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8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灏，男，汉族，住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英春，男，汉族，住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景昊，男，汉族，住xxx。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灏因与被上诉人马英春、马景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艳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徐灏，被上诉人马英春、马景昊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灏上诉请求：1.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审判决第二项应从2014年至2018年每年按550元补足发放高温补贴；3.一审判决第三项应该加判：返还2019年扣发的609.4元；4.加判休息日加班工资；5.一审判决第四、五项的计算基数应加上休息日加班工资；6.一审判决第六项的计算基数应该加上加班工资及扣除的609.4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未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2.庭审时没有组织辩论。3.庭审记录不完整。4.广州市源益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益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徐灏提交的《源益公司出具的工资清单》与考勤表、作息时间表、工资条和银行账户明细相互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徐灏不认可源益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表》，不应予以采信。（三）源益公司持有与徐灏签订的劳动合同，其拒绝提供，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徐灏的工资流水》显示2014年7月开始徐灏的工资分别由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发放，由此证明徐灏既是捷发公司的员工，也是源益公司的员工。《源益公司的现金日记账簿》和登记信息显示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是关联公司。徐灏确认与源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但并没有说只和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五）《源益公司出具的工资清单》、工资条、《徐灏的工资流水》及仲裁庭审笔录足以证明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0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六）因源益公司被马英春注销，致使徐灏丧失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资格，为维护徐灏合法权益，负有同等未尽法定责任的捷发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完毕。（七）《员工出勤汇总和年休假表》显示徐灏2017年、2018年年休假天数均为6天，故2019年年休假也应为6天。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徐灏2019年年休假天数是1天（计算方式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01÷365×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6）。（八）《与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4天被扣609.23元，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源益公司应当退回被扣的609.23元，且应支付双倍工资。（九）徐灏要求休息日加班工资合理合法。一审法院认定徐灏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相对较小、周六工作时间相对宽松，均与事实不符。源益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已支付的工资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且提供的《工资明细表》是虚假的。《参加生产劳作的计时计件明细表》显示2019年1月3日至3月4日徐灏要在生产车间当生产工，像正常工作日一样工作。《源益公司出具的工资清单》记载的“周末加班工时”与《考勤表》一致，故是真实的；“实付工资”除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的金额与《徐灏的工资流水》不符外其余均一致，故是真实的；但“基本工资”、“高温补贴”、“其他补贴/补偿”是虚假的。《工资清单》记载的“实付工资”与《徐灏的工资流水》一致，故是真是的；“周末加班工时”未变动也是真实的；其余栏目的数据均是虚假的。而《其他补贴明细》和“社保补贴”都是伪造的，是虚构的。（十）一审认定双方约定周六作为工作日正常工作，与事实不符。新提交的证据《劳动合同》显示每周工作5日，每天工作8小时，与以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一样。（十一）源益公司在徐灏入职前就已经将《作息时间表》张贴于前台墙上，并未告知周六是加班但没有加班费。源益公司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拒绝提供有签名的原始工资条和劳动合同，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十二）《股权转让协议》与《死亡注销证明》相互矛盾，是非法无效的。马景昊不具备成为股东的合法资格，无需承担债务连带赔偿责任。马英春、马景昊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徐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马英春、马景昊支付2011年10月至2018年10月高温补贴差额4200元；3.马英春、马景昊应支付2017年和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和退还已休2019年4天年休假的被扣工资4640.6元；4.马英春、马景昊应支付2014年3月至5月至2019年3月6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5.马英春、马景昊应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632.2元；6.马英春、马景昊应支付给徐灏经济补偿金44716.2元；7.马英春、马景昊应支付未依法缴纳失业险给徐灏造成不能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33634.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0日，源益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2010年12月28日，营业期限为2010年12月28日至2013年10月14日，股东为马英申和马英春，注册资本为100000元，股东出资已在2010年12月22日实缴至该公司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内，并经广州中庆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马英申和马英春均已缴足出资。2013年6月14日，源益公司申请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00元，马英春总出资额160000元占32%，马英申总出资额340000元占68%。2017年5月19日，源益公司在广州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马英申、马英春变更为马景昊、马英春。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徐灏在源益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仓库的仓管员。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工作岗位为仓库的仓管员，每月中下旬发上月工资。2018年的高温补贴在当年6至10月每月仅发放50元。徐灏提交的作息时间表写明“周六仓管全天值班”；其提交的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明细表上记载：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徐灏的基本工资为1895元，平时加班共1.5小时，加班费（1.5倍）共24.51元（16.34元+8.17元），周末加班工时共592小时，周末加班费（2倍）共12894.69元，2017年6月至10月的高温补贴每月150元；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徐灏的基本工资为2100元，平时无加班工时，周末加班工时共240小时，周末加班费（2倍）共5793.08元，2018年6月至10月高温补贴每月150元；2019年1月实发工资为4770.9元，3月请假17天，请假扣除1641.38元。该工资明细表上的实付工资金额与徐灏仲裁期间提交的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银行流水清单上的工资额基本吻合。徐灏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班工资+高温补贴。徐灏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实发工资为5245.2元、4245.6元、4171.4元、4196.2元、4216.9元、4464.7元、4202.7元、4150.2元、4442.5元、4876元、4770.9元、4152.9元、1009.4元。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427.9元[（5245.2元+4245.6元+4171.4元+4196.2元+4216.9元+4464.7元+4202.7元+4150.2元+4442.5元+4876元+4770.9元+4152.9元）÷12月]。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徐灏与源益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3月2日，徐灏向源益公司递交离辞告知书，内容为：“鉴于贵公司继续未在工资中扣除社保，也至今未再续签劳动合同，致此本人决定不再继续留在贵公司工作，请尽快安排仓库工作交接事宜，尽早离辞”。2019年3月12日，徐灏就其与源益公司的劳动争议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确认其与源益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源益公司支付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6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963.48元；3.源益公司支付2014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6日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4.源益公司支付2013年至2018年的未足额发放的高温补贴4200元；5.源益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008元；6.源益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52000元；7.源益公司支付未依法缴纳失业保险导致其无法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18000元。2019年7月11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同月18日《仲裁裁决书》送达徐灏，同年8月13日，《仲裁裁决书》在《中国劳动保障报》上公告送达源益公司。源益公司的股东马英春、马景昊在法定期间内未就上述双方的劳动争议提起诉讼。2019年6月25日，源益公司申请注销登记，注销原因是股东决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同日，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源益公司注销登记。源益公司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结果如下：3.至2019年6月25日，本公司已了结所有未完业务，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设备已清理完毕，人员已妥善安排；5.至2019年6月25日，公司资产总额0，负债总额0，公司已按以下顺序清偿债务：清算费用0，所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0，税款0，其他债务0，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如有遗漏由马英春负责；6.清偿债务后，公司剩余财产0，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没有进行对外投资及设立分公司。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下列证据证实：徐灏提交的作息时间表及张贴实况图、考勤记录、原始工资条、会议记录、源益公司出具的工资清单、源益公司的答辩状、与会计的聊天记录、离职报告书、员工出勤汇总表及未休年假表、2018年10月的工资条、源益公司出具的年休假表、源益公司的现金日记记账簿、工作调令、仲裁裁决书、仲裁送达证明；马英春、马景昊提交的源益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清税报告、债权人公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等注销登记文件、源益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情况表、验资报告、注册资金入资专用存款账户余额通知书、源益公司变更登记文件、死亡注销证明、离职申请书、离职告知书、工资明细表、补贴明细表、年休假明细表；一审法院调取的仲裁庭审笔录、徐灏的工资流水、公告、广州市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复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徐灏与源益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在前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2018年的高温补贴和未休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失业保险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仲裁裁决书》于2019年8月13日发出公告，依法于同年10月11日送达源益公司，虽然源益公司已经注销，但其股东马英申、马景昊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未对本案的劳动争议提起诉讼，即马英春、马景昊对《仲裁裁决书》无异议。经核算，扣除源益公司实际已向徐灏发放的相关金额后，源益公司应当向徐灏支付2018年的高温补贴差额550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975.33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209.5元、失业保险金16800元；徐灏与源益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徐灏继续在源益公司工作，源益公司继续给徐灏发放工资，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源益公司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与徐灏签订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扣除一个月的签约考虑期后，经核算，源益公司应当向徐灏支付2019年2月1日至同年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为5321.33元。关于徐灏请求返还2019年被扣的年休假工资，2019年徐灏在源益公司工作65天，经核算，依法计算其2019年的年休假时间折算后不足一天，故徐灏2019年在源益公司不享有年休假，其请假期间的工资按照该公司的管理规定在工资中扣除，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其请求返还2019年的年休假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徐灏的工作岗位是仓库管理员，其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相对较小；根据徐灏提供的作息时间表和考勤表，徐灏的工作岗位周六需要上班，且其下班时间没有严格按照工作日的下班时间严格管理，其周六的工作时间相对宽松；且徐灏在源益公司工作期间没有就周六作为工作日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就工作时间和相应的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的工作报酬达成合意，且经核算，徐灏的月平均工资不低于广州市同类工种的平均工资标准，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可认定徐灏和源益公司约定周六作为工作日正常工作，徐灏主张周六的加班工资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徐灏2016年12月31日前的劳动关系和相关报酬，因徐灏与源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该期间之前，徐灏与源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源益公司依法不应当向其支付相关的劳动报酬，徐灏的该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马英春、马景昊的连带赔偿责任。源益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注销工商登记，其向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清算报告中一项内容为“所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0”、“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即源益公司对外无债务关系存在。但是，徐灏与源益公司的劳动争议于2019年3月12日开始仲裁，源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建安到庭参加仲裁，同年的7月11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上述事实证明，源益公司在注销工商登记前，其与员工尚有劳动争议未处理完毕，尚有债务关系未处理完毕，本案劳动争议的事实与源益公司的清算报告相矛盾，故该清算报告依法不予采信。源益公司已注销工商登记，法人资格已消灭，其股东马英春、马景昊在清算过程中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行虚假清算，逃避公司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马英春、马景昊应当对源益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判决：一、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马英春、马景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徐灏2018年高温补贴550元。三、马英春、马景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徐灏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975.33元。四、马英春、马景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徐灏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209.5元。五、马英春、马景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徐灏的失业保险金16800元。六、马英春、马景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徐灏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差额5321.33元。七、驳回徐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马英春、马景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灏二审补充提交了1.工资明细清单；2.捷发公司入库单；3.源益公司出库单；4.工资条；拟证明原始工资条真实，其周六的工作量与周一至周五的工作量一样，源益公司应当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马英春、马景昊质证称，捷发公司承认与徐灏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徐灏请求确认与源益公司在2014年以前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实际，其与源益公司的劳动关系只能从2014年开始计算。徐灏在庭审中承认与源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徐灏应当明确诉讼请求，否则应当驳回上诉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一、关于2018年之前的高温补贴（2014年至2017年12月）。徐灏在2019年3月提起劳动仲裁，其主张2018年之前的高温补贴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徐灏主张在2017年未休年休假，那么从2018年1月1日起，理应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但徐灏在2019年3月才提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1年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三、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一审判决已经从徐灏工作性质、岗位特征、劳动强度，以及工资水平、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等方面对不予支持该主张进行了论述、说理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徐灏主张休息日加班工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理，徐灏要求在计算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金、二倍工资差额的月平均工资中另行加上休息日加班工资亦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未予支持正确。四、关于2019年2月工资是否应补足扣发的609.23元，徐灏主张2019年2月休年休假4天，不应扣减工资609.23元。但依据徐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徐灏不清楚为什么扣发工资609.23元，对方告知其因事假扣发工资，徐灏表示清楚了。现徐灏主张2019年2月已休假4天为年休假，但其在2019年仅工作到3月6日，折算后不具备休4天年休假的条件，故徐灏该月已休4天为事假，扣发工资609.23元符合源益公司的管理制度。徐灏要求按2019年2月已休4天年休假来补足扣发的工资609.23元的理据不足，一审未予支持正确。同理，徐灏要求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中增加该609.23元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徐灏上诉提出马景昊无需对源益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徐灏并未明确撤回关于马景昊的诉请，马景昊亦同意一审判决，本院对一审判决马景昊与马英春对徐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泽如郑燕玲邱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