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陈艳，女，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尤祥涛，男，198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东，山东森嵘（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刚，山东森嵘（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胡成玫，男，195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超，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兵，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 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青岛胶南古月山前育苗场，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 法定代表人：胡德好，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胡德好，男，195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惟，山东贝恩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艳、尤祥涛因与被上诉人胡成玫、原审第三人青岛胶南古月山前育苗场（以下简称古月山前育苗场）、胡德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7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艳，上诉人陈艳、尤祥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东，被上诉人胡成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兵、曲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艳、尤祥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胡成玫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成玫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胡成玫与胡德好是否合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虽然胡成玫提交《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但胡成玫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且胡成玫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等证据显示的时间、金额与协议及其陈述存在差异,一审法院认定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冻结的财产在权属上与胡成玫并无任何关系，胡成玫仅代为领取涉案渔场的补偿款，胡成玫无权就涉案补偿款提出任何异议。二、一审法院依法冻结的胡成玫名下的补偿款实际系古月山前育苗场补偿款，并非胡成玫个人财产。一审法院（2017）鲁0211民初15511民事调解书确认胡德好、古月山前育苗场共同向尤祥涛承担付款责任。根据胡成玫与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海产品养殖池拆除补偿协议》及《地上附着物拆除补偿协议》，拆除范围均属于古月山前育苗场范围，因此该补偿款亦系对古月山前育苗场的补偿，并非对胡成玫的个人补偿，该补偿款应当首先偿还该古月山前育苗场所欠债务，剩余财产由各合伙人分配。即使认定胡成玫与胡德好系合伙关系，胡成玫亦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错列被告，且并未在裁判中说明理由。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2017）鲁0211民初15511民事调解书内容，胡德好、古月山前育苗场系向尤祥涛承担付款责任，而非向陈艳承担付款责任，陈艳与本案并无诉的利益。陈艳仅系作为尤祥涛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2019）鲁0211民初17577号民事判决却将陈艳作为被告，且在裁判理由中并未说明陈艳与本案无关，且并未单独驳回胡成玫对陈艳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当。综上所述，涉案款项并非胡成玫个人财产，其无权就冻结款项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改判驳回胡成玫全部诉讼请求。 胡成玫辩称，1、陈艳、尤祥涛称胡德好和胡成玫之间的合伙事实不清楚，错误。因为，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的合作，有胶南张家楼镇政府的盖章认可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经过张家楼镇政府见证过的《合作经营鱼场协议书》，有胡成玫足额转款给胡德好的投资款转款凭证，合伙事实清楚。2、陈艳、尤祥涛称拆迁款是针对古月山前育苗场的拆迁款，错误。事实是该拆迁款是黄岛区政府针对寨里鱼场的两个鱼池拆迁款和承包土地地上设施拆迁的补偿款，根据胡成玫与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人民政府签署的《地面附着物拆除补偿协议》、《海产品养殖池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地面附着物位于“东潘家庄村，以山东正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分公司现场登记、拍照、评估为准。”养殖池“坐落于东潘家庄村，一面积为3.87亩，以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测绘图为准，另一面积为6.43亩，以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测绘图为准，包括两个池子，4.52亩和1.91亩，其中4.3亩在合同范围内，2.13亩不在合同范围内”。以上拆迁范围不是古月山前育苗场的。3、古月山前育苗场不是胡成玫经营的，工商登记显示该育苗场的股东是胡德好独资一人，该古月山前育苗场位置实际在万达影城前面位于，而寨里鱼场是在海边，二者相隔三十多公里，古月山前与寨里鱼场完全不是一个场所，古月山前育苗场的债务与胡成玫完全无关。 古月山前育苗场、胡德好共同书面述称，同意胡成玫的主张。 胡成玫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排除对胡成玫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80×××31的账户中的财产的执行行为；2.撤销对胡成玫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个人账户的查封、冻结，并采取有效措施归还胡成玫已被划扣的个人财产；3.本案受理费由陈艳、尤祥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30日，胡成玫与胡德好签订《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约定胡德好将其所有的原胶南市寨里养鱼场全部资产作价1200万元，胡成玫以现金方式出资600万元购买胡德好目前拥有全部资产的50%，双方合作经营，胡德好与胡成玫各拥有该养鱼场50%的产权，经营期限为15年。合同第三条约定，胡成玫给付胡德好的购买资金分三次付清，签订合同当天付200万、2009年12月31日前付200万、2010年1月30日前付200万。合同第六条约定，经营期满资产处置所得或政府规划搬迁所得，双方均按投资比例获取。胡成玫与胡德好签订《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后，共同与原胶南市张家楼镇东泮家庄村补签《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甲方为原胶南市张家楼镇东泮家庄村，乙方为胡成玫及胡德好。合同约定，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甲方将位于古镇口湾的土地（海岸线以上）28.7亩，发包给乙方，承包期限自2004年5月1日至2024年5月1日，承包费为每年每亩800元，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04年4月26日。2015年2月8日，胡德好又与胡成玫签订《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协议载明，自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甲方（胡德好）多次向乙方（胡成玫）借款共计500万元，至2014年年底仍未归还给乙方，甲方将所持有的该养鱼场的50%产权中的40%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拥有该养鱼场产权的90%，甲方拥有该养鱼场产权的10%。2017年10月1日，胡德好出具委托书，委托胡成玫全权代表其处理养殖场拆迁评估等一切事宜。2017年12月4日，胡成玫与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人民政府签订《地面附着物拆除补偿协议》，约定该地面附着物补偿款总额为9312269元；签订《海产品养殖池拆除补偿协议》二份，约定养殖池的补偿款总额为899534元。2018年3月20日，黄岛区张家楼镇财政所将8651047.3元的补偿款打入胡成玫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80×××31的账户中，剩余款项以支票形式支付给了胡成玫。庭审中，胡成玫认可胡德好享有10%的补偿款。 2018年2月6日，胡成玫以胡德好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请求确认胡成玫享有涉案养鱼场90%的产权份额、胡德好享有10%的产权份额。胡德好认可胡成玫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胡成玫与胡德好对《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与《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的效力和权属均无争议，胡德好也不存在妨碍胡成玫实现权利的情形，胡成玫的诉讼请求因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不具备诉的利益，法院亦没有作出实体裁判的必要性，双方不需要通过诉讼途径以确认相互间没有争议的法律事实。综上，胡成玫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争议性，没有争议则不具有诉的利益，故裁定驳回起诉。后胡成玫不服，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中院认为，胡成玫与胡德好对《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与《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的效力和涉案鱼塘的权属均达成合意、没有异议，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对涉案合同进行履行即可，无需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胡成玫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争议性，没有争议则不具有诉的利益，故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民终5235号裁定书，驳回胡成玫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7年10月26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尤祥涛与胡德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胡德好于2017年12月30日前向尤祥涛支付工资款6026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鲁0211民初15511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18年1月24日，一审法院受理陈艳、尤祥涛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7）鲁0211执848-850、1005-1007、101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扣胡成玫银行存款300622元。胡成玫不服上述裁定，向一审法院执行局提起执行异议，一审法院执行局审查后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鲁0211执异232号裁定书，驳回了胡成玫的异议请求。胡成玫对该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即为本案。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胡成玫的出资情况。胡成玫主张，其向涉案鱼场投资了600万元，并提交了胡成玫及其子胡可嵩、其妻王爱霞的银行转账记录。陈艳、尤祥涛对上述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胡德好认可收到了600万元的投资款。从胡成玫提交的证据来看，胡成玫与胡德好约定的第一笔投资款的付款时间为签订合同的当天即2009年10月30日，2009年12月31日前及2010年1月30日前各付200万。根据胡成玫提交的转账记录，2008年8月11日至2010年6月25日期间，胡成玫、及其子胡可嵩、其妻王爱霞共计转账596.9万元，转账的数额、时间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对此，胡成玫称，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将借给胡德好的资金转成了购买产权的资金。陈艳、尤祥涛对汇款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汇款记录款项的性质无法确认为涉案鱼场的投资款。胡德好认可胡成玫的陈述。 2.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的借贷情况。胡成玫提交转账记录及转账凭证一宗，证明胡成玫出借给胡德好500多万元。胡德好与胡成玫签订《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载明，自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胡德好多次向胡成玫借款共计500万元。从胡成玫提交的证据来看，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26日期间，胡成玫共计向胡德好转账595.1万元，上述款项的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相符合。对此，胡成玫称这些借款折500万元用于增持涉案养鱼场40%的份额。陈艳、尤祥涛认为胡成玫与胡德好恶意串通规避执行，因为陈艳、尤祥涛的付款与所签订的协议约定的付款不符、与收据的金额和开具时间不符，同时胡成玫关于折款购买40%份额的说法不符合逻辑，因此认为胡成玫与胡德好系恶意串通做的协议。胡德好承认收到上述款项。 3.胡德好的还款情况。胡成玫称胡德好从未还款，胡德好 亦未提交还款的证据。在胡成玫提交的汇款记录中有胡德好给胡成玫的汇款，对此，胡成玫提交胡德好与案外人段有涛的借据及借款协议、转账凭证。在胡德好的该笔借款中胡成玫是保证人，胡德好到期未还款，胡成玫替胡德好还款后，胡德好向胡成玫转账。在没有证据证明胡德好发生实际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可胡成玫关于胡德好未还款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胡成玫对一审法院冻结的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80×××31的账户中款项8651047.3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应予执行，对于属于案外人的财产非因法定事由不应执行。本案中，胡成玫主张，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08年8月11日至2010年6月25日期间，胡成玫及其子胡可嵩、其妻王爱霞共计转账596.9万元，胡成玫以该596.9万元的债权转成了购买鱼场50%份额的资金。胡成玫提交转账记录证明借贷情况，提交与原胶南市张家楼镇东泮家庄村补签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胡成玫享有鱼场承包经营份额的事实。从胡成玫提交的上述证据来看，胡成玫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故对胡成玫向胡德好购买鱼场50%份额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胡成玫及胡德好就鱼场所占份额的第二次变更，胡成玫主张，根据《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约定，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26日期间，胡成玫共计向胡德好转账595.1万元，这些借款折500万元用于增持涉案养鱼场40%的份额。陈艳、尤祥涛主张，胡成玫与胡德好系普通债权，该补充协议是双方恶意串通签订的，目的是逃避执行。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胡成玫是以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对胡德好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购买40%的养鱼场份额，实际上是双方协商后以鱼场份额抵顶债务。胡成玫支付了合理对价，胡德好也享有对其份额进行处分的权利。胡成玫亦曾另案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胡德好关于鱼场的份额，该案经审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胡成玫与胡德好对《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与《合作经营养鱼场补充协议》的效力和涉案鱼塘的权属均达成合意、没有异议，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对涉案合同进行履行即可。因此，在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仅凭其主观推测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该补充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胡成玫对已拆迁的养鱼场享有90%的份额。涉案的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80×××31的账户系以胡成玫的名义开立，账户中的款项8651047.3元系养鱼场拆迁补偿款，故该笔拆迁补偿款中90%属于胡成玫所有，10%属于胡德好所有。胡成玫对90%的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因此，对胡成玫主张排除账户中款项的执行，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胡成玫请求撤销对涉案账户的查封、冻结，并采取有效措施归还胡成玫已被划扣的个人财产的诉讼请求，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对于胡成玫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判决：一、不得执行胡成玫青岛银行董家口支行80×××31账户上的补偿款7785942.57元；二、驳回胡成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艳、尤祥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陈艳、尤祥涛提交证据一、《青岛西海岸新区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古镇口湾占用围池养殖面积公示》、委托书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在张家楼镇政府，证明在政府拆迁部门登记的拆迁补偿受益人是胡德好，胡成玫是胡德好的委托代理人，全权代理胡德好处理相关拆迁事宜。提交证据二、古月山前育苗场工商登记原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古月山前育苗场系个人独资企业，注册地在东泮家庄村。提交证据三、（2016）鲁0211执3901、390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2018）鲁0211执恢276-279号各一份，证明古月山前育苗场因拖欠劳务费被诉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债务履行完毕申请撤回执行申请。提交证据四、2017年11月1日胡成玫与孙长源签订的《协议书》、《欠款明细》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在张家楼镇政府处。其中《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是“乙方在寨里养殖中心搞水产养殖拖欠职工工资……”，在《欠款明细》第5、6、7、8项指的金额就是证据二中的执行案件，与证据二中被执行人是古月山前育苗场相对照，可以证明寨里养殖中心实际指的就是古月山前育苗场。 胡成玫质证称，证据一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在公示件中养殖户姓名栏记载的是胡德好，但是政府一般都不会把所有的养殖户都列在里面，胡德好只是一个代表，所以该文件不能反向推定该养鱼池的全部权利人仅仅是胡德好一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涉案拆迁款不是古月山前育苗场的拆迁款，因为假如拆迁款是针对古月山前育苗场，那么证据一公示文件中养殖户姓名一栏应该是古月山前育苗场，而不会写胡德好。证据三与本案无关，司法文书都是胡德好自己的事情，与胡成玫无关。证据四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协议书中写明的是乙方在寨里养殖中心搞水产养殖，这恰恰表明该协议书证明胡成玫是寨里养殖中心的经营者，不是古月山前育苗场的经营者。古月山前育苗场与寨里中心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主体。该证据与本案所涉及的款项无关。 经本院审理查明，陈艳、尤祥涛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到张家楼镇财政所调取胡德好拆迁补偿的相关证据（拆迁面积公示、委托书、与孙长源签订的协议书），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审查认为，陈艳、尤祥涛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胡成玫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胡德好签订的《合作经营养鱼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胡成玫及其亲属的转账记录、胡成玫及胡德好与当地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胡德好为胡成玫出具的代为办理涉案养殖场拆迁评估等事项授权委托书、胡成玫与当地镇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胡成玫与胡德好签订协议合作经营涉案养鱼场，通过现金入股后追加资金增持份额方式对涉案寨里养鱼场享有90%的份额，一审据此确认胡成玫对涉案养鱼场拆迁补偿款的90%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陈艳、尤祥涛主张胡成玫与胡德好之间并非合伙经营关系，胡成玫名下被一审法院冻结的补偿款实际系古月山前育苗场补偿款，并非胡成玫个人财产，但其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冻结的胡成玫名下的补偿款系古月山前育苗场补偿款而非寨里养鱼场补偿款以及古月山前育苗场即为寨里养鱼场，其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陈艳系本案申请执行人，一审法院将其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艳、尤祥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艳、尤祥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喆 审判员 孙向东 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于遨洋 书记员贾立 书记员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