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9143号 原告：夏美娟，女，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梅，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咏梅街9号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3321118XW。 法定代表人：杨建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玲丽，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晓蓉，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夏美娟诉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溢佳制衣公司）、第三人朱晓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高高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美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梅、被告溢佳制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玲丽、李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晓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双方对事实争议大，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美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梅、被告溢佳制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玲丽、李佳、第三人朱晓蓉到庭参加诉讼。因溢佳制衣公司申请调取证据，本院审查同意后，于2020年7月3日和7月21日组织开庭，原告夏美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梅、被告溢佳制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玲丽、李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晓蓉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美娟起诉称：2013年2月8日，溢佳制衣公司因经营需要周转资金，由第三人朱晓蓉向夏美娟出具借条，载明：溢佳制衣公司向夏美娟借款170000元，利息为每月二分。同日，夏美娟以现金形式将借款170000元交付给朱晓蓉，并由朱晓蓉存入其账号为6222××××8648的银行账户。但嗣后，溢佳制衣公司并未还款付息，夏美娟催要无果，故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溢佳制衣公司偿还原告夏美娟借款本金170000元；2、被告溢佳制衣公司支付原告夏美娟利息278800元（以17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3年2月8日暂计至2019年12月8日，此后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前述标准另计）；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溢佳制衣公司承担。 原告夏美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借条1份，用以证明溢佳制衣公司、朱晓蓉于2013年2月8日出具借条，载明向夏美娟借款17万元，并约定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的事实； 2.银行流水1份，用以证明夏美娟于2012年2月8日以现金形式向朱晓蓉交付了借款，并由朱晓蓉将款项存入银行账户用于支付陈玉仙、康凤英、黄建新、秦侨林等人的加工费、工资及货款的事实； 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夏美娟在2016年、2017年均有通过微信的方式就案涉借款向朱晓蓉进行过催讨的事实。 被告溢佳制衣公司答辩称：案涉借条系朱晓蓉负责保管溢佳制衣公司公章，利用职务之便，与夏美娟串通，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偷盖了溢佳制衣公司公章的空白文件上伪造形成，相关的款项实际系交付至朱晓蓉的个人账户，溢佳制衣公司并无实际借款。故溢佳制衣公司认为，本案系夏美娟与朱晓蓉恶意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夏美娟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被告溢佳制衣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溢佳制衣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及变更登记情况表、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董事和监事委派书、董事会决议、总经理聘任书、公章合同制度及公章交接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朱晓蓉在溢佳制衣公司2001年11月29日成立起，担任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并保管溢佳制衣公司印章，负责溢佳制衣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 2.承诺书（2017年9月27日）、刑事控告书、立案告知书、接收证据清单各1份，用以证明案涉借条为朱晓蓉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形成，且溢佳制衣公司以就朱晓蓉在担任溢佳制衣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挪用资金，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提出刑事控告，并已被受理立案的事实； 3.（2014）嘉桐商初字第497号案民事起诉状、判决书各1份、电子转账凭证5份，用以证明溢佳制衣公司与桐乡市吴越针纺有限公司之间的30000元货款经法院裁判并履行，非系朱晓蓉向夏美娟借款支付，进而主张夏美娟提供的证据2银行流水中的说明内容虚假的事实； 4.尾号为7553的中国建设银行临平支行账户交易流水盖章确认件8份，用以证明2013年2月8日溢佳制衣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康凤英等8人发放工资，进而主张案涉的17万元借款系用于支付康凤英等人工资的陈述非属实际的事实。 第三人朱晓蓉陈述称：案涉17万元借款系溢佳制衣公司向夏美娟所借，其收取夏美娟交付的借款后，已用于支付溢佳制衣公司员工工资、加工费和货款。借款之所以会存入朱晓蓉个人账户，系因为该时恰逢春节放假，溢佳制衣公司会计已离开公司。交付给夏美娟的银行流水清单和说明，系在夏美娟催要借款并要求出示钱款去向时出具，该内容在溢佳制衣公司的经营账目上应该也会有明确记载。而且，就该借款已向夏美娟合计偿还了款项156000，该款应作为本金予以扣减。 第三人朱晓蓉为证明其前述陈述意见，向本院寄交了载有“康凤英、黄建新、季良、陈加兴”等四人签字的说明及持该说明拍摄的照片，但就该材料未到庭陈述。 经质证，溢佳制衣公司对夏美娟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凭肉眼即可辨识借条内容系在加盖有溢佳制衣公司公章的材料上添注形成，系夏美娟、朱晓蓉串通伪造形成；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说明该日有17万元款项存入，并不能证明系向夏美娟借款，相应内容与溢佳制衣公司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主张夏美娟与朱晓蓉之间的催款记录，恰能说明借款关系是发生在夏美娟与朱晓蓉之间，与溢佳制衣公司无关。对朱晓蓉提交的说明，夏美娟不持异议，认为说明内容符合日常操作方式。 夏美娟对溢佳制衣公司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认为朱晓蓉作为溢佳制衣公司董事成员及全权负责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向夏美娟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主张证据2与本案借款非同一事实，对证据3中（2014）嘉桐商初字第497号只能证明溢佳制衣公司与徐海红之间有交易往来，但是否涉及夏美娟提供的证据2中的3万元付款，夏美娟并不知情。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材料恰能证明康凤英等8人系溢佳制衣公司职工，朱晓蓉的支付对象溢佳制衣的关联人员，与其在情况说明中的解释相符，且为了避免五险一金的缴费基数，公司向管理人员支付保底性工资后，通过在日常工资中补足差额也符合企业工资发放实际。对朱晓蓉提交的说明，溢佳制衣公司对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相关人员均未能到庭作证，且相关照片人员的身份也并不明确，故不能证明朱晓蓉的陈述意见。 第三人朱晓蓉对夏美娟提供的证据均未持异议，对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未提异议，但说明其在溢佳制衣公司担任的是副总经理；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刑事报案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主张与桐乡市吴越针纺有限公司的业务账目有公、私之分，相关的3万元付款因为是不开发票作私账处理，且已实际支付，所以在案件诉讼时并未纳入。 原告夏美娟、被告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证据1、4、第三人朱晓蓉提供的材料均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并结合材料内容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2、3与本案讼争事项无关，本院对溢佳制衣公司持该材料主张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根据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双方到庭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本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朱晓蓉原系溢佳制衣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的经理，与夏美娟系朋友关系。 2013年2月8日，朱晓蓉以溢佳制衣公司需要资金为由，向夏美娟借款并出具借条，内容载明：今溢佳制衣公司借到夏美娟人民币壹拾柒万原整（￥17000），利息每月贰分。该借条落款处加盖有溢佳制衣公司公章和手写有溢佳制衣公司名称，并有朱晓蓉的签名。 同日，夏美娟将17万元借款交付给朱晓蓉，朱晓蓉收款后现金存入账号为6222××××8648的银行账户内。 后因前述款项归还，朱晓蓉分别通过其个人和其丈夫张斌账户向夏美娟转账付款15.6万元，其中包括2014年6月3日的4万元、2014年8月25日的2.5万元，2014年8月27日的2万元、2014年10月15日的2万元、2014年12月6日的1.5万元、2015年1月17日的1万元、2015年5月3日、6月5日、6月8日、6月11日各2000元，2015年7月19日的还款3000元，2015年8月16日的还款5000元、2016年5月4日、6月22的各还款3000，2016年8月26、10月26号各还款2000元。其间，夏美娟又于2014年8月26日向朱晓蓉转账支付2.5万元。 因本案诉讼，夏美娟向朱晓蓉催要，朱晓蓉遂于2019年8月7日，向夏美娟提供前述6222××××8648账户、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的流水查询单，显示该账户在2013年2月8日现金存入17万元后，有通过该户于同日和次日分12次向陈玉仙、姚惠丽、康凤英、黄建新、秦侨林、唐云生、孙伟、季良、赖志敏、陈加兴、徐海红等人转账支付款项合计170928元。同时，朱晓蓉手写说明：陈玉仙为溢佳制衣公司的外加工厂，此费用支付加工费；康凤英24278元用于支付临时工资；姚惠丽、黄建新、秦侨林、康云生、孙伟、季良、陈加兴均为代溢佳支付工资；徐海红为桐乡吴越纺织品公司货款。 2019年11月7日，夏美娟以前述借据和流水查询单（含说明）为据，向本院起诉，请求上判。 另查明，2001年10月30日，案外人杨建强约定设立“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并签署公司章程。同日，杨建强作为投资人签署董事会成员委派书，委派朱晓蓉为溢佳制衣公司的董事。 2001年11月29日，溢佳制衣公司经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投资人备案（股东）为杨建强。 2008年3月2日，朱晓蓉等人签署《公司公章合同制度》，内容载明溢佳制衣公司的公章由朱晓蓉保管。 2010年2月28日，杨建华等人签署总经理聘任书，聘用朱晓蓉担任溢佳制衣公司总经理。 2017年9月27日，朱晓蓉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杨建强、溢佳制衣公司，自本承诺书出具日期起，本人包括本人配偶在溢佳制衣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或债权，本人委托杨建强代持的25%公司股权无偿归杨建强所有。对于本承诺书出具之前的公司债务，本人保证如实披露，在各方确认的情况下，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原持股比例承担，如债务存在虚假，则由本人全额承担公司损失。对于公司厂房的出租情况及其他应收款，应配合杨建强处置。 2018年8月17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向杨建强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朱晓蓉涉嫌挪用资金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予立案侦查。 2019年11月1日，该局向溢佳制衣公司开具接收证据清单，接收溢佳制衣公司提交的《刑事控告书》及相关证据。 又查明，平伟士、康凤英、姚惠丽、黄建新、秦侨林、康云生、孙伟，季良等人原系溢佳制衣公司员工。 本院认为：原告夏美娟与被告溢佳制衣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溢佳制衣公司时任经理朱晓蓉出具并加盖有该公司公章的借条为凭，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借款交付，朱晓蓉到庭陈述夏美娟已现金完全交付，且朱晓蓉在收款后用于支付溢佳制衣公司加工费、货款和员工资发放，结合溢佳制衣公司在该时的运行实际以及朱晓蓉时任溢佳制衣公司经理，持有和保管溢佳制衣公司公章，并负责溢佳制衣公司生产、运营，本院采信朱晓蓉的陈述主张，确认该款系溢佳制衣公司借取且已实际交付。溢佳制衣公司借取款项后，未能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应向夏美娟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 对于还款，前述借款发生后，夏美娟已于2014年6月3日至2016年11月26日期间，收到朱晓蓉及其丈夫张斌通过银行转账付款15.6万元。因夏美娟确有在2014年8月26日向朱晓蓉转款2.5万元，故其认可朱晓蓉提出扣除2014年8月27日的2万元还款和2014年11月15日的2万元还款中的0.5万元款项，合计2.5万元用以抵偿2018年8月26日的2.5万元借款后，余款13.1万元用于归还本案款项，并无不当。因前述13.1万元的还款不足以清偿案涉全部债务，且双方对与该13.1万元的还款性质又无约定，故依法应按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结算抵充。根据该款还款实际，结合借条载明“月息二分”的标准，本院核算确认截至2019年12月8日，溢佳制衣公司尚欠夏美娟借款本金144072.67和利息145446.48元，对之后的利息，夏美娟有权按月利率20‰继续主张给付。溢佳制衣公司主张案涉借款系朱晓蓉的个人借款，本案系朱晓蓉、夏美娟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借据提起虚假诉讼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夏美娟要求溢佳制衣公司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合理正当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夏美娟借款本金144072.67元； 二、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夏美娟利息145446.48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8日，此后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0‰另计）； 三、驳回原告夏美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032元，由原告夏美娟负担2857元，由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负担51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820元，由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夏美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高高 人民陪审员  陈 丽 人民陪审员  徐晓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应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