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鲁14执复206号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徐秀霞，女，197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业强，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异议人）：吕春晶，女，197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申请执行人（异议人）：伏平章，男，194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申请执行人（异议人）：王秀云，女，195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申请执行人（异议人）：伏某1，女，200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申请执行人（异议人）：伏某2，女，200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被执行人：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北方街司法局楼下。法定代表人：刘君贤，总经理。被执行人：祝景涛，男，197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复议申请人徐秀霞不服武城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8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提出复议，请求撤销该裁定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武城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与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祝景涛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于2020年5月13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追加徐秀霞为（2019）鲁1428执47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异议人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称，二被执行人应对（2016）鲁1428民初877号判决书确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诉讼费，合计574636.3元承担支付义务，后经（2019）鲁1428执470号裁定执行，但截止日前，二被执行人仍未履行上述义务。经了解徐秀霞系祝景涛的妻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之规定，上述债务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续存期间，系家庭共同债务，徐秀霞应当承担共同偿还义务。其次，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系特殊侵权形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50条的规定，可见责任主体的确定是从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这两个方面来考虑，即运行支配机动车和运行利益的享有者应承担责任。本案从债务产生的基础、本源行为及目的去分析，该侵权行为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祝景涛、徐秀霞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祝景涛驾驶车辆的行为在夫妻间显然存在共同的合意，其营运收入亦用于家庭生活，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债务是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致，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祝景涛之妻徐秀霞享有机动车的运行利益，即应承担侵权的不利后果，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二人应对此共同承担。综上，祝景涛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即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理论，又符合交通事故责任主体认定原理，应认定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祝景涛之妻徐秀霞应当成为被执行人，与祝景涛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徐秀霞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无答辩意见。被执行人祝景涛无答辩意见。被申请人徐秀霞答辩称,（一）、司法界学术观：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作者曾春明、王新鹏《浅谈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刊登在《中国法院网》，现引述原文如下：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夫妻一方且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执行到位时，是否可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以及如何适用法律?因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明确作出明确规定，至使各地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做法不一，争议不断。一种观点认为不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理由是：一、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无法律依据；二、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严肃性，三、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在法律程序上难以操作，到底是由执行人员作出裁定还是另行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定，无法律依据。四、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一方为被执行人将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的被执行人。理由是：一、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意见》第43条就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也以夫妻共有财产偿还。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以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第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原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二、在当前执行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形下，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一方为被执行人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方便快捷的执行案件。三、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一方为案件的被执行人有利于消除某些当事人利用夫妻关系恶意逃避债务的思想，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社会诚信意识。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适时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的被执行人。关键是要查清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若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则可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的被执行人，否则就不能追加为被执行人。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从实体法角度看，我国婚姻法中就夫妻财产和债务规定了几个概念：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只有先确认个人债务或共同债务，才能确定执行对象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这对执行过程中是否能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很重要。《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修改后的婚姻法主要以约定财产制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以法定财产制为补充，实际上现行婚姻法是以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同样明确了共同共有的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正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是能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只有夫妻共同债务才能用夫妻共有财产来偿还。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履行法定义务所负的债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夫妻双方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有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双方共有，应该认定为共同债务；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即使夫妻在事前或事后无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同时，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无抚养关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看，确立了夫妻离婚或一方死亡对婚烟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为此，应当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按照连带责任制度的原理，连带债务的任何一个债务人都有义务履行全部债务，不得拒绝超过在债务人内部自己分担部分的给付。在诉讼程序中，债权人可以将全部连带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单独地对某一连带债务人提起诉讼。那么在执行程序中，可能存在债权人在诉讼中没有起诉的连带债务人，因而向法院申请追加该连带债务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生效判决确认的债务人怠于履行义务或无履行能力或部分履行，申请执行人为了保障权益的实现往往会向法院申请启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由法院行使司法裁量权。虽然从实体法的角度可以找到法律依据，但在程序法上，如何进行操作，似乎并没有很直接的、明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纵观《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第九部分，专门对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作了规定，其中第76条至第81条的规定涉及的被执行主体都是企业法人、无法人资格的企业和组织，并无关于个人是否可以追加。实践中如何操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答辩人认为：在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之前除了要从实体法上审查债务性质外。还得从程序上予以规范。一、应该由申请执行人向案件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书面申请书。二、申请执行人应该在提出追加申请的同时提供必要的证据以证明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必要时法院应当进行调查。三、执行法院应当另行组织审判人员进行审查，严格实行审执分离。四、执行法院在作出裁定前应当听取被追加人的陈述意见，充分保证被追加人的诉讼权利。法律的权威在于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法院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如何在权力运行中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才是法官追求的价值所在，所以，法官在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前，应该充分分析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把握司法审判权，为构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努力。（二）、本案不能追加答辩人为被执行人。其一、答辩人不是武城县人民法院(2016)鲁1428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的被告，不受该判决书的约束。答辩人不是该判决书确认的侵权人、也不是挂靠实际车主。其二、答辩人的丈夫祝景涛在武城县人民法院(2016)鲁1428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质上是侵权行为之债。答辩人没有实施共同侵权行为，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没有给侵权人祝景涛带来利益，答辩人也不可能分享侵权行为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祝景涛所负本案侵权债务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综上所述，吕春晶等五人提出的适用婚姻法及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及共同债务法理等全部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执行法院驳回其申请。武城县人民法院查明，2019年4月15日，武城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了申请执行人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与被执行人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祝景涛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执行案号：（2019）鲁1428执470号，执行依据为：（2016）鲁1428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为：570611.3元。自立案执行以来，被执行人祝景涛一直未履行义务。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的理由是申请执行人拒绝接受20万元的和解。另查明，被申请人徐秀霞与被执行人祝景涛系夫妻关系，自1999年结婚后，一直共同生活。被申请人徐秀霞无固定职业。被执行人祝景涛在事故发生前，一直以驾驶货运车辆为主要职业，现在的主要收入是为他人押车。执行法院认为，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当事人应当积极履行全部义务。执行和解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被执行人不得以未达成和解为由拒绝履行义务。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本案中，被执行人祝景涛对申请执行人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所负的债务虽系其个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产生的，但由于被执行人祝景涛一直未履行义务，被执行人祝景涛与被申请人徐秀霞系多年共同生活的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的财产混同，且徐秀霞无固定收入，其经济来源高度依赖于被执行人祝景涛。为利于本案执行，申请人申请追加被申请人徐秀霞为被执行人，应当予以支持。武城县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裁定追加被申请人徐秀霞为（2019）鲁1428执47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复议申请人徐秀霞称，吕春晶、伏平章、王秀云、伏某1、伏某2与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祝景涛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经武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6）鲁1428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武城县运输总公司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祝景涛赔偿吕春晶等五人各项赔偿金额合计574636.3元。判决生效后，五人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鲁1428执470号。2020年5月13日五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徐秀霞为（2019）鲁1428执470号案件被执行人。武城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鲁1428执异42号裁定书，裁定追加复议申请人徐秀霞为被执行人。武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428执异42号裁定书，裁定追加复议申请人徐秀霞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执行法院以“夫妻财产混同”为由追加徐秀霞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其中并没有以夫妻关系应当追加的情形。其次，追加徐秀霞为被执行人是直接以裁判文书的方式赋予徐秀霞以实体义务，而武城县人民法院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均为程序性规定，其中并没有实体权利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执行法院异议审查合议庭突破了自由裁量权。按照司法审判流程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应当经过开庭审理，双方在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后，再经合议庭合议方能确定一个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若徐秀霞应当承担责任，原告完全可以在审理阶段列其为被告。想必原告知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徐秀霞不需要对祝景涛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执行法院绕过审理程序，在没有经过实体审理的情况下直接追加徐秀霞为被执行人，突破了自由裁量权。三、执行法院就夫妻一方债务追加另一方为被执行人，突破了民事权利义务的独立性。目前法律框架，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均是独立的，即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独立承担义务。这是建立包括民事法律关系在内所有法律关系最基本的原则。类似于“父债子还”、“夫妻连坐”的情形早已成为过去。诚然，《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成为夫妻后应当在某些情况下对外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婚姻法的婚内双方及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婚姻法并非将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捆绑成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执行法院“夫债妻还”的做法突破了民事主体的独立性。四、执行法院以“财产混同，经济依赖”追加徐秀霞于法理无据。就夫妻关系共同承担债务而言仅限于“夫妻合意举债”。通过《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演变可知，夫妻共同承担责任仅限于“合同之债”，不涉及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其他债务。其次，“合同之债”中，夫妻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仅限于双方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本案中祝景涛对五申请执行人承担债务是基于侵权关系，该侵权关系产生的债务即不是合同之债，更没有夫妻双方举债的合意。因此执行法院以“财产混同，经济依赖”追加徐秀霞于法理无据。综上，复议申请人请求复议法院撤销武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428执异42号裁定书，驳回五申请执行人追加徐秀霞为被执行人的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执行法院武城县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根据“执行标的有限”的基本原则，执行法院在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这一执行行为上没有自由裁定的空间和余地。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了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所有情形，但并不存在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本案中复议申请人夫妻二人并非共同侵权人，在审理程序中也并未判决复议申请人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在执行程序中更不能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以复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婚后的财产混同”为由追加复议申请人为被执行人于法无据，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武城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8执异42号异议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 清审判员 赵宝栋审判员 包 磊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