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莉，女，197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平，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 法定代表人：单洋，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斌，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东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单洋，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创路西段455号。 负责人：邓化民。 上诉人王莉因与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股份公司）、被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公司）、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共同支付王莉货款68万元并自2018年1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本案系王莉、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间自2016年起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引发，因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债务应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2.升达集团公司是升达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在同一经营场所，负责人均为邓化民，财务负责人相同，事实上二者存在经营混同，二者的注销、设立情况未向送货人告知。王莉等送货人持有的收货单据、结算单据均为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原料结算单》、《收款收据》，故即使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也不能改变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付款义务。升达集团公司构成债务加入，也应当承担付款义务。3.本案中，邓化民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其签收债权转让通知的行为，应当视为同时通知到了升达股份公司及升达集团公司。且王莉起诉后，升达股份公司收到起诉状就应视为升达股份公司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行为对升达股份公司发生法律效力。4.王莉在2020年4月向升达股份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邮件被退回，因此王莉已经尽到了通知义务，是升达股份公司故意回避债务。5.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均向王莉支付过货款，升达股份公司对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以其名义开展业务属于明知，也是许可的。 升达股份公司答辩称：1.升达股份公司增加了办公地址，并进行了公开披露，王莉能够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不属于故意回避债务。2.王莉在起诉状中明确其长期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供货，故其清楚交易对象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升达股份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付款义务。3.升达集团公司虽是升达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是二者人员、财产是独立的，在人格上并不存在混同。 升达股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莉对升达股份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已于2017年7月11日办理工商注销手续，而本案王莉的供货时间发生在2018年。2.对账单的内容和盖章名称已充分表明本次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王莉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还接收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付款，说明王莉明知合同相对方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3.对账单是供货合同履行的一个步骤，是双方之间对之前交易金额的确认，无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对账单视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判决自对账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王莉答辩称：1.王莉先是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未进行公告，也未告知王莉，并与王莉进行最终的结算，王莉始终认为升达集团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系同一家公司。2.王莉等送货人持有的收货单据、结算单据均为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原料结算单》、《收款收据》，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存续期间，升达集团公司也支付过货款，因此，在王莉供应货物时，二者存在主体混同。 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未答辩。 王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支付货款68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68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26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莉（供应商编号790）与案外人李勇（供应商编号901）、刘兵（供应商编号969）、李小琴（供应商编号970）、张锡鸿（供应商编号968）分别向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出售杂木等，每次送货双方均签有“原料结算单”，对货物重量进行确认，“原料结算单”上加盖有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2018年7月7日，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向王莉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王莉的货款金额为90931元，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2018年12月26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与王莉、李勇、刘兵、李小琴经结算形成“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2018年12月26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尚欠王莉、李勇、刘兵、李小琴木材款532673元（其中王莉的货款金额为90931元）。同日，张锡鸿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经结算形成“对账单”一份，主要载明：截止2018年12月26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尚欠张锡鸿木材款共计192906元。以上两份“对账单”上均加盖有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公章，金额合计725579元，且“对账单”备注栏里均载明“未转款”。对账当日，李勇向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欠付其货款85773元的债权转让给王莉；刘兵向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欠付其货款313597元的债权转让给王莉；李小琴向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欠付其货款42372元的债权转让给王莉；张锡鸿向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欠付其货款192906元的债权转让给王莉。2019年1月20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分别在4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回复称：已收悉《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意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向王莉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但截至起诉之日止，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仅向王莉支付了货款45579元，尚欠货款680000元未支付。 另查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登记设立，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于2017年7月11日注销。上述公司的负责人均为邓化民，营业场所均为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王莉及案外人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向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供应木材等货物，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虽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已于2017年7月11日注销，但升达股份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进行过注销公示或向王莉等供应商告知过公司已注销的事实，且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于2018年7月7日仍接收了王莉向其发送的货物，并在“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加之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负责人均为邓化民，营业场所均为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王莉等供应商有理由相信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仍在存续之中并向其供应了木材等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无法人资格，且于2017年7月11日被注销，故其债务应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王莉、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经结算形成的“对账单”上加盖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公章，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无效的情形，双方对欠付货款的时间及金额进行了确认。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债务的确认与加入，因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债务应由升达集团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对账当日，向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收到后回复：“同意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向王莉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故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的债权转让行为已对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发生效力，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应向王莉支付的货款金额为725579元。截至起诉之日止，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仅向王莉支付了货款45579元，尚欠货款680000元未支付，故对王莉要求升达集团公司向其支付货款68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未向升达股份公司、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故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的债权转让行为对升达股份公司、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不发生效力，升达股份公司仅对欠付王莉的货款90931元承担付款责任，故对王莉要求升达股份公司支付货款90931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未及时足额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王莉要求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从双方对账之日，即从2018年12月26日起向其支付逾期利息，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逾期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莉货款90931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90931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逾期，上述利息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莉货款589069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89069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逾期，上述利息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王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均未提交证据。王莉向提交了如下证据：1.邮寄单及退件，拟证明王莉于2020年4月23日向升达股份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办公地址邮寄债权转让通知，已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但升达股份公司拒收王莉发出的通知；2.债权转让通知书，拟证明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一并将债权转让给了王莉。3.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的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存续期间，升达集团公司在向王莉支付货款，升达集团公司、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向王莉购买原材料的事实，且2017年9月6日对应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是升达股份公司的印章；4.2017年4月21日的收款收据、2018年9月5日的收款收据、2018年9月1日的原料结算单，拟证明升达股份公司与升达集团公司在原料采购上存在人格混同；5.2019年10月17日拍摄的两张照片，拟证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王莉交货的地点仍然是同一地址，足以让王莉认为其交易对象仍然是升达股份公司。经质证，升达股份公司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一审判决确定债权没有转让，王莉不能以在一审判决后、二审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来否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升达股份公司并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自2017年3月10日起，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向王莉支付货款，证明王莉的交易对象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证据4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收款收据上的盖章不是升达股份公司，而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擅自使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银行转账印章，这与王莉提交的银行流水、诉状陈述相吻合，王莉清楚交易对象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但不能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办公地址厂区外墙上印刷有升达股份公司的名字就认定二者之间存在财务混同。 经审查，本院认为王莉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也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前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确认双方拟证明的目的。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设立之前，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22日通过公司账户五次向王莉转款。 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本案，于2019年7月11日向升达股份公司工商登记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升达股份公司2019年7月17日拒收。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升达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林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在二审中，王莉主张升达股份公司应对所有案涉货款承担还款义务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0%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升达股份公司主张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并非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因此升达股份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在注销前与王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负责人邓化民等工作人员仍然在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任职；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使用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制作的原料结算单与王莉进行结算，加盖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在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册地继续经营，并在该地继续悬挂升达股份公司企业名称。以上事实足以让王莉有理由相信其仍在同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进行交易。而升达股份公司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不及时销毁或收回该公司单据、印章，不撤换企业招牌，不向相对人告知公司注销情况，任由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继续使用其权利外观从事民事活动，存在过错。因此，邓化民等人的上述行为能够使王莉善意无过失的相信其具有升达股份公司的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货款经收货和最终对账确认早已具备支付条件，故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支付货款。一审法院判决升达股份公司从对账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卖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王莉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之规定，因此王莉依法取得案外人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自2018年12月26日对账之日至2019年7月17日债权转让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2019年7月1日王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升达股份公司支付案外人李勇、刘兵、李小琴、张锡鸿转让给其的债权并提交了相应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2019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向升达股份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相关诉讼材料，前述材料于2019年7月17日到达升达股份公司被拒收，2019年7月30日升达股份公司到一审法院应诉。因此应视为王莉在2019年7月17日已向升达股份公司完成了通知，债权转让行为对升达股份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升达股份公司应当向王莉履行债务。 至于升达股份公司主张对账单不是升达集团公司对其债务的加入的问题，因升达集团公司在一审法院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因此该问题是否成立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莉的上诉理由成立，升达股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莉货款68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8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1.3倍为标准，自2018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8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保全费4270元，共计9570元，由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785元，由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785元；王莉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690.7元，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受理费2073.28元，均由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文飞 审 判 员 仇 静 审 判 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