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626号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伟江，男，196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青，上海清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迪，上海清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福江，男，195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林丽，女，195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林妹，女，195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尧森，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林江，男，194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周伟江因与被上诉人周福江、周林丽、周林妹、沈林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9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伟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伟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中周福江出示的2001年8月1日和2001年9月11日的两份《委托书》仅代表周伟江愿意将动迁款作为给父母买房的一部分款项，但周伟江并没有将该笔款项赠与父母买房的意思。上海市大渡河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是用周伟江与父母三人的动迁款合资购买的房产，周伟江享有系争房屋1／3的产权，并从未放弃自己对系争房屋的权利。第二，周伟江是在周福江代其签订动迁协议后才出具的委托书，故周福江无权代周伟江在动迁协议上签字。第三，购买系争房屋时，周林妹、沈林江也凑了一部分款项，父母当时同意系争房屋将来是要给周伟江的，周林妹、沈林江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一同出资的。被上诉人周林妹辩称，同意周伟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沈林江辩称，同意周伟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周福江、周林丽未作出陈述。周伟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伟江享有系争房屋1／3的产权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长生、沈阿娥夫妻生育周福江、周林妹、周林丽、周伟江。沈阿娥另育有一子沈林江。系争房屋现登记于沈阿娥名下。沈阿娥于2002年4月26日死亡。周长生于2014年2月1日死亡。上海市中山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中山南路房屋”)地块被纳入动拆迁范围时，2001年6月21日，周长生、沈阿娥全权委托周福江处理有关原住房拆迁事宜，有关拆迁商谈及签约均由周福江全权代理。2001年7月6日，沈阿娥承租的中山南路房屋被动拆迁，应安置人数为周长生、沈阿娥、周伟江、沈之静、王婷、沈林江、盛丽娟七人。由周福江代表家庭全部成员签订《上海市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协议》和其他文本。按该协议约定，该户共分得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0万元(其中货币化安置款249，600元，按家庭应安置人员等额分配，以个人住房特种存单发放；房屋残值评估费为14，868元；七人速迁奖励费及每户速迁费为31，000元；其他各类搬迁补贴费4，532元)。2001年7月16日，买受人沈阿娥向案外人购某系争房屋，合同约定成交价147，600元。2001年7月28日，沈阿娥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并取得了系争房屋产权证，权利人为沈阿娥。2001年8月1日，周伟江出具书面《委托书》，其内容：本人愿意将房屋动迁款(支票)28，800元给父母购买上海大渡河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委托周福江全权办理。2001年9月11日，周伟江出具《委托书》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公证。该委托书上委托事项载明：因本人在日本国公司工作不能马上回国，特委托周福江(哥)按房屋动迁政策，代理我用本人的房屋动迁的全部款作为父母(周长生、沈阿娥)购买上海大渡河路XXX弄XXX号XXX-XXX室房屋的一部分房款，一切事宜均由周福江替我全权办理。2019年3月11日，一审法院受理周福江与周林妹、周林丽、周伟江、沈林江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诉讼中，因周伟江对系争房屋产权有争议，并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2019年6月3日，周福江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同年6月6日作出(2019)沪0107民初29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周福江撤回起诉。2019年5月5日，周伟江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请。一审庭审中，周伟江认为，动拆迁时，认定安置对象为三户计七人，每人拆迁货币安置款28，800元，其中两户有独生子女，每户奖励24，000元，故拆迁安置款共计249，600元，另每人有速迁奖励费4，000元，每户奖励费3，000元。上述费用中每人有28，800元特种存单外，其余评估费、拆迁费、补贴以现金发放，特种存单及现金均由周福江办理领取。但当时周福江仅告知本人有28，800元，后经了解其余费用按人头计算应均分。因年代已久，相关证据无法调取，目前仅存沈林江的特种存单(复印件)。周伟江同意用一部分动迁款购买系争房屋，并无明确意思表示放弃其份额，或者将其产权份额赠与父母。周福江、周林丽认为，每人享有28，800元外，速迁奖按三户家庭计付，但父母还有其余补贴费用。周伟江在日本书写的委托书已明确将所得动迁款给父母亲购房，是赠与意思表示，并委托周福江全权办理，现特种存单给父母买房后产权写在母亲名下数年周伟江也明知。若2001年其不知道，但在2003年父亲立遗嘱时，周伟江也应知晓系争房屋权利人为母亲。周林妹认为，本人享有的28，800元也给父母、周伟江购房。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周伟江放弃了系争房屋的权利，其在日本，同意上海买房给父母住，但并没有明确表达其放弃房屋的权利。沈林江认为，安置对象每人28，800元(支票)，有独生子女每人增加24，000元，共计249，600元，每人还享有速迁奖励费4，000元，每户速迁费3，000元。现周林妹实领4万元，本人实领了8万元，其余18万元由周福江代表沈阿娥领取后购买了系争房屋。同意周伟江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原住房上海市中山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被动拆迁时，认定安置对象为周长生、沈阿娥、周伟江、沈之静、王婷、沈林江、盛丽娟七人，该户所得安置费用合计30万元。之后，周福江以母亲沈阿娥名义用上述大部分动迁款购某系争房屋并将权利人登记为沈阿娥。因周伟江在日本，故签署了委托书委托周福江全权办理，依据周伟江分别于2001年8月1日和同年9月11日签署的两份《委托书》，周伟江愿意将房屋动迁款(支票)28，800元给父母购买系争房屋，并交由周福江全权办理。现购置系争房屋已登记在沈阿娥名下，故周伟江将房屋动迁款(支票)28，800元给父母购买系争房屋之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应认定赠与成立，因周伟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撑其诉请，故对其主张系争房屋享有部分权利，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周伟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关于系争房屋的居住及户籍情况，周伟江述称，系争房屋现由周伟江及其妻、女三人共同居住；周伟江妻子的户籍在结婚后迁入系争房屋，女儿出生后户籍也在系争房屋内，周伟江的户口未能迁入系争房屋，因为房产证上没有周伟江的名字，当时政策规定要产权人同意才可以迁入，周伟江的户口现在周福江的房屋内。本院认为，周伟江主张其享有系争房屋1／3产权份额的理由在于，其于2001年将自己应得的中山南路房屋动迁款项与父母合资购买系争房屋。周福江、周林丽则认为，从周伟江出具两份《委托书》来看，周伟江是将其应得的动迁款项赠与父母用于购买系争房屋。本院认为，周伟江在其于2001年8月1日和2001年9月11日出具的两份《委托书》中表达的意思均是其愿意将本人的房屋动迁款用作父母购买系争房屋的一部分款项。就文义解释而言，周伟江在上述《委托书》中表达了为父母购房出资的意思，但体现不出由周伟江与父母共同购房的意思。而出资并不直接等同于享有房屋所有权，即便周伟江的前述出资行为不构成赠与，亦不能以出资事实迳行得出周伟江是系争房屋所有权人之一的结论，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明确约定。现周伟江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购买系争房屋时其与父母曾就系争房屋系由三人共有、父母暂代持周伟江之产权份额达成合意。故周伟江关于其享有系争房屋1／3产权份额的主张，缺乏依据。周伟江虽提出其出具委托书的时间在签订动迁协议及购买系争房屋之后，故周福江无权代其在动迁协议上签字，但因周伟江在事后已通过出具公证委托书的方式对周福江的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故周伟江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周伟江称周林妹、沈林江对系争房屋的购买亦有出资，且出资是基于父母同意以后将系争房屋给周伟江，但该说法即便属实，亦不能推出周伟江现享有系争房屋1／3产权份额的结论。周伟江主张其对系争房屋享有1／3产权份额，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周伟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周伟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艺审 判 员  成 皿审 判 员  姚 跃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雅葳书 记 员  姜晓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