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行终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苓芹，女，195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2号。法定代表人何智能，区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东南路与光荣道交口。法定代表人陈旭，主任。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丁字沽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五爱道24号。法定代表人李状，主任。上诉人高苓芹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桥区政府）、天津市红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区城管委）请求确认强拆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22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苓芹原审诉称，原告系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原承租人周培元长媳。1996年底，周培元自张凤桐处置换承租天津市红桥区房屋。自1996年11月24日开始承租时，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就有附属厨房一间（6平方米）及附属自建小房（4平方米）。1996年11月24日，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的房地产权人天津市砂布砂纸厂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凯旋里28号承租房屋为平房一间14平方米及厨房。原告自1996年11月24日周培元开始承租天津市红桥区房屋时即在此居住至今，原承租人周培元于1999年下半年去世，周培元长子即原告丈夫周志刚于2008年5月去世。目前，只有原告一人在此长期居住。2019年1月22日，因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平房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工程需要，被告红桥区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原告居住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原告与被告红桥区政府就安置补偿协议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6月27日，二被告将原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原告认为，二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原告请求人民法院：1．判令确认被告红桥区政府与被告红桥区城管委强制拆除原告居住的公有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原审辩称，1．原告高苓芹未举证证明被强制拆除的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系被告红桥区政府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执行津红政房征补丁字沽【2019】20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行为。原告高苓芹诉请确认被告红桥区政府强拆原告居住的公有房屋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告红桥区政府于2019年5月8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丁字沽【2019】20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对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予以征收。原告高苓芹不服被告红桥区政府作出的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尚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红桥区政府未对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申请强制执行。3．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经相关部门申请进行房屋危险性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房屋危险性等级为Ｄ级，损坏较为严重，建议拆除。红桥区危房管理办公室于2019年6月25日向天津市砂布砂纸厂出具《危险房屋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使用该房屋，腾空搬迁，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危或者拆除。被告红桥区政府作出的津红政房征补丁字沽【2019】20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并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拆除，与被告红桥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原告高苓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被告红桥区政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高苓芹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红桥区城管委原审辩称，涉案房屋并非由被告红桥区城管委拆除，被告红桥区城管委也未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拆除涉案房屋，被告红桥区城管委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高苓芹在起诉本案事实行为时没有提供所诉强拆行为是由被告红桥区城管委进行实施的事实依据，原告高苓芹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被告红桥区城管委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高苓芹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原审述称，涉案房屋经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并由天津市红桥区危房管理办公室出具了《危险房屋通知书》，由第三人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8日，被告红桥区政府作出津红政房征补丁字沽〔2019〕20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被征收房屋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建筑面积17.29平方米，系企业产租赁住宅房屋，房地产权利人登记为天津市砂布砂纸厂，房屋的承租人是周培元（已故）。被告红桥区政府决定对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登记承租人周培元（已故）名下的房屋（及生活附属用房）予以征收补偿。被征收房屋居住人为原告高苓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业经司法诉讼程序，被确认合法有效。2019年6月24日，被征收房屋经鉴定为Ｄ级危险房屋，后被强制拆除。原告认为拆除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利，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被告红桥区政府与被告红桥区城管委强制拆除其居住的公有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诉讼期间，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出具《情况说明》，认可涉案房屋系由其依法强制拆除。另查明，原告高苓芹系周志刚（已故）之妻，周志刚（已故）系被征收房屋登记承租人周培元（已故）之子。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高苓芹起诉要求确认被告红桥区政府与被告红桥区城管委强制拆除其居住的公有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红桥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请求确认违法的行为系由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实施。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实施了该拆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故原告主张二被告实施该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提起的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高苓芹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高苓芹。高苓芹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221号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包括：1．依据相关新闻报道，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平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负责人系赵福顺，而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和照片证据中有对应的赵福顺照片，应认为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系案涉房屋强拆主体。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是本行政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责任主体，征收各环节中主导行为应由征收主体作出，并由其承担责任，现涉案房屋被拆除，且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显然是拆除涉案房屋行为的受益人，区征收办作为涉案征收部门，在被诉拆除行为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是对红桥区政府权限范围事项所作的执行性行为，红桥区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本案中，法院追加红桥区城管委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案涉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其是在征收部门无法与上诉人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拆危促拆迁，其实质行为依然是红桥区政府作为征收部门主导实施的强制征收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就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诉讼之后不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通过申请危房鉴定以此来达到以危促拆，来规避合法合理补偿。3．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丁字沽街道办事处作为案外人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自认系其以拆危名义强制拆除了上诉人的房屋。其在未被追加为庭审参与方的情况下，径行提交《情况说明》，不应被法院采信。此外，如果该材料系红桥区政府或者红桥区城管委指示其提交，一是其目的性存疑；二是该份材料应认定为后补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政府部门在举证期限之后后补证据的，应视为未提交该证据，因此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和认定。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红桥区城管委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丁字沽街道办事处未提交陈述意见。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两组证据材料：1．证明周志红2019年6月27日双足软组织损伤就医的照片2张；2．证明赵福顺在拆迁现场的光盘1张。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且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上诉人高苓芹起诉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红桥区城管委强制拆除其居住的公有房屋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请求确认违法的行为系由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实施。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实施了该拆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故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实施该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提起的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田大勇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杨德润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会战书记员呼德昊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