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8民终6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芳，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广德市，现住安徽省广德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乐仕，男，197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萍（系江乐仕妻子），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罗永胜，安徽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德刚，男，198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广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耀琪，安徽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伍芳、江乐仕因与被上诉人梅德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2019）皖1822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芳、江乐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梅德刚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伍芳、江乐仕与梅德刚之间并非买卖关系，而是传销关系。伍芳、江乐仕、梅德刚均系“吕家传”产品的传销人员，其中伍芳系江乐仕妻子桂萍的下线，梅德刚系伍芳的下线，梅德刚也发展了若干下线。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吕家传”产品的营销模式系代理商在货物销售过程中按下一级代理商销售货物数量从其上一级代理商处获得相应比例的分红返利。（2）梅德刚支付给伍芳、江乐仕的传销货款，两人已经支付给了上一级代理商，并由上一级代理商层层支付给了郑州市吕家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伍芳与江乐仕并未占有该货款。梅德刚未收到相关产品的原因系郑州市吕家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立案侦查，账户被冻结、产品被查封。2.原判适用法律不当。（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1999）民他字第2号】规定：“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诉讼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2）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梅德刚所支付的货款已经通过上级代理商层层支付给了“吕家传”公司，案涉货款应由公安机关责令该公司退赔。（3）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 梅德刚辩称，伍芳、江乐仕与其之间本质上是买卖关系。伍芳、江乐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传销行为，构成犯罪。两人上诉无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梅德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伍芳、江乐仕连带返还货款8385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梅德刚系经营广德市吕家传保健用品经营部的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18年8月。2017年6月，伍芳邀请梅德刚为吕家传微商代理，并成为其上一级代理商。根据吕家传产品营销模式，梅德刚每次购进货物时需将货款支付给伍芳，由伍芳提供货物。2018年7月至8月，伍芳收到梅德刚支付的货款510000元后，交付给梅德刚货物34箱（价格5500元/箱），价值计187000元，另替梅德刚支付货款2200元，以上尚有320800元价值的货物没有提供。案外人桂萍为伍芳在吕家传产品的上一级代理，其与江乐仕系夫妻关系，伍芳将货款交付给江乐仕后即得到相应的货物。另外，梅德刚支付给江乐仕520000元货款，以期直接获得吕家传产品未果后，江乐仕仅退还10000元，仍有510000元没有退还。现因伍芳、江乐仕不能提供相应货物，梅德刚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根据吕家传产品营销模式，代理商在货物销售过程中按下一级代理商销售货物数量从其上一级代理商处获得相应比例的分红返利。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伍芳虽通过发展下一级微商代理商的模式确定梅德刚为其下一级代理商，并按照其销售货物数量从上一级代理商处获得分红返利，但从其直接收取梅德刚的货款并提供货物的经营方式上看，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伍芳辩称吕家传产品的上游公司涉嫌犯罪，但并不当然影响其与梅德刚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故伍芳应当退还梅德刚没有收到货物的相应价值的货款。江乐仕收取梅德刚货款后亦与梅德刚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不提供货物，应当退还相应货物价款。梅德刚要求伍芳、江乐仕连带返还上述货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伍芳退还梅德刚货款320800元。二、江乐仕退还梅德刚货款510000元。以上应付款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梅德刚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190元，由梅德刚负担120元，由伍芳负担4660元，由江乐仕负担7410元。 二审中，伍芳及江乐仕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2019）豫9001刑初337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吕家传产品营销模式构成犯罪，其网络层级31层、下级代理人数386728人，共收下线认购款1828171615.99元。（2）范加凯上线系杨合营，杨合营上线系张英子，张英子、杨合营已被刑事处罚。（3）张英子名下657339053.8元及购买的金条等理财产品已被公安机关追缴。（4）杨合营名下的31399.19元及三部豪车、上海市区商品房均被追缴。 2.范加凯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范加凯上线是杨合营，下线包括桂萍；2018年7、8月份，范加凯共计向其上线转款1.35亿元。 3.桂萍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上线是范加凯，2018年7、8月份，桂萍共计向范加凯打款893.76万元。 4.视频录像一份，证明梅德刚通过召开招商会的形式发展自己的下线，参与传销。 梅德刚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判决书所列举的众多被告人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犯罪行为不代表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买卖行为违法。对证据2、3的关联性有异议，范加凯、桂萍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虽然在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时曾被调查，但该二人没有被认定为犯罪。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视频内容不能证明梅德刚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且视频内容与本案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关联。 梅德刚为支持其抗辩主张，二审提举郑州市吕家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上信息查询单一份，证明郑州市吕家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依然在营业。伍芳、江乐仕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吕家传产品合法，相关事实认定应以刑事判决为准。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认为：伍芳、江乐仕所举证据1、2、3是已生效刑事判决书及刑事案件讯问笔录，对其反映的相关案件事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4系梅德刚个人的相关商业活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梅德刚所举证据郑州市吕家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信息查询单系打印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经对一、二审证据的综合审查，结合当事人相关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9年1月21日，桂萍以自己涉嫌传销为由向安徽省广德县公安局自首。后桂萍被河南省济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9年2月2日被该局取保候审。桂萍的刑事讯问笔录载明：①根据吕家传后台数据显示，桂萍的下级共计9层共计2100人；②桂萍的上级代理为范加凯，2018年7、8月份桂萍共向范加凯汇款打款893.76万元。③桂萍在销售吕家传产品期间有账目记录，由江乐仕保管。2.范加凯的公安讯问笔录载明：①其向桂萍发放返利情况为2017年6月份17.952万元，2017年10月份9.144万元、1.08万元，2018年1月100.032万元，2018年5月83.4624万元。②2018年7、8月份，范加凯共计向张英子转了1.35亿元，具体都是谁向其汇款，因为公司出事了，没有对账，所以没有记录。3.2019年12月17日，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对吕祝攀等十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作出（2019）豫9001刑初337号刑事判决。吕祝攀等十人对该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月20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96刑终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生效裁判文书未列梅德刚为被害人，桂萍及范加凯均系该案证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伍芳、江乐仕是否应当向梅德刚退还相应款项。1.关于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买卖行为的效力。已查明，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存在“吕家传”膏药的买卖关系。但双方之间的产品销售行为有别于普通的商品买卖行为，而是将商品买卖与物质奖励结合在一起的商业模式：商品销售数量越多，代理等级越高，随之获得的物质奖励越多。结合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依照《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的规定，足以认定伍芳、江乐仕所实施的代理销售行为系国家所禁止的传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的买卖行为当属无效。一审认为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的买卖行为有效，系法律关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2.关于梅德刚向伍芳、江乐仕支付的款项后者应否予以返还。因梅德刚与伍芳、江乐仕之间的买卖行为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伍芳、江乐仕基于买卖行为所取得梅德刚的相应款项理应予以返还。伍芳、江乐仕辩称其二人未占有梅德刚的相关货款，勿需退还；依据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梅德刚的相关损失应当由公安机关责令“吕家传”公司退赔，或者在刑事退赔程序中予以处理。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江乐仕妻子桂萍及江乐仕所称的上级代理范加凯均系吕祝攀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的证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梅德刚也未被列为被害人，其因作为伍芳下线参与传销活动所产生的损失数额未予认定，故梅德刚的相关损失无法自刑事案件中获得退赔。伍芳、江乐仕此节辩解无事实依据，显然不能成立。梅德刚在被伍芳、江乐仕发展为相关传销组织的下线后，其相关损失因相关刑事案件中未予认定，在无法通过刑事退赔程序挽回其个人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其通过民事诉讼请求伍芳、江乐仕返还相应款项，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伍芳、江乐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12元，由上诉人伍芳负担6112元，由上诉人江乐仕负担8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月银 审判员  周宏韬 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王慧 书记员  刘佳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