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行终3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益炯，男，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上海市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999号。法定代表人黄辉，局长。第三人周彬，男，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茅雨婷，女，199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陈益炯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行初2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9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陈益炯与周彬行至上海市宝山区XX路XX弄XX号楼门梯处，两人因日常琐事发生纠纷，陈益炯先行殴打周彬，并将其摔倒在地，殴打周彬头部，并指示其妻陈某一同殴打，陈某采取手打脚踢的方式殴打周彬。周彬之妻即茅雨婷持刀至楼下，脚踢陈益炯腰部，陈益炯及其妻子后四散逃开。陈益炯旋即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宝山分局）于同日接警处理，并于次日审核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9月13日对陈益炯、陈某及周彬进行调查询问，于9月17日对茅雨婷进行调查询问，于11月7日对陈益炯、周彬进行调查询问，于11月12日对周彬调查询问，于11月13日对陈益炯进行调查询问，并于11月25日对陈益炯、陈某、周彬、茅雨婷传唤调查询问。公安宝山分局于2019年9月13日向陈益炯及周彬开具验伤通知，上海恭平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分别于9月26日、10月9日针对陈益炯及周彬的伤情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公安宝山分局于2019年11月14日向证人询问陈益炯、陈某与周彬打架的过程，证人述称：“……我听到楼下有争吵的声音，我就往下面看，是住在三楼的周彬和陈益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陈益炯把周彬摔倒在地，陈益炯骑在周彬的身上，用双拳不停地打周彬的头部，周彬就用双手抱头保护，周彬不停地翻滚身体，陈益炯叫她老婆打周彬的太阳穴，然后站在旁边的陈某就用手打周彬的头，还用脚踢周彬，之后就没怎么打了……”“陈某没有拿过手机，陈某就是用手抓周彬的头面部，用脚踢周彬的头面部。”2019年11月25日，经事先告知、陈述申辩、复核等程序公安宝山分局向陈益炯作出宝公行罚决字［2019］1057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查明陈益炯于2019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在上海市宝山区XX路XX弄XX号门口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500元。被诉处罚决定于当日进行送达，并于次日将陈益炯拘留的通知邮寄送达给陈益炯的家属。2019年12月5日，陈益炯拘满释放，并缴纳罚款500元。后陈益炯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原审另查明，陈益炯系上海益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益炯曾多次拨打报警电话，重复举报周彬居家养狗事宜。原审认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规定，本案发生于本市宝山区辖区之内，公安宝山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原审法院分述如下：从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上看，公安宝山分局在本案的审理期间提交了陈益炯、陈某、周彬、茅雨婷的询问笔录，该些笔录中都反映出陈益炯皆有用拳并指示其妻陈某一同殴打周彬的行为。验伤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反映出周彬身体所受伤害的客观情况。法律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公安宝山分局向原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反映出证人在事发之时，所亲历目睹陈益炯、陈某与周彬相互殴打的过程，并向公安宝山分局进行了客观陈述，该证人证言内容中并无主观推测的部分，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原审对于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至于陈益炯所谓证人同其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可采信的观点，原审认为，庭审期间，法庭询问其认为本案中可能存有利害关系继而会出现伪证的可能为何人时，其向法庭陈述了其推测的有关人员，陈益炯同时向法庭保证如非该些住户提供的陈述，证人证言可予采信。经庭后核实，该证人并非陈益炯所述的可能存有利害关系的住户人员，证人证言所述事实为客观事实，无陈益炯所谓“涉嫌伪证”之情形，陈益炯自行承认该证人证言的约束效力。至于陈益炯所谓证人颠倒人物关系，反向认定其与周彬的身份问题，原审认为，证人同陈益炯、周彬系邻居关系，认识陈益炯、周彬符合人之常情，亦能正确辨识陈益炯及其妻陈某与周彬的名称和身份，证人客观陈述其所目睹之事实，未混淆其与周彬的身份和各自实施的行为，该观点显属陈益炯臆想，原审不予采信。至于陈益炯认为公安宝山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时，并未将小区监控视频视为定案依据的观点，原审认为，公安宝山分局在审理期间提供了反映事发之时的小区物业监控视频，视频监控虽然具有客观、不可修改的特点，但是作为定案依据的前提必须能清楚反映事实，原审在查阅该视频监控之时，发现该视频探头被前面树木所阻挡，且距案发之地较远，视频画面无法记录整个事发过程全况，且事发之时正值午夜，探头所载陈益炯、陈某与周彬殴打过程画面阴暗且并不清晰，该视频资料并不能准确还原事发过程，然可作为定案之参考，公安宝山分局以审慎的态度将该视频排除在定案依据范畴之内，原审予以认可，陈益炯的该项观点原审难以采信。结合前述论述，陈益炯、陈某、周彬、茅雨婷的笔录反映出陈益炯伙同其妻陈某一同殴打周彬的事实、司法鉴定报告反映出周彬身体伤害的后果，证人证言则反映了陈益炯及其妻陈某殴打行为与周彬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故公安宝山分局认定陈益炯伙同妻子陈某殴打周彬的事实清楚。从被诉处罚决定的处罚程序上看，公安宝山分局在接到陈益炯的报警之后，经过受案登记、依法传唤、依法延长办案、罚前告知、书面复核等程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陈益炯在本案中提出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过程中存在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拒绝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未事前告知其处罚事实和理由、剥夺其听证权利、未能保障其申请暂缓拘留的权利、未能及时通知家属、未出示延长办案审批表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的观点，原审认为，第一，在对陈益炯及其妻子陈某的询问笔录中均载明了“派出所民警（出示工作证件）”的字样，即公安宝山分局的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均向前述两人出示执法证件，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对此亦签字认可，故陈益炯认为办案人员未出示证件的观点并无事实依据，原审不予采信。第二，从公安宝山分局提供的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可以看出，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涉案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已通过笔录的形式向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告知处罚认定的事实及其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并告知陈益炯及其妻陈某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及陈述的理由可以详附他页说明的事项，该两人均在笔录中写明“我提出陈述和申辩。”但并未详细陈述该些陈述和申辩的具体事实和理由以及法律依据，据此原审认定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已经充分告知了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处罚的事实和理由，亦充分保障了其申辩和陈述的理由的权利，陈益炯有关未保障其陈述、申辩的权利、未告知处罚事实和依据的观点，原审不予采信。第三，《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给予陈益炯行政拘留十日，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范畴，理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该条规定前部分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告知的被处罚人听证权利的情形，即所作行政处罚的内容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然本案中被诉处罚决定并未涉及该两项处罚，公安宝山分局并无主动告知其享有听证权利之义务；该条的后半部分明确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者，公安机关应当进行听证。本案中，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在公安宝山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并未要求组织听证，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公安宝山分局提出过该项申请，故此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并未在处罚程序中要求公安宝山分局组织听证，有关于未保障其听证权利的观点，原审不予采信。第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该规定明确赋予被处罚人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暂缓执行拘留的权利，但本案中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在被诉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并未向公安宝山分局提出过任何申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安宝山分局制造限制其提出该项申请以及其提出该项申请存有客观障碍，加之，陈益炯即使不服该项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复议，其享有的起诉期限和复议期限明显超过拘留期限，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冒然准许其暂缓执行，将使行政处罚的可执行性落空；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后即以挂号信的方式通知了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家属，该些信件亦邮寄了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户籍所在地的人员，该些挂号信业已签收，公安宝山分局已经将拘留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决定告知了其相关家属；《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公安宝山分局在处理本案过程经内部审核同意延长三十日的办案时间，《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据实载明该节事实，该审批表属于公安机关内部管理流程性信息，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需向被处罚人进行公示，更无需经行政行为相对人之同意，公安宝山分局在庭审期间已经作为证据向原审提供，陈益炯业已知悉，公安宝山分局已在法定办案期间内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的情形在于案情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的案件。本案公安宝山分局认定案情事实清楚、并非为重大违法行为，故不适用该条第二款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行政处罚之前须经审核，从事审核人员必须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公安宝山分局在审理期间提供有关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行政处罚复核表》，说明公安宝山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前经过了复核程序，公安机关已经对案件内部复核，确保了案件处理的审慎性。同时，经公安宝山分局庭后核实，该复核人员并非初次从事处罚审核人员，故无须提供相应资质，陈益炯有关未能保障其申请暂缓拘留的权利、未能及时通知家属、未出示延长办案审批表以及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的观点，原审不予采信。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程序正当。从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上看，陈益炯在本案中一直强调其伙同其妻陈某殴打周彬的行为，属于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的范畴，公安宝山分局应适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规定，不应对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原审认为，适用前述规定的前提在于存有正在进行的不法行为。本案中，陈益炯认为周彬给予陈益炯的不法行为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周彬的尾随报复的现实危险，二是周彬用门压伤陈益炯手指的现实危害行为。原审认为，针对第一方面的现实危险，虽然周彬与陈益炯一致确认两人路上相遇，并一同返至楼梯口，仅该行为并不能认定周彬存有跟踪、尾随陈益炯的情形，陈益炯虽多次举报周彬养狗事宜，但亦不能直接推定周彬具有对陈益炯进行打击报复的动机，周彬该时段回家，随身并无携带任何管制物品，路碰偶遇陈益炯显属正常，一同返屋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对陈益炯的现实危险。陈益炯该项有关周彬尾随报复所造成现实危险的意见，原审难以采信。针对第二方面的现实危害行为，具体表现在陈益炯向公安宝山分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手指被周彬以用力开门的方式造成压伤。原审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案件之时，可以向有关人员调查询问，被询问人员必须如实陈述，负有真实客观陈述的义务。陈益炯虽声称周彬用力甩门，压伤其手指，但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未有周彬手指受伤的现场照片，亦未有该压伤的伤情鉴定分析，陈益炯的询问笔录同《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内容不符；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有关其与周彬斗殴过程的陈述，称周彬跨上其身，然周彬、证人证言均述称陈益炯骑压在周彬身上，陈益炯的询问笔录同周彬陈述、证人证言所载内容矛盾；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多次陈述称周彬未殴打其妻，但其妻陈某却向公安宝山分局陈述称其受到周彬的殴打，陈益炯与其妻陈某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描述亦不一致，两人询问笔录内容不符；陈益炯在询问笔录中还向公安宝山分局陈述称其腿部的伤痕系由周彬在双手擒住其双脚部时用钥匙划伤，周彬在事发之时，无借助外人或外力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划伤陈益炯的腿部，陈益炯的陈述显然与事实不符；陈益炯自认和周彬陈述中一致认可，由陈益炯先行殴打了周彬，这与前述规定为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采用的防止行为的次后性不符；作为排除不予处罚的正当理由，陈益炯及其妻陈某在公安宝山分局多次询问笔录中，并未向公安机关明确陈述其系为防止周彬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防卫行为，且陈益炯作为职业律师，理应知晓该法律后果的严重性，陈益炯与其妻陈某从未在询问过程中向公安机关指出，这与常理不符。以上存在的种种不符与逻辑矛盾，原审对陈益炯对公安宝山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产生怀疑，故陈益炯声称周彬压伤其手指的危害行为，原审不予采信。陈益炯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周彬存有着手伤害陈益炯及其妻陈某的行为或现实危险，陈益炯自认伤害行为系其保护行为的辩称，原审难以采信。本案并无适用《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空间。陈益炯殴打周彬并指示其妻陈某一同殴打周彬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构成要件，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陈益炯要求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益炯的诉讼请求。陈益炯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上诉于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公安宝山分局作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公安机关，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公安宝山分局在原审中提交的对上诉人陈益炯、第三人周彬、茅雨婷及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在上海市宝山区XX路XX弄XX号门口犯有殴打周彬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公安宝山分局据此结合上诉人与第三人发生冲突的事实及第三人伤情，经过调查、事先告知、复核等程序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证人涉嫌伪证、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拒绝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未事前告知处罚事实及理由、未及时通知家属等，均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实难予以支持。因此，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陈益炯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婷婷审判员  李 弘审判员  侯 俊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