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再6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成军，男，1972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祥，福泉市城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汤东林，男，1965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中平，贵州法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周成军因与被申请人汤东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黔27民终1784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447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周成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大祥，被申请人汤东林的委托代理人尚中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成军再审请求：一、撤销本院（2019)黔27民终178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及再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院（2019)黔27民终1784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内容陈述前后矛盾，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一、再审申请人有邮政回执单,可证明再审申请人二审提交了书面的答辩状。但二审法院因其工作失误，误认为再审申请人未答辩,并据此作出不利于再审申请人的判决，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在二审中的辩论权；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出具欠条应当说清楚欠款的原因和事实,本案被申请人起诉的事实和原因是因再审申请人拉鱼时偷卖鱼后所出具的欠条。但本案一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已经提交当时的现场视频并申请当时现场的证人以及转运拉鱼的司机出庭作证，有运输司机杨仕林所出具的收条，足以证实再审申请人并无偷卖鱼的机会，如果真是偷卖十余万的鱼，应当属于严重刑事案件，被申请人完全可以报案，加之欠条上也未写明该欠款系再审申请人私自转卖鱼所应赔偿给被申请人的卖鱼款。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欠款为再审申请人私自转卖鱼所应支付的赔偿款。另外，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明拉鱼当天，再审申请人一直与被申请人在现场装鱼，拉鱼转运的整个过程再审申请人并未参与，都是拉鱼的司机将鱼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再审申请人如何将鱼偷卖；2、二审判决只是从形式上确定应当偿还欠款，并未具体分析本案欠款的成因是否属实。对于被申请人起诉主张欠条系再审申请人偷卖鱼后所出具，那么被申请人还应当举证证明再审申请人偷卖鱼的事实，否则其主张该欠条为偷卖鱼后所应支付的赔偿款就不能成立。但一、二审过程中，被申请人未针对偷卖鱼的事实举出实质证据。二审判决只是根据欠条上的时间来认定形成优势证据，但实际上该欠条与本案事实成因并不吻合。3、本案中，被申请人主张是偷卖鱼导致，在本案中，要先查明再审申请人欠被申请人的款项是属于什么款项，并在此基础上审查被申请人提出的证据是否足以证实其主张，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决标准。而本案中，二审尚未查明申请人所欠的是什么款项的情况下，就判决再审申请人偿还欠款是错误的。三、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实际上系合伙关系,欠条的产生是基于合伙产生并非偷鱼产生。当时写欠条的是一个笔记本，欠条那张纸下面还叙述有几行数据，这几行数据就是注明了欠条的成因,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协商合伙，从被申请人出的总鱼苗折合成人民币21万，双方各自折一半为本钱，正是在此基础上再审申请人才出具该欠条，明确出资10.5万元和鱼塘，与被申请人一起经营养鱼。后双方在《合同》明确约定:“卖鱼后先还本钱，利对半分......”，这个本钱就是出资的这个10.5万元。正是在此前提下才产生的10.5万元的欠条，而并非是偷卖鱼产生的欠条。2、一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举出的合伙协议已经注明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伙经营鱼塘，该合伙协议说明双方系合伙关系，既然是合伙关系就不存在合伙人偷卖鱼的说法。3、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承办法官也发问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关于合伙的事实，被申请人也说明了十万块钱是基于合伙才产生，询问被申清人当时卖鱼的账本在哪里，被申请人作为一个生意人，并未提供卖鱼的详细账本来证实鱼是被申请人周成军偷卖的，被申请人陈述的事实与起诉的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四、二审判决陈述前后矛盾,缺乏法律逻辑,判决适用法律条文有瑕疵。 被申请人汤东林再审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汤东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赔偿款）105000元；2、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汤东林与被告周成军于2018年4月27日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合伙养鱼，原告汤东林将福泉市仙桥乡大花水水电站的鱼及鱼苗拉至被告周成军的鱼塘进行养殖。2018年5月3日被告周成军向原告汤东林出具载明“今欠到汤东林人民币105000元整（大写壹拾万零伍仟元整）的欠条一张。一审法院认为，诉讼当事人应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原告诉请被告偿还欠款（赔偿款），同时原告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款为被告私自卖鱼后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其提供了被告周成军出具的欠条，并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返还卖鱼款的合意。故原告提供的合同及欠条不能证实被告应当支付卖鱼款的主张，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汤东林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400元，减半收取1200元，由原告汤东林承担。 汤东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人诉人返还上诉人欠款105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否认欠条为其签名和捺印，经法庭释明后，上诉人承认该欠条为其签名和捺印并放弃申请鉴定。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又以该欠条不是其签名和捺印为由申请鉴定，不予准许。上诉人又主张该欠条是与被上诉人合伙养鱼的“出资款”，但是双方在2018年6月27日的《合同》中并未就各自出资的事宜作约定，也不能证实之前双方就合伙养鱼共同出资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诉人主张该款为养鱼“出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欠条所载明的时间是2018年5月3日，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因网箱被通知拆除转运鱼的时间相吻合。因此，上诉人该主张前后矛盾，不予支持。原审原告所提的主张与双方签订合同的拆除网箱转运鱼的时间及上诉人立据的欠条、双方的陈述，形成优势证据，予以确认。上诉人立据欠条，双方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原审原告请求原审被告偿还欠款，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所作的（2019）黔2702民初88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周成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汤东林十万五千元（￥105000.00元）。一审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均由周成军承担。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欠条》上的105000元是赔偿款，还是合伙养鱼的“出资款”。 本案中，汤东林一审起诉请求周成军偿还欠款（赔偿款）105000元，理由是周成军偷卖合伙的丁桂鱼，汤东林向周成军索赔后，周成军同意赔偿汤东林的损失款，并提供了周成军出具的《欠条》以证实其主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汤东林人民币105000元整（大写壹拾万零伍仟元整）”，落款时间：2018年5月3日。对此，周成军抗辩认为，该《欠条》是与汤东林合伙养鱼的“出资款”，根据2018年6月27日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二人之间确有合伙关系，该《欠条》是基于何种原因而形成，汤东林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欠条》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返还卖鱼款的合意，现汤东林仅以《欠条》主张双方成立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不充分，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审认定双方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并判决周成军偿还汤东林欠款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成立，对其再审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汤东林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黔27民终1784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福泉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2民初886号民事判决。 一审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共计3600元，由被申请人汤东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林 玲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詹 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