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再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殿生，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升鑫，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新，辽宁鑫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法定代表人：王殿忠，该大队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锐，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媛，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殿生因与被申请人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504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辽民申56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殿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升鑫、王立新，被申请人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锐、王园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殿生申请再审称，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营口顺恒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菅口公司）自2013年8月1日起就完全退出合同主体地位,转而由再审申请人继续实际履行,再审申请人与营口公司合同转让时,及时通知了案涉项目的总负责人张树林,张树林表示同意,并同时与再审申请人共同合作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而被申请人也始终未对再审申请人的投入勘探资金等具体履行行为提出异议,被申请人始终与再审申请人本人对接,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即为案涉合同的相对人,系本案适格主体。两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提供了数组证据足以证明其系适格主体,其中包括被申请人工程处处长张树林代表地质六队在案涉《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上签字的证据,当时张树林系案涉平铜矿区工程项目的承包人,后来合同相对人发生变更时,也是张树林在承诺书上签字“知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唯一与张树林本人进行相关工作对接的是再审申请人。张树林曾在2018年9月20日庭审过程中出庭作证:其签字“知道”即表示同意的意思。再审申请人还提供了其与被申请人现法定代表人王殿忠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证据中,王殿忠明确表示被申请人承认再审申请人的合同相对人地位,也对再审申请人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投资表示认可。再审申请人还向法庭提交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孙殿生付款凭证”“孙殿生勘查工程清算”“孙殿生赔偿死亡协议书”等,上述数组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系本案适格主体。同时,再审申请人还提供了营口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钟宁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表示营口公司己将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诉讼与营口公司无关,因该合同引起的法律后果均由再审申请人本人承担,二审法院无视再审申请人在合同履行中已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中的义务，不仅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而且将本不属于营口公司的权利强加到该公司身上,违反了立法本意,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上述几组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系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二审法院未能充分认定本案事实,亦未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数组证明自己系适格原告主体的证据进行审查，进而得出再审申请人非本案适格原告主体的错误结论,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综上，请求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提交意见称,孙殿生在本案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申请人于2008年4月与案外人营口公司签订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合同生效后,营口公司向被申请人支付了勘察费,被申请人也依约履行了合同,双方履行合同至今,合同主体未发生变更。虽然目前营口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根据法律规定,营口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仍然存在，能以自身名义独立对外参加诉讼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营口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再审申请人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营口公司将其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孙殿生的行为,并未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首先,被申请人在与营口公司签订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是权利义务相对方。案涉承诺书是营口公司与孙殿生双方之间转让行为,其中的权利义务涉及到被申请人权益,营口公司在事前事后均未与被申请人沟通商议。被申请人至今也未明确表示同意营口公司与孙殿生的合同转让行为,因其营口公司单方面转让勘查矿产资源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88条、89条规定,其转让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张树林签字不能推定被申请人同意该合同转让。首先,孙殿生与营口公司是在2013年8月1日签订的承诺书,庭审证据表明张树林签字时间不是在承诺书形成时,孙殿生是在2017年下半年张树林退休后,孙殿生起诉前让张树林在承诺书上签字。再有张树林在承诺书上的签字是“知道”两字,而不是同意的意思表示。张树林的签字没有被申请人授权不能代表被申请人,张树林在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该承诺书不能证明孙殿生与被申请人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不仅依法就其案涉主体资格查明事实,同时对案涉投入金额是否违约等方面也进行了全面审理,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孙殿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D2008-04解除；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投入的500元勘查资金损失及违约损失998.17万元及利息（500万元的利息自2009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998.17万元损失的利息从2015年3月25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均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案外人营口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D2008-04）。主要内容为：被告与营口公司合作勘查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被告以自身具备的勘查资质和合作勘查区域的探矿权潜在价值作为合同的条件，营口公司以支付不低于伍佰万元和继续提供合作区域内的勘查资金作为合作条件；在合作勘查成果分享及风险承担上，双方约定：如果合作勘查取得可供进一步勘查或开发的地质成果，双方如同意将勘查成果进行转让，则受益双方各占50%。双方如将勘查成果进行开发，则将共同组建矿业公司，营口公司负责所有涉及矿山建设和采选等其它所需的投入，在共同组建的矿业公司中，被告占不低于20%的股份，营口公司占不高于80%的股份。如果双方协商进行采矿权转让，所得收益各分得50%。如果没有取得可供进一步详勘或开发的地质成果，风险由营口公司独自承担。合作结束后，双方终止合同，探矿权仍归被告所有；双方约定合作勘查期限自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2月31日。若勘查工作未完成，由被告办理延续手续，费用由营口公司承担；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对勘查成果保密、协调与地方政府关系、组织技术人员保证勘查工作完成；营口公司的主要义务为：自行承担勘查风险和对勘查成果保密、按约定及时足额提供勘查资金。勘查费用支付形式为自合同签字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被告叁佰万元，其余贰佰万元在2008年12月31日前付清。营口公司应按照被告依据勘查规范编写的合作区域内的《地质勘查设计》工作量和国家地调局规定的收费标准提供勘查资金，每项工程工作前预付工程款70%，工程结束后由营口公司验收再支付工程款的30%；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上述约定视为违约，守约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可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但有国家政策变化和自然不可抗力时不视为违约。原告孙殿生与被告单位张树林分别作为合同双方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后营口公司支付给被告300万元，并按照被告要求为被告购买车辆一台用于抵顶剩余的200万元。该合同约定的勘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但案涉合同项目均实际履行。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营口公司签订《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由于营口公司几年来对包含案涉合作勘查合同在内的数份矿产勘查合作合同中的合作项目均没有实际投入（实际由孙殿生投入），营口公司无能力履行合同，所以自愿放弃上述合作项目中其享有的所有权益，其与合作单位原有的债权、债务、法律责任、权益等均由原告享有，并承担一切责任。2014年，原告将转让事宜告知张树林。2016年6月，张树林在该承诺书上注明“知道：张树林”。2013年9月16日，原告与案外人何志涛签订《钻探工程合同》，将案涉华铜矿外围普查钻探工程委托给何志涛施工，并自2013年开始陆续向何志涛、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四队等支付工程相关费用。案涉合同在实际勘查过程中，营口公司、原告、被告均实际参与施工。2016年，被告的华铜矿项目负责人张树林向原告出具了《华铜矿区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六队）（2007定额）》、《华铜矿区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总工作量）（2007定额-2010定额）》各一份，对华铜矿区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进行汇总，确定总工作量及费用为998.17万元，其中，被告完成工作量费用为250.42万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以上述总工作量为依据，对案涉工程的工程量进行了核定，确认总工作量表中由被告组织施工部分费用为160.81万元，原告自认其自行组织施工部分含被告应收取的设计、编录、技术费用，上述合计费用为98.88万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自述案涉工程工作情况没有账目记载。原告在勘查过程中，给付被告勘查费用10万元。另查，案涉华铜矿区探矿权首次设立于2006年3月24日，2009年3月完成了第一次延续，2010年完成了第二次延续，勘查阶段由普查提升为详查。上述阶段勘查面积均为21.35平方公里。2012年3月完成第三次延续，2014年完成了第四次延续，探矿权有效期限截至2015年3月24日，勘查面积为10.82平方公里。2014年12月，被告编制了《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详查实施方案》，提交辽宁省地质学会评审。辽宁省地质学会于2015年2月2日作出辽地会审字[2014]T025号《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评审意见书》，对实施方案评审通过。该评审意见书记载：“通过前期工作，发现了较好的含金石英脉和磁铁矿盲矿体。该区进一步开展详查的地质依据较充分。”其预期成果为“通过详查评价，2017年3月末预期提交岩金（332+333）类型资源量1000KG，磁铁矿（332+333）类型资源量100万吨。”后被告向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大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延续。2015年2月10日，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探矿权变更县级复核意见（责任）表》，复核意见为：该探矿权缩小矿区范围和延续。经复核，探矿权变更和延续材料齐全合格，拟同意上报。2015年6月3日，大连市国土资源监察大队出具《办理矿业权是否有违反行为证明》，证明华铜矿区金矿详查从2014年5月至今，未发现违法行为。2015年9月22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出具《探矿权现场勘查责任表》，意见为符合有关规定。2015年11月3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出具《探矿权延续、变更市级复核意见（责任）表》，审核意见为：该探矿权到期，企业提出延续和缩减面积申请，资料齐全，拟同意上报省厅审批。2015年11月6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收到探矿权变更材料。根据生效的行政判决记载，2015年12月，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不予办理通知书，决定对该延续申请不予办理。对此，被告称系探矿权缩减面积不足，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要求其补充缩减面积材料。2016年11月2日，辽宁省地质学会出具辽地会审字[2016]T226号《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评审意见书》，对实施方案评审通过。该评审意见书主要意见为“1、通过前期地质勘查，圈定7个磁异常和2处激电异常，发现磁铁矿体和含金石英脉，并初步估算了资源量，本次申请进一步勘探地质依据比较充分……”其预期成果为“预期提交磁铁矿矿产地一处，提交（331+332+333）金资源量1000KG，磁铁矿资源量100万吨。”2016年12月5日，被告为办理探矿权延续，向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过期说明》，对探矿权延续申请过程进行了记载，并载明：“在整理缩减面积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队发现该探矿权范围内分散几处较好脉矿，若缩减探矿权面积（首面积的25%）有可能会造成矿脉损失，经大队领导与局领导商讨认为，暂时保留探矿权面积，勘查阶段由详查升至勘查，并提交‘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延续材料，2016年11月2日地质学会下达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勘探评审意见，由于该探矿权由详查上升至勘探，因此该探矿权证有效期限过期。”后被告再次向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探矿权延续。2017年11月23日，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有关情况说明》，载明：“辽宁省瓦房店市瓦房店华铜矿区金矿详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2015年3月24日。由于前期办理探矿权变更延续手续未获得审批，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于2016年11月向我局提交了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勘探延续申请，该探矿权已过期1年8个月，并且该勘查项目和瓦房店市规划冲突，当地乡政府也提出不同意见。对于瓦房店市国土资源未出具同意延续初步审查意见，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可以向上级国土资源行政机关申请复议。”2018年2月6日，被告向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申请复议。2018年2月13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出具大国土房行复不字〔2018〕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其申请不予受理。2018年3月9日，被告向庄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其关于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延续审核批准。庄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在办理探矿权延续时应提高符合规范要求的矿产勘察阶段，未能提高的应缩减勘查面积，但该选择应在探矿权到期前进行。被告于2016年11月提出延续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故判决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辽02行终61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在2016年11月提出的延续申请并非是对探矿权面积的缩减而是重新提出，不能视为对2014年12月申请的延续，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金矿勘探”探矿权投资方孙殿生来我队询问矿权延续情况，对探矿权未办理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并记载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同意继续上报延续材料，有关部门将协调关系，力争尽快办理该探矿权延续手续。2017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2008年4月被告与营口公司签订了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2013年8月1日营口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承诺书，将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原告，并通知了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办理探矿权证的延续，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之规定，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D2008-04。2017年12月26日，被告就华铜矿“解除合同通知书”回函，载明“营口顺恒源经贸有限公司、孙殿生：2008年11月14日就辽宁省瓦房店华铜矿区金矿项目与营口公司签订了《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合同期限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有效期限一年。合同已过有效期。2017年12月20日，通知人孙殿生邮寄发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我队已收悉，经研究讨论，我队不接受此解除合同通知书中的意见。”再查，《辽宁省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辽国土资发〔2007〕236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勘查许可证最长有效期为3年。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勘查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续登记手续。探矿权每次延续时间最长为2年，每延续一次，地质勘查工作应提高一个符合规范要求的地质勘查阶段……探矿权到期不能达到相应地质勘查阶段要求的，申请在同一勘查阶段延续时应缩减勘查面积，每次缩减的勘查面积不得低于首次勘查许可证载明勘查面积的25%。第二十七条规定，本通知下发前已经设立的探矿权，在同一勘查阶段工作时间累计已超过3年（含3年）的，探矿权到期仍需要在此勘查阶段延续的，可给予一次有效期为1年的延续，在同一勘查阶段工作时间累计不到3年的，探矿权到期仍需要在此勘查阶段延续时，可给予一次有效期为2年的延续。但在同一勘查阶段累计勘查时间不能超过4年。该规定要求探矿权人应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还查，营口公司营业期限自200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5日，企业登记状态为吊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孙殿生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是否违约及违约程度；3、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4、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应如何认定。（一）关于孙殿生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案涉合作勘查合同的甲乙双方是营口公司与被告，原告依据《承诺书》主张营口公司将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原告，原告已通知被告该转让的事实，其主体资格适格，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该规定中“对方同意”为转让行为生效的强制性规定，为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而在“对方同意”与否的判定上，既可以采取明示方式同意，也可以采取默示方式。纵观本案，依据认定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同意。首先，案涉的合作勘查合同系张树林代表被告与营口公司签订，张树林又系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该项目的相关事宜也均由张树林负责。据张树林陈述，原告已经在2014年将其与营口公司转让一事告知张树林，张树林未提出异议，其后又在《承诺书》上签写：“知道”。而张树林的上述行为均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代表被告作出，应视为被告同意；其次，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也承认案涉工程的后续工作大多是由原告进行的，款项也由原告支付，结合原告提供的《钻探工程合同》、《钻孔终止通知书》、付款凭证及工作量及费用明细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在知道营口公司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后，仍与原告就华铜矿勘探工程共同组织施工，从而进一步说明被告对原告承继的营口公司权利义务是同意的；再者，2017年12月26日，被告就华铜矿“解除合同通知书”回函中对原告的解除通知已经作出了明确回应。综上，足以认定被告同意原告继续履行合作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相关主体能否作为适格原告，应当考察其与相关案件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案涉华铜矿勘查项目合同主体是否发生转移不能作为相关主体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唯一依据，应当从案件事实出发确定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在与营口公司签订《承诺书》后存在一系列的履约行为，包括支付勘探资金，与施工人员签订施工合同、支付价款、赔偿损失等。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也称，案涉合同至今仍在履行中，但根据营口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营口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0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5日，即营口公司在吊销营业执照后已不存在经营活动，但案涉合作勘查项目仍在进行，且被告认可后续工作大多由原告进行，故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被告是否违约及违约程度问题。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在案涉合作勘查合同中的义务主要为：办理探矿权延续手续，对勘查成果保密，承担勘查阶段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组织技术人员保证勘查工作完成。其合同相对方的义务为：承担延续费用，自行承担勘查风险和对勘查成果保密，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提供勘查资金。根据上述约定，办理探矿权延续系被告的主要合同义务之一，原告以被告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探矿权无法延续为由主张认定被告违约，综合本案事实，应当认定被告违约，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探矿权经四次延续，有效期截止2015年5月24日。按照《辽宁省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探矿权延续的相关要求，被告办理探矿权延续，应当在勘查许可证到期前30日前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的勘查阶段、勘查年限等提交相关材料。案涉华铜矿探矿权在2010年第二次延续时，勘查阶段已经从普查提升为详查，在2014年完成第四次延续，在同一勘查阶段累计勘查时间已满4年。被告作为负有办理探矿权延续义务的合同一方，未在探矿权证到期前提交符合延续条件的相关材料，导致探矿权未能延续；二、根据被告提供的探矿权办理材料显示，2014年12月，被告首次向辽宁地质学会递交申请材料，2015年2月2日评审通过后，于2015年2月10日取得瓦房店市国土局同意上报的意见，但时隔4个月才取得大连市国土资源监察大队的“没有违法行为”的证明，此时，案涉探矿权已经过期。根据被告所述，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接收申请材料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其再次申请延续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根据上述时间显示，被告在办理探矿权延续时，存在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行为，该行为也是导致探矿权未能延续的重要原因；三、根据被告自述，其第一次申请未予延续的原因是面积缩减不足，则被告应当按照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补充面积缩减材料，但被告在第二次申请时，却并未补充面积缩减材料，而是将勘查阶段由详查升至勘查，并最终导致探矿权未能延续。关于被告提出的案涉矿区与当地政府规划冲突，系国家政策原因导致探矿权未能延续，不应视为违约的抗辩意见，根据被告提供的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区金矿详查探矿权有关情况说明”等证据显示，案涉探矿权未能延续的主要原因是被告在2016年11月提出申请时，探矿权许可证已过期1年8个月，而非政策原因。并且，被告提供的国土资源部《关于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方案》等均发生在2017年，系被告申请探矿权延续之后，案涉探矿权未能延续与当地政府规划、国家相关政策没有必然联系，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程度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合作的前提是被告自身具备的勘查资质和合作勘查区域的探矿权潜在价值，现案涉探矿权未能延续，案涉合作勘查项目不能继续进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因被告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案涉探矿权未能延续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四、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问题。合作勘查合同第八条约定，双方任何一方违反上述约定视为违约，守约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据此，原告以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如前所述，案涉华铜矿探矿权已无法延续，双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应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12月20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并向原告作出回函，故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勘查合同于2017年12月26日解除。五、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认定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辽宁省地质学会出具的两份评审意见书记载，案涉华铜矿已经取得了可供进一步勘查或开发的地质成果，但该勘查成果并未实际转让或开发，案涉华铜矿勘查项目也并未最终决算。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主张原告的损失应由第三方评估确定，但又明确相关工作情况并无账目记载，不具备评估条件。因双方对完成的工程量均没有异议，故在现有条件下，仅能以双方同意并认可的完成工作量作为损失的核定依据。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对损失数额进行了调整，其最终主张的损失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前期支付的500万元以及在施工过程中给付的10万元，共计510万元；另一部分为2008年至2014年完成工作量费用，共计998.17万元，加后期岩芯保管费用6万元，共计1004.17万元。关于510万元，原告主张该款是在合同签订时付给被告300万元，并以车辆抵顶了200万元，以及后期支付的10万元，被告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应在结算时扣除已支付的勘查费用后，剩余部分予以返还。本院认为，根据勘查合同约定，该款项是营口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给被告的勘查资金，原告承接合同义务后，又支付了10万元，上述款项均是原告实际交付的费用，应当认定为其损失的一部分。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应予支持。关于完成工作量的费用，原告主张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完成工作量总费用应认定为998.17万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完成工作量系按照10定额计算，取费标准过高，应按照国家地调局公布的07定额计算。原告对此的解释为07和10定额均为合同约定的国家地调局标准，因工程完成时间从2008年至2014年，因此在总工作量及费用中出现适用不同标准情形。同时，原告认可总工作量及费用中含被告应收取的设计、编录、技术费用，对该部分费用及由被告施工部分，予以扣除，其实际损失数额为738.48万元（998.17万元-98.88万元-160.81万元）。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勘查合同约定，双方勘查费用的约定为资金提供方依据被告编写的《地质勘查设计》工作量和国家地调局规定的取费标准提供勘查资金，每项工程工作前预付工程款70%，工程结束后经验收支付30%。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未按照该约定编写工作量及提供勘查资金，而是由被告提供技术指导，双方共同参与、分别组织人员进行了勘查，并按照已完成的工作量对2008年至2014年费用进行了汇总，对此，应视为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勘查合同的履行方式。在损失数额的认定上，因原告的提供的《华铜矿区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六队）（2007定额）》、《华铜矿区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总工作量）（2007定额-2010定额）》，是被告的华铜矿项目负责人张树林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对2008-2014年完成工作量及费用进行的汇总，上述证据亦经被告的项目负责人张树林、工程技术人员**君签字确认，可以作为认定原告实际投入的依据。对于被告提出的取费问题，经审查，双方所称的07、10标准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仅在适用年份上存在差别。案涉合作勘查项目历时时间长，在具体核定时存在标准差异亦属正常，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的投入损失为738.48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岩芯保管费6万元，原告除当庭陈述外，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赔偿损失而非返还资金，故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营口顺恒源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于2008年签订的《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D2008-04）于2017年12月26日解除；二、被告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殿生经济损失12,484,800元；三、驳回原告孙殿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69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殿生负担9,297元，由被告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负担102,393元。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孙殿生上诉请求在原审判决的基础上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510万元勘查资金和738.48万元完成工作量总计1248.48万元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其中500万元勘查资金的利息损失自2009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10万元勘查资金及738.48万元完成工作量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5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并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要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因不同缔约方在履约能力、资质信誉、装备技术、抵御风险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促使顺利完成全部合同义务，实现最初交易目的，合同法规定一方合同主体有权决定对方能否脱离合同约束，转由他人承接合同权利义务。为维护自身权益，合同一方可以在充分了解受让方全面情况，评估交易风险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同意的决策。合同法对此环节作出同意生效的制度设计，对于降低交易风险，充分保障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防止恶意规避债务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与营口顺恒源经贸有限公司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的当事人是营口顺恒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恒源公司）和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依照上述规定，顺恒源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孙殿生前，应当取得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的同意意见。为此，孙殿生提交了承诺书证明该节事实。从形式上分析，承诺书底部有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原工作人员张树林书写的“知道：张树林”字样。但“知道”系单向受领对方意思表示的行为，类似行为如“了解”、“获悉”等。与之不同，对于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同意”系包含了具体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作出后能够发生民事权利义务变动的相应后果，二者作用和适用范围均不相同。因单向受领对方意思表示行为无表示意识，缺少变动民事权利义务的具体意愿，故依法不能取得与“同意”同等的法律效果。从履约过程分析，目前无据表明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事前接收了通知，就合同主体变更事宜启动必要的基础调查工作，为后期决策提供依据。而且，即使在承诺书形成后，孙殿生和顺恒源公司依然能够直接与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交涉变更事宜，取得明确意见，补救形式上的“瑕疵”，规避交易风险，但现有事实表明顺恒源公司、孙殿生和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未能对此进行必要磋商。以无权代理人某时点的行为，替代以事前调查、分析评估、判断决策等环节为前提的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判断合同主体发生变动的依据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理由将职务行为、表见代理、事实推定、法律拟制、合同相对性原则等不同规则交叉混淆，未能通过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具体履约行为和合同目的的方法进行整体分析，厘清不同法律规则适用的特定前提背景，而作出合同主体已经发生变动的判断结论，缺乏充分依据，适用法律有误。因孙殿生并非《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当事人，与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则其起诉请求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合作勘查矿产资源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依法均有权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审理本案不当。二审法院裁定：一、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60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孙殿生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1690元（上诉人孙殿生已经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690元（上诉人孙殿生预交9297元，上诉人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预交102393元），均予退回。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系孙殿生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8月1日，孙殿生与菅口公司签订《承诺书》，内容为对包含案涉合作勘察合同在内数份矿产勘查合作合同中的合作项目转由孙殿生享有。2014年孙殿生将转让事宜告知张树林，2016年6月张树林在该承诺书上注明“知道：张树林”。张树林系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案涉华铜矿项目负责人，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在诉讼过程中也承认案涉工程的后续工作大多是由孙殿生进行的，款项也由孙殿生支付，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在知道营口公司与孙殷生存在转让行为后，仍与孙殿生就华铜矿勘探工程共同合作组织施工，上述行为应当视为对转让行为的认可。2017年11月21日，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出具情况说明，提到辽宁省瓦房店市华铜矿金矿勘探探矿权投资方孙殿生来我队询问矿权延续情况，认可投资方主体为孙殿生，2017年12月26日，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就华铜矿解除合同通知书，回函亦对孙殿生做出了明确回应，对孙殿生主体身份并未提出否认。此外，根据案涉合作勘察合同，营口公司作为投资方基本义务是出资，并未约定其他实质性义务，而营口公司已经完成出资义务，承诺书实质上转让的更多的是合同权利，履行通知义务后，孙殿生行使原合同主体权利并无不当。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提出有相关规定对合作勘查的主体必须要求是法人为主体，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此外，2014年之后营口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由孙殿生作为诉讼主体对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一方利益并不会造成损害，孙殿生应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二审法院驳回孙殿生起诉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5040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李云波审判员  张云涌审判员  王 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邓宇喆书记员黄雪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