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正艳，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系祁正艳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春，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建设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任松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宝瑞，女，197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系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华,河南光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祁正艳因与被上诉人宋春、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运集团）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20）豫080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正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被上诉人宋春，被上诉人焦运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宝瑞、邢华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正艳上诉请求：一、维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20)豫080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撤销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20)豫080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1、被上诉人宋春赔偿上诉人祁正艳损失3150元，一倍定金款800元及因该诉讼造成的损失500元，合计4450元，被上诉人焦运集团承担连带责任;2、被上诉人宋春负担上诉人因该案发回重审增加的差旅费778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前后自相矛盾。1、一审法院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居间行为与职务行为混为一谈,是认定事实错误的根源。本案被上诉人宋春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应当综合考虑,不能根据二被上诉人的口头说辞判断。被上诉人焦运集团对其员工管理不善,自愿为宋春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没有意见。2、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不可抗力”。被上诉人宋春为证明其解除合同系不可抗力，但提交的确是2019年4月2日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及2019年9月6日河南省交通厅的文件，均在上诉人运输合同履行期限之后，不能对合同造成影响。而河南省运管局龚全武的发言文件也不是行政命令。上述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不可抗力”，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被上诉人宋春不履行合同认定为“不可抗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本案，如果每人203元的票价为正常价格，那么，被上诉人宋春收取上诉人定金后，认为给上诉人每人150元的票价太低，才是其解除合同的根本原因。熟知运输行情的站务主任报低价，属商业风险，解除合同是其主观上的过错。4、关于合同解除，上诉人是自己从沁阳市运送59名农民工到江苏采摘茶叶，3月27日必须到茶场，3月26日下午17：13时被上诉人宋春将定金退回,上诉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其争执，上诉人的诉请也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仅依据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认定上诉人对解除合同没有异议没有法律依据。5、关于上诉人的损失，所谓203元/人的正常票价与双方约定的150元/人之间的差额3150元就是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宋春作为站务主任,对运输市场的行情是熟知的，如果每人203元的票价属于正常范围,那么，作为站务主任的被上诉人订立每人150元票价的合同属于显失公平吗？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关于上诉人因发回重审支出费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三款：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第四十六条: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上诉人宋春在一审庭审时辩称是给“焦作金宇公司”联系的业务，属于居间合同，自己是介绍人（详见庭审笔录)，在法律上属于自认。如果是职务行为,此时其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提供证据而不提供,故意隐瞒事实,虚假陈述。二审中称其为“焦作市旅游汽车站站务主任”,是履行职务的正常行为,并提供证据，导致本案发回重审。因此,上诉人因案件发回重审增加的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宋春负担。2、关于对被上诉人宋春是否应当处罚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0年5月日起施行)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且根据该条,对被上诉人的处罚只有罚款、拘留,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措施。法律规定是明确的,被上诉人宋春的故意虚假陈述造成案件被发回重审的事实也客观存在。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宋春一、二审故意隐瞒事实,虚假陈述导致案件被发回重审,应当被处罚，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宋春一审与本次重审陈述一致,不予处罚,明显是偷换概念,偏袒被上诉人宋春。综上所述,“跨省客运停运整顿”不能成为其不履行运输合同的理由。与王瑞的通话录音和微信转账可证实,12000元的运费已经支付,3月27日运送祁正艳及59名民工到江苏××客车××县的,温县也属于焦作市,证明焦作市的跨省客运市场运营是正常的,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跨省客运停运整顿”证据有两份在合同履行期限之后,一份只是讲话，不是“不可抗力”的法定理由。宋春辩称，要求维持原判。焦运集团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正确无误，应予维持。首先，其认可上诉人和其公司之间于2019年的3月24日成立旅客运输合同，但是在该合同成立之后，其公司收到了省交通厅等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各运输公司吸取郑州3.22重大安全事故的教训，在全省范围内，跨省线路必须停业整顿。在收到政府该禁令之后，其公司随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上诉人，并且主动退还了上诉人所预付的800元钱，上诉人也收取了该笔钱，因此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已经于2019年的3月26日解除。第二，解除合同其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因为在双方成立运输合同之后，发生了省交通厅下发禁令，要求跨省线路停运的情况。而该情况是在合同订立之初，其公司所无法预见的一种客观变化。如果继续履行该合同，会导致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取消相关的运输资质，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其公司来说是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有关规定，其公司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违约情形，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第三，关于损失，上诉人并没有客观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损失真实存在。在庭审中上诉人既说明不了为其提供运输的单位、车辆的车号、运输资质、驾驶人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相关信息，同时也没有运输发票证明相关的运费是否实际支付、是否真实运输，无法证明其损失存在。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最后，关于上诉人所提到的宋春作虚假陈述应当予以处罚的问题，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在解放法院一审的时候，宋春已经如实回答了上诉人所提出的问题，在上诉人询问宋春的身份是什么，宋春也如实的回答了其系焦运集团的站务主任，并不存在故意虚假陈述和隐瞒事实的情况。关于是否是职务行为，这属于法律理解问题，不属于虚假陈述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要求对宋春进行处罚，理由不能成立。祁正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为有效合同；2、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445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宋春负担其因发回重审增加的差旅费77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宋春系被告焦运集团的员工。2019年3月24日，原告祁正艳通过被告焦运集团公布的工作电话与被告宋春联系客运包车事宜。双方口头约定被告焦运集团将原告组织的59名民工以150元/人的票价从沁阳运送至江苏省溧阳。当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宋春转款800元。后焦作市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3.22”事故后客运安全管理要求，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于2019年3月26日起全部停运整改。2019年3月26日，被告宋春告知原告无法派车承运的情况后，将800元退回原告。根据原告提供的与王瑞的录音显示：“3.22”事故发生后，焦作地区所有客车不能出省。王瑞为原告另寻一个旅游大巴，将59人送到了江苏。收费12000元，人均203元是正常价位。后原告要求被告宋春返还票额差价未果，故此形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并非是要式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合同的形式。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宋春之间就旅客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比如时间、金额、起止地点等达成了一致。但与原告存在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另一方主体，原告主张系宋春，但经庭审查明，宋春系被告焦运集团的工作人员，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因此另一方主体应确定为被告焦运集团；被告焦运集团在庭审中称实际承运人是金宇公司，其系居间合同。但客观上，居间合同是促成双方达成交易，而实际上，被告宋春或焦运集团从未向原告披露实际承运人是谁，且合同根本未实际履行，故此被告抗辩其系居间人、其与原告系居间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与原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另一方主体为被告焦运集团。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系诺成性合同，而非像城市公共交通属于强制缔约的实践性合同。因此，在原、被告之间就旅客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时，双方之间的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据此，原告诉请的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缴纳800元的性质。原告主张其缴纳的800元系定金，根据担保法规定，定金是法定的担保形式之一，而担保只能是书面形式方为有效。原告在庭审中仅提供了其转账800元的证据，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该800元性质的证据，故此其关于定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认定为该800元为预付款。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焦运集团的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后，被告焦运集团因收到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全部停运整改的通知后，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日期前一天告知原告合同无法履行，并将800元预付款通过微信退还原告。原告在当天接受了该800元退款，且当时未对合同的解除提出任何异议。如其当时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被告提出，并作为其将来维权的证据，但客观上原告未提供任何对合同解除异议的证据。据此，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9年3月26日解除。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没有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情况进行返还。一方对合同解除有过错的，不影响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在合同解除后，被告焦运集团将收取的800元预付款返还，已经履行了合同解除后的法定义务。至于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则取决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经审理查明，在原、被告的合同成立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违约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上述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履行届满以前,因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不可预见、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变化,致使合同履行艰难或不必要,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根本失衡,因而允许当事人请示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责任的一项法律制度。情势变更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产生的不公平后果。本案中，因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3.22”事故后客运安全管理要求，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于2019年3月26日起全部停运整改，导致原告与被告焦运集团的合同无法履行，符合情势变更。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既然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自然无需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焦运集团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本案中，原告与焦运集团达成的运输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如果其认为解除合同有异议，可能造成其损失的话，则应在随后选择的替代性运输合同中保留必要的证据，比如车票，证明其实际上支出了超额的费用。但原告提供的王瑞的通话录音中显示，王瑞亦非替代性运输行为的执行者，而仅仅是介绍者，实际承运人是谁，该费用是否支付、如何支付等均无证据证明。并且，在原告提供的王瑞的通话录音中，也显示59人、票价总额12000元是正常票价，不存在因被告合同未履行而造成其多支出费用的事实。故此，不能认定其支出12000元与约定的每人150元之间的差额系原告的损失。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因本案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审而产生的交通费用，系其支出的维权成本，该成本并不具有必然性，且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证明被告应当承担该部分费用，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庭审中，原告提出因被告宋春做虚假陈述，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并赔偿原告多支出的费用。但客观上，宋春对事实的陈述在原一审以及本次审理期间是一致的，对法律关系的辩解并不构成虚假陈述，不属于虚假诉讼的范畴，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祁正艳与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于2019年3月24日达成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祁正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保全费65元，由原告祁正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祁正艳要求宋春赔偿损失，并让焦运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经审查认为，宋春系焦运集团的员工，祁正艳通过焦运集团公布的工作电话与宋春联系客运包车事宜，并通过微信向宋春转款800元，一审认定祁正艳与焦运集团之间成立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并无不当，且从祁正艳的上诉请求第一项看，祁正艳对一审的该认定也不持异议，故祁正艳所谓的损失无论客观与否，祁正艳基于其与焦运集团之间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而提出的让宋春个人赔偿损失，并让合同相对方焦运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支持。焦作市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3.22”事故后客运安全管理要求，对省际旅游（包车）客运于2019年3月26日起全部停运整改客观存在。该情形当事人无法预见，显然也不属于普通的商业风险，应属于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形。在此情况下，焦运集团与祁正艳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焦运集团将祁正艳预付的800元退回，解除双方的合同，其行为不存在过错，故一审不支持祁正艳有关损失等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祁正艳上诉要求改判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祁正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军审判员 苏 杭审判员 米新秀法官助理薛雪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申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