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建伟，男，汉族，1978年11月30日出生，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燕，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军，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糜道秀，女，汉族，1943年11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胤龙，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建伟因与被上诉人糜道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20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建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糜道秀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双方自2005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是以订货单、出库单为依据履行，货款支付方式是拉一批货以现金方式结清一笔货款。后糜道秀找到马建伟支付货款时，马建伟因无钱可付就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即使按照糜道秀的说法隔一段时间付款，鉴于双方合作期为2005年至2007年期间，马建伟在出具欠条时已届履行期，即使再后推两年，本案债务履行期也于2009年8月8日届满。若依据交易习惯也无法确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马建伟在收到货物时即应付款，本案付款期限已经在接受标的物的同时届满。糜道秀在一审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前主张自2007年8月9日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也即糜道秀自认2007年8月8日原债务已届清偿期。因此，不论从双方交易习惯还是糜道秀的自认，欠条出具时马建伟即应支付货款，一审判决认定欠条出具时债务的履行期未届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本案中，马建伟每次拉货后都立即支付了货款，最后一批货款的支付时间应按照双方两年来遵循的交易习惯进行确定，一审判决在未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前提下直接适用第六十二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在不能确定交易习惯时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据此，就一审判决列举的两个批复，本案更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号]之规定。本案欠条出具前原债务的履行期已届满，经糜道秀同意马建伟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自2007年8月8日中断，糜道秀之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自糜道秀收到欠条后的次日即2007年8月9日重新开始计算，故糜道秀的债权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3.本案欠条是双方多笔买卖后形成的对账结算单，根据对账单出具的情形，可以推断双方是最后一笔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出具的对账单。具体到本案中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为最后一笔供货时间就是2007年8月8日，双方对账后马建伟出具欠条。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诉讼时效应从2008年8月8日起算。第二种为2007年8月8日前一段时间最后一笔供货，则2007年8月8日的欠条就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07年8月9日。本案中，暂不论马建伟是否还款，马建伟在2007年出具欠条后截至本案起诉日已经12年，若马建伟未还款，为何糜道秀一直未主张权利？这不仅有悖常理，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建立的初衷。糜道秀辩称，1.马建伟对欠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应对欠款已经清偿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糜道秀在2018年12月15日前并未要求马建伟履行债务，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即2018年12月15日就是糜道秀要求马建伟履行债务的时间，至糜道秀起诉时（2019年8月15日）已经留足了八个月宽限，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12月16日开始计算。3.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是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不能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的时间，债权人对何时行使其权利应当有选择权。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计算，债权人未向债务人提出请求前其权利尚未受损，诉讼时效无从起算。具体到本案中，糜道秀于2018年12月15日要求马建伟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12月16日起算。糜道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建伟偿还欠款61400元，并支付按照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变更后的请求）；2.诉讼费由马建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建伟从糜道秀处购买预制板，后双方对货款进行了结算并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金龙预制坊糜道秀预制板款陆万壹仟肆佰元正。欠款人马建伟2007.8.8号”。一审庭审中，马建伟认可糜道秀举示的欠条内容与马建伟本人出具的欠条内容一致，同时马建伟也认可预制板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糜道秀而非金龙预制场。另外，糜道秀、马建伟均认可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案涉货款形成于2005年至2007年，欠条载明的货款金额是双方对账后的余额，双方建立买卖关系后对于货款的支付期限没有具体约定。对于以前部分货款的实际支付方式，糜道秀表述为“送一段时间的货然后就付款”，马建伟表述为“一般是拉一批货支付一笔货款”。对于《欠条》，糜道秀、马建伟均表示是双方对发生于2005年5月至2007年以来所有未付货款的汇总，是对账后的欠款金额。对于案涉货款的催收情况，糜道秀表示，除了去年是当面向马建伟催收外，以前都是通过电话，马建伟的答复都是说自己对他人的工程款债权没有收回来，有钱了就付。马建伟则表示，货款在欠条出具后的二、三年就付清了，糜道秀方也就没有必要再向其催收，直到去年糜道秀找到马建伟要求付钱，马建伟拒付并为此还报了警。一审法院根据糜道秀的申请，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石马河派出所调取的该所于2018年12月15日向马建伟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马建伟陈述报案系因“遇到一个姓梅的材料商来找我要欠款，……她拿了一张2007年我写给她的欠条，上面写的是我欠她六万多块钱。这张欠条是我2007年我从她的预制厂买了预制板后写下的，但是后来我分几次还清了。但是她今天找到我说我没有还款，又找我要账。我肯定就不认，跟她解释不通…她就拦着我车不让我走，我就报了警……。”民警问马建伟现在是否欠对方材料钱，马建伟答：“我不欠了，对方拿来的欠条是我写的，但是后面都分期还清了，对方还给我写过条子的，但是时间太长了，我就弄丢了。当时我也没重视这个事情，又因为每次还钱对方都写了条子给我，我就没把写给对方的欠条要回来……。”同时，糜道秀、马建伟双方均认可上述询问笔录中的“姓梅的材料商”就是指本案糜道秀。另查明，重庆市沙坪坝区金龙预制场于2019年9月10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马建伟于2007年8月8日出具欠条，确认拖欠金龙预制场糜道秀预制板款61400元，该款项与重庆市沙坪坝区金龙预制场无关，系拖欠糜道秀个人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马建伟是否拖欠糜道秀货款61400元，以及如存有拖欠时糜道秀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评判如下：一、关于债权债务是否了结。根据《欠条》、《询问笔录》和庭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糜道秀、马建伟之间在2007年存有预制板货款金额为61400元的合法的债权债务，糜道秀为债权人，马建伟为债务人。马建伟辩称其已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结清货款，是对合同履行情况作出的抗辩，在糜道秀否认时，马建伟依法负有举证义务。但马建伟除了自己的陈述外并无相关依据，故马建伟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马建伟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也即认定案涉债权债务没有了结。二、关于诉讼时效是否经过。本案马建伟出具的欠条没有载明付款期限。关于债务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的诉讼时效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先后有过两次答复意见，分别为（法复【1994】3号）和（【2005】民二他字第35号）文。前者的主要内容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给供方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后者的主要内容为：双方的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糜道秀向马建伟主张权利时即起诉时起算。意见的意旨在于区分债务的清偿期是否确定，欠条出具前，原债务的履行期间（日）是否届满（至），其法理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的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案查明的案情，糜道秀、马建伟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交易方式是先货后款，货款是在交货后的一段时间内支付，属于履行期限不明。马建伟出具的欠条同样没有载明付款期限。故案涉纠纷属于未定清偿期之债。其诉讼时效事宜分两种情况考虑：一是债权人未曾要求履行，债务人也未提出履行；二是债权人已作出履行请求，债务人尚未实际履行。前者，由于债务随时具有可履行性，故而履行期无法固定，或者说，履行期为任何时点，但依法应以最长20年为限。后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准备时间届满，履行期届至，诉讼时效起算。或者因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在本案的审理中，糜道秀表示除了2018年12月15日是直接找到马建伟，并且马建伟拒绝支付货款外，之前都是电话催收并且马建伟都是同意履行付款义务的。2018年12月15日的催收以及马建伟的拒绝等事实已有双方的陈述以及前述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证，不赘述。对于糜道秀的其他陈述，法院只有采信和不采信两种，无法当然地作出在2018年12月之前糜道秀催收了，马建伟在其中的某一次明确拒绝了，或者糜道秀在其中的一次催收时，明确给予了马建伟宽限期，并且宽限期已经届满，届满后糜道秀未再向马建伟主张权利的判断。根据证据规则，催收的事实应由糜道秀举证，拒绝的事实以及足以导致诉讼时效消灭的宽限期早已界至等事实应由马建伟举证，且马建伟的待证事实以糜道秀的待证事实存在为前提。而糜道秀、马建伟均没有举证。故本案现只能认定为在2018年12月15日前糜道秀未曾要求马建伟履行。又由于：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意见，案涉货款的支付在实际履行中是无规律的滚动支付，并且《欠条》上载明的金额包含了2007年产生的货款，故不能认定在《欠条》出具前，债务的履行期已经届满，进而考虑适用（法复【1994】3号）批复的意见，判定诉讼时效于本案的《欠条》出具之日中断后，因糜道秀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欠条》出具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从而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综上，马建伟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涉案付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12月15日起算。显然，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糜道秀的付款请求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资金占用损失，糜道秀要求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于法有据，理应支持。综上，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马建伟没有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糜道秀要求马建伟支付货款和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马建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糜道秀货款61400元，并支付以61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案件受理费1336元，减半交纳668元，由马建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马建伟与糜道秀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马建伟出具的欠条也没有载明付款期限，马建伟亦未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就货款的支付约定了履行期限，因此，双方就货款支付的履行期限属于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现糜道秀于2018年12月15日要求马建伟付款，马建伟不认可其仍差欠糜道秀款项，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马建伟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即2018年12月15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对马建伟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马建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元，由上诉人马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向 川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钟 慧书 记 员  韩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