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1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健伟，男，196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波，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映炜，男，196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会英，女，196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云川，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健伟因与被上诉人杨映炜、李会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4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健伟上诉请求：1.判决杨映炜、李会英退还出售ＴｏｐＳｅｌｅｃｔ公司（耀铭控股有限公司）所得价款897858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映炜、李会英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杨映炜收购耀铭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铭公司）所需的全部资金均由陈健伟提供，杨映炜自身未交付任何股权收购资金。1.证明受让人资金实力的存款证明书中载明的资金均由陈健伟提供，后杨映炜根据陈健伟指示汇给他人。根据耀铭公司出资人百勤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勤公司）的要求，耀铭公司股权的受让人应在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前提供存款证明书，以证明受让人具有收购耀铭公司股权的经济实力。陈健伟根据与杨映炜达成的代持股权协议，按照百勤公司要求于2012年10月31日向杨映炜招商银行账户汇入2530000元，招商银行据此于2012年11月2日向杨映炜出具了存款证明书，杨映炜随即将存款证明书送交百勤公司验证。百勤公司验证后与陈健伟进行股权收购谈判，杨映炜根据陈健伟指示将存款证明书载明的招商银行存款2530000元汇入王某2银行账户。2.以杨映炜名义收购耀铭公司股权的全部资金5000000元均由陈健伟提供。从一审庭审查明事实，陈健伟与百勤公司就耀铭公司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后，陈健伟于2012年10月31日向杨映炜银行账户转入5000000元，杨映炜于2012年11月14日将前述资金汇入百勤公司银行账户，杨映炜本人银行账户无任何收购资金，也未从其他任何地方拆借资金用于股权收购。二、百勤公司已明确耀铭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交易的对方为陈健伟，杨映炜仅根据百勤公司安排及陈健伟指示进行代持。1.根据百勤公司证言可知，该公司仅与陈健伟协商了耀铭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股权受让方为陈健伟，杨映炜未参与股权转让协商，杨映炜系陈健伟根据百勤公司建议委托的代持人，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实质参与人及股权持有人。2.杨映炜接受陈健伟委托代持耀铭公司股权后，即与百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随即与耀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接受陈健伟委派的公司管理团队的工作安排，接受公司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领取工资和工作绩效奖励，杨映炜仅是耀铭公司的普通员工，并无任何股东权益。3.耀铭公司所有管理团队成员，包括杨映炜，均接受陈健伟的工作安排和考核，所有管理团队成员均知晓耀铭公司所有人为陈健伟，杨映炜仅是代持人。综上，一审法院未对陈健伟提供的资金流向核实认定、未对杨映炜在耀铭公司实际工作状态即是否履行企业所有人权利进行核实、未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庭审情况对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杨映炜、李会英辩称：1.陈健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映炜之间系代购代持关系。2.案外人冯毅汇款5000000元，实际是虚拟的代购代持，这笔汇款在汇款单上注明的是往来款。3.整个耀铭公司经营从形式到实质，陈健伟并未参与，其所举示的证据无法体现代购代持的问题。Top公司是由杨映炜担任董事，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与百勤公司无任何关系，所以百勤公司所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具有代持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陈健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杨映炜、李会英返还其出售TopSelect公司（耀铭公司）所得的价款8978580元；2.案件诉讼费由杨映炜、李会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31日，案外人冯毅通过澳门国际银行向姓名为“YANGYINGWEI”电汇港币5159900元，附注为“往来”。2016年7月29日，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作出（2016）深证字第117045号《公证书》，对陈健伟与案外人冯毅于1986年8月27日在湛江市登记结婚事宜予以公证。 一审法院认为，陈健伟主张其与杨映炜、李会英建立了口头上的委托代持股份的合同关系，其通过妻子冯毅转账5000000元，系委托杨映炜、李会英代陈健伟的名义代其购买耀铭公司股权。杨映炜、李会英辩称，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上述款项系案外人公司之间的过账。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健伟主张的其与杨映炜、李会英之间委托代持股份关系是否成立。 陈健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6月4日，陈健伟通过手机号码139××××0245与案外人“王某2”（电话：135××××1680）联系，通话录音中，陈健伟问“上次说关于杨映炜的事情是不是托你委托你协调的？“王某2”答：当初我把他推荐给你，让他代持Ｔｏｐ的股份，没想到……”。2.2019年1月2日，案外人百勤公司出具《关于百勤国际有限公司转让耀明控股有限公司（Ｔｏｐ）之情况说明》，主要内容：百勤公司原下属的耀铭公司是在百慕大注册的一家全资子公司。2012年，百勤公司拟在香港上市，为了顺利上市的需要，百勤公司当时公司的业务单位的负责人陈健伟先生与百勤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即：由陈健伟先生出资收购耀铭公司全部股权。由于公司的主要业务均在伊朗，陈健伟不能亲赴。考虑耀铭公司的业务一直由百勤公司经营，百勤公司推荐了自己的员工杨映炜（百勤公司总裁王某2同学）做耀铭公司的代持人。陈建伟先生同意后，形成了陈健伟出资、杨映炜出面签署收购耀明公司合同的客观事实。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说明。该情况说明由王某2签字并加盖章该公司印章。3.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其任耀铭公司的总经理，和当事人杨映炜、陈健伟是同事关系，该证人陈述杨映炜是耀铭公司副经理，其听说2012年的时候，百勤公司要上市，陈健伟将耀铭公司的所有权买断，陈健伟、百勤公司以前的老领导的王总（王某2）均为耀铭公司股东。陈健伟主张该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杨映炜只是耀铭公司打工的，并非耀铭公司的股权持有人。4.2019年2月9日，案外人冯毅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冯毅与陈建伟商量后于2012年10月31日用冯毅的银行账户给杨映炜汇款人民币5000000元（港币5159900元），作为购买ＴｏｐＳｅｌｅｃ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ｔｄ（耀铭控股有限公司）的出资。5.公司注册登记证，陈健伟陈述，因其持有耀铭公司的注册证书，杨映炜未持有该注册证书，故证明杨映炜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出资人。6.2012年11月9日，案外人百勤公司与杨映炜签订《耀铭控股有限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买卖协议》。7.2012年11月14日，杨映炜通过恒生银行汇款4280000ＨＫＤ的凭证。8.案外人百勤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2012年11月14日杨映炜从渣打香港银行转入我司香港恒生银行，账号77×××01共计港币4279985元整，该款系杨映炜购买当年我司的子公司ＴｏｐＳｅｌｅｃ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的款项。9.2012年12月1日，案外人耀铭公司与杨映炜签订《聘用合同》。10.2017年4月27日，杨映炜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函，申请对公司ＴｏｐＳｅｌｅｃ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ｔｄ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所有账户建立只收不付指示。11.2017年5月11日，杨映炜（甲方）与案外人史军义（乙方）、案外人孙朝晖（见证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甲乙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就乙方受让取得甲方持有的Ｔｏｐ、ＩＲＤＰ、ＴｏｐＫｉｓｈ、ＴＲＧＴ及ＴｏｐＳｙｒｉａ（以下简称五家主体）之股权事宜达成协议。各方分别签字并捺印。12.2017年5月11日，杨映炜向案外人史军义发送《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内容：根据双方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号：ＹＳ2017-05）之“第二条5点”的条款，在此，向你书面发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请按照“第二条6点”的条款，全额一次性支付“第一条2点”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8978580元。 对于陈健伟提交的证据5公司注册登记证、证据6《耀铭控股有限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买卖协议》、证据7恒生银行汇款凭证、证据8《证明》、证据9《聘用合同》、证据10杨映炜发函、证据11《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12《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均未陈述陈健伟与杨映炜代持股份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4仅能证明陈健伟委托妻子冯毅转账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该证据中冯毅作为利害关系人陈述转账目的为委托杨映炜代持股份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证据1的电话录音，不能确认真实性，且证据1与证据2、证据3虽然共同陈述杨映炜代持股份，但上述陈述均为间接证据，上述王某2还可能系耀铭公司的利害关系人，故对陈健伟主张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委托杨映炜代持耀铭公司股份，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陈健伟提交了案外人冯毅《澳门国际银行汇款凭证》及冯毅的《情况说明》仅能证明其向杨映炜转款的事实，其诉请主张其于2012年10月向杨映炜转款购买了耀铭公司股份，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的代持耀铭公司关系的合意，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委托代持股份的合同关系约定具体权利义务的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就本案举证责任而言，陈健伟就本案中双方是否存在代持关系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其举出案外人百勤公司的说明陈述杨映炜代持股份，该说明仅为间接证据，其需进一步向法庭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代持耀铭公司股份的事实。故杨映炜否认其实际收到上述款项，认为仅为公司过账，并未举出证据证明上述账项的实际用途，但因本案陈健伟尚未完成举证责任，故杨映炜的反驳观点未提交证据加以佐证，亦不能作为推定陈健伟主张双方存在代持股份关系的依据。经一审法院释明，陈健伟坚持其与杨映炜、李会英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份的关系。据此，陈健伟请求杨映炜、李会英返还代持股份价值8978580元及利息，因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代持股份的事实，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健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465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79650元，由陈健伟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陈健伟申请证人付某、王某2到庭作证。 证人付某陈述，陈健伟系耀铭公司老板，杨映炜系其原同事。2010年6月付某进入耀铭公司担任作业经理，其中2015年3月至6月担任国家经理（负责某一国家整个地区的业务），于2017年离职。在其任职期间，耀铭公司的资金往来、人员招聘、公司管理、资产处理均由陈健伟以邮件、开会、电话会议等形式进行审批和拍板，同时其向陈健伟汇报工作，而杨映炜担任商务经理、国家副经理，代陈健伟管理耀铭公司，杨映炜没有决策权。 证人王某2陈述，其系百勤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杨映炜系其大学同学，于2006年左右进入公司，后公司开始伊朗业务，王某2委派杨映炜做前期工作。2012年，王某2公司要上市，需要剥离伊朗业务，拟卖给陈健伟。因陈健伟在美国和伊朗均有业务，不便持有耀铭公司股权，王某2提出杨映炜系其同学，比较信任，便口头建议陈健伟可以委托杨映炜代持股，但王某2不清楚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是否有口头或书面协议，其与陈健伟之间亦无关于购买耀铭公司股权的协议。在杨映炜于2017年4月至5月期间出售耀铭公司时，王某2曾参与出售耀铭公司股权事宜，后通过口头方式告知了陈健伟。 二审中，杨映炜、李会英未提交新证据。陈健伟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一组证据：《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招商银行《存款证明书》，拟证明在收购时，陈健伟资金紧张，向案外人王某2借款2530000元，后陈健伟该款汇入杨映炜在招商银行的账户中，并由招商银行出具《存款证明书》以证明资金收购实力，百勤公司在审查后，杨映炜根据陈健伟指示将前述款项还给王某2。2.第二组证据：公证件，拟证明陈健伟配偶冯毅通过澳门国际银行账户向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汇入5159900ＨＫＤ，杨映炜将其中的4280000元港币汇给百勤公司作为耀铭公司的股权收购款，剩余875241元港币由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汇入陈健伟指定的ＫＩＮＧＳＨ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ＬＩＭＩＴＥ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君泽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在恒生银行的账户。3.第三组证据：杨映炜在渣打银行每月的对账单，拟证明该对账单正常情况下应由杨映炜掌握，但杨映炜为代陈健伟收购ＴＯＰ公司（耀铭公司）股权，按照陈健伟指示在渣打银行开立银行账户，由陈健伟监管，杨映炜用于收购耀铭公司的渣打银行账户的银行函件均由陈健伟管控，则陈健伟系借用杨映炜的名义办理前述手续。4.第四组证据：渣打银行《余额证明》、澳门国际银行汇款凭证、百勤公司出具的《证明》、渣打银行《汇出汇款客户通知书》、君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泽公司）出具的《证明》、恒生银行《往来户口结单》，拟证明根据百勤公司要求，耀铭公司的收购方应出具金额为5160000港币的资信证明书，陈健伟向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汇入5160000港币，杨映炜据此开立资信证明书代陈健伟进行收购，杨映炜根据陈健伟与百勤公司的谈判结果向百勤公司汇入4280000港币，代陈健伟收购耀铭公司，剩余款项由杨映炜根据陈健伟指示汇入君泽公司（ＫＳ公司）在恒生银行的账户，则陈健伟系实际出资人，借杨映炜的名义进行收购。5.第五组证据：耀铭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证明》、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王某3出具的《证言》，拟证明付某、王某3均系耀铭公司员工，耀铭公司所有管理、资产处置等均由陈健伟及其管理团队决定，杨映炜仅代陈健伟持有耀铭公司股权，无任何决策权。6.第六组证据：王某2出具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陈健伟根据百勤公司建议委托杨映炜代为收购耀铭公司，陈健伟在王某2处借款2530000元交由杨映炜，杨映炜据此出具《存款证明书》，后陈健伟安排杨映炜将该款归还王某2。7.第七组证据：耀铭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出具的《证明》、耀铭公司与杨映炜签订的《聘用合同》、深圳市百勤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杨映炜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书》、深圳市百勤石油机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试用期劳动用工合同》《深圳市百勤石油机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聘用合同》、深圳市百勤石油机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杨映炜工资发放统计2006-2012年》，拟证明杨映炜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其进行巨额收购，其不具备出具巨额收购资金的能力。 杨映炜、李会英质证认为：1.对于付某的证人证言，付某系员工身份，没有实质证据证明其说法，其证言不真实。对于王某2的证言证言，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在杨映炜转让其所持有的6家公司股权时，王某2有参与和见证，而陈健伟未参与，说明陈健伟和王某2关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系代持关系的主张不成立。2.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凭交易明细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同时杨映炜当时将《存款证明书》留存在公司，杨映炜出售案涉股权后将相应资料全部交给了受让方，杨映炜不清楚陈健伟如何取得。且交易明细表载明的资金流向，从王某2手中出来，又回到王某2手中，自相矛盾，不具有关联性。3.对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系委托、代持代购关系。4.对第三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质证。同时，并无其他证据佐证由陈健伟管控，且杨映炜已在一审中明确涉及耀铭公司的相关资料在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全部交给了案外人史军义。5.对第四组证据，该份证据已在一审中提交，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存在代持耀铭公司股权的合意，更不能证明双方代持股权的具体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情况，也不能证明陈健伟是耀铭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同时百勤公司的证据系间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6.对第五组证据，耀铭公司的《证明》未陈述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系代持股权的事实，且耀铭公司员工付某、王某3的证言不真实。7.对第六组证据，王某2系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成立。8.对第七组证据，杨映炜的收入以及劳动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1.对于付某与王某2的证人证言，其二人并不清楚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就耀铭公司股权是否达成了代持协议，而付某关于陈健伟对于耀铭公司的资金往来、人员招聘、公司管理、资产处理进行了审批和拍板，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付某和王某2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陈健伟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对陈健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杨映炜、李会英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反映的资金流向，并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针对耀铭公司股权具有代持的合意。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3.对陈健伟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杨映炜、李会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反映的资金往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就耀铭公司股权存在代持的合意。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4.对陈健伟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每月对账单，即使由陈健伟持有，并不足以证明陈健伟系借杨映炜的名义收购耀铭公司股权，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5.对陈健伟提交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其中渣打银行《余额证明》、澳门国际银行汇款凭证、渣打银行《汇出汇款客户通知书》、君泽公司出具的《证明》、恒生银行《往来户口结单》，仅反映出陈健伟的妻子向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汇入款项以及杨映炜通过其渣打银行的账户向君泽公司汇款的情况，而上述情况并不足以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存在代持关系。至于百勤公司、耀铭公司、付某、王某3、王某2出具的证明、证言，陈健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体参与了其与杨映炜之间关于代持耀铭公司股权的协商，上述证明、证言所载明的内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因此，对上述三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6.对第七组证据，杨映炜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劳动合同、聘用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陈健伟、杨映炜、李会英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就案涉耀铭公司股权是否存在委托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若存在，杨映炜、李会英是否应向陈健伟返还出售耀铭公司股权所得价款897858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首先，陈健伟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杨映炜之间就耀铭公司股权达成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股权代持协议。同时，陈健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耀铭公司的资金往来、人员招聘、公司管理、资产处理享有决策权以及其对耀铭公司进行了实际经营管理。其次，虽陈健伟举示了案外人冯毅通过澳门国际银行向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汇款5159900元港币以及杨映炜在渣打银行的账户向案外人百勤公司汇款4280000元港币、向君泽公司汇款875241元港币的证据，并陈述冯毅系其妻子，受其指示向杨映炜汇款，而杨映炜亦受其指示并代其向百勤公司支付了收购耀铭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向君泽公司退还了剩余款项，但陈健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映炜系受其指示而向百勤公司、君泽公司支付收购耀铭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剩余款项，且上述银行流水凭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就耀铭公司股权存在委托代持股权的约定。第三，针对陈健伟举示的《存款证明书》以及《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陈健伟主张，杨映炜证明其具有购买耀铭公司股权的资金实力的基础，系由陈健伟向案外人王某2借款，但循上所述，上述银行交易明细表及凭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就耀铭公司股权形成了委托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第四，针对百勤公司、耀铭公司、王某2、付某、王某3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上述证明、证人证言均属间接证据，而上述主体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健伟与杨映炜之间就代持耀铭公司股权进行过协商以及达成了代持股权协议。因此，上述证明、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陈健伟关于杨映炜系代其持有耀铭公司股权的主张。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陈健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映炜之间就案涉耀铭公司股权形成了委托代持股权的的法律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陈健伟关于要求杨映炜、李会英向其返还出售耀铭公司股权所得价款8978580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健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650元，由陈健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