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0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培成，男，197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务农，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顶，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娟，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住所地余庆县子营街道乌江南路135号。经营者：昌绍华，男，197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阳县人，住邵阳县，现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明进，男，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电力安装，住余庆县。原审被告：刘绍刚，男，198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务农，住余庆县。上诉人胡培成因与被上诉人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姜明进及原审被告刘绍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9民初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培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完全依据被上诉人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单方提交的间接证据“微信对账请求”，作为认定本案的核心证据予以适用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且将涉案欠款判决由上诉人一人承担还款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显失公正。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追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姜明进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简单认定涉案欠款系上诉人单独所欠，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正，且不符合客观实际。其一、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说明2017年5月13日刘绍刚与被上诉人在该时间节点对账确认的318170元的欠款，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明进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依法应当共同偿还。其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259535元，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查明涉案欠款如何形成，在什么时间节点形成，是合伙期间产生未归还的部分，还是分伙后上诉人单独购买材料产生的。因而在该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且一审法院又追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明进为共同被告后，推定并判决由上诉人单独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基础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其三、一审法院既然采纳被上诉人单方提交的间接证据“微信对账请求”认定本案事实，又认定涉案欠款系上诉人单独购买材料产生，其事实认定相互矛盾。根据被上诉人多次“微信对账请求”的内容显示：“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因此，若一审法院采纳间接证据“微信对账请求”反映的内容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那至少涉案欠款中有20万元系合伙期间的债务，不能判决所有欠款由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本案的核心事实，从2017年5月13日双方对账确认欠款为318170元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累计购买收到了多少价款货物，总的应付款项为多少，而是简单以被上诉人“微信对账请求”数额与诉讼请求金额一致来认定涉案欠款的司法确认金额违背客观事实。其一、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2017年5月13日双方对账确认欠款为318170元，在该时间节点上因为经过双方结算确认，且一审庭审时各方认可，该欠款数额可以作为认定涉案欠款纠纷应付款金额的一部分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2017年6月17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一审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的422916元的已付款项中，有348700元系支付的涉案欠款。相反，如若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还差欠被上诉人259535元货款，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要求，则被上诉人至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2017年5月13日各方对账认可的318170元欠款后，上诉人还实际收到过被上诉人提供的290065元的货物材料。但根据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明进合伙期间对账确认后，上诉人只实际签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76832元的货物资料。因此，涉案欠款上诉人实际只差欠被上诉人46302(318170+76832-348700)元，而不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259535元。其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货物购销单》，只是被上诉人内部自制的记录单证，由其自行填写，其记载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往往需要综合其他证据才能辨别，在无证据证明收货方签收货物的情况下，更不能用推定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另外，在履行滚动提货、发货和滚动付款的货物购销合同中，在不同时间节点，往往需要买卖双方对账确认才能厘清和确认基础事实。而本案中涉案欠款的具体数额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予最终对账确认，且双方对基础事实存在争议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单方向上诉人发送的“微信对账请求”的内容认定案件事实，显然有违客观实际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要求。三、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的叙述分析中，不尊重客观事实和证据，完全用推理的方式推导案件事实，导致司法裁判结果严重显失公正。其一、2017年5月13日刘绍刚作为胡培成、姜明进雇请的管理人员签名确认尚欠被上诉人材料款318170元，只能证明在该时间节点上诉人合伙期间差欠被上诉人材料款，不能推论出在一审审理时上诉人还差欠被上诉人货款。另外，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9张金额合计155636元销售单，一审法院认为虽刘绍刚仅在其中2张销售单上签名，但后昌绍华通过微信传送给刘绍刚，刘绍刚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推论上诉人与姜明进分伙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价值155636元的电力物资，显然违背客观事实，因为该9张销售单中，上诉人只签收确认过2张单据，金额只有76832元。其二、根据2019年3月4日昌绍华与上诉人聊天记录显示，昌绍华要求上诉人对账、写总条子，上诉人答复让昌绍华联系刘绍刚对账；次日昌绍华告知刘绍刚，并将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9张销售单通过微信传送给刘绍刚，并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刘总，你看看。以前的单子我都有的，如果说哪里不对你可以来查”;2019年3月11日昌绍华与刘绍刚聊天记录显示，昌绍华向刘绍刚发送文字“刘总，你催一下你老表，我也不想一天催来催去，你干脆叫你老表写个条子给我，好久还就好久还”，刘绍刚回复“好的”。前述三段微信记录均只表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对双方的业务往来进行对账，不能证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微信对账请求的内容，一审法院更不能由此推导出上诉人同意对账就视为默认尚差欠被上诉人264859元货款的结果。其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8年8月3日昌绍华与姜明进的聊天记录显示，当日姜明进在向昌绍华支付10800元后，姜明进向昌绍华发送文字“清账了哈”，昌绍华回复“谢谢，真的感谢”，就据此认定涉案欠款被上诉人姜明进不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事实上，该微信记录最多只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明进分伙后，二被上诉人之间结清了分伙后的新债务。另一方面，涉案欠款由于与合伙期间确认318170元欠款相关联，被上诉人姜明进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不能根据该段微信记录得出结论，需综合全案证据依法予以认定。第四、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7月24日期间9张销售单、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10月23日期间16张销售单，虽此25张销售单无人签名，但与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的陈述和其它证据能相互印证，据此认定上诉人收到相关销售单载明的电力物资明显属于主观推断。因为这25张销售单，完全由被上诉人自行制作填写，均无上诉人一方人员签收，除了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外，不知还有何种证据能够佐证上诉人签收过销售单上对应的货物，一审法院如此推理显然无事实和法律基础。综合上述情况，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明显不利于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或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姜明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支付材料款264859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2017年12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由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是经营五金、劳保用品、电力器材零售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昌绍华。2016年至2017年10月，胡培成、姜明进合伙承包工程项目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电力物资，雇请刘绍刚管理工地。后胡培成、姜明进分伙，二人分别还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有电力物资，胡培成继续雇请刘绍刚管理工地。2017年5月13日，经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与刘绍刚结算，胡培成、姜明进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318170元。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10月23日，胡培成、姜明进继续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电力物资，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发货后，未要求相关人在销售单上签名。2017年9月28日，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开具票面金额为394370元的发票交给胡培成，交纳税费11486元。2018年5月3日至7月15日，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向胡培成提供了价值155636元的电力物资，未要求相关人在销售单上签名。2019年3月4日，昌绍华要求胡培成对账、写总条子，胡培成答复让昌绍华联系刘绍刚对账。2019年3月5日，昌绍华微信联系刘绍刚称胡培成要刘绍刚先对账，昌绍华将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9张金额合计155636元销售单通过微信传送给刘绍刚，并向刘绍刚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刘总，你看看。以前的单子我都有的，如果说哪里不对你可以来查”。2019年3月11日，昌绍华微信联系刘绍刚发送文字“刘总，你催一下你老表，我也不想一天崔来催去，你干脆叫你老表写个条子给我，好久还就好久还”；刘绍刚回复“好的”。2019年12月31日，昌绍华通过微信向胡培成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胡总，抓紧点啊”；胡培成未回复。2020年1月11日，昌绍华通过微信向胡培成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你看看，就是这么多，如果你感觉账目不多，欢迎你过来对账，我也不管你回不回话，我对你们也是仁之义尽了，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胡培成未回复。2020年3月11日，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将刘绍刚诉至法院，要求刘绍刚支付材料款264859元及资金占用费。审理中，刘绍刚申请追加胡培成、姜明进作为本案被告，法院依法通知二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同时查明，2017年10月31日、2018年4月29日、6月13日、6月23日、11月14日，胡培成分别向昌绍华转款17万元、4.5万元、1万元、0.5万元、1万元，合计24万元。2017年7月21日、8月17日、10月31日，姜明进分别向昌绍华转款5万元、0.55万元、5.1万元，合计10.65万元。2017年6月17日、7月6日、2018年5月2日，刘绍刚分别向昌绍华转款0.2万元、0.3万元、0.8万元，合计1.3万元。另查明，2017年6月20日、8月18日、10月23日、11月10日、12月3日、12月11日、2018年1月3日、1月20日、1月22日、2月1日、2月9日，姜明进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处购买了电力物资；2018年7月25日，昌绍华通过微信将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12张销售单传送给姜明进对账；2017年6月24日、8月21日、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5日、10月29日、11月10日、12月2日、2018年8月3日，姜明进分别向昌绍华转款14000元、2500元、10000元、8900元、1070元、1350元、10000元、10000元、10800元，合计68620元。2017年6月12日、2018年5月4日、5月6日、5月8日、6月22日，刘绍刚以现款发货的方式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了部分电力物资；2017年6月12日、2018年5月4日、5月6日、5月8日、6月22日，刘绍刚分别通过向昌绍华转款450元、1000元、366元、3000元、780元，合计559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对刘绍刚系胡培成、姜明进雇请的管理人员，胡培成、姜明进曾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电力物资，截止2017年5月13日胡培成、姜明进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318170元的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现双方争执的是胡培成、姜明进是否拖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的问题。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主张胡培成、姜明进拖欠其材料款264859元。胡培成、姜明进辩解，2017年5月13日对账仅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318170元，此后二人及刘绍刚已向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支付422916元，已超额支付。刘绍刚辩称，其系胡培成、姜明进雇请的管理人员，对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主张的材料款不应承担支付责任。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如下：第一、2017年5月13日刘绍刚作为胡培成、姜明进雇请的管理人员签名确认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318170元，可以证明截止2017年5月13日胡培成、姜明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318170元。第二、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9张金额合计155636元销售单，虽刘绍刚仅在其中2张销售单上签名，但后来昌绍华通过微信传送给刘绍刚，刘绍刚未提出任何异议，可以证明胡培成与姜明进分伙后，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向胡培成提供了价值155636元的电力物资。第三、2019年3月4日昌绍华与胡培成聊天记录显示，昌绍华要求胡培成对账、写总条子，胡培成答复让昌绍华联系刘绍刚对账，条子到时候由其与姜明进签字，可以证明在2019年3月4日胡培成认可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第四、2019年3月5日昌绍华与刘绍刚聊天记录显示，昌绍华告知刘绍刚，胡培成要刘绍刚先对账，昌绍华将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9张销售单通过微信传送给刘绍刚，并向刘绍刚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刘总，你看看。以前的单子我都有的，如果说哪里不对你可以来查”；2019年3月11日昌绍华与刘绍刚聊天记录显示，昌绍华向刘绍刚发送文字“刘总，你催一下你老表，我也不想一天催来催去，你干脆叫你老表写个条子给我，好久还就好久还”，刘绍刚回复“好的”。可以证明刘绍刚对昌绍华提出的对账结果（含税费胡培成共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264859元）未提出任何异议。第五、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1日，昌绍华均通过微信向胡培成发送文字“给姜总合伙是下欠20万，去年货款下欠59535（已减去已付款）再加前年开票税费16324元-已付税费11000元，合计共欠货款264859元”，可以证明双方未引发纠纷前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主张的金额与其诉请的金额一致。第六、2018年8月3日昌绍华与姜明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3日姜明进在向昌绍华支付10800元后，姜明进向昌绍华发送文字“清账了哈”，昌绍华回复“谢谢，真的感谢”。可以证明截止2018年8月3日姜明进已不再拖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第七、2020年3月16日（本案立案时间2020年3月11日），昌绍华与姜明进聊天记录显示，姜明进称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应该告胡培成。可以证明姜明进在2020年3月16日也认为胡培成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第八、2020年3月29日，昌绍华与刘绍刚电话录音中刘绍刚说，吃饭那天他曾三次提醒昌绍华要签条子，包括在店里对账时都在提醒。可以证明昌绍华述称其与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于2017年10月下旬在其店内对账，对账后未要求出具条子是事实。第九、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提交的其与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的聊天记录及销售单，可以证明胡培成、姜明进、刘绍刚向其支付的款项422916元中有74216元与本案无关。第十、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提交的发票，可以证明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开具票面金额为394370元的发票，交纳税费11486元。第十一、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提交了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7月24期间9张销售单、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10月23期间16张销售单，虽此25张销售单无人签名，但与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的陈述、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提交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已向胡培成、姜明进提供了该25张销售单上载明的电力物资。综上所述，应认定胡培成尚欠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259535元。对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主张的材料款中所包含的税费5324元，无事实依据，不予认定。因此，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与胡培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明确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已按约向胡培成提供了电力物资，胡培成至今未全部支付材料款，其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要求胡培成支付材料款264859元的请求，仅支持259535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对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要求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请求，双方对此无约定，不予支持。对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要求姜明进、刘绍刚承担支付责任的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审理中，经主持双方调解未果，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培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材料款259535元；二、驳回原告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72元减半收取263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胡培成负担，并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昌绍华、姜明进陈述，2017年10月28日姜明进与胡培成散伙时，昌绍华在场情况下，明确了对于姜明进、胡培成合伙期间所欠昌绍华货款，由姜明进承担51000元，其余由胡培成承担。昌绍华陈述当时明确胡培成承担370000元，两天后胡培成支付了170000元。刘绍刚陈述其知晓姜明进与胡培成散伙所作约定，其在姜明进与胡培成合伙期间向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材料存在没有签字情形，事后进行总的结算。在经营部购买的材料大约有40多万，姜明进与胡培成散伙前由刘绍刚算账付款，二人散伙后，姜明进及胡培成、刘绍刚均有支付款项，其未与昌绍华算账。胡培成陈述2017年10月与姜明进散伙，但没有谈债务的分担问题。刘绍刚认可2018年5月3日至7月15日的9张销售单共计155636元购买的货物款项真实性，该销售单中有两张刘绍刚签字。胡培成对刘绍刚确认的此部分货款予以认可。刘绍刚对2017年5月22日至7月24日9张销售单共计50416元（已经支付15000元）及2017年7月25日至10月23日16张销售单共计115287元（已经支付55500元），共计25张销售单均无刘绍刚签字，刘绍刚陈述很多已经记不清楚，记得2017年6月19日销售单付了款，2017年7月25日两张销售单也是事实，电缆已收到。经查，2017年6月19日销售单共计3张，销售单载明：三份共计27103元-已付13000元，实际下欠14103元-700元=13403元。刘绍刚对2017年10月23日共计18900元销售单中其中1056元的防震锤认为没有购买过。经查，大部分销售单均载明支付多少，还款多少。在刘绍刚与昌绍华2017年5月13日结算之前的22张销售单中刘绍刚签字的销售单只有7张。又查，2018年8月3日昌绍华与姜明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3日姜明进在向昌绍华支付10800元后，姜明进向昌绍华发送文字“清账了哈”，昌绍华回复“谢谢，真的感谢”。2020年3月29日，昌绍华与刘绍刚电话录音中刘绍刚说，吃饭那天他曾三次提醒昌绍华要签条子，包括在店里对账时也在提醒。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姜明进是否还需要承担其与胡培成合伙期间向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货物的货款；二、涉案货款是多少。关于姜明进是否还需要承担其与胡培成合伙期间向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货物货款的问题。虽然本案并不审理双方合伙结算，但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该事实能够查明，且昌绍华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可以对此进行审理。从昌绍华、刘绍刚陈述及昌绍华与刘绍刚的电话录音来看，姜明进与胡培成在2017年10月28日散伙时已经约定了在余庆县杨帆五金经营部购买货物货款各自承担的金额，这与昌绍华与胡培成聊天记录表明胡培成应支付款项金额，及姜明进支付完毕其应当承担的货款后，明确向昌绍华表示其与昌绍华已经清账相互印证，表明胡培成与姜明进在昌绍华在场，刘绍刚亦知晓的情况下，胡培成与姜明进对各自应承担的金额作出了明确。故一审在此基础上判决由胡培成自行承担其应支付部份的支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涉案货款是多少的问题。双方对2017年5月13日结算金额318170元及2018年5月3日至7月15日的155636元无异议，有争议的部分为2017年5月22日至7月24日9张销售单共计50416元（已经支付15000元）及2017年7月25日至10月23日16张销售单共计115287元（已经支付55500元）。即双方有争议的金额为165703元（已支付70500元），该笔款项所涉货物是否为胡培成购买，需要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首先，经手货物买卖的是刘绍刚，从刘绍刚与昌绍华的交易习惯来看，大量的存在无任何人签字，昌绍华即发货的情形，对此刘绍刚亦认可存在此种情形。因此，不能以销售单无人签字即否认其真实性；其次，刘绍刚对上述销售单经辨认后认可2017年6月19日及7月25日销售单，虽然其否认购买过防震锤，但正如其所说时间久了大部分已经记不清，且刘绍刚陈述2017年6月19日销售单已支付款项，从销售单载明内容来看，的确此次销售单明确载明支付了多少款项。第三，从大部分销售单载明内容来看，均明确写明了支付了多少，还欠多少，这与刘绍刚陈述相互印证。第四，从昌绍华与胡培成及刘绍刚的聊天记录来看，昌绍华将所欠货款金额明确告知了刘绍刚及胡培成，并表示可以核实单据，但胡培成在昌绍华一再要求下均未作任何表示，亦未安排刘绍刚核实，因时间太久，刘绍刚大部分无法回忆，如前所述，双方存在未签字即发货的交易习惯，且未核实系胡培成原因所致，故应认定昌绍华与胡培成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的金额即为胡培成应支付的金额。因此，争议的金额，应认定为胡培成应当支付的货款。综上所述，胡培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72元，由胡培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