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1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修权，男，1972年2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女，1969年9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上诉人曹修权、朱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久，江苏广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柏英，男，1927年1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兰英，女，1931年10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曹柏英、李兰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修成，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819195511277812，汉族，住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棵树乡三树村树北组11号，系曹柏英、李兰英之子。被上诉人曹柏英、李兰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江苏苏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修权、朱某与被上诉人曹柏英、李兰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1302民初7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修权、朱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久，被上诉人曹柏英、李兰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修成、张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修权、朱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曹柏英、李兰英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被征收的房屋所有权问题，曹柏英、李兰英以1992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载明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曹柏英，主张系曹柏英、李兰英所有，曹修权、朱文以1996年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曹修权，主张系曹修权、朱文所有，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登记时，曹修权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物权的合法来源，不影响老房屋的物权变动，且土地使用权未发生变更登记，在两证未合一的时期，均系物权凭证，曹修权、朱文仅系名义的物权人，实际所有人仍为曹柏英、李兰英。”首先，原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的不是国有土地上商品房产权纠纷，而是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纠纷，1996年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产权人当然就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不存在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两证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变更宅基地使用权证的问题，原1992年农村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由于政策问题，曹修权所在地村组成员均于1996年统一核发新证为《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不单纯仅是曹修权与曹柏英一户换发新证，因此，曹修权举证的1996年产权证是合法有效的，该证取代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曹柏英举证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只是未被收回而已，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其次，原审法院分配的举证责任错误。原审认为：“曹修权没有证据证明取得物权的合法来源，曹修权仅是名义上的物权人，实际所有权人仍是曹柏英”。曹修权提供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是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是客观真实的，其无需提供也无法提供其它证据来证明其来源合法，曹柏英如果认为不合法，其应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是伪造的或非法手段获取的等来源非法的证据。事实上，曹修权兄弟多人，曹修权年龄最小，除曹修权外的其余兄弟均有属于自己的宅基地，曹修权在产权登记前支付给其三哥1500元，其三哥在新宅基地另立门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之所以会登记为曹修权的名字，本质就是兄弟间分家析产的结果。即便按照农村风俗，老宅一般归最小的子女所有，即便房屋不是曹修权所建，《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既然已经登记为曹修权所有，也属于一种赠与行为，且已经完成，曹修权无需再举证其它任何证据证明其合法来源。如曹柏英不认可登记的所有权人，其应承担证明其产权证来源非法的证据。而一审中曹柏英并未提供相关证据。综上，原审法院仅依据曹修权对被征收的房屋进行了添附，并按照添附的价值比例，认定被征收的房屋属于按份共有，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在曹柏英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并撤销曹修权提供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应该依据《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权利人情况进行依法判决，所谓可以查明老房屋真实权利人，仅是依据老房屋是曹柏英建造的，忽略了家庭其他原因导致权利人的变更。本案判决本质上否认了物权的效力，名义上节约诉讼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实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二、即便原审认定被征收的房屋为按份共有，也只是被征收的房屋价款按份共有，不能认定为曹修权购买的房屋按份共有，更不能把曹修权购买了房屋后又出售的价款作为总数，依据按份共有的比例进行分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必然联系。曹修权作为产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275350元。曹修权作为曹柏英的儿子，为了曹柏英居住方便，的确以曹柏英居住方便为由申请在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棵树乡“幸福之家”安置小区购买房屋一套，总价款310375元。因曹柏英年龄90多岁，不方便独立居住，且已经去其他子女家居住，房屋空置，同时，为了方便照顾曹柏英、李兰英，曹修权本意是将安置的“幸福之家”房屋出售后，如曹柏英到自己家里居住时，就将曹柏英、李兰英接到自己宿城区海天翡翠城的家里便于照顾。因此，曹修权以465000元的总价出售了“幸福之家”的房屋。根据以上事实可见：1.房屋征收补偿款与“幸福之家”小区房屋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直接的因果关系。房屋征收是以货币方式补偿，并不是直接安置的“幸福之家”小区，曹修权已经领到了全部征收补偿款，征收补偿款的价款与购买房屋的价款亦不一致。不能认为曹修权购买“幸福之家”小区房屋的购房款的来源就是征收补偿款。即便没有征收补偿款，曹修权也有能力购买“幸福之家”的房屋。2.购买“幸福之家”小区房屋的购房合同，购房票据等所有手续均是曹修权的名字，其对该“幸福之家”小区房屋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3.曹修权作为曹柏英的儿子，以曹柏英居住方便为由，购买了房屋让曹柏英、李兰英居住，甚至是如果没有这一理由，就无法购买“幸福之家”小区的房屋。即便如此，也不能改变房屋是曹修权购买的事实。曹修权在领到征收补偿款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是否买房以及在哪里买房。因此，原审法院以“幸福之家”小区的房屋出售总价款465000元为基数，进行按比例分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曹柏英、李兰英二审辩称：1.曹修权在一审中明确表述其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时没有提供任何材料，其取得权属证书，而曹柏英、李兰英不知情，可见房产证是违法取得。在土地使用权证书未有变更，且农村房屋的认定主要以宅基证为准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并且在二证未合一时，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老宅权利人及老宅真实房屋的权利人均为曹柏英、李兰英，曹修权仅为名义上的权利人是正确的。一审认定拆迁房屋按份共有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幸福之家小区76栋204室取得是基于曹柏英、李兰英原有房屋拆迁，且其年事以高，要求就地安置，经当地政府研究决定安置，并不是曹修权在上诉状中陈述的由其购买，此为虚假陈述。曹修权陈述其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是因分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其所述的1500给其三哥是否存在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即使存在，也并不是家庭进行分割房屋，故曹修权主张的分家情况根本不存在。综上，曹修权将“幸福之家”房屋出售第三人的行为侵害曹柏英、李兰英权益，一审判决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曹修权、朱文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曹柏英、李兰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曹修权、朱文赔偿损失46.5万元。诉讼中，曹柏英、李兰英变更诉讼请求的标的额为：322526.25元。一审经审理查明：曹柏英（曾用名曹伯英）与李兰英系夫妻关系，曹修权系曹柏英、李兰英之子，曹修权与朱文系夫妻关系。曹柏英于1982年之前取得原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棵树乡（现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棵树街道办事处）三棵树村树北组121号集体土地180.4㎡的使用权，1992年依法进行了登记，用途为住宅，其中建筑占地73.5㎡。1996年，上述不动产核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在核发过程中，无法查明是否经曹柏英、李兰英同意或有其他原因，最终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曹修权，建筑面积为73.5㎡，但土地登记一直未发生变更。曹柏英、李兰英的其他子女陆续成家后均搬离，曹修权、朱文与曹柏英、李兰英共同生活，期间曹修权、朱文在土地上加盖了东屋一间（面积69.83㎡）及小平房一间（面积12.20㎡）。2005年左右，曹修权在市区购房并搬出，但据其所述，亦经常回去。2018年初，因“三棵树乡生态经济示范乡镇农业产业园”项目需要，三树村树北组121号（以下称老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房屋编号为C62，安置地点确定为“三树新城”小区和“古楚名苑”小区。因曹柏英、李兰英年事已高，征收人员征求其意见后，由曹修权出面处理所有事宜。在商谈过程中，征收人员经汇报协调后将曹柏英、李兰英临时安排到当地养老院居住，但双方对安置地点发生争议，曹修权以曹柏英、李兰英年事已高要求就近安置，不同意安置到确定地点。为了妥善安排曹柏英、李兰英的居住问题，推动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经征收各部门向当地政府报告，经当地政府研究决定就近安置在“幸福之家”小区。一审另查明：老房屋在签订征收协议前进行了评估和认定，《会商确认单》中的“房屋平面图”将老房屋布局分别标注为“1、2、3、4”号房屋，测量面积为161.58㎡，（1号50.75㎡，3号房28.80㎡，均为曹柏英、李兰英所建；2号房12.20㎡，4号房69.83㎡，为曹修权、朱文所建），经认定，1、2、3号测量面积均为合法面积，4号房认定合法面积20.00㎡，合法面积总计111.75㎡，房屋补偿金总计182538元（1号83465元，3号45368元，2号17428元，4号36277元）。无图面积49.83㎡（即4号房的69.83㎡-20.00㎡），补偿金额14949元。合法土地面积180.4㎡，地大于房面积68.65㎡，土地补偿金9611元。附属物、装修、装潢等补偿金额25106元。2018年4月23日，曹修权以产权人的名义与搬迁部门宿迁经济开发区三棵树乡人民政府及搬迁实施单位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树居委会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房屋补偿207098元（一审法院标注：182538元+9611元+14949元），附属物、装修、装潢等补偿金额25106元，其他补助费用：1.搬迁补助费1118元（一审法院标注：合法面积111.75㎡×10元）；2.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6705元（一审法院标注：合法面积111.75㎡×60元），两项合计7823元，签约奖励及搬迁奖励费用：1.签约奖励15208元【一审法院标注：（182538元+9611元+25106元=217225元）×7%】；2.搬迁奖励20115元（一审法院标注：合法面积111.75㎡×180元）。上述各项累计得出应得补偿费合计275350元，被曹修权领取。2018年5月份，经当地政府、居委会及搬迁办公室共同审定，向曹修权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兹有三棵树乡生态经济示范镇搬迁曹修权搬迁号C62.现到你处购买安置房套，请给予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5日，曹修权与“宿迁经济开发区万顷良田建设工程指挥部幸福之家建设指挥部”签订“幸福之家”房屋认购书，约定曹修权认购三棵树乡“幸福之家”安置房一套，栋号为76幢204室，面积为118.69㎡，均价为2400元/㎡，二层2450元/㎡，储藏室面积为9.75㎡，价格为1400元/㎡，总计310375元。曹修权、朱文在征收补偿款的基础上又出资35025元。上述房屋交付曹修权后，曹修权未向曹柏英、李兰英交付房屋钥匙，并于2019年6月14日，将该房屋以46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且未向曹柏英、李兰英交付出售款项，故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如下：老房屋系曹修权所有还是双方共有？第一、1996年，老房屋核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时，登记建筑面积没有变化，系曹柏英、李兰英自建。曹修权辩称《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曹修权，故房屋应属于其所有。同时主张如曹柏英对其提交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有异议，可提起撤销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可以查明老房屋的真实权利人，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节约诉讼资源、防止当事人诉累等因素考量，在本案中一并作出认定，较为适宜。综合全案，1996年登记时，曹修权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物权的合法来源，其在庭审中辩称出资1500元给其三哥，无论是否属实，均不应影响老房屋的物权变动，且土地使用权未发生变更登记，在两证未合一的时期，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均系物权凭证，故曹修权仅系名义的物权人，实际所有人仍为曹柏英、李兰英；第二、在双方共同居住期间，曹修权、朱文在曹柏英、李兰英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加盖房屋的行为，属于添附，应认定其行为前取得了曹柏英、李兰英的同意，其加盖的房屋应属于其所有，对于征收前的老房屋应认定双方按份共有，即曹柏英、李兰英和曹修权、朱文分别系《会商确认单》中1、3号和2、4号房屋的物权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因征收导致双方当事人共有的房屋灭失，所得征收款应当按双方各自享有的份额分别享有。征收款最终流向为支付安置房的价款，双方当事人仍系按份共有。当安置房被曹修权、朱文出售后，没有将曹柏英、李兰英享有的份额交付，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对安置房的出售价格465000元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确认以此为基数，按认购价中双方所占的具体数额依比例进行分割。曹柏英、李兰英应享有的部分计算如下：第一、房屋补偿款及地大于房面积的土地补偿金计138444元（1号83465元+3号45368元+土地9611元）；第二、附属物、装修、装潢等补偿25106元，鉴于数额较小，双方无证据证明分属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各占50%，曹柏英、李兰英享有12553元；第三、其他补助费用：1.搬迁补助费总额1118元，曹柏英、李兰英应得796元【（1号50.75㎡+3号房28.80㎡）×10元】；2.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总6705元，曹柏英、李兰英应得4773元【（50.75㎡+28.80㎡）×60元】；第四、签约奖励及搬迁奖励费用：1.签约奖励总计15208元，曹柏英、李兰英应得10571元【第一、二项总额占全部合法面积补偿款加地大于房的土地补偿加装饰装潢三项总额的比例，即（138444元+12553元）/217225元×15208元】；2.搬迁奖励总计20115元，曹柏英、李兰英应得14319元【（50.75㎡+28.80㎡）×180元】。上述四项，曹柏英、李兰英总计应获征收补偿金为181456元，占购买安置房价款的比例为58.5%（181456元/310375元）。安置房出售后所得价款465000元为曹修权、朱文持有，曹柏英、李兰英应得272025元，曹修权、朱文理应返还。综上所述，曹柏英、李兰英的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曹修权、朱文应付曹柏英、李兰英安置房出售分割款272025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遂判决：一、曹修权、朱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曹柏英、李兰英房屋分割款272025元；二、驳回曹柏英、李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38元，由曹柏英、李兰英负担758元，由曹修权、朱文负担538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关于一审查明事实，曹柏英、李兰英无异议，曹修权、朱文对“因曹柏英、李兰英年事已高，征收人员征求其意见后，由曹修权出面处理所有事宜”、“无法查明是否经曹柏英、李兰英同意或有其他原因，最终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曹修权”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事实认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曹修权、朱文主张1、3号房拆迁款归其所有应否支持。2.曹修权、朱文主张其与曹柏英、李兰英就被征收的房屋补偿款为按份共有关系，与购买的涉案房屋不是按份共有关系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3号房系曹柏英、李兰英自建，曹修权、朱文也认可不是其所建，故该房屋归曹柏英、李兰英所有，曹修权、朱文主张该房的拆迁款归其所有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曹修权、朱文上诉称1996年该房屋核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可以证明曹修权为1、3号房的所有权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曹修权，但曹修权对该物权的取得称“91年我出钱了，之后我和父母共同居住，按照农村习俗我是老小，老宅子就应该属于我的”，故曹修权主张其取得物权是曹柏英、李兰英将宅基及宅基上的房屋赠与给曹修权。因曹柏英、李兰英审理中否认将房屋赠与曹修权，且曹修权审理中也称其不知道曹柏英、李兰英对办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知不知道，审理中曹修权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赠与事实，故曹修权主张的物权取得事由不成立。且考虑到土地使用权未发生变更登记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故曹修权、朱文仅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主张1、3号房屋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对曹修权、朱文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曹修权、朱文还上诉称其出资1500元给其三哥，故1、3号房屋归其所有。因曹修权、朱文出资1500元给其三哥的事实无论是否成立，均不影响1、3号房屋的物权变动，故对曹修权、朱文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征收导致老宅基上的房屋灭失，后曹修权领取该拆迁款。曹修权购买的房屋为“幸福之家”的安置房，为曹柏英、李兰英的宅基及其上的房屋被拆迁后享有的安置利益，与曹修权领取的拆迁款同属于曹柏英、李兰英、曹修权、朱文应得的征收利益，故一审确认曹修权购买的房屋由曹柏英、李兰英、曹修权、朱文根据出资按份享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曹修权、朱文主张其与曹柏英、李兰英就被征收的房屋补偿款为按份共有关系，与购买的涉案房屋不是按份共有关系缺乏依据，故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曹修权、朱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上诉人曹修权、朱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覃卫东审判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沈飞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