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1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葛家乡。法定代表人：柳高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庭，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芳平，男，1969年7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求坚，湖南华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长沙伟嘉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廖国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艳，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涟源市三鑫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涟源市。法定代表人：王正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简称新康畜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芳平及原审被告长沙伟嘉饲料有限公司（简称长沙伟嘉公司）、涟源市三鑫农牧有限公司（简称三鑫农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20）湘1382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庭、被上诉人吴芳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求坚、原审被告长沙伟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艳、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正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康畜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20）湘1382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三鑫农牧公司是养殖场成本托管合同关系，只负责三鑫农牧公司养殖场内猪只的生产管理，猪只的买卖是基于栏舍情况与三鑫农牧公司确定是否出卖来确定的，猪只的所有权人是三鑫农牧公司。在与三鑫农牧公司成本托管期间，上诉人只负责成本管理不享有利益分享，在猪只出栏后只是按合同的约定收回成本。上诉人派驻的技术负责人方勇是以基本成本托管合同身份对养殖场进行管理，对养殖场内的事务最终决策仍然是按与三鑫农牧公司的合同约定的生产管理要求来执行。2．上诉人虽然参与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仔猪买卖，但在仔猪交付前的检疫程序应当是由三鑫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共同完成，与上诉人无关，原因是三鑫农牧公司是交易生猪养殖场的畜主，只有三鑫农牧公司才有权对生猪送检完成检疫。3．上诉人认为，未提供合法有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非构成仔猪疾病的直接原因，即被上诉人购买的生猪发生疫情与未经检疫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4．最终交付了未提供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是被上诉人吴芳平提出要求的真实意愿，其后果也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上诉人技术负责人方勇提出过仔猪需要经过检疫后才能出栏，是被上诉人提议不需要开检疫票，并承诺查到的后果自负。因此仔猪买卖合同的成立并完成交付，其完成的原因与后果均与被上诉人息息相关，且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5．一审判决上诉人需与三鑫农牧公司共同返还仔猪货款976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货款最终分配至上诉人，是上诉人执行与三鑫农牧公司的成本托管合同的约定结算仔猪出卖的成本款项，是与三鑫农牧公司基于合同关系发生的业务往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三鑫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仔猪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溯及上诉人，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共同返还仔猪货款的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吴芳平辩称：1．被答辩人新康畜牧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共同出卖人，原审认定事实上是完全正确的。被答辩人新康畜牧与三鑫农牧在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猪场合作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甲方对乙方猪场所有生产经营工作全面负责，在该阶段范围乙方没有直接管理的权利……”，足以说明被答辩人新康畜牧是实际生产经营者；同时，答辩人购买猪仔一直是与被答辩人新康畜牧委派工作人员、驻场场长方勇联系，同时，所购仔猪款也是被答辩人新康畜牧公司收取，被答辩人上诉称“与三鑫农牧公司的成本托管合同的约定结算仔猪出卖的成本款项”并不能对抗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三鑫农牧之间的利润分配，且对外买卖仔猪业务主要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只是协助被答辩人办理仔猪检疫证，同时，涟源市畜牧水产局对被答辩人、答辩人及三鑫农牧等作出了湘涟（动监）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已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审认定被答辩人新康畜牧是买卖合同主体是完全正确的。2．答辩人没有要求被答辩人提供检疫证明并不影响被答辩人赔偿损失的义务。被答辩人出卖的是生猪，不是普通商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42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运输动物产品的，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第25条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四）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被答辩人作为出卖人出售生猪提供检疫证明是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要求，不能因为答辩人提出不要检疫而免除法定义务，何况被答辩人提供的仔猪在出售前就有部分生猪早已染上非洲猪瘟，被答辩人有隐瞒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行为，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自行承担责任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是于法有据的。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长沙伟嘉公司辩称，其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服从一审判决。三鑫农牧公司辩称，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其没有参与本案仔猪的买卖和收款。吴芳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吴芳平购买猪仔货款97600元，并赔偿猪场租金30000元，共计127600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4日，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与被告三鑫农牧公司签订《猪场合作合同》，合同约定：三鑫农牧公司将其位于涟源市的猪场自母猪至育肥阶段整体交给新康畜牧公司托管，托管期限自2017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30日，共计40个月；新康畜牧公司对猪场所有生产经营工作全面负责，在该阶段范围三鑫农牧公司没有直接管理权利，包括人员管理、生产调度以及疾病防控监控等。没有新康畜牧公司人员陪同情况下三鑫农牧公司任何人不得进入新康畜牧公司责任区域；新康畜牧公司生产的合格猪只（病、弱猪等无饲养价值仔猪不计），三鑫农牧公司必须无条件全部回购；为确保育肥段满负荷生产，新康畜牧公司有权根据栏舍情况决定育肥猪饲养数量，三鑫农牧公司无权决定仔猪出售或自养，三鑫农牧公司必须无条件配合新康畜牧公司的生产计划；新康畜牧公司承包阶段之饲料、兽药、疫苗、人工、水电费及低值易耗品全部由新康畜牧公司负责采购，并承担相关费用。其他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扩建费用、猪舍维修费、电力设施购置及大修费用等由三鑫农牧公司承担。合同签订后，新康畜牧公司开始管理合同中约定的猪场，派驻了公司职工方勇担任该猪场的技术负责人。2019年6月15日，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与被告三鑫农牧公司签订《新康与三鑫的猪场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每卖一批猪新康畜牧公司成本回到公司账号，结余三鑫农牧公司利润部分，70％作为新康欠款回款，其余30％金额留给三鑫农牧公司。2019年8月，原告吴芳平租赁了案外人邱小平位于涟源市的养牛场，准备用于养猪，并向从事生猪经纪工作的案外人梁俊杰打听了购买仔猪的信息。9月2日，梁俊杰带原告吴芳平与涟源市曲溪村养猪场的技术负责人方勇洽谈购买仔猪事宜，并达成了由原告吴芳平以每头800元的价格购买122头仔猪的购买意向。原告吴芳平原定于次日前往猪场装运仔猪，猪场负责人方勇表示仔猪需经检疫后才能出栏，原告吴芳平提议能否不开检疫票，并承诺从七星街镇到湄江镇路途不远，如遇设卡检查后果自负。后经原告吴芳平与方勇协商，安排猪场工作人员张战宇、朱修群对该批仔猪采集了6个血样，由原告吴芳平将血样送到长沙爱科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非洲猪瘟检测，该公司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未出具检测报告。期间，经纪人梁俊杰就购买仔猪事宜与三鑫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正军进行了联系。9月4日，方勇安排猪场工作人员将122头仔猪转运至指定地点交付给原告吴芳平，再由原告吴芳平雇请案外人龙开芬驾驶车牌号为湘Ａ×××××的货车将该122头未经检疫的仔猪运回到涟源市的养牛场养殖。原告吴芳平向猪场工作人员张战宇支付了现金猪款97600元，方勇、梁俊杰按每头仔猪50元的价格从中收取了共计6100元的费用。2019年9月13日的《三鑫场仔猪出猪统计表》显示，被告三鑫农牧公司、新康畜牧公司按750元每头的价格就该122头仔猪的销售款91500元进行了分配，三鑫农牧公司收款39616元，新康畜牧公司收款51240元，并备注三鑫农牧公司扣装车费、转车费644元。该统计表上“三鑫经手人”处有王正军签名、“新康经手人”处有方勇签名。9月5日，原告吴芳平的猪场死亡仔猪三头。当天下午，原告吴芳平自行采集了10个仔猪血样送到涟源市畜牧水产局检测中心进行非洲猪瘟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9月6日，原告吴芳平的猪场又死亡仔猪三头，当日其向涟源市湄江镇防疫站报告了仔猪死亡的情况。2019年9月6日，涟源市畜牧水产局作出《非洲猪瘟防控期间生猪违规调运无害化处理决定书》，以原告吴芳平在非洲猪瘟防控期间违规调运生猪为由，对吴芳平违规调运的116头存栏生猪予以无害化处理。2019年10月29日，涟源市畜牧水产局作出湘涟（动监）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通过经纪人梁俊杰中介，将122头未经检疫的仔猪出售给湄江镇迎宾村吴芳平猪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之规定，故按违法货值97600元的百分之二十对上述四个当事人共处罚款19500元，其中对新康畜牧公司罚款6800元、对三鑫农牧公司罚款7000元、对吴芳平、梁俊杰分别罚款4500元、1200元。另查明，2019年8月，曲溪村养猪场母猪出现流产和死亡现象，8月3日至9日期间，经四次血样检测结果显示，部分存在非洲猪瘟阳性。后该猪场对血检呈阳性的母猪放场边化厂池处置，血检呈阴性的予以淘汰销售。被告新康畜牧公司系被告长沙伟嘉公司的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新康畜牧公司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二、案涉仔猪买卖合同的出卖方是谁；三、案涉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是否应当共同返还原告吴芳平仔猪货款97600元，并赔偿猪场租金30000元。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中，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新康畜牧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同时，原告吴芳平要求被告承担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明确具体，故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新康畜牧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故对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新康畜牧公司提出的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吴芳平采购案涉仔猪没有与出卖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而是口头协议，虽然被告三鑫农牧公司、新康畜牧公司均否认自己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原告吴芳平所购买的仔猪来自被告三鑫农牧公司与新康畜牧公司合作经营的猪场，两被告签订的《猪场合作合同》能够证明各自在经营该猪场时的权利、义务，原告吴芳平支付的货款两被告按照约定进行了分配，而该猪场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被告应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共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故对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提出的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是该猪场的合作方，虽然被告新康畜牧公司是长沙伟嘉公司的子公司，但两个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对被告长沙伟嘉公司提出不是合同相对方的辩解意见，法院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被告新康畜牧公司驻曲溪村猪场技术负责人方勇在向原告吴芳平出售仔猪时，曾提出了检疫要求，后因原告吴芳平提出无需检疫未果。前述事实表明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并非明知仔猪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而故意隐瞒实情向原告吴芳平出售。原告吴芳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具有欺诈的故意且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并因该欺诈行为导致原告吴芳平限于错误判断进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即便两被告之行为构成欺诈，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是赋予原告以撤销权，而不是认定合同无效，故对原告吴芳平认为两被告实施欺诈行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观点，法院不予采纳。其次，《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本案中，案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生猪，生猪并非法律法规禁止流通、限制流通的标的物，经检疫合格后可以进行交易。虽然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未对出售的仔猪进行检疫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关于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之规定，但该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当视为对合同履行行为具有约束力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故被告新康畜牧公司、三鑫农牧公司出售未经检疫的生猪虽违反了前述规定，但并不必然导致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涟源市三鑫农牧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吴芳平货款97600元；二、驳回原告吴芳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52元，减半收取1426元，由原告吴芳平负担275元，由被告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涟源市三鑫农牧有限公司负担1151元。二审审理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吴芳平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和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共同返还仔猪货款97600元是否成立。关于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吴芳平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经查，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自2017年2月14日起系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开办的涟源市养猪场自母猪至育肥阶段整体托管商，双方签订《猪场合作合同》和《新康与三鑫的猪场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吴芳平于2019年9月2日经中介经纪人介绍与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派驻在涟源市养猪场的技术负责人方勇洽谈购买仔猪事宜，并达成了由被上诉人吴芳平以每头800元的价格购买122头仔猪的购买意向。在此期间，中介经纪人亦就购买仔猪事宜与三鑫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正军进行了联系。同年9月4日，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派驻养猪场的技术负责人方勇安排工作人员将122头仔猪转运至指定地点交付给被上诉人吴芳平，吴芳平向养猪场工作人员张战宇支付了现金货款97600元，由此证明被上诉人吴芳平与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及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吴芳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与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共同返还猪仔货款97600元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的；（二）疫区内易感染的；（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四）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和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交付未依法检疫合格的仔猪给被上诉人吴芳平，导致被涟源市畜牧水产局予以无害化处理，并被该局作出湘涟（动监）罚（2019）9号行政处罚决定，按违法货值97600元处以相应的罚款的后果。故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和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共同返还吴芳平货款97600元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吴芳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虽提议并同意不开检疫票，但不能免除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和原审被告三鑫农牧公司应当开具检疫票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新康畜牧公司认为案涉损失均应由被上诉人吴芳平自负，其对返还案涉仔猪货款97600元没有法定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0元，由上诉人湖南新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国保审判员  李云霞审判员  周 怡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谢 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