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刚，男，198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住所地：大方县大方镇人民东路（东郊88号）。负责人：陈锐，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天群，女，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艳，女，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义，贵州省大方县瓢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连超，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黄志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赵连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志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死者刘正明应当承担20%的事故责任。原审判决关于“由死者刘正明自行承担16%”的认定是错误的。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审被告赵连超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按照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的划分，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承担的责任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的责任相同。既然原审法院根据《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已经认定"由被告赵连超承担60%的责任”，那么，剩下的40%的责任就应当由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各承担二分之一,即上诉人承担20%，死者刘正明承担20%。而原审法院却判决"被告黄志刚承担24%责任,由死者刘正明自行承担16%的责任”，这有失公平、公正与合理。因此，原审判决关于"由死者刘正明自行承担16%"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未扣减上诉人垫付的遗体处理及运送费5136.00元。上诉人实际应赔偿的数额为23625.79元，原审判决第三项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死者近亲属垫付的刘正明的遗体处理、运送费5136.00元和安葬费25000.00元，对此，上诉人没有异议。该费用应当从上诉人承担的赔偿款额中予以扣除。但是，原审法院在作出判决的时候只扣除了安葬费25000.00元,而遗体处理、运送费5136.00元却没有扣除。上诉人认为,该5136.00元也应当予以扣除。死者近亲属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共计512808.94元，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为268808.94元。268808.94元由原审被告赵连超承担60%即161285.36元，剩余的107523.58元应由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各承担二分之一，即上诉人和死者刘正明各承担53761.79元。上诉人应当承担的53761.79元减去上诉人原已经垫付的遗体处理、运送费5136.00元和安葬费25000.00元,现上诉人实际应承担23625.79元。因此，原审判决第三项"被告黄志刚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事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9514.15元”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第三项是错误的，不能令人信服，依法应当撤销。为此，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予以改判，作出公正的终审判决。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针对黄志刚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志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赵连超针对黄志刚的上诉辩称，请法院依法判决。人民保险公司针对黄志刚的上诉辩称，对黄志刚的上诉无意见。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在贵Ｆ×××××号车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商业险不承担赔偿责任。二、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对法律的理解错误，理由如下:被上诉人赵连超于2018年9月30日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章责任免除的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条之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即上诉人）责任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本人（即被上诉人赵连超）作了明确说明，表示本人（及被上诉人赵连超）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情形，只要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并作出特殊提示，另方无异议的，该免责情形视为有效，并缴纳保险费，合同生效。上诉人在免责条款部分进行了合理的加粗加黑提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体现，故该合同应当受法律的保护，应视为有效合同。且交警认定书上已认定赵连超是属肇事逃逸，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赵连超是属于肇事逃逸，在商业险部分承担被上诉人杨天群等（一审原告）的损失，属于对《合同法》的理解错误。二、丧葬费包括运尸费，火化费，购买骨灰盒等的费用，但一审法院既已判决了丧葬费，就不应再加黄志刚垫付的尸体运送费等，这属于重复计算。三、一审法院判决我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也是不恰当的，虽然死者系行人，但在此次事故中死者存在重大过错才导致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的，死者的行为是导致该项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故应只判决我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死者应承担60%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仅在交强险内承担被上诉人杨天群等人的各项损失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针对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志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赵连超针对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我并没有肇事逃逸，我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的。黄志刚针对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对保险公司的上诉无意见。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赵连超、黄志刚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杨天群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14709.20元；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直接支付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9日18时30分许，行人刘正明从黄泥塘镇背坐村方向往黄泥塘镇鸡场社区方向行走，行至黄望线9公里加500米（小地名：唐坡路口）时，自行睡卧在道路一侧，18时45分许，其堂弟刘正奎前来劝阻，刘正明不听劝阻，继续睡卧在道路上，其间行经该路段多车绕越睡卧在道路中间的刘正明向对向车道借道行驶，至18时57分许，被告赵连超驾驶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沿黄望线（黄泥塘—望谟）由黄泥塘镇背坐村方向往黄泥塘镇鸡场社区方向行驶，行至黄望线9公里加500米处（小地名：唐坡路口）时碾压睡卧在路面上的刘正明后驶离现场，接着刘正明又被由驾驶人黄志刚驾驶的贵Ａ×××××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碾压，刘正明送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赵连超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黄志刚和行人刘正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贵Ａ×××××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被告赵连超、黄志刚为原告方各垫付了2.5万元。刘正明父亲刘汉怀、母亲杨志明已去世，杨天群系刘正明妻子，刘正明与杨天群现共同生育长女刘艳和次女刘明艳两人。上述事实有原告方及三被告诉、辩意见及提交的经庭审质证并经本院认证的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224221201800005731号）、《户口注销证明》、《死亡证明》、《法医学尸体检验分析意见书》、大方县人民医院医疗票据及费用清单、大方县鸡场乡卫生院医疗票据；黄志刚驾驶证、《贵州省增值税发票》2张、《大方县安乐殡仪服务有限公司遗体保存单》、《大方县安乐殡仪服务有限公司遗体接运单》及销货清单；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六中队出具的收条等在卷为证，足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责任应如何划分；2.原告方主张的赔偿费用是否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方亲属刘正明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方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按责任比例进行分担。贵州省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赵连超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黄志刚和死者刘正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方诉称本次事故原告方的损失首先应在贵Ａ×××××号和贵Ｆ×××××号两车交强险内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按《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由被告赵连超承担60%责任，被告黄志刚承担24%责任，由死者刘正明自行承担16%的责任。三被告辩称，因死者刘证明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故应由死者刘正明承担60%的责任。原告方的该项诉请符合《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按照下列规定承担：（二）同等责任承担60%”的规定，对原告诉请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应由被告赵连超承担60%的责任，由被告黄志刚承担24%的责任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赵连超辩称其驾驶的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故超出交强险限额且应由被告赵连超承担责任的部分仍应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商业三者险内赔偿。被告人民保险公司辩称，因被告赵连超系肇事逃逸，故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限额内分责分项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连超辩称，其不是故意逃逸，当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驶离现场的。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赵连超系肇事逃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人民保险公司的该项辩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结合本案实际，原告方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应计算为：1.医疗费，根据原告方提交的票据计算为9176.69元；2.丧葬费，参照2018年贵州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7952元／年标准计算为67952元／年×6月÷12月＝33976元；3.死亡赔偿金，死者刘正明生于1952年8月，于2018年11月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时年满66周岁，故死亡赔偿金计算14年，参照2018年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为31592元／年×14年＝442288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方要求赔偿杨天群被扶养人生活费，三被告均辩称杨天群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两个女儿，死者刘正明并非杨天群的法定扶养义务人，故杨天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原告方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天群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杨天群现有两女儿系杨天群的法定赡养义务人；另外死者刘正明于2018年8月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时已年满66周岁，已不具备扶养能力，即便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但因死者刘正明在死亡时已不具备扶养能力，故杨天群的法定扶养义务人应为其两女儿。综上，对原告方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方主张赔偿60000元，结合死者刘正明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较大过错及大方县黄泥塘镇的经济发展水平，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6.交通费，原告方提交8张汽油发票称因此次事故花费交通费2280元；三被告辩称原告方所举的汽油发票与本案无关联性，应不予支持。本次事故受害人刘正明送医救治的救护车费原告已提交大方县鸡场乡卫生院的票据主张，运送刘正明遗体费系被告黄志刚垫付，原告方提交的汽油发票无其它证据佐证，不能证明是因本次事故产生；三被告的辩称意见合法，予以支持，故对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费，不予支持。7.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及交通费，原告方主张20000元，但原告方未说明计算依据，只诉称是酌情计算。结合大方县黄泥塘镇办理丧葬事宜的习俗一般为7天，以2人计算，参照2017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58198元／年标准计算为58198元／年×7天×2人÷365天＝2232.25元。被告黄志刚虽辩称其为原告方垫付的遗体处理及运送费为7768元，但本院经对被告黄志刚提交的发票及清单审核，其提交的两张发票的金额共计为5136元，与其提交的三张清单的金额一致，且都是大方县安乐殡仪服务有限公司出具，说明发票是根据三张清单出具，故被告黄志刚垫付的费用应为5136元。以上费用合计为512808.94元。上述损失首先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贵Ａ×××××号和贵Ｆ×××××号两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244000元，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512808.94元-244000元＝268808.94元由被告赵连超承担268808.94元×60%＝161285.36元，由被告黄志刚承担268808.94元×24%＝64514.15元。被告赵连超与被告黄志刚在事故发生后已为原告方各垫付25000元，应予扣除。综上，应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贵Ａ×××××号和贵Ｆ×××××号两车保险限额内共计向原告方赔偿（244000元＋161285.36元）-25000元＝380285.36元，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保险限额内向被告赵连超支付被告赵连超为原告方垫付的25000元；由被告黄志刚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共计64514.15元-25000元＝39514.15元。对被告人民保险公司辩称的只在贵Ａ×××××号和贵Ｆ×××××号两车交强险限额内分责分项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意见，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贵Ａ×××××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及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380285.36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保险限额内向被告赵连超支付被告赵连超为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垫付的费用人民币25000元；三、被告黄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39514.15元；四、驳回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400元，由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负担224元，由被告赵连超负担840元，由被告黄志刚负担33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黄志刚为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垫付了死者刘正明的遗体运送及处理费5136.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应围绕上诉人黄志刚和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无异议和未提出上诉的部分，本院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黄志刚认为死者刘正明应当承担20%的事故责任的上诉主张，虽然从交警部门对责任比例的划分来看，系由赵连超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黄志刚和行人刘正明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但对黄志刚和刘正明之间的责任比例并未划分。即便黄志刚和刘正明之间的责任是同等的，因黄志刚属于机动车一方，刘正明属于行人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之规定，黄志刚一方也应较刘正明一方多承担一定的责任。故一审判决黄志刚承担其与刘正明共同承担的40%的责任中的60%，即40%×60%=24%并无不当。上诉人黄志刚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认为一审已判了丧葬费，再加黄志刚垫付的遗体运送费，属于重复计算以及上诉人黄志刚认为一审未扣减黄志刚垫付的遗体处理及运送费5136.00元错误的上诉主张，经查，上诉人黄志刚所垫付的遗体处理和运送费5136.00元确系因办理死者刘正明丧葬事宜所实际支付的费用，应属丧葬费的范畴，一审在已按规定计算了丧葬费的情况下，再将该笔费用计入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的损失总额，属重复计算，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同理，因该笔费用属丧葬费的范畴，在已按规定计算丧葬费的情况下，该笔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自行承担。故上诉人黄志刚认为其垫付的该笔费用应从其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认为其不应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首先，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逸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从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案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所作的认定及对事故原因所作的分析来看，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被上诉人赵连超碾压睡卧在路面上的刘正明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属上述规章规定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认为赵连超的行为属交通肇事逃逸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相关免责条款已向被上诉人赵连超履行了提示或告知义务。故，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不恰当，死者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只判决其承担40%的赔偿责任，死者应承担60%的责任的上诉主张，经查，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已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及责任划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定，该事故认定书中并未认定死者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认为死者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死者应承担60%的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志刚和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刘正明死亡给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造成的各项损失应重新计算为512808.94元-5136.00元=507672.94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应赔偿的金额为：244000.00元+［（507672.94元-244000.00元）×60％］＝402203.76元，应支付杨天群、刘艳、刘明艳377203.76元，返还赵连超25000.00元。上诉人黄志刚应赔偿的金额为［（507672.94元-244000.00元）×24％］－25000.00元－5136.00元＝33145.5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保险限额内向被告赵连超支付被告赵连超为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垫付的费用人民币25000元）、第四项（即：驳回原告杨天群、刘艳、刘明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贵Ａ×××××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及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因刘正明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人民币377203.76元；四、由上诉人黄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杨天群、刘艳、刘明艳因刘正明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人民币33145.51元。五、驳回上诉人黄志刚和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00.00元，由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负担282.00元，赵连超负担810.00元，黄志刚负担308.00元。黄志刚应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7.00元，由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负担。黄志刚多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603.00元，由黄志刚自行到本院退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负担2750.00元，杨天群、刘艳、刘明艳负担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园园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