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43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赵坤荣，男，196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金岐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任峰平，男，197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赵箭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琳琼，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美良，男，196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赵箭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琳琼，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坤荣为与被上诉人任峰平、赵美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5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组织各方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赵坤荣的委托代理人金岐岚、被上诉人任峰平和赵美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箭冰和俞琳琼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坤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任峰平、赵美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任峰平、赵美良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基金到期，低于本金部分是全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系转让合同，转让标的为基金份额。这属于附条件成立的合同。合同条件成就的第一个事实是“基金出现本金亏损时”。任峰平、赵美良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基金到期并经过清算而且亏损全部本金245万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以个人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来推定本案基金到期无法兑付，将法人人格与个人人格混同，不符合逻辑。本案用于偿付的基金是独立财产，而非资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偿付责任。一审法院用网上摘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的不详信息来认定独立运作的基金出现本金全损，缺乏依据。而且其中一个基金西尚公司的总裁并未被捕又如何认定为全损？案涉转让标的物：1.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三期100万份；2.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100万份；3.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100万份。任峰平、赵美良仅对第3个产品有投资。一审法院对于基金是否清算尚未查明，资金损失比例也未查明，就认定全损而以判决来替代基金清算，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成立，对合同成立要件认定错误。《承诺书》缺乏转让合同的成立要件，最多只能算意向书。一审法院对转让时间和转让价格两项合同要素认定错误。第一，认定转让时间成就是基金预计到期日，未考虑基金管理人公告迟延到期时间，也未考虑清算和兑付期。第二，认定转让价格是全款原价转让，支付对价是在判决后十日。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属于债权转让合同，即使合同订立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法院亦应对主要条款进行分析和事实认定。《承诺书》中记载“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承担责任，产品到期之日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上述产品总额245万元整”。一审判决选择性地摘录了其中一句“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承担责任”存在断章取义。姑且不论“本金损失”的前提是否成立，即使该前提成立，要进行债权转让，也要有明确的转让时间和转让价格。但本案债权转让价格并未写明，转让时间约定为“陆续转让”。对于合同履行时间约定不明的，除非再次约定否则合同无法成立。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不明情况下，合同不能成立，法院不能认定时间强迫双方交易。一审法院却既认定债权转让价格又改变债权转时间约定，处理不当。（三）本案债权转让标的物定性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属于可以转让的标的物，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本案所涉标的债权是三个私募基金股权份额，而任峰平、赵美良仅对第三个标的实际出资而对另两个标的无出资。三份基金份额的取得是任峰平、赵美良通过与他人私下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以欺诈方式取得标的物，属于非法权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修正后应为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任峰平、赵美良为他人代持基金，导致非合格投资者取得基金份额属于欺诈行为，且对合格投资者身份作了虚假承诺，涉嫌非法集资。基金份额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取得。实际权益人与基金持有人的《合伙投资协议》自始无效。第二，基金份额不具有对外可转让性，约定的转让时间也属于禁止转让时间。所转让的债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及“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的情形。私募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让条款是基金合同的必要条款。如果是可转让的基金份额，转让程序要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方式进行转让。这三份基金合同均只有申购赎回条款并无转让条款。根据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格投资者身份限制规定，如果可以转让份额也应该对受让人身份进行考评并登记确认。案涉三款产品均无转让条款约定，无法操作转让。即使私下转让，受让人也无法向基金管理人主张债权。赵坤荣不能单方支付交易对价却无法取得交易标的。本案约定的转让时间是基金产品到期之日后，根据基金合同明确产品到期进入清算，该时间点更不可能转让。第三，一审判决罗列了一系列基金管理人公司老总及关联公司相关人员犯罪行为来评价基金已经造成本金损失，要求赵坤荣全额赔偿，全然不顾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即使基金管理人触犯刑律，发行的基金被认定为非法资金，那么基金份额也是非法的，标的物更不具备可转让性。案涉基金管理人公司人员个人犯罪是否已必然导致旗下基金不可兑付及基金产品非法，一审并未查明。本案债权转让从未通知过债务人，对债务人也不发生效力。事实上，根据合同性质，即使通知也不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受让人根本无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四）一审法院将《承诺书》认定赵坤荣个人真实意思表达，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赵坤荣提交的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是其有心脏病的儿子赵琦请求救援的证据，充分证明其当时处于被胁迫状态，赵坤荣为了保护他儿子才签字。证据二是救援人员的证人证言，可以得出赵坤荣当时处于被胁迫状态，多人围住他不得出门，有人拉着他签字。如果说这样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被胁迫，则赵坤荣根本无法举证被胁迫的过程。赵坤荣唯一没做到位就是立即报警固定证据并起诉要求撤销《承诺书》。由于《承诺书》只有1份，赵坤荣手里缺乏关键证据无法起诉要求撤销。且赵坤荣认为一纸《承诺书》没有合同成立要件，合同不会成立，即使诉讼也无法履行。再者，逼迫签字的人都是熟人，为了大家不闹得太难看，所以赵坤荣并未立即报案。而任峰平、赵美良一审起诉立案后，赵坤荣只得向余杭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以非法拘禁的时间不够标准不予刑事立案。虽然本案不构成非法拘禁犯罪，但并不表示任峰平、赵美良等人没有用胁迫手段迫使赵坤荣签字，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证据标准要求并不一样。一审法院一方面对赵坤荣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加以认定，且用综合评判一语带过；另一方面又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只字未提这部分证据，而是直接认定赵坤荣在《承诺书》上签字属于自愿，前后显然矛盾。赵坤荣只是基金经理赵琦的父亲，由于其前期做事业比较成功，本案凑钱购买基金的人员因为发现赵坤荣买了相应基金而主动向其打听，赵坤荣作出个人判断认为该基金合法。事实上目前案涉基金合法与否并未被定性。赵坤荣未向他们推荐购买基金，且任峰平、赵美良通过集资购买基金产生的收益也不可能分给赵坤荣。赵琦虽然是赵坤荣的儿子，但并未要求赵坤荣介绍业务，赵坤荣也无暇帮助赵琦拉业务。相反，赵坤荣自己同样购买了多份基金。难道因为自己买基金而他人跟随，赵坤荣也要为他人的损失承担责任？《承诺书》载明，损失部分且由赵坤荣来承担责任，那么承担的是什么责任？民法中公平诚信、等价有偿是基本原则。如果通过非法手段转嫁风险，单方享有利益，则完全违背公平原则。名为转让实为损害赔偿的《承诺书》违背等价有偿原则，债权转让合同不能成立。（五）一审法院将赵坤荣向案外人童婷转账的20万元认定为履行《承诺书》义务的一部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童婷由于将所有积蓄交给任峰平投资，导致儿子结婚没钱。因为基金是通过任峰平向赵琦购买，所以童婷无论如何要让赵坤荣帮忙想办法。赵坤荣与童婷是熟人，童婷又接二连三打电话骚扰，甚至跑到赵坤荣办公室哭闹，赵坤荣迫不得已借给她20万元。如果是基金份额转让，且不说童婷不持有基金份额，其与任峰平之间的《合伙投资协议》约定与赵坤荣无关。童婷享有的份额也不止20万元，且还通过第三人胡永娟出面协调，要求胡永娟出面作保让赵坤荣借钱给她。一审法院毫无相关证据就认定是部分履行《承诺书》义务，将任峰平、赵美良在一审中自认部分推定为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及合同要件细节均不加以审理，认为《承诺书》就是赵坤荣填平任峰平、赵美良损失的意思表示。但是一审判决明确并非单方给予金钱形式填平而是以转让基金形式填平。那么转让基金应当履行转让手续。而到目前为止，未履行基金转让手续，且事实上基金份额无法转让。赵坤荣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要求先履行转让基金手续，否则可以拒绝支付对价。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七十九条，笼统认定赵坤荣支付225万人民币且在判决生效十日内立即支付。赵坤荣认为本案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认定《承诺书》不具备合同成立实质要件。即便合同成立，也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认定《承诺书》无效。《承诺书》对基金份额转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另外，案涉债权是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亦应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三、一审判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社会危害性的同时很容易引起社会不安及群体纠纷。赵坤荣仅仅是基金经理赵琦的父亲，自己从事房地产并没有帮助儿子赵琦推销基金。在P2P大量倒闭形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今天，购买平台产品的个人罔顾自身履行能力，违背证券投资基金法对于合格投资者的身份限定，只顾赚取高额利息，千方百计让他人代买代持。赵坤荣虽然不清楚任峰平、赵美良与委托人约定的利益分成，但是赵坤荣从中没有任何收益足以确定。购买时不管不顾，出现亏损就千方百计找人垫底垫背，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赵坤荣被胁迫签字到凌晨将近两点而选择不报警，是因为胁迫人员都是熟人。他不想多年熟人甚至很多退休人员违法甚至犯罪。一审判决会引起群体效应，让很多购买P2P无法兑付的人看到损失弥补的希望，在犯罪底线内用各种手段向基金公司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要求赔偿损失。用软暴力迫使他人签下类似欠条、借条等承诺书，然后再通过起诉获得全额赔偿。此案判决社会危害性极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能成立。《承诺书》不具备合同成立实质要件，债权转让条件尚未确定和成就。没有证据证明基金已经到期。基金管理人已经发出迟延通告，基金尚未进行清算，无法确认低于本金部分。基金到期后必须进入清算程序依法不得转让，何况约定时间是“陆续转让”，标的物性质和转让时间的约定都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显失公平，违背公序良俗。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任峰平、赵美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任峰平、赵美良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合理，适用法律得当，审理程序合法。赵坤荣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承诺书》的签署形式及签署内容均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双方处理案涉纠纷的重要依据。一审法院确认《承诺书》有效并无不当。赵坤荣在《承诺书》中明确承诺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承担责任。产品到期之日起，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上述产品总额245万元整。该承诺内容明确，具体转让方为实际投资人任峰平、赵美良，受让方为赵坤荣，转让标的为案涉基金份额，在基金到期之后转让的实际是基金的赎回权，转让金额为245万元，履行期限为产品到期之日起。协议各方的债权转让关系依法成立，无需再另行签署转让文件。任峰平、赵美良有权据此要求赵坤荣履行承诺书的义务支付受让款项。《承诺书》的签署标志着债权转让成立，原债权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而赵坤荣作为新债权人与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成立并生效，基金管理人对赵坤荣履行债务。赵坤荣关于《承诺书》缺乏转让合同成立要件仅是意向书，一审法院对转让时间及转让价格认定错误，履行时间约定不明等说法均属对《承诺书》的错误解读，不能成立。（二）目前已满足《承诺书》中的付款条件。《承诺书》中赵坤荣的付款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基金产品到期，二是低于本金。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已经届满，基金产品并未得到任何兑付。任峰平、赵美良未获得本金是既定事实，已符合《承诺书》项下赵坤荣承担责任的条件。赵坤荣应当支付亏损部分即全额本金。因此，赵坤荣的付款条件早已成就，与基金是否清算、基金管理人相关人员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均无任何关系。赵坤荣以相应理由阻却赵坤荣付款条件的成就，均系其对《承诺书》的错误解释，不能成立。（三）任峰平、赵美良购买案涉基金产品合法有效，债权转让标的物合法有效。首先，法律并不禁止委托代持关系，各方之间的《合伙投资协议》均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而且，代持各方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争议事项并无关联。其次，基金公司确认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已表明任峰平、赵美良系合格投资者，其合法持有案涉全部基金产品。因此，基金产品依法可转让。最后，即便任峰平、赵美良非合格投资者，但是并不能推定基金产品合同就必然无效。因此，赵坤荣以任峰平和赵美良仅持有部分基金，以欺诈方式取得基金份额，系非合格投资者，转让标的物违法等说法，均不能成立。（四）转让标的物具有对外可转让性，转让合法有效。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次转让是在双方明知基金管理人已经出现“实际控制人失联、资金链断裂、经营中断、兑付不能”等不利情形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合意。其次，转让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违法事由，无需基金管理人同意。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权利。本案可以转让持有的基金份额。2.案涉私募基金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基金份额的持有人转让其所持有的基金份额需经基金管理人同意，但是缺乏前置条件，并不意味着基金份额不能转让或者转让无效。虽然未经基金管理人同意，但是双方转让行为并不存在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等情形，转让合法有效，对转让双方及基金管理人均具有约束力。并且本案双方在已知执行管理人已经出现实际控制人失联、资金链断裂、经营中断、兑付不能等不利情形的情况下，依然达成转让合意，因此不可能也无须征得基金管理人同意。基金管理人征得其同意条款的目的在于方便对基金份额进行管理和登记，而不是为了禁止转让。3.赵坤荣为合格投资者，其也购买了案涉基金产品，有资格受让案涉基金份额。4.赵坤荣在受让后完全可以向基金公司主张基金产品的赎回权。（五）案涉基金管理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目前并不确定，即便构成刑事犯罪也并不影响案涉基金合同的效力，更不影响《承诺书》的效力。首先，目前对于基金管理人是否构成犯刑事犯罪并未定性，赵坤荣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次，即便基金管理人构成刑事犯罪，案涉基金合同、《承诺书》以及债权转让依然有效。基金管理人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与本案的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判决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民事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合同效力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在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罪等犯罪行为中，单个基金合同仅是引起基金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刑事法律事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法律事实是多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只有达到一定数量才发生质变构成犯罪。犯罪行为与单个合同行为并不重合，故民事行为应该有效。当事人在订立基金合同时，主观上确实基于出售和购买基金产品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基金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六）赵坤荣自愿签署《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情形。赵坤荣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均不能有效证明本案存在胁迫情形。公安机关对赵坤荣的举报未予立案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一审法院相关认定符合事实。（七）赵坤荣向童婷支付20万元的行为，已充分表明其同意《承诺书》的内容并已实际履行部分付款义务。一审中赵坤荣自认其与童婷互不相识且无其他往来。二审中赵坤荣中却表明其与童婷系熟人，显然自相矛盾，亦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如此大额款项是赵坤荣基于人道主义而借的说法，缺乏合理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承诺书》合法有效，完全具备民事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七十九条，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一审判决维护的是任峰平和赵美良的合法权益，不存在任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社会危害的情形。赵坤荣在明知案涉基金已出现不良现状仍然自愿签署《承诺书》，就充分表明其愿意填平任峰平、赵美良的本金损失。一审判决基于此认定赵坤荣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属于维护任峰平和赵美良的合法权益。赵坤荣认为一审判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社会危害，属于单方恶意推测。赵坤荣签署《承诺书》后又反悔拒绝履行承诺，违反了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有悖公序良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任峰平、赵美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赵坤荣支付任峰平、赵美良基金转让款225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赵坤荣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9月20日，任峰平与意隆公司签订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三期《风险揭示书》一份，与意隆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签订《私募基金合同》一份，约定任峰平认购100万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预计份额持有期限为12个月。任峰平于同日向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转账100万元。2017年9月27日，意隆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任峰平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于2017年9月25日确认，并于当日开始计算投资收益，文件编号×××25、认购／申购金额为100万元、认购／申购份额为100万份，基金份额的业绩比较基准为认购／申购基金≥100万元，业绩比较基准为10.30%，预计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2017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2017年9月25日，胡永娟、童婷、沈漾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一份，载明由该三人共同出资100万元以购买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三期，由任峰平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合同，收益按出资比例分配，其中胡永娟出资30万元、童婷出资50万元、沈漾出资20万元。 2018年1月8日，任峰平与西尚公司签订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风险揭示书》一份，与西尚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签订《私募基金合同》一份，约定任峰平认购100万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预计份额持有期限为12个月。任峰平于同日向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转账100万元。2018年1月8日，西尚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任峰平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于2018年1月11日确认，并于当日开始计算投资收益，文件编号×××91、认购／申购金额为100万元、认购／申购份额为100万份，基金份额的业绩比较基准为认购／申购基金≥100万元，业绩比较基准为9.70%，预计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2018年1月11日至2019年1月10日。2018年1月10日，胡永娟、宣志红、童婷、沈漾、陈建芳、高晴霞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一份，载明由该六人共同投资100万元以购买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由任峰平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合同，收益按出资比例分配，其中胡永娟出资25万元、宣志红出资20万元、童婷出资15万元、沈漾出资10万元、陈建芳出资10万元、高晴霞出资20万元。 2018年2月2日，赵美良与西尚公司签订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风险揭示书》一份，与西尚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签订《私募基金合同》一份，约定赵美良认购100万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预计份额持有期限为12个月。赵美良于同日向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转账100万元。2018年2月9日，西尚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赵美良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于2018年2月9日确认，并于当日开始计算投资收益，文件编号×××36、认购／申购金额为100万元、认购／申购份额为100万份，基金份额的业绩比较基准为认购／申购基金≥100万元，业绩比较基准为9.70%，预计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2018年2月2日，赵美良、任峰平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一份，载明由该二人共同出资100万元以购买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由赵美良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合同，收益按出资比例分配，其中赵美良出资70万元、任峰平出资30万元。 2018年6月29日，赵坤荣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由赵坤荣（赵总）、赵琦介绍的‘意隆财富基金公司’基金产品，由赵美良、任峰平直接投资人（出资人包括：童婷、高晴霞、陈建芳、宣志红、沈漾），作为帮忙购买一起购买意隆财富的基金产品，涉及金额245万元整［1、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三期（文件编号×××25），2、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文件编号×××91），3、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三期（文件编号×××36）］，但童婷、高晴霞等人的资金都是个人养老的全部积蓄，是因为赵坤荣（赵总）的面子的情况下才购买的，有几位家里人都还不知情，如该产品不能按时兑现，造成经济损失对大家的打击巨大，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在此赵坤荣（赵总）承诺：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赵总）承担责任。产品到期之日起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上述产品总额245万元整。”各方均认可，《承诺书》中未包含胡永娟在案涉基金合同中实际出资的55万元。2018年7月19日，赵坤荣向童婷转账20万元。 2018年6月29日23时4分，赵琦在“临平大都会”微信群里说“我也差不多了，有客户堵在家门口，我妈一个人在家，我跟我爸面对一群客户非要让我还钱，我本来心脏就不好，快倒了”，并发送了“东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称“能不能来救我”。赵坤荣自称，就被胁迫出具《承诺书》一事，其于2019年10月30日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东湖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任峰平、赵美良等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后公安机关未立案。 2018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分别以涉嫌集资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对阜兴集团董事长等8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2019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对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4名副总裁批准逮捕；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阜兴集团下属意隆公司总裁批准逮捕。意隆公司、西尚公司是阜兴集团旗下私募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赵坤荣自主出具《承诺书》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合法有效。赵坤荣虽抗辩称案涉《承诺书》系受胁迫而出具，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承诺书》系赵坤荣在知晓阜兴集团董事长失联及案涉基金产品存在无法兑付风险的情况下所出具，且明确约定“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赵总）承担责任。产品到期之日起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上述产品总额245万元整。”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结合《承诺书》出具背景及行文表述，应当认定赵坤荣出具该《承诺书》系基于填平任峰平、赵美良等投资人本金损失的意思表示，现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已届满，阜兴集团相关人员等已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逮捕，基金产品并未得到兑付，任峰平、赵美良等投资人的本金损失尚未得到救济；第二，赵坤荣在出具《承诺书》后向实际投资人童婷支付了20万元，该支付行为应视为其认可并履行填平投资人损失的承诺；第三，任峰平、赵美良在诉讼中确认，赵坤荣实际履行付款义务后，基金合同对应的相应权益归赵坤荣所有，故任峰平、赵美良有权根据《承诺书》要求赵坤荣支付基金转让款24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20万元后，赵坤荣应当另行支付225万元。赵坤荣抗辩称因基金管理人涉嫌刑事犯罪，作为主合同的基金合同无效导致作为从合同的《承诺书》亦无效，赵坤荣无需承担责任，但《承诺书》系赵坤荣真实意思表示且旨在填平投资人的投资风险，故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赵坤荣另抗辩称债权转让的合同要件不明且基金无法转让，但《承诺书》中245万元对应的具体基金份额已经经过双方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已在《承诺书》中载明，故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任峰平、赵美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赵坤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任峰平、赵美良款项22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9800元，由赵坤荣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童婷等实际出资人通过《合伙投资协议》，约定由任峰平或赵美良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私募基金合同》。该代购代持私募基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但前述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前述行为并不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而应由行政机关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本案所涉的犯罪行为由诸多个体行为叠加而成，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构成犯罪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量变导致质变的犯罪行为不意味着单个《私募基金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当然影响单个《私募基金合同》的效力，《私募基金合同》的效力仍应通过民法评价。本案《私募基金合同》由当事人自愿签订并履行，并不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具备法定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赵坤荣向任峰平、赵美良出具的《承诺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也不符合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赵坤荣主张无效缺乏法律依据。赵坤荣主张系受到胁迫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出具《承诺书》，应属可撤销合同的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及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赵坤荣应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由于赵坤荣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消灭，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承诺书》中赵坤荣应承担的义务和可享有的权利。《承诺书》承诺内容为“该基金产品到期后低于本金部分由赵坤荣承担责任。产品到期之日起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上述产品总额245万元整”。该承诺是赵坤荣在知晓基金产品存在无法兑付风险情况下对任峰平、赵美良及实际出资人作出的填平本金的承诺，该承诺的核心是对特定损失的无偿负担，不同于双务合同须具有等价有偿的特点。关于时间方面，仅约定“产品到期之日”，该日期应为基金确认书记载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届满日，“陆续转让”也是不同基金份额对应持有期限届满日不同而设定。因此依据《承诺书》，在基金份额持有期限届满后，赵坤荣即负有填平本金的义务。关于任峰平和赵美良向赵坤荣“陆续转让”产品总额的内容，赵坤荣之所以享有《私募基金合同》项下相应的财产权益，是基于基金实际兑付时间和数额难以确定情况下为先实现本金填平而采取的变通方式。上述“陆续转让”的设定，是为将赵坤荣的责任范围限定为本金与基金余额之间的差额，而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债权转让。在《承诺书》有效的情况下，就作出承诺和接受承诺的当事人之间，无须再考虑基金产品的可转让性及向基金管理人履行通知程序。赵坤荣全额填平本金后，基金合同项下赎回权利即使仍由任峰平、赵美良对外行使，相应财产权益也应归属于赵坤荣。任峰平、赵美良实际获得赎回资金后应另行退还赵坤荣。关于赵坤荣在出具《承诺书》后向实际投资人童婷支付20万元款项的行为，视为其部分履行承诺的行为之解释较赵坤荣为免除骚扰出借资金之解释更为合理。综上，根据基金未能如期兑付的实际情况，结合《承诺书》的承诺内容，一审法院在明确基金合同财产权益归属赵坤荣的情况下判令赵坤荣全额填补本金，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坤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上诉人赵坤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