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4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安，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金发，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悦，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知药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65号14#109室。法定代表人：蒋庆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林，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现丽，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安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知药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药人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3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知药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该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李国安已积极履行了推广知药人公司黄杨宁片的义务。知药人公司、李国安都在南通地区推广黄杨宁片，知药人公司为消化自己的库存，请李国安一起推广。为履行推广义务，李国安邀请专家、医务人员召开学术会议，举办黄杨宁片专题讲座。知药人公司作为从事药品销售的主体，知晓这一推广过程，因此向李国安支付了40500元推广费用。现李国安已开展了推广活动，履行了推广义务，前述费用不应返还。双方未约定推广的效果，知药人公司的黄杨宁片销售效果不佳系其自行销售不利所致，与李国安无关。实际上，知药人公司黄杨宁片的销量因李国安的推广已有明显增长。2.微信聊天记录不能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前所述，双方之间合作关系的内容是李国安帮助知药人公司推广药品而非推销药品。如系推销药品，正常情况下应是事后结算付费。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X盒推广费用40500元”之类的信息，是知药人公司利用李国安没有诉讼经验、通过微信聊天制造对己有利的诉讼证据。微信中，李国安对前述信息虽未否认，但亦未认可，故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反映双方合作关系的真实内容。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知药人公司辩称，李国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李国安关于双方之间交易关系内容的陈述没有依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载明40500元费用构成为“X元×X盒”，其性质明确无疑。知药人公司付款后，多次催促李国安加快销售知药人公司黄杨宁片进度，李国安回复表示先销售李国安自己的药品或者不予理睬，足以证明其清楚双方交易内容，现其主张“推广”的含义仅是通过组织活动扩大黄杨宁片的影响显然与事实不符。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地呈现双方交流过程，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截至2019年10月16日，知药人公司库存黄杨宁片仅销售247盒，李国安主张知药人公司因李国安的“推广”销量猛增与事实不符。知药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2.李国安向知药人公司返还委托报酬405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自2019年7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光林系知药人公司总经理，负责药品推广工作。2019年5月5日，王光林代表知药人公司与李国安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知药人公司委托李国安在南通地区医疗机构推广销售该公司在XX南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报酬为X元/盒。王光林告知李国安，知药人公司在XX公司处尚有6313盒黄杨宁片。同年5月7日，知药人公司向李国安预付X盒黄杨宁片推广报酬40500元。王光林、李国安通过微信沟通业务。2019年5月9日，王光林表示：“黄杨宁片记得让医院从ＸＸ公司拿货啊，这个月尽量能看到动销，ＸＸ公司南通铺货的回款有点小麻烦。”李国安回复：“好的。”6月17日，王光林询问：“黄杨宁片再过10天就2个月了，一盒没动，是不是不好动销啊？”李国安回复：“先把我自己货卖完。”6月24日，王光林表示：“最后一周，货还是没动的话，就把提前预付给你Ｘ盒40500元的费用给我退回来吧，我再想别的办法，本来是想着你能帮我尽快消化库存的，结果适得其反，一盒不卖，ＸＸ公司我说不过去。”李国安未回复。6月28日，王光林询问：“收到信息给我回话，2个月一盒黄杨宁片没动，你是把费用给我退回来呢？还是把Ｘ盒货下个月消化掉？这个态度可是让我很失望啊，你应该是很坦诚的人才对啊？”李国安回复：“是在弄，等一下回你电话。”王光林回应：“你5月初跟我说每月能消化Ｘ盒，我直接提前预支给你Ｘ盒，40500元的费用，但一个月一盒没有消化，你说还有自己的货马上消化完了，6月份我的货能消化Ｘ盒，现在6月份差两天马上过去了，但一盒没有动销，显然我觉得离你给我承诺的差距太大了”。李国安未回复。7月24日，王光林表示：“快3个月了一盒都没有给我卖，你那边什么情况？手机不接，微信不回，还照常发朋友圈，你是在耍我吗？三天内请把我提前预支给你的40500元退还给我。”7月25日，王光林表示：“2天之内，也就是明天下班前把40500费用给我微信转账原路退回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否则我会在江苏省各地市微信群、ＱＱ群，江苏省医药联盟微信、ＱＱ群里、各地市主流商业公司微信群里找你，做事要讲诚信、就算有困难做不到诚信，但也要有态度有担当，现在来看你什么都没有，真让我失望。”李国安回复：“你现在知道急了，盐酸氨溴索分散片我帮你卖了1万多盒，具体流向烟台东城ＸＸＸ那边有，ＸＸＸ那边也有，你一次一次说的都不一样，拖着费用不给，黄杨宁片，如东一直是我这边在做，如东、如皋，你又非得说是你们做的，费用我全部兑了，你可以按照流向一家一家社区、医院去问。”8月12日，王光林告知李国安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7月24日解除，要求返还405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李国安回复：“盐酸氨溴索的费用没有给我，黄杨宁片也卖了。”王光林当即否认李国安帮知药人公司推广销售了黄杨宁片。8月19日，知药人公司委托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向李国安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之间于2019年5月5日口头达成的委托合同，李国安向知药人公司返还费用40500元。李国安于次日签收该函但未退还40500元。一审中，知药人公司提供了XX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出具的证明、XX公司药品销售系统统计表、佣金支付明细表。其中证明载明“2018年5月28日我公司收到并入库XXX药业有限公司的黄杨宁片共计9000盒，其中600盒批号XXXXXXX与8400盒批号XXXXXXX，截止至2019年10月16日，在我司库存为6066盒”。统计表显示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南通地区销售情况为2019年5月21日销售50盒、6月18日销售70盒、7月15日销售100盒、8月12日销售50盒，拟证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时黄杨宁片在XX公司处的库存为6313盒，截止至10月16日还有库存6066盒，期间销售247盒，系由高梦柳在5月21日推广销售50盒、6月18日推广销售50盒、7月15日推广销售100盒、8月12日推广销售50盒，宋江峰在2019年6月18日销售20盒，知药人公司已向高梦柳、宋江峰支付了佣金，而李国安并未推广销售出知药人公司在XX公司处的任何一盒黄杨宁片。李国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据其统计，其接受原告知药人公司委托后帮助知药人公司推广销售了黄杨宁片约2000盒。李国安为此提交了上药如皋医药销售系统统计表，拟证明其一直在积极完成知药人公司的委托事项即推广销售黄杨宁片。知药人公司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一直委托李国安推广销售其在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但李国安自己也推广销售黄杨宁片，李国安推广销售的黄杨宁片并非按约从XX公司处提货，与其无关，不能证明李国安完成了案涉委托事项。一审庭审中，李国安另提交其自行编制的2019年5月11日的会议通知、黄杨宁片临床病例研讨会日程表、研讨会花费明细表以及其拍摄的研讨会照片，拟证明其为推广销售黄杨宁片组织召开研讨会已实际支付37748元。知药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会议通知、研讨会日程表、花费明细表均系李国安自行编制，李国安并未推广销售知药人公司委托的药品，即使资金流向属实，也与知药人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知药人公司与李国安之间于2019年5月5日口头达成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知药人公司委托李国安推广销售其在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根据知药人公司提供的XX公司药品销售系统统计表和李国安提供的上药如皋医药销售系统统计表相对照，李国安并未按约推广销售成功知药人公司在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知药人公司有权解除其与李国安之间的委托合同。李国安辩称其已经按照知药人公司委托要求推广了黄杨宁片，履行了委托义务，不同意解除合同。按照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国安认可其也有黄杨宁片要先推广销售，李国安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按知药人公司委托要求推广销售了知药人公司在XX公司处的黄杨宁片，李国安并未完成委托事项，知药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李国安前述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知药人公司要求判令解除其与李国安之间达成的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知药人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通知李国安解除合同并要求李国安在3天内返还报酬40500元，李国安逾期返还，应当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承担利息损失。故对知药人公司要求被告李国安返还委托报酬405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知药人公司与李国安2019年5月5日达成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7月24日解除；二、李国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知药人公司委托报酬405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40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3元、财产保全费470元，合计883元，由李国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7日，知药人公司向李国安支付40500元后表示：“李总：黄杨宁片X元×X盒，共计40500元请查收”“现在开始做医院采购工作，谢谢啦！”李国安回复：“好的。”二审中，李国安称该款实为知药人公司向其支付的“广告费”，由李国安负责扩大黄杨宁片在南通地区的知名度。除以上事实外，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交易关系的内容如何认定，李国安有无履行合同义务。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就诉争交易关系的内容存在争议，李国安主张双方之间交易关系的内容是其受知药人公司委托开展相关活动扩大黄杨宁片在南通地区的知名度；知药人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交易的内容是其委托李国安推销黄杨宁片。对此，本院认为，知药人公司于2019年5月7日通过微信明确陈述40500元的构成为“X元×X盒”，并向李国安作出“现在开始做医院采购工作”的提示。李国安均回复：“好的”。此后至同年6月28日，知药人公司多次表示“黄杨宁片记得让医院从XX公司拿货啊，这个月尽量能够看到动销……”进行催促，李国安均以“收到”“先把我自己货卖完”“是在弄”等予以回复。以上聊天记录中，知药人公司对双方交易关系内容的表述清楚无误，李国安均予明确认可，且李国安的回复中亦使用“卖”的表述，结合李国安关于知药人公司支付的40500元费用性质为“广告费”的解释不合常理，足可认定知药人公司关于双方交易关系内容的主张能够成立，李国安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通过李国安“先把我自己货卖完”的回复可知，至少截至6月17日，李国安尚未履行合同义务。此后，其虽表示“是在弄”，但本案一、二审期间，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确实在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后果如何，依法应当认定其未履行合同义务。知药人公司经多次催告无果，其于7月24日解除案涉合同关系有据可依，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于此时解除并认定李国安向知药人公司返还已付款项405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李国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无误，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6元，由上诉人李国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杭 鸣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