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3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历国荣，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玉，巴彦县繁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红全，男，197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林，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巴彦县松花江乡五四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五四村。法定代表人：乔殿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民，男，该村村委会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峰，男，该村支部委员。上诉人厉国荣因与被上诉人姜红全，原审被告巴彦县松花江乡五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四村委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厉国荣上诉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姜红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补贴”认定为不属于签订合同以后发生的粮食补贴是错误的。首先，在2011年11月12日厉国荣将案涉土地承包给案外人梅长友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者在承包期之内如果转包或发包他人，都按照原地主合同往下进行，如果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补偿都归原地主所有”，之后由梅长友将土地转包给陈彦军、车凤学二人，其二人又将该土地再次转包给姜红全，同时与姜红全在承包协议中约定了“本协议有效期内，国家的有关补贴姜红全无权享有”，虽然缺少了梅长友和陈彦军、车凤学之间的承包协议，但是综合以上这两份协议，不难看出，关于国家补贴这一点始终是以种地者无权享有而执行和约定的，现在的问题是补贴是否包含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未发生的补贴。对于该部分的理解应该考虑到合同的交易目的、交易习惯、以及条款，姜红全种植案涉土地的时间是2017年，此时虽然没有水稻粮食补贴，但是已经有玉米和大豆粮食补贴，而本案在协议中约定的补贴也加上了本协议有效期内发生的补贴，姜红全无权享有，可以得出在约定这一条款的时候，其双方的真实意思一定是除了现有的土地直补以外，还包括将来可能会有水稻粮食补贴，因为玉米和大豆都给了粮食补贴，水稻给予粮食补贴是最有可能的补贴，补贴包含水稻粮食补贴才是签订合同双方原真实的意思，该补贴指未发生的粮食补贴是符合当时签订合同的目的以及交易习惯。2.约定应该优先于法定。国家的粮食补贴其目的确实是给予实际种植者的，但是也规定了有约定从其约定，无约定按照政策的要求，本案粮食补贴既然合同有约定，就应该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审法院的审判结果恰恰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一审法院不应该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违背合同条款约定的基础上进行判决。综上、厉国荣认为从合同的约定条款，交易习惯、交易目的看，关于补贴均应该认定为合同签订后发生的粮食补贴，再因为玉米和大豆粮补都已经发放，水稻粮补发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预见的，所以“补贴”二字一定是包含了未发生的水稻粮补，一审法院认定存在根本行性的错误，同时，根据有约定从其约定，无约定根据政策的要求，案涉粮食的补贴姜红全无权享有，而是厉国荣所有。姜红全辩称，在姜红全与合同的发包人所签的土地转包流转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水稻补贴款归转包流出方的情况下，由合同的承包流入方即姜红全领取，既符合自姜红全承包土地后一直领取的客观事实，也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一审判决姜红全有权领取争议的水稻种植补贴款，完全正确。请求驳回厉国荣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五四村委会述称，同意厉国荣的上诉请求，不同意一审判决。姜红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五四村委会和厉国荣给付姜红全粮补款74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5日，历国荣与五四村委会签订机动地承包合同，历国荣承包五四村大洼子机动地80亩。2011年11月12日，历国荣将上述地块转包给案外人梅长友，双方签订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协议书，承包期至2022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承包者在承包之内如果转包或发包他人，都按原地主合同往下进行，如果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补偿都归原地主所有”。后梅长友又将土地转包给陈彦军、车凤学二人。2016年12月1日，陈彦军、车凤学将土地转包给姜红全，期限至2021年12月30日，协议中约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国家的有关补贴，乙方（姜红全）无权享有”。2018年，国家开始对水稻种植者发放粮食补贴，当年补贴款被姜红全领取。2019年，因历国荣与姜红全对补贴款的领取存在争议，五四村委会就该地块的领取者上报为案外人李超，在7480元粮补款打入李超账户后，被五四村委会支取后存入五四村委会账户内，并且拒绝向姜红全发放。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示的证据及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姜红全是否有权领取案涉土地的水稻补贴款。姜红全通过合法的手续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从2017年开始实际经营管理。涉案的粮食补贴款系黑龙江省政府给予水稻生产者的补贴，各方对历国荣与梅长友及陈彦军、车凤学与姜红全两份承包合同中的“补贴”是否包括本案所指的粮食补贴存在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011年历国荣将土地向他人转包时，政府给予的补贴仅有耕地补贴，尚未有针对水稻等作物的粮食补贴，水稻补贴系2018年开始发放，目的系保障种植水稻者的基本收益。将当时签订合同时的“补贴”扩大到签订合同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补贴范围，并不符合发放个类补贴的政策精神，故作为实际种植者，姜红全有权利领取其合法经营期限内的水稻种植补贴，五四村委会不予发放的行为侵犯了姜红全的财产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历国荣并未实际领取补贴，对姜红全亦不负给付义务，故姜红全对历国荣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支持。综上所述，姜红全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巴彦县松花江乡五四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姜红全2019年粮食补贴款7480元；二、驳回姜红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巴彦县松花江乡五四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姜红全于2016年合法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于2017年开始经营案涉土地。本案争议的水稻种植补贴资金系国家针对市场水稻价格下跌，为了鼓励种植户种植水稻，于2018年实施的新的补贴政策，补贴对象为水稻合法实际种植的生产者。而厉国荣与梅长友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系于2011年签订，姜红全与陈彦军、车凤学的土地转包合同系2016年签订。在厉国荣与梅长友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虽约定了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补偿都归原地主所有，在姜红全与陈彦军、车凤学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亦约定了在协议有效期内，国家的有关补贴，姜红全无权享有，但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无水稻种植补贴资金这一补贴项目，双方也无法预见国家新政策的颁布实施情况，因此，厉国荣主张争议的水稻种植补贴资金亦在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之内，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根据国家政策，该水稻种植补贴资金应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姜红全。综上所述，厉国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厉国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丹晖审判员  侯守东审判员  尹红杰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宛吟竹书记员刘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