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民终5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益融视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3号楼2层222。法定代表人：田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全能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隆华大街53号院39号楼3层39-305。法定代表人：梁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鹏艳，北京法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仁东，北京法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益融视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全能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7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全能公司赔偿益融公司86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即益融公司的可得利益为多少。益融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9条(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的规定，按转售利润计算可得利益为86万元，有法有据。2018年4月至11月，益融公司帮助全能公司设计“七台河智慧城管项目”的投标方案，全能公司中标后，双方签订1912566元的买卖合同。全能公司向益融公司支付了定金10万元。益融公司为履行合同义务，积极采购合同约定项目所需的硬件设施，益融公司分别与北京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智汇三通科技有限公司、启沃信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共支付98360元定金。截止于2018年11月30日，全能公司终止合同，益融公司获得利差为1640元，如果计算益融公司帮助全能公司设计投标方案的10万元的费用，该项目益融公司不但没有获利，反而是亏损。根据市场行情，类似益融公司既负责投标方案又负责采购安装调试的合同项目，可获得利润一般情况下为合同价款的20-40％。益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采购合同，充分证明益融公司的可得利益为86万元。全能公司在一审中只提出合同未生效与益融公司没有经济损失的抗辩，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预见益融公司的可得利益为多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确认益融公司可得利益。二、一审法院认定全能公司“多次与总发包方沟通无果”“无法预见的原因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一审中，全能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并无其他证据，一审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全能公司的告知函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全能公司出现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即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与益融公司签定的合同无法履行。益融公司收到全能公司的告知函后，于2018年12月10日，提出了异议。退一步说，既便总发包方指定供货渠道，益融公司也能完全履行合同，并非无法履行合同。实际上全能公司解除合同的真正原因是签定的合同价格高，为自己获得更多利益而毁约。这一事实，从全能公司与总发包方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签定的合同就可以得知，益融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责令全能公司提供其与总发包方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签定的合同或依法收集调取相关证据。三、一审程序违法，影响本案公正审理。2019年4月4日，益融公司向一审法院快递起诉状，2020年4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益融公司至今未收到判决书(注:2020年5月6日益融公司代理律师收到一审法院邮寄送达判决书)。一审法院在收案后长达近一年的时间才作出判决，程序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严重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导致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作出驳回益融公司诉讼请求的错误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益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采购合同证据，充分证明全能公司的违约行为给益融公司造成的可得利益经济损失为86万元，一审法院在全能公司并未反驳益融公司可得利益为多少，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否认益融公司86万元的可得利益，不应认定全能公司的10万元定金足以支付益融公司可得利益损失。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全能公司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益融公司在一审中明确，其与全能公司签订的合同额减去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额之和的差价即为其损失。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全能公司与益融公司签订合同后，存在何种无法预见的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一审法院将全能公司承诺以定金弥补益融公司损失认定为全能公司积极合理减损并不妥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益融公司主张转售利润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一审法院在未作实质审查判断的情况下，简单以证据不足以证明益融公司主张为由驳回其相应诉讼请求逻辑错误。此外，一审法院关于全能公司支付的定金足以弥补益融公司的损失的结论，在益融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情形下，作为一审判决的基础亦不妥当。本院认为，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基本事实不清，本案应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应在对本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合理审查是否构成先后系列买卖合同的情形，在适当释明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可预见性理论、减损规则、过失相抵以及损益相抵规则来对益融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做出判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788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北京益融视达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梁 睿审 判 员  唐述梁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