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4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传发，男，1965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义盛，山东方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春，男，1971年3月28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原审被告：青岛富安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胶北办事处东松园村。 法定代表人：周凤华，经理。 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加合，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村，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传发因与被上诉人王春、原审被告青岛富安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1民初1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传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义盛，被上诉人王春与原审被告富安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传发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王春赔偿李传发经济损失167787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王春赔偿李传发维权必要费用3647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判决驳回王春的反诉请求；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及保全费用均由王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春要求增加运费的理由无法成立，系恶意违约方，依法不享有留置权。1、2018年9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承运上诉人92.704吨有机玉米，运费为每吨140元，收货地为鲅鱼圈，收货人为苗晟维，运费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根据鲅鱼圈港的规则和实际交易习惯，司机将货物运到后由收货人监督过磅称重，并按照实际货物重量向司机支付运费，最后收货人从支付给发货人的货款中将运费扣除。2019年10月1日下午，王春将玉米运至鲅鱼圈港，此时港内积压等待卸货的运输车辆较多，当晚无法完成称重和卸货，收货人苗晟维在对王春车上玉米取样后，便让王春暂将车辆停在港外排队等待，天亮第一时间安排进港卸货，王春便以收货地址由港内变更到港外为由，要求收货人增加运费，并向其支付过磅费（收货人应支付给港口卸货工人的人工费），否则拒绝过磅称重。收货人拒绝后，王春没有通知收货人便将整车玉米拉走。10月2日早晨，王春没有按照约定进港卸货，收货人苗晟维发现王春车辆失踪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天港口辖区派出所联系到了王春，提出派出所可以担保收货人支付运费，甚至可以由民警携带现金去现场支付，要求王春先将玉米拉回，但王春拒绝现金，要求先行向其转账。民警同意让收货人给其转账，但让其告知车辆位置，王春拒不告知，执意将玉米拉回了胶州（以上事实港口属地派出所知晓且可以证明）。2、王春无权行使法定留置权。依据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留置权人才可以行使留置权。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在上述过程中并未有任何违约之处，没有变更收货地点，收货人根据港口卸货情况让其排队等待完全是合理要求，本案运费是单位计价法，王春作为职业运输司机，完全知晓收货人要先验货称重后才能支付运费，其要求收货人先支付运费才同意卸货称重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也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识和交易习惯，不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其作为承运人，拒绝向收货人交付货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无权行使法定留置权。被上诉人系恶意违约方，不仅未履行交货义务，还恶意将整车粮食拉回胶州私自变卖，致使上诉人多次报警，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作为恶意违约方无权行使留置权，更无权主张运费。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按照涉案玉米的出售价格1810元/吨，即0.905元/斤赔偿经济损失合法、合理，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若被上诉人配合收货人对玉米进行称重，涉案运输协议完全可以顺利履行，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无法取得货款，上诉人按照涉案玉米的出售价格主张经济损失具有法律依据。一审阶段，上诉人提交了多位粮农以及村委会的证言，以证明涉案玉米的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与《中国粮油网》2018年10月发布的国内玉米价格汇总表中北方港口—鲅鱼圈港玉米均价及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8年10月19日发布的玉米加工企业价格报价基本相符，足以认定上诉人主张的经济损失具有合理性。2、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为维权支付的合理费用。本案被上诉人恶意以行使留置权为由将价值远远超过运费的近百吨玉米执意拉回胶州，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是恶意违约的一方，其滥用权利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不得不从黑龙江省老家前往山东胶州起诉维权，上诉人为此花费的车费、住宿费等实际费用支出，属于上诉人的合理损失，被上诉人应当依法赔偿。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行使留置权并仅支持上诉人6万余元损失明显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 王春辩称，上诉人和王春系合法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在合同中对于运费的约定明确，即货到付款，王春将货物运输至合同目的地后，由于上诉人未给付运费，也没有委托接货人给付，王春在联系上诉人未果的情况下将货物留置符合法律规定，并且王春对货物进行留置后，第一时间向山东省胶州市公安局有关派出所报案处理，由于李传发一直拖延处理，并且拒绝与王春见面协商，再则由于本案所涉及货物是玉米，在一审中王春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运输合同时，涉案的货物已经开始发霉，为了防止损失扩大不得已将货物变卖，因此上诉人要求支付的损失于法无据，本案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富安达公司述称，王春挂靠于富安达公司，富安达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 李传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春履行原运输合同，将货物运至原卸货地；2.由王春承担其造成的损失（若损毁则照价赔偿）和该车失联寻找期间的交通、食宿费用支出；3.本案诉讼费由王春承担。 王春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李传发向王春支付运费25957.12元；2.请求依法判令李传发向王春支付自2018年10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违约金，以25957.12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依法判令李传发向王春支付保管费5000元；4.请求依法判令李传发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上诉讼请求共计30957.12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2018年9月29日，李传发与王春签订货物运输协议一份，约定将玉米92.704吨运送至鲅鱼圈苗晟维处，约定保价140元/吨，运费付法为货到付款。李传发、王春均在货物运输协议上签字。对于保价140元/吨，李传发认为该保价实际是对运费的约定，王春予以认可。 2.对于运输玉米的车辆，王春挂靠在富安达公司，富安达公司提交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一份，其中约定挂靠车辆由王春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中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富安达公司无关。李传发对此约定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 3.双方对于货物的交付产生争议。李传发认为王春虽将货物运到鲅鱼圈，但未运到李传发指定地点，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王春认为，自己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货物运送到鲅鱼圈，也见到了接货方，但因李传发变更交货地点，产生了费用，而这时电话联系不上李传发，故将货物拉回胶州。 4.王春提交录音、短信等资料，证明因王春因无法收取运费、无法联系李传发，才行使留置权，还证明王春行使留置权后多次与李传发联系，但李传发一直拖延。李传发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应先卸货，再计算运费。 5.王春将玉米拉回胶州后，对玉米进行了变卖，提交收据一份，证明对拉回的玉米变卖63000元。李传发对变卖玉米的价格不认可，提交收条、证明等，证明玉米的价格为1810元/吨。 6.李传发申请对辽宁省鲅鱼圈港普通玉米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山东东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要求提供玉米的等级、品相、干湿状态、有无霉变及霉变程度、玉米的照片及相关影像资料，李传发无法提供，该评估公司予以退案。 7.李传发还提交车票、发票等，证明自己因王春的违约花费车费1767元、住宿费1880元。 8.一审法院调取黑龙江省宾县公安局对李传发、王春的询问笔录一宗。李传发称，2018年9月29日1时许，王春拉着我的货去辽宁鲅鱼圈港，在2018年10月2日凌晨2时许到达，后代理人让王春卸货，王春要求付给运费，后代理人再找王春就找不到人了，王春给我打电话向我要50万元，我没有搭理王春，王春就把我的玉米拉到了胶州。王春称，2018年9月28日接的订单，签了合同，将玉米拉到了辽宁鲅鱼圈，电话联系接货人，接货人变更了地址，让我把货卸到辽宁营口市百丰泰库1号库，但是该库要求支付卸车费，我问接货人卸车费谁支付，接货人让我联系货主，我从9月30日13时30分左右至22时一直给李传发打电话，但电话一直没有打通，我让接货人先支付运费，双方没有商议成，后来接货人在辽宁报警，警方通过电话进行调解，也没达成协议，我就准备把货拉走了，后货主李传发给我打电话，我们没有沟通好，我联系货运站，就把货拉走了。 一审法院认为，李传发与王春签订了货物运输协议，协议约定了运输物品类别、重量、运费及运输目的地等，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王春依协议约定将货物运到辽宁省鲅鱼圈港，并与协议的收货人苗晟维交接，但期间王春多次拨打李传发的电话，均无人接听，王春因无人支付运费等原因，将货物拉回山东省胶州市。 本案争议有以下几点：一是王春在收不到运费的情况是否有权将货物留置。李传发、王春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书》约定了货物名称、重量、运费、付费方式等，其中付费方式明确为货到付款。王春按照约定将货物运输至鲅鱼圈港，并与李传发指定的接货人联系，视为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但李传发并未给付运费，也未委托接货人给付，王春多次与李传发联系无果，将货物留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之规定。 二是王春将全部货物留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李传发、王春双方均知道运输的货物系玉米，属于鲜活农产品，王春在李传发未付运费的情况下虽有权留置货物，但行使留置权应与运费相对应，不应因行使留置权造成对方损失。本案中，运输玉米系可分物，王春已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并与接货人取得联系，在对方未付运费的情况下，王春完全有条件将部分货物卸货交给接货人，留置与运费价值相当的货物，而王春对全部玉米进行了留置，其行为显属不当。 三是富安达公司是否对李传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春驾驶的车辆虽挂靠在富安达公司，但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李传发与王春，并无证据证明富安达公司在合同签订时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到本案所涉运输合同，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来看，李传发、王春的货物运输合同仅对李传发、王春产生效力，故李传发主张富安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李传发主张的要求王春赔偿李传发损失167787元，一审法院支持王春所称变卖玉米的价钱63000元。因山东东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李传发申请对辽宁省鲅鱼圈港普通玉米的市场价格鉴定退案，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李传发的实际损失，李传发对于剩余损失可另案主张。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有违约及不当行为，李传发主张为维护权利所花费的住宿费、差旅费等费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于王春主张李传发支付运费25957.2元，因双方明确约定运费为140元/吨，运输玉米92.704吨，故一审法院支持运费为12978.56元。因王春当场即留置了玉米，且在留置过程中对全部玉米进行了留置，行为存在不当，故王春主张违约金、保管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传发玉米损失63000元。二、驳回李传发对青岛富安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传发对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四、李传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春运费12978.56元。五、驳回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656元（李传发预交4838元，退还1182元），由王春负担1373元，李传发负担228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7元，由李传发负担120元，由王春负担16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传发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凌海物流有限公司收购证明1份、企业公示信息打印件1份，证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凌海物流有限公司系涉案玉米的实际收购人，上诉人运输的玉米经过收货人检验系一等玉米，实际收购价格为1810元/吨，以此证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 证据二、中国玉米网交易中心玉米交易平台公示玉米交易价格打印件1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网站玉米加工企业价格日报打印件6份（2018年9月26日、9月28日、10月8日、10月17日、10月19日、10月22日），证明：在案发时间前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网站权威公布的玉米企业收购价格情况，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2017年产三等国标玉米的均价已经逼近1800元/吨，上诉人运输的系当年产一等国标玉米，价格不可能低于该水平。结合证据一共同证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情况。 证据三、2018年12月20日通话录音1份（不是原始载体，是上诉人通过微信发的录音文件），证明：在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曾主动提出按照0.9元每斤的价格一次性付款给上诉人，折合每吨价格即为1800元/吨，以此证明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玉米的真实价格情况，上诉人在录音中还提及玉米价格上涨的事实，其提交的收据不真实。 证据四、申请证人港口接货人苗晟维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拒绝交货的真实原因以及上诉人玉米质量等事项。苗晟维出庭作证称，其是李传发在港口玉米收货的代理人，向李传发收代理费5元/吨，2018年10月1日下午车主将玉米拉到港口后，证人接货取玉米样品检验，玉米等级达到一等水平，但检验结果未告知过车主。约定在港口卸货，但因港口仓库仓容满了，调度到港外第二天卸货，距离最多差2公里，车主没有异议。但存在卸车费400元的争议，港口上所有的卸车费都是运输方承担，证人当时没有拒绝说不给车主卸车费，车主就说和李传发电话商谈，李传发没有接车主的电话也没有接证人的电话，车主说我们骗他，证人承诺卸货过磅后证人代某，车主也不同意。后李传发给证人打电话，说车主主张运费不合理。第二天早晨，车主要求证人把运费打给他，并要求6000元押车费，后证人再也联系不上车主，遂报警。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凌海公司是涉案玉米的收货人，玉米价格是按国家拍卖的价格计算出来的。 王春质证称，对证据一中的企业公示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对收购证明不予认可，证据中所记载的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凌海物流有限公司是本案实际收购人，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该公司自我证明涉案玉米为一等玉米以及收购价格，缺乏证据所具备的客观性，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对证据二，需要庭后核实，另外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玉米是否属于国标玉米，即使国标玉米有明确的价格，也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对证据三，上诉人未提交原始载体，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证据；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提交了合法的原始载体，也无法证明待证事项，该录音是在王春将玉米拉到胶州后不久，上诉人报警，公安机关告知不能随便处分玉米，王春将车和玉米存在公司停车场，王春为减少自身营运损失，在通话录音中试图与上诉人协商，被上诉人果断予以否定，之所以同意一斤0.9元的价格解决争议，是对玉米发霉程度的错估，玉米存放在车上，肉眼看上去上层发霉不是很严重。王春一直积极与李传发沟通协调，李传发对于王春运费之外的损失不同意补偿，一再拖延，王春于2018年11月6日才将玉米进行了处理。对证据四，证人与上诉人有经济利益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事项。另外，从该证人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货物运到目的地后，并没有支付运费，并且多次联系未果。 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一，出具证明公司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证据二，因双方运输合同并未约定案涉玉米等级规格，无法确定玉米价格。对证据三，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及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对证据四，因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李传发提交的李传发与王春通话录音显示王春就其压车费（营运损失）每天2000元、运费360元/吨与李传发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王春称“就按以前我跟你说的，苞米九毛钱一斤，钱我给你打过去”，后双方协商未果。 一审期间王春提交2018年10月8日录音证据显示：王春询问李传发“粮到鲅鱼圈卖多少钱”、“几等粮”，李传发回复“1810”、“你说几等”，王春催告李传发过来处理，并告知“这粮快霉变了，到时候你弟弟也同意把粮自行处理，你也同意把粮这样处理，咱把损失降到最低。”“那你这个粮，现在不能留了，现在烂了算谁的，这个粮是有水分的东西，不是说没有水分，本身你装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粮值1810，你说你卖1810，你说你卖1910好不好”，同时王春亦就压车费1500一天及运费300元每吨价格与李传发进行了协商，均未果。 王春提交2018年10月23日与李传发妻子的通话录音，内容包括：王春称“我早上8点多到的，咱们中午12点装的，装到半夜11多钟，走的时候是凌晨1点，苞米为啥装那么长时间，咱苞米是不是一边装一边挑捂粒，要不能这么长时间吗？别人家正常两个小时，咱们装了12小时，我还帮着你挑捂苞米，咱苞米捂了是吧？”李传发妻子称对此均予以认可。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运输合同的违约方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双方货物运输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本案中王春与李传发就双方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货物的数量、王春已就涉案货物运至合同约定目的地均无异议，现双方因运费支付、留置权的行使、玉米损失的赔偿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案涉合同的违约方问题。王春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将涉案货物运输至目的地，与协议约定的收货人苗晟维进行了对接，但李传发并未委托收货人支付运费，亦未自行支付运费，王春在合同中对卸车费等问题并无约定且与收货人产生争议时，与李传发多次联系未果，从李传发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反而可以看出李传发在王春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反而主张合同约定的运费数额不合理，其不予支付运费的行为构成违约，王春因而将货物留置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李传发应当向王春支付合同约定的运费。同时，在货物是可分物的情况下，王春应留置与其运费价值相当的货物，但王春将全部货物留置，确属不当，应当赔偿李传发的玉米损失。 第二，关于玉米损失数额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在鲅鱼圈出售玉米的价格是1810元/吨，首先，双方之间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中关于保价金额140元/吨，双方均认可是关于运费的约定，而非关于货物价值保价的约定，双方对于货物的价值未有保价约定，对于玉米的等级、规格亦未作出明确约定，李传发作为商事主体，对此约定不明，亦不予进行保价，导致双方对此产生纠纷，对于实际损失无法确定存在一定的过错。其次，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对玉米价格委托进行了评估，但因玉米已无实物，当事人亦无法提交玉米的等级、品相、干湿状态、有无霉变及霉变程度，或玉米的照片、音像资料等，该价格鉴定被作退案处理。对于造成无法鉴定的原因，本院认为，双方均明知玉米属于鲜活农产品，不宜长时间保存，而前已述及李传发在运输合同签订时对于玉米的状况未予固定或保全，同时从双方往来通话和短信可知，王春已经通过短信或电话多次催告李传发进行处理，但从2018年9月30日至10月23日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王春对玉米进行处分是为避免损失的扩大，但王春应当在处分之前对玉米当时的状况进行固定或保全却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双方对于玉米实际损失无法确定均具有相应的责任。再次，关于李传发二审提交的录音证据拟证明王春对于1810元/吨的玉米价格予以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从双方多次的往来短信和通话录音可知，该1810元/吨的价格系李传发单方主张的其出售价格，虽王春在双方磋商过程中作出过相关意思表示，但该录音证据中同时亦包含有王春对于其营运损失等的协商，这系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王春对于己不利的事实附有相关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双方最终协商未果的情形下，李传发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王春不利的证据予以提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因涉案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有违约，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对于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后双方各自过错程度以及各自损失情况，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判令王春向李传发赔偿相应的玉米损失，并无不当，对于剩余损失李传发可另案主张。 综上，上诉人李传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9元，由上诉人李传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宁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