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民终1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大汉龙城电信智能小区第二栋第一层1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00MA4L1W233T。法定代表人：张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建华，该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米雯，女，住湖南省溆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利高，男，196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慧芳，女，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湖南启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12201011263138。上诉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虞利高、虞慧芳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1202民初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怀化农商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湘1202民初8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对债权本金26.8198万元承担部分责任；2、判令怀化农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采信证据有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2014年9月8日至2016年1月13日，禹子英通过套打取款、转账的方式将虞慧芳存于舞水路支行账户的存款130万元存款转账给他人或借给禹子英使用。事后由被上诉人虞慧芳本人在银行业务凭证上签字予以确认。期间，禹子英返还被上诉人本金60万元,并支付其高达15.5993万元的利息。虽然禹子英当时取款、转账的行为属无权代理,但事后已由被上诉人本人予以签字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130万元的存款关系已经消灭。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被上诉人已将存于上诉人舞水路支行的存款全部支取完毕,被上诉人另行产生的债权是被上诉人与禹子英之间的民间借贷。二、被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为追求高额利息,仅凭禹子英个人承诺,一个电话或声招呼即将资金借给禹子英使用,也没有收取银行出具的任何相关业务凭证,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知道并应当知道禹子英向其借款不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和正常业务种类的情况下,仍然放任、支持禹子英此行为。对自身资金没有做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损失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湘1202民初8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对债权本金26.8198万元承担部分责任。虞利高、虞慧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虞利高、虞慧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怀化农商行支付虞利高、虞慧芳存款本金27.3757万元［70万元-垫付28万元-利息15.5993万元利息+（0.75%÷12%×15.5993）］及利息（利息按70万元计算，利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怀化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前身为原怀化市（县级市）农村信用社，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舞水路分社（以下简称为舞水路分社）成立于2001年4月28日。2015年12月16日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怀化市洪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改制为怀化农商行，舞水路分社变更为怀化支行。禹子英自2003年起历任舞水路分社副主任、主任、怀化支行行长等职。自2003年起，舞水路分社为了揽储，创办代办业务，即派专人上门揽储并收款代存、代取款、代转款等。2014年7月开始，根据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要求与愿意代办的部分储户签署《委托代办打款协议》或《授权委托书》，获取储户账户、密码。后该社（行）利用掌握客户存款信息及客户账户密码的便利，在代办业务基础上，增设储户间资金调剂拆借业务，即由工作人员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的名义，向该社（行）的储蓄客户借资出借他人，具体由禹子英负责。禹子英根据安排，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需储户帮忙为由向储户借款，承诺按1分至1.5分不等的月利率支付利息，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等方式，将舞水路分社（支行）客户资金调剂给用资方，同时向用资方收取略高出资方利率的利息，用于支付出资方的利息或者填补空缺。除个别客户的存款由禹子英在存折上手写存款记录外，部分由禹子英个人向客户出具借条，需资方向禹子英出具借条，需资方出具借条中的债权人一般为禹子英或舞水路分社（支行），所有借条均由禹子英掌握，部分借条上加盖了舞水路分社（支行）的印章。舞水路分社（支行）为方便操作专设3号柜台从事上述代办及资金调剂拆借业务，柜员由该社（行）员工轮流担任，柜员根据指示将调出方储户的存款直接取出、直接转账到调入方储户账户或者将客户提供的现金存入需资方账户（包括农商行舞水支行账户和其它商业银行账户），利息一般亦通过转款方式由禹子英支付至调出方账户。禹子英在进行资金调剂过程中逐渐由原来的一户对一户、一户对多户发展为多户对多户，并从储户间资金调剂发展到非储户间资金调剂，以上所有资金调剂业务，银行无专门的明细账记录，仅禹子英个人以手工记账的方式做明细账。2015年禹子英对明细账结算汇总成四本总账。后期随着呆帐、滞帐、坏账的出现，资金调剂业务产生巨大亏空，特别是到2016年，禹子英甚至未再征求客户意见擅自将部分客户资金办理取款手续转账给其他人，也不再向客户出具借条。2016年4月21日禹子英案发。2017年7月19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认定禹子英共计挪用客户资金221794795.11元未退还，以禹子英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其中认定的挪用资金数额包含虞慧芳等人的资金。虞利高、虞慧芳系夫妻，均在怀化支行开立有账户，与怀化农商行舞水支行（原舞水路分社）建立储蓄合同关系。禹子英因身份原因掌握怀化支行客户虞慧芳在该行的存款信息，利用该行在从事代办业务过程中获取的账户密码，安排怀化支行员工采取套打下账［套打下账是指农商行舞水支行员工在套取客户资金时，取款、转账采取复写纸套打的方式，打印2份取款凭证，禹子英或者银行工作人员在客户原始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上客户的姓名，然后由银行工作员再将套打凭证交给客户（或代理人），在套打凭证上补签姓名确认取款的方式］等方式，将虞慧芳在该行的存款130万元套出后，由禹子英将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退还前次挪用资金的本息。禹子英案发后，虞利高、虞慧芳向于2016年5月18日向“4.21”禹子英案专案组申报债权，登记金额为70万元，经怀泰信司鉴所鉴定，确定禹子英挪用资金案中挪用虞慧芳的资金未退还金额为70万元。在“4.21怀化市农商行舞水路支行禹子英案”工作底稿中，双方确认截止2016年4月21日，债权金额为70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实收利息为155993元。在禹子英手写的虞惠芳明细有中记载，实收利息155993元，其中73760元系按月利率1.2%计利息而来，剩余82233元系按月利率1%计算而来。2017年2月6日，双方在怀化市鹤城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由向虞利高、虞慧芳先行垫付28万元，2017年2月7日，向虞利高、虞慧芳支付28万元。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起至今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一审法院认为，虞利高、虞慧芳在怀化支行（原舞水路分社）开设账户并存款，双方之间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怀化支行为片面追求工作业绩将严重违法违规的所谓代办业务、资金拆借业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进行宣传并长期开展，虞利高、虞慧芳基于禹子英系怀化支行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和揽储承诺，有理由相信禹子英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虽然虞利高、虞慧芳按禹子英的安排事后或当天在取款凭证上签名，但虞利高、虞慧芳的存款实际上被怀化支行占有管理调配并纳入禹子英挪用资金范围，禹子英是否向虞利高、虞慧芳出具借条及采取何种违规操作手段，均不能掩盖和否认其挪用怀化支行资金的非法事实，怀化农商行抗辩虞利高、虞慧芳账户所支取的130万元系虞利高、虞慧芳与禹子英之间的民间借贷，与怀化支行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观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现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已构成挪用资金罪，怀化支行长期以高出国家规定利率为诱饵揽储并大肆开展非法资金拆借业务，为禹子英的非法行为提供支持和便利，致使虞利高、虞慧芳存款转化而来的银行资金被挪用不能归还，怀化支行在工作人员、营业场所管理以及存取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严重过错，且该过错与虞利高、虞慧芳的存款被挪用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怀化支行对虞利高、虞慧芳至今未能归还的存款本金负有支付义务。怀化支行系怀化农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怀化支行的民事责任应由怀化农商行予以承担。虞利高、虞慧芳受高息诱惑，将自己账户内资金长期交由禹子英掌控拆借，其对自身资金安全未尽到足够谨慎注意，对导致款项被挪用亦有一定责任，故本院对其要求支付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已获取的利息155993元中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部分的利息也应从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0.35%折算，怀化农商行应支付虞利高、虞慧芳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存款利息为4191元［（0.35%÷14.4%×73760元）＋（0.35%÷12%×82233元）］,虞利高、虞慧芳所获得高额利息151802元（155993元－4191元）应折抵债权本金。扣减后，怀化农商行应支付给虞利高、虞慧芳548198元（700000元－151802元），后怀化农商行又垫付28万元，亦应予扣减，即怀化农商行最后应支付虞利高、虞慧芳的债权本金为268198元（548198元-280000元）及从2016年1月1日起之后的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虞利高、虞慧芳支付存款本金268198元及利息（以548198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7日；以268198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8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计算）；二、驳回虞利高、虞慧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6元，减半收取2703元，经本院批准缓交至执行阶段，由虞利高、虞慧芳负担43元，由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6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禹子英担任怀化农商行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原舞水路分社）负责人期间，以高额利息揽储开展业务代办、资金拆借业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规定的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但超出经营范围经营是指民事行为能力，并非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判断标准。禹子英作为舞水路支行负责人，开设专门柜台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以转账等方式将舞水路支行储户资金调剂给用资人使用，是代表舞水路支行进行意思表达，而非个人意思表示。禹子英或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从虞利高、虞慧芳存款账户取得的资金，亦是用于舞水路支行资金调剂用途，代表舞水路支行进行意思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禹子英时任怀化支行负责人，在营业场所设立专门柜台办理资金调剂业务，具有向社会公示效果，不能再过高要求储户对银行开展的业务尽审查、识别义务，虞利高、虞慧芳为善意相对人。因此，应当认定禹子英揽取虞利高、虞慧芳资金为职务行为。怀化农商行提出本案系禹子英个人与虞利高、虞慧芳民间借贷纠纷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虞利高、虞慧芳在怀化农商行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开立存款账户并存入资金，与怀化农商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舞水路支行时任负责人禹子英以高息诱使虞利高、虞慧芳作出取款意思表示，舞水路支行办理取款程序、以及代虞利高、虞慧芳在相应交易凭条上签名均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构成犯罪，虞利高、虞慧芳的存款资金未能归还，怀化农商行应承担违约责任。虞利高、虞慧芳基于信任舞水路支行开展的经营业务，将密码告知禹子英或该行工作人员，主观上不能归责于虞利高、虞慧芳疏于妥善保管存折及密码，虽存在一定过错。但一审判决判定怀化农商行返还虞利高、虞慧芳未归还的存款本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的标准计付利息，将已付超过该利率标准的部分利息并未支持，系酌情判定虞利高、虞慧芳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尚在法定范围之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怀化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由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利建审判员  曹 阳审判员  夏英姿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田利文书记员张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