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9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运通，男，1993年12月16日生，苗族，大学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金，男，1988年7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系杨运通妻子之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西县同济药房。住所地：云南省泸西县中枢镇九华路83号。投资人：周爱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跃忠，云南精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运通因与被上诉人泸西县同济药房（以下简称同济药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7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运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金、被上诉人同济药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跃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运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决同济药房返还杨运通货款2536元，并赔偿货款十倍25360元（当庭表示该请求包括：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车旅费1000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判未对涉案产品是否属于假冒伪劣的有毒有害食品、或者属于假药的具体情形作出认定，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案涉产品标注虚假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属于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情形。被上诉人从非法渠道购进，藏起来销售，通过不开小票及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等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具有销售假药的主观故意。二、原审法院未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知假买假”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打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境。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现行有效，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遵照执行。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药品销售企业，其具有为社会提供合法有效的药品的法定义务。然而，被上诉人为了牟利，借助经营者与消费者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特殊优势，不顾职业伦理销售假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应依法实施惩处。原判故意混淆视听，从而保护被上诉人的非法行为。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以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济药房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真正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及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答辩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为据，主张十倍赔偿，无事实依据，缺乏合理性基础，不应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了手写收据一份、涉案产品若干、录像光盘一张、支付宝付款截图一份，但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实其与答辩人间存在买卖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况且，原审中，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予以否认；2.根据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上诉状中的陈述，其购买的产品依法应当认定为保健药品。因此，依法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要想获得十倍赔偿，只有在完全具备了法定条件的时候，才能获得赔偿。即生产者或经营者首先必须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其次是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否则，不具备十倍赔偿的法定条件，也不符合立法目的和精神。本案中，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实，其所购买的产品，经营者主观上是明知或故意这一重要事实。且被答辩人购买产品后，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没有损失发生；4.被答辩人不是普通的消费者，其不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购买其自认为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品为手段，并借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获得所购商品十倍价款赔偿来达到其不法之目的。其目的和行为与我国立法的目的、立法的精神和法律的社会价值取向相违背。被答辩人还在我省等地有30余起案件，以本案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和手段来获取高额利益；5.被答辩人自认为其所购买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且头天购买商品，次日便提起诉讼，这充分说明被答辩人对所购商品有异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可以按退货处理。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杨运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货款2536元并赔偿货款十倍25360元；2.判决被告承担原告的车旅费1000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0日，杨运通到同济药房表示需要购买壮阳药，经店员推荐后，杨运通选择了“增大王”7盒，每盒单价68元；“延时王”（销售小单记载为“王增粗”）5盒，每盒单价68元；“真功夫”16盒，每盒单价10元；“虫草生精胶囊”2大盒，每大盒单价360元；“虫草强肾王”2大盒，每大盒单价420元，合计2536元。杨运通使用余额宝向同济药房梁俊美转账付款2536元。店员出具手写购物清单并注明总价款2536元。次日，杨运通以同济药房所售药品属于无证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假药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同济药房退还货款并承担十倍惩罚性赔偿责任和合理车旅费。杨运通所购商品包装盒及内附说明书记载：“增大王”“延时王”均系香港东升贸易有限公司（地址：香港）授权西藏那曲康达生物制造，藏秘／纯中药植物萃取，保质期：三年，“增大王”的批准文号：卫生署核准字：第362865号ｄ-337号；“延时王”的批准文号：卫生署核准字：第362865号ｄ-339号；“真功夫”系香港宏威生物医药研究中心提供技术，青海宏威生物工程公司出品，地址：西宁市，有效期：三年；“虫草生精胶囊”系香港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贵州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批准文号：港卫食准字（2008）第186号，执行标准：Ｑ／ＭＫ-2008，生产日期：2018年8月15日，有效期：三年；“虫草强肾王”系香港恒**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西藏恒**物工程有限公司制造，地址：拉萨市，批准文号：藏卫食准字（2008）第028号，执行标准：Ｑ／ＭＫ-2008，生产日期：2019年1月2日，有效期至2022年1月1日。庭审同时查明：杨运通以与本案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先后在云南省禄劝县开远市等地购买类似商品并以销售商为被告在商品购买地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之诉或者产品销售者责任诉讼30余起，要求销售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各地法院在类案处理上各有不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环境中，任何不违反国家禁止或限制交易的物品的买卖都是自愿和自由的。原告的举证足以证明其所购商品来源于被告经营的药房，被告认为原、被告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被告间关于“真功夫”等商品的交易事实客观存在。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商品经济时代，一切举报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都是值得倡导和推崇的，但一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并欲借诉讼或者非讼途径获得所购商品“十倍价款赔偿”的行为都是与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和法律的社会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否则，市场管理秩序将陷入混乱状态。杨运通作为自然人，具备消费者的一般属性，但其不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购买其自认为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品为手段，进而以销售商为被告提起诉讼欲获取高额利益，这不是法治社会中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的思想、态度和行动，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要求退货”的消费规则，原告在向被告购买商品的次日即提起诉讼，视为原告对其所购商品质量持有异议，可以按退货处理，原、被告依法应对交易标的物和所付价款互负返还义务。原告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为据，要求被告对其进行所购商品价款十倍赔偿的请求缺乏合理性基础，该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车旅费，属原告自愿跨省购买商品行为实施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支出，不在赔偿请求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杨运通与被告泸西县同济药房于2019年6月10日达成的“虫草强肾王”等商品买卖合同；二、被告泸西县同济药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退还原告杨运通“虫草强肾王”等商品款2536元，原告杨运通同时返还被告泸西县同济药房已经交付的“增大王”7盒、“延时王”5盒、“真功夫”16小盒、“虫草生精胶囊”2大盒、“虫草强肾王”2大盒；三、驳回原告杨运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元，由被告泸西县同济药房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二审法院全部法官回避审理本案，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回避请求已经超过三日，上诉人未向二审法院申请复议。庭审中，上诉人杨运通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第一组，医院检查材料4份，欲证明涉案“伟哥”对人体存在急性危害的高度可能性；第二组，新闻发布稿及法释〔2013〕28号文件，欲证明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第三组，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及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欲证明食品药品领域没有知假买假不受法律保护的案例，反而多次发布支持案例。同济药房质证认为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没有证据出具人的印章和签名，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审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除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二审还另查明，泸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黄金伟哥”等8个品种物品包装情况说明》，认定一审法院提供的“黄金伟哥（9800mg×10og粒）”“黄金伟哥10粒”“汇仁肾宝”“虫草生精胶囊”“虫草强肾王”“真功夫”“延时王”“增大王”共8个品种的物品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及药品相关法律法规。同济药房对于涉案商品来源表示不清楚，且明确不能提供购销记录。本院认为，杨运通向同济药房购买涉案“增大王”“延时王”“真功夫”“虫草生精胶囊”“虫草强肾王”，提交了手写收据、购货经过光碟、涉案产品若干、支付宝付款截图等予以证明，上述证据能够印证购买物品名称与数量、购买经过、物品归属情况，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商品外包装及产品说明书均载明主要成分、适用人群、用法用量、功效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的规定，本院认定涉案5种商品为药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食品、药品领域，法律并未对购买者动机、知假买假情形作出限制性规定，即便其明知销售者售假，亦有权向销售者主张惩罚性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进药品，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药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购进和销售。”第五十七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本案中，同济药房不能说明涉案药品来源，不能提供购销记录。且泸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涉案产品作出认定，涉案物品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及药品相关法律法规。据此，本院认定同济药房销售明知涉案药品是假药而进行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生产假药、劣药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除请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请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的规定，杨运通有权向同济药房主张退还2536元货款，并赔偿货款十倍的赔偿金25360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因此予以改判支持。另外，对于杨运通主张的车旅费1000元，因其未提供相应车旅费支出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故对该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运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7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泸西县同济药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杨运通返还货款2536元；三、由被上诉人泸西县同济药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杨运通支付赔偿金25360元；四、驳回上诉人杨运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60元，均由被上诉人泸西县同济药房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张 嘉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王进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