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2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文化东路348号。法定代表人：杨云新，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住所地：莱州市文化东路348号。负责人：崔振贵，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所鑫，山东嘉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文静，山东嘉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旭，男，197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凯，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文化东路348号。诉讼代表人：提瑞婷，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延华康，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吉旭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3民初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并非涉案租赁合同的一方主体，租赁行为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事情，与上诉人无关。涉案租赁合同的最后一页虽盖有金运公司印章，但同时也有原审被告的印章，且上诉人的公章与原审被告的公章相互重叠交叉，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印章加盖规则，而原审被告处的另一份租赁合同则只有原审被告的印章，并无上诉人印章。被上诉人在原一审诉讼前及诉讼中从未提及租赁合同中盖有上诉人印章及上诉人为租赁合同主体的主张，且自认租赁合同是与原审被告签订的，只是在原一审判决后发现有上诉人印章才提出的该主张。数百户的租赁合同现发现仅有被上诉人及韩金秀手中的合同错盖有上诉人的印章。从本案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可知，该合同的义务履行主体为原审被告，且从涉案商铺的用途以及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各方的行为显示，商铺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实际上是原审被告和被上诉人之间，我方在该合同中并不负担实际的权利和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系本案租赁合同的一方主体并没有证明力，该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并没有对此作出认定，仅是审判人员在本院认为部分的个人观点问题，法律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法官个人观点部分不能作为证据。另外，与本案类似的韩金秀申请再审案件最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了(2020)鲁民申597号民事裁定书，其中就认定了上诉人因工作失误错盖印章的事实。综上，不能仅凭借在涉案合同上的公章就认定上诉人为该租赁合同的一方主体，上诉人印章系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误盖所致，上诉人不应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二、退一步讲，假设上诉人为租赁合同的一方主体，应与原审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那么原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也明显过高。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24条的规定认为涉案违约金并不过高明显不当。首先，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与买卖合同有着较大的差异，不能互相参考，即使参考那么该条规定的也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贷款基准利率仅为年利率4.25%，而本案租赁合同的违约金为日万分之三，折合年利率10.95%，故明显过高；其次，《合同法》对违约金的规定强调为补偿性质，即违约金的约定应当以是否造成损失为依据，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遭受实际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对此也未进行任何的举证证明，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最多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上浮30%计算违约金。被上诉人刘吉旭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房屋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完全正确。1、《商铺租赁合同》上盖有上诉人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根据《合同法》第32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即：在合同上盖章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也就是说，承租方主体事先打印好的名称与盖章名称不一致，并不能因此否定盖章的效力，而应当以最后加盖的公章为准来确定合同的主体，因为盖章的公司对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做出了认定的意思表示，故应当认定原审被告商管公司与上诉人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是合同的承租方，对此山东省髙级人民法院在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中已予确认。而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与商管公司印章仅有极小边缘交叉。且二上诉人在第一次诉讼即鲁0683民初6226号案二审前从未提出，更未废除该租赁合同而重新签订，也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且实际履行主体就是上诉人，而所盖印章有交叉的情况在日常工作中时有发生，并非不正常。2、上诉人所谓原审被告手中的租赁合同无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并不能否认答辩人手中的租赁合同盖有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并不影响、不能否认租赁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且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盖上自己的印章，其故意不盖自己的印章，目的是逃避应履行的给付租金义务，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否认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的理由。上诉人的辩解被省高院判决所否定。3、答辩人一直主张租赁合同上盖有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及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系租赁合同的承租方，该主张从未改变过，省高院再审的鲁民再548号案民事判决确认。4、上诉人辩称的错盖上诉人的印章，毫无证据，毫无道理，根本不能成立，也被省髙院判决所否定。金运印象城分公司辩称错盖自己印章，但其并未废除所谓盖错印章的合同，甚至连所谓错盖的印章都未划掉，商管公司也未指出印象城分公司不应盖章，而是又在印象城分公司印章下方的位置加盖了商管公司的印章，且印章文字也没有一点重合。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印章并非错盖，而正是其售楼人员的承诺。5、从本案租赁合同承租方实际履行情况看，该合同的签订和义务履行主体实质上就是上诉人，这也为省高院判决所确认。6、韩金秀案系独立案件，与本案无关。且，韩金秀案驳回再审申请，并不能否定本案租赁合同中盖有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这一事实，更不能否定本案省高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若按上诉人上述第5点的观点，更不能以驳回韩金秀再审申请的裁定来否定支持答辩人诉讼请求的省高院判决。7、上诉人在租赁合同上盖章，即表明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所谓的误盖只是上诉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借口，人民法院完全有权依涉案合同上所盖的公章依法认定合同的当事人。何况，本案原审法院亦并非仅凭涉案合同上的公章就认定上诉人为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依据还有省高院判决以及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应与原审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具有合同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完全正确。该认定也正是省高院判决在鲁民再548号案中所作认定。三、一审判决认定，承租方逾期支付租金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并非过髙，对上诉人调低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1、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并未违背双方真实意愿，于法有据，是正确的。2、承租方逾期支付租金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并非过高，这已被省高院判决所确认，并依法作出了由二上诉人对该比例违约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判决。3、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判规则，约定的违约金适用条件，对双方当事人公平一致，任何一方违约均应适用，法院应当支持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何况，本案租赁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上诉人一方违约的违约金比答辩人违约的违约金承担比例更低，违约责任更轻（见《商铺租赁合同》第七条第1项、第2项）。4、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50条认为，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5、本案当事人已约定违约金，不存在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的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便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显然也没有超过逾期贷款利率，更不存在过分高于答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此外，国务院2020年7月5日公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亦可见本案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确实不高。上诉人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上浮30%计算违约金，毫无根据，属无赖行为。6、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支持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其应当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髙于答辩人的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其违约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过分小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是正确的。1、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上诉人存在明显的、恶意的违约行为，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违约金其实远不能体现惩罚性，原审法院支持的违约金数额绝非过高。8、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向答辩人支付租金、违约金，而上诉人至今并未支付，却声称“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遭受实际经济损失”，明显与事实不符，是无赖行为。答辩人并未要求上诉人在承担违约金之外另外赔偿损失，而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须答辩人举证证明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四、原审法院判决违约金计算至2018年8月1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1、二上诉人均为在营企业，均未进入破产程序，一审法院判决违约金计算至2018年8月1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2、原审被告虽进入破产程序，但并未宣告破产，故并不能因进入破产程序而将应承担的违约金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日，更不能因此将上诉人应承担的违约金亦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日，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3、即便对于原审被告来说，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规定停止计算的是债权的利息，不予确认的是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均未包括违约金，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违约金停止计算或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故违约金应当依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五、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已就上述租金等向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根据商管公司管理人的要求，答辩人债权申报之债权只计算到2018年第三季度，之后的债权商管公司管理人不予登记。六、原审法院认定“因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数额向原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度的租金，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认定事实不全面。事实是，答辩人因二上诉人、原审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答辩人支付2017年至2019年度的租金、违约金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七、原审法院表达，“同日，原告刘吉旭作为甲方（出租方〕，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刘吉旭将购买的上述商铺租赁给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表达不准确，与其认定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认定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是合同的承租方是正确的。原审被告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述称，一、被上诉人主张的租赁费以及违约金性质属于破产债权，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在未进行统一分配清偿前,不得对被上诉人进行提前清偿。二、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得清偿部分，其对答辩人不再享有破产债权。补充一点，被上诉人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其在答辩状中提出的针对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错误的主张二审法院不应进行审理原审原告刘吉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租赁费人民币106998元，并承担自欠款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将位于莱州市金运印象城2层20108号商铺出售给原告，商铺面积22.46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18553元，总价款416700元。同日原告作为出租方，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作为承租方，签订了该商铺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购买的上述商铺租赁给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止，租金支付时间和金额为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季度支付9941元，每季度初7个工作日内付清。逾期支付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缴纳违约金。商铺租赁合同签订后，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支付了2016年度的租金，自2017年至2019年度的租金共计119292元，后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给付部分租金12294元，至今尚欠原告租金106998元未付。被告金运印象城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被告金运公司承担。三被告应对原告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对上述证据已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还向法院提交了《商铺租赁合同》1份，其中的甲方(出租方)为原告刘吉旭，乙方(承租方)为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合同约定，刘吉旭将位于莱州市金运印象城2层20108号商铺租赁给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商铺面积22.46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止，租金支付时间为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季度支付9941元，每季度初7个工作日内付清，逾期支付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缴纳违约金。在《商铺租赁合同》尾部乙方栏，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加盖了公章，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12月10日。经质证，被告金运公司和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主张：金运公司不是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应承担租金给付义务；该合同最后一页虽盖有金运公司印章，但同时也有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的印章，而且金运公司印章与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印章相互重叠交叉，显而易见并不符合正常的印章加盖规则，而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手中的同一份租赁合同中仅有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的印章，而没有金运公司的印章，两份合同的第一页抬头及最后一页乙方处均仅有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的名称，没有金运公司名称，足以证实金运公司因工作失误错盖印章的事实；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均是发生在刘吉旭与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之间，而且刘吉旭在一审诉讼前及诉讼中均从未提出关于租赁合同中盖有金运公司印章及金运公司是租赁合同主体的主张，均是自认租赁合同是与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签订，在（2016）鲁0683民初6226号案件判决后，才发现原告手中合同中加盖了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印章，所以才提起上诉和再审。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主张本公司已于2018年8月1日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第46条相关规定，违约金应计算至破产受理日。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1份，合同约定，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将位于莱州市金运印象城2层20108号商铺出售给刘吉旭，商铺面积22.46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18553元，总价416700元。原告按约定交纳了房款。同日，原告刘吉旭作为甲方(出租方)，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刘吉旭将购买的上述商铺租赁给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止，租金支付时间和金额为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季度支付9941元，每季度初7个工作日内付清。逾期支付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缴纳违约金。在《商铺租赁合同》尾部乙方落款处，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加盖了公章。《商铺租赁合同》签订后，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支付了2016年第一、二季度的租金，2016年第三、四季度未再支付租金。2016年12月5日,刘吉旭作为原告以金运公司、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三被告给付2016年第三、四季度的商铺租赁费19882元及违约金435.42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租赁合同的约定计付违约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吉旭主张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欠其商铺租赁费19882元及违约金，理由正当，违约金应为自应给付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刘吉旭要求金运印象城分公司、金运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鲁0683民初62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给付刘吉旭租赁费19882元及自应给付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刘吉旭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刘吉旭不服该判决，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商管公司与刘吉旭之间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刘吉旭向商管公司主张相关租赁费及违约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商管公司与刘吉旭双方之间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虽然印象城分公司在商铺租赁合同的落款处亦加盖印象城分公司的公章，但是从涉案商铺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各方的行为可以看出，商铺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实际上是商管公司和刘吉旭，印象城分公司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确属印象城分公司工作失误导致，印象城分公司并不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刘吉旭请求金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对商管公司拖欠的租赁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刘吉旭在一审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实印象城分公司、金运公司与商管公司之间存在上述混同的事实，且不能证实其唯有否认关联企业的法人人格方能维护自身的利益，故其以印象城分公司、金运公司与商管公司之间系关联公司，要求印象城分公司、金运公司对商管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鲁06民终288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1日，法院作出(2018)鲁0683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姜国通等对被申请人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8月16日，刘吉旭就上述租金等向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因刘吉旭对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终288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8）鲁民申7684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金运公司及金运印象城分公司是否应当为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从涉案商铺租赁合同内容与格式来看，合同系格式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前，合同首部及尾部的乙方(承租方)处均事先打印好了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的名称，合同首部和尾部的甲方(出租方)姓名以及合同中商铺的楼层、序号、租金数额为签订合同时填写，合同尾部乙方落款处的公章系签订合同时加盖，由于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在乙方落款处加盖了公章，与事先打印好的乙方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应当以最后加盖的公章为准来确定合同的主体。因此，应当认定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是合同的承租方，应当共同承担合同责任。金运印象城分公司辩解是其工作失误导致，该辩解理由缺乏相应证据支持，明显不能成立。由于刘吉旭在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破产后已经就本案所涉租金等申报了债权，其将来在破产程序中所获清偿部分，不得在本案执行程序中重复受偿。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终2889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民初62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民初62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中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数额向原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度的租金，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自2017年1月1日后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支付租金情况为：2017年1月21日2049.48元、2017年7月3日2049.48元、2018年2月2日2049.48元、2018年7月23日2049.48元、2019年6月28日2033元、2020年1月19日2066元。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自认：2017年1月21日2049.48元是支付2017年第一季度租金，2017年7月3日2049.48元是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租金，2018年2月2日2049.48元是支付2018年第一季度租金，2018年7月23日支付2049.48元是支付2018年第三季度租金，2019年6月28日2033元是支付2019年上半年租金，2020年1月19日2066元是支付2019年下半年租金。原告认可被告上述支付租金的时间及金额，将诉讼请求中主张的租赁费变更为106995.08元。原告刘吉旭要求被告计付违约金的方式为：以每季度应支付的9941元减去被告自认对应季度已付的租金，按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三分别自每季度初第8个工作日起算，至租金付清之日。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计算的违约金总额为18732元。被告金运公司和金运印象城分公司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拖欠原告2017年至2019年度的租赁费106995.08元，事实清楚。已经生效的（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本案租赁合同中，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是合同的承租方，应当共同承担合同责任，因金运印象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该判决书判决被告金运公司、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对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原告要求三被告对拖欠的租赁费106995.08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原告提交的《商铺租赁合同》中约定，租金逾期支付应按当期欠付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缴纳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调整。在确定是否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合同自由，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公平合理地进行衡量。确定是否过高的基本依据应当是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依约履行的可得利益。被告金运公司和金运印象城分公司认为违约金最多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上浮30%计算,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可见，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与此相对比并不“过高”。原告要求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因被告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已于2018年8月1日由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其主张的违约金应当计算至2018年8月1日。按照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至2018年8月1日，违约金数额为5435.24元。因原告刘吉旭在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已就上述租金等向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其将来在破产程序中所获清偿部分，不得在本案执行程序中重复受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判决：一、被告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给付原告刘吉旭租赁费106995.08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给付原告刘吉旭至2018年8月1日的违约金5435.24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刘吉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元，减半收取1220元，由被告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一份省高院同类型的（2020）鲁民申597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是他们同一批诉讼的，被告都是我方。证实与被上诉人同类型，也是同样加盖有上诉人分公司印章的租赁合同，省高院认定烟台中院此前认定的因工作失误加盖分公司印章，金运分公司不是履行租赁合同义务的主体，事实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质证称，有异议。1、这份裁定书并非新证据。人民法院不应组织质证。2、该案与本案毫无关系。597号裁定的当事人是独立的案件，与本案无关。并且，597号案驳回再审申请，并不能否定本案租赁合同中盖有金运印象城分公司的印章这一事实。更不能否定本案省高院在（2019）鲁民再548号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原审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该裁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已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在起诉本案之前，刘吉旭曾根据同一份商铺租赁合同，起诉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第三、四季度的商铺租赁费及违约金。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本案租赁合同中，印象城商业管理公司与金运印象城分公司均是合同的承租方，应当共同承担合同责任；刘吉旭请求金运印象城分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具有合同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因金运印象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由金运公司共同承担。判决：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对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而本案中，刘吉旭则是根据同一份商铺租赁合同，起诉与上案相同的三被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度尚欠的商铺租赁费及违约金。一审法院结合有效证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象城分公司、莱州印象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给付刘吉旭租赁费及违约金，于法不悖。关于违约金比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再548号民事判决确认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数额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计算至2018年8月1日共5435.24元。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元，由上诉人莱州金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