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47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案外人）：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大关村一组。法定代表人：姜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启华、魏吉凤，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陶应学，男，1955年2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歆，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艳，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申请被执行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养龙司乡蚂蟥村。法定代表人：**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平，男，1983年6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陶应学、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悦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益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869号民事判决；2、改判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以下简称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归益达公司所有；3、停止对金川煤矿采矿权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4、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采矿权的取得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登记，益达公司未经行政审批及登记，并未取得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具有金川煤矿采矿权，并无法律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案涉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之间系代持股关系，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属于益达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以下简称《另行约定协议》）系对煤矿进行内部权力义务约定,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合法权益,此属事实认定错误。益达公司与鑫悦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没有上下级从属关系,双方签订该协议并不属于内部权力义务约定,而是外部约定。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益达公司完全能够排除被申请人陶应学的执行申请。4.采矿权的取得虽然需要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登记,但这并非效力禁止性规定。不动产登记只是具有推定性效力,而非认定所有权的唯一证据,在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属于真实权利人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据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以法律为依据，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陶应学二审辩称：1.益达公司称其为金川煤矿采矿权主体，与鑫悦公司之间系代持股关系”的内容缺乏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2.益达公司称与鑫悦公司之间的“挂靠管理”行为只能认定为被执行人对其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承包经营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影响本案执行法院对执行标的物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其上诉称双方“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没有上下级从属关系”进而认为相关内容为“外部约定”，能对抗任意“外部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3.益达公司在本案执行期间分别以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提起异议的同时又以公司名义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异议，其动机在于不当拖延和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案件执行，其称该异议事项“完全能够排除执行申请”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内容。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益达公司所提上诉请求完全不能成立，涉嫌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协助逃避执行实施违法行为，应依法予以立即制止，及时作出公正裁决判决，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鑫悦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益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停止对金川煤矿采矿权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确认益达公司具有对金川煤矿的采矿权；3.陶应学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应学诉鑫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6）黔01民初12号民事判决，判令鑫悦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陶应学转让款46549960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陶应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发出（2017）黔01执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金川煤矿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为：C5200002012021120123039）。一审法院拟对该煤矿采矿权进行司法处置。益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黔01执异36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益达公司的异议请求。并于2019年5月24日将执行裁定书送达给益达公司，益达公司于2019年6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2011年6月17日，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以下简称原金川煤矿）作为甲方与乙方益达公司签订《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约定将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转让给益达公司，转让价款为4600万元。并约定协议签订后六日内分两次支付定金1000万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1500万元；自金川煤矿移交之日起自2011年10月30日前，支付1500万元；余款600万元在2012年1月31日前付清。该协议落款处有朱世国、刘某、蒋友国在甲方处签字，姜海在乙方处签字。2011年6月20日至2014年1月期间，益达公司向原金川煤矿账户或朱世国个人账户转账共计4109万元；何世群、姜海分别向朱世国账户转账100万元、742000元；另朱世国出具收条确认收到11万元益达公司购矿款，但银行付款凭证并未显示11万元转入金川煤矿或朱世国账户。2013年12月9日刘某代表原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专用）》（合同编号：兼煤〔2013〕866号）（以下简称《转让合同》），约定将原金川煤矿转让给鑫悦公司，转让金额为700万元。该《转让合同》于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签订。2013年12月20日，鑫悦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一份《另行约定协议》明确：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期签订的《金川煤矿整体产权转让合同书》仅为金川煤矿继续取得煤矿经营资格之挂靠便利而签署，双方无需实际履行，甲方鑫悦公司无需支付转让款，煤矿产权属于金川煤矿所有。并约定金川煤矿向鑫悦公司支付管理保证金300万元，在协议终止时退还，金川煤矿需每年向鑫悦公司支付综合管理费按煤矿涉及生产能力每吨10元计算。益达公司主张其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向鑫悦公司支付金川煤矿的管理费5740419.13元。在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中，2015年2月17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转账支付3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鑫悦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益达公司交来金川煤矿2014年度的管理费30万元；2015年4月1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账户转账2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2018年2月5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息烽县石硐乡星宇煤矿转账1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付鑫悦管理费”。2019年7月3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息烽县养龙司乡利发煤矿转账2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除上述四笔款项共计80万元以外，益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并未显示由其账户支付款项。2015年至2017年期间，益达公司向赵渊露、冷元琴等个人账户付款，银行转账凭证备注“代金川煤矿款”；2017年1月24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金沙县社会保险事业局转账337500元，备注“代金川补缴工商保险”。2019年10月15日金沙县煤炭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从2011年至今姜海是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一直负责金川煤矿的管理和经营。一审法院认为，益达公司主张其为金川煤矿的实际投资人，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仅是挂靠关系，据此主张益达公司享有排除金川煤矿采矿权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益达公司依据2011年6月17日其与金川煤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主张其为金川煤矿的实际权利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益达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并未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权的变更手续。在贵州省政策出台后，由金川煤矿的原权利人刘某代表原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将金川煤矿的采矿权转让给鑫悦公司。可见，虽然原告与金川煤矿签订了《转让协议书》，但采矿权一直未变更至益达公司名下。采矿权的取得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登记，2013年金川煤矿兼并重组变更登记到鑫悦公司名下，鑫悦公司已依法取得金川煤矿的采矿权。而益达公司未经行政审批及登记，并未取得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具有金川煤矿采矿权，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金川煤矿兼并重组入鑫悦公司名下后，益达公司与鑫悦公司通过签订《另行约定协议》对该煤矿进行的内部权利义务约定，并不能改变经法定程序审批登记的采矿权归属。同时，根据物权公示公信的原则，益达公司与鑫悦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亦不能对抗鑫悦公司外部债权人合法债权。一审法院在执行案件中查封作为被执行人的鑫悦公司名下采矿权具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益达公司请求解除查封并停止对该采矿权的强制执行，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益达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申请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1、刘某是原金川煤矿的负责人，上诉人与刘某2011年6月签订的《矿山转让协议书》，收购原金川煤矿（刘某个人独资），后该煤矿的实际采矿权人及经营、管理者系上诉人，且上诉人支付煤矿转让款4290万元，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2、刘某2013年9月与鑫悦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系基于贵州省政策原因刘某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将金川煤矿挂靠在鑫悦公司名下，但该煤矿的实际采矿权人及经营、管理者一直均系上诉人。证人刘某陈述其为原金川煤矿所有人，2011年该煤矿就转给益达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4600多万，有100多万尾款因为有瑕疵就不需再支付。2013年签订《转让合同》是因为受当时政策要求，其受益达公司安排签署的，但该合同约定的转让款700万并未实际履行，金川煤矿的实际受益人是益达公司。《另行约定协议》也是其签订。上诉人益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确实是刘某代表金川煤矿将煤矿转让给益达公司，后刘某受益达公司指示，又签订《转让合同》转让给鑫悦公司，转让有瑕疵，但到目前为止，合同义务双方已经履行。另外，《另行约定协议》上并没有刘某的签字。被上诉人陶应学质证称：对刘某的证言大部分认可，但对煤矿的支付情况不属实，刘某证言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第一，证人刘某陈述原金川煤矿他自己是所有权人，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6月17日《转让协议书》当中实际权利人有三个人。第二，在一审中，益达公司提交的所有支付凭据大部分不是协议书约定的购矿款，接收人也不一致，所有的数据相加也没有履行完毕。且益达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及证人所述因为双方合同履行转让方有履行瑕疵，而后便不再支付的情形，证人证言不能自圆其说。第三，《另行约定协议》刘某并没有签字，刘某作为原金川煤矿的股东，签署了转让协议，也在2013年企业改制的时候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说明事实上益达公司与原金川煤矿的转让行为没有完善完结，原金川煤矿并入了鑫悦公司，之前实际在刘某的管理之下。被上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金川煤矿转给益达公司的事情、时间其不清楚，对金川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是益达公司姜海不持异议。益达公司对其主张提交了以下书证：第一组：金川煤矿与桐梓电厂、大方电厂购销合同；燃料结算单；收付款凭证。拟证明：金川煤矿独立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独立开展结算，独立收取桐梓电厂、大方电厂的购煤款，与鑫悦公司无任何关联。被上诉人陶应学质证称首先对书面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名称是金川煤矿，该煤矿并不是独立于鑫悦公司的主体，它的涉案案款，包括提交的大方电厂和桐梓电厂的应收货款也在本案的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执行法院认定了是鑫悦公司的主体。被上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金川煤矿与我公司为挂靠关系，为独立经营，我公司只是收取管理费。大方电厂、桐梓电厂冻结款项所有权为金川煤矿。第二组：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2民初86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及生效证明书。拟证明：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现已无挂靠关系，鑫悦公司应协助金川煤矿办理独立法人手续，上诉人为金川煤矿的实际采矿权人和所有人。被上诉人陶应学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调解书所涉及内容真实性存疑，涉嫌上诉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不当行为，不能作为本案审查的证据材料使用，上诉人所提异议事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完全能够排除执行申请”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益达公司确实是金川煤矿的实际所有人，但采矿权目前仍登记在其公司名下。第三组：《关于保留煤矿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子公司）有关事宜的通知》（黔能源煤炭（2019）31号）（以下简称黔能源煤炭（2019）31号通知）。证明目的是:1、按照文件精神，金川煤矿无需再挂靠其他主体，可以成立独立法人；2、文件要求成为独立法人要没有诉讼纠纷。因被上诉人申请查封采矿权及冻结金川煤矿应收款，导致现无法办理。被上诉人陶应学质证称对文件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文件清晰表明，独立法人（子）公司在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来申请，上诉人提供的转让协议并不能证明合同真实有效的完全履行。且金川煤矿还存在抵押的事实，这些情况在黔能源煤炭（2019）31号通知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理由不成立，不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该文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无异议。第四组：阿里拍卖截图，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执62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已被查封冻结，评估价值165108300元，远远超过其申请执行额度，被上诉人在该煤矿已查封的情况下又申请冻结、扣留大方发电公司对上诉人的应付款已属超标的额查封。被上诉人陶应学质证称对阿里拍卖的截屏以及执行查封冻结措施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主张不成立，与其所提“执行异议之诉”无关。被上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无异议。大方电厂、桐梓电厂冻结款项所有权为金川煤矿。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刘某证明其系为原金川煤矿负责人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刘某证明因转让有瑕疵剩余款项不用再支付及其受益达公司指示与鑫悦公司签订转让合同的事实，益达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2、第一组书证具有证据三性，但不能达到证明目，该组证据中签订购销合同的主体需方为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或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供方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顺江村金川煤矿，燃料结算单供煤单位、收付款凭证收款人亦为该煤矿。3.第二组书证具有证据三性，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至今金川煤矿采矿权仍在鑫悦公司名下。4.黔能源煤炭（2019）31号通知系在本案诉讼之后出台的文件，且金川煤矿目前并不具备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子公司）的条件。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5.第四组书证具有证据三性，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组证据系冻结、扣留鑫悦公司在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应收货款51715810.84元，益达公司提供的《1131108应收账款→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明细账》中至2019年12月31日余额为5338160.19元，益达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超标的查封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0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46号）（以下简称国办发（2010）46号通知）。2011年4月1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47号）（以下简称黔府办发［2011］47号通知）。2011年6月17日，益达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转让协议书》。2013年12月9日，金川煤矿（刘某）与鑫悦公司签订《转让合同》。2013年12月20日，金川煤矿（投资人：姜海）与鑫悦公司签订《另行约定协议》。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市场主体类型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同日，负责人刘某变更为陶然，地址由金沙县化觉乡顺江村变更为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化觉乡顺江村。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姜海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停止对（2017）黔01执62号案中金川煤矿采矿权的全部强制执行措施，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黔01执异327号执行裁定，驳回姜海提出的异议申请，姜海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黔执复241号执行裁定，撤销（2019）黔01执异327号执行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查，在（2020）黔01执异75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姜海以“益达公司对该案提出执行异议，同样能维护其的合法权益，其没有再进行诉讼的必要”为由申请撤回执行异议申请的申请书，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准许姜海撤回执行异议申请的裁定。2019年5月14日，益达公司提起执行异议。2019年6月2日，益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6月5日，案外人刘某与益达公司以鑫悦公司为被告，向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刘某代表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以及双方2013年12月20日签订的《另行约定协议》。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黔0122民初868号民事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如下：案外人刘某、益达公司及案外人姜海与鑫悦公司自愿解除鑫悦公司与金川煤矿及该煤矿实际投资人姜海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的《另行约定协议》；鑫悦公司自愿按黔能源煤炭（2019）31号通知的规定协助益达公司办理相关手续，若鑫悦公司未按此约定进行协助，案外人刘某、益达公司只能通过另案诉讼解决，不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外人刘某、益达公司自愿放弃该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调解已于2019年12月4日发生法律效力。贵州省自然资源厅2020年4月15日出具的《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黔自然资信告字〔2020〕78号）中载明，金川煤矿（采矿许可证号：C5200002012021120123039）查封期限自2018年6月19日至2021年6月18日，且该矿采矿权由抵押人鑫悦公司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并予以备案登记，备案登记有效期至2017年10月31日。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是关于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而不动产指的是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本案诉争的是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属益达公司还是鑫悦公司？益达公司主张其对金川煤矿实际占有和管理，但采矿权具有其特殊性，司法权不能暨越处理，且益达公司并非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其上诉称根据该条规定完全能够排除陶应学的执行申请，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益达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转让协议书的时间在查封之前，但在国办发（2010）46号通知及黔府办发[2011]47号通知之后，益达公司称受上述政策文件的影响未能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益达公司主张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的真实关系是代持股关系，但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于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市场主体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虽然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通过《另行约定协议》约定了内部企业运行的相关机制，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于登记机关为国家机关，其对于法人的设立、变更、注销进行的登记行为，彰显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确认，对私法事实的公示，其所公布的登记信息具有权威性，足以使社会公众相信其真实性与准确性，故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力。本案中，金川煤矿在工商部门登记为鑫悦公司分公司，该登记对外具有公信力。而转让合同、《另行约定协议》系当事人之间内部权利义务约定且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不改变已经法定审批程序予以登记的采矿权归属，故益达公司应当承担登记公示的法律后果。且在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2民初868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签订双方当事人已协议自愿解除《另行约定协议》，不能产生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第三，本案讼争的金川煤矿采矿权系在贵州期间，因兼并重组依法变更登记到鑫悦公司名下，鑫悦公司经行政审批已依法取得案涉矿采矿权，是依法登记的采矿权人，获得了相应的采矿许可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对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设立采矿权，依法需由法定的行政机关经行政审批许可方能取得，并颁发相应的采矿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这个人称为采矿权人……。”益达公司并非行政审批确认的采矿权人，其诉请改判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查封作为被执行人的鑫悦公司的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并无不当。益达公司诉请停止对金川煤矿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理由和依据不足。（2019）黔0122民初868号民事调解记载的由鑫悦公司协助益达公司办理金川煤矿相关手续，不等于益达公司已经依法取得该煤矿采矿权，不影响本案合法的执行行为。若作为被执行人鑫悦公司名下的金川煤矿采矿权被依法执行，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不能实现发生纠纷，则属于益达公司与鑫悦公司之间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549.8元，由上诉人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强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李道鸿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何娇娇书记员邓翔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