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瑜，女，199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山西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山西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国安，男，199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柱，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蕊，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瑜因与被上诉人耿国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耿国安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耿国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诉讼中，马瑜已经提供充分证据材料证实与耿国安同居生活以及同居期间财务混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却在耿国安仅以口头反驳而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对这一事实未予认定，进而支持耿国安的全部诉讼主张，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恋爱同居期间发生的经济纠纷，从常理和逻辑分析，在恋爱同居期间，双方势必会发生钱物混用情况，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在恋爱中的转账汇款等属于借贷行为，除提供转账凭证外，还应提供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确凿证据，否则不能明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属于借贷纠纷。2、一审诉讼中马瑜曾在庭前依法递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依法调取马瑜支付宝账户的交易记录，该交易记录能够查明马瑜与耿国安之间频繁转账的事实，能够证实马瑜与耿国安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未调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草率判决，有失公允和法律的严肃性。3、耿国安具有在一审诉讼中及法庭上多次故意虚假陈述干扰法庭审理的行为。由于耿国安在一审诉讼中多次进行虚假陈述，那么耿国安单方的没有证据材料证实的陈述不具有可信度，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依据该规定认定“马瑜不能证实涉案款项系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得钱的情况下，对于耿国安关于涉案款项系借款及要求马瑜予以偿还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该认定认为马瑜不能对其抗辩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即可以认定耿国安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这种认定显然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严重曲解，对马瑜和耿国安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严重错误。1、关于马瑜与耿国安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来看，在本案中，耿国安对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所说的耿国安“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该待证事实包括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方面的事实。在马瑜抗辩转账系“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的情况下，马瑜对“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的事实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所说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显而易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中马瑜和耿国安各自所应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对象是不同的。2、即使马瑜对于抗辩事实不能证明到符合证明标准的程度，也不能径行认定耿国安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既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中马瑜与耿国安各自所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对象是不同的，那么其各自不能举证证明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对于马瑜来说，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后果只能是无法认定其主张的“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之事实成立，但马瑜在抗辩中主张的该事实不成立，并不能卸除耿国安对借贷关系成立负有的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不能说如果马瑜对其抗辩所主张的事实不能证明到符合证明标准的程度，就可径行认定耿国安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混淆了马瑜与耿国安各自所应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对象，认为耿国安不对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由马瑜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严重曲解。3、耿国安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即使在马瑜抗辩事实未能成立的情况下，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对原告承担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证明责任，没有留下任何“例外或相反情形”之解释的余地，第十七条末句之“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一“仍”字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证明责任本身就在原告。因此，如耿国安无法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提出确凿的证据，则应由耿国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应认定耿国安主张的借贷关系不存在。三、本案已超诉讼时效。即便存在耿国安所称的借款，耿国安在一审中所称“2019年初，原告向被告索要借款”不属实，且一审庭审过程中耿国安认可与马瑜是2016年8月底不辞而别，离开共同居所，再无音讯。耿国安最晚也应当至2019年9月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仲裁，而耿国安是于2019年11月23日才提起诉讼，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本案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耿国安的诉讼请求应依法被驳回。四、一审法院存在罔顾判决，不公正处理的情形。1、一审法院神速裁判不符合司法审判实践。马瑜在2020年3月2日收到起诉书、传票等手续，于2020年3月6日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9日收到该管辖权异议，在2020年3月10日就给下达了管辖权异议裁定书，驳回了马瑜的管辖权异议；一审在2020年4月27日开庭，于2020年4月30日判决已经书写完毕。一审法院如此神速裁决，马瑜不得不怀疑法官审理案件的公正性。2、在庭审过程中，耿国安当庭要将一份录音当作证据提交，称该录音是法院工作人员给马瑜母亲打电话的录音，可以证明马瑜与耿国安的借贷关系，但是法院却阻止对方将该证据提交，程序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庭审过程中法院对耿国安申请证人出庭就案件事实没有询问，且证人的相关要求法庭也不予准许。整个庭审过程法院明显偏袒耿国安，没有进行公正的审理，在判决中也能看出。3、本案一审法院在2020年1月17日立案，但在2019年12月23日，也就是耿国安诉状出具的当日山东济南0531-58705511在下午5：30和5：31分就给马瑜的母亲打电话，称自己是法院的办案人员，但是关于案件的情况在电话中完全没有陈述。马瑜在2020年2月26日才收到法院电话说给邮寄传票，传票和举证通知书日期是2020年1月17日，2020年3月2号收到的传票和举证通知书。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一审法院在明知马瑜系外地人员，仍然坚持邮寄传票、坚持开庭、快速裁决的办案风格透露出本案在办理过程中的不公正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马瑜的合法权益。耿国安辩称，一、耿国安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事诉讼，马瑜主张该款项为其工资和与耿国安共同盈利分成，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故马瑜的主张应当依法得到支持。二、马瑜主张双方当事人是恋人关系，财产混同，但其提交的证据皆发生在2016年4月26日之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数额上，都不能与该款项形成直接关联。三、耿国安主张该款项用于马瑜家庭买房使用，本代理人也电话向其家庭在阳城和谐家园的工作人员张静核实过，马瑜母亲庭上也承认其家庭在阳城和谐家园购买了两套房产，但明知耿国安主张的款项用于买房的事实，却以房子交钱日期记不清为由，拒绝回答交付房款日期的提问，这也印证了耿国安的主张。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分手不能代表还款日期。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马瑜的上诉请求。耿国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瑜支付耿国安借款17万元；2.判令马瑜支付耿国安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马瑜承担。诉讼中，耿国安将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予以明确为：以17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国安与马瑜曾系恋爱关系。2016年4月13日，耿国安通过支付宝分两次向马瑜转款计2万元（每次转款金额均为1万元）。2016年4月23日，耿国安自其名下尾号为195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中向马瑜名下尾号为2480的账号内转款10万元。2016年4月24日，耿国安通过支付宝向马瑜转款2万元。2016年4月26日，耿国安自其名下尾号为195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中向马瑜名下尾号为2480的账号内转款3万元。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产生如下争执：耿国安主张，上述款项共计17万元，是在双方当事人认识后马瑜以购房为由向耿国安所借款项，借款时未出具借条、未约定利息，至今尚未偿还。就其上述主张，耿国安提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柱与“张静”（耿国安称“张静”系阳城县和谐家园的销售员）的通话录音及其文字整理材料各1份予以证明。在该录音中，“张静”在回答刘继柱询问“2016年3、4月份有个叫马瑜的在这买过房子？”时，答复“哦，对”。马瑜对于耿国安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对于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反驳称，涉案17万元并非借款，其中，2016年4月13日的2万元系耿国安支付给马瑜的工资，剩余15万元系耿国安与马瑜共同挣的钱。理由如下：因马瑜向耿国安提供证券开户的劳务，故2016年4月13日的2万元系该日之前耿国安应当支付给马瑜的工资，但就该2万元现无证据提交。而剩余15万元系双方当事人一起进行证券开户所共同挣的钱，因在双方当事人确定恋爱关系后，耿国安于2016年4月初就来到马瑜处并与马瑜同居，双方还共同租赁了房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直至耿国安于同年8月离开。就其主张的上述15万元的性质，马瑜于诉讼中明确用以佐证的证据系其申请并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即赵某某、苏某某、段某某、马某某的证言。其中，赵某某作证称，其系马瑜的闺蜜，其曾于2016年4月初与马瑜一起去汽车站接耿国安，后耿国安与马瑜大概于2016年4月底或5月初同居并共同进行证券开户的工作；苏某某作证称，其系马瑜之母，马瑜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与耿国安在网上做生意，后慢慢开始恋爱，耿国安于2016年4月初来找马瑜，于2016年4月20日后开始租房同居并购买电脑开始作刷单的生意，具体什么生意不清楚，但其两人一些生活用品系其与马瑜垫付的；段某某作证称，马瑜与耿国安于2016年6月租赁了其位于阳城县凤城镇水村村梁凹庄106号第三层的房子，其后便一直共同居住，但对于耿国安到底居住多长时间不清楚；马某作证称，其系马瑜之弟，马瑜与耿国安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但对于何时开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不清楚，于2016年5月初其曾至马瑜与耿国安共同生活的住处，尤其是在马瑜与耿国安换房后便跟随其两人一起居住，也帮耿国安进行刷单。马瑜除提交了上述证据外，另提交了如下证据或用以佐证马瑜与耿国安共同居住或用以证明两人共同租赁房屋、共同购置生活、工作用品或用以证明两人共同生活财产混同的情况：居住登记证明1份、阳城县西河乡中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阳城县金伯利钻石专营店出具的证明及会员明细资料打印件各1份、阳城县盛隆摩托销售中心出具的收据及三包服务卡各1份、宏康电器收据1份、阳城县陆零零房地矿产服务部出具的证明1份、阳城县乐善家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阳城县煤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出具的证明1份、微信截图打印件1张、营业执照1份、户口本1份、耿国安与马某之间的转账截图打印件2张、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1张及银行截图打印件1张、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2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转账截图打印件1份、证人苏某某与闫某某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对于马瑜的上述主张，耿国安不予认可，并称其系于2016年4月21日去阳城县找的马瑜，且双方系偶尔同住，并未长期同居；对于马瑜提交的上述证据，耿国安认为不能证实马瑜所欲证明的目的，与涉案借款之间并无关联。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照该规定，因耿国安依据转账凭证据以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故马瑜应当就其所主张的涉案款项非系借款而系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予以举证证明。但是，对于2016年4月13日的2万元，因马瑜并未能就其所主张的该2万元系耿国安应支付给其的工资进行举证，故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2万元应视为耿国安出借给马瑜的款项。而对于剩余15万元，马瑜虽就其主张进行了举证，但在马瑜所提交的证据中，证人赵某某作证所称的双方当事人开始同居并进行刷单挣钱的时间为“大概于2016年4月底或5月初”，该时间节点与马瑜所称的一起同居一起挣钱的时间不符；证人苏某某作证所称的双方当事人同居并共同挣钱的时间节点并不详细，亦不知双方当事人如何刷单做生意，且苏某某与马瑜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段某某作证所称其并不清楚耿国安与马瑜一起居住了多长时间，且其所称的居住时间亦系2016年6月，与涉案款项的支付时间具有较大差别；证人马某作证所称其对于双方当事人何时开始同居并共同挣钱并不清楚，无法与马瑜所主张的一起挣钱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且马某与马瑜之间亦存有利害关系；而苏某某与闫某某所出具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出庭作证，不符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故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上述证人证言并不能对马瑜的主张形成有效作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马瑜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就其证明目的而言，均未能直接涉及体现出其所主张的涉案15万元的由来，无法对马瑜关于涉案15万元的主张形成有效佐证。综上所述，对于马瑜关于涉案17万元的主张，因马瑜或无证据予以证明，或所提供证据均非直接证据，无法具体体现其所主张的涉案17万元的转账原因，更无法体现出其所主张的双方当事人一起挣钱的事实，故对马瑜关于涉案17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对于马瑜所抗辩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恋人关系、财产混同的主张，据其所提交的证据而言，与涉案款项之间并不能形成直接关联，故对其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以采纳。据此，在马瑜不能证实涉案款项系耿国安应支付的工资及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挣的钱的情况下，对于耿国安关于涉案款项系借款及要求马瑜予以偿还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耿国安主张的利息，因其所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较为合理且与法不悖，故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马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耿国安借款本金17万元；二、被告马瑜偿付原告耿国安利息（以借款本金1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与上述第一项所列借款本金一并付清。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告马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瑜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住宿记录查询情况说明原件一份，欲证明耿国安于2016年4月15日来到阳城表示要与马瑜同居准备结婚，与其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4月21日”去阳城县找马瑜是虚假的。证据二、乐善品牌家具批发中心送货单原件两份，欲证明耿国安在与马瑜同居期间，两次租房在阳城县乐善家具有限公司购买家具及生活用品花费共计26345元，同时证实二人同居期间财产混同的事实，用于共同生活支出及支付工资。耿国安质证称，对于马瑜在二审所提交的证据，我方认为其并不属于新证据且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违反法律规定，对该组证据不应采纳或予以训诫罚款。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我方不予认可。该证据中没有经办人的联系方式，真实性无法核实。马瑜关于耿国安2016年4月15日来到阳城的陈述不属实，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中未体现耿国安任何信息且耿国安从未见过这两张证据，也未收到该证据中所体现的物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马瑜在一审中陈述该17万元款项，2万元是其工资，15万元是与耿国安共同盈利的分成，现其又陈述涉案款项用于购买其他东西，与一审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经审查，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以上事实由马瑜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耿国安与马瑜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耿国安与马瑜曾系恋爱关系。2016年4月间，耿国安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马瑜转款共计17万元，双方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己见，耿国安主张涉案17万元是在双方认识后马瑜以购房为由向耿国安所借款项，借款时并未出具借条、未约定利息，至今尚未偿还。马瑜主张涉案17万元并非借款，其中，2016年4月13日的2万元系耿国安支付给马瑜的工资，剩余15万元系耿国安与马瑜因从事证券开户业务共同挣的钱，二审中，马瑜又主张二人同居期间财产混同，购买家具及生活用品，用于共同生活支出。经审查，根据合同法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耿国安已提供转账凭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基于双方的恋人关系，未能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亦符合常理。现马瑜抗辩转账系基于支付工资、共同生活支出、业务分成等事实，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中，马瑜提供了初步证据证实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存在共同租赁房屋、共同购置生活用品等事实，结合目前社会经济水平、当事人经济状况及恋爱实际情况，双方之间通过支付宝等便捷交易方式发生的转账行为应属于恋人之间正常的金钱给付行为，不宜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即耿国安通过支付宝转账的4万元不宜认定为借款。双方从交往到分开相处时间4个多月，相处时间较短，对剩余的13万元认定为借款具有客观合理性，马瑜应予偿还。双方未就涉案款项约定还款期限，耿国安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马瑜主张涉案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马瑜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调取其名下支付宝账户内的交易明细，欲证明耿国安于2016年4月13日所转的2万元是工资款，耿国安转给马瑜后，马瑜随即转给他人，同时证明双方同居生活期间转账频繁，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经审查，一审法院已就马瑜该项申请调查取证，支付宝账户查询结果显示查无支付宝账户亦未显示交易明细，马瑜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调查取证，亦无法实现调查取证目的，故本院对马瑜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马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47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马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耿国安借款本金13万元及利息（以1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耿国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马瑜负担2900元，由被上诉人耿国安负担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马瑜负担2900元，由被上诉人耿国安负担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