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4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东路108号2807室。 负责人：李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安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付锦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瑜，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国，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瑞兰，男，195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火，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耀，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瑞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依法予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理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杨瑞兰部分出借款事实虚假：（一）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对其现金部分借款不予确认。杨瑞兰在发回重审的法庭开庭时，又一次陈述的具体出借款明细，但与原一审诉讼中陈述和提供的《利息计算表》载明的出借款明细，以及就《借条》对应的每笔出借款，大部分不一样，直观的现金相差达211.7万元，该现金部分完全属于虚构。（二）借条明确的落款日期后，不应还有该借款条下的借款发生。八张《借条》中均有类似记载：“今借到……”“此借款为某年某月某日借款的延期，某年某月某日借条作废”。均可以得出：出具已作废的原始《借条》（下称原《借条》）时，借款金额与现借条金额相同，出借的款项应已实际出借并支付。但2011年1月30日30万元杨某2的《借条》、2013年2月8日杨某4150万元的《借款条》原始借条落款时间之后的115.1万元列入了该张借条，也就是说杨某4在2013年2月8日就预见到今后的一年中，市政需要借款115.1万元，显属荒唐和虚假。（三）杨某330万元装修款并非借款，涉及的借条虚假。出具给杨某3的2011年4月30日的60万元的《借条》中，杨某3出具的《声明》称：该款中的30万元装修款含入本借条出借款中，该款来源为银行贷款，杨某3涉嫌贷款牟利罪。也就是说杨某3在2011年4月30日就预见到三年后，市政需要借款30万元，2014年10月24日才出借给市政公司，显属荒唐和虚假。因此，杨某3及杨某4的两张借条及相关借款，均为编造和虚构。（四）已结清借款，借条不应存在。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即出具延期的最后一张《借条》时，市政方已偿还了671.431万元（含杨瑞兰、涂某认可的偿还款项）。已支付完八张借条中有出借款凭证且作为原告主张的借款及利息。因此，八张《借条》已结清且不应存在。（五）吴某道出了借条造假的过程。吴某在公安局的陈述，已充分证明，借条是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后续补手续和编造的，现金是没有的，只有转账的才是借款。（六）鉴定结论也证明借条虚假。鉴定结论充分证明，现金部分没有对应的来源，更证明借条是虚假的。鉴定结论和吴某的陈述，充分证明本案涉及的现金借款是不存在的、虚构的。本案的事实已非常清楚，有关虚假的证据也非常充分，由于其虚构导致一审、二审，发回一审，已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理应由法院依法予以处置，并不应由上诉人申请。二、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对出借款、还款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出借款中全部现金未予认定正确，而借条转账部分错误，应扣除下列部分，实际借款额为303.428万元，不是判决认定的364.828万元。1.借条落款日期后，不应还有该借款条下的借款发生，其相关的出借款41万元不应认定为本案出借款。杨瑞兰以八借条起诉，而八张借条上的借款均应是2013年2月8日前发生的。虽然八张借条虚假，但可以证明杨瑞兰真实意思表示是2013年2月8日后，不应还有借款，后续部分不应计算计入借款总额。八张《借条》是杨瑞兰主张借款关系的基础，也是杨瑞兰自认的确凿证据，借条中均有类似记载：“今借到……”“此借款为某年某月某日借款的延期，某年某月某日借条作废”。均可以得出：出具已作废的原始《借条》（下称原《借条》）时，借款金额与现借条金额相同，出借的款项应已借到并实际支付，也证明：杨瑞兰自认在最后一张借条时，出借款已实际出借到位。但2011年1月30日30万元杨某2的《借条》、2013年2月8日杨某4150万元的《借款条》原始借条落款时间之后，还有借款发生，显然，这些款项均不属于本案涉及的出借款。2.杨某330万元装修款并非借款，应予剔除。如前所述，2013年2月8日后不应计算计入借款总额，况且证据证明其付款用途并非借款，而是装修款。杨某3与杨瑞兰的陈述矛盾，杨某3认为2014年10月24日支付的30万元装修款计入其名下2011年4月30日的《借条》中，而杨瑞兰称：该款计入至杨某4名下2013年2月8日出具《借条》。无论哪张借条，出具借条时，该款还未支付给朱婷，而分别是三年半、一年半以后的2014年10月24日才汇入，显然，不仅自相矛盾且不符常理；杨某32014年10月24日汇入该款的用途为“装修款”；该款转入的当天，杨瑞兰自认市政公司偿还20万元欠款，显然，30万元装修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若属于借款，显然与常理不符；若按照杨瑞兰的认识来说，汇款时，已经结欠了大量的借款未还，杨瑞兰还冒犯罪的危险，指使杨某3从银行贷来放高利贷，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因此，该30万元款项并非借款。3.代支付张某和、张毅23.4万元的款项计入借款总额，证据不足，不应支持。（1）23.4万元被计入在杨某42013年2月8日的《借条》中，且杨瑞兰2013.3.16代付张某和1万元（该款在借款条落款日之后），在该借条之后，该借条的绝大部分为组成绝大多数为现金或者发生在借条落款时间2013年2月8日之后。该借条及内容也被证明是编造的，不应采信。（2）杨瑞兰并未证明市政公司结欠张某和、张毅（或者两个水泥厂）货款；（3）杨瑞兰没有提供证明其代支付款项的汇款用途；（4）市政公司或者吴某没有委托过杨瑞兰付款，事后又没有相关的欠条；（5）杨瑞兰及两个水泥厂并未提供其与市政公司或吴某的供货合同、送提货凭证等。（二）发回重审一审判决认定支付总额620.231万元是错误，应该为661.431万元。其中，一审认定的朱婷、市政偿还借款有231.111万元，也不应剔除，发回重审一审错误地认定剔除部分为其他法律关系。实际已偿还借款611.631万元。1.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将杨瑞兰自认的三笔还款漏判。根据鉴定结论，市政公司转账还款620.231万元，而杨瑞兰在其起诉状附件的《利息计算表》第2页、第3页中，明确自认朱婷于2013年2月7日偿还20万元、2013年3月16日偿还1.2万元、2014年10月24日偿还20万元，一审判决后，杨瑞兰未上诉。因此，市政公司、朱婷共计支付杨瑞兰应该为661.431万元。2.有关2007年9月7日至2010年2月9日的315868元，应为双方借款的往来，应计入还款总额。首先杨瑞兰在法庭自认双方间仅有借款和供货往来，而其提交的水泥款的169.5万元中，没有该款项；其次杨瑞兰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3.有关169.5万元是杨瑞兰自认其为还款且汇款是的凭证为偿还借款，而不仅仅是12.5万元，157万元并非水泥款，是杨瑞兰在诉状中明确主张作为还款予以扣除，系杨瑞兰的意思自治，且杨瑞兰并未举证推翻其自认。首先杨瑞兰自认：在本案原一审认定已还款579.5442万元中，已含该169.5万元，杨瑞兰在一审质证时认可了该款是偿还借款，且一审判决认定该款为还其款项时，杨瑞兰并未上诉，实际是对还其款项的认可，实际也是对没有该等水泥款项予以了认可。本次庭审时称其为他人款项，构成“反言”，不应采信。其次，在双方交易的原始记录中，朱婷汇出的款项也是还款，而非水泥款。第三，169.5万元形成的原因是为了掩盖民间借贷，编制了一套水泥销售的合同、结账单、承诺函等一系列单据中的一张。一是该账单的金额及形成的时间均与借款单的金额、时间基本一致。二是吴某的笔录也证实了水泥款或者支付水泥款为虚假的；三是水泥销售金额达700余万元，依据鉴定结论，杨瑞兰并无销售、运输、搬运、交提水泥及发票的任何应当具备凭证、合同等，更无采购、运输、搬运、交提水泥及发票、支付水泥款、合同等，以及转卖给市政的任何依据，市政公司也无相关的任何记录和凭证，又依据吴某的陈述：有零星的、小量的水泥欠款也全部付清，签字的水泥款为保证高利贷而准备的，名为水泥欠款，实为高利贷。若杨瑞兰要以此索要款项，构成诈骗。第四，从2007年长期拖欠水泥款、又还一直借款给吴某，至今也未起诉主张水泥款，显然太不符常理。这也正是水泥款确认单中表现出的，一直结欠水泥款，还一直在供货，债台高筑，甚至还一直出借款给吴某，显然是不合常理，甚至不可理喻。当然，实际不欠水泥款，也正是杨瑞兰长达九年没有起诉的真正原因，确认单中水泥款就是前述借款而已。4.2015年4月21日朱婷转账给杨瑞兰账户的40万元，杨瑞兰自认且汇款时朱婷明确其为还借款。应为偿还杨瑞兰的借款，并非另外法律关系。首先，收款主体为杨瑞兰，并非涂某，涂某也无委托支付，显然该款应为偿还杨瑞兰欠款，不因其他人随意指认而改变归属。其次，杨瑞兰在本案原一审中认定已还款579.5442万元中，已含该40万元，属于自认的证据，且杨瑞兰在一审质证时认可了该款为还款，且一审判决认定该款为还其款项时，杨瑞兰并未上诉，实际是对还其款项的认可，本次庭审时称其为他人款项，构成“反言”，不应采信。第三，从朱婷支付杨瑞兰40万元时的原始凭证中，体现为还杨瑞兰借款，而非偿还涂某款项；第四，从朱婷流水可以看出：涂某2015年2月15日支付朱婷50万元，并无用途载明，且涂某称朱婷还款40万元和10万元现金，没有利息、没有现金证明，这与专业做民间借贷的涂某、杨某2的行为不符。涂某的证人证言与相关书证矛盾，且有多重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因此，该笔款项是为偿还杨瑞兰借款而汇款。第四，从独立的民事主体来讲，朱婷与杨某2及妻的往来，均汇入杨某2及妻涂某账户，从已发生的交易形成的交易习惯来讲，也汇入杨某2及妻涂某账户，杨某2及妻涂某汇款也是以其名义汇给朱婷，没有与杨瑞兰发生交叉。5.涉及杏北路护栏款25242元（涉及判决第28页第二段），该款是杨瑞兰自认是还借款，应计入还借款总额中。杨瑞兰在其起诉状附件的《利息计算表》第2页、第3页中，明确自认该款为朱婷偿还的借款，一审判决后，杨瑞兰并未上诉。三、发回重审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杨瑞兰系职业放贷人并提供了相关线索，但一审法院未查明杨瑞兰系职业放贷人的事实，进而未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予以评判。杨瑞兰作为自然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不具备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的主体资格。且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杨瑞兰曾分别通过案外人陈某、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涂某对外借款，借款金额高达数百万元，对于该借款，杨瑞兰于2018年以实际借款人的身份一并诉至贵院，同时，一审中上诉人另外向法庭提交了杨瑞兰以林天成、姚福寿的名义对上诉人进行借款并起诉的案件线索，能够证明杨瑞兰的行为符合“同一年度内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同一或关联原告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的规定以及“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营利性；利息标准以受法律保护的红线2%为标准”等特征，杨瑞兰据此应当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与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借款人仅需归还借款本金，无需支付其他的利息及费用。而对于上诉人在重审一审中提出杨瑞兰系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基本案件事实并予以评判。 杨瑞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的事实及证据不符，也缺乏事实与证据依据，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虽然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且经历了原一审、二审的诉讼过程，但是一审重审（更一审）对待本案是慎重的、严谨的，且做到程序公正（不仅数次开庭审理，对本案涉及的证据材料让当事人进行充分的举证、质证；而且对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委托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依职权调取吴某的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杨瑞兰实际出借给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的款项金额为3648280元，而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实际已经还款总额3393200元；最终计算下来，一审判决作出判决认定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尚欠原告本金355646455.88元及利息暂计1074674.7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16日，此后按月利某2%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对于这一事实，一审判决以8张《借条》、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合同、还款承诺函、《转账明细》、《对账单》、《情况说明》等大量书证材料，吴某、陈某、杨某4、张某和等证人的证言，厦门德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以及其他证据，作为证据依据。因此，一审判决对于原告、被告之间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的认定详细、清楚，而且其证据依据确实、充分。同时，一审判决依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认定杨瑞兰与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且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市政公司）对借贷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此，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是完全正确的。二、上诉人所谓原告（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和所谓系职业放贷人的说辞，既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说辞，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民事上诉状》所述的第一条上诉事由为“本案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理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被上诉人认为：１.杨瑞兰与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真实发生的，因而上诉人所谓“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的说辞，既违背客观事实及证据，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２.在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中，由于借贷事实发生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且距离诉讼较久，发生借贷的次数及双方来往款项较多，因而当事人双方对于“算账”（包括每一笔来往资金的计算、出借与还款的账目，尤其是具体某笔、某项资金往来是否属于借贷）存在争议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将当事人存在争议的部分就主观片面地说成所谓原告是虚假诉讼。进而言之，上诉人《民事上诉状》第一条理由所述的所谓出借款事实虚假的第（一）至第（四）项事由，其实涉及的是当事人对于借贷事实存在争议的部分（关于当事人争议的借贷事实部分，被上诉人将在后面予以答辩）；而其第（五）、（六）事由，则实际上是对于涉案证据《借条》如何认识及认定其证明力的问题。因此，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说辞，显然是其主观感觉，没有客观依据，完全不能成立。（二）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的说辞，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客观上，杨瑞兰仅与被告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发生借贷关系且产生诉讼纠纷，并没有借贷给其他人，因而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至于上诉人以原告通过案外人（陈某、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涂某等）对外贷款，原告与被告之间还在其他关联的借贷纠纷为由，将被上诉人说成是所谓“职业放贷人”，则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曲解，从而缺乏法律依据。三、关于涉及借贷事实争议部分的说明与重申。（一）关于８张《借条》及项下的借贷事实。上诉人在其《民事上诉状》第一条事由的第（一）至第（六）项，除了涉及当事人争议的部分借贷事实外，其实全部涉及的是对８张《借条》如何认识及认定其证明力的问题；其第二条事由第（一）项之第１条，涉及的也是《借条》如何认识及认定其证明力的问题。对于前述问题，被上诉人认为：１.本案的８张《借条》全部出具于2015年7月至8月间，由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经营管理人吴某作为借款的经办人，与原告杨瑞兰对借款账目、金额进行核对，收走原始的借条，并分别重新以被告人的名义出具的借款凭证，是对当事人之间发生于2010年至2014年间借贷事实的确认，因而是认定当事人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的基础证据，总体上能够反映和证明当事人之间借贷的客观、真实情况。2.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8张《借条》涉及的借贷账目、金额，一审判决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认定以及分析、评判，最终认定“杨瑞兰实际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借的款项金额为3648280元”。3.对于借贷事实特别是杨瑞兰实际出借给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的款项金额，一审判决除了以8张《借条》作为判决依据外，还有能够相互印证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合同、还款承诺函、《转账明细》、《对账单》、《情况说明》等大量书证材料，吴某、陈某、杨某4等证人的证言，《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以及其他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依据，因而其证据总体上是确实、充分的。（1）对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借款款项，一审判决结合《借条》和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等证据认定为3648280元。对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这一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其证据依据没有问题，被上诉人不持异议。（2）对于原告主张的现金支付的借款款项，一审判决则以“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实际出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不予确认”为由，不予认定。对此，被上诉人认为，虽然一审法院从证据角度不予认定此借贷事实，但并不等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现金支付的借贷事实没有客观、真实存在，也不能否认本案当事人之间确有现金交易的习惯。4.就借贷事实及其证据，被上诉人需要强调两点：（1）《会计鉴定报告》对当事人双方资金往来的金额予以客观的、全面的审核，确认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总计收到杨瑞兰一方转账资金为4905267元，从而如实地反映出当事人之间借贷事实以及杨瑞兰出借的款项、金额。（2）一审判决书作为附件一的《利息计算表》，对于其认定的杨瑞兰实际出借款项的时间、金额和被告的还款日期、金额、归还性质，都给予具体的、直观的反映和体现。因此，一审判决对于8张《借条》，结合其他大量的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的证据材料，认定讼争的8张借条能够认定借贷事实，并且认定“杨瑞兰实际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借的款项金额为3648280元”，是完全成立的；上诉人对8张《借条》的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其否定8张《借条》及相关证据的主张、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其对原告的无端指责及至乱扣“虚假诉讼”的帽子是无根无据的。（二）关于案外人杨某3代为转款30万元的事项。上诉人《民事上诉状》第一条第（三）项理由和第二条第（一）项之第2条理由，均涉及案外人杨某3代为转款30万元出借给被告的事项。被上诉人认为：案外人杨某3确实于2014年10月24日，按照其父亲杨瑞兰的指示，通过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汇款30万元到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开设于建设银行的账户。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对于此笔款项的转账起因和真实情况，案外人杨某3在一审庭审中予以出庭作证，一审判决对于此笔款项的性质也作出认定及评判。因此，上诉人关于此节的上诉缺乏事实及证据依据，不能成立。（三）关于涉及10笔款项共计1695000元系水泥款的事项。上诉人《民事上诉状》第二条第（二）项之第2条、第3条，涉及的是其中10笔款项共计1695000元的款项性质争议问题。对于此项争议，被上诉人说明和重申如下：1.原告在一审中主张，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于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9月7日期间支付的10笔款项合计1695000元是用于支付水泥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原告的这一主张得到一审判决的支持，但一审判决确认此笔款项合计应为1570000元系支付水泥款（其中一笔10万元的转账、一笔2.5万元的转账没有认定为水泥款）；而且一审判决还阐明：“此后双方的往来流水中，有两笔转账备注‘水泥款’，杨瑞兰未明确主张扣除，系当事人意思自治，故本院对此不予处分”。2.证明被告支付的此笔款项系用于支付水泥款，有大量的书证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本案中，为了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提供了5份结算时段连续、相互衔接的《水泥（）月份货款结账单》，1份《水泥购销合同书》和1份《补充合同》，1份《成都市政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汇款给杨瑞兰用于购买水泥的明细账目》，1份吴某签署的《还款承诺函》等共10份书证来加以证明。这10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此笔争议的款项确系被告陆续汇给原告用于支付购买水泥的款项。故此，原告的主张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反驳证明款项并非水泥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此笔款项系支付水泥款，在被告的还款中予以扣除。因此，上诉人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及主张缺乏事实和证据依据，不能成立。（四）关于涉及代垫支付张某和、张毅23.4万元的事项。上诉人《上诉状》提出，“代为支付张某和、张毅23.4万元的款项计入借款总额，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对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对涉及此项的事实作了客观的叙述，且对被告对于证据的质证意见作了如实的阐述；一审判决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杨瑞兰关于这23.4万元转账（共分4笔转账）的主张与《借条》、水泥购销合同书、龙岩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及龙岩华龙水泥有限公司的《说明》、《记账凭证》、《福建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张某和及张毅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此，一审法院采纳此23.4万元款项为杨瑞兰为被告代垫的水泥款，属于借款而应由被告偿还的主张，证据是确实、充分的；上诉人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与前述的证据材料相违背，不能成立。（五）关于涉及315868元往来款项的事项。客观上，2007年9月7日至2010年2月9日期间，成都市政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确实共向杨瑞兰转账７笔共计315868元。但是《借条》等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的借贷关系从2010年3月7日开始，此后陆陆续续进行借款。因此，这7笔转账款项在杨瑞兰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借款本金出借之前，系此前被告与杨瑞兰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一审判决采信原告的证据，并且采纳原告的主张。上诉人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证据依据，不能成立。（六）关于涉及朱婷转账给杨瑞兰40万元的事项。2015年4月21日朱婷确实通过建设银行卡转账40万元到杨瑞兰建设银行卡，但是这之前2015年2月15日涂某通过招商银行卡转账50万元到朱婷的建设银行卡。对于此笔款项，确实是归还涂某的出借款，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已经对这笔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及评判，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因此，上诉人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不能成立。（七）关于涉及杏北路护栏款25242元的事项。本案中，涉及2010年5月12日被告转账支付的25242元，其款项用途明确载明“杏北路护拦款”，故原告主张此笔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一审判决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认可，并体现在其判决理由当中。现在，上诉人虽然提出涉及此节的争议，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材料，故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证据依据而不能成立。 杨瑞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共同偿还杨瑞兰借款4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某2%的标准自2010年3月7日起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为止，暂计至2017年8月10日为4324996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18日。朱婷原系该公司财务人员，于2016年11月29日辞职。 杨瑞兰提交市政发（2003）字第148号《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立厦门分公司的决定》，内容为市政公司于2003年8月12日根据市政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成立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厦门分公司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分支机构，聘任吴某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经营管理人。在庭审中杨瑞兰未能提交上述决定的原件。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认为上述决定文件系虚假的，认为吴某仅系项目管理人而非经理或者负责人。 市政公司提交市政发（2003）字第148号《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立厦门分公司的决定》，内容为市政公司于2003年8月12日根据市政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成立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厦门分公司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分支机构，聘任毛克兴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经理。杨瑞兰对上述决定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不予认可，认为此文件任命毛某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总经理与本案无关，也与吴某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不矛盾，不申请对上述148号文件进行鉴定，也不提交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任命材料。 2010年3月7日至2016年8月9日期间，杨瑞兰通过其本人及案外人杨某3、陈某等多次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及朱婷账户转账。 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1借款50万元，借期6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0年4月22日借款的延期。 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2借款50万元，借期6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0年4月22日借款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向杨某1、杨某2分别借款的上述100万元款项通过陈某转账支付84.5万元，于2010年4月中旬通过现金交付15.5万元。 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1借款50万元，借期3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1年7月6日借条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于2011年7月6日通过转账支付48.5万元，通过现金交付1.5万元。 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3借款60万元，借期3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1年4月30日借款45万元、2011年6月9日借款15万元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于2010年12月16日通过转账支付45万元，于2011年6月8日通过转账支付15万元。 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2借款30万元，借期3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1年1月30日借款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转账132000元、于2010年12月19日、2011年1月31日分别通过转账支付50000元、转账30000元，另有1.8万元、2万元现金支付。 2015年7月31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4借款50万元，借期2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2年3月27日借款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该《借条》是对2010年3月7日《借条》的换条，款项通过转账支付。 2015年8月2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4借款150万元，借期3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3年2月8日借款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于2012年3月29日转账20万元、于2012年5月24日转账4000元、于2013年1月3日转账2万元、于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于2014年9月17日转账2万元、2014年10月24日转账30万元、2012年1月16日现金交付15万元、2012年1月18日现金交付6.5万元、2012年3月27日现金交付3万元、2012年5月24日现金交付8.1万元、2013年2月6日现金交付20万元、2013年2月7日现金交付12万元、2013年3月12日现金交付15万元、2013年9月17日现金交付5万元、2013年10月12日现金交付10万元。 2015年8月31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4借款50万元，借期3个月，并载明此借款系2012年3月7日借款的延期。庭审中，杨瑞兰主张于2011年4月8日现金交付2万元、2011年4月22日转账支付4万元、2011年5月17日转账205000元、2011年8月17日转账95000元、2012年1月5日转账104280元、2012年11月16日转账8000元、2012年1月2日现金支付2万元、2012年1月5日现金7720元。 上述《借条》均约定月利某按3%计算，原借条作废。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均出具《声明书》，分别确认上述讼争8张借条所涉借款实际出借人均为杨瑞兰。 2010年9月9日，杨瑞兰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吴某借款利息四万元。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吴某与杨瑞兰共同出具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的《对账单》，确认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自2010年3月7日至2014年10月24日期间向杨瑞兰借款490万元，其中杨瑞兰通过本人及其儿子杨某3、案外人陈某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账户、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员朱婷、案外人张某和、案外人张毅账户转账合计3698280元，剩余款项为现金支付。借款利息按月利某3%计算，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至今尚未归还借款本金，截至对账之日尚欠借款利息7503720元。对账前原始借条已由吴某收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于2015年7月26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8月2日、2015年8月31日共向杨瑞兰出具8张借条，与本次对账单借款数额相符。对账后借款本金及利息以该对账单为准。 吴某向杨瑞兰出具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的《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汇款给杨瑞兰用于购买水泥的明细账目》，内容为确认朱婷2010年10月29日汇款20万元、2010年11月26日汇款10万元、2011年1月18日分别汇款10万元、20万元、2011年1月30日汇款20万元、2011年10月25日分别汇款20万元、20万元、20万元、2012年1月18日汇款27万元、2012年9月7日汇款2.5万元，合计1695000元，上述款项汇给杨瑞兰用于向其购买水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吴某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购买水泥金额远超实际水泥供应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且上述款项中，数笔款项转账分别备注为还款、退保证金、利息等项目，而非水泥款，认为该明细账目是杨瑞兰和吴某围绕还款打的条子。 案外人龙岩市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开具《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抬头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货物名称为散泥，价税合计金额为198724.85元。龙岩市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中有相应记载。龙岩市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出具《说明》，确认2012年3月29日至2013年3月16日期间杨瑞兰向张某和所转214000元系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代垫水泥款。案外人张某和于2018年6月6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曾系龙岩市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确认2012年至2013年期间其持有的用于代收公司来往款项的专用账户收到了杨瑞兰转账的三笔合计214000元的款项。 案外人龙岩市华龙水泥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说明》，确认2013年1月3日杨瑞兰向张毅所转20000元系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垫付水泥款。案外人张毅于2018年6月6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系龙岩市华龙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确认2013年1月3日收到其持有的用于代收公司往来款项的专用账户收到了杨瑞兰转账的20000元。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发票的金额19万余元与欠条21.4万元的金额不对应，且21.4万元的金额的确认时间在后。杨瑞兰于2013年3月16日向张某和支付1万元，该转账发生在借条落款日期2013年2月8日之后，却包含在借条金额之中，不合常理。杨瑞兰未提供市政公司或吴某与水泥公司的供货合同、送提货凭证及相关发票，未提供证据证明市政公司结欠张某和、张毅（或两个水泥公司）货款，未提供证明其代付款项的用途，也未提供市政公司或吴某委托其付款的委托材料或欠条。 2018年7月19日，吴某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派出所陈述称：一、其现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局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听说另有一个诈骗罪名，但没有见到具体材料。其与市政公司系挂靠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其以公司的名义承包厦门的工程项目。项目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员调配由其自行负责，项目经费、投标保证金由其自筹。市政公司曾发过148号文，写明成立厦门分公司，任命其为经营管理人。应杨瑞兰要求，曾给过他一份148号文的复印件。其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实际负责人，不是名义负责人。此外另有其他人管理公司印章。二、其为林天成、姚福寿、杨瑞兰都写过借条并盖过章，借条的落款时间均为实际时间。这些款项是代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借的，用于公司工程项目，向杨瑞兰的借款一般约定利息5分，向林天成、姚福寿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大概2015年春节前，杨瑞兰向其追讨欠款，因其没钱，就让杨瑞兰帮忙借钱，再拿借到的钱还款。向林天成和姚福寿各借款20万元和8万元，并在杨瑞兰拿来的借条上签字，但未见到林天成和姚福寿，也未见到钱，林天成和姚福寿至今没有要求还款。所有的借款均为转账支付，从未借现金，因欠杨瑞兰的钱没办法所以才签署了收到现金借款的对账单。其与杨瑞兰的经济往来除了借款，还有水泥款，水泥款已结清，为此其与杨瑞兰专门做了结算单。其中有一笔款项是其与杨瑞兰的私人借款，与公司无关，但当时把欠利息的钱写成水泥款，并加盖了公司公章，其与杨瑞兰说好不能以水泥款的借条起诉。三、杨瑞兰起诉材料中的八张《借条》都是其签字盖章的，落款时间均为实际时间，签署地点都在厦门分公司。八张《借条》涉及的款项都是转账，没有现金，如有现金交易一定有取款记录和收条，一切借款和还款均以转账单的数据为准。八张《借条》中，2015年8月2日的《借条》中载明向杨某4借款150万元，但实际借款只有50万元，其余《借条》内容大体属实。落款日期是2015年9月26日的《对账单》实际上是2017年夏天签署的，因其已经不是厦门分公司的负责人，公章已经被公司收回，故没有盖章，只有盖手印。从八张《借条》和《对账单》来看，杨瑞兰诉求的金额中未扣除前述的与林天成、姚福寿相关的28万元，属于重复起诉。2015年7月26日的分别出具给杨某1、杨某2的两份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实际上是对2010年4月22日陈某转账的84.5万元款项的再确认，差额15万是砍头息，还有5000元是扣除其与杨瑞兰的私人借款。2015年7月26日出具给杨某1的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是对2011年7月6日杨瑞兰转账48.5万元的再确认。2015年7月26日出具给杨某1的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书面上显示是对此前两笔借款的确认，实际上只收到39.5万元。一笔是对2011年4月30日借款45万元的确认，但杨瑞兰未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应以朱婷的银行账户流水为准；一笔书面上显示是对2011年6月19日15万元款项的确认，但实际上对应的是2011年6月18日杨瑞兰转账的15万元。2015年7月26日出具给杨某2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书面显示是对2011年1月30日借款的延期，但事实上2011年1月30日并无转账，2011年1月31日杨瑞兰分别转账5万元和3万元，其余部分杨瑞兰主张是现金，吴某表示不予确认，应当属于利息款。2015年7月31日出具给杨某4的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书面显示是对2012年3月27日借款的延期，但3月27日并无对应转账，只有3月29日杨瑞兰转账给张某和水泥厂的20万元，无其他款项。2015年8月2日出具给杨某4的金额为150万元的《借条》，书面显示是对2013年2月8日借款的延期，但没有相应的转款，应当是对此前利息的确认。2015年8月31日出具给杨某4的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是对2012年3月7日杨瑞兰转账给朱婷的50万元借款的延期。四、其认识杨瑞兰的儿子杨某1、杨某3和杨某2，认识杨某4，不认识陈某和涂某。其实际是向杨瑞兰借款，在收到款项后应杨瑞兰的要求向杨某1、杨某3和杨某2出具借条，杨某4根据杨瑞兰的要求付款。除八张《借条》涉及的借款还未还清外，与杨瑞兰无其他尚欠款的经济往来。五、其在经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期间，确实有通过杨瑞兰向龙岩华龙水泥厂和新丰水泥厂购买过水泥，付款有时通过水泥厂的代理商杨瑞兰支付，有时直接向水泥厂支付。《对账单》中提到的两笔水泥款并无相应借条，系虚假债务。龙岩华龙水泥厂和新丰水泥厂出具的证明中涉及的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通过杨瑞兰支付的水泥款分别是2万元和21.4万元，应当已经被八张《借条》覆盖。八张《借条》是2011年至2013年间全部借款及其利息的确认。六、借款的收款账户是朱婷的个人账户和公司的账户。杨瑞兰转给朱婷的款项有些是过桥借款，收到后几天就打回去。杨瑞兰转给朱婷及公司账户的金额是3474280元，加上给张某和及张毅的水泥款总计3698280元。杨瑞兰对吴某的陈述有部分不予认可，认为吴某称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不符合客观事实，审计报告中体现的备注为借款利息的款项仅有5笔合计13.2万元，备注为还款的只有4笔75.3万元，无归还本金的记录，借款利息至今未还清，在未还清利息的情况下何来归还本金；吴某称未收到现金借款，《对账单》中提到的现金均不属实的问题，是吴某因涉嫌诈骗趋利避害的一种反应；吴某提及的砍头息不符合事实，是吴某主观上的认识错误；吴某陈述中涉及林天成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对账单》不存在倒签，往来借款过程中基于对吴某的信任，《对账单》只让吴某签字，未盖公章是正常的，类似的只有吴某签字未盖章的书面材料很多，也符合民间的交易习惯。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吴某陈述其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负责人的说法不认可，认为吴某仅仅是项目的负责人。 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吴某等人涉嫌诈骗案案情通报》，显示市政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到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报案称：2010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公司项目负责人吴某在负责“厦门市杏北路工程”、“国道324复线工程”时，伙同材料供应商采用伪造结账单等方式，诈骗公司财产840万余元。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于2017年2月21日对上述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杨瑞兰对《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吴某等人涉嫌诈骗案案情通报》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对《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吴某等人涉嫌诈骗案案情通报》无异议。 为查明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的账目往来，杨瑞兰向一审法院提出会计审计申请。厦门德艺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厦德会审鉴字（2018）第0001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审计查明从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一、银行转账资金往来部分，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张某和、张毅）总计收到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陈某等）资金4905267元；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张某和、张毅）总计支付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陈某等）资金6162310元。现金资金往来部分，杨瑞兰于2010年9月9日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吴某出具金额为40000元的现金收条。综合银行转账资金及现金资金往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张某和、张毅）总计收到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陈某等）资金4905267元，总计支付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陈某等）资金6202310元，收支相抵后总计多支付1297043元；二、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6日的《对账单》中，除序号为11、转账金额为20000元的款项收付款人银行账号与实际不一致外，其他转账明细金额均可以与鉴定材料中银行资金往来明细相勾稽比对一致，可以确认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各自关系人）确实存在该转账明细表列示的相同金额的资金往来；三、杨瑞兰主张以现金方式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支付1201720元，因无相关会计凭证资料，无法认定该事项；四、杨瑞兰主张受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委托购买水泥，涉及款项为1695000元，因鉴定材料中没有能够证实水泥购销业务实质及真实性的会计核算要求的资料，且在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各自关系人）的资金往来中，朱婷只支付给杨瑞兰2笔合计113000元的款项注明款项用途是“水泥款”，故无法认定该事项；五、杨瑞兰主张其在2012至2013年间代垫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水泥款，将款项转入张某和及张毅银行卡。根据鉴定资料，可以确认杨瑞兰转账给张某和及张毅合计234000元，但因鉴定材料中没有能够证实代垫业务实质及是否真实发生的会计核算要求的资料，故无法认定该事项；六、杨瑞兰的起诉状附件《利息计算表》中共有26笔，合计1834720元的款项无法与双方银行转账往来明细勾稽比对一致，鉴定资料中也未发现能够证实这些往来是现金交易的资料。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提供的其（包含朱婷）向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支付利息明细中共有3笔，合计412000元的款项无法与双方银行转账往来明细勾稽比对一致，鉴定资料中也未发现能够证实这些往来是现金交易的资料；七、杨瑞兰提交的合计金额为490万元的八张《借条》及与此相关的鉴定资料，能够证实杨瑞兰（及其关系人）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之间确实存在该490万元的资金支付事实，但由于转账支付资金均未注明款项用途，且鉴定资料中没有能够证实该借款经济业务的实质及其真实性的会计核算要求的资料，故对于该八张《借条》载明的涉及金额为490万元的经济业务实质及真实性无法发表专业意见；八、朱婷收到杨瑞兰关系人杨某2四笔款项合计160987元，以上款项均未注明款项用途，未包含在杨瑞兰讼争的490万元借款中。鉴于鉴定资料条件限制，对该四笔经济业务实质无法发表专业意见。杨瑞兰对该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某存在以下异议：一、认为在2007年9月7日至2010年2月9日期间转账7笔共315868元，属于起诉范围外，借贷关系发生前，是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购买水泥的款项；认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在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9月7日期间支付的1695000元是用于支付水泥款，应当在计算换款式将1695000元予以扣除；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合计支付898000元的两笔款项是归还给涂某（杨瑞兰的儿媳）个人的临时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2010年5月12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转账给杨瑞兰的25242元的款项用途明确载明杏北路护栏款，与本案无关。以上四部分合计2934110元，均属于本案借贷范围外的资金往来，应当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归还利息的部分予以剔除，其余部分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偿还的利息款，总额为3228200元，加上4万元现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偿还利息总额为3268200元；二、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杨瑞兰购买水泥的1695000元款项从法律的角度及证据属性可以达到高度盖然性；三、鉴定报告对于八张《借条》的真实性无法发表专业意见的说法不科学不恰当，报告载明核算确认双方存在转账汇款的事实，即双方的往来是真实的，且《借条》作为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是真实的，鉴定机构应当对款项性质而非真实性发表专业意见。市政公司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对鉴定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但有如下意见：一、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提供的支付利息明细中的3笔款项是杨瑞兰已认可还款的3笔款项；二、鉴定报告只客观反映朱婷与分公司部分账户的流水现象，市政公司提供了19个账户，实际只查了5个账户，并无反映报告中关联人员与朱婷的银行流水；三、鉴定报告中确认无任何凭证及材料反映1695000元款项是水泥款，综合水泥销售合同、吴某的笔录，该款项应当认定为还款；四、2015年4月21日朱婷向杨瑞兰转账的400000元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归还本案借款，与涂某无关；五、报告中遗漏了2010年12月19日的一笔金额为50000元的转账。 为查明《对账单》系倒签的事实主张，市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对《对账单》中甲方（杨瑞兰）、乙方（吴某）落款部位的手写签名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27日出具闽历思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倾向认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6日’的《对账单》中甲方落款部位的签名笔迹、乙方落款部位的签名笔迹与样本落款日期为‘2017.5.24’的《和解协议》中手写笔迹属同期形成”。杨瑞兰辩称鉴定结论系倾向性意见，不客观不可靠，且鉴定结论系对比性意见，对比样本是倾向性、选择性的样本，选择2017年的样本作为比对基础隐含了鉴定人的主观倾向，该比对不客观。同时，无法保证检材和样本在保存环境、笔墨、纸张等因素的一致，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结论不准确。因此鉴定意见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判决不具有参考意义。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分公司对鉴定结论无异议。 庭审中，杨瑞兰确认截止起诉时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共偿还利息3665442元（含4万元现金，其余为转账支付），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未偿还本金。 证人陈某述称，2010年4月22日，杨瑞兰让其转账84.5万元给朱婷。2010年2、3月左右杨瑞兰打算购房，因房源紧缺，若先付款有优惠还能先定房，故杨瑞兰通过现金及转账的方式合计支付了100万元左右给陈某，但后来房子没看上，故杨瑞兰指示陈某将款项转给朱婷。转账后杨瑞兰将定金收条还给陈某，已结算完毕。 证人杨某4述称，其系杨瑞兰的堂兄弟，系厦门大学的退休教师。其在2010年3月7日至2012年3月27日期间通过转账合计出借250万元款项给杨瑞兰。杨瑞兰借款是要再出借给别人，具体是哪个个人或者单位不清楚。八次转账的金额分别为50万元、18.2万元、50万元、43.8万元、50万元、15万元、3万元、32万元，合计262万元，其中的250万元按照杨瑞兰的指示转给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余下的钱是杨某4与杨瑞兰私人的借贷款项。杨某4称与杨瑞兰约定借款期限是三个月，利息每月3分，但有些借款未严格按照约定的借款期限还款。因杨瑞兰经济状况不佳也基本没有收到利息，也基本未归还过借款本金。杨某4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没有其他关系，其只把钱交给杨瑞兰，至于杨瑞兰借给谁与其无关，借钱时未听说过吴某这个人。一审过程中法院曾让其去做笔录，其在笔录中陈述款项实际出借人是杨瑞兰，250万元是其与杨瑞兰的借贷关系，其至今未见过三份借条。 证人杨某1述称，其系杨瑞兰的儿子，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无经济往来，无法律纠纷，未参与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的借款的出借、归还及交付，其在本案诉讼中才知道有一份《借条》上有其名字。原告曾提到借款，但未提到还款及利息方面的信息。 证人杨某3述称，其系杨瑞兰的三儿子，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及相关人员不认识，2015年6-7月开始有生意往来。杨某3以自己名义向银行贷款，用于装修，杨瑞兰曾提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着急用款用于发工资，故让杨某3付款30万元，并备注装修款，实际是否是借款其不清楚。杨瑞兰未归还上述款项。《声明书》中提到60万元借款，杨某3知情的只有上述30万元款项，其他的30万元其不清楚，没见过有其名字的案涉《借条》。2017年4月17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纵海公司诉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的民事案件，其是纵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证人杨某2述称，其系杨瑞兰的四儿子，是纵海公司的股东，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及相关人员不认识，无经济、业务往来。杨瑞兰曾说过有一份案涉《借条》上有杨某2的名字，但杨某2未见过借条。《声明书》中体现的案涉50万元、30万元的款项出借人是杨瑞兰，与杨某2无关。杨某2名下的银行卡由其使用，由其本人操作转出。2015年2月27日收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转来的49.8万元款项。妻子涂某于同日上午将49.8万元转给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因要求一个月内还款，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不同意，故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转回款项。因杨某2刚好要用钱，与涂某电话商量后，让涂某打电话给杨瑞兰，由杨瑞兰通知对方将款项直接打入杨某2的账户。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一共出具了两张借条，金额分别为30万元、50万元，款项均由杨瑞兰支付。 证人涂某述称，其系杨瑞兰的儿媳，杨某2的妻子，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及相关人员不认识，此前有两笔私人借贷经济往来。第一笔是2015年2月15日，杨瑞兰打电话称年底资金紧张，让其转账出借50万元，款项未归还；第二笔是2015年2月27日，金额49.8万元，借期一个月，后来又说不借了，故当天还回来，因杨某2需要用钱，就通知对方直接把款项转给杨某2，分别于2015年4月21日转账归还了40万元，2015年5月1日现金归还了10万元。以上两笔出借的款项都是涂某自行通过银行转账操作交付。 证人张某和述称，其曾系福建春驰集团新丰水泥公司（证人陈述此公司名称）的财务，于2012年退休，返聘至2016年。杨瑞兰是水泥公司的客户，2012年开始与水泥公司有业务往来，与水泥公司是代销关系，即杨瑞兰找公司买水泥，再卖给其他人。水泥款打进账户后，按照杨瑞兰的指示发货。2012年3月、2013年3月，杨瑞兰曾付款21万元多到以张某和个人名义开立的一个账户。确认已经上述收到款项，财务有记录，与该款项对应的水泥发往哪里不清楚。张某和的个人账户2006年开始使用，到2014-2015年就很少使用了，因个人账户收的是比较小的客户，故对本案的杨瑞兰的转账记得比较清楚。张某和个人收取货款后，以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平时的交易习惯视客户大小而定，大客户一般是先发货再付款，小客户先付款再供货。案涉21万元款项，杨瑞兰当时称是代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付的款，收据上体现付款方是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名称做账，不确定是否有备注为杨瑞兰代付。 杨瑞兰对证人陈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涂某和张某和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对证人陈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涂某和张某和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认为：一、杨瑞兰借用证人陈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涂某的名义支付借款，上述证人对于借款的过程及利某、支付、借款用途等借款事实无法准确说明，无法在法庭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对借款过程真实性予以证明；吴某对部分证人根本不认识，真正经手替换借条的是杨瑞兰，部分借款甚至在借条产生后才形成，上述证人不知晓借款事实；除张某和外，其余证人均与杨瑞兰有利害关系；证人关于现金支付的陈述与吴某的陈述不一致。综上，上述证人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二、杨某2的证人证言中未提及他汇入朱婷账户的16.987万元，也未提及49.8万元，朱婷与杨某2及涂某之间有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三、证人张某和作为新丰水泥公司的出纳，提到其公司对外流水接近上亿，他收到的案涉21万元款项，并无明显特征，记得这么清楚不合常理，且无对应的合同及财务原始凭证、销售税票送货单等材料，无法证明杨瑞兰与新丰水泥公司的存在代销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市政公司是否需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是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如需还款，尚欠的借款金额及利息数目。 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市政公司是否需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本案讼争借贷关系提出异议，认为案外人吴某无权代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更无权借款。对此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针对双方的争议点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经营管理人的身份，控制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印章向杨瑞兰借款。公司印章及《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立厦门分公司的决定》等资料的存在，足以使杨瑞兰形成吴某具有代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借款的代理权的认识。公司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应当由法人即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结合在案证据，根据双方款项往来等实际履行情况，借款实际交付至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账户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朱婷的个人账户等公司关联人账户中，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使用，属于典型的职务行为，应由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其次，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案外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出具《借条》，但庭审中案外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均主张借款实际出借人系杨瑞兰，对此杨瑞兰及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均无异议，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市政公司应对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需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尚欠的借款金额及利息数目问题。杨瑞兰主张其于2015年9月26日，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负责人吴某对账制作《对账单》，并据此提出诉求。然而，根据司法鉴定结果，《对账单》与形成于2017年的样本属同期形成，吴某在案件审理中亦承认《对账单》系于2017年倒签。此时吴某已不是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负责人，且《对账单》未加盖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公章，在签订《对账单》时杨瑞兰显然应当明知吴某在2017年已无代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借款的权限，故对于《对账单》中涉及的与其余在案证据不一致、无法相互印证的内容，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主张的吴某无权代表市政公司借款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将综合借款交付及借款凭证形成时间，以及其他在案证据，酌情予以采纳。具言之，对合计构成案涉490万元款项的八张《借条》的客观真实性分析论证如下： 一、关于杨瑞兰实际出借的款项的认定。 （一）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7月26日向杨某1及杨某2分别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其于2010年4月22日委托陈某转账84.5万元，于2010年4月中旬现金交付15.5万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委托陈某于2010年4月22日转账出借84.5万元款项的主张与《借条》、2010年4月22日的转账记录、陈某、杨某1、杨某2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关于2010年4月中旬通过现金交付15.5万元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鉴于杨瑞兰对这一大额借款通过现金实际出借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且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二）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7月26日向杨某2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其于2010年7月28日转账13.2万元、2010年12月19日转账5万元、2011年1月31日分别转账5万元和3万元、2010年12月2日交付现金1.8万元，2011年1月31日现金交付2万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2010年7月28日转账出借13.2万元、2011年1月31日分别转账出借5万元和3万元的主张与《借条》、2010年7月28日和2011年1月31日转账记录、杨某2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关于2010年12月19日转账5万元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款项实际出借，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其主张于2010年12月2日交付现金1.8万元，2011年1月31日现金交付2万元，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实际出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三）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7月26日向杨某3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其于2010年12月16日转账45万元，2011年6月8日转账15万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的上述主张与《借条》、2010年12月16日和2011年6月8日的转账记录、杨某3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四）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7月26日向杨某1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其于2011年7月6日通过转账支付48.5万元，通过现金交付1.5万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2011年7月6日通过转账支付48.5万元的主张与《借条》、2011年7月6日的转账记录、杨某1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主张交付现金1.5万元，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实际出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五）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7月31日向杨某4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上述款项通过转账支付。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通过转账支付50万元的主张与《借条》、2010年3月7日的转账记录、杨某4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六）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8月2日向杨某4出具金额为15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于2012年3月29日转账20万元、于2012年5月24日转账4000元、于2013年1月3日转账2万元、于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于2014年9月17日转账2万元、2014年10月24日转账30万元、2012年1月16日现金交付15万元、2012年1月18日现金交付6.5万元、2012年3月27日现金交付3万元、2012年5月24日现金交付8.1万元、2013年2月6日现金交付20万元、2013年2月7日现金交付12万元、2013年3月12日现金交付15万元、2013年9月17日现金交付5万元、2013年10月12日现金交付10万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2012年3月29日转账20万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2年5月24日转账4000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3年1月3日转账2万元（收款人张毅、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的主张与《借条》、水泥购销合同书、龙岩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及龙岩华龙水泥有限公司的《说明》、《记账凭证》、《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张某和及张毅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杨瑞兰主张的款项构成中虽然存在数处转账时间晚于借条初始时间的现象，但这在民间借贷的交易实践中并不鲜见，综合双方长期以来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杨瑞兰于2012年3月29日至2013年3月16日期间向张某和、张毅转账合计23.4万元系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代垫水泥款，应由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偿还；杨瑞兰关于其余款项通过现金支付部分借款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实际出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七）吴某及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2015年8月2日向杨某4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杨瑞兰主张于2011年4月8日现金交付20000元、2011年4月22日转账40000元、2011年5月17日转账205000元、2011年8月17日转账95000元、2012年1月5日转账104280元、2012年11月16日转账8000元、2012年1月2日现金支付20000元、2012年1月5日现金支付7720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2011年4月22日转账40000元、2011年5月17日转账205000元、2011年8月17日转账95000元、2012年1月5日转账104280元、2012年11月16日转账8000元的主张与《借条》、对应日期的转账记录、杨某4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2011年4月8日现金交付20000元、2012年1月2日现金支付20000元、2012年1月5日现金支付7720元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实际出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综上，杨瑞兰实际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借的款项金额为3648280元。 二、关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已偿还款项的数额的认定。 厦门德艺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厦德会审鉴字（2018）第0001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显示，综合银行转账资金及现金资金往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支付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等）资金6202310元，其中包含银行转账金额6162310元，现金支付40000元。杨瑞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对上述流水的金额无异议，且均确认现金支付的40000元为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支付的利息，仅对其中部分款项是否与本案相关、是否需作相应剔除存在争议，故一审法院确认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向杨瑞兰（包含其关系人杨某2、涂某、杨某1等）支付资金6202310元。就其中部分款项是否与本案无关从而需要剔除的问题，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如下： （一）2007年9月7日至2010年2月9日期间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共向杨瑞兰转账7笔款项，合计315868元。杨瑞兰主张其自2010年3月7日起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借款项，上述七笔款项系此前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七笔转账时间在杨瑞兰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借款本金出借之前，故对杨瑞兰提出的上述款项应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予以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杨瑞兰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在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9月7日期间支付的10笔款项合计1695000元是用于支付水泥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杨瑞兰主张的上述款项所对应的转账记录中，朱婷2011年1月18日转账的10万元，备注“退保证金”；2012年9月7日转账的2.5万元，备注“借款利息”，与杨瑞兰提出的款项系支付水泥款的主张明显矛盾。杨瑞兰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两笔具有转账备注的款项系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归还水泥款，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对上述两笔具有转账备注的款项不予扣除。其余八笔款项（2010年10月29日汇款20万元、2010年11月26日汇款10万元、2011年1月18日汇款20万元、2011年1月30日汇款20万元、2011年10月25日分别汇款20万元、20万元、20万元、2012年1月18日汇款27万元）与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6日的《水泥（）月份贷款结账单》、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的《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汇款给杨瑞兰用于购买水泥的明细账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反驳证明款项并非水泥款，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八笔款项合计1570000元系支付水泥款，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予以扣除。此后双方的往来流水中，有两笔转账备注“水泥款”，杨瑞兰未明确主张扣除，系当事人意思自治，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分。 （三）杨瑞兰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分别支付的400000元、498000元款项是归还给涂某个人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2015年2月27日，涂某转账498000元至朱婷账户，同日朱婷转账498000元至杨某2账户。杨瑞兰主张该笔款项系涂某原要出借款项给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但后因借期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故通过杨某2的账户退还，该主张与涂某、杨某2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较高可信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应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剔除；其次，2015年4月21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杨瑞兰转账40万元，杨瑞兰主张系归还涂某于2015年2月15日出借的50万元款项，剩余10万元款项于2015年5月1日由吴某通过现金方式归还。涂某的证人证言确认了杨瑞兰的上述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对杨瑞兰的主张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与涂某有其他经济往来，对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该笔款项亦应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剔除。 （四）杨瑞兰主张2010年5月12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转账支付的25242元的款项用途明确载明杏北路护栏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对杨瑞兰的该项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并将该款项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予以扣除。 扣除以上2809110元款项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实际已还款3393200元。 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某3%，杨瑞兰提起本案诉讼后自愿按月利某2%向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主张，于法不悖，故一审法院对上述利息计算标准予以采纳。关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还款抵扣的顺序，在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银行转账往来交易中，2010年3月7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朱婷的账户收款50万元，当天向杨瑞兰还款75000元；2012年5月24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朱婷的账户收款4000元，当天向杨瑞兰还款4000元，上述两笔款项优先抵扣本金，其余还款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进行抵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截止2016年8月16日尚欠本金3556455.88元，尚欠利息1074674.7元。（详见附件：《利息计算表》）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借款金额较大，且当事人对于实际借款金额争议巨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借款金额以实际交付金额为准。如前所述，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杨瑞兰借款3648280元并实际收到全部借款本金的事实。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已实际偿还3393200元，尚欠本金3556455.88元，尚欠利息1074674.7元。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市政公司应对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杨瑞兰就本案提出的各项诉求，部分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瑞兰借款本金3556455.88元及利息暂计1074674.7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16日，此后按月利某2%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瑞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主张补充提交了成都市公安局收走的账本名称、建设银行的银行流水、2013年2月7日的四张转账凭证、民生银行1.2万元银行流水，拟证明一审判决遗漏了41.2万元的还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杨瑞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前述上诉意见中提出的异议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当事人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上诉请求，本院分析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关于当事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而应移送的问题。本案一审虽然对相关现金借款未予认定，但系因缺乏充分证据而不予支持，并不能据此认定构成虚假诉讼。本案系民事诉讼，难以认定相关部分是否构成犯罪，上诉人关于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而应移送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 二、关于借条落款日期后转账金额是否应认定为借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015年7月26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2借款30万元，载明此借款系2011年1月30日借款的延期，但杨瑞兰主张的支付情况中有2011年1月31日分别通过转账支付50000元、转账30000元的情形；另，上诉人主张2015年8月2日，吴某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确认向杨某4借款150万元并载明此借款系2013年2月8日借款的延期，但杨瑞兰主张的支付情况中有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2014年9月17日转账2万元、2014年10月24日转账30万元的情形。上述在原始借条落款日期之后，不应属于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杨瑞兰主张的款项构成中虽然存在数处转账时间晚于借条初始时间的现象，但这在民间借贷的交易实践中并不鲜见，综合双方长期以来的交易习惯，认定系借款，应由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偿还。一审法院的前述分析符合民间一些借贷系先签借条，后再支付的情形。另外，本案借贷涉及时间长，许多属于结算性质，在存在相关鉴定意见确认借款金额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涉及杨某3的30万元是否系装修款而非借款的问题。杨某3出庭作证称：其系杨瑞兰的三儿子，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及相关人员不认识，2015年6-7月开始有生意往来。杨某3以自己名义向银行贷款，用于装修，杨瑞兰曾提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着急用款用于发工资，故让杨某3付款30万元，并备注装修款，实际是否是借款其不清楚。可以认定是杨某3代杨瑞兰支付，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款项确系装修款的情况下，根据前述分析，对于2014年10月24日转账30万元，虽然转账时间晚于借条初始时间，但一审法院的分析符合民间一些借贷系先签借条，后再支付的情形。因本案借贷涉及时间长，许多属于结算性质，在存在相关鉴定意见确认借款金额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杨瑞兰主张向张某和、张毅转账合计23.4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杨瑞兰关于2012年3月29日转账20万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2年5月24日转账4000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3年1月3日转账2万元（收款人张毅、备注代垫水泥款）、于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收款人张某和、备注代垫水泥款）的主张与《借条》、水泥购销合同书、龙岩新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及龙岩华龙水泥有限公司的《说明》、《记账凭证》、《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张某和及张毅的证人证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一审法院的该分析具有较为充分的依据，本院予以认可。另外，如前所述，2013年3月16日转账1万元，虽然转账时间晚于借条初始时间，但一审法院的分析符合民间一些借贷系先签借条，后再支付的情形。因本案借贷涉及时间长，许多属于结算性质，在存在相关鉴定意见确认借款金额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 五、关于对上诉人还款金额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其一，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遗漏杨瑞兰自认的三笔共计41.2万元还款的问题。二审中杨瑞兰对该主张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三笔还款为2013年2月7日偿还20万元、2013年3月16日偿还1.2万元、2014年10月24日偿还20万元，该三笔还款双方未约定是先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根据先息后本原则，应先用于抵扣利息。经本院重新计算，暂计至2016年8月16日讼争借款尚欠利息数额应为662674.7元。对此，一审判决认定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其二，关于2007年9月7日至2010年2月9日期间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朱婷）向杨瑞兰转账7笔合计315868元款项。上述七笔转账时间在杨瑞兰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借款本金出借之前，故一审法院对杨瑞兰提出的上述款项应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予以扣除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其三，关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在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9月7日期间支付的10笔款项合计1695000元是否系借款的还款问题。《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虽然认为“杨瑞兰主张受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委托购买水泥，涉及款项为1695000元，因鉴定材料中没有能够证实水泥购销业务实质及真实性的会计核算要求的资料，且在杨瑞兰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包含各自关系人）的资金往来中，朱婷只支付给杨瑞兰2笔合计113000元的款项注明款项用途是水泥款，故无法认定该事项。”但原因是“因鉴定材料中没有能够证实水泥购销业务实质及真实性的会计核算要求的资料”，亦未对1695000元款项的性质进行实质性认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关于对2011年1月18日转账的10万元、2012年9月7日转账的2.5万元外，其余八笔款项（2010年10月29日汇款20万元、2010年11月26日汇款10万元、2011年1月18日汇款20万元、2011年1月30日汇款20万元、2011年10月25日分别汇款20万元、20万元、20万元、2012年1月18日汇款27万元）与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6日的《水泥（）月份贷款结账单》、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的《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汇款给杨瑞兰用于购买水泥的明细账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反驳证明款项并非水泥款，故认定上述八笔款项合计1570000元系支付水泥款，在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予以扣除的认定，符合依据优势证据作出认定的原则，本院予以确认；其四，关于2015年4月21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杨瑞兰转账40万元是归还给涂某个人的借款还是本案借款的问题。一审判决分析认为，该转账杨瑞兰主张系归还涂某于2015年2月15日出借的50万元款项，剩余10万元款项于2015年5月1日由吴某通过现金方式归还。涂某的证人证言确认了杨瑞兰的上述主张。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对杨瑞兰的主张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与涂某有其他经济往来，对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该笔款项亦应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的还款中剔除。本院认为，涂某于2015年2月15日支付给朱婷50万元是各方确认的事实，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与涂某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认定该50万元借款确实存在，涂某的证人证言与杨瑞兰的上述主张具有逻辑一致性，故一审法院的前述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其五，关于2010年5月12日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转账支付的25242元的款项是否系还款的问题。该转账用途明确载明为杏北路护栏款，在缺乏确切证据证明系讼争借款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其与本案借款无关，应当予以扣除的认定并无不当。 六、关于杨瑞兰是否系职业放贷人的问题。仅凭本案借款情况，难以认定杨瑞兰系职业放贷人，上诉人关于杨瑞兰系职业放贷人的主张本院难以采纳。 综上所述，市政公司厦门分公司、市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瑞兰借款本金3556455.88元及利息暂计662674.7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16日，此后按月利某2%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三、驳回杨瑞兰原审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6375元，由杨瑞兰负担41444.5元，由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493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053元，由杨瑞兰负担3500元，由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成都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35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铭 审 判 员 周宗良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