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哲成，男，198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朝晖，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旭，男，199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罗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良，男，198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罗田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通，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云湖茶叶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经营者：龚雪。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朝晖，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哲成因与被上诉人何旭、何良，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云湖茶叶经营部（以下简称云湖经营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杨凡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宋哲成及原审第三人云湖经营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朝晖，被上诉人何旭及何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哲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改判何良须向宋哲成返还货款1175300元及赔偿金（赔偿金自2020年1月19日至2020年3月8日止，以1188300元为基数，按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3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175300元为基数，按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或因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被告，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判决何旭须支付宋哲成经济损失赔偿金890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何旭、何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宋哲成认为一审法院在调查本案事实的过程，忽略了本案的交易主体，遗漏了本案的必要诉讼当事人广州市荔湾区浩兴茶行（以下简称浩兴茶行），导致何良作为浩兴茶行登记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不予支持。同时，退而言之，即使何良作为担保人，宋哲成与何旭在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并没有改变合同履行方式和实际履行等重大事宜，何良的保证责任依法不应予以免除。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宋哲成的上诉请求。（一）浩兴茶行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何良作为浩兴茶行负责人依法对本案的欠款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一审法院遗漏浩兴茶行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属于审判程序有误，请求二审法院追加浩兴茶行为利害关系人后，依法判令浩兴茶行及经营者何良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对于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是以家庭财产承担为主，个人承担为辅的。本案属于浩兴茶行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责任，证据充分。1．与宋哲成的员工接洽业务的虽然是何旭，但是处理过程的主体是浩兴茶行。浩兴茶行与宋哲成的云湖经营部距离很近，步行距离不到十分钟，两家都经常有人员来往。2．出具送货单的单据都是“浩兴茶行”的字样，而且书写的文字也是“浩兴茶行”。3．何旭、何良是亲兄弟关系，对此其也在答辩状中承认，何旭与周桂初是母子关系，换言之，何良与周桂初也是母子关系。所以，符合家庭成员是个人工商户的债务承担人的前提。4．何旭、何良、周桂初在与宋哲成发生买卖茶叶过程中，均有知情、参与。何旭负责与宋哲成员工协商，何旭与何良在出仓单上均有签名，何良和周桂初均有提供个人账户收取宋哲成的款项。因此，本案的买卖交易主体是浩兴茶行与宋哲成，不是何旭与宋哲成，2020年1月6日、2020年1月16日何旭与宋哲成签订的《还款协议》是经办人之间的协议，其法律责任由各自代表的交易主体承担，由于云湖经营部已经出具的证明这是宋哲成作为云湖经营部经营者丈夫的个人行为，所以，本案的买卖主体是浩兴茶行与宋哲成。2020年1月6日宋哲成与何旭、何良签订的还款协议及2020年1月16日宋哲成与何旭签订的还款协议属于宋哲成的重大误解，即误解何旭是买卖的主体，而真实的交易主体是浩兴茶行，对此二审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8.2条，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即宋哲成在一审阶段主张何旭是案件当事人与事实不符，买卖的交易主体及案件当事人应为浩兴茶行。因此，本案缺失了浩兴茶行属于遗漏诉讼当事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加浩兴茶行为共同被告，并依法承担两份《还款协议》的全部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引用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为保证人何良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属于错误认定。1．何良作为浩兴茶行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与宋哲成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就是要承担还款责任的，担保法第二十四条适用的前提不成立。2．即使何良是所谓的买卖合同的担保人，即2020年1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担保人，何良的担保责任也不能免除。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020年1月16日宋哲成与何旭签订的《还款协议》前后，何旭并未履行交付茶叶给宋哲成的责任，也没有履行支付890000元的赔偿责任，所以，何良作为保证人对于2020年1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本金、违约金等法律责任是依法无法免除而应继续承担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遗漏本案的诉讼当事人浩兴茶行，导致本案的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认定混乱；同时，退而言之，即使认定何良为2010年1月6日《还款协议》的保证人，仅仅因为宋哲成与何旭签订的2020年1月16日的《还款协议》没有何良的签名，就认定应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免除了何良的担保责任，同时忽视了本案的2020年1月16日的《还款协议》未履行，草率免除何良的保证还款责任，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三）一审不支持宋哲成主张的经济赔偿金89万元，属于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该损失属于当事人间真实意思表示，且参考了在广州乃至广东省最有影响力的东和网的茶叶单价计算出来的损失，并无不当，请求二审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判如所请。何旭、何良辩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交易双方主体地位无误，本案也并非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类型，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且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一）在本案中，浩兴茶行与本案纠纷无必然联系，且涉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是何旭与宋哲成，不能因何良经营浩兴茶行即认定该茶行应为涉案责任的承担主体。1．在本案中何良仅为担保人的身份，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中宋哲成一审提交的还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20年1月6日和1月7日，落款处载明浩兴茶行是担保人身份，且并未加盖公章，何旭、何良分别是供需方和担保方，本人与担保人何旭经营的浩兴茶行没有直接关系。在一审中，宋哲成也并未起诉浩兴茶行承担主体责任。加之本案也不属于法院依职权需追加浩兴茶行为本案共同当事人的案件类型，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认定买卖双方的主体地位并无不当，因此不予追加浩兴茶行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2．宋哲成在一审提交的2020年1月6日、1月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清楚记载，宋哲成向何旭购买茶叶，何旭亦有向宋哲成购买茶叶的事实，且有茶叶金额的记载，这足以说明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为宋哲成和何旭，在该份协议落款处何良作为担保人签字。（二）浩兴茶行并未在2020年1月6日、1月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落款担保人处盖章，故并不承担担保责任，且交易习惯也并非可认定浩兴茶行系家庭承包经营，涉案债务系家庭债务，1．何旭与何良的兄弟关系及与周桂初的母子关系并不影响认定买卖合同的供需双方的认定，法律亦不排除近亲属提供账户收款这种交易习惯，可苛责收款方承担债务。2．云湖经营部并非本案债权人，而债权人系宋哲成，何旭系债务人，何良系担保人，且无直接证据证明交易主体系担保人何良经营的浩兴茶行，如宋哲成仍坚持认为本案交易主体为宋哲成与浩兴茶行，应另行起诉，而不应在二审中解决。（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在本案中，何良承担的担保责任由金钱债务转为非金钱债务，合同标的发生了变动，客观上把逾期清偿货币的保证责任转为了交付特定物的义务，且交付茶叶产品的义务保证人何良毫不知情改变了保证人的承担责任方式，同时何旭亦有部分履行，故何良不承担保证义务。2020年1月16日的《还款协议》签订前，何旭向宋哲成交付以下价值10万元的茶叶产品：5件大益传心，一提大益紫金，一提大益猪饼，两件大益相得益彰，一件V93坨，3饼益元素，一饼红丝带，一件大益普之味抵扣10万。另，在2020年3月9日，宋哲成持广州市荔湾区普茯堡茶行（谢欣）的POS机找到何旭，由何旭通过刷卡消费的方式向宋哲成还款13000元。因此2020年1月16日的《还款协议》，何旭并非完全未履行，而系履行部分义务，故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何良不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支持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赔偿金亦不在保证责任范围内。（四）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宋哲成要求何旭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89万元的诉求。1．宋哲成要求何旭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89万元属于惩罚性赔偿，且与宋哲成的实际损失不符。2．在一审中，宋哲成自认该89万元的计算方法属于计算不当，同时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时一审法院已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持赔偿金，二审不应当再重复支持宋哲成索要赔偿金的诉求。（五）对宋哲成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二审不应予以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应当发回重审，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宋哲成的全部上诉请求。云湖经营部述称，同意宋哲成的上诉意见。宋哲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何旭支付宋哲成茶叶款及赔偿款合计2078300元（其中未付货款457000元，未交付货物值款731300元，经济损失赔偿费89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何旭承担违约金23766元（1188300元×2％）；3．请求依法判令何良对何旭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1188300元及第二项诉讼请求违约金23766元，合计121206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依法判令何旭、何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6日，宋哲成（甲方）与何旭（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乙方分别于2019年12月18日至12月30日期间在甲方处购买猪饼5件（单价36000元）、密韵5件（单价25800元）、妙韵10件（单价14800元），乙方应支付甲方还款457000元尚未支付。另外，甲方分别于2019年11月29日在乙方偿还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157900元，于2019年12月7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支付货款79000元，于2019年12月9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15900元，于2019年12月17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44600元，于2019年12月17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90000元，于2019年12月17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130500元，于2019年12月27日在乙方处购买鼠饼产品支付货款190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731300元，甲方已经支付货款，但乙方不能依据一定交货给甲方，综上，乙方国际前甲方还款为1188300元形成欠款，因乙方无法一次性还款，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友好协商，就乙方归还甲方欠款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欠甲方货款共计118300元，甲乙双方对以上金额充分认可，且对欠款成因无任何异议；二、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照分12期还款，每期还款99025元，乙方承诺按期还款，并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还清给甲方，担保人对此进行担保，……；三、浩兴茶行及何良均自愿为乙方担保，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合同确定到期至次日起两年等。何良于2020年1月7日在该《还款协议》落款担保人一栏签字。2020年1月16日，宋哲成与何旭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基于乙方欠甲方货款共计1188300元的实际情况，甲方因客户下订单，同时考虑降低乙方货款压力，甲乙双方达成协议，甲方将1188300元欠款转为货款向乙方购买鼠饼茶叶产品，由乙方于2020年1月18日向甲方交付等额产品，但乙方到期无法交货给甲方造成了损失，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自愿承担该损失赔偿给甲方，承诺额外赔偿给甲方人民币89万元，现乙方无法一次性给予甲方赔偿款，形成欠款：一、乙方欠甲方赔偿款89万元，甲乙双方对以上欠款金额充分认可，且对欠款成因无任何异议；二、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分12期还款，每期还款金额74167元，乙方承诺按期还款，并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全额还清给甲方，乙方任何一期逾期还款，甲方均有权通过法院起诉要求乙方一次性归还所有欠款，乙方同时需承担尚欠金额2%的违约金给甲方，且乙方须承担因此产生的诉讼费与、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一切费用：第一期2020年1月31日前还款74167元，第二期2020年2月29日前还款74167元，……；第十二期2020年12月31日前还款74167元等。何良没有在该《还款协议》签字。宋哲成在2020年3月9日持广州市荔湾区普茯堡茶行（谢欣）的POS机找到何旭，由何旭通过刷卡消费的方式向宋哲成还款13000元。庭审中，宋哲成对其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何旭应向其赔偿不能交付2001批次洞天福地鼠饼茶叶而造成损失的赔偿款为89万元的约定有如下解释：宋哲成认为2020年1月16日还款协议是对2020年1月7日或6日还款协议的补充。因为，宋哲成与何旭在2020年1月7日后均知道2001批次鼠饼属于热门的茶叶产品，双方如约定何旭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取得该鼠饼的话，对于双方解决2020年1月7日的还款协议是有利的。所以，双方在2020年1月8日、9日达成口头协议，在2020年1月18日前由何旭组织该批鼠饼货源，以了结双方的买卖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何旭在2020年1月16日明确告知宋哲成无法实际交付原约定于2020年1月18日交付的鼠饼。因为货源非常紧张，因此双方在2020年1月16日达成了该份还款协议。该89万元的计算方法属于计算不当。因为该89万元的计算方法参考了2020年1月15日的东和网当日大益鼠饼茶的价格，双方对价格没有异议的。现在得出了当天的8件鼠饼的总价格后，只是扣减宋哲成已付的713000元，这一事实与该还款协议第一条称是以1188300元作为货款，两者存在差额。所以，宋哲成认为，如果按照损失的计算方法，理应是扣减1188300，而不是扣减713000元，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宋哲成坚持原有的计算方法，但是该计算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同时由于该2020年1月16日的还款协议，何旭、何良同样是无法实际履行的，因此，宋哲成认为该还款协议开始的部分即主张用1188300元作为货款这一解决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尝试也已经失效。宋哲成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何旭未能按双方在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交付鼠饼茶叶产品而造成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何旭、何良提出宋哲成与何旭、何良于2020年1月6日、1月7日签订《还款协议》及宋哲成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均是宋哲成频繁的带人来家里和商铺进行威胁、恐吓，迫使何旭、何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抗辩主张，因何旭、何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胁迫的事实，亦未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上述协议，故一审法院对何旭、何良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经审查，上述《还款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依据宋哲成与何旭、何良在2020年1月6日、1月7日所签订的《还款协议》，宋哲成对何旭、何良是否享有货款1188300元的债权；二、依据宋哲成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宋哲成与何旭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何良是否需在本案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何旭依协议约定是否需向宋哲成承担赔偿89万元及支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依据宋哲成提供的送货单存根、转账凭证、出仓单等证据，结合何旭、何良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及宋哲成与何旭、何良于2020年1月6日、1月7日所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约定，可以认定宋哲成因购买茶叶向何旭支付了货款，而何旭因未能向宋哲成交付货物而拖欠宋哲成的货款1188300元的事实。因此，宋哲成对何旭享有货款1188300元的债权。何良于2020年1月7日在该《还款协议》落款处担保人一栏签字，承诺对该协议项下的全部自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已与宋哲成构成了保证合同关系，应对该《还款协议》项下货款11883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依据宋哲成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认定，宋哲成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何旭就双方在2020年1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所确定欠款1188300元的清偿问题达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即宋哲成以何旭拖欠的款项1188300元作为货款向何旭购买鼠饼茶叶产品，何旭于2020年1月18日向宋哲成交付相应的茶叶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宋哲成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所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新的法律关系的成立而终止。现何旭未能按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约定，向宋哲成履行交货义务而构成违约，应依法向宋哲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何良未在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签字书面同意，未与宋哲成就新的法律关系设立保证合同，对此而产生的纠纷不负保证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宋哲成与何旭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赔偿金89万元，本身已经具有惩罚性质，足以弥补因何旭违约给宋哲成造成的损失。如在此基础上再计收欠款金额2%的违约金，无异于实施双重惩罚，一审法院不应支持。经审查，何旭在本案中提出赔偿金89万严重畸高并请求调整的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依法调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因宋哲成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何旭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酌定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为上限来确定宋哲成的损失。鉴于何旭已在2020年3月9日向宋哲成还款13000元。因此，何旭应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2020年3月8日止，以1188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向宋哲成支付赔偿金；自2020年3月9日起至实清偿日止，以1175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向宋哲成支付赔偿金。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8日判决：一、何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宋哲成返还货款1175300元及支付赔偿金（赔偿金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2020年3月8日止，以1188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3月9日起至实清偿日止，以1175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宋哲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何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1808元，由宋哲成负担125元，何旭负担11683元。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何旭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宋哲成、何旭于2010年1月6日签署、何良于2020年1月7日签署的《还款协议》第二条约定：如乙方任何一期逾期还款，甲方均有权通过法院起诉要求乙方一次性归还所有欠款，乙方同时须承担尚欠金额2%的违约金给甲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一审有无遗漏当事人，二是宋哲成主张何旭赔偿损失89万元是否成立，三是宋哲成主张何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宋哲成上诉主张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是浩兴茶行与宋哲成，并认为本案遗漏了必要共同被告浩兴茶行。对此，宋哲成于一审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事实为“宋哲成与何旭、何良有互相调配茶叶业务往来，宋哲成向何旭、何良购买何旭、何良货源的茶叶，何旭、何良向宋哲成购买宋哲成货源的茶叶”，对买卖合同相对方已作明确陈述。作为一审原告，宋哲成亦未在一审诉讼中申请追加浩兴茶行为被告，并要求浩兴茶行承担付款责任。宋哲成二审又提出一审因遗漏当事人而存在程序问题，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宋哲成上诉主张何旭向其赔偿损失89万元。对此，2020年1月16日《还款协议》约定，协议中的损失89万元是基于何旭欠宋哲成货款1188300元而产生的后续损失。宋哲成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损失已经实际发生。各方在2020年1月6日、7日签署的《还款协议》中亦已约定逾期付款应支付欠款金额2%的违约金。综合各方上述关于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金额的约定，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何旭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付赔偿金额，并无权利义务失衡，本院予以维持。宋哲成上诉主张何旭另行向其赔偿损失89万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2020年1月16日《还款协议》约定：宋哲成将1188300元欠款转为货款向何旭采购茶叶，因何旭未交付货物，故应向宋哲成额外赔偿损失89万元。上述协议与前一份《还款协议》是基于同一欠款而由当事人先后订立，其中虽可见双方曾以转换为新的买卖关系、实际交付货物为方式，对欠款的清偿方式予以变更，但已经在协议中明确确认何旭并未按变更后的方式实际履行。同时，在何旭未按变更后方式履行的情况下，该协议并未涉及对第一份《还款协议》原欠款1188300元的金额、付款方式、履行期限予以变更，就其约定实质而言，是在前一份《还款协议》的基础上加重了何旭的赔偿责任。据此，依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何良作为保证人，仍应在第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向宋哲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对加重的部分则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2020年1月6日、7日《还款协议》的约定，何良对协议所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到期之日的次日起两年，宋哲成于2020年3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保证期间。本案中，何旭已向宋哲成偿还13000元，故何良应在1198806元［（1188300元－13000元）＋（1188300元－13000元）×2%］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何良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何旭追偿。宋哲成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哲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何良对前述第一项何旭的责任在119880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何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可向何旭追偿；四、驳回宋哲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8元，由宋哲成负担4814元，由何旭、何良共同负担69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何旭、何良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880元，由宋哲成负担10471元，由何良负担134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