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2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汉族，2005年8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平，女，汉族，1981年11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盛海，男，汉族，1953年5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清，女，汉族，1954年1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炀，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23号中国人寿大厦1、2、8层部分，7、9-12、34、35层。负责人：金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浪，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荣，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0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推定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知道科顺达公司为何祥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合同。首先，深圳市科顺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科顺达公司）虽然在《投保声明书》上有盖章确认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但该《投保声明书》的效力只及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与科顺达公司，与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或何祥武无关。而且，《投保声明书》只是承诺：“若发生被保险人以未经其本人同意投保为由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无关”。该《投保声明书》的核心内容是免除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若发生被保险人以未经其本人同意投保为由而引发的法律纠纷”，而不是免除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其他赔付责任。其次，何祥武作为科顺达公司的员工，科顺达公司并没有将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宜告诉何祥武，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科顺达公司将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宜告诉给何祥武，但何祥武已经死亡，而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仅为何祥武的近亲属而非科顺达公司的员工，又怎么可能得知科顺达公司给何祥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呢？再次，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知道科顺达公司为何祥武等员工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则应当以证据来认定，而不能靠推断，不能以案外人向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保声明书》来推定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知道存在该保险合同的存在，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不是被保险人，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只是被保险人的近亲属，是受益人，科顺达公司在《投保声明书》中所述的告知对象并没有包括受益人。二、何祥武死亡后，未能对其死因作出准确的鉴定，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不存在过错。如上所述，何祥武死亡后直至火化期间，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根本就不知道科顺达公司为何祥武等员工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并非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又非科顺达公司的员工，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存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认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前述法条规定，若保险人免以赔付，则前提条件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无法查清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序。三、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原审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的解释。何祥武的死因是“排除机械性损伤致死”，该死因并非属于“猝死”，不属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免赔的范围之内。保险合同“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前述所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是并列关系，即只要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就构成意外伤害。比如说：“体育运动”是指游泳、跳绳、排球、篮球……，这些都是并列的，并不是要全部满足游泳、跳绳、排球、篮球才是体育运动；又比如说：“电器”是指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只要有前述中的一种，即是电器，并不是要同时满足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才是电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原审法院却很努力地帮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做出了对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不利的解释，其行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四、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却本末倒置让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来承担。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何祥武的死亡是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伤害”情形，若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认为何祥武不属于意外伤害，则应由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审法院却将该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承担的举证责任却转嫁给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来承担。五、投保人科顺达公司盖章的《投保声明书》是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投保人科顺达公司虽然向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投保声明书》，但该《投保声明书》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与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等文件一起拿给投保人盖章，该《投保声明书》的内容不能作任何修改。该《投保声明书》所用的信纸是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内部系统生成后打印或印刷的，并非是由投保人撰写内容再打印而成，况且，《投保声明书》使用的是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内部的条形码以及编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投保人科顺达公司采用的是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投保声明书》，投保人虽然加盖了公章，但仍然是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根本就没有对保险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因此，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在“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条款”中关于“责任免除”的相关条款对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在《投保声明书》中将相关重要内容以下划线的方式予以提示，并且向投保人进行了说明，而且其中还有部分是手填的内容，这是由投保单位填写，该《投保声明书》合法有效。《投保声明书》是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与保险合同条款一样对被保险及其受益人有效。二、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在何祥武死后未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即火化，在火化后才申请赔付，致使无法进行尸检，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对此具有明显的过错。三、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对合同条款中“意外伤害”的定义解释错误，合同中为“意外伤害”的定义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是对意外伤害的特征描述，不是对意外伤害的列举，应当同时满足四个要件才属于意外伤害，如果按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的理解，满足四个条件之一就属于意外伤害的话，那么自杀到底是否是意外伤害？从非本意的角度理解，自杀显然不属于意外伤害，但是如果从非疾病的角度来理解，这时又会得出自杀属于意外伤害这样前后矛盾的结论，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四、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主张属于意外伤害，应当对何祥武符合意外伤害的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向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30万元及利息6435元（利息从2018年9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年利率4.35%暂时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为6435元，实际利息计算到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全额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的相关情况为：死者何某2案外人科顺达公司司机，李亚平系死者配偶，何某1系死者儿子，何盛海、杨秀清系死者父母。2018年3月29日，科顺达公司在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处为包括死者何祥武在内的77名员工购买绿洲组合升级版团体保险（投保单号：1145950700360385），其中包括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年版），每份保额为30万元。《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年版）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和烧伤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责任终止；第六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烧伤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四、被保险人猝死，但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约定，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伤害。猝死：指由潜在疾病、身体机能障碍或其他非外来性原因所导致的、在出现急性症状后发生的突然死亡，以医院的诊断或公安、司法机关的鉴定为准。同日，科顺达公司签署《投保声明书》称，科顺达公司以团体投保方式，在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处为员工投保涉案保险，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销售人员已将被保险人必须同意并知悉保险事宜的相关法律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科顺达公司经办人杨秀珍作了详细说明。由于科顺达公司人员流动频繁，员工众多，操作起来非常繁琐；而且就在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处投保人寿保险之事，科顺达公司已将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视作被保险人已同意保险有关事由。科顺达公司在下方投保单位处加盖公司印章。2018年9月19日，死者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附近一辆车内被发现。接到报警电话后，广生医院分站派救护车前往，后出具《广生医院分站院前急救病历》，该份病历载明，主诉：昏迷不省人事1小时余＋；主要病史：患者开车途中昏迷不省人事1小时＋，路人发现患者倒在驾驶楼内鼻腔及口内流血（瘀血），不省人事，报110及120出诊，到达现场发现患者心跳、呼吸、脉搏为0；主要体征：面色苍白，暗淡，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小时，四肢僵硬，鼻腔及口角流有血痕，颈动脉无搏动，心，肺，呼吸音全无，颈部皮下多处尸斑。同日，深圳市公安局福海派出所出具《人体死亡案（事）件现场勘查情况表》载明，死者为何祥武，勘查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尸体检验情况：何祥武…上着黑色短袖，下着蓝色牛仔裤，口腔、鼻腔见血…，有××病史，体外未见明显损伤。现场勘查初步结论：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同日，案外人张伟忠在福海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载明“…车辆是白色的依维柯，车牌号我忘记了，车是打着火的，车里开着空调，窗户是关着的”。2018年9月26日，李亚平在福海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载明“…接着民警带我来到了我老公出事的地点，然后法医也来到了现场，接着法医说是猝死，之后被送到了殡仪馆。我和我的家人对我老公的死亡无异议，现在来派出所开死亡证明并说明情况的…我老公叫：何祥武”。2018年9月27日，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者何祥武，死亡原因为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2018年9月29日，死者何祥武于深圳市殡仪馆火化。后李亚平向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申请支付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审查后，于2019年1月24日出具《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显示因何祥武死亡原因为“排除机械性损伤致死”，由于无证据证实被保险人何祥武遭受合同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不承担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称，其并不知道何祥武投保了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其希望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故没有申请死因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涉案保险合同系科顺达公司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保险人何祥武身故，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作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祥武死亡是否符合意外伤害赔偿条件。涉案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本案中，通过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何祥武的鉴定意见所进行的分析说明，其死亡可以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一审法院认为，何祥武不属于因遭受意外伤害死亡。第一，科顺达公司在《投保声明书》上盖章，确认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对保险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且其已经知悉，应视为保险人已对投保人就保险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等相关条款作出明确说明，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主张何祥武及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均不知道涉案保险的存在，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认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后，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并未及时通知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亦未申请死因鉴定，便将死者火化，致使无法查明何祥武的具体死亡原因，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并未完成受益人应当承当的举证责任。第三，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根据标点符号的惯常用法，顿号表示并列词语之间或者某些序次语之后的停顿，故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方可构成意外伤害，而从双方陈述及现有证据来看，仅能证明何祥武的死亡系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并不足以证明死亡原因系意外伤害。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何祥武死于意外伤害，且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故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负有举证责任证明该事实成立，但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何祥武死亡不符合意外伤害赔偿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97元（已由何某1预交），由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提交公证书、录音光盘等证明涉案《投保声明书》中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本案应当由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海派出所于2018年9月26日对李亚平做出的询问笔录，李亚平被问到：“你老公是怎么死亡的？”李亚平答：“我老公是猝死的。”李亚平被问到：“你和你的家人对你老公的死亡是否有异议？”李亚平答：“我和我的家人对我老公的死亡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何祥武的死亡是否符合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的理赔范围。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依据科顺达公司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主张其应当获得保险赔偿，且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均无异议，故保险合同条款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一方面依据保险合同条款主张赔偿，一方面声称其对保险合同不知情，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予确认，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关于科顺达公司签署的《投保声明书》，该文件并非科顺达公司作为投保人与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而是科顺达公司单方面向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声明，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主张《投保声明书》系格式合同，与事实不符。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并明确排除了猝死的情形。上述合同条款意思清楚明确，并不存在理解歧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死者何祥武的死亡原因已被鉴定为可以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事发当天的医院病历记录、现场勘查情况记录以及事发后死者家属的笔录亦可以证明死者何祥武并非遭受到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导致其死亡，何祥武的配偶李亚平亦陈述其丈夫系猝死，因此，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何祥武不属于因遭受意外伤害死亡，具有事实依据，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主张何祥武符合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97元（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已预交），由何某1、李亚平、何盛海、杨秀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杰  晖审判员 陈  云  峰审判员 谢    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袁旭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