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6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鑫昌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法定代表人：陆夏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光，陕西善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嘉华青松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玉琴，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远，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诸俊文，男，195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西安鑫昌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鑫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嘉华青松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嘉华公司)、原审第三人诸俊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2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安鑫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上海嘉华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1．上海嘉华公司起诉时称系争《上海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14日，但证据落款显示时间为2018年6月4日，一审法院认定是2018年6月。2．上海嘉华公司的何维昌与诸俊文对《购销合同》签署细节的陈述互相矛盾，证明合同造假。3．一审中西安鑫昌公司对上海嘉华公司全部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一审错误认定西安鑫昌公司认可诸俊文系西安鑫昌公司在现场的管理人员。诸俊文有上司苏某某、下属刘军，并非项目现场负责人。诸俊文称西安鑫昌公司每月支付其2万元作为现场管理人的报酬没有依据。4．上海嘉华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中未提及任何项目名称及款项金额，一审主观臆断评述为西安鑫昌公司不可能不知晓来电目的系催讨涉案工程款。5．一审法院未查明《购销合同》中手写文字无效的条款。《购销合同》第九条9项约定，“合同条款内任何手写均无效”，而《购销合同》第四条第2项中“诸俊文”系手写，即诸俊文无权在供应量确认单上签字。上海嘉华公司在没有提供送货小票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合同。6．上海嘉华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26日《结算确认单》中无购货单位名称，该批货并没有用于西安鑫昌公司分包的案涉项目。7．上海嘉华公司在购买方分文未付的情况下继续供货，不符合常理。8．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曾在上海嘉华公司任职的陆军的相关细节。本案存在陆军代表上海嘉华公司履行合同和签署确认单的情形，不排除诸俊文将货款交付给陆军，而陆军未将货款交付给上海嘉华公司的可能。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海嘉华公司没有举证在签署合同时其基于合理信赖而相信诸俊文有代理权的证据，而其合同经办人何维昌在庭审中陈述，签署《购销合同》时，其根本就没有见过诸俊文，合同是经过刘军和陆军在相互间转交签订而成的。说明上海嘉华公司在签订合同前未尽到合理谨慎交易的义务，具有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诸俊文、苏某某、刘军与西安鑫昌公司是分包关系，《购销合同》应由诸俊文及案外人承担责任。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证明交付货物的证据。一审法院将诸俊文的陈述及《购销合同》签订后形成的证据作为表见代理的认定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对上海嘉华公司逾期提供的发票证据，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判断该证据是否为新证据。没有对其予以训诫或罚款，同时没有支持西安鑫昌公司要求赔偿逾期举证增加的费用。2．对发票是否抵扣的当庭询问，西安鑫昌公司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当庭未确切回答，主审法官违反合议原则，在没有征询其他陪审人员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当庭宣布将对西安鑫昌公司作出不利的事实认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性规定。对于发票是否抵扣的调查申请，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之后，法院调查的抵扣证据未经过庭审质证。3．上海嘉华公司申请追加诸俊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超过了举证期限的规定，且追加理由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而非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4．上海嘉华公司合同经办人何维昌一审到庭陈述，而何维昌并非当事人或证人，一审法院将其陈述内容作为裁判依据违反法律规定。5．一审法院违反不诉不理原则，上海嘉华公司未明确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西安鑫昌公司承担的诉请并举证。上海嘉华公司辩称，双方当事人已经建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上海嘉华公司已经完成了供货义务，并开具了相关发票，西安鑫昌公司应当向上海嘉华公司支付货款。不同意西安鑫昌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诸俊文述称，其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订立合同。上海嘉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安鑫昌公司支付上海嘉华公司货款762，440元；2．判令西安鑫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50，454.83元(以762，4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一审审理中，上海嘉华公司变更第2项诉请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762，44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上海嘉华公司作为供方与需方(名称为西安鑫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上海嘉华公司同年6月至9月为嘉莱顿二期厂房扩建工程供应不同强度等级的预拌混凝土。该合同载明：需方在每次供货后三天确认供应量，每月26日确认当月混凝土供应总金额，需方授权诸俊文签字生效。付款方式为每月30日前对账，确认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方量和金额。需方当月30日前支付供方65％砼款，以此类推；余款在2018年12月30日前全部结清。需方未按时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违约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按每天千分之二计算。发票由供方开具，需方以现金支付砼款。合同条款内任何手写、改动均无效。另载明，该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法人章或合同专用印章生效。该合同尾部需方处加盖有西安鑫昌公司名称字样的公章，公章编号尾号为709，“法人委托人”处由诸俊文签名；供方处加盖有上海嘉华公司合同专用章，“法人委托人”由上海嘉华公司方何维昌签名。后诸俊文代表购货方签署2018年6月至10月的《结算确认单》，确认上海嘉华公司向嘉莱顿二期厂房扩建工程供应预拌混凝土金额为762，440元。前述确认单除9月份外，其余确认单均载明购货单位名称为西安鑫昌公司，供货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至同年10月15日；其中1份确认单供货方由何维昌签名，其余3份确认单的供货方有“陆军”签名字样。2018年8月至同年9月25日，上海嘉华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西安鑫昌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除最后一份发票金额为28，960元，其余7份发票金额均为10万元。前述发票由诸俊文转交给西安鑫昌公司。2019年6月、7月，上海嘉华公司方何维昌为催讨涉案工程款项联系过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夏勤曾在通话中陈述“诸经理”、“诸俊义”、“我一会儿再把他们诸经理那边再催一下，我让他赶紧把审计结果拿出来，你没有这个计量，我们就是给你钱，也没有基础”，并确认全权委托“诸俊义”。一审另查明：西安鑫昌公司于2018年12月8日由“西安鑫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2018年4月至同年12月，诸俊文曾就涉案嘉莱顿项目工程施工以及款项支付问题多次与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过交流，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诸俊文与总包沟通施工等问题。同年6月至11月，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上海项目款”、“嘉莱顿项目”名义转账给诸俊文多笔款项。一审审理中，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及诸俊文均确认：西安鑫昌公司承包嘉莱顿二期厂房扩建工程项目，诸俊文为该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的负责人。经上海嘉华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税务部门查询前述8份发票已全部认证，其中开票日期为9月25日的5份发票已抵扣。针对本案相关事实，上海嘉华公司方合同经办人何维昌到庭陈述：嘉莱顿项目工地的刘军找到其，要求供应混凝土。其要求和工程总包签订合同，工地上的人说诸俊文是西安鑫昌公司在工地的负责人，就将盖章签字的合同由刘军交给诸俊文签字，并寄给西安鑫昌公司。之后到工地自刘军处拿到加盖有西安鑫昌公司公章的合同。根据混凝土行业管理，先供货再办手续，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在供货后补签。工地要货时直接报给调度室，送货时有签收小票，对账后小票不再留存。上海嘉华公司根据工地要求和供应量开具发票，9月25日开具时，刘军说9月26日之后还需要几方量的混凝土，故一并计入发票金额。虽然合同约定先付款65％，但由于大家较为熟悉，且金额仅70万余元，刘军也告知工地欠钱情况比较多，故涉案款项拖欠未付。对此，诸俊文陈述：2018年3月，陆夏勤到上海说嘉莱顿项目有很多工程要做，但其在上海没有熟悉的人，故委托诸俊文负责管理涉案工程。因工地需要混凝土，便找到诸俊文认识的上海嘉华公司方陆军，协商先供货后付款。上海嘉华公司是在第一批货供应后提交合同文本，诸俊文签字后，交西安鑫昌公司盖章后，由刘军交给上海嘉华公司。混凝土货款每月结算一次，由陆军拿来结算单，诸俊文根据小票进行核对。每次送货时上海嘉华公司带来小票由现场人员签收，小票一式3份，目前小票在哪也不清楚。本案争议在于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预拌混凝土的买卖合同关系。上海嘉华公司以及诸俊文均认为，涉案嘉莱顿项目由西安鑫昌公司承包，诸俊文系西安鑫昌公司在涉案项目工地的现场负责人，故诸俊文系代表西安鑫昌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应认定合同关系主体为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西安鑫昌公司则认为，系争合同上的西安鑫昌公司公章与工商部门留存的印模以及西安鑫昌公司日常使用的公章均不一致，诸俊文作为西安鑫昌公司法人委托人在系争合同上签字并未得到陆夏勤的授权，故系争合同签署并非西安鑫昌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次，上海嘉华公司在签署系争合同前并未审查诸俊文身份，在诸俊文未出示授权委托书、名片以及其他合同签名的情况下，仅凭诸俊文自述是西安鑫昌公司的项目经理即签署系争合同，难以认定上海嘉华公司有理由相信诸俊文具备代理权。现上海嘉华公司提交的结算确认单以及发票均系合同后形成，不应作为认定诸俊文签订合同时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另外，西安鑫昌公司将涉案项目工程转包给苏某某，苏某某转包给诸俊文，诸俊文再转包给刘军。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西安鑫昌公司一直给负责具体施工的诸俊文支付工程款，诸俊文理应支付了上海嘉华公司货款。且系争合同约定需方当月支付货款的65％，否则上海嘉华公司有权停止供货。而本案中，上海嘉华公司未收取任何货款仍持续供货5个月，明显违反常理。故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申请对系争合同的西安鑫昌公司公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已查明事实以及各方陈述，理由分析如下：一是，涉案项目工程确由西安鑫昌公司承包，且诸俊文是该工地现场负责人，诸俊文签字后并加盖有西安鑫昌公司名称字样的公章，该公章上的编号与工商部门留存公章的编号一致，且系争合同是在实际向涉案工地供货后签订，上海嘉华公司有理由相信诸俊文作为西安鑫昌公司所承包工程的工地负责人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签订系争合同，该合同对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均有拘束力。至于西安鑫昌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案外人，即便属实，也系西安鑫昌公司与案外人以及诸俊文之间的内部关系，现无证据证明上海嘉华公司明知西安鑫昌公司所述的转包情况，西安鑫昌公司主张上海嘉华公司并非善意的抗辩意见难以成立。二是，合同签订后，上海嘉华公司已根据工地人员要求先后向西安鑫昌公司开具发票，并经诸俊文转交给西安鑫昌公司。发票是交易活动真实发生的重要凭证，西安鑫昌公司已认证抵扣上海嘉华公司所开发票，表明西安鑫昌公司已确认与上海嘉华公司发生的真实交易。三是，上海嘉华公司方向西安鑫昌公司催讨货款时，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确认涉案货款问题全权委托诸俊文处理；陆夏勤虽未在通话中确认结欠上海嘉华公司货款金额，但就催讨的货款未提出异议且有后续处理的意思表示，应认定西安鑫昌公司已确认与上海嘉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系争合同中西安鑫昌公司公章的真伪并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本案无需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西安鑫昌公司应按上海嘉华公司供货情况履行付款义务。本案中，上海嘉华公司合同经办人就合同签订过程以及送货、对账以及开票等当庭作了详细陈述，且涉及主要情况与诸俊文陈述基本一致，结合已开具的发票以及诸俊文签署的结算确认单，上海嘉华公司主张已实际供货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虽然西安鑫昌公司曾向诸俊文支付过涉案项目的工程款，鉴于诸俊文已明确表示未将相关款项支付给上海嘉华公司，西安鑫昌公司以货款拖欠与系争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期限不符主张上海嘉华公司与诸俊文虚假诉讼依据不足。综上，上海嘉华公司依据结算确认单主张西安鑫昌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审理中，上海嘉华公司自愿调整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未超出系争合同约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一、西安鑫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嘉华公司货款762，440元；二、西安鑫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上海嘉华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62，44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24.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西安鑫昌公司负担。二审中，上海嘉华公司、诸俊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西安鑫昌公司提供以下新的证据：1．(2020)沪0113民初3418号上海满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君公司)诉西安鑫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拟以另案诉讼材料证明苏某某为满君公司法定代表人，诸俊文、刘军等为苏某某的现场管理人员。2．结算确认单、送货单一组，拟证明各单位送至洞业路工地的货物是送给满君公司的刘军，刘军与诸俊文是满君公司上下级关系的现场管理人员，二人对外冒充为西安鑫昌公司人员，西安鑫昌公司不应对诸俊文的签名和行为承担责任。3．诸俊文中国光大银行账户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8月11日对账单，拟证明诸俊文与苏某某父子有多次资金往来，案涉项目工程系苏某某等人投资运营，诸俊文为苏某某的现场管理人员，不能代表西安鑫昌公司对外签署文件材料。且诸俊文收取西安鑫昌公司的款项后全部直接转给刘军，未扣除其陈述的每月2万元报酬。上海嘉华公司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对其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是西安鑫昌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诸俊文、刘军是苏某某的现场管理人员。证据2仅为该案证据目录显示内容中一小部分，大多为结算单，仅能体现工地发生供货、收货的事实，无法得出西安鑫昌公司不是本案案涉工程现场施工单位的结论。本案《购销合同》双方为上海嘉华公司和西安鑫昌公司，证据3中诸俊文与案外人之间钱款往来与本案无涉。同时，西安鑫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夏勤与诸俊文亦有很多钱款往来。仅凭案外人与诸俊文之间的转账往来，并不能证明案涉工程项目系苏某某等人在投资运营。诸俊文未对上述证据发某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前述新的证据均涉及西安鑫昌公司与案外人满君公司、苏某某，及其与诸俊文之间的关系及资金往来，与本案基本事实及争议的上海嘉华公司是否有理由相信诸俊文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焦点问题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前述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系争书面《购销合同》订立时间问题，本院也注意到民事起诉状内容和《购销合同》落款时间的差异。二审中，上海嘉华公司解释称，第一次供货在合同订立前的2018年6月12日就已实际履行，打印的《购销合同》落款时间是2018年6月4日，第一次供货后合同交给了诸俊文，之后诸俊文将有其签名和加盖西安鑫昌公司公章的合同交还给上海嘉华公司。本院认为，该陈述与诸俊文的述称和《结算确认单》显示的供货时间相印证，且具有合理性。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并未明确《购销合同》确切的成立时间，但并不影响本案中综合其他证据后依法认定上海嘉华公司和西安鑫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此外，本院也同时注意到了上海嘉华公司、何维昌、诸俊文等分别陈述《购销合同》文本签字盖章和流转过程的不尽一致之处，西安鑫昌公司也否认授权诸俊文签约以及加盖过公章的事实。虽如此，本院认为，仅依据该些内容无法证明或推定本案存在上海嘉华公司与诸俊文等恶意串通，损害西安鑫昌公司合法利益的事实。故对西安鑫昌公司关于合同订立方面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海嘉华公司并无直接证明诸俊文取得西安鑫昌公司授权对外签订合同的证据，西安鑫昌公司的陈述及举证也是围绕着其与诸俊文和案外人苏某某、刘军之间的关系所展开，故本案的关键争议焦点在于上海嘉华公司是否有理由相信诸俊文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订立合同。上海嘉华公司称供货和订立合同前曾到项目工地，在场人员均称诸俊文为现场负责人，由此相信其有权代表买方订立合同。诸俊文的陈述与之相印证。西安鑫昌公司称未授权诸俊文对外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案外人苏某某，诸俊文为苏某某下属。但西安鑫昌公司未对此提供其与苏某某的转包合同加以证明。同时，在二审中陈述，苏某某曾告知西安鑫昌公司，诸俊文为项目现场负责人。由此可见，对于诸俊文在项目现场负责这节事实可以确认。且没有证据显示项目现场有铭牌或公告表明实际施工单位，供货方无从知晓有权对外购货的单位或人员名称。在项目现场负责人诸俊文表明由其代表西安鑫昌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上海嘉华公司确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即便西安鑫昌公司与苏某某及诸俊文存在转包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上海嘉华公司在《购销合同》订立时已知或应知诸俊文无权以西安鑫昌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可谓善意无过失。况且，合同订立后，上海嘉华公司供货后还向西安鑫昌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客观上西安鑫昌公司也已认证和部分抵扣，更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嘉华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确为西安鑫昌公司。因此，本院认为，诸俊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海嘉华公司与西安鑫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关于《购销合同》中手写条款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使合同中“诸俊文”手写字样处条款无效，也是针对该条款内容而言，并不影响系争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诸俊文是系争合同订立后主要交易联系对象，上海嘉华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西安鑫昌公司对供货数量、金额进行确认。此外，对于实际供货数量，本院审查后认为，上海嘉华公司虽未提供每次供货小票或送货单，但一方面，诸俊文陈述其是根据送货小票核对后签订的结算单，现小票下落不明；另一方面，诸俊文代表西安鑫昌公司签订的《结算确认单》除最后一份33，480元外，其余均与上海嘉华公司向西安鑫昌公司已开具发票金额相对应，其中便包含了抬头处未载明收货单位为西安鑫昌公司的一份《结算确认单》。故本院认为，上海嘉华公司的举证可以证明其主张的货款金额，即诸俊文签名的《结算确认单》可以作为本案供货数量、金额的依据。上海嘉华公司虽未按《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期限在履行过程中向买方主张付款，系放弃先履行抗辩权利，但并不影响其在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一并主张付款请求权。西安鑫昌公司未提供其或者诸俊文已向上海嘉华公司或有代表权的收款人付款的依据，故西安鑫昌公司负有全部合同价款的付款责任，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偿付责任。关于程序问题，对于上海嘉华公司经办人何维昌的陈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直接向何维昌发问的方式欠妥，其确应作为当事人申请的证人发某证言。但一审采信何维昌的陈述并不导致本案基本事实的查明有误，该程序性瑕疵也不足以导致本案发回重审。关于增值税发票抵扣的查明和认定问题，本院审查一审庭审笔录后认为，因第一次庭审后，上海嘉华公司针对西安鑫昌公司的抗辩又提供了发票作为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前即联系西安鑫昌公司，要求其核实发票认证抵扣的事实，但到庭审时，西安鑫昌公司仍未能就此作明确陈述，认为发票并非新的证据，实则拒绝质证。本院认为，上海嘉华公司虽超过举证期限提供发票，但是为了反驳对方抗辩理由和补强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且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告知是否采纳为新的证据将由合议庭评议后决定。在此情况下，西安鑫昌公司仍拒绝对发票质证有欠妥当。在发票的开具和抵扣对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后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西安鑫昌公司就发票的举证、质证和依职权调查环节所提程序性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上海嘉华公司申请，追加诸俊文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另，《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交纳申请费的事项包括申请保全措施、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因此，财产保全费用的负担无需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且在上海嘉华公司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判决结果确定由败诉方承担财产保全费。西安鑫昌公司有关财产保全费负担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西安鑫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4.40元，由上诉人西安鑫昌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宇审判员  高增军审判员  赵 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董晓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