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3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韦伟俊，男，汉族，1983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云、佘南然，均为广东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洪屋涡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77077368G。法定代表人：杨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强、刘惠米，均为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韦伟俊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3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8）粤民申127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韦伟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云、被申请人绿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强、刘惠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伟俊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认定涉案纠纷为韦伟俊与绿洲公司之间的内部合同纠纷、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3民终1915号民事判决所要解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错误。从合同性质的分类来看，并无内部合同和外部合同之分，法律上也没有对内部合同、外部合同相应的定义。尽管案由不同，但基本的事实是韦伟俊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基于韦伟俊是职务行为这一基本事实，本案中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二审判决有关“内部合同纠纷”、“按合同纠纷处理原则进行处理”的认定背离了事实，于法不符。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案应当依照韦伟俊行为系职务行为且基础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这一事实适用相关法律。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企业法人承担，双方签订的《垫资购车协议书》第六条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看出，绿洲公司职务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其要求韦伟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双方签订的《垫资购车协议书》第六条有约定，但该约定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也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垫资购车协议书》第六条属无效条款。三、违反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如按二审判决成立，那么公司就可以通过所谓“内部合同”的形式将公司本应依法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如果任何职务行为导致的损失都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由员工承担，岂非意味着公司在任何时候都将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显然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绿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绿洲公司辩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绿洲公司向韦伟俊主张权利依据的是双方基于平等协商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垫资购车协议书》。（一）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首先，绿洲公司从未否认与韦伟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该协议并非针对双方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而是基于绿洲公司为韦伟俊垫资购买车辆，给付韦伟俊使用及管理等事宜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该份协议书是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经双方充分的协商、考虑而签订，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约束，不能因签订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就机械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评价其效力。其次，该协议并未免除绿洲公司的义务而排除韦伟俊的权利。在签订协议后，绿洲公司已经将该车辆交付韦伟俊使用。绿洲公司只保留了对该车辆的所有权且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承担了基本的保险费及车船使用税，作为车辆实际控制人的韦伟俊已经享有了对该车辆的运行利益。在双方平等协商且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绿洲公司已经承担了协议中应履行的义务，那么韦伟俊也应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二）协议的签订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该协议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任一情形，绿洲公司不存在以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手段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而从韦伟俊的主张来看，其是针对协议第六条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而该情形只是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韦伟俊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一年行使其撤销权，否则撤销权消灭。而本协议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即使该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至今早已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限，该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二、韦伟俊开车返回单位报到开会的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韦伟俊开车回单位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款对“从事雇佣活动”进行的解释，即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或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因此要认定劳动者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其行为应该在雇主的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韦伟俊的职务是业务员并非司机，韦伟俊开车回公司的行为并非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也非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该案韦伟俊收到绿洲公司的指示回公司开会，至于如何回到公司，是驾车，还是乘车等等则是韦伟俊自行选择及决定的范围，并非是绿洲公司的指示内容，而涉案交通事故则是韦伟俊选择驾车回公司的路途中发生的，该行为并非为职务行为。劳动者上下班途中撞伤他人与被他人撞伤法律性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属于工伤，其为无过错责任，由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基金承担责任，劳动者可获得工伤赔偿。其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在受到工伤时能获得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同时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但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撞伤他人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应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存在过错。如果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造成他人损害，一味认定其为用人单位的雇佣责任而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对用人单位来说显然过分加大了其用工风险，对用人单位来说是显失公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由机动车使用人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韦伟俊在前往上班的途中导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应按照其过错自行承担责任。三、退一步来说，即使韦伟俊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绿洲公司对韦伟俊也享有全额的追偿权。绿洲公司已经依交通事故案件的生效判决支付了所有款项共计人民币324674.54元，韦伟俊因其重大过失给绿洲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五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绿洲公司有权向韦伟俊追偿因此支付的款项。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韦伟俊的再审请求。绿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韦伟俊向绿洲公司支付赔偿款324674.5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1926.38元（从2016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利率计算至付清全部赔偿款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6月19日）；二、案件诉讼费由韦伟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0日，绿洲公司与韦伟俊签订了《垫资购车协议书》，主要内容：甲方为绿洲公司，乙方为韦伟俊，双方为共同购车达成协议；韦伟俊为绿洲公司的业务员，绿洲公司负责垫资为韦伟俊购买业务用车辆，初始登记车主为绿洲公司；购车费用由绿洲公司、韦伟俊各自承担50%，韦伟俊为绿洲公司服务满五年后车辆过户给韦伟俊；购车费用总计90834元，韦伟俊应承担45417元，此项费用在韦伟俊月度工资或业务提成里每月扣除，五年内扣清；……韦伟俊在使用上述车辆期间，如发生交通事件，由韦伟俊根据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关责任，绿洲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车辆车牌号为粤Ｓ×××××；甲方处盖有“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印章及相关人员签名，乙方处签有“韦伟俊”及捺印。绿洲公司、韦伟俊双方确认绿洲公司已在韦伟俊的工资中扣除34960元作为购车款。2015年2月25日，韦伟俊驾驶粤Ｓ×××××号牌小型轿车从汕头往广州方向行驶至G324线786KM+200M处时，追尾碰撞同方向前车由案外人邹碧洲驾驶的粤BV197X7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后，韦伟俊驾驶的粤Ｓ×××××号牌小型轿车失控冲过相对方向道路，与从广州往汕头方向行驶由林如金驾驶并搭载温添妹、林小欣、林苏维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林如金、温添妹、林小欣、林苏维受伤，及三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由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由韦伟俊承担全部责任。绿洲公司、韦伟俊双方确认，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绿洲公司与韦伟俊是劳动关系，案涉车辆的登记车主为绿洲公司。2017年2月7日，绿洲公司、韦伟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4月22日，韦伟俊将车牌号为粤Ｓ×××××号小汽车及相关资料移交给绿洲公司，并双方签订车辆移交证明。林苏维、林如金、林小欣、温添妹分别就与韦伟俊、绿洲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提起诉讼。根据（2015）惠东法稔民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绿洲公司赔偿6867.56元给林苏维，并由绿洲公司负担受理费220元；根据（2016）粤13民终1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绿洲公司赔偿194670.83元给林如金，并由绿洲公司负担一审受理费6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520元、鉴定费2500元、二审受理费2033元；根据（2016）粤13民终1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绿洲公司赔偿52475.18元给林小欣，并由绿洲公司负担一审受理费2390元、二审受理费457.47元；根据（2016）粤13民终1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绿洲公司赔偿53014.38元给温添妹，并由绿洲公司负担一审受理费2080元、鉴定费1800元、二审受理费555.94元，以上费用合计328234.36元。另上述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韦伟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绿洲公司应当对韦伟俊的职务侵权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业务回单显示：绿洲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履行上述民事判决书将款项324674.54元支付至惠东县人民法院。绿洲公司主张根据《垫资购车协议书》的约定，绿洲公司因案涉交通事故已赔偿和负担的款项324674.54元应由韦伟俊承担，且韦伟俊应支付绿洲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324674.54元为本金，从2016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韦伟俊主张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韦伟俊的行为后果应由绿洲公司承担。韦伟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判项；2、改判驳回绿洲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绿洲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为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二审应就韦伟俊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该案为韦伟俊与绿洲公司之间的内部合同纠纷，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作出的（2016）粤13民终1915号民事判决所要解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该案应依合同纠纷处理原则进行处理。案涉《垫资购车协议书》是韦伟俊与绿洲公司于案涉的交通事故发生前签订的，《垫资购车协议书》中双方约定了绿洲公司负责垫资为韦伟俊购买业务用车辆后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显失公平，应该按约定履行。现绿洲公司要求韦伟俊按《垫资购车协议书》的约定承担韦伟俊在使用该车辆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应损失，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韦伟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70.12元，由韦伟俊负担（已预交）。本院经审理，对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3民终1915、1916、1917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以下事实：“……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取证并对事故形成原因予以分析后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系韦伟俊在驾驶机动车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且未充分注意路面状况，遇事采取措施不当，本案事故由韦伟俊承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发生时，韦伟俊系接到绿洲公司的通知后驾驶该车辆去公司报到，可见本次车辆运行目的地受绿洲公司的指示，且本次车辆运行符合双方关于车辆使用的约定，绿洲公司对本次车辆的运行享有运行利益；韦伟俊系绿洲公司的业务人员，其工作性质及工作时间等均具有特殊性，事故当天属于绿洲公司规定的正常上班时间，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推定韦伟俊在本次车辆运行中系在履行职务。”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有关“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的规定，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绿洲公司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后，能否向其员工韦伟俊全额追偿问题。本案中，韦伟俊系绿洲公司业务人员，其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前述事实系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绿洲公司辩称韦伟俊开车返回单位报到开会的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前述规定虽未明确用人单位在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其工作人员追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绿洲公司与韦伟俊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参照该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应可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不作区分、一概不允许用人单位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亦不符合民事活动所应遵循的公平原则。韦伟俊主张绿洲公司无权向其追偿，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精神，本院不予支持。绿洲公司出于便利业务人员更好开展公司业务、奖励优秀员工之考虑，与韦伟俊签订涉案《垫资购车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就有关车辆购买、垫资、所有权归属、责任划分等相关问题达成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无违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协议约定，涉案车辆登记在绿洲公司名下，系绿洲公司垫资为韦伟俊购买的业务用车辆。为明确车辆使用责任问题，协议约定“韦伟俊在使用上述车辆期间，如发生交通事件，由韦伟俊根据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关责任，绿洲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约定应适用于韦伟俊因私使用车辆导致交通事故的情形；在因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导致的他人损害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事先约定用人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不符，且不作区分将责任全部归由工作人员承担亦不公平，故应不予适用。绿洲公司以此向韦伟俊追偿其赔付给案外人的赔偿款324674.54元，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以前述约定内容作为认定韦伟俊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于法不符，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韦伟俊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问题。本案中，根据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系韦伟俊在驾驶机动车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且未充分注意路面状况，遇事采取措施不当所致，并认定涉案事故由韦伟俊承担全部责任。据此，可认定韦伟俊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绿洲公司在向事故受损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韦伟俊追偿。韦伟俊系在绿洲公司规定的正常上班时间、接到绿洲公司的通知后驾驶该车辆去公司报到，其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驾车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涉案车辆虽交由韦伟俊控制使用，但仍登记在绿洲公司名下，且系作为业务用车，车辆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绿洲公司开展业务服务；依双方约定，在车辆未过户给韦伟俊之前，车辆基本保险费亦系由绿洲公司承担；韦伟俊使用车辆客观上亦为己方出行带来便利。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本院认为应酌定韦伟俊在绿洲公司已承担赔偿责任的30%范围内承担责任为宜。绿洲公司已于2016年8月19日实际支付赔偿款324674.54元，韦伟俊应向绿洲公司支付赔偿款97402.36元及相应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对于相应利息计算的表述，本院作相应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3044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15766号民事判决；二、限韦伟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97402.36及相应利息（以97402.36为基数，从2017年6月26日起，在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70.11元，由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负担4319.08元，韦伟俊负担1851.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70.12元，由广东绿洲肥业有限公司负担4319.08元，韦伟俊负担1851.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红梅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郑捷夫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陈敏书记员朱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