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3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斯恩，女，198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国良，男，198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婕，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丰，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君，男，198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森，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斯恩、阮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孔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舒舒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斯恩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孔君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孔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查明不清、认定错误，判决严重错误。一、案涉25万元非借款，是阮国良与孔君合作经营业务的款项。1.阮国良与孔君多年合作经营酒店代订住宿业务，一直以刘斯恩5022招行账户作为公共账户。孔君用其本人、妻子黎蔼玲、母亲曾少兰的账户转账收支款。2.案涉款项是因阮国良涉刑急需用钱，孔君同意借支合作经营款。4404的流水可看出2016年11月孔君及黎蔼玲转账的56万元是合作业务应收款。孔君从未向刘斯恩表示是借款。双方当时明确孔君及黎蔼玲转的61万元是借支的合作经营款，刘斯恩才还款到公共账户。3.苏鉴权、邝健腾非借款参与者及见证人，其证言没有证明力，其称当时孔君没有款项可出借，该二人没有借款给孔君，证明该款项非孔君的资金。孔君的主张违背事实。二、刘斯恩从未确认收取过借款，孔君也没有证据证明。1.孔君提供的聊天记录是截取的，无法证明事实及刘斯恩有偿还借款的表示，反而是基于酒店代理业务的亏损情况在交流偿还外债。因刚接触合作业务不熟悉情况，刘斯恩以为亏损是阮国良与孔君经营不善导致的，不应由孔君承担全部债务，故向其表示要将房屋按揭筹款向其还款。2.一审未审查11月初孔君转入业务回款共56万元，却仅主张25万元为借款。3.刘斯恩一审的招行流水可看出该账户是合作经营业务的公共账户，仅2016年10月-2019年5月与孔君、黎蔼玲、曾少兰的账户有大量交易往来，刘斯恩二审的证据7、8也可看出上述账户转账往来。4.孔君的证据中“一块（即常州一块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块去公司）的单不入天马公司，入到我那里哦”可看出该款项是业务款。三、阮国良被羁押，孔君同意在未利润分配前将业务回收款用于退赃，不违背常理及客观事实。四、2017年7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五、孔君一审回复法院的提问非如实作答，与已有证据相矛盾。2019年11月6日一审笔录中法官问，“孔君，你方与两被告有无进行过合作”，孔君回答，“没有合作过”。孔君决定与客户交易、业务价格及提成等，是合作者。孔君还说，“在阮国良出事后2016年底，业务已经全部停止了……用于偿还阮国良涉案受害方的债务”。刘斯恩二审证据20显示2018年初双方还在合作且孔君可到公账提款。2017年孔君到刘斯恩名下公司购买社保，还称“为了业务代理方便”。上述笔录中孔君说，“原告于2016年向被告刘斯恩转账是被告经营公司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的，所有款项用途分为三项……原告向被告所转的款项均是借款，并非合作款”，是罔顾事实，忽略酒店承包分销的销售回款收入。若孔君近200次转账是借款，为何仅主张25万元。刘斯恩二审证据11-16可看出一块去公司催孔君还款。孔君的陈述不诚实，其举证也未形成完整证据链，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孔君全部诉讼请求。阮国良同意刘斯恩的上诉请求。阮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孔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孔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查明不清、认定错误，判决严重错误。事实与理由：一、案涉25万元不是个人款项，来源于阮国良与孔君合作经营酒店代订业务收回的订房款。因业务涉及香港或者澳门区域酒店，需经常办理港币或者澳门币的兑换手续，为了走账，双方达成共识使用刘斯恩尾号为5022的招行账户作为业务公共账户。2016年11月期阮国良已因涉刑事案件被羁押，没有参与孔君向刘斯恩支付款项，无法就是否存在借款合意等问题发表意见。但从一审5022的流水及收款的4404账户流水、刘斯恩为合作业务所作的汇总表可看出，孔君及黎蔼玲2016年11月初向刘斯恩尾号4404账户支付的56万元、2017年4月1日孔君向4404账户支付的5万元确实为合作业务的客户订房款。二、孔君趁阮国良在看守所服刑，无法了解合作事宜，挪用合作业务备用金，导致合作业务对外欠债。阮国良于2016年10月底被刑事羁押，刘斯恩匆忙接手与孔君合作酒店的代订业务。阮国良被释放后向刘斯恩了解两年间业务经营情况。为了取得购汇资质，双方共同在广东省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公司）挂靠和共同存入该公司一笔较大额度的备用金款项。自阮国良被羁押后，孔君未告知阮国良或刘斯恩，多次自行从天马公司取出备用金，也未说明为合作业务所需。备用金被挪用导致自2017年上半年始，部分挂靠天马公司的港澳酒店项目款项无法及时支付，产生严重亏损。刘斯恩告知本以为孔君使用天马备用金事宜与阮国良有关，便曾经向孔君表态要共同承担归还备用金的责任，等阮国良被释放后再让孔君和阮国良一起对清相关账目。案涉款项不属于孔君个人的款项，阮国良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三、阮国良不认识苏鉴权，不确定其饮料店，其提及阮国良曾在其饮料店谈及还款事宜，不是事实。其在庭审作证时提及的还款事宜含糊，没有证明力。虽然阮国良被释放后确实多次与孔君外出吃饭，但刚被释放前两三个月，阮国良未立即掌握两年的合作经营业务情况，基本不与孔君谈及钱款。阮国良了解到孔君挪用合作备用金后多次问其如何弥补损失及合作酒店未结清款项等，不可能涉及阮国良要向孔君还款。直至2019年上半年发生严重争执前，孔君从未提及刘斯恩有向其借款或阮国良夫妻应还款。综上，孔君未出借款项给刘斯恩，刘斯恩与阮国良不需要向孔君还款。请二审法院查明全部事实，依法驳回孔君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斯恩同意阮国良的上诉请求。孔君对阮国良和刘斯恩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驳回阮国良、刘斯恩的上诉。孔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阮国良、刘斯恩共同向孔君偿还借款25万元以及利息（从立案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阮国良、刘斯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斯恩与阮国良是夫妻关系，孔君与刘斯恩、阮国良夫妇是朋友关系。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刘斯恩在2016年7月独资开办广州市酷月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月公司），孔君自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担任该公司监事职务，孔君从事该公司酒店分销结算业务，孔君及其妻子、母亲与刘斯恩之间有资金往来。2016年10月26日，阮国良因涉嫌职务侵占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以该罪名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于2017年9月4日依法作出（2017）粤0104刑初34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阮国良在其家属协助下已向被害单位退还全部赃款，获得被害单位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受害单位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的《刑事谅解书》中，载明了阮国良家属已经于2016年11月21日代其向南湖国旅赔付了全额本金173万元。由于阮国良被羁押后，其家属刘斯恩需要筹钱退赃，争取从轻处罚，孔君通过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在2016年11月3日分四笔，每笔转款5万元到刘斯恩62×××04的银行账户，共转账汇款20万元。孔君以同样方式在2017年4月1日转款5万元到刘斯恩的上述银行账户。刘斯恩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5万元，其中收到的20万元款项已用于支付阮国良的受害方的赔偿款，但认为上述款项并非是孔君所有，是孔君与阮国良共同合作经营酒店期间的流动资金，是孔君调取出来给刘斯恩使用而已，不是刘斯恩向孔君借款。孔君与刘斯恩在2017年7月20日下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斯恩说：“现在阮国良不在身边，心好慌，你们现在又搞到这样的情况，越欠越多我不知道怎么办，尤其是欠外面的，我怕没钱还，阮国良又未出狱，我有什么事，几个老人带着两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办”。孔君回复：“放心啦”、“你要正面一点”、“谁做生意不是欠钱的”。刘斯恩说：“如果公司不再亏钱，就算老阮出来，我们把房屋按揭，多多少少都好把钱直接还给你，我也来得心安理得，我已经不能再亏下去，想起来都脚震”。孔君说：“放心啦”“老阮这件事明朗化我们就舒服的了”“我不会看着我跟老阮的心血白白没了”。刘斯恩说：“你就经常安慰我，我看到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反而很担心，好惊，到时候连原本按揭房屋的钱可以还你的，都变为公司的亏损，就麻烦了”。孔君说：“不会的”“可以的啦”“你要精神一点啊”……。2018年10月26日，阮国良刑满释放，但没有还款给孔君，故成诉。本案诉讼期间，经孔君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103民初86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刘斯恩价值25万元的财产。孔君因为需要提供诉讼保全的担保，而向保险公司支付了担保费，孔君向一审法院支付了诉讼保全费1770元。一审法院认为，孔君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孔君提供的证据证实以其名下账户转款25万元给刘斯恩，刘斯恩也确认收到该款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述款项是属于借款还是孔君与刘斯恩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往来的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斯恩虽然抗辩认为孔君转账给她的款项是孔君与阮国良共同合作经营酒店期间的流动资金，是孔君调取出来给刘斯恩使用而已，并非是孔君自有资金，不是刘斯恩向孔君的借款，但刘斯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孔君转给刘斯恩的资金是孔君与阮国良合作经营往来的资金，而且刘斯恩也确认收到孔君的款项后，有20万元是用于支付阮国良犯职务侵占罪的退赃款，如果资金是孔君与阮国良之间合作产生的，在合作双方未进行利润分配或明确所有权之前，合作者双方也不能擅自挪用并因个人原因而使用，显然，孔君转账给刘斯恩的25万元均是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阮国良犯职务侵占罪一案期间而产生的转账，刘斯恩也没有将收到的款项用于合作经营，结合孔君与刘斯恩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对刘斯恩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本案中，孔君与阮国良、刘斯恩的借贷关系成立，债务应当清偿。至于阮国良与孔君是否有合作关系，是否在合作期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阮国良可另循法律途径另案解决。因本案借款是刘斯恩为阮国良获得从轻刑罚的情节，而筹集用于退赃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孔君要求阮国良、刘斯恩清偿借款25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孔君要求阮国良、刘斯恩承担担保费，担保费是属于诉讼保全中的诉讼成本，孔君要求阮国良、刘斯恩承担担保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刘斯恩、阮国良向孔君归还借款25万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刘斯恩、阮国良向孔君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2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9月27日起至阮国良、刘斯恩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计算支付）；三、驳回孔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斯恩、阮国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5元、诉讼保全费1770元，由刘斯恩、阮国良负担（该费用孔君已预交，一审法院不退回，由刘斯恩、阮国良迳付给孔君）。二审期间，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2微信群及各账号的主页信息，拟证明刘斯恩和阮国良与孔君、黎蔼玲有共同微信群及聊天记录。证据3-6微信记录等拟证明孔君于2016年11月2日已知刘斯恩为阮国良筹款并将收到业务款汇给刘斯恩急用。证据7-8刘允德和黄镜民的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刘斯恩收到案涉款项后向业务公共账户还款，向亲人借钱。证据9、10微信记录拟证明孔君在经营业务中使用黎蔼玲及曾少兰账户。证据11-16聊天记录等拟证明一块去公司向孔君追讨欠款，孔君告知后，刘斯恩误以为阮国良对此要负责及应当将阮国良承责部分还给孔君。证据17-19《收款收据》、向孔君咨询账户变动原因的微信记录等，拟证明阮国良被羁押后，孔君擅自挪用阮国良在天马公司开设账户近100万元，引发合作业务无法还款给一块去公司。证据20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与孔君的合作未因阮国良被羁押而结束，由刘斯恩接手。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交换及质证。孔君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且已过举证期，发生在2016年11月借款后，与本案无关。确认证据1、2的主体身份，对证据3-6的证明内容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认可证据3真实性，是南湖国旅要求阮国良和刘斯恩偿还职务款。认可证据4、5的合法性，翻译不符合事实，无客观性。56万元中有20万元是孔君朋友委托的转账。证据第79页证明刘斯恩向身边人借款用于退赃。证据5证明刘斯恩向外借款，孔君于2017年4月出借5万元。证据6第10页前后两句话不是同一时间，发卡号是晚上私人借款。不予确认证据7、17三性。认可证据9-16、18-20合法性，对证明内容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9翻译与事实不符。证据10与本案无关。证据13-16与本案无关，孔君未拖欠一块去公司的钱。一块去公司发现阮国良利用酷月公司侵占公司业务款项，通过孔君向刘斯恩追款。证据第26页证明刘斯恩挪用结账给一块去公司的款项退赃和筹集罚金。第28页刘斯恩“你（孔君）是负责帮公司追讨款项，不是入单”证明孔君是协助一块去公司追讨欠款。本院依职权要求孔君提交2016年11月3日及2017年4月1日前后三天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孔君提交了2017年3月31日及2017年4月1日其与刘斯恩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称因手机曾经故障，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缺失，暂时无法恢复，只能提供部分信息。刘斯恩和阮国良质证认为，1.该证据模糊，无法看清及确认其连贯性、完整性。该证据可看出在孔君转账前刘斯恩无借款的意思表示，是在沟通合作业务；2.二审中孔君代理人质疑刘斯恩、阮国良的证据6时提出孔君是在庭前一天向其发出前面部分的微信截图；3.根据微信系统的运行模式，如果发生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缺失，一般只是与某个微信号的记录完全缺失，不存在某个时间段记录缺失而又能保存另一时间段的记录。孔君未按法庭要求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是因为该段时间的微信记录对其不利。孔君于2020年7月22日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斯恩向孔君借款用于退赃。刘斯恩和阮国良质证认为，确认其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从对话中可看出刘斯恩表示抵押房子借款的对象不是孔君，只因孔君认识银行里负责人信贷的人员，刘斯恩让孔君代为牵线询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均承认没有通过定立字据或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案涉25万元的性质。孔君确认其曾为阮国良和刘斯恩的业务做结算工作，但认为不是合作关系。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二审证据17《收款收据》显示阮国良于2016年10月9日向天马公司缴纳5000元。2016年10月15日天马公司账户原有资金1000219.35元，2017年5月10日资金金额为29549.66元。再查明，2016年10月26日微信聊天中刘斯恩说：“今日计系咪呢个数”（今天计算的是不是这个数），孔君说：“no，9万几”（不是，是九万多），刘斯恩说：“明天回去对，数薄响公司”（明天回去对账，账薄在公司），孔君说：“ok，甘我抽起呢个数充翻啊钰果度啦”（好，那我抽起这个数汇到啊钰那里）。孔君转账20万元后，2016年12月2日微信聊天中孔君说：“给你10万，收到吗”，刘斯恩说：“刚刚收到la，房费对吧”，孔君说：“嗯嗯。”孔君转款5万元前，刘斯恩说：“一块的单无入天马，入左我度喔”（一块区公司的单没有入账到天马公司，入账到我那里）并发了其名下工商银行卡的图片。2016年11月10日刘斯恩通过微信向孔君确认天马公司的机构款项发生冻结、支出的原因，孔君说：“我搞的，费事拿公司钱，汇埋去酒店”（我操作的，这样就不用那么麻烦去拿公司的钱，可以直接汇款去酒店）。2017年12月31日微信聊天中刘斯恩说：“我只报今天的特价”“我没有报错”“甘点”（那怎样），孔君说：“嗯嗯”“距继续稳你出今天就升了”（他继续找你出票，今天票价就升价了）“你话特价无咩票了”（你就说特价没什么票了）。2018年1月1日微信聊天中，孔君说：“我今日提公账d钱啦”（我今天提取公账的款）。2017年7月2日微信聊天中刘斯恩说：“我惊系人地追到黎无钱还渣”（我怕的是别人向你追款，没有钱还）。孔君说：“边个会追啊”（谁会追款）“得一块去”（只有一块去公司）。刘斯恩说：“老张不会吗”，黎蔼玲说：“搞掂一块去，后面会好噶啦”（处理好一块去公司，后面会好的）“人地都未追你”（别人都没向你追款）。2017年7月5日微信聊天中孔君说：“还没有的话充授信比一块去”（还没有转钱的话，充值授信给一块去公司”“是啊”“追七到我”（追得我太辛苦了）。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25万元是否属于孔君向刘斯恩的借款。就此问题本院做如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孔君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证明其已向刘斯恩转账支付25万元，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孔君已经就其与刘斯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初步举证。刘斯恩和阮国良抗辩该款项是阮国良与孔君的合作经营业务款项，不是借款。为此，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了微信群聊天记录、刘斯恩与孔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收款收据》及提醒邮件等为证。本院对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评述。首先，刘斯恩一审提交的证据“老板门”微信群聊天记录以及二审提交的证据6、证据18、证据20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第一，2016年11月3日孔君转账案涉20万元前后及2017年4月1日孔君转款案涉5万元之前，双方当事人持续保持沟通并合作酒店代理业务，且有多笔款项往来；第二，刘斯恩询问孔君关于天马公司机构款项变动的原因，从孔君的回复可知，在阮国良被羁押后孔君可以单独操作阮国良在天马公司的款项；第三，孔君在2017年和刘斯恩讨论业务事项，在2018年还和刘斯恩讨论提取公账款项。孔君在二审中承认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也承认为刘斯恩和阮国良的业务做结算工作。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二审证据17《收款收据》显示阮国良于2016年10月9日向天马公司缴纳5000元，而二审证据18提醒邮件显示2016年10月15日天马公司账户原有资金1000219.35元，到2017年5月10日只剩29549.66元，与上述证据18的内容相互印证。因此，孔君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显然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一审开庭时孔君称在阮国良出事后，业务已于2016年底全面停止了，这与前述证据20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相悖，孔君的陈述显然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刘斯恩提交的二审证据14及证据15显示，一块去公司仅向孔君追款，并未向刘斯恩追款。孔君对此称是一块去公司通过孔君向刘斯恩追款，但没有证据证明。孔君还主张借款后刘斯恩有向其还款的意思表示并提交2017年7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对此刘斯恩解释因孔君告知其合作业务存在亏损，自己误以为这个亏损是阮国良与孔君共同经营不善导致的，认为不应当由孔君单方承担，故向孔君表示要将房屋按揭筹款向孔君还款，而不是因案涉25万元而表示还款。刘斯恩上述解释有刘斯恩和阮国良提交的前述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孔君虽不予认可关联性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依法审查证据后，对刘斯恩和阮国良的抗辩予以采信。最后，孔君依照本院要求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且仅是转账当天的部分聊天记录，没有前后三天的记录，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实。孔君目前提交的证据无法体现刘斯恩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无法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刘斯恩和阮国良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孔君对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存在，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但是孔君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关于民间借贷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斯恩和阮国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6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孔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2525元、诉讼保全费1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均由被上诉人孔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