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7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5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幼德，湖南坚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寨，湖南坚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4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男，195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4，女，1958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天心区，居住地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5，男，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天心区，居住地长沙市雨花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佩虎，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碧晴，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陆某，男，195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原审第三人陆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遗产范围认定错误。1、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的遗产均应认定为17万元。2、上诉人对所得杨曙初的遗产17万元和李淑珍的个人财产17万元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二、修文街76号房产系上诉人的个人财产。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淑珍之间没有共同购房的合意。2、修文街76号房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三、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四、即使分割诉争房屋，也不应均等分割。1、上诉人对被继承人李淑珍承担了较多的赡养义务。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了较多的帮助义务和家庭责任。五、实际上，被上诉人自杨曙初离世后，从上诉人处领取了现金或物资，杨曙初的遗产已经实际上分割完毕。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与杨某1共同继承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的遗产，位于修文街的房产（产权证号：长房私字第××）；2、对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的上述房产进行分割，由各继承人继承房产五分之一的份额；3、将杨某1名下修文街房产相应份额变更至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名下；4、杨某1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杨曙初、李淑珍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五子女，即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与杨某1。被继承人杨曙初名下有位于长沙市西区（建筑面积32.76㎡）,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与杨某1同其父母一起居住生活，后于1993年进行扩建。被继承人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1994年12月14日，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甲方）与仓后街××号房主杨曙初（乙方）签订《房屋转让拆迁协议》及《房屋转让拆迁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仓后街××号（其建筑面积128平方米，占地面积42.8平方米）房屋产权以贰拾陆万（260000）元人民币转让给甲方（包括搬迁、安置等一切费用）；自协议签订之日当天，甲方付给乙方贰拾陆万元，乙方在当天将土地使用权，房产权证等房屋有关一切证明文件交给甲方，乙方不再拥有与该房屋有关的任何权利;甲方同意将甲乙双方94年12月14日签订的仓后街××号房屋转让拆迁协议顺利实施后,甲方再付给乙方捌万（80000）元作为奖励。甲方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盖章并由代表人签字确认，杨某1作为代表在乙方处签字确认。同日，杨某1作为收款人出具《房屋转让交单》载明“今收到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拆迁款现金贰拾捌万元整（280000元），转账支票一张陆万元整（60000元）。”。1995年1月27日，杨某1领取了转账支票金额60000元。1994年12月14日，陆某作为甲方，杨某1作为乙方签订了《购房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坐落于修文街附76号新建楼房一栋出售给乙方，整栋楼房价格为36万元。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预交购房款60%计20万元，甲方同时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双方在房屋交易所办理过户交易手续同时，乙方将余款一次付清，过户费用、交易税收费用，由甲方承担，过户手续由甲方在一个月内办理。双方签订上述《购房协议》后，于1995年5月4日陆某与案外人黄琼作为赠与人，杨某1作为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载明“赠与人是修文街76号房屋产权的所有人（产权证号00××50），自愿无偿将上述房屋赠与给杨某1所有。”买卖双方通过签订赠与合同的形式在房产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于1995年7月将上述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在杨某1名下，产权登记面积114.64平方米，另有违章134.87平方米未计入产权，权证号码为私023809。另查明，杨某1于1994年12月购买上述房产后，杨某3、杨某5、杨某1随其母亲李淑珍一同居住在涉案房屋。2015年4月24日李淑珍去世。本案一审过程中，杨某1提交一份《赠送书》，载明“关于我父亲杨曙初房屋产权一事，我和杨迠安自愿赠送给杨某1。落款签署人为杨运玲，楊迠安，时间为1994年12月15日。”，杨某4申请对上述《赠送书》上“楊迠安”的签名字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杨某2提出记不清赠送书是否由其书写以及是否由其签名，但对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经当事人协商，一审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某4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222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送检的标注日期为“1994年12月15日”的《赠送书》上“杨迠安”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样本上杨某4本人签名字迹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2020年1月14日，一审法院就鉴定意见中“极有可能”具体是何种程度的可能及作出该表述的鉴定依据向该鉴定中心出具《征询函》，该鉴定中心出具《函》，载明根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鉴定的分类，这种“极有可能”的判断在倾向性意见中是程度最高的，比“很有可能”的可断定程度更高。《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倾向性的判定程度并没有一个量化指标，鉴定人经过分析综合评断认为，“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的结论性鉴定意见”的判定程度应该是在九成以上。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杨某1认为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提供的样本存在代签或者补签可能；杨某4书写的比对件与书写该《赠送书》的环境不同，应当还原当时书写环境；比对件签名不能满足鉴定的要求，故提出补充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修文街76号房产是否属于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1及其父母共同共有的房产，涉案房产应该如何分割，产权比例如何确认；二、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提出分割与分配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本案中，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与杨某1提出对登记在其父亲杨曙初名下的仓后街××号房屋均出资扩建，但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共同出资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对该房屋构成与其父母共同共有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登记在杨曙初名下的仓后街××号房屋系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1的父母杨曙初、李淑珍共同共有的财产。其父亲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各法定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应视为所有继承人均已接受继承，该房屋应属于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后仓后街××号房屋于1994年12月被拆迁，并获得拆迁补偿款34万元，此时因拆迁所得的补偿款应当由杨曙初法定继承人按法定继承的份额分割。首先由其配偶李淑珍分出一半，即获得拆迁补偿款170000元，其另一半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1、李淑珍共同均等分配，各占拆迁补偿款28333.33元。杨某1主张1994年12月15日杨某4、杨某2出具《赠送书》将杨曙初房屋产权赠送给杨某1，经鉴定，该《赠送书》中杨某4的签名“极有可能”不是杨某4本人书写，杨某1不服该鉴定，并提出补充鉴定，但鉴定机构经双方协商选定，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对其提出的补充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确认该份鉴定意见。根据该份鉴定意见，杨某1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杨某4自愿将继承其父亲的房产份额赠送给杨某1，故杨某4依法继承其父亲杨曙初的房产份额。杨某2提出其不记得是否书写该《赠送书》，庭审中确认对其签名不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确认该《赠送书》上的杨某2签名的真实性。故杨某2将其继承其父亲的房产份额获得的拆迁补偿款28333.33元赠与给杨某1,杨某1应分得拆迁补偿款共计56666.66元。杨某4、杨某5、杨某3各享有拆迁款28333.33元，其母亲享有拆迁补偿款198333.33元（170000元＋28333.33元）。各方对上述拆迁补偿款并未实际分割，由杨某1出资360000元于签订拆迁协议的当天购买诉争的修文街76号房屋，随后其三兄弟随其母亲一起居住生活在涉案房屋，该房屋应由其母亲、杨某4、杨某5、杨某3、杨某1按照各自享有的拆迁补偿款的数额与房屋总价款36万元的比例享有各自的房屋产权份额，属于共同按份共有的房屋。鉴于杨某1经手出资36万元购买涉案房屋，而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为34万元，其多出资2万元，应增加相应的份额。综上，其母亲享有的房屋份额为55.09%（198333.33元／36万元）、杨某1享有的份额为21.30%［（2万元＋56666.66元）／36万元］，杨某4、杨某5、杨某3各自享有的份额为7.87%（28333.33元／36万元）。杨某1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36万元购买，并认为由其领取拆迁补偿款34万元后交付十余万元给其母亲李淑珍，剩下的款项用于大家庭共同开支使用，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出资36万元购房的资金来源的证据，且其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给付其母亲十万余元的证据以及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其他资金用途，其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当天购买涉案房屋，并且购房款亦由其经手支付，后其三兄弟随其母亲一起居住生活在涉案房屋，其辩称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购买，系其享有所有权的理由显然不符合常理、常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继承人李淑珍于2015年4月24日去世，被继承人李淑珍享有的55.09%房产份额，应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1均等分割，各自分得11.02%份额的房屋产权。综上，按照各自所占房屋的份额以及各自继承其母亲房产份额，一审法院确认杨某1对涉案房屋占有32.32%的份额，杨某4、杨某5、杨某3各自占有18.89%的房产份额,杨某2占有11.01%的房产份额。杨某1向第三人陆某购买涉案房屋后在1995年7月已办理产权转移至杨某1名下，双方之间系名为赠与实为买卖合同关系。鉴于产权已变更登记至杨某1名下，现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要求分割涉案房屋份额并要求杨某1协助将各自享有的产权份额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继承人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后，其名下的属于夫妻××××号房屋被拆除，拆迁获得的补偿款购买涉案房屋，各法定继承人均未放弃继承，仓后街房屋系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的房屋，后房屋拆迁后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各自按份额共有，现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对共有的份额要求分割与继承，涉及物权的确认与分割，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杨某1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杨某2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1.01%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二、确认杨某4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三、确认杨某3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的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四、确认杨某5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的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五、确认杨某1对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32.32%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六、由杨某1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上述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将上述房产的相应份额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七、驳回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杨某1各负担3760元。二审期间，杨某1提交的证据为《证明》两份，拟证明杨某1向杨某3支付了生活费2.5万元，由杨某3的的女儿杨列娜领取，杨列娜收取该款项后不久将杨某3从修文街76号接走。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遗产范围应如何确定；2、杨某1应否多分遗产。关于争议焦点一：杨某1主张，本案的遗产范围为杨曙初死亡时留下的17万元和李淑珍因拆迁仓后街23后房屋取得的17万元，且对于两笔遗产，在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起诉时均已超初诉讼时效，因此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无权请求分割。本院认为，杨曙初死亡时，因未留下遗嘱，故其居住的仓后街××号房屋发生法定继承，该房屋系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后该房屋因被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34万元，且该34万元并未实际分割，而是由杨某1增加出资2万元，共花费36万元购置了修文街76号房屋，因此修文街76号房屋系家庭共同财产。但杨某2通过签署《赠送书》将其份额赠与了杨某1，因此杨某2不享有修文街76号房屋的份额。关于修文街76号房屋的具体份额，因杨某1在房屋拆迁及购房过程中出资出力较多，且在杨某1、杨某5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对该房屋承担了主要的维护及保养义务，故本院认定李淑珍享有的房屋份额为50%，杨某1享有30%，杨某4、杨某3各享有5%，杨某5享有10%。李淑珍于2015年4月24日去世，其房产份额应由杨某2、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继承。修文街76号房屋尚未实际分割，故该房屋现仍为家庭共同财产，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请求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和分割，系物权的确认和分割，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对于杨某1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杨某1主张，其对李淑珍承担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对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承担了较多的帮助义务，因此应当多分遗产。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杨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母亲、兄弟姐妹承担了较多的赡养和帮助义务，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淑珍的房产份额应由杨某2、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均等继承，各继承10%的房屋份额。以上，按照各自所占房屋的份额以及各自继承其母亲房产份额，本院确认杨某2对诉争房屋享有10%的份额、杨某3对诉争房屋享有15%的份额、杨某1对诉争房屋享有40%的份额、杨某4对诉争房屋享有15%的份额、杨某5对诉争房屋享有20%的份额。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六项、第七项；二、变更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杨某2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0%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三、变更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确认杨某4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5%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四、变更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确认杨某3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5%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五、变更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确认杨某5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20%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六、变更长沙市天心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确认杨某1对登记在杨某1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房产（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40%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七、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杨某2、杨某4、杨某3、杨某5将上述房产的相应份额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八、驳回杨某2、杨某4、杨某5、杨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杨某2负担2213元、杨某4负担3320元、杨某5负担4427元、杨某3负担3320元，杨某1负担5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杨某2负担1380元、杨某4负担2070元、杨某5负担2760元、杨某3负担2070元，由杨某1负担55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胡益民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欧阳云书记员张晓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