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5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欣蔓，女，198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四川明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510732346。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昌勇，男，197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遂宁市人，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淮文，四川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610697838。 原审被告：攀枝花市西城佳园宾馆，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2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3MA62106467。 投资人：余昌友（已死亡）。 原审被告：余强，男，198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原审被告：余英学，男，193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县。 上诉人余欣蔓因与被上诉人袁昌勇及原审被告攀枝花市西城佳园宾馆（以下简称西城宾馆）、余强、余英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3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欣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被上诉人袁昌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淮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西城宾馆、余强、余英学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欣蔓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余欣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原审原告袁昌勇的诉讼主体错误，本案起诉的原告不应当是自然人袁昌勇。1.被上诉人袁昌勇在一审起诉状中提到其从事水果经营，其应当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注册，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本案起诉的原告应当为袁昌勇登记注册的字号，而不应当是自然人袁昌勇，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袁昌勇的起诉。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不服第一审判决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否作出裁定驳回起诉处理问题的电话答复》：“二审人民法院如查明一审原告起诉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应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需要驳回的，由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基于“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并未解散，仍然在继续经营；从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11月21日，西城宾馆、余昌友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多次发生转款”的事实，就推定上诉人在实际经营西城宾馆并判决上诉人对西城宾馆不足以清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违反常理、逻辑，与事实不符，更与法律相悖。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以下简称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一）投资人决定解散；（二）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三）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无权决定西城宾馆是否解散，只能决定是否继承。在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法院处理余昌友的债务时，以及在（2018）川0403民初709号案件（以下简称709号案件）中，上诉人均已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余昌友的遗产（余昌友除西城宾馆外无其他遗产）；袁昌勇在一审中也提交了709号案件材料，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放弃继承是明知的。一审法院在明知上诉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仍然推定上诉人实际经营西城宾馆，违反常理、明显违法。2.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由投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清算。……”由此可以看出，西城宾馆解散后清算，要么由投资人进行，要么由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上诉人没有清算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以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并未解散仍然在继续经营为由就推定上诉人在实际经营西城宾馆，违反逻辑，明显违法。3.虽然西城宾馆、余昌友账户向上诉人账户转款70余万元，但是上诉人的账户也向西城宾馆、余昌友的账户转款达93万余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只有63000元。4.在709号案件中，对西城宾馆进行财务审计的情况表明，西城宾馆从开业开始为了办理业务的方便以及需要，西城宾馆、余昌友的账户也多次与西城宾馆的财务、出纳等工作人员的账户发生过转账。上诉人在2018年7月到西城宾馆担任出纳，西城宾馆、余昌友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多次发生转款也是十分正常的，一审法院不能想当然的就由此认定上诉人在实际经营西城宾馆。5.在余昌友去世后，西城宾馆所有的财务收支审批等事项还是由袁玥在进行管理。西城宾馆、余昌友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多次发生转款，取款转款的操作也是由袁玥进行审批后再由西城宾馆的员工余昌美进行操作的，这进一步表明上诉人并未实际经营西城宾馆。 被上诉人袁昌勇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2.袁昌勇虽然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但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上诉人进行交易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一审判决确定的原告诉讼主体正确。3.上诉人是否继承与本案无关，因为一审法院依法查实上诉人是西城宾馆的实际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获利，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4.上诉人认为其2018年7月才到西城宾馆上班，而在2018年至今西城宾馆频繁以公用账户向上诉人转账的行为证明了其长期都是西城宾馆的实际经营者。 原审被告西城宾馆、余强、余英学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新证据。 袁昌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城宾馆支付所欠货款3647.3元；2.余欣蔓、余强、余英学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西城宾馆、余欣蔓、余强、余英学承担。诉讼过程中，袁昌勇变更上述1、2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西城宾馆、余欣蔓、余强连带支付货款3647.3元；2.判令余英学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英学与余昌友系父子关系。余昌友是余欣蔓、余强的父亲。2010年3月25日，西城宾馆成立，属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余昌友。余昌友于2018年3月1日死亡。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西城宾馆向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西区税务局提交了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2018年5月、6月、9月、10月的报告表记载的纳税人包括杨宏、徐磊、余欣蔓、余强、罗某等人。2018年7月、8月的报告表记载的纳税人包括杨宏、余欣蔓、余强、罗某等人。 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27日，袁昌勇曾向西城宾馆供应西瓜、菠萝等货物。徐磊、杨宏或罗某、杨宏或杨宏或徐磊分别在袁昌勇制作的送货单或销货清单上签名。这些单据记载的购货单位为“西城佳园”，每份单据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名称、数量、单价、金额。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的销货清单共60份，销货清单记载的金额累计3575.3元。 另查明：西城宾馆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23×××41交易明细记载：2018年3月1日，余额4728.18元；2018年3月2日，余额7512.64元；2018年3月3日，余额12666.14元；2018年3月31日，余额129790.43元；2018年4月1日，余额133287.52元；2018年4月30日，余额104326.47元；2018年5月1日，余额105320.47元；2018年5月31日，余额155678.79元；2018年6月1日，余额157519.13元；2018年6月30日，余额69619.62元；2018年7月1日，余额70156.38元；2018年7月29日，余额347055.87元；2018年7月30日，向余欣蔓账户62×××08拨款100000元，余额248049.87元；2018年7月31日，余额357840.17元；2018年8月1日，余额361261.23元；2018年8月20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15还款200000元，余额231386.54元；2018年8月20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15还款200000元，余额31386.54元；2018年8月24日，余额37847.4元；2018年8月24日，余欣蔓的账户62×××07以借工资名义转入16000元，余额53847.4元；2018年8月24日，余欣蔓的账户62×××07转入17000元，余额70847.4元；2018年8月24日，支付工资69775元，余额1072.4元；2018年8月31日，余额83739.94元；2018年9月1日，余额85927.64元；2018年9月24日，余额52653.9元；2018年9月24日，余欣蔓的账户62×××07转入30000元，余额82653.9元；2018年9月24日，支付工资73873元，余额8780.9元；2018年9月30日，余额19194.36元；2018年10月1日，余额23916.56元；2018年10月14日，余额57861.66元；2018年11月21日，余额151374.39元；2018年11月21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15转出151374元，余额0.39元；2018年11月27日，余额1180.39元。 余昌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23×××11交易明细记载：2018年3月1日，余额427950.74元；2018年3月3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08转账50000元，余额212196.08元；2018年3月3日，卡取49000元，余额163196.08元；2018年3月5日，卡取49000元，余额115965.45元；2018年3月8日，卡取49000元，余额68439.53元；2018年3月9日，卡取49000元，余额23152.35元；2018年3月11日，卡取20000元，余额4757.83元；2018年4月20日，余额101134.22元；2018年4月20日，卡取49000元，余额52134.22元；2018年4月21日，卡取30000元，余额22478.3元；2018年5月4日，余额70186.45元；2018年5月4日，卡取49000元，余额21186.45元；2018年5月17日，余额46601.63元；2018年5月17日，卡取40000元，余额6601.63元；2018年7月8日，余额53344.06元；2018年7月9日，卡取40000元，余额13344.06元；2018年7月10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08转账13344.06元，余额0元；2018年10月16日，余额48219.51元；2018年10月28日，分别四次取款5000元，余额32780.74元；2018年10月29日，分别四次取款5000元，余额14864.16元；2019年3月21日，余额4610.65元。 余昌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23×××63交易明细记载：2018年7月10日，向余欣蔓的账户62×××08转账1385.32元，余额0元。 另查明：2018年5月15日，一审法院受理攀枝花市西区西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鼎公司）与余强、西城宾馆、余欣蔓、余英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9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川0403民初7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西鼎公司与西城宾馆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西城宾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离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攀房权证西字第××号、攀房权证西字第××号的房屋并将该房屋返还西鼎公司；三、西城宾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西鼎公司租金5636811元、违约金953729.98元；四、余强、余欣蔓、余英学在继承余昌友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五、驳回西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西城宾馆的责任问题。袁昌勇与西城宾馆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依据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的记载，2018年5月至10月期间，罗某系西城宾馆的工作人员。袁昌勇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证明袁昌勇提供的送货单和销货清单是真实的，西城宾馆、余欣蔓、余强、余英学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于这些送货单和销货清单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依据送货单和销货清单的记载，袁昌勇与西城宾馆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西城宾馆应当按照送货单和销货清单的记载支付袁昌勇相应的货款。送货单和销货清单记载的金额合计3575.3元。袁昌勇要求西城宾馆支付货款3647.3元，对于超出送货单和销货清单记载的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欣蔓、余强、余英学的责任问题。袁昌勇主张余欣蔓、余强在余昌友死亡后继续经营西城宾馆，应当对该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西城宾馆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余昌友作为投资人，余昌友于2018年3月1日死亡，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西城宾馆在余昌友死亡后并未解散，也未进行清算。从西城宾馆的账户交易明细、余昌友的账户交易明细的记载可知，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继续以西城宾馆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从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11月21日，西城宾馆的账户多次向余欣蔓的账户转款共计转出款项651374元；余欣蔓的账户也分三次向西城宾馆的账户转款共计63000元；余昌友的账户在其死亡后也多次发生取款的情况，2018年3月3日至2018年7月10日余昌友的账户向余欣蔓的账户转款共计64729.38元，结合余欣蔓在709号案件中陈述，可以认定投资人余昌友死亡后，其继承人余欣蔓实际经营西城宾馆。从70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可知，西城宾馆欠有大额债务。西城宾馆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袁昌勇主张的该货款，发生在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经营期间，余欣蔓作为实际经营者，在西城宾馆的资产不足以清偿时，应以其个人财产清偿。对于袁昌勇要求余欣蔓对该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不足以认定余强在余昌友死亡后实际经营西城宾馆，对于袁昌勇要求余强对该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昌勇要求余英学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余英学继承了余昌友的遗产，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其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八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攀枝花市西城佳园宾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昌勇货款3575.3元；二、余欣蔓对攀枝花市西城佳园宾馆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袁昌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余欣蔓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证明：2018年10月31日余欣蔓对被继承人余昌友的所有财产，已经无条件放弃继承，余欣蔓不应当对西城宾馆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 袁昌勇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实质性的关联。 证据二、西城佳园交接清单，证明：1.余欣蔓于2018年6月30日才到西城宾馆上班；2.余欣蔓的建行账户62×××07在2018年6月30日前一直由西城宾馆支配使用；3.2018年7月1日前向余欣蔓账户转款都不是余欣蔓决定和完成的。 袁昌勇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交接清单是余欣蔓单方出具的，而且根据余欣蔓提交的工资表可以看出2018年5月余欣蔓是领了工资的，所以证据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不应采信。 证据三、西城宾馆工资表（2018年1月-2018年8月），证明:1.余欣蔓于2018年7月才到西城宾馆上班，职务为出纳；2.余昌友死亡后还是由袁玥在对西城宾馆进行经营管理；3.余昌美在西城宾馆任财务工作。 袁昌勇质证意见：1.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西城宾馆在2018年1月就为余欣蔓购买了社会保险，2018年5月余欣蔓就在西城宾馆领取了工资，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2.西城宾馆工资表未加盖西城宾馆公章，余欣蔓认为其个人就可以代表西城宾馆出具该工资表，进一步证实了其系西城宾馆的实际经营者。 证据四、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川华意众和会审字[2019]第42号）4页、附表7：2016年货币资金支出明细表第92-114项；附表6:2016年货币资金收入明细表902-923项、968-989项；附表8:2017年货币资金收入明细表462-483项、594-615项、726-747项、858-879项、902-923项，证明：西城宾馆在财务会计上均有向财务出纳人员个人转备用金的惯例。西城宾馆账户向余欣蔓账户转款行为是余欣蔓履行职务的行为，法院不能由此认为西城宾馆由余欣蔓实际经营。 证据五、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川华意众和会审字[2019]第42号）、附表10:2018年货币资金收入明细表301-320项、341-360项、441-460项、461-480项、582-601项、662-681项、742-759项，证明：1.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向余欣蔓的账户转款均是西城宾馆向余欣蔓账户转备用金；2.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西城宾馆账户于2018年7月30日向余欣蔓转款10万元、2018年8月20日分两次转款共40万元，是向余欣蔓账户转的备用金，上述备用金余欣蔓于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31日转回。上述事实证明西城宾馆账户向余欣蔓账户转款行为是余欣蔓履行职务的行为，法院不能由此认为西城宾馆由余欣蔓实际经营。 袁昌勇质证意见：对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并不能达到余欣蔓的证明目的，2015年7月17日余欣蔓在西城宾馆报销了生育保险款13077.05元，证明西城宾馆就是余欣蔓自己开的，以及与余欣蔓陈述的其在西城宾馆上班的情况不符。 证据六、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笔录，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西城宾馆账户于2018年7月30日向余欣蔓转款10万元、2018年8月20日分两次转款40万元，是向余欣蔓账户转的备用金。上述备用金余欣蔓于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31日转回，证明西城宾馆账户向余欣蔓账户转款行为是余欣蔓履行职务的行为，法院不能由此认为西城宾馆由余欣蔓实际经营。 袁昌勇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能排除余欣蔓就是西城宾馆实际经营者的可能，因为转款行为自始至终都是余欣蔓在操作。如果余欣蔓的个人账户长期给西城宾馆使用，存放备用金，那么此行为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更是一种个人财产与西城宾馆财产混同的情形，余欣蔓与西城宾馆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也应当为西城宾馆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义务。 证据七、记账凭证（6页）、西城宾馆工资表（5页）、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页）、明细详情打印件（1页），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西城宾馆账户于2018年11月21日向余欣蔓转款151374元，是向余欣蔓账户转的备用金，上述备用金余欣蔓用于发放职工工资、职工生育保险、交电话费等；证明西城宾馆账户向余欣蔓账户转账行为是余欣蔓履行职务的行为，法院不能由此认为西城宾馆由余欣蔓实际经营。 袁昌勇质证意见：记账凭证、工资表是余欣蔓单方出具的，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明细详情打印件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认为，袁昌勇对余欣蔓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以及证据七中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明细详情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袁昌勇对证据二西城佳园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对此并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反映出余欣蔓与余昌美于2018年6月30日就相关事项进行了交接，并不能达到余欣蔓的证明目的。袁昌勇对证据三西城宾馆工资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且该证据与袁昌勇在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5月至10月西城宾馆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的部分事项能够相互印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反映西城宾馆从2018年1月至4月为余欣蔓代交了社会保险，余欣蔓从2018年5月开始在西城宾馆领取工资，故本院对余欣蔓提出其于2018年7月才到西城宾馆上班的意见不予采纳；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余昌友死亡后袁玥在对西城宾馆进行经营管理。袁昌勇对证据七中的记账凭证、西城宾馆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该部分证据本院综合审查判断。 二审中，袁昌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余欣蔓、袁昌勇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余欣蔓提交的西城宾馆工资表显示：2018年1月至4月，西城宾馆为余欣蔓代交了社会保险；2018年5月开始，余欣蔓在西城宾馆领取工资。 2.二审中，本院询问余欣蔓：“你上诉提出你在2018年7月到西城宾馆担任出纳，那该任职行为是谁作出的安排、管理？”余欣蔓回答：“余昌友去世后，西城宾馆没有人管理了，所以西鼎公司喊我去帮忙处理余昌友的后事，我才去的宾馆，3月至5月我在缅甸处理后事，从处理后事开始袁玥就给我发了工资，7月1日以后我就代为管理出纳，……。” 本院询问余欣蔓：“余昌友去世后，当时西城宾馆应当是属于你父亲经营的财产，作为继承人理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宾馆经营期间你是否对外告知过不继承财产也不管理宾馆？”余欣蔓回答：“向袁玥和西鼎公司说过。因为6月份宾馆无人管理，袁玥要求我来管理宾馆，我陈述与我无关，我不继承。袁玥说余欣蔓你也不管，余强也不管，那宾馆怎么办，就请我暂时代理管理财务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去了，在袁玥的见证下，与余昌美做了交接。” 3.余欣蔓陈述：余昌友去世后，袁玥作为西城宾馆的总经理在主持、安排、管理西城宾馆的经营事务、工资的发放，西鼎公司就一直监督袁玥经营和管理。西城宾馆经营到2018年10月28日被强制撤场。 4.余欣蔓陈述：西城宾馆有两个U盾，一个是申请（余欣蔓保管），一个是授权（西鼎公司保管），其在西鼎公司的监管下管理现金，转账的时候需要到西鼎公司办理。 5.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川华意众和会审字[2019]第42号）中附表10：2018年货币资金收入明细表载明：353项，2018年4月26日收余昌友现金14万元，对方科目名称为其他应收款；449项，2018年5月31日借余红现金23万元，对方科目名称为其他应收款；592项，2018年7月31日转余红-备用金提现10万元，对方科目名称为银行存款；678项，2018年8月31日余红转款33000元，对方科目名称为其他应收款；679项，2018年8月31日，转余红-备用金40万元，对方科目名称为其他应收款；756项，2018年9月30日收余欣蔓-转发工资款3万元，对方科目名称为库存现金。上述合计933000元。 6.2018年10月31日，余欣蔓、余强、余英学向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法院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示对被继承人余昌友的所有财产，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 7.在70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9日对余欣蔓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余欣蔓陈述：“宾馆是个人独资企业，所以是我父亲欠下的亲戚朋友的债务大约是在100万元以内，所以我们希望继续经营宾馆，能够将欠西鼎公司的租金和亲戚朋友的债务都清偿。我们的方案是现在的租金继续缴纳，欠的债务每月还一点。……。”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袁昌勇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继续经营期间的实际经营者是谁，案涉货款的责任主体问题。 关于袁昌勇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袁昌勇与西城宾馆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袁昌勇提交的送货单、销货清单、西城宾馆2018年5月至10月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罗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及二审中余欣蔓认可袁昌勇向西城宾馆供货的种类、数量、金额等事实，能够确认袁昌勇与西城宾馆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袁昌勇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袁昌勇的诉讼主体适格。虽然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但袁昌勇未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并不影响其与西城宾馆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故余欣蔓提出本案原审原告袁昌勇的诉讼主体错误，袁昌勇应当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注册，本案起诉的原告应当为袁昌勇登记注册的字号，而不应当是自然人袁昌勇，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袁昌勇的起诉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继续经营期间的实际经营者是谁，案涉货款的责任主体问题。经审查，西城宾馆系个人独资企业，作为投资人的余昌友于2018年3月1日死亡，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个人独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二）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的规定，西城宾馆在投资人余昌友死亡后如果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时应当解散，但西城宾馆在余昌友死亡后并未解散，也未进行清算，而是继续从事经营活动，并非处于无序状态，而西城宾馆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进行经营必然需要相关人员的决策、管理。在西城宾馆继续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根据余欣蔓二审中陈述，在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处于无人管理状况，应西鼎公司、袁玥的要求，其到了西城宾馆，其在西鼎公司的监管下管理西城宾馆的U盾、现金、出纳等；在此期间，从西城宾馆、余昌友的相关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西城宾馆、余昌友的银行账户发生了频繁的交易，其中从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11月21日，西城宾馆的账户就多次向余欣蔓的账户转款共计651374元，2018年3月3日至2018年7月10日余昌友的账户向余欣蔓的账户转款共计64729.38元；从西城宾馆2018年货币资金收入明细表可以看出，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余欣蔓经手的西城宾馆其他应收款、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共计933000元。且在2018年5月15日一审法院受理的西鼎公司与西城宾馆、余强、余欣蔓、余英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709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余欣蔓并未放弃继承，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9日向余欣蔓询问相关问题时，余欣蔓作出了希望继续经营西城宾馆的意思表示，而西城宾馆确实处于继续经营状态。因此，综观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余昌友死亡后其继承人余欣蔓在实际经营西城宾馆并无不当。袁昌勇主张的货款，发生在余昌友死亡后西城宾馆继续经营期间，余欣蔓作为实际经营者，在西城宾馆的资产不足以清偿时，应以其个人财产清偿。余欣蔓提出一审法院推定其在实际经营西城宾馆并判决其对西城宾馆不足以清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违反常理、逻辑，与事实不符，更与法律相悖的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欣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西城宾馆、余强、余英学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陈述、举证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欣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贝贝 审判员  张渝婕 审判员  刘起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