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22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松甫，男，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舞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9年8月15日出生，住舞钢市，现住舞钢市。系舞钢市院岭街道办事处龙山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青，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舞钢市，现住舞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庆，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葛彦，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成，河南广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瑞如，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舞钢市，现住舞钢市。原审第三人：吴永昌，男，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舞钢市，现住舞钢市。上诉人蒋松甫因与被上诉人苗青、原审被告葛彦、原审第三人冯瑞茹、吴永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豫0481民初39号民事判决。苗青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豫04民终289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豫0481民初39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19）豫0481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蒋松甫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松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苗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庆、原审第三人冯瑞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吴永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松甫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10722408.46元和以9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6%的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自2019年1月4日以后的利息的支付义务;2.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关于对涉案的两份借款合同中900万元部分因违犯有关法律规定系高利转贷,应当为无效合同的认定不持异议，但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特别是让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息10722408.46元和以9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6%的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自2019年1月4日以后的利息的的判决有异议。一、一审判决让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900万元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首先，本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借款合同中的900万元为无效部分,既然无效，合同相对人基于该合同所产生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让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900万元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依法不构成“返还”900万元的义务主体。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该条规定合同无效后返还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结合本案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涉案资金的实际收到人和该资金借贷人均为一审被告葛彦,被上诉人也正是基于此才将葛彦列为一审被告。而上诉人并没有依据涉案合同取得一分钱,既然没有“取得”,依法不构成返还的义务主体,当然不存在“返还”,况且,所依据的借款合同因无效已不存在。二、一审判决让上诉人偿还900万元项下所产生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看得出该条款是对合同双方存在合法借贷关系有关利息的界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而且是因为违法而无效,既然合同无效，双方就不存在借贷关系，既然不存在借贷关系，就不应该再用借贷关系中正常的利息标准进行规范，同时,既然因违法而无效，那么违法行为就不能再支持利息，而且,涉案的9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自有资金，既然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即使是上诉人占用，占用的也是银行的资金。被上诉人无权利用他人财产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因此，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和第三项让上诉人承担900万元项下所产生的利息于法无据。苗青辩称，1.对于蒋松甫的上诉理由不认可。关于9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为高利转贷并判决以往期间利息为零也不认可，苗青对此之所以没有上诉是因为没有钱负担上诉费用。所谓的高利转贷是在认定苗青就1000万元出借资金中的100万是自有的情况下，剩余900万元是从银行转来，所谓银行贷款在借款期一年就由苗青偿还过了。但是蒋松甫直到现在并没有归还苗青一分钱借款。苗青早已经还清了银行贷款。一审认定苗青高利转贷不能成立。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精神，即使认定苗青为高利转贷，也应支持苗青本金部分基本利息，而一审判决没有支持900万元2016年之前三年的利息，那么按照一审认定就造成苗青一方面偿还银行利息，但是另一方面不能收取蒋松甫利息，苗青倒贴了利息，显然不合适。蒋松甫上诉状提出的900万元出借款属高利转贷，因而不存在借贷关系的陈述，并不正确。即使苗青被认定为高利转贷，蒋松甫也得按本金加法院认可的利息归还苗青。假设这是苗青的犯罪所得，也是由专门的机关没收的，而不是上诉人。3.即使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蒋松甫使用苗青的钱，蒋松甫应当返还取得的财产和合法的利息部分，也不应该一分钱不还。另外，认为合同有效或者无效只是对合同性质的判断，不能剥夺合同项下财产的所有权。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21日第七版对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一致的情况有一个案例，认为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签订借款合同，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形成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名义借款人在偿还借款后可向实际借款人追偿，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应另案处理。《民间借贷：司法实践及法理重述（程国猛主编）》也有一个（2013）厦民初字第14号判决，认为借款人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借据的人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承担还款义务。借款人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另案处理。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民间借贷审理指南第一条规定：出借人根据借款人指示依约将款项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收款人的，借款人应作为被告。以上两个司法判例和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指南回答了上诉人蒋松甫上诉中所称的其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葛彦述称，同意上诉人蒋松甫的上诉请求。葛彦本来也想上诉，同样因为葛彦交不起诉讼费而没有上诉。针对本案意见如下：1.涉案借款中的100万元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因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900万元属高利转贷被认定为无效。结合本案两份合同，900万元借款和100万元借款无法区分对应的是哪一份合同。单从900万元借款数额来讲，肯定是来源于或对应于两份合同，因此两份合同均应无效。另外，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高利转贷被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指的是整个合同无效，所以案涉两份合同对应的900万元既然属于无效，那么两份合同整体上也应是无效的，而不应是一审所认定的900万元和100万元两个数额的有效和无效之分。这两个数额不仅是合同中的某一部分，是基础性的。2.关于逾期利率，法律规定的前提是借贷合同有效即存在合法借贷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900万元借贷是无效的，因此在法律依据上不应再适用6%逾期利息的规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从法律规定条文字面来理解，仅应该返还900万元。退一步讲，一方如有损失的，也应当按照双方过错责任分别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的900万元相关逾期利息是错误的。冯瑞茹述称，同意蒋松甫的上诉请求。吴永昌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苗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蒋松甫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借款之日按照月息2%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其中计算至2019年1月3日利息为1260万元；2、葛彦就蒋松甫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4月1日，蒋松甫作为借款人，苗青作为贷款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蒋松甫指定账号62×××10，借款肆佰万元整，月息按25‰结算，借款和还款期限处为空白，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同日，蒋松甫向苗青发送短信提供账号详情，卡号与借款合同中所载一致，苗青向借款合同中所载卡号转入400万元。2013年4月27日，蒋松甫作为借款人，苗青作为贷款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蒋松甫指定账号62×××10，借款陆佰万元整，月息按25‰结算，借款和还款期限处为空白，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同日，蒋松甫向苗青发送短信要求打款并提供账号详情，苗青分两次向借款合同中所载卡号转入600万元。蒋松甫回复已经收到款项。2013年5月8日，苗青银行账户转入10万元，对方交易账户为案外他人。2013年6月7日，苗青银行账户转入25万元。2013年7月16日，苗青银行账户转入25万元。2013年8月9日，苗青银行账户转入25万元，对方交易账户为案外他人。苗青称上述款项系蒋松甫支付的利息，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25‰作为计算标准。蒋松甫称汇入账户均不是自己的，不能证明是自己支付的利息。葛彦称利息是由葛彦或者葛彦通过他人支付的。2013年7月12日，蒋松甫向苗青发送短信，内容为：利息到了，我没顾上给你转里，有别的事短信联系。2018年7月10日，葛彦出具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葛彦委托冯瑞如代表本人全权参与我和苗青之间所进行的、以现存放于舞阳贝迪公司重量约2314吨钢板抵偿我和苗青之间发生于2013年4月1日的400万元、4月27日的600万元债务《以物抵债四方协议》上面以本人的名义的签约。冯瑞如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有权对上述《以物抵债四方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承认、修改，有权以我的名义在该协议上面签字。凡冯瑞如以我的名义在该协议上面的签名以及因该协议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均认可并承担相应责任。2018年7月25日，苗青（甲方）、葛彦（乙方）、冯瑞如（丙方）、吴永昌（丁方）签订《以物抵债四方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丙方为解决双方的纠纷，愿意以其所有的钢材为乙方抵偿所欠甲方的债务，四方经平等协商，达成下列条款。第一条：本协议中所称的需要抵偿的债务是指：1、发生于2013年4月1日，表现形式为由甲方汇入62×××10账户中人民币肆佰万元；2、发生于2013年4月27日，表现形式为由甲方汇入62×××10账户中人民币陆佰万元。第二条：本协议中所称的用于抵偿债务的钢材是指：被宝丰县人民法院（2016）豫042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书、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4民终33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现存放于舞阳贝迪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仓库的重量约2401.88吨钢板。第三条：抵偿物的交付：本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丙方应保证抵偿物能够全部交付到甲方，以甲方给丙方出具的收货凭证为准。第四条：（一）甲方声明和保证，甲方声明：自全部收到本协议第二条所列抵偿物之日起，本协议中第一条所列的全部债务即告消除，无论抵偿物日后处理的价值高于、低于或等于原债务价值，甲方均认可是对原债务的全部抵偿，决不反悔。甲方保证：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撤回在舞钢市人民法院对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协议中相对人的起诉，甲方同时保证反映本协议中第一条所列债务的全部债权凭证自收到本协议约定的抵偿物之日作废，并承诺不得再就本协议中第一条所列债务的本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对任何人、通过任何途径主张任何权利。甲方承诺：对于接收的抵偿物自接收之后由于乙方和丙方出现的各种原因，使甲方最终不能顺利得到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2400吨钢板抵偿物，则此协议作废。由于市场价格和质量变动等风险由甲方承担。（二）丙方声明和保证，对于本协议第二条所列抵债财产，丙方是通过与案外人其他债务关系所得，享有所有权或者合法的处分权。在本协议第二条所列抵债财产上，没有设立任何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押权）或者用益物权等权利负担。对于抵债财产的上述产权归属和权利负担问题，目前没有卷入任何诉讼，也没有任何第三人提出异议。丙方保证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在60个工作日内拿到2400吨钢板并能顺利拉走，甲方如不能在期限内拿到2400吨钢板或不能顺利拉走，则丙方愿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五条：本协议由四方签字或盖章并在抵偿物实际交付之日生效。协议下方苗青、葛彦（冯瑞如代）、冯瑞如及吴永昌签字。苗青认可吴永昌系该协议见证人。2018年9月30日，苗青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因前期冯瑞如同苗青签订的以钢板抵第三方债务协议，涉及钢板2314吨，现已经舞钢市法院公示进入拍卖程序，经双方协商：一、苗青同意最低拍卖价每吨3200元接受价款抵账；二、竞标价超出每吨3200元部分，无论超出多少款，冯瑞如需全部交于苗青所有。2018年12月23日，苗青书面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叫苗青，本人就2018年7月25日与葛彦、冯瑞如、吴永昌等人签订的《以物抵债四方协议》有关变更事项如下声明：本人同意将该协议中约定的用物抵偿并交付抵偿物的方式，变更为支付人民币750万元方式，本人同意冯瑞如在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我350万元，在2019年4月30日前将全部750万元付清，即为原《以物抵债四方协议》生效之日，自该日起，《以物抵债四方协议》中葛彦所欠本人1000万元债权债务消失（具体为：1、发生于2013年4月1日，由甲方汇入葛彦账户62×××10中人民币四佰万元，发生于2013年4月27日，由甲方汇入葛彦账户62×××10中人民币陆佰万元），本人就此笔债务和其他任何人再无任何纠葛。2018年12月23日，苗青书写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冯瑞如汇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此项汇款是原签订以物抵债四方协议中款项。就该100万元，苗青起诉之时未将该部分扣减，当庭冯瑞如明确表示不同意从本案起诉款项中扣除。另查明：2013年3月2日，苗青出具保证书1份，主要内容为：河南舞丰钢铁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钢支行授信贷款900万元，该笔贷款自2012年3月2日起，至2013年3月2日，为期一年，贷款用途为企业生产经营短期流资贷款。我作为该企业实际控制人保证该笔贷款在期限内贷款用途合法，本次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到期偿还，该笔贷款如出现逾期或不良我愿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并愿意以个人资产无条件承担该笔债务。苗青称该保证书系河南舞丰钢铁材料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联保之时应银行要求出具。苗青曾就本案借款向本院数次提出诉讼，其中2016年10月25日立案的（2016）豫0481民初2604号原告苗青与被告蒋松甫、葛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苗青在庭审中陈述，其借款用途是“为了投资，想着把钱借给他有很高的利息”，出借资金来源“一部分为自己的储蓄，一部分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有手续，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交”，该案卷宗中无银行贷款部分手续。本次庭审中苗青陈述借款来源为“一部分是河南舞丰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经营款，一部分是自己的积蓄”，且提供了河南舞丰钢铁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贷款部分手续。蒋松甫及葛彦对于苗青资金来源部分质证意见为“以苗青的名义借给葛彦的涉案款项，除不足110万元属于苗青自筹外，其余900万元，均是中国银行的贷款”，蒋松甫陈述“知道在2013年三四月份蒋松甫所在银行向舞丰公司发放了两笔共计800万元的贷款”。蒋松甫系金融业从业人员，苗青所述河南舞丰钢铁材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获批之时，蒋松甫在贷款发放银行工作。本案审理中，公安机关向一审法院调取本案相关卷宗材料。2020年2月24日，公安机关出具受案回执，写明举报人所举报的苗青涉嫌高利转贷案公安机关已经受理。现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苗青提供的借款，借款人是谁？二是案涉两份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三是本案借款本息如何认定？就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一个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从借贷合意角度而言，是指借款人基于一定的目的向出借人借款以及出借人同意向借款人出具款项的意思表示，民间借贷之所以能达成合意，往往基于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存在某种彼此熟悉乃至信赖的关系。就本案而言，苗青与蒋松甫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款项交付方式，除此之外，蒋松甫以信息形式再次向苗青明确款项交付的方式、利息支付等，这表明蒋松甫与苗青间形成了一致的借贷合意。与此同时，蒋松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系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于在借款合同中签字的法律后果应当知晓，不可能在不确认自己是借款人的情况下随便在大额借款合同中“借款人”处签署自己的名字，且在合同履行中就利息支付再次短信告知苗青，综合以上因素，应认定蒋松甫与苗青之间形成了一致的借贷意思表示。苗青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及蒋松甫信息内容向指定账户汇入款项，已完成借款合同中的款项交付义务，故蒋松甫与苗青之间形成借贷合同关系，蒋松甫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关于葛彦，借款合同中蒋松甫指定的账号即为葛彦的账号，庭审中葛彦认可收到苗青支付的款项且自认是实际用款人，故葛彦应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综上，蒋松甫与葛彦系案涉1000万元借款本金的共同借款人，应就该笔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关于《以物抵债四方协议》和《声明》，系原被告及第三人冯瑞如为清偿本案所涉借款本息而出具。《以物抵债四方协议》中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冯瑞如应保证抵偿物能够全部交付到苗青，以苗青给冯瑞如出具的收货凭证为准”，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由四方签字或盖章并在抵偿物实际交付之日生效”，各方当事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中约定抵偿物已实际交付给苗青，故该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关于《声明》，约定同意冯瑞如在2019年4月30日前将全部750万元付清，即为原《以物抵债四方协议》生效之日，冯瑞如认可未在2019年4月30日前将全部750万元付清，故此该声明内容所附条件也未成就。综上，协议及声明中所附的生效条件均未成就，故原借款合同仍应由蒋松甫和葛彦履行。就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借款合同的效力，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已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苗青提供借款本金共计1000万元，对于款项来源，在（2016）豫0481民初2604号原告苗青与被告蒋松甫、葛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苗青陈述出借资金来源为“一部分为自己的储蓄，一部分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有手续，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交”，未提交银行贷款手续；本次庭审中苗青陈述借款来源为“一部分是河南舞丰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经营款，一部分是自己的积蓄”，且提交了河南舞丰公司在中国银行的部分贷款手续。综合以上两次陈述，可以确认苗青关于借款款项来源陈述前后不一，本次庭审中调取的苗青个人账户显示，在提供借款前苗青本人自有账户并无大额存款，其提供借款之时的款项均系借款合同签订当日由其他账户转入，虽苗青称汇入账户内的资金系自己或河南舞丰公司应收经营款，但除个人陈述外并未提交其它证据印证确系应由苗青收取的经营款，也即苗青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推翻其在（2016）豫0481民初2604号案件中关于款项来源的陈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苗青两次陈述，一审法院认定苗青提供的借款款项来源部分为苗青自有资金，部分为银行贷款。关于各部分数额，蒋松甫及葛彦认可100万元为苗青自有资金，900万元系银行贷款而来，在此情况下，苗青未进一步提交充足有效证据对其款项来源予以证实，应承担该部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苗青提供的借款中100万元系苗青自有资金，900万元系银行贷款而来。蒋松甫自认在提供该借款之时，知道苗青提交证据中显示的河南舞丰公司由其所在银行发放了贷款，应推定蒋松甫和葛彦对于苗青提供借款中包含银行贷款处于明知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苗青将银行贷款转贷给他人，且蒋松甫和葛彦应事先知道，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苗青与蒋松甫和葛彦间借款合同中的900万元部分因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为无效合同，下余100万元蒋松甫和葛彦自认系苗青自有资金，该100万元部分为有效借款合同。就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借款本息的认定，该院认为：对于100万元借款，因系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对于未支付部分，因约定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超过部分违反法律规定，故应以至年利率24%为限。对于900万元借款，因合同无效，所约定利息对各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借款合同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但自苗青第一次提出诉讼之日即2016年10月25日，该笔借款仍未偿还完毕，应视为经过苗青催要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将义务履行完毕，蒋松甫和葛彦构成逾期还款，应按照年利率6%向苗青支付自2016年10月25日至借款本金利息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关于应支付的数额，苗青自认于2013年5月8日收到10万元、2013年6月7日收到25万元、2013年7月16日收到25万元、2013年8月9日收到25万元，在计算该部分款项之时，以借款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5%计算利息，如支付数额超过应得利息，则视为偿还的为借款本金。经计算，100万元部分截止2019年1月3日下欠借款本金234716.23元、利息304192.23元。900万元部分截止2019年1月3日下欠借款本金900万元、利息1183500元（计算方法详见附表）。故蒋松甫和葛彦应偿还借款本金9234716.23元、截止2019年1月3日的利息1487692.23元，本息共计10722408.46元。自2019年1月4日，蒋松甫和葛彦应以借款本金234716.2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以借款本金9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关于冯瑞如支付的100万元，苗青及冯瑞如均不认可从本案起诉金额中扣除，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该部分双方可另行解决。关于冯瑞如称以771吨钢板提货单作价250万元抵偿250万元债务，冯瑞如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提货单已交付苗青，苗青不认可收到提货单也未提过货物，其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苗青诉讼请求中的过高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葛彦辩称本案应中止审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中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为“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本案中虽公安机关调取卷宗并出具受案通知书，但非刑事案件程序中，故此葛彦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蒋松甫的辩称中未被确认的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蒋松甫和葛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苗青偿还借款本息10722408.46元（其中借款本金9234716.23元、截止2019年1月3日的利息1487692.23元）；二、蒋松甫和葛彦以借款本金234716.23元中实际下欠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苗青支付自2019年1月4日至该部分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三、蒋松甫和葛彦以借款本金9000000元中实际下欠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苗青支付自2019年1月4日至该部分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四、驳回苗青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800元，由苗青负担81356元，蒋松甫和葛彦负担73444元。本案二审中，苗青提交舞钢市公安局舞公（经）不立字[2020]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葛彦控告苗青涉嫌高利转贷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苗青拟以此证明：1、苗青没有高利转贷的事实；2、葛彦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已过七天复议期，其明知苗青没有高利转贷，仍在庭审中声称苗青高利转贷，有恶意诉讼嫌疑。蒋松甫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支持苗青的系列抗辩理由，因为该不予立案通知书只能证明苗青不构成葛彦所指控的高利转贷刑事犯罪，不代表苗青不存在利用银行资金谋取私利的高利转贷民事违法行为。刑事犯罪的构成条件和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的会议精神，高利转贷民事违法行为只要存在出借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并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转借他人的，就构成高利转贷行为，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苗青不存在高利转贷的证据使用。葛彦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苗青的证明目的；苗青不构成刑事犯罪不代表其不构成民事上的高利转贷；同样，构成了民事上的高利转贷，不一定构成刑事上的高利转贷的罪。因此该证据不能否认苗青高利转贷事实以及相关合同无效的结果。冯瑞茹质证意见同蒋松甫的质证意见。针对双方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不予立案通知书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结合在案证据和各方当事人陈述，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葛彦向舞钢市公安局提出控告称苗青涉嫌高利转贷犯罪，舞钢市公安局于2020年8月2日作出舞公（经）不立字[2020]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主要争议问题为：蒋松甫是否为借款人，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利息是否适当。本案中，苗青持有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27日借款合同各一份，蒋松甫签字为借款人。蒋松甫向苗青提供银行账号，苗青依约转账支付了共计1000万元的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2013年5月8日至2013年8月9日，苗青账号数次收到借款利息，且2013年7月12日蒋松甫短信告知苗青“利息到了，我没顾上给你转里，有别的事短信联系”。上述事实表明，蒋松甫与苗青之间协商借款达成借贷合意，苗青按照蒋松甫指示账号转账支付款项履行出借义务，蒋松甫短信回复苗青其将利息偿还苗青履行还款义务，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蒋松甫为借款人。蒋松甫以借款合同系套打的，且其中一份合同上的“蒋松甫”签名系伪造，葛彦是债务人，苗青已经与葛彦等人签订以物抵债四方协议并出具声明为由，辩称蒋松甫不是债务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经查，一审法院已经告知蒋松甫可以对借款合同申请鉴定，但蒋松甫不予申请，因此蒋松甫所述借款合同系套打、他人伪造“蒋松甫”签名的辩解理由缺乏证据证明。苗青自2016年起数次起诉，又数次撤诉，经协商虽然与葛彦等人签订了2018年7月25日以物抵债四方协议，苗青亦于2018年12月23日出具声明，对债务履行方式作出变更约定，无论以物抵债四方协议或苗青声明均指出按约定的履行方式履行完毕后以物抵债四方协议生效、原债务消灭，明确了所谓的抵偿协议、声明生效的条件和原债务消灭条件。但实际并未全面履行，达不到以物抵债四方协议、声明约定的支付完毕后生效并消灭原债权债务的条件。因此原借款合同体现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相应债权债务继续存在。蒋松甫辩解其不是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葛彦账户实际接收了出借款，且在本案以往庭审期间曾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后其亦不提出异议，视为其加入了债务承担，应当与蒋松甫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审查证据认为苗青出借的1000万元资金中有900万元系经相关公司自中国银行贷出的款项，转由苗青对外出借，出借后约定了月利率2.5%的利息，蒋松甫在该地中国银行工作，一审推定蒋松甫、葛彦应当知道苗青出借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因此认定该部分出借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认定为无效。但是，蒋松甫、葛彦在以往多次诉讼及庭审中从未提出2013年借款当时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苗青该出借资金系从银行贷出，即使蒋松甫在该地中国银行工作，一审法院并未进一步审查蒋松甫是否经办、审核以上贷款的事实，予以印证蒋松甫已事先知道。况且苗青以自己账户转账交付出借资金，该资金又如何从其他公司贷款后转入苗青账户，一审判决仅以蒋松甫所在工作单位推论蒋松甫、葛彦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尚没有对其他相关证据进一步审查，相互印证，一审即推论认定借款合同中该900万元部分无效的理由有不妥之处。但一审判决后，蒋松甫、葛彦、冯瑞茹、吴永昌对此900万元借贷无效的认定并未提出异议，苗青虽然在二审期间认为该无效的认定不妥，应当支持其高于年利率6%的利息请求，但其并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二审中，蒋松甫辩称合同无效后因其未占有财产，所以其不承担返还责任。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有效或无效的后果首先约束合同当事人。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27日借款合同当事人为苗青和蒋松甫，案涉借款由苗青按照蒋松甫的指示转账至葛彦账户，无论蒋松甫与葛彦之间存在何种交易，苗青已向蒋松甫交付完毕，视为蒋松甫取得了借款。葛彦账户实际接收款项，葛彦对承担还款责任不持异议并认可还款，视为债务的加入，其与蒋松甫共同取得了借款。蒋松甫、葛彦二人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蒋松甫辩称其不应承担返还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葛彦辩解一审判决认定900万元借款部分无效，该900万元借款属于案涉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27日两份借款合同中的出借款项，应当从整体出发，认定剩余100万元借款部分也无效。葛彦该辩解实际上请求减少其承担还款的数额，但葛彦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其辩解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冯瑞茹、吴永昌系未承担责任的原审第三人，吴永昌未到庭陈述意见，冯瑞茹的陈述意见未影响到本案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的认定。综上，蒋松甫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49元，由上诉人蒋松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  李 勇审判员  崔伟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