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5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立刚，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芹，女，197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继常，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会贞，女，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永安保险公司职工，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鹏，山东锦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灌庄社区。 法定代表人：宋洪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刚，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立刚、陈国芹因与被上诉人耿会贞，原审第三人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灌庄居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立刚、陈国芹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高立刚、陈国芹与耿会贞于2018年12月27日签订的房产变更申请，将泰安灌庄中悦城9号楼2单元1203室（以下简称中悦城1203室）恢复至高立刚、陈国芹名下。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充分证明，高立刚、陈国芹将自己的中悦城1203室变更至耿会贞名下，是受到了耿会贞及其家人的欺诈，并非高立刚、陈国芹的真实意思。通过高立刚与耿会贞的大伯哥杨新波的通话录音可证明，当杨新波提出要把陈国芹的中悦城1203室更名时，高立刚并不同意。杨新波提出用一个自己能处分的叫“吴开波”的房产给高立刚，并多次保证没有问题，还当着杨家所有人的面把吴开波的安置协议原件交给高立刚、陈国芹，双方才办理的更名手续。更名后高立刚、陈国芹曾多次催促杨家尽快将吴开波的房子变更到高立刚、陈国芹名下。当杨新波跳楼自杀后，高立刚去社区核实时，才知道其所持有的吴开波的安置协议是假的，并立即打电话给耿会贞的丈夫杨新宝。高立刚告诉杨新宝要求收回中悦城1203室子，杨新宝承认合同是假的，可见杨新宝是知道杨家用假的吴开波安置协议换取的高立刚、陈国芹的中悦城1203室子。二、耿会贞辩称，其是用2006年杨家分得的华庭嘉苑13号楼4单元301室换取的高立刚、陈国芹的中悦城1203室毫无事实根据。法庭调查得知，所谓的华庭嘉苑房子早在2006年就被杨家自己卖了，与高立刚、陈国芹没有任何关系。三、耿会贞知道或应当知道杨新波及其家人用虚假的吴开波的安置协议对陈国芹实施了欺诈。更名前，包括耿会贞在内杨家都参与协商更名过程。虽然该次更名行为主谋是杨新波，但包括耿会贞在内的杨家人都参与了，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一审法院有意遗漏了高立刚、陈国芹提供的高立刚与耿会贞丈夫杨新宝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可证明耿会贞及其家人参与了整个更名过程，且是明知的。四、耿会贞没有任何获得陈国芹中悦城1203室的合法依据。一审已查明，高立刚、陈国芹与耿会贞不存在任何房屋买卖、继承、赠与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耿会贞及其家人用虚假的根本不能实现的权利，换取了高立刚、陈国芹客观真实的房子，应当予以撤销。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立刚、陈国芹的诉讼请求。 耿会贞辩称，高立刚、陈国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高立刚、陈国芹陈述主张均缺乏证据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当驳回高立刚、陈国芹的上诉请求。 高立刚、陈国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高立刚、陈国芹与耿会贞于2018年12月27日签订的房产变更申请，将泰安灌庄中悦城9号楼2单元1203室回迁楼房恢复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耿会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高立刚通过回迁分得中悦城1203室，该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2016年，高立刚将该套房屋实际交付给耿会贞的公婆杨振玉、张洪凤使用。2018年12月27日，高立刚、陈国芹与耿会贞共同向第三人灌庄居委会提交《房产登记变更申请》一张，写明：“本人高立刚（身份证号）于2015年12月回迁安置（购买）中悦城9号楼2单元1203室的房屋（建筑面积约98.07平方），本人现放弃该房屋产权办理，自愿将房屋产权转移到耿会贞（身份证号）名下，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与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无关，特此申请房产登记变更，请社区居委会给予办理（包括储藏室）。”高立刚、陈国芹在该申请“转移人”处签字、捺印，耿会贞在该申请“被转移人”处签字、捺印。 对于涉案房屋之所以转让登记在耿会贞名下，高立刚、陈国芹称，高立刚与耿会贞丈夫的哥哥杨新波是好兄弟，高、杨两家关系很好。高立刚原本在灌庄社区有宅院一套，2015年年底得到回迁房屋两套，其中一套即本案诉争房屋，另一套现高立刚自住。因高立刚回迁的诉争房屋所在楼宇有电梯，而当时杨新波的父亲杨振玉因病偏瘫，其所住的房屋所在楼宇不带电梯，杨新波便与高立刚商量，为使杨振玉夫妇生活方便（下楼活动等），要求高立刚将诉争房屋借给他父亲居住，等杨新波分下房屋后再还给高立刚，高立刚同意其要求，遂将诉争房屋借给杨新波，由其父母居住。之后，杨新波提出将一个“吴开波”的房子与涉案房屋交换。2018年12月27日上午，高立刚到杨新波家，在杨新波夫妇、杨新宝夫妇、杨新波之母张洪凤、杨新波之子杨腾均在场的情况下，杨新波把“吴开波”的拆迁安置协议（落款时间2008年5月21日）原件给了高立刚，当时说明用该“吴开波”的回迁房屋换诉争房屋，房屋之间的平方数的差等房屋分下来后，再根据社区的回迁政策想法补齐。在办理更名时，因杨立波家分家，该套房屋分给了杨新宝夫妇，故按照杨新波的指示将涉案房屋办理到耿会贞名下。随后，高立刚一直督促杨新波，要求将“吴开波”的回迁手续变更至自己名下，但直到2019年阴历正月初六，杨新波跳楼（去世）了，才听说杨新波生前伪造了许多假的拆迁安置协议。高立刚随即持杨新波给自己的“吴开波”的拆迁安置协议到社区，经工作人员辨认为伪造的，居委会不予认可。高立刚遂找杨新宝要求归还诉争房屋，杨新宝拒绝，原告遂具状起诉。为证实自己的上述主张，原告提交了“吴开波”与灌庄居委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即原告所称杨新波给自己的协议），存有2018年12月27日签协议前后高立刚与杨新波的通话录音六段的光盘一张。六段录音的第一段通话时间在2018年12月27日9时23分，主要内容为：“杨：你和财务上说一声，换过名来得。高：光和财务上说一声？昨晚我和你兄弟媳妇拉（说）来，她不愿意啊。杨：不是说的挺好。高：说的挺好，你那平方也没有，么也没有，昨晚我和她拉了这么长时间，她不同意。杨：你先更过名来，我给你不就是吗，你先弄过这个事来，其他好说。高：我给你了，你什么时候给我。杨：接着给你就是了，那个好说。高：……怎么小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房子是她的，换成她的名。杨：更成她的名，8号楼这个给我，这不是分家吗。高：我光给你更过来了，咱俩怎么算呢。杨：我给你，把那个合同给你就是了。高：你光合同给我能行吗。杨：使他的名就行，没问题。高：使谁的名。杨：吴开波的，没问题……杨：你先和小耿更过名来，她又过来闹我呢。高：她闹你，她和我拉不着啊。杨：你别和她扯络，你先给她弄过来吧。高：你在哪呢？杨：我在老太太这呢，刚才小耿说更名你不同意，这不又来闹我呢。高：好了，我这就过去。”第二段通话时间在当日11时5分，主要内容为：“杨：合同的事就你和陈国芹（本案原告，高立刚之妻）知道就行，别外说，到时候我和谁说说，给你改过来就行。高：嗯嗯。”第三段通话时间在第二段通话的四分钟后，因第二段通话未完，手机掉线，杨新波重新打给高立刚电话，主要内容为：“杨：我忙完这两天，过去给你两口子写个协议去，你别不放心啊。高：什么协议？杨：就是给你平方啊，什么时候给你弄完。高：这个不是真的吗，不是吴开波的吗？杨：真的，吴开波的。高：真的，使这个就行唉，吴开波，哪里人啊？杨：橡胶厂的，老橡胶厂的。高：你认识他啊。杨：唉，嗯。高：你认识他还使什么协议，到时候问问村里有这么个事就行。杨：我不是怕你不放心吗。高：啊哦。”第四段通话时间在当日14时10分，主要内容为：“杨：高总，我回不去，她两口子过去来吗？高：不是说三点半吗。杨：啊哦，咋呼着过去了呢，打电话吧。高：几点上班。杨：一点半，两点的，先把这个事给我圆过去，兄弟们长着呢，小耿和（像）疯了似得，行吧。高：好了。”第五段通话时间在当日17时52分，主要内容为：“杨：和她弄完了吗。高：唔……杨：几点弄完的？高：一会就完了，过去和老太太坐了一会，四点多就回来了。杨：老太太说什么来。高：说么，和她说别急了，都办好了。……”。第六段通话时间在2019年1月8日11时50分，主要内容为：“……高：什么时候把名字该过来啊。杨：唉，这段忙的，弄完这点事，忙过这几天。高：媳妇净闹腾啊，你兄弟媳妇和我急啊，捅马蜂窝了。唉。杨：行啊。”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吴开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录音光盘均不予认可，表示与自己无关。 耿会贞则称，因高立刚与杨新波是朋友，耿会贞的公婆杨振玉、张洪凤2006年左右通过回迁分得三套楼房。当时，高立刚家因拆迁较晚，尚未分到回迁房，便请杨新波动员张洪凤（此时杨振玉已因中风偏瘫），先将杨振玉夫妇其中的一套回迁房给高立刚居住，待其分得回迁房屋后再还给杨振玉夫妇一套。随后，杨家便将华庭嘉苑301室给了高立刚，并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高立刚将该套房屋出售给了刘继栋，得款用于建造厂房。2015年年底，高立刚取得了自己的回迁房，遂将其中的一套（即涉案房屋）还给了杨振玉夫妇。杨家后来分家时，涉案房屋被分给了耿会贞夫妇。2018年12月27日上午，耿会贞与张洪凤到社区，准备将诉争房屋的社区备案过至耿会贞名下，才了解到该房屋还登记在高立刚名下。经耿会贞、高立刚、杨新波之间协商，当日下午，被告夫妇及原告夫妻一起，办理了更名手续。为证实自己的上述主张，被告提交了2006年10月14日杨振玉交纳回迁费的收款收据，灌庄社区的证明、回迁证明，张洪凤2016年5月1日与案外人程海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程海向张洪凤承租诉争房屋，租期自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与燃气公司的合同，以及张洪凤向物业、燃气公司等部门缴纳诉争房屋的相关费用的收据等。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2006年10月14日杨振玉交款的收据、灌庄居委会的回迁证明、物业公司的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对于被告提交的2016年5月1日与程海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燃气公司的合同、收据的真实性则提出异议。第三人灌庄居委会对于被告提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表示诉争房屋好像是张洪凤自2016年至今一直出租给一个东北人。 2020年4月1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到灌庄居委会进行调查。居委会人员称：1、2018年12月27日，原、被告到灌庄居委会办理《房产登记变更申请》属实。基于此申请，今后办理不动产证书时，诉争房屋将办理至耿会贞的名下。2、确有“吴开波”回迁房的事情，但原告持有的吴开波的回迁协议是假的。高立刚曾拿这一个署名“吴开波”的拆迁协议进行询问，被告知是假的。居委会与吴开波的真正的协议现仍在吴开波处，将来房屋也会回迁安置给吴开波，与杨新波没有关系。3、杨新波大约自2005-2006年开始，到居委会成立的拆迁部门工作，系一般工作人员，具体参与入户做动迁工作。2019年春节后杨新波自杀，可能与“微粒贷”有关。4、关于“华庭嘉苑301室”，该房屋最初系回迁给杨振玉、张洪凤的三套房屋之一，现该房屋已依法登记在刘继栋名下。刘继栋是通过杨新波之手以17万多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屋。刘继栋家当场给了杨新波部分现金，另一部分是转账给的，杨新波给刘继栋打了收条。华庭嘉苑301室的交易过程，与高立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杨新波在卖该套房屋时曾说，卖了这套房子，所得房款得给高立刚，高立刚以后还得还给杨新波一套房子。2010年6月6日，经杨新波之手，高立刚父亲应回迁的86平方米卖给了一个叫张长洋的人（也不是本社区居民），宋洪全猜想这套是否就是所谓“还给杨新波一套房子”。2020年4月10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向华庭嘉苑301室的现房主刘继栋进行调查。刘继栋称，华庭嘉苑301室的原房主是杨振玉，当时系经中间人介绍，经协商确定房屋价格为178000元。合同以杨振玉和刘继栋为买卖双方签订，刘继栋父母当场将现金给了杨家的人，对方以“杨振玉”的名义出具了收条，并将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和房屋钥匙给了我们，我们随后就装修入住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2月27日，原、被告共同向第三人提交《房产登记变更申请》，声明高立刚放弃2015年12月回迁安置得到的诉争房屋的产权，自愿将产权转移给耿会贞。现两原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主张，当时是高立刚与耿会贞（通过杨新波）协商，以所谓“吴开波的房屋”与诉争房屋交换，才提交了上述申请，但后发现，所谓“吴开波的房屋”并不存在，被告和杨新波实际是欺骗两原告，因此，要求撤销上述《房产登记变更申请》。但是，两原告上述关于递交申请缘由的主张，被告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原告方并无能够直接予以印证的书证（如房屋交换协议等）予以证实，即便包括后续通过本院调查等方式所取得的证据在内，也并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支持原告的这一主张。原告提交的证据至多能够证实，在耿会贞催促杨新波、高立刚协助将诉争房屋更名至耿会贞名下的情况下，杨新波在与高立刚进行交流时，曾允诺给予高立刚“吴开波的房屋”。但是，这一允诺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耿会贞与杨新波共同向高立刚作出，亦或是耿会贞授权杨新波向高立刚作出，也就是说，没有证据显示该允诺与耿会贞直接有关。同时，分析杨新波对高立刚作出“允诺”的通话内容，也不必然得出“吴开波的房屋”就是被直接用于交换诉争房屋的结论，该“允诺”也有可能是因杨新波与高立刚之间另有其他纠纷，高立刚只是将杨新波给高立刚“吴开波的房屋”，作为答应协助耿会贞进行更名的条件，而这与房屋互换的性质是不同的。综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耿会贞存在欺诈原告的故意，并实施了欺诈原告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未完成举证义务，因此，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需说明，本案中，即便如原告所述，杨新波存在“伪造所谓吴开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欺诈行为，这也是杨新波所为，不能因为杨新波与耿会贞存在亲属关系，而据此认定耿会贞对高立刚有欺诈行为。另有，耿会贞主张，原、被告向第三人递交《申请》的原因是自己的公婆以华庭嘉苑301室与诉争房屋进行交换，其证据也并不充分。经本院调查可知，高立刚与杨新波之间围绕灌庄居委会的回迁房屋，曾进行若干交易，有可能并不局限于本案双方提及的诉争房屋、华庭嘉苑301室等。原、被告向灌庄居委会提交《房产登记变更申请》的原因，也有可能双方出于主观（隐瞒）或客观（不了解情况）的原因，均未作出完整的陈述。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立刚、陈国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立刚、陈国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高立刚、陈国芹提交了高立刚与耿会贞的丈夫杨新宝的两段通话录音，证明耿会贞的丈夫杨新宝对涉案房产交换过程中高立刚、陈国芹受到欺骗的情形均是明知。耿会贞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通话录音或有剪辑，并称在杨新波跳楼之后，耿会贞及其家人得知杨新波曾经在生前伪造过多份虚假的回迁协议，对话中不一定涉及本案房屋。本院认为，该录音资料可以与本案中的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应予以采信。经查，2019年2月14日和2月15日，高立刚曾和杨新宝进行过通话，高立刚提到要把中悦城1203房收回，原因是合同无效。通话中还提到，交易的过程杨新宝均在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原属于回迁至高立刚、陈国芹名下的房产并无异议，但对涉案房屋如何转让至耿会贞名下却各执一词。高立刚、陈国芹诉称，其系因为受到了第三人杨新波（耿会贞丈夫的哥哥）的欺骗，才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在耿会贞名下。而耿会贞则辩称，因高立刚、陈国芹2006年时曾借用耿会贞家人的一套房屋，故现自愿用涉案房屋予以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高立刚、陈国芹应对涉案房屋原归其所有，以及曾受到第三人杨新波的欺诈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耿会贞则应对涉案房屋缘何变更至其名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双方对涉案房屋原属于高立刚、陈国芹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对该事实，高立刚、陈国芹无需举证。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高立刚、陈国芹为证明其受到了第三人杨新波的欺诈，提交了高立刚与杨新波、高立刚与杨新宝之间的多份通话记录，以及其手中持有的虚假的“吴开波”的拆迁协议。通过高立刚、陈国芹提交的以上证据，再加上杨新波曾经在灌庄社区居委会拆迁办工作过以及耿会贞在二审过程中提到的杨新波生前曾伪造过不少房屋拆迁协议等情形。本院认为，高立刚、陈国芹所主张的因相信杨新波会将一姓名为“吴开波”的拆迁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故同意将涉案房屋更名至耿会贞名下已经具备了较大的盖然性。反之，耿会贞亦应对其辩称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中，耿会贞对自己辩称的其家人曾转让给高立刚华庭嘉苑301室这一事实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相反，通过一审法院调查的事实，华庭嘉苑301室系杨新波对外出售至他人手中，与耿会贞所述内容并不相符。根据常理，涉案房屋价值不菲，双方之间非亲非故，高立刚、陈国芹不可能无缘无故将涉案房屋变更至耿会贞的名下。故本院认为，耿会贞作为受益一方，理应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但耿会贞却对其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应自行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而在杨新波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高立刚、陈国芹已经对其所述的事实尽到了必要的举证责任，本院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本院认定的以上事实，高立刚、陈国芹因在第三人杨新波的欺诈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将涉案房屋变更至耿会贞名下，而耿会贞一方（耿会贞及其丈夫）也应该知道涉案房屋登记至耿会贞名下的全过程，作为受欺诈方的高立刚、陈国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其与耿会贞之间签订的涉案房屋转让协议。综上，本院对高立刚、陈国芹申请人民法院对双方之间于2018年12月27日签订的《房产登记变更申请》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因涉案《房产登记变更申请》被法院予以撤销，该转让协议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故涉案房屋仍应恢复至登记在高立刚、陈国芹名下状态，第三人灌庄居委会应予以配合。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高立刚、陈国芹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40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高立刚、陈国芹与耿会贞于2018年12月27日签订的《房产登记变更申请》； 三、泰安市泰山区岱庙办事处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泰安灌庄中悦城9号楼2单元1203室恢复登记至高立刚、陈国芹名下。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耿会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赵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