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朗进缝纫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后阮村。 法定代表人：曹亚丰。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懿，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冬灵，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积康，男，197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海，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钎汝，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亚丰，男，197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上诉人台州朗进缝纫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阮积康、原审第三人曹亚丰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4民初7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朗进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关系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为股权转让关系。一方面从经营状况看，上诉人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注册资本仅20万元。经营状况较为艰难。被上诉人希望退出公司，因此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商定了股权转让价格，原审第三人在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之后，于2015年6月6日出具了本案所涉的结算明细。原审第三人对法律关系认识错误，将双方真实意思写成了股份分红，如果案涉款项为股份分红，2015年尚欠被上诉人80万元分红的情况，完全不符合当时上诉人的实际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从本案付款方式看，被上诉人认可的款项均是由原审第三人的姐姐曹碧玉支付给被上诉人妻子管冬斐，如果是股份分红，付款主体应为上诉人；二、本案被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8年支付的两笔款项并非案涉纠纷款项，原审已经查明曹碧玉向管冬斐付款存在三种可能，不一定都是支付案涉款项，但又将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两笔款项性质的情况下，不应将该两笔款项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被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三、案涉款项真实欠款金额并非675000元。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7月和8月向被上诉人妻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支付了两笔款项，这两笔并非货款，系支付案涉款项，加上其他途径支付的款项，案涉款项真实金额应为350000元。 阮积康答辩称，一、本案分红款是在上诉人原股东同意后进行分配，由于上诉人没有及时将分红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6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具有欠款性质的股份分红明细并约定了付款时间和方式，这一行为没有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在一审的时候，作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曹亚丰以及委托代理人已经到庭参加诉讼，但在一审时没有提出涉案的股份分红这一行为无效。涉案的股份分红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分红款应当支付。二、原审 程序合法，本案审理的是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分红款是否应当支付的纠纷，并非审理上诉人公司利润分配的合法性，所以没有必要追究公司的股东参加诉讼，故原审程序合法。 阮积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分红款人民币675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9月18日的利息为107231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朗进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17日，由原告阮积康、第三人曹亚丰及案外人许守来投资设立，第三人曹亚丰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为200000元，其中原告出资约为70000元，享有的出资比例约为35%。2015年6月6日，第三人曹亚丰向原告出具《股份分红明细》一份，载明：“朗进付阮吉康股份分红尚欠80万元整，从2015年6月-2016年5月份付清，每月付款6万元整，其中2015年7月付10万，2016年1月付10万”。2015年9月14日，第三人曹亚丰的姐妹曹碧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妻子管冬斐支付50000元；2018年2月13日，曹碧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管冬斐支付25000元；2018年7月19日，曹碧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管冬斐支付50000元。另查明，原告阮积康曾用名为阮吉康，其妻子是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现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和台州市路桥万诚机械厂（普通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该两企业与被告之间均存在着较长期的货物买卖交易往来。被告曾通过向原告妻子管冬斐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也曾向原告妻子管冬斐支付过货款的开票税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被告尚欠原告的涉案款项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系公司盈余分配，被告辩称系股权转让关系。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该院出具了一份具有结算性质的《股份分红明细》。首先，从该结算单据的名称来看，被告法定代表人曹亚丰书写的是“股份分红明细”，显然涉及的相应款项具有分红款性质。其次，从该结算单据的内容来看，付款义务人为被告朗进，而非第三人曹亚丰个人。如果涉案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付款义务人应为第三人曹亚丰个人，不应是被告。而公司盈余分配的付款义务人为公司。再次，从该结算单据的金额来看，截至2015年仍结欠800000元，而相应款项原本总金额为一百多万元，如果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则转让款是原告出资额的将近20倍，不符合被告的实际经营状况。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应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公司盈余分配关系，被告如辩称系股权转让关系，应由被告向该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是，被告向该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转让款为70000元，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在金额和时间上均与原告提交的结算单据具有较大的差异，无法与本案涉及的款项形成有效关联。而且，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即便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也无法证明涉案款项即为股权转让款。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被告应在2016年5月之前付清分红款，那么，在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时，原告应在2019年5月之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被告在本案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并证明了诉讼时效期间开始和届满的事实，原告应就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可被告在2016年5月之后又于2018年偿付了两笔分红款，而被告则认为该两笔款项并非偿付涉案款项。因为被告履行义务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在于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认定。2018年的两笔款项均是曹碧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管冬斐支付，通过本案审理可以明确的是，曹碧玉向管冬斐的付款行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被告朗进公司向原告阮积康偿付分红款；二是被告朗进公司向管冬斐控制的企业支付货款；三是被告朗进公司向管冬斐支付货物交易形成的开票税点。诚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举证责任在原告，但该院认为，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首先，管冬斐系原告的妻子，实际也参与分红款的协商等事宜，其代原告收取分红款符合家事代理的要件。其次，原、被告均认可的2015年9月14日的分红款，就是通过曹碧玉向管冬斐支付的。支付方式有例可循。最后，结算之后的偿付行为是单务行为，不存在对待给付行为。原告提供了该付款凭证之后，实际上无法再进一步举证了。被告认为该款项是买卖交易形成的开票税点或货款，应由被告举证证明存在相应的订立合同行为或者交付货物行为，以推翻原告的主张。综上，该院认为，曹碧玉向管冬斐偿付的两笔款项是分红款具有较高的可能性，原告已就诉讼时效中断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认为该两笔款项系买卖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款项，应由被告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无法举证证明系买卖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款项，则该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于2018年中断，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自认被告在出具结算单据后偿付了三笔款项，共计125000元。被告辩称其在出具结算单据后、在付款期限届满前共计支付了45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79000元，通过现金交付271000元，之后未再偿付。被告辩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三笔款项中，除去双方均认可的2015年9月14日的50000元款项之外，其余两笔款项共计129000元均是被告朗进公司支付给原告妻子管冬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鉴于被告朗进公司与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确实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且两笔款项转账时备注的信息均为货款，该院认为，该两笔款项尚无法证明系被告朗进公司向原告偿付分红款，被告并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此时的举证责任尚未发生转移。至于被告辩称的已经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71000元，因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缺乏相应的证据，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辩称已经向原告支付的450000元款项中，除去原、被告均认可的50000元款项之外，其余款项尚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在被告缺乏证据证明其已偿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该院依据原告自认的款项确认被告已经向原告偿付分红款125000元，即被告尚欠原告分红款675000元。此外，被告还主张在本案中抵销其为原告垫付的税费和原告应向其返还的借款等，因证据不足，该院对此不予支持，但被告在另案中仍可起诉主张。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偿付分红款67500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台州朗进缝纫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阮积康分红款675000元，并赔偿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偿付诉讼保全费389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0元，减半收取计5815元，由被告台州朗进缝纫机电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2013年、2014年、2015年，上诉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三份，证明三年期间公司未分配利润只有30万元左右。按照本案出具条子是2015年6月6日，上诉人代理人认为支付给三分之一股份的股东就要120万元利润，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不一样的，证明本案不是公司盈余分配的问题。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资产负债表是上诉人自己制作的，我们不认可资产负债表上面的数据，不能代表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资产负债表系上诉人自己制作，且只涉及2013年至2015年的情况，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公司自成立后至出具结算明细时的真实盈利状况，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无法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上诉人主张系股权转让关系，本院审查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股份分红明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曹亚丰书写的是“股份分红明细”，显然涉及的相应款项具有分红款性质。从该结算单据的内容来看，付款义务人为上诉人朗进公司，而非第三人曹亚丰个人。如果涉案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付款义务人应为第三人曹亚丰个人，不应是上诉人。而公司盈余分配的付款义务人为公司。从该结算单据的金额来看，截至2015年仍结欠800000元，而相应款项原本总金额为一百多万元，如果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则转让款是原告出资额的将近20倍，不符合上诉人的实际经营状况。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应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公司盈余分配关系，而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转让款为70000元，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在金额和时间上均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据具有较大的差异，无法与本案涉及的款项形成有效关联；二、被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据双方的约定，上诉人应在2016年5月之前付清分红款，在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时，被上诉人应在2019年5月之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就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在2016年5月之后又于2018年偿付了两笔分红款，上诉人则认为该两笔款项并非偿付涉案款项。2018年的两笔款项均是曹碧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管冬斐支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曹碧玉向管冬斐的付款行为有三种可能：一是上诉人朗进公司向被上诉人阮积康偿付分红款；二是上诉人朗进公司向管冬斐控制的企业支付货款；三是上诉人朗进公司向管冬斐支付货物交易形成的开票税点。管冬斐系被上诉人的妻子，实际也参与分红款的协商等事宜，其代原告收取分红款符合家事代理的要件。其次，双方均认可的2015年9月14日的分红款，就是通过曹碧玉向管冬斐支付的。支付方式有例可循。最后，结算之后的偿付行为是单务行为，不存在对待给付行为。被上诉人提供了该付款凭证之后，实际上无法再进一步举证了。上诉人认为该款项是买卖交易形成的开票税点或货款，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存在相应的订立合同行为或者交付货物行为，以推翻被上诉人的主张。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曹碧玉向管冬斐偿付的两笔款项是分红款具有较高的可能性，并进而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于2018年中断得当，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三、上诉人尚欠的涉案款项金额。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在出具结算单据后偿付了三笔款项，共计125000元。上诉人主张共计支付了45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79000元，通过现金交付271000元。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三笔款项中，除去双方均认可的2015年9月14日的50000元款项之外，其余两笔款项共计129000元均是上诉人朗进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妻子管冬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鉴于上诉人朗进公司与台州市椒江联发缝纫机配件厂确实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且两笔款项转账时备注的信息均为货款，故该两笔款项尚无法证明系上诉人朗进公司向被上诉人偿付分红款，至于上诉人称已经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71000元，也缺乏相应的证据，称已经向原告支付的450000元款项中，除去双方均认可的50000元款项之外，其余款项尚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故依据被上诉人自认的款项确认上诉人已经向偿付分红款125000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分红款675000元。 综上所述，朗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30元，由上诉人台州朗进缝纫机电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 ?*ArabicDash?? ?*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