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超，男，197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李超之妹），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亚迪，天津锐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园泾河道2号，现办公地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景丽路欧铂商业广场2-19-303号。法定代表人：鲍永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来，天津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吕继秀，女，198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李超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吕继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3民初8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超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利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吕继秀提出返还的诉讼请求已被一中院（2019）津02民终5924号生效判决驳回，北辰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3民初849号民事判决中明确吕继秀并非因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诉讼，吕继秀的诉请未被支持。判决认定本案诉争款项7万余元的实际出资人系李超，安利公司在一审的庭审中认可安利公司收到了建设银行支付的房款。本案一审判决关于李超的损失应与吕继秀另行解决的认定明显矛盾，既然李超系实际出资人，安利公司作为实际房款接受人，购房合同虽无效，但安利公司应当承担返还的责任。安利公司辩称，李超和吕继秀曾三次向北辰法院起诉，第一次吕继秀曾经到庭，向法庭讲明吕继秀本人没有买房的意思，也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也从来没有履行过任何义务，因此吕继秀与安利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李超既非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也并非涉案按揭合同的当事人，李超与安利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李超起诉安利公司要求返还款项没有事实根据。如果李超认为其是代吕继秀返还了部分银行贷款，李超也应当向吕继秀要求返还，而不应要求安利公司返还。李超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安利公司返还李超71763.02元，并赔偿损失38680元；2.赔偿李超自判决生效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安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2月8日，吕继秀与安利公司前身公司天津市开发区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吕继秀购买开发区安利公司开发建设的北辰区新宜白大道北侧都市桃源公寓住宅商品房一套，约定价款为12.8万元。同时约定房屋交付时间为2003年7月31日。合同约定，吕继秀于2002年12月8日前交付首期房款4万元，其余房款8.8万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2003年1月29日，吕继秀与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河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河北支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为购买诉争房屋吕继秀向建行河北支行借款8.8万元，借期20年，自2003年2月15日至2023年2月14日止。为获取贷款，建行河北支行作为抵押权人、吕继秀作为抵押人于同日将案涉房屋设定了抵押权，按照该合同约定，建行河北支行将贷款8.8万元作为专项划款转入售房人、其他有关单位在该行开立的或该行认可的存款账户内。安利公司在庭审及答辩中自认原开发区安利公司无售房意思表示，辩称利用与部分职工或职工亲属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李超与第三人吕继秀系姨表兄妹关系，李超系原开发区安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宝贵之子。李超认可安利公司陈述的上述身份关系。2018年6月1日吕继秀与安利公司、第三人李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一审法院立案，吕继秀在该案请求：判令解除吕继秀与安利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判令安利公司返还李超房款71763.02元。一审法院2019年6月25日出具（2019）津0113民初84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住房贷款申请表》记载，售房单位或售房人登记为开发区安利公司，涉案房款已支付给开发区安利公司。2008年12月17日，李超通过使用案外人张海祥名下的建行存折代吕继秀将涉案房屋未还清的贷款本金71,551.37元、利息211.65元，共计71,763.02元，一次性给付建行河北支行。同日，建行河北支行营业部向吕继秀出具了还款凭证和贷款结清证明，该证明中注明“借款人贷款结清后，《借款合同》及相关约定相应解除，借款合同终止”。经查，商品房合同签订后安利公司未履行交付诉争房屋的义务。开发区安利公司因经营出现问题，经过股权变动、公司更名等，其权利义务由安利公司继承。该判决认为吕继秀与安利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吕继秀无购房意思表示，安利公司无售房的意思表示。该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关于吕继秀诉请要求安利公司向李超返还李超向建行支付的贷款本金71551.37元、利息211.65元，共计71763.02元一节，李超并非合同相对方，且吕继秀起诉要求安利公司向李超返还房款，不符合民事立案条件。故一审法院驳回了吕继秀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吕继秀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津02民终59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安利公司是否应返还李超71763.02元及赔偿损失38680元；2.李超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李超主张2002年12月8日李超委托吕继秀以吕继秀的名义与安利公司前身开发区安利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吕继秀否认，李超未提交委托、借名买房协议及首付款出资、按月还贷等相应证据证明，李超亦未实际入住案涉房屋，故李超主张的委托及借名买房关系不能成立；其次，李超认为（2019）津0113民初84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判决已确认吕继秀与安利公司买卖合同无效，无效合同适用返还，故安利公司应返还李超涉案房屋房款71551.37元、利息211.65元，共计71763.02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合同相对方，李超不具有案涉房屋购买人主体资格，故李超无权要求安利公司返还房款、利息及赔偿损失；最后，李超是基于代吕继秀偿付吕继秀欠建行河北支行案涉房屋的剩余贷款本息共计71763.02元而要求返还安利公司房款，李超的代偿行为系其与吕继秀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综上，李超主张安利公司应返还李超71763.02元及赔偿损失3868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涉诉的吕继秀与安利公司的买卖合同于2019年9月29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审确认合同无效的判决，返还财产的诉讼时效应从该合同生效判决被确认无效日即2019年9月29日起算，故李超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安利公司主张应从2008年还款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安利公司还主张李超虚假诉讼与重复起诉，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1254元，由原告李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李超要求安利公司向其返还71763.12元及赔偿损失3868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吕继秀与安利公司的前身开发区安利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吕继秀与案外人建行河北支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吕继秀系房屋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李超虽主张其与吕继秀系借名买房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吕继秀曾在询问笔录中称，买房不是吕继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未接受过李超的委托，与李超不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故李超主张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生效判决认定吕继秀与安利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吕继秀系合同相对方，李超不具有诉争房屋购买人主体资格，故李超要求安利公司返还71763.12元及赔偿损失3868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另，李超代吕继秀偿付吕继秀欠建行河北支行诉争房屋剩余贷款的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李超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8元，由上诉人李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杨宝华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付彦彦书记员周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