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83行初55号原告张波，男，汉族，邹城市国家税务局职员，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代理人张光明，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济宁市公安济东分局，住所地邹城市宏河路110号。法定代表人宫德力，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庆新，法制大队大队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满明，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特别授权）。第三人甘志海，男，住邹城市。原告张波不服被告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以下简称济东分局）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4月7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参）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波、委托代理人张光明，被告委托代理人吴庆新、满明，第三人甘志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济东分局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公安机关查明，2020年1月4日17时许，济宁市居民张波在邹城市向阳苑小区8号楼西侧道路处与甘志海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张波对甘志海有殴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张波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020年3月27日，济东分局作出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以适用依据错误为由，决定将上述行政处罚变更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原告张波诉称，原告之母赵某与原告妹妹、妹夫居住于邹城市向阳苑小区。2020年1月4日约14时至17时左右，第三人甘志海酒后无故数次辱骂原告及母亲、妹夫等，原告愤而制止，与甘志海发生争执。第三人随后报案。2020年3月25日、27日，被告相继作出三份处罚决定：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5号、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无程序依据。①被告对原告作出26号行政处罚决定后，又作出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②根据“限权法”“行政权力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被告以“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原处罚决定和做出新的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③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对执行方式和期限没有明确，而26号行政处罚决定中尚有执行方式和期限的内容，由此便产生了拘留时间5日与10日，拘留期限为3月25日到3月30日的矛盾。④26号行政处罚决定记载的办案民警为“田楠楠、颜廷亚”，而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中办案民警却为“满明、颜廷亚”。二、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①甘志海拨打110报警后，对处警人员进行辱骂，导致出警人员无法到达现场处警。原告向被告反映该情况，但被告却以“110没有报案”为由拒绝向出警人员调查上述事实。②甘志海利用其熟悉院内监控可视范围的优势，实施辱骂行为时，便行至监控死角部位，在对原告挑逗后便有意跑至监控可视范围，制造原告对其追逐的片段表象。原告出门制止甘志海辱骂，甘志海便跑开；原告回家后，甘志海又继续谩骂；原告再次出门制止，甘志海挥拳击打原告后便立即跑开；原告与其理论、争执时，甘志海便退至监控镜头范围意图引诱原告对其实施击打以利于监控记录。③甘志海在对原告撕扯时将原告的黄金项链拉扯变形并意图侵占，还将原告的毛衣、羽绒服扯坏。对上述财产损失被告没有查明。④甘志海要求进行伤情鉴定，但未鉴定出任何伤情。原告与甘志海纠纷过程中，双方只是相互撕扯、推搡，原告并未对甘志海实施殴打，否则，根据双方的身高、体重、年龄，原告如果真的殴打甘志海，甘志海岂不伤痕累累。被告认定原告殴打了甘志海没有事实依据，只不过是因甘志海事后时常到公安机关纠缠导致原告成为牺牲品而已。三、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明显不公。抛开甘志海首先数次谩骂的情节，纠纷过程中，双方之间相互撕扯、推搡，双方对对方的行为基本一致，但是，被告对双方做出的处罚却不相同，对原告按照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的规定以“殴打他人”处以罚款及拘留，对数次主动挑衅、辱骂原告方的甘志海却按照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以“公然侮辱他人”仅处以罚款；而且，对于甘志海对原告实施撕扯、推搡并将原告的项链、衣物扯坏造成财产损失的违法行为，被告没有评价并据以对甘志海做出处罚、明显偏袒甘志海。四、被告对事实认定顺序颠倒、因果关系错误。对25号行政处罚决定中“甘志海与张波因琐事发生争执，后甘志海对张波有言语辱骂行为…”。被告将事实的顺序颠倒，显然偏袒甘志海。原告与甘志海并不认识，之间更无琐事争议，事实是甘志海先行数次对原告及亲属进行辱骂，因原告制止而发生争执。五、原告为制止不法行为且未对甘志海造成伤情，不应予以处罚。《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案甘志海数次辱骂在先，而且跑至原告母亲院外窗前谩骂，原告进行必要的制止不应作为违法行为处理。综上，原告制止甘志海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被告认定原告对甘志海实施殴打事实依据不足，被告没有全面查实本案监控、证人等证据，没有正确、公正地认定本案因果关系及事实过程，做出的三份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撤销被告做出的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甘志海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张波于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人赵某（张波之母）、孔某（张波之妻）出庭作证，证明：①2020年1月4日前，甘志海即经常对着赵某的家以及对夏某进行谩骂，谩骂的原因为：约2018年，赵某住在一楼，院内撘有遮雨棚，住在赵某五楼的邻居张某家的空调冷凝水往赵某院内遮雨棚上滴，赵某年龄大较难忍受滴水的噪音，赵某的女儿及女婿夏某为照顾赵某与赵某同住，赵某数次告知张某情况让其设法维修，因张某对赵某大声呵斥，夏某在家听到后与张某发生争执，张某拿物品欲抽打夏某时被夏某夺下反而抽打了张某两下，双方的纠纷经被告济东分局调解处理，赵某家给了张某11000元钱了结。甘志海与张某系同事加酒友，关系密切，自此，甘志海便见到夏某就无故谩骂。此可以证明张某所作的有利于甘志海的证言效力极低，不应采纳。②2020年1月4日的事发过程：张波与甘志海的纠纷发生于2020年1月4日约14时至17时左右约3个小时的时间，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14时许，甘志海酒后在在其居住的楼道处偶遇夏呈宝，甘志海无故对夏呈宝进行辱骂，到向阳苑小区看望母亲的张波闻听后前去劝阻，甘志海又对张波进行辱骂，双方发生撕扯后各自回家。第二次：张波及夏某回家后约半个多小时，甘志海又行跑到赵某居住的一楼院外谩骂，张波出门正与甘志海理论，甘志海就溜走了。第三次：时隔数分钟后，甘志海又行来到赵某的一楼院外，边谩骂张波等边拨打110电话，后在出警人员联系甘志海时，甘志海亦对出警人员以出警迟延为由进行辱骂，就这样，甘志海一会辱骂张波等人，一会辱骂出警人员，先后数次，赵某在家中被气得流泪，张波制止甘志海并与其理论，双方方才发生撕扯。但是，张波并没有对甘志海拳打脚踢，双方只是互相谩骂、撕扯。③甘志海明显存在故意引诱、挑逗张波对其打斗。甘志海熟悉院内监控可视范围，实施辱骂行为时，便行至监控死角部位，在对张波辱骂挑逗后便有意跑至监控可视范围，制造原告对其追逐的表象。④甘志海在对原告撕扯时，将原告的黄金项链拉扯变形并意图侵占，后被张波追回，甘志海还将张波的毛衣、羽绒服扯坏。⑤济东分局传唤张波后，赵某、孔某作为在场见证人到济东分局欲作证说明情况，被告以亲属不能作证拒绝。证据二、事发时被甘志海撕扯坏的毛衣一件，羽绒服一件，金项链一条（均提供照片），济宁市任城区运河珠宝金店出具的证明及质量保证单各一份。证明：2020年1月4日，在与甘志海相互撕扯过程中，甘志海将张波的毛衣、羽绒服、金项链扯坏；被扯坏的金项链张波又行花费2214元进行了换购，甘志海对张波造成的上述损失被告没有查实认定加以考量、作为对甘志海进行处罚的依据。证据三、张波的退伍军人介绍信、菲特体育及奥本健身的健身卡各一张。证明：①张波在莱阳26军服役从事侦查兵4年，退役参加工作后一直喜欢健身，现仍保留有2007办理的奥本健身卡；2008年又办理了菲特体育健身卡，该卡期限为2年，现仍在正常使用，可以证明张波身体素质很好，按照张波与甘志海之间的年龄、身高、体重、身体素质对比，结合监控录像显示的双方离开后甘志海多人难以劝阻、身体毫无异常，证人王某所陈述的张波“朝甘志海的头部捶了好多拳、还朝甘志海的腹部捶了好几拳”明显不实，王某的证言根本不足为信。证据四、借款保证合同、民事起诉状、（2019）鲁0883执保508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因王某为实际控制人的邹城市复兴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他人借款10万元，甘志海为王某担保，借款未还诉至邹城法院后，甘志海的工资账户被冻结，此可证明甘志海与王某关系极为密切，二人存在极大的利益关系，在甘志海的工资因为王某担保被冻结后，常理而言，王某对甘志海更会言听计从，王某的证言可信度极低。被告济东分局辩称，一、被告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5号、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20年1月4日17时许，济宁市居民张波在邹城市向阳苑小区8号楼西侧道路处与甘志海因琐事发生争执，甘志海对张波有言语辱骂，张波对甘志海有殴打行为。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张波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二、被告对张波、甘志海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我局治安管理大队受理此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传唤、处罚前告知、行政处罚审批、变更行政处罚审批、裁决、送达等程序，符合法定程序。三、被告对张波、甘志海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本案中，第三人甘志海在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其行为构成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上述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对甘志海作出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张波因琐事殴打他人，其行为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对张波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处罚后，我局在内部执法监督工作中审查发现张波殴打的甘志海已年满60周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于是，我局于2020年3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变更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了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波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量罚适当，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四、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处以拘留及罚款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对甘志海的处罚也存在错误，在撤销对原告处罚的同时，依法应当对甘志海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原告所称的理由均不成立。1.被告作出的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程序方面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2020年3月25日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对周边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后，在内部执法监督工作中审查发现张波殴打的甘志海已年满60周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于是，我局于2020年3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变更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了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波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2.被告未能全面、及时收集证据致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处罚证据不足。本案中，有原告张波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受害人甘志海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证实张波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对原告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3.被告认定原告殴打了甘志海事实依据不足，对原告处以拘留罚款主要证据不足。本案中，原告殴打甘志海的违法事实有受害人甘志海的陈述、证人证言、张波的陈述申辩、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4.被告对双方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对双方的处罚不公。故意毁坏财物是指故意非法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的行为，主观上有故意构成且具有损坏公私财物的目的。本案中，原告称和甘志海互相撕扯，将原告的衣服扯坏，这并不是甘志海积极追求的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违法行为。而甘志海在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其行为构成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进行处罚。原告殴打的甘志海已年满60周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进行处罚。5.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事实的陈述认定，没有理清前后顺序，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导致再次错误的处罚。25号处罚决定书载明：“甘志海与原告因琐事发生争执…”26号处罚决定书载明：“原告与甘志海因琐事发生争执…”这样表述，只是为了突出处罚的主体，和对案件的定性处罚没有任何联系。6.原告为制止甘志海的不法行为采取的制止、撕扯等必要措施并未对甘志海造成伤情，不应予以处罚。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案中，原告制止甘志海的不法行为并无不当，但不应该和甘志海撕扯在一起，并动手殴打甘志海，这种行为明显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不论其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甘志海受伤，即可以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因此，原告所称的上述理由均不成立。综上所述，我局作出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变更为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连同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张波的诉讼请求。被告济东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1.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2.变更行政处罚审批书；3.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4.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5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6.受案登记表；7.受案回执；8.传唤证；9.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0.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1.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2.罚款回执；13.送达回执；14.违法嫌疑人张波询问笔录；15.违法嫌疑人甘志海询问笔录；16.张某询问笔录；17.王某询问笔录；18.甘某询问笔录；19.夏某询问笔录；20.调取证据通知书；21.调取证据清单；22.办案说明；23.鉴定告知书；24.辨认笔录；25.户籍证明；26.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第三人甘志海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也未提交证据或依据。庭审时述称：1月4号下午5点左右，在送客人回家的路上，碰到原告，原告认为我骂他而发生纠纷，被我女儿等人拉开回家，晚上发现身体有伤痛，后到邹城市人民医院住院25天。经庭审质证，㈠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1.被告以“案情复杂”为由申请延期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2.《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甘志海1月15日报案，开具法医鉴定委托书的时间距报案已经55天。被告于2020年3月11日方才开具法医鉴定委托书致案件超期违法。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但是，被告提供的证据之中并无被告的上级公安机关同意延期的批准材料。本案存在违法超期办案。4.卷宗之中程序性表格中办案人颜廷亚、满明的签名与询问笔录等材料中的签名明显不一致。5.三份行政处理审批表、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受案登记表载明的案件承办人均为：颜廷亚、满明，但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26号处罚决定书却载明承办人均为：田楠楠、颜廷亚。根据笔录记载还有孔利参加询问，但上述材料中的承办人却没有载明。6.对证人张某、王某与甘志海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查明。7.没有按照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取证的要求对在场证人赵某、孔某进行询问、调查案件事实。8.张波陈述的甘志海辱骂出警人员致当日未予出警的事实没有调查并作为对甘志海进行定性、处罚的考量情节；9.证人王某已经证明张波的金项链被甘志海扯断，加之张波的毛衣、羽绒服均被扯坏，被告均未调查取证并进行价值鉴定，以作为处理本次纠纷的事实依据之一；10.甘志海酒后滋事、此前并多次辱骂、本次首先辱骂原告的亲属，对其应以寻衅滋事进行定性、处罚，但被告未予认定并作为处罚考量的情节；即便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第（二）项（侮辱）之规定对甘志海进行处罚亦应按照情节较重的情形进行处罚而不应按照最轻的情节处罚。11.对张波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进行处罚事实依据不足。12.在未撤销原26号决定书的情况下直接做出的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程序方面的法律依据。13.本案主要证据矛盾。甘志海第一次称“打了身上几下、又打头部，额头流血”；张某称“朝头部打了一拳，没见谁有明显外伤”；王某称“朝甘志海头部捶了好多拳，朝腹部捶了好几拳”；甘某称打的胸口。张波不认可殴打，夏某、赵某、孔某均证实双方仅为争执、推搡，没有殴打。甘志海、王某、张某、甘某所陈述的张波对甘志海动手的次数、打击部位相互矛盾，与录像中甘志海的状态亦不符，被告认定张波殴打甘志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4.甘志海报案并开始记录的时间为1月15日14时50分；而证人张某的询问笔录开始记录的时间为1月15日14时56分；明显张某是受甘志海之邀跟随甘志海一同到达被告处而非被告在接到报案后通过走访、调查获取的张某的证言，此亦可印证张某与甘志海的关系亲密程度及其证言效力的低微性。15.对张波的询问录像存在以下违法之处：①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10时17分—11时46分，但录像显示张波进入询问室的时间为10时22分；结束录制的时间为11时51分，但此时没有张波看阅笔录及签字的内容，询问明显没有结束，被告提供的录音杂乱、明显存在剪辑、编辑，被告提供的录像、录音不是原始、完整的录音录像；②询问时办案人员没有按照规定表明执法身份；③在10时36分时，张波陈述，住在张波之母赵某5楼的张某因空调漏水与张波的妹夫夏某发生矛盾，因甘志海与张某交好，甘志海便时常辱骂张波亲属，张波的上述没有记录，影响对张某证言效力高低的正确判定、认定。④11时6分时，张波陈述了自己的衣服被扯坏的事实，没有记录；⑤11时30分、43分时，张波陈述甘志海辱骂出警人员导致出警人员未到现场的事实没有记录，也没有对出警人员调查核实。上述未记录、未核实的事实对于对甘志海以及张波的处罚具有作用及影响，被告违反了全面、及时取证的原则规定。⑥11时47分时，办案人员明确告知张波，甘志海骂人没有指名道姓，如果骂人时提名提姓属于侮辱，如果没提名提姓，属于寻衅滋事，在与张波发生撕扯互骂前，甘志海即对着夏某、对着赵某的住处不提姓名地多次谩骂，但本案却以侮辱处罚甘志海而没有按照寻衅滋事处罚甘志海，存在偏袒之嫌。16.现场监控1在17时21分50秒开始，可以看到甘志海左手持张波的金链子，王某也看到了甘志海拿着金链，甘志海此时外翻脱掉的上衣垂在手腕处不予脱掉明显不合常理，其目的明显是用于遮掩其持有金链的左手，张波提出索要金链一事后，甘志海之女甘某为表示清白欲将甘志海的衣服脱下露出其左手，甘志海反抗不从。甘某在笔录中称因张波索要金链，甘某在甘志海的兜里拿出一个手机，从甘志海袖子里拿出一盒烟扔给张波，甘某没有如实陈述，与录像不一致，该段录像可以证明张波所陈述的甘志海意图非法占有其金链、其将甘志海追回是索要自己的金项链属实，录像显示甘志海的手机就在甘志海右手中，甘某并非从其兜内拿出，也没有从甘志海袖子里拿出一盒烟扔给张波；甘某、王某明显都是在为甘志海持有张波的金链进行掩饰，二人有利于甘志海的证言明显不可信。另外，根据该段录像甘志海回家过程中被人劝阻时的反抗力度、状态，还可以证明甘志海及证人所称的头部被打、甚至头部腹部被打好多拳显然不属实。17.现场监控2在17时19分30秒时，可以证明：张波站在自家门口，甘志海首先主动隔着道路手指张波进行谩骂、挑衅，而后双方发生争执，被告却本末倒置，在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先发生争执，后辱骂、殴打…”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没有理清本次纠纷发生过程及先后顺序，事实是：甘志海首先无故对张波、夏某进行辱骂，后双方互骂、发生争执…。18.被告没有提供甘志海2020年1月15日的询问录音，录像；也没有提供对证人王某、张某、甘某、夏某的询问录像。19.张波、夏某在被告处的陈述，可以证明甘志海此前即时常无故辱骂夏某及张波亲属的事实，可以证明本次事件起因系甘志海首先对夏某进行无故辱骂；赵某、孔某出庭作证所陈述的事实与张波、夏某对事发过程的陈述相一致。张波、夏某在被告处的陈述及赵某、孔某的证言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采纳。㈡对原告提交证据，被告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系。第三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行政行为过程中收集制作，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要求，均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母亲赵某与第三人甘志海均系邹城市向阳苑小区居民，原告妹妹张媛媛、妹夫夏某随赵某同住。2020年1月4日17时许，在赵某住所西墙外，因甘志海辱骂夏某，原告张波与第三人甘志海发生口角，进而相互撕扯，被人劝开后双方各自回家。2020年1月15日，第三人甘志海到被告处报案称，原告张波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致其头部出血、腹部疼痛。被告当日决定以治安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展开调查。经传唤、询问、处罚前告知、行政处罚审批、变更行政处罚审批，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5号、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7日作出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甘志海对张波有言语辱骂行为，侮辱的违法行为成立；张波对甘志海有殴打行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甘志海处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张波处以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甘志海于2020年3月26日向被告交纳罚款500元，张波于2020年4月9日向被告交纳罚款500元。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于2020年3月25日出具《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以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对被告委托的甘志海损伤程度的鉴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违法行为发现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现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原告张波与第三人甘志海之间的辱骂、殴打行为，属发生在济东分局所辖区域内的治安管理行政案件，被告有权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张波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张波2020年3月27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4月3日向本院递交行政起诉状，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济东分局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受案登记、调查询问、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处罚前告知、行政处罚审批等工作，通过合法方式调取了案发现场视频监控，进而依据嫌疑人陈述申辩、证人证言和视频监控等证据认定“甘志海对张波有言语辱骂行为”“张波对甘志海有殴打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决定对甘志海处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张波处以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行为的步骤、顺序、形式也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二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关于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超过法定办案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本案中,原告张波之母和第三人甘志海属于同一小区居民，原告与第三人因琐事发生纠纷,不属于重大复杂案件，被告从受理案件到作出处罚决定长达两个月有余，且未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应认定其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实体权利并未产生影响的情形。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行政处罚兼具惩罚和教育的双重功能,通过处罚既应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也应起到教育违法者及其他公民自觉守法的作用。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所科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要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对违法者施以适度的处罚,既能纠正违法行为,又能使违法者自我反省,同时还能教育其他公民自觉守法。如果处罚过当,非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而会使被处罚者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树立行政处罚的公信力。本案中，原告张波在回家探望母亲时，看到第三人甘志海无故辱骂与母亲同住的妹夫夏某，并得知此情形已发生多次，情绪激动之下，与第三人发生口角、对骂。期间，第三人甘志海打电话将朋友王某、张某邀到现场。后，双方对骂中相互抓扯衣服推搡、撕扯，造成原告项上链子被扯脱落、第三人倒地。十日后，第三人到被告处报案，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以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对甘志海损伤程度的鉴定不予受理。纵观整个事件发生过程，综合考量张波实施违法行为的起因、情节、性质、社会危害程度、现场证人来某及第三人甘志海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张波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殴打他人”且“情节严重”的范围，依法对其科以较轻的治安处罚即可达到纠正违法行为及教育本人的目的。被告济东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张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有违过罚相当的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当。综上，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张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量罚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㈡㈥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作出的济公东（治）行罚决字[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济公东（治）行变更字[2020]1号《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于30日内对张波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驳回原告张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克斌人民陪审员  秦洪卫人民陪审员  李 秀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