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耘思堂房地产策划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口大道1号新城总部大厦715室。法定代表人：谈德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翩翩，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建华，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玲萍，女，1990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爱明，江苏东银（高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京花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3号。法定代表人：曹学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庶民，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禹，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耘思堂房地产策划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耘思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邢玲萍、原审被告南京花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8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卓慧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耘思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建华，被上诉人邢玲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爱明，原审被告花样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庶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耘思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8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邢玲萍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邢玲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邢玲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据，原审裁判证据不足。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中邢玲萍明确其诉讼请求的依据为“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财产权利，故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应该连带返还车位服务费”，但邢玲萍在庭审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邢玲萍请求返还30000元车位服务费的依据并不存在。二、邢玲萍之所以支付30000元服务费，是为了获得耘思堂公司独家销售优惠价格和基础服务，双方已形成合同关系且邢玲萍支付30000元服务费后已获得相应对价，耘思堂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耘思堂公司作为花样城的独家销售代理商，需为楼盘制定推广计划书、制定销售计划、进行广告宣传策划、组织营销团队(一名销售经理、一名策划、十名销售员）、寻找线下渠道拓客公司、合作并租赁两辆大巴带客看房、提供午餐（每周发车三次）、组织小蜜蜂每天发单（30-50人，每日不等）、为客户提供信息咨询、促成签约等工作。耘思堂公司也由此享有市场上独家的销售价格。涉案车位在高淳区物价局备案的销售价为70000元，在销售时耘思堂公司拟定的销售活动方案是：购买房屋的房主先行支付30000元服务费，可以享受以40000元的价格购买车位并免收其它服务费用的优惠。邢玲萍了解了上述优惠方案后，向耘思堂公司在支付30000元服务费同时也享受到了以上的优惠服务，在耘思堂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上也载明收费事由为车位服务费。至此双方的合同已经成立并履行完毕，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三、原审判决适用的是《民法通则》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点：1、一方获得财产利益。2、他方利益受损。3、获得利益与利益受损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一方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邢玲萍支付服务费30000元享受到了以独家销售价格40000元购买车位以及免去其它服务费用的优惠，邢玲萍未有利益受损，不能构成不当得利。四、原审判决如果生效将会促使已经诚信购买的其它业主人变得“不诚信”，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按照原审判决将30000元服务费退回，那邢玲萍便直接享受到了以40000元购买原销售价为70000元的车位价格差，而耘思堂公司因此却遭受了不止30000元的损失，包括耘思堂公司整个销售所投入的策划、宣传、人力、物力等成本。邢玲萍就变成了“真正”受有不当利益的一方。本案涉案楼盘，购房者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和本案情况相同，他们诚信守约，支付了服务费也享受了相应的对价折扣，如果原审判决生效，也将促使原本诚信购买的业主心理失衡让他们变成“不诚信”的人，助长社会的不诚信风气。邢玲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邢玲萍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无需就其购买的车位再另行支付价款。耘思堂公司没有与邢玲萍签订任何居间等服务合同，其无权向邢玲萍收取所谓服务费用。2、耘思堂公司不当收取邢玲萍30000元的服务费用已经对邢玲萍造成了利益上的损害，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邢玲萍有权要求返还。3、如果收取邢玲萍30000元服务费用是基于民事交易的等价有偿或者提供了销售服务而取得的财产权利，那么耘思堂公司和花样城公司作为房产专业的销售策划咨询服务公司，其不可能不与邢玲萍签订书面居间合同。4、耘思堂公司称收取的30000元服务费主要是为了邢玲萍提供看房、促成签约等购房服务，但根据邢玲萍了解，在花样城公司开发的小区中，如果没有购买车位的业主，就没有支付所谓的服务费用，也就是说耘思堂公司收取的30000元服务费用就是车位的费用。5、花样城公司开发的小区位于高淳区双好路50号，与主城区大约5公里并且非常偏远，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非常不方便，涉案的车位实际的市场价格也就是2—3万元。即使耘思堂公司收取服务费用有合法合理的依据，要收取30000元的服务费用的依据显然有违诚信原则。花样城公司述称，其同意耘思堂公司的意见，其在本案中也提交上诉状，预交上诉费，并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苏0118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邢玲萍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一、邢玲萍与耘思堂公司已形成合同关系，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得利的构成，需要具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使相对人利益受损”以及“取得利益与利益受损有因果联系”三个最基本的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耘思堂公司作为专业销售服务企业，其经营范围主要有“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等”，在邢玲萍购买案涉项目的销售过程中，是由耘思堂公司进行全程的销售服务，在签订销售合同以及支付车位价款前，邢玲萍自愿先支付30000元的车位服务费。在付款后耘思堂公司向邢玲萍出具对应收据时，双方已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在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后，邢玲萍才能通过耘思堂公司专属渠道价格购买案涉车位。原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条款裁判，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邢玲萍支付服务费符合民事交易的有偿等价的基本规则，被上诉人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损害。民事交易过程中，还应当遵循重要的交易规则即“等价有偿”，以此认定当事人是否因为该交易行为导致利益受损。本案中，耘思堂公司作为独家包销代理商，在耘思堂公司渠道的客户才能按照协议价格40000元与花样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耘思堂公司自行向客户收取服务费用。邢玲萍在向耘思堂公司支付30000元后，与花样城公司签订价款为40000元的车位销售合同。不论耘思堂公司是否提供完整的销售服务，邢玲萍均系自愿支付相应费用，其利益也未遭受任何损失，属于双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符合“等价有偿”的交易规则，不符合“不当得利”中“利益受损”的构成要件。三、原审判决如果生效将影响极为巨大，属于司法不当干预企业正常经营行为，促成社会不诚信风气。原审判决的错误认定，对于花样城公司所开发的项目中由耘思堂公司承销的业主会造成极为不好的示范效应。相关业主既享受了耘思堂公司的服务及专属渠道价格，又希望退回已缴纳的服务费用，企图双重不当获利，违背了三方主体在销售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侵害了企业的合法利益，属于司法干预企业正常经营行为及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使本已因为疫情原因严重受挫的企业陷入更深的泥潭和无限的纷争之中，也大大助长了社会的不诚信风气，具有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也不符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邢玲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连带返还收取的车位服务费30000元并承担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1日始，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截止到起诉之日，利息暂定为3150元）。2.判令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花样城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南京市高淳区花样年花样城1.2期和2.1期车位和住宅储藏室委托耘思堂公司销售。2017年12月10日，邢玲萍和花样城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邢玲萍拟购买花样城公司的房产。12月11日，邢玲萍分别付款30000元和1121133元给耘思堂公司和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出具了“车位服务费30000元”的收据，邢玲萍与花样城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约定邢玲萍购买花样城公司开发的位于高淳经济开发区商品房，房屋总价为1113133元，花样城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113133元的发票。同时，邢玲萍又与花样城公司签订南京市机动车位销售专用合同一份，邢玲萍购买花样城公司开发的位于髙淳经济开发区。该车位长5.3米，宽2.4米，车位价40000元，车位交付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价款为40000元，邢玲萍付款后，花样城公司开具收据给邢玲萍。此后，邢玲萍多次要求花样城公司返还多收取的30000元，花样城公司以其未多收取30000元为由拒绝。邢玲萍于2019年10月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邢玲萍与花样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邢玲萍已按合同约定付清了对价，无需就其购买的商品房和车位再支付任何价款。耘思堂公司作为花样城开发公司的销售代理，其应获得的报酬应由花样城公司支付，耘思堂公司向邢玲萍在内的其他人收取服务费用，须有合同约定或事实依据，耘思堂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邢玲萍有服务合同，亦未提供证据已为邢玲萍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故其不应向邢玲萍收取服务费。邢玲萍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的利息应自其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南京耘思堂房地产策划咨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邢玲萍3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二、驳回邢玲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9元，由南京耘思堂房地产策划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花样城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异议之处为：一审法院查明的“2017年12月10日，邢玲萍和花样城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虽然事实确实是如此，但该份认购协议书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也未经质证。耘思堂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异议之处为：一审法院漏查了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载明的：总认购款1191133元（房款1121133元、车位款70000元）以及实际成交款及享受的优惠。邢玲萍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之处为：其一审中并未提交认购协议书，也不清楚有没有该认购协议书。二审中，花样城公司提交：证据1、2017年11月1日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配套车位出售价格备案表打印件，来源为南京网上房地产公开信息，拟证明案涉车位的备案价以及正常销售价格均为70000元，邢玲萍就购买涉案房屋车位支付的车位价款以及服务费总额也为70000元，邢玲萍并没有因为购买车位而遭受利益损害。证据2、收款收据（编号为8002230，缴款人为俞全花），证明俞全花购买的花郡二期车库-0019的价格为70000元，与备案价格一致。证据3、收款收据两份（编号分别为0000317、0000324，缴款人分别为杭进、赵婧），拟证明案外人杭进、赵婧购买的花样城花郡一期车库的价格为70000元，与备案价格一致。证据4、收款收据（编号8002158，交款人为唐定易、付蕾），拟证明唐定易、付蕾购买的花样城花郡二期车库的价格为70000元，与备案价格一致。证据5、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编号为36495241，购买方为时胜前、丁玲），拟证明时胜前、丁玲购买的花样城一期车库013号价格为70000元，与备案价格一致。邢玲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备案价格真实性不清楚，且备案价格与销售价格并不等同，该车位正常销售价格应该是2-3万元。对其他证据三性无法确认。耘思堂公司对花样城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耘思堂公司二审中提交：证据1、2017年12月10日邢玲萍与花样城公司签订的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第二联、第三联原件，拟证明邢玲萍在支付30000元服务费之前的认购总价是1191133元，其中房款是1121133元、车位款70000元。在邢玲萍支付了30000元服务费后，案涉房屋和车位实际成交总价为1153133元，其中房屋价款1113133元，车位款40000元，与认购协议书所载明的价款相比，邢玲萍享受了3.8万元的对价。证据2、备案表打印件一份以及其他五位业主（石盛泉、俞全花、杭进、赵婧、何地）机动车销售合同原件五份，证明这些业主没有交付服务费，购买的车位价款都是70000元，与备案价一致。邢玲萍在支付30000元服务费后，和其他业主相比享受优惠对价。邢玲萍质证称其记不清是否签订过证据1的认购协议书。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其对合同相对方身份不清楚，且认为与本案无关。邢玲萍二审中提交：证据1、2017年7月1日其他小区车库认购协议复印件，出售方是南京市高淳区新城意象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新城意象公司），该车库认购协议中车库面积是21.47平方米，销售成交价格是68000元，拟证明案涉车库的实际价格根本达不到70000元。案涉车库面积为12.7平方米，且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城意象公司的小区为学区房，距离城区比较近。证据2、邢玲萍在网上打印的地理位置图，显示花样城小区距离高淳区政府之间距离位置。拟证明案涉车库的价值达不到70000元，市场价值大概2、3万左右。证据3、童梁成、陶灵玉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该两人与花样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并没有看到有“+70000”的内容。证据4、陶灵玉与花样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和机动车车位销售专用合同，拟证明机动车车位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是40000元。耘思堂公司、花样城公司对邢玲萍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二审中，各方均认可，邢玲萍在签订正式合同前，向花样城公司支付了30000元定金，花样城公司向邢玲萍出具了定金收据。二审中，邢玲萍陈述称，其在2017年12月11日之所以向耘思堂公司支付30000元车位服务费，是因为收取服务费的是耘思堂公司的人员，其不清楚耘思堂公司提供了什么服务。耘思堂公司出具的车位服务费收据是邢玲萍提交的。邢玲萍记不清是否签订过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其记忆中是没有签订过该份认购协议的，但没有相反证据否认该认购协议中的内容。邢玲萍先交了30000元定金，之后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和车位合同时，30000元定金收条已交还售楼处冲抵购房款，然后刷卡支付了房款和车位款，但是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花样城公司陈述称，对于商品房认购协议中房屋总价款后添加的70000元，是12月10日邢玲萍到项目上面希望购买房屋，当时给她计算的房价是1121133元，其又向花样城开发公司表示希望购买一个标准车位，我方告知其标准车位价格是70000元，所以在后面又备注加70000元，一共是1191133元。最后邢玲萍获得8000元优惠。本院二审还查明，一审庭审中，花样城公司询问邢玲萍“先支付30000元是否是你自愿？”，邢玲萍回答称：“当初我的销售口头承诺，两张收据就是可以退还3万元，因为车位和房款总价超出了30000元。”邢玲萍二审主张，这句话的意思是花样城公司的销售承诺30000元以后是可以退还的，因为花样城公司多收了超过合同以外的30000元，销售姓马。对于销售员如何承诺，邢玲萍表示具体记不清了，也没有书面证据，有通话但没有录音。二审中，经本院释明，邢玲萍未申请对该认购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否为邢玲萍所签进行鉴定。就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邢玲萍虽认为记不清是否与花样城公司签订过《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但耘思堂公司已经提交了有邢玲萍签字的该协议书第二联、第三联原件，该协议书也明确记载卖方贰份、买方一份。而邢玲萍也举证认为其他购房人曾签订过类似认购协议书，其亦未对耘思堂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原件提出证据予以否认，本院对该《商品房认购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花样城公司提交的案涉房屋、车位出售价格备案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因未提交原件，且对方并不认可，对真实性不予确认。综合双方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12月10日，邢玲萍作为买方、花样城公司作为卖方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一份，内容为：邢玲萍选定位于高淳经济开发区花样城的房产33栋2单元106室，建筑面积129.86平方米，最终以房管部门测量为准。本房产总价款为：1121133元。（在该价款下方，手写加注了“+70000=1191133元。”）邢玲萍同意按银行按揭方式付款。邢玲萍自愿选定本房产号，并在签订本认购书时一次性付清定金人民币30000元，在本认购书签订之日起18日内（即2017年12月25日之前），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他合同文件并支付购房款的40%，即人民币530000元作为首付款，余款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邢玲萍支付首付款时，定金自动转为首付款的一部分。双方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该认购书一式三份，卖方贰份，买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且买方支付定金卖方开具财务收据后方为生效。邢玲萍预付了30000元定金，花样城公司出具了定金收据。2017年12月11日，花样城公司作为预售人，邢玲萍作为预购人，签订了宁房预售合字2017602607号《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花样城公司预售给邢玲萍商品房高淳区含跃层。该商品房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129.8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13.05平方米，共有公用分摊建筑面积16.81平方米。邢玲萍应于2017年12月11日前向花样城公司支付定金30000元。该定金在支付首期房款时自动转为合同约定房价款的一部分。该商品房单价为8571.79元/平方米，总价1113133元。支付方式为分期付款，其中，第一期于2017年12月4日前支付222627元，第二期于2017年12月7日前支付333940元，第三期于2017年12月11日前支付556566元。邢玲萍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指印。当日，花样城公司作为转让方、邢玲萍作为受让方，签订了宁车位售字C201747717号《南京市机动车位销售专用合同》，约定：花样城公司出售给邢玲萍的机动车位，坐落于南京市高淳区，长5.3米，宽2.4米。邢玲萍已在花样城项目中购买坐落于高淳区的商品房，购置时间2017年12月11日，商品房合同编号2017602607。该车位预售许可证号为2017600031，其中（预测）专有部位面积12.72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及共用分摊面积以不动产登记机构办法的《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为准）。该车位丘号为13904005-LXIV-191。邢玲萍购买该车位以个为计价单位，总价款为4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邢玲萍在该合同上签字。2017年12月11日，邢玲萍将30000元的定金收据交花样城公司冲抵付款，并通过POS机刷卡，于15时56分05秒，向耘思堂公司刷卡支付30000元。耘思堂公司向邢玲萍出具了交款单位为邢玲萍，金额为30000元，收款事由为2-190车位服务费的收据。邢玲萍于16时02分25秒，通过POS机向花样城公司刷卡支付1123133元。花样城公司向邢玲萍出具了金额为1113133元，内容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预收款，备注为：花样城项目33幢2单元106室，面积129.86平方米，单价8571.79元/平方米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销售公示显示，高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高路50号花样城二期车库190号备案参考价格为70000元。以上事实，有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南京市机动车位销售专用合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收据、发票、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证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耘思堂公司是否应退还邢玲萍30000元。本院认为，案涉《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南京市机动车位销售专用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作为预约合同，对邢玲萍购买花样城公司物业的内容和价款及其他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协议书中不但约定了邢玲萍预购的房屋为33幢2单元106室、价格为1121133元，在价格之后，还手书增加了“+70000元”，及合计总价“1191133元”。结合双方陈述及邢玲萍之后签订《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南京市机动车位销售专用合同》的情况，可以看出，邢玲萍在与花样城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时，已经确认房屋认购价为1121133元，车位认购价为70000元，总价为1191133元（1121133元+70000元）。一、关于邢玲萍与耘思堂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从邢玲萍提交的耘思堂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来看，耘思堂公司虽与邢玲萍未签订正式合同，但在邢玲萍向耘思堂公司刷卡支付30000元后，耘思堂公司已向邢玲萍出具收据。该收据内容具体明确，载明了缴款人、车位具体位置、收费事由、收费金额等具体要素，该收据也已交付给邢玲萍持有，可以印证双方不但达成了合议，且已经履行完毕。其次，从邢玲萍的付款金额和顺序来看，邢玲萍先向花样城公司支付了定金30000元，之后向耘思堂公司支付了车位服务费30000元，最后又向花样城公司支付了房屋款及车位余款1123133元。邢玲萍共计为购买房屋和车位实际付款1183133元（30000元+30000元+1123133元）。该金额并未超出邢玲萍所签认购协议书的约定，且取得的8000元的优惠（1191133元-1183133元），且邢玲萍为购买车位所支付的总费用，也未超出该车位的备案价格。此外，从邢玲萍在一审中对于支付30000元是否自愿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邢玲萍已认可同意支付该30000元，综合上述情况，结合邢玲萍为购买案涉房屋及车位前后与花样城公司所签合同情况，可以认定耘思堂公司与邢玲萍之间就案涉车位的服务合同已经达成一致，合同成立且已经履行完毕。二、关于邢玲萍主张耘思堂公司向其退还30000元的举证责任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邢玲萍在一审中，主张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多收取了30000元，并认为花样城公司与耘思堂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财产权利。但在本案中，邢玲萍既未提交花样城公司与耘思堂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证据，也未举证证明花样城公司、耘思堂公司收取其30000元费用超出了合同约定。邢玲萍主张其支付的30000元为恶意串通，多收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邢玲萍已认可同意支付30000元车位服务费，就此事实，耘思堂公司、花样城公司无需举证。而邢玲萍主张的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可以退还30000元，应由邢玲萍提交证据予以证实。邢玲萍就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合同具有相对性。无论是案涉小区其他车位的成交价格，还是其他小区的车位价格，均不足以否定双方在《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中已对案涉车位价款达成一致的事实，双方均应约履行。对于花样城公司与邢玲萍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邢玲萍与耘思堂公司已经形成合同关系，耘思堂公司收取邢玲萍30000元车位服务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邢玲萍主张耘思堂公司应退还其30000元车位服务费，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此外，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但未减半收取诉讼费有误，本院二审一并予以纠正。花样城公司在一审并未判决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坚持上诉，并预交诉讼费，花样城公司的上诉不符合上诉条件，本院不予理涉。其预交的上诉费，本院予以退回。综上，耘思堂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8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邢玲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9元，减半收取315元，由邢玲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29元，由邢玲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卓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