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刑终214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帆，男，1982年12月24日出生，出生地山西省宝鸡市，汉族，大学文化，镁光科技有限公司职员，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9年7月11日被羁押，同年7月24日被逮捕，2020年3月10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王志祥，北京市先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权，北京人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帆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0108刑初2119号刑事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杨帆不服，提出上诉。我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将本案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阅卷审查。在本院审理期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同年6月10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于同年6月11日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1个月。同年7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建议恢复法庭审理，本院于当日决定对本案恢复审理。经审查合议庭认为本案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和同年8月10日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庞春子、代理检察员马震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杨帆及其辩护人王志祥、陈权参加诉讼。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王某、刘某1出庭作证，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9年3月23日12时20分许，被告人杨帆驾驶车牌号为×××的道奇酷威牌汽车行驶至本市海淀区苏州桥东南角时，与在苏州桥下过马路的被害人刘某2发生剐蹭，后双方发生口头纠纷。后被告人杨帆驾车离开现场时，被害人刘某2抓住被告人杨帆驾驶车辆的左前门阻止其离开，被告人杨帆明知刘某2拉拽其车门，仍驾车行驶，导致被害人刘某2被拖拽数十米后摔倒在地，致被害人刘某2左胸部损伤，左第8、9肋骨骨折，右肘、右膝软组织损伤。经鉴定被害人刘某2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2019年7月11日，被告人杨帆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后其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杨帆的供述，证明2019年3月23日12时许，其驾驶白色道奇SUV机动车（车牌×××）从西三环辅路苏州桥下往北三环右转时与被害人刘某2发生剐蹭,双方发生口头争执，后其赶时间驾车离开,因其机动车后视镜翻折而看不到左侧被害人刘某3拽在其车门上,其没有伤害对方的故意。2．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证明2019年3月23日12时25分左右，其在苏州桥立交桥下过马路时与一辆白色SUV发生剐蹭，后对方意图驾车离开，其抓住对方驾驶室左前方车门把手阻止对方离开，这时对方收油门车速变慢，之后对方再加油门车速变快，这种过程反复三四次，之后对方就加油门走了。对方左前侧车窗一直开着，知道其拉着左侧车门，其还喊你别走，对方同时还叹气了，但对方还反复加油门，收油门，其感觉对方是重复加收油门，提示其松手，其判断对方是知道其拉车门的。3．鉴定意见，证明被害人刘某2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此外，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对案发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储存卡进行了数据恢复，未提取到案发时的行车录像。4．122报警台电话记录，证明2019年3月23日12时25分50秒，122报警台接电话号137****8791报警称，苏州桥下白色斯柯达与行人刮撞，斯柯达车跑了，报警人称一人腿部受伤。5．北京市海淀医院诊断证明书、急诊病历、就诊记录、放射科影像检查报告单，证明刘某2左胸侧8、9前肋骨骨折，右肘、双大腿、右膝软组织损伤，右脖皮肤挫伤，该诊断证明于2019年3月23日出具。6．刘某2衣物照片、案发现场照片，证明被害人刘某2摔倒时所穿的裤子、损坏眼镜架及案发现场的情况。7．现场勘验笔录、车辆痕迹勘验笔录，证明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公安机关对杨帆驾驶的车辆左后视镜进行了勘验，未发现明显刮撞痕迹。8．监控录像，证明案发现场的情况，杨帆驾驶的车辆在右拐车道上停下，再启动时其车辆驾驶室侧车门有人随车移动。9．工作说明，证明公安机关未能找到其他拍摄到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10．谅解书，证明刘某2收到杨帆家属赔偿的人民币22万元,并对杨帆表示谅解。11．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杨帆于2019年7月11日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12．身份材料，证明被告人杨帆的身份信息。根据以上事实及证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帆不能正确处理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使用驾车故意拖拽的方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杨帆的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量刑时对此酌予考虑。故判决：被告人杨帆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上诉人杨帆所提主要上诉理由是：刘某2报案时对案情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违反法律规定；刘某2在多次笔录中都没有提到财物损失，后提供毁损衣物的照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公安交通管理局对本起事故都无法查清，但司法机关却根据现有证据对他定罪，降低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刘某2的伤是如何形成的不清，且轻伤鉴定结论并未告知他；他驾车离开时并未看到刘某2在车旁，不存在犯罪故意，他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杨帆的辩护人王志祥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1、在案证据不能以证据确实、充分的方式证明被害人刘某2的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该轻伤鉴定书不具有合法性，且客观性存疑。因诊断证明书的出具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被害人的诊断证明时间（3月23日）早于放射影像检查报告的时间（3月25日）；被害人的病历等材料是被害人自行取得，不能保证材料来源的合法性；鉴定时机不合理使得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存疑；故轻伤鉴定意见存疑，且该鉴定意见没有履行书面告知杨帆的义务，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害人刘某2的伤是由拉拽杨帆行驶中的车辆造成的，且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与“122报警台电话记录”、《受案登记表》等材料记载的刘某2受伤原因不一致。3、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指出，此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远高于其他案件，在证据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原判认定杨帆故意伤害的事实是随意降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4、上诉人杨帆的辩解稳定，且具有一定合理性。刘某2的陈述无证据证实，其多次陈述中均没提到裤子、眼镜毁损，后刘某2提供的财物损失照片不能证明系案发当日损坏。原判依据被害人刘某2的孤证，认定杨帆具有犯罪故意，违背司法证明规则。5、不排除被害人刘某2碰瓷的可能性，故即使杨帆明知刘某2拖拽其行进中的车辆而不停车导致刘某2受伤，也属于为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6、一审开庭审理时未进行公诉人讯问和辩护人发问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恳请对杨帆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即使不能作出无罪判决，也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人杨帆及辩护人王志祥申请调取刘某2在海淀医院的就诊病历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处理交通事故案的材料。杨帆的辩护人陈权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帆明知刘某2拉拽其车门仍驾车行驶；刘某2是否摔倒、如何受伤的事实不清；诊断证明的开具违反相关规定，伤情鉴定所依据的检材、内容错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侦查机关未将伤情鉴定意见告知杨帆，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排除；刘某2存在过错，应对自己受伤负一定责任，不排除刘某2为索要高额赔偿而作虚假陈述，原判认定杨帆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改判杨帆无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主要出庭意见是：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和监控视频能够证实杨帆明知刘某2拉拽车门仍继续驾车行驶，导致刘某2摔倒。刘某2受伤的事实有刘某2的陈述，鉴定意见在案证实，从时间的衔接上也无造成损伤的其他可能，故可认定刘某2身体损伤是因车辆拉拽导致。刘某2的损伤属于轻伤二级有鉴定意见证明，且与就诊材料及证人杜某的证言一致。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杨帆驾车与被害人刘某2发生剐蹭后，明知刘某2拉拽车门仍驾车行驶，导致刘某2人身损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上诉人杨帆的辩护人当庭分别宣读并出示了各自调取的相关证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下列证据，本院予以确认：1、被害人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16时许的陈述证明：他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配合调查时，告诉交警，他的眼镜损坏，小米智能手环丢失。被害人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18时许的陈述证明：他到万寿寺派出所反映情况时讲，他在被拖拽的过程中眼镜和小米智能手环丢失，裤子右腿膝盖有破损。2、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他是海淀医院的医生，2019年3月23日13时，刘某3号后到急诊室，他问了基本情况，看了刘某2受伤的部位，就让刘去拍CT片，约半小时，在他的电脑上就显示出刘某2CT片的电子影像了，根据图像他初步判定是肋骨骨折，为进一步确认就让患者去找胸科医生会诊，确认了骨折情况，他就按会诊结果结合他的就诊情况给刘某2开药。刘某2来看病当天就去拍CT片，拍片后他的电脑就能显示影像进行诊断了，因患者多，CT胶片的打印和出具报告的时间可能会滞后，但不影响他当天看CT影像和诊断。病历中初步诊断是根据电脑上阅片和病人所述得出“可能性大”，由于不是很明确，他让胸科大夫会诊，最终诊断证明是结合CT片和会诊结果得出的。诊断后，他手写诊断证明书到急诊护士站办公室盖急诊章，符合流程。刘某2CT片的检查号是CT1903230091。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调取的北京市海淀医院出具的《就诊材料》证明：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外科急诊就诊，初步诊断左侧8、9前肋肋骨骨折可能性大、右肘、双大腿、右膝软组织伤、右膝皮肤挫伤。8层胸科会诊左侧8、9前肋肋骨骨折。4、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说明》证明：鉴定意见中资料摘要北京市海淀医院刘某2诊断证明书诊断“左侧8、9前肋肋骨骨折可能性大”，经重新核实应为“左侧8、9前肋肋骨骨折”。鉴定意见书附件损伤照片部分，肋骨CT片处标记“右8、9肋CT片”应为“左8、9肋CT片”。5、司法鉴定人王某、刘某1出庭证明：鉴定意见书中有两处笔误已出说明予以更正。事发后刘某2到医院急诊诊治，故诊断证明加盖急诊章的情况较为多见，他们鉴定所是接受万寿寺派出所的委托，由民警负责鉴定资料的真实性，把鉴定所需材料交给他们进行鉴定。他们做鉴定不仅看诊断证明，还要查看影像学资料，所有就诊资料要互相证明，再进行查体，并结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最后评定刘某2属轻伤二级。按照现行的规定在评定损伤时首先要考虑原发损伤或损伤造成的并发症等情况，刘某2属于原发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合，早期的审查最能体现伤情，所以他们鉴定的时间恰当且符合规定。骨裂是骨折的一种形式，是裂缝型骨折，另外骨折还包括断开、粉碎等多种类型。刘某2肋骨骨折的成因如鉴定意见中所述是左前胸部受到直接外力作用所致，也不排除刘某2自行摔倒形成的可能，但不能脱离具体环境。6、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杨帆所驾车辆左后视镜与刘某2身体接触，双方发生口角，之后杨帆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将刘某2拖带倒地受伤（万寿寺派出所调查）。事故发生后，刘某2报警，称未因交通事故引发身体任何损伤，后于3月25日刘某2向民警提供伤情证明（软组织损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进行勘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带当事人指认现场进行勘查。事后勘查中，未发现车辆左后视镜明显刮撞痕，也无法确认刘某2伤情为杨帆车辆左后视镜刮撞所形成。此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7、转账记录复印件证明：2019年3月23日从12时59分至15时许刘某2向北京市海淀医院付款的情况。8、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分别证明：民警向医生杜某核实情况为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13时许来到急诊室，杜某问诊，查看伤处，并让刘某2去放射科拍CT片，后CT影像同步显示在杜某电脑上，杜某初步诊断为刘某2骨折，不能完全确定于是让刘某2去胸科会诊，会诊医生根据CT图像确认了骨折，杜某开具诊断证明。民警前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取证，经核实，刘某2在交通队报交通事故案卷已全部复印入预审卷，只调取了案卷中的照片资料，所附光盘中一部分是从卷宗上拍照所得，一部分是从交通队提供的影像光盘直接拷贝而来。民警向海淀医院医务科和门诊办公室取证，得知医院没有留存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就诊的病历等材料，医院称只有门诊时留院观察的患者和住院患者才会留存病历。9、上诉人杨帆于2019年7月11日18时许的询问笔录证明：公安人员问他，之前已告知他刘某2伤情鉴定结果为轻伤二级，能否与对方和解取得对方原谅？他表示不能和解。上诉人杨帆于2019年7月11日20时许的讯问笔录证明：民警告知了他刘某2的伤情鉴定结果属轻伤二级，今天民警再次传唤他至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辩护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她与杨帆是夫妻关系，事发当晚7点多，杨帆告诉她，开车在苏州桥下右转时，左边冲出一行人的胳膊肘碰到杨帆车的左后视镜，那人拍打车窗，杨帆摇下车窗询问情况，那人让杨帆靠边停车并道歉，杨帆道歉了，那人说杨帆态度不好，杨帆觉得对方是碰瓷的，也没见对方有伤，杨帆问是不是想要钱？对方楞了一下没说话，就让杨帆靠边停车。杨帆更觉得是碰瓷的，就说：“你要是没事，我就开车走了”，后驾车离开。杨帆说交警打来电话让第二天去交通队。杨帆问她是否犯罪，是不是逃逸？她安慰杨帆，并说有律师朋友咨询一下。她就和做律师的校友陈某联系咨询。第二天，杨帆给她打电话说去了交通队，还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对方声称拉拽杨帆车门受伤，如果是轻伤，要负刑事责任，如果私了要100万。杨帆当时吓坏了。杨帆说去派出所后，警察告诉杨帆拖拽的事，之前杨帆不知道。给对方钱时，杨帆在看守所，不知道给钱的事。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他不认识杨帆，他的校友潘某是杨帆的妻子，潘某说爱人的车出了交通事故向他咨询了好几次。当时潘某不能确定是否碰到，但有鉴定说对方受伤了。潘某一直怀疑是碰瓷的，一直说不确定对方的伤是杨帆造成的，即使是也不是故意的。对方说杨帆有拖拽，但杨帆不知道有拖拽这回事。3、北京市海淀医院出具的《就诊材料》中“主诉交通事故致外伤”、万寿寺派出所《受案登记表》中“简要案情是刘某2报：因交通事故发生纠纷，对方故意撞我，现在对方跑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受案回执》中“刘某2所报称斯柯达与行人刮撞，车跑了，报警人称腿部伤，已转急救车，我单位已受理”等，证明刘某2关于受伤原因的表述不同。对于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证人潘某和陈某的证言，因属于传来证据，且不能证实事发的经过，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辩护人王志祥当庭出示的北京市海淀医院出具的《就诊材料》和万寿寺派出所《受案登记表》中记载的刘某2简述的案情，是对事件的简要概述，且本案系因交通事故纠纷引发，上述材料分别证实刘某2的伤情和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并调查的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于辩护人王志祥当庭出示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受案回执》，因对本案事实无法起到证明的作用，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上诉人杨帆及辩护人王志祥申请调取刘某2在北京市海淀医院的就诊病历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处理交通事故案的材料。经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当庭出示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出具的《工作说明》分别证实，医院没有留存刘某2案发当日的就诊病历；交通事故案的纸质材料已复印入本案刑事侦查证据卷，后民警又调取了交通事故案卷中的影像材料已复制到光盘中。对于辩护人王志祥提出对刘某2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经查：鉴定人王某、刘某1出庭将鉴定意见中存在的两处错误进行了解释说明，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也出具了书面材料予以更正。该鉴定意见依据的病历等材料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调取的刘某2就诊材料记载的内容一致，且经审查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具有鉴定资质，也不存在鉴定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错误等情形，辩护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刘某2报案时对案情有多种不同说法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王志祥提出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与“122报警台电话记录”、《受案登记表》等材料记载的刘某2受伤原因不一致的辩护意见，经查：相关接报案记录记载的内容系案发后被害人刘某2向公安机关简要陈述案情并报警的情况，并非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详细陈述，且从其简要的陈述内容看，亦表示其系因为与对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对方车辆逃跑。而刘某2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万寿寺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对于案发经过的详细描述，陈述稳定，程序和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经过的证据。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刘某2在多次笔录中都没有提到财物损失，后提供毁损衣物的照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王志祥提出刘某2多次陈述中均没提到裤子、眼镜毁损，后刘某2提供的财物损失照片不能证明系案发当日损坏的辩护意见，经查：刘某2于2019年3月23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说到这起事故的损失时，提到眼镜损坏的情况。当日刘某2又到万寿寺派出所报案，公安人员在询问刘某2时，刘某2也提到眼镜丢失，裤子右腿膝盖有破损等情况。刘某2所作上述陈述是案发当日未更换衣物时的原始状态，且在两名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刘某2衣物的损坏易被发觉到，故后期刘某2提交的破损衣物等照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此上诉理由和该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公安交通管理局对本起事故都无法查清，但司法机关却根据现有证据对他定罪，降低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相同辩护意见，经查：杨帆驾车先是与被害人刘某2肢体发生剐蹭，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范畴，故在刘某2向交通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后，交通民警又让刘某2去派出所报案。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也记载，“2019年3月23日12时24分，杨帆所驾车辆左后视镜与刘某2身体接触，双方发生口角，之后杨帆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将刘某2拖带倒地受伤（万寿寺派出所调查）。事故发生后，刘某2报警，刘某2称未因交通事故引发身体任何损伤，后于3月25日刘某2向民警提供伤情证明（软组织损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进行勘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带当事人指认现场进行勘查。事后勘查中，未发现车辆左后视镜明显刮撞痕，也无法确认刘某2伤情为杨帆车辆左后视镜刮撞所形成。此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只证实，杨帆所驾车辆左后视镜与刘某2身体接触，是否造成了刘某2软组织损伤的事实无法查清。而本案审理的是杨帆驾车离开现场时，是否拖拽刘某2致其倒地致轻伤。该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影响。故对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王志祥提出在案证据不能以确实、充分的方式证明被害人刘某2的损伤属于轻伤二级及辩护人陈权提出诊断证明的开具违反相关规定，伤情鉴定所依据的检材、内容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2019年3月23日12时24分，杨帆与刘某2发生纠纷，杨帆驾车离开后刘某2于12时25分即电话报警，当日12时59分刘某2已在北京市海淀医院挂号成功，刘某2拍摄胸部CT后，医生当即在其电脑上看到刘某2CT片的电子影像，经检查确诊刘某2左侧8、9前肋肋骨骨折等损伤。该诊断结果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海淀医院调取的刘某2于案发当日的就诊记录内容一致。司法鉴定人王某、刘某1出庭证实，刘某2的损伤随时间的推移会愈合，及早鉴定最能体现伤情。另出具鉴定意见不仅审查诊断证明材料，还要查看影像学资料，所有就诊资料要互相印证，再经查体，后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得出刘某2的伤情等级。故鉴定机构根据病历材料、检查及阅片，并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6．4．b条，认定刘某2身体损伤为轻伤二级的证据确实、充分。故对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刘某2的轻伤鉴定结论并未告知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王志祥提出鉴定意见没有履行书面告知杨帆的义务，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及辩护人陈权提出侦查机关没将伤情鉴定意见告知杨帆，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排除的辩护意见，经查：在2019年7月11日公安人员给杨帆制作的两次笔录中，都提到已告知杨帆刘某2的伤情鉴定结果为轻伤二级，杨帆并未表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法律没有对履行告知义务所应采取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故侦查机关已履行了告知义务，该鉴定意见可作为证据使用。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杨帆所提被害人的伤是如何形成的不清，他驾车离开时并未看到被害人在车旁，不存在犯罪故意，他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害人刘某2的伤是由拖拽杨帆行驶中的车辆造成的，原判认定杨帆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案发的起因是杨帆驾驶车辆与被害人刘某2发生道路事故纠纷，在双方未就纠纷处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杨帆执意驾驶车辆离开。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从二人发生纠纷到杨帆驾车驶离，刘某2一直处于车辆左侧中部，且面向车辆随车移动；因刘某2所处的位置就在驾驶员旁边，并非车辆后部，即使车辆左后视镜因之前的剐蹭发生折叠，驾驶员仍然能够看到被害人。监控录像反映的案发现场情况能够印证刘某2的陈述，杨帆作为驾驶员应当知道其执意驾车行驶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主观上对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并造成了刘某2轻伤结果的发生，杨帆的行为与刘某2的轻伤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杨帆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王志祥提出不排除被害人刘某2碰瓷的可能性，即使杨帆明知刘某2拖拽其行进中的车辆而不停车导致刘某2受伤，也属于为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和辩护人陈权提出刘某2也有过错，应对自己受伤负一定责任，不排除刘某2为索要高额赔偿而作虚假陈述的辩护意见，经查：无证据证实刘某2以非法占有为目，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或勒索杨帆的钱财，杨帆的行为不具有防卫的性质，此辩护意见系辩护人主观臆断，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王志祥提出一审开庭审理时未进行公诉人讯问和辩护人发问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一审进行法庭调查时，审判长分别讯问被告人和询问辩护人对指控事实及罪名的意见。公诉人和辩护人没有要求向被告人发问，一审庭审并未剥夺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权利，也没有影响公正审判，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帆不能正确处理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杨帆的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谅解，可对其酌予从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杨帆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 鹏审 判 员  郑文伟审 判 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阳书 记 员  王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