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4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住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天水天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住天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住天水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甘肃昱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某2，住天水市。原审被告：何某，住天水市。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原审被告杨某2、何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2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2及张某2、张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原审被告杨某2、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46500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根据己经生效的秦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50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表明，上诉人杨某1与原告张某2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此时双方当事人已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于2018年8月9日举行婚礼后开始共同生活，2019年3月5日，双方开始分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此种情形下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即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该生活困难应当以绝对生活困难为标准，而不是以相对生活困难为标准。所谓绝对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己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相对困难，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由于给付造成了前后相差比较悬殊，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司法解释的本意，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即绝对困难进行规定的。而原审判决却以“给付彩礼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系客观存在”为标准，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一定数额的彩礼，明显系对该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错误。故应按解释的本意撤销原审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彩礼数额较大，显系认定事实错误。就按被上诉人所请求的彩礼数额46500元来说，也不算数额较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天水市秦州区生活，天水市城区的彩礼数额大约分为60000元、80000元和100000元三个档次，被上诉人所给付彩礼数额在目前习惯范围之内，原审法院凭什么认定给付彩礼数额较大？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给付彩礼的行为，给被上诉人带来一定的困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纯属于原审法院主观推定。被上诉人张某2，系天水长开厂有限公司正式员工，该企业系我市范围内效益比较好的国企，每月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被上诉人张某3系天水新华印刷厂正式职工，每月也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被上诉人张某3配偶袁武红也是天水新华印刷厂正式职工，现已经退休，每月除了固定的退休费之外，还在天水师院做临时工，有一份额外收入；被上诉人一家现在有住房三套，即位于××区房屋一套，位于××区房屋一套，位于天水市××区房屋一套；按被上诉人一家有固定收入且有多套住房的情形，应属于我市中上生活水平的家庭，一次性拿出40000元送彩礼，丝毫不影响被上诉人一家的正常生活，更谈不上会导致被上诉人一家生活绝对困难。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彩礼只有40000元，其余6500元是在领取结婚证后上诉人杨某1走亲戚时，被上诉人家其他亲戚所赠予；同时，被上诉人一方做为本案原告，也没有提供给付彩礼46500元的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绝对困难的任何证据。因此，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三、上诉人一家生活困难，没有能力返还。上诉人父亲杨某2系秦州区皂郊镇杨川村农民，身体患有疾病，只有在身体状况好时在外打工，没有固定收入；上诉人母亲何某也没有固定收入，现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公司做业务员，拉来一笔业务才有一份收入；上诉人杨某1本人系天水师院医务室临时工，每月的收入只有1500多元，而且该工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被辞退的可能。另外，上诉人一家为了给张某2和杨某1办理结婚事宜，共支出大约70000多元，被上诉人所送彩礼远远不够上诉人一家的支出。支出情况大概如下：2018年4月20日左右商量订婚的事宜，上诉人父母亲支出酒席钱500元左右，2018年7月13日（订婚前一天）下贴请亲戚吃饭支出2000元左右，在结婚前的8月4日、5日上诉人一家连续两天在家中招待亲戚朋友，花费4000元左右，婚前置办陪嫁物品及床上物品花费30000元左右，结婚当天上诉人父母亲负担酒席钱6000元（该款直接交给了张某3），又支付包车费及烟酒钱5000元左右，2018年8月11日被上诉人张某2陪同上诉人杨某1回门，上诉人父母亲给张某2买衣服等支出1500元左右，2019年春节期间，张某2到上诉人家里走亲戚，上诉人父母亲又给张某2置办礼品花费2000元，2018年7月，考虑到办理结婚时上诉人家中要来客人，上诉人一家重新装修住房，又花费15000元左右；另外，在被上诉人张某2与上诉人杨某1办理结婚登记后，多次去外地旅游，上诉人父母亲给两人现金大约6000元左右。现在，上诉人一家生活困难没有能力返还该彩礼。四、被上诉人张某2之所以在与上诉人杨某1建立恋爱关系不久即办理结婚登记，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取得天水长开厂有限公司的一套福利房。2018年11月9日，该公司下发了《2018年职工保障房出售方案》，该方案规定的前提条件即为：“与长开厂公司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在职己婚男性职工，夫妻双方未享受国家政策性福利分房”。被上诉人张某2在与杨某1办理结婚登记后，即根据该规定取得了位于××区房屋一套，该房屋取得价格不到10万元，但是，该房屋因属于学区房，目前市场价约为40万元左右，该房屋系婚后共同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待该房屋取得房屋产权证后，上诉人杨某1将另行提起诉讼要求依法进行分割。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平，不合情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秦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2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张某2、张某3辩称，一、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从已生效的秦州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甘050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导致上诉人杨某1与答辩人张某2离婚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婚后无夫妻性生活。也就是说，即便双方于2017年11月17日办理婚姻登记，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但并不符合一般公众认知的夫妻关系。另外，二答辩人原本就是普通的职工，年收入根本达不到4万元，而向上诉人及原审二被告给付的不仅有4万余元的干礼，还有其他诸如张某2与上诉人旅游、给上诉人购买衣服礼物、筹办婚礼等各项花费总计20余万元。如此数额的支付彩礼等花费，对于家庭收入有限的二答辩人来说属于较大额支出，势必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该情形也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因婚前给付彩礼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原审依据该司法解释酌情作出由被上诉人、原审二被告返还2.8万元的判决并无不当。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1.无论上诉人与二答辩人是否在天水市秦州区生活，也不论天水市城区的彩礼数额多少，或按风俗习惯范围之内外方向女方给付彩礼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女方缔结婚姻、共同生活，既然上诉人没有与张某2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张某2的目的显然落空，这与二答辩人当初给上诉人和原审二被告给付彩礼的本意明显背离，也与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借婚约索取财物的规定相悖。2.即便张某2和其父母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是靠其自身劳动所得，其家庭住房有单位福利房屋，也有继承所得房屋，但这些房屋都是张某2父母的财产，而张某2参加工作年限不长，凭自己的收入向上诉人、原审被告支付彩礼及其他费用，必然导致其经济困难。三、上诉人一家因装修房屋、给上诉人置办嫁妆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这不是其借婚约之名收取彩礼的理由。若其条件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可向当地政府申领最低生活保障或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在上诉人与张某2离婚后，张某2没有救济上诉人一家的义务。四、上诉人的本项主张虽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为了早日案结事了，答辩人可作出解释。首先，天水长城开关有限公司于2018年采集了符合福利购房条件的在职职工信息，但至今并没有给张某2出售任何福利房屋。其次，即便日后张某2从该公司购得福利房屋，是基于张某2的职工身份，也是张某2与上诉人离婚后取得的，并非上诉人与张某2的婚后共同财产。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杨某2、何某述称，请求依法公正处理。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杨某1、杨某2、何某返还彩礼46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2与杨某1于2017年2月2日经人介绍相识，同年11月17日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8月9日举行结婚仪式，未生育子女。2019年11月14日，张某2与杨某1因感情不和离婚。因婚约张某2给了杨某1、杨某2、何某彩礼共计46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婚姻要以婚姻自由、双方自愿为原则，以双方感情为基础。婚姻法禁止借婚约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同时，婚约财产是婚约关系存续期间订婚的男女双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为缔结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彩礼款的给付、接受，不仅是婚约中的男女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也是一方父母通过媒人给付或接受另一方彩礼的行为，因此，接受彩礼的一方父母亦是彩礼返回的主体。本案中，张某2与杨某1已离婚，杨某1及其父母于婚前收取张某2较大数额的彩礼，属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且张某2系工人，家庭收入有限，给付较大额彩礼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系客观存在，故张某2、张某3要求杨某1、杨某2、何某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张某2与杨某1曾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故对以上确定的彩礼应由杨某1、杨某2、何某酌情予以返还。对杨某1、杨某2、何某辩称6500元系张某2亲属给杨某1、杨某2、何某赠予的见面礼，因张某2予以否认，杨某1、杨某2、何某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对杨某1、杨某2、何某的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杨某1、杨某2、何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张某2、张某3彩礼2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50元，由张某2负担200元，由杨某1、杨某2及何某共同负担25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组证据：张某2于2019年4月14日所发朋友圈的截图一份、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关于下发《2018年职工保障房出售方案》的通知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家有三套房子，不属于生活困难的情形，故本案不具备彩礼返还的条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保障房虽然进行了登记，但只是登记了资格，房子最终能不能分到还是未知数。原审被告认为，对该组证据认可，且该房子实际已经取得。经审核，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张某2最终是否取得该套保障房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某2与杨某1于2017年11月17日登记结婚，2018年8月9日双方举行婚礼后开始共同生活。2019年3月5日，杨某1搬回娘家居住至今。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涉及的彩礼数额应当是多少？2.彩礼应不应当返还，能否返还？关于彩礼数额的认定问题。上诉人认为，彩礼实际收到40000元，6500元是结婚后走亲戚时张某2亲戚给的，因此不属于彩礼范围。被上诉人认为，彩礼应为46500元，其中40000元是一次性给付的干礼，6500元是见面礼，也属于彩礼范畴。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的证据即已生效的（2019）甘0502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其中的事实认定部分表明“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见面礼6500元、彩礼现金40000元”，彩礼40000元因双方意见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见面礼6500元，系订婚时被上诉人家给付上诉人家的现金，因该钱给付的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且6500元的数额也较大，因此，应当认定为彩礼，故本案涉及的彩礼数额应当是46500元。关于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上诉人在二审庭审时举出一组证据，欲证明被上诉人家中有三套房，不属于“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因此，不具备彩礼返还的条件。被上诉人称，首先，本案中提到的保障性住房只是登记了资格，但实际能否分到并未可知；其次，父母居住的两套房屋，一套系继承其祖父的遗产，一套系父亲所分房屋，故张某2名下并无房屋；再次，张某2系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工人，年收入不足40000元，家庭也并非富裕人家，除了46500元的彩礼外，还有其他诸如张某2与杨某1旅游、筹办婚礼等花费20余万元，故支付彩礼等对于张某2家来说确属较大支出；最后，二人虽然已经登记结婚，也共同生活，但并未有实质性的夫妻生活，故彩礼应当返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具体到本案，首先，给付彩礼是为了缔结婚姻，也就意味着给付是附条件的，当二人解除婚姻后，给付彩礼的条件也不附存在。本案中，张某2与杨某1已离婚，且二人婚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仅有七个月，结合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二人生活实际及《婚姻法》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指导意见，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其次，上诉人主张张某2与杨某1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不符合“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就本案而言，结合二人已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杨某1自述“婚后因原告母亲一直在家，我胆子小，所以至今没有过夫妻生活”，可知二人仅是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不属于普通大众理解的“共同生活”，即双方仅成立了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还未开始，故本案可参考上述《解释》中的第二种情形。再次，虽然上诉人主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是以绝对困难作为标准，但是何为绝对困难？以什么作为参考标准？因为每个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各地风俗习惯也不一，对于生活困难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虽然被上诉人家给付上诉人家彩礼现金为46500元，但是考虑到为结婚支出的实际花费，对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说已属较大负担。综上，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彩礼。关于彩礼的返还比例问题，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的比例为60%，是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及本案实际情况的，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虓晖审 判 员 包新萍审 判 员 王梅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吕东虹书 记 员 张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