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09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姜艳姣，女，198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佩娜，浙江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常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127、129、131、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352464917H。 法定代表人：季晓，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孙祖，浙江君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哲昱，浙江君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姜艳姣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常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裕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3民初6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谢银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3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姜艳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佩娜、被上诉人常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哲昱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艳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常裕公司向姜艳姣支付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赎回款1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9%支付基金收益（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及律师费3万元；二、判令诉讼费用由常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关于“姜艳姣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认定是错误的。1.姜艳姣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常裕公司业务经理之间的对话录音，常裕公司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可以证实双方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录音中，姜艳姣多次强调：“签合同的时候，你们承诺的是保本的加固定利息的”，而常裕公司的业务经理多次回复“是的，原来承诺的，这么多年下来，也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在走的。我所有的客户都承诺过的”等，清楚表明姜艳姣在购买案涉基金之初就没有承担相应风险的真实意思，其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常裕公司收取固定利息，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合意。2.姜艳姣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也可以体现双方的借贷合意。在双方签订的《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双方已对预期收益作出了约定，如果仅是金融产品的预期收益，那么不会在签订合同之初就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年利率，并且常裕公司一直严格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事实上，姜艳姣在购买案涉基金时，与常裕公司谈好的借款利率与《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利率相比发生变化，故而双方才会签订《补充协议》来区别执行借款利率。双方当时谈好的利息支付方式是三个月一付，所以合同中约定的基金认购期限为六个月，《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方式为季付，认购期限为六个月，并且还款方式特别约定到期后还本付息。认购基金的投资者应当是在认购期限届满后按照基金份额净值来确定赎回金额，而不应当是到期还本付息。显然，这些都是借贷关系项下的约定。3.姜艳姣在一审中提交的电子回单、手机银行截屏等证据，可以客观上印证双方—直以购买基金的方式来实现借贷目的。常裕公司在一审中确认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实际收益无法准确预估，但在过去的两年多里，姜艳姣十几次购买类似基金，但在每一个派息日所获得的利息均和购买时双方约定的收益率分毫不差，甚至连小数点后两位都一样。说明常裕公司支付给姜艳姣的基金收益实际就是固定利息，明显符合借贷而非理财产品的特征。4.常裕公司的实际操作也能印证双方是借贷关系的事实。若常裕公司不是借款人，仅仅是作为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和基金的管理人，那么按照《基金合同》第31条、32条约定，其应当如实向姜艳姣披露基金投资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投资收益分配等事项，并定期汇报基金份额净值，但姜艳姣从未收到过任何基金投资情况或基金份额净值的汇报，对基金运营及净值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知晓。这也反映了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故而常裕公司无需向姜艳姣汇报投资情况。5.一审中，常裕公司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反映常裕公司实际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常裕公司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中陈述案涉纠纷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有关规定移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妥当，表明其认可双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律师费，亦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第四十三条明确约定：“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非违约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因常裕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姜艳姣为此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应由常裕公司承担。故姜艳姣要求常裕公司承担律师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明显偏袒常裕公司，开庭时一审法官阻止姜艳姣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对姜艳姣存在不公。1.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与姜艳姣起诉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但一审法院未作释明，即判决驳回姜艳姣的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对能够查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查明债务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由债权人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关系审理。这说明无论是按照字面意思还是从立法本意上，都应当尽可能的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对于基础法律关系法庭在查明后，与当事人认识不一致的，至少应当履行释明的义务，给予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权利和变更诉讼请求以及理由的机会，除非当事人明确拒绝，否则应在一案中解决同一纠纷。一审法官不仅未释明，还多次打断姜艳姣代理人陈述辩论意见，导致姜艳姣没有充分辩论，更是被剥夺了姜艳姣变更诉请的权利，姜艳姣的代理人在无奈之下，只能在庭后以快递形式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补充意见。2.不管基于何种基础法律关系，姜艳姣提出的一审诉请并无不当，在基本事实清楚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案涉纠纷，其不予审理严重损害了姜艳姣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姜艳姣实际支付了100万元款项并两次收到固定利息，该事实非常明确。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基础法律关系为购买基金产品的委托理财关系，在姜艳姣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的情况下，也应当继续审理。鉴于：第一，姜艳姣赎回基金款的条件已经完全成就，基金期限于2019年10月19日到期，在遭到常裕公司无故拒绝赎回之后，姜艳姣在2019年11月5日再次书面致函常裕公司，明确要求赎回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第二十四条第4点之约定，基金投资者进行基金赎回申请的，基金管理人应当进行确认，并于确认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第二，常裕公司以保本固息的承诺来诱导客户购买基金，构成欺诈，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7条的规定，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赔偿金融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故常裕公司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年化9%来支付利息。因此，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并不影响常裕公司应当承担的支付赎回款责任和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没有继续审理查明相关事实，严重损害了姜艳姣的实体权利。即使姜艳姣能够以其他法律关系重新起诉，也不仅极大延长了可能实现债权的期限，同时还人为加大了维权难度和诉累，同时还为债务人转移资产提供了可能性。四、一审判决结果无意中纵容了常裕公司的融资模式，侧面影响了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诚实信用风气，具有极其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纵观全案，常裕公司以购买基金方式实现融资目的，破坏了金融市场安全和市场秩序。五、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刻意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初约定了具体操作模式，常裕公司承诺还本付息，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不管基金收益如何，姜艳姣收取的始终是固定利息，录音内容、《补充协议》里约定的返还本付息及银行收款记录均能相互印证，但一审判决对此均未提及；第二，常裕公司把案涉基金里的钱挪用到了房地产项目里，根本未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进行理财，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对此，一审判决也未提及。综上，姜艳姣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对姜艳姣的上诉，常裕公司答辩称：一、常裕公司出售的基金产品合法合规，且经过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案涉《基金合同》中，常裕公司明确了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能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二、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案涉合同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姜艳姣主张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说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时已经告知姜艳姣是否要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变更并进行了释明，但姜艳姣坚持主张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在查明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上驳回姜艳姣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常裕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姜艳姣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常裕公司支付给姜艳姣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赎回款1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9%支付基金收益（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常裕公司支付给姜艳姣因维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万元；三、一审诉讼费由常裕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9日，姜艳姣与常裕公司签订《基金合同》，约定姜艳姣向杭州常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100万元的基金，期限为6个月。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的预期收益为9%（年化），到期日为2019年10月19日。姜艳姣当日即向杭州常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裕锦盛票据2号私募基金转账100万元。另查明：姜艳姣在《风险揭示书》基金投资者处签名，承诺已充分理解基金合同全文，了解相关权利、义务，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承认基金管理人及相关机构未对也不应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一审审理过程中，经该院多次询问，姜艳姣均坚持认为案涉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 一审法院认为：姜艳姣起诉状陈述的事实理由及一审庭审陈述均围绕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展开，在常裕公司答辩双方系购买基金产生的合同关系且经该院询问后，姜艳姣还坚持认为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姜艳姣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指向双方之间系因购买私募基金产生的纠纷，即姜艳姣以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故该院对于姜艳姣的诉请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律师代理费，亦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于2020年4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姜艳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减半收取7035元，一审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2035元，由姜艳姣负担。 二审中，姜艳姣、常裕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认定：姜艳姣与常裕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注：您所认购的基金财产份额分配收益以实际收益为准，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该约定内容位于协议中姜艳姣签字位置之上。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姜艳姣主张就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及《补充协议》，其与常裕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姜艳姣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及款项交付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看，常裕公司与姜艳姣之间形成的私募基金认购合意清楚明确，仅凭姜艳姣主张的其已按照约定年化收益率获得投资收益之事实以及其与常裕公司业务经理的对话录音，尚不足以推翻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体现出来的私募基金认购合意。《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您所认购的基金财产份额分配收益以实际收益为准，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该约定清楚表明基金收益并非固定收益，《补充协议》约定的年化收益9%亦为预期收益率，与民间借贷中固定利息回报的特征不符，因此姜艳姣主张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合意，依据不足。虽然一审法院未明确向姜艳姣释明如果法院认定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但常裕公司在一审中抗辩认为双方系私募基金认购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双方法律关系性质系一审庭审之争议焦点，双方对该争议焦点已经进行了辩论，且一审法院已在庭审中多次要求姜艳姣明确基础法律关系，姜艳姣仍坚持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诉求。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间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驳回姜艳姣的诉讼请求，程序上亦无明显不当。关于律师费问题，姜艳姣系援引《基金合同》相关约定主张维权费用，而本案中姜艳姣主张的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其关于律师费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姜艳姣上诉主张常裕公司未履行披露基金投资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投资收益分配等合同义务，以及常裕公司将募集资金挪为他用等，均系双方在私募基金认购法律关系项下的争议，并非本案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对此，姜艳姣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姜艳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