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4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建军，男，198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孟令大、赵娟利，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金昌路1999-1号2幢3楼301。 法定代表人杨建仁。 委托代理人朱振源，浙江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建军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6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3月4日，章建军与荣吉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洽谈购车事宜，因章建军已通过官方渠道获悉所购车型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车辆存在召回情况，章建军提出不要买到召回车辆，荣吉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排车时会告知相关工作人员。2019年3月10日，双方签订《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约定章建军向荣吉公司购买荣威RX5汽车一辆，并于2019年3月11日交付车辆，车架号为LSJA24U60JS147024。荣吉公司在签订合同及交付案涉车辆过程中，未告知章建军案涉车辆属于召回范围。2019年3月16日，章建军以其所购车辆生产日期为8月29日为由，与荣吉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其所购车辆是否属于召回范围。现章建军以荣吉公司销售车辆时故意隐瞒案涉车辆为召回车辆的事实构成欺诈为由，诉请：1、荣吉公司退车并返还购车款12万元，并三倍赔偿其36万元；2、荣吉公司赔偿其因欺诈并恶意隐瞒质量缺陷而致其的信赖利益损失28471.83元（包括贷款手续费3500元、提前还贷违约金2000元、公证抵押费850元、上牌押金5000元、上牌费130元、车辆购置税费10400元、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保险6591.83元）；3、本案诉讼费由荣吉公司承担。另查明，2019年1月31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召回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荣威RX5汽车。本案所涉车辆属于该次召回范围车辆。 原审法院认为，章建军和荣吉公司在洽谈购车事宜过程中，章建军已经明确提出不要属于召回批次车辆的要求，荣吉公司亦表示会将该要求告知相关工作人员，双方关于不要召回批次车辆的共识虽未写入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但应当认为系双方对于交付车辆的具体约定，属于双方之间汽车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合同履行过程中，荣吉公司向章建军交付的车辆不符合该约定，交付了签订合同时章建军明确拒绝的车辆，故而章建军有权要求荣吉公司予以退车。车辆退还后，荣吉公司应当返还购车款12万元。关于章建军主张的购车过程中的各项损失，其中3500元贷款手续费、车辆购置税10400元、交强险、商业保险6591.83元（含车船税250元）、上牌押金5000元、提前还贷违约金2000元均有相关票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上牌费130元，章建军虽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损失共计27621.83元，系荣吉公司交付车辆不符合约定所致，荣吉公司理应予以赔偿。至于公证抵押费850元，章建军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荣吉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是否构成欺诈问题。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双方已就章建军不要召回批次车辆达成共识，荣吉公司在明知章建军已知悉其所购车型在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车辆需召回，章建军可根据车辆生产日期轻易核实案涉车辆是否属于召回车辆的情况下，仍故意交付属于召回范围的车辆给章建军，与常理不符，故在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荣吉公司存有欺诈的故意，证据不足。章建军诉请荣吉公司三倍赔偿，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章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从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所购荣威牌汽车（车架号LSJA24U60JS147024）退还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二、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退还章建军购车款1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赔偿章建军损失27621.8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章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84元，由章建军负担7258元，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626元。 宣判后，章建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一审法院对“双方关于不要召回批次车辆的共识是双方对于交付车辆的具体约定、系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汽车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该部分的事实认定正确。但对于被上诉人之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并进而以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本案存在解除权事由而判决被上诉人退还车辆，从而与上诉人要求行使撤销权并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获得三倍赔偿发生请求权基础的错位，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另外，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存在公证抵押费损失850元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之处，请求贵院依法改判。一、本案被上诉人明知案涉车辆属于被召回车辆，系上诉人明确要求排除交付的标的物，而仍执意销售并交付，其行为显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意见第68条规定的欺诈的构成要件，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且其故意的主观恶性极大。（一）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自认在2019年2月15日前就已经知道案涉车辆系在被召回车辆范围内。其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为证明案涉车辆在出售之前经过检查、并非缺陷车辆的事实，而提交了一组证据：作业记录单、照片，这份作业记录单及照片载明的“作业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活动名称”为“后制动卡钳支架检查”。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为其自行制作的材料而将相应内容作为被上诉人的陈述予以认定。由此，从被上诉人的陈述出发，抛开其他内容的真实与否不谈，至少，被上诉人自认在2019年2月15日之前就已经知道案涉车辆系被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该批次车辆被召回是因为后制动卡钳存在问题，而被上诉人自认其对案涉车辆的后制动卡钳支架进行检查。这种明显不属于新车交付前PDI检查范围之内的额外检查，就表明了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15日前就已经知道案涉车辆就是属于被召回范围之内。其二，2019年10月28日庭审法庭辩论阶段，被上诉人称“在原告提车之前，对于相应被召回的可能存在缺陷的一些范围都已经进行排查过了”、“可以说已经经过一个内部召回了”。由上可知，被上诉人对于案涉车辆系被召回车辆范围内完全是明知的。（二）被上诉人亦多次在庭审中自认其明知案涉车辆系被召回车辆，但在向上诉人出售和交付车辆过程中并未告知。故被上诉人未告知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是本案的一个客观事实。其一，在2019年10月28日庭审的法庭发问阶段，法庭询问被上诉人“案涉车辆是否属于召回的范围？”、“那么在销售出去的时候，包括在签订合同或者交车的时候有没有告知原告这辆车是属于召回车辆？”，被上诉人答“是属于召回范围内”、“确实没有明确告知”。其二，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系被上诉人出具，其中明确载明“在客户订车及提车时并没有告知客户所购买的RX5有召回处理”，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同样说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订车、交车前知悉这一情况，却并未告知。其三，在签订合同以及交车过程中，上诉人也曾特意询问过被上诉人案涉车辆是否属于被召回车辆范围内，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故其不仅不予主动告知，反而更加刻意隐瞒。（三）本案车辆交易中，车辆是否系被召回范围属于与交易有关的重要信息，出卖方对此负有告知义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该信息系属明知，且并未告知。那么，在明知而不告知的情况下，其主观上必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之故意，而只要存在这种故意，就显然构成欺诈。其一，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的故意就是其明知自己不予告知车辆属于召回范围这一真实情况会导致上诉人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会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或同意接收车辆；而对于这种结果的发生，被上诉人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其二，经营者未告知消费者车辆的真实信息，实务中还存在经营者不知真实情况所以未告知的情形，比如经营者从第三人处调拨有瑕疵的车辆后径直将车辆销售给消费者，对此前该车存在瑕疵确属不知。那么，此时因其不知真实情况，故其如未告知，显然不属于明知而欺诈。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知车辆真实情况，不存在不知的客观基础，更不存在不知该事实的所谓过失。所以，其主观只可能是故意。其三，被上诉人对事实明知，不予告知且为故意，在上诉人收车要求确认时更是再次确认不属于召回车辆以笃定上诉人收车的信心。由此，本案被上诉人的行为不仅构成欺诈，而且构成更严重的动机不良的恶意欺诈。1、被上诉人的欺诈故意在本案中尚有升级。欺诈的构成要件，以主观上存在故意即可，并不需要达到恶意的程度。而所谓恶意，往往系与善意对应的概念，但当故意存在不良的动机时，其可上升到恶意的程度。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作为车商，为追求和促成销售结果而存在隐瞒车辆真实情况的故意，属于业内相对正常的现象。但在本案上诉人强烈明示其坚决不要召回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反而变本加厉、一再隐瞒。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主观恶性的明显，其太不把消费者的诉求当回事了。但上诉人强调不要召回车辆，恰恰说明上诉人对车辆安全性的看重，在消费者有车辆安全担忧这方面重点诉求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还着意隐瞒，只能说明其对消费者权益的极大漠视。2、对于上诉人认为的被上诉人极度漠视消费者权益的恶意欺诈，一审法院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即不仅不认为其构成欺诈，反而认为如其构成欺诈，反而不合常理。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该论断是颠覆正常价值观的。所谓常理，应符合公序良俗的价值判断。经营者欺骗消费者并非个别现象，我国新消法将惩罚性赔偿升级到三倍，食品安全法将赔偿额定为商品价格十倍或损失三倍，均是为了惩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在法律规定如此重压之下，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案例仍层出不穷，可见有些经营者为获得利润，铤而走险均为正常现象。3、在正常的善良人序列，去揣测某些违法者的主观动机和违法行为，确实觉得其又何必，其行为不合常理。但在违法者序列，其行为就是如此。在某些商人逐利为先的本性下，获得利润是其最大驱动力，主动告知真实情况、自己制造障碍影响销售，对其反而是不合常理了。故本案一审法院将自己正常的思维方式代入到了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中，背离了自己作为裁判者的身份。而片面看待问题得出所谓不合常理的结论，也与打击消费欺诈、净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立法目的和善良风俗相违背。4、另外，从民法规定的意思表示出发，被上诉人构成欺诈的意思形成层面毕竟在其主观思维中，而只能从表示层面去探究和判断。本案被上诉人明知而不告知是基本事实，被上诉人迄今对此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原意，本就应该作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和判定。一审法院站到经营者的角度，去揣度其行为是否符合常理，显然违背了自由心证的基础，更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原意。5、更为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常理是判断问题，一般是在无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去分析评判。但在本案，案件事实清晰明了，对于被上诉人明知而不告知，各方并无异议。故作出正确判决的基础一定是基于正确认定案件的事实，只有在首先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有其他所谓的“常理”适用的可能性，而不是在忽略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用“常理”来推断案件真实情况。（四）本案上诉人购车、接收车辆与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其意思表示被欺骗、误导，故本案合同应予撤销。本案双方在磋商阶段，上诉人就已经明确表示，上诉人不要购买到属于被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可见，倘若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交付车辆之时就知道案涉车辆属于被召回范围之内，绝不可能购买该车，而至于该车究竟是否存在缺陷则在所不问。原因就在于，上诉人作为消费者，相较于经营者，对产品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使经检查或者经维修，最终案涉车辆可能不存在缺陷，但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而言，所购买的一辆新车，存在过此种影响制动的重大功能缺失的可能性，断然是无法接受的。可见，被上诉人之隐瞒行为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上诉人是否购买案涉车辆具有重大影响，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因被上诉人的欺诈而错误，合同应予撤销。二、正是因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之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的错误认定，由此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要求退一赔三的法律基础在于被上诉人之行为构成欺诈，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有权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合同，使合同自始无效。合同撤销后，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需双方返还，上诉人退还车辆，被上诉人退还购车款，并且上诉人有权因被上诉人欺诈行为，而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被上诉人进行三倍赔偿。结合上诉人前述关于被上诉人之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的论述，恳请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尤其要说明的是，虽然最终一审判决上诉人将案涉车辆退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车款返还给上诉人，从法律后果看似乎是一致的，但法律性质上却大相径庭。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第一段落的表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向原告交付的车辆不符合该约定，交付了签订合同时原告明确拒绝的车辆，故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退车”，一审法院系将本案定性为合同有效，被上诉人因瑕疵履行而需承担退货的违约责任。但事实上，本案系因被上诉人之行为构成欺诈，因而上诉人有权要求撤销双方之购车合同，上诉人行使的是撤销权。故此，虽然此处判决结果类同，但背后法律基础却截然不同，故恳请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三、上诉人支出的公证抵押费850元在双方签署的《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第十二条第5款中有明确约定，该款已经实际支出，系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欺诈而产生的实际损失，该赔偿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恳请二审法院：1、请求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杭州荣吉汽车有限公司购车合同》，并判决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8471.83元除外，还需支付车价款三倍的赔偿款36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荣吉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从事情经过上说，虽然本案中上诉人在买车时和被上诉人的销售人员提过不要购买召回批次车辆，销售人员也答应排车时跟经理知会一声，但是可能销售人员没有跟经理沟通到位，经理在排车时忽略了上诉人提出的要求。另外上诉人在提车时也没有再次提及召回批次车辆不要的问题，以至于双方均忽视了所提车辆属于召回批次车辆的细节，从而产生纠纷。但凡上诉人提车的时候提出该问题，被上诉人重新排车是很容易做到的，也不至于产生纠纷。二、关于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欺诈是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在2019年3月16日提车后问及销售人员该车辆是否属于召回范围，销售人员亦承认属于召回范围，事前也并没有告知上诉人虚假情况。车辆虽然属于召回批次，但是已经经过厂家检验不存在质量问题并具备销售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无须刻意披露该信息给消费者，故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一说。如果质量没有问题都需要披露的话，那要披露的内容实在太多，将会严重影响销售，甚至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况且上诉人在买车时就知道该车型存在召回一事，在提车时可以轻易核实是否属于召回范围，更谈不上被上诉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故被上诉人认为销售车辆过程中并没有构成欺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荣吉公司交付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车辆是否应当按照车价的三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双方虽约定了章建军所购车型应不属于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生产的车辆，但由于荣吉公司交接方面的原因，仍然交付上述期间生产的车辆，而章建军提车后问及销售人员该车辆是否属于召回范围，销售人员亦承认属于召回范围，因此，荣吉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欺诈或者隐瞒产品重大缺陷的故意，且章建军在交接车辆时也能够查看到车辆的出厂日期，故现在章建军要求荣吉公司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支付其三倍赔偿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章建军上诉中提出要求赔偿公证抵押费850元一节，因其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未提供其支付该公证抵押费的凭证，故对该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章建军负担。章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