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湘02行终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冒先，男，汉族，1962年12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委托代理人李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高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栗雨东路。 负责人唐颖，主任。 行政机关负责人刘东峰，男，汉族，1973年2月8日出生，系该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邓胜国，株洲市天元区炎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王冒先因与被上诉人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3行初9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8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2013）政国土字第157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株洲市天元区王家坪社区居委会、新塘管理处集体土地11.2747公顷。2013年12月20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对株洲市天元区的征地作出《征收土地公告》，将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征收土地面积、被征收单位等事项予以公告。2014年1月22日，原株洲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该公告对被征收土地单位、面积、类别、征地补偿标准、房屋补偿安置标准、生产补偿费标准、被征收土地农业人员安置途径等内容作了规定。2018年4月18日，被告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与原告签订一份《房屋征购安置协议》，原告已领取全部补偿款。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签署一份《自愿选择安置方式承诺书》，主要内容为：“经本人及本人家属共同协商一致，现就以上房屋征拆后的安置事项自愿承诺如下：一、本人及家庭成员不再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安置请求，本人及家庭成员，以及今后的新增人口在以后的征拆中不再要求享受安置政策；二、不以任何理由进行违法建设或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于2019年6月13日左右将《请求解决征拆补偿过低的报告》送给了被告，但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已收到该报告。原告不服，2020年4月8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征购安置协议》；判决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株政发[2017]5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第四十八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补偿安置按公告确定的方案执行，未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按照本办法施行。”本案中原株洲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14年1月22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故应当按照株政发[2011]2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执行对原告的补偿安置，该文件第四条规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市、县（市）人民政府发改、规划、农业、计生、财政、物价、审计、劳动保障、民政、房产、建设、公安、司法、监察、政府法制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社区）应当配合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本案中，被告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其作为一级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征收补偿目的，与行政相对人通过协商方式签订协议的行政行为，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体现，故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本案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征购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属于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在本案中，原告是在行政机关已将《房屋征购安置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完毕之后，再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政协议，而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该行政协议，故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已告知的起诉期限为六个月，未告知的起诉期限为一年”的规定，而不应当以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本案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与被告签订《房屋征购安置协议》，于2020年4月8日才向原审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原审法院于同年4月13日立案受理，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已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冒先的起诉，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上诉人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是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超越职权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依法应予撤销。涉案《房屋征购协议》显失公平，原裁定认定该协议权利义务明确、合法有效，是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房屋征购安置协议》已得到全面履行，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房屋征购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签约当日上诉人就已经知道该协议内容，但上诉人于2020年4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协议，明显超过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得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蔡 怡 审 判 员  罗颖红 审 判 员  梁小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苏新柱 书 记 员  易由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