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0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589号。 法定代表人：刘敦绪。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祝维雯、马晓霜（实习），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丁秀丽，女，198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高克均，男，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祝维雯、马晓霜（实习），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中，男，198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贡享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丁秀丽，原审被告高克均、胡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3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贡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丁秀丽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丁秀丽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丁秀丽个人付款金额错误，同时应当查清但没有查清贡享公司收取8000元佣金和过户费的事实，也没有查清金融按揭付款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贡享公司系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的卖方而非居间方”，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审法院认定购车款为78万元，并认定“丁秀丽分别于2018年1月3日支付99000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50000元、237551元至高克均账户，剩余款项通过银行贷款支付”，但没有查清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项下8000元佣金及过户费的支付方式，也没有查清金融按揭付款的情况。而贡享公司是以获取车款为目的还是以获取佣金为目的，是判断“贡享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卖方还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居间方”的关键要素。事实上，丁秀丽个人转账支付车款的情况为“2018年1月3日，支付1000元、99000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50000元、237551元”，原审法院遗漏了2018年1月3日支付的1000元。同时，加上贡享公司收到的金融按揭款450000元，合计837551元，扣除按揭保证金13500元、按揭手续费9000元、车辆商业保险费22601元、车辆交强险2450元、评估公证抵押费2000元后，剩余8000元，就是丁秀丽支付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项下的“佣金及过户费”。贡享公司收到上述车款和“佣金及过户费”之后，与案涉车辆的寄售人胡中进行了对账，胡中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车款78万元。该78万元的支付有转账支付，也有现金支付，其中原审法院已经认可了转账支付的电子回单的真实性”结合上述事实，贡享公司是以获取8000元佣金及过户费为目的，与丁秀丽签订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佣金及过户费8000元”，实际履行结果也仅获取了8000元佣金及过户费。但原审法院遗漏了查这些构成居间的重要特征事实。二、原审法院应查明但没有查明案涉车辆的过户人员系胡中而非贡享公司、案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非贡享公司开具等这些足以说明贡享公司不是案涉二手车卖方的重要事实，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三、原审法院应当适用但没有适用《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关于“二手车经纪是指二手车经纪机构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二手车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营活动”的相关规定，认定贡享公司为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居间方，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手车交易市场，有别于普通货物交易，参与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活动的主体诸多，容易引起混淆。对此，《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四条将二手车经营主体分为“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并在第五条分别进行了定义。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关于“经纪”的定义，应当将贡享公司“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丁秀丽和胡中交易二手车而提供的居间服务”就属于“经纪”行为。四、原审法院确认丁秀丽明知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又确认车辆在交付前经丁秀丽指定的修理厂检修的前提下，仍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八条，认定贡享公司构成欺诈，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根据贡享公司了解，丁秀丽从2005年开始投资、经营杭州盛基制衣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对签署、履行交易合同时的风险识别能力高于社会普通水平。 丁秀丽在签署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时特地对含有“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字样的条款“按手印”，并且要求贡享公司配合其将案涉车辆开至其指定的修理厂国奥公司进行检修，结合贡享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演示的“华夏二手车app查询”情况，贡享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进行核查，配合当事人检修，告知符合当时检测条件的车况并合理提示“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丁秀丽也知晓了符合当时检测条件的车况信息。原审法院将花费约6万元的司法鉴定结果，作为仅收取“佣金及过户费8000元”的贡享公司应当承担的检测标准和告知标准，并据以认定贡享公司存在欺诈，属于没有正确适用《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二手汽车的行驶里程、维修等情况无法核查的，应当将无法核查的事实和可能存在的隐患以书面或者其他可以核查的方式告知消费者”的规定。贡享公司认为，对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经营者主观上要有欺诈的故意；二是经营者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三是消费者受骗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四是消费者的错误意思表示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贡享公司更改车辆行驶里程或明知车辆行驶里程被更改的情形下，不应当认定贡享公司构成欺诈并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五、原审法院在丁秀丽未主张撤销的情形下依职权撤销合同，且仅处理部分撤销后的返还，系错误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规定，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规定，撤销合同需由当事人请求，非人民法院依职权裁判事项。对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2条特别明确“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当事人未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但是，原审法院不仅非经请求依职权撤销合同，还仅审理判决了部分返还项(车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改判。六、总结。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签订时，各方均对车况（含车辆里程数）进行了检测，由于案涉车辆属于美系平行进口车，没有45店等官方数据，贡享公司作为仅收取8000元佣金和过户费的经纪人，已经通过行业内即口查询，也配合丁秀丽前往其指定的修理厂进行检测，并书面提示“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已经尽到了合理检测、告知义务。事实上，截至2020年4月6日，案涉车辆仍处于使用(行驶)状态。原审法院以“车辆里程数”参考值与司法鉴定结果不一致为由认定欺诈，并据以判决“返还购车款78万元、赔偿234万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请求查清事实后改判，改判驳回丁秀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丁秀丽答辩称，丁秀丽虽然对原审判决没有就丁秀丽预缴的鉴定费68000元应由谁最终承担作出认定持有异议，但对判决认定的贡享公司系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的卖方，并作出退一赔三的判决结果完全予以认同，丁秀丽认为贡享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原审判决认定贡享公司系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的卖方完全正确，贡享公司主张其为居间方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案涉车辆在交易期间，一直在贡享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展示并对外销售。交易过程中，均是高克均负责接待、磋商及交易。在签订案涉合同时，高克均既作为卖方代表、又作为经纪公司代表签字，在丁秀丽对车辆质量提出疑虑时，还作出相关质保承诺。期间，高克均从未告知案涉车辆是原审被告胡中所有（对此事实高克均在原审庭审中已明确）。结合高克均系贡享公司员工的事实，丁秀丽有理由相信贡享公司系案涉车辆的实际销售者。（二）在合同签订后，贡享公司收取了丁秀丽支付的购车款等全部款项，并为丁秀丽办理车辆过户、银行按揭、车辆交付等全部手续，且按揭款也是由贡享公司收取。车辆出现质量问题后，也是高克均负责接待，安排具体维修，并支付维修费用。对此也足以证明贡享公司就是案涉车辆的出卖方。关于贡享公司主张已将购车款支付给原审被告胡中，但提交的材料却与庭审陈述自相矛盾，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对此，原审判决已作出认定，并无不当。相反，电子回单恰恰能够说明是贡享公司向外收购车辆后对外销售。（三）从录音证据中高克均和原审被告胡中陈述的“我卖给你的车子”、“我给你修啊”、“我们收过来的”、“这个收过来要过户到我们名下”、“我们每个车子收过来都要过到自己头上”等内容看，也应认定被告贡享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实际销售者，系案涉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实际出让方。因此，综合上述情形，原审认定案涉车辆的实际销售者为贡享公司完全正确。贡享公司为逃避责任，辩称自己为居间方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认定贡享公司构成欺诈，并依法作出退一赔三的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一）鉴定报告显示，案涉车辆在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行驶里程被更改，结合案涉车辆转移登记的情形，该时间应发生在案涉车辆由贡享公司收购后进行转移登记的期间，该更改车辆行驶里程的行为应为贡享公司所为。其在更改后故意告知丁秀丽虚假情况，并谎称车辆里程表公里数是真实的，导致丁秀丽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显属欺诈。（二）即便行驶里程不是贡享公司所更改，其对车辆维修记录、行驶里程被更改、交易记录等事实也是明知的，但贡享公司并未如实告知丁秀丽。再退一步，即便贡享公司对车辆维修记录、行驶里程被更改、交易记录等事实不知情，其作为专业的二手车销售经营者，也应负有对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交易记录等进行核查、检测并如实告知丁秀丽的义务，但贡享公司从未履行上述义务。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认定贡享公司构成欺诈。（三）贡享公司主张的其已履行告知义务，并配合丁秀丽对车辆进行检修，丁秀丽已知晓了车况信息等，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丁秀丽从未就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交易记录等进行检测，贡享公司也从未向丁秀丽进行过告知。相反，不管是贡享公司的官网宣传，还是高克均在录音中的表述，对车辆行驶里程数的真实性均是明确承诺的。（四）交易合同中“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参考4S店保养记录，外面保养无法核实）”不能构成被告贡享公司免责的理由。交易合同是贡享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该条款实际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应为无效条款。三、丁秀丽原审诉求明确，即要求贡享公司退一赔三，原审据此判决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高克均的意见和贡享公司一致。 胡中未发表意见。 丁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贡享公司、高克均、胡中共同返还丁秀丽购车款8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贷款发放之日即2018年1月11日开始计算）；2、贡享公司、高克均、胡中因欺诈行为共同承担三倍赔偿款24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贡享公司、高克均、胡中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8日，丁秀丽在杭州车来车往名车馆购得玛莎拉蒂（吉博力Ｑ4）汽车一辆，并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有：甲方（即卖方单位／个人）缪菊芳，乙方（即买方单位／个人）丁秀丽，丙方（经纪公司）杭州车来车往名车馆；经双方协商，甲方将车型为吉博力Ｑ4，车牌号为浙Ｊ0××××（临时车牌）车辆转让给乙方，登记日期2015-02-15，车架号码×××28，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80000元，佣金及过户费8000元，合计788000元；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转让车辆所有合法的有效证件……；在乙方确认该车车况（表显里程）并认可，签订协议生效后，双方商定在伍个工作日内办理过户转籍手续……；双方签字确认后付定金5万元，过户完毕付清全部车款提车（拿出临牌为准）；其他约定：1、甲方承诺该车无泡水、无火烧、无重大事故；若丙方出现过失性漏检，可接受乙方15日内退／换车辆；2、乙方需接受有轻微钣金、油漆修补等瑕疵，车辆里程数仅作参考（参考4Ｓ店保养记录，外面保养无法核实）；3、该车成交价为丙方委托代办金融分期付款的价格；等等。丁秀丽在乙方处签字，高克均在甲方、丙方处签字。因丁秀丽对案涉车辆的质量有疑虑，高克均在丁秀丽持有的案涉合同上备注：甲方提供1年质保，不限公里数；甲方保证乙方车牌指标在办手续时不能过期，否则由甲方赔偿乙方指标。高克均在其手写部分按了手印；丁秀丽则在被告贡享公司持有的合同上的其他约定第2、3条处及其签名处按了手印。在签订案涉合同当日的下午，贡享公司配合丁秀丽将案涉车辆开至丁秀丽指定修理厂国奥公司进行了检修，具体检修内容不详。丁秀丽分别于2018年1月3日支付99000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50000元、237551元至高克均账户，剩余款项通过银行贷款支付。案涉车辆于2018年1月11日办理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从胡中名下转移登记至丁秀丽名下。并于当日开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上记载的卖方为胡中，车价合计80万元；备注处为杭州丽天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丁秀丽提车后，因认为案涉车辆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提醒、自动熄火、自动跳档、音响无声音等故障，且认为码表数与实际公里数不符，多次找贡享公司及高克均要求予以解决。在双方的一次沟通中，高克均称：……这个车子一万多公里这个公里数是奔死的，我私自欺你我要赔你的知道吧，我们不会做这种生意的，这个车子没有事故，第一个，我卖给你的车子没有水泡、没有火烧，也没有事故，公里数是真实的，也经过明码标价，不存在问题，但是你在用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原则上发动机不是个大问题，变数箱也不是属于个大问题，有我也给你承诺的，我给你修啊……此次沟通时，胡中亦在场。当丁秀丽对登记证书中的“缪菊芬”“胡中”提出异议时，胡中称:车是我们收过来的……每个车子收过来都要过到自己头上。高克均解释的意思为：车子收过来要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中间转多次都是政策上做出来的事情，因为收进来的车不能直接落户到杭州，需要过户到浙江省内的其他地区，这样浙江省内的车子才可以自由流通；等等。另查明，车来车往名车馆为被告贡享公司的一个机构，高克均为贡享公司的员工，任车来车往名车馆总经理。丁秀丽购买案涉车辆一事，由高克均负责接待。庭审中，高克均确认，贡享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时，其从未向丁秀丽说明过案涉车辆系胡中所有。另丁秀丽和贡享公司、高克均均确认，案涉车辆并非由4Ｓ店销售的车辆，系美款平行进口车。据车辆登记证书记载，案涉车辆于2015年2月15日初始登记在案外人马戎飞名下，于2017年8月28日转移登记至缪菊芬名下，于2017年9月12日转移登记至胡中名下。贡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强分别于2017年8月25日、2017年10月30日支付352000元、377500元给胡中的妻子阳长衫。还查明，2017年8月23日，案涉车辆的行驶里程为42435.3ｋｍ，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案涉车辆的行驶里程被更改，2017年9月1日的表显里程数为17321.4ｋｍ，2018年1月14日的表显里程数为17422ｋｍ，2019年9月29日的表显里程数为25873ｋｍ。 一审法院认为，丁秀丽要求三被告返还购车款并赔偿三倍车款，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为贡享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贡享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卖方还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居间方；贡享公司如为卖方，其在销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高克均作为贡享公司的员工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贡享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卖方还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居间方的问题。法院认为，虽然《二手车交易合同》中载明的卖方为缪菊芬，贡享公司（即杭州车来车往名车馆）为经纪公司。但据车辆登记信息及发票载明的内容，案涉车辆的卖方并非缪菊芬，贡享公司及高克均亦均辩称系由胡中出售给丁秀丽。然贡享公司及高克均在出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并未向丁秀丽披露过案涉车辆系胡中所有的事实，更未向丁秀丽出示过《车辆委托寄售协议书》。且签订案涉合同时，高克均既作为卖方代表、又作为经纪公司代表签字，在丁秀丽对车辆质量提出疑虑时，还作出“甲方提供1年质保，不限公里数”等承诺。因此，丁秀丽有理由相信贡享公司系案涉车辆的卖方。且在丁秀丽购买案涉车辆后，因质量问题与三被告沟通时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车辆系由贡享公司收购后，经两次转移登记于胡中名下，至于先登记在缪菊芬名下后再转登至胡中名下仅是为了政策的需要。且从车款的收取来看，丁秀丽的车款直接支付给了高克均。因此，综合上述种种情形，应认定贡享公司系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的卖方，而非居间方。关于贡享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首先，根据鉴定查明的事实，案涉车辆在2017年8月23日的行驶里程为42435.3km，在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行驶里程被人为更改为17321.4km。而根据案涉车辆转移登记的情形来看，该时间应发生在案涉车辆由贡享公司收购后进行转移登记的期间。该更改车辆行驶里程的行为构成欺诈。其次，即使案涉车辆的行使里程被更改一事并非为贡享公司所为，其作为二手汽车销售经营者，也应当对二手汽车的来源是否合法、行驶里程、维修记录、交易记录、车辆存在问题等重要信息在出售前进行全面核查、检测，并如实告知消费者。而根据丁秀丽在购买案涉车辆后与三被告沟通时的内容可以看出，贡享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及出售后，明确声称案涉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为一万多公里。因此，贡享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并未履行上述核查告知义务。贡享公司告知丁秀丽虚假情况，导致丁秀丽作出购买车辆的错误的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及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丁秀丽要求贡享公司返还购车款的诉请，其实质应为要在撤销案涉《二手车交易合同》后再要求返回所付车款。丁秀丽的该诉请，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法院予以准许。且丁秀丽亦应将案涉车辆返还给贡享公司，但因贡享公司并未对此提出主张，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案涉车辆的价款问题，因丁秀丽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支付了8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法院采信贡享公司关于车辆价款为78万元的意见，认定车辆价款为78万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因此，对丁秀丽要求贡享公司支付三倍车价的赔偿款的诉请，法院亦予以支持，金额调整为234万元。因丁秀丽已经主张了三倍车价的赔偿款以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对丁秀丽要求贡享公司赔偿资金占用期间损失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高克均作为贡享公司的员工，其在案涉买卖合同中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的后果由贡享公司来承担，个人不承担责任，也无需对贡享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胡中并非车辆的出卖方，其亦无需对贡享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返还丁秀丽购车款78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支付丁秀丽赔偿款234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丁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7400元，由丁秀丽负担935元，由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担36465元。 本院二审期间，贡享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转账记录及微信截图，2.金融按揭公司45万元转账记录，共同证明丁秀丽支付车款及相关费用的情况。3.退还按揭保证金的网银查询记录，4.按揭手续费及评估公证抵押费收据，5.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6.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共同证明贡享公司代收现有款项，获取佣金8000元。7.华夏二手车查询记录，证明涉案车辆非由4S店销售的车辆，系美款平行进口车，贡享公司在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前后，已经采取了符合当时技术条件的查询，并特别提示车辆里程数仅做参考。8.案涉车辆GPS记录截图。一审判决后，车辆仍然处于持续使用状态，丁秀丽购买、使用车辆的合同目的未受到车辆里程数的实质影响。 丁秀丽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贡享公司是居间方，也不能证明贡享公司已将丁秀丽所支付的款项支付给胡中。从款项收取看，贡享公司将全部款项均直接支付给了高克均，并由贡享公司办理车辆过户、银行按揭、车辆保险、车辆交付等全部手续，且按揭款也是贡享公司直接收取，对此恰恰可以证明贡享公司是与丁秀丽发生交易关系，贡享公司就是案涉车辆的出卖方。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不能证明查询记录记载的玛莎拉蒂就是案涉车辆。其次，从查询时间看，是2019年2月25日，在本案起诉之后，也印证了贡享公司在向丁秀丽出售案涉车辆时未履行行程里程、维修记录、交易记录等进行核查、检测并如实告知的义务。再次，不管中规进口车还是平行进口车，均为法律所允许，不影响贡享公司作为二手车经营者所应承担的义务。最后，丁秀丽从未将车辆状况如实告知被上诉人，相反一直承诺车辆行驶公里数是真实的。证据8，是贡享公司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车辆也并非如贡享公司陈述的一直在使用，买车到现在，已近两年时间，车辆一直不能正常使用，反而因为车辆花费了保险费、停车费，而贡享公司却至今未处理，无奈之下将车开回诸暨老家停放。更何况，不管车辆是否使用，均不影响贡享公司因欺诈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高克均对上述证据的意见和贡享公司一致。 胡中未发表质证意见。 丁秀丽、高克均、胡中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证据1至6反映的是款项支付情况，贡享公司的高克均直接向丁秀丽收取了相应款项，就涉案车辆的出卖方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分析。证据7、8反映的车辆来源及车辆行驶情况，与丁秀丽购买涉案车辆时是否受到欺诈无必然联系，有关车辆里程数仅做参考的提示能否作为贡享公司的免责事由将本院认为予以阐述分析。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为，涉案车辆出卖方的认定及贡享公司在车辆销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关于焦点一，首先，涉案二手车交易合同记载的卖方、发票记载的卖方并不一致，且在二手车交易合同签订时，车辆尚未登记在胡中名下，无法以上述书面凭证记载内容直接认定涉案车辆的卖方；其次，一直由贡享公司为丁秀丽提供车辆销售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贡享公司也确认在销售涉案车辆时从未向丁秀丽说明过车辆系胡中所有，丁秀丽也直接付款给贡享公司的工作人员，贡享公司在相关网站上对车辆描述的承诺也显示贡享公司系对其所售车辆进行相关质保承诺。在此后丁秀丽对登记证书中“缪菊芬、胡中”提出异议时，贡享公司工作人员亦对此解释因政策所需。故丁秀丽有理由相信其是向贡享公司购买车辆；再次，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从贡享公司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包括对于车况保证及承诺提供质保的种种行为来看，其已经超出提供媒介服务的范畴。由上，结合自然人个人无能力就车辆提供质保、贡享公司员工高克均在二手车交易合同上同时作为卖方代表、经纪公司代表签名，一审法院认定贡享公司系涉案车辆卖方的依据合理充分；关于焦点二，首先，行驶里程是直接影响车况和车价的重要因素，购车者有权利在购车时知晓车辆的真实行驶里程，涉案二手车交易合同内容也表明丁秀丽系基于表显里程确认车况及在基础上购车。然现有鉴定结果表明，涉案车辆在丁秀丽购买之前即被更改了表显里程，实际行驶里程数超过表显里程数达25000公里以上，显然对于车况及车价会产生较大影响，事实也表明在丁秀丽提车后，车辆多次出现故障。贡享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汽车销售经营者，理应就包括行驶里程在内的相关车辆信息全面核查并如实告知给购买者，现贡享公司对此没有证据证明就涉案车辆真实行驶里程已告知丁秀丽。根据相关网站介绍及双方沟通情况，贡享公司就涉案车辆一直向丁秀丽作出行驶里程为17000公里、表显里程未予更改的意思表示。因此，应认定贡享公司就涉案车辆行驶里程隐瞒了真实情况、提供了虚假信息，以致丁秀丽购车时对于车辆真实行驶里程及表显里程被更改并不知晓，基于错误认识而购车；其次，二手车交易合同系格式合同，“车辆里程数仅供参考（参考4S店保养记录，外面保养无法核实）”在车辆实际里程和表显里程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且本院注意到，贡享公司一方面以该条款据以抗辩，一方面却称车辆系平行进口车，查询不了4S店保养记录，可见该条款实际无法履行。因此，该条款应认定无效。贡享公司现截取该条款中的部分内容抗辩未构成欺诈依据不足。由上，贡享公司作为专业二手汽车销售经营者，其所售车辆在出售于丁秀丽之前被更改了差额巨大的表显里程且未告知丁秀丽，足以使丁秀丽产生错误认识而购车，应认定贡享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丁秀丽有权要求退还已付车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的规定，有权要求车价三倍的赔偿。同时，鉴于贡享公司的欺诈行为，车辆返还应系贡享公司支付给丁秀丽相应款项后而产生对待给付权利。因双方对于本案争议较大，贡享公司未对车辆返还提出主张，一审法院对此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贡享公司就车辆返还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贡享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760元，由杭州贡享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