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2民终13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唐阳，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芹，北京盈科（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静芙，北京盈科（泰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唐仁发，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为贵，江苏善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唐传义，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刘亚琴，女，汉族。 上诉人唐阳与被上诉人唐仁发及原审第三人唐传义、刘亚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291民初235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唐阳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新区法院查明，原告唐仁发与被告唐传义、刘亚琴、唐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唐仁发申请查封唐传义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房屋，高新区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6）苏1291民初22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唐传义名下的银行存款130万元或查封、扣押等值财产或其他财产权益。高新区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向泰州市凤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泰州市野徐镇拆迁办、泰州新区建设服务有限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唐传义名下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30万元，冻结期限为2016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5日止。高新区法院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6）苏1291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唐传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仁发支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以13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驳回原告唐仁发的其它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唐仁发的申请，高新区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7）苏1291执383号。 在该案执行过程中，高新区法院依法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苏1291执38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唐传义的银行存款1382615元或查封、扣押、扣留、提取等值财产。并向泰州市凤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泰州市野徐镇拆迁办、泰州新区建设服务有限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续行冻结唐传义名下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30万元，冻结期间为1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再冻结唐传义名下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82615元，冻结期间为1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高新区法院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和执行措施后，除被执行人所在户的拆迁款暂不具备处置条件，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因此高新区法院裁定终结（2016）苏1291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后经申请人唐仁发申请，高新区法院再次恢复对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并作出（2017）苏1291执38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房屋，并于2019年8月27日公告查封2703室、2705室房产，于2019年9月12日至泰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封2703室、2705室房产，查封期间为三年，自2019年9月12日起至2022年9月11日止。案外人唐阳提出执行异议后，高新区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苏1291执异6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唐阳的异议。 原告唐阳向高新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位于泰州市医药高新区的房产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2.判决确认第三人唐传义与刘亚琴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泰州市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房屋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泰州市医药高新区的房产归原告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唐仁发与第三人唐传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贵院审理并作出（2016)苏1291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书，因唐传义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唐仁发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7)苏1291执383号。执行中，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公告查封2703室、2705室房产，并于2019年9月12日至泰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封2703、2705室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原告唐阳对以上查封行为提出异议，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苏1291执异6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唐阳的异议。因案涉房产系由第三人唐传义所有的泰州市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房屋拆迁安置而得，2009年第三人唐传义与刘亚琴离婚时，双方协议将原房屋全部给刘亚琴与原告唐阳，后刘亚琴自愿放弃原房屋财产份额给婚生子唐阳，至此，唐阳获得原房屋的所有权益。原告认为，原房屋的财产处分行为发生在被告唐仁发与第三人唐传义民间借贷关系之前数年，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且原告唐阳已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法院查封原告的财产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被告唐仁发辩称，被告曾于2016年11月11日申请对原房屋进行过保全，由于拆迁办拒不接收法院的诉讼保全裁定才导致一系列诉讼的发生；案涉被查封房屋根本不应登记在原告名下；在签订拆迁协议时，第三人应当在国外，根本无法到场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协议中的日期是虚假的，拆迁不合法；离婚协议中对房产的约定不是事实，在婚姻登记部门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关于大汪组43号的房屋赠予原告的约定。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唐传义述称，原告所述都是事实，全部予以认可。 第三人刘亚琴述称，原告所述都是事实，全部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高新区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4月23日，唐人良、唐传生、唐传勇、唐传义（以下简称良、生、勇、义）共同订立分居协议书一份，约定：“关于房产问题，六间楼房住宅，南起房前东西大道，北止屋后东西路，东边三间及地皮归勇所有，西边三间及地皮归义所有，中间南北院塘由勇、义二人平均负担砌好，以后若勇、义有一方翻造房屋，必须无偿丢六间屋中间疝墙归后者，不得有任何理由和借口，生、勇、义所有家具归个人所有。刁铺房产归生（包括地皮）所有。小庄三间平房归良所有，维修翻建由生负责，并承担一切费用，良归天后，一切房产地皮归生所有；关于白果树问题，各人房屋前后的白果树由各人所有，屋后东西路北的小白果树及地皮归生，两棵大白果树及地皮分别归人才、人发二人……”。 2000年4月4日，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政府向所有权人唐传义发放村镇房屋产权证，载明所有权性质为私有，房屋坐落为X村X组，房屋状况为三间混合建筑结构的，两层，建筑面积为199.4平方米以及一间混合建筑结构的，一层，建筑面积为28.6平方米。 2009年6月19日，唐传义与刘亚琴在高港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子女唐阳，男，1996年1月17日生，归刘亚琴抚养；抚养费分担方式为男方每月贴儿子1500元整，教育费全部由女方承担，医疗费全部由男方承担；财产分配中现金实物为无，住房分配为位于高港区X村X组43号其中一间面积28.6平方米住房产权归女方所有(位于正房西南方)。原告向高新区法院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的落款上方载有手写字迹，内容为“因本人唐传义不务正业，无力承担其子抚养费，现自愿以拾元价格转让其名下(X组43号)房产228平方米给刘亚琴和唐阳母子，净身出户绝不反悔，唐庄房产228平方米跟唐传义无一点关系，此据。唐传义2009.8.20”。 2016年11月23日，搬迁人泰州市华江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搬迁人唐阳(唐传义)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类)，主要内容：被搬迁房屋坐落于X组，航拍图面积为212.11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私，用途住宅，产权证载面积199.4平方米，另有不予确认135.52平方米。协议补偿总金额460400.38元。另：被搬迁人调换面积199.4平方米，由搬迁人提供被搬迁人康居小区房屋实行产权调换。落款被搬迁人处有字迹为“唐阳”、“唐传义”的签名。 同日，搬迁人泰州市华江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搬迁人唐阳、刘亚琴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类)，主要内容：被搬迁房屋坐落于，航拍图面积为30.75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私，用途住宅，产权证载面积28.6平方米。协议补偿总金额327505元。另：被搬迁人调换面积28.6平方米，由搬迁人提供被搬迁人康居小区房屋实行产权调换。落款被搬迁人处有字迹为“唐阳”、“刘亚琴”的签名。同日，刘亚琴向泰州市凤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唐传义及前妻刘亚琴经协商达成协议，同意将本人名下的X组43#房产所有权归儿子所有；共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整个房屋的补偿及今后的房屋结算二人共同处理；如涉及家庭内部矛盾或有其他争议，由我们二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与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无关”。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当日，唐传义向泰州市凤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出具赠予书一份，载明：“本人唐传义住，于2009年与刘亚琴离婚，因本人想再婚考虑到儿子唐阳以（已）成年，实际住房困难，现将我名下的房产及所有权赠予给我儿子唐阳。”落款赠与人处有唐传义的签名，见证人处有刘亚琴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1日”。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唐传义一致认可，该赠予书的实际出具日期系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当日，但因笔误将落款时间错写为2013年8月1日。 2018年3月，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制作泰州医药高新区（高端健康产业集聚区项目）安置结算单两份，分别载明：“被搬迁人为唐阳（唐传义），协议补偿款为487542元，合法补偿面积为199.4平方米，安置面积为231.37平方米，拆迁地点为，安置地点为X；个人应缴款结算小计为505910元，而个人应得款小计为527422元，过渡费为3000元，结算结果（应得款-应缴款）为24512元”及“被搬迁人为唐阳、刘亚琴，协议补偿款为327505元，合法补偿面积为28.6平方米，安置面积为134.79平方米，拆迁地点为，安置地点为X”。 2019年1月23日，唐阳作为单独所有的所有权人就坐落于医药高新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分别领取证号为苏（2019）泰州不动产权第X号及（2019）泰州不动产权第X号不动产权证。 另查明，（2016）苏1291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书审查认定唐仁发分别于2013年12月5日、12月20日、2014年1月8日、1月9日、1月17日向唐传义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30万元、2.9万元、2.9万元、12万元。2014年1月27日、1月28日唐仁发亦向唐传义指定的张文鹤、邱晨的银行账户分别通过现金存款3.4万元及汇款20万元。上述均可认定为唐仁发履行案涉借款款项的交付义务。 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唐传义、刘亚琴陈述，离婚协议书中除落款签名以外的手写字迹部分系经唐传义、刘亚琴双方协商后由唐传义于2009年8月20日手写添加的，当时系由于唐传义没有经济能力支付抚养费，双方约定由唐传义净身出户，从此无需其支付儿子唐阳的抚养费。对此被告唐仁发不予认可，其认为该部分字迹的真实形成时间系在唐传义与其之间的债务形成之后，落款时间是虚假的，系唐传义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而后加的。 高新区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虽然案涉被查封的坐落于医药高新区房屋目前均登记在原告唐阳一人名下，但是根据安置结算单可知上述房屋产权系由原坐落于房屋中的合法安置面积199.4平方米的搬迁补偿权益置换而来，置换后的权益亦应属于所对应的原房屋全体权利人共同所有。原告主张，其父母即第三人唐传义、刘亚琴离婚时，已约定将X组43号房屋全部给刘亚琴与原告，后拆迁时刘亚琴自愿放弃其所享有的原房屋产权份额给原告，至此原告获得原房屋的所有权益，据此要求停止对X室的强制执行，并确认上述房屋归其一人所有。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1.关于第三人唐传义在其与刘亚琴的离婚协议中手写添加的关于X组43号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的效力。因上述关于财产处分的约定系在已经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中通过手写形式后期私下添加的，未能得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其它相关部门的登记备案，且据唐传义、刘亚琴所称补签上述内容时现场除该二人外亦无其他见证人，因此无法核实其真实形成时间；且原告及第三人所主张的该后期添加内容的形成时间与常理不符，唐传义、刘亚琴在首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已经对X组43号的房屋产权归属做过一次约定，其中仅一间28.6平方米的住房归刘亚琴所有，但是在正式签订离婚协议后的仅仅两个月内又对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了较大程度的变更，唐传义同意以十元的价格向刘亚琴、唐阳转让X组43号房屋的全部财产权益。唐传义称系为了免除自己对儿子唐阳的抚养义务，刘亚琴同意其自此之后不再支付抚养费才会作出这样的约定，但是该修改后的离婚协议中却未有关于免除唐传义今后支付抚养费义务的约定，于常理不符。综上，不排除在唐传义与唐仁发之间的债权已经形成后，唐传义与刘亚琴恶意串通私下变更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以转移财产，从而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可能； 2.即使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合法有效，上述关于不动产产权转让的约定未经依法登记亦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法律效力,而动产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夫妻之间在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所有权的放弃、转让亦属于不动产权属的变动，应依照登记生效原则，确认房产转让的效力。因房屋已于2000年以唐传义个人的名义领取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具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基本条件。但根据原告及第三人刘亚琴自认，离婚协议赠予承诺作出完毕后，其均未前往有关部门提出过房屋过户登记备案的要求。即使离婚协议中添加的关于房屋产权处分的约定合法有效，由于原告及第三人刘亚琴对于个人财产管理的大意疏忽，置己方权益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其所享有的房屋所有权权益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3.虽然唐传义称自离婚之后其从未居住在房屋之中，该房屋已经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均系由其前妻刘亚琴及其子唐阳占有、使用、支配，但是自其与刘亚琴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X组43号房屋中的一间28.6平方米的房间给刘亚琴所有，其后又在已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中手写添加将X组43号房产228平方米以十元价格转让给前妻刘亚琴和儿子唐阳，最后又在拆迁过程中出具赠予书承诺将X组43号房产全部赠予儿子唐阳并且以房屋所有权人之一的身份参与签订搬迁安置协议。唐传义一再对X组43号房屋的所有权处分作出变更，一直以该房产所有权人身份对外行使相关房产处分权益，法院据此可以推定房产一直处于唐传义的实际控制与支配之下； 4.在（2016）苏1291民初228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执行过程中，高新区法院曾裁定冻结唐传义名下位于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382615元，冻结期间为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但是因上述拆迁补偿款暂不具备处置条件，且被执行人名下未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高新区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后因冻结期限届满，被执行人唐传义及原告在明知相关搬迁补偿权益的权利性质及状况存在争议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仍将全部搬迁补偿权益置换为房屋并且均登记在唐阳一人名下，该行为存在恶意规避执行之嫌。 综上所述，高新区法院认为房屋在经拆迁安置补偿结算后产权置换而来的X室房屋并非系原告唐阳的个人财产，其中仍然有属于被执行人唐传义的份额。唐传义对唐仁发所负的债务已经由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被执行人唐传义应当接受强制执行，在涉及共有权情况下，原告作为共有人不能拒绝分割共有财产，其合法权利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救遂判决：驳回原告唐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唐阳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对第三人于2009年8月20日对离婚协议的补充约定不予认可，没有事实依据；2、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恶意串通私下变更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从而规避债务的事实；3、原审认定房产一直处于第三人唐传义的实际控制与支配之下，系认定事实错误；4、第三人离婚在前，唐传义与唐仁发的借款发生在后，且案涉房屋已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足以排除执行。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唐传义述称，1、原审对2009年8月20日离婚协议的补充约定不予认可，不符常理；2、刘亚琴和唐阳一直占有、居住在唐庄43号，并且在保全冻结前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3、赠与书撤销权已消灭，其协议产生的法律效力，应该得到认可，并且已进行了不动产登记。 被上诉人唐仁发答辩认为，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初就案涉房屋申请保全，如果当时拆迁办采取保全措施就不会有今天这些诉讼的发生，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登记备案的唐传义与刘亚琴离婚协议，并没有关于高港区X村X组43号正房的约定，只是约定了位于高港区许庄街道X村X组43号其中一间面积28.6平方米住房产权归女方所有（位于正房西南方）。而其后来手写添加的关于X组43号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者其它相关部门的登记备案，因此无法核实其真实形成的时间。并且，签订离婚协议后的仅仅两个月内又对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了较大程度的变更，唐传义同意以十元的价格向刘亚琴、唐阳转让X组43号房屋的全部财产权益。唐传义称系为了免除自己对儿子唐阳的抚养义务，刘亚琴同意其自此之后不再支付抚养费才会作出这样的约定，但是该添加的条款中并没有关于免除唐传义今后支付抚养费义务的约定，于常理不符。况且，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当日，唐传义向泰州市凤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出具赠予书一份，载明：“本人唐传义住，于2009年与刘亚琴离婚，因本人想再婚考虑到儿子唐阳以（已）成年，实际住房困难，现将我名下的房产及所有权赠予给我儿子唐阳。”如果2009年8月20日唐传义与刘亚琴所签有关房屋的补充协议真实，则与该赠予书中所述的我名下的房产及所有权互相矛盾，且该赠予书刘亚琴予以了见证。原审据此对2009年8月20日离婚协议的补充约定不予认可，并无不当。况且，2016年11月23日，搬迁人泰州市华江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也是与被搬迁人唐阳(唐传义)、唐阳、刘亚琴分别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8年3月，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泰州医药高新区（高端健康产业集聚区项目）安置结算单也是将安置补偿款与唐阳（唐传义）、唐阳、刘亚琴分别结算，根据安置结算单可知案涉房屋产权系由原坐落于X组43号房屋中的合法安置面积199.4平方米的搬迁补偿权益置换而来。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所作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唐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金录 审 判 员 陈海涛 审 判 员 潘贻杰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宋静婷 书 记 员 缪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