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8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海川路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56125414XE（1-1）。 法定代表人:费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辰，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东升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经济开发区团结路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2MQG0U1B（1-1）。 法定代表人:陆贞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贤，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富星公司）与被上诉人合肥东升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东升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富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皖012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有误，判决结果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打印件‘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最后一栏被背书人为明冠公司，明冠公司是最后持票人，但宁波富星公司又提供了兴楠公司出具《汇票未兑付证明》，说明其于2019年4月19日在网上银行操作提示付款，因此，涉案汇票的最后持票人不明确，且兴楠公司的证明中也确定已经将此汇票相关资料邮寄给承兑人......虽然没有得到兑付，但也没有提供拒绝兑付的证据，兴楠公司也没有依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操作。”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取得票据追索权。上诉人认为：首先，上诉人通过网上票据交换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本案讼争的票据背书转让给明冠公司，因此上诉人在网上票据交换系统只能查询到背书转让给明冠公司，对于明冠公司取得票据后的背书行为，在上诉人的网上票据交换系统中无法查询。但是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一明冠公司出具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打印件“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中显示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兴楠公司,加之兴楠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票据到期后的提示承兑行为,完全可以证明本案讼争票据的最后持票人系兴楠公司的事实。其次,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二,兴楠公司陈述其已在网上票据交换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示付款人付款,并提供了相应打印件。再次,本案讼争的票据系上诉人通过网上票据交换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背书转让给明冠公司,明冠公司又背书转让给兴楠公司,票据到期日为2019年4月24日。票据到期后,兴楠公司提示付款人付款,但付款人始终未付款。依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操作流程,如付款人签收了持票人提示付款的汇票,则在持票人的网上银行系统中,该票据将直接转移至付款人的系统中,持票人在自己的系统中将无法再查询到该汇票。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第五十四条规定:“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兴楠公司依法在票据到期日做了提示付款操作,但付款人始终未签收汇票,未依据票据法在当日足额付款,其虽未出具拒付证明,但在客观事实上,兴楠公司未收到汇票承兑款项足以证明被拒绝付款的事实。 合肥东升公司辩称，一、据上诉人所称最后持票人是兴楠公司，持票人未向上诉人发起追索，故上诉人不是合法持票人。首先，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票据背书中断，缺少由明冠公司背书给兴楠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谁是最后持票人。即使如上诉人所称，最后持票人是兴楠公司，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兴楠公司出具的《汇票未兑付证明》来看，兴楠公司作为最后持票人，于2019年4月30日将汇票相关资料用顺丰快递寄给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待兑付，并未向上诉人发起追索，因此上诉人不是合法持票人，不具有追索权。二、兴楠公司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本身即不具有向所有前手追索的权利。根据《票据法》第五十三条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持票人应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内。案涉电子汇票到期日是2019年4月24日，依法应在4月25日至5月4日内提示付款，而兴楠公司出具的证明称“我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网上银行操作提示付款”，显然，兴楠公司不是在法定的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因此不享有对所有前手的追索权。《电子汇票管理办法》六十六条规定，“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因此持票人兴楠公司都不享有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的权利，只能向出票人和承兑人进行追索，因此上诉人自然也不享有该票据权利。三、上诉人向明冠公司支付1040925元货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兴楠公司在电子汇票系统向其前手明冠公司发起追索，明冠公司在赔付后再通过系统向其前手即本案的上诉人发起追索，因此上诉人没有向明冠公司赔付汇票无法兑付的义务。而本案上诉人的证据也显示，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6日，上诉人三笔支付明冠公司共计1040925元，汇款摘要均为“货款”，因此这些汇款与案涉电子汇票不具有关联性。 宁波富星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判令合肥东升公司立即向宁波富星公司支付票据款200000.00元，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4日，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作为出票人，办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票据号码为130××××120180424185870110，金额20万元，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营业部，承兑人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为2019年4月24日，承兑信息为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人承兑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汇票上还载明承兑汇票允许转让。2018年4月24日，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4月27日，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安徽尚森商贸有限公司；同日，安徽尚森商贸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合肥东升公司；同日，合肥东升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6月8日，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月17日，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富星太阳能有限公司；2018年7月20日，宁波富星太阳能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富星公司；2018年7月21日，宁波富星公司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明冠公司。 原审审理期间，宁波富星公司提供了网上交易凭证，证明2019年12月31日，宁波富星公司转账给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00000元，交易凭证摘要为货款，2020年1月6日，宁波富星公司分两笔转账给明冠公司380925元、260000元，交易凭证摘要为货款。同时提供了2020年1月6日，明冠公司出具交款单位为宁波市富星公司《收据》一份，共计1040925元（收据中注明：其中包括货款82.9万元、票款20万元、诉讼费11925元）。宁波富星公司另提供了兴楠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出具的《汇款未兑付证明》，证明该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收到明冠公司背书转让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为宁夏灵武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收票人为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汇票票据号码为130××××120180424185870110，金额20万元，在2019年4月19日网上银行操作付款，至汇票到期日仍未收到相应款项，后在网上搜索得知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该承兑汇票无法承兑。2019年4月30日，应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要求，将此汇票相关资料邮寄给该公司，等待兑付，但时至今日，仍未收到该汇票任何款项。2020年3月12日，宁波富星公司依据上述证明、明冠公司出具的《收据》等材料，以票据追索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合肥东升公司承担付款义务。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第六十二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打印件“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最后一栏被背书人为明冠公司，明冠公司是最后的持票人，但宁波富星公司又提供了兴楠公司出具《汇票未兑付证明》，说明其在2019年4月19日在网上银行操作提示付款，因此，涉案汇票的最后持票人不明确，且兴楠公司的证明中也确定已经将此汇票相关资料邮寄给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待兑付，虽然没有得到兑付，但也没有提供拒绝兑付的证据，兴楠公司也没有依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进行实际操作，宁波富星公司提供的转账给明冠公司的货款是否经追索付款，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无法证明宁波富星公司已经取得票据追索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宁波富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宁波富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为215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3670元，由宁波富星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宁波富星公司向本院提交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打印件，票据号码为130××××120180424185870110。证明上诉人是票据的实际持有人，具有票据追索权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比对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日期上诉人背书给明冠公司的是2018年7月20日，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该笔背书日期是2018年7月21日。第二，兴楠公司对于上诉人的追索是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之后，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因为依据法律规定兴楠公司不是在提示期内提示付款，本身就不具有向所有前手追索的权利。第三，本案上诉人虽然提供的打印件同意追索的申请，但并未向兴楠公司支付追索款项并且兴楠公司向上诉人的追索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即已向明冠新材料公司支付案涉票据款相互矛盾。因此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该规定表明，追索人必须是持票人。结合本案，首先，本案所涉汇票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而根据上诉人原审和二审所提交分别于2020年1月6日和2020年8月14日打印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显示，其将案涉汇票背书转让给明冠公司的时间显示分别为2018年7月20日、2018年7月21日，背书转让时间相互矛盾，且该证据没有出具机构的盖章确认，其真实性存疑。其次，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也仅显示其同意兴楠公司的追索申请，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兴楠公司清偿票据款项，因此也无法证明其因清偿票据款而合法地取得了票据的再追索权利。再次，上诉人一审提交《收据》，证明其已向明冠公司支付了1040925元包括货款和票据款20万元在内的款项，但该清偿行为在电子票据系统中并未作相应的记载，不能证明上诉人因向明冠公司清偿票据款进而取得案涉票据再追索权。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明冠公司已清偿了兴楠公司的票据款项，因而也不能证明明冠公司因向兴楠公司清偿票据款而取得案涉票据的再追索权。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和二审所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案涉票据的最终合法持有人，因此其行使再追索权于法无据，上诉人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