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81民初84号原告：雷光，男，198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现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乔英（系原告雷光之妻），女，198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现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进辉，湖南宇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雷红林，男，197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燕，资兴市金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唐伟利（曾用名唐伟华），男，199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被告：袁文局，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唐洞新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江，湖南宏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红，资兴市金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袁瑞鸿，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丁南，男，由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资兴市供电分公司推荐。原告雷光与被告雷红林、唐伟利、袁文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过程中被告雷红林申请追加袁瑞鸿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于同年7月1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乔英、曹进辉，被告雷红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燕，被告唐伟利及被告唐伟利、袁文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红，被告袁瑞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丁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提供劳务受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35966.02元，减去已付72816.86元，还需赔付163149.1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1日，雷光由雷红林雇请到三都唐伟利、袁文局的养殖基地架电线。当天，由于唐伟利、袁文局的基地缺少水泥电线杆。唐伟利、袁文局叫雷红林安排人员到蓼江镇大坪村村部附近的河边去吊电线杆。当天，他们先去了几人，雷光、袁文局和吊机师傅等三人后去大坪村吊电线杆，当雷光、袁文局等人到达时，发现河边有很多电线杆，挖机师傅已挖松了好多泥土。雷红林安排雷光到电线杆上拴绳让吊机起吊，雷光在栓完第一、二、三根后，在爬到第四根电线杆中间正准备架绳时，电线杆随人一起倒了，雷光当场从电线杆上摔下来，嘴下巴当场出了很多血，眼镜也摔坏了。袁文局立即打120将原告送至资兴市人民医院抢救，因伤势较重，即转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医院检查、治疗、手术等，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出院，共住院31天，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护理，共花医疗费72816.86元。出院时，雷光的伤情最终诊断：下颌骨骨折（粉碎性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左肺挫伤、全身多处及面部软组织挫伤、左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畸形）、左肺下叶肺炎、45牙列缺损、14牙体缺损、右上牙槽骨骨折。出院时医嘱：1、出院后3个月于口腔科行义齿修复，43.44根治疗；2、多漱口，清淡饮食，注意保持良好口腔卫生；3、术后定期于胸外科复查，泌尿外科复查；4、若有不适或异常，及时就诊，遵嘱执行。雷光出院后继续复查，共花医疗费2794.66元，重新配了一副眼镜，花费1558.5元。2019年8月12日，雷光的伤势经湘南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19年9月23日，经湘南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雷光本次受伤的误工期12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90天。综上，雷光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且在劳务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各被告应连带承担雷光的全部损失，特向法院提请诉讼，望判如所请。案件审理过程中，雷光增加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连带赔偿雷光因提供劳务受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64919.62元，减去已付72816.86元，还需赔付192102.76元。被告雷红林辩称：1．雷红林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工程发包人为唐伟利和袁文局，承包人是袁瑞鸿，雷红林在本案中只是介绍务工，工资、劳务报酬与雷光一样由袁瑞鸿发放为200元一天。雷红林垫付医疗费是因与原告系亲戚，本着救人为主原则。2．雷红林只是一个电工，只负责安装架设电线，吊杆属于高难度高危险作业，是由专业设备专业人士去操作完成，雷红林既非雇主，也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本次事故责任不应由雷红林承担。3．雷光没有具备起码的安全意识，没有做好自我防护，责任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被告唐伟利、袁文局辩称：1．唐伟利、袁文局与雷光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雷光是雷红林雇佣做事的，而唐伟利、袁文局的架线劳务是在2019年4月发包给了袁瑞鸿，据了解袁瑞鸿将承包唐伟利、袁文局的劳务发包给了雷红林，雷红林雇佣雷光做事。2．雷光对导致受伤存在重大过错，是雷光的违规操作造成的，应对自己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袁瑞鸿辩称：1．袁瑞鸿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袁瑞鸿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从未与袁文局、唐伟利达成任何承包协议，不存在袁文局、唐伟利将工程发包给袁瑞鸿一说。雷红林是涉案工程劳务承包人，并根据施工经验与袁文局、唐伟利达成工程劳务工资6600元。2．涉案事件不在雷红林与袁文局、唐伟利约定的工程施工范围内。雷红林与袁文局、唐伟利约定的劳务是对线路的架线，在计算劳务承包费中约定，电杆由袁文局、唐伟利提供，并未将此列入雷红林的施工范围，涉案事件是在拆旧电杆中发生，不在双方约定的施工范围内。3．雷光在本次事故中，严重违反安全规定，应承担主要责任。4．本案诉请费用过高，应予以核减。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的计算应计算至定残前一日，抚养费、赡养费的年计算总金额不应超过雷光的上一年度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眼镜费属于其妻彭乔英用于自身需要配置，与本案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被告户籍证明，证据2照片、调查笔录，证据3郴州一院住院病历、出院记录、入院记录、手术记录、病程记录、报告单、诊断书、复诊病历（资兴中医院）、处置通知单（郴中院）门诊病历、处方，证据4住院费用清单，证据5鉴定发票、鉴定书，证据6医药费发票、配眼镜费用发票，证据7结婚证、房产证、水费清单，证据8户口本，四被告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只是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7的三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证明方向本院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四被告对证据6中部分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中郴州市中医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正规门诊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收费室缴费单因不是正规发票，不能证明原告确已缴费，故不予认定。四被告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其三性及证明方向予以认定。对被告雷红林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袁瑞鸿微信支付劳务工资付款记录截屏，证据2事发后袁文局和唐伟利委托雷红林代为缴费微信截屏记录，证据3雷红林受托代为支付原告生活费、出院费、120车费及生活用品购买等原告老婆出具的领条和数据，证据4被告代为缴纳医疗费的发票，证据5吊杆现场照片，原告及其他三被告对该五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证据1、证据2、证据5的证明方向有异议，本院对该五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证据2、证据5的证明方向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被告唐伟利、袁文局提交的证据即唐伟利、袁文局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袁瑞鸿的承包费，雷光、雷红林、袁瑞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方向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被告袁瑞鸿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材料费用表、证据2证明，雷光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方向有异议；雷红林对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方向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唐伟利、袁文局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本院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方向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雷光与雷红林系叔侄关系，袁文局与袁瑞鸿系朋友关系，袁瑞鸿原系资兴市三都镇供电所正式职工。唐伟利、袁文局分别在资兴市建养殖场需要共同架电线，因袁瑞鸿熟悉电力行业，袁文局便联系了袁瑞鸿，之后袁瑞鸿联系了雷红林在唐伟利、袁文局的养殖场架电线。因架电线需要人工，雷红林以200元一天的工资叫雷光在养殖场架电线。唐伟利、袁文局给付袁瑞鸿现金7000元，并通过微信分别转账5800元、1000元、5000元给袁瑞鸿，共计18800元。2019年5月14日，袁瑞鸿通过微信转账给雷红林6600元。同年5月16日，袁瑞鸿向资兴市辉宏电力器材经营部购买材料，袁文局在该经营部出具的材料费用表上签署“核对无误”的意见并签名，该材料费用表显示材料款为12335元。2019年5月1日，因架电线缺少水泥电线杆，袁瑞鸿联系雷红林安排人员去资兴市蓼江镇大坪村村部附近河边去吊旧电线杆，由袁文局联系吊机、唐伟利联系挖机。到场后，雷红林安排雷光爬上电线杆拴绳以让吊机起吊，在吊第一根电线杆前雷红林摇晃了一下电线杆确认安全才让雷光爬上去，但之后的电线杆未如此确认。雷光在栓完第一、二、三根电线杆后，吊机还未开近第四根电线杆时，雷光已爬上第四根电线杆准备套绳，因吊机的距离不够近，雷光不慎与电线杆一同倒下，致嘴和下巴受伤、眼镜摔坏。事发后，雷光被送至资兴市人民医院抢救，共花费医疗费758.8元。因伤势较重，于当日转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于2019年5月30日出院，共住院30天，出院诊断为：下颌骨骨折（粉碎性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左肺挫伤、全身多处及面部软组织挫伤、左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畸形）、左肺下叶肺炎、45牙列缺损、14牙体缺损、右上牙槽骨骨折。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72816.86元，另还花费肠内高营养治疗及其他门诊医疗费共1589.09元。雷光住院期间由其妻子彭乔英护理。出院后，雷光去郴州市中医院骨伤一科门诊开了中草药治疗，花费804.3元。另雷光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查及口腔科治疗共花费1969.2元。以上医疗费用合计77938.25元。雷红林已支付33473.59元，唐伟利已支付30000元，袁文局已支付25000元。2019年9月，雷光委托湘南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程度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湘南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9年8月12日、2019年9月23日作出鉴定意见：伤残程度为十级；误工期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90日。雷光为此花费鉴定费155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唐伟利、袁文局申请对原告雷光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经本院委托，2020年4月27日，湖南正宏司法鉴定中心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评定原告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另查明，原告雷光父亲雷柒金出生于1953年8月13日，雷光母亲曹首林出生于1956年11月2日，均为农村户口。雷光仅有一个兄弟雷霞。雷光与其妻子彭乔英、儿子雷鑫共同居住在资兴市新区文化局院内，雷鑫于2008年12月9日出生。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唐伟利、袁文局与袁瑞鸿、雷红林之间以及雷红林与雷光之间分别是何种法律关系；二、原告的各项损失具体数额；三、原告的损失该如何承担。第一，关于唐伟利、袁文局和袁瑞鸿、雷红林之间以及雷红林与雷光之间的法律关系。1．关于唐伟利、袁文局与袁瑞鸿之间的法律关系。唐伟利、袁文局在庭审时虽然称架线工程是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袁瑞鸿，但庭审中唐伟利、袁文局并不能清楚地陈述发包总价，且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袁瑞鸿收取袁文局、唐伟利18800元，其中6600元转账给雷红林，资兴市辉宏电力器材经营部出具的材料费用表显示该架线工程购买的材料价值12335元，因此，可以认定袁瑞鸿从中未赚取任何差价。另外，袁文局在该材料费用表上签字确认亦不符合包工包料发包形式的常规操作。综上，本院认定袁瑞鸿是唐伟利、袁文局与雷红林之间的介绍人，而不是该架线工程的承包人。2．关于唐伟利、袁文局与雷红林之间及雷红林与雷光之间的法律关系。雷红林辩称，其是袁瑞鸿雇请的人员，袁瑞鸿支付的6600元全部支付给了一起做工的人员。本院认为，雷红林虽是袁瑞鸿联系的，但袁瑞鸿只是因与袁文局系朋友关系而从中帮忙介绍，因此，并不能认定袁瑞鸿与雷红林之间存在法律关系。雷红林辩称其只是介绍务工，与雷光一样是提供劳务者，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雷红林收取劳务费6600元，并负责请人一起做工、支付其他工人的工资，故本院认定雷红林与唐伟利、袁文局之间形成承揽关系。雷红林雇请雷光到唐伟利、袁文局的养殖场架电线，雷红林与雷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第二，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具体数额。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为原告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分别为120日、60日、90日，被告申请重新鉴定后的鉴定意见仍为十级伤残，但未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申请重新鉴定，故本院确认原告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90日。1．原告主张的医疗费75611.52元。本院在庭审中查明，原告有医疗发票予以证实的医疗费用合计为77938.25元，原告主张医疗费75611.52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75611.52元予以确认，对超出其主张部分不予确认；2．原告主张的配眼镜费1558.5元，因原告提供的发票上姓名、病历号均为原告妻子彭乔英，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配眼镜费不予确定；3．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39842元／年×20年×10%＝79684元，因原告受伤前居住在城镇且生活来源于城镇，故原告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4．原告主张的误工费200元／天×120天＝24000元，因原告未提供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证明，故本院参照居民服务业年收入标准计算原告的误工费为66816元／年÷365天×120天＝21966.90元，对于超出该部分的不予确认；5．原告主张的护理费47855元／年÷365天×60天＝786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6．原告主张的营养费50元／天×90天＝4500元，计算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计算为30元／天×90天＝2700元，对于超出该部分的不予确认；7．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30天＝3000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8．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根据鉴定结论，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依法予以确认；9．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没有提供票据予以证实，但原告住院必定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本院酌情予以确认交通费为500元；10．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10000元，因原告受伤至今已有一年多，原告未提供后续治疗费有实际发生及发生金额的证据，故本院依法不予以确认，如今后确有实际发生该项费用，原告可另行主张；11．原告主张的鉴定费1550元，因有票据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12．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1155.6元，因原告的父母系农村户口，在城镇并无生活来源，故原告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父母的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计算其父亲的生活13969元／年×14年×10%÷2＝9778.3元，其母亲的生活费13969元／年×17年×10%÷2＝11873.65元。原告的儿子跟随原告居住在城镇并在城镇上学，故本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生活费为26924元／年×7年×10%÷2＝9423.4元。以上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31075.35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为228947.77元。第三，关于原告的损失该如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吊杆作业并不是雷红林承包劳务的范围，但其仍安排雷光进行吊杆作业，雷红林与雷光之间系劳务关系，雷红林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在原告提供作业之前检查作业环境是否安全，未为原告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和适当的劳动安全保障，具有过错；原告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受伤前一直在外做电工的工作，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但其在作业过程中疏于保护自身安全，对自身的损害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唐伟利、袁文局作为发包一方，将架线工程劳务发包给雷红林之后，在明知雷红林不具备相关资质时仍选任其进行吊电线杆的工作，且在指挥吊车时疏于管理，防范措施未到位，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具有较大过错。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雷光的损失由其自己承担20%，由雷红林承担20%，剩余60%责任由唐伟利、袁文局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雷光因提供劳务受伤的各项损失为228947.77元，由雷红林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45789.55元，扣除其已给付的33473.59元，还应当赔偿雷光12315.96元；由唐伟利、袁文局承担60%的连带赔偿责任即137368.66元，扣除唐伟利已支付的30000元及袁文局已支付的25000元，唐伟利、袁文局还应当连带赔偿雷光82368.66元，剩余款项由雷光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雷红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雷光各项损失12315.96元；二、被告唐伟利、袁文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雷光各项损失82368.66元；三、驳回原告雷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42元，由被告雷红林负担265.5元，由被告唐伟利、袁文局负担1776元，由原告雷光负担210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飞燕人民陪审员  肖瑾瑜人民陪审员  杨满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蒋钰菊书记员任彩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二款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第三、时间、人数、次数相符。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