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2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蕾，女，197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雷薪竹，女，200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法定代理人：华蕾，身份信息同前，系雷薪竹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先碧，女，194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前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祥，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长寿区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望江路107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20339920XY。法定代表人：周焕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林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挺，男，197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林泽。上诉人华蕾、雷薪竹、张先碧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长寿区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悦公司）、汤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7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蕾，上诉人华蕾、雷薪竹和张先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祥，被上诉人众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和该公司与被上诉人汤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林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蕾、雷薪竹、张先碧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众悦公司、汤挺向华蕾、雷薪竹、张先碧支付26852.46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提供车内监控是众悦公司的合同义务，该公司无法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汤挺在车内已经发现雷飞健有明显的发病症状，故应当认定汤挺在雷飞健摔出车外前已经发现或应当发现雷飞健患有急病；2．汤挺多次对关键事实进行虚假陈述，一审判决在有大量证据佐证“雷飞健能被发现发病”的情况下，反而倾向于采纳汤挺在车内无法发现雷飞健发病的观点，该认定明显错误；3．汤挺的虚假陈述致使本案无法对“雷飞健的创伤性脑干出血与汤挺未及时将其送医之间的关联性”以及“雷飞健的创伤性脑干出血与雷飞健下车时的摔伤”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鉴定，汤挺应当承担该部分举证不能的责任。雷飞健死亡赔偿金697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2847元、丧葬费40882元、医疗费22665.87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元、误工费900元、住宿费600元，共计896174.87元，众悦公司、汤挺应承担上述费用的30%。众悦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汤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蕾、雷薪竹、张先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众悦公司、汤挺向华蕾、雷薪竹、张先碧支付806557.4元（即死亡赔偿金697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2847元、丧葬费40882元、医疗费22665.87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元、误工费900元、住宿费600元，共计896174.87元，众悦公司、汤挺系形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上述费用的9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雷飞健从事夜市餐饮工作。2019年9月28日03时26分47秒，雷飞健从长寿区三峡路2号华茂大楼南73米处搭乘汤挺驾驶的登记于众悦公司名下的出租车（车牌号渝Ｂ×××××）去往长寿区桃花农贸市场，雷飞健乘坐在副驾驶位。03时28分45秒，涉案车辆出现在长寿区桃花农贸市场路口工商银行视频监控视野内，汤挺停车，雷飞健递给汤挺10元钱。03时29分04秒，汤挺找零4元钱递给雷飞健。03时30分05秒，汤挺探出身体从主驾驶位伸手打开副驾驶车门。03时33分23秒，汤挺在关闭发动机、熄灭车灯后从主驾驶位下车，绕行到副驾驶车门处。03时33分44秒，雷飞健从副驾驶位摔倒在车外，面部朝向地面并陷入昏迷。汤挺将雷飞健身体翻转为侧躺状，然后于03时34分38秒用手机拨打了“110”电话报警，通话时长1分58秒。“110”于03时39分39秒回叫汤挺后，汤挺于03时40分16秒拨打了“120”电话求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于03时46分派出急救车，于03时53分到达现场。“120”出诊记录中记载：“10＋分钟前患者饮酒后出现意识障碍”，“昏迷，双侧瞳孔缩小，光反射消失”，“右侧脑张力增高”，“初步诊断：急性酒精中毒；脑卒中？”急救车于04时00分离开现场将雷飞健送往医院，返回医院时间04时07分。雷飞健在医院急诊科治疗无效后，于05时10分转入重症医学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2019年9月28日06时06分病程记录记载：“平车推入病房，急性痛苦面容，神志呈深昏迷状，……右侧眉弓及眼角可见皮肤擦伤”。“头颅CT提示脑干出血，并破入脑室系统”。“家属来院补充病史：曾经体检时发现血压升高，最高血压达180/？mmHg以上，未予以药物降压治疗，未常规检测血压，血压控制不详”。“鉴别诊断：外伤性脑出血患者发病前有跌倒史（查体见右侧眉弓及眼角可见皮肤擦伤），故考虑。但患者头部无外伤痕迹，CT提示脑干出血，未见外伤性改变，考虑自发性脑出血，故暂不考虑本病。急性酒精中毒？急诊时可疑路人诉患者意识障碍前有饮酒史，但现暂未闻及明确的酒精味”。2019年10月1日10时35分病程记录记载：“（主要）诊断：脑干出血破入脑室系统，中枢性高热”，“脑干出血患者预后不佳，虽经积极治疗但治疗效果不理想且在治疗过程中随时有可能死亡，该患者脑干出血后迅速出现中枢性高热及多器官功能损害，预后极差，苏醒可能性非常小，即使苏醒也将是植物状态及遗留严重神经功能障碍，在治疗期间也随时有病情加重或死亡风险。告知家属后，家属要求放弃目前继续抢救治疗并自动出院，经劝说无效后签字自动出院”。雷飞健停止治疗后随即于2019年10月1日在重症医学科死亡，并于当日火化。2019年9月28日4时42分，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民警对汤挺进行调查。民警询问：“你拉这名乘客（雷飞健）时，他的状态怎么样？”汤挺回答：“我看他能自己独自站立，也能和我正常交流，我觉得他身体状态还可以。”民警询问：“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交谈？”汤挺回答：“我问他到哪里，他就给我说到桃花市场。到了桃花市场后，我就问他要不要转进去，他示意我转进去，当时没有说话，我就转进去开到进桃花市场第一个路口处，我问他是不是这里，他点了一下头，他也没有说话。”“他就把手上的10元钱给我，我就补他4元钱，我看他身体状态不好，我就问他要不要给家里的人打个电话，意思是让他家里人来接他，他摆了一下头就把副驾驶的车门打开，然后他就把右脚迈下车，在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有站稳就自己摔下车，他摔下车后，我就立即下车查看，我看到他是面部贴着地面全身趴在地上的，我害怕他呼吸不畅就想把他翻过来”，“然后我就拨打了110、120”。2019年9月30日15时19分，汤挺主动到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说明情况，其陈述：“2019年9月28日03时30分左右，我将乘客（雷飞健）拉到了桃花市场入口工商银行斜对面，我就问了一句老师到了没有，乘客点了一下头，并递给我10元钱，我就找了他4元钱，我看到乘客比上车时精神状态要差一些，就问乘客需要帮助给家里打电话不、需要搀扶不，乘客一直没说话，于是我就熄火停车，我下车走到副驾驶位置，我就把车门打开，用手扶住乘客的右大臂帮助他下车”。民警询问：“你为何要下车去扶乘客？”汤挺回答：“因为我看到乘客没有上车时的状态好，我就问他需要给家里打电话不，他点了头，问需要搀扶不，他又点了头。”民警询问：“你下车后是如何扶乘客下车的？”汤挺回答：“我走到副驾驶位置，看见副驾驶门已经从车内开锁了，我就从外面把车门完全打开，我就用双手扶住乘客的手臂帮助他下车，乘客就在我的帮助下下车，乘客没有站稳就摔倒了。”民警询问：“你是什么时候判断乘客身体有异常的？”汤挺回答：“到了之后乘客不说话，感觉有点异常”。民警询问：“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车？”汤挺回答：“我问乘客需要搀扶不，他点了一下头，我看见乘客用手把车门开关开了一下，我才下车去扶他帮助他下车。”民警询问：“你有无拉乘客下车？”汤挺回答：“没有。我扶他下车。”民警询问：“你在第一次笔录中为什么没有说你下车扶了乘客下车，而是说乘客自己下车摔倒的？”汤挺回答：“我当时搞忘记了，我今天想起来就来了。”一审庭审过程中审判员询问汤挺：“3点30分05秒是否是你帮雷飞健打开车门？”汤挺回答：“是我在车内帮雷飞健打开车门的。”审判员询问：“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汤挺回答：“雷飞健到站后没有下车，我就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雷飞健点了下头，然后我就帮他开了车门，车门打开后雷飞健仍然没有下车，所以我就下车帮雷飞健下车，然后雷飞健就摔倒了。”审判员询问：“帮雷飞健开车门是否是催促其下车？”汤挺回答：“不是，只是帮他开车门。”审判员询问：“在你帮雷飞健打开车门后的3分钟时间里，你们交谈了什么？”汤挺回答：“就是询问雷飞健是否需要帮助，需要给家里人打电话不？雷飞健就摆头，没有说话，然后我就等了他1分钟左右，我以为是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审判员询问：“你当时是否考虑雷飞健身体有问题？”汤挺回答：“我作为出租车驾驶员遇到过乘客心情不高兴或者其他原因就不愿意说话，只是摆头和点头，当时不清楚雷飞健身体有问题。”审判员询问：“你以为雷飞健需要帮助就是帮助他下车是吗？”汤挺回答：“是的，因为我询问过他是否需要给家里人打电话，他摆头。”审判员询问：“你当时是否只是询问雷飞健需要帮助，有没有询问其是否需要去医院？”汤挺回答：“没有问过，因为当时我不知道雷飞健生病。”审判员询问：“你在派出所两次笔录中为什么关于副驾驶车门的打开问题陈述不一致？”汤挺回答：“当时晚上太晚，记不太清楚了。”审判员询问：“为什么两次笔录中都明确陈述车门是乘客自己打开的？”汤挺回答：“好像他当时摸了一下车门，然后我就问他需要帮助不。”审判员询问：“你在公安部门陈述时是否回避了这个细节？”汤挺回答：“确实记不清楚了，不是回避。”审判员 询问：“（监控视频显示）从3点28分45秒停车到你3点33分23秒下车，在这期间你基本上一直侧身面向乘客，而且据你自己陈述也发现乘客有不正常的现象，你是否询问过乘客是否需要医疗方面的救助？”汤挺回答：“没有问过，因为我并不知道他生病了。我作为驾驶员无法判断他生病了没有。”关于“120”出诊记录中记载：“10+分钟前患者饮酒后出现意识障碍”的问题，汤挺陈述：“我当时并没有和‘120’人员说雷飞健饮酒，记录中出现‘主诉：饮酒后意识障碍10+分钟’，我不清楚是如何形成的。”2019年9月28日，重庆冀繁长寿监控中心向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重庆长寿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渝Ｂ×××××车辆于2019年9月28日早上08:20前往我监控中心调取车内视频监控，ＳＤ（卡）出现以下情况：储存视频为2018年12月28日-30日、2019年2月4日，系该车辆车内视频监控（损）坏。”后一审法院向重庆冀繁长寿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询问情况时，重庆冀繁长寿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陈述：“（车内）视频监控系统是我公司在大概7、8年前为众悦公司安装的”，“该视频监控系统系企业自愿安装，不是强制安装”，“安装及维护费用均由企业自行支付，因企业不愿缴费，后来就没再给他们做维护”，“2019年9月28日早上，他们（众悦公司）的车开到我们监控中心，我拿的钥匙，从车上取下ＳＤ卡，”“（车内）监控设备上有个锁，我开锁取卡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监控设备因长期未打开过，上面布满灰尘，如果在我取卡前有其他人先把卡取出过，肯定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确定ＳＤ卡之前未被取出过。”“取出后就把ＳＤ卡放到电脑上看，发现其中储存的视频只有2018年12月28日至30日、2019年2月4日这几天的视频”，“原因一是视频设备本身出现问题，二是ＳＤ卡故障”。本案审理过程中，华蕾、雷薪竹、张先碧于2020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雷飞健的创伤性脑干出血与汤挺未及时将其送医之间的关联性以及雷飞健创伤性脑干出血与雷飞健下车时的摔伤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赴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走访了参与雷飞健抢救的医师，就本案中相关医学专业问题进行了询问，医师回答：“脑干是生命中枢部位，出血病人的死亡率很高。这个病发病比较急，一般都是突然发生。发病的症状一般为意识不清醒，有的人发病的时候外部症状不明显，周围的人也不好判断病人的具体情况。”审判员询问：“如果驾驶员在雷飞健摔出车外前将其送往医院，会不会提高救治的几率？”医师回答：“不一定。雷飞健是脑干出血，处于中枢位置，没有办法做手术。所以不好绝对的说提前送往医院会提高救治几率。”审判员询问：“雷飞健摔倒与脑干出血有无关联性？”医师回答：“脑干出血是自身疾病，至于摔倒擦伤是否会加重病情，不好判断。现在应该无法鉴定。”一审法院将上述询问笔录交双方当事人质证后，原告明确表示撤回鉴定申请。一审另查明，雷飞健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华蕾（妻子）、雷薪竹（女儿）、张先碧（母亲）。众悦公司与汤挺之间系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雷飞健与众悦公司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涉案出租车内视频监控设施在雷飞健上车前即存在故障，因现无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出租车行业经营者必须在车内安装视频监控设施，故不能认定众悦公司、汤挺对此具有过错。华蕾、雷薪竹、张先碧主张众悦公司、汤挺在运输过程中未尽到尽力救助的义务，应当由其首先就汤挺已经发现或应当发现雷飞健患有急病这一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一审法院对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询问，脑干出血病人发病急，一般为突然发生（没有先兆），有些病人发病时外部症状不明显，他人不易判断病人的具体情况。汤挺作为涉案车辆驾驶员并非专业医护人员，仅是唯一在现场的人员，其在公安机关陈述事情经过时虽然前后出现过不一致，与视频监控亦有些许出入，其亦承认到达目的地后发现雷飞健有异常情况，但以上均不足以证明汤挺在雷飞健摔出车外前已经发现或应当发现雷飞健患有急病，不能使一审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此应由华蕾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汤挺在雷飞健摔出车外后及时拨打“110”报警并拨打“120”求救，故对于华蕾、雷薪竹、张先碧认为众悦公司、汤挺在运输过程中未尽到尽力救助的义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汤挺陈述其在搀扶雷飞健下车过程中雷飞健没有站稳而摔倒，现亦无证据能够证明汤挺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另外根据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病程记录中的记载，医护人员虽最初因雷飞健发病前有跌倒史而考虑外伤性脑出血，但后因雷飞健头部无外伤痕迹，CT提示脑干出血，未见外伤性改变，考虑自发性脑出血，从而排除了外伤性脑出血的诊断。而雷飞健摔倒擦伤是否会加重其病情现亦无法查明，故仅能认定雷飞健死亡系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众悦公司、汤挺不应承担责任。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华蕾、雷薪竹、张先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8元，由华蕾、雷薪竹、张先碧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死者雷飞健在壮年不幸因病过世，令人惋惜。但判断其所搭乘的出租车所属公司及驾驶员是否应对其死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则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作为承运人驾驶员的汤挺在乘客雷飞健发病时是否具有实时准确判断的可能；2.汤挺在雷飞健摔倒后是否履行了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的尽力救助义务。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而判断承运人是否履行了该条规定的尽力救助义务的前提在于承运人及时发现或应当及时发现旅客患有急病、分娩或遇险。结合本案实际，亦即汤挺在搭载雷飞健过程中是否及时发现或应当及时发现雷飞健患有急病。根据案涉监控录像显示，汤挺搭载雷飞健至目的地停车，其向雷飞健收取车费后，而雷飞健未能及时自动下车，汤挺亦有向雷飞健进行问询的行为，从收费到汤挺下车到副驾驶座一侧为雷飞健开门的时间持续了约3分钟，从社会一般情理分析，汤挺具有较充分的根据判断出雷飞健摔倒前存在一定的反常情况。那么汤挺作为出租车驾驶员是否应当具有判断该反常情况即属于突发急病的知识和能力呢？根据一审法院对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员所作询问，脑干出血病人发病急，一般为突然发生，没有先兆，有些病人发病时外部症状不明显，他人不易判断病人的具体情况。故对于雷飞健所患疾病，即使专业医护人员亦难以仅根据其外部表征及时、精准加以诊断，而对于缺乏专业医学知识的出租车驾驶员，更难以要求其能够及时和准确判断相关患者存在突发急病的情况。故在本案中雷飞健发病时，汤挺虽可以判断雷飞健存在一定反常，但其所从事的职业并无客观可能及时、准确判断其突发急病。而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或相应合同约定众悦公司、汤挺应在案涉出租车内安装摄像监控设备，故众悦公司、汤挺对于案涉出租车内摄像监控未能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影像不存在违法或违约情形，亦不应因此承担举证义务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华蕾、雷薪竹、张先碧主张众悦公司、汤挺承担对于雷飞健发病时能予以准确判断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既然汤挺在雷飞健摔倒前并无客观可能及时、准确判断其突发急病，则汤挺和众悦公司应否就本案雷飞健的死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汤挺于雷飞健摔倒后应当履行的尽力救助义务的内容是什么。对于摔倒前雷飞健是否突发急病尚难判断的情况下，雷飞健在下车途中摔倒，作为出租车驾驶员的汤挺，为防其呼吸不畅对其进行翻身，未随意搬动，并及时拨打“110”报警并拨打“120”求救，从出租车驾驶员的职业一般要求以及社会对其的一般期待而言，汤挺已经履行了其应尽的救助义务。现并无证据证明雷飞健的摔倒系汤挺重大过失或故意所致，亦无证据证明雷飞健的死亡与摔倒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应当认定汤挺履行救助义务并无失误，亦未对雷飞健造成次生伤害。华蕾、雷薪竹、张先碧主张汤挺、众悦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未尽到尽力救助的义务与本院有关认定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汤挺虽在公安机关陈述事情经过时对部分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其陈述与视频监控亦有些许出入，但相关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不当履行了救助义务甚至对雷飞健存在伤害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其存在隐匿、销毁及变造案涉证据的行为，有关行为对华蕾、雷薪竹、张先碧所述案涉有关事项不能鉴定并无直接关系，故汤挺亦不应承担所谓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华蕾、雷薪竹、张先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2.8元，由上诉人华蕾、雷薪竹、张先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毅审判员余彦龙审判员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