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8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芳芳，女，198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委托代理人潘雅楠、黄楼燕,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虎，男，199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代理人赵雷雨，安徽皖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芳芳因与被上诉人付虎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6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付虎、李芳芳经恋爱后，双方于2017年1月25日至27日举行了结婚婚礼，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在此前的2016年8月14日，李芳芳随付虎至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选购商品房，当日晚上21时许，付虎在该公司选定了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商品房而与该公司签订了《定金合同》，合同约定应付定金50000元，付虎当即通过支付宝绑定的邮政储蓄银行先向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定金金额5000元，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向付虎开具了5000元收据；次日即2016年8月15日，付虎、李芳芳至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缴付定金余额45000元，该金额由李芳芳以通过招商银行、广发银行信用卡刷卡支付20000元、25000元交付，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也开具了45000元收据，收据付款人写明“付虎”。2016年11月21日，付虎、李芳芳至杭州宝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前述预定商品房的正式购房合同，但付虎因未在杭州参加社会保险，属于商品房限购政策的被限购人员而无资格购买前述预定的商品房，因此，该商品房转由符合购房政策的李芳芳购买，由李芳芳与杭州宝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正式购房合同即《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中主要约定：李芳芳按揭贷款方式购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商品房，该房屋建筑面积88.37㎡，属毛坯房，房屋总价款1051000元，首付款321000元于2016年11月21日之前支付，余款730000元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合同签订当日的下午15时，先由付虎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卡刷卡支付153000元、10000元，合计163000元，后由李芳芳通过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卡刷卡支付76000元、30000元合计108000元，最后一笔是2000元由付虎通过建设银行卡刷卡支付完毕。至此，包括付虎、李芳芳先前已付定金50000元在内，付虎、李芳芳付清了购房首付款321000元，其中付虎支付了5000元、153000元、10000元、2000元合计170000元，李芳芳支付了45000元、76000元、30000元合计151000元。2016年11月30日，李芳芳以前述所购的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商品房作抵押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办了730000元按揭贷款，清偿了杭州宝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余款730000元；李芳芳对该贷款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归还期限自2016年12月25日起至2046年12月25日止，贷款每月归还一次，贷款利率按实际发放贷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8%计算；李芳芳在该贷款银行开设归还贷款专户，户名“李芳芳”，账号×××67。按揭贷款后，付虎陆续通过支付宝将款项先打入李芳芳支付宝，然后由李芳芳将打入专户账号进行还贷时续至2019年1月。2018年8月17日，李芳芳就前述所的购商品房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证号浙（2018）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108995号，登记权利人为李芳芳。而2019年1月后，付虎、李芳芳因产生矛盾，李芳芳搬离前述所购商品房至外面居住，付虎不再打款给李芳芳以还贷。为此，李芳芳于2019年3月12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浙0110民初5038号｝，要求付虎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后该案因付虎提起本案诉讼而被中止审理。 付虎于2019年9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变更后）：1、依法确认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属于付虎与李芳芳按份共有。2、判令付虎享有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70%份额的财产权利。3、本案诉讼费由李芳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付虎、李芳芳在恋爱期间就购买案涉商品房进行出资，且各自所出的资金并无证据证明属双方共有或属一方所有，李芳芳辩称付虎在购房时出资的170000元，系双方事先说好给李芳芳家的彩礼钱，属李芳芳钱款，归属李芳芳购房出资，因而认为案涉房屋属李芳芳一人出资购买，但经查，付虎、李芳芳所提交的有效证据中，并无相应的证据证实存在事先双方约定彩礼钱为170000元，更无将该170000元彩礼钱转为李芳芳购房款的合意，李芳芳辩称的彩礼钱170000元转为李芳芳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亦与购房在先而举行婚礼在后的前提下，再将彩礼钱转为先前购房款的实际意义不相符，也明显违背常理，况且，李芳芳在（2019）浙0110民初5038号案件中提交的2019年2月28日录音证据、付虎提交的2019年1月1日支付宝上的文字内容，与付虎、李芳芳间转账交易记录，相互印证的付虎实际参与与李芳芳一起偿还按揭贷款的事实不相符。因此，应认定案涉房屋属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并非李芳芳一人出资所购，而就购买出资包括按揭贷款负担的金额、比例等，双方又均无明确约定，因而应以付虎、李芳芳各自的出资金额作为认定享有案涉房屋财产份额权益的依据，具体依据付虎、李芳芳购房各自所出的资金金额，付虎为170000元、李芳芳为151000元，从而酌情确认付虎、李芳芳分别享有案涉房屋52.9595%、47.0405%份额的财产权益。关于李芳芳辩称付虎从未归还过按揭贷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付虎每月转账款项金额，以及双方沟通的微信内容不相符，而且事实上付虎参与还贷的金额大于李芳芳。至于李芳芳辩称付虎属于商品房限购政策的限购人员而不能成为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经查，李芳芳在签订案涉房屋购买合同时，付虎确因未在杭州参加社保而属于商品房限购人员，在商品房按揭贷款以及产权登记上方面应受限制，但这并不影响付虎以自有资金参与商品房购买而享有所购房屋的财产权益。综上，付虎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属于付虎与李芳芳按份共有，付虎享有该房屋52.9595%份额的财产权利。本案案件受理费40元，由付虎负担19元、李芳芳负担21元。付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李芳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付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李芳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案涉房屋部分首付款系通过被上诉人银行卡支付，但该付款记录不足以达到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1、关于定金50000元。原审判决第13页第10-16行被告当即通过支付宝绑定的邮政储蓄银行先向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定金金额5000元，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5000元收据；次日即2016年8月15日，原、被告至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缴付定金余额45000元。该金额由被告以通过招商银行、广发银行信用卡刷卡支付20000元、25000元交付，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也开具了45000元收据，收据付款人写明“付虎”,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8月14日，上诉人看中了案涉房屋但未带银行卡。因销售员孙梁丹称房屋马上就会涨价，故上诉人用被上诉人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5000元。第二天，上诉人马上支付了定金余款4.5万元，但并非同付虎一起缴付的。因第一笔5000元是通过付虎的银行卡支付的，上诉人为避免将来发生误会，特地让销售员出具了一份认购单，内容为“认购昆华玉府5-502房源。成交价1051000。定金5万李芳芳，（落款人）孙梁丹2016.8.14”。原审中，上诉人将认购单原件作为证据提交，被上诉人对认购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据该证据所载内容认定相关事实。由此可以证明，5万元定金均以李芳芳的名义支付且实际购房人只有李芳芳一人。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定金合同》、5000元及45000元《收据》均是复印件，即使开发商确实出具过这些材料，但被上诉人并未持有其中任何一份原件，说明开发商并未实际将案涉房屋卖给被上诉人，故最后收回了上述材料，更加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根本不是实际购房人之一。2、关于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11月21日，付虎、李芳芳至杭州宝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前述预定商品房的正式购房合同，但付虎因未在杭州参加社会保险，属于商品房限购政策的被限购人员而无资格购买前述预定的商品房，因此，该商品房转由符合购房政策的被告购买”，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双方在正式购房合同签订时仍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且双方最终约定房屋仅登记至上诉人名下。但是原审判决第12页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论述时称“并据证据所载内容认定相关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前述证人证词内容与原、被告所举的有效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应予认定有效”等等，均未详细阐述依据哪些证据可以认定上述事实。实际上，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述事实，案涉房屋自始至终都是上诉人一人购买，若确实存在双方共同购买而被上诉人不符合购房资格，双方也完全可以结婚登记以后再签订正式购房合同，这才符合恋爱双方共同出资购房的常理。3、关于首付款。原审判决第14页第4-10行“先由原告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卡刷卡支付153000元、10000元，合计163000元……最后一笔是2000元由原告通过建设银行卡刷卡支付完毕……”,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11月21日，因被上诉人曾同意支付上诉人彩礼钱，故上诉人用被上诉人的银行卡直接刷卡支付了153000元、10000元、2000元，并由上诉人在ＰＯＳ单上签字。后ＰＯＳ单原件均由上诉人持有，故三笔款项均系上诉人支付，而不是被上诉人支付。4、关于房屋按揭贷款。原审判决第14页倒数第1-3行“按揭贷款后，原告陆续通过支付宝将款项先打入被告支付宝，然后由被告将打入专户账号讲行还贷时续至2019年1月”、第15页第3-4行“2019年1月后，原、被告因产生矛盾，被告搬离前述所购商品房至外面居件，并且不再打款给被告以还贷”，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支付宝流水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归还过案涉房屋按揭贷款。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对支付宝流水发表过详细的质证意见，并提交了书面意见供法庭参考，但原审判决仍忽略被上诉人转账的款项与本案无关，直接认定该些款项系被上诉人支付的按揭款，与事实不符，具体如下：（1）2017年1月份开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合计78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合计142571.4元。但原审法院仅考虑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宝转账的情况，完全忽略了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多次转账的情况。（2）双方2017年1月底办理完订婚酒席以后，一起在杭州租房子。平时的水电费、房租、生活用品支出等都是上诉人支出的，所以被上诉人会不定期给上诉人转钱作为生活开支。但是被上诉人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平均也就四五千左右，所以给上诉人转钱的时间并不一定，金额也不一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3）双方是男女朋友，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非常正常，尤其是大部分往来备注了明确的用途，比如“夫人跨年快乐”、“你是最棒的”等等,还有一些转账520、5200、1314等等明显存在特殊的含义,显然不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按揭还款。而且双方经常吵架，被上诉人为了哄上诉人也会经常转钱，但从来没有说是替上诉人还的按揭款。（4）支付宝流水中，如果案涉房屋确实是双方为了结婚共同出资购买，那么上诉人也就不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下列费用，也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系李芳芳一人购买。2018年5月18日、21日，李芳芳分别向付虎转账7000元、12000元，两笔钱是李芳芳用于支付付虎垫付的案涉房屋空调安装费，其中一笔备注“空调”。2018年5月30日，李芳芳向付虎转了3000元备注“工钱”，这笔钱是因为付虎有一次帮李芳芳垫付了一笔装修款（敲墙〕，李芳芳支付宝还给付虎的。2018年8月9日，李芳芳向付虎转账300元并备注“热水器安装”,用于支付付虎垫付的案涉房屋的热水器安装费用。2018年11月17日，李芳芳向付虎支付了1500元并备注“宽带”，用于支付付虎垫付的案涉房屋的宽带安装费用。其次，关于被上诉人具体还贷金额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多次认定被上诉人归还案涉房屋贷款，却未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还贷的具体金额，而后在判决书第16页第7-8行得出“事实上原告参与还贷的金额大于被告”的结论，前后矛盾且没有事实依据。因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支付过房屋按揭贷款，所以不存在“不再打款给被告以还贷”的情形，原审判决未结合本案证据就认定该事实，没有事实依据。（二）关于原审判决中其他事实认定。1、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经恋爱后，双方于2017年1月25日至27日举行了结婚婚礼，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庭审中，不管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称双方分别于25日、27日举行了婚礼，而不是连续三天举办婚礼，只不过上诉人一直认为举办的是订婚婚礼，而被上诉人认为举办的是结婚婚礼，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举办的是结婚婚礼。故原审判决认定婚礼时间错误、认定婚礼性质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8月14日，被告随原告至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选购商品房，当日晚上21时许，原告在该公司选定了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商品房而与该公司签订了《定金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选购案涉商品房时，是上诉人想要买房，所以是被上诉人随上诉人去看房，而不是上诉人随被上诉人去看房；选定案涉房屋的人是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即使开发商与被上诉人确实签订了《定金合同》，但正式购房合同系上诉人与开发商签订且被上诉人未持有《定金合同》原件，故《定金合同》未实际履行系开发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关。原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就认定上述事实，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案涉房屋首付款均以上诉人一人名义支付、正式购房合同由上诉人一人与开发商签订、案涉房屋登记至上诉人一人名下、按揭贷款由上诉人一人归还、案涉房屋的装饰装修由上诉人一人出资、所有购房手续及装饰装修材料原件均由上诉人一人持有并保管，被上诉人仅以部分款项系通过其银行卡支付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以实际购房人之一支付了定金、首付款及按揭款等，均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不告不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原审判决以“案涉房屋属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为由确认双方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中的不告不理原则，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起诉时称“原被告之间是非婚同居关系，案涉房屋是原被告同居期间共同投资购买，属于双方共有财产”,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笫十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依据的是案涉房屋在双方同居期间购买，但原审判决却以“案涉房屋属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为由确认双方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明显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不符。（二）关于本案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判决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时错误分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17万元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所提交的有效证据中，并无相应的证据证实存在事先双方约定彩礼钱为170000元，更无将该170000元彩礼钱转为被告购房款的合意，被告辩称的彩礼钱170000元转为被告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亦与购房在先而举行婚礼在后的前提下，再将彩礼钱转为先前购房款的实际意义不相符”,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17万元系彩礼钱，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上诉人从未认可17万元彩礼钱转为购房款。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量订婚时，被上诉人就称会给上诉人家里彩礼钱，所以上诉人在买房时就直接刷被上诉人卡里的钱用于支付购房款，用这种形式收取了彩礼钱。既然是彩礼钱，该款项就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就有权支配该款项，后直接用于支付购房款，不存在转化的情形。其次，案涉房屋仅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就应当先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本案中，所有ＰＯＳ单（除了第一笔5000元）均是上诉人一人签字，正式购房合同也由上诉人一人签字，所有购房手续原件（包括单、装修票据等）均在上诉人处，仅凭17万元付款记录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那么在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之前，17万元就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对房屋的出资款，上诉人也就不需要对17万元是否为彩礼钱承担举证责任。2、关于被上诉人已归还按揭贷款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况且，被告在（2019）浙0110民初5038号案件中提交的2019年2月28日录音证据、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1日支付宝上的文字内容，与原、被告间转账交易记录，相互印证的原告实际参与与被告一起偿还按揭贷款的事实不相符”、判决认定“关于被告辩称原告从未归还过按揭贷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上诉人每月转账款项金额，以及双方沟通的微信内容不相符，而且事实上上诉人参与还贷的金额大于被上诉人，免除了被上诉人证明其己归还按揭贷款的举证义务，系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不明白原审判决是指哪些证据内容与上诉人参与还贷的事实不相符，既然不相符，原审判决又为何认定被上诉人归还了按揭贷款。（2）上诉人在（2019）浙0110民初5038号一案中提交的录音证据，仅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一直霸占案涉房屋不肯腾退，但没有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共同购房的合意。（3）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不存在任何关于按揭还款的备注，原审判决就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按揭贷款，且认定“事实上原告参与还贷的金额大于被告”，直接免除了被上诉人证明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4）“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1日支付宝上的文字内容”明显备注是车贷，原审判决仍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加以论述，变相要求上诉人对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承担提交反驳证据的义务。3、关于装饰装修证据的认定。上诉人认为，房屋装修系房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在原审中提交了6-7项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由上诉人一人装饰装修。原审判决认为“基于不属于原告诉讼请求范围，故依法不予在本案中认定”,直接导致被上诉人无需对其出资装修房屋承担举证义务。综上，凡是需要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的事实，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就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凡是不需要上诉人举证证明的事实，原审判决反而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系法律适用错误。（三）被上诉人不存在购房资格故不能确认为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之一。《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11】22号第六条规定：“……不能提供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城镇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违反规定购房的，不予办理房地产登记手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影响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八条规定:“实际买受人为规避限购、禁购政策，以他人名义与出卖人订立合同并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后，以其系实际买受人为由，请求确认其为房屋产权人的，不予支持，而调控政策重新调整并准许其取得产权的除外”。本案中，即使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的合意，该合意也仅属于债权范畴，不能当然达到能够确认物权归属的效力，还应考虑被上诉人是否符合确认为案涉房屋权利人的条件等因素。被上诉人至今不符合购房资格故本案不能直接确认其为案涉房屋权利人之一。原审法院以这不影响被上诉人以自有资金参与商品房购买而享有所购房屋的财产权益为由,对上诉人的上述抗辩不予支持，并判决“确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属于原告付虎与被告李芳芳按份共有”，实际上就是故意忽略了被上诉人不符合购房资格的事实，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转化为对物权的确认，即确认付虎系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之一，突破了限购政策规定。（四）关于份额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原审判决依照该规定认定“应以原、被告各自的出资金额作为认定享有案涉房屋财产份额权益的依据，具体依据原、被告购房各自所出的资金金额，原告为170000元、被告为151000元，从而酌情确认原、被告分别享有案涉房屋52.9595%、47.0405%份额的财产权益”，系适用法律错误。既然原审判决认定以“各自的出资金额作为认定享有案涉房屋财产份额权益的依据”也在前文中认定被上诉人归还了按揭贷款，那么出资金额就应当包括首付款、按揭款、装修款的付款金额。但原审判决仅以双方首付款支付比例作为认定份额比例的依据，完全不考虑双方按揭款、装修款的出资金额，明显前后矛盾且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即使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的合意，并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最终以李芳芳一人的名义购买案涉房屋,还有证据证明其在杭州符合购房资格，那么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所占的份额也应按照其实际支付款项占总房款（首付款、按揭款、装修款等总计）的份额予以计算。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李芳芳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付虎辩称：一、关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问题。1、关于定金。一审法院认定的定金支付经过符合客观事实。2016年8月14日，被上诉人通过支付宝支付了5000元定金，次日双方共同前往杭州宝仑房地产有限公司交付定金余款45000元。该事实有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定金合同》、收据、特约客户签购单可以证实。上诉人诉称的“4.5万元并非同付虎一起缴付、被上诉人不是实际购房人”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定金合同》是被上诉人签订的；5000元、45000元的收据也均是被上诉人的名字，这与上诉人主张的自己个人购房相互矛盾，如果是上诉人单独购房，其不可能接受付虎名字的定金收据。对于上诉人所述的其一审证据一中的“认购单”，该证据为个人出具，且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出具背景均无从考证；同时，该证据亦不符合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房地产的正常流程。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定金合同》、收据的证明效力高于上诉人所述的“认购单”。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购房的事实。2、关于签订正式购房合同。由于被上诉人在杭州属于商品房限购政策的被限购人员，因而转由符合购房政策的上诉人签订购房合同，合同签订当天被上诉人先后支付了153000元、10000元首付款，首付款的最后2000元也是由被上诉人支付。该付款行为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实际参与购房的事实，且购房合同的签订系从定金合同延续而来，首付款的支付也是在前期已缴纳定金的基础上继续缴纳。根据被上诉人前期签订《定金合同》支付定金、签订购房合同时缴纳首付款的事实，结合一审时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关于正式购房合同签订的基本事实认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首付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的购房首付款系彩礼钱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没有有效的证据能够证实该主张；其次，按照安徽省的正常风俗习惯，双方应先就彩礼数额进行协商确定，在支付时一般会将介绍人（媒人）请到现场举行简单的酒宴，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介绍人转交给女方或女方父母；同时，女方会象征性的返还一部分彩礼给男方，上诉人所述的彩礼支付方式完全不符合正常的风俗习惯。相反，被上诉人主张的在2016年9月4日在其父母陪同下，至上诉人家中支付彩礼38000元更符合风土人情。至于被上诉人支付首付款，POS单由上诉人签字并持有，是因正式购房合同是以上诉人的名字签订所致，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4、关于按揭贷款。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支付宝流水可以反映被上诉人支付按揭贷款的时间节点；被上诉人在按揭还款期间实际转给上诉人17万余元，即使按照上诉人认可的14万余元，也超过了应付按揭贷款总额。上诉人主张的特殊意义转款客观上是存在的，但该部分款项占据比例较小，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支付按揭贷款的比例高于上诉人。由于按揭贷款的还款账户系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后，款项的实际控制权在于上诉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举证责任应在于上诉人，上诉人如认为被上诉人的转款并非用于偿还房屋按揭贷款，应当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仅主观辩称被上诉人转款系用于生活开支等，抗辩不能成立，亦不能免除其对应的举证义务。对于上诉人转款给被上诉人并备注“空调”、“工钱”等，并非是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而是让被上诉人去办理对应的事项，备注仅是告知被上诉人转账的用途。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不是用于按揭还款，同时，购买生活用品及装修等项目支出，对双方诉争的房屋份额问题无实质性影响，与本案之间也不存在关联性。二、关于适用法律问题。1、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案涉房屋属于双方按份共有，判令被上诉人享有70%份额的财产权利，一审法院在以双方出资情况为基础的前提下做出份额确认的判决，并未超出审理范围。本案房屋系双方在举办结婚仪式之前恋爱期间购买，不属于上诉人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问题意见》所规定的情形，该《意见》系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期间所形成财产等作出的规定，与本案性质不同。2、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支付的定金、首付款17万元系彩礼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参与购房，应从看房、选房、签订《定金合同》、支付定金、签订正式购房合同、支付按揭贷款等整个过程进行综合判断，上诉人仅以正式购房合同系其签订为由否定被上诉人的实际参与购房的事实属于以点概面、断章取义。3、杭州市人民政府的限购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登记行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影响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也是为了配合限购政策的实施所做出的规定，以避免被限购人员变相购房并通过司法途径办理房地产登记的问题。该《意见》中“但调控政策重新调整并准许其取得产权的除外”的规定，明确了该《意见》并未禁止被限购人员可以实际参与购房。而且《物权法》所规定的财产权利与产权登记非同一概念，一审法院就本案财产权益做出确认并无不当，与限购政策亦不存在冲突。4、关于份额比例。2016年11月21日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并付清首付款，2016年12月25日开始支付按揭贷款，其中2016年11月2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9000元，备注“房子转账”，可以认定该转款系用于偿还银行按揭，直至2018年12月份均是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偿还按揭贷款。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数额，即使按照上诉人认可的14万余元，扣除特殊意义的转款，也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支付了80%左右按揭贷款的事实；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基本系用于物品采购和装修等，与偿还银行按揭之间均无直接关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以签订正式购房时双方的投入比例确认财产份额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付虎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约主体为李芳芳，且不动产权证也登记为李芳芳一人，但从付虎提交的定金合同、定金收据可以反映付虎参与了共同购房，从转账凭证可以反映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付虎也实际支付了部分购房首付款，结合付虎提交的录音证据、2019年1月1日支付宝上的文字内容、转账交易记录可以相互印证反映付虎实际参与偿还按揭贷款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购买案涉房屋属于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李芳芳认为双方不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合意，案涉房屋系其一人购买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在双方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双方的出资额作为认定相应案涉房屋财产权益份额的依据，酌情确定付虎享有案涉房屋财产权益份额比例，并无不当之处。李芳芳上诉认为付虎出资的170000元系彩礼钱。在无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事先约定彩礼钱转为李芳芳购房款的合意的情况下，如果付虎将彩礼钱直接支付给开发商，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李芳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李芳芳上诉提出按揭贷款均由其支付，应当计算入李芳芳的出资比例中。该上诉理由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李芳芳上诉提出计算出资比例时应将其投入的房屋装修款项计入的理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李芳芳在签订案涉房屋购买合同时，付虎确因未在杭州参加社保而属于商品房限购人员，在商品房按揭贷款以及产权登记上方面应受限制，但这并不影响付虎以自有资金参与商品房购买而享有所购房屋的财产权益，原审判决的内容不会产生物权归属的变动，也不会与政府房产调控政策相悖，故李芳芳上诉提出原审判决物权归属变动从而与政府房产调控政策相冲突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芳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