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光明中心路68号1幢5层534室。法定代表人：余颖，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昊宇，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厦1501-1502室。负责人：卞兴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虹珊，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涵蕾，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茸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年律所）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2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茸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昊宇，被上诉人国年律所的负责人卞兴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虹珊、朱涵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茸翊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年律所的一审本诉诉讼请求，并支持茸翊公司的一审反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未对系争合同是否显失公平进行审理，属于严重程序错误。茸翊公司请求撤销系争合同不仅基于重大误解，且主张系争合同在订立时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但是，一审法院只对茸翊公司是否因重大误解而签订合同进行了审理。第二，系争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国年律所利用其专业优势与茸翊公司对法院拍卖房屋过户过程中应缴税款的不甚了解、缺乏经验和判断能力，订立了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的合同。首先，系争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的计算标准，系国年律所利用其专业优势及茸翊公司的经验缺乏而确定的。国年律所利用其专业优势，就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约定了不合理的律师费计算公式。按国年律所提供的税务筹划方案，被执行人应缴纳的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合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最高仅为52,621,649.79元，但国年律所在与茸翊公司洽谈系争合同时却将该等税收金额高估冒算为7,500万元，并以此作为风险收费的基数。而且，国年律所利用专业优势，将企业所得税及房产税这两种本就不应在此次房地产交易过程中缴纳的税种作为风险收费标的。其次，系争合同中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国年律所仅仅完成简单的纳税申报工作却要收取巨额律师费，显失公平。第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国年律所已经全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国年律所并未履行系争合同中约定的税务筹划义务，不应收取律师费。首先，税务筹划是系争合同中最主要的义务，但国年律所并未履行该义务。国年律师并没有对茸翊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活动进行纳税规划，也从未向茸翊公司提供纳税计划或方案，其提供的服务属于《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规定的纳税申报代理工作，并非系争合同中约定的税收筹划服务。虽然国年律所在纳税申报过程中有与税务部门的沟通行为，但这是纳税申报过程中代理人应当履行的本职义务，仍然属于纳税申报代理服务的范畴，不涉及税务筹划活动。其次，国年律所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按照系争合同约定，应返还律师费。茸翊公司在2019年11月26日的二审庭审中补充如下内容：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茸翊公司提出重大误解超过除斥期间存在错误。茸翊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与其知道自己在税款计算方面存在重大误解无关联。事实上，茸翊公司是在收到国年律所发出的《请款申请书》后，经咨询其他专业机构，才知悉系争合同所设定的节税标准及税种存在严重错误，并于2018年9月12日向国年律所提出异议。因此，茸翊公司主张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9月12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8月29日。因此，茸翊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提出反诉，未超过除斥期间。第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茸翊公司对系争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首先，错误确定风险律师费计费基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附加税之和低于7,500万元）。其次，错误认为本次房产交易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致使错误同意就免缴的企业所得税向国年律所支付律师费。再次，错误认为税务部门会在房屋成价款中先行扣划欠缴的房产税，致使错误同意就免扣的房产税向国年律所支付律师费。国年律所辩称，其不同意茸翊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茸翊公司在一审期间提起反诉是以重大误解而签订合同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对于该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异议且均予以确认。茸翊公司在上诉时又称其是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并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错误，这说明茸翊公司前后矛盾、出尔反尔、毫无诚信。第二，显失公平在本案中没有适用基础。首先，茸翊公司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含义理解错误，且对司法实践中关于显失公平的认定规则缺乏了解。其次，认定显失公平须从合同当事人的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客观上是否造成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严重失衡或利益严重不平衡。此外，判断显失公平的时点为法律行为成立时。第三，系争合同中的条款是经过双方多次洽谈、协商、修订的结果，尤其是在合同修改方面，更是经过茸翊公司所属集团内部律师多次修改。其中，盛春青律师、郭文琰律师都有修订及内部报批的记录。上海淳华律师事务所便是茸翊公司集团内部的律师事务所，拥有执业律师九人。第四，经过国年律所近四个月的法律服务，系争合同的处理结果客观上全面实现茸翊公司的合同目的，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即茸翊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收到涉案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最终缴纳的税款金额符合茸翊公司的预期；茸翊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将涉案房屋抵押给案外人，实现了3.9亿余元的融资；茸翊公司于2018年11月便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案外人，获得了每年400余万元的租金收益；茸翊公司的关联人黄某于2018年12月顺利取得4,500万余元的执行款。据此，国年律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国年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茸翊公司支付国年律所律师费8,689,145.57元及违约金（以8,689,145.57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一审审理中，国年律所将诉请金额调整为8,689,145.56元。茸翊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国年律所和茸翊公司之间的《聘请律师合同》及《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2.国年律所返还已收取的律师费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6日，国年律所（乙方）、茸翊公司（甲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第三条声明，3.2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已经详细了解并十分清楚本合同所显示各项条款的内容和含义，3.3本合同的形成是双方共同多次磋商的结果；第四条标的，4.1.1鉴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于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2月2日在“公拍网”上公开拍卖上海XX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部分房地产，拍卖详情为（1）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XX号1、2层商铺和XX弄XX号301、302、401、402、601、602、701、702、801、802、901、902、1001、1101、1202、1301室及地下一层120-153号34个车位，（2）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XX号101、102、103室及地下一层154-172号19个车位，（3）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XX号101、102、103室，（4）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XX号101、102、103室；4.1.2经公开竞价，甲方以最高应价2.1266亿元竞得上述拍卖标的；4.1.3根据竞买公告规定，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方自行办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应由相应主体承担的一切税费，按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由原权利人和买受人各自承担；4.1.4上述拍卖标的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为华一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登记债权数额1.2亿元），第二顺位抵押权人黄某（余额抵押，登记债权数额6,000万元），第三顺位抵押权人黄某（余额抵押，登记债权数额2,000万元）；4.1.5甲方与第二、第三顺位抵押权人黄某为关联方；4.2基于上述情况，本次拍卖所得款项在依法扣除法院收取的执行费、拍卖公司收取的拍卖费、评估公司收取的评估费以及税务机关收取的XX公司依法应付的税费后，一中院将对剩余拍卖款依法按照抵押权的先后顺序进行执行分配，在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依法受偿后的剩余金额，将由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抵押权人黄某依法受偿，为了最大限度实现甲方关联方黄某的债权，甲方同意委托乙方为本次交易所涉相关税费提供税务筹划以及法律咨询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如下：4.2.1在甲方向乙方支付首付款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将全面审核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案卷材料，并将本次筹划所需文件材料清单交付甲方；4.2.2乙方应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本次交易所涉税费进行税务筹划、优化，尽可能减少原权利人的税费支出，从而实现甲方关联方黄某的利益最大化；4.2.3为实现上述目的，乙方将积极自行和／或通过相关渠道、人脉资源与相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交易中心、税务机关、一中院等进行密切联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精研法律法规，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税务筹划以及房地产权的变更登记，必要时甲方应当提供协助义务；4.3甲方同意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报酬；第五条服务期限，5.2服务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甲方取得上述房地产《不动产权证》之日止；第六条双方义务，6.1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应甲方要求不定期就本案进程向甲方提供工作进度报告，若发生特殊问题，乙方同意在第一时间通知甲方；6.3乙方及其律师对于甲方及其关联方的相关信息及本合同项下事项有关的资料、文件和其他情况应当保守秘密；第七条乙方报酬及支付方式，7.1主要部分实行风险代理；7.2前期律师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前期律师费30万元；7.3后期律师费，实行风险代理，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甲方按约支付：7.3.1在甲方取得题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之前，如XX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合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之和少于7,500万元，则甲方同意将该差额部分的18%支付给乙方作为后期律师费[7.3.1律师费＝（7,500万元－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合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18%]，该笔律师费按以下约定分两期支付：第一期在甲方取得题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之日起七日内支付9%；第二期在甲方的关联方黄某从法院取得执行分配款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剩余的9%，特别说明为在支付该期律师费时，乙方同意甲方从应付的该笔律师费中一次性扣除7.2约定的30万元前期律师费；特别约定为如税务筹划未达到节税效果或根据7.3.1约定的标准甲方应当支付的律师费不足30万元，则乙方同意不收取本条约定的律师费并同意在筹划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已经收取的30万元律师费，另若甲方应支付的上述第二期律师费不足30万元，则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上述第一期律师费中扣除7.2约定的30万元前期律师费；7.3.2在甲方取得题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之前，如税务机关不要求XX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则甲方同意另行支付乙方律师费200万元，如XX公司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少于1,000万元，则甲方同意将该部分差额部分的20%另行支付给乙方作为律师费，具体支付时间为在甲方取得题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之日起7日内支付[7.3.2律师费＝（1,000万元－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20%]；7.6乙方在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七日内，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八条合同解除及变更，8.1鉴于该案件主要实行风险代理，除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及其律师在本合同下存在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包括乙方违反保密约定）以外，甲方放弃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8.2如甲方未按时支付服务费，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按应付未付费用的日万分之五计算，如甲方单方解除合同，则甲方同意按照7.2、7.3.1以及7.3.2约定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乙方及其律师在本合同下存在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包括乙方违反保密约定），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等等。同年7月31日，国年律所（乙方）、茸翊公司（甲方）又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第三条声明，3.2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已经详细了解并十分清楚本合同所显示各项条款的内容和含义，3.3本合同的形成是双方共同多次磋商的结果；第四条标的、乙方报酬及支付方式，4.1.1甲乙双方已签订前述《聘请律师合同》；4.1.2根据前述合同7.3.1、7.3.2条约定，乙方负责筹划的税种包括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合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企业所得税；4.1.3在本次税务申报过程中，纳税系统自动显示XX公司取得上述房地产产权证以来，未曾缴纳过房产税，并由此产生滞纳金，上述房地产即使按照购入原价61,766,307.33元为计算基数，房产税也要达到4,957,304.59元、滞纳金4,213,114.02元，两项合计9,170,418.61元，若乙方参考同类房产或重置总价103,136,113元核定，其应缴纳的房产税将远远大于上述金额；4.1.4房产税作为持有税种，依据法律规定在产权发生变更登记时，对于欠缴税款及滞纳金，税务机关有权要求法院从拍卖价款中直接先行扣缴，一旦发生该情形，甲方关联方二押、三押权利人从法院拍卖款中能够取得的款项将相应减少；4.2基于上述情况，为最大限度实现甲方关联方的债权，甲方同意委托乙方为本次交易所涉房产税及滞纳金提供税务筹划及法律咨询服务，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律师费，本次交易过程中（截至法院分配执行款之日），如税务机关要求缴纳的房产税及滞纳金少于917万元，则甲方同意将该部分差额的18%另行支付给乙方作为律师费，计算公式为（917万元－实际缴纳的房产税－实际缴纳的滞纳金）×18%，该笔律师费按以下约定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为在甲方取得题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之日起七日内支付9%；第二期在甲方的关联方黄某从法院取得执行分配款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剩余的9%；4.5乙方在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七日内，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五条合同解除及变更，5.1鉴于该案件主要实行风险代理，除经双方协商一致以外，甲方放弃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5.3如甲方未按时支付服务费，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按应付未付费用的日万分之五计算，如甲方单方解除合同，则甲方同意按照4.2约定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等等。2018年4月28日，茸翊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国年律所作为代理人，处理前述房地产的纳税申报事宜、协助办理应付相关税费、领取涉税证明、查阅、调取相关资料、申报办理房产税征免认定手续、申请税收不征、免征事宜、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日，茸翊公司向一中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国年律所代为申请办理前述房地产之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相关手续，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具体包括，1.代为申请办理《协助执行通知书》（抬头至：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要求如下：（1）写明房屋拍卖情况；（2）原产权人名称、证件号码；（3）写明由茸翊公司代替原产权人办理产权变更及纳税申报相关手续；（4）写明原产证是否作废；等等。茸翊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向国年律所支付钱款30万元，摘要税务筹划。2018年3月起至《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前，国年律所与茸翊公司通过邮件方式就税务筹划方案、委托协议等进行多次沟通。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筹划方案及报价，茸翊公司方于2018年4月3日回复国年律所“经过内部讨论，您的方案比较下来在操作方式上有竞争力，如能在价格上进一步优惠，能方便事情迅速推进”。国年律所回复“贵司要求我所对服务报价再作一定调整，我们觉得再与多方主体协调代理报价方案有些困难，且时间又相当紧迫，希望贵司提供一个理性的且贵司也可接受的最终方案，同时我们也将尽可能设法与各方主体加紧协调沟通”。同年4月8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方发送邮件，提出新的报价方案，并于4月20日通过邮件向茸翊公司发送新的报价及《聘请律师合同》。茸翊公司方称开始走法审流程。双方对国年律所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进行修改。《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后，双方仍就涉案房地产税务筹划问题进行沟通。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材料清单、汇报等，为涉案房地产制作审税材料，代表茸翊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估价并将《委托协议书》发送茸翊公司。茸翊公司支付评估费20万元。其中，2018年7月26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邮件，称“据税务机关反馈，在本次税务申报过程中，纳税系统自动显示XX公司自取得题述房地产产权证以来，未曾缴纳过房产税，并由此产生巨额滞纳金，按照购入原价为计算基数，房产税达4,957,304.59元，滞纳金4,213,114.02元，若依法参考同类房产或重置总价103,136,113元核定，其应缴纳的房产税将远远大于上述金额。房产税作为持有税种，依据法律规定在产权发生变更登记时，税务机关将依法予以征收，有权要求法院从拍卖价款中直接先行扣缴……如贵司有意委托我所处理该事务，我所将设法使贵司避免上述损失”。一审法院另认定，2017年12月，一中院在公拍网上就前述房地产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竞买公告及竞买须知中均载明：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在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应由相应主体承担的一切税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权证工本费、个人（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和其它相关费用按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由原权利人和买受人各自承担，标的物可能存在的水、电、煤、有线、物业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等欠费及所有滞纳金由买受人承担，未明确缴纳义务人的税费亦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018年2月2日，一中院出具《成交确认书》一份，载明：茸翊公司就前述房地产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网络拍卖成交价格为2.1266亿元。同月26日，一中院出具（2016）沪01执131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前述房地产的查封，前述房地产的所有权归茸翊公司所有，其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茸翊公司时起转移，茸翊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相关登记机构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一中院分别向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以下简称长宁税务局）、上海市长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2016）沪01执1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份，均载明：解除前述房地产的查封，将上述房地产过户到茸翊公司名下，茸翊公司可到相关机构自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原房产证、抵押权证予以注销。2018年6月7日，一中院又分别向长宁税务局、上海市长宁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2016）沪01执1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份，均载明：解除前述房地产的查封，将上述房地产过户到茸翊公司名下，由茸翊公司代替原产权人XX公司办理房屋产权变更及纳税申报相关手续，XX公司因上述房地产过户事项所应缴纳的税费一中院将从拍卖款中支付，原产权证及抵押权证予以注销。2018年7月26日，长宁税务局向一中院发送《关于协助执行XX公司房产过户所涉税收有关事项的回函》，编号沪税长法函[2018]1号，载明：该局已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2016）沪01执1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就相关问题函告如下：1.该通知书中“由茸翊公司代替原产权人XX公司办理房屋产权变更及纳税申报相关手续”是否表明，对XX公司所涉的前述房地产，执行中所涉及的交易税费由一中院代为申报，一中院继而指定由茸翊公司前来该局办理相关交易税费申报事宜，以上情况特此征询，请一中院予以确认；2.待该局完成相关税费审核后，另行发函告知一中院相关税费明细及申报缴纳的方式，并由一中院按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规定从拍卖款中支付。同年8月2日，长宁税务局向一中院发送《关于协助执行XX公司房产过户所涉税款申报及入库有关事项的告知函》，编号沪税长法函[2018]2号，载明：该局已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2016）沪01执1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已完成相关税费审核，现就相关税款申报及入库事项函复如下：1.XX公司系该局户管企业，该企业因一中院本次协助执行房地产过户事项所涉交易税费共计45,341,413.52元，其中增值税10,126,666.67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08,866.67元、教育费附加303,800元、地方教育费附加101,266.67元、土地增值税34,100,813.51元；2.请一中院通知指定的申报代理人（茸翊公司）前来办理相关税费申报手续；3.请一中院于申报代理人办理申报前三天将上述税款按《待缴库税款收缴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划缴至国库中间账户；4.待税收解缴入库完毕后，该局将通知申请执行人前来领取《完税联系单》，继而前往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一中院执行局于同年8月7日收到该二份函件。同年8月7日，一中院向长宁税务局出具（2016）沪01执131号《关于缴纳拍卖房地产过户所涉相关税费的函》，载明：根据长宁税务局审核，前述房地产，XX公司需缴纳的各种税费共计45,341,413.52元，现该院已从拍卖款中将上述款项划至长宁税务局指定银行账户，同时对沪税长法函[2018]1号函中第一项征询内容予以确认。同年8月15日，国年律所负责人卞兴玉从长宁税务局处签收前述房地产《出售房地产土地增值税纳税联系单》。同月23日，卞兴玉签收房地产《不动产登记收件收据》。同月28日，茸翊公司获得前述房地产《不动产权证书》，证号分别为沪（2018）长字不动产权第XXXXXX号、XXXXXX号、XXXXXX号、XXXXXX号。茸翊公司于同月29日出具《不动产权证收据》，载明：其已收到由卞兴玉转交的上述四本不动产权证书。同年8月30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请款申请书》，要求茸翊公司支付律师费5,494,572.78元（第一笔根据《聘请律师合同》7.3.1约定的第一期律师费2,669,272.78元，第二笔根据《聘请律师合同》7.3.2约定的200万元，第三笔根据《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4.2约定的第一期律师费825,300元）。同年9月10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催款函》，就前述《请款通知书》中所述的律师费进行催款。同年9月12日，茸翊公司方人员向国年律所发送《关于的回函》，称国年律所存在夸大事实、虚列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等情况，其对收费项目及金额有异议，需进行沟通和协商。同年9月16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函》，称茸翊公司方前述回函陈述令其震惊及诧异，茸翊公司存在故意违约之嫌，并告知茸翊公司应在2018年9月5日前支付前述律师费，现已逾期。同年9月19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茸翊公司未按约支付前述律师费构成违约，将产生违约金。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前往长宁税务局了解情况，税务局工作人员告知：1.涉案房地产主要涉及的税种为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2.双方就涉案房地产应缴税收的税种及征税时间曾有争议；茸翊公司方律师曾多次前往税务局进行交流，陈述观点，后该局部分采纳国年律所律师的观点；3.税收沟通过程中，都是国年律所律师即卞律师出面的，与一中院的沟通也是通过卞律师进行的。一审审理中，双方均确认：1.茸翊公司就涉案房地产实际缴纳增值税10,126,666.67元、附加税1,113,933.34元、土地增值税34,100,813.51元，三项合计45,341,413.52元；2.本案律师费的构成为，第一笔费用（7,500万元－45,341,413.52元）×9%，第二笔费用（7,500万元－45,341,413.52元）×9%－30万元，第三笔费用200万元，第四笔费用917万元×18%。3.黄某已取得涉案的分配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焦点在于：1.涉案的《聘请律师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应当撤销；2.国年律所主张的律师费和违约金是否于法有据。关于争议焦点一。茸翊公司以重大误解而签订合同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国年律所则认为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即便未过期间，茸翊公司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意撤销。一审法院认为，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聘请律师合同》签订于2018年4月26日，相应补充协议签订于同年7月31日，长宁税务局出具税款函件为同年8月2日，一中院出具确认税费并扣划的函件为同年8月7日，涉案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书》日期为同年8月28日，茸翊公司自国年律所处收到前述《不动产权证书》为同年8月29日，国年律所发送《请款申请书》为同年8月30日，故一审法院认为茸翊公司最迟应当于收到权属证书之日即同年8月29日知道其所称的重大误解的存在；而茸翊公司提起反诉的日期为2018年12月3日，已超过三个月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应当归于消灭。此外，国年律所与茸翊公司在签订合同前后多次沟通，茸翊公司方人员亦明确表示“经过内部讨论，国年律所方案比较下来在操作方式上有竞争力”、并对国年律所方发送的合同走内部法审流程，故茸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已经经过充分衡量与考虑；合同中亦明示双方已对条款的内容与含义详细了解并十分清楚，茸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却并未提出异议，乃至在合同签订后到茸翊公司实际获得涉案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的数月中，茸翊公司均未对合同约定的税收种类和金额提出异议；茸翊公司虽辩称其无专业的税务人员、对税收不了解，但一审法院认为，一中院已在竞买公告中告知有税费承担的事宜，茸翊公司既然参与司法拍卖活动，应当对可能承担的税费有所了解，且税务部门系依据法律规定征收税收，根据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所有人明知及不知法律不免责的法理，茸翊公司辩称的重大误解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因此，茸翊公司之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国年律所与茸翊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国年律所认为其已完成了全部合同义务，茸翊公司则认为国年律所未完成税务筹划服务，现在茸翊公司税收的结果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不是因为国年律所的服务产生，国年律所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到税务局和交易中心办理事宜，但该些项目均不收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对合同目的、权利义务、付款条件等作出了明确约定，双方应当恪守。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合同目的是减少XX公司的税费支出，从而实现茸翊公司关联方黄某的利益最大化。一审法院注意到，从实际效果看，自茸翊公司支付拍卖款至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历时近三月，茸翊公司未能就税款缴纳取得进展，可见办理事项存在一定的难度；而自双方合同签订、茸翊公司向国年律所出具《委托书》后四个月，茸翊公司便取得产权证书，可见国年律所的服务效果显著。国年律所虽未对茸翊公司提供书面的税务筹划方案，但双方权利义务中并未约定国年律所须提供前述方案，而是约定不定期提供工作进度报告，国年律所并未违反该义务。对于付款条件，《聘请律师合同》第七条及《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4.2条均作出了相应约定。现一中院的函件中已对税费总额45,341,413.52元予以确认，该税费总额远低于合同约定的金额，企业所得税及房产税也并未在本次交易中缴纳或扣除，已达到茸翊公司的预期。国年律所陈述XX公司所缴税费总额即为一中院函件金额，无合同印花税和交易手续费；茸翊公司亦对国年律所主张的律师费计算公式予以认可。因此，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对于付款期限，双方合同分别约定为茸翊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七日内以及黄某从法院取得执行分配款之日起七日内。现茸翊公司已取得前述权属证书，双方亦均确认黄某已取得分配款，故付款期限已届满。因此，国年律所要求支付律师费的主张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茸翊公司未能按期支付的，应当承担国年律所逾期付款违约金。国年律所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与法无悖，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应当从茸翊公司应付之日起计算。对于取得《不动产权证》，茸翊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自国年律所处取得，故最迟应于2018年9月5日前支付相应款项。根据国年律所的催款函件，亦要求茸翊公司在该日之前付款；茸翊公司逾期未付的，应当自2018年9月6日起计算违约金。对于黄某取得分配款的时间，双方均未能明确，茸翊公司数次表示需要核实时间，却未能回复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核实，黄某于2018年12月7日取得最后一笔执行款，故茸翊公司最迟应于2018年12月14日前支付相应款项。茸翊公司逾期未付的，应当自2018年12月15日起计算违约金。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茸翊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年律所律师费8,689,145.56元；二、茸翊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年律所违约金（以5,494,572.78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6日起，以3,194,572.78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5日起，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三、驳回茸翊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3,5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536元，由茸翊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茸翊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茸翊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撤销《聘请律师合同》及《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二是国年律所是否已履行系争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第一，茸翊公司无权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系争合同。首先，茸翊公司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茸翊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向国年律所出具《不动产权证收据》，确认已收到涉案的四本《不动产权证书》。国年律所则于次日通过电子邮件向茸翊公司发送《请款申请书》。而茸翊公司在一审期间提起反诉的时间是2018年12月3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茸翊公司没有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进而导致撤销权消灭并无不当。其次，认定重大误解需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表意人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误解必须是重大的；误解是由误解方自己的过失造成的；表意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本案中，茸翊公司不存在基于重大误解与国年律所签订系争合同的情况。理由如下：从系争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茸翊公司并非是贸然与国年律所签订系争合同的，而是经过充分的权衡和沟通。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在竞买公告及须知中已向不特定竞买人告知相关税费的承担事宜，茸翊公司应对可能承担的税费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从2018年3月起至《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前，国年律所与茸翊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就税务筹划方案、委托协议等进行多次沟通。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筹划方案及报价，茸翊公司方于2018年4月3日回复“经过内部讨论，您的方案比较下来在操作方式上有竞争力，如能在价格上进一步优惠，能方便事情迅速推进”。国年律所则回复“贵司要求我所对服务报价再作一定调整，我们觉得再与多方主体协调代理报价方案有些困难，且时间又相当紧迫，希望贵司提供一个理性的且贵司也可接受的最终方案，同时我们也将尽可能设法与各方主体加紧协调沟通”。同年4月8日，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方发送电子邮件，提出新的报价方案，并于4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茸翊公司发送新的报价及《聘请律师合同》。茸翊公司方称开始走内部法审流程。双方对国年律所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进行了修改。由于《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国年律所负责筹划的税费只包括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合同印花税、交易手续费、企业所得税，且国年律所在办理纳税申报时知悉，XX公司在取得涉案房地产《不动产权证》以来，未曾缴纳房产税，并由此产生滞纳金，茸翊公司与国年律所经充分协商，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从系争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系争合同第3.2条均明确约定，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已经详细了解并十分清楚该合同中所显示各项条款的内容和含义。这表明双方对签订系争合同是非常慎重的。从系争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后，双方仍就涉案房地产税务筹划问题进行沟通。国年律所向茸翊公司发送材料清单、汇报等，为涉案房地产制作审税材料，代表茸翊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估价并将《委托协议书》发送茸翊公司。而且，双方于2018年7月31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可见，在整个履行过程中，茸翊公司不但未提出异议，相反还签订了补充协议。此外，从法理上讲，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所有人明知，不知法律不免责。因此，茸翊公司以其不了解税收法律规范为由来主张存在重大误解，依据不足。第二，茸翊公司无权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系争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据此，认定显失公平需满足以下两个构成要件：主观上，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意识到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利情境，且有利用这一不利情境之故意。客观上，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对于显失公平的判断时点，应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为限。由于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到实际履行往往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如果不限定判断时点，对于显失公平的判定将会缺少客观标准，也无法将原已存在的权利义务失衡的结果与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后当事人以外因素对权利义务产生的影响相区分。本案中，从现有证据来看，茸翊公司无法证明国年律所在主观上存在利用茸翊公司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故意，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处于显失均衡的状态。首先，从系争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茸翊公司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不存在国年律所故意利用茸翊公司急迫、轻率及缺乏判断力等情况。这一点在上文中已作具体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可见，计算律师费基数的7,500万元并非如茸翊公司上诉所称系国年律所利用其强势地位强加于茸翊公司。其次，从《聘请律师合同》第7.3条和《聘请律师合同之补充协议》第4.2条的约定来看，国年律所进行的是风险代理收费。风险代理收费是律师收费的一种方式，其合法性得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确认。对于委托人和代理律师而言，风险代理收费对双方均有风险。《聘请律师合同》第7.3.1条约定，如税务筹划未达到节税效果或根据7.3.1约定的标准茸翊公司应当支付的律师费不足30万元，则国年律所同意不收取该条约定的律师费并同意在筹划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已经收取的30万元律师费。可见，在税收筹划未达到节税效果的情况下，国年律所不但得不到任何报酬，且其已投入的各项成本也无法收回。再次，对于茸翊公司在上诉中主要质疑的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本院认为，从一审法院前往长宁税务局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作为缴纳人的茸翊公司与长宁税务局之间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缴纳问题。后经国年律所卞兴玉律师多次前往长宁税务局进行沟通，甚至要求局长接待，最终长宁税务局就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缴纳采纳了卞兴玉律师的意见。可见，长宁税务局在涉案房地产拍卖中未向茸翊公司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并非如茸翊公司上诉所称得那样轻而易举。第三，一审法院不存在茸翊公司上诉所称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据茸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及一审庭审笔录（2018年12月26日）显示，茸翊公司系基于重大误解而非显失公平请求一审法院撤销系争合同的。在请求权基础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围绕茸翊公司提起反诉的请求权基础进行审理，并不存在遗漏审理内容的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国年律所已履行系争合同约定的义务。从《聘请律师合同》第4.2条的约定来看，茸翊公司委托国年律所系为涉案拍卖所涉相关税费提供税务筹划及法律咨询服务，最终办理涉案房地产权的变更登记，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茸翊公司的关联方黄某的债权。就实际效果而言，茸翊公司向长宁税务局实际缴纳的各种税费金额为45,341,413.52元，该金额远远低于系争合同约定的金额，已达到茸翊公司的预期。而且，从双方于2018年4月26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茸翊公司于同年4月28日出具《委托书》）至2018年8月29日茸翊公司确认收到涉案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仅历时四个月。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茸翊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如果茸翊公司需向国年律所支付违约金，国年律所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即日万分之五过高，该计算标准应调低为日万分之一。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法院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就国年律所因茸翊公司逾期支付律师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举证。有鉴于此，本院认为，茸翊公司应向国年律所支付的违约金，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年律所因茸翊公司逾期支付律师费而导致的资金占用损失。因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认定为系争合同所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过高。本院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将该计算标准从日万分之五酌情调低为日万分之三。综上所述，茸翊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2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2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以5,494,572.78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8年9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194,572.78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8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3,5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536元，由上诉人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436元，由上诉人上海茸翊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朝炜审判员  王 峥审判员  赵 鹃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滨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