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南岩镇志敏中大道141号。主要负责人：郑莉，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钢，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旺保，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金水，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弋阳县驰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南岩镇志敏大道中路赣东北贸易广场1号。法定代表人：叶水彬，该公司负责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旺保、汪金水、弋阳县驰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弋阳驰达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2民初1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汪金水不具有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湖北省通城县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了事故发生后，汪金水驾车逃逸。本次事故发生后，汪金水驾车驶离现场，其行为已构成逃逸，公安机关的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第二，汪金水称不构成逃逸的抗辩不能成立。交通事故发生后，通城县交警大队根据现场的勘验、调查和分析情况，作出了汪金水驾车逃逸的认定，汪金水向咸宁市交警支队提出复议后依然维持了逃逸的认定。说明对汪金水驾车逃逸行为的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的关于逃逸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三，汪金水和弋阳驰达公司存在挂靠的法律关系，需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了逃避责任，汪金水和弋阳驰达公司必然提供相互有利的证言，而这种相互作证所提供的证言，不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定义，不能作为汪金水不构成逃逸行为的佐证。第四，一审法院片面引用交警部门取得的李辉吕的证言，以排除汪金水的逃逸行为。李辉吕的证言不能证明汪金水没有逃逸的故意，实际情况是李辉吕一直追到江西省才追上汪金水，且只有李辉吕转述汪金水当时陈述“自己不清楚撞了人”，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认定汪金水不构成逃逸，无事实依据。第五，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任何保险行为均应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确定权利和义务。对于逃逸行为保险公司明确拒赔，这种拒赔符合法律价值取向和判断，也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认可。一审法院以发生事故后汪金水的行为未造成损失扩大为由不认定汪金水构成逃逸，亦不认定上诉人符合免责条件，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交警部门系交通事故认定的权威机构，对本案是否构成逃逸有着严谨和科学的论证，是经过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以及科学分析才对事故的性质作出认定，并且这一认定经过上一级交警部门确定。但一审法院在未实地查实和推演、未进行任何调查取证，更无合理而科学的辩证，直接否认逃逸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交通事故中的逃逸行为是非常恶劣的，法律对此予以明确的否定判断，一审法院未依据事实和证据认定汪金水的逃逸责任。二、一审对上诉人未尽告知义务的认定，颠倒事实和义务确定。第一，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对汪金水肇事逃逸产生的赔偿责任有权拒赔。第二，弋阳驰达公司称免责告知书上关于书写的免责告知事项说明以及告知单上的落款不是其员工所为，与事实不符。员工持有单位公章对外代理行为，应当认定为代法人对外行使权利。上诉人将风险告知转告给员工即视为尽到告知义务，至于员工是否转达到公司的风险不应当是上诉人承担的责任。第三，弋阳驰达公司是具有独立法律资格的民事主体，公章是公司对外宣示主体的法律表现，持有公司公章，认可其代理行为，符合法律关于“表见代理”的定义和规定。故汪金水逃逸行为确实无误，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应有的审查义务和免责事项的告知义务。汪旺保、汪金水、弋阳驰达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汪旺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付原告垫付的交通事故医疗费100000元(后续医疗费据实赔付)：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5月18日16时37分，汪金水驾驶赣Ｅ×××××重型半挂牵引车赣Ｅ×××××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从通城杭瑞陶瓷有限公司拖瓷砖往福建方向，返回经过通城县麦市镇麦市村9—122号十字交叉路口路段时，牵引车全车第五轴右侧车轮辋与从右旁驶出的方胜良驾驶承载汪旺保的三轮车辋碰撞发生交通事故，方胜良、汪旺保被甩出三轮车外受伤，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第421222120190000125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汪金水驾车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方胜良、汪旺保不负事故责任。汪旺保被送往通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25886.11元，后期还需继续住院治疗。同时查明，赣Ｅ×××××重型半挂牵引车赣Ｅ×××××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挂靠弋阳弛达公司。事故发生后汪金水未减速继续前行，在湖北××××界（江西省境内）约500米地方加水一次，当车行至修水县与武宁县交界时接到弋阳弛达公司工作人员熊小明的电话，得知车在通城县境内出了交通事故，立即返回通城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另查明，2018年12月7日弋阳弛达公司为本案肇事车辆在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元。保险时间自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事故发生后汪金水驾车离开现场是否构成逃逸的问题。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主观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必须符合以下情形，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动机一般是逃避抢救义务以及逃避责任追究，具有直接的行为故意。因此只有行为人对肇事行为明知，同时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就本案而言，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汪金水肇事逃逸的证据由三部分组成，其一证人李辉吕的证言，该证言中对汪金水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过程主要证明内容为：1.那辆肇事挂车发生事故后，没有停车直接往修水方向行驶。我看到是那辆挂车撞的那辆三轮车，挂车没有停车。我有意识的驾驶我的小型货车去追那辆挂车，我一直在挂车后面跟着，我的小货车与挂车中间没有其他车辆，大约行驶了三、四公里后，挂车进入了江西省。到了这里后，挂车自己停车，我把车停靠在挂车旁边。我没有下车，把窗户摇下来，对挂车司机说，有一辆三轮车在麦市派出所上来往修水方向十字路口撞了你的挂车车厢，出事地点有监控，你最好莫跑，后面跟着的小车可能还有行车记录仪，挂车司机说不晓得出了事。他说他就在原地等（江西省界路段）。2.事故发生后，肇事挂车没有停车，也没有减速。3.在追肇事挂车的途中，挂车没有发现异常。其二汪金水的本人陈述，其主要内容为：1.当日下午04:30，我驾驶赣Ｅ×××××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赣Ｅ×××××号挂车到达通城县麦市镇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中心的时候，我通过右侧反光镜发现了有一辆三轮车，从我的右侧过来了，我本能向左打方向避让，没有刹车，我看见三轮车停住了，三轮车停在了十字交叉路口右侧，没有发现三轮车倒地。我没有停车，继续往江西修水县方向行驶。2.我在江西省界路段加水时，一个白色小货车司机跟我说在麦市路段一辆三轮车撞到我挂车的后面，我在车周围看了一圈，没看到明显的痕迹，我在现场等了二十多分钟没人来我就走了。其三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认定，1.三轮车当时发生过180度的旋转；2.事故发生时，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向右避让状态下其前部与左向右行驶的赣0877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全车第五轴右侧车轮辋接触。三份证据能客观反映发生事故时的真实情况，汪金水在进入界停车加水时，在他人告知发生事故后，即环车检查未发现异常，确信自己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继续前行，在武宁县交界接到弋阳弛达公司的电话后，即返回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受处理，能证明当时汪金水对事故的发生不知情，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故对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的汪金水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节不予认可。二、关于能否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问题。事故发生后，当场有目击证人，且有人报警，受害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受害人的损失并不因为汪金水离开现场的行为而扩大。且保险合同为弋阳弛达公司与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签订，该保险公司并未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明确告知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弋阳弛达公司没有人签字），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行为人汪金水不产生约束力。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的辩驳理由不成立，其应在保险合同限额范围内对受害人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汪旺保已花费医药费25886.11元，由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医药费10000元，二受害人方胜良和汪旺保各5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预先赔付20886.11元，汪金水垫付汪旺保医药费24000元应予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预先赔偿汪旺保医药费25886.11元；二、汪旺保返还汪金水垫付药费24000元。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汪旺保、方胜良二人受伤，其二人分别提起了诉讼，一审判决书送达后，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对两案均提出上诉，方胜良上诉案已经本院开庭审理，本案当事人同意本案书面审理。本院认为，一、认定汪金水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证据不充分。交通肇事逃逸通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其构成的主观要件是：肇事人在逃逸时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已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逃逸的主观目的是逃避法律追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汪金水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缺乏证据支持。主要理由是：1.汪金水驾驶的是重型半挂牵引车，该车全车共六轴，发生事故时与受害人驾驶的三轮车碰撞点是在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第五轴，处于右侧尾部，碰撞后三轮车并没有侧翻，容易使驾驶员产生错误判断，误以为未发生交通事故，关于这一点，汪金水的陈述所作出的解释合理；2.从碰击的痕迹来看，并未形成清晰、明显的碰撞痕迹，碰撞未形成明显凹痕，不易被人发现存在严重碰撞的可能性；3.从碰击的感知看，事故发生时汪金水驾驶车辆满载货物，三轮车从侧面发生撞击的瞬间，发生了旋转，并未侧翻，加上满载货物，车辆自重较大，由此撞击形成的振动比正面碰撞要小得多，这些客观因素均会减弱驾驶员在主观上对发生事故的感知，影响当事人对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准确判断；4.从汪金水主观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和动机看，汪金水驾驶车辆多年，车辆投保了高额保险，其当时并无酒驾、醉驾及无证驾驶等违法驾驶的情况，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且在江西省省界加水点被他人告知可能发生事故时，汪金水陈述不知道发生了事故，并立即下车查看，在未发现明显碰撞痕迹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后接到被上诉人弋阳驰达公司关于发生交通事故的电话，汪金水随即返回通城县交警大队接受处理。从这些行为看，其亦无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故综合本案事实，汪金水虽然客观上在发生事故后有驶离现场的行为，但主观上并不能确定其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驶离现场以逃避法律追究。此外，汪金水驾车驶离现场并未造成事故责任难以认定及损失扩大。由于有现场目击证人，且有人报警，受害人得到了及时救治，受害人的损失未因汪金水驾车离开而扩大，故而未加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其到案过程没有逃跑、抗拒等行为，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处理，并在事故发生后垫付了受害人部分医疗费用，积极履行对伤者的救治义务。故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上诉认为汪金水系交通肇事后逃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对保险人而言，免责条款约定因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而免责与因驾驶人逃逸而免责，其对免责条款的说明及提示义务的要求不同。首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免责条款的内容为：“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该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关于“逃逸”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逃逸”除了客观上离开现场的行为，还包括主观上的明知或故意。该保险条款仅强调行为人客观方面的“逃离”现场，而不包含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其次，“逃逸”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逃逸，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将法律上的“逃逸”作为免责条款，依法仅需要对该免责条款尽提示义务。但是，如果上诉人将“逃离”事实作为免责条款，主张免责时，其必须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但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三、从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看，对条款出现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对涉案保险条款中“逃离”的理解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二是在并非明知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根据上述两方面的理解，投保人完全有理由将该条款的含义作第一种理解，即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才符合该条款的免责条件。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汪金水是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责任驶离现场，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第二种解释，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均不影响其承担保险责任。综上，人保财险弋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欣芳审判员  陈继高审判员  纪利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