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7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惠菊，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秀，女，194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江，男，197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兰，女，汉族，197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2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8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赡养义务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影响案件结果的重要事实未予查明，认定上诉人与杨某秀形成抚养关系错误。 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某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对原告承担赡养义务，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000元；2.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四次住院费用30823元，每人承担10274元，并且三被告承担原告今后所产生的医药费、护理费、住房费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杨某秀与周瑞昌（于××××年××月14日去世）于××××年结婚，双方系再婚。再婚前，杨某秀与前夫育有一子一女，分别为崔某江、崔某兰；周瑞昌与前妻育有一子即周某8。现杨某秀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需要赡养扶助，为维护杨某秀的合法权益，故具状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周瑞昌（已于××××年××月去世）与原配妻子王立珍（已于1986年5月去世）婚后育有一子周某8（1977年12月9日出生）。王立珍去世后，××××年11月，周瑞昌带儿子周某8与杨某秀带儿子崔某江（1977年3月30日出生）、女儿崔某兰（1978年6月9日出生）重组家庭生活。杨某秀携儿子崔某江、女儿崔某兰于××××年11月14日将户口迁入青岛市黄岛区。周某8庭审中自述其小学是在山周小学上的、初中是在六汪劝礼中学上的，1993年5月，其初中毕业后到肉联厂上班。对此，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予以认可。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29日，杨某秀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7天，住院费用合计18194.32元。2019年6月20日，杨某秀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门诊花费合计691.31元。上述费用合计18885.63元。对发生在2019年5月22日之前的住院及门诊花费，杨某秀庭审称其另行主张。另，杨某秀养老保险每月发放211元。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杨某秀与周某8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即周某8应否承担对杨某秀的赡养义务。杨某秀主张其与周某8形成抚养关系，并提交如下证据：1.青岛市黄岛区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经调查我村村民周瑞昌（于××××年××月14日去世）在原配妻子王立珍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后，与杨某秀再婚重新组建家庭，周瑞昌与杨某秀及其子女周某8（原名周庆锋于1985年7月17日户口迁出，周瑞昌之子）、崔某江（杨某秀之子）、崔某兰（杨某秀之女）重组家庭后共同生活。杨某秀携儿子崔某江、女儿崔某兰于××××年11月14日将户口迁入我村并在我村居住，情况属实。2.申请证人张某、周某1出庭作证，张某出庭作证称“我出生在六汪镇山周村，生活到十八岁…。从我记事起（上小学时）原被告在一起生活，我经常去崔某兰家中玩看见崔某兰、崔某江、周某8、杨某秀和周某8爸爸一起生活，在我参加工作前他们就在一起居住生活，大约在2000年左右。周某1出庭作证称：“我与崔某兰是同学关系，在山周一起上学来，我小的时候经常去崔某兰家玩，上了初中后就不经常去玩了，…我偶尔碰见周某8、崔某江、崔某兰在一起吃饭，偶尔碰不到。”对杨某秀出具的上述证据，崔某江、崔某兰予以认可，周某8不予认可，其辩称其与杨某秀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为此，其提交证据如下：1.青岛市黄岛区民委员会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兹证明原我村村民周某8，男，身份证号（1985年户口从我村迁出到烟台东）。经调查，我村村民王某3、周瑞波证明周某8自生母（原我村村民）王立珍1986年4月去世后，跟随爷爷周某2、奶奶赵氏生活居住。”2.青岛市黄岛区隐珠街道烟台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兹证明我村村民周某8，男，身份证号，于1985年8月15日与周某5、孙立花、周瑞华共五人，以家庭为单位，将户口由六汪山周迁入我村。周某8户口迁至我村期间，本人集资、提留、义务工均由户主周某5（其叔叔）为其缴纳和完成，直至1996年12月周某8应征入伍，户口随之迁往部队。情况属实。”3.申请证人周某3、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周某3出庭作证称：“周某8在他母亲去世后，周某8自己跟随其奶奶生活，周瑞昌自己单独在前面屋里住着，住到与杨某秀结婚后，周某8多数时间还跟着爷爷奶奶住，但具体细节我不清楚，我只是串门时候表面看见周某8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间多。”王某1出庭作证称“我来证明周某8在他母亲1986年4月份去世后，周某8自己跟随其爷爷奶奶生活，但具体细节我不清楚，至于周瑞昌在婚后是否尽到抚养义务我不清楚。”王某2出庭作证称：“我来证明，我在村里当调解主任，2000年以前大约什么时间记不清，周瑞昌与其母亲因为养老的问题来村里调解，我帮他们调解的。另外，我听村里的风言风语说周某8跟随其奶奶一起吃饭，但我觉得周瑞昌作为周某8的亲生父亲再婚后不能一点不管周某8，那时候周某8还在上学阶段，周瑞昌不可能不管周某8，但周某8爷爷也资助周某8。”4.申请证人周某4、周某5、周某6出庭作证，周某4出庭作证称“我是周某8的亲姑姑，我来证明周某8在他母亲去世后，周某8跟随其爷爷奶奶生活，周瑞昌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杨某秀与周瑞昌结婚后于崔某兰、崔某江一起生活，周瑞昌从此后再未对周某8尽到抚养义务。”证人周某5出庭作证称：“我是周某8的亲叔，我来证明周某8的户口在1985年迁到我的烟台东户下，在周某8母亲去世后，周某8跟随其爷爷奶奶生活，至于我大哥再婚后是否尽抚养义务不清楚，关于周某8的集资提留、义务工都是我给他出的钱，关于别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我不经常回家。”周某6出庭作证称：“我是周某8的亲叔，我来证明周瑞昌再婚后与杨某秀及崔某江、崔某兰一起生活，周某8由我父母抚养长大，周瑞昌与杨某秀未对周某8尽任何抚养义务。周某8母亲去世后周某8就跟着爷爷奶奶，我虽然在宝山住，但我回家看父母的时候，看到周某8在爷爷奶奶家吃住。”5.周某8提交周某2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本人周某2，系周某8的爷爷，周瑞昌在××××年再婚后，周瑞昌及其妻子杨某秀未赡养我和周赵氏，也未抚养孙子周某8。周某8一直由我和周赵氏抚养，抚养至其上班，后周某8主动承担抚养我和周赵氏。我证明周瑞昌和杨某秀并未尽到抚养周某8的义务。6.××××年××月15日，由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签字的继承赡养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杨某秀今后的生养死葬由崔某江、崔某兰负责，与周某8无关”并申请证人刘某、周某7出庭作证，证明该协议系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协商一致达成的意见。对周某8提交的上述证据，杨某秀质证称对证据1其去村里问过，村委会说这是村民证明的，但周某8母亲去世后，杨某秀与周瑞昌结婚后，周某8与周瑞昌、杨某秀一起生活了；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周某8的户口虽然迁到烟台，周某8仍在山周村学习生活；对证人周某3、王某1、王某2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但其在庭审中均称不能证明周瑞昌及杨某秀婚后对周某8不尽抚养义务；对证人周某4、周某5、周某6、周某2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与周某8存在亲属关系；对证据6不予认可，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也不知道协议这回事。崔某江、崔某兰质证称对证据1至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杨某秀，对证据6不认可，该份协议不是崔某江、崔某兰自愿签署的，且本协议与本次纠纷无关。另查明，法院分别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的（2018）鲁0211民初11937号民事判决书及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9）鲁0211民初10863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作出如下认定“周瑞昌已于××××年××月去世，其与原配妻子王立珍（已于1986年去世）婚后育有一子周某8。王立珍去世后，周瑞昌带儿子周某8与杨某秀结婚，杨某秀带儿子崔某江、女儿崔某兰（于××××年11月14日将户口迁入周瑞昌户下）与周瑞昌带儿子周某8重组家庭生活。”经周某8申请，法院对证人王某3、关花做了调查笔录，王某3、关花在调查笔录中均称，周某8的亲生母亲去世后，周某8便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后来周瑞昌又和现在的老伴结了婚并且住在一起，还有现在老伴的两个孩子，周瑞昌和他父亲是前后屋，周瑞昌结婚后，周某8仍然和他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庭审陈述，就本案中杨某秀与周某8是否形成抚养关系，法院认定如下：虽然周某8辩称自己当时系未成年人，且一直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叔叔、姑姑资助至其初中毕业，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周瑞昌、杨某秀婚后未对其尽任何抚养义务，其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亦称对周瑞昌在婚后是否尽到抚养义务不清楚。周某8的爷爷奶奶对自幼丧母的周某8更加疼爱，但他们在周瑞昌在世且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负有对周某8的抚养义务，周某8爷爷、奶奶与周瑞昌、杨某秀分别居住的房屋距离较近，他们对周某8生活起居的照顾，并不能当然的否定周瑞昌、杨某秀与周某8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另外，周某8提供证明称其户籍在他处，但周某8自述其学习、生活仍在青岛市黄岛区，其并未与父母脱离抚养教育权利义务关系。故法院认为周某8与杨某秀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原告在被告未成年时对其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被告在原告年老或体弱多病丧失经济来源时对原告有赡养的义务。对于周某8提交的其与杨某秀、崔某江、崔某兰于××××年××月15日签署的继承赡养协议书，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得任意放弃，它不以子女是否与父母订立某种协议为前提，子女也不得以订立不赡养协议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故对周某8提交该份协议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杨某秀与周瑞昌结婚时，周某8系未成年人，杨某秀与周某8构成继母子关系。现杨某秀已年近七旬，正需要子女赡养，其要求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周某8认为其爷爷奶奶对其尽了抚养责任，法院认为，爷爷奶奶是否承担了部分的抚养责任并不影响杨某秀与周某8继母子关系的认定，同时，也不影响周某8赡养责任的承担。关于杨某秀主张的赡养费，根据青岛市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标准为每人每年13882元，对于杨某秀主张的赡养费应当由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平均负担，即每人每月给付杨某秀赡养费385元。对杨某秀主张的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6月20日已经发生的住院及门诊费用18885.63元，亦应当由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均担，即每人负担6295.51元。杨某秀今后生活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等，待实际发生后再另行主张。判决：一、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自2020年1月起，分别每月支付杨某秀赡养费385元，该款于每月25日前支付；二、崔某江、崔某兰、周某8分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某秀医疗费6295.51元；三、驳回杨某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各1份，证明上诉人父亲周瑞昌1997年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年至1993年期间与被上诉人杨某秀无任何经济来往。证据2一审证人周某1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其一审出庭时作证系应崔某江要求而做的伪证。证据3曾任村委会调解主任的王某2出具的证明1份，以证明杨某秀与周瑞昌多次拒绝抚养上诉人。证据4上诉人与其配偶张娟结婚证、参保证明、户口簿、出生证明等，以证明上诉人与其配偶均无固定工作，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其经济状况无力承担赡养费及医疗费用。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述证据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拟证事项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拟证事实均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赡养费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某秀形成抚养关系是否正确。本案中，上诉人生于1977年12月9日，其母王立珍1986年去世。杨某秀与上诉人之父周瑞昌于××××年11月再婚，上诉人当时尚不满11周岁。上诉人1993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审法院生效的（2018）鲁0211民初11937号、（2019）鲁0211民初10863号民事判决确认，周瑞昌带儿子周某8、杨某秀带儿子崔某江、女儿崔某兰重组家庭生活。上诉人主张其在父亲与杨某秀再婚后随爷爷奶奶生活，但因其父亲与祖父祖母均共同居住生活在同一村庄前后相邻，上诉人也未提交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其完全脱离父亲而由祖父祖母抚养，故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某秀形成抚养关系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周某8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好栋 审判员  范黎强 审判员  衣 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宋籽仪 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