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申61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海营，男，195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银河支行，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168号。 主要负责人：徐明炜，行长。 再审申请人董海营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银河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终11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董海营申请再审称，2018年9月25日，董海营到农行济南银河支行取现金5,700元。大堂经理因柜台人多要求董海营到ATM机室提现，董海营即跟随至ATM机室，董海营不会操作ATM机，大堂经理帮助董海营操作ATM机取出700元，董海营说：“不是取5,700元吗?怎么才取700呢?”大堂经理说：“这个机器最高一次只能取5,000元，先给你700元，过一会儿再取5,000元。”大堂经理将700元交到董海营手中，董海营将700元装到裤子口袋中，此时，大堂经理操作了一下机器，机器开始运转，在打了十几张人民币时，大堂经理退出了ATM机室。董海营在ATM机室里等到打出5,000元，才取出5,000元。董海营看到这5,000元中间有十余张崭新且致密很紧的新钱，在ATM机室里对着摄像头待了一会，出了ATM机室到大堂验钞机处，共验了两遍，没有发现异常，就将5,000元打捆装到信封后，装到裤兜里。2018年12月30日，董海营在外地消费时发现新币里有练功券，董海营随即停止使用从农行济南银河支行支取的剩余钱款。2019年1月春节前的十余天找到农行济南银河支行，工作人员接待了董海营，董海营说明了情况。2019年2月春节后十余天，董海营去农行济南银河支行，工作人员给了董海营一张印有冠字号的取款记录单纸说：“你取的钱和我们的冠字号不一致。”随即工作人员又把这张取款记录单纸从董海营手中要了回去，董海营只得拍照，以作证据。董海营回家后发现5,000元应该是50个冠字号码，但这张纸上的号码只有42个号码。在几个月的练功券问题的交涉过程中，农行济南银河支行始终坚持他们的机器及设备没有问题。董海营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5,000元钱冠字号根本就不是董海营于2018年9月25日从ATM机里取出来的5,000元的钱，是农行济南银河支行提供的造了假的5,000元，冠字号码信息是假的，原判决采信的农行济南银河支行出具的ATM机取款记录是伪造的，依法不应当采纳。董海营在2019年再次前往农行济南银河支行ATM机取款，并尝试通过ATM机打印冠字号，但打印出来的单据都无法显示冠字号，经董海营与银行柜台沟通，柜台也无法打印冠字头号，董海营有理由认为农行济南银河支行的ATM机存在问题，无法提供准确的取款现金冠字头号信息。农行济南银河支行提供的2018年9月25日的监控录像光盘，一审法院没有进行法庭质证程序，董海营至今不知道农行济南银河支行提供的光盘内是何内容，原判决予以采信有违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对于练功券的来源并未责令农行济南银河支行讲明来源渠道，具体查明练功券是在哪个环节出现的，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而未调查。董海营在验钞机处验钞两遍并打捆，农行济南银河支行竟说没有验钞，一审法院并没有责令农行济南银河支行举出证据，农行济南银河支行说明理由竟是时间长了没了，而2018年9月10日的验钞录像有，时间更长，显然农行济南银河支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只能说是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具体到本案，适用该规定显然是不公平的，不符合法理、情理的，应当向其他几种法定特殊举证责任同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既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一旦取款客户与银行发生纠纷，就应当由银行一方提供证据证明该取款机所提现的均为真币的证据，而且证据应是真实的、准确的。依据众所周知的常识，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让客户每次去ATM机取款时自请摄像师或自带录像机。原审判决以董海营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为由不支持董海营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四）、（五）、（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根据再审申请人董海营的再审申请事由，结合原审在案的现有证据和原审查明的事实，现就本案的再审审查意见详述如下： （一）关于再审新证据的问题。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申请再审，但经本院审查，申请人董海营在再审申请书中并未明示其提供的再审新证据的名称、来源和类型以及拟证明的何种事实存在，其提供的再审申请材料中也没有相关新的证据材料，故本院对申请人的该项再审事由无法予以审查。 （二）关于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是否是伪造的问题。申请人董海营主张被申请人原审提供的ATM机取款记录是伪造的，原判决不应予以采信。本院对此审查认为，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涉嫌虚假和伪造，不能仅靠其陈述来证明，需要提供与之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运用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采信的主要证据不真实，而申请人原审中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提供的ATM机取款记录是虚假和伪造的，故申请人该项再审事由证据不充分。 （三）关于原判决采信的主要证据是否业经质证的问题。申请人董海营主张被申请人原审中提供的录像等视听资料未经质证。经本院审查原审卷宗材料，二审判决并未将相关录像等视听资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而且安装于银行营业场所和ATM室的录像资料只能证明申请人的取款过程，特别是申请人是否取出款项，但无法直接证明申请人从ATM取款机中取出的钱款是否包括练功券，故二审判决未直接以录像等视听资料作为定案依据，不存在原判决采信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 （四）关于申请人主张的原审未调查取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对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查收集证据，而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和形式作了明确规定。经本院审查，申请人要求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形式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未予调查取证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 （五）关于原判决未支持申请人的诉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经原审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合法储蓄合同关系。因货币系种类物，均系国家统一发行的，且存款人在各个金融机构所取的货币并没有明显的外部标志，因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取款提现过程中，若发现所取货币存在异常，应及时与被申请人交涉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董海营在被申请人ATM机取现后，虽发现所取款项异常，但到验钞机上进行检验并未发现练功券，其时隔若干月后才发现从被申请人处所取款项包含800元练功券，而该款项是否是从被申请人ATM机上所取款项，则难以证明，也无法令法官对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存在予以确信，因而原审以申请人举证不足为由未予支持申请人的诉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主张本案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是否适用倒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也不能自证申请人自ATM上提现的款项不存在伪钞或者练功券，故申请人主张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不当，进而适用法律错误缺乏法律依据。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的ATM机取款设备存在问题，但是，一是被申请人的ATM机等取款设备是否存在问题，申请人应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仅凭怀疑无法确信取款设备是否确实存在问题；二是被申请人作为国有金融机构，若其ATM机等存取款设备存在问题，不应是个别现象，申请人不能举证证明被申请人的ATM机曾出现过类似问题，因而本院无法对申请人主张的被申请人存取款设备存在问题予以确信。 综上，再审申请人董海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董海营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起 审 判 员 张 华 审 判 员 张光荣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 洋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