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5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茂松，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品，男，198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惠芬，女，195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青昕，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凤，女，195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民，男，195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锦秋路699弄七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朱贤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君海，男。上诉人陈茂松因与被上诉人宋惠芬、陈小凤、陈惠民、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集团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2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茂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惠芬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宋惠芬、陈惠民在一审中均承认就上海市静安区普善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所签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私章是其所有，故即使没有本人签名，也是有效的；2．陈家荣2018年12月去世以后，陈茂松与陈小凤、陈惠民及其女儿、以及陈茂松之子陈一品多次就遗嘱中系争房屋的份额分配问题进行商谈，从未就房屋权属问题提出异议，说明其对房屋被购买成产权房早已知情且无异议。被上诉人宋惠芬辩称：1．宋惠芬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陈家荣去世以后，陈茂松之子陈一品拿出遗嘱，我们始知系争房屋变更为产权房的事实；2．协议书中私章确是宋惠芬所有，但并非本人签名。2002年陈家荣曾经提出要将系争房屋买为产权房，遭到了陈惠民的强烈反对，陈惠民不可能同意盖章，盗用私章是完全有可能的；3．录音的内容仅仅是能够证明陈家荣去世后，几个子女才知道系争房屋的相关情况。我们当时与陈茂松、陈一品协商只是基于亲情考虑，并不代表当然地放弃了我们应有的权利。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惠民辩称：同意宋惠芬的意见。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小凤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北方集团公司则表示不发表意见，请求依法判决。宋惠芬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系争房屋恢复至公有住房状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陈家荣(2018年12月4日死亡)与孔照华(2007年9月15日死亡)系夫妻，育有子女三人，即陈小凤、陈茂松、陈惠民。宋惠芬与陈惠民系夫妻。系争房屋原系陈家荣承租的公有住房。2002年，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据2002年5月31日《本户人员情况表》记载，系争房屋内户籍在册人员为陈家荣、孔照华、陈惠民、宋惠芬、陈玄玫、何轶中六人，其中何轶中、陈玄玫尚未成年。根据系争房屋公有住房买卖材料中《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记载，房屋承租人陈家荣经与本户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购买系争房屋，并委托陈家荣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一切手续，该协议书的同住成年人处有署有“孔照华、陈惠民、宋惠芬、何轶中”字样的签名，并加盖印章。后系争房屋权利人登记为陈家荣，房屋建筑面积50.63平方米。关于居住情况，系争房屋原由陈家荣夫妇与三位子女共同居住，陈小凤、陈茂松均于结婚后搬离。宋惠芬与陈惠民于2000年在本市购买预售商品房，该商品房交房并装修后，于2002年5月初搬离系争房屋。系争房屋现空置。2019年4月，陈一品持陈家荣公证遗嘱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之诉，要求继承陈家荣遗留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一、《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由何人所签，该协议是否系宋惠芬、陈惠民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此有争议。本案审理中，宋惠芬申请对《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中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上述协议中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是否为该两人中任何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90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需检的“陈惠民”签名不是陈惠民本人或宋惠芬所写，“宋惠芬”签名不是陈惠民或宋惠芬本人所写。各方对该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陈茂松认为鉴定结论只是科学推断，不能证明客观事实，且签名形成时间已久，鉴定结论也可能存在误差。即使鉴定结论与事实相符，也不能证明宋惠芬和陈惠民对系争房屋购买情况不知情。北方集团公司亦认为鉴定意见书无法证明宋惠芬和陈惠民对系争房屋购买情况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从接受鉴定的方式及鉴定过程来看，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陈茂松虽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其效力的证据，故本案对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认定《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均不是该两人中任何一人书写。至于该协议是否系宋惠芬、陈惠民的真实意思表示，需将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二、宋惠芬对系争房屋购买情况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当事人对此有争议。陈茂松提交2019年1月27日相关人员协商的录音光盘及文字，内容包括：(陈一品)“爷爷自己那部分份额，就给了我，我相信他既然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也会继承他的遗愿……”(陈小凤)“这个遗嘱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给你的，大部分东西都给你了……你爷爷这件事做得是不地道的……”(陈惠民)“这个事情该做，你叫我们兄弟在一起我们商量，哪怕你把遗书拿过来，老头子有这个遗嘱，后面怎么弄法，你有什么想法……”“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不签的……”中间播放陈家荣和陈惠民谈话的录音，(陈家荣)“它当时公证过了，3个地方，公证给陈一品。”“房子公证过了……”(陈惠民)“你管其他的事干什么呢，什么公证不公证，什么借不借，这不是别的事情啊……”陈茂松提交该材料以证明宋惠芬及其他被告对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的情况是知晓的，各方争执点只是份额问题。对于该录音光盘及文字，宋惠芬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只涉及系争房屋在陈家荣去世后的利益分配，并未提及宋惠芬在陈家荣去世前就知道系争房屋已被买成产权房的相关事实，且宋惠芬并未在录音现场，对录音中的商讨事宜不知情。陈小凤认为该录音系出于亲情考虑，对遗嘱内容共同进行商议，最终商议未果。陈惠民认为该录音不能说明宋惠芬在2002年以及陈家荣在世时早就知道系争房屋的权属情况。北方集团公司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系争房屋权利状况应当早已知晓并且认同。一审法院认为，该录音虽涉及系争房屋利益分配，但根据谈话内容无法推知宋惠芬对公有住房、产权房的区别明确知悉，并据此认定宋惠芬知晓系争房屋的权属情况，亦无法证明宋惠芬对此予以认可。宋惠芬认可《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加盖的宋惠芬印章与其自行购买商品房时使用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认为协议书上的印章非其本人所盖，因宋惠芬于2000年购买商品房后，仍实际在居住在系争房屋，并将私章放在房间内，直至2002年5月初搬至自行购买的商品房。当时宋惠芬分几批搬家，搬家后私章就找不到了，也再没使用过。至于私章如何盖在系争协议书上，宋惠芬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宋惠芬对2002年陈家荣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的情况是否知情；二、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是否侵犯宋惠芬的合法权益。关于宋惠芬对2002年陈家荣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的情况是否知情，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均不是该两人中任何一人书写，故宋惠芬及陈惠民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名，宋惠芬已就其主张完成初步举证责任。陈茂松辩称陈家荣就购买系争房屋一事召开过家庭会议，已征得宋惠芬同意。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陈茂松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家荣就购买系争房屋一事召开过家庭会议，其他被告亦未证实此节事实。其次，宋惠芬虽确认《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加盖的宋惠芬印章与其自行购买商品房时使用的印章系同一枚，但主张协议书上的印章非其本人所盖。陈茂松辩称，仅凭该印章就可以认定宋惠芬意思表示真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协议之时，在协议上自愿、自主地签名或加盖印章，均属于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协议上署有当事人签名或盖有当事人印章，一般可认定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然而，本案中，根据鉴定意见书，《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均不是陈惠民或宋惠芬本人所写，故该协议是否系宋惠芬真实意思表示存疑；且该协议签订于2002年5月份，正值宋惠芬与陈惠民搬家之后，印章脱离宋惠芬管理、控制范围亦符合常理，结合协议签名并非宋惠芬本人所签这一事实，宋惠芬主张系争合同签订之时未征得其同意这一事实已达高度盖然性标准，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再次，陈茂松提交的录音未能直接证明宋惠芬及陈惠民对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的情况当时知情，或早已知情，亦无证据表明宋惠芬对此予以追认。综上，宋惠芬对2002年陈家荣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的情况并不知情。关于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是否侵犯宋惠芬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按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为符合分房条件的职工和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其同住成年人。另根据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实施细则》第四条的规定，按成本价购买公有职工住房的对象为获得新分配住房的职工和在住所地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年满18足岁的同住成年人。凡承租户内有多人的，应协商确定购房人。宋惠芬为系争房屋户籍在册人员，其与陈惠民结婚后在系争房屋中一直居住到2002年，且无证据证明宋惠芬在上海市另有其他福利性住房，故陈家荣购买系争房屋时应当征得作为同住人的宋惠芬的同意。现《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宋惠芬”、“陈惠民”的签名均不是宋惠芬或陈惠民本人所写，陈茂松、北方集团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系争房屋购买之时已征得宋惠芬及陈惠民的同意或得到授权，故认定陈家荣签订本案系争合同以及《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时未与宋惠芬协商一致，未征得作为系争房屋同住人的宋惠芬的同意，亦未取得授权，侵害了宋惠芬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法律规定，订立的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该合同无效，故宋惠芬要求确认陈家荣与被告北方集团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将系争房屋恢复至公有住房状态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北方集团公司应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恢复系争房屋公有住房租赁状态。鉴于宋惠芬要求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律后果不需要法院处理，予以准许。据此判决：一、陈家荣与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就上海市静安区普善路XXX号X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无效；二、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海市静安区普善路XXX号XXX室房屋恢复至公有住房租赁状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为，2002年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时提供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有宋惠芬的印章。虽然宋惠芬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但加盖的印章与其自行购买商品房时使用的印章系同一枚。宋惠芬对自己的印章负有审慎保管义务，对此应当给出合理的解释。在其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其印章为他人偷盖。当时年代奉行的是“认章不认人”的签约方式，如果不能证明印章虚假，或者被偷盖，则协议的效力应予确认。从2002年签约到宋惠芬起诉已经历十七年，如果宋惠芬及陈惠民认为对系争房屋享有权利，其夫妻两人理应及时关注系争房屋的信息，而非十多年不闻不问，这有违常理。现陈家荣已过世，有些证据可能随之而逝，如将举证责任简单地分配给陈家荣的继承人，将有失公允。综上，宋惠芬诉请确认陈家荣与北方集团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茂松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21957号民事判决；二、对宋惠芬要求确认陈家荣与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上海市静安区普善路XXX号XXX室房屋恢复至公有住房状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宋惠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俊审 判 员  邬海蓉审 判 员  王晓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何 倩书 记 员  慎哲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