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1民终33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晓龙，男，198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建伟，男，199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柳杨，男，198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松北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狄晓阳，男，199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宁，北京市盈科（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范学林，男，195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嫩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士君，嫩江县联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嫩江县科洛镇石头沟子村红运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嫩江县科洛镇石头沟子村。法定代表人：杨传栋，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英，黑龙江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长发，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嫩江市。一审被告：黑龙江迅屹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三路800号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中心1212室。法定代表人：邹瑛男，职务总经理。上诉人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被上诉人范学林、嫩江县科洛镇石头沟子村红运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红运合作社）、王长发、一审被告黑龙江迅屹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屹腾达公司）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前由嫩江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黑1121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判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嫩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黑11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判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宁，被上诉人范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士君、被上诉人王长发、被上诉人红运合作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英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长发及红运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王长发、范学林及红运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系受王长发雇佣，王长发并非是本案的居间人，原审法院认定王长发与杨传栋的陈述相互矛盾，本案所涉及的无人机农药喷洒工作是王长发与杨传栋联络，杨传栋将喷洒费用交由王长发，再由王长发转交给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王长发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居间合同当中居间人的行为，其行为特征完全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2.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按照技术参数及厂家规定正常操作无人机，不存在过错行为。喷药作业前，杨传栋自行配药并悬挂着无人机，操作全过程由杨传栋自主完成，并跟随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操作无人机，在由其指定的作业区域内飞行，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事项，不存在过错。3.红运合作社应承担全部责任。4.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未收取红运合作社任何费用，属于义务帮工，在义务帮工人没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应由除草剂的提供者、使用者及受益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并非以上三种身份的人。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系受王长发雇佣，并指派到红运合作社进行无人机喷洒农药作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红运合作社系承揽关系错误。本案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王长发是雇佣关系，王长发与红运合作社是无名合同关系。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在作业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负担分配错误，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判决未全部支持原告诉请，但判决由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承担案件全部受理费用错误。范学林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王长发系居间关系，与红运合作社系承揽关系正确。2.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利用无人机完成农田喷洒农药，明显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四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王长发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之间并非雇佣关系，王长发不承担责任。红运合作社辩称，1.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红运合作社系事实上的承揽关系。2.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在承揽过程中存在过错，红运合作社无任何过错。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长发辩称，王长发和各方当事人都不认识，其是通过一个叫乔炳印的人，认识无人机操作的人，然后乔炳任把赵晓龙的手机号给了王长发。等需要喷药，王长发把手机号又给了杨传栋。王长发以一亩地一块到一块五的标准从中收取费用。他们如何打药，王长发没参与。打药第二天赵晓龙向王长发要钱，因赵晓龙与杨传栋没有微信，王长发就给杨传栋打电话，杨传栋给王长发4,000元，王长发留下1,000元，转给赵晓龙3,000元。迅屹腾达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并非迅屹腾达公司员工，迅屹腾达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2.王长发联络飞行设备及人员并向嫩江市科洛镇石头沟子村红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栋收取了4,000元价款，后王长发又向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支付了劳务费3,000元，其自留1,000元，是典型的劳务关系。范学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红运合作社、王长发、迅屹腾达公司共同连带赔偿范学林损失及鉴定费12,879.02元（鉴定意见亩减产110.67公斤×2×15亩×1.8公顷×1.72元／斤＝10,279.02元＋鉴定费2,600.00元＝12,879.02元）；2.案件受理费由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红运合作社、王长发、迅屹腾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学林与红运合作社系地邻。2018年春季范学林在沐河村公路南种植大豆1.8公顷，红运合作社在相距200米远的距离种植的玉米。因红运合作社要喷施农药，红运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栋通过他人朋友圈转发内容，得知王长发能联系无人机播药后联系王长发，王长发又通过朋友乔炳印提供信息联系无人机操作员赵晓龙告知此事，2018年6月份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携带无人机来到嫩江，王长发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让杨传栋与赵晓龙联系后，双方在路边公路接洽。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操作无人机为红运合作社玉米田喷洒玉米田除草剂，喷洒农药过程中，农药发生空中飘移，造成红运合作社与范学林相邻的大豆田出现飘移药害。双方协商赔偿未果，范学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经范学林提出鉴定申请，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该机构出具了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838-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范学林大豆田不同程度的减产同无人机喷洒玉米田除草剂造成飘移药害存在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大豆田每亩（666.7㎡）减产损失为110.67kg/亩。范学林支出鉴定费用2,600元。另查明，2018年6月27日，红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传栋通过微信转账给付王长发喷播农药款4,000元，2018年6月28日，王长发亦通过微信转账给付赵晓龙3,000元，王长发个人收取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红运合作社与王长发及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迅屹腾达公司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操作无人机进行喷施农药行为是否给范学林的农作物造成损害及此损害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四、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关于焦点一、王长发通过电话与微信的方式联系红运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栋与无人机操作员赵晓龙，促成了双方间无人机播药作业，三方在此之前并不相识，王长发并不知晓具体的作业地点及作业面积，作业时王长发也未到现场，亦不知晓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为共同作业人实施了喷播行为，王长发收取杨传栋转账作业费后自行收取1,000元后将剩余款项转给赵晓龙，属于收取了中介费用，三方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的无人机在从事喷施农药时，其为实际操作人，是以自己的操作技术对无人机作业享有实际控制权，符合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承揽的主要工作成果负责，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红运合作社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二、红运合作社提出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四人是迅屹腾达公司的员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受迅屹腾达公司指派进行的无人机植保作业，庭审过程中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无人机喷播作业也不在迅屹腾达公司经营范围内，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亦不认可为喷施作业为职务派遣行为，故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与迅屹腾达公司并无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迅屹腾达公司在本案中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玉米喷施农药过程中发生相邻范学林土地中的大豆受药害，经鉴定机构鉴定，该药害的损害与无人机喷施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以上部分作物减产，范学林种植的农作物损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因果关系明确，系喷施农作物发生飘移药害所致，侵权行为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红运合作社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之间形成了承揽法律关系。依我国合同法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已具备无人机基本操作技能资格，应能预见到无人机操作不当及天气影响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后果，此期间（6月26日9-17时至6月27日10-14时）无人机作业区域风速在低值1.2米/秒，高值4.1米/秒，即风速在1-3级之间，在操作飞行时应充分履行防范和注意义务，应当预见无人机喷施农药所需的区域环境、天气等情况要求，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给相邻区域内其他农作物造成损害，但其在喷施农药过程中已发生农药飘移导致损害结果实际发生，因其未履行充分的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是致范学林农作物发生药害的直接原因，应负担民事赔偿责任。至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辩解称其与王长发之间是雇佣关系，与红运合作社之间不构成加工承揽法律关系的辩解理由，法院不予支持；四、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范学林土地实际受损害面积，沐河村委会证明经现场测量种植大豆土地面积1.8公顷受到药害。结合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大豆田每亩（666.7㎡）减产损失为110.67kg/亩。沐河村委会证明今年大豆最高价格1.72元/斤。但2018年嫩江当地大豆市场价格偏低，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做出，经法院实际调查多家大豆收购企业，现当地正常品质大豆平均价格在1.51元/斤至1.53元/斤之间，法院取价格1.52元/斤计算损害价值。范学林提出按1.72元/斤计算损失数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赔偿数额为：110.67公斤/亩×2×15亩×1.8公顷×1.52元／斤＝9,083.80元，鉴定费2,600元，共计9,083.80元＋2,600元＝11,683.8元，由侵权责任人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范学林大豆减产的经济损失11,683.8元；二、驳回范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元,由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长发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王长发在本案是居间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宁认为，证人可以证明无人机作业的钱款均直接支付给无人机操作方，而不是支付给王长发。赵晓龙与王长发事前就已经认识，而非王长发所说事前双方均不认识。赵晓龙四人在工作前即通过王长发取得了杨传栋的联系方式，而非王长发和杨传栋所称双方没有任何联络方式，以上三点足以说明赵晓龙四人是受王长发的指派前往杨传栋处作业。范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士君认为，证人所证属实，可以证实晓龙参与红运合作社喷洒农药，王长发是居中介绍。王长发与赵晓龙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居间关系。红运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英认为，证人对于支付作业费这一部分作证不属实，对于其他部分不予质证。红运合作社的作业费是全部支付给王长发，并非是支付给飞机作业人员。本院经认证认为，陈某当庭所述的内容仅能证实王长发与赵晓龙有电话联络，以及王长发联络无人机喷洒农药及收费情况；对本案中王长发与赵晓龙的法律关系等问题未能证实，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晓龙四人利用自身技术为红运合作社提供无人机喷洒农药的作业行为，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赵晓龙四人与红运合作社系承揽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王长发与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问题。经查，王长发因信息灵通，先后得知红运合作社需要无人机喷洒农药以及赵晓龙等人靠无人机喷洒农药赚取报酬，进而王长发分别与红运合作社、赵晓龙等人取得联系，由王长发告知赵晓龙等人喷洒农药地点，再由王长发向红运合作社收取了4,000元费用，最后王长发转给赵晓龙等人3,000元，从中赚取1,000元利润。首先，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体现在，受雇人与雇佣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身份关系，即受雇人的劳务行为收到雇佣人的支配。具体到本案，本案的劳务行为是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行为，该行为的劳动工具是赵晓龙四人自行提供，劳动过程也不受王长发的支配，其仅是劳动地点和被劳动的单位由王长发提供，故赵晓龙等四人与王长发之间并非雇佣关系。其次，居间合同关系是指居间人根据委托人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向居间人给付约定报酬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到本案，王长发是利用自身掌握信息的优势地位，为赚取个人利益，而将红运合作社与赵晓龙等四人联系起来。在收取红运合作社给付的费用后，从中收取利润后，再向赵晓龙四人支付费用。此中关系中，可以认定王长发在红运合作社、赵晓龙四人之间起到了居间介绍的作用，王长发也基于介绍行为赚取1,000元利润，一审法院认定王长发与红运合作社、赵晓龙四人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赵晓龙四人喷洒农药过程中是否有过错的问题。红运合作社周边地邻因红运合作社无人机喷洒的农药产生要害而受损。即使赵晓龙四人操作无人机时，并不存在技术手段上的过错，但其应当注意到无人机实施的作业行为是喷洒农药，也应当注意到一旦其喷洒的农药借助风力飘洒至他处，会产生药害结果。因此，对无人机喷洒农药的行为不仅要求技术上不存在过错，还需要喷洒农药时，对天气情况有高度注意义务。赵晓龙四人在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时未能注意天气情况而致使农药随风飘洒至周围地邻，可以认定存在过错。综上所述，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元，由赵晓龙、张建伟、柳杨、狄晓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伟审判员 梁天元审判员 张 岩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