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19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沭阳县华帆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东小店乡十店路久坤停车场院内。法定代表人：耿浩，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强，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欢，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蓝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新兴东大道780号。法定代表人：赵希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明亮，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沭阳县华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蓝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7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7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华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强、牟欢，被上诉人蓝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明亮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蓝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华某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案涉发货单（蓝联运输联）、行驶证等证据证实案涉货物由上诉人实际承运，案涉发货单（绿联财务联）由被上诉人作为结算凭证，向案外人沭阳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另案主张了运费并通过调解结案的方式获得清偿（苏1322民初19946号）。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亦认可其在另案19946号提供的运输单据（绿联财务联）与上诉人提供的运输单据（蓝联运输联）完全一致，并由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被上诉人与鑫达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运输单作为结算依据，案涉货物运输单据均在上诉人处，能够证明案涉货物均由上诉人实际承运，上诉人有权就该运输费用主张权利。而一审法院并未就上述基本事实进行查明。且不谈涉案运输车辆大部分系上诉人华某公司自有、部分系对外调用，即便涉案业务运输车辆无一辆系华某公司所有，从权利推定原则来看，华某公司实际持有涉案运输业务发货单的运输联，其已完成“实际承运人”的证明责任。虽然蓝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蓝某公司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涉案运输业务系其他第三人实际承运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对“上诉人华某公司系涉案运输业务的实际承运人”这一事实予以认定。2.上诉人提供的QQ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结合被上诉人19946号一案中的庭审笔录、谭某与其之间的邮件往来，能够证实案涉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所有与鑫达公司有关的“合同签订、货物的发送、货款的结算以及向上诉人支付运输款”，均由谭某及侯某1经手处理并最终确定，被上诉人从未实际参与运营管理，对于合同如何签订，如何履行、费用如何结算等均不清楚，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亦明确承认其为鑫达公司运费进行垫资。上述事实能够反映出，鑫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本质上就是被上诉人提供资金，并由被上诉人名义与鑫达公司签订合同，由谭某、侯某1作为实际操盘者负责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运输业务的具体实施。基于鑫达公司与蓝某公司上述垫资操作模式，就连相关运输合同的签署盖章及合同的寄送均由谭某直接处理，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谭某及侯某1系替蓝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或者代理行为。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当由被上诉人蓝某公司提供谭某、侯某1的基本信息。依照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本案中，上诉人华某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蓝某公司系承运人，华某公司系实际承运人，蓝某公司负责涉案运输业务的人员为谭某、侯某1”这一事实。而被上诉人蓝某公司主张其在履行与鑫达公司的运输合同时将运输业务外包给谭某、侯某1欲反驳上诉人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则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与谭某、侯某1二人确系外包关系。且不谈蓝某公司在整个业务履行期间从未向鑫达公司、华某公司披露业务对接员谭某、侯某1实质上是外包人员这一事实，即便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蓝某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谭某、侯某1之间存在外包协议，其提交法庭的两份《业务框架运输合同》因涉及到其他公司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也未予以确认。退一步讲，蓝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对合作数年的谭某、侯某1身份信息无从知晓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蓝某公司并未就其主张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对侯某1、谭某二人基本信息的提供，举证责任在蓝某公司，若蓝某公司不能提供二人身份信息，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蓝某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华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驳回。理由如下：华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核心逻辑是谭某、侯某1系蓝某公司员工，由代理权，或者即便谭某、侯某1没有代理权，也构成表见代理。但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谭某、侯某1既不是蓝某公司的员工，不构成职务行为，且华某公司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无过失，谭某、侯某1的行为同样不构成表见代理。一、经过一审法院调查，确认以下事实：1.蓝某公司与华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运输合同；2.蓝某公司从未向华某公司付过钱；3.蓝某公司从未收取过华某公司的发票，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4.谭某、侯某1也不是蓝某公司的员工或者代理人，除华某公司单方面陈述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谭某、侯某1是蓝某公司的员工或者代理人。本案中，蓝某公司与华某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甚至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二、华某公司关于谭某、侯某1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同样不能成立。1.华某公司陈述其实际控制人鲍某与谭某在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就开始就鑫达公司运输业务发生案涉业务往来，而当时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尚未形成运输关系（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是2015年10月份）。因此，华某公司主张谭云代表蓝某公司与其形成运输关系，与事实不符。2.华某公司陈述其与谭某从2014年年底就鑫达公司运输开展业务以来，共计开展了8600余万元的运输业务，所有的费用结算，均是谭某、侯某1与鲍某私对私进行结算。而且，如此巨额的运输业务，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甚至对运费价格计算这一关键事宜都没有进行书面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按照华某公司主张，所有内容都是口头约定，结算时也没有留下爱任何书面结算单据，甚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款项如何结算都陈述不清。就起诉的金额，华某公司两次开庭变更了两次，却始终未明确运费的计算方式，明显与常理不符。3.华某公司主张其实际控制人鲍某在与谭某洽谈后口头订立合同，但其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审查谭某是否有蓝某公司的授权，也未向蓝某公司核实谭某是否有授权，甚至对于2017年10月、11月这两个月的运费，在2019年4月29日起诉前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未与蓝某公司进行过任何联系。由此可见，华某公司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无过失。以上事实均反映华某公司自始至终都知道谭某并不代表蓝某公司，所以从2014年与谭某私对私开展业务时起，从未与蓝某公司进行过任何联系。对于运费的结算，也一直是谭某个人转给鲍某个人，结算金额高达8600余万元。三、对于案涉2017年10月、11月的运费，蓝某公司已经向谭某指定的收款人怀某公司付清，并收取了相应的发票。蓝某公司不存在欠付运费的事实，没有任何理由再支付运费。而且，从鲍某的银行账户明细可以看出，谭某也已经向其付清了运费。蓝某公司结合华某公司提交的鲍某的《昆山农商银行账户明细单》，以及蓝某公司提交的蓝某公司向谭某指定收款人怀某县安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某公司）付款凭证进行梳理，在一审法院要求华某公司明确运费如何计算时，华某公司明确称“按照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约定的标准下浮35%”，故对于2017年10月、11月的运费，鑫达公司向蓝某公司支付的运费金额为4056629.74元，下浮35%即为2636809.33元，但是从华某公司实际控制人鲍某的银行流水凭证可以明显看出，谭某从2017年10月16日起至2017年12月21日共向鲍某支付运费金额为4300001元，已经远远超出应付金额2636809.33元，谭某与华某公司之间的运费已经结清，同样不存在欠付运费的事实。对于上述谭某的付款记录，华某公司辩称是支付2017年10月之前的运费，同样站不住脚。从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看，对于案涉2017年10月、11月的运费，蓝某公司向谭某指定收款人怀某公司付款后，谭某即于当日或者次日向鲍某进行付款，时间、金额均能一一对应，足以说明谭某向鲍某所付款的款项也是2017年10月、11月的运费。如华某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银行流水反映的事实，应对该客观事实予以确认。四、华某公司作为本案一审原告，虽然其坚称谭某、侯某1是蓝某公司的员工或者代理人，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二人身份。而且，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早在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前，华某公司实际控制人鲍某已经与谭某、侯某1二人私对私开展鑫达公司的运输业务，鲍某本人在庭审中也陈述与谭某、侯某1、鑫达公司之间彼此非常熟悉，因此一审法院将提供谭某、侯某1的身份证据证明其二人身份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华某公司是正确的。华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蓝某公司给付运费2618611.60元及利息（以1212513.76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以1406097.84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计算），诉讼费由蓝某公司承担。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蓝某公司给付运费1674469.45元及利息（以1674469.45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诉讼费由蓝某公司承担。后再将运费及利息计算基数变更为1614011.6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0日，鑫达公司（托运人、甲方）与蓝某公司（承运人、乙方）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合同期为2017年10月10日起于2018年10月10日止，甲方委托乙方运输货物，运输方式为汽车公路运输，具体事项由甲、乙双方另签运单确定，所签运单为本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双方就不同的运输目的地的价格作出约定。因鑫达公司2017年10月、11月的运输业务欠蓝某公司运费，蓝某公司以鑫达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华某公司主张其为该运输业务实际承运人，与蓝某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要求蓝某公司给付运费，蓝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而成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蓝某公司陈述其在履行与鑫达公司的运输合同时将运输业务外包给谭某、侯某1，华某公司主张谭某、侯某1均系蓝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谭某、侯某1商谈案涉运输合同及实际履行案涉运输合同。一审法院限令华某公司、蓝某公司提供谭某、侯某1的基本信息，华某公司、蓝某公司均不能提供。华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蓝某公司未付款明细两份，一份按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约定的运费价格计算，未付款为2618611.60元，另一份按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约定的运费价格下浮35%，未付款为1618247.06元。2020年1月20日，华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华某公司诉蓝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苏1322民初7006号，现提供华某公司与蓝某公司指定的运输业务负责人谭某之间的业务往来统计，总发生委托运输金额87914049.81元，蓝某公司已指定谭某支付86300038.12元，余1614011.69元未付。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华某公司与蓝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华某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华某公司与蓝某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谭某、侯某1的行为为履行职务行为。蓝某公司提交的谭某与邓志刚2017年QQ邮件中载明的运输项目与华某公司主张的一致，而谭某向蓝某公司发送的付费通知书载明承运商资料为怀某公司，该证据能够证实谭某并非蓝某公司员工，谭某、侯某1的案涉行为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二、谭某、侯某1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与其订立合同。应具备如下条件：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在此认识基础上与之订立合同；相对人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无权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本案谭某、侯某1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为：1.华某公司陈述其负责人鲍某于2014年底、2015年初与谭某发生案涉业务往来，而当时蓝某公司与鑫达公司尚未发生运输关系，其主张谭某系代表蓝某公司与华某公司形成案涉运输关系与事实不符；2.华某公司陈述鲍某在与谭某洽谈后订立口头合同，但其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审查谭某是否具有蓝某公司的授权，也未向蓝某公司核实谭某有无公司授权，其并非善意无过失；3.华某公司陈述与谭某就鑫达公司运输来往共计有8000余万元的往来，而就之前已付款项如何结算陈述不清，且如此数额具大的业务往来，双方不签订合同，也未有书面的结算，蓝某公司不要求开具发票等均与常理不符。华某公司、蓝某公司均陈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谭某、侯某1的参与，谭某、侯某1对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拟追加谭、侯某2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限令华某公司、蓝某公司提供谭、侯某2的基本信息，但华某公司、蓝某公司均明确表示不能提供。鉴于蓝某公司已提供反驳证据，故对此的举证责任在华某公司。华某公司不能提供谭某、侯某1的基本信息，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华某公司主张与蓝某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对其要求蓝某公司给付运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870元，由华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华某公司提供一审法院（2014）沭开民初字第232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5）沭开民初字第074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蓝某公司在2014年已经在沭阳开展业务，其中江苏金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鑫达公司系相同住所地、经营地，属于关联企业，蓝某公司主张其自2015年10月份之后才在沭阳开展业务，与事实不符。关于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蓝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两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蓝某公司在一审诉讼中陈述于2015年10月和鑫达公司开展业务，并非是在2015年10月之后才在沭阳开展业务，华某公司曲解了蓝某公司的陈述。二审中，蓝某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关于华某公司提供的两份裁判文书，均系蓝某公司与江苏金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纠纷，与谭某、侯某1的案涉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谭某、侯某1是否系蓝某公司的员工，即蓝某公司与华某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如果谭某、侯某1不是蓝某公司的员工，其与华某公司之间达成运输合同关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相关的付款义务是否应当由蓝某公司承担；三、如果蓝某公司应当支付运费，运费数额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谭某、侯某1是否系蓝某公司的员工，即蓝某公司与华某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起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某公司主张谭某、侯某1系蓝某公司的员工，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结合本案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其未能提供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凭证等可以证明谭某、侯某1与蓝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华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谭某、侯某1的案涉行为得到了蓝某公司的授权，故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蓝某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如果谭某、侯某1不是蓝某公司的员工，其与华某公司之间达成运输合同关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相关的付款义务是否应当由蓝某公司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华某公司主张谭某、侯某1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谭某、侯某1客观上形成具有蓝某公司代理权的表象；二是华某公司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首先，华某公司与谭某、侯某1之间并未签名书面的运输合同，即华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谭某、侯某1系以蓝某公司名义与华某公司达成运输合同，即谭某、侯某1并不具有蓝某公司代理权的表象。其次，案涉运输业务虽然系蓝某公司从鑫达公司承接，但其明确陈述又将业务转包给谭某、侯某1，故其对于谭某直接与鑫达公司洽谈业务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谭某与鑫达公司洽谈义务的行为不构成履行蓝某公司职务的行为，不属于有权代理行为，且并非针对华某公司，亦不足以让华某公司有理由相信谭某、侯某1有权代理蓝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再次，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华某公司并未就谭某、侯某1的身份或者有无代理权向蓝某公司核实，也未要求蓝某公司对谭某、侯某1的行为进行确认或者追认，故华某公司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尽到审慎义务，其行为不构成善意无过失，故其主张谭某、侯某1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如果蓝某公司应当支付运费，运费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第一、二个争议焦点，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蓝某公司具有支付运费的义务，故对该争议焦点，本院不作理涉。综上所述，上诉人华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0元，由上诉人沭阳县华帆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万 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