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4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满海堂，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辉，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庆军，男，197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汶上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涛，男，197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森，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满海堂因与被上诉人何庆军、吴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满海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由何庆军、吴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四）第五条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对满海堂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的法律定性错误，该“分配方案”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决议”，而是合同法意义上的“协议”。具体说来，该分配方案不是公司法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是满海堂和另案当事人苗兴东作为公司股东和公司另外两个股东即何庆军、吴涛对公司运营、发展或者对何庆军、吴涛欲对外转让股权事宜的“决议”，而是在满海堂和苗兴东已经同意何庆军、吴涛对外转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决议”、且在满海堂的主导和寻找下，何庆军、吴涛已经和股权受让人达成口头一致、只差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满海堂、苗兴东和何庆军、吴涛以自然人名义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满海堂、苗兴东、何庆军和吴涛四个自然人主体，而不是作为公司股东或董事会成员作出的关于公司事项的“决议”。另外，虽然该协议的内容开头写有“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但根据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信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并未设立董事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该协议不是一份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所以，一审法院依据此处的“董事会”字眼就适用公司法规定四第五条是错误的。2.该协议的标题虽然是“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但实际上该协议的签订目的和何庆军、吴涛的股权转让无关。该协议的签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公司成立到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仅两年期间，何庆军、吴涛没有按照股东约定按时足额出资，致使公司缺少资金运营，加之在公司起步最关键的时刻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本身就是不诚信且侵害公司和另外股东权益的做法。这一点，从诺信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中可以看出来。3.该协议虽体现了“公司65%股权的转让金”，但这仅仅体现了协议约定的支付款项来源于何庆军、吴涛转让公司股权的转让金，这从根本上不能改变何庆军、吴涛处分自己权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据此认定该协议是针对公司事项的股东“决议”是错误的。综上，涉案协议应适用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和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法律规定认定为四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签订的合同，也正是基于此，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定为合同纠纷，而不是股权转让纠纷。二、该协议现在合法有效，是满海堂、苗兴东和何庆军、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何庆军、吴涛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处分，该协议不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违反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该协议是一个附期限生效的协议，协议约定何庆军、吴涛支付款项的时间是该协议约定的支付款项来源即公司65%股权的转让金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支付，这跟何庆军在录音中说到的“剩余的30万要回来就给你”和吴涛说的“后面还要给你钱…”等互相印证，这也充分说明何庆军、吴涛尤其是吴涛对该协议的内容和款项的支付时间是明知的。另外，2019年8月9日，何庆军和吴涛起诉案外人巩道友，向其索要剩余的30万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在这个案件中，巩道友作为被告将涉案“协议”作为第六组证据进行举证，从该案2019年10月22日的庭审笔录第8页何庆军和吴涛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中可以看出，当时吴涛并未对该“协议”中最重要的问题，即其签字是否是本人签字发表意见，而是仅对“写的是由董事会决定，根据章程看到该公司没有董事会…”进行的答辩，可见，吴涛在一审中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没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的陈述是虚假陈述。2.前已陈述，涉案协议是附期限生效的协议，假设真如吴涛所述，其事先对该协议不知情，那么最迟在何庆军、吴涛作为原告起诉巩道友一案开庭之时，吴涛就应当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及合同的内容、生效时间等，但吴涛不但没有在庭审时对这份协议上的签字进行否认，也没有在该案调解书生效的第一时间采取任何法律途径进行救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法律规定，至少说明何庆军代替吴涛签字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进而该协议就是有效的。3.退一万步讲，该协议如果二审法院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那么该协议至少也是部分有效，即对何庆军的部分条款是有效的。再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该协议约定的支付欠款的责任应由何庆军一人承担。总之，吴涛在一审中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没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的陈述是虚假陈述，无论如何，该协议不可能是无效协议，无论最终是由何庆军、吴涛两人还是由何庆军一人承担相应责任，该协议都能作为满海堂主张本案诉求的依据，满海堂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何庆军、吴涛对满海堂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且录音中存在指代不清、表述模糊的情况，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到内容就是本案原告所指称的事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满海堂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内容能够与协议内容互相印证，其中，2019年11月8日满海堂与何庆军的通话录音(录音6：20处，何庆军说“你跟吴涛商量吧，跟他商量好了，我就听吴涛的”、录音最后6：45处何庆军说“剩下的30万要回来就给你……”)。2019年12月4日，满海堂与苗兴东与吴涛的谈话录音(1：30处，吴涛说“签授权，我是老何代理的……”、5：04处，吴涛说“只要老何同意，因为他牵的头.…...”、5：53处，吴涛说“后面还要给你钱，你找老何要就行......”、6：52处，吴涛说“对，本身就是他去处理的，我的事就他处理”，这里的“他”指何庆军)，这些充分证明该协议是何庆军和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何庆军和吴涛对该协议是经过事先商量后才签订的，且何庆军和吴涛说的也跟分配方案中的一致，即120万元转让款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就按该协议给满海堂和苗兴东支付相应欠款。尤其对于吴涛来说，如果其对该协议不知情，就不会说“后面还要给你钱…”这样的话。况且，何庆军和吴涛与满海堂和苗兴东只有因合伙开办诺信公司而产生的这一次经济纠纷，别无其他经济往来，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指代不清、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及内容就是本案满海堂所指称的事项的情况”。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谨慎审查的义务，通常来说，如果一审法院初步认定录音内容“指代不清，表述模糊”是正确的，那么一审法院就更应该对吴涛本人进行询问以进一步确认，而不是单纯“纸上谈兵”，仅靠吴涛代理人的陈述就妄下结论。2.从满海堂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来看，没有体现何庆军和吴涛对本案满海堂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的内容。联系本案，因为录音时涉案协议还没生效，也因为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后涉及公司的一些事，除了满海堂谈及关于诺信公司现在的大股东巩道友因为公司资质等存在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承诺的内容不相符的情况，所以迟迟不予支付剩余的30万元股权转让金，导致何庆军、吴涛也不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欠款等情况时，何庆军、吴涛进行反驳外，对本案满海堂要证明的吴涛对该协议知情、承认何庆军是其合法代理人以及待股权转让金全部到位时就按该协议向满海堂和苗兴东支付协议中所载相应欠款的内容都是予以认可的。四、一审法院对欠付工资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诺信公司欠满海堂的工资就转化成何庆军、吴涛对满海堂的欠款，就构成一个债权债务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本案案由一审法院也定为合同纠纷。另外，诺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是何庆军，那么在其退出公司、股权转让时，把公司之前欠付的劳动者工资转换成个人债务合情合理，也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所以，一审法院作出的“满海堂所诉系诺信公司欠付的本人工资，其应当提交劳动合同或提供劳务的证明，并向接受劳务方主张”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满海堂的诉讼请求。何庆军、吴涛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满海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满海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何庆军、吴涛支付拖欠满海堂的欠款8.4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何庆军、吴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本案满海堂、何庆军、吴涛及案外人苗兴东作为股东成立诺信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为：何庆军认缴出资额21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35%；吴涛认缴出资额18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30%；苗兴东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25%；满海堂认缴出资额6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10%。《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公司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将会议议题通知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对会议议题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庭审中，满海堂提交《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一份，拟证明何庆军、吴涛承诺诺信公司原四个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何庆军、吴涛将其在诺信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巩道友的120万元转让金全部到位且保本的情况下首先偿还满海堂84000元的工资欠款。何庆军、吴涛认为该分配方案不具有真实性，其理由同答辩意见。该分配方案内容为：诺信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65%股权的转让金全部到位情况分配如下：在保本的情况下首先偿还公司拖欠员工工资。1.工资情况。满海堂工资，合计共8.4万元；董桂风工资6万元；朱延美工资1万元；苗兴东工资4.8万元；吴涛工资4.8万元；何庆军工资4.8万元。3.公司未报销账目。4.股东借款。苗兴东10万元；何庆军7.2万元；吴涛4万元。5.剩余部分有何庆军、吴涛、苗兴东三位股东按照比例分配。上述分配方案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29日。满海堂、何庆军分别在股东签字处签了本人的姓名，吴涛的名字由何庆军代签，苗兴东的名字由满海堂代签。对于上述分配方案的形成过程。满海堂提交2019年11月8日满海堂与何庆军的通话录音（录音6:20处，何庆军说“你跟吴涛商量，跟他商量好了，我就听他的”；录音最后6:45处，何庆军说，剩余的30万元要回来就给你）和2019年12月4日满海堂与苗兴东找吴涛商量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谈话录音（1:30秒处，吴涛说签授权，我是老何代理的；5:04秒处，吴涛说，只要老何同意，因为他牵的头；5:53秒处，吴涛说，后面还要给你钱，你找老何要就行；6:52秒处，吴涛说，本身就是他处理的，我的事就他处理，这里的他指何庆军），拟证明分配方案是何庆军、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何庆军、吴涛对分配方案是经过事先商量后才与满海堂、苗兴东签订分配方案，且何庆军、吴涛说的也跟分配方案一致，即120万元转让款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就按照该方案给满海堂支付相应款项；何庆军、吴涛的意见是一致的，同时证明吴涛认可何庆军是他的代理人。何庆军、吴涛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满海堂是断章取义，吴涛对此事不知情，何庆军、吴涛认为当时30万元还没有收回来，满海堂没有权利要这个钱。吴涛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未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也未授权过何庆军代理他签字，满海堂找吴涛理论此事，吴涛让他找何庆军合情合理。2017年9月1日，何庆军、吴涛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巩道友签订《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65%的股权，分别是何庆军所持有公司35%的股权、吴涛所持有公司30%的股权，以人民币120万元的价格转让到巩道友名下。合同签订后，何庆军、吴涛收到了股权转让款1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满海堂主张由何庆军、吴涛偿还欠款84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一审法院支持。理由如下：1.满海堂索要84000元款项的依据系本案中涉及的公司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该方案系对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的重大处分，应当由公司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并签字盖章。但该分配方案未经股东会开会表决，从签字情况看，该公司股东吴涛并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吴涛本人亦否认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上签字，且满海堂也未提交吴涛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签字的委托材料，故该分配方案不能作为满海堂主张其诉讼请求的依据。2.从满海堂提交的录音材料看，何庆军、吴涛对满海堂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且录音中存在指代不清、表述模糊的情况，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到内容的就是本案满海堂所指称的事项。3.满海堂所诉系诺信公司欠付的本人工资，其应当提交劳动合同或提供劳务的证明，并向接受劳务方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满海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0元，减半收取计950元，由满海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满海堂提交何庆军、吴涛与巩道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第8页，认为根据该页吴涛对巩道友举证的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发表的质证意见，可以证明吴涛对何庆军代其签字的事实是认可的，同时也证明最晚在该案庭审时吴涛对本案所涉的分配方案即知情。吴涛对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吴涛当庭对分配方案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满海堂的主张是其主观推断。本院经审查认为，在该庭审笔录中，吴涛对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来看，写的是由董事会决定，根据章程看到该公司没有董事会，所以是虚假的，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上述质证意见，无法推断出吴涛对何庆军代其签字表示认可的意思表示，对于满海堂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满海堂以《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为依据向何庆军、吴涛主张工资欠款8.4万元是否合法有据。（一）从《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约定的分配资金来源分析，股权转让金是何庆军、吴涛转让其名下股权应受让的对价，该款应归何庆军、吴涛个人所有，而不是诺信公司用以向股东分配的盈余财产，诺信公司无权处分何庆军、吴涛的个人财产，且吴涛并未在该分配方案中签字，满海堂亦无证据证明吴涛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中签字，《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不能证实吴涛有处分其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二）从满海堂主张的欠款性质分析，《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约定8.4万元的性质为满海堂在诺信公司工作期间产生的工资。何庆军、吴涛作为诺信公司股东，与满海堂之间不具备劳动合同关系，满海堂向股东何庆军、吴涛主张工资欠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满海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上诉人满海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永先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