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再11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妻）：张亚珍，女，195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子）：阮潮永，男，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张家葑村525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子）：阮潮兴，男，197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子）：阮潮夫，男，198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四申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伟杰，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倪文化，女，196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淑娜，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春慧，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阮阿四因与被申诉人倪文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浙06民终240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行）监[2019]33000000351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抗3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委派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章芳芳出庭履行职务。因阮阿四于2020年4月21日去世，其继承人张亚珍、阮潮永、阮潮兴、阮潮夫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伟杰、被申诉人倪文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淑娜、沈春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阮阿四转账给倪文化的12万元款项是否是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倪文化对收到案涉12万元款项并无异议，但是主张收到的12万元款项是阮阿四偿还拖欠其和其子罗良2015年的整年工资。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该抗辩理由不成立。经调查，绍兴市锦磊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磊公司）工资以现金形式按月发放，不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首先，锦磊公司未拖欠倪文化和罗良2015年整年工资有证人作证。证人倪某在检察询问笔录中陈述，锦磊公司的部分工人包括倪文化的工资，系倪某从阮阿四处领取后再发放，其可以作证未拖欠倪文化2015年的工资。其亦认可了锦磊公司2015年1月至12月工资发放单复印件上“倪某领发”的字迹系本人所签；证人邵某心在检察询问笔录中陈述，阮阿四一般将车间工人的工资分别装进信封，到公司车间发放。其虽不清楚罗良的工资数额，但是曾看到阮阿四每个月都把装工资的信封交给罗良。其在锦磊公司工作多年，也未听说阮阿四拖欠工资的情况。此外，2013年8月至2016年5月，倪文化、罗良的养老保险一直由锦磊公司缴纳，从未中断。证人许某、马某和黄某亦表示锦磊公司未拖欠其工资。锦磊公司按时为倪文化、罗良缴纳养老保险，且仅仅拖欠倪文化和罗良的工资不符合常理。其次，倪文化和罗良2015年工资与案涉12万元款项存在差距。本案中，虽然阮阿四提交的2015年1月至12月的工资发放单系复印件，但因证人倪某对工资发放单签章处的“倪某领发”予以认可，故对该工资发放单上倪文化的工资数额应予采信。由此可算出倪文化2015年整年实发工资为33071.1元，2015年1月至5月实发不超过2600元，2015年6月至9月不超过2700元，2015年10月至12月不超过3200元，与倪文化所称其每月工资为3500元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倪文化主张罗良2015年的每月工资固定为6500元，但是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倪某、邵某心检察询问笔录、锦磊公司2015年1月至12月会计凭证以及工资发放单来看，罗良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应在3600元以内，该工资水平与其他员工工资收入相当，具有较大可信度。结合上述分析，倪文化称收到的12万元款项是其和其子罗良2015年整年工资并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抗辩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抗辩不能成立，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认定阮阿四和倪文化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贷行为合法有效。综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终240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判决存在不当，请依法再审。 四申诉人再审请求：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改判倪文化向阮阿四的法定继承人支付12万元借款。事实与理由：倪文化抗辩涉案款项为阮阿四支付拖欠的工资，但依据检察机关查明的事实，锦磊公司并未拖欠被申诉人及其子2015年度工资。被申诉人陈述的2015年工资标准存在明显矛盾，且被申诉人亦无证据证明阮阿四代表锦磊公司向其支付工资款项，故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倪文化辩称：一、申诉人认为其和倪文化存在借贷关系，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借款偿还请求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存在借贷合意，二是借款已实际支付。本案中，申诉人虽然出示了支付凭证，但支付凭证只能证明支付发生，不能得出支付原因等相关信息。一、二审认定阮阿四因无法提供借贷合意为由，驳回阮阿四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证据要求，也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判断。阮阿四系锦磊公司法定代表人，完全有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账给倪文化12万元的款项并非公司支付的工资。二、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虽在本案中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证人笔录以及工资发放单等，但上述证据都无法证明锦磊公司已经将倪文化及罗良2015年的工资发放到位。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阮阿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倪文化立即付清向阮阿四借款12万元整；2.倪文化应支付本借款利息31200元整；3.倪文化应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阮阿四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倪文化支付2016年2月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1%月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阿四于2016年2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倪文化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阮阿四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阮阿四仅提供转账记录，无法证明阮阿四转账的款项系借款的事实。且倪文化对借款事实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阮阿四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要求倪文化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判决：驳回阮阿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662元，由阮阿四负担。 阮阿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判令倪文化归还12万元借款，并支付至还款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并由倪文化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阮阿四转账给倪文化的12万元款项是否系借款；二是本案一审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自然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依法应当具备二个要件，一是出借人和借款人达成合意，也即双方就建立借贷关系有一致的意思表示，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本案中，阮阿四持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与倪文化就案涉12万元款项存在口头借款协议，诉请判令倪文化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而倪文化辩称，转账款项系阮阿四支付给其及其子的工资，并提供了绍兴市锦磊纺织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该公司为倪文化及其子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用于证明阮阿四系绍兴市锦磊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倪文化及其子曾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倪文化已为案涉12万元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其他债务的抗辩提供了相应证据，阮阿四则仍应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阮阿四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书面证据，虽其主张双方以电话方式口头达成借贷合意，却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倪文化对此予以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阮阿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阮阿四关于双方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就案涉12万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主张，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阮阿四认为一审庭审无书记员记录，公开宣判未传唤其到庭，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经当事人同意的，可以替代法庭笔录。”经查，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在庭审前通过由阮阿四签署《庭审录音录像告知确认书》方式经其同意，且本案一审的庭审录音录像完整清晰；而阮阿四所称“一审庭审中法官拿了两张庭审笔录让上诉人签字”，实为上述《庭审录音录像告知确认书》和《庭审要点》，并非庭审笔录。故本案一审未指派书记员出庭担任记录、以庭审录音录像替代法庭笔录符合规定，不属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对阮阿四的该上诉理由，该院不予采纳。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而本案一审在公开宣判时未传唤阮阿四到庭，后采用邮寄方式向其送达判决书，确实存在程序瑕疵。但鉴于该程序瑕疵并不足以影响案件实体审理，为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本院予以指正，不再另作处理。 综上，阮阿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8年8月1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阮阿四负担。 为了证明抗诉意见，检察机关向本院出示如下三组证据材料：1.倪某、邵某心、许某、马某出具的证人证言、锦磊公司的章程及其证明；2.对倪某、黄某、邵某心、罗良的询问笔录；3.锦磊公司工资发放单两份。申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予认可。被申诉人对上述三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认为系证人的主观判断，且存在多处矛盾，不予认可。对锦磊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认为部分陈述存在矛盾，不能证明罗良的工资领取情况。对罗良的询问笔录，无异议。第三组证据，非原件，且存在多处修改，不予认定。 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在再审阶段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四份证人证言及一份单位证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被申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双方对锦磊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系检察机关依职权获取的证据材料，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能否达到相关证明目的，将结合案情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并非原件，被申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1.阮阿四曾系锦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倪文化及其子罗良曾在锦磊公司工作；2.2019年7月31日，锦磊公司员工倪某在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倪文化每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由倪某从阮阿四处领来再发给倪文化，并称锦磊公司没有拖欠倪文化2015年的工资；3.2019年8月2日，锦磊公司退休会计黄某在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据其所知，锦磊公司没有拖欠过工人工资，锦磊公司给倪文化和罗良缴纳养老保险。按照正常流程，先从职工工资里扣除需缴纳养老保险的部分，再把实发工资给职工；4.2019年8月5日，锦磊公司退休员工邵某心在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罗良等人曾在锦磊公司任车头，工资由阮阿四发放。其不清楚罗良每个月工资的数额，大概4000元左右。其从来没有听说过锦磊公司欠哪个人的工资；5.2019年8月13日，罗良在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在锦磊公司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左右，包括吃饭时间。2015年、2016年，其月工资为6500元左右，由阮阿四发放。2015年，因为锦磊公司搬厂，阮阿四没有及时发给倪文化和罗良工资，到2015年年底才补发，一共12万。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有效须具备借贷合意及款项现实交付两项要件事实。本案中，双方对款项交付事实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借贷合意的成立应由出借方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诉人提供了转账记录，但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因为转账凭证的背后可能有很多法律原因。被申诉人倪文化称所涉款项系锦磊公司用于支付其与其子罗良拖欠的2015年的工资。被申诉人虽不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工资欠付关系，但基于双方曾有劳动关系之事实，确有存在欠付工资之可能。倪某等人关于锦磊公司无拖欠员工工资的陈述，属于主观判断，且不具有全面性，本院不予采信。因申诉人未能证明阮阿四与倪文化存在借贷合意，申诉人主张双方存在12万元款项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本案原一、二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申诉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浙06民终240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普庆 审判员  王红琴 审判员  王常山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