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0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法定代表人：赵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臣，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负责人：杨占军，该矿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宇，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宁，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沣水产）因与上诉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以下简称东露天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均不服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渤沣水产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臣、张杰，上诉人东露天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宇、张宁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渤沣水产上诉请求：撤销（2019)辽04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营损失5483095.44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30曰，徐某收到《限期搬离侵占土地的通知》没有事实依据。（2016)辽04行初26号行政诉讼开庭时，法庭限期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举证，新抚区政府是在举证期间向法庭提交的该材料，但该材料未经开庭质证，徐某对此不知情，也未签字。一审判决数据有误。审计报告证明：上诉人平均年利润1579740元，场地租赁期限至2019年1月18日，从被上诉人侵权之日起计算尚有三年，三年利润损失应该是4739221.44元，另加库存743847元，合计是5483095.44元，而非一审判决3383483元。上诉人为民营企业，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无视国家法律规定，以大欺小，特别是当前为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应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利。东露天矿辩称，一、关于《限期搬离侵占土地的通知》。2011年年底，榆林街道万新村开始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2015年2月进行了拆迁补偿公示，此间无人就案涉场地主张征地补偿。2016年案外人徐某、任某就案涉场地提出征收补偿要求，但却一直未提供案涉场地使用权的合法手续。基于土地征收及补偿工作已经完成，故而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0日向徐某、任某下发了限期搬离侵占土地的通知，通知徐某、任某因无案涉场地使用权合法手续，应搬离非法侵占的场地。二、关于审计报告书确定的利润及库存损失。被上诉人依据审计鉴定报告结论主张所谓的经营利润及库存损失毫无事实依据，漏洞百出。一审庭审中鉴定人已经明确表示此审计报告是根据白条子和非正规发票作出，鉴定人仅系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进行逐笔逐项核对，对核对结果进行甄别整理并分类归集，但未对非正规票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对，依据未见实物的商品主张库存损失毫无事实基础，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征收补偿的合理、合法性。在征收补偿的过程中，案外人任某曾就案涉场地主张过征收补偿款，上诉人及征收补偿工作组的相关工作人员随同任某到案涉场地进行过确认，且第三方中介机构亦对案涉场地资产进行过评估，评估结果为9.05万元。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赔偿数额对比评估价格，高得离谱，相差几十倍。答辩人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对征收补偿事宜应合法、合规进行，尤其对动辄几百万的补偿要求更应谨慎对待，不能儿戏视之，否则必将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故而恳请二审法院能够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东露天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4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渤沣水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判决有误。(一）本案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不清。通过本案的庭审以及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4行初26号裁定书，以及关于《限期搬离侵占土地的通知》情况，主要关于侵占此地块鱼塘是案外人员徐某、任某，非本案的被上诉人渤沣水产，渤沣水产也无法证明在此处进行经营生产。被上诉人非《场地出租协议》及《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的承包主体，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案涉场地合法使用权，系依据《场地租赁协议》及《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先撇开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谈，上述场地及水域滩涂的承包人均为徐某，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虽然被上诉人以《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登记了经营范围，但水域滩涂的承包人并非变更为被上诉人，那么徐某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始股东，通过货币出资非以《场地出租协议》或《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所具有的财产权益出资，故而其以个人名义承包的场地、水域滩涂受到财产损害，理应以个人名义主张赔偿，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损失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体上认定不清楚，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的经营注册地址明确为新抚区（李某所有的房屋地址），而《场地租赁协议》无承包场地的四至约定，《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的水域、滩涂使用面积四至约定不明，以上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述场地、水域滩涂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亦无法证明其与案涉场地系同一位置。榆林街道万新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包括案涉场地）于2011年末开始到征收补偿结束，直至2015年2月进行拆迁补偿公示宣传、普查和登记工作，持续多年，但被上诉人一直未就案涉场地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作为正常存续经营的法人单位，如真因拆迁行为导致无法正常经营且遭受巨大损失，岂会多年不主张权利，如此有违常理，证明被上诉人与案涉场地并无关联关系，其非案涉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故而无权主张案涉场地的侵权赔偿责任。另外，案涉场地征收工作补偿完毕公示后，案外人徐某、赵某、第三人任某曾于2016年基于案涉场地出租协议向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主张被征收土地的侵权赔偿责任关系，此亦证明被上诉人与案涉场地并无任何关联关系，其无资格主张赔偿。(二）关于被上诉人养鱼经营场地租赁来源，一审法院审判不清。首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场地租赁协议的原件以及租赁协议上也没有村委会相关经办人员签字，协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第二，一审法院也没有审理关于淡水养殖租赁事实的真实性，主要是审查被上诉人是否与村委会发生租赁关系，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向万达联社每年缴纳场地租赁租金，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均没有进行审查。第三，关于被上诉人提供《场地出租协议》的20亩场地是否与涉案水塘属于同一地块，一审法院也没有给予认可。因此，关于被上诉人从事淡水养殖场地租赁来源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遗漏重大核心争议焦点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对上诉人提出的重大权属争议及证明案涉场地权属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未有任何评价，但却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场地承租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直接判定被上诉人享有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进而判定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却严重违反证据规则之规定。本案庭审中上诉人对案涉的土地权属提出了争议，提交了征用土地批复（辽宁省人民政府文件辽政地字【1982】204号）、抚顺市农业局文件（抚农地字（1982）36号）、抚顺市郊区农业局文件（抚郊农地字7号）等文件证明案涉大约20亩场地(采煤沉陷区和水泡子)系在726亩已被征用的土地范围之内，于当年已被老虎台矿征用，即被上诉人并不享有案涉区域的合法使用权，但一审法院于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提交的政府部门出具的公文书证未进行任何的审查及评价，直接忽略了上诉人提出的权属争议问题，并于一审判决书中对此只字未提，但一审法院却在没有审查租赁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及租赁场地是否与案涉场地为同一场地的情况下，对真实性存疑的复印件《场地租赁协议》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的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严重违反证据规则之规定。(三）关于被上诉人经营鱼塘以及养殖设备损失情况，无法经营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根据现场的鱼塘照片，若按照原告提供的审计报告材料中的内容进行淡水养殖经营，属于大规模工程投入。然而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分别提供的照片显示，根本没有进行大规模投入。同时，按照审计报告中的鱼塘投入资金明细表，基本都是白条子付款凭证和无正规购货发票，按照投入资金款项的规模情况，根本与照片中现场实际鱼塘样貌相互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白条子以及无正规购货发票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鱼塘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生产。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经营鱼塘的真实性、规模程度、以及设备损失情况均没有审查清楚，就认定被上诉人经营鱼塘，养殖设备损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四）关于鱼塘经营情况，根据评估公司出庭质证意见，其审计报告内容只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财务信息作出的审计报告，并且也说基本都是白条子，未见到实物，同时“结论中包括的（一)、(二)、（三）三项内容不是结论，也不是评估报告”，而且庭审中评估公司也明确表示了此审计报告都是根据白条子和无正规发票作出的报告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也进行记载。但是一审法院在认定侵权损失过程中却参考报告书的审计意见，其法院审理查明记载与判决书中的判决内容相互矛盾，审计报告中的内容不能够作为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一审法院判决有误。(五）关于一审法院判定实际损失错误，参考报告书不能作为一审法院判决参考依据，报告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据一审判决金额3383483元，没有明确的实际损失构成情况。而根据审计报告内容，上述金额的计算标准是工程投入2639636元和743847元之和。若是被上诉人真进行了工程投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应该计算被上诉人经营场地投入折旧情况而不是机械的套用评估报告中的数值，同时在现库存商品余额方面，也明确写明了未见到实物。鉴定机构对报告书内容作出了不能作为评估结论，但是一审法院却予以认可，相反对评估报告中的第二项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认定报告书的内容方面相互矛盾，没有法律依据，报告书在法律方面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够作为一审法院参考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关于鉴定费和诉讼费判决有误。一是鉴定机构已经出庭质证，并且说明评估报告书内容不是结论，不是评估报告，不具备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不应该承担鉴定费。二是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方面一审法院判决有误。根据被上诉人诉讼主张13268932.08元和一审法院确定的损失数额3383483元，上诉人承担一小部分责任，但是在本案诉讼费上诉人承担主要费用，与判决内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判决有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为侵权损害对象没有审判清楚，对侵权事实发生的损失情况认定存有错误，对审计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却还进行参考相互矛盾。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案，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渤沣水产辩称，一、本案没有争议的事实是2009年1月6日新抚区榆林街道万达联社为甲方，与徐某是乙方，签订租房协议，也是案涉鱼塘地，面积20亩，期限为十年。2009年8月20日徐某与李某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这个租赁协议面积是52.95平方米，租期也是10年，这个房屋也就是水产养殖的办公场所。2009年11月9日，徐某与赵某成立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徐某为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2009年11月20日申请取得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承包期限2009年1月18日至2039年1月17日，用途为水产养殖，使用水域滩涂总面积为1.5公顷，2014年12月16日和2015年7月13日，渤沣水产变更法人及股东登记，任某和郭宝臣作为公司股东，徐某退出，赵某为法定代表人，赵某父亲也是股东。通过公司营业执照可以反映徐某、赵某于2016年向抚顺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是以个人名义，任某也参加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原告告诉主体错误，不应是新抚区政府，故裁定驳回起诉，所以我们才以东露天矿作为被诉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准备阶段我们也发现了以自然人作为主体也不合适，因为经营主体变为公司了，这样在民事诉讼当中才由个人投资注册的渤沣水产为主体诉东露天矿。二、赔偿数额问题，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但是我们认为赔偿的应该是经营损失。三、本案的权属问题，无论是本案还是东露天矿其他诉讼案件，东露天矿出具的都是内部批件，没有出具一份该土地由东露天矿行使的使用权证书，应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发的使用权证书为准。四、渤沣水产在该地块是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当中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东露天矿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其要承担民事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因此，请求法院维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渤沣水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人民币100万元(暂定，以评估价值为准)；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将诉讼请求中赔偿数额增加为13268932.08元及鉴定费35000元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6日，新抚区榆林街道万达联社为甲方与徐某为乙方签订一份场地出租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承租甲方集体所有的苇塘一处，面积20亩；期限为10年即2009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18日；2009年8月20日，徐某与李某签订一份租房协议书，徐某承租李某位于新抚区建筑面积为52.95平方米的房屋一处，租期为10年。该房屋作为原告公司的办公场所。2009年11月9日，徐某与赵某申请成立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徐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09年10月20日取得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承包期限2009年1月18日至2039年1月17日，用途为水产养殖，使用水域滩涂总面积为1.5公顷，承包期限2009年1月18日至2039年1月17日。2014年12月16日、2015年7月13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登记。赵某、徐某于2016年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赔偿本案案涉的鱼塘及附着物和设施用房等损失400万元。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辽04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认定，2015年12月30日，徐某收到《限期搬离侵占土地的通知》，签章单位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2016年1月4日，本案争议地上鱼塘及附着物、设施用房被拆除。裁定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本案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诉的拆迁行为系被告所为，因此该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立案条件。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本院诉讼中，原告申请对由于被告侵权造成财产损失进行评估。经摇号选定辽宁信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该公司作出辽信毓审鉴字(2019)1号司法审计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一)2009年11月至12月鱼塘工程投资情况：鱼塘工程投资2，639，636元；(二)盈亏状况：2009年11月至2015年利润总额9，741，732.86元；(三)库存情况：截止2015年末，账面体现库存商品余额743，847元，未见到实物。被告对上述报告书提出异议。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鉴定人在法庭上证实，原告提供的票据基本都是白条子。同时表示，报告书中第七项鉴定结论中包括的(一)、(二)、(三)三项内容不是结论，只是依据提供的财务信息作出的审计报告，不是评估报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原告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公司，在抚顺市新抚区榆林地区租用20亩苇塘从事淡水养鱼并取得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依法经营的事实；二、在原告正常经营期间，被告将原告的资产包括租赁的鱼塘及经营养殖场所的其他设施全部毁损，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的事实。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主张赔偿13，268，932.08元的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关于本案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效力问题，因鉴定人出庭作证，证实不能作为评估结论。本院结合被告的侵权事实和参考报告书的审计意见，确定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为3，383，483元；原告主张恢复原状一节，由于一、原告租赁苇塘的合同于2019年1月18日期限届满；二、原告经营鱼塘所占位置已由被告实际使用，无法恢复。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规定和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损失3，383，483元；二、鉴定费35000元，原告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25000元，被告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负担10000元；三、驳回原告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414元，由原告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31414元，被告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负担70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渤沣水产将其在一审中未能提交的《场地出租协议》原件予以出示，东露天矿将其在一审中未能提交的省政府农业局老虎台矿关于征用采沉区和积水泡子的请示与批复原件予以出示，双方均对对方出示的证据原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渤沣水产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支持，其作为赔偿权利人主体是否适格；二、案涉损失核定问题；三、一审对鉴定费和诉讼费的负担处理是否适当。关于焦点一，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一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二是损害行为的违法性；三是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的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根据本案在卷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东露天矿系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分公司，新抚区榆林街道万新村（现更名为万达联社）部分集体土地因东露天矿及同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分支机构的老虎台矿开采煤炭资源，造成地表沉陷，后东露天矿将涉案地块予以征用，并向该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了补偿。根据渤沣水产一审中提交的照片等相关证据，结合东露天矿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东露天矿在未与渤沣水产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渤沣水产在采煤沉陷区范围内的水泡子所建成的鱼塘挑开、推平并拆除了渤沣水产的办公场所，因渤沣水产与万达联社签订的出租场地协议未到期，故而东露天矿的上述强拆行为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渤沣水产经营的鱼塘损毁以及因损毁而无法在合同期内继续经营的损害事实。土地征收、征用具有法定性，根据行政合法性原则，必须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征收拆迁的主体是国家，东露天矿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其接受了有权主体的委托进行拆迁工作的相关证据，其强制取得渤沣水产的承租土地的使用权且未经该公司的同意，其所实施的拆迁行为并不具有合法性。综合上述情况，东露天矿的强拆行为构成侵权，其理应对渤沣水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东露天矿上诉主张渤沣水产不具备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节，经查，案涉《场地出租协议》的承租者一方为徐某，徐某通过与万达联社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取得了在案涉地块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后徐某为在案涉地块经营鱼塘需要，发起并设立了公司，即本案的渤沣水产。案涉强拆行为发生在2016年，此时，徐某已退出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现渤沣水产因东露天矿的强拆行为已无法继续经营，其作为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东露天矿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具备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东露天矿的该节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无法采信。关于东露天矿主张案涉《场地出租协议》与渤沣水产的经营注册地址不属同一位置，渤沣水产无法证明该协议的20亩场地是否与涉案水塘属于同一地块一节，本院认为，在二审中通过渤沣水产提交的《场地出租协议》原件，对该证据进一步予以了补强，东露天矿亦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根据上述协议约定的内容并结合东露天矿在二审中的自认，可以确认案涉争议的地块为渤沣水产所承租地块，渤沣水产的工商注册地址系其办公场所，与经营场所不一致亦属合理情况，故东露天矿对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渤沣水产在本案的诉讼中申请对东露天矿的侵权行为造成公司财产损失进行审计鉴定，在由本院组织并委托审计、鉴定的过程中，所审计、鉴定事项明确为鱼塘工程投资情况、盈亏情况及库存情况。鉴于案涉审计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多为渤沣水产提供的白条子和无正规购货发票，一审法院以该审计鉴定报告作为参考，酌情认定渤沣水产的损失数额为3383483元，系充分考虑了全案情况且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进行裁量，本院予以维持。东露天矿二审中对案涉审计、鉴定报告提出质疑，但又明确表示不同意申请重新审计、鉴定，亦没有充分的证据否定该报告所作相关意见，故东露天矿关于不应以案涉审计、鉴定报告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东露天矿在对渤沣水产的上诉请求所作答辩意见中称案外人任某已就案涉场地主张过补偿款，且任某与东露天矿双方委托中介机构对场地资产进行过评估一节，根据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结合本院二审中要求案外人任某出庭进一步说明情况，任某称其主张的补偿款系其个人在榆林街道万达联社所占有、使用的场地，在东露天矿对该节事实未有相反证据证明以及渤沣水产提出任某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行为的情况下，东露天矿此节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渤沣水产上诉主张一审认定损失数额有误，实际的损失应是案涉鱼塘自被强拆后剩余三年的租赁期无法经营的利润损失和库存损失一节，本院认为，渤沣水产主张的损失中包含了停产停业损失，则其应当提交公司往年经审计部门审计的财务报告作评估依据，案涉审计、鉴定报告中所作出的盈亏状况数据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考虑该项计入损失数额中亦较为合理、适当，本院对渤沣水产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鉴定费系渤沣水产遭受经济损失后，向本院主张权利过程中支出的必要费用，且一审法院采纳了案涉审计鉴定报告的部分数据，一审法院根据应予支持渤沣水产的数额判决由东露天矿承担部分鉴定费并无不当。关于诉讼费的负担，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对于本案渤沣水产一审起诉所主张的请求，本院对一审判决已予以充分论述及评判，对渤沣水产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13268932.08元，一审法院仅支持其中的3383483元，对该部分赔偿金所对应的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东露天矿负担，一审判决对本案案件受理费的负担处理失当，对此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渤沣水产、东露天矿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1414元，由上诉人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67547元，由上诉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负担338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545元，由上诉人抚顺渤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23597元；由上诉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露天矿负担339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小龙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张庆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