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480号。法定代表人董瑜，主任。委托代理人王伟，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立涛，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607号9幢。法定代表人盛荣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利忠，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益民，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上海市虹桥路2188弄33号、37号。法定代表人王玲慧，主任。第三人上海振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沪太路112号4楼。法定代表人沈炳旭，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米玲玲，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静安土储中心）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7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9年4月26日，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市土储中心）、上海市XX中心（以下简称：XX中心）（作为拆迁人、甲方）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甲方代理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为上海振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沪公司）。《安置协议》约定：因建设需要，甲方取得拆迁乙方非居住用房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号为拆许字（2007）第8号）]。乙方所有非居住房屋坐落于XX路XX号，房屋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2555.39平方米；被拆除房屋经评估机构评估，房地产协商总价为人民币20,187,581元，乙方选择由甲方支付货币补偿款作为补偿安置方式。各方还约定，甲方补偿乙方停产、停业损失每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元，总计1,022,156元；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设备迁移费30,665元，其他费用装潢补贴766,617元。乙方应于2009年5月31日前搬离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按期搬离。双方一致确认：上述合计补偿22,007,019元，包括了所有拆迁补偿安置项目；资金支付方式为：本协议一经签订30天内甲方支付乙方660万元，待乙方交出上述房屋后，其余的15,407,019元甲方在三个月内分两期支付乙方结清补偿款。2009年7月20日，双方完成交接手续，A公司向拆迁人交出被拆迁房屋。后A公司于2012年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仓公司）。2009年7月23日，荣仓公司法定代表人盛荣昌因涉嫌行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被逮捕。2010年5月14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盛荣昌犯单位行贿罪向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盛荣昌系B公司实际负责人，盛荣昌等在XX路XX号地块已进入公告拍卖程序后，给案外人常某钱财从而获得优先购入该地块的特权，且常某收受贿赂后将该地块低于购入价转让给B公司，应认定B公司及盛荣昌等获取了不正当利益。闸北法院遂作出（2010）闸刑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判决：B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盛荣昌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09年7月22日起至2011年1月21日止）。该判决后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未按期收到《安置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A公司于2011年3月分别向市土储中心、XX中心、铁路上海站北广场地区旧区改造指挥部邮寄信函，催讨房屋拆迁补偿款22,007,019元。2011年4月，A公司再次向市土储中心、XX中心、振沪公司邮寄催讨函。此后，盛荣昌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信访。2012年10月9日，振沪公司向荣仓公司支付22,007,019元拆迁补偿款。2014年9月，荣仓公司以A公司名义分别向市土储中心、XX中心、振沪公司邮寄《关于上海A公司催要391万元逾期支付利息款的函》，主张因延迟支付拆迁补偿款3年6个月产生的利息。2015年4月，荣仓公司向闸北法院起诉市土储中心及XX中心，要求支付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同年6月，荣仓公司以需继续调查取证为由申请撤诉。2017年4月，荣仓公司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市土储中心及静安土储中心，再次要求支付前述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同年8月，荣仓公司再次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4月，荣仓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向荣仓公司支付因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以22,007,0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0月8日止。原审另查明，因机构调整，原拆迁人XX中心的职能和权利义务现已由静安土储中心承继和行使。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地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作为拆迁人）与荣仓公司（作为被拆迁人）于2009年4月26日签订《安置协议》，约定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拆迁荣仓公司位于XX路XX号2555.3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选择货币补偿作为补偿安置方式，全部拆迁补偿款为22,007,019元；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应在协议签订之日30日内支付660万元，尾款在交出房屋后的三个月内结清。后荣仓公司在2009年7月20日交出被拆迁房屋。故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最迟应于2009年10月20日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但在拆迁协议履行过程中，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延迟至2012年10月9日才一并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显属违反《安置协议》约定。利息作为本金产生的法定孳息，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与债务人应有的付款责任同时产生。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延迟支付拆迁补偿款，荣仓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必然会因资金空缺产生相应的利息损失，而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作为资金占用一方则会从中获益。现荣仓公司要求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支付因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该利息损失的具体计算，荣仓公司主张以22,007,0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至2012年10月8日（实际履行完毕前一日），亦无不当，予以确认。诉讼中，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提出因荣仓公司法定代表人盛荣昌涉嫌刑事犯罪故需暂缓支付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盛荣昌以行贿方式谋取竞争优势完成房地产交易并不当然导致买卖合同罹于无效，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荣仓公司已非被拆迁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不能因单方面的怀疑或揣测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即使存在荣仓公司因法定代表人受到刑事处理而难以正常履约等情形，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也可以通过向有关部门提存等方式履行合同义务。因此，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所持上述意见不足以成为其延迟付款的正当抗辩事由。此外，从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履约行为来看，其本应在签约后30日内即2009年5月26日之前支付首笔660万元补偿款，但此时已未按期支付；而在有关B公司及盛荣昌行贿的刑事判决未认定被拆迁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在该案审结后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亦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后直至2012年10月才一次性付款完毕。综观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作为拆迁人的履约过程，其仅以“事出有因”为由占用并延迟给付拆迁补偿款长达三年之久，辩解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另，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关于收到纪检和反贪部门的指令而协助暂缓付款的意见，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且亦不符合相关国家机关执法办案的正常程序，难以采信。至于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及振沪公司所持荣仓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经查，2012年10月9日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付清拆迁补偿款本金之后，荣仓公司曾于2014年9月发函催讨相应利息损失，后于2015年4月以诉讼方式主张该利息损失并于同年6月撤诉，此后又于2017年4月再次提起诉讼并于同年8月撤诉。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请求等情形而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荣仓公司以前述发函和提起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直至2019年4月荣仓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故对于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有关荣仓公司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荣仓公司因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该利息款以22,007,0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0月8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由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共同负担。判决后，静安土储中心不服，上诉于本院。上诉人静安土储中心诉称，被上诉人荣仓公司法定代表人以行贿方式取得XX路XX号商业用房，可能导致之前相关公司与案外人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进而使被上诉人不符合法定被拆迁人的标准。上诉人在《安置协议》约定事项可能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一审法院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平公正。有关房屋买卖合同及《安置协议》均可能被确认无效，上诉人不存在提存的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荣仓公司辩称，上诉人静安土储中心、原审被告市土储中心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补偿金额公平合理，合法有效。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未根据《安置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诉人既未通知被上诉人，也未办理补偿款的提存手续，不符合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在《安置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延迟三年履行付款义务，具有明显的过错。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第三人振沪公司述称，上诉人静安土储中心及第三人振沪公司及时发放了动迁补偿款，不存在需要支付逾期利息的情形。第三人并未收到A公司邮寄的拆迁补偿款催讨函及《关于上海A公司催要391万元逾期支付利息款的函》，被上诉人荣仓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市土储中心在二审中未发表诉讼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静安土储中心、原审被告市土储中心与A公司（现企业名称变更为荣仓公司）经协商签订《安置协议》，协议内容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安置协议》的约定以及被上诉人荣仓公司交出被拆迁房屋的日期，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最迟应于2009年10月20日向上诉人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但静安土储中心、市土储中心却迟至2012年10月9日才付清《安置协议》约定的款项，显属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逾期付款给被上诉人造成的利息损失。上诉人静安土储中心提起本案上诉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被上诉人荣仓公司法定代表人以行贿方式取得XX路XX号商业用房，可能导致之前取得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进而使被上诉人不符合法定被拆迁人的标准等。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取得被拆迁房屋的过程中存在刑事犯罪并不影响上诉人、原审被告履行《安置协议》约定的向被上诉人支付拆迁补偿款的义务。上诉人、原审被告在相关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始终未进入司法确认程序，且其亦未对《安置协议》效力提起相关诉讼的情况下，迟延支付拆迁补偿款将近三年之久，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事由，故本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意见难以采信。另，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荣仓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原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婷婷审判员  侯 俊审判员  李 弘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