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43年2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46年9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1（系张某2之子），男，1976年3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34年6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女，1938年1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5，女，1954年2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6，女，1956年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7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张某1按份额继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街×1号平房2间。事实和理由：1.张某1对于《协议书》的撤销权并未消灭。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认定被继承人张某10《遗嘱》因不符合见证遗嘱的形式要件而无法律效力。且认定《协议书》是基于上述《遗嘱》订立，张某1签订该《协议书》时确存在重大误解情形。但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签订于2008年，距今已十年，本次诉讼时张某1撤销权已消灭。根据2019年11月28日开庭笔录中，原审法院仅对张某3、张某1、张某6是否主张撤销进行认定，并未认定张某1庭审过程中所明确过的“签订该《协议书》时未《遗嘱》进行确认”部分事实进行认定。该部分事实可直接影响本案撤销是否消灭的问题。一审法院应予以进行审查。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遗嘱》与《协议书》间存在的关联。签订该《协议书》时是否对遗嘱进行确认，可以合理推定至本次诉讼期，张某1是否可能知道撤销事由。因该《遗嘱》一直保存在张某2手中，张某1在2019年6月“开会”前，无任何条件可以得到该《遗嘱》，故对于遗嘱是否存在问题，张某1无法得知。故应认定张某1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点为2019年。至张某1提起原审诉讼时撤销权并未消灭。因此，撤销权并未消灭。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存在错误。2.《协议书》应属无效。根据原审判决中关于《协议书》内容“…依照父母生前所嘱…”，该协议签订的前提和背景系《遗嘱》，原审法院一审认定该遗嘱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无效系因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但该《遗嘱》内容亦违反《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对于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故该《遗嘱》内容已经违反现有法律、法规之规定。以此内容为基础订立的《协议书》内容同样应属无效。《协议书》内容不是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在《协议书》上签字系为了遵循父母遗嘱，且根据张某1实际文化水平，无法完全通过文字理解《协议书》实质内容，仅仅根据张某2口述称父母遗嘱要将涉诉房屋由张某2继承，且称要弄户口，所以张某1在未完全了解《协议书》本质内容的情况下，出于对张某2的兄弟情义，遂进行了签字捺印。该协议内容并非张某1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的真实意思系遵循父母遗嘱，但现父亲订立遗嘱无效，母亲未留有遗嘱。故应依照法定继承对本案涉诉房屋进行分割。张某2、张某4、张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某3、张某6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提出上诉，同意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现在张某10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街×1号平房2间归张某2继承所有。张某3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张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我父母没有遗嘱，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达成过协议。我主张涉诉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并因涉诉房屋是我出全资购买的，故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我应继承其中二分之一的份额。张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张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我认可张某3出资购买涉诉房屋，认为张某2所述遗嘱无效、协议无效，故要求六子女均分涉诉房屋。张某4和张某5共同向一审法院辩称，认可母亲口头说过把涉诉房屋给张某2，认可张某2所持的父亲遗嘱合法有效，故同意放弃陈某10遗产份额并在《协议书》上签字，现不放弃陈某10的遗产份额，要求涉诉房屋中属于张某10遗产的部分归张某2继承所有、属于陈某10遗产的部分归六子女均分。张某6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张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要求六子女平分涉诉房屋，理由是：我没有见过张某2所持遗嘱，而且张某10去世后，其人名章由张某2保管，故我认为该遗嘱是假的；即使遗嘱是真的，张某10也没有完全处置权。当时，张某2来我家做客，我正在做饭，没有看协议内容就草率签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10与陈某10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六人，分别是长子张某3、长女张某4、次子张某1、三子张某2、次女张某5、三女张某6。1984年9月5日，张某10就涉诉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海字第XXXX号）。陈某10于1989年6月19日死亡。张某10于2004年1月11日死亡。本案中，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均认可自张某10去世后，涉诉房屋由张某2实际控制，具体方式包括张某2自住、张某2之子居住和张某2对外出租。张某2主张继承涉诉房屋，依据如下：证据1.1998年3月13日，郭某10代书并与周某10见证的《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年事已高。有3子3女。其中2子3女在北京均有住房。唯3儿张某2夫妻在青海省西宁市工作，现已退休回京，住房困难，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决定在我身后将我所有私房2间归3儿张某2所有，口说无凭，立此为据。（该房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海字第XXXX号，座（坐）落在海淀区某街×2号，建筑面积21.7平方米）”。该遗嘱落款处，有张某10人名章、指纹、郭某10和周某10的签名。证据2.郭某10书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1998年3月13日我来到同学张某2家，其父张某10也在，并请我执笔为他写一份遗嘱，并作为见证人。我因张某10不识字，就依据他口述内容写了遗嘱，请他听我复述了内容，他表示认可并盖了私章按了手印，随后又找来某街街坊和同学周某10看了遗嘱内容，他也在见证人下签字”。证据3.落款日期为2008年7月27日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北京市海淀区某街×1号（原地址为某街×2号）系我们父亲张某10、母亲陈某10所留下的遗产房屋两间。该房房产证编号为海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为21.7平方米。我们兄妹六人依照父母生前所嘱及我们兄妹六人当前房屋状况，经共同协商，我们决定将上述房产全部归于张某2所有。以上是我们兄妹六人的共同协议。口说无凭，立此为据。”落款处有张某3、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5、张某6签名及捺印。张某2解释称其持该协议书分别找五被告签字，大概在2008年7月27日后三至五天内签完。对于上述证据材料，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均认可证据3中签名是本人签写、捺印是本人按捺，签字时间为2008年，但记不清具体日期。其中，（1）张某3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解释称没有见过《遗嘱》，签订《协议书》时张某2只是说要在涉诉房屋内久住，其才同意签名；自述2019年6月在张某4家里开会时提出撤销《协议书》。（2）张某1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认为即使有遗嘱，但其为残疾人仍能取得一定的遗产份额，解释称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前提是张某2说张某10有遗嘱，故该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应为无效；《协议书》虽提及“兄妹六人当前房屋状况”，但事实上，张某2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有经济适用房，在外地亦有房产。张某1并解释称签订《协议书》后，其子患脑血栓并由此导致智力残疾，故《协议书》应为无效；自述2019年6月在张某4家里开会时提出撤销《协议书》。（3）张某4和张某5均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可签订《协议书》时见过《遗嘱》，解释称陈某10在世曾有意将涉诉房屋留给张某2，张某10留有遗嘱，故其放弃陈某10遗产份额并在《协议书》上签字，现其不放弃陈某10的遗产份额，即涉诉房屋中属于张某10遗产的部分应归张某2继承所有，属于陈某10遗产的部分应归六子女均分。（4）张某6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解释称张某2持《协议书》至其家中做客，其正在做饭，没有看协议内容就草率签字，只是同意张某2在此居住，而不同意将涉诉房屋所有权给张某2，其直至2019年6月在张某4家里开会时才见到《遗嘱》，并与张某3、张某1内部说要求撤销《协议书》。张某2和张某4均不认可2019年6月在张某4家开会时，张某3、张某1、张某6提出撤销《协议书》。张某3、张某1、张某6于2019年11月28日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要求废除《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张某2称陈某10已于1985年前后留下口头遗嘱，声明将涉诉房屋留给其继承所有，但上述内容因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故应视为陈某10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张某2所持张某10遗嘱，因二见证人为张某2的同学、与其有利害关系，故该遗嘱亦因不符合见证遗嘱的形式要件而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如张某3、张某1、张某6所述属实，其在《协议书》上签字是基于陈某10和张某10均立有遗嘱将涉诉房屋留给张某2继承所有，但事实上陈某10无遗嘱、张某10所立遗嘱无效，则可认定此三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属于重大误解。但因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均认可《协议书》签订于2008年，距今已十余年，张某3、张某1、张某6虽称已于2019年6月主张撤销，但此时此三人的撤销权已消灭。张某4和张某5虽解释称签订《协议书》时愿放弃涉诉房屋中陈某10的遗产份额、现在反悔并不予放弃，但因《协议书》是包括此二人在内的张某1、张某3、张某4、张某6、张某5与张某2共同达成的协议，而非其单方意思表示，故张某4和张某5应受该协议的约束。可见，张某2提出的、涉诉房屋由其继承所有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上述遗产均归张某2所有，故由其负担本案诉讼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判决：现在张某10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街×2号（又称北京市海淀区某街×1号）平房2间归张某2继承所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张某6称“在我母亲去世之前跟我说过房屋给张某2，我父亲没有跟我说过。”张某4、张某5称“在我母亲、父亲去世之前多次跟我说过房屋给张某2。”张某1、张某3则表示其父母生前未向其说过涉案平房2间的处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平房2间的继承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平房2间为张某10与陈某10的遗产。就该2间平房的继承问题，张某10与陈某10的子女六人于2008年7月27日签订了《协议书》，将涉案平房2间全部归张某2所有，并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及捺印。现张某1上诉提出“其签订该协议时具有重大误解，因张某10所立遗嘱无效，故主张撤销该协议，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对此本院认为，子女六人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协议内容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虽然张某1上诉提出因遗嘱无效导致自己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但是根据《协议书》记载的原文，子女六人签订时并未依照张某10的遗嘱，而是“依照父母生前所嘱”，且二审中部分子女也认可其父母生前对涉案平房2间的处理确有所嘱，张某1也称签订协议时并未见过遗嘱。故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张某1在签订《协议书》时不构成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定张某3、张某1、张某6签订《协议书》时构成重大误解存在不妥之处。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张某2提交的张某10所作代书遗嘱中的见证人为张某2的同学，具有利害关系，遗嘱无效问题，本院认为，见证人为张某2的同学，并非绝对构成与继承人张某2有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遗嘱无效亦存在不妥之处。鉴于涉案平房2间的处理系基于《协议书》，并非遗嘱，虽然一审部分认定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故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杜世奇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