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4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桑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徐崇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本刚，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刚，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再红，男，195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台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森，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高靖平，男，汉族，1957年3月23日出生，住济南市。原审被告：张加增，男，汉族，1972年1月27日出生，住济南市。上诉人山东桑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乐公司）与被上诉人姚再红、原审被告高靖平、张加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9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桑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全部由姚再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第8页记载“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均是桑乐公司的工作人员，该部分人员对姚再红不利的观点，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没有姚再红认可的情况下，不应直接予以认定”，进而否认加工合同关系，而认定民间借贷关系，该论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明显偏袒姚再红。一审判决认定姚再红转入张加增的225.12万元为借款是错误的,事实上姚再红已认可转入张加增的225.12万元为设备款。一审中姚再红提交的与桑乐公司于2006年12月20日签订的《加工合同》，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且姚再红在一审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自认“考虑到与桑乐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原告按被告桑乐公司的要求，于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7月4日分七次将225.12万元的设备款打入被告张加增的个人银行账户”，也就是姚再红认可225.12万元为设备款，而不是借款。再根据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出具的证明材料和证人张某的证言，姚再红转入原审被告张加增225.12万元为设备款。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出具的证明材料是姚再红主动找到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要求写的材料，前述材料也是姚再红提供的，因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在出具材料时已离职，前述人员与桑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姚再红与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张某共同串通来损害桑乐公司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姚再红不利的观点不予采纳，而对姚再红有利的观点进行采纳，有违司法公正中立的原则。2、桑乐公司并未收到姚再红支付的1790600元借款。姚再红称其将225.12万的设备款转入原审被告张加增的个人账户，但是张加增并未充分举证其将225.12万的设备款转给桑乐公司。一审法院仅凭原审被告张加增、证人张某的证言即认定“……张某将上述225.12万元及利息，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桑乐公司的账户：具体为……”，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姚再红提供的“活期账户明细”，姚再红于2012年4月25日将50.06万元、43万元、40万元、46万元以银行转账的形式转到原审被告张加增账户，而不是现金存款的方式。其次，根据桑乐公司一审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证实2012年4月25日张加增向山东桑乐公司打款43万元和46万元为四川省廖氏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款；2012年4月25日张加增向山东桑乐公司打款40万和50.06万元为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的货款。3、桑乐公司并未收到姚再红支付的460600元借款。张某称以现金方式存入桑乐公司账户，具体为：于2015年7月9日分别存入5万元、14.8万元，2017年7月11日存入7.65万元，2015年7月13日存入4.55万元，2015年7月27日存入45436元，2015年7月28日存入9.64万元，但姚再红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前述款项的缴款人是张某、张加增、姚再红，因而前述款项与本案无关。姚再红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9日的金额为5万元的现金缴款单的缴款人为无，而款项来源为货款，并不是借款；2015年7月9日的金额为14.8万元的现金缴款单的缴款人为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而款项来源为货款，并不是借款；2017年7月11日存入金额为7.65万元的缴款人为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而款项来源为货款，并不是借款；2015年7月13日存入金额为4.55万元的缴纳人为孙利，而款项来源为货款，并不是借款；2015年7月27日存入金额为45436元的缴款人为无，款项来源为货款，并不是借款；2015年7月28日存入金额为9.64万元的缴款人为马毅，款项来源为工程款，并不是借款。从姚再红一审提交的前述现金缴款单可以证实，上述款项为货款或工程款，缴款人也不是张某、张加增、姚再红，更无法证实是由张加增的银行卡上取出进而缴纳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桑乐公司收到原审被告张加增支付的461836元借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继而推定桑乐公司收到姚再红支付的460600元借款更是错误的。如果原审被告张加增认为其已将225.12万元的设备款转入到桑乐公司账户，原审被告张加增应当提供建设银行尾号为6365的个人账户的所有往来收入和支出、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461836元的取款凭证，否则应当由原审被告张加增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仅凭原审被告张加增和证人张某的证言就认定四川省廖氏贸易有限公司、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孙利和马毅等人的货款或工程款为姚再红的225.12万元借款，显然是错误的。按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找几个离职员工的证明材料而不对事实进行查明,对证明材料和证言也选择性对姚再红有利的进行采纳，桑乐公司财务凭证中的客户货款都有被认定为借款的风险，那将会严重损害桑乐公司的合法利益。4、退一步讲，即使桑乐公司收到225.12万的设备款，桑乐公司也不应当将225.12万元设备款返还给姚再红。姚再红一审提交的王斌、韩敬俊提交的《关于桑乐河南基地发泡设备说明》记载“……并以河南桑乐名义购买发泡设备……但姚再红与河南桑乐基地之间有一个协议，说明设备所有权是姚再红的……”，高靖平的《有关姚再红发泡设备的说明》记载“因设备的使用年限约7年左右，可根据实际使用年限打折处理”。桑乐公司与姚再红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姚再红借河南桑乐公司的名义购买发泡设备（类似于“借名买房”），实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姚再红所有（受益人是姚再红），这是双方合作模式，并不存在所谓的借款。本案中，姚再红认可发泡设备由姚再红使用，姚再红将用了将近报废的发泡设备后，反过来以所谓的“借款”要求支付225.12万，相当于姚再红一分钱不花白白使用了数年的发泡设备，桑乐公司无任何利益反而倒赔225.12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桑乐公司收到225.12万的设备款，桑乐公司也不应将225.12万元设备款返还给姚再红。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应当由姚再红对其主张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记载“在桑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与姚再红就涉案款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或合理证明的情况下，对于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显然违反了证据规则。本案是姚再红主张与桑乐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由姚再红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姚再红并未提供借据、借款合同、欠条等凭证，而其提供的《加工合同》反而证明双方之间为加工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即使是其提供的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的证明材料（材料中均记载为设备款，而不是借款），也无法证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本案中，姚再红无任何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判案，无任何说服力。2、姚再红已自认转入张加增的225.12万元为设备款，而不是借款，桑乐公司无须再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姚再红在一审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自认“考虑到与被告桑乐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原告按被告桑乐公司的要求，于2012年3月9日至2017年7月4日分七次将225.12万元的设备款打入被告张加增的个人银行账户”，也就是姚再红认可225.12万元为设备款，而不是借款。3、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七条无任何法律依据。桑乐公司主张的是未收到姚再红所谓的225.12万元借款。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桑乐公司既然未收到姚再红所谓的225.12万元借款，何来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一审法院的逻辑前后矛盾，没有任何说服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桑乐公司的上诉请求。姚再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虽然姚再红与桑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但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与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姚再红与桑乐公司自2006年起存在合作关系，从双方2006年签订的加工合同以及高靖平出具的说明及一审中的答辩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作模式为外协承包制，姚再红购买桑乐公司指定的材料后负责加工保温水箱，桑乐公司支付加工费。2011年桑乐公司在河南建设基地，如果姚再红继续与桑乐公司合作，就要按照桑乐公司的要求垫付桑乐公司购买设备的款项。姚再红为与桑乐公司继续合作，按照桑乐公司的要求向张加增账户汇款225.12万元。姚再红向张加增账户支付款项后，桑乐公司购买了相关设备，该设备已经列入桑乐公司的固定资产。2015年4月桑乐公司被案外人收购后，河南基地不再与姚再红合作，之后上述设备也一直由桑乐公司占有使用。综上可见，双方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只是姚再红垫付设备款的媒介，而非双方涉案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上述加工设备系桑乐公司购买，列入桑乐公司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桑乐公司，目前一直由桑乐公司占有使用，设备的购买款项系姚再红垫付，桑乐公司应当向姚再红返还。2、涉案款项桑乐公司已经收到。从一审中姚再红提供的转账凭证、张加增的答辩以及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张加增的账户由桑乐公司实际使用，张加增账户收到了姚再红转账的225.12万元，视为桑乐公司收到上述款项。综上，桑乐公司因建设河南基地购买设备，姚再红为桑乐公司垫付购买设备款，桑乐公司购买上述设备后将设备列入桑乐公司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归桑乐公司，目前一直由桑乐公司占有使用。设备的购买款项系姚再红垫付，桑乐公司应当向姚再红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加增述称，张加增曾任桑乐公司资金管理经理，涉案款项虽然转入张加增个人账户，但是该账户是桑乐公司为了资金周转便利临时中转使用的。根据证人张某（曾是桑乐公司的出纳，账户实际保管者）的证言证实，涉案账户一直是由张某保管，张加增从未使用或掌控过该账户，且张某已经将涉案款项全部转入桑乐公司账户。桑乐公司与姚再红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张加增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姚再红对张加增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高靖平未作陈述。姚再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桑乐公司、高靖平、张加增归还姚再红款项225.12万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所有诉讼费用全部由桑乐公司、高靖平、张加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再红称，其为桑乐公司提供太阳能保温发泡业务，双方系合作关系。2011年11月，桑乐公司找到姚再红，称可以就新建设的河南基地继续与姚再红合作，但资金紧张，需要姚再红垫付河南基地的发泡设备。后姚再红分七次向张加增的建行尾号为6365的个人账户内转款，分别为：2012年2月6日转账43万元，2012年3月9日现金存入张加增账户10万元及转账30万元，2012年4月17日向张加增转账30万元和46万元，2012年4月21日向张加增转账20.06万元，2012年7月4日转账46.06万元，共计225.12万元。根据张某证人证言及张加增提交的现金缴款凭证可知，张加增的建设银行尾号为6365的个人账户银行卡由桑乐公司出纳张某负责保管，系桑乐公司资金周转使用，张某将上述225.12万元及利息，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桑乐公司账户，具体为：2012年4月25日分别存入43万元、40万元、46万元、50.06万元，2015年7月9日分别存入5万元、14.8万元，2015年7月11日存入7.65万元，2015年7月13日存入4.55万元，2015年7月27日存入45436元，2015年7月28日存入9.64万元，共计2252436元。张加增原系桑乐公司资金结算经理。2017年2月16日，张加增出具《关于发泡承包商姚再红代买设备的情况说明》载明：“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发泡承包商姚再红，要从事河南桑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的太阳能水箱发泡保温工作，2012年2月至2012年7月，姚再红向张加增建行的个人账户(此账户由公司出纳张某负责保管，公司临时中转使用)汇款共计7笔，合计金额225.12万元，公司出纳张某将此款项全部转入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对公账户，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转款给河南桑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购买水箱保温发泡设备，发泡设备已到位，姚再红从事河南桑乐水箱的发泡保温工作。特此说明”。王斌系桑乐公司区域经理，韩敬俊系桑乐公司河南子公司员工，2017年2月16日，王斌、韩敬俊出具《关于桑乐河南基地发泡设备说明》载明：“2011年底姚再红向桑乐总部申请去河南基地做发泡外协加工，2012年初经桑乐总部同意其去做外协加工后，并将设备款分批汇到桑乐总部财务，并以河南桑乐名义购买发泡设备，设备发票开具河南桑乐，具体运行管理由姚再红负责，这样做一方面增加河南桑乐固定资产，另一方面环戊烷淘141B过程中能拿到国家补贴，但姚再红与河南桑乐基地之间有一个协议，说明设备的所有权是姚再红的，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1、能增加河南桑乐的固定资产;2、未来能拿到国家补贴。桑乐其它基地的保温设备模式与河南基地类似，但外协加工方与桑乐各基地之间产权清晰河南基地几任执行经理也曾催促其办理协议，但姚再红以相信桑乐或家中有事或身体不好拖延下来，一直到桑乐发生并购也没有与河南基地办理相关协议，导致发泡设备资产所有权在并购后发生产权纠纷。”2014年12月前，高靖平任桑乐公司总经理，其于2017年2月19日出具《有关姚再红发泡设备款的说明》，载明：“桑乐公司热水器的水箱发泡工艺和生产环境都比较特殊，从公司成立起，其发泡技术均采用外协承包制，前后有六家以上的承包商自购设备承包济南和外地所有基地的发泡工艺。根据河南基地发泡款项经办人张加增和设备采购经办人王斌的情况说明，可以表明以下两点：1.河南基地的发泡设备的采购资金是由姚再红提供的。2.其他基地的采购方式与河南基地的方式相同，但都签有补充协议，但因姚再红自身原因没能签订此协议，这也是纠纷所在。因设备的使用年限约7年左右，可根据实际使用年限打折处置。”庭审中，桑乐公司称2012年4月25日张加增向山东桑乐公司打款43万元和46万元，为四川省廖氏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款，桑乐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给四川省廖氏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8张增值税普通发票；2012年4月25日张加增向山东桑乐公司打款40万元，为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的货款，桑乐公司于2012年6月29日给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开具的4张增值税普通发票；2012年4月25日张加增向山东桑乐公司打款50.06万元，为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的货款，桑乐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给淄博桑乐工贸有限公司开具的4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另外，2017年1月25日姚再红给其出具的借款申请，证明姚再红至2015年年中以前，姚再红长期承包桑乐公司部分车间的车间保温加工业务，双方之间为保温加工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姚再红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桑乐公司借款20万元，桑乐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付款给姚再红。另查明，姚再红因本案支付保全保险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姚再红与桑乐公司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本案中，姚再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款项明细表及建设银行活期账户明细、建设银行存款凭条、转账凭条等，结合张加增《关于桑乐河南基地发泡设备说明》、高靖平《有关姚再红发泡设备款的说明》及证人张某的证言、王斌、韩敬俊《关于发泡承包商姚再红代买设备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姚再红向桑乐公司转款225.12万元并由桑乐公司实际使用款项的事实。桑乐公司辩称其从未收到过姚再红的上述款项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桑乐公司认为根据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出具的证明材料中，应认定姚再红支付的款项系姚再红支付的发泡设备款，不应是借款。一审法院经分析评判后认为该理由一审法院难以支持，首先，姚再红举证该部分证据仅是证明作为桑乐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桑乐公司收到了姚再红支付的款项，并非证明其他内容；其次，张加增、高靖平、王斌、韩敬俊均是桑乐公司的工作人员，该部分人员对于姚再红主张不利的观点，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没有姚再红认可的情况下，不应直接予以认定；第三，涉案设备所有权系由桑乐公司所支配，姚再红仅有使用权；第四，姚再红转入张加增账户的款项，并未一次性直接支付购买设备，而是分多笔、数年（跨度达3年）由桑乐公司进行使用；第五，桑乐公司称其与姚再红之间为保温加工合同关系，若是借贷关系，也是姚再红向其借款，而非其向姚再红借款，其只提供了一份姚再红的借款申请，而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款项为双方合作之款项。在桑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与姚再红就案涉款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或合理证明的情况下，对于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姚再红要求桑乐公司偿还款项的主张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并未就借款利率、诉讼费用的负担进行约定，姚再红要求桑乐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保全保险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加增、高靖平均系从事职务行为，姚再红主张张加增、高靖平偿还款项、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姚再红借款225.12万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姚再红对被告高靖平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姚再红对被告张加增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姚再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0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姚再红与桑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姚再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款项明细表及建设银行活期账户明细、建设银行存款凭条、转账凭条等，结合张加增（时任桑乐公司资金结算经理）《关于桑乐河南基地发泡设备说明》、高靖平（时任桑乐公司总经理）《有关姚再红发泡设备款的说明》及证人张某（时任桑乐公司出纳）的证言、王斌（时任桑乐公司区域经理）、韩敬俊（时任桑乐公司河南子公司员工）《关于发泡承包商姚再红代买设备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姚再红向张加增转款225.12万元系购买发泡设备的设备款。姚再红与桑乐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按照双方签订的加工合同的约定“加工方（姚再红）每月25日前开据增值税发票，经核实后两月内依此结账付款，但最低不得低于人民币壹佰万元。需方（桑乐公司）付款均以支票方式或电汇结算”，双方均认可桑乐公司热水器的水箱发泡技术采用外协承包制，由承包商自购设备加工生产，桑乐公司支付加工费，且姚再红实际参与桑乐公司河南生产基地的运行管理。姚再红主张涉案设备已计入桑乐公司固定资产，而设备款系其垫付，应当予以返还，但从桑乐公司时任工作人员出具的说明看，涉案设备计入桑乐公司固定资产账目的是增加河南基地固定资产值和获得相应工艺的国家补贴，将来从应付姚再红的加工费中冲抵此款，目前双方已不再合作，姚再红与桑乐公司未就设备使用年限、设备折旧、费用冲抵等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现桑乐公司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姚再红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已向姚再红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否则自行承担诉讼风险，但姚再红未对其诉讼请求予以变更。综观本案现有证据，双方之间的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故本案不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关系作出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桑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97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姚再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40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姚再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810元，由被上诉人姚再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