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启芳，女，1971年9月6日出生，住远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清宇，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拥军，男，1969年12月30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现住远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运玉，远安县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泽云，男，1971年12月18日出生，住远安县。上诉人程启芳因与被上诉人孙拥军、郑泽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远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5民初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程启芳上诉请求：1.撤销远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5民初972号民事判决，改判程启芳不承担还款责任；2.由孙拥军、郑泽云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事实认定错误。程启芳对郑泽云借款的事后担保并不属于“认可”，而仅仅是事后的“知晓”。根据庭审查明，虽然借款时程启芳与郑泽云系夫妻关系，但郑泽云系伪造单身资料办理的贷款，很明显是单方行为而非共同意思表示，借款资料上也没有程启芳的任何信息，当时的担保人也并非程启芳。事后程启芳出于减少担保人的麻烦才替换原担保人进入担保，后因有孙拥军进入而退出担保，直至最终与另案董雅男共同再次担保。整个过程可以看出程启芳一直处于担保人的身份，而非共同债务人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担保人享有法定的“追偿权”,而债务人则没有该权利，由此应当认定上诉人对借款的担保不属于事后“认可”。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孙拥军对涉案贷款用途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孙拥军并未对借款用途举证，依法不能认定贷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改判。被上诉人孙拥军辩称，1.程启芳因买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郑泽云未提供答辩意见。孙拥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泽云、程启芳立即支付孙拥军担保追偿款34500元；2.郑泽云、程启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启芳、郑泽云原来系夫妻关系，2015年7月15日登记离婚。孙拥军与郑泽云原是同事关系。2014年10月郑泽云伪造相关手续，虚构买房事实，以郑泽云的名义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申请贷款200000元，期限为5年，孙拥军及另一同事董雅男、程启芳为该贷款提供担保。郑泽云贷款后没有按约归还贷款本息，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于2016年12月8日、2017年6月20日、2017年8月10日从孙拥军个人公积金账户中划款34500元用于偿还该贷款。后孙拥军找郑泽云催要未果，且无法联系上郑泽云，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贷款200000元是否属于共同夫妻债务。2014年10月郑泽云与程启芳属于夫妻关系，程启芳明知郑泽云虚构买房事实申请公积金贷款，仍在担保人处签字。程启芳冒着承担保证责任风险签字，表明对该借款是认可的；因此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2、关于本案的追偿责任。担保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孙拥军有权向郑泽云、程启芳追偿。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判决：郑泽云、程启芳偿还孙拥军345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663元，由郑泽云、程启芳负担（孙拥军已垫付，郑泽云、程启芳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孙拥军）。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程启芳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冻结通知书》一份，证明程启芳系贷款发生后于2014年12月2日才为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实。被上诉人孙拥军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政策性住房贷款保证合同》一份，证明郑泽云、程启芳贷款买房，孙拥军提供担保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孙拥军表示对程启芳提交的证据不清楚，请人民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程启芳对孙拥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贷款买房系郑泽云的个人行为，孙拥军并非为程启芳贷款购房提供担保。2.程启芳是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而非作为贷款人。本院认证意见，孙拥军、程启芳均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郑泽云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的200000元贷款，原担保人李军于2014年12月2日退出担保，同日，程启芳为上述200000元贷款提供担保，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将程启芳的个人账户余额冻结。2015年7月27日，孙拥军作为保证人，与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办事处（后更名为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签订编号为2014年[远资保]字211号《政策性住房贷款保证合同》，约定孙拥军自愿为郑泽云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办事处贷款的200000元提供担保。本院认为，本案系债务人郑泽云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贷款200000元，孙拥军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并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而形成的追偿民事法律关系。案涉贷款是否属于郑泽云与程启芳的夫妻共同债务，孙拥军承担担保责任后能否向程启芳行使追偿权是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程启芳据此上诉认为，其仅作为郑泽云借款200000元的担保人，而非共同借款人，其两人之间并无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故讼争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缔结婚姻后夫妻各自仍然保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意志。夫妻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有权知悉涉及婚姻家庭利益以及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重要信息，在此前提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行使平等处理权，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双方地位平等、享有平等处理权的应有之义。本案中,在郑泽云、程启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郑泽云作为借款人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营业部贷款后，程启芳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提供担保，如此，程启芳对于郑泽云借款一事已然知情且事后同意。郑泽云作为借款人负担贷款，该行为显然并未侵犯其当时的妻子程启芳之知情权、同意权以及决定权；相反，程启芳作为该贷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更能说明其夫妻二人对于贷款的发生及负担已然有了充分的考虑，享有了平等处理权，其二人对于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综上，本院认为，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另一方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形成的债务，应视为上述法条规定中的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债务，即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孙拥军认可其知晓郑泽云向宜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远安办事处贷款用途系购房，且系在郑泽云的妻子提供保证后才同意为200000元贷款提供担保。从程启芳于2014年12月2日为案涉200000元贷款提供担保，而孙拥军于2015年7月27日才提供担保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本院认为，对于贷款担保人孙拥军而言，其为讼争贷款担保当然有着基于郑泽云、程启芳夫妻贷款购房之认识，上述贷款更应理解为郑泽云、程启芳夫妻合意贷款购房系为家庭日常生活或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故依据上述规定，该贷款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程启芳在诉讼中主张，贷款发放后实际并未用于购房，本院认为，担保人孙拥军并无义务再去审查或监督贷款是否实际用于了购房；孙拥军在为贷款作出担保时，正是基于郑泽云、程启芳夫妻“购房”的贷款目的，除非程启芳提供证据证明孙拥军在担保时明知贷款并非用于购房而系另作他用。再次，由前述分析可知，不论是基于郑泽云、程启芳对于负债的共同意思表示还是基于贷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的意思表示，郑泽云作为借款人、程启芳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发生的借款均应视为郑泽云、程启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孙拥军作为该笔夫妻共同债务的担保人，其在承担了债务的清偿义务后，向该笔债务的债务人郑泽云、程启芳追偿，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程启芳既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务人、也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已经承担担保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院认为，对于因清偿债务而获得追偿权的孙拥军而言，程启芳的双重身份造成请求权竞合，孙拥军有权选择要求程启芳承担其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也有权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人的程启芳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现孙拥军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程启芳与郑泽云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程启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2.5元，由上诉人程启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波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