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6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金武，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英，女，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俞鹏，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利芳，女，197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星星，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金凡，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徐金武、吴英因与被上诉人陈利芳、原审被告徐金凡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金武、吴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星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徐金武父母共生育包括徐金武、徐金凡在内的兄弟姐妹3人。陈利芳与徐金武于2010年4月相识，××××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元旦举行婚礼，未共同生育子女；婚后两人常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关系不和；××××年2月起两人开始分居生活。××××年9月15日，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根据需要，对徐金武户拟被搬迁房屋、附属物、装修等进行评估后出具《搬迁房屋分户估价报告》，以××××年8月30日为估价时点，徐金武房屋、附属物、装修等的评估价值为652751元。分户报告显示：“房屋一”为砖混结构、206.36㎡、单价645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33102元，“房屋二”为砖混结构、115.89㎡、单价530元／㎡、补偿金额61422元，“房屋三”为砖混结构、45.04㎡、单价509元／㎡、补偿金额22925元，“房屋四”为钢结构、37㎡、单价183元／㎡、补偿金额6771元，“房屋五”为阳光棚、9.27㎡、单价71元／㎡、补偿金额658元，“房屋六”为采光棚、20.84㎡、单价95元／㎡、补偿金额1979元；“地坪”129.05㎡、单价60元／㎡、成新率98%、补偿金额7588元，“围墙”，87.15㎡、单价290元／㎡、成新率100%、补偿金额25274元，“不锈钢大门”，1项、单价4500元／项、成新率100%、补偿金额4500元，“阳光雨棚”1项，单价2500元／项、成新率100%、补偿金额2500元，“井”，1口、单价2000元／口、成新率98%、补偿金额1960元，“狗蓬”，1项、单价500元／项、成新率100%、补偿金额500元，“苗木移植费”、1项、单价10000元／项、成新率100%、补偿金额10000元，“宕渣”、300㎡、单价30元／㎡、成新率98%、补偿金额8820元，“沼气池”、1项、单价5000元／项、成新率98%、补偿金额4900元，“涵管”、1项、单价2000元／项、成新率98%、补偿金额1960元，“石坎”、200㎡、单价130元／㎡、成新率98%、补偿金额25480元，“架空层”、172.62㎡、单价80元／㎡、成新率98%、补偿金额13533元，“水电补差”、322.25㎡、单价100元／㎡、成新率98%、补偿金额31581元。所附的平面图显示：房屋一、二、三、四、五、六的一楼106.29平方米、66.33平方米、22.04平方米、18.50平方米、20.81平方米；房屋一、二、三、四的二楼建筑面积分别为100.07平方米、49.56平方米、23.00平方米、18.50平方米。××××年9月30日，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教园综合体项目分公司（甲方）与徐金武（乙方）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乙方被搬迁房屋坐落富春街道三联村大畈洋27号，建筑面积367.29㎡、附房建筑面积67.11㎡；乙方选择调产安置方式；被搬迁房屋补偿389583元、附属房屋补偿9155元、被搬迁房屋装饰补偿285498元、室外附属物补偿140396元、ＣＰＩ上涨系数补助42412元；以上小计867044元；乙方在册安置人口2人，临时安置补助费28000元（＝500元／人／月×2人28个月）、搬家费补助2000元（＝1000元／次×2次）、有线电视电话机补助958元，以上小计30958元；根据《富阳市高教园综合体开发建设涉及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奖励办法的规定，乙方的奖励补偿为评估奖5000元、签约奖25000元、腾空奖30000元、回迁奖16000元（乙方按时选择安置房并结清房款的，甲方给予乙方按在册安置人口人均80㎡，给予100元／㎡的奖励，该奖励金额在安置房交付使用时进行结算）、入住多高层公寓鼓励奖40000元（乙方主动配合搬迁工作，按时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被搬迁房屋及按时回迁的，按在册安置人口给予每人20000元的奖励，该奖励金额在安置房交付使用时进行结算）、优惠奖／元（对允许每人按成本价再购买30㎡或40㎡高层安置房的被搬迁人，给予安置人口400元／㎡的购房价奖励，按成本价选择购买30㎡或40㎡小高层安置房的被搬迁人，给予按安置人口300元／㎡的购房价格奖励；对选择多层公寓安置；对选择多高层公寓的被搬迁人，因户型不可分割的因素，造成实际购房面积超过规定面积的，在5%（含）范围内成本价购房的安置房面积部分，给予按安置人口250元／㎡的购房价格奖励）；以上小计60000元＋56000元；安置房地点富春街道三联村，按谁先腾空房屋（凭腾空证明）谁先优先选号的原则进行，具体选好时间另行明确；乙方符合多（高）层安置房安置人口3人，最多可享受多（高）层公寓楼安置面积为150㎡，按重置价740元／㎡安置；如果选择多层公寓安置的，允许按成本价2400元／㎡购买高层或按2200元／㎡购买小高层公寓楼面积为90㎡；如果选择高层或小高层公寓楼安置的，允许按成本价2400元／㎡购买高层或按2200元／㎡购买小高层公寓楼面积为120㎡；楼层差价根据省市有关规定进行结算；因户型不可分割的因素，造成实际购房面积超过规定面积的，则5%范围内多层按成本价2000元／㎡购买，高层按成本价2400元／㎡或小高层按成本价2200元／㎡购买，在5%以上的部分按市场价购买；多高层或小高层公寓竣工后，重置价、成本价低于购房协议书上的价格，按实际价结算，高于购房安置协议书上价格的，按协议书上安置价格执行；依据协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房屋搬迁补偿金额合计958002元，根据补偿安置方案中关于差价款结算的规定，乙方应预交购房款150000元，应在甲方支付乙方的补偿款中扣减（预交的购房款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给予结算返还），具体结算在安置房交付前结算，多退少补；结合上述，甲方应支付给乙方808002元，其中70%计565601元，在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之日内付清，剩余30%计242401元，在乙方腾空房屋，甲方验收合格并出具房屋腾空登记证明10个工作之日内付清；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于××××年11月15日前腾空房屋交于甲方拆除，乙方在腾空房屋后，应及时通知甲方验收，甲方验收合格的，出具房屋腾空证明；等等。签约后，徐金武先行领取了部分款项；后经陈利芳向徐金武交涉，徐金武支付陈利芳20000元。此前发布的《富阳市高教园综合体开发建设涉及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载明：立户界定：在实施范围内的被搬迁人的立户界定，按富阳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中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规定执行。安置人口界定：按实施搬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农业人口计，农业人口按一人一计，已婚尚未有子女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独生子女或超过35周岁的未婚大龄青年按两人计等。××××年12月11日，涉诉被搬迁房屋被富阳市富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徐金武不服该强制拆除具体行政行为，于××××年12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3年5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杭富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确认富阳市富春街道办事处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4年1月22日，陈利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徐金武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浙ＡＵ××××汽车一辆、徐金武存入银行的存款150000元以及房屋搬迁补偿款）。在该案审理中，徐金武称在与陈利芳结婚后与其母亲共同居住于涉诉房屋，该房屋系其父母建造，父亲去世后应归其与母亲共有，与陈利芳结婚前其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和装修并修建了附房，其于××××年12月8日存入银行150000元系房屋搬迁补偿款的一部分，后其将该存款从银行取出，并购买浙ＡＵ××××小型普通客车一辆，相应财产均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利芳无权分割。在该案审理中，徐金凡到庭陈述称，其系徐金武的哥哥，徐金武的住房是父亲徐祝根和母亲陆云娣于1969年建造，母亲以前与徐金武一起生活，搬迁后与其一起生活；徐金武虽然结婚前对父母的住房进行了翻建装修和扩建附房，但该房屋老母亲和与其均有份，不是徐金武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与母亲均拥有部分份额，其与母亲均要求主张权利等。在该案中原审法院还查明，徐金武于××××年12月8日在农村合作银行存入150000元，定期一年，取得特种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一份；××××年8月24日，徐金武将该款取出；徐金武于2013年6月17日从他人处转让取得江铃全顺浙ＡＵ××××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该车登记在徐金武名下，双方同意对该项财产折价75000元进行分割；陈利芳与徐金武无共同债权债务。案经审理，原审法院认为，对于陈利芳主张的搬迁赔偿款，因徐金武不服富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具体行政行为，于××××年12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已判决确认富春街道办事处于××××年12月11日强制拆除涉诉房屋的行为违法，由于徐金武未按《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该协议部分款项的兑现尚不确定，加上徐金凡认为搬迁协议中涉及10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相对应的搬迁补偿款，其和母亲都拥有部分份额，要求分割，因此陈利芳可就该项性质一时确实难以查清的财产分割问题另行处理，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杭富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准予陈利芳与徐金武离婚，浙ＡＵ××××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归徐金武所有，徐金武支付陈利芳该项财产折价款375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陈利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年××月××日，徐金武与吴英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7年6月13日，吴英将其户口迁入徐金武户内。徐金武及吴英确认，陈利芳户口目前仍在徐金武户内，自吴英将户口迁入三联村后至今未曾与相关部门签订补偿（补充）协议，但所家庭成员，有权享有相应的补偿，包括安置房屋。2018年11月9日，徐金武与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三联嘉苑”安置房确权协议书》两份，确认徐金武选定安置房为“三联嘉苑”23号楼508室、建筑面积139.11平方米和“三联嘉苑”24号508室、建筑面积139.11平方米。在《富春街道高教园区“三联嘉苑”分房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中载明：徐金武户实际安置人口3人、协议安置人口3人、新增人口0；计息时间××××年9月30日、计息期82、计息年利率4%、可安置面积240㎡、实际安置面积240㎡、享受重置价面积150平方米、实际享受成本价面积90㎡、23-508室房价105723.60元、24-508室房价458608.80元，合计应收563792.40元；预扣购房款150000元、购房款押金利息41000元、回迁奖16000元、鼓励奖40000元、原协议人口过渡期补贴（500元／月人）10000元、新增人口过渡期补贴0元，应付合计257000元；应补（退）房款306792.40元。本案审理中双方均确认所涉两处安置房屋均共为5层，第6层为跃层。徐金武及吴英称，目前其两人居住在24幢508室，而23幢508室已出租外地人。陈利芳称房屋实际居住、使用情况不清楚。2019年2月11日，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徐金武（乙方户主代表）签订《富阳区富春街道高教园综合体工程三联嘉苑安置协议》一份，载明：乙方核定安置人口3人，其中调产安置3人，共选择安置房2套：三联嘉苑23号508室、建筑面积139.11㎡、安置房结算价款105723.60元；三联嘉苑24号508室，建筑面积139.11㎡、安置房结算价款458068元；上述安置房结算价款合计563792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被搬迁房屋预扣购房款150000元、预扣房款利息41000元、过渡期（含装修期）补助费10000元、回迁奖16000元、鼓励奖40000元，以上补偿费用合计257000元；相抵后差价款306792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安置房与被搬迁房屋差价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的，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指定的银行账户缴款款项；乙方在交清安置房与被搬迁房屋差价款后，凭银行出具的交款凭证，向甲方办理入户通知，由甲方盖章确认，乙方凭此证明向三联嘉苑物业公司缴纳相关费用后，办理安置房钥匙领取手续；等等。徐金武及吴英均称，相关协议所涉补偿款、安置房屋等均已按约结清、履行。2019年7月24日，陈利芳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案由，以徐金武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确认其享有135平方米房屋安置面积（价值约1350000元），由徐金武向其支付搬迁安置赔偿款433522元（被搬迁房屋、附属用房及被搬迁房屋装修等补偿款）以及评估奖、签约奖、腾空奖、回迁奖、回迁鼓励奖、购买30平方米高层优惠奖等76000元。诉讼中陈利芳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坐落于三联嘉苑23号楼508室（面积为139.11平方米）归陈利芳所有并立即支付；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由徐金武支付搬迁安置赔偿款433522元（被搬迁房屋、附属用房及被搬迁房屋装修等补偿款）；3.由徐金武支付评估奖、签约奖、腾空奖、回迁奖、回迁鼓励奖、购买30平方米高层优惠奖共计人民币73000元（上述第2、3项合计506522元，减去第一项中购房款281896.20元，总计224625.80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是指婚姻关系解除后，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纠纷，分割的对象是离婚时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所涉被拆除的房屋的土地使用者为徐金武的父亲徐祝根，房屋的建造年代远在陈利芳与徐金武结婚之前，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徐祝根过世后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已对该财产进行过分家析产处理；徐祝根的另一儿子徐金凡在前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其与母亲对10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拥有份额并主张分割，因此案涉纠纷并非婚姻关系解除后男女双方的财产处理纠纷，而是涉及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应将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共同被告并对家庭共有财产提出分家析产诉讼，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浙0111民初4864号民事裁定，驳回陈利芳的起诉。本案审理中陈利芳称，“房屋一”第一层靠右边的一半（50平方米左右），是××××年××月后添加上去的，另外一部分是其与徐金武结婚前就有的，第二层均在两人婚后建造；“房屋二”、“房屋六”其没有参与建造；“房屋三”、“房屋四”、“房屋五”均为两人婚后建造，具体于2010年7、8月开始动工，于××××年元旦建造完毕；当时还向其姐姐借款20000元用于建造房屋；装修同时进行；其在离婚时从徐金武处拿到20000元时尚处于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徐金武称，其共有三兄妹，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在其与陈利芳离婚时已去世，母亲于2017年去世，母亲在世时户口开始与其在一起，在涉案被搬迁房屋评估前母亲与哥哥徐金凡的户口在一起的，房子总共有3间。 陈利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金武依法支付搬迁安置赔偿款（被搬迁房屋、附属用房及被搬迁房屋的装修等）383645.50元；2、判令徐金武支付评估奖、签约奖、腾空奖、回迁奖、回迁鼓励费、购买30㎡高层优惠价共计73000元；3、判令坐落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号××室××㎡）归陈利芳所有并立即交付（价值1390000元）；上述第1、2项合计456645.50元，减去第3项中的购房款281896.20元，共计1564749.30元；4、本案诉讼费由徐金武、徐金凡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讼争焦点主要有：此前被搬迁房屋的性质，即是否为陈利芳与徐金武夫妻共有、是徐金武个人所有还是其与徐金凡及母亲等共有？搬迁安置人口的确定，即除徐金武为涉案搬迁安置人口各方均无异议外，协议中约定的其余两个被安置人口到底该如何确定，是陈利芳，还是吴英，以及另一个被安置人口？关于被搬迁房屋的性质：徐金武主张涉案房屋均建成或翻修于其与陈利芳婚前，陈利芳认可“房屋一中一楼的一部分”、“房屋二”、“房屋六”系婚前徐金武的财产，但主张其余房屋为其与徐金武婚后翻修。陈利芳所提交的十组证据材料中，仅其中的第九组即由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其主张，其余各组证据材料，均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相关房屋建成或翻修的具体时间，而由王某出具的证明，如前已述，原审法院无法予以认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陈利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外，从各方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看，涉案被搬迁房屋仅涉及徐金武所在户，即户内人口2人、安置人口3人，与徐金凡及其母亲并无直接的关联，最终补偿及安置，也与徐金凡及其母亲无关。关于搬迁安置人口的确定：虽然涉案《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形成时间从文本本身无法确定，但通常情况下，此类安置方案均形成于相关房屋被搬迁之前。《分户评估报告》形成于××××年9月15日、《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形成于××××年9月30日，该协议确认徐金武户内当时“在册安置人口2人”、“符合多（高）层安置房人口3人”，而当时徐金武户内人口仅徐金武与陈利芳2人，并无其他人员；虽然《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签订于2018年11月9日和2019年2月11日，此时陈利芳与徐金武已离婚，且徐金武与吴英已另行组成新的家庭，但相应的被搬迁安置人口仍应按《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载明的“安置人口界定：按实施搬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农业人口计，农业人口按一人一计，已婚尚未有子女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予以确定，涉案房屋被“实施搬迁”的时间在××××年（签约）或××××年（实际被拆除），此时陈利芳与徐金武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吴英尚未与徐金武结婚；结合《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中记载的“新增人口0……原协议人口过渡期补贴……新增人口过渡期补贴0元”以及徐金武、吴英均确认在其两人婚后并未就吴英是否可安置补偿问题与相关部门签订补充协议、徐金武因不服街道办“强制拆除”而提起行政诉讼、搬迁安置本身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等因素，原审法院有理由确定涉案“在册安置人口2人”为陈利芳和徐金武，“符合多（高）层安置房人口3人”的第三人为“虚拟人口”；与此相对应的《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应认定为前述《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延续；因此均可确定吴英并非被搬迁安置人口，对徐金武、吴英据此提出的主张，原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吴英所提交的两个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对相关款项的分割问题：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涉案《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临时安置补助费28000元、搬家费补助2000元、有线电视电话机补助958元、评估奖5000元、签约奖25000元、腾空奖30000元、回迁奖16000元、入住多高层公寓鼓励奖40000元均按户或按人计算，作为当时家庭成员的陈利芳有权获得其中的一半，即73479元。此外，根据《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中载明的内容，相关部门又向徐金武户支付了协议外的“过渡期补贴”10000元，陈利芳也有权分得其中的一半。即陈利芳有权分得相关款项78479元。对相关安置房屋的分割问题：同理，并结合陈利芳户口仍在徐金武户内等因素，陈利芳有权分得其中的一半；鉴于徐金武、吴英确认涉案24幢508室目前由其两人居住使用，故陈利芳要求将其中的23幢508室确认归其所有，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于该安置房的购置，徐金武已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虽对两套房屋所对应的房价作了区分，但此系相关部门为计算所涉两套房屋相应房款方便所做的处理，考虑到涉案两套房屋楼层等基本一致，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陈利芳需支付其中合计价格563792.40元的一半价款即281896.20元。陈利芳及徐金武均确认，此前已由徐金武向陈利芳支付了20000元款项，该笔款项可从徐金武应支付给陈利芳的对价中扣减。徐金武主张的其于××××年12月8日存入银行的150000元款项，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徐金凡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坐落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幢××室的房屋一套归陈利芳所有，限徐金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陈利芳；二、陈利芳应支付徐金武前述房屋对价款281896.20元；三、徐金武应支付陈利芳临时安置补助费（含过渡期补贴）、搬家费补助、有线电视电话机补助、评估奖、签约奖、腾空奖、回迁奖、入住多高层公寓鼓励奖等合计78479元，扣除此前徐金武已支付的20000元，尚应支付58479元；四、前述二、三两项相抵后，陈利芳尚应支付徐金武223417.2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履行；五、驳回陈利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883元，减半收取9441.50元，由陈利芳负担4431.50元，徐金武负担5010元。 宣判后，徐金武、吴英不服，向本院共同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认定陈利芳为被安置人口的同吋否认吴英的被安置人口资格不符合安置政策的规定，对于吴英来说显失公平。根据《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三条第（二）项第一款之规定，陈利芳在××××年签订9月30日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即实施拆迁吋确实是在册农业人口，然其于2014年3月31日与徐金武解除婚姻关系已不再是徐金武户的家庭成员，吴英于××××年××月××日与徐金武结婚，2017年6月13日户口迁入徐金武户成为该户家庭成员，属于该款规定的申请购房时的在册农业人口，根据该安置方案的规定，吴英符合被安置人口的规定，同吋吴英在一审当中也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娘家和前夫家均未享受到相应的村民待遇，理应属于被安置人口，应当享有相应的补偿安置。徐金武在××××年签订9月30日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2019年2月11日签订《三联嘉园安置协议》中安置人口均为3人，但该两份协议均未明确3人所指。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实施搬迁吋陈利芳与徐金武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吴英未与徐金武结婚，《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中记载“新增人口为0”以及徐金武、吴英未就吴英可否安置补偿问题与相关部门签订补充协议等理由当然的认为涉案安置人口为陈利芳和徐金武以及作为虛拟人口的第三人等组成，并且认为对应的《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应认定为《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延续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徐金武与吴英在××××年××月××日结婚后曾就吴英的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出过诉求，得到的答案是前妻陈利芳和妻子吴英只能安置一人，具体安置给谁由户主说了算，徐金武正是基于该认知才没有提出与相关部门签订所谓的“补充协议”，也正是基于该认知才单独按照市场价购买了安置面积（在申购房屋时并未要求陈利芳出钱），同吋也是因为该认知徐金武在办理交房手续后单独出资30余万元对两套房屋进行了装修。一审法院对于安置人口的认定有失偏颇。按照《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吴英符合安置人口的界定范围要求，但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其诉求。让人不解的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3页事实认定部分阐述“可以证明吴英系所在家庭成员，有权享有相应的补偿，包拈安置房屋”。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安置人口的界定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吴英也符合安置条件，理应得到安置，一审法院未考虑吴英作为独立第三人的诉讼请求有失公平。众所周知，房屋拆迁安置通常分两部分完成，一是拆迁，二是安置，重在安置。户主作为被拆迁人代表家庭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其代表的是家庭成员的利益，本案拆迁时确定安置人口为3人，但并未明确三人具体所指，按照通常理解，拆迁机构在拆迁时已经确定徐金武户将来被安置的人口明确为3人，但具体所指应在申请购房时再行确定。安置是对家庭成员的安置，户主代表的是家庭成员的利益，虽然陈利芳在拆迁吋是在册人口是合法配偶、家庭成员，但在徐金武代表家庭成员签订购房协议时已不再是合法配偶、家庭成员，故其无权享受安置面积，真正享有安置面积的应为在徐金武户申请购房时的合法配偶、家庭成员吴英。这符合拆迁机构制定安置政策的初衷，因为从拆迁到安置通常会有比较长的过渡期，人口会有一定的变化，正是如此才会有浮动政策的出台。如果判给陈利芳安置面积，就变成法律不保护合法配偶的利益，反而保护已不是家庭成员的前妻的利益，这不符合立法精神。二、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陈利芳属于被安置人口，陈利芳应得的安置面积仅为50平方米。根据《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安置面积按安置人口数以建筑面积每人50平方米予以多层、高层或小高层安置。陈利芳无权获得超出50平方米之外的安置面积，2014年3月31日陈利芳与徐金武解除婚姻关系，已非徐金武户的家庭成员，众所周知，构成家庭成员的基础系婚姻关系或者血亲关系或者合法的收养关系。在2019年徐金武申请购房时，陈利芳作为徐金武户家庭成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徐金武也无法代表陈利芳行使其相关权利，陈利芳在与徐金武离婚后申请购房时也没有向拆迁机构提出再行购买超出50平方米之外房屋的诉求，同时也没有支付相应的购房对价，因此陈利芳不能当然享有超出50平方米之外的房屋产权。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徐金武用自己婚前房屋被拆迁所获得补偿款（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在与陈利芳离婚后的2019年2月购买的安置面积不属于其与陈利芳的夫妻共同财产，陈利芳无权分割。同理，按照通常理解，徐金武在申请购房时之所以单独出资购买房屋系基于吴英系其家庭成员的认知，其认为购买的房屋归属于徐金武和吴英所有，否则其不可能单独出资为已不是其配偶的陈利芳购买房屋。三、关于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归属问题。根据《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已婚尚未有子女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独生子女或超过35周岁的未婚大龄青年按两人计。该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应归属于徐金武户的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并未就该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是属于徐金武户的家庭共有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说理，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属于徐金武和陈利芳的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应归徐金武户所有，陈利芳在2014年3月31日已与徐金武解除婚姻关系，不再是徐金武户的家庭成员，安置房屋的时间在2019年2月，获得该财产权利的时间在徐金武与陈利芳离婚之后，因此其不能享有该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在法律法规和《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没有明确虚拟人口安置面积属于徐金武与陈利芳夫妻共同财产且陈利芳在申请购房时并没有任何出资行为的情况下，该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应当属于户主徐金武更加符合生活常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充分考虑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根据物权法的规定，陈利芳仅仅能享受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且应支付相应对价。对于超出搬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50平方米之外的安置房屋，是徐金武在与陈利芳离婚之后使用其婚前财产（拆迁补偿款）购买取得的房屋面积，陈利芳无权要求分割。作为徐金武户的代表，在申请购房时徐金武有理由认为其代表的是本人和妻子吴英以及他们未来孩子的利益，此时其与陈利芳早已离婚不再是其家庭成员，徐金武不可能再为已解除婚姻关系的陈利芳去购买超出其安置面积50平方米之外的房屋。四、关于房屋装修款事宜。徐金武办理交房手续后随即对案涉两套房屋进行了装修，支付约30万元的装修款项。该装修是徐金武的实际投入，如果房屋判归陈利芳所有，陈利芳作为受益人应对徐金武做适当的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三联嘉苑23号508室或者24号508室归吴英所有，陈利芳只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拆迁补偿费依法判决，陈利芳支付的房屋对价款根据安置面积作相应的调整；2、判令陈利芳承担本案上诉费用。 被上诉人陈利芳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利芳为在册安置人口并享有“虚拟人口”一半安置面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陈利芳与徐金武于××××年××月登记结婚，婚后对房屋进行了翻修，并在××××年元旦在装修后的房屋（即被征迁房屋）按农村习俗结婚办酒。后在××××年9月30日，以徐金武为户主，陈利芳为户内成员与富阳市城投集团高教园综合体项目分公司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确认当时“在册安置人口2人”、“符合多（高）层安置房人口3人”，而当时的户内成员仅陈利芳和徐金武；又依据《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可以确认，搬迁人及徐金武户内并无“新增人口”。故一审法院认定陈利芳为在册人口并按上述认定的安置政策享受安置面积的事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吴英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亦无相应的证据支持，理应被驳回。吴英与徐金武的婚姻形成于××××年××月××日，并于2017年6月13日将户口迁入徐金武户内。吴英不论是一审还是在二审的上诉状中均认为其作为户内成员享受安置政策，但是否能依照安置政策享受安置权利依据的是与搬迁人签订的安置协议，而吴英自始至终均没有签订安置协议。结合富阳地区近年来的安置情况，并非如徐金武、吴英所称是户主说了算。故吴英并非被搬迁人口，不能享受安置政策。三、如徐金武擅自处分（装修、租赁）案涉房屋，应向陈利芳承担赔偿责任。陈利芳在徐金武以户主身份参与摇号分房开始，就多次与其交涉，要求取得应得的财产，但徐金武始终置之不理，迫使陈利芳不得不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徐金武不仅对陈利芳的诉求置若罔闻，还将本属于陈利芳的房屋私自进行装修后出租，其实质是在明知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继续装修、出租收取租金，已经涉嫌侵犯陈利芳的财产权利，陈利芳保留向其追偿的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徐金武、吴英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徐金凡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徐金武、吴英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残疾证明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陈利芳在××××年××月××日评定四级精神残疾，与徐金武结婚时隐瞒精神病史，二人婚姻关系应为无效，陈利芳基于婚姻关系获得的安置资格应予取消；2、录音资料一份，欲证明虚拟人口的安置面积需以婚姻关系存续为前提条件。被上诉人陈利芳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在保留该意见的前提下，质证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陈利芳在与徐金武结婚时已将精神病史的情况告知徐金武，双方的婚姻关系真实有效，陈利芳获取的安置资格也是合法的；证据2，对三性均有异议，录音誊本不完整，无法确认谈话人的身份，且从内容看是讨论这件事，谈话人也陈述这件事其也不清楚，虚拟人口如何确定是依据拆迁政策，并不是村里某个人的意见，从当地的安置政策看，虚拟人口是对父母生育独生子女的奖励，并不是如上诉人所认为的以婚姻关系存续为条件。原审被告徐金凡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亦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故不予认定；证据2，对话主体的身份不能确认，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故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陈利芳、原审被告徐金凡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年9月30日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记载徐金武户内“在册安置人口2人”、“符合多（高）层安置房人口3人”，而当时徐金武户内人口仅徐金武与陈利芳2人，并无其他人员，又根据《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载明的“安置人口界定：按实施搬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农业人口计，农业人口按一人一计，已婚尚未有子女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之内容，该《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所确定的“在册安置人口2人”应为陈利芳和徐金武，“符合多（高）层安置房人口3人”的第三人应为“虚拟人口”。嗣后，在2018年11月9日和2019年2月11日就涉案拆迁安置事宜又分别形成《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及相应的《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虽然此时徐金武已与陈利芳离婚，并与吴英另行组成新的家庭，但《安置协议》仍然约定徐金武户“核定安置人口三人”，且《搬迁安置（认购）款项计算表》载明“新增人口0……原协议人口过渡期补贴……新增人口过渡期补贴0元”，徐金武、吴英亦确认在两人婚后并未就吴英是否可安置补偿问题与相关部门签订补充协议，同时，陈利芳户口仍在徐金武户内，故在徐金武、吴英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拆迁安置人口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安置房确权协议书》、《安置协议》系之前《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延续并据此认定吴英不属于被搬迁安置人口应属合理。徐金武户享受的虚拟加一安置人口数量系因实施搬迁时徐金武与陈利芳婚后未育才符合相关照顾的政策规定，故该“虚拟人口”所对应的拆迁安置利益应在徐金武与陈利芳之间进行分配，由两人各得一半为宜。原审法院在析产时确定徐金武、陈利芳对相关安置房屋面积各半所有符合本案实际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考虑陈利芳的诉请、案涉安置房屋的状况、目前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房款结算情况等因素，原审法院确认坐落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幢××室的房屋一套归陈利芳所有并酌情确定陈利芳应支付的房屋对价款并无不当。另，徐金武一审中并未就房屋装修投入补偿事项提出请求，原审法院未对该节在本案中予以处理亦无不当。综上，徐金武、吴英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7元，由徐金武、吴英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姚亦驰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