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秋云，女，197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牟宝强，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楼裕祝，男，198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谢芳，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文忠，男，198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桂路露，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秋云、楼裕祝、方文忠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秋云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罗秋云一审第2、第3项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均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中，楼裕祝、方文忠违约情形属实，罗秋云的第2项诉讼请求具有真实合法的事实依据，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酌情不予支持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楼裕祝、方文忠与案外人苏萤萤对股权转让款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协商承诺书约定，苏萤萤对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由楼裕祝和方文忠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楼裕祝和方文忠对未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合法有效，且股权转让款存在逾期支付的违约事实也属实。但一审法院却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决酌情不予支持全部违约责任，该项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楼裕祝和方文忠应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则也应连带承担因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所导致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虽然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该条规定并不代表“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这几项违约责任不能并用，事实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即“继续履行合同(债务)”与“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是“应当”并用的，一审法院在楼裕祝和方文忠违约事实清楚，罗秋云证据充分，相关违约责任约定明确，楼裕祝和方文忠在庭审中也未提出减免违约金请求的情形下，仅仅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就判决酌情免除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全部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二、本案罗秋云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系楼裕祝、方文忠个人而非本案所涉公司，一审法院酌情不予支持违约责任的判决，违背了当事人各方的意思自治且不存在事实基础。本案中，罗秋云与楼裕祝、方文忠已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2项中明确约定了延迟履行债务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酌情不予支持全部违约责任的判决，违背了当事人各方的意思自治，使当事人各方依法自愿签订，合法有效的违约责任条款失去了本来的效力。而且，本案一审被告均系个人，并非本案所涉公司，本案罗秋云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也是请求楼裕祝、方文忠以其个人财产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而非要求公司承担上述义务，且相关违约责任的产生，也是由于楼裕祝、方文忠未能及时履行义务导致的，而非因为公司经营情况导致的，一审法院“酌情”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但是，一审法院却以“考虑到公司的经营状况”为由，直接免除了公司股东本人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的违约责任，这种判决将会导致公司股东滥用“经营不善”的借口，逃避依法应当承担的债务及责任。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是任意“酌定”不支持当事人明确约定且均无异议的违约责任。三、一审法院酌情不予支持违约责任的判决将使罗秋云受损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并且承担了额外的诉讼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转让期限为2018年5月1日，截至一审判决送达日为止，楼裕祝、方文忠延迟履行支付义务的违约期间已有一年半有余，该违约行为实际上已经导致罗秋云的资金被占用的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楼裕祝、方文忠在履行义务后，还应当就罗秋云的资金被占用的损失进行赔偿，赔偿方式即按照合同约定向罗秋云支付违约金。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存在“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形，楼裕祝、方文忠也均未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违约金过高要求减免的请求，可见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系双方认可的“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罗秋云据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楼裕祝、方文忠支付相应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退一步来说，即使楼裕祝、方文忠提出了违约金过高，要求人民法院减免的请求，一审法院也应考虑到罗秋云资金被占用一年半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是否需要调整违约金，调整违约金的方式及结果，而非“酌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情不予支持全部违约责任的判决，不仅使罗秋云因楼裕祝、方文忠违约导致的全部损失无法得到任何救济，而且还使罗秋云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诉讼费。 楼裕祝答辩称：1、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方真实表示，是无效的，因此，楼裕祝不应承担罗秋云上诉中所指的相应的连带责任以及违约金。2、即便对股权转让协议和协商承诺书分别认定效力，协商承诺书中由公司向罗秋云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也违反《公司法》第三条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无效的。协商承诺书中约定由公司向罗秋云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股东非法转移公司财产，会影响公司对外的偿债能力，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应属无效。而担保具有从属性，在由公司分两笔支付转让款无效的情况下，楼裕祝承担的担保责任也应无效。3、退一万步讲，即使协商承诺书有效，楼裕祝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该协商承诺书签订在前，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后者对前者是修改和补充。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均发生了变化，因此具体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比例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来支付。据此，楼裕祝不应该承担涉案的所谓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更不存在因此产生的违约金及其他损失的赔偿责任。 方文忠答辩称：罗秋云要求方文忠按照两份协议承担违约金和诉讼费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协商承诺书中认为应该由公司向罗秋云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因此，承诺书所约定的公司支付行为是无效的，楼裕祝、方文忠所谓承担偿还责任的担保条款自然无效。2、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协商承诺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属于无效。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楼裕祝、方文忠、苏萤萤共同承担转让款，实际上公司已向罗秋云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协商承诺书约定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应属无效，方文忠无需向罗秋云支付违约金。 楼裕祝上诉称：1、依法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秋云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罗秋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认定楼裕祝、方文忠、苏萤萤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认为三位受让方具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再结合协商承诺书中楼裕祝、方文忠自愿对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判令楼裕祝、方文忠应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枉顾基本事实，于法无据。首先，涉案协商承诺书签订在前，约定如公司无力支付罗秋云转让股权所需价款的，由楼裕祝、方文忠承担连带责任。后各方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楼裕祝、方文忠和苏萤萤为罗秋云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并约定“对于受让方未能按照协议按时支付股权价款而导致的滞纳金以及其他对甲方的可能赔偿，楼裕祝、方文忠、苏萤萤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该两份协议互为补充，前者涵盖了转让背景、目的、对价、付款方式、担保责任，后者涵盖了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转让的比例、对价、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综合来看，各方早已知晓并确认由公司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项，结合一审中楼裕祝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罗秋云除了催讨款项，从未催促当事人各方履行股权转让相关程序的事实可知，罗秋云的本意及该案的实质系以公司资金弥补罗秋云的投资损失。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罗秋云转移公司资金合理化、合法化，该等行为显然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无效的。其次，即使将两份协议割裂看，协商承诺书中约定的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及后续的付款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相互独立的原则，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系无效的。而楼裕祝基于无效的主行为做的保证担保行为，理应无效。即使该协商承诺书有效，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支付，即由楼裕祝、方文忠、苏萤萤按各自的受让比例支付，该等约定也应视为对该协商承诺书付款方式及主体的变更，那么，苏萤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最大的受让方，理应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而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协商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二、本案的基本事实为，涉案公司创始人股东为楼裕祝、方文忠、吴和建三位。吴和建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在公司设立时拉拢自己的朋友罗秋云代其持股，因此，工商登记股东为楼裕祝、方文忠、罗秋云，其中罗秋云持有的其40%股权中有20%系代吴和建持有。吴和建从公司设立起就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在公司经营后期与罗秋云一起完全实际控制了公司，罗秋云、吴和建方为弥补自身投资亏损，以股权转让的名义从公司账户转走公司经营资金，导致公司进一步经营恶化，该股权转让行为从始至终未经任何股东会决议同意，亦未办理任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楼裕祝系受胁迫签订的相关协议，且该股权转让的最大受让方苏萤萤系罗秋云同居人，从罗秋云将股权转给苏萤萤却让公司承担股权转让费用可知其真实本意并非进行股权转让，而系假借股权转让名义弥补其投资亏损。后在公司资金无力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罗秋云起诉至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楼裕祝承担苏萤萤的股权转让款，后罗秋云撤回了原在江干区人民法院的诉讼，补充了所谓的股权代持协议，在下城区人民法院重新起诉。下城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中认定苏萤萤从公司设立时即为公司隐名股东，后罗秋云将其股权转让给楼裕祝、方文忠，且该等转让已经过股东会决议生效、同时一审法院认为楼裕祝、方文忠在公司设立时并未出资，且公司由其经营管理等均系其主观臆断，无任何事实及书面依据。事实上，楼裕祝、方文忠在涉案公司经营过程已合计亏损了200多万元，公司后期完全由罗秋云、吴和建掌管并领取工资。罗秋云、吴和建方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不仅未受任何损失，还通过工资、佣金以及所谓的股权转让款等从公司获取了利益，现公司尚有对外债务200多万元，罗秋云、吴和建的行为已给公司及公司债权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罗秋云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问题，回避了吴和建的真实股东身份问题，亦回避了罗秋云、苏萤萤、吴和建三人的真实代持情况。事实上，该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对于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如苏萤萤真如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的隐名持有公司20%股权，结合吴和建事实上通过罗秋云持有的20%股权可知，罗秋云共只持有公司40%股权，根本没有所谓的多余的股权用来转让。如该股权代持协议系真实的，苏萤萤所谓的隐名持有20%股份与吴和建事实上持有的20%股份系同一份额，即苏萤萤系替吴和建代持，则吴和建为何不直接找罗秋云代持，为何在江干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罗秋云从未提及该份代持协议的存在而选择撤诉，苏萤萤并非工商登记在册股东，无权替吴和建代持。结合该等实际情况可知，股权代持协议逻辑不通，真实性存疑，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前后矛盾，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枉顾本案基本事实，草率的判令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将给公司、公司债权人及股东造成巨大损失。 方文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秋云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罗秋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协商承诺书签订在前，且明确约定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楼裕祝、方文忠承担连带责任。时隔一天，各方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楼裕祝、方文忠和苏萤萤为罗秋云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转让价款由三方支付，但实际上，股权转让的首笔款项120万元确由公司支付。综合来看，各方早已知晓并确认由公司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项，且自2018年2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至今已有一年有余，罗秋云从未催促过任何一方进行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罗秋云的本意及本案的实质系以公司资金弥补罗秋云的投资损失。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罗秋云转移公司资金合理化、合法化，该等行为显然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无效的。二、即使本案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楼裕祝、方文忠也不应当承担剩余全部的价款。协商承诺书的核心在于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该约定违背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相互独立的原则、属于股东非法转移公司财产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无效。主债务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楼裕祝、方文忠担保的从行为亦应当被认定无效。另，协商承诺书签署在前、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在后，且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包含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是对协商承诺书核心内容的变更，也即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协商承诺书即失去法律效力。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楼裕祝、方文忠、苏萤萤是按照比例受让股权，在三方没有明确约定互为连带的情况下，三方应当各自承担股权转让款项。故即使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也不应当无视苏萤萤同为受让人之一的事实，判决由楼裕祝、方文忠承担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 罗秋云针对楼裕祝、方文忠的上诉一并答辩称：一、关于协商承诺书开具日期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首先，协商承诺书虽签订在前，但该承诺书并非出具给罗秋云的，而是出具给苏萤萤的，原因是股权转让协议大致条件已经谈定后，在协议签订前，三位买受人对股权转让款及支付形式进行了内部的约定，以免后续买受人内部因转让发生纠纷，故承诺书并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反而更证明协议是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有效约定。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提及付款方式，只是约定付款人和付款时间，付款人可以任何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并非必须使用公司款项支付，没有违背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相互独立原则。协商承诺书中虽约定了由公司付款，但这是楼裕祝、方文忠两位股东因资金不足，故在买受人内部约定了采用向公司借款的方式筹集股权转让款，由于楼裕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事实上也确实采用了这种方式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罗秋云作为出让方，且仅为投资股东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于股权转让款如何支付没有审查义务。最后，罗秋云之所以在一审中请求楼裕祝、方文忠对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主要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协商承诺书只是佐证，证明了楼裕祝、方文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就已经表明并承诺其二人对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协商承诺书的举证也是为了说明罗秋云未将苏萤萤作为连带责任人共同起诉的原因。二、楼裕祝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罗秋云对楼裕祝的主张均有真实合法的证据佐证，楼裕祝虽强调股权转让协议系其受胁迫签订，但其向法院举证的证据反而都证明该协议系各方多次协商一致的结果，甚至楼裕祝从事前内部协商承诺，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再到首笔款项支付，均完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其次，股权代持协议系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只要其委托代持人代持的行为没有侵害其他人的权益，就应受到保护。罗秋云虽曾于江干法院起诉后撤诉，系因需补充证据，而关于罗秋云的股权以及其代案外人持有20%股权的情况，也都在一审进行了陈述。至于罗秋云不再继续持有公司股权，是因为楼裕祝作为实际经营者，不仅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多次对投资股东进行欺骗、隐瞒，还屡次对罗秋云进行人身攻击，罗秋云出于个人原因，不再愿意代持股份，合理合法，楼裕祝没有干预的权利。关于罗秋云为何没有催促楼裕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因为罗秋云认为其作为已经实际出资且超额出资的股东，股权已经是其对公司享有的最后权益，是其利益的保障，且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约定变更登记的相关事项，罗秋云在买受人支付全部对价后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愿也合理合法，如楼裕祝对手续办理时间有要求，可与罗秋云协商。最后，罗秋云需要陈述以下事实：首先，楼裕祝在公司经营期间，曾多次向罗秋云和案外人吴和建表示公司经营良好，并多次承诺会将公司做大做强，仅依据楼裕祝上诉时提交的银行流水，公司在2015年至2017年三年期间已经有近1820余万元的收入入账，再按照楼裕祝、方文忠在一审中确认的事实，罗秋云及吴和建已向公司出资120万元左右，而楼裕祝和方文忠也已全额出资共计120万元，但最后按照楼裕祝的陈述是对外负债200余万元。其次，罗秋云、吴和建及方文忠从事的专业均与法律无关，但楼裕祝自称是法学专业出身，具备专业知识，有足够的能力在经营过程中规避自身风险。 方文忠对楼裕祝的上诉没有意见，楼裕祝对方文忠的上诉没有意见。 罗秋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楼裕祝、方文忠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2、判令楼裕祝、方文忠支付违约金14.0283万元[暂从2018年5月1日计至2019年7月18日，实际从2018年5月1日起算至楼裕祝、方文忠全部支付之日为止，计算公式：60万元*443天*19%/365天]；（上述款项共计74.0283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楼裕祝、方文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州饰合软装设计有限公司（下称饰合公司）于2015年5月8日成立，现登记股东为罗秋云、楼裕祝、方文忠。2018年2月8日，罗秋云（甲方）作为转让方与楼裕祝、方文忠、案外人苏萤萤（分别为乙、丙、丁）三人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方与受让方就转让方合法持有的饰合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事宜，经充分协商，达成协议。饰合公司是2015年5月8日依法成立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楼裕祝，注册资金200万元。饰合公司共有股东四位，分别为方文忠、楼裕祝、苏萤萤、罗秋云。其中方文忠、楼裕祝、罗秋云是显名股东，分别持有公司股权25%、35%、40%，苏萤萤是隐名股东，罗秋云持有的40%股权中有20%为苏萤萤所有。甲方自愿将甲方持有的20%股权有偿转让给乙丙丁三方，甲方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获得股东会的批准，转让后乙方所持公司股权比例为38%，丙方所持公司股权比例为28%，丁方所持公司股权比例为34%。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享有该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件，以180万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股权转让给乙丙丁三方，乙丙丁三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受让方同意按以下方式支付价款：乙丙丁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期款项120万元；第二期款项60万元于2018年5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丙丁三方承担。如乙丙丁三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期一天，应按迟延部分价款按同期银行利息的四倍赔偿支付滞纳金。2018年2月7日，楼裕祝、方文忠向罗秋云出具协商承诺书一份，载明：因饰合公司自成立至今由楼裕祝、方文忠进行管理运营，前期因二人入股资金未完全缴纳造成公司及其他股东不可估量的损失，且实际运营情况与先期各股东期望不符，其行为未获得股东罗秋云的认可，经股东大会协商一致确定，由楼裕祝与方文忠补齐未缴纳的股本资金，并承担罗秋云转让股份所需180万元的连带责任，公司2018年2月10日支付120万元给罗秋云后，另60万元约定于2018年5月1日支付给罗秋云。如2018年5月1日前公司无力偿还此款项，此款项由楼裕祝与方文忠二人个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并与公司其他股东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楼裕祝、方文忠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理由主张其无效。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罗秋云、楼裕祝、方文忠等成立及经营饰合公司过程中，罗秋云及案外人吴和建向饰合公司出资或投资了共计116万余元，但楼裕祝、方文忠未完全缴纳出资资金，公司实际由楼裕祝、方文忠经营，因运营情况未达到股东期望，罗秋云与楼裕祝、方文忠签订协商承诺书，罗秋云将其股权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楼裕祝、方文忠，楼裕祝、方文忠作为共同债务人并承诺由其二人承担责任。各方此后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述事项再次确认。案外人苏萤萤与罗秋云存在何身份关系等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楼裕祝、方文忠提交的其余证据以及其所称饰合公司报案称楼裕祝存在职务侵占的情形，亦不能说明罗秋云存在胁迫签订协议的情形。故以上过程中，并未见存在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罗秋云将其股权转让给楼裕祝、方文忠等，结合其前期投入的资金金额，并不能因此后公司经营亏损或盈利而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显失公平。故楼裕祝、方文忠主张合同无效的意见难以采纳。楼裕祝、方文忠共同作为受让方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结合协商承诺书中二人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罗秋云要求楼裕祝、方文忠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的请求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内部份额问题可待实际履行义务后再行处理。关于违约金，考虑到公司的经营状况等，酌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楼裕祝、方文忠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罗秋云股权转让款60万元；二、驳回罗秋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03元，减半收取5601.5元，财产保全费4221元，两项合计9822.5元，由楼裕祝、方文忠负担7961元，由罗秋云负担1861.5元。 二审期间，楼裕祝提交下列证据：1、根据各银行对账单制作的清单，欲证明楼裕祝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公司经营中存在亏损；2、民事判决书三份，欲证明公司目前对外大量负债。罗秋云和方文忠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罗秋云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即使按此清单，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是比较好的，近三年有将近1820万元的营业收入；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案涉公司存在法律纠纷的事实，不能证明负债的事实。方文忠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罗秋云对证据1真实性及对证据2关联性所提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虽签署于协商承诺书出具的次日，但其内容中并无协商承诺书已被替代或作废的表述，相反，楼裕祝和方文忠通过饰合公司账户向罗秋云支付第一期12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及罗秋云仅要求楼裕祝、方文忠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均与协商承诺书内容印证。同时，鉴于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方饰合公司在付款后可通过向有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的股东追偿的方式取回上述款项，故该付款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饰合公司资产的减少。据此，楼裕祝、方文忠关于协商承诺书无效以及承诺书中的付款方式及主体已变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罗秋云与案外人吴和建共同向饰合公司出资116万余元，在其自认因楼裕祝经营不善已导致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楼裕祝和方文忠承诺向罗秋云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在考虑公司经营状况后酌情对罗秋云主张的违约损失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3元，由罗秋云负担2123元，由楼裕祝负担4540元，由方文忠负担45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祖 辉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