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永红，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法定代理人：冯利荣（系上诉人沈永红之妻），1971年6月5日出生，住江西省瑞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咪，浙江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正法，男，196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日康，浙江巡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兰，男，194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梧展，浙江银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树春，男，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绿军，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沈永红、张正法因与被上诉人王金兰、冯树春、王绿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8）浙1003民初8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永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鉴定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受害人沈永红系农业户口，认定残疾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存在错误。受害人虽是农业户口，但平时并非以农业为生。而且沈永红于2014年11月26日就已在瑞昌市黄金南路东侧水木蓝天购买房产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揭贷款每月支付。虽然该房产的不动产权证是在2018年8月份办理，但办理房屋产权证系由开发商按批次统一申请办理，不能简单地以办理房产证的时间为由剥夺上诉人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的正当权益。因此，原审法院机械地以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时间系在上诉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为由，对上诉人适用农村居民收入标准，明显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责任，对受害人不公。1.本次事故的发生，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应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沈永红系在粉刷外墙时，因脚手架断裂从高处摔下严重受伤。对这一事实，各方均无争议。事故现场的脚手架系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要求张正法搭建。首先被上诉人为了节省建房开支，请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搭建脚手架；其次，被上诉人为了进一步节省建房开支，要求搭建的是竹子脚手架；再次，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在脚手架搭建完成后，没有进行保养和维护，对存在安全隐患部分没有及时加固或拆除，反而在竹子脚手架搭建完成三年之后，还继续使用。同时也没有尽到对使用人的提醒注意义务；最后，被上诉人没有设置安全网，没有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上述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性原因。故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而一审法院仅判决被上诉人王金兰承担25%的责任，对受害人明显不公。2.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自负35%的责任，明显过重。本次事故系因竹子脚手架断裂导致，而该脚手架的违法事实状态系受害人做工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受害人是没有能力也无法改变这种状态的。如果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按照要求合法地使用钢结构脚手架，那么就不会有竹子脚手架断裂的问题，更不会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自身承担的责任还大于违法事实状态的成就方即被上诉人王金兰及王绿军，实在令人费解。3.一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王金兰、冯树春、张正法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按份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王金兰、王绿军的过错，系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原审经过审理，认定被上诉人冯树春、张正法存在一定的过错。上诉人认为各被上诉人的过错均系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应互负连带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建筑房产系被上诉人王金兰单独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显示，乙方签名为父代签，同时备注了王绿军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王绿军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或共有权，而被上诉人王金兰不管是作为共有人还是涉案房屋的管理人，都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张正法辩称，一、一审法院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沈永红残疾赔偿金，是妥当的。沈永红提供的房产证，不能证明其常住在城镇生活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没有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理由充分。二、对于各方的责任，答辩意见与张正法上诉状内容一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1.被上诉人及其他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遵守劳动安全操作规程，未正确铺设竹排，未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具即登高作业。2.冯树春作为该工程的承包人，带领沈永红等施工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在人员高处作业时，未按标准规范要求督促作业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施工现场加强管理，未能指导员工正确铺设固定竹排和对脚手架搭设安全网等防护措施。3.王金兰作为发包方，选任不当，安全主体意识差，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涉及高处作业时，未按要求进行现场督促，确保安全措施的落实。尤其是，脚手架于2015年3月份架设，土建工程早已完工。上诉人曾多次去业主家拆除脚手架，但王金兰为了后续外墙装修方便，阻挠上诉人拆除脚手架。到了2018年4月份，王金兰开始外墙装修时，没有通知上诉人对脚手架进行安全检查，即投入施工。退一步说，即使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属于王金兰擅自使用所致，与上诉人无关。以上三方主体没有安全施工意识，施工前没有对脚手架的安全进以上三方主体没有安全施工意识，施工前没有对脚手架的安全进行检查，没有对整个脚手架铺设竹排和搭设安全网，仅有的竹排又不予固定捆扎，更无施工人员的安全用品用具，冒险施工，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各种原因，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关，与脚手架质量无关。三、关于要求各方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张正法对本案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如果张正法负有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对其承担责任分配比例过重，与其所负过错不相适应，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整。将张正法和冯树春的过错进行比较，冯树春的责任明显大于张正法。发生事故时，另位一个施工人员同样负有安全责任。当时沈永红与另一个施工人员同时站在竹排上施工，另一个施工人员离开后未作安全提醒，导致竹排失去平衡，沈永红受伤，责任明显。由于其是雇工，没有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则该过错责任应当由雇主来承担。因此，冯树春的责任除其本人之外，还应当加上承担另一雇工的责任。因此，冯树春的责任明显重于张正法的责任。再次，各方责任主体没有主观意思联络，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王金兰辩称，一、王金兰已尽业主谨慎建房义务涉案房屋坐落于农村，王金兰所在小区有十几户业主同期建房，全部以包工头承包建房模式，搭建的脚手架全部是毛竹材质，没有一户业主发包给有建筑资质的建筑公司建房，没有一户建房采用钢结构脚手架。按照传统建筑工艺和农村建房习惯，由口碑、工艺均较好的包工头承包建房，应当视为业主已尽谨慎建房义务。而且王金兰身为村民，倾尽一生积蓄建房养老，主观上当然会选任经验丰富的包工头，而与个人判断常识相匹配的选任方法只能是看工活好坏。王金兰也没有建筑和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至于寻找具备什么样等级的建筑公司来建房，甚至不知如何去寻找这样的建筑公司。涉案房屋也并非大工程项目，具备等级资质的建筑公司都不一定愿意承接建房。所以，选任有无过失应当与选任能力相当。对于“资质”的理解并不是机械地局限于国家颁发的证书，所具备的能力和工作成果同样是“资质”的体现。建房过程中，王金兰更是谨慎监工，主动额外提供了钢丝和绑绳材料，多次叮嘱施工人员注意安全，督促施工人员在脚手架上多绕一些钢丝和绑绳。但是施工人员反而嘲笑王金兰胆子太小，还故意在脚手架上跳来跳去，摆弄危险动作，以显示施工人员的技术高超。因王金兰不是脚手架搭建的专业技工，不知如何维护保养脚手架，其认为在脚手架关节处多绑些钢丝和绑绳加固，能够提高建房施工的安全系数。张正法上诉称“曾多次去业主家拆除脚手架时，但王金兰为了后续外墙装修方便，阻挠上诉人拆除脚手架”非客观事实。张正法自带毛竹搭建好脚手架后就离开，之后便未关注过脚手架的情况，更没有要求拆除脚手架遭到王金兰拒绝甚至阻挠的情况。二、王金兰在建房过程中已经谨慎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仍尊重原审裁判结果。原审调查较为详细，区分了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剔除了沈永红主张的不合理费用，也认可了沈永红家属代购药品及辅助用品的费用，合法合理地裁判彰显法律温度。沈永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树春对沈永红的上诉意见予以认可。 王绿军辩称，答辩人三十年前已离开故乡黄岩，一直在江苏生活并安家立业，对在黄岩发生的该案事故和纠纷过程不是很了解。上诉人称“《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备注了王绿军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备注信息并非原始材料记载，亦非合同当事人另行加注。从备注的位置和笔迹也可判断系案发后取证时加注。一审法庭已经向王金兰所在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多次调查核实，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确系王金兰单独出资购买，亦由王金兰单独出资并委托施工方建造。王绿军自始至终未对该房屋产权提出过任何权益主张，王金兰也从未处分该房屋产权，一审作出的王金兰系该房屋单独业主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王绿军对沈永红根本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与沈永红受伤结果之间更不存在因果关系。王绿军与沈永红之间完全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沈永红对王绿军不存在侵权请求权。沈永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正法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能保障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1月6日和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张正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是，上诉人张正法没有收到过原审法院两次开庭的传票，不知道具体的开庭时间，导致上诉人未能行使一审的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诉讼权利。请二审法院对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如果存在程序不当，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张正法架设的脚手架本身不存在安全隐患，竹排滑落并非脚手架的原因造成，而是另有其他原因。2015年3月份，业主王金兰因建房将脚手架承包给施工，王金兰选用毛竹作为脚手架材料。上诉人根据王金兰的指示，负责架设脚手架的框架，不负责铺设竹排，竹排及其它附属设施由业主王金兰或者建房承包人冯树春根据施工的需要自行提供、自行搭设。由于施工人员错误铺设竹排，导致竹排滑落人员受伤。本案至少存在两个铺设竹排的错误。其一，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天沈永红未戴安全帽与另一工友将竹排踏板放在四层外墙脚手架的横档上，其中一根是踏板档，另一根不是踏板档而是支撑档(固定脚手架不晃动功能)。很明显这是施工人员错误铺设竹排，因为支撑档与踏板档不在同平面上，支撑档位于踏板档下方的位置。而且，支撑档是不能摆放竹排的，它仅起固定脚手架不晃动的作用。其二，施工人员没有对竹排给予固定捆扎。施工人员为图省事，没有对脚手架全部铺设竹排，施工到哪里，竹排就往哪里挪动，而且对竹排不做固定捆扎。当时两人站在没有固定捆扎的竹排上作业，相互起平衡作用，竹排相对安全。而当另一工友离开时，竹排两端失去重力平衡，导致了竹排移动滑落，被上诉人由此摔下受伤。上诉人认为，支撑档断裂的原因是由于竹排滑落产生振动而引发，原审法院认为“当两人同时站在竹排上作业时并没有导致支撑档断裂，而只有一人站在竹排上时却导致支撑档断裂”，显然不符合常理。发生事故时，踏板档完好无损，脚手架不存在安全隐患，可见竹排滑落并非脚手架的质量原因造成。三、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1.受害人及其他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遵守劳动安全操作规程，未正确铺设竹排，未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具即登高作业；2.冯树春作为该工程的承包者，带领被上诉人等施工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在人员涉及高处作业时，未按标准规范要求督促高处作业人员规范佩用安全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施工现场加强管理，未能指导员工正确铺设固定竹排和对脚手架搭设安全网等防护措施；3.王金兰作为发包方，选任不当，安全主体意识差，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涉及高处作业时，未按要求进行现场督促，确保安全措施的落实。尤其是脚手架于2015年3月份架设，土建工程早已完工，上诉人曾多次去业主家要求拆除脚手架，但王金兰为了后续外墙装修方便，阻挠上诉人拆除脚手架。到了2018年4月份，王金兰开始外墙装修时，没有通知上诉人对脚手架进行安全检查，即投入施工。退一步说，即使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属于王金兰擅自使用所致，与上诉人无关。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3.0.5条规定，高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用具，并经专人检查，佩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及防滑鞋。以上三方主体没有安全施工意识，施工前没有对脚手架的安全进行检查，没有对整个脚手架铺设竹排和搭设安全网，仅有的竹排又不予固定捆扎，更无施工人员的安全用品用具，冒险施工，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各种原因，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等缺乏安全意识，进行冒险施工造成的后果，与上诉人架设的脚手架质量无关。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架设的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缺乏事实依据，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沈永红辩称，一、本案各方责任问题，本案并不是脚手架滑落导致沈永红受伤，而是脚手架断裂导致沈永红从高处摔下受伤，二、张正法提出沈永红在事故发生当天的施工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的事实主张，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事故发生当时，沈永红有无佩戴安全帽等相关情况缺乏相应证据去还原客观事实。因沈永红严重受伤导致不能回忆，因此这一状况也无从了解。从现场图片可以看出当时是脚手架断裂导致沈永红从高处摔下受伤，各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并无争议。三、工作设备提供者提供的工具安全性远高于施工人的安全意识，本案是因为王金兰提供、张正法搭建的脚手架断裂而导致沈永红受伤。四、脚手架是于2015年3月份搭建起来的，事故发生在2018年4月。毛竹脚手架建起来已有三年，脚手架是安装在室外的。即使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王金兰作为脚手架的提供方，也没有申明脚手架状况及提示风险。张正法作为脚手架的承揽人，在制作完成后没有进行任何维护，答辩人并不知道张正法与王金兰之间关于脚手架的相关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对张正法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合理的。 王金兰认可沈永红的上述答辩意见。 冯树春辩称，答辩人并非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张正法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王金兰、王绿军、冯树春、张正法立即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59798.41元[其中医疗费31730.01元，残疾赔偿金1073850.4元（55574元/年×20年×78%=866954.4元，父抚养费34589元/年×12年×78%÷3人=107945.76元，母抚养费34598元/年×11年×78%÷3人=98950.28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护理费182×483天+66432×5年=4200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177天=5310元，误工费182元/天×483天=87906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30元/天×231天=6930元，鉴定费用6539元（交通费3445元、食宿费1338元，检查费664元，误工费1092元），减去已付21817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2日，被告王金兰向南城街道义屋村村委会购买坐落于本村规划小区内Ａ9-4幢四间地基。2016年4月份，王金兰在购买的地基上建造四层楼房，被告冯树春（不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以清工方式承包王金兰4间四层楼房的土建工程，砌墙按0.35元／每块砖，外墙粉刷按每平方20元结算工程款。被告张正法承包搭建外墙毛竹脚手架工程。2018年4月18日，冯树春通知原告沈永红到王金兰处粉刷四层外墙线条，当天原告未戴安全帽与另一工友将竹排踏板放在四层外墙脚手架的横档上，其中一根是踏板档，另一根不是踏板档而是支撑档（固定脚手架不晃动功能），两人站在竹排两边进行粉刷作业，作业当中另一工友离开竹排，受力点全部在原告脚下，其脚下的支撑档断裂，导致原告从上面摔下。原告伤后当即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10月12日共177天，诊断为高处坠落伤、失血性休克、腹腔内出血、脾破裂、脑干损伤、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血气胸、肺挫裂伤、肋骨骨折、颈椎骨折、骨盆骨折。当天门诊医疗费11098.79元，住院医疗费286661.72元，期间购买医疗辅助用品费用2852.5元，以子沈康名义购买人血白蛋白3360元，轮椅890元。原告医疗费中餐费有2802元。被告王金兰支付原告医疗费用218173元。2018年11月18日，原告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2018］精鉴字第1177号鉴定意见书认为：器质性精神障碍（轻度智能减退）评定为八级伤残；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黄［2018］临鉴字第1718号鉴定意见书认为：遗留三肢瘫肌力3级以下评定二级伤残，成年人脾切除评定八级伤残，肋骨骨折6根以上评定十级伤残，骨盆两处以上骨折，畸形愈合评定十级伤残。误工期间、护理期间、营养期间均为受伤之日起至评残之日前一天。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项目总分值在20分，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构成完全护理依赖。原告支付鉴定费2400元和2600元。审理中，被告王金兰对原告的上述评定结论要求重新鉴定，该院委托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精神状态及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护理依赖、医疗费合理性进行评定。2019年5月15日，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温医大司鉴中心［2019］精鉴字第107号鉴定意见书认定为：器质性智能损害（轻度）评定八级伤残。王金兰支付鉴定费2860元。2019年8月13日，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浙千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338号鉴定意见书认定为：一、右侧肢体偏瘫（肌力3级）评定四级伤残，脾切除评定八级伤残，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大于12根）评定九级伤残，骨盆多发性骨折，畸形愈合评定十级伤残。二、误工期、护理期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营养期自受伤之日起至第一次评残前一日。三、护理依赖为完全护理依赖。四、医疗费中不合理医疗费用908.04元。王金兰支付鉴定费4080元。原告鉴定期间（按1人陪同计算）从其家乡江西瑞安至杭州市来回二天，交通费308.5元×2人×2次＝1234元，从江西瑞安至温州来回二天。交通费283元×2人×2次＝1132元。住宿费680元。检查费664元。误工费182元／天×4天＝728元。原告家庭成员有：父亲沈泽华，1950年2月5日出生，母亲吴水桂，1949年2月9日出生，弟沈永雄、沈国庆，妻冯利荣，子沈康已成年。原告与冯利荣于2018年8月1日在瑞昌市××商品房不动产权证。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王金兰出资建造，被告冯树春以清工形式为王金兰建房砌墙、粉刷的土建工程，并完工后按施工面积平方数结算工程款，双方系承包关系；原告系冯树春亲戚，一直跟班冯树春工作，原告的外墙线条粉刷工作是冯树春承包范围内的工程，并按天计算给原告工资，双方系雇佣关系。被告张正法提供毛竹等材料为原告建房架设外墙脚手架，双方是承揽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王金兰建造四层楼房应当选用有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但其选用无资质的个人被告冯树春承包施工，在选任上明显过错，同时未提供安全的钢架脚手架，而提供毛竹脚手架，致使原告在上面操作时脚手架横档断裂而摔下受伤，应负一定的责任；被告冯树春明知其没有四层楼房建筑施工资质，而去承建王金兰四层楼房的砌墙、粉刷工程，在施工中未起到安全管理和监督职责，未提供给雇员安全保护装备，致使原告在四层作业时摔下，也应负相应的责任；被告张正法架设的毛竹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致使原告在上面作业时脚手架支撑档断裂摔下，应负相应的责任；原告缺乏安全作业意识，未带安全帽等装备在四层外墙冒险作业，在放设竹排踏板及作业时未尽谨慎注意安全义务，造成其脚下的支撑档断裂，自己摔下受伤，原告也应负一定责任。综上，被告王金兰承担25%责任，被告冯树春承担20%责任，被告张正法承担20%责任为宜。其余责任原告自负。原告伤后合理损失有：一、医疗费301152.97元（门诊医疗费11098.79元；住院医疗费286661.72元；购买医疗辅助用品费用2852.5元；以子沈康名义购买人血白蛋白3360元和轮椅890元，是在原告治疗期间购买，也符合原告用药要求和使用要求，应予认定，上述合计304863.01元。剔除不合理医疗费及餐费3710.04元）。二、残疾赔偿金，原告系农业户口，现原告提供的房屋不动产证是在2018年8月份办理的，原告受伤事故发生在4月份，故不能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原告一个四级伤残、二个八级伤残、一个九级伤残、一个十级伤计算，则残疾赔偿金为533511.42元（27302元/年×20年×78%=425911.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父19707元/年×11年×78%÷3=56362.02元，母19707元/年×10年×78%÷3=51238.2元）。三、护理费419874元[182元/天×482天（2018年4月18日至2019年8月12日）+182元/天×365天×5年（至2024年8月11日）]。四、误工费87724元（182元/天×482天）。五、营养费3195元[15元/天×213天（2018年4月18日至11月17日）]。六、住院伙食补助费5310元（30元/天×177天=5310元）。七、交通费住院177天以1770元为宜。八、鉴定费5000元。九、重新鉴定产生费用3234元。合计人民币1360771.3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伤情及责任承担等因素以25000为宜。综上，被告王金兰应当赔偿给原告340192.85元，因王金兰已支付给原告218173元，还应赔偿给原告122019.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400元；被告冯树春应当赔偿给原告272154.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被告张正法应当赔偿给原告272154.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其余损失原告自负。原告称被告王绿军系共同房主，但购买宅基地及实施建房行为均是王金兰一人，与王绿军无关，原告要求王绿军承担赔偿责任，该院不予采纳。被告冯树春称其不是砌墙、粉刷工程承包人，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金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沈永红因伤损失人民币122019.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400元。二、被告冯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沈永红因伤损失人民币272154.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三、被告张正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沈永红因伤损失人民币272154.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四、驳回原告沈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60元，鉴定费6940元，合计16300元，由原告沈永红负担9910元，被告王金兰负担1210元，被告冯树春负担2590元，被告张正法负担259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沈永红提交了两张流动人口登记表，拟证明其从2016年4月25日开始到事故发生之时一直暂住在黄岩区××街××村××号；上诉人张正法提供了其与被上诉人王金兰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张正法曾多次要求王金兰拆除脚手架，但王金兰为了后续工程施工的方便不同意拆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正法、被上诉人王金兰对上诉人沈永红二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诉人沈永红是否实际居住在义屋村存疑，即使居住在义屋村，也不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冯树春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沈永红于二审提交的流动人口登记表系黄岩区城南派出所出具并予以盖章确认，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足以支持上诉人沈永红关于其从2016年4月25日至事故发生之日租住在黄岩区××街××村的事实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上诉人沈永红对上诉人张正法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未予认可，被上诉人王金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冯树春认为其与该证据涉及的事实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正法提供的证据系其与王金兰于一审判决后的手机通话录音，从内容上来看，张正法在通话中反复提及其曾要求王金兰拆除毛竹脚手架一事，王金兰的回复较为含糊，并未就此正面回应。本院对上诉人张正法二审提供的通话录音之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问题。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王金兰以清工方式将四间楼房的土建工程整体发包给被上诉人冯树春，上诉人张正法承揽了外墙毛竹脚手架的搭建工作。2018年4月18日，沈永红受被上诉人冯树春指派到王金兰处粉刷四层外墙线条。在四层楼房脚手架的竹排上从事粉刷作业过程中，沈永红因支撑竹排的横档断裂从高处摔下致伤。受害人沈永红在楼房第四层墙体外侧的竹排上从事具有相当危险性的施工作业时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包括未佩戴安全帽、未对竹排采取必要的固定措施等，对其自身的安全施工未尽到与其风险性相当的审慎注意义务，最终发生高空坠落事故，因此，受害人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与损害后果的扩大存在过错，依法应当减轻其他侵权人的民事侵权责任。被上诉人冯树春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其指示雇员从事四层高楼外墙粉刷作业这一危险性工作时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过失，依法应当对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发包人王金兰在发包建房工程时存在选任过失，且案涉毛竹脚手架系承揽人张正法根据其指示搭建作为建房施工的辅助工具，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支撑竹排的横档发生断裂致沈永红从高空摔落受伤。因此，王金兰与张正法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过错，当可认定。故一审综合考量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分别确定受害人沈永红自负35%的责任比例，王金兰承担25%的赔偿责任，冯树春承担20%的赔偿责任，张正法承担20%的赔偿责任，责当其过，合法有据。上诉人沈永红上诉认为，王绿军作为房主应当作为本次事故的民事责任主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本院认为，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王绿军非属建房工程所涉的发包关系、脚手架搭建的承揽关系以及劳务关系中任一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亦未实施相应致害行为或违反法定义务，受害人沈永红仅以王绿军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房主为由主张其与王金兰承担连带责任，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张正法主张其曾多此要求拆除毛竹脚手架，但王金兰为一时便利使用年久失修的脚手架，因此，不应由上诉人张正法来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上诉人张正法要求拆除毛竹脚手架的时间、原因以及告知内容为其过错责任认定之关键，上诉人张正法提供的通话录音不足以证明其已经事先尽到安全隐患的提示义务，故对其关于免责主张不予采纳；二、关于受害人沈永红残疾赔偿金项目的计算标准问题。从上诉人沈永红提供的两张流动人口登记表载明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沈永红于2016年4月25日至2017年4月24日以及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1日租住在××街××村××号××临2号Ｂ5427，其工作处所为方山下村建房施工队，与本案被上诉人王金兰建房的时间与经过相吻合，可以据此认定上诉人沈永红在本次事故发生前在黄岩区××街××村务工。结合该区域范围的城乡代码，上诉人沈永红的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以及生活消费地系属城镇，其残疾赔偿金项目依法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适用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受害人残疾赔偿金项目具体计算应为：55574元／年×20年×78%＝866954.4元，其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598元／年×11年×78%÷3＝98950.28元，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4598元／年×10年×78%÷3＝89954.8元，合计1055859.48元。因此，受害人沈永红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损失总计1883119.45元。上诉人张正法应当赔偿给受害人376623.89元，被上诉人冯树春应当赔偿376623.89元。被上诉人王金兰应承担470779.86元的赔偿责任，扣除其已经支付的218173元，尚应支付252606.86元。本院对一审确定的各方所应负担精神抚慰金赔偿数额予以维持。三、关于本案送达程序问题，经本院二审审查，一审在立案后向张正法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未果后，依法采取公告的方式予以送达。在张正法主动联系一审法院后，一审即按照其有效联系方式与地址对传票等诉讼文书进行邮寄送达，并经签收确认。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沈永红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8）浙1003民初887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金兰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上诉人沈永红各项损失人民币252606.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400元； 三、被上诉人冯树春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上诉人沈永红各项损失人民币376623.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 四、上诉人张正法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上诉人沈永红各项损失人民币376683.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800元； 五、驳回上诉人沈永红的其他一审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360元，鉴定费6940元，合计16300元，由上诉人沈永红负担1429元，被上诉人王金兰负担5205元，被上诉人冯树春负担4833元，上诉人张正法负担48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58元，由上诉人张正法承担1983元，被上诉人王金兰承担753元，被上诉人冯树春承担6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黄 磊 书 记 员 项海英 ?*ArabicDash??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