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玺，男，198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徐州经济技术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庆功，江苏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湾，女，199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方，女，198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亚东，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柱法，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乔玺因与被上诉人孙湾、刘东方、崔亚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1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全国总经销商与一般经销商并不相同，正是因为崔亚东向乔玺告知徐州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普公司）具有全国总经销商资格，且崔亚东也是微普安全科技（徐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导致乔玺签订显失公平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于崔亚东的欺诈行为，乔玺一审中提交了相关录音，内容如下：1.2018年10月22日录音中第5分钟开始有以下内容：“乔玺：董事长答应过你，答应过我们，我们是相当于销售公司，我们以后要合到微普里面，你要说白了，她要以前。崔亚东：这个事你谁也不能提，你搁董事长边不能提。乔玺：咱不提，咱就问董事长，既然董事长当时给你说过这话，既然董事长答应过，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说董事长一句不好，董事长肯定是一个很遵守（承诺）。”2.第10分钟40秒开始有以下内容：“乔玺：崔哥，咱现在根本不用考虑他的问题了。崔亚东：不是考虑他的问题，咱们是要考虑总部到底想怎么做，虽然说没给我签任何东西，但我就是全国总代理，现在背着我招团队了，我是真不知道。”上述录音内容能够明显的体现出崔亚东告知过乔玺，徐州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全国总代理商(总经销商)，实施了欺诈行为。3.第7分钟30秒开始有以下内容：“崔亚东：我给郑涵说了，我也给刘东方商量过了，把我的股退出来，把我的钱给我，我得用钱，我把钱退出来。”4.第10分钟40秒开始有以下内容：“崔亚东：我现在先退出来，我现在让董事长知道我有想法，我为什么退，我想让董事长找我。乔玺：你给董事长说，董事长怎么回复的？崔亚东：我给董事长说，我现在想用钱，现在资金周转不过来了，我想把入股得那个钱先退出来，董事长还给我说来，是又做啥项目了吗？想用多少钱？我说把我那投得钱先抹出来，那有八百万，加上里面就有一千万了。”5.录音二中10分22秒开始有以下内容：“乔玺：你不是说总部很多人不是想要你的股份吗？你卖，我也翻二倍卖。崔亚东：我也私下问过，现在没人愿意要。都从辞职那么多人开始，没人要你的股份了。乔玺：都不看好。”崔亚东为了让乔玺相信安普公司是全国总经销商，还曾经向乔玺说过，其系生产企业股东，所以董事长会把全国总经销商资格给他，在崔亚东实施欺诈完毕后，又谎称要从生产企业退股。而事实上，崔亚东在生产企业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股份。二、乔玺提供的产品手册、虚假的全国总经销商牌匾及报销凭证，能够明确体现崔亚东实施了欺诈。产品手册中载明安普公司系生产企业全国总经销商的内容，通过一审对证人询问，能够确认该手册制作费用是经崔亚东同意在企业内报销。一审认为该手册是在乔玺购买股份后由企业制作，从而作出崔亚东未欺诈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首先，产品手册是崔亚东安排制作，乔玺看到宣传册时是崔亚东已经安排人做好了，只是做好后才看到；其次，即使乔玺有过安普公司系生产企业全国总经销商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崔亚东反复向其灌输的概念，是崔亚东欺诈产生的后果。换言之，乔玺有过安普公司系生产企业全国总经销商的概念，也是乔玺以20万元价款购买安普公司股权的原因。另外，乔玺提供的安普公司账册能够体现，崔亚东出资（报销）制作了“徐州安普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微普品牌产品全国总经销商资格的授权书”，进一步说明崔亚东向乔玺告知虚假信息。虽然该授权牌制作日期是在乔玺购入股权后，即便其当时也认为安普公司是全国总经销商，但这种不真实信息也是来源于崔亚东，也能印证崔亚东实施了欺诈行为。崔亚东提供的证人陈某,4向法庭陈述，其记不清当时所做的牌匾是什么内容，显然是虚假陈述（公司财务电子记账与转账记录备注均为授权牌制作，陈某,4的亲叔叔与崔亚东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存在特殊关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崔亚东利用乔玺对行业不了解、没有经验，且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诱使其与孙湾、刘东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股权并无任何价值但却以数十万元的价格出售，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九民纪要》规定“关于显失公平问题，合同法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则将二者合并为一类可撤销合同事由。”由此可见，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一条包含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两类情形。乔玺在一审中并未主张对方存在乘人之危情形，而是主张显失公平。但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针对乘人之危进行评判，未对主张的缺乏判断能力而导致显失公平的意见进行评判。孙湾、刘东方、崔亚东答辩称：乔玺上诉认为崔亚东向其虚假陈述包括全国总经销商资格、微普公司第二大股东等内容，但一审时，崔亚东已经明确陈述，其没有告知乔玺以上内容。乔玺之所以有以上认识，一种原因是乔玺履行股东权利，将案涉公司注销之后，因后悔购买股权而杜撰出上述理由；第二种原因是乔玺为启动本案诉讼，而虚假陈述。在上诉状中，乔玺认为录音内容能够证明其主张。而录音形成时间是2018年10月22日，双方股权转让时间是2018年6月4日，无论该录音内容是真是假，也无论该录音反映了什么内容，都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而且，从录音中“董事长答应过你，答应过我们”可以推断出，这里面的“我们”应该理解为姬祥、乔玺、包唯洁以及崔亚东。即使存在许诺，也是微普公司董事长许诺的，而非崔亚东、刘东方、孙湾。至于录音中其他内容，都与股权转让没有关联，也不会影响到乔玺等和刘东方、孙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对于产品手册，一审时已经明确该手册是在股权转让之后由乔玺等和崔亚东共同决定制作。虽然，乔玺坚持认为该手册系股权转让之前制作，影响了其对股权价格的判断。但是，手册上面印制的联系电话号码是姬祥的电话号码，亦可以证明该手册一定是在股权转让之后才印制。至于全国总经销商牌匾，崔亚东、刘东方、孙湾自始至终都没有制作过，一审中，证人陈某,4已经明确说明制作的只是经销商的牌匾。因此，乔玺并未受到欺骗，双方所签订额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以及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而股权价格，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不同于一般性财产，所以，股权价格与实际价值不能够一一对应。况且，决定股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种，不能因为股权价格和实际价值不符就允许乔玺撤销案涉协议。乔玺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的约定；2.偿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4日，乔玺通过中国交通银行向崔亚东转账20万元。后乔玺（受让方）与孙湾（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安普公司的股权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8年6月4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2018年6月4日，刘东方向乔玺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乔玺购买刘东方持有的徐州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份，金额为人民币二十万元（200000）”。2018年6月15日，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将安普公司原股东崔亚东、孙湾变更为现股东姓名崔亚东、乔玺、包唯洁、姬祥，同时进行章程备案。2019年1月23日，安普公司全体股东出席股东会决议，形成如下决议：安普公司自成立以来所有负债均由崔亚东一人独立承担还款及法律责任；财务清算后股东达成协议，所有股东按比例弥补安普公司亏损共计80000元，其中崔亚东弥补56000元，姬祥弥补12000元，乔玺弥补8000元，包唯洁弥补4000元，因安普公司欠乔玺个人50000元保证金，公司持续亏损注销，需偿还乔玺保证金。现决议，由崔亚东偿还乔玺38000元，包唯洁偿还乔玺4000元，剩余股东将弥补款项转入安普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归还徐州天宇化工有限公司50000元保证金；截至2019年1月23日，后续注销公司所有费用均与乔玺、包唯洁无关；安普公司与徐州天宇化工有限公司作废合作协议事项由崔亚东全权负责，以后出现任何法律纠纷与其他股东无关，由崔亚东个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乔玺自收到42000元保证金退还款后，自动解除个人与安普公司签订的购销合作协议。2019年2月20日，安普公司召开股东会议，2019年5月31日全体股东一致形成如下决议：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要求，股东会决议注销公司，从即日起成立清算小组，清算小组成员由崔亚东、姬祥、包唯洁3人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由崔亚东担任；办理税务注销，进行注销公司。同时形成安普公司清算报告，并于2019年4月2日在徐州日报发布公告，具体债权债务情况：公司库存资产0万元；公司收回债权0万元；公司偿还债务0万元；公司剩余净资产0万元：其中货币0万元，实物0万元，其他0万元。同日，安普公司申请注销登记。乔玺另提供“授权书”照片打印件一份，载明“兹授予：徐州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微普品牌产品的全国总经销商资格，授权有限期：2018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落款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款日期2018年9月1日。2019年12月9日，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普安全科技（徐州）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逸诚律师事务所屈庆功律师回函，关于贵所发出的“调取证据律师函”中提到的“徐州安普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是贵公司的全国总代理公司”问题，现回复如下：徐州安普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是我司全国总代理公司，曾经是我司的一般经销商。一审庭审中，崔亚东陈述，孙湾、刘东方、崔亚东从未向乔玺或者其他第三人说过安普公司为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国总经销商，只是在崔亚东给乔玺股权转让以前以及过程中是一般经销商。同时其陈述孙湾与刘东方是股权代持关系，刘东方是涉案公司实际股东，参与过涉案公司的经营，在退出之前并未获得过公司的分红。证人陈某,4陈述，其从2018年开始在涉案公司工作，主要负责销售，期间是以经销商身份进行推广，曾在2018年9月份办过经销商授权牌，但不是总经销商，对于安普公司是否被北京微普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予过总经销商的情况不知晓，同时否认法庭出示的授权牌（打印件）是其2018年9月3日经办的授权牌。一审法院认为，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乔玺认为崔亚东虚假向其宣传涉案公司本具有全国总经销资格，但其提供的授权书照片、宣传册以及录音等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观点，且根据证人证言可以看出，乔玺提供的授权书照片真实性不能确认，宣传册系乔玺等人入股之后形成，同时录音中也未提及全国总经销资格的内容等，故对乔玺主张崔亚东存在虚假宣传，骗取其信任而入股的主张，不予采纳。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乔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民事行为应具有一定的认识和认知能力，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应对公司有关情况包括经营、资产、负债、收支等作一定了解，并且在涉案公司股权系认缴尚未到期及其即将受让的股权尚未出资到位的事实在工商机构已经登记公示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购买涉案股权，应当认为其已经了解相关事实，知晓相应交易风险，同时不存在其所述乘人之危的情形，故对乔玺主张崔亚东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签订显失公平的协议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乔玺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存在欺诈行为或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证据不足，对其要求撤销与孙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的约定以及要偿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乔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乔玺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乔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乔玺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签署并无异议，而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出让方：孙湾受让方：乔玺”及刘东方出具的收据可以看出，乔玺对其受让刘东方持有的安普公司价值20万元的股权是明知且认可的，亦可看出其知悉安普公司股权结构等情况，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股权价值涉及到当事人对股权当下价值及未来价值的综合判断，而如何折价及出售，也均在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之内，双方达成合意即可。乔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对以何种价格受让案涉股权及该受让行为是否公平合理等作出判断及选择的基本能力，在其签署载明股权价格等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已表明其知悉并同意以协议载明价格受让股权，即该受让行为对其而言是公平且可接受的，并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最后，乔玺虽辩称崔亚东在其受让股权时告知其虚假信息，存在欺诈行为，但根据其提供的授权书照片、录音等证据，均不能对此予以直接证明。其中，从授权书来看，其授权起始日为2018年9月1日，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日期则为2018年6月4日；录音中亦无法体现崔亚东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或其他可能影响乔玺受让案涉股权的行为。更何况，乔玺受让的是刘东方所有并由孙湾代持的股权，款项最终亦是刘东方收取并出具收据。综上，乔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乔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志名审 判 员 汪佩建审 判 员 汤孙宁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方 耀书 记 员 李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