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兴，男，195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代理人郑波、蒋惠多，浙江新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87号。 法定代表人许丽丹，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南，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366号彩虹商贸大厦17-19层。 法定代表人许利萍，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春鸿，杭州市滨江区天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周国兴因诉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原告周国兴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立即在杭州市滨江区××街道××村（社区）安置地块为周国兴户安置面积70平方米的住宅；2.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立即向周国兴支付过渡费（暂计算到2019年6月是168975元，之后按照2000元／月计算到安置房交付以后的第四个月止；3.本案诉讼费由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周国兴起诉要求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依据双方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进行房屋安置并支付过渡费等。然而该协议书签订于2002年，也即2014年5月1日《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实施之前，属于平等主体间签订的民事协议，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周国兴的起诉。 周国兴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的两次行政诉讼立案以及原审延长审限本身的行为可见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02年，上诉人周国兴与被上诉人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协议中明确：上诉人全部房屋属拆迁范围，经核实上诉人常住在册户口人数1人（非农业人口），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对上诉人采用以统一建造的多层（高层）成套住宅安置，实行异地安置，并进行资金结算……协议签订当天，上诉人依约腾空房屋、交付钥匙，后领取到部分拆迁补偿费，期间被上诉人分文未付过渡费用、奖励费，也迟迟未对上诉人户进行安置。针对此问题，上诉人及其家人一直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涉，也向相关部门反映。2016年5月，上诉人就上述安置问题以行政诉讼相关案由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查予以受理，对应案号为（2016）浙0108行初62号。在该案审理中因与被上诉人就进一步协商解决达成和解，故上诉人撤诉。之后，上诉人与江一社区、长河街道、被上诉人就材料申请、审查、房屋安置等事项进行沟通、处理，也应被上诉人要求多次调取、提交相关材料。2019年2月，上诉人户通过杭州市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人口、面积的审定。但被上诉人开始找种种理由拒绝履行对应安置义务，不兑现承诺。无奈之下，上诉人向滨江区及杭州市两级人民政府反映，但最终被告知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2019年6月，上诉人第二次以行政诉讼将两被上诉人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查（据了解，期间立案庭还直接将起诉材料交由行政庭审查）于2019年7月1日受理本案，对应案号（2019）浙0108行初49号，两被上诉人就此提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期间并未就该案的行政诉讼性质、主体问题提出异议。2019年10月10日，原审法院就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亦无人提及行政诉讼性质、主体问题。之后的案件审理进度询问中，审判法官也从未提及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理，仅表示对两被上诉人的征拆适格主体有想法，其己向第三方核实、待明确后向上诉人释明，并以此为由申请延长审限6个月（上诉人未收到对应书面通知，应是通过电话沟通知晓）。上诉人一直在等待原审法院的释明或判决结果，然在本案受理之日起近11个月、第一次庭审之日起近8个月后，上诉人收到了上述驳回起诉的行政裁定，载明本案不属行政诉讼范畴。请问，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理据何在？2016年、2019年被上诉人两次受理上诉人行政诉讼的依据是什么？2019年10月10日第一次公开审理后，原审法院延长审限的理据及必要性何在？上诉人认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可清楚佐证上诉人的主张，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纠正。二、2016年5月前，上诉人曾就本案以民事诉讼对应案由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明确本案不属民事诉讼范畴。2016年5月之前，上诉人以民事诉讼就上述房屋安置问题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当时经审查后回复该案不属民事诉讼范畴、应为行政诉讼范畴。鉴于此，上诉人改以行政诉讼于2016年5月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查后受理并进行审理，两被上诉人也进行了后续的应诉、提交相应答辩状及证据。该事实可见，本案属行政诉讼范畴清楚明了、无争议。三、原审法院驳回起诉的依据欠缺、适用法律不当。如上文所述，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缺乏依据支撑，且与其自身的受理等行为相违背。原审法院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前提是有充分证据佐证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相关证据缺失，也与本案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行政诉讼范畴明显存在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四、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8行初49号行政裁定，依法受理上诉人的起诉并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答辩称，第一、本案中的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应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因滨怡路建设需要，杭州市滨江区征地事务所于2002年8月与上诉人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此本案中的《补偿安置协议书》虽然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具有行政协议的性质，但由于其签订的时间远早于2015年5月1日，故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而当时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将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因此本案中的《补偿安置协议书》只能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第二、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的《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2年8月左右，履行完毕时间为2002年11月左右，即使按照修订后于2015年5月1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为起算时点，或是按照《民法总则》确定的3年的诉讼时效期限，则上诉人的起诉也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应该驳回其的起诉。综上所述，本案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且上诉人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为其安置面积70平方米住宅并要求支付相应的过渡费，其诉请实质上是要求继续履行于2002年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案涉协议签订于2002年，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此类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司法实践中，关于此类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因此，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于2016年作为行政案件立案，而本案认定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诉称其曾提起民事诉讼，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生效法律文书以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毛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