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823ME1038888U。 法定代表人：范群隆，村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823ME10389177。 法定代表人：李文光，村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823ME1038909C。 法定代表人：丘银喜，村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823ME1038896N。 法定代表人：李展荣，村主任。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823ME10389252。 法定代表人：朱喜秋，村主任。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来福，福建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丘添良，男，196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荣成，男，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永如，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职工，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瑞鹏，男，1991年6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瑞春，女，198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树福，男，1959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丘华娇，女，196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冬琴，女，196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喜才，男，196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赞梅，福建汀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春，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杭县。 上诉人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永联村委会）、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军联村委会）、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徐村委会）、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富光村委会）、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陈和村委会）【上述五个村委会以下简称为五村委会】因与上诉人丘添良、池荣成、高永如、高瑞鹏、高瑞春、林树福、丘华娇、范冬琴、李喜才（以下简称为丘添良等九人）、被上诉人李建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杭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3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联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范群隆、军联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李文光、长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丘银喜、富光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李展荣及其和陈和村委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来福，上诉人丘添良及其和池荣成、高永如、高瑞鹏、高瑞春、林树福、丘华娇、范冬琴、李喜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赞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建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认为，“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的前提是需要先行对该企业的各出资人权益进行确认，而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故五村委会以承包人在合同到期后应承担附随义务为由要求对九江潭电站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说理错误。 1、九江潭电站不是合伙制企业，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股东关系，只存在承包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工商部门存档的私营企事业开业申请登记资料（包括私营企业开业登记表、合伙人员名单、验资报告、全体股东出资情况表、九江潭电站移交合同、九江潭水电有限公司章程）均是出于电站经营所需制作的虚假材料（资产未评估，验资报告和出资情况表都是无任何资料佐证），应为无效的证据材料，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如果被上诉人的主张真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必须有合伙协议佐证，也即只有合伙协议，才能改变承包的事实。一审判决主张的“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的前提是需要先行对该企业的各出资人权益进行确认”才能成立。所以，对只有外观形式而无实质内容的工商登记企业，人民法院不应依法认定其为合伙企业。因此，本案不应适用合伙企业的规定来审理案件。 2、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交了二份九江潭电站承包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证实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包关系，并由此诉求各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到期后的协助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等附随义务。一审本应根据合同法的诚信原则，判令各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履行完毕后的协助义务，以便电站经营能正常运转，上诉人作为物权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权益。但一审竟无视双方已承认且有书证证明的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错误认为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3、如果各被上诉人合伙关系的主张成立，本案可能存在原各村主任与各被上诉人合伙侵吞集体财产的犯罪行为，或原各村委领导失职渎职的行为。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现一审判决在本案事实认定上，虽然未直接认定九江潭电站是合伙制企业，但在说理上，却以上诉人变更九江潭电站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身份需要先行确认各出资人权益进行确认，实际上变相确认了各被上诉人是真实股东身份，维护了各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 4、本案被上诉人李建春按工商登记资料也具有股东身份，如果一审认定的各被上诉人股东权利真实存在，他不会放弃股东身份。正是因为存在虚假登记的事实，其不敢冒犯法律尊严。 5、再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存在股东关系，上诉人也有权依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选择最佳的最简便的方式案由解决自己的诉求。上诉人在一审立案时，原第一诉求是确认各被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第二诉求才是变更电站法定代表人及各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但立案庭认为二个案由不同，必须撤销一个。所以上诉人才选择了合同纠纷而非合伙协议纠纷，以达到一诉就能完成诉讼目的。而如果按一审的说法，上诉人必须在对股东身份进行确认后，又必须再次进行本案的诉讼。这种做法增加了讼累，实不可取。一审法院决定上诉人要先行股东身份进行确权，实际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 二、关于“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给村委会”的说理，既然原审已“经审查认为，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是合伙企业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维护公司正常运营所需”，同时又查明涉案电站各被上诉人的承包期已终止，下一轮承包已发生，如果不支持上诉人的诉求，又何谈维护正在经营的企业的利益。原审“维护公司正常运营所需”不成自己打脸。至于一审认定合伙企业的说法在前面已涉及，本条不再赘述。 三、原审认定“丘添良是否应向五村委会支付承包金8000元”的说理，仅凭承包合同的记载及被上诉人丘添良的不实陈述，忽视了其自己也采信了补充协议及相关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材料，有体现在形成补充协议时，对合同押金已作抵除以往租金处理。因此，一审驳回上诉人的此项诉求，明显不当。 四、原审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1、本案无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一审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条款错误。 2、各被上诉人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虽然有载明各被上诉人中的个别人具有股东身份，但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设立合伙企业的规定（形式上无合伙协议，实质上出资不明，即使有出资，依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合同到期后已不具有企业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来审理（物权法同样也规定了在事实物权与法律物权不一致的情况下，优先保护事实物权）。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说理存在明显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查明并改判。 丘添良等九人针对五村委会的上诉辩称意见与其一审时的答辩意见一致。 丘添良等九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承包人已实际变更为丘添良，村委会有权要求丘添良支付承包金的认定。2、撤销一审判决中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系延期承包。因该期间的承包金双方未作约定，可参照适用之前的承包金的约定的认定。3、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丘添良结欠的承包金与村委会应返还的保证金进行了抵销的认定。4、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协议书》，可证实当时是由丘添良、李喜才、李建春、池荣成、高永如、林树福、李兴文、李国财共同中标承包的，当时大家推举李喜才出面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而已，双方于1997年10月8日签订的《电站承包合同》是李喜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双方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内部进行了多次的内部承包，其中2002年也是由丘添良等进行内部承包；上诉方内部有承包与被承包关系、有技改投资等利害关系。实际是8个人中标承包，而合同是李喜才一人与被上诉方签订的，后来丘添良只是其中一段时间的内部承包，相对被上诉人权利义务应该是8个人或李喜才一个人，而绝对不可能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承包人已实际变更为丘添良。 二、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中都司法所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出当时双方一方说代管，一方说延期，哪一方都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和主张，特别是丘添良最后说：“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时间段，应当都是代管”。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五号证据，即被上诉人要求立即终止承包的通知，第六号证据，即2019年1月26日被上诉人到电站现场终止合同的事实，说明2019年1月26日承包合同就已经实际终止了，而且移交了。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第九号证据，即“1、九江潭电站2019年1月26日至5月25日收支情况；2、上杭县中都九江潭水力发电站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实九江潭电站2019年1月至4月账户交易情况，承包人对九江潭电站对2019年1月至4月除支付发电工工人工资、贴补青潭村民用电差价、交税、电站自用设备用电、修理费、水资源费外，未支付其它费用，更未有承包人分红。所以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系延期承包是断章取义，上诉人在这段时间是代管，而不是延期承包。 三、上诉人从案件立案到一审宣判，从未认可2019年有欠被上诉人的承包金，更没有主张欠的承包金从保证金中抵销。实际上，2019年1月27日至4月26日是代管，上诉人没享受利润、没享受分红，被上诉方应支付给上诉人代管费用才对。所以一审得出2019年上诉人欠1650元的承包金，且将该款从保证金中抵销是绝对错误的。 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有实质影响、有实质利害关系的错误认定。 五村委会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协议书》，外表形式确由丘添良、李喜才、李建春、池荣成、高永如、林树福、李兴文、李国财共同中标承包，初时也是由李喜才出面签订承包合同，但自2002年起至总的承包合同结束，各上诉人经答辩人同意，内部重新进行了内部承包，由丘添良个人中标，取得了独立的承包权。原承包合同实际已终止。该事实在（2019）闽0823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原告巫秋娥等人提供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询问笔录载明丘添良个人取得承包权后，其自己有邀请他人共同承包。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协议书实际已履行完毕，对原承包人已无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丘添良支付尚欠承包金，正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作出的正确认定。 二、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系延期承包错误，其主张要撤销一审对此的说理。因为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中都司法所的询问笔录中丘添良有提出代管，而另一方说是延期，哪一方都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和主张。答辩人认为，只要答辩人提出了延期的主张，而又明确表示反对延期，说明承包合同就没有结束，在未履行交付承包财产手续前，承包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也即上诉人应将合同当成延期方式履行。 至于上诉人主张其五号证据（通知函）载明合同期到期后立即终止承包合同，并于2019年1月26日下午3时在电站按合同约定办理财产移交手续，结合第六号证据中答辩人到了现场的照片，“说明2019年1月26日承包合同就已经实际终止了，而且移交了”的说理明显荒谬。上诉人一面说双方对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存在延期还是代管的争执，一面又说2019年1月26日已移交了电站财产，本身存在矛盾。而丘添良自己在法庭上都还承认实际移交是在2019年4月26日，何来之前的移交，是如果有移交，移交清单何在？对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九号证据，即使“未支付其他费用，承包人也没有进行分红”事实成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该电站本身不是正规企业，不存在财务监督问题。 三、上诉人丘添良主张“从案件立案到一审宣判，从未主张2019年有欠答辩人的承包金，更没有主张欠的承包金从保证金中抵销”包含二层含义，一是对2018年度的欠缴租金给予回避，故意用2019年1月26日合同约定的到期日与实际交付日的延期还是代管来抗拒租金，并把前年欠交租金一并抹杀；二是否认其有向一审抗辩用保证金抵销尚欠租。答辩人认为，如果上诉人有明确抵销主张，一审判决应为正确；而如果上诉人未当庭主张，不应私自揣测当事人的意图，一审无权适用除销法则。另外，实际上，上诉人主张的保证金，因上诉人主张在承包期间增效扩容花费大，双方在2004年上缴承包金时已进行了抵销，保证金其实早已不存在。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除第3项的部分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外，其余诉请均应驳回。 五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立即配合五村委会对上杭县中都九江潭水力发电站（以下简称九江潭电站）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并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原告；2、判令丘添良支付五村委会2018年度欠缴租金6500元，2019年度延期期间的租金1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联村委会、军联村委会、长徐村委会、富光村委会、陈和村委会系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成员。1997年9月27日，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与李喜才、丘华娇、黄红莲、范冬琴、李建春、池荣成、李兴文、林树福签订一份《上杭县上都九江潭水电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永联村委会、军联村委会、富光村委会、长徐村委会、陈和村委会联合出资，采用原上都九江潭电站设备及设施代替资金，折价十五万元作为投入，李喜才、丘华娇、黄红莲、范冬琴、李建春、池荣成、李兴文、林树福出资六十五万元为四股采用现金投入方式。章程还约定企业经营期限到期后，按双方出资额分配产权或继续修订章程、合约，进行生产经营。1997年10月8日，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与李喜才签订《上杭县中都镇上都九江潭电站承包合同》，约定由李喜才承包位于上都永联境内九江潭电站及电站发供电权，承包年限为21年4个月，即从1997年9月26日至2019年1月26日止。合同还约定承包期满，把电站现有的厂房、大坝、渠道、压力管、机组设备、主配变、计量、高压线路等现有一切设施全部原样交还甲方，且机组出率160KW以上，正常运行48小时。乙方向甲方上缴中标承包金：每年43180元。乙方须保证提前半年分二次缴清一年上缴款。乙方向甲方提交壹万元作为履行合同的保证金，此保证金到合同期满后归还。1998年7月4日，丘添良、李喜财、李建春、池荣成、高永如、林树福、李兴文、李国财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由丘添良、李喜财、李建春、池荣成、高永如、林树福、李兴文、李国财共同中标承包上都九江潭电站壹座，平投资，同受益，责任共担，风险共负。决定推举李喜财为法定代表人，特立此协议。”1998年11月4日，上杭县中都九江潭水力发电站经工商登记成立，其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人有池荣成、黄红连（高永如之妻）、李建春、林树福、丘华娇、丘添良、范冬琴。2000年8月7日，上都联合管理组与上都电站法定承包代表人：李喜才签订一份《关于核减上都电站年承包上缴款的补充合同》，约定原承包上都电站上缴年交43888元，现核减为乙方每年上缴甲方16800元。2004年开始双方对承包金调整为每年6500元。 2002年12月6日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李喜才变更为丘添良。丘添良对九江潭电站经营至2019年4月。2008年7月5日，黄红连因病死亡，其丈夫为高永如，黄红连与高永如生有一子高瑞鹏与一女高瑞春。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对九江潭电站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二、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给五村委会；三、丘添良是否应向五村委会支付承包金8000元。 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一、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对九江潭电站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五村委会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后，对法定代表人、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属于承包人的附随义务。被告认为因九江潭电站大部分股份属于被告，不存在全部变更给五村委会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的前提是需要先行对该合伙企业的各出资人权益进行确认，而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故五村委会以承包人在合同到期后应承担附随义务为由要求对九江潭电站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它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合伙协议约定代表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代表人，但五村委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相应的约定，故五村委会要求对九江潭电站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给五村委会。五村委会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给五村委会属承包人的附随义务。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是合伙企业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维护公司正常运营所需，合伙企业拥有上述证照的所有权，五村委会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无权以自己的身份要求各被告返还上述证照，故其要求各被告将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交付给五村委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丘添良是否应向五村委会支付承包金8000元。五村委会认为，丘添良欠缴2018年底承包金及2019年1月至4月的延期承包金1500元。丘添良认为其尚有押金在五村委会处，该押金足以支付其尚欠的承包金。一审认为，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与李喜才签订《上杭县中都镇上都九江潭电站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丘添良及池荣成等各被告的陈述，2002年开始由丘添良一人出面承包，且2002年12月6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也由李喜才变更为丘添良，故《上杭县中都镇上都九江潭电站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已实际变更为丘添良。期间丘添良虽有邀请其他人一起承包经营，但丘添良作为合伙人，以其合伙人身份进行承包，其是承包合同相对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五村委会有权要求丘添良支付承包金。 关于承包金按何种标准计算？根据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2019年4月16日在中都司法所制作），丘添良陈述“他们先是说给我们代管一个月，我不同意，李展荣说拿三个月给我，象征性缴点钱”，表明丘添良接受的方案是不同意代管，而是以较低的承包金继续承包，且丘添良对九江潭电站也实际经营至2019年4月，综上，可以认定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系延期承包。因该期间的承包金双方未作约定，可参照适用之前的承包金约定，按每年6500元缴纳，折算成三个月为1650元，故五村委会要求丘添良支付2019年延期期间的租金1500元及尚欠2018年的承包金6500元，共计800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合理合法。 关于1万元保证金是否可以与丘添良结欠五村委会的承包金8000元进行抵销。五村委会认为保证金已经在2004年时已经进行了抵扣，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上杭县中都镇上都九江潭电站承包合同》第五条第2项“乙方向甲方提交壹万元作为履行合同的保证金，此保证金到合同期满后归还”的约定，保证金的归还系在合同期满，综上，可以认定保证金尚未被处分。鉴于现合同已到期，该保证金归还的条件成就，属于到期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现丘添良以提出抗辩的方式要求将1万元保证金与尚欠五村委会的承包金进行抵销，该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故丘添良结欠五村委会的承包金与村委会应返还的保证金进行了抵销，丘添良无须再支付承包金8000元。综上，五村委会的上述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李建春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诉讼中，五村委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丘添良等九人对一审认定的丘添良对九江潭电站经营至2019年4月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是八个合伙人对九江潭电站经营至2019年1月。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五村委会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上都联管组与上都九江潭电站承包方补充协议原稿二份，以此证实：（1）结合五村委提交的《上都联管组关于解决旧债务问题补充协议》、丘添良提交的《关于核减上都电站年承包上缴款的补充合同》及租金实际履行情况，可证实双方存在多次补充协议；（2）合同押金（保证金）10000元已经抵作1997年至2002年12月30日期间的上缴承包金（一切上缴款齐平，以后不再追究）； 二、15份情况说明，以此证实：丘添良等一审提交的《上杭县上都九江潭水电有限公司》章程、出资情况表、验资报告等私营企业开业申报资料并未经电站实际出资人（五村委）开会确定出具，而是由个别村干部擅自盖章。 三、调查笔录一份，以此证实：李建春明确表示承包人投入资金系用于技改，承包期满后电站交还上都联合管理组及他们不持有上都九江潭水电站股份，但持有承包九江潭水电站承包经营股份。 丘添良等九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一审已经提供，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有条件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没有任何人签字，也没有时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是否证人写的，不清楚。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不予质证。 丘添良等人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电力公司的文件一份，证明李建春是电力公司的员工，他要退出股份的事实。 五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该文件的时间是电力部门的(2018)二号文件。而李建春退出的时间是2012年，用(2018)二号文件来对抗2012年的行为，不好理解。李建春是2012年退出来了，而且他讲的是事实，只是主张承包期间的经营权股份从来不主张电站股份，丘添良等人出资是为了技改。 本院认为，五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没有对方的签字，证据二也属于其单方出具，证据三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确认，均不予认定。丘添良等人提交的电力公司的文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文件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五村委会是否有权要求丘添良等人进行九江潭水力发电站代表人及合伙人身份变更和移交相关证照？2、合同期满后，丘添良是代管还是续包，五村委会要求丘添良支付承包金8000元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虽然由五家村委会组成的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与李喜才于1997年10月8日签订了案涉九江潭水力发电站承包合同，约定由李喜才承包九江潭电站，但根据上杭县中都镇上都联合管理组与李喜才、丘华娇、黄红莲、范冬琴、李建春、池荣成、李兴文、林树福签订的《上杭县上都九江潭水电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五村委会采用原上都九江潭电站设备及设施代替资金折价十五万元作为联合出资投入，合为一股，李喜才、丘华娇、黄红莲、范冬琴、李建春、池荣成、李兴文、林树福采用现金投入方式出资六十五万元合为四股。该章程签订的时间为1997年9月27日，早于承包合同的签订时间，且章程内容与承包合同的内容大体相同，因此，应认定五村委会与李喜才等承包人之间具有合伙关系，为双方合伙后由一方承包经营。且承包方投入的资金达65万元，远远高于五村委会的设施设备出资15万元，案涉九江潭电站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先达成合伙协议后再约定由合伙一方进行承包。且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载明上杭县中都九江潭水力发电站于1998年11月4日设立，所进行的工商登记中载有承包人的出资份额，五村委会对于工商登记的情况应当予以知情，其认为丘添良等提供的工商部门存档的私营企事业开业申请登记资料均是出于电站经营所需制作，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认为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的前提是需要先行对该企业的各出资人权益进行确认，理由充分。退一步而言，本案中由于案涉电站在七十年代就已建成，至李喜才等人进行承包时，设备老旧，应投入进行技改，承包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改后所形成的资产已添附在电站当中，根据章程第七章的约定，在承包期限到期后按双方出资额分配产权或继续修订章程、合约，而非全部归还发包人。承包合同第三条第6点也是约定承包到期后，把电站现有的厂房、大坝、渠道等资产归还甲方，并不含新增资产。因此，五村委会要求承包人对电站法定代表人及合伙人身份进行变更，本院不予支持。电站的工商登记发生在承包后，五村委会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向承包人移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其要求承包人返还上述证照没有依据。关于丘添良是否应向五村委会支付承包金8000元的问题。在2019年4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丘添良认可其为电站现有的承包人之一，结合其为现任电站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五村委会向其主张承包金具有依据，至于丘添良与其他承包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可另行处理。虽然五村委会于2019年1月21日向承包人丘添良发出了终止承包合同的通知，但双方的合同在2019年1月26日到期后，丘添良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五村委会进行了移交，应认定其系续包，丘添良上诉认为是代管，不予采信。五村委会主张承包人所交的保证金已进行了抵销，但其提供的补充协议并没有经过双方的签字认可，且保证金应在合同期满后归还，故一审认定承包金与保证金进行抵销并据此驳回五村委会要求丘添良支付承包金的诉求，该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与上诉人丘添良、池荣成、高永如、高瑞鹏、高瑞春、林树福、丘华娇、范冬琴、李喜才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李建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杭县中都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长徐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富光村民委员会、上杭县中都镇陈和村民委员会负担75元，由丘添良、池荣成、高永如、高瑞鹏、高瑞春、林树福、丘华娇、范冬琴、李喜才负担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陈水柏 审 判 员 李馀彬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陈笑平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