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4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苗兴东，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辉，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庆军，男，197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涛，男，197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森，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苗兴东因与被上诉人何庆军、吴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兴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由何庆军、吴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的法律定性错误，该分配方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意义上的决议，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意义上的协议。具体说来，该分配方案不是《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是苗兴东和满海堂作为公司股东和何庆军、吴涛对公司运营发展或者对何庆军、吴涛欲转让股权事宜的决议，而是满海堂、苗兴东、何庆军、吴涛以自然人名义签订的协议，协议签订主体是满海堂、苗兴东、何庆军、吴涛四个自然人。另外，虽然该协议的内容开头写有山东诺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信公司）董事会决定，但根据诺信公司章程，公司未设立董事会，故该协议不是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依据此处的董事会字眼就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法律规定是错误的。2.该协议的标题虽然是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但实际上该协议的签订目的和何庆军、吴涛的股权转让无关。该协议的签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公司成立至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的两年期间，何庆军、吴涛没有按照股东约定足额出资，致使公司缺少资金运营，加之在公司起步最关键的时刻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本身就是不诚信且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做法。3.该协议虽体现了公司65%股权的转让金，但这仅仅体现了协议约定的支付款项来源于何庆军、吴涛转让公司股权的转让金，这从根本上不能改变何庆军、吴涛处分自己权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据此认定该协议是针对公司事项的股东决议错误。综上，涉案协议应适用《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的法律规定，认定为四个平等主体自然人签订的合同。二、该协议现在合法有效，是苗兴东和满海堂与何庆军、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何庆军、吴涛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处分，该协议不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违反《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该协议是一个附期限生效的协议，协议约定何庆军、吴涛支付款项的时间是公司65%股权转让金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支付，这跟何庆军在录音中说到的“剩余的30万要回来就给你”和吴涛说的“后面还要给你钱”等互相印证，这也充分说明何庆军、吴涛尤其是吴涛对协议的内容和款项的支付时间是明知的。另外，2019年8月9日，何庆军和吴涛起诉案外人巩道友，向其索要剩余的30万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在这个案件中，巩道友作为被告将涉案协议作为第六组证据进行举证，从该案2019年10月22日的庭审笔录第8页何庆军和吴涛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中可以看出，当时吴涛并未对该协议中最重要的问题，即其签字是否是本人签字发表意见，而是仅对“写的是由董事会决定，根据章程看到该公司没有董事会”进行的答辩，可见，吴涛在一审中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没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的陈述是虚假陈述。2.涉案协议是附期限生效协议，假设真如吴涛所述，其事先对该协议不知情，那么最迟在何庆军、吴涛作为原告起诉巩道友一案开庭之时，吴涛就应当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及合同的内容、生效时间等，但吴涛不但没有在庭审时对这份协议上的签字进行否认，也没有在该案调解书生效的第一时间采取任何法律途径进行救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法律规定，至少说明何庆军代替吴涛签字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进而该协议就是有效的。3.退一步讲，该协议如不构成表见代理，那么至少也是部分有效，即对何庆军的部分条款是有效的，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该协议约定的支付欠款的责任应由何庆军一人承担。总之，吴涛在一审中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没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的陈述是虚假陈述，无论如何，该协议不可能是无效协议，无论最终是由何庆军、吴涛两人还有由何庆军一人承担相应责任，该协议都能作为本案诉求依据，苗兴军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综上可见，在本案一审判决中，吴涛对《分配方案》不知情，没参与过分配方案的事是虚假陈述。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对原告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且录音中存在指代不清、表述模糊的情况，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到内容就是本案原告所指称的事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苗兴东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内容能够与协议内容互相印证，其中，2019年11月8日苗兴东与何庆军的通话录音（录音6：20处，何庆军说“你跟吴涛商量吧，跟他商量好了，我就听吴涛的”、录音最后6：45处何庆军说“剩下的30万要回来就给你……”）。2019年12月4日，满海堂与苗兴东与吴涛的谈话录音（1：30处，吴涛说“签授权，我是老何代理的……”、5：04处，吴涛说“只要老何同意，因为他牵的头……”、5：53处，吴涛说“后面还要给你钱，你找老何要就行……”、6：52处，吴涛说“对，本身就是他去处理的，我的事就他处理”，这里的“他”指何庆军），这些充分证明该协议是何庆军和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何庆军和吴涛说的也跟分配方案一致，即120万元转让款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就按该协议给满海堂和苗兴东支付相应欠款。对于吴涛来说，如果其对该协议不知情，就不会说“后面还要给你钱”这样的话。况且，何庆军、吴涛与满海堂、苗兴东只有因合伙开办诺信公司而产生的这一次经济纠纷，别无其他经济往来，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指代不清、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及内容就是本案上诉人所指称的事项的情况”。2.从满海堂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来看，没有体现何庆军、吴涛对满海堂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的内容。因为录音时涉案协议还没生效，也因为何庆军、吴涛转让股权后涉及公司的一些事，除了满海堂谈及关于诺信公司现在的大股东巩道友因为公司资质等存在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承诺的内容不相符的情况，所以迟迟不支付剩余的30万元股权转让金，导致何庆军、吴涛也不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欠款等情况时，何庆军、吴涛进行反驳外，对本案苗兴东要证明的吴涛对该协议知情、承认何庆军是其合法代理人以及待股权转让金全部到位时就按该协议向满海堂和苗兴东支付协议中所载欠款的内容都是认可的。四、一审法院对欠付工资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1.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诺信公司欠苗兴东的工资就转化成何庆军、吴涛对苗兴东的欠款，就构成一个债权债务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本案案由一审法院也定为合同纠纷。另外，诺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是何庆军，那么在其退出公司、股权转让时，把公司之前欠付的劳动者工资转换成个人债务合情合理，也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所以，一审法院作出的“苗兴东所诉系诺信公司欠付的本人工资，其应当提交劳动合同或提供劳务的证明，并向接受劳务方主张”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苗兴东主张的诺信公司向其的借款，应当提交借据及支付凭证，并向借款方主张”和不支持苗兴东按股权比例分割转让金的理由是错误的。因在公司成立之初何庆军、吴涛退出公司，侵害了苗兴东的利益，因而何庆军、吴涛与苗兴东、满海堂建立债权债务合同关系，将涉案协议中的相关款项转化为何庆军、吴涛对苗兴东的债务并经对账清算，该协议的订立目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在何庆军、吴涛没有及时足额按约定对公司入资且要对外转让公司股权之时，双方协商通过将何庆军、吴涛对外转让股权的转让金进行分配，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股权转让合同》只是证明涉案协议的款项来源，结合股权受让人巩道友支付剩余股权转让金的时间来证明涉案协议的生效时间，只要何庆军、吴涛的款项来源合法，何庆军、吴涛就有权利对自己财产权益进行处分。2.结合涉案协议具体内容，欠款金额都是有计算依据的，不存在编造、虚造账目的情况。因为无论从工资名单还是从公司向股东借款名单来看，何庆军、吴涛都名列其中，进一步说明该协议有效，是何庆军、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苗兴东的诉讼请求。何庆军、吴涛共同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苗兴东的上诉请求。苗兴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庆军、吴涛支付拖欠苗兴东的欠款34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由何庆军、吴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苗兴东、何庆军、吴涛、满海堂作为股东成立诺信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为：何庆军认缴出资额21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35%；吴涛认缴出资额18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30%；苗兴东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25%；满海堂认缴出资额6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5年7月20日，出资比例10%。《诺信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公司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将会议议题通知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对会议议题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一审庭审中，苗兴东提交《诺信公司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一份，拟证明何庆军、吴涛承诺诺信公司原四个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何庆军、吴涛将其在诺信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巩道友的120万元转让金全部到位且保本的情况下首先偿还苗兴东4.8万元的工资、10万元的借款及按照股权比例应当分得的19.2万元。何庆军、吴涛认为该分配方案不具有真实性，其理由同答辩意见。该分配方案内容为：诺信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65%股权的转让金全部到位情况分配如下：在保本的情况下首先偿还公司拖欠员工工资。1.工资情况。满海堂工资，合计共8.4万元；董桂风工资6万元；朱延美工资1万元；苗兴东工资4.8万元；吴涛工资4.8万元；何庆军工资4.8万元。3.公司未报销账目。4.股东借款。苗兴东10万元；何庆军7.2万元；吴涛4万元。5.剩余部分有何庆军、吴涛、苗兴东三位股东按照比例分配。上述分配方案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29日。满海堂、何庆军分别在股东签字处签了本人的姓名，吴涛的名字由何庆军代签，苗兴东的名字由满海堂代签。对于上述分配方案的形成过程。苗兴东提交2019年11月8日满海堂与何庆军的通话录音（录音6:20处，何庆军说“你跟吴涛商量，跟他商量好了，我就听他的”；录音最后6:45处，何庆军说，剩余的30万元要回来就给你）和2019年12月4日苗兴东与满海堂找吴涛商量股权转让后续事宜的谈话录音（1:30秒处，吴涛说签授权，我是老何代理的；5:04秒处，吴涛说，只要老何同意，因为他牵的头；5:53秒处，吴涛说，后面还要给你钱，你找老何要就行；6:52秒处，吴涛说，本身就是他处理的，我的事就他处理，这里的他指何庆军），拟证明分配方案是何庆军、吴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何庆军、吴涛对分配方案是经过事先商量后才与满海堂、苗兴东签订分配方案，且何庆军、吴涛说的也跟分配方案一致，即120万元转让款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就按照该方案给苗兴东支付相应款项；苗兴东的意见总是一致的，同时证明吴涛认可何庆军是他的代理人。何庆军、吴涛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苗兴东是断章取义，吴涛对此事不知情，何庆军、吴涛认为当时30万元还没有收回来，苗兴东没有权利要这个钱。吴涛对分配方案不知情，也未参与过所谓分配方案的事，也未授权过何庆军代理他签字，苗兴东找吴涛理论此事，吴涛让他找何庆军合情合理。2017年9月1日，何庆军、吴涛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巩道友签订《诺信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65%的股权，分别是何庆军所持有公司35%的股权、吴涛所持有公司30%的股权，以人民币120万元的价格转让到巩道友名下。合同签订后，何庆军、吴涛收到了股权转让款1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苗兴东主张由何庆军、吴涛偿还欠款34万元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1.苗兴东索要34万元款项的依据系本案中涉及的公司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该方案系对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的重大处分，应当由公司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并签字盖章。但该分配方案未经股东会开会表决，从签字情况看，该公司股东吴涛并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吴涛本人亦否认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上签字，且苗兴东也未提交吴涛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签字的委托材料，故该分配方案不能作为苗兴东主张其诉讼请求的依据。2.从苗兴东提交的录音材料看，何庆军、吴涛对苗兴东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且录音中存在指代不清、表述模糊的情况，无法确认谈话中所提到的内容就是苗兴东所指称的事项。3.苗兴东诉求中主张的诺信公司欠付的本人工资，其应当提交劳动合同或提供劳务的证明，并向接受劳务方主张；其主张的诺信公司向其的借款，应当提交借据及支付凭证，并向借款方主张；其主张按照股权比例分割转让金，从何庆军、吴涛提交的诺信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看，该合同转让的是何庆军、吴涛在公司的股权，并没有转让苗兴东的股权，而苗兴东据此要求分割转让金理由亦不充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苗兴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减半收取计3200元，由苗兴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苗兴东提交案外人巩道友与何庆军、吴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及民事调解书各一份，拟证明吴涛对何庆军代其在分配方案上签字的事实无异议。2019年10月22日，吴涛对分配方案已知情但未提出任何异议，或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分配方案，由于分配方案是附期限生效的协议，对吴涛来说至少构成事后追认。何庆军、吴涛质证认为该庭审笔录审理的是案外人巩道友与何庆军、吴涛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何庆军、吴涛当时从形式上发表了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苗兴东的陈述是主观推断，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在该庭审笔录中，吴涛对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来看，写的是董事会决定，根据章程看到该公司没有董事会，所以是虚假的，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上述质证意见，无法推断出吴涛对何庆军代其签字表示认可的意思表示，对于苗兴东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苗兴东以《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为依据向何庆军、吴涛主张欠款34万元是否合法有据。从《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约定的分配资金来源分析，股权转让金是何庆军、吴涛转让其名下股权应受让的对价，该款应归何庆军、吴涛个人所有，而不是诺信公司用以向股东分配的盈余财产，诺信公司无权处分何庆军、吴涛的个人财产，且吴涛并未在该分配方案中签字，苗兴东亦无证据证明吴涛授权何庆军在分配方案中签字，《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不能证实吴涛有处分其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从苗兴东主张的欠款性质分析。苗兴东称34万元包括：工资4.8万；股东借款10万；苗兴东对剩余部分按比例分配应得的19.2万元。首先，《股权转让金分配方案》约定4.8万元的性质为苗兴东在诺信公司工作期间产生的工资。何庆军、吴涛作为诺信公司股东，与苗兴东之间不具备劳动合同关系，苗兴东向股东何庆军、吴涛主张工资欠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股东借款10万元，苗兴东无证据证明何庆军、吴涛曾向其借款，故其向何庆军、吴涛主张权利，无事实根据。如为诺信公司向第三人的借款，第三方债权人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关于苗兴东称其应按比例分配应得的19.2万元，因分配资金来源于何庆军、吴涛转让其名下股权所应得的款项，分配方案不是公司盈余分配，且分配方案为四方协议但吴涛未签字，故苗兴东根据分配方案请求何庆军、吴涛共同向其支付19.2万元，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苗兴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苗兴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培森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葛保玉书 记 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