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2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芙莲，女，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望，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晓君，女，197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华，重庆市长寿区渡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何芙莲因与被上诉人余晓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8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芙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望、李明，被上诉人余晓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芙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余晓君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何芙莲与余晓君不存在借贷关系。代写借条内容的余萍也陈述不清楚借款是否发生。何芙莲举示的夫妻银行流水也证明余晓君所述借款用途不实，何芙莲丈夫并无借款发放工资的行为。余晓君对双方之间借条出具后的经济往来66000元未给予合理说明和相应举证。余晓君在借条出具后亦长期未进行催还借款，与常理不符；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余晓君提供证据前后矛盾，不能证明其与何芙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由余晓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将无法达到证明标准的举证责任苛加于何芙莲，并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违背法律适用原则。余晓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晓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芙莲立即偿还余晓君借款12万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时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何芙莲因资金周转困难向余晓君提出借款15万元，余晓君同意后于2017年2月17日将其丈夫郑勇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取出的现金3万元借与何芙莲；另于2017年3月3日将其丈夫郑勇的父亲郑全林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一年定期存款本金95650元加上利息1865.18元计97515.18元取出后将其中的9万元借与何芙莲，至此何芙莲共向余晓君借款12万元并于2017年3月3日向余晓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余晓君壹拾贰万元整（120000）身份证：5102211974××××××××，借款人：何芙莲。2017年3月3日”。一审审理中同时查明，2017年2月17日，余晓君的丈夫即案外人郑勇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取款3万元；2017年3月3日，案外人郑勇的父亲即案外人郑全林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取出定期存款本息共计97515.18元。一审审理中还查明，2017年1月3日，何芙莲向余晓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余晓君100000¥（壹拾万元整），利息年底结清，月息2分。还款日期2017.12月。借款人：何芙莲2017.1.3。余晓君就该张借条所涉借款已另行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号为（2019）渝0115民初8595号。一审中，余晓君陈述，何芙莲于2017年2月17日以其丈夫在工地上未结到账为由向余晓君借款15万元，余晓君当时只有3万元借给了何芙莲，何芙莲遂向余晓君出具了借款金额为3万元的借条；2017年3月3日余晓君丈夫的父亲郑全林的定期存款到期后，余晓君就又将定期存款取出来出借给了何芙莲9万元，何芙莲于同日就以上两笔借款向余晓君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2万元的借条，并将2017年2月17日的借条收回。一审法院对于案涉有争议的证据认为，何芙莲提交了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借记卡交易明细以证明余晓君于2018年1月10日向自己借款的事实；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张真平2017年1月至4月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自己不缺钱更不需要向他人借钱；提交余晓君于2019年10月14日在重庆市长寿区的询问笔录以证明余晓君在ＭＢＩ互联网投资理财平台投资了40余万元，但交易明细只证明何芙莲于2018年1月10日向余晓君转账66000元，仅凭单独的交易明细不能证明这66000元就系余晓君向何芙莲借款；案外人张真平的账户交易明细更不能证明何芙莲不缺钱和不需要向他人借钱；至于余晓君的询问笔录内容全是关于怎样进入投资平台、进入后如何投资分配及自己在该平台的投资情况、款项来源等；证人栾某、汪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基本是听来的或传来的且均来源于何芙莲和案外人余萍，系不具有直接性和真实性、关联性的传来证据。因此何芙莲提交的这些证据既与余晓君与何芙莲之间借贷关系无关联性，也不能达到直接证明自己没有向余晓君借款的目的，故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余晓君主张的借款120000元除有2017年3月3日何芙莲亲笔书写的借条为证以外，还有其另提交的重庆农村有商业银行对私定期销户业务回单、对私客户账户明细证明2017年2月17日、3月3日余晓君的亲属在银行取现120000余元，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其将这其中的120000元借给了何芙莲，但结合何芙莲亲笔向余晓君出具借条的时间、借款的金额、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余晓君的经济状况、款项的来源和去向以及借条中载明的是“借到”等因素，不能排除余晓君有将这其中的12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交给了何芙莲的可能性，这与何芙莲在2017年3月3日亲笔书写的借条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认定余晓君向何芙莲出借并交付借款120000元这一事实。何芙莲虽然提出了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的抗辩理由，但作出的说明不尽合理，且当庭提交的三个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既与本案余晓君与何芙莲之间借贷关系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其向余晓君出具的借条是为了帮余晓君向其丈夫隐瞒其在MBI平台投资的实际金额而在余晓君要求下书写的假借条，更达不到证明余晓君与何芙莲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目的；同时如果没有实际借款，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何芙莲，明知在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名的法律后果却仍在较短的二个月里分两次向余晓君分别出具金额均较大的100000元和120000元的借条并在二张借条上的借款人处亲自签名，这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由于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余晓君诉称双方口头约定该借款在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借款视为未约定还款期限，余晓君可以随时催告何芙莲余晓君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现余晓君起诉请求何芙莲立即返还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余晓君诉称双方口头约定按月息2分计息，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借款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的，出借人可请求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现余晓君依法请求何芙莲支付以借款本金1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时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标准依法只能按年利率6%计算。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何芙莲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余晓君借款本金120000元，并支付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驳回余晓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何芙莲负担。二审期间，余晓君以新证据为由申请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余晓君与案外人兰梅的通话录音，以此证明何芙莲曾向兰梅说过何芙莲借了余晓君的钱，但已经偿还。何芙莲质证认为，录音中显示兰梅也自述有关事实因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且兰梅与余晓君系亲戚，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据材料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故对该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作为二审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余晓君主张其与何芙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此举示了相应借款的借条。虽然该借条系案外人代写，但确系由何芙莲本人手书落款，且余晓君另举示了有关银行凭证以证明其具有相应资金出借能力和取现支付行为。结合借条出具的时间、借款金额、余晓君的经济条件及借条中载明“借到”等因素及社会一般情理，余晓君的举证足以证明其向何芙莲出借并交付借款12万元这一事实。何芙莲虽然抗辩并上诉称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但其有关理由既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与常理不尽符合，不足以反驳余晓君的举证及相应主张。借条出具后，何芙莲虽向余晓君转账支付过66000元，但余晓君嗣后又向何芙莲转账支付过3万元，余晓君主张系有关经济往来与案涉借款无关并作出了相应解释，何芙莲则始终坚持称双方之间并无民间借贷关系，亦未主张双方之间发生债的抵销，故有关经济往来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当事人可另案处理解决。何芙莲应当依法按约如期偿付本息。一审判决有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何芙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何芙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