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燕君，女，196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1号C2栋3层。法定代表人：余小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江丽，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张燕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下称三甲医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张燕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律师，被上诉人三甲医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江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燕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三甲医疗公司向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期间工资差额324919.23元，2、判令三甲医疗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三甲医疗公司拖欠张燕君的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期间工资，合计324919.23元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双方于2017年9月4日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劳动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张燕君的劳动报酬及构成，具体约定为“（一）乙方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按下列第（1）种形式执行：计时工资：30000元/月（税后）；（二）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甲方并根据商议的结果制定业绩考核方案、奖金发放形式、发放时间等另行商议制定，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所得税≥50万元。业绩考核未达到双方约定要求的，由甲方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业绩考核双方没有约定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一审庭审中，三甲医疗公司确认其应当向张燕君支付不低于50万元的年薪（含年度业绩考核奖金），但辩解因张燕君2017年入职时间较短，所以未向张燕君支付相应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8年经双方协商后其向张燕君支付了45210元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而2019年由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张燕君工作未满一年所以其无需向张燕君支付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而一审法院由此错误认为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关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并非强制性约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可知，双方已经对工资发放形式，发放金额及构成等作出约定，双方均应受到相应约定的约束。三甲医疗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抗辩理由并不足以成为其拒不向张燕君支付相应工资的理由，三甲医疗公司甚至在仲裁及一审阶段都通过伪造证据（服务单位对张燕君的工作评价）来拒不向张燕君支付相应的工资。实际上，张燕君自入职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为三甲医疗公司工作，考虑三甲医疗公司正处于发展创业期，对于其拖延发放工资及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行为也表示理解，但这并不代表三甲医疗公司不需要向张燕君支付被拖延发放工资及年度业绩考核奖金，三甲医疗公司在未与张燕君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恶意拖欠张燕君工资及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一审法院的判决也是错误的，理应予以纠正，望二审法院支持张燕君的诉请。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中关于三甲医疗公司拖欠张燕君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94143.02元的认定有误；2.本案的最重要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张燕君上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并非用人单位应当或者必须发放的项目之一，但这明显是不符合双方劳动合同之间的约定的。劳动合同对三甲医疗公司也具有约束力，其应当按照劳动合同中的第四条第二项所约定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发放的公式，向张燕君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从仲裁到一审阶段，其实三甲医疗公司均未否认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公式，是月度业绩考核奖金加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减去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这一计算公式。因此张燕君根据该计算公式结合张燕君每月所领取到的计时工资和核算出来的每年业绩考核奖金为14万元，计算是绝对没有错的。而仲裁阶段的三甲医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小兰认可了该计算方式，也认可了其应当向张燕君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这一事实，对于拖欠的金额其也是确认的，只是辩称目前公司处在一个亏损状况因此无力偿还。至于一审阶段三甲医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辩称其2017年度是因为张燕君入职时间尚短，所以其未跟张燕君结算，而2018年度是与张燕君已经进行口头协商，所以只发放了45210元，2019年度因为公司亏损，所以其未向张燕君发放。综上，无论是仲裁阶段或者说是一审阶段，三甲医疗公司都认可其应当向张燕君发放年度考核奖金这一个事实。被上诉人三甲医疗公司答辩称，三甲医疗公司与张燕君签订的劳动合同月薪是3万，并且业绩考核是在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劳动者工作业绩表现，根据两个条件之下进行业绩奖金的计提跟发放，在2017年到2018年度，根据公司的情况跟劳动者工作表现沟通发放了奖金是5万元税前的，已经发放了，而2019年之后公司处于亏损的状况，全体员工都没有发放年终奖，故这个业绩考核奖金请求14万元是不合理的，工资2017年9月4日到2019年8月31日，跟裁决的工资差额是94143.02元，与劳动者有2497.07元没有扣减出来，公司主张要从金额里扣减2497.07元。被上诉人三甲医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甲医疗公司无需向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的工资差额324919.23元，只需支付2019年5月-2019年9月工资差额86755.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燕君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4日，三甲医疗公司（用人单位、甲方）与张燕君（职工、乙方）签订《广州市劳动合同》，约定双方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7年9月4日起至2019年9月3日止。乙方的工作内容为康复医学专家，工作地点为甲方办公地点及执行中国行政区以内的外派工作的地点。第四条劳动报酬约定，（一）乙方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计时工资30000元/月（税后）；（二）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甲方并根据商议的结果制定业绩考核方式、奖金发放形式、发放时间等另行商议制定，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业绩考核未达成双方约定要求的，由甲方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业绩考核双方没有约定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三）绩效工资：1.科室帮扶服务专业包：按4%提成；2.年度促成设备销售成交金额，按0.5%提成，提成金额均为扣除所得税后金额。2019年7月22日，三甲医疗公司向张燕君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公司2017年9月4日与您签订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9月3日期满，经公司与您沟通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9月4日，三甲医疗公司再次向张燕君发出《通知》，通知上手写内容“工资结算到9月10日”。2019年9月10日，三甲医疗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张燕君至2019年9月10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张燕君确认双方于2019年9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其称在仲裁时仅主张工资至2019年9月3日。关于张燕君在职期间三甲医疗公司已经发放的工资，双方确认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发放617590元（含2018年年底发放的奖金45210元）、2019年4月发放28917.2元、2019年8月发放28918.4元、2019年9月发放9640元（工资核算到9月10日），尚欠2019年5月、6月、7月的工资未发放。三甲医疗公司提交《张燕君个税申报与发放情况表》，显示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大部分为30201.5元、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为30250元。庭审中，张燕君明确表示其不主张2019年9月份的工资差额。张燕君陈述除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外，入职第一年即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每月应发的工资包括税后工资30000元+餐补200元，入职第二年即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每月应发的工资包括税后工资30000元+餐补200元+工龄工资50元，按上述标准计算，从入职起至2019年8月应发工资应为72540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30000元中包括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应发工资中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但三甲医疗公司亦确认2019年之前，税后工资30000元是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实发的，从2019年1月开始，公司与张燕君口头协商在30000元中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三甲医疗公司确认张燕君每月的餐补为200元，从2018年9月开始每月增加工龄工资50元。关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庭审时，三甲医疗公司陈述，虽然劳动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资金根据张燕君的工作业绩表现及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以及业绩考核符合不同标准时发放奖金的三种情形，但公司没有完善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在签订合同时双方也未对年度绩效考核进行协商，没有制定具体的方案作为合同附件，只是在年底时双方才会协商发放年终奖的金额。2017年因张燕君入职时间短，公司未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8年发放了45210元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9年因公司亏损，未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张燕君陈述双方对业绩考核没有约定，公司也一直没有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8年三甲医疗公司发放的45210元是年终奖，根据劳动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应该是140000元。另，三甲医疗公司主张张燕君尚欠借支款2497.07元，应在欠付工资中抵扣，为此其提交公司自行制作的借支明细表及微信聊天记录（三甲医疗公司称系其公司财务与张燕君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张燕君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三甲医疗公司亦未能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2019年8月7日，张燕君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工资355359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83333元；三、被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2019年12月24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17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工资差额324919.23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事实有《广州市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通知》、穗埔劳人仲案〔2019〕1766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关于张燕君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标准。首先，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则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根据上述表述，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应当先由双方协商具体发放方案，但庭审时双方均确认没有具体协商过。而上述“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的计算方式前提是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故双方对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方式和发放方案均没有协商一致达成一致意见，仅依照“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计算出业绩考核奖金为140000元缺乏充分依据。其次，上述约定中仅规定用人单位可以采用该方式发放业绩考核奖金，并非强制规定；最后，2018年年终发放奖金41250元，张燕君主张该奖金不是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而是年终奖，但劳动合同中并无年终奖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应为当年度的业绩考核奖金。张燕君主张年度业绩考核奖金为140000元，但是在该款项发放后，并无证据显示张燕君对此提出过异议。据此，双方对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标准及支付并无明确的约定，张燕君主张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按140000元的标准支付缺乏充分依据，三甲医疗公司无需再向张燕君支付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关于拖欠的工资问题。张燕君明确表示其不主张2019年9月的工资差额，因此原审法院仅对三甲医疗公司是否足额发放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工资进行审查。（1）根据双方的陈述，张燕君在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每月的工资应为税后30000元+餐补20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30000元中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和公积金，但上述大部分期间三甲医疗公司是按税后工资30000元未扣减个人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发放的，故原审法院对三甲医疗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上述期间每月应发的工资应为30200元。按该标准计算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应发工资合计为361358.62元（30200元/月÷21.75天/月×21天÷30200元/月×11月）。（2）根据双方的陈述，张燕君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每月的工资应为税后30000元+餐补200元+工龄工资5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中30000元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但2019年之前的大部分期间三甲医疗公司是按税后工资30000元未扣减个人缴的社保和公积金发放的，三甲医疗公司称其与张燕君口头协商从2019年1月起在30000元中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纳的社保及公积金数额后再发放，张燕君对此不予确认，三甲医疗公司又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三甲医疗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上述期间每月应发的工资应为30250元。按该标准计算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应发工资合计为363000元（30250元/月×12月）。综上，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应发工资共计724358.62元。根据双方的陈述，扣减2018年年底发放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后，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三甲医疗公司实发工资金额为630215.6元（617590元-45210元+28917.2元+28918.4元），故三甲医疗公司尚欠张燕君工资94143.02元（724358.62元-630215.6元）。另，三甲医疗公司还主张在欠付的工资中应扣减借支款2497.07元，张燕君对此不予认可，三甲医疗公司又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三甲医疗公司应向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工资差额94143.02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仅需支付86755.32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工资差额94143.0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张燕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网上检索的材料。拟证明：三甲医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重新注资控股了一家新的公司，目的是为了躲避原三甲医疗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的法律责任；拖欠工资的员工在一个群里面发给其的兰瑞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上明确显示余小兰是经理和董事之一。2.仲裁庭审笔录、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拟证明：三甲医疗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确认工资计算方式为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每月计时工资-个税≥50万元，且其也确认正常情况下，应当向张燕君支付年度业绩考核奖金14万元。三甲医疗公司质证称：1.广州德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跟我方没有任何注资往来，张燕君说的不属实。对兰瑞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2.对于仲裁庭审笔录，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和合法性不确认，笔录中没有提到三甲医疗公司承认张燕君的年薪计算方式≥5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性，笔录中三甲医疗公司提出合同中约定的工资要符合相关考核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张燕君不符合该条件。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录音文字是张燕君本人自己编写的，录制光碟不确认。三甲医疗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张燕君提交的证据1，本院经审查认为与本案的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张燕君提交的证据2，本院经审查认为不足以证实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燕君与三甲医疗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审法院对张燕君于年度绩效考核奖金的认定是否正确？本案中，关于年度绩效考核奖金，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如下：“（二）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则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首先，该条约定表述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发放”，根据该表述可知，该约定并非强制性要求。其次，张燕君和三甲医疗公司均认可双方未对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方式和发放方案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且三甲医疗公司也未就该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考核方式、发放形式及发放时间制定合同附件。再次，关于2018年发放的41250元，张燕君主张系年终奖，并非年度绩效考核奖金，但因双方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年终奖，而张燕君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该笔款项系年终奖，故一审法院认定该41250元为年度业绩考核奖，并无不当。最后，张燕君的工资发放已达2年之久，但并未有证据显示张燕君在此期间对于其主张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向三甲医疗公司提出过异议。综上，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张燕君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燕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