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5行终13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吕广军，男，198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高唐县，现住高唐县。 委托代理人：解建忠，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高唐大队。住所地：高唐县城北105国道西青银高速路口。 法定代表人：孙连强，大队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西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李长萍，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芬，聊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善鲤，聊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吕广军因诉被上诉人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高唐大队（以下称高唐高速交警大队）、聊城市人民政府道路行政强制、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高唐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6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9日上午7时57分，原告吕广军驾驶PT3276牌照小型轿车(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行至高唐城北105国道西青银高速路口时，被告高唐高速交警大队民警在室外通过酒精快速排查仪，显示原告具有酒驾嫌疑，然后经民警带到执法站内通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再次进行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49mg/100mg，原告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所打印的测试结果单据上被测试人无异议签名处签字、按手印。当日，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原告实施酒后驾驶营运车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原告于2019年9月29日通过EMS向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30日收到申请书后，于2019年10月10日依法受理，并于同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受理通知书。2019年11月22日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作出聊政复决字（2019）第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申请人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可以采取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被申请人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强制措施依据部分勾划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显然属适用依据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然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损害社会利益，故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的规定，确认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违法。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1月25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交警在公路上检查引发的行政强制纠纷案，尽管原告声称其当时就对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测试结果提出异议，但从原告在测试单凭条和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以及视频显示情况看，对于原告酒精测试结果为49mg/100mg、被告作出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原告申请复议、被告作出确认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违法的复议决定，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各方争议的重点是：1、被告高唐高速交警大队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2、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以“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损害社会利益”为由，作出了“确认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 一、关于高唐高速交警大队的行政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2008年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已被2020年4月7日公布的《公安部关于修改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三条规定，采取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四）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即为送达。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本案中，原告驾驶营运机动车行驶至105国道西青银高速入口处时，遇交警检查，辅警通过酒精快速排查仪检测，显示原告有酒驾嫌疑，然后将其带至执法站内，交由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交警孙连强通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再次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为49mg/100mg，原告在测试结果单上被测试人无异议处签名、按手印，交警孙连强之后进行了口头告知、听取陈述申辩、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在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将强制措施凭证当场交付原告，其行政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原告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应当严格执行安全防护规定，注意自身安全，在公路上执勤执法不得少于两人“，被告交警大队不能提供当时在公路上执勤的两名交警的警官证，因此，被告交警大队的行为违法，其认定原告酒驾也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辅警可以在交警指挥和监督下履行协助维护交通管理秩序等职责，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亦规定，“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原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本案中，原告经酒精检测结果为酒后驾驶，且原告驾驶的是营运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规定了严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罚标准，正是由于营运机动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会损害不特定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这种损害无疑属于重大损害。因此复议机关以“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损害社会利益”为由，作出“确认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还需要指出的是，原告还提出了“撤销被告交警大队认定原告酒驾”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饮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的认定不属行政行为，其是行政机关借助相关仪器测试出的结果，对于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其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原告对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酒精含量结果并无异议，视为是对酒精呼气测试结果的认可，自然无需再通过血液或者尿样检测方法进行酒精含量测试。其在事后提出异议，自然不应采纳。原告“撤销被告交警大队认定原告酒驾”的诉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的《公安交通管理强制措施凭证》，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认定被告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强制措施凭证》适用法律错误，确认违法，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原告“撤销被告高唐高速交警大队认定原告酒驾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撤销被告聊城市政府作出的聊政复决字(2019)第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广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广军负担。 上诉人吕广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高唐高速交警大队执法行政程序合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七条规定：“交通警察调查违法行为时，应当表明执法身份。交通警察执勤执法时应当严格执行安全防护规定，注意自身安全，在公路上执勤执法不得少于两人。”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交警上路执法的首先要求，必须是有执法资格的交通警察，即正式干警。其次，在公路上执勤时不得少于两人。这里的两人，同样应该是指正式干警。对于辅警，依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只能是在正式干警指挥和监督下从事辅助工作，而不得单独执法。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执法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出，上诉人在被拦截检查时，现场执法人员虽然超过两人，但是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现场执法人员的警官证，因此可以断定拦截人员均为辅警，没有正式干警。而作为正式干警，均在距离执法现场三十余米之外的处理室。因此，即使认定上诉人涉嫌酒驾，被上诉人的执法程序错误，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也理应被撤销。二、一审法院以“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损害社会利益”为由，维持行政复议决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高唐高速交警大队作出的强制措施凭证法律依据错误，聊城市人民政府认定适用依据错误，但以如撤销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撤销。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维持而不是撤销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更加损害社会公共剂益。交警部门作为执法机关，面对的是诸多不特定人群，做出的的每一份处罚，都应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然而根据一审中查明内事实，交警大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诸多违反法定程序的地方，比如上路执勤交警没有执法权，在执勤时没有正式干警的指挥和监督，正式干警不是在公路上而是在处罚室中执勤，作出处罚的适用依据错误等等。对于存在如此诸多违反法定程序下所作出的强制措施凭证，复议机关却予以维持，只能是助长执法机关执法犯法、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作风，对于维护执法部门的形象更加不利。因此，相对于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的错误做法社会危害性更大，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更大，理应撤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聊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聊政复决字(2019)第184号行政复议决定，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高唐高速交警大队辩称：一、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的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2019年8月9日上午7时57分，上诉人驾驶鲁Ｐ×××××牌照的小型轿车（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行至高唐城北105国道青银高速路口时，答辩人民警在室外通过酒精快速排查仪进行测试，显示上诉人具有酒驾嫌疑，随即将上诉人带至执法站内，通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再次进行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49mg/100mg。答辩人办案民警告知上诉人测试结果，听取了上诉人的辩解，告知上诉人如对测试结果提出异议，并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所打印的测试结果单据上签字、按手印。当日，答辩人作出编号为378403300000294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处理过程中都有答辩人的正式民警及辅警在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辅警可以在交警指挥和监督下履行协助维护交通管理秩序等职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3条之规定：“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故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严重，如果撤销对被诉行政强制措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上诉人酒后驾驶的为营运车辆，属于公共交通工具。从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多名乘客，甚至还有孕妇和儿童，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会损害不特定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属于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不应撤销对上诉人的行政强制措施。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聊城市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高唐高速交警大作出的被诉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程序是否合法；被上诉人聊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两个焦点问题，一审判决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已作了充分的阐释，本院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和处理结果，二审不再重复论证说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吕广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金昌 审判员  李 扬 审判员  孟庆杰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高世宁 书记员吴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