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民终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28号。 负责人：张小春，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宇，四川蜀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8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寿珍，女，1940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男，201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袁某母亲。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九，男，1987年10月21日出生，藏族，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 法定代表人：魏宗发，职务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桥北路271号。 负责人：李鸿基，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吉峰，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某、王寿珍、袁某、沙九、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发汽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2019）川323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宇，被上诉人朱某、王寿珍、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刘兵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沙九、江发汽运公司、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川323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主张案涉商业险是江发汽运公司委托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保，因此投保人是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保险人是江发汽运公司；2.根据江发汽运公司对上诉人举证的质证意见是主张案涉商业险是江发汽运公司委托平安财保湖北公司代理机构购买，因此投保人就应是平安财保湖北公司代理机构，被保险人是江发汽运公司；3.一审法院凭空认定被保险人江发汽运公司为投保人，这一认定与庭审调查的事实明显不符，进而要求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江发汽运公司而非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二、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根据若尔盖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的若公交认字[2018]第0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被上诉人沙九在本次事故中驾驶与驾驶证载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属于未按照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之规定，系无证驾驶，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规定，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即可。本案被保险人江发汽运公司举证保单的行为本身证明自己对保单上以加粗加黑字体列明“重要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等内容知情。可见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被保险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对其违法行为的后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要求上诉人对“被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并负举证责任，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保险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商业险依法免赔。1.本案被保险人江发汽运公司重审时口头陈述是委托第三方平安财保湖北公司代理机构投保，投保过程没有与保险公司进行直接接触，可见投保人为第三方，江发汽运公司只是被保险人；2.上诉人当庭出示书面证据足以证明案涉保险投保人为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盖章确认的《投保人声明》中明确“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充分证明保险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免责条款明确告知和具体说明义务；3.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被保险人江发汽运公司委托投保的所谓第三方平安保险代理机构就是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重审法院对上诉人确凿充分的书面证据不予采信，却轻信被保险人毫无证据的口头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而非向被保险人说明。免责条款也是向投保人提示，而非向被保险人提示。因此重审法院要求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被上诉朱某、王寿珍、袁某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提交的保险条款内容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人、被保险人送达，上诉人提交的投保人申明系格式条款也不能够证明这个投保人申明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车辆的投保人申明。 被上诉人沙九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江发汽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险人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交强险保险公司）、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商业险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未向江发汽运公司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依法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江发汽运公司与沙九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双方签订了《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江发汽运公司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没有任何过错，依法不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最多只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故一审判决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赔付110,000元合理，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愿意承担此项赔偿，上诉人的诉请与答辩人无直接关联。 朱某、王寿珍、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沙九 江发汽运公司连带赔偿407918.55元，并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在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将此直接支付给朱某、王寿珍、袁某；2.请求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5日，四川省资阳市简阳市云龙镇高堰村12组袁大贵驾驶川Ａ×××××小型普通客车，由若尔盖县城驶往红星镇方向，当晚19时5分，当车行驶至国道213线443公里300米处，因袁大贵驾驶川Ａ×××××小型普通客车在冰雪路面未保持安全车速失控侧滑，与对面行驶过来由甘肃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旺藏乡高日行政村高日卡自然村沙九驾驶的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造成驾驶人袁大贵经抢救无效死亡、川Ａ×××××小型普通客车乘客徐术财、王四合、董鑫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5月28日，若尔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若公交认字［2018］第0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认定：袁大贵在冰雪路面未确保安全下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袁大贵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沙九驾驶准驾车型不符车辆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徐术财、王四合、董鑫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另查明，袁大贵出生于1972年3月22日，死亡时年龄为46周岁，户籍地为四川省简阳市。王寿珍系袁大贵的母亲，朱某系袁大贵的妻子，袁某系袁大贵与朱某之婚生子，王寿珍育有5名子女。事故发生时王寿珍77周岁，袁某6周岁，王寿珍育有5名法定抚养义务人，袁某有2名法定抚养义务人。三位原告户籍均为农村居民，但王寿珍自2014年1月起随袁大贵一家在成都生活，并于2016年1月1日起至车祸发生时租住在成都市郫都区冯宣富家，袁大贵、王寿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都适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故三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沙九驾驶的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为江发汽运公司。江发汽运公司与沙九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将该车出租给沙九营运。2017年9月26日，江发汽运公司在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为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26日。2018年3月22日，江发汽运公司在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为赣Ｃ×××××货车购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3月22日。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交通事故的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他人人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划分。若尔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袁大贵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沙九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徐术财、王四合、董鑫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对事故认定意见，以上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依法确认其证据效力，予以采信。袁大贵在冰雪路面未保持安全车速失控侧滑，与对面行驶过来的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事发时，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正常行驶，所以从过错责任及原因力大小分析,袁大贵存在重大过失，应负70%的责任，沙九的责任相对较小，应负30%的责任。二、原告方的各项损失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依法适用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2108年度标准计算。经核实袁大贵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三原告系袁大贵的近亲属，是本案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相关赔偿义务人进行赔偿。（一）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64717元／年÷12月×6月＝32358.50元；（二）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经核实，袁大贵的未成年子女袁某，抚养年限12年，袁某有2名法定抚养义务人；袁大贵的母亲王寿珍78岁，抚养年限5年，王寿珍有5名法定抚养义务人；应按照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23484元计算。具体计算如下：第1-5年2人（袁某、王寿珍）需要扶养：袁某每年抚养费23484元÷2人＝11742元，王寿珍每年抚养费23484÷5人＝4696.80元，年赔偿总额为11742元＋4696.80＝16438.80元，未超过上年度城镇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3484元，故第1-5年二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6438.80元×5年＝82194元。第6-12年1人（袁某）需要扶养：袁某每年抚养费23483元÷2人＝11742元，年赔偿总额为11742元，未超过上年度城镇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34384元，故第6-12年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1742元×7年＝8219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共计：164388元。合计：664320元＋164388元＝828708元。（三）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合理支出：其中死亡家属因办理受害人丧葬事宜产生的工作收入损失，依据四川省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46429元／年÷12÷21.75×5人×10天＝8894.44元；交通及住宿费，按原告方住所地至事故发生地的距离及若尔盖住宿费季节性强的特点，交通费及住宿费酌定为5000元；本项合计13894.44元。（四）精神抚慰金：交通事故造成袁大贵死亡，致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综合考虑致害人的过错程度及受害人自身的过错，酌情认定20000元。（五）财产损失，因原告未举证提供财产损失的依据和金额，依法不予认定。以上前四项损失共计894960.94元。三、四被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一）沙九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沙九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属于未按照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之规定，系无证驾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租用的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因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购买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故驾驶人沙九对此次交通事故负有的赔偿责任，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不足部分，予以赔偿。（二）江发汽运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沙九驾驶的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为江发汽运公司。江发汽运公司与沙九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将该车出租给沙九营运，沙九是该车的实际使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租用的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江发汽运公司与沙九之间是租赁关系，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所有人是江发汽运公司，使用人是沙九，江发汽运公司对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沙九有无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未尽到监督管理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江发汽运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不足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沙九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原告方提出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精神抚慰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故人保财险高安支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方的精神抚慰金和人身损害损失110000元。（四）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称沙九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造成事故，保险人不负责任，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在投保时已尽到了提示义务。由于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就有关免责条款向江发汽运公司作出提示，故对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免责辩解，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1）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2）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合同予以赔偿；（3）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应在机动车商业保险的范围内赔偿剩余损失235488.27元［（894960.94-110000）×30%］。（五）关于沙九、江发汽运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本案交强险和商业险已足额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故沙九、江发汽运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王寿珍、袁某支付赔偿金110000元（2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在该项下赔偿）；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王寿珍、袁某支付赔偿金235488.27元；三、驳回朱某、王寿珍、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5元，由沙九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商业险投保单载明投保人为“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为“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二款“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责任免除条款与其他条款对比存在加粗特征。2018年3月23日投保人申明，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投保人签章处加盖合同专用章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沙九驾驶证准驾车型为Ｃ1。江发汽运公司与沙九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第七条租赁汽车的保管、使用和费用，第二款约定乙方（沙九）除非征得甲方（江发汽运公司）书面同意外，不得将租赁汽车转让或转租给第三者。乙方不得允许他人使用租赁汽车，不得用该汽车为他人借贷或提供担保抵押……。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赣Ｃ×××××重型半挂牵引车商业险保险人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是否免责。赣Ｃ×××××车辆驾驶员沙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规定，发生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其应当履行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结合查明的事实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就该免责条款已进行了加粗，能够证实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人是提示说明义务的主体，投保人是履行说明义务的对象。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非同一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并非说明对象。故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已向湖北众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以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就有关免责条款向江发汽运公司作出提示，故对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免责辩解，不予支持的认定，该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免责理由成立，一审判决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承担的235488.27元，按照一审认定的责任过错，由沙九与江发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2019）川323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王寿珍、袁某支付赔偿金110000元（2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在该项下赔偿）”； 二、撤销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2019）川323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朱某、王寿珍、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改判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2019）川323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王寿珍、袁某支付赔偿金235488.27元”为“沙九、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朱某、王寿珍、袁某赔偿金235488.27元”； 四、驳回朱某、王寿珍、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15元，由沙九、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4,832元，由沙九、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江发汽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琦娟 审判员  杨君志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