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8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远昭，男，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现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来，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运华，女，197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文帮，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浏阳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李寿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柏，男，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细媛，女，197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周细媛丈夫。上诉人熊远昭因与被上诉人肖运华、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农商行）、周细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81民初10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熊远昭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肖运华与周细媛于2019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诉讼费用由肖运华、浏阳农商行、周细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主要事实。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涉案股份是否存在抵押担保以及浏阳农商行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和恶意串通。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股份转让款是否可以优先偿还以及浏阳农商行为了取得该转让款是否存在恶意串通。3、浏阳农商行与陈景文、肖运华的借款合同应该在2020年4月28日到期，在没有出现借款人任何违约，且具有抵押财产的前提下，没有出现任何风险时，浏阳农商行提前还款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没有查明。4、浏阳农商行在提起收贷过程中放弃抵押财产，是否存在恶意。在收取贷款后立即解除抵押，是否存在恶意，一审法院没有查明。5、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股权转让合同》及肖运华与浏阳农商行个人借款偿还协议之间的关系。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浏阳农商行为达到损害熊远昭的利益，不惜《个人借款合同》没有到期、借款人没有任何违约的前提下，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并通过虚假陈述骗取公证材料，撮合周细媛与肖运华达成《股份转让协议》，并将转让款用于清偿贷款。虽然《股份转让协议》的主体为肖运华与周细媛，但既得利益是浏阳农商行，其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了借款的清偿，整个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均是浏阳农商行一手主导与操作。2、一审法院依据浏阳农商行的内部规定以及所谓的“审慎监管”原则，否定熊远昭的股东资格，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其判断依据不足。肖运华辩称：一、鉴于熊远昭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是否有效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确认，该投资入股协议效力问题正在诉讼过程中，所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二、即使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维持一审判决。浏阳农商行辩称：一、本案的事实应是代持协议和继承，本案是审理股权确权纠纷，与是否存在抵押担保没有直接关系。二、本案审理中浏阳农商行已提交抵押担保相关证据证实陈景文借款和抵押担保及质押担保的事实。三、关于浏阳农商行出具的关于陈景文股权依法继承的同意书不存在虚假陈述，更为重要的是陈景文的继承人的继承权与浏阳农商行是否出具同意书没有因果关系，也与同意书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没有关系。四、按照法律规定，是否恶意串通必须符合必要条件，熊远昭无证据，也无事实。五、陈景文的继承人以继承的股权转账款偿还所欠的账款符合常理和借款的约定。六、熊远昭称浏阳农商行怂恿转让财产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熊远昭与陈景文私下签订的协议无法认定为有效，也没有经过浏阳农商行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熊远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熊远昭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周细媛辩称：周细媛和肖运华、浏阳农商行、陈景文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没有恶意串通。周细媛通过了解股权，同意买下本案所涉股权，对其中的任何纠纷不了解。股权转让达成了协议，并办理了合法手续，资金来源是周细媛自己的资金。熊远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肖运华与周细媛于2019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浏阳农商行将周细媛所持有的412160股的股份重新登记至陈景文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肖运华、浏阳农商行、周细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熊远昭与陈景文系同学。陈景文原系浏阳农商行职工。陈景文作为显名投资人（甲方），熊远昭作为隐名投资人（乙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因按照浏阳农商行募股规定，乙方不享有入股的资格，而甲方享有入股资格，故双方经协商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即以甲方名义、乙方全部实际出资的方式入股浏阳农商行。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乙方隐名股东的权益，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入股浏阳农商行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名义认购浏阳农商行股金共计11.5万股，计人民币19.665万元。其中甲方实际出资认购0万股，计人民币0元；乙方实际出资认购11.5万股，计人民币196650元，入股所需资金已由乙方缴纳到位。二、入股后，乙方为浏阳农商行隐名股东，双方均严格遵守浏阳农商行的《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按实际认购股份享受股金收益（包含上市收益），承担相应风险。三、由甲方以其名义代表乙方办理入股、各种收益分配等手续。今后如有过户政策，则办理正式过户手续，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正式的过户等手续。四、股权证明由乙方保管，分红存折由甲方保管，但各方均无权单独支配。……七、入股后，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外转让其所有股份的全部或部分。确需转让的只能在甲乙双方内部合作人之间转让，并且在浏阳农商行的章程、有关规章制度没有明确规定或浏阳农商行没有同意过户的情况下，不得改变原有的股权证明状况。……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尾部甲方签字处由陈景文签名，并签署日期2010年8月1日，熊远昭在乙方签字处签名并签署日期2009年12月3日。熊远昭于2019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肖运华、陈明、陈立平、朱彩连，要求确认其与陈景文签订的上述《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确认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浏阳农商行412160股的股份属于其所有，并要求协助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在该案的诉讼中，熊远昭于2019年10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以陈景文名义在浏阳农商行享有的412160股的股份权益，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湘0181民初9667号民事裁定书。在保全过程中，浏阳农商行告知一审法院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已经过户登记至肖运华名下，并由肖运华转让给他人。熊远昭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陈景文于2019年9月25日死亡。陈景文的继承人包括其妻子肖运华、儿子陈明、父亲陈立平，母亲朱彩连。湖南省浏阳市公证处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湘长浏证字第1387号公证书，确认陈景文持有的浏阳农商行41.216万股的股份由肖运华继承。肖运华持该公证书于同日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将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浏阳农商行的股份过户登记至肖运华名下。肖运华作为出让方（甲方），周细媛作为受让方（乙方），于2019年10月11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浏阳农商行的41.216万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付给甲方977500元以购买甲方在浏阳农商行的41.216万股股份；甲方从其股份转让之日起，不再享有浏阳农商行该部分股权权益，亦不承担义务，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由乙方承继。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周细媛于同日向肖运华转账支付977500元。双方持该《股份转让协议》办理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现陈景文名下的浏阳农商行41.216万股的股份已登记至周细媛名下，周细媛名下的股份增加至91.392万股。肖运华收到周细媛支付的977500元后将上述款项全部用于偿还了陈景文于2019年4月28日向浏阳农商行所借的700000元贷款，于2019年4月29日向浏阳农商行申请的300000元福祥便民卡内的借款，以及向浏阳农商行申领的信用卡内的欠款。浏阳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陈景文于2019年4月28日与浏阳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于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福祥便民卡）、《最高额质押合同》及不动产登记证明证书、存款账户金融交易明细等证据，拟证明陈景文于2019年4月29日以登记在其名下位于浏阳市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浏阳农商行贷款7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于2019年4月29日以工资作为质物向浏阳农商行申请了额度为300000元的福祥便民卡。一审诉讼中，熊远昭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浏阳市公证处公证书的档案材料及位于浏阳市为00041795的房屋登记变动的档案资料。经一审法院查阅（2019）湘长浏证字第1387号公证案卷，该案公证过程中，浏阳农商行于2019年10月9日向浏阳市公证处出具了1份《关于陈景文股权依法继承的同意书》，内容具体为：兹有我行员工陈景文，男，于1991年6月入行工作，身份证号码为4301231972××××××××，现持有我行职工股权41.216万股，占总股本的0.023%。并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和30日将该股权在我行营业部总计担保贷款壹佰万元。因该员工逝世，现同意其股权可按照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由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并优先偿还其在本行的贷款。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权证号码为00041795的房产实际包括3层，3层房屋均已于2019年10月12日解除抵押登记，并均登记至肖运华名下，之后夹层和第1层分别于2019年10月18日和10月12日登记至肖远发名下，第2层于2019年10月12日登记至肖远发名下，并于2019年12月3日登记至汤淑华名下。熊远昭陈述：其于2019年9月27日到浏阳农商行找了其董事会，浏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柏先生负责接待了熊远昭，熊远昭向其告知了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实际系其所有，并提供了其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双方还互留了电话号码。另于2019年10月5日找过肖运华，告知了其与陈景文就浏阳农商行的股份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一事，并出示了《投资入股协议》，肖运华当时表示不清楚该事，且称陈景文在外负有很多债务希望熊远昭能够体谅。熊远昭认为肖运华明知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属于其所有的情况下，恶意利用特种身份优势，将熊远昭所有的股份非法转让给周细媛，构成无权处分和恶意转让。周细媛的受让行为存在虚假和不合法的情形。浏阳农商行在明知涉案股份存在争议的情形下仍然协助肖运华办理公证，帮助肖运华转移财产，其行为不当，侵害了熊远昭的合法权益。肖运华、周细媛、浏阳农商行明知涉案股份属于熊远昭所有，仍采取恶意串通方式，通过貌似合法的途径转移资产，侵害熊远昭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份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股份应当予以返还。肖运华认可熊远昭找过其本人，并出示过《投资入股协议》，但陈述当时已明确告知熊远昭不清楚陈景文与其之间的投资入股一事。在陈景文去世后，浏阳农商行要求肖运华偿还借款1000000元。当时浏阳农商行的几个职工都想受让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因周细媛出价合适，且能马上支付转让款，故决定转让给周细媛。浏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柏认可熊远昭于2019年9月27日到过浏阳农商行董事会办公室，并陈述其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了熊远昭，接收了熊远昭提交的《投资入股协议》和其他材料，但并未承诺会协助办理股份转让的事宜，其只是依职责对客户进行回复，无法确认《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还建议熊远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在陈景文去世后，肖运华主动向浏阳农商行申请处理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后根据（2019）湘长浏证字第1387号公证书及相关法律规定，将陈景文名下的股份变更登记至肖运华名下。根据浏阳农商行的内部规定，涉案股份只能在职工中转让，当时很多职工都想购买上述股份，但因周细媛出价合适，肖运华就决定转让给周细媛。浏阳农商行根据肖运华与周细媛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出具了函件给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肖运华与周细媛在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办理了涉案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浏阳农商行正式介入肖运华与周细媛股份转让事宜是在2019年10月11日，《股份转让协议》是在浏阳农商行签订的。向浏阳市公证处出具的《关于陈景文股权依法继承的同意书》是应肖运华的要求出具的。周细媛陈述：其对陈景文与熊远昭之间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一事不知情。对肖运华陈述的股份转让的经过予以认可。并称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即向肖运华支付了股份转让款97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从维护稳定的交易秩序考虑，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下，不宜轻易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运华与周细媛于2019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股份转让协议》是肖运华与周细媛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股份的发行者浏阳农商行并非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是属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兼金融部门，基于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以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需要，国家对银行业采取“审慎监管”的原则，商业银行的股份转让均应符合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的规定。现浏阳农商行作为涉案股份的发行者，认可并同意肖运华将其继承的陈景文的股份转让给周细媛，故肖运华与周细媛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亦未违反浏阳农商行的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熊远昭在陈景文去世后将其与陈景文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一事告知了肖运华，肖运华将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位于浏阳市的房产登记至自己名下后又转移登记至肖远发的名下，但不能因上述事实即推定周细媛在与肖运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即已知晓熊远昭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周细媛在庭审中亦明确其对熊远昭与陈景文之间的股份代持关系不知情，且不清楚熊远昭与肖运华之间的纠纷；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该《投资入股协议》的效力并未得到有效的司法确认。因此，熊远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细媛在股份转让过程中存在恶意，更不能证明肖运华与周细媛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周细媛作为受让人，已经按约向肖运华支付了股份转让款，涉案股份亦已登记至其名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均已履行完毕。《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股份转让款并不属于不合理的低价。即使熊远昭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被确认为有效，肖运华与周细媛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被确认为无效，基于熊远昭的身份，熊远昭依然不能享有浏阳农商行的股东身份并主张股权权益。《股份转让协议》的主体双方为肖运华与周细媛，浏阳农商行并非该协议的主体，故浏阳农商行在该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行为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效力所需考虑的因素。熊远昭要求确认肖运华与周细媛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浏阳农商行将涉案股份重新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远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熊远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熊远昭向本院提交了浏阳农商行职工委托持股证明书复印件，拟证明陈景文每年的分红数额和派股数据。本院认为熊远昭未提交证据原件核对，且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他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浏阳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柏在法庭庭审中陈述：其系浏阳农商行董办副主任，对浏阳农商行股权进行日常管理。2、熊远昭就其与陈景文涉案115000股股份代持问题，于2019年9月27日向浏阳农商行朱良柏反映情况，并提供了《投资入股协议》。朱良柏将该情况向浏阳农商行时任董事会秘书寻文欣、风险总经理刘志阳进行了汇报，且接待熊远昭时寻文欣亦在现场。2019年10月5日，熊远昭找到肖运华，就其与陈景文之间涉及115000股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的情况告知了肖运华，并提供了书面合同。2019年10月9日，肖运华就继承陈景文股权问题办理手续，朱良柏代表浏阳农商行向肖运华出具《关于陈景文股权依法继承的同意书》，并就出具同意书情况向寻文欣、刘志阳进行了汇报。3、2019年10月11日上午，周细媛与肖运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前向浏阳农商行咨询股份转让事宜，由朱良柏负责接待。朱良柏答复称肖运华有公证书证明陈景文所持浏阳农商行股份由肖运华继承，周细媛受让该股份后可以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在办理股份过户手续时需由浏阳农商行出具相关证明材料。朱良柏没有告知周细媛关于熊远昭与陈景文之间的股权争议情况。4、2019年10月11日，肖运华与周细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陈景文名下所持有的浏阳农商行所有股份转让给周细媛。为办理过户手续，浏阳农商行出具两份同意函：一份内容为同意肖运华合法继承陈景文持有的浏阳农商行股份，另一份内容为证明陈景文股份是否符合出让条件和受让条件，两份同意函均提交至湖南省股权交易管理中心。同日，陈景文所持浏阳农商行股份变更登记至肖运华名下，之后再次变更登记至周细媛名下；周细媛即向肖运华支付股份转让款977500元。肖运华收到周细媛股权转让款项后，同日即向浏阳农商行偿还陈景文尚未到期的借款1000000元。2019年10月12日，浏阳农商行对陈景文抵押房屋解除抵押登记。5、熊远昭于2019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肖运华、陈明、陈立平、朱彩连，要求确认熊远昭与陈景文于2009年12月3日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确认登记在陈景文名下的浏阳农商行412160股的股份属于其所有，并要求协助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湘0181民初966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熊远昭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熊远昭的其他诉讼请求。肖运华、陈明、陈立平、朱彩连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2020）湘01民终68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周细媛与肖运华2019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经审查，熊远昭与陈景文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已有本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据此可以认定熊远昭为陈景文持有的浏阳农商行412160股股份中115000股实际出资人。2019年10月5日，熊远昭就其与陈景文之间涉及115000股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的情况告知了肖运华，并提供了书面合同。肖运华在明知熊远昭与陈景文涉及115000股份存在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在与周细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不告知周细媛，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周细媛，并将股份转让款全部用于偿还陈景文所欠浏阳农商行借款，对实际出资人熊远昭造成损失。对此，肖运华存在重大过错。经庭审查明，浏阳农商行在2019年9月27日已知晓涉案115000股股份存在争议，但在周细媛2019年10月11日就与陈景文股权转让问题向浏阳农商行咨询时，浏阳农商行认可未告知周细媛涉案股权争议情况；在双方办理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浏阳农商行多次出具同意书，致使涉案股份发生变更登记；同时涉案股份转让款直接用于偿还陈景文所欠浏阳农商行尚未到期借款，浏阳农商行系涉案股份转让既得利益者。鉴于此，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周细媛与肖运华、浏阳农商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浏阳农商行未向周细媛履行告知义务，对熊远昭的损失亦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熊远昭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股份受让人周细媛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知晓涉案股份争议情况，应认定周细媛在受让涉案股份时是善意。同时，周细媛受让涉案股份支付了合理对价，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以上事实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周细媛已善意取得涉案股份。熊远昭提出的“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肖运华与周细媛于2019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熊远昭因涉案股权造成的损失，可以另觅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然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但判处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0元，由熊远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晴审判员 杨立平审判员 李兴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曾锦书记员方思琪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