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3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4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男，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法定监护人：张某7，男，198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系张某3之子。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茉莉，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男，194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欢，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雨，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某1，女，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被告：张某5，女，196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原审被告：张某6，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被告：袁某，女，193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以上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1。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因与被上诉人张某4、原审被告袁某、张某5、张某6、袁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长沙市芙蓉区房屋中杨瑞云所占的133.39平方米份额以法定继承方式继承；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张某1、张某2、张某3请求继承杨瑞云所占的133.39平方米房屋，一审法院却分割了228.65平方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2、本案系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却审理了《请求凭证》和《转让凭证》的性质并照此进行了判决，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3、一审中各方均认可对杨瑞云未处分的25.17平方米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一审法院却按照遗嘱继承进行了处理。4、一审判决侵害了案外人张某3配偶的合法权益，处分了其合法财产。二、杨瑞云在立遗嘱时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也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公证遗嘱应属无效。三、即使杨瑞云所立公证遗嘱有效，张某1、张某3应分得的份额应为4.54平方米，张某2分得的份额应为24.52平方米。张某4辩称：一、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公证书在形式上或是实质上无效，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中被上诉人亦未同意对新测绘多出来的面积以法定继承的方式分配，而是主张按遗嘱体现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三、被上诉人提交的《请求凭证》及《转账凭证》合法有效，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依法应予支持。四、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案外人利益，且本案各方已经按照《请求凭证》及《转让凭证》的内容实际履行，现已无法回转。五、一审法院对超出诉请的房屋权属系依照事实进行确认，并未超诉讼请求判决。袁某、张某5、张某6、袁某1未发表答辩意见。张某1、张某2、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某1、张某2、张某3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位于长沙市芙蓉区1层杨瑞云所占133.39平方米份额的房屋，房屋估值约80万；2、判决张某4、袁某、张某5、张某6、袁某1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瑞云（女，2006年去世）与张保华（男，1978年去世）是原配夫妻，共生育子女五人，即女儿张某1、张某2，儿子张志坚、张某4、张某3。其中儿子张志坚于2012年去世，其配偶为袁某，子女为张某5、张某6、袁某1。杨瑞云与张保华共同共有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房屋一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产权面积为185.52平方米。1999年6月2日，杨瑞云在湖南省长沙市公证处立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遗产主要是一栋185.52平方米的房屋，其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遗产的继承权分配主要是从生前对我照料和房屋的维护情况来考虑。五个子女中长女张某1、长子志坚及最小的儿子志明都在外地工作，不在身边，并都已经成家立业，基本都没有负担赡养的义务，次女明霞在湖南机床厂工作，也已经成家立业，一般节假日尚能回家看望，唯有次子志远一直在身边共同生活，几十年来志远夫妇恪尽孝道，我的起居饮食和房屋维修内外事务等全部由他们负担，从而使我至今身心健康、安度晚年。为此房屋的继承权分配为在他们的应得基础上补足影霞、志坚、志明各得20平方米，明霞得40平方米、志远得85平方米，到时由志远主持分配和联络事宜”，该公证处依法出具了（99）长证内字第898号公证书。2000年，涉案房屋经房产局重新测绘，产权面积变为228.65平方米，故产权现状为杨瑞云占有133.39平方米，五个子女每人占有19.06平方米。按照被继承人杨瑞云公证遗嘱的比例，故五个子女中张某1占24.69平方米、张志坚占24.69平方米、张某3占24.69平方米，张某2占49.4平方米，张某4占104.96平方米，因张志坚于2012年过世，故其份额由其妻袁某、子女袁某1、张某6、张某5继承。2007年7月6日继承人张某3立有《请求凭据》及《转让凭据》，自愿将杨瑞云生前安排给他的20平方米面积的房屋份额转让给张某410平方米，转让给张某21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杨瑞云与其夫张保华共有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房屋，在张保华去世后，依法继承取得涉案房屋133.39平方米，系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其可以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被继承人于1999年6月2日立下遗嘱，将上述房产指定由张某1、张志坚、张某3各继承20平方米，张某2继承40平方米，张某4继承85平方米，并办理了公证书。张某1、张某2、张某3辩称该公证书不合法，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在公证遗嘱没有被依法撤销前，其具有法律效力，故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处理。关于张某4辩称张某3作为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已经发生，即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张某4，已经丧失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在本案中主张继承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张某3向张某4及张某2出具的《请求凭据》及《转让凭据》表明其涉案房屋享有的继承份额以买卖的方式转让给张某4及张某2，张某4及张某2也已经支付对价，即张某3与张某4、张某2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转让凭据》及《请求凭据》是张某3与张某4、张某2之间就涉案房屋份额达成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及约定无效情形，一审法院确认该《请求凭据》及《转让凭据》合法有效。故张某4份额变为114.96平方米，张某2份额变为59.4平方米，而张某3占4.69平方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房屋由张某1、张某3、张某2，袁某1、张某6、张某5、张某4、袁某按份共有，其中张某1占24.69平方米，张某2占59.4平方米，张某3占4.91平方米，张某4占114.96平方米，袁某、袁某1、张某6、张某5共占24.69平方米。2、驳回张某1、张某3、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由张某1、张某3、张某2承担，每人各负担1967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范围；2、杨瑞云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3、《请求凭据》和《转让凭据》的效力问题；4、诉争房屋应当如何分割。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某1、张某2、张某3主张，一审法院在其仅请求分割133.39平方米产权的情况下分割了全部228.65平方米产权，且在其未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确认了《请求凭证》和《转让凭证》的性质，因此一审判决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本院认为：1、张某1、张某2、张某3虽仅请求分割原杨瑞云所有的133.39平方米产权，但因被继承人对诉争房屋产权面积认识错误，其所立的遗嘱对全部诉争房屋进行了分割和处理，对继承产生了影响，故一审法院在对该部分产权进行分割后，一并对整栋房屋产权即228.65平方米重新确认，并不超出诉讼请求范围。2、《请求凭证》和《转让凭证》系张某3与张某2、张某4之间对继承财产进行分配的协议，亦影响对诉争房屋的继承处理，故一审法院将其纳入审理范围，并无不当。对该两项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某1、张某2、张某3主张，杨瑞云在订立遗嘱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公证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遗嘱无效。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张某1、张某2、张某3未提交证据证明杨瑞云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未申请撤销该《公证书》，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99）长证内字第898号《公证书》记载：“杨瑞云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来到我处，在我和公证员白康林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书》上按手印。公证员刘新録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足以证明《遗嘱书》上手印和时间的真实性，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因张某1、张某2、张某3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遗嘱书》并非杨瑞云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书》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故本案属于遗嘱继承。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请求凭据》和《转让凭据》效力问题。因没有证据证明两份《凭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可撤销或效力待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凭据》合法有效，亦无不当。张某1、张某2、张某3还上诉称，两份《凭据》的内容侵犯了案外第三人即张某3前妻的对房屋的权利。本院认为，关于两份《凭据》是否侵害案外人权利的问题，因涉及案外人利益，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如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张某3向张某4、张某2转让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利，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争议焦点四：经查，被继承人杨瑞云死亡时，其占有诉争房屋的产权面积为133.39平方米，张某1、张志坚、张某3、张某2、张某4各占有19.06平方米。但从杨瑞云的《遗嘱书》中“我杨瑞云与子女张志坚、张某4、张某3、张某1、张某2在长沙市，共计建筑面积为185.52平方米（其中我占108.22平方米）”的内容分析可知，杨瑞云对该房屋产权情况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其认为诉争房屋的产权构成为：杨瑞云占108.22平方米，张某1、张志坚、张某3、张某2、张某4各占15.46平方米；杨瑞云在《遗嘱书》中记载，其对房屋分配方法为“补足影霞、志坚、志明各得20Ｍ2，明霞得40Ｍ2，志远得85.52Ｍ2”，因此对于杨瑞云的房屋份额，张某1、张志坚、张某3应各分得4.54平方米（20平方米-15.46平方米），张某2应分得24.54平方米（40平方米-15.46平方米），张某4应分得70.06平方米（85.52平方米-15.46平方米），以上共计108.22平方米。但杨瑞云实际占有的产权面积为133.39平方米，其《遗嘱书》中仅分配了108.22平方米，因此剩余的25.17平方米应按照法定继承，由张某1、张志坚、张某3、张某2、张某4均等分割，各分得5.034平方米。依据《请求凭据》和《转账凭据》，张某3将其从杨瑞云处继承的份额分别转让10平方米给张某4、张某2，因此张某3的份额减少20平方米，张某4、张某2的份额各增加10平方米。以上合计，对于诉争房屋，张某1的份额为28.634平方米（19.06平方米＋4.54平方米＋5.034平方米）、张某2的份额为58.634平方米（19.06平方米＋24.54平方米＋5.034平方米＋10平方米）、张某3的份额为8.634平方米（19.06平方米＋4.54平方米＋5.034平方米-20平方米）、张志坚的份额为28.634平方米（19.06平方米＋4.54平方米＋5.034平方米）、张某4的份额为104.154平方米（19.06平方米＋70.06平方米＋5.034平方米＋10平方米）。因张志坚于2012年过世，故其份额由其妻袁某、子女袁某1、张某6、张某5共同继承。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9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9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房屋由张某1、张某3、张某2、袁某1、张某6、张某5、张某4、袁某按份共有，其中张某1占28.634平方米，张某2占58.634平方米，张某3占8.634平方米，张某4占104.154平方米，袁某、袁某1、张某6、张某5共占28.634平方米。三、驳回张某1、张某3、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由张某1负担741元，张某3负担223元，张某2负担1517元，张某4负担2678元，袁某、袁某1、张某6、张某5共同负担7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张某1负担1482元，张某3负担446元，张某2负担3034元，张某4负担5356元，袁某、袁某1、张某6、张某5共同负担14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胡益民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欧阳云书记员张晓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