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静，女，198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严严，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美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高泾路店，营业场所上海市青浦区。负责人：范卫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鹏飞，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静因与被上诉人美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高泾路店(以下简称“高泾路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19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泾路店向程静返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64，161元或同等价值的进口货物。事实和理由：讼争双方最初确实有合作经营的初步意愿，但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程静将其价值99，304元的货物放置在高泾路店内对外销售，同时程静以店员身份驻店销售，高泾路店每月支付其工资8，000元，但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小微经济中朴素的经济关系，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营关系。但后续双方法律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演变成货物买卖的法律关系；具体表现有，程静在店内收取销售现金(共计31，611元)，双方关系不睦后程静数次从店中带走货物(价值19，532元)，双方关系恶化后程静数次要求高泾路店及范卫江支付货款或返还货物，高泾路店及范卫江对上述情况均不持异议。又，程静于2020年4月收到短信通知得知一审已判决，但至同年6月才收到判决书，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应予撤销。另，对于程静当初带入高泾路店内的货物、之后带走的货物以及到目前为止尚存店内的货物，无法向法庭提供具体明细清单，因为店内也有范卫江自己的货物，程静的货物混杂其中、根本无法区分，但程静主张的货物价值，范卫江是认可的。程静认为，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并坚持依买卖合同纠纷为本案请求权基础提出本案返款或返还等价货物诉求，现上诉如请。高泾路店辩称，范卫江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程静由于自己的店没有营业执照被工商部门查处，就主动找到范卫江希望合作，当时谈好盈利双方各半、但亏损由程静自负，程静2019年6月3日的微信自述可以佐证，范卫江因此没有去核实程静带进店内的货物；2019年7月8日，范卫江在跟客户谈生意，程静前去吵闹，范卫东无奈之下在涉案对账结算单上签字；之后程静在同月16日的微信中自认其在上述对账单之后又数次从店里自行带走过货物，程静带走货物时并未通知过范卫江；范卫江有过报警，但警方未作处理；程静就本案纠纷曾另案起诉过合伙纠纷案，因未缴纳诉讼费而撤诉，可以间接证明程静知晓讼争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合伙、而不是买卖。高泾路店认为，讼争双方是合伙纠纷，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静亦未举证证明货物的进出详情及经营利润，且程静已经带走自己的货物，高泾路店不存在欠款或欠货，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泾路店支付程静货款65，5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8日，高泾路店的负责人范卫江在对账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程静与高泾路店于2019年7月8日结算时，程静带至高泾路店超市内的总货物价值为99，304元，四月份没有发给程静的工资为8，000元，五月份没有发给程静的工资为8，000元，以上三项合计115，304元；五月份在程静身上的现金(即程静从高泾路店店内拿走的销售款)为30，252元，程静从超市7月1日带走的货物为19，532元，以上两项合计49，784元，抵扣之后确认还剩程静货款价值为65，520元(不包括盈亏)。一审审理中，程静陈述，高泾路附近为外国人聚居地，双方都在此地从事以外国人为销售对象的进口食品、日用品经营。程静的店因工商局不让继续经营被迫关门，为了处理掉这批货物，程静就将货物放到高泾路店的门店内，甚至提供部分货架给高泾路店。双方于2019年3月30日开始合作，程静将9万多元的货物投入到高泾路店的超市内销售，同时考虑到程静在销售圈内小有名气，和外国人能交流自如，所以高泾路店也聘请了程静作为门店店员负责销售工作，并约定每月高泾路店支付程静工资8，000元。货款按照程静进货价格结算，一开始双方没有谈好结算方式，也未约定结算周期。双方出于信任，程静带来的货物是由高泾路店定价对外出售的，店内除了程静之外还有其他店员，出售的货物既包括程静带来的货物也包括高泾路店自己的货物，程静带来的只占一小部分。当时收银非常混乱，存在多种收款方式，如现金、支付宝、微信、收钱吧等。在经营的两个月时间内，程静收取了店内3万多元销售款，双方对款项性质未作区分，也确实包括了高泾路店自有货物的出售款项。一审审理中，高泾路店陈述，其本身从事餐饮和食品进出口贸易，超市仅为一部分业务。2019年3月份，因为程静没有经营资质被工商局责令停止销售，故上门找高泾路店寻求合作。合作方式为程静带自己的货物到超市内售卖，同时高泾路店也在超市内销售自己的货物，双方一起销售，共同经营和承担风险，在扣除水电煤等成本费用后以超市当月总盈利来确认盈余分配，如果有盈利双方各半分配，如果亏损则由程静自行承担。为了降低程静风险，高泾路店提出，如果程静本人到店工作则提供保底收益每月8，000元，先保底再计算营收。高泾路店不直接买进程静的货物再转售，不需要向程静支付货款，风险和盈利双方各半承担，但程静有保底收入。但是程静合作了一个月之后，认为这种合作方式无法盈利，主动于2019年5月10日左右找到高泾路店要求解除业务合作，后来就发生各种纠纷，程静采取上门闹事等方式对高泾路店予以纠缠，曾多次上门到高泾路店经营的餐厅内找高泾路店的客户，影响高泾路店商业形象和店内生意。高泾路店负责人迫不得已在程静制作的对账结算单上签字，但对账结算单上没有体现超市销售货物的盈亏情况，结算时根本没有考虑房租、水电煤气费、物业费等成本支出，如果程静与高泾路店之间为纯粹的买卖关系，程静不可能在店内工作并且提走现金。当时店内除了程静的货物，高泾路店也销售自己的货物，在程静的要求下，店内商品没有做独立的商品编码，到底卖了谁的货，卖的商品品类无法查明和分清。2019年7月1日，程静从超市带走了价值19，532元的货物，之后程静及其丈夫又两次来超市搬走货物，具体多少高泾路店没做清点，最初进货多少高泾路店也没有计算。根据对账结算单，程静带走的货物价值和收取的现金价值加上剩余货款价值总和已经大于程静带货的金额，说明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是经济合作关系。高泾路店超市没有任何盈利，反而亏损了，亏损是整体结算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负担，程静无权单方收回货款而不承担任何损失。程静先另案提起合伙纠纷之诉，后又撤诉再提起本案诉讼。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法律风险之后，程静坚持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系支付对价有偿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行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证据，程静和高泾路店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系经济合作关系，程静既将自己的货物存放在高泾路店经营的门店内销售，又以高泾路店店员身份对外销售全部商品(包括高泾路店的货物)并收取销售款，高泾路店还要向程静支付工资报酬。故程静并不直接向高泾路店销售货物，高泾路店也不直接向程静支付货款，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程静提供的对账结算单是双方结束合作关系时形成的文件，从文字表述来看，因高泾路店确认的还剩程静货款价值系在不考虑盈亏条件下的金额，是否为双方最终结算后核定的债权债务金额尚需进一步举证证明。但在法院释明之后，程静仍坚持以买卖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权基础错误，故法院对程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程静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自负不利后果。本案中，程静坚持主张讼争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高泾路店否认买卖合同关系、仅承认是合伙关系；鉴于程静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有合法有效的证据可予直接证明讼争双方存在买卖合同之合意，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行为亦明显异于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特征，兼之，程静对于系争货物的带入明细、带走明细(包括范卫江在对账单签字后)乃至尚留店内的货物之数量和品名以及自销后的盈亏结果等，既无具体清单，亦缺乏其他财务凭证可予佐证，也未得高泾路店确认一致，故一审判决未支持程静的本案一审诉求，经核，与法不悖、并无不当。至于程静上诉主张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程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38元，由程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卫审 判 员 赵 静审 判 员 汤佳岭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仲 鸣书 记 员 陆 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