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0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9年10月9日出生，壮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88年10月29日出生，壮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列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肖，北京晟世青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巩思东，北京晟世青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5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芬，北京市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刘某4，女，195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张某、刘某1与被上诉人刘某2,原审被告刘某3、刘某4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1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刘某2向张某、刘某1给付财产分割款18375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刘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5与郑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刘某2向郑某支付过40万元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刘某2替刘某5履行过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刘某2向郑某付款40万元是替刘某5履行还款义务,是错误的,没有证据予以支持。1、郑某没有向刘某5支付40万元的证据,也没有取款40万元的证据,更没有刘某5出具的借款凭证,不能证明郑某与刘某5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郑某说刘某5借钱时打了借条,现在丢了,不符合常理。对一般人来说,40万元不是小数目,40万元的借条会非常谨慎保管,丢掉的可能性极小,即便真的不小心丢了,也会及时找借款人补上的,如果借款人拒补,那么双方的矛盾早就爆发了。如果借条确实丢了,也没有找刘某5补,那么至少郑某也应当向法庭讲清楚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是否有利息、还款时间等重要事项,但郑某对此却只字未提,这难以让人相信其与刘某5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刘某2提交的郑某的收条不能证明刘某2存在替刘某5偿还借款的事实。除了收条,刘某2没有向郑某支付40万元的记录,也没有取款40万元的记录,郑某没有收到刘某2支付40万元的记录。刘某5与郑某以及刘某2之间也没有过代付的协议或者约定,刘某2自述替刘某5还款40万元,不符合常理。郑某与刘某2系10多年的朋友关系,不排除郑某存在为了帮助刘某2而作虚假陈述的可能。3、郑某在法庭的陈述与其提交的书面证明不符,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其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法院不应采信其证言。庭审中,郑某说刘某5借钱是为了买房,而实际上刘某5没有买过房。郑某的证明记载其看到刘某2给刘某5现金一百万元,但其在回答法官询问时陈述一百万是刘某2后来给他说的,其书面证明和庭审回答明显矛盾。按照常理,刘某5去世了,如果刘某5欠钱,那么郑某是应该找刘某5的继承人的,但张某、刘某1从未了解到刘某5欠郑某钱的情况。刘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某、刘某1的上诉。一审中，证人郑某已经出庭作证说明了刘某5向其借款的经过及刘某2代刘某5还款40万元的事实以及郑某出具的收条，足以证明刘某5向郑某借款的事实存在及刘某2代刘某5向郑某还款40万元现金的事实是存在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我方同意一审判决。刘某4辩称，他们所有的事情刘某4都不是太清楚，因为刘某4一直在深圳，所有的事情没有参与，都不知道。刘某3提交书面意见辩称，希望双方可以和平解决此次纠纷，相信法院判决。张某、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某2向张某、刘某1支付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层某号房屋售房款的四分之一即2137500元；2、判令刘某2向张某、刘某1支付利息，以2137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至起诉时暂计为59527.91万元；3、对方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张某与刘某5系夫妻关系，刘某1系双方婚生之子。刘某5于2018年5月13日因病去世，生前未订立遗嘱。张某、刘某1是刘某5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刘某5与对方系兄弟姐妹关系。2017年7月16日，刘某5与对方共计四人就处理父母遗产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层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签署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四人对房屋都享有继承权，房屋出售后四人平均享有房屋出售款。为了房屋能及时出售，四人商定通过公证的方式将房屋继承过户到刘某2名下。房屋出售后，扣除所有税费款项后，刘某2应将剩余房款平均分成四等份，每人各得一份。根据上述约定，四人于2017年7月28日在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7年11月，刘某2将涉诉房屋出售，但其未按约定向刘某5给付售房款。刘某5去世后，张某、刘某1向刘某2主张上述售房款应得份额，刘某2称刘某5已经拿走应得款项中的绝大部分，但刘某2对其上述主张，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对于其认可的剩余款项，刘某2也始终拒绝给付。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刘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对对方主张的《协议书》真实性认可，协议书涉及的房屋确实已经出售，可分割的售房款共计855万元。根据售房款总额，也认可应向刘某5支付2137500元。但实际上售房后，刘某2通过向刘某5手机转账、银行转账，代为偿还欠款以及直接给付现金等方式，已经实际向刘某5给付了绝大部分。刘某2与刘某5联系较多，还共同开设公司，其去世后有些他的欠款也是刘某2代为偿还。刘某5跟其家人关系不好，加之其去世突然，因此很多款项交接情况其继承人并不了解。目前根据已经给付的款项情况，应只剩余15万元未支付完毕，刘某2同意就该15万元向对方给付。刘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协议书》、公证书的情况认可，作为协议参加人，刘某3也取得了一部分应得的份额。刘某5去世突然，刘某3了解刘某5生前与刘某2一起做生意，开公司，具体钱款交往细节不是很清楚。刘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协议书》、公证书的情况认可，作为协议参加人，刘某4也取得了一部分应得的份额。因为刘某4常年居住在深圳，对其他情况不是很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6日，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就父母遗留的涉诉房屋的处理问题协议如下，1、涉诉房屋为父亲刘某6、母亲王某1遗产，四子女对涉诉房屋均享有继承权。2、四人商定将涉诉房屋出售，四人平均享有售房款份额。3、为了房屋能及时出售，以此为前提条件，经协商刘某4、刘某3、刘某5三人放弃继承，经公证将上述房屋过户到刘某2名下。4、房屋出售后，扣除所有费用税款后，刘某2应将剩余房款按四等份分配，每人各得四分之一。《协议书》落款处有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的签字。2018年10月12日，刘某2作为出卖人与案外人王某某就涉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出售，同日双方签订《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变更涉诉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信息。就上述涉诉房屋出售，刘某2认可张某、刘某1主张的待分割款项总额为855万元。就向刘某5给付款项情况，刘某2提交如下证据：1、建设银行刘某2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银行业务回执单，显示：①2017年10月26日，向刘某5账户转款五笔，共计5万元；②2018年2月3日，向刘某5账户转款五笔，共计5万元；③2018年4月1日，向刘某5账户转款1笔，金额为20万元；此笔款项还附有银行业务回执单作为佐证；上述涉及款项共计30万元。2、郑某出具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刘某2替刘某5还的借款现金40万元整”。刘某2为此申请郑某出庭作证。郑某在证言中确认并解释了刘某5向其借款及刘某2向其交付还款的过程。3、刘某2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案外人王某2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2018年10月18日刘某2代替刘某5向王某2偿还了刘某5的借款35万元。刘某2亦申请王某2出庭作证，王某2证言中陈述其在刘某2支付35万元后，将借条交给了刘某2，且就还款并未出具收条。刘某2未提交相关借条。证人郑某、王某2证人证言中均表示因为做生意，与刘某2、刘某5都熟悉，且有多年交往和生意往来。由于对刘某5家人不熟悉，与刘某2较为熟悉，知道他与刘某5是兄弟关系，因此借款、还款的事情均与刘某2联系。刘某2也自述与两位证人相识20余年，相互比较了解，因此才可能在刘某5需要资金时，介绍其向两位证人借款。对于其他向刘某5支付的款项，刘某2未提交相关证据，并主张有部分款项系现金交付刘某5，无法提供证据。对上述证据，张某、刘某1对刘某2提交的证据1中账户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和证据3不予认可，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还款情况，且由于刘某2与两位证人均多年相识，长期有交易往来，因此不能确认款项系借款或代为还款的款项。诉讼中，基于举证质证情况，张某、刘某1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将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刘某2向张某、刘某1支付1837500元；2、判令刘某2向张某、刘某1支付利息，以1837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张某、刘某1基于全体继承人之间签订的分家析产协议要求财产持有人刘某2承担给付义务。各方当事人对分家析产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待分割资产金额总额为855万元予以认可，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基于上述事实，刘某2作为售房款持有人，负有依据协议书向刘某5支付2137500元款项的义务。在刘某5因病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有权主张上述款项的给付。本案争议焦点系对于刘某2实际已履行给付义务款项数额的认定。诉讼中，根据举证质证，双方均对刘某2提交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与刘某5账户发生的11笔汇款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该30万元应视为系刘某2依据协议书向刘某5支付的款项。就刘某2向郑某的还款，根据现有证据，有收据原件佐证借款还款关系，有郑某的证人证言认可实际收到现金还款40万元，证据链相对完整，亦应认可系刘某2替刘某5履行的还款义务，该笔款项应从刘某2承担的给付款项数额中扣减。就刘某2与王某2的汇款，目前除银行交易记录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存在，且考虑到刘某2与王某2之间亦长期存在交易往来关系，仅就现有证据，无法排除系其他交易款项往来，因此就该笔汇款，基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某5与王某2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亦无法认定为刘某2替刘某5支付的还款。对于刘某2主张的其他还款数额，因无相关证据加以佐证，法院对刘某2的相应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刘某2作为售房款持有人，就应分割款项中尚未向刘某5支付部分，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本案实际款项往来发生在近亲属之间，且刘某5去世突然，其家属对其生前商务往来、日常开销及与他人经济往来情况均不了解。刘某2作为与刘某5较为亲近的亲属，又与刘某5存在商务合作关系，因此钱款往来情况复杂，留存证据有限均属于客观情况。因此在刘某5突然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与刘某2之间，就已付和未付款项数额产生争议难以避免。司法审判仅能依据双方可以提交法庭的证据情况对以往事实情况进行认可，故司法裁判认定的事实可能与实际客观发生的事实存在差异。故刘某2未按照张某、刘某1主张支付款项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和合理性，不属于恶意拒绝支付的行为。现张某、刘某1要求刘某2就未支付款项承担利息给付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张某、刘某1财产分割款1437500元；二、驳回张某、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房产证、卖房记录、离婚证，用以证明其前妻给刘某2150万元现金，这些可以综合证明刘某2有交付刘某5100万元现金的能力。张某、刘某1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在一审举证期内没有举证，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请求法院不予采纳。刘某4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本案这些事情都没有参与过，都不知道。张某、刘某1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刘某4、刘某3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意见为：刘某2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于2017年共同签订《协议书》，且各方对于《协议书》的效力亦认可并同意按照约定履行相应权利义务。刘某2作为855万售房款持有人，负有依据《协议书》向刘某5的法定继承人支付2137500元款项的义务。一审中，根据相关证据及双方的意见，张某、刘某1对于刘某2与刘某5账户发生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的11笔汇款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上述款项30万元应视为系刘某2依据《协议书》向刘某5支付的款项，予以扣除。就刘某2代替刘某5向郑某还款一节，根据刘某2所提交的证据及郑某的证人证言，结合刘某2与刘某5合伙做生意等事实，可以认定该40万元系刘某2替刘某5履行的还款义务，该笔款项应从刘某2承担的给付款项数额中扣减。综上，按照约定，刘某2应向刘某5的法定继承人支付2137500元款项，扣除双方认可的30万元及刘某2替刘某5所偿还的40万元，刘某2应向张某、刘某1支付的款项为1437500元。综上所述，张某、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38元，由张某、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