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7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显均，男，194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显荣，男，194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显会，女，194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现住昭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显银，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现住昆明市盘龙区。被上诉人：阳先会，女，195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系罗寿春之妻。被上诉人：罗云仪，男，197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系罗寿春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大明，男，194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人，现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昌寿，男，195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蒿娣，女，196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银燕，女，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上诉人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因与被上诉人阳先会、罗云仪、陈大明、梁昌寿、何蒿娣、蒋银燕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3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查明原审被告罗寿春已病故，依法将罗寿春变更为其法定继承人阳先会、罗云仪参加本案诉讼，因当事人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书面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追究制造冤假错案承办人的法律责任，以维持法律的尊严。具体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首先“维权服务组采取经维权会议决定，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认定计32户，按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为工龄，计算分配涉案财产的行为，属维权群体的意思自治”无证据证明，且一审法院认定五被告的行为代表维权群体，那么应向相关人员公示分配方式、人员名单等，且豆沙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处理协议书也明确规定应上报昭通时报进行公示。但五被告人背着相关受益人自行安排分配方案及人员，竞连在县内都从未进行过公示，致使原告应分配的金额减少，其明显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一审中被告对是否召开过维权会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为工龄”从何而来？一审中除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能够证明其母亲张玉秀的工龄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他店员的工龄，一审法院怎么认定“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召开维权会议决定分配方案，哪来的“维权群体的意思自治”？并且该认定与双方提交的《关于豆沙原合作饭店三间房产资产处理协议书》应当的内容相悖，该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在资产分配方面，甲方应作充分的了解、调查、认证、方可分配，分配方案及人员应上昭通日报，以视作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该协议书经豆沙镇人民政府盖章见证，一审中双方已认可的证据三性，即便服务组曾召开维权会议讨论分配方案，但没有依诺在昭通日报上登报公告，原告及其他权利人并不知晓，其作出的决定也属于无效。其次本案是因财产关系提起的诉讼，是集体房产经出卖后，已经量化为180万元财产，五被告在分配180万元财产过程中，对原告父母应当计算的工龄没有计算，损害了原告父母的财产权利，五被告的行为应当受到《侵权责任法》调整。其三，“工龄”就是工作年限，原告母亲张玉秀被强制出店到农村劳动是受迫害，人民政府为其落实政策，确认其在农村劳动视同在店工作，工龄应当连续计算，为什么分配财产不计算这段工龄。其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蒋显荣长期生活在本地，并曾参加会议，知道和应当知道维权服务组经讨论决定的分配方案、计算标准”，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五，蒋显荣子女代为领取款项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的相对人知道领款人是蒋显荣之女，也明知她非蒋显均、蒋显会、蒋显银子女，本案相对人有什么理由认为她有代理权？况且领款行为不是对分配方案的追认，正是通过“领款”行为，上诉人才知道父母的权利已被侵害，“领款”行为只能证明上诉人从此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才开始进行诉讼维权。被上诉人均未进行书面答辩。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追究五被告的刑事责任；2、判令五被告偿付原告父亲蒋正武、母亲张玉秀应享合法所得财产77500.00元，并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工资221个月，计7894.20元；3、案件受理费由五被告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法律事实为：四原告父母及五被告父辈均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豆沙区依据当时政策，原豆沙料库饭店、甜食店、茶旅社、清真店、茶馆、盐杂店、饭店及豆沙上马店、下马店等，由职工入股组成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体的成员之一，该集体合作经济组织隶属于原豆沙供销社。1985年，原豆沙服务店等各店因多种因素倒闭后，各店房产均被其职工子女、亲属占有使用，由此形成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房产未作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2017年间，初时曾由原告蒋显荣倡导采取相应维权方式维护父辈权益。后由各原店员后辈权益人计32户，自发形成维权群体，并在第一轮维权群体会中，选举产生了由五被告组成的维权“服务组”，并由罗寿春负责文书材料、政策法律咨询及与相关部门沟通；陈大明、梁昌寿负责整体维权大面工作；何蒿娣负责管理维权活动经费、通知维权共议开会时间、地点工作；蒋银燕负责维权网络群建立、收集和听取各维权户建议建策等工作。维权“服务组”选举产生后，即代表各维权户向地方党委、政府，司法部门反映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争议房产非公有，系集体财产的答复后，多次组织在豆沙镇“万泰广场”露天茶舍召开共议会，在此第一轮整个维权活动中，原告蒋显荣曾参加该次维权会。“服务组”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维权活动，于2017年10月6日与占有使用集体财产方达成“关于豆沙饭店三间房产作价处理协议书”，并由豆沙镇司法所见证，最终原豆沙饭店三间房产出售，维权获得涉案财产价款为180万。2017年11月5日，“服务组”经各维权户商议后，达成一致意见：扣除相应费用（含“服务组”成员各获得维权劳务费3600.00元、公正费600.00元）后，以祖、父辈职工在店内工作一年为工龄标准，每一年工龄标准为3100.00元，计算分配维权获得房款，共32户，572个年。“服务组”按各维权户自报工龄并经相应核实后计发补贴款。其中，四原告父母（蒋正武、张玉秀）分别核定工龄为4年、7年。原告蒋显荣之女获得通知后，签名代为其父领取该补贴款合计34100.00元。期间，各维权户认可后补马芝群等3户，工龄年为90个，维权户总计为662个工龄年，每一年工龄标准减少为2675.00元。至今，各维权户中应退还原多领该补贴款为吕开元、蒋银燕、陈义连、蒋显荣、熊小飞计34275.00元。第一轮维权获得涉案财产价款180万，分配完结。原告蒋显荣获得该补贴款后，以其父亲蒋正武于1956年系豆沙饭店会计（病故于1961年11月18日），母亲张玉秀同系店内职工。父母的历史问题，已分别于1975年、1977年、1979年、1980年、1985年，被平反落实政策。其中，母亲张玉秀按落实政策通知确认，强制出店到农村劳动期间至复工前工龄应算为连续工龄。1980年12月26日，张玉秀正式退休时，明确参加工作时间为1956年4月，连续工龄为24年。向“服务组”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计算分配。2018年1月6日，“服务组”在组织第二轮维权第一次会议中，原告蒋显荣参加本次会议，针对原告蒋显荣主张计算父母连续工龄问题，被到会各维权户签名否决。至今，原维权“服务组”已自动解散，不再继续负责维权服务。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本案中，涉案资产，系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合作组织。该资产非公有制，属企业集体私有制合作性质，已被地方政府所确认。对该合作经济组织遗留资产的处理原则，应本着现行法律法规精神，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进行审查处理，即1、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的认定（是否属原始合作人员、是否实际在职工作）；2、按实际工龄计算处理分配资产。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仅有伪证据反映出：原豆沙饭店系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原店员职工权益后辈继承人自发形成维权群体，并在第一轮维权群体会中，选举产生由五被告组成临时性、无相应纪律约束的维权“服务组”，代表众权益继承人从事维权活动，并非五被告个人行为，显属代表整个涉案维权群体各户的共同行为。获得涉案财产价款180万后，维权“服务组”采取经维权会议决定，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认定计32户，按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为工龄，计算分配涉案财产的行为方式，属维权群体各户的意思自治，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客观实际。同时，对该历史所遗留涉案财产的分配处理，也无相应法律法规所规范或禁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通知到每一后辈子孙个人，参与和行使相应维权活动。据此，五被告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构成要件。对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告父母经平反落实政策，确认连续计算工龄，应否在本次分配中以此工龄计算，获得补偿问题及应否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工资221个月，计7894.20元的问题？原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1、原告父母经平反落实政策，确认连续计算工龄，应否在本次分配中以此工龄计算，获得补偿问题。工龄，分为一般工龄和连续工龄。连续工龄含本企业工龄，系指职员在两个单位以上从事生产等工作，而合并计算的工作时间。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出：原告之母张玉秀落实政策退休时，确认连续计算工龄计24年，含盖了离开原工作岗位后至落实政策时所涉及的工龄年限，而与维权“服务组”系统一以在店实际工作年限（一般工龄）为计算分配标准产生冲突。且原告蒋显荣长期居住生活在本地，与维权“服务组”成员之一的被告蒋银燕系直属亲属关系，并曾参加维权会议，知道或应当知道维权“服务组”经讨论决定的分配方案、计算标准。其子女代为领取相应分配款项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应视为原告对涉案财产分配方案、计算标准的认可，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负担。据此，原告在分配结束后，主张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应否补发原告母亲张玉秀221个月退休工资问题？原豆沙饭店属集体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于1985年因多种因素致停业关闭，距今已长达30余年，早已丧失其原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原告母亲张玉秀退休后至2004年病故，期间未获得退休工资，在本次维权分配中，应否计算补发，其决定权在于自治维权群体集体决定。同时，目前也无相应法律法规依据参照执行，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共同主张对属历史遗留涉案财产享有权利的分配，已经共同权利人集体决定分配方案，获得相应补偿。在本轮涉案财产分配终结后再行请求决定分配方案，缺乏证据支持。同时，原告认为，五被告非法占有其父母权益，应追究五被告刑事责任的请求，不属本案的审查范围，原告可另案主张权利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8.00元，由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负担。上诉人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均对原审法院认定其子女代为领取分配款项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应视为对涉案财产分配方案、计算标准的认可及分配款项时计算其父母的工龄错误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归纳诉辩双方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判决处理是否恰当？本院认为，本案的涉案资产，系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的合作组织，对该合作经济组织遗留资产的处理原则，应本着依照现行法律法规精神，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进行处理。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原豆沙服务店的老职工子女，豆沙服务店系店员入股组成的一个集体合作经济体，由豆沙清真店、豆沙茶馆、豆沙饭店等组织组成，1985年倒闭后，豆沙清真店、豆沙茶馆、豆沙饭店等集体合作经济体的房店均被原豆沙服务店老职工部分子女占有使用，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原豆沙服务店职工子女及其亲属自发组成维权组织，推选了罗寿春、陈大明、梁昌寿、何蒿娣、蒋银燕五人作为“服务组”成员，负责通知大家开会、书写材料、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沟通、收取大家意见等。“服务组”是代表豆沙服务店职工子女及其亲属从事维权活动，并非个人行为，通过“服务组”及众人的共同努力，解决处理得到豆沙饭店的房产价款180万后，维权“服务组”采取经维权会议决定，对分享财产人员资格认定计32户，按店员职工实际在职工作年限为工龄，计算分配涉案财产的行为方式，属维权群体各户的意思自治，也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客观实际。上诉人之父母的工龄年限，在本次维权分配中，应当如何计算补发，其决定权在于自治维权群体集体决定，对于自治维权群体集体决定的分配方案应当遵从且本次分配的款项是由32户人家领取，上诉人要求罗寿春、陈大明、梁昌寿、何蒿娣、蒋银燕偿还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9.00元，由蒋显均、蒋显荣、蒋显会、蒋显银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严惠审判员  陈 丹审判员  余 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陈 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