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来朝，男，汉族，1944年3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荥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素珍，女，汉族，1946年10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荥阳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怀宾，河南思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区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14号院。负责人：张燕，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慎海，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恢伶，女，汉族，1966年11月11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系该行员工。上诉人董来朝、薛素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行政区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来朝、薛素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董来朝存款损失33634美元、截止2002年8月25日的利息损失160.09美元(以上本息合计33794.09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为274070.01元)，并以274070.01元人民币为基数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2年8月26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之日)；三、改判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薛素珍存款损失51525美元、截止2002年5月23日的利息损失44.58美元(以上本息合计51569.58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为418229.29元)，并以418229.29元人民币为基数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2年5月24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之日)；四、改判工行行政区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董来朝、薛素珍没有将存单、密码和身份证交给周某。董来朝、薛素珍于2002年2月25日将两张美元存单交给工行行政区支行保管，工行行政区支行向董来朝、薛素珍出具了《代保管》条并加盖了银行印章。另外在(2019)豫0105民初23472号案件一审庭审中，周某作证称其是从工行行政区支行获取的董来朝、薛素珍存单，因为存单当时质押在工行行政区支行。上述证据证明自2002年2月25日起涉案两张美元存单一直由工行行政区支行保管，一审认定董来朝、薛素珍将存单交付给周某系认定事实错误。周某违法获取二人的存单密码系工行行政区支行管理存在重大漏洞造成的。周某系董来朝的客户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董来朝早已过期的一代身份证本就属于违法行为。二、一审错误认定2004年2月26日董来朝将其34200美元存单进行质押向工行行政区支行贷款25万元。工行行政区支行未提交有董来朝签字的工行个人贷款质押凭证、核实抵押存单、个人贷款借据凭证、贷款申请表、贷款合同、质押合同等相关证据原件，不能证明董来朝将其34200美元存单进行质押向工行行政区支行贷款25万元。三、一审错误认定存入光大银行的美元来自于涉案美元存单的存款和利息。本案没有证据能证明存入光大银行的美元来自于涉案美元存单的存款和利息。事实上，存入光大银行的美元均是董来朝另行交付给周某的美元现金，与工商银行的存款无关。董来朝另行存入光大银行的美元后来由周某代为办理了理财，但经周某多次违规操作后最终被周某非法占有。四、一审错误认定董来朝、薛素珍委托周某取款。首先，涉案存单当时是由工行行政区支行代为保管的，董来朝、薛素珍没有将存单交给周某让其代为取款，由此可以推断二人主观上没有委托周某代为取款的意思表示。周某是如何取得存款存单的，董来朝、薛素珍完全不知道。存单是取款的必备要件之一，且是取款行为的标志。虽然取款还需要身份证，但是身份证有多种用途，即使周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董来朝的身份证原件，董来朝也想不到这与自己存在工行行政区支行的美元存款有何关系，更不能据此推定董来朝、薛素珍有委托周某代为取款的意思表示。工行行政区支行如果妥善保管好美元存单，任何人都不会有可乘之机。其次，按照规定，办理取款业务取款人应当填写取款申请表并在取款凭条上签字。委托取款的，银行应当查验取款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并在取款申请表上注明双方的身份证号码。但本案工行行政区支行作为上述证据的持有人并未提交该关键证据，因此应当认定工行行政区支行没有按照委托取款方式办理涉案美元存单的取款业务。五、周某当时担任工行行政区支行的储蓄专柜主任和客户经理部副经理，熟知存取款等规则。工行行政区支行没有保管好董来朝、薛素珍的两张美元存单，也未严格执行代为取款的规定，存在重大管理漏洞。周某趁机私自违法违规对银行账户存存取取、利用存单质押贷款且自贷自用自还，并最终窃取了银行存款，其所作所为是银行内部管理问题，工行行政区支行应当对其管理不善承担全部责任。工行行政区支行的内部管理问题与银行对储户的保管合同关系及储蓄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六、河南银监局发布的《河南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守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审慎与客户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严禁违规代理客户办理业务。不得越权或变相越权办理不具备相应资格和权限的业务"，第二十五条规定"严禁独自或伙同他人挪用、盗取客户交易资金或理财资金"，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得以个人名义代客户保管存单、卡、折、有价单证、票据、印鉴卡、U盾、身份证件、支付密码器等重要物品"，第三十条规定"严禁无视制度规定、无客户支付指令、无合法原始凭证、无上级授权违规办理业务"。工行行政区支行及其职员周某均违背了上述规定，侵害了董来朝、薛素珍的利益。工行行政区支行辩称，一、董来朝、薛素珍上诉称“没有将其存单、密码和身份证交给周某”，违背基本客观事实。在本案三次开庭过程中，周某均出庭作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其保存至今的董来朝一代身份证原件、存单和密码，证明董来朝将存单、身份证交给了周某，并告知其密码，口头委托周某代办存取款业务。以往庭审也查明了董来朝的一代身份证至今由周某保管，而密码是董来朝写在自己一代身份证复印件背面的“123456”，如果是四位密码则取中间数字即“2345”。董来朝和薛素珍自称两笔存款分别于2002年8月26日和2002年5月24日被他人取走，却未在当时起诉，直至涉案凭证已过银行档案15年保管期后，于2017提起诉讼。但在此之前15年间，涉案两笔存款经过多次存取，董来朝和薛素珍还使用相关存单作质押进行贷款，二人声称未将存单、密码和身份证交予周某以及不知道上述事实明显违背常理。二、董来朝、薛素珍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2004年2月26日董来朝将其34200美元存单进行质押向工行行政区支行贷款25万元”与事实不符。工行行政区支行一审提交的证据《个人贷款借款凭证》显示借款人姓名董来朝、贷款金额25万元、担保方式为质押、日期2004年2月26日，落款处有董来朝本人的签字，与《个人贷款质押品凭证》和《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核实抵押存单通知书》上载明的信息一致，足以证明董来朝于2004年2月26日将其34200美元存单质押给工行行政区支行并贷款25万元的基本事实。另外，董来朝多次否认贷款事实，属虚假陈述。(2012)金民一初字第3674号案卷第一次庭审笔录显示，在问及董来朝为何用存单贷款时，董来朝答复:“我替别人贷的。”在问及董来朝钱很多为何还要贷款时，董来朝答复:“当时美元不贬值，我亲戚用钱。”在问及董来朝对工行行政区支行所述有无异议时，董来朝答复:“买理财产品和贷款的事我都知道。”三、董来朝、薛素珍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存入光大银行园田路支行的美元来源于本案董来朝和薛素珍主张两笔存单下的存款和利息”与事实不符。首先，董来朝诉争的两笔存款从工行取出后，当日又以董来朝名义存入光大银行园田路支行，其中一笔的金额并非整数，为34204美元，董来朝称上述存款系其当日另外给周某同样金额的现金，明显违背常理。其次，董来朝称另外存入光大银行园田路支行的两笔存款来源于其岳父，并出示（2000）荥刑初自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意图证明资金来源，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岳父在当日给其美元的事实，只能证明刑事附带民事涉案美元的权利人为其岳父。四、董来朝、薛素珍诉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董来朝、薛素珍委托周某取款”与事实不符。第一，周某代理董来朝、薛素珍存取款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该条规定：存款到期支取，只需凭存款凭证或者存款凭证及密码，不需要其他证明材料;提前支取只需要存单、存款人的身份证明，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持身份证明，不需要其他证明材料;工行行政区支行根据代理人提供的客户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存单原件、存单密码，已将存单本金及利息支付给代理人，工行行政区支行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第二，周某与董来朝、薛素珍之间就涉案存款支取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董来朝诉光大银行园田路支行、周某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与本案雷同，河南省高院再审将客户交付存折、身份证原件和密码给客户经理的行为认定为客户与客户经理之间代理关系成立。另外，金融业代存取业务的行规不需要委托人另行出具委托书。所以一审认定董来朝将身份证原件、存单和密码交予周某并认定董来朝上述行为系对周某代为存取款的委托授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对董来朝、薛素珍涉嫌恶意诉讼、虚假陈述、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予以惩戒。董来朝、薛素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董来朝存款损失33634美元、截止2002年8月25日的利息损失160.09美元（以上本息合计33794.09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为274070.01元），并以274070.01元人民币为基数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2年8月26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之日），截止起诉之日本息合计574432.32元；二、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薛素珍存款损失51525美元，截止2002年5月23日的利息损失44.58美元（以上本息合计51569.58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为418229.29元），并以418229.29元人民币为基数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2年5月24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之日），截止起诉之日本息882736.82元。截止起诉之日以上本息合计1457169.1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2年2月25日，董来朝在工行行政区支行处存款33634美元，薛素珍在工行行政区支行处存款51525美元。工行行政区支行为二人出具《代保管》条一份，载明：收到董来朝、薛素珍存单合计金额85159美元，其中：小额贷款5万元，定单抵押。二、董来朝主张其名下存款本息33794.09美元于2002年8月26日被他人取走，薛素珍名下存款本息51569.58美元于2002年5月24日被他人取走，故诉至该院，要求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上述存款损失。三、工行行政区支行提交董来朝、薛素珍两笔存款的存款凭证、定期储蓄存单、储蓄存款凭证等载明，董来朝名下存款33634美元于2002年8月26日到期，本息合计33794.09美元被取出，当日以董来朝名义分成两笔16794.09美元、17000美元存入，存期一年；2003年8月26日，16794.09美元、17000美元存款到期，存款本息分别为16962.03美元、17170美元，取出当日以董来朝名义存入，存期半年；2004年2月26日，16962.03美元、17170美元存款到期，存款本息分别为16995.96美元、17204.34美元被取出，当日两笔本息合计34200美元以董来朝名义被存入；2004年2月26日，董来朝将其34200美元存单进行质押，向工行行政区支行贷款25万元；2004年5月20日，该存款本息共34204.79美元被取出，其中0.79美元当日以董来朝名义兑换成人民币6.49元，其余34204美元当日以董来朝名义存入光大银行郑州园田路支行，账号：××-××-××-××-48；2004年5月21日，上述存款34000美元用于购买光大银行阳光理财“A”计划产品。薛素珍名下存款51525美元，于2002年2月25日存入，于2002年5月24日存款本息51569.58美元被取出，当日以周某名义被存入；于2002年5月27日再次被取出，当日又以周某名义分三笔：17000美元、17571.08美元和17000美元存入，当日该三笔存款取出后又以董来朝名义存入；2003年5月27日该三笔存款本息合计52086.79美元，其中52000美元以董来朝名义存入光大银行郑州园田路支行，账号：08×××37，存期一年；2004年6月14日，上述账户本息52339.48美元再次存入光大银行；2004年6月25日，50000美元用于购买光大银行阳光理财“A”计划产品。四、庭审中，证人周某出庭陈述称董来朝将其一代身份证原件、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存折及密码交给周某，委托其代为办理存取款业务。董来朝、薛素珍诉至该院成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工行行政区支行将涉案款项支付给周某是否存在违约，工行行政区支行提交的董来朝、薛素珍两笔存款的存款凭条、定期储蓄存单、储蓄存款凭证、最后取款流水、光大银行定期存单、光大银行阳光理财“A”计划产品协议书等证据，虽然董来朝、薛素珍与周某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是董来朝、薛素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存折原件及密码、身份证应该有准确的认知，自愿交给周某，让其代办工行行政区支行的理财产品业务，可视为已具备董来朝、薛素珍对其委托授权的标志，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必须持有存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薄、军人证，外籍储户凭护照、居住证—下同）办理。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代支取人还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它身份证明无效，特殊情况的处理，可由储蓄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自定。”之规定，工行行政区支行已尽到了对董来朝、薛素珍与周某代理关系的真实存在的审核义务，据此董来朝、薛素珍授权周某代为取款有事实依据。工行行政区支行在与董来朝、薛素珍的储蓄存款关系中不存在违约，董来朝、薛素珍诉请工行行政区支行赔偿损失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董来朝、薛素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14.5元，由董来朝、薛素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董来朝、薛素珍主张2002年2月25日在工行行政区支行存款33634美元和51525美元，并将两笔存款的存单交由工行行政区支行代为保管，现该两笔款项被他人取走，工行行政区支行应赔偿其存款损失。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一审证人周某认可涉案两笔款项是其受董来朝、薛素珍的委托取走并代为办理相关存取款和理财等业务。虽然董来朝、薛素珍不认可其委托周某代办相关业务，但一方面，周某持有董来朝当时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并知晓交易密码，另一方面，该两笔款项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多次在工行行政区支行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并且还办理过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董来朝也认可其中贷款审批表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故董来朝、薛素珍辩称其未委托周某办理相关业务并对此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应视为周某实际具有董来朝、薛素珍的委托授权。董来朝、薛素珍主张工行行政区支行未尽保管义务并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来朝、薛素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14.50元，由董来朝、薛素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华审判员  成 锴审判员  李文兵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余滢书记员魏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