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民再50号 抗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某，女，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系南京京华数码科技软件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娇，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女，194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涛（张某之长子），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申诉人黄某因与被申诉人张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4）伊州民一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新检民（行）复查[2019]65000000043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新民抗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胡明屹、张硕出庭。申诉人黄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张玉娇，被申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4）伊州民一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涉案遗嘱涉及的上海市××路、901室是否为黄顺康的个人遗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系争房屋虽经土改登记，但在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前后新建、翻建、改扩建的，以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核定人员为房屋的权利人”，根据上述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确定一户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建筑面积时，一般以该户农村村民的人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中核定的申请人可认定为宅基地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上海市农村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办法》（1992年10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24号令，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农村个人建房户可申请建房用地的人数按常住户口计算，其中领取本市独生子女建房用地按2人计算”，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的通知》（2002年5月8日）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被拆迁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拆迁补偿按户进行”，第六条规定“征地拆迁居住房屋，被征地的村或者居民小组建制撤销的，被拆迁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货币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被拆迁房屋建安重置单价结合成新+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房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价格补贴）×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本案中，根据《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及上述规定，证实该宅基地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为黄顺康、黄某、龚岷三人，黄顺康申请异地建房（未与黄某分户）符合当时上海市个人建房的条件，得到生产队、村民委员会及土地管理分所的同意，另行给其划分了62平方米的建房面积。2006年12月26日，黄顺康作为被拆迁人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第十二条亦注明“同住人黄某”，由此可以认定黄顺康于2002年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新建住房（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镇坊）系黄顺康以户主名义申请建造，并由黄顺康与黄某、龚岷共同居住的住宅。根据《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2002年5月8日），拆迁补偿系按“户”进行，在选择货币补偿时，计算依据为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黄某、龚岷虽未与拆迁单位签订过《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未在《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购房入户清单》上签字，但不影响其作为黄顺康的同住人口享受拆迁补偿的权利。因此，黄顺康通过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获得的货币补偿，黄某、龚岷作为同住人应享有相应份额，故601室、901室房屋系黄顺康、黄某、龚岷共有。原审判决认定上海市××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系黄顺康的个人遗产，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二、关于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黄顺康所立遗嘱中涉及的上海市××路、901室房产系黄顺康、黄某、龚岷共有，该遗嘱处分了他人所有的财产，故这部分遗嘱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院提起抗诉，请依法再审。黄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4）伊州民一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奎屯市人民法院（2014）奎民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2、依法予以改判。事实及理由如下：1、黄顺康置换涉案601室、901室房屋的老房产性质为农村宅基地房屋，黄某、龚岷为宅基地房屋的共同所有人。黄顺康被拆迁的老房产位于上海市××镇，其性质为农村宅基地房屋。黄顺康与黄某、龚岷作为宅基地建房的共同申请人，同样是被拆迁农村宅基地房屋共同所有权人。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原始《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列明：（家庭成员中）户主为黄顺康，女儿黄某、女婿龚岷为共同申请人，黄顺康申请建房的理由为“本人一九六三年去新疆农七师工作，在边疆任教三十一年。去年因患吸虫病肝硬化失去工作能力而退养回沪，但一间旧房即将倒塌，我们父女无处存身，故恳请建房”。华漕乡生产队、村委会及土地管理分所均盖章、签字同意给黄顺康另批62平米宅基地建房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确定村民宅基地使用面积及房屋建筑面积时以该户村民的人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也规定宅基地房屋权属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宅基地使用证、建房用地审批等文件上核定的人员。所以，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中核定的黄某可以认定为宅基地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根据《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被拆迁老房的共同所有权人为黄顺康、黄某、龚岷三人。2、黄顺康、黄某、龚岷三人为被拆迁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所以拆迁所得利益（包括拆迁补偿款、置换房屋）应由三人共有。原二审判决将属于黄顺康、黄某、龚岷三人共有的拆迁房屋置换而来的房屋601室、901室认定为黄顺康个人的遗产，明显错误。根据黄顺康与上海闵行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601室、901室房屋系用原华漕镇吴家巷村1组吴东62号宅基地房屋拆迁置换取得，系原有房屋的转化，其产权人应该为原宅基地房屋的权利人，即黄顺康、黄某、龚岷。原审判决未查明601室、901室房屋的来源及权利人，即认定所有权人为黄顺康，进而判决由张某继承该房产，明显侵犯了黄某、龚岷的共有权利。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张某答辩称，一、黄某的再审请求依法不能成立。1、法律禁止反言。本案自2010年6月进入诉讼，黄某就称其依据法定继承权取得涉案601室、901室的所有权，上述房屋为黄顺康所有，系黄顺康的遗产确认无异，直至原二审判决作出，黄某仍然坚持上述房屋为黄顺康所有，系黄顺康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效力范围仅涉及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其效力不涉及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该意见的内容仅涉及土改登记的土地问题，亦不涉及本案。本案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的权利人仅为黄顺康一人，没有黄某、龚岷。3、原审法院依据涉案上海市房地闵字（2002）第014259号《房地产权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认购合同》、《入住通知》等证据确认涉案601室、901室为黄顺康所有，系黄顺康的遗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4、《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被拆迁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拆迁补偿安置按户进行”。本案房地产权证、建房批准文件（华漕乡村民造房批准书）登记，均系黄顺康一人，拆迁补偿按户进行也是黄顺康一人一户，不涉及其他人。5、确定宅基地房屋所有权人的依据是宅基地使用权证及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而不是申请书。涉案华漕乡村民造房批准书及上海市沪房地闵字（2002）第014259号房地产权证表明，本案宅基地所有人及房产所有人均系黄顺康一人，不存在共同共有人。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申请表作为认定所有权人的证据错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均未规定申请表可以作为确定所有权人的依据。张某向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张某所持有的遗嘱合法有效；2、黄顺康名下所有房产及银行存款归张某所有；3、黄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26日，甲方（拆迁人）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被拆迁人）黄顺康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乙方所有的沪房地闵字（2002）第014259号住房交由甲方拆迁，甲方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并提供安置房爱博家园145号601室、901室。同日，甲方（拆迁人）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被拆迁人）黄顺康签订《房屋认购合同》，乙方向甲方认购爱博家园145号901室。2009年2月16日，黄顺康作为被拆迁人在《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上签字，该价格表载明：被拆迁人黄顺康选定房屋《爱博二村》××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总价款为478336.25元。2009年5月12日，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行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给黄顺康发《通知》载明：爱博二村申滨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已符合交付条款，可以办理入住手续。2009年5月18日，黄顺康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行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入户清单》载明：动迁老房款总额540258.06元、已领款240748元、预留购房款299510.06元、新房款总额478336.25元，应收房款178826.19元。2010年2月24日，黄顺康书写遗嘱，内容为：“我百年后，将我的遗产留给我干兄妹邵其安、张先荣，空口无凭，立此为证”。2010年4月1日，黄顺康在兵团奎屯中医院去世。黄顺康的户口上有黄顺康和黄某，在没有其他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黄某合法的办理了上海××路房屋产权手续。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颁发的沪房地闵字（2010）第041547号、第041553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载明：××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权利人黄某，登记日2010年9月5日。本案原一审期间，2011年1月10日，张某及其丈夫邵其安申请对遗嘱是否是黄顺康本人亲自书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1年2月16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听证，双方均同意鉴定，且均同意到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对鉴定所需的样材，张某提供2010年2月26日收条一张，黄某不认可；张某提供2009年房屋认购合同书一份，黄某亦不认可，黄某表示2011年2月22日前提供样材，但到期黄某未提供样材。2011年3月29日，一审法院委托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提供的样材是：1、2006年12月26日房屋认购合同二张；2、2009年2月16日认购合同价格计算表一张；3、2010年1月24日档案袋上书写的委托书一张。2011年4月2日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作出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5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0年2月24日“遗嘱”上的签名“黄顺康”字迹、“遗嘱”内容字迹均是黄顺康书写。张某为此次鉴定支付笔迹鉴定费2000元，因诉讼支付邮寄费116.6元、保全费3432元。2012年黄某就该鉴定意见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进行投诉，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此次投诉于2012年9月16日答复如下“通过对原有的关于黄顺康笔迹和检材进行再次比对，因委托方所提供的样材数量过少，的确不能满足鉴定条件，而黄顺康本人已故无法在鉴定所亲自书写，故此，我所申请司法鉴定协会组织专家论证，作出最终准确、客观的鉴定意见”。2012年12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对黄某答复“你可以向委托方法院申请重新鉴定，或提请新疆司法鉴定协会组织专家论证予以解决”。另查明，黄顺康于2009年11月10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奎屯支行乌鲁木齐东路分理处存入人民币玖万元整（￥90000），到期日为2010年5月10日，存单号为×××962，账号为×××。位于奎屯市××区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黄顺康。张某及丈夫邵其安在黄顺康去世前接受了黄顺康的银行存单、奎屯市××室房产证和上海市、901室的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及901室的房屋认购合同。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财产执行给张某。再查明，张某与邵其安系夫妻关系，张某又名张先荣，张某与邵其安均不是黄顺康的法定继承人。自2001年张某、邵其安与黄顺康结识后，经常照料黄顺康的生活，在黄顺康去世前的三次住院期间，张某及其家人都进行了照料，在黄顺康过世后办理了黄顺康的后事，黄某未到医院照顾。黄某系黄顺康养女。2013年，黄某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案，并委托新疆亿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伊明为代理人。2013年5月5日，新疆亿铭律师事务所委托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对2010年2月24日遗嘱中“干兄妹邵其安、张先荣，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的字迹与其他文字是否同一人书写，是否添加及遗嘱落款中“贰月贰拾肆日”的字迹是否后添加进行鉴定。对此次鉴定的检材和样材，据王伊明陈述是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取了一审案卷中原件，样材是黄某自行到农七师退休人员管理处以黄顺康养女身份调取的1999年黄顺康的干部履历表（12页）和2003年申请退休人员基本情况表（1页）。2013年7月8日，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作出新卓[2013]文鉴字第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2010年2月24日“遗嘱”中“干兄妹邵其安、张先荣，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的字迹与检材中的其他文字倾向认为不是同一人书写，系后添加形成。2、“遗嘱”落款中“贰月贰拾肆日”的字迹与检材中其他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而是后添加形成。一审法院认为，1、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批准合法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格，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结论明确，可作证据使用。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与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相比较，有以下区别：（1）从鉴定机构的委托看，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是一审法院根据张某申请、双方同意、经听证后委托，而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是黄某的委托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自行委托。（2）从鉴定提供的检材和样材看，新疆金剑司法所鉴定的检材是一审案卷中原件，《房屋认购合同》、《认购合同价格计算表》两份样材的真实性，双方庭审时均认可。而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的检材，据黄某委托代理人王伊明陈述，是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提取了一审案卷中原件，样材是黄某自行到兵团农七师退休人员管理处以黄顺康养女身份调取的1999年黄顺康的干部履历表（12页）和2003年申请退休人员基本情况表（1页），该干部履历表和申请退休人员基本情况表未经过质证和双方听证，现黄顺康已过世，无法判定是否是黄顺康本人填写。（3）从鉴定结论看，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是肯定的，即2010年2月24日遗嘱上的签名黄顺康字迹、遗嘱内容字迹均是黄顺康书写；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是：“1、2010年2月24日‘遗嘱’中‘干兄妹邵其安、张先荣，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的字迹与检材中的其他文字倾向认为不是同一人书写，系后添加形成。2、‘遗嘱’落款中‘贰月贰拾肆日’的字迹与检材中其他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而是后添加形成”，“倾向认为不是……”结论不完全肯定。黄顺康已过世，重新做鉴定，虽然有检材，但样材不好提取，故驳回黄某重新鉴定的申请。2、关于黄顺康出具遗嘱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黄顺康在生前书写遗嘱，自愿将其所有财产赠与张某，该遗嘱签名及内容字迹经新疆金剑司法所鉴定，系黄顺康亲笔书写，故黄顺康自书遗嘱应合法有效，张某作为受遗赠人有权依据黄顺康的遗嘱接受遗赠。对于黄某辩称“张某作为受遗赠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接受遗赠，该遗赠应当无效”，因张某在黄顺康去世前已接受黄顺康的银行存单、奎屯市龙溪里37-152室房产证和上海市××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及901室房屋认购合同。黄顺康去世后，张某不将上述权利凭证交付给黄某，其行为已表明有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该辩解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3、关于遗产的范围及归属问题。因黄顺康书写的遗嘱仅载明了将其遗产留给张某、邵其安，并未涉及遗产的范围，故本案应当先认定遗产范围后，再依法确定归属。对于张某主张黄顺康所有的奎屯市××里归其所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为黄顺康，系黄顺康的遗产，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张某主张黄顺康存款9万元归其所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存款是黄顺康的个人存款，系黄顺康的遗产，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张某主张上海市××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归其所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上海市××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系黄顺康上海老房产拆迁置换所得，所有权人应当是黄顺康，故该两套房产应系黄顺康的遗产，张某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关于张某的诉讼损失承担问题。张某主张鉴定费2000元、邮寄费116.6元、保全费3432元，系张某因诉讼的损失，有证据证实且符合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为由双方各承担50%较为适宜，故支持2774.3元[（2000元+116.6元+3432元）×50%]。张某主张的保全担保手续费12567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一、确认2010年2月24日黄顺康书写的遗嘱合法有效；二、黄顺康遗产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奎屯支行乌鲁木齐东路分理处存款人民币90000元（存单号为×××962，账号为×××）归张某所有；三、黄顺康遗产奎屯市××37-152室、上海市××路1051弄145号601室、901室的产权归张某所有；四、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某鉴定费、邮寄费、保全费，合计2774.3元。本案诉讼费9983元（张某已预付）,由张某负担4991.5元，黄某负担4991.5元。黄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程序违法。黄顺康的遗嘱经鉴定存在重大瑕疵，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请求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1、2010年2月24日，黄顺康在农七师医院住院治疗，当日，其神志清楚。2、涉案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目前已停业，人去楼空，参与涉案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的两名鉴定人员有一人离世，另一人也离职。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下属机构，其是司法鉴定机构的行业管理部门，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及其鉴定协会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没有否决权或更改权。鉴定机构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独立执业，不受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影响。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基于黄某投诉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关于对当事人黄某投诉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问题的答复》。基于黄某投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让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涉案鉴定进行复核后，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异议答复函》。5、根据《笔迹鉴定规范》，文字鉴定须有样材，但样材的数量多少，并无明文规定。6、2013年7月8日，新疆亿铭律师事务所委托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作出新卓[2013]文鉴字第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鉴定意见书中的检材和样材合法来源，黄某在一、二审诉讼中未能举证证实，张某对该鉴定结论也不认可。7、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依据样材为：2006年12月26日的房屋认购合同、2009年2月16日的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2010年1月24日写在牛皮纸信封袋背面《委托书》。一审庭审中，黄某对2006年12月26日的房屋认购合同、2009年2月16日的认购房屋价格计算表的真实性认可。二审庭审中，黄某对《委托书》不予认可，但未向法庭提供反驳证据。8、黄某一审庭审中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被准许。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遗产范围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涉案遗嘱均同意由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进行文字鉴定认可，二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2、涉案遗嘱的效力；3、一审法院不准许黄某的重新鉴定申请是否正确。1、关于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问题。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由黄某、张某共同选定，其具备鉴定资质，作出的涉案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肯定、唯一，参与鉴定人员不失资格，鉴定检材无争议，鉴定样材大部分双方认可。在鉴定程序、依据，采用技术标准、规范上都无违法之处。虽然黄某对样材《委托书》不予认可，但未向法庭提供反驳证据，也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样材，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法院以其作为样材并无不妥，况且其不是唯一样材。综上，涉案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举证、质证、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即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黄某上诉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关于对当事人黄某投诉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问题的答复》及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异议答复函》均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书存在偏差和瑕疵，应由人民法院重新委托予以鉴定。二审法院认为，首先，重新鉴定由人民法院决定，司法鉴定协会及鉴定机构无权作出；其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鉴定协会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没有否决权或更改权，鉴定机构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独立执业，不受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影响，故上述《关于对当事人黄某投诉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问题的答复》只是对来信来访的投诉人黄某的信访处理，并非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正确与否的定性；最后，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二条之规定，鉴定机构如发现已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有违规之处，可自行纠正。而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涉案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未实施纠正行为，即其不认为该鉴定有违规之处，其作出的《司法鉴定异议答复函》完全基于黄某的投诉及司法鉴定协会的行业管理，并无实际证据意义。就其模糊内容而言，“通过对原有的关于黄顺康笔迹和检材进行再次比对，因委托方所提供的样材数量过少，的确不能满足鉴定条件……”无依据可循，因根据《笔迹鉴定规范》，文字鉴定须有样材，但样材的数量多少，并无明文规定。据此，黄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卓（2013）文鉴字第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问题。首先，根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黄某委托新疆卓鼎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新卓（2013）文鉴字第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属于专家咨询意见或证人证言性质，不属于民事诉讼司法鉴定结论，其证据效力当然不及司法鉴定结论；其次，该鉴定事前未征得张某同意，张某也不知情，事后张某也不认可；第三，因该鉴定检材和样材合法来源黄某在一、二审诉讼中未能举证证实，甚至庭审中其对样材来源的陈述相互矛盾；最后，该鉴定结论不肯定、不唯一，鉴定人员及资质不详，鉴定人也未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综上，新卓（2013）文鉴字第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无论在形式内容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均因黄某举证不能而无法查证属实，故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关于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前述二审法院已认定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即本案定案依据。根据该鉴定意见书、张某陈述及证人证言，二审法院确认涉案2010年2月24日遗嘱为黄顺康所写，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经审查，该遗嘱未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也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该遗嘱效力二审法院予以确认。黄某提出该遗嘱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法院不准许黄某的重新鉴定申请是否正确问题。因黄某在一、二审诉讼中未能举证证实新金剑文鉴字[2011]第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故一审法院不准许其重新鉴定申请正确，符合法律规定。黄某对该问题的上诉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3元，由黄某负担。本院再审期间，黄某提交以下新证据：1、1994年11月7日的《华漕乡村建房用地申请表》，拟证明：黄顺康、黄某、龚岷申请宅基地建房，此三人系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中核定的申请人，是本案被拆迁房屋宅基地的共有人。2、2002年4月2日的上海市房地闵字（2002）第××××号房地产权证，拟证明：黄顺康、黄某、龚岷对本案房屋进行翻建，面积68.31㎡，此房产证上坐落房屋即为《华漕乡村建房用地申请表》申请宅基地获得的房屋。3、2006年12月26日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拟证明：黄顺康代表黄某、龚岷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通过68.31㎡宅基地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拆迁置换房屋即涉案601室、901室，上述房屋应当属于黄顺康、黄某、龚岷共同所有。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9）闵民一（民）初字第856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类案与本案具有高度相似性，该类案中法院认为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中核定的申请人可认定为宅基地房屋的共有所有权人。张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2予以认可，对证据1、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黄某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申请表不是正规的建房审批文件，不能作为认定房屋共同所有权人的依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被拆迁人是黄顺康，说明权利人是黄顺康，该协议的最后注明黄某仅为同住人，对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述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黄某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黄某证据2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黄某证据1、3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黄某提交的证据4不予确认。张某提交1994年11月24日的《华漕乡村民造房批准书》一份，拟证明：黄顺康系本案房屋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中核定的唯一申请人，是涉案601室、901室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黄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张某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该批准书中载明人口为3人。根据双方对该证据的举证及质证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张某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本院再审查明：1、1994年11月7日的吴家巷村一村民小组《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中载明：家庭人口情况：户主黄顺康，女儿黄某，女婿龚岷，现有房屋组成情况：平房1间建筑面积24平方米，占地（长×宽）6.4×3.7，拆老房情况：平房1间，面积24平方米，申请建房情况及用地性质、位置：宅基地，申请建房理由：本人一九六三年支边去新疆农七师工作，在边疆任教三十一年，去年因患血吸虫病肝硬化失去工作能力而退养回沪，但壹间旧房即将倒塌，我们父女无处存身，故恳请造房，干部级职务：教师（高中教师）中教壹级，1994年11月8日生产队签署意见并盖章，1994年11月20日，村民委员会盖章并签署意见：同意拆除旧房24平方米，另地建房，1994年11月24日，土地管理分所签字并签署意见：同意在非耕地上建造62平方米，拆除老房24平方米。2、1994年11月24日的吴家巷一队《华漕乡村民造房批准书》中载明：黄顺康村民你送来造房报告，经县建设局、乡基建站研究同意你迁建62平方米，共计62平方米作造房基地。人口3人，老房全部拆除，造房用地性质非耕地，造房类型平房62平方米。3、2006年12月26日，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黄顺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二条手写添加内容：“同住人黄某”。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经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某、龚岷是否为涉案601室、901室的共同所有权人，涉案遗嘱是否存在部分无效。本案中，黄某在原一、二审诉讼期间未对涉案601室、901室系黄顺康的遗产提出异议，且在原一审诉讼期间，黄某以继承方式将上述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并办理了房屋产权手续。原二审判决生效后，黄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以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由作出裁定，指令二审法院再审本案。二审法院经再审后，作出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在一、二审法院第二次审理期间，黄某亦未对涉案上述两套房屋系黄顺康的遗产提起异议。本次再审，黄某以所提交的涉案《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为依据主张其为涉案上述两套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相关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享有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联系在一起，宅基地使用权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享有的一项福利性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该宅基地的性质不会随村民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因此，黄顺康提出该建房用地申请是基于其原本是该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在该村享有宅基地并建有住房，而当地生产队、村民委员会及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其用地申请并同意其建房也是基于其具有该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黄某系黄顺康的养女，其在新疆出生，并且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后离开新疆，到上海市继续读大学，大学毕业后黄某留在上海市工作并定居。1994年9月14日，黄某与黄顺康依法确定收养关系，确定为养父女关系。从黄某的出生成长生活经历来看，黄某并不当然具有上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亦不具备申请宅基地建房用地的资格，黄某无证据证明其在1994年11月7日是华漕乡村吴家巷村一村的村民，是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黄某及龚岷依法不应确认为是上述宅基地建房的共同申请人，也不是本案被拆迁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共同所有人。综上，本院对涉案《华漕乡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予以采信，但对黄某再审称其与龚岷是本案农村宅基地建房用地的共同申请人及该被拆迁农村宅基地房屋共同所有权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张某提交的1994年11月24日的《华漕乡村民造房批准书》予以采信，确认黄顺康系本案农村宅基地建房用地审批文件核定的唯一申请人及该被拆迁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根据涉案上海市房地闵字（2002）第014259号房地产权证，黄顺康依据上述建房申请表及批准书所建造的住宅于1997年竣工，占用土地面积124.6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68.31平方米，该房地产权证载明的所有权人为黄顺康。虽然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手写注明黄某为该房屋的同住人，但黄某无证据证明在该房屋的建造过程中其曾有资金投入。黄顺康以患病失去工作能力退养回沪无处居住为由申请建造该房屋，但实际上其晚年长期是在新疆奎屯市居住生活直至去世，黄顺康晚年在奎屯市居住的日常生活及生病住院期间是由张某一家人照顾，黄顺康去世后的下葬等事宜系由张某一家人料理。黄某作为养女对养父黄顺康未尽到赡养扶助义务，故黄某申诉称其与龚岷是该房屋共同所有权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601室、901室是因该房屋被拆迁置换而取得的置换房屋，依法该两套房屋理应归黄顺康所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发布的《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不能作为本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依据。因此，涉案601室、901室依法应确认为是黄顺康的遗产，涉案遗嘱不存在部分无效的情形。综上所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及黄某的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4）伊州民一终字第78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毛   惠   娟审  判  员   孙      健审  判  员   爱丽美热·艾海提二 ○ 二 ○ 年 八 月 三 日书  记  员   菲鲁热  ·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