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燕燕，女，198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海平，男，196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邵燕燕因与被上诉人付海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燕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付海平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付海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与一审庭审情况不符，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邵燕燕与付海平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邵燕燕并非付海平诉请中解除的合同主体。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书邵燕燕辩称的内容有误，邵燕燕代理人从未陈述“付海平从邵燕燕处购买475张快拨卡，每张金额为160元”，其陈述的是邵燕燕代浙江快拨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快拨公司）收取款项的事实。其次，一审判决书“付海平陈述自2017年底，快拨卡已无法正常使用，故提起本案诉讼，邵燕燕在庭审中亦确认快拨卡确已无法正常使用”也有错误，根据庭审视频，邵燕燕代理人陈述的是当时(即2019年9月26日)快拨卡的使用出现了故障，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底就无法正常使用。最后，付海平在一审中请求解除的是与快拨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该份协议在庭审中双方对其均予认可，且属于付海平与快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一审法院主观判定该书面协议未履行，变更了付海平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即便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付海平主张不同，也应在庭审中释明，要求付海平变更诉请，否则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或者归纳争议焦点，让双方关于该法律关系作详细陈述意见。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既未向付海平释明，也未归纳争议焦点，却在判决书中主观认定，改变付海平诉请，将付海平诉状中“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写成了“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二、本案付海平与邵燕燕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邵燕燕是快拨公司杭州地区的代理商，付海平是建德地区的代理商，其于2017年6月想通过在建德地区销售快拨卡赚钱，通过邵燕燕的介绍，与快拨公司签订了建德地区的代理销售协议，该快拨卡的生产与售后均由快拨公司负责，且快拨卡的使用需有快拨公司的技术支持，因此快拨公司对于市级、县级代理商能否销售有决定权，且对市级、县级代理商，还有一般消费者购买价格有公司内部规定，市级代理商进卡价格为120元/张，县级代理商进卡价格为160元/张，基于此，快拨公司允许付海平成为县级代理商，在建德地区销售快拨卡，邵燕燕在此协议最终作为经办人签字，其并非授权主体，也不是售卡主体，售卡与授权的只有快拨公司，邵燕燕作为经办人，代快拨公司收取钱款，提取其作为市级代理商的提成后，剩余钱款转给快拨公司的账户。作为市级代理商，并无授权县级代理商的能力，该份代理销售协议的合同主体应是快拨公司与付海平，其作为县级代理商，并非一般消费者，一般的消费者不知道快拨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代理销售协议，找代理商承担相应责任没有问题，但付海平是县级代理商，快拨卡本来就不是其本人使用，而是销售获利，即便邵燕燕作为更高一级的市级代理商，其代理委托人快拨公司签订合同时，合同上已有快拨公司的公章，且该合同在快拨公司办公场所签订，付海平签订时就知道快拨公司是委托人，该份代理销售协议直接约束快拨公司与付海平。付海平与快拨公司存在直接联系，关于快拨卡的使用与售后应由快拨公司负责。即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是快拨公司与付海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根据邵燕燕、付海平及快拨公司三方签订的退款协议中，已经明确付海平后期不得找邵燕燕退卡，以及有关合同任何事项与邵燕燕无关。无论是代理销售协议还是退款协议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谓未履行的情形，在第一次退卡签订退款协议时，就是由快拨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付海平，若说未履行代理销售协议，快拨公司为何要退款，一审法院的主观判定自相矛盾。 付海平答辩称：我是从邵燕燕处拿的卡，钱也是打到邵燕燕账户。我的建德市代理商合同是邵燕燕寄过来让我签字的，我签完字又寄回去，也打钱给邵燕燕了，邵燕燕从公司拿卡的价格是120元/张，给我是160元/张，其从中赚取40元/张的利润。后来卡不好用了，我找邵燕燕退卡，邵燕燕不同意，我又找到快拨公司，公司讲要邵燕燕来解决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是与公司直接发生关系，公司是和邵燕燕发生关系，要邵燕燕来签过字，公司才同意退钱。后来公司把钱退到邵燕燕账户上，邵燕燕把4万元钱转给我，至于邵燕燕从我这里赚取的40元/张的利润，其只同意用卡抵，不同意退钱。我说这个卡抵给我没有用，公司和邵燕燕都说以后这个系统会完善的，卡还是好用的，让我把卡拿走。我是没文化的，当时没有看清楚退款协议的内容。 付海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付海平与邵燕燕之间的合同；2、判令邵燕燕返还付海平款项352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邵燕燕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燕燕为快拨公司杭州地区的代理商，于2017年6月与付海平协商，约定以每张160元的价格销售快拨卡给付海平。2017年6月3日，付海平与快拨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协议一份，约定付海平作为建德地区的代理，代理期限自2017年6月3日至2018年6月3日。邵燕燕作为快拨公司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后付海平自邵燕燕处购入475张快拨卡，并支付了款项76000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陈述付海平仅可从邵燕燕处购入快拨卡，不能从快拨公司处直接购入。2017年10月16日，付海平、邵燕燕作为甲方，快拨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退款协议。协议约定付海平于2017年6月3日与快拨公司杭州市代理商邵燕燕签订建德市代理合同，邵燕燕给予付海平送货价格160元/张，数量475张，共计76000元，快拨公司给予邵燕燕供货价格120元/张；现付海平因家庭客观因素，向邵燕燕提出退款申请，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退款事宜；快拨公司按照120元/张，数量340张，共计40000元退回给邵燕燕，由邵燕燕退回给付海平，邵燕燕以136张卡作为差价补给付海平，与快拨公司无关；快拨公司不再承担邵燕燕和付海平后期任何退款要求以及有关合同的任何事项，付海平后期也不得再找邵燕燕退卡以及有关合同的任何事项与邵燕燕无关。当日，邵燕燕向付海平转账40000元，并交付了付海平136张快拨卡。付海平陈述自2017年年底，快拨卡已无法正常使用，故提起本案诉讼。邵燕燕在庭审中亦确认快拨卡确已无法正常使用。另查明，付海平目前持有的尚未销售的快拨卡数量为199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合同的主体，付海平认为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其与邵燕燕，邵燕燕则辩称付海平与快拨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故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付海平与快拨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付海平自邵燕燕处购入快拨卡用于销售，款项直接支付给邵燕燕，邵燕燕从中赚取差价，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付海平与邵燕燕。因付海平与邵燕燕的合同义务分别为付海平支付款项，邵燕燕交付快拨卡，双方间并无其他合同义务，故合同性质应为买卖合同。付海平虽与快拨公司签订了书面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不能以该合同否认真实的合同主体，故邵燕燕的上述辩称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另，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退款协议中虽约定付海平不得再找邵燕燕退卡，但因快拨卡已无法正常使用，付海平订立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其要求解除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付海平要求邵燕燕返还已支付的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现付海平未销售的快拨卡数量为199张，其中包含了2017年10月16日协议退款时未处理的快拨卡中的一部分及作为差价补给付海平的快拨卡中的一部分。因现无法区分已销售的快拨卡的性质，故酌定已销售的72张快拨卡，其中36张为未处理的快拨卡，另36张为补差价的快拨卡。经计算，邵燕燕应返还付海平的款项金额为19840元。此外，付海平亦应将199张快拨卡退还给邵燕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一、付海平与邵燕燕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邵燕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付海平19840元；三、付海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邵燕燕199张快拨卡；四、驳回付海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0元，减半收取340元，由付海平负担148元，由邵燕燕负担192元。 二审期间，邵燕燕提交下列证据：1、付海平转账给邵燕燕的转账记录及时间清单；2、邵燕燕代收款后转账给快拨公司的转账记录及时间清单，欲共同证明邵燕燕是代快拨公司收款，款项已全部转给快拨公司。付海平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付海平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付海平转账给邵燕燕以及邵燕燕转账给快拨公司均是事实，但邵燕燕转账行为与付海平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付海平对上述证据关联性所提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付海平、邵燕燕与案外人快拨公司签署的退款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认定邵燕燕与付海平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鉴于二审中邵燕燕对于快拨卡已无法使用的事实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以付海平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支持付海平退款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亦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0元，由邵燕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祖 辉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