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1002民初494号原告：王海平，男，196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聪，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罡，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药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56号406室。法定代表人：左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毅，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海平与被告上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诉讼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诉讼期间，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裁定驳回被告的异议。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聪、黄炜罡与被告上药控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毅、王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海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999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上药公司）原名台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医药公司)，是台州地区一家知名的百年优秀企业，拥有良好的商誉、稳定的客户和市场份额、品牌价值，原告与林弘、郑国定等八自然人为台州医药公司的原股东。2010年12月31日，台州医药公司原股东与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2017年1月3日更名为被告上药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签订《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战略合作后，台州医药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自然人股东持股100%变更为：被告持股60%，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40%（其中原告持股22.8747%，林弘持股10.152%，郑国定持股6.9733%），公司名称变更为台州上药公司。根据战略合作过程中对台州医药公司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论28423万元及被告在重组过程中单方增资5000万元计算，原告持有的22.8747%股权在重组完成后股东权益价值为7645.41万元。2011年至2015年年底，原告及另外两名自然人股东直接参与并主导台州上药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原告（担任总经理）及财务总监林弘为主的经营班子的努力下，台州上药公司营收稳步增长，营业利润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90%。2015年，台州上药公司的营业总收入达169110万元，企业年利润达2027.40万元，职工总人数达593人。就在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全体职工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被告公司内部部分人员因理念及利益分配等原因，开始对自然人股东设置重重障碍，经常在被告公司领导面前挑唆三自然人股东与被告的关系，导致自然人股东与被告之间关系彻底恶化，无法继续合作。经多次充分协商一致，包括原告在内的三名自然人股东与被告于2015年12月2日签署了台州上药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三自然人股东承诺将合计持有的40%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转让后，被告将持有100%的公司股权，双方拟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事宜。股东会决议达成后，双方即开始履行决议内容，原告等三自然人股东逐步退出台州上药公司的经营管理。至2017年，台州上药公司已经完全由被告掌控并全面负责经营。由于自然人股东与被告对股权转让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提出仅以5000万元价格收购三自然人股东估值约1.5亿元总计40%的股权），故一直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等事宜。在此情况下，被告滥用大股东权利，通过一系列措施和行为导致公司经营状况极度恶化，商誉直线下降，客户大量流失，最终全面停业，数百名职工全体失业，企图以此给自然人股东施加压力，迫使原告、林弘、郑国定不得不以超低价格向其转让股权，甚至“净身出户”，彻底退出公司。被告滥用大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及原告股东利益的主要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违反股东间的书面约定，停止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派驻财务总监故意在合作银行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致使台州上药公司遭受严重资金短缺和商誉损失，无法正常经营。自然人股东与被告进行战略合作时和合作后多次约定，新公司运作资金的筹措，由被告予以支持，公司向银行借贷筹资过程中，由被告提供资金或担保，原告、林弘、郑国定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但被告自2015年下半年起，便以各种理由阻碍台州上药公司通过银行信贷方式取得经营资金。三自然人股东多次致函被告要求其及时为台州上药公司落实担保，但被告一再拖延。被告委派到台州上药公司的财务总监赵明琪主动约见台州上药公司开户银行及其他合作银行，代表公司肆意夸大自然人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矛盾，极力散布被告已决定放弃台州上药公司，台州上药公司已经负债累累，供应商将陆续起诉台州上药公司等不实言论，故意毁坏公司形象和信誉，导致数家与台州上药公司保持长期良好关系的银行收紧对公司的授信贷款，台州上药公司面临长期的经营资金短缺，公司职工人心惶惶，供应商停止供货、公司难以正常经营等系列后果。二、自2017年5月起至今，台州上药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会议，被告派驻台州上药公司的高管自2018年9月12日起一直未到岗上班，公司的意志决策、执行和经营管理均处于瘫痪状态。被告委派到台州上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一直未正式到岗上班，如董事长罗方民，实际已办理退休手续，不履行董事长职责；总经理陈俊健自2017年4月担任总经理职务起至今近三年时间，为了逃避总经理的职责，连续不断请病假，自2018年9月12日起至今实际上仅上班30天，财务总监赵明琪、副总经理方晓自2018年9月12日起至今没有上过一天班，均不履行相应的高管职责，任由公司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三、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意登报申明台州上药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证照遗失作废，重新刻制一套公司公章和证照，并带离台州非法保管使用至今，台州上药公司因原公章和证照被作废无法开展经营和相关业务。因原、被告对公司公章和证照保管和使用存在争议，2018年9月12日，双方在台州市椒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协调下进行协商，被告明里派代表参与协商，暗里却指派台州上药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方民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登报形式申明公司公章、法人章、公司营业执照遗失作废，重新刻制了公章、法人章及营业执照等，并带离台州，非法保管和使用至今。被告未按照公司规定将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交到公司办公室归公司经营使用，导致公司根本无法正常经营和开展相关业务。被告擅自刻制公章等证照后，还向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均书面发函，供应商和客户接到函件后，纷纷要求与公司对账，多家供应商甚至直接起诉公司，与公司断绝业务往来，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大批流失，损失不可估量，也永远难以弥补。四、未经股东会决议，陆续停止公司下属子公司和部门的营业，并在2020年1月8日全面停止台州上药公司的经营活动。被告掌控公司后，因指派的高管故意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经营业绩良好的玉环综合服务中心、阜大中药饮品有限公司、中药服务中心、阜大药号沙北店等下属子公司或部门陆续停止营业或关门。2020年1月8日，被告利用自己掌控公章的便利，在未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情况下，擅自以台州上药公司的名义向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暂停营业的申请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已对库存药品采取了销售、退回供应商及报损的方式处理，至2020年1月8日库存药品已全部处理完毕，无剩余药品，特申请暂停营业，暂停时间2020年1月16日到2021年1月15日止。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台州上药公司的大股东，为了迫使三自然人股东以超低价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采取了系列违反约定和法律，且突破商业道德底线的行为，其行为不但损害公司的根本利益，也直接损害的原告等自然人股东的合法利益。台州上药公司这家台州百年知名企业，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客户和市场份额几乎全部流失，商誉和品牌价值丧失殆尽，数百名职工面临下岗。台州上药公司原股东与被告2010年战略合作时，被告对台州上药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结论是28423万元，至2019年，经椒江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以2019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就已经降至-2374.69万元。按三自然人总计持股40%计算，三自然人股东总体股东权益损失至少达13369.20万元【（28423万元十5000万元）×40%-0万元】，其中原告所占股权比例为22.8747%，股东权益价值损失至少达到7645.41万元【（28423万元+5000万元）×22.874%-0万元】。被告及被告遍布全国各地的子公司经营范围与台州上药公司几乎相同，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台州上药公司百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和商业机会等被被告转移，否则，被告又怎么会主动停止台州上药公司的一切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因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全部损失计人民币7645.41万元。因公司处于紧急危难时刻，原告与其他两名自然股东为了尽快让公司恢复经营，自然人股东与被告之间尽早结束矛盾，数百名公司老职工尽快恢复工作状态，原告自愿将要求被告赔偿的损失金额从7645.41万元调整为4999万元，并与其他两自然人股东一致同意如果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和另两名自然人股东赔偿损失，被告的部分赔偿金以台州上药公司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进行折抵，同时，愿意解决部分老职工的工作安排问题。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120条之规定，特提起诉讼。被告上药公司辩称，一、原告在诉状中未能明确被告有何种侵犯原告权益的行为，原告不是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主要情形包括股东会、董事会限制或剥夺股东表决权、限制股东优先认购权，公司符合分配股利的条件而不分配股利，公司并购、解散和清算过程中欺压少数股东等等。该等情形主要是直接限制和侵犯股东在公司中享有的知情权、表决权、优先认购权、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的情形，股东享有的股权价值因公司亏损而间接受损，不在此列。原告列举的被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包括：（1）“停止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派驻财务总监故意在合作银行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致使台州上药公司遭受严重资金短缺和商誉损失，无法正常经营”。原告此处提及的资金和担保是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的，所谓财务总监散布的谣言也是毁坏台州上药公司的商誉，原告诉称的这些行为影响的是台州上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原告的利益；故应当由台州上药公司提起侵权之诉，原告无权起诉。（2）“自2017年5月起至今，台州上药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会议，被告派驻台州上药公司的高管自2018年9月12日起一直未到岗上班，公司的意志决策、执行和经营管理均处于瘫痪状态”。此处原告所述的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会议是台州上药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会议，缺勤人员是台州上药公司的高管，因为没有召开会议和人员缺勤而受影响陷入瘫痪的是台州上药公司，应当由台州上药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追究相关责任。（3）“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意登报申明台州上药‘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证照遗失作废，重新刻制一套公司公章和证照，并带离台州非法保管使用至今，台州上药公司因原公章和证照被作废无法开展经营和相关业务”。此处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营业执照等是台州上药公司的财产，而不是原告或被告的财产，因公章、证照保管不当受到损失的是台州上药公司，仍然应当由台州上药公司作为原告追究相关责任。（4）“未经股东会决议，陆续停止公司下属子公司和部门的营业，并在2020年1月8日全面停止台州上药公司的经营活动”。此处原告所称停止经营的主体是台州上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受影响的也是台州上药公司，如有任何一方需要对台州上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停止经营的情况负责，也应当由台州上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作为原告追究责任。综上，首先，被告不认可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的上述事由。其次，原告诉称的上述事由，直接损害的是台州上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原告的利益，原告无权依据该等事由起诉被告。基于原告诉称的事实，台州上药公司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由台州上药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提起相关诉讼。原告诉称的种种损害台州上药公司利益的事由，不在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内。2017年期间，台州上药公司自然人股东王海平、林弘、郑国定曾致函台州上药公司监事会，请求起诉被告，台州上药公司监事会收到该等请求后，以台州上药公司作为原告、台州上药公司监事会作为诉讼代表人，代表台州上药公司向被告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台州上药公司起诉的事实依据包括被告没有按照重组协议约定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医药品种对接、资金担保以及建立物流中心，被告指派财务总监赵明琪散布损害台州上药公司的不实言论，导致银行调整授信额度，致使台州上药公司资金链恶化等。该案件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公司法》第1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3条的规定，监事会无权代表台州上药公司起诉股东，对他人造成公司损失的求偿应当属于经理和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应当由董事会代表台州上药公司起诉，因此裁定驳回台州上药公司的起诉。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事实依据同样是被告损害台州上药公司利益，与上述台州上药公司诉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事实依据相同，原告应当按照《公司法》第151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3条规定，履行前置程序，请求台州上药公司董事会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诉讼。原告作为台州上药公司的股东，不是其诉称的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方，无权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案由直接起诉被告。二、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不是事实，被告没有实施任何侵权原告权益的行为，也没有实施侵犯台州上药公司权益的行为。（一）被告没有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的义务。原告诉称被告“停止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派驻财务总监故意在合作银行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致使台州上药公司遭受严重资金短缺和商誉损失，无法正常经营”。对此，被告发表以下观点：（1）被告没有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的义务。被告根据《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及台州上药公司章程的规定，已按时、足额向台州上药公司缴纳了5000万元出资并向自然人股东支付了1.5亿元股权转让款，履行了《重组协议》和公司章程项下的所有股东义务。被告不再负有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额外资金和担保的义务。被告自2014年起为台州上药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台州上药公司发展考虑，不代表被告有义务提供担保。后被告发现台州上药公司融资所得资金全部被药药好公司占用，没有用于台州上药公司自身发展，因此才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将回收药药好公司占款作为继续提供担保的前提。协议第7.5条约定：重组完成后，甲乙双方同意，新公司运作资金的筹措，由新公司股东方予以支持，新公司向银行借贷筹资的过程中，由被告提供资金或担保，乙方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自然人股东在2017年10月13日才将股权质押给被告，被告随即根据上述条款约定，向浦发银行出具担保函，为台州上药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于2017年11月20日审批通过，为台州上药公司授信1.5亿元。被告遵守了协议的约定，原告称被告违反约定，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并且，如果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提起合同违约之诉，而非侵权之诉讼。（2）赵明琪没有毁坏公司商誉，并且赵明琪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赵明琪“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原告提供的律师函，是由原告作为委托人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事务所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律师函记载的情况均是原告告知律师的，不能作为证据证明赵明琪“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赵明琪没有实施原告律师函中所述的行为。其次，赵明琪是台州上药公司董事会决议聘请和任命的财务总监，只能在权限范围内代表台州上药公司行事，其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原告认为赵明琪“散布和毁坏公司商誉”是被告的侵权行为，混淆了行为主体。（二）被告与自然人股东在2017年、2018年期间多次召开股东会会议。原告诉称“自2017年5月起至今，台州上药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会议，被告派驻台州上药公司的高管自2018年9月12日起一直未到岗上班，公司的意志决策、执行和经营管理均处于瘫痪状态”。对此，被告发表以下观点：根据台州上药公司章程第21条和27条规定，召集股东会会议是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召集董事会会议是董事的职责，股东没有职责和义务召集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原告认为台州上药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是被告的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原告如果认为被告有义务召开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则同样作为台州上药公司股东的原告也应当负有这样的义务，对于没有召开会议造成的损失，原告也应当承担责任。原告称台州上药公司自2017年5月起就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会议、董事会会议，不是事实。台州上药公司各方股东在2017年8月31日召开会议，就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等重要资料保管达成了《备忘录》，由各方股东签署。2018年10月11日，自然人股东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被告也进行了积极回应，各方在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24日多次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但因分歧巨大没有达成任何决议。2018年9月13日，台州上药公司董事长罗方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致函台州上药公司各位董事、监事，通知在2018年9月25日召开台州上药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但担任董事职务的自然人股东王海平、林弘以及担任监事会主席职务的郑国定以通知上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是“假章”为由，拒绝参加会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台州上药公司董事、高管存在缺勤行为。首先，台州上药公司董事长罗方民、总经理陈俊健、财务总监赵明琪、副总经理方晓是经台州上药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聘任的，对台州上药公司负责，该等人员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其次，原告的证人蒋某和李某表示不清楚该等董事、高管是否在外另有办公室，李某表示不认识罗方民等人，显然他们并不熟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他们的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纳。此外，原告2020年4月18日提交的证据第72至85页显示，台州上药公司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每月的员工工资明细均由总经理陈俊健、财务总监赵明琪签署，原告证据第175页2017年5月19日的《台州上药和药药好相关业务要求的会议纪要》由总经理陈俊健签署；这与原告诉称陈俊健自2017年4月起“为了逃避总经理的职责，连续不断请病假”相互矛盾。（三）原告非法抢夺由台州上药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保管的公章证照，台州上药公司不得不重新刻制和制作被夺走的印章和证照。原告诉称罗方民“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意登报申明台州上药‘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证照遗失作废，重新刻制一套公司公章和证照，并带离台州非法保管使用至今，台州上药因原公章和证照被作废无法开展经营和相关业务”。对此，被告发表如下观点：首先，被告不是台州上药公司登报公告印章证照遗失、重新刻制印章和补办营业执照的行为主体，该等行为是台州上药公司实施的，原告认为这些行为是被告实施的侵犯台州上药公司利益的行为，显然没有认清该等行为的主体。其次，台州上药公司各方股东在2017年8月31日签署的《备忘录》中就台州上药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等的保管达成一致，约定“台州上药公章由上药控股推荐并经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保管并负责审批使用”，“留存银行的法人章或总经理章、密钥、审批密码由上药控股推荐并经董事会聘任的财务总监负责保管”。因此，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双方对公司公章证照保管和使用存在争议，不符合事实。台州上药公司自然人股东王海平在2018年7月31日带人闯入财务部门，抢走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网银密钥、营业执照等公司印章证照，并在8月3日利用抢来的网银密钥逼迫出纳向第三方转账280万，公然盗窃公司财产。在向台州市公安局报案后，台州上药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公司资产进一步遭到王海平盗窃，依据公安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地登报公告印章证照遗失，并向公安部门申请重新刻制印章、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重新办理营业执照。被告不是该等行为的主体，被告也没有权利为台州上药公司登报公告、申请重新刻制印章和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四）台州上药公司和阜大中药饮片公司暂时停业是两家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自主决定，是为了保护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资质，两家公司的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称“被告利用自己掌控公章的便利，在未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情况下，擅自以台州上药公司的名义，向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暂停营业的申请报告”。对此，被告认为：第一，根据股东间的《备忘录》约定，台州上药公司公章由台州上药公司总经理保管，不存在被告掌控台州上药公司公章的情况。第二，原告提供的《关于申请暂停经营的报告》、《承诺书》复印件上加盖的是台州上药公司的公章，《关于暂停生产的报告》复印件上加盖的是阜大中药饮片公司的公章，该等文件不是被告制作的，原告又没有出示原件，被告不清楚其是否真实。第三，台州上药公司和阜大中药饮片公司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管理和决策机构，即使两家公司确实申请暂停经营，这也是两家公司的独立决定，与被告无关。第四，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需要有质量管理负责人、与经营规模相适应数量的执业药师、符合规定的药品存储和物流系统等等人员、场所和经营条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对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进行不定期的现场检查，以确保其符合上述条件。因自然人股东设立的药药好公司、海辰药业公司等关联公司欠下台州上药公司1.5亿元款项，导致台州上药公司资金链断裂，经营陷入困境，员工也纷纷流失，已经无力保持药品经营许可所需的人员和经营条件，如被相关部门现场检查发现不合规，将面临吊销许可的风险，台州上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阜大中药饮片公司的管理层为保护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资质，不得不主动向食药监部门申请暂停营业。三、原告没有证据支持其所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准确性。首先，原告提供的“浙源评报字［2010］第0160号”《评估报告》是为被告收购台州上药公司60%股权之目的而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分析”一段记载“而收益法……还考虑了上海医药作为合作方给台州医药在管理、销售网络及品牌优势等方面带来的协同价值，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与上海医药合作后台州医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考虑到被告在医药流通行业的地位，该估计仅仅适用于被告收购台州上药公司60%股权的交易，而不可能适用于任何第三方收购台州上药公司股权的交易，该评估结果不能反映台州上药公司股权在2010年时的市场价值；所以原告提供作为比较基准的股权价值是不准确的。其次，台州上药公司2019年的外部环境相较2010年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医药流通领域“两票制”改革的推行和中美贸易战的暴发使台州上药公司所处的外部经济政策环境严重恶化，2019年评估机构再次评估台州上药公司的价值时，必然要考虑已经恶化的外部环境。原告直接将2010年的股权评估价值减去2019年的股权评估价值，作为其所声称的“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而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对台州上药公司股权价值的负面影响，因此这种计算非常不准确。最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在2016年3月31日前受让原告的股权,侵害了原告的利益。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3月31日台州上药公司的股权估值的具体金额。相反，被告提供的台州上药公司2015年、2016年审计报告可以证明，由于原告设立的关联公司药药好公司、海辰药业公司欠下约1.5亿的巨额款项，台州上药公司所有者权益在扣除这些款项后金额为负3000万元至负5000万元之间。四、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原告称被告的种种行为造成台州上药公司股权价值贬损，但原告列举的侵权行为，除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外，其他行为主体均不是被告，并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和股权价值贬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在原告等自然人股东管理台州上药公司的2015年、2016年期间，原告的关联交易行为导致台州上药公司亏损1.5亿余元，台州上药公司所有者权益在扣除关联交易欠款后为负3000万元至负5000万元之间。但因为截至2016年12月31日，药药好公司和海辰药业公司的应收账款还未计提坏账，台州上药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还是正数。2017年8月31日，各股东签署《备忘录》之后，台州上药公司的印章证照交由新任总经理陈俊健和财务总监赵明琪保管，原告等自然人股东退出台州上药公司管理。截至2017年底，台州上药公司对药药好公司、海辰药业公司的往来款全部被计提坏账，所有者权益调减为负7000余万元；台州上药公司股权价值贬损完全是原告造成的。2018年、2019年期间，台州上药公司由新任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经营，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天评咨报［2019］010号”分析报告，2019年台州上药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5851.17万元，估算价值为-2374.69万元，账面价值扭亏为盈，即使按估算价值计算，相较之前亏损也大幅缩小。综上，台州上药公司的亏损完全是原告导致的，原告管理台州上药公司，与药药好公司和海辰药业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使药药好公司和海辰药业公司欠下台州上药公司1.5亿元款项，与台州上药公司的亏损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侵犯的都是台州上药公司的利益，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除停止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担保外，行为主体均不是被告。原告提供的2010年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不能反映台州上药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并且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对2010年和2019年股权价值评估结果的影响，其根据两份评估报告得出的损失金额是不准确的。并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的因果关系，相反，被告的证据和原告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台州上药公司的损失是原告管理台州上药公司期间与药药好公司、海辰药业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造成的。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被告企业信用信息。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体并不适格。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分析。2、《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台州上药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台州上药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12月2日）、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5年公司利润表。被告对其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表面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3、《关于变更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的函》（沪医控办［2013］93号）、《关于推荐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函》（沪医控办［2013］168号）、《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2015年12月2日）、《关于推荐陈俊健任职的函》（沪药控办［2017］96号）、《关于推荐陈俊健同志任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通知》、《关于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的通知》。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台州上药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被告推荐，任命还是由台州上药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定，无法体现出原告主张的上述人员系被告在台州上药公司的代表。4、（2018）浙台东证字第1693号《公证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有无担保义务、有无拖延担保审批手续以及与银行不予放贷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分析。5、《关于要求上药控股有限公司尽快恢复履行大股东职责，拯救员工于下岗失业，避免公司陷于倒闭之中的紧急情况反映》。被告对于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情况反映中员工的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签名真实，也仅为台州上药公司部分职工的诉求，被告是否存在损害台州上药公司利益的行为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6、《关于更新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的通知》、《告客户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2018年9月10日，台州上药公司启用新的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并已刊登作废老的公章、印章、正副本。7、台州市椒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函》、《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印信管理制度》、对台州上药员工的《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身份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即使真实，仅能反映原、被告对原印章的管理存在矛盾，台州上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方民以遗失为由重新刻制了台州上药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但无法作为被告持有新的公章、法人章的依据。8、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函》。被告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律师函》为原告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的函件，属于单方制作的证据，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9、《关于申请暂停经营的报告》、《承诺书》。被告对其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台州上药公司向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并非由被告出具，与本案缺乏关联。10、浙源评报字［2010］第0160号《评估报告》、中天评咨报［2019］010号《椒江区人民法院了解股权价值而涉及的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报告》。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1、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章程、《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一届第六次暨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6日上药控股副总经理唐鹏程在上药控股、台州上药工商合作战略峰会讲话文字稿》、《2014年5月20日上药控股总经理李永忠在北京药药好新闻发布会讲话文字稿》。被告对《2014年4月16日上药控股副总经理唐鹏程在上药控股、台州上药工商合作战略峰会讲话文字稿》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台州上药公司存在探索电子商务运作的构想，并同意由自然人股东启动实施，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予以支持的事实。12、新京报、证券时报、经济日报、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数十家媒体对“药药好”上线的报道。被告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3、委派通知（自然人股东）、委派通知（33名核心管理层）、2015年1-3月，2016年10-12月，2017年10-12月，2018年4-6月工资明细、关于对缺勤员工的通知、《关于对缺勤员工的通知》情况说明汇总表、关于对《关于对缺勤员工的通知》的函复、通知函。被告除对2015年1-3月，2016年10-12月，2017年10-12月，2018年4-6月工资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加盖的为台州上药公司的原公章，对证据形成的时间本院无法确定，且即使是台州上药公司派员工去药药好公司上班，台州上药公司再要求员工回台州上药公司报到，均是台州上药公司的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14、2015年1月11日方晓副总经理在2014年度公司年终总结大会讲话文字稿、《购销框架合同书》、部分药品的销售合同、药药好公司向台州上药公司采购合同统计表、中国银行台州分行销易达融资业务合同书及附件、被告董事长罗方民签署的委托书（即销易达融资委托书）。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即使真实，也与本案缺乏关联，仅能反映台州上药公司与药药好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15、（2018）沪01民终678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其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是否构成竞业禁止的违约行为与本院缺乏关联。16、2015年10月27日《回函》、2015年11月9日《关于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经营陷入绝境的通告函》、《台州上药和药药好相关业务要求的会议纪要》及附件《承诺书》、2018年7月31日《自然人股东关于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紧急情况致大股东的函告》。被告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为原告等自然人股东单方制作发送给被告的函件或台州上药公司的内部决议，原告单方制作的函件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台州上药公司的内部决议也无法体现被告的意志。17、台州上药公司股东会2016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三号、《关于要求上药控股有限公司尽快恢复履行大股东职责，及时办理银行授信手续，避免公司陷入倒闭之中的紧急情况反映》、上药控股1.26亿元资金去向及相应银行回单。被告对情况反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均由异议。本院认为，股东会决议就台州上药公司资产抵押融资及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质押达成一致，无要求被告需承担融资义务。原告提供的情况反映为原告等自然人股东的单方诉求，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借款1.26亿元的资金去向，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反映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即使款项用于归还台州上药公司的银行贷款，但也并不影响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提供借款的事实。18、《民事诉状》及《证据目录》、（2019）沪01民初207号《民事裁定书》及《查封清单》、《自然人股东再次要求董事长罗方民、总经理陈俊健主张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的权利的函》及邮政底单。被告对函和邮政底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系在台州上药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系被告作为债权人所行使的正常诉权，提起保全也是被告的诉讼权利，该组证据无法作为被告损害台州上药公司利益的证据。19、关于暂停生产的报告。被告对于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即使真实，台州阜大饮片有限公司对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的报告，无法体现系被告所为。20、抗诉申请书及投递凭证。被告对其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原告单方制作，且与本案缺乏关联。21、证人蒋某、李某的证人证言。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证言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证人作为台州上药公司的员工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2017）浙10民初996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终588号民事裁定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案的原告主体、事实和理由、法律关系等均与上述两份裁判文书不同，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构成重复起诉。2、药药好公司企业登记信息、（2017）沪0115民初65689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申3037号民事裁定书、（2017）浙01民初981号案件《证据交换笔录》、（2017）浙01民初981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108号案件《庭审笔录》、（2019）浙民终108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322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及案件受理通知书、台州上药2017年度审计报告（节选）、（2019）浙0108民初533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执行人信息检索结果、台州海辰药业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2019）浙1082民初823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药药好公司是否欠台州上药公司1.38亿元货款尚未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本院不作认定，且与本案缺乏关联。3、台州上药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2017年至2019年度授信业务）、上药公司2017年5月27日股东决定、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上药公司担保函、浦发银行授信审批意见、81012017280463号浦发银行融资协议、810120172804630203号浦发银行融资协议、810120172804630103号浦发银行融资协议、ＣＤ81012017880104号浦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ＣＤ81012017880091号浦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ＣＤ81012017880092号浦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ＣＤ81012018880022号浦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ＣＤ81012018880035号浦发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原告除对上药公司2017年5月27日股东决定、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台州上药公司所有股东决议2017年至2019年向交通银行台州分行申请授信最高本金1.5亿元；2017年10月13日原告等三自然人股东约定将股权质押给原告，由被告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1.5亿元；浦发银行台州分行于2017年底开始向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1.5亿元，由被告提供担保的事实。4、2018年3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2018年11月28日结算业务申请书及交通银行自助票据机回执、2018年12月6日结算业务申请书及交通银行自助票据机回执、2018年12月10日结算业务申请书及交通银行自助票据机回执、2018年12月24日结算业务申请书及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2019年1月2曰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浦发银行电子回单、2019年3月1日结算业务申请书及交通银行自助票据机回执、2019年4月15日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2019年4月22日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2019年5月8曰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2018年7月19日浦发银行回单凭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借给台州上药公司1.26亿元。5、关于召开台州上药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台州上药董事监事会主席回函、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函、上药公司关于台州上药公司自然人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回函。原告对关于召开台州上药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表面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6、2017年8月31日台州上药公司各股东签署的《备忘录》、上药公司致台州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财务总监赵明琪与出纳周莹莹的微信聊天记录、浦发银行转账凭证、钱江晚报2018年9月10日台州上药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遗失公告、钱江晚报2018年9月13日台州上药公司预留全套银行印鉴作废声明、重刻公章凭证。原告对《备忘录》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备忘录》所载的内容予以确认；对上药公司致台州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财务总监赵明琪与出纳周莹莹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浦发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等自然人股东非法抢夺公章、印鉴、网银密钥的事实；对其余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台州上药公司以遗失为由登报作废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银行全套印鉴，台州上药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方民重新刻制了台州上药公司的公章、法人章的事实予以确认。7、汇款凭证、验资报告。原告对其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已按《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8、台州上药公司2015年审计报告、台州上药公司2016年审计报告，原告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台州上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作的审计报告，与本案缺乏关联。9、2019年8月7日交通银行回单、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支付工资的薪资审核表和工商银行电子回单、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交通银行回单。原告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至今仍在为台州上药公司员工支付工资和缴纳住房公积金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31日，台州医药公司的股东王海平、项修田、邱阳桂、沈显康、张建国、徐道华、林弘、郑国定为乙方与被告为甲方签订《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约定重组台州医药公司，重组方式为对台州医药公司进行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相结合；重组后甲方持有60%的股权，乙方持有40%的股权，新公司的名称为台州上药公司；确定台州医药公司价值为2.83亿元，并以此计算股权转让价格和新增资本的金额；乙方同意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并同意甲方作为唯一的新股东参与对目标公司的增资扩股，增资额为5000万元；重组完成后，新公司注册资本为650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3900万元，持有新公司60%的股权，王海平出资1486.8533万元，持有新公司22.8747%的股权，林弘出资659.88万元，持有新公司10.152%的股权，郑国定出资453.2667万元，持有新公司6.9733%的股权；重组完成后，甲、乙双方同意，新公司运作资金的筹措，由新公司股东方予以支持，新公司向银行借贷筹资过程中，由被告提供资金或担保，乙方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之后，被告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和增资款，台州上药公司的现股东为原告王海平、被告及林弘、郑国定。2015年12月2日，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与被告签订《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约定王海平、林弘、郑国定将合计持有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具体事宜以各方最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拟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事宜。之后，双方未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2013年4月12日，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发送了《关于变更台州上药公司董事、董事长的函》，载明推荐罗方民、胡敏芳任台州上药公司董事，推荐罗方民任台州上药公司董事长，请按董事会规定办理相关手续。2013年5月24日，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发送《关于推荐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函》推荐方晓任台州上药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2月2日，台州上药公司董事会形成决议，批准和同意由被告推荐的赵明琪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林弘不再担任财务总监职务；会议要求药药好公司、海辰药业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台州上药公司清偿应付款项及利息。2017年4月19日，被告向台州上药公司发送《关于推荐陈俊健任职的函》，推荐陈俊健任台州上药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8月16日，台州上药公司出具《关于陈俊健同志任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通知》。同日，台州上药公司下发了《关于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的通知》，对总经理陈俊健、财务总监赵明琪、副总经理方晓、副总经理邱阳桂、副总经理林弘等的工作进行分工。2014年9月，台州上药公司因交通银行贷款向被告申请担保，被告于2014年11月审批通过，同意担保。2015年9月，台州上药公司向被告申请担保1.2亿元，被告于2015年11月审批同意担保。2016年9月，台州上药公司向被告申请担保9000万元，被告于2017年6月审批同意担保。期间，被告在审批中反复强调需取得药药好公司的回款计划和有效账单时向银行提交担保手续。2016年5月12日，台州上药公司的所有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台州上药公司融资额度维持在2015年度的水平，即同意在银行授信额度3亿元范围内，可以向银行融资，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向银行融资时，可以将公司资产抵押，同意自然人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公司股权质押。2017年10月13日，被告与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台州上药公司1.5亿元融资，由被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或被告直接通过全国现金池借款给台州上药公司，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自愿以其持有公司部分合计34%股权质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2018年11月28日，被告与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合同》。浦发银行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8年3月2日止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了1.5亿元的融资。2017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及林弘、郑国定签订《备忘录》一份，载明台州上药公司公章由被告推荐并经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保管并负责审批使用，被告同意为台州上药公司向交通银行签订的1.5亿元授信额度合同按股比提供9000万元担保函。2018年9月12日，台州上药公司下发了《关于更新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的通知》，告知公司各部门于2018年9月10日起启动新的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台州上药公司还向客户发送了《告客户书》，告知客户于2018年9月10日启动新的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新启用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均已在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登记备案。2010年12月20日，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台州医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0年9月30日的投资价值进行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28423万元作为台州医药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投资价值。2019年7月31日，本院委托台州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台州上药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2019年3月2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估算结论为台州上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于估算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2374.69万元。2017年10月23日，台州上药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大股东职责并赔偿损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台州上药公司监事会无权代表台州上药公司进行诉讼为由，作出（2017）浙10民初9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台州上药公司的起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了上述裁定。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5月9日，被告借给台州上药公司1.26亿元，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及申请了保全。2018年9月13日，台州上药公司向各董事发送了《关于召开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明确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事项。2018年9月14日，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向台州上药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方民发送了回函，表示对其收到的《关于召开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提出异议。2018年10月11日，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向被告提出《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函》，提议在2018年10月19日至10月26日期间在台州上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2018年10月18日，被告向原告王海平及林弘、郑国定发送了《上药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台州上药公司自然人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回函》，表示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本院认为，台州上药公司的股东为原告、被告、林弘、郑国定。首先，原告以被告滥用大股东权利，通过系列措施和行为导致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损害公司及原告股东利益为由，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无论原告主张的行为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四方面行为直接损害的为台州上药公司的利益，而非直接损害自然人股东的利益。原告王海平在本案中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非直接起诉被告请求其对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被告不享有实体上的请求权。其次，原告基于其股东利益受损要求被告承担滥用股东权利的赔偿责任，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四方面行为作如下分析：一、根据《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约定，重组完成后，原、被告同意，新公司运作资金的筹措，由新公司股东予以支持，新公司向银行借贷筹资过程中，由被告提供资金或担保，乙方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被告在台州上药公司提出担保申请时，也均审核同意担保。按照约定，被告提供担保需由原告等三自然人股东将股权质押给被告，原告现主张被告拖延对台州上药公司的担保审批手续，但双方在2017年10月13日才签订《股权质押合同》，自2017年11月23日起至2018年3月2日止，在被告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浦发银行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了1.5亿元的融资。故在自然人股东未提供股权质押的前提下，被告可以不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且《台州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仅约定被告为台州上药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担保等，并未约定具体的时间、金额等，台州上药公司未取得银行的贷款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因素，无法直接归结于被告的拖延担保行为。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散布和损坏台州上药公司商誉的行为。故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第一项行为，本院不予采纳。二、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反映，台州上药公司的董事长罗方民在2018年9月13日通知召开董事会。对于原告等三自然人股东提议召开股东会，被告也是同意的。且即使存在董事会不履行召开股东会的职责，监事会及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均可以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派驻台州上药公司的高管自2018年9月12日起未到岗上班问题。本院认为，台州上药公司的部分高管虽然由被告推荐，但是最后的任命仍是董事会的决定，如果高管存在未到岗上班的情形，也不是被告的行为，与被告无关。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第二项行为，本院不予采纳。三、从程序上看，台州上药公司重新刻制一套公司公章、法人章、证照的手续合法，并无证据证明系被告擅自刻制公章、证照等，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将重新刻制的公章等不用于台州上药公司的经营。原告主张台州上药公司因原公章、证照作废无法开展经营没有事实依据。故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第三项行为，本院不予采纳。四、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反映，台州阜大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暂停生产报告以及台州上药公司的暂停经营报告均盖有两家公司的公章，无法反映系被告的行为，且基于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暂停公司的经营并非必然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故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第四项行为，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公司的经营需要股东和管理层共同努力，现台州上药公司股东之间矛盾激烈，公司出现亏损也是公司经营行为所导致，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海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750元，由原告王海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欣人民陪审员  陈建斌人民陪审员  韩希春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代书 记员  周云飞?*ArabicDash?-34-??*ArabicDash?-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