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2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33号。主要负责人:卢友兵,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曼，天津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伟，天津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2085室。法定代表人:刘朝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健,男,196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桓守良,男,197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飞速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一大街60号2-104。法定代表人:吴有国,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红，女，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天津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江淮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天津飞速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速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淮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曼、申伟，被上诉人马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被上诉人天利公司、高伟、桓守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殿民，被上诉人飞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淮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五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船舶公司在最高额保证900万元范围内各自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天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改判江淮银行在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就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天利公司债务对马健名下坐落于南开区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船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之间的编号“837302122018000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简称“002借款合同”）系在双方编号“8373021220170254”《借款及其他业务合同》（简称“254授信合同”）这一最高额贷款合同项下的组成部分。“254授信合同”就业务种类、额度及期限作出了明确约定,天利公司可在额度有效期（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及业务额度（900万元）内循环使用该最高额度,只要每次使用时的借款或其他业务本金不超过当时的剩余业务额度,天利公司的借款或其他业务就应属“254授信合同”范围。本案中,天利公司共计在“254授信合同”项下循环使用了两次额度。第一次为2017年9月15日签订了编号“837302122017025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天利公司使用的额度为899.5万元,天利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清偿了该笔借款。随后,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002借款合同”,天利公司使用额度为800万元,江淮银行于当日放款。“002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并未超过“254授信合同”业务额度,且系在该合同的额度有效期内签订,故“002借款合同”是“254授信合同”的组成部分,诉争800万元借款属“254授信合同”的业务额度范围。二、“254授信合同”与“002借款合同”的各要素符合最高额贷款合同的主合同和从合同的特征,特别是“002借款合同”签订时,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之间有且只有这一笔借款业务,双方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足以认定“002借款合同”是“254授信合同”的组成部分。三、合同编号系江淮银行为便于合同管理对不同年度签订的合同进行的编号。因“002借款合同”与“254授信合同”不在同一年度签订,故编号不同。并不影响“002借款合同”是“254授信合同”组成部分的客观事实。四、江淮银行就“002借款合同”放贷时出具的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合同编号,而非最高额贷款合同编号,符合最高额贷款合同关于业务额度可循环使用、可签订多份借款合同的约定,也是银行一贯业务要求,并非仅限于本案,一审判决以该份借款借据仅记载了“002借款合同”编号而非“254授信合同”编号就认定江淮银行不能合理解释,严重错误。五、自2016年起,天利公司为“购买花生”多次长期向江淮银行贷款,双方的贷款模式就是先签订最高额贷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然后在额度有效期内再签订借款合同、放款。“002借款合同”符合双方长期借贷模式,是“254授信合同”的组成部分。六、鉴于“002借款合同”属“254授信合同”组成部分,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船舶公司均应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在900万元范围内就“002借款合同”项下天利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七、鉴于“002借款合同”属“254授信合同”组成部分,马健应按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在900万元范围内就“002借款合同”项下天利公司全部债务以抵押物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八、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船舶公司均明知“254授信合同”内容,特别是应明知业务额度、额度有效期及天利公司可循环使用业务额度、无需另行逐笔办理担保手续等约定。九、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426号判例明确了担保合同与借款合同编号不一致,不影响其依据真实意思表示担责的裁判观点,对本案具有参考作用和借鉴意义。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江淮银行上诉状诉称内容缺乏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8日借款合同和“254授信合同”没有任何的关系。通过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条款以及借款的用途有明确的区别，不仅仅是合同编号的问题。作为金融机构在订立授信合同和借款合同的时候，应当按照行业的规范，应明确该借款合同或者该借款借据是源于哪一个授信合同。一审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江淮银行的请求，就在于借款合同没有阐明是所谓的“254授信合同”项下，而且这种阐明是基本的常识。当时签了900万元三年期的所谓授信，但是银行的领导要求在半年之内必须把钱还清，因为村镇银行不可以签三年循环的这种授信额度，所以900万元的三年期授信已经还清。飞速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江淮银行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在借款800万元的时候，银行找到飞速公司，要求飞速公司再续一个担保合同，飞速公司不认可，说前面这个合同已经终止了，也不想再做这个担保了，所以后期也就没有做担保。江淮银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天利公司立即向江淮银行清偿贷款本金800万元及截至2019年8月16日的贷款利息844658.07元，及自2019年8月16日后的利息（利息计算以8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3.5067%标准计付至全部清偿之日）；2.判令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公司各自在最高额900万元范围内对天利公司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江淮银行对马健名下抵押担保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38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1日，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业务额度为900万元的《借款及其他业务合同》（编号8373021220170254）（以下简称“254授信合同”），额度有效期为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双方约定额度有效期内天利公司分次申请办理的单笔借款或其他业务期限系指借款或其他业务提款日期至约定的还款日止的期限，具体以借据或其他使用额度的凭证记载为准，担保方式为马健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飞速公司、高伟、马健提供最高额保证等。江淮银行另行于2017年9月15日分别与飞速公司、高伟、马健、桓守良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4日期间因债权人根据债权人与债务人天利公司之前签订的“254授信合同”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承兑汇票敞口等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度为900万元等。2017年9月21日，江淮银行与马健签订《最高额抵押（质押）担保合同》，约定马健以其名下坐落于南开区房屋为“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等。2017年9月22日，江淮银行办理了前述房产的抵押登记。2017年9月15日，江淮银行向天利公司发放贷款899.5万元，借据载明借款合同编号8373021220170254，借款到期日2018年3月14日，借款用途偿还8373021220160024号合同项下贷款。2018年5月18日，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8373021220180002）（以下简称“002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买花生，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5月18日至2019年5月17日，约定的利率为年利率9.0045%，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担保方式为抵押，还约定江淮银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均由天利公司承担。但前述合同中未载明抵押房产。合同签订后江淮银行于同日向天利公司发放借款800万元。借据载明：借款合同编号8373021220180002，借款到期日2019年5月17日，借款用途购买花生。截至2019年5月17日，天利公司尚欠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574523.07元。另，2016年8月31日，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业务额度为9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8373021220160024），借款期限为2016年8月31日至2017年8月24日等。江淮银行于当日发放了该笔贷款。再，天利公司名下江淮银行账户20×××22交易记录显示：2016年8月31日17:44:08放款900万元，2017年9月15日16:04:45放款899.5万元，2017年9月15日20:20:35还款9046105.1元，2018年5月18日10:59:28还款899.5万元，2018年5月18日15:41:53放款800万元。又，2019年10月10日，江淮银行（甲方）与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合同，就江淮银行委托乙方处理贷款纠纷事宜，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用382000元，先支付30%律师费，余款在本案所有程序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等。2019年10月14日，江淮银行向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服务费114600元。同日，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向江淮银行开具了面额为114600元律师费发票。诉讼过程中，江淮银行申请财产保全被获准，并支付保全费5000元。该院认为，江淮银行依约放款后，天利公司应当依照双方约定的金额、利率与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天利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江淮银行主张天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到期后的逾期利息的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的“002借款合同”是否属于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业务额度为900万元的“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首先，江淮银行出具的贷款发放借据中均明确约定了借款合同编号和借款用途，江淮银行发放800万元贷款前，“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已经偿还完毕，按照“254授信合同”约定天利公司可申请循环使用，然借款借据却载明800万元借款合同编号为8373021220180002，借款用途购买花生。与此相对应的“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899.5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合同编号8373021220170254，即“254授信合同”，对此江淮银行未给予合理解释；其次，江淮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清楚对于额度借款应当在借据、其他凭证或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借款与额度借款合同的对应关系，而“002借款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案涉800万元借款属于“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综上，江淮银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002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属于“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故对江淮银行的此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抵押权一节，虽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对上述债务设定抵押担保，但并未约定抵押房产坐落位置并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故江淮银行的此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损失一节，江淮银行聘请律师参加了诉讼，且实际支付了律师费用，增加了履约成本，与天利公司的违约行为具有一定关联性，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对律师费负担有明确约定，天利公司对此应予预见。鉴于江淮银行主张的律师费用未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并已实际支付，天利公司应予负担。江淮银行主张超出部分，尚未实际发生，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责任一节，虽江淮银行未提交其与高伟、马健、桓守良签订的针对案涉借款的保证合同，但庭审中高伟、马健、桓守良明确表示自愿在最高额800万元范围内对前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该表示系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照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800万元及截至2019年5月17日的利息574523.07元；二、被告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逾期还款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13.5067%的计算标准，自2019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高伟、马健、桓守良在800万元范围内对前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被告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律师费损失114600元；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38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1387元，原告负担2358.7元，被告天利公司负担79028.3元。”本院二审期间，江淮银行提交证据1,2016年8月24日,江淮银行和天利公司所签订编号8373021220160024的借款及其他业务合同，也就是授信合同;证据2,2016年8月31日江淮银行和天利公司签订编号837302122016002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据3,2016年8月31日，江淮银行向天利公司给付900万元借款的借款借据;证据4,在这份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项下，2016年8月24日江淮银行和马健所签订最高额抵押（质押）合同;证据5,2016年8月31日江淮银行与马建、高伟签订保证合同;证据6,2016年8月31日江淮银行与飞速船舶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共同证明天利公司自2016年起就开始向江淮银行申请贷款，并且同样采取的是先签订最高额的贷款合同，也就是授信合同，然后再签订借款合同的模式，抵押人马健、保证人马建、高伟和飞速船舶公司都对天利公司2016年的最高额贷款合同提供了抵押保证责任。本案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飞速船舶公司对于此种借款模式、合同内容和具体的履约方式均已经充分了解并且是明知和认同的。江淮银行另提交两组证据，是其与案外人之间的授信合同和借款及担保合同，证明江淮银行的业务模式均是先签订最高额的授信合同和担保合同，再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江淮银行还提交飞速公司的《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主张是飞速船舶公司在和江淮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时候，作为签订该合同的附件提交给江淮银行的。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质证称江淮银行与案外人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2016年签订的合同这组证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也无法证明江淮银行拟证明的问题，不能够推断出本案合同是正确的。飞速公司质证称江淮银行与案外人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能证实所谓的江淮银行这种操作模式是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可能只是因为借款人一方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所以在进行一种错误的操作；2016合同这组证据恰恰能够证实它的授信合同和借款合同编号也是完全一致的，编号上有一致性才能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对《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应该是属于已经履行完的那一笔还款业务的一个决议，决议本身与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江淮银行与案外人之间的授信合同和借款及担保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2016年签订的合同这组证据反映的借款情况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有所体现，予以确认；飞速公司的《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在期限及用途上与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不一致，本院不予确认。天利公司、马健、高伟、桓守良提交录音证据,称是马建与江淮银行2017年主管涉案授信合同副行长的谈话录音，证明江淮银行诉称的900万元授信合同已不再履行，变更为800万元的合同。飞速公司认可该证据。江淮银行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并不能证明被录音的谈话人的身份，这份录音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录音，不具有合法性,被录音的人提到了已经不是江淮银行的工作人员了，从录音的文字内容上来看，也并不能够得出本案的授信合同和2018年的借款合同无关的结论。本院认证认为，该录音不能证明江淮银行放弃了案涉授信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相关权利。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1日，江淮银行与天利公司签订的“254授信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及其他业务额度,系指在本合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间内,由江淮银行向天利公司提供的人民币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以及其他信贷业务的本金余额的限额；江淮银行根据本协议向天利公司提供借款及其他业务额度,在符合本协议及相关单项合同约定的前提下，天利公司可申请循环、调剂或一次性使用,用于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及其他信贷业务；可循环使用额度系指借款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借款及其他业务额度,本次可以支用的最高金额等于最高额度减去当前合同项下所有借款及其他业务的本金余额的差。2017年9月15日，江淮银行分别与飞速公司、高伟、马健、桓守良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7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4日期间因债权人根据债权人与债务人天利公司之前签订的“254授信合同”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承兑汇票敞口等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在上述约定的期间和额度内,系列合同不再逐笔办理保证担保手续；保证范围为：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至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等）。保证期间为每单笔合同约定的债务到期之日起两年。江淮银行主张其与飞速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有飞速公司的《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但《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记载内容为同意为天利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在贵行办理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新还旧业务敞口余额不超过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记载内容与《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7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4日期间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承兑汇票敞口等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在期限及用途上均不相符。2017年9月21日，江淮银行与马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为确保“254授信合同”的切实履行，抵押人自愿为借款人与抵押权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借款提供抵押连带责任担保；抵押人提供抵押物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贷款人自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向借款人提供的最高贷款金额为900万元可周转性或分期发放的贷款。每笔贷款发放根据借款人合理需要、经营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和贷款人资金供应可能等确定,贷款发放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借款凭证为准。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等。该抵押房产的抵押登记证明上记载的担保债权数额为9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002借款合同”是否属于“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2.飞速船舶公司应否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其他保证人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江淮银行能否对马健名下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案涉“002借款合同”签订时，仍在“254授信合同”及相关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限内，本案债务人及担保人均无充分证据证实，授信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江淮银行明确放弃了继续履行。虽然江淮银行在“002借款合同”中未标明授信合同编号，但根据“254授信合同”对业务种类、额度及期限作出的约定来看，“002借款合同”的签约主体、时间、借款金额及用途均符合“254授信合同”的约定，应属于“254授信合同”项下借款。江淮银行对此上诉理由成立，天利公司对此抗辩称“002借款合同”是新的借款业务，与“254授信合同”无关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依据。关于保证责任。2017年9月15日，江淮银行分别与飞速公司、高伟、马健、桓守良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7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4日期间因债权人根据债权人与债务人天利公司之前签订的“254授信合同”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承兑汇票敞口等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在上述约定的期间和额度内,系列合同不再逐笔办理保证担保手续。诉争借款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属于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故高伟、马健、桓守良应在最高900万元限额内对天利公司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高伟、马健、桓守良仅在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调整。关于飞速船舶公司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根据该条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提供担保时，应对公司机关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进行审查。本案中，江淮银行提供的飞速公司《股东会同意保证决议》，在期限及用途上与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不一致，飞速船舶公司也不予认可。故不能认定该担保经飞速船舶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也不能认定江淮银行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构成善意，其与飞速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关于保证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江淮银行与飞速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未对飞速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同意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进行合理形式审查，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飞速公司在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对外提供担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酌定飞速公司在最高900万元限额内对天利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飞速公司因保证合同无效向江淮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另行依法向主债务人天利公司主张权利。关于抵押责任。江淮银行与马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质押）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贷款人自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向借款人提供的最高贷款金额为900万元可周转性或分期发放的贷款。该抵押房产的抵押登记证明上记载的担保债权数额为9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15日。诉争借款发生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借款金额未超出最高贷款限额，属于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故江淮银行有权就本案天利公司债务，对被上诉人马健抵押的坐落于南开区房产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江淮银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二、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第三、五项；三、被上诉人高伟、马健、桓守良在最高900万元限额内对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追偿;四、对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给付事项，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对被上诉人马健抵押的，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房产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对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1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给付事项,被上诉人天津飞速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在最高900万元限额内,对被上诉人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六、驳回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38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1387元，由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负担2358.7元，由被上诉人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79028.3元，被上诉人高伟、马健、桓守良对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部分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上诉人天津飞速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对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应负担而未能负担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给付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76387元，由上诉人天津滨海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负担2358.7元，由被上诉人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74028.3元，被上诉人高伟、马健、桓守良对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部分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上诉人天津飞速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对天津天利农产品有限公司应负担而未能负担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给付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云玲审判员  苗法礼审判员  郭 雄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东升书记员贾晓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