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玉山，男，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辉，湖北率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吴玉山与被上诉人刘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伟原不服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1102民初2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鄂11民终140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鄂1102民初2585号民事判决，吴玉山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玉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102民初25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仅凭刘伟的口述认定借款本金为1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伟根本没有给过15万元，15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刘伟拿不出15万元交付的任何证据。40万元欠条是喝酒时帮他应付他家人和外面债务出具的。如果真欠他15万元，肯定不会出具一个40万元的欠条，这有悖常理。二、关于电话缴费清单，这个手机号码是我的，我从不否认。三、关于短信往来，说明不了我欠他的钱。是因为刘伟先从我手上拿走8.5万元，我当时也没想着他还，后面我从他手上拿回6万元，这个钱我是准备在我情况好转的时候给他，所以在短信中没有拒绝。后来他十来年也没找我要，我以为他会明白，当然我还他时肯定要说清楚，不是我欠他的钱，而是他还欠我2.5万元。我没找他要，是我讲义气。在双方的聊天信息中，我从来没有认可向刘伟借过15万元。四、刘伟在重审中未提交银行取款记录，该证据不能作为查明事实和定案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借款事实存在，本人承认要回过曾经的欠款6万元(原互有借款已冲抵)，一审不认定借款本金为6万元，而认定15万元错误。借款本金是如何变成40万元欠条，一审判决没有查清。另外补充两点：1、刘伟在起诉书说是2001年、2002年借款给我，他提交的银行流水有2003年、2004年的记录，他自己的说法互相矛盾；2003年我已到上海去了，师专的工程也早已做完了，不存在借款；前面的钱没有还，怎么可能后面还越借越多，这不符合常理。2、对方说我们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我有录音可以证明，刘伟承认在我这儿借过钱，他说话不属实，可信度值得怀疑。综上，一审判决仅凭刘伟提供的一张欠条和聊天信息来认定借款40万元，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支持本人上诉请求。刘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02年左右，按照当时的交易习惯，基本是现金交付。吴玉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道出具40万元欠条的后果。而且他短信里多次承诺还钱。刚才他自己也说借了6万元，其承认有借款行为发生，只是对欠条金额40万元不认可。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玉山偿还欠款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玉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至2004年，吴玉山因承接黄冈师范学院工程资金困难分多次共向刘伟借款15万元。2015年6月14日，双方进行了本息结算，吴玉山向刘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到刘伟肆拾万元”，并签名。后双方多次短信沟通还款事宜，吴玉山均以资金困难为由，请求予以宽限还款时间，刘伟遂诉至法院。另查明，刘伟上诉后，在二审当中提交了银行取款记录，证明刘伟取款后交付吴玉山的事实，吴玉山在二审中向承办法官发短信承认向刘伟借款6万元，但互有借款已冲抵。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为：吴玉山是否向刘伟借款及借款金额如何确定，刘伟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以上焦点问题，评判如下：一、吴玉山是否向刘伟借款。依照法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中，刘伟提供吴玉山出具的欠条，吴玉山认可该欠条的真实性。在双方的短信交流中，吴玉山从未否认过借款的事实，而是充满歉意请求宽限还款时间。以上可认定吴玉山向刘伟借款的事实存在，刘伟起诉有事实依据。吴玉山抗辩借款事实实际未发生，出具欠条是酒后为了帮刘伟应付家人和对抗其他债权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吴玉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无任何事实依据而随意出具欠条有悖常理。即使是酒后所为，亦会事后索要欠条或进行诉讼，而不会在双方短信中因无力还款而致歉。且吴玉山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刘伟当年经济困难或债务较大。因此，吴玉山抗辩借贷行为实际尚未发生但不能做出合理说明，对这一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二、借款金额的认定。债权凭证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本案中，刘伟出借款项给吴玉山的事实已予以认定。从双方的短信文字可看出，刘伟曾经明确指出借款金额为15万元，吴玉山没有否认。虽然刘伟在二审提供的银行取款单取款的金额不足15万元，但从2002年左右公民之间的小额借贷惯用现金交付的实际情况，结合双方短信内容，确定刘伟借款金额为15万元。因此，双方于2015年6月14日结算本息为40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吴玉山于2002年左右向刘伟借款，2015年6月14日双方进行了结算，吴玉山重新出具欠条，此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诉讼时效从当天开始重新起算。但双方在该欠条上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从短信内容看出，吴玉山从未向刘伟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其拒绝还款的明确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的一审庭审中。因此，刘伟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吴玉山向刘伟借款15万元，经结算，尚下欠刘伟借款本息40万元，刘伟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予以支持，吴玉山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吴玉山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刘伟欠款4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7300元，由吴玉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吴玉山提交了电话录音（光盘）一份（已播放）、短信聊天记录一份(共5页)，拟证明刘伟说双方没有经济往来不属实，录音资料可以证明，双方间是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刘伟说话不属实；还证明刘伟在录音中承认从吴玉山手上拿了3万元钱。被上诉人刘伟提交了银行取款流水记录(在原二审中提交并质证过)，拟证明刘伟在2002年9月3日取现金10000元，2002年9月29日取现金23000元，2002年12月25日取现金47000元，2003年1月25日取现金20000元，2004年4月7日取现金50000元，交给了吴玉山。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刘伟对上诉人吴玉山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刘伟在通话中承认在吴玉山工地上拿过一个1万元，一个2万元，这个事也是发生在刘伟、吴玉山结算出具40万元欠条之前，如果吴玉山认为该3万元是刘伟找他借款，他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审理无关；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反而证明吴玉山承认下欠刘伟借款，在刘伟不起诉的情况下他愿意偿还20万元的事实，录音恰恰能够辅助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对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短信是在吴玉山接到刘伟起诉传票后的部分短信，在此之前，双方其他短信来往的内容，吴玉山一直认可欠款事实，请求宽限还款期限。上诉人吴玉山对被上诉人刘伟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刘伟取款记录不能证明钱是交给本人了；再者刘伟在起诉书说是2001年、2002年借款，他提交的银行流水有2003年、2004年的记录，他自己的说法互相矛盾；2003年已到上海去了，师专的工程也早已做完了，不存在借款；而且前面的钱没有还，怎么可能后面还越借越多，这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双方的拟证明目的在后面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4日，吴玉山向刘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到刘伟肆拾万元”，并签名。后双方多次短信沟通还款事宜，吴玉山均以资金困难为由，请求予以宽限还款时间，刘伟遂诉至法院。对于400000元欠条的形成，刘伟陈述：吴玉山因承接黄冈师范学院工程资金困难分多次共向刘伟借款15万元，利息按月息1%计算，至2015年6月14日利息为252000元，本息结算合计402000元，去掉零头，出具40万元的欠条。刘伟提供了银行取款记录，2002年9月3日取现金10000元，2002年9月29日取现金23000元，2002年12月25日取现金47000元，2003年1月25日取现金20000元，2004年4月7日取现金50000元，刘伟主张该四笔现金分笔交给了吴玉山，共计15万元。对于借款时间，刘伟在起诉状中陈述借款时间是2002年；在2018年11月16日的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中刘伟陈述借款时间是2002年，在2019年6月11日二审庭审笔录中刘伟陈述借款时间是2001-2002年。对于借款利率，刘伟陈述是按月息1%计算。对于欠条40万元，吴玉山承认是其出具，但认为是为了帮刘伟应付其家人和对抗其他债权人；对于短信内容，吴玉山承认双方有短信往来事实；对于款项数额，吴玉山承认从刘伟手上拿了6万元，但认为刘伟此前在他手上拿走了8.5万元，双方互抵后刘伟还欠他2.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吴玉山出具的欠条40万元能否予以认定，此中间涉及三个问题，分述如下：一、关于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以下事实综合分析，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借款的事实：1、根据刘伟的陈述，借款时间为2002年，2002年个人之间借款现金交付较多，转帐较少，刘伟提供了2002年银行取款记录3笔共80000元，予以证实交付了现金；2、吴玉山在双方手机短信往来中没有否认借款，并一再表示经济困难要等；3、吴玉山承认从刘伟手上拿了6万元；4、吴玉山出具了40万元的欠条。综合上述四点，本案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较为可信。虽然吴玉山认为刘伟此前在他手上拿走了8.5万元，但该8.5万元是否发生，此款性质是什么，该事实并不清楚，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二、关于本案出借金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2015年吴玉山出具了40万元欠条，该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款，刘伟仍需按借款法律关系承担资金交付的举证责任。上面已论述，双方的借款关系是存在的，但刘伟出借的金额是多少需进一少审查。刘伟主张2002年向吴玉山出借了15万元现金，在当年15万元属于较大金额，刘伟应提交出借15万元资金交付的相应证据，以证实履行了资金交付的义务。根据刘伟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及刘伟的陈述，2002年9月3日取现金10000元，2002年9月29日取现金23000元，2002年12月25日取现金47000元。2002年取现金共3笔为80000元，该取款数额有银行取款记录予以证明，亦与吴玉山自认收到刘伟6万元基本吻合，本院对该80000元予以认定为已出借。对于刘伟举证的2003年、2004年的两笔取款计70000元，该取款时间与刘伟多次陈述借款时间发生在2002年不一致，亦与刘伟认为“40万元欠条中有25万元是利息，利息是从2002年开始计算”的说法不相吻合，故本院对该70000元不予认定。三、关于本案借款利息认定。刘伟自始至终均陈述借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是15万元本金按月息1%从2002年计算至2015年，共计14年，利息为252000元，本息相加取整数40万元出具欠条。刘伟从未陈述欠条40万元是高于月息1%利息计算出来的。故对于本案借款双方约定了利息，利息应按月息1%计算。本院认定借款本金为80000元，利息自出借之日起按月息1%计算至2015年6月14日(利息计算方式：10000元自2002年9月3日起，23000元自2002年9月29日起，47000元自2002年12月25日起，均按月息1%计算至2015年6月14日止)。综上，本院对借款本金数额认定为8万元，不是15万元，则40万元欠条的形成依据不足，该欠条不能作为偿还款项的依据。吴玉山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102民初2585号民事判决；二、吴玉山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刘伟借款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0000元自2002年9月3日起，23000元自2002年9月29日起，47000元自2002年12月25日起，均按月息1%计算至2015年6月14日止)；三、驳回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刘伟负担3500元，由吴玉山负担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刘伟负担3500元，由吴玉山负担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志勇审判员  饶桂芳审判员  宋顺国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