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7民终1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联兴，男，1969年10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贵州省龙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联武，男，1963年3月24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贵州省龙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应芬，女，1941年6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贵州省龙里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波，贵州龙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弟琴，女，1973年7月23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贵州省龙里县。原审第三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地址：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千家卡。负责人：顾颖。上诉人黄联兴、黄联武、袁应芬因与被上诉人崔弟琴、原审第三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龙里县人民法院（2017）黔2730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联兴、黄联武、袁应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黄联兴与被上诉人崔弟琴同居期间并无任何共同财产，140号、140-1号房屋并不属于黄联兴与崔弟琴的共同财产，140号为第一层，资金来源于祖屋老房出售，宅基地系黄联兴父母与他人置换土地修建，140-1号为第二层，系黄联武出资由王应华等人施工修建，故案涉房屋分别属于黄联武与袁应芬、黄仕华所有，黄联兴所属的173-2的房屋系分家所得，是袁应芬与黄仕华修建的老房子。黄联兴与崔弟琴并非夫妻关系，依法不能按照处理离婚纠纷案件的逻辑来处理，本案与离婚纠纷案件在性质上明显不同，依法应由崔弟琴举证其与黄联兴同居期间是否出资、出力参与修建，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关于认定黄仕华与第三人另行签署《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体现该补偿协议编号是多少，因黄仕华与袁应芬系夫妻关系，且未分开居住，第三人与袁应芬签署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正是第三人与黄仕华、袁应芬为户头签署的协议，在未离婚、未分居、没有独立住房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同时与夫妻二人单独签署协议，一审判决关于该认定明显不符合常理。2、一审判决关于140号、140-1号房屋认定为同一栋房屋、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缺乏证据证明。龙里县人民法院（2016）黔2730民初16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同居期间无任何共同财产，崔弟琴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修建该房屋，仅因为黄联兴与崔弟琴同居时间长、修建在同居期间就推定崔弟琴享有房屋份额系主观臆断。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行初362号行政裁定已明确载明，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崔弟琴对被征收的上述房屋享有权利，从而认可龙里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的行为合法，在上述调解书、行政裁定书未被撤销前，作为生效的法律裁判文书，为维护裁判的统一和权威，依法应予遵守。黄联兴办理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的用地面积、占地面积均与上述140号、140-1号、x2号房屋的面积不同，三套房屋相邻挨在一起，并没有载明具体的房屋编号，上述土地使用证并不能直接证明崔弟琴参与出资、出力修建，更不能证明140号、140-1号房屋系同居财产。黄联兴与崔弟琴签订的《协议》指代不明，房屋坐落位置具体编号、房屋面积、修建时间等房屋概况均未予明确，不能证明该协议指代的房屋系上述被征收的房屋。3、崔弟琴对案涉被征收的房屋不享有权利，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140号、140-1号房屋不属于同一栋房屋，更不属于崔弟琴与黄联兴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崔弟琴对上述被征收房屋不享有权利。4、一审判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问题意见》并非司法解释，只是一种审判指导性意见，不能作为审理案件所引用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崔弟琴二审辩称：1、崔弟琴与黄联兴1995年开始同居生活一直未领取结婚证，两人在2002年领养一女黄天敏，崔弟琴与黄联兴共同生活不久便与父母分开单过，在两人同居期间分别于2002年、2012年修建现征收编号为140、140-1号的房屋，崔弟琴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对方主张140号房屋为其父母修建，资金来源于老房出售，宅基地系其父母与他人置换所得，但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而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是在歪曲事实；上诉人主张140-1号房屋系黄联武出资修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x2号房屋系黄联兴分家所得，实际上该房屋是黄联武在其父母老房旁边的农用地上修建。对于第三人为何将原本属于崔弟琴与黄联兴所建房屋编号并与黄联武、袁应芬分别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原因除第三人在开展拆迁工作时未进行核实外，就是上诉人有意为之，崔弟琴与黄联兴于2015年解除同居关系，案涉房屋的征收时间为2017年，因此上诉人此举是为了逃避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内容。2、崔弟琴之所以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房屋系其与黄联兴共同修建实属常理。双方共同生活将近20年，与婚姻关系的区别仅是差一个结婚证，双方共同生产、支出，日常经济往来不可能做详细的记录，对此不能举证符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习惯；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时签订的协议对双方共同修建的房屋、黄联兴名下的土地如被征收后补偿款的分配做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农村村民一户只允许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上诉人称该协议指代不明简直是无稽之谈，该协议的存在便是龙里县人民法院（2016）黔2730民初167号民事调解书没有涉及到双方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的原因，协议与民事调解书内容并无冲突之处，因法律并未规定离婚时双方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处理。3、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行初362号行政裁定驳回崔弟琴诉讼请求的前提是因为关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争议系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并不是认定崔弟琴不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4、崔弟琴提交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案涉编号140、140-1号房屋与编号为x2号房屋房屋距离相隔约1公里，并非上诉状所称的紧挨着的三套房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二审未作答辩。原审原告崔弟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涉案房屋系原告与被告黄联兴共同修建，并判决位于龙里县原告与黄联兴修建的房屋、土地等拆迁安置补偿款中三分之一的份额计人民币312632.50元归原告所有；2、第三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在支付补偿款中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联兴与崔弟琴于1995年开始同居生活，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于2002年7月31日共同收养黄天敏。2016年1月28日黄联兴就黄天敏抚养问题向龙里县人民法院起诉，经该院调解达成协议并作出（2016）黔2730民初16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由崔弟琴抚养黄天敏，并由黄联兴自2016年3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400元至黄天敏年满十八周岁时止。黄联兴与黄联武系兄弟关系，其父亲黄仕华及母亲袁应芬。因庆阳社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2017年5月9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甲方）与袁应芬（乙方）签订合同编号（货币）庆阳棚改2017101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庆阳房屋（标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49.33㎡：，空心砖混结构筑面积24.14㎡），并由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费542473.58元及奖励费75807.60元。同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甲方）与黄联武（乙方）签订合同编号（货币）庆阳棚改2017102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庆阳房屋（标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45.13㎡：），并由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费395423.61元及奖励费68530.54元。上述编号140号及140-1号房屋实际为同一幢房屋的第一、第二层。同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甲方）与黄联兴（乙方）签订合同编号（货币）庆阳棚改2017103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庆阳房屋（标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69.11㎡），并由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费464561.24元及奖励费75835.38元。此外，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甲方）与黄联兴父亲黄仕华也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述两份协议中的房屋实际为同一幢房屋的不同楼层。2001年12月20日，龙里县人民政府向黄联兴颁发了龙集建（猫场）字第12-1-8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黄联兴，地址猫场镇羊场司村羊场司组，地号：x，用地面积193.22㎡，建筑占地96.72㎡。2017年7月19日，原告将黄联兴作为被告、龙里县谷脚镇双龙社区办事处、黄仕华、袁应芬作为第三人，向龙里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其与黄联兴同居期间修建房屋的权属提出主张。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730民初8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二原告撤回起诉。经本次庭审另查明，原告诉请的龙里县原告与黄联兴修建的房屋、土地具体指向为2017年5月9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甲方）与袁应芬（乙方）、黄联武（乙方）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货币）庆阳棚改2017101／2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中载明的位于庆阳房屋（实为同一幢房屋的两层）及附属设施。两份协议涉及总金额：1082235.33元。2015年5月13日，原告崔弟琴与被告黄联兴签订《协议》，对房产和土地约定如被征占，三人（黄联兴、崔弟琴、黄天敏）按份所有，并自行协议解除同居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原告崔弟琴是否系上述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的问题，取决于其是否在同居期间其是否参与并出资修建案涉房屋，经过庭审，结合原告所举被告黄联兴于2001年办理的《土地使用证》、双方自行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以及证人证言，能认定案涉房屋140、140-1号房屋（实为同一幢房屋的两层）系原告崔弟琴与被告黄联兴同居后修建，且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建好后多年后加建，应属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结合原被告双方同居时间长，以及双方的解除同居关系时的协议约定。原告主张按约定份额分割案涉征收补偿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龙里县原告与黄联兴修建的140、140-1号房屋（实为同一幢房屋的两层）及附属设施等拆迁安置补偿款中人民币312632.50元归原告所有；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已依法减半收取的诉讼费5026元，由被告黄联兴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制作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建筑面积测绘表，以及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行初362号行政裁定书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编号x1及编号x2的房屋分别系两栋独立的房屋，其中编号x2号房屋在2017年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时登记在黄联兴名下，编号140及140-1号两层房屋分别登记在袁应芬及黄联武名下，而从黄联兴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来看，与140号房屋所占土地相符，一审中出庭的证人居住在附近也证实了该房屋的居住人情况，故即使编号140的两层房屋征收补偿登记在袁应芬和黄联武名下，也不影响黄联兴才是该房屋的权利人。根据黄联兴2015年1月6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案涉房屋归其所有一案中，其自认2007年就与父母分户，且与崔弟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生活期间修建了案涉房屋，房屋完全由其出资的陈述，结合2015年5月13日由黄英代笔、在黄思潮、黄思成见证下，黄联兴和崔弟琴对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进行约定，二人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根据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即使案涉房屋全部系黄联兴出资修建，也不影响崔弟琴系房屋的共同权利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至于上诉人所提的龙里县人民法院（2016）黔2730民初167号民事调解书中处理的是黄天敏的抚养关系纠纷，并未处理双方的财产；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行初362号行政裁定书中对崔弟琴是否享有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也告知了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两份法律文书均未否认崔弟琴对房屋享有的权利，故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裁判不统一的问题。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89元，由上诉人黄联兴、黄联武、袁应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王 锦审判员 李颖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吴奕书记员肖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