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4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住甘肃省秦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甘肃省秦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住甘肃省秦安县。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张某2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李某、张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二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该地2.26亩（其中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李某系上诉人弟媳妇、张某2母亲、上诉人弟弟张国义妻子。上诉人与张国义及上诉人父母共承包耕地4.5亩（包括上梁0.5、张家大地0.8亩、上平地0.4亩、水崖上0.56亩、背湾0.1亩、刘家沟0.94亩、石头地0.6亩、雪儿地0.6亩）。上诉人父母在世时，与上诉人张某1、被上诉人李某约定，该全部耕地由上诉人一人耕种。随后，上诉人父母的承包地一直由上诉人耕种。2017年10月，上诉人父亲去世，上诉人便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赡养。2019年2月，上诉人母亲去世。随后，二被上诉人强行侵占上诉人父母的耕地种植花椒，拒不返还给上诉人。二、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定，案涉承包地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父母的共同承包地，该基本事实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可见，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农户，是以共同生活为户为单位承包的。最早对案涉土地进行承包的是上诉人父母、上诉人及上诉人弟弟张国义。上诉人父母依赖该承包地进行生产、生活，也是其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既然如此，上诉人父亲去世后，母亲由上诉人赡养，与上诉人一起共同生活，案涉承包地就应当由上诉人具体承包。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的关键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张淑珍、张某2辩称，张某1父亲去世10个月后，张某1妻子将张某1母亲残忍杀害，且张某1所称的赡养其母亲，也只是在厕所旁搭了个活动板房。张某1自其与父母、弟弟分家后至父亲去世前，从未看过父母一次，所以张某1没有资格争这个土地。还有张某1所称的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都是其父母的，那张国义是张某1的弟弟，也是张某1父母的儿子，且张某1父亲也即张某2的爷爷去世前，说承包地交由张淑珍管理，张某2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佐证。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淑珍、张某2返还张某1的耕地2.26亩（包括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2.依法判令张淑珍、张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1系两被继承人张云喜和王引菊的长子，李某系两被继承人的二儿媳，张某2系李某的儿子。1980年第一轮划分土地时，张某1与其父母张云喜、王引菊及其二弟张国义一起生活，按照当时的现有人口4人共同承包了所在村集体的土地。1995年张某1与其父母、二弟张国义分家，分家时将张某1分出，张某1父母与张某1二弟张国义一起共同生活，张某1父母与张某1二弟张国义的承包地也分在一起，张国义娶妻李某，生女儿张雪红，儿子张某2。1999年1月1日秦安县人民政府给村民颁发了《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张淑珍、张某2所持的《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仅载明5人、3.44亩，对地块等其他内容未详细记载，经徐王村村委会主任证实这5人是张云喜、王引菊、张国义、李某、张雪红。被继承人张云喜于2017年11月亡故，王引菊于2019年2月亡故。张云喜生前，张云喜、王引菊与张淑珍、张某2在同一家庭共同生活。张云喜亡故后，经张某1与张淑珍、张某2双方协商由张某1将王引菊接到张某1家与张某1一起生活。2019年1月张某1将王引菊的户口转至自己户口上，2019年2月因家庭矛盾，张某1的妻子将被继承人王引菊用斧头砍死（已另案处理）。现张某1以享有对张云喜、王引菊的承包地的继承权为由，诉请张淑珍、张某2返还耕地2.26亩（包括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一审法院认为，张某1在其父母去世后，要求张淑珍、张某2返还张某1父母生前的承包地，但1999年政府部门已将该争议土地确定为以张云喜、王引菊、张国义、李某、张雪红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的承包地，同时张某1父母生前一直与张淑珍、张某2一家共同生活，且对该争议土地共同管理、经营、收益，并长期依附该承包地生产生活，虽张某1与张淑珍、张某2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但张某1属另一独立承包户，并未在张淑珍、张某2所在的承包户内，张某1又不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对该争议土地享有权利的事实；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的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规定，张淑珍、张某2所在户内的承包地虽然由该户占有、使用、收益，但该承包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该承包地不具有继承法意义上的财产性质，故张某1母亲在去世前虽在张某1家生活一年，但该事实并不能引起其母亲在张淑珍、张某2户内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至张某1的后果，该户内成员张云喜、王引菊生前所依附的户内土地，并不能因此二人的亡故而由户外人主张继承，该土地应由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律、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张某1对该土地不享有任何主张权利。故此，张某1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减半收取35元，由张某1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户口本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退耕还林的证据是假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户口本是假的，张云喜的户口是与被上诉人家在一起的；上诉人与张国义1996年已经分家了，分家后户主一直是张云喜，张云喜去世后户主才变成张某2的。本院审核后认为，该户口簿于1997年7月30日办理，其中的三页内容无相应印章，且上诉人当庭表示2017年派出所要求销毁该户口簿，但其未销毁，故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查证，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甘肃省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动态管理表一份，欲证明当时户主是张云喜，张云喜去世后户主才变更为张某2的。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三本，欲证明案涉土地因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现在全部种的树。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第一份证据不认可，上诉人父亲的户口什么时候转过去的不知晓。第二份证据，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这三本林权证上反映的土地不仅是被上诉人家耕种的，还有上诉人耕种的，1999年张国义耕种的一部分直到去年才变成林地的。本院审核后认为，对于第一份证据，结合一审法院询问秦安县千户乡周张村的村主任**喜的笔录可知，上诉人父亲张云喜一直与二儿子张国义一家在一起生活，户口也在一起，张云喜去世后，户主变为张某2，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二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应否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人只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故农村承包土地不具有继承法意义上的财产性质，不能继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我国对土地进行承包的承包方是以户为单位，即使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但是作为承包的户还在。本案中，上诉人已与其父母、弟弟一家分户，且根据一审法院询问秦安县千户乡周张村的村主任****喜证实，上诉人父母在与上诉人分家后一直同上诉人弟弟一家即被上诉人共同生活，被上诉人所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承包人为五人，包括上诉人父亲张云喜和母亲王引菊，故上诉人父母的承包地与被上诉人属同一承包户，而上诉人未在该承包户内。虽然上诉人母亲在去世前曾在上诉人家生活一年，但该事实并不能引起其母亲在二被上诉人户内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至上诉人的后果。故该户内成员张云喜、王引菊生前所依附的户内土地，在二人去世后至土地调整前，由户内其他成员继续耕种，至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律、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因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父母的承包地与其在一户内，故提出继承其父母承包地的主张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虓 晖审 判 员 包 新 萍审 判 员 王 梅 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吕东虹书 记 员 孟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