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济仁，男，194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常望，男，197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上诉人谢济仁因与被上诉人傅常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翁源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9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济仁、被上诉人傅常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济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傅常望立即履行2019年3月19日承诺书支付40000元给谢济仁；三、一、二审诉讼费由傅常望承担。事实与理由：谢济仁因出资、出面、出力维护傅常望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上半年已取得国家赔偿80000元。傅常望于2019年3月19日亲笔写有承诺书，承诺如谢济仁帮其申请国家赔偿到款50%归谢济仁所有。谢济仁于2019年上半年向翁源县人民法院书面为傅常望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翁源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上半年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赔偿傅常望80000元。傅常望已取得国家赔偿款80000元，但傅常望不守诚信，谢济仁带傅常望到处申诉，傅常望得到国家赔偿款以后，却分文不付给谢济仁，谢济仁无奈只好诉讼于一审人民法院请求给予保护。谢济仁认为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6行至第9行认定：“在国家赔偿案尚未审结前，傅常望曾向谢济仁提出不用其再理国家赔偿案的事情了。”不是事实。谢济仁一直代理到傅常望领取国家赔偿款80000元，傅常望也没有向其提出过“不用其再理国家赔偿案的事情了。”一审认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是错误的。同时一审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也是错误的。本案不是什么赠与关系，而是民事上的劳务关系，谢济仁出资出面为傅常望申请国家赔偿。谢济仁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为此谢济仁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傅常望立即支付40000元给谢济仁。一、二审诉讼费由傅常望承担。被上诉人傅常望答辩称：承诺书是承诺谢济仁出资聘请人为傅常望提出诉讼，申请国家赔偿。但是，谢济仁没有帮傅常望请律师，只是给傅常望写了材料，傅常望为国家赔偿的花销都是自己出的。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8日，傅常望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日被逮捕，2018年5月10日，翁源县人民检察院向该院提起公诉，2018年6月8日，该院作出（2018）粤0229刑初78号刑事判决书，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傅常望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傅常望不服该院判决，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7月25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2刑终195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9年1月16日，翁源县人民检察院向该院提出撤回起诉。2019年1月23日，该院裁定准许翁源县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傅常望的起诉。2019年1月31日，翁源县公安局作出韶翁公（经）撤案字[2019]0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傅常望非法经营罪案件。决定书生效后，傅常望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6月21日，该院以（2019）粤0229法赔3号决定书，决定该院赔偿傅常望人身自由赔偿金74561.8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合计77561.84元。上述国家赔偿金该院已经支付完毕。谢济仁是上述刑事案的涉嫌同案犯，遭遇相同，也得到了国家赔偿。2019年3月19日，经双方协商，傅常望出具《承诺书》给谢济仁，承诺：“本人傅常望因国家赔偿一案，由谢济仁出资聘请人诉讼，官司胜诉，判决归金额百分之五十归谢济仁，百分之五十归本人所有。”在国家赔偿案尚未审结前，傅常望曾向谢济仁提出不用其再理国家赔偿案的事情了。另查明，谢济仁没有取得代理诉讼所需的相关法律资格证书，不是傅常望的近亲属，未得到相关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代理傅常望参加国家赔偿案的诉讼。谢济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傅常望立即履行2019年3月19日承诺书，支付4万元给谢济仁；二、判令傅常望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承诺书》的性质，即该《承诺书》是否为合同，是什么类型的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见，合同有两个特征：一是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二是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是一个债的关系。本案中的《承诺书》是经过谢济仁与傅常望协商后形成的，是谢济仁、傅常望之间的合意。从《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在谢济仁、傅常望之间形成了给付50%国家赔偿金的关系。所以，《承诺书》是合同。谢济仁没有取得代理诉讼所需的相关法律资格证书，不是傅常望的近亲属，未得到相关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代理傅常望参加国家赔偿案的诉讼，所以，《承诺书》不是委托合同。《承诺书》规定，在谢济仁出资聘请人代傅常望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并获得国家赔偿的情况下，傅常望将所得的国家赔偿金的50%赠与谢济仁。根据谢济仁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傅常望履行《承诺书》给付50%的国家赔偿金的行为来看，谢济仁对《承诺书》表达的意见是接受的。据上，该院认定《承诺书》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所以，赠与人不需要法定事由凭主观愿望即可以撤销赠与合同，当然，撤销需要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提出。本案中，傅常望至今未将国家赔偿金的50%给付谢济仁，但其在国家赔偿案诉讼中即向谢济仁提出不用再理其案件了，其本意即为撤销《承诺书》。并且，在本案诉讼中，傅常望又书面向该院提出撤销《承诺书》。显然，傅常望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另外，《承诺书》所附义务：“由谢济仁出资聘请人诉讼”，傅常望否定谢济仁出资请人诉讼，谢济仁坚持已替傅常望出资3000元，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据此，该院认定谢济仁没有履行“由谢济仁出资聘请人诉讼”的义务。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谢济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谢济仁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谢济仁要求傅常望支付国家赔偿金中的40000元是否有依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傅常望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后经一、二审法院裁判后，公诉机关撤回对其的指控，依法应获得国家赔偿。在傅常望申请国家赔偿的过程中，傅常望与谢济仁协商，希望谢济仁从中帮忙进行诉讼，并出具《承诺书》给谢济仁，要求谢济仁为其聘请相关人员申请国家赔偿，获得赔偿后50%赔偿款归谢济仁所有。但是，谢济仁并没有聘请具有资质的人员为傅常望提供法律服务，而是自行为傅常望提供一定的帮助。经查，谢济仁未取得代理诉讼应具备的法律资格证书，不属法律规定可以为傅常望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且未得到相关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而代理傅常望参加国家赔偿案的诉讼，其代理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上诉以其一直为傅常望代理申请国家赔偿并得到赔偿款为由，要求傅常望依照《承诺书》给付40000元国家赔偿款，依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谢济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谢济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