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民终8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鑫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 法定代表人：吕秀方，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军，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高国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以诚，男，1958年2月4日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通化县杰元分公司，住所地通化县快大茂镇。 负责人：张本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负责人：张绍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松原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松原市宁江区团结街。 法定代表人：崔明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军，吉林良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松原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乾安分公司，住所地乾安县乾安镇。 负责人：靳红岩。 上诉人辽宁鑫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城公司”）、被上诉人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通化县杰元分公司（以下简称“宏城通化分公司”）、吉林省宏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以下简称“宏城长春分公司”）、松原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松原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乾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立信乾安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702民初5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亿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军，被上诉人宏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以诚，立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军到庭参加诉讼。宏城通化分公司、宏城长春分公司、立信乾安分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亿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702民初584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据一审案件事实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否认上诉人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第一，上诉人一审庭审举证时提交的工程量确认单及签证单均为原件，并非复印件，但一审判决却歪曲事实认定该组证据是复印件，明显违背以事实为根据的审查原则。第二，虽然上诉人举证提供的工程量确认单及签证单中没有加盖宏城公司和立信公司印章，暂时无法证实“翟成忠”“王铁军”分别为宏城公司和立信公司的代表，但是，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4份检测报告、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亿利公司的施工合同结算单和情况说明以及松原市发改委文件等一系列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告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能确定实际施工的工程价款。首先，建设工程领域惯例中，在工程量确认过程中，如工程没有进行最后竣工验收之前，很少对工程量确认单进行盖章，一般都是由各方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结合上诉人提供的4份检测报告显示，****3#楼设计总桩数为455根，上诉人举证的该栋楼工程量确认单确认的实际施工桩数为457根（其中包括2根补桩桩位），扣除2根补桩数正好与检测报告显示的设计总桩数455根相吻合；而检测报告显示雅苑5#楼设计总桩数为177根，上诉人举证该栋楼工程量确认单确认的实际施工桩数为182根（其中包括5根补桩桩位），扣除5根补桩数也正好与检测报告显示的设计总桩数177根相吻合，这是间接证实工程量确认单及签证单客观真实成立的理由之一。可一审判决对该关联事实认定工程量确认单与检测报告中显示的各楼栋总桩数量不一致，明显违背案件事实。至于乙方代表“王爽”签字无上诉人盖章确认，上诉人庭审时明确认可王爽是我方代表，并且上诉人持有该组工程量确认单原件，乙方是否盖章确认并不影响上诉人对工程量确认单中体现的施工价款享有权益，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其次，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该组证明材料已经直接证实，涉案两栋楼的桩基础施工单位为上诉人，这是能够证实工程量确认单及签证单客观真实成立的理由之二。再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亿利公司的结算单和情况说明，是为了反驳证实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关于涉案工程是由亿利公司实际施工的主张，既然亿利公司自认涉案3#、5#栋楼并非亿利公司施工，结合4份检测报告和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该两组证据材料，完全能够推定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上诉人，这是间接证实工程量确认单及签证单客观真实成立的理由之三。最后，关于4份检测报告中体现的建设单位与亿利公司的施工合同、结算单显示的建设单位不一致（即一个是长春立信公司、个是松原立信公司）以及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中证实涉案两栋楼的柱基础施工单位与亿利公司出具的施工合同和情况说明证实的桩基础施工单位相互矛盾不一致的问题，并不影响上述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系涉案两栋楼的实际施工人的案件事实的成立。要分析解决上述几组证据之间的矛盾，最关键的是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提供的松原市发改委文件这份证据材料，根据该发改委文件内容显示，涉案工程项目在2008年度就已经立项规划建设，项目名称在2010年5月27日之前为“**花园小区”，建设单位是长春立信公司，自2010年5月27日之后，该项目名称变更为“****小区”，建设单位变更为松原立信公司，再根据长春立信公司和松原立信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两家立信公司的投资人、控股股东、高管人员以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崔明江一人，再结合被上诉人立信公司在一审庭审时陈述说项目变更名称及变更开发建设单位的原因是由于融资投资产生纠纷所导致，根据前述发改委文件内容证明的一系列案件事实，完全能够推断出，立信公司在2008年初期开发建设涉案项目时，就已经与检测报告中体现的监理单位、检测单位、总承包单位以及相关桩基础施工单位形成了合作关系，并在住建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了相应的报备手续，但在2010年5月项目变更后，并未通知相关监理单位、检测单位，而且涉案项目楼盘由于大量纠纷导致该项目至今也没有进行任何竣工备案，工程现场管理也非常混乱，所以必然会出现检测报告、亿利公司出具的合同结算单及情况说明以及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中显示的开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桩基础施工单位不一致的情形。虽然松原市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说明和情况说明中显示涉案3#、5#两栋楼的桩基础施工单位在2008年是亿利公司，与亿利公司出具的施工合同和情况说明证实的施工时间2010年相矛盾，这就不排除项目在2008年初期立项施工时先行向工程质检行政部门报备为亿利公司，但亿利公司对该两栋楼并未进行实际施工（亿利公司已出具施工合同、结算单及情况说明予以证实），之后在2010年项目变更后又由上诉人开始进场施工并再次向质检行政部门报备为上诉人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根据发改委文件内容证实的案件事实，上述一系列不一致的矛盾问题均能迎刃而解，并不影响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并具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效力。二，一审判决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举证规则以及经验法则于不顾，对各方当事人在庭审时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未进行全面实质审查，直接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宏城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事实施工合同关系的案件事实，不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且属于理解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被上诉人立信公司在本案第一次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6月6日庭审陈述的事实，能够认定本案以下几个关键事实：第一，李月田是以宏城公司的名义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第二，宏城公司与立信公司之间有协议，双方约定宏城公司同意立信公司将工程款直接给付工程负责人李月田；第三，立信公司与李月田之间有合同，承诺庭后提交（但庭后一直未提交）。根据立信公司庭审时陈述的上述几个关键事实，足以认定李月田与宏城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事实关系是，李月田是宏城公司的工程项目负责人，代表宏城公司针对涉案工程组织相关施工单位进行施工，这与上诉人诉请主张的李月田与原告通过口头约定工程价款组织原告进场施工的事实理由正好相互印证，再结合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书证证实上诉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足以证实宏城公司通过项目负责人李月田与原告之间形成了事实施工合同关系，而且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工程量确认单的致函名头也是“宏城公司****项目部”，李月田的组织施工行为系宏城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是表见代理行为，李月田的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宏城公司来承担。但一审法院却对立信公司庭审陈述的关键案件事实视而不见，将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割裂开来进行审查认定，没有运用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确立的举证规则及经验法则去辩证关联地审查认定案件事实，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认定案件事实错误。综合以上阐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宏城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长春立信公司于2010年在松原市宁江区和平南路开发建设“康庭·**”项目，答辩人是该项目的工程总量〈包施工人，吉林省亿丰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公司）是该项目的基础工程分包施工人。亿利公司已经实际完成了该项目基础工程的施工，答辩人也与亿利公司结算完毕，并已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再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二、“康庭·**”项目的基础工程是由亿利公司分包施工，所以答辩人也没再与真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另行约定“康庭·**”项目的基础工程分包事直，答辩人也没请被答辩人所称的“李月田”。三、如果被答辩人另与真他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真实工程转包失系，因与答辩人之间无任何形式约定，也未经答辩人同意属于违法转包，旦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立信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从来没有和被答辩人签订过任何书面形式的建设工程合同，在****项目中也没有将工程分包给被答辩人，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被答辩人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已经自认是和第一被告的项目经理李月田达成的口头约定，既然是口头约定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应当属于“雇佣合同”的范畴，即使起诉被答辩人也应当起诉李月田本人，和答辩人没有法律关系。三、被答辩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依法应当驳回起诉。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已经承认工程是2010年5月末开始至2010年7月结束，并验收合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李月田没有给付被答辩人劳务费，那么被答辩人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3年内向法院起诉。本案从施工开始到2019年3月起诉，时间跨度已经超过9年，因此过错责任是由于被答辩人自身怠于行使民事权利的行为造成的，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被答辩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宏城通化分公司、宏城长春分公司、立信乾安分公司未到庭，未发表答辩意见。 鑫亿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城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65,840.92元；2．判令宏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165,840.92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自2010年7月30日至原告起诉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84,664元；3．判令宏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165,840.92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自原告起诉之日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4．判令宏城通化分公司和宏城长春分公司对宏城公司应付的尚欠工程款本金、违约利息损失承担共同支付责任；5．判令松原立信公司在欠付宏城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宏城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本金及违约利息损失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6．判令松原立信乾安分公司对松原立信公司的支付责任承担共同给付责任；7．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松原立信公司开发建设松原市宁江区“康庭·**”二期建设工程，宏城公司是该工程的总承包人。2010年5月8日，宏城公司（甲方）与亿利公司（乙方）签订《静压桩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宏城公司将其承包的松原市宁江区“康庭·**”二期工程中的桩基础工程发包给亿利公司施工，由长春立信公司担保；开工日期为2010年5月9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6月9日；综合单价128元／延米；结算时按照甲方根据设计图纸或设计变更要求乙方进桩的总桩长和现场签证进行结算。宏城公司与亿利公司已经结算完毕。原告称2010年5月，其与宏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月田口头约定，对“康庭·**”项目中的3#、5#的桩基础工程进行了施工，并与宏城公司现场负责人翟成忠对工程量及工程价款进行了确认，总工程款为165,840.92元，要求五被告给付工程款，五被告均不同意给付。 一审法院认为，松原立信公司承建****二期建设工程后，将工程发包给宏城公司，宏城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桩基础工程分包给亿利公司，双方签订的《静压桩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称是与宏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月田口头约定达成“康庭·雅苑”**3#、5#桩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实际施工，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月田为宏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及李月田与其约定的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也没有提交其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施工项目进行了实际投入的直接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宏城公司之间形成了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辽宁鑫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2019吉0702民初1460号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明江法庭陈述，明确表示李月田跟立信和宏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李月田以宏城公司的名义承包案涉工程的部分劳动，且立信公司通过宏城公司同意，立信公司将工程款直接拨付给李月田本人。间接证实上诉人在一审主张的上诉人通过李月田与宏城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桩基础分包合同关系。松原市立信公司质证称，这份笔录所表述的内容有异议：1.首先在2019吉0702民初1460号民事裁定书中，被告是长春立信有限公司，不是松原立信，虽然长春立信和松原立信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崔明江，但是该份庭审笔录中，崔明江是以长春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陈述，不能代表松原立信公司；2.崔明江本人在陈述中也说到是“康庭·**”5、6号楼，而不是3、5号楼，与上诉人陈述的施工地点不符；3.上诉人承认是其承接了李月田承包工程的部分劳动，法律上应当认定为雇佣关系，李月田系自然人，不具备对外发包的资质，只是将部分劳务进行对外发包，至于劳务承包主体是否是本案上诉人有待商榷。宏城公司质证称，该份证据想要证明的问题与本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上诉人鑫亿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宏城公司是否具有合同关系是本案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际施工人主要是指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和违法分包的承包人。施工人起诉要求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以及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本案中，上诉人鑫亿达公司自述其与李月田达成口头约定进行了施工，却未向李月田主张合同关系。至于上诉人认为李月田为宏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及李月田与其约定的合同关系成立的理由，通过一审、二审，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月田系宏城公司代理人或实施了表见代理行为。上诉人自认自己与宏城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桩基础分包合同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系案涉工程3#、5#桩基础工程施工的实际施工人，并与李月田达成的口头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可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系实际施工以及施工的具体投入数额可向李月田主张权利。故上诉人鑫亿达公司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鑫亿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鑫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14元，由上诉人辽宁鑫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巍 审 判 员  牟凤桐 审 判 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 丽 书 记 员  宁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