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0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澄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455号1004房。法定代表人：王动。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澄，公司职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艳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育谦。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升,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关智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澄，系关智佳岳母。上诉人广州市澄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澄东公司）、周艳澄因与被上诉人蔡育谦、原审被告关智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澄东公司、周艳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蔡育谦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蔡育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没有证据证明澄东公司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本案中，蔡育谦就其房产涉及违法建设，委托蔡育谦代其处理相关事宜。只是一个笼统概括的描述，其约定本身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合法化”的描述本身不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合法化”所指向的内容，应当依据在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实际行为来判定。蔡育谦身处外地，在其房屋被查出违建，强令进行拆除后，蔡育谦无法到场处理，因此委托澄东公司代为处理。澄东公司接受委托后，已依法配合城管部门实施法定工作程序，在这一过程中，澄东公司代为领取了相关行政文书，并及时告知蔡育谦。城管部门依法实施拆违工作后，澄东公司也及时对拆违过程中造成的房屋损害进行了修复工作。同时，对房屋的承租人、受影响的邻居等，进行了必要补偿。上述代理行为，在一审中，澄东公司已经提交了蔡育谦配偶所写向特区行政长官申诉的书面材料予以作证。澄东公司实施的上述工作，不属于违法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一审中，蔡育谦也没有证据证明澄东公司实施了其他不法行为。二、蔡育谦要求澄东公司进行天台加建的行为，其后果应由蔡育谦承担。蔡育谦的案涉房屋存在违建被城管部门依法拆除后，其再次委托澄东公司进行天台加建。澄东公司的加建行为，是依蔡育谦的委托而进行，其结果应由蔡育谦自行承担。澄东公司的建设行为，是在蔡育谦授权下进行。澄东公司进行了实际施工，收取了相应的劳动和建筑材料等的合理对价，不存在其他非法行为。在相关加建再次被查出后，其结果应由房屋所有人承担。退一步讲，相关加建行为，被认定违法后，其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双方各自承担，而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房屋存在违建造成的不良后果，全部由作为受委托方的澄东公司全部承担显然是显示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周艳澄是城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职权范围内，实施的职务行为，依法应认定为公司行为，其结果应由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共同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合同是蔡育谦与澄东公司达成的协议，周艳澄作为澄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及收据上签名盖章，是实施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职责。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由公司来承担。本案中，在没有明确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就打破公司法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明显违反公司法律规定。公司作为法定拟制人，其日常活动只能通过自然人来实施。澄东公司依法设立，取得完全法律人格，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完全权利人，能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澄东公司在接受蔡育谦的委托后，组织人力物力为案涉房屋因拆除违建而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协助蔡育谦履行违建的行政处罚义务，及时消除房屋登记中的不良记录。相关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而蔡育谦所交的录音中，其自称的“合法化”表述，已被周艳澄马上纠正，蔡育谦被纠正后，也未作出任何否定意见。可见，其对于澄东公司的纠正是认可的。一审仅凭蔡育谦单方陈述，就认定“合法化”为非法行为，显然证据不足。如按一审判决中所述，蔡育谦明确表示，让违法建筑合法化是指案涉房屋三楼的加建、扩建部分写入房产证，避免被城管拆除。蔡育谦并因此而支付澄东公司相关款项的情况下，本案所涉情节显然涉嫌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非民事审理。现实中，双方达成协议后，案涉房屋仍发生多次的违建强拆行为，在此情况下，蔡育谦在其“合法化”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前提下，仍多次支付“合法化”款项，显然不符合常理。就此，至少可以合理推断，蔡育谦诉称的“合法化”显然不是其所述的“把加建、扩建部分写入房产证”。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约定的“合法化”存在违法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澄东公司、周艳澄的上诉请求。蔡育谦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澄东公司和周艳澄承诺为蔡育谦将案涉房屋违建部分办理“合法化”手续，具体是蔡育谦出资，澄东公司和周艳澄拿钱给领导送礼、请吃饭，然后把蔡育谦名下的违章建筑保留下来，且登记到房产证上，这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应属无效。二、本案中“合法化”费用与施工工程款是不同的款项，有明确区分，澄东公司和周艳澄收取款项时出具的收据上明确注明是合法化的费用或服务费用，并非工程款，从收据及蔡育谦每次汇款的备注上都可以证明，这些款项是合法化的费用，并非工程款。一审中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双方商定的是澄东公司和周艳澄找关系把违章建筑保留下来，且登记在房产证中而收取的费用，这可以证明费用的性质。三、双方的微信聊天中也可以反映出澄东公司和周艳澄说的是请领导吃饭、送礼，办不下来是因为澄东公司编造各种名目向蔡育谦要钱，这可以证明钱是有特殊性质的。四、双方的电话录音也是明确说澄东公司和周艳澄要把三楼违章建筑保留下来不会拆，但以各种理由找关系，这些都可以证明涉案款项的用途就是“合法化”。若如澄东公司和周艳澄所说的负责施工的工程费用和材料费用，显然是不需要找关系，更不需要给领导送礼，故澄东公司和周艳澄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聊天记录反映，周艳澄是明确表示“合法化”搞不了则把钱全部退回给蔡育谦，假如是工程款，哪来的钱退回来。收据上有澄东公司的盖章和周艳澄的签字，整个过程都是周艳澄与蔡育谦协商，钱也是按照周艳澄的指示汇入了其指定的帐号，平时联系时是周艳澄承诺找领导找关系，故周艳澄应承担共同责任。关智佳述称，案涉纠纷从头到尾都与关智佳没有关系，因当时蔡育谦的工程款应直接汇入澄东公司帐号，但因其没工商银行的卡无法转账，所以周艳澄就借了女婿关智佳的帐户使用，关智佳收到的款项后已全数转交给周艳澄，故关智佳与本案没有关系，对此，蔡育谦也是清楚的。蔡育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澄东公司、周艳澄、关智佳共同返还蔡育谦242300元及利息（以2423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25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2.澄东公司、周艳澄、蔡育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30日，澄东公司向蔡育谦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街×号支付服务费10000元”。2015年5月7日，澄东公司向蔡育谦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街×号支付50000元作为处理办理违章费用”。2015年5月26日，澄东公司向蔡育谦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街×号支付合法化费用50000元”。2015年6月2日，澄东公司向蔡育谦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街×号支付合法化费用43000元”。上述收据上收款单位处均有“周艳澄”的签名。2016年3月25日，周艳澄向蔡育谦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街×号办理违章建筑定金30000元”。上述收据载明的金额共计183000元。蔡育谦表示其于2015年5月9日向关智佳转账57000元；2016年3月16日，蔡育谦向关智佳转账2300元，附言中记载了三楼合法化、吃饭钱，上述两笔款项澄东公司、周艳澄、关智佳未向其开具收据。因此上述五张收据的金额加上未开收据的金额共计242300元。根据蔡育谦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蔡育谦向关智佳的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4月30日，转账50000元，备注记载“1万人情，4万工程款”；2015年5月7日，转账50000元，备注记载“三楼合法化费用”；2015年5月9日转账57000元，备注记载“三楼合法化费用”；2015年5月26日转账50000元，备注记载“工程款合法化”；2015年6月2日，转账163000元，备注记载“工程款及合法化费用”；2016年3月16日，转账2300元，备注记载“三楼合法化吃饭钱”；2016年3月25日，转账19000元，备注记载“三楼合法化增加费用”；2016年3月30日，转账11000元，备注记载“三楼合法化增加费”。庭审中，蔡育谦表示上述2015年4月30日转账的50000元中10000元为人情费，40000元为工程款，故澄东公司当日出具的收据记载的金额为10000元；2015年6月2日转账的163000元中，120000元为工程款，43000元是合法化费用，澄东公司当日出具的收据上也载明43000元为合法化费用。庭审中，蔡育谦表示未与关智佳签订相关合同，也未与关智佳直接沟通办理涉案房屋合法化问题，但认为关智佳的账户收取了上述款项，故关智佳负有返还义务。庭审中，澄东公司、周艳澄、关智佳对上述金额没有异议，但表示收取的242300元不是“合法化”的费用，而是拆除违章建筑以及相关修复的费用，并提交了《增加项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2015年5月15日，蔡育谦（甲方）与澄东公司（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工程地点为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天台；增加面积为该物业天台房，工程款为63800元，乙方愿意净收取60000元。2015年5月23日，蔡育谦（甲方）与澄东公司（乙方）签订《增加项目补充协议》记载：工程地点为荔湾区××街×号天台，工程项目为城管拆除后，重新装天台完成一房一厅一厨一厕，面积43平方，工程时间为期60天，因为风险高，要慢工操作；城管拆除后，雨篷及钢材的材料能用的全部用上，不能用的再买；协议书签订之后，乙方收取工程款为30%为前期费用。蔡育谦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协议载明的是天台建设费用，是工程款，该费用与本案主张的合法化费用的时间和金额均不吻合。蔡育谦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周艳澄收取涉案费用是用于办理涉案房屋违章建筑合法化。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7月29日蔡育谦发送信息“周姨，合法化连同拆数20万元，实情是否你老表赚左啊？3月份又加多3万和吃饭钱2300元”“真是搞唔唔到，就退钱给我了”“我下次去问下陈志锋，40号得罪他什么！”，周艳澄回复“好的，你问他吧”“已安排退合法化铁你，昨晚已通知他们不办了”。蔡育谦当庭出示存储上述聊天记录的手机予以核对。2016年9月26日电话录音中，周艳澄表示“我跟你说，不是说三楼整合法化，是说不拆你三楼的房屋，不是合法化”；蔡育谦表示“你知不知道一共多少钱啊”，周艳澄表示“总共20万吧”，蔡育谦表示“总共23万”，周艳澄回复“是的”。周艳澄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录音中的一方为周艳澄本人，但表示未同意蔡育谦的录音行为；周艳澄在录音中明确表示相关款项是为蔡育谦处理三楼违法建设所发生的费用，该录音不能证明周艳澄收取了蔡育谦“合法化”费用。2015年9月15日，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作出《关于许礼志信访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载明：××街×号物业，其房地产权证表明该地址为混合结构房屋2层，总建筑面积为122.48平方米；许礼志于2015年3月开始进行房屋原状维修，从3月23日开始，我街执法队不断收到群众投诉，反映该址涉嫌违建，由于其早期并未产生违建行为，街执法队仅将其列作重点监管对象；4月23日，街执法队接市12345专线转来关于该址的违建投诉后，于4月29日到现场核查，发现该址在天台上加建简易房屋，超出了其房地产权证登记的层数与面积，违反了《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街执法队当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立即停工并自行整改；4月30，街执法队发现该址仍在施工，同时存在将首层外立面外扩、封闭二楼阳台的情况，街执法队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押其施工工具，再次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工并自行整改；5月4日，街执法队到该址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发现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整改，当场发出《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建违法建设通知书》，要求其自行拆除；5月5日，执行队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仍拒不整改；5月6日，街执法队联合派出所、居委会对该址违章外扩的首层外墙及天台加建的简易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5月29日，街执法队发现其存在复建行为，要求其停工整改；6月3日，街执法队检查发现当事人进行了整改，拆除了违章搭建物；6月22日，街执法队再次接到群众投诉该址天台存在违建，派员到场核查，由于无法进入暂无法核实；7月8日，街执法队进入该址天台，发现天台正在进行搭建，街执法队当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立即停工并自行拆除该违章搭建物；7月17日，街执法队检查发现其已停工，但未自行整改；8月10日，接获群众投诉反映该址偷偷进行施工，街执法队现场检查发现情况属实；8月13日，街执法队再次对该址违建进行强制拆除；该址在维修过程中，多次进行扩建、加建等行为，违反了《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新建、扩建、加建、改建、危房原址重建各类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其违建行为在受到执法部门查处后仍屡禁不改，我行我素等。庭审中，蔡育谦明确表示诉状中的“让违法建筑合法化”是指涉案房屋三楼的加建、扩建部分写入房产证，避免被城管拆除。诉讼中，周艳澄表示蔡育谦所支付的金额为委托被告处理涉案房屋的违建事宜所发生的费用；所谓的合法化，周艳澄已经通过配合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涉违部分进行合法改建，以最大化保障了蔡育谦的权益，实际上蔡育谦也保住了三楼的加建部分。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涉案广州市荔湾区××街×号房屋的历史资料记载：涉案房屋的原房地产权属人为蔡育谦的丈夫许礼志，房地产权证上载明房屋建筑面积为122.48平方米；2015年3月27日，蔡育谦与许礼志在公证处签订《夫妻财产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归蔡育谦个人所有；2017年11月4日，蔡育谦与案外人谭颖臻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蔡育谦将涉案房屋以1350000元的价格出卖给谭颖臻，房屋建筑面积为122.48平方米。另查册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谭颖臻，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另查明，澄东公司系2011年10月1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1万元，股东包括周艳澄、关智佳，以及案外人周庆仪、王健丰。2017年2月16日，澄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周艳澄变更为案外人王动。一审法院认为：蔡育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因三被告住所地、款项支付地均在我国内地，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公民进行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及第（五）项的规定，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蔡育谦在明知在涉案房屋天台加建建筑属于违建行为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有偿方式委托周艳澄、澄东公司办理加建建筑“合法化”事宜；周艳澄、澄东公司接受蔡育谦的委托，收取蔡育谦支付的“合法化费用”“人情费”，办理委托事项。综上，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且属于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为无效合同。澄东公司辩称其收取蔡育谦的涉案款项系工程款，但澄东公司向蔡育谦出具的收据以及蔡育谦向关智佳的转账摘要中均注明涉案款项为“合法化”费用，澄东公司提交的协议所载明的金额与涉案金额不相符，澄东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协议已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对澄东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周艳澄、澄东公司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蔡育谦。据此，对于蔡育谦要求周艳澄、澄东公司返还2423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对于合同无效各自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蔡育谦要求周艳澄、澄东公司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艳澄辩称其作为澄东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接受蔡育谦的委托，收取涉案款项是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蔡育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电话录音可证实，周艳澄接受蔡育谦的委托办理涉案房屋事宜，在周艳澄向蔡育谦出具的收据中收款单位处亦均有“周艳澄”的签名；同时周艳澄作为澄东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明知公司债权债务应当通过公司设立的银行账户进行，仍旧要求蔡育谦将涉案款项转入关智佳的私人账户，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周艳澄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收取的涉案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因此，周艳澄应当与澄东公司共同承担返还242300元的责任。周艳澄的上述抗辩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关智佳是否需要与周艳澄、澄东公司共同返还款项的问题。本案中，蔡育谦提交的收据上无关智佳的签名，周艳澄与澄东公司均表示是借用关智佳的账户收取款项；蔡育谦亦表示未与关智佳就涉案委托事宜沟通以及签订合同。故仅凭蔡育谦提交的向关智佳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关智佳是涉案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收取了涉案款项，也不能认定关智佳作出了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蔡育谦主张关智佳与周艳澄、澄东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以及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周艳澄与澄东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蔡育谦返还242300元；二、驳回蔡育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4.5元，由周艳澄、澄东公司共同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周艳澄参加庭询陈述称：蔡育谦所支付的案涉款项242300元系其为案涉房屋三楼违章建筑不被城管部门拆除委托周艳澄“走关系”的费用，该三楼违章建筑已多次被城管部门勒令拆除，款项周艳澄已用来帮蔡育谦“走关系”，该建筑没有被拆除，得以保留用于出租、出售，故无须退回予蔡育谦，至于款项使用，已全数用于“拆数”、“走关系”。款项均系周艳澄个人收取和处理，因蔡育谦要求才在收据上加盖澄东公司的公章。对于上诉状载明意见和周艳澄庭询陈述意见不一致之处，以周艳澄庭询陈述意见为准。本院认为，蔡育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处理。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准据法，合法准确，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周艳澄对其收取蔡育谦242300元款项作为处理案涉房屋三楼违章建筑的费用并无异议，周艳澄辩称该款属其个人收取，与澄东公司无关，该意见与澄东公司一审应诉意见、上诉意见均不相符，且澄东公司在向蔡育谦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加盖公章，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认定蔡育谦与周艳澄、澄东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据此认为周艳澄、澄东公司应对此承担共同责任并无不当。对于合同当事人主体是澄东公司还是周艳澄，澄东公司、周艳澄一审应诉、二审上诉以及庭询期间陈述混乱、前后不一致，其相关上诉主张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澄东公司、周艳澄上诉称收取蔡育谦的案涉款项系用于施工、修复工程等用途，且已实际履行无须退还。然周艳澄庭询期间自述称该款项系用于“拆数”、“走关系”以达到案涉房屋三楼违章建筑无须拆除继续使用的目的，且澄东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均注明案涉款项为“合法化”费用，澄东公司、周艳澄上述上诉意见与庭询意见不符、与查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各方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澄东公司、周艳澄收取蔡育谦案涉款项，但未能举证证明将之用于通过合法合规途径处理案涉房屋三楼违章建筑事宜，仅称为已用于“拆数”“走关系”，且根据一审证据中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等，双方对案涉款项用途实质上定性为请托费用，已涉违反正义观念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败坏社会公德，实不应为法治所容。综上所述,澄东公司、周艳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34.5元，由广州市澄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周艳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嘉宝陈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