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侠，女，1957年5月2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榆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丽，女，1984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2007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法定代理人：刘某1，女，1984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系李某2母亲。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2019年1月1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法定代理人：刘某1，女，1984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系李某2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玲，女，1979年9月2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佐祥，德惠市菜园子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018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孙美玲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美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孙美玲与李国权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原审认定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孙美玲提供证据只能证明其将款项转到了汽车销售公司、李国权购车，不能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证人刘某2当庭作证，是传来证据，并非亲眼所见，且没有录音和视频，缺乏客观性，故不必然具有真实性;证人周某的证明瑕疵太多，不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分明是假证。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没出庭作证，不可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证人与孙美玲存在利害关系,三人均是孙美玲与李国权合作的公司即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在李国权去世后，该公司由孙美玲独自控制，与孙美玲是隶属关系。故应当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提出质疑。刘某1与孙美玲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是:“关于你说国权在你那拿的一百多万只要是真的我替他还”。这里刘某1承诺的前提是“只要是真的”，这并不等于刘某1承认了借款。上述证据材料不论是独立使用还是互相佐证,都无法证明李国权生前在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车辆是向孙美玲借款所买,不能证明孙美玲与李国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以下证据足以佐证李国权生前在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车辆不是向孙美玲借款所买,孙美玲与李国权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被继承人李国权死亡后，孙美玲与张凤侠、刘某1签订的《协议书》，协议约定:张凤侠、刘某1将李国权名下的高档车、商业用房转让给孙美玲,孙美玲支付150万元转让费。从其内容上分析可以得出李国权没有向孙美玲借款。如果李国权的购车款是向孙美玲所借，应当将车和房子作价给孙美玲，而不应该由孙美玲给张凤侠、刘某1150万。该证据足以证明借贷关系不成立。2.在李国权购车后的一年时间里，即2018年4月22日,孙美玲与李国权共同购买商务用房一套，首付款120多万以孙美玲名义支付,并以孙美玲名义贷款113万元,每月月供也是从孙美玲账户支付。如果李国权向孙美玲借款买车,则不会在十几天后二人又共同买办公用房。试想，如果李国权在公司不担当经理职务，不与孙美玲合作经营，没有大额利润分成收入，其借全款买高档车就不符合常理，孙美玲“出借”给李国权购车款更不符合常理。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竟被原审认定为“借款”，实属错误。二人在无亲无故仅是同事关系的情况下,孙美玲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出手如此大数目的巨款,如果是借款不要求李国权写下任何借款凭据，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3.购车款发生在2018年5月7日,此后至李国权去世的2019年4月26日，在李国权与孙美玲的聊天记录中，从没有过借款、何时还款的记录。从证据真实性方面来看:原审用以佐证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皆是传来证据，并非亲眼目睹借款经过，属于主观意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可知，没有核实其真实性的证据不应作为证据采信。而原审并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证明刘某2、周某传来证据是真实，且从常理分析也不现实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查证属实、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便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极其错误的，有违民诉法有关证据使用规则及规定。关于孙美玲和李国权合作经营问题原审认定“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国权与孙美玲是公司的暗股及孙美玲转入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款项是利润分成款。”为什么不足以，并没有说明理由。此认定具有很大的倾向性，对于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提供的证据没加分析地一概否认，是极其错误的审判。这一认定没有反映出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有关李国权与孙美玲不仅仅是公司的暗股,而且还是合作关系的全部主张。证明孙美玲和李国权合作开公司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1.在刘某1与孙美玲聊天图片中，孙美玲自己表示他和李国权共同合作开公司。2.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会计周某证实:“孙美玲是公司经理”，李国权与下属微信聊天记录，对方称李国权为“李总”。3.大量微信图片及视频，证明李国权与孙美玲在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处于主导地位，领军人物，团队人数达六七十人。4.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朋友徐某出庭作证，也证明二人是合作开公司，利润五五分成,李国权负责拓展业务（此次死亡在湖北就是出去拓展业务),公司内部事务则由孙美玲掌管。证人徐某跟双方当事人不但没有利害关系，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朋友。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五项:“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之规定可知，徐某证言的证明力明显高于孙美玲公司的两位下属员工的证言，其证言更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应予以采信。以上四点足以证明二人是合伙开办公司，利润共享，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200多万转账没有“借款”凭据的原因。那么，既然是合伙经营，利润就应当共享，就有理由认为，李国权购车款是公司利润分成所得，而不是借款。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李国权与孙美玲是公司的暗股及孙美玲转入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款项是利润分成款”是片面的。原审并没有对该规定中的“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要求孙美玲承担举证责任，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以致本案不能客观的认定事实。三、适用法律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在孙美玲不能提供借款凭据或其他能够足以证明其主张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在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抗辩后，仍没有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原审保护其主张是错误的适用法律。另外，李国权的收入需要经过孙美玲账户划出，而从孙美玲账户划转给李国权的款或为李国权支付的购物款，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借款。孙美玲称李国权购车贷款需要当地身份证，因李国权不是大连身份证，不能贷款，而借孙美玲的钱购车，说法没有任何根据。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孙美玲的诉讼请求。孙美玲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主张孙美玲提供的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并非是借款而是合伙经营的利润分配，纯属捏造事实。大连诚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罗晓丽，占公司股比例100%，有营业执照及企业信息为证。李国权系该公司员工，有公司为其缴纳的各种保险费用凭证，无论他人对李国权的称呼是什么，都只能证明李国权系该公司的职工及其职位。孙美玲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证人证言以及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票据等，相互佐证，能够证明李国权生前在该汽车公司购买车辆是向孙美玲借款所买，即由孙美玲直接将钱款转到汽车公司，孙美玲与李国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证人的身份在法律上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虽系该公司员工但具备证人资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孙美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在继承被继承人李国权遗产范围内向孙美玲偿还借款1031763.7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权2019年4月26日去世，刘某1与李国权系夫妻关系，张凤侠系李国权的母亲，李某1、李某2系李国权与刘某1的女儿。孙美玲主张：李国权生前在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就职，和孙美玲系朋友关系。2018年4月份，李国权想贷款购车，因李国权在大连没有户口，不能贷款，后找到孙美玲借款，在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奥迪牌A8L轿车一辆，孙美玲直接向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转款1030863.71元，李国权购买车辆车牌号为×××，因李国权无法偿还借款，将车辆登记本、购车发票、完税证明等有关手续交给孙美玲管理、抵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孙美玲主张转入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款项1030863.71元，是李国权生前购买车辆向孙美玲的借款，而张凤侠、刘某1、李某1、李某2主张不是借款，是孙美玲给李国权的利润分成钱。故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孙美玲打入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款项1030863.71元，是李国权买车向孙美玲的借款还是李国权应得的利润分成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帐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凤侠、刘某1、李某1、李某2主张孙美玲转入大连裕迪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的款项1030863.71元，是李国权应得的利润分成款，李国权与孙美玲是大连市沙河口区美玲铭水坊水机馆和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暗股，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国权与孙美玲是公司的暗股及孙美玲转入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款项是利润分成款；而孙美玲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2张、证人证言以及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票据等，相互佐证，能够证明李国权生前在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车辆是向孙美玲借款所买，即由孙美玲直接将钱款转到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孙美玲与李国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凤侠、刘某1、李某1、李某2系李国权的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被继承人李国权购买车辆所借孙美玲的钱款1030863.7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张凤侠、刘某1、李某1、李某2在继承被继承人李国权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孙美玲借款1030863.7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86元，诉讼保全费3520元，由张凤侠、刘某1、李某1、李某2在继承被继承人李国权遗产范围内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李国权于2019年4月26日去世，刘某1与李国权系夫妻关系，张凤侠系李国权的母亲，李某1、李某2系李国权与刘某1的女儿。李国权生前在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大连市中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企业档案资料显示：“企业名称：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3—1号12层”。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3—1号12层的房屋权利人为孙美玲、李国权。2018年4月22日，孙美玲向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户转款一笔，金额为144,169.53元，2018年5月7日，转款三笔，金额分别为676，000元、5，321元和35，000元，同日，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账户转款24，442.71元。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表中记载：“机动车所有人：李国权；机动车登记编号：×××。2019年4月29日，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作为甲方与孙美玲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李国权生前与乙方孙美玲共同登记有房屋一套，产权证号：辽（2018）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XXXX—1号、辽（2018）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XXXX—2号，李国权名下奥迪A8车辆，车牌号为×××，“由甲方通过继承等方式取得权益并过户到乙方名下或者变更为乙方独有……后60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150万元”。房屋的按揭贷款、涉及到相关过户税费由乙方承担，“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甲、乙双方均应切实履行。若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甲、乙双方及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张凤侠、刘某1、李某2、李某1与孙美玲在该协议中签字并捺印。后该协议因双方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而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孙美玲主张李国权名下车辆系向其借款购买，其提交了向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户转款明细以及购车票据等证据，张凤侠、刘某1等抗辩孙美玲向大连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款确系购车款，但该款项是孙、李二人共同开办公司所得利润分成给李国权的款项，孙、李系合伙经营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并提交了孙、李二人共同登记的产权证号：辽（2018）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XXXX—1号、第XXXX—2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该房屋系二人共同经营的大连诚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微信截图中，孙美玲对外自称“公司合作共有西安两个人，武汉两个人，我和李钰（李钰系李国权的别名）”，会计周某与李国权的的对话显示周称李为李总，周向李汇报公司事宜，李安排工作情况，说明李国权在公司有一定的决策地位。且公司房屋登记在孙、李二人名下，首付款和月供都由孙美玲账户支取亦印证了张凤侠、刘某1等人的主张。张凤侠、刘某1等人提交与孙美玲在李国权去世后签订的房屋及车辆过户协议，假如该购车款确是借款，孙美玲不要求李国权的继承人还款，却签订此协议，承诺给付张凤侠、刘某1等人150万元作为过户的代价，不符合常理。以上证据的真实性经过各方当事人确认，且能够证明张凤侠、刘某1等人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美玲就其主张借款未提交借据或欠条等债权凭证，仅有该公司员工证明李国权曾称其欲向孙美玲借款购车，而没有对借款过程的证言，该笔借款没有对借期、利息等进行约定，孙美玲就直接将款项转给汽车销售公司，无其他证据对双方存在借款佐证，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孙美玲主张的如此多笔、数额堪称巨大的借款,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在李国权生前未催要过，而在李国权去世后，才向其继承人主张还款，又不能提供李国权生前出具的债权债务凭证。由此，对孙美玲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孙美玲如与张凤侠、刘某1等人就所签订的协议书产生纠纷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李某1、刘某1、李某2、张凤侠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孙美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86元，保全费3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8元，由被上诉人孙美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白雨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