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0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权，男，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献然，曲阳县灵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二民，男，195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河北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保权因与被上诉人汪二民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7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保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苑献然，被上诉人汪二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保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7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案由为合伙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首先本案的事实是:2004年10月30日上诉人父亲李某与涞源窑峪口村民委员会签订《荒山承包协议》，窑峪口村委会将刁菊沟荒山承包给上诉人父亲李某，承包期自2004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计15年。期间，2008年12月25日上诉人父亲李某将荒山部分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上诉人经营，并签订《权属界定协议书》，该权属界定协议书只是双方权利义务的框架协议，当时临近年终岁尾，并没有商定转让价格。二、本案诉争的标的是合伙协议书，属于诺成性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2009年2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除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外，明确约定了转让价格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金额、投资比例等内容。由此确定了《权属界定协议书》转让荒山部分价格为39万元。虽说《权属界定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父亲签订的，由于《权属界定协议书》签订在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在后，故《权属界定协议书》虽未改变签名，但协议协议部分实际经营者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二人共同经营，该《合伙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合伙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退伙，不得随意抽逃”。第十一条约定“本合伙协议为双方的根本协议，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和终止。”、第十二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当按投资比例的20%向对方偿付违约金。”、第十三条规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涉案合伙协议属于诺成性合同，于2009年2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三、涉案合伙协议的效力已由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李某依据涉案合伙协议书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7万元的诉讼，唐县人民法院所作的（2017）冀0627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保定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终5939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申2287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涉及到李某的权益性内容，李某也在签订《合伙协议书》的现场，又是唯一的当事人，对于合伙协议书的内容十分清楚。39万元的收款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汪二民出资26万元、上诉人出资13万元。现汪二民否认自己出资26万元的事实，主张向李某交纳39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汪二民主张自己履行了39万元的付款义务，则汪二民负有举证责任。汪二民不能证明自己确实向李某交纳39万元，则承担不利之后果。因此,依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父亲李某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上诉人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四、通过庭审上诉人不仅提供了真实、客观、充分的书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提供了出庭证人李某、贾某的证言，非常清楚的证实的上诉人的权利主张。书证内容既有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权属界定协议书、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也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更有唐县人民法院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客观事实，还有上诉人父亲李某原始账薄的客观记载。庭审中，被上诉人均认可以上书证的真实性，在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只一味的否认是不能成立的。只凭上诉人父亲李某起诉状中不准确的描述，并以此歪曲事实的理解为“自认”是错误的。五、就本案而言，从逻辑上说,《权属界定协议书》并未确定转让价格，转让价格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反映出来的，被上诉人称交纳39万元是依据什么确定的数额，又是如何给付的，同时被上诉人又如何理解《合伙协议书》确定的出资额，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双方出资比例，根据生活常识，又怎么可能有其一人承担39万元，岂不前后矛盾。其变称意见自然不能得到支持。况且，被上诉人还认可《合伙协议书》的真实性。这样前后矛盾的事实行为，被上诉人如何解释呢？《合伙协议书》的所有内容均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也应认定为其“自认”呢？虽然唐县人民法院（2017）冀0627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书、保定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3435号民事判决书基于法律关系不同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并没有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之所以《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是上诉人父亲李某与被上诉人签订，起因于《权属界定协议书》是二人签订的。因此结算也是与被上诉人结算的。其次对本案的审理不仅要考虑案件实情，更要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签订的（1）权属界定协议书、（2）合伙协议书、（3）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等三份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书证。六、无论是从收支帐目显示，被上诉人“实得”60万元，说明约定的上诉人父亲李某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还是自上诉人父亲李某2013年10月17日履行完毕该项义务已达几年之久，也从侧面反映出被上诉人对当时结果的认可,说明双方就此约定已经两清。一审法院明知李某是上诉人之父亲，明知三份书证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是非常清楚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第三项非常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占的股份比例，上诉人父亲李某正在基于综合考虑，在2013年10月16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的第二天，也就是2013年10月17日一次性给付被上诉人60万元整（扣除上诉人应得30万元）。七、汪二民否认出资的事实，根本不能成立。同时上诉人与汪二民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上诉人既要承担合伙亏损的责任,当然也应当享有合伙的收益（没有实际经营而坐地升值，也是一种投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故请求上级法院依法纠正。 汪二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适当，恳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 李保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合伙投资及收益款3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10月30日，原告父亲李某与涞源县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荒山承包协议》，涞源县村民委员会将刁菊沟荒山租给李某，承包期限15年，从2004年11月至2019年11月。2008年12月25日，原告父亲李某与被告汪二民签订《权属界定协议书》，李某将其承包的涞源县窑峪（口）村刁菊沟荒山部分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汪二民经营。2009年2月5日，被告汪二民与原告李保权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李保权与汪二民在涞源县刁菊沟的采矿经营，形成合伙关系；二、李保权投入资金壹拾叁万元整，占合伙股份的33.3%，汪二民占合伙股份的66.6%；四、合伙期限自即日起至汪二民与李某2008年12月25日协议书约定的采矿权利终结时止；六、合伙期间产生收益，应当首先用于按比例偿还合伙投资，收回投资后的利润，李保权按比例分红，汪二民用自己应得利润先行偿还李某贰拾柒万元，此后的利润才能由双方进行分配；协议书还对合伙人的权利义务、退伙、终止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后没有实际经营。2013年，原告父亲李某与被告汪二民将其承包的涞源县刁菊沟荒山经营权整体转包给第三人，转让总价款9300000元（其中汪二民矿区定价共计900000元）。2013年10月16日,原告父亲李某与被告汪二民签订《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终止履行2008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的《权属界定协议书》，终止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各条款约定内容；二、甲方（李某）于2013年10月17日一次性给付乙方（汪二民）投资本金及该协议履行期间乙方（汪二民）应得收益九十万元整；……。2013年10月17日，原告父亲李某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约定，原告李保权占合伙股份的33.3%，扣除300000元支付给原告李保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汪二民700000元（其中包括吴立社中介费100000元），被告汪二民实际得款600000元。 2017年3月2日，原告父亲李某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第六条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汪二民给付其27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冀0627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汪二民给付李某270000元，被告汪二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6民终593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6月15日，汪二民根据其与原告父亲李某签订的《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中第二项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父亲李某完全履行双方《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二项李某给付汪二民投资本金及利润中除已支付的款项外剩余的69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7）冀0627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某给付汪二民矿山转让价款300000元，李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冀06民终34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李保权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汪二民给付其合伙投资及收益款300000元，一审法院作出（2018）冀0627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汪二民给付原告李保权合伙投资及收益款300000元，被告汪二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冀06民终366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8）冀0627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发回法院重审，后原告李保权撤诉。2019年10月17日，原告李保权重新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保权于2019年11月26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2019年11月17日依法作出（2019）冀0627民初2026号民事裁定书，将被申请人汪二民所有的位于唐县国防路北孟唐花园6-2-401室房产证号为唐个字第××号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李保权是否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实投资130000元；二、原告李保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李保权是否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实际投资130000元问题。本案中，2008年12月25日，原告父亲李某与被告汪二民签订《权属界定协议书》，李某将其承包的涞源县刁菊沟荒山部分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汪二民经营。2009年2月5日，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在涞源县刁菊沟的采矿经营，形成合伙关系，但《合伙协议书》签订后没有实际经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总投资390000元，对此被告汪二民称390000元均为其投资，在其与原告父亲李某签订《权属界定协议书》时已经交纳，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未履行，原告李保权并未投资130000元；原告李保权主张其投资了130000元，直接交给了其父亲李某，而在2017年3月原告父亲李某诉汪二民给付其270000元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某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诉称“2008年12月25日，原告（李某）将其中的部分荒山交由被告（汪二民）经营，并签订了“权属界定协议书”，被告（汪二民）向原告（李某）交纳了390000元的费用”，庭审中，原告父亲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在该起诉状中诉称汪二民向其交纳了390000元的费用不是事实，但未说明充分理由，也未提供足以推翻该诉称事实的相关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告李保权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投资130000元的事实，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李保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李保权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李保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汪二民提出原告李保权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经查，2017年6月汪二民根据其与原告父亲李某签订的《终止权属界定协议书》中第二项约定诉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7）冀0627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书，李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冀06民终3435号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原告李保权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随后于2018年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李保权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汪二民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后没有实际经营，原告李保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资130,000元的事实，原告李保权主张被告汪二民给付其合伙投资及收益款3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保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申请费2,020元，共计7,820元，由原告李保权负担（已交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河北省高院人民法院（2018）冀民申228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李某起诉汪二民合同纠纷一案先后经唐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法院审理，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而该案与本案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和事实证据均是汪二民与李保权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李某起诉汪二民的案子判决已经生效，对合伙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内容采信并认定，而同样本案依据的仍然是该份合伙协议书对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份证据产生的不同诉讼不同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以及采信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出现前后矛盾而判决书所判决的内容也应该是前后呼应的，在此基础上李某起诉汪二民合同纠纷一案关键证据合伙协议书已被采信和确定，判决书也已经生效，而唐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又对合伙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提出质疑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该判决从法律上是不符合规定的，从证据的采信上也是没有依据的，从生效判决的确定力上也是相违背的，总之，唐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判决，直接改判。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此判决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此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该判决于2018年6月7日已经作出。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父亲李某将其承包的涞源县刁菊沟荒山部分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汪二民经营，并于2008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权属界定协议书》。2009年2月5日，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在涞源县刁菊沟的采矿经营。《合伙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实际经营。合伙期间总投资390000元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履行了2009年2月5日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其应投资130000元的问题。在2017年3月上诉人之父李某诉汪二民给付其270000元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某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诉称“2008年12月25日，李某将其中的部分荒山交由汪二民经营，并签订了‘权属界定协议书’，汪二民向李某交纳了390000元的费用”。一审庭审中，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在该起诉状中诉称汪二民向其交纳了390000元的费用不是事实，未能提交足以推翻该诉称事实的相关证据，且在一审、二审诉讼中李保权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投资130000元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李某与上诉人李保权之间有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上诉人李保权主张其已按约定投资130000元，被上诉人应给付其投资及收益款30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保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李保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鹏壮 审判员  张 力 审判员  于纪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甄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