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迎春，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天烛峰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姚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兆山，山东岱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照杰，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迎春、王旭，被上诉人昊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兆山、申照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忽视涉案1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及付款入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入账单、材料入库单等书证原件的证明力，认定双方“先开收据后付款”、昊华公司未收到涉案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错误。（一）收据是昊华公司收到货款凭证的最直接证据，其证明效力不因汇票背书情况、汇票的交付方式而受影响。昊华公司开具收据，并在交款收据事由栏注明了与收据金额对应的亿利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票号。收据内容明确、具体，是昊华公司作出的确认其已收到货款的明确的意思表示。涉案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未记载昊华公司的名称不能否认昊华公司取得汇票。昊华公司非经背书转让取得了汇票，并依法获得汇票权利。双方交易中一直通过邮寄方式交付纸质承兑汇票，由于快递公司后台数据最多保留一年，客观上无法提供快递单号等邮寄凭证信息。昊华公司在交易后两年多时间对交付事实并无异议。因亿利公司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昊华公司返还2400万元货款，昊华公司本案中挑选13张纸质承兑汇票作为诉讼标的起诉亿利公司。（二）双方交易习惯均是“先款后货，先付款后开收据”，能够证明亿利公司款项支付的事实。昊华公司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当天，会向亿利公司开具了与本案收到纸质承兑汇票后形式完全一致的发票与收据，收据上同样记载了票号，认可其收到以对应票号的承兑汇票。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且双方对债务清偿抵充顺序并无特别约定，足以认定双方并未采取滚动交易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828号的民事裁定也说明双方并非以滚动模式交易，而是采取一个合同履行完毕后再签订、履行下一个合同的模式进行交易。（三）一审法院不审核昊华公司大量与市场交易逻辑常理相悖的行为，否定收据效力错误。昊华公司认可收据的真实性，其没有必要违反合同约定，在未收到货款前便向亿利公司发货并开具收据。如亿利公司未付款，自合同签订15日内，昊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昊华公司不仅未提出解除合同，还为亿利公司开具收据。昊华公司在交易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亿利公司催要过货款，也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如亿利公司未付款，昊华公司在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再开具收据。昊华公司向亿利公司开具了两张收据，在未收到第一张2016年6月8日收据对应的货款以前，不可能时隔一个月后，2016年7月7日再向亿利公司开具第二张收据，表明其已收到货款。二、原审法院未审查昊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反言问题、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曲解北京两院判决“根据收据即确认支付货款”的真实涵义，认定昊华公司未收到涉案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错误。（一）昊华公司在庭审中对其如何获知涉案承兑汇票的票号、其与亿利公司过去是否存在类似交易、主张亿利公司欠付合同价款的数额等问题上均存在反言问题。关于如何获取承兑汇票的票号问题，昊华公司原审一审时回答亿利公司向其提供1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原审二审时回答亿利公司通过网络图片的方式发送涉案承兑汇票的票号，重审一审时回答亿利公司通过传真的形式传送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在涉案票据数额如此巨大且双方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尚未终止的情况下，昊华公司理应保存当时传真的凭证并提交法庭。至于亿利公司什么时间段持有涉案汇票的问题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二）原审法院依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本案事实，但其认定过程及判决结果却违背北京两院的判决要旨。北京法院依据收据也认定了昊华华东化工公司已支付货款的事实。三、原审法院否认收据作为收到货款凭证的证明效力，违背多个判例确认的司法规则。 昊华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二、就涉案十三张汇票直接背书后手一审法院进行了调查，经查并没有上诉人的任何信息，所有票据与上诉人无关联性,可见上诉人没有持有过涉案票据。上诉人主张“空白”承兑汇票和“已经交付”观点不成立。三、原审法院让双方提供账目，被上诉人提供了真实完整的财务账目,上诉人却不予配合，将账目拆解篡改，掩盖账目真实内容，阻碍一审法院查明账目内容。四、重审期间，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相关证据：1、新华网公布的《内蒙古破获涉案金额1.5亿余元的特大票据诈骗案》，该案件报案人是本案上诉人，嫌疑人是本案十三张票据出票人的实际控制人王华平，一审法官远赴内蒙古公安机关进行了核实，按照该案发模式，本案上诉人并没有持有票据，不可能交付被上诉人。2、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142号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202号判决书中记载，本案部分票据(31980131-31980134、31980136)在被上诉人出具收据（2016年7月7日）之前,即在2016年6月25日就流转到票据背书记载后手昊华华东化工公司名下。即在被上诉人2016年7月7日出具收据时，不可能收到收据上记载的票据，可见上诉人在诉讼中进行了虚假陈述。综上，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昊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原告欠付的货款17420007.6元，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2016年7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截止至起诉之日利息损失暂计1997280.9元），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7日，原告泰安昊华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被告亿利公司签订编号为CD1605270058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聚氯乙烯树脂，总价款30000000.45元，合同第十条约定“买方要在15日内到款，否则卖方有权解除合同”。2016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6张，总计金额30000000.45元。2016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被告纸质银行承兑汇票7份（票号：3070005131980119、3070005131980118、3070005131980113、3070005131980112、3070005131980114、3070005131980115、3070005131980116），总金额29900000元。2016年6月9日，原告泰安昊华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被告亿利公司签订编号CD16060910199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聚氯乙烯树脂，总价款30000006.75元。2016年6月14日，被告以电子承兑汇票的方式分四笔向原告支付货款3000000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就上述电子承兑汇票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6月17日，被告交付原告一张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日由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6张，总计金额30000006.75元。2016年6月21日，原告泰安昊华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被告亿利公司签订编号CD1606211001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聚氯乙烯树脂，总价款30000000.4元。2016年6月30日，被告以电子承兑汇票的方式分四笔向原告支付货款1848000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就上述电子承兑汇票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7月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被告纸质银行承兑汇票6份（票号：3070005131980131、3070005131980132、33070005131980133、3070005131980134、070005131980135、3070005131980136，2016年6月23日出票），总金额11520000元。2016年7月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6张，总计金额30000000.4元。2016年7月11日，原告泰安昊华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被告亿利公司签订编号CD1607111006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聚氯乙烯树脂，总价款31000003.75元。2016年7月12日，被告以电子承兑汇票的方式分八笔向原告支付货款24000000元。2016年7月13日，原告向被告就上述电子承兑汇票出具《收款收据》。以上前三份合同的货款总金额为90000007.6元，双方均认可第四份合同原告没有发货。关于货款的支付情况，原告主张被告共支付货款72580000元（先期48580000元+后又支付24000000元），被告尚欠货款17420007.6元；原告主张其虽然于2016年6月8日和2016年7月7日分别向被告出具了收到被告纸质银行承兑汇票7份、6份的《收款收据》，但被告并未向其交付承兑汇票原件，仅向其出具过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汇票票号及金额是原告根据被告出具的复印件书写上的。被告则辩称其已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原告交付了上述13张纸质承兑汇票41420000元，其向原告交付的电子承兑汇票和纸质承兑汇票合计114000000元，因此前三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四份合同由于原告未供货，所以被告于2016年10月27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第四份合同、泰安昊华公司返还2400万元货款并支付利息。该案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内民终审498号判决书，确认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支付的2400万元系第四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并判令原告退还被告。泰安昊华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现最高人民法院还未对该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因原被告双方实际争议的13张纸质承兑汇票金额总共为41420000元，故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数额，原告表示因（2018）内民终审498号一案尚在再审审查中，现在原告追加诉讼请求不合适，且原告认为最高院的再审结果也不会影响本案判决，故在本案中不增加诉讼请求的数额。2018年9月14日，原告依据原审法院发放的律师调查令前往开票银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调取了涉案1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详细出票及背书信息情况，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信息显示，出票人均为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本案被告亿利公司，被背书人中均没有原告公司的名称，也没有原告公司的任何信息。本案发回重审后，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到涉案的13张纸质汇票记载的被告公司的直接后手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上虞市汇和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尚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昊华华东化工公司、浙**耀新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调查，这些后手公司除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还能联系到人以外，其他公司均未找到，但是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回复称公司因进入股权转让挂牌时期、原始凭证及账册都已按要求进行封存、且当时的业务负责人和业务人员均已离职，因此对于2016年6月出具的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无法说明相关情况；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口头回复称，涉案票据上盖的该公司的印章是假的，因为汇票上该公司的章是方形的，但公司的真章是圆形的，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公章已被股东收走，因此不方便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2019年6月，原告依据原审法院发放的律师调查令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调取了案号为（2017）京0115民初5142号的一审庭审笔录、一审判决书、该案原被告举证证据以及二审（2018）京02民终1202号生效判决书。在2017京0115民初5142号判决书中载明，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给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出具了收到票据尾号为131、132、133、134、136号票据的收据，并且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陈述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帮其将以上汇票带到北京交给了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据此主张：本案被告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时间是2016年6月25日之前，在2016年6月25日之后流入下手昊华华东化工公司，此时本案被告不再持有银行承兑汇票，而本案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的时间是2016年7月7日，该时间“收款收据”载明的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在2016年6月25日转到下手昊华华东化工公司，被告此时已经不持有银行承兑汇票，根本不可能交付给本案原告。被告对原告的前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北京两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确认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是在6月25日收到的汇票，因此北京法院的判决不能证明汇票流转至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手里就没流转到原告手里。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原告为何在没有收到涉案纸质汇票的情况下就给被告开具收据。原告的解释是，双方的交易惯例就是先开收据后付款，被告公司很大，原告认为被告不会欠原告的钱，原告还在收据上标明了票号；收据上载明的票号是原告根据被告传真过来的复印件写上的，收据是和发票是一块邮寄给被告的；之后因为原告一直没有收到收据上载明的纸质汇票，所以原告就一直向被告催要货款，原告认为双方一直是滚动付款，所以认为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支付的24000000元系前三份合同的货款而不是第四份合同的货款。庭审中经询问，被告认可其皆从出票人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涉案纸质汇票。原审法院询问被告是在何时从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的汇票，何时将汇票交付给本案原告的，并要求被告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在庭后以书面形式回复称，因为时间太长，被告公司已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从前手公司取得的汇票，当时前手公司也是通过邮寄方式交给被告的，双方一直对付款情况无异议，就没有保留邮寄证据；被告公司已将涉案纸质汇票以邮寄的方式支付给了原告，至于邮寄时间及详情，因为快递信息只能保留一年，所以已无法提交相应证据。庭审中，原告曾提交账目一份，证明根据原告账目显示，被告2016年欠原告款项17420007.6元，原告没有关于收到涉案纸质汇票的记载。被告对此不认可，主张该证据系由原告内部制作，不具有客观事实性。原告则主张，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账本进行了人为的拆分，账目丧失了客观真实性，已经不能反映账目的真实面目，如果进行审计，被告账目已经没有可参考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涉案货物后，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履行及时足额付款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的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被告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给原告。第一、被告称其已将双方争议的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了原告，但该1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被背书人信息中未记载原告公司名称，也没有原告公司的印章。被告虽提交了原告出具的收据，但在原告否认收到被告纸质承兑汇票的情况下，被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票据已经交付给原告。被告主张邮寄交付了涉案汇票，涉案汇票两次邮寄的数额分别为2990万元和1152万元，数额巨大，流通性强，如此重要的票据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本来就存在较大风险，故应保留好邮寄凭证，即使过去两三年，在原被告该案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尚未终结的情况下，被告也应保存好邮寄凭证，但被告却无法提交邮寄的证据予以证实。第二、庭审中，询问被告是在什么时间段持有涉案汇票，是何时从出票人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的汇票，何时将汇票交付给本案原告的，并要求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如邮寄凭证、账目记录凭证）予以证实。被告作为一家注册资本高达壹拾壹亿叁仟玖佰万元的大型公司，财务管理应当规范明确，相应记账凭证应当完备可靠，但在本案中，涉及数额如此巨大的13张纸质汇票，其取得汇票、交付汇票的相应证据均无法提供，此与常理不符。第三、在北京两院审理的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与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给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出具了收到尾号为131、132、133、134、136号票据的收据，并且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陈述是出票人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帮其将以上汇票带到北京交给了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北京两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确认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是在6月25日收到的汇票，但该案能佐证本案汇票存在的疑点。在涉案汇票背书信息中没有原告名称、本案被告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何时收到涉案汇票且已向原告交付涉案汇票的前提下，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与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更能佐证本案被告亿利公司并没有交付给泰安昊华公司涉案汇票。综上分析，对被告已通过邮寄方式将涉案的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原告的辩称不予采信。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的总额共计41420000元，由于原告坚持认为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支付的24000000元系前三份合同的货款，因此原告主张前三份合同被告剩余17420007.6元货款未付。且经释明，原告表示在本案中不增加诉讼请求的数额，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17420007.6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适用的变化，自2016年7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货款17420007.6元；二、被告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17420007.6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60元，由被告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亿利公司是否已向被上诉人昊华公司支付货款17420007.6元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交付纸质银行承兑汇票13张，金额共计4142万元，其中包括支付被上诉人本案所诉的17420007.6元货款。被上诉人主张其未收到上诉人所述的13张纸质承兑汇票。上诉人向法庭提交2016年6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金额共计2990万元的7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收据和2016年7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金额共计1152万元的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收据。两份收款收据金额共计4142万元，收据事由一栏均载明银行承兑汇票的编号及票面金额，且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诉人主张交付的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的编号及票面金额完全一致。两份收款收据上均加盖了昊华公司财务专用章，昊华公司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收款收据系被上诉人出具，证实被上诉人已收到收据载明的货款4142万元，同时也证明上诉人是以交付1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称其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出具了收款收据，应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推翻收款收据证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以汇票记载的上诉人直接后手并非被上诉人为由主张上诉人没有向其交付汇票，关于13张银行承兑汇票未记载被上诉人为被背书人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在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的情况下将汇票邮寄给被上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上诉人未将被上诉人记载于被背书人栏内而直接向被上诉人交付汇票，属于票据流转的合法形式，被上诉人收到空白背书的汇票后仍可向他人继续票据流转。故被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未收到汇票，亦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的被上诉人收到13张承兑汇票的事实。 关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上诉人作为买方需在合同签订15日内付款，款到发货。关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多笔买卖合同业务，2016年度的合同分别为2016年5月27日、2016年6月9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7月11日签订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被上诉人本案中不认可收到的上述13张纸质银行承兑汇票的货款系2016年5月27日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2990万元与2016年6月21日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1152万元。1、2016年5月27日合同项下的剩余货款10万元，被上诉人在收到10万元纸质承兑汇票后于2016年6月17日向上诉人开具相应款项收款收据。2、2016年6月9日合同项下的货款30000006.75元，被上诉人在2016年6月14日收到上诉人以电子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3000万元后，同日向上诉人出具相应款项收款收据。3、2016年6月21日合同项下的剩余货款1848万元，被上诉人在2016年6月30日收到上诉人以电子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1848万元后，同日向上诉人出具相应款项收款收据。4、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2016年7月11日合同项下31000003.75元货款中的2400万元，被上诉人在2016年7月12日收到上诉人以电子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2400万元后，2016年7月13日向上诉人出具相应款项收款收据。所以，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约定款到发货，涉案13张汇票的货款对应的货物被上诉人已经发货，表明被上诉人应系收到13张汇票货款后向上诉人发货。从双方多份买卖合同履行的交易习惯看，双方之间同年度的多份合同均系在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以汇票支付的货款后再向上诉人开具收款收据和增值税发票，亦表明被上诉人在开具本案2016年6月8日的2990万元和2016年7月7日的1152万元时已收到上诉人以汇票支付的相应货款。故依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亦应认定上诉人已支付被上诉人所诉的涉案货款。被上诉人称其在没有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不予采信。而且，若被上诉人在2016年6月8日向上诉人开具2990万收据后，未收到2990万元汇票，在时隔一个月后，于2016年7月7日在未收到1152万元汇票的情况下再次向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违背交易惯例和风险常理。故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证实其主张，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被上诉人主张未收到收款收据上载明的货款，不予采纳。 至于被上诉人主张内蒙古公安机关侦查的上诉人报案的宁波市昊华包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王华平涉嫌票据诈骗的刑事案件，上诉人称其报案的王华平涉嫌诈骗的票据并非本案所涉13张汇票，王华平诈骗案件与本案汇票无关。被上诉人亦认可王华平票据诈骗案中不涉及本案13张汇票，故被上诉人以此推定上诉人不持有本案13张汇票依据不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与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系本案部分汇票中上诉人的直接后手，其陈述的汇票流转情况仅系当事人陈述，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不认可，且该法院亦未认定昊华华东化工有限公司的后手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在6月25日取得汇票，故不能仅依该陈述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本案收据出具时上诉人不持有涉案汇票的情况。 综上所述，收款收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已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本案双方争议的17420007.6元货款，上诉人已依法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本案中诉求上诉人支付货款17420007.6元及利息损失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2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30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03.7元，均由被上诉人泰安昊华塑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梁丽梅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