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四维，男，195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沐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四川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鲜思勇，男，197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茂，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文彬，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审被告：周伦余，男，197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沐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宽，乐山市川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成都鑫昇利无纺布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新生村。 法定代表人：鲜思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乾中，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向治蓉，女，198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上诉人蒲四维因与被上诉人鲜思勇、秦文彬，原审被告周伦余，原审第三人成都鑫昇利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昇利公司）、向治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沐川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9民初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蒲四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被上诉人鲜思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茂，原审被告周伦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宽，原审第三人鑫昇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乾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秦文彬、原审第三人向治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四维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第一项；2.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鲜思勇、秦文彬对第一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审诉讼费由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连带承担，二审诉讼费由鲜思勇、秦文彬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借款用于合伙项目的投资，系合伙债务。一、对于一审认为有争议的5组证据，均系履行《合伙协议书》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如果不采信秦文彬提交的《协议》，就无法得出合伙经营的土地整理项目包括沐川县凤村乡沙坝村土地整理项目的结论。且该《协议》可以佐证沐川县的土地整理项目主要由周伦余借款投资完成，鲜思勇、秦文彬未向该土地整理项目进行相应投资。鲜思勇曾于2016年1月26日来沐川向蒲四维当面承诺分期偿还借款本息，当时向治蓉在场见证，（2016）川1129民初603号庭审笔录记载有蒲四维的法庭陈述。正是因为鲜思勇未兑现自己的承诺，蒲四维才于2016年3月9日提起对鑫昇利公司的诉讼。因为蒲四维当时知道，周伦余系鑫昇利公司授权委托全权处理沐川县土地整理项目所有事宜的负责人，认为鑫昇利公司应当对周伦余的代理借款行为承担责任，蒲四维才直接起诉鑫昇利公司。 二、案涉合伙项目是挂靠鑫昇利公司名义取得经营权并实施完成，因为土地整理项目不允许以自然人名义投资。蒲四维在起诉状中明确载明了挂靠经营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却没有明确认定，导致不能清楚识别鑫昇利公司相应行为的法律性质及效力，也不能理解为何以鑫昇利公司名义开立的土地整理项目银行账户一直未使用，且鑫昇利公司未以自己名义向土地整理项目实际投资的缘由。鑫昇利公司之所以全权委托周伦余为土地整理项目负责人，是因为《合伙协议书》约定推举周伦余为合伙负责人。实质上，鑫昇利公司的行为就是合伙的行为，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和收益就是合伙的投资和收益。鑫昇利公司系土地整理项目的名义投资人，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根据《合伙协议书》的约定才是实际投资人，至于是否真正投资，应各自举证证明。2015年6月18日，鑫昇利公司向沐川县国土资源局和沐川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出具《关于划取新增耕地指标款的委托书》，应认定为全体合伙人对合伙收益的支配。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证据的理由不成立。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但鑫昇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庭也未要求提供原件，况且蒲四维并非该证据的原件持有人，在（2016）川1129民初603号案件中，鑫昇利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 三、向治蓉系合伙土地整理项目的财务管理人员，使用自己的私人银行账户对合伙投资和收益进行收支管理，该事实已为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但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可。虽然《合伙协议书》约定秦文彬负责合伙企业财务管理，但并未实际执行，秦文彬未提供自己管理合伙财务的相应证据。直到2015年6月4日，鑫昇利公司向沐川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出具《关于收款人银行账户变动等相关事宜告知函》，才解除了向治蓉作为财务管理人员不再作为合伙项目的指定收付款账户，转由秦文彬为财务经办人。 四、一审法院不采信“沐川信用社借款、还款凭证”的理由不能成立。该证据已在（2016）川1129民初603号案件提交，当时所有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周伦余作为合伙人，负责拓展业务、与客户订立合同。周伦余与永福信用社订立借款合同，借款用于合伙项目的投资，正是执行《合伙协议书》授权的行为，与向蒲四维借款归还合伙项目贷款本息系相同性质的行为。 综上，蒲四维出借款项用于周伦余偿还合伙项目的贷款本息，款项直接转入合伙项目财务管理人员向治蓉账户，已经证明该笔借款系合伙项目投资款的性质。虽然向治蓉该银行账户的资金有作为合伙项目的其他支付情况，但属于合伙内部对资金的安排使用，不影响最终用于还清合伙项目的贷款本息，即使作为合伙项目的其他支付，也改变不了作为合伙项目投资款的用途。鲜思勇、秦文彬并未向该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全部资金由周伦余借贷筹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规定，合伙人鲜思勇、秦文彬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蒲四维在出借款项时，是否知晓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三人在土地整理项目上的合伙关系及其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约定，并不影响合伙人连带责任的成立。 鲜思勇辩称，1.案涉借款来源于周伦余2014年3月16日向蒲四维出具的借条，借条明确载明借款人为周伦余个人，鲜思勇并未授权周伦余对外借款，（2018）川民再677号生效判决已经查明诉争借款为周伦余个人借款，并不属于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借款，鲜思勇无需就周伦余的个人借款行为承担还款责任；2.蒲四维所陈述的土地整理项目早在2012年就已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但案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通过向治蓉银行流水单可以看到，向治蓉在收到蒲四维出借的60万元以后，在七天时间内已将所有款项向第三方支付完毕，从借款时间、用途分析，均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土地整理项目；3.蒲四维已经就同一笔借款，在另一起案件中提起诉讼，诉讼标的及请求均是要求借款人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鲜思勇在该案中也是作为被告。在另案庭审过程中，相关当事人提交了《合伙协议书》，蒲四维放弃了向鲜思勇主张权利，现又基于同一笔借款要求承担还款责任，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4.根据另案庭审笔录，蒲四维最迟在2016年12月知道了三人的合伙关系，蒲四维对其他人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其在2020年3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已过；5.蒲四维通过另案的执行获取了100多万元收益，虽然该案被撤销，但获取的利益至今未返还，蒲四维的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伦余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蒲四维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应当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蒲四维的上诉请求。 鑫昇利公司述称，1.民间借贷关系是仅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借人和借款人均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请求。案涉借条为周伦余2014年3月16日出具，该借条明确载明借款人是周伦余，并不涉及基于其他代理身份而向外进行借款。在此前，蒲四维基于委托关系提起诉讼，要求鑫昇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最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亦明确载明该笔借款是周伦余与蒲四维之间的借款，该笔借款没有委托关系。此后，蒲四维又基于该笔借款再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蒲四维提到的其他项目，与本案没有实质关联性。案涉款项在出借后七日内由周伦余对外支付完毕，并没有用于合伙事务。3.关于收款人身份，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向治蓉是周伦余妻子，蒲四维反复强调是基于委托或合伙，是在混淆本案的事实。向治蓉在之前的庭审中也陈述了虽然收款账户是向治蓉名字，但实际是周伦余在使用。4.之前的判决强制执行了鑫昇利公司一百多万元款项，目前仍在执行回转中，蒲四维的损害并不存在，只有在其归还款项后，才有权主张权利。 秦文彬、向治蓉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陈述意见。 蒲四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连带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自2014年3月17日起按月利率2%付息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7日利息为7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连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8日，鑫昇利公司与原沐川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签订《沐川县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开发沐川县1个土地整理项目。2010年6月2日，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签署《合伙协议书》，约定周伦余现金出资1320000元、鲜思勇现金出资1320000元、秦文彬现金出资660000元，合伙共计出资3300000元，并推荐周伦余为合伙负责人，负责拓展业务、与客户订立合同，鲜思勇负责合伙企业全面管理，秦文彬负责合伙企业财物管理。《合伙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第1项约定：“……下列事项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Ｅ、处理流动资金壹万元以上的”。协议签订后，三人未对合伙事项进行工商登记，合伙经营的内容为沐川县、沐川县凤村乡沙坝村两个土地整理项目。 2011年6月11日，鑫昇利公司发出《通知》：“成都鑫昇利无纺布有限公司：在沐川县土地整理项目，为加强该项目经营管理，特成立成都鑫昇利无纺布有限公司沐川县土地整理项目部”。2011年6月11日，鑫昇利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成都鑫昇利无纺布有限公司：在沐川县土地整理项目，所有事宜委托周伦余全权处理。委托人：鲜思勇”，落款为鑫昇利公司。 2012年8月21日，沐川县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验收合格。 2014年3月16日，周伦余向蒲四维借款600000元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蒲四维现金人民币￥600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正，用于支付土地整理项目贷款的利息支付，此款用土地项目指标收益偿还，偿还时间为2015年4月底前付清，月利息按3%计算，借款人：周伦余，2014年3月16日”。2014年3月17日，案外人杨某归还蒲四维的部分借款，按蒲四维指示从杨某农行成都永丰场支行62×××17的账户分两笔转支600000元到周伦余指定的向治蓉在农行沐川县支行62×××19的账户上。 2015年6月4日，鑫昇利公司向沐川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出具《关于收款人银行账户变动等相关事宜告知函》，该函载有：“特别说明：1、原我公司指定经办人（委托代理人）向治蓉、周伦余从即日起解除对其委托，不再有其参与和办理我公司款项结算收款等工作；2、原我公司指定收款账户全部停用”。 2016年3月9日，因未收到600,000元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蒲四维诉至该院，要求鑫昇利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该院作出（2016）川1129民初202号民事判决：驳回蒲四维的诉讼请求。蒲四维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川11民终55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6）川1129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四川省沐川县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案号为（2016）川1129民初603号，该案审理过程中，该院于2016年8月15日依蒲四维的申请追加了周伦余、向治蓉为被告，并于2016年10月22日依职权追加了秦文彬、鲜思勇为被告。该案庭审中，蒲四维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鑫昇利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及承担诉讼、保全费。2017年3月22日，该院作出（2016）川1129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一、鑫昇利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蒲四维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3月17日起计算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蒲四维其他诉讼请求。鑫昇利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川11民终11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蒲四维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鑫昇利公司进行强制执行，该院依法扣划了鑫昇利公司相应款项。鑫昇利公司不服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民终1154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6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民申1662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2019年1月1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8）川民再67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民终115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6）川1129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蒲四维的诉讼请求。鑫昇利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蒲四维给付到期案款1,117,339元及利息，该院立案后仅查询到蒲四维有工资收入每月5,320元，无其他银行存款、车辆及不动产，遂要求蒲四维每月交纳案款2,600元。截至本案判决之日，该款项尚未执行完毕。 除沐川县人民法院依蒲四维申请基于（2016）川1129民初603号民事判决执行鑫昇利公司的财产外，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均未归还过蒲四维600,000元借款的本息。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借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合伙协议书》《通知》《法人授权委托书》《关于收款人银行账户变动等相关事宜告知函》、（2016）川1129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11民终557号民事裁定书、（2016）川1129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11民终1154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再677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1129民初202号庭审笔录、（2016）川1129民初603号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鲜思勇、秦文彬是否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二、本案蒲四维的主张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蒲四维的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一、鲜思勇、秦文彬是否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 蒲四维认为基于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的合伙关系，所借款项用于合伙项目的支出，应由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院认为，案涉借款借条为周伦余于2014年3月16日向蒲四维出具，该借条明确记载借款人为周伦余。同时，案涉借款系借条出具次日，由杨某按照蒲四维的指示向周伦余指定的其妻向治蓉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交付。蒲四维出借的对象是周伦余，其在出借款项时并不知晓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存在合伙关系，其他合伙人亦未授权周伦余对外借款，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了合伙支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借款人周伦余还本付息，而鲜思勇、秦文彬无还款义务。若周伦余认为案涉债务系合伙债务，可另案主张权利。 二、蒲四维的主张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鲜思勇及鑫昇利公司认为，在蒲四维起诉鑫昇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的（2016）川1129民初603号一案，蒲四维放弃了向鲜思勇和秦文彬主张权利，现又基于同一事实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纵观本案涉及的前后诉讼可以看出，在（2016）川1129民初603号一案中，蒲四维主张代理借款关系，起诉的被告是鑫昇利公司，虽将周伦余、向治蓉、鲜思勇、秦文彬追加为了被告，但蒲四维并未向追加的被告提出诉讼请求，而本案蒲四维主张的理由是周伦余借款用于合伙事务，被告是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因此，两案的诉讼请求与当事人均不同。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再677号民事判决已经撤销了该院（2016）川1129民初603号民事判决，蒲四维前诉的请求并未得到支持，本案亦不存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因此，蒲四维的主张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三、蒲四维的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该院认为，周伦余于2014年3月16日向蒲四维出具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015年4月底。蒲四维于2016年3月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蒲四维提起诉讼，导致了诉讼时效中断，应当从该诉讼程序终结时起重新计算，而该案最终生效的判决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的（2018）川民再677号民事判决书，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1月15日起重新起算。本案蒲四维起诉的时间为2020年3月19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本案的实际借贷关系发生在蒲四维与周伦余之间，借款人周伦余应当按照约定还本付息，利息应当自借款交付当日（2014年3月17日）起算至付清款项时止。虽双方在借条上约定的月息3%超过了法律规定，但蒲四维主张的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院对其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另，虽蒲四维诉鑫昇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蒲四维依据当时生效的判决申请执行了鑫昇利公司相应款项，但该执行依据已被生效判决撤销，原执行案件也进入了执行回转，蒲四维的债权并未最终得以实现，故有权主张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伦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蒲四维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3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款项时止）；二、驳回蒲四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周伦余负担。 二审中，鲜思勇、秦文彬、鑫昇利公司、向治蓉未提交新证据。蒲四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贷款还款凭证》《申请书》《土地整理工程款清单》，拟证明：2012年4月23日周伦余在永福信用社贷款70万元，用于土地整理；2014年3月20日还贷款利息19,264.98元，2014年4月22日还清本息706,849.77元。2.《关于划取新增耕地指标款的委托书》，拟证明：鑫昇利公司委托划取指标款至相应账户。其中，《借款借据》《贷款还款凭证》《关于划取新增耕地指标款的委托书》均在一审提交过复印件。 鲜思勇质证认为：借款、还款均是周伦余个人，并没有鲜思勇的签字，不能说明是合伙贷款或合伙还款。从证据持有原则，该组证据不应由蒲四维持有，真实性由法院确定。周伦余与鲜思勇、秦文彬合伙，其个人也要进行投资并取得后期收益，其个人投资不能算作合伙债务。该组证据并未体现周伦余作为合伙负责人的身份或取得了其他两名合伙人授权，因此即便该借款真实，也是周伦余个人行为。 周伦余质证认为：对蒲四维提交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明确载明了借款用途为土地整理，土地整理项目由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以鑫昇利公司名义实施。 鑫昇利公司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均不予认可。证据均显示周伦余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没有体现基于合伙借款，也不能证明案涉60万元借款用于合伙支出。 本院认证：前述证据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案涉借款发生时，周伦余与向治蓉系夫妻关系。在（2016）川1129民初202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蒲四维陈述：周伦余向我表明是公司委托他来办理借款；蒲四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陈述：蒲四维说要把这笔钱借给周伦余，周伦余也和我通了电话，我就按照周伦余的指示把钱打到向治蓉的账户上，我们都是认识的人，我知道向治蓉是周伦余的爱人，蒲四维指示我把钱打给周伦余，周伦余让我打到向治蓉账户上，我就直接转账给向治蓉，鑫昇利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鲜思勇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蒲四维认可在出借案涉款项时，并不知晓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是在起诉鑫昇利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中才第一次看到《合伙协议书》。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为周伦余个人借款还是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合伙共同借款？现论述如下： 合伙债务是指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以合伙字号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名义在与第三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形成的债务。对借贷关系主体的认定，应该以借贷关系发生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为考量依据。本案中，借条为周伦余个人于2014年3月16日向蒲四维出具，借款资金系案外人杨某于借条出具次日，在归还蒲四维借款时，按照蒲四维指示向周伦余配偶向治蓉账户转账60万元。第一，借条尾部载明的“借款人”为周伦余，并不包括鲜思勇、秦文彬，借条上无任何关于其他合伙人授权周伦余借款的文义表示。第二，蒲四维认可在出借案涉款项时，并不知晓周伦余、鲜思勇、秦文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鲜思勇、秦文彬对该借款也明确表示不知情，所以不存在蒲四维系基于信赖周伦余能够代表全体合伙人而向其出借款项的前提。第三，在（2016）川1129民初202号案件中，杨某证实蒲四维称要把这笔钱借给周伦余，杨某在与周伦余通过电话后，按照周伦余的指示把钱打到向治蓉的账户上，杨某为蒲四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前述证词具备客观性，能够证明蒲四维明知借贷主体为周伦余；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蒲四维曾多次强调周伦余向其表明是代鑫昇利公司借款，这进一步印证蒲四维没有与鲜思勇、秦文彬建立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周伦余与蒲四维之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借款人周伦余向出借人蒲四维承担还款责任。蒲四维要求鲜思勇、秦文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蒲四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蒲四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玲 审 判 员  吴维维 审 判 员  聂佳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  荆 勤 书 记 员  李金楠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