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9545号原告：殷某，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建森，男，195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爱峰，女，1956年8月25日出生，壮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舒晴，女，2012年10月20日出生，壮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理人：殷某，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新三村30号3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4198511143325。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侯博生，男，198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钢（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浩（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宋驭成，男，1990年10月27日出生，回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特别授权代理），女，1965年9月26日出生，回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系被告宋驭成之母。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诉被告侯博生、宋驭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审理中，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向本院申请追加宋驭成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被告侯博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钢，被告宋驭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866,398.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殷某系死者杨某的妻子，原告杨建森和谭爱峰是死者杨某的父母，原告杨舒晴系死者杨某的女儿，四原告均系被侵权人杨某的近亲属。2019年4月12日，死者杨某接受被告侯博生的邀请，前往饭店吃饭，吃饭过程中，被告侯博生多次强求杨某大量饮酒。饭后，杨某已经明显喝醉，并没有独立归家的能力，被告侯博生却对杨某放任不管，任其在被告侯博生的车内睡了一夜，后被告侯博生发现杨某在车内睡了一夜没有呼吸的情况下，紧急将杨某送往长江航运总医院，医院于2019年4月14日给出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杨某是因酒精中毒而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被告侯博生明知杨某在醉酒的情况下，没有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杨某死亡的结果，损害了杨某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本院。被告侯博生辩称：对原告的诉请和事实理由不予认可，一、杨某的死亡原因目前尚不明确。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杨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其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心源性猝死的疾病或者情况为“窒息”；其他疾病诊断（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酒精中毒”，生前主要疾病最高诊断依据为死后推断。也就是说杨某的死亡原因目前仅是推断，不能予以明确。二、杨某死亡的结果并非答辩人侯博生的行为所致，答辩人也无过错，答辩人无需对杨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事发时，答辩人并不在事发现场，且杨某的死亡结果并非答辩人造成。答辩人将停放在小区地面的车辆借给杨某休息使用不存在任何过错，答辩人对于杨某使用车辆的过程也无法定的注意义务。反而，答辩人提供车辆给杨某休息使用恰恰说明答辩人对朋友的仁义之举。本案原告诉称答辩人强求杨某大量饮酒，对杨某放任不管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杨某在使用答辩人的车辆过程中处于醉酒状态。因此，基于答辩人无过错，则不应当对杨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杨某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没有加害行为，没有加害人，也没人存在任何过错。因此，无人需要对杨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宋驭成辩称：对原告的诉请和事实理由不予认可，一、对于邀请，宋驭成受杨某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和微信邀请才去参加饭局；二、关于饭局，聚会过程中，彼此是情谊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在饮酒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对其恶意劝酒、灌酒，导致受害人陷入危险境地；三、醉酒说法不存在，三人喝完酒后，有说有笑并肩同行，很高兴得走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附近发廊旁边，杨某、侯博生二人在发廊停了下来，本人就乘车离开了。以上陈述均有证据予以证明。关于事发后，侯博生告诉我杨某抢救无效死亡，后来侯博生立马打电话120，并同时通知了杨某的妻子，杨某的妻子打了110说明情况。按照法律程序，派出所应该出具法医证明及死亡原因，医院证明（推断书）认定是酒精中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有法律依据吗？此外，杨某死亡后，家属始终未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杨某的死亡与被告侯博生和宋驭成的行为之间存在联系。经审理查明：原告殷某系死者杨某之妻，二人于2008年4月18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2年10月20日生育一女杨舒晴。原告杨建森、谭爱峰系死者杨某的父母。2019年4月12日，杨某、侯博生和宋驭成三人相约一起吃饭喝酒。当日下午17时许，侯博生、杨某从杨某家中离开去侯博生家里等宋驭成。当晚20时左右三人到武汉市惠济路会议中心对面小区一条巷子里的私房菜馆吃饭喝酒，三人共喝了1斤劲酒和6瓶啤酒，据被告侯博生和宋驭成称杨某共喝了2瓶啤酒和一杯大概2两多劲酒。三人于22时左右吃完饭离开饭店，直接到二七公馆KTV继续唱歌至4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三人一起打车离开，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开明路公交站天桥附近下车，杨某提出在外面找小姐玩一下，三人就一起走到了高雄路，杨某走进路边发廊，侯博生在发廊外等候杨某。宋驭成于13日3时4分先行离开，大概半小时后，杨某和侯博生一起往侯博生家里走去，大概凌晨4时左右，到侯博生家楼下，杨某要求在侯博车上住宿，侯博生便把钥匙给了杨某。直至2019年4月13日8点37分，侯博生睡醒发短信给杨某，杨某未回复。同日上午9时50分，侯博生又给杨某打电话，杨某也没有回复。后被告侯博生去车中查看，发现杨某躺在车子后座脸色发紫，便通知老婆拨打了120。同日上午10时左右，杨某被送往长江航运总医院进行急救。经抢救无效，杨某于2019年4月13日13时50分死亡。据公安机关法医检验，杨某尸体表面无外伤，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79mg/100ml，基本排除了他杀可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心源性猝死的疾病及情况为窒息，另外酒精中毒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另查明，杨某此前在芬兰居住，于2019年1月2日回国探亲。审理中，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杨某生前所从事的具体行业及相应的工资收入水平。杨某死亡时登记的户籍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新三村30号3楼1号。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信息、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账单详情截图、通话记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滴滴出行支付截图、中百罗森付款截图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关于死者杨某的责任问题。杨某在同时饮用白酒和啤酒后又放纵自己出入发廊，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大小应有一定的认识和控制能力，应该认识到过量饮酒及酒后剧烈运动产生的后果，应对自身生命健康安全承担最大限度的注意义务，但依然大量饮酒且放纵自己的行为，因此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且杨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杨某的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直接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窒息。杨某死后，其家属并未对其死因进行鉴定，原告也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饮酒是杨某死亡的唯一诱因，故除饮酒外，无法排除杨某还有其他死亡原因。因此本院认定死者杨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80%的责任。关于被告侯博生、宋驭成的责任问题。共同饮酒行为作为一种增进情谊的行为。各方一般没有追求产生某种法律后果的主观意愿。因此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如果在共同饮酒者中，喝酒的人对同饮者进行过度劝酒、敬酒、赌酒、罚酒等行为，则可能构成侵权，这时法律将介入对此种行为进行规范与调整。本案中，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侯博生、宋驭成对杨某进行过度劝酒和灌酒行为。但三人在吃饭、KTV唱歌时均有饮酒，且唱歌结束时已时至次日凌晨3时，此时杨某提出要去发廊从事淫秽活动，被告侯博生、宋驭成明知杨某事前已经饮用白酒及啤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险后果，侯博生选择在门外等候、宋驭成则先行离去，都未对杨某及时劝阻，加以引导，存在一定的过失。在杨某从发廊出来后，被告侯博生并未将杨某送回家中，交其亲属照料，而是欲将杨某带至自己家中，这时，侯博生就应该承担起照顾杨某的责任与义务。尽管杨某表示不愿去侯博生家中休息，要求在侯博生车中休息，但被告侯博生明知三人已经熬至通宵，且杨某饮用了白酒和啤酒，应当预见留其一人于车中无人照料，会发生危险，但依然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故本院认定侯博生对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14%的责任，被告宋驭成对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6%的责任。本案中，死者杨某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故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2019年当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标准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本院核定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2、丧葬费30,280.5元（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138,343.6元{[（23,996元/年÷360天×191天+23,996元/年×11年）]÷2}，上述共计857,724.1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杨某对此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因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未超过应当赔偿数额的上限，故本院根据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以上共计836,398.5元作为责任划分的基数。结合前述分析，由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承担669,118.8元、被告侯博生承担117,095.8元、被告宋驭成承担50,183.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侯博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117,095.8元;二、被告宋驭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50,183.9元;三、驳回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64元由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承担9,973元，被告侯博生承担1,744元，被告宋驭成承担747元。因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预交，故被告侯博生、宋驭成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应将各自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一并支付给原告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耀辉人民陪审员  任 频人民陪审员  祁 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史炎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