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24民辖终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某，现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住址吉林省敦化市。原审第三人：曹某，住址吉林省敦化市。上诉人康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原审第三人曹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5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康某上诉称，1.撤销(2020)吉2403民初1598号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书；2.本案移送至延吉市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张某诉上诉人康某合同纠纷案，敦化市人民法院以(2020)吉2403民初1598号受理。上诉人于6月8日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6月16日送达驳回管辖权异议的(2020)吉2403民初1598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不服，向贵院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裁定混淆了基础法律关系。倘若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上诉人对案由有异议，应为委托合同纠纷，继而合同目的、主要义务及委托事项均在延吉市)和适用法律都正确，则在该“买卖合同”纠纷中，被上诉人为给付货币和接收货物一方，上诉人为提供货物和接收货币一方，并非一审法院裁定认为的被上诉人“张某……系接收货币一方”。合同的履行是当事人全面、正确完成其合同义务的全过程，具有确定性、矢量性特征。买卖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与单务特征明显的欠款合同或民间借贷合同在履行方面大相庭径，故一审裁定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与“张某……系接收货币方……履行地应为敦化市”自相矛盾；而且将“买卖合同”认为“欠款合同”的错误，显然未弄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二)一审裁定混淆了合同实体内容。倘若确如一审裁定所述，上诉人“构成违约”，则一方面基于该“违约责任”的退款，仍是基于买卖合同履行问题的责任承担形式；另一方面，被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返还”的部分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是基于该款项对应的原合同相应部分义务(31770元的货物)是否履行和如何履行的问题，故应当全面审查买卖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盯住诉讼请求的“返还货币”，推论被上诉人为“接收货币一方”，显然弄错了合同实体内容，继而对管辖权作出错误裁定。其三，一审裁定混淆了本案争议标的。一审裁定认为该院有管辖权，本质是基于对争议标的的错误认识。倘若所有合同案件均如本案一审法院，仅依据诉讼请求就可认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那么必将造成合同履行纠纷中，非合同目的和非主义务一方当事人，直接以“返还”“赔偿”货币为诉讼请求，选择有利的案件联结点，即可随意改变案件管辖。如此势必徒增司法成本，无谓增加当事人诉累和司法机关负担；不宁唯是，也将因规避管辖地等程序问题，造成案件事实审查不够全面客观，最终导致实体审理不公正。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基于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势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为买卖合同，案涉合同的目的和主义务应当是交付口罩(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偿合同是常态，无偿合同是例外，故双务合同的目的或主义务不可能是给付货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违约，即未履行交付口罩义务。故一审法院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忽略了合同“未履行”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对履行地的实际约定(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如约赴延吉市货站取货，根据前述条款，发货地为履行地，故延吉市人民法院有排他的管辖权，详见上诉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事实。(二)虽引用了正确的法律条文，但基于错误的理解而导致适用了错误条款。一审裁定将《解释》第十八条的“争议标的”理解为诉讼请求标的，而错误地援引了该规定。该案争议标的应为“其他标的”，故应适用后一种情形。三、正确理解《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正确理解“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是确定本案管辖权问题的关键。(一)“标的”的法律含义。标的指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也就是行为人意图通过法律行为所欲实现的目的和所欲达到的目的和所欲达到的效果。(《法律词典》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利明教授认为，标的指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王利明《民法学》，法律出版社)换言之，标的只能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种类物“货币”，若按一审法院“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的观点，标的应当是基于上诉人康某与被上诉人张某之间形成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销售”KF94口罩，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给付货款”的法律关系。(二)一审裁定不应泛泛地将诉讼请求中的支付货币等同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包括根据合同义务支付价款，也包括用金钱形式承担违约责任。不能以给付金钱的责任承担形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对应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54页)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返还货款31770元”，显然是基于追究合同履行产生的违约责任，而要求相对人给付金钱是追究有偿合同“违约”责任的常见形式，但不能以此简单归为“给付货币”。(三)应当体系性地理解“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适用“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是案件基础法律关系即为给付货币的情形，典型的是民间借贷纠纷。从一审法院案由看，本案标的为“买卖合同”关系下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规定的情形。四、从案件实体审理角度考虑本案管辖权问题。敦化市人民法院仅存原告住所地这一案件联结点，若规避合同履行地、发货地、主合同义务地、代理行为地等在延吉市这一事实去确定管辖权，不仅不符合“司法解释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结合实体法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的原则”(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54页)，更不利于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继而不利于本案公平正义。综上，一审裁定错误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裁定，移送该案至延吉市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以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本案中，张某系基于双方之间买卖纠纷起诉康某，因双方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此条款中“争议标的”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履行地即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本案中，张某主张其与康某系买卖合同关系，所确定的合同义务为康某提供口罩，张某给付货款。现张某提出返还货款诉讼请求，系依据合同义务要求康某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应依据该项违约责任指向的康某承担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确定管辖，故康某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所在地吉林省延吉市应为合同履行地。综上，原审人民法院认为接收货币一方为被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住所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3民初159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延吉市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景君审判员  申成日审判员  全贞姬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