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2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湘阴县嘉湘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阴县文星镇新世纪大道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4694046192H。法定代表人：彭伯军，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华，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康，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阴县文星镇江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470734304XP。法定代表人：李顺，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湖南大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阴县嘉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4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康、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嘉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鸿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东湖水榭花都”一期项目是作为整体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的，其主体和室外工程是一同规划、一同建设、一同竣工验收、一同交付使用的，且双方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甲方（即嘉湘公司）发包给乙方（即鸿达公司）的施工项目”，未包含在8080万元内的工程计价总价款下浮8%，该约定应当适用于室外工程；2、室外工程价款存在争议，鸿达公司提交结算资料后嘉湘公司及时审计并确认金额为448万余元（与诉讼过程中通过司法鉴定认定未下浮8%的477万余元也基本吻合），是鸿达公司拒绝接受并提起诉讼，故工程款利息起算时间点应当是涉案工程款确定之日，即司法鉴定最终结论出具之日；3、即便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工程欠款利息起算时间也应当是室外工程的“交付之日”即2017年12月6日，一审判决以涉案工程的主体竣工验收之日作为起算之日也存在错误。鸿达公司辩称：1、《补充协议》约定的8080万元之外工程总价下浮8%，指的是未计入工程量清单范围的主体增补项目工程，不包括未签订合同的室外工程项目。2、室外工程价款虽存在争议，但嘉湘公司也未按其原自认的价款及时支付，故应当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在双方未约定工程款支付时间及欠付工程款利息标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以工程竣工交付之日作为工程欠款的利息起算日期，并无不当。鸿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嘉湘公司支付水榭花都一期项目室外工程欠款8464039元；2、嘉湘公司自2017年8月19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工程欠款利息至实际支付日止，算至2019年5月18日为3594395元；3、由嘉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嘉湘公司明确前述诉讼请求的第一、二项以司法鉴定结论的数额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达公司系嘉湘公司开发的水榭花都项目一期主体工程的施工方。2015年6月6日，双方通过招投标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第1号），约定由鸿达公司对嘉湘公司开发的水榭花都项目一期进行施工。该合同约定的施工内容仅指向一期主体工程，不包括室外绿化、亮化、排水、围墙、道路等室外工程。双方没有就室外工程签订施工合同，鸿达公司称于2017年6月份开始对室外工程进行施工，并于2018年6月6日向嘉湘公司提交了结算资料，室外工程施工过程中及竣工后，嘉湘公司没有支付工程价款。2017年8月18日，水榭花都一期竣工验收并交付。嘉湘公司对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鸿达公司已实际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嘉湘公司主张双方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所指向的工程范围应当包括本案的室外工程，系双方先约定价款再施工。鸿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补充协议是对2015第1号合同约定的主体工程范围未计价的工程量的计价方法的约定，在补充协议签订时，双方就室外工程还没有达成由鸿达公司施工的合意。本案审理的室外工程造价，鸿达公司申请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进行造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造价总额4775239.11。另查明，2019年5月29日鸿达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申请查封、冻结嘉湘公司12058434元的银行存款或等价的其他财产并提供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公司的诉讼保全保险单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湘0624民初1212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冻结嘉湘公司共计人民币12058434元的银行存款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2019年10月21日嘉湘公司提出变更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并提供1000万元的银行存款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湘0624民初1212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冻结嘉湘公司名下华融湘江银行湘阴支行账户上的存款1000万元，并解除对嘉湘公司名下湘国用2014第029843007号土地的查封、冻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工程款造价总额是否应当下浮8%。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书面订立合同。经审理查明，诉争双方没有就室外工程签订合同，但鸿达公司已实际完成全部室外工程施工，嘉湘公司予以接受，双方通过实际履行的方式就室外工程订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双方没有就工程计价进行约定的情况下，鸿达公司主张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计算合同价款于法有据。嘉湘公司主张套用湖南省现行的消耗量标准及现行的计价计费文件结算工程总价并下浮8%，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嘉湘公司提供支持该主张的证据为2017年3月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湘阴东湖水榭花都一期工程原8080万工程清单未计价的施工项目即甲方发包给乙方的施工项目按实结算，套用湖南省现行的消耗量标准及现行的计价计费文件结算施工工程总价，总价下浮8%”。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文件的名称为补充协议，从文意解释角度看，系对已订立的合同的补充约定。双方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前已经签订的书面合同为2015第1号《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应的《东湖水榭花都小区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前述书面合同约定的施工工程是水榭花都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合同签订时约定的施工范围以8080万元工程量清单为限。双方约定的8080万元工程量清单存在漏记施工项目情形。《补充协议》约定8080万元工程清单未计价项目总价下浮8%，显指主体工程未计入工程量清单范围的项目。一审法院在审理诉争双方关于主体工程的工程款支付纠纷中，鸿达公司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总价下浮8%为主体工程未计入8080万元工程量清单范围的项目，并在造价计算时下浮8%。而本案与鸿达公司起诉的主体工程进度款支付案件不是同一案件，本案系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结算。鸿达公司在工程竣工后提交的结算资料也未总价下浮8%，表明鸿达公司未以实际行为默认《补充协议》约定的范围包括室外工程。鸿达公司主张按《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嘉湘公司主张室外工程总价下浮8%，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嘉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欠付工程款的利息。诉争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工程竣工后，嘉湘公司负有向鸿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嘉湘公司认为双方结算存在争议，但其至今未按自认的数额向鸿达公司支付室外工程价款，故嘉湘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欠款的利息的责任。双方没有约定工程款支付时间及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嘉湘公司应当自竣工交付之日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工程欠款利息。对鸿达公司主张的利息支付，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嘉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鸿达公司工程款4775239.11元；二、限嘉湘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鸿达公司欠付工程款利息（利息以4775239.1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8月18日起计算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鸿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421.87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0000元，共计114421.87元，由鸿达公司负担34326.87元（已实际缴纳149150元，含保全费和鉴定费），由嘉湘公司负担8009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嘉湘公司提交2015年4月8日的《“水榭花都”开发项目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其上有嘉湘公司、鸿达公司的印章），以及2015年6月1日向鸿达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一份。上述会议纪要“第七条、施工总承包的范围”载明“本纪要第二条施工规模涵盖的房屋建筑工程（含桩基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含弱电工程）、消防工程、电梯安装工程、地下室通风安装工程、化粪池、明（暗）沟、污水排水及散水坡工程、绿化工程、全部附属工程（包括小区道路工程、配电房、供水房）等民用建筑工程均属于乙方施工总承包的范围”，上述中标通知书“工程概况”一栏载明“……建筑面积52139.08㎡；并配套建设道路广场、绿化、给排水、配套电等基础措施……”。通过上述会议纪要和中标通知书，嘉湘公司拟证明涉案工程是整体开发、发包的，再结合涉案《补充协议》的具体表述，理应认定工程总价款下浮8%的约定，同样适用于室外工程的结算。鸿达公司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并认为，即便该通知书属实，“工程概括”与“中标范围”也是不同的概念，该通知书上载明的“中标范围”是“施工图全部内容”，而施工图仅是主体而不包括室外工程。鸿达公司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但认为该会议纪要未实际履行，会议纪要约定的交易模式与实际交易模式截然不同，且会议纪要中约定的“弱电工程、消防工程、电梯工程、桩基工程、部分强电及给排水工程”均由嘉湘公司发包给他人施工。嘉湘公司与鸿达公司实际签订的书面施工合同，就是上述中标通知书上载明的“中标范围”。2、嘉湘公司提交本院（2019）湘06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一份，拟证明该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涉案主体及室外工程于2017年12月6日才移交给嘉湘公司，即便适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十八条，工程欠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也应当是该日。鸿达公司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同时提交本院（2020）湘06民终172号民事判决一份，该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主体工程竣工验收时间是2017年8月18日，再结合嘉湘公司上诉状上“（主体和室外工程）一同竣工验收”的自述，拟证明涉案室外工程竣工验收亦是2017年8月18日，一审判决以此日作为工程欠款利息的起算日期，并无不当。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另二审补充查明：1、会议纪要虽载明由鸿达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总承包”，但实质约定的施工方式是由嘉湘公司推荐“施工经济承包人”对四栋主体工程进行“经济风险责任承包”，鸿达公司按约定收取“总承包的管理费用”；除四栋房屋建筑主体工程（含基础打桩工程）及屋面工程、外装饰装修工程外，其余附属工程包括绿化、电气、小区道路、化粪池、给水排水、二次供水、消防、电梯、地下室通风安装等附属设施工程，嘉湘公司不再推荐“经济承包人”，由鸿达公司直接组织施工。嘉湘公司自认，“电梯、桩基、室外主给水和消防用水管道及低区供水”等工程，最终也未实际发包给鸿达公司施工。2、嘉湘公司于2015年6月1日向鸿达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载明，鸿达公司的“中标范围”是“施工图全部内容”，嘉湘公司认可上述“施工图”不包括室外工程。3、诉争双方对室外工程的开工时间虽各执一词，但各自陈述的开工时间均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4、鸿达公司曾于2018年6月6日向嘉湘公司提交《水榭花都一期室外工程结算资料》，主张涉案室外工程款8464039.7元（总价款未下浮8%）。嘉湘公司收到上述结算资料后，委托浙江禾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室外工程进行了审计，审计出工程造价为4483655元（对总价款已作下浮8%处理）。嘉湘公司认为系鸿达公司拒不接受上述审计结果，才导致本案纠纷。5、（2019）湘06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7年8月18日水榭花都一期项目办理工程竣工验收手续，同年12月6日办理住宅楼、商业楼完工验收移交手续”。该判决已发生效力。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两个方面：一、室外工程款的结算是否适用《补充协议》。室外工程总价款是否下浮8%，可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判断。其一，从《补充协议》本身文意的角度来分析。“……水榭花都一期工程原8080万工程清单未计价的施工项目即甲方发包给乙方的施工项目按实结算，套用湖南省现行的消耗量标准及现行的计价计费文件结算施工工程总价，总价下浮8%”，该约定的主语是“未计价的施工项目”，但该主语有“水榭花都一期工程”和“原8080万工程清单”两个定语，两个定语对“未计价的施工项目”起到修饰和限定作用。其中“水榭花都一期工程”作何修饰和限定，应当无争议；而“原8080万工程清单”实际就是主体包干价的工程清单，该定语就将“未计价的施工项目”限定于原主体包干价工程清单范围之内。换而言之，“未计价的施工项目”指的是，应当在原主体包干价工程清单之内进行计价但又未计价的施工项目。显然，室外工程事实上未在、从常理上也不应当在原主体包干价工程清单中进行计价。故从《补充协议》约定本身的文意来判断，无法得出室外工程总价款应当下浮8%的结论。其二，从诉争双方整个交易过程来分析。已查明，会议纪要并未约定将主体工程交给鸿达公司实际施工；虽约定将室外等附属工程交给鸿达公司实际施工，但未约定如何计价，更未约定总价款下浮8%。不知为何，诉争双方后通过招投标将原本不由鸿达公司实际施工的主体工程也交由鸿达公司施工，并通过签订《东湖水榭花都小区工程施工补充协议》确定了主体工程的施工范围和包干价8080万元（此协议书也未涉及室外工程）。后因出现“原8080万工程清单未计价的施工项目”，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在此《补充协议》中才出现“总价下浮8%”的约定。又经询问确认，室外工程的开工时间也是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上述事实表明，嘉湘公司最初仅想将室外等附属工程交给鸿达公司施工，当时也未约定室外工程总价款下浮8%；在将原本不由鸿达公司施工的主体工程也发包给鸿达公司施工后，出现了“原8080万工程清单未计价的施工项目”的情况，在随后的《补充协议》中才出现了“总价下浮8%”的约定。由此可见，从“总价下浮8%”出现的原由和时间来判断，该约定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原8080万工程清单未计价的施工项目”的问题，故嘉湘公司关于“涉案工程是整体规划、一体发包给鸿达公司施工的，根据交易惯性《补充协议》也应当适用于室外工程结算”的上诉主张，既与事实不符、在思维逻辑上也过于牵强。其三，从公平方面进行分析。一审认定的室外工程款数额是通过司法审计据实结算的，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室外工程造价。嘉湘公司在本案诉讼前也曾认可室外工程总价款下浮8%后为4483655元，若将一审认定的4775239.11元再下浮8%，将出现判决数额反而少于嘉湘公司曾自认数额的情形。故出于公平方面的考量，也不宜对司法审计认定的工程款数额再下浮8%。二、工程欠款利息起算时间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诉争双方对室外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条款确定利息起算日期正确。嘉湘公司以室外工程款数额存在争议为由，上诉主张排除上述条款的适用，没有法律依据。嘉湘公司还上诉称，即便适用上述条款，利息起算时间也应当为室外工程的“交付之日”，即（2019）湘06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2017年12月6日。本院认为，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2017年12月6日是涉案“住宅楼、商业楼完工验收移交手续”办理之日，与上述条款中的实际“交付之日”并非同一概念。在实践中，施工人已交付，但迟迟未与发包人办理书面移交手续的情况较为常见；且“住宅楼、商业楼”也是指涉案主体而非室外工程。根据嘉湘公司关于涉案主体、室外工程是作为整体竣工验收的陈述，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可以确认室外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亦是2017年8月18日。在没有证据能确认室外工程实际交付时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室外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作为利息起算的日期，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嘉湘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2元，由上诉人湘阴县嘉湘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辅审判员 许震鹏审判员 乔宝全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龚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