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6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社。负责人：钟燕兵，社长。委托代理人：陈羡玲、彭培锋，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韦玉红，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负责人：邓章成，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声云，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赵国生，区长。委托代理人：刘远新，广州市增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国良，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伟如，男。原审第三人：黄杰，男。法定代理人:黄伟如，身份信息同上，系黄杰父亲。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江屋排经济社）、韦玉红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办事处（以下简称朱村街道办）、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增城区政府）、原审第三人黄伟如、黄杰村民待遇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3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伟如，男，1984年4月18日出生，其出生入户原告处，户口未曾发生任何迁移。韦玉红，女，1977年12月2日出生，因与黄伟如结婚，于2007年4月11日将其户口迁入原告处，此后未曾发生迁移。二人于2010年1月17日生育黄杰，黄杰出生后于2010年入户原告处。2019年1月29日，三第三人以原告为被申请人，向朱村街道办递交《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1.确认三第三人具有原告成员资格；2.责令原告向三第三人每人支付土地分红（土地补偿费）人民币18万元。朱村街道办收到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向原告发出《朱村街行政处理答复通知书》，告知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朱村街道办工作人员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2019年4月18日对原告社长钟燕兵进行调查询问，于2019年4月1日对黄伟如进行调查询问，并依法制作了《行政处理决定调查笔录》《行政处理决定听证笔录》。原告同时还向朱村街道办提交了《广州教育城一期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征收协议书》《朱村街秀山村江屋排社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项目土地补偿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土地补偿费支付凭证等，用以证实三第三人已获得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朱村街道办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增朱街行决字第（3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黄伟如出生在原告处，户口没有迁出，行使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韦玉红因婚姻关系于2007年4月11日将户口迁入原告处，并与黄伟如共同居住和承包原告的责任田，且履行了社员义务以及享受了社员权利，所以两第三人应具有原告成员资格。黄杰作为原告社员所生子女，亦应具有原告成员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本案中，黄伟如作为户代表签署了《征地协议书》《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分配方案》，对韦玉红、黄杰均具有法律效力。因三第三人已根据上述协议获得相应的青苗款和征地补偿款，而《分配方案》经村民户代表会议并经70%的村民户代表表决通过，为合法有效的决议。该《分配方案》明确第三人只享受自己的责任田、自留地，不享受原告任何待遇，是第三人自行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加之若第三人参与补分配其提出申请之前的分红款，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在未重新计算正确分配股权之后的每股分红金额之前，不宜根据其他社员之前的股份分红金额作出处理，同时第三人在2019年1月29日之前，对其成员资格和福利待遇问题未曾提出异议，在第三人提出申请之前，原告的征地补偿款和分红款已实际发放完毕，不宜再作处理，因此最终决定：1.确认三第三人具有原告成员资格；2.要求原告向三第三人每人支付土地补偿费18万元不予支持。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9年4月26日送达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送达三第三人。三第三人收到后不服，向增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增城区政府收到后，于2019年6月28日依法予以受理。同日，增城区政府向朱村街道办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告知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朱村街道办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后，于2019年8月5日向增城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8月9日，增城区政府向原告发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告知其参加行政复议，并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提交书面意见及相关证据。2019年8月23日，增城区政府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告知各方因案情复杂，需延长审查期限30天，并依法进行了送达。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增城区政府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增府行复〔2019〕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首先，黄伟如的父亲黄仕光在1993年将户口从第三人处迁出前是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的，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2006年10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黄伟如是原告成员所生子女，户口在原告处，并履行选举等义务，因此黄伟如具有原告成员资格。同理，黄杰是原告社员黄伟如所生子女，户口在原告处，也具有原告成员资格。其次，韦玉红因与黄伟如的婚姻关系，于2007年将户口迁入原告处，其成员资格虽未经社委会或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但是其户口一直保留在原告处，亦居住在原告处，并履行查环查孕、参加选举等义务，同时还在原告处购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韦玉红应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因此，三第三人均具有原告成员资格，在2013年、2014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也均具有原告成员资格，朱村街道办认定三第三人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决定应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人提出的责令原告向其每人支付18万元土地补偿款的问题。首先，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从政府获得的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项目土地补偿款属于原告集体所有，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人均应享有同等分配权，而原告制定的《分配方案》规定茶寮仔（黄姓户）只享受自己的责任田、自留地，不享受原告任何待遇，这排除了包括第三人在内的茶寮仔黄姓成员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朱村街道办依法应予以纠正；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第三人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均已具有原告成员资格，朱村街道办对第三人责令原告支付相应份额补偿款的请求应予以支持，朱村街道办以第三人此前未曾就成员资格和福利待遇问题提出异议及原告的征地补偿款已发放完毕为由不支持第三人的此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存在明显不当。再次，股份分红是对经营性收益进行分配，征地补偿款分配是对国家由于征收土地而给予的补偿进行分配，因此，股份分红不同于征地补偿款分配，朱村街道办以三第三人参与补分配其提出申请之前的分红款，将稀释原股份分红金额，在未重新计算正确分配股权后的每股分红金额，其不宜作出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朱村街道办认为三第三人已根据《征收协议书》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获得相应的青苗款和征地补偿款，因此不支持三第三人该项请求，但朱村街道办未查明上述两份协议的制定是否具备程序性要件，协议是否最终生效并实际履行，即使上述协议有效且两第三人确实据此领取了征地补偿款，但三第三人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数额与其他社员是否一样亦未查明，朱村街道办在没有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不予支持三第三人责令原告支付相应征地补偿款请求的决定有失公平，明显不当，遂最终决定：1.维持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2.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决定，并责令朱村街道办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30日内对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9月18日分别送达原告和三第三人，于2019年9月16日送达朱村街道办。原告收到后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告于2014年1月19日制定并通过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第三点“分配对象及分配比例”第5项规定：“茶寮仔（黄姓户）只享受自己的责任田、自留地，不享受江屋排合作社任何待遇。”2013年12月7日，原告（甲方）与黄伟如、黄伯养（乙方）等户代表，签订了《征收协议书》，内容为：“……一、拟征收土地的基本情况。乙方在甲方征地范围内有土地总面积共15.026亩（其中：水田面积12.12亩，房屋范围内共：2.906亩）。扣除宅基地面积0.999亩，剩余的面积14.027按照14.9万元/亩标准支付给乙方，补偿款先付一半。余下的款项按照政府标准扣除社保后再拨付给乙方。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照1万元/亩标准支付给乙方，由其负责对地上附着物（山坟）进行包干补偿。三、留用地安置补偿。按照政府计算标准，结合乙方的实际面积返还，且不协及江屋排管理范围……”钟燕兵在2019年3月27日的《行政处理决定调查笔录》中称：三第三人在内的茶寮仔（黄姓户）不是原告成员，他们有自己的责任田、自留地，但是茶寮仔（黄姓户）是挂靠在原告名下，其土地等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处分，与原告无关，原告也不会去处理，所以在征地时，才会有原告与第三人等人（黄姓户）签署土地征收协议，并由原告与第三人等人征收土地并补偿，并明确称原告没有成文的合作社组织章程，也没有社员需要履行的义务。黄伟如2019年4月1日的《行政处理决定听证笔录》显示：三第三人有参与换届选举。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就茶寮仔黄姓人员与原告是何关系进行询问时，原告称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相关部门将其划入原告处进行管理，朱村街道办和增城区政府均称黄姓村民与其他非黄姓村民对外都是以原告的名义进行管理的，内部的财务、选举都是以一个合作社的名义来进行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广州市**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本案中，朱村街道办有权对辖区三第三人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要求福利待遇分配、分红等事宜作出处理决定。关于三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黄伟如出生后入户原告处，户口未发生过迁移。黄杰系黄伟如之子，出生后亦入户原告处，户口亦未发生过迁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无证据证实黄伟如、黄杰未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原告在《行政处理决定调查笔录》中亦明确称其社员没有义务，因此，朱村街道办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确认黄伟如、黄杰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内容，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增城区政府经审查后认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中关于确认黄伟如、黄杰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内容，并无不妥，遂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项决定对该部分内容予以维持，亦无不妥。原告虽称黄伟如、黄杰不是其社员，其二人及其父辈是带着土地、房屋挂靠原告处，原告与其权利义务互不干涉。但根据庭审调查可知，政府相关部门早已将包含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在内的茶寮仔（黄姓户）划分到原告处进行管理，且对外都是以原告名义进行管理，至于原告与茶寮仔（黄姓户）是如何行使权利义务和具体管理方式的，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管理关系，不能以二者之间的内部管理关系否定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对外属于原告管理成员，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韦玉红因婚姻关系于2007年才将户口迁入原告处，根据上述规定，其是否具有原告处的成员资格需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现并无证据证实韦玉红的成员资格已经原告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且本案中亦无证据表明韦玉红在原告处有承包责任田，而根据《交费情况登记》可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非由原告出资购买，加之原告社长钟燕兵在调查过程中明确表示其社没有社员需要履行的义务，因此，朱村街道办以韦玉红承包了原告的责任田，并履行了社员义务为由，在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中认定韦玉红具有原告成员资格，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当被依法撤销。增城区政府在复议审查过程中未能严格区别审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项决定维持了朱村街道办关于韦玉红成员资格的错误认定，亦依法应当被撤销。鉴于撤销被诉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中确认韦玉红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内容将会对韦玉红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朱村街道办朱村街道办应对韦玉红在2019年1月29日要求确认其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关于三第三人责令原告向其每人支付土地分红（土地补偿费）18万元的问题。关于黄伟如、黄杰能否取得土地（土地补偿费）18万元的问题。首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本案中，原告因被国家征收土地而从政府获取的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项目土地补偿款是属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产，根据上述规定，具有原告成员资格的人员可以享有与其他社员同等的分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分配方案》第三点“分配对象及分配比例”第5项规定的内容排除了第三人黄伟如、黄杰作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获得征地补偿款的平等权利，违反了上述规定，不能作为第三人黄伟如、黄杰不能获得征地补偿款的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原告成员资格，且土地征收补偿款是集体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土地的一次性转化，其与股份分红收益性质完全不同，朱村街道办以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在此前未就成员资格及福利待遇问题提出异议，原告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完毕，如果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参与补充分配其提出申请之前的分红款，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在未重新计算正确分配股权之后的每股分红金额之前，其不宜作出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原告和朱村街道办认为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已根据《征收协议书》《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领取了相应的青苗款和征地补偿款，因此，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但朱村街道办在行政处理过程中并未查明上述协议的制定是否具备程序性要件，是否最终生效并实际履行，即使上述协议有效且第三人黄伟如、黄杰已根据协议领取了征地补偿款，但第三人黄伟如、黄杰领取的征地补偿款数额与原告其他社员是否一样，朱村街道办均未能调查核实清楚，在此情况下，朱村街道办对第三人黄伟如、黄杰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朱村街道办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决定对第三人黄伟如、黄杰要求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18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撤销。增城区政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秉承对原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合理、合法审查的原则，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二项决定，撤销了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决定中的该部分内容并无不当。且经原审法院审查，增城区政府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过程中复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决定中对第三人黄伟如、黄杰要求原告向其二人各支付土地补偿费18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的内容已被作为复议机关的增城区政府所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其存在的违法之处已得到弥补和治愈，原审法院没有再行判决撤销的必要。关于韦玉红能否取得土地分红（土地补偿费）的问题。根据案件查明事实，韦玉红的成员资格尚未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故而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决定中对韦玉红要求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18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增城区政府所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二项决定撤销该部分内容实属不当，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及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办事处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2019）增朱街行决字第（3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中确认第三人韦玉红具有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的决定。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韦玉红2019年1月29日要求确认其具有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的请求事项重新作出处理。三、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的增府行复〔2019〕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项中维持（2019）增朱街行决字第（3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确认第三人韦玉红具有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的决定。四、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的增府行复〔2019〕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二项中撤销（2019）增朱街行决字第（3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中不支持第三人韦玉红土地补偿款请求的决定。五、驳回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江屋排经济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伟如等人已经享受并领取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黄伟如等人于2013年与江屋排经济社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领取了青苗款以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原审法院忽视该事实作出的判决结果将导致黄伟如等人领取的征地补偿款高于其他社员，有失公平，明显不当。二、黄伟如等人领取征地补偿款后，不能再次主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分配方案》合法有效，亦是黄伟如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江屋排经济社向黄伟如等人支付了相应份额的征地补偿款后制定的《分配方案》，得到黄伟如等人的同意，黄伟如等人不能再次对其他集体土地向江屋排经济社主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三、法律未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征地补偿款必须享受同等待遇。黄伟如等人已经享受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补偿金额与其他成员不一致，是黄伟如等人对其个人权利的放弃，不能错误理解为江屋排经济社剥夺其权利。四、原审判决以及增城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亦不合理，对其他成员不公平。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依法改判，支持江屋排经济社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韦玉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韦玉红不具有江屋排经济社社员资格，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韦玉红依法具有江屋排经济社社员资格。（一）韦玉红自2007年户口迁入江屋排经济社处，至今在该社生活和生产，以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承包有责任田和自留地。韦玉红没有被纳入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获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需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依法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不应剥夺。（二）江屋排经济社没有组织章程，未对韦玉红的情况予以规定。韦玉红虽未经江屋排经济社表决社员资格，但根据朱村街道办与韦玉红丈夫黄伟如签订的《广州教育城一期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韦玉红在江屋排经济社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三）增城区政府对江屋排经济社其他社员配偶作出的生效复议决定认定其具有成员资格，与韦玉红情况相同，原审判决却认定韦玉红不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对韦玉红不公平。（四）江屋排经济社社员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均是由所在村委统一出资购买，原审法院未查清其他社员的购买情况，即认定韦玉红不具备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明显错误。二、韦玉红属于江屋排经济社社员，依法应获得土地补偿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朱村街道办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关于韦玉红成员资格及土地补偿款分配权的内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无需改判。二、原审判决关于黄伟如、黄杰土地补偿款分配权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分配方案》是在黄伟如等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征地补偿款之后制定，有黄伟如等人签名，是其意思的真实表示。即使金额存在差异，也是黄伟如等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未侵犯黄伟如等人的权利，没有与法律相抵触。而且，黄伟如等人若参与补分配分红款，将稀释原每股分红金额，在未重新计算的情况下，不宜根据其他社员之前的股份分红金额作出处理。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增城区政府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关于韦玉红成员资格及土地补偿款分配权的内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关系将户口迁入丈夫所在合作社，即使没有经过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也可从合作社的村规民约、传统惯例以及嫁入人员享受的待遇、承包责任田等情况确认其资格。朱村街道办根据韦玉红承包责任田等情况认定其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符合实践，也与法院大量判例结果相符。（二）农村土地以家庭责任制的形式进行承包，韦玉红丈夫作为家庭户主在征地过程中表决、签订协议、领取补偿款统一行使权利。原审法院以相关协议没有韦玉红签名为由，认定其没有责任田，与农村实际情况不符，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以江屋排经济社社员没有需要履行的义务作为否定韦玉红成员资格的理由，认定事实错误。没有需要履行的义务不能得出韦玉红没有履行义务而不具有成员资格的结论，但恰好证明韦玉红无需履行义务，不因未履行义务而无法取得成员资格。二、江屋排经济社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关于黄伟如等三人是否已领取征地补偿款的问题。虽然黄伟如等三人已经领取部分征地补偿款，但朱村街道办并未查清黄伟如等三人领取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是否与其他社员一致。朱村街道办查清具体数额后，依法支持江屋排经济社向黄伟如等三人补发相应差额并不影响其他社员的权利，黄伟如等三人不属于重复享受权利。（二）关于《分配方案》的合法性问题。江屋排经济社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属于集体所有，《分配方案》排除茶寮仔（黄姓户）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不能作为阻却黄伟如等三人请求分配的依据。（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征地补偿款是否享受同等分配金额的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收益分配权非经法定事由、法定程序不能被剥夺。黄伟如等三人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同等分配收益权，请求朱村街道办向其分配与其他成员同等数额的征地补偿款，合法合理。原审法院对韦玉红成员资格及土地补偿款分配权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原审第三人黄伟如、黄杰二审未提交诉讼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二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依据上述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及其子女的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相应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权。本案中，黄伟如、黄杰出生后入户江屋排经济社处，户口未发生过迁移，且无证据证实二人未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朱村街道办和增城区政府确认二人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黄伟如、黄杰作为江屋排经济社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收益依法应享有同等分配权。江屋排经济社制定的《分配方案》规定茶寮仔（黄姓户）只享受自己的责任田、自留地，不享受江屋排经济社任何待遇，排除茶寮仔（黄姓户）成员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增城区政府认定其属于无效条款，并无不当。朱村街道办对黄伟如、黄杰要求江屋排经济社支付土地补偿费的请求不予支持，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增城区政府对朱村街道办的该项处理决定予以纠正，应予支持。关于韦玉红是否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以及是否享有征地补偿款同等分配权的问题。《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实行双层经营体制后户口迁入者是否需经表决才能获得成员资格，取决于是否“另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这一规定原则上也应适用于女方因结婚到男方住所落户的情形，属于《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的“另有规定”情形。本案中，韦玉红因结婚于2007年将户口迁入江屋排经济社，并在婚后与黄伟如共同承包江屋排经济社的责任田，履行社员义务，原则上即享有与江屋排经济社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朱村街道办和增城区政府确认韦玉红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并无不当。同时，增城区政府确认韦玉红享有江屋排经济社征地补偿款同等分配权，亦无不当。原审判决认为韦玉红因结婚将户口迁入江屋排经济社后，仍需经该社成员大会表决，方能确定是否具备成员资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朱村街道办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关于确认黄伟如、黄杰、韦玉红具有江屋排经济社成员资格的处理决定正确，第二项关于不予支持黄伟如、黄杰、韦玉红要求上诉人支付土地补偿费的请求的处理决定，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增城区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对朱村街道办的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第二项处理决定予以纠正，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韦玉红的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的认定和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江屋排经济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韦玉红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337号行政判决第五项。二、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337号行政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江屋排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建军审 判 员 金 霞审 判 员 余树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宗芳书 记 员 何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