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4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覃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覃某1，男，汉族，1982年4月2日出生，住深圳市罗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8。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覃金成，男，汉族，1958年11月1日出生，住深圳市罗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38。上述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日彬、黄小波，均系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男，汉族，1995年5月16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7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霞、凌彩婷，均系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阮杨礼，男，汉族，1964年1月26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2。原审第三人：梁亚明，男，汉族，1954年10月17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3。原审第三人：梁远杰，男，汉族，1968年11月18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X。上诉人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翔鸿公司）、覃某1、覃金成因与被上诉人梁博皓及原审第三人阮杨礼、梁亚明、梁远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翔鸿公司、覃某1、覃金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0981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受理费、一审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梁博皓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梁博皓是翔鸿公司的股东、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是认定事实错误。(一)梁博皓因股权转让已不具有股东资格。2015年11月7日，经翔鸿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变更为覃金成、覃某1、阮杨礼；同意梁博皓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5%的股权转让给覃某1。2015年12月8日，梁博皓的委托代理人陈秀文与覃某1就35%股权的实际转让价格及股权对价支付等事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2015年12月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翔鸿公司的股权比例为：覃某1占60%，覃金成占20%，阮杨礼占20%。至此，梁博皓的股权已转让给覃某1，不再具备该公司的股东身份。以上事实有《翔鸿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等证据予以证实。(二)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与工商登记信息不一致，并不能反映翔鸿公司股权的真实情况，不是覃某1、覃金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以此为依据认定梁博皓持有35%股权，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内部会议纪要》与事实不符，由翔鸿公司2018年4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可知，原审第三人阮杨礼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中的11%股权转让给覃金成后，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覃某160%、覃金成31%、阮杨礼9%，公司的股东只是上述三人，没有梁博皓及第三人梁亚明。同时，根据梁亚明于2019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及2019年9月24日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也可以证实，梁亚明曾有5%的股权包含在阮杨礼的股权之中，但已转让给覃金成，现不持有翔鸿公司5%的股权，《内部会议纪要》所写明要清算的财务决算，是他以前享有翔鸿公司5%股权时的账目，不是现在的账目。其次，《内部会议纪要》中所记载翔鸿公司股东股份占比：覃金成51%、梁博皓35%、阮杨礼9%、梁亚明5%，没有了覃某1的股份占比，综合翔鸿公司自成立起至现在的工商登记信息，覃某1自2014年3月26日起就持有翔鸿公司的股份，《纪要》中无法明确覃某1的股权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代持股的情形，但也无法证明得覃金成占股51%，该51%的股份如何得来?该《纪要》的股份占比明显与事实不符。最后，梁博皓与第三人梁远杰父子以梁博皓是原股东为由，通过各种手段威胁覃某1、覃金成，要求巨额款项作为补偿，又通过欺诈的手段，声称按原股份按部分时段的经营数据进行结算，看盈亏状况，否则就一拍两散、生命堪忧，覃某1、覃金成被逼无奈，在该《内部会议纪要》签了字，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被迫签字后，覃某1于2019年7月21日到高州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就此事进行报案处理，派出所出具了报警回执给覃某1收执。如果是两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需要报案处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9月10日，梁博皓向陈秀文出具《委托书》，委托陈秀文为其代理人，授权陈秀文以其名义全权行使其在翔鸿公司内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及应履行的股东义务(包括公司贷款、公司担保、股权转让、公司转让等重大事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为2015年9月10日起二年整。2015年12月7日，陈秀文列席翔鸿公司股东会，并在将梁博皓35%的股权转让给覃某1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5年12月8日，陈秀文代梁博皓与覃某1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一条：梁博皓将持有翔鸿公司35%的股权以4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覃某1)；第二条：股权对价的支付：1、甲方尚欠的债务为①借到刘恒智1700万元用于入股翔鸿公司；②受让卢福柱翔鸿公司35%股权尚欠卢福柱余款1400万元；③翔鸿公司向高州市**信用合作社贷款4000万元中作为股东甲方应承担的份额1400万元。以上三项本金合计4500万元。乙方受让甲方上述股权后，乙方负责代甲方清偿上述债务的本金。股权交易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该公司原由甲方享有及承担的股东权利义务概由乙方享有与承担。而原由甲方负责清偿的上述欠款本金则由乙方负责清偿。第三条：股权交付：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当就该交易的有关事宜于三日内办妥工商登记手续。刘恒智、卢福柱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证明》，明确2015年12月时同意覃某1负责偿还梁博皓所欠的款项。由上可知，梁博皓将其35%的股权转让给覃某1是经过翔鸿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后，双方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均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判决却以覃某1未能提供支付对价的凭证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明显不存在该条规定无效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明确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并有双方的签名确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梁博皓35%的股权已转让给覃某1，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梁博皓不再持有该股权。退一步讲，即使覃某1未支付对价，也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按一审判决的观点，如果未支付对价合同就无效，那梁博皓在2014年3月26日受让卢福柱40%股权时，还欠卢福柱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那其当时的股权受让是否也无效?梁博皓自那时起就不占有股权?这明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梁博皓辩称：一、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梁博皓自2014年3月份起至今一直是翔鸿公司的股东，享有公司35%股权。1.2019年7月19日的《内部会议纪要》明确梁博皓是翔鸿公司股东，占股35%,梁博皓与覃某1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2019年7月19日，公司股东（包括显名股东及隐名股东）召开股东会议，针对公司的决算进行决议，会议上明确了各股东的占股比例及盈亏分配方案，并且形成《内部会议纪要》由各股东签名。《内部会议纪要》第2条明确注明“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占比：覃金成51%、梁博皓35%，阮杨礼9%，梁亚明5%”，并且梁博皓作为股东在该《内部会议纪要》中签名。2.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6月份期间的《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公司收支明细表》也显示，梁博皓一直有参与翔鸿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股东权利。该证据是梁亚明提供给被上诉人的，因梁亚明曾经负责公司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材料采购、工人工资及办公杂费等各项支出，其手上保管有部分财务数据。该收支明细表上有阮杨礼、梁亚明、梁博皓的父亲梁远杰、覃金成小儿子覃文健及会计陈月瑛的签名确认，其中梁远杰是代表股东梁博皓，覃文健是代表股东覃金成、覃某1两父子，即该收支明细表是经过各股东或其代表签名确认的。上诉人主张梁博皓于2015年12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不再是公司股东，但事实上，梁博皓于2015年12月8日之后都还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公司的收支明细表签名确认公司的财务收支，实际行使公司股东股利，由此可证实梁博皓一直是公司股东，双方之间实际上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3.2015年-2016年梁博皓投入翔鸿公司资金明细表及银行流水也可证实，梁博皓在2015年12月份之后继续向翔鸿公司投入资金，其一直是公司股东。2015年12月8日之后，梁博皓仍通过其母亲陈秀文的账户向车权芬（覃金成妻子、覃某1母亲）转账12874000元，该款是梁博皓投入公司的资金，由此也可证明梁博皓一直是公司股东，一直履行股东的投资义务。4.第三人（隐名股东）梁亚明2019年10月30日所提交的答辩状也可证实梁博皓是公司股东。虽然梁亚明于2019年9月24日提交了一份《答辩状》，称《内部会议纪要》中所写明的其占有的5%股份已经转给覃金成、现在已不是股东，但该份答辩状并没有明确实际转让股权的时间，没有明确签《内部会议纪要》时已不是公司股东。按正常理解，应当是指2019年9月24日签署该份答辩状时已不是公司股东，并不是指签《内部会议纪要》时。2019年10月30日，梁亚明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答辩状》，该《答辩状》中明确表示：2019年7月19日的《内部会议纪要》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反映了签字时各人的真实持股比例，梁亚明是在签署该《内部会议纪要》后，才将股权转让给覃金成父子的。二、梁博皓与覃某1之间并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未成立生效，双方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梁博皓仍是公司股东。由于梁博皓的父亲梁远杰对外欠了较多的债务，经常受到他人的非法追债行为的滋扰，一些社会人员经常到公司找梁远杰追债，影响公司经营，为了应对案外债权人，梁博皓才与覃金成、覃某1父子商量决定将梁博皓名下的35%股权转至覃某1名下，由覃某1代持，成为隐名股东，双方才会在2015年12月9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梁博皓与覃某1之间并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从如下几方面也可以证实：第一，《内部会议纪要》明确记载了被上诉人占股35%,各股东之间约定按该占股比例进行分红及承担亏损；梁博皓在2015年12月份之后然后在公司的收支明细表中签名对公司收支进行确认，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并且仍然继续向公司投入巨额资金，履行股东义务。第二，《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代为承担的债务”并不存在，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梁博皓欠付刘恒智1700万元及欠卢福柱1400万元的债务，上诉人从未、也不可能代为偿还该不存在的债务，即《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对价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履行的。第三，梁博皓并没有在该《股权转让合同》中签名，上诉人所持有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并不附有陈秀文的委托书原件，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若该股权转让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标的如此大，不可能不附有代签名人员的授权委托书，也不可能没有梁博皓的签名确认，这恰好证明该份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四，《股权转让合同》中内容错漏百出，如：合同首页的甲乙双方与合同尾页签名的甲乙双方错乱，合同甲方明明是“梁博皓”，但第四条却写明“甲方已取介签订本合同所需的一切批准、授权或许可”，合同第二条写明以4500万元转让股份，但第四条却写明是“被赠与股份”，合同明明只有甲乙双方签名，第十条却写明有甲乙丙三方。对于一份价值4500万元的合同岂会如此儿戏？三、上诉人对《内部会议纪要》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且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常理。1.上诉人主张是在受到被上诉人威胁的情况下签署该份会议纪要的，没有任何客观依据。该纪要除了覃金成、覃某1与梁博皓的签名之外，还有其他股东阮杨礼、梁亚明的签名，梁博皓不可能同时威胁多人在同一份材料中签名。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承认，签署该纪要时，覃金成、梁博皓、阮杨礼、梁亚明均在场，覃文皓是在其他人签好后，由他父亲覃金成拿给他签的，上诉人在签署当时不可能受到人身威胁。2.上诉人主张《内部会议纪要》所记载的占股比例是以前占股比例，是为了对转让之前的账目进行结算，明显不合理，且与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第一，如果记载的占股比例是以前的，不是签纪要时的占股比例，按正常人的思维，都应当在该纪要中明确在具体哪一段期间的占股比例，没有特别的标注，就当应是指签纪要时的占股比例。第二，事实上，签订纪要时，梁亚明仍然是公司股东。梁亚明曾经是与覃金成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将梁亚明用于购买5%股权的500万元转为覃金成向梁亚明的借款，并从梁亚明投入500万元之日起（即2015年10月26日）按月息2%计算利息。但是后来，覃金成认为从2015年10月26日开始计息没有利润可赚，然后反悔，不按约定还款付息，又与梁亚明达成恢复其5%股权的协议，所以才会在《内部会议纪要》中明确梁亚明还有5%股权，被上诉人起诉后，覃金成父子才又再次与梁亚明达成转让该5%股权的协义的。第三，股权转让后，按常理，公司自然就与原股东无关了，所有的权利义务由新股东承继，根据就不存在对原来的数目进行结算之说。上诉人所提交的是梁亚明出具的《承诺书》中也注明：“以后公司所有的利润和数目与两人无关”、《股权转让合同》中也是注明“该公司原由甲方享有及承承担的股东权利义务概由乙方承担”，如果梁亚明、梁博皓不是公司股东了，那又何必在股权转让后的多年又签订一份《内部会议纪要》来进行公司财务结算？第四，若按上诉人主张，阮杨礼、梁亚明、梁博皓转让股权的时间均不同，如果是对之前的财务进行结算，应当分别进行结算，不可能一并进行结算，这明显说不通。因此，上诉人主张签署纪要的原因解释根本明显不合理。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签署纪要时，梁亚明、梁博皓均是公司股东，签署该份会议纪要就是为了明确各股东（包括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占股比例，以便于各股东进行分红及承担亏损。四、上诉人所提供的关于车权芬的银行流水及待证内容与其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上诉人一审提供了车权芬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份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其代梁博皓向刘恒智偿还借款的事实。但单凭车权芬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上诉人通过车权芬账户转给刘恒智之间的款项是代梁博皓偿还《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债务。相反，从该银行流水可看到，在2014年至2015年12月8日期间，车权芬与刘恒智之间就存在经济往来，其所支付给刘恒智的款项应是其与刘恒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另外，上诉人主张陈颜清转给车权芬账的款项是委托车权芬代为偿还刘恒智的债务的，按该说法，2015年12月8日之后至2016年12月23日期间陈颜清向车权芬所转的款项也应是委托车权芬代为偿还刘恒智的债务的款项，也就是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合同所约定的欠付刘恒智的债务也是梁博皓还的，反而证明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按合同约定代为偿还债务的事实。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阮杨礼、梁亚明、梁远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诉讼意见。梁博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梁博皓是翔鸿公司的股东，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2.判决翔鸿公司、覃某1、覃金成协助梁博皓办理上述3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覃某1持有翔鸿公司的该35%股权变更登记至梁博皓名下；3.判决翔鸿公司、覃某1、覃金成提供翔鸿公司自公司成立之日(即2010年8月13日)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账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给梁博皓查阅复制；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翔鸿公司、覃某1、覃金成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梁博皓不是翔鸿公司的股东，不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2.确认梁博皓无权查阅复制翔鸿公司自公司成立之日(即2010年8月13日)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3.判决撤销反诉人、被反诉人和第三人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翔鸿公司在2010年8月13日在高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00000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发起人为覃金成、卢福柱、吴红清、吴明，其中覃金成认缴出资5000000元，持股比例为50%，卢福柱认缴出资额3000000元，持股比例为30%，吴红清认缴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为10%，吴明认缴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为10%。2011年12月8日，翔鸿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股东由覃金成、吴红清、吴明变更为卢福柱、覃金成、吴明。2011年12月12日，翔鸿公司申请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原为覃金成、卢福柱、吴红清、吴明，其中覃金成认缴出资5000000元，持股比例为50%，卢福柱认缴出资额3000000元，持股比例为30%，吴红清认缴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为10%，吴明认缴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为10%。股东变更为卢福柱、覃金成、吴明。其中卢福柱认缴出资4000000元，持股比例为40%，覃金成认缴出资额3500000元，持股比例为35%，吴明认缴出资2500000元，持股比例为25%。2014年3月25日，翔鸿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股东变更为覃金成、梁博皓、覃某1。同意卢福柱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0%股权，共400万元的出资以400万元转让给梁博皓。同意吴明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5%的股权，共250万元转让给覃某1。2014年3月26日，高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翔鸿公司股东由卢福柱、覃金成、吴明变更为梁博皓、覃金成、覃某1。2015年9月10日，梁博皓向陈秀文出具《委托书》，声明：我梁博皓是翔鸿公司的股东，具体出资及股东权利见《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登记及规定，现因为我入伍服兵役，故需要委托陈秀文为我的代理人，即我授权陈秀文以我梁博皓的名义全权行使我梁博皓在翔鸿公司内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及应履行的股东义务(包括公司贷款、公司担保、股权转让、公司转让等重大事项)。受委托人陈秀文在代理我办理上述事项的有关文件上的签字及所从事的民事行为，我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为自当日起二年整，受委托人无转委托权。上述《委托书》在茂名市南宏公证处办理公证。2015年10月14日，陈秀文作为梁博皓委托代理人参加翔鸿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股东变更为覃金成、梁博皓、覃某1、阮杨礼。同意覃金成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5%的股权，共150万元转让给阮杨礼；同意梁博皓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共50万元以50万元转让给阮杨礼，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股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如下：股东梁博皓以货币出资350万元，总认缴出资350万元，在2011年12月8日前缴足。股东覃某1，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总认缴出资250万元，在2011年12月8日前缴足。股东覃金成，以货币出资200万元，总认缴出资200万元，在2011年12月8日前缴足。股东阮杨礼，以货币出资200万元，总认缴出资200万元，在2011年12月8日前缴足。梁博皓作为甲方，覃某1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梁博皓持有翔鸿公司35%的股权，梁博皓将该股权以45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覃某1，股权对价的支付为：梁博皓尚欠的债务为：借到刘恒智17000000元用于入股翔鸿公司；受让卢福柱翔鸿公司35%股权尚欠卢福柱余款14000000元；翔鸿公司向高州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40000000元中作为股东梁博皓应承担的份额14000000元，以上三项本金45000000元。陈秀文在合同处签名，梁博皓未在合同处签名。2018年4月13日，翔鸿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覃金成、覃某1、阮杨礼出席，决议：同意阮杨礼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0%中的11%股权以110万元价格转让给覃金成。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股权变更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股东覃某1，以货币出资600万元，总认缴出资600万元，股东覃金成，以货币出资310万元，总认缴出资310万元，股东阮杨礼，以货币出资90万元，总认缴出资90万元。2019年7月19日，梁博皓、覃金成、阮杨礼、梁亚明、覃某1签订《内部会议纪要》，决议：翔鸿公司财务决算股东在公正、公开、合理原则上进行。翔鸿公司股东股份占比：覃金成51%，梁博皓35%，阮杨礼9%，梁亚明5%。财务决算作出后：若盈利，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分红；若亏损，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将亏损金额划入公司账户，以完善公司各项事项。2019年9月20日，覃某1到高州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报案，高州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出具《报警回执》一份给覃某1收执。本院另认定如下：高州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对覃某1的报警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覃某1的报案经初查，未符合立案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梁博皓向陈秀文出具的《委托书》，授权陈秀文以梁博皓的名义全权行使梁博皓在翔鸿公司内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及应履行的股东义务(包括公司贷款、公司担保、股权转让、公司转让等重大事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为2015年9月10日起二年整。梁博皓主张合同是2017年10月份签订，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梁博皓尚欠的债务为：(1)、借到刘恒智人民币15000000元用于入股翔鸿公司；(2)、受让卢福柱翔鸿公司35%股权尚欠卢福柱余款14000000元；(3)、翔鸿公司向高州市**信用合作联社贷款40000000元中作为股东梁博皓应承担的价款14000000元，以上三项本金合计45000000元。该约定的金额也与翔鸿公司在2011年、2014年和2018年股权转让的相应股份的对价差异较大，所以对约定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如该债务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之规定，也确约定转由覃某1负担，覃某1、梁博皓应与案涉债权人签订新的债务承担协议，否则不符合常理。虽覃某1提交了卢福柱、刘恒智的《证明》，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两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出庭作证并提交法律认可的债权凭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之规定，所以覃某1抗辩认为该约定所涉的金额是双方约定的股权交易对价，其向所涉案外人支付款项就是支付本案受让的35%股权对价的行为，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认定。另，覃某1主张车权芬向卢福柱、刘恒智转账属于代梁博皓偿还欠款的行为，但梁博皓予以否认，且向刘恒智、卢福柱转账的是车权芬，车权芬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也未出庭承认其转账行为是代覃某1偿还受让股权对价的债务，因此覃某1主张该转账记录就是支付本案股权对价的凭证，本院不予认定。2019年7月19日，梁博皓、覃金成、阮杨礼、梁亚明、覃某1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覃某1辩称是受到胁迫签订，但经本院向高州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调查，未能有反映有犯罪的基本事实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本案第三人梁亚明的答辩认为，在该《内部会议纪要》签订时，都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有遭到胁迫的事实，综上并结合覃某1与梁博皓转让股份后是否已经支付对价的事实，本院对该《内部会议纪要》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综上，梁博皓在庭审过程中主张是梁博皓父亲梁远杰负债，为应对债权人而将股份转让给覃某1，对此覃某1不予确认，但在梁博皓将35%股权转让给覃某1后，覃某1并未能提供支付相应对价的凭证。且在2019年7月10日，在梁博皓、覃金成、阮杨礼、梁亚明、覃某1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仍然确认梁博皓拥有35%股权。所以梁博皓的主张有上述事实佐证，本院对梁博皓的主张予以认定。所以，梁博皓与覃文皓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覃某1应当将受让的35%股权返还给梁博皓。所以梁博皓请求本院判令确认梁博皓是翔鸿公司的股东，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并请求本院判令翔鸿公司协助梁博皓办理上述3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覃某1持有翔鸿公司的35%股权变更登记至梁博皓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公司应当将股东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梁博皓的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协助变更登记不是股东的义务，所以梁博皓请求本院判令覃某1、覃金成协助梁博皓办理上述3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覃某1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梁博皓名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薄。”之规定，因梁博皓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是公司股东，因此梁博皓请求本院判令翔鸿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之日(即2010年8月13日)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账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给梁博皓查阅复制，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提供股东会议记录、账务会计报告和相关会计凭证不是股东的义务，且提供上述资料的义务人是翔鸿公司，而非覃某1、覃金成，所以，梁博皓请求本院判令覃某1、覃金成提供翔鸿公司自公司成立之日(即2010年8月13日)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账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给梁博皓查阅复制，本院不予支持。结合上面论述，对于覃某1、覃金成、翔鸿公司请求本院判令反诉被告梁博皓不是反诉原告翔鸿公司的股东，不持有翔鸿公司35%股权。并请求本院判令确认梁博皓无权查阅复制反诉原告翔鸿公司自公司成立之日(即2010年8月13日)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覃某1、覃金成、翔鸿公司请求本院判令撤销覃某1、梁博皓、覃金成和第三人阮杨礼、梁亚明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无证据证实该《内部会议纪要》是在受到威逼、胁迫等可撤销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阮杨礼、梁亚明、梁远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是被告(反诉原告)翔鸿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反诉原告)翔鸿公司35%股权。二、被告(反诉原告)翔鸿公司应协助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办理上述3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被告(反诉原告)覃某1持有被告(反诉原告)翔鸿公司的35%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名下。三、被告(反诉原告)翔鸿公司提供自公司2010年8月13日成立起至今的股东会议记录、账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等)给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查阅复制。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梁博皓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被告)覃某1、覃金成、翔鸿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34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800元，由被告覃某1、覃金成、翔鸿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34800元，由反诉原告覃某1、覃金成、翔鸿公司负担。上述第二、三项，限被告翔鸿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组新证据:一、刘恒智出具的《证明》、刘恒智的《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以证明1、梁博皓欠刘恒智借款本金1700万元的事实；2、覃某1已于2018年9月7日代梁博皓还清所欠刘恒智的借款本金1700万元的事实。二、卢福柱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以证明1、梁博皓欠卢福柱股权转让本金1400万元的事实；2、覃某1已于2018年11月29日代梁博皓还清所欠卢福柱的股权转让款本金1400万元。三、《股东会议决议》、《同意抵押声明书》、《抵押担保合同》、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结清证明》，以证明1、翔鸿公司于2014年5月15日用其高州城南湖塘的土地为茂名市新豪贸易有限公司向原高州市**信用合作联社高城信用社申请贷款4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2、梁博皓按股权比例承担该笔贷款1400万元份额债务；3、覃某1于2016年4月6日代梁博皓还清该笔贷款债务份额1400万元的事实。上述三组证据共同证明覃某1已履行2015年12月8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并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被上诉人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刘恒智并未到庭作证，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查实，该证明与上诉人一审提交刘恒智的证明中的签名存在出入，证明内容亦不一致，上诉人由始至终未能提供刘恒智向梁博皓出借任何款项的客观证据，不能单凭证人证言而认定梁博皓欠刘恒智1700万元。2、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与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一致。两组证据无法证明覃某1向刘恒智、卢福柱其所主张的债务。3、对证据三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只能证明翔鸿公司为新豪公司提供担保，无法证明该笔贷款由覃某1代为清偿。以翔鸿公司转款给新豪公司偿还的，还款资金来源于股东投入及公司收入，并不是某个股东个人偿还。综上，无法证实覃某1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履行代为偿还还款义务，更加无法证明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所约定债务存在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亦提交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签订的《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复印于工商局；以证明梁博皓交股权转让给覃某1，由其代持，梁博皓成为隐名股东。上诉人质证意见：对来源于工商局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主张代持有异议，双方不存在代持关系，转让合同证明双方是自愿去变更登记的。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5年12月7日，梁博皓委托陈秀文与覃某1签订一份《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梁博皓将其持有的翔鸿公司的35%股权以350万元转让给覃某1，并约定梁博皓转让股权后其在翔鸿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转由覃某1承担。陈秀文与覃某1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提交给工商部门备案。庭审中，覃某1表示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真实的股权转让对价以4500万元的合同为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被上诉人梁博皓是否为翔鸿公司的股东。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关于涉案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效力认定及履行等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覃某1受让梁博皓股权的对价有三项共计4500万元，此转让条款是否已实际履行并不影响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审判决认为此条款不符合常理及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观点错误，应予纠正。其次，就该45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来看，刘恒智、卢福柱虽然向法庭出具了相关《证明》，但其未出庭作证，而且其两人没有举证梁博皓欠其债务的债权凭证，覃某1也不能提供其向刘恒智、卢福柱代偿债务的支付凭证；故仅凭《证明》，不能证实该两项股权对价已经履行。另外，翔鸿公司为新豪公司的贷款所提供的担保，也不能证明是由覃某1清偿了该笔贷款债务。所以，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该45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已经实际履行。即是说，梁博皓虽然在2015年将其所有的翔鸿公司35%股权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覃某1名下，但覃某1并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二、覃某1、梁博皓、覃金成、阮杨礼、梁亚明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内部会议纪要》能否确定梁博皓具有翔鸿公司的股东资格。首先，覃某1、覃金成上诉称其是受威逼才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1、从该会议开会时的情况来判断。当时参会人员除了覃某1、覃金成与梁博皓，还有另两名股东阮杨礼和梁亚明，覃某1与覃金成是父子关系，开会地点又在翔鸿公司开发的楼盘之内。在此情况下，发生覃某1、覃金成两人受到梁博皓的威逼而签字、且其他两股东也同意签字的可能性极小，不符合常理。2、覃某1虽然事后就此会议进行报警，但公安机关认为覃某1的报案未符合立案条件。因此，覃某1、覃金成无法证明其受到梁博皓的威逼才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据此，梁博皓、覃金成、阮杨礼、梁亚明、覃某1五人在《内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应当认定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主张《内部会议纪要》是决定对梁博皓之前仍属翔鸿公司股东期间产生的盈利及亏损进行结算、而不是针对现在的股东股权。对此，1、通常，对股东的权益进行结算是发生在其股权转让之前。股东的股权转让之后，其就不再是公司股东，公司的盈亏与其再无关系。且如按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已在2015年付出了4500万元的对价才取得了梁博皓的翔鸿公司股份，则梁博皓不再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在已经付出巨大的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且是近4年之后上诉人还对梁博皓之前的股权收益予以结算、并准备分红，明显有违常理及商业习惯。2、从该会议纪要的内容上看，没有任何能反映出是对之前的股东权益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相反，从当中“若亏损，股东按各自股份比例将亏损金额划入公司账户，以完善公司各项事项”的内容，可以看出各股东是对将来需要承担的股东义务作出了约定。由此，应当认定该内部会议纪要是由其时具有股东资格的股东针对相关股东事项达成的决议，而非对之前的股东权利义务进行清算。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三，从该会议纪要的通篇内容上看，可以明确反映出参加会议人员的股东身份、股权比例、股东的权利义务等系列事项，清晰地表明梁博皓仍为翔鸿公司股份的股东且拥有35%的股权。再从其他参加该内部会议的人员来分析，参加该会议的本案第三人梁亚明，其享有的翔鸿公司股权，是由翔鸿公司的显名股东阮杨礼所代持，即梁亚明是翔鸿公司的隐名股东。由此判断，当时参加该内部会议人员的身份，均系翔鸿公司的股东，不论其是经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或是隐名股东，且各自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也均得到了其余股东的确认。综上，即使梁博皓原持有的翔鸿公司股权已过户登记在覃某1名下，但在覃某1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梁博皓有权要求取回其股权。而且从本案《内部会议纪要》可以证明，梁博皓仍以享有翔鸿公司35%股权的股东身份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翔鸿公司其余全部股东对此也未提出异议，且均在纪要上签名表示认可。因此，梁博皓提出的登记其为翔鸿公司股东的诉请，依法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高州市翔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覃某1、覃金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审判员  赖慧嫦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梁 哲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