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1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1,女,1957年1月30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2,女,1949年6月2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3,男,1946年8月20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4,男,1954年2月11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5,男,1952年3月20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6,女,1960年3月13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K某(中文名:姚某8),女,1962年5月19日出生,日本国籍,住日本国三重县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7,女,1958年10月29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因与被上诉人姚某6、K某(中文名:姚某8，以下简称姚某8)、姚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路X号院X号楼X层X单元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号房屋）由姚某1继承所有，姚某1向其他继承人分别支付房屋补偿款281250元，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X号楼X单元X2号房屋（以下简称X2号房屋）由姚某1继承所有，姚某1向其他继承人分别支付房屋补偿款5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薛某的两份代书遗嘱合法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两份代书遗嘱均无被继承人薛某的签名，无法证明两份遗嘱是薛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两份代书遗嘱的见证人均与姚某6、姚某8存在利害关系。薛某就X1号房屋所立遗嘱存在无效的情形，因为薛某立遗嘱时X1号房屋已登记于姚某8名下，其对于X1号房屋无处分权，故薛某就X1号房屋所立遗嘱内容无效。薛某与姚某9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由八个子女均分。姚某6、姚某8、姚某7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薛某遗嘱合法有效，薛某未在遗嘱上签字是因为其不会写字。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姚某1继承取得X1号房屋所有权，姚某1向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8、姚某6、姚某7分别支付房屋补偿款281250元；2、由姚某1继承取得X2号房屋所有权，姚某1向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8、姚某6、姚某7分别支付房屋补偿款50万元。姚某8在一审法院辩称，薛某生前立有代书遗嘱，将X1号房屋留给姚某8继承，故X1号房屋应由其继承。姚某8购买X1号房屋所支付的购房款39万元应当作为被继承人债务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同意X2号房屋依法定继承办理，该房屋价值400万元，故其应分得十八分之一房屋份额对应的补偿款。姚某6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姚某8按遗嘱继承X1号房屋的意见，无需给付其他继承人补偿款，不认可姚某1对X1号房屋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的意见。若X1号房屋按法定继承，因其对二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适当多分。按遗嘱继承X2号房屋中属于薛某的十八分之十三份额，其给付其他继承人一百二十六分之五房屋份额对应的补偿款。姚某7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姚某8依据遗嘱继承X1号房屋的意见，无需给付其他继承人补偿款，若按法定继承，其要求分得该房屋价值八分之一对应的补偿款。认可姚某6依据遗嘱继承X2号房屋的意见，同意分得该房屋价值十八分之一对应的补偿款。无其他要求处理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某9、薛某夫妇共育有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8、姚某6、姚某7八子女。二人父母均已去世。2006年4月12日，姚某9去世。2014年1月6日，薛某去世。2013年8月27日，薛某在周某、李某、吴某在场见证下，由周某为其代书遗嘱，内容如下：我叫薛某，1926年1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我今年已经87岁了，现神志很清醒，我想在我神志还明白的时候，将我百岁以后之事向你们交待一下：我现在身体状况还不错，这全是我的女儿姚某6的功劳，在我有生之年，我的吃、喝、穿全是我的女儿姚某6伺候。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百年以后把我现住的一处房屋，即海淀区X号楼X门X2号赠予给我的女儿姚某6。为避免我百岁后儿女之间因住房产生矛盾，特请好邻居李某及小女儿姚某8同事周某、吴某到场作证，立此遗嘱，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不识字，让小周代笔。立遗嘱人：薛某（签名上捺有手印），代笔人：周某，11010819601022223X，证明人：李某、吴某。2013年11月1日，薛某在周某、李某在场见证下，由周某为其代书遗嘱，内容如下：我叫薛某，今天是2013年11月1日，我拜托小周给我写点东西，就是一句话：X环岛（X路X号院X号楼X层X单元X1）的房子我全部给我老闺女姚某8。这是我最后的话，以今天为准。立遗嘱人：薛某（签名上捺有手印），证明人：周某、李某，2013年11月1日。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X医院诊断证明书载明：处理意见：患者（即薛某）目前神智清晰，对答流利，饮食差，体力下降，建议住院行抗肿瘤，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等治疗。本案审理中，双方均认可薛某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姚某6、姚某8申请周某、李某、吴某出庭作证陈述了两份代书遗嘱的办理过程。周某称其与姚某6、姚某8、姚某7系朋友关系，与其他当事人没有关系；李某称其与双方都是老街坊；吴某称其与双方没有关系。姚某1、姚某3、姚某2、姚某4、姚某5不认可遗嘱和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X1号房屋系薛某于2003年11月11日与X乡政府签订《X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后拆迁安置所得，拆迁协议载明的安置人口为薛某、姚某9及姚某1。2004年4月5日，姚某8向姚某6汇款57164.64美元。2010年11月5日，X1号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薛某名下，共有状况为单独所有。2011年9月9日，姚某8委托姚某6作为代理人与薛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约定以39万元购买X1号房屋，并于同日办理过户手续，将X1号房屋过户至姚某8名下。2013年11月22日，薛某在郝某、李某、方某见证，郝某代为执笔下出具声明，称其于2011年9月9日将X1号房屋卖给姚某8，交易金额39万元，资金方式为现金支付。2013年11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向薛某调查核实X1号房屋情况并制作谈话笔录，薛某称其确实将X1号房屋卖给姚某8，姚某8给了其现金39万元，其当时等着钱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3033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姚某1以薛某无处分权且签约并非薛某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姚某8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2004年成立并生效，但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另姚某8明知X1号房屋的来源是拆迁安置房，其仍以明显低于市场一般水平的价格签订买卖合同，且姚某8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足额支付了购房款，故姚某8非善意购买人，不能取得X1号房屋的所有权，X1号房屋所有权应当恢复至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的状态。薛某已去世，X1号房屋所有权从权属登记上无法恢复至薛某名下，但相关权利人对该房屋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日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00268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X1号房屋中姚某1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一，剩余四分之三应由薛某、姚某9共同共有。X2号房屋所有权现登记在姚某9名下，系薛某和姚某9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审理中，双方认可X1号房屋价值300万元，目前由姚某8控制；X2号房屋价值400万元，由姚某6居住。审理中，姚某6提交其与配偶张某名下银行流水和取款单，购买电器发票，薛某的门诊和住院费票据、病历、购买医疗用品发票，姚某7丈夫杨某的部分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证明其从其和配偶张某名下各账户取现595136.17元，用于薛某的治疗住院、购买医疗用品和生活电器、平日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资助姚某7丈夫杨某治病等用途。该金额较大，远超姚某6和张某收入水平，其资金来源于姚某8向薛某支付的购买X1号房屋购房款。提交张某2等14人的证明两份，证明内容均为：姚某6夫妇自1996年回迁至海淀区X号楼X门X2、X3之后，一直独自赡养姚某9、薛某夫妇，直至2014年1月6日薛某去世（姚某9于2006年4月12日去世），十八年未曾间断。姚某1、姚某3、姚某2、姚某4、姚某5认为张某的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系委托姚某6进行理财；姚某6存折中支出给付姚某7的钱不是薛某要求给的，全家人均有资助；薛某治疗疾病的费用和丧葬费子女均愿意负担；不认可姚某6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姚某7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应视为放弃了庭审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8、姚某6、姚某7作为被继承人姚某9和薛某的子女，均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享有法定继承权。姚某9生前未立遗嘱，故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关于双方争议的薛某2013年8月27日代书遗嘱和2013年11月1日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2013年8月27日遗嘱虽使用了赠予一词，但结合语境仍应认定系遗嘱。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薛某在办理两份代书遗嘱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两份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形，故可以作为见证人。见证人均出庭作证，且证人证言稳定一致，可认定证言的真实性。两份代书遗嘱均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签名。虽然两份遗嘱上没有薛某本人签名，但本案双方均认可薛某不会书写自己名字，故由见证人在两份代书遗嘱上代书薛某姓名，再由薛某在其姓名上按手印的情形应当视为薛某认可遗嘱内容。虽然2013年11月1日代书遗嘱中涉及的X1号房屋已被薛某于2011年9月9日签约出售并过户给姚某8，但被姚某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薛某在此情况下办理代书遗嘱系为确保姚某8取得X1号房屋所有权的补充行为，与房屋买卖合同并不矛盾，且法院生效判决最终确认姚某8不能取得X1号房屋所有权，故该遗嘱并不因房屋买卖合同的存在而无效。综上，两份代书遗嘱可以认定系薛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但2013年8月27日代书遗嘱涉及的X2号房屋和2013年11月1日代书遗嘱涉及的X1号房屋均有其他人的产权份额，故两份遗嘱仅对两套房屋中属于薛某所有的份额有效，对属于其他人所有的份额无效。遗产分配一节，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姚某6主张其对薛某、姚某9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适当多分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姚某6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对薛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薛某亦因此办理2013年8月27日的代书遗嘱将X2号房屋留给姚某6继承，但尚不足以证明其对姚某9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对其要求多分姚某9遗产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X1号房屋，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该房屋中姚某1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一，剩余四分之三份额由薛某、姚某9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姚某9去世后，其与薛某共同所有的该房屋四分之三份额的一半分出为薛某所有，其余的八分之三份额作为姚某9的遗产，应当由薛某及其八位子女均等继承。薛某去世后，姚某8依据2013年11月1日代书遗嘱有权继承X1号房屋中属于薛某所有的八分之三份额及薛某应继承的份额。考虑到X1号房屋现由姚某8控制，且姚某8应继承的该房屋份额占多数，故宜判归姚某8继承所有，姚某8应依据双方认可的房屋价值向其他继承人支付相应份额的补偿款。姚某8主张其购买X1号房屋所支付的购房款39万元应作为被继承人的债务予以清偿，但其提供的房款支付凭证指向的收款人为姚某6，现无证据表明该款项为其向薛某支付的房款，亦无证据表明姚某6收到款项后转交薛某，故对于姚某8支付了39万元购房款一节难以认定，且（2015）三中民终字第03033号生效民事判决亦认定姚某8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足额支付了购房款，故对于姚某8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X2号房屋，姚某9去世后，其与薛某共同所有的该房屋的一半份额分出为薛某所有，其余的一半份额作为姚某9的遗产，应当由薛某及其八位子女均等继承。薛某去世后，姚某6依据2013年8月27日代书遗嘱有权继承X2号房屋中属于薛某所有的一半份额及薛某应继承的份额。考虑到X2号房屋现由姚某6居住，且姚某6应继承的该房屋份额占多数，故宜判归姚某6继承所有，姚某6应依据双方认可的房屋价值向其他继承人支付相应份额的补偿款。遂于2020年2月2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路X号院X号楼X层X单元X1号房屋归K某(中文名：姚某8)继承所有，K某(中文名：姚某8)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姚某1支付补偿款875000元，向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6、姚某7分别支付补偿款125000元；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X号楼X单元X2号房屋归姚某6继承所有，姚某6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K某(中文名：姚某8)、姚某7分别支付补偿款222222.22元（四舍五入到分）；三、驳回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另，在2019年7月24日的庭审中，法官问：“被继承人（薛某）文化程度？”，原告（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回答：“文盲。”，法官问：“（薛某）能否书写自己的名字？”，双方均回答：“不能。”。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薛某于2013年8月27日及2013年11月1日所立两份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从两份代书遗嘱的形式上看，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就薛某于2013年8月27日所立代书遗嘱的形式效力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遗嘱由周某、李某、吴某在场见证，由周某代书，遗嘱尾部有薛某捺的手印，有代书人周某及证明人李某、吴某签字，并注明遗嘱日期为2013年8月27日。就薛某于2013年11月1日所立代书遗嘱的形式效力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遗嘱有周某、李某在场见证，由周某代书，遗嘱尾部有薛某捺的手印，有代书人周某及见证人吴某签字，注明该遗嘱日期为2013年11月1日。虽两份遗嘱上薛某的签名均由他人代签，但在其签名上有薛某所捺手印，两份遗嘱的见证人均对遗嘱的见证及薛某的捺印过程进行证明，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时均认可薛某因系文盲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故该手印应系薛某本人对两份遗嘱内容的确认。一审法院认定薛某所立的两份代书遗嘱符合法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上诉主张因薛某未在两份遗嘱上签字，及两份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与姚某6、姚某8存在利害关系，故两份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无效，但其五人均认可薛某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遗嘱见证人与本案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从两份代书遗嘱的内容上看，法律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薛某在两份代书遗嘱中分别就X2号房屋和X1号房屋进行了处分。根据查明的事实，X2号房屋属于其与姚某9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薛某在遗嘱中处分的属于姚某9的遗产部分，应认定为无效，在姚某9未遗留有效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X2号房屋中属于姚某9的遗产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对属于薛某的遗产部分按照其遗嘱进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就薛某在遗嘱中对X1号房屋进行处分的效力问题，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该房屋中姚某1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一，剩余四分之三由薛某、姚某9共同共有，故一审法院对于X1号房屋中属于姚某9的遗产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对属于薛某的遗产部分按照其遗嘱进行处理，亦无不当。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上诉称薛某立遗嘱时X1号房屋登记在姚某8名下，故薛某对于该房屋无处分权，进而主张薛某遗嘱涉及到X1号房屋的处理应属无效，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薛某虽然在立遗嘱前将X1号房屋权利转移登记至姚某8名下，但生效判决已确认X1号房屋由姚某1、薛某、姚某9三人按份共有，故薛某在立遗嘱时实际上对房屋享有相应权利，其对房屋的权利份额可按照其遗嘱进行处分。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530元，由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5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