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民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熙毅，男，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波，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廷枭，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杜宇，男，1971年3月4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四川融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素兴，女，1974年7月16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 上诉人黄熙毅、杜宇因与被上诉人孟素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6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黄熙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波、侯廷枭，上诉人杜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孟素兴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熙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括号中“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2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42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将其改判为“支付逾期利息233.4万，逾期利息应从2017年8月1日起算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杜宇向黄熙毅支付律师费45万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杜宇、孟素兴向黄熙毅支付违约金504万元（以700万为基数，按照转让股权总价款的千分之一计算，从2017年3月3日起算至2019年3月3日，2019年3月4日后得违约金仍按此标准计算至股权转让费付清为止）；4.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中“杜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黄熙毅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和一审判决第四项；5.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计算方法”的规定，错误认定“支付违约金和逾期利息明显超过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不能同时并用，依法予以部分支持”，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法律不当。1.该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没有规定违约金和损失是否可以同时约定或主张。相反该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同时约定违约金和损失。2.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三十条“违约金与逾期利息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由此可知违约金与逾期利息可以同时主张。一审判决只支持利息而不支持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3.《股权转让协议》第五项违约责任的第一条，明确约定了“不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按转让股权总价款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即或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违约金过高，但是没有主张调减违约金数额，即或法院依照司法手段调减，只是判决违约金数额减少，不等于说全部不支持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即也认定了该条约定有效，一审法院却不判决违约金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违约金，显然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司法实务审判倾向。（二）一审判决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和利率标准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明确约定“2017年7月底以前乙方应当支付甲方100万元”及“2018年1月底以前公司未实现约定债权的，乙方应当向甲方付清余下的转让费用”，但乙方最早的一笔付款是在2018年6月13日支付的130万元股权转让费，故违约金应从2017年8月1日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应从2018年2月1日开始起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一，即年利率为36%左右，虽然违约金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违约金加上逾期利息更是远远超过年利率24%，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三十条的规定，在年利率24%的范围内应予支持违约金和利息的总额。二、一审法院酌定支持黄熙毅律师费10万元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足以证明律师费实际已经发生45万元，依法应予全部支持律师费；（二）根据（2019)最高法民申1085号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判决书也可得知，当事人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足以形成要求违约方承担律师费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个案例也根本没有提及到违约方承担律师费还必须要求守约方提供相应的收费标准；（三）全国早已放开了民商事律师收费标准，国家即律师行业不再指定民商事律师收费标准，全国及律师行业在本案判决前早就没有任何律师费收费标准，全都实行市场化，由律师事务所自行与当事人协商收取律师费；总之一审酌情判决律师费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案受理法院离成都市很远，律师前往法院立案、持调查令在金川县和成都市调查、先后开庭2次等等，代理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案情较为复杂，多次从成都市开车往返于金川县，正常情况下单边车程9个小时左右，期间还遇到大暴雨致公路中断，不得不绕道而行，单边车程长达14个小时，路途遥远、过程艰辛，甚至在开车过程中遇到恶劣天气对律师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有很大的威胁，本身案件标的大，收取45万律师完全合情合理，不存在过高的事实。三、一审判决不认定孟素兴共同承担涉案债务的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杜宇在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投资入股经营，属于其与孟素兴夫妻家庭经营，杜宇受让黄熙毅股权也应是其家庭行为，不存在孟素兴需要追认杜宇受让股权的行为，不需要孟素兴是否是公司股东、更无需黄熙毅提供证明杜宇的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孟素兴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部分不公，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杜宇辩称，1.上诉人黄熙毅的上诉请求不明，上诉请求中分别有撤销、改判、维持的表述，我方不知黄熙毅请求的是改判、维持、还是撤销原判。2.我方认为黄熙毅上诉的事实理由不成立，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特别是违约金的法律应适用合同约定，合同无约定的情况下从法定，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不生效的情况下，上诉人杜宇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因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同样也不应当承担黄熙毅支付其代理律师的律师费。我方与对方都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特别是一审将孟素兴以杜宇配偶的身份追加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被告，那么同理黄熙毅的配偶也应当作为本案的一审共同必要原告，否则遗漏了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3.关于律师费，是黄熙毅与律师之间的约定，黄熙毅与杜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债权转让协议，黄熙毅将名下的股权转移变更至杜宇名下协议才会生效，黄熙毅未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未生效。杜宇与黄熙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但没有生效，且事实上也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该协议无法实际履行，加之黄熙毅所谓的代持股人王元福已将股权转移，双方存在纠纷，故黄熙毅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孟素兴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杜宇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上诉讼费由黄熙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案由错误，对案件性质认定完全错误。本案案由并非股权纠纷，而是债权转让纠纷。1.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王元福、申某。2017年3月3日王元福与申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3日申某与尹全英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即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包括本案的黄熙毅。2.股权转让中转让方的主体应当是股东，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符合一定的条件，方能进行股权转让。一审判决已经查明2017年3月3日王元福与申某、申某与尹全英分别进行了股权转让这一事实，在此情况下对上诉人与黄熙毅之间的纠纷仍按照股权转让纠纷进行审理，认定事实明显严重错误。3.假设黄熙毅系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成立，按照法律规定其转让的也不是股权，而是按照其与王元福所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的收取投资回报的权利。据此，假设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成立的基础上，隐名股东与第三人约定，将其出资及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的收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的协议，该协议因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和客体要求，不属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债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案由错误，对案件性质认定完全错误，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依法应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2017年3月3日王元福与申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7午3月3日申某与尹全英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即2017年3月3日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已经转让且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熙毅2017年3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同时成立，隐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无效。若按照股权转让纠纷案由审理本案，则上诉人、被上诉人黄熙毅均不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三）本案中杜宇与黄熙毅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有效认定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上诉人与黄熙毅2017年3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5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对2017年3月3日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已经转让且办理变更登记的王元福与申某《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3日申某与尹全英《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性质的全面否定，且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杜宇与黄熙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四）假设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纠纷处理本案。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杜宇与被上诉人黄熙毅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亦不生效，甚至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中有关法律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第三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且《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还特别规定，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人不得转让合同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熙毅与王元福所签订《代持股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公司解散并办理注销公司登记时终止。即王元福与黄熙毅对《代持股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明确，对该协议的解除、转让亦无明确约定。在未经王元福确认该协议权利内容、投资权益与黄熙毅无争议、该协议权利可以转让且通知王元福的情况下，上诉人与黄熙毅所签订的有关《代持股协议》权利转让的约定方才生效，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仍属无效。被上诉人黄熙毅至今没有通知王元福对《代持股协议》权利进行了转让，相反王元福在2017年3月3日向申某转让了股权，反证了王元福与被上诉人黄熙毅就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了争议，且将股权转让。并且，被上诉人黄熙毅采用与上诉人杜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转让其《代持股协议》的权利，系为了规避国家税收，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确认被上诉人黄熙毅与上诉人杜宇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五）一审判决认定王元福、申某为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名义出资人），黄熙毅、杜宇为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各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规定，某一投资人要想被认定为公司的隐名股东，需满足以下几项要件：首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其次，该协议必须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而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再次，实际投资人向名义投资人交付了所出资的财产，名义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缴纳出资；最后，名义出资人的姓名（名称）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且在公司登记机关作了登记。本案王元福与黄熙毅虽然签订了《代持股协议》，但因王元福已将股权转让给申某，证明王元福与黄熙毅产生了代持股纠纷。代持股纠纷中，主张是隐名股东的一方要从已支付股权投资款项和双方存在代持股合意两方面来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在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对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约定。对隐名股东资格确认及投资权益归属仍需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审查并确认，且该股东资格确认及投资权益归属属于形成权之诉，应另案审理认定和判决确认，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答辩、辩论及上诉权利。一审判决未经法定程序，在本案债权转让诉讼中，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记载申某持股80%，尹全英持股20%、杜宇与申某无《代持股协议》、黄熙毅与杜宇是否实际出资并交付未查明、王元福已转让其名下全部股权，在此情况下作出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认定、持股比例的认定明显违法，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在王元福已经对股权进行转让且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在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股东资格确认、代持股权益争议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同时在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审查认定的情况下，径行认定王元福、申某为名义股东，黄熙毅、杜宇为隐名股东，且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的认定错误，依法应当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应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熙毅依据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提起诉讼并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对与黄熙毅签订协议的变更。双方争议均是围绕所签订协议的有效性，是否可变更可撤销而进行。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显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反诉的规定，上诉人反诉请求能否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另当别论，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与本案是不同法律关系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均是，上诉人反诉请求明显与本诉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否则如一审判决，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同样也是请求确认有关协议的效力以及是否可撤销可变更该协议，如此一来势必造成诉累以及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判决的结果。据此，一审判决依法应当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黄熙毅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1.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熙毅不是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对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黄熙毅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不明确；黄熙毅与王元福对投资收益权归属发生争议；且王元福已将股权转让给申某；黄熙毅没有向上诉人提供其与王元福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没有办理债权转让交接手续，也没有通知王元福；加之王元福已对其持有的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进行了转让，黄熙毅的“隐名股东”投资权益已不复存在，债权转让目的无法实现，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熙毅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债权转让协议不成就且已经无法实际履行和实现转让目的，上诉人已支付款项被上诉人应当返还。2.股权转让纠纷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经过股东会决议，经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且公司的其他股东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由于黄熙毅并非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其请求确认出资收益归属后主张股东权利、确认股东资格则应依据法定程序进行显名登记，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该形成权之诉应另案现行处理）。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该争议解决与本案无关，且不应在本案解决或认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即便实际出资人虽然符合成为股东的实质要件，但其并不能当然获得法律认可的股东地位，即使实际出资人不是法律规定的受到限制的主体。这是由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股份公司的公众性决定的，实际出资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最后，因隐名股东并非公司的股东，其无权对公司以及公司的股东主张任何权利，其所享有的只是依据股权代持协议要求显名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将所得收益交予自己的债权人。因此在显名股东身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隐名股东将其基于股权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其他第三人时，该隐名股东需依照《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通知作为债务人的显名股东之后，“隐名股权”（债权）的转让才生效成立。故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黄熙毅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判决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1.债权转让法律关系适用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公司法。2.处理本案时，股权代持问题首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尊重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究竟是股权代持还是股权转让，若涉嫌民事欺诈、意思表示不真实则该协议应当依法撤销或变更。3.隐名出资涉及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一般为股权确认纠纷，此类纠纷可根据构成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等综合判断，但该判断属于股权确认纠纷，不应在本案中认定和处理。同时隐名股东代持股协议有效，并不必然肯定其享有股东地位。4.涉及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时，应坚持商事外观主义原则。5.特别强调一点，股权代持不能以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目的，本案中黄熙毅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通过与上诉人签订所谓《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规避应缴国家税款，从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当进行严格审查。（三）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系错误适用法律，应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基于重大误解实施、欺诈、胁迫、显示公平等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和撤销进行了明确规定。上诉人提起反诉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所认为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不当的应当释明，在释明后上诉人拒不变更的，方有权驳回。2.一审判决明确载明：经审查，杜宇的反诉符合条件，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一审判决同时又认为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与本案是不同法律关系，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由此可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若上诉人一审反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条件，一审法院则应不予受理；若一审法院错误受理后，则应释明后驳回起诉，但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再次，一审判决经审查认定上诉人的反诉符合条件且受理，但实际审理中一审判决回避实体审理，仅以上诉人反诉与本案是不同法律关系为由，不作处理，要求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反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驳回应当作出裁定，且一审判决在告知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应当现行裁定。最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熙毅之间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显失均衡，黄熙毅利用了上诉人缺乏判断能力（不是股权转让而是债权转让）等不利情势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法律效果为可变更可撤销，一审判决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而不应回避上诉人的诉请，更不应采用告知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的方式转移矛盾和增加诉累。由此可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应依法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四）一审判决追加孟素兴为本案共同被告系错误适用法律，应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熙毅债权转让纠纷，结合一审判决审理内容，股权纠纷或债权转让纠纷均不涉及被上诉人孟素兴，且根据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黄熙毅的一审诉讼请求不涉及孟素兴，即被上诉人黄熙毅对孟素兴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孟素兴既不是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债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一审判决应对黄熙毅的追加被告请求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决定。在股权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同理，债权转让亦然。然而，一审判决在审查后，认为黄熙毅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准许追加孟素兴为本案一审被告。换言之，一审法院追加孟素兴作为一审共同被告时，为何不追加黄熙毅的配偶作为共同原告，这显然是一审判决错误审查和错误适用法律，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五）本案诉讼费计算错误。 黄熙毅辩称，1.请求驳回杜宇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清楚，只是适用法律、判决结果有部分错误，我们在上诉状上已经阐述。2.杜宇认为本案是债权转让纠纷错误，本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3.本案不属于发回重审情况，本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也没有违法，不符合发回重审的条件。4.股权转让协议与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内容有一些差别，但本案杜宇、黄熙毅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本案审理的事实根据。5.关于诉讼费计算问题，我方是严格按照法院通知交纳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诉讼费计算若不正确，二审法院可以纠正、一审法院也可以裁定纠正，我方是针对一审判决部分上诉，我方认为一、二审诉讼费交纳都没有错误，我方都是按照法院通知足额交纳。 孟素兴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意见。 黄熙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杜宇向黄熙毅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420万元；2.判决杜宇向黄熙毅支付违约金504万元(每逾期一天，按照转让股权总价款的千分之一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3月3日，2019年3月4日之后的逾期违约金仍按此标准计算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为止)，支付逾期利息233.4万元；3.判决杜宇向黄熙毅支付律师费45万元；4.判决杜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杜宇反诉请求：1.请依法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要求黄熙毅赔偿损失费6万元，承担律师费34.722万元;3.诉讼费用由黄熙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王元福、申某。王元福、申某为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即名义出资人，黄熙毅、杜宇为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各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2017年3月3日黄熙毅与杜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1.甲方（黄熙毅）共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现甲方自愿将其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以人民币柒佰万元整的价格转让至乙方（杜宇）名下，或乙方指定人名下；2.转让费用的给付办法：（1）甲方、乙方、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将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2016年12月底以前的应收账款共计834.3221万元，在该笔款项收到后，公司优先应当全额支付给甲方，等额折抵乙方应当支付的购股款，风险由乙方及公司承担；（2）2017年7月底以前乙方应当支付甲方100万元；（3）2018年1月底以前公司未实现约定债权的，乙方应当向甲方付清余下的转让费用……五、违约责任：1.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按转让股权总价款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如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2018年5月28日黄熙毅与杜宇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调整为伍佰叁拾万元整；转让款从2018年5月份开始给付，5月底以前付款130万元，其余每月付款伍拾万元以上，于2019年1月31日以前付清伍佰叁拾万元整；如果2019年1月31日以前乙方未付清伍佰叁拾万元，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废止，按原“股权转让协议”执行。该补充协议签订后，杜宇于2018年6月13日支付转让款130万元、8月16日支付转让款50万元、9月10日支付转让款41万元、9月18日支付转让款9万元、11月20日支付转让款50万元，共计支付转让款280万元。另查明，2017年3月3日王元福与申某在金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王元福将其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申某，申某持有100%的股权。当天申某将其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尹全英，法定代表人为尹全英。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本诉与反诉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黄熙毅与杜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效力及转让款如何认定的问题；二、关于杜宇是否构成违约和违约金及逾期利息是否并用的问题；三、关于律师费45万元的问题；四、关于杜宇的诉讼请求是否认定的问题；五、关于孟素兴是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关于黄熙毅与杜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效力及转让款如何认定的问题。黄熙毅与杜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协议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熙毅将持有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的股权以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杜宇。2018年5月28日黄熙毅与杜宇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调整为530万元，该协议签订后，杜宇于2018年6月13日至11月20日分五次向黄熙毅支付转让款280万元后，未按照《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在2019年1月31日前支付所欠剩余转让款25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果2019年1月31日以前乙方（杜宇）未付清伍佰叁拾万元，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废止，按原股权转让协议执行”，因《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合法有效的两份协议，故黄熙毅要求杜宇支付剩余转让款4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杜宇是否构成违约和违约金及逾期利息是否并用的问题。杜宇未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履行剩余转让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杜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且杜宇请求依法调减，同时，黄熙毅也未向提供因杜宇违约而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据，在庭审中，黄熙毅认可因杜宇违约而造成经济损失就是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根据黄熙毅与杜宇的约定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黄熙毅要求杜宇、孟素兴支付违约金和逾期利息明显超过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利息，故黄熙毅要求杜宇、孟素兴支付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不能同时并用，依法予以部分支持，即支持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2月1日起至转让款42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关于律师费45万元的问题。根据黄熙毅与杜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违约方应当赔偿因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交通费、保全费）。虽黄熙毅有证据证明因此案产生的律师费45万元，但该费用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及依据，且明显过高，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综合本案未履行剩余转让款理由及认定的标的等因素，本院酌定支持黄熙毅的律师费10万元。四、关于杜宇的诉讼请求是否认定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黄熙毅与杜宇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变更该两份协议只有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人民法院无权变更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实质性内容，故杜宇要求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杜宇反诉称，其未履行剩余转让款是因黄熙毅虚构应收款利息231.6362万元和转股时黄熙毅隐瞒虚构债权及出资不实，请求黄熙毅赔偿损失费6万元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杜宇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根据杜宇与黄熙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违约方应当赔偿因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交通费、保全费），在本案中杜宇系违约方，故其要求黄熙毅承担律师费34.72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应驳回杜宇的全部反诉请求。五、关于孟素兴是否共同承担案涉债务的清偿责任的问题。黄熙毅要求孟素兴共同承担案涉债务的清偿责任，首先，孟素兴不是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次，黄熙毅未提供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收入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最后，案涉债务更未取得孟素兴的事后追认。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三条的规定，黄熙毅要求孟素兴共同承担案涉债务的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杜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黄熙毅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2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42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杜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黄熙毅支付律师费10万元；三、驳回黄熙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杜宇全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的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0,4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5,400元由杜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杜宇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章程》2014年6月20日，第八条规定：王元福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8.6.13；申某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8.6.13。2017年5月9日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将公司100%股权出质于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一、杜宇上诉部分。（一）关于股权转让主体及是否已履行股权变更的问题。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让方为黄熙毅、受让方为杜宇，转让标的为“甲方（黄熙毅）自愿将其占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给乙方（杜宇）”，可知杜宇知晓黄熙毅占有鑫盛混凝土公司50%的股权，并且通过杜宇对黄熙毅一审提交与王元福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的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我是知晓的”的陈述，以及杜宇一审提交的证据“金川鑫盛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利润分配表”载明的股东主体为黄熙毅、杜宇，证据“科目：实收资本（黄熙毅投资）”，可以确认鑫盛混凝土公司登记在王元福名下50%的股权，实际出资、持有人为黄熙毅。杜宇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我与鑫盛混凝土公司是股东关系，我是申某的隐名股东，我是实际出资人，我当时出资260万元现金”“公司转股后我才是实际控制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杜宇申请的证人申某的证言“我是鑫盛混凝土公司的登记股东，实际股东是杜宇。我没有出资，50%的股权也不是我的，是杜宇享有的”可以确认申某名下50%的股权，实际出资、持有人为杜宇。2.2017年3月3日黄熙毅、杜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当天，鑫盛混凝土公司申请金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王元福名下50%的股权变更至鑫盛混凝土公司登记的另一股东申某名下。可以确认王元福名下50%的股权变更至申某名下，系黄熙毅基于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转让至乙方名下（杜宇），或乙方指定人名下”的履行，因此上诉人杜宇提出的案由错误、主体不适格、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关系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一审法院驳回杜宇的反诉请求是否正确。杜宇以其未履行剩余转让款系因黄熙毅虚构应收款利息231.6362万元和转让股权时黄熙毅虚构债权及出资不实存在欺诈，而请求变更《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赔偿损失6万元及律师费34.722万元。杜宇反诉对象为黄熙毅，诉讼请求系基于同一股权转让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受理杜宇的反诉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条规定。1.杜宇主张黄熙毅转让股权时通报公司债权8,343,221元，其中虚构应收款利息2,316,362元。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转让费用给付办法：甲方（黄熙毅）、公司、乙方（杜宇）及其他股东同意将鑫盛混凝土公司的2016年12月底以前的应收账款共计8,343,221元在该笔款项收到后，公司优先应当全额支付给甲方，等额折抵乙方应当支付的购股款，风险由乙方及公司承担”可知8,343,221元是黄熙毅、杜宇同时作为股权实际持有人，共同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且该条款系对转让费支付办法的特别约定，并非股权出让方单方面对公司债权的披露，因此杜宇主张黄熙毅虚构债权不能成立。另杜宇主张黄熙毅虚构231.6362万元利息，杜宇提交的证据为鑫盛混凝土公司出具的债务人对利息不予承认的明细及部分债务人对利息不予认可的证明，尚不能证明系虚构利息。2.黄熙毅出资到位否对杜宇受让股权是否构成欺诈。根据《金川县鑫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可知股东王元福认缴出资5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28年6月13日，股权转让时认缴出资时间尚未届满。且《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将股权出让方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必要条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转让股权行为生效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和债、权、利由公司承担，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方，甲方终止股东权利义务，仅对乙方或公司享有约定债权”，可知黄熙毅与杜宇系将股东的权利义务随股权一并转让。黄熙毅与杜宇在2018年5月2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调整7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530万元，根据杜宇一审提交的证据《科目：实收资本（黄熙毅投资）》显示黄熙毅账面出资为3,045,885.34元，根据杜宇一审提交的证据“金川鑫盛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利润分配表”载明的实收资本黄熙毅2,420,026.34、杜宇1,648,100，可知杜宇清楚股东对公司的实缴资本，结合双方确认的公司应收款800余万元，双方调整股权转让款为530万元，该价格并未过分偏离一般人认知范围。并且根据黄熙毅一审提交的鑫盛混凝土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股权变更登记后受让股东在2017年5月9日即将100%的股权出质于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而黄熙毅与杜宇订立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5月28日，距股权出质已有一年余，可以确认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杜宇对其受让的股权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杜宇反诉请求正确，但在本院认为中表述“黄熙毅隐瞒虚构债权及出资不实，请求黄熙毅赔偿损失费6万元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杜宇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不当。综上，杜宇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黄熙毅上诉部分。关于杜宇未按约支付股转让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 （一）违约金及逾期支付利息问题。黄熙毅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主张每逾期一天，按股权总价款的千分之一计算逾期违约金，并另主张了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杜宇按未付款420万元承担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方式处理得当。1.《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但同样该条第二款也规定了“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因此无论主张违约金还是逾期利息或是两者并存，都应在损失上下的合理范围内。本案黄熙毅认可因杜宇违约而造成经济损失是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结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未按时付清530万元股权转让款，补充协议作废，按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700万元执行的条款，虽然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700万元与530万元间的较大差距，本院也有理由相信其中包含了一定体量因杜宇未按时付清转让款而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标准判决，而是以剩余未付款420万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2月1日起计算的方式适当。 （二）黄熙毅因本案诉讼产生45万元律师费，是否应全额支持。黄熙毅主张的45万元律师费，有《委托代理合同》、45万元银行回单、律师事务所开具的45万元正式发票，可以证实黄熙毅支出了45万元律师费。本案黄熙毅起诉主张的诉讼标的达1,000余万元，但其起诉请求仅得到了部分支持，因而45万元律师费不应由杜宇全部承担，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酌情支持律师费10万元适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杜宇因与黄熙毅转让股权形成的债务是否属于杜宇与孟素兴的夫妻共同债务。案涉股权转让形成债务420万元及利息是由杜宇受让黄熙毅股权用于经营活动产生，债务发生于杜宇与孟素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属于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需债权人黄熙毅举证证明而黄熙毅亦未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该债务不属于杜宇与孟素兴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杜宇、黄熙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6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被告杜宇（反诉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黄熙毅（反诉被告）支付律师费10万元；三、驳回原告黄熙毅（反诉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杜宇（反诉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二、变更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6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杜宇（反诉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黄熙毅（反诉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2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42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被告杜宇（反诉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黄熙毅（反诉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2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420万元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黄熙毅的上诉请求； 四、驳回杜宇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的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黄熙毅本诉部分94,004元,减半收取47,002元，由黄熙毅负担29,659元，杜宇负担17,343元，保全费5,000元由杜宇负担；杜宇反诉部分7,408元，减半收取3,704元,由杜宇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黄熙毅上诉部分64,841元，由黄熙毅负担;杜宇上诉部分45,596元，由杜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延丽 审判员  杨君志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泽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