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1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召岭，男，1956年8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徐州市，现住山东省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品想，江苏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敦庆，江苏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裘尧庆，男，1964年8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雪娣，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紫薇，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顾宏美，女，1973年9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品想，江苏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敦庆，江苏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召岭因与被上诉人裘尧庆、原审被告顾宏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2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召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裘尧庆与张召岭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是错误的。1、是否存在代持股份关系，要看双方之间是否有书面代持协议。通过本案多次诉讼情况可以确定，裘尧庆主张代持股份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其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明代持关系存在的任何直接有效的书面证据。裘尧庆提供的所谓证据清单涉及的系列证据，在一审判决中均没有任何表述或评判，更能证明裘尧庆主张的所谓代持股权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且裘尧庆对于股权代持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2、公司出资是张召岭现金交付，有银行流水为证。裘尧庆不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公司40万的出资是其个人出资。裘尧庆在2018年2月5日的庭审中也自认“没有给付张召岭40万”现金。本次一审中，裘尧庆提供的所谓徐州圣都电子有限公司相关证据不能证实裘尧庆在公司以现金出资40万股本金，也不能证实与张召岭存在所谓代持股份关系。3、沛县东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东源公司的股东张召岭以现金出资40万元，占公司40%股份，并有出资验资报告等相关证据及签字手续。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因其具有法定性和对外公示性、权威性。4、关于2014年8月7日的协议问题。打印件在后，手写件在前。通过打印件的形式、黄文辉的部分关联证词、其他证据等认定，打印件是唯一有效证据，打印件涉及丛婵婵20%股份，不涉及所谓股权对价金额500万，也不存在代持内容，更与其他公司股份没有任何关联性。手写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与打印件主要内容不一致，也不存在补充关系。裘尧庆在龙马公司的股份由何根宝代持40%，2012年9月9日裘尧庆又转让给张召岭20%股份。2012年10月16日，何根宝与裘尧庆在张召岭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转让50%龙马公司的股份给甄栋梁，价值300万元。实际上，张召岭在2014年8月7日并不知道裘尧庆在龙马公司40%股份已经转让他人。张召岭不同意龙马公司所谓股份的对价，是因为张召岭没有在龙马公司见到过一分股权的价值或溢价的前景。再有，裘尧庆明知龙马公司股份已经在2012年10月16日转让甄栋梁，还在2014年8月7日诱骗张召岭入局。只有一个500万元，不存在2个项目的500万元，综合打印和手写协议，手写协议第二条尾部是添加内容，且也是裘尧庆提供的唯一孤证，其主张手写草稿件是有效证据，并主张是在打印件之后的有效证据是虚假陈述。张召岭同意把丛婵婵20%股份给裘尧庆，是想让裘尧庆去张召岭建的厂区生产经营，黄文晖10%股份也是这个目的，目的是让裘尧庆多占股份。一审法院对于两份协议顺序、效力、主要内容的争议、手写件后添加的虚假性不予理会，明显是错误的。且一审法院主张内容并不矛盾、且互为补充，均同时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张召岭并不认可存在所谓500万元的对价，打印件也没有所谓支付500万元的意思表示，仅是股份的让与。张召岭将东源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梁延武，梁延武支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后张召岭兑现了之前与黄文晖、魏中顺约定的股权再转让，张召岭与魏中顺、黄文晖分别签订了转让东源公司股权协议后，魏中顺、黄文晖分别收到了张召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各200万元，张召岭实际仅占有400万股权转让款。黄文晖主张的所谓张召岭代裘尧庆持股，存在多次陈述不一致且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对于2014年1月6日涉及的100万元借款，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实际上，因裘尧庆需资金，由张召岭转款出借裘尧庆100万元，对于张召岭主张借款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是错误的。5、裘尧庆通过黄文晖和丛培广的证词来证实存在代持股权协议存在，是不能成立的。黄文晖陈述存在书面股权代持协议是在虚假陈述。黄文晖出具的4份证明自相矛盾。6、一审判决认定，张召岭未履行协议义务应返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是错误的。对于丛婵婵20%的股份，裘尧庆实际占有控制并以股东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安排柳建江管理生产经营、技术并收益，后又把东源公司的资产转到微山东群电子公司继续从事生产经营，裘尧庆也继续参与了生产、经营、管理、收益。东源公司的股权，仅是工商局备案手续未办理过户，实际上，是裘尧庆不愿意办理过户手续，现在东源公司的股权还被张召岭查封保全状态，可以随时办理过户手续。二、一审法院认定利息存在错误。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本案是股权纠纷，裘尧庆主张所谓代持股权的事实是虚假诉讼，更没有证据支持，张召岭也不认可代持协议且更不认可所谓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存在，一审法院对于利息的判定是错误的。张召岭在2012年10月12日与丛培广、黄文晖签订了成立东源公司之前的合伙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此补充协议能够确定东源公司的股东为张召岭、丛培广、黄文晖，魏中顺代丛培广持股，补充协议还明确了关于张召岭投资500万元以及关于东源公司经营等事项。补充协议能够确定东源公司的股东以及相应权利义务，能够证实不存在代持股份的问题。被上诉人裘尧庆辩称：1、裘尧庆已经提交与丛培广、黄文晖三方的用于投资成立东源公司的合作投资协议，协议签订时间在2012年4月10日。东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16日，协议签订时间在东源公司成立之前，而张召岭上诉提到的补充协议签订于2012年10月12日。2、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代持股权的合议必须以书面形式，所以，没有书面代持协议，并不影响代持法律关系的成立。银行现金流水只能证明登记注册时以张召岭的名义的出资情况，这也完全符合股权代持的特征。以张召岭为名的注册资金，并不是来自于张召岭。3、我国公司法认可实际股东，也就隐名股东的存在，法律保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工商登记仅仅表明张召岭是显名股东，不能确定张召岭就是实际股东，且裘尧庆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了裘尧庆为公司的实际股东。4、关于两份协议的问题。首先，手写件不是草稿件，从常理来讲，草稿件是不会有签字盖章的，而手写件是有双方签字，还有公司盖章，把签字盖章的协议认定为草稿件与常理不相符。无论手写件还是打印件，均载明了共同的内容，即张召岭负有将东源公司20%股份还给裘尧庆的义务，这也足以证明张召岭认可对裘尧庆负有返还股权之债。打印件形成于当天中午，手写件形成于下午，并且手写件形成之后，两夫妻当天下午就坐动车离开了徐州，裘尧庆也提交了当天下午其夫妻二人的动车车票。而张召岭一方的陈述却是反反复复，先是说手写件形成于上午，打印件在下午吃晚饭时形成，然后又说手写件形成于当天中午，打印件在晚上形成，前后不一致。如果打印件在晚上形成，而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裘尧庆两夫妻已经坐动车离开徐州。两份协议没有冲突矛盾之处，只是相互补充的关系。5、正因为黄文晖，丛培广是东源公司的股东，所以他们二人的证词才更具有证明力，更能说明裘尧庆为东源公司的实际股东，张召岭为隐名股东。6、张召岭主张2014年1月6日支付给裘尧庆的100万元是裘尧庆向张召岭的借款，但没有提供证明该观点的证据，这也与张召岭的陈述相矛盾。在之前庭审中，当裘尧庆代理人询问张召岭一方，裘尧庆对张召岭是否有借款或负债？对方回答，与本案有关的没有负债。因此，这100万元实际上就是张召岭在取得8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转给了裘尧庆。双方虽就尚欠500万元给付达成过协议，但张召岭一直没有履行，张召岭侵占代持股权的转让款，严重损害了实际股东的利益，一审判令返还转让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审被告顾宏美述称，其与张召岭虽系夫妻关系，但裘尧庆主张的债务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顾宏美没有参与也不知情。裘尧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召岭归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判令张召岭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延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出资情况为魏中顺、张召岭分别出资40万元，持股比例均为40%，出资方式货币，黄文晖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方式货币，验资事项说明载明上述三股东于2012年11月9日将出资款缴存东源公司开立的临时存款账户内。2013年12月19日，东源公司法人召集股东会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同意将张召岭的40%股份转让给梁延武，魏中顺的20%股份转让给梁延武，黄文晖股权不变；股权变更后梁延武占股份60%，魏中顺占股份20%，黄文晖占股份20%，梁延武应先付订金500万元，全体股东签字后此协议生效，原法人魏中顺应在10日内变更为现法人梁延武，法人变更后梁延武将余款全部付给张召岭。同日，张召岭与黄文晖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黄文晖将在东源公司10%股份（人民币200万元整）转让给张召岭。2013年12月20日，东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1、同意将股东张召岭的股份40万元转让给梁延武，魏中顺的部分股份20万元转让给梁延武。2、转让后，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梁延武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60%；魏中顺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黄文晖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3、……。同日，张召岭、魏中顺分别与梁延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张召岭将其持有东源公司股权中的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以4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延武，魏中顺将其持有东源公司股权中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延武。沛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年12月27日核准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梁延武（60%）、魏中顺（20%）、黄文晖（20%）。2014年1月2日，张召岭出具收条一份，内容：“收条今收到40%股份款捌佰万元正全部收清张召岭2014年元月2号。”2014年1月6日，张召岭转入裘国庆银行账户100万元，裘国庆出具证明该款系裘尧庆款项。2014年2月28日，裘尧庆与黄文晖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黄文晖在东源公司10%的股份（人民币200万元整）转让给裘尧庆。张召岭、梁延武在见证人处签字。上述张召岭、裘尧庆分别与黄文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未进行工商登记的变更，黄文晖于2014年3月20日出具股份证明一份，陈述东源公司裘尧庆40%的股份由张召岭代持，张召岭将从黄文晖处购买的10%的股份还给裘尧庆。2014年4月10日，魏中顺与梁延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魏中顺将持有的东源公司股权中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梁延武，沛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4月14日核准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梁延武、黄文晖。2014年5月4日，梁延武分别与丛婵婵、鲁西饶、杨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梁延武分别将持有的东源公司股权中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0万元价格、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30万元价格、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丛婵婵、鲁西饶、杨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峰，沛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5月5日核准登记。2014年8月7日，裘尧庆、张召岭签订两份协议，其中打印件协议约定：一、张召岭与丛培广（丛婵婵）在东源电子公司的20%股份已由法院判定给张召岭，张召岭现申请法院执行，把执行来的20%东源电子公司的股份还给裘尧庆。二、裘尧庆正式收到张召岭执行来的20%股份后，双方账目都清。三、裘尧庆正式成为东源电子公司的股东后（这20%股），张召岭不承担这20%股份的盈亏。五、张召岭承诺一定能把东源公司的（丛培广）20%股执行到手。六、张召岭变更到裘尧庆东源电子公司股份为止。→四、未尽之事，双方再协商，也可另行补充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上签字，黄文晖、鲁西绕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日，双方共同签订的手写协议与上述打印件第二条内容不一致，手写协议该条内容：“裘尧庆正式收到张召岭执行来的20%股份后，双方账目都清。执行不到，张召岭归还裘尧庆伍佰万元整。”同时该手写协议划掉内容：“四、如果张召岭执行不到在东源电子的20%股份，张召岭应还给裘尧庆伍佰万元原来裘尧庆在龙马公司的股份款。”另查明，张召岭与顾宏美于1996年7月15日登记结婚，2008年4月2日因原结婚证遗失，补领了结婚证。一审法院认为：裘尧庆与张召岭于2014年8月7日关于东源公司的股权问题共签订两份协议，两份协议内容并不矛盾，互为补充关系，均合法有效。两份协议均有“甲方现申请法院执行，把执行来的20%东源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份还给乙方”“乙方正式收到甲方执行来的20%股份后，甲乙双方账目都清”内容。另外，张召岭将东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梁延武，梁延武支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黄文晖与张召岭签订了转让东源公司10%股权的协议后，收到了张召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黄文晖了解到张召岭代裘尧庆持股的情况后，针对同一股权又和裘尧庆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与黄文晖2017年12月6日在法院的陈述能相互印证。2014年1月6日，张召岭给付裘尧庆100万元，张召岭称系裘尧庆向其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张召岭关于该100万元系借款的抗辩，不予采信，综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实裘尧庆与张召岭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张召岭代裘尧庆持东源公司40%股份，并转让给梁延武，收到股权转让款800万元，黄文晖转让给裘尧庆东源公司10%股份（张召岭已支付黄文晖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张召岭于2014年1月6日给付裘尧庆10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基于以上事实于2014年8月7日达成协议，约定“乙方正式收到甲方执行来的20%股份后，甲乙双方账目都清。执行不到，甲方归还乙方伍佰万元整。”同时约定“执行时间为壹年内”，自双方达成协议至今，张召岭未履行协议义务，因此，对裘尧庆要求张召岭返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裘尧庆主张的利息问题，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裘尧庆主张从起诉之日计算，予以支持，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息的150%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利息应为：以50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7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涉案债务系张召岭转让股权所产生的债务，结合张召岭所欠款的数额，涉案款项并不能认定为张召岭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裘尧庆亦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张召岭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裘尧庆主张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张召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裘尧庆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7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裘尧庆对顾宏美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裘尧庆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张召岭负担。二审中，张召岭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张召岭、丛培广、黄文晖于2012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补充协议》，证明目的，在东源公司之前，三人为明确公司经营签订协议，并约定公司实际股东为张召岭、丛培广、黄文晖，其中为魏中顺代丛培广持股，该补充协议能够证明不存在裘尧庆持有公司40%股权的事实，而张召岭系东源公司的股东，也进一步证明丛培广、黄文晖提供了虚假的证言。经质证，裘尧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补充协议的内容未明确显示三人打算投资设立的是哪家公司。经质证，顾宏美同意张召岭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该《合伙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未明确载明张召岭、丛培广、黄文晖依据该协议计划投资设立的公司就是东源公司，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张召岭的主张。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年8月7日，张召岭、裘尧庆签订的两份《协议》，一份为手写件，一份为打印件。虽张召岭认为手写件协议为打印件协议的草稿，但手写件协议不仅有张召岭、裘尧庆二人的签名，还加盖了东源公司的印章，协议的形式与通常草稿件的形式明显不符，且手写件与打印件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存在冲突的情形，因此，无论是打印件协议还是手写件协议，均应认定系当事人间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两份协议均约定张召岭负有将登记在案外人从婵婵名下的东源公司20%股份“还给”裘尧庆的义务，同时约定在裘尧庆收到该20%股份后，双方“账目都清”。张召岭主张该20%股份系为了吸引裘尧庆投资经营东源公司的赠与，但裘尧庆不予认可，且上述约定亦明显与张召岭的该主张相矛盾。因此，无论裘尧庆与张召岭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亦或是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依据协议约定，张召岭应将东源公司20%股份交付裘尧庆或归还500万元。现协议签订至今，张召岭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交付股份的义务，故，裘尧庆要求张召岭支付500万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召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张召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