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学珍，女，195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瑛，栖霞翠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吉顺，男，1950年9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进旭，系高吉顺儿子，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栖霞市。上诉人高学珍因与被上诉人高吉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6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学珍上诉称，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的事实十分清楚：上诉人在村委第一轮发包土地时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4年因上诉人身体原因，被儿子接到新疆照顾治疗。2006年，上诉人的身体稍微有些恢复，就从新疆回到村里。上诉人去耕种自己的承包地时，遭到了被上诉人的阻拦。被上诉人自称诉争土地是村委发包给他的。上诉人找村委，村委主任范某1明确表示，村委没有将诉争的土地另行发包，同时村委主任召集上诉人所在的小队会计高洪德和村委会计范万财到场，为上诉人出具了承包土地的情况证明即“证据2”。后上诉人再次向被上诉人索要土地，又遭到被上诉人拒绝。上诉人身体刚病愈，再加上涉案土地纠纷争吵，旧病复发，又被儿子接回新疆恢复调养。2017年，上诉人再回到村里，欲将诉争土地加入合作社，又遭被上诉人横加阻拦。无奈之下，上诉人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帮助提起了诉讼。二、一审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对诉争的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却没有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诉讼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村委盖章的证明和证据3老村委主任范某1的证言，均为上诉人对诉争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证据。证据2充分证明上诉人在村委第一轮发包和第二轮(2001年)延包时均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3证明上诉人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村委从未调整土地。一审法院对上述如此确凿的证据和明显的事实不予认定，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三、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交任何足以推翻上诉人证据的证据，一审法院却变相予以认定，更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署名为邹国洋等五人的没有出庭作证的书面证言，侵占上诉人土地的，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高某、范某2两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是否采信均没有分析认定，明显是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据选择性忽略。其次，法庭依职权调查的范万财的陈述，也明显漏洞百出。首先，范万财作为村委会计，所陈述的“上诉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不符合常理；其次，该证据属于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因范万财的陈述与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不符，在此情况下，法庭应当依职权或者告知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村委盖章的《证明》中“高洪德”的签名是否是范万财所写进行司法鉴定，而一审法院既未依职权提出，也未告知当事人是否申请鉴定。再次，法庭依职权调查的李光栋的陈述，只能证明《承包土地摸底表》存在很多瑕疵：本案中高学珍身为该村村民，村委第一轮发包土地时取得相关土地(含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后村委从未对其承包地进行调整，上诉人也从未将涉案土地交回村委。而且李光栋明确陈述：即便有村民私下互换土地，都是根据互换前的土地状况进行登记，该摸底表还需要户主签字。那么请问摸底表中，高学珍一轮承包二轮延包的土地哪里去了？由此可见，《承包土地摸底表》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没有交纳任何税费。该证据系证人证言，没有证人出庭作证。范某1的证言证实从1999年到2006年底范某1任村委主任，证明一审被告耕种原告土地，并没有通过村委，是私自占有。同时证实自1999年至2006，村里的农业税等，镇政府都没有跟村里要，从而证明被告及其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该证言还证实范某1任职期间未将上诉人家的承包的口粮地另行发包。范万芝的证言带有倾向性。被上诉人高吉顺未答辩。原审原告高学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一亩果园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赔偿经济损失增加至3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丈夫去世心情极度悲痛，在孩子们的一再劝说下于2004年到新疆儿子家中居住，2006年回家后便要去管理马家泊自家的一亩果园，不料让被告非法占有了。原告找被告索要并多次找村委、政府有关部门索要果园，均遭被告拒绝。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恳请贵院依法判准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原告陈述，涉案承包地是1983年通过村委分包给我的，这个土地一直是我们经营管理的，我共栽种了71棵苹果树，这71棵苹果树是哪一年栽种的我不记得了，这些苹果树的品种我也想不起来了，这些苹果树的品种我们村没有人栽种。我从1983年耕种到2003年，2004年丈夫去世，我去了新疆儿子家居住，2006年回来发现自己的土地让被告抢占了，2004年和2005年我没有耕种，这两年也没有交特产税，是因为国家已经不收特产税了。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3万元，原告称：其依据是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以及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聊城等五市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盛果期的果园定价为每亩23075元，被告抢占果园15年，按照补偿价的10%支付补偿费计算，被告应该支付原告补偿23075元乘以10%乘以15年。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2006年2月22日盖有涉案村委印章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村以前村民土地证大队全没发现在已损失”。证明原告承包的土地村委有地亩册，后因大队失火损失了。证据2，2006年2月23日盖有涉案村委印章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为：“兹证明我村高学珍分土地6.64亩分布如下：……马家泊1亩，东邻路家地，西邻高洪奎地，北邻地沿，南邻道……”，证明下方有时任村委主任范某1名字，小队会计高洪德名字，代笔人范万财签名。证明涉案土地系原告承包。证据3，原村委主任范某1出庭及书面证明一份，书面证明内容为：“高学珍土地6.94亩，大队干部没经手分布”，证明村委没有把原告的土地分给他人。证人范某1出庭陈述：“我是1999年在我村任职村委主任，任职到2006年底。当时村民手中没有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土地承包证，小队应该有地亩册在小队会计手中，大队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任职期间范万芝在村任妇女主任，干到2001年不干了。我任职时，我村村委干部有分工分管小队，但具体谁分管那个小队我不知道。”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范某1称“我的名字是我签的，高学珍的土地情况是我在职时我没有给她分过，但是其他村干部是否分给别人我不清楚。”对原告的证据1，范某1称：“是我出具的，我说的已损失是指当时政府将土地证发到我们村委，我们村委没有下发到村民手中。土地证具体哪年发放到我们村的我不清楚，是我任职前就发了，在我们村委办公室我看见过，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并称：“我任职期间村委印章在政府，我为了方便我在空白信笺纸上盖了印章放在家里，我出具的证据2的纸张就是我提前盖好印的。”证据4,2019年12月23日署名高志玲的证明一份：“高学珍马家泊一亩果园71棵树1991年栽，2004年被占用”。原告称，高志玲是其亲姐姐，姊妹两个是一个村的，经营管理果园时其与姐姐互相帮忙，所以高志玲知道她家果园情况。被告庭审中陈述：案涉土地是因为我家增加人口，我村小队会计高洪德（已故）2002年分给我后，我经营管理至今。我管理时是一块荒地，没有苹果树全部是草，当时我种植的是玉米、蔬菜、花生。2012年我栽种了50棵红富士苹果树，经营管理至今。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署名邹国洋（涉案村现任村委主任）、范万芝、林桂欣、范会民、赵付蛟的证明一份，并称，该证明上的范万芝，是村委包队干部，他清楚这个事，邹国洋是现任村书记，林桂欣是地邻，范会民是我们村的，他也知道队上分地的事情，赵付蛟是三队的队员，当时是把原告的地要分给他，他不要。该证明的主要内容为：高学珍丈夫去世后，无力经营管理涉案果园，于2001年冬天，高学珍将涉案土地交还所在的第三生产队。2002年春天，第三生产队会计高洪德将涉案土地交由被告经营管理至今，被告交纳涉案土地的地税费至2005年底。2015年4月，栖霞市庄园街道办事处对土地重新确权办证时村委将该土地确权在被告名下。证人高某、范某2出庭。其中高某陈述：“……被告耕种的涉案土地是大队分给被告的，我们村都没有土地证，也没有承包合同，但是我们村委有地亩册……因为村委给我分的地和被告分的涉案土地是一起分给我们的，是2002年2月份村委分给我的也分给被告的。被告分的土地位于马家泊（地名），当时村委分的时候不是苹果园，是分得光板地，我的也是光板地。我不知道被告什么时间开始栽种的苹果树，但是我知道被告现在栽种的是苹果树……”。证人范某2陈述：“……2002年春天我村村委给我和被告还有其他人一起分的地，我们和原告没有打过交道，当时是因为原告的家中没有人，原告把地退给大队，因为这个地荒废了，所以大队就让我们把地管理起来，我分的是位于我村东耩的观里沟2.4亩土地，当时我分的是光板地，没有栽种苹果树。原告和我村会计高洪德跟我要过地，原来就是高洪德分给我的地，当时我管理地的时候还需要向大队交钱，当时的人都不爱管理地。”经质证，原告有异议，称被告的证明没有村委盖印，也没有政府盖印，证明不了涉案土地确权给被告，因此依法不予认定。证人高某的陈述有异议，证人与被告之间都是抢占原告土地的占有人，他们之间是有着利益关系并且互相串通好了。对范某2的陈述有异议，没有村委的印章，会计分给他的不算数。为查明本案事实，法院依法调查了原、被告所在镇政府原经管站站长李光栋、涉案村委现任主任邹国洋、涉案村现任会计范会连、原村委委员范万芝、为原告出具原告提供的证据2（村委证明）的代笔人原村会计范万财。李光栋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农业税是2004年国家不征收了，特产税是2005年不征收的。因为该村形势不稳定，导致村民没有《土地承包管理合同书》及《土地经营权证》没有下发，村里有地亩册，在每个小队的会计手中，另外该村有《承包土地摸底表》，2015年该村对土地摸底时，只要有争执的土地，《承包土地摸底表》中就没有，私下互换的土地都是根据互换前的土地状况进行登记，所以《承包土地摸底表》中登记的土地都是没有争执的土地，该表需要户主签字。其曾在庄园政府电脑上保存的该村《承包土地摸底表》电子档案中找过，没有高学珍的土地。邹国洋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是2014年9月开始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高学珍与其母亲是姊妹，与高吉顺是一个村的，没有特殊关系。其经过调查，是高学珍丈夫去世后，高学珍无力管理土地，因为当时需要交纳特产税、农业税，所以高学珍将土地退给了所在的生产队，生产队会计高洪德找的高学珍的外甥范庆福，让范庆福找添加人口想种地的，范庆福就找的高吉顺及其他人耕种的高学珍的土地。并称其村的地亩册都在小队会计手中。范会连陈述：其是2014年任该村会计至今。2005年前因为要缴纳农业税、特产税，所以村民都不爱种地，谁家减了人口都想方设法把土地退给大队。并称，其村是2015年对全村的土地进行摸底登记，当时大喇叭成天广播，现场工作人员进行统计，如果有争执的土地就不给登记，土地摸底登记时高学珍没有找过。范万芝陈述：高学珍的丈夫去世后，她不能种地，就把土地退给了小队会计高洪德，当时其系村干部，分管第三小队，是高洪德告诉他高学珍把土地退给大队了。范万财陈述的主要内容：我为原告出具证明(原告证据2)时任村会计，当时是村委主任范某1拿着盖有村委印章的信笺，领着高学珍找到我，让我代笔写个证明，当时就我们三人在场，高学珍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至于高学珍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亩地，我是不清楚，因为我是第五生产队的，她是第三生产队的，第三生产队的会计是高洪德，我写这个证明时高洪德不在场，高洪德的名字是我代写的。上述调查笔录经质证，原告对李光栋、邹国洋、范万芝的陈述有异议，对范会连的无异议；对范万财的陈述原告称，该证明是高洪德书写，不是范万财书写。被告均无异议。经法院调取涉案村的《承包土地摸底表》，涉案土地登记在被告名下。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均系栖霞市庄园街道范家村村民，原第三生产队成员，高洪德（已故）时任该生产队会计。原告高学珍与被告争执的承包土地位于本村马家泊处，现由被告栽植苹果树经营管理。该承包地四至范围为：东邻路家村土地，西邻高洪奎土地、北邻地堰、南邻小路。2015年，栖霞市人民政府对栖霞市庄园街道范家村村民土地承包情况进行摸底登记时，在该村的《承包土地摸底表》中涉案土地登记在被告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1983年通过本村村委承包涉案土地，后该土地被被告抢占耕种管理至今，但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关于证据1，2006年2月22日盖有村委印章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村以前村民土地证大队全没发现在已损失”旨在证明原告承包的土地村委有地亩册，后因大队失火损失了。法院认为，该证明记载的内容与原告旨在证明的事实不符，故对其证据不予认定。关于证据2，2006年2月23日盖有村委印章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为：“兹证明我村高学珍分土地6.64亩分布如下：……马家泊1亩，东邻路家地，西邻高洪奎地，北邻地沿，南邻道……”，证明下方盖有村委印章，时任主任范某1签名，原小队会计高洪德名字，代笔人范万财签名。证明涉案土地系原告承包。法院认为，原告称，该证明系小队会计高洪德根据记忆为其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上明确记载代笔人为范万财，法院在调查范万财时，范万财陈述该证明上的内容是根据原告高学珍陈述其代笔书写的，当时高洪德根本不在场，高洪德的名字为其代写；另外，即使该证明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原告曾承包土地6.64亩，包括涉案土地1亩，但无法证明原告何时取得了涉案土地承包权，涉案土地至今经营权是否有变更，因此，无法证明原告起诉时对涉案土地具有合法承包经营权。关于证据3，原村委主任范某1证明一份，内容为：“高学珍土地6.94亩，大队干部没经手分布”，证明村委没有把原告的土地分给他人。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结合范某1出庭陈述“高学珍的土地情况是我在职时我没有给她分过，但是其他村干部是否分给别人我不清楚”等内容，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关于证据4，证人系原告亲姐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应当依法出庭作证，接受质询，综上，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法院为了查明涉案事实，依法调查了原、被告所在镇政府原经管站站长李光栋、涉案村委主任邹国洋、涉案村现任会计范会连等人，均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另外，结合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该村2015年《承包土地摸底表》记载涉案土地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事实，法院综合认定，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此，其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即无事实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判决：驳回原告高学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高学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代理人到范家村调查现任村委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录像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该证据证实上诉人一家在村委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取得了证据2中所载明的土地。还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纠纷的发生时发生在2003年前后，上诉人因身体原因到新疆的儿子处治疗。同时证实村委对双方的土地纠纷的实情不了解。另外证实经管站的土地摸底表的形成过程。这一系列过程证实上诉人依法取得了诉争土地的合法经营权，被上诉人占用耕种该土地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段录音是对范家村大队会计范万财的调查录像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范万财对当时的情况（高洪德的签名是否是其代签、高洪德是否在场）记不清楚。从而证明一审法庭对其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法调查了当事人所在镇政府原经管站站长李光栋、涉案村委主任邹国洋、涉案村现任会计范会连等人，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并且，该村2015年《承包土地摸底表》记载涉案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无异议，那么该土地目前由被上诉人从村委承包，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该涉案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二审时又对《承包土地摸底表》有异议，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结合上述情形以及本案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高学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