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1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铠，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义海，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喆，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海勃湾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路46-1号。法定代表人：苏树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紫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铠与被上诉人乌海市海勃湾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银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7）内0102民初5082号民事判决，张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内01民终262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2民初508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内0102民初904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义海，被上诉人黄河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紫辰、张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铠上诉请求：一、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90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黄河银行偿还张铠欠款333975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全部由黄河银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认定事实方面的错误。（一）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的主体是张铠与周成、戴广鹏，黄河银行并非合同的相对方”，违背了本案事实。2.张铠是按照与黄河银行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在黄河银行处开立的银行账户。所开账户的目的，是授权黄河银行“为贷款户还回贷款”，而非为周成、戴广鹏个人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从履行情况看，张铠并未将款项交付给被告黄河银行，而是存在自己的卡里，交由周成及戴广鹏使用支配”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严重相悖。3.首先，从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月19日，张铠与黄河银行又签订了两份《用款合作协议》，尽管在协议书上黄河银行加盖的黄河银行公章为周成伪造，但合同的双方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且2015年5月15日，时任黄河银行行长的周成，在2015年1月19日签订的《合作用款协议》上，不仅亲笔书写了补充说明，还加盖了黄河银行的真公章。周成几次三番签订合同并加盖黄河银行公章的行为，足以让张铠对其系代表黄河银行与张铠签订合同并借款，产生充分信赖。其次，2016年4月，张铠是向黄河银行追讨的债务，而非向周成、戴广鹏个人追讨的债务。由此证明，张铠始终是将黄河银行视为借款人，而不认为周成、戴广鹏为借款人。第三，在张铠向黄河银行追讨债务后，黄河银行得知了周成以单位名义借款的事实，但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责成周成尽快还款。第四，在张铠向黄河银行追讨债务后，周成、戴广鹏是迫于黄河银行的压力，采用欺骗手段，诱使张铠于2016年4月19日，与周成、戴广鹏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并非张铠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此时，张铠在黄河银行处开立的账户中的存款，早已由黄河银行支配使用完毕。且在该合同书上，黄河银行作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仍加盖了伪造的公章。一审判决罔顾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实属武断。（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并非仅仅是吸收存款、对外贷款。内蒙古地区部分非主流商业银行每到年底回笼资金困难时，为了渡过眼前的危机，以高利向个人借款倒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并不鲜见。其次，在签订合同时，张铠并不清楚借款不是由黄河银行支配；一审判决所作该项认定缺乏证据。第三，一审开庭审理中已经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初，张铠是经时任黄河银行市场二部的经理戴广鹏，引荐给周成的，当时戴广鹏介绍的周成身份是黄河银行的行长。周成对张铠称是黄河银行年底有“倒贷”业务，需要向张铠借款，且合同是在周成所在的黄河银行的行长办公室内签订的。虽然法庭事后查明周成系利用伪造的黄河银行印章，在协议书上使用，但结合周成在黄河银行所任特殊职务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张铠对其产生合理信赖，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让张铠承担对黄河银行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张铠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第四，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个资金出借人的普遍心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仅是规定了月息超过3分时，超过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并没有规定借款的利息约定一概无效，更没有规定高息借款合同一律无效。一审法院依此推定“张铠的出借行为并非善意且无过失，故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实属牵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张铠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久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一审判决中可以确认，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该三份《用款合作协议》中，存在上述任一无效的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业务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仅仅“是吸收存款、对外贷款”。同时，在并没有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倒贷”业务。第三，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但该条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且违反该规定的，应当对商业银行进行处罚，而不是认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第四，从黄河银行在公司登记中的投资人信息可以确认，黄河银行为14名自然人与内蒙古春雪置业有限公司、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商业银行，而非国有投资设立或国有投资控股、参股银行。从一审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黄河银行在同期年底时，不仅向张铠借款用于“倒贷”业务，还曾向其他案外人借款用于“倒贷”业务，可见黄河银行的业务并不规范。此外，每到年底在内蒙古地区的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金谷银行等非主流银行中，普遍存在着为回笼资金，开展“倒贷”业务的情况，这也是正常人的常识。由此可见，如果存在原审判决认定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形，也是由黄河银行所为，一审法院可以建议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处罚，而不能武断地认定三份合同无效。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作为认定本案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显然错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显然错误。黄河银行辩称，一、张铠签订的三份《用款合作协议》因内容涉及“倒贷”及高利息，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故三份合同均属无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周成与张铠订立《用款合作协议》之时，张铠对于实为周成等人个人借款但假借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办理借贷的事实是明知的。在银行向个人高息借款用于为他人倒贷这种明显违背常识、常理的交易模式下，张铠明知周成并非黄河银行的法定代表人，不具有代理权限，仍与其签订涉及倒贷、高息的《用款合作协议》，且加盖了周成伪造的黄河银行的公章，张铠具有恶意。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涉案《用款合作协议》所约定事项不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规则允许的业务范围，由张铠及周成恶意串通而签订危害银行业金融机构权利益，内容涉及“倒贷”和高利息，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妨害金融安全。且（2019）内03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已经查明并认定周成伪造公章冒用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进行借贷，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二、张铠签订的三份《用款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周成、戴广鹏而非黄河银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张铠提出的其签订的三份《用款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黄河银行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首先，三份《用款合作协议》最后的签字盖章部分，甲方签字为张铠，乙方签字为周成。乙方盖章处虽然显示为黄河银行公章，但经一审法院查明，该公章为周成伪造，且周成并不具备代表黄河银行对外签署合同的代理权限，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是黄河银行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一审庭审中周成出庭作证，在庭审中对该借款已做全面的陈述，承认该借款为其个人私刻银行公章假借银行名义借款，该款直接进了其私人账户，由其个人占有、使用、处分，并没有进入黄河银行账户，实与黄河银行无关。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9日作出（2019）内03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查明“2014年年初，被告人周成在担任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期间，其为了假借银行名义与他人借贷时方便，私自联系到制作假章的违法人员，伪造了一枚‘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在此期间，被告人周成与被害人李海琴、张铠等人办理借贷书写借条等字据时使用了私自伪造的这枚印章。”因此一审及（2019）内03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均查明周成假借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办理借贷，并加盖了伪造的黄河银行公章，周成作为黄河银行时任的副行长，不具有代表黄河银行签订协议的权限，因此，三份《用款合作协议》均并非黄河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本案涉及的三份《用款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并非黄河银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用款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张铠）账户内资金用于乙方为贷款户还回贷款，但《用款合作协议》对黄河银行不发生法律效力，涉案款项也并未交由黄河银行使用及支配，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首先，三份《用款合作协议》所盖公章均系伪造，系周成假借黄河银行名义与张铠签订，其内容不代表黄河银行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及（2019）内03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均查明上述事实情况。黄河银行以协议约定的账户开立、资金用途认定账户内资金并非周成、戴广鹏使用，无合理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本案中张铠并未将涉案款项授权黄河银行使用，黄河银行也并未实际使用及支配涉案款项。一审法院查明张铠将涉案款项存进银行卡，交给周成与戴广鹏支配使用，且该笔借款已经由周成、戴广鹏以及二人亲属部分偿还。张铠提出的一审查明事实错误无任何事实依据。3.张铠于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9日分别与周成签订了三份《用款合作协议》，且均加盖了伪造的黄河银行公章，《用款合作协议》并非黄河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银行向个人高息借款用于为他人倒贷这种明显违背常识、常理的交易模式下，张铠作为借款一方，并未审查周成是否系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代表黄河银行签订《用款合作协议》的权限，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具有恶意，张铠不具有对此产生信赖的基础。且张铠主观上视哪一方为借款人并不影响本案其未尽审核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借款实际由周成及戴广鹏使用、《用款合作协议》并非黄河银行真实意思表示等相关事实。并且，2016年4月19日，张铠与周成、戴广鹏订立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内容即是对上述《用款合作协议》涉及借款的偿还所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明确了周成、戴广鹏为涉案借款的借款方，直接印证了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周成与戴广鹏，而黄河银行，且《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所加盖的公章也系伪造，充分证明黄河银行并非《担保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张铠如否认《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债的更新及借款事实本真的还原，其理应提交证据证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事项系与《用款合作协议》不同的且业已履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张铠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张铠主张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周成、戴广鹏迫于黄河银行压力，采取欺骗手段诱使其订立的，并非张铠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事实依据。鉴于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对黄河银行无效。三、周成与张铠订立《用款合作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张铠主张周成代表黄河银行订立《用款合作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办案机关就周成伪造公司印章案件对被答辩人张铠的问询笔录证明了周成与张铠订立《用款合作协议》之时，张铠对于实为周成等人个人借款但假借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办理借贷的事实是明知的。故张铠对于上述事项明显存在恶意，其并非善意方。2.《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一款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十三项经营范围。该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商业银行的可经营事项被严格地限制在上述十三项业务中，如果银行开展其他业务，也必须取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银行向个人借款为贷款户还回贷款的行为明显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且如银行资金回笼困难，银行可通过与其他银行间的同业拆借缓解资金紧张，且拆借期限为1个月的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基本在年利率2.5%-4.5%之间，远低于本案《用款合作协议》中约定的5%的月利率（即年利率60%）。因此，银行向个人借款用于倒贷违背常识，张铠明知且应当知道该行为不属于银行业务范畴。3.张铠与周成签订《用款合作协议》时，周成为黄河银行副行长，并非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黄河银行对外借款。张铠作为借款一方，且在《用款合作协议》约定的银行向自然人借款违背常识的情况下，理应对周成是否为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代表黄河银行签署《用款合作协议》的权利进行审核，不能仅依据合同签订一方的自我介绍、外部环境即径行认定周成具有代表黄河银行签订《用款合作协议》的权限。因此，张铠明知周成并非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而仍与其订立合同，没有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中要求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适用条件。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张铠与周成签订《用款合作协议》时约定了每月按照总额5%结算利息，月息5分的利率明显高于法律允许的利率上限，结合本案银行向自然人借款不符合常识、且张铠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审核周成是否具有代理权限的事实，其系明知周成并非黄河银行的法定代表人，不具有代理权限的情况下，出于追逐利益的心态，仍以高利率与周成签订《用款合作协议》，其主观上存在恶意。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周成与张铠订立《用款合作协议》之时，张铠对于实为周成等人个人借款但假借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办理借贷的事实是明知的。且在银行向个人高息借款用于为他人倒贷这种明显违背常识、常理的交易模式下，张铠明知周成并非黄河银行的法定代表人，不具有代理权限，仍与其签订涉及倒贷、高息的《用款合作协议》，且加盖了周成伪造的黄河银行的公章，张铠具有恶意。且（2019）内03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已经查明并认定周成伪造公章冒用黄河银行的名义与张铠进行借贷，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适用法律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根据上述法规规定，仅金融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而本案涉案借款并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金融业务，因此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张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黄河银行偿还张铠欠款475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黄河银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初，时任黄河银行副行长的周成为个人借贷方便，伪造了黄河银行的公章。张铠经时任黄河银行信贷部戴广鹏介绍认识周成。2014年11月19日，周成称黄河银行因倒贷需资金，需向张铠借款，遂与张铠商议由张铠与黄河银行签订合同，周成和戴广鹏支配这笔钱。双方在周成的办公室签订一份《用款合作协议》，在协议上，周成加盖了之前伪造的黄河银行公章。该协议约定：“甲方（张铠）就乙方使用甲方在乙方开具的存款账户内资金，经共同协商达成本协议共同遵守。一、甲方授权乙方使用甲方在乙方所开账户内资金，用于乙方为贷款户还回贷款，甲方存款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乙方按甲方存款总额的5%向甲方支付利息及其他收益，每月结清一次。二、乙方在为贷款户还回贷款过程中，如发生资金不足，贷款人不具备贷款条件，贷款人账户或资金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等情形，致使甲方资金无法收回或收益受损等后果，乙方承担赔偿责任。三、为便于结算，本协议有效期为30日，在协议期满之前，乙方必须将甲方资金和收益金额存入甲方账户，不得违约。四、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争议，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向甲方户籍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2月9日。”合同签订后，张铠在黄河银行开立账户，并向该账户转入475万元，将该银行卡及密码交于周成由其使用支配。合同到期后，周成未付清借款。2014年12月19日，双方又签订一份《用款合作协议》，内容除合同期限改为2014年12月19日至2014年1月19日外，与上一份协议基本一致，在协议上周成仍使用了伪造的公章。期限届满，周成仍未能付清借款本息，2015年1月19日，双方再次签订《用款合作协议》，内容除合同期限改为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2月19日外，与上一份协议基本一致，在协议上周成仍使用了伪造的公章。2015年5月15日周成（时任黄河银行行长）在该协议上作了补充说明：“利息已结算至5月19日，本金已归还670000元。截止到5月31日，归还本金133万元，到6月15日将剩余本金300万元及所有利息付清，如不能按期履约，除计算复利外，按每日千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并加盖了黄河银行的行政公章。期限届满，周成未能还清本息。2016年4、5月间，张铠向黄河银行追讨债务，黄河银行得知周成以单位名义借款的事实，但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责成周成尽快还款。2016年4月19日张铠与周成、戴广鹏签订了一份《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4万元，期限一年（自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4月18日止），月利率5%，利息每月支付一次，借款到期，利随本清。丙方黄河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此合同所加盖的公章仍是伪造公章。至起诉前，张铠自认共计收回借款本息共计360万元，均为周成、戴广鹏及二人的亲属归还。另查明，2015年1月，周成担任黄河银行行长、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24日，通过了乌海银监局的核准。2015年7月7日，周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2016年4月，周成辞职，不再担任黄河银行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15日，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认定周成因在担任黄河银行副行长期间伪造一枚“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在与被害人李海琴、张铠等人办理借贷书写借条等字据时使用了该枚伪造的印章，最终判决周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三份《用款合作协议》因内容涉及“倒贷”及高利息，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故该三份合同均属无效。2015年5月15日，周成（时任黄河银行行长）第三份《合作用款协议》的补充说明，虽加盖了黄河银行的真实公章，但其仍并不能改变双方合同的性质，上述协议并不因此当然有效。从涉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张铠并未将款项交付给黄河银行，而是将款项存入自己的卡里，并交由周成及戴广鹏使用支配，后续还款亦由其二人及亲属偿还，张铠对该事实均明确知晓，故本案合同的主体应为张铠与周成、戴广鹏，黄河银行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此外，2016年4月19日张铠与周成、戴广鹏重新签订了一份《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份合同是对前述三份《用款合作协议》的结算、合同期限等内容的变更，也是张铠与周成、戴广鹏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为债的更新，合同双方主体已更新为张铠与周成、戴广鹏，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份合同中，黄河银行的身份已变更为担保人，因该份合同上担保人所盖的公章也是伪造的，故该合同保证担保部分无效，合同对黄河银行并无约束力。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系基于交易安全保护思想对于无权代理之善意相对人提供积极信赖保护的制度，其构成要件之一须为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就本案而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银行的业务是吸收存款、对外贷款，以月息5分的高利向个人借款有违正常人的常识，张铠明知借款的用途是用来“倒贷”，且从合同签订时就明知钱不是由黄河银行支配，张铠的出借行为并非善意且无过失，故本案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张铠关于表见代理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张铠要求黄河银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张铠可另行向周成、戴广鹏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铠的诉讼请求。诉讼费案件受理费50108元，由原告张铠负担。二审中，黄河银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乌海市海勃湾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根据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黄河银行转让受让300万元以上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公司对外担保和重大事项并非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或者法定代表人能够单独决定的事项。张铠明知周成不具备权限，同时也未要求周成提供黄河银行的相关决议，充分说明其在本案发放贷款是恶意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用款合作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二、周成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黄河银行是否应当承担向张铠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倒贷行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黄河银行以倒贷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主张《用款合作协议》无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不仅客观上要求具有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具有代理权的依据，还要求主观上相对人误认为无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并对此误认善意无过失。具体到本案中，客观要件方面，首先，周成作为时任黄河银行分管信贷业务的常务副行长，其有权代表黄河银行进行相应的民事行为。其次，周成出具《用款合作协议》的场所是在其位于黄河银行的办公场所，也具有履行职务的特征。最后，《用款合作写意》的内容也表明是张铠授权黄河银行使用其资金用以倒贷，而非周成向张铠个人借款。虽然三份《用款合作协议》上加盖的公章均为假章，但本院认为，印章真伪非经专业判断，难以识别，苛责相对人务必确认印章真伪已确认行为人享有代理权，显然使相对人负有过重的调查义务。行为人加盖印章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否能归属于印章所彰显的单位，更多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或权利外观。如上所述，根据周成出具《用款合作协议》时的身份、出具《用款合作协议》的场所以及《用款合作协议》的内容即可认定周成有代理黄河银行的权利外观，故公章的真假不影响表见代理的认定。主观要件方面，一审法院以张铠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以及周成、戴广鹏的个人还款即认定张铠在签订《用款合作协议》时即明知其款项为周成、戴广鹏而非黄河银行使用，对此，本院认为，张铠的陈述中虽然有“我们商议的结果是我和海勃湾村镇银行签订合同，戴广鹏和周成支配这笔钱”的表述，但张铠同样陈述其是在2014年底听亲戚介绍得知海勃湾村镇银行有倒贷业务，结合倒贷业务本身为银行的非常规业务，需要由具体的经办人以银行的名义负责操作的这一事实，不能单纯的以张铠上述表述以及周成、戴广鹏的个人还款认定其当时就得知其款项为周成、戴广鹏使用，张铠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故周成签订《用款合作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015年5月15日，已成为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周成在《用款合作协议》上后附补充说明，对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并加盖有黄河银行的真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直接发生约束黄河银行的法律后果。黄河银行以转让受让300万元以上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为由抗辩周成超越代理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故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纳。2016年4月19日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的签订同样是建立在张铠基于先前对周成的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虽然此时周成已非黄河银行法定代表人，所加盖的公章同样为假章，但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构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签订属于债的更新，而非张铠主张的债的加入，所谓债的加入是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黄河银行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签订，其身份已由借款人变更为连带保证人，张铠仍将黄河银行作为借款人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于保证责任张铠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张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08元，由张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戴玉英审判员 蔡世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乌日汗书记员 解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