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8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常青，男，1960年4月9日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剑锋，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松，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青因与被上诉人刘剑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9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峰，被上诉人刘剑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涛、蒋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青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剑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支持常青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刘剑锋主张双方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但其既未提供居间服务合同，也未证明其履行了居间服务。2.一审法院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不能解决双方就法律关系的争议问题。一审认为双方不构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应驳回起诉，不应作出判决，一审法院未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直接作出判决构成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的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协议书应认定为赠与合同。4.一审法院未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扣除。刘剑锋获得的价款来源于常青，应该按常青支付的个人所得税比例（即按1.45%）扣除。5.刘剑锋在处理与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明公司）投资有关事务时的沟通、联络工作属于职务行为，其向被投资公司董事长个人索要钱财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且本案中应当追加刘剑锋任职的上海科惠价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惠公司）、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科惠投资中心）作为第三人。6.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协议书中的鉴于条款提到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而对于服务对象、内容、标准，是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属于刘剑锋的职务行为均没有查清。7.款项的确定应该以协议书第1条第一句话“以本次并购交易支付对价的0.5%作为奖励支付给乙方”作为标准，并购交易支付对价为6.44亿，按照6.44亿的0.5%计算，常青向刘剑锋支付的价款应为322万元。刘剑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常青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常青主张的报酬计算方法不成立。协议书第2条约定了税费由常青支付，且一审诉讼请求中已经对相应税费进行了扣除，协议书第3条也写明以“出售股票所得在扣除相应的税费后即时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2.常青出具的完税证明与涉案款项的关联性不认可。常青未提供证据证明出售股票实际缴纳的具体税费。刘剑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常青给付刘剑锋服务报酬6636374元；2．该案诉讼费用由常青承担。常青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刘剑锋返还常青款项1753310元；2.该案反诉费由刘剑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剑锋与常青于2009年经人介绍认识。刘剑锋系科惠公司股东，科惠公司为科惠投资中心的股东，惠投资中心为拓明公司的股东，常青系拓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2015年11月6日，常青（甲方）与刘剑锋（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在甲方所控制的拓明科技被东土科技（300353）并购过程中，乙方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甲方同意：1．以本次并购交易支付对价的0.5％作为奖励支付给乙方。包括80万元现金（=6.44亿元＊25＊0.5％）及45万股东土科技股票（9028万股＊0.5％）。若本协议签署日后东土科技有转增、配送、分红等事项，该股份数量及权益相应调整。2．上述现金部分于年内在甲方方便时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实际支付时由甲方代为扣除20％税费，扣税后实际应支付金额为64万元。3．上述股票由甲方代持，在股票解禁后择机一次性或分次出售股票（甲方保证在解禁后三年内即2018年底之前出售完毕），出售股票所得在扣除相应税费后即时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向刘剑锋转账1753310元。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2日刘剑锋（刘）：“常青，我是2017年11月7日收到你汇给我的1753310元（只收到过这一次），你在电话里讲是卖掉了55％的50％，价格是15.18元，说你们几个都只能解禁这些。你有空查一下给我写个说明，我也签收一下，否则时间长了会有乱了记不清了”、“等你哪天写好了，我过去签一下”，常青（常）：“好的”；2018年3月7日刘：“常青，我看东土价格涨上来了，帮我减持一部分或全部吧。我周末回北京，看下周有空见个面吧”，常：“好的”；2018年3月12日刘：“常青，我看今天又涨的不错，有减持计划吗？你哪天有空，见面聊聊”；2018年4月3日刘：“常青，我这两天在北京，你哪天有空？我去你那里坐坐，好久没见了”，常：“好啊，看看今天或明天，我提前联系你”，刘：“哈哈好的常青。我今天下午四点后有事，之前和明天都可以”；2018年4月26日刘：“常青，我看今天东土的价格不错，到17.8元了，能卖就帮我都卖了吧。当然，如果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我最好，有减持期也没事。谢谢了”，常：“收到”、“现在东土这批还没给解禁”、“应该昨天解禁，到现在没消息”；2018年5月7日刘：“常青，关于我剩下的股份，我还是建议通过大宗交易帮助，形式上一次性转让给我，即使半年后减持也没关系，定价不高还能节约缴税。拜托”；2018年5月17日刘剑锋再次发送2018年5月7日的消息，常青回复：“好的”。2015年11月12日，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载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为90280373股，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30093457股，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已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13日。本次交易，东土科技拟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法持有的拓明科技100％股权；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64751.35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64400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中75％的部分由东土科技以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25％的部分以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具体情况如下：常青持有拓明科技的股权比例34.54％，对价合计22246.336万元，现金对价5561.584万元，股份对价为16684.752万元（数量为3118.6452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土科技将持有拓明科技100％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的股票交易均价结合本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调整计算得出，即5.35元每股。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拓明科技100％的股权，拓明科技100％的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上市公司已持有拓明科技100％的股权。2016年11月30日至2018年4月26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载明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2月1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898306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2月12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898307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5月9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9355936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5月2日，股东常青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33903股。2018年3月19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关于《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且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6年12月7日减持100万股，减持比例0.1934％，减持均价为17.91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3减持120万股，减持比例0.2321％，减持均价为17.78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4日减持2308000股，减持比例0.4465％，减持均价为16.79元每股；常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于2018年3月15日减持831600股，减持比例0.1609％，减持均价为16.55元每股。2016年5月18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628557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元人民币现金，其中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2017年5月11日，东土公司发布东土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69381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8元人民币现金，其中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32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权情况在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现刘剑锋要求常青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相关费用6636374元，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1．协议书约定的80万元现金，由常青代扣代缴20％税费后为64万元；2．协议书约定的东土科技45万元股票，根据东土公司发布的公告，常青于2016年12月份至2018年3月份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四次出售东土公司股票合计533.96万股，款项共计91760300元，故平均每股价格为17.185元。按照17.185元的单价计算刘剑锋的45万股扣除千分之一的印花税7733元、万分之二点五的券商佣金1933元，再扣除常青已经支付的1753310元，尚欠5970274元；3．东土公司针对股东2015年、2016年年度进行了分红，刘剑锋的45万股按照公告应分得红利26100元。常青不同意刘剑锋的诉讼请求，认为其与刘剑锋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常青并未举证证明其提供了协议书中约定的顾问咨询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系常青对刘剑锋的赠与，常青有权撤销赠与；刘剑锋所在的公司系拓明公司的投资人，在本次并购中刘剑锋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再向常青主张相应款项。常青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4日），载明常青减持股票的时间、成交数量、成交价格、清算金额（即扣除印花税、佣金之后的金额）、印花税、佣金的情况，经核算，印花税为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佣金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常青表示2015年9月份完成了东土公司对拓明公司的并购，但是在并购过程中出现了争端，主要由李平和常青负责解决，刘剑锋在此期间并未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关于减持的情况，刘剑锋向常青发送微信表示要求减持股份，常青便回复“好的”，之前双方约定尽快支付减持股份款，但实际上并购之前和之后的股票价格变化较大，2017年股票价格跌幅很大，也出现了政策文件限制大股东的减持情况，股份减持的速度比较慢，满足不了常青的自身需要，减持产生的款项全部用于交纳税款，减持股票后按照20％的税率交纳个人所得税。常青向一审法院提交其税收完税证明一份，载明完税证明的填发日起为2019年8月26日，税款所述时期列明了2015年1月至12月的情况，其中2015年10月份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为44153624.72元，申报日期为2018年4月17日，入库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经一审法院询问，常青明确表示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减持股份后并未交纳个人所得税。刘剑锋对于常青提交的客户常青东土科技集中竞价减持成交情况表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常青提供情况表起始时间为2017年1月份，在此之前常青亦减持过股份，常青减持股份中只有四笔与刘剑锋有关，第一笔为2016年12月7日，因为常青在2017年11月份向刘剑锋支付1735310元，在此之前常青仅减持过一次股份，另外三笔为2018年3月13日、14日和15日，因为2018年3月份刘剑锋向常青发送信息要求常青减持刘剑锋的全部股份，故应以上述四笔减持股份的情况确定常青应给付刘剑锋的款项。刘剑锋对于常青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笔股权转让所得税款产生于2015年10月份，并非针对该案股份减持所缴纳的税款，与刘剑锋无关。刘剑锋同时表示如果常青提供完整的税款计算明细，其同意在主张的款项中扣除应缴纳的税款。常青认为刘剑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对于刘剑锋提供的居间服务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同时常青在反诉状中申请追加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刘剑锋称协议书约定的顾问咨询服务主要指的是居间服务，因为拓明公司独立上市困难，常青亦在寻找上市公司对拓明公司进行并购，刘剑锋利用自己的财务背景和专业知识联系了东土公司进行并购。经一审法院释明，刘剑锋表示对于该案的案由由一审法院审查后依职权确定。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剑锋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冻结常青银行存款6636374元或其他同等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9）京0112财保376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常青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刘剑锋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剑锋与常青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在常青控制的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常青同意按照并购交易对价的0.5％向刘剑锋支付奖励，包括80万元现金和东土公司45万股股票。协议书系常青与刘剑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协议书载明“在甲方所控制的拓明科技被东土科技并购过程中，乙方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根据该内容可以认定常青对于刘剑锋在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进行了确认，且基于刘剑锋履行了合同义务常青同意向刘剑锋支付相应的奖励。常青于2017年11月份向刘剑锋转账1753310元，应视为常青以其实际行为履行了协议书。现常青否认刘剑锋履行了顾问咨询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系常青对于刘剑锋的赠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常青在协议中认可刘剑锋履行了相应义务，并且向刘剑锋支付部分款项后又否认刘剑锋履行了相应义务，常青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协议书约定和常青的行为存在矛盾之处，常青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常青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该案协议书并非常青所主张的赠与合同，奖励并非常青对刘剑锋的赠与，系刘剑锋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常青应支付的合同对价。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成功之前刘剑锋与常青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对于刘剑锋的合同义务进行明确，协议中明确刘剑锋提供的为顾问咨询服务，故一审法院依职权将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关于刘剑锋主张的款项计算问题。第一部分现金报酬，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常青应在协议书签订当年将80万元扣除20％税费后给付刘剑锋64万元，故对于刘剑锋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部分股权减持所得价款。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常青于2017年11月7日向刘剑锋转账支付减持股份价款1753310元，根据东土公司发布的公告，常青向刘剑锋支付该笔款项之前仅于2016年12月份减持股份一次，故2016年12月7日常青减持的100万股中包括其承诺给予刘剑锋45万股的部分股份。另外，根据刘剑锋与常青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剑锋于2018年3月份表示要求常青为其减持部分或全部股份，常青亦表示同意。现常青否认45万股系刘剑锋履行相关咨询服务的对价，并要求刘剑锋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意味着其认为减持的任何股份均与刘剑锋无关。在此种情况下，刘剑锋作为不持有股份、对于减持情况并不完全掌握的一方，其主张按照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四次减持的平均价格计算其45万股应得价款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个人所得税扣除问题，常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虽然现实入库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但税款所属时期为2015年10月份，为东土公司并购拓明公司成功后向常青非公开发行股份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常青在取得上述股份后承诺给予刘剑锋45万股的奖励，故常青因取得上述股份所缴纳的税款与刘剑锋无关。在常青于2016年12月份和2018年3月份减持相应股份后并未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审法院亦无法核算个人所得税的数额，故其向刘剑锋支付减持股份收入时不应扣除个人所得税的金额。日后常青针对减持股份所得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针对45万股份减持所得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另行向刘剑锋主张。刘剑锋主张按照千分之一的标准扣除印花税、按照万分之二点五的标准扣除券商佣金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扣除印花税、券商佣金及常青已支付的1753310元后常青还应给付刘剑锋5968026.25元。第三部分为股份分红。根据东土公司公告，东土公司对于股东派发2015年年度权益，标准为每10股派0.1元现金，故刘剑锋的45万股应分得4500元。上述权益所涉税款常青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交纳了个人所得税，待常青交纳相关税款后可另行向刘剑锋主张。关于2016年的股东权益，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2月份常青减持的股份中包括刘剑锋45万股的一部分，在无法确定刘剑锋具体减持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对刘剑锋派发权益的计算方式，故对于刘剑锋要求常青支付2016年股东权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常青的反诉请求，根据上述论述，常青在给付刘剑锋1753310元之后还应给付刘剑锋5968026.25元，现常青要求刘剑锋返还已支付的175331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案合同关系发生在刘剑锋与常青之间，与刘剑锋所任职的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无关，故常青申请追加科惠公司、科惠投资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常青一方面否认刘剑锋履行了顾问咨询义务，另一方面却申请对于刘剑锋履行顾问咨询服务的价值申请评估鉴定，常青的行为存在矛盾之处，且协议书已经明确载明了奖励的计算方式，在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常青申请评估鉴定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作出判决：一、常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刘剑锋款项6612526.25元；二、驳回刘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常青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青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协议书，证明协议书中未约定刘剑锋的义务，合同性质应为赠与合同，且根据协议书第1条的约定，奖励的金额应为并购支付对价的0.5%。证据2.2015年11月12日上市报告书，证明东土科技收购拓明公司的资产交易价格为64400万元，协议书约定刘剑锋取得对价的0.5%，即为322万元。刘剑锋获得的奖励占常青获得对价的1.45%。证据3.2019年4月26日东土科技公司关于拓明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证据4.2019年9月27日东土科技公司关于拓明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公告，证明常青应向东土公司补偿价款，其持有的对价变少，刘剑锋获得的价款也需要相应扣减。证据5.拓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刘剑锋与拓明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联系，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刘剑锋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协议书不是要式合同，合同的成立与否主要有无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即可以认定合同成立。本案中，协议书中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证据2-5，无法确定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属于一审庭审之前就存在的证据，常青有能力提供而不提供的证据。其中，关于证据2，常青的计算方法错误，常青应支付的款项数额应该按股票实际出售的价款确定，不应按照6.44亿元*0.5%来计算。一审中，刘剑锋提供了解禁公告，可以证明2016年-2018年常青的股票曾有四次解禁，出售股票2600多股。常青是拓明科技最大的股东，被并购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常青，因此，常青签订协议书是符合常理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及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协议书的性质问题；二、常青应支付的款项数额问题；三、税费扣减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常青系因刘剑锋在常青所控制的拓明公司被东土公司并购过程中，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等服务，而向刘剑锋支付相应的奖励。现常青否认刘剑锋提供了顾问咨询服务，并主张该协议书系赠与合同，明显与协议书约定不符，且与其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亦缺乏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常青要求刘剑锋返还其已支付的款项，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应以法院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协议书的内容，依职权将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常青主张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常青以本次并购交易支付对价的0.5％作为奖励支付给刘剑锋，该奖励包括80万元现金及45万股东土科技股票。股票由常青代持，在股票解禁后择机一次性或分次出售股票。首先，协议书明确约定奖励系由两部分组成，即现金及45万股东土科技股票，且股票因在禁售期而由常青代持。其次，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所载内容，刘剑锋曾多次要求常青出售其股票，而常青从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常青的行为可以佐证协议书中约定的奖励包含45万股东土公司股票，该股票由常青代持，股票出售所得应归刘剑锋所有。一审法院根据2016年12月和2018年3月常青四次减持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45万股出售后应得的款项，依据充分，本院不持异议。现常青以其应向刘剑锋支付固定款项322万元为由，主张出售股票与刘剑锋无关，且不予认可45万股东土科技股票出售价款归刘剑锋享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出售股票所得在扣除相应税费后，由常青支付至刘剑锋指定账户中，但根据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常青出售45万股东土公司的股票实际缴纳的税款。常青主张应该按其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即按1.45%的比例）扣除相应款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常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361元，由常青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法官助理  李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