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封谟颂，男，196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勇，广西中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广兰道6号。 法定代表人：何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洁琼，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冬宝，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励文，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桂林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桂林市叠彩区新建路大河乡综合楼一楼北侧。 法定代表人：何万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宗仁，该公司法务员工。 原审被告：杨石坤，男，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普宁市。 上诉人封谟颂因与被上诉人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装公司）、周冬宝，原审被告桂林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杨石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3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封谟颂的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3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2、判决深装公司与周冬宝承担连带责任给付工程款项2832172.56元；3、判决深装公司与周冬宝承担连带责任，从2019年5月21日开始，以剩余工程款2832172.56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直至被上诉人付清全部工程款项为止；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封谟颂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2018年8月23日由周冬宝和深装公司副总经理周宝建共同签名的《付款协议单》是“铁证”，足以证明封谟颂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付款协议单明确了两点法律事实：1、周冬宝承诺剩余的工程款在竣工结算后40天打入封谟颂的账户；2、封谟颂必须履行实际施工人的义务：付清工人工资，配合甲方竣工验收。而封谟颂履行了实际施工人的义务，对涉案工程进行了管理，支付了工人工资，配合了甲方竣工验收。现涉案工程已经交付给工程的发包方恒大公司。退一步说，封谟颂不是实际施工人，周冬宝也作出了“与原告封谟颂进行结算，支付工程款”的承诺，杨石坤已经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封谟颂，周冬宝和深装公司也应当将剩余工程款结算给封谟颂。二、封谟颂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在2018年8月23日由周冬宝和深装公司副总经理周宝建共同签名的《付款协议单》，这是双方达成的工程款结算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也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三、关于剩余多少工程款的问题：l、周冬宝违法承包的工程是6-8、13-20栋，总共是11栋，总面积23541.21平方米，而周冬宝违法分包给封谟颂实际施工的是其中的17-20栋，共计4栋，总面积8389.68平方米。封谟颂分包施工的4栋楼面积占十一栋楼总面积的35.64%。2、经恒大公司与深装总公司结算，总共十一栋楼最终结算总工程款为24526184元，减去质保金535702.36元后，还应当支付工程款合计为23990481.64元，封谟颂承包施工的四栋楼面积占总面积的35.64%，所以四栋楼的工程款也应当占总工程的35.64%，四栋楼工程款应当为23990481.64×35.64%=8550207.66元。3、周冬宝不能收取11%管理费。因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都是无效合同，所以双方约定周冬宝收取11%的管理费无效。涉案工程十一栋楼总共缴纳的税款是570302元，封谟颂应当承担的税款是203255.63元(570302×35.64%)。4、剩余工程款计算方法。封谟颂已经收到的工程款合计是1650000元；杨石坤出具的授权结算单，清楚的写明了与封谟颂结算时应当扣除的甲供材款项是3864799.47元；另外还应当扣除的税款203255.63元，所以还应当支付的剩余工程款是2832172.56元(8550207.66元-3864779.47元-203255.63元-1650000元)。5、在2018年8月23日周冬宝与周宝建共同写了《付款协议单》，做出承诺之后，17-20栋楼的装修工程款项只能结算给封谟颂。如果周冬宝将工程款超额支付给其他人，法律后果应当由周冬宝自己承担。四、被告方需要承担违约付款责任。周冬宝在2018年8月23日所写《付款协议单》承诺：工程竣工是2018年8月29日，完成结算是2019年4月10日。周冬宝应当在竣工结算后四十天内，也就是2019年5月20日之前将剩余工程款2832172.56元支付给封谟颂。由于周冬宝逾期付款，所以周冬宝从2019年5月21日开始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所以，从2019年5月21日开始，被上诉人应当以剩余工程款2832172.56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直至被上诉人付清全部工程款项为止。综上所述，封谟颂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确实充分，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一方还有剩余工程款2832172.56没有支付。被上诉人深装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周冬宝，应当与周冬宝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 深装公司答辩称，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够认定其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对于本案付款责任的认定，我方与合法承包人及周冬宝之间就整个涉案项目已经进行了结算，双方也有签字确认了。 周冬宝答辩称，上诉人无论是与深装总公司还是周冬宝，都没有建立相应的施工或者说是转包、分包的合同关系；而《付款协议单》，也只是记载在杨石坤的授权下，上诉人对17到20栋楼进行收款，相应的款项上面写的也不是支付给封谟颂的工程款，而是民工工资；上诉人不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上诉人是受杨石坤的管理，不能单独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周冬宝或深装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周冬宝已按照实际领取了90%的工程款，已经超付了双方实际约定的工程款的金额。 恒大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 杨石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进行答辩。 封谟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深装公司与被告周冬宝连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2423935元；2.判令被告深装公司与被告周冬宝连带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以2423935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从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告恒大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三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恒大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等。被告深装公司于1983年7月14日登记成立，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名称为“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室内装饰工程、水电、空调工程的设计、安装等。2018年2月23日，被告深装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为“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周冬宝系被告深装公司的聘任员工。 2017年12月7日，被告恒大公司作为发包人（甲方），与被告深装公司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为恒桂邕工合字17（0.36-23）028（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为“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工程地点为桂林市叠彩区战前路33号。工程内容为乙方负责按甲方确认的施工图纸及相关设计变更通知对涉案工程住宅套内、首层大堂及电梯间、标准层电梯间、地下室电梯间、入户门及门锁等装修工程进行施工。承包方式为包人工、包材料（含甲指乙供材料）、包机械、包损耗、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市场风险、包工程设计变更、包验收合格、包税金的形式承包本项目。开工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总工期120日历天。暂定包干总价为21381932.82元，暂定装修面积为23541.21平方米。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深装公司作为考核人，与被告周冬宝作为责任人签订《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绩效考核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约定由被告深装公司聘任被告周冬宝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责任人，对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管理，对工程项目质量、安全、工期、成本和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履行职责和承担全部责任。责任人就涉案工程项目的责任期限从负责工程项目开始至保修期结束之日止，责任人应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责任书第九条第1款第（5）、（7）项约定，未经公司书面同意，责任人私自将工程项目对外转包及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接项目；或中途放弃本工程项目或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分包和转包工程项目的，责任人应赔偿全部损失并按工程施工合同金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 2018年5月9日，被告周冬宝作为甲方，与被告杨石坤作为乙方签订《装修工程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涉案工程的装修工程承包给乙方。该工程甲方采取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为标准承包给乙方。工程竣工后，工程造价甲方按施工合同的标准与建设单位结算后，结算给乙方。验收标准按施工合同内容为准。施工合同内的所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盈亏自负。乙方按施工合同内容承包执行的同时，需提交所承接工程总价的11%作为甲方公司的管理费。每次支付工程款的同时直接扣除。工程款根据深装公司支付时间为支付节点，乙方每个月25号报当月施工进度，经甲方现场工程师核定后的工程量次月15号由甲方支付本次申报进度款的75%给乙方，具体实际付款时间按深装公司的支付时间为准。如因乙方未支付工人工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与乙方的工程款款项，甲方扣除税金和管理费后由甲方付款至乙方指定账户，如未汇入以下指定账户，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收款账户户名为杨建锋。 2018年7月25日，被告杨石坤出具书面说明，载明“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恒大江湾项目17#、18#、19#、20#号楼的工程款请直接和封谟颂结算，应扣甲供材3864799.47元，应扣由杨建锋支付给封谟颂85万元，扣工程的11%点后结给封谟颂。这个项目不关杨石坤、张慧林的事了。应扣总金额合4664800元。”原告在该书面说明上附写“甲供材以含税结计同意按此转结深装总”。由案外人杨红发以证明人身份在该书面说明上签字。 2018年8月23日，被告周冬宝向原告出具《付款协议单》，载明“本人周冬宝承诺在2018年8月31日前将捌拾伍万资金（小写￥850000.00）作为桂林恒大江湾17#-20#楼劳务费转入封谟颂的账户上，但封谟颂必须承诺工人的人工费付清，以及配合甲方的竣工验收的一切事宜，剩余的工程款在甲方竣工结算后肆拾天打入封谟颂的账户。（附件有杨石坤的授权）”被告深装公司负责涉案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周宝建在该协议单上签字。 2018年8月30日，被告杨石坤向被告周冬宝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周冬宝人民币650000元，用于恒大江湾工程发放工人工资，超出工程款90%等于借支，该款等工程结算后扣除。” 2019年5月30日，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被告恒大公司向被告深装公司出具1714524.43元承兑汇票。 2019年8月29日，被告深装公司与被告周冬宝就涉案工程的管理费、税金等结算金额进行书面确认。 2019年7月5日，周宝建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载明“本人周宝建，在此向封谟颂承诺：要求周冬宝下周到桂林江湾现场与封谟颂对账。如果周冬宝在下周之内不到现场，公司直接与封谟颂接算，至于如何谈、谈到多少与公司无关。” 2018年8月27日、2018年9月3日、2018年9月5日、2019年1月15日，被告周冬宝分别向原告账户转账50万元、3万元、7万元、25万元。 庭审中，原告主张称，杨建锋系被告杨石坤之子。其自认，其分别于2018年3月9日、2018年4月30日收到杨建锋转账的50万元、30万元，并确认收到上述被告周冬宝转账的85万元。同时，经法院多次反复释明，原告均明确表示，被告杨石坤与本案争议无关，其不要求被告杨石坤对其承担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周冬宝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周冬宝是否应就涉案工程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深装公司是否应与被告周冬宝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恒大公司是否应在欠付工程款的限额内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原告诉称，被告周冬宝从被告深装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其于2017年12月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被告杨石坤和原告二人。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被告杨石坤资金不足，其退出了涉案工程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承包，由原告独立承包了该4栋楼的装修装饰工程，故原告系该4栋楼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根据被告周冬宝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被告深装公司从被告恒大公司处承包了涉案工程后，便将该工程内部承包给作为被告深装公司员工的被告周冬宝承建。被告周冬宝在庭审时自称，从2017年12月7日开始，其亲自负责该工程建设，直至2018年5月9日止。之后，其与被告杨石坤签订了书面的承包协议书。故从2018年5月10日起，被告周冬宝便把涉案工程未完工的剩余部分全部转包给被告杨石坤负责建设。被告周冬宝与被告杨石坤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中关于工程内容的约定为整个涉案工程项目，包括6-8#、13-20#共计11栋楼的装修装饰工程。而本案原告庭审时明确主张，其与被告杨石坤均为涉案工程的包工头，原告负责17-20#楼的建设，被告杨石坤负责6-8#、13-16#楼的建设，其与被告杨石坤之间就涉案工程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其亦未提供任何与被告周冬宝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书面合同。因被告周冬宝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予以否认，被告杨石坤又拒不到庭接受法庭调查，故对原告关于被告周冬宝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其和被告杨石坤二人共同建设的诉讼主张无法查证。 原告另主张称，根据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的结算支付说明表显示，涉案工程总建筑面积为23541.21平方米，总工程款为22275957.21元，故经平均计算，原告应得的工程款应为7938735元，扣除相应费用及已支付部分，所欠原告的工程款数额为2423935元。 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杨石坤出具的书面说明显示，该说明上注明的甲供材数额、工程结算款数额均系由被告杨石坤手写，而该书面说明上除了被告杨石坤和原告的签字外，仅有一案外人杨红发的签字，而杨红发为何人，原告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原告庭审时自称，该书面说明的原件并未交与被告深装公司和周冬宝。因该书面说明系被告杨石坤人工手写，未加盖被告深装公司的公章，亦未有被告周冬宝的签字确认，而被告杨石坤未出庭参加诉讼，被告深装公司和周冬宝对该书面说明的内容又均不予认可，故据此书证不能确定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核算计算方式。原告在没有合同根据的情形下，按照被告恒大公司和被告深装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内容，以平均算数的方法计算出的工程款数额未得到被告恒大公司和深装公司的认可，对此不予认定。 原告还主张称，2018年8月23日，被告深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周宝建和被告周冬宝共同向原告书面承诺，被告周冬宝在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后40天内支付原告剩余工程款，但被告周冬宝一直未履行该承诺。故被告深装公司应与被告周冬宝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恒大公司作为发包方，其亦应在欠付工程款限额内承担责任。 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周冬宝出具的付款协议单记载，被告周冬宝承诺于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原告85万元劳务费，而原告已当庭认可，被告周冬宝已经履行该承诺予以支付完毕。至于剩余的工程款，被告周冬宝仅表示在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后40天内予以支付。但关于剩余的工程款还有多少、怎样结算、与谁结算、如何支付等问题均未在该付款协议书中予以明确。而被告深装公司的员工周宝建出具给原告的书面承诺亦只是说明其会要求被告周冬宝与原告结算，但如何结算、怎样结算，结算数额等问题亦均未明确。故就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周冬宝欠付原告2423935元工程款的事实。案外人周宝建虽系被告深装公司的员工，但其个人的书面承诺上并无被告深装公司的盖章，其内容亦不能证明被告深装公司认可欠付原告工程款的事实。故原告仅据被告周冬宝和案外人周宝建出具的个人书面承诺要求被告深装公司和被告周冬宝连带支付其2423935元工程款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信。 被告恒大公司提供的结算款支付说明，以及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的当庭陈述均表明，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已就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全部结算完毕，被告恒大公司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恒大公司在欠付工程款限额内对其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亦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深装公司与被告周冬宝连带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2423935元，同时要求被告恒大公司在该欠付工程款限额内向其承担法律责任，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进一步阐述如下： 第一loz原告关于其系涉案工程17-20#共计4栋楼的装饰装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诉讼主张，证据不够充分，证明力相对薄弱。 关于原告是否为上述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问题，原告在本案诉讼中仅提供了被告杨石坤手写的书面说明，以及被告周冬宝出具的付款协议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实质性的证明材料。法庭调查时，原告本人明确表示，其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与涉案工程建设有关的材料。但庭审时，经释明，其又主张称上述材料与本案争议无关，明确不向法庭提交。因被告杨石坤拒绝出庭参加诉讼，无法查证被告杨石坤与原告之间，以及原告与被告周冬宝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导致对原告是否承建、如何承建涉案工程17-20#楼的具体事宜无法全面查实。故原告以其提供给法院的现有证据认为其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诉讼主张，尚欠完整、明确的证据链条。 第二loz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周冬宝、被告深装公司之间形成了建筑承包法律关系的事实主张不明。 原告所起诉的各被告之间，即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之间、被告深装公司与被告周冬宝之间、被告周冬宝与被告杨石坤之间均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建设合同，而上述除被告杨石坤未到庭陈述事实外，其他三被告均对其各自之间的承包建设法律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和认可，唯独对原告参与涉案工程建设的事实均予以否认。原告对其与被告杨石坤之间关系的阐述为，其与被告杨石坤均系承包涉案工程的包工头，二人分别承建一部分工程项目。但根据被告周冬宝提供的其与被告杨石坤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显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包括原告。故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周冬宝之间就涉案工程订立了承包建设合同关系。原告现要求被告周冬宝、被告深装公司、被告恒大公司向其承担工程款支付的法律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原告关于涉案工程款的计算方式及计算数额无合同依据证实。 原告诉请的标的额为工程款2423935元，但该数额系原告以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标的数，通过建筑面积和建筑单价的平均数运算计得。如上文所述，原告并非被告恒大公司与被告深装公司施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以他人的合同约定内容计算自己承建工程的工程款，没有合同依据。原告未提供其他详实的证据证明其承建工程的具体工程量，亦未提供具体的结算标准及根据，且其就涉案工程未与上述任何被告进行工程款结算。故原告关于欠付工程款数额为2423935元的诉讼主张，亦无事实根据，亦无法查证确认。 综上所述，原告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周冬宝之间形成了建设承包的合同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周冬宝及深装公司欠付其涉案工程工程款的事实。故其要求被告周冬宝、深装公司、恒大公司支付其工程款242393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不予确认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封谟颂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965元，原告封谟颂已预交，由原告封谟颂负担。 各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根据恒大公司提供的证据1、《桂林恒大江湾项目面积表》。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楼的面积为1573.24㎡，7#楼的面积为2048.45㎡，8#楼的面积为3015.03㎡，13#楼的面积为2151.715㎡，14#楼的面积为2122.725㎡，15#楼的面积为2126.945㎡，16#楼的面积为2134.555㎡，17-19#楼的面积一样，各为2126.185㎡，20#楼的面积为2132.285㎡。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16#楼的总面积为23683.5㎡，17-20#楼的面积为8510.84㎡；证据2、《结算款支付说明》。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装修装饰工程的审核金额为24526184.00元，累计净应付金额为22275975.21元；证据3、《工程竣工验收表》、《工程结算申请表》。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装修装饰工程的竣工和验收时间均为2018年8月29日。封谟颂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深装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的《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而深装公司与周冬宝所签订的《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绩效考核目标责任书》，只是深装公司的一种内部管理模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周冬宝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责任人，擅自将涉案工程项目转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杨石坤施工建设，既有违法律的规定，也与《目标责任书》的约定相悖，故该转包行为应是无效的。 桂林恒大江湾项目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确定。对于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16#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由杨石坤完成的，各方均无异议，而对于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双方的说法不一：深装公司认为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仍是杨石坤；而封谟颂认为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杨石坤的资金不足，退出了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建设施工，封谟颂才是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首先，本案在一、二审过程中，杨石坤经合法传唤均拒不到庭接受法庭调查，无法探知杨石坤的真实意思，但若真是杨石坤完成的，在工程款没有结清时，这种“做事不计酬”的做法，本就有违常理；其次，就17-20#的装修装饰工程，封谟颂虽然未能举出为承建施工而签订的书面合同，但从深装公司认可的实际施工人杨石坤于2018年7月25日出具的书面说明看：今后17-20的工程款与封谟颂结算，17-20#楼的项目也不关杨石坤的事了。说明杨石坤退出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事实是存在的。故在深装公司认可的实际施工人杨石坤的施工人身份被否决，再结合周冬宝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向封谟颂转款的事实，不排除桂林恒大江湾项目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封谟颂。 桂林恒大江湾项目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欠款的确定。由于周冬宝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杨石坤承建施工的行为无效，那么，封谟颂从杨石坤手上承接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的行为也应归于无效。但17-20#楼的装修装饰工程已经完工并已交付确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封谟颂要求给付工程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按照杨石坤与周冬宝签订的《装修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的“该工程甲方采取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为标准承包给乙方。”说明的杨石坤装修装饰6-8#、13-16#楼的工程价款是参照深装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的《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大批量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确定，而封谟颂施工的17-20#楼的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价款，也应比照杨石坤的标准计算，才是合理的。已知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的总面积为23683.5㎡，审核金额即总工程款为24526184.00元，每平方米的单价为1035.58元（24526184.00元÷23683.5㎡）。由于涉案工程未过质保期，扣质保金后的应付工程款为22275957.21元（恒大公司已全额支付），封谟颂要求按扣除质保金后的已付工程款计价，是合理的，即每平方米的单价为940.57元（22275957.21元÷23683.5㎡）。而封谟颂完成的17-20#楼的面积为8510.84㎡，其应得的工程进度款应为8004720.99元（940.57元×8510.84㎡）。根据杨石坤出具的书面说明，封谟颂领取了4664800元工程款和周冬宝为履行2018年8月23日向封谟颂出具《付款协议单》，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向封谟颂转款850000元，封谟颂共计领取了工程进度款5514800元，所欠封谟颂的工程进度款数额应为2489920.99元（8004720.99－5514800元）。现封谟颂起诉只要求给付工程款2423935元，没有超过其应当领取的工程进度款数额，应为有效数额，本院予以支持。桂林恒大江湾项目6-8#、13-20#楼装修装饰工程的竣工和验收时间均为2018年8月29日，而按照周冬宝向封谟颂承诺的“剩余的工程款在甲方竣工结算后肆拾天打入封谟颂的账户”，确定给付封谟颂工程款的时间应为2018年10月8日，故应以2423935元为基数，按照封谟颂主张的以4.35%年利率为标准，从2018年10月8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计付给封谟颂。 给付工程款责任人的确定。深装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已经领取了恒大公司支付的全额工程进度款，但却没有按照目标责任人周冬宝的承诺支付工程欠款，故上述欠款及利息应由深装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而周冬宝只是作为深装公司的员工，依据《目标责任书》的规定管理涉案工程，涉案工程权利的享有者和责任承担人均应为深装公司，故封谟颂要求周冬宝承担给付欠款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大公司作为发包人，已经支付了全额工程进度款，剩余部分的工程款系因质保未到期而被留存，故封谟颂要求恒大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请，也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3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 二、由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封谟颂工程款2423935元及利息（利息以2423935元为基数，按照4.35%年利率标准，从2018年10月8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封谟颂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一审收诉讼费26965元，由封谟颂负担6965元，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二审收诉讼费26965元，由封谟颂负担6965元，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鹏 审判员 徐 刚 审判员 唐国登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陆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