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9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弘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72号307室（7号楼）。法定代表人：胡洪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笑，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华，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成达培训学校，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8号九龙商务中心A座2层201室。法定代表人：杨柳枝，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华，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上诉人北京弘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成达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成达学校）、张立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9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采信不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租赁合同，成达学校应于2018年3月1日支付下半年房屋，但找各种理由拒付，本案发生争议缘于此。二、双方协商的前提是成达学校不按照合同约定拒付房租，在我方多次催讨后，仍提出各种附加条件。协议二并非成达学校提出的唯一附加协议，在协议二之前，成达学校已经多次函件提出附加条件，均遭我方拒绝，包括协议二。在我方拒绝成达学校提出的一系列附加条件后，为了解决问题，让张立华找成达学校协商租金支付事宜无可厚非。1.补充协议二并非双方合同履行时需要解决的争议，不存在对于补充协议二有分歧一说，成达学校欲以我方签署该补充协议作为支付租金的条件。一审判决认定我方拒绝补充协议二内容，表示双方对于补充协议二所涉事宜已经存在分歧，故对张立华的授权应体现为总体协商，扩大了解释。2.张立华去协商租金，前提就是我方不同意补充协议二，在此之前已经明确告知成达学校；张立华去协商租金前表态不同意该补充协议二，在此情况下，不需要再特别告知张立华不能签署补充协议二，且授权是“场地租金”，授权范围应作字面解释，不应认定授权系整体协商、授权包括签署补充协议二。3.刘建军不符合见证人的形式要求，成达学校杨柳枝校长在给我方法定代表人胡洪华的微信中称刘建军作为见证人作了口头承诺，见证人应基于中立立场，既然作了承诺，就不符合证人身份，且刘建军曾收取成达学校5万元，刘建军关于签订协议时告知我方股东补充协议二内容的陈述，不明确，没有指明股东是谁，刘建军的到庭谈话不能成为扩大授权的依据。三、我方不同意签署补充协议二是我方授权张立华去商谈租金的前提，且对于一个原来已经被否定的方案，如果还是进行签署，成达学校应当在签署前与我方法定代表人沟通。成达学校以其校长、补充协议二签署人给胡洪华的微信“上面是4月5号三方签的协议，刘哥作为第三方见证并做过口头承诺的，而且张立华也是全部答应的”作为补充协议二生效的理由，从该微信可以得知，补充协议二签署时的知情人除了成达学校外，只有刘建军和张立华。关于我方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对于成达学校“合同成达学校盖章以后，寄给弘徽盖章，再给我们寄回来一份”的微信未回复、未表示异议一节，我方授权张立华去协商租金，那么租金支付有时间问题，签一个合同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就此认定我方当天知晓签署补充协议二的内容。补充协议二是在成达学校签订的，成达学校没有在补充协议二上盖好章交给张立华带到我方盖章，也没有在盖章后就寄给我方、然后汇款，而是在汇款后再寄出补充协议二，充分说明成达学校是刻意隐瞒我方补充协议二。张立华在向我方另外两位股东表示不同意补充协议二的情况下与成达学校签订补充协议二，且在事后还称“你们两个股东不同意你们自己去找成达学校要钱，我去要我那一份”，一审判决不应以张立华不符合常理作为认定其有权签订补充协议二的理由。四、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两点，一是张立华与成达学校签订补充协议二是否属于在代理权限内实施代理行为；二是如果超越代理权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但判决仅论述了第一个焦点，判决内容又以成达学校有理由相信张立华有代理权，这是指表见代理，但最后按照第一个焦点问题适用了法律，且对于超出张立华授权范围的书面解读未适用法律。成达学校辩称，不同意弘徽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弘徽公司主张“成达学校无理由拒付房租”并非事实，该主张与补充协议二效力不具有关联性。2.在签订补充协议二当日（2018年4月5日）6时13分，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通过微信告知我方法定代表人杨柳枝“弘徽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由其股东张立华全权与成达学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结合具体语境，按照一般大众认知，这一表述明确授权张立华代理处置与成达学校分歧事项的意思表示。“全权”一词已足够明确，租赁合同履行、解除、租金支付、违约责任承担等补充协议二中所涉事项不能排除在“场地租金事项”之外。3.2018年4月4日，弘徽公司三名股东已经对补充协议二内容完全知悉，次日上午张立华与成达学校签署协议前亦与胡洪华电话进行沟通，胡洪华于当日11时33分微信与成达学校确认租金具体数额，12时21分成达学校微信回复胡洪华“……合同成达学校盖章后，寄给弘徽盖章，再给我们寄回一份”，胡洪华未表示异议，却在4天后否认知情、否认补充协议二效力。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胡洪华对补充协议二的签订完全知情并认可，张立华代表弘徽公司、胡洪华签订补充协议二的行为合法有效。4.弘徽公司在一审起诉书中称张立华因借高利贷私自签署补充协议二，庭审中张立华又辩称其受到我方暴力胁迫而签署，证明弘徽公司与张立华虚假陈述。5.刘建军与成达学校无利害关系。张立华辩称，同意弘徽公司的上诉意见。合同是在杨柳枝的胁迫下签的，无效，我当天没有给胡洪华打过电话。弘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张立华以弘徽公司、胡洪华名义与成达学校于2018年4月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对弘徽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9日，弘徽公司与成达学校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弘徽公司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甲2号院的房屋出租给成达学校，房租租赁期自2015年3月1日起至2024年6月15日，共计9年3个月，合同亦对租金标准、支付方式、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2018年4月4日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在股东群内发送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并表示不同意，其他股东潘泽河、张立华亦表示不同意，2018年4月5日前后成达学校向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发送《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电子版，胡洪华于2018年4月5日6点零3分回复，补充协议我不能接受，股东们估计更接受不了……抱歉；6点13分，胡洪华再次回复：弘徽通过股东决议，由张立华全权与贵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请给予配合；11点33分，胡洪华再次回复成达学校租金应补732671元，二楼、配电室半年应交92500元，谢谢；12点21分，成达学校回复：胡总张总，财务看看金额是否有误，没有问题今天付款（分两笔）。合同成达学校盖章以后，寄给弘徽盖章，再给我们寄回来一份。刘哥已经带走一份。当日弘徽公司（出租方、甲方）与成达学校（承租方、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协议对双方何时解除合同、交纳租金时间及房屋腾退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协议第五项约定鉴于《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所涉全部租金均由乙方支付甲方法定代表人胡洪华个人账户，胡洪华个人愿就本补充协议所涉返还房屋租赁保证金、退还未使用期间租金、支付违约金等事项与甲方承担连带责任，第七项约定，本补充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018年4月8日成达学校支付弘徽公司费用732671元、92500元，2018年4月8日潘泽河在股东群内发送补充协议二的照片电子版，质问不同意的协议为何要签，胡洪华亦表示不同意，张立华表示你们俩股东不同意没事，我带帮人去把我自己的拿回来。4月9日下午5点35分，胡洪华回复成达学校表示对补充协议二不予认可，称并未授权张立华签订这份协议。且于4月10日向成达学校寄送书面告知书，再次表示没有授权张立华签订补充协议二。另查明，本案受案伊始，弘徽公司与胡洪华作为共同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补充协议二对弘徽公司与胡洪华不发生法律效力，经法院释明本案不属于共同诉讼时，弘徽公司与胡洪华坚持作为共同原告起诉。2019年7月23日，法院出具裁定书驳回了胡洪华的起诉，胡洪华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2民终123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争议焦点为：张立华与成达学校签订《补充协议二》是否属于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的代理行为。弘徽公司称其与成达学校的聊天记录中仅是表示由张立华全权与贵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故张立华仅有权与成达公司协商租金，无权签订补充协议。对此法院做如下认定：首先从签订补充协议二之前的情形分析，综合双方的聊天记录可见，在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向成达学校表示由张立华全权与贵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之前成达学校已经将补充协议二的电子版发送给弘徽公司，弘徽公司当即表示拒绝，可见此时双方对于是否解除租赁合同等补充协议二所涉事宜已经存在分歧，在此种情形下弘徽公司称由张立华全权协商场地租金事项，其意思表示不应仅是指向由张立华催促租金一事，应是就双方在履行租赁合同中现存的争议进行总体协商。且弘徽公司在委派张立华协商之前就已经知晓补充协议二的内容，并当即拒绝，如果代理权限中仅包含催促租金一项，并认为补充协议二于己不利，则在委派之前应该特别告知张立华不能签署补充协议二，而庭审中弘徽公司与张立华均表示在协商之前弘徽公司未做提醒和交待，再者，刘建军到庭谈话时亦表达了签订补充协议二时弘徽公司其他股东对于该协议内容知情的意思，可见签订补充协议二不应排除在弘徽公司给予张立华的授权范围内。其次，从签订完补充协议二之后的情形分析，在签订完补充协议二后，成达学校于当日告知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准备付款，并令其在合同上盖章后寄回一份。胡洪华对此虽未回复，亦未表示异议，可见其于当日已经知晓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如果没有事前授权应立即回复不予认可，而不是在四天之后予以拒绝。且张立华称签订完补充协议二后并未将签订补充协议二的事情告知弘徽公司，并称签订补充协议二系受成达学校威胁被迫签订，然根据常理，若张立华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并认为补充协议二的内容对弘徽公司不利，其作为弘徽公司持股三分之一的股东应在签订完协议后立即告知弘徽公司，然其并未告知，与常理不符，综上法院认定张立华代替弘徽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并未超出弘徽公司给予的代理权限，该补充协议对弘徽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弘徽公司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再次，虽然弘徽公司股东在签订补充协议二之前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协议，在知晓签订协议之后，法定代表人胡洪华、股东潘泽河亦表示反对，即认为张立华签订补充协议二超越了弘徽公司的授权，但综合法院上述分析，成达学校在上述情形下亦有理由相信张立华有代理权，故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弘徽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弘徽公司主张，2018年3月1日成达学校应向其交房租，成达学校拒交，3月4日成达学校向其发送解除合同通知，称无法经营，要求解除，3月5日弘徽公司回复解除没有依据，不同意解除，3月16日、21日成达学校两次发告知函，单方要求变更履行期限，变更后才交房租，弘徽公司回复解除没有理由，应该交纳房租；双方争议是成达学校拒绝支付房租，这是双方协商的前提；4月5日张立华擅自与成达学校签订补充协议二后，没有人向弘徽公司其他股东告知补充协议二，4月8日成达学校付钱时，弘徽公司收到补充协议二，4月8日中午成达学校向弘徽公司发送补充协议二。弘徽公司另提交2018年5月31日微信群聊截图打印件一张（未出示原始载体），主张群聊一共4人，包括成达学校的丁校长、杨柳枝校长，刘建军和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群聊显示成达学校曾经向刘建军支付5万元，证明刘建军与成达学校有利害关系，一审中刘建军到法院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成达学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按照弘徽公司的陈述，群聊包括成达学校、弘徽公司和刘建军三方，如果刘建军与成达学校有利益输送，为什么要在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面前进行，这不符合常理，且刘建军是大房东，与弘徽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弘徽公司转租给成达学校，刘建军与成达学校没有利害关系。张立华称其听胡洪华说，是杨校长送给刘建军的钱。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及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微信沟通等证据可以看出，按照承租人成达学校的主张，因租赁房屋所在地涉及拆迁，其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无须承担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学校要保证这批学生参加完高考，2018年3月1日不交半年的租金，把租金交到6月，弘徽公司发了解除合同通知，要求4月10日搬走。而按照出租人弘徽公司的主张，成达学校应当按时交付租金，但其拒付房租，成达学校没有同意交至2018年6月的租金，其交租金的前提是变更期限，2018年3月26日弘徽公司发解除通知，要求4月10日腾房，3月28日成达学校拟了补充协议二发给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胡洪华当时就表示不接受。此外，成达学校通过微信发给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电子版，该协议涉及合同解除、租金支付、违约责任等内容，胡洪华回复成达学校“补充协议我不能接受”。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2018年4月5日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以微信方式告知成达学校法定代表人杨柳枝“弘徽通过股东决议，由张立华全权与贵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之前，弘徽公司应当知道成达学校将租金的支付与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问题相关联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于包括租金支付在内的租赁合同解除、违约责任承担等租赁合同相关事宜亦是存在不同认识的。在此情况下，出租人弘徽公司授权其一名股东全权与承租人成达学校协商场地租金事项，而租金支付争议问题的解决，并非简单的租金是否支付、如何支付的问题，势必还涉及对成达学校曾提出的合同解除、违约责任承担等争议问题的处理，且弘徽公司对张立华的授权使用“全权”字样，故一审判决认定该授权的意思不限于催促租金，而是就租赁合同履行存在的争议进行总体协商，符合常理和实际情况，该认定并无不当，弘徽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依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在涉案补充协议二签订当天，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通过微信告知成达学校应补交租金的数额，成达学校亦通过微信提醒胡洪华确认金额是否有误，并提出合同盖章寄回，故弘徽公司应当知道双方已就租赁相关事宜达成新的协议。虽然弘徽公司主张从2018年3月1日至4月5日张立华每天都去成达学校要钱，但此前弘徽公司并未给张立华出具授权，与此次不同，本案中弘徽公司主张就此次授权张立华与成达学校进行协商的结果，其未与张立华进行询问，不符合常理，且弘徽公司亦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询问成达学校。补充协议二的见证人刘建军在本案一审中出庭陈述其了解的情况，提及签订协议时有人向弘徽公司其他股东电话沟通补充协议二的内容。二审中虽然弘徽公司主张刘建军与成达学校存在利害关系，但是一方面弘徽公司未提交微信截图的原始载体，另一方面即便弘徽公司所述的微信截图属实，涉及的费用亦系刘建军在包括弘徽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洪华在内的三方的聊天群中进行沟通，并没有隐瞒弘徽公司，该证据亦不足以作为认定刘建军在本案中有倾向成达学校的充分依据。弘徽公司上诉关于成达学校应当在签订涉案补充协议二之前与其法定代表人沟通，补充协议二签署时的知情人除了成达学校外只有刘建军和张立华，成达学校刻意隐瞒补充协议二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弘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驳回弘徽公司要求确认涉案补充协议二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对该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弘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江恒审 判 员 孟 龙审 判 员 刘苑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耿 玉书 记 员 祝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