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世向，男，199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邝骏华，广东广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镇城，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博，广东和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广东和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世向因与被上诉人王镇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易超前独任审理。上诉人黄世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邝骏华，被上诉人王镇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世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王镇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镇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王镇城与黄世向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黄世向是案外人黄容明聘请的员工，王镇城是与案外人黄容明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付款责任应由黄容明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王镇城所供的货物是用于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的，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黄容明，在货物买卖过程中，均是由黄容明或其聘请的员工告知王镇城需要的货物种类和数量，再由王镇城进行送货，最后由在场的黄容明或其聘请的员工在货运单中进行确认收到货物。而王镇城提供的《订货单》《数量确认人》等书面材料用于证明其与黄世向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不充分的，正因为黄世向并不是本案的欠款人，所以黄世向在单据中均备注“数量确认人”再进行签名。除了上述材料外，黄容明出具了《欠条》，确认黄容明欠王镇城的货款，王镇城后续也是找黄容明进行还款的，并未要求黄世向支付货款。从以上事实可知，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应是黄容明和王镇城，与黄世向无任何关系。（二）一审庭审中，王镇城的代理人自认清楚黄容明的身份，即是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所以在交易过程中，王镇城是明知黄容明是本案货物的买方，并在催款的过程中，多次找黄容明催讨款项。（三）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应当主动将黄容明追加为本案当事人，以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存在程序上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王镇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王镇城辩称，（一）王镇城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工程结算单》及《数量确认》等证据直接证实，王镇城与黄世向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黄世向应向王镇城支付拖欠的货款。1.《送货单》中有多张单由黄世向本人亲笔签名确认签收，该证据直接证实了黄世向就是案涉买卖关系中的买方。2.《工程结算单》中的《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付款清单》由王镇城及黄世向亲笔签名确认，从书面形式上看，确认人中的“黄世向”签名在上，“王镇城”签名在下，即该《工程结算单》实际上是黄世向核算完毕货款后先签名确认，再由王镇城签名确认。由黄世向先签名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黄世向对截止2016年11月10日尚欠王镇城货款1010932.90元是确认无误的。此外，该《工程结算单》具有财务结算凭证的性质，是直接的财务支付凭据，黄世向签署《工程结算单》即确认其应向王镇城支付拖欠货款。黄世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主观辨识能力上完全能判断签署《工程结算单》的后果，若黄世向不是涉案买卖关系中买方即债务人，黄世向是断然不会在《工程结算单》中亲笔签名确认的。3.《数量确认人》系由黄世向亲笔签名后交给王镇城，内容主要是王镇城确认截止2018年7月12日黄世向尚欠王镇城货款344900元。该证据直接证实了黄世向再次正式确认其拖欠王镇城货款的事实，并确定了具体的欠款金额。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对于上述《送货单》《工程结算单》及《数量确认》等签名的真实性，黄世向本人在一审过程中均已当庭确认。鉴于黄世向在签署前述文件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无证据证实黄世向系受强迫或胁迫才签署前述文件，且签署的文件内容也不存在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形。由此，黄世向签署前述文件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黄世向依法应承担签署该文件产生的法律责任。（二）黄世向与案外人黄容明系父子关系，黄容明代黄世向向王镇城支付货款系受托支付行为，该支付行为不能推定出王镇城与黄容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1.关于黄世向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从证据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看，该证据并不是证实涉案买卖关系主体的直接证据，仅是间接证据，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来判定。另一方面，王镇城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工程结算单》及《数量确认》均是直接证据，从判断买卖关系主体的角度看，前述证据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证明力远大于黄世向提交的证据《银行转账单》，充分有效地证实了黄世向即本案买卖关系的买方。2.一审过程中，黄世向本人当庭承认黄容明系其父亲。基于此，黄世向与其父黄容明之间存在高度信任关系，黄世向委托其父黄容明向王镇城支付部分货款符合常理，不能以此推定王镇城与黄容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3.黄世向提交《银行转账单》意图证实买卖关系主体中的买方并不是黄世向，该行为纯属恶意混淆视听，以达到拖延案件审判时间的目的。综上可见，黄世向拖欠王镇城货款未还事实清楚，恳请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王镇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世向立即向王镇城支付欠款365085元，并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王镇城支付欠款利息；2.本案受理费用及财产保全费全部由黄世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8日至2016年5月8日，王镇城提交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订货单》31张，记载王镇城向黄世向送货的具体产品名称、规格及金额。2016年11月10日，王镇城、黄世向签订《从化太平智汇工业区厂房工程结算单》和《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付款清单》，分别确定了货款总额为1640932.9元，已付总额630000元，未付余款1010932.9元，以上均有王镇城、黄世向签名确认。2018年7月12日，黄世向出具《数量确认人》载明“截止2018年7月12日，本人确认按单计总还剩余大写人民币：叁拾肆万肆仟玖佰元，小写：￥344900元。”黄世向在数量确认人一栏处签名。庭审中，黄世向陈述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由黄容明担任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订单及结算均是由黄容明聘请的工人进行签收确认，黄世向也是黄容明聘请的工人。黄世向当庭提供了案外人黄容明向王镇城出具的《欠条》复印件，并认可其与黄容明为父子关系。另查，王镇城分别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12日、2016年5月16日向“从化太平杨公庙”送货15435元、13850元、5084元。其中2016年3月3日的订货单“黄坚鹏、莫得宏”在收货单位一栏签名确认，2016年3月12日的订货单黄世向在收货单位一栏处签名确认，2016年5月16日的收货单位一栏处为空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王镇城、黄世向并未签订买卖合同，但从王镇城提供的《订货单》《结算单》《付款清单》《数量确认人》等证据来看，黄世向有签收过货物，并于2016年11月对货款总额以及未付金额进行了确认，之后又于2018年7月再一次确认尚欠王镇城货款344900元，黄世向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双方对于剩余货款金额已经进行了多次结算，故王镇城以此为依据向黄世向主张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世向抗辩其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没有与王镇城协商购买货物的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黄世向是否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不影响其成为该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黄世向虽提交了一份《欠条》，但该《欠条》仅为复印件，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对黄世向的抗辩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镇城、黄世向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王镇城、黄世向应各自履行其义务。关于涉案工程货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王镇城、黄世向于2018年7月12日对黄世向尚欠货款进行结算确认，黄世向尚欠王镇城344900元未付，故王镇城主张黄世向支付344900元货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王镇城庭审中陈述其分别于2016年3月3日、3月12日、5月16日向黄世向的太平杨公庙工程送货，三笔货款共计34369元，黄世向已支付部分货款，还余20185元未付，王镇城主张黄世向支付剩余的20185元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三份订货单中，收货人均不一致，其中还包括空白未签名确认的订货单，且仅有一张单据的收货人为黄世向；其次，王镇城、黄世向于2016年11月对双方因买卖关系产生的债务进行了结算，但却未对该时间前的杨公庙工程进行结算，且王镇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其达成杨公庙工程货物购买合意的相对方是黄世向，故王镇城主张黄世向支付上述三笔货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王镇城、黄世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黄世向还应支付价款344900元，现黄世向逾期未支付，应当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王镇城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黄世向还清款项止，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利息应以344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世向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镇城支付货款344900元及利息（以344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王镇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3388元，由黄世向负担3201元，由王镇城负担152元；保全费2345元，由黄世向负担2244元，由王镇城负担1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世向向本院提交了黄容明的转账记录，证明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一直是由黄容明支付，而不是由黄世向支付，本案的付款主体也应当是黄容明。王镇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款项由黄容明支付不能证明买方就是黄容明，实际上因为黄容明与黄世向是父子关系。黄容明受黄世向委托向王镇城支付货款。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黄世向对王镇城主张的货款是否需要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王镇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订货单》《从化太平智汇工业区厂房工程结算单》《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付款清单》以及《数量确认人》等证据，其中《从化太平智汇国际工程付款清单》签有王镇城和黄世向两个人的名字；《数量确认人》系由黄世向出具给王镇城，从该字条中“本人确认按单计总还剩余”的表述方式来看，黄世向是以个人身份确认的。结合《订货单》以及《结算单》等证据，上述证据已能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王镇城据此要求黄世向承担付款义务，依据充分。黄世向主张涉案货款应由黄容明承担，依据的是由黄容明出具的一份欠条以及黄容明之前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但上述欠条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付款银行流水只能证明之前的货款是从黄容明个人账户中支出，该证据均不能免除黄世向的付款义务。因此，综合衡量双方证据的证明力，黄世向的证据尚不足以反驳王镇城的证据，一审法院判决黄世向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世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76元，由黄世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