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福顺路1号福顺大楼A座6层。法定代表人：梁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景敏，江苏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祥，江苏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镜泊西路建设大厦。法定代表人：仇玲柱，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华，男，1975年5月2日生，汉族，该局工作人员，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庆，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房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徐州住建局）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磊房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勇、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景敏、李安祥、被上诉人徐州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华、魏国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磊房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徐州住建局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徐州住建局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徐州住建局已经于2018年7月20日以与本次起诉相同的诉讼请求、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前诉和本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的。这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徐州住建局以所谓获得新证据为由再次起诉，是为了否定原审裁定的处理结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徐州住建局的再次起诉恰恰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的情形。虽然该条也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但一审法院对徐州住建局第一次起诉时的裁判结果是“驳回起诉”而非“准许撤诉”。很显然，徐州住建局的再次起诉并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更说明了徐州住建局只能申请再审而不应再次起诉。因此，徐州住建局的再次起诉当然是“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鑫磊房产公司是集体企业错误。鑫磊房产公司是属于挂靠于原“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名下经营的名为集体性质企业，实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勇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俗称“戴红帽”企业）。鑫磊房产公司的所有资产都属于投资人梁勇个人所有，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没有投入任何资产。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早在2010年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慎重清查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就说得非常清楚了。虽然徐州住建局主张鑫磊房产公司属于集体企业，并提供了注册资金审验材料，甚至包括证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实际投资的农行《进账单》，但经过一审法院在不同程序中的数次开庭审理，认定徐州住建局并没有实际投资，于是先后两次裁定驳回徐州住建局的起诉。尤其是2019年2月20日依法作出的（2019）苏0311民初408号民事裁定书的第7页中，在对此进行了客观、公正、清晰、透彻的说理论证后，认定“徐州住建局本次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产权监理处对鑫磊房产公司进行了投资”，从而再次裁定驳回了徐州住建局的起诉。徐州住建局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注册资本审验材料与《情况说明》内容发生实质冲突，不能简单以《情况说明》否定由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验材料”为由，撤销（2019）苏0311民初408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且不说（2019）苏0311民初408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就注册资本审验材料与《情况说明》内容是否发生实质冲突进行了详细、全面和负责任的审查。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就应该着重审查注册资本审验材料是否属实，是否和《情况说明》有实质冲突。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此避而不谈，一审法院是不愿明确认定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没有实际投入资金但又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事实上，正如（2019）苏0311民初408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金投入，这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完全相符的。至于所谓的注册资本审验材料，由于其真实性来源于审验所依据材料的真实性，在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确实没有实际投入资金，甚至所谓的农行《对账单》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在《情况说明》中明确的“鑫磊房产公司是挂靠在产权监理处名下，名义上是产权监理处开办的第三产业，实际上是梁勇个人投资，产权监理处没有投入任何资产，所以该公司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投资的企业”的内容，已充分证明鑫磊房产公司并非集体企业，只不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存在的“戴红帽”企业。虽然鑫磊房产公司没有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清产核资后及时办理“摘帽”手续，但绝不应据此否认鑫磊房产公司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投资开办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徐州住建局是股东身份错误。如上所述，鑫磊房产公司是属于挂靠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名下经营的名为集体性质企业，实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勇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既非集体企业，也非我国公司法调整的公司，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更从始至终都没有投入过任何资金。所以，无论如何，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只是被挂靠企业而已，绝非股东，谈不上具有股东身份一说。毕竟，股东只存在于根据我国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鑫磊房产公司即便依工商登记从形式上认定属于集体企业，投资人的身份也只是出资人而不是股东。不能因为企业名称叫做公司，就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地认为投资人就是股东。何况，依前所述，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从没有实际投资。而徐州住建局作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的主管部门，在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都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徐州住建局更不具有股东身份。即便鑫磊房产公司属于我国公司法调整的公司，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也因为实际投入了资金而具有股东身份，徐州住建局作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的主管部门，因为既非原始股东，也非继受股东，所以同样不具有股东身份。如果认定其为股东，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置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于不顾，仅依据工商登记资料就认定鑫磊房产公司属于集体企业，这显然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具体理由不再赘述。而即便认定鑫磊房产公司属于集体企业，一审判决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徐州住建局是股东，并判决支持其所谓的“股东知情权”也是错误的。1、鑫磊房产公司不是我国公司法所调整的公司。首先，鑫磊房产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资料显示属于“非公司”。其次，仅根据一审法院作出鑫磊房产公司属于集体企业这一认定所依据的工商登记材料上看，鑫磊房产公司的确登记为集体企业（挂靠经营当然只能登记为集体企业）。集体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既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也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其成立以及涉诉案件的审理和裁判都由专门的法律进行调整，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登记管理条例》，而非我国公司法。我国公司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条对公司法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鑫磊房产公司是依照城镇集体企业所有制条例成立的集体企业（当然，鑫磊房产公司对此并不认可，理由如前述。只是为表述方便而暂且以集体企业相称），并非依照我国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再次，一审法院参照适用我国公司法作出判决也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是可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这里的“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针对的民事主体是应该受2005年修订前的原公司法调整规范的公司，而不是在2005年新公司法实施前的所有企业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更不是199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之前的所有企业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鉴于鑫磊房产公司一直是被登记为集体企业而非公司法调整的公司，因此，一审判决错误地理解了该规定的本意，并错误适用了该规定的条文，造成了错判。最后，股东知情权是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并赋予公司股东的权利。如集体企业出资人享有股东知情权，就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给集体出资人创设权利。2、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鑫磊房产公司显然属于只有一个股东的情形，而股东知情权只存在于两个以上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中，这是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知情权的立法本意。毕竟一人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就是股东，就掌控着公司，不存在享有并行使股东有知情权的必要性。事实上，并非所有公司股东的权利，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也都享有，比如表决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这是一人有限公司的特殊性决定的。3、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没有投入任何资金，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即便参照公司法处理，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0条的规定，“未出资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不予支持”。4、公司股东包括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徐州住建局不是原始股东，也不是继受股东，因为继受股东无论是来源于继承的事实，还是来源于股权转让的事实，其股东身份的认定都必须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仅以徐州住建局“作为产权监理处的承继者，为了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具有合法性”就支持了其享有股东知情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没有信服力的。所以，徐州住建局不是股东，不能享有股东知情权，其作为原告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5、由于集体企业对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本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进行的，所以没有实际投资就不享有投资人的包括收益权在内的权利。在集体企业中，不存在投资人以其认缴的投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一说，也不存在不缴纳投资的，除应该足额缴纳外，还应该向已足额缴纳投资的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一说，更不存在集体企业有向投资人催缴投资的义务一说。一审判决为了说明徐州住建局享有股东知情权，把可能有利于徐州住建局的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统统进行“参照”适用。6、一审判决适用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判决支持徐州住建局的股东知情权是错误的，因为该条调整、规范的是股东的分红权与优先认购权，与徐州住建局的诉讼请求无关。四、徐州住建局不是鑫磊房产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鑫磊房产公司的出资人，因不具有股东身份，故不享有股东知情权，也不能类推适用股东权知情权的规定。从形式上看，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可看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是鑫磊房产公司唯一出资人，其与徐州住建局不是同一民事主体。鑫磊房产公司是自1992年设立，成立至今徐州住建局从未出现在鑫磊房产公司的工商登记中。1988年11月8日，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的设立，2010年9月26日更名为徐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和房产交易中心，2019年4月29日，徐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发布公报称，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房产登记交易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注销，故产权交易中心的民事主体资格消亡。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是事业单位，徐州住建局是行政机关，两者在法律层面是不同主体，在民法总则中，将法人分为盈利、非盈利、特别和特别组织，事业单位是营利法人，而行政机关这属于特别法人，徐州住建局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各自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2条规定，事业单位在成立清算组，清算后才能办理注销登记。而徐州市事业单位登记局公告称，产权交易中心是依据该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由此可见，产权交易中心经过清算后办理注销，其民事法律权利和义务消亡，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机关法人可以承继事业单位法人的民事主体，一审判决认为徐州住建局作为产权交易中心的主管部门，直接认定其出资人的资格，于法无据。从实体上看，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因此股东一词只有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才存在。我国公司法是1993年12月份颁布，而鑫磊房产公司是1992年5月10日设立，也就是在我国公司法颁布之前设立的，登记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且登记的形式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在集体所有的企业中，就没有股东的概念。鑫磊房产公司的出资人是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而非徐州住建局，徐州住建局既不是登记的出资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资质，故其就不是出资人，更谈不上股东。股东知情权是身份权，基于股东身份才享有。由于徐州住建局不是股东，因此其没有查阅账目的权利。五，现有证据证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不是鑫磊房产公司的出资人。鑫磊房产公司名为集体，实为个体，徐州住建局不享有股东权益，也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集体企业的性质应当依据出资进行证明。鑫磊房产公司实际是梁勇个人投资的个体企业，徐州住建局在一审中提交了两份证据，欲证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实际出资，而所举证据显然是不能够证明其主张的。首先，徐州住建局在此次诉讼中提供的进账单，已经法院核实是是虚假的，没有资金往来。第二份证据是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这份验资报告虽证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出资，但没有相关的银行凭证，结合2018年8月30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徐州住建局代理人的陈述，再结合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出具《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未出资。被上诉人徐州住建局辩称：徐州住建局基于新的证据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根据鑫磊房产公司的工商登记及投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鑫磊房产公司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正确的。根据徐州住建局提供的由徐州公正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企业注册审计报告也足以表明鑫磊房产公司在涉及其增资过程中的出资人均与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有关。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是鑫磊房产公司的股东，徐州住建局是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的的出资人，该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州住建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鑫磊房产公司提供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以及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供徐州住建局查阅、复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磊房产公司系1992年5月14日登记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登记的主管部门（出资人）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法定代表人为梁勇，登记时企业名称为徐州市房管建材商店，1993年5月17日变更登记为徐州市广厦实业公司，又于1998年9月3日更名为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徐编复（1988）第111号、徐编办（2010）179号、徐政发（2017）28号文件内容，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系1988年经徐州市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隶属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的下属全民事业单位，2010年更名为徐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产登记交易中心，2017年因机构改革整合并入徐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市房产交易中心）。2010年10月18日，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2年成立时为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而挂靠在我处名下，名义上是我处开办的第三产业，实际是由梁勇个人投资，我处没有投入任何资产。所以该公司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投资的企业。该公司的所有资产属出资人梁勇个人所有，债权债务以及一切法律责任一并由梁勇个人承担，与我处没有任何关系。2018年6月28日，徐州住建局向鑫磊房产公司邮寄关于查阅鑫磊房产公司会计账簿的函，主要内容为：你公司原为我局下属单位徐州市房管局监理处于1992年5月14日出资设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徐州市房管建材商店，后于2002年变更登记为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徐州市房管局监理处为出资人，因机构改革，你公司出资人已不存在，我局作为出资人主管单位对你公司行使出资人的权利。现为了解公司资产及实际经营状况，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对你公司的知情权。（要求）提供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供我局查阅、复制。望你公司依法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的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徐州住建局于2018年7月20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鑫磊房产公司提供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以及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供徐州住建局查阅、复制。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苏0311民初44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徐州住建局的起诉。徐州住建局不服，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苏03民终69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徐州住建局提交了两份新证据，包括徐州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1992年4月25日出具的徐州市房管局建材商店注册资金审验材料和1995年10月18日的徐州市广厦实业公司注册资金审验材料，以此证明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向鑫磊房产公司投入了注册资金。另查，依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苏办〔2019〕12号）的要求，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被撤销，其单位职责由新组建的徐州住建局行使。一审法院认为：徐州住建局本次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构成重复起诉，应结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徐州住建局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以及三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其在原审结束后发现了新证据，能够证实徐州住建局的诉讼主体资格，并非对原审裁定的否认，徐州住建局有权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徐州住建局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了徐州住建局的起诉，徐州住建局在原审结束后，于2018年11月16日获得了两份新证据，徐州住建局并非否认原审裁定的处理结果，故徐州住建局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该情形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即便徐州住建局本次的诉讼请、诉讼标的、当事人同前次诉讼，也不构成重复起诉。鑫磊房产公司的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知情权的行使问题，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应当参照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规定，类推适用。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我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股东未实际出资的，仍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外承担责任，已经出资的股东可以要求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补缴出资。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资格或身份。所以，虽然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是股东取得股权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意味着，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就必然不具有股东资格，不能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其只是在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受到合理的限制。本案中，在鑫磊房产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均被登记为股东，根据公司法重视权利外观的特性和公示性的要求，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已经具有了鑫磊房产公司的股东资格，享有股东知情权，徐州住建局作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的承继者，为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具有合法性。最后，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因鑫磊房产公司并未履行催告缴纳义务，徐州住建局的股东身份并未丧失，在此情况下，徐州住建局可以享有股东知情权。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具体内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其有复制的权利，故徐州住建局要求复制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无法律和合同依据，不予支持。鑫磊房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徐州住建局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阅以及自1992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供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阅、复制；二、驳回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鑫磊房产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8）苏0311民初4440号案件中，2018年8月30日的庭审笔录，证明内容，该次庭审中，徐州住建局自认没有出资。2.《徐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打印件一份，证明内容，2019年4月29日，徐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产登记交易中心已经办理了注销登记。行政机关不能继承事业单位的主体资格，徐州住建局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徐州住建局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在该次庭审中，徐州住建局陈述“查不到出资的证明”是真实的，因为在当时没有查到出资的证据。本次起诉，徐州住建局提供了两份能够证明出资的新证据，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是全额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注销后，债权债务应当由主管部门承继，不能用企业的注销来套用事业单位的注销。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鑫磊房产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为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无论原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与案外人梁勇之间存在何种内部约定，鑫磊房产公司对外均是按照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进行设立与经营，因此，鑫磊房产公司认为公司属于个人独资企业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知情权的行使问题，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应当参照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规定，类推适用。依据我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股东实际出资是其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应尽的义务而非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股东瑕疵出资影响的是其获得收益的权利，并不必然导致其丧失公司股东身份，而基于股东身份，知情权的行使不应被拒绝。就本案而言，即便原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未实际向鑫磊房产公司出资，也不当然丧失出资人身份，其作为出资人仍享有知情权。因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原是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的单位职责由徐州住建局行使，根据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的精神，在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被注销后，作为其主管部门的徐州住建局基于账务清理、财产核查工作要求，主张对原徐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作为出资人的鑫磊房产公司行使知情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鑫磊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州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