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再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郑玉海，男，195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工人，住河北省沧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先，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刘春雷，男，195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退休干部，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梅，女，196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系刘春雷之妻。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连臣，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浩，河北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秀凤，女，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系董连臣妻子。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兴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南大港管理区三分厂。 负责人：康恩杰，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彬，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连祥，男，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洪旗，黄骅市新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维明南大街中华城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孔令敏，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沧州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解放西路颐和大厦16楼14房间。 负责人：马忠桂，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郑玉海、刘春雷因与被申请人董连臣、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兴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大港管委会）及一审第三人刘连祥、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工建公司）、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沧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冀09民终4629号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冀民申96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郑玉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先、再审申请人刘春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梅、被申请人董连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浩、沈秀凤、南大港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彬、刘连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洪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玉海、刘春雷申请再审称，一、请求依法撤销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629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2017)冀0983民初537号民事判决。三、一、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6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涉案的几份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特别是2012年10月23日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与刘连祥签订的《辅助合同》。在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再审申请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提交了《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填方工程承包协议书》、《辅助合同》，证明双方对填方工程承包的约定及补充约定，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工程已经完工，承包工程款己经全部给付，合同相对方刘连祥方（如果存在合伙人的情形，包括合伙人）的诉求不应当获得支持。然而原审法院对上述《辅助合同》不予采纳，理由在判决书第17页本院认为部分“刘连祥对该辅助合同不认可，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具有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再审申请人无法认同该内容，姑且不论董连臣是否具有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但显然是否具有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与该《辅助合同》作为证据的效力认定及是否采纳不具有关联性，只要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审法院就应当对其证据效力作出评价，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回避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事实上，该《辅助合同》明确了双方在《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填方工程承包协议书》中确定的工程由刘连祥自负盈亏，该工程主合同（发包方南大港管委会与河北工建的合同）如有变更追加等与承包合同无关。《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填方工程承包协议书》、《辅助合同》对合同价款等约定是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与刘连祥的真实意思表示，刘连祥均签字认可，其在原庭审中仅口头表示不认可不影响合同签字的效力。因此不论双方的承包关系是否被法律认可，但其关于合同价款的内容在工程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仍然对双万的价款结算具有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应予支持。现河北工建和再审申请人己经向原审第三人刘连祥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在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均己履行完毕后，声称是刘连祥合伙人的董连臣无权再向河北工建主张任何权利。此外，刘连祥作为上述合同的相对人，自愿签订《辅助合同》，此后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取得了工程淤泥沉降变更增项工程款发票，金额1555882.14元，并完税52744.43元。刘连祥至今没有对上述款项主张权利，恰恰证明双方均认可该《辅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按照该约定履行，对此并无争议。而原审法院对上述发票及完税证的效力均未进行认定，却判决董连臣享有1555882.14元的50%，该判决将导致董连臣享有非法利益，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却要为此承担纳税责任，判决明显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被申请人董连臣依据《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第二款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在董连臣没有对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直接据此支持了再审被申请人董连臣的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相对性系合同之债的基础，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相对方提出请求，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对《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第二款的理解，应结合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并解读，该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司法解释之所以在第二款之前将该款列明，就是强调原则上不准许当事人突破合同相对性提起诉讼，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有序诉讼，只有在特定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不提起以发包人为被告的诉讼就难以保证其权利实现时，才准许其提起以发包人等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为被告的诉讼。再审被申请人不仅没有提供向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主张权利的证据，在原审中也没有要求被列为第三人的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承担付款责任，其在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不提起以发包人为被告的诉讼就难以保证其权利实现的情形下，直接、单独向工程发包方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中，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始终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将工程款打入合同相对方刘连祥账号，刘连祥作为合同相对方，既没有向河北工建、再审申请人主张存在欠款，也没有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发包方南大港管委会提出诉求，原审法院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及《民法通则》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对双方合同签订后才成为“合伙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从未以合伙人出现的董连臣，支持其向发包方南大港管委会的诉求，违反了法律规定，是对《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的错误理解及适用。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收到的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中仅列明了一名审判员，开庭过程中也仅一名审判员出庭进行案件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原审法院没有向再审申请人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判决书所列的其他两名审判人员没有参与法庭开庭审理的情形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四、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第16页本院认为“郑玉海、刘春雷以河北工建公司名义将工程转包给刘连祥”，对二人签订并提供的证据《辅助合同》未予采纳。而判决中又将发包人将欲支付给河北工建的工程款的50％给付给董连臣，本案的判决与再审申请人郑玉海、刘春雷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此二人提出再审申请。 郑玉海庭审补充意见：一、董连臣不是《承包合同》的一方主体，河北工建没有与董连臣订立合同的意愿，因此其不属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所定义的实际施工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退一步讲，即便忽略董连臣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一前提，其诉求也应被驳回。河北工建与刘连祥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工程已经在2012年3月底4月初已经验收合格，全部工程款837.8661万元也已经打入刘连祥账户。因此（2017）冀0983民初537号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法应当驳回董连臣的诉求。 刘春雷庭审补充意见：我们和刘连祥签订的《辅助协议》原审没有认定、没有否定，我方主张应该认定，是双方真实表示的意思。《辅助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再申请了补偿款与刘连祥没有关系，自负盈亏制。这个申请款就是本案155万的价款标的,155万的税金、管理费、劳务费是由郑玉海、刘春雷方支付的，应该扣除10多万元的款项。 董连臣辩称，第一，再审申请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无权对本案申请再审，既其不具备提起再审的主体资格。再审申请人既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不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判决南大港管委会给付董连臣工程款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再审申请人自称是河北工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审判决河北工建公司及再审申请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其法人至今也是服判的，并未提起再审申请，作为企业的工作人员超越自己的法人提起申请再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对本案诉争的工程款不享有实体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的第三人郑玉海、刘春雷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可以申请或者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只能参加庭审，没有实体的权利，不能提起诉讼程序。又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二条，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本案中承担责任的南大港管委会未提出任何再审申请，至今服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第430页第三段：“享有申请再审权的主体应为具备再审利益的当事人，而在原审中未被判决承担实体权利义务的当事人不应具备再审利益”。 第二，本案诉争的款项理应归实际施工人所有。董连臣的实际施工人的主体资格已经有生效的(2018)冀09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法庭调查已经查明本案诉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刘连祥与董连臣。（2018）冀09民终4629号民事判决是依据（2018）冀09民再13号做出的。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均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的事实，对该判决书更是认可，因此法院判决变更追加的工程款归实际施工人董连臣享有50%，理由正当。再审申请人无权主张，其以非法的辅助合同中的违法内容侵占实际施工人变更追加的工程价款，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辅助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河北工建将承榄的土方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刘连祥，该合同属无效合同，其辅助合同自然无效。辅助合同载明日期为2012年10月23日。本案原二审中董连臣向法庭提交了董连臣和刘连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在2013年3月（2013）黄民初字第712号民事调解书以后，该协议约定了由于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工程发生沉降，由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给付的一期二标段工程变更补偿款约为180万元由双方平均分割，足以说明各方对变更补偿款的合伙分割50%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如果对此变更补偿款没有权益，刘连祥绝对不会和董连臣分割此笔款项的。分割补偿款就是刘连祥的真实意思表示。刘连祥从来没有放弃补偿款的意思表示。辅助合同也属于约定不明，况且也没有董连臣的确认，对董连臣没有任何约束力。再者本案款项是补偿款，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因自然原因发生淤泥沉降，所以一期二标段的实际施工费用因非人为因素导致重大损失扩大，所以南大港方面才进行了相应的补偿，补偿款就应当给实际的损失人，而董连臣就是实际的施工人和损失方。董连臣带领农民工及各种作业工具和车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完成了涉案的工程，申请人理由不应得到支持。 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审法律适用完全正确。关于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中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三句话，三个句号，足以说明是三个并列独立的表述，也就是说前后不存在顺序之分，实际施工人完全可以对自己的诉权有选择权，选择起诉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均没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具有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四、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庭审时审理法官已向各方当事人说明该案是询问程序，当时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是同意的，并记录在案，该判决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后作出的，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综上，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9民终462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对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应予驳回。 南大港管委会辩称，1、案涉工程依法经过招投标，有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合法有效。2、若法院认定董连臣等系实际施工人，我方只在所欠付工程款262757.5元内承担责任。3、我方目前所欠付的工程款为增加的工程款276361.5元＋1555882.14元＝1832243.64元。减去2015年已付的615882.14元，减去916121.82元（董连臣执行的款项），减去诉讼费和执行费24522元，减去法院判决的诉讼费12961元，等于262757.5元。4、任占领和刘连祥在黄骅法院对我方起诉后又撤诉，任占领又向黄骅法院起诉，案号为2020-777号，定于2020年5月19日开庭。这二位的起诉和本案一样，除了这262757.5元，我方不能多给付。 刘连祥辩称，同董连臣的答辩意见。 河北工建公司辩称，1、我司不是案涉工程项目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当事人。案涉工程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项目，我司不是承揽单位也不是发包单位，对工程项目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事实不清楚。2、（2017）冀0983民初537号案件审理过程我司未参加庭审，更未委托他人参加庭审，该案代理人提供的委托书等手续上的公章不是我司的公章。3、请法院依法查明案涉项目的投标文件、项目有关合同上我司公章的真实性，对涉嫌伪造公章等违法行为向公安局提出司法建议。 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董连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给原告一期二标段淤泥沉降变更工程款777941.07元、一期二标段附属工程款138180.75元，共计916121.8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玉海、刘春雷系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2012年1月15日，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以河北工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南大港管委会签订（签订合同时被告名称为渤海新区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建设指挥部）《项目区填方工程协议书》，约定由河北工建公司承建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二标段填方工程，每方中标价为人民币21.85元，工程量：41.09227万方，共计897.8661万元，工期自2012年1月15日至2012年3月31日。合同落款处盖有被告公章和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公章及郑玉海签字。同年1月18日，郑玉海、刘春雷与刘连祥签订《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填方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将河北工建公司承揽的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二标段41.09227万方填方工程转包给刘连祥。由刘连祥支付给河北工建公司、郑玉海、刘春雷600000元，工程中的税金、管理费及所有的标段费用全部由刘连祥承担，工期至2012年3月25日前完工。河北工建公司派1-2名质量技术监理人员，并协调与发包方的关系，河北工建公司积极办理发包方的工程款，并按发包方给付的工程款比例给付刘连祥工程款。该转包合同签订后，刘连祥与原告董连臣合伙施工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该工程于2012年3月31日验收合格，被告南大港管委会按合同约定将工程款拨付给了河北工建公司，河北工建公司扣留600000元后将工程款给付了被告刘连祥，被告刘连祥与原告董连臣对工程款进行了分割。 由于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施工中因自然原因出现淤泥沉降，实际工程量超过了订立合同时预计的工程量。被告南大港管委会经核实，预算追加了因淤泥沉降导致增加的工程款1555882.14元。 原告董连臣与第三人刘连祥在施工中除完成了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另外以河北工建公司名义施工了项目区填方工程协议书以外的附属工程，园区内土方回填工程一期运输道路的修筑及维护，工程款为276361.5元。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董连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61元，由董连臣承担。 董连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黄骅市人民法院（2017）冀0983民初53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董连臣提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与刘连祥是合伙关系，董连臣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董连臣有权主张涉案的工程款。被上诉人南大港管委会质证意见：对中院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中院的这份判决与本案被上诉人无关，董连臣是否与刘连祥合伙，和刘连祥承包工程与被上诉人无关。河北工建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不发表实质性的质证意见，因为我公司没有参与诉讼，对案件情况不清楚，对董连臣的身份不认可，坚持537号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刘连祥质证意见：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刘连祥和董连臣是合伙关系，二人在涉案工程中是共同的实际施工人。郑玉海质证意见：对判决书没有异议。刘春雷质证意见：因为判决书判决我们不承担责任，对判决书的内容不发表质证意见，但是不认为董连臣和刘连祥是合伙关系。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董连臣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依据；2、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董连臣主张工程款的法律依据；3、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及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主要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诉辩，本院二审认为，第一，2012年1月15日，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以河北工建公司名义与南大港管委会签订《项目区填方工程协议书》。2012年1月18日，郑玉海、刘春雷以河北工建公司名义将该工程转包给刘连祥。第三人郑玉海、刘春雷与刘连祥约定由刘连祥支付给郑玉海、刘春雷60万元，税金、管理费及所有的标段费用全部由刘连祥承担。转包合同签订后，本案第三人刘连祥又与上诉人董连臣签订合伙协议，合伙施工该涉案工程，并约定工程投资及分成各占50%。以上事实，由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协议等予以证实。本院（2018）冀09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认定，董连臣与刘连祥是合伙关系，由其二人合伙共同承包了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共同实施了填方工程，同时也认定董连臣是填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案中，讼争双方均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上诉人董连臣作为原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具有事实依据。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被上诉人董连臣作为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南大港管委会主张工程款具有法律依据。第三，关于本案工程量和南大港管委会欠付工程款数额。因淤泥沉降追加工程款1555882.14元及一期二标段附属工程款276361.5元，有南大港管理区财政局出具的证明及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建设指挥部土方回填工程一期附属工程鉴证单为证，对该数额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根据上诉人董连臣和本案第三人刘连祥合伙协议中关于投资及分成各占50%的约定，淤泥沉降追加工程款1555882.14元及一期二标段附属工程款276361.5元的50％计款916121.82元，南大港管委会应直接支付给上诉人董连臣。第三人刘春雷提出，2012年10月23日，河北工建公司郑玉海、刘春雷与刘连祥签订辅助合同一份。辅助合同约定，该合同是2012年1月18日承包合同的辅助合同，甲方（河北工建公司）将中标工程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承包给乙方（刘连祥），该承包工程由乙方自负盈亏，该工程主合同如有变更追加等事宜与该承包合同无关。刘连祥对该辅助合同不认可，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具有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故本院对该辅助合同不予采纳。原审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判决驳回上诉人董连臣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董连臣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一、被上诉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兴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董连臣淤泥沉降追加工程款1555882.14元及一期二标段附属工程款276361.5元的50％计款916121.82元；二、第三人刘连祥、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沧州分公司、郑玉海、刘春雷不承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61元，由被上诉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兴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961元，由被上诉人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东兴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郑玉海提交以下证据：1、（2019）冀0983民初4632号民事案件起诉状、庭审笔录、（撤诉）裁定书，拟证明案涉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只是刘连祥和河北工建公司，董、刘的个人合伙尚不明确。2、2018冀09民再13号的开庭笔录，拟证明董连臣实际履行的是合伙协议约定的工程，而非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董连臣自认合伙解除。起诉时董连臣并不知道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是在开庭过程中当庭变更的。3、刘连祥与河北工建的2012年10月23日订立的辅助协议。拟证明主合同变更追加等与其无关。4、本案的起诉状及判决书，刘连祥诉讼地位均是第三人。拟证明刘连祥不认可董连臣的诉求，董连臣不具有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 董连臣质证认为，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郑玉海和刘春雷方主张的证明目的。 刘连祥质证认为，同意董连臣的质证意见。 南大港管委会不予质证。 被申请人董连臣提交以下证据：黄骅法院2014-547号、2015沧民终字11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涉合同因没有资质属于无效合同，其效力不合法。董连臣是实际施工人，追加的155余万元工程款不是辅助合同第二条的内容。 刘连祥质证认为，对两份判决的真实性认可。辅助合同中的签名是真实的，但是在空白合同中签字。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且辅助合同第二条约定不明。 郑玉海质证认为，董连臣提交的两份判决均未生效。已经再审，案件号是2018民再13号，这份判决没有对建设工程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刘春雷的质证意见同郑玉海的质证意见。 南大港管委会不予质证。 南大港管委会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投标文件，2、中标通知书，3、双方签订项目填方工程协议书。证明涉案工程合同合法有效。第二组证据：案涉工程增加的工程款项为27万余元，签证单，发票。第三组证据：证明2015年3月2日我方向河北工建支付了615882.14元，报账单、黄骅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诉讼费和执行费支出票据。第四组证据：黄骅人民法院任占领案件以同样理由起诉的证据，立案通知书等。 郑玉海质证认为，对第一、二、三组证据认可。支付对象是河北工建沧州分公司。签证单是工程结算的必要手续。对管委会提交的证据4，我们没有收到诉状，不了解情况。刘春雷的质证意见同郑玉海的质证意见，关于第四组证据全部都在2020年春节前都撤诉了。 董连臣、刘连祥质证称，请法院核实。 庭审中，刘春雷主张其对27万余元的附属工程款没有争议，其对155万余元的追加工程款有争议。郑玉海主张，案涉辅助合同只是针对155万余元的追加工程款。董连臣认可案涉工程款已执行到位。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2年10月23日，河北工建公司、郑玉海、刘春雷（甲方）与刘连祥（乙方）签订辅助合同一份。辅助合同载明：经甲乙双方商定，2012年1月18日承包合同辅助合同条款。一、甲方将中标工程（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41.09227填方工程）承包给乙方，该承包工程为乙方自负盈亏制。二、该工程主合同如有变更追加等事宜与该承包合同无关。三、该承包工程其它技术要求，付款方式与主合同一致。注：该辅助合同双方签字生效。合同下方甲方处有郑玉海、刘春雷签字，乙方处有刘连祥签字。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3日。再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本案争议工程款的数额，因淤泥沉降追加工程款1555882.14元及一期二标段附属工程款276361.5元，对该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关于董、刘二人合伙关系及董连臣在案涉工程中的身份问题。本院（2018）冀09民再13号民事判决查明，2013年2月6日董连臣和刘连祥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二人合伙承包案涉填方工程，工程投资及分成各占50%。该判决书认定，董连臣与刘连祥是合伙关系，由其二人合伙共同承包了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填方工程，共同实施了填方工程，同时也认定董连臣是填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董连臣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南大港管委会为被告，起诉主张工程款具有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应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本案中，刘连祥虽主张该辅助合同系其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在空白合同中签字，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连祥的上述主张。案涉辅助合同系由刘连祥签字，并没有董连臣的签字，董连臣对该辅助合同亦不予认可。刘连祥未取得董连臣的同意处理案涉款项，侵害了董连臣的权利，案涉辅助合同不应对董连臣具有约束力。 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建设指挥部向河北工建公司出具的《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中载明了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二标段填方工程的工程量为41.09227万方。郑玉海、刘春雷（甲方）与刘连祥（乙方）签订的《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填方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中标工程（南大港石化物流园区二标段41.09227万方填方工程）承包给乙方。上述两份协议书中均载明了案涉工程的工程量，而南大港石化产业园管委会关于拨付土方回填工程一期淤泥沉降变更费用的请示中载明，因底部淤泥层经晾晒沉降严重，加大了土方填筑数量。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检验核查，南大港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决算评审，基层面淤泥沉降工程量变更审定金额为4693777.41元。本案争议的追加工程款1555882.14属于审定金额中的款项。故此，董连臣的实际工程量增加，发包方南大港管委会对该事实亦认可，并就追加的工程款进行了审核审批，董连臣请求追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二审判决发包方南大港管委会支付给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董连臣工程款916121.82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郑玉海、刘春雷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冀09民终462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凤梅 审判员  李美华 审判员  赵长波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崔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