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4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村民委员会汪前小组，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 诉讼代表人：郑健液，小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标龙，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3，男，198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9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1，男，201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法定代理人：江某3、吴某，系江某1之父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2，女，201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法定代理人：江某3、吴某，系江某2之父母。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良、李芳兰，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村民委员会汪前小组（下称汪前小组）因与被上诉人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3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前小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江某3、江某1、江某2至今未分配到任何土地。江某3结婚前系溪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在原户籍地已依法分配了土地，结婚后在汪前小组没有分配任何土地，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出具闽（2018）厦门市同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XX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登记的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相符，江某3户口于2010年9月1日才迁入汪前小组，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起始时间为1999年1月1日，那时吴某也才九岁，其根本不能独立分配土地，因此，被上诉人一家在2018年度根本不可能以江某3的名义承包到任何责任田，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其分配土地的依据。同样，江某3的两孩子出生后，也没有分配承包责任田。江某3出具的福建省建瓯市顺阳乡溪东村的证明，该证明只是说明江某3未申请过宅基地、保障性住房，未享受过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福利，但并没有证实其已分配的承包地已被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地未取得承包地，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江某3在原户籍地承包的土地并没有被收回，其土地承包关系仍在“溪东村”，如果被上诉人又取得汪前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被上诉人实际是两头占的情形。2、江某3“户口”其实就是挂靠汪前小组的性质。江某3是在2010年9月1日从“建瓯溪东村”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汪前小组，虽然户口迁入，但其户口迁入之前未曾取得汪前小组同意，在汪前小组无宅基地，暂住吴某父亲位于汪前里5号的房屋，故其户口的性质为“寄户”，不能与本小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吴某家有男丁，虽然江某3与吴某结婚，但不符合农村入赘的条件，他们的两个孩子姓氏没有随其母亲吴某，而是随江某3，足以说明江某3将户口迁到汪前小组就是挂户的性质。3、被上诉人通过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民委员会办理城乡社会保险，办理城乡社会保险是国家鼓励全民参保的一个政策，凭户口就能自愿办理，无需审核是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作为主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4、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被上诉人发放股权证，该股权并非是汪前小组集体财产的股权，而是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据被上诉人的户口给予办理的股权，与认定是否为汪前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任何关联性。5、根据《分配方案》的规定，外嫁女的子女与丈夫无论户口是否在本小组均没有分配权限。且被上诉人一家从未参加过本小组任何一次的世俗的白事活动，可以肯定的说，他到现在为止认识小组的户主还没有一半，根据《分配方案》被上诉人同样没有参与分配的资格。故一审法院未查清江某3、江某1、江某2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认定江某3、江某1、江某2为汪前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参与本次承包地征收补偿分配，实属事实不清，应予改判。 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答辩称，一，四被上诉人属于汪前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首先，吴某自出生后即落户汪前小组，并不因婚嫁将户籍迁出，也未在夫家享受当地集体成员待遇，因此，吴某的集体成员资格并未因婚嫁而丧失，其享有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其次，江某3于2010年8月30日与吴某登记结婚，并于2010年9月1日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至汪前小组，且在汪前小组作为四被上诉人的户主，并作为户主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汪前小组的集体土地，也持有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且股份合作社股东资格的认定前提系为经济经济组织成员，汪前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相对于村小组高一级组织，其公平性及真实性、可信度等也更高于村小组。再者，据悉，汪前小组所在地方的本次抽水蓄能征地最早于2012年进行征地公示，而，吴某与江某3系为于2010年间就已登记结婚，显然属于正常结婚行为，根本不存在为了取得征地补偿款而将户籍迁入的意图，更不属于挂靠户口的性质。同时，江某3并未在其原户籍地取得任何征地款或者其它福利待遇，今后也不可能取得，更不会存在汪前小组所述的两头占的情形。因此，江某3无论是户籍还是生活保障基础均在汪前小组，其系汪前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享有本次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第三，江某1、江某2自出生后即与父母亲落户于汪前小组，且与父母亲一样在户籍地办理社会保险（前提系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可办理），作为未成年人，其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于汪前小组处，显然依附于父母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生活保障基础，原始取得汪前小组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也当然有权享有本次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力。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显然，汪前小组的分配方案显然侵犯到四被上诉人的合法分配权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另，与四被上诉人一样情况的在汪前小组以及所在村委会的其它小组均在同安法院有生效判决，其已经都生效并履行，四被上诉人系为所在汪前小组个别人的利益而被非法剥夺应得的补偿款分配权力。综上，恳请驳回汪前小组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请求判令汪前小组向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支付征地补偿款共计120000元（按30000元／人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某于1990年4月2日出生后即落户于汪前小组。原告江某3与吴某于2010年8月30日登记结婚后，于2010年9月1日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至汪前小组。吴某与江某3于2011年2月16日生育一子江某1，于2018年6月7日生育一女江某2，两子女出生后即落户于汪前小组。现四人的户籍登记住所地为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汪前5号，户主为江某3，家庭成员包括吴某、江某1、江某2。四人均通过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民委员会办理社会保险。2018年8月21日，厦门市同安区农业与林业局颁发的闽（2018）厦门市同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XX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江某3、吴某、江某1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址于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01组的土地一块，面积为1.23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19年5月10日，汪前小组就厦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征地补偿款分配召开户主会并形成分配方案，确定分配标准为30000元／人，并随后向村民发放该款。汪前小组认为吴某只能最后一次参与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而江某3、江某1、江某2则不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四人提出异议。汪前小组至今未向四人发放征地补偿款。2019年9月25日，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江某3、江某1、吴某三人发放同安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确认江某3、江某1、吴某每人持有汀溪镇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10股，共计30股。 另查明，福建省建瓯市顺阳乡人民政府和福建省建瓯市顺阳乡溪东村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江某3于2010年9月1日将户口自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顺阳乡溪东村溪西西阳路4号迁出至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汪前5号，江某3在福建省建瓯市保障性住房，未享受过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福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征地补偿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其目的在于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能否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能否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关键在于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是否为该集体组织成员。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在尊重村（居）民自治的前提下，应结合户籍因素和生活保障基础作综合考量。生活保障基础，是指村（居）民与集体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包括长期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或虽暂时不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等情形。吴某出生后落户于汪前小组，原始取得汪前小组集体成员资格，其在婚嫁后户籍仍未迁出，也未在夫家享受当地集体成员待遇，故吴某的集体成员资格并未因嫁出而丧失，其有权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江某3于2010年8月30日与吴某登记结婚，并于2010年9月1日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至汪前小组，作为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一家的户主，并作为户主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汪前小组的集体土地，还持有汪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江某3无论是户籍还是生活保障基础均在汪前小组，因此江某3是该村的集体组织成员，有权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江某1、江某2是吴某和江某3的子女，自出生后便落户于汪前小组，且已就地办理社会保险，作为未成年人，与其父母共同生活，显然须依附于父母所在集体组织提供的生活保障基础，原始取得汪前小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有权参与汪前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故江某3、吴某、江某1、江某2诉求汪前小组支付征地补偿款每人3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村民委员会汪前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某、江某3、江某1、江某2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0000元（每人人民币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350元，由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汪前村村民委员会汪前小组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于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首先，吴某出生后即落户于汪前小组，原始取得汪前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后虽结婚亦未迁出至今，因此，应当认定吴某的基本生活保障基础依存于汪前小组，依法享有与本小组其他村民同等来源于集体所有土地被征收而获得补偿的权利。汪前小组排除吴某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征地补偿款的同等权利，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汪前小组应向吴某支付征地补偿款3万元正确。 其次，江某3系与吴某通过合法婚姻落户汪前小组，其未在原集体组织享有权益，汪前小组亦无证据证明其基本生活保障未在汪前小组。而从江某3提交的承包证、股权证等可以看出，汪前小组承认并接纳江某3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本小组承包经营，江某3的生产、生活基础依附于该小组，因此，应认定江某3是汪前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要求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待遇，享有分配取得征地补偿款3万元的权益，本院予以支持。 第三，江某1、江某2作为江某3与吴某的婚生子女，自出生便随吴某落户于汪前小组，应认定江某1、江某2自出生便原始取得汪前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有权取得征地补偿款。 综上，汪前小组的上诉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汪前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李向阳 审判员 柯艳雪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林加仁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