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4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尤玉萍，女，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超，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东升，上海红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锦湘，男，197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连梅，女，198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嫣如，济南历下趵突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尤玉萍因与被上诉人孙锦湘、于连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尤玉萍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4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在案件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剥夺了上诉人的实体权利，又违反了民诉法关于诉讼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一、一审诉讼程序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并不认同被上诉人就案涉款项系股权转让款的说法，为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冒充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为由，于2019年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即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宜。现该案因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正处于移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途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本案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款应该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因此本案应该中止审理，待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恢复诉讼，一审法院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了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其他债务，应该以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由原告（上诉人）继续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该条适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需要被告（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确实系其他债务关系，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后，举证责任才转由原告承担；并不是被告只要提交了证据，无论其主张是否成立，原告均需要举证反驳。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审计报告均不认可，并明确表示上面的字并非本人所签，股权转让款的说法不成立。被上诉人的证据存在明显错误，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股东会决议”显示“上诉人以50.2万元金额购买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50.2万股股权”，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陈述的200万元购买股权明显不符，显然该证据不足以证明2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需要承担继续举证责任，证明2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现一审仅凭未经实质性审查，又存在明显漏洞的证据认定双方为股权转让纠纷，是对《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和适用。三、一审事实不清，200万元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款。1.公司股权转让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履行相应手续，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均非尤玉萍本人所书，上述两份文件均是被上诉人伪造，自始不成立，不应该成为确认所谓股权转让款依据。2.在济南市槐荫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均是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签名后单方提交，上诉人并不知情。即使这样，里面显示的股权转让款也不是200万元，而是50.2万元，被上诉人的主张与证据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主张明显不成立。3.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2017、2018、2019年度报告均显示上诉人并非公司股东，公司从未召集上诉人参加过股东会，也从未进行过分红，这样从侧面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谓股权转让款的不真实性。4.退一步讲，即使一审认为股权转让是真实的，那也仅涉及到50.2万元，剩余的149.8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在被上诉人并未举证系其他债务问题的情况下，也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这部分诉讼请求，而不应该判决驳回。孙锦湘、于连梅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维护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公正审查并驳回了上诉人蓄意制造的虚假诉讼，应予维持。二、上诉人尤玉萍系虚假诉讼，其所诉民间借贷纠纷无相关证据支持，缺乏必备的法律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尤玉萍以借款纠纷起诉孙锦湘、于连梅，但始终不能提供孙锦湘、于连梅的借款借条，双方也没有签署过借款协议。因此，尤玉萍以借款纠纷起诉孙锦湘、于连梅，未能提供法律规定的相关证据，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故依法应予以驳回。三、上诉人尤玉萍实际系向于连梅公司投资，双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协议，且同时到工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尤玉萍、与其姐尤扬利用手中资金，多次向孙锦湘公司投资，双方是朋友关系。对于这次股权转让，双方事先经过协商，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随后，2017年3月22日，尤玉萍通过工商银行向孙锦湘、于连梅汇出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整，其汇款凭证上明确注明此款项是备用金，而非借款。对该事实，有录音证据、转让协议、银行流水、工商局股东变更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四、上诉人尤玉萍所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缺乏相关的证据证实。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此，槐荫区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尤玉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2日，尤玉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槐荫区支行向孙锦湘转款200万元，该转款凭证注明：用途：转款备用金。尤玉萍以孙锦湘收到的该款为借款为由，于2020年3月10日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诉讼过程中，孙锦湘、于连梅提交证据证明，尤玉萍于2019年11月份以孙锦湘的妻子于连梅为被告，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纠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该案因于连梅提出管辖异议，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已将该案移送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孙锦湘、于连梅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核对无异的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于连梅；2、2016年11月28日山东舜兴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鲁舜兴会审字[2016]第Y602号《审计报告》复印1份，证明2016年10月经尤玉萍、孙锦湘同意，并委托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2016年度合计期间，2016年10月31日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10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进行了审计，双方结合升值情况确定于连梅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50.2万元股权实际价值200万元；3、2017年3月21日于连梅与尤玉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于连梅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50.2万元股权转让给尤玉萍；4、2017年3月21日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1份,证明尤玉萍作为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新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5、尤玉萍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立案的（2019）鲁0102民初7737号立案审批表、起诉状复印件各1份，证明尤玉萍陈述尤杨是其姐姐；6、孙锦湘与尤杨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资料1份，证明尤杨认可参与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代表尤玉萍签名的事实；7、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打印件1份，证明2017年3月24日，经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确认，增加尤玉萍为该公司自然人股东。经开庭质证孙锦湘提交的上述证据，尤玉萍对以于连梅作为被告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后因于连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又将该案移送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于孙锦湘、于连梅提交的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等股权转让的证据均不认可，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尤玉萍名字均不是本人所签，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向尤玉萍释明，是否变更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案由，如申请变更请自开庭之日起5日内提交变更案申请书，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尤玉萍并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变更案由申请书。一审法院认为，尤玉萍以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以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尤玉萍仅提供了2017年3月22日向孙锦湘转款200万元的转账凭证，没有提供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而且金融转账凭证上记载的转款用途为：转款备用金，也非借款用途。当被告孙锦湘、于连梅提交尤玉萍转账的200万元实际是用于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审计报告》、股东变更增加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等证据证明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尤玉萍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尤玉萍并没有就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而且尤玉萍就股权转让协议行为已经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因此，尤玉萍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200万元凭证向一审法院借贷诉讼，不能充分的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且一审法院向尤玉萍释明如变更民间借贷案由限5日内向一审法院递交申请书，尤玉萍也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申请书。因此，尤玉萍以民间借贷案由要求孙锦湘、于连梅偿还借款200万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尤玉萍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尤玉萍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加盖济南市槐荫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公章。以证明根据该修正章程显示尤玉萍出资数额是50.2万元，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这200万元系购买公司股权。证据二、济南鲁腾液化气有限公司2017年和2018年年度报告打印件。以证明该报告并未显示尤玉萍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所述200万元购买于连梅的股权系不实的陈述。孙锦湘、于连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转让的标的是所持股权50.2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第二条规定了以300万元的价格购买10%的股权。经双方协商，最终以200万元于连梅出让10%的股权。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尤玉萍认缴出资时间是2017年3月21日，足以证明股东权益是从2017年开始计算。孙锦湘、于连梅提交在公司存放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签字是由尤玉萍的姐姐尤扬代替尤玉萍签署，该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是尤扬投资，因为尤扬身份是银行职员，依照其单位规定，不允许自私投资公司，因此尤扬只能以其妹尤玉萍的名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尤玉萍三个字是尤扬笔迹，双方随后办理了股权变更，该事实有尤扬的录音证据、转让协议、工商股权登记等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尤玉萍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时被上诉人明确表述以200万元购买于连梅的股权，与本协议的300万元并不一致，并且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同一版本，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第9.3条显示该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工商登记机关一份，而上诉人从工商部门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这一版本，因此对于该证据不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200万元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以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尤玉萍提供了2017年3月22日向孙锦湘转款200万元的转账凭证，转账凭证上记载的转款用途为：转款备用金，尤玉萍未提供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孙锦湘、于连梅主张尤玉萍转账的200万元实际是用于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审计报告》、股东变更增加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等证据以证明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尤玉萍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尤玉萍没有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也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变更案由申请书。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尤玉萍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尤玉萍已经就涉案股权转让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如果生效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不成立，或有其他合法事由时，尤玉萍可就涉案200万元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尤玉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尤玉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