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雷，女，汉族，1978年3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在知，男，汉族，1980年9月30日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平度市，与王海雷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霞，女，汉族，1984年3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广东深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海雷因与被上诉人高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230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海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23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霞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高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超出高霞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定程序。王海雷丧失了对此举证或答辩的权利。1.高霞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偿还借款300000元”。庭审中坚持不变更该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超出高霞一审的诉讼请求，属违反法定程序。2.王海雷按民间借贷纠纷举证、答辩。庭审中原审法院贸然提示高霞变更诉讼请求，并在该判决书中最初提到本案的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使王海雷无法从不当得利的角度举证或答辩，丧失了诉讼的权利。二、原审法院如认为是不当得利纠纷的，应在庭审前审查出来。一审在滥用裁判权，损害王海雷的利益。高霞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王海雷认为该30万元与粤海南海明珠住宅1栋603C房屋有关，是合伙协议纠纷，并提起反诉。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该反诉。一审法院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不当得利纠纷，又裁定驳回王海雷对管辖权的异议，属滥用裁判权。庭审中变更案由的，应向双方释明，原审法院仅冒然地提示高霞一方。高霞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变更案由，明显是乱用职权，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司法理念相悖。三、高霞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给付王海雷30万元。一审未查明给付目的，属认定事实不清。高霞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反复提到该房屋，其提交的大部分证据与该房屋有关。由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该30万元与该房屋无关是片面、武断的。另，《律师函》中还提到，高霞有其与王海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给付型不当得利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也可以是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还可以是给付目的之不达，而给付目的就是给付的原因。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举证责任，即高霞应就30万元的“给付目的”承担举证责任。高霞没有证据证明王海雷取得30万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四、高霞不能证明该给付是无原因的，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海雷关于本案的诉讼主张总结如下：1.高霞向王海雷提出，该房屋所在的楼座面临拆迁，将该房屋买下可获得上千万的利益，多卖（得利益的意思）多分，少卖少分。因利益，王海雷应允与高霞合伙炒该房屋。该房屋落在王海雷名下，此有2015年10月20日《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在案为证。2.高估价，多贷款，购买该房屋时贷款4940000元,而购房款为3705356元，多出1234644元。出租该房屋每月可获得约2万元的租金，每月返本付息约2.75万元。除去办事费用、装修成小间的装修费，高霞、王海雷不需要出资。这有《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015年10月20日《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在案为证。3.高估价的后果是，如果房价下跌，那么风险巨大。如果风险成真，那么先落在王海雷头上，高霞不一定会与王海雷分担，更不可能会自己承担。4.高霞以已经不可能被拆迁、1234644元和房租花的差不多了为由提出卖掉该房屋。所谓不可能被拆迁，是指有开发商看过了，该楼座是独栋，无拆迁价值。卖掉该房屋产生了300万元以上的利益，此有《二手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0日《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在案为证。5.高霞向王海雷汇款该30万元的原因是，该房屋由高霞打理，卖掉该房屋之际，高霞提出因该房屋没得到多少利益，给王海雷还上银行贷款30万元，合伙的盈余就算分配完毕。王海雷同意该分配方案。后来，高霞向王海雷转账了该30万元，此有《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在案为证。6.在2018年2月份的春节之前，王海雷将手机配件供应商名单交给高霞，高霞将其变成她的业务,不再由王海雷参与，由此及其他原因，王海雷与高霞不再友好。决定卖掉房屋在2017年的春夏之际，高霞、王海雷口头协商成的盈余分配方案在2017年夏秋之际，该30万元的汇款在2018年3月29日。由上述，高霞将《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的摘要填写成“摘要：王海雷借款”不能说明该30万元为借款。该房屋的交易完成在2018年4月份，高霞、王海雷之间其他款项的交割还要晚一些。7.因不需要出资、存在高风险，及王海雷是为了利益可判断出，顶名买房的说法不可信，合伙炒房的说法可信。对该30万元的转账，高霞、王海雷均知道、均愿意。因卖掉该房屋产生了300万元以上的利益可判断出，该30万元是借款的说法不可信，该30万元是合伙盈余分配的说法可信。高霞不能证明她让王海雷顶名及高霞不能证明该30万元之给付目的。王海雷主张为合伙，30万元是合伙盈余的分配，具有高度盖然性。8.上述所谓“高度盖然性”指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判断王海雷、高霞各自的口头主张得出的结论。该30万元是合伙盈余的分配。9.因该30万元不是借款，高霞、王海雷均提到该30万元与涉案房屋有关，合伙就一定会进行盈余分配。高霞不能证明给付该30万元之原因，不能证明王海雷仅是顶名的，人民法院应驳回高霞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高霞答辩称：王海雷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不存在王海雷上诉主张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内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查明以下事实：一、高霞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原件），拟证明高霞以王海雷名义购房的事实。王海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主张买房的风险很大，高霞、王海雷的关系并非好到能在这么大的风险面前自愿为高霞顶名买房，王海雷是基于利益与高霞合伙买房，而不是高霞主张的王海雷为高霞顶名买房。2、二手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拟证明高霞出售由王海雷代持房屋的事实。王海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3、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原件），记载：高霞于2018年3月29日向王海雷转账30万元，摘要“王海雷借款”，拟证明高霞向王海雷出借款项30万元的事实。王海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高霞可以任意填写汇款单的摘要；高霞不可能无故向王海雷转账30万元，事实上是双方决定卖掉该房屋之后，高霞主动提出给王海雷还上银行贷款30万元，合伙盈余就算分配完毕。4、律师函（原件），拟证明高霞要求王海雷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5、邮政快递寄送底单、物流寄送证明，快递退回底单（原件），拟证明王海雷知悉高霞请求及拒不还款的事实。王海雷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也不能证明高霞让王海雷为其顶名买房；该组证据均说明高霞认为涉案的30万元款项与涉案房屋有关。二、王海雷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不动产权证，拟证明粤海南海明珠住宅1栋603C房产的位置。2、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拟证明买房时房价为3705356元，该证据说明了高霞关于王海雷为其顶名买房的主张是不可能的以及王海雷关于高霞、王海雷双方合伙买房的主张存在高度概然性。3、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拟证明买房时该房产高估价，贷款4940000元。证据2和证据3之间的差值是123万多元，因此高霞、王海雷均不需要出资，高霞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中关于“口头约定由高霞作为实际出资人”的陈述不实。4、二手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卖房时房价为6384401元。卖掉该房屋的登记时间是在2018年4月2日完成，其实交割还要晚一些。高霞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高霞实际持有的房屋的买卖情况，与本案是否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王海雷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没有关联性，没有证据证明高霞、王海雷存在利益分配的约定；王海雷从未对该房屋进行过实际投资，持有房屋期间所有费用均系高霞一人承担。三、原审庭审中，高霞主张，其与王海雷是朋友关系，其与王海雷之间未对其主张的30万元借款签署过书面合同，双方是口头协商的，因为王海雷以涉案的房产向建设银行贷款30万元，在高霞提出卖房时，才知道王海雷贷了这30万元，如果不将该款还给建设银行，将会导致该房屋无法过户，故王海雷向高霞提出借款30万元用于偿还该款。因此，高霞在向王海雷支付30万元资金时，在摘要备注了借款。四、在原审庭审中，法院向高霞释明，在王海雷提出“涉案30万元款项系双方合伙盈余分配，而非借款”的答辩、质证及举证意见的情况下，高霞是否仍然坚持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高霞表示坚持。但同时高霞主张无论本案是民间借贷还是不当得利，王海雷均需要承担返还涉案30万元款项的责任，并表示其虽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但具体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高霞于2018年3月29日向王海雷转账30万元。高霞主张其与王海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30万元款项是其向王海雷支付的借款。但是高霞对此仅提交了《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为证，并未提交借条等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意的其他客观证据。而该业务回单上显示的“摘要：王海雷借款”系由高霞自行填写，在王海雷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高霞主张其向王海雷转账的30万元款项系借款，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虽然高霞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但是高霞于2018年3月29日向王海雷转账30万元，事实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王海雷作为收款人，应就其收取该笔款项存在法律或合同依据承担举证责任。王海雷主张该款项是合伙买房的盈余分配，但是并未对其与高霞之间存在该约定提交任何证据，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法院对王海雷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此，王海雷作为收款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30万元利益，构成不当得利。据此，法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王海雷应向高霞返还该30万元款项。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关于“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高霞关于王海雷应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5月17日）起向其支付利息至该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海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霞返还款项人民币30万元；二、王海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霞支付利息，该利息以人民币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5月17日起计算至该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保全费人民币2020元，均由王海雷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原审高霞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高霞提交《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显示其于2018年3月29日向王海雷转账30万元，且该业务回单记载“摘要：王海雷借款”。高霞以此为据主张其与王海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王海雷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因此，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王海雷针对高霞的请求抗辩认为，高霞2018年3月29日向其转账30万元帮其还银行贷款，该30万元是其与高霞合伙炒房的应得盈余分配，不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高霞以《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为据主张其与王海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起诉讼，王海雷抗辩称高霞2018年3月29日向其转账30万元是其与高霞合伙炒房的应得盈余分配。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王海雷应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海雷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二手房买卖合同》仅能证明其与高霞存在合伙炒房的事实，但双方合伙炒房是否进行结算、盈亏如何分配没有证据证明。故王海雷抗辩高霞2018年3月29日向其转账30万元是其与高霞合伙炒房的应得盈余分配，没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结合高霞于2018年3月29日向王海雷转账，王海雷自认卖掉房屋的登记时间是在2018年4月2日且交割还要晚一些，《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记载“摘要：王海雷借款”等情节，高霞的起诉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认定涉案30万元转账是王海雷的借款。高霞请求王海雷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依法应得到支持。原审判令王海雷应向高霞偿还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5月17日起计算至该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王海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但处理结果得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海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彭  建  钦审判员 蔡  雪  燕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温岛(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