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襄州支公司，营业场所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109号。负责人：陈向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财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光彩国际物流园3栋2-69号。法定代表人：刘常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1座17楼1769房间。法定代表人：万钧，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襄州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襄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襄阳财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财顺公司）、原审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桥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襄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所有的鄂Ｆ×××××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真实性证据不足，不能确定其车辆损失是否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故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朱先耀驾驶的鄂Ｆ×××××在2018年5月31日发生单方事故后，一直未向上诉人报案，也未在24小时内报警，在事故过后7个月即2018年12月27日才向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报案，交警大队并未对车辆事故现场进行查勘，也未对车辆损失进行核定，仅凭驾驶员的口述就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因此上诉人怀疑本次事故的真实性；二、即使本次事故是真实的，被上诉人单方申请其车辆损失的鉴定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有权对鄂Ｆ×××××的车辆损失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襄阳财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襄阳财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襄州公司赔偿襄阳财顺公司车辆损失费用41265元、车辆损失鉴定费2000元、拖车费3800元等共计4706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襄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31日00时10分，案外人朱光耀持B2证驾驶鄂Ｆ×××××“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沿锡海线行驶至2415公里200米襄州区伙牌镇尹张村路段，倒车过程中致车辆侧翻受损。事发后，由襄州区襄畅诚信汽车救援服务中心施救，襄阳财顺公司支出拖车、吊车费3800元。2018年11月4日，经襄阳财顺公司委托，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损失价格评估报告书，鉴定意见：鄂Ｆ×××××“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的损失修复价格为41265元。襄阳财顺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2000元。2018年12月10日，鄂Ｆ×××××“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经襄阳鑫宇宏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支出维修费41265元。2018年12月27日，经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当事人朱先耀负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襄阳财顺公司理赔未果，引起诉讼。鄂Ｆ×××××“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襄阳财顺公司，系襄阳财顺公司通过与第三人狮桥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在人保襄州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保额为3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6日，保单第一受益人为狮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襄阳财顺公司所有的鄂Ｆ×××××“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襄州公司处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利益。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受益人概念仅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财产保险合同中关于受益人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狮桥公司也不能基于受益人条款获得属于财产保险的机动车损失险的理赔。虽然在保险单中有“第一受益人”的约定，但涉案车辆实际登记在襄阳财顺公司名下，且保单上也载明被保险人为襄阳财顺公司，车辆受损后的维修费用等也是襄阳财顺公司支出，另外狮桥公司也述称襄阳财顺公司没有拖欠租金，狮桥公司的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狮桥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人保襄州公司辩称襄阳财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未报案，人保襄州公司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襄阳财顺公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虽然未向人保襄州公司报案，但根据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认定本案发生交通事故以及襄阳财顺公司车辆受损的事实，人保襄州公司虽提供了保险单，但未提供保险条款，不能证实有该项免责条款的约定，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受襄阳财顺公司的委托对涉案车辆的受损维修费用进行评估，该公司具有相关评估资质，评估人员具有相关评估资格，评估程序合法，其出具的评估意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襄阳财顺公司依据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意见将车辆送去维修，维修金额与鉴定意见一致，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襄阳财顺公司的车辆维修存在不合理的事实，故对襄阳财顺公司依此主张损失，予以支持。鉴定费是襄阳财顺公司为完成此次交通事故理赔而发生的必要成本，属于襄阳财顺公司的损失范围，有相关发票予以证实，应予支持。襄阳财顺公司因事故导致车辆受损，且该车辆是重型货车，支出拖车费是其必要支出，有相关发票予以证实，应予支持，人保襄州公司辩称该费用过高，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对拖车费3800元予以确认。襄阳财顺公司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维修费41265元，鉴定费2000元及拖车费3800元，共计47065元，该费用应由人保襄州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在车辆损失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狮桥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襄州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损失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支付襄阳财顺物流有限公司47065元。二、驳回襄阳财顺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元，由人保襄州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和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分别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为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事故发生时报警记录显示事故系两货车相撞，与一审查明的单方事故不一致；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次交通事故应当以一审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且该接处警工作记录上的地点以及报警人朱先生的电话均与实际不一致，可能存在报警人转述有误的情况。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为朱先耀保险报案的短信截图一张，用于证明事故发生后，朱先耀向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且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相吻合；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是复印件，应当提供短信的原始载体，且保险公司系统上显示并未收到报案记录。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为鄂Ｆ×××××重型货车在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并按时交纳了保费，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签发保单，双方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上诉称本案交通事故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审查，一审中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提交了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鄂Ｆ×××××重型货车系倒车途中致使车辆侧翻受损，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二审中虽然提交了一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但是该登记表的内容不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一审法院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对本案诉争交通事故的成因进行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上诉称本案交通事故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是并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车损金额，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一审提交了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系有资质的第三方作出，且评估的车损金额并未超过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险限额，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向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支付维修费41265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襄阳财顺公司单方申请鉴定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针对此项上诉理由，上诉人人保襄州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保险合同条款予以证明，故其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保襄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襄州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张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