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81民初1402号原告：廖某，女，1934年10月30日生，汉族，云南省安宁市人，现住安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安宁市县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袁某1，女，1959年11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安宁市人，现住安宁市。被告：袁某2，男，1963年8月11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现住昆明市西山区。原告廖某与被告袁某1、袁某2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袁某1、袁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某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二人共同分别履行赡养原告的责任、义务（被告袁某1负责照顾原告的日常起居、监管责任，二被告每人每月各给付原告生活费共计1500元）；2．判令被告二人共同承担原告每次看病经医疗报销支付后实际所产生300元以上的医疗费用，原告住院期间由二被告共同轮流照管、护理；3．本案所需全部诉讼费由被告二人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老伴袁云飞早年共生育二个子女（袁某1、袁某2），在原告的辛勤抚养、教育下，被告二人逐渐长大成人，并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室，随被告二人逐渐与原告分家，老伴袁云飞于2002年病故。由于原告年龄渐长，原告患有脑供血不足、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椎滑脱等疾病，原告手脚不便利，无法独自一个人生活，随时都要有人照顾、护理，由于二被告长年不在原告身边，原告不得不聘请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原告每月支付生活费1000多元、支付保姆工资3000多元，原告每月需购买药品1000多元，原告每月仅有的3000多元退休工资己入不敷出。原告为了保障自己以后的晚年生活，遂原告分别向朝阳前山社区、金方街道司法所申请要求解决，要求二被告每月给付原告一定的生活、医疗费用，经调解后二被告每月仅给付原告300元的费用，至于原告的其他要求均不同意，对原告不管不问，故提起诉讼。被告袁某1、袁某2共同辩称，原告在诉状对事实、理由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一，2020年6月5日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调解赵荣、马明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由被告二每人每月各支付300元，共计600元给原告，作为生活医疗、赡养补助费，并定于2020年6月起支付。被告二人当场以现金方式在调解员的见证下，支付给了原告2020年6月份的费用600元，并在原告的同意下，定于每月一号，被告二人将费用按原告提供的银行账号汇款，一星期后原告反悔，又由金方街道办事处调解员黄春晓调解，结果是被告二人由原来的每人每月300元增加到每人每月500元，合计1000元，这个就是第一个事实。第二，关于聘请保姆，二被告同意并支持，但诉讼中所述金额不准确，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保姆工资不是三千多元，就是3000元，原告的收入不是三千多元，而是5716余元（退休工资是4200元左右，政府高龄补贴每月有100元，军转干补工资差额1416元，该工资的差额数据为2019年，2020年还将递增补发，除此以外还有部分社会和企业补贴未列入其中，因此原告的收入应该将达到6000余元）。第三，事实与理由中提到的“被告二人常年不在身边，对原告不管不问”，这一说法与事实严重偏离，为此我们用事实说明二被告的赡养行为，时间以2002年我们的父亲去世为界（父亲在世生病的几年间，完全由我们子女一直照顾到去世）。1．被告袁某2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虽然没有每月以现金的方式给过原告，但在2004年中成一次性给过原告2万元的现金，在2006年至2017年，每年的中秋、国庆、春节，这几大节日回家的时候，以现金的方式红包的方式，每次不低于3000元给原告，以示孝敬。在2013年约有八个月的时间，连续为原告支付过每月500到800元不等的药费。2018年至今，由于收入下降，被告无力继续给予支付，但并没有停止过在医疗、精神等方面的赡养义务。2．被告袁某1在此期间以行为赡养为主，现金方式为辅，每年为原告添置衣物、鞋袜，为原告支付电视收视费及零星的生活费、医药费，在原告住院时负责原告一日三餐的费用及送陪，并常年承担了原告的家务卫生的打扫清除工作，实际关心、照顾，为其解决实际家务困难（收纳、洗晒），人不到的时候还保持电话的沟通和了解。3．二被告在此期间逢节假日，分别带原告到过滇南的石屏、蒙自、建水、弥勒等地，滇西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省外的重庆、成都的、九寨沟等地旅游。被告袁某12014年退休后，结合原告的身体状况，冬天经常带其洗温泉，消除疲劳感，并多次带原告到昆明周边的地县郊游。同时二被告还陪送原告多次参加退伍军人聚会及八一建军节活动，以示孝敬。以上出行的费用开支都是二被告分别承担的。4．原告近几年的外出就医，由二被告轮流陪护。平均每次看病二被告都有相应的费用支出，如挂号费、医疗费、车旅费、误餐费等，每次出行约为300元到600元不等，每月平均1到2次，地点主要是晋宁的一个骨科医院。5．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此期间二被告共同承担了原告大部分的家居用品的费用，为原告购买添置、更换了：洗衣机、浴霸、洗澡热水器、电视机、微波炉、煤气灶、抽油烟机、电视柜、电饭煲（两个）、坐便器等。为原告购买进口手表、玉手镯等。在近期昆钢的三供一业改造中，所产生的两千多元的费用，也是分别由二被告支付的。以上陈述都是客观事实，二被告到原告家中要事先打电话、预约再见面，已经尽到了关心、照顾和赡养的责任，并做到了经济上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义务，并非原告所述的不管不问。由于原告隐瞒了个人的真实收入，而且自身还有一定数额的存款积蓄，完全能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医疗费用支出，其收入已超过本案的诉讼请求，但被告本着以事实为依据，赡养老人为义务，以法律为指导的思想，以自己工资的收入结合各自家庭生活中必须开支的情况，量力而出，二被告愿意每月各出资300元，共计600元，作为原告生活和医疗补助费，其原因理由如下：1．被告袁某2（在职）2020年每月平均工资收入3400余元，已步入老年。被告与原告患有相同的和不同的身体基础病症（糖尿病、高血压、肾囊肿、前列腺等），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用药，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支出医疗费用7583.64元，2019年支出医疗费用2982.85元。2．被告袁某1（退休）现每月退休工资4700余元，属单亲家庭，现已进入老年，近来被查出患有结节性甲状腺肿、心脏神经症、腰椎及颈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病变、高血脂症、高尿酸症、肾结石等病症，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用药，每次复查用药支出也不低于2000元。3．二被告子女均未成家，同属灵活就业人员，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二被告为子女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险、医保费用。我们需要家庭的和睦，既要尊老，也要爱幼，彼此尊重，相互前行，有困难时，要相互理解与支持和帮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与其配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了两个子女，即女儿袁某1，儿子袁某2。原告是昆钢退休工人，每月收入有退休工资及政府发放的高龄补贴、军转干补贴、昆钢公司补贴。原告现雇佣保姆一名照顾其生活起居。两被告均有稳定的收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赡养父母是作为子女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原告已近86岁高龄，身患多种慢××，需要定期服药，同时为了照顾起居，原告雇佣了一名保姆，仅凭上述收入，生活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作为父母也要体谅子女的困难，给付赡养费应与子女的实际经济能力相适应。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赡养费的请求，根据查明的实际情况酌情考虑予以适当支持，确定由两被告每月各支付生活费500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袁某1负责照顾其生活起居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廖某与被告袁某1并未共同居住，且廖某已雇佣了保姆照顾其日常起居，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二被告作为原告子女，除了经济上的赡养外，还应当对原告尽到精神上的赡养，日常应当多陪伴老人，使其安享晚年。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医疗费用的诉讼请求，根据庭审查明，原告享有城镇职工医保以及特殊慢××医保，医疗能够得到保障，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某1、袁某2自2020年8月起，每月各向原告支付生活费用500元。二、驳回原告廖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为50元，由被告袁某1、袁某2共同负担。（并入上款第一期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或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述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审判员  保红敏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