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50401733W。负责人：黄承志，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伦，重庆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山大道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4768851507J。负责人：刘襄渝，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明琼。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登胜，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家六，男，汉族，1954年3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诉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蒲吕街道办）、原审第三人李家六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9民初12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蒲吕街道办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蒲吕街道办承担。事实和理由：1.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已于2018年7月2日完成委托事务，蒲吕街道办于2019年11月2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丧失了解除委托合同的前提条件。2.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在作出鉴定意见的当日将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邮寄给李家六，并由李家六向蒲吕街道办转交。李家六于2018年8月30日将《司法鉴定意见书》邮寄给蒲吕街道办，蒲吕街道办在收到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终止。蒲吕街道办若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要求重新鉴定，但不能解除委托合同关系。3.李家六与蒲吕街道办共同出具的委托书所载明的附件《承诺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了铜梁县天荟花木发展有限公司按直径8公分以上进行收购，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按前述约定标准进行评估鉴定并无不当。蒲吕街道办辩称，1.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系根据李家六的单方意思对该苗木的远期价值进行鉴定，并未根据蒲吕街道办和李家六以征地拆迁为目的而对涉案苗木的现行市场价值进行鉴定。蒲吕街道办曾多次提出重新鉴定，但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拒不同意重新进行鉴定，蒲吕街道办在此情形下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符合法律规定。2.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并未依法送达司法鉴定意见，其仅向李家六送达了司法鉴定意见也说明其是在按照李家六的单方意思进行鉴定。本案委托书明确记载双方是基于征收土地补偿目的而委托鉴定，委托书后所附的苗木清点确认表系由李家六与蒲吕街道办共同签字确认，即明确了委托鉴定的事项是该苗木清点时的市场价值。现因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委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也无法补充达成共同委托鉴定意愿，导致委托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蒲吕街道办诉请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李家六述称，同意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上诉意见。蒲吕街道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6月12日形成的委托鉴定合同关系。一审诉讼过程中，蒲吕街道办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解除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委托合同关系中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0日，甲方蒲吕街道办与乙方李家六签订《苗木补偿协议》，其中约定：因规划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对乙方栽种的苗木进行补偿；乙方对2017年9月7日、14日在其使用的土地（含租赁土地）上栽种的桂花树等苗木数量、树径规格进行确认，详见苗木清查盘点表两张；司法评估的金额作为对乙方进行补偿的标准。其中1份清点日期为2017年9月7日至14日的《苗木清点确认明细表》中载明了金桂花、银杏共计3687棵以及干径1-2cm、……、6-7cm等苗木具体数量。2018年6月12日，蒲吕街道办、李家六共同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委托书》，共同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家六前述3687棵苗木公正、合理地进行价值鉴定评估。该委托书载明附件如下：《苗木清点确认明细表》、《苗木补偿协议》、《承诺协议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租赁协议》。《承诺协议书》系案外人铜梁县天荟花木发展有限公司与李家六于2010年10月16日所签，该公司承诺按直径在8公分以上进行收购。同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接受了委托，并派员会同委托方人员进行了现场考察。2018年6月28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与李家六签订《司法鉴定协议》，其中载明蒲吕街道办、李家六共同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苗木价值鉴定评估，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依据委托方共同提交的前述鉴定材料本着科学、公正的态度进行合理鉴定评估，并约定了鉴定费。同日，李家六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支付了费用20000元。2018年7月2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西大司鉴（2018）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所按金桂、银杏长到干径8厘米的纯收益进行价值评估鉴定，前述树木3687棵价值总计940351元。此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向李家六送达了该意见书，未向蒲吕街道送达该意见书。另查明，在（2018）渝0152行赔初4号李家六诉蒲吕街道办事实行政行为违法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一案中，李家六就另外被毁桂花树150株主张赔偿，李家六提交了鉴定申请，经与蒲吕街道办协商同意通过司法鉴定确定被损坏桂花树市场价值，法院依法完成鉴定委托由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评估，李家六又要求变更鉴定请求为对桂花树苗木长到干径8厘米时的纯收益进行评估，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据此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了西大司鉴（2018）鉴字第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蒲吕街道办对委托事项和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因鉴定事项与需要计算的直接损失无关，该鉴定意见未被法院采信。一审庭审中，蒲吕街道办陈述其提出原诉讼请求即判决解除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6月12日形成的委托鉴定合同关系的理由为蒲吕街道办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分别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经释明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为共同委托后，蒲吕街道办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解除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间委托合同关系中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作为共同委托人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委托书》，具有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苗木价值进行鉴定的共同意思表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接受了蒲吕街道办、李家六的委托，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的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于2018年6月12日依法成立。《委托书》载明委托鉴定事项为对李家六前述3687棵苗木公正、合理地进行价值鉴定评估；并无证据证明按金桂、银杏长到干径8厘米的纯收益进行价值评估鉴定系蒲吕街道办、李家六的共同意愿；虽然蒲吕街道办、李家六共同提交了鉴定材料，但并无证据证明蒲吕街道办、李家六共同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明确以《苗木清点确认明细表》或《承诺协议书》载明的苗木干径进行鉴定；亦无证据证明李家六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能够代理蒲吕街道办；西大司鉴（2018）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仅得到李家六认可；加之，不同时间点、不同干径苗木的价值理应具有差异。故能够认定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确定的价值鉴定基准并非蒲吕街道办、李家六的共同意思。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家六自行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就鉴定费用签订了《司法鉴定协议》，并支付了鉴定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完成的鉴定意见更符合李家六的个人意思。蒲吕街道办、李家六无共同利益，结合（2018）渝0152行赔初4号案件诉讼鉴定情况，其间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鉴定基准；结合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尚未向蒲吕街道办送达意见书的事实，蒲吕街道办作为委托人，可以解除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的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中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权利义务关系部分，支持于一审庭审之日即2020年1月8日解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蒲吕街道办、李家六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6月12日形成的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中蒲吕街道办、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于2020年1月8日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委托书虽然在附件中列明了《承诺协议书》，但在委托书中双方并未就苗木价值的鉴定评估标准进行明确约定，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在未征求蒲吕街道办及李家六共同意见的情形下单方与李家六达成《司法鉴定协议》，且其仅以李家六的单方意见就苗木价值进行鉴定评估，不符合蒲吕街道办及李家六共同委托的目的，不能说明其已完成了本案委托事项。其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在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后，仅向一方委托人李家六邮寄了鉴定报告，亦不符合相关司法鉴定程序规定。现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并未根据蒲吕街道办及李家六的共同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蒲吕街道办有权要求解除委托合同，故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向 川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钟 慧书 记 员  韩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