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承宇，男，194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才伟，男，195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原审第三人：通山县林业局，住所地湖北省通山县通羊镇洋都大道51号。法定代表人：赵爱民，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忠富，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守凡，通山县通羊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通山县厦铺镇黄荆村五组。代表人：余良强，该组组长。上诉人倪承宇因与被上诉人余才伟、原审第三人通山县林业局、湖北省通山县厦铺镇黄荆村五组（以下简称黄荆村五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4民初1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承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支持倪承宇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余才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错误。一审判决虽然已经认定了倪承宇与余才伟签订的两份协议，但是未遵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武断判决两份协议无效，撤销两份已经生效多年的协议书，导致判决结果显失公平。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采证程序、方式违法，导致审判结果显失公平。一审判决对余才伟在民事起诉、上诉、申请再审中确认倪承宇是其承包林地的合伙人的事实不予采信，认定案情事实错误。余才伟辩称，1.余才伟与倪承宇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不是余才伟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余才伟委托倪承宇作为诉讼代理人，因倪承宇没有律师执业证，且非余才伟同村村民成员，也不是合伙股东，不能参加诉讼，余才伟只好与倪承宇签订合伙协议，由倪承宇以合伙人名义代余才伟出庭参加诉讼。2.余才伟与倪承宇完全不是合伙经营林地的关系，倪承宇从未提出具体投资数额，亦没有投资入股凭证，其无权享有林地的合伙经营权。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合法有据。通山县林业局陈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倪承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倪承宇与余才伟签订的协议中的林地属于国乡联办太阳山林场的林地，余才伟个人无权与倪承宇签订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其实是一份风险代理性质的协议。2.倪承宇要求余才伟履行协议内容，于法无据。案涉林地已被定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受国家重点保护，协议内容无法履行。3.通山县林业局不应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黄荆村五组陈述，1.太阳山林场和黄荆村五组的灌木林属于原始树林，余才伟前后植树几十亩，但是从未听说过倪承宇植树。2.倪承宇不是同村村民，也不住该村，案涉林地是黄荆村五组的原始树林，余才伟个人无权与倪承宇签订合伙协议。3.倪承宇的起诉不符合事实。其他方面与余才伟意见一致。倪承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倪承宇同余才伟签订的《（2014.12.2）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2014.12.20）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合法有效，判令余才伟履行协议义务如下：①申请政府林权登记部门，撤销通山县国有太阳山林场不应持有的，属于倪承宇、余才伟流转合伙经营的，通山县××镇黄荆村××组太阳山喷水岩1952亩林地的林权证；②申请林权登记部门，将位于通山县××镇黄荆村××组太阳山喷水岩，由倪承宇、余才伟合伙经营的1952亩林地的林权证，按合伙共有份额登记办妥，并交给倪承宇原件一份；2.本案的一切审理费用由余才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才伟系第三人黄荆村五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3年，余才伟在黄荆村五组所有的喷水岩和龟山寺林地植树造林，经林业部门验收造林斜坡面积为1055亩。1984年7月8日，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签订《协议合同书》，约定喷水岩荒山与灌木林山场和龟山寺林木面积大约2000亩由余才伟承包，承包期为10年。1988年第三人通山县林业局与通山县原三界乡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成立通山县国乡联办太阳山林场（以下简称太阳山林场），将余才伟承包面积划归林场范围。1994年，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再次签订《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1994年协议），约定余才伟按1984年承包合同内容继续承包30年。1995年余才伟和太阳山林场因太阳山喷水岩林地使用权发生纠纷，经通山县林业局和通山县原三界乡人民政府多次协商处理无果。2004年，余才伟向通山县人民政府申请林权确认。通山县人民政府作出通政确[2004]第1号处理决定，认定喷水岩（含龟山寺）林地经营权、林林所有权归余才伟。太阳山林场不服，以通山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余才伟为案第三人，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咸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后，通山县人民政府和余才伟均不服，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该行政案件二审审理期间，2005年3月8日，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又签订一份《协议书》（以下简称2005年协议），约定：喷水岩、龟山寺林界线以上余才伟承包造林合同范围内的所有面积（包括自然林）由余才伟自己诉访落实，费用自负，胜诉则喷水岩、龟山寺林界线以上的所有面积（包括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由余才伟经营管理。该协议上，除余才伟、黄荆村五组时任组长余敬沙签字外，另有黄荆村五组23位村民签字，其中余新明、余神清、余神龙、余国兵、余才学的名字非本人所签。2005年4月1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遗漏第三人黄荆村五组为由作出[2005]鄂行终字第01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发回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追加黄荆村五组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作出（2005）咸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通山县人民政府、余才伟和黄荆村五组均不服，又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7月27日，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余才伟、黄荆村五组以及太阳山林场三方达成《关于厦铺镇黄荆村太阳山喷水岩林地使用权纠纷一案的调解协议》（以下简称2006年7月27日调解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在通政确（2004）第1号处理决定范围内的争议地内，国乡联办太阳山林场利用世行贷款所造的48亩林归林场所有，在争议地范围内不再享有其他权利；余才伟所造的林归余才伟所有，剩余的八百亩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由黄荆村五组决定其归属。时任太阳山林场负责人、黄荆村五组组长余敬沙和余才伟在该调解协议上盖章、签字。2006年7月29日，余才伟、黄荆村又签订了一份《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以下简称2006年协议），约定：1.根据1984年7月8日造林承包《协议合同书》、通证字（108）号、1994年8月8日《协议合同书》，根据省高院《关于厦铺镇黄荆村太阳山喷水岩林地使用权纠纷一案的调解协议》，因太阳山林场侵权一案，为林权确认余才伟长诉十一年之久，本着双方互利的原则，争议地的八百亩自然林、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归属余才伟；2.余才伟所辖范围内的自然林、林木（除余才伟人工造林的部分），经营的利润分成黄荆村五组得三，余才伟得七。该协议上，除余才伟、黄荆村五组时任组长签字外，另有黄荆村五组20位村民签字，其中村民余神龙、余国兵、余有道的名字非本人所签。协议签订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上诉人通山县人民政府、余才伟、黄荆村五组均提出的撤回上诉的申请，作出[2006]鄂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三方撤回上诉，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咸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不再执行。此后，黄荆村五组部分村民对争议地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余才伟发生争议，余才伟向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08年3月19日，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厦铺镇黄荆村太阳山林界线上的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通厦政确字[2008]第02号处理决定》），决定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归余才伟所有。2010年5月6日，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又签订了一份《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以下简称2010年协议），除保留2006协议的两条内容外，另加第3条：根据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关于厦铺镇黄荆村太阳山林界线上的自然林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五组同意余才伟办理林权证，继续承包喷水岩龟山寺林地经营40年。该协议上除余才伟、黄荆村五组时任组长余良生签字外，另有黄荆村五组22位村民签字，其中余寒信、余神龙、余有道、余才学的名字非本人所签。后黄荆村五组部分村民对上述《通厦政确字[2008]第02号处理决定》不服，自2011年2月份起多次向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认为该争议地属黄荆村五组村民集体所有，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侵犯了该组群众的正当利益。2011年7月12日，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销的决定》。余才伟不服，向通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通山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25日作出通政复[2011]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撤销的决定》。黄荆村五组不服该复议决定书，于2013年9月24日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均维持了通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2014年7月2日，黄荆村五组又向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2014年8月26日，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再次作出《关于撤销（通厦政确字[2008]第02号处理决定）的决定》。余才伟不服，向通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通山县人民政府作出（2014）14号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撤销（通厦政确字[2008]第02号处理决定）的决定》。黄荆村五组收到该复议决定书后，于2015年1月30日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咸宁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了黄荆村五组的诉讼请求。黄荆村五组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06年协议系林地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协议，2010年协议为2006年协议的补充，仍是林地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协议，解决本案争议必须先行认定上述林地承包协议的效力以及履行与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的纠纷，调解或者协商不成时，必须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以认定土地承包协议的效力以及履行与否，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鄂行终字第000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和通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通政复（2014）14号复议决定书，责令通山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通山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作出通政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的《关于撤销（通厦政确字[2008]第02号处理决定）的决定》；余才伟、黄荆村五组之间因承包协议发生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在调解或协商不成时，应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在未经仲裁或诉讼对林地承包协议的效力及履行与否作出认定之前政府无权直接确定争议地权属。为此，余才伟以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为由，于2016年诉至本院，要求：1.撤销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6）鄂1224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与黄荆村五组2005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分别于2006年7月29日、2010年5月6日签订的《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两份协议有效；2.责令黄荆村五组协助余才伟办理林权证等相关证件；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荆村五组负担。一审法院另查明：1.余才伟、黄荆村五组签订的2005年协议、2006年协议、2010年协议时，均未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协议书均是由余才伟自行拟稿打印后分别找黄荆村五组村民签字，部分村民的签字由他人代签，部分村民称未看协议内容，因余才伟称是为与太阳山林场打官司需要才签的字。2.2006年、2010年协议签订后，因黄荆村五组村民阻止，双方实际未按协议履行。3.本案争议地自2013年划归九宫山自然保护区，国家每年按每亩12.5元标准发放补贴，每年共计有10000余元，补贴一直由黄荆村五组领取。4.黄荆村五组在2006年、2010年有28户余姓村民以及4户王姓村民。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鄂1224民初48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余才伟的诉讼请求。余才伟不服提出上诉。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06年7月26日，太阳山林场与余才伟、黄荆村五组争议的林地使用权行政诉讼纠纷一案中，三方达成调解协议，议定48亩林归林场所有，余才伟所造林归余才伟所有，剩余的800亩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由黄荆村五组决定其归属。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均对调解协议予以认可，视为双方对此前林业承包协议的确权。双方签订的2006年协议及2010年协议，既未通过招标、拍卖方式竞标、竞价，亦未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协商、公布承包方案，明显违反了民主议定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余才伟上诉提出对争议的800亩林地已耗资百万元进行了适当苗木补栽和改造，但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余才伟的上诉，维持原判。余才伟不服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诉讼请求同一审诉讼请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鄂民申153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在再审庭审中，余才伟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双方分别于2006年7月29日、2010年5月6日签订的《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两份协议有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一、2006年协议及2010年协议的效力问题。（一）从两份协议产生背景、过程看，1984年7月8日，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签订《协议合同书》，由余才伟承包涉争林地经营权在内的2000亩林地；在余才伟承包期内，1988年通山县林业局与通山县原三界乡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成立太阳山林场，将余才伟承包面积划归林场范围；1994年，双方再签订承包协议，约定由余才伟按1984年协议继续承包30年；因太阳山喷水岩林地使用权与太阳山林场发生纠纷，余才伟于2004年向通山县人民政府申请林权确认，直至后来太阳山林场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2005年4月黄荆村五组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3月8日，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签订2005年协议，约定“喷水岩、龟山寺林界线以上余才伟承包造林合同范围内的所有面积（包括自然林）由余才伟自己诉访落实，费用自负，胜诉则喷水岩、龟山寺林界线以上的所有面积（包括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由余才伟经营管理”。从2005年协议推定下列事实：1.在2005年协议产生前，虽然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于1994年签订30年期承包协议，但因余才伟与通山县国乡联办太阳山林场之间关于林地的权属行政纠纷，余才伟对其承包协议范围内的林地经营权属待定，黄荆村五组是否有权处分该林地经营权具有不确定性；2.2005年协议是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在履行1994年林地承包协议期间，为解决余才伟与通山县国乡联办太阳山林场纠纷，为确定含涉争800亩林木、林地经营权属而产生；3.如果余才伟败诉，则喷水岩、龟山寺林界线以上的所有面积（含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余才伟不能经营管理。2005年协议产生后，在上述行政诉讼案件上诉期间，太阳山林场与余才伟、黄荆村五组三方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主持下达成2006年7月27日调解协议，余才伟、黄荆村五组签订2006年协议，随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鄂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裁定书，准予上诉方撤回上诉的申请。此后，因黄荆村部分村民对余才伟承包经营的林地有争议，余才伟申请当地政府确权后，争议双方签订2010年协议。上述事实证实，2006年协议和2010年协议均是余才伟、黄荆村五组为解决1994年协议及2006年7月27日调解协议遗留问题所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从两份协议内容看，2006年协议约定：1.根据1984年7月8日造林承包《协议合同书》，通证字（108）号、1994年8月8日《协议合同书》，根据2006年7月27日调解协议，因太阳山林场侵权一事，为林权确认余才伟长诉达十一年之久，本着双方互利的原则，争议地的800亩自然林、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归属余才伟；2.余才伟所辖范围内的自然林、林木（除余才伟人工造林的部分），经营的利润分成黄荆村得三，余才伟得七。2010年协议约定：除保留2016年协议的两条内容外，另加第三条，根据通山县厦铺镇人民政府关于厦铺镇黄荆村太阳山林界线上的自然林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争议的处理决定，黄荆村五组同意余才伟办理林权证，继续承包喷水岩龟山寺林地经营40年。上述事实证实，2006年协议是争议双方根据2006年7月27日调解协议，解决涉争的800亩自然林、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归属而签订，2010年协议对2006年协议的确认和补充，是对余才伟承包经营林地行为的认可。（三）从两份协议的履行情况看，余才伟在原二审期间提交的三份证据：通山县森林公安局厦铺派出所出具的余才伟在“喷水岩”小局部面积已栽了杉树、楠竹等树种证明，及通山县林业局厦铺林业站出具的查看余才伟造林地情况说明：“已造成高低不一的杉树幼林两片、栽了部分茅竹未繁殖成片、部分零星树苗无法统计”，及部分植被照片等予以证明其对涉诉林地实际投入及管理的事实。对此，黄荆村五组认为通山县厦铺镇森林派出所及通山县林业局厦铺林业站证明主体不符，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系原件，余才伟提供了证据来源，证据是真实的，且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认定；对证据中反映的部分植被照片，虽然黄荆村五组不认可系余才伟种植，但是亦不能提供新栽种植被由谁栽种的事实。另，双方因本案纠纷多次签订协议、涉争的事实，不能否认余才伟对涉争林地经营的事实。（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余才伟系黄荆村村民，符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作为2006年协议和2010年协议的相对方，与黄荆村五组通过多次协商方式承包经营，并签订承包协议的行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06年协议和2010年协议，系余才伟单方邀约黄荆村五组部分村民签名，协议签订的形式存在瑕疵，但时任该组的组长均签名认可，结合上述两份协议产生的背景、内容得知，组长的该代表行为有效。综上，2006年协议和2010年协议均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协议。二、余才伟要求黄荆村五组协助办理林地所有权证及经营权证的请求是否属本案民事审理范围，是否应当得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余才伟要求黄荆村五组协助办理林地所有权及经营权的请求，应先向当地政府部门主张权利，不属民事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综上，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余才伟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依法作出（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1224民初第489号民事判决；2.余才伟与通山县××镇黄荆村××组于2006年7月29日签订的《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有效；3.余才伟与通山县××镇黄荆村××组于2010年5月6日签订的《关于本组太阳山林界线上自然林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的协议》有效；4.驳回余才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在（2016）鄂1224民初489号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中，余才伟于2016年4月16日书面委托通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王凡、张小苹为特别授权代理人，约定，如胜诉，则余才伟按涉案的林木、果木等，及林地经营收益权的40%分配给王凡、张小苹。该案民事判决书载明，王凡出庭参加了诉讼。该案判决驳回余才伟的诉讼请求后，余才伟上诉至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余才伟于2016年12月2日与倪承宇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因余才伟诉黄荆村五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上诉一案，委托此宗农村林地承包经营的合伙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倪承宇，委托权限为：1.全权代理本案的全部诉讼权利主张；2.全权代理本案的诉讼或调解事宜；3.全权代理本案的执行或结案手续办理；4.全权代理可能发生的本案申请再审或申诉事宜。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余才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倪承宇，系余才伟的合伙经营人。该二审判决驳回了余才伟的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18日，余才伟因对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1218号民事判决不服，与倪承宇再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因余才伟因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申请再审，特委托承包合伙经营人倪承宇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1.代理申请再审的全部权利主张；2.代理参加本案的全部诉讼活动，履行全部诉讼义务；3.代理本案的全部调解权利主张和申诉事宜或结案手续的办理，代理签收法律文书和代理申请法律政策救济。2017年5月8日，倪承宇以余才伟的再审申请代理人身份代余才伟，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书中列明：再审申请人为余才伟，申请再审代理人为倪承宇（注明系余才伟的林业承包合伙经营人）。2017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民申1539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余才伟诉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予以提审。在该裁定书中列明倪承宇为余才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列明其系余才伟的林业承包合伙经营人。同时列明陈迪泉律师亦为余才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17年9月1日，余才伟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声明》，内容为：“本人与通山县××镇黄荆村××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因原代理人倪承宇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且非本村民委员会推荐，也不是本人承包合伙人，不得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故此，本人特声明解除与倪承宇的委托代理关系。”2018年5月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提审，作出（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列明余才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陈迪泉。后，倪承宇要求余才伟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书，行使办理林权证的权利，未果。2019年3月5日，倪承宇向通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办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登记发证的报告》，要求对涉案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向其和余才伟进行“按份共有份额”的政府登记。2019年4月12日，通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关于倪承宇办理余才伟林地承包经营权不予登记的情况说明》，载明不予登记的原因为：依据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一）采取转让或互换方式对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转让方未依法登记取得林权证，受让方直接申请登记的不予登记；（二）采取转包或出租方式对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原承包关系不变，受转包方和承租方申请登记的不予登记。2019年6月18日，倪承宇诉至本院。庭审中，倪承宇对于从2003年至2014年期间，因需要在余才伟承包林地采矿，向余才伟投资了140-150万元的事实，未举证。余才伟对此事实，亦不认可。一审法院又查明：余才伟经倪承宇的表侄李家愧介绍认识倪承宇。余才伟在与黄荆村五组发生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决定诉讼时，向余兰芳借款5000元，支付给倪承宇作为代理（律师）费用。期间，倪承宇与余才伟签订了如下两份协议，并将时间提前至2014年：2014年12月2日，以余才伟为甲方，与倪承宇为乙方，签订了《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约定：甲方原借乙方资金进行承包林地的投资，因无力偿还，同意以该笔债务作为承包林地入股经营的方式予以解决。其中，甲方以原承包林地经营权和今后收益权的五分之二股份折抵清偿此笔债务；此后的经营成本和盈利，都按甲方十分之六，乙方十分之四比例计算分配；林地的业务管理均由甲方具体负责，不计付工资，只计运营成本，乙方只有空闲时间前往查看，甲方向乙方通报一切事务即可；协议签字生效，任何方不得单方作废或变更，不得违反协议，否则，违约人除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再付对方违约金20万元。及其他等事项。2014年12月20日，以余才伟为甲方，与倪承宇为乙方，签订了《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约定：1.一切按政府和司法部门主张这宗林地和林木经营权利的文字概由乙方负责，甲方配合乙方这部分工作的工作量，凡是超出咸宁市上省进京维权之事，概由乙方承担主要责任；2.双方假如未能通过司法途径或政策救济争得此宗林地的合法经营权，甲、乙双方都不得相互指责；3.林地的再次造林，都由甲方设计通知乙方，一切人工费用都计入再生产成本由甲乙双方按股份分摊；4.甲方通知乙方有人侵犯林权需要乙方前来共同处理时，乙方必须前往处理；5.甲方平常前往视察林地不计工资，但亲身从事复育和造林则同社会的劳动力一样计算工资，计入再生产投资；6.双方同意的必需的人情开支，全部计入生产成本，双方到政府部门或进市、到省、进京为此宗林地的维权费用由双方自负，不计入生产成本。一审法院再查明：2017年5月份，通山县闯王镇南合山硅石矿、厦铺镇黄荆硅石矿、通山彭家洞竹林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欧源玻璃石英有限公司红美硅石矿、闯王镇集潭竹板硅石矿、通山县界牌大山下硅石矿、通山县爬岭硅矿、通山县富家山矿区坦上石龙山硅石矿、通山县彭家洞森泰硅石矿、和通山闯王镇富家山梨头冲硅石矿等10家厂矿企业向咸宁市人民政府投诉通山县人民政府，期间，其中以通山闯王镇富家山梨头冲硅石矿代表人徐春花为代表的8家厂矿（含余才伟经办的厦铺镇黄荆硅石矿），亦经李家愧介绍倪承宇出面代理打官司，倪承宇收取了8000元的代理费用，因倪承宇没有律师执业证，只同意以签订合伙协议的方式，出庭诉讼，大家不同意，代理就此终结，但其收取的8000元不愿出具收据，矿山需要做账，便由余才伟代为出具了收条。而黄荆村五组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亦不服，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9]42000000090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黄荆村五组的监督申请。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诉争焦点为：1.倪承宇、余才伟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林地合伙经营法律关系；2.倪承宇、余才伟间签订的《（2014.12.2）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2014.12.20）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的性质是否为合伙经营或为附条件的委托代理诉讼法律关系及其是否合法有效；3.倪承宇要求政府部门撤销太阳山林场不应持有的林权证，并向倪承宇、余才伟颁发争议地林权证的诉求是否属于民事或行政诉讼，及在本案中能否一并审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一般举证原则。涉及合同效力纠纷案件，属于一般类型案件，其举证原则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一般举证原则。统一裁判原则，是同类案件基本执行同一裁判标准，实现个案和类案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我们应当遵守和执行。已生效裁判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和及依据该事实所阐述的法理，是审理与该事实有关联案件的审理指导，是具体落实统一裁判原则的体现。本案的审理，与已生效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该再审判决所确定的裁判原则，在本案中可继续适用。该再审判决对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之间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诉讼来源和过程，作出详细的表述，即该民事再审案件是因余才伟与通山县人民政府、黄荆村五组等行政诉讼纠纷发展而来。本案是同一事实行政诉讼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纠纷，是该同一事实的后续矛盾。现就诉争焦点及相关问题评判决如下：1.倪承宇、余才伟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林地合伙经营法律关系问题。虽然倪承宇、余才伟间签订了《（2014.12.2）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2014.12.20）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但该两份协议书的前提是在签订协议之前，余才伟对倪承宇具有合法债权，然后以“债转股”形式参与被告承包林地的经营。庭审中，倪承宇对于2003年至2014年期间为了在余才伟承包林地上开采矿藏，向余才伟投资140-150万元的事实，无证据证明，余才伟亦不认可，因此，可以认定倪承宇、余才伟间签订前述该两份协议缺乏“债转股”的前提，即：在该两协议签订之前，倪承宇对余才伟不具有其所述的140-150万元的合法债权的事实存在。也即：倪承宇无证据证明倪承宇、余才伟间存在真实的林地合伙经营法律关系。2.倪承宇、余才伟间签订的《（2014.12.2）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2014.12.20）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的性质是否为合伙经营或为附条件的委托代理诉讼法律关系及其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倪承宇、余才伟间虽然签订了《（2014.12.2）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2014.12.20）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但不能据此认定倪承宇、余才伟间存在真实的林地合伙经营法律关系。在认证部分，一审法院已确认该两份协议系倪承宇、余才伟在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过程中补签。通过分析协议的内容，结合查明的事实，可知，签订协议的目的：一是为了余才伟能在该民事诉讼中通过倪承宇的帮助，取得胜诉，即取得相应争议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二是余才伟胜诉后，倪承宇、余才伟之间利益的分配，同时，余才伟为了该民事诉讼已借支向倪承宇支付了5000元的代理费；三是倪承宇无法律执业相关资格，亦不是余才伟所在经济集体的村民，为了方便倪承宇以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补签了该两份协议，其实质是附条件的委托诉讼代理法律关系，即：如胜诉，倪承宇不光可以获得余才伟已给付的5000元代理费用，还可以取得余才伟所获收益的40%；否则，倪承宇只能获得余才伟已给付的5000元代理费用。倪承宇、余才伟间约定的这一代理收费方式，属于《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中规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为：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而倪承宇均不符合该范围规定，同时，他亦不是余才伟承包林地的合伙经营人，因此，他不能作为余才伟的诉讼代理人。倪承宇、余才伟间签订的关于“风险代理”性质的代理协议，应为无效，但该两份协议关于代理的约定，是倪承宇、余才伟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倪承宇代理余才伟参加了诉讼，余才伟应当对倪承宇的诉讼代理行为结果负责。关于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最终生效判决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在该生效再审判决书中，倪承宇已不再是余才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明余才伟解除倪承宇的授权委托得到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可。该生效再审判决的前提是之前已经发生的有倪承宇参加的相应民事诉讼形成的判决，对此前的相应民事诉讼，余才伟是否应该按该两份协议履行付报酬义务，倪承宇未提出相应诉讼请求，本案中不予审理。3.倪承宇要求政府部门撤销太阳山林场不应持有的林权证，并向倪承宇、余才伟颁发争议地林权证的诉求是否属于民事或行政诉讼，及在本案中能否一并审判的问题。本案中，倪承宇的诉讼请求：一是要求确认倪承宇、余才伟间于2014年签订的两份协议合法有效（这点已经上述分析作出无效评判）；二是要求黄荆村五组和通山县林业局对余才伟讼争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相互配合，向倪承宇、余才伟共同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再39号民事判决书在说理部分中阐明：“二、余才伟要求黄荆村五组协助办理林地所有权证及经营权证的请求是否属本案民事审理范围，是否应当得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余才伟要求黄荆村五组协助办理林地所有权及经营权的请求，应先向当地政府部门主张权利，不属民事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该理由在本案中同样适用。即：倪承宇要求余才伟申请办理相应不动产权证的诉讼请求，因其与余才伟之间不具有承包林地合伙经营法律关系，无权要求余才伟履行相应申请办证的义务。同时，黄荆村五组、通山且林业局是否协助办理相应不动产权证，不属于民事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倪承宇与余才伟虽然签订了《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和《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但签订该两份协议的目的是让倪承宇作为合伙人的身份代理余才伟参加余才伟与黄荆村五组的林地纠纷案件，该协议表面上是合伙经营协议，实则是一个委托代理合同，故对倪承宇要求确认《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和《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倪承宇与余才伟签订的《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和《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协议书无效。二、驳回倪承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倪承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相符，本院继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倪承宇提出其与余才伟签订的《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系真实有效的合同，双方应当履行合同的问题，倪承宇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承认，其只是在签订两份合同之前，陆续多次借款给余才伟，其出借给余才伟的190余万元的借款本息作为合伙的资金，其本人并不直接参与林地的经营等。对此，本院认为，如果要确定双方的合伙关系，即需要首先确认倪承宇所称的出资是否能够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倪承宇系自然人，其主张与余才伟之间进行了资金融通的行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倪承宇主张向余才伟出借资金，倪承宇所主张的数额巨大，但倪承宇既未能提交余才伟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不能向本院提交取得上述借款的资金来源或取款凭证，更不能说明其向余才伟交付出借资金的具体细节；同时，余才伟系湖北省通山县××镇黄荆村××组的农民，倪承宇系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居民，两人并无亲属关系，也非朋友故交，倪承宇既不能说明其为何确信余才伟具有偿还能力而未要求余才伟提供借款担保，也无任何证人能够证明其向余才伟交付了出借资金。倪承宇所主张的事实，既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其陈述的过程也不合常理。综合上述事实，倪承宇提出其向余才伟出借资金本息190万元并将上述资金作为合伙资金的事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在诉讼过程中，倪承宇承认其主张与余才伟合伙经营林场，仅提供合伙资金，而不提供劳动。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具体到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倪承宇提供了合伙资金，倪承宇也承认其未共同劳动。因此，一审判决对于倪承宇请求确认《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继续予以认定。在一审及二审审理过程中，余才伟对于《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签订的原因及具体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其陈述的事实客观、真实，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审判决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同时，一审判决对于《合伙经营林地协议书》《合伙经营林地责任分工》签订的过程、目的的分析，合同实质为委托代理合同的认定等认定，均作出了详细的阐述，理由充分，本院继续予以认定。综上所述，倪承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倪承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斌审判员 沈朝明审判员 李 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娜书记员洪瑞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