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35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山东国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95-4号院内。 法定代表人：鞠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华，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萍，女，1980年10月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忠，山东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顺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北侧、正阳路东圣地茶博花卉西区3号楼3Ｂ-18。 上诉人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萍、山东顺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鞠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华，被上诉人杨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忠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萍对国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萍、顺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合同签订后，杨萍即交纳购车首付款20000元，该款由国诚公司出具收据，该行为虽系基于顺吉公司指示，但亦表明国诚公司以自己的身份参与了合同的履行”是错误的。国诚公司并没有以自己的身份参与顺吉公司与杨萍之间合同的履行，因为国诚公司与顺吉公司之间存在汽车租赁合同，顺吉公司与杨萍之间存在汽车租赁合同，而国诚公司与杨萍之间却不存在汽车租赁关系。2016年11月4日杨萍交纳的2万元首付款，事实上是顺吉公司及王顺吉指示杨萍把本该支付给顺吉公司的款项直接支付给了国诚公司，实质上是一种支付过程的简化，实际收款人还是顺吉公司，为杨萍出具收据仅起到证明杨萍按与顺吉公司的汽车租赁合同履行了义务，顺吉公司按与国诚公司的汽车租赁合同履行了义务，不能表明国诚公司以自己的身份参与顺吉公司与杨萍之间合同的履行，这是由合同相对性原则决定的。因此，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国诚公司为杨萍出具的收车证明载明的内容，能够确定国诚公司对王顺吉与顺吉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卖给杨萍的行为知情并认可。鉴于王顺吉作为国尊潍坊分公司的负责人及顺吉公司的监事这一事实，结合收车证明中载明的内容，进一步确定国诚公司实际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的合同的履行”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其一，仅依据2017年7月31日国诚公司为杨萍出具的“收车证明”不能必然推定“国诚公司对王顺吉与顺吉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卖给杨萍的行为知情并认可”。因为杨萍与顺吉公司“买卖车辆协议”的时间在前，实际收回车辆在后，出具收车证明更在其后。事实是王顺吉在2017年4月份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顺吉公司不能按时交纳租金，国诚公司于2017年6月份收回了涉案车辆，后经过国诚公司与杨萍的沟通，才知道王顺吉代表顺吉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将涉案车辆出卖给了杨萍，“收车证明”才注明了“因王顺吉未将杨萍缴纳的车牌号为鲁Ｇ×××××的白色捷达尾款交给我公司财务部门，我公司财务部门未收到款项，我司风控部门己将车辆收回”的内容。可见，一审判决通过“收车证明”推定国诚公司对王顺吉及顺吉公司与杨萍之间的买卖行为知情并认可错误。其二，一审判决依据王顺吉是国尊潍坊分公司的负责人及顺吉公司的监事，再结合收车证明中载明的内容，也不能必然确定国诚公司实际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因2016年11月4日王顺吉代表顺吉公司与杨萍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杨萍同日也受顺吉公司的指示到国诚公司处替顺吉公司支付过款项，也明知国诚公司对涉案车辆具有所有权，其后也是向顺吉公司交纳的租金，且顺吉公司并为其出具加盖顺吉公司公章的收据。可见，杨萍与顺吉公司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即双方具有汽车租赁关系，与国诚公司没有租赁关系。2017年1月11日杨萍也是与王顺吉及顺吉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其“车辆余款”也是顺吉公司为杨萍出具的加盖顺吉公司公章的收据，杨萍与顺吉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也明确的，即杨萍与顺吉公司双方具有车辆买卖关系，与国诚公司没有车辆买卖关系。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王顺吉虽然是国尊潍坊分公司的负责人，在与杨萍之间的汽车租赁及买卖过程中，却是以顺吉公司的身份参与的，其代理或代表的是顺吉公司，而不是代理或代表的国诚公司。因王顺吉具有双重身份，不能因为王顺吉是国尊潍坊分公司的负责人就必然地推定国诚公司“实际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的合同的履行”，而应根据代理或代表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还有一点，杨萍明知王顺吉及顺吉公司对涉案车辆没有所有权，并与顺吉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其本身具有明显的过错。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国诚公司实际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杨萍与顺吉公司在明知涉案车辆登记在国诚公司名下，国诚公司对涉案车辆具有所有权，在未告知国诚公司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并实际履行，明显损害了国诚公司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应当按照无效合同的规定处理杨萍与顺吉公司的买卖行为，国诚公司不应承担合同责任。(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诚公司既不是出卖人，也不是买受人，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与杨萍、顺吉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没有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不应承担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杨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顺吉公司未作答辩。 杨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诚公司、顺吉公司返还购车款80000元；2.诉讼费用由国诚公司、顺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4日，国诚公司（甲方）与顺吉公司（乙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大众牌汽车（大众捷达1.6L手动档标配）30辆，其中一辆车牌号为鲁Ａ×××××；上述车辆的单车租金总额为95600元，6辆车租金总额为573600元；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承租上述车辆的第一笔租金132600元；剩余租金分35期付清，每期为一个月，每辆车每期租金为2100元，合计人民币为12600元，乙方应当于每月3日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2100元；租金及保证金汇入甲方指定收款账户：户名山东国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行齐鲁银行舜井支行，账号11×××56；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和要求支付各期款项，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拖欠款项总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逾期超过60日仍未支付款项，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合同同时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同日，顺吉公司（甲方）与杨萍（乙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鲁Ａ×××××号大众捷达车；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4日至2019年11月4日；租金金额为104400元，租金分36期付清，每期租金为2900元，每期租金支付期限为本月25日-次月3日；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缴纳首付20000元；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和要求支付各期款项，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拖欠款项总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逾期超过60日仍未支付款项，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同时有权要求乙方立即退还车辆并付清拖欠的款项及相关费用（计算至乙方退还车辆之日），乙方还应按未还款总额的2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在租期届满并按协议约定付清全部租金后，届时甲方应积极配合将车辆过户到乙方名下，过户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同日，杨萍按照顺吉公司的指示向国诚公司交纳以租代购首付款20000元，国诚公司为杨萍出具收据一份，收据写有“交款单位杨萍（鲁Ａ×××××）人民币（大写）贰万元整收款事由收捷达以租代购首付款”字样，并加盖国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2016年12月2日，杨萍向顺吉公司交纳首期租金2400元，由顺吉公司为杨萍出具收款收据一份。 2017年1月11日，顺吉公司与杨萍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将杨萍承租的鲁Ａ×××××捷达车以80000元价格卖予杨萍，付款方式为乙方（杨萍）首付购车款20000元，剩余60000元在2017年1月11日前一次性付清。如到期未能付清，甲方（顺吉公司）将车收回、更名，过户费用由甲方承担。同日，杨萍向王顺吉转账支付购车尾款57600元，顺吉公司出具“车辆余款”的收款收据一份。 2017年7月31日，国诚公司从杨萍处将车辆收回，并给杨萍出具收车证明一份，内容为“因王顺吉未将杨萍缴纳的车牌号为鲁Ｇ×××××的白色捷达尾款交给我公司财务部门，我公司财务部门未收到款项，我司风控部门已将车辆收回，特此证明”。 同时查明：案涉车辆鲁Ｇ×××××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国尊潍坊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16日。山东国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更名为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汽车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杨萍即交纳购车首付款20000元，该款由国诚公司出具收据，该行为虽系基于顺吉公司指示，但亦表明国诚公司以自己的身份参与了合同的履行。2017年1月11日，杨萍与顺吉公司达成车辆买卖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当事人间的汽车租赁协议终止。涉案车辆登记在国尊潍坊分公司名下，顺吉公司无权处分，但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具备合同效力，且杨萍已按合同约定交纳购车款。从顺吉公司出具的载明“车辆余款”的收据，可以认定杨萍将车辆全部购车款已交付。根据国诚公司为杨萍出具的收车证明载明的内容，能够确定国诚公司对王顺吉与顺吉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卖给杨萍的行为知情并认可。鉴于王顺吉作为国尊潍坊分公司的负责人及顺吉公司的监事这一事实，结合收车证明中载明的内容，进一步确定国诚公司实际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之间的合同的履行，且涉案车辆确系由国诚公司收回并已处置。综上所述，杨萍要求国诚公司与顺吉公司共同返还购车款8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顺吉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山东顺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返还杨萍购车款8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山东顺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另查明，原一审中，杨萍起诉所列被告包括山东国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该公司负责人为王顺吉。一审重审中山东国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被注销，杨萍撤回了对该公司的起诉。 还查明，2017年1月11日，杨萍作乙方与甲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中，协议抬头甲方处由王顺吉签字，协议落款甲方处由顺吉公司加盖公章。涉案车辆原车牌号为鲁Ａ×××××，后过户登记在原山东国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名下时变更为鲁Ｇ×××××。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顺吉公司返还涉案购车款，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国诚公司应否承担涉案购车款的返还责任。就涉案车辆，顺吉公司与国诚公司、杨萍间分别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顺吉公司将从国诚公司处租赁的涉案车辆转租给杨萍，依照杨萍与顺吉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中的约定，杨萍于合同签订之日应向顺吉公司交纳首付款20000元，杨萍按照顺吉公司的指示向国诚公司支付，国诚公司为此出具的收据中将该部分款项的性质定性为以租代购首付款。国诚公司收取以租代购首付款的事实，结合杨萍与顺吉公司间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中关于租期届满顺吉公司应配合将车辆过户到杨萍名下的约定，据此能够认定杨萍与顺吉公司间就涉案车辆签订的合同名为汽车租赁实为以租代购合同，且国诚公司认可顺吉公司对涉案车辆的处分。2017年1月11日，杨萍与王顺吉及顺吉公司就涉案车辆签订买卖协议，协议中约定的购车首付款与杨萍和顺吉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数额一致，从杨萍支付的购车尾款数额看，已从双方约定的购车总款额中扣减了杨萍依据汽车租赁合同支付的首付款及租金，该事实则证实了杨萍与顺吉公司间的汽车租赁合同已变更成买卖合同。国诚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的收回车辆证明中，载明国诚公司收车的原因系王顺吉未将杨萍交纳的尾款交付该公司，国诚公司收回车辆的原因仅是王顺吉未交纳剩余尾款，说明国诚公司对涉案车辆买卖协议知情并认可，该车辆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国诚公司参与了杨萍与顺吉公司间汽车租赁合同的履行，对后来由租赁合同变更为买卖合同知情并认可，王顺吉未向国诚公司交纳剩余尾款，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国诚公司无权收回杨萍依据汽车租赁合同和车辆买卖协议合法占有的车辆，国诚公司将车辆收回并处置，致杨萍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国诚公司向杨萍承担涉案车辆购车款的返还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国诚公司以对涉案买卖合同没有参与、不知情等为由请求免责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案情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国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山东国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李 玲 审判员  孙 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