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湘10刑终413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晓林，曾用名范小林，男，1963年10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汉族，中共党员，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汝城县，现住址湖南省汝城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2019年8月2日被汝城县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诈骗罪，于2019年10月15日被宜章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0月25日被宜章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宜章县看守所。 辩护人樊长春，湖南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建全，广东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范晓林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作出（2020）湘1022刑初3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范晓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有关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范晓林，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徇私枉法罪 2015年9月，何旭鹏等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时被汝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0月，何旭鹏的姐夫何某2找到时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被告人范晓林，告诉范晓林其妻弟何旭鹏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汝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拘留了，请求范晓林帮忙取保候审。范晓林打电话给汝城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党委委员祝和飞了解何旭鹏被刑事拘留的具体情况，说何旭鹏是何某2妻弟，能否在公安侦查阶段对何旭鹏取保候审，不要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祝和飞答复说此事要领导批准。 2015年10月16日，汝城县公安局依法将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祝凯雄、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何棒春、范建亮、宋乐秀等10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向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汝城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载明的犯罪事实为：2015年5月初，蒋海华、宋征兵、曾进文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溪头村“仙头垅”一土房开设赌场2天；2015年5月上旬，蒋海华、宋征兵、宋卫兵、曾进文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龙兴村何社仁家土房开设赌场3天；2015年6月初，蒋海华、宋征兵、宋卫兵、曾进文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溪头村何利根、“坤坤”家开设赌场2天；2015年6月上旬，蒋海华、宋征兵、曾进文等人在汝城县泉水镇星村村、付水村城下、移民村开设赌场4天；2015年6月底，蒋海华等人在汝城县三江口镇附近开设赌场1天；2015年7月初，蒋海华、宋征兵、宋卫兵、祝凯雄等人在汝城县附城乡道南村周改莲红砖房开设赌场2天；2015年9月9日，宋卫兵、宋征兵、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朱乐秀等人在汝城县附城乡官桥村范建兴家开设赌场1天；2015年9月10日至12日，宋卫兵、宋征兵、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朱乐秀、李燕春等人在汝城县城郊乡锦塘村朱亮财家开设赌场3天；2015年9月13日至16日，宋卫兵、宋征兵、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朱乐秀、李燕春、何棒春、范建亮等人在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陈家园开设赌场4天。以上赌场均以台湾“三公”为赌博方式，每铺牌每人下注100元起，上不封顶，赌场每天参赌人员二三十多人，赌场以每铺牌总押注金额的百分之三个点抽水盈利，每天抽水2万至4万余元，股东从中分红。蒋海华从中分红一万多元，曾进文从中分红二万多元，宋卫兵从中分红7000元左右，祝凯雄从中分红5100元；何旭鹏从中分红5000多元；何小强从中分红2300多元，朱乐秀从中分红2700多元，李燕春从中分红1000多元，何棒春从中分红1000多元，范建亮从中分红400多元。 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副主任曹某具体负责承办此案。根据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讨论案件笔录记载，蒋海华曾于1999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宋卫兵曾于1999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个月，2005年因犯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14年5月23日刑满释放；祝凯雄在18岁时因犯抢劫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2013年5月刑满释放；何旭鹏曾于2012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何小强曾于2002年因犯非法拘禁罪等罪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12年释放；李燕春曾因犯非法经营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何棒春曾于1999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范建亮曾因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曹某对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一案进行了审查，审查后，形成了对何旭鹏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秀、何棒春2人相对不捕的初步意见。 在此期间，何旭鹏的姐夫何某2再次找到时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主管公诉室的被告人范晓林及侦监室主任何某1（另案处理），希望对何旭鹏作不批准逮捕决定。范晓林在明知有证据证明何旭鹏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曾经故意犯罪、依法应当逮捕的情况下，依然接受何某2的请托，利用职务影响力，就对何旭鹏不予逮捕一事找到何某1以及分管侦监室的副检察长、公诉室干警、公安侦查人员打招呼，希望分管侦监室的副检察长及何某1关照何旭鹏，想办法对何旭鹏不予批捕，请求县公安局在县检察院对何旭鹏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不提出异议，指示公诉室在公安机关向县检察院移送起诉时直接收案。 2015年10月23日下午，汝城县检察院侦监室就何旭鹏等人涉嫌开设赌场案召开讨论会议，并邀请公安机关承办人参会。会上，曹某提出对何旭鹏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秀、何棒春2人相对不捕的意见。何某1以何旭鹏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证据薄弱为由，发表对何旭鹏作存疑不捕的意见。何某4也同意何某1的意见。因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何棒春、范建亮、朱乐秀系一起参与开设赌场，经会议讨论决定，汝城县检察院对何旭鹏、何小强、李春燕、何棒春、范建亮、朱乐秀等6人作了存疑不捕，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祝凯雄等4人予以批准逮捕。2015年10月24日，汝城县公安局对何旭鹏等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之后，范晓林接受何某2的宴请，与何某4等人到何某2经营的永安木材加工厂吃饭。2016年春节，范晓林接受了何某2送的2条和天下香烟。 2015年12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以原有证据材料将何旭鹏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移送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5月20日，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何旭鹏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等向汝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8月4日，汝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026刑初43号刑事判决，其中，何小强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何旭鹏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朱乐秀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范建亮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李燕春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何棒春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现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何某4记录本及记录说明。证明2015年10月23日下午3：30，参会人：红梅、涌波、谢业涛，公安祝和飞、肖某、朱某1等四人。承办人汇报案情后其个人意见为对蒋海华等8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对何棒春、朱乐秀作相对不捕。何某4的个人意见是同意承办人意见。 2.曹某《审查逮捕意见书》初稿。证明曹某最初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承办人意见及科室讨论意见均为批准逮捕蒋海华等8人，对何棒春、朱乐秀作相对不捕。 3.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蒋海华等十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盗窃罪内卷卷宗、蒋海华等人开设赌场案审查逮捕意见书。证明蒋海华、何旭鹏等十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的案件于2015年10月16日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10月23日科室讨论并作出对何旭鹏等六人作存疑不捕决定，同年12月22日，汝城县公安局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5月20日提起公诉，2016年8月4日，汝城县人民法院对何旭鹏等十一人作出判决，法院以被告人何旭鹏立功、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未认定累犯，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4.证人何某2的证言。他系何旭鹏的姐夫，2015年9月，他妻弟何旭鹏涉嫌开设赌场犯罪被汝城县公安机关抓获，他去求范晓林，叫范晓林跟公安局的协调下，看能否搞取保候审。因这个案子的事去检察院找过范晓林3次左右，第一次是何旭鹏抓了后的半个月左右，他去检察院找到范晓林帮忙。第二次案子移到检察院以后，他又去范晓林办公室找范晓林。因为何旭鹏刚结婚、他岳父岳母又想抱孙子等家庭原因，如果被逮捕会导致家庭破裂。他要范晓林关照一下何旭鹏，到时不要批捕何旭鹏，给何旭鹏取保候审。范晓林还是没有明确答复他，说何旭鹏是累犯有难度。过了一、两天的晚上，他请范晓林吃了个快餐后，送范晓林回丽景花园小区住处时，在他的车上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30000元钱（这3万元共3扎百元红色面值，每扎100张共300张）的纸皮袋给范晓林，并告诉范晓林说，这里有3万元钱，请想办法关照何旭鹏这个案子。范晓林收下钱后，回答说会尽力帮忙，公安那边会去协调，检察院这边还要何某1挑下担子。第三次是快到批捕期限的前两天左右，他又去范晓林办公室，打听案子进展情况和去求情。到范晓林的办公室后，范晓林就打电话叫祝某、李某1、何某1（办公室在四楼）上他办公室来讨论何旭鹏这个案子怎么想办法做不捕的事情。他们来了后，他就向在场的人（何某4、祝某、李某1、何某1、范晓林）请求说他妻弟何旭鹏刚结婚，加上岳父岳母想抱孙子，如果这次抓进去被批准逮捕的话，可能会影响家庭，导致家庭破裂之类的话，请他们再帮一次忙，不要批准逮捕何旭鹏，再给何旭鹏一次做人的机会。当时有人提出（记不起到底是谁说的话了）何旭鹏是累犯，按法律规定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不逮捕何旭鹏，公安那边可能会有意见，到时候不好处理。范晓林就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不用担心，只要在座各位帮忙对何旭鹏不批准逮捕就行了。同时打电话叫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刑侦的领导祝和飞与刑警大队长肖某过来，没过多久，祝和飞、肖某到了后，范晓林就叫他先回家，他知道他们一定是开会商量何旭鹏的案子。当天晚上，为了感谢他们作了不捕决定，请他们在汝城县城的德玉山庄吃饭。过了两天，到了检察院批捕期限的最后一天，何某1打电话给他说，何旭鹏这次可以取保，要他去公安局交70000元钱，这次就要好好管教何旭鹏了。当时，他叫岳父和某的老婆钟婷去交的70000元，交钱后何旭鹏就放出来的。最终，这个案子通过范晓林、何某1等人的帮助关照，何旭鹏才能取保候审，才有立功的机会，在法院才能得到轻判。他当时找了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范晓林和何某1帮忙，分别送给范晓林3万元现金和何某12万元现金，还有烟酒，后何某1等人帮忙作了不捕决定。10月份请何某1等人到广东省惠州玩了。 5.证人何某3的证言。他系何旭鹏的父亲，2015年时，他儿子何旭鹏因开设赌场被抓，他请求何某1帮忙不要逮捕何旭鹏，后来何旭鹏被取保出来了。 6.证人祝和飞的证言。他系汝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在办理2015年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的过程中，县检察院分管公诉的范晓林因该案找过他打招呼，在报捕前，范晓林打电话给他讲不要报捕。在案件移送检察院批捕阶段的一天，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范晓林打电话叫他和肖某去他办公室一趟。他们到范晓林办公室时，何某4（主管批捕的副检察长）也在。范晓林先询问他们关于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一案的有关案情和办理意见，他们说该案涉及人员较多，当时刑事拘留的人员都全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范晓林说“锄钩子”（何某2）来找过他，因为何旭鹏刚结婚，他老婆快生小孩了，希望给予关照不予批捕，要他们到时候不要对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提出异议，申请复议、复核。然后他们提出如果何旭鹏不予逮捕的话，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都有可能不能逮捕，这些人员不予批捕，案件移送检察院起诉时，检察院公诉室是否会受理该案。范晓林说他是分管公诉的领导，他会跟检察院公诉室打招呼，到时候公安机关直接把案件移送公诉室起诉，不用再提请批捕了。2015年10月23日，在检察院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前，接检察院的通知，他、肖某、朱某1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协调会，检察院这边的参会人员有何某4、何某1、曹某等人，总共有7、8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是何某4主持，先是检察院主办人曹某介绍了案情，陈述了自己的批捕意见，曹某认为所有嫌疑人都构成犯罪，对何旭鹏等8人批准逮捕，对犯罪情节轻微朱乐秀、何棒春做相对不捕。之后侦监室负责人何某1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提出了在卢阳、泉水开设赌场等几起案件证据相对薄弱，就提出涉及这几起开设赌场的人员存疑不捕的意见，这其中包括了何旭鹏。最终检察院作出了对何旭鹏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7.证人肖某的证言。在办理2015年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的过程中，县检察院分管公诉的范晓林因该案找过他们公安机关的人员。在案件移送检察院批捕阶段的一天，祝和飞到他办公室说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范晓林叫他们去他办公室一趟，范晓林先询问他们关于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一案的有关案情和办理意见，他们说该案涉及人员较多，当时刑事拘留的人员都全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范晓林说“锄钩子”（何某2）来找过他，因为何旭鹏刚结婚，何旭鹏老婆又快生小孩了，希望给予关照不予批捕。然后他们提出如果何旭鹏不予逮捕的话，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都有可能不能逮捕。这样的话整个案子的办理难度增大很多，不利于案件的办理，还有就是这些人员不予批捕，案件移送检察院起诉时，检察院公诉室是否会受理该案。因为检察院如果对案件作出不予逮捕的话，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后再重新报捕，最后再移送检察院起诉，否则检察院公诉室不会直接受理。范晓林说他是分管公诉的领导，会跟检察院公诉的人打招呼，到时候公安机关直接把案件移送公诉室起诉，不用再提请批捕了。他们提出对何旭鹏等人不予批捕的话，会在变更强制措施之前要求不予批捕的人员缴纳保证金以及没收涉案款物，检察院到时不能从公安罚没的这些款物中按比例划拨罚没款。当时范晓林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何某4在办公室听了他们的谈话，但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然后他们在办公室聊了一段时间就回公安局去了。2015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上班时间，检察院侦监室通知他和祝和飞、朱某1、邓某一起到县检察院五楼办公室边上的小会议室召开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件讨论会。会议由主管侦监的何某4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侦监室的何某1、曹某还有一个新来的同志（姓谢，具体名字记不起了）。公安局的有他和祝和飞、朱某1、邓某。案件讨论会先由侦监室的案件承办人曹某发言，曹某简单介绍了案情，发表了个人的意见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提出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祝凯雄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棒春、朱乐秀相对不捕。在曹某发言期间何某1因意见不一致还打断过曹某的发言，提出了对在大坪、泉水开设赌场的宋卫兵等4人批捕，对在卢阳开设赌场的何旭鹏等6人做存疑不捕，并说明了存疑不捕的理由是开设赌场的证据无参赌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佐证；开设赌场的房屋，还未查实是何旭鹏等人租赁用来提供给赌博人员赌博。在曹某、何某1发表意见之后，何某4要他们公安发表的意见。公安方面祝和飞和他提出了该案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已够罪，应当逮捕。最后何某4发言的时候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倾向何某1的意见。讨论会上检察院侦监室没有当场宣布具体的批捕决定。后来检察院下达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正式文书）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逮捕了谁，没有逮捕谁。 8.证人何某4证言。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在何旭鹏开设赌场案的审查逮捕阶段，何某2为了不批准逮捕何旭鹏的事情再次来他和范晓林的办公室找过范晓林求情。范晓林当时为了何旭鹏不批捕的事情把祝某、李某1、何某1一起叫到了他和范晓林的办公室，希望对何旭鹏不要批准逮捕。当时在场的人员中有人提出（记不起到底是谁说的话了）何旭鹏是累犯，按法律规定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不逮捕何旭鹏话，公安那边可能会有意见，到时候不好处理。但范晓林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不用担心，要在场的人员每个人都为何旭鹏的事情帮下忙，帮忙对何旭鹏等人不批准逮捕。2015年10月23日，到了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批捕阶段的最后一天上午，案件承办人曹某审查案件之后提出了拟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祝凯雄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棒春、朱乐秀相对不捕的意见。何某1提出何旭鹏等犯罪情节相同6人不予逮捕的意见，并明确跟他说过这个案子何某2找过她帮忙，要想关照何旭鹏不给他逮捕的话，只能作存疑不捕。他考虑到该案的社会影响小，就个案来看是很不起眼的案子，另外考虑到范晓林之前也都跟他打过招呼，何某2也找过他求过情，加上范晓林和何某1本人也明确要他给予关照何旭鹏，所以他跟何某1和范晓林都说过，如果公安的办案人员对不批捕何旭鹏等6人没有意见的话，就按范晓林和何某1的意思对何旭鹏等6人作出不捕的决定，给予何旭鹏关照。 9.证人祝某的证言。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原公诉室主任，何旭鹏开设赌场的案子范晓林叫他与李某1去他办公室说要关照何旭鹏作不捕决定，何某1也说希望大家尽量想办法帮一下。当时何某2也在范晓林的办公室。何某2也当场请求他们多多关照一下何旭鹏，还对他们说何旭鹏刚结婚不久，要是又被关进去，何旭鹏的新婚妻子很有可能会跟何旭鹏离婚，请求大家再给何旭鹏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知道何旭鹏在2012年因为聚众斗殴罪被判了刑，距离当时开设赌场犯罪还不足5年，按法律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听范晓林这么一介绍，加上分管侦监室的何某4也在场，他就明白范晓林是要帮何某2的忙而希望不逮捕何旭鹏，他觉得直接领导范晓林都这么说了，不好直接得罪他，于是他对范晓林说何旭鹏2012年因为聚众斗殴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今年又犯了开设赌场罪，两个罪之间都不满5年，按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实在要不批准逮捕何旭鹏的话，检察院这边不好单独擅自决定，肯定需要和公安那边协调好，他记得李某1也是同意这样的建议。范晓林听了他们公诉这边的建议之后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到时公诉这边大力支持起诉就可以了。2015年10月30日，何旭鹏的姐夫何某2请了他和何某1等人一起去了广东省惠州市的巽寮湾旅游。2016年春节期间，何某2邀请何某4、范晓林、何某1、李某1、罗敏、易某、葛艳红、曹某等人一起去了永安木制品厂吃饭。 10.证人李某1的证言。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公诉室主任，2015年下半年，当时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件正在提请批准逮捕的阶段，在范晓林、何某4的办公室，在场的有范晓林、何某4、何某2、祝某、何某1和他，何某2向他们求情对何旭鹏不予逮捕。汝城县公安局在报请逮捕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犯罪时移送的证据材料，已经能够确实、充分地证明何旭鹏构成开设赌场犯罪，而且2015年10月23日对何旭鹏作出不予批准逮捕之后，也并没有再取到新的参赌人员、赌场工作人员或赌场所使用房屋所有权人的证言，但最终是以公安移送的证据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也判处何旭鹏构成开设赌场犯罪。2015年下半年的一个周末，他和何某1等人接受何某2的邀请去了广东省惠州市巽寮湾旅游。 11.证人朱某1的证言。他是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2015年10月20多号的一天下午，他参加了检察院关于何旭鹏开设赌场案批捕阶段的讨论会，承办人曹某提出批准逮捕何旭鹏等人的意见，侦监室负责人何某1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提出了何旭鹏在县城周边几起开设赌场等几起案件证据相对薄弱，就提出涉及这几起开设赌场的人员存疑不捕的意见。 12.证人邓某的证言。2015年10月16日将案件移交到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办理批准逮捕，后经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审查，只有大概四人批准了逮捕（宋卫兵、曾进文等四人），何旭鹏还有几个人没有被批捕。 13.证人曹某的证言。他是于2014年3月被任命为汝城县检察院助理检察员，2015年10月何某1安排他承办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在审查期限的最后一天，他亲自拟写好了审查逮捕意见书（只是初稿，还未正式录入到办案系统），记得当时在最初形成的审查逮捕意见书上写好的建议是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祝凯雄、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何旭鹏批准逮捕，朱乐秀、何棒春做相对不捕。因为根据他审查的情况来看，何旭鹏等人构成犯罪的证据确凿，都符合逮捕的条件，所以他准备发出逮捕决定书，直接结案。2015年10月23日上午上班，何某1问他，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案的基本情况，是否存在瑕疵等问题。他就告诉何某1，赌博场地方面，房主的证言里面不能具体指向租房人是谁，除了这一点，他还讲了这个案件其他不足的地方，但忘记讲了哪一些了。他认为案件存在的瑕疵不影响对何旭鹏等十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认定，他的意见是对蒋海华、宋卫兵、祝凯雄、曾进文、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批准逮捕，对何棒春、朱乐秀相对不捕。因何棒春和朱乐秀没有犯罪前科，涉案次数较少，所以他提出相对不捕，但需要提请集体讨论。按照办案程序，侦监室必须开讨论会进行讨论，由他向何某4提请讨论。当天（具体时间不清楚）在公安办案民警参加讨论会之前，他、何某1、谢业涛、何某4在五楼的一个办公室开了案件讨论会，他在会议上汇报案情后，提出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祝凯雄、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何旭鹏批准逮捕，朱乐秀、何棒春做相对不捕的意见。谢业涛在讨论会上提出：“对蒋海华等8人批准逮捕，祝凯雄涉嫌盗窃一案，因证据不足，以开设赌场对其批准逮捕。对朱乐秀、何棒春相对不捕的话，怕变更强制措施后串供，建议对涉案的10人全部批准逮捕。”何某1和何某4在讨论会上也同意了他的意见。讨论会最后的结论是“对蒋海华、宋卫兵、曾进文、祝凯雄、何小强、李燕春、范建亮、何旭鹏批准逮捕，朱乐秀、何棒春做相对不捕”。形成讨论意见后，他一个人回自己办公室修改报告、整理文书。整理好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书，准备在办案系统结案时，好像是中午快要下班吃午饭的时候，何某1来到办公室（当时他和何某1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对他说，何旭鹏的姐夫来找过她，请求不予逮捕何旭鹏，何旭鹏快要结婚了，能不能考虑对何旭鹏不予逮捕之后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让何旭鹏早点从看守所出来办理结婚的事情。他当时考虑到何旭鹏有前科，案件材料也体现何旭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何旭鹏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就将他的考虑对何某1说了，并告诉她，这个事情搞不了。然后何某1就告诉他先不要结案，她就离开办公室了。到下午上班时间，何某1通知他去5楼开何旭鹏开设赌场案的讨论会。他到5楼的一个办公室，参会人员有祝和飞、邓某、肖某、朱某1等公安民警，本院的主管副检察长何某4、何某1、谢业涛和他。会议上，先由他对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一案介绍案情后，陈述了自己的批捕意见，对何旭鹏等8人批准逮捕，对朱乐秀、何棒春做相对不捕。他将自己的处理意见说出来后，也不记得自己是否发言完毕，何某1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何旭鹏在案件中没有参赌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何旭鹏参与的几个赌场中的房屋（赌博场地），不能证实是何旭鹏等人租赁来提供给赌博人员的。何某1在提出自己意见时也提出何旭鹏是县人大代表何某2的妻弟，因何旭鹏刚结婚及其妻怀孕如果被继续羁押可能导致家庭破裂，检察院作出存疑不捕，希望公安给何旭鹏暂时取保，不要影响其家庭。公安民警其中一个人（可能是祝和飞或肖某）提出如果何旭鹏存疑不捕的话，另外跟何旭鹏一起参与几次开设赌场的何小强、李春燕、何棒春、范建亮、朱乐秀一同六人就也要一并作出存疑不捕，因为这6人都是在一起参与的（以同一地点为依据），如果6人都办理存疑不捕，这个案子后面怎么办理（按照汝城检察院案件办理流程，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作出存疑不捕的案件需要再次报捕才可以提请起诉。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公安机关补充侦监科提出的补充意见后直接提请起诉，公诉科也可以接案并公诉）。公安同志提出案子后面该怎么办理后，何某1就提出管理公诉科的范晓林那里会协调好，你们可以直接移送起诉。讨论会议期间，何某1还去了范晓林的办公室，回来就说已经和范晓林协调好了，公安可以提请起诉。公安民警见何某1已经同公诉科方面协调好，便同意了何某1的意见“对蒋海华、宋卫兵、祝凯雄、曾进文批捕，对何旭鹏、何小强、李燕春、何棒春、范建亮、朱乐秀存疑不捕”；谢业涛因业务不熟，没有发表意见（但为了应付案卷检查，在2015年10月23日案件讨论会的讨论案件笔录上面也签了字）；何某4应该是碍于何某1、范晓林的面子，又看到何某1在会议上这么帮何旭鹏说话，主动去找范晓林协调关系，所以最终同意了何某1的意见；他也同意了何某1的意见，是因为他看到公安的同志同意了何某1的意见，何某1在整个案件讨论期间努力协调，分管侦监的何某4和公诉的范晓林副检察长都同意了何某1的意见。讨论后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对何旭鹏等6人存疑不捕，对宋卫兵、曾进文等4人批准逮捕。他就赶紧去录入办案系统进行结案，把审查报告、不捕理由说明书、继续侦查等文书依次提交给何某1、何某4审批。审批后，他将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文书打印出来，连同案卷一起交给了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邓某。根据案件办理细则，存疑不捕的案件必须要有讨论案件笔录，这个笔录是他于2015年10月30日根据10月23日下午开讨论案件会时的记忆补写的。讨论案件笔录上的时间应该是要写2015年10月23日15时至16时，是他粗心大意，笔误写成了2015年10月30日15时至16时。他上午将这个这份讨论案件笔录制作好，下午15时左右，他们就同何某1等人去了惠州巽寮湾游玩。 14.同案人何某1的供述与辩解。曹某对何旭鹏等人开设赌场一案进行了审查，形成了对何旭鹏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秀、何棒春2人相对不捕的初步意见。在该案的审查逮捕阶段，范晓林通知她到他办公室去，当时范晓林、何某4、何某2、祝某和李某1都在场。范晓林说何总请求他帮忙协调一下，他也答应了何总尽量帮助，召集大家一起就是想让大家想办法看能不能不批准逮捕何旭鹏。当时祝某说何旭鹏是累犯，按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何旭鹏的话，怕公安到时候提出复议、复核，所以还是需要和公安那边协调好。后来范晓林就说他会去和公安协调，公诉这边到时候支持公安直接起诉就行了。她作为侦监室主任，接受了何旭鹏姐夫何某2的请托，收受何某2人民币20000元后，在明知何旭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系累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却改变承办人的批捕意见，对何旭鹏作存疑不捕意见。 15.被告人范晓林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10月份，何某2打电话告诉他说其妻弟何旭鹏被公安局抓了。他就问何某2被公安局哪个部门抓了。何某2说是被刑侦大队抓了。他说先问下情况，就打了个电话给公安局的祝和飞，说何旭鹏是不是被你们抓了，祝和飞电话里告诉他是抓了何旭鹏，他就对祝和飞说能照顾就照顾一下，祝和飞说好的。他就告诉祝和飞说何某2会去找他，祝和飞说好的。之后他又打了个电话给何某2，告诉何某2直接去找祝和飞就行了。何某2应该是去找了祝和飞。过了一段时间，公安局将何旭鹏报捕到检察院。不久何某2就到了检察院他和何某4的办公室，何某2说有件事想找你们两位领导帮忙，然后何某2把何旭鹏开设赌场案报捕到检察院的情况说了一下，说其妻弟何旭鹏被逮捕的话会影响婚姻，希望关照一下，能不捕就不捕。他就说批捕不属于他分管，是何检（指何某4）分管，要帮忙的话要请何检帮忙。何某4说都是朋友，能够关照就会关照。何某4马上打电话把何某1叫到他们办公室，问她何旭鹏是不是报捕到检察院了，何某1说是的，何某4问何某1这个案子有什么理由不捕，何某1说要请公诉的上来问下有什么办法。他马上打了个电话给祝某，让祝某和李某1到他办公室来。祝某和李某1来到他们办公室之后，他就说何旭鹏是何某2的妻老弟，何某2也是大家的朋友，大家看看有什么理由，能够关照就关照。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有正当理由的话，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也不能勉强。他记得应该是何某1说了这么一句话“何旭鹏是累犯，如果事实清楚，证据也没问题是属于应该逮捕的情形。”他和何某4说如果是这种情况，还是应当捕。当时何某1、祝某、李某1其中一个人说除非是证据有问题，才可能不捕。他们三个人中有人还提出如果不捕，公安那边会不会有意见。他就对何某4说公安那边何检你协调一下，何某4对他说还是你协调一下，他就说好咯。应该是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叫祝和飞来他办公室。祝和飞带着肖某来到他和何某4的办公室，祝和飞和肖某说这个案子没问题，希望能把何旭鹏他们捕下来，不然不好处理。他就说不管侦监是否批捕，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犯罪就直接移送起诉，他会交代公诉收案，该起诉还是要起诉。决定是否批捕那天，侦监室叫了公安局的相关领导及办案人员过来开会，研究是否逮捕何旭鹏等人。会议由何某4主持，检察院侦监室和公安局的人员集体讨论是否批捕。会后何某4告诉他说对何旭鹏作了存疑不捕。决定存疑不捕的第二天，他去祝某办公室对他说，他原来和公安那边说好了，不管侦监是否逮捕，公诉都会收案。现在侦监已经作了存疑不捕，到时公安那边会直接移送起诉到公诉室，你要收案，到时候审查一下，构成犯罪的话，该起诉还是要起诉。祝某说好的，按领导的指示办。何旭鹏的案子作存疑不捕之后的一天下午，何某2打了个电话叫他去位于的木材厂吃饭。快到春节的时候，何某2送他两条和天下香烟。 二、贪污罪 2008年至2009年，按照上级的部署，汝城县森林公安和林业局对小水电非法占用林地问题进行全面清理。为便于与上级林检部门协调审查起诉的有关问题，汝城县为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解决专项办案经费20万元，并拨付到汝城县林业局。由汝城县检察院林检股与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衔接，范晓林时任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林检股工作。 2008年12月，时任汝城县检察院林检股股长谭某1以“办案”的名义向汝城县林业局借款5.5万元，其中5000元转谭某1账户、5万元转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姚某的账户，这5万元作为林检科的专项经费。之后，姚某和谭某1提供了开支发票，由谭某1经办到汝城县林业局报账，列抵了谭某15.5万元借款。 2009年3月，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张某提供了39100元发票给范晓林到汝城县报账，范晓林将自己收集的6846元发票和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的39100元发票汇合计45946元，一起到汝城县林业局以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的名义报账。汝城县林业局安排时任林政股股长赖某为范晓林完善报账手续，赖某按照汝城县林业局财会室统计范晓林提供发票的金额，以“办理征占用林地费用”的名义向汝城县林业局借款45946元。2009年3月31日，上述借据报账后，45946元直接转账到范晓林提供的本人建设银行43×××18的账户。2009年4月1日，范晓林从45946元中转账张某39100元。之后，汝城县林业局分两次用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及范晓林提供的发票冲抵了赖某的借款。在上述45946元报账发票中，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2007年11月14日郴州爱心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号为01627482金额为498元的文化用品发票、2008年12月15日杭州百货大楼出具的发票号为00136413金额为2038元文化用品发票系范晓林提供，其报账款被范晓林用于个人开支。 2009年3月31日，范晓林用自己的身份证到汝城县建设银行新开设了账号为43×××08账户。2009年5月20日，范晓林以“2008年市院林检科清理汝城小水电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专项办案经费”的名义出具一张11万元的领条，并将该领条提供给汝城县林业局直接列支。2009年5月22日，11万元领条报账后，报账款直接转账到范晓林提供的本人建设银行43×××08账户。2009年5月31日，范晓林从建设银行43×××08账户11万元中转账给范某111600元，用于购买电脑。2009年6月21日，范晓林从建设银行43×××08账户中转账30000元到本人建设银行43×××18账户，之后，从建设银行43×××18账户转账给易某32800元，易某时任汝城县检察院反渎局工作人员，该笔款项32800元为范晓林和易某个人的债权债务往来。2009年8月26日，范晓林从建设银行43×××18账户转入1600元到建设银行43×××08账户，凑满70000元，再从43×××08账户将70000元作为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的专项经费转账给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郭某建设银行账户。上述110000元扣除其买电脑的11600元、转账给市检察院林检科的70000元，剩余28400元被范晓林个人日常开支了。 范晓林建设银行43×××08账户除发生了上述几笔业务，再没发生其他业务。2012年6月12日，范晓林将建设银行43×××08账户销户，将余款42.45元转到其本人建设银行62×××76账户。 综上所述，范晓林利用担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林检股的职务上的便利，以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办理征占用林地费用”名义虚假报账2536元，以领取“2008年市院林检科清理汝城小水电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专项办案经费”的名义个人侵吞28,400元，合计侵吞公款30,936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范晓林的相关银行流水。范晓林建行＊＊×××18帐户于2009年3月31日转帐存入45946元，2009年4月1日转出39100元；范晓林建行账户＊＊×××08帐户于2009年5月25日转入11万元，同年5月31日转出11600元至范某1帐户，同年6月21日转出3万元至建行＊＊×××18帐户，同年8月26日从建行＊＊×××18帐户转入1600元，当日转出7万元至郭某建行账户。 2.范晓林通过赖某从县林业局借款45946元相关财务凭证。证明2009年3月27日赖某经手借林业局45946元，汇入范晓林建行＊＊×××18帐户，后以办公费用开支发票平帐，其中包括范晓林供述的其用于个人开支的6846元。 3.范晓林到县林业局领取110,000元相关财务凭证。证明2009年5月20日，范晓林从县林业局领到11万元，用于2008年市院林检科清理汝城小水电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专项办案经费，记帐为拨检察院办案经费，无开支发票附件。 4.谭某1借款55000元相关财务凭证。谭某1于2008年12月24日以“办案”的名义向汝城县林业局借款5.5万元，后以开支发票平帐。 5.证人谭某1的证言。2008年至2009年期间，县林业局与林检科联合办理了汝城县小水电站非法占用农用地系列案件，她在这个案件中经手了55000元开支，对其他的开支经费她不知情。专案组办理小水电案件期间，并没有在汝城县食神大酒店消费过，在办案期间也没有到韶关市去取证或者衔接工作。 6.证人谭某2的证言。她于2002年2月至2010年12月，任汝城县林业局计财股股长。范晓林写了一张领条领取了110000元，领条上注明的用途是“2008年市院林检科清理汝城县小水电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专项办案经费”，该领条经县林业局时任分管财务的副局长朱某2审核和时任林业局局长祝红飞的审批，最后110000元拨入了范晓林的个人账户。共拨付范晓林155946元，拨付谭某15000元、拨付姚某50000元的专项办案经费。总共拨付了210946元，超过10946元。 7.证人朱某2的证言。朱某2的证言与证人谭某2的证言基本一致。 8.证人赖某的证言。他是汝城县林业局原林政股股长。2009年汝城县清理小水电非法占用林地的过程中，县财政保障20万专项办案经费用于牵头单位市检察院林检科开销，这笔经费拨到了县林业局，之后这笔钱以借条和领条的形式出账。2009年3月份，时任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范晓林拿了一些清理小水电的开支发票到县林业局报账，当时县林业局计财股计算了这些发票，共计45946元发票。因范晓林拿来的发票是市检察院林检科的，要钱比较急，而报账的过程又比较久，范晓林便与时任县林业局局长祝红飞商量，先以我的名义从20万元专项办案经费中借款45946元，钱直接转入范晓林账户，账上挂我的往来，待计财股分类整理好发票后再冲抵这45946元往来。2009年3月31日，汝城县林业局将该笔借款直接并全部转到了汝城县检察院范小林建行43×××18的账户里。汝城县食神大酒店结账的金额为2305元是他去替范晓林结账的，韶关小岛饭店有限公司的发票936元及长沙太平洋大酒店住宿发票1000元是范晓林提供给他的。 9.证人杨某的证言。她从1994年9月至2016年7月在汝城县林业局工作，2008年至2009年担任林业局计财股报账员。范晓林领取的110000元是以领条领取的，之后范晓林也没有向林业局提供这110000元的支出票据。 10.证人张某的证言。2009年5月第8号凭证中，发票号为20158642的汝城大酒店416元的发票不是市检察院林检科的，因为一般情况他们到汝城去出差，要么汝城县检察院或者汝城县林业局办公室会给他们结账，要么就是他们拿发票自己到单位正常报差旅费；发票号20304394的郴州福厦商务酒店129元发票不是他们的，发票号Ｚ00Ｚ0939的郴州汇园湖大酒店138元发票不是他们的，发票号Ｚ00Ｚ0900的郴州汇园湖大酒店138元发票不是他们的，发票号Ｚ00Ｚ1485的郴州汇园湖大酒店276元发票不是他们的，因为他们都在郴州上班住家里，即使单位有接待也不会住离检察院太远的酒店，而且这几个酒店应该很小，他都没听过名字，这些酒店地址在哪里他都不清楚。2007年11月14日发票号01627482的郴州爱心文体498元的发票不是他们的，因为2007年他们都不知道汝城县检察院或者汝城县林业局会同意他们去他们那里报账，所以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票，而且发票抬头还写的“汝城”。2008年12月15日发票号00136413的杭州百货大楼的2038元发票不是他们的，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市林检科没有人去杭州，刚刚还打电话问了姚某，姚某也说那段时间没有人去杭州。以上总计3633元发票确定不是他们的，其他的发票就不能非常确定，特别是很多小票更不能确定。他们在汝城县报账的159100元分三次给了159100元发票给汝城县检察院林检股，没有另外收取他们现金。范晓林报帐的发票中有14241元发票他能确定不是他们市检察院林检科的消费发票。 11.证人郭某的证言。7万元到了她账户之后，她就取了7万元现金给了姚某，具体钱是怎么用的就要问姚某和张某。11万元中剩余的这4万元，范晓林是怎么处理的不清楚。 12.证人姚某的证言。他们拿了三次发票给汝城县检察院的相关人员。记得大概在2008年年底（2009年春节前），当时主要是一些土特产的费用、招待费、汽车维修加油费用的发票，由他拿给了谭某1，由谭某1具体回汝城去报账，她怎么报的不清楚，这次的费用大概有5万元左右。2009年上半年左右，拿了一些汽车维修加油费、招待费等发票给范晓林、谭某1，大概金额有3至4万元左右，由范晓林具体到汝城去报账，他们怎么报的就不清楚。2009年下半年左右，他大概拿了7万元左右的发票给范晓林、谭某1去报账，费用也是一些汽车加油维修费、招待费、土特产费等。 13.证人易某的证言。2009年6月21日，范晓林银行账号43×××18向她建行银行卡（卡号为62×××02）转账32800元，这是因为她家装修房子向范晓林提出借款32800元用来支付装修费，后来陆续还清了。 14.证人范某1的证言。他于2000年至2013年在汝城县开电脑公司，其中2005年至2013年电脑公司“汝城县百业网络科技公司”是他妻子刘丽在管理。范晓林建设银行43×××08账户在2009年5月31日向他建设银行29×××93账户转了11600元，具体什么钱记不清了。 15.被告人范晓林的供述与辩解。清理小水电非法占用农用地是2008年搞的，20万元协调费也是在一次协调会上定下来的，协调领导办公室设置在县政法委。县政法委以清理小水电的名义向县政府申请了一笔20万元的经费，这笔钱首先进入了政法委账户，之后县林业局又写报告给政法委，将这20万元拨入了县林业局账户。之后市检察院林检科去省检察院林检处协调需要费用，他就安排林检科科长谭某1从这20万元中借了5.5万元，全部转给市检察院林检科内勤姚某，谭某1是否把钱全部转给姚某他就不清楚。这些钱应该是用于市检察院林检科去省检察院协调，具体怎么用的他不清楚。后来有领导告诉他这个协调费用不要搞得大家都知道，要他亲自经办，所以剩余的费用都是由他经手。他记得之后还经手过两笔资金。第二次报账，市林检科先拿了一些发票给他，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发票，发票总金额45946元，他将这45946元发票交给了赖某，祝红飞再安排赖某根据发票的票面总金额写借条出账，赖某应该是拿着这些发票冲抵了这些借款。在2009年5月第8号凭证中，赖某以他提供的发票冲抵了14857元借款，这14857元发票中他能确定有他两张发票，其中一张发票的开票日期是2007年11月14日，发票号01627482，发票抬头是汝城，商品名称办公用品，发票金额为498元；另一张发票开票日期2008年12月15日，发票号码00136413，商品名称文化用品，发票盖章杭州百货大楼，发票金额2038元，这两张发票是他的，他有印象，平时他自己个人消费留下的发票，剩下的发票还有哪些是他的暂时找不出。他将发票交给县林业局林政股股长赖某去报账，赖某报账后把4万多元转给了他。之后他又把这笔钱全部给了市检察院林检科的张某或者姚某，具体是给的现金还是通过转账给的，他记不清了。当时他们向市院林检科提出过解决一些办公用品的事情，市检察院林检科也同意买两台笔记本给他和谭某1办公用，这两台笔记本是他去买的，可能把买笔记本的钱扣除后将剩余的3万多元给了市林检科。第三次报账他以市检察院林检科协调费用的名义写了一张领条将剩余的11万元从县林业局领了出来。这11万领出来之后，他按照市检察院林检科的要求转钱给他们，他们要求多少就转多少，具体转了多少以银行流水为准，这笔钱转给了张某或者姚某，剩下的钱他自己使用了。这20万元每笔转账他都记了流水账，他也拿着流水账去找市院林检科算了账。经过算账20万元没有全部转给市林检科，还剩一部分钱没转，具体剩余多少以银行流水为准。市林检科的张某说剩下的钱以后再说，之后他们也没有再来找他要过剩余的钱，所以剩下的钱被他个人使用了。 三、高利转贷罪 2012年5月，袁某1、李某2合伙在汝城县，因资金不足，找到被告人范晓林投资入股。范晓林因自己也资金不足，在与袁某1、李某2商量之后，便想到从汝城县信用社贷款入股。随后，范晓林从信用社咨询到有关贷款的情况后，以虚构的投资水电站的名义，提供虚假资料向县信用社贷款。按照规定，在信用社贷款，需要把之前的贷款归还才能放新贷款。经过与袁某1商量，2012年5月5日，袁某1通过其女儿袁某2的农商行90×××11账户转账40万元到范晓林银行账户，用于归还范晓林之前的信用社贷款。2012年5月14日，信用社将100万元贷款发放到范晓林信用社90×××11账户。同日，范晓林认为其不适合参与项目的管理、生产经营，便与袁某1商量将之前准备入股的60万元转为借款，由袁某1、李某2按照月息3分支付固定利息。当天，范晓林将上述100万元从其信用社90×××11账户转账存入袁某2的农商行90×××11账户。2014年4月26日，袁某1、李某2向范晓林偿还了60万元借款本金。 在本案补充侦查期间，汝城县监察委员会委托湖南远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被告人范晓林涉嫌高利转贷获利金额进行会计鉴定。经鉴定，2012年5月14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范晓林贷款100万元中借给袁某1、李某2的60万元共计支付银行利息118027.61元，袁某1、李某2共计支付范晓林的借款利息408400元，扣除范晓林60万元的贷款成本，范晓林共非法获利290372.39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汝城县农商行提供的2012年5月范晓林贷款100万元的资料。证明2012年5月11日，范晓林以电站投资的名义向汝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100万元。2012年5月14日祝某提供担保。祝某提供丽景花园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资料。贷款发放通知明确贷款日期为2012年5月14日，还款日期为2013年5月14日，执行利率为8.67。资料提供了袁某2与范晓林购买一套全新水轮机组及相关设备的《购销协议书》。 2.范晓林贷款100万元的还本付息资料。证明该笔贷款还本付息情况，于2014年4月28日还清。 3.范晓林和范珂俊持有渔仔口电站股权资料及转让资料。证明2005年范晓林将其持有的渔仔口电站股权登记在范珂俊名下，2009年12月19日发股权证，2017年9月25日5.6万元价格转让给范华峰。 4.范晓林、范珂俊、袁某2、袁某1、李某2以及何某5银行账户交易流水。证明范晓林、范珂俊、袁某2、袁某1、李某2以及何某5银行账户之间的转帐情况。 5.范晓林转账100万元给袁某2的原始财务凭证。证明2012年5月14日范晓林信用社帐户转帐100万元给袁某2信用社帐户。 6.何某5转账69.5万元给何某6的原始财务凭证。证明何某5的账户转账69.5万元至何某6账户。 7.证人袁某1证言。2012年5月初，他和李某2在田庄乡等乡镇做新农贸市场的工程项目、田庄乡文泉村整体立面改造工程，急需要大量资金周转，他和李某2就到处找朋友借钱。有一天他到老检察院范晓林办公室找范晓林，叫范晓林也投几十万和他们一起去做这几单生意，范晓林也想和他们做这笔生意，但是范晓林又说自己没钱，他就叫范晓林去银行里面贷款，范晓林说他在银行里面还有一笔40万元左右的贷款还没还清，要还清了才能贷出更多的钱，他就问范晓林还清了后大概能贷多少钱出来，范晓林说应该能够贷个100万元左右，他就说先想办法把这40万元还清，到时候贷出100万元出来以后，就直接转给他，就当范晓林在他们这笔生意中投资了60万元，范晓林同意了。之后他就从女儿袁某2的信用社账户转了40万元到范晓林的信用社账户。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左右，范晓林打电话给他说100万元已经贷出来了，叫他去范晓林办公室。他和李某2就一起去了范晓林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之后，范晓林和他们说他已经从银行里面贷了100万元出来了，但是范晓林说不想和他们一起投资，只愿意借钱给他们，他当时就说借钱给他们也行，他们可以给他赚点利息，但是他忘记当时具体谈的月利息是多少了，之后他和李某2就写了一张60万元的借条给范晓林，约定借款期限一年，他和李某2都在借条中签了字。当天，范晓林就把100万元（含之前转的40万元，实际借了60万元）转到了他女儿袁某2的农商行账户。最开始谈的利息是多少记不清了，但是他们借了范晓林这60万元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后，他们因为没有钱还给范晓林，范晓林多次催他们还钱，说要把钱还给银行了。因为当时他和李某2把钱都投到工程项目中去了，资金非常紧张，没有流动资金还给范晓林，他们就叫范晓林在银行办理延期，到时候按照3分的月利给范晓林利息，最后范晓林同意了。所以，最后借范晓林这60万元是按照3分的月利算利息的。还这60万元本金及利息给范晓林的具体过程记不清了。但是他们借范晓林这60万元好像总共借了2年的时间，中途他和李某2都还了少部分利息给范晓林，大概15万元左右，最后一次他们还本付息还了90万元给范晓林，他们借范晓林的这60万元，连本带利大概还了105万元给范晓林。大概在2014年4月份左右，他们借范晓林的这60万元差不多两年时间了，范晓林催他们一定要还钱，说要还银行的钱了，没办法，他们就按照60万元借款3分月利2年时间算了一下，他们大概要付43.2万元利息给范晓林，除去之前已经付的15万元左右，他们还欠利息28.2万元左右，加上60万元本金，他们差不多还要还88万元左右给范晓林，所以他和李某2去筹好了约90万元后，就一起到范晓林办公室，并和范晓林算账，当时算账的详细过程记不清了，只是记得他们最后大概还要还本金及利息共88万元左右，但是最后因为他们借范晓林的钱一直没还，他们就凑了个整数，多还了范晓林1万多元，所以最后一次他们还了90万元给范晓林，范晓林就把借条给了他们，他们当场就把借条撕了，后来李某2就按照范晓林的要求，转了90万元给范晓林，具体李某2是怎么转钱的他就不清楚，要范晓林和李某2才清楚。 8.证人李某2证言。证明2012年，他和袁某1一起做几个项目生意，当时两人的资金不够周转，所以就到处找朋友借钱，借钱的月利息从1分至5分不等。后来袁某1找范晓林协商后，范晓林同意借60万元给他们，月利息3分。后来应该写了借条给范晓林，但是写借条的时候他有没有在现场记不清了，具体借钱的过程、借钱的条件都是袁某1和范晓林谈的，他不太清楚。范晓林把60万元转给袁某1之后，袁某1就通过他本人或他女儿袁某2的信用社账户把钱转给了他（一般是他来管钱）。当时约定了利息的支付方式好像是按月付息。最开始袁某1和范晓林是怎么谈的他不清楚，只是他们最后算账的时候，是按照3分的月利付利息给范晓林。他们2012年借范晓林的这60万元，到2014年才还清本息，总共借了2年的时间。中途他们还了几次利息给范晓林，但是没有持续还，直到2014年最后一次他们一次性还了范晓林90万元。总共他和袁某1一起还了范晓林大概105万元，其中本金60万元，利息大概45万元。他和袁某1两个人都还过利息给范晓林，都是通过银行转账还钱，但是具体的还息过程记不清了，要看他和袁某1的相关银行流水才清楚。还本金和利息给范晓林，都是通过银行转账还钱，没有还过现金，但是银行转账有时候会转到范晓林指定的账户。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袁某1对他说范晓林急用钱，要他们还钱，后来他就和袁某1一起去想办法筹了一点钱。钱筹好之后，袁某1就打电话约了范晓林一起在他办公室算账还钱。到了范晓林办公室之后，袁某1就具体和范晓林一起算账，算账的详细过程他印象不深了，只是记得当时他们连本带利还要还88.9万元给范晓林，因为他们没有按月及时还利息给范晓林，为了感谢范晓林的帮忙，所以他们多还了1.1万元给范晓林，等于最后一次还了90万元给范晓林。钱是他当天就转给了范晓林，记得有一笔是转到了范晓林本人账户，还有一笔是转到了范晓林指定的账户。 9.证人袁某2证言。证明2011年初时，她父亲袁某1叫她在农村商业银行开了个户由袁某1保管和使用，还在邮政银行开过户给袁某1保管和使用。她不认识范晓林，范晓林贷款100万元的事她不知情，贷款资料中以她名义与范晓林签订的有关水轮机组的《购销协议书》她也不清楚，协议中“袁某2”的签名也不是她签的。 10.证人何某5证言。证明在农村信用社办的那张90×××11存折，放在他妹妹何郁英那里，一直由她替他保管使用。李某2通过账户81×××16转账700000元到何某590×××11的农商行账户中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笔钱不是他的。 11.证人祝某证言。证明2012年的时候，他担任县检察院公诉室主任，范晓林是分管公诉室的副检察长，4、5月份的一天范晓林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说准备在汝城县农商行贷一笔款，想让他帮忙担保，因为范晓林是他的分管领导，他也知道范晓林老婆是汝城县农商行的职工，并不担心到期后范晓林还款方面的问题，就同意了范晓林的要求。当时范晓林提出帮忙担保的时候，没有提贷款100万的用途。贷款资料中《丽景花园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据》不是他提供的，他也没有在丽景花园买房子或者店面，这些资料里他的名字不是他本人签的。 12.证人何某6证言。证明何某5转给他的两笔钱共计695000元他没有印象。 13.被告人范晓林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5月份，袁某1和李某2在汝城县，两人叫他入股参与这个项目。当时他也想参与田庄乡农贸市场项目，但是他没有钱。他以投资购买水电机的名义与袁某1的女儿签了一份假合同，然后去找信用社，以投资电站的名义贷款100万元，担保人是他同事祝某。当时以购买水电机的假协议向银行贷款的，之后银行把100万元贷款转到了袁某2的账户。后来他考虑不参与农贸市场的项目管理，也懒得和袁某1、李某2算账，就告诉袁某1、李某2剩下的60万元就算他借给他们，每月给予固定性回报就行了，即支付借款利息给他。他不记得月利率是多少，要看银行流水才知道，如果每月支付1.2万元的利息，月利率就是2分，如果每月是支付的1.5万元的利息，月利率就是2分5。他借了60万元给袁某1、李某2他们。因为在申请这笔100万贷款之前，他在信用社还有一笔37万多的贷款余额，如果不先把这37万元贷款全部归还，这100万元贷款是无法批下来的，所以袁某1通过他女儿袁某2的账户转了40万元给他，用于归还了原来的贷款。最开始袁某1、李某2是叫他入股的，后来他口头告诉了袁某1、李某2入股改成借款算了，给予他固定性回报就行，每月支付利息给他。在2014年的时候，袁某1和李某2一起到他检察院的办公室算了一次总账，扣除之前已付给他的14.3万利息，最后一次性凑整本息还付了90万元给他。他算了一下，就是月息3分，考虑到他们也没有按月付息，袁某1、李某2多支付了1.1万元的利息。最后这90万元是李某2通过两笔转账打入了他和他妻兄何某5的账户。他账户转入了20万元，因为他老婆月底要揽储，为了完成他老婆的揽储任务，他就让李某2将其中70万元转入了他掌握的何某5尾数011的农商行账户。2014年5月7日，他又从70万元里面转了2笔钱给何某6（当时是金鑫公司的老总），分别为30万元和39.5万元，这两笔转账是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以投资电站的名义在信用社贷款100万元，部分贷款转借袁某1、李某2的天数为704天，一共向银行支付了118027.6399元利息，从袁某1、李某2那里获得408400元利息收入，获得的利差收入为：408400元-118027.6399元＝290372.3601元。 14.湖南远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范晓林涉嫌高利转贷获利金额的会计鉴定意见》。证明经鉴定，2012年5月14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范晓林贷款100万元中借给袁某1、李某2的60万元共计支付银行利息118027.61元，袁某1、李某2共计支付范晓林的借款利息408400元，扣除范晓林60万元的贷款成本，范晓林共非法获利290372.39元。 四、诈骗罪 汝城县小额担保贷款中心主要针对下岗人员再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学生创业等人群提供资金需求，用于创业。所有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负担，贷款期限为两年，贷款人只需在贷款到期后归还本金即可。2014年小额担保贷款的金额从2万元至10万元不等，女性贷款人员贷款金额为8万元，贷款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必须找财政统发工资人员做反担保。 2014年3月汝城县小额担保贷款中心开始发放小额贷款申请书。范晓林得知该情况后，在小额担保贷款中心领取了4份贷款申请书。之后，范晓林考虑到以女性贷款能多贷一点，分别找到其女性亲戚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对何某7等四人说了要以其4人的名义去申请贷款的事情，开始何某7等人有顾虑，不愿意范晓林以其名义申请贷款。范晓林分别向何某7等人保证，只是以其名义去贷款，不需要何某7等人负担利息和还款，对其四人没有任何影响，何某7等人考虑到都是亲戚便同意范晓林以其名义贷款，并将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提供给范晓林。 2014年3月，范晓林分别伪造了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的工商营业执照，并分别以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的名义填写了4份贷款申请书，在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签名后，将表格分别拿到土桥镇、卢阳镇劳保站盖章，然后，范晓林找其下属曹某、徐某、李某1分别为何某8、何某9、何某7作担保，范晓林本人则为范某2担保。之后，范晓林将以何某7等4人的名义申请的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书交到县小额担保贷款中心。 2014年9月份，范晓林通知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在县邮政银行办理了一本新的存折，让其将办理的存折交由范晓林保管和使用。2014年10月初，县小额担保贷款中心通知范晓林到邮政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之后，范晓林便通知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以及担保人曹某、徐某、李某1到邮政银行办理贷款手续。邮政银行《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贷款年利率为9.15％，贷款期限为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2014年10月14日，县邮政银行分别将8万元贷款拨付至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邮政银行账户。贷款发放之后，范晓林将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账户中的8万元贷款分别分两笔取出，用于归还范晓林之前在其他银行的贷款。 2016年10月，范晓林以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名义贷款到期，范晓林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79910元、79959元、79959元、79959元到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邮政银行账户，用于归还贷款。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两年期间，财政分别为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贴息14883.99元，共计财政贴息59535.96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2014年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相关资料。证明被告人范晓林以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的身份信息，工商营业执照，分别由曹某、徐某、李某1和他本人担保，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各8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2.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小额贷款借款合同、中国邮政银行个人贷款放款单、中国邮政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还款计划表、借款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个人信息查询及留存授权书等。证明2014年10月14日，中国邮政银行向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分别放款80000元。至2016年11月20日，各人累计应还本金8000元，累计应还利息14660元。 3.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的银行账户开户原始资料、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何某8、何某9、范某2、何某7分别于2014年9月29日、9月28日、9月29日、9月28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开户，2014年10月14日各入账80000元，后被现金取出；2016年10月12日＊＊×××76账户转入资金凑足80000元，10月14日自动扣款80000元。 4.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小额担保贷款的财政贴息资料。证明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4人小额担保贷款的财政贴息分别是14883.99元。 5．范晓林2016年偿还何某8、何某7、范某2、何某94人小额担保贷款8万元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2016年10月12日，范晓林建行账户＊＊×××76向何某8、何某7、范某2、何某9账户转入资金还款。 6．调取证据通知书及回执。证明范晓林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所使用的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431026600053622、431026600038274、431026600001736、431026600050628无工商登记信息，无注销记录。 7.小额担保贷款相关政策资料。证明小额担保贷款的对象、条件及用途，小额担保贷款只能用于符合贷款条件的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其合伙经营，实体及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开办经费和流动资金。 8.证人何某8、范某2、何某9、何某7的证言。证明他们对贷款资料进行了核实确认，2014年的时候，被告人范晓林以何某8、范某2、何某9、何某7的户籍信息、身份证和结婚证信息，以虚假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该四人的名义在中国邮政银行各贷款8万元，贷款是范晓林在使用。 9.证人李某1、徐某、曹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2-3月份的一天，范晓林以他人名义到邮政银行办理小额担保贷款，他们为这些贷款作担保，并对担保资料进行了确认，其中李某1知道这些贷款是国家贴息的，贷款人不需要支付利息给银行。 10.证人朱某3的证言。证明2009年至2011年期间，汝城小额担保贷款全部由劳动部门的就业资金中贴息，2011年之后，全部由财政部门贴息，2014年范晓林到朱某3处拿过申请表。 11.证人蒋某的证言。证明蒋某陈述了办理小额担保贷款的规定，程序，不认识范晓林、徐某、范玉林和范新林。 12.证人范某3的证言。证明范晓林是他堂叔，在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上班。他听他父亲说过，范晓林在2014年的时候以他妈妈范某2的名义到县人社局贷过政府贴息贷款，其他的他不知道。 13.证人范某4的证言。证明2014年上半年一天，范晓林打电话给他，说范晓林的亲戚想在人社局这边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想帮亲戚拿下申请资料。申请人不需要自己支付贷款利息，这种贷款是贴息贷款，利息是由财政贴的。 14.被告人范晓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或者2015年的时候，他听说汝城县人社局有那种主要针对返乡创业人员的由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就以范某2、何某9、何某7、何某8的名义向汝城县人社局申请了由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每人贷款8万元，贷款年限2年。范某2、何某9、何某7、何某8都是他的亲戚。这些小额贷款是通过邮政银行发放的，小额贷款发放到范某2、何某9、何某7、何某8卡上后，他又转到他的邮政银行卡。去办理这4笔贷款，是因为这些贷款不需要支付利息，由政府贴息。范某2、何某9、何某7、何某84人不符合贷款条件，她们四人的贷款资料是他伪造的。他分别找了院里的曹某、李某1、徐某，对他们说人社局的小额担保贷款需要领财政工资的人作担保，让他们帮下忙。因为他是院里的领导，他们也没有推辞，至于当时是否向他们说明贷款由他使用记不清了。他当时不知道邮政银行的利息是多少，现在看了资料，小额担保贷款的年利率是9.15%，8万元两年的利息就是14883.99元，四个人两年的利息一共59535.96元，这些钱都是政府财政贴息的。这32万元的贷款没有按照要求使用，只是以这四个人的名义办理了小额担保贷款，贷款的资金都是他在使用。这32万元贷款快到期的时候，他就分别向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的邮政银行账户各转入了8万元，贷款到期时银行自动扣款还贷。 另查明，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何旭鹏自2008年以来，纠集廖一峰等人，实施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至2017年5月，逐步形成以何旭鹏为组织、领导者，廖一峰等人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及组织成员在汝城县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严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威胁恐吓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2019年5月15日，何旭鹏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经补充侦查查明，2019年8月2日，监察机关在掌握被告人范晓林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后，通知被告人范晓林到汝城县谈话点接受谈话，被告人范晓林在他人的陪同下到达谈话点，监察机关要求被告人范晓林主动交待问题，但被告人范晓林未交待问题。同日，监察机关对被告人范晓林采取留置措施。之后，监察机关掌握了被告人范晓林涉嫌贪污、高利转贷和诈骗等违法违纪线索后，被告人范晓林如实供述了组织上已掌握的其涉嫌徇私枉法、贪污、高利转贷和诈骗等违法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法院法庭举证、质证的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汝城县监察委员会关于范晓林涉嫌徇私枉法、贪污、高利转贷和诈骗罪一案的补充调查报告》、《范晓林到案详细经过》，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诈骗罪；二、被告人范晓林是否具有自首情节；三、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一、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为：1.主体为司法工作人员；2.主观方面为故意，并出于徇私、徇情的动机；3.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4.客体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及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当性。本案中，主体方面，被告人范晓林为从事检察职务的检察院干警，属司法工作人员。主观方面，被告人范晓林明知何旭鹏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曾经故意犯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逮捕的情形，但却接受何某2对何旭鹏不予逮捕的请托，收受何某2所送财物，利用职务影响力向相关人员打招呼，致使何旭鹏未被依法逮捕，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具有徇私、徇情的动机。客观方面，被告人范晓林明知何旭鹏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五部分“徇私枉法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2.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之规定，“追诉”贯穿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环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均是追诉的行为。只要是因徇私利、徇私情而利用违反法律的手段进行立案或不立案、侦查或不侦查、起诉或不起诉、审判或不审判均能构成徇私枉法罪。“追诉”不能狭义、简单理解为最终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范晓林在何旭鹏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的审查批捕阶段，利用其职务影响力，通过向相关办案人员打招呼的方式，致使曾于2006年以来多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在2012年因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罪构成累犯的何旭鹏最终未被依法逮捕，被告人范晓林在审查逮捕阶段已经完成了对何旭鹏不予追诉的行为。没有逮捕就是一种不予追诉的结果之一，枉法的行为与结果均已完成。客体方面，被告人范晓林出于徇私、徇情之动机，致使何旭鹏应当逮捕而未被逮捕，被告人范晓林徇私枉法行为妨害了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因此，被告人范晓林的行为完全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徇私枉法罪。关于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提起的被告人范晓林不知何旭鹏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何某2、祝某、何某4、何某1的证言均证实，在何旭鹏涉嫌开设赌场罪的审查批捕阶段，何某2到被告人范晓林、何某4办公室向被告人范晓林求情，范晓林通过电话把祝某、李某1、何某1叫到其办公室，何某2向在场的人请求帮忙对何旭鹏不要批准逮捕，当时在场的人员中有人提起何旭鹏是累犯，按照法律规定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不逮捕何旭鹏，公安那边可能会有意见，到时候不好处理，范晓林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要在场的人员都为何旭鹏的事情帮下忙，帮助何旭鹏不被批准逮捕。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范晓林明知何旭鹏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故对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起的被告人范晓林无枉法行为和结果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范晓林通过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力，向相关办案人员打招呼，要求相关人员帮忙不逮捕何旭鹏，并致使何旭鹏未被依法逮捕，故被告人范晓林具有枉法的行为，并发生枉法的结果，故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贪污罪。经查，被告人范晓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手汝城县政府拨付给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专项办案经费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吞专项办案经费30,936元，用于个人开支，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范晓林辩称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领导知道专项办案经费的部分资金在他处，但没有问他要，其辩护人辩称专项办案经费的部分资金在被告人范晓林处是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算错金额的结果，被告人范晓林没有用隐瞒的手段侵吞款项，其性质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被告人范晓林不构成贪污罪。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贪污罪，以其行为是否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为评价标准，郴州市检察院林检科是否知道被告人范晓林占有部分专项办案经费，被告人范晓林是否用隐瞒手段侵吞款项，均不影响其行为构成贪污罪，故对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三、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高利转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范晓林以虚假的贷款理由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在获得银行贷款资金的当天即以月利率3%的标准转贷给袁某1、李某2，主观上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违法所得290372.39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被告人范晓林辩称其贷款的目的是投资，袁某1、李某2也没有出具借条给他，不是高利转贷。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范晓林在申请贷款时是以入股为目的，之后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3%，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受法律保护，不属于高利贷，被告人范晓林的行为不构成高利转贷罪。原审法院认为，犯罪目的属于主观意识层面的内容，但在行为人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其主观目的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产生相应的犯罪后果，因此，可通过行为人的具体犯罪行为、犯罪后果来认定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范晓林在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当天即将60万元银行信贷资金以月利率3%的标准转贷给袁某1、李某2，并按约收取借款利息，获取非法利益，被告人范晓林在获得信贷资金的当天即高利转贷他人的行为足以认定被告人范晓林在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时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至于被告人范晓林在贷款之初虽具有投资入股的意愿，但其与袁某1、李某2既未商谈投资入股的条件，亦无投资入股合伙经营的具体行为，而是将信贷资金径直转为借贷，故对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贷款目的是投资入股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至于“高利”，不限于高利贷，而是指高于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因此，对于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范晓林不构成高利转贷罪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四、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诈骗罪。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范晓林在明知汝城县小额担保贷款是针对下岗工人再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学生创业等情形提供的贷款，所有贷款利息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冒用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的名义，虚构事实，骗取小额担保贷款，并由财政实际贴息59535.96元。被告人范晓林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欺骗方法，致使政府财政为其个人贷款贴息，骗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范晓林辩称其不知道贷款利息由政府补贴利息，辩护人辩称认定利息补贴的数额与原始证据矛盾，《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超过政策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限，本院认为，经查，邮政银行《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贷款年利率为9.15％，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两年期间，财政分别为何某7、何某8、范某2、何某9贴息14883.99元，共计财政贴息59535.96元。《小额贷款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有贷款利息，但被告人范晓林未支付贷款利息，故被告人范晓林应明知贷款利息由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借款合同》对贷款利率的约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遵守合同的约定。同时，政府财政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进行贴息，故被告人范晓林的诈骗金额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政府实际贴息金额进行计算，故本院对于被告人范晓林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五、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自首。经补充侦查查明，被告人范晓林不属于自动投案，到案后亦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监察机关已掌握其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后，被告人范晓林才供述其犯罪事实，因此，被告人范晓林不能认定为自首，应认定为坦白。 六、被告人范晓林是否构成黑恶势力保护伞。经查，何旭鹏自2008年以来，纠集廖一峰等人，实施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至2017年5月，逐步形成以何旭鹏为组织、领导者，廖一峰等人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及组织成员在汝城县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严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威胁恐吓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2019年5月15日，何旭鹏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被告人范晓林接受何旭鹏姐夫何某2的请托，利用职权、职务上影响力，对何旭鹏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关照，纵容何旭鹏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以何旭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坐大成势。因此，被告人范晓林应认定为以何旭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范晓林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范晓林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范晓林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通过家属退缴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范晓林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被告人范晓林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范晓林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一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清）。（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2日起至2025年8月1日止）。二、被告人范晓林所退赃款380,844.3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范晓林上诉提出，其不构成徇私枉法罪，原审法院将徇私枉法罪的追诉扩大适用于逮捕，违反法律规定；其不构成贪污罪、高利转贷罪、诈骗罪；也不能认定其构成黑恶势力保护伞。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举的证据已在一审开庭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上诉人范晓林在二审诉讼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所列举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范晓林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明知何旭鹏有罪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达3093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范晓林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通过其家属退缴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范晓林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关于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提出法律规定的追诉不包括不逮捕，范晓林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的上诉和辩护理由，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应当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而违法不予逮捕的，属于应以徇私枉法罪立案的情形。何旭鹏于2006年以来多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在2012年因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罪，对何旭鹏依法应予逮捕，但范晓林在明知对何旭鹏应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何旭鹏姐夫的请托，利用范晓林职务影响力，徇私、徇情向相关人员打招呼，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进行，致使何旭鹏未被逮捕，应以徇私枉法罪立案追究范晓林的刑事责任。故其该上诉和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提出范晓林侵吞公款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不构成贪污罪的上诉和辩护理由，经查，汝城县政府拨付的专项办案经费属于公款，范晓林利用其职务和经手之便利，采取虚假报账的方式领取专项办案经费2536元，将以领条方式领取的110,000元中的28,400元用于个人挥霍，并注销了其用于领取该款项的银行账户，其主观上具有侵吞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侵吞公款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林检科是否知道范晓林占有上述办案经费，不影响对范晓林追究贪污罪的刑事责任，故该上诉和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晓林的辩护人樊长春提出范晓林贪污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理由，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范晓林虽犯贪污罪的时间发生在2009年，但其在2012年、2014年至2016年、2019年期间又分别犯高利转贷罪、诈骗罪和徇私枉法罪。根据上述规定，贪污罪追诉的期限应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对范晓林贪污罪的追诉并未超过追诉时效。故樊长春的该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樊长春提出范晓林不具有高利转贷目的的上诉和辩护理由，经查，范晓林获取银行信贷资金当天即高利转贷他人，客观上亦从他人处按高额利息获取了回报，应定性为高利转贷罪，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樊长春提出的该上诉和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樊长春提出范晓林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经查，范晓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虚构事实，致使政府为其个人贷款贴息高达59,535.96元，其骗取公共财产数额巨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范晓林及其辩护人陈健全、樊长春提出的该上诉和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以何旭鹏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在汝城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性违法犯罪活动，而范晓林在他人请托之下，纵容何旭鹏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何旭鹏应被逮捕而未被逮捕，对范晓林应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故关于范晓林提出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友荣 审 判 员 陈 学 审 判 员 李建湘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朱丹嫔 书 记 员 张文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