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贵有，男，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芬，五常市建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春雷，男，198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菅峰，五常市建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洪刚，男，197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倩，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秀丽，女，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倩，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洪杰，男，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司机，住黑龙江省尚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尚志支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尚志镇红星社区新都明珠D区5号门市。负责人：孙宝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玥，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任贵有、尹春雷因与被上诉人沈洪刚、许秀丽、石洪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尚志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2018)黑0184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贵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芬、尹春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菅峰、被上诉人沈洪刚、许秀丽及其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马倩、被上诉人石洪杰、被上诉人华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贵有上诉请求：撤销(2018)黑0184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任贵有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交赔偿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因任佳鑫醉酒驾驶悬挂他车号牌车辆上路行驶时驶入道路左侧与石洪杰驾驶超载、制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上路行驶导致的。由此可见，机动车悬挂他车号牌不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无论是否悬挂他车号牌或悬挂何种号牌与交通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故一审判决任贵有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许秀丽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在沈洪刚、许秀丽提供的户口中记载许秀丽与沈新新是非亲属关系，并不是母女关系，因此，许秀丽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3.本起交通事故导致三名受害人死亡，并且华安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明确要注意三人的赔偿比例，但一审判决并未预留另一受害人的赔偿部分。任佳鑫作为本起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华安保险公司应当预留其份额。4.沈新新的毕业证书、报到证及护士资格证不能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以及收入来源为城镇，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5.沈新新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其明知任佳鑫饮酒驾驶却未加劝阻并且积极乘坐，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沈新新自行承担10%的责任过轻，应与任佳鑫承担同等责任或30%的责任。沈洪刚、许秀丽辩称，1.一审判决任贵有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可依。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常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悬挂黑Ａ×××××号牌车，该车实际号牌为黑Ｌ×××××，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为任贵有。并认定任佳鑫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认定任佳鑫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石洪杰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沈新新、孙海亮无责任。依据《道交赔偿解释》第五条：“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任贵有所有的车辆为套牌车辆，一审判决任贵有在交强险范围之外承担30%的赔偿责任，合法有据。2.许秀丽作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一审中许秀丽举示的证据1-3均证实，沈洪刚、沈新新为父女关系，沈洪刚、许秀丽为婚姻关系，证实了沈洪刚、许秀丽系沈新新的父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许秀丽作为沈新新的近亲属，为其抚养人，主体适格。3.任贵有系任佳鑫的父亲，在一审中任贵有举示了放弃继承的声明书，声明放弃继承，故一审判决认定华安保险公司对孙海亮、沈新新各承担5.5万元赔偿，认定正确。任贵有未提交任佳鑫的母亲提起诉讼的相关的证据，如果任佳鑫的母亲对此有异议，也可以另案诉讼，并不影响其实体权利。4.受害人沈新新生前在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三年，并于2018年6月20日毕业，且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镇工作。认定其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合法有据。尹春雷辩称，任贵有的上诉主张有法可依，应当支持任贵有的上诉请求。石洪杰辩称，其没有答辩意见。华安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有法可依，应支持一审判决。尹春雷上诉请求：撤销(2018)黑0184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判决尹春雷承担赔偿责任主体不适格。本案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且在孙志、赵珍的诉状中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主次责任的主体均列为本案被告，因此承担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已经明确。尹春雷不是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不应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其是否应承担责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退一步讲，即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由合并审理，法院也有很多判例判决共同饮酒者均应承担责任，但一审却仅判决尹春雷和另一受害人孙海亮承担责任，并未判其余共同饮酒者承担责任，其责任划分不明，遗留责任主体，结论显失公平，且责任比例过高。2.许秀丽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在沈洪刚、许秀丽提供的户口中记载许秀丽与沈新新是非亲属关系，并不是母女关系，因此，许秀丽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3.本起交通事故导致三名受害人死亡，并且华安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明确要注意三人的赔偿比例，但一审判决并未预留另一受害人的赔偿部分。沈洪刚、许秀丽辩称，1.一审判决尹春雷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可依。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证据八证实尹春雷与三名受害人晚上7点在吉林榆树旋转小火锅喝酒至晚上21点，尹春雷为请客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尹春雷系任佳鑫的舅舅，三名受害人去吉林榆树的目的是为尹春雷收割机进行保养，即系对尹春雷的无偿帮工行为。尹春雷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四人从晚上7点喝酒至晚上21点，其应当知道酒后驾车容易发生危险，却未对任佳鑫等人进行劝阻。任佳鑫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至三人死亡，尹春雷对此有过错。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尹春雷应承担赔偿责任。2.其余答辩意见与对任贵有的第2、3点答辩意见一致。任贵有辩称，其同意尹春雷的上诉理由和观点。石洪杰辩称，其没有答辩意见。华安保险公司辩称，没有意见，该公司不同意支付上诉费。沈洪刚、许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48920元、丧葬费28033.5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合计676953.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8日下午21时43分许，任佳鑫、沈新新、孙海亮三人乘坐任佳鑫驾驶的黑Ｌ×××××号哈佛轿车（事发时悬挂黑Ａ×××××牌照）与石洪杰驾驶的黑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五常市五通路10公里932米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黑Ｌ×××××号哈佛轿车乘员沈新新及孙海亮和驾驶员任佳鑫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本起事故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常大队作出哈公交（五）认字（2018）第201810082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沈新新、孙海亮无责任，任佳鑫醉酒驾驶悬挂他车号牌车辆上路行驶时驶入道路左侧负主要责任，石洪杰次要责任。黑Ｌ×××××重型半挂牵引车交强险投保于华安保险公司，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黑Ｌ×××××号哈佛轿车为任贵有所有。一审法院认为：石洪杰驾驶的黑Ｌ×××××重型半挂牵引车辆与任佳鑫驾驶的黑Ｌ×××××号哈佛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任佳鑫及乘车人员沈新新和孙海亮当场死亡。沈洪刚及许秀丽均为受害者沈新新的近亲属，请求赔偿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石洪杰驾驶的黑Ｌ×××××重型半挂牵引车辆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交通强制保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华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110000元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且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石洪杰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因此，石洪杰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承担30%为宜。该起交通事故主要是因任佳鑫醉酒驾驶悬挂他车号牌上路行驶时驶入道路左侧导致，而尹春雷是同任佳鑫等人一起喝酒，且时间是在晚上，尹春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死者任佳鑫的舅舅，应当知道醉酒后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也应当预见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容易发生危险，但并未对任佳鑫等人进行劝阻，任佳鑫在醉酒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任佳鑫、沈新新及孙海亮死亡，具有重大过失，应对沈新新死亡的严重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承担30%为宜。任贵有为该涉案黑Ｌ×××××号哈佛轿车辆所有权人，根据《道交赔偿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任贵有作为该事故车辆的所有权人，未对该涉案车辆尽到妥善保管或管理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具有机动车管理方面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对受害人沈新新近亲属的赔偿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该院认为应承担30%责任较宜。因沈新新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在明知任佳鑫饮酒驾驶未加劝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院认为应减轻侵权人10%责任较宜。受害人沈新新生前在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三年，并于2018年6月20日毕业，且毕业后在城镇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指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沈新新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在城镇学习且工作，其收入来源地为城镇，因此，有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有关标准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同起交通事故其他死者赔偿费用应参照此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起诉所在地上一年度黑龙江城镇居民纯收入计算20年548920元。沈洪刚、许秀丽诉请要求的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28033.50元总额计算。沈洪刚、许秀丽诉请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八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死亡的，保险人承担的赔付事项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沈洪刚、许秀丽要求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沈洪刚、许秀丽诉请赔偿数额过高，该院予以合理调整。故判决：一、华安保险公司在交通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沈洪刚、许秀丽死亡赔偿金548920元（27446元/年×20年）、丧葬费2803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26953.50元中110000元中的1/2，即55000元，此款于判决书生效后立即履行；二、石洪杰于判决书生效之起立即给付沈洪刚、许秀丽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理损171586.05元[（626953.50元-110000元/2）×30%]；三、任贵有于判决书生效后立即给付沈洪刚、许秀丽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理损失171586.05[（626953.50元-110000元/2人）×30%];四、尹春雷于判决书生效后立即给付沈洪刚、许秀丽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理损失171586.05元[（626953.50元-110000/2人）×30%];五、驳回沈洪刚、许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沈新新的手机中保存的任佳鑫和孙海亮帮工的视频及视频打印成的照片，尹春雷质证称拍摄该视频时其也在现场，拍摄视频是为了玩，跟帮忙没关系。任贵有质证称该视频是个片段，不能证明二死者与尹春雷存在帮工，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存在帮工关系。石洪杰质证称该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华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该视频及照片拍摄时，尹春雷也在场，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采信。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登记日期为2016年1月12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沈洪刚为“户主”，许秀丽与户主关系为“妻”，沈新新1998年2月6日出生，与户主关系为“长女”。该常住人口登记卡能够与其一审中提交的登记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协议书》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五常市民意乡明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与其一审中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及一、二审中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沈新新”与“沈薪莘”系同一人，本院予以采信。沈洪刚、许秀丽提交的五常市民意乡卫生院出具的《证明》及工资明细表，经本院与该卫生院院长臧清野核实情况属实，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任佳鑫、孙海亮、沈新新去尹春雷家，目的是为尹春雷和任佳鑫合伙购买的收割机做保养。完工后尹春雷请任佳鑫、孙海亮、沈新新在吉林省于家镇旋转小火锅吃饭，尹春雷为请客人。任佳鑫酒后驾驶黑Ｌ×××××号哈佛轿车（事发时悬挂黑Ａ×××××牌照）在返回五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任佳鑫为醉酒驾驶。沈洪刚、许秀丽为沈新新的父母。沈新新生前在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三年，并于2018年6月20日毕业。事故发生前，沈新新持有毕业证、报到证、护士资格证，并在五常市民意乡卫生院工作，五常市民意乡卫生院亦给沈新新发工资，沈新新发生交通事故前一直在城市生活。本院认为，一、关于许秀丽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案中，登记日期为2016年1月12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沈洪刚与许秀丽原系婚姻关系，沈新新为二人的长女。沈洪刚与许秀丽于2016年11月8日离婚。登记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沈新新于1998年2月6日出生，系沈洪刚的长女；在该户口簿中许秀丽的常住人口登记卡页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一栏登记为非亲属，是表明许秀丽与户主沈洪刚是非亲属（因为在该户口登记时沈洪刚与许秀丽已经离婚），并非表明许秀丽与沈新新是非亲属。在沈洪刚、许秀丽一审中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沈洪刚与许秀丽关于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中记载的“沈薪莘”虽然与户籍上的“沈新新”书写不一致，但读音相同，且出生日期亦为1998年2月6日。结合五常市民意乡明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沈新新”与“沈薪莘”系同一人，系沈洪刚与许秀丽的长女。任贵有、尹春雷主张许秀丽与沈新新不是母女关系未提供相关证据，对于二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任贵有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是否正确问题。《道交赔偿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道交赔偿解释》第五条规定：“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任佳鑫驾驶的肇事车辆为任贵有所有，该车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悬挂他车号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处记载：“任佳鑫醉酒驾驶悬挂他车号牌车辆上路行驶时驶入道路左侧，是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认定任佳鑫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第十六条第四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的规定，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可见，任佳鑫驾驶任贵有所有的车辆为套牌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机动车套牌的目的是在发生违法行为时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的承担，这种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任贵有二审中称其车辆平时就停放在家楼下的商服门口，车钥匙就放在家里。可见，任贵有对其车辆及车钥匙疏于管理，作为机动车危险因素的开启者，无论套牌是否为任贵有所为，任贵有对其所有的车辆都未尽到妥善的管理义务，其作为套牌车辆的所有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任贵有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适用《道交赔偿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一审判决未在交强险范围内预留任佳鑫的份额是否正确问题。《道交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案中，任佳鑫的近亲属未与孙海亮、沈新新的近亲属同时起诉，故一审判决未在交强险范围内预留任佳鑫的份额并无不当。四、关于一审判决按城镇标准支持沈新新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沈新新虽然是农村户籍，但其自2015年9月起就读于位于城镇的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至2018年6月20日毕业。沈洪刚、许秀丽的《离婚协议书》中写明沈新新归女方（许秀丽）抚养，房产证记载许秀丽在位于五常镇新曙光街文化诚信小区有一处房产，故应当认定沈新新在发生交通事故前的经常居住地为城镇，主要消费性支出亦在城镇。沈新新于2018年7月13日取得了护士执业资格，并持有中专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报到地址××××市，沈洪刚称沈新新毕业后在五常市中医院、五常市民意乡卫生院实习。五常市民意乡卫生院出具的《证明》显示沈新新为该院护士，工资明细表显示沈新新每月从该卫生院领取工资。沈新新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满20周岁，并取得了护士资格、持有报到证，其具有不从事农业生产而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和机会，故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支持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五、关于一审认定沈新新自行承担10%的责任是否过轻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任佳鑫醉酒驾驶悬挂他车号牌车辆上路行驶时驶入道路左侧，是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任佳鑫负事故主要责任；石洪杰驾驶超载、制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上路行驶，是此事故发生产生严重后果的部分原因，石洪杰负事故次要责任；沈新新、孙海亮无责任。可见，本起交通事故中造成沈新新死亡的主要侵权人是任佳鑫、次要侵权人是石洪杰。虽然沈新新明知任佳鑫饮酒后驾驶车辆却仍然乘坐，对其自身受到事故伤害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其所受到的损害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其所应承担的此种责任不等同于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沈新新自行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六、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其他共同饮酒者，一审判定尹春雷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是否正确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虽然系因机动车交通事故所导致，但任佳鑫醉酒驾驶机动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尹春雷在五常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2018年10月9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其系任佳鑫的亲老舅，事故当日下午14时许任佳鑫和一男一女（孙海亮、沈新新）去其家给其与任佳鑫合伙购买的收割机做保养，当日19时左右保养完收割机后，其与任佳鑫等三人一起在火锅店吃饭到21时。他们四个人都喝酒了，任佳鑫喝了三瓶啤酒。吃完饭就开车往回走，其送他们，是任佳鑫驾驶车辆走的。尹春雷在二审庭审中称，其请任佳鑫等三人吃饭是出于待客之道，是其买的单。可见，尹春雷虽然不是本起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但其作为保养收割机的受益人、本次饭局的请客人、任佳鑫的亲舅舅，在与任佳鑫等三人共同吃饭并饮酒后，应较孙海亮和沈新新对任佳鑫的驾车行为承担更多的提醒义务和劝阻义务，尹春雷在明知任佳鑫饮酒后还欲驾车离开的情况下，却不加制止，违反了上述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一审判定尹春雷对沈新新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任贵有、尹春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不当外，其他法律适用正确，且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任贵有、尹春雷的上诉，维持原判。任贵有二审上诉费3885元，由任贵有负担；尹春雷二审上诉费3885元，由尹春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英杰审判员  徐 东审判员  姜 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立娜书记员赵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