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冠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区B区金源路24号润万3幢1-1-4。法定代表人：龚昌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润梓，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川，重庆章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华美塑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法定代表人：邱金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平，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萍，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冠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华美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7月21日就本案进行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冠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华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程序问题。1、冠首公司与华美公司形成了多个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分别立案、审理。一审中冠首公司明确不同意合并审理冠首公司与华美公司之间的多个买卖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本案一审审限超期，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本案一审自2019年1月2日立案至2019年12月20日宣判，采用普通程序审理，历经11个月零18天。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民事案件，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法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本案中冠首公司始终未收到一审法院院长签发的决定书或者关于延长审限的裁定书，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二、关于本案实体问题。1、一审判决认定华美公司举示的视频证据系证人朱某录制，但视频中只有华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说自话，无法明确辨别出视频中的人物身份以及正在做的事情，该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达到华美公司的证明目的。2、一审中对账函证据并不具备真实性。华美公司一审中诉称有黄云梅署名的对账函一张并举示，冠首公司对其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华美公司想要证明对账函的真实性，应当承担笔迹鉴定责任。一审法院在没有得到对账函笔迹鉴定意见的情况下，便结合同样具有重大瑕疵的视频证据进行事实认定的行为，有失司法的公信力。3、华美公司应对其与冠首公司之间存在多个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华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运货单中可以看出：2015年1月31日至2016年3月12日的签收人是李小波，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6月28日的签收人是肖祯亮。其中，李小波并非冠首公司员工，也并无冠首公司的授权，肖祯亮虽是冠首公司员工，但冠首公司并未授予肖祯亮签收货物的权利，华美公司不能证明此期间与冠首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对于这类具有重大瑕疵的证据，一审判决结合具有重大瑕疵的视频证据进行事实认定，同样有失公允。被上诉人华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冠首公司结欠华美公司款项的事实已经冠首公司的财务人员黄云梅对账并形成相关手续。1、关于黄云梅的身份，华美公司已经提供了重庆市江津区社会公共业务管理办公室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黄云梅与冠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证人朱某提供的视频录像可证明黄云梅是冠首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且现场实施了对账行为，对结欠华美公司的款项予以认可。3、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邱金福与冠首公司的肖祯亮以及冠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昌友的电话录音可证明黄云梅在冠首公司负责对账。上述证据结合对账单足以证明黄云梅有权代表冠首公司实施对账行为。冠首公司应当对对账确认的金额承担付款义务。二、冠首公司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已当庭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冠首公司，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华美公司通过视频证据、录音证据以及社保记录，证明了对账函的出具人黄云梅为冠首公司的财务人员，而冠首公司仍然否认黄云梅的身份以及签字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让冠首公司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经一审法院再三释明，但冠首公司拒绝提出鉴定申请，视为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三、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属于滚动供货，在阶段性对账后再供货又再阶段性对账，买卖合同的主体始终是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不存在多个买卖合同关系。华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冠首公司支付货款196060.10元；2、判令冠首公司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2229.39元；3、冠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7日，冠首公司与华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华美公司向冠首公司供应网罩、风叶、风框等产品，价格为不含税价，付款方式为三个月滚动付款，但合同未约定供货的具体数量。之后华美公司开始向冠首公司供应合同约定的产品。2017年3月27日，黄云梅向华美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冠首未付金额162094.4元（零壹拾陆万贰仟零玖拾肆元肆角）”。自2017年4月11日起至同年6月28日止，华美公司通过丹阳市顺捷物流有限公司向收货人重庆肖祯亮托运网罩等产品，并在2016年12月11日曾通过空运向肖祯亮发送大网罩9件一次，上述往来合计货物总价值为42025元。由丹阳市顺捷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的货物均由一名叫李玖的在托运单上签名收货，但冠首公司否认李玖是其公司职员。2018年11月26日上午七时许，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邱金福和其同学朱某，到冠首公司找到黄云梅，和黄云梅进行了对账。黄云梅在华美公司出具的《零部件供货结算清单》上用铅笔签署了：“2017年10月25日退货金额-1772元、2018年1月25日退货金额-1190.6元，共退货2962.6元”。但黄云梅拒绝在《零部件供货结算清单》签名。摆放在黄云梅桌上的已有铅笔签署意见的《零部件供货结算清单》，以及黄云梅拒绝签字的过程被朱某用手机录像。自2017年3月27日黄云梅向华美公司出具对账单之后，冠首公司共支付华美公司货款50000元。根据华美公司提交的重庆市江津区社会保险公共业务管理办公室于2018年5月7日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黄云梅的社会保险个人编号为2058730251，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的参保单位是冠首公司；肖祯亮的社会保险个人编号为2014604666,2013年11月至2018年4月的参保单位也是冠首公司。根据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邱金福和肖祯亮在2017年10月24日的电话通话录音，肖祯亮对邱金福“黄云梅现在还是负责对账吧”的询问，明确表示“对啊”。此外，邱金福和冠首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昌友在2017年11月9日的通话被邱金福录音，通话中，邱金福曾绕着问龚昌友：“你暖风机模具不是只出了两万元钱吗？”龚昌友回答：“对的”。邱金福：“你这个模具出了两万元是在2015年的总额中付给我的，是不是？”龚昌友回答：“对的”。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2月27日，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签订的所谓购销合同，因没有约定华美公司出卖给冠首公司产品的数量，不能满足合同成立的要件，其实质只是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之间买卖往来的意向性约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冠首公司结欠华美公司货款的金额？要厘清该焦点，关键是对黄云梅身份的确定。华美公司提交了重庆市江津区社会保险公共业务管理办公室于2018年5月7日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能够证明冠首公司是黄云梅和肖祯亮在查询前一个月的最后的参保单位，故黄云梅于2017年4月起与冠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肖祯亮于2013年11月起与冠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黄云梅是否有权和华美公司进行对账，一审法院认为，黄云梅和华美公司之间的对账行为是职务行为，应由冠首公司承担对账的后果，理由是：首先，黄云梅是冠首公司的职工；其次，华美公司提交的《零部件供货结算清单》的42025元往来，华美公司均提交了托运单，至少能够证明华美公司有真实的货物发出。当然华美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存在瑕疵，一是托运单上的收货人均为肖祯亮，二是不能证明签收货物的李玖是受冠首公司委派；第三，上述瑕疵，华美公司提交的朱某录制的2018年11月26日对账录像进行了弥补，能够证明黄云梅实施的是对账行为，且托运单上的收货人肖祯亮本身也是冠首公司的员工；第四，2017年3月27日有黄云梅签名的对账单，也能够证明黄云梅实施的是公司财务的对账行为；第五，肖祯亮在和邱金福通话时明确表示黄云梅在冠首公司负责对账。因此，黄云梅在冠首公司从事财务工作达到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同时认定冠首公司应承担黄云梅对账确认金额的付款义务。华美公司诉讼请求中包含应由冠首公司承担的暖风机模具款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华美公司只提交了和冠首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昌友的电话录音，没有其他合同等相应证据印证；且该电话录音中，虽然龚昌友对于承担模具20000元没有否认，但是对于该模具款20000元是否已经支付，从录音的内容看，似乎在2015年的总货款中已经支付，故华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冠首公司应承担该项费用，一审法院对华美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冠首公司结欠华美公司的货款为：2017年3月27日对账未付金额162094.4元+2018年11月26日对账金额42025元-退货2962.6元-已付款50000元=151156.8元。冠首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应当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恰当履行合同义务，拒绝对账这种不履行合同附随的协助义务的行为，有损自身企业形象，在商事行为中并不可取。故冠首公司应当支付结欠华美公司的货款151156.8元，华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放弃了要求冠首公司支付欠款利息的主张，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冠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美公司货款151156.8元。二、驳回华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6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5786元，由华美公司负担1375元，由冠首公司负担4411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双方持续发生多笔交易，且双方是滚动结算，冠首公司作为收货方就其已经支付的款项也并未指明用于清偿何笔交易项下的债务，一审法院将双方之间的多笔交易予以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本案一审于2019年1月2日立案，之后本案经过管辖权异议及上诉程序，且因工作变动，本案的承办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发生变更，一审于2019年12月20日就本案进行宣判，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但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需强化审限意识。根据2018年5月查询所得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自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黄云梅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冠首公司，此可以证明黄云梅与冠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华美公司已经举证由冠首公司工作人员黄云梅于2017年3月27日出具的对账单来证明至2017年3月27日冠首公司结欠华美公司货款162094.4元，华美公司已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冠首公司若认为该对账单非黄云梅所出具，应由冠首公司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冠首公司未能就此提供反驳证据。黄云梅于2017年3月27日出具的对账单真实有效，可以证明截至2017年3月27日冠首公司结欠华美公司货款162094.4元。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6月28日，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新发生四笔业务金额计37525元，再加上2017年3月27日对账时遗漏的2016年12月11日的一笔通过空运发生的业务金额计4500元，就上述五笔业务，华美公司均提交了以冠首公司工作人员肖祯亮或其法定代表人龚昌友为收货人的货运单据，且至2018年11月26日，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黄云梅再次进行对账，华美公司就上述金额计42025元的五笔业务出具了《零部件供货结算清单》，黄云梅在该清单上书写了“2017年10月25日退货金额-1772元、2018年1月25日退货金额-1190.6元，共退货2962.6元”，黄云梅虽未对上述结算清单签字确认，但其也未提出未收到结算清单所列货物的异议，且华美公司就上述对账过程包括黄云梅对对账结果拒绝签字的过程进行了录像，华美公司提供的上述货运单据、黄云梅在结算清单上签署的意见以及对账过程的视频录像相结合，可以证明华美公司与冠首公司进行了对账，自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6月28日华美公司又向冠首公司供货37525元，加上之前遗漏的2016年12月11日的供货4500元，冠首公司欠付华美公司货款42025元。一审以双方2017年3月27日对账结果162094.4元加上2018年11月26日对账所涉的货款42025元，扣除冠首公司认为应当扣除的退货2962.6元以及冠首公司在2017年3月27日之后的付款5万元，得出冠首公司尚欠华美公司货款151156.8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冠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6元，由上诉人冠首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小英审 判 员 尤建林审 判 员 郑 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