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熙萍，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才生，男，196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诚，浙江建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望岳东路中段财源街道办事处院内办公楼西楼四层。 法定代表人：李强。 原审被告：郭琍琍，女，196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第三人：范生民，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徐熙萍因与被上诉人程才生、原审被告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公司）和郭琍琍、原审第三人范生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5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熙萍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徐熙萍抵押给程才生的财产凭证予以返还；一、二审诉讼费用据实判定分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证据取舍严重违法。1.一审判决将案由从民间借贷纠纷改为合同纠纷，但又未按照合同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展开审理，把程才生自定的370万利息，毫无根据地认定为“股权回购的溢价和利息”。2.程才生的“借条”是其本人计算和加上利息并写好后叫徐熙萍签字的（范生民和申屠的也相同），章某的是其写好后叫徐熙萍重新抄就。四张“借条”内容不一样，判决书认定的“经清算”的证据何在？3.承诺书是程才生唯恐徐熙萍维权失败，担心投资款要不回来时，死缠烂打要求徐熙萍写的。对这样的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的关键证据，在一审判决中却消失了。何况徐熙萍起诉山东省政府胜诉的行政判决书出来后，程才生回了“哪（那）就好了，会在什么时间钱能要回来。”由此可见，借条和承诺书是程才生不想承担投资风险，又要强行限定时间叫徐熙萍还钱的违法手段而已。4.对程才生的违约责任，判决中只字未提。徐熙萍曾提起反诉，被要求撤回，只同意追加第三人范生民；要求证人章某、申某出庭作证，不予理睬；要求返还财产凭证，判决中也无从查找……。5.另外三个人并不是按照“借条”内容处理完毕（即未执行原利息），且违约行为又是程才生造成的，违约者却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非民间借贷纠纷，程才生自己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了合作协议是基础法律关系，说明“借条”已经被推翻或充其量只是一个可供审查的证据。徐熙萍只是凭程才生等人单方胁迫而生成所谓借条，还有后来经过双方协商的承诺书，证明“借条”是虚空的，徐熙萍从来没有向程才生借款用于个人经营等，合作协议—银行汇款流水凭证—借条—承诺书都与基础法律关系相关，明显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三、判决粗糙、错误连连。1.判决中有三处将程才生的名字误成徐熙萍。2.月利率仍按照2%计算，已经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3.案件受理费负担极不合理。程才生的诉讼请求，按照判决内容并没有得到完全支持，但案件受理费却全部由徐熙萍负担。此外，诉讼保全裁定书徐熙萍至今也没有收到，一审法院还错误的查封了郭琍琍的房产。补充：1、徐熙萍与程才生、范生民、章某、申某四个人的合作投资纠纷，出现了“同案不同调解、判决”的问题，导致同样的事实出现不同的结果。2、一审认定的“经清算”毫无根据，四个原告均以民间借贷起诉。3、本案仅凭借条定性，还不顾借条之后双方商定的承诺书。借条是程才生自己单独计算的，投资款和垫资借款也未加以区分，是其单方行为。 被上诉人程才生答辩称，徐熙萍上诉请求不明确，有关返还抵押财产凭证的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徐熙萍的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原审被告明智公司、郭琍琍，及原审第三人范生民均未发表意见。 程才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徐熙萍归还本金970万元及利息698.4万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22日，此后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付清之日)；二、判令明智公司、郭琍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4年6月25日，徐熙萍（甲方）与程才生、范生民（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一、股权转让。甲方将其持有的明智公司15%股权作价5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2014年6月25日前将上述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借款。乙方于2014年7月5日前借给甲方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7月5日至2015年1月4日；上述借款用于“明智时代广场”项目前期投入；如在借款期限届满归还，不计利息，否则利息从借款的第四个月开始计算利息，月利率2%。三、工程施工承包。“明智时代广场”项目由乙方所在的公司项目总承包，由乙方负责组织施工。2014年11月27日，徐熙萍在该《合作协议》备注：乙方的300万元借款已不能到位，股权调整为12%，股权转让款调整为400万元，800万元为借款，按约定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协议签订后，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程才生陆续向徐熙萍支付款项，共计1200万元。该款中，包括范生民、章某和申某300万元，程才生900万元。2016年7月5日，徐熙萍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记载：“徐熙萍于2016年7月5日（笔误，应为2016年11月5日）前归还全部款项，如到期未归还，以常山县的自有房产、妹妹郭琍琍在常山紫港小区项目14.2%的股权作为抵押（经郭琍琍签字认可）。”与此同时，徐熙萍出具一份《借条》记载：“兹有徐熙萍于2016年7月5日向程才生借款1270万元，在2016年11月5日前全部还清，利息按2%月息计算。”2016年7月20日，郭琍琍出具《字据》记载：“徐熙萍在常山紫港小区项目未完售店面房13.17%股份，现登记在郭琍琍名下。郭琍琍同意将上述股份抵押给程才生、范生民、章某和申某等人，用于担保徐熙萍在泰安明智公司项目的债务。”2016年8月22日，徐熙萍归还程才生款项300万元。范生民、章某和申某投资300万元，已经在另案中处理完毕。 另查，明智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8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由股东董明、袁智组成，分别持有公司股权70%、30%。2014年4月15日，公司股权变更为由徐熙萍持有60%、董明持有20%、袁智持有20%，明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明变更为徐熙萍。之后经过几次变更，公司股权变更为由股东山东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60%，徐熙萍持有20%、董明持有20%，明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强。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法律关系定性问题。《还款计划》《借条》是基于《合作协议》演变过来，其基础法律关系，应该以《合作协议》为准。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其包含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案由以民间借贷纠纷冠之，尚不涵盖两种法律关系，故该院将其变更为合同纠纷。二、合同结算效力。以程才生名义出资1200万元，一部分是范生民、章某和申某出资300万元，另一部分是程才生出资900万元，因此程才生出资本金为900万元。《还款计划》《借条》，是对之前合作关系的一次总清算，不管基于股权回购的溢价或是基于借贷还本付息，应该以此为准。经清算，欠款总额共计1270万元，其中包含两部分，一是出资本金900万元，二是股权回购的溢价和利息370万元。对于本金900万元，可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对于收益370万，其性质等同于利息，如允许重复计算利息，将超过年利率24%的法定上限，故不予准许。扣除本金300万元，程才生要求徐熙萍支付款项本金600万元，予以支持。有关利息，双方约定按照月利率2%计算，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以本金6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5日届满次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三、有关担保责任问题。涉案借款关系或股权转让关系，发生于徐熙萍与程才生之间，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其债务人为徐熙萍，并非明智公司。此案不属于以徐熙萍个人名义为明智公司对外借款之情形，程才生要求明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常山紫港小区项目的涉案股份，登记在郭琍琍名下，但实际权利人为徐熙萍，根据《还款计划》，徐熙萍愿意将该股份质押给程才生等人，郭琍琍出具《字据》，其旨意是根据徐熙萍的指示愿意配合办理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并非自己愿意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或质押担保责任。从目前情况，程才生不能举证与郭琍琍之间存在担保的合意，故担保合同尚未成立。程才生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徐熙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程才生款项本金6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6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徐熙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程才生结算前收益370万元；三、驳回程才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904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徐熙萍负担。 各方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合作协议》内容及徐熙萍于2014年11月27日在《合作协议》上备注的文字可以认定：程才生向徐熙萍支付的1200万元（包括范生民等人300万元）中，400万元为明智公司股权转让款，800万元为借款，借款月利率为2%。由于明智公司股权实际并未发生变更，且徐熙萍以出具《还款计划》、《借条》的形式确认所发生的款项全部转为借款，并承诺按月息2%计息，并不存在依法应认定无效的情形。程才生确认《还款计划》、《借条》中的1270万元系由本金900万元、利息370万元组成，经计算，该利息金额对应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一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徐熙萍提交的2017年12月31日的承诺书中有“《借条》和《还款计划》归于无效，利息另行协商”等内容，但徐熙萍自认该承诺书并未得到程才生认可，而其修改后向程才生寄送的承诺书中，虽仅有对借款本金600万元的归还承诺，但并不能证明程才生已放弃对利息的主张。另经查，徐熙萍与范生民、章某和申某等人的诉讼，最终均是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结案，徐熙萍在二审中有关“同案不同判”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有关诉讼费用的负担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1904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26904元，由程才生负担21248元，徐熙萍负担1056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232元，由徐熙萍负担。各方当事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一、二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的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