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7117号 上诉人：杜文革，男，汉族，1967年1月5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上诉人：杜文路，男，汉族，1968年11月30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上诉人：杜康,男，汉族，1994年7月11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上诉人：杜某1，女，汉族，2002年9月18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上诉人：杜某2，女，汉族，2002年9月18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杜某1、杜某2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女，汉族，1970年9月16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系杜某1、杜某2母亲。 上诉人：杜文力，男，汉族，1972年9月5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上诉人：杜巧珍，女，汉族，1977年2月11日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以上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河北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连柱，男，1959年8月22日生，汉族，住正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云秀，女，1963年3月6日生，汉族，住正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秀荣，女，1965年4月28日生，汉族，住正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秀红，女，1967年4月5日生，汉族，住正定县。 上述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秋山，石家庄市正定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杜多余因与被上诉人杜云秀、杜连柱、杜秀红、杜秀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二审期间杜多余去世，其继承人杜文革、杜文路、杜康、杜某1、杜某2、杜文力、杜巧珍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多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正定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23民初129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案件重要事实。（一）被上诉人主张返还所谓1.96亩土地的资格是否适格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也未依法查明。被上诉人杜云秀、杜秀红、杜秀荣姐妹三人即便于1983年正定镇西关村分地时作为杜小夫、高喜姐夫妻的女儿，属于该家庭户的成员之一而共同共有享有该家庭户的承包地，但是随着杜云秀、杜秀红、杜秀荣姐妹三人相继出嫁，组成了新的家庭户，其在婆家新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居住地生产、生活，一般可视为取得了新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就成为了新家庭户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同时也就丧失了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现在要求进行所谓的返还涉案土地，前提是其还享有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出嫁后的婆家村中没有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方可继续享有出嫁前娘家所在的村集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其主体适格的证据，法庭也未依法查明，属于遗漏重大案件重要事实。（二）被上诉人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件受理时上诉人杜多余实际耕种本案涉案的1.96亩土地。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受理时杜多余正实际侵占所谓的1.96亩土地，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一份所谓2009年协议，以及2018年的一份判决书，一审法院就推定上诉人杜多余目前实际耕种该土地，并要求杜多余返还，违背客观事实，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实际侵占耕种，何来返还之说。要求返还原物的前提，是需要明确举证和查明，所谓的“原物”正在被上诉人无权占有。（三）被上诉人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针对涉案的土地目前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由案外人杜文革合法拥有。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并非该农户内的成员个人，并不能依据原来家庭户分地时，该成员个人曾经登记在该农户内就永远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明确该成员是否一直登记存在于该家庭户中，明确其是否在其他经济组织内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排除“两头占”情形，上诉人仅依据1983年的承包事宜，没有提交其他如领取国家粮食补助材料、新的承包合同等辅助证据的情况下，就推定本案受案时2019年仍然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于法无据。其次，正定县于1996年开始了二轮承包，该承包是对一轮承包的延续，并陆续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即便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分包，不过进行了二轮分包却属于事实，但是四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未向法庭提交其所在的家庭户在二轮承包时同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继续享有原一轮承包时被上诉人所在家庭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经上诉人了解本案涉案的土地，也就是以杜小夫为家庭户户主的承包农户下的土地已于1996年放弃承包，土地交给了发包方，并且案外人杜文革于1996和发包方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明确了杜文革为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并且以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领取国家补助的粮食补贴。上诉人提交的所谓村委会证明，没有直接正面明确表述被上诉人仍然继续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没有直接表述，1983年后村委会从未和本村集体成员签订过任何承包合同书，一审法院仅凭“该村1983年后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武断否认案外人的杜文革真实存在的土地承包合同和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前，推定该土地没有发包给杜文革严重背离客观事实。最后，（2018）冀0123民初2787号判决书为明确上诉人杜多余和被上诉人杜连柱之间签署的协议无效事宜，被上诉人的诉求为确认协议无效，并非被上诉人仍然拥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之诉，不能根据该改判结论片面推定，本案诉讼时被上诉人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的为1.9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事宜，并非该土地所有权归属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原，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显然本案涉案土地属于耕地范畴，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具体的家庭承包户而并非所有权，一审法院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等法律规定的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宜，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的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法条判决上诉人向四被上诉人进行所谓的返还承包地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如被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那么诉求应该明确为返还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并非所谓的返还土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另补充，一、在一审法院定案依据为2018年冀0123民初2787号民事判决，虽确认协议无效，但无法证实涉案承包地1.96亩系杜小夫所有，同时也无法证实是四被上诉人所有，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确认承包地归属应当提交确权证书，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根据1983年分地底账就确定土地归属，显然草率。更何况我方也提交了一份1983年分地底账，在我方提交的分地底账中，承包地1.96亩在杜多余名下，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抵账是被人篡改，并且篡改后的地亩数与总地亩数不一致，明显不能当作定案依据。而我方提交的土地底账中是1983年，按照当时的分地情况，实际登记符合事实，杜多余将其土地流转给了上诉人，其中正定镇与杜文革还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认定承包给杜文革3.84亩承包地，经正定镇西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其中包括案涉土地1.96亩由杜文革承包，结合我方在正定县档案馆调取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也载明杜文革承包地为3.84亩的事实，而同样是被上诉人提交的有证明人于宏立、李某签名的证明中，则称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的理由，而又在另一证明中为我方证实杜文革享有3.84亩承包地，显然是村委会对案涉土地争议的不重视，才造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进行质证，庭下仅查看了证据的复印件。对编号为0010、0011号证明信发表意见，两份证明信中仅有正定镇公章，无证明人签字，对证明内容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辅证，例如村委会调委会的调解笔录，调解人员等内容，上述两份证据不合法，综上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承包方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凭证，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享有案涉的承包经营权，也未提供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双方争议的土地由我方经营，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因此请求法庭撤销原判。 杜连柱、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无任何遗漏。本案的前提是2018年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三人与上诉人杜多余、杜连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的继续，要返还承包地1.96亩，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主体资格已该案当中确认，主体适格。被上诉人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出嫁后，各村未进行土地调整。西关村委会证明，1983年后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涉案承包地中有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承包的土地，案外人杜文革持有的承包合同等证据在正定法院（2018）冀01民初2969号判决书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7434号民事判决书中未予认定，不能证明其有承包经营权。承包合同等证据无证明力。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涉及1.96亩承包土地的返还问题，不是土地所有权归属，《物权法》规定，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是其中的用益物权，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1.96亩承包地，属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要求返还的是承包地不是要求返还土地，上诉人不要改变被上诉人的诉求词句返还承包地一听就是用益物权，被上诉人诉求在事实上及法律上都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杜连柱、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承包地1.96亩；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定县西关村村民高喜姐与杜小夫为夫妻，共育有子女四人。该村于1983年发包土地时，以杜小夫为户主共分得承包地1.96亩，其家庭成员除杜小夫、高喜姐夫妻外，尚有四原告，共计6人。若干年后，该块承包地由被告杜多余耕种。2009年10月1日，原告杜连柱与被告杜多余订立《协议》，内容为“杜多余将村西堤子沟0.8亩土地归杜连柱所有；双方对此都同意认可，以前的事情都同意了结。今后双方为此地谁在提任何事情和要求都是无效，否则一切后果和责任自负；从2010年起，0.8亩地的地补或其他补助归杜连柱支取”。原告杜云秀、杜秀荣、杜秀红于2018年起诉杜连柱及本案被告杜多余，请求确认前述协议无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冀0123民初2787号民事判决，确认2009年10月1日签订的《协议》无效。上述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并有本院（2018）冀0123民初2787号民事判决书等在卷证据予以佐证。四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1983年分地底账、正定县正定镇西关村村民委员会2018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信，内容为：该村1983年后未再进行土地调整。被告杜多余称该块土地已在1998年调整承包地时由案外人杜文革承包，并与发包方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且该土地现亦由杜文革耕种。四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土地用于保障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案中，登记在杜小夫名下的承包土地系包括四原告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该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杜多余称该块承包地亦由发包方另行发包，其提供的发包方与杜文革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不足以证实其所答辩的事实，同时，被告杜多余曾于2009年10月1日与原告杜连柱订立关于承包地分割事宜的协议，足以证实被告杜多余现耕种该块土地，故对四原告要求被告杜多余返还1.96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限被告杜多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四原告返还其耕种的位于正定县“堤子沟”的1.96亩承包地。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杜多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杜多余去世，其长子杜文革，次子杜文路，四子杜文力，女儿杜巧珍，三子杜文皂（早于上诉人杜多余去世）的三个子女杜康、杜某1、杜某2，作为杜多余的继承人申请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变更以上七人为上诉人参加本案诉讼。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本案中，登记在杜小夫名下的承包土地系包括四被上诉人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该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从杜多余曾于2009年10月1日与被上诉人杜连柱订立关于承包地分割事宜的协议来看，足以证实杜多余当时占有该块土地。上诉人称该块承包地由发包方另行发包，其提供了发包方与杜文革于1998年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故一审判令上诉人一方返还被上诉人1.96亩承包地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杜多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杜多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李 曼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田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