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2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宝元，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烨，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宜政，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种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种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403K21236157R。法定代表人：孟建设，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保国，山东长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诚法，山东长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宝元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种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种庄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宝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种庄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本案案涉的50亩果园土地并非郭宝元个人承包，系郭宝元与其父亲郭长春共同承包，郭长春系本案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郭长春对案涉50亩果园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没有郭长春的签名和捺印，且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明显损害了郭长春的合法权利。现在郭长春明确表示不同意该调解协议书内容，因此要求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一）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明显损害第三方郭长春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该调解协议为无效协议。（二）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郭宝元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不具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具备撤销条件。1.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模糊不清，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存在重大误解。（1）该调解协议书声称调解果园租金，但至始至终未阐明郭宝元欠付租金具体金额。调解双方未对欠付金额进行确认，也没有对租金的计算方式核查，更没有阐明郭宝元欠付租金的原因，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均不清楚，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2）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郭宝元自愿将原所承包的50亩林果园土地交还给种庄村委会，并自愿将该宗果园地内所有树木交给种庄村委会冲抵所欠承包金”。郭宝元、郭长春与种庄村委会在1985年5月1日签订的《种庄村苹果园承包合同书》明确表明，每年的租金为880元，2001年至2019年的租金合计15,840元，这与郭宝元上百万元的50亩果林树木价值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这给郭宝元带来巨大损失，明显的强拿硬要，任何人也不可能自愿达成此调解协议。郭宝元对调解协议的形成存在重大误解，根本不明白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作用和法律效力，调解机构也未尽到释明义务。2.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词语表示有歧义，存在逻辑错误，显失公平。（1）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1条载明：“郭宝元自愿将原所承包的50亩林果园土地交还给种庄村委会，并自愿将该宗果园地内所有树木交给种庄村委会冲抵所欠承包金及其它费用，包括郭宝元所申请的修路补偿、种氏迁坟占地补偿等”。对于该条内容表达为：郭宝元用自己树木的价值去抵偿欠付种庄村委会的承包金，还要抵偿种庄村委会欠郭宝元自己的修路补偿款和迁坟占地补偿款，该协议条款语意不通，前后矛盾，逻辑明显错误，存在歧义，一般人无法理解。（2）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2条载明：“种庄村委会对该果园果树不再补偿，甲乙双方所有账务全部已清。”种庄村委会强行用承包金一项，抵偿欠付郭宝元50亩果林款，修路补偿费用、种氏迁坟占地补偿，来达到双方账务全清的目的，明显是欺郭宝元不懂调解内容，缺乏调解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严重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显失公平。该调解协议书系种庄村委会串通调解机构陶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郭宝元不懂调解程序，调解意义的情况下，所出具的损害郭宝元合法利益的协议，是违法的协议，是无效的协议。3.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歧义模糊事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一审法院未要求调解机构出庭释明，未尽到审查义务。郭宝元和种庄村委会，一个作为缺乏法律认识和文字辨别能力的农村高龄老人和一个作为拥有大量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集体组织，在对协议内容的辨识和控制能力上，存在明显不公平和不公正。对此，调解机构依法应当出庭释明该调解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和条款意思表示。本案一审法院忽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条款的种种不合理内容，无视郭宝元对调取《人民调解协议书》原始件的强烈要求，一直未从陶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原件，更没有将该调解协议形成的笔录及相关在现场人员予以审查，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内容也无从查清。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同时基本事实也没有查清，案涉关键证据原始件也未调取，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新审理，调取原始证据，还原事实真相，还郭宝元公道。种庄村委会辩称，1.郭宝元和种庄村委会于1985年签订的《种庄村苹果承包合同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合同，合同中虽然记载有郭长春的名字，但实际合同履行是郭宝元，也就是说是郭宝元代表其家庭履行合同。一审认定事实没有错误，没有遗漏当事人，审理程序合法，并且该合同已经于2006年履行完毕而终止。后期郭宝元作为实际合同履行人继续履行以上承包合同，一直未缴纳承包费，郭宝元认为用该土地地上附着物折抵部分承包费不公平，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众所周知，近10年来土地租金市场价大约每年每亩800-1400/元，但本案郭宝元仍然按照原合同约定的50亩承包地一年800元租金进行计算，对于种庄村委会来说反而是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郭宝元负担。郭宝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薛调人调字第00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确认郭宝元对种庄村北山果园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3.诉讼费用由种庄村委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7日，经陶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郭宝元与种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孟建设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郭宝元于1985年5月1日承包的种庄村北山果园约50亩，所欠承包金2001年5月2日起至2006年5月1日承包金；合同期满后2006年5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7日止的租金。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郭宝元自愿将原所承包的50亩林果园土地交还给种庄村委会，并自愿将该宗果园地内所有树木交给种庄村委会冲抵所欠承包金及其它费用，包括郭宝元所申请的修路补偿、种氏迁坟占地补偿等。2.种庄村委会对该果园果树不再补偿，甲乙双方所有账务全部已清。甲乙双方互不相欠。3.本协议为ー次性终结处理，甲乙双方不再有任何相关此事的权利义务。履行的方式、期限: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庭审中，郭宝元陈述在签订调解书时，有郭宝元、村主任孟建设、村书记孟昶、司法所长褚峰、管区书记曹峰，还有调解人员等大概有十人在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郭宝元对于其主张的种庄村委会存在欺诈、胁迫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否则，郭宝元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郭宝元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因此，郭宝元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郭宝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郭宝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郭宝元提交以下证据资料，第一组：郭长春身份证、郭长春户籍页复印件、郭长春视频、《种庄村苹果园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985年5月1日，郭宝元的父亲郭长春作为案涉50亩果园的共同承包人与种庄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系该果园共同共有人，郭长春在视频中明确表明不同意该协议书的内容，不同意种庄村委会收回50亩果园，故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组：山东政伟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政评字ZW(2020)第011号《评估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2020年4月30日，郭宝元与郭长春共同委托山东政伟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二人承包村北荒山地里种植的果树绿化树木、材木进行评估定价。山东政伟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出具《评估鉴定意见书》认定，种植的树木以2020年4月30日为鉴定基准日时的评定金额为907189元。对比种庄村委会在调解协议中主张的以郭宝元所欠的不足2万元土地租金，抵偿价值90万元的果树、林木的行为，明显是显失公平，案涉调解协议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第三组：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枣庄中院）于2002年8月20日作出的（2002）枣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种庄村委会曾于2002年主张1993年至2001年的果园承包金，并且在诉求中主张要求解除合同，但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及枣庄中院判决认定，1993年至2001年的承包金为7587元，由于双方履行时间过长且未缴纳承包金有一定原因，两级法院均认可双方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由此证明郭宝元与种庄村委会之间的果园承包金应当按照双方在1985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进行计算。在该案二审判决前，郭宝元已将1993年至2001年的承包金缴纳完毕。种庄村委会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中郭长春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实现郭宝元的证明目的。1985年虽然郭长春签署了合同，但合同性质为家庭联产承包合同，并且到2006年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而终止。之后，该合同为不定期合同，由郭宝元实际履行，郭长春不再是合同当事人。对郭长春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视频并不是完整的视频，并且视频的来源不明确，制作人不明确，现场中无第三方在场，因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种庄村苹果园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终止，同时该合同能证实郭长春在2006年履行完毕后没有继续进行承包，而由郭宝元作为实际履行人继续承包，因此种庄村委会有权利随时要求郭宝元返还土地。对第二组证据评估意见书有异议，该证据是单方委托，种庄村委会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明确显示合同一方主体为郭宝元，并没有郭长春，并且该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书认定的继续履行，描述为“双方履行合同较为适宜”，而不是说判定继续履行。种庄村委会提交以下证据资料：枣庄中院（2020）鲁04民终36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土地租赁合同；郭宝元是合同的主体，郭长春不是合同的主体，本案一审法院并没有漏列当事人。郭宝元质证称，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种庄村委会所陈述的事实与该案（2019）鲁0403民初2594号民事判决书不符。种庄村委会在以上案件中的身份是原告，郭宝元的身份是被告，提起的是土地租赁合同诉讼，请求郭宝元返还50亩果园土地。种庄村委会的诉求是建立在本次庭审争议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的前提下，且该案二审判决认定郭宝元败诉的原因，系郭宝元举证不足以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但针对本次庭审郭宝元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待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郭宝元必将对（2020）鲁04民终366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所以该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2020）鲁04民终366号案件审理时，郭宝元明确提出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所以提起本次诉讼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本院对郭宝元提交的证据资料认定如下：对郭长春身份证、郭长春户籍页、《种庄村苹果园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种庄村委会对郭长春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郭长春在该视频中陈述的案件事实内容不完整，不能达到郭宝元的证明目的。种庄村委会对第二组证据评估意见书有异议，该评估意见书是郭宝元单方委托作出，对其效力本院不予认定。第三组判决书不属于证据范畴且在一审时已提交。对种庄村委会提交的证据资料认定如下：判决书不属于证据范畴。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是否漏列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2.案涉调解协议书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申请撤销调解确认决定纠纷，二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二审确定的案由均无异议。关于焦点1，郭宝元、郭长春与种庄村委会在1985年5月1日签订的《种庄村苹果园承包合同书》上虽然有郭长春的名字，但该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郭宝元的行为代表该农户，且在双方形成的其他诉讼案件中均是以郭宝元、种庄村委会为当事人，因此，本案一审法院并不存在漏列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形，审判程序合法。郭宝元关于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郭宝元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庭审中，郭宝元陈述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有郭宝元、村主任孟建设、村书记孟昶、司法所长褚峰、管区书记曹峰、调解人员等10人在场。郭宝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其应知悉其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郭宝元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可撤销的情形，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郭宝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郭宝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弘审判员  李莹审判员  李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