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兰英，女，194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晓栋，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晓辉，女，197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春潮、李凯，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军，男，195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凯，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因与被上诉人左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8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给付7.4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负责保管分配熊国珍的抚恤金。一审开庭笔录第13页第一行，左军明确表明左名分4万，第八行明确表明是左军负责分配抚恤金，这与2011年4月11日的转款时间吻合。如该笔7.4万元不是抚恤金和遗产，左军应证明抚恤金和遗产是如何交付给左名的。二、继承一案中未涉及除房产外的其他遗产，说明其他遗产已分配完毕，双方没有争议。一审法院未调取熊国珍的银行流水，不利于查明真实情况，从其账号流水上应能查到是左军在什么时间领取了相应款项，然后再给左名进行了分配。由于熊国珍的财产一直由左军保管，我们不知熊国珍账号及其遗产总额，也不知道实际收到的丧葬费、抚恤金数额，所以提起调取证据申请。虽总额未知，但熊国珍作为离休高干显然留下丰厚的遗产和抚恤金。左名作为熊国珍长子早已随子女到北京生活，所以被上诉人作为财产保管人，处分遗产并支付给左名符合情理。此外，继承案除四套房产外未涉及其他遗产，说明双方已对其他遗产进行了分配。三、被上诉人的转账时间和上诉人购房时间、其他借款相矛盾。被上诉人称左名因家庭生活和购房向左军多次借款，事实上左晓栋买房发生在2012年末，除购房外上诉人一家从未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在两次诉讼出具的其他转账记录和借条均发生在2012年后，原因均是左晓栋购房)。左晓栋、左晓辉均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入稳定，2011年时家庭未发生生病等重大变故，上诉人不存在因生活需要向被上诉人借钱的可能性。该数额并不大，上诉人即使真有需要也可以轻易周转，不可能向左军借钱。被上诉人始终未合理说明左名向其借钱的理由，在继承纠纷案中，被上诉人的几位妹妹曾向法院提交声明，表示左军生活困难，自愿将自己的房产份额赠与左军，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经济困难，不可能因他人生活需要而出借资金。四、另被上诉人曾于2016年5月委托其妹夫魏慎以微信形式向左晓栋索要尚未结清的欠款，在左晓栋向被上诉人打款后，被上诉人认为己结清，当时被上诉人并未提及7.4万元。被上诉人还曾于2017年起诉刘兰英，列出了被上诉人认为的所有借贷纠纷，这些纠纷中依然不包含7.4万元。被上诉人在左名去世前长达5年时间内从未向左名提出归还7.4万元。显然不能以被上诉人遗忘为解释，特别是左名已于2016年去世，被上诉人突然以转账记录为由提出左名欠其7.4万元，其有意钻了当事人已去世，且亲属无权查证左名银行账户信息(左名生前还可能多次向被上诉人转账)的空子，明显恶意。被上诉人2017年第一次向新华区法院起诉时，仅向法庭提交了对左名的转账记录和左名的欠条，而对收到还款事实一概否认，直至被上诉人提交了左晓栋、刘冬梅(左晓栋爱人)、禹洪武(左晓辉爱人)向左军的转账记录才作罢。 被上诉人左军答辩称，一、根据答辩人左军三个妹妹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可知熊国珍的遗产于其去世后以现金形式分配完毕，因答辩人承担了办理熊国珍丧葬事宜的全部费用，故左名和答辩人的三个妹妹一致同意由答辩人一人全部领取熊国珍的抚恤金，作为对答辩人承担熊国珍全部丧葬事宜费用的补偿，左名及答辩人的三个妹妹均已出具书面声明放弃领取熊国珍抚恤金，故本案所涉及的7.4万元为答辩人出借给左名的借款，与熊国珍的遗产或抚恤金没有任何关系。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主张7.4万元为熊国珍的抚恤金和遗产，应由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答辩人为还原事实真相还是提供了答辩人三个妹妹的书面证人证言，健在的参与熊国珍遗产和抚恤金分配的人员均一致证明本案涉及的7.4万元与熊国珍的遗产和抚恤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上诉人对7.4万元系左名应分得遗产和抚恤金的主张不应支持。三、上诉人已偿还答辩人2012年9月28日出借的25万元、2013年2月17日出借的25万元等借款，且答辩人的三个妹妹在继承案中出具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的理由实为念及亲情、为家庭和睦着想，并非因答辩人生活困难，因此答辩人不仅有向左名出借借款的能力且有向左名出借借款的惯例。四、答辩人从未委托魏慎向上诉人索要借款，而是由上诉人自行找到魏慎作为中间人协调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关系的，答辩人从未作出过其与左名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的表示。因答辩人年事已高，本来与左名约定的是通过多分父母遗产回迁房产的形式清偿债务，但上诉人在左名去世后不顾前述约定，使答辩人的主要精力均集中在与上诉人的房产继承纠纷中，在继承纠纷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答辩人经认真梳理才发现7.4万元借款并未清偿，答辩人本来就享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自由。因此，对上诉人没有证据、对答辩人主观恶意的自行推测，不应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名与原告左军系兄弟关系。左名与被告刘兰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即本案被告左晓栋、左晓辉。原告左军于2011年4月8日通过名下尾号9135的工商银行帐户向左名转账7.4万元，原告左军主张该笔转款是左名向其借款，被告主张该款不是借款，是左军打给左名的二人母亲熊国珍的抚恤金及遗产，是左名的应得份额，被告申请调取熊国珍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6月1日银行卡资金来往记录。 原告主张2013年12月20日左名向其借款23万元，其以现金方式向左名提供借款，提供2013年12月20日左名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左军现金23万元整（左晓栋房子用）”。被告质证称此笔借条所载款项与2013年12月21日原告左军转账给左名的30.5万元是同一笔借款，其中的7.5万元是左名自己的钱（刘兰英的工资7.5万元）,为了节省异地汇款费用，由原告左军将借款23万元、7.5万元工资一起汇入到左名卡上，被告左晓辉及其丈夫禹洪武于2016年6月2日全额还清。原告左军认可2013年12月21日通过转账出借给左名的30.5万元被告已还清，该笔借款与2013年12月20日以现金方式出借的23万元是两笔借款。 原告主张2015年10月19日，左名因房屋拆迁需要补交超面积的房款6.5585万元，原告出借给左名其中6万元，由刘亚丽代替左名补交超面积房款。原告提供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4民初640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原告在桥西区案件中提供的银行存折证明原告2015年10月16日取现6万元，以及三被告在桥西区法院审理的6401案件中提供的证据目录（二）。被告质证称左名曾于2015年4月15日取款3.25万元、2015年4月16日取款1.24万元、2015年4月17日转账1.74万元，交付给原告左军用以偿还此前借款，故此款项6万元，并非是左名向左军的借款，且原告仅提供取款凭证，不能证明向刘亚丽实际交付6万元。 另查明，三被告在桥西区法院审理的6401案件中提供的证据目录（二）中载明“证据5、2015年4月15日左名支取现金3.25万元记录、证据6、2015年4月16日左名支取现金1.24万元记录、证据7、2015年4月16日左名转账1.74万元给左军记录……。原告左军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与本案无关，被告方本可不予回应，但为说清事实经过，特提交以上证据。证据说明如下：（1）证据5、6、7证明左名在2015年4月份回石家庄看病期间，转账1.74万元给左军，并取现4.5万元（合计6.24万元）。左名当时给在北京的刘兰英打电话，说这笔钱不带回北京，用于部分归还2013年12月向左军借的30.5万元借款。2015年10月左名因需交超面积房款，向左军提出，把上次还给左军的6万元再借出来，即，此时依然欠左军30.5万元。这与左军提交的银行记录2015年4月16日收到转账1.74万元，存入现金4.5万元，2015年10月16日取现6万元相印证。……”。 再查，左名于2016年2月2日去世，继承人为本案三被告，即配偶刘兰英、儿子左晓栋、女儿左晓辉。三人未表示放弃对左名遗产的继承。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8695号民事判决中，判决第三项“坐落于石家庄市房屋由上诉人刘兰英、左晓辉、左晓栋继承”。 上述事实有转账凭证、借条、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左名对其三笔借款是否成立。一、对于原告主张的2011年4月8日左名向其借款7.4万元，原告左军提供了转款凭证，三被告均不认可，认为系左军打给左名的其二人母亲的抚恤金及遗产中左名应得部分，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被告申请调取熊国珍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6月1日银行卡资金来往记录，该院认为即便调取成功亦不能证明被告主张，故对原告主张该院予以认定，被告应予偿还。原告主张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因未提供双方约定了本次借款需支付利息的证据，故该院不予支持。二、对于原告主张2013年12月20日左名向其借款23万元，原告提供了左名书写的现金借条为证，结合次日原告以转账方式向左名转款30.5万元，原告主张系分别向左名提供了两笔借款，借条显示左名向左军借款23万元现金，但原告左军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左名实际交付现金23万元，且大额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2015年10月16日向左名出借6万元，提供2015年10月16日取现6万元的银行存折及桥西法院（2016）冀0104民初6401号卷宗材料佐证，被告质证称房屋超面积款为刘亚丽所交，与原告左军无关，且通过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左军交付该6万元用于刘亚丽代左名交付房屋差价款，但是同时亦证明左名在2015年4月16日通过现金及转账曾支付给左军6万余元，故两笔款项相抵，对原告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因借款人左名已去世，三被告作为继承人，未放弃对其遗产的继承，原告主张三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清偿其债务，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被继承人左名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原告左军借款7.4万元。二、驳回原告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11元，由原告左军负担6995元，被告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负担1316元。 本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证人左某1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二、证人左某2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三、证人左某3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据拟证明熊国珍遗产中涉及货币的部分已于其去世后随即分配完毕，包括左名在内的五人共同协商确定熊国珍的抚恤金归被上诉人所有，本案所涉7.4万元借款与熊国珍的遗产或抚恤金没有关系，确为被上诉人向左名出借的借款。证据四、左某1、左某2、左某3在（2017）冀0104民初4849号案件中向法院出具的《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拟证明三名证人放弃其应继承的份额系出于“念及亲情，为家庭和睦着想”，而非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生活困难，被上诉人有向左名出借案涉款项的能力。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一、二、三，从证据形式上讲属于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和法庭的质询，在该三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其提交书面证言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不予质证；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所涉7.4万元是否为借款无关。 二审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7.4万元是否是左名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该款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11年4月8日其向左名转款7.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此为向左名的借款。上诉人认为此系被上诉人打给左名的其二人母亲的抚恤金及遗产中左名应得部分，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调取熊国珍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6月1日银行卡资金往来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即便调取成功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做法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关于该笔款项自2011年4月11日转账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0日起诉上诉人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且没有证据证实案涉7.4万元借款约定了还款期限，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 综上所述，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元，由上诉人刘兰英、左晓栋、左晓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永奇 审判员  刘瑞英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田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