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7360号原告：江明佳，男，198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东埔农场鸡岗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宇，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时尚商业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郭常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海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天河区益元中医门诊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投资人：邓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承铚，该司员工。被告：黄坤，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原告江明佳与被告广州市时尚商业城有限公司（下简称“时尚商业城”）、广州市天河区益元中医门诊部（下简称“益元门诊部”）、黄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明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宇、被告时尚商业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海林、被告益元门诊部的投资人邓淑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承铚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黄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明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偿还原告货款3801.3元及逾期利息（以逾期款项3801.3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从2020年1月19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潮上品”店铺因经营需要，长期向原告购买蔬菜类货物。根据双方约定，“潮上品”店铺的员工通过微信向原告下达订单，原告收到订单后依据订单内容向“潮上品”店铺发货。收货时，“潮上品”店铺对原告供应的货物进行清点，验收后签收《收据》。同时，原告根据双方的约定及交易习惯，每月凭《收据》与“潮上品”店铺对双方之间的交易进行结算和收取货款。原告与“潮上品”店铺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作之初，“潮上品”店铺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后，能够按照双方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双方因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2019年11月至12月期间，原告持续向“潮上品”店铺供应货物，但是“潮上品”店铺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后，未能按时支付相应货款。原告多次要求其支付拖欠的2019年11月、12月的货款共计5854.3元，但其均以各种理由推搪拒绝。直至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18曰，“潮上品”店铺才分别偿还了1853元和200元。至今，“潮上品”店铺仍拖欠原告3801.3元货款。另外，“潮上品”店铺在大众点评（美团）等外卖平台上，对外公示的营业执照为被告时尚商业城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对外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为被告益元门诊部所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潮上品”店铺的经营地址位于被告时尚商业城所经营的“时尚天河广场”内。此外，黄坤为“潮上品”店铺的实际经营者，其与被告时尚商业城、被告益元门诊部存在挂靠合作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基于上述情况，原告认为被告时尚商业城、被告益元门诊部、被告黄坤应对“潮上品”店铺拖欠的货款承担相应责任。原告特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时尚商业城辩称：一、我司与原告未签订任何协议，与原告不存在交易行为，原告所出售的产品不是我司购买，我司亦没有代表他人购买涉案产品，不存在与他人实施共同购买的意思联络。因而，我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不是买卖合同履约主体。我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与其他人建立何种法律关系均与我司无关。本案原告与其他人的买卖行为，我司根本不知情，我司也未因他人与原告之间的购买行为获得任何不法利益。二、原告自称供货给被告黄坤并与被告黄坤对账结算，系被告黄坤欠原告货款，显然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原告与被告黄坤之间，与我司无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得对抗我司。事实上，原告此前从未与我司有任何对接，我司不清楚原告是如何与被告黄坤进行交易的。三、原告起诉后，我司核实到涉案商铺是名为“黄坤”的承租户单独经营，与我司无关。我司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四、时尚天河商业广场是广州市重点工程，我司仅为广场的建设者、开办方，该广场是一个“大型市场”而非“百货市场”或“超市”。时尚天河商业广场设立的目的和主要职责是针对广场本身日常经营和物业设备等方面的市场管理，我司不以市场参与主体的身份出现，而是由市场内各个独立经营的商户各自与消费者建立买卖关系，各自收款、发货，并非“百货商场”和“超市”作为一个销售商统一代表百货大楼或超市整体面对消费者，统一买单、统一开票。众所周知，“大型市场”的门槛低，管理者通常与市场内店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仅要求对方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其利润来源于场地租赁费用，市场内店铺通常享有较大的自主经营权，对其销售的商品和来源没有告知市场管理者的强制义务；而“百货商场”或“超市”却可通过类似《联营合同》形式对供货商的商品来源和性质获得相当了解和控制，实质上已成为商品的共同销售者或购买者。鉴于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大型市场”由于其提供的是管理服务，职责在于保证物业设备设施正常运转，消除安全隐患，建立良好的整体经营秩序、利用各种渠道做好市场宣传，其并没有权利和能力对每个店铺的具体经营行为逐个审查。本案中时尚商业广场中*街*铺的经营者“黄坤”是时尚天河商业广场这一“大型市场”中的独立经营商户，是广场内1000多个商家之一，我司无权干涉承租人被告黄坤的独立经营权，也不可能了解其具体经营情况，更未代表该商铺买卖任何商品、未收取任何商品款项。我司是出租方而非买卖合同相对方，不可能知道原告与被告黄坤之间的具体交易，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五、我司是商铺出租方而非法定市场监管主体。我司在与客户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时均要求商户合法经营，租赁合同及商场物业管理规定中均存在对不诚信商户作教育、警告、停业整顿甚至清退出场的惩罚规定，已尽到必要的引导和督促义务。综上所述，我司在本案中仅为商场出租方，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且已对市场内商户尽到必要的引导和督促义务，不存在过错。于情于理，我司无须对原告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请求，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被告益元门诊部辩称：一、我方与“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被告时尚商业城没有任何关系。（一）我方从事经营中医针灸、推拿等服务的卫生类行业，为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期间免费给顾客提供冷热饮品、小吃、甜品等，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该许可证仅限我方在经营场所内使用。（二）我方与“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被告时尚商业城不认识，更没有合同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二、我方对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对证据一中大众点评网截图证明我方食品经营许可证被作为商家资质公示的真实性，我方查询不到，该证据也未经公证员公证，我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对除（一）提到的证据外的其他所有证据，我方均不知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三、“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使用我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用于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资质审查且公示并未经我方知悉、允许，行政许可也不能出借或授权他人使用，该行为属盗用、侵权。我方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资料后才知道食品经营许可证被他人用作网络外卖平台资质审查并公示，该行为是在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他人权利获得自己利益，属盗用（侵权）行为，我方保留追究盗用单位或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四、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未尽法定审查义务，导致“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能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违法经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违反《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我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载明经营者名称为我方，经营场所为“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路*号海棠阁*楼全层及*层部分铺位”，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在我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明显与公示的营业执照的住所地及“潮上品”店铺实际经营场所“时尚天河中区食全食美***”不相符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仍允许“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在其平台经营食品销售，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第八条“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的规定，因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或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使用者受到损害的，应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侵权方（我方）不应承担责任。五、原告与“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存在关于食品原材料供应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原告不是网络餐饮服务购买方（消费者），其诉讼请求无理无据。（一）在法律层面上讲，原告诉请“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支付货款的依据为与“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形成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我方作为被盗用食品许可证的被侵权人既不是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的任一方合同主体，也未提供担保、授权等，原告亦未提供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我方应承担责任的依据；（二）在情理层面上讲，如原告为消费者，因购买“潮上品”店铺及其经营者出售的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问题）导致身体不适并产生损失而诉求损害赔偿，则作为对外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所有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可能更于情于理，但不适用于因食品原材料供应的买卖合同关系导致的合同纠纷。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我方对诉求货款负相应责任无充分证据及法律依据，我方也是受害方（被侵权人），为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保障我方的合法权益，望法院采纳我方的答辩意见，依法判决。被告黄坤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7日，黄坤与时尚商业城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租赁时尚商业城的中C街016号商铺，经营餐饮店。江明佳主张黄坤经营的餐饮店名称为“潮上品”，该餐饮店向江明佳购买了蔬菜类货物，江明佳已送货，但“潮上品”餐饮店一直拖欠货款未予支付。为此，江明佳提交了大众点评网截图、店铺照片、其与微信号为“wxid_0e******2”（昵称为“黄坤”）以及微信号为“sj*****9”（昵称为“苏七”）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送货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黄坤”于2019年12月21日在微信聊天中确认尚欠货款为5853元；送货单上有“黄法旺”、“陶春英”、“苏靖”的签名字样，江明佳主张上述签名人员为黄坤的员工。2020年3月1日，江明佳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2020年4月8日，江明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宇向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请求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以便其前往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查收集微信号“wxid_0e******2”、“sj*****9”的实名开户信息。经调查，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复函载明微信号“wxid_0e******2”的实名认证姓名为黄坤，身份证号码为；微信号“sj*****9”的实名认证姓名为苏靖，身份证号码为。庭审中，江明佳表示黄坤通过本人或其员工的微信下单订货，后江明佳向“潮上品”餐饮店送货，其主张的案涉货款发生于2019年11月至12月期间，微信结算中确认实际交易金额为5853元，黄坤已分别于2019年12月21日偿还了1853元、2020年1月18日偿还了200元。本院认为：根据时尚商业城与黄坤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江明佳提交的大众点评网截图等证据，黄坤租赁时尚商业城的中*街*号商铺经营“潮上品”餐饮店。江明佳虽未与黄坤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江明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以及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复函等证据，足以证明黄坤以“潮上品”餐饮店的名义向江明佳购买蔬菜类产品后拖欠货款5853元。黄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现黄坤共计已偿还了2053元，江明佳请求黄坤支付货款38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800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江明佳要求超出上述部分的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江明佳要求时尚商业城、益元门诊部支付货款及利息的问题。经查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为江明佳以及黄坤。时尚商业城仅为案涉餐饮店的出租方，未与江明佳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亦未有证据证明益元门诊部存在故意向黄坤出借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形。因此，江明佳要求时尚商业城、益元门诊部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黄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明佳支付货款38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800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江明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吉人民陪审员  沈全秀人民陪审员  何伟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叶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