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终88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磊，男，1982年9月12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翠（系杨磊妻子），女，1982年1月2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煜，吉林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微，女，1980年10月4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煜，吉林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许庆荣，女，1957年1月14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煜，吉林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胜军，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娟，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亮，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柳河县时家店乡鹿尾林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魏林，主任。一审被告：柳河县时家店乡鹿尾林村下船营河北屯。负责人：陈续奎。上诉人杨磊、杨微、许庆荣因与被上诉人于胜军、于亮、柳河县时家店乡鹿尾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鹿尾林村）、一审被告柳河县时家店乡鹿尾林村下船营河北屯（以下简称河北屯）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磊、杨微、许庆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216号民事判决，改判于胜军、于亮、鹿尾林村连带赔偿上诉人283,509.25元（死亡赔偿金30,172.00元／年×16年=482,752.00元、丧葬费34,26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共计567,018.50元的50％）；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认定于亮、于胜军在水库里挖深沟的事实是错误的。关于于亮、于胜军雇佣钩机在水库挖深沟的事实，一审开庭时针对证人杨某2、许某某出庭作证，于亮、于胜军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是认可的，一审法院应当认定这一事实的存在，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水库周围有警示标志是错误的。事实上，案发当时水库周围根本就没有任何警示标志。3.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患有隐形冠心病是错误的。事实上，杨某1患有隐形冠心病是虚构的，因为在柳河医院根本查不到其相关病例，在同一时间杨某1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06医院因其他疾病住院，根本就不可能在柳河医院住院。二、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死因不明是错误的。杨某1的死亡原因是溺水身亡，这一事实是相关各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才未做尸体解剖，并非死因不明。三、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于亮、于胜军是水库的承包人，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同时又是挖深沟的行为人，是造成杨某1死亡的危险制造者。鹿尾林村是水库的所有权人，未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因此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胜军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依法维持。针对挖沟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论述，不再赘述。一审已举证证明有警示标志，字迹暗淡的警示标志可以证明标志一直存在，否则不可能短时间内字迹暗淡。关于隐形冠心病问题，于胜军也没有调取到柳河县医院的相关病历，后听说杨某1在医保报销过，遂申请法院调取，法院调取的证据不能有错。医院查不到病历可能是其管理的问题，但医保调取的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死因不明的问题一审已经论述，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该水库是小Ⅰ型水库，以防洪防汛为主，兼顾农田灌溉。根据小Ⅰ型水库管理办法第三、四、十二条规定，小Ⅰ型水库实行地方人民政府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水库安全管理责任主体为相应的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库主管部门及水库管理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小型水库的安全主管部门职责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承担。小型水库租赁、承包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不影响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租赁承包后的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责任仍由原水库主管部门承担，水库承租人协助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于胜军已经全力配合水库所有权人村委会做好相应的工作，于胜军只是协助义务，至于所有权人如何做、做不做，于胜军无权干涉，由此可以认定于胜军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于亮辩称，同于胜军答辩意见。一审已认定于亮没挖坑，当事人自己偷偷去的，水库两边都有警示标志，于亮不同意承担责任。鹿尾林村、河北屯均未到庭，未提交书面意见。杨磊、杨微、许庆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82,752.00元、丧葬费34,266.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共计567,018.50元的50％，即283,509.2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9日案外人杨某1与其妻子许庆荣私自去时家店乡鹿尾林村水库摸嘎啦（河蚌），其妻子在岸上收拾，杨某1下水，后发现杨某1死亡。经报警，时家店乡派出所出警，到达事发地点时杨某1尸体已经被村民打捞出来，派出所民警通知法医部门进行尸检，法医部门向杨某1家属交代如想查明具体详细死亡原因，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病理检验，家属表示对死因无异议，不同意尸体解剖，故法医部门未对尸体进行解剖。另查明，事发水库为集体财产，多年前时家店乡政府已经将此水库发包给于胜军用于养鱼，事发时仍在合同承包期内。于亮系于胜军儿子。再查明，水库入口闸楼及坝基尾闸楼均有乡镇政府设立的警示标志及涂写在闸楼上的警示字样，其坝基护坡上也涂写了警示字样，虽经常年雨水冲刷字迹已经变淡，但也能看清楚。再查明，死者杨某1系非农户口，2012年11月9日其入柳河医院治疗，诊断为隐形冠心病，并与2013年3月13日在柳河县医保局对其住院花销进行了报销。再查明，杨某1系时家店乡鹿尾林村鹿尾林屯村民，其早年在时家店乡供销社工作，2001年下岗待业，2015年在柳河县信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保安一职，其工作地点均在本地，对水库情况并不陌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四被告对原告（应为杨某1）的死亡承担的责任不一致，应分别讨论。杨磊等三人所称是由于于亮挖水库中的土垫自家水田地导致水库变深，才使得杨某1溺水而亡，故于亮应承担侵权责任。于胜军经查明确实是水库承包人，其对水库有日常的管理责任，其所负的责任为管理者责任。鹿尾林村及河北屯系水库的政府管理部门，有对集体财产的管理义务，也应承担管理者责任。首先关于于亮的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磊等三人诉称是于亮将案发地点中的土挖走用于垫自家水田地，其在第三次庭审中以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此事，但经法庭对两位证人的证言进行综合考评，第一，两位证人与原告方系亲属关系，本身其证言的证明力就不高，且该两位证人只能证明在四到五年前看到有人用钩机挖土，但并未看到挖土的人具体是谁，只是臆测因为水库承包者是于胜军，就认为是于胜军或者于亮挖的土，且对于挖土的行为与杨某1死亡的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没有说明。退一步讲，就算是有挖土行为的存在，也是在四到五年前的行为，而这四到五年水库地底地貌是否有改变不得而知，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对该证言予以佐证的前提下，两位证人的证言既没有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也没有证明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不能据此认定于亮的侵权责任。于胜军作为水库承包者，对水库的安全负有管理责任，鹿尾林村及河北屯作为村一级管理部门，对其辖区内的集体财产也有管理责任，但三被告对水库的安全管理的限度不能被过度放大，水库的设立首先是为了防洪防汛以及水田地灌溉，其次水库承包者利用水库养鱼取得利润，或开展垂钓业务取得利润。而类似于在水库中游泳、在水库冰面上行走、或是本案中进入水库中摸嘎啦（河蚌）等行为，在日常的认知中是不被允许的危险行为，此类行为存在高度的危险性，而水库管理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时刻去防范行人做以上类似的危险行为，其只能在水库的显眼处置放安全警示标志，确保醒目并且能够起到提示他人的作用。经查，该水库已经在入口及坝基末尾的两处闸楼分别设立了警示牌及在闸楼上涂写警示标语，已经起到了警示作用，而死者杨某1系鹿尾林村村民，不可能不知道该水库已经做了安全警示，但其仍然做出下水摸嘎啦（河蚌）的行为，此行为存在高度危险性，是日常不被允许的行为，该危险行为导致的严重危害后果不能归责于已经尽到安全警示义务的水库管理者身上，否则就是明显的缺失公平，故本案于胜军、鹿尾林村、河北屯对杨某1的死亡不应负责任。而关于杨某1的死因到底是溺水而亡还是突发疾病死亡，由于法医部门已经向杨某1的家属做出交代，如要查明死亡原因需要进行解剖尸检，在其家属不同意做尸检的前提下没有进行尸检，任何人都不能笃定杨某1的死亡原因具体是什么，而且杨某1确实患有隐性冠心病，在无法确认杨某1是否为溺水而亡的前提下，也不能将杨某1的死亡归责于四被告。对于杨某1的赔偿标准问题，由于上文的责任划分是四被告均无责，故对该问题不予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上述法律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磊、杨微、许庆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7.00元（已减半），由原告杨磊、杨微、许庆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水库承包合同一份，证明于亮和鹿尾林村签订了承包合同，证明于亮也是承包人，事发水域是于亮承包的。于胜军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没有公章，不予认可。于亮的质证意见是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水库是两个村的，其父亲于胜军与下船营村签订的，于亮与鹿尾林村签订的，后两个村合并了，但承包费是分开交的，水库并未区分水域。因于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案涉水库是于亮和于胜军共同承包的。2.公安机关调取的死亡证明存根一份，证明存根标注的死亡原因是溺水，家属杨磊、杨微签字同意，不同意解剖。于胜军、于亮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标注的原因鉴定中心解释是为了自己内部区分，杨某1是从水面打捞出来的，如果想要知道具体死亡原因必须进行解剖，因而鉴定中心给于胜军出具了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因于胜军、于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于胜军、于亮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杨某1系其他原因导致死亡，故上诉人主张杨某1系溺亡本院予以支持。3.提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二〇六医院的病历一份，证明医保中心报销医疗费的是眼部疾病，并非隐形冠心病。于亮与于胜军的质证意见是杨某1未做尸体解剖，故无法确定死因，即使之前没有患病，也不排除事发时杨某1因身体原因导致死亡。结合柳河县医保局于2020年7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判决作出后提交一审法院）等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杨某1此前在医保报销的费用并非基于在柳河县医院治疗隐形冠心病，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该部分认定事实错误系因柳河县医保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有误导致。4.鹿尾林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鹿尾林村没有在东村水库挖沟。于亮与于胜军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鹿尾林村也是本案被上诉人，也是上诉人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该证明与于胜军和于亮无关。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因无法证明挖沟主体，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5.提交三份证人证言及两份录音证言，证明水库周围钓鱼、摸嘎拉是常事，没有人制止，而且水下确实有深沟，尸体打捞过程不是从水面打捞的。于胜军、于亮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是证人未到庭不予认可。证言内容均反映证人参与救援，因水库以防汛为主，水下情况无人敢确定，有沟和隆起都很正常。另外打捞地点不等于事发地点，水库里的鱼苗是于胜军撒的，在水库里钓鱼是花钱的，平时于胜军都在水库周围看着，不允许人私自进入。上述证人均未出庭，庭前亦未提交无法到庭书面申请，不符合证人作证的法定形式。另外，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均为施救过程，尸体打捞地点无法认定为事发地点，故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6.视频一份，证明水库不是每八米均有警示标志。于胜军、于亮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从视频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字迹，应该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有字的地方可能都错过了，现场有标识。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于胜军提交视频一份，证明水库坝基大概每八米有警示标识。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视频是坝的东面，而事发是坝的西面，西面没有标识。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及双方无异议的一审认定事实，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19日案外人杨某1与其妻子许庆荣私自去时家店乡鹿尾林村水库摸河蚌，其妻子在岸上收拾，杨某1下水，后发现杨某1溺水。经呼救和报警，时家店乡派出所出警，到达事发地点时杨某1尸体已经被村民打捞出来，派出所民警通知法医部门进行尸检，法医部门向杨某1家属交代如想查明具体详细死亡原因，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病理检验，家属表示对死因无异议，不同意尸体解剖，故法医部门未对尸体进行解剖。另查明，事发水库为集体财产，2001年，鹿尾林村及原柳河县时家店乡下船营村民委员会将此水库发包给于胜军、于亮，用于养鱼，事发时仍在合同承包期内。于亮系于胜军儿子。另查明，水库入口闸楼及坝基尾闸楼均有乡镇政府设立的警示标志及涂写在闸楼上的警示字样，其坝基护坡上也涂写了警示字样，虽经常年雨水冲刷字迹已经变淡，但也能看清楚。再查明，死者杨某1系非农户口，杨某1系时家店乡鹿尾林村鹿尾林屯村民，其早年在时家店乡供销社工作，2001年下岗待业，2016年6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其下发退休证。2015年在柳河县信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保安一职，其工作地点均在本地，对水库情况并不陌生。本院认为，杨某1进入案涉水库摸河蚌溺水身亡，杨磊、杨微、许庆荣现基于水库承包人于胜军、于亮没有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及水库所有人鹿尾林村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而要求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是否尽到安全警示的义务的问题。案涉水库主要功能为防洪防汛以及水田地灌溉，其次水库承包者利用水库养鱼取得利润，或开展垂钓业务取得利润，并非完全开放的公共场所。案涉水库多处位置已经设置了警示字样，应认定已起到了预防和警示作用，不应苛求水库管理人设置遍布水库警示标识，这显然加重管理人的义务，客观上也不可能实现。水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物质，无论其以河流、池塘、水库等何种形式存在，其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此为常识。而杨某1、许庆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为事发地水库的当地村民，对水库的危险性和地形地貌应有相应的认知能力，明知水库已经对外承包，不仅私自进入本身具有危险性的水库，还进行摸河蚌这种危险行为，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导致溺亡的严重后果，杨微、许庆荣、杨磊以溺亡地点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识而主张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理由不充分，本院无法支持。关于杨磊、杨微、许庆荣主张于亮、于胜军在水库里挖深沟，导致水库水底地貌发生变化增加危险性，而其二人未尽到相应位置危险提示义务的问题。杨磊、杨微、许庆荣一审提请出庭的两名证人证言首先不足以证明于亮、于胜军有挖沟行为，其二审提交的鹿尾林村出具的证明，也不能证明挖沟的主体。另外，上述证据亦无法证明挖沟的具体位置及与杨某1的溺亡地点是否一致，进而亦无法证明挖沟行为与杨某1溺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关于于亮、于胜军未尽到相应位置危险提示义务的上诉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某1溺亡虽令人痛惜，但上诉人确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安全保障的过错，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微、许庆荣、杨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3.00元，由杨磊、杨微、许庆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盖晓晨审判员  张晓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