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伟，北京恒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1，女，1937年9月20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某2，女，1964年1月18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Z某,女，1962年12月30日出生，住US。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任某1，原审被告朱某2、原审被告Z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南里×号楼×层×门×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由朱某1、任某1和朱某2、Z某共同继承。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真实性和有效性均尚未确定的自书遗嘱来判定涉案房屋归任某1所有，属于严重错判。一审法院仅以落款签字为被继承人朱某3所写，就认定遗嘱的效力，严重违反了《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效力的规定。遗嘱全文是否为朱某3本人亲自书写，直接关乎遗嘱是否真实有效。2.一审法院拒绝调取病历档案属于错判。在遗嘱纠纷案件中，立遗嘱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直接关乎遗嘱效力认定，立遗嘱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是审查的重点。本案中，朱某1反复向合议庭强调，被继承人朱某3生前患有严重老年痴呆，脑梗死，并伴有严重的视力问题，丧失了意思表达能力，加之立遗嘱时已是86岁高龄，根本无法亲笔书写遗嘱。尤其在尚未确定遗嘱内容是否为朱某3本人所写的情况下，病历档案将直接关乎遗嘱的效力。被继承人朱某3生前曾在北京某医院和北京某2医院入院救治，他长期在北京某2医院就医拿药，最后一次住院就是在意识严重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入住的北京某医院。但因为病历档案属于隐私资料，朱某1无法调取，为此，朱某1专门向一审法院申请向上述两家医院调取住院病历档案。但一审法院在收到朱某1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后未调取病历档案，竟以“朱某3书写遗嘱时并未住院”为由，对申请不予准许。3.一审法院没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继承纠纷中，原则上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方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朱某1申请对遗嘱全文进行签定，但鉴定机构仅仅针对落款签名出具了签定意见，该鉴定意见是无法确认遗嘱效力。4.关于鉴定问题，朱某1发现该意见仅对落款签字进行了鉴定，遗漏了对遗嘱全文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的鉴定事项。朱某1依法提出了异议书，要求鉴定机构能够对遗漏的鉴定事项补充鉴定意见。某司法鉴定所说朱某1曾经明确放弃对遗嘱全文进行鉴定，朱某1对此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任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被告朱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意见与任某1一致。原审被告Z某未出庭，未作答辩。任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号房屋由任某1继承。朱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同意×1号房屋由任某1继承。朱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任某1的诉讼请求，×1号房屋为朱某1、任某1、朱某2、Z某共有，请求法院依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Z某在一审期间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某1与朱某3系夫妻，育有长女Z某、次女朱某2、儿子朱某1，朱某3于2016年9月19日去世。2015年1月9日，朱某3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X京房权证海字第XXXXXX号），该房屋的共有人为任某1与朱某3，共有份额为共同共有。2015年2月20日，朱某3书写遗嘱，内容为：本人亲自书写，我本人叫朱某3，男，1929年4月20日生，我与老伴任某1于1960年4月27日在北京登记结婚，生育二女一男，三个子女现都已成家。大女儿Z某，1962年12月30日生，二女儿朱某2，1964年1月18日生，儿子朱某1，1968年12月15日生。我们两人只有一套住房（三居室）79.3平方米，位于海淀区某南里×-×-×1，此房二人共同财产，1993年12月27日花15900元购买的，房产证海字XXXXXX共同共有。为避免我百年后，儿女们为房产继承发生纷争，特一，对某南里的房子作安排，在我生前此房由我和老伴两人居住，在我百年后此套房屋归由我老伴任某1继承，三子女无权干预。二、若我老伴任某1也百年了，此房产，我意由三个子女平均继承。此遗嘱是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容他人干涉。立遗嘱人朱某3，2015年2月20日。朱某1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遗嘱的全部文字是否为朱某3本人所写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北京某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8月3日向我院出具说明，载明：因送检的样本《干部履历表》与检材相隔时间太长、字迹变化较大，故该样本无可比性，导致检材字迹中除“朱某3”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字迹无法进行鉴定。2018年5月31日我所通知本案鉴定费缴费义务人朱某1缴纳鉴定费时，己将上述情况明确告知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其方同意只对检材第1页“我本人”处和第2页“立遗嘱人”处的“朱某3”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并于2018年6月25日缴纳鉴定费。因此我所只对检材第1页“我本人”处和第2页“立遗嘱人”处的“朱某3”签名字迹与从北京市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样本中的“朱某3”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8月6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标注日期2015年2月20日《遗嘱》第1页“我本人”处和第2页“立遗嘱人”处的“朱某3”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朱某3”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任某1、朱某2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朱某1对鉴定意见不认可，认为应当对遗嘱全文进行鉴定。朱某1缴纳鉴定费18000元。庭审中，法院根据朱某1的申请，调取了朱某3及任某1的银行存款明细及股票明细，其中，任某1于2016年9月12日从某银行取款113209.24元，2016年11月28日从朱某3某银行卡中取款252100元，2017年5月12日取款15625.68元。于2016年7月8日从某2银行购买理财产品9万元，2016年10月24日退保61149.32元，上述大额支取共计532084.24元，任某1称均已支取用于其日常生活及看病，朱某2对此不持异议，朱某1认为其中的大额支取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另查，朱某3去世后，其所在单位发放抚恤金及丧葬费合计148904.84元，任某1称该笔款项已由其支取，但办理朱某3后事共花费67283元，其中有票据的费用为15620元，朱某1对有票据的费用不持异议，对于其余费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任某1主张按照遗嘱继承诉争房屋，为此提交朱某3的自书遗嘱，经鉴定，该遗嘱签字确为朱某3所写，且其形式及内容均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朱某1对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诉争房屋，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故诉争房屋应按遗嘱继承办理，任某1要求×1号房屋归其继承所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抚恤金，抚恤金系在死者去世后，国家或单位发放给死者近亲属的费用，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虽不是遗产，但可以比照遗产继承方式分割，同时参照与死者关系亲密程度进行分配。经法院查明，现抚恤金148904.84元已由任某1支取，根据任某1已提交的办理朱某3后事所花费15620元的证据，法院认定尚有133284.84元应由朱某3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每人分得四分之一。关于存款，朱某3名下的存款现均已被任某1支取，但任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中大额支取的花费，故法院认定266042.12元为朱某3的遗产应予分割，由朱某3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每人分得四分之一。因朱某3的存款及抚恤金均已由任某1支取，其他继承人应得份额由任某1承担给付义务。朱某1申请调取朱某3的住院病历，经询，任某1、朱某2、朱某1均认可朱某3书写遗嘱时并未住院，故法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Z某经法院开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朱某3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南里×号楼×层×门×1房屋（X京房权证海字第XXXXXX号）由任某1继承所有；二、任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朱某1、朱某2、Z某每人各99831.7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因当事人为外国公民及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故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遗嘱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任某1提交的涉案遗嘱系朱某3的自书遗嘱，该遗嘱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应属合法有效。朱某1上诉提出遗嘱无效，称遗嘱并非朱某3所写，并且认为一审未对遗嘱全文进行鉴定有误。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中鉴定机构已出具说明对检材字迹中除“朱某3”签名字迹以外的其他字迹，无法进行鉴定，并将该情况告知了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后经鉴定，涉案遗嘱中第一页“我本人”处和第二页“立遗嘱人”处“朱某3”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朱某3”签名字迹是同一所写。故综合上述遗嘱的法定形式和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确认涉案遗嘱真实有效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此情形下，朱某1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鉴定结论或提出合理怀疑理由足以转移举证责任的分配，故其对己方的反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就朱某1上诉提出朱某3订立涉案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一节，本院认为，朱某1在一审中未对朱某3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提出鉴定。此外，涉案遗嘱的订立时间为2015年2月20日，在朱某1提交并认可的朱某3在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等相关材料的签字时间为2015年1月9日。故朱某1上诉认为朱某3订立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与在案证据佐证的事实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故本院对于朱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74元，由朱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杜世奇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