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法定代表人：杨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泽，吉林季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红，女，197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柏，吉林市船营区黄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志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泽，被上诉人徐志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驳回相应诉讼请求；二、由徐志红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九通公司与徐志红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问题。经九通公司查询，2015年1月29日九通公司与徐志红之间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了固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试用期为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5年4月21日止。故一审判决第二项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九通公司不应支付徐志红经济补偿金，故二审法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有过错而辞职”的情形，“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有过错，过错只限于已严重到足以导致辞职的程度，轻微过错不在其内。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有过错而辞退”的情形，若劳动者无过错行为或过错行为轻微，则用人单位不可解除劳动合同。此尺度应同样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九通公司系建筑企业，因市场及经济环境导致迟延给付工资，并未构成严重过错，在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徐志红的给付工资请求，九通公司都尽全力维护。2016年9月，徐志红主动离职，九通公司承认欠其工资，双方签订了结算表，并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补发欠付工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或欠缴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等内容及其精神，可资借鉴。其未拘泥于法律条文所用词句，区分了严重过错及轻微过错，望二审法院予以借鉴。三、一审判决第五项无法律依据。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九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志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九通公司与徐志红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无意义，不应浪费司法资源，不应予以救济。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除对方当事人同意外，法院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不组织质证。”九通公司因此失去举证权和证明权。二、对于九通公司本次上诉逾期举证的法律责任。（一）根据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法院不予采纳。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法院应采纳，但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逾期举证均不能免除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所致对方当然人损失的赔偿责任。（二）根据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法院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处以罚款的，罚款的数额，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个人为人民币1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同时法院的罚款和对方当事人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并存。本案九通公司从仲裁、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到本次上诉，历时一年，徐志红多次讨薪、维权，经济上、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九通公司的行为应予惩罚，应对其处以10万元罚款，并赔偿徐志红2万元。对于经济补偿金的判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志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徐志红与九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九通公司支付徐志红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试用期三个月7,000元×3个月，其他10，000元×9，合计：111，000元；三、九通公司给付徐志红拖欠工资93，233.33元；四、九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徐志红两年两个月的工资20，000元；五、交通费合计1，711元；各项总计225,944.33元；六、九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徐志红开始进入九通公司工作，职务为预算员，试用期工资为7000元人民币每月，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后徐志红转正，转正工资为10,000元人民币每月。九通公司一直未与徐志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徐志红工作至2016年9月，因九通公司一直不支付工资，提出离职。双方核算后，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离职结算工资发放表》，确认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间，九通公司累计应向徐志红发放工资180,733.33元，扣除徐志红工作期间向九通公司借得款项47,500元，还应发放133,233.33元。后于2017年2月3日，九通公司通过“王海娇”账户向徐志红转账30,000元；2019年1月11日、1月15日、2月2日徐志红继续向九通公司李艳静、王雷以及法定代表人杨帆催讨剩余部分工资，九通公司又于2019年2月3日通过“李委蔚”账户向徐志红转账10,000元。九通公司仍欠付徐志红工资款93,233.3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徐志红自2015年1月进入九通公司从事预算员工作至2016年9月份提出离职，有《离职结算工资表》、工作往来电子信件、索要工资录音录像以及证人杜某的证言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徐志红自2015年1月即与九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关于双倍工资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徐志红自2015年1月即与九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徐志红诉称直至其2016年9月离职，九通公司一直未与之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九通公司亦始终未提供双方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规定，对于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给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法支持自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000元×2个月＋10000元×9个月=104000元。关于拖欠工资一节。徐志红与九通公司签订的《离职结算工资表》确认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间，九通公司累计应向徐志红发放工资180733.33元，扣除徐志红工作期间向九通公司借得款项47500元，还应发放133233.33元。《离职结算工资表》有九通公司制表人、财务审核、财务总监、主管经理以及徐志红本人签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九通公司辩称徐志红已将工资全部领完，但未提供任何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而根据徐志红提交的《离职结算工资表》签订后其向九通公司李艳静、王雷以及法定代表人杨帆催讨工资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以及视频录像，九通公司上述人员均承认欠薪事实。依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九通公司应对其主张的已付工资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九通公司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徐志红主张的九通公司未在双方签订《离职结算工资表》时向其支付133，233.33元工资款一事，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对于徐志红自认2017年2月3日九通公司通过“王海娇”账户向其转账30000元工资款，以及2019年2月3日通过“李委蔚”账户向其转账10，000元工资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至此，九通公司仍欠付徐志红工资款93，233.33元。故对于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给付其工资93，233.33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一节。九通公司经年拖欠徐志红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徐志红可以随时通知九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且徐志红要求九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一审法院支持徐志红经济补偿金10000元×2个月=20000元。关于交通费一节。徐志红主张其为向九通公司催讨工资发生交通费1711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应票据。一审法院酌定支持5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志红与九通公司自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二、九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志红自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04，000元；三、九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志红未发工资93，233.33元；四、九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志红经济补偿金20，000元；五、九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志红交通费500元；六、驳回徐志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九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九通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九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徐志红的劳动合同，证明：一、双方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5年1月21日至2017年1月20日，同时约定了工资待遇等问题；二、因为有劳动合同的存在，所以一审法院支持徐志红的双倍工资请求于法无据；三、结合一审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徐志红明知签订过案涉劳动合同。证据二、员工辞职申请表、离职审批表、工作移交清单，证明：徐志红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在一审时其所称公司拒绝支付工资报酬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支持其补偿金于法无据。徐志红质证称，对证据一，一、九通公司在合理期间内拒绝举证，已经丧失了举证权和证明权。二、徐志红未到庭，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徐志红本人签名。三、九通公司逾期举证，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处罚，也应承担因拖延诉讼对徐志红进行赔偿的责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欠付工资的事实。即便徐志红主动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九通公司也应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中“徐志红”系本人签字，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予以采信。证据二因徐志红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二审中，徐志红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除“九通公司一直未与徐志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外，其他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徐志红与九通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固定期限合同期限为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其中，试用期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5年4月21日止。徐志红曾向吉林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因徐志红在仲裁阶段自认已于2016年9月22日离开九通公司，2016年12月7日办理了离职手续，故该仲裁委于2019年7月5日以徐志红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作出吉市劳人仲字（2019）第349号《仲裁决定书》。徐志红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徐志红与九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份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中明确约定了劳动合同期间及工资标准，徐志红在2016年9月22日离职前始终为九通公司提供劳动，受九通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9月22日止，徐志红与九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徐志红与九通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于徐志红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九通公司在徐志红离职时尚拖欠徐志红大量工资，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九通公司给付徐志红经济补偿金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九通公司关于拖欠工资未达到严重过错程度，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考虑徐志红确因讨薪发生必要交通费，故酌定支持500元交通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九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撤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六项；三、变更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徐志红与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9月22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四、驳回徐志红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志红负担5元，由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志红负担5元，由吉林市九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关 晶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