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8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6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林，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拉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9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林，被上诉人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拉古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京某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金公司）51％的剩余财产分配权或折价赔偿损失予王某。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高某平价转让了诉争股权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某已提交充分证据及证据线索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证明诉争股权未以95万元价格转让给北京某科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尔公司），增资及历次转股亦为虚假，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也未进行调查。2、一审判决认定高某未转移、隐匿诉争股权是错误的，高某以95万元平价转让诉争股权完全不可能，历次转股的转股款均没有支付，且某科尔公司受让股权同时对某金公司增资是假的。3、一审判决认定离婚协议中所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包含高某转让诉争股权对价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违法拖延办案，为高某创造时间处置诉争股权，最终导致诉争股权不复存在、王某诉求无法实现的后果。5、一审法院在诉争股权可能不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开庭审理并当天判决是错误的。6、一审法院存在程序等方面的违法违规情形，导致本案裁决严重不公。高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王某的上诉请求。一、高某不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况，王某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二、王某在一审中已经变更过很多次请求，而且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某金公司已经注销，一审法院已经释明是否按照股权主张，王某确认按照股权分配。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王某与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某金公司的95％出资，判令51％的出资（612万元）归王某所有。庭审中，王某表示其诉讼请求中所述出资即股权，并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分得某金公司51％的股权。事实与理由：王某与高某1998年相识后同居，2004年1月结婚，因王某无法忍受高某的精神折磨和极度伤害，双方于2007年6月8日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以书面及口头协议方式达成了财产分配方案。离婚后，高某并未按协议约定将财产交归王某。就该部分财产纠纷王某从2012年起先后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因证据不足，未获法院支持。之后，王某确认高某在办理离婚手续前将其名下的北京某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瑾公司，现名某金公司）95％的出资隐匿到他人名下，并于双方离婚4年后将该出资转回自己名下。对此，高某曾承认“离婚前把股份卖了，平价转让，之后又买了回来。”高某离婚前私下将名下的某瑾公司95％出资转入他人名下、在离婚后认为安全时转回自己名下的行为，是通过虚假买卖方式进行财产转移，达到隐匿财产的目的。离婚时，因其名下无该出资，致使离婚协议未对该财产进行分配。王某认为，高某对某瑾公司的95％出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高某转移隐匿某瑾公司95％出资的行为，使离婚时本应分割的共同财产未能分割。高某在一审法院辩称，王某主张高某隐匿某瑾公司95%出资的事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07年1月，高某转让某瑾公司股权时，王某全程策划参与的，明知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而且在诉讼中亦承认当时某瑾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以平价转让给了北京某科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而非王某主张的1120万元。2007年6月双方协议离婚时已经分给了王某100万元，并约定王某分得的房产、车辆、100万元以外的所有财产，包括股权、房产、车辆均归高某所有。故对于某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已经分割。某瑾公司增资事宜是在北京某科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购高某股权后发生的，而非转让时已经增资到1120万元。2011年9月，在离婚四年之久后高某以个人财产收购某瑾公司股权，系高某离婚后个人所得的股权，不属于婚内财产，王某无权参与分割。另外，王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高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1月18日登记结婚。2007年6月8日，王某与高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对财产分配约定：“家庭共有财产除奔驰车（×××）一辆、新世界太华公寓A座603号一套、人民币壹佰万元外，均归高某所有。其中房屋在一年内过户，人民币壹佰万元一年内支付，车辆三个月内交付并过户。其他公司股权、房屋、车辆均归高某。双方无债务。”该离婚协议签订后，高某给付王某20万元。2008年4月28日，王某向高某出具《证明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离婚时分配予我的太华公寓、汽车及现金，现王某自愿全部放弃，永不要求，其中汽车在王某没女朋友的情形下，在北京有使用权。”另查明，2006年8月，某瑾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高某作为股东认缴出资95万元，实际缴付19万；另一股东王某2认缴出资5万元，实际缴付1万元。2007年1月10日，高某将其在某瑾公司中持有的95％的股权平价转让给某科尔公司。根据该公司2007年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该公司申请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1120万元。所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20万元由某科尔公司、王某2共同缴足。其中，某科尔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840万元，王某2以知识产权出资人民币280万元。2007年11月21日，某科尔公司以货币形式向某瑾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某瑾公司注册资本由1120万元增至1200元。之后，案外人聂某于2009年10月26日以920万元受让某科尔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聂某成为某瑾公司股东，另一股东王某2仍以28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保持不变。2011年9月23日，聂某将其对公司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王睿，并将其对公司享有的剩余股权转让给高某。同日，王某2将其对公司享有的280万元出资所对应的股权转让给高某。2011年9月28日，某瑾公司名称变更为某金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200万元。2019年7月，某金公司注销。再查明，王某对于高某于离婚前转让某瑾公司股权事宜知悉。庭审中，王某称：其与高某离婚时曾问起公司事宜，高某告知其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转让给他人；离婚后，双方曾继续在一起生活一年有余，期间其也曾向高某问起公司事宜，但均未深究；2012年，其得知公司仍在运营，且效益不错，因此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本案中，王某要求分得某金公司51％的股权，其认为该笔出资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由法院查明事实可知，某瑾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当时处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作为该公司发起人认缴出资95万元，而实际缴付19万。在二人离婚前，即2007年1月10日，高某将其持有的某瑾公司股权全部平价转让予案外人某科尔公司。鉴于，王某在2007年6月8日与高某离婚时对高某对外转让股权事宜已经知悉，且其在离婚时及离婚后与高某的共同生活期间亦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法院认为王某、高某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所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包含高某对外转让股权所获取的对价。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某科尔公司取得某瑾公司股权后，在补足某瑾公司未缴出资之外，另行将该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至1200万元。2011年9月23日即王某、高某离婚四年后，高某收购了聂某及王某2所持有的公司的股权，即某金公司95％的股权，再次成为该公司股东。王某对于高某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未能提交有力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不予认定。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高某在其与王某离婚数载后取得的公司股权不应视为其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最后，鉴于现某金公司已经注销，王某要求分割的公司股权已经不复存在。故对于王某的相应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某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北京某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某金公司有60761910元预期转股收入，某金公司95％的股权不可能以95万元转让。证据二，北京某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证明某金公司在2007年1月9日前已取得至少1800万元的资金流入，某金公司95％的股权不可能以95万元转让。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四，行政裁定书；证据五，诉讼证据清单；证据六，土地登记卡续表，上述四份证据共同证明某石公司资产价值巨大，进而证明其母公司某金公司的价值以及高某转移、隐匿某金公司资产的事实。证据七，西藏某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高某转移、隐匿某金公司资产。证据八，注销核准通知书，证明高某恶意注销某金公司。证据九，中关村某大厦7.5亿成交新闻截图，某大厦7.5亿的出售价格，说明2017年转让某石公司股权时的收益约为9亿余元，进而证明某金公司在2017年的价值。证据十，邮件，证明高某在婚姻过程中给王某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迫，因高某性格原因导致离婚时王某不敢也无法询问出公司情况。王某并申请法院调取以下证据：一、向某市民政局或公安局调取董某与周某的夫妻关系证明以及向中国移动相关公司调取手机号139XXXXXXXX的所有人；二、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调取某金公司2006年9月至2007年11月的资金往来明细和某石公司2006年9月至2007年11月的资金往来明细；三、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调取对某金公司股权历次转让以及做假账转移收入的处理结果和调查笔录；四、向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调取其与某石公司签订的《土地开发建设协议》、相关往来文件（包括2006年12月6日某石公司出具的《承诺书》、2007年4月10日软件园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2007年7月19日某石公司出具的《回复函》等）以及开发建设费缴纳情况；五、向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调取其与北京某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某钻公司写字楼项目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书》、销售分成协议以及软件园公司是否依该协议收取了销售分成。高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七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八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十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请求，故本院不予采信。王某的调查取证申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情形，故本院不予准许。高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王某在二审中陈述，2006年其帮高某审查合同讨论稿时，合同上写某钻公司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形式上是要付给某瑾公司，到2007年离婚前，当时王某认为这些款项还要分给土地一级开发商，还要分给投资人等，离婚前高某也给王某一些模糊信息，当时王某没有精力去了解和考虑。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王某对于高某在离婚前转让某瑾公司股权事宜知悉。在2007年6月8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家庭共有财产除奔驰车（×××）一辆、新世界某公寓某座603号一套、人民币壹佰万元外，均归高某所有。其中房屋在一年内过户，人民币壹佰万元一年内支付，车辆三个月内交付并过户。其他公司股权、房屋、车辆均归高某。双方无债务。”2008年4月28日，王某向高某出具《证明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离婚时分配予我的太华公寓、汽车及现金，现王某自愿全部放弃，永不要求，其中汽车在王某没女朋友的情形下，在北京有使用权。”可见，双方在离婚时对财产分割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现王某主张，高某存在转移、隐匿诉争股权的行为，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证明高某存在转移、隐匿诉争股权的行为，高某在与王某离婚数年后取得的公司股权不应视为其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对王某要求改判某金公司51％的剩余财产分配权或折价赔偿损失予王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一审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6150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6150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闫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