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玉，女，1955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浩，男，1983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洪海，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汉津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53435172U。负责人：袁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柏仁，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自军，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宝玉、黄浩因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下称天安保险襄阳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9）鄂0607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宝玉、黄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鄂0607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付上诉人保险金50万元或将此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不应当被采纳，原判决采纳了此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为(判决第5页):“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提交的《人身险查勘报告》能证明在2018年3月26日进行事故勘查时，已通知用人单位协助死者家属提供尸检被告，进一步确定黄望生的死亡原因，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认定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及时通知二原告需进行尸检，由于二原告在明知索赔需补充提供尸检报告的情况下，未进行尸检而将被保险人的遗体火化，致使无法查明具体死亡原因，此不利法律后果应由二原告承担。”，此认定与事实不符。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人身险查勘报告》中的查勒内容系其在事后自行填写的，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证人已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从被上诉人查勘人员填写的字迹在投保人印章之上可以确认。更重要的是此“人身险查勘报告”被告没有提供给投保人和受益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投保人和受益人收到该被告，投保人和受益人也没有签署收到该被告的回执。所以，不能仅凭被告自己书写的“人身险查勘报告”就认定被告对投保人履行了告知义务。2.原判决适用法律恰当，但曲解了法律本意，导致判决不公。原审判决认为通知了用人单位(投保人)协助死者家属提供尸检被告就如同通知了受益人属定性错误。首先，不管被上诉人是否让用人单位协助通知受益人提供尸检被告，用人单位并非必须要承担该通知义务。其次，保险法2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资料仅限于“其所能提供”的范围。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是专业的懂法律的人，其不懂得尸检的重要性，所能够提供的也仅是一般的材料，此时也算是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最重要的是22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一次性通知提供证明和资料对象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此条款应当理解为既使通知了投保人也要一并通知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死亡的要一并通知受益人。此条款采用的是顿号，系并列关系，所以被告通知的对象应当是同时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以被上诉人在本条中的通知义务是双重义务，也是法定义务。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即使被告通知了投保人协助尸检，同时也应当通知受益人，但被告确实没有通知受益人，其并没有尽到自己的法定通知义务。所以根据保险法22条的立法精神，该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故被告应承担因没有尸检而产生的不利后果。3.被上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怠于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是导致上诉人不能提供尸检报告的原因之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案的时间是2018年3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但上诉人一直等到晚上七点被上诉人也没有出险，而是在第二天下午三点才到达现场，上诉人没办法最终将尸体运回住处。根据襄阳人的习俗，亲属去世要停尸两天，第三天火化，如果被上诉人能够及时出险，要求上诉人进行尸检以确认死亡的真正原因，那么上诉人就无话可说。综上，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宝玉、黄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支付二原告亲属黄望生意外身故保险赔偿金500000元；2.判令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亲属黄望生于2018年3月24日下午在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上班，第二天上午被发现意外死亡，死亡时扒倒在房间地上。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为其在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投有意外身故、伤残、烧烫伤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二原告系被保险人的妻子和儿子。二原告与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特诉至贵院。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辩称，1.黄望生因疾病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对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二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25日，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接到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有限公司报案，称其门卫员工黄望生在单位死亡。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事故现场查勘和复勘，发现黄望生于3月24日至25日下午2点期间死亡。襄阳市急救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黄望生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高新区团山派出所《接处警证明》和法医尸检认定黄望生系“疾病死亡”。高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该公司门卫室门、窗及室内物品完好，未见暴力损坏痕迹，死者头面部、颈部、背部未见损伤、受压、骨折痕迹，由此排除人为原因死亡，排除意外伤害可能性。保险人查勘后认为：死者排除“他杀”“自杀”原因，不排除因病死亡、猝死的可能性，同时通知用人单位协助死者家属提供尸检报告，进一步确定黄望生的死亡原因，但至今投保人及死者家属没有提供尸检报告。对此，投保人和死者家属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17年8月29日，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有限公司向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投保了一年期限（2017年8月31日9时至2018年8月30日24时止）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指定包括黄望生在内的241名员工作为被保险人。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烫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四）被保险人因疾病、妊娠、流产、分娩、药物过敏所导致的：被保险人猝死。本合同条款释义：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猝死指平时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自然疾病，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6小时内发生的意外身故。对于上述条款内容，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在投保人签订投保单时已经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投保人对此予以盖章确认。因此，被保险人黄望生因疾病猝死身故，不属于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二原告系母子，黄望生系原告李宝玉的丈夫。黄望生生前系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门卫工作。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为黄望生等员工在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份，期限为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0日。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烫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因疾病、妊娠、流产、分娩、药物过敏所导致的，被保险人猝死”。本合同条款释义：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猝死指平时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自然疾病，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6小时内发生的意外身故。2018年3月25日14时15分，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发现黄望生爬在门卫室的地上，可能没有生命体征，随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民警赶到现场时，120急救中心人员已在，检查发现黄望生已死亡。襄阳市急救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黄望生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高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该公司门卫室的门、窗及室内物品完好，未见暴力损坏痕迹，死者头面部、颈项部、躯干部、四肢未见明显损伤、骨折痕迹，由此排除人为原因死亡，排除意外伤害可能性。2018年3月26日，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出具《人身险查勘报告》，认为死者是由呼吸循环衰竭导致死亡，死因待查，死者排除“他杀”“自杀”原因，不排除因病死亡、猝死的可能性，通知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协助死者家属提供尸检报告，进一步确定黄望生的死亡原因。2018年3月27日，黄望生尸体火化，未尸检。二原告索赔未果，引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根据合同条款及相应的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黄望生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所致，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黄望生投保的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故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意外伤害事件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而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原告认为黄望生的死亡是由于意外摔倒或其他意外事件导致，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黄望生的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但引起呼吸循环衰竭的原因，是否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二原告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原、被告对事故发生后被告是否通知二原告需对黄望生的遗体进行尸检存在争议，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提交的《人身险查勘报告》能证明在2018年3月26日进行事故勘查时，已通知用人单位协助死者家属提供尸检报告，进一步确定黄望生的死亡原因，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认定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及时通知二原告需进行尸检，由于二原告在明知索赔需补充提供尸检报告的情况下，未进行尸检而将被保险人的遗体火化，致使无法查明具体死亡原因，此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二原告承担。故此，黄望生的死亡事故不在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被告天安保险襄阳公司不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宝玉、黄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李宝玉、黄浩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保险人黄望生的死亡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保险人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黄望生于2018年3月24日至25日下午2点期间死亡。襄阳市急救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黄望生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高新区团山派出所《接处警证明》和法医尸检认定黄望生系“疾病死亡”。高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该公司门卫室门、窗及室内物品完好，未见暴力损坏痕迹，死者头面部、颈部、背部未见损伤、受压、骨折痕迹，由此排除人为原因死亡，排除意外伤害可能性。2017年8月30日，投保人襄阳绿洁清扫园艺服务有限公司为其员工黄望生等人在保险人天安保险襄阳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0日。该保险合同条款第五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烫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因疾病、妊娠、流产、分娩、药物过敏所导致的，被保险人猝死”。该保险合同条款释义：“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猝死”是指，平时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自然疾病，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6小时内发生的意外身故。由上述事实可见，黄望生的死亡原因，根据医疗机构和公安机关作出的结论，排除了“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故，黄望生的死亡不符合保险约定的理赔条件。关于尸检，其目的是查明具体死亡原因，并不能因为有了尸检报告，推导出黄望生属意外伤害死亡的结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李宝玉、黄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李宝玉、黄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云飞审判员  张 强审判员  王启飞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罗伟伟书记员袁明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