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路玉泉营立交桥东南侧118号。法定代表人：李澄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传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骏，男，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宇清，北京市高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吕遂，男，1952年2月8日出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02405770。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明，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草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骏、原审被告沈吕遂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草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骏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骏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王骏220万元债权成立，依据不足。本案中，王骏主张其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分四次借款290万元给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士特公司），其证据除最初的4份借据外，还有伟士特公司2004年2月12日出具的还款说明和2009年1月15日出具的还款承诺。草桥公司在一审诉讼中不承认该借款真实发生。理由是：伟士特公司公章自2005年9月份以后就由草桥公司保管，草桥公司从没有给王骏出具过任何还款说明和还款承诺，王骏也从没有找过草桥公司提起过伟士特公司的借款事项；还款说明和还款承诺中的伟士特公司公章，要么是王骏私刻的，要么是伟士特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吕遂私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八条规定：“原告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并主张该借据系借贷双方对往来款项结算后重新出具的，人民法院应当注重审查该借据的形成过程以及利率是否超出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界定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第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因查明事实的需要，可以通过传唤当事人本人或者法人、其他社会团体的具体经办人员到庭，采取隔离质证、交叉询问等方式进行审查，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据此，在本案王骏债权只有借据而没有提供付款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对该借款的款项交付等进行综合判断后，才能认定王骏债权是否成立。本案一审判决没有综合判断即认定债权成立，明显依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草桥公司对伟士特公司财务账册文件未能提交负有责任，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草桥公司“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己方在账册丢失的过程中不承担责任，…直至今日，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始终互相推诿，未能提交伟士特公司的任何账册、文件。”本案中，伟士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沈吕遂，伟士特公司的账册、文件原本由沈吕遂保管。沈吕遂认可该项事实。虽然沈吕遂主张伟士特公司的账册、文件在2005年移交给草桥公司，但由于沈吕遂没有提供任何移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草桥公司自始至终认为没有接收过伟士特公司的账册、文件，所以沈吕遂的移交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以沈吕遂明显不能成立的主张为依据，认定草桥公司对伟士特公司的账册、文件未提供负有责任。逻辑不通，依据不足。（3）一审判决漏审本案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问题。本案中，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问题，一审法院没有审理。事实上，沈吕遂是伟士特公司大股东（持股80%），实际控制人，并且完全控制伟士特公司权力机构董事会（占有董事会7名董事中的5名董事），对伟士特公司承担怠于清算的全部责任。草桥公司是伟士特公司小股东（持股20%），在董事会里虽然有2名董事，但依据伟士特公司章程规定，提议召开董事会的必须是三分之一以上。据此，草桥公司2名董事无法提议召开董事会，对于伟士特公司不负有怠于清算的责任。2.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草桥公司对伟士特公司所欠王骏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据此，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终结后，一审判决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草桥公司是否对伟士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七十条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七十条规定：“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据此规定，公司清算主体不是股东。《民法总则》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是基本法律，而且是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是旧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民法总则》属于上位法，《公司法》是下位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考虑到《民法总则》第七十条规定的清算责任，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清算主体是股东的规定明显不同，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条的规定，属于“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中，王骏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1.本案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非因“无法清算”情形终结，任何权利人包括王骏在内，无权起诉损失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载明：“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核查，伟士特公司破产财产为零，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4868.60元，表明伟士特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据此，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非因无法清算而终结，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造成权利人损失，所以本案中任何权利人，包括王骏在内，无权提起本案损失赔偿的诉讼。2.假定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系因“无法清算”情形终结，权利人包括王骏在内，只能起诉伟士特公司有关人员，而不能起诉伟士特公司股东之一草桥公司。《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系指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不履行《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26条、第127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依法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不配合清算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的规定，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以确保破产程序顺利进行。”据此，假定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系因无法清算终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中的规定情形，则权利人包括王骏在内，只能起诉伟士特公司有关人员即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而不能起诉伟士特公司股东草桥公司。3.假定王骏有权起诉赔偿，其只能代表全体债权人起诉赔偿，而不能只为自己起诉赔偿。《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第4款规定：“上述批复第3款规定的‘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系指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系指管理人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依据上述规定，在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有多个债权人，同时管理人没有起诉赔偿的情形下，王骏可以代替管理人起诉赔偿。由于管理人是代表全体债权人，所以王骏代替管理人起诉，也只能是代表全体债权人，所获赔偿属于伟士特公司破产财产，依法分配给全体债权人。本案中，王骏以自己名义起诉赔偿，所获赔偿归自己，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4.假定王骏有权起诉赔偿，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第4款的规定，在伟士特公司管理人不起诉后，假定王骏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起诉伟士特公司有关人员赔偿，其诉讼权利性质属于代位权诉讼。据此，伟士特公司有关人员对伟士特公司管理人起诉享有的抗辩权利，在王骏代位诉讼情况下也同样享有。本案中，伟士特公司管理人在2010年7月5日制作的《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伟士特公司的代表人沈吕遂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公司有关人员及财务均去向不明，因此，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伟士特公司的任何物资（包括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和人员。”依据上述事实，伟士特公司管理人起诉伟士特公司有关人员的诉讼时效，至少应当从2010年7月5日开始起算。本案中，王骏代管理人起诉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王骏辩称，1.草桥公司认可相应债权。2.伟士特公司有账本，但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拒不提供账本。3.伟士特公司还有一位债权人是王庆凤，其债权已经一中院生效判决确认，也有相应判决判令草桥公司对王庆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伟士特公司公章的问题，一中院确认王庆凤债权的判决中已由相应认定。5.《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条、第118条均未排斥《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适用。沈吕遂述称，1.伟士特公司已经经过强制清算程序，王骏没有申报债权，故不应再享有权利。2.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伟士特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3.一中院的相应判决中已经认定伟士特公司公章交付给草桥公司，且伟士特公司的财务人员系由草桥公司派驻，伟士特公司由草桥公司管理，沈吕遂不应承担责任。4.本案一审判决的结果损害伟士特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王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所欠王骏的借款本金220万元、利息201.183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草桥公司、沈吕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草桥公司曾用名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农工商联合公司，于2002年变更为现名称。伟士特公司于1993年7月28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1993年9月23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类型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为200万美元，投资者为草桥公司和台湾九五传播公司（以下简称九五公司），其中草桥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出资额占20%，九五公司以设备材料美元现金出资，出资额占80%，沈吕遂为伟士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而在伟士特公司向工商机关提交的年检报告书（均有沈吕遂签字）中，部分年度（如2000、2001、2003年度）的外方投资者名称写明为九五公司；但部分年度（如2002、2005、2006、2007、2008年度）的外方投资者名称则写明为沈吕遂。2010年10月16日，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2009年度企业年检，也未在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以前补办年检手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京工商丰处字（2010）第D9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伟士特公司营业执照。王骏持有借款人均记载为伟士特公司的借据4份，借据记载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01年3月5日、2002年1月2日、2003年3月12日、2003年12月10日，借据均写明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算，借据记载的借款本金总额为220万元，均签有一枚“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印章。王骏另持有落款为伟士特公司的还款说明1份，该说明载明：“我公司自2001年3月5日至2003年12月10日分4笔从王骏先生处共计借款220万元，至今未还。待公司所建商业楼运转正常后，即可归还，目前我公司正积极运作，本年底前一并还清”。说明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04年2月12日。王骏另持有落款为伟士特公司的还款承诺1份，该承诺载明：“我公司所借王骏先生220万元，因我们的原因没有如期归还，我公司承诺利息还是按银行贷款利息的2倍计息，从2005年1月1日起每天按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2009年12月底之前还清全部款项”。承诺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09年1月15日。2010年4月2日，北京祥门商贸有限公司以伟士特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可能为由，向一中院申请对伟士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一中院于2010年5月7日裁定受理该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为伟士特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2010年7月5日，管理人作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伟士特公司的基本情况、管理人对伟士特公司的接管情况、伟士特公司资产情况等。该报告第4页中载明“…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吕遂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公司有关人员及财物均去向不明，因此，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伟士特公司的任何物资（包括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和人员”。上述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在2010年7月14日一中院与草桥公司谈话过程中，一中院询问“关于伟士特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财务章、债权债务清册，草桥公司是否知其下落”，草桥公司回答“这个不清楚，我们是小股东，不知道账册等的下落，法定代表人沈吕遂也下落不明，无法找到”。沈吕遂未应诉，但曾出具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的《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一份，其中写明：“本人沈吕遂是伟士特公司的法人代表，伟士特公司是本人与草桥公司为股东的合作企业……我和草桥方面都是伟士特的股东，是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我不能推卸责任，但草桥方面的做法是否有违道义或是否合法，苍天有眼……”。2011年10月28日管理人收到王骏提交的申报补充债权资料。该资料包括前述王骏持有的4份借据及2004年2月12日还款说明、2009年1月15日还款承诺。2012年12月7日，一中院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伟士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因此裁定“宣告伟士特公司破产”。2012年12月18日，一中院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根据管理人核查，伟士特公司破产财产为零，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4868.6元，表明伟士特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因此裁定“终结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王骏于2014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一审法院另查：2005年9月21日，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伟士特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草桥村的房屋转让给草桥公司，转让款4000万元（其中伟士特公司欠草桥公司400万元债务直接从转让价款中扣抵）。2006年6月14日，草桥公司、伟士特公司与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原北京玉泉营环岛家具城）签订《变更房屋租赁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自2005年9月21日起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变更为草桥公司，承租方为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2005年9月21日以后的房屋租金由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直接全额向草桥公司支付。2008年，因双方在《房产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草桥公司将伟士特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伟士特公司继续履行《房产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008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8）丰民初字第22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草桥公司与伟士特公司按该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各自应负担的义务，但因暂时不具备过户条件，故驳回草桥公司要求办理过户的诉讼请求。伟士特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伟士特公司仍然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伟士特公司的再审申请。2009年，草桥公司再次将伟士特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伟士特公司继续履行《房产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009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9）丰民初字第19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士特公司协助草桥公司办理位于丰台区花乡草桥村伟士特综合楼的产权过户手续。伟士特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2010年12月20日，一中院对王庆凤起诉伟士特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作出（2010）一中民初字第174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写明“2010年11月22日，草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05年9月21日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就伟士特综合楼房地产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该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伟士特公司即将该公司公章交付草桥公司，以便办理相关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询问，沈吕遂主张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其又刻制了一枚伟士特公司公章，但只用于诉讼等事项，但账册、财产都已经移交给草桥公司；草桥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沈吕遂的新章不仅用于诉讼，还用于伟士特公司年检，且公司账册并未移交给草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庭审查明的事实，争议焦点有二：一、王骏的债权是否成立并在诉讼时效期间；二、草桥公司与沈吕遂是否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一审法院认为：从债权的形成看，王骏持有形式完备的伟士特公司出具的债权确认凭据，虽然草桥公司不承认伟士特公司收到借款，但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吕遂明确认可债权凭据的真实性，则应据此确认伟士特公司收到了相应款项并作出承诺，债权依法形成。在查明伟士特公司经营中不仅使用一枚公章及沈吕遂确认债权存在的情况下，草桥公司有关应依据公章真实性确认债权存在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从债权的诉讼时效看，2009年1月15日伟士特公司做出2009年12月底还款的承诺后，王骏于2011年10月28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债权诉讼时效并未经过。从侵权之诉的诉讼时效看，尽管伟士特公司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伟士特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而王骏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草桥公司与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其“怠于履行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而一中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时，方可视为王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伟士特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因此，王骏于2014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草桥公司、沈吕遂关于王骏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房产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协议，王骏主张“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相互串通，将伟士特综合业务楼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草桥公司”，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是，《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三款规定，“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伟士特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伟士特公司设立时的外方投资者为九五公司，并无外方投资者由九五公司正式变更为沈吕遂的相关材料，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法确认沈吕遂为伟士特公司股东。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本案中，沈吕遂作为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在其所书的《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中亦认可其与草桥公司为甲乙双方，并且在伟士特公司的部分年检报告中亦写明其本人是外方投资者，并且在草桥公司接收伟士特公司公章之后，沈吕遂仍持有伟士特公司另一枚公章，能够继续办理伟士特公司年检，并能够指派律师参与2008年至2010年期间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的房产转让诉讼案件，据此可以认定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即伟士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草桥公司作为伟士特公司的股东，同样负有对伟士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草桥公司虽认为己方作为非控股股东，并不掌握公司账册等材料，但在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草桥公司向伟士特公司派驻财务人员担任董事的情况下，草桥公司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己方在账册丢失的过程中不承担责任。伟士特公司自2010年5月7日进入破产程序，2010年10月16日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直至今日，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始终互相推诿，未能提交伟士特公司的任何账册、文件，伟士特公司确已构成客观上“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故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草桥公司、沈吕遂的相关辩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骏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沈吕遂对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所欠王骏的421183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伟士特公司成立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伟士特公司成立于1993年，企业类型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而当时规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为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该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根据1995年9月4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伟士特公司依法取得了中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上述规定，伟士特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除有关法律另有规定外，受公司相关法律规范的调整。本案中，伟士特公司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伟士特公司及其投资人、法定代表人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应当根据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确定。本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主体的责任问题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中，王骏主张草桥公司、沈吕遂不履行法定的破产清算义务，不提供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材料，导致破产清算工作无法进行而被终结，因此草桥公司、沈吕遂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确定的相关主体的责任，来自公司法明确规定的清算义务以及公司资产大于负债的前提假设，即债权人本来可以在公司解散后通过清算获得足额清偿，但由于相关主体未依法及时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债权损失，故根据侵权责任理论和构成，债权人可以向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与公司解散后的清算不同，破产清算的原因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除第三人为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或者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就债务的处理达成协议等特殊情况外，债权人的债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并不能足额受偿。基于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8条第2款明确规定，不得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判定破产企业相关人员应承担的责任。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一中院于2010年5月7日受理对伟士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终结伟士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因此，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如果王骏认为有关主体的行为给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也应当首先由管理人请求相关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只有管理人未主张相应赔偿时，个别债权人才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应诉讼，但因此获得的赔偿仍应归入债务人财产，而不应直接归于个别债权人。具体到本案而言，王骏直接提起诉讼，要求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欠付王骏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草桥公司、沈吕遂的行为与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王骏的主张也缺乏事实依据。二、本案中，王骏主张草桥公司、沈吕遂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将伟士特公司的财产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草桥公司，因此草桥公司、沈吕遂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王骏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交草桥公司、沈吕遂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其次，伟士特公司向草桥公司转让房产而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已经生效裁判确认合法有效。再次，“以不合理低价转让公司财产”，也并非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定理由。因此，王骏关于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王骏的诉讼请求为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欠付王骏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骏的上述请求能够得到支持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王骏对伟士特公司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债权；二、存在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能满足，王骏的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根据前述认定，王骏主张的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草桥公司、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王骏对草桥公司、沈吕遂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草桥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9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495元，由王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495元，由王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洋审判员 韩耀斌审判员 杨琳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