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9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祖贵，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成爱，男，195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必应，男，194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银香，女，195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有春，男，195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珍喜，女，194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金娥，女，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典（秦金娥大伯哥），汉族，1958年10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成发，男，195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上列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浩，男，汉族，1959年1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县。系七被上诉人住所地监利县三洲镇奉清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李祖贵因与被上诉人何成爱、杨必应、吴银香、李有春、闵珍喜、秦金娥、何成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祖贵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3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八户村民（何成发、何成爱、李灵安、杜向飞、李炎生、李有春、杨必应、张如贝）并没有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权属不清，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上诉人财产损失是事实。上诉人是监利县三洲镇新堤村五组的村民，2006年与新堤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的土地系上述八户村民自1997年起抛荒的土地。上诉人承包争议土地十多年，并陆续承包了该区域其他人的土地，加上自己的承包地合计29亩。近几年，上诉人在这29亩土地上喂养小龙虾，投入很大。2017年初，七被上诉人要求村里将争议土地还给他们，经村委会做工作，上诉人通过村委会与前述八户村民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期限两年，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2019年5月9日，七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承包的虾田田埂挖开，导致上诉人损失巨大，依法应当予以赔偿。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是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上诉人承包的田被挖开后，当时派出所的处理意见是要求上诉人将争议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派出所并没有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失问题进行处理，双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一审法院未同意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又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财产损坏金额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不利于查清事实，确定损失金额。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承包土地的损害原因及损失金额进行鉴定，以便于计算本案财产损害金额，一审法院不同意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对上诉人提出的每亩收益1500元/年的意见也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何成爱、杨必应、吴银香、李有春、闵珍喜、秦金娥、何成发辩称，1.上诉承包的11亩农田是村委会2017年8月之前分给七被上诉人的责任田，2017年8月22日由政府给七被上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使用经营权证，2017年8月22日之后农村土地已经确权，因此七被上诉人对11亩农田合法享有土地使用经营权。2.上诉人与七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合法的，该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上诉人并未续约也未退出农田，七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出该田，上诉人不同意。七被上诉人通过村委会做工作，上诉人也没有退出来，后七被上诉人到镇里找干部要求解决，干部说你们的田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来七被上诉人将田埂挖了四个口子，其中有两个没有挖开，挖的是被上诉人自己的田埂。挖口子的时候，村干部、镇干部都知道该事情，村里出具的证明写的很清楚，所以被上诉人挖自己的田埂没有错，有合法经营权，有权利处置自己的土地。3.上诉人在一审提交要求被上诉人赔偿2万元虾子钱，后增加诉讼请求为43500元，上诉人要求的赔偿没有证据证明，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正确。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祖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七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2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李祖贵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七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43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祖贵于2017年4月22日与七被告等八户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转让名称为土地种植，期限两年，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亩150元，受让方（李祖贵）需要改造时，必须由出让方（含七被告）同意，转让时间期满后，受让方约继续延期种植，经双方达成共识，先缴款后种田，受让方付款由证明代表人李求保经手结钱发放到出让方，期满之后，价格需有增减的同时，根据因地致宜的方式面议价格”。合同到期后，七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农田，因原告不予返还，故七被告于2019年5月9日上午在自己的农田（原转让租给李祖贵）田埂上挖了4个缺口（其中二个未挖开）。李祖贵知情后，于2019年5月9日15时26分向监利县公安局三洲派出所报了警，该派出所于2019年5月9日15时35分到达现场处理，处警经过及结果为：…因田间龙虾池子归属问题发生土地纠纷，经过我所民警和村干部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回告“110”返回。此后，李祖贵于2019年6月3日出具书面承诺：…承包的九亩田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现无条件退还给这七户村民。现原告认为其损失未得到补偿，故诉至本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祖贵于2019年1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对位于东抵神恩田、南抵团洁河上面白田、西抵堤边界、北抵团河的土地损害原因及损失金额进行鉴定。但未提交任何鉴定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李祖贵诉称的其与被告何成爱、杨必应、吴银香、李有春、闵珍喜、秦金娥、何成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原告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财产损害金额，且其申请的鉴定请求不明确，举证期内，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鉴定材料。根据谁主张权利，谁举证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七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435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祖贵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元，由原告李祖贵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祖贵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含五张单据，拟证明上诉人采购的虾苗、虾围、饲料的支出。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单与收条上无身份信息，证人未出庭作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七被上诉人未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七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22日领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李祖贵对七被上诉人领取土地经营权证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异议，但认为他们的地与上诉人的地可能存在重叠。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评析如下：上诉人李祖贵提交的五张单据中有四张为证明或证明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四张证明的出具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对上述四张单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李祖贵提交的五张单据中有一张为朱神洲出具的收条，内容为“收到李祖贵饲料42包人民币……仟零叁拾贰元整”该收条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但本案纠纷发生在2019年5月9日，纠纷发生后上诉人陈述已没有经营农田。上诉人陈述其是在3月份购买的饲料，但未说明收条出具时间与购买时间不一致的理由，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对七被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认可，本院对七被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七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领取了诉争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未支持上诉人李祖贵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李祖贵主张七被上诉人不完全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审中七上诉人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实其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挖开其承包土地的田埂，导致虾田受到巨大损失。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对承包土地的损害原因及损失金额进行鉴定的申请，但未提交任何鉴定材料，一审不予准许其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承包的土地存在损失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李祖贵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祖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李祖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芳审判员 杨叶玲审判员 葛筱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曹 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