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0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9565号1幢2层R区299室。 法定代表人：罗伟权，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伟权，男，1960年6月8日出生，现住香港元朗。 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梦丹，女，199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伟权，男，1960年6月8日出生，现住香港元朗。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淑杰，女，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东，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伟权、庄梦丹因与被上诉人贾淑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声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撤销上海声活公司所有责任；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海声活公司是以罗伟权为主要成员的香港人于上海设立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罗伟权为法人，但其个人业务和工作不限于上海声活公司，任何人都不应该把罗伟权任何业务和行为都与上海声活公司牵扯在一起。上海声活公司未曾与贾淑杰有任何业务关系，贾淑杰也未曾表达与上海声活公司合作的意愿。罗伟权个人与贾淑杰的业务往来与上海声活公司无关。《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罗伟权与贾淑杰私人协定，协议写明PrivateandConfidential私人与保密。而内容第一段就写明：“甲方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对该公司及属下企业持有绝对控制权力，现就业务发展需要以短期贷款集合投资方式，并以公司股权权益作为担保向私人投资者招纳短期营运资金。”甲方为上海声活公司法定代表，意思是甲方罗伟权是上海声活公司的法定代表，是身份说明。如果是上海声活公司，那应写“甲方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而不是“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协议条文的文字表达意思清晰，是签订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因此，不应把上海声活公司视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甲方。上海声活公司于《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盖公章只是表达愿意作为风控担保方而非当事人。再说，《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收款户口系罗伟权个人户口，上海声活公司未曾收取过贾淑杰任何款项。贾淑杰支付款项的对象是罗伟权而非上海声活公司。如果贾淑杰当时是与上海声活公司签订协议，在签署时和打款前理应要求上海声活公司作确认同意把款项转入罗伟权个人账户或于协议中注明。2017年12月14日的《还款计划书》不是上海声活公司同意或委托签订，其中内容也没有提及上海声活公司。无论贾淑杰指派的人员的行为是否有违法，如果是要求罗伟权代表上海声活公司谈判和签订《还款计划书》，当时应该要求盖上或要求后补盖上公章，或在《还款计划书》上作出说明。《还款计划书》当事人甲方是贾淑杰而乙方是罗伟权，而第一段的陈述是“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4月1日签署《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如法院以盖有公章认定上海声活公司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当事人，那《还款计划书》没有提及上海声活公司也没有盖上公章，那《还款计划书》是否应与上海声活公司无关。而从协议内容的文字表述《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与《还款计划书》的甲方与乙方两位当事人为贾淑杰与罗伟权，而一审法院以《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盖有上海声活公司公章而认定当事人为上海声活公司，上诉人认为盖有公章只是有疑点而不是绝对事实，如果一审法院的判定是以疑点推断，《还款计划书》没有提及上海声活公司和盖有公章，那理应是无疑点但又被认定与上海声活公司有关，两者法律逻辑存在前后矛盾。《还款计划书》是在《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8个月后由贾淑杰一方起草，第一段就指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由贾淑杰与罗伟权于2014年4月1日签署，这才是事实。法院应予以重新审理。一审法院以《还款计划书》判上海声活公司为责任人是没有对证据作出准确及客观判断。罗伟权与贾淑杰两人的业务合作多元而紧密，并已经开始执行2017年3月13日签下另一份私人协议《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而罗伟权已声称纠纷是其个人与贾淑杰之间的私人关系与上海声活公司无关，贾淑杰就他们双方个人争议都是一直向罗伟权申索，也从未提及上海声活公司，双方的个人纠纷应自行妥善解决而不应株连第三方。法院应该准确地客观地重新检视证据并撤销上海声活公司排除于本案的所有责任。 贾淑杰针对上海声活公司的上诉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根据案涉《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开头部分即表明“本协议就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需要短期资金一事……”，因此上海声活公司是资金的借用方（借款人）。协议的当事人信息部分明确载明的是罗伟权是“发起方代表”，罗伟权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因此该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是罗伟权行使代表权的体现，而且上海声活公司也在该协议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声活公司是借款人是正确的。综上，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伟权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判定本案当事人为罗伟权，撤销上海声活公司与庄梦丹所有责任。3.判定被上诉人贾淑杰需向上诉人罗伟权赔偿因未能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所造成的损失。4.判定上诉人罗伟权被胁迫签下的《还款计划书》无效。而被上诉人贾淑杰需对事件造成《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无法进行所带来的损失负责。5.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是贾淑杰与罗伟权之间的纠纷，与上海声活公司及庄梦丹无关。而本案并不是一宗民间借贷而是一项互联网技术项目的投资，一审法院支持贾淑杰以《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盖有上海声活公司公章而认定上海声活公司是当事人承担第一责任是把疑点主观地视为证据，作出错误认定。而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罗伟权提出的证据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定罗伟权是在受胁迫下签订《还款计划书》的事实，是没有达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而作出的判决。一审法院的判词是“贾淑杰对罗伟权进行胁迫的证明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未能真实反映贾淑杰当天是聘用两名社会人士到当地酒店客房要求罗伟权签署《还款计划书》的情况，造成主观偏差，而法院接纳当时并不在场的贾淑杰的陈述为证供也不正确。一审法院把上海声活公司与罗伟权视为一体而忽略罗伟权的业务与工作并不限于上海声活公司的事实，在没有厘清上海声活公司与罗伟权在本案纠纷中的角色前，也没有说明罗伟权个人签署的《还款计划书》是否代表上海声活公司签署，而判决上海声活公司为责任人，罗伟权与庄梦丹分别为第一连带责任人与第二连带责任人的判决是错误认定。上诉人罗伟权误解受托律师的讯息以为在第二次庭审时把手机带到法院核查而错过补充证据的机会，但并不等于罗伟权所提供的微信截图证据不真实。贾淑杰以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时把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和庄梦丹同列为被告。但贾淑杰在起诉状指控是与上海声活公司和罗伟权签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与上海声活公司签订合同，还是罗伟权代表上海声活公司签订合同，还是上海声活公司和罗伟权联合共同签订合同。一审法院在立案时应该要求贾淑杰清楚说明。而贾淑杰引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以庄梦丹为一人股东需承担连带责任而同列被告是错误解读和适用法律。该条款出现于《公司法》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是对一人股东公司的股东责任加以说明，其意思是一人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时才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一人股东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条文适合于民事执行过程中追加一人股东为当事人的判断，一审法院不应接纳庄梦丹被列为被告并对其银行账户作资产保存。任何合约确立的当时必定有其原意也是要约人与受要约人的当时意思，不能因环境转变或时间推移而改变，否则会造成混乱和对某一方不公。贾淑杰签署《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时对其立约背景、内容及条款是清晰理解，任何疑点或不准确的文字陈述都应当时提出。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第三段陈述：“乙方理解甲方拟获取短期资金的策略，因此愿意以私人名义参与甲方是次短期资金的募集”，就是说贾淑杰完全理解该投资策略的内容并自愿参与。贾淑杰亦签字确认，贾淑杰理应知道未能履约会带来不良后果。《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也有说明，包括：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第十五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因此，要约邀请是合约订定重要的一部分。罗伟权于2017年4月1日上午通过微信向贾淑杰发出为《豆佰直播》种子投资要约邀请，该要约邀请也同时发给罗伟权的其他业务伙伴，可证明要约目的是邀请投资。贾淑杰当天即时接受要约。双方经电话协商后，于下午6时完成《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草拟本。在贾淑杰核对无误后由罗伟权先签署，原件则于4月2日寄到贾淑杰于淄博的办公室。《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不是借款协议，微信要约邀请是为《豆佰直播》的直播电商平台的短期融资向贾淑杰要求投入20万元，如果是借款，贾淑杰不可能主动把借款金额增加至100万元。《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适用于初创项目在种子阶段的融资模式，要约方提出一种债权股权可互换的模式是资金退出的一种方式。一审法院以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来描述并不准确。《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协议名称，内容和条文陈述最为体现协议的性质，《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定明资金使用期为60天，而回报为15%，这与微信要约邀请所陈述一致，年化利润为90%，远高于一般借款合法年利息上限24%，如视为民间借款协议并不合理，双方也不会这样签订。而一审法院按2017年12月14日被胁迫下签署的《还款计划书》来认定贷款年息为15%，但《还款计划书》中到2017年12月13日止40万的利息系6万元，按由2017年4月1日签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起计，总天数288日，6万元利息对40万本金的年化利息为19%，显示贾淑杰提出诉讼时15%年利息主张是随意编造达至民间借贷效果，在用词方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以投入资金、利润和资金退出作出资金进出的陈述，是典型投资协议的用词。贾淑杰在执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8个月后单方面视之为民间借贷协议与立约原意和立约双方意思不一致，法院应该予以否定。微信要约邀请是罗伟权以个人名义发出，并没有声称代表上海声活公司。《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写明PrivateandConfidential私人及保密，意思是双方以个人名义保密签订，不涉及任何公司。而协议第一段就写明：“甲方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对该公司及属下企业持有绝对控制权力，现就业务发展需要以短期贷款集合投资方式，并以公司股权权益作担保向私人投资者招纳短期营运资金”。意思是甲方为上海声活公司法定代表，如果意思表达甲方是上海声活公司，那应该是甲方为上海声活公司而不是上海声活公司法定代表。因此，本协议的当事人是罗伟权而不是上海声活公司。贾淑杰于2017年12月14日派人胁迫罗伟权签下《还款计划书》中第一段是“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4月1日签署《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意思明显是指《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由贾淑杰与罗伟权于4月1日签署，而非上海声活公司。《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内容多次提及“本协议为甲乙双方的友好私人制定”，明显是私人之间的协定。以发起人代表来形容甲方是因为《豆佰直播》是由团队研发，发起人是团队而罗伟权是代表，而非代表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认为自己不是国内自然人，注明境内企业的职务会比较好，所以在甲方一栏形容罗伟权为上海声活公司法人，是个人的身份陈述而绝对没有把上海声活公司为当事人或联名当事人的意思。在《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中提到“基于本协议为友好私人制定，甲方对乙方投入的款项风险管控保证并不限于本协议内所指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各项资产，甲方对乙方投入的款项及利润的担保品将包括甲方其他公司及个人资产。”也是因为罗伟权为境外人士，为了提高对贾淑杰资金的风控保障便以上海声活公司作为风控担保同时也表达以名下其他公司及个人资产作第二担保。明显地上海声活公司的角色是风控担保方，于接近甲方签字处位置盖有上海声活公司公章也只是予以确认。合约履约双方签署后附加第三方以担保或见证签署是常见的做法，并不影响或改变合约原意和结构。而常见合约的第三方担保人或见证人的签署或盖章的位置也通常接近当事人签章位置，法院不应以上海声活公司公章盖于甲方签署旁边而认定上海声活公司为当事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内甲方收款银行账户为罗伟权个人户口，如果贾淑杰当时意愿系向上海声活公司借出资金，在签署时和打款前理应要求上海声活公司作确认同意把款项转入罗伟权个人账户或于协议中注明。贾淑杰起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中指出，2017年4月1日，贾淑杰与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签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并未清楚说明当天贾淑杰与罗伟权签订合同，还是与上海声活公司签订合同，还是指罗伟权代表上海声活公司签订合同，而关于款项交割的陈述中又只以被告概括描述，未说明款项与罗伟权还是上海声活公司交割，最后又主张由上海声活公司归还款项，责任人含糊不清而论述前后存在矛盾。反之，罗伟权主张《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由贾淑杰与罗伟权双方私人签订而款项也是存入罗伟权个人银行户口，被胁迫签下《还款计划书》后又一直与贾淑杰及其公司人员就双方的纠纷有长达一年多的争辩，前后连贯绝不含糊。法院应该要求贾淑杰厘清，否则应将上海声活公司排除于本案之外。贾淑杰与罗伟权合作是基于资源互赖和整合。贾淑杰看中罗伟权开发的《铝融网》及互联网科技知识和智慧外，更希望借助罗伟权的企业融资专业和经验协助其业务发展，而且贾淑杰当时已经占有罗伟权开发的《铝融网》，参与罗伟权的《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向《豆佰直播》投入资金。贾淑杰不会也没有与上海声活公司有任何合作，因为罗伟权并非上海声活公司的注册股东。唯一注册股东是庄梦丹，没有认识也没有见过庄梦丹前，贾淑杰不可能与上海声活公司合作，更遑论向上海声活公司借出资金。因此，贾淑杰于起诉书陈述于2017年4月1日与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签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与罗伟权签订协议，这与双方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的原则相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第三段陈述：乙方理解甲方拟获取短期资金的策略，因此愿意以私人名义参与甲方是次短期资金的募集，就是说贾淑杰完全理解该投资策略的内容并自愿参与。一审法院认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判定是对双方当时的意愿存在偏差。2017年4月25日贾淑杰通过微信提出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微信中提及的“新加坡的壳公司和贸易”就是指2017年4月18日贾淑杰通过微信要求罗伟权融资3200万元一事，就是希望罗伟权不要因其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而停止执行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显示双方同时在执行《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及《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两份合作协议，本案不应与《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切割。基于《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框架下，罗伟权开发的《铝融网》电子商贸平台已暂时被贾淑杰持有，而二期开发和项目融资的工作又仍然继续进行，因此，双方并没有就贾淑杰未能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作出责任厘清和结算，其后罗伟权更建议发行《豆佰基金》向外融资以务止贾淑杰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带来资金断裂风险。而直到2017年12月14日的《还款计划书》迫签事件后的三个月，即2018年3月11日贾淑杰的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部主管于俊东仍请求罗伟权将《豆佰直播》与其公司自行开发的《德信宝》对接并予以指导，这显示贾淑杰想收回款项的同时又想占有《豆佰直播》，所以明联营实借款之说更精准应该是贾淑杰假借合作侵占对方的智慧产权。《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为《豆佰直播》筹集种子资金而发起，资金使用期为60天并带15%利润退出，是资本策略需要。《豆佰直播》在2016年底开发并在2017年3月初上线试运营，当时各大网络媒体都有广泛报导，而猎云网全面介绍《豆佰直播》的资本策略中提及的150万种子资金正包括《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所指的100万资金。罗伟权的微信要约邀请是真实而且认真，而贾淑杰应邀参与但又在2017年4月25日提出无法履行协议，破坏了当时正在开发期转入扩展期的《豆佰直播》的资本策略而导致未能顺利孵化必然造成损失。自2017年4月25日贾淑杰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至2017年12月13日的8个月期间，贾淑杰从来没有向罗伟权提出过关于《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清算或解决的要求。直至2017年12月14日，罗伟权突然被两名陌生人士于喜来登酒店客房控制近三个小时并胁迫签下《还款计划书》后更被拍下带侮辱性照片和视频，被迫签署的《还款计划书》只有一份，陌生人只用微信把照片转给罗伟权但没有给予《还款计划书》副本。罗伟权在陌生人离开后想前往公安局报案，但当时痛风严重而没法走动只好向贾淑杰公司投资部主管于俊东质问并表达不满，而于俊东也到酒店安慰并即时打电话身在烟台的贾淑杰直斥其做法不对。于俊东作为贾淑杰的主要高管，于俊东要求罗伟权把照片转给他，他再向贾淑杰质询，证明贾淑杰声称说拍下照片是为了确认《还款计划书》是向法院说谎。罗伟权后来向于俊东发的讯息，显示当时罗伟权因非自愿签署该《还款计划书》而感到不满，并认为贾淑杰行为错误，同时也安慰于俊东不要把事情放在心里。贾淑杰亦于2017年12月15日早上打电话表示歉意，罗伟权也基于双方仍有很重要的业务合作而没有跟进报案。而贾淑杰法务主管曹明也于2018年1月4日通过微信再次转达贾淑杰已经就12月14日当天的错误处罚某些同事，同时也希望双方合作事宜作沟通，微信提到贾淑杰的资金确实紧张让罗伟权慎重考虑还款一事，罗伟权认为必须就《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一并结算和厘清责任。事后贾淑杰自己和公司人员也多次道歉，《还款计划书》理应被视为无效。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以罗伟权提出的证据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定罗伟权是在受胁迫下签订《还款计划书》的事实，是没有对以上事实和经过作客观和准确审视，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推断本来源于英美法系，如果缺乏案例对比，法院的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统一对判决有很大影响。法院不应忽略香港人与山东人对暴力恐吓的感受程度不同，而一个香港人在不太熟悉的城市的酒店里被两个陌生人要求签署文件所产生的心理恐惧，法院不应作出错误的主观判断。法院更应该质疑贾淑杰安排陌生人与罗伟权签署《还款计划书》的动机。2017年12月14日当天，贾淑杰并不在淄博现场，又怎能确定其代理人使用何种手段和行为，又怎样确定《还款计划书》是罗伟权自愿签订又自愿被拍下照片？一审法院不应接纳不在现场的贾淑杰对现场情况的陈述作为证据。相反罗伟权于当天事发后即与于俊东的申诉足以证明是非自愿行为，于俊东不可能为罗伟权作证，微信对话记录足以证明罗伟权当时被胁迫后不满的意思。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曾就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的行为作出严正指示，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法院对贾淑杰的行为不应予以支持。曹明先生在2018年3月28日与罗伟权微信对话中更提到其公司的威权管治问题暂时改变不了，并劝说暂时只能顺应现状，身为贾淑杰法务主管，曹明先生向罗伟权发出的讯息，明显对贾淑杰的行为和手段予以否定，也突显贾淑杰的作风和性格。贾淑杰指拍摄照片是确认上诉人罗伟权自愿签署《还款计划书》之说完全是荒谬和无赖，没有人会自愿拍摄此类照片，任何人被拍下该类照片必定会有心理阴影。2018年11月30日贾淑杰指示其公司人员贾群通过微信向罗伟权发出《罗伟权准备实施的第一网络曝光方案》试图以网络侮辱、恐吓、威胁手段进行要胁。罗伟权认为事态严重警告贾群会向香港警察求助，贾淑杰才暂时停止其极端恶意行为。法院应该对贾淑杰行为予以指责。另外，贾淑杰于起诉状中指控多次向罗伟权主张权利而未予理会，不是事实，反而罗伟权多次向贾淑杰派来的人员提出要在律师陪同下一起协商解决。贾淑杰主张的40万元，其中35万元是《贷款集合投资计划》的投资款，而另外5万元是其他项目《铝融网》的业务款。既然贾淑杰在2017年4月25日已经提出不能继续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又为何在2017年6月29日、8月17日及9月18日分三次支付共计5万元，这5万元与原来的35万元明显没有关联。罗伟权于一审就5万元的用途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并没有质疑罗伟权为何不在2017年12月14日当天签署《还款计划书》前提出，或怀疑罗伟权连提出异议的机会都没有就要被迫签下《还款计划书》，反而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排除合理怀疑忽视证据和付款时间的疑点和罗伟权对事实的陈述，主观认定《还款计划书》真实性无异议，以此推断该5万元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部分款项，与事实严重不符，是错误判定。《还款计划书》是贾淑杰派人起草后到喜来登酒店要胁罗伟权签署。《还款计划书》甲方是贾淑杰乙方是罗伟权，第一段陈述是“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4月1日签署《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意思是贾淑杰与罗伟权于4月1日签署《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也就是贾淑杰当时认定《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是贾淑杰与罗伟权双方个人的行为，与上海声活公司无关。因此，《还款计划书》没有提及上海声活公司，也没有要求盖上海声活公司公章，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是罗伟权代表上海声活公司签署。一审法院以该存有疑问的《还款计划书》判定上海声活公司为责任人需要承担归还贷款是将罗伟权与上海声活公司的身份和角色混淆，忽视罗伟权系上海声活公司法人有权力执行上海声活公司的职务但其业务和工作不限于上海声活公司的事实作出严重错判。本案是贾淑杰与罗伟权双方个人之间的纠纷，与任何第三方无关，更不能与双方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分割，否则对罗伟权不公平。双方存在的矛盾是因为贾淑杰主张把不同用途的40万元混为一体收回但又不想承担《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与《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责任，而罗伟权则希望能先作出阶段性结算。《铝融网》是罗伟权早就开发的项目而非与贾淑杰合作开发。双方认识后，罗伟权认为双方都有意为铝行业作出贡献，因而把《铝融网》的策略分享予贾淑杰。双方于2017年3月13日在淄博签订的具合股意向的《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罗伟权暂时遗失已签署的协议原件，但《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确实已经签署，大量微信记录可以辅助证明。贾淑杰为该《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的要约邀请方，也是签署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对自己签署的《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的未签署文本不予认可，行为并不诚实。《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与本案有关联性，也能确立诉辩双方的关系。贾淑杰应该诚实承认并提交原件让法院作出正确判断，而法院也可以从微信记录作出合理判断。否则《铝融网》莫名其妙归贾淑杰的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所拥有对罗伟权及其技术团队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即使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而对方接受的，该合同也成立。而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者，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贾淑杰私自于2017年1月23日开始使用《铝融网》，后来更注册于其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因此，《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即使没有当事人签字，或仍未签署，其内容条款已经开始执行，而贾淑杰亦通过《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获得利益。贾淑杰不应因知悉罗伟权暂时遗失已签署文本而否定《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互联网科技、新金融科技与企业融资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其智慧产权是需要受到法律保护。《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其框架下的《铝融网》是罗伟权经多年国际铝行业和金融知识研发所得，基于《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被贾淑杰将《铝融网》品牌注册于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并向贾淑杰一方转移大量技术及市场策略，亦提供合规融资服务，并垫付大量费用。胁迫签署《还款计划书》事件破坏了双方合作的诚信和感情，令作为《铝融网》的罗伟权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导致双方的合作无法进行，不只是剥夺了罗伟权的个人权益，而是掠夺了开发团队和金融服务专业团队的业务成果，更对其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团队和投资股东不公。贾淑杰理应承担一切责任。贾淑杰于2017年4月25日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所承诺的资金而造成罗伟权一方的资金紧绌，也连带使《铝融网》的工作进度被拖慢。贾淑杰于2017年6月29日、8月17日及9月18日分三笔合共5万元款项也是基于《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框架下的《铝融网》工作费用。贾淑杰11月底希望帮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引入3000万资金，需要罗伟权做大量工作，但到12月14日又找人胁迫罗伟权签署《还款计划书》，行为没法令人理解，也无视罗伟权的付出。罗伟权认为没有理由要履行被迫签下的《还款计划书》，更没理由在没有厘清权益和清算开发费用和已垫付劳务费用下仍继续免费向贾淑杰的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转移核心技术及完成网络及手机应用程式上线。罗伟权多次提出协商解决方案及厘清责任，但贾淑杰认为该40万元为借款与合作无关。上海声活公司这类科技开发公司除非是以中外合资申请，香港人根本不能成为股东。上海声活公司的股份只能委托一位中国公民自然人代持。为避免同行竞业和财产被私侵的风险，香港投资股东们限制代持股东不能参与公司的任何业务，也不能常驻公司住处，而公司章程也订明公司的业务执行权力属法人及执行董事负责。上海声活公司的财务外聘予上海守亿财务咨询中心负责，而人事则交由上海四达人力资源负责。庄梦丹是江西上饶人也不常在上海居住，被选择为代持股东有效减低不良风险。上海声活公司建行账户的流水单证明公司财产与庄梦丹个人没有关联，贾淑杰认为流水单是特定时间的资金往来并不正确，上海声活公司只有建行一个账户，而流水单是从开户日起到最近期的全部流水，已是上海声活公司开业以来全部银行流水记录，并非贾淑杰所指的特定时间。法院应接受该建行确认的流水单支持庄梦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的证据。混同的一般表征就是办公室和股东生活场所同一、银行账户同一、收支账目不清，即股东的个人收支与公司收支都在同一账上。上海声活公司的办公场地系位于上海新天地的甲级办公楼，管理严格，不可能容许其他人士作为生活场所，而庄梦丹有自己的工作也没有经营业务，上海声活公司的银行账户也从没有与庄梦丹的往来记录，不存在混同问题。《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是防止一人股东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原则，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淆，进而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以至其他回避合同义务等不正当行为，是针对某些独资股东同为法人的公司。而庄梦丹虽是上海声活公司代持股东及监事，但不是法人或执行董事，只能控制股权而没有业务执行权不可能存在财产混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是对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就一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增补说明。严格来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都是适用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追加股东为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作出规定。贾淑杰依《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以庄梦丹为上海声活公司的一人股东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是完全曲解《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意思，是滥用法律条文随意株连无辜的第三方。《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是一人股东在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时需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一人公司股东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贾淑杰在起诉时又怎可能知道庄梦丹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再说本案的第一责任人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是上海声活公司，起诉时依《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把庄梦丹列为被告是主观认为上海声活公司系责任人而且诉讼必输而又没有足够财产执行判决并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更有违诉讼的无罪推定原则，对案件的审理必然产生不公平的心证，间接影响裁判结果。法院应该予以纠正，即时将庄梦丹排除于被告之外，并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资产保存。智慧产权需要受到法律保护。罗伟权认为，（1）贾淑杰在获得900万天使资金外包委托开发《铝商网》失败要求并入罗伟权开发的《铝融网》代替，并私下将品牌用于其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双方谈判阶段贾淑杰提及获得900万天使资金是与罗伟权《铝融网》寻求合作对等条件，应向罗伟权支付费用。又假借签订《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使罗伟权垫付费用为《铝融网》开发及提供融资服务。《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虽然没有定明费用价格，但《合同法》有提及未有议定价格者可按市场普遍价值推断。（2）支付罗伟权及其金融服务团队的劳务费及差旅费用。（3）承担没有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令《豆佰直播》不能如期上线所带来的损失。（4）对其鲁莽极端行为对《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框架下《铝融网》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所带来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 贾淑杰针对罗伟权的上诉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上诉请求第二项关于“撤销上海声活公司及庄梦丹所有责任”部分，上诉人罗伟权对该部分不具有诉讼利益（上诉利益），该部分上诉请求无效。3、上诉请求第三、四项不属于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不应予以处理。4、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债务的本金问题。首先，界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依照法律关系实质内容去判断，而不是根据协议的名称去判断，根据案涉《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内容，主要内容为贾淑杰向上海声活公司提供款项，上海声活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使用期限按照规定的利率标准支付收益，到期连本带利一并退回，而且协议中明确“甲方（代表罗伟权）对乙方（贾淑杰）的投资总额及上途所致的利润将需负上无可争辩、不折不扣不能拖延的还款还息责任”，根据以上协议的内容，贾淑杰不承担投资风险，仅按照固定的标准收取利润，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借贷关系的主要特征，双方之间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正确的。其次，关于借款中的本金数额，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并结合《还款计划书》，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实际借款的本金是40万元，罗伟权表示系受胁迫签订《还款计划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罗伟权需要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且证明标准需要达到高于一般证明标准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罗伟权提交的证据明显无法完成该举证责任，对其该项主张，不应支持。最后，关于罗伟权上诉状中提到的《铝融网》、《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等内容，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5、关于罗伟权的责任形式，贾淑杰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其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其担保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罗伟权签署的《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第二页中间部分载明“甲方（罗伟权）对乙方投入的款项及利润的担保品将包括甲方其他公司及个人的资产”，该条文的含义为甲方罗伟权个人以个人的资产作为乙方的本金及利息债权的“担保品”，即罗伟权以个人的资产为乙方的债权本息提供担保，该意思表示符合我国《担保法》中关于保证的规定；其二，《还款计划书》第4条明确了罗伟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保证期间，因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依法应当为六个月的保证期间，《还款计划书》第3条约定了最后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前偿还，因此保证期间的届满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根据贾淑杰一审中提交的证据4（贾淑杰罗伟权的短信记录），2018年9月19日贾淑杰即向罗伟权主张了权利，罗伟权也对主张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回复，说明罗伟权已经实际收到并知悉贾淑杰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罗伟权一审中也对收到该信息无异议，因此本案罗伟权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庄梦丹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撤销庄梦丹所有责任；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以庄梦丹为上海声活公司一人股东为由将庄梦丹同时列为被告，并判决需负连带责任，做法不妥，错用法律而作出错误判决，对庄梦丹并不公平。《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已有规定，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出现于《公司法》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是基于一人公司的特殊性，而对其适用“法人人格滥用推定制度”而作出的增补说明，是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责任厘清加以说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指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庄梦丹非上海声活公司的法人也不是执行董事，没法与公司人格混同，也不能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侧重的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其强调的是股东对个人财产独立与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问题，而非指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以《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认为庄梦丹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列作被告，是未经审理就认定上海声活公司系当事人，也假设上海声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文件已经生效，而又假设上海声活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及假设庄梦丹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而将庄梦丹需承担连带责任而认定为被告。完全违反法律精神，也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是对《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作出错误解读和运用，法院应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是对民事执行中追加当事人的规定和指引，也是对《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及《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于债务执行时，一人股东的责任加以厘清。与该规定的说法相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是为了定明一人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时才承担连带责任，而非指出一人股东公司的股东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论述的是在民事执行中变更和追加当事人的原则，而非以此来判定当事人及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及《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应用于执行法院需要变更或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时才较为合适。一审法院按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不论诉讼结果，也不论上海声活公司有没有财产执行，直接追加庄梦丹为被告忽略了上述法例适用前提，错用法律，对庄梦丹不公平。再说，上诉人庄梦丹只是上海声活公司代持股东，不是法定代表人或执行董事，也没有兼任其他行政管理职务，不适用以“法人人格滥用推定制度”。庄梦丹不涉及公司任何营运及管理工作，有自己的工作也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士，不常在上海，未曾到过上海声活公司住处，更没曾参与公司管理、开立银行账户和财务管理，没有任何职位，更没有领取工资和社保金的福利，更没有使用过公司任何家具和电脑设施，上海声活公司已提交建行账户的流水单证明公司财产与庄梦丹个人没有关联，而该银行流水单是上海声活公司从开户至今的全部流水，并非贾淑杰所说的特定时间。法院应接纳该流水单为庄梦丹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证据。法院更应该谨慎分析《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是否适合于此阶段应用本诉讼及判定庄梦丹需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法律条文，同时也应该厘清一人股东而没有法人或执行董事职务是否能以公司股东身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贾淑杰针对庄梦丹的上诉辩称，1、上诉人庄梦丹未经合法有效的代理人代理，也未按时参加法庭审理，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按照撤回上诉处理。2、对于其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简单回应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庄梦丹作为独资股东，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庄梦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也未按照《公司法》第62条的规定提供每年度的审计报告，因此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其提出只是名义股东的问题，一方面该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其为名义股东，也无法排除《公司法》第63条的法律责任，其应当承担因代持股权带来的法律风险，其承担责任后，可以按照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约定进行追偿，但不应以其内部的代持股关系对抗本案的债权人贾淑杰。综上，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贾淑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连带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2.判令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连带支付截止至2017年12月13日的借款利息6万元，自2017年12月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3.判令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庄梦丹支付保全担保费500元；4.判令庄梦丹对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庄梦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贾淑杰提供《还款计划书》1份、微信转账记录截图3张，证明其除了向罗伟权转款35万元之外还通过微信向罗伟权转款5万元，即共向罗伟权转款40万元。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庄梦丹共同的质证意见为：对《还款计划书》真实性无异议，但系罗伟权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微信转款的5万元与贷款集合投资无关，而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由贾淑杰向罗伟权支付的开发铝融网产生的交通费、属于双方合作费用的一部分。2.罗伟权提供微信聊天截图15页71篇、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贾淑杰与罗伟权约定合作开发铝融网，从事国际铝业交易，罗伟权控制的上海声活公司需资金支持，罗伟权以个人名义发起资金集合计划，贾淑杰因后期资金无法继续履行，但仍希望与罗伟权合作矿山及铝融网项目。贾淑杰质证后表示未提供手机载体，对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所涉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意向协议书双方根本未签字、无任何约束力。庭审中，罗伟权承诺在庭后七个工作日内提交手机载体，但未在承诺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上海声活公司、庄梦丹质证后表示无异议。3.罗伟权提供照片一张、微信截图3页2篇，用以证明其受贾淑杰指派的相关人员胁迫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贾淑杰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照片只是为了对协议进行确认所拍摄，不能证明罗伟权受到胁迫，微信截图恰可证明系罗伟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上海声活公司、庄梦丹质证后表示无异议。4.上海声活公司、庄梦丹提交资金明细一份，用以证明庄梦丹与上海声活公司的资金是独立的，不存在资金混同。贾淑杰质证后表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特定期间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罗伟权质证后表示无异议。 针对以上证据，一审法院审核认定如下：第一，微信聊天或转账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对于无法在原始载体上播放或者展示的微信聊天记录，除非有其他证据佐证，否则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罗伟权对第1组证据中贾淑杰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却自认收到该5万元，并主张系其他用途，但罗伟权对系其他用途的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结合《还款协议书》中罗伟权对40万元借款的确认，一审法院对微信转账5万元的法律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第2组电子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且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无任何一方签字，贾淑杰亦不予认可，故对第2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第3组证据对于贾淑杰对罗伟权进行胁迫的证明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罗伟权主张受胁迫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对第1组证据中的《还款协议书》依法予以采信。第三，贾淑杰以上海声活公司的独资股东庄梦丹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为由要求庄梦丹对上海声活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应由庄梦丹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不存在混同承担举证责任，但第4组证据仅为上海声活公司部分资金明细，不能证明上海声活公司建立了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及财务支付是否明晰，故一审法院认定第4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海声活公司财产独立于庄梦丹自己的财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日，贾淑杰（投资方乙方）与罗伟权（发起方代表甲方）、上海声活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签订《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一份，就上海声活公司于中国境内策动及营运管理多个影业务拟获取短期资金，双方约定：乙方接受以下条件投入的资金，即总金额为100万元、甲方可按用款分批向乙方请款，使用期限为60天内，按实际请款总额15%支付利润，60天内连本带利退回资金；乙方同意于签订本协议的第二天内将首笔资金35万元存入甲方账户，其余部分按甲方需要时预先三天通知乙方放款；无论遇到任何情况，甲方对乙方的投资总额及上途所指的利润将需负上无可争辩、不折不扣不能拖延的还款还息责任；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贾淑杰分别于2017年4月2日、4月3日、4月5日向罗伟权账户转账共计35万元，后又通过微信向罗伟权转账5万元。2017年12月14日，贾淑杰（甲方）与罗伟权（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中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还款事宜达成一致，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借出的40万元并确认应支付给甲方的利息为已收款项60天内按15%计算；截止2017年12月13日乙方应支付甲方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6万元，于2018年3月31日前偿还甲方46万元；乙方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海声活公司系由庄梦丹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贾淑杰称多次主张权利未果，遂诉至法院，为进行财产保全其还向保险公司交纳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900元（自愿只主张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在《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中双方均明确系短期资金的募集，不仅有确定的使用期限、利润标准等约定，而且还承诺“无论遇到任何情况，甲方对乙方的投资总额及上途所指的利润将需负上无可争辩、不折不扣不能拖延的还款还息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的相关法律精神，即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贾淑杰不参与上海声活公司的共同经营，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但可收取固定利润，且还在与罗伟权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对相关借款及利息进行了约定，双方是明为投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贾淑杰认为双方系借贷关系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罗伟权及上海声活公司共同在《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中甲方处签名或盖章，罗伟权还在《还款协议书》中承诺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贾淑杰请求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连带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自出借款项之日至2017年12月13日的利息6万元及自2017年12月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贾淑杰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因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违约引起本案诉讼，贾淑杰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贾淑杰的实际损失，故对贾淑杰请求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支付保全保险费500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庄梦丹未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贾淑杰主张庄梦丹应对上海声活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贾淑杰借款本金40万元；二、被告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贾淑杰利息6万元及其他利息（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15计算）；三、被告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伟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贾淑杰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00元；四、被告罗伟权对以上第一、二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庄梦丹对以上第一、二、三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4元，保全费2823元，共计6927元，由被告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伟权、庄梦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罗伟权提交证据一，《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证据二，2017年4月1日与贾淑杰的微信截图，拟证明《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发起因由，对象不限于贾淑杰；证据三，《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没有签署的内容版，罗伟权与贾淑杰各持有已签署原件一份，罗伟权暂时遗失已签署原件，提交没有签署文本供法院查核；证据四，2017年3月22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拟证明双方签订的《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的工作已经展开，双方就《豆佰直播》交流；证据五，2017年4月25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拟证明贾淑杰无法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并感到歉意，希望不要影响《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的工作，再次证明《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正在执行；证据六，2017年4月18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贾淑杰要求罗伟权引入3200万元资金，拟证明贾淑杰在执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证据七，2018年3月11日与于俊东微信截图，拟证明淄博天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部主管于俊东要求罗伟权协助将《豆佰直播》与其公司自行开发的《德信宝》对接并予以指导；证据八，猎云网《豆佰直播》网上介绍截图；证据九，2017年12月11日至18日与市场部田蕾及投资部主管于俊东微信截图，拟证明罗伟权正主导《铝融网》PreA轮融资的工作；证据十，《铝融网》PreA轮融资说明书，贾淑杰在2017年11月要求为《铝融网》进行3000万PreA融资，贾淑杰要求罗伟权负责，拟证明罗伟权与贾淑杰的业务关系，证明3月13日协议书虽然掉失，但确实在执行中；证据十一，2017年12月14日与陌生人耿先生微信截图，拟证明侮辱性照片是陌生人耿先生拍下并转给罗伟权；证据十二，2017年12月14日与于俊东微信截图，拟证明罗伟权当时的不满，事件于俊东也不开心；证据十三，2018年1月4日与法务主管曹明微信截图，曹明代表贾淑杰再次表达12月14日当天的做法错误并处分了一些同事，同时寻求双方继续合作事宜；证据十四，2018年3月28日与法务主管曹明微信截图，曹明感慨提到其公司的威权管治问题暂时改变不了，并劝罗伟权暂时只能顺应现状，明显对贾淑杰的做法不满但不敢表达；证据十五，2018年11月30日与贾群微信截图及《罗伟权准备实施的第一网络曝光方案》，拟证明贾群微信发来《罗伟权准备实施的第一网络曝光方案》；证据十六，2018年12月4日与贾群微信截图，拟证明罗伟权曾要求贾淑杰与罗伟权的律师联络协商解决问题；证据十七，2017年6月29日、8月17日及9月18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拟证明5万元的用途与《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无关；证据十八，2017年1月23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贾淑杰回答罗伟权质询其打算开发的《铝商网》的情况时回复其获得900万天使资金并聘用上海可想科技代开发的情况；证据十九，2017年3月7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贾淑杰向罗伟权发出要约邀请罗伟权3月13日到淄博签订《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证据二十，2017年3月12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贾淑杰向罗伟权发出协议草稿《罗总111.doc》文件，对达成协议显得积极；证据二十一，2017年3月13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显示罗伟权于淄博签订《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前的部分过程；证据二十二，2017年1月19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罗伟权告诉其开发团队将开发中的铝产业链B2B电子商贸平台定名为《铝融网》；证据二十三，2017年1月23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贾淑杰希望为其《铝商网》引入3000万元资金，在讨论过程中，贾淑杰突然告诉罗伟权已经改叫《铝融网》；证据二十四，2017年11月26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双方讨论《铝融网》3000万PreA轮融资事宜，拟证明融资结构和路演文件都是罗伟权负责；证据二十五，2017年10月8日与贾淑杰微信截图，罗伟权对淄博方面的工作团队提出工作意见，要求将《铝融网》后台通道密码交出以便对接和监管；证据二十六，圆创策略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与淄博润迪铝业有限公司签订工作备忘录（铝行业市场调研及企业融资建议）；证据二十七，聘用香港陈卓华律师事务所为尽调法务律师合约，拟证明罗伟权在与贾淑杰3月13日签署合作协议后，因应融资工作聘用香港律师楼做尽调法务，并垫付了费用；证据二十八，上海声活公司章程，拟证明庄梦丹只是股东而没有董事和法人职务，没有权力混同公司的财产，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所针对的一人股东公司的股东应是一人股东而同是法人或执行董事，庄梦丹不具备这个条件；证据二十九，一审判决书复印件。 贾淑杰对罗伟权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一审中已经提交，该证据贾淑杰并未签字确认，对贾淑杰无拘束力，且该协议内容与案涉《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内容一致。对证据二至九包括微信截图、《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豆佰直播》网上介绍截图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实聊天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微信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十融资说明书的真实性不认可，来源不清晰，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十一2017年12月14日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实聊天对方当事人的身份，聊天对方与贾淑杰无关；无法证实罗伟权主张的被胁迫签订《还款计划书》，远达不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根据罗伟权展示的微信视频，双方在之后还保持密切的沟通与联系，也未见罗伟权向对方提出任何异议或者指责，更未说明对方采取胁迫方式强迫其签署还款计划书。对证据十二至证据十六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实聊天对方当事人的身份，聊天对方与贾淑杰无关；无法证实罗伟权主张的被胁迫签订《还款计划书》，远达不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即使认定《曝光方案》真实，也只是为了督促其还款而发给罗伟权个人，并没有公开。对证据十七微信截图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实聊天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即使记录真实，记录中也没有明确案涉5万元微信转账的性质，而罗伟权签署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将该5万元作为《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项下的5万元，因此应当认定该5万元属于借贷中的一笔；罗伟权认可的35万元是贾淑杰个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罗伟权个人，5万元是二人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交易方式与35万元的转账在交易方式上类似；罗伟权是上海声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依据《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开始部分即表明甲方（罗伟权）对该公司持有绝对控制权力，因此贾淑杰在主观上认为（也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外在的代表权还是公司的实际人，罗伟权从形式及实质上都是上海声活公司的代表，因此贾淑杰当然地认为通过微信转账给罗伟权的5万元款项仍是向上海声活公司支付的借款；2018年9月19日贾淑杰通过短信催告罗伟权还款时已经明确借款金额为40万元，对此数额罗伟权并未提出异议（短信在一审中已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五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实聊天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微信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二十六工作备忘录以及证据二十七顾问服务协议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二十八上海声活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该证据系上诉人罗伟权提交，但证明内容涉及庄梦丹的利益，不涉及罗伟权的上诉请求及上诉利益；该证据可以证明庄梦丹系上海声活公司独资股东，依照《公司法》第63条规定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证据二十九，一审判决书不属于民事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罗伟权提交的证据一《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与一审中贾淑杰提交的《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内容一致，且一审中提交的《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有贾淑杰签字并经双方质证，对该证据不再重复认定；罗伟权提交的证据三《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一审中也已提交并经双方质证，二审亦不予重复认定；罗伟权提交的证据二2017年4月1日微信截图、证据四2017年3月22日微信截图、证据五2017年4月25日微信截图、证据六2017年4月18日微信截图、证据七2018年3月11日微信截图、证据八《豆佰直播》网上介绍截图、证据九2017年12月11日至18日微信截图、证据十融资说明书、证据十六2018年12月4日微信截图、证据十八2017年1月23日微信截图、证据十九2017年3月7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2017年3月12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一2017年3月13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二2017年1月19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三2017年1月23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四2017年11月26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五2017年10月8日微信截图、证据二十六工作备忘录、证据二十七专业顾问服务协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罗伟权提交的证据十一、十二2017年12月14日微信截图，证据十三2018年1月4日微信截图，证据十四2018年3月28日微信截图，证据十五2018年11月30日微信截图及网络曝光方案，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案涉还款计划书系其受胁迫签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罗伟权提交的证据十七2017年6月29日、8月17日以及9月18日的微信截图，不能证明罗伟权关于案涉5万元与案涉借款无关，系双方其他业务款的主张。罗伟权提交的证据二十八上海声活公司章程能够证明庄梦丹为公司股东，但不足以证明罗伟权关于庄梦丹作为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庄梦丹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上诉人证据目录中拟提交的本案一审判决书，不属于证据范畴。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即案涉《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的性质。罗伟权上诉主张案涉《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系投资协议，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对此，投资是为获取预期收益而将一定财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一般而言，投资意味着投资主体之间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投资人按约定方式享有投资收益，分担投资亏损，投资回报、亏损金额不确定且不固定；而借贷的特点在于不管借款人使用借款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大小，借款人均应按约定到期还本付息，出借人的利息回报确定且固定。本案中，《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约定案涉款项的使用期限为60天，利润为实际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并约定60天内连本带利退回，同时约定甲方对投资总额及利润负“无可争辩、不折不扣不能拖延的还款还息责任”，同时协议中没有对贾淑杰参与经营管理事务的约定，也未有证据证明贾淑杰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即根据该《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贾淑杰仅是将款项投入，到期收回固定投资回报，不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经营风险和其他法律责任，上述关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并不符合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资法律关系，一审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并在此基础上审查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无不当。双方在该《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中关于利润的约定应为双方对利息的约定，该利率的约定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而债权人主张按照年利率15%计算利息并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利率上限，一审予以支持亦无不当。 关于案涉债务承担责任主体。第一，该《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对于案涉款项的用途已经载明，即“就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中国境内策动及营运管理多个影业务，需要短期资金一事，……”。由此，款项系为上海声活公司所用。上海声活公司作为甲方在协议中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罗伟权的法定代表人章印的行为，与罗伟权所持系其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主张相互矛盾，应当认定上海声活公司在协议中作出了签订协议并受该协议约定条款约束的意思表示，系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在之后罗伟权与被上诉人所签订还款计划书中，罗伟权进一步对于借款本息进行确认，且罗伟权承诺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罗伟权签订还款计划书与被上诉人就款项偿还事宜进行约定的内容与前述《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约定内容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上海声活公司系案涉款项的借款及使用主体，罗伟权亦同意就该款项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上海声活公司、罗伟权上诉主张上海声活公司仅是作为风控担保方在协议上盖章、案涉债务的责任主体应为罗伟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罗伟权上诉主张案涉还款计划书系受胁迫签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双方在其签署还款计划书后尚有联系往来，期间罗伟权并未向贾淑杰方就该还款计划书明确提出异议或与贾淑杰就该还款计划书的处理进行沟通协调，也未通过法律途径撤销该还款计划书，故一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认定罗伟权关于案涉还款计划书系其受胁迫的证明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罗伟权主张受胁迫的事实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罗伟权关于该还款计划书系受胁迫签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令上海声活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罗伟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罗伟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声活公司追偿。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即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否则其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庄梦丹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一审判决庄梦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罗伟权、庄梦丹关于庄梦丹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罗伟权上诉要求贾淑杰赔偿因未能履行《贷款集合投资计划协议》以及《策略性合作意向协议》无法进行的损失，与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伟权、庄梦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08元，由上诉人上海声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伟权、庄梦丹各负担27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兴民 审 判 员 侯 康 审 判 员 王 娜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赵树一 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