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卫平，男，1959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恒通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钱福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辉，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卫平、常州市恒通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3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卫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恒通公司退还于卫平报名费、上车款合计人民币201564.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于卫平无权主张报名费错误。于卫平收取学员的学费包含上车款和报名费。报名费中包含的学员科目一考试费和上车款中的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费都是同样性质的学车费用，均属双方协议中于卫平向恒通公司缴纳的代收代缴之款项。报名费是学员科目一阶段交纳的学车费用，上车款是学员的科目二、科目三阶段交纳的学车费用，在恒通公司和学员签订的培训合同第三条中，明确表明了培训费包括了科目一阶段代收代缴的报名费。二、一审认定学员保险费、运管处资料费（科目一教材）和学员卡的代收代缴费不包含在学员报名费中错误。教材和学员卡都是缴纳报名费后发放，教材费和学员卡费均包含在报名费中的。一审中有七位本驾校教练做出了书面说明，在驾校和教练联系的QQ群里，驾校工作人员也明确了运管处教材费和学员卡费包含在报名费中。至于学员保险费，恒通公司收取报名费后，不开具收费票据，无收费的具体款项和数额，若学员保险费不包含在报名费中，恒通公司收取的报名费则无名目，款无出处。三、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4月之前的费用无需返还错误。于卫平从2007年购买恒通公司教练车并挂靠经营起，恒通公司从不明确说明代收代缴的款项明细，也不开具代收代缴费用的票据，于卫平无法知道恒通公司代收代缴费用的实际情况。于卫平在一审中明确恒通公司需返还从2007年11月起至2018年4月期间多收的代收代缴之费用。四、一审法院对常州市车管所考试科邓君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在车管所报名期间，红十字会收取的培训费为每位学员45元，从没有收取过60元和50元，该项收费于2016年1月取消。车管所报名费实为175元，其中理论培训费60元、材料费40元、科目一考试费30元、红十字会培训费45元。五、恒通公司提出的理论培训费每位学员145元没有根据。自从在驾校报名至2017年4月，驾校没有理论培训课。2017年市运管处规定科目一考试前需课堂理论培训，恒通公司才于2017年4月开始在前黄巨腾驾校内设立课堂。按照运管处规定，理论培训要有资质的教员讲课，恒通公司均是让学员自学3个学时，恒通公司收取每位学员145元培训费没有依据。六、一审认定经核算恒通公司应退还于卫平人民币40948.2元。核算的数额不知从何而来，是如何计算的，其中理论培训费、红十字会培训费、学员卡费、学员教材费在收取时间上、价格上是如何核定的，也没有说明应退还和不应退还的款项，这样的判决是不明晰的，是错误的。恒通公司辩称，一、报名费实际缴纳的主体是学员，该费用并不是由于卫平缴纳，其无权主张。二、相应的税费公司在一审时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计算的依据和标准，一审法院也到税务机关进行了核实。其他坚持一审的意见。恒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于卫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服务费根据实际上车人数按333.3元/人的标准收取错误。2007年11月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于卫平应每期向恒通公司上交服务费2000元（每期为每月），该服务费是按期计算并收取，与上车人数无关。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没有对挂靠期间的服务费进行过重新约定或变更，一审法院认定服务费按学员上车人数计算没有任何依据。二、于卫平的请求为要求退还2007年至诉讼时多收的款项。2007年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过任何对账行为，如果于卫平认为恒通公司存在多收款项，应综合计算该期间于卫平应向恒通公司缴纳金额以及于卫平已向恒通公司缴纳金额之间的差额。一审中，恒通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计算了于卫平应缴纳服务费及代垫费用总计应为1019808元，而根据于卫平在一审中所提供的清单表明，该期间其缴款费用总计仅为966236.67元，由此可以确认恒通公司并没有向于卫平多收款项，相反于卫平还结欠恒通公司相应款项。退一步，即使服务费按每人333.3元的标准，于卫平应向恒通公司缴纳服务费及代垫费用金额也超过于卫平已缴纳金额。三、于卫平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不诚信行为，当事人签订协议后长达10年时间内，对之前的往来缴费金额都是认可的，也从未向对方提出过任何异议，不论恒通公司是多收或少收均为双方默认。于卫平一方面认为恒通公司多收其上车费用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仍按标准向恒通公司缴费，显然不符合常理。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2015年4月起至《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应退款项始于2015年4月并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错误。于卫平辩称，一、恒通公司在其上诉状中片面强调每期2000元的服务费，回避与上车人数相关的2000元服务费是针对每期6人的真实定义。真实情况是服务费每期6人2000元，不满6人按实际上车人数计算，且已据此运行操作了10多年，恒通公司实际收取的上车款数额也能充分说明该事实。二、从2007年至今，恒通公司从未明确收款明细和开具票据，一切都是恒通公司说了算，不缴纳费用驾校就不给上车，教练员毫无制约驾校的能力，何来的对账之说，要是能对账解决多收的上车款，那也没有必要对簿公堂了。恒通公司称我从2007年11月至2018年4月应向驾校缴纳服务费及代缴费用1019808元，是其违背事实单方面计算的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三、我之所以在诉讼过程中依然按照恒通公司要求的金额缴费，是为了能够继续带学员报班上车，如果因提起诉讼而停止运营损失会更大，这才是不合情理的。四、恒通公司从2007年至今拒绝公开收款明细，不开具具体收款票据，我本人不清楚驾校多收上车款的情况。在2017年本市多所驾校包括本驾校退还多收上车款时，我才知道恒通公司多收款项，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卫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通公司立即退还于卫平多收款项138671.38元；2.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诉讼中，于卫平变更诉讼请求为：1.恒通公司立即退还于卫平多收款项214022.94元；2.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2日，双方当事人分别作为乙方和甲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甲、乙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原则下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是恒通公司教练车苏Ｄ-×××××的无限期使用人。二、乙方上车培训学员每期上交甲方服务费贰仟元，该车和教练员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养路费、税金、燃料费、保险金、汽修费、发生事故后保险理赔金超额费用等均由乙方自理。有关涉及乙方自理的费用，需要甲方代收代缴的，要及时上缴甲方，如果有延误、迟交或不交清费用，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三、乙方的培训学员由乙方自行解决。乙方教练车实行自负赢亏。甲方负责乙方教练车的报考、管理、传达上级管理机关的有关精神，如果甲方受到公安、交通有关部门的条件限制，教练队不再承担培训驾驶员资格，乙方的教练车自动过户出教练队，过户交易费由乙方承担。四、教练车使用年限到期后，由乙方自己更新，甲方负责手续和协助办理，乙方有权自行将车辆转让他人，但需要通知甲方。五、乙方必须严格遵守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和甲方一切管理规章制度，如有严重违章影响甲方声誉的行为，甲方必须按上级有关规定和队规队纪严肃处理。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双方均认可一期指的是一个月，可收6名学员。于卫平每招收一期学员向恒通公司缴纳上车款，该上车款包含了恒通公司向于卫平收取的服务费以及恒通公司代缴的场地费、考试费等费用，满车六人的上车款缴纳标准为：2007年11月-2009年11月为9000元、2009年12月-2012年2月为9480元、2012年3月-2015年3月为9840元、2015年5月-2017年5月为10140元、2017年6月-2018年4月为8500元。恒通公司已按照上车人数实际缴纳了上述费用。现于卫平认为其代缴的金额超出了实际应收取的金额，要求恒通公司退还差额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诉讼中，于卫平陈述，我所缴纳的上车款刚开始每期为9000元，我收取学员费不固定，如果是亲戚朋友就少收一点，正常学费我收的是3800元／人，减去交给驾校的上车款及车辆成本费以后就是我的收入，上车款9000元中不包含报名费，恒通公司应收的费用应该包含每月的服务费、场地费、科目二考试费、科目三考试费、驾驶证工本费、税金及报名费，报名费包含资料费、科目一考试费、团体意外伤害险及后来的学员信息卡。恒通公司认为服务费并不是按照于卫平所称每人缴纳333.33元，而是按照合同每期不管是否满员均缴纳2000元；保险费、资料费、学员卡的费用均不包含在报名费中，报名费自2012年1月至今由驾校收取，包含了理论培训费用145元／人、红十字会的费用45元／人、科目一考试费用30元／人，报名费金额2017年3月收取200元／人、2017年3月至12月收取290元／人、2018年至今是按250元／人，且报名费均由学员缴纳，与于卫平无关。一审法院通知恒通公司经理钱华到庭接受调查，其陈述，上车款认可于卫平表格上的金额，除了2000元服务费，其他都是代收代缴和成本，标准是按照市场行情、代收费用确定的，也是行业协会统一的。于卫平所列上车款已全部收到，溧阳场地费停收之后上车款上升了，上升部分主要是新增了学员卡50元，至于上车款没有因为场地费停收而下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行业协会为了稳定市场，要求我们不要降价，所以我们的价格没有变化，当时也通知教练来退三个月的场地费的一半，也即400元/人，要退给学员的，后来三个月后车管所又开始收400元/人了。我们通知于卫平来退三个月的场地费于卫平不肯来拿，考虑到服务费2000元学员不满车（6人）时教练少交了我们也没有问他们要，总的来说我们也没有多收钱。于卫平申请季惠星及陈伟元到庭，季惠星陈述上车款9000元应该包含了服务费，满车服务费收2000元，不满按照人头算。付款方式有三种，银行卡、支付宝、现金，现金没有收据，不管哪种方式支付后，我们都会在柜台小姑娘的本子上签名的。报名费一开始是带着学员去车管所报名，因为是学员出钱报名，票也是给学员的，上车款不能拖欠。陈伟元陈述，我一直用现金交付上车款的，没有给我发票，一开始有收据，后来就在本子上签字了。上车款包含了服务费，如果只有一个人上车就总费用除以六，如果一个月未上车就不用交任何费用。上车款不能拖欠，报名费没有收据，钱交了以后给学员卡和教材，报名费及代收代缴费用多少不清楚。缴费按照人数交总费用，十多年来缴纳费用双方都是经过确认的，没有费用争议。另，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对常州市车管所考试科邓君进行调查，其陈述，2007年开始至今科目一的考试费30元和驾驶证工本费10元都没有变过，科目二考试费用从40元变化至80元再到140元至今，科目三考试费从50元变化至90元至今，场地费2007年开始到2015年12月是800元，2016年1月到2016年5月没有收取，2016年6月至今一直是400元。上述费用是我们收取的，报名费以前是从我们这报的，报名就收230元，30元是科目一考试费，60元是红十字会收的，还有140元是理论培训费。红十字会费从60元降到50元再到45元，我们报名时收取的费用也相应降低了。后来就是学员去驾校报名了，相关费用由驾校收取了，去驾校报名后，我们还从驾校收取红十字会费用和科目一考试费用的，后来红十字会的费用才取消的。因恒通公司陈述2007年度每位学员税金为218.4元，2008年-2014年4月每位学员税金199.92元，2014年4月-2016年4月每位学员税金198.24元，2016年5月后，每人税金为159.6元（按2800元开票）和182.4元（按照3200元开票），并提供税率表格一张，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对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雪堰分局管理组长栾晓奇进行调查，其陈述恒通公司提供的表格上税率是对的，2016年营改增之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3%，除表格上载明的，2016年5月之后还要收个人所得税，该企业目前属于正常申报纳税。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恒通公司收取的上车款及报名费的缴纳主体是教练还是学员，于卫平作为教练是否有权主张退回。2.恒通公司是否存在多收代缴费用应予退还的情况。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系挂靠关系，由于卫平挂靠在恒通公司处经营，于卫平自行收取学员，自负盈亏，每培训一期学员，恒通公司向于卫平收取服务费费2000元。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于卫平每收取一期学员即向恒通公司缴纳包括恒通公司应收的服务费及恒通公司代缴的考试费、场地费等内容在内的上车款，该上车款的缴纳主体为教练，于卫平代缴费用的多少与于卫平存在利益上的关联，若存在多收代缴费用的情况，于卫平有权要求退还。至于报名费，该费用不包含在于卫平向恒通公司缴纳的上车款中，系恒通公司向学员另行收取，故报名费的缴纳主体为学员，于卫平无权主张退还。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一审庭审中恒通公司列明了上车款中的代缴明细，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于卫平称上述明细中的保险费、运管处资料费、学员卡的费用应包含在学员报名费中，且税金过高，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法院对相关部门进行的调查，对于卫平的意见不予支持。另，恒通公司陈述其按照行业协会规定将成本为15元/人的学员卡定价为50元/人于法无据，该学员卡应按照15元/人收取。对于服务费2000元，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上车培训学员每期上交服务费2000元，结合双方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在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已达成了合意，即该2000元的服务费按实际上车人数即333.33元/人的标准收取，并已按该合意履行，现恒通公司认为不管上车人数多少，每期均应收取2000元的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双方在庭审中对于驾校收取的上车款金额及于卫平的实际缴纳情况均无异议，于卫平在2015年4月之前向恒通公司缴纳的上车款金额均略低于于卫平所列应收款项的金额，双方对此均未提出过异议，本院认为2015年4月之前的费用无需返还。2015年4月起，于卫平实际缴纳上车款金额均已超出恒通公司应收上车款金额，多收部分为不当得利，恒通公司应予返还，经核算，该部分费用金额为40948.2元。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于卫平2018年年初向法院主张权利，上述应退款项开始于2015年4月，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于恒通公司所称于卫平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恒通公司应向于卫平退还多收取的代缴费用40948.2元，于卫平其余诉讼请求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该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常州市恒通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其十日内返还于卫平40948.2元。二、驳回于卫平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1元，由于卫平负担3687元，由恒通公司负担824元。二审中，于卫平提交如下证据：一、常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合同和教学日志各一份，证明报名费和上车款同为代收代缴的费用，且教材费不属于报名费。二、提供书面证词一份，上有王锡文等七名教练员签字，证明服务费是按照实际上车人数收缴的。恒通公司质证称，一、合同只是机动车培训合同的格式版本，从来没有履行过，如果按照合同所有的费用应该全部缴纳到公司，事实上所有挂靠教练和学员均没有按照合同履行。二、对书面证词不予认可，无法确认签名人员的身份及签名的真实性，证人也未出庭作证。即使这些人是恒通公司的挂靠教练，也与本案存在利益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的报名费和上车款的性质如何认定，是否均属于恒通公司代收代缴费用；二、恒通公司代收代缴费用是否存在多收，如有应如何退还；三、于卫平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恒通公司与于卫平签订的《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于卫平自主招收学员并进行驾驶技能培训，于卫平按期向恒通公司缴纳服务费及相应代收代缴费用。首先，对于案涉报名费，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该费用开始由车管所收取后改由驾校收取，报名费需要学员到场缴纳，缴费主体为学员，该费用不属于于卫平向恒通公司缴纳的代收代缴费用，于卫平无权向恒通公司主张退还。其次，关于上车款，该费用包含两部分，分别为于卫平应承担的服务费和恒通公司向于卫平代收代缴费用。对于服务费，虽然双方《协议》约定为2000元每期，但根据恒通公司多年向于卫平实际收费情况，均是按照每期上车学员人数折算收取，应当认定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变更了服务费收取标准，一审认定服务费为每学员333.33元并无不当。根据双方《协议》及挂靠经营的实际履行情况，恒通公司向于卫平按期收取的上车款扣除服务费外均应为代收代缴费用。最后，关于恒通公司向于卫平代收代缴费用的具体项目，对于其中包含溧阳训练场场地费、科目二考试费、科目三考试费、驾驶证工本费、税金，双方均予以认可。除此之外，恒通公司认为代收代缴费用中还包含培训教材资料费、团体伤害意外险保险费、学员信息卡费用，于卫平认为该部分项目费用均属于报名费。综合一审法院向车管所工作人员的调查及恒通公司提交的资料费及学员卡的缴费发票信息等证据，车管所认可其收取报名费期间，报名费包括项目为科目一考试费、红十字会培训费及理论培训费，在此期间恒通公司仍需单独向车管所缴纳资料费并为学员投保团体伤害意外险，且学员卡费用系2015年后才产生，报名费也未因此产生变化，故一审认定该三项费用属于代收代缴费用并无不当，于卫平主张该三项费用应计算在报名费中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恒通公司向于卫平收取的上车款扣除按学员人数计算的服务费外均为代收代缴费用，该部分费用包含的项目为溧阳训练场场地费、科目二考试费、科目三考试费、驾驶证工本费、税金、培训教材资料费、团体伤害意外险保险费、学员信息卡费用共计八项。因双方争议款项涉及时间较长，恒通公司收取的上车款金额不同时期有变化，同样对应的代扣代缴项目费用标准亦有变化，对于于卫平按恒通公司规定标准向其缴纳上车款及于卫平挂靠恒通公司不同时期培训学员人数，双方无争议。对于其中的溧阳训练场场地费、科目二考试费、科目三考试费、驾驶证工本费、培训教材资料费，虽然部分项目如场地费、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费等金额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均是向车管所缴纳有明确的缴费标准和依据，双方对于费用标准均予认可，一审法院据实予以认定核算并无错漏。对于团体意外险费用50元/人的标准双方无异议。对于学员卡费用，恒通公司主张为50元/人，于卫平主张为15元/人，一审法院据实认定为15元/人，恒通公司二审中未提出异议。对于税金标准，于卫平认为应当按照每位学员开票金额分时段适用营业税或增值税税率计算，恒通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其公司实际纳税的综合税率计算，一审法院根据向属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调查情况，采纳恒通公司主张的税金标准及金额，符合恒通公司代缴税金的真实情况，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上述代收代缴项目及各项目费用标准结合恒通公司不同时期要求缴纳上车款金额标准，一审法院经核算在2015年4月前恒通公司每期实际收取的上车款均略低于应收的代收代缴费用加服务费总计金额，自2015年4月后收取的上车款金额均高于代收代缴费用和服务费总计金额，鉴于上车款金额标准均是恒通公司单方面制定，于卫平系按照恒通公司要求缴纳相应费用，故应当认定2015年4月前恒通公司少收取费用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2015年4月后恒通公司多收取的代收代缴费用系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于卫平。恒通公司收取的上车款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为1690元/人（6人/期计1014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为1416.67元/人（6人/期计8500元）,经核算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学员累计48人，应收服务费及代收代缴费用合计1676.33元/人（具体为：服务费333.33元/人+场地费800元/人+科目二考试费140元/人+科目三考试费90元/人+驾驶证工本费10元/人+税金198元/人+培训教材资料费40元/人+团体伤害意外险保险费50元/人+学员信息卡费用15元/人），每位学员多收13.67元，共多收656.16元；按以上方法结合对应费用的具体变化情况计算，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学员累计24人，每人多收813.67元，共多收19528.08元；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学员累计24人，每人多收451.67元，共多收10840.08元；2017年3月至2017年5月学员累计14人，每人多收429.67元，共多收6015.38元；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学员累计25人，每人多收156.34元，共多收3908.5元。综上，恒通公司自2015年4月累计向于卫平多收取代收代缴费用共计40948.2元，应予返还，一审核算确定的应退还金额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于卫平系按照恒通公司要求缴纳相应上车款，恒通公司也未向其明示该费用项目明细，应当认定于卫平最早自2016年1月恒通公司代收代缴的溧阳训练场场地费取消和减半收取后，恒通公司并未对应减少收取上车款，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据此时间于卫平诉讼请求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上诉人于卫平、恒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11元，由于卫平、恒通公司各负担22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旭阳审 判 员 沈秋云审 判 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浩书 记 员 刘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