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198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小玲，女，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翠，天津媛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因与被上诉人余小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3民初1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指令由具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驳回余小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上诉费由余小玲承担。事实和理由：1.余小玲住所地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张伟住所地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张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一审中当庭口头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且未记录在案，严重违反诉讼程序；2.张伟系中炭（天津）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与余小玲之间系雇佣和业务关系，余小玲系会计人员，会计人员与企业负责人之间存在款项往来实属正常，仅凭转账往来即认定系借款于法无据，且张伟向余小玲转款记录远大于余小玲向张伟所转款项，因此，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余小玲辩称，不同意张伟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伟归还余小玲款项191776元，并支付从2016年4月19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年息6%标准）约16000元（截至2019年2月）；2．诉讼费由张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情形，自2016年3月至2018年2月，余小玲分别以支付宝、微信及农行转账的方式向张伟支出57笔款项共计191776元，包含支付宝支出85500元，微信支出77876元、农行转账支出28400元。其中2016年3月18日余小玲通过支付宝转给张伟建设银行卡中40000元，张伟当日向余小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余小玲人民币肆万元整，特立此据。张伟”。2016年11月16日张伟向余小玲银行转账150000元，11月26日分别转账10000元和800元，12月7日转账85104元，12月22日转账30000元，2018年3月21日转账120000元，以上共计395904元。张伟自述2016年11月26日两笔款项10800元及12月22日30000元，系对余小玲借条40000元的还款本金和利息。其余款项均系出借给余小玲的借款，但并未让余小玲出具欠条，也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欠原告相关款项及款项数额。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余小玲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及借条，可证实余小玲2016年3月18日向张伟提供借款40000元，且张伟对此予以认可，故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余小玲主张自2016年3月至2018年4月向张伟提供的其他借款151776元一节，余小玲提交了其与张伟之间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明余小玲向张伟支出151776元款项的事实，张伟对此予以认可，但认为并非借款。因张伟认为双方并非恋人或夫妻关系，该款项不宜认定为赠与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余小玲向张伟通过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的方式转账151776元，张伟亦实际收到上述款项。双方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伟提出的151776元款项部分的答辩意见为“其记不清这些款项了，余小玲不能证明借款目的，或者该款项系分红利息”等，其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综上，对于余小玲主张张伟偿还借款191776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余小玲要求张伟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不予支持。关于张伟辩称其向余小玲转账的2016年11月26日两笔款项10800元及12月22日30000元，系对余小玲借条40000元的还款本金和利息，因借条原件仍在余小玲手中，张伟也未能提交余小玲书写的收条或通过银行转账备注还款事宜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张伟提交的其他几笔银行转账明细，张伟称该几笔款项均系其对余小玲的借款，且余小玲并未偿还，对于张伟以上款项的主张，张伟应另案起诉。关于余小玲针对张伟以上款项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关于余小玲向法庭申请追加董某为本案第三人及申请调查天津茂森铜业有限公司与天津格兰威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贸易往来、调取张伟个人征信报告的请求，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张伟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余小玲借款191776元；二、驳回余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6元，由余小玲负担340元，由张伟负担4076元。二审期间，张伟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张伟与余小玲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并非恋人关系。余小玲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董某与张伟均系案外人公司股东，存在利益关系，且董某作为案外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余小玲的财务公司曾有诉讼，故不认可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董某对余小玲和张伟之间发生转账往来的原因表示不知情，且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余小玲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向本院提交了民事调解书、案外人天津茂森铜业有限公司信息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民事判决书截图，用以证明案涉双方之间并非张伟所称的雇佣和业务关系。张伟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认为，余小玲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伟认可实际收到余小玲转账合计金额为191776元，但主张所涉款项并非借款，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双方之间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作出如下分析：首先，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对已经归还借款的事实，借款人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关于诉争款项中的40000元一节，余小玲提交了转账凭证及张伟出具的借条用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张伟辩称其分别于2016年11月26日转账10800元以及12月22日转账30000元还清该款项并提交了转账明细。对此，本院认为，张伟虽主张前述两笔款项系对40000元的还款，但张伟于2016年11月16日至2018年3月21日期间内曾多次向余小玲转账，张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称两笔款项用途的特定性与指向性，考虑余小玲一方仍持有借条以及余小玲在一审中还提交了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往来关系的证据，张伟就其主张的还款事实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仅凭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张伟已还清40000元借款，故张伟的该项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关于累计金额为151776元的诉争款项一节，余小玲依据支付宝、微信及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事实。张伟不认可双方为借贷关系，并于二审中主张前述所涉款项系其帮助余小玲运营公司和运作项目产生的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因张伟未就其主张的款项性质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张伟于一审中对诉争款项的用途多次表述为记不清楚。故，张伟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另，关于张伟主张其实际转账金额大于余小玲向其所转款项一节，鉴于其提出其中几笔银行转账均系其向余小玲出借的借款，该主张与余小玲请求由张伟偿还诉争款项非属同一事实，故本案不予处理，张伟可另行主张。张伟以其口头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为由主张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36元，由上诉人张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铁檩审判员  郭 矗审判员  岳文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唐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