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民终7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民族贸易公司，住所地：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人民路1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3MA5KKNH392。 法定代表人：唐国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懋经，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定丽，女，197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林（系陈定丽胞兄），男，196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上诉人防城港市民族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定丽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民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国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懋经，被上诉人陈定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林到庭参加质证并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民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维持第二项、第三项；2.驳回陈定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支持民族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陈定丽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一审裁判不予驳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陈定丽于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至提起本案仲裁请求的时间（2019年8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2020年2月3日），已经过去21年之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人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陈定丽的仲裁请求、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陈定丽已丧失司法胜诉权，人民法院应当驳回陈定丽的全部诉讼请求。2.陈定丽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不予驳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陈定丽在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其提起本案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9年，已过21年，且没有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陈定丽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因此，防城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的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没有作出驳回陈定丽仲裁请求的裁决错误，没有驳回陈定丽的仲裁请求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认定陈定丽与民族公司在1995年至1998年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陈定丽于1994年1月1日经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招录、审批后以“临时工”身份进入民族公司工作，其是编制外临时工身份，1995年1月至1998年1月期间，陈定丽与民族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制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仍属于国家计划经济时代下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用工关系，是劳动用工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1号]的规定：“对历史遗留问题，依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处理”，本案不应适用劳动法来规制，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1995年至1998年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陈定丽于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之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的时间发生在1998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对诉讼费用分担错误。本案诉讼费用不应由民族公司全部承担。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民族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定丽辩称，一、陈定丽上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2019年5月25日陈定丽发现民族公司没有给其购买社会养老保险金，经多方询问知悉民族公司于2002年与公司全体职工补买社会养老保险金至2002年，陈定丽多次与民族公司协商，都被以各种理由推诿，造成陈定丽无法购买社会养老保险金至今无果。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人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陈定丽知道民族公司损害其权利时间为2019年5月25日，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也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陈定丽与民族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994年5月15日陈定丽与民族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民族公司同意招收陈定丽为临时工，合同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9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合同期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基金。但民族公司未依法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为陈定丽缴纳养老保险基金是违法行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定约束力，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证据《劳动合同》、《招用国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职工工资定级呈批表》等证据证明陈定丽于1994年1月1日起在民族公司工作，1994年12月20日民族公司招收陈定丽为国家合同制工人，1995年起按企业标三5级执行发工资给陈定丽，足以证明陈定丽与民族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陈定丽依法享有与公司职工同工同酬、购买社会养老待遇。《招用国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职工工资定级呈批表》其本质就是一份长期性质的劳动合同。1994年民族公司与原防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防城区劳动局分别同意招收陈定丽为国家合同制工人，1995年新颁布的劳动合同制规定对其没有法定约束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民族公司上诉请求。 陈定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2.确认陈定丽系民族公司职工；3.民族公司为陈定丽补交购买社保养老保险金25859元（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止）,以后另计。 民族公司提起反诉请求：1.判决撤销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定丽的该项仲裁请求；2.判决维持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第二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12月30日、1994年3月21日经防城港市防城区劳动局、防城港市防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批准，同意民族公司招收陈定丽为全民合同制工人，有《招用国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为证，又经防城港市防城区劳动局、防城港市供销合作社审批，陈定丽的工资为企业标三5级，月标准工资172元，保金补贴60元，共232元，从1995年1月1日起执行，有《职工工资定级呈批表》为凭。1994年3月25日，劳动部门批准民族公司从1994年1月开始使用临时工劳动力五名，其包含陈定丽。1994年5月15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为1年，从1994年1月1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止。2019年8月5日陈定丽向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一、确认民族公司与陈定丽的劳动关系（自1995年1月1日起至今）；二、民族公司支付陈定丽社保养老保险金190000元（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以后另计。2020年1月20日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对陈定丽要求确认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与防城港市民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二、依法驳回陈定丽的其他仲裁请求。2020年2月3日，陈定丽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请求处理。2020年2月4日，民族公司亦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首先是本案的案由定性问题。一审法院在立案时将案由定性为养老保险待遇纠纷，民族公司则认为养老保险待遇纠纷是建立在劳动关系明确且没有争议的情况下的定性，仲裁阶段也确认为劳动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是围绕劳动关系展开的，故案由应定性为劳动关系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对民族公司的辩称予以采纳，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还有待审理，虽陈定丽具体诉求为民族公司要向其支付社保养老保险金，但民族公司是否要为陈定丽购买社保养老保险金必须基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本案案由应定性为劳动关系纠纷为宜。 二、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具体分析认定如下：（一）1994年12月31日之前，我国的用工关系需行政部门审批，其用工关系不属于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1994年12月31日之前，陈定丽与民族公司的用工关系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二）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双方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故陈定丽诉称1993年、1994年已经通过劳动部门审批工资定级，陈定丽系民族公司的正式职工，当然不需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而民族公司辩称，陈定丽招入时是“临时工”身份，1995年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后，并未与陈定丽签订劳动合同，民族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从1994年1月1日起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苏办发〔1996〕238号）第一条“关于是否还保留“临时工”的提法问题。《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但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双方之间的关系处于劳动法颁布与实施阶段，《劳动法》于1995年1月1日施行，陈定丽想通过提交“陈定芳”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来证明其身份与陈定芳一致，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鉴于陈定丽与民族公司虽在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期间无签订劳动合同，但在此期间，陈定丽以“临时工”身份接受民族公司的劳动管理，所提供的劳动是民族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双方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已然构成劳动合同的要件，故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民族公司请求撤销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第一项裁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1998年民族公司集体整改，整改后陈定丽和公司其他职工一样外出自行谋生。1998年1月至今，陈定丽未能举证证明为民族公司提供劳动，因此，民族公司与陈定丽不存在劳动关系。陈定丽要求确认1998年1月至今系民族公司职工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处理的范畴。 三、2020年1月20日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在程序上和事实上是否合法问题。民族公司辩称陈定丽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均已超过法定期限，已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为，陈定丽于2019年5月25日才知民族公司并未给其购买社会养老保险金，2019年8月5日向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书》，并未超1年的仲裁时效。陈定丽经查询，认为民族公司应给其购买社会养老保险金到2002年，其民族公司的侵权行为延续至2002年，未超民法总则最长诉讼20年的规定。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程序上并无不当。经一审法院审查，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但适用的《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6〕215号）已于2017年11月24日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五批宣布失效和废止文件的通知》废止。但其内容，在《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苏办发〔1996〕238号）第一条中有呈现。 四、关于陈定丽请求民族公司购买社保养老保险金25859元（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止），以后另计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故此，对陈定丽的社保金应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缴纳，陈定丽以个人名义主张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参照《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苏办发〔1996〕238号）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定丽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与民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支持民族公司请求维持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作出防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第二项仲裁裁决；三、驳回陈定丽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民族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46元，减半收取22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共计248元，由民族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及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定丽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陈定丽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是否与民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一、关于陈定丽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陈定丽自1998年离开民族公司已超20年，陈定丽未举证期间其有导致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发生，应当认定陈定丽申请确认自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其次，关于陈定丽要求民族公司为其补交社会养老保险金的仲裁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请求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陈定丽主张其直到2019年5月25日才知晓民族公司于2002年给全体公司职工补交养老保险至2002年，因此，应当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计算陈定丽要求民族公司为其补交社会养老保险金的仲裁请求时效，陈定丽于2019年8月5日向防城港市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但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确认要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由于陈定丽已经丧失确认劳动关系的胜诉权，关于陈定丽要求民族公司支付养老保险金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陈定丽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是否与民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期间陈定丽在民族公司从事柜台工作，民族公司向陈定丽按月发放工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998年1月陈定丽离开民族公司，民族公司未为其交纳社会保险，应当认定陈定丽的权利从1998年1月起就受到损害，1998年1月至2019年8月5日其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二十年，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劳动关系不再予以确认，陈定丽的胜诉权也因此丧失。因此，一审法院确认陈定丽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月与民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陈定丽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46元，减半收取22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共计248元，由被上诉人陈定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6元（上诉人防城港市民族贸易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陈定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志相 审 判 员 黄玉霞 审 判 员 李丽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胡雅萍 书 记 员 何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