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宜国，男，198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2号中华保险大厦。 负责人：周游翔，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初旸，男，199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喀什市，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傅宜国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9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宜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支付修车费用196916元及垫付的其他费用30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傅宜国的行为虽然属于法律禁止行为，但并不能因此免除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的提示义务，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仍应证明其履行了相应提示义务。二、机动车辆保险单“重要提示”中并没有明确提示傅宜国“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此不能证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三、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无傅宜国的签字，系空白条款，且傅宜国仅收到了保险单，并未收到保险合同条款，不知晓相应免责条款内容，故上述免责条款对傅宜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四、傅宜国所持有的《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没有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的盖章确认，该协议书并没有产生法律效力，仅仅是傅宜国与伤者李俊芳之间的赔偿协议，傅宜国未放弃主张商业险的权利。 被上诉人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已经在机动车辆保险单中以加黑字体对案涉条款进行了重要提示，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傅宜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在事故发生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傅宜国、伤者李俊芳已经签订了《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此协议书明确载明是因驾驶员弃车逃逸，商业险拒赔，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内赔付，该协议书傅宜国本人已进行确认并签字捺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傅宜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支付修车费用196916元及垫付的其他费用300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6月，傅宜国与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签订《分期买卖合同》，约定为满足日常代步需求，傅宜国向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指定采购车型，再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拥有所有权的该车辆，傅宜国在未付清全部购车款和其他款项前对车辆只享有使用权并承担分期付款期间使用车辆所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及损失并支付相关费用；分期付款期间，傅宜国应为车辆购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3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5万元）、车损险及以上几种险种的不计免赔险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费，如公司第一年代其购买上述保险的，傅宜国应向公司支付购买保险的费用；傅宜国在分期付款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后需承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裁定的责任，需自行承担保险公司赔付后不足部分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费、第三方赔偿额、误工费、二次拖车费等所有因交通事故而应承担的费用。 合同签订后，案涉车辆以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为被保险人在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31.88万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30万元，保险时间从2018年6月2日0时起至2019年6月1日23时59分止。《机动车辆保险单》“特别约定”栏载明“本保险标的按非营业车辆投保，如果从事营业性运输行为，须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批改手续，否则保险人不承担相应增加的保险责任”；“重要提示”栏以黑体字载明有“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等内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在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八条和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中均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2018年6月4日，交警部门向该车核发川Ａ×××××号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所有人为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使用性质为非营运。 2018年8月1日5时47分，傅宜国驾驶上述川Ａ×××××号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沿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由东向西行使至柳台大道466号门前路段逆向且超速行驶时，与相对方向车道内超速直行的**驾驶的川Ｃ×××××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随后又与相对方向最右侧车道内正常直行的李俊芳骑行的川ＡＦ80426号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三车受损及李俊芳受伤，傅宜国当即弃车逃逸。2018年8月1日23时许，傅宜国在亲戚陪同下到交警部门投案。同年8月28日，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宜国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李俊芳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李俊芳被送往成都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422958.48元。受损川Ａ×××××号小型轿车经成都龙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产生维修费19616元。 2019年3月26日，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与傅宜国、李俊芳达成《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载明李俊芳医疗费凭票422958.48元、伤残费用239649.2元，合计662607.68元，因被保险车辆全责、驾驶员弃车逃逸，商业险拒赔，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李俊芳12万元。同日，傅宜国与李俊芳签订《和解协议》，载明傅宜国在已全部支付李俊芳住院期间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基础上再自愿赔偿其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仅含鉴定5年护理费用）、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万元，李俊芳对傅宜国的行为表示谅解，同意不再追究其责任。傅宜国随即将首笔赔偿款40万元支付给李俊芳。2019年4月2日，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将交强险限额赔付金额12万元转至李俊芳账户。 一审另查明，傅宜国购买的川Ａ×××××号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现仍在分期付款过程中。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分期买卖合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费用结算票据、维修结算清单和发票、《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和解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快钱付款凭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记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川Ａ×××××号小型轿车虽登记在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名下并以该公司名义投保，但因其系傅宜国以分期付款方式从该公司购买且缴纳保费并实际使用，故保险事故发生时傅宜国对该车享有保险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驾驶员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具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及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并迅速报告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载明，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此，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傅宜国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的义务与傅宜国应遵守的法定义务相一致。由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中以加黑字体对保险合同的组成及责任免除等进行了“重要提示”，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傅宜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傅宜国驾驶车辆行驶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警和抢救伤者当即弃车逃逸等事实，已被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认，其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如果这种行为能够获得保险赔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公共道德，故傅宜国要求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其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傅宜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5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377元，由傅宜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对案涉免责条款是否尽到提示义务，该条款对傅宜国是否生效，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应否承担相应损失的赔偿责任。现评议如下： 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已经将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而交通肇事弃车逃逸的免责情形载明在保险条款之中，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能否在本案中仅以机动车辆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中写明保险条款系合同组成部分予以免责？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于具体达到何种程度可以适用免责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有细化阐明，其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则规定了对于一般免责情形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要求。从前述司法解释可见免责条款何时生效，并不仅仅在于提示或者说明的形式，也取决于免责条款的内容。因此，在具体判断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应当结合免责条款内容、免责形式在个案中具体确定。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交通肇事弃车逃逸作为免责事由，交通肇事弃车逃逸不仅是一般禁止性行为，而且涉嫌犯罪，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出现逃逸，不仅将使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止损还将人为扩大损失，保险法所追求的基本宗旨就在于减少损失，因此，将诸如此类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免责事由，仅有一般性提示即可认定达到可以适用免责情形的要求。另一方面，傅宜国持有的保险单“重要提示”处明确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故，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已经在保险单中提示存在保险条款，即使傅宜国未收到保险条款，其亦应当及时通知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并办理补充手续。若其未履行上述义务，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保险条款已经移交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或傅宜国，可能导致保险条款中的绝大部分免责情形无效，但是由于交通肇事弃车逃逸作为一种应该予以刑法负面评价的行为，同时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作为专业汽车租赁公司应当具有相应的保险风险常识，也应当加强对车辆实际驾驶员的遵守法律尤其是发生交通事故不应当逃逸的基本教育；同时，傅宜国作为驾驶员，应当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肇事逃逸行为人的惩戒，肇事弃车逃逸行为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 此外，事故发生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傅宜国、伤者李俊芳签订《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载明标的车全责，因驾驶员弃车逃逸，商业险拒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各方在该协议上签字并盖章。虽然傅宜国主张其所持有的赔偿协议书没有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的盖章确认，协议书并没有产生法律效力，但其庭后提交的《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不足以否认《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的效力，且《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效力不影响本案中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对该《机动车保险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效力，本院不予赘述。 本院综合全案认为，案涉免责情形为交通肇事弃车逃逸，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已经提示存在保险条款，同时神州汽车租赁成都分公司作为专业汽车租赁公司有能力加强驾驶员教育，傅宜国作为驾驶员，其应当规避交通肇事逃逸导致保险事故损失扩大，也应当对交通肇事逃逸免责具有一定预知，故在本案中应当认定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免责主张成立。 综上所述，傅宜国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8754元，由上诉人傅宜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一颖 审 判 员 任文磊 审 判 员 谈光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 赵小莹 书 记 员 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