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2民终36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13号3楼。 法定代表人：黄英，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金龙，福建均融（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福江，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红梅，女，198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璐，北京东元（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路福江、路红梅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1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裁定驳回路福江、路红梅的起诉或改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属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一审就路福江、路红梅是否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认定缺少法律依据。目前没有法律、法规就如何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明文规定。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一直作为村集体自治事项，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议事程序制定的村规民约进行规范。路福江、路红梅是否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由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讨论，根据本村历史情况依据成员认定方案及细则等村规民约进行评判。据此，亦当驳回路福江、路红梅的起诉。 二、依据物权法的规定,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属于村民集体自治的事项，法院仅可撤销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决定，无权就集体经济收益如何分配进行直接判决。物权法第六十三条：“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可见，物权法在集体财产管理上亦秉持村民集体自治的原则，集体分配收益时的决策如有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集体成员也仅有撤销权，而不能直接起诉主张按照决策内容给予其分配款。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即“村福利”均是全体村民表决一致，按平分原则进行的，参与分配人数早已确定并分发到位，一审判决与物权法的规定相悖。 三、目前的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资产由历史“农转非”人口取得，相应的收益也系由历史“农转非”人口推选的代表进行管理，路福江、路红梅自始为城镇居民，不属于原吕厝村（含乌林）历史“农转非”人员，对村集体没有贡献，无权分割集体收益。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所有的土地、村民房屋在1984年就已被政府全部征收、拆迁，村民根据当时的政策早已分得安置房、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基准日1984年12月31日24时距今已过34年，该时日系目前全体村民公认的本村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的时点，当时在册的“农转非”人口名单最能客观、真实地展现原吕厝村（含乌林）成员及人数。据此来审查、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最为公平、合理。目前所谓的“村福利”，也系1984年后政府按当时被征地村民人数即“农转非”人数，划拨给失地村民一块企业土地产生的租金收益，该划拨用地来源清晰。而在案证据仅体现路福江、路红梅于前述基准日后以城市居民户口的名义落户到吕厝，其二人未曾在原吕厝村（含乌林）分得过承包地，未为集体履行过义务，更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吕厝村全部土地被征收时的被征地村民，未曾参与征地拆迁过程，集体所得收益未有其二人的贡献，不应分割集体收益。若将其二人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分割已经固定的被征地村民名下的利益对其他原村民严重不公，势必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四、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方案及其细则经民主议事程序成为村规民约，路福江、路红梅在公告期内未曾提出过异议，现无权申请给予审查、认定。路福江、路红梅在2018年原吕厝村（含乌林）召开村民会议、发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方案及细则、公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期间，公告期内未曾提出过异议，村规民约正式生效后对全体村民均具有约束力，应当得到遵守、执行。认定细则载明：鉴于本存在1984年12月31日前已经集体“农转非”，且至今享有村民福利的在册人员为1425人，故本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审查的范围限定为在册的1425人。故应当按照该细则规定的范围、办法进行审查、认定。原吕厝村（含乌林）从2007年才开始发放村福利，一向按照1425人进行收益分配，期间不仅路福江、路红梅未曾提出过异议，且1425人中也未曾提出过异议。所以，一审不应推翻村规民约进行重新资格认定，否则由村规民约创造的稳定秩序将被打破。 五、以1984年时的视角看，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当时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审认定路福江、路红梅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理由之一：二人的母亲韦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人分别出生于1982年10月5日和1984年8月10日。但未对韦某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评价。按照农村集体对公平原则的认识，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的孩子参与分配有限的集体资源，对其他遵守政策的村民是严重不公平的。实践中，均对超生孩子不予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综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属于农村集体自治范畴，应当由村集体通过民主议事程序进行，法院不应受理路福江、路红梅的诉求。另，路福江、路红梅不是如今集体资产的贡献者，无权分割其他村民的权益。若按照一审判决，原吕厝村（含乌林）将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并会超出目前集体经济组织的处理能力范围。 路福江、路红梅辩称，一、路福江、路红梅自出生之日即原始取得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基于该身份有权获得每年收益款项。路福江、路红梅户口均自出生后即随母亲落户在吕厝村且出生时间在认定基准日之前，为原始取得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韦笑、韦某、路福江、路红梅原籍所在吕厝村名称为全线公社后铺大队吕厝村第二生产队，后在80年代根据拆迁旧地安置房的地址变更为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韦笑、韦某、路红梅在户口簿中都体现是由相同地址和时间迁入。其二人与吕厝村集体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早已在事实上成为了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一条“几类特殊主题成员资格的确认：（5）新出生人口成员资格的认定。新出生的人员，夫或母一方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其自然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路福江、路红梅从未在父亲路安树原户籍地落户、生活或享受福利待遇，从小到大均是在厦门上学。其母亲及祖母作为经济组织成员长年享受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放的收益款，为原始取得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8）闽02民终950号、（2017）闽02民终1527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民事判决书中明确了法院观点“父母双方或者父母一方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依法登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人，自出生之日取得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法院确认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时间点为自出生之日，路福江、路红梅出生时间均在农转非之前，即1984年12月31日之前，完全符合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所有条件。 二、路福江、路红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因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的错误统计或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而丧失。路福江、路红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成员权不受侵害的权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民委员会选举前，应当对下列人员进行登记，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一）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认定经济组织成员是按户籍地和实际生活地为标准，路福江、路红梅出生时间均在“农转非”之前，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却无视事实和法律，狭义的将经济组织成员局限于1425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的行为明显是于法无据。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韦某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由韦某所生且生活在集体经济组织的路福江、路红梅为原始取得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路福江、路红梅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不因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的错误统计、或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而丧失。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的行为剥夺了路福江、路红梅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身份和作为成员应行使的正当权益。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作为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该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的主体，在每次对外的公告、名单中均排除了路福江、路红梅的身份。根据村民委员会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应当向路福江、路红梅发放按其已经向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的收益标准发放收益。 三、涉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依法为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人民政府批准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即享有主张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款份额的请求权。路福江、路红梅作为组织成员要求获得补偿款份额于法有据。 路福江、路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向路福江、路红梅补发收益分配款16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路福江出生于1982年10月5日，路红梅出生于1984年8月10日。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韦某的原户籍登记的居所为吕厝二组，为厦门市原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5年，韦某在厦门市路红梅的户籍登记，户籍登记的居所为吕厝二组。 2003年6月，韦某、路红梅的居所变更登记为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38号401室。路福江因服兵役曾迁出户籍，后于2005年1月迁入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38号401室。韦某、路红梅、路福江为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管理范围的居民。 2018年7月17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载明“为切实保护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社区实际，指定本方案。一、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0日24：00，自该时点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按照‘出生不增、死亡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进行成员数量固化。二、本方案规定之外的情形，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和取得，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由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获与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公示后生效。三、本认定方案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即日起开始执行。” 2018年10月27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载明“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2018年7月17日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制定本细则”、“一、资格认定的基准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1日24：00。自该时点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按照‘出生不增、死亡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进行成员数量固化。鉴于本村在1984年12月31日前已经集体‘农转非’，且至今享有村民福利的在册人员为1425人，故本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审查的范围限定为在册的1425人”。 2018年10月30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公示》，载明“《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经2018年10月27日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已获全体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赞同通过，现予以公示”。 2018年11月15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公示了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该名单中未包含路福江、路红梅。 2019年12月5日，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葛溪乡葛溪村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兹有我辖区居民路安树于1978年12月8日因当兵派驻到厦门，离开户籍登记地江西。82年退伍，并随后在厦门吕厝村与韦某结婚并长期定居在厦门，未返回原籍。其子路福江及女儿未在江西办理户口登记，长期随韦某在厦门共同生活”。弋阳县公安局樟树墩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原辖区居民路安树，其子路福江、其女路红梅，经查未在本辖区落户”。 审理中，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还陈述，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在2017年至2019年每年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中秋节福利各200元、2018年发放过年福利500元、2019年发放过年福利600元，合计1700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仅是对此进行监督。 路福江、路红梅申请证人韦某、吴某出庭作证。 证人韦某陈述，路福江、路红梅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吕厝村，户籍也在吕厝村；二人的户籍登记是在路红梅出生后一起去办理的，当时的大队书记还先让韦某办理了节育手续后才开具办理户籍登记的相关证明的。2017年的福利是500元、2018年的福利是600元，此前每年的福利是200元，都是吕厝村村财领导小组发放的。此前路福江、路红梅没有领到福利的，韦某一直有去找原村委书记，他说以后补的时候再补，但一直没有补。 证人吴某陈述，以前是由居委会负责发放福利的，最近一两年是由吕厝村村财领导小组负责发放福利。一开始每年的福利是200元，2017年的福利是500元、2018年的福利是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在案事实及证据，应当认定路福江、路红梅是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首先，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韦某是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路福江、路红梅自出生时起即跟随韦某共同居住生活。其次，原吕厝村（含乌林）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1日，路福江、路红梅均是在该基准日前出生的。第三，虽然路福江、路红梅的父亲路安树的原户籍登记的居所在江西省弋阳县辖区，但路福江、路红梅并未在江西省弋阳县办理户籍登记，而是在厦门市办理户籍登记，登记的居所为其母亲韦某的居所即吕厝二组。最后，虽然路福江、路红梅是在1985年办理户籍登记，考虑当时特定的条件，其父母未及时为其办理户籍登记是合理的。综上，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以路福江、路红梅未在1984年12月31日前办理户籍登记抗辩路福江、路红梅不具有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等均是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名义发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对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发放进行了监督，且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主张的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路福江、路红梅要求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支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抗辩路福江、路红梅主张的部分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予以采信。根据在案事实，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应当分别支付路福江、路红梅自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福利1700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就该款项可与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依法另行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路福江1700元；二、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路红梅1700元；三、驳回路福江、路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路福江、路红梅负担77.5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负担25元。 二审中，除了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对1985年路福江、路红梅户籍登记的地址不清楚以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路福江、路红梅在二审中明确其主张的收益分配款的性质是集体组织的物业出租或承包的收益。经查阅一审卷宗，路福江、路红梅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中载明：“1984年以来，被告将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位于九州、莲花五村、和光里13号四层楼房等房屋或其他产业出租或承包给他人，并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然而被告并未向两原告发放收益款…”。 本院认为，路福江、路红梅主张参与集体收益款的分配，其在一、二审中均明确该收益款的性质是集体组织有关物业出租、承包的收益，且无证据证明该收益款系土地的补偿款。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土地补偿款的分配纠纷，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受案范畴进行处理。对于土地补偿款以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收益如何进行分配，应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范畴，由此产生的相关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路福江、路红梅要求参与村集体组织有关物业出租、承包收益的分配，显然属于土地补偿款以外的其他收益，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路福江、路红梅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16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路福江、路红梅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元，退还路福江、路红梅；上诉人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5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黄培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朱燕萍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