死亡确给杨同林、刘秀梅造成较大的精神创伤，故酌定支持5万元，以上损失共计710,948元。据此，刘卫东、王春艳对杨忠芬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应连带赔偿杨同林、刘秀梅死亡赔偿金233,528元（583,820元×40%，其中不含杨同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5万元×40%），以上合计253,528元。此外，刘卫东、王春艳还应连带赔偿杨同林死亡赔偿金（仅指杨同林被抚养人生活费77,128元的40%）30,851.2元。杨同林、刘秀梅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刘卫东、王春艳连带赔偿杨同林、刘秀梅死亡赔偿金（不含杨同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253,528元；刘卫东、王春艳连带赔偿杨同林死亡赔偿金（仅含杨同林被抚养人生活费）30,851.2元；上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驳回杨同林、刘秀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95元（已减半收取），由杨同林、刘秀梅负担2571元；刘卫东、王春艳负担2324元。本院二审期间，刘卫东提交了证据如下：证据一，律师调查令调取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的对于杨忠芬坠楼案件卷宗材料一组（加盖龙凤公安分局公章），欲证明：公安机关对于此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和走访事发地点的居民群众，客观体现了杨忠芬事件发生的经过，事发当天晚上，王春艳在刘卫东家吃饭，王春艳炖的豆角，热的馒头。二人在茶几上吃饭，简单就餐，吃完饭后没捡碗筷，在沙发上看电视，唠嗑，晚6点40分左右杨忠芬敲门，响了两声敲门声，王春艳从客厅上到窗户外的缓台上，刘卫东没有看到外边发生的情况，刘卫东不知道杨忠芬坠楼的过程，关于杨忠芬坠楼的经过，只有王春艳所称“从缓台上有空调外挂机的一侧地面上蹲着，我听见刘卫东的妻子在缓台上方的窗户那喊你出来，你是谁啊”、“我俩没有身体接触，她拎包打我，我用右手挡在面前，怕她打到我，她没有打到我”、“她跳到缓台上以后，我就靠着墙站起来，她落到缓台上转身抡起背包要打我，我就用右手挡在面前，她抡包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失去平衡，后仰着从缓台上掉下去了”，说明了杨忠芬跳到缓台上后是由于冲动气愤和抡包行为而不慎失足坠楼导致死亡结果，王春艳与杨忠芬没有肢体接触，公安机关经过对B26号楼4单元对面楼的27号楼1、2、3、4单元居民调查事发时未听到动静或未在家，龙凤分局作出了“关于杨忠芬死亡的调查结论”为杨忠芬家属认为杨忠芬因坠楼身亡，放弃对杨忠芬的死亡原因鉴定及毒物鉴定，杨忠芬家属对杨忠芬非正常死亡无异议，出具证明通知家属已经对杨忠芬死亡火化、注销户口，该尸体已经火化，对于申请调取的现场的录像未能调取出来，公安机关法制科张武口头答复硬盘坏了，数据无法提供；杨同林、刘秀梅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关于杨忠芬死亡调查结论，非正常死亡火化注销户口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公安机关向案发当时所在地点周围邻居的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存在一定疑问。但是，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所体现的内容能够充分体现，刘卫东和王春艳共同实施了不法行为，应该对杨忠芬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除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在案发地点对相邻居的表格式调查记录外，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均地原审中予以出示，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关于相邻居的表格式调查记录系公安机关走访调查记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光碟一张，欲证明：上诉人对事发现场窗户外的缓台现状提供给法庭，说明了从走廊窗户可以上缓台，缓台外边雨搭高度为不到30厘米，雨搭外无护栏，极易不慎掉下楼，该小区设施的不合理，物业对于危险发生应当过错责任；杨同林、刘秀梅质证称，1.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是上诉人自己制作，没有相关见证人鉴证，不能保证其真实性。2.就相关性而言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系，和杨忠芬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关系。3.所谓的阳台缓台上面实际上并不是阳台，从案件实际情况来说，此缓台并非是可以允许人员停留的地方。因此，该案件和上诉人主张的物业公司有关联是没有道理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系体现案发地点区域的客观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确认，但刘卫东主张物业公司对本案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证明问题，因该地点缓台区域系非居民正常行走及生活区域，刘卫东、王春艳及杨忠芬事发时均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发当时刘卫东、王春艳为躲避杨忠芬发现约会事实而故意藏匿该危险区域，故对刘卫东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杨同林、刘秀梅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刘卫东、王春艳的行为在本案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以及过错行为是否与杨忠芬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对刘卫东、王春艳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刘卫东与王春艳约会在其家中并反锁家门，事发当时（2019年9月11日晚6时40分许）杨忠芬回家，刘卫东已从其家门镜看见开门者为杨忠芬，在王春艳想躲入次卧室藏匿时，刘卫东未让王春艳进入次卧室，在刘卫东用小钥匙卸下客厅纱窗后并授意下王春艳从窗户钻出去藏匿，王春艳按刘卫东授意下进入室外3楼和4楼之间的缓台处藏匿。此时，杨忠芬敲其家门未开，并在使用自家门钥匙开门仍未果的前提下，走至单元走廊楼梯窗户处已发现缓台处藏匿的王春艳，其让王春艳出来未果后即进入缓台处，在缓台处与王春艳发生语言冲突，并骂王春艳“臭不要脸”，抡背包打向王春艳，杨忠芬坠楼身亡等基本事实。上述事实在刘卫东、王春艳的两份询问笔录之间相互得到印证。基于本案的上述事实能够证实案发当时杨忠芬已发现刘卫东与王春艳的私会行为，杨忠芬为维护婚姻家庭正常关系应采取相应适当的行为符合正常人心理状态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案中，刘卫东与王春艳主观意识为避免私会行为被杨忠芬发现，刘卫东授意和帮助王春艳躲避在危险区域缓台处藏匿，但其授意和帮助行为导致杨忠芬进入该危险区域缓台处行使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正当权益，致使杨忠芬坠楼身亡，故刘卫东与王春艳的共同行为在本案事件中存在过错，且与杨忠芬坠楼身亡具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刘卫东与王春艳共同承担本案死亡赔偿金40%的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刘卫东上诉主张杨同林、刘秀梅诉请精神抚慰金不合理应予调整的问题。本案中，刘卫东与王春艳的共同过错行为与杨忠芬坠楼身亡具有因果关系，杨忠芬的死亡对其父母杨同林、刘秀梅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且刘卫东在杨忠芬坠楼后在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调查时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存在隐瞒事实真相故意虚假陈述事实的行为，其谎称杨忠芬因家中空调外挂机不能正常工作去查看而坠楼的事实，该行为对杨忠芬的父母杨同林及刘秀梅精神造成更进一步的严重伤害，基本于刘卫东的以上行为，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卫东上诉主张案涉小区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案涉事发地点缓台区域系危险区域，且系非居民正常行走及生活区域，刘卫东、王春艳及杨忠芬事发时均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发当时刘卫东、王春艳为躲避杨忠芬发现约会事实而故意藏匿该危险区域，故刘卫东主张案涉小区应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66元，由刘卫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广彬审判员袁力民审判员范继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雪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