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矿区北街运销公司院内3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3769465472K。法定代表人李盛霞，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郑晓瑞、陈红海，北京市隆安（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书军，男，195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代理人于云正、王朝锋，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高新区红叶路10号院1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60930203B。法定代表人马占松。上诉人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司书军及原审被告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盛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晓瑞、陈红海，被上诉人司书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朝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昌信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书军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昌信公司偿还司书军借款利息16035768.35元；2、判令盛浩公司对上述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司书军对抵押物（即盛浩公司名下位于河南省××城区××西××北侧××、××、××、××、××、××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昌信公司、盛浩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9月14日，司书军与昌信公司、盛浩公司签订一份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司书军提供资金7000000元给昌信公司，盛浩公司以抵押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同日，昌信公司、盛浩公司给司书军出具一份借据，并在新密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司书军诉至原审法院，先后经原审法院作出（2012）二七民二初字第748号民事调解书、（2016）豫0103民再10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1民终5437号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作出（2017）豫0103民再10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民终19197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2398号民事裁定书，2019年10月9日、11日，盛浩公司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支付司书军借款本金6700000元及迟延履行金。后司书军再次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司书军与昌信公司、盛浩公司签订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司书军提供资金给昌信公司，盛浩公司以抵押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昌信公司、盛浩公司给司书军出具借据，并在新密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各方之间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本金部分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执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现司书军起诉主张权利，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昌信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昌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司书军借款利息16035768.35元，盛浩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司书军对盛浩公司所有的位于河南省××城区××西××北侧××、××、××、××、××、××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15元，由昌信公司、盛浩公司负担。盛浩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于伪造证据提出鉴定申请后放弃组织鉴定而径直判决，怠于对借款本金交付的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严重损害了盛浩公司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司书军超过法定期限当庭向法庭提交了“延期协议”、“担保证明”，而该延期协议中并未有盛浩公司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予以认可，司书军提交的“担保证明”中亦无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名，担保证明中盛浩公司的公章盖于空白处且未遮盖任何文字，印章显示的公司名称字迹模糊，与盛浩公司印章相去甚远，伪造痕迹明显。而且该份对本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担保证明系当庭提交，为此，盛浩公司开庭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并递交了书面的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该份担保证明上盛浩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合议庭也表示同意鉴定，但就在双方在选择鉴定机构的过程中，一审法院放弃鉴定径直判决盛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了盛浩公司的合法权益。另外，此份证据在本金债权的调解、再审、发回重审、上诉等长达八年的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司书军从未向法庭出示过该份证据，其出示的却仅仅是昌信公司单方向其出具的未经盛浩公司认可的一份“还款承诺”，而同为昌信公司先后出具的“延期协议”与“还款承诺”，却对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约定有相互矛盾之处。在本金之诉中，司书军提交“还款承诺”作为诉讼时效未过的证据，在利息之诉中，又提交了与“还款承诺”相矛盾的“延期协议”、“担保证明”作为证据以证明保证期间未过的依据，故司书军提供的此两份证据真实性存疑，且有伪造证据的嫌疑。故在未经鉴定真伪的情况下，不应采信并作为判决依据。因“还款承诺”未经盛浩公司认可，故对担保人盛浩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延期协议”真伪不明，不应采信，故依据此两份证据判决盛浩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无据。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由于借款人昌信公司一直未出庭，所以对于借款本金是否交付，以及交付的具体金额，即便在原审诉讼中都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予以印证，仅凭司书军的单方言辞根本不足以认定。司书军也承认该出借的资金其中有五百多万元系万豪实业公司代为出借，但整个卷宗却没有相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印证；而且对于昌信公司是否存在直接向转款人万豪实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或利息的事实，也未进行核实，造成这些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昌信公司股东及法人被刑事羁押，无人应诉向法庭说明案件事实，法院也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核实而径直判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判决，恳请二审法院调查万豪实业公司交付借款本金的凭证以及昌信公司在借款期间向司书军以及万豪实业公司交易的银行流水。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在盛浩公司明确提出司书军所诉利息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况下，仍判决盛浩公司及昌信公司支付高达1600多万元利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利息之债可分为基本权利息之债与支分权利息之债，两种利息之债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并不相同。基本权利息之债即尚未达清偿期的利息之债，诉讼时效与原本债权的诉讼时效相同，支分权利息之债即已届清偿期之利息债权，与原本债权分离而独立存在，具有独立性，与原本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分别计算，因此，在债权人主张原本债权的情形下，时效中断的效力并不及于支分权利息。因本诉的利息之债已届清偿期，与原本债权分离而独立存在，属于支分权利息之债，诉讼时效应单独计算。但司书军从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过相应利息，故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但一审法院未考虑本案事实情况及利息的法律性质等因素，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判决盛浩公司承担高额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假使“延期协议”与“担保证明”有效，司书军所诉利息诉讼时效也已经过。借款到期后，主债务人昌信公司未按时偿还借款，司书军的债权即受到侵害，自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期限为2年（2012年4月30日-2014年4月30日），在此期间，司书军从未主张该笔借款的利息。在该诉讼时效期间内，司书军仅对借款本金提起诉讼，却从未提及利息，因司书军所诉本金债权时利息已届清偿期，为支分权利息之债，具有独立性，司书军对本金债权的起诉并不造成利息诉讼时效的中断，司书军怠于行使权利造成诉讼时效已过，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司书军自己承担。故一审法院判决盛浩公司及昌信公司向司书军支付高额利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使应向其支付利息，但也仅应支付起诉之日前三年的利息。根据法定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自起诉之日2020年1月20日倒推三年，即2017年1月21日至2020年1月20日为诉讼时效期间，故在2017年1月21日之前的利息均已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因本金债权在2019年10月11日已清偿完毕，故可保护的利息也仅为2017年1月21日至2019年10月11日之间的利息。三、司书军在保证期间内未向盛浩公司主张利息债权，但一审法院却罔顾事实，判决盛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或延长。因借据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法律规定，盛浩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六个月。不论是在借据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还是依据“延期协议”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后六个月，司书军自2010年3月14日起之后的十年间，均未向盛浩公司主张过利息债权，但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担保法》第十八条判决盛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却对盛浩公司提出的保证期间已过的事实置之不理，严重侵害了盛浩公司的合法权益，加重盛浩公司的责任。四、司书军对抵押物已经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判决司书军对抵押物有优先受偿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司书军所诉的利息债权属于独立于借款本金之外的支分权利息之债权，其是独立于借款本金的债权债务，自2010年3月14日起，其从未主张过该利息债权，对于该部分利息债权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故不受法律保护，故司书军不得对不受法律保护的利息债权就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另外，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届满之前，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司书军对抵押物优先受偿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司书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司书军承担。补充上诉意见：一、借款本金未实际交付，司书军主张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利息具有从属性，是基于本金而产生的，无本金则无利息。根据盛浩公司查阅本金之诉的卷宗的情况来看，在2012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各个卷宗中，司书军并未向法院提交借款本金实际交付的证据，而仅凭《借据》、《收据》、《担保借款合同》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但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不能仅凭借据、收据、欠条等来直接认定借贷行为的发生，还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但是在本金之诉中，二七法院从未对此进行审查，对高达700万元的借款仅仅凭《借据》、《收据》即判决盛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故司书军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将高达700万元的款项交付给昌信公司，借款关系并未实际发生。司书军与昌信公司通过虚构的借贷关系，双方恶意串通，来要求担保人盛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严重损害了担保人盛浩公司的利益。对于《借据》第5条：借款当天借款人已收到借款柒佰万元整。但是，司书军除了一张收据，也并无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故司书军与昌信公司明显存在恶意串通。在借款本金尚未交付的情况下，要求盛浩公司来承担利息，无任何法律依据。二、因司书军与昌信公司恶意串通，骗取盛浩公司提供担保。故《借据》、《担保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一系列合同均无效，司书军不得要求盛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亦不得对盛浩公司的房产行使抵押权。因司书军与昌信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在借款事实尚未发生的情况下，骗取担保人盛浩公司签订《借据》、《担保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担保法》第五条、第三十条，三方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均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盛浩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司书军也不得对盛浩公司名下的房产行使抵押权。从另一层面来说，《担保贷款合同》签订后，三方当事人未按照合同第九条、第十三条的约定办理公证，故《担保贷款合同》依法不生效。基于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自然无效，同时，后续签署的《担保证明》中有关担保的约定，均属于从合同的范畴，全部担保条款依然无效。基于此，盛浩公司自然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司书军亦不得对盛浩公司房产行使抵押权。三、即使应向司书军支付利息，但司书军因其自身失误造成的利息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盛浩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012年3月16日，司书军与冯建伟签订无偿代理协议，委托冯建伟作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二七法院出具（2012）二七民二初字第748号《民事调解书》，后司书军于2012年12月24日向二七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2016年1月15日，司书军以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并未对代理人冯建伟进行特别授权为由，声称二七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申请再审，要求对调解书予以撤销。但其对委托冯建伟无偿代理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在2012年至2016年间，依据二七法院的生效裁判即调解书，盛浩公司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还款责任，司书军也从未要求盛浩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更不需要承担此期间的利息。在此期间，是因司书军本人的失误，其怠于对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进行明确，怠于对生效调解书进行审查，反而据此申请强制执行，后虽然调解书被撤销，但是因司书军本人原因，其委托了冯建伟，才有了生效的调解书，故盛浩公司在此期间未承担还款责任，并非其主观原因，而是生效的裁判文书不允许其承担责任。故2012年至2016年间的利息损失应由司书军自己承担。四、因司书军与昌信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借款本金并未实际交付，故其涉嫌虚假诉讼，双方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盛浩公司的合法权益，盛浩公司也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书军答辩称：1、盛浩公司在新密市人民法院的另案诉讼中对延期协议和担保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本案中又进行否认，不应得到法院支持。2、司书军对盛浩公司提出书面鉴定一事不知情，一审法院也并未通知司书军选取鉴定机构，盛浩公司主张一审诉讼程序不合法，没有事实依据。3、司书军在原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还款承诺”是昌信公司的单方承诺，只是原诉讼过程（“原诉讼”指2012年至2019年期间各方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活动，并非指本案一审诉讼）中的辅助证据，并非主债权当事人对债权作出的变更，与本案中的延期协议和担保证明并不矛盾。4、本案借款事实在原诉讼过程中已经查明并经生效判决确认，盛浩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且代偿了本金，现又否认借款事实，不应得到法院支持。5、本金债权和利息债权属于本案主债权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认定本金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利息债权，适用法律正确。盛浩公司主张的基本权利息之债和支分权利息之债的区分问题，没有法律依据。6、司书军在原诉讼过程中一直主张利息债权，只是由于再审程序中不准许增加诉讼请求而未得到法院处理。对本案利息债权进行确认的调解书直到2019年才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司书军另案主张利息并未超出诉讼时效。7、本案还款期限为2012年4月30日，原诉讼于2012年3月即开始启动，不存在超出保证期间的问题。本案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在原诉讼过程中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一审法院判决盛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8、本案利息债权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司书军主张行使抵押权并未超出法定期间，一审法院判决盛浩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盛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昌信公司未答辩。二审中，盛浩公司称昌信公司已偿还司书军400多万元利息，向本院申请调取司书军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密支行的账户62×××59、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密青屏支行的账户95×××86自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与昌信公司及其负责人马占松、马俊奇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本院向盛浩公司开具了《律师调查令》进行了调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密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密青屏支行回复，司书军的上述账户无相关交易记录。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1、原审法院作出（2012）二七民二初字第748号《民事调解书》的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2、原审法院作出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的（2016）豫0103民再10号民事裁定书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本院认为：2009年9月14日，昌信公司作为借款人、盛浩公司作为担保人与司书军签订《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司书军向昌信公司提供借款700万元，昌信公司和盛浩公司共同向司书军出具了借据。同日，盛浩公司作为抵押人与司书军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昌信公司向司书军出具了收据。司书军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并执行完毕，盛浩公司业已参加了相关诉讼。现司书军对借款利息提起诉讼，盛浩公司称司书军与昌信公司恶意串通、虚构借贷关系以及骗取其提供担保并主张《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等均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盛浩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盛浩公司主张本诉时已届清偿期的利息的诉讼时效应单独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该部分利息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司书军对抵押物已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盛浩公司的保证责任，在关于借款本金的诉讼中业已由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盛浩公司称司书军在保证期间内未向其主张利息，其不应对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盛浩公司称昌信公司已偿还司书军400多万元利息，但本院向盛浩公司出具律师调查令调查后，相关银行回复在案涉期间司书军与昌信公司及盛浩公司所称的昌信公司的负责人之间并无资金往来，故盛浩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司书军在2012年对昌信公司、盛浩公司提起诉讼后，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民事调解书》，在该调解书中，司书军放弃了盛浩公司的担保责任，至原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以原诉讼中司书军的代理人在没有得到司书军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并与昌信公司、盛浩公司达成调解属无权代理为由裁定撤销该民事调解书，该期间盛浩公司未承担还款责任系因民事调解书未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该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系司书军未对代理人进行明确授权、怠于对民事调解书进行审查等因素所致，故盛浩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该期间的利息损失，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该期间的利息应为7177933.33元（自2012年7月26日起以本金67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6年12月20日），故盛浩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利息金额应为8857835.02元（16035768.35元-7177933.33元）。综上，盛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判决，即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司书军借款利息16035768.35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判决及原审判决第二项。三、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8857835.0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司书军对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城区青屏大街西段北侧0801035842号、0801035843号、0801035844号、0801035845号、0801035846号、0801035855号房产在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司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15元，由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5189元，其余52826元由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15元，由司书军负担52826元，郑州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51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陈贵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侯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