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2607号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138号。负责人：胡显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辉、邱华娟，均系该支行员工。被告：刘子贤，曾用名刘建伦，男，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东莞市南城区，被告：郑少兰，女，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东莞市莞城区，刘子贤、郑少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陈建平，均为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鉴湖，男，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中心路金达城大厦402室。法定代表人：刘子贤。被告：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旧开发区321国道边莲花信用合作社旁（陈沛章、廖亚松房屋），。法定代表人：刘子贤。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陈建平，均为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黄埔支行）诉被告刘子贤、郑少兰、朱鉴湖、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恒公司）、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农商行黄埔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辉、邱华娟，以及五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农商行黄埔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刘子贤、郑少兰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和复利528259.56元（暂计至2020年3月16日，要求计至还清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刘子贤、郑少兰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30003201800025），合同约定：借款人贷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7个月，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8日止，借款人还款方式采用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款日为2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刘子贤、郑少兰放款800万元整。其后被告于2018年4月起逾期，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刘子贤、郑少兰仍不归还借款。同日，原告与被告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1830073201800056），被告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为上述主债权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担保的本金数额为800万元以及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保证担保范围。综上所述，鉴于被告刘子贤、郑少兰未能按时归还本息，导致贷款逾期，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五名被告共同口头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向法院提出追加广州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的被告。因为从原告证据看出，案涉的借款是以借新还旧的名义进行，执行款7924218.88元的申请执行人就是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该支行将一笔金融贷款债权转让给刘子贤，又将与转让款对应的本金借给刘子贤从而产生旧借款。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开发区支行还是原告均没有向刘子贤主张过权利，但在金融贷款债权涉及的抵押物被法院拍卖后，所得执行款不够偿还案涉借款，原告才向刘子贤主张权利。在原告和开发区支行压力下，刘子贤签署了还款承诺书，之后刘子贤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投诉，银监局答复刘子贤，确认农商行发放的818万元贷款并未真正用于借款时约定的借款用途，实际用于朱观环不良债权转让价款，存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不良资产非洁净转让等问题，并将对农商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2、刘子贤没有实际支配过案涉借款，开发区支行一直以申请执行人的身份向被执行人朱观环主张债权人的权利，要求朱观环承担债权的利息、罚息、复利，同时又要求刘子贤承担借款利息、罚息、复利，即开发区和原告对同一笔借款收取两笔利息。3、案涉借款是开发区支行以提供债权转让本金的形式且夸大债权抵押物价值，骗取刘子贤受让金融债权，原告以借新还旧的形式将两个债权在形式上进行分割，仅以其与刘子贤签署的合同提起案涉诉讼，将本案债权所涉的根本性债权及开发区支行与刘子贤签署的借款合同脱离开来。被告认为，该两个支行存在关联关系且两支行的行长是同一人，原告与开发区支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违法。4、开发区支行在其所借给刘子贤的款项已经还清的情况下，没经过被告同意将抵押物处分，且以毛坯的价格拍卖抵押物，造成抵押物不足值，因此，即使开发区支行或原告以所谓受托人的名义处理抵押物，也未尽到受托人职责。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偿还本息，如果法院认为案涉合同有效，被告有权追究开发区支行和原告未尽受托人职责导致被告损失的赔偿责任。5、在刘子贤受让的金融债权的执行过程中，刘子贤向执行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理由是刘子贤已经取得案涉债权，要求法院暂停对抵押物的拍卖，被法院驳回后，被告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6、原告主张被告郑少兰共同偿还的诉请不成立，虽然借款合同落款处有郑少兰签名，但借款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借款人是刘子贤，没有包括郑少兰。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借据、客户回单、还款流水、贷款信息查询清单、还款承诺书、授权委托书、承诺函、2018粤0118执恢11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内部资金专户信息及明细查询清单、固美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被告提交了（2016）穗仲案字第6880号裁决书、《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清收协议》、《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借据、出账通知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借据、出账通知书、客户回单、执行裁定书、信访事项告知书、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离婚证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28日，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朱观环向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8185351.71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二）朱观环补偿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财产保全费5000元；（三）朱观环迳付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仲裁费84838元；（四）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登记编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号）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五）广州市金龙苑餐饮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项裁决确定由朱观环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2月26日，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甲方/转让方）和刘子贤（乙方/受让方）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编号：穗农开债转[2016]002号），约定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刘子贤转让上述裁决书确定的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享有的贷款债权及相关从权利共计8487483.97元，其中贷款本金8185351.71元，利息302132.2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5日，实际本息额以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银行系统显示为准）。合同第二条约定转让对价为8487483.9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5日，实际本息额以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银行系统显示为准）。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应将全部转让价款（以略高于签订本协议当日银行系统显示的数额）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于付款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进行扣收处理。乙方应于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一并支付仲裁费84838元和保全费5000元。第9.3条乙方确认：甲方已将转让标的的有关情况向其作出了充分说明和解释，并在确定转让价款时，充分考虑了转让标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影响债权行使或实现的法律和现实风险，乙方对此予以认可；为签订本协议，乙方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清晰的知道该转让债权存在的瑕疵，对于转让标的中存在的瑕疵及由此造成的任何风险，乙方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同意不得向甲方主张其他权利，不得要求甲方退还转让款项。同日，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甲方）和刘子贤（乙方）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出让的债权后，不可撤销的委托甲方代为行使债权诉权及实现抵押权等权利，并代替乙方收取法院拍卖债权所从属的不动产抵押物后的拍卖价款，乙方不得另行向法院主张权利。针对该条约定，双方另签订有《委托清收协议》，委托期间为2016年12月26日至案涉贷款清收完毕之日。第二条约定甲方收到的抵押物拍卖执行款后，将全部用于清偿乙方在甲方的借款本息，如甲方所收到的拍卖价款在结清乙方在甲方的借款本息和相关的代垫执行、拍卖、公告等费用后仍有剩余，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剩余部分全额支付给乙方。第四条约定乙方不得以所受让债权和相关抵押物未执行、拍卖或对实际执行拍卖金额有异议等为由拒绝或拖延清偿甲方贷款本息。同日，刘子贤（甲方/借款人）和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一份《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1031008201600038），约定乙方同意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在最高借款本金余额8180000元内，根据甲方需要，分次向甲方发放借款；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担保方式为保证；借款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8180000元，月利率4.7125‰，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日为2016年12月27日，到期日为2017年12月26日。郑少兰、广州市萝岗区豪舜杰建材经营部、固美公司与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债权在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本金818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范围内向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12月27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大道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向刘子贤名下银行账户放款8180000元。同日，刘子贤向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转账8630000元，刘子贤主张该款项系用于支付编号穗农开债转[2016]002号《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对价。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表示收到该款项后，依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扣收了债权转让价款本息8534853.62元、仲裁费84838元、保全费5000元，并将剩余5308.38元退回刘子贤账户。2018年3月20日，刘子贤（甲方/借款人）和农商行黄埔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编号：1830003201800025），约定刘子贤向农商行黄埔支行借款8000000元，借款仅限用于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7个月即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8日，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合同第25条约定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借款实际发放后，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本合同借款利率不变；按月结息，每月19日为结息日，20日为付息日；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乙方有权对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天数计收逾期罚息，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罚息计算期间从逾期之日起至应付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乙方有权在借款到期后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在该合同落款处，刘子贤、郑少兰均在甲方处签字。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郑少兰并非作为借款人签字，由于郑少兰与刘子贤是夫妻关系，故其要求郑少兰在借款合同签字，确认其知悉该笔债务，该笔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日，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均为甲方/保证人）与农商行黄埔支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编号：1830073201800056），约定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为编号1830003201800025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刘子贤的债务向农商行黄埔支行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第1条约定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在乙方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种类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本金数额为8000000元，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8日止。第2条约定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第3条约定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第4条约定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3月23日，刘子贤向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表示委托农商行黄埔支行办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物业过户至其名下的相关手续，并在完成过户后向房管部门申请将该物业抵押给农商行黄埔支行，若该物业拍卖成功，则委托农商行黄埔支行直接扣收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刘子贤在农商行黄埔支行办理的800万元贷款，委托期间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刘子贤还于2018年3月26日向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成功办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物业过户手续的1个月内提供该物业作为其在农商行黄埔支行的800万元贷款的抵押物，若上述物业拍卖成功，则于1个月内将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其在农商行黄埔支行的800万元贷款。2018年3月27日，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向刘子贤名下银行账户放款8000000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8000000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月利率为4.7125‰，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日为2018年3月27日，还款日为2018年9月28日。同日，刘子贤向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归还一笔8000000元，一笔229143.92元（包括本金59385.23元及罚息169758.69元），客户回单显示，交易名称为贷款特殊归还，用于偿还编号1031008201600038《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是其下辖网点，共用一个办公地点，其业务可以由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办理。2019年8月1日，刘子贤向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载明刘子贤确认截至2019年6月11日，尚欠农商行黄埔支行本金75781.12元，利息530334.44元，具体金额以实际扣款日为准，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偿还75781.12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偿还20万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偿还剩余贷款全部欠息。朱鉴湖也在落款处签名。刘子贤于庭后书面表示不记得是否签署过该份《还款承诺书》，朱鉴湖则表示未曾签署过该份《还款承诺书》。因朱观环未履行（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2018）粤0118执恢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朱观环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登记编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号）的房产。该房产被拍卖前，刘子贤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受让债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暂停拍卖，被裁定驳回，之后刘子贤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该房产被拍卖，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实际分配得7924218.88元。2019年5月27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该次执行程序。之后刘子贤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变更其为（2018）粤0118执恢11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粤0118执异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子贤的变更申请。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因刘子贤欠付贷款本息，于是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2019年6月3日收到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后，根据农商行黄埔支行及刘子贤的指令在2019年6月5日将款项用于归还了刘子贤在农商行黄埔支行的欠款。农商行黄埔支行提交了贷款信息查询清单及贷款余额表，显示截至2020年3月16日，刘子贤尚欠贷款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包含复利51920.63元）。2019年10月18日，刘子贤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信访反映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违法放贷、违法转让金融债权的相关事项，并要求广州农商行返还已收取的本息共计1571370.47元。该局于2019年10月31日受理并核查后，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粤银保监信[2019]A065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经核查，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发放的818万元贷款并未真正用于借款时所约定的借款用途，实际用于支付朱观环不良债权转让价款，存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不良资产非洁净转让等问题，下一步将对该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关于刘子贤反映广州农商行骗取委托和贷款本息，要求返还贷款本息的事项，经核查，借款合同、相关协议、借款借据均有刘子贤签名和指模确认，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广州农商行存在骗取委托和贷款本息的情况，鉴于刘子贤提出退还已交贷款本息款项的事项涉及借款合同和相关协议有效性的判定，超出该局核查范畴，建议刘子贤循司法途径解决。另查明，刘子贤和郑少兰原为夫妻关系，于2018年1月2日登记离婚。德信恒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子贤，股东为刘子贤和郑少兰。固美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子贤，股东有罗玉华和刘子贤。固美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子贤于2019年12月26日申请追加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并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刘子贤与农商行黄埔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无效，以及要求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返还1421370.47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并无借款合同关系，与本案处理结果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子贤要求追加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的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刘子贤提起反诉，请求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共同承担责任，超出本诉当事人范围，依法不应受理，故裁定对刘子贤的反诉不予受理。刘子贤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20）粤01民终824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刘子贤的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5月29日，刘子贤向本院起诉农商行黄埔支行，并将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列为第三人，案号为(2020)粤0112民初6245号，刘子贤在该案的诉求为，确认其与农商行黄埔支行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无效，并要求农商行黄埔支行退还188861.62元。2020年6月1日，刘子贤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主张农商行黄埔支行在本案中的诉求均以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有效为前提，而刘子贤之后提起了(2020)粤0112民初6245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在该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本案应中止审理。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属于案件需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中，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诉请是基于与刘子贤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则本院必须对该《个人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进行审查认定，虽然刘子贤也针对该《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但一则本案诉讼在先而刘子贤提起的另案诉讼在后，二则本院可以在两案中对《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进行统一认定而无须先后处理，即本案并非必须以(2020)粤0112民初6245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不存在依法应中止诉讼的情形，故刘子贤的中止审理申请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二是若《个人借款合同》被认定合法有效，则刘子贤应如何承担还款责任；三是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判定。一、本案证据所反映的基本事实是，刘子贤从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处受让了（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确定的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享有的债权，刘子贤以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贷款支付了债权转让款并委托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代为申请执行以及收取执行款项，之后刘子贤向农商行黄埔支行贷款用于偿还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欠款，并同意将执行款项用于归还其在农商行黄埔支行的欠款。与上述行为相关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个人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承诺函》等一系列文件均有刘子贤的签字和指模确认，未有证据显示刘子贤在签字捺印时受欺诈或胁迫，故上述文件均为刘子贤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子贤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签字捺印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本案中，刘子贤向农商行黄埔支行贷款，以及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提供贷款，分别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二、刘子贤认为农商行黄埔支行和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首先，刘子贤未能举证证实农商行黄埔支行存在何种非法目的。其次，虽然两笔贷款的出借方均为广州农商行下辖支行，但未有证据显示农商行黄埔支行在向刘子贤发放案涉贷款的过程中存在与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恶意串通的情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信访答复认为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刘子贤发放818万贷款用于支付朱观环不良债权转让价款的行为存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不良资产非洁净转让等情况，均属于金融监管问题，并未对农商行黄埔支行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再次，刘子贤的利益受损主要是由于朱观环的房屋拍卖款不够偿还案涉借款，但这并非农商行黄埔支行所造成，并未有证据显示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或黄埔支行在与刘子贤签订相关合同时有对该房屋的价值作出约定或者承诺、保证，刘子贤作为一名成年人，且担任本案两个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对商事交易行为的可行性具备相当的判断能力并自担风险。三、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发放案涉贷款用于偿还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债务，刘子贤对此亦清楚知晓，法律对此种“借新还旧”的行为并未明确禁止，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四、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其中规定，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上述《个人借款合同》既约定对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天数计收罚息，还约定在借款到期后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实际是对逾期未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两次复利，属于双重违约处罚，该约定与上述规定相悖，也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是无任何依据的，故案涉合同关于计收两次复利的约定应认定为无效，如果罚息数额已包含复利，则不应再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复利，如果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复利，则罚息应以逾期应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因此，本院认为，刘子贤关于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无法成立，农商行黄埔支行和刘子贤之间的《个人借款合同》（编号：1830003201800025）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计收两次复利的约定无效外，合同的其他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农商行黄埔支行依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8000000元，刘子贤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即使刘子贤否认签署了2019年8月1日的《还款承诺书》，那么案涉贷款也已于2018年9月28日到期，刘子贤逾期支付贷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农商行黄埔支行依据《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以朱观环的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抵扣了相应贷款本金，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认可，抵扣后刘子贤尚欠的贷款本金应为75781.12元。根据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农商行黄埔支行有权对刘子贤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逾期罚息，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7125‰，即罚息利率为月利率7.06875‰，并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截至2020年3月16日刘子贤尚欠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包含复利51920.63元），刘子贤未能举证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述数额予以采信。但按合同约定计收的罚息已包括了对逾期应付本金计收的罚息及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的复利，故本院支持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且认定该罚息数额中已经包含了按合同约定计算的逾期应付利息的复利，之后的罚息则应以逾期应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复利以逾期应付利息为基数计算。另外，虽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并要求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25.5条的约定，借款利率不作调整。因此，自2020年3月17日起，刘子贤应以本金75781.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罚息；以利息43760.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复利；罚息不计复利。对刘子贤的抗辩意见本院分别回应如下：第一，关于农商行黄埔支行以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抵扣贷款本金的行为，刘子贤认为缺乏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刘子贤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其同意直接以房屋拍卖款归还其在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贷款，该意思表示真实，亦系其自由处分权，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最终以房屋拍卖款归还贷款的时间超出了《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期间，但这是由于该房屋拍卖涉及执行流程，并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过错导致，且刘子贤在《承诺函》中承诺在该房屋拍卖成功后一个月内以拍卖所得款归还欠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贷款，故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收到拍卖款的3日内即将款项划入农商行黄埔支行内部资金专户，农商行黄埔支行当天即用于抵扣了刘子贤的欠款，其行为并无不当。第二，刘子贤认为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要求朱观环承担债权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农商行黄埔支行又在本案中主张利息、罚息及复利，即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农商行黄埔支行对同一笔贷款收取两笔利息。本院认为，两笔贷款的主体、数额、贷款事由均不相同，并不能视为同一笔贷款，农商行黄埔支行依法有权依照案涉借款合同向刘子贤计收利息、罚息及复利。第三，刘子贤认为在其已经还清贷款的情况下，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擅自处分抵押物，且以毛坯价格拍卖抵押物，导致房屋拍卖款低于抵押物实际价值，该意见属于另案执行程序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第一，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是其与郑少兰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经查刘子贤与郑少兰已于2018年1月2日登记离婚，即案涉贷款并非发生在刘子贤与郑少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案涉贷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郑少兰在《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均有签字，应为保证人，且《个人借款合同》明确载明贷款用于借新还旧，郑少兰在《个人借款合同》签字，应对该借新还旧的约定清楚知晓，故郑少兰应当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少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第二，朱鉴湖虽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但是该合同约定借款业务种类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农商行黄埔支行并未进一步举证朱鉴湖对刘子贤的案涉贷款是借新还旧的事实清楚知晓，其诉请朱鉴湖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债权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应对公司有权机关的相关决议进行审查。本案中，虽然农商行黄埔支行未举证对德信恒公司的相关决议进行审查，但是考虑到德信恒公司仅有刘子贤和郑少兰两名股东，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刘子贤和郑少兰在《个人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上均有签字，应当视为德信恒公司同意为刘子贤的案涉债务进行担保以及知晓案涉贷款是借新还旧的事实，故德信恒公司应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德信恒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第四，固美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且在《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均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农商行黄埔支行诉请固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固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子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偿还贷款本金75781.12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20年3月16日的利息为43760.31元，罚息为528259.56元；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罚息以本金75781.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复利以利息43760.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罚息不计复利）；二、被告郑少兰、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对刘子贤的上述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向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郑少兰、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被告刘子贤追偿；三、驳回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9元，财产保全费3659元，均由被告刘子贤、郑少兰、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娜人民陪审员 宋 伟人民陪审员 宋彩琼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春梅书记员廖茜茹（代）附一：本裁判所依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