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337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济南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291号。 法定代表人：王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献民，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国，山东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王霞，女，196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山东恒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章丘市明水山泉路东段路北。 法定代表人：刘春锋，经理。 申诉人济南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盛公司）与被申诉人王霞、山东恒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4755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以鲁检民（行）监［2019］3700000077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鲁民抗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董梅、彭敏出庭履职。申诉人鹏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献民、赵永国，被申诉人王霞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恒盛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4755号民事判决驳回鹏盛公司的执行异议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鹏盛公司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该两份协议书均明确了恒盛公司应将贵和瑞园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鹏盛公司，并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协议签订后，鹏盛公司按照约定向恒盛公司支付了土地转让及相关款项，并已完成了合作开发项目所涉房产的建设施工，涉案房产作为上述项目的一部分也由鹏盛公司实际出资建设，只是因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而使用恒盛公司的相关手续，进而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综合以上，鹏盛公司出资购买涉案土地，对涉案房产进行了事实上的建造行为，并已实际占有使用，在其未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涉案房产权属登记证明之前，可以认定其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终审判决驳回鹏盛公司关于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异议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鹏盛公司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称，鹏盛公司为案涉房屋的实际物权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原审审理中，鹏盛公司业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被执行的房屋是鹏盛公司实际出资合法建设的，鹏盛公司是案涉执行标的的实际权利人，不能仅以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外观公示性作为物权认定的唯一依据，而且我国物权法也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应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实际权利人，因而原判决机械适用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生效原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即使不认定鹏盛公司为实际物权人，鹏盛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亦足以排除执行。恒盛公司已将涉案房地产项目转让给鹏盛公司，鹏盛公司已实际支付了转让费，涉案项目全部由鹏盛公司开发投资建设，并自主销售，收益全部归鹏盛公司所有。尽管涉案项目的手续没有办理至鹏盛公司名下，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鹏盛公司对于被执行房屋享有合法真实的权利，足以排除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鹏盛公司有充分证据证实，王霞对恒盛公司的债权存在重大问题，涉嫌存在虚假诉讼、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问题，王霞享有的债权不足以对抗鹏盛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 王霞辩称，涉案房屋的建设用地、工程规划、工程施工和房屋预售许可等手续，全部办理在恒盛公司名下，由此证明恒盛公司对王霞申请查封的涉案房屋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鹏盛公司主张其为涉案执行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之前的济南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是王霞申请查封涉案房屋后作出的，且该仲裁裁决书业已被撤销，鹏盛公司主张涉案被执行房屋的实际权利没有裁判依据。 恒盛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鹏盛公司向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位于章丘市归鹏盛公司所有，并停止对上述财产的强制执行；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霞、恒盛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在王霞与恒盛公司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历下法院）对位于章丘市房屋予以查封。鹏盛公司依法向历下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历下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鲁0102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鹏盛公司的异议，鹏盛公司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有误，法律适用不当，遂提起本案诉讼。一、鹏盛公司取得位于章丘市房屋的基本事实。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在2008年7月1日就位于章丘市的一宗36.6亩土地，达成《土地转让协议书》（实为意向书），约定该宗土地在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过户要求时，恒盛公司即将该宗土地使用权过户给鹏盛公司，用于商品房开发。为了履行协议，尽快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25%的土地转让条件，鹏盛公司以恒盛公司名义积极投资工程建设，达到了总投资25%的投资比例要求，而且鹏盛公司还继续按照规定投资完成了整体项目的所有建设活动，所投资开发建设的商品房，达到了出售、交房、入住等条件。但是，恒盛公司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标的土地的使用权过户到鹏盛公司名下。为了督促恒盛公司尽快履行土地过户等义务，理顺财产关系，2011年6月30日，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再次协议约定，恒盛公司有义务将土地使用权以及各种审批手续、建设资料等过户、更名至鹏盛公司名下，以方便鹏盛公司下一步为业主办理房屋登记等事宜。鹏盛公司陆续履行了约定的所有合同义务，但恒盛公司始终未能依约履行将土地使用权过户，以及将其他许可手续、施工资料变更到鹏盛公司名下的义务。恒盛公司的违约行为给鹏盛公司的房屋销售、小区管理、房屋发证等大量后续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同时给鹏盛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多次协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根据合同约定，鹏盛公司依法向济南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济南仲裁委于2016年2月4日作出（2015）济仲裁字第1439号裁决书，在查明并确认事实中认定：“（二）……申请人（鹏盛公司）以被申请人（恒盛公司）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并由申请人完成了贵和瑞园房地产项目的开发、销售等工作。”该裁决书裁判第二项载明：“被申请人于本裁判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证号：章国用2009第××号）过户到申请人名下，被申请人应配合完成上述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另按照地随房走的原则，本案争议的楼房属鹏盛公司所有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给予确认，且该案已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鲁01执301号立案执行，现尚在执行阶段。二、鹏盛公司已获取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鹏盛公司为取得涉案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先后出资额达1413718元，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楼房建设、销售等原始证件均由鹏盛公司持有，并自2008年7月1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后，实际对该处土地进行管理、使用。该事实已经生效的（2015）济仲裁字第1439号裁决书均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因此鹏盛公司已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三、鹏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物权请求权。认定鹏盛公司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关键在于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是基于债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鹏盛公司向法院提交的（2015）济仲裁字第1439号裁决书，是依据合作关系作出的物权确认裁决，其权利基础决定法律关系。裁决中确认的是将土地过户、协助完善手续，此时标的物所有权处于执行过户状态，根据债权平等原则，因该标的物已进入执行状态，足以排除他案执行。四、涉案房屋被查封，对鹏盛公司已造成严重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房屋被查封后，不能正常销售，使大量的房屋闲置，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已出售的房屋业主办理房产证的手续也被迫中止。为此，业主们人心惶惶，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要求退房，不断的追问被查封的责任，产生了很多误会和纠纷，损失严重。综上，鹏盛公司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已付清合同约定的款项，贵和瑞园项目中的所有房产应属于鹏盛公司所有，鹏盛公司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王霞与恒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根据王霞的申请，于2015年11月18日查封了恒盛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章丘市（以下简称涉案房产）。2016年2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历民初字第27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恒盛公司偿还王霞借款245.5万元。该判决生效后，恒盛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王霞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拍卖涉案房产。在此过程中，鹏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鲁0102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鹏盛公司主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但未提交物权登记的证据，其提交的仲裁文书产生于一审法院查封之后，故认定鹏盛公司对涉案房产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遂驳回了其执行异议。该裁定作出后，鹏盛公司不服，于2016年6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贵和瑞园房地产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恒盛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所载明的建设单位均为恒盛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注明的开发单位亦为恒盛公司。 2008年7月1日，恒盛公司、章丘市民委员会（甲方）与鹏盛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经招拍挂所得宗地36.6亩以12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甲方义务”有：1.一次性办理由甲方转让给乙方的36.6亩土地的所有手续，并按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签订土地使用权合同，交接全部相关文件；2.该宗土地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过户要求时，甲方即将该宗土地过户给乙方，办理土地过户手续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全部由甲方承担。 2010年1月7日，恒盛公司、章丘市民委员会与鹏盛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鹏盛公司有偿使用恒盛公司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建设贵和瑞园项目，有偿使用期限为工程建设总投资达到25%时止；鹏盛公司向恒盛公司支付规划、设计、监理及土地转让前有偿使用资质费60万元，章丘市民委员会向恒盛公司支付30万元；协议签订前，鹏盛公司预付给恒盛公司30万元作为前期工作筹备金，其余费用按工程进度分别支付。 2011年6月3日，恒盛公司与鹏盛公司签订《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贵和瑞园项目由恒盛公司通过土地公开出让程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经章丘市发改委核准立项，建筑面积为36700平方米，该项目由鹏盛公司投资建设、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该协议书约定恒盛公司的义务为：1、协助鹏盛公司办理土地、立项、规划、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建设及竣工验收等相关手续，完善相关建设资料；2、在购房合同上盖章，同时开具相应的发票，在鹏盛公司指定银行为鹏盛公司开设2-3个本公司对公账户的辅助户，专用于贵和瑞园项目的销售按揭贷款。协议约定的鹏盛公司的义务为：1、办理、完善由恒盛公司签署的建设手续及相关文档材料，若发生违约或合同纠纷、安全责任事故等问题，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鹏盛公司自行承担，恒盛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项目建成后，鹏盛公司负责销售、管理，若因施工质量、建设材料、房屋销售、售后服务等出现的任何问题，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鹏盛公司自行承担，恒盛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3、该项目建设及销售产生的正常税费全部由乙方缴纳。该协议第五条约定，鹏盛公司给恒盛公司50元∕㎡的费用，总计为183.5万元，本协议签订前已付90万元，剩余93.5万元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上述协议签订后，因恒盛公司未按约履行土地使用权过户义务，鹏盛公司向济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济南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2月4日作出的(2015)济仲裁字第1439号仲裁裁决书，认定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和《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该两份协议书中均明确了恒盛公司应将贵和瑞园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鹏盛公司，并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在鹏盛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恒盛公司支付了土地转让及相关款项的义务，并已完成了合作开发项目销售的情况下，恒盛公司应及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鹏盛公司，故裁决恒盛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到鹏盛公司名下，配合鹏盛公司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此外，该裁决书认定鹏盛公司共向恒盛公司支付款项14137108元，并以恒盛公司的名义向章丘市房屋管理服务中心指定的账户交纳商品房预售保证金540万元。另，该仲裁裁决书记载，在仲裁过程中，鹏盛公司、恒盛公司均认可由鹏盛公司完成了贵和瑞园项目的开发、销售工作。该裁决书现已生效，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截至本案庭审之日，涉案土地使用权尚未过户至鹏盛公司名下。 鹏盛公司于2009年1月19日取得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10年1月19日。鹏盛公司认可在贵和瑞园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其未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所使用的为恒盛公司原有的许可证。现涉案房产所在楼宇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恒盛公司。 另，案外人王汝凤曾因与恒盛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请查封了恒盛公司为贵和瑞园项目开立的预售保证金账户中的款项162万元。该案在章丘市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鹏盛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主张上述预售保证金162万元及利息应归鹏盛公司所有。章丘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81执异2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鹏盛公司提出的异议。此后，鹏盛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章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鹏盛公司系贵和瑞园项目的实际投资开发人，并认为上述预售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为鹏盛公司所有，支持了鹏盛公司要求停止对该保证金执行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王汝凤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章丘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遂作出（2017）鲁01民终7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涉案房屋已办理了以恒盛公司为所有权人的房产证，涉案房产尚未出售，故所有权应归恒盛公司所有。虽然（2015）济仲裁字第1439号仲裁裁决书认定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和《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并裁决恒盛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到鹏盛公司名下，配合鹏盛公司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但该裁决书的作出系在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查封之后，且截止到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之日，涉案土地使用权仍未过户登记至鹏盛公司名下。涉案房产之所以能够办理以恒盛公司为所有权人的房屋所有权证，是因为恒盛公司前期已经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办理了以恒盛公司为建设单位和开发单位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虽然在（2017）鲁01民终769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鹏盛公司系贵和瑞园项目的实际投资开发人，但鹏盛公司对贵和瑞园项目的投资、开发系基于其与恒盛公司签订的《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以及与恒盛公司、章丘市民委员会三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协议书》。鹏盛公司在未取得“五证”的情况下，基于上述三份协议书进行投资、开发，与恒盛公司之间形成的系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必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行业，房地产开发资质是一种市场准入条件，为此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具备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才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鹏盛公司在未取得上述“五证”的前提下，以恒盛公司的名义对贵和瑞园项目进行投资、开发，若认定此类开发行为能够取得房地产的所有权，将会严重扰乱房地产开发市场秩序，影响市场交易安全，与我国现行的房地产市场准入制度是相悖的。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鹏盛公司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证据不足，其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对鹏盛公司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鹏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780元，由鹏盛公司负担。 鹏盛公司不服本案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鹏盛公司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王霞、恒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鹏盛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判决驳回鹏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片面采信证据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请二审法院公平纠正。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判决书第二页经审理查明部分，仅是查明了本案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纠纷的形成过程，对于异议之诉所需对九套住房作出确权认定的实体证明要求，没有实质意义。一审判决原文转载了起诉状和王霞的答辩状，仅在判决书第十五页第十行开始至第十六页第二行，认定了王霞因与恒盛公司产生的民间借贷，导致诉讼，申请执行，法院查封，执行异议，裁定维持的无争议的事实。自判决书第十六页第三行开始进一步认定了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之间为了开发包括本案争议九套商品房在内的贵和瑞园房地产项目，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和《贵和瑞园合作协议书》的事实；鹏盛公司以恒盛公司名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商品预售许可证的事实；以及鹏盛公司为履行与恒盛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协议》，向恒盛公司付款1260万元，嗣后对于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因为项目更名，保证金账户所有权申请仲裁的过程，章丘区法院受理与本案有关联的保证金账户被查封，鹏盛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的客观事实过程。尽管一审判决书对于上述事实的客观描述说不上不对，诉争双方对于上述事实的发生，原本争议不大。鹏盛公司之所以对一审不服，提起上诉的原因在于，一审判决书仅仅依靠片面的表象事实，就对于价值不菲的九套住房所有权作出草率确权，貌似负责和公允，其实是故意借助洋洋洒洒的文字表述，掩盖和稀释本案争议的根本焦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对上述客观事实的片面理解和片面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事实应指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而非部分片面事实，应是案件背后的本质事实，而非表面的简单化事实。人民法院的判决，应当针对案件的争议焦点而作出明确的裁判观点。绝非故意避重就轻，闪烁其词。鹏盛公司对“贵和瑞园”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建设，投资管理，广告策划，经营出售，物业管理等，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原始取得了该小区房地产整体权利。这才是作为物权确权案件应当查明、认定、充当裁判依据的主要客观事实。鹏盛公司历时数年，呕心沥血，投资逾亿金额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并且依然在进行出售活动并负责前期物业管理。如此人所共知的、与案件争议焦点密切相关的大量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视而不见，在判决书中予以省略。武断否定鹏盛公司的所有人资格，完全违反法律、违背常理。就事实来看，本案争议的“贵和瑞园”房地产开发项目，目前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义之下。但由鹏盛公司出全资开发建设确实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本案争议的根本焦点无非是鹏盛公司借用恒盛公司的名义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权属所归的根本分歧。一审法院对于这一关键分歧的裁判态度，违反生活常识，简单机械的就名义而名义。对于鹏盛公司血本的资金投入和实际开发建设活动应得的原始物权权利予以全面否定，着实骇人听闻。二、关于证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一审中鹏盛公司为了充分证明全部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真相，不仅提交了判决书采信的三方面证据：即土地转让协议书，规划建设、建筑施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向恒盛公司付款的单据。还围绕自己的主张同时提供了更多，更大量的证据（详见证据目录）。这些证据无论从客观真实性，还是合法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考量，均能充分证明包括涉案九套房屋在内的整个“贵和瑞园”小区都是鹏盛公司投资建设，并原始取得的合法财产。不是恒盛公司所有的财产。鹏盛公司对该房屋财产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前的（2016）鲁010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书中，仅对反映表面现象的个别证据选择性的作出认定和采信，以此得出片面的违背事实的认定，而对鹏盛公司提交的大量反映全面客观事实的证据置若罔闻，甚至违反法定程序，拒绝组织庭审质证，剥夺鹏盛公司诉讼权利，消极审理，违法裁判。原4149号一审判决书未阐述不予采信这些证据的理由。分明是对鹏盛公司诉讼权利的漠视和剥夺。鹏盛公司因此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依法认为：对于鹏盛公司实际投资建设“贵和瑞园”事实，不予查清便予裁判，属于事实不清。这充分说明了鹏盛公司是否是实际投资人，对于案件的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一审法院在重审本案时，依然不负责任，只是应付上级法院生效裁定。简单的把鹏盛公司投资“贵和瑞园”证据，轻描淡写的质证并写入认定事实后，依然坚持重审之前的裁判观点，片面根据该项目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简单事实，否定了鹏盛公司的权利主张。三、关于适用法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本案虽为案外人异议之诉，但本质上属于物权确权案件。一审法院的审理任务主要是完成对涉案九套房子所有权认定。恒盛公司在诉讼中，完全承认鹏盛公司的诉讼主张。但是一审法院却违背当事人的一致意思。概括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几方面争议，本案焦点无非是：人民法院在裁判物权认定案件，遇到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时，究竟是简单的以书证表面所记载的名义人为所有人确权，还是认真负责地调查名义背后的真相，实事求是的以实际权利人为所有人而公平确权。分析一审判决书的裁判理由:“根据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表明，涉案房产预售登记许可证仅登记在山东恒盛公司名下，鹏盛公司即使挂靠恒盛公司的资质进行建设，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作为物权均应以登记为公示要件。故认为鹏盛公司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证据不足……”。显而易见，一审法院是选择了前者，而抛弃了后者。鹏盛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明显适用法律不当。第一、本案争议房产，因恒盛公司违约致使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未办理过户手续。鹏盛公司前期挂靠恒盛公司名义建设形成的财产权(投资25%)，没有及时理顺到鹏盛公司名下。后期鹏盛公司的投资形成的财产所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原本就是鹏盛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投资形成的财产，与恒盛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鹏盛公司认为，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属于借名关系。借名关系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借名法律关系中，无论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法律原则，亦或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还是社会之正常情理，都应当不折不扣的认定借名人为实际权利人，被借名人出借的仅是名义而已，永远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实际权利人。可见，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既不合法更不合情。第二，《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是关于不动产登记的专门性规定。而本案争议九套房屋尚处于开发建设阶段，虽然建成竣工出售，业主入住，但开发商并没有按照恒盛公司名义依法进行初始登记，并不产生公示效力问题，恒盛公司不能享受物权登记的公示利益。初始登记前的物权确定，不应拘泥于《物权法》第六、九条关于物权登记的规定。理应根据投资主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公平确定，方为合乎情理和法律。第三，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作为房地产开发及建筑许可的行政管理程序，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范围，与物权确权没有直接联系。不应与物权法关于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划等号。一审法院夸大行政许可登记证为物权登记效力，简单推定恒盛公司物权登记权利，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不当。第四，一审法院将物权登记作为物权权利的唯一条件，予以绝对化，并以此排除实际所有人合法物权权利，违背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最高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即使鹏盛公司实际投资建设，由于不符合物权登记的形式要件，所以物权主张不能成立。显然失之机械、教条、简单和不负责任。社会实践中，物权在办理初始登记前确实有大量的客观存在。如仅仅因没有登记便绝对的否认他们的财产权利，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本案中鹏盛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投资建设形成了房屋物权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否认鹏盛公司的财产权利，完全违背生活逻辑和一般生活经验。第五、退一步讲假如本案按照物权法规定确定权利。那么，根据规定，确定物权的方式并非物权登记唯一形式。法律规定除了物权登记之外，还有生效法律文书等可以作为确认物权的法定依据。本案中鹏盛公司已经向恒盛公司支付了土地对价，取得了该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并在其上进行投资开发建设活动，形成了规模化的住房小区。济南市仲裁委员会已经作出过生效裁决，且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涉案房屋所使用土地权利已属鹏盛公司合法所有，按照房随地走的原则，建设在该土地上的涉案房屋，也不宜否认鹏盛公司的合法物权权利。第六，物权法关于物权登记的物权效力，仅在于公示作用和推定作用，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权利。其实，物权登记程序仅是登记机关对物权状态的表面审查，不像民事确权诉讼那样实质性审理。登记薄与实际所有人分离的情况并不能杜绝。一审法院将物权登记权利加以绝对化作为裁判思路，是对物权法物权登记规定的曲解，不符合生活经验实际。一般情况下，物权权利按照登记内容予以证明并加以推定。但是物权法也同时规定，当第三人认为自己才是实际权利人时，有权提出异议申请，请求变更登记。法律之所以作此规定，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实际所有人的公平保护。由此可见，当物权登记名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时，应当保护实际所有人的物权权利，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法律原则和公平公正的法律要求。本案中鹏盛公司投资建设形成了房屋，投入巨资建设了整个小区。只是因种种原因以恒盛公司名义办理了行政许可手续。一审判决不承认鹏盛公司合法产权，显然违反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原则。四、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公。本案恒盛公司作为有开发资质的房地产企业，拍得贵和瑞园地块开发符合规定。由于其资金不足，故协议将土地使用开发权转让给鹏盛公司，也为法律所允许。履行过程中由于恒盛公司违约未能及时办理行政许可手续的更名，鹏盛公司的开发活动因其连续性不能停止，于是形成了行政许可手续名义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主体不一致的分裂情况。为此，鹏盛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尽快理顺关系，相关法律手续正在努力中。鹏盛公司先后投资8970余万元，建成了9栋商品房用于出售。现在已经部分出售，业主已经入住，鹏盛公司承担前期物业管理。尚有部分房子待售，一切工作均因连续性不能停止。但是由于恒盛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债权人纷纷对其提起诉讼，却申请将鹏盛公司投资开发的该小区未售楼房等物权权利，作为恒盛公司的财产，查封、拍卖抵账，连带鹏盛公司陷入诉累和债务危机。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结果，鹏盛公司的所有投资均不受法律保护，所有投资将无法收回。那么，不仅已售出的房子不能登记，已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正在运行的小区物业也陷入停滞，剩余的房子无法再售，大量银行贷款无力偿还。鹏盛公司会陷入破产。连带发生一系列社会危机。这对于作为民营企业的鹏盛公司而言，巨额财产被不公正裁判所吞噬，判决结果是灾难性地，实属严重之不公。目前正针对前些年一些司法机关，滥用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措施，肆意侵害民营企业合法财产权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积累成严重社会历史问题，损害我国法律形象的严重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从政治和政策角度作出《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尤其司法机关做出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跟进，迅速出台了《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等系列司法解释。鹏盛公司作为民营企业，所遭遇的正在发生的困境，恰好是最高法院正在努力纠正的历史问题。一审判决不负责任的仅仅按照文件名义确定产权，使鹏盛公司投资数亿资金建设的整个小区都将丧失合法产权。整个项目陷入瘫痪，连环债务纠结不清。恳请二审法院借鉴其他司法机关已经犯过历史错误的教训，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裁判。对实际投资人主张所有权确认，理应予以审查。人民法院针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与被执行人存在借名经营、开发关系，其系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由，请求对该标的物停止执行并确认所有权的，案外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只是名义产权人、案外人才是真正产权人，且不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本案中，鹏盛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借名建设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有土地转让协议、规划、勘察、建设、物业服务等大量证据证实，有102份证据提交。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结合诉争房屋一直由鹏盛公司实际支配使用的事实，鹏盛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证明鹏盛公司系诉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具体到本案，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不应简单依据房屋权属登记进行认定，而应综合衡量该房屋的合同签订、出资事实以及占有使用等实际情况，特别是出资款项性质分析认定。权属证书不是唯一产权证明的凭证。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机关颁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权利的证明，但其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不具有“绝对”的证据效力，即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推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真实，但产权权属证书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即实际权利的状况，在该不动产物权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为真正的权利人时，即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应探求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确认真正权利人，不能简单按照房屋产权证书上登记的产权人认定物权所有人，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定物权所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证书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不动产登记的权利状况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基于权属的真实状况确认物权归属。可见，不动产权属证书所记载权利人系推定权利人，但如有确实、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仍可以依据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确定不动产的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结合鹏盛公司陈述的当时借名开发、经营等原因投资建设楼房，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足以认定鹏盛公司提交的证据更具优势，其陈述的可信度更高，能够认定其借名经营开发楼盘的事实存在。鹏盛公司与恒盛公司的土地转让协议效力仲裁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虽然仲裁书生效日期在讼争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但并不影响其依法具有的既判力和执行力。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由此可见，《物权法》规定了法院裁判文书可以引起物权的变更。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对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效力，但该产权证书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即实际权利的状况。综上，鹏盛公司未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鹏盛公司有权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有权要求停止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再结合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此时就不能简单按照房屋产权证书上登记的产权人认定物权所有人，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定物权所有人。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鹏盛公司提交：1、加盖章丘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资金往来结算收据2张，保证金9万元；2、北京银行电汇凭证，金额为540万元；3、加盖济南市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管理办公室财务专用章的养老保障金专用收款票据，金额为860080元、加盖有章丘市解决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问题领导小组财务专用章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金额661600元，加盖有章丘市散装水泥办公室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1张，金额为68214元；4、加盖有章丘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项目名称为基础设施配套费，金额分别为36万元、100万元、4291.2元。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费15927元；5、章丘贵和瑞园补充协议一份，甲方为鹏盛公司，乙方为济南科信达建筑公司。上述证据证明有关贵和瑞园项目取得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各种证件涵盖有施工、验收、竣工、备案、规划等所有费用均是由鹏盛公司支付。在施工过程中有关的工程建设与建设方的合同约定也均是由鹏盛公司直接参与。提交2017鲁01民终7695号、7696号、7179号生效法律文书，该三份法律文书均表明贵和瑞园项目从土地的使用到楼房的建设、到物业的管理，进行了细化，法律文书最后确认鹏盛公司为贵和瑞园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即案涉项目真正的权利人为鹏盛公司。王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与鹏盛公司无关，该证据是开发商建房手续；对鹏盛公司提交的鹏盛公司与济南科信达建筑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济南中院（2017）鲁01民终7695、7696、7179号生效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可比性，不是同一类型案件。对王霞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贵和瑞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实际是由鹏盛公司投资开发建设、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但贵和瑞园项目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恒盛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所载明的建设单位均为恒盛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注明的开发单位亦为恒盛公司，涉案房屋也以恒盛公司为所有权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鹏盛公司基于其与恒盛公司签订的《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以及与恒盛公司、章丘市民委员会三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对贵和瑞园项目投资、开发行为，并不必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故一审认定鹏盛公司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证据不足符合法律规定。鹏盛公司以恒盛公司的名义开发房地产，建设涉案房屋，并将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作为物权，均应当以登记为公示要件，鹏盛公司以其实际投资建设、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为由要求停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缺乏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鹏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0元，由鹏盛公司负担。 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鹏盛公司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贵和瑞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实际是由鹏盛公司投资开发建设、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但是，涉案贵和瑞园项目登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恒盛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所载明的建设单位均为恒盛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注明的开发单位亦为恒盛公司，涉案房屋也以恒盛公司为所有权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对上述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其审理范围和对象不是确认鹏盛公司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际权利，即本案不是房屋所有权确认争议，而是鹏盛公司享有的实际权利能否足以对抗和排除对涉案执行房屋的强制执行。对于涉案执行标的的实际权利人和登记权利人不一致，外观权利和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尊重和保护登记权利人，还是尊重和保护实体权利人，目前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均缺失统一明确的裁判规范。本院通过类案检索，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类案裁判意见，可以看出全国各级各地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类案裁判意见都不一致，但都是审理法院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认知，以及对不同权利保护的价值判断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而作出的认定。本案系再审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纠错，即当事人须有证据证明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在本案纠纷缺乏统一裁判规范和依据的情况下，本院作为再审法院应当对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给予充分的尊重。 首先，鹏盛公司主张其为涉案执行标的的合法建造人，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其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实际物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但是，如何认定因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而取得物权，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并未置明文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的裁判意见，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建造人必须办理了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虽然涉案贵和瑞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实际是由鹏盛公司投资开发建设、销售及售后服务管理，但贵和瑞园项目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恒盛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合法建房手续中所载明的建设单位均为恒盛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注明的开发单位亦为恒盛公司，涉案房屋也以恒盛公司为所有权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在此情形下，鹏盛公司仅以其与恒盛公司订立的《土地转让协议书》《贵和瑞园项目合作协议书》为据，无法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建造该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其次，不动产物权实行登记生效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不动产物权的权属，社会公众都是通过政府设立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予以识别和判断的，无法通过实际投资和建设行为予以判定。试想假若一个人以不动产系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将登记于他人名下的不动产声称为自己所有，社会公众也难以相信，这是由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公示性所决定的。就本案而言，因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手续及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均登记于恒盛公司名下，涉案项目购房人能否最终取得房屋权利，也需要恒盛公司协助办理，因此，原判决认为，鹏盛公司对涉案执行标的享有的实际权利，不足以对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书的公信力和公示性，认定鹏盛公司关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第三，鹏盛公司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就是说如果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应依法确认其物权。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动产登记主要是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事项，如土地使用权登记、房屋所有权登记等。若当事人持有证据证明此种登记错误的，可以通过物权法规定的异议登记或者更正登记制度予以解决。就本案而言，涉案被执行房屋自建成后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也登记在恒盛公司名下，若鹏盛公司认为登记错误，可以依照物权法的规定进行更正登记或者提出异议登记，及时变更其为登记权利人。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时可以变更，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预售许可等行政许可手续是无法通过登记变更的。鹏盛公司主张其依据与恒盛公司订立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登记过户请求权。对于房屋的登记过户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明确房屋买受人享有的该权利，属于物权性质的权利，即物权期待权，而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过户请求权是否具有物权期待权的属性，目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故鹏盛公司的上述再审理由法律依据不足。 鹏盛公司在本案再审中主张王霞与恒盛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涉嫌职业放贷及虚假诉讼，其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和投诉，并请求中止本案审理。本院认为，在另案民间借贷诉讼的生效裁判尚未依法被撤销的情况下，鹏盛公司的上述理由与本案之间缺乏关联性，而且鹏盛公司也未向本院提供有关部门对其举报和投诉的立案调查结论，故本院对鹏盛公司中止审理本案的申请无法准许。若此后有关部门对鹏盛公司投诉和举报的调查结论对本案裁判结果产生影响，鹏盛公司再另循法律规定的途径加以处理。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475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永起 审判员  程 林 审判员  张 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