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7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滨海大道南侧商贸街3号楼。法定代表人：陈建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平，辽宁恩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法定代表人：孟祥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锡亮，男，系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胜，男，系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陈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平，辽宁恩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叉销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叉车公司）、原审被告陈建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叉销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大连叉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连叉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大叉销售公司对大连叉车公司已不存在欠款。一审法院认定欠款事实的证据是2011年11月18日的征询函，但该函件是复合账目使用，非催款结算使用，不是结算依据。大叉销售公司未在该征询函的确认处签字，而是在不符处盖章并进行了说明，可以看出大叉销售公司未确认征询函中的数字。根据大叉销售公司提供的证据，大连叉车公司存在逾期交车的情形，在双方往来中已对应扣减的款项进行了处理。大连叉车公司只是主张合同金额，对于扣减款项未进行处理。大连叉车公司在两次诉讼过程中对其主张的款项的陈述不一致，应以第一次陈述为准。本案涉及的合同均是独立的，故诉讼时效应单独计算，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大连叉车公司辩称，不同意大叉销售公司的上诉请求。大叉销售公司在征询函中对于货款未提出异议，仅提出了晚交货的问题。大叉销售公司主张逾期交货没有依据，不存在扣减的问题。案涉货款是流动结算，征询函出具后双方又签订了20份合同，后续又存在付款，且回款金额大于发货额，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大连叉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共同给付拖欠叉车货款314,988元；2、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共同、支付利息至货款结清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建其系大叉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连叉车公司与大叉销售公司存在关于叉车的买卖合同关系。大连叉车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发往大叉销售公司的《往来询证函》记载，截至2011年9月30日，大叉销售公司应欠761,910元，并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大叉销售公司于“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中记载：（1）07年2台15T叉车，晚交货70天，违约金65,000元（叉车厂包批复）包处。（2）07年1台10T叉车晚交货40天，合同注明晚交货违约金1,000元/天（计41,000）至今未处理。（3）10年2台3T叉车晚交货45天至今未处理。陈建其在经办人处签字。大连叉车公司提交与大叉销售公司间《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产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原件或复印件20份及相应的产品验收单、委托书、增值税发票等原件或复印件如下：1、2012年9月5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产品名称CPCD70，设备代码CD-AD，数量1台，总金额158,000元。2012年12月12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70，数量1台，价税合计158,000元。2、2013年6月28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产品名称CPCD160，设备代码CD-QB，数量1台，总金额475,000元。《产品验收单》记载产品型号为CPCD160QB，数量1台，发货日期2013年8月23日，客户方验收人处有陈建其签字，收货日期为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24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60QB，数量1台，价税合计475,000元。3、2013年9月12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产品名称CPCD40，设备代码CD-BB，数量1台，总金额77,468元。《产品验收单》记载产品型号CPCD40BB，数量1台，该验收单有承运方及回执栏签字，无客户方验收人签字。2013年10月25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40，数量1台，价税合计74,000元，同日另一增值税发票记载运费价税合计3,468元。4、2014年1月1日买卖合同原件，载明产品名称16TCPCD160，设备代码CD-QB，总金额493,200元。委托书复印件载明委托张兴德到大连叉车公司处提车。2014年3月6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60QB，数量1台，价税合计493,200元。5、2014年1月27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16TCPCD160，设备代码CD-QB，数量1台，总金额510,500元。2014年3月12日委托书复印件载明：兹委托张兴德到大连叉车有限公司提取16吨叉车一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16吨叉车一台，并有张兴德签字，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2日。2014年5月8日增值税发票载明：规格型号CPCD30BB，数量1台，规格型号CPCD160CD，数量1台，价税合计560,240元，大连叉车公司主张其中510,500元针对2014年1月27日的买卖合同，53,000元针对2014年4月15日的买卖合同。6、2014年4月15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16T叉车CPCD160，设备代码CD-QB，数量1台，总金额468,000元；产品名称3T叉车CPCD30，设备代码C-BB，总金额53,000元，合计521,000元。产品验收单原件记载：产品型号CPCD30C-BB，数量1台，发货时间2014年4月17日，客户方验收人处有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签字。产品验收单原件记载：产品型号FD160CD-QB，数量1台，发货时间2014年5月8日，客户方验收人有陈建其签字。2015年6月18日出具的5张增值税发票均记载：规格型号CPCD160，数量0.2台，价税合计93,600元；2014年5月8日增值税发票记载：叉车运费价税合计3,260元。7、2014年5月5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7吨CPCD70，设备代码CD-AD，数量1台，总金额154,438元。产品验收单原件记载：产品型号CPCD70CD-AD，数量1台，客户方验收人处有陈建其签字。2014年6月23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70，数量1台，价税合计148,600元。同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运费价税合计5,838元。8、2015年5月13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10吨内燃叉车CPCD100，设备代码CD-CD，数量1台，总金额202,000元。2015年6月2日委托书复印件载明：兹委托郭江到大连叉车有限公司提取10吨叉车一台，车号辽Ｂ×××××。委托书下方记载：提十吨叉车一台，并有郭江签字，落款时间为6月2日。2015年6月18日出具的2张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00，数量0.4台，价税合计80,800元；当日出具的1张增值税发票记载：规格型号CPCD100，数量0.2台，价税合计40,400元。9、2015年5月13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15吨内燃叉车CPCD15，设备代码CD-QFB，数量1台，合计60,900元。2015年7月3日委托书记载，兹委托郭若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15吨叉车一台。2015年7月14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50，数量1台，价税合计609,000元。10、2015年6月24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5吨内燃机牵引车QD50，数量1台，合计136,500元。产品验收单原件记载：产品型号QD50TD-AD，数量1台，发货日期2015年7月3日，客户方验收人处有签字，收货日期2015年7月14日，大连叉车公司称签字人系大叉销售公司工作人员。2015年7月14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QD50，数量1台，价税合计131,000元；同日增值税发票记载叉车运费价税合计5,500元。11、2015年9月2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6吨内燃牵引车QD60，数量1台；产品名8吨内燃叉车CPCD80，数量1台，合计376,000元。2015年10月20日委托书复印件记载，兹委托郝艳波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6吨牵引车一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1台6吨牵引车，并有郝艳波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70，数量1台；规格型号CPCD80，数量1台；规格型号QD60，数量1台，价税合计522,000元。大连叉车公司主张其中CPCD70合计146,000元，CPCD80合计206,000元，QD60合计170,000元。12、2015年9月20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内燃叉车CPCD70，数量1台，合计146,000元。13、2016年1月27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16吨内燃叉车CPCD160，数量1台，合计512,000元。2016年3月24日委托书复印件记载：兹委托郝艳波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16吨牵引车一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1台16吨叉车，并有郝艳波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2016年4月25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60，数量1台，价税合计512,000元。14、2016年6月3日买卖合同复印件记载：产品名称内燃叉车CPCD50，数量1台，合计157,000元。2016年6月16日委托书复印件记载：兹委托郝艳波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5吨叉车一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1台5吨叉车，并有郝艳波签字。2016年6月21日增值税发票记载：规格型号CPCD50，数量1台，价税合计157,000元。15、2016年10月16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内燃牵引车QD50，数量1台，合计131,000元。2016年12月16日增值税发票记载：规格型号QD50，数量1台，价税合计131,000元。16、2016年10月26日产品买卖合同记载：产品名称15吨内燃叉车CPCD150，数量1台，合计560,000元。2016年12月3日买卖合同记载：产品名称15内燃叉车CPCD150，数量1台，总金额567,000元。该合同补充约定：此合同补充11月份的合同，进行变更，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补钱，运费由慈溪大叉自己承担。2016年11月24日委托书记载：兹委托郝艳波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15吨叉车一台和QD50牵引车1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1台15吨叉车Q50？头1台，并有郝艳波签字。2016年12月13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150，数量1台，价税合计567,000元。17、2016年11月17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6吨内燃牵引车，数量1台，合计172,000元。2017年1月9日委托书记载：兹委托王善鹏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QD60牵引车1台。委托书下方记载：腾盛货运，李伟，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3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QD60，数量1台，价税合计172,000元。18、2016年11月29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3吨内燃叉车CPCD30，数量1台，合计90,000元。产品验收单原件记载：产品型号CPCD30，数量1台，发货日期2017年1月16日，客户方验收人处有陈建其签字。19、2016年12月9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10吨内燃叉车CPCD100，数量1台，合计199,000元。2017年3月13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CPCD30，数量1台；规格型号CPCD100，数量1台，价税合计289,000元。20、2017年6月20日买卖合同原件记载：产品名称内燃牵引车QD50，数量2台，合计262,000元。2017年8月3日委托书记载：兹委托郝艳波到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取QD50牵引车2台。委托书下方记载：提走2台QD50牵引车，并有郝建波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2017年9月19日增值税发票原件记载：规格型号QD50AD，数量2台，价税合计262,000元。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对上述证据材料中的复印件均不认可。大连叉车公司提供其与大叉销售公司签订的2016年、2017年两年度的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特许经销商销售协议。根据协议，大连叉车公司授权大叉销售公司浙江地区特许经销大连叉车产品样本所列车型。该协议第十三条第3项约定，对于所欠大连叉车公司的货款，慈溪大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股东愿承担所欠叉车货款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大连叉车公司提供的大叉销售公司付款明细清单及大叉销售公司提供的平安银行收付款义务回单，大叉销售公司自2011年11月30日至2017年8月24日共计向大连叉车公司回款6,396,028元。其中包括2016年10月28日240,000元，2016年11月22日250,000元，2016年12月13日400,000元，2017年1月20日150,000元，2017年2月24日50,000元，2017年4月28日100,000元，2017年6月22日20,000元，2017年7月19日33,000元，2017年8月1日130,000元，2017年8月24日112,000元。另查，大连叉车公司曾于2019年3月以大叉销售公司、陈建其为大叉销售公司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主张其与大叉销售公司自2007年5月12日开始采取滚动结算方式累计签订《买卖合同书》80份，累计发货额17,244,706元，大叉销售公司累计支付货款16,927,318元，累计欠款317,388元。并主张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累计欠款317,388元。后大连叉车公司因证据不足申请撤诉，又另行提起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大叉销售公司是否尚欠大连叉车公司货款及相应数额；2、大连叉车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陈建其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认定如下：关于焦点一：首先，大连叉车公司提供了往来询证函以证明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大叉销售公司欠货款数额为761,91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询证函可以证明截至2011年9月30日，大叉销售公司尚欠大连叉车公司数额为761,910元的货款。大叉销售公司在询证函中提出的三点异议均系大连叉车公司晚交货产生违约金的争议，并非针对双方买卖叉车的货款，并未对货款761,910与实际不符予以举证，大连叉车公司是否违约及相应违约金的计算并非本诉讼审查的范围。故对询证函在作为对账凭证方面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其次，大连叉车公司提供买卖合同、产品验收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明其与大叉销售公司间后续产生合同款5,949,106元。尽管大叉销售公司称20份买卖合同中有9份系复印件，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根据大连叉车公司自认，大叉销售公司自2011年11月开始共计向大连叉车公司回款6,396,028元，大叉销售公司不予认可的9份合同复印件均发生在2016年10月26日之前，大叉销售公司2016年10月28日后共向大连叉车公司付款1,485,000元，与2016年10月26日之后原、大叉销售公司最后签订的5份合同总货款额1,414,000元相近，而该5份合同均为大连叉车公司未提出异议的原件。大叉销售公司在双方签署了往来询证函之后至2016年10月28日前付款额为4,911,028元，大连叉车公司提供的这期间合同原件或复印件的合同款项合计4,058,006元，如若大叉销售公司不认可的合同均未履行，则无法解释大叉销售公司付款数远超大连叉车公司发货的合同款数。从大叉销售公司的付款进度来看，也符合大连叉车公司主张的双方采取滚动的结算方式。大连叉车公司在此前诉讼中主张滚动结算并将欠款累计到2016年三份合同上，后因证据不足申请撤诉，不应构成对2016年10月26日之前合同款全部结清的自认，应根据双方交易中的证据据实计算大叉销售公司的欠款数。此外，结合大连叉车公司提交的产品验收单、授权委托书、增值税发票，大连叉车公司之举证在证明力上能够使人民法院确信其主张的上述叉车交易已实际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确认。故认定大连叉车公司、大叉销售公司间自2011年9月后产生合同款共计5,949,106元。最后，大连叉车公司自认大叉销售公司自2011年9月后总计付款6,396,028元，予以采信，大连叉车公司主张大叉销售公司尚欠款项314,988元[5,949,106-（6,396,028-761,910）]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大连叉车公司主张利息一节，因大连叉车公司主张其与大叉销售公司采取滚动结算方式，最后一份合同约定余款到货后一个月内付清，相应委托书记载郝艳波于2017年8月24日将车辆提走，故支持大叉销售公司支付大连叉车公司逾期利息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虽然买卖合同中对付款时间有约定，但根据大叉销售公司的付款时间和付款数额，大叉销售公司在履行的过程中并非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期足额支付每笔货款，双方采取滚动结算的方式，案涉最后一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大叉销售公司提货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故大连叉车公司起诉时未超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三：陈建其系大叉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连叉车公司主张陈建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依据是特许经销商销售协议中的约定，即对于乙方拖欠甲方的货款，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股东愿意偿还所欠叉车货款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故根据双方协议中的约定，陈建其系作为保证人对大叉销售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案涉最后一笔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至大连叉车公司起诉时已超六个月，故陈建其已过保证期间，大连叉车公司主张陈建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依据。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给付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货款人民币314,988元及利息（以314,988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二、驳回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7元（已减半），保全费2,268元，合计5,995元（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付），由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并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欠付货款。被上诉人在2011年11月18日向上诉人发出的往来征询函中已明确列示截止2011年9月30日的欠货款金额为761,910元，上诉人虽未在该函件的“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签字，但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中仅列举了2007年、2010年5台叉车因晚交货发生的违约金问题，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故对该询证函中载明的欠款金额，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发生于前述征询函之后的20份买卖合同，上诉人对其中的11份予以认可，对于其他9份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除提供了20份买卖合同外，还提供了相关的验收单、提车手续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上诉人作为购买方，亦未对其认可的购买叉车数量、型号及付款情况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说明。故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前述20份合同，一审法院确认合同金额为5,949,106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发生在征询函后的上诉人的付款明细，自认付款总额为6,396,028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银行回单的八笔付款均包含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明细中。根据征询函及买卖合同，双方之间因购买叉车发生货款合计6,711,016元，减去被上诉人自认的付款金额，上诉人尚有314,988元货款未付，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出的逾期交车违约金的问题，其公司并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被上诉人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抵扣，被上诉人如认为上诉人存在应支付违约金的行为，可另案诉讼。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付款方式，案涉买卖合同中对于付款时间有明确的约定，但从上诉人提供的8笔银行回单看，其公司在2016年10月28日后的付款与其认可的买卖合同亦非一一对应关系，故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系滚动付款应属合理，上诉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按照合同分笔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一节，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书及提货签字，上诉人最后一次在被上诉人处提货的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因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货到一个月内付清，故一审法院自2017年9月25日起开始计息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该标准应属合理；一审判决中表述自2017年9月25日起即按照全国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不准确，本院予以更正。综上所述，大叉销售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存在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4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4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上诉人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给付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货款人民币314,988元及利息（以314,988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7元（已减半）、保全费2,268元，合计5,995元（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付），由上诉人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54元，由上诉人慈溪市大叉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牛超群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