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萍，女，195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鸿（李建萍之夫），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发，男，195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燕，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建萍因与被上诉人李建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0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令李建发返还3万元；2．依法判令李建发支付自2013年至今3万元的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建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建发2013年初称生活窘迫，向李建萍借3万元，并承诺渡过难关后如数归还。二、涉案钱款系李建萍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人员无任何关系。三、2013年李建发收到李建萍汇去的3万元，并实际使用了该笔钱款。四、李建萍汇款来源（2012）西民初字第10858号民事调解书判定款项。希望法院保护李建萍合法权利。李建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3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李建萍用父亲的遗产向李建发支付李建发之前为母亲治疗及丧葬所垫付的费用，该3万元是对父亲遗产的分配。李建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发偿还李建萍借款3万元及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李建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1月28日，李建萍向李建发汇款3万元。二、2018年6月20日，李建发出具字据，载明“查实后15天内汇至李建平（萍）账号3万元”。一审庭审中李建发陈述，出具字据是对于父母遗产再次协商，并非借贷。“查实”是指李建发查实所有继承人是否一致同意将款项汇给李建萍，再由李建萍交给李某，后再重新分配遗产。但是经了解，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就没有汇款。三、2017年9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1243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李修义、张桂芬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为长子***、次子李建民、三子李建发、长女李建萍、四子李某。李建民于2008年7月13日死亡，李修义于2009年10月21日死亡，张桂芬于2012年2月27日死亡，***于2016年8月1日死亡，其妻为覃某。李修义与张桂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里的房屋一套。李修义、张桂芬夫妇晚年随李建发在该房屋中共同居住生活。李修义死亡后，张桂芬亦随李建发共同生活至2010年11月，此后张桂芬在养老院生活直至死亡。一审诉讼中，李建发、李某提交由张桂芬签名按印、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洪（代书）、黄玲共同见证的代书遗嘱一份，欲证明张桂芬生前留有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张桂芬。……我有10多万元的积蓄，由三子李建发用于我医疗和丧葬事宜，如果积蓄不够用，由三子李建发、四子李某平均分担；如积蓄有剩余，由三子李建发、四子李某平均分割继承。四、李建发、李某垫付我医疗费12万余元，这些垫付费用如果我的退休单位报销，还给李建发、李某。五、我去世以后待遇由三儿子李建发、四儿子李某分割继承。……”。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建发、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张桂芬于2011年4月21日在律师见证下订立的代书遗嘱一份。该遗嘱由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洪代书，其以代书人、见证人的双重身份会同律师黄玲参与该遗嘱的订立，符合法律规定。订立遗嘱时对家庭成员关系及财产属性的陈述无误，能够准确表达其对于身后财产问题的处理意见，且在律师见证申请书、遗嘱等材料落款处签字确认。一审庭审中，李建萍、覃某虽对该遗嘱中张桂芬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既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放弃申请笔迹鉴定的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桂芬于2011年4月21日经律师见证订立的代书遗嘱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四、本案一审庭审中，李建萍申请证人覃某出庭作证。覃某陈述，其系李建发、李建萍大哥***之妻。***已经去世。2013年1月，李建萍给李建发汇款3万元，是借给李建发的。当时李建发离婚，净身出户，被公司撤职只发放生活费，生活窘迫。李建萍借给李建发3万元渡过难关。当时李建萍给***打过电话说过，所以知道。因为是兄妹关系，双方没有出具借条。李建发退休前后，李建萍跟李建发要过钱。2018年6月兄弟姐妹在一起协商父母遗产的问题时，李某、李建发、李建萍和覃某等几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提到了借款的事，李建发就写了字条，说是15日内还款。但是一直没有还款，所以李建萍起诉了。覃某还陈述2013年，其在青岛居住，李建发住所不清楚，经常是北京西安两头跑，有事情都是电话联系，是李建萍打电话告诉***的。父亲李修义去世后留下的银行存款35．9万元，被法院作为遗产判给李建萍。2011年和2016年，李建萍分别给了***3万元和5万元，这是李建萍知道***长期治疗癌症需要很多医疗费，出于对***的关怀和帮助，与遗产无关。五、本案一审庭审中，李建萍还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李建发向李建萍借款3万元但未偿还。因为李建发手头拮据，所以向李建萍借款。但是借款时间不清楚。李建萍和李建发都跟李某说过这个事情。李某还陈述，2013年李建萍在北京，李建发在西安和北京来回跑。父亲李修义留下的35．9万元存款，作为遗产已经判决。李某跟李建发说过，和其他人没有说过。当时二人觉得心里不平衡，认为这个钱应该大家一起分。但李某不清楚李建萍如何分配35．9万元的。李建发对上述二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均与李建萍存在利害关系。覃某的证言是传来证据，且内容前后矛盾。李某对借款的事实描述模糊，时间地点均无法清晰描述，故其陈述无法作为证据。但李某认可双方就遗产进行协商，并签署过相关文件，故李建发认为涉案的3万元是遗产的分配，而非借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须同时满足双方当事人就提供借款达成合意，且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条件。本案中，李建萍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有效，可以证明李建萍向李建发交付了3万元款项。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就集中于这3万元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的。李建发答辩称，本案中李建萍向李建发汇款的3万元，实际是用父亲遗留财产向各继承人分配，并非借款。通过李建发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对本案背景情况的调查得知，李建萍、李建发、证人李某、覃某之间因李修义、张桂芬的遗产继承问题，自2009年开始至今，多次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遗产涉及房屋、银行存款、房租收益等。汇款发生的2013年1月28日，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因为遗产继承纠纷在法院提起不只一次诉讼。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李建萍主张其向李建发出借款项，又不要求李建发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在上述多次继承纠纷的审理过程中，从未出现任何事实或证据显示，李建萍与李建发之间存在本案诉争3万元的借贷纠纷。另外，李建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放弃继承银行的存款声明》，落款有李建萍签字捺手印，时间为2011年6月19日。该声明中李健萍表示因急于给母亲治病，放弃对李修义银行存款的继承权。而之后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3日作出（2012）西民初字第10858号民事调解书，李健萍、***、李建发、李某等人又一致同意李修义名下财产一致由李健萍所有。对此李健萍作出的解释是“大家一致认为，李健萍在母亲去世时付出最多，符合适当倾斜分配遗产的调解，因此一致同意将父亲银行存款35．9万元全部归李健萍个人所有。”李健萍的说法不符合社会常理，且前后矛盾，不应予以采信。而李建发关于本案诉争3万元系遗产分配的解释，考虑到张桂芬遗嘱中也提到李建发长期随父母一起生活，照顾父母，所以李建发分得部分李修义银行存款，这种解释更加合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李建发提出的抗辩具有合理性，就双方是否曾经达成过借贷的合意这一情节，存在重大疑点。根据法律规定，作为李建萍的李建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建萍为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向法院提交了字据一份。从其字面表述来看，完全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是借条或者欠条。其中所谓“查实”，“汇至”均非借贷法律关系的表述，而且李建萍在一审庭审中也未对这些文字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出具字据的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与汇款的2013年1月28日相距5年多的时间，而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李建萍在此期间曾与李建发协商关于借款的事实，或者向李建发主张归还借款。其次，李建萍申请证人覃某、李某出庭作证，但二位证人之间，与李建萍、李建发之间均存在多次民事诉讼，属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且证人证言的内容均为“听说”，具体时间、事情经过等内容模糊不清。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二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李建萍与李建发之间就本案诉争的3万元曾经达成借贷的合意。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建萍主张自己与李建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但未能对此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李建萍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问题是李建萍给付李建发3万元款项的性质。李建萍主张该3万元系其向李建发的借款，依据是李建发出具的字据及覃某、李某的证言。关于字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从该字据的文字表述内容上，看不出“收取借款”“欠付借款”“偿还借款”等意思表示；李建萍亦不能就字据中“查实”的意涵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据此并结合李建发关于字据的有关陈述，否定该字据具有借条或者欠条的性质，并无不当。关于覃某、李某的证言。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然通过对覃某、李某证言的审查可以看出，二人均非亲历者，其所作关于借款发生事实的陈述均来自“听说”。故一审法院据此并结合二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否定覃某、李某所作陈述的证据效力，亦无不当。有鉴于此，李建萍提供的字据及覃某、李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其与李建发之间存有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建发虽确认收到李建萍3万元汇款，但抗辩主张该3万元系其因继承所得款项，并举示证据证明包括本案当事人的各继承人于2009年始，就继承问题多次在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李建萍亦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款项等事实。此种情形下，李建萍仍应就其与李建发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李建萍为此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确认李建萍与李建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而判决驳回李建萍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建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李建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余周祺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