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15行终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来，男，196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台前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聊城市湖西路南首。 法定代表人：高志骞，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鹏，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文来因诉被上诉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湖西办事处）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行初16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文来先后在湖西办事处红庙村租赁程艳春、井祥伟等人的房屋，从事制作沙发、放物料或给雇佣的工人居住。2017年8月19日井祥伟的房屋被拆除。 2018年9月5日原告刘文来以湖西办事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高桂梅、程艳春的房屋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违法。因在该案的庭审中，原告自认其租赁的高桂梅、程艳春房屋内的物品已经搬出，无法证明拆除两人的房屋对原告造成了损失，2019年2月2日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同日法院作出（2018）鲁1502行初198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原告刘文来撤回起诉。 2019年4月26日，原告刘文来在山东省法官一体化平台上申请立案，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租赁的红庙村房屋实施强拆行为时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行为违法。诉讼材料经修改，该案于2019年7月3日在本院正式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称原告曾于2018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撤诉，又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2018年9月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的（2018）鲁1502行初198号中，原告是要求确认被告拆除高桂梅、程艳春的房屋对其造成损失的行为违法，与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拆除井祥伟的房屋造成其经济损失不是同一标的，不属于重复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8月19日即知悉涉案房屋被拆除，其于2019年4月26日向法院提交材料提起行政诉讼，按照上述规定，原告的起诉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文来的起诉。 上诉人刘文来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纳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上诉人于2019年4月26日提起行政诉讼是否超出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2017年8月19日，被上诉人组织人员实施对上诉人财产强制清除，依据当时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按照2年计算，至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其次，上诉人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实施主体的情况下，根据信访条例向被上诉人处反映问题，要求解决。但因被上诉人故意拖延，不积极处理纠纷。案发之后，上诉人并未放弃向违法行政主体要求赔偿的权利，而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该知道内容应当包括：1、行政行为本身；2、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否则均无法提起诉讼进行维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根据司法解释及最高院裁判观点，所谓“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自案发之后，上诉人一直通过被上诉人协商解决强拆及赔偿问题，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这一问题，因此该期间应当认定为是上诉人给予对政府行为的信赖等待政府处理问题的期间，依法应当扣减，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三、上诉人认为，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立法意图是为了督促的当事人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权，而不是为了设定起诉期限来否定或者消除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案发后没有及时通过诉讼维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无法确定行政主体，无法起诉；二是基于对政府的信赖，等待政府处理结果。但是无论那一个原因，都不应当视为上诉人消极怠于行使救济权利。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简单的按照时间推算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刘文来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主要涉及新旧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2000年3月8日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而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法释[2008]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新旧司法解释对起诉期限的规定有所不同。起诉期限作为保护当事人诉权的重要法律规定，在新旧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通常应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出发，适用关于起诉期限较长的司法解释。同时，亦要遵循起诉期限系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公法秩序稳定的功能。在新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短于旧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时，对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按照行为时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计算，但从新司法解释施行之日起超过一年的，按照从旧兼从新原则，起诉期限应截止到新司法解释施行后一年时止。 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8月19日即知悉涉案房屋被拆除，其于2019年4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上述规定，已超过法定一年的起诉期限。 上诉人刘文来称，上诉人在案发后没有及时通过诉讼维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无法确定行政主体，无法起诉；二是基于对政府的信赖，等待政府处理结果。上诉人即使当时并不确切知道强拆行为的实施主体，但其亦可根据房屋、土地征收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职责来确定诉讼对象，进而救济自身权利。上诉人主张“无法确定行政主体”在本案中并不构成救济自身权利的障碍，相应也就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可知，案涉强拆行为发生后，上诉人曾通过信访途径解决其损失问题，并非其所主张的“基于对政府的信赖，等待政府处理结果”，故同样不能成为其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 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孙金昌 审判员  李 扬 审判员  孟庆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高世宁 书记员吴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