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想生，男，汉族，1962年9月15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现住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明，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元满，男，汉族，1960年11月28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现住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章，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玉民，男，汉族，1961年2月23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现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强，荆州市沙市区碧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胡想生因与被上诉人邓元满、原审第三人李玉民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想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倪明、被上诉人邓元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章、第三人李玉民的委托代理人万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想生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中核成都分公司项目经理陈雷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了认定，但却未将该证据作为本案定性依据，导致了错误的判决。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债权转让以通知到达债务人即发生法律效力，并不需要债务人同意。通知的形式法律没有具体要求，书面口头均具有效力。上诉人与第三人李玉民于2016年6月4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胡想生已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电话通知中核成都分公司项目经理陈雷，通知陈雷等同于通知中核成都分公司，即已经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其后李玉民邮寄了书面通知书。一审法院仅以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作为债权转让标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邓元满二审答辩：1、李玉民将案涉债权全部用于偿还邓元满债务的权益处分行为，已于2014年5月10日前完成，排除了向邓元满之外人员履行债务。2、上诉人胡想生与李玉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虚假合同，将签订时间提前到2016年6月4日，然后用陈雷虚假证言证明债权转让口头通知了债务人，《债权转让协议》无效。胡想生一审诉称：2016年7月，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应被告邓元满的申请，向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鄂1002执39-1号]，冻结第三人李玉民在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中原公司)享有的债权3350000元。2017年7月，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应被告邓元满的申请，向中国中核中原公司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17）鄂1002执308号]，要求其向被告邓元满履行第三人李玉民所负的到期债务2424681元。原告胡想生作为案外人提出异议申请，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1002执异28号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申请。原告认为：1.第三人李玉民与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的债权已经转移给原告胡想生。第三人李玉民欠原告胡想生230万元，于2016年6月4日将其在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的债权转移给原告胡想生，并随即将该债权转让一事通知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该债权转让通知在（2016）鄂1002执39-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之前。同时，出于慎重，于2017年1月送达了债权转让的书面通知。2.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应原告胡想生的申请，冻结第三人李玉民在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230万元的债权。原告胡想生为实现债权，向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履行债务。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应原告胡想生的申请，发出（2017）鄂1002执第37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李玉民在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230万元的债权（案件目前移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3.第三人李玉民与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债务没有结算，更没有到期。截止目前，第三人李玉民与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债务没有结算，更没有到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故被告邓元满无权申请执行第三人在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230万元的债权。4.在原告胡想生与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的另案诉讼中，原告胡想生已追加本案第三人李玉民参加诉讼，故在该另案诉讼中，原告胡想生可以与第三人李玉民及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确认债权。诉讼请求：1.不予执行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1002执308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中要求执行的第三人李玉民在中核中原公司享有的2300000元债权，并解除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1002执39-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该债权的冻结；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邓元满一审辩称：一、李玉民对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的债权为2424681元，且为到期债权。1.李玉民对中核公司的债权数额确定。中核中原公司荆州机械电子工业学校新校区项目部2015年元月10日出具的《李玉民结算汇总表》、《分包工程竣工结算审核书》、《李玉民结算清单》，载明工程结算金额32863974元，已付金额30439293元，未付金额2424681元。在此，中核中原公司单方确认李玉民至少有2424681元应收款。2.该笔工程款2015年元月10日之前为到期债权。（1）中核中原公司诉荆州市电子机械工业学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证明中核中原公司对荆州市电子机械工业学校的到期债权早于2014年10月21日。李玉民对中核中原公司的债权在2014年10月21日之前到期；（2）中核中原公司与荆州市电子工业学校的工程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367号民事判决支持了一审请求。大合同结算以小合同结算为基础，所以李玉民债权为到期债权；（3）根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中核中原公司项目部于2015年元月10日出具《李玉民结算清单》，是在李玉民提交《工程造价结算书》之后出具，中核中原公司出具结算书即已经确认具备了支付条件及最小应付款余额；3.该债权是否到期，不影响被告邓元满申请法院冻结效力。二、李玉民已经于2014年4月25日向邓元满承诺将400万元全部债权支付给邓元满，他人无权领取，并于2014年5月8日再次承诺将对中核中原公司的债权支付给邓元满，不得支付其他人。李玉民于2014年5月10日将指示支付《告知》送达给中核中原公司，告知在300万元应收款范围内支付给邓元满。李玉民对中核中原公司债权已经处分，在300万元内已经不再享有债权。三、原告胡想生与李玉民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在李玉民债权处分之后签订，李玉民债权为2424681元，小于邓元满申请执行的债权（截止2017年8月30日为2590807元），李玉民已经没有债权可转让，李玉民与胡想生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四、（2017）鄂1002民初37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鄂1002执第37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为轮候冻结，不能排除（2017）鄂1002执308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的强制执行。（2016）鄂1002民初3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鄂1002民初39-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早在2016年7月11日送达中核中原公司，在先查封冻结335万元。（2017）鄂1002民初37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7年5月19日之后送达给中核中原公司，为轮候查封冻结，只能对超过335万元部分产生效力，其不能排除（2017）鄂1002执308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和（2017）鄂1002执308号《执行裁定书》对2424681元债权的强制执行。邓元满享有2424681元在先冻结顺位权，享有对该债权执行权。第三人李玉民一审述称：2014年5月8日《承诺书》是我所写的，但是因为300万元的款没有到位，所以该《承诺书》是无效的，原告诉状中所说的属实，被告答辩中所说的300万元不成立。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月10日，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荆州机械电子工业学校新校区项目部出具的一份《李玉民结算汇总表》显示未付金额为2424681元。2016年6月4日，原告胡想生与第三人李玉民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李玉民）将自己拥有债权中的贰佰叁拾万元及所产生的利息转让给乙方（胡想生）。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荆州电子工业学校新校区项目中拥有的债权贰佰叁拾万元整及所产生的利息”，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7年1月20日李玉民以债权人的名义通过顺丰速运向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邮寄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1月22日，该通知书到达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2016年7月6日，本院根据邓元满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作出了（2016）鄂1002财保39-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李玉民享有的对中核中原公司的债权335万元（应收账款），冻结期限为2016年7月6日起至2019年7月6日止。该裁定和通知书于2016年7月11日邮寄送达至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时，对中核中原公司生效。2016年7月11日邓元满向本院起诉李玉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7）鄂10民终322号二审民事判决（部分维持本院一审判决）：一、李玉民偿还邓元满借款本金443226.96元人民币及利息；二、李玉民偿还邓元满借款本金人民币467000元及利息；三、李玉民偿还邓元满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及利息；四、李玉民偿还邓元满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五、李玉民偿还邓元满借款本金9000元及利息。合计李玉民应向邓元满偿还借款本金1410226.96元及相应利息。邓元满与李玉民民间借贷纠纷案二审判决生效后，邓元满向本院申请执行并称李玉民对中核中原公司享有2424681元的到期债权。本院根据邓元满的执行申请，于2017年7月7日向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发出（2017）鄂1002执308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要求：“一、收到本通知十五日内直接向申请执行人邓元满履行你公司对被执行人李玉民所负的到期债务2424681元，并不能向被执行人清偿；二、如有异议，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未曾向本院提出异议。2017年7月25日原告胡想生对上述《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鄂1002执异28号执行裁定，驳回胡想生的执行异议申请。主要理由是无证据证明2016年6月4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债权在本院保全措施冻结前已经通知债务人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胡想生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胡想生所依据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是否在本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前享有。在此之前即享有债权，则不属于李玉民的可供执行财产，得以排除执行；否则，不得排除执行。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胡想生主张的受让债权应当依法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现原告胡想生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胡想生与李玉民2016年6月4日虽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其于2017年1月20日才通过顺丰速运公司邮寄告知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换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胡想生应当是在2017年1月20日的告知行为到达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后才能对该公司享有债权。但从查明的事实看，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就已将李玉民对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享有的债权335万元予以冻结，即在李玉民履行告知债务人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的义务之前，该债权即已被冻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的规定，李玉民的该转让债权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胡想生受让债权并不对中核中原成都分公司发生效力，即对该公司不享有债权，不能排除本院（2017）鄂1002执308号案件的执行。关于诉称中提出的解除（2016）鄂1002财保39-1号协助执行通知的申请，因该财产保全中的执行措施自动转为执行程序的冻结，理应一并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因此，判决：驳回原告胡想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胡想生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核心在于上诉人胡想生向债务人中核成都分公司通知债权转让时间的确认。上诉人主张《债权转让协议》在2016年6月已经电话通知中核成都分公司项目经理陈雷，通知陈雷等同于通知中核成都分公司。上诉人主张2016年6月通知中核成都分公司的证据是陈雷的书面证言及一审法院对陈雷调查笔录。陈雷在证言及法院笔录中均证明：“2016年6月的一天，胡想生打电话跟我说李玉民已将中核成都分公司所差荆州电子工业学校工程款的债权让给他了，让我们不能将这笔钱支付给任何人。我说这种事跟我说没有用，你要去找公司。至于胡想生说的债权转让我也没有见过什么东西，后来发生的事我也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法条的规定，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同意，必须通知债务人。但从陈雷证言看，胡想生电话向陈雷通知债权转让一事时，陈雷回答是：“这种事跟我说没有用，你要去找公司”。即陈雷明确告知胡想生债权转让应通知公司。陈雷是中核成都分公司项目经理，其职权是项目施工和管理。与项目相关的债权转让不是其职权范围的事务，胡想生向陈雷通知债权转让，对中核成都分公司不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胡想生以电话通知陈雷的时间为依据，主张已经于2016年6月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中核成都分公司，自己于2016年6月已经享有李玉民在中核成都分公司的债权，证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充分。即胡想生对李玉民在中核成都分公司的债权，不具有排除邓元满申请执行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胡想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廖崇霞审判员  周 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