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9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美萍，女，196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山，山东中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郗连章，男，196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郗映涛，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维康，男，198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郗占辉，男，198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原审第三人：于丽丽，男，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于美萍因与被上诉人郗连章、郗映涛、何维康、郗占辉及原审第三人于丽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美萍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四被上诉人系貂皮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欠付货款事实存在，四被上诉人应依法支付上诉人主张的貂皮货款。在一审中，上诉人和第三人于丽丽提交了郗连章的询问笔录、手写欠条、收购貂皮统计表等证据，一审法院以“郗连章出具的欠条系向第三人于丽丽出具，支付的部分貂皮款也是向于丽丽支付，再由于丽丽向原告支付”为由，认为四被上诉人不是貂皮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因于丽丽在整个貂皮收购过程中是中间介绍人的身份，2015年本案事发后，于丽丽与多名养殖户作为代表报案，并多次奔走河北找到被上诉人索要货款并报案，被上诉人迫于压力支付部分货款，于丽丽作为代表接收货款并按比例分发给养殖户，郗连章在“欠条”中写到“。到高家于丽丽那里收了55家养殖户的貂皮”其在该“欠条”中如此表述符合常理，对河北籍的郗连章等人来说，于丽丽作为追索货款的主要代表，“高家于丽丽”在此处系其收购的几十家养殖户的代表，而并非于丽丽个人，所以上诉人系本案貂皮买卖合同的买方毋庸置疑，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应依法获得支持。其次，郗连章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道“我与于丽丽是合作关系，她带着我收皮子，我给她一些劳务费”从该陈述来看，可以确认被上诉人系貂皮买卖合同买方的事实。于丽丽及赵宇党等养殖户的询问笔录来看，与上诉人陈述的相关事实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收购上诉人貂皮并欠付貂皮款的事实。郗连章等人从城阳及胶州几十户貂皮养殖户处收购貂皮，其中胶州市的六家貂皮养殖户，曾以同一事由、于同一年度先于上诉人起诉，郗连章到庭应诉，对相关事实均予以认可，六个案件全部调解结案。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所诉属实，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经依法传唤未到庭、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过度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9家养殖户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郗连章、郗映涛、何维康、郗占辉未答辩。 于丽丽认可上诉人上诉意见。 于美萍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支付于美萍貂皮款12000元；2.判令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支付于美萍自起诉之日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承担。 原审查明，2015年12月21日郗连章向第三人于丽丽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我叫郗连章石头，今年8.15日到高家于丽丽那里收了55家养殖户的貂皮，共计12700个，共计皮款1720000，已付730000元，尚欠990000元，郗连章（石头），2015年12月21日”。于美萍、第三人均认可郗连章向第三人于丽丽转账73万元，于丽丽以现金分摊形式支付了养殖户部分貂皮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于美萍提交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郗连章的询问笔录、郗连章书写的欠条、第三人于丽丽制作的收购貂皮明细表，主张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欠付其貂皮款，但郗连章出具的欠条系向第三人于丽丽出具，支付的部分貂皮款也是向第三人于丽丽支付，再由于丽丽向于美萍支付，第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与前述事实相互佐证。第三人提交的收据显示，貂皮收据系第三人向于美萍出具，公安卷宗中养殖户于美萍、段会风的询问笔录与收据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于美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貂皮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于美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系貂皮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经原审法院依法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于美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于美萍负担。 二审查明，关于罗世端与于丽丽、程绍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的（2018）鲁02民终5643号民事判决确认：“二审期间，于丽丽、程绍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皮毛加工单7张。证明：河北皮毛商郗连章收购貂皮未付款逃跑后，上诉人于丽丽与养殖户一起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经调查不予立案的经过。佐证收购人不是于丽丽。派出所到河北调查取得的部分貂皮去向，原件存放派出所。证据2、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郗连章收貂皮未付款逃跑后，四十多名养殖户委托律师向郗连章追讨货款的事实，并委托上诉人于丽丽作为共同诉讼代表，证明于丽丽不是收购人。授权委托书中有被上诉人罗世端的签名。证据3、身份证复印件40份、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证明上诉人于丽丽接受养殖户委托追讨货款取得养殖户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委托书是真实的，佐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在该委托书中签名证明貂皮卖给了于丽丽与事实不符。2、证明上诉人于丽丽接受养殖户的委托追讨回货款479271.88元，并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复印件上记录付4万欠款的给付证明。证据4、快递单据两份，证明一审中上诉人两次快递法院申请追加被告申请等材料，一审法院没有入卷，判决书中没有回应。本院综合认证认为，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据此主张的事实”。该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支付买卖合同欠款，有上诉人于丽丽在填票人处签字的客户联收据在案佐证，上诉人于丽丽不否认其签字的真实性，仅否认其签字的法律意义。但书证系以其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于丽丽的否认不足以否定收据记载的内容，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尚不足以动摇收款收据的证明力。原判认定其应当承担涉案还款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程绍波对本案货款承担还款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程某、刘开金作证：”我本身就是养殖户，我想要证明近年来都是由河北人即四被上诉人付款，于丽丽系中间联系人，也卖给过四被上诉人貂皮。”证明：近年来被上诉人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收购貂皮，都是由被上诉人郗连章、郗占辉、郗映涛、何维康付款，上诉人于丽丽系联系人。本院认为，证人虽范围系养貂户，与案涉事实有利害关系，但具备证人资格，但其证言不足以否定上诉人于丽丽出具的收据的效力。 二审查明，2016年9月6日，于丽丽在公安机关称：“我专门准备了收据，每收一家就开一个收据，记好数量和价钱，一式两份，给养殖户一份”、“貂皮是我找车送的。一共发了四车，因为对方在红岛收貂皮有五年了，之前都没有欠过我钱，我比较信任他，所以才先发的货。” 2016年5月10日，郗连章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称：“2015年8月具体哪天我忘了，我和我儿子好郗映涛、郗占辉一起去的。于丽丽是我原来的客户，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以后，我就在她那里收皮，貂皮都是在她那里收的”。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郗连章、郗映涛、何维康、郗占辉应否给付上诉人于美萍支付貂皮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本案中，生效的（2018）鲁02民终5643号判决确认，于丽丽在填票人处签字的客户联收据，能够证明于丽丽与养貂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于丽丽、郗连章在公安机关均陈：述被上诉人在于丽丽处收貂皮，向于丽丽支付貂皮款，于丽丽再向养殖户支付貂皮款。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于美萍与被上诉人郗连章、郗映涛、何维康、郗占辉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向被上诉人郗连章、郗映涛、何维康、郗占辉主张支付货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美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林伟光 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翟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