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红，女，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然（杨建红之夫），男，1978年2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定福庄村南北京三友伟业橡胶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张德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然，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建红因与上诉人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双方均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建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确认杨建红与兴盛公司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4000元；3.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高温津贴2160元；4.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000元；5.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工资差额38700元；6.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40035.66元；7.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56059.26元；8.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3919.46元；9.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病假工资11000元。事实和理由：杨建红于2013年3月1日入职兴盛公司工作，任织布技工一职，但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在职期间，兴盛公司一直安排杨建红加班，未支付加班工资，也未支付高温津贴及患病期间的病假工资，2018年11月12日兴盛公司无故将杨建红辞退。兴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杨建红的入职时间应当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准，即2014年7月1日，杨建红系主动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1日解除，但为了配合杨建红找到社保接收单位，我公司才为其缴纳社保至2018年9月，我公司不应支付杨建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杨建红主张的2013年至2017年及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其应对2013年至2016年的高温津贴承担举证责任；3.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杨建红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3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也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4.我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的工资表，其中已包含延时和周六日加班工资，并且有杨建红的签字确认，我公司无需再重复支付加班工资；5.录音中虽有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询问杨建红看病的情况，但杨建红并未提交相关的病例及诊断证明，无法确定杨建红的应休病假时间，一审法院完全依照杨建红主张的病假时间计算在此期间的病假工资，略显片面。杨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建红与兴盛公司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4000元；3.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高温津贴2160元；4.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000元；5.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工资差额38600元；6.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36000元；7.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38400元；8.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200元；9.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病假工资11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建红变更其第5至第8项诉讼请求为：5.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工资差额38700元；6.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40035.66元；7.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56059.26元；8.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3919.4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建红主张其于2013年3月1日入职兴盛公司，任职织布技工。兴盛公司则主张杨建红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7月1日，岗位为普通工人。2014年7月1日，杨建红（乙方）与兴盛公司（甲方）签订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载明乙方在甲方工作起始时间为2014年7月1日，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普工岗位工作，执行标准工时。兴盛公司在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2017年2月至2018年9月期间为杨建红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11月20日，杨建红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区仲裁委）申诉，要求：1.确认杨建红与兴盛公司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4000元；3.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高温津贴2160元；4.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000元；5.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工资差额38600元；6.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36000元；7.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38400元；8.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200元；9.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病假工资11000元。仲裁裁决书载明杨建红主张其于2013年3月1日入职，工作岗位为织布工，工作环境为室内，没有降温设备，仅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但期限不清楚，2014年7月开始缴纳社会保险，月平均工资为3567.57元，工作至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开始请病假至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1月20日被兴盛公司口头辞退，2016年11月22日至2017年3月本人一直在工作，从未离职，在职期间每个月工资都未足额支付；兴盛公司辩称及述称，杨建红于2014年7月1日入职，但曾于2016年11月22日离职，于2017年3月重新入职，杨建红岗位为织布工，已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2014年7月开始缴纳社会保险，月平均工资为2944元，杨建红工作至2018年5月17日，之后杨建红因家中有事一直未来单位上班，兴盛公司多次通知其上班，但杨建红表示不想干了，2018年7月15日因杨建红自动离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2018年12月16日，大兴区仲裁委做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0544-1号裁决书，裁决：一、杨建红与兴盛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杨建红的其他仲裁请求。大兴区仲裁委做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0544-2号裁决书，裁决：一、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高温津贴360元；二、驳回杨建红的其他仲裁请求。杨建红不服前述仲裁裁决，诉至法院。兴盛公司未就前述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杨建红提交暂住证，证明杨建红的入职时间早于兴盛公司认可的入职时间。暂住证载明：来本市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暂住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定福庄村双福路临甲53号，现服务处所为三友公司。兴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该份证据未显示杨建红在兴盛公司工作，无法证明杨建红入职时间早于兴盛公司主张的时间。杨建红提交农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兴盛公司给杨建红转账发放工资的数额，证明2014年7月至8月以及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工资未发放。兴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可工资是转账发放的，但称在杨建红主张前述两段期间工资未发与事实不符，兴盛公司已足额支付杨建红全部工资，杨建红已领取其全部工资，且对其工资未提出异议。杨建红提交本案仲裁庭审笔录，证明本案仲裁审理情况，兴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杨建红提交泗水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泗水县公安局的刑事复议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钱氏中医精神病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2018年8月12日），证明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杨建红请病假的原因是因为在2018年正月初和2018年4月初期间杨建红被兴盛公司厂长辛洪水多次强制猥亵导致患有精神疾病，无法继续工作，该案件行政处罚决定因复议被撤销后依法追究辛洪水的刑事责任，目前在审查起诉阶段。受案回执载明杨建红于2018年8月14日报称的杨建红被猥亵一案已被泗水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泗公（开发）受案字[2018]96号）。诊断证明载明诊断或印象为：轻度抑郁症，建议：住院治疗。兴盛公司对受案回执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杨建红在工作期间与辛洪水发生不正当关系与其工作没有关系，对诊断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杨建红提交与兴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义的录音9段，证明杨建红的入职时间以及张德义不让杨建红上班（2018年7月29日录音），即杨建红被兴盛公司违法辞退。其中2018年7月29日的录音中，张德义曾询问杨建红“…你的病瞧的怎么样了？”2018年11月14日录音中，杨建红说：“我从2013年开始上班，要不你给我钱。”兴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义回答：“我给你多少钱呀，我给你，我怎么给你呀，没有依据呀。”杨建红说：“我从2013年开始上的班，你说给上着保险呢，我也不知道你没上，谁知道你2014年才开始上的保险。”张德义回答：“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你有什么问题只能去仲裁，现在我没法说，现在我说的也没有力度，没有说服力。”杨建红说：“不是，哥，我不是2013年上的班吗？我问你了，问你上着保险没有，你说上着呢。”张德义回答：“那我不知道了，时间太长了。”兴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电话录音中张德义并未明确辞退杨建红，从整个对话过程可以看出是杨建红先提出的辞职，原因是其与单位男性职工发生冲突，杨建红明确表示不能在公司上班了，提出她丈夫也不同意其出来上班，故该份电话录音不能证明是兴盛公司辞退杨建红，而是杨建红自己不干了。电话录音中杨建红自己也一直在说是其自己要辞职，且要求兴盛公司协助将社保关系转到老家，称其老公已找到接收单位，故电话录音均显示是杨建红自己辞职，其无权要求赔偿金。兴盛公司提交了杨建红的工资统计表及2016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杨建红的工资表，证明杨建红在职期间的工资已足额支付。工资表中无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向杨建红支付工资的工资表，兴盛公司在工资统计表上标注为年前回家过年未上班；自2017年3月开始，杨建红的工资构成由基本工资、加班费、绩效工资和全勤奖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和绩效工资每月均不相同。工资表显示：2017年3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1890元，加班费687.27元；2017年4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1890元，加班费687.27元；2017年5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1890元，加班费1023.7元；2017年6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1890元，加班费1023.7元，实发工资为5150.37元；2017年7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1890元，加班费199.4元，实发工资为1974.64元；2017年12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859.1元，加班费为687.27元；2018年2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加班费1629.54元；2018年2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加班费为739.41元；2018年3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加班费412.48元；2018年4月杨建红的基本奖金2000元，加班费1454.6元，实发金额为6986.75元（无杨建红签字，但2018年5月23日有6896.75元的转账记录）；2018年5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加班费1454.6元；2018年7月杨建红的基本工资为545.45元，加班费90.9元，实发1303.9元（无签字，杨建红认可该笔款项系2018年7月1日至10日期间的工资，并于2018年10月22日转账支付）。经询问，兴盛公司表示加班费中包含周六日和延时加班费，已经杨建红签字确认，但不能提交对应的考勤记录。杨建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经询问，杨建红表示单位提交的有杨建红本人签字的工资表中，除2017年6月和7月工资表中杨建红本人签字不认可外，其他月份签字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实发数额。另杨建红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7月25日和2017年8月31日兴盛公司分别向杨建红转账5150.37元和1974.64元，数额与2017年6月和7月工资表上的数额一致，杨建红对存在前述转账无异议，但不认可系2016年6月和7月的工资，称因时间太久，不记得是什么款项。关于工资标准和2018年5月18日后提供劳动情况问题，杨建红述称其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和提成工资（根据织布米数决定）构成，其中每月基本工资为几百元至一千元，剩余部分为提成工资，2013年工资为一千多元，系现金发放。2018年5月18日之后仅在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提供劳动，该段期间工资已支付（2018年10月22日转账支付，金额为1303.9元），其余期间在休病假，未提供劳动，兴盛公司亦未支付病假工资。兴盛公司主张杨建红未向单位提交过病假条，故其公司未向杨建红支付过病假工资，亦未向杨建红支付过高温津贴。关于工作时间，杨建红主张其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中午有半小时休息吃饭时间，周六日不休息。兴盛公司主张其公司原则上不存在加班，但偶尔业务急时会有周末加班情况，公司已按法律相关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杨建红已领取并签字确认，具体工作时间分单双班单班是上午8点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5点，双班分白班和夜班，白班是早上8点至下午4点，夜班是下午4点至晚上11点或12点。杨建红与兴盛公司均述称杨建红与兴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义之间系表兄妹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杨建红与兴盛公司对劳动关系起止时间均存在争议。关于入职时间，杨建红为2013年3月1日，兴盛公司主张为2014年7月1日。为证明其主张，杨建红提交了暂住证和电话录音，根据杨建红提交的电话录音，杨建红多次提到其系于2013年开始上班，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德义并未予以明确否认，故法院对杨建红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信。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杨建红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20日解除，系由张德义当面口头提出不再与杨建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安排杨建红上班，但就当天的面谈内容不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兴盛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1日解除，系杨建红自己提出离职，兴盛公司就其该项主张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杨建红与兴盛公司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但双方就解除时间、解除方式和解除理由各执一词，且双方对其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经询问，杨建红同意比照协商一致判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兴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杨建红之间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7月1日解除，结合兴盛公司在2018年7月1日后仍在为杨建红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法院依法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20日解除，即双方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兴盛公司应支付杨建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以本院核算为准。关于高温津贴，杨建红与兴盛公司均认可杨建红的工作地点在室内，兴盛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建红工作地点有降温设备，不符合高温作业的条件，且兴盛公司未支付杨建红高温津贴，故兴盛公司应支付杨建红2013年至2017年及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具体数额以法院核算为准。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因杨建红未提供劳动，其主张该段期间高温津贴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兴盛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因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根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拖欠劳动报酬的应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20日解除，故杨建红主张高温津贴未超过1年仲裁时效，对兴盛公司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两倍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签书面劳动合同。杨建红于2013年3月1日入职兴盛公司，兴盛公司应在2013年3月31日前与杨建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兴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在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不利后果，支付前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关于计算基数，结合杨建红在庭审中对其工资标准及构成的陈述以及兴盛公司提交的有杨建红签字的工资表，确定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具体数额以法院核算为准。关于工资差额问题。杨建红明确为2016年6月至11月及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工资差额，按照每月平均工资4300元的标准主张。关于2016年6月至2016年11月的工资差额问题，根据兴盛公司提交的工资表，兴盛公司在2016年10月和11月分别支付杨建红工资2720.29元和2043.55元，工资表上有杨建红签字，且前述金额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杨建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工资差额，故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6月至9月的工资差额问题，因系仲裁之日起两年之外的工资，且杨建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前述期间的工资应为4300元，兴盛公司未予支付。但根据兴盛公司提交的工资统计表，杨建红2016年7月的工资数额低于当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兴盛公司应补足差额。关于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工资差额问题，兴盛公司主张其公司在2017年7月11日停止生产，进行搬迁，故杨建红在2017年7月至11月没有工资，杨建红认可兴盛公司在2017年将生产场所搬迁至山东济宁泗水，但主张其在搬迁期间提供了劳动。因双方均认可公司在前述期间存在搬迁，兴盛公司虽主张杨建红前述期间未提供劳动，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兴盛公司应支付杨建红工资。关于计算标准，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因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对前述期间的工资标准进行过约定，故法院以最低工资作为计算依据，具体数额，以法院核算为准。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劳动者对加班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杨建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故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兴盛公司提交的工资表载明兴盛公司在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曾向杨建红支付过加班费，除2017年6月和7月的工资表外，杨建红认可前述工资表上其签字的真实性。兴盛公司主张前述加班工资中包括延时和周六日加班工资，但未提交其核算杨建红加班费的相关考勤资料，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不利后果。经核算，兴盛公司未足额支付杨建红延时及周六日加班工资，兴盛公司应予支付，具体数额，以法院核算为准。关于病假工资问题。兴盛公司虽主张杨建红在2018年5月18日因其家中有事请假回家，未提交相关请假手续，但兴盛公司对其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杨建红提交的录音证据，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德义在录音中曾询问杨建红看病的情况，这表明兴盛公司对杨建红生病知情，且未对杨建红未履行请假手续提出异议，兴盛公司应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具体数额，以法院核算为准。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确认杨建红与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686.46元；三、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3年至2017年及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共计1503.1元；四、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400元；五、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6年至2017年期间工资差额6275.1元；六、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加班费差额10583.44元；七、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共计7922.76元；八、驳回杨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兴盛公司与杨建红均认可曾存在劳动关系，但对入职时间与解除时间存在分歧。杨建红主张于2013年3月1日与兴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其提交的与兴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录音显示，杨建红在录音中多次提出其入职时间为2013年，但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明确予以认可。杨建红提交的2014年2月的暂住证显示的服务处所为三友公司，虽然兴盛公司与三友公司的注册地在同一地址，但并不能证明杨建红此时间在兴盛公司工作。杨建红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推翻兴盛公司提交的2014年7月1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故对于兴盛公司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成立时间为劳动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7月1日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解除时间，兴盛公司主张于2018年7月解除，但未提交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证据，且根据杨建红的社会保险权益记录显示，兴盛公司直到2018年9月依旧为杨建红缴纳社会保险，而2018年11月14日的录音显示，双方存在协商离职补偿的事宜，由于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关系一事，故一审法院比照协商一致于2018年11月20日解除，并无不当。鉴于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有误，故兴盛公司应当支付杨建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核算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基于上述劳动关系起始时间的认定，杨建红已于2014年7月1日与兴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对兴盛公司主张的无需支付杨建红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高温津贴问题。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部分，拖欠劳动报酬应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故兴盛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杨建红在室内工作，杨建红主张的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高温津贴，由于杨建红此期间未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该期间的高温津贴请求，并无不妥。关于2013年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由于此期间杨建红与兴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该期间的高温津贴，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及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其余时间的高温津贴，由于兴盛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提供了高温措施或已发放高温津贴，故兴盛公司应支付杨建红该期间的高温津贴，具体金额由本院核算。关于工资差额问题。杨建红主张2016年6月至11月及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存在工资差额，且其月基本工资为4300元。根据兴盛公司提交的杨建红签字确认的2016年10月至11月的工资表显示，杨建红工资为2720.29元和2043.55元，均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杨建红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此期间存在工资差额，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该部分请求，并无不妥。由于2016年6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杨建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工资标准，但根据兴盛公司提交的杨建红的工资统计表显示，杨建红2016年7月的工资数额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判决兴盛公司补足该部分差额，亦无不妥。兴盛公司主张2017年7月11日公司停产并搬迁，杨建红在2017年7月至11月没有工资，但杨建红主张此期间提供了劳动，由于兴盛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杨建红未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判令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病假工资问题。兴盛公司主张杨建红在2018年5月18日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家，未提交请假手续，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根据杨建红提交的与兴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录音可见，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询问过杨建红看病情况，可以认定兴盛公司对杨建红的生病情况是知晓的，且并未对杨建红是否履行请假手续提出过异议，故一审法院判决兴盛公司支付杨建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并无不当。关于加班工资问题。杨建红主张存在延时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及周六日加班，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加班的时间、天数等事实，虽然兴盛公司存在部分月份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但不能证明杨建红存在加班费差额，故对于杨建红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建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兴盛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判决第五、七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判决第四、六、八项；三、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判决第一项为确认杨建红与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四、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判决第二项为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264.83元；五、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7349号判决第三项为北京义成兴盛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建红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及2018年7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993.1元；六、驳回杨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建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晓云审 判 员 管元梓审 判 员 张 洁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沈茜雯书 记 员 张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