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璇，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2020年4月16日死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丽，北京市弘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2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某3、田某在公证处办理的《夫妻财产约定书》及王某3办理的公证遗嘱不应作为北京市海淀区X镇X干部休养所X幢西门X层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号房屋）继承的依据，因为被继承人王某3于2011年被X医院确诊为“老年性脑萎缩”,于2012年被确诊为“老年性痴呆”,并于2016年被再次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故王某3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公证及遗嘱公证时缺乏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王某2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及《遗嘱》公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诱骗。二、田某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对X1号房屋的处理属于附条件的遗赠，田某已于2019年7月15日在北京市X公证处公证,声明撤销该《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实质上是对自己之前遗赠行为的变更。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某2是王某3的亲生女儿。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某3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公证及遗嘱公证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两份公证均合法有效。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X1号房屋归王某2所有；2、王某1、田某协助王某2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田某、王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2所持公证遗嘱无效，因为王某3办理遗嘱公证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且订立公证遗嘱并非王某3和田某本人意思，该遗嘱没给无劳动能力的田某、王某1留出必要份额，违反了继承法规定。王某3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因田某和王某1对王某3尽到扶养义务，且其二人没有劳动能力，故应当多分遗产，而王某2作为有扶养能力但不尽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田某已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声明，撤销对王某2的遗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3与高某原系夫妻，二人于1953年经沈阳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女王某2由高某抚养。1958年9月4日，王某3与田某结婚，二人未生育子女，收养一子王某1。2018年1月25日，王某3去世。王某3与田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8年10月21日取得X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王某3名下。2013年4月9日，王某3、田某在北京市X公证处办理了《夫妻财产约定书》的公证，内容为X1号房屋为王某3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同日，王某3在同一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内容为：我是X1号房屋所有权人，为避免日后发生纠纷，现于我头脑清醒之时，我自愿订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将X1号房产一套全部留给我的女儿王某2个人所有（排除王某2配偶的共有权利）。田某、王某1就王某3在办理公证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一节，提交王某32011年和2016年在X医院的住院病历，其中，2011年住院病历出院诊断内容包括：腔隙性脑梗塞、小动脉硬化性白质脑病、老年性脑改变；2016年的住院病历最后诊断内容包括：1、老年性痴呆；2、腔隙性脑梗死。王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田某、王某1就王某3、田某办理公证时有他人引导、违反公证程序一节提供公证档案中吴某的身份证及王某3、田某2013年手书文字，王某2对身份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手书文字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田某、王某1就王某3、田某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田某易被哄骗一节提交X干部休养所的证明，王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王某1就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交北京市海淀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王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认为王某1办理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额退休金，有稳定收入，不符合继承法中应保留必要份额的人的条件。审理中，田某提交公证声明书，证明其已撤销其于2013年4月9日办理的《夫妻财产约定书》。王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夫妻财产约定书》是王某3与田某在公证处签署，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并已实际履行完毕，未出现法定情形，不得随意撤销，故该公证声明书没有法律效力。本案审理期间，法院调阅了（2013）京X内民证字第1811、1812号公证卷宗及视频，其中，《夫妻财产约定书》的接谈笔录中，王某3、田某就其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的目的明确述及，公证人员也明确向二人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及法律后果；询问视频显示，王某3办理公证时对答切题，思路清晰，且卷宗中附二人由X2医院精神门诊科于2013年4月8日开具的诊断证明书，诊断内容为目前未见明显精神异常，神志清楚。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法院调阅的公证卷宗无异议。庭审中，王某2表示其诉讼的目的仅是为了确认房屋权属，不要求田某搬离，可一直居住至其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本案中，X1号房屋系王某3、田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于2013年4月9日以公证的形式对X1号房屋的权属，共同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书》，该文件是在公证人员在场接谈、视频摄录、见证的情况下签署，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合法性上，均符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田某单方撤销声明书，并不能对抗已实际发生并履行完毕的行为，且亦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根据《夫妻财产约定书》，X1号房屋2013年4月9日后即已归王某3个人所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王某3在取得X1号房屋全部所有权后，以公证遗嘱的形式将该房屋遗留给王某2，该遗嘱的公证亦是在公证人员现场接谈、摄录及见证的情况下形成的，相关卷宗中亦有王某3精神状况的诊断证明，合法有效。田某、王某1提交王某32011年和2016年的住院病历，并不能客观反映公证遗嘱时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王某3、田某在整个公证办理期间均有谈话视频，从该视频可以客观的反映出二人办理相关事宜的目的及对养子的态度，公证人员的问询也是以设问形式提出，并无诱导性提问。现田某、王某1关于哄骗、诱导的陈述及证据，没有事实根据及关联性，不予采信。田某系退休人员，享有退休金并享受医保措施；王某1虽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书，但其病退仍享有病退待遇，均不属于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范围，故其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某2依据公证遗嘱主张房屋权属及办理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的请求，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庭审中，王某2已明确表示田某对诉争房产享有居住权，对比，法院不持异议。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登记在王某3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X镇X干部休养所X幢西门X层X1号房屋由王某2继承，归其所有；二、田某、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7内配合王某2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利人的变更手续。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案二审期间，王某1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田某于2020年4月16日死亡。另查一，沈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载明王某3与高某育有一女，离婚后由高某直接抚养。高某与王某2的户籍卡载明王某2与高某系母女关系。另查二，X干部休养所于2013年3月14日向北京市X公证处出具的《证明信（二）》载明王某3与高某生育一女，出生时间为1951年10月24日，姓名为王某2。另查三，2013年4月9日的公证询问笔录中，工作人员询问：“你生育几个子女？”，王某3回答：“一个，王某2。”，工作人员询问：“你和前妻离婚后，孩子归谁抚养？”，王某3回答：“归前妻，王某2一直在沈阳长大，目前也在沈阳。”。另查四，X院于2013年4月8日出具的病案号为XXXXXX号的《诊断证明书》对王某3的诊断及建议为：目前未见明显精神异常，神志清楚（仅供公证用）。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为：一、王某2是否与王某3存在父女关系；二、王某3办理遗嘱公证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三、王某3、田某订立的《夫妻财产约定书》及王某3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以及田某以公证形式表示其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书》，能否产生撤销约定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沈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载明王某3与高某育有一女，离婚后由高某直接抚养；根据高某与王某2的户籍卡，载明王某2与高某系母女关系；根据X干部休养所于2013年3月14日出具的证明信，载明王某3与高某生育一女，姓名为王某2；另根据王某3于2013年4月9日办理遗嘱公证时的公证询问笔录，王某3说明其生育一女，即王某2；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确定王某3与王某2存在父女关系。王某1上诉主张不能确定王某3与王某2的父女关系，依据不足，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3在办理遗嘱公证时，无特别程序确认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办理公证遗嘱前一天，X院对王某3的诊断意见为未见精神异常、神志清楚，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提交的2011年及2016年王某3的住院病历，不能客观反映王某3办理公证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现王某1上诉主张王某3订立公证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3、田某订立《夫妻财产约定书》及王某3订立公证遗嘱时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夫妻财产约定书》及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并按照法律规定将两份公证文书作为分割王某3遗产的事实依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无不当。王某1上诉主张王某2在王某3、田某进行公证时，对其二人进行了诱导和欺骗，故王某3所立遗嘱无效，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就田某以公证形式表示其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书》，能否产生撤销约定的法律后果一节。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田某与王某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共有的X1号房屋归王某3所有，该约定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应属于夫妻之间就共同财产达成的约定，且双方就该约定进行了公证，该约定合法有效。田某虽以公证形式表示其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书》，但其声明仅表明其曾作出要求撤销的意思表示，不能因此产生撤销约定的法律后果。王某1上诉称田某所作《夫妻财产约定书》属于附条件的遗赠，故田某能撤销该约定，其所述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田某在本案二审期间死亡，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为王某1，故一审法院判决由田某承担的权利义务部分，应由其继承人王某1予以承受，本院对于一审判决主文中涉及田某权利义务部分予以变更。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故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8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8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配合王某2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利人的变更手续；三、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59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