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2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七星街道七星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陆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先，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吕玉丽，女，197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俞志方，男，197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原审第三人：王相军，男，197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原审第三人：陈伟江，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上诉人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昌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吕玉丽、第三人俞志方、王相军、陈伟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上诉人新昌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先、被上诉人吕玉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原审第三人王相军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昌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吕玉丽的诉讼请求；3、准许强制执行原审第三人王相军在位于新昌县××街道××幢××号××层××号车棚的财产份额；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吕玉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论述部分偏离本案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离婚协议本身的效力，而应是吕玉丽与王相军在离婚协议中对王相军的财产份额处分是否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具体分述如下：1、吕玉丽与王相军在离婚协议中对王相军的财产份额处分未经上诉人同意，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2、案涉房屋至今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变更到吕玉丽名下更无从谈起，王相军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分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3、王相军在担保期间将自己的份额无偿转让给吕玉丽，属于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已不属于王相军的责任财产显属错误。从物权变更来看，王相军的产权份额尚未变更至吕玉丽名下，实际上案涉房屋并未首次登记，变更登记更无从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离婚协议签订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浙（2017）新昌县不动产证明第0003037号的预告登记证书的权利人均未发生变化，王相军仍是案涉房屋的共有人。既然案涉房屋王相军的份额属于责任财产，在王相军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债权人要求对王相军的财产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于法有据，案涉房屋王相军的份额应纳入强制执行的范围。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债权请求权和物上请求权。物权固然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但案涉房屋至今未经首次不动产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案涉房屋因未办理首次登记，吕玉丽、王相军二人对案涉房屋尚不享有物权，仅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债权。退一步，即使办理了不动产首次登记，吕玉丽对涉案房屋也仅享有过户请求权，在法律性质上仍属债权，而非物权，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对此给予特殊保护。吕玉丽、王相军两人对房屋买卖合同项下债权及吕玉丽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过户请求权，相较于上诉人的债权请求权，在性质和内容上均不具有优先性，不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吕玉丽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离婚协议签订的合法有效性是本案重点。被上诉人对标的房屋的居住权大于上诉人的普通债权。本案因查封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办理登记手续，案涉房屋已经是吕玉丽财产而非王相军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相军述称：一开始是俞志方贷款，我为其侄俞伟提供担保，对方向我出具了借条。当时他们承诺会办好，但后来我知道信贷员董涛和俞伟串通放高利贷。该笔款项2016年已经贷出，2017年5月23日骗取我担保，他们是以贷还贷。离婚是因为夫妻关系难以维系。案涉房产归吕玉丽单独所有的原因是买房时首付大部分由吕玉丽父亲所出。 新昌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不得对新昌县××街道××幢××层××号车棚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2日吕玉丽、王相军与浙江金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以751455元的价格购买坐落于新昌县××街道××幢××房产及其Ｐ6-33号地下二层车棚。首付房款381455元，剩余房款370000元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同年3月15日，双方办理了权利人为王相军、吕玉丽的权证号为浙（2017）新昌县不动产证明第0003037号的预告登记证书。2017年6月1日，吕玉丽与王相军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由吕玉丽抚养，王相军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坐落于新昌县××街道××幢××房产及其地下二层车棚Ｐ6-33号归原告吕玉丽所有。2017年5月23日，新昌农商行与俞志方、王相军、陈伟江签订了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一份。俞志方借款，王相军、陈伟江提供担保，借款额度为249000元，期限从2017年5月23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因俞志方、王相军、陈伟江未履行还款义务，新昌农商行于2018年8月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同月28日，该院作出（2018）浙0624民初4127号民事判决：一、俞志方返还新昌农商行借款本金249000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自2018年3月21日起的相应利息、罚息及复息；二、王相军、陈伟江对上述款项承担违约清偿责任。2019年2月18日，新昌农商行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月22日，该院作出（2019）浙0624执3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预查封王相军预售的坐落于新昌县××街道××幢××预售房产及其地下二层车棚Ｐ6-33预售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吕玉丽在新昌农商行与俞志方、王相军和陈伟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执行中，对执行标的（讼争房产）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理由为借款合同纠纷发生之前讼争房产已在离婚协议中作为其与王相军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并归其所有。因此，原告吕玉丽对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关于本案法律应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未必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基于案件实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异议请求的判断。二、关于吕玉丽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王相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吕玉丽与王相军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俞志方向新昌农商行借款，王相军、陈伟江提供担保时间为2017年5月，根据生效判决本院对讼争房产执行查封的时间为2019年2月，此时讼争房产预告登记在吕玉丽与王相军名下。吕玉丽与王相军两人于2017年6月1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讼争房产归吕玉丽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吕玉丽与王相军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由于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2017年6月）在先，法院对讼争房产执行查封（2019年2月）在后，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吕玉丽与王相军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亦属有效。（二）案涉房屋已不属于王相军的责任财产，不应纳入强制执行的范围。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责任财产为限，如果有证据证明拟执行标的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标的执行。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及权利的总和。民事主体以责任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用其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偿付债务。（三）吕玉丽根据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享有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吕玉丽所享有的权利在内容和效力上已经超过新昌农商行享有的普通金钱债权，在没有证据证明吕玉丽的请求权的取得有瑕疵或存在违法性问题的情况下，应优先于新昌农商行的普通金钱债权予以的保护。（四）涉案房屋对吕玉丽及子女具有居住保障功能，相对于新昌农商行的普通金钱债权，吕玉丽生存权在伦理上具有优先保护的价值和意义。综上，吕玉丽对本案讼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排除对本案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不得执行新昌县××街道××幢××号××层××号车棚。案件受理费5127元，由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被上诉人吕玉丽提交入伙通知一份，用以证明案涉房屋已于2018年12月31日交付。上诉人新昌农商行认为真实性无法确定，第三人王相军对该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浙江金城控股有限公司、新昌广诚物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向王相军、吕玉丽发出入伙通知，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另查明，2018年12月29日，浙江金城控股有限公司、新昌广诚物业有限公司向王相军、吕玉丽发出了入伙通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吕玉丽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评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吕玉丽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个人贷款扣款回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吕玉丽通过离婚协议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利，案涉房屋的贷款一直系吕玉丽偿还，吕玉丽对案涉房屋享有过户请求权。新昌农商行对原审第三人王相军因生效判决享有一般金钱债权，两者均为平等债权范畴，何种权益应予优先保护，应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即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吕玉丽与王相军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该离婚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客观真实性。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分割尚属合理。从权利内容看，吕玉丽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登记的权利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而新昌农商行对王相军的金钱债权系基于担保关系产生，其债权的实现以俞志方、王相军、陈伟江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从权利形成时间看，离婚协议签订在先，生效判决形成在后。虽然王相军承诺担保的时间（2017年5月23日）早于双方协议离婚时间（2017年6月1日），但两者相隔时间不长，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之情形。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影响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金钱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因素，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另外，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吕玉丽对未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存在明显过错。原审认为吕玉丽对本案讼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排除对本案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7元，由上诉人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普庆 审 判 员 王常山 审 判 员 王红琴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卓佳 书 记 员 马 臻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