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友熟，男，1949年8月16日，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霞，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明琴，女，1966年3月18日，汉族，贵州省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霞，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13号银都大厦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00000G71699986R。负责人：张涛。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炬，上海市建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友熟、姚明琴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15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友熟、姚明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履行期间，刘友熟单方解除合同，视为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全部履行了本合同，刘友熟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30万元，属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1.刘友熟、姚明琴并非系在合同履行中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2018年3月22日，刘友熟、姚明琴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合同第一条就委托事项进行了约定，委托范围包括：调查、核实被继承人在重庆的遗产；起诉前的准备工作；审判（一审、二审）；执行。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在代理一审过程中，明知第五次的开庭时间而未到庭，导致案件按撤诉处理。（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在经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就已经完结，刘友熟、姚明琴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也因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违约导致一审按撤诉处理而代理结束，故刘友熟、姚明琴不应当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如此高额的律师费。2.（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按撤诉处理后，若刘友熟、姚明琴需要再另行起诉，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刘友熟、姚明琴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和授权委托书，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在获得刘友熟委托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而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私自利用刘友熟在上一次案件中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在未经刘友熟同意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或可能涉嫌伪造委托手续，而一审法院依据《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约定认定的事实错误。该条款应当适用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合理、合法的行使其代理权限且未存在违约的情况，而本案是因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严重违约，故该条款不应当在本案中适用。（二）一审法院认为，（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中，该院按照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刘友熟地址和联系电话邮寄送达开庭传票，刘友熟有义务出庭，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刘友熟在（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中委托了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殷炬律师作为代理律师，可以由代理律师出庭，本人不出庭。2.殷炬律师明知开庭时间拒不到庭导致案件撤诉，该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该责任和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承担。（三）一审法院在未确定适用的是何条款的情况下，认为该条款性质上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该条款不应当适用于本案，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违反委托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而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应当适用在刘友熟、姚明琴系违约方且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系守约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引用此条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刘友熟、姚明琴认为该条款也不应当系结算和清理条款，而事实上应属于违约金。根据委托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的约定，双方将涉案遗产暂估价100万元，而第二款第二项所约定的30万元系一般不超过30%的违约金30万元，故该条款不应当系结算和清理条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刘友熟、姚明琴支付保全费2070元，但在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起诉状和庭审中均未涉及保全费事宜，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也未要求刘友熟、姚明琴承担保全费，直到第二次庭审结束，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也未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在保全费未经庭审举证、质证，重庆彰义律师未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刘友熟、姚明琴承担保全费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在刘友熟与殷晓勤继承纠纷一案尚未判决，刘友熟能否得到遗产、继承遗产的份额和金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要求刘友熟、姚明琴支付18万元律师费显失公平。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依法支持，刘友熟、姚明琴上诉的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应依法驳回。1.刘友熟、姚明琴因过错致（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按撤回起诉处理。2019年3月15日，一审法院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刘友熟寄送了第五次开庭传票，该邮件未妥投。2019年3月25日下午，刘友熟、姚明琴的律师从他人处得知次日将开庭，遂向姚明琴核实，但姚明琴称不知道且至今未见传票。2019年3月26日，刘友熟、姚明琴的律师受托向承办法官的书记员核实未果，遂按刘友熟、姚明琴要求于当日下午3点向一审法院纪检监察室递交了《未收到第五次庭审传票的说明》，但刘友熟、姚明琴的律师直至3月27日也未收到第五次开庭传票及刘友熟、姚明琴通知。刘友熟、姚明琴系自己过错而非律师失职，导致（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因第五次庭审缺席被一审法院按撤回起诉处理。2.刘友熟、姚明琴在合同履行中单方恶意解除委托合同，依法应承担解除合同的法律责任。（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按撤回起诉处理后，为使案件尽快恢复审理，刘友熟、姚明琴的律师根据刘友熟、姚明琴的特别授权，2019年4月4日代理刘友熟、姚明琴再次起诉立（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并垫付案件受理费2900元，同时代理刘友熟、姚明琴申请一审法院退回原（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的案件受理费。2019年5月15日，刘友熟、姚明琴通过（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承办法官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转交了情况说明（解除委托书），又在该案首次庭审时确认已解除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委托。（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业经刘友熟、姚明琴追认，并另行委托律师事务所继续代理且完全套用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收集的证据及代理思路。依据《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第六条第2款第2项的约定，刘友熟、姚明琴已放弃了单方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刘友熟、姚明琴已不享有任意解除权。（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委托书系刘友熟、姚明琴为方便代理诉讼而预留给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据此代为垫资再次起诉立案，系积极维护刘友熟、姚明琴的诉讼利益，没有且不可能对刘友熟、姚明琴产生任何损害。刘友熟、姚明琴在追认该案立案的同时，又故意歪曲事实、编造理由单方恶意解除合同，其目的是拒付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3.《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第六条第2款第2项系合法、有效的结算、清理条款。4.财产保全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5.刘友熟、姚明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违约。在（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中，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经申请律师调查令，查阅并复制公证案卷档案、房屋档案信息、银行卡交易信息、病历资料、股金明细等，到庭代理应诉四次，基本完成一审程序的代理工作。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友熟、姚明琴连带支付律师服务费300000元；2.判令刘友熟、姚明琴连带支付差旅费10000元；3.判令刘友熟、姚明琴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刘友熟、姚明琴为夫妻。2018年3月22日，刘友熟因其养父生前在重庆的财产被养父侄女殷晓勤、周伟、周凯航一家侵占，要求返还其应得财产份额，但不知被侵占财产的范围及确切金额，遂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签订《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将追究殷晓勤、周伟、周凯航的侵权责任的相关事宜，委托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办理。该合同约定了律师风险代理及法律服务费的计付、差旅费和其它费用的支付和承担以及有纠纷向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等。该合同还约定：刘友熟、姚明琴未经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同意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或撤诉、单方放弃权利、解除本合同的，均视为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全部履行了本合同，刘友熟、姚明琴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叁拾万元人民币。2018年3月31日，刘友熟在贵阳市国立公证处办理（2018）黔筑国立公民字第838号调查、核实殷学立生前财产及代理诉讼的公证委托。2018年11月，因该案承办律师殷炬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异动转入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执业，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与刘友熟、姚明琴于2018年12月5日就“刘友熟与殷晓勤、周伟、周凯航侵权责任纠纷案”所涉法律事务委托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并签订了《渝彰律(2018)民字第1205号-协议》，并按《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履行委托事务，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殷炬完成此委托事务。在刘友熟两次委托期间，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积极按约履责，已调查、核实刘友熟养父在重庆的遗产，完成了起诉前的起诉准备工作及基本完成一审程序的代理工作。2019年3月13日，该案受诉法院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因向刘友熟送达第五次开庭传票但刘友熟无故缺席未到庭，也未通知代理律师出庭，遂裁定按刘友熟撤回起诉处理。为使案件尽快恢复审理，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根据刘友熟的特别授权，于2019年4月4日代理刘友熟再次起诉立（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并垫付案件受理费2900元，同时代理刘友熟申请一审法院退回原（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受理费，2019年5月13日，一审法院基本全额退回原11430号案件受理费2875元（仅收25元）。但是，为拒付委托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费，刘友熟渐生毁约之意，将已交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用于收取垫付的诉讼费、执行案款及支出办案费用的银行借记卡挂失。2019年5月15日，刘友熟以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工作失误致其未收到法院第五次传票被裁定撤诉及擅自制作起诉状再次起诉为由，单方解除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另行委托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鄢雨代理该案，拒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遂酿成纠纷。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认为，刘友熟因缺席出庭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非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失职所致，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特别授权代为垫资再次起诉立案，系对刘友熟诉讼利益的积极保护，没有且不可能对刘友熟产生任何损害。况且，（2019）渝0103民初8750号案现经刘友熟指定后任律师继续代理诉讼，已得其追认，故不能成为刘友熟解除委托合同拒付合同约定律师费的理由。刘友熟解约实为逃避委托合同风险代理费的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解除合同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2日，委托人刘友熟与受托人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2018】康索民字第27号），主要载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接受刘友熟委托，指派律师殷炬为刘友熟因继承纠纷案担任代理人，提供调查、核实被继承人在重庆的遗产，起诉前的准备工作，审判（一、二审），执行。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刘友熟应真实、完整、客观地向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律师介绍本合同所涉民事法律事务的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的资料，不得隐瞒虚构，应积极配合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办案，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差旅费，不得向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律师支付任何费用。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代理出庭参与诉讼，若为特别授权代理，应遵循有利于刘友熟利益的原则谨慎行事。双方确认本案系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且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律师需往返于渝黔两地。本案采取全风险代理方式，本合同签订时，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不预先收取刘友熟律师服务费。双方同意被继承人殷学立在重庆的遗产（渝中区人民路20号24-2号房屋），离退休金、存款利息及国库券、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等财产暂估价人民币壹佰万元人民币。本合同签订后，刘友熟通过案外协商、和解，调解、撤诉、判决等任何方式获得的被继承人遗产（包括刘友熟自愿接收的实物），刘友熟按该遗产的50%（百分之五十）作为律师费（以本委托事务标的物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多退少补），另付壹万元作为差旅费。刘友熟未经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同意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和撤诉、单方放弃权利、解除本合同的，均视为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全部履行了本合同，刘友熟应当向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支付服务费叁拾万元人民币。保证人姚明琴（身份号码X）愿为刘友熟支付律师费提供连带保证。2018年3月28日，刘友熟出具《委托书》，委托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殷炬律师调查、核实殷学立生前财产及代理诉讼，贵州省贵阳市国立公证处就上述委托事项出具公证书。2018年12月3日，出让方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与受让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签订《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协议》，载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与刘友熟、姚明琴签订的原（2018）康索民字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及原（2018）康索刑字13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因原合同的委托代理律师已由“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转至“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为便于诉讼，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概括转移原（2018）康索民字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及原（2018）康索刑字13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同月5日，刘友熟、姚明琴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载明刘友熟、姚明琴已于2018年3月22日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签订《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因承办律师殷炬在本合同履行期间（2018年11月）转入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现双方同意按《2018康索民字第27号-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履行委托事务，并指派律师殷炬完成委托事务。一审另查明，刘友熟与殷晓勤、周伟、周凯航侵权责任纠纷[案号（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刘友熟（代）”签字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当事人刘友熟，送达地址贵州省贵阳市X，收件人刘友熟，电话X。审理中，殷炬律师向法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查阅并复制公证案卷档案、房屋档案信息、银行卡交易信息、病历资料、股金明细等信息，一审法院开具律师调查令同意殷炬律师调查取证。一审另查明，刘友熟与殷晓勤、周伟、周凯航侵权责任纠纷案[案号（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共依法送达开庭传票五次，第一、三、四、五次按照送达地址确认书地址邮寄送达，第二次由殷炬律师当面签收。当事人及殷炬律师参与了前四次庭审，第五次当事人及殷炬律师均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按撤回起诉处理。同日，殷炬律师作为刘友熟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未收到第五次庭审传票的说明》，上述说明载明：刘友熟至今未收到3月26日的开庭传票，3月23日代理律师偶然得知次日即将开庭后才知晓。……收件人名址系代理律师代为填写，但按此收件人名址，刘友熟已签收（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的第二次开庭传票，并有送达回执之返重庆城-解放碑法院专递项目组。2018年7月31日之后，殷炬律师代理刘友熟又重新起诉立案[案号：（2019）渝0103民初8750号]，刘友熟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另行委托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嗣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刘友熟、姚明琴支付律师费与差旅费。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与刘友熟、姚明琴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未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期间，刘友熟单方解除了该合同，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依据该合同约定，刘友熟解除本合同的，均视为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全部履行了本合同，刘友熟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叁拾万元人民币。刘友熟、姚明琴抗辩称法律赋予其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在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履行委托合同严重失职的情况下才要求解除合同，合同约定的30万元律师费实际上不属于律师费，同时该约定显示公平对刘友熟无约束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中，一审法院按照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刘友熟地址和联系电话邮寄送达开庭传票，刘友熟有义务出庭。同时，该条款性质上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在该条款有效的情况下，其效力不因合同解除而丧失。亦即，委托人解除合同的，受托人可以请求委托人按约支付诉讼代理服务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指派殷炬律师出庭四次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殷炬律师在事先知晓第五次出庭时间而未出庭，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量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量酌定刘友熟应向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8万元人民币。姚明琴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理应在上述律师服务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未提供实际发生差旅费的票据或者其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刘友熟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80000元；姚明琴在第一项下律师服务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1元，由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负担1051元，由刘友熟、姚明琴负担1950元。保全费2070元，由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负担650元，由刘友熟、姚明琴负担14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刘友熟、姚明琴的财产进行保全，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渝0103民初153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予以立案执行，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2070元已由彰义律师事务所缴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2.刘友熟、姚明琴是否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18万元律师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刘友熟、姚明琴上诉称，在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起诉状及庭审中未涉及保全费事宜，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也未要求刘友熟、姚明琴承担保全费，一审法院在保全费未经庭审举证、质证，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未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刘友熟、姚明琴承担保全费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刘友熟、姚明琴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二）申请费；……”第十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二）申请保全措施；……”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刘友熟、姚明琴进行财产保全，其向一审法院交纳的财产保全申请费，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根据前述规定，该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因一审法院并未完全支持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财产保全申请费在彰义律师事务所和刘友熟、姚明琴之间进行分摊并无不当。二、关于刘友熟、姚明琴是否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18万元律师费的问题。刘友熟、姚明琴上诉称，刘友熟、姚明琴与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因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重大违约导致一审按撤诉处理而代理结束，若刘友熟、姚明琴需另行起诉，双方应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和授权委托书，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利用刘友熟、姚明琴在上一次案件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未经刘友熟、姚明琴同意提起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第六条第二款不应适用于本案。本院认为，刘友熟、姚明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首先，在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与刘友熟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约定，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接受刘友熟的委托，指派律师为刘友熟因继承侵权纠纷案件在调查、核实被继承人在重庆的遗产、起诉前的准备工作、审判（一、二审）、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代理人。嗣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将该合同概括转让给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刘友熟、姚明琴也予以了认可。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担任刘友熟提起诉讼的（2018）渝0103民初11430号案件中刘友熟的代理人，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刘友熟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多次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调取相关案件材料，并参与了四次庭审。一审法院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刘友熟的地址向刘友熟邮寄了该案的第五次开庭传票，因刘友熟未到庭，该案被一审法院裁定按撤回起诉处理。刘友熟、姚明琴并未举示证据证明系因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重大违约行为导致该案被一审法院按撤回起诉处理。其次，在刘友熟与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约定，刘友熟未经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同意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和撤诉、单方放弃权利、解除本合同的，均视为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全部履行了本合同，刘友熟应当向重庆康索律师事务所支付服务费叁拾万元人民币。该条款的性质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其效力不因合同解除而丧失。刘友熟、姚明琴上诉称，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未经刘友熟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刘友熟在上一次案件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再次提起诉讼。但刘友熟并未对该次起诉予以否定，而是采取撤销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事务所的方式继续进行该案的诉讼。刘友熟单方解除对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委托，按照前述约定，应向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30万元服务费。一审法院结合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量以及过错情况，酌情判决刘友熟向彰义律师事务所支付18万元律师服务费，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友熟、姚明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48元，由上诉人刘友熟、姚明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成 瑛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