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修春，男，195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采香娣，女，195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1，男，201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系汤某1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2，女，200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系汤某1母亲。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宏法、位义硕，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甫，男，197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代理人陈燕、胡多兵，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洪伟，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子辉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群东路209号A213室。 法定代表人沈磊，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宏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金嘉大道69-3号。 法定代表人乔红星，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营业部，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县前小区1幢1单元302室。 负责人夏雪莉，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科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密度桥路1号A幢15-18楼。 法定代表人陈敏，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66号4幢609、610、611室。 负责人叶晓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鑫鑫，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王庆甫因与被上诉人崔洪伟、嘉善子辉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辉公司）、嘉善宏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丰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营业部（以下简称浙商黄岩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杭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10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8日21时51分许，Ｇ25长深高速福建方向2338公里＋300米附近处，崔洪伟驾驶浙F×××××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Ｆ××××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车头碰撞停于第三行车道与硬路肩位置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造成正在硬路肩活动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驾驶员汤军峰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高速公路路产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五大队认定：崔洪伟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负事故主要责任；汤军峰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未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未报警，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汤军峰于1983年6月17日出生，自2017年即居住在杭州市××街道，在杭州旭驰运输有限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于2019年8月8日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汤修春系汤军峰父亲，1958年12月2日出生，采香娣系汤军峰母亲，1957年2月13日出生；汤某2系汤军峰女儿，2007年5月27日出生；汤某1系汤军峰儿子，2011年3月14日出生。另查明，汤修春与采香娣共计生育子女四人。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Ｆ××××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实际车主系王庆甫，车辆分别挂靠在子辉公司及宏丰公司名下，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浙商黄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另查明，2019年8月15日，王庆甫已向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支付赔偿30000元。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于2019年12月27日起诉请求判令王庆甫、崔洪伟、子辉公司、宏丰公司、浙商黄岩公司、浙商公司、浙商杭州公司对其至亲汤军峰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047801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6390元、丧葬费33216元、交通费24555元、住宿费10000元、办理丧事误工费10000元、办理丧事生活补助费1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由浙商黄岩公司、浙商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分别承担110000元，由浙商黄岩公司在商业险承担80%的责任，由浙商杭州公司在商业险承担20%的责任）。原审审理中，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向原审法院撤回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请。 原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致公民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依法应当予以赔偿。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认定崔洪伟负事故主要责任，汤军峰负事故次要责任，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以此作为本案定责依据。浙商黄岩公司系浙Ｆ×××××号车辆的保险人，故应由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先行赔偿，不足部分，根据事故责任比例，由浙商黄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崔洪伟系王庆甫雇佣的驾驶员，王庆甫系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Ｆ××××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的实际所有人，车辆挂靠在子辉公司、宏丰公司处，故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应由王庆甫承担，子辉公司、宏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汤军峰属于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的问题，汤军峰作为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事故发生时虽不在车上，但其负有防止车辆发生事故的责任并未转移，仍负有支配和控制该车辆的义务，暂时的与机动车运行在空间上脱离的情形不能构成其成为第三人的条件，故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保险人即浙商杭州公司无需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因汤军峰死亡所产生的合理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747506元。死亡赔偿金部分，汤军峰长期在本市居住，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死亡时未满60周岁，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203640元（6018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汤军峰死亡之时，其父母子女分别已满60周岁、62周岁、12周岁、8周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543866元（37508元／年×10年＋37508×8年÷4＋37508×10年÷4）；2.丧葬费33216元；3.交通费及住宿费20000元，原审法院酌情确定；4.办理丧事误工损失3822元，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为21日，按照浙江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至于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主张的生活补助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第1-4项合计1804544元，由浙商黄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剩余1694544元，其中80%即1355635.2元，由浙商黄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000000元。剩余355635.2元，鉴于王庆甫已赔偿30000元，故王庆甫仍应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325635.2元，子辉公司及宏丰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营业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因汤军峰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110000元；二、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营业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因汤军峰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1000000元；三、王庆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因汤军峰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325635.2元；四、嘉善子辉机电有限公司、嘉善宏丰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三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82元，减半应收11591元，由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负担2776元（已交纳11447元），由王庆甫、嘉善子辉机电有限公司、嘉善宏丰运输有限公司负担8815元。 宣判后，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及王庆甫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上诉称：一、受害人汤军峰属于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的“第三者”。汤军峰不是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商业三责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属于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的受害人，当然也属于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所规定的“第三者”。其次，车上人员仅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意外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不属于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本案涉案交通事故的事实是汤军峰在正常工作期间送货过程中驾驶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停于第三行车道与硬路肩位置，该车辆被被上诉人崔洪伟驾驶的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Ｆ××××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车头撞击，致使正在硬路肩进行工作活动过程中的汤军峰遭受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Ｆ××××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与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两车挤压死亡，因此，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汤军峰不是在涉案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之上，而是在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之下，如果汤军峰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涉案保险车辆上人员，则根本不可能被车碰撞致死。再次，汤军峰是事故车辆的驾驶员，在车辆正常行驶中，其属于“本车人员”。但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其并不在驾驶室内，而是位于驾驶室外，已经失去对车辆的实际控制，符合“第三人”的特征，属于“第三人”。最后，根据合同法、保险法之规定，当出现对于格式合同不同解释时，应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此外，出于法益平衡原则，处于弱者地位的汤军峰即使本身存在过错，但法律赋予社会保险的功能便是在弱者受到侵害后，对于其本人及家属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身体及精神折磨给予救济，并竭尽全社会的力量降低受害者的负担。当事人在事故中的地位并非固定，其地位随着时间、空间的转换而转变。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不当，足以导致实体错误。1、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身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是一种强制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车辆保险中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都是具有相对空间和空间特性的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也就是说，“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仅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范围作出界定，对该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所涉及的本车人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更未对本车人员从车内到车外的位置发生转换时其身份是否也相应发生变化作出规定，因此，“第三者”或“车上人员”的范围可根据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的约定作出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由于保险人系标准化合同的起草人，其起草的保险合同较普通合同而言，合同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因此，保险人要比普通合同起草人负更多的责任，特别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据此，根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对此格式条款依法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解释，故对“第三者”及“车上人员”的解释应作出对受害人有利的解释。鉴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此，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是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此外，从社会效果考虑，设立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着重保护受害人利益，由于法律法规未对“车上人员”身份是否可以转换作出明确规定，故从设立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的目的和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认定汤军峰系“第三者”更符合立法目的。本案中，汤军峰虽然是该车辆的驾驶员，但事故发生时，其位于该车辆下面，即事故发生前和事故发生的一瞬间，汤军峰的空间位置是车辆下面，故应认定汤军峰在本次事故中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三、一审法院对本案审判程序违法，足以导致实体错误。若认定的汤军峰为“车上人员”，那么一审法院也没有对上诉人进行释明，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在被上诉人浙商杭州公司除了投保交强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还投保有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一审法院应当释明上诉人是否变更按照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要求浙商杭州公司进行赔付或在一审法院判决中释明上诉人可对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部分另行起诉。综上，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请求改判：一、增判浙商杭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2、汤某1因汤军峰死亡所产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110000元；二、增判浙商杭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责任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2、汤某1因汤军峰死亡所产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316908.8元；三、撤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为王庆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2、汤某1因汤军峰死亡所产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办理丧事误工损失合计267635.2元。 上诉人王庆甫针对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的上诉答辩称：汤修春家属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付，同意汤修春方的第一、二项上诉请求，上诉请求第三项应当参照农村标准，再扣除王庆甫3万元及崔宏伟支付的10.2万元，由王庆甫、崔宏伟、子辉公司、宏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浙商黄岩公司针对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浙商杭州公司针对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司法解释第17条交强险第三者的范围规定，驾驶员下车察看车辆时，不属于交强险中的第三者。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庆甫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只查明王庆甫支付了30000元，但未查明崔洪伟支付102000元事实，系事实认定不清。崔洪伟虽未到庭应诉，但向一审法庭提供了答辩状，写明2019年9月12日已向汤军峰家人支付了102000元，汤军峰家属也已认可这个事实，故在总的赔偿金额中应当扣除崔洪伟已支付的102000元。2、一审判决认定：汤军峰自2017年即居住在本市××街道，在杭州旭驰运输有限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王庆甫认为该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汤军峰亲属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汤军峰家人仅提供了一份仁和派出所的证明，证明载明汤军峰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9月18日居住在仁和街道新桥村南埭12号、2019年8月19日至今居住在仁和街道新桥村南埭17号，而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8月19日是没有相关居住信息的，事故是发生在2019年8月8日，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应当是事故发生前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居住地址为准，而汤军峰家属未提供证据证实汤军峰生活于城市，故不能按照城市标准赔偿相关损失。同时，汤军峰在事故发生之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市，如果真的收入来源于城市，至少应提供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抑或是工资发放银行转账凭证，这些汤军峰家属都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仅仅提供了任何人都可以伪造无法阐明本案事实的劳动合同和人造的工资单，王庆甫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单方面出具的，不能证明汤军峰收入来源于城市这个事实。汤军峰家属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一年汤军峰收入来源于城市居住于城市这个事实，故赔偿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而不是按照城市标准计算。3、一审判决对汤军峰的被抚养人即两个子女按照城市标准赔偿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汤军峰家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汤军峰的子女在城市生活、就学，应当按照其户口性质即农村户口赔偿相关损失。4、一审判决认定：浙商杭州公司无需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汤军峰家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由于机动车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身份和“车上人员”均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所以，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保险车辆之外，则属于“第三者”。汤军峰虽系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浙Ａ××××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的驾驶人员，但事故发生时，其置身于该车车外检查故障，身份已经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与崔洪伟驾驶的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关系，符合保险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称的“第三者”情形。“车上人员”与“第三者”本是不相干的两方，互不干涉，但两者的角色却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车上人员”和“第三者”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鉴于该车已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且在保险期限内出险，故浙商杭州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对汤军峰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5、一审判决最后没有判决崔洪伟承担赔偿责任也系认定错误，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崔洪伟系驾驶员，事故发生也是崔洪伟驾驶不当引起的，故崔洪伟应当对其过失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一审判决的责任比例是二八开，但根据事故认定书系主次责任，且双方都是机动车，应当按照三七比例分摊更能体现公平责任原则。二、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没有遵照《民事证据规定》的要求。《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但是一审法院未公开证据的认定过程及证据认定的方式方法，仅以其主观臆断作出的判决明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综上，王庆甫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浙商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给予被上诉人汤军峰家属合理的赔偿，同时改判汤军峰家属的赔偿标准为农村标准。 上诉人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针对王庆甫的上诉答辩称：一、关于10.2万元的问题，该款项并不是赔偿款，是谅解费。一审原告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谅解书中已经明确10.2万元为谅解费，不包括任何的民事赔偿。汤军峰2017年就在杭州市生活，在杭州旭驰公司工作，有劳动合同、工资表、职工证明、居住证明、暂住证明、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缴纳水电费、领取工资原始转账凭证、缴纳租金凭证等证据都可以证实，汤军峰在本市居住，在本市从事驾驶员工作，一审认定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汤军峰的两个孩子也在城镇上学和生活。汤军峰在交通事故中属于第三者，不属于车上人员。王庆甫认为一审没有判决崔宏伟承担责任，是因为崔宏伟为王庆甫打工，雇员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二八比例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也合情合理。二、王庆甫认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浙商黄岩公司针对王庆甫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浙商杭州公司针对王庆甫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汤军峰属于车上人员，不属于交通事故第三者。 被上诉人崔宏伟书面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赔偿也是合情合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上诉人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谅解书和收条各1份，欲证明崔宏伟支付的10.2万元款项属于谅解费；2、汤某2、汤某1在城镇学习、生活的材料1份，欲证明汤某2、汤某1在城镇居住、生活，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上诉人王庆甫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汤某2、汤某1就读学校没有异议，但其并没有生活学习在杭州，不应该按照杭州的标准计算。 被上诉人浙商黄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证据2是当庭提交，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被上诉人浙商杭州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的三性都没有异议。 上诉人王庆甫及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从驾驶员支配和控制机动车的作用和职责分析，即使其因检查车辆状况等原因停车后行至车外，其仍负支配和控制该机动车的义务，不能因这种暂时的与机动车运行在空间上的脱离，认为其已经不是本车人员而转化为第三人。因此，上诉人主张汤军峰系车外人员，要求浙商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崔宏伟向汤军峰家属支付的10.2万元款项系其根据刑事谅解书支付的款项，不计入民事赔偿的数额，王庆甫要求在本案中扣除该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一、二审提供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汤军峰生前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崔宏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系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由雇主王庆甫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所划分的赔偿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52元，由上诉人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负担2552元，上诉人王庆甫负担3000元。汤修春、采香娣、李某、汤某1、汤某2和王庆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