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山盈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万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启，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男，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锋，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山盈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盈工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7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盈工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非合同相对人上诉人承担本应当由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承担的责任。原审对此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买卖合同对姚某、王辉具有约束力。据《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法律规定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对其双方当事人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之规则。2018年12月25日《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证明，合同买方签字是“姚某”个人，卖方签字是被上诉人“王辉”，交货地点在“湖北长安建设集团交投项目部”，并明确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关系。2019年2月20日被上诉人王辉手写的《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有“姚某”签名；但是其上面的“属实”、“代表人”均不是姚某书写。这二份证据也只能证明买卖合同对被上诉人王辉与合同相对人姚某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王辉与上诉人之间具有合同交易关系。（二）上诉人非合同相对人，不应当承担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承担的合同责任。纵然，合同相对人姚某拖欠买卖合同货款，被上诉人王辉也应当依据合同有关约定，向合同相对人姚某主张权利。然而被上诉人却向合同外的第三方即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非买卖合同相对人即上诉人承担本应当由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承担的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与周某属于挂靠关系，周某与姚某属于合作关系。上诉人未授权周某、姚某代理本公司购买被上诉人模板。（一）上诉人与周某属于挂靠关系。2018年11月周某找各种关系认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严万山，称其承包了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安建设公司）开发的“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工程的膜板业务，需借用上诉人的资质，以挂靠施工。当年11月15日上诉人与其签订了挂靠合同。此后，上诉人就在周某准备好的《木工承包合同》的乙方（山盈工程公司）处加盖了公章，并让挂靠人周某在乙方处签了名字。2019年3月13日，周某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上面盖章、签字。从始至终，上诉人没有介入此业务之中，上诉人一直以为是周某在挂靠承包此业务。（二）周某与姚某属于合作关系。截止2019年8月1日，被上诉人找各种关系请上诉人出具《付款委托书》，帮忙向姚某要材料款。上诉人才知道后续发生的情况：周某说的“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工程的模板业务实际由姚某承包施工。初期，周某拿着加盖上诉人公章的合同和甲方长安建设公司签合同，甲方长安建设公司只认可姚某个人、而不认可周某。最后在上诉人不知情之下，姚某直接在承包合同的乙方山盈工程公司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周某、姚某就和长安建设公司签订了《承包模板和方木合同》。上诉人发现此事实后，及时告诫周某：本公司只认可周某挂靠施工，对姚某签订承包合同事宜，本公司一概不认可，一切法律后果与本公司无关联。周某保证挂靠期间一切风险纠纷由其二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联。2020年5月本案判决之后，上诉人才看见二人的合作合同。（三）上诉人未授权周某、姚某代理本公司购买被上诉人模板。此前，上诉人既不认识姚某，也未授权挂靠人周某及其合作的姚某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及发生有关买卖交易的行为。周某也不知道姚某购买被上诉人模板事宜。况且姚某、周某合作合同约定，施工期间所需工人工资、材料货款均有姚某个人负责，工地完工后，债权债务、所剩材料皆归姚某所有等。这进一步说明了买卖合同系姚某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联。三、原审认定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及挂靠人周某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也无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表见代理制度既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又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法》第49条、《民法总则》第17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审理民商事合同案件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即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并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建筑单位是否知道有关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人民法院应当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正确适用合同法第49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二）本案并不具备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即被上诉人相信行为人姚某有代理权的条件。原审认定的表见代理行为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适用法律错误。1.签订买卖合同及结算单时，没有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挂靠人周某既不认识王辉，也不知道姚某与王辉之间的买卖合同交易事实。2.买卖合同及结算单证明，合同的买方及结算单的签字均是“姚某”个人，无上诉人山盈工程公司印章。合同买方行为属于姚某个人行为。3.姚某、周某不是上诉人山盈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姚某是合同相对人买方、工程实际施工方，周某承包合同的挂靠人，工程施工的合作方。合同买方行为属于姚某个人行为。4.姚某并未以上诉人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及结算单，不存在姚某以代理人身份订立合同。5.买卖合同及结算单内容也根本未涉及上诉人权利义务关系。《供货决算单》上面的“属实”、“代表人”均不是姚某书写内容的，属于被上诉人为了恶意向上诉人讨债而事后添加内容。6.在“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工程现场，没有设置上诉人名称的项目部，项目部名称为“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工程项目部”，项目部经理也是长安建设公司任命的工作人员。以原判思维，长安建设公司岂不也涉及成表见代理。7.上诉人既未参与“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工程项目的洽谈、签约、管理、投资、施工、收取工程款等活动，也未参与买卖合同的洽谈、签约、收货、结算、付款等交易活动。8.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够正确决定、辨别其与姚某、还是与上诉人发生交易。事实上，其与姚某个人洽谈、签订合同、交易的一系列民事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9.如果主张合同交易是姚某的代理行为，则其负有核实姚某是否拥有代理权之义务。无事实证明其尽到合理注意代理权之义务，也具有过失性。况且合同明确写明是姚某本人。10.为了协助被上诉人向姚某要货款，2019年8月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打印好的《付款委托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姚某、周某具有代理权。11.综合各种因素，被上诉人一直在设计骗取上诉人的信任，从而达到要求上诉人担责的恶意讨债之目的。四、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姚某、周某具有买卖合同交易的代理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被上诉人主张构成代理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据《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审理民商事合同案件指导意见》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审主张“原告与被告项目代表姚某签订一份《模板与方木采购合同》”及其与被告项目代表姚某办理了结算及签字。被上诉人应该对代理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二）被上诉人在原审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仅仅举证了《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付款委托书》。这些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姚某、周某对买卖合同交易具有代理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只能证明挂靠、承包木工劳务之事实，不能证明代理权之事实。2.《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姚某个人发生买卖合同交易之事实，不能证明代理权之事实。3.《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上面的“属实”、“代表人”均不是姚某书写的，属于被上诉人事后添加内容。不能证明其主张。4.2019年上诉人为了协助被上诉人向姚某要货款，出具的《付款委托书》不足以证明姚某、周某具有代理权。不能证明其主张。5.上诉人山盈工程公司所举证据及姚某、周某出庭证人证言等证据印证了本案姚某以个人身份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买卖交易行为，一切责任由姚某个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联。不存在表见代理之事实。五、原审判决违约金过高。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部分，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姚某与被上诉人《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约定按照每天2000元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过高。原审判决予以支持，欠妥。六、原审程序部分不合法。（一）原审漏审当事人。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因姚某、周某与本案审理的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原审应当追加二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以利于本案查明事实及公正裁判。但是，原审并未追加其参加诉讼，但是所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却涉及二人的切身利益。原审判决侵害了姚某、周某的合法权益，显然程序不合法。（二）原审诉讼事实与理由不明确，原审超越当事人的主张审理案件。据《民事诉讼状》表述，被上诉人在原审既未明确主张姚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无权代理即表见代理行为，而且根本未涉及周某的行为事实。原审法官未行使释明权，让当事人明确诉求所依据的事由，而是直接认定姚某、周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岂不成了先入为主、喧宾夺主了。显然，原审判决超越了原告之主张，侵害了姚某、周某的合法权益，显然程序不合法。（三）原审未充分保护代理律师的阅卷权。据《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公正裁判，法官应当充分保护代理律师的阅卷权。原审中，上诉人因故与第一位律师解除委托关系。上诉人委托的第二位律师依法查阅原审有关案卷材料，原审法官拒绝律师查阅案卷。原审损害了律师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显然程序不合法。（四）原审法官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未查封担保人即第三方担保财产，而骗取并查封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严万山的个人财产。2020年1月份，当时正值上诉人给民工结算劳动报酬期间，原审法院查封了上诉人的账号。为了解封账户，解决民工上访闹事，上诉人第一位代理人提供第三方李艳丽房产做担保，经原审法官核准担保有效，随下批准了关于解封上诉人的账号，查封第三方财产的裁定之二。原审法官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继续骗取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严万山提供担保，走个形式，只查封第三方担保财产，不查封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严万山个人的财产。严万山信以为真，加之急于稳住民工情绪，不知道是个圈套，就提供了个人房产做形式上的担保。可后来，原审法院未按照裁定二查封第三方担保财产，以解封上诉人账户，而是查封了严万山个人的财产。裁定之二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骗取严万山个人继续提供财产担保，继而查封严万山个人的财产？七、原审判决违背了司法机关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的政策精神。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求司法机关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然而原审在脱离事实、违背法律规定之下，做出错误判决。原审法官殊不知，此案一旦判决生效，会次生一批与姚某有关联的类似虚假案件，逐一模仿此判决将上诉人推到上风口浪尖，直至上诉人民营企业破产。综上所述，原审认定本案构成表见代理，继而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本应当由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独立承担的责任，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部分程序不合法等。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上诉人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原审诉讼请求。王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民法院判令山盈工程公司支付王辉货款287623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408000元（从2019年4月13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3日止，共计204天，以2876231元为基数，按每天2000元计算直至付清为止）；2.由山盈工程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5日，姚某作为甲方，王辉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约定：现因东津经开区交投襄阳项目部需要，甲方向乙方购买模板及木方货物；所购产品为小板、方料，金额大约300万元，据实结算；交货地点为项目部；交货时间以甲方项目部通知时间为准；付款方式为：工程零正付（时间2019年2月1日之前为准）首付货物金额的65%，其余在70天内全部付清，未付清的按每天违约金2000元支付；乙方在接到甲方订单后必须在7天内到货，产品如存在质量问题影响甲方不能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及项目业主的验收，乙方必须无条件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合同签订后，王辉履行了供货义务。2019年2月20日，姚某向王辉出具《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载明“因东津经开区五一路交投襄阳项目部所需要方木、模板由王辉供货，决算总量、总价如下：模板（规格）183××××5×14，总张数22985张，单价65元/张，合计1494025元；方木（规格）3米×4×7.5，总方量357.345方，单价2750元/方，合计982698元；方木（规格）2米×4×7.5，总方量147.420方，单价2710元/方，合计399508元。模板及方木总价2876231元（不含税）。建筑总承包方：长安建设公司。木工包工包料分包方：襄阳市山盈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盈劳务公司），代表人姚某，属实。”2019年8月1日，山盈劳务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并加盖公章，周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载明“本人周某系山盈劳务公司法人代表。现委托长安建设公司将应付我公司的分包木工工程款2876231元转付给材料供应商王辉，王辉身份证号：，收款账户：62×××28，开户行：建行樊西支行。我公司视同收到此款，若有经济纠纷与贵公司无关，由我公司承担一切责任。特此委托！”另查明，周某与姚某合伙经营木工包工业务，共同借用山盈劳务公司资质与长安建设公司签订合同。2018年12月13日的《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分项包工包料）》，2019年3月13日补充签订的《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中，山盈劳务公司加盖公章，姚某、周某作为代表签字。还查明，襄阳市山盈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湖北山盈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辉提交的《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付款委托书》、《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分项包工包料）》、《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山盈工程公司提交的《木工材料按定额计算消耗量》、《木工材料按现场实际消耗量》、《木工分包工程按照合同总造价》，证人姚某、周某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姚某与王辉签订的《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姚某出具的《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周某出具并加盖山盈工程公司公章的《付款委托书》，均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和出具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山盈工程公司辩称，《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是王辉逼迫姚某签字按印形成的，《付款委托书》是王辉采取欺骗手段获取的。一审法院认为，山盈工程公司反驳王辉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山盈工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山盈工程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山盈工程公司辩称，王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姚某，姚某不是山盈工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系借用山盈工程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王辉非常清楚案涉工程是姚某个人的不是山盈工程公司的，不应当认定山盈工程公司与姚某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姚某、周某作为山盈工程公司的代表与长安建设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分项包工包料）》、《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姚某出具《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时注明其为山盈工程公司的代表人，《付款委托书》中有周某的签字和山盈工程公司的盖章，王辉有理由相信姚某、周某有代理权。山盈工程公司主张王辉明知案涉工程是姚某、个人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付款委托书》中山盈工程公司委托长安建设公司“将应付我公司的分包木工工程款2876231元转付给材料供应商王辉”，说明山盈工程公司已认可王辉向其供应货物，否则不会要求长安建设公司向王辉支付货款，故对山盈工程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山盈工程公司辩称，山盈工程公司已委托王辉直接向长安建设公司索要工程款，即王辉、山盈工程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委托关系，王辉更不应当依照表见代理向山盈工程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山盈工程公司委托长安建设公司将应付工程款转付给王辉，是山盈工程公司与长安建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非王辉、山盈工程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长安建设公司未向王辉付款，王辉仍然可以要求山盈工程公司支付货款，故对山盈工程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山盈工程公司辩称，仅有决算单能证明供货数额，且是王辉书写，不符合决算单的通常惯例。一审法院认为，《木工材料按定额计算消耗量》、《木工材料按现场实际消耗量》、《木工分包工程按照合同总造价》系山盈工程公司单方制作，王辉不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虽然是王辉书写，但有姚某签名确认“属实”，山盈工程公司认为不符合决算单的通常惯例，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何为通常惯例。除《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外，还有《付款委托书》能证明货款金额，且货款金额一致，均为2876231元。山盈工程公司认为货款高于市价、显失公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王辉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存在，也未主张撤销，故对山盈工程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辉要求山盈工程公司支付货款2876231元，并按每天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9年4月13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湖北山盈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向原告王辉支付货款2876231元，并按每天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9年4月13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上列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7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8073元，由山盈工程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山盈工程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施工现场照片3张，证明对象为，施工现场项目部名称是“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项目部”，而不是上诉人原“襄阳市山盈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部；2.挂靠协议，证明对象为，为了承包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项目的模板业务，周某借资质挂靠上诉人承包业务，周某与上诉人之间属于挂靠关系，上诉人与姚某之间无任何关系；3.合作协议、姚某、周某的承诺书，证明对象为，周某与姚某之间属于合作关系，工人工资、材料货款皆由姚某个人负责等，上诉人与姚某之间无任何关系；4.周某关于湖北交投襄阳发展中心项目劳务模板方木业务承包事宜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9日）、周某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2019年2月2日，周某通过手机银行向王辉账户网转20万元）。王辉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照片和本案无关，对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3均有异议，合作协议和承诺书不属于新证据，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周某的情况说明不属于新证据，且周某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周某并非本案当事人，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周某转款至王辉账户的20万元，系对《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履行以后，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向王辉付款的违约补偿，以此换取将应支付给王辉货款的时间延期至2019年4月10日（2019年2月2日签订有《补充协议》），本案中，王辉起诉要求迟延付款违约金的起始时间是2019年4月13日，和上述转款20万元补偿款并无直接关系。为支持其该主张，王辉提交了补充协议[甲方姚某与乙方王辉于2019年2月2日签订，内容为：兹有甲、乙双方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基础上，以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25日所签订的《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为前提，甲方在自愿的情况下，主动向乙方要求，签订本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与之前的合同产生同等法律效应。具体协议条款如下：一、基于甲方未有按前述《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第五条履行付款义务，已经涉嫌违约，甲方自愿支付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200000.0元），以此作为对乙方的额外补偿，不计入乙方供货的货款。二、乙方同意甲方将所欠货款延期至2019年4月10日支付，在此日期之前不追究甲方付款违约责任。三、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与前述合同形成完整协议，一经签字，立即生效。甲方在签字之日内立即支付本协议款项，不得拖延。]。山盈工程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补充协议签订在2019年2月2日，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山盈工程公司从来没有见过此份证据，此证据是否是现在形成的，有待核实，签订补充协议当时是2月2日，姚某安排周某付的20万元是材料款，不是补偿款，2月2日期间还是工程施工期间，不可能违约，所以，此证据是现在制作的，申请做笔迹真假鉴定，这个证据是虚假的，这个证据不能证明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姚某说不清楚该补充协议是不是其与王辉签的，需要拿回去核实是否是姚某签名的。本院对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周某的情况说明属于书面证言，山盈工程公司并未向本院申请周某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周某的情况说明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对周某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王辉提交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补充协议中关于姚某自愿支付20万元以此作为对王辉的额外补偿、不计入王辉供货的货款、姚某在签字之日（2019年2月2日）内立即支付本协议款项、不得拖延的内容与周某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载明的周某于2019年2月2日通过手机银行向王辉账户网转20万元的内容在时间、金额上均相一致，周某认为该20万元系其按照姚某的意思代转给王辉的材料款，山盈工程公司也认可该20万元系姚某安排周某付的，只是认为付的是材料款，不是补偿款，且山盈工程公司主张该20万元付的是材料款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王辉主张该20万元款项是违约补偿款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相符，故本院认定该2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延期付款补偿款。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模板及方木采购合同系姚某以个人名义与王辉签订的，但是，承包方原山盈劳务公司与发包方长安建设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木工分项包工包料）、木工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书时，姚某均是作为原山盈劳务公司的代表在上述合同、协议书上签字，上述劳务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姚某在该工程中全面负责施工，王辉已将模板、方木实际供应到该工程施工现场，结算时，姚某以木工包工包料分包方原山盈劳务公司代表人的名义在模板及方木供货决算单上签字确认王辉供货的方木、模板的规格、数量、单价、方量、总价属实，此外，原山盈劳务公司还出具付款委托书交给王辉，委托长安建设公司将应付原山盈劳务公司的分包木工工程款2876231元转付给材料供应商王辉，基于上述事实，王辉有理由相信姚某的上述行为是有权代理原山盈劳务公司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姚某的代理行为有效。原山盈劳务公司已更名为山盈工程公司。王辉向山盈工程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山盈工程公司向王辉支付货款2876231元，并按每天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9年4月13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裁判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山盈工程公司上诉提出，原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非合同相对人上诉人承担本应当由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承担的责任，原审对此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买卖合同对姚某、王辉具有约束力，上诉人非合同相对人，不应当承担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承担的合同责任，上诉人与周某属于挂靠关系，周某与姚某属于合作关系，上诉人未授权周某、姚某代理本公司购买被上诉人模板，原审认定买卖合同相对人姚某及挂靠人周某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也无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制度既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又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并不具备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即被上诉人相信行为人姚某有代理权的条件，原审认定的表见代理行为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姚某、周某具有买卖合同交易的代理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主张构成代理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原审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违约金过高，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未通知姚某、周某参加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山盈工程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山盈工程公司上诉提出，原审诉讼事实与理由不明确，原审超越当事人的主张审理案件，原审未充分保护代理律师的阅卷权，原审法官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未查封担保人即第三方担保财产，而骗取并查封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严万山的个人财产，原审判决违背了司法机关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的政策精神，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山盈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盈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73元，由山盈工程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康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