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7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向刚，男，汉族，1973年10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向文，系付向刚哥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显明，男，汉族，1984年7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宗文，桐梓县高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兴义，男，汉族，1954年10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原审第三人：桐梓县楚米镇三座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桐梓县楚米镇三座开发区（三座小学旁）。法定代表人：成天碧。上诉人付向刚因与被上诉人余显明、余兴义、第三人桐梓县楚米镇三座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座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2民初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向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余显明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余显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土地转让合同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案由错误。2.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可以对土地进行互换，本案的土地转让协议有效，土地下户时，余显明并未出生，只是在2016年土地确权时，将土地权利登记在登记在余显明名下，故余显明未签字不影响本协议效力。3.签订合同后，上诉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土地转包协议已经村委会盖章确认并核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有效。4.本案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非合同法，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余显明辩称，答辩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相关土地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余兴义与付向刚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无效合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余兴义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余显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兴义、付向刚于2019年9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余兴义、付向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显明系余兴义之子。2019年9月1日，余兴义与付向刚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约定将余兴义承包地左至黄明龙房屋边大路，右至付向刚责任地，前至铁路边大路，后至食品站房屋后坎子的土地永久性转包给付向刚，付向刚向余兴义一次性支付20000元。该《协议》上“转包人”处有余兴义及其妻李国分签名，“承包人”处有付向刚签名，“见证人”处有黄明龙签名。该协议签订后，付向刚实际向余兴义支付了19800元。后余显明以其为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由，不同意余兴义转让涉案土地，并与付向刚发生纠纷，2019年11月8日经三座村委会监委主任成熟调解无果。付向刚于2019年9月19日将《土地转包协议书》交由三座村委会，由当时的监委主任成熟签署“同意协议”并签名后加盖了村委会印章。现余显明以余兴义与付向刚未经村委会同意便转包土地经营权且未经其同意为由，以前述请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余显明是否系《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其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余兴义转包涉案土地的行为是否系表见代理行为，付向刚能否构成善意取得；三、《土地转包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余显明是否系《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其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余显明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其系《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但付向刚质证认为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块的四至界畔与《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地块的四至界畔不一致，不能证明系同一地块，且余兴义户在铁路边有两块地，《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的地块并非余显明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地块。余显明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一共载明了两块土地，一块位于“水井湾”，面积0.04亩，另一块位于“铁路边”，面积0.49亩，该两块土地的四至界畔均为“熊先华”，从承包地块示意图可以看出位于“铁路边”的土地西抵“黄明龙”，能够和《土地转包协议书》载明的地块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且付向刚未举证证明余兴义户或余显明在“铁路边”还有另一块西抵“黄明龙”的土地，故综合余显明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现场勘查情况认定余显明系《土地转包协议书》上载明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其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争议焦点二，余兴义转包涉案土地的行为是否系表见代理行为，付向刚能否构成善意取得。付向刚认为，土地承包的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土地确权的户主系余显明，但余兴义系余显明父亲，其同时系该户土地承包人，余兴义、李国分夫妇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所谓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与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民事法律制度，表见代理也是代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表见代理的重要构成要件是包括代理行为在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余兴义自始至终均是以其自己的名义与付向刚签订协议，并未表明其系受余显明的委托，不符合代理行为的构成要件，余兴义实施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表见代理行为。关于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本案中，付向刚虽然支付了合理对价，但其在与余兴义签订协议前后均未查看或核实涉案地块的权属情况，未尽到其应尽的审慎义务，其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存在过失，且涉案地块并未交付其使用，亦未办理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故并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故本案并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三，《土地转包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余兴义转包涉案土地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余显明作为涉案土地的权利人，对余兴义的该处分行为并未加以追认，且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而余兴义至今也未取得该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余兴义与付向刚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三座村委会经依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判决：余兴义与付向刚于2019年9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无效。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0元，由余兴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付向刚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向文向本院陈述：“协议中约定的地是集体补给他们的菜地，面积为0.49亩，这块地就是在铁路边，协议约定的土地小地名有很多，‘青杠堡’‘铁路边’‘窑子’，余显明家在铁路边只有一块地，大概0.49亩，这块地就是转包给付向刚的土地。案涉土地是余兴义在种植。协议签订后，余兴义收了钱把土地交给付向刚，付向刚还没有开始使用，余显明回来后就要把土地收回去，之后就是余兴义在种植。”2.桐梓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4日向余显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栏仅登记了余显明一人，登记的承包地为“水井湾，0.04亩；铁路边，0.49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之规定，余显明在付向刚与余兴义签订协议前已单独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系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付向刚在流转土地时，未取得登记权利人余显明同意，事后未获追认，亦无证据证明余显明授权余兴义签约，故该协议因侵害承包人余显明享有的土地权利而无效。至于余兴义在其家庭内部是否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径行认定余兴义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当，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部分观点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故对付向刚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付向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禹欣书记员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