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黔0521行赔初12号 原告高龙，男，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 原告叶进春，女，194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系高龙之母。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任先绪，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沙县禹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金沙县禹谟镇龙泉社区。 法定代表人廖波，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波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潘秦友。 原告高龙、叶进春诉被告金沙县禹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禹谟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4月10日向原、被告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8日与原告高龙、叶进春诉被告禹谟镇政府行政强制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二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先绪，被告禹谟镇政府委托代理人刘波涛、潘秦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龙、叶进春诉称：1972年至1973年间，原告叶进春及家人在金沙县住房，有六间住房（三间土墙房和三间石墙房），一间猪圈和一间牛圈，另有院坝面积40平方米左右。2006年1月，原告叶进春到浙江帮原告高龙照顾孩子。2006年至2011年间，原告一家人多次回家居住。2011年至2013年间，二原告在浙江打工，并不知道自家唯一住房已经被强制拆除，2013年春节过后，二原告打工回家才知道住房被被告拆除。二原告多次找马场村村委会和被告，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直至现在二原告一家都是租房居住。2012年11月28日左右，被告在拆除二原告住房时没有通知二原告，强制拆除后未对二原告进行补偿或安置。2017年，国家有扶贫建房补助政策，马场村村委会以原告高龙有轿车为由不给二原告建房补助。2017年8月8日，原告叶进春到金沙县信访局反映情况，禹谟镇政府信访处理意见称：“你户符合增减挂钩政策，未侵犯你户合法权益。”二原告不服，提出复查申请，但政府没有处理结果。根据《贵州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黔国土资发［2011］44号）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原告不是自愿将住房拆除，也不属于经搬迁安置后可以拆除的农村宅基地。据此，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二原告财产损失100000元（庭审中增加为211000元）。 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二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禹谟镇人民政府《关于叶进春反映房屋被拆无房居住问题的答复意见》（禹信处理[2017]18号）、《复查申请书》、马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二原告6间房屋被被告强制拆除、二原告在收到被告答复意见后向金沙县信访局申请复核，但是至今未果。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禹信处理[2017]18号）及村委会证明三性无异议，认为复查申请书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照片。拟证明二原告房屋被拆除后只剩一间牛圈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关于印发《贵州省城乡建设和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黔国土资发（2011）44号）。拟证明被告拆除二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不属于搬迁安置后可拆除的宅基地。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禹谟镇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强拆的案件不属实。2012年年底，答辩人根据《贵州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增减挂钩项目，根据《贵州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和金沙县人民政府下发的《金沙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方案》的规定组织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答辩人将该项目发包给朱汝进负责施工。在施工中，因被答辩人户认为其房屋已经破旧，属于危房，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政府增减挂钩项目不收取被拆除危房户主的费用，被答辩人户遂委托其亲属高文华要求施工人员将其房屋拆除。村干部冷剑即对该房屋的现状进行核实并联系了被答辩人户，在确认被答辩人户同意的前提下，将该房屋纳入增减挂钩项目，由高文华举着施工牌子对其房屋实行了拆除复垦；二、2013年春节，被答辩人回家过年就知道了该房屋被拆除，被答辩人并未向答辩人主张任何权利，后国家实行生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被答辩人随即要求答辩人给予解决。因其不符合政策规定，答辩人无法满足其不合理要求，被答辩人于2017年8月8日以房屋被拆一事提起信访，答辩人于2017年10月30日向被答辩人送达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明确告知了被答辩人相关权利。因此，被答辩人的诉权已经超过了相应的法定期限，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庭审中补充答辩：二原告要求赔偿其财产损失及租房损失211000元无事实依据，被告的行为并不违法；二原告于2013年就知晓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但未向被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被告禹谟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贵州省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黔国土资发[2010]125号）、金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沙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金府办[2011]43号）、禹谟镇人民政府《关于禹谟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禹府通[2012]17号）。拟证明被告是按照省、县政策规定实施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3、《禹谟镇人民政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发包协议》、原告房屋被拆除时的图片。拟证明被告按照规定将辖区内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发包给了朱汝进，被告的亲属高文华全程参与了危房拆除过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发表意见，由法庭审查。 4、禹谟镇人民政府《关于叶进春反映房屋被拆无房居住问题的答复意见》（禹信处理[2017]18号）、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10月30日对原告进行了答复，明确告知了原告相关权利。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答复意见只是提到原告有权向法院起诉，但并未明确告知原告诉讼的期限，原告向信访局提交了复核申请，至今信访局也未作出答复。 本院对以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对原告第1组、第3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第1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二原告第2组证据中《复查申请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因二原告不能证明该申请书已向金沙县人民政府递交或送达，达不到二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被告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叶进春及家人早年间在金沙县（现马场村）黄水坝组修建有土木结构房屋6间并在该房屋内生活、居住。2006年1月，原告叶进春去浙江帮助原告高龙照看孩子后，以上房屋便处于无人居住状态。2010年10月21日和2011年4月13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先后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工作相关的管理暂行办法及工作指导意见，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2011年4月20日和2012年3月7日，金沙县政府及被告也对此项工作相继出台了相应实施方案。2012年2月18日，被告与案外人朱汝进签订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发包协议》，约定被告将包括二原告以上房屋所在地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房屋及废弃地等发包给朱汝进拆除、整理复垦。因二原告的以上房屋长期无人居住且已经破旧、塌陷，存在安全隐患，被告根据以上管理暂行办法、工作指导意见及实施方案，认为二原告的以上房屋符合该项目实施的条件。2012年11月28日，施工方组织相关人员对该房屋予以拆除，并对房屋拆除前、中、后的状况进行了拍照。2013年春节期间，二原告回来后发现涉案房屋被拆除。2017年8月8日，原告叶进春到金沙县信访局反映，同年10月30日，被告作出禹信处理［2017］18号《关于叶进春反映房屋被拆无房居住问题的答复意见》，告知原告叶进春可以向金沙县人民政府就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工程一事申请行政复议或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4月7日，二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并经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就本案而言，由于二原告之前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的起诉因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而被本院依法驳回。因此，二原告依附于该行政诉讼而同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加之本案是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时效的相关规定。本案二原告的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发生于2012年11月，根据当时有效和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之规定精神，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针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本案二原告的房屋被拆除的行政强制行为发生于2012年11月，二原告知晓其房屋被拆除的时间为2013年春节期间，因此，根据当时有效和尚在适用的以上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如果二原告要对其房屋被拆除的行政强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最迟应于2015年春节之后提起。但二原告直至2020年4月7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此时，距其知道房屋被拆除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有余，远远超过了法定的二年的起诉期限。虽然二原告在其房屋被拆除后曾向金沙县信访局等相关单位进行过反映和信访，但均未获得相对满意的处理或者承诺，且二原告在通过上述途径主张权利时，并不妨碍、阻止和限制其另行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张其权利。因此，二原告所耽误的起诉期限的情形，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的情形而不能依法予以扣除。因此，本案二原告的行政赔偿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高龙、叶进春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加电子档光盘），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吴绪英 人民陪审员  韦绍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丽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