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忠厚，男，1965年3月3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个体，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泽民，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福梅，女，1966年6月15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个体，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友良，男，1962年7月4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个体，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发响，上饶市广丰区洋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黄忠厚、朱福梅与被上诉人刘友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20）赣1103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忠厚、朱福梅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赣1103民初76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黄忠厚与刘友良均不具有烟花爆竹买卖和销售的资质，从而确认两者间购买烟花的买卖合同无效，进而判令黄忠厚支付折价补偿款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并未查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并非是两个自然人黄忠厚、刘友良之间的买卖，而是两个经营负责人所代表的两个（个体）企业之间的买卖，因此刘友良以自然人的名义起诉自然人黄忠厚，显然是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其次，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并未查明。黄忠厚作为个体经营者，有经营烟花爆竹的资质，黄忠厚在铅山县永平镇有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专营部，且有铅山县安监局颁发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而刘友良作为烟花爆竹的生产企业经营者，如果有营业执照和许可证，那么案涉买卖合同当然有效，一审法院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审理则是错误的，如果刘友良没有营业执照和许可证，那么其已涉嫌非法经营犯罪，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所以无论该合同的效力不论是有还是无，一审判决均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未认定黄忠厚与刘友良之间的口头抵扣约定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刘友良是贾鼎雍向黄忠厚购买鞭炮的介绍人，如果刘友良与黄忠厚间没有“烟花抵扣鞭炮”的约定，何以刘友良对2012年的货款要时隔八年之久才主张权利，显然不符合常理，且黄忠厚有新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与刘友良之间的“烟花抵扣鞭炮”的约定是客观真实存在的。3、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刘友良的烟花厂生产并出卖给个体黄忠厚的烟花存在质量问题是错误的。黄忠厚提供的证据，即《烟花事故一次性赔偿协议书》上明确载明有受伤人叶月香的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也有第三方店家的身份证号和电话，因此是可以核实的。烟花产品的质量不仅是本案应查明的基本事实，更关涉群体利益，法院依职权应予以核实。黄忠厚也有新的更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烟花存在质量问题。4、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的烟花款（折价补偿款）系黄忠厚与朱福梅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首先，刘友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系黄忠厚与朱福梅的夫妻共同债务；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夫妻共同经营”的依据或推理逻辑的前提是因为黄忠厚女儿在其中一张销货单据上签了名，但原审判决的这一推理逻辑显然不成立，该推理在面对刘友良的妻子饶雪梅在黄忠厚提供的销货单上签字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权问题上却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最后，从黄忠厚的营业执照上也可以明确地证实该烟花爆竹专营店系黄忠厚个人经营而非夫妻共同经营。二、一审判决还存在对朱福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审从立案至判决，朱福梅均不知情，法院也从未向朱福梅送达过任何诉讼文书，未保障朱福梅应有的诉权。朱福梅未授权黄忠厚代为诉讼，二人是不同的诉讼主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友良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双方在一审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系合法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不知道上诉人以个体工商户或企业名义进行销售，被上诉人自己明确是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二、上诉人所主张案外人贾鼎雍欠款及烟花质量问题导致第三人损失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主张案外人贾鼎雍欠款与被上诉人有关，但未提供证据，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贾鼎雍的经营是相互独立的，被上诉人的妻子只是介绍上诉人与案外人贾鼎雍之间进行业务往来。上诉人主张的烟花质量问题导致损失，所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三、被上诉人同意扣除被上诉人妻子饶雪花欠上诉人的款项系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四、二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系夫妻关系，本案买卖发生在二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是家庭经营，被上诉人出卖的烟花也是运到上诉人家中，因此符合法律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友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折价补偿款68,288元；2、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庭审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折价补偿款为71,286.8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黄忠厚于2012年度期间多次到原告刘友良处购买烟花鞭炮。具体发生货款和支付情况如下：2012年1月15日，被告黄忠厚从原告处购买烟花总货款为34,307.2元，被告支付了2,000元，还欠原告货款32,307.2元；2012年3月30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烟花总货款为54,667元，被告未支付货款，货单上系由被告女儿黄漂签收；2012年9月27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烟花总货款为59,620元，被告未支付货款；三次总货款合计146,594.2元。原告每次按约发货到被告指定地方，均由被告（或其家人）签名认可。之后，经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取，两被告总是在拖延。两被告至今未支付货款。另查明，原告刘友良同意原告之妻饶雪（彐）花于2012年9月3日从被告黄忠厚处购买鞭炮所欠的货款75,307元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抵扣。现原告就剩余货款71,286.8元主张权利。本案买卖合同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刘友良与被告黄忠厚之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烟花爆竹，而烟花爆竹属于限制流通物，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故烟花爆竹的买卖双方均须有相应的资质。本案原、被告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烟花爆竹买卖和销售的资质，故原告与被告黄忠厚之间购买烟花的买卖合同，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涉案买卖项下的烟花产品已交付，被告黄忠厚实际享有了涉案烟花产品，且无法返还恢复原状，故被告黄忠厚对从原告处购买所得的烟花，应折价补偿给原告，补偿价款可参照被告黄忠厚及其女儿黄漂在销货单据、收条等确认的金额146,594.2元予以确认。被告黄忠厚以没有向原告出具欠条为由，否认其欠原告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行业规定及交易习惯，烟花鞭炮行业买卖一般以货单为准，是不是出具欠条并不是绝对的，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向其购买了烟花而未支付款项，被告对货单予以认可但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证明其已支付相应款项，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自愿将其妻所欠两被告的货款75,307元在本案中予以抵扣的请求，系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减轻了对两被告的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折价补偿款71,286.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黄忠厚主张原告的烟花质量有问题，且因烟花质量问题造成伤害事故支付了案外人赔偿款65,000元，因被告只提供了一份赔偿协议书，属单一证据，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也无证人出庭作证，且对烟花是否有质量问题以及事故的原因未进行相应的鉴定，故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及确认赔偿的合理性，因此，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被告黄忠厚提供与案外人贾鼎雍之间的结算单据要求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抵扣，因被告的该笔货款系其自己的销售行为，原告仅是介绍客户给被告，是否与对方交易由被告自己决定，故原告作为介绍人没有过错且对催取货款未承担担保责任，故被告的该项抗辩不成立，不予支持。被告可另行向案外人贾鼎雍主张相应权利。被告黄忠厚购买烟花的行为，发生在被告黄忠厚、朱福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两被告夫妻关系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案被告黄忠厚应支付给原告的折价补偿款属于被告黄忠厚、朱福梅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朱福梅应对本案折价补偿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朱福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了对原告主张事实和证据进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黄忠厚、朱福梅支付折价补偿款71,286.8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黄忠厚、朱福梅应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刘友良折价补偿款71,286.8元。案件受理费1,582元，减半收取791元，由被告黄忠厚、朱福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当庭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为营业执照、货单五张、口头撤诉裁定、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8年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就以本案被上诉人刘友良提供的五张货单起诉了本案上诉人黄忠厚，后撤诉，广丰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定书，已认定五张货单是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与黄忠厚之间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正因为刘友良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黄忠厚进行买卖民事行为，故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撤回起诉，广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口头撤诉裁定并没有认定本案的买卖是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与黄忠厚之间的买卖关系，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为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部营业执照及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店个体信息，拟证明上诉人黄忠厚系字号为“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店”的经营者，经营形式为个人经营，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店的经营范围为烟花、爆竹零售，在2011年至2014年间具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交易当时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证件，因此上诉人黄忠厚并未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与被上诉人进行买卖，且在之后的多次交易中，上诉人黄忠厚及被上诉人刘友良都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如道路运输证等。第三组证据为通话录音（附文字版），拟证明案外人贾鼎雍与上诉人黄忠厚及被上诉人刘友良三人达成了口头协议，即贾鼎雍所欠黄忠厚的27万元鞭炮款，由贾鼎雍直接支付给刘友良，刘友良拿27万元的烟花给黄忠厚，贾鼎雍已将27万元（实际支付了30万元）给刘友良，但刘友良只拿了22万元的烟花给黄忠厚。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通话对象、通话手机号均无法确定，通话内容也未体现刘友良的身份信息。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民事主体提起诉讼不能以此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就当然发生在诉讼双方之间，上诉人提交的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口头撤诉裁定及管辖权异议裁定，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因此不能就此认定本案发生于二个体工商户间，故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关联性不予认定。本案所有单据均无铅山县烟花专营店盖章，案涉其中一张单据抬头虽有“铅山县永平镇专营公司烟花鞭炮批发部”字样，但该批发部也未盖章，结合现实生活中使用印有其他主体名称纸张的情况大量存在的实际，不能就此认定该纸张上所载内容为纸张抬头单位进行的交易。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定，案涉录音的通话主体、通话号码等信息均无法确认，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结合对上述证据的认证结果及随案移送的一审全部案卷材料，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烟花的买卖主体；2、上诉人黄忠厚、被上诉人刘友良及案外人贾鼎雍之间是否已达成相关抵扣协议；3、上诉人朱福梅是否应承担本案的共同还款责任；4、其他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认为从案涉2012年9月27日的进货单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3民初5089号案件中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提起诉讼等可以证实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为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与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店。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交易，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与铅山县永平镇烟花专营店之间并无买卖合同，本案的收货单、进货单也无上诉人主张的二个体户盖章，案涉2012年9月27日的进货单抬头虽印有“铅山县永平镇专营公司烟花鞭炮批发部”（以下简称批发部）字样，但批发部也未盖章，结合本院上述关于证据二的论证，本院认为通过案涉单据或合同来认定本案买卖关系为二个体户间的买卖证据不足。至于上饶市广丰区顺意花炮厂已就本案货款提起诉讼后又自行撤回起诉是否就能确认其就是案涉买卖的主体，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不能就此认定起诉的主体当然就是案涉交易的主体，否则法律也不会有主体不适格而驳回起诉的规定。因此，对上诉人关于本案买卖主体为双方所代表的个体户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认为根据其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贾鼎雍之间已达成了相关货款抵扣协议。本院认为，通过上述关于证据三的论证，已得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的结论，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已详细论述，本院予以认定，不再赘述。其他问题。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烟花存在质量问题应扣减相应赔偿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通过现有证据对相关事实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上诉人又未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因此，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朱福梅提出的一审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对其进行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问题。经查，一审法院法官于2020年3月12日与上诉人黄忠厚联系，拟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和传票等材料，其要求通过微信送达，法官遂通过微信向其送达了上述材料，其回复“已收到”。当法官询问其妻子朱福梅是否授权由其一起代收时，其回复“是的”。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一审法院通过上诉人黄忠厚向其妻子朱福梅以类似捎口信的方式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和开庭传票等材料，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黄忠厚同意代收并回复“已收到”，应认为一审法院已有效向朱福梅送达了上述文书，已充分保障了其诉权。另一审判决系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给当事人，也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因此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上诉人朱福梅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黄忠厚、朱福梅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2元，由上诉人黄忠厚、朱福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水娣审判员  郑晓霞审判员  程 锐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姜金忠书记员周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