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终2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兆民，男，195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化云，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阿县阿胶系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曙光街东首。 法定代表人：张守君，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聊城鲁西药用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候楼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郭亮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明，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祝兆民因与被上诉人东阿县阿胶系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阿胶系列公司）、山东聊城鲁西药用辅料有限公司（简称鲁西辅料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祝兆民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主观臆断。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的表述是：“……双方均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并由代表人签字，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首先，本案涉诉合同不是一般合同，它是合同一方的个别股东在未召开股东会、未经批准、经办人也未被授权的前提下，将全体股东的股权进行转让的合同，一部分股东处分全体股东的财产是无效的。其次，涉诉合同的购买人也应要求财产的全部所有权人作为出售人到场签字对共同财产做出处理。 （二）一审法院错误判断主体剥夺了上诉人祝兆民的诉权。一审法院对涉诉的三方当事人表述是：“阿胶系列公司与鲁西辅料公司系涉诉合同的主体，合同具有相对性，只有合同相对人及特定第三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原告并非涉诉合同一方当事人，对该合同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事实上，二被告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中买卖的财产含有上诉人祝兆民的财产，上诉人祝兆民在不知情、未召开股东会、未委托他人、也未授权的前提下发现自己财产被他人另行出售，提出请求保护自己合法财产是完全正当正常的合法行为。一审法院依哪个法律条款认定上诉人祝兆民不是特定第三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必须依法，没有法律依据驳回祝兆民的起诉就是人为剥夺了祝兆民的诉权。 （三）对《东阿县政府参与、指使、指挥、办理、干预股份制台资企业》的上诉意见。一审裁定认定：“在东阿县政府部门主导、推动下，二被告订立了整体购买的合同书”。 1.被所谓出售的公司注册时，是由东阿县阿胶系列产品开发公司全民法人股）和上诉人祝兆民两个股东组成，后在2002年至2003年法人股转让成为若干公民股，再后来，若干公民股又分别转让给了台商郑祈元和刁某（已经变成台资企业），也就是说，在所谓出售时的股东有祝兆民台商郑祈元、刁某三人，没有分文全民股权。这一点，早在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4民初138号民事裁定中就已查明（见证据即裁定书第5页第四段落全文阐述了“自此企业性质变为合资企业”），故东阿县人民政府是没有任何权利对股份制台资企业进行干涉的。 2.所谓的政府部门主导推动，其真实情况是：“2005年7月，在全体股东不知情的前提下，刁某接到东阿县分管工业副县长电话，把刁某叫到副县长办公室，在副县长的具体安排下，刁某与张守君见面，提出将阿胶系列公司卖给鲁西辅料公司的要求，在场人还有东阿县经贸局局长和经贸局的其它工作人员，要求刁某在打印好的买卖公司合同上签名盖章，张守君假装给经贸局交了80万元的保证金，后期又退了回去，事实上，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订立合同之前的80万元既未打到阿胶系列公司账上，在聊城市副市长干预下，还退了回去，日后增资也是虚假的，其增资的票据经人民法院调查结果是无此账号（见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4民初138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函），据了解该票据是被上诉人阿胶系列公司、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张守君派人在河南省台前伪造的假票据（包括2015年12月19日两个300万元、一个200万元、一个550万元的假票据）。也就是说，张守君没有出一分钱，就拿到了一份刁某和其签订的“收购企业”买卖合同。 3.签订合同的次日，张守君带好几辆车、带着一帮人，还拉着好几条大型猎犬强行入住阿胶系列公司，并强行占用了公司办公室（此时，祝兆民已经被强行赶走），后来刁某被迫与张守君进行了所谓的盘点公司账目的交接（见刁某“关于东阿县阿胶系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的证词）。 4.关于裁定书查明：“买卖双方订立合同，阿胶系列公司加盖了公章，刁某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字”。实际上不是公司加盖的公章，当时公章由祝兆民所在企业的公章保管员手掌管，真正的事实是，已经在家休假的刁某利用特殊关系偷拿的公章。在作为执行董事的上诉人祝兆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一个无权偷盖公章行为。另外，事实上，刁某当时处于休假状态，他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经理，更不是执行董事，同时也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也未召开股东会，因此，刁某的签字也是违法的。 5.关于裁定查明：“鲁西辅料公司加盖了公章，张守君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印章”。张守君当时也不是鲁西辅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也未得到授权，鲁西辅料公司说签订了合同，请鲁西辅料公司举证证明，并拿出授权委托书，这样参差不齐的非法活动形成的非法手续，一审法院还认为是合法的，荒唐至极。当然，被上诉人阿胶系列公司、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势力有多大，东阿县的县长、主管局的局长等政府要人，不应管的管了、不应插手的插手了，其背后的动力也是不难想象的。 6.上诉人祝兆民呕心沥血，在计划力挽狂澜挽救企业的重要环节，带着路费和生活费，在仅有的几十万贷款支持下，本有希望救活企业，就在这关键时刻，被张守君等人强行霸占了企业，上诉人祝兆民报警无济于事，找政府无济于事，直到张守君等人找到祝兆民要求办理处理公司资产签字时，上诉人祝兆民才得知上述全部内容。张守君一手托天，既是鲁西辅料公司的代表人、又是阿胶系列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说给职工上过社保金、支付土地款、归还银行贷款等，其实这些是在其非法出售土地之后缴纳，是用祝兆民原企业的出售价值完成的。二被上诉人主张祝兆民的机械设备拉走了、已经没有股份了，事实上，在刁某向张守君公司移交资产时尚有祝兆民的投资资产记录，二被上诉人变更后的公司注册中仍有祝兆民的股权。二被上诉人主张祝兆民未过问企业，为了利益才起诉，事实上，祝兆民被暴力挤兑走，离开企业后，连年上访不间断，只不过没人管而已，直到张守君来北京找祝兆民，要求处理公司资产签字时，就开始走上了起诉道路，依法维权，但是屡屡受挫，事与愿违，对法院的公信力一扫而光。 7.关于裁定书查明：“双方按合同书约定进行了交接，并实际履行了约定的内容”。上述内容不知一审法院从哪里查明？是不是照搬了二被上诉人一审的答辩？事实上，阿胶系列公司的其它股东不知情、只知道企业被霸占，更谈不上交换和履行，仅有一个股东知情还是被迫的，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也没有花钱购买，预交给政府的保证金也收回去了，没有投资，就连新增注册资金的银行存单都是伪造的，除了霸占，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拿什么做了交换、拿什么做了合同的履行，不仅如此，相反还将企业搞垮并借机将企业非法卖掉，吊销了企业，促使企业走向了终点。 8.关于裁定书认为：“涉诉合同书加盖公章由代表人签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从哪里查出上述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明是上诉人祝兆民在起诉、上诉、申诉、举报、二被上诉人造假、霸占、恶势力、保护伞，法院丝毫不顾及，还做出有一个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法院这样认定也是为二被上诉人做了保护伞。 9.一审法院对实体事实的认定违反程序。准确的讲，人民法院是给原告解决事的地方，人民法院通过对原告的请求进行审查，合法的支持，不合法的驳回，超出请求的部分，法院不应审理，本案中，一审法院既然认定祝兆民无权诉合同无效，就直接使用裁定驳回就可以了，不应就实体部分在做进一步认定，恰恰相反，一审法院不仅没有阐述上诉人祝兆民主体不适格是不合哪部法律的哪个条款？却对合同的合法性作出了有效的暗示，同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祝兆民反映的鲁西辅料公司向经贸局缴纳80万元与本案无关以及之后又退回去丝毫没有表述。不难看出，一审法院严重偏袒一方，请求二审予以更正，支持上诉人祝兆民的上诉请求。 综上所述，本案涉及东阿县政府参与了本案，而县政府在人事、组织关系上、人事编制上对法院具有影响力，法院作出这样的错误裁定，也是不难理解的。据此，上诉人祝兆民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阿胶系列公司辩称，阿胶系列公司是通过东阿县政府招商引资过去的企业，当时的企业状况是经营困难，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值班的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接管的企业。当时上诉人外面赊帐很多，每天都有人要帐，企业当时已经无法经营。接管后，正常运营，销售也很好，经过政府规划进入了拆迁，我们缴纳了299人的保险，还清了一些原国有企业的债务近6000万元，目前尚亏损1000多万元。阿胶系列公司接管原来的企业是合法的，上诉人无权申请确认合同无效。原审裁定正确，阿胶系列公司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鲁西辅料公司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维持一审裁定。针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鲁西辅料公司分别提出意见如下： 1.上诉人认为本案的涉诉合同一方当事人未召开股东会、未经批准、未授权的前提下，处分全体股东的股权是无效的，并作为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同时认为一审在认定事实上存在主观臆断。鲁西辅料公司认为，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均是公司，至于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否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是一方当事人内部经营和管理问题。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无权对合同本身提出确认效力之诉。对于违反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的情形，《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救济途径为：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享有的只是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撤销权，而无权以该理由主张公司之间签订后的合同无效。一审裁定根据当时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时的国有企业改制不彻底问题，以及数百国有职工的民生问题，认定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完全不存在主观臆断，而是尊重客观事实。 2.对于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剥夺了其诉讼权利问题，鲁西辅料公司认为，上诉人并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是合同签订的主体，无权提起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合同效力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合同效力只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第三人不能“请求人民法确认其与被告(合同双方当事人)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诉权完全符合法律及法学理论规定。 3.对于上诉人指责时任东阿县政府领导参与、指使、办理、干涉股份制台资企业的问题。鲁西辅料公司认为，阿胶系列公司是经全民所有企业改制而来，当时的国有企业改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大趋势，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经验做法。当时的国有企业用地和厂房等资产，在清产核资上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认定。企业改制过程中并没有国有股份的体现，面公司绝大部分的资产均是原国有资产。同时国有企业职工300余人，在改制不彻底无法保障企业职工的民生问题时，为了社会安定，政府参与，主导企业经营是完全必要的。在上诉人及刁某不能保障300余人职工工资及社保的情况下，政府领导为了300余职工的民生问题寻找合适的企业并入，完全是在履行人民政府职能的体现。签订协议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应该顾全大局，履行股份变更的手续，而不应十余年来不管不问，置企业命运而不顾。因此，东阿县政府领导完全出于公心，本着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安定的大局的原则下，为民解忧是完全正确。上诉人对政府领导无端指责完全是自私的表现，在15年后看到国有资产变现后多次提起诉讼，无非就是想着参与分配资产。 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祝兆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阿胶系列公司与鲁西辅料公司订立的由鲁西辅料公司整体购买阿胶系列公司的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祝兆民2005年8月系阿胶系列公司股东。2005年8月，在东阿县政府部门主导、推动下，阿胶系列公司与鲁西辅料公司订立了祝兆民诉称的由鲁西辅料公司整体购买阿胶系列公司的合同书。阿胶系列公司加盖了公章，刁某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印章，鲁西辅料公司加盖了公章，张守君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印章。合同书签订后，双方按合同书约定进行了交接，并实际履行了约定的内容。2020年1月5日，祝兆民提起本案诉讼，以诉称理由要求确认双方合同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2005年8月阿胶系列公司与鲁西辅料公司订立的涉诉合同书，双方均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并由代表人签字，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阿胶系列公司与鲁西辅料公司系涉诉合同的主体，合同具有相对性，只有合同相对人及特定第三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祝兆民并非涉诉合同一方当事人对该合同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祝兆民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或公司规章制度予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祝兆民的起诉。 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刁某的证言一份，证明签订合同过程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2.法院的调查回执，证明增资的帐户是没有的。3.增资的票证四份，证明票证是伪造的。 经质证，阿胶系列公司认为刁某的证言不是事实，当时股东都是开过会，阿胶系列公司是在企业无法经营的情况下通过招商引资接管的。对证据2、3不知情，档案中的字不是张守君签的。增资手续是刘传君一手操办，手续都是虚假的。 鲁西辅料公司对刁某证言的真实性及内容均有异议，刁某当时是公职人员，将国有资产转给个人名下时，其没有出一分钱，完全是听从政府安排。对证据2、3的意见同阿胶系列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几张票据无法认定是伪造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上诉人与涉案合同是否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中，上诉人祝兆民主张自己系原阿胶系列公司的股东，但股东与公司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市场主体，法人财产和股东财产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公司股东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不能直接对法人财产主张实体权利。合同的相对性要求只有合同相对人及特定第三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即只有合同相对人和与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上诉人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均是围绕合同的效力展开，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涉案合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认为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损害其利益，因其并非合同的相对人，且不能举证证明与该合同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据此认定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从而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至于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或公司规章制度予以处理。本案中，基于各方诉辩主张及相关事实，如纠纷涉及公司治理等内部法律关系，可以依法另行处理。 综上，上诉人祝兆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祝兆民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孔繁奎 审判员  孙久强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陈守菊 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