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超，男，196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梅荣，女，1964年8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柳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子珊（曾用名：田璟雯），女，201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田某，女，199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柳方，女，198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江县，系罗超、覃梅荣之女，罗子珊的姑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泽武，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鹄，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律剑，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龙君，男，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策，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菁，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花样年华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2号之一（部位：三层）。法定代表人：严文凤。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超、覃梅荣、罗子珊与被上诉人韦泽武、冯龙君、广州花样年华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年华公司）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2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超、覃梅荣、罗子珊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各自承担1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3.本案相应的诉讼费用由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有视频显示罗柳发在喝酒过程中，韦泽武、冯龙君有劝酒的行为，且在到KTV的过程中，罗柳发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需要人照顾。二、本案实践中，未考虑到死者的家庭情况，应当对罗柳发的死亡酌情给予适当的补偿，一审仅判决花样年华公司承担5%的赔偿责任明显过低。韦泽武答辩称，其并非宴席的组织者，席间也无积极劝酒行为，没有实施任何导致死者醉酒死亡的侵权行为。在死者醉酒后，其尽到同行者合理的注意、照顾义务。其对家属表示同情，但死者理应自担风险。一审判决对赔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冯龙君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花样年华公司答辩称，其认为应承担的不是赔偿责任，最多是补偿义务。对于罗柳发的管理、照顾责任，首先在于与死者同行的人，其次才是该公司。且KTV包房属于私密空间，服务人员必须征得顾客同意才能进入并提供服务。死者独自在房间内的责任不在于该公司，而死者是在大量饮酒之后才来到该公司，且在该公司处未饮酒，因此酒精中毒死亡的原因与该公司无关联性。一审认定的死者酒后独处无人照顾而发生死亡，该公司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罗超、覃梅荣、罗子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连带赔偿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死亡赔偿金8868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5328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18468元、误工费1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10000元、交通费2982元、尸体解剖及鉴定费用14320元合计1695879.5元，其中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共同承担40%的份额即678351.8元（一审庭后明确）；2.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韦泽武在一审中辩称：一、其参加冯龙君的生日宴，期间并没有对罗柳发劝酒；二、其曾经让罗柳发的亲戚朋友接其回家，已经尽到注意、照顾义务；三、罗柳发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理应预料到大量饮酒的潜在风险，因此罗柳发应负主要责任，其对罗柳发醉酒事件不存在过错和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冯龙君在一审中辩称：一、其在宴会之前并不认识罗柳发，在宴会中及之后也未实施侵权行为，席间并未劝酒；二、罗柳发的死亡与其组织聚餐没有因果关系，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三、其与韦泽武多次联系罗柳发的亲属，让他们接罗柳发回家，尽到了照顾义务，故不应承担过失责任。花样年华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其是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在自己营业范围内提供酒水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买卖的合同关系，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没有证据证明其提供的酒水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应的指标规定，各项指标未超标；二、受害人罗柳发死亡前并无异常，其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罗柳发是在熟睡中离开了人世，未出现呕吐、昏迷、打闹等异常行为，酒店安装有监控设施，有保安人员，这些设施和人员随时可以处置突发事件，但是对于消费者的睡眠，酒店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排查，去叫醒每个消费者，核实他是否酒精中毒，与日常的经营习惯不相符；三、死者作为一名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精的容忍度有清晰的了解，大饮伤身，至于是否是他人劝酒导致的，其不清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事发经过：冯龙君于2018年12月26日18时许在广州市天河区餐饮店“粗茶淡饭”组织生日宴席，参加者有冯龙君、韦泽武夫妇、受害人罗柳发及其姐姐罗柳菊等多人。当日20时许，宴席结束后，冯龙君、韦泽武夫妇、罗柳发等人来到旁边的天河区东圃金畅KTV（花样年华公司经营）的319包房内唱歌，并点了百威啤酒，之后罗柳菊离开KTV。唱歌期间，罗柳发躺在319包房里的沙发上睡觉。后来，冯龙君买单后先行离开。次日凌晨时分，罗柳菊在韦泽武夫妇最后离场时，返回KTV查看情况，因未能叫醒和抬动罗柳发，最终决定将罗柳发留在319包房内沙发上继续睡觉。后花样年华公司工作人员在清理房间时，发现罗柳发一人躺在房内沙发上睡觉，因未叫醒，便离开去清理其他房间，过了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再次返回房间，发现罗柳发身体冰凉、呼之不应，遂层报领导处理，进而报警。经鉴定，罗柳发系因酒精中毒死亡。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监控录像、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车陂派出所调取的事故调查相关材料等证实。二、罗柳发的个人情况：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提交了包含罗柳发的户籍登记证明、罗子珊的出生证明，拟证明罗柳发在城镇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罗子珊为罗柳发的非婚生女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划分代码等显示罗柳发户籍所在地为城镇，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三、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的损失一审法院审核如下：1.死亡赔偿金：841320元（按2018年度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20年）。2.丧葬费：53289.5元（按2018年度广东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罗柳发的父亲罗超（1964年8月13日出生）、母亲覃梅荣（1964年8月18日出生）：罗超未达法定退休年龄，覃梅荣虽达到退休年龄，但未就覃梅荣目前已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罗超、覃梅荣无其他生活来源提交有关证据，故关于罗超、覃梅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罗柳发非婚生女罗子珊（2015年2月10日出生）：203881.89元【（按2018年度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12个月×169个月+28875元/年÷365天×14天）÷抚养人人数2人】；4.处理丧葬事宜费用、交通费、误工费等：罗超、覃梅荣、罗子珊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各项费用的实际支出，但考虑到罗超、覃梅荣、罗子珊住址与本案事发地点广州市天河区距离较远，处理涉案事宜确存在处理丧葬事宜费用、交通费和误工费，一审法院酌情共支持5000元。5.尸体解剖费、鉴定费：14320元（4000元+10320元），有票据为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物质损失共计1117811.39元。6.精神抚慰金：结合罗柳发离世情况及责任划分情况，因罗柳发过度饮酒致死对家属的精神造成损害，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在正常社会交往过程中，因为饮酒过度而引发死亡后果的侵权责任纠纷。处理此类案件，应当审查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在其中有无尽到符合大众认知的通常注意义务，还应考虑苛以某一方责任时对社会交往活动可能带来的指引价值，更应当考量饮酒者自身的过错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讲，除了偶然性事件外，在针对具有一定重复发生概率的行为时，要求某一主体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在当下语境中其尚有可以进一步完善或提高的合理空间。该标准既不能是苛责而求之，亦不能以过往就是如此“习以为常”的旧俗为托辞，而应综合考虑其作出更好改进时个体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平衡结果，从而使事后的裁判起到既能“惩前”又能“毖后”的效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聚会过程中有无积极劝酒行为，KTV319包房唱歌过程中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有无过错，将罗柳发独自留在包房内的责任归属，以及罗柳发自身的过错大小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聚会过程中有无积极劝酒行为的问题。罗柳菊作为宴席的参与者和罗柳发的姐姐，其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车陂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并未提及宴席中有人实施劝酒行为；其余在场众人均否认在聚餐席间有劝酒行为；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提交的视频录像片段中仅能看出主客聚会用餐的大概场景，并未显示有积极劝酒行为。从现有证据来看，罗超、覃梅荣、罗子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在吃饭席间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存在对罗柳发积极劝酒的过错行为，故一审法院对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二）关于KTV319包房唱歌过程中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有无过错的问题。（1）根据KTV大堂的监控录像可见，罗柳发在大堂时经人辅助搀扶后走进KTV包房，可见其在吃饭席间过后既已产生一定醉态，且该后果是罗柳发席间自行饮酒所导致，但其当时又没有呈现出已完全醉酒之状或有身体异常的其他征兆，故同饮同行者饭后带其到旁边的KTV，并无不当。（2）从本案证人的证言来看，罗柳发在KTV包房并未喝酒，而是躺下睡觉，期间还有打呼噜；罗柳菊在证言中亦表示KTV包房中罗柳发打呼噜很大声；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未提交证据证明罗柳发在KTV包房中再次被人劝酒。因此，现无证据证实KTV包房唱歌过程中冯龙君、韦泽武有对罗柳发积极劝酒。而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和生活常识来看，不管是在宴席初过，还是在KTV包房内，当时的情景都尚不足以使在场人员判断出罗柳发的身体已经出现异常，或者得出需要尽快送其就医的结论。所以，冯龙君、韦泽武在罗柳发已经出现醉态后，让其在有多人在场的KTV包房沙发上睡觉休息，已经尽到了基本和通常的照顾义务，其二人在上述过程中并无过错。（3）从KTV的角度来看，其作为经营娱乐项目的消费场所，提供酒水服务属于正常经营范围，并无审核顾客进场消费前是否有饮酒或者阻止顾客正常饮酒的责任，故在KTV包房唱歌过程中花样年华公司也无过错行为。（三）将罗柳发独自留在包房内的责任归属问题。（1）据上述认定事实，12月26日晚23时30分许，宴席组织者冯龙君买单后先行离开，韦泽武夫妇作为最后离场的人，主张已通知罗柳发的亲属来接罗柳发，但罗柳发的姐姐罗柳菊称KTV离罗柳发上班地点比较近，让罗柳发留在KTV即可，故留下罗柳发一人在KTV。罗柳菊同日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凌晨1时左右，我不放心弟弟又来到了金畅KTV319包房，因为我弟弟喝得太多已经没有了意识，我们也抬不动他，就离开包房，把他留在里面继续睡觉了”。两者在最终是罗柳菊在场并决定将罗柳发独自留在包房内睡觉的问题上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2）罗柳菊作为罗柳发的姐姐，当时意识清醒，其对自己弟弟的酒量、习性和身体状况也相对更为熟悉和了解。对韦泽武、冯龙君等外人来说，在醉酒者的亲密家属已经到场并对最终如何处置作出决定性的意见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醉酒者注意义务的交接。（3）从KTV工作人员金某某的证言来看，KTV工作人员在KTV打烊时检查房间，发现319房内独自躺在沙发上的罗柳发正在打呼噜，因喝酒太多睡得太死没有叫醒，便离开又去检查其他房间，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再次回到319房时，发现罗柳发已没有在打呼噜，拍之不应、手脚冰凉、身体异常，才进而层报公司领导到场查看,随后报警，民警和120救护车到场后，经检查对方已死亡。鉴于现难以查实罗柳发死亡的具体时分，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KTV工作人员第一次检查时罗柳发尚未死亡。花样年华公司作为KTV的经营者，并非可供住宿的场所，且平常经营过程中亦较多涉及夜间酒后交际，而KTV包房并非是完全封闭的私人空间，其理应对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险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例如在客人结束离场时及时检查清理现场，确认有无遗留物品，或发现有人单独滞留睡觉时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当场要求同行人员妥善处置，或积极联系亲友，或呼叫本人以确认有无异常情况等。但从本案来看，KTV经营者并未在客人离场时及时检查房内情况，在发现有人在房内独自沉睡不应时，未能提高警惕，尽职尽责，而是未采取任何临时应对措施，放任了险情的发展，且该行为与罗柳发的最终死亡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因此，KTV经营者没有对到其场所消费的顾客尽到应尽可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罗柳发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4）从安全保障义务的承责主体来看，罗柳菊作为罗柳发的姐姐，对于将罗柳发独自留在KTV包房内睡觉的处理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其对罗柳发酒后独处无人照看进而发生死亡的结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鉴于罗超、覃梅荣、罗子珊在一审法院询问时，已明确表示基于和罗柳菊之间的亲属关系，自愿放弃罗柳菊应担的责任份额，应视为罗超、覃梅荣、罗子珊对自身合法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冯龙君作为宴席宴请和KTV唱歌活动的组织者，韦泽武作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本案中均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其二人均不应当对罗柳发的死亡后果承担责任；花样年华公司作为涉案KTV的经营者，未尽到合理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酌定其应当对罗柳发的死亡后果承担5%的责任。（四）关于罗柳发自身的过错大小问题。根据法医鉴定意见，罗柳发是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根据多名证人证言，罗柳发在吃饭时频频大杯饮酒。罗柳发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意识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却自恃酒量过人，肆意放任，在并无他人积极劝酒的情况下未加节制，应当对自己饮酒的后果负责。因此，罗柳发对其死亡的后果本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罗柳发应当自行承担90%的责任。综上，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的上述物质损失总计1117811.39元，根据责任大小划分比例，冯龙君、韦泽武无责任，由罗柳发自负90%的责任，由花样年华公司负担5%的责任，即55890.6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花样年华娱乐有限公司赔偿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物质损失共55890.6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花样年华娱乐有限公司赔偿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罗超、覃梅荣、罗子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584元，由罗超、覃梅荣、罗子珊负担9555元，广州花样年华娱乐有限公司负担102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韦泽武、冯龙君、花样年华公司就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中，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韦泽武、冯龙君对死者存在劝酒行为，即使如罗超、覃梅荣、罗子珊所述，视频显示韦泽武给死者倒过酒的情形，但倒酒不等于劝酒，不能因此推定韦泽武存在过错。而冯龙君作为聚餐、KTV唱歌的组织者，该组织行为并非其承担责任的依据。至于各方前往KTV唱歌后对死者的照顾、救助义务，因当时死者的家属罗柳菊在场，且最终如何处置死者（让其在KTV包房内睡觉）系由其作出意见，故，在此种情况下，不应要求韦泽武、冯龙君另行再负担其他注意义务。且本案亦无证据证实死者当时身体出现了需要紧急救助的特征，故就韦泽武、冯龙君而言，其就涉案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花样年华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就涉案事故所致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其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现罗超、覃梅荣、罗子珊要求该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36元，由罗超、覃梅荣、罗子珊负担。因其提出免交申请，经审核，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营审判员 黄小迪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姚 菲陈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