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8民初1859号 原告：梁忠山，男，1970年12月18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原告：韦忠明，男，1963年4月1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原告：梁忠成，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原告：梁忠连，女，1977年8月18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原告：梁忠秀，女，1964年4月10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原告：梁姆权，女，1967年8月3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梁美玲，女，1977年1月15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义，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班正海，男，1976年10月23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法定代理人：班梁贵，男，1998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系班正海的儿子。 第三人：梁班荣，男，1987年1月10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 第三人：黄美珍，女，1989年8月7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系梁班荣的妻子。 第三人：班秀宣，女，1960年8月15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富宁县。系梁班荣的母亲。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胜状，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梁忠成等6人与被告班正海、梁美玲以及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梁忠山、韦忠明、梁忠秀及梁忠山等6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被告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班梁贵、被告梁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义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原告梁忠连、梁姆权、梁忠山、韦忠明、梁忠秀以五名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在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忠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被告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班梁贵、被告梁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申请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忠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被告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班梁贵、被告梁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胜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忠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班正海、梁美玲向梁忠成支付赔偿款1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10日上午，班正海在富宁县公路下方鄂安红家的地里，用木棒、石头将梁忠成的母亲梁绍芬殴打致死。经协商后，梁忠成与梁美玲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梁美玲自愿赔偿梁忠成150000元的安葬费等相关费用，并承诺在2016年3月12日前先赔偿梁忠成50000元，剩余的100000元待梁美玲种植在渭席地的杉木长成并出售后一次性付清。在此期间，梁美玲、班正海负责管理该片杉木（约6000棵），定于年限两年。如发生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杉木损失，与梁忠成无关，梁美玲、班正海另找途径将剩余的款项付清给梁忠成。约定支付的期限已过，但梁美玲、班正海至今仍未向梁忠成支付剩余的100000元赔偿款。梁忠成多次向梁美玲、班正海催要，但其均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梁忠成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上诉请。 梁美玲辩称，一、原、被告主体不适格。1.原告主体不适格。《协议书》的甲方是梁忠成，而不包括梁忠山、韦忠明、梁忠秀、梁忠连、梁姆权，因合同具有相对性，现以六原告的名义起诉是错误的。2.被告主体不适格。同样，《协议书》的乙方是梁美玲，而不是也不包括班正海，梁美玲在《协议书》中是独立的主体，不是班正海的监护人或者代理人，把班正海列为被告是错误的。二、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无效。1.甲方主体不适格。根据梁忠成等6名原告的起诉，死者梁绍芬因死亡而产生的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梁忠山、韦忠明、梁忠成、梁忠秀、梁忠连、梁姆权共六人，梁忠成一人无权处分权利，《协议书》遗漏梁忠山、韦忠明、梁忠连、梁忠秀、梁姆权五个主体，合同无效。2.乙方无权处理《协议书》约定的财产，即杉树。因为协议约定的渭席地的杉树是家庭共有（除梁美玲外，共有人还有班正海、梁班荣、黄秀珍、班秀宣），梁美玲没有通过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就与梁忠成达成协议，事后也没有得到其他共有人的追认。为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的规定该协议无效。三、梁美玲擅自处分班正海的财产的行为无效。因为班正海患精神分裂症，梁美玲作为其监护人应当依法管理他的合法财产，梁美玲在超过赔偿义务的范围内擅自将渭席地的杉树用于抵偿赔偿金，严重侵害了班正海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的规定，梁美玲与梁忠成达成协议的行为无效。四、梁美玲履行的赔偿义务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数额，不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班正海只需承担赔偿梁忠成的经济损失32231.50元（案发于2016年，根据规定，当年的赔偿标准为32231.50元），但是，梁美玲已经赔付了50000元，因此梁美玲所履行的赔偿义务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数额，根据法律的规定，现班正海和梁美玲都不需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鉴于上述的事实和理由，恳请法庭驳回梁忠成的诉讼请求。 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班梁贵口头辩称，合同不是我父亲班正海签订的，与班正海无关，也不同意赔偿梁忠成100000元。 第三人梁班荣、黄秀珍、班秀宣陈述并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渭席地的杉木作保无效。事实与理由：梁美玲是梁班荣的姐姐，2008年梁班荣、班秀宣与梁美玲、班正海、梁班荣的前妻梁丽萍（2011年去世）及父亲梁福基（2014年去世）共同在其享有使用权的渭席地（又名渭色地）种植杉树约6000棵，2014年梁班荣与黄美珍再婚，2015年梁美玲与梁班荣姐弟分家分立门户，分家时仅分配承包田，分家前与老人共同种植杉树等经济林木及原承包地、开荒地一直未分配仍共同管理使用至今。2016年3月16日，班正海因患精神分裂症，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之下在八毛小组村公路下方的鄂安红家田地里用木棒、石头击打梁忠成的母亲梁绍芬当场死亡，当日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该协议书，梁美玲赔偿梁忠成150000元的安葬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费用，约定2016年3月12日前支付50000元，剩余的100000元限两年支付，梁美玲将2008年以上共有人种植管理在“渭席地”的杉木作保证，梁忠成与梁美玲在签订该协议时未经共同种植管理的共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同意认可下签订。2019年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办理该片杉木相关砍伐手续并想砍树，2019年11月4日梁美玲收到法院冻结该片杉树的裁定书，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才知道梁美玲与梁忠成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梁美玲将该片杉木作保证，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侵害了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梁忠成与梁美玲的行为已损坏了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的利益，属合同无效。为此，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特向法院申请确认梁美玲与梁忠成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将渭席地的杉木作保证无效。 针对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梁忠成辩称，一、第三人梁班荣等3人诉称“梁忠成与梁美玲在2016年3月10日签订《协议书》时，梁班荣等3人并不知晓该《协议书》及协议内容”并不是事实，同时梁班荣等3人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在2016年3月10日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协议书》时，当时梁班荣等3人都在现场，当时并没有提出该片杉树其也有管理使用权，而是在经过了3年多以后才来主张其享有管理使用权，同时梁班荣等3人诉称其在2019年11月4日才知晓该“协议书”存在的说法纯属乱说。按常理来说，梁班荣等3人作为梁美玲最亲的亲人，不可能不知道梁美玲的丈夫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是怎么处理的等这些事情，因此梁班荣等3人诉称梁忠成与梁美玲在2016年3月10日签订《协议书》时其不知晓并不是事实，所以梁班荣等3人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梁班荣等3人主张其对该片杉树享有管理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梁忠成起诉梁美玲合同纠纷一案中，在庭审时梁美玲及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在庭审笔录中均承认该《协议书》签订时梁班荣等3人在场并知晓该协议书的内容，现却诉称当时未对该片杉树进行分割，该片杉树仍然属于家庭财产，但是对于其主张，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梁忠成冻结查封的正是班正海名下的林权，至于其他共有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属于其内部约定，梁忠成作为善意相对人，没有审核的义务，故冻结该林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梁班荣等3人主张其对该片杉树享有管理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梁忠成认为梁班荣等3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加入本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首先，从权利外观上看，林权证登记所有人为班正海，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的公示效力，并没有登记共有人，因此冻结并未侵害到梁班荣等3人的权益；其次，梁忠成只是把林权作为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保全，并未实际拍卖处分该财产，所以没有侵害到所有权，更没有侵害梁班荣等3人的利益，所以梁班荣等3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加入本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梁班荣等3人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对该片杉树享有管理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梁班荣等3人的诉讼请求。 针对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梁美玲辩称，赞同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的主张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予以认可。其与梁忠成签订的协议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无效。 针对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班梁贵辩称，其意见与梁美玲的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梁忠成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班正海、梁美玲户籍证明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梁忠成向本院提交1号证据《证明》及梁忠成等6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梁忠成等6人的身份信息，系梁绍芬的子女的事实。经质证，梁美玲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除了梁忠成外的五个人主体适格，因为本案是合同纠纷，不是侵权责任纠纷；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梁班荣等3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2.梁忠成向本院提交3号证据《鉴定意见通知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刑事谅解书》复印件，用以证明：①班正海具有××；②2016年3月10日，班正海在富宁县公路下方鄂安红家的地里，用木棒、石头击打梁忠成等6人的母亲梁绍芬头部、身体多处，致梁绍芬当场死亡的事实；③因双方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梁绍芬的家属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家属出具了《刑事谅解书》的事实。经质证，梁美玲对《鉴定意见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正好能说明班正海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梁美玲在代其管理财产的过程中与梁忠成达成协议，私自处分班正海的财产，这个行为无效；对《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被告人是班正海，本案中协议书的主体不是班正海，所以两者无关联性，因为一个是侵权的，一个是合同的；对《刑事谅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谅解书是梁忠成出具，梁美玲并没有签字。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梁班荣等3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3.梁忠成向本院提交4号证据《协议书》，用以证明：①梁美玲自愿赔偿梁忠成150000元包括丧葬费等相关费用；②梁美玲承诺在2016年3月12日前先赔偿梁忠成50000元，剩余的100000元待梁美玲种植在渭席地的杉木长成并出售后一次性付清；③在此期间，梁美玲负责管理该片杉木（约6000棵）定于年限两年，如发生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杉木损失，与梁忠成无关，梁美玲另找途径将剩余的款项付清给梁忠成的事实。经质证，梁美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要说明协议书的甲方是梁忠成，而不是6名原告，所以现在以6名原告的名义起诉是错误的，同时乙方只有梁美玲，但梁忠成所起诉的还有班正海也是错误的，根据合同的内容，梁美玲擅自处分他人财产，协议无效；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梁班荣等3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来源无异议，对协议中达成的赔偿金额150000元是否合法由法院予以确定，对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的双方当事人将渭席地的杉树作担保，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属于无效约定。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4.梁忠成向本院提交5号证据那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协议书约定的该片杉树属于梁美玲、班正海共有，不存在家庭共有的情况。经质证，梁美玲认为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单位出具的证明，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也就是有经办人签字、有负责人签字、有单位公章，该份证据只有公章，没有经办人和负责人的签字，其来源不合法。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梁班荣等3人认为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单位出具证明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经办人、负责人签字及单位公章，但该证据只有单位公章，无经办人、负责人的签字，其来源不合法。本院认为，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与本院向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所作《调查笔录》内容不符，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5.梁美玲向本院提交1号证据《协议书》《收条》《证明》《户口簿》复印件，用以证明：①协议约定的渭席地的杉树是家庭共有，共有人梁美玲、班正海、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梁美玲没有通过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就与梁忠成达成协议，事后也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追认；②梁美玲已经赔付了50000元经济损失。经质证，梁忠成对《协议书》《收条》的三性无异议，对《户口簿》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打印的时间有点长，已经分家，是否申领新的户口簿不知晓，同时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第一点待证事实；对《证明》的三性不予认可。同时说明该组证据能证实梁忠成与梁美玲所签订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梁美玲也已经实际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义务。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梁班荣等3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协议书》《收条》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梁忠成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核实的事实一致，能证明第二点待证事实，但不能证明第一点待证事实，故对《协议书》《收条》以及第一点待证事实予以采信，对第二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户口簿》复印件不能证明第一点待证事实，故对第一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证明》系证人证言，但证人班某1未到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且系孤证，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同时与班正海、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陈述的内容以及本院核实的事实不一致，故对《证明》不予采信。 6.梁美玲向本院提交2号证据《民事起诉状》，用以证明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已经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经质证，梁忠成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梁美玲所要待证的事实。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梁班荣等3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梁班荣等3人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本院虽已受理，但之后梁班荣等3人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7.梁班荣等3人向本院提交1号证据《协议书》，用以证明梁美玲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梁美玲将与第三人共有杉木作保证，其行为已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经质证，梁忠成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梁美玲处置的是其与丈夫班正海名下的林权上的经济林木。梁美玲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8.梁班荣等3人向本院提交2号证据《户口簿》复印件，用以证明2014年4月4日止，第三人与梁美玲及梁美玲丈夫班正海仍为一户。经质证，梁忠成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该证据恰好能证明班正海、梁美玲与第三人于2014年已经分家立户的事实。梁美玲对该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证。 9.梁班荣等3人向本院提交3号证据《证明》，用以证明：①八毛小组组长证明2008年第三人梁班荣、班秀宣与梁福基、梁美玲、班正海及梁班荣前妻梁丽萍共同种植渭席（又名渭色）地杉树并共同管理；②梁美玲与梁班荣姐弟于2015年才分家分立门户，分家时只分配承包田，而承包地、开荒地及所共同种植的渭色地杉树未分配，仍一直共同管理至今。经质证，梁忠成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具备“证明的效力”，《证明》中的见证人梁某与周某也是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中的见证人，因此见证人班某2与周某所见证的事实存在冲突。梁美玲对该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质证意见与梁美玲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证明》系证人证言，但证人班某1未到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且系孤证，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同时与班正海、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陈述的内容以及本院核实的事实不一致，故对《证明》不予采信。 10.本院依职权向班正海所作《询问笔录》，用以证明：①班正海指定由儿子班梁贵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②在渭席地的杉木是由班正海、梁美玲共同种植，且渭席地的管理使用权登记在班正海名下，但林地的权属有一半属于梁班荣；③班正海并不清楚梁美玲与梁忠成签订了《协议书》，但其同意赔偿死者家属100000元，不同意用渭席地的杉树用于支付100000元的赔偿款。经质证，梁忠成对《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渭席”地的杉树林权登记在班正海名下，栽种时也是班正海和梁美玲一起栽种的，没有其他权利人，同时班正海明确表示愿意赔偿剩下的100000元，追认了梁美玲与梁忠成所签订的赔偿协议。梁美玲认为《询问笔录》里班正海的意思表示与梁忠成和梁美玲所签订的协议书不属于同一合同性质，协议书的乙方是梁美玲，根据协议书“事由”，说明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梁美玲是作为独立的主体帮助班正海进行赔偿，而不是作为班正海的监护人或者代理人，既然不是监护和代理，就不存在追认，班正海在笔录中也说明这片树的权利人还有其他人（笔录第二页倒数第7、8行），在此需要说明这片树的产权是否存在争议，确实需要通过另案审理进行认定，也就是应当先审理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所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对《询问笔录》无异议。梁班荣等3人对该证据的来源无异议，但班正海对笔录中陈述的“第三人没有种植杉树”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渭席地的杉树是班正海一家人，即班正海、梁美玲以及第三人共同种植、管理，只是办理林权证的时候登记在班正海名下。本院认为，班正海在笔录中陈述渭席地的杉木由班正海、梁美玲种植，即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以及梁班荣的前妻梁丽萍并没有参与种植，与本院依职权向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所作《询问笔录》基本一致，予以采信；渭席地的管理使用权登记在班正海名下与庭后梁美玲提交的《林权证》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至于班正海陈述渭席地的管理使用权有一半权属属于梁班荣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 11.本院依职权向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所作《询问笔录》，用以证明：①用渭席地的杉木出售后赔偿给死者家属是班正海的大哥班某2提出的，并且梁美玲也同意；②梁忠成与梁美玲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时周志华在场，协议书的内容由周志华草拟并且进行宣读；③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协议书》时，本案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在场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班梁贵也在场，《协议书》上“梁美玲”的名字由班梁贵签写，由梁美玲亲自按手印；④渭席地的杉木是由班正海、梁美玲、梁福基共同种植，其他人没有参与栽种，栽种杉木的时间距现在大概有13年时间，当时正在搞林改；⑤梁美玲以及梁班荣等3人提交的《证明》中作证的证人八毛小组组长班某1、副组长覃某都是今年上任的，班某1是班某2的女婿，其他几个见证人都是班正海家的亲戚。经质证，梁忠成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笔录内容客观真实。梁美玲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客观真实性部分有异议，笔录中梁班荣没有参与种植、管理是与梁美玲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相矛盾，而且笔录中周志华陈述的内容证实梁美玲签订协议时是受胁迫的，所以协议的内容不是梁美玲真实的意思表示。周志华在笔录中陈述的其他内容客观真实。班正海的法定代理人对周志华陈述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当时周志华没有将协议的内容宣读给他听，而且签协议的时候其叔叔（梁班荣）、奶奶（班秀宣）都不在场，签协议的时候其与母亲梁美玲是被迫签订的，另外其只记得当时只帮梁美玲签过协议，而且当时如果不签协议，死者的家属就把死者尸体抬去梁美玲家，梁美玲赔偿的话就不能把班正海带走，当时班正海已经在警车上了，先把这个事情解决再说，其他人也在场，其他不清楚。梁班荣等3人对该笔录有异议，理由如下：①周志华系死者女婿，与梁忠成是一家人，法律上有利害关系；②当时死者家属以将死者抬到梁美玲家相威胁而签订该协议；③协议主要是班正海的哥哥班某2处理，并非班正海的真实意思；④协商赔偿事宜时第三人班秀宣并未在场；⑤梁班荣未在场，不知情，所以未在协议上签字；⑥栽种该杉树时梁班荣与前妻梁丽萍已结婚成家并于2009年农历七月初三生育儿子梁哲，因此证人说栽种该杉树未成家不客观真实；⑦对证人称梁班荣与班正海分家时间没有异议，但分家时证人并未在场参与，不知其分家情况。本院认为，周志华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班正海以及梁美玲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内容一致，故对笔录的内容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3月10日上午，班正海在富宁县公路下方鄂安红家的地里，用木棒、石头将梁忠成的母亲梁绍芬殴打致死。当天经协商后，梁忠成与梁美玲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梁美玲）共赔偿给甲方（梁忠成）150000元的安葬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费用，如乙方履行完毕后，甲方不得再向乙方索取任何费用；二、履行方式：2016年3月12日前，乙方先支付给甲方50000元现金作为安埋费等相关费用，剩余100000元待乙方种植在渭席地的杉木长成并出售后一次性付清。在此期间，乙方负责管理该片杉木（约6000棵），定于年限两年。如发生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杉木损失，与甲方无关，乙方另找途径将剩余的款项付清给甲方，当时签订协议时由儿子班梁贵代为签字，由梁美玲亲自捺印。协议签订后，梁美玲于2016年3月18日支付给梁忠成安埋费50000元。班正海的违法行为经富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委托鉴定机构对班正海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对作案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班正海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意识清晰，未在××性症状的驱使下作案，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对作案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2月8日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班正海的辩护人提出班正海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案发后班正海的家属积极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对班正海的处罚的辩护意见，梁忠成于2017年3月18日出具了《刑事谅解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采纳，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了刑事判决书，判决班正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双方约定支付的期限已过，但梁美玲、班正海至今仍未向梁忠成支付剩余的100000元赔偿款。梁忠成多次向梁美玲、班正海催要，但其均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故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梁美玲与班正海系夫妻关系。种在“渭席”地（也称“渭色”地）的杉木是由班正海、梁美玲以及梁美玲的父亲梁福基（于2014年去世）栽种，该地块登记在班正海名下。梁美玲与梁忠成签订《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由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草拟，签订协议时，在场人包括班正海的哥哥班某2，八毛小组村干部黄绍勇、周某，那吉村委会主任周志华，梁绍芬的子女梁忠山、韦忠明、梁忠连、梁忠秀、梁姆权，梁美玲的弟弟梁班荣、母亲班秀宣、儿子班梁贵以及梁班荣的妻子黄美珍，梁绍芬的子女梁忠山、韦忠明、梁忠连、梁忠秀、梁姆权对于梁忠成与梁美玲达成的协议内容予以认可，梁美玲的弟弟梁班荣、母亲班秀宣、儿子班梁贵以及梁班荣的妻子黄美珍在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协议时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要求确认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渭席地的杉木作保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本案中，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提出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渭席地的杉木作保无效的诉讼请求系形成之诉，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因此对于梁忠成辩称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要求确认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渭席地的杉木作保无效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梁忠成与梁美玲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协议时并没有违反以上条款，故对于梁美玲的辩称以及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陈述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意见不予采纳。 2.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及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在梁美玲与梁忠成签订协议时，死者梁绍芬的其余五名子女均在场，且对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内容及行为予以认可，而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也在场，在清楚协议内容的情况下未提出异议，因此梁美玲不存在无权处分财产的情况，梁忠成的行为也不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况，故对于梁美玲辩称梁绍芬的其余五名子女未在协议上签字协议书无效以及第三人陈述梁美玲无权处分渭席地里的杉木的意见不予采纳。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梁美玲之所以与梁忠成签订《协议书》处分渭席地的杉木，起因在于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班正海将梁忠成的母亲梁绍芬殴打致死，梁美玲为此与死者梁绍芬的家属，即梁绍芬的子女梁忠成达成赔偿协议，而梁忠成也因此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班正海的犯罪行为作出判决前出具了《刑事谅解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因此对班正海的犯罪行为作出减轻或者从轻的判决，判决班正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此梁美玲虽处分渭席地的杉木，减少班正海的合法财产，但梁美玲处分班正海的财产是为了维护班正海的利益，故对于梁美玲辩称其无权处分限制行为能力人班正海的财产行为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梁忠成与梁美玲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第三人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要求确认梁忠成与梁美玲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渭席地的杉木作保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梁美玲、班正海是否应支付梁忠成余下赔偿款100000元的问题。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以及第四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梁美玲辩称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其履行的赔偿义务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数额，不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梁美玲与梁忠成达成赔偿协议，不受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限制，故对于梁美玲的辩称不予采纳。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以及《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前所述，梁美玲与梁忠成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现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梁美玲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梁忠成赔偿款100000元。再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班正海不是《协议书》的当事人，因此不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故班正海不承担支付梁忠成赔偿款100000元的责任。 综上所述，梁忠成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梁美玲支付梁忠成100000元赔偿款，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班正海不承担本案的支付责任； 三、驳回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梁美玲负担；第三人交纳诉讼费50元，由梁班荣、黄美珍、班秀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如本判决书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书规定的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陈晓丽 审 判 员  赵显萍 人民陪审员  冷成品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