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终84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东，男，1986年10月30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明，吉林松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省汉生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法定代表人：金亭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男，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张东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汉生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生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1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1民初904号判决书第二项并改判汉生公司返还全部中介费21,0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汉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官认定事实错误，偏袒汉生公司。首先，一审法院论述：“汉生公司已为张东找到工作，并且张东业已在工作确认书上签字，汉生公司并为张东办理了签证等出国手续，汉生公司在国内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后张东明确表示不出国。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于自身原因导致《雇佣合同》未能履行的，服务费用不予退还。”存在明显错误。第一，根据《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第四条第三项之约定，汉生公司收取的服务费为2,000.00元人民币，新加坡收取的服务费为19000.00人民币，即使汉生公司不退，其不退的额度也仅仅是2,000.00元，一审法院连其无权收取的款项也认定为合法收入，存在明显错误。根据《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第二条“汉生公司义务一栏”，汉生公司有对张东参加出国前培训、指导其办理护照、签证、公证、检疫等约定义务，既然汉生公司有义务并未履行，张东对出国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完全不知，怎么能出国参加劳务？汉生公司所谓的劳务公司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有汉生公司所述的公司？所谓的面试仅仅是张东与一家所谓的新加坡公司进行了视频会见，然后汉生公司说面试成功，要求张东签订一份工作确认书，只是证明张东当天面试成功了，怎么就能认定为汉生公司已经完成合同义务了呢？张东连正式的用工合同都未与新加坡公司签订，如何证明汉生公司完成了合同义务？根据《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约定，协助张东签订合同也属于其合同义务，在微信聊天中，张东一再追问汉生公司员工，何时安排培训，其一直推脱，这才导致汉生公司对其产生不信任，所以才要求解除合同。第二，一审法官不顾证据规则，随意裁判，存在明显错误。根据涉外证据规定，凡是涉外证据必须经所在国的公证处公证并经驻该国中国大使馆认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官在代理律师明确发表该质证意见后，不顾事实，就以对方提供证据复印件并声称是所谓的盖有新加坡公司公章就认定汉生公司已经履行完义务，甚至汉生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明明是转给郑某某，一审法院也认定为转给新加坡劳务公司。另外，证人以微信视频的方式作证，如何核实对方的身份?对方的身份是谁，代理人及法官都不知情，就证明汉生公司已经完成了合同义务？一审法官如此认定证据不能让人理解。第三，即使一审法院判令不返还中介费用，根据《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第四条第三项之约定，汉生公司收取的中介服务费为2,000.00元人民币，其余的19000.00人民币为新加坡收取的服务费。从汉生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该19,000.00元因张东未出国，也应当返还给张东，汉生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费用已经实际产生。一审法院如此判决，不但支持了汉生公司的不诚信行为，而且还支持了其不当得利行为合法。汉生公司辩称，汉生公司是一家有资质的公司，不存在欺骗，汉生公司办理新加坡劳务是有批文的。汉生公司已经对张东进行培训，办理了签证和护照，与雇主签订了工作确认单。一审开庭时处于疫情阶段，证人范某某在新加坡无法出庭，他是一个中介公司的老板。张东所述19,000.00元的中介费已经打给新加坡中介公司了，不能退。张东曾用新加坡的电话号码给汉生公司打过电话，汉生公司推测他现在已经在新加坡了，是通过其他中介公司走的。张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汉生公司在2019年12月31日签订的《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及《补充合同》；2．汉生公司返还全部中介费21,000.00元；3．诉讼费由汉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汉生公司具有劳务境外派送经营资格，张东系欲出国劳务人员。2019年12月13日，张东向汉生公司交纳面试押金2,000.00元。2019年12月23日，交纳申请定金3,000.00元，汉生公司出具收据一张，收据上载明：“申请通过后，工人自身原因不去的，定金不予退还”。同日，张东在《新加坡工作确认书》上签名。2019年12月24日，张东的工作准证申请（签证）获得批准。同日，张东向汉生公司交纳服务费尾款16,000.00元，收据上载明：“申请通过后，工人自身原因不去的，尾款不退”。2019年12月31日，张东与汉生公司签订了《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合同第一条第二款：乙方（张东）对新加坡雇主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工作内容、工资福利等相关情况已充分理解，技能和身体状况满足工作岗位要求的能力和条件。第三款：乙方将在新加坡雇主公司与雇主签订《雇佣合同》，期限2年，合同期以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工作准证期限为准，雇佣合同期满在雇佣双方及甲方（汉生公司）同意下，并得到新加坡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方可延期。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甲方如实地向乙方介绍新加坡雇主的有关情况、招聘岗位的条件和要求、工作内容、工资福利、合同期限、新加坡国情等情况。第二款：组织参加考核。第三款：组织参加出国前培训。第四款：安排和指导与雇主签订《雇佣合同》，并对《雇佣合同》的条款予以详尽的解释说明。合同第四条第三款：乙方向甲方缴纳中国中介服务费2,000.00元，新加坡中介服务费19,000.00元，总计21,000.00元。合同第四条第五款：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雇佣合同》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上述服务费用和出国费用不予退还。第六款：因乙方自身以外原因导致《雇佣合同》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汉生公司按比例退还服务费，但已发生的出国费用不予退还。同时《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第11页中还约定：以下情况服务费可退，一是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因雇主或中介原因未申请下来签证。以下情况服务费不退，一是在取得乙方同意的前提下，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工作并且雇主已经选中乙方，因乙方个人原因不能或不想申请。二是因乙方个人原因造成给乙方找好的工作不能申请准证或乙方个人原因拒批。2020年1月4日，张东与汉生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沟通表示不去了。一审法院认为，张东与汉生公司签订的《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现张东要求解除与汉生公司在2019年12月31日签订的《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汉生公司同意解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张东诉称汉生公司违反合同第二条约定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要求退还服务费2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据查明的事实，汉生公司已为张东找到工作，并且张东业已在工作确认书上签字，汉生公司并为张东办理了签证等出国手续，汉生公司在国内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后张东明确表示不出国。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于自身原因导致《雇佣合同》未能履行的，服务费用不予退还，本案中由于张东自身原因未能出国签订《雇佣合同》，故张东要求退还服务费缺乏法律依据，故对张东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张东与被告吉林省汉生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签订的《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二、驳回原告张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00元（已减半），由原告张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汉生公司提请证人高某出庭，主张高某系汉生公司负责与张东联系的业务员，可以证明事件经过。张东对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聊天记录内容显示，新加坡面试的雇佣方实际为汉生公司的员工，所以不存在雇主面试的行为，其次工作确认书的签订时间是在合同签订时间之前，而证人所述是在合同签订后才给张东寻找工作并组织面试，存在明显矛盾。本院认为，虽张东对新加坡雇主的真实性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结合张东没有异议的高某和张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基本可以相互印证，故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双方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东交纳的中介服务费应否退还。双方签订的《赴新加坡劳务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服务费退还的两种情形，张东首先未举证证明以上两种情形已经发生。其次，张东系自己表示不出国，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未赴境外劳务系因汉生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另外，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乙方（张东）自身原因导致雇佣合同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上述服务费用和出国费用不予退还”即不予退还的费用并未做区分。故张东要求汉生公司退还全部或者部分中介费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张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00元，由张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盖晓晨审判员  张晓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