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6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玉，女，196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现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平，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健，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燕，女，198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四川名常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成玉因与被上诉人李健、贾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8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成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平、被上诉人李健、贾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成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决认定李成玉在案涉合同签订前长期经营其他幼儿园，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2.原判决故意遗漏认定合同中关于买卖办学许可的内容。《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第九条第2款约定：“2018年9月15日在乙方向甲方支付188万元后，甲方将所有证件、公章、钥匙移交乙方。”该约定证明是对办学许可证的买卖。3.李健、贾燕是在收取李成玉支付的50万元定金后于2018年6月30日移交了案涉幼儿园的财产，于2018年9月18日移交了案涉幼儿园的印章、办学许可证等证件，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4.原判决错误认定签订《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李成玉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晓转让办学许可证这一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5.原判决错误认定案涉合同签订时的固定资产价值。李健、贾燕在质证时确认了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该审计报告确认了幼儿园在2018年年初与年末固定资产价值金额均为48万元。同时，李成玉曾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向法院申请对案涉幼儿园的装饰、设备等价值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复。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二款是从不同角度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而非只有在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又明确有必要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序良俗规则。2.《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应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行政许可法》第九条、第八十条第一项应被认定为无效。 李健、贾燕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李成玉在签订案涉合同前长期经营幼儿园，比一般人更加清楚幼儿园经营、变更等规定。合同是双方进行充分磋商后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幼儿园的价值除了固定资产外还包括生源、品牌等无形资产。本案没有必要进行鉴定。其次，合同中并没有关于买卖办学许可证的内容，而是约定依法变更举办者。本案实质上转让的是一种财产权益，《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以变更举办者，可见法律并未禁止幼儿园转让。再次，审批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审批并非对合同效力的核准，而是对合同履行事项的核准。最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是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李成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李成玉与被告李健签订的《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2．二被告向原告李成玉返还幼儿园转让款238万元，并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转让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50万元转让款从2018年6月9日起算；188万元转让款从2018年9月18日起算；3．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剩余的未使用期限内的房屋租金（标准为23万元/年），并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应退房租之日起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成玉在案涉合同签订前长期经营其他的幼儿园。 李健与贾燕系夫妻关系。李健作为案涉幼儿园的举办者取得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此后，案涉幼儿园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李健系法人，贾燕负责实际管理。 2018年6月9日，李健（甲方）与李成玉（乙方）签订了《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绵阳市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仅含装修、装饰、设备）；甲方将坐落于绵阳市房屋及现有的活动场地租赁给乙方继续作案涉幼儿园使用，并保证安全使用至合同期满；租赁期12年，自2018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转让费2880000元，包括现有装修装饰及现有设备设施、办园所需证件的相关费用；乙方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50万元定金，于2018年9月15日支付188万元，在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法人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万元；租赁房屋租金：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为25万元／年；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为28万元／年；2026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为30万元／年；支付方式：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每半年支付一次，第二年度起乙方均于当年9月15日按时足额一次性向甲方缴纳该年度房租；该房屋仅作为乙方经营合法幼儿园使用，并严禁乙方转让或转租，若乙方确实经营困难，经双方协商，乙方可转让案涉幼儿园合同期剩余年限经营权；甲方不得将现有生源挪至其他幼儿园，乙方应保证甲方向已入托的儿童的一切服务承诺，处理好因经营权变更带来的相应问题，如产生的问题发生在本协议生效前，甲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案涉幼儿园现有员工甲方不得安置（员工自行离职除外），必须留在本园所。乙方必须保证甲方之前对员工的福利待遇；保密责任：任何一方因案涉幼儿园转让而获知的另一方的商业机密负有保密义务，如使用教材、教学方法、招生规定及价格等不得向有关其他第三方泄露；合同签订后，甲方不得以“童星梦幼儿园”名义在所属片区两公里内再开办幼儿园；和合同签订后半年内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并配合乙方平稳顺利过渡；“童星梦幼儿园”品牌属甲方所有，乙方仅限本址适用，并保证品牌声誉。 2018年6月18日，李健（甲方）与李成玉（乙方）签订《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房屋租金变更为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为23万元/年；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为24万元/年；2026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为26万元/年；支付方式变更为每年9月15日前足额一次性向甲方缴纳下年房屋；乙方对周边幼儿园的分布状况及本幼儿园的现有经营现状也充分知晓，且对国家法律针对幼儿园行政审批许可举办者（法人）变更的风险进行了充分了解和评估，并对案涉幼儿园以后的经营风险有充分的了解认识，若因上述因素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营后果由乙方负全责；乙方必须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并向甲方提供所需的一切相关资料，由甲方全权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乙方指定张人井为法人代表，并已向甲方保证张人井无任何犯罪记录，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举办者（法人）资格。 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李成玉按约支付了238万元（50万元＋188万元）及租金。 双方在2018年秋季招生开始前按约进行了案涉幼儿园财产、印章、资料等的移交接收工作。李成玉在2018年秋季开始实际经营案涉幼儿园至今。 2019年3月18日，李成玉出具《关于更改法人的说明申请》，载明：根据李成玉与李健于2018年6月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合同（含补充协议），现根据我本人自愿的原则，将合同中原定法人张人井更改为赵乐丽，同时申请申办成为营利性幼儿园（即：有限公司）。 另外，案涉幼儿园至今尚未进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举办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变更。 现李成玉主张《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无效，要求返还，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双方确认案涉幼儿园可以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变更，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合同是否涉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的买卖，合同是否因此而无效。 庭审中，李成玉提交了单方委托的四川裕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绵阳市涪城区（科创园）童星梦幼儿园2018年度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川裕会专［2019］011号），报告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其上显示案涉幼儿园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原值480000元，拟证明案涉幼儿园的“装修、装饰、设备”价值仅为480000元，故约定的转让款2,880,000元中包含转让办学许可的费用。因此，案涉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2003年9月1日施行）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之规定。鉴于该规定系效力性规定，故案涉合同无效。 李健、贾燕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进行审计时，已经是由李成玉在经营，案涉幼儿园的资产早已移交完毕，故李健、贾燕对李成玉经营期间案涉幼儿园的资产情况并不清楚。案涉合同中的转让价款是双方议定的。双方还约定乙方必须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足以说明双方约定的是举办者及法人的变更，并非办学许可的买卖。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系管理性规定，亦未规定行政机关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再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由此可见，案涉幼儿园的举办者是可以进行变更的。 庭审中，李健、贾燕明确若案涉合同在本案中被认定为无效，李成玉对其所负返还义务，另案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成玉长期经营幼儿园，应当比常人更加清楚幼儿园固定资产，生源，法人、举办者变更等幼儿园经营的相关事宜。 李成玉主张案涉合同涉及办学许可的买卖。首先，案涉合同未明文约定涉及办学许可的买卖，而是约定进行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其次，原告李成玉提交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固定资产的价值为48万元，不值288万元，以此推定双方进行了办学许可的买卖。第一、该审计报告系李成玉实际经营案涉幼儿园后作出，李成玉未举证证明审计的固定资产是否是签订案涉合同时的固定资产，故审计报告对固定资产的评估不能准确反映案涉合同签订时案涉幼儿园资产的价值。第二、退一步讲，即便进行审计时，固定资产无变动，审计报告准确反映了案涉幼儿园转让时的固定资产即为48万元。案涉合同约定了李健不得将现有生源挪至其他幼儿园，由此可见，转让价款288万元是包含了生源等无形资产的，但无形资产的价值在本案中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最基本的原则。若案涉幼儿园的真实价值（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足288万元，则是李成玉自行承担交易风险的问题，不能据此推断288万元与真实价值的差距就是转让办学许可的价款。综上，李成玉主张案涉合同涉及买卖办学许可，本院不予采信，其据此主张案涉合同无效，要求李健、贾燕承担返还义务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中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精神，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同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违反公序良俗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而是补充关系，只有在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又明确有必要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况下才适用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该条明确规定了买卖办学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故该条并非效力性规定，仅是管理性规定。另外，李成玉并未说明案涉合同继续有效违反了什么样的公序良俗。鉴于此，案涉合同也应被认定为有效。 为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成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39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391元，由原告李成玉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1.《民办学校变更申请材料告知书》，证明举办者变更需提交哪些资料，以及社发局工作人员在告知书中陈述案涉合同第九条第二项涉嫌违法。2.案涉幼儿园章程。证明：被上诉人无权买卖幼儿园，办学积累不得分红。3.2020年6月15日的律师函，证明：上诉人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接手幼儿园。被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年检记录，证明：案涉幼儿园2018年度年检合格；2.《绵阳市涪城区新好一家幼儿园有限公司章程》、《民办学校（教育机构）举办者变更申请书》、《申请》、《申请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绵阳市涪城区民办校（园）分类设置选择承诺书》共计11页，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12月曾经受让过一个幼儿园，上诉人明知关于幼儿园转让的相关规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如果合同真的涉嫌违法，应该由有权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章程只是筹备阶段备案的章程。幼儿园的财产仍在幼儿园名下，并未损害法人独立财产权。对证据3，我方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上诉人要求我方接手幼儿园没有依据。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于上诉人曾经办理举办者变更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属于合法的举办者变更，而不是幼儿园的买卖。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但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判定。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年检记录的真实性，因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可以证明经举办者本人申请，有关部门依规定进行审批后，可以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进行变更。可以证明早在2016年，上诉人已经接触和了解过关于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相关规定。对于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2020年6月18日，本院与当事人一同前往科创区社发局就举办者变更事宜进行了调查。科创区社发局工作人员陈述，办理举办者变更无需提交基础合同，只需提交《民办学校变更申请材料告知书》中勾选的材料。同时认可告知书中手写字体为其本人书写，但其进一步陈述其个人无权作出案涉合同是否涉嫌违法的认定。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询问笔录进行质证，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举办者变更问题，若主管机关查证属实，是不能变更的。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中，均可以办理举办者变更。案涉合同约定是依法变更，并不涉及买卖证件。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童星梦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的效力认定。该问题涉及两方面：1.案涉合同是否涉嫌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第七项规定？2.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案涉合同是否属于经行政机关批准后生效的合同？现分述如下： 第一，合同第一条转让标的约定为“甲方将自己位于绵阳市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仅含装修、装饰、设备）”，交易标的中并没有涉及买卖办学许可证的表述。第二，合同第九条第2款“2018年9月15日在乙方向甲方支付188万元后，甲方将所有证件、公章、钥匙移交乙方”，所谓将证件移交给乙方，实质上是学校内部管理权的转移，并非向学校之外的组织或个人出借、出租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依然在案涉幼儿园内部使用。第三，合同约定的288万元的转让价款，系当事人之间通过磋商确立的，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上诉人单方面对案涉幼儿园的固定资产进行审计，本案中交易对价较审计金额有溢价，但是该交易价款中包含有幼儿园的生源、地理位置、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并无证据证明溢价中包含买卖办学许可证的费用。故本案不能认定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批准”，说明法律并未禁止民办学校变更举办者。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涉及的是对合同本身效力的认定，而举办者变更事宜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对于民办学校举办者通过协议转让经营权的合同，法律并未规定转让合同需经行政机关审批后才生效。故案涉合同不属于经行政机关批准后生效的合同。第五，关于合同是否应被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仅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本案中，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转让办学经营权，属于社会资本在民办教育领域的正常流动，并未损害公序良俗。本案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合同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主张其并不知晓有关转让民办学校举办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但庭审中通过被上诉人列举的证据，可知上诉人对于此规定是明知或应知的。上诉人主张签订案涉合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合同属于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清楚、约定明确。故对于上诉人主张对案涉幼儿园的固定资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成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6782元，由李成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光明 审 判 员 张 兵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伍艳玲 书 记 员 伍静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