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54年3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系赵某之妻），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张大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阳，男，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某2，男，1968年4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50年8月12日出生。孟某2、张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贵，北京安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孟某2、张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3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被上诉人华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阳，被上诉人孟某2、张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依据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除王某外，还有张某、孟某2，使得王某作为承租人应享有的安置利益受到损害。王某对于1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准住证登记在孟某2名下不知情且不同意，一审法院仅依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8）石民初字第3166号案件中张某的证言认定张某作为王某代理人签订涉案协议错误。王某作为西城区大后仓胡同14号房屋承租人，其应当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系对安置房屋的承租权，而非仅居住使用的权利。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王某作为被拆迁人，应对其进行安置，拆迁人未对其进行安置，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华润公司作为拆迁人，张某作为直接办理拆迁事宜的当事人，孟某2作为拆迁利益的直接受益人，对孟某2并非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使用人、户籍登记人以及应安置人员的事实都是知情的，但三方在明知孟某2、张某不符合被拆迁人条件，将二人与王某列为被拆迁人损害王某的利益，华润公司与张某、孟某2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涉案协议应属无效。华润公司与张某、孟某2违反拆迁政策，擅自将被安置人中孟某2、张某列为被拆迁人，取代承租人且是唯一被拆迁人王某的资格，导致王某丧失获得拆迁安置房准住证与承租安置房屋的资格与权利，严重损害王某利益。该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协议应属无效。即便是王某委托张某办理拆迁事宜，张某也无权将孟某2作为被拆迁人。孟某2、张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对孟某1代理其签署合同是明知的。本案拆迁安置是保障居住权，不是产权置换，华润公司有权选择跟谁签订合同。华润公司辩称，同意孟某2、张某的答辩意见。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华润公司与张某作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于1997年10月23日所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编号：6）无效；2.诉讼费由华润公司、孟某2、张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孟某1系配偶关系，双方均系再婚。王某、孟某1原居住在本市西城区大后仓胡同14号，该房屋所在地的户籍人口包括王某、张某。2005年6月，王某与出租人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中约定：住宅座落西城区大后仓胡同14号1-2；总使用面积21.2平方米；租期自1995年5月开始。1997年10月23日，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后更名为华润公司）与王某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其中约定：拆迁人为华远公司（合同甲方）、被拆迁人（合同乙方）王某、孟某2、张某；乙方住址大后仓14号，在拆迁范围内的正式住房2间，居住面积21.2平方米；有正式户口2人，应安置人口4人，分别为本人69岁、婿47岁（女44岁、外孙女19岁、夫）；直接安置地址小区714楼101号和503号房屋两间；乙方应在1997年10月30前将原住房腾空交甲方拆除。上述协议中乙方署名“王某”由孟某1书写，委托代理人署名为张某。上述协议中“本人”指王某、“婿”指张某、“女”指张某配偶、“外孙女”指张某之女、“夫”指孟某1。1997年10月23日，华远公司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其中载明领款金额为50000元。该领款凭证中领款人署名“王某”，由孟某1书写。王某以需预交供暖费用的理由，同意孟某2以个人名义办理101号房屋的准住证。1997年10月25日，华远公司做出拆迁安置房屋准住证，其中载明：住址新址为101号，原址大后仓14号，姓名为孟某2，起租日期为1997年。在办理上述拆迁协议、准住证的过程中，王某委托孟某1女婿张某进行办理，张某将上述办理结果告知王某。1997年，孟某2与芳星园中心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此后，王某与孟某1搬至101号房屋居住。2003年，孟某1去世。2015年11月15日，王某去世。另查明，2008年7月14日，王某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由将被告华润公司、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芳星园中心）、第三人孟某2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1、要求确认原告享有对石景山区101号房屋的承租权；2、请求判令华润公司履行房屋拆迁协议，向原告发出北京市石景山区101室房屋的准住证；3、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芳星园中心与孟某2的北京市石景山区101室的房屋租赁契约；4、请求判令芳星园中心与原告重新签订北京市石景山区101室的房屋租赁合同。法院于2008年12月5日作出（2008）石民初字第316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华远公司依据有效拆迁协议向孟某2发出安置房屋准住证，其效力应及于王某。因此，王某不能要求拆迁人另行向其做出上述凭证。关于王某提出解除芳星园中心与孟某2所签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之请求，因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王某另主张的确认对安置房屋具有承租权，经法院释明，其实质内容应为要求确认其享有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合同地位，由于芳星园中心根据房屋托管合同约定，审查了孟某2的有效房屋准住证件等相关凭证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故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属有效。因王某不是合同相对方，其上述请求当然不能成立。因王某只能通过协商等方式与出租人订立租赁合同，无法通过公权力强制缔约实现上述目的。因此，法院对王某要求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之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某的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2月23日，王某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将张某、孟某2、华润公司、北京盛景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王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区101号房屋具有居住使用权。法院于2014年7月16日作出（2014）石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确认王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区1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张某、孟某2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张某、孟某2的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6日，赵某以物权确认纠纷为由将被告孟某2、张某、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盛景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赵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区1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京0107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赵某对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区1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宣判后，孟某2、张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355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因赵某主张的对101号房屋居住使用的权利并非物权法中所确认的物权种类，故该项权利并非物权。赵某主张王某享有的占有使用权，属于物权法第39条关于所有权规定中使用的权能。但101号房屋系公房，王某并非所有权人，亦非承租人，故其不可能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更不能依据所有权的权能享有权利。赵某所持王某享有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孟某2与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的租赁合同应属真实有效，孟某2成为101号房屋的承租权人，王某对101号房屋不享有承租权。赵某所持孟某2代理王某签订租赁合同、王某享有101号房屋权利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与生效判决不符。王某原居住于被拆迁安置房屋，在拆迁原有房屋的过程中需考虑对王某的原有居住权利的保障，因此王某被确定为拆迁过程中的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故王某对于因拆迁而安置的101号房屋仍享有居住使用的权益，王某居住使用101号房屋的权益系因拆迁安置而取得，该项权益尽管具有财产的属性，但亦与其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相关，该项权益并非法律规定的物权，不具有排他性，不能转让、亦不能发生继承。一审法院对于王某使用101号房屋的权益的法律性质认定有误，且一审法院所作具有“永续性”、“可以根据房改政策购买取得所有权”的认定系将居住使用的权益与承租权的某些特征相混淆，认定赵某可以基于继承取得对101号房屋居住使用的权益，违背了被安置人在拆迁过程中所取得的居住权益保障的人身性质，法院对此予以更正。关于赵某所持其是王某的同住户籍人员，故对101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的主张，因王某系基于被安置人身份享有居住使用101号房屋的权益，但王某并非承租权人，故赵某依据其是王某共居人的身份以及公房承租权变动的规则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后，赵某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京民申56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孟某2与北京芳星园物业管理中心的租赁合同应属真实有效，孟某2成为101号房屋的承租权人，王某对101号房屋不享有承租权。而王某居住使用101号房屋的权益系因拆迁安置而取得，该项权益尽管具有财产的属性，但亦与其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相关，该项权益并非法律规定的物权，不具有排他性，不能转让，亦不能发生继承。此外，王某系基于被安置人身份享有居住使用101号房屋的权益，但王某并非承租权人，故赵某依据其是王某共居人的身份以及公房承租权变动的规则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赵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裁定如下：驳回赵某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合同的效力问题。赵某提出，在《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抬头的乙方是王某、孟某2、张某，但实际上孟某2、张某享有拆迁利益，王某没有享受到安置利益。华润公司、孟某2、张某之间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涉案的拆迁协议无效。经查，第一，王某系《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该协议抬头有王某的名字，末尾也有王某的签字，其委托代理人为张某。尽管王某签字由他人代签，但现有证据证实张某作为王某的委托代理人代其办理涉案拆迁协议、准住证，张某也将上述办理结果告知王某。鉴此，王某对《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知晓并同意。该拆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第二，王某系涉案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基于交纳供暖费用等因素的考虑，同意孟某2以个人名义办理101号房屋的准住证。孟某2因此成为101号房屋的承租人。第三，生效判决书确认，王某基于拆迁安置，享有101号房屋的使用权。事实上，王某也从1997年到2015年在101号房屋居住。故赵某主张王某没有享受拆迁安置利益与事实不符。第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包括以下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赵某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中具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对赵某主张《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王某与出租人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时间为1995年6月，一审对此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某在拆迁过程中被确定为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且基于此实际取得对101号房屋居住使用的权益，《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补偿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赵某以王某对该协议所确定的拆迁利益的分配方案不知情为由，否认该协议的效力，无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赵某主张该协议无效，但并未就该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提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其诉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赵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赵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国俊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旭宁书 记 员 明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