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从四，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建，贵州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雨佳，贵州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昌伦，男，196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上诉人何从四因与被上诉人周昌伦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8民初4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从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款的事实已经（2019）黔0328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该案中被上诉人已自认收到上诉人50万元股权款，现被上诉人否认该事实，与自认的事实相互矛盾。其次，被上诉人主张的已经向上诉人返还投资款不是事实，2015年5月6日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50万元系公司向案外人**的借款，2015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转账30万元，其中有10万元作为公司借款由上诉人转给了霍帝仁，有10万元作为公司借款由上诉人转给了金大伦，另外10万元经同意留在上诉人处作为公司日常开支，2015年5月12日向上诉人转账的50万元系周昌伦让我转给张应忠，然后再出借给金大伦的，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述事实已经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36号民事判决和遵义市湄潭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8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实际向被上诉人交付股权款和被上诉人是否已将股权款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交付股权款的事实已经得到被上诉人的自认，上诉人无需再进行举证；对于退还股权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上诉人返还了股权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周昌伦辩称：2015年4月29日、2015年5月2日上诉人分别转账50万元是事实，但其中有50万元系上诉人代张应忠缴纳的出资款，上诉人认为2015年5月12日收到50万元系周昌伦让其转给张应忠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共计收到上诉人100万元，现已经转给上诉人130万元（其中30万元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所称支付给金大伦、**、霍帝仁的出借款，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参与，不予认可。何从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昌伦向何从四返还欠款及利息共计614,195元；2.案件受理费由周昌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3日，湄潭聚力茶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公司）登记成立。公司股东为何从四与案外人刘正刚、金大伦、梁大庆、周昌伦、刘泽远、仁永才、张应忠、彭云刚。2015年3月30日，何从四与案外人刘正刚、金大伦、梁大庆、周昌伦、刘泽远、仁永才、张应忠、彭云刚签订聚力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公司注册全称为湄潭聚力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000元，何从四及上述案外人各出资500,000元。2015年4月29日，何从四向周昌伦转账交付500,000元，2015年5月2日，何从四向周昌伦转账交付500,000元。2015年5月6日，周昌伦向何从四主张交付500,000元，2015年5月7日，周昌伦向何从四转账交付300,000元。2015年5月10日，周昌伦向何从四出具原始股金500,000元的《收款收据》一份。2015年5月12日，周昌伦向何从四转账交付500,000元。2018年8月10日，案外人陈进到湄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拥有聚力公司100%股份的股权转移登记，并将聚力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省湄潭县聚力茶业发展有限公司。2019年8月5日，何从四以贵州省湄潭县聚力茶业发展有限公司、陈进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股东出资纠纷案，要求贵州省湄潭县聚力茶业发展有限公司、陈进连带返还出资款500,000元，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7日以（2019）黔0328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何从四的诉讼请求。另查明，何从四未提供其在2015年5月10日向周昌伦交付500,000元出资款的凭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周昌伦向何从四出具原始股金500,000元《收款收据》的2015年5月10日前后，双方互有资金往来。何从四主张其于2015年5月10日向周昌伦交付了案涉争议股款500,000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由何从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何从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何从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1元，由何从四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银行流水一份、补充协议（景林波与何从四2016年1月16日）一份，拟证明2015年5月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50万元系上诉人出借给**的，公司法人变更为被上诉人后，**偿还的借款均是进入被上诉人的账户里。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外，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不是周昌伦，不能证明周昌伦收到**或景林波的借款。虽然银行流水中显示，2015年5月6日上诉人确实向**转账50万元，结合补充协议载明的“**向何从四借款50万元”的内容来看，不能证明该款系周昌伦向**的出借款，也不能证明**或担保人景林波向周昌伦偿还了借款等事实，故该组证明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返还出资款50万元。首先，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50万元出资款的问题。对于该事实，有被上诉人的自认以及上诉人在（2019）黔0328民初3227号案件中出具收款收据（2015年5月10日）为证，本院予以确认。但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2015年5月10日当日，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转账5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故本院认定上诉人出资的50万元应为2015年4月29日和2015年5月2日转账的其中一笔。其次，从双方提供的转账流水记录来看，上诉人在2015年4月29日和2015年5月2日共计向被上诉人转账100万元后，被上诉人又分四次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130万元。关于130万元款项性质，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2016年5月6日的50万元，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主张该款系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出借给**的借款，但在二审中提供证据时又认为该借款的出借人是上诉人，还款由被上诉人收取，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载明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50万元，也向**转账了50万元，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的出借人就是被上诉人，且从上诉人提供的《补充协议》来看，明确的出借人是上诉人，故上诉人认为该款系被上诉人出借或者被上诉人收取了借款的主张，因没有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2016年5月6日的30万元，虽然银行流水记录2015年5月8日和2015年5月10日分别又向霍帝仁、金大伦转账10万元，但该转款性质如何认定，无从知晓，上诉人认为系公司或被上诉人的出借款，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3.关于2015年5月12日的50万元，虽然上诉人在2015年5月30日也向张应忠转账50万元，但该款是否系按被上诉人的要求支付，或者该款是否是出借款、出借人究竟是谁，上诉人在本案中均只有口头陈述，并无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本院无从采信。综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总金额为100万元（包含本案主张的50万元出资款），之后，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转款130万元，虽然上诉人认为部分款项系另作其他用途，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理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从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2元，由何从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朱小燕书记员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