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1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恒立爱普乐斯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栏垅乡荷陂村祖塘组。法定代表人：万立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斌，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桂林，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惠生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林路652号。法定代表人：丁碧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重远，湖南博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湖南博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衡阳恒立爱普乐斯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惠生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生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20)湘0702民初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惠生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恒立公司与惠生公司交易的过程及背景情况，也未考虑到惠生公司的过错及违约金过高的事实，从而造成判决明显不当，显失公允。1.双方于2019年7月4日重新签订了《种猪购销协议》，约定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购买1300头种猪。在签订该合同前，2018年12月22日，常德市桃源县及益阳市桃江县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湖南省已经启动动物疫情I级响应。衡阳县人民政府为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也发布了《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告》。2019年8月中旬至9月份，恒立公司保育舍、配怀舍、产房及育肥舍相继发生了非洲猪瘟，尽管采取了拔牙、隔离等处理措施，但仍未有效控制。恒立公司多次向衡阳县畜牧局反映，未能取得答复。恒立公司主观上并不具有违约的故意，因无法预见到非洲猪瘟事件，自身损失惨重，继续交付已属事实上不能，且情势发生变更，继续交付对恒立公司不公平；2.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惠生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惠生公司在签订案涉协议后，并未按第二条第1点约定预付定金，也未按第四条第3点约定履行检测义务，且原《民事调解书》约定的种猪款也未予支付，惠生公司已构成严重违约。一审法院在惠生公司未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判决其取得高额违约金，显失公平；3.一审法院按600元/头判决恒立公司支付惠生公司违约金，明显过高，该损失过分高于惠生公司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调整。恒立公司在收到惠生公司发出的《引种通知书》后，已及时回函告知发生非洲猪瘟的实际情况，惠生公司并未产生实际损失。且受非洲猪瘟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恒立公司目前自身经营状况步履维艰，过高的违约金会加重其经济负担，导致无力继续经营。二、一审法院判决恒立公司承担保全费4520元，保全担保费16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惠生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并不具有必要性，且保全担保费并非因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必然损失，双方在案涉协议中也未约定该费用由恒立公司负担。惠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恒立公司不向惠生公司交付种猪的原因是因种猪价格上涨，恒立公司为获取巨额利益恶意违约造成，并非因非洲猪瘟所致；二、惠生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惠生公司交付定金的时间为首次前往恒立公司养殖场所挑选种猪前支付，但惠生公司发出引种通知后，恒立公司便告知无法交付，故惠生公司根本就没有挑选种猪的机会；三、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是按双方协议约定所判处。因恒立公司拒绝交付种猪的行为，导致惠生公司损失高达5000000元，惠生公司的实际损失已远远超过了一审判决的违约金；四、原《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所涉的《种猪购销协议》没有支付猪款的问题；五、担保保全费是因恒立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费用，应由恒立公司负担。惠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2.恒立公司向惠生公司支付违约金780000元；3.由恒立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保全费。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9年7月4日，惠生公司与恒立公司签订《种猪购销协议》，协议约定：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以1580元的价格购买1300头标准体重50kg的父母代母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惠生公司可以不限时、不限批次到恒立公司养殖场完成引种计划，只要惠生公司提前60天向恒立公司发出引种通知，该协议第七条约定，恒立公司延期交付种猪，应按协议未履行标的价款千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惠生公司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恒立公司按未交付的种猪数量以600元／头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惠生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向恒立公司发出《引种通知书》，需要一次性引种1300头父母代母猪，恒立公司在收到该《引种通知书》后，于2019年9月18日向惠生公司发出《工作联系函》，告知惠生公司因猪群规模已经大量压缩，引种工作很难完成。后经双方多次沟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恒立公司在接到惠生公司引种通知后，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供种猪已构成违约，对于恒立公司主张公司因发生非洲猪瘟导致违约的抗辩，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认可。恒立公司在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交付义务，依据协议约定，惠生公司依法享有解除该协议并请求恒立公司承担违约金的权利，违约金计算方式：600元／头×1300头=780000元，故对惠生公司请求解除双方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及请求恒立公司支付违约金7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解除惠生公司与恒立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二、恒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惠生公司支付违约金78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1600元，减半收取5800元，保全费4520元，保全担保费1600元，由恒立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恒立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种猪购销协议》1份，拟证明案涉协议总金额为2054000元，惠生公司未按照约定在引种前支付定金100000元及到恒立公司养殖场所进行狂伪、猪瘟检测，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且恒立公司在出现重大疫情时，及时通知惠生公司后可以免责；2.《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搜狐新闻网关于湖南发生5起非洲猪瘟的相关报道各1份，拟证明自2018年10月22日以来，湖南省部分地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湖南省启动动物疫情I级响应，衡阳县从2018年9月5日起关闭县内所有生猪交易场所，在疫情响应未终止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恢复交易或暗地进行交易的事实；3.《衡阳县曲兰镇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1份，拟证明当前处于非洲猪瘟防控非常时期，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的事实；4.2019年10月10日衡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刊登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1份，拟证明衡阳县部分地区和乡镇发生生猪异常死亡的事实，通知提出非洲猪瘟防控压力倍增，生猪生产隐患大，通知要求防范舆情风险的事实；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0份、惠生公司企业公示信息1份、照片打印件4份，拟证明恒立公司养猪场发生猪瘟疫情，死亡多头种猪，已处理掩埋，恒立公司损失惨重及该公司已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惠生公司，并与惠生公司董事周诗刚沟通的事实；6.证人陈新龙、梁朝阳出庭作证，拟证明恒立公司发生过非洲猪瘟疫情，与惠生公司积极沟通并向衡阳县畜牧局反映的事实。惠生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农业农村部《全国25省区非洲猪瘟疫区全部解除封锁》、中山网《25个省区非洲猪瘟疫区全部解除封锁》的新闻报道各1份，拟证明2019年7月4日农业农村部宣布全国25省区非洲猪瘟区全部解除封锁的事实；2.《生猪购销合同》1份、发票27张，拟证明惠生公司在2019年10月购买种猪的最低价位为5500元／头，恒立公司给该公司造成的损失至少为5096000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惠生公司对恒立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惠生公司在发出《引种通知书》后，恒立公司直接拒绝提交种猪，故惠生公司没有首次挑选种猪的机会。且依照案涉协议第七条第3点约定，恒立公司并未出具相关主管畜牧部门或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提供疫情确认的相关检测报告或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通告只能体现2018年11月11日的当时现状，不能体现双方协议签订后的客观情况，通告的内容是禁止运进，不是运出，更不能证明恒立公司发生猪瘟。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依据该公司网上检索，该通知是2019年3月6日发出，不是2019年5月15日。只能证明2019年3月6日的现状，与双方签订协议时的情况没有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通知发出的时间是2019年8月6日，不是2019年10月10日，且该通知不能证明恒立公司的猪场发生猪瘟，导致猪死亡。对证据5中周诗刚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恒立公司的猪因非洲猪瘟全部死亡的事实，反而能证实在2019年9月21日，周诗刚向恒立公司发送了关于《工作联系函》的回复。彭向荣与任斌的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系恒立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记录，且聊天记录的时间大部分发生在惠生公司发出《引种通知书》之前。对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照片是否在恒立公司拍摄，猪死亡的时间、原因、数量均不清楚。对证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恒立公司因发生非洲猪瘟造成全部母猪死亡从而导致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形。本院认为，恒立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惠生公司一审提交的《种猪购销协议》一致，对“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可以证实衡阳县人民政府针对全省部分地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加强防控措施的事实；证据3、证据4并非恒立公司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发出的通知，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中惠生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可以认定，与周诗刚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照片，恒立公司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彭向荣与任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恒立公司发生生猪死亡的事实；证据6仅能证实恒立公司发生生猪死亡的事实。恒立公司认为惠生公司提交的证据1并非官方报道，且与衡阳县2019年10月10日的紧急通知内容相矛盾，不能证明衡阳县解除了非洲猪瘟；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合同未加盖乙方常德市鼎城区纯利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齐缝章，且发票与合同采购的单价不一致，开票时间也早于交付时间，不排除为虚假合同。本院认为，惠生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2可以证实2019年10月30日惠生公司与常德市鼎城区纯利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生猪购销合同》，购买案涉品种种猪价位最低价格为5500元／头的事实。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6月14日，惠生公司与恒立公司签订《种猪购销协议》1份，约定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以1580元的价格购买2500头标准体重50kg的父母代母猪，以8000元的价格购买20头标准体重80-100kg的父母代公猪。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4月18日，惠生公司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恒立公司赔偿该公司损失888600元。恒立公司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已经于2019年3月8日解除；2.惠生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定金的损失12060.82元；3.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支付种猪款8720元，并自2019年3月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资金占用费。2019年7月5日，双方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9）湘0702民初1641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一、惠生公司同意继续向恒立公司购买1300头种猪，具体协议内容双方另行签订，双方于2018年6月4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自行终止；二、惠生公司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五日内向恒立公司支付8720元的种猪款；三、惠生公司放弃其他的本诉请求，恒立公司放弃其他反诉请求。2019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第二条付款方式第1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惠生公司）于首次前往甲方（恒立公司）养殖场所挑选种猪前，向甲方预付定金人民币100000元。第三条供种时间及方式第1点约定：甲方收到引种通知后，可以预留60日的备种期间，备种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应当通知乙方前往养殖场所选种。第四条供种猪质量标准第3点约定：在引种前，乙方到甲方养殖现场进行伪狂、猪瘟检测，如发现野毒则乙方有权终止引种，己方应于2个工作日全额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定金。第七条违约责任第3点约定：如甲乙双方出现重大疫情（由双方相关主管畜牧部门或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提供疫情确认的相关检测报告或证明），导致协议不能履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由此造成的后果和损失，双方免责，定金退还。第十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和甲乙双方之间（2019）湘0702民初1641号案件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起生效。2019年9月20日，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发出《关于的回复》。在回复中，惠生公司认为：第一、恒立公司来函所述情况难以确定其真实性，如确实发生非洲猪瘟，导致无法完成供种，则应当提供公司所在地主管畜牧部门对疫情确认的相关证明；第二、如恒立公司提供真实有效的非洲猪瘟疫情报告或者证明，关于供种履行期限的问题，双方可以另行协商。恒立公司不应以疫情之由，拒不履行交付义务或解除合同；第三、如恒立公司不能在两周内提供畜牧主管部门对非洲猪瘟疫情确认的相关证明，则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10月30日，惠生公司与常德市鼎城区纯利牲猪养殖合作社签订《生猪购销合同》1份，以5500元/头的价格采购体重50kg的二元母猪一批（以均重50kg/头为基准核算价格，减重最多不能超过5kg；超重减重部分按30元/kg结算）。还查明，《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载明，自2018年9月5日起，该县就已进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阶段。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恒立公司与惠生公司在案涉协议履行中是否均存在违约行为，本案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二、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否予以调整？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惠生公司与恒立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2019年9月18日，恒立公司在收到惠生公司《引种通知书》后，其虽在《工作联系函》内明确向惠生公司表明因疫情原因无法提供种猪，但并未按协议约定及时通知惠生公司，并提供相关主管畜牧部门或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出具的疫情确认检测报告或证明，即便在惠生公司对其《工作联系函》进行回复后，该公司仍未按照回复要求提供相关证据，故恒立公司未按约定交付种猪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关于恒立公司所称其无法预见到非洲猪瘟事件，本案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上诉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可知，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为：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而据《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载明的内容，自2018年9月5日起，衡阳县就已进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阶段，即早在案涉协议签订前全省其他地区便已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恒立公司对此应足以预见，且从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种猪购销协议》系2018年6月14日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履行发生纠纷后，依据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而另行签订，故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恒立公司所称惠生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主张，本案中，惠生公司向恒立公司发出《引种通知书》后，恒立公司已明确回复无法提供种猪，故惠生公司按照案涉协议的相关约定向恒立公司预付定金及到该公司养殖现场进行狂伪、猪瘟检测的前提条件已不成就。且根据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协议》第十条的约定，案涉协议只是自另案《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起生效，惠生公司如未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8720元种猪款的义务，恒立公司可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故惠生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案涉《种猪购销协议》的供货方和购货方均为公司，双方具有相当的缔约能力。该协议第七条第1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系双方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督促恒立公司如期履行种猪交付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恒立公司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惠生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与此相反，惠生公司提供了其因恒立公司不履行交付种猪义务，而以5500元/头的价格向案外人常德市鼎城区纯利牲猪养殖合作社购买同类种猪，并以此计算该公司实际损失的初步证据。恒立公司作为专业生猪饲养和销售的公司参与民事活动，理应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其未依约履行交付种猪义务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应依照《种猪购销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案涉《种猪购销协议》约定的恒立公司按未交付的种猪数量以600元／头向惠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恒立公司主张调减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恒立公司所称原判决判令该公司承担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因恒立公司未依约履行交付种猪的义务构成违约，虽经双方多次沟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惠生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采取保全措施，故对其相应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原判决判令恒立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恒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衡阳恒立爱普乐斯农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丕国审 判 员 李 浚审 判 员 许成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粟 斐书 记 员 何丹荔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