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再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国华，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涛，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罗小青，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涛，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农宝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新，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国华、罗小青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农宝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终22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粤民申230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陈国华、罗小青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涛，农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新到庭参加再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华、罗小青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撤销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终222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3.一审、二审和再审诉讼费用由农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陈国华、罗小青因遗失相关证据，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未能向法庭提交双方以母猪抵扣货款（饲料款）的证据，加之农宝公司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该事实予以否认，致使“双方存在以母猪抵扣货款”的事实未能得到法庭的采信和认定，陈国华、罗小青因此遭受不利判决。如今，欧阳晓平2016年2月3日签名的“今收到陈国华猪款贰拾叁万陆仟陆佰陆拾元（236660元）”与“今收到陈国华猪款叁拾贰万壹仟零肆拾元（321040元）”的《收据》已经找到，足以证实农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于2016年2月3日代表公司已以陈国华、罗小青的母猪抵扣其557700元货款的事实。该证据与先前证人罗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基于此，恳请依法再审，维护陈国华、罗小青的合法权益。农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陈国华、罗小青新提交的证据即两份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农宝公司无关。该两份收据上未盖有农宝公司的公章，收据的签署人“欧阳小平”与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欧阳晓平”名字并不一致，所谓“欧阳小平”也没有标注其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因此，对上述两份收据，陈国华、罗小青应该向上述收据的出具者主张相关权利，陈国华、罗小青向农宝公司主张权利是错列责任主体，上述两份收据与农宝公司无关。2.本案证人罗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罗某的陈述也不能证明农宝公司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罗某与罗小青系兄妹关系，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而且，其陈述拉猪的时间为2016年2月底，这与收据出具时间2016年2月3日是明显矛盾的，该证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根据罗某的陈述，其仅仅只看到欧阳晓平，其并无依据认定是农宝公司拉走了母猪，罗某本人明确陈述其“对双方具体如何协商不清楚”，因此，罗某的证言不能认定是农宝公司拉走了所谓的138头母猪。3.农宝公司对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两份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间隔时间太久，农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记得以“欧阳小平”的名字出具过上述两份收据。农宝公司在庭审前未见过原件，在陈国华、罗小青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如果法院要求，农宝公司愿意申请鉴定以核实是否属欧阳晓平所签署。4.陈国华、罗小青主张以上述两张收据的金额与其所欠农宝公司的饲料款进行抵扣没有事实依据。农宝公司从未与陈国华、罗小青达成过以所谓的猪款抵扣饲料款的意向，陈国华、罗小青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对有关债权债务进行抵销的合意。5.人民法院对陈国华、罗小青逾期提交证据应不予采纳。从文本上显示，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该份证据早在一审前就已经存在，陈国华、罗小青从一审到二审历经一年半的时间都不提交，陈国华、罗小青不能对逾期提交该份证据作出合理解释，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该逾期提供的证据依法应不予采纳。6.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两份收据并不能证明陈国华、罗小青对农宝公司享有557700元的债权。该两份收据未有相应的银行流水证明所谓的“欧阳小平”收到了该款项，同时，该两份收据并不能反映收据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不能证明陈国华、罗小青主张的农宝公司或欧阳晓平本人从陈国华处拉走了价值557700元的猪，更加不能证明农宝公司或欧阳晓平本人应该向陈国华、罗小青偿还上述557700元的债务。7.陈国华、罗小青主张农宝公司拉走了其价值557700元的母猪也与本案的基本事实矛盾。陈国华、罗小青在本案中曾经主张农宝公司委托李某、顾某收款，陈国华、罗小青向该两人支付了30万元，虽然该主张被法院驳回，但如果真如陈国华、罗小青在本案再审中所述的所谓的农宝公司拉走了其价值557700元的母猪，加上陈国华、罗小青自认为的向农宝公司支付的30万元，减掉本案判决的货款金额后，那陈国华、罗小青岂不是向农宝公司多支付了254106.49元（557700+300000-603593.51），在陈国华、罗小青从来没有预付货款的情况下，陈国华、罗小青又怎么可能在明知货款足额支付完毕的情况下向农宝公司超额支付25万多元的款项呢？陈国华、罗小青主张的有关农宝公司拉走了其价值557700元的母猪是明显不成立的。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陈国华、罗小青的全部再审请求，并立刻对本案恢复执行。之后，农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再次提交《代理词》补充答辩意见称：1.陈国华、罗小青应对收据是否为农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两张《收据》上的署名为“欧阳小平”，该姓名与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的名字不一致，陈国华、罗小青自己提交的其他证据也显示农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以“欧阳晓平”的姓名签名，未有任何证据显示其曾以“欧阳小平”的字样签署过文件，因此，如果陈国华、罗小青认为该两份《收据》系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其应在法院通知的开庭后一周内提交相应的鉴定申请，如其不提交鉴定申请，则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王某在公安局的讯问笔录里陈述多有不实之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时间不正确。王某陈述拉猪时间为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而收据出具时间2016年2月3日为2016年春节前五天。其次，其陈述的猪的大小明显不对。王某陈述的猪的大小为“猪苗”，因太小了屠宰场不要，养了三个月才出售。而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两张收据显示的总金额为557700元，即使按二审时的证人蓝某所述的高达每斤20元计算，以陈国华、罗小青所述的138头猪计算，则平均每头猪重量202斤（557700÷138÷20），怎么能称为“猪苗”呢？显然，王某的陈述与陈国华、罗小青主张的事实是矛盾的。3.本案所有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农宝公司须对两张《收据》承担法律责任。本案所有证人的证言，充其量只能证明欧阳晓平在现场，不能证明当时欧阳晓平代表农宝公司在拉猪，相关证人有关所谓是农宝公司在拉猪的陈述只是他们的一种猜测，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因此，陈国华、罗小青要求农宝公司对所谓拉猪的款项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农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国华立即向农宝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45893.51元、违约金149180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2月25日开始计至2017年6月25日止）；2.罗小青对陈国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陈国华、罗小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华在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20日期间向农宝公司购买猪饲料等产品，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是由陈国华向农宝公司下订单后，农宝公司向指定养猪场送货，送货时由农宝公司制作发货单，发货单中载明客户、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及金额等。在客户中载明“陈国华（白芒场）”“陈国华（重阳场）”，同时在发货单下面载明：1、本“发货单”为我公司向客户收取货款的唯一凭据，经客户签名即成为有效的销售合同；2、业务员不能向客户借款、借贷或没有凭“发货单”收取货款，如出现纠纷公司一概不承担责任……4、客户保证本次货款在约定期内结清，逾期不结或未结清余额我公司将按同期银行利息追收本息，并按每月5%罚取违约金。同时在第5条还列明双方结算日，该结算日日期一般为送货日期后的一个月。陈国华、罗小青确认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是按照发货单中的第4条的约定计算，但认为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且约定违约金过高，应进行调整。双方交易期间，农宝公司曾多次制作对账单，对账单均载明“致陈国华先生”。农宝公司最后一次制作对账单，载明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农宝公司与陈国华货款往来应收账款余额为3534893.51元。陈国华于2015年6月27日在“客户签名”处签名确认欠款。一审庭审中，陈国华、罗小青对截至2015年6月27日尚欠农宝公司货款3534893.51元没有异议。起诉时，农宝公司自认在2015年6月27日后，陈国华、罗小青或其委托人员曾通过向农宝公司或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等人转账等方式向其合计支付了货款2789000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已付货款的统计表。根据该统计表，陈国华、罗小青在2016年2月5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付款情况为：2016年2月5日付款（欧总代存入）150000元，2016年4月1日付款（欧总代存）200000元；2016年4月2日付款（欧总代存入）100000元。陈国华委托案外人黄某在2016年3月3日向欧阳晓平支付了42300元，在2016年3月31日向欧阳晓平支付了300000元。陈国华、罗小青主张上述款项中2016年3月3日的42300元款项，农宝公司并未统计进已付货款，应当从应付款中扣减。对此，农宝公司主张上述42300元款项统计进入了其自认陈国华、罗小青已付款中的2016年4月1日或者4月2日支付的合计300000元中，不应当再行扣减。陈国华通过案外人黄某在2016年8月9日、22日和23日分别向欧阳晓平支付了20000元、50000元和30000元。农宝公司确认上述合计100000元应当从陈国华、罗小青应付货款中扣减。陈国华、罗小青提交《收据》显示：“今收到陈国华交来欠款（龙宝公司）饲料款合计人民币叁拾万圆整（￥300000.00元），抵全额欠款中最后一期欠款。李某2015.7.18”。同时陈国华、罗小青提交了汇款人嵇某于2015年7月18日向收款人顾某转账300000元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营业所出具的汇款收据，以证明陈国华、罗小青向农宝公司支付300000元货款的事实。陈国华、罗小青主张汇款人嵇某是陈国华的亲家母，也是韶关市华青养殖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某和顾某是农宝公司授权处理本案货款纠纷的人。农宝公司否认李某和顾某系其公司委托的收款人，也否认两人是其员工。为证明陈国华、罗小青以138头母猪抵偿557700元货款的事实，陈国华、罗小青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证人罗某陈述其系陈国华猪场的员工，负责管理肥猪，其与罗小青是兄妹关系，陈国华猪场由陈国华负责全面管理，罗小青有时来猪场检查猪场工作；2016年2月底，农宝公司到位于重阳场的陈国华猪场拉走了138头母猪，当时由其负责过磅、登记、确认单价，并将书面材料交给了陈国华和欧阳晓平，对双方具体如何协商不清楚。除上述证人证言外，陈国华、罗小青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以母猪抵扣货款的事实。庭审中，农宝公司对陈国华、罗小青上述以母猪抵扣货款的事实不予确认。陈国华与罗小青系夫妻关系，案涉债务发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庭审中，农宝公司明确其主张的违约金以法院认定的实际拖欠货款金额按照月5%标准计算四个月；利息以法院认定的实际拖欠货款金额为基数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农宝公司与陈国华之间的猪饲料买卖关系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陈国华、罗小青抗辩与农宝公司进行交易的是韶关市华青养殖有限公司，但案涉发货单、对账单中列明的客户均为陈国华（白芒场）、陈国华（重阳场）或陈国华，而非韶关市华青养殖有限公司，陈国华、罗小青抗辩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农宝公司、陈国华、罗小青对截至2015年6月27日陈国华尚欠农宝公司货款3534893.51元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农宝公司自认陈国华、罗小青已付货款2789000元并认可陈国华、罗小青于2016年8月支付的1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款项应当从总货款中予以扣减。对陈国华委托案外人黄某在2016年3月3日向欧阳晓平支付了42300元货款，农宝公司主张已经在其自认的2016年4月1日和4月2日已付货款中予以扣减，但农宝公司并未对陈国华、罗小青在2016年3月3日和2016年3月31日合计向其支付342300元，但在2016年4月1日和4月2日中仅统计合计已付款为300000元作出合理解释，应由农宝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故对陈国华抗辩应从应付款中扣减42300元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陈国华抗辩以母猪抵扣货款的事实，陈国华、罗小青未能提交双方以母猪抵扣货款的证据等到庭，仅凭证人罗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以母猪抵扣货款事实，故对陈国华、罗小青主张的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陈国华主张农宝公司委托李某、顾某向其收货款，其向两人支付了300000元货款，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农宝公司授权两人收取货款的事实，农宝公司亦否认委托上述两人向陈国华、罗小青收取货款，故对陈国华、罗小青抗辩其向农宝公司支付上述30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扣减一审法院确认的已付货款，陈国华合计应向农宝公司支付货款603593.51元（3534893.51元-2789000元-100000元-42300元）。对陈国华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问题。根据农宝公司庭审中明确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计得农宝公司主张违约金为120718.70元（603593.51元×5%×4）；利息为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25日开始计至2017年6月25日止。案涉发货单约定，陈国华未按照约定付款的，应当按同期银行利息追收本息，并按每月5%罚取违约金，上述约定的违约金和利息实际均为违约金。案涉交易发生在2015年5月20日前，而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为收货后一个月，即陈国华、罗小青最晚应于2015年6月20日前向农宝公司支付全部未付货款，但未支付，构成违约。虽然发货单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确认过高，但农宝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和利息远低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且综合陈国华逾期付款时间等违约情况，农宝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未明显超出陈国华、罗小青逾期付款给其造成的损失，故农宝公司主张的上述违约金及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案涉债务发生在陈国华和罗小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根据证人罗某的陈述，亦可以判定案涉债务系基于陈国华、罗小青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而产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农宝公司要求罗小青对陈国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一、陈国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603593.51元、违约金120718.70元和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2月25日起计至2017年6月25日止）给农宝公司；二、罗小青对陈国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农宝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农宝公司负担2461元，陈国华、罗小青负担10439元。陈国华、罗小青不服一审判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农宝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农宝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7月18日，农宝公司经代理人李某向陈国华收取了30万元饲料款，有汇款收据为证。2016年2月，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带领人员到陈国华位于韶关市××区重阳镇养猪场拉走138头二元母猪，价值557700元，有证人即养猪场的厂长罗某的证言为证。然而，一审法院对前述事实均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前述两项金额合计857700元，远大于一审认定的金额，陈国华、罗小青不但不拖欠饲料款，还超额支付。农宝公司的诉请应予以驳回。另，陈国华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应由韶关市华青养殖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本案所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罗小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农宝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二审期间，陈国华、罗小青共同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报警回执，报警时间2018年9月25日、2018年11月19日；2.受案登记表，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该登记表记载简要案情为：2018年10月29日，事主陈国华到我所报案称：2015年7月18日8时许，因其欠农宝公司饲料钱的问题，和妻子罗小青来到武江区工业东路湖心宾馆2楼，与自称是该公司员工“麦哥”“龙哥”、李某、蒋某等多名男子签订还款的协议，当天到××区沙洲路中国邮政银行柜员机将30万元转账到（户名：顾金鹏，账号：62×××61）上，转账成功后其每个月按时向农宝公司还款，2016年7月份将所有费用还清，直到2018年4月收到农宝公司对其的起诉书时才发现当时向顾某转账的30万元对方没有收到，发觉被骗；3.立案告知书，显示2018年11月3日立“陈国华被诈骗案”；拟共同证明农宝公司及欧阳晓平拒不承认收取30万货款以及以猪抵债的事实，欧阳晓平及其带过来的李某等人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非法纠合雇佣多人，采取暴力、胁迫、滋扰等手段追讨债务、解决纠纷的行为，已涉嫌犯罪，陈国华已报警，公安部门也对此立案侦查。陈国华、罗小青认为待公安部门侦查属实，可以证明涉案纠纷构成虚假诉讼。4.照片，显示时间是2016年2月3日14点，陈国华、罗小青称是欧阳晓平帮手的照片，地点是涉案猪场;5.光盘，内有音频和视频。此外，二审庭审中，陈国华、罗小青申请了三名证人蓝某、王某、曾某出庭作证。证人蓝某到庭陈述如下：“我是韶关市政协委员，爱好摄像，发生事件前两个朋友去摄像，我在办公室，午饭前听到争吵，罗小青哭着不让，陈国华答应一个月还，达成协议就去秤猪。我与欧阳晓平散步，散步时间超过半小时。我好奇称猪，看完称猪，欧阳晓平在办公室签名收到猪，当时我也在场。后我也见过收据。后来打过很多次电话打给欧阳晓平，打电话目的是为了从中斡旋。他说他开始是帮陈国华，后来欠钱多了要拉猪抵债。高于市价的两倍抵债。猪的市价是10元1斤。收条的内容是经收到陈国华的款项。肯定交给了陈国华，我亲眼看到在桌上。我回来喝茶后看到单据在桌子上。收到50多万是没错的。欧阳晓平亲口和我说陈国华欠300多万款项。两人之间的交易之前没有听过。拖猪是2016年2月，准确的时间我查要查摄像，那里才有准确时间。具体拉走多少头不知道。只是好奇怎么装猪、赶猪。当时在场是欧阳晓平、罗小青、陈国华是有推搡行为。我认为是生意上的事情，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不需要报警。记忆中最深刻就是罗小青哭着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给你称猪。生猪行情很好，20块是陈国华提出，双方协定的，是愿意的，不是强行拉猪。时间大概是2016年2月，具体日期不清楚，有准确的U盘记载日期。大概是午后。写过一份收据。”证人王某到庭陈述如下：“我是帮别人去陈国华那里拉猪，2016年2月3日下午第一次帮他拉猪才认识他。之后没有帮他拉猪，没有其他往来。作证原因是他们说要对证是我拉猪，当时没有留电话，通过认识的老板曾某、王某找到我。王某是我哥哥，与陈国华认识，陈国华是养猪的，他是开屠宰场的。我不知道农宝公司老板是欧阳晓平。王某让我拉猪到猪场。让我帮他中转猪，从陈国华养猪场拉到黎市王某的猪场。我不认识欧阳晓平。我只能在装猪的现场。当时老板娘在场，老板娘下来看称和赶猪。3车一共138条，大概是午饭后，是中午的时候，有点太阳。3号还没过春节。只知道装猪的事情，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相关问题的陈述。谈妥了才拉开门让我们出。是王某叫我拉猪，他知道我有车让我拉猪。拉猪时间是2016年2月3日。我在称猪现场。老板娘、老板娘儿子，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在场，我第一次去帮他拉猪。我只知道是猪是运到王某猪场，也是王某给我费用。”证人曾某到庭陈述如下：“我认识陈国华十几年了，我是群达实业公司董事长。我们经营的也是屠宰生猪。农宝公司饲料款的事，第一期30万还款的事情是2015年7月中旬与朋友散步，陈国华打电话叫我喝早茶，我与欧阳晓平也是朋友，他推销饲料到我们公司，我介绍给陈国华。我一般叫他欧总，喝早茶时麦总也在场还有一个叫龙哥的，麦总说第三方委托他们来收的，麦总是农宝公司的副总。让陈国华将300多万还齐，当时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每个月30万，我因为要上班就先走了。到了11点，陈国华打电话说已经汇款30万，这是我听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没有在现场看到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上说，第一期30万是当天达成。15年7月中旬是多少号不记得了。喝茶时谈到款项会给龙哥收。”经庭审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如下：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书面证据中的报警回执显示报警时间为2018年11月，一审判决时间在2018年9月，该报警发生在一审判决之后。而陈国华、罗小青自称猪场拖猪时间为2016年2月。换言之，在猪场拖猪时间发生两年半之后再行报警，时间上并不合理。即使陈国华、罗小青所属属实，到诉讼发生时才知晓被骗，则也应当在一审审理期间报警，其在一审宣判之后方报警不合理。此外，该些受案登记表上列明的简要案情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自称是农宝公司员工的“麦哥”“龙哥”、李某、蒋某等多名男子签订还款的协议；二是向顾某转账的30万元农宝公司并无收到，发觉被骗。以上内容均为陈国华个人陈述，公安部门并没有侦查做出认定。即使诈骗行为属实，犯罪嫌疑人也是实际收款人以及自称农宝公司员工的“麦哥”“龙哥”、李某、蒋某等多名男子。从关联性的角度分析，该些犯罪嫌疑人与农宝公司的关系并无证据证实。此外，从该简要案情来看，亦对于陈国华、罗小青拖猪抵债的主张没有证明力。至于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照片中，人物身份不明，不能认定是欧阳晓平的帮手。有关三位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蓝某虽然自称亲临拖猪现场，但其提及拖猪之后由农宝公司出具了收据，如此有力且关键的证据，陈国华、罗小青并无提交而是以事后知晓被欧阳晓平拿走不合理，亦非合理解释。可见，蓝某的证人证言存在瑕疵。王某证言中仅提及该日去陈国华、罗小青的猪场拖猪，但其称送到案外人王某的猪场，与农宝公司并无关联。王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而曾某虽提及喝茶参与麦总、龙哥，先称麦总是农宝公司的副总；又说麦总说第三方委托他们来收的，那么麦总到底是何人，代表何方来收钱相矛盾。此外，曾某也自认有关协议的达成和付款都没有亲见，只是听陈国华陈述。综合来看三名证人的证言均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均不能直接作为认定的依据，而证人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之间亦不能相互印证不能够形成有效证据链，二审法院均不予采信。而陈国华、罗小青二审提交的光盘，视频及音频均不能证明涉案待证事实，二审法院不予采信。陈国华二审中申请追加李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陈国华对外支付的30万能否认定是否用于支付货款？2.陈国华提出的被拉猪抵债的主张是否成立？3.陈国华提出其行为属职务行为的主张能否成立？4.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陈国华对外支付的30万元是否能够认定用于支付涉案货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陈国华应对其有关30万元是向农宝公司支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陈国华一审提交的有关农宝公司收取了30万元的收据、保证书等均有李某签名，但李某与农宝公司的关联性缺乏证据证实。二审中，虽然陈国华、罗小青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证言亦不能据以认定李某书写的收据、保证书对农宝公司有约束力。从双方无争议的已付款的情况来看，均是向欧阳晓平账户支付款项，而该笔存争议的款项却不同。可见，该付款与之前的交易情况亦不相符。综合以上分析，二审法院对陈国华有关该笔30万元是向农宝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予认定。关于陈国华提出的被拉猪抵债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同理，陈国华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对证据的论述，陈国华提交的书面证据、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陈国华有关拖猪抵债的主张，应由陈国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陈国华提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陈国华亦无提交证据证实其是韶关市华青养殖场有限公司的员工。且从陈国华在本案的抗辩来看，其一直围绕着其已经支付完毕款项展开，并没有主张应由韶关市华青养殖场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从二审中陈国华、罗小青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来看，陈国华、罗小青认可证人证言的效力。在蓝某的证言中，多次提到罗小青在场并同意称猪，由此可见，罗小青也是参与到猪场的经营当中的。涉案款项显属夫妻共同债务，罗小青应共同承责。此外，陈国华申请追加李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分析认定，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李某是受农宝公司委托收取涉案的款项，则陈国华与李某如存在其他纠纷亦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本案无需追加李某参加诉讼，二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陈国华、罗小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1月8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225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上诉人陈国华、罗小青负担。本院查明，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陈国华、罗小青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两张《收据》原件，一张显示“今收到陈国华猪款贰拾叁万陆仟陆佰陆拾元（236660元）”，“收据人：欧阳小平2016.2.3号”，另一张显示“今收到陈国华猪款叁拾贰万壹仟零肆拾元（321040元）”，“收款人：欧阳小平2016.2.3号”。两个签名上都加按了指印。2.韶关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2018年12月3日15时45分至2018年12月3日17时10分，王某接受重阳派出所的询问，内容包括“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欧阳晓平打电话给我，说他在陈国华那里买了100多条猪，要我去拉回我的猪场。然后我就叫一个司机去陈国华猪场，拉了100多条猪苗回来。”“当时大概在2016年的春节期间，我拍档通过网银转了20万左右给欧阳晓平”。3.手写的《证明》一张，内容为“2016年2月3日欧阳小平打电话叫我到陈国华场里说拉他的猪底（备注：应为“抵”）饲料款，我就过来了拉了陈国华138头中猪。特此证明”“证明人：王某2018.11.28”。4.手写的《证明》一张，内容为“欧阳小平2016年2月29日收到陈国华二元母猪款伍拾伍万柒仟柒佰元整。（￥557700元）特此证明。卖猪时有20多个工人在场”。“罗某，2016.8.10”。5.分别署名为饶某、伍某、王某等人的《证明》共五张，内容均为证明2016年2月看到欧阳小平或农宝公司的人从陈国华的猪场拉猪抵饲料款的事实。陈国华、罗小青据此主张以557700元猪款抵偿了饲料款，并解释说之所以一、二审未提交两张《收据》，是因为《收据》落到抽屉的下面去了，后来才发现。农宝公司质证认为，对《收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收据》上的签名“欧阳小平”并非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即使欧阳晓平拉了猪亦不等于农宝公司抵偿了饲料款。对其他证据亦不认可。本院另查明，再审阶段，农宝公司和欧阳晓平共同向本院提交了《关于陈国华、罗小青的申请再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陈国华、罗小青在二审生效不久即找到所谓的“证据”表示疑问，并表示不管该“证据”如何，也不能成为再审理由，《意见》并未明确否认欧阳晓平签署了涉案《收据》给陈国华、罗小青，《意见》最后“答辩人”处有“欧阳晓平”的手写签名，并加盖农宝公司公章。欧阳晓平本人并未出庭参加本院法庭调查。本院还查明，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期间，王某为农宝公司员工。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陈国华、罗小青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结合农宝公司答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陈国华、罗小青是否以猪抵农宝公司557700元货款，即陈国华、罗小青对农宝公司的欠款总额中应否减掉557700元？2.陈国华、罗小青对外支付的30万元能否认定为其偿还所欠农宝公司货款？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从陈国华、罗小青提交的证据情况来看，陈国华、罗小青在一审、二审阶段向法院申请了罗某及蓝某、王某、曾某共四名证人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从陈国华处拉了138头猪抵偿饲料款。在再审阶段，陈国华、罗小青补充提交了两张关键证据《收据》，以及王泽兵2018年12月3日在韶关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和其他证人的书面证言。虽然两张《收据》上的收款人签名“欧阳小平”的“小”字与农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晓平”的“晓”字不同，但欧阳晓平本人并未明确否认其在涉案《收据》上签名，农宝公司提交代理意见称不能确认是欧阳晓平所签，但并没有申请笔迹鉴定，亦未能提出其他更为有力的证据进行抗辩。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收据》上的签名虽然存在瑕疵，但农宝公司员工王泽兵及拉货司机证明亲自实施装车拉猪行为、多位证人作证亲眼目睹欧阳晓平和农宝公司员工从陈国华的猪场拉走猪用以抵饲料款，以及证人蓝某出庭作证亲见欧阳晓平称完猪后出具收据交给了陈国华、收据的内容为欧阳晓平经收到陈国华50多万款项，《收据》原件与上述一审、二审阶段的证人证言，已经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陈国华、罗小青以猪抵偿农宝公司货款557700元的事实成立。而农宝公司及欧阳晓平不能举证证明拉猪的原因非用以抵偿陈国华、罗小青所欠农宝公司货款，也未提交另行支付557700元猪款的证据。因此，该557700元货款应在欠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陈国华、罗小青主张其向案外人李某支付了30万元用以支付其所欠农宝公司货款，并提供了陈国华与李某2015年7月18日所签署的《保证书》以及2015年7月18日当天汇款给顾某30万元的银行汇款收据、李某签名的手写《收据》用以证明。但正如二审法院所作分析，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陈国华应对其有关30万元是向农宝公司支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手写《收据》、《保证书》上均有李某签名，但李某、顾某与农宝公司的关联性缺乏证据证实，陈国华、罗小青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农宝公司或欧阳晓平授权该两人收取款项，证人证言亦不能据以认定李某签名的手写《收据》、《保证书》对农宝公司有约束力。二审法院对陈国华有关该笔30万元是向农宝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予认定并无明显不当。就该款陈国华、罗小青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陈国华、罗小青的欠款总额应认定为45893.51元（603593.51元-5577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亦应作相应的调整。由于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对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并未上诉或申请再审，视为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利息计算方法的认可。根据一审判决所确认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计得违约金应为9178.70元（45893.51元*5%*4）；利息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25日开始计至2017年6月25日止。由于本案本身是因陈国华、罗小青欠农宝公司货款而引发，且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两张《收据》在一审诉讼发生前已客观存在，只是在二审判决后才新发现，并非是在二审判决后才新产生的证据，陈国华、罗小青对于未能在一审、二审阶段及时提交该证据存在过错，进而导致本再审案件的产生，浪费司法资源，本院再审阶段虽采纳该证据，但考虑上述情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应由陈国华、罗小青负担。陈国华、罗小青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对其将557700元猪款抵扣饲料款的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所做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2252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三、陈国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5893.51元、违约金9178.70元和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2月25日起计至2017年6月25日止）给广州农宝饲料有限公司；四、罗小青对陈国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广州农宝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均由陈国华、罗小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