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04民初1986号 原告:刘明辉，男，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琦，（系原告妻子），女，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清亮，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1428号。 法定代表人:高军，系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文举，系该单位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晓亭，吉林钟言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明辉与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以下称外事服务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明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琦、孙清亮、外事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文举、牟晓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明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给付人民币1,888,230.39元及利息（利息以1,888,230.39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07年起被告将其所属的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售票处发包给原告实行承包经营，售票处独立核算,原告每年向被告缴纳承包费。2008年原被告曾签订一份承包合同承包期为三年，2012年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承包期为一年，2013年以后原被告没有签订承包协议。被告的售票处由原告进行承包经营直到2019年11月1日原告将经营手续及有关财产交还被告。因原告所销售机票的主要购买客户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客户单位的机票款一般按阶段进行结算支付，故原告所售机票款不能即时到账,原告所售机票的部分回款是在承包经营结束之后才支付到被告账上。被告将截止到2020年3月31日的结算表格数据发送给原告，除承包费余款、开发票应收款、退票款等少数几项数据之外，原告对表格中的绝大多数金额没有异议,经计算，被告确认的结算数据且原告没有异议的，金额共计为1,745,465.82元。被告应向原告给付前述1,745,465.82元，但由于承包费存在争议，被告至今未向原告给付前述款项。本案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是承包费的执行标准。2019年11月18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军出具了《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载明:“自2013年至2018年没有签订承包协议。中心每年向省外办分管领导汇报后由省外办确定年度承包费标准执行，每年承包费标准经确认如下:2013年承包费标准为30万人民币/年；2014年承包费标准为30万人民币/年；2015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6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7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8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其中2013年至2015年承包费刘明辉已向中心足额缴纳。2016年至2018年承包费双方没有最终结算,2016年已上缴191,468.50元、2017年已上缴229,110.80元、2018年已上缴281,011.00元，最终结算时以每年25万元为标准。”因此2015年以后的承包费标准应为每年25万元，但被告却无故要求承包费自2013年起每年按50万元计算，且被告以此为借口拒不向原告给付任何款项。经原告计算，被告应将多收的承包费向原告返还，即被告应返还承包费43,734.99元。另外，被告应向原告给付的退票款73,097元没有计算在内，被告应向原告给付的款项25,932.58元被告称已转到航协也没有计算在内，前述退票款73,097元及25,932.58元被告均应向原告给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 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辩称，一、自2007年3月1日起双方签订了书面的《承包合同》，约定由被答辩人使用答辩人的经营手续承包经营民航售票处业务,承包经营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债权、债务由被答辩人承担。在整个经营过程中被答辩人均是以答辩人名义对外经营,使用答辩人账户进行独立结算。双方最后一次签订书面承包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2月10日,在此期间的承包费用为2007年至2011年为24万元/年，2012年承包费为50万元。自2013年起双方对承包经营业务未再签订书面合同，未对每年的承包费标准进行书面约定，但至2019年10月31日之前，一直由被答辩人按照之前合同约定方式经营售票处业务并进行结算。自2019年11月1日起，答辩人收回售票处业务，由答辩人独自经营该业务;自双方交接业务之日起，答辩人便一直在与被答辩人进行对账,但因被答辩人未能就其经营期间发生的票务回款金额及财务记账情况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导致双方无法进行结算，过错在于被答辩人一方。答辩人作为事业单位，从保护国有资产角度出发，向被答辩人支付的款项，应当由被答辩人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否则无任何凭证情况下对外支付，极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由答辩人给付款项1,888,230.39元诉求,答辩人认为返还款项金额的结算方式应为被答辩人经营期间确定的回款金额扣除被答辩人应交纳的承包费、被答辩人经营期间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后,再扣除答辩人经营期间的票务回款由被答辩人收取的金额才能确定,但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证实上述数据的证据材料，导致双方无法进行结算。首先，因被答辩人承包经营售票处期间，是以答辩人名义对外进行经营，并使用答辩人账户进行结算的，在2019年11月1日答辩人接手售票处业务后,双方经营的业务回款均在陆续进入账户，导致账户内资金混淆，无法确定被答辩人具体回款数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被答辩人提供相应的出票记录、购票合同、退款申请、与购票人之间的询证函、财务账簿等证据证实其具体回款情况及数额才能确定返款金额,但被答辩人至今未予提供任何证据,故被答辩人经营期间的回款数额无法计算。且在被答辩人经营期间产生的下述回款,不应支付给被答辩人:1、机关客户提前预付票款，需要答辩人后续履行出票义务的款项;2、客户将款项误打入答辩人账户，需要答辩人将款项退还的。上述情形均需要被答辩人提供与购票方的合同或询证函等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双方无法计算被答辩人经营期间的回款具体数额。其次，2013年起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协议，双方的承包事宜及承包费标准必须经答辩人班子达成一致并报省外办批准后才能执行。因2013年被答辩人反映承包费过高，造成经营困难，要求予以调低，经答辩人班子会研究后决定，2013年以后的承包费标准降至40万元/年，故自2013年起被答辩人应当按照40万元/年交纳承包费后，才能确定最终返款金额。另,2019年1月22日,中共吉林省外事办公室吉外党[2019]6号文件已经解聘了高军总经理职务，自2019年1月22日起高军已经不是答辩人的负责人，已经不具备对外签署文件的身份，故高军于2019年11月18日出具的《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无效;并且高军于2019年10月18日向吉林省委第二巡视组出具的《关于航空售票处承包费缴纳情况的说明》中记载的2013年以后承包费标准为25万元/年，该标准与其2019年11月18日出具的说明中记载的标准并不相符，前后矛盾，故高军出具的两份关于承包费标准的说明不具有客观性及真实性，人民法院不应采信。另答辩人为事业单位，作出任何决议均应履行报批手续，根据《吉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规则》（吉外〔2018)76号）文件精神，讨论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事项应当先经处（室）会议或直属单位班子会议研究通过，报分管办领导同意后，提交主任办公会议决定,故承包费标准必须经由答辩人班子研究通过报请省外办批准后才能实施，《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未经报批决议亦不发生任何效力。再次，在被答辩人经营售票处业务期间，其经营行为产生一切费用应由被答辩人承担，并予以扣除，具体包括:1.被答辩人经营期间的行为产生的罚款，在2019年11月1日后民航系统才作出处罚（因售票业务的特殊性，后续可能还存在被答辩人被罚款，但截至开庭日还未发生扣款的情形)；2.答辩人代缴的应由被答辩人缴付的五险一金；3.被答辩人经营业务行为委托答辩人对外开具发票产生的税款及发票成本费;4.被答辩人经营业务期间的年检费、会费、认证费、培训费、担保费、差旅费、接待费及其他因经营产生的费用。根据双方订立的承包协议约定,被答辩人承包经营期间发生的一起费用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与答辩人无关，故上述费用应当在返款金额中扣除。最后，2019年11月1日答辩人接手售票处业务后，答辩人售票产生的部分回款由被答辩人收取，该部分款项也应当在返款金额中扣除。综上，在上述内容无法核实确认的情况下，双方无法完成对账，无法计算出应返还给被答辩人的款项数额，被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对其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的部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被答辩人诉状中所列的《刘明辉与中心结算情况汇总表》并非是答辩人最终确认的数据,该数据仅系答辩人核对过程中参考记录数据,并不能代表双方已经核对确认完毕,答辩人现仅就其中的部分数据予以了确认。该表不能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被答辩人应当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基础证据加以证实，经答辩人进行质证复核后由人民法院区分予以采信，否则，被答辩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支付利息诉求，答辩人认为在对账结算过程中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举证责任后方能对账，但被答辩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造成对账过程中发生争议，导致双方对账事宜进展缓慢,过错责任在于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主张由答辩人支付利息，属于应由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因答辩人一直以来都在积极配合被答辩人进行对账核算，经核对，答辩人已将被答辩人交付的10万元履约保证金、被答辩人在各航空公司缴纳的保证金10万元、被答辩人公务结算卡余额132157.90元予以退还,答辩人并未出现违约情形，故该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且根据承包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应每年分期向答辩人支付承包费，在其未向答辩人足额支付承包款前提下，答辩人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要求其先行结算承包款后再返还款项，故答辩人不存在违约情形，无需承担被答辩人利息损失。五、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费,不属于诉讼费用，也不属于被答辩人必然产生的合理费用,被答辩人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担保，故该费用不应由答辩人承担。综上，被答辩人应当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公正裁判，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不合理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2年间，刘明辉（乙方）与外事服务中心（甲方）签订多份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属的外事服务中心民航售票处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期为2007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07-2011年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承包费24万元人民币，2012年乙方向甲方交纳承包费50万元人民币。承包经营期限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债权、债务由乙方及其担保人承担，与甲方无关。后刘明辉与外事服务中心未再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刘明辉一直承包外事服务中心民航售票处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0月18日，外事服务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自2019年10月18日解除外事服务中心与刘明辉关于售票处的承包关系。2019年11月18日，外事服务中心就售票处移交事宜与刘明辉签署“关于售票处终止承包的协议”。其中第二项费用结算情况注明：“根据中心原总经高军提供的“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为依据，自2016年至2019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一直没有与中心结算，按照每年实际上缴承包费情况，2016年上缴191468.5元、2017年上缴229110.8元、2018年上缴281011元、截止2019年7月上缴143360.2元；累计上缴844950.5元，应缴958333元（4年承包费1000000元减去2个月承包金41667元），刘明辉应向中心缴纳承包费113383元。（2019年7月至今上缴额度待与各航空公司结算后冲减承包费）。售票处正常业务经营发生的各项费用，刘明辉缴纳各航空公司、平台等的押金、担保费等由中心承担，原始凭证交中心与各航空公司确认后结算。”同日，外事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高军出具一份“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内容为：“刘明辉与外事服务中心2012年签署承包协议经营，售票处独立核算，每年向外事服务中心缴纳承包费。协议约定，承包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债权、债务由刘明辉及其担保人承担，与外事务服务中心无关。自2013年至2018年没有签订承包协议。中心每年向省外办分管领导汇报后由省外办确定年度承包费标准执行，每年承包费标准经确认如下：2013年承包费标准为30万人民币/年；2014年承包费标准为30万人民币/年；2015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6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7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2018年承包费标准为25万人民币/年；其中2013年至2015年承包费刘明辉已向中心足额缴纳。2016年至2018年承包费双方没有最终结算，2016年已上缴191468.5元、2017年已上缴229110.8元、2018年已上缴281011元，最终结算时以每年25万元为标准。中心负担与中心国际航协售票资质有关的费用，含担保费、该资质年检费、变更手续费、培训费、差旅费等，每年都按提供发票数额给予报销”。 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明辉与外事服务中心于2020年7月1日、7月2日、7月3日进行对账。对账数据截至2020年5月30日，双方已经签名盖章确认外事服务中心应付刘明辉款项为1559555.89元。自2016至2019年间，刘明辉向外事服务中心上交承包费1002412.99元。 上述事实，有承包经营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相关文件、对账笔录、结算情况表等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2007年至2012年刘明辉与外事服务中心签订了承包合同,虽然自2013年起双方对承包售票处未再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至2019年10月31日之前，一直由刘明辉按照之前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方式经营售票处业务，为此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承包费标准问题，因2013年起未对每年的承包费标准进行书面约定，庭审中，刘明辉出具《关于售票处终止承包的协议》和《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两份证据，用以证明2013年-2014年承包费为每年30万元人民币，2015年-2019年承包费为每年25万元人民币。但外事服务中心辨称，依据《吉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规则》（吉外【2018】76号）的相关规定，讨论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事项应当按照有关会议研究通过并报请省外办批准后才能实施，且根据2019年1月22日吉外党【2019】6号文件，高军的总经理职务已被解聘，故其出具的《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文件无效。承包费的标准应当按照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班子会议记录的记载，即2013年起承包费应当定为每年40万元人民币。本院认为，虽然依据外事服务中心提供的文件称高军于2019年1月22日被解除总经理职务，但在此之前，高军一直担任总经理职务负责此项业务，且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截至庭审时高军仍然担任外事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另外，高军是否被免除职务，不影响其本人做出的《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的效力，故高军出具的《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应予以采纳。承包费的标准应当按照《关于售票处承包费标准的说明》予以确认，即2013年-2014年承包费为每年30万元人民币，2015年-2019年承包费为每年25万元人民币。（二）刘明辉交付承包费的具体数额，自2016年起至2019年10月30日间，双方就承包费没有进行最后核算，现经过双方对账，确定刘明辉向外事服务中心交纳的承包费合计1,002,412.99元，按每年承包费25万元计算，实际应交958,333元，刘明辉多交出承包费44,079.99元。（三）承包期间各项费用结算问题，庭审中双方经过对账确认无争议款项合计为1,559,555.89元，在双方终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外事服务中心应将无争议的款项支付给刘明辉。（四）利息问题，由于双方承包期限较长，账目较多，记账时间较长，对支付款项数额难以核对清楚，且外事服务中心并非故意不支付刘明辉款项，故对刘明辉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五）针对双方部分争议款项，在本案中不做处理，待证据充分后，可由双方另行告诉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明辉承包经营款合计1,559,555.89元； 二、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刘明辉承包费44,079.99元； 三、驳回原告刘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794元，由原告刘明辉负担2561元，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负担19,23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吉林省外事服务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斌 人民陪审员  王荣香 人民陪审员  贾雅红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