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8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民，男，196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菊，女，196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济南长清晨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连军，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明，济南历城忠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学民、刘士菊因与被上诉人郭连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2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学民、刘士菊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郭连军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连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王学民、刘士菊系夫妻关系，王学民经他人介绍认识郭连军，一审庭审时郭连军称王学民、刘士菊欠其60万元借款，但郭连军以各种理由向法院主张27万元，王学民、刘士菊没有收到过27万元借款，更不存在收到6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未查清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及资金来源，如何支付等问题，郭连军主张27万元，称是现金支付给王学民、刘士菊，但根据郭连军的家庭能力及资金来源，无法确认其陈述真实性，而且根据交易习惯，双方仅仅是认识，并非亲友，从目前人际交往来看，双方的借贷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假设在王学民、刘士菊借款后屡次甚至十几次不归还的情况下郭连军反而不断的向王学民、刘士菊出借款项，该行为才是明显违背常理，况且本案当中仅仅在一个月内郭连军出借给王学民、刘士菊17万元。二、王学民、刘士菊对一审庭审时郭连军提交的通知录音有异议。所有借条均不是刘士菊当时书写，只是部分借款后来应郭连军要求而签了名字，事实上刘士菊对于借款的事实并不知情，也未在借款现场签过字，也没有看到过郭连军给王学民、刘士菊现金；录音内容只能证实王学民、刘士菊欠郭连军款项，但并非是60万元，且刘士菊并未认可欠60万元。郭连军只起诉27万元，对于其他33万元是哪一年打条也不清楚，法院应为了查明事实应综合进行审查。在郭连军起诉前王学民、刘士菊多次归还部分款项，对于60万元双方没有结算，是否欠款应双方结算后郭连军再主张权利。郭连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学民、刘士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郭连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学民、刘士菊偿还借款27万元及利息（1、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4日起至2015年12月1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2日起至2015年12月1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1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9日起至2015年12月1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用由王学民、刘士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4日王学民向郭连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郭连军现金捌万元整（80000元）刘士菊，2014年2月4日，借款人：王学民，利息3分。”2014年2月22日，王学民向郭连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郭连军现金陆万元整（60000元），刘士菊，借款人：王学民，利息肆分。”2014年3月1日王学民向郭连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郭连军现金叁万整，（30000元）借款人：王学民，2014年3月1日，2分利息。”2014年12月9日，王学民向郭连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郭连军现金叁万元整，（30000元）借款人：王学民，2014年12月9日利息2分，刘士菊。”2015年12月13日王学民向郭连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郭连军现金柒万元整（70000元），刘士菊，借款人：王学民，2015年12月13日，抵押房屋合同一份（NO51401-0408）。”2019年9月18日郭连军向王学民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收到条，今收到王学民现金叁万伍仟元整（35000元）。”王学民提供房屋销售合同原件一份，合同载明，出卖人为济南市美里湖街道办事处南沙村委会，买受人为王杰。王学民、刘士菊系夫妻关系，王杰系王学民、刘士菊女儿。2020年4月12日郭连军给刘士菊打电话，“郭连军：……巧子（刘士菊）我不起诉你，你欠我的五六十万，你说一个最长的还款期限，咱得有个数。刘士菊：临时没数，反正是什么时候卖了房子，什么时候给你。郭连军：你什么时候卖房子，你三年不卖房三年不给我？刘士菊：反正指着房子。”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王学民、刘士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够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郭连军主张王学民、刘士菊向其借款27万元，并提供借条予以证明，王学民、刘士菊辩称只收到郭连军于2014年2月4日向其出借的8万元，对其他借款不予认可。根据郭连军提供的证据显示，王学民、刘士菊自2014年2月4日向郭连军出具借条后，又分别于同年2月22日、3月1日、12月9日，2015年12月13日向郭连军出具借条四张，该行为明显与常理不服，结合郭连军、王学民、刘士菊的通话内容，对王学民、刘士菊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刘士菊辩称，其未在借条中借款人处签字，不能证实其是债务人。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发生在王学民、刘士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士菊虽未在借款人处签字，但在四张借条上均签字确认，且通过郭连军与刘士菊的通话内容可知，刘士菊对借款事实知情且认可，故对刘士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庭审中王学民、刘士菊辩称于2019年9月18日向郭连军偿还借款35000元应予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王学民、刘士菊偿还的35000元双方并未约定偿还的系本金亦或是利息，应当先抵充王学民、刘士菊应偿还的利息部分。关于郭连军主张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王学民、刘士菊在出具借条时双方对利息进行了约定，现郭连军主张王学民、刘士菊按照年利率24%计算借期内及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王学民、刘士菊偿还郭连军借款27万元；二、王学民、刘士菊向郭连军支付利息，自2014年2月5日起，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自2014年2月23日，以6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自2014年3月2日起，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自2014年12月10日起，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5年12月14日起，以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应扣除王学民、刘士菊已支付的利息35000元。上述款项限王学民、刘士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53元，减半收取2675元由王学民、刘士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出借人出借款项之日起生效。本案中，郭连军提交的王学民书具的五份借条中均明确注明“今借到”，结合王学民向郭连军提供的其女儿签订的房屋销售合同原件及郭连军与刘士菊的通知录音，能够证实郭连军实际向王学民出借了涉案27万元款项，双方之间存在该27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关于刘士菊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涉案五份借条中其中四份借条均有刘士菊本人签名，其虽未在“借款人”后签名，但因其与王学民系夫妻关系，在借条中签名的行为应认定为系自愿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结合郭连军在通知录音中向其索要欠款五六十万时，其并未否认欠款数额，亦未否认其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只回复卖了房子才能还钱，故应认定涉案借款系王学民与刘士菊的共同债务，刘士菊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学民、刘士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40元，由上诉人王学民、刘士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腾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