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农业大学，住所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306号。法定代表人：高聚林，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新，北京市盈科（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桃，北京市盈科（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忠，男，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因与被上诉人王利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5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大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105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利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利忠的入职时间，农大作为用人单位，未与王利忠签订劳动合同，亦未能提供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间的直接证据，仅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不足以证明实际用工时间，且王利忠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农大在2015年8月即有给王利忠发放工资的记录，值班记录表亦能佐证2015年6月王利忠已有值班记录，故对王利忠所述双方2015年6月29日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中，王利忠提供的《值班记录表》为复印件，无农大公章及负责人签字，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认可，且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也未写明是农大为其发放的工资，是哪个月的工资，是否二者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5年6月29日建立。农大自2015年9月开始为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本案中，农大与王利忠并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农大自2015年9月开始为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有社保缴纳记录为证，庭审中王利忠也予以认可。因此，应当认定农大与王利忠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5年9月开始建立。一审法院认定农大与王利忠劳动关系自2015年6月29日建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利忠离职的原因，王利忠在农大处工作至2019年9月1日，并于当月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农大称王利忠系自动离职，无故旷工，但无相应证据佐证;而王利忠提交的值班记录明细载有多人值班记录和农大处工作人员朱某签名，与录音证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可以反映出2019年9月1日农大处工作人员确有口头辞退王利忠的行为，导致王利忠离职并申请仲裁，故对此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农大无法定理由口头辞退王利忠，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王利忠支付赔偿金”，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农大自2015年9月至2019年12月一直在按时为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农大并未向王利忠告知解除劳动合同，是王利忠自2019年9月1日起一直无故旷工至今未到农大处上班。2.王利忠主张案外人朱某通知其2019年9月1日解除农大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一审中，王利忠补充提交的证据《值班登记表》为复印件，且因案外人朱某本人并未出庭，无法核实该《值班记录表》中2019年9月1日的记录表中“2019年9月1日早8:00后已解除聘任合同，朱某”是否为案外人朱某本人书写，不能排除其是否为后期添加，无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同时，王利忠提供的录音材料中，主要对话人为案外人朱某、赵某及孟某，该三人均未出庭，无法证明该录音中的对话是否为三人本人表述，而且，该录音全程并未明确提及涉案的当事人及本案的事实，不能确认该录音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无法证明王利忠主张的农大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根据王利忠提供的值班记录表及录音材料认定农大于2019年9月1日违法解除农大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案外人朱某无权代表农大解除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案外人朱某并非王利忠所称的系农大计算机学院的主任，其只是农大计算机学院的一名普通的实验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农大从未授权案外人朱某代表农大行使解除与王利忠劳动关系的权利，案外人朱某无权代表农大解除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且事后农大也从未对案外人朱某的上述代理行为进行确认。因此，案外人朱某的上述行为对农大不发生效力，农大未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是王利忠自2019年9月1日之后无故旷工至今。4.一审中，王利忠对农大提交证据及所证明的问题均认可，农大的证据证明的问题包括“原王利忠双方的劳动关系未于2019年9月1日后已解除聘任合同”，王利忠对该证明问题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应当视为王利忠自认双方的劳动关系未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但是，一审判决书中并未对此予以表述。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农大应给付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与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根据上文论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农大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了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农大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因此，农大无需向王利忠支付赔偿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农大的合法权益。王利忠辩称，认可一审判决。农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农大与王利忠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农大与王利忠之间劳动关系未于2019年9月1日解除；3.依法判决农大无需向王利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王利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利忠于2015年到农大处从事保安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农大从2015年9月起给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王利忠在农大处工作至2019年9月1日，此前12个月内王利忠的月平均工资为3240元。随后王利忠向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一、确认王利忠与农大之间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三、农大支付王利忠经济补偿16321.5元；四、农大支付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2643元；五、农大支付二倍工资43525.53元；六、农大为王利忠缴纳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呼劳人仲字［2019］第57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王利忠与农大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三、农大于裁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四、驳回王利忠的其他仲裁请求。农大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农大、王利忠双方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如下：1.王利忠的入职时间。对此农大称王利忠于2015年9月1日入职。王利忠称其2015年6月29日已入职。2.王利忠离职的原因。对此农大称2019年9月1日王利忠旷工不来上班，农大没有与王利忠解除过劳动关系。王利忠称农大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1日通知王利忠解除劳动关系，王利忠本人没有无故旷工。对以上事实，农大提交证据：工资收入发放与相关保险明细表、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农大收据、农大关于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的说明。证明：农大自2015年9月1日开始为王利忠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9年12月，双方劳动关系未于2019年9月1日解除；岗位工资自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平均工资3240元。以上证据经王利忠质证，对农大的证据认可。王利忠庭后提交证据：1.银行流水、值班记录。证明王利忠于2015年6月29日已经上班。2.值班记录和录音。证明农大在会议上宣布停止王利忠的工作。以上证据经农大质证，对于证据1中银行流水的三性认可，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该笔交易的时间是2015年8月31日，无法证明王利忠的工资是2015年哪个月的工资，也无法直接证明王利忠是2015年6月29日到农大处工作；对值班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证明的问题也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上面也没有农大的标志、签章、签字等，仅有该表格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是2015年6月29日。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不认可。值班记录为复印件，无法确认与农大有关联，且无法确认值班记录表上相关内容是否为案外人朱某本人书写，是否为后期补写；对于录音不认可，无法确定录制时间，无法确定录音中的人物是否为“朱某、赵某”本人，不排除为后期录制，且该录音并未直接提及农大与王利忠的劳动关系状态问题，且为电子数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利忠的入职时间，农大作为用人单位，未与王利忠签订劳动合同，亦未能提供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间的直接证据，仅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不足以证明实际用工时间，且王利忠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农大在2015年8月即有给王利忠发放工资的记录，值班记录表亦能佐证2015年6月王利忠已有值班记录，故对王利忠所述双方2015年6月29日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王利忠离职的原因，王利忠在农大处工作至2019年9月1日，并于当月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农大称王利忠系自动离职，无故旷工，但无相应证据佐证；而王利忠提交的值班记录明细载有多人值班记录和农大处工作人员朱某签名，与录音证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可以反映出2019年9月1日农大处工作人员确有口头辞退王利忠的行为，导致王利忠离职并申请仲裁，故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农大无法定理由口头辞退王利忠，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王利忠支付赔偿金。2015年6月29日起王利忠在农大处工作的时间为4年2个月零3天，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240元，故农大应支付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3240元／月×4.5月×2）。呼劳人仲字［2019］第57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王利忠请求农大支付经济补偿、二倍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的仲裁请求，农大、王利忠均未对此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确认农大与王利忠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农大应给付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对农大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王利忠的其他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内蒙古农业大学与被告王利忠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内蒙古农业大学与被告王利忠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日解除；三、原告内蒙古农业大学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被告王利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9160元；四、驳回原告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王利忠的其他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农大作为用人单位，未与王利忠签订劳动合同，亦未能提供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间的直接证据，仅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不足以证明实际用工时间。王利忠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农大在2015年8月即存在给王利忠发放工资的记录，值班记录表亦能佐证2015年6月王利忠已有值班记录，故对王利忠所述双方于2015年6月29日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王利忠在农大工作至2019年9月1日，并于当月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农大称王利忠系自动离职，无故旷工，但无相应证据佐证。对此，王利忠提交的值班记录明细载有多人值班记录和农大工作人员朱某签名，与录音证据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反映2019年9月1日农大工作人员确有口头辞退王利忠的行为，导致王利忠离职并申请仲裁。农大无法定理由口头辞退王利忠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王利忠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对于赔偿金的数额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农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 怡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齐兴宇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