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2617号原告：刘某某，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炜斌，上海翊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结根，上海翊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秦其明，某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添。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香琴。原告刘某某诉被告某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炜斌、陈结根，被告某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谢添、施香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在2018年9月1日－2018年9月3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1年10月起在某1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工作，工作地点是本市银城中路XXX号太平金融大厦。2018年9月1日起被告接手该大厦的安保业务，原告的劳动关系也随之转入被告，并与被告签署劳动合同，被告以合同需要盖章为由，未将合同交予原告。2018年9月3日(被告处上班第一天)，原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左胫平台骨折，肇事方已向原告赔付部分费用。原告为此联系被告要求申报工伤，但被告予以拒绝。故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某某公司辩称，确认原告曾在某1公司工作，确认被告自2018年9月1日起接替某1公司接管太平金融大厦安保项目，但原告并未入职被告。公司对原某1公司的安保人员，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并经被告挑选后才可留用，而原告年龄偏大，故原告不在被告的挑选范围内。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于2011年8月入职某1公司，后担任位于本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XXX号太平金融大厦的车库操作工。2018年8月下旬，原告向某1公司递交“辞职申请单”，载明：现场名称“太平金融”，辞职原因“因现场需要，故提出离职”。2018年9月1日起，被告接替某1公司负责太平金融大厦的安保业务。2018年9月3日20时08分，原告在本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季景北路西街口行走时与驾驶非机动车的肇事者吕少云发生碰撞。随即，原告在吕少云的陪同下至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就医，经X光诊断为左胫骨平台骨折，并入院治疗至9月21日。2018年9月4日上午，案外人刘某某(系原告在某1公司的同事，2018年9月1日起继续留在被告任处经理助理)前往医院探视原告，后与吕少云共同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桥派出所报案。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在查看事发监控录像后，至医院向原告(乙方)与吕少云(甲方)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甲方由北向南通行，驾驶中手中持物(看手机分心)，乙方静止站立，事故造成乙方轻微受伤；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不承担责任。2018年9月21日，原告与吕少云达成“后续治疗费用协议”：经双方共同协商，吕少云向刘某某支付人民币28,000元，其中包括后续手术费用12,000元、生活及相关费用3,000元、工资补偿9,000元以及其他康复治疗费用4,000元；此协议一式两份，如有后续另外发生的费用均由刘某某自行承担。此前，吕少云已为原告支付部分住院医疗费。经查，太平金融大厦的物业业务由仲量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量物业公司)承包。被告处的“某某驻太平洋工作考勤表”显示，刘某某在2018年9月3日至9月7日的每天工作时间均为9小时。另查，原告在2018年9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时，租住本市浦东新区高桥镇砖桥街XXX号XXX室(忆善城市公寓)，与事故发生地步行时间为5分钟左右，与太平金融大厦的往来公共交通时间在1小时－1.5小时之间。又查，某1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费用至2018年6月，上海某1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某1公司关联企业)为原告缴纳了2018年7月、8月的社保费，此后原告未有社保费用缴纳记录。刘某某(申请人)在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确认劳动关系一案后，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某1公司(被申请人)在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会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裁决[虹劳人仲(2019)办字第1729号]：对申请人刘某某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虹口仲裁庭审理中，某1公司认为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8月31日终结，提供由原告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日的“辞职申请单”。原告确认该申请单系其书写辞职理由并签署后在2018年8月底交于某1公司，但日期、现场负责人等并非其所署。本案审理中，原告提供“辞职申请单”，以证实2018年9月1日起与自己存在劳动关系的系被告。就向虹口仲裁委申请仲裁一节，原告称，之所以在与被告仲裁后又向某1公司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是因为当时事实不明朗，其希望有一个单位可以确认到劳动关系，所以没理由找理由；同时也希望通过仲裁庭审，让某1公司提供相关证据。被告则表示，原告直到2019年4月时才到某1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之前根本没有辞职。就某1公司留用人员标准,仲裁庭审理中,被告表示系从年龄35周岁以下自愿留下的人员中挑选；本案审理中，被告起先作出与仲裁庭同样的表述，后在本院要求被告提供某1公司留用员工的劳动合同后，遂将标准更正为“35周岁以上男性身体健康、形象较好、有特殊岗位操作证的，经公司挑选可以留用”。审理中，被告表示，太平金融大厦地下车库操作工的作息为做五休二，每天工作11小时(7：30－18：30)，双休日休息。审理中，原告前往上海市烟波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调取其所持有的该司下属“烟波亭”餐厅太平金融大厦店的两张就餐卡(卡号分别为TXXXXXXXXXXX及TXXXXXXXXXXX)的就餐记录，显示：TXXXXXXXXXXX就餐卡于2018年9月3日上午10时57分存在一笔20元的餐费支出；就餐卡在2018年8月4日、8月5日、8月12日、8月13日、8月19日、8月20日、8月26日、8月27日、9月1日、9月2日无消费记录。原告称，尽管其年龄较大，但仲量物业公司在被告接盘前曾向被告要求继续留用原告，故被告继续留用其担任车库操作工；延续在某1公司“做五休二、双休日休息”的作息，2018年9月3日为其在被告处(太平金融大厦)的第一个工作日；其共持有两张“烟波亭”餐厅太平金融大厦店(太平金融大厦2楼)的就餐卡(其中一张为前同事离职时赠与)，2018年9月3日午休时的就餐记录可以证实当天其在被告处工作。对此被告表示，就餐卡并非公司购买，任何人都可以去“烟波亭”吃饭；原告为某1公司工作时就在“烟波亭”吃饭，可能当天就继续在那里吃饭，去吃饭不表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审理中，原告提供其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炜斌与刘某某的电话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录音内容：季“刘某某出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任什么职务”，刘“助理”；季“那你是去了交警队一趟，是吧”，刘“那是帮忙”；季“你怎么帮刘某某的”，刘“他腿受伤了，不能行动，我在医院帮他挂号”；季“你上班时间有空去看他吗”，刘“其实我跟他关系不错，出事了公司没人去管他”；季“你是业余时间还是请假去帮他的”，刘“上班时间，于情于理我都要去的，公司总归也要派人去的”；季“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刘“某某”；季“是前面公司叫某某，还是后面的公司叫某某”，刘“后面的，入职三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被告确认录音中的人系刘某某，但表示公司从未委派刘某某去医院探视原告。庭审中，为证实其与被告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出示带有“某某”标识的保安制服两套，称，之所以在法院庭审中才出示制服，是因为仲裁时原告未聘请律师、无人指点。被告认可原告出示的制服系公司的着装，但不确认该制服属于原告，认为存在属于原某1公司留用员工的可能；2018年9月3日时制服并未做好，即使有制服，也是一定会配同工号牌一同向员工发放的。对此原告表示，因其2018年9月3日刚入职，故工号牌尚未发放。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表示，原告曾在2018年8月下旬与被告签订了自2018年9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但被告以需盖章、之后返还为由将合同拿走。关于被告处的对接人员，原告代理人致电询问原告，原告答复：当时被告处负责与某1公司留用人员签订合同的就是被告的人事“施阿姨”(暨被告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施香琴)。被告否认曾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表示：施香琴入职被告后一直担任人事，其之前从未在某1公司工作过，故并不认识原告，原告知道施是因为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她。刘某某(申请人)于2019年7月23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某某公司(被申请人)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会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裁决[黄劳人仲(2019)办字第1763号]：对申请人刘某某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在2018年9月1日至9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表示9月1日及9月2日(周六、周日)系休息日，9月3日为其在被告处的第一天工作日。被告确认车库操作工岗位确系周六、周日休息，但认为公司并未与原告建立起劳动关系。基于原告原先在某1公司的岗位即太平金融大厦车库操作工的情况，双方实质的争议焦点在于2018年9月3日原告是否到被告处进行了工作，现就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的反驳意见分析如下。首先，从原告提供的“辞职申请单”看，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自2011年8月即已入职某1公司，至2018年8月底在该司已有8年余的工作年限。依照常理，在某1公司未安排好原告在他公司就职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原告会放弃在某1公司的相关离职补偿利益，直接提交辞呈。同时，申请单的出具日期(无论是原告在虹口仲裁委时自称的2018年8月底、还是书写载明的2018年9月1日)以及上载的“因现场需要”的文字，也与2018年9月1日起被告替代某1公司接手太平金融大厦安保项目的事实相契合。被告认为原告自2019年4月才从某1公司处离职，这与某1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至2018年8月的事实并不相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原告在黄浦仲裁裁决后又向虹口仲裁确认与某1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原告表示是希望通过仲裁让某1公司提供相关证据，而事实上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辞职申请单”也的确是源自某1公司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希望有一个单位能确认到劳动关系”的心情可以理解。虽然原告向两仲裁委提出相互矛盾仲裁申请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原告陈述的申请虹口仲裁的理由符合常人逻辑，本院对该述予以确认。其次，从原告2018年9月3日当天的行动轨迹看。由原告提供的“烟波亭”餐厅就餐记录可以证明9月3日中午原告在太平金融大厦2楼的“烟波亭”餐厅用餐，此举与其以往在某1公司工作期间于午餐时分至“烟波亭”餐厅就餐的事实一致。虽然被告表示原告在该处用餐不代表原告在太平金融大厦为被告工作，但如果9月3日原告没有必须前往餐厅附近的事由，为何当天中午要在距住所地近20公里的该餐厅用餐？另外，原告系于9月3日晚上20：08在住所地附近遭受交通事故，而这与被告所称的车库操作工下班时间为18：30以及太平金融大厦至事发地1－1.5小时的车程时间相吻合。再次，关于2018年9月4日上午时任被告太平金融大厦安保项目经理助理的刘某某前往医院探视原告一节，刘某某在被告确认真实性的电话录音表示，其探视行为是代表了被告；虽然被告对此表示否认，但结合刘某某的职务、探视时间以及“某某驻太平洋工作考勤表”显示的9月4日当天刘某某考勤无异常的情况，本院认定刘某某在工作时间探视原告系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最后，原告表示其通过被告人事“施阿姨”与被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全公司人都认识施，但既然被告主张原告未曾入职公司，那原告又是如何认识施的呢？且从仲裁和法院的庭审出庭人员来看，仲裁时被告(被申请人)并未委托施香琴出庭，而本案庭审时原告亦因故未参加庭审，从原被告发生劳动争议后，原告与施香琴并无交集。在此情形下，原告在本案庭审时，经代理人电话询问后告知被告处负责签订劳动合同事宜的系人事“施阿姨”，如原告未与施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何以知晓施的存在及身份？至于被告称原告不符合留用人员条件一节，某1公司员工留用的条件均为被告口述，并无任何证据予以印证，事实上被告已经留用了某1公司的部分人员，且被告对此节的表述前后并不一致，结合有多名某1公司员工留用于被告的事实，本院对被告的所述不予确认。此外，原告提供的两套制服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其入职被告的事实。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分别证实了原告并无放弃工龄利益从某1公司辞职的理由、2018年9月3日中午在太平金融大厦用餐、9月3日晚上在符合车库操作工正常下班时间及公交车程的地点受伤、9月4日被告的经理助理探视原告伤情、原告认识被告处的人事，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被告仅仅一味否认，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证据，故本院综合认定原告在2018年9月3日前往太平金融大厦为被告进行了工作。鉴于原告主张被告接盘后其从事与某1公司时相同的车库操作工岗位具有一定合理性，而被告表示该岗位系周六、周日休息，因此，本院确认原被告在2018年9月1日－9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刘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在2018年9月1日－2018年9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被告某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靖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夏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