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贺林，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宾馆，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3号。法定代表人：张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涛，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贺林因与被上诉人首都宾馆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贺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劳动关系非法定程序不能变更和消灭，这是基于劳动立法优先保护劳动者的首要原则，首都宾馆未能出具符合法定程序的解除劳动关系或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双方应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首都宾馆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贺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王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劳动关系；3.诉讼费由首都宾馆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4月1日王贺林与首都宾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担任厨师，合同内容：第二条“合同期限从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第五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首都宾馆可以解除劳动合同：⑴合同期满，不需要续订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首都宾馆于1992年派王贺林到北戴河工作，后又被派往国外工作，1993年2月回国。回国后，首都宾馆同意王贺林在外自谋职业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存在。1995年3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后，首都宾馆未与王贺林协商双方是否续订劳动合同一事，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自此王贺林一直在外打工自谋职业，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其档案放在首都宾馆未转出。王贺林曾到北京采博隆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博隆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该单位同意给王贺林缴纳社会保险，为此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协商，2000年12月8日王贺林亲笔书写了《说明》，内容：“95年以前，本人养老保险金额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首都宾馆承担。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我自己承担（企业部分：8851.5元，个人：1886.4元）。99年6月至2000年11月份，本人养老保险由现在工作的单位转交给人事部（企业部分：5757元，个人：1818元）。92年8月至93年1月，宾馆应补发本人出国期间的工资为：6个月×1580元/月=9480元。用于冲抵96年1月至99年5月本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人事部在办齐上述情况的同时，应将本人所需转档的其他手续办齐！说明人：王贺林。2000.12.8”。当日，首都宾馆为王贺林就职的采博隆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王贺林自1999年6月至2000元11月养老金企业部分应缴纳5757元，个人部分应缴纳1818元，共计7575元。按照该说明的约定，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王贺林的社会保险（企业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费用均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的。1996年5月至2001年2月王贺林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王贺林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转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为王贺林代缴。后期的社会保险由王贺林个人负担直至2008年4月停止缴纳。一审中，王贺林向法院提交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6月15日王贺林向首都宾馆主张过劳动关系。2、录取通知，证明王贺林于1983年12月21日上午9时到外宾服务公司报到，外宾服务公司是首都宾馆的上级。3、劳动合同，证明首都宾馆筹备处与王贺林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4、天马旅馆简介，护照复印件，证明1992年8月至1993年2月期间王贺林被派到国外工作。5、医药费分割单复印件，证明王贺林原在首都宾馆工作，回国后到首都宾馆的下属公司北京国都实业公司工作。6、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出具的证明信，证明王贺林的养老保险单位应缴部分，个人应缴部分，该证明信说明了王贺林是被强迫后，首都宾馆才给王贺林新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出具王贺林自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应缴保险费的金额。7、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的发票，证明采博隆公司向首都宾馆交纳了王贺林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期间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8、首都宾馆专用发票、收据五张，证明1996年1月至2008年4月期间，王贺林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企业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均由王贺林个人支付给首都宾馆，再由首都宾馆为其代缴。9、《说明》，证明该说明是一个格式协议，是首都宾馆单方提出的，该说明中第四项，王贺林外派出国期间的工资9480元数额也是首都宾馆提出的，该款首都宾馆扣了八年，直到2000年拿该工资作为要挟让王贺林写该说明，这份《说明》充分证明了王贺林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10、仲裁裁决书，证明王贺林不认可该裁决书。首都宾馆对上述证据1、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2、录取通知和证据3、劳动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天马旅馆简介，真实性无法认定，对护照复印件真实性认可，王贺林的确这个期间被派往国外工作。对证据5医药费分割单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6、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出具的证明信，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明信恰恰证明王贺林在1999年6月-2000年11月期间与采博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首都宾馆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7、首都宾馆给采博隆公司的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王贺林在此期间和采博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证据8、首都宾馆专用发票、收据五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恰恰证明首都宾馆与王贺林不存在劳动关系，1996年1月-2008年4月期间，企业应缴社保和个人应缴社保费用均由王贺林自己负担，首都宾馆只是为王贺林代缴。对证据9、《说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说明是在双方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后双方协商一致书写的，王贺林未提供受胁迫的证据，由此说明是王贺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10、仲裁裁决书，真实性认可，认可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首都宾馆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明首都宾馆与王贺林于1985年4月1日-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此后即自然终止。2、《说明》，证明1995年3月31日劳动合同终止后，首都宾馆只是为王贺林代缴社会保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3、收据，证明王贺林本人及企业应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用都是由王贺林出资交给首都宾馆，再由首都宾馆代缴。4、王贺林的名片，证明王贺林在北京采博隆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王贺林对上述证据1、劳动合同，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说明》，真实性认可，该《说明》是本人书写，但是受首都宾馆胁迫所写，若王贺林不写，首都宾馆拒绝给其新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出具应缴纳社保的证明。对证据3、收据，真实性认可，首都宾馆所述的该期间的社会保险的确全部都由王贺林个人出资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代其缴纳。该证据无法证明王贺林与首都宾馆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王贺林名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另查，王贺林于2019年7月22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首都宾馆：1、确认双方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恢复劳动关系。2019年9月26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3330号仲裁裁决：1、确认首都宾馆与王贺林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王贺林的其他申请请求。王贺林不服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首都宾馆同意该裁决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王贺林与首都宾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3、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首都宾馆主张王贺林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焦点，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王贺林与首都宾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贺林于1985年4月1日与首都宾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85年4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止。现王贺林主张自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系双方履行劳动合同期间，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王贺林主张的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贺林主张的自199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一节，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该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满时，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续订。1995年3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均未就劳动合同到期后是否续订问题进行协商，首都宾馆建议王贺林在外自谋工作，未有与王贺林续订劳动合同的意愿。而王贺林亦未向首都宾馆提出要求续订劳动合同的请求，亦同意首都宾馆的建议，一直在外工作，从未到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亦从未支付过王贺林劳动报酬。其次，除首都宾馆自愿为王贺林负担自1995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外，自1996年起至2018年4月王贺林的养老保险均由王贺林个人和其就职的采博隆公司为其缴纳，庭审中王贺林亦认可该事实。综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到期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现王贺林主张其自1995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仍与首都宾馆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焦点，王贺林书写的《说明》是否受胁迫所写。首先，该《说明》内容，是王贺林自己亲笔所写。其次，该《说明》对王贺林的养老保险问题约定非常明确，即1996年1月至1999年5月王贺林的养老保险企业部分与个人部分由王贺林自己承担，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的养老保险由其现就职单位采博隆公司承担。再次，庭审中王贺林亦认可其养老保险一直由其自己交纳至2008年4月止，首都宾馆只是为其代缴从未负担过。综上说明，双方签订该《说明》后，王贺林及首都宾馆均按该《说明》的约定执行，王贺林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现王贺林提出该《说明》系其受胁迫所写，但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受胁迫所写的证据，故法院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针对第三焦点，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1995年3月31日期满后，双方未在续订劳动合同，此后王贺林一直在外工作，从未在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从未给王贺林支付过劳动报酬，亦未给王贺林缴纳过社会保险，由此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5年3月31日终止，故王贺林主张的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并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第四焦点，首都宾馆主张王贺林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王贺林主张的要求确认其与首都宾馆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属于民诉法中的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王贺林主张的劳动关系的确认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王贺林与首都宾馆自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贺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查明，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王贺林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王贺林就职的单位采博隆公司转交给首都宾馆，由首都宾馆为王贺林代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贺林上诉主张双方自199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于1995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均未就是否续期进行协商，王贺林自此在外自谋工作，未到首都宾馆工作，首都宾馆亦未支付过王贺林劳动报酬，除首都宾馆自愿为王贺林负担自1995年3月3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外，自1996年起至2018年4月王贺林的养老保险均由王贺林个人和其就职的采博隆公司为其缴纳，且养老保险负担情况与王贺林书写的《说明》中养老保险的约定相一致，王贺林虽主张《说明》系受胁迫所写，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王贺林关于其自1995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仍与首都宾馆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关于王贺林主张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恢复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贺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贺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史 伟审 判 员  宋 猛审 判 员  易晶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郝晓飞书 记 员  张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