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55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团结路1305-1号东厂房四楼。 法定代表人：韩享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昌龙，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益杰，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亚男，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新之航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82号。 法定代表人：杨振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秀梅，女，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逄锦南，山东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轶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新之航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之航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轶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涉案服装系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加工生产，涉案款项系因涉案服装出口获利，则涉案服装究竟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委托加工生产的是本案应当查清的事实。一审中，双方均提交与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的加工合同以及付款凭证、往来微信等证据，但纵观整个案件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服装系上诉人委托生产，但因高秀梅利用双重身份的特点，在货物出口时，直接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出口，导致客户直接将货款结算给了被上诉人。2.本案因出现两个加工订单而产生纠纷，但客观上对外出口只能是一批货物。因此，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如何交付的涉案服装、其发货行为是代表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是本案应查清的事实。高秀梅将上诉人的该批货物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出口并收取货款，被上诉人取得货款没有任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新之航公司辩称，本案中，被上诉人取得利益是基于完成与美国客户的订单合同而得到的货款。该客户是被上诉人多年的客户，涉案订单从接单到完成出口报关交货，均由被上诉人组织完成，取得货款是基于订单合同，具有合法依据，与上诉人无关。此外，双方当事人2014年5月到2018年5月存在订单业务合作关系，合作期间因账目问题发生争议，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利益受到损失。综上，双方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纠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轶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81368.84美元（按起诉之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6.8750计算人民币559410.78元）；2.被告赔偿原告退税损失13019.01美元（按起诉之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6.8750计算人民币89505.72元）；3.被告支付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以648916.5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即6.53%标准，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22日为24582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基于不当得利之诉要求被告承担法律责任。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被告将原告生产的服装4732件，以被告名义办理了出口托运手续，导致客户将应支付给原告的81368.84美元货款于2018年10月支付给了被告。因被告的上述行为同时导致原告应退税出口额16%的税款无法领取。原告向被告多次催还该笔款项，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偿还。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占有该款项的合法依据，其获取此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的行为应属于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3日、10月25日，国外客户分别向被告现金汇款$53741.26、$27627.58，合计$81368.84。原告向被告催讨该款项，被告拒绝给付。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被告的业务人员发给原告的订单邮件，欲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将涉案GUESS品牌服装2018年年度订单汇总转发给原告，原告按照附件订单安排生产；证据2、订单附件18个，欲证明订单中对货物款式、货物PONUMBER、单价等明确记载，同时记载生产公司为原告。综合证明，被告向原告转发2018年订单汇总。第二组：证据3、加工合同1份，欲证明原告按照上述订单安排厂家生产；证据4、被告申请加工费邮件及附件资金申请单，欲证明被告总经理高秀梅在资金申请单上签字，指示原告向加工厂支付涉案订单的4775件服装的加工费；证据5、支付凭证4份、发票2份，欲证明原告根据被告申请，向加工厂支付加工费，加工厂开具发票。综合证明，原告安排生产并支付加工费。第三组：证据6、被告安排出口邮件，欲证明被告业务人员对涉案订单已按照惯例协助原告安排出口，并附带详细材料装箱单及发票；证据7、装箱单、发票（为证据6的附件），欲证明出口服装件数为4732件，总价为USD81390.4；证据8、被告员工向原告员工发送的邮件，欲证明被告通关错误，将原告的服装以被告名义报关；证据9、涉外收入申报单（为证据8的附件），欲证明被告收到客户应付给原告的涉案货款USD81368.84。综合证明，被告以原告名义出货并收到不当得利款USD81368.84。第四组：证据10、发送邮件，欲证明原告财务人员王磊向被告催收，因被告员工操作失误收到的本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从而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款。第五组：证据11、装箱单及发票复印件、银行结汇明细12份，欲证明原告按照客户订单安排生产；2018年出口的全部货款除涉案款项外均系客户直接向原告支付；最后一笔应付款USD81368.84由被告收取。从而证明，2018年订单除涉案款项外其他款项均由客户向原告支付。第六组:证据12、企业公示报告，欲证明李文永系百汇利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证据13、手机交费收据及通话记录，欲证明原告总经理曲昌龙与李文永就涉案服装事情进行电话沟通；证据14与15、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调查录音及文字整理，欲证明被告员工高秀梅、石霞、小薛负责原告与百汇利公司之间的业务并安排发货，原告向百汇利公司支付了涉案4475件服装的加工费，李文永证实原告向百汇利公司支付了涉案的加工费人民币164864.9元；证据16、原、被告业务员微信联系记录截图，欲证明被告指示原告向百汇利公司付涉案服装的加工费及涉案服装的原材料费用；证据17、原、被告业务员邮件联系记录，欲证明被告业务人员就涉案服装的生产情况与原告沟通并要求原告根据该表格付款。综合证明，涉案服装的加工费用由原告支付，被告安排出货。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第一组：对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是被告接到外国客户订单后将订单发给原告，让原告一起安排准备加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合作关系；这18个订单中没有涉案订单，涉案订单是被告委托第三方百汇利公司完成加工制作的，生产单位不是原告，原告没有按合作协议履行。对于第二组：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关于加工合同，这批加工订单是2018年3月，而涉案订单是美国客户吉斯瑞公司与被告在2018年7月26日订立的，并由被告安排加工生产，与原告无关；邮件更能进一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完成订单加工的关系；对于支付凭证、发票，因为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系被告让原告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加工费。对于第三组：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实际合同订单不符；涉案货物是由被告组织加工生产，并交付出口，出口交货单位是被告，不是原告；装箱单及发票，因不是正式单据且与实际合同订单不符，被告不予认可；证据8与本案无关，可能是原、被告之间2017年至2018年对账明细的邮件，进一步佐证双方存在的是业务合作关系，因对账产生过争议，而非不当得利纠纷；对证据9，因为订单是由被告完成加工并出口交货的，客户将货款支付给被告合情合理，该笔货款与原告无关。对于第四组：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邮件中所描述的通错关，是原告单方找出的理由，涉案货物是由被告委托加工生产并出口，既不是合作订单也不存在给原告造成损失，双方是合作协议关系，存在的是商业利益分配。对于第五组：装箱单、发票是被告制作的，但这批货物与涉案货物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银行结汇明细不包含涉案货款，是双方合作订单的大部分。对于第六组：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3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证据14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合作产生争议，被告与百汇利公司也有业务上的加工关系，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15能证明百汇利公司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能证实被告与百汇利公司也存在着加工关系，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6，在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的情况下，被告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订单不是最后的订单，最后的订单为7月26日，且价格、交货期与最后定稿的订单不一致。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第1组：原、被告业务往来部分邮件6份，欲证明双方针对服装出口订单具有合作关系。第2组：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5份打印件，欲证明原告自2015年以来多次给被告汇款，交易用途为付送货费、分成款、付部分净利等，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第3组：采购合同5份，称从外方发给被告的邮件里打印，欲证明吉斯瑞公司给被告下订单，采购女式PU夹克，数量4775件。第4组：订购合同、购销合同、销售合同各1份，网上银行付款回单2份，增值税专用发1份，欲证明被告采购拉链、采购缝制线、定制商标的合同及支付购货款，进一步证明被告为完成吉斯瑞公司的订单，向供货商采购制作服装用的原辅料。第5组：加工合同1份、发票2份、网上银行付款回单1份，欲证明被告为完成吉斯瑞公司的订单，委托百汇利公司加工4775件女式PU夹克，支付加工费。第6组：租船订舱单1份、报关单3份、货运提单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网上银行付款回单1份，欲证明被告预定了东方海外物流青岛分公司船舱，并由该公司代办报关，支付了相应费用，被告将东方海外物流青岛分公司的货运提单寄给了吉斯瑞公司。第7组：涉外收入申报单2份，欲证明被告完成了吉斯瑞公司的服装出口订单，吉斯瑞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10月25日分2笔向被告建设银行账户支付了货款81368.84美元。第8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欲证明被告第一大股东为曲昌龙，2017年3月28日前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曲昌龙，之后变更为韩享敏。第9组：加工合同、发票各2份，欲证明被告在完成涉案订单的货物后，有后续订单，仍然委托百汇利公司加工出口订单，支付加工费。第10组：报关单6份、结售汇水单1份、涉外收入申报单1份，欲证明被告与吉斯瑞公司一直发生着业务关系，由吉斯瑞公司下订单，被告完成生产任务，由东方海外物流青岛分公司运输出口交货给境外收货人吉斯瑞公司。第11组：情况说明函1份，称由百汇利公司出具，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服装加工合作关系，还证明2018年7月，被告与百汇利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由被告委托百汇利公司加工吉斯瑞公司的服装订单。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第1组：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邮件地址wendy.gao@newstar-qd.com（高秀梅）、andy.shi@newstar-qd.com（石霞），系被告主要业务联系邮箱，恰恰由于原告一直以来认为高秀梅系原告的业务部门人员而对高秀梅过度信任，导致被告有机会将原告委托加工生产的服装以被告的名义出口，并取得客户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USD81368.84。对于第2组：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款项的确支付过，但是时间久远，记不清付的是什么款项，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第3组：邮件的真实性与合同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即使为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本案出口的涉案服装系原告生产，即使被告接到新的订单安排生产也与涉案服装无关，但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2的所有附件中记载的服装编号及数量完全一致，与被告提供的第3组证据即被告所谓的出口服装完全一致，即被告提供的订单系在原订单基础上拆分出来的，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订单中最初下单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与被告向原告转发订单时间吻合，也就是被告所谓的订单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订单完全一致，被告称原告提交的订单不是涉案服装的订单与事实不符。对于第4组：对订购合同、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对网上银行付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均有异议，伟星股份订购合同（拉链）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20日,标注为采购拉链，但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涉案服装使用的拉链并非伟星股份生产，另外合同签订的时间与第三组证据中的4775件服装在第6组证据中显示的交货时间也完全不符，根本无法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生产及交货，可以判断即使该合同为真，也不是为涉案服装采购的拉链，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购销合同（成德制线厂）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前，但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签订时间与第三组证据中的4775件服装在第6组证据中显示的交货时间完全不符，根本无法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生产及交货，可以判断即使该合同为真，也不是为涉案服装采购的线，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购销合同（海宁市亚兰工贸）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9日，按照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邮件发送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在接到订单前半年安排的采购面料并非为涉案服装生产，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销售合同（商标）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3日，但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签订时间与第三组证据中的4775件服装在第6组证据中显示的交货时间完全不符，根本无法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生产及交货，可以判断即使该合同为真，也不是为涉案服装采购的商标，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银行回执、发票金额与合同金额均不符，与本案无关；水洗加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20日，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10日，但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与第三组证据中的4775件服装在第6组证据中显示的交货时间完全不符，根本无法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生产及交货，可以判断即使该合同为真，也不是为涉案服装签订的合同，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第5组：对加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事项有异议；经百汇利公司负责人李文永核实，涉案服装的加工费由原告向百汇利支付，且服装由被告安排运走；加工合同签订于2018年7月26日，交货期分别约定为2018年8月10日、3265件及2018年8月20日、1510件，根据实际情况，加工厂是无法在这么短时间内生产出涉案服装的数量，即使合同为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对发票及网上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发票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及付款金额均不一致，与本案无关。对于第6组：对租船订舱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订舱单中载明的服装款号及数量恰恰是原告委托加工厂生产的服装，可以证明该订舱涉及服装1510件系原告生产的服装；对报关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三次报关分别是：2018年8月10日1680件，2018年8月17日1542件，2018年8月28日1510件，合计4732件，与原告委托加工厂生产的服装一致，该4732件服装系原告生产服装；对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提单数量为1680件，到货时间为2018年8月9日，应该为3份报关单中2018年8月10日1680件一致，但无对应的租船订舱单，无法确认具体服装款号及对应的数量。对于第7组：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两份申报单的金额与原告委托百汇利公司生产的服装出口金额一致，即该笔费用应由美国客户直接向原告支付。对于第8组：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第9组：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签订加工合同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涉案服装出口时间均为2018年8月，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第10组：对6份报关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均为2018年9月以后的，与本案无关；对结售汇水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涉外收入申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均为2018年9月以后的，与本案无关。对于第11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百汇利公司依法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此函一式二份，分别寄与原、被告，但原告尚未收到，根据函件内容，原告有足够理由认为被告与百汇利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该函件制作形式不合法，被告提交该证据早已超过合法举证期限；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函件所述内容与事实以及百汇利公司之前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符，不应采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冻结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账户（账号为37×××03）中的存款65万元。原告预交诉讼保全费377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告收取国外客户现汇的$81368.84对原告来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上述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被告抗辩双方之前存在合作关系，涉案款项系被告单独完成加工业务而应当收取的货款。综合原、被告各自提交的证据以及发表的质证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本院至东方海外物流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调取了涉案货物三次出货的订舱确认往来邮件、订舱确认函、提单（提运单号00LU2026536890/集装箱号00LU5831827，提运单号QDGA251899A/集装箱号CMAU8003720,提运单号ONEYTA8PT8470903/集装箱号MOFU0794343）。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清晰载明了涉案服装最初的订舱信息是上诉人，但是在2018年7月26日被更改为被上诉人，证明出口的涉案服装系上诉人委托加工，本应由上诉人出口的货物由被上诉人更改后以其名义而出口，进而获得客户支付的货款，造成上诉人的货款、退税、利息损失。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是贸易进出口公司，有权利对客户货物订舱信息进行修改。双方当事人合作完成服装出口加工定做业务，按口头协议履行。被上诉人联系外方订单，操作整个的业务流程，上诉人只是垫付一部分资金，支付或购买部分原辅料。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义将上诉人生产的服装办理出口，并收取了国外客户应支付给上诉人的现金汇款81368.84美元，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反驳称涉案服装系被上诉人完成加工并出口交货，其收取涉案款项合情合理，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被上诉人收取涉案服装款项81368.84美元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分别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服装的采购合同内容均无异议，根据案外人吉瑞斯服装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订单号22QSF8042的采购合同下单时间2018年2月20日，订单号22QSF8044的采购合同下单时间为2018年2月21日，订单号22QSF8060、22QSF8061、22QSF8063的采购合同下单时间为3月14日。上诉人主张其于2018年3月19日与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订立加工合同组织涉案服装加工生产，并根据被上诉人申请，向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上诉人针对其主张，提交了被上诉人申请加工费邮件及资金申请单、支付凭证、发票予以证明。结合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调查录音及文字整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载明的服装加工件数、加工费与涉案服装订单相符，订单打印时间、安排加工时间、付款时间、订舱信息符合交易流程，本院予以采纳。 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18年7月26日与案外人吉瑞斯服装有限公司订立涉案服装的采购合同，并由被上诉人安排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被上诉人提交的采购合同、加工合同载明合同订立时间均为2018年7月26日，其提交的原辅料订购合同、购销合同载明的合同订立时间分别为2018年7月20日、7月26日。本院调取的涉案货物三次出货的订舱确认往来邮件、订舱确认函、提单能够证明涉案服装最初的订舱信息是上诉人，后于2018年7月26日更改为被上诉人，涉案服装第一批出关日期是2018年8月9日。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采购合同订立时间、加工合同签订时间、订舱信息更改时间均为2018年7月26日，且原辅料订购早于合同订立时间，订立合同、订购辅料、安排加工、出关的时间与常理不符，有悖正常交易流程，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加工费为201338元，其提交的支付加工费的电子转账凭证金额为20万元，其提交的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加工费发票载明的金额是230580元，数额不一致，无法证明涉案服装加工费系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青岛百汇利服装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载明的服装件数及加工费的金额与上诉人提交的加工合同约定的加工费数额及加工件数一致，付款时间与出货时间及开发票时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在案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各项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的反驳缺乏证据支持，因此，可以认定涉案服装系上诉人安排生产并支付加工费。被上诉人无法律依据收取涉案服装款项，造成了上诉人损失，构成不当得利，对其所获不当利益应当予以返还。返还范围方面，经查，国外客户通过现金汇款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服装款项共计81368.84美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81368.84美元（按起诉之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6.8750计算人民币559410.78元），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退税损失13019.01美元（按起诉之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6.8750计算人民币89505.72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收取涉案服装款导致上诉人无法领取退税款，该款项系被上诉人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有法律依据，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利息损失过高，本院予以纠正，以559410.7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付清款日为止。综上，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648916.5元（559410.78元+89505.72元）及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46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青岛新之航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支付648916.5元及利息（利息以64891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青岛轶昌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289元，诉讼保全费3770元，合计14059元，由被上诉人青岛新之航服装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9元，由被上诉人青岛新之航服装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 威 审判员 张立宁 审判员 魏 文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璇 书记员肖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