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冯潘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6770708582J。 法定代表人：朱献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晖，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洪森，男，196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旭丽，女，197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浙江绣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康，浙江绣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劳宏伟，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康康，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洪森、杨旭丽及原审被告劳宏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20）浙0726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前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已变更明显是一审法院脱离实际、自行臆断的结果。首先，根据该补充合同内容来看，该合同是鉴于前方公司与承租人龚洪森、劳宏伟在履行主合同过程中，由于龚洪森的介绍把其承包的2号厂房第一层承包给了案外人郑增伟。承包面积变小、承包款项变少等这些情况的变更龚洪森都是清楚知晓。该补充合同不是新合同，而是对于主合同因情况变更后补充说明。虽然只有劳宏伟的签字，劳宏伟作为合伙人之间的车间直接负责人有权代表龚洪森，其签字认可并没有增加龚洪森的合同义务，对于主合同来讲，劳宏伟所签的补充合同减轻了龚洪森的合同义务。其次，一审认定龚洪森已退出合伙关系明显错误。劳宏伟在庭后询问笔录当中明确指出龚洪森并没有跟他解散合伙并结算过，龚洪森也认可没有实际结算过。龚洪森虽然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退出，但其提交的对账单，前方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没有仔细审查就直接认定明显错误。对于录音证据，即便是龚洪森和劳宏伟事先串通好，一审法院也不能直接认定，龚洪森也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前方公司，但龚洪森就相关事实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前方公司认可劳宏伟个人承包公司车间明显错误。前方公司一直都认为该车间是龚洪森、劳宏伟合伙共同承包生产经营的，无非是劳宏伟经常在车间具体负责经营管理。对于催讨问题，一审法院没有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该车间的货款都是走前方公司的账户，前方公司有主动权，承包款也从这些款项中扣除，并不需要时刻催讨，且该车间一直都在经营中，除此之外还有上千万元的机器设备，也是对承包款的一种保障，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违背常理一说。 被上诉人龚洪森、杨旭丽共同辩称：一、2017年10月，龚洪森与劳宏伟为共同经营印花厂与前方公司签订原合同，原合同约定向前方公司承租2号厂房1楼与2楼，年租金为650万元，龚洪森、劳宏伟各承担一半375万元。原合同签订后，龚洪森决定退出与劳宏伟的投资关系。因龚洪森退出投资涉及已承租车间的租赁问题，经前方公司同意后，由龚洪森介绍新的承租人承租原合同载明的2号厂房1楼，因此《补充合同》才会特别强调“2号厂房1楼经龚洪森介绍承包给郑增伟”。将2号厂房1楼重新出租给郑增伟，便是前方公司知晓龚洪森退出投资、劳宏伟不追加投资、2号厂房1楼已没有必要继续承租的情况下，经前方公司认可同意，对龚洪森退出投资并退出租赁合同关系的变通处理。《补充合同》约定的三处车间的年租金378.5万元正好与原合同龚洪森应承担的375万元年租金相当。2号厂房1楼重新完成出租，使得龚洪森退出租赁合同关系，丝毫不影响出租方的出租利益。二、从合同内容的变更上看，《补充合同》是新要约，《补充合同》系前方公司与劳宏伟重新签订的新合同。《补充合同》变更内容如下：1、将2号厂房第1层变更为面积更小、租金更便宜的1号厂房第3层。2、特别要求劳宏伟在签订《补充合同》前先付清2号厂房第2层自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的租金213.75万元和《补充合同》签订后的重新起算租期的第一年一半租金189.25万元，新的租期从2017年11月27日重新起算，并约定了后续租金的支付时间。这一约定进一步证明《补充合同》是对原合同履行主体、期限、标的物等主要内容的彻底性变更，否则无需将2号厂房的年租金提前到2017年11月26日结清，可以直接自2017年1月27日至2018年1月26日进行完整一周年的租金结算。根据合同法第30条规定，对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视为新要约。因该要约未让龚洪森签字，故应认定龚洪森自2017年11月26日起退出了租赁合同关系，龚洪森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补充合同》最核心的变更是合同主体的变更，前方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亦自认“2017年12月18日，因承包内容及承包款出现变化，双方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合同”。从《补充合同》可以看出，龚洪森与劳宏伟于2017年11月26日结束了双方之间的共同投资关系，2017年11月27日，劳宏伟以个人名义、个人资产重新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劳宏伟于2020年1月11日出具的对账单可证实，2017年劳宏伟应退回龚洪森850万元投资款，因劳宏伟当时资金紧张，故约定龚洪森委托劳宏伟加工，以龚洪森应付劳宏伟的加工费和劳宏伟欠款相互抵扣。2号厂房2楼车间的柱子上贴的两份客户联系单也能证实，两年多来，龚洪森一直都只是劳宏伟的客户。三、龚洪森未在《补充合同》上签名的情况来看，也能进一步认定前方公司同意龚洪森退出租赁合同关系。因为《补充合同》载明2号楼经龚洪森介绍重新出租给郑增伟，说明签订《补充合同》时前方公司能联系到龚洪森，且龚洪森居住在义乌，和浦江很近，不存在劳宏伟单方代表龚洪森签订补充合同的情况；《补充合同》签订后，前方公司从未要求龚洪森予以补签。四、从《补充合同》签订后的履行情况看，龚洪森不是合同履行主体。因为劳宏伟长期拖欠租金，但前方公司从未向龚洪森催讨任何租金，龚洪森也从未以其银行账户支付任何一笔水电费等车间使用费，且前方公司在起诉状提到“且后一年的租金经前方公司多次催讨也没有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前方公司不向龚洪森催讨租金有悖常理，足以表明龚洪森不是合同履行主体。五、从前方公司严谨对待合同、对待法律事务的处事习惯看，龚洪森不是《补充合同》的当事人。前方公司自2011年起长期聘请律师事务所参与公司事务，两份租赁合同条款约定非常细致、严谨、认真，前方公司不可能会让龚洪森在《补充合同》上遗漏签字，且《补充合同》是提前打印好的，前方公司有充分的时间要求龚洪森签字。六、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杨旭丽与劳宏伟的录音看，劳宏伟承认龚洪森已退出了合伙关系；一审结束后，劳宏伟与杨旭丽在2020年4月20日至4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进一步证实龚洪森与劳宏伟结束了合伙关系，只存在委托加工关系，由被上诉人向劳宏伟支付加工费，被上诉人应付加工费的一半直接从劳宏伟拖欠的款项中予以抵消，一半由被上诉人支付给劳宏伟，以保障劳宏伟的资金流；且在微信聊天中，劳宏伟进一步证实上诉不是他的本意，是前方公司要求他上诉。七、从证明标准看，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看，前方公司的证明标准应达到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否则前方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的抗辩只要使待证事实达到真伪不明的状态，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劳宏伟陈述称：龚洪森与劳宏伟合伙开办印花厂，一审时已充分认定了，且劳宏伟在合伙事务中承担日常经营管理，现在尚未进行过散伙。 前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洪森、杨旭丽、劳宏伟支付承包款及费用共计7080333.03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履行确定之日止）。2、判令龚洪森、杨旭丽、劳宏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龚洪森与劳宏伟共同承包了前方公司的第二车间用于经营印花加工业务。双方于2017年10月3日签订《车间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甲方为前方公司，乙方为龚洪森与劳宏伟），约定甲方将公司2#厂房第2层和2#厂房第一层、顶楼中间钢棚租金为每年650万元；乙方承包期限为五年1#厂房从2017年10月3日至2022年10月3日，2#厂房第2层从2017年1月27日至2022年10月3日；并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中产生纠纷无法协商一致解决的，则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维护自己权益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前方公司与龚洪森、劳宏伟均在合同上盖章签名确认。龚洪森与劳宏伟双方约定各占50%的股份。2017年12月18日，前方公司与劳宏伟签订《补充合同》一份，内容为：1、原乙方承包甲方2#厂房第二层，时间从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明确承包款为213.75万元。2、合同中2#厂房第1层变更为1#厂房第3层（2#厂房第1层龚洪森介绍承包给郑增伟），时间从2017年11月27日开始至2022年11月26日，承包期限为5年。3、承包款缴纳情况：公司2#厂房第2层5700平方米450元/平方米、顶楼中央钢棚4000平方米50万元/年、1#厂房第3层2400平方米300元/平方米，合计承包款为378.5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前乙方支付原2#厂房第2层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的承包款213.75万元。合同签订日支付第一年承包款的一半189.25万元（乙方前期预交385万元，应支付403万，2017年12月15日前再支付18万）。2018年4月27日前支付第一年承包款余款189.25万元。第二年起提前三个月一次性付清。由前方公司和劳宏伟签名盖章确认。2019年12月3日，经劳宏伟与前方公司结算，尚欠承包款等费用共计7080333.03元，并由劳宏伟在对账单上签名。2020年1月11日，经劳宏伟与龚洪森结算，自2017年3月至2020年1月9日，劳宏伟为龚洪森印花加工产生的费用共计7113159.88元，龚洪森妻子杨旭丽在对账单末尾书写“2017年3月份之前借劳宏伟捌佰伍拾万元整，截止到2020年1月9日止，共计印花加工费6600000元（陆佰万元整），余下1900000元整未还。壹佰玖拾万元整”。劳宏伟在此段话尾部处签名“劳宏伟2020.1.11”。另查明，劳宏伟与龚洪森、杨旭丽的录音中承认签补充合同与龚洪森无关，签补充合同之后系其个人经营的事实。前方公司因本案花去律师代理费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实际上系承包车间的关系。现查明，劳宏伟与龚洪森于2017年11月27日前共同承包前方公司的车间，并合伙经营印花业务，对此双方无异议。但2017年12月18日，前方公司又与劳宏伟签订了《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的性质如何认定系本案的焦点问题。对此，分析如下：1、补充合同中对承包内容，包括面积、承包款项、付款时间重新约定；2、合同当事人已变更。合同中无龚洪森的签名，虽然劳宏伟在庭审中陈述其代表龚洪森签名，但并无证据证明已取得龚洪森委托；另，龚洪森提供的录音及对账单可以佐证龚洪森在签订补充合同前已退出合伙关系，2017年11月27日后由劳宏伟个人承租前方公司车间并经营的事实；3、前方公司认可劳宏伟个人承包公司车间。补充合同格式系前方公司提供，前方公司在合同签订时未要求龚洪森签名，事后亦未要求龚洪森补签；且在承包款未支付时，前方公司明知龚洪森经济实力高于劳宏伟的情况下，却无法举证其曾向龚洪森催讨，以上事实均不符合常理。综上，该院认为《补充合同》系前方公司与劳宏伟重新签订的新合同，该合同对龚洪森并无约束力，故2017年11月27日起至今的欠款共计7080333.03元，应由劳宏伟个人支付。至于前方公司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的诉请，劳宏伟系原承包合同与补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原承包合同中补充合同未涉及部分，对劳宏伟仍有约束力，现劳宏伟未按约支付欠款构成违约，应承担前方公司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因此，前方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劳宏伟支付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欠款7080333.03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劳宏伟支付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以上一、二两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681元（已减半收取），由劳宏伟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前方公司、劳宏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龚洪森、杨旭丽共同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劳宏伟与龚洪森、杨旭丽只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不存在合伙经营关系。 前方公司质证认为：龚洪森与杨旭丽在义乌开办了子靖服饰有限公司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而且加工关系自2017年3月份就开始了，不是被上诉人所说的2017年11月之后才发生，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 劳宏伟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就是合伙做生意，在其这里加工也是要加工费的。 本院认为，劳宏伟作为微信聊天的当事人，对该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龚洪森是否应受《补充合同》的约束，与劳宏伟作为前方公司车间的共同承包人承担付款责任。前方公司主张《补充合同》系原承包合同的补充说明，不是新合同，涉案车间系由龚洪森与劳宏伟共同承包。本院认为，首先，该《补充合同》虽名为补充，但从内容来看，对于承包场地、承包时间、承包款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均与原合同发生了重大变更，合同还单对原承包的2#厂房第二层从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的承包款予以结算，并在约定承包场地2#厂房第1层变更为1#厂房第3层时备注“2#厂房第1层经龚洪森介绍承包给郑增伟”，尤其是该合同的乙方处仅有“劳宏伟”签字，且该合同系格式条款，系由前方公司提供，在合同存在如此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前方公司不要求龚洪森在该合同中签名不符合常理，也无证据表明劳宏伟的签名即代表龚洪森，龚洪森关于《补充合同》系前方公司同意其退出车间租赁合同而作的变通处理的抗辩更具有说服力，本院予以采信。其次，从涉案车间承包经营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自前方公司与劳宏伟签订《补充合同》后，该车间一直由劳宏伟进行承租经营，承包款及经营所需各项费用一直是由劳宏伟支付，前方公司一直是与劳宏伟进行结算，从未向龚洪森予以催讨；在劳宏伟已拖欠700多万元的情况下，而龚洪森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劳宏伟，前方公司不向龚洪森催讨亦不符合常理。前方公司上诉主张承包车间的货款走该公司账户，其有主动权，承包款直接从货款中扣除，不需要时刻催讨，且车间有上千万元的机器设备，对承包款是一种保障，但其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其曾多次催讨，两者矛盾。第三，虽然劳宏伟在庭审中不认可龚洪森已退出合伙承包，但其相关陈述同其与龚洪森、杨旭丽的通话录音内容及其与杨旭丽的微信聊天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合同》的当事人已发生变更并无不当，龚洪森不受该合同的约束，不应承担支付涉案承包款及费用。上诉人前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362元，由上诉人浙江前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文茹 审 判 员 黄良飞 审 判 员 盛 伟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代书记员 陈海威 ?*Arabic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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