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981民再6号原审原告：戈宝斌，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东台市东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平，上海坤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静，男，197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东台市，现住东台市。原审原告戈宝斌与原审被告王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于2018年7月3日作出的（2018）苏0981民初305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该案确有错误应予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苏0981民监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018年10月8日立案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戈宝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原审被告王静到庭参加诉讼。因需对案涉借条手写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案暂停审限。后原审原告戈宝斌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因新冠疫情影响中止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质证，原审原告戈宝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王均平，原审被告王静，原审原告戈宝斌申请的文检鉴定高级工程师黄某，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籍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11日，原审原告戈宝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静向戈宝斌偿还借款275万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王静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因经营需要，先后向戈宝斌累计借款275万元。近几年，王静经济情况恶化，戈宝斌多次追要未果，故诉至本院。原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王静于2018年7月31日前归还戈宝斌借款本金275万元及利息445500元;二、如王静不能按期足额履行，则戈宝斌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案件受理费29200元，减半收取14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00元，由王静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戈宝斌称，请求判令王静归还借款本金275万元及利息，其中110万元从2011年9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本金给付之日止；其余165万元不主张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原告戈宝斌主张原审被告王静分8次向其借款275万元的事实，证据客观真实，已经达到其主张债权的证明目的。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被告先后8次出具的借条，该8张借条均为原件。原告为证明交付情况，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印证了相应的资金交付和资金来源以及原告在出借款项时间段，通过其银行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数额大的情况，可以看出原告在2010年至2011年出借款项期间具备借款的经济条件和资金来源。原告本人对借条系原始借条，自愿对其真实性向法庭保证，被告确认借款数额、事实及出具的8张借条，原告主张的275万元借款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证据具有高度的概然性，法院应予认定。（二）本案应考虑以下几点因素，综合认定原告的主张是客观真实的，具有排他性证明力，不存在虚假诉讼。1.借款时间。本案8笔借款发生在2010年初至2011年8月期间，借条记载的时间段距今已经七年有余，一个虚假的诉讼不可能历时七年处心积虑，有悖常理。2.政策背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曾多次出台过有关意见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理念是有时间上的演变过程的，在2011年12月份之前，基本上对民间借贷案件是以借条为重要证据的，只要债权人主张债权时提供了债务人出具的借条，原则上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从2011年12月最高院出台《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后，对民间借贷的审判理念发生变化，至2015年以后更是将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注重审查资金往来，防止和打击虚假诉讼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本案中，原告所有的借贷行为均发生在2011年8月前，在当时的司法政策背景下，原告作为一般社会公民，基于凭借条借钱这一大众所共晓的交易方式出借钱款给被告，符合常理。而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该时间段诉讼的民间借贷案件都是凭借条诉讼，从来没有提供过银行流水往来，法院都予以了支持。3.借款用途和借条形成过程。被告在借款时间段开办有汽车销售公司，并收购了东台市现代中学，被告基于经营的原因，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而原告为了图利息，将自有资金出借给被告，被告用于经营周转，符合常理。同时，被告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经营者，精于算计，知晓商业往来惯例，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出具8张借条的。4.原告的经济状况。原告在出借款项时间段开办饭店，经营工厂，有合法的经济收入，从其提供的银行资金往来情况看，资金活动频繁，具有出借款项的经济基础。5.原告现阶段诉讼是否存在与被告串通，虚假诉讼的问题。被告从2014年左右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情况，债务众多，当时原告担心诉讼后既花去了诉讼费，又拿不到钱，只在私下向王静追款。但在2018年被告名下房产发生拆迁，补偿款较多，原告及时诉讼并申请了诉讼保全，原告是基于能够实现债权利益的现实情况考量，不存在与被告串通，虚假诉讼的可能。（三）本案提起再审的程序违法。本案原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是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再审撤销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强迫调解，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结合本案的案情，存在虚假诉讼。东台市人民法院（2018）苏0981民监4号裁定书载明，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认为，该调解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却没有载明院长是因何原因通过何种手段发现原调解书确有问题。而本案案值巨大，如果存在虚假诉讼，显然构成虚假诉讼罪。但本案的事实已经东台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为没有犯罪事实，说明不存在涉嫌虚假诉讼罪，本案应当终结审理。原审被告王静辩称，1.借款事实清楚，借条都是真的，确实欠原告的钱，没有虚假。2.借款利息一共还了不到30万元，具体记不清。再审中，原审原告戈宝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原告戈宝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八笔借款的证据，拟证明八笔借款借条均为王静在原告家中所写，借款本金共275万元。1.2010年1月1日借款15万元借条一张。这笔钱是在原告家中现金交付，依据是2009年6月14日原告在银行取款15万元，同年7月21日取款15万元，同年7月25日取款9万元。主要证明原告在此前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具有交付现金给被告的经济基础。2.2010年8月28日借款20万元借条一张。约定借期一个月，在原告家中现金交付。提交中国银行银行流水中有一笔2010年6月17日原告在银行取款405000元的记录，证明原告在出借款当日具备20万元的资金来源。3.2011年3月15日借款50万元借条一张，当天由原告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向被告银行卡汇入47万元的卡转卡单据，另外3万元是现金交付。4.2011年3月15日借款50万元借条一张，有2011年3月3日取款36万元，及以前家中有现金，这笔钱全部是现金交付，取款36万元是证明原告具有借款的经济基础。5.2011年6月2日借款20万元借条一张，在原告家中现金交付，有2011年6月2日原告在农业银行取款19.9万元的记录为依据。6.2011年6月28日借款40万元，约定借期一个月。在原告家里现金交付。提供原告于2011年6月25日在工商银行取款4万、6万，6月26日取款4万，6月28日取款5万；中国银行6月13日取款20万元。证明原告具有交付40万元给被告的经济基础。7.2011年6月30日借款30万元借条一张，在原告家里现金交付，主要提供农业银行2011年6月17日取款26万元，6月28日取款5万元，证明原告具有交付现金给被告的经济基础。8.2011年8月12日借款50万元借条一张，约定借期一个月。在原告家里现金交付。主要提供原告在东台农商行于2011年8月12日取款117万元的银行流水单，证明原告具有交付现金给被告的经济基础。原审被告王静对上述证据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对戈宝斌在原审中及再审中提交的八张借条、银行流水明细、2010年前后从业状况进行了核查。对其提交的八张借条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戈宝斌银行流水明细、王静在现代中学的任职证明文件均无异议。就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4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质证。对鉴定意见没有争议的观点是：1.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手写字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该鉴定项目仍然是文书鉴定中的难题。2.《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检验墨水》在2015年发布之后没有再发布新的技术规范。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该鉴定意见运用了拉曼光谱法鉴定手写文字形成时间，是否为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是否适用《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2.鉴定意见中依据2015年《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检验墨水》技术规范是否适当，对鉴定意见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的意见：1.虽然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没有国家规范、行业规范，但未排除手写文字形成时间不能鉴定。同行业中使用拉曼光谱法鉴定手写文字形成时间是大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规范。本次鉴定是使用的行业中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有在相关刊物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可以印证，相关文献、学术刊物在国内多数期刊上都可以找到。2.手写文字形成时间鉴定是文书鉴定中的难题，虽然2018年的《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只列举出四种可鉴定的文件，即打印文件印制时间鉴定，静电复印文件鉴定、印章印文某时间鉴定、朱墨时序鉴定，但是没有禁止其他的方法，且该规范中说明包含了适用手写字迹形成时间鉴定。3.本次鉴定在鉴定过程中依据《文件鉴定通用规范》（2018年）《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2018年）《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检验墨水》（2015年）进行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要求。一般情形下国家有了新的标准规范，如果鉴定方法没有采用新的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属于瑕疵意见，可以重新鉴定，但本鉴定中使用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的鉴定技术，是包含在《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之中允许使用的技术方法。原审原告戈宝斌认为，该鉴定意见错误，不应采纳。1.鉴定意见书列举的鉴定依据，均不是对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依据。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任何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标准规范。2.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与国标、行规是并列的，而本案的鉴定意见仅载明了几个与时间鉴定没有任何关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载明鉴定意见使用的技术方法，应当认为该鉴定是缺乏方法上的依据的。3.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所主张该技术方法是行业内大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2015年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5位行业内顶尖专家在实施中央级科研院所公益研究项目GY2012G-4项目后，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墨迹变化的情况作为书写时间推断依据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专家的观点才代表了行业内大多数专家的主流观点。4.本案的鉴定在鉴定意见上只记录了取一个点，违背了取样多点采样的常识，同时也违背了激光显微拉曼检验墨水这一标准的5.2.2条的规定，本案的鉴定意见也没有分析纸张并记载分析数据，违背了该标准5.2.3条的规定。5.本案中鉴定样本为法院提供的法院卷宗保存的申请执行书，与原告持有的借条无可比性。首先申请执行书没有经过法庭质证，其次申请执行书的保存条件与借条的保存条件不同。原审原告戈宝斌申请的专家辅助人黄某的意见：1.按照司法鉴定通则第23条的规定，该行业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首先一定是这个行业多数专家认可，肯定要有一个程序，其次请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盲测后得到一个结果，最后评审通过了，这个方法才叫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目前大家在做的都是拉曼光谱法，但这个方法不准确。2.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适用的标准是2015年的《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检验墨水》，不是2018年的规范。2015年的拉曼光谱是单一做鉴定的，2018年的规定是复合鉴定。另外这个规范也不是手写字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方法，是鉴定成份的鉴定方法。虽然2015年和2018年的这两个方法都是鉴定成份的方法，但2018年的文件做墨迹要通过外观特性的比对，墨迹显微形态的比对，紫外光、红外光、萤光灯、视频光谱特性的比对，墨迹的拉曼光谱特性的比对，还有墨迹的薄层色谱等多种方法。2015年只有其中的一种拉曼光谱法。单一的和多方法的可靠性相比就差很远，如采用2018年得出的结论比采用2015年规范得出的结论更科学。3.《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不适用手写文字形成时间鉴定，鉴定人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表面上列举了规范方法，但实际检验过程中没有使用或者使用了无用、无效的方法，主观得出鉴定意见，属于错误意见。目前，该项鉴定是我国甚至是世界性难题，也不能重新进行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原审被告王静认为该鉴定意见有误，八张借条出具的时间就是借条上书写的时间。本院认为，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4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委托法院的名称；（二）委托鉴定的内容、要求；（三）鉴定材料；（四）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五）对鉴定过程的说明；（六）鉴定意见；（七）承诺书。”经审查，该鉴定意见依据的规范是《文件鉴定通用规范》（2018年）、《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2018年）、《激光显微拉曼光谱法检验墨水》（2015年）。使用的技术方法为共焦显微拉曼光谱法。委托鉴定的内容是《借条》中手写文字形成时间。鉴定意见中的检材为2010年1月1日、2011年3月15日、2011年6月2日、2011年6月28日、2011年8月12日的5张《借条》，样本为2011年8月22日的《执行申请书》一份。鉴定意见为《借条》中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晚于样本署期为“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执行申请书》中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鉴定人为籍某、赵某均具有鉴定资质。但经核查，该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1）《文件鉴定通用规范》（2018年）中“检验鉴定程序”项下6.1.3及6.1.5规定“鉴定程序可分为普通程序、复杂程序等不同等级，不同鉴定程序中鉴定人的组成应满足6.2的要求。”“初次鉴定可采用普通程序；重新鉴定及复杂、疑难或者特殊鉴定事项的鉴定可采用复杂程序。”普通程序中鉴定人为2人，6.2.2规定“复杂程序中鉴定人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a）取得文件鉴定执业资格的鉴定人3人以上（含3人）；b）第一鉴定人应具有文件鉴定专业高级技术职称（职级）。”本案申请鉴定的是手写字迹形成时间鉴定，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均认为该种鉴定是鉴定难题，属于疑难、复杂鉴定事项，且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收费通知单载明该案属于疑难、复杂司法鉴定案件。故，依上述规定应适用复杂程序。本案鉴定意见的鉴定人为2人，不符合复杂程序规定。（2）本案鉴定意见只采用了《文件制作时间鉴定技术规范》（2018年）中拉曼光谱法，未采用其他的技术方法，违反了技术规范需采用多种技术方法、综合分析的规定，对鉴定意见产生实质影响。（3）本案鉴定意见未按照委托方（本院）提供的四册卷宗样本，仅选取了“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执行申请书》作为五张《借条》的比对样本进行检验鉴定，没有全部对所有样本进行比对鉴定。（4）本案鉴定意见不是瑕疵问题，不能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本院再审查明：王静先后八次向戈宝斌出具借条八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共计275万元，借条上均未明确借款利息。借条形成的具体时间、金额分别为：1.2010年1月1日，15万元。2.2010年8月28日，20万元。约定借期一个月。3.2011年3月15日，50万元。4.2011年3月15日，50万元。5.2011年6月2日，20万元。6.2011年6月28日，40万元，约定借期一个月。7.2011年6月30日，30万元。8.2011年8月12日，50万元，约定借期一个月。上述八张借条，仅有第三张50万元借条中的47万元通过银行卡支付，其他款项，双方当事人一致陈述为现金交付。约定借期的三张借条共110万元。前两张借条用台头有“便笺”字样的纸张书写，后六张借条均用24开方格信笺纸的反面书写。2019年9月2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4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署期为2010年1月1日、2011年3月15日、2011年6月2日、2011年6月28日、2011年8月12日的《借条》中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晚于样本署期为“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执行申请书》中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该鉴定意见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另查明，本院再审中以王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王静、戈宝斌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019年3月26日，东台市公安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并作出东公（经）不立字[2019]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戈宝斌仅有1件民间借贷诉讼案件。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且数额巨大，借条所署时间距诉讼时间较长，原、被告双方对借款数额、实际交付均无争议。关于八张借条所载明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的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案中，戈宝斌提交证据并陈述其经济条件较好，工作之外经营“无锡餐厅”，并与他人共同经营蟒河塑料粒子厂。在东台政府一招工作期间认识了做汽车生意的王静，双方成为朋友，王静因办现代中学向其借款。八张借条上书写的时间与借款时间一致，书写借条地点均在戈宝斌家中，出借款项除一笔转账外其余均为现金支付，从王静借第二笔钱开始口头约定年利率2分。王静陈述所借款项真实，借条均是在戈宝斌家中借款后由其所写，所借款项均用于现代中学扩建、创三星级中学，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再审审查了双方当事人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对戈宝斌提出的具有出借经济基础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能够认定戈宝斌在向王静出借大额款项的期间，在东台政府一招工作的同时，从事业外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王静提出的借款用于现代中学的情况，依职权调取了本院其他案件中王静个人独资经营现代中学的文件资料，能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于王静经营现代中学期间。同时，为了排除虚假诉讼，本院以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且要求对手写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东台市公安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并作出不予立案通知。要求戈宝斌对借条中手写字迹形成时间与借条落款时间是否一致申请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因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鉴于手写字迹形成时间鉴定属于文检鉴定难题，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且该鉴定意见不属于瑕疵问题，不能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综合以上分析，原审原、被告双方具有借款合意，存在借贷关系，结合当时民间借贷交付习惯，王静认可借款实际交付，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如何认定八张借条的借款数额及利息。1.双方当事人一致陈述，八张借条仅有一张50万元借条中的47万元通过银行卡支付，其他款项，均为现金交付。经审查，戈宝斌通过银行卡支付47万元后该卡仍有余额足以支付剩余3万元，故该张借条中的50万元本金应认定为47万元。2.原审原告戈宝斌要求就2010年8月28日借款20万元、2011年6月28日借款40万元、2011年8月12日借款50万元，共110万元约定了借期一个月的利息从最后一笔借款期满次日起，即从2011年9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本金给付之日止，其余165万元不主张利息。经审查，借条上均未约定利息，原、被告双方庭审中陈述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分，已给付利息大约3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大额借款没有在借条上约定利息，对其在法庭上陈述的口头约定的年利率2分，缺乏证据佐证。戈宝斌向王静通过银行汇款47万元而出具50万元借条，未给付的3万元应视为预扣的利息。根据原、被告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而实际给付利息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可推定双方约定的利率为6分，且在出借时就预扣了利息。故，将全部借款按利率6分计算并在本金中扣除预扣利息，按借条上275万元计算共扣除16.5万元，戈宝斌实际向王静出借本金为258.5万元。戈宝斌在再审中提出三笔约定借期的借款，自最后一笔借款期满次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本金实际还款之日止，具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但本金应在110万元的基数上扣除6.6万元预扣利息，实际为103.4万元。至于双方认可的已给付利息30万元，应在应付利息中扣减。本案是本院决定再审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有权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原审原告戈宝斌提出的调解书再审的法定条件是基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前提，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在原审中认定借款本金及利息有误，应予纠正。原审原告戈宝斌的诉讼请求，本院就其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苏0981民初3052号民事调解书；二、原审被告王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审原告戈宝斌给付借款258.5万元及利息（以103.4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9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扣减已支付的利息30万元）；三、驳回原审原告戈宝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200元，由原审原告戈宝斌负担1752元，原审被告王静负担324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立新审 判 员 黄汉华审 判 员 徐冬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宋倩倩书 记 员 徐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