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528行初6号原告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江津东路155号，注册号码：421000000039853。法定代表人韩周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木兰，男，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英华，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救师口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8011140631D。法定代表人李仟全，该镇镇长。出庭负责人田丹青，分管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秋潭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8011140914M。法定代表人曹锋，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田继乔，分管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华，男，该局法规股股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张开知，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原告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林风农业公司）与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磨市镇政府）及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长阳县农业农村局）、第三人张开知渔业行政补偿一案，于2020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后，于同年1月20日分别向二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木兰和胡英华，被告磨市镇政府的分管负责人田丹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华，被告长阳县农业农村局的分管负责人田继乔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华和周清华，第三人张开知到庭参加诉讼。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院依法扣除审理期限97天（即从2020年1月24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诉称，原告系从事农业综合开发、林木种植、水产养殖、销售等业务的企业。2014年1月2日，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许可办理了鄂长阳（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在被告磨市镇政府辖区柳津滩村水域进行渔业网箱养殖。2016年11月1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长政办发〔2016〕146号关于印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7.19灾后生产救助及扶持政策》的通知、147号关于《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理取缔补助及拆除经费标准》的通知，对持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的网箱养殖单位或个人及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政船检港监管站登记注册鄂渔船予以补助。原告响应被告号召，委派第三人张开知（养殖场负责人）经办清理取缔及养殖受灾救助补偿事宜。被告磨市镇政府违反通知规定，将原告所有的鄂长阳（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范围内的网箱及生产用房、公司股东夏木兰名下的2艘生产船都登记到了第三人张开知名下，并将补偿款860950元计入到了第三人张开知个人账户，被告长阳农业农村局对上述补偿款代为发放。原告知道上述情况后，指派股东夏木兰多次向被告磨市镇政府、水产局（长阳农业农村局）、县信访办进行沟通、协商、投诉，请求二被告纠正错误，将补偿款支付到财产所有单位名下。但二被告却无正当理由推诿、拒绝改正。2019年12月19日，原告再次向县人民政府及二被告邮寄书面联系函，二被告分别于12月21日和12月23日收到，但均未在合理期间予以答复。原告认为，根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通知，被告对全县清江水域网箱养殖单位补偿对象和范围明确具体，但在办理网箱清理取缔登记中，二被告故意或过失行为，将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所有的财产登记到第三人张开知名下，并与第三人张开知个人签订协议，将应补偿给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860950元计入到了张开知个人账户，导致补偿款权属不明，致原告公司无法支配自己的财产、支付对外债务，造成股东夏木兰70多岁的老伴于2019年12月23日因股东对公司连带债务忧愤而投河自尽。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确认二被告未依法履行对原告财产的补偿，并错误的将应补偿给原告的补偿款决定补偿给了第三人张开知；2、判令二被告撤销对第三人张开知的补偿协议及补偿款的发放决定，重新作出对原告补偿的行政行为；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年1月2日，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一份，证明原告依法取得滩涂网箱养殖许可，网箱及相关辅助设施为原告所有。证据二、登记号码为420528005267和420528006268《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副本）》二份，证明原告网箱养殖所需船舶登记在股东夏木兰名下。证据三、2016年11月1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长政办发〔2016〕146号关于《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补助及拆除经费标准》的通知及长政办发〔2016〕147号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7.19灾后生产救助及扶持政策》的通知二份，证明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及水上附属设施补助标准、奖励标准、验收标准及兑付办法。证据四、张开知签名确认的《清江高坝洲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登记表》一份，证明张开知对鄂长阳（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范围内的网箱及二艘生产船签字确认。证据五、2016年12月26日，磨市镇政府与张开知签订的《网箱限期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一份，证明磨市镇政府与张开知就养殖网箱清理取缔相关补助资金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签订了一致协议。证据六、2019年11月18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产局出具的《关于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通知书的异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在本县水产局不存在网箱清理取缔补偿款及相关救助款，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在本县水产局有网箱清理取缔补偿款及相关救助款项。证据七、2019年1月10日，磨市镇政府办公室出具的《磨市镇人民政府关于清江高坝洲库区网箱清理取缔登记柳津滩村水域网箱养殖户张开知网箱登记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磨市镇政府经本县网箱清理取缔指挥部审核复查后将网箱清理取缔补助和救灾资金等拨付到张开知银行账号，并建议对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和鄂长阳（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进行复核确认的事实。证据八、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出纳张萍持有的存折并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产局将燃油补助费补偿给了原告，并未支付给张开知的事实。证据九、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夏木兰就网箱补偿金于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11月26日间在反映的事实。证据十、2019年12月18日，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向本县人民政府、磨市镇政府及长阳农业农村局出具的《工作联系函》一份及邮政快递查询单二份，证明磨市镇政府将应补偿给原告的相关补偿款计入到了张开知的个人账户后，请求纠正错误发放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二被告认为原告的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已经注销；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二被告均无异议；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八、证据九，二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十，二被告认为与其没有关联性，原告应明确系谁签收。第三人张开知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认为原告的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已经注销，该证系原告公司股东夏木兰伪造相关手续后办理；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其他证据，同意被告磨市镇政府及被告长阳农业农村局的上述质证意见。被告磨市镇政府、长阳农业农村局辩称：1、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二被告未依法履行对原告财产的补偿并错误的补偿给了第三人张开知，其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于2016年3月3日向磨市镇政府提交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2012年公司为了贷款融资，公司决定将原养殖证变更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法定代表人为张开知，证号为〔2012〕第00021号（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为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并将该养殖证及网箱作抵押在长阳磨市信用社贷款了15万元，并且至今未还。就此事，长阳农商银行已起诉至长阳人民法院，长阳法院进行了调解，但至今未履行。2013年底，夏木兰在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私自将养殖证变更为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证号为〔2014〕第00001号，法人为韩周陵。2015年6月，夏木兰准备变卖公司网箱资产，由于农商银行与张开知及时阻止，未能变卖成功。为了保护银行及其公司的合法权益，特申请将养殖证号为〔2014〕第00001号养殖证注销，恢复到原来××县林风鮰鱼养殖场。从今以后，本公司在长阳涉及水产养殖的相关事宜，都由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办理。”从该书面申请的内容来看，一是充分说明原告申请注销了〔2014〕第00001号养殖证；二是说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本案第三人）负责办理相关事宜，本案第三人张开知有权与政府签订补偿协议。2、原告要求判令撤销磨市镇政府对第三人张开知的补偿协议及补偿款的发放决定并重新作出对原告补偿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磨市镇政府与第三人签订的“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是因为第三人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且参与了网箱限期清理取缔的事务，磨市镇政府理应将补偿款支付给第三人。在清理取缔期间原告也从未向磨市镇政府主张权利。二是原告首次向磨市镇政府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磨市镇政府与第三人张开知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起诉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2月29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一年，时间应计算为2018年2月29日。原告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已间隔两年半。三是原告不是行政补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该补偿款只涉及到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只有该养殖场的合伙人才是利害关系人。原告若因财产权属与第三人有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综上所述，二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水域滩涂养殖证已申请注销，且明确由第三人负责处理与水产养殖相关的事宜，磨市镇政府和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补偿协议及支付补偿款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效已超过一年，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磨市镇政府、长阳农业农村局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6年3月3日，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及第三人张开知盖章并签名的《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申请注销了〔2014〕第00001号养殖证，由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本案第三人）负责办理长阳涉及水产养殖的相关事宜的事实。证据二、2017年9月27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8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负责人张开知委托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鄢家沱村一组村民姜德红代为管理鄢沱与柳津滩水域养殖设备（网箱）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对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原告认为该《申请书》系事后补办，不具有真实性，对其不予认可；对于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二，原告认可部分网箱清理取缔补偿款项属于姜德红所有。第三人张开知对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均无异议。第三人张开知述称：对于该案的陈述意见同被告磨市镇政府、长阳农业农村局发表的答辩意见一致，没有新的意见。第三人张开知述称为支持其述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5月7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1民初61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二被告向法院提交的《申请书》上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证据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查询的《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及《遗失声明》登载报刊各一份，证明原告公司股东夏木兰提供虚假材料办理了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证据三、2016年12月1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产局出具的《关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相关申请的回复》一份，证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合法性。证据四、《失信人详情》网络打印件一份，证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因投资网箱养殖鮰鱼在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磨市支行借款后未按期归还，经诉讼执行程序后，被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事实。证据五、《执行和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同意用网箱养鱼补偿款20万元偿还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的事实。证据六、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100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书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鄂长阳民初字第00057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证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是夏木兰伪造第三人的签名导致解散。上列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磨市镇政府、长阳农业农村局对第三人张开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对原、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3日，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政船检港监管理站递交《申请书》，《申请书》载明的内容为：“荆州林风农业公司（法人：韩周陵），在磨市镇柳津滩水域从事水产养殖，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户名为：韩周陵，证号为〔2011〕第00060号，面积0.34公顷，公司所有事宜，一直委托夏木兰经营管理。2012年公司为了贷款融资，公司决定将原养殖证变更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法人为张开知，证号为〔2012〕第00021号（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为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并将该养殖证及网箱作抵押在长阳磨市信用社贷款了15万元，并且至今未还。就此事，长阳农商银行已起诉至长阳人民法院，长阳法院进行了调解，但至今未履行。2013年底，夏木兰在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私自将养殖证变更为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证号为〔2014〕第00001号，法人为韩周陵。2015年6月，夏木兰准备变卖公司网箱资产，由于农商银行与张开知及时阻止，未能变卖成功。为了保护银行及其公司的合法权益，特申请将养殖证号为〔2014〕第00001号养殖证注销，恢复到原来××县林风鮰鱼养殖场。从今以后，本公司在长阳涉及水产养殖的相关事宜，都由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办理。”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周陵与第三人张开知在该《申请书》上共同签名确认并加盖有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印章。被告磨市镇政府依据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向其提交的《申请书》，于2016年7月17日与第三人张开知签订《清江高坝洲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网箱所有法人单位名称或所有人姓名为张开知；养殖证号码为鄂长阳（淡）养证〔2012〕第00021号；养殖证面积为3400㎡；标准网箱面积为3400㎡（有证）；折算数量为170只；网箱生产用房面积为60㎡；生产船（艘∕吨位）为鄂长渔00358号和00357号（2艘，未年审）。2016年11月1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长政办发〔2016〕146号关于《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补助及拆除经费标准》的通知及长政办发〔2016〕147号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7.19灾后生产救助及扶持政策》的通知下发后，被告磨市镇政府于2016年12月26日与第三人张开知签订《网箱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该协议约定：1、补助资金计445700元（其中有证浮式网箱数量170只，标准2500元∕只，金额为425000元；水上管理用房69㎡，标准,300元∕㎡，金额为20700元）；2、拆除经费计93500元（浮式网箱数量170只，标准550元∕只）；3、奖励资金计170000元（浮式网箱数量170只，标准1000元∕只）；4、冲毁的网箱设施残值救助资金计34000元（冲毁网箱数量170只，标准200元∕只）；5、网箱水产品损失救助资金计113750元（养殖其它鱼网箱损毁数量88只，标准1300元∕只），以上合计856950元。该协议签订后，被告磨市镇政府将网箱清理取缔补助金及“7.19”水产养殖一次性救助金汇至了第三人张开知的银行账户。现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以该补偿款应为其所有为由，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时查明，2012年1月1日，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周陵向长阳水产局申请将其持有的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1〕第00060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变更为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该证登记名称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法定代表人为张开知。被告磨市镇政府与第三人张开知签订的《网箱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中，系对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范围内的补偿。本县针对取得网箱清理取缔补助款及水产养殖受灾救助费的所有权人，经被告长阳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将应享有的补偿款汇至统一办理的银行卡中。因夏木兰向长阳农业农村局反映，第三人张开知获取的补偿款与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存在纠纷，故第三人张开知依协议应获取的相应补偿款的银行卡，现暂时存放于长阳农业农村局。2012年2月8日，第三人张开知与夏木兰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伙成立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2012年8月24日，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在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磨市支行借款150000元用于网箱养殖鮰鱼，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第三人张开知与夏木兰就该借款与湖北长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借款期限届满后，因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未全面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而引起讼争。2014年1月16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长阳民初字第00057号民事调解书，就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数额及期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7年12月19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100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散了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周陵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经本院调查韩周陵，韩周陵表示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政船检港监管理站递交的《申请书》上载明的内容属实，申请人处签名系其亲笔书写。对于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股东夏木兰向法院提供的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陈述系夏木兰为了私自处理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养殖网箱及其他财产，在本人及时任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不知情的情况下，夏木兰在相关部门办理的该证，并办理了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注销登记手续。本县对清江库区水域内的养殖网箱清理取缔工作已告一段落，相关部门未对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基于行政机关实施了具体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本院应对被告磨市镇政府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签订的《网箱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1、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长政办发[2016]146号关于《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补助及拆除经费标准》的文件规定，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补助及拆除经费的对象为：“⑴持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证》的网箱养殖单位或个人；⑵清江高坝洲库区、隔河岩库区登记范围内2017年2月28日前自行拆除、经验收合格的无《水域滩涂养殖证》的网箱养殖单位或个人。”可见，单位和个人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均能成为取得补助及拆除经费的对象。2、《水域滩涂养殖证》系行政许可登记行为，并不是物权权属登记。2012年1月1日，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周陵向长阳水产局申请将其持有的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1〕第00060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变更为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登记名称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法定代表人为张开知，该证又于2014年1月2日变更为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持有的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可见，《水域滩涂养殖证》的权利人可以根据养殖权人的意思进行流转。3、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向长阳渔政船检港监管理站递交的书面《申请书》中载明，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陈述公司股东夏木兰在隐瞒真实事实的情况下，私自办理了对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合法持有的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2〕第0002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的注销，重新办理了养殖权人为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所有的编号××××自治县府（淡）养证〔2014〕第00001号《水域滩涂养殖证》。同时申请将养殖证号为〔2014〕第00001号养殖证注销，恢复到原来××县林风鮰鱼养殖场。该《申请书》中同时载明，公司在长阳涉及水产养殖的相关事宜均委托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办理。经本院询问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韩周陵，韩周陵对《申请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见，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申请将养殖证的名称恢复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及委托第三人即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办理长阳涉及水产养殖的相关事宜的意思表示真实，故《申请书》载明的内容对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产生法律效力。4、2016年11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文决定对清江库区长阳水域养殖网箱清理取缔，对于在清江库区从事网箱养殖不再发放《水域滩涂养殖证》。本案中，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养殖网箱属于清理取缔对象，申请变更《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养殖权人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已经不为当时的政策许可。被告根据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递交《申请书》的内容确定取得补助及拆除经费的对象为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本案被告磨市镇政府依照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委托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签订的《网箱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系根据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申请实施的行为，符合文件精神，亦不违反法律规定。5、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系夏木兰与第三人张开知合伙成立，现已依法解散。夏木兰与第三人张开知因合伙产生纠纷，夏木兰向被告长阳农业农村局反映情况后，长阳农业农村局未将获取补偿款的银行卡给付第三人张开知，第三人张开知也未实际取得补偿款。夏木兰与第三人张开知因合伙产生的纠纷应为民事纠纷，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综上，被告磨市镇政府的行政行为系其与长阳林风鮰鱼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张开知签订的《网箱清理取缔及“7.19”水产养殖受灾户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协议》，该行政行为合法，故原告荆州林风农业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荆州市林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民审 判 员  高春兰人民陪审员  向建豪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吕小玲书记员吕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