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9号。负责人：王建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娟，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建湖县城向阳路98号。法定代表人：何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胜，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松岚村。负责人：陈德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平，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鼎然律所）、上诉人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达烟台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0602民初10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鼎然律所的上诉请求：撤销（2017）鲁0602民初100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支持上诉人对171800元部分律师代理费的主张。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合同及谈话笔录中明确约定撤诉要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71800元酌定为100000元干涉了双方的合同自由，且被上诉人因为恶意解约并未多支付费用，没有为恶意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在经济活动中如果一方因为恶意行为获利，将助长不良的行为发生，不利于诚信和良好秩序的建立。登达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鼎然律所与登达公司签订了2份代理合同，第一份代理合同有关汽车城的撤销权代理，因为鼎然律所提出的代理方案错误，在明知汽车城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委托人在烟台起诉，结果对方提交了破产决定书，烟台受案法院告知委托人案件移送破产受理法院管辖，作为知名律所代理人高娟，连破产案件管辖法院都搞错，所以她的代理思路是错的，代理方案是错的。委托人对她失去了信任才导致第二个委托案件的解除，第二个案件解除通知高娟在起诉状中自认是2015年10月14日，也就是说第二份代理合同鼎然律所代理人高娟没有实际进入诉讼程序，并且接受了解除提议，法律明确规定解除异议在3个月之内起诉，鼎然律所一直没有对解除提出异议，而现在以已经解除的合同主张代理费和损失费的追偿，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关于解除权异议期限的专项规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登达烟台分公司答辩，不同意上诉人鼎然律所的诉讼请求。第一、按照双方的代理协议，鼎然律所只是履行了撤销权纠纷一案的一部分法律服务，其他没有进行，因此不应当承担其他代理费以及损失。第二、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签订代理协议的基础是上诉人鼎然律所换一条思路即撤销权案件成功，这是第二份代理协议履行的基础。在上诉人鼎然律所破产案件债务纠纷提起出现管辖错误并且仍然出现被上诉人只能申报债权的后果，因此继续由鼎然律所代理第二个诉讼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合情、合理、合法。第三、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撤销代理人，撤销代理人的理由及告知上诉人撤销时间均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上诉人也没有实际履行第二份代理协议，因此给付代理费以及承担其预期利益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一审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登达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0602民初1004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鼎然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1、在专项时效方面,未按专项规定适用法律。本案中,鼎然律所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和法律后果的承担问题。①第一份已进入诉讼程序的镇江汽车城撤销权案件的代理费纠纷,依法适用民诉法普通时效的规定;②第二份有关向湖北远大追偿劳务费纠纷案,在未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上诉人已经向鼎然律所送达了解除委托合同的申请书。鼎然律所提起追偿代理费及可得利益诉讼,涉及的是合同解除权异议,对该案时效期审查,应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解除权异议期限的专项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照客观法律事实,上诉人解除“湖北远大追偿劳务报酬”的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送达时间是2015年10月14日,鼎然律所提起解除异议之诉的时间是2017年10月8日,比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异议期时间超出6倍多,对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支持”,但是一审判决却有法不依,仍然违法判决支持鼎然律所主张的代理费10万元,赔偿损失407700元,适用法律错误是十分明显的!2、对上诉人合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效力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有明确规定,而一审判决没有依法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就本案而言,双方订立的湖北远大劳务费用追偿案委托代理合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属于未履行的合同,解除通知送达后,终止履行即可,这是法律维护契约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一审判决把未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已经履行的合同,并按过错原则,判令由上诉人(委托人)向鼎然律所支付代理费10万元,赔偿违约损失407700元,不仅把未履行作为已履行处理,而且同时明显存在有法不依,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二)认定事实错误,存在故意混淆事实的问题。1、把两份独立的委托代理合同,混淆为“同一委托事项”。上诉人与鼎然律所签订两份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是向镇江汽车城行使撤销权委托代理诉讼案;一份是向湖北远大追偿劳务费的委托代理诉讼案。两个委托案被追偿人以及追偿内容都不同。但是,鼎然律所却故意混淆为“同一委托事项”，为其强加违约责任给上诉人预先打下伏笔!2、把一份委托代理合同进入诉讼履行,混淆成“整个委托事宜已进入诉讼过程中”，正是引用前面“同一事项”的伏笔到这里进一步把推演混淆的概念作为追究违约责任的结论意见的依据,错误非常明显!3、把第一份委托代理诉讼案的撤诉,混同于第二份委托代理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撤诉”，为主张第二份合同的代理费损失费形成表象合理“依据”。实质上,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也未向法院投诉,更没有在法院立案,根本就不存在“撤诉”问题。被上诉人和一审法官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第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的撤诉,移用到第二份合同“撤诉”,以此确定第二份代理合同的代理费及损失!4、在第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把鼎然律所履行过错撤诉混淆为“登达烟台分公司主动撤回起诉结案。”故而认定“应依约支付代理费”。在一审庭审举证时,上诉人举证证明:鼎然律所明知汽车城已进入破产程序,明知上诉人已申报了债权,仍然提出要进行撤销权诉讼案,并把管辖法院定在烟台莱山区法院;上诉人(委托人)按照鼎然律所的提议,在莱山区法院立案后,开庭当天鼎然律所迟延出庭,等到镇江汽车城破产管理人员到庭提出管辖异议后,法院决定移送管辖后才到庭,镇江受案法院开庭前告知,已申报债权,不可以再行使原订立合同的撤销权,建议撤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鼎然律所自行书写了撤诉申请,让上诉人(委托人)盖章寄出后结案。事实证明,作为懂法律的知名律所以及委派律师,将不应另案诉讼的破产案件,忽悠上诉人委托其实施了费时费力无价值的诉讼案件。正因为如此,上诉人对其失去信任,在给其1000元代理费后拒绝支付约定代理费是有理由的!经过第一份代理合同的履行,使上诉人完全知道鼎然律所不诚信不守法,故对第二份委托合同进行了解除。对于上诉人当庭举证和陈述,一审法院均未依法采信,而偏面认定鼎然律所已全面履行受托义务,存在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问题。5、把重新委托他人诉讼的第二份代理合同未果的事实,混淆为已全部实现债权的事实,把解除代理合同混淆为履行代理的合同!上诉人(委托人)决定解除鼎然律所第二份代理合同后,另行委托山东鑫士铭律所代理了向湖北远大追偿劳务费纠纷案,因湖北远大负责人口头承诺,在撤诉后可以协商履行,上诉人为了便于协商,作了撤诉处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履行的具体意见。对此上诉人的烟台分公司负责人陈德新在当庭回答及庭后接受询问均如实表述了“没有达成书面协商意见,没有实际履行”的陈述内容。然而,一审判决却将他人代理的第二份合同混淆为被上诉人代理的合同,把被上诉人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的事实,混淆为“已实现债权的事实,并按照别人诉讼的标的款计算没有实际履行代理合同的鼎然律所的代理费10万元,赔偿金40多万元。以上混淆认定事实与裁判,彻底违反了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准则。(三)鼎然律所有篡改原始证据的行为。1、篡改了律师谈话笔录的手写内容。目前,上诉人保存着一份高娟本人记录的一份律师谈话笔录复印件。该复印件与庭审质证存卷的质证件在手写内容方面差异很大!在质证笔录中,伪造了“无论案子到哪一步,你都要按约定支付律师费、违约金和预期利益损失,违约要付出高昂成本”内容,为其实施捆绑责任、不服务也讹钱伪造添加了伏笔内容!2、算改了第二份代理合同。2015年4月14日,上诉人的烟台分公司负责人陈德新在与高娟律师谈话后高律师当场拿出两份委托代理单页格式合同各壹份,并当场填写第一份镇江汽车城撤销权纠纷案,约定代理费一万元,填写在第六条第1款内；第二份填写的是与湖北远大合同纠纷案,约定代理费“甲方按执行到账额(含互相抵顶)1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填写“15%”在合同第六条第3款内。但是,在存卷的第二份合同,却不是单页的格式合同,却变成了两页的打印合同,比单页格式合同增加了较多不服务也收费的内容。以上存疑问题,只能在二审开庭时重新质证谈话笔录、撤诉申请、撤销委托申请以及委托代理合同原件予以明辨是非。综上,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确实存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方面的严重错误,以及原始证据存疑等问题,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庭审中补充以下上诉理由：第一、把两份不同的法律关系的代理合同，错误认定为整个委托事项已进入诉讼过程中，只有第一份委托合同进入诉讼，第二份委托合同已经被解除，没有实际进入诉讼。第二、登达公司与鼎然律所解除第二份合同无过错。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是基于信任才形成合同关系的，当委托人对代理人失去信任时，解除委托是合法行使权力。被委托人在谈话记录中明确表示，向汽车城行使撤销权是为湖北远大追偿案铺路，两个官司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但是，鼎然律所在进行第一个案件诉讼过程中破产案件受案法院管辖都搞错了，怎么能让委托人信任她再继续进行第二个案件的诉讼呢。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合同是合理的，鼎然律所没有在解除的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所以解除合同已通知到，不存在以解除的合同提起诉讼费和损失费追偿的客观依据和法律依据，没有提供服务不能要求代理费。鼎然律所答辩称，第一、登达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该案不是解除权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对此法律适用没有问题。第二、两份委托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在双方的谈话笔录中已经明确，登达公司所谓的合同未履行不能成立。鼎然律所没有继续代理的原因在于登达公司的恶意解约，法律关于契约自由的精神不是登达公司理解的合同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如果真如此，合同岂不是废纸一张。第三、登达公司既然认为撤销权案不可能导致其重新申报破产债权，那为什么又委托鑫士铭律所代理，又为什么和湖北远大达成以房顶债的协议，为什么等与湖北远大结案后才对撤销权一案撤诉。从登达公司委托鼎然律所直到今天，登达公司谎话连篇，其言论完全不可信。第四、关于撤销权案为什么在烟台立案，登达公司心知肚明，其在诉状中盖章确认，现在为达到不缴费的目的任意甩锅，在与鼎然律所解除合同后的四个月的谈话录音中，登达烟台分公司负责人陈德新一直对鼎然律所代理人高娟表示“我还是以前的意见说你没有问题”，他以为自己私下委托鑫士铭的事情鼎然律所并不知情，而在鼎然律所代理人高娟出示了从裁判文书网调取的相关文书后，陈德新瞬间翻脸，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所谓的指责究竟是为什么。第五、关于本案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佐证，不存在登达公司所谓的篡改证据行为，登达公司此举不过在拖延时间，本案一审判决至今历时一年多，正是因为登达公司拒不配合提交相关网上立案材料所致，现登达公司故伎重演，请二审法院驳回其请求，支持鼎然律所的主张。登达烟台分公司答辩，同意上诉人登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告鼎然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登达公司、登达烟台分公司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715500元，并自2015年10月1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开庭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80800元，赔偿损失407700元，并自2015年10月18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原告。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25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与湖北远大签订协议，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委派管理人员为湖北远大位于镇江汽车城项目进行管理，协议的履行过程中，项目开发商镇江汽车城函告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要求将登达烟台分公司与湖北远大的合同主体变更为镇江汽车城，2014年5月26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与镇江汽车城签订协议，将其与湖北远大的权利义务变更为镇江汽车城，主体变更后，镇江汽车城于2015年1月进入破产程序，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原告委托律师高娟的协助下，于2015年3月向破产受理法院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报债权。2015年4月14日，原告指派律师高娟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进行了谈话，并形成了律师谈话笔录，其中原告作为“问”的一方，被告作为“答”的一方。其笔录部分内容摘录如下。答：“我与湖北远大签订劳务协议，后来开发商又逼我与其签订合同，将前份合同主体和责任义务转给了开发商，开发商不给钱，我找湖北远大，湖北远大认为我和开发商签了合同，应由开发商付钱，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我找许多律师咨询，都认为应以后签合同为准，向开发商申报债权，但开发商负债太多，我这四五百万很难要回”；问：“希望我们双方都能遵守合同，如你方无故解约或恶意损害律所利益，则无论案子到哪一步，你都要按约定支付律师费、违约金和预期利益损失，违约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与你解释了，签两份合同只为方便律所管理，这其实是一个案子，把前面的1万写在第一份合同，风险的15写在第二份合同，第一个诉讼为第二个索赔铺路，两个官司组成一个完整的诉讼思路”。答称：“几个合同都行，只是形式，目的是把钱要回来”。问称：“我把案子思路和你说说，先诉甲方打撤销权之诉，撤销与甲的合同，再诉乙要求乙履行合同，这就是案子的核心，两个官司达到咱们的目的，时间可能相对长点”。答：“我同意你的想法，你尽快希望早点拿回钱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律师谈话笔录中盖印予以确认。2015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协议，由原告代理其在镇江汽车城劳务费维权事宜，该两份协议约定报酬给付分别为壹万元和执行到账额（含相互抵顶）的百分之十五；代理费的支付时间分别为合同签定之日起3日内和案款到达被告账户之日起3日内。2015年5月12日，原告代理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立案起诉镇江汽车城撤销权案，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日以（2015）莱山民三初字第309号将案件移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元。2015年9月14日，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受理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起诉与湖北远大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委托代理人系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向莱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与湖北远大劳务纠纷案。2015年10月14日，被告分公司向原告提出撤回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起诉汽车城的撤销权案，并撤销与原告就湖北远大服务合同纠纷案的委托代理权，在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给原告提交的撤销委托申请中，陈述理由为：“湖北远大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故我公司决定不再立案起诉”。2016年1月5日上午9时，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高娟和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的负责人陈德新在陈德新办公室谈话，高娟称：“你这个事办的我没想到很意外”，陈德新称：“不是意外，你听我说哈，我还是以前意见说你没有问题”。高娟称：“哪没有问题，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陈德新称：“啊，就不应该起诉镇江那家”。高娟称：“回来以后呢我听别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后来你又起诉了，我想起诉就起诉了，后来我一查，你这个事是委托我来做的，对吧，但后来发现你用鑫士铭的律师，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陈德新称：“你听我讲，我找人打官司，现在判决没出来，我等到猴年马月？我菜都凉了”、“你的思路不对”。高娟称：“如果说我的思路不对，湖北远大立案后，你应该立即撤掉，你为什么一下不撤？你要等这个案子结了以后，你再撤，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陈德新称：“我要等全部处理好了，我再撤”。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了两被告在银行其账户内的存款800000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并查封了原告提供的担保房产。诉讼中，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至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15）莱山商初字第422号案件的起诉状、撤诉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律所公函。在起诉状中，本案被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湖北远大支付管理费3070000元、违约金1460000元及律师费180000元。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撤诉申请理由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诉讼目的已经达成”。2019年2月26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负责人陈德新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称，其公司与湖北远大不存在书面协议，只是和湖北远大的代表涂果倩口头协商达成了以房顶债的协议。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谈话笔录、（2015）莱山商初字第422号案卷材料、谈话录音、撤诉申请及庭审笔录、调查笔录中记载的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均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认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原告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签订的诉讼委托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形式要件齐备，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均应按照合同恪守履行。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以双方相互信任为条件而建立的，任何一方对他方产生了不信任，都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但该合同解除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委托人取消委托并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受托人的损失。故本案的要点在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行使解除权，解除其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后，是否应当支付报酬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一）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报酬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原告基于律师事务所管理的需要，将同一委托事项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并在律师谈话笔录中征得了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的同意，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予以认可。所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即可以认定整个委托事宜已经进入诉讼过程中。在第一份委托协议中，双方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0000元，原告履行了其立案、出庭等义务，案件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主动撤回起诉结案，故登达烟台分公司应当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扣除前期支付的1000元，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第一份委托协议中还应当支付9000元律师代理费。在第二份委托协议中，双方约定诉讼中若登达烟台分公司撤诉，则原告有权按照诉讼标的6%收费。2015年10月14日，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以湖北远大进入破产程序为由，解除了与原告的委托关系。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虚构事实，导致委托合同解除，应当承担支付相应报酬的义务。综合考虑原告提供的、包括先期调查、谈话笔录中体现的诉讼思路和两个诉讼对最终实现权益的作用等各种情况，结合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捏造事实解除委托合同的情节，一审法院将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第二份委托协议中需要支付的律师费酌定为10万元为宜。综上，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律师费用为109000元。（二）关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作为委托人，其虚构“湖北远大”已经破产的事实，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其行为构成了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赔偿因此给受托人，即本案原告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在原告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委托协议中，双方约定登达烟台分公司按执行到账额（含互相抵顶）15%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并于收到判决或裁决的3日内支付。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与湖北远大达成口头以房顶债协议并撤回了起诉的情形来看，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已经实现债权，一审法院酌定以其在莱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请标的即4530000元作为互相抵顶的金额，故原告依照委托协议完成委托可得的律师代理费用为679500元（4530000×15%），扣除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71800元（4530000×6%），其可得利益损失为407700元，对此依法予以支持。（三）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拖欠原告律师代理费，因此给原告造成了利息损失。在原告与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委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收到判决或裁决的3日内支付。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因该付款节点无法明确，故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开始计算被告未支付的律师费利息损失。原告向被告主张延迟给付损害赔偿金而造成的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系被告登达公司下属的、直接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被告登达公司应当共同承担登达烟台分公司的清偿责任。（四）被告登达烟台分公司答辩意见中称原告未完全履行第一份代理合同并存在过错以及未履行第二份代理协议，而被告不需要支付代理费的意见，与其签署律师谈话笔录中认可两份协议为同一委托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其辩称未欺骗原告的主张与其发给原告的解除函、湖北远大并未破产的事实不符，依法也不予支持。被告登达公司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依法不予认可。被告登达公司称原告开展诉讼的思路和方法无法实施的答辩意见与登达烟台分公司在律师谈话笔录中认可原告诉讼思路的事实不符，依法亦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7）鲁0602民初10043号民事判决：一、限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被告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09000元，并自起诉之日2017年10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9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二、限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被告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损失407700元。三、驳回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被告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案件受理费10955元，由原告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负担1988元，由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共同负担896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鼎然律所与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后，仅针对第一份委托协议履行了立案、出庭等义务，对于第二份委托协议，虽因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虚构事实解除委托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应承担支付相应报酬的义务，但对于应当支付的数额，一审判决综合上诉人鼎然律所提供的、包括先期调查、谈话笔录中体现的诉讼思路和两个诉讼对最终实现权益的作用等各种情况，将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第二份委托合同中需要支付的律师费酌定为1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鼎然律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鼎然律所基于律师事务所管理的需要，将同一委托事项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在律师谈话笔录中征得了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的同意，上诉人登达公司与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对该律师谈话笔录均予认可，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即可以认定整个委托事宜已经进入诉讼过程中是正确的。上诉人登达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将两份独立的委托代理合同混淆为同一委托事项、将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认定为已经履行的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鼎然律所对于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行使解除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无异议，但认为因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虚构湖北远大已经破产的事实，单方解除合同，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应由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和上诉人登达公司共同承担，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登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上述规定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登达公司和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对于上诉人鼎然律所提交的两份律师谈话笔录以及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第二份律师谈话笔录和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上均盖有被上诉人登达烟台分公司的印章，事实清楚。对于第二份律师谈话笔录，上诉人登达公司主张烟台分公司参加谈话的当事人是陈德新，他当时认可的谈话内容是委托代理事项，双方没有谈到所谓的风险责任问题，“无论案子到哪一步,你都要按约定支付律师费、违约金和预期利益损失,违约要付出高昂成本”的内容是高娟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自行增加的；对于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登达公司主张上面的印章是陈德新出于对高娟的信任，把分公司印章带到鼎然律所由高娟自行加盖的。但对于上述二主张，上诉人登达公司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上诉人登达公司关于上诉人鼎然律所有篡改原始证据的行为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鼎然律所和上诉人登达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6元，由上诉人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5元，由上诉人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