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7行赔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有红，女，汉族，1971年1月22日生，住新乡市。委托代理人郝喜新，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4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34171210869。法定代表人郭鹏，任局长。委托代理人吕飞，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柳青路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3005530115K。法定代表人冀大旭，任镇长。委托代理人宋照伟，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10703005530764A。负责人杨洪彬，村支部书记。委托代理人杨复文，男，1949年11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系该村村民。上诉人张有红与被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平原镇政府”）、原审第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朱召村村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20）豫0703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有红及委托代理人郝喜新，被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吕飞，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宋照伟，原审第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村民委员会委托代理人杨复文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3年12月1日，新乡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新规字【2003】8号文件精神，作出《新乡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补偿方案》，决定征用平原乡（现名平原镇）朱召村集体土地7.1007公顷作为新乡市城市投资公司发展项目用地。经土地勘测界定，朱召村被征用耕地、道路、沟渠用地共计6.8284公顷。2003年11月、2011年1月，朱召村委会分二批收到土地补偿款。2006年1月12日，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作出国土资函【2006】15号《关于新乡市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新乡市将农村集体农用土地126.257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另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3.2689公顷、未利用地5.7062公顷；同意将国有农用地14.554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对补充耕地、征收补偿安置等事项作出具体要求。原告系朱召村村民。2009年1月11日，原告与朱召村村委会订立“朱召村12户村民复耕协议”，约定按每人0.3分地复耕，2009年村上不再分口粮款。如遇国家政策性占地，只负责赔产量款，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之后原告在复耕土地上栽种果树。2019年3月原告及其他复耕户共8户，委托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果树苗木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资产评估明细表中载明8户申请评估的资产共计：桃树2282棵、核桃树750株。共评估价值1,332,160元。对评估结果二被告不予认可。2019年3月18日，二被告对原告栽种的地上物实施了强制清除，该强制行为经卫辉人民法院（2019）豫0781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行终15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举出证据“邮寄交寄单收据”，证明已向二被告申请赔偿，但没有举出二被告收到赔偿申请的回执单据，二被告当庭否认收到原告申请的事实。原审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因行政强制争议，已被人民法院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要求行政赔偿，应当符合上述规定。具体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合法权益”，指的是以下情形：原告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权益归于原告；权益实际存在；权益受到行政规范保护。具体本案案情，第三人与原告订立的“复耕协议”，是在使用的土地已被合法征用、土地补偿款已由第三人收取的前提下，第三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土地使用权人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情况下，违法占用他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复耕、种植，该“复耕协议”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违法使用已被征用的土地获得的收益，不属于“合法权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法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被告应当赔原告财产损失374300元，应当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与第三人订立“复耕协议”，在没有土地使用权且未经土地使用权人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条件下，违法占用已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复耕种植，从而取得的收益行为，原告并没有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属于其“合法权益”。原告因复耕种植的果树数量、价格是在违法行为条件下取得，不属于我国行政赔偿的法定范围。至于原告认为，被告的强制执行行政行为违法，已经法院确认，应当获得国家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针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在审理中针对具体案情，依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作出处理。该法第二条、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只有当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且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人民法院才应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的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但该违法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诉讼意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有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374300元的赔偿请求。上诉人张有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一审认为上诉人和朱召村村委会签订的“复耕协议”系无效的民事行为是错误的。在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之案中，该“复耕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被新乡市卫辉市人民法院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充分认定,并以此确认上诉人栽种的地上物让被上诉人强制清除,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清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上诉人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退一万步讲,本案的涉案土地即使被依法征收了,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新乡市城市投资公司,有关涉案土地上的果树是新乡市城市投资公司和上诉人之间民事关系,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所有的果树强制清除的违法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本案的涉案土地没有被依法征收。1、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内容不难看出:首先,新乡市人民政府征用朱召村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没有获得相关的征地批复文件,仅仅是根据自己制定的内部文件就开始征用土地;其次,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款的时间跨度长达8年之多，明显违反征收土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再者，征用土地作为新乡市城市投资公司发展项目用地,违反征用土地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征用土地法律规定，在获得征地批复文件后,实施征收土地的过程中,征收人必须依法作如下工作:（1）发布征地公告;（2）办理征地补偿登记;（3）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4）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5）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6）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的期限交付土地。（7）发放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用地单位依法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其土地被征收造成经济损失而支付的一种经济补偿。青苗补偿费是用地单位对被征收土地上的青苗因征地受到毁损,向种植该青苗的单位和个人支付的一种补偿费用。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实施征收朱召村村委会集体土地的任何相关证据。上诉人作为朱召村村委会集体组织的一员也从未收到征用土地的青苗补偿费。3、2009年1月11日上诉人和朱召村村委会签订的“复耕协议”以来,就开始在涉案土地上栽种果树,一直相安无事。如果说涉案土地被依法征收,作为新乡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项目用地,新乡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就不会让上诉人白白使用10年以上。因此,本案的涉案土地没有被依法征收,涉案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朱召村村委会所有,2009年1月11日上诉人和朱召村村委会签订的“复耕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一审所谓“上诉人违法使用已被征用的土地获得的收益,不属于合法权益的说法。三、被上诉人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强制清除上诉人果树之前,没有依法对上诉人果树进行清点登记、评估作价，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完全可以作为赔偿的参考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平原镇政府辩称，一、上诉人与朱召村村委会签订《复耕协议》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案涉土地已于2006年依法由新乡市人民政府征用，征地补偿方案已履行完毕，其土地性质已由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朱召村村委与上诉人签订《复耕协议》属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二、不仅仅是《复耕协议》无效，而且上诉人在涉案土地征收前对涉案土地并不享有任何权益，换言之，2006年征地就不是征收的上诉人的土地。三、案涉土地征收工作已完结，作为储备用地之后将由新乡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投资使用，且征收补偿款已经足额到位。平原镇人民政府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证明：案涉土地在经国务院批复后已由新乡市人民政府依法征用，且土地征收工作已经完结，上诉人对征收过程的质疑与本案无关。目前案涉土地系政府储备用地，有意向用于新乡市城市投资建设用地，不管该土地之后由哪一方使用都不能改变其已收归国有的事实，而上诉人一直是在违法使用已被征收的土地。四、上诉人所诉损失属于非法利益，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案涉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上诉人也已依法取得征地补偿款；朱召村村民委员会与上诉人就该被征收土地签订的《复耕协议》属无权处分，未得到权利人追认的情况下自始无效。上诉人在案涉土地上的种植物不受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保护，其收益并非合法权益，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诉人主张对违法栽种果树享有利益、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没有法律依据。五、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平原镇人民政府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的诉求损失为非法利益，不受法律法规的保护，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而上诉人提交的中勤永励评字【2019】第1163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是上诉人单方委托，未征得平原镇人民政府同意；评估单位不能提交底稿证明评估的真实性；且报告本身系虚假的，不能反映客观事实，依法不能作为证据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辩称，答辩意见同平原镇人民政府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朱召村村委会，对本案不发表意见。上诉人张有红当庭提交证据：马万中、张有红、张玉萍（王泽敏之妻）、孙清让与村委会签订的赵定河综合治理租地协议各一份。证明上诉人所种果树的涉案土地没有被征收，涉案土地依然为集体土地。被上诉人平原镇政府对上诉人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镇政府对该协议并不知晓，该协议中是不是涉案土地不清楚。被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对上诉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平原镇政府一致。原审第三人朱召村村委会对上诉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租地协议应属无效协议，这块土地2013年已被征用，也得到了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上诉人称一审中未提交该证据的理由是没找到，不属于正当事由，在二审庭审中提供，本院不予接纳。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2019年3月18日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栽种的地上树木实施强制清除行为引发的赔偿案件，并非审理案涉地块的行政征收行为，故征收行为是否合法不是本案审查的重点内容。但因本案中案涉地块原是集体土地，是否被依法征收需予以查明，原审判决根据案涉土地征收文件、补偿收据等，认定案涉土地已经被征为国有且变为建设用地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案涉土地未被依法征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系行政案件，不宜在本案中对民事主体双方签订的协议进行审查，原审认定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朱召村村民委员会与上诉人所签“复耕协议”为无效民事行为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对此协议的效力本案中不作评判，但该协议有效与否均不能证明原告对案涉土地拥有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被上诉人的强制清除树木行为虽然因程序被确认违法,但因上诉人使用案涉土地缺乏合法手续，不具有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赔偿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随 伟审判员 张彩霞审判员 谢田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