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梅，女，193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俞浩先，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朱金梅女儿。 委托代理人倪伟韬，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宝根，男，195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小妹，女，195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群娣，女，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云福、薛志宏，浙江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金梅因与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5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金梅的法定代理人俞浩先及委托代理人倪伟韬，被上诉人史小妹及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的委托代理人林云福、薛志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镇××小区××幢××单元××室××村××幢××室××房屋产权登记在朱金梅名下，初始登记日期为1990年12月30日，权证号为余房权证塘字第0××6号，现重新登记产权证为浙（2019）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118699号，该房建筑面积为64.6平方米，该房的老房产证现在史宝根处，新产权证在朱金梅监护人俞浩先处。大约在1990年左右，最迟不超过1991年8月26日，史宝根经史某1介绍与朱金梅儿子俞某及朱金梅夫妇认识，史宝根交给朱金梅方22000元，朱金梅方将房屋钥匙给史宝根，史宝根及其家人居住至今。期间，史宝根部分家庭成员将户口在1999年迁入该房，史宝根以户主的名义办理了水、电、电信等业务。本案审理期间，史群娣已将户籍从案涉房屋中迁走，朱金梅及其儿子俞某于2020年3月16日将户籍迁入案涉房屋。史宝根与史小妹系夫妻关系，史群娣系史宝根与史小妹女儿。朱金梅夫妇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俞某，女儿俞浩先，朱金梅家庭所住房屋与案涉房屋为同一小区，朱金梅丈夫俞子权已于2009年去世，朱金梅在2012年患阿尔兹海默症。2019年4月10日，原审法院（2018）浙0110民特2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朱金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俞浩先为朱金梅的监护人。庭审中，朱金梅监护人俞浩先表示其在2019年初管理朱金梅财产前不知道该房的存在，其向俞某询问得知因俞某当时向史宝根借款2万余元，故将案涉房屋借给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居住，而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则称案涉房屋系史宝根经史某1介绍以22000元的价格从朱金梅处买来，朱金梅已将老房产证交给他，原购房手续因时间较长及房屋装修原因遗失，因当时的政策农村户口无法购买城镇房屋，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朱金梅夫妇包括俞某在本案起诉前从未对房屋买卖的事实提出异议。 2019年8月，朱金梅的监护人以在2019年初管理朱金梅的财产时发现朱金梅所有的案涉房产被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占有、使用，遂以要求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返还遭拒为由诉来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将位于××镇××小区××幢××单元××室的房屋腾空并返还给朱金梅；2.本案诉讼费由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现登记在朱金梅名下及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在1990年左右支付朱金梅22000元后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事实清楚，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是朱金梅方所述的借住还是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所述的因买卖而得以及朱金梅是否有权要求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返还案涉房屋。关于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关系是否存在，也即案涉22000元性质为何。因朱金梅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丈夫已在2009年去世，朱金梅监护人俞浩先表示在2019年初才得知朱金梅名下有案涉房产，此表明其对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因何原因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近30年是不知情的，其认为该22000元是借款系源于对其哥哥俞某陈述的认可。但朱金梅方认可的陈述没有有效书面凭据予以证明，且显然于常理不符。1、案涉房屋在1990年左右时的市场价值与史宝根陈述22000元较为接近，也与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认可的俞某关于1990年左右案涉房屋购买价值为20000元左右的陈述相吻合，此亦与证人史某1关于介绍史宝根向朱金梅方购买涉案房产的陈述相印证。2、房产证系房屋的权利凭证，但俞某在原审法院询问笔录中关于在2××3年左右因要求史宝根代销丝绸故而把老房产证押于史宝根处的陈述，与此后俞某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中关于其因案涉22000元款项续借而将老房产证押予史宝根处的表述明显前后矛盾，俞某关于房产证交付的两种情形均不符合常理，史宝根关于因房屋买卖而得到房产证的陈述更符合生活常理。3、朱金梅家人陈述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提供借款而将案涉房产借给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居住近30余年，显然不符合交易常理；且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家人在过去近30年时间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案涉房屋的既成事实，期间双方未产生争议。本案中，朱金梅、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双方均未能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史宝根在1990年左右交付朱金梅方22000元的性质，但结合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实际持有老房产证，以及朱金梅本人在患病前直至本案起诉前双方没有产生争议与证人朱某、仲某证言相互印证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经证人史某1居间介绍，史宝根交付22000元购房款给朱金梅，朱金梅向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交付房屋及老房产证更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形。故在客观上购房款、案涉房屋及老房产证等主合同义务均已完成交付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基于买卖关系而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至今，朱金梅认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系借住案涉房产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确认。至于朱金梅是否有权要求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返还原物。案涉房屋虽登记在朱金梅名下，但基于前述买卖关系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对该买卖效力依法应予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已履行完毕。而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权属效力仅及于表征权利，并不及于房屋权属变动的客观事实。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基于买卖关系而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三十余年，案涉房屋现虽登记在朱金梅名下，朱金梅要求返还案涉房屋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辩称诉讼时效已过，但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金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朱金梅负担。 宣判后，朱金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三被上诉人系基于买卖关系而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错误。1、原判认为案涉房屋1990年时市值与被上诉人陈述的22000元接近，且与证人史某1陈述相印证。但上诉人亦未否认收到被上诉人22000元的款项，由于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借款金额大小是根据房屋估值为基础，经双方自愿协商确定，并无不合理之处。由于己将房屋作押给被上诉人一方借住，故未出具任何借据。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借据，根据常理也应当由出借人持有，上诉人必然无法向法庭出具相应证明。而证人史某1的证言也仅证明了其居间介绍了俞某与史宝根认识，事后偶遇史宝根得知史宝根拿到了房屋钥匙，但双方谈判时其并未亲身在场，对于双方谈判的具体细节与结果更是一概不知。原判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2、原审法院认为俞某在询问笔录中关于房产证交付的表述与提交的说明前后矛盾。此为原审法院未真正理解俞某之表述。在询问笔录制作时，由于俞某的叙述复杂冗长，书记员一时不得其意，便只记录了关键一句“万一亏掉他没保障”，原审法官告知其如有补充可再书面补充。故俞某于次日对该问题进行了书面补充解释。2××3年史宝根帮俞某代销绢丝，待货物入库后，史宝根对俞某提起22000元借款一事，因俞某表示要续借款项，故将房产证交出作为抵押物。而询问笔录中的“万一亏掉他没保障”，指的是史宝根担心俞某常年做生意风险大，如果以后亏损破产，无法偿还其债务故要求再押一本房产证在其处。因此，前后并无矛盾。3、原判认定“原告借住被告方居住近30年不合常理，而被告方陈述更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理由不能成立。（1）俞某因借款而将上诉人的房屋押给被上诉人居住，被上诉人实际占有后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权是必然的。但其30年来自始至终没有作为房屋所有权内容核心和根本标志的处分权，房屋一直在朱金梅名下，不动产物权并未发生转移。（2）在俞某询问笔录中，记录过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腾房，双方结账事情。“2008年有一次，2018年也有一次，都是我出面与史小妹谈的”。且俞某前十多年为了做绢丝生意需要大量流动资金，期间双方始终存续着借贷关系，允许被上诉人暂住房屋合情合理。假如存在买卖关系，就紧迫性而言被上诉方更甚，然而被上诉方30年内，既没有要求变更登记，也没有在所谓合同丢失后第一时间找上诉方补签合同，不合情理。（3）证人史某1作为被上诉人史宝根的中间介绍人，与被上诉人关系匪浅，同为余杭区塘栖镇塘北村史家桥人士，存在家族亲戚和利害关系。且其未实际亲历双方关于案涉房屋是借是买的谈判现场，所作陈述均为推测或从被上诉人口中得知，因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朱某、仲某作为邻居仅证明被上诉人居住案涉房屋十几年，关于案涉房屋的几次交涉，两位证人均不知情。（4）被上诉人主张房屋系购买，但无法提供书面或口头的购房合同以证明其主张，且30年至今，从未向上诉方主张变更不动产的登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常识违背。史玲玲系被上诉方史宝根和史小妹的婚生二女儿，于余杭区人民法院从事法律工作10多年，不可能不知晓这一法律常识。（5）原判错误地将借款认定为购房款、借住交付房屋认定为买卖交付，认定“三被告基于买卖关系占有房屋”与判决书中“三被告共同答辩”的理由2相矛盾。其当时答辩称：“受当时的政策影响，农村户籍的人购买城镇房地产不受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持”、“因当时政策农村户口无法购买城镇房屋”。被上诉人这一答辩恰恰印证了案涉房屋当年是借住而不是买卖关系。被上诉人明知当年的相关政策，宁可违背当时的法律政策，冒着房财两空的风险，还要坚持买房，显然更不符合常理。二、原审法院关于证据认定存在问题。1、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2、3、4与其后的答辩理由2逻辑混乱。被上诉人自称系1997年出台政策后办理了户口迁移，能落户进案涉房屋的原因是购买了上诉人的房屋。但是通过被上诉人证据3得到的信息，被上诉人实际是通过购买城镇户口的方式迁移户口。农村户口购买城镇户口的历史由来已久，因购买取得的城镇户口迁移并不需要被上诉人购买城镇房屋。依被上诉人所称的97年政策，假如己购得案涉房屋，只需要求上诉方变更登记即可实现农转非，为何花费大量钱财去购买城镇户口？显然不合常理。被上诉人亦称其在办理迁户口时向派出所出具了购房合同等房屋权属证明，但是无论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还是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均无法找到任何与案涉房屋权属相关的证明。当时户籍管理相对混乱，不能排除被上诉人通过其他不当方式迁入案涉房屋。由于上诉人并未出售房屋，知晓所谓购房合同子虚乌有以及1999年被上诉方不可能拥有朱金梅的老房产证，故于2020年3月16日再次向派出所询问被上诉人户口迁入案涉房屋的原因，派出所户籍警官沈教导员给出的答复是无论塘栖派出所还是余杭公安分局档案室均查不到相关房屋权属证明材料，无法查清迁入原因，但称“去街道居委会查访过、房管所确认过，房子中间没有变动过，肯定是你的”并以纠错的方式将被上诉人的户口迁出，并将上诉人及俞某的户口迁入。这一事实恰能证明被上诉人迁入户口的行为不当，但原审法官对于这一事实却以一句带过，相关证据也未予以确认。2、对于所谓的“购房合同”遗失的问题和老房产证的交付问题，被上诉人多次陈述不一致。在庭审询问时被上诉人称，居住时房产证还没办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上诉人丈夫俞子权办理房产证后亲自将其交给被上诉人。但在其后的质证笔录中，被上诉人称“房产证是房屋交付时同时交付的”，明显前后矛盾。关于所谓的“购房合同”遗失的问题，被上诉人史小妹答辩称“因房屋装修当废纸被捡垃圾的收走了”，而被上诉人史宝根后来提出是“被小偷偷走的”；后来在派出所户籍民警询问被上诉人史群娣户籍情况时，关于购房合同得到的答案也是“被小偷偷走了”，前后矛盾。按照常理，老房产证和所谓的购房合同都是存放一处妥善保管，不会轻易丢失，更不会出现两者丢失其一的情况。庭审上被上诉人史小妹被问及所谓购房合同的相关内容，更是一问三不知，并自称“没有合同条款”。事实上，所谓购房合同根本不存在，老房产证是2××3年作为续借抵押物交付的。3、案涉房屋所在南苑一小区曾集中变更过门牌号，故被上诉人1999年户口迁入时的地址为25幢，2009年领取新户口本时己变更为21幢。然而被上诉人的提交的证据1显示，老房产证的房屋座落仍为25幢。如果案涉房屋是买卖关系，该老房产证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己经丧失了基本的证明力和功能实用性。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被上诉人却仍然未要求变更登记，却一直持有着老房产证，显然不合常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返还原物之诉，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上诉人作为依法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有人，根据物上请求权请求被上诉人排除妨害，返还房屋，且己经完成了被上诉人占有房屋的基本事实的证明责任。而被上诉人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审法院在没有书面或口头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对被上诉方答辩诸多矛盾之处视而不见，将俞某关于老房产证的事实陈述曲解并放大，仅凭被上诉人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等传来证据以及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就认定买卖合同成立，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于房屋这样标的额巨大的交易，正常的交易方式或交易习惯都不可能不签订合同，不变更登记。被上诉人没有合同，亦没有收据或其他书证证明其交付的款项性质为购房款，而原判却听信一面之词，脱离客观证据，仅凭“主观臆测”即确认买卖关系成立为“客观事实”，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无限扩大了自由裁量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之前，不动产产权不发生转移。原判认为物权权属发生变动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到公正审理。上诉人在原审庭前得知被上诉人史宝根与史小妹的女儿史玲玲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在职人员，享受副科级待遇，与原审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系同事关系，认为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故于2019年10月15日提出申请余杭区人民法院整体回避申请，并请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指定移送本市其他区县法院管辖，但是未获准许。本案标的价值较大，判决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财产得失，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审判人员与其同事的人情关系。史玲玲在家人收到传票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审判法官沟通案情，而审判员亦多次向诉讼双方直言“案件似烫手山芋，本想自行回避并将案件移送出去，但是无奈不被院里准许”。因此，上诉人认为审判人员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足以影响本案公正审理，本案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三被上诉人将位于××镇××小区××幢××单元××室的房屋腾空并返还给上诉人；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部分。1、上诉人儿子俞某陈述案涉房屋“大概在1990年左右买的，全部弄好两万左右买的”。俞某也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给予的款项22000元，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为获得案涉房屋支付了合理的对价。2、上诉人儿子俞某陈述“2××3年把房产证给了被上诉人史宝根”。同时陈述“照理购房合同与房产证是放一起的，不能分开放”。被上诉人一审陈述，购房手续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付款时形成的，俞某陈述的逻辑与事实不符，明显存在隐瞒事实的嫌疑。3、被上诉人儿子俞某陈述：“2××3年我从江苏厂里抵押一批丝，放在被上诉人史宝根厂里，让他代卖”，仅是俞某的单方陈述，与双方在庭上确认的时间是08、09年不符，俞某陈述被上诉人史宝根扣其款项不是事实，俞某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俞某也没有向史宝根主张过，俞某事后自行处理该批丝，双方不存在该债权债务关系，俞某陈述内容明显缺乏事实依据。2018年俞某向史某1、史小妹主张腾房的陈述系单方陈述，并未得到史宝根的认同，并且与上诉人将房屋转让给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4、一审被上诉人提供了证据材料，申请了证人出庭，可以证明上诉人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近30年，系支付合理对价购买所得，上诉人在此期间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二、针对上诉人上诉状的内容。1、上诉人关于22000元款项系上诉人儿子俞某向被上诉人史宝根借款的主张无任何的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对价22000元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居住，获得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完全符合常理与客观事实。在当时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被上诉人没有必要支付巨额款项，仅换取房屋的居住权，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将巨款借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2、上诉人关于房屋抵押给被上诉人居住的概念不符合法律规定，房屋抵押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占有、使用房屋，房屋借用在法律上本身属于租赁合同关系范畴，是双务合同关系。上诉人引用的法律概念逻辑混乱。上诉人陈述2××3年上诉人儿子俞某将房产证作为抵押物给被上诉人史宝根也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的。3、物权法是2007年才实施。当时案涉房屋买卖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而不可能是物权法的规定。本案房屋产权是否转让，要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而不是十几年后实施的法律，物权法在本案处理中并没有溯及力。4、被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迁移户口。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本身存在许多的无奈。但是被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并依法将户口迁移到案涉房屋是国家发展和法治进步的必然趋势。上诉人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依据当时法律政策迁入户口行为应无不当。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八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根据以上法律的规定，认定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不仅仅是被上诉人遗失的购房手续，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陈述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等，均是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上诉人仅以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购房合同为由，否定买卖合同成立，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律认定的买卖关系成立，依据双方的陈述内容，举证的证据材料，结合法律法规、社会伦常等综合认定，上诉人关于原判偏听偏信，主观预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6、被上诉人史宝根与史小妹的女儿史玲玲虽系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但是并非本案的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也不是法院院长，也不在塘栖法庭担任任何职务。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整体回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一审结合双方陈述的事实，举证的证据材料，结合社会常理，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朱金梅申请证人俞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房屋系借款后给被上诉人借住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明效力低。俞某想把房子卖掉，而且其父母也是知道的，相应的款项与房屋的价值也是相当的。被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也申请了证人史某1出庭，史某1也说到房子是买来的。所以，根据俞某自己的陈述及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人可以相互印证，双方确实是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本院的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论述。 二审期间，上诉人朱金梅提交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一份，拟证明派出所承认当年可能是因为户籍管理混乱，导致被上诉人方的户籍以非合理合法方式迁入案涉房屋，其在自查并以纠错方式将被上诉人方户口迁出。经质证，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对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案涉房屋不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属于俞某所有，依据现行法律形式上是上诉人所有，依据交易时的法律，所有权已经转让给被上诉人，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是错误的。本院认为：无法确认录音对象，且录音中对方称因未翻看原始材料，所以不清楚被上诉人方当时迁入原因，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待证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史宝根、史小妹、史群娣申请证人史某2、钟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房子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朱金梅认为：史某2与被上诉人是同村，并且关系好，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言效力低，证词真实性有异议。仅能证明史某2给屋子进行了装修，不能证明房屋的性质是被上诉人史宝根买来的还是借住的。史某2在装修期间没有遇到上诉人也不能够证明当时上诉人没有去过。对于钟某的证言，钟某和史宝根之间是要好的朋友关系。据钟某的陈述，钟某是多次到史宝根家，无论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是去吃饭去做客的。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关系是非常要好的。钟某也仅是听说史宝根买了房子，但是没有看到过任何直接的书面的证据。因此，钟某的证据属于传来证据，所做的证词真实性存在异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两位证人当庭陈述，其证人证言均属于传来证据，且被上诉人方搬入后对房屋再进行装修，与房屋实际归谁所有并不必然相关，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人要求被上诉人腾房，被上诉人主张其已实际购买案涉房屋，故本案须审查的是不动产登记簿是否与真实权利状态相符。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的22000元系俞某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俞某自称其之前与上诉人一家并不认识，从双方交易需他人介绍这一节，本院确认上诉人一家与被上诉人一家之前至少彼此并不熟知。22000元在90年代初绝对是巨款，在双方不熟知的情况下，俞某称对方未让其出具借条，双方对借款期限、利息等细节也未约定，明显与常理不符。对于钥匙和房产证交付给被上诉人的理由，俞某称借给被上诉人一家居住，将案涉房屋设定22000元的抵押担保。本院认为，俞某对案涉房屋最先陈述为借住，后陈述为抵押，再后又陈述为房屋租金抵销借款利息。其陈述前后不一，关于房屋租金抵销借款利息的陈述与其之前关于借款没有利息约定的陈述矛盾。且被上诉人将房屋用于自住，对于全家未来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不可能对自身的房屋权利约定不清导致全家居住不宁。俞某一审中自认22000元借款尚未归还，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从其代售的丝绸款中扣除的3万元就包括了22000元，但被上诉人坚持认为扣除款项系因质量原因，该陈述与俞某的陈述不一致。且在俞某与上诉人的陈述中，被上诉人的观点都是22000元的借款尚未归还。如该笔款项给付原因确为借款，被上诉人在认为上诉人一直没有归还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向俞某主张还款或行使所谓的抵押权，不符合常理。俞某陈述其曾三次主张被上诉人腾房，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且被上诉人一家在案涉房屋中居住时间长达几十年，女儿俞浩先对此完全不知情，儿子俞某三次要求腾房却仅仅因被上诉人称房屋系其购买就打道回府，既未申请有关部门介入协调，也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主张22000元系支付的房款，并称无意间将上诉人写的买卖合同条子丢失。俞某接受二审庭审质询时亦陈述，双方原本是要买卖案涉房屋的，因上诉人户籍问题无法购买案涉房屋方才作罢。22000元的价格亦基本符合案涉房屋当时的价格。虽史宝根、史小妹对买卖条丢失原因陈述不一，但因时代久远，且丢失原因实际亦是各方自认为的原因，不代表丢失的真实原因，故两人陈述不一无法得出被上诉人关于房屋系购买的陈述不可信的结论。被上诉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未要求上诉人配合过户，在买卖条丢失后未及时让上诉人补签买卖合同，确实不符合常情。被上诉人对此解释为开始是因为户籍无法办理过户，后因上诉人丈夫保证房屋产权不会产生争议，而办理过户会产生相应的税费，房产证又保存在被上诉人处的原因，故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陈述相较俞某关于借款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综上，一审认定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购买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腾退房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一审程序一节，上诉人一审以史玲玲为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认为，史玲玲虽为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但其不是本案的审判人员或书记员，不参与本案任何工作，也不是院领导或相关庭室领导，故上诉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朱金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