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1民终59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 负责人：刘亚奇，局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迟明军，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谢圣英，局长。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法明，男，1983年11月5日，汉族，住济南市，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恒宽，男，194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支行，住所地济南市'style='cousor:pointer'>：济南市。 负责人：辛巧雅，行长。 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唐冶支行，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陈超，行长。 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杰、王燕，均系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以下简称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历城区邮政集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以下简称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孙恒宽及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唐冶支行（以下简称唐冶邮储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支行（以下简称历城区邮储银行）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恒宽承担。 历城区邮政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恒宽承担。 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恒宽承担。 三上诉人共同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杨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杨丽使用伪造的“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的印章及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邮戳实施犯罪行为，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杨丽因犯罪行为所造成孙恒宽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杨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唐王支局邮政集团邮戳并非公章，不能作为公司印章，对外产生其他效力。其次，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制度后仍执行不利的情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于2015年下发过十条禁令，禁止邮政局工作人员代客户办理存款业务，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不办理储蓄业务，杨丽已告知孙恒宽，不存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规章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利的情形。再次，杨丽实施犯罪行为时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杨丽的工作是邮政营业员，且工作地点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仅办理邮政业务，不办理储蓄业务，即便杨丽是在工作场所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此认定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存在过错。第四，杨丽并非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的员工，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均是独立的法人，不能因三公司之间有隶属管理关系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二、孙恒宽的损失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杨丽诈骗犯罪所得，且刑事判决已经判令杨丽向孙恒宽等人退赔，孙恒宽就同一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孙恒宽未到庭，未进行答辩。 唐冶邮储银行、历城区邮储银行辩称，对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的上诉请求均无异议。 孙恒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共同赔偿孙恒宽财产损失3万元及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一、历城区邮储银行成立于2008年，经营范围为为许可经营项目：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郭店支行（以下简称郭店储蓄银行）成立于2008年7月21日，经营范围为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成立于1993年2月16日，2015年4月14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名称变更为历城区邮政集团，隶属公司由济南市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成立于1993年2月16日，2015年4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名称变更为董家支局邮政集团，隶属关系由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1993年2月16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唐王邮电支局成立，2015年4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唐王邮电支局名称变更为唐王支局邮政集团，隶属公司由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事发时并由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代为管理。 案外人杨丽与济南吉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杨丽自2010年1月至2016年8月被派遣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分公司工作，其中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杨丽在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从事营业员岗位、2012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10日，杨丽任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副支局长职务、2013年8月11日至2016年8月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从事邮政营业员岗位。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自2008年5月起成为纯邮务网点，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工作期间主要负责信函、包裹、快递的前台收寄、窗口投交、报刊收订业务，在此期间，杨丽及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无权办理金融类业务。 二、杨丽在公安机关陈述，其曾替人担保借款，后因借款人失去联系，债主向杨丽追讨，杨丽向亲友借钱偿还债务，但无力偿还亲友，此时有储户到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办理储蓄业务，杨丽便谎称邮政局有高息存款，骗取多个储户的款项用来偿还个人债务，被骗储户中包括孙恒宽的3万元。杨丽向孙恒宽出具协议存款凭单一份和一份尾号为5064的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记卡，载明“协议存款.11.txt中国邮政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局合同号码：2014-0701-370112-0011、存款人：孙恒宽、存款金额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小写)30000.00、存期：叁年、年息：4.675%、合同生效日期：2014年11月11日，到期取款日期：2017年11月11日、身份证：、卡号6215994510001475064、营业单位代码：370112512、专管员号码：3700503”。该协议存款凭单均加盖有“济南唐王1”红色邮戳，邮戳显示日期为2014.11.11.16。 关于上述四份协议存款凭单上“济南唐王1”邮戳的加盖，杨丽在公安机关陈述“唐王支局的储蓄凭证是我直接将支局的公章盖在空白A4纸上制作的储蓄凭证”。2016年9月26日，历城区邮政集团曾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称“一、历城支局公章只允许内部使用，用于向上级机关报送相关报表、重要文件和材料用印及各支局年审营业执照。2013年5月23日要求各支局上交公章，各支局公章收齐后全部存放于办公室保险柜中，再未启用。杨丽诈骗使用的公章系其个人伪造，与我公司无关。二、邮政日戳是邮政部门在邮件和邮政业务单上加盖的，表示收寄、投递局名和时间的戳记，超范围无效”。 2016年9月21日，时任董家支局邮政集团的工作人员韩雪岭向公安机关陈述称其在董家支局邮政集团担任储蓄柜员期间，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及2015年4月至2015年年底，杨丽曾代客户办理过三四次转存业务、办理过一、二次存款业务、还曾代客户办理过汇款业务；办理存款业务时，杨丽是携带现金、客户的身份证及代办人杨丽的身份证；办理转存业务时，杨丽携带原存款存单，并需在储蓄工作人员出具的利息清单中签字。2016年9月21日，时任邮政郭店支局的刘廷芳称其于2015年1月至同年12月在董家支局邮政集团担任储蓄柜员期间，杨丽曾代客户办理了四五次存取款业务；据其了解，金融从业人员不允许代办储蓄业务，但杨丽这种邮政营业员可以代办。2016年9月20日，李业君称其于2013年8月调到董家支局邮政集团担任支局长，杨丽从董家支局邮政集团调到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当营业员，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没有金融从业人员资格；历城区邮政集团每季度给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下达七八百万元的存款任务，其曾在开会时告知员工，让员工多拉存款，员工包括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营业员和投递员；2015年下半年邮政行业下发禁令，禁止员工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在禁令下发之前，邮政工作人员都有曾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情况，杨丽也在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代客户办理过存取款业务。2016年9月14日，时任历城区邮政集团副局长的张健法称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不具有储蓄业务，杨丽系邮政支局邮政营业员，按规定不能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代办的金融业务也未向上级汇报过。 三、2014年1月至2016年7月，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工作期间，利用其邮局工作人员的身份，帮助储户代办高息存款为由，骗取储户包括孙恒宽的款项，后将赃款全部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2017年6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杨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故判决：一、杨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二、责令杨丽退赔韩某某等10名被害人人民币1080760元(赔偿明细见后附一览表)。其中退赔款中包括孙恒宽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款项30000元。经核实，该刑事判决书移送执行后，杨丽未退赔过孙恒宽任何款项。 现孙恒宽认为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及其员工协助杨丽长期为他人代办存取款及其他储蓄业务，邮政内部已经下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员工行为十条禁令》之后仍有此类事情发生；历城区邮政集团向办理邮政业务的业务员、投递员，每年每季度下达七八百万元的拉存款业务，并为杨丽提供了加盖合法用章的方便，提供了工作场所及身份便利，与孙恒宽的损失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因此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放置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大厅的2013年最新理财产品发布信息宣传材料1份，证明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以单位的名义对外宣传发售理财产品。2、(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担任副局长职务，属于该单位的业务负责人；自2013年-2016年7月，杨丽在唐王、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人员身份为其单位拉存款业务，为老客户办理存取款金融等业务；被害人韩作平、张寿臣、韩道银、孙恒宽等11人向办案机关反映了在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存取款的经过，提到杨丽曾为他们办理过存款、转账、取款及中国邮政内部存款的业务；董家邮局储蓄柜员韩雪岭、刘廷芳、张婷向办案机关叙述杨丽代他人办理存、取款、汇款、转账等业务十几次；证人李业君详细叙述历城区邮政集团每年每季度给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下达七八百万元的存款业务，其曾在开会时告知杨丽等员工，让他们都拉存款，员工的范围包括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营业员、投递员。2015年下半年下发过十条禁令，禁止员工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在禁令下发之前，邮政局工作人员都曾有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情况；杨丽提供给客户的邮政存款协议凭单上的印章都是真实的，杨丽利用工作便利为他人代办存取款业务，杨丽之所以能实现诈骗目的，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下达内部存款业务、提供工作场所、印章等便利条件是分不开的，故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应承担共同赔偿孙恒宽损失的责任。3、董家营业所与邮政厅照片三份、唐王营业所和邮政营业厅照片三张，证明邮政营业厅和储蓄营业所共用一室，其中在邮政营业厅柜台上方有摄像头监控，上述照片充分说明，杨丽通过唐王、董家邮政营业厅柜台办理储蓄业务的过程中，受到该机构摄像头(该摄像头连接该机构的监控室大屏幕)监控，室外挂有储蓄业务的营业牌匾，该机构是明知杨丽在办理储蓄，而且鼓励拉存款，杨丽等邮政营业员拉存款是董家营业所的主要存款来源之一，在此过程中杨丽利用工作之便、工作场所的设施设备以单位名义造成孙恒宽财产损失，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在本案中具有相应过错。经质证，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孙恒宽的存款系由杨丽诈骗，该事实已被法院认定；孙恒宽提交的协议存款凭单上的非正常的公章非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所有的业务专用章，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事后打印，不能确定拍照地点和拍照时间，与本案无关，孙恒宽所受损失系杨丽诈骗所致，已经法院认定并判令杨丽退赔。历城区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历城区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不办理储蓄业务，对此孙恒宽也是明知的；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事后打印，不能确定拍照地点和拍照时间，与本案无关，孙恒宽所受损失系杨丽诈骗所致，已经法院认定并判令杨丽退赔。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看不出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生效的法律文书，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事后所拍，无法反映事发当时的情况，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储蓄银行、郭店储蓄银行对孙恒宽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根据前述认定，孙恒宽自愿将自己的财物交给杨丽，被杨丽诈骗而造成的损失，其损失是由杨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但同时，杨丽作为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员工，在工作场所告知孙恒宽邮局有高息存款，比一般路人的话更易让人相信，杨丽给孙恒宽出具的协议存款凭单上加盖的“济南唐王1”邮戳，系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对外公开的真实印章，该印章的出现导致孙恒宽更加相信杨丽所称的邮局高息存款的事实，协议存款凭单是杨丽在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制作，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在对印章及员工的管理上存在过错；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及历城区邮政集团不准员工包括营业员和投递员代办客户存、取款业务，但仍默许杨丽多次代客户办理储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使杨丽敢于向储户承诺其可以代储户办理储蓄业务、使储户相信可以交由杨丽代办储蓄业务，从而将财产交由杨丽代办，董家支局邮政集团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制度后仍执行不力，存在相应的过错。上述过错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致使杨丽诈骗孙恒宽财产成功，与孙恒宽之间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唐王支局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另一方面，孙恒宽明知杨丽是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员工、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不办理储蓄业务，仍选择相信杨丽所说的所谓邮局高息存款业务，而不亲自去柜台按规定程序办理所谓的高息存款，孙恒宽的损失主要是因为其贪图方便、选人不当造成的，虽然杨丽向其出具了加盖“济南唐王1”邮戳的存款凭单，但该存款凭单从外观和印章上均与正规的存折、存单完全不同，且材质也过于简陋，另“济南唐王1”的印章明显不是单位正规的公章，孙恒宽未尽合理审查、谨慎注意义务放任了自己损失的发生，孙恒宽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虽然历城区邮政集团向下属各支局下达过拉存款任务，但本案中杨丽诈骗客户的初衷与任务无关，孙恒宽将自己的财产交给杨丽一是贪图方便，二是对杨丽口中的高息心动，与拉存款任务无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对孙恒宽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对孙恒宽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事发时，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受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和历城区邮政集团管理，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政集团应对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受历城区邮政集团管理，历城区邮政集团应对董家支局邮政集团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与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分属不同的系统，孙恒宽无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的关联性，其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恒宽主张的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恒宽因本案所实际得到的赔偿应从杨丽应退赔金额中予以相应扣减。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恒宽4500元(30000元×15%)。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恒宽3000元(30000元×10%)。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四、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孙恒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孙恒宽负担45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共同负担5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共同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其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 唐冶邮储银行提供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郭店支行于2019年4月29日变更为唐冶邮储银行，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可以认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郭店支行于2019年4月29日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唐冶支行。 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对孙恒宽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孙恒宽认为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在杨丽诈骗财产一案中存在过错而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与一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确定杨丽构成诈骗罪应退赔给孙恒宽3万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孙恒宽有权提起本次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侵权人如果对此次损害后果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关于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本案民事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已经生效的（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已认定，孙恒宽的财产损失数额应为3万元，并判决杨丽予以退赔。关于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杨丽作为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员工，在孙恒宽去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办理存取款业务时谎称高息存款，杨丽最终给孙恒宽出具的存款凭单中加盖了“济南唐王1”的邮戳实施诈骗行为造成孙恒宽财产损失，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在对员工、公章的管理上存在过错。另外，杨丽给孙恒宽出具的存款凭单加盖了红色的“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的印章，正是该印章的出现导致孙恒宽更加相信杨丽所称的邮局高息存款的真实性，因此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在公章的管理方面亦存在过错。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及历城区邮政集团不准员工包括营业员和投递员代办客户存取款业务，但仍默许杨丽多次代理客户办理储蓄业务，使得储户相信可以交由杨丽代办储蓄业务，对此存在管理上的漏洞。孙恒宽明知唐王支局邮政集团不办理储蓄业务，仍选择相信杨丽所谓的邮局高息存款业务，不亲自去柜台按规定程序办理存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自身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与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分别属于不同系统，孙恒宽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其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本案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承担赔偿责任并酌定相应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历城区邮政集团、董家支局邮政集团、唐王支局邮政集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50元，由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各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刘继英 审判员 刘彦亭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