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3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令震，男，1976年9月1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雄峰,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大华（又名姚文旗），男，1975年2月1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同合，男，1963年8月1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王帆，河南阳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令震因与被上诉人姚大华、陈同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康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7民初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孔令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雄峰，被上诉人姚大华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令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627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孔令震支付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人民币140000元。（3）驳回姚大华、陈同合其他诉讼请求。（4）要求姚大华、陈同合承担原审案件的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及上诉费。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支持孔令震的上诉请求。一、在原审法院的第一次庭审中孔令震与姚大华、陈同合共同确认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孔令震每次向姚大华、陈同合购买生猪是通过手机联系，姚大华、陈同合将孔令震所需生猪到姚大华、陈同合处河南省太康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进行检疫并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以下简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然后姚大华、陈同合将孔令震所需的生猪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起送至孔令震处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动物检疫部门进行登记，登记后将生猪送至屠宰场进行过磅，过磅后双方进行生猪款的结算、付款。二、对于孔令震在2017年1月2日出具50万元借条后向姚大华、陈同合转账支付35万元（2017年1月3日转账支付20万元、1月6日转账支付15万元）的付款事实，孔令震认为该35万元支付的系50万元欠款的款项，原审法院判决书中的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及法院认为部分没有对该35万元付款事实及性质进行认定，原审法院对该事实查明不清。姚大华、陈同合在第一次庭审本人陈述该35万元的款项系2017年1月2日以前出具借条外的其他生猪款，但是姚大华、陈同合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第二次庭审中姚大华、陈同合的代理人又陈述该35万元的款项为孔令震支付的2017年1月6日及以后继续发生生猪往来的预付款。姚大华、陈同合的两次庭审陈述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该法律规定姚大华、陈同合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已确认为该款项支付的是2017年1月2日前其他生猪款的款项，因此其第二次庭审中的称35万元系预付生猪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根据第一次庭审中双方确认的交易习惯，孔令震也不存在预付生猪款的行为，因此姚大华、陈同合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因此根据双方陈述交易习惯和付款逻辑，该35万元应当从第一张50万元的借条款项中予以扣除，孔令震在原审法院两次庭审中多次强调该35万元款项的付款性质，但原审法院故意遗漏了孔令震支付35万元付款的事实及款项的性质，因此原审法院确系查明事实不清，并且故意遗漏、回避了该35万元款项的陈述及款项性质的定性。三、原审判决书中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叙述“之后姚大华、陈同合多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仅孔令震举证显示，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24日，姚大华、陈同合13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数量达1300余头）”对于该叙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孔令震不认可。根据双方陈述的交易习惯，仅凭姚大华、陈同合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能证明孔令震收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相对应的生猪，因为姚大华、陈同合将生猪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送至孔令震处后应当在孔令震所在地的动物检疫部门进行登记，这个事实由孔令震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常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入场检疫台账》予以了证明，因此姚大华、陈同合仅凭其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能证明孔令震收到上述生猪。而且在第二次庭审后，孔令震对于姚大华、陈同合当庭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也作出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即孔令震不认可收到姚大华、陈同合提交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的生猪，因此原审法院的该认定事实系认定错误。再者根据姚大华、陈同合第二次庭审中提供的2017年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称的生猪款为价值200余万元左右，而孔令震第一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孔令震在2017年1月7日起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已向姚大华、陈同合支付了290余万元的生猪款，故根据姚大华、陈同合提供的2017年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称的生猪款孔令震也已支付清了。因此再次证明孔令震在2017年1月3日、6日向姚大华、陈同合转账支付的35万元确系支付的2017年1月2日出具的50万元借条中的生猪货款。四、孔令震在支付上述35万生猪款后尚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15万元，后双方于2017年1月6日开始继续发生生猪往来，至2018年8月份之前终止了生猪生意往来，期间孔令震平均每月支付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200万元在右的生猪款。双方在2018年8月13日进行最终结算，经结算后确认孔令震结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24万元整。因此本案的两张借条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双方滚动结算的依据，最终至2018年8月13日止孔令震仅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货款人民币24万元。五、对于原审法院本院认为中对于两张借条的陈述为“姚大华、陈同合、孔令震在生猪交易过程中经结算，孔令震共计结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740000元，应及时足额的清偿，姚大华、陈同合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孔令震辩称姚大华、陈同合承诺将第一张借条销毁但未履行承诺，该辩称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该叙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孔令震不认可。根据姚大华、陈同合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第二张借条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姚大华、陈同合所住的旅馆中经双方结账后由孔令震出具的，当时孔令震要求姚大华、陈同合将2017年1月2日的借条予以销毁，姚大华、陈同合称借条没有带在身上，并承诺回去后立即将2017年1月2日孔令震出具的50万生猪款借条进行销毁。这应恰是还原了当时的事实，首先姚大华、陈同合来找孔令震进行最终结算，2017年1月2日孔令震出具的50万元的借条的确没有随身携带，其次孔令震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因此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作出回去后销毁50万元借条的承诺后，孔令震在出具24万元借条时出于对姚大华、陈同合的信任也不可能标注“第一张借条失效”的专业文字。但从孔令震实际付款的行为也可判断出第一张借条的大部分款项已支付，但原审法院在回避掉35万元的付款事实后，依然认为50万元借条的款项孔令震分文未付。因此原审法院明显存在事实查明不清及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损害了孔令震合法利益。本案中姚大华、陈同合竟然将两张借条一并向贵院主张权利，姚大华、陈同合的行为明显系恶意虚假诉讼，恶意侵害孔令震合法权益，孔令震要求贵院查明事实后对姚大华、陈同合进行严肃处理。综上原审法院存在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恶意侵害孔令震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院长2020年工作报告中“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坚持刀刃向内，严惩司法腐败，深入自查自纠，前面彻底整改，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环境”的精神及坚决防止“和稀泥”的做法，维护孔令震合法权益，故孔令震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决，依法支持孔令震的上诉请求。姚大华、陈同合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孔令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孔令震上诉所述的交易习惯无法论证案件事实。从宏观上来看,所谓的交易习惯只是在稳定的交易双方之间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但是交易习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微观上来说,交易习惯也会跟随双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新问题作出适当的调整。而孔令震在交易过程经常反复无常，经常无故拖欠姚大华、陈同合的猪款,为了交易的安全性,姚大华、陈同合要求孔令震先支付货款,在进行发货，合乎常理,也合乎交易习惯。(二）、对于孔令震在2017年1月2日出具50万借条后向姚大华、陈同合转账支付35万元的付款事实,该35万元支付的款项不属于50万元欠款款项,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所认定事实已经充分的进行说理，还原案件事实,孔令震所述没有依据。本案的案件事实为:2017年1月2日经过双方核算,孔令震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500000元,这50万当时孔令震说算借款,并出具50万的借条一份。当时口头约定此50万的借条孔令震按照2分支付利息,该笔50万借条目前一分未还。之后,孔令震继续向孔令震进行供猪,分别于1月6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发一车猪,并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面显示的是150头,向孔令震发货共计105头,此105头价值255110元。1月7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又发一车猪,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面显示的是138头,实际向孔令震发货129头,此129头猪价值354172元。1月8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又发一车猪,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面显示的是140头,实际向孔令震发货143头,此143头猪价值347768元。1月9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又发一车猪,有动物检疫合格上面显示为140头,实际向孔令震发货139头,此139头猪价值333311元。1月10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又发一车猪,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显示为130头,实际向孔令震发货113头,此113头猪价值271602元。合计1561963元。该1561963元。但是由于前期结算的50万元的债务孔令震未还,为了交易的安全性,姚大华、陈同合要求孔令震先支付货款,在进行发货。因此孔令震于2017年1月3日转来猪款20万元,2017年1月6日孔令震转来猪款15万元。2017年1月7日孔令震转来猪款35万元。2017年1月9日孔令震转来猪款30万元,2017年1月11日孔令震又转来40万元猪款。共计140万,还剩161963元未还。因此,1月6日、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0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发货的这些猪,与孔令震1月3日、1月6日、1月72日孔令震出具的50万借条无关。在此之后,姚大华、陈同合于2017年立灯至2018年8月初左右,继续向孔令震进行供猪,一直到2018年8月13日,孔令震又该款为借款为由向姚大华、陈同合出具了24万借条一份。孔令震已经在一审中进行充分的举证及论证,足以证明孔令震所述的35万元与50万借条无关。并且孔令震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仅以“所谓的交易习惯和付款逻辑”就推断该35万元应当从第一张50万元的借条款中予以扣除的说法明显错误,法院不应当予以采信。(三)、原审判决书中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论述“之后姚大华、陈同合多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仅孔令震举证显示,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24日,姚大华、陈同合10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数量达1300余头)”对于该事实,姚大华、陈同合已经进行充分的举证及论证,孔令震所述没有依据。在一审过程中,姚大华、陈同合已经进行充分的举证及论证,姚大华、陈同合提供的《动物合格检疫证明》中有起运地点、到达地点、动物种类、数量、货主、承运人、运输方式、运输工具车牌号、已经充分证明孔令震收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相对应的生猪。并且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孔令震对该事项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并且孔令震在一审中举证中所提供的动物入场检疫台账上显示使用时段为2016年-2017年全年的,但是在孔令震所提供的台账中却至显示到1月7日,其提供的台账明显属于不完整的。其明显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情况,而截取的部分台账。但是实际上姚大华、陈同合分别在2017年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分别向孔令震进行供货,而孔令震却明显的刻意隐瞒。并且在孔令震提供的部分台账中上的孔令震收到的生猪与姚大华、陈同合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相互印证。1月6日、1月7日、1月8日、1月9日、1月10日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发货价值1561963元的猪,孔令震于2017年1月3日转来猪款20万元,2017年1月6日孔令震转来猪款15万元。2017年1月7日孔令震转来猪款35万元。2017年1月9日孔令震转来猪款30万元,2017年1月11日孔令震又转来40万元猪款。共计140万。此区间的交易经核算还剩161963元未还。孔令震在上诉中称“姚大华、陈同合第二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2017年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称生猪款为价值200余万。孔令震在2017年1月7日起至2017年1月26日已向姚大华、陈同合支付了290余万元的生猪款》”，其表述含糊其辞,叙述明显属于偷换概念,其无法证明孔令震在2017年1月3日、6日向孔令震转账支付的35万元属于2017年1月2日出具的50万元借条中的生猪货款。(四)、孔令震向姚大华、陈同合所出具的两份借条属于分别结算,相互独立的借条,不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性。孔令震所述“两张借条为重复计算”,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作出的虚假陈述,其应当为自己积极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孔令震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该两张条为重复计算。如果认为孔令震所陈述的24万为最终重新结算的借条,以一个正常谨慎的成年人,应当将第一张50万的借条收回,如果不收回,应当在新的借条中进行标示说明，而孔令震对该50万的借条在诉讼之前,孔令震从未否认过,并且在签订该50万借条之后,姚大华、陈同合还一直大量向孔令震进行供猪。在2018年年底,因孔令震不支付货款,派出所都出警处理此事,孔令震当时还未否定该74万的债务。因此,孔令震明显为了逃避债务,而向法庭做虚假陈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实。在本案中,孔令震为逃避债务,在庭审过程中做虚假陈述,严重侵害姚大华、陈同合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公正判决!孔令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孔令震偿还借款74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孔令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大华、陈同合与孔令震之间常年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由姚大华、陈同合为孔令震的屠宰场供应生猪。因孔令震拖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2017年1月2日,双方经结算,孔令震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500,000元,孔令震为姚大华、陈同合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我孔令震今借姚文旗、陈同合现金500000元整。之后,姚大华、陈同合多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仅当事人举证显示,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24日,姚大华、陈同合10次向孔令震供应生猪,数量达1300余头),孔令震也多次向陈同合银行账户转款(仅当事人举证显示,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26日,孔令震向陈同合银行账户转款13次,转账数额达350余万元)。2018年8月13日,双方再次结算,孔令震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240000元,孔令震为姚大华、陈同合再次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陈同合、姚文旗猪款240000元。孔令震两次共计欠姚大华、陈同合猪款740000元。2018年8月13日后,姚大华、陈同合、孔令震再无生猪买卖,孔令震于2019年2月25日向陈同合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于2019年3月30日向陈同合微信和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催要欠款未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姚大华、陈同合、孔令震在生猪交易过程中,经结算,孔令震两次分别欠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500000元、240000元事实清楚,由孔令震为姚大华、陈同合出具的两张欠条为证。通过两次结算,孔令震共计欠姚大华、陈同合猪款740000元,应及时足额的清偿,姚大华、陈同合的相关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孔令震辩称“姚大华、陈同合将两张借条重复计算,至2018年8月13日孔令震实际欠两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240000元”,因第一张借条出具后,双方又多次发生生猪交易,才致2018年8月13日的再次结算及出具第二张借条,若第二张借条吞并吸收了第一张借条,孔令震应将第一张借条收回,或在第二张借条上标注第一张借条失效,故孔令震的该辩称不予采信。孔令震辩称姚大华、陈同合承诺将第一张借条销毁但未履行承诺,该辩称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因2018年8月13日后双方再无生猪交易,故孔令震在2019年向陈同合账户转款共计100000元应作为孔令震向姚大华、陈同合的还款在240000元的欠款中扣除。孔令震长期拖欠生猪款给姚大华、陈同合造成损失,姚大华、陈同合主张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可按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借条出具次日为利息起算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孔令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50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3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其中2017年1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孔令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姚大华、陈同合生猪款14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4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其中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姚大华、陈同合其他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00元,保全申请费4220元,由姚大华、陈同合负担2090元,孔令震负担133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孔令震为证明其主张，依法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7张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除了本案有争议的35万元付款分别是2017年1月3日20万、1月6日15万,及原审法院确定的2018年8月13日之后孔令震向姚大华、陈同合支付的10万元之外,孔令震在2017年1月7日至12月30日共向姚大华、陈同合支付生猪款22778400元,在2018年1月1日起至8月13日止共支付78万元,而姚大华、陈同合至今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从2017年1月6日至交易结束双方发生生猪往来的具体金额。2017年1月7日至2017年1月26日孔令震共向姚大华、陈同合支付生猪款3220000元,但是姚大华、陈同合仅向法庭提交的检验单为156万余元,因此与姚大华、陈同合举证的五张检验单是断章取义,应当将1月7日起至一月底所有的检验单向法庭举证,以便计算送货数量及货物价款。被上诉人姚大华、陈同合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认为:孔令震所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能证明在2017年1月2日之后双方继续存在业务往来,姚大华、陈同合一直向孔令震大量进行供猪一直到2018年8月13日。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姚大华、陈同合与孔令震在生猪交易过程中,经结算,孔令震分别两次向姚大华、陈同合出具500000元借条、240000元借条。姚大华、陈同合向孔令震主张债权，持有上述孔令震出具的两张借条。孔令震辩称出具第一张50万元的借条后，通过转账偿还35万元，经查，孔令震向姚大华、陈同合出具该借条后，双方仍因生猪交易发生大量资金往来，孔令震主张其中的两笔合计35万元转账系偿还的借款，但姚大华、陈同合对此不予认可，孔令震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孔令震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所称的转账35万元系偿还借款，故本院对该理由不予采纳，其可待有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孔令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孔令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俊华审判员  何 山审判员  许向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党瑞云书记员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