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8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459号晨欣华美达广场25#20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40000559228807T。 负责人：范士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扬，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工程建设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胜利路51号秀珍大厦六座24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3222XM。 法定代表人：张玉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升禹，安徽晟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皖大律所）与上诉人合肥工程建设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7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皖大律所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判令工程公司支付皖大律所律师代理费15万元及赔偿款80万元，合计增加95万元整；2.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由工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否定朱瑞霞签字且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将皖大律所律师代理费仅以兜底条款的最低费用进行判决既不尊重事实，也有违法律规定。1.朱瑞霞为皖大律所所写的情况说明是代表工程公司写给皖大律所的，其行为是朱瑞霞的职务行为，而非朱瑞霞的个人行为。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朱瑞霞签字并加盖公章。其次，朱瑞霞系工程公司单位的副总经理，这个事实有多份亳州中院与省高院的判决书所证明。2.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之所以在兜底条款的最低费用45万元之上增加15万元代理费，是因为原来的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和再二审，程序比原先设想的多增加了“发回重审和再二审”，程序增多，时间增加，代理任务加重；增加15万元代理费适当。3.该《情况说明》上加盖了工程公司的项目部公章，说明《情况说明》的出具是职务行为。一审判决“仅凭朱瑞霞出具的情况说明向被告主张60万元代理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不予支持皖大律所80万元的赔偿款诉讼请求，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因被告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合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错误。首先，皖大律所提供了2018年4月工程公司收回王圣扬律师处的终审判决书原件及案件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的证据。其次，工程公司自2018年4月告知王圣扬律师不要介入案件执行工作之后至皖大律所起诉工程公司讨要代理费及赔偿款（2019年6月）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工程公司不再联系王圣扬律师。这个事实工程公司在庭审中是认可的；并且，工程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供要求王圣扬律师继续履行合同的证据。第三，自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王圣扬律师曾多次联系甚至到工程公司单位，但工程公司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态度蛮横，导致双方的信任关系荡然无存。这一事实工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是认可的。第四，皖大律所向一审法院的起诉是以双方信任关系无存、工程公司以实际行动解除合同为基础。 工程公司辩称，一、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实际上是朱瑞霞与皖大律所签订，工程公司股东和现有公司人员对此并不知情。朱瑞霞是案涉国际丝网城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朱瑞霞个人对案涉项目自负盈亏。据公司反馈朱瑞霞是皖大律所代理人王圣扬律师的学生，本次委托律师的行为，完全发生在朱瑞霞和王圣扬律师之间。公司现有股东及管理人员是2016年2月在资产重组后进入公司的。现公司对该服务合同的签订和委托律师的事项并不清楚。公司股东已为该国际丝网城项目垫了1000余万，属于无辜的受害者。二、朱瑞霞与皖大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服务的约定比较详细，但皖大律所并未完成合同约定事项。合同明确约定，皖大律所应当完成一审、二审以及执行等全部工作，在案件服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代理费不少于45万。但据工程公司反馈，皖大律所自2013年9月接受委托后至2017年末才执行立案，并且一直未能及时跟踪案件的保全和执行案件，导致未能查封对方财产、或让案件有进展。三、关于朱瑞霞出具的60万的情况说明，皖大律所与朱瑞霞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王圣扬是资深法律工作者，并为该国际丝网城项目的服务过，对工程的项目情况、对朱瑞霞的身份以及对“技术资料专业章”的使用非常清楚。2019年1月18日朱瑞霞提供的加盖资料专用章的《情况说明》对资深法律工作者不能构成善意。该项目自2011年2月开工，于2011年10月16日完工后交付使用，项目部早已撤除，而且皖大律所自2013年一直就开始为该项目提起诉讼。皖大律所非常清楚项目部早已不在，也知道工程资料专业章只是施工过程中现场使用，只是与开发商往来的内部资料印章。朱瑞霞作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在工程结束后发现亏本的情况下，早已携带所有项目资料逃避消失了。皖大律所于2019年1月18日找到其学生朱瑞霞，让朱瑞霞以公司名义出具说明并加盖资料章。该行为明显串通。朱瑞霞一直不是工程公司的员工，朱瑞霞是学法律的，只是在诉讼过程中以公司法务副总的名义出现代理过诉讼。因而皖大律所提供欠付60万的《情况说明》，有明显重大的过错。该欠条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四、皖大律所没有证据证明工程公司存在违约，并且已有生效文书判决皖大律所无故拒绝履行合同不当，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皖大律所在本案中主张违约金没有依据。现有法定代表人也一直向皖大律所承诺，虽然其为项目垫付了1000多万，但王律师负责的案件如果执行到任何款项，第一个就是支付的就是王律师的律师费。或申请查封、拍卖或申请将对方当事人列入失信等，承担了相应责任的执行措施后，即便执行不到，工程公司也会与王律师协商支付一部分费用。而且工程公司起诉皖大律所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一案，已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217号民事生效判决认定。因而皖大律所主张80万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判决由皖大律所继续履行合同，并依法驳回皖大律所的上诉请求。 工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皖大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全部受理费用由皖大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依据事实有误。工程公司与皖大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对皖大律所代理费的约定合法有效，但工程公司支付该代理费用应以皖大律所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为前提，皖大律所代理的案件至今执行程序尚无进展，一审法院判令工程公司支付代理费依据事实有误。若该案件的执行款项到位、被执行人的房屋进行拍卖或者有其他能够使被执行人承担相应执行措施等进展，皖大律所尽到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工程公司会与皖大律所协商支付相应的代理费用。 皖大律所辩称，本案不是风险代理，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明确规定，“无论案件进展及结果如何，本案的律师代理费至少为45万元，甲方可以分别或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一审法院按照该条款兜底判决45万元代理费已经是偏向了工程公司。对此，皖大律所也提出了上诉，并有大量证据证明一审判决45万元代理费过低且错误。 皖大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工程公司支付皖大律所律师代理费60万元及赔偿款80万元，合计140万元整；2.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类费用由工程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2日，皖大律所（乙方）与工程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王圣扬律师为甲方与安徽省业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包括调解、和解、第一审、第二审及执行等）的委托代理人；如承办律师因故不能代理的，甲方应同意由乙方另行指派其他律师代理；无论案件进程及结果如何，本案的律师代理费至少为肆拾伍万（45万）元整；甲方无故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应赔偿乙方依据本合同可取得的利益损失[至少捌拾万（80万）元整]等。合同签订后，皖大律所指派王圣扬律师作为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工程公司与安徽省业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重审、二审、执行程序的诉讼活动。2018年4月13日，工程公司将王圣扬处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及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6执442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原件取走，皖大律所认为工程公司将上述两原件取走，是解除合同行为，遂诉诸一审法院。 另，2015年11月5日，王圣扬为工程公司垫付了审计鉴定费10万元。2018年2月9日，工程公司向王圣扬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2.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皖大律所、工程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皖大律所已为工程公司与案外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诉讼代理服务，工程公司理应向皖大律所支付相关代理费用。因双方在合同中对皖大律所最终应收取的代理费数额或代理费计算方法未作出明确约定，只约定了代理费兜底条款即无论案件进程及结果如何，本案的律师代理费至少为45万元整；皖大律所在未与工程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仅凭朱瑞霞出具的情况说明向工程公司主张60万元代理费，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但工程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先向皖大律所支付45万元代理费。皖大律所主张因工程公司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合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工程公司不予认可，不予认定，故皖大律所要求工程公司支付赔偿款8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在合同中虽有管辖约定，但工程公司未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庭审中又应诉答辩，视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故对工程公司辩称本案约定管辖本案不应当继续审理的意见，不予采信。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皖大律所支付代理费45万元；二、驳回皖大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87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00元，由皖大律所负担6000元，工程公司负担7700元。 二审期间，皖大律所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工程公司提交（2019）皖0104民初10205号案民事判决书、（2020）皖01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工程公司不存在违约，相反皖大律所未能履行代理工作，构成违约。皖大律所至今未能继续代理案件，无故终止案件代理工作。双方因合同履行问题，已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皖大律所应当继续履行代理工作。 皖大律所质证认为，判决书是法院作出，但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错误，所以判决结果错误。 二审查明：皖大律所于一审提交加盖有“合肥工程建设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利辛）国际丝网城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下欠诉讼代理费陆拾万元整。 工程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皖大律所律师王圣扬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完成合同约定事项。皖大律所主张执行程序中工程公司单方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皖0104民初10205号民事判决，判决皖大律所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2020）皖01民终2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除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程公司与皖大律所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合同签订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作为接受代理的一方合同主体，皖大律所的王圣扬律师实际作为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工程公司诉业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及发回重审后的二审诉讼程序，尽职尽责地完成该案件在审理程序中的委托代理工作，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皖大律所在案件审理阶段的代理义务。因《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律师代理费支付的时间，皖大律所代理的上述案件的二审判决早已生效，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皖大律所积极付出的法律服务工作，在皖大律所提起本案诉讼向工程公司积极主张之时，工程公司理应支付。 关于工程公司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数额。《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至少为45万元”，一审法院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认定工程公司应支付皖大律所45万元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并无不当。皖大律所上诉认为工程公司应支付60万元律师费的依据是其一审提交的加盖有“合肥工程建设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利辛）国际丝网城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加盖的仅为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仅在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内使用，对于案涉的工程公司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属于工程公司对外确认债权的范围，显然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不具有对外确认债权的法律效力，皖大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对此理应知悉。皖大律所提供的情况说明，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皖大律所于本案主张工程公司支付60万元律师费，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皖大律所委托代理的范围包括执行，虽皖大律所认为双方合同已实际解除，但根据本院（2020）皖01民终217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作出的认定，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未解除。皖大律所主张工程公司支付赔偿款80万元的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并未成就，皖大律所的此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皖大律所、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700元，上诉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负担13300元，上诉人合肥工程建设承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吴 喻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