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2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玉喜，男，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晓云，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艺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溪市通利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兰溪市黄店镇桐山后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666199191K。法定代表人：牟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撮华，男，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卫东，男，198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锦东，男，197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上诉人黄玉喜因与被上诉人兰溪市通利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公司）、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5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玉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晓云、倪艺格，被上诉人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晓、孙卫东、章锦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孙撮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由通利公司、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讼争的322604元货款，通利公司认为应由孙卫东、孙撮华承担责任，我方以为孙卫东、孙撮华愿意承担责任，才在《确认书》上签字，然孙卫东、孙摄华却表示相应货物已入通利公司仓库，不应当也不愿意支付。一审法院驳回黄玉喜诉请，判决不当。1、一审认定黄玉喜对讼争的322604元货款发生时间的陈述不客观，通利公司不需要承担付款义务系错误。《确认书》并未提及讼争货款322604元属于2013年未结款。通利公司反复表示讼争款项系2013年的货款仅系单方陈述，并无证据。相反，黄玉喜提出的各方已对2013年的货款进行结算具有高度概然性，符合事实。第一，一审庭审过程中，黄玉喜与孙撮华、孙卫东都表示各方已经对2013年的货款进行结算。第二，黄玉喜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2013年的款项已经结清，通利公司的汇款金额和各方经结算后的金额一致，且通利公司在2014年6月30日的汇款上备注“14年1月份饲料款”，根据货款滚动支付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黄玉喜与通利公司之间对2013年的货款已结清。第三，黄玉喜持有通利公司2016年2月—4月期间出具的322604元借条，足以证明讼争款项系该期间产生。2、一审认为2013年之前的货款未结清，系认定事实不清。“虽然其中2014年6月30日通利公司支付的50000元备注2014年1月份饲料款，但通利公司辩称现实中单笔业务单笔结算的情况同样不能排除”，但事实上黄玉喜与通利公司2014年1月份的货款为305818元，不是50000元，并不是单笔业务单笔结算。3、即使黄玉喜与通利公司对讼争货款产生时间有分歧，通利公司也认可尚有322604元货款未支付，因而不影响通利公司应当支付货款的义务。二、《确认书》就讼争的322604元约定“由孙卫东、孙撮华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的条款未发生效力。1、《确认书》载明：“至2016年5月底止黄玉喜供给通利公司饲料合计欠款金额为1333038元，其中322604元存有疑问，由孙卫东、孙撮华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该条性质属《合同法》第65条的“第三人替代履行”。在孙撮华、孙卫东未向黄玉喜付款情形下，依照《合同法》第65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通利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对黄玉喜履行付款义务。2、该条若属债务承担或债务转移，未经债务承担人孙撮华、孙卫东同意，亦未得到其事后追认，该条款未发生债务转移的后果。通利公司仍应以债务人身份对上诉人承担支付义务。三、《确认书》明确，至2016年5月底止通利公司尚欠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为1333038元，说明通利公司账内反映的金额与黄玉喜的供货价款一致，黄玉喜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请应当支持。1、孙撮华、孙卫东系通利公司聘用的负责人，其内部有纠纷，不能对抗黄玉喜。在孙卫东、孙撮华明确表示自己与通利公司已经结清债权债务，不愿意支付讼争款项情况下，黄玉喜认为，所谓“存疑”债务承担约定不生效，且孙撮华、孙卫东明确表示不履行，则应由通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黄玉喜持有通利公司员工章锦东签字的送货借条（即货款欠条）主张案涉货款，证据充分。《确认书》的形成时间虽晚于黄玉喜持有的借条债权凭证，但《确认书》上所谓存疑的货款通利公司早在确认之前已经支付给黄玉喜，该部分内容的约定也与事实不符而无效。黄玉喜的债权凭证应当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利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维持原判。孙卫东二审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章锦东二审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孙撮华二审未作答辩。黄玉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通利公司、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立即支付黄玉喜货款322604元及利息261021元（按月利率2%计算，从应付之日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之后仍按月利率2%计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通利公司、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玉喜从事饲料经营业务，2013年以来多次向通利公司供应饲料。现黄玉喜以通利公司尚欠饲料款未付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提交了借条18份，落款时间在2016年2月15日-4月6日期间，合计金额322663元，每份借条的主要内容为兰溪（市）通利猪场借到黄玉喜人民币相应的金额及还款日期，并载明如逾期未还，从借款之日起按2%月息计算，分别由章锦东、案外人张洪奶以及送货驾驶员陈宝龙、王庆林等人签字，黄玉喜主张上述借条系向通利公司供应饲料的货款确认单。2016年9月4日，黄玉喜和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晓在一份确认书上签字，该确认书的内容为截至2016年5月底止黄玉喜供给通利公司饲料合计欠款金额为1333038元，其中322604元存有疑问，由孙卫东、孙撮华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现确认通利公司欠款金额为1010434元，到2016年11月底付清，9月份付40万元，10月份付30万元，11月份付清余款。2018年11月16日，黄玉喜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通利公司支付的上述确认书中的饲料款1010434元。另查明，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以及案外人张洪奶曾为通利公司的员工，孙卫东自认于2014年初从通利公司离职。章锦东自认于2015年11月份到通利公司打工，2016年8月份离职，在通利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购买的饲料主要由其负责签收。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讼争饲料款的实际产生时间以及通利公司、孙撮华、孙卫东、章锦东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黄玉喜主张2016年2月15日-4月6日期间向通利公司供应饲料，但货款一直未付，并提交了由通利公司当时的员工章锦东等人签字确认的借条为证。通利公司辩称，2016年9月4日双方结算过，对尚欠货款进行了约定，通利公司已支付了约定的货款。案涉款项实际是2014年之前的问题，与通利公司无关，不应当由通利公司来承担。孙卫东辩称其已于2014年初离开通利公司，对本案货款不知情。章锦东辩称上述借条对应的饲料确由其负责签收，当时是履行职务行为，且货款已经付清，现黄玉喜把2014年之前的债务移到后面来起诉，与事实不符。对此，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黄玉喜所提交的借条能够证明2016年2月15日-4月6日期间通利公司尚欠黄玉喜货款的事实。但同年9月4日，黄玉喜和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晓在一份确认书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当时已经对双方之间截至2016年5月底止的货款进行过对账结算，并就尚欠货款处理达成协议，且通利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确认书所确认的债务。黄玉喜主张因确认书中包含对存有疑问的货款由孙卫东、孙撮华自行负责的内容，由于孙卫东、孙撮华并没有在确认书上签字，且当时黄玉喜是被迫无奈签的字，故该确认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确认书系黄玉喜与通利公司对双方之间的饲料款问题达成的处理意见，其意思表示真实具体，该确认书中明确其中322604元货款存有疑问，由孙卫东、孙撮华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孙卫东、孙撮华没有在确认书签字，并不影响黄玉喜与通利公司就双方之间的货款问题达成协议部分内容的效力，而黄玉喜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当时系受到通利公司胁迫才在确认书上签字，亦不能证明本案借条涉及的款项在确认书所结算的饲料款之外。黄玉喜另主张2013年被告所欠的饲料款已经结清，通利公司辩称的案涉款项系确认书中载明的2013年的存疑饲料款与事实不符，并提交了银行分户明细为证。虽然其中2014年6月30日通利公司支付的50000元备注为2014年1月份饲料款，但通利公司辩称现实中存在双方就单笔业务单笔结算的情况同样不能排除，在黄玉喜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另行进行过结算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双方2013年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依据尚不充分，也与2016年9月4日由双方签字的确认书的内容不相符。而且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孙卫东、孙撮华在2014年初已经离开通利公司，现黄玉喜依据2016年期间的债权凭证要求孙卫东、孙撮华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该行为本身也表明黄玉喜所主张的债权实际并非2016年所欠的货款，能够印证通利公司、章锦东的答辩意见较为符合客观实际，故对黄玉喜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通利公司、章锦东支付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孙卫东、孙撮华并没有在确认书上签字，且黄玉喜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货款系孙卫东、孙撮华所欠，对黄玉喜要求孙卫东、孙撮华支付案涉货款的主张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黄玉喜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黄玉喜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玉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636元，由黄玉喜负担。二审中，黄玉喜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证明通利公司主张存疑的322604元货款已经通过当时通利公司的负责人的调查，相应的货物已经进入到通利公司，通利公司也已经该款项支付完毕。黄玉喜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三性均无异议，能够达到我方申请证人出庭的证明目的。因为证人在2016年8月之前一直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她也真实反映了对饲料入库情况的调查情况，也表明她是负责任的公司管理人。本案有争议的322604元当时也已经支付完毕。通利公司质证意见，对证人说的322604元已经付清我有异议，因为当时我说过把有疑问的先搁置，其他的先支付。黄玉喜本案中起诉的就是这笔有异议的322604元。孙卫东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章锦东质证意见，我对争议的322604元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证人证言能够达到待证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原判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黄玉喜自愿将涉案货款的利息从月利率2%调整为月利率1.5%，并从2016年9月4日起开始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的322604元是否应当支付以及应当由谁支付问题。对于黄玉喜主张的该322604元货款，通利公司抗辩认为该322604元货款形成于2013年，相应的货物没有入库，并不是涉案18份借条所对应的货物，针对通利公司的辩解，黄玉喜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即该322604元货款形成于2016年2月至4月期间，也就是涉案的18份借条所对应的货物，金额经滚动结算后形成，通利公司辩解的2013年未入库货物，已由当时通利公司的负责人徐某与黄玉喜进行了对账确认，相应的货物均已入库且确认金额为322604元，通利公司也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付清了该款项。黄玉喜的前述主张能够与其一审提供的借条、存款分户明细查询，通利公司一审提交的未入库饲料情况统计表，以及黄玉喜二审中申请的证人徐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即通利公司尚欠322604元的货款没有支付。虽然黄玉喜和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晓于2016年9月4日在一份确认书上签字确认该322604元由孙撮华、孙卫东支付，但该内容未经孙撮华、孙卫东同意，事后也未得到其追认，依法对孙撮华、孙卫东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通利公司向黄玉喜承担相应的责任。章锦东虽然在借条上签字，但其系履行职务行为，无需承担付款责任。二审中，黄玉喜自愿将本案322604元货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和期限予以调整，系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黄玉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5648号民事判决；二、由兰溪市通利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玉喜货款322604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5%从2016年9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黄玉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36元，均由兰溪市通利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玲玲审 判 员 叶金龙审 判 员 钱 萍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代书记员 周 莉?*ArabicDash?-10-??*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