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5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崂山区龙岗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徐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众，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澎涛，男，汉族，1980年6月7日出生，青岛市李沧区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永盛，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燕，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扬，男，汉族，1983年7月8日出生，青岛市市北区户。 原审第三人：窦宏，女，汉族，1982年11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住青岛市市北区户，现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 上诉人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澎涛、原审第三人高扬、窦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2民初1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三合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涉案《销售合同》中，被上诉人与窦宏是共同的合同主体，而非单独向上诉人购买车辆，上诉人根据窦宏的要求交付了等值车辆，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基本事实：《销售合同》是上诉人与胡澎涛、窦宏共同签署，合同总价款为680万元，合同约定的车辆交付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其中备注“窦宏5辆、胡澎涛5辆”，胡澎涛妻子柳燕于签约当日支付340万元，窦宏随后安排人员将340万元等值的车辆提走。 基于前述基本事实可知，涉案合同并未约定谁付款就要向谁交付车辆，柳燕支付的340万购车款是对于合同总价款680万元所支付的部分购车款，所指向的是整个合同，而非仅是指向购买五辆车。合同中备注的“窦宏5辆、胡澎涛5辆”是其二人内部分配，通过该备注也可以看出，窦宏亦有权获得5辆车，胡澎涛与窦宏作为共同购车人均有权接收车辆，并不需另行出具提车授权，上诉人可向二人中任意一人交付车辆，在上诉人按照窦宏要求将与340万元等值的车辆交付后，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在本次交易中，也并未获得任何合同以外的其他利益，不应再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通过公安机关对本案相关人员的讯问笔录得知，胡澎涛与窦宏之间存在多笔车辆交易，胡澎涛与窦宏合伙购买涉案车辆的目的是盈利，胡澎涛负责出钱，窦宏负责找低价车，两人分工明确。胡澎涛所支付的340万元购车款正是给窦宏倒卖涉案车辆所用，窦宏自然有权使用该笔款项，因为胡澎涛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倒卖涉案车辆获取差价利益，而非单纯的购买车辆。在公安机关对窦宏所做的笔录中，窦宏也一直坚称其与胡澎涛之间就本案所涉340万元购车款其以通过其他方式向胡澎涛进行了偿还，为查明该等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胡澎涛与窦宏之间的往来银行流水及路虎车交付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并未调取，仅凭胡澎涛提交的银行流水复印件便认定窦宏给付胡澎涛的路虎车与本案无关，显然属于重要事实审查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审查，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胡澎涛辩称，一审判决根据胡澎涛提交的销售合同、录音材料、刷卡单据、刑事判决书、讯问笔录以及对窦宏的《调查笔录》等证据最终认定了如下事实：2013年3月24日，胡澎涛、三合公司、窦宏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三合公司购买ML350型号的奔驰车十台（其中胡澎涛五台、窦宏五台），总价款680万元。落款处窦宏和胡澎涛作为买方在乙方处分别签字，三合公司作为卖方在甲方处盖章并由销售人员高扬签字。但合同履行过程中，三合公司没有向胡澎涛交付车辆，窦宏没有依据上述销售合同向三合公司支付购车款。一、无论是合同买方的主体标注、还是合同备注，证实窦宏和胡澎涛分别和三合公司之间依约建立了独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根据合同条款还可以证实窦宏和胡澎涛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并列独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交叉或混同或授权关系。胡澎涛依据和三合公司签订的上述销售合同，将合同项下自己所购买的五辆ML350奔驰车的全部车款340万元在签约当日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了三合公司，该事实不仅和上述销售合同、录音资料相互印证，而且从付款时间、数额、付款人三方面再次证实了胡澎涛系以其个人名义和三合公司之间建立单独购买、单独付款的独立5台车买卖合同关系。胡澎涛签约并付款340万元的第二天三合公司业务员高扬按照窦宏的要求，在2013年3月25日，由杨茂林提走两辆ML350奔驰车；3月26日侯克来提走一辆B180奔驰车；3月26日生长征提走一辆C180奔驰车；3月28日，由郑铁僧提走一辆ML350奔驰车，以上五辆车合计人民币334万元；但是上述五辆车提取时，三合公司并不是依据和胡澎涛以及窦宏所签订的上述十台车的销售合同履行的交付义务，而是除郑铁僧系在2013年1月29日和三合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交付一万元定金外，杨茂林、侯克来、生长征三人提车时均是依据各自在提车时分别和三合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提取车辆，而且购车人栏处没有三位当事人的签字（注：以上提车和合同事实详见2015年4月13日三合公司销售经理王光琢到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的询问笔录第2页和3页），而上述四人所提取的五台车对应的付款就是本案胡澎涛在3月24日支付的340万元购车款。上述重要事实证明了如下基本事实：首先，三合公司业务人员高扬为了配合窦宏将胡澎涛所交付的340万元购车款转移给窦宏，故意将和胡澎涛签订的销售合同予以隐藏，即三合公司自始至终均没有依据销售合同向胡澎涛或窦宏交付任何车辆。其次，三合公司所交付的五台车和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ML350奔驰车车型完全不同。再次，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五台车不仅提车和购买人并非窦宏，而且提车时三合公司所依据的是和提车人郑铁僧、杨茂林、侯克来、生长征分别签订的相对应车型、单价、数量的不同合同，所以三合公司所谓的该五台车是依据本案销售合同实际交付给共同购买人窦宏的抗辩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偷梁换柱的歪曲事实。二、关于胡澎涛和窦宏之间是否存在其它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三合公司为了达到摆脱合同责任的目的，在一审和上诉中均一再提出窦宏向胡澎涛交付路虎车以此冲抵本案所涉的340万元购车款，被上诉人认为三合公司的上述抗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该证明项下所涉及的车辆系路虎车，并非本案所涉合同项下的台Ｍ×××××0奔驰车，所以合同标的完全不同。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合同主体完全不同，即该证明项下路虎车的买卖主体双方是胡澎涛和窦宏，而本案所涉合同主体双方系胡澎涛和三合公司，所以基于上述不同主体和不同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也不同，即胡澎涛和窦宏之间是否存在其它合同关系和本案无关。最后，胡澎涛提交了基于上述路虎车向窦宏支付全部车款278万元的开户行网上打印流水单，证实了胡澎涛在2013年7月4日向窦宏支付该5.0T路虎揽胜行政版越野车的款项278万元；因上述网上流水单没有银行印鉴，为了证实其真实性，胡澎涛又在庭后到开户行调取了该笔车款的付款记录，并加盖了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板桥坊支行的印鉴。 胡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合公司返还胡澎涛购车款人民币340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由三合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24日胡澎涛与三合公司之间签订《销售合同》，购买ML350型号的奔驰车，胡澎涛当场支付给三合公司全部购车款340万元。依据合同约定交车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但时至今日，三合公司仍未将车辆交付给胡澎涛。 原审查明，2013年3月24日，胡澎涛、三合公司以及窦宏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即胡澎涛和窦宏）向三合公司购买ML350型号的奔驰车十台（其中胡澎涛5台，窦宏5台），价格680万元整，订金640万元整，余款40万元整；签署合同当日或最晚三个工作日内将订金支付至甲方（即三合公司）账户内，车到乙方须付清全部车款后方能提车，交付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之前。具体在乙方支付车辆总价的前提下，甲方应按前述预计时间向乙方交付，具体交车时间以甲方的通知为准，遇到特殊情况时乙方应允许甲方交付车辆的时间适当延期，并且甲方应将所遇到的情况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有“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专用章”，高扬并签字。合同签订后，胡澎涛通过POS机刷卡向三合公司支付车款340万元。但胡澎涛至今未自三合公司处提到任何车辆。 窦宏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服刑于山东省女子监狱七监区。2019年5月16日，原审法院依法到山东省女子监狱会见了窦宏，窦宏在《调查笔录》中称：“这个合同（指胡澎涛与三合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是胡澎涛的对象柳燕与三合汽车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三合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合同，当时我在场签名”，“高扬是三合公司的工作人员，做销售”，“当时我和杨路一起，在三合的奔驰4S店。我们四人签订的合同。高扬、我、柳燕、杨路签的这个合同。是高扬带他们去交的购车款340万元。是高扬带他们去交的钱当天”。窦宏确认其没有交购车款，胡澎涛也没有从三合公司处提车，窦宏从三合公司提的车是三合公司交付给她的5辆车。 2015年10月18日窦宏在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中韩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称：“。后来杨路告诉我胡澎涛去外地了，他让他的妻子柳燕过来找我一起交钱，后来杨路就带着柳燕到了三合公司，我们一起找到高扬，然后我们就一起和高扬签订了销售合同。是购买10辆ML350型奔驰，车款总计是680万元人民币。我和胡澎涛各购买5辆。每人交340万元。我在合同上面签的字。柳燕在合同上面签的胡澎涛的名字，合同签完以后，高扬和杨路就带着柳燕去交钱去了，具体她是怎么交的钱我就不清楚了”，“她（指柳燕）应是交了340万元人民币，具体怎么交的我不清楚”，“我没有交钱”，“当时在柳燕把钱交上后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时候，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我就让高扬把车按照我的要求，办理了提车手续，把车发给别人了，都是用的胡澎涛的那340万元钱”。 2016年3月17日，北京万德久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年8月3日，窦宏（身份证2）从我公司购买一台5.0T机械增压路虎揽胜行政版，车架号后四位0031，（价值270.8万）我司根据窦宏要求，将上述车辆交付给胡澎涛本人提走，我司与胡澎涛之间就上述车辆并无合同关系，胡澎涛无需向我公司支付购车款，特此证明。2015年10月18日，窦宏在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中韩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称：我要说明一下在2013年4、5月份的时候，胡澎涛让我给他买两辆路虎车，一辆是2013款的3.0T的，价格是95.2万元，加价8万元，总车款是103.2万元，一辆是2013款的5.0T的，价格是243.8万元，加价35万元，总车款是278.8万元，这两辆车的总价格是382万元，我是通过北京万德久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的车，当时胡澎涛只给了50万元，剩余的钱都是我给他垫付的，所以胡澎涛的那340万元钱，我们早就结清了。” 庭审中，三合公司确认收到胡澎涛妻子柳燕刷卡支付的本案合同项下的340万元购车款，以及高扬是三合公司的销售员，负责销售工作。 原审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结合对窦宏的《调查笔录》，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胡澎涛持有的加盖有三合公司销售专用章的销售合同虽是复印件，但结合录音证据、窦宏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本院给窦宏所作的《调查笔录》、胡澎涛妻子柳燕在三合公司处的银联卡刷卡单据以及胡澎涛与三合公司在庭审中的表述，足以证明胡澎涛与三合公司之间销售关系的客观存在，胡澎涛、窦宏以及三合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68万元的单价购买共计10辆ML350型奔驰车，其中胡澎涛购买5辆，窦宏购买5辆。对于胡澎涛购买5辆车所需的340万元车款，胡澎涛已向三合公司付款。窦宏虽然在同一份销售合同中记载其也购买5辆车，但对其应支付的340万元未支付这一事实，高扬，即三合公司的销售人员是明知的，并且胡澎涛亦未授权窦宏提车。据此，三合公司实际收取了胡澎涛支付的车款340万元，但至今未能向胡澎涛交付车辆，故胡澎涛要求三合公司返还购车款的主张理由正当，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虽然三合公司提交了北京万德久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且窦宏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称，交付路虎车即340万元已经结清。但因交付标的不同，且在胡澎涛不认可该交付行为与本案有关，并能证实该路虎车款已付清的情况下，三合公司主张该路虎车的交付抵销本案340万购车款的意见，不予支持。 对胡澎涛主张的利息，因胡澎涛于2013年3月24日向三合公司支付购车款，但三合公司未能在2013年5月15日之前向胡澎涛交付车辆，故三合公司应当以34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胡澎涛支付利息，直至本判决生效之日。 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胡澎涛车款人民币340万元，并支付利息（该利息以3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二、驳回胡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三合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9000元，由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一、一审判决之后公安找到窦宏作的讯问笔录。证明：2019年11月28日，公安机关对窦宏进行讯问，窦宏称其与胡澎涛就涉案购车事宜系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是由胡澎涛提供资金，窦宏提供渠道，共同操作倒卖车辆进行获利，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78万银行转账，窦宏称该款项是其与被上诉人合作购买卡宴车的资金，而并非是被上诉人支付的路虎车辆购车款，结合本案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10月18日公安机关对窦宏讯问笔录中窦宏的陈述，能够证明两人除本案所涉合同之外，还对保时捷、路虎等品牌车辆进行过多次合作，两人系合作关系，窦宏已通过其他渠道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款项结算完毕。二、报案材料。证明：因本案被上诉人与窦宏、高扬就涉案合作购车事宜涉嫌刑事犯罪，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检举其三人共同诈骗，公安机关正在对本案进行前期调查。三、申请法院调取胡澎涛与窦宏之间的银行往来账款流水。证明：胡澎涛与窦宏有数笔款项往来，该情况与窦宏在公安笔录中陈述相符，说明其二人是合作关系，而双方之间往来款项所对应的购车事宜均需窦宏与胡澎涛双方当面对质才能查明，因此窦宏应出庭说明情况。而且根据涉案购车合同，窦宏与胡澎涛作为同一方购买主体，应作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因此其属于必须要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否则本案被上诉人无权以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讯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根据中院刑事判决书可以确认，窦宏是诈骗犯，窦宏的口头证言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和证明力。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证据和事实，可以确认窦宏与三合之间不仅具有众多的合作和业务关系，窦宏为了摆脱三合公司的责任而编造虚假事实，帮助三合公司摆脱责任的情况。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胡澎涛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和证据是基于与三合之间所签订的销售合同项下单独约定的5台车的合同事实，无论胡澎涛与窦宏在合同之外有何其他的业务或合作关系，均不影响基于本案合同和付款事实向三合公司主张权利。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材料中所证明本案所涉340万车款所对应车辆相关合同和事实与三合公司在2015年4月13日由其经理王光琢向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报案笔录所述事实不相符，根据该报案笔录可证明，三合公司对胡澎涛所支付340万车款所对应的5台车的提车记录，即2013年3月25日，由杨茂林提走两辆ML350奔驰车；3月26日侯克来提走一辆B180奔驰车；3月26日生长征提走一辆C180奔驰车；3月28日，由郑铁僧提走一辆ML350奔驰车，以上五辆车合计人民币334万元。（注：以上提车和合同事实详见2015年4月13日三合公司销售经理王光琢到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的询问笔录第2页和3页，以下简称三合报案记录），上述四人所提取的五台车对应的付款就是本案胡澎涛在3月24日支付的340万元购车款。所以，我们认为无论胡澎涛与窦宏在本案之外和窦宏之间有无其他关系均不影响胡澎涛基于本案合同和事实向三合主张权利。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公安讯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报案材料不认可，该报案材料系上诉人单方所作陈述，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高扬在2015年11月5日公安询问笔录中称，当时，胡澎涛、窦宏与三合公司签订的10辆ML350价格是正常价格，该价格需要上报公司领导审批，报的价格低了，领导不会同意。 胡澎涛在2015年11月15日公安询问笔录中称，2012年4月(注：应为2013年3月)，胡澎涛找窦宏买车，窦宏告知胡澎涛三合公司有团购活动，一下买10辆ML350，总价680万元，一人拿一半，一起凑够10辆车款，每人5辆；窦宏还欠胡澎涛500万元左右；胡澎涛称，窦宏先后还过他200万元左右，但偿还的这些钱是胡澎涛的亲戚朋友找窦宏买车未果，退还的车款，不是胡澎涛借窦宏的钱。 窦宏在2015年10月18日公安讯问笔录中称，三合公司在2013年3月底周末有团购活动，就一起找到高扬签订合同，购买10辆ML350，每人5辆；与胡澎涛一起合作，从三合公司买出车，对外销售，挣了钱一起分；ML350当时的价格是93.6万元，340万元买不到5辆ML350；胡澎涛不管是购买什么车，只要能分钱就行，所以写什么车无所谓，“我现在后悔的是，事情办完后没有把合同从胡澎涛那里要回来”；“我当时找高扬帮忙，我把事情告诉了他，我们就是一起合作，我不可能往里投钱，胡澎涛就是为了分钱”；“这是我们(窦宏与胡澎涛)第一次合作，当时我让胡澎涛把钱打给我个人，他不太相信我让我找个4S店，当时正好赶上三合公司在搞活动，价格比其他的奔驰4S店要低，所以就选择了三合公司”；2013年4、5月份，胡澎涛让我给他买两辆路虎车，一辆车款278.8万元，两车总价款382万元，胡澎涛只给了50万元，剩余的钱都是我给他垫付的，所以胡澎涛那340万元钱，早就结清了，一辆车是胡澎涛安排刘斌提走，另一辆278.8万元路虎车由胡澎涛本人提走；胡澎涛想和我一起合作倒腾卡宴车，给了我120万元，后又给了80万元，后来因卡宴车需要60-70天，很麻烦，我们就不要了。 窦宏在2019年11月28日公安讯问笔录中称，2013年3月，通过杨路介绍认识胡澎涛；2013年3月底三合公司搞团购活动，由杨路联系，杨路、窦宏、柳燕(胡澎涛妻子)到三合公司找高扬购买10辆ML350，总价680万元。窦宏在2019年11月29日公安讯问笔录中称，胡澎涛2013年7月初支付给窦宏的278万元是合作购买卡宴车的资金。 另查明，2013年7月4日，胡澎涛转账给窦宏278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340万元购车款。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窦宏是合作关系，上诉人按窦宏的指示将车辆交付他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再返还被上诉人购车款；被上诉人则认为，被上诉人支付340万元购车款后，上诉人没有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应返还购车款。本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按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车辆，应返还被上诉人340购车款，其理由如下： 一、胡澎涛购买车辆目的是否获利的问题。窦宏系诈骗犯罪，其在公安讯问中的陈述既有自相矛盾之处，亦与胡澎涛、高扬的陈述多有矛盾，不足为信。但有共同陈述之处：窦宏与胡澎涛购买奔驰车是第一次合作，胡澎涛对窦宏尚不信任，不同意将购车款直接支付给窦宏，而要求将购车款支付给三合公司；窦宏虽多次强调胡澎涛并非真实购车，而是为了与窦宏合作赚钱获利，但均承认利用三合公司团购机会，购买便宜车辆。从胡澎涛与窦宏第一次合作购车，胡澎涛对窦宏缺乏信任基础的事实来看，胡澎涛有真实的购车目的，并实际支付了购车款。至于之后胡澎涛与窦宏合作目的是购车、或销售获利，本案不予评判。从窦宏的公安陈述中，窦宏明确承认，没有出资购车的意思表示，证明窦宏只是借胡澎涛及其他购车人购车目的，达到自己赚钱、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胡澎涛系窦宏在公安讯问中所言目的只是与窦宏共同合作获利，并非购车，胡澎涛就不会只注意自己投资，而不关注窦宏是否出资。故本院对三合公司关于被上诉人与窦宏合作获利辩解不予采信。 二、三合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诸多过错。一是三合公司工作人员明知窦宏没有支付购车款，在没有征询付款人胡澎涛同意的情况下，按窦宏指示将车辆交付给他人，错误地履行了车辆交付义务；二是销售合同三(1)条约定，上诉人应于2013年5月15日前交付车辆，由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提车。在没有通知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工作人员按窦宏安排，在合同签订之后的第二天3月25日至28日就全部将车辆交付他人，事后亦没有告知胡澎涛，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客观上为窦宏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三是销售合同明确约定，窦宏、胡澎涛各自购买5辆ML350车，上诉人应分别将车辆直接交付窦宏、胡澎涛，而不应不加区分地将车辆交付给未支付购车款的窦宏；四是交付的车辆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奔驰ML350。高扬在公安询问中称，高扬没有价格决定权，购车价款得到了公司领导同意。按通常理解，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车型交付车辆，但实际交付时，上诉人工作人员按窦宏指示，交付了其他更便宜的车型，上诉人履行车辆交付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如果68万元按当时团购价格也不可能购买到奔驰ML350，则证明上诉人工作人员在签订合同时，在明知价格过低的情况下还配合窦宏与胡澎涛签订购车合同，存在明显过错。 三、窦宏在公安陈述中称，其以路虎车抵顶了胡澎涛本案340万元购车款，上诉人并以此为由申请本院调查胡澎涛与窦宏款项往来明细。本院认为，窦宏的此项陈述存在诸多漏洞：现有证据证明胡澎涛只提走一辆270.8万元路虎车，并且在提车前，胡澎涛支付给窦宏278万元。窦宏在2019年11月29日笔录中称278万元是购买卡宴车，但在2015年10月18日笔录中称，原打算购买卡宴车，但又放弃，且承认收到胡澎涛50万元路虎车购车款，其上陈述存在诸多矛盾，款项也不相符。因此，对上诉人关于本案购车款已经由窦宏以路虎车抵顶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胡澎涛以团购价格购买车辆，对窦宏不信任，特别要求在销售合同中注明胡澎涛、窦宏各购买5辆车，并将购车款支付给三合公司，三合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胡澎涛交付5辆ML350车。上诉人错误地履行合同义务，在窦宏没有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下，错误地按窦宏指示将车辆交付他人，构成违约，应向胡澎涛承担违约责任。现销售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上诉人应将购车款返还给被上诉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上诉人青岛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二○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宁 速录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