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青年路西段15号。负责人：郭新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永，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静涛，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文，男，197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宝书，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继超，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延河，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领军，男，196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平，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孙海伟，男，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原审被告：王红柳，女，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上诉人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以下简称中牟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及原审被告孙海伟、王红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牟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已确认上诉人与五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2、在原审判决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原审判决免除五被上诉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并驳回上诉人对五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3、原审判决免除五被上诉人保证责任的理由过于主观、武断，且超出了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明显不能成立，明显违法。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错误。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孙海伟债务未到期情况下同意王红柳转让股权，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与王红柳具有共同过错的认定本身就不成立；且王红柳转让股权后虽不再持有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但却持有与股权价值相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其资产数量和偿债能力并非因股权转让而必然减少和降低；4、原审判决免除五被上诉人连带保证责任，直接违反了《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且违反民法诚实信用原则，更不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5、王红柳并非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其仅系作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孙海伟的配偶在共同还款承诺书进行签字的方式才依法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仅为孙海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五被上诉人所提供担保的债务人也系孙海伟；其次，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个人贷款贷前调查报告中（见原审卷宗第64-68页），借款人孙海伟并未向上诉人披露其配偶在河南中牟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的情况，因此在该贷前调查报告中也根本未显示王红柳的持股情况。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涉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是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而王红柳所持有股份的则为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贷前调查过程中，孙海伟未向出借人也就是上诉人披露其持股情况，上诉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在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权的情况。另外，从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角度，上诉人作为其分支机构，根据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有独立开展业务的权限。上诉人在出借该笔涉案贷款时，一方面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王红柳在其总行持股的情况，从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总行的角度讲，总行也对孙海伟在其分支机构也就是上诉人处有借款，且王红柳作为共同还款人具有还款义务的情况也不知情。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也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王红柳在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权的情况，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王红柳作为孙海伟借款合同的共同还款人，具有共同还款义务的情况。张继超辩称，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称：在涉案借款尚未到期和王红柳所持股权并未进行权利质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王红柳转让股权，主观臆测并认定上诉人和王红柳的共同过错，这种认定本身就是伪命题，且明显不能成立。信赖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等。一、王红柳转让股权时，是否告知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王红柳于2018年5月31日给其丈夫孙海伟担保借其本行450万元贷款，并签订有借款人配偶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已完全知晓并同意孙海伟向贵行申请贷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期限12个月，用于进货。同意其与贵行签署的合同或文件全部条款，并且承诺受条款的约束。同时，本人承诺将无条件地与其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义务”，而借款人孙海伟未按约从2018年11月完全支付借款利息，合计支付利息至2019年4月7日。在出现支付利息困难，借款于2019年5月31日即将到期的情况下，2019年4月29日，王红柳就其持有的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原始股）与案外人徐书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案外人徐书玲于2019年6月5日在中牟农商银行开户，证明交易成功，这时借款人的借款已经到期未还。如果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知道上述情况，说明中牟农商银行协助孙海伟和王红柳转移资产，将还款责任转嫁给其他担保人；如果董事会董事不知道上述情况，说明经办人没有告知董事会董事，失职渎职，使国有资产流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二、中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8日和2019年4月12日分别对借款人孙海伟下达了限制消费令，（2019）豫0122执1325号和（2019）豫0122执1306号。这组证据证明发生的日期是在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王红柳转让股权时间之前，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袒护借款人孙海伟。根据中牟县人民法院（2019）豫0122民初9632号民事判决书，中牟农商银行城区支行与被告孙志刚、杜卫敏、王建勇、李松菊、王红柳、孙海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显示，因被告李松菊、孙海伟签署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不能证明被告李松菊、孙海伟为孙志刚向中牟农商行借款1500000元提供担保，中牟农商行亦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中牟农商行主张成立，故其要求李松菊、孙海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这笔贷款的日期是2019年1月23日，借款人为孙志刚，王红柳是担保人之一，签署了《担保人配偶承诺书》，法院判决为何没有支持中牟县农商行请求，因王红柳与孙海伟于2018年11月21日离婚，王红柳签署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属于虚假合法夫妻，中牟农商行没有履职尽责调查，袒护孙海伟造成的。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三十一条贷后检查，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中牟农商行借给孙海伟的450万元用于海瑞达超市进货的款项没有尽到调查检查职责。从工商信息查询中可以查到借款人孙海伟于2018年12月26日把自己名下的郑州海瑞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2个分支机构海瑞达超市建设路店和解放路店的法人代表变更为李冬冬，王红柳作为监事。综上所述，中牟农商银行袒护、协助借款人孙海伟、王红柳逃避债务、转移资产，恶意将还款责任转嫁给其5位担保人，进一步损害了担保人的信赖利益。张亚文、陈宝书、南延河、郝领军辩称，一、被答辩人作为出借人，其与借款人孙海伟、王红柳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的利益，答辩人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承诺书》应属无效。1、签订担保合同前借款人孙海伟已经涉及诉讼案件五六起，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提起诉讼，而上诉人未尽到审慎义务，编造了虚假的《关于孙海伟申请担保贷款的调查报告》，实际上孙海伟除了有两个超市和中牟县味道名家酒店外，已没有其他财产，而王红柳在上诉人处持有500万股份，这是上诉人之所以为其提供贷款的核心保障，也是担保人愿意提供担保的前提，故判决书认定：五个担保人是在相信借款人有偿还能力的前提下提供了担保。退一步讲：若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前知道上诉人的《调查报告》是虚假的，王红柳的500万不存在，担保人是不可能为孙海伟提供担保的。2、签订《担保合同》时，本案借款合同还未成就，担保人被孙海伟告知该笔贷款没有获批，五个担保人以为签订的担保合同已作废，虽然最终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却未让孙海伟提供任何财产的抵押，导致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过程中，在孙海伟严重逾期情况下，两个超市被孙海伟变更给他人，500万元股权转让他人，造成现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严重后果。3、隐瞒、虚构借款用途，名为“进货”实则“借用过桥资金偿还旧贷，借新偿还过桥资金，与借新还旧雷同”，扩大担保人的担保风险。以上均证明：上诉人与借款人均采取欺诈行为，骗取担保人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应属无效。虽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合同》有效，但确认了担保人提供担保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在相信借款人有能力偿还情况下提供的担保。二、一审法院在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免除了五个答辩人的担保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肯定性评价，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义务应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一审法官依据《合同法》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做出判决，有法可依。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个内容：一、对待他人诚信不欺；二、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主体应遵循最高指导原则，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民法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在合同法领域，当事人首先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订立契约和履行契约，无论当事人是否有约定，诚实信用原则都是约束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条款。结合本案孙海伟从2018年11月开始出现不能足额支付利息及本金，直到合同于2019年5月到期一直处于违约状态。在孙海伟构成恶意违约情况下，于2019年4月25日上诉人董事会通过了同意王红柳股权变更的议案，于4月29日王红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4917916股以每股3.05元价格转让给徐书玲，转让总价款14999643.8元，2019年6月5日股东名册记载为徐书玲名字。而本案借款到期时间2019年5月31日，王红柳收到巨额股权转让款近1500万元却没有归还分文，上诉人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防范措施，向王红柳主张以股权转让款偿还债务从而减轻损失的行为，对上诉人怠于保障债权利益的消极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法律后果。针对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对上诉人列举的《担保法》的条款仅仅限定在订立合同时法律规定，而诚实信用原则贯穿在合同缔结、履行、履行完毕的每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三、一审判决是法官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适用法律正确，做出的判决正确。五个担保人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前提就是因为王红柳在上诉人处有500万元股份，即使孙海伟不履行还款义务，500万元股份价值1500万元足可以抵偿债务，这是每一个担保人产生的合理的信赖利益，当这种信赖利益受到损害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本案中虽然孙海伟借款未到期，但是孙海伟在王红柳转让股权时已严重违约达6月，已构成恶意的、根本性违约，上诉人据此完全可以提前解除合同，要求王红柳履行还款义务，且王红柳收到股权转让款时本案借款已到期，上诉人应迅速采取保全措施，防止款项流失，这是上诉人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但上诉人不作为行为导致借款人及王红柳起诉时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加重五个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导致担保人信赖利益的受到重大的损失。依据《合同法》42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严重的行为。这种信赖利益损失范围就是500万元股权价值，故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于法有据，有法可依，是正确的判决。四、一审判决免除五担保人的连带责任是对民事法律行为保护的一种体现，更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一审判决是对作为强关系的金融机构的不作为行为的一种惩治和警示，以此来改变上诉人签订《担保合同》之日就是坐等收益之日的狭隘思想意识，使其重新认识到签订合同之日是承担更大责任的开始之日，是把自己的义务贯穿借款始终开始之日，最后以促使借款人顺利偿还借款、上诉人收到巨额的收益、担保人不承担担保的风险的完美结果，经济的发展与共赢。而不是放任借款人恶意违约行为，执行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担保人不是款项的使用人，这样做就违背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如今，上诉人在签订《担保合同》后，为什么不让孙海伟两个超市抵押（孙海伟已转移），为什么不把王红柳的股权做权利质押（王红柳已转移），难道仅仅因为有五个担保人吗？谁才是第一应当履行的还款义务人？谁才是作为金融机构应当尽到严格把控风险的义务人？面对明知是恶意违约的借款人，作为债权人完全可以行使权利而不为，把还款希望寄托到担保人身上，这难道没有违背民法的公平与正义吗？难道不是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的行为吗？据此一审做出免除五个担保人的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根据上诉补充意见答辩如下：对其主要观点概括如下1、王红柳与孙海伟系夫妻关系。王红柳作为配偶签订承诺书以证明王红柳对该笔借款完全知情，虽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当中没有王红柳的签字。但是其应当履行的还款的义务，王红柳是明知的。2、上诉人在同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时，已明知王红柳在其总行名下拥有500万股份的事实。该事实主要证据如下：一、在一审的庭审笔录里边五个担保人描述当时签字的整个过程，并且当发现担保的数额为450万时，担保人拒绝在担保书当中签字，但是在签字现场孙海伟的代理人王建勇及银行的工作人员均在场的情况下，并告知担保人说王红柳持有500万的股份，你们不用怕。而担保人正是基于该事实才签订了担保合同。二、另外一个情节可以证明上诉人对王红柳持有500万股份是知情的，也就是一审当中担保人所提交的王建勇的录音里边显示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知道王红柳持有500万元的股份，并且在转让股份时已告知了王建勇，王建勇并且还规劝上诉人，如果该股份转让将会坑害五个家庭，对此内容在王建勇的笔录录音里边显示非常清楚。三、能够证明的是孙海伟的笔录，刚才上诉人代理人仅仅对该笔录做了断章取义的描述。由此以上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上诉人知道王红柳持有其总行500万股份的这个事实，根据这三点，上诉人代理人称上诉人的总行不知情，这个与事实也不符。在一审庭审当中，从上诉人向法庭所递交的整个贷款的卷宗当中，其中有一份是关于总行针对该笔贷款同意的批复的文件，该文件当庭我作为担保人的代理人，请求法庭然后予以调取，并且当庭上诉人将该文件递交法庭。从该批复里边可以明确地载明该笔贷款上诉人的总行是完全知道的，在一审卷宗当中可以查询。通过以上三点综合答辩如下，在签订担保合同时，王红柳、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总行均知情孙海伟有该笔借款，并且也均知情王红柳持有总行500万股份的事实，因此对其补充的内容不予采信。中牟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海伟、王红柳偿还欠款450万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31日按合同约定月利率9.72‰计算利息77274.00元，剩余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14.58‰）；2、判令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孙海伟、王红柳、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31日，中牟农商行（贷款人）与孙海伟（借款人）签订《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条借款金额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从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内连续借款，连续借款累计最高未清偿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第三条借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1日，实际借款起始日期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准，借款人所欠债务的有效凭证以贷款人按业务操作规定出具的会计凭证为准。第四条贷款利率、罚息利率、计息和结息一、贷款利率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月利率，利率为下列第1种：1、固定利率，月利率为9.72‰，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不分段计息……三、结息本合同项下贷款按以下第1种方式结息：1、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四、罚息逾期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第五条贷款的发放与支付一、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二、贷款支付方式（一）本合同项下借款采用受托支付。庭审中，中牟农商行提交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各一份及其与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拟证明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对涉案借款应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同意为孙海伟在中牟农商行贷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期限12个月，用于进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诺书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约定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自愿为债务人孙海伟与债权人中牟农商行在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债权人对债务人授信的累计未清偿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最高不能超过450万元整；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落款日期显示为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1日，孙海伟向中牟农商行出具一份借款金额为450万元的《借款借据》。同日，该行受孙海伟委托将借款450万元通过转账分别支付至王建勇账号300万（账号62×××41，开户行中牟农商银行）、张永强账号150万元（账号62×××83，开户行中牟农商银行）。另查明，1、孙海伟在申请涉案贷款时向中牟农商行提交其与王红柳的结婚证；2、王红柳向中牟农商行出具借款人配偶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已完全知晓并同意孙海伟向贵行申请贷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期限12个月，用于进货。同意其与贵行签署的合同或文件全部条款并且承诺受条款的约束。同时，本人承诺将无条件地与其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偿还义务”。3、王红柳曾系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持有该银行4917916股份；4、庭审中，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陈述：因王红柳持有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17916股份，在相信其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5、贷款发放后，孙海伟仅支付利息至2019年4月7日。贷款本金亦未返还；6、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节股份转让第三十三条载明“股东拟转让其持有的股份，须经董事会批准。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转让后股东人数必须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7、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农商董［2019］20号董事会文件显示：2019年4月25日，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议案，同意股东王红柳（名下4917916股股权）等将股权进行转让。8、2019年4月29日，王红柳就其持有的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17916股股权与案外人徐书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转让每股3.05元，总转让价款14999643.8元，资金托管方为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清册（截止2020年3月31日）显示股东共计603人，其中股东徐书玲于2019年6月5日开户，但未有王红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孙海伟、王红柳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权利的放弃，不影响该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中牟农商行与孙海伟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中牟农商行依约发放贷款后，孙海伟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中牟农商行要求孙海伟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利息分段计算：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31日按合同约定月利率9.72‰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14.58‰计算）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王红柳以配偶身份出具共同承担涉案借款的承诺书，对上述债务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中牟农商行与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因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庭审中均陈述是在相信借款人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故该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对保证人提出主合同当事人相互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保证人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应予免除，理由如下：其一，王红柳原本具有清偿涉案借款的能力，却造成案涉借款未能如期返还的结果，过错当事人应承担不利后果。王红柳曾系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该行4917916股份。在孙海伟未按约支付利息及涉案借款即将于2019年5月31日到期的情况下，王红柳以每股3.05元的价格转让4917916股权后未将出售所得款项清偿债务，主观上具有逃避债务，将还款责任转嫁给其他担保人的恶意，王红柳对涉案借款未能清偿存在过错。中牟农商行对王红柳转让股权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该转让行为对同一债权上保证人利益的影响理应知晓，在孙海伟存在违约及债务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却经董事会批准王红柳转让股权，该银行理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却未尽到。在得知股权被王红柳出卖给案外人徐书玲后，中牟农商行未积极向王红柳主张以股权出卖款清偿债务从而减轻损害，而是因其债权上存在多个担保就躺在权利上睡大觉，明显有违诚信。因此，债权人和债务人王红柳的共同过错造成本应能够清偿的债务未能清偿，而保证人对此并无过错，中牟农商行应对其怠于保障债权利益的消极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其二，保证人在得知债务人持有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17916股份的情况下与该行签订保证合同，其对债务人清偿债务存在合理的信赖利益，此种信赖利益应受法律保护。中牟农商行怠于保障其债权利益的消极行为损害了保证人的信赖利益，保证人在本案中应予免责。若令保证人在本案中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则恶意违约的债务人与怠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利益不受损，保证人的信赖利益却遭受侵害，这无疑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两方面的分析，保证人的利益遭受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侵害，保证人在本案中应当免除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海伟、王红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借款本金4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利息分段计算：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31日按合同约定月利率9.72‰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14.58‰计算）。二、驳回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孙海伟、王红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向中牟农商行出具了担保承诺书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孙海伟向中牟农商行的贷款4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承诺书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未对本次保证行为附加条件，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所陈述“是因王红柳持有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17916股份，在相信其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也并未提及，亦未以“王红柳将其所持股份对贷款提供质押”作为个人提供信用担保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保证责任的免除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而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上述情形，则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其向中牟农商行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在孙海伟违约还贷的情况下，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牟农商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孙海伟、王红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借款本金4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利息分段计算：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31日按合同约定月利率9.72‰计算；自2019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罚息月利率14.58‰计算）”；二、撤销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对判决第一项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孙海伟、王红柳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均由孙海伟、王红柳、张亚文、陈宝书、张继超、南延河、郝领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怡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唐珍珠书记员李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