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权，男，197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平军，河南宇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四海高科润滑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直属一中队(五站)永魏路南158-1号。法定代表人：胡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银，北京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瑞，男，198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银，北京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华敏，男，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银，北京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文旭，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领，北京市立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振岭，男，197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原审第三人：金红，女，195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郭红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四海高科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高科公司）、原审第三人胡瑞、原审第三人胡华敏、原审第三人黄文旭、原审第三人刘振岭、原审第三人金红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7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红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平军，被上诉人四海高科公司、原审第三人胡瑞、原审第三人胡华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银，原审第三人黄文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领，原审第三人刘振岭，原审第三人金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红权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郭红权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海高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红权已经向四海高科公司账户转账60万元，性质为入股资金，已取得事实（隐名）股东身份，一审法院否定郭红权股东身份错误。2015年7月17日，郭红权与黄文旭、金红、刘振岭签署《多方合资协议书》，7月24日签订《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四方向四海高科公司出资240万元。2015年8月1日，四海高科公司占95%股份的股东胡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了《承诺书》，2015年8月7日，郭红权向四海高科公司账户转账60万元，摘要为入股资金。郭红权入股60万元购买了四海高科公司的股东胡瑞和胡华敏的部分股权。但胡瑞在出具《承诺书》后并没有到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虽然公司股权未进行变更登记，但四海高科公司也认可公司经营收益为实际股东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所有，并非工商登记实际股东所有，该情况也说明了胡瑞和胡华敏只是官方登记的股东，没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四海高科公司及股东胡瑞、胡华敏有义务配合郭红权等人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二、一审法院认定郭红权出资为购买合伙经营所需设备，设备为合伙财产而非公司财产，以此认定出资款非股权转让款的定性错误。四海高科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万元，胡瑞出资95万元，胡华敏出资5万元，该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实缴时间为2012年4月18日。2015年8月郭红权入股时四海高科公司已经没有资产了，郭红权的出资作为四海高科公司正常运转的资本，该出资进入到四海高科公司的帐户，就为四海高科公司的财产，四海高科公司也明确认可公司的权益由实际的股东享有，而非工商登记的股东所有。公司的自认行为也充分说明了郭红权的出资就是对公司的出资，性质即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否定出资款为股权转让的性质错误，从而错误得出郭红权非公司股东的结论。三、郭红权内部合伙关系的事实解除不影响郭红权的实际股东身份，并未免除四海高科公司配合郭红权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郭红权及黄文旭、金红、刘振岭共同出资入股四海高科公司，合伙共同经营四海高科公司，公司收取承包费用按出资比例由实际股东分配，剩余的利润归承包人所有。四海高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瑞书面承诺将公司法人及股东均进行变更，变更的前提也是基于郭红权等4人的出资，即四海高科公司的股东转让100万元股权。4名实际股东经营采取内部承包制，由于4名股东在经营中基于内部承包发生纠纷导致终止经营，造成合伙关系的事实解除不影响四海高科公司承诺给郭红权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四海高科公司配合郭红权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并没有因此而免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郭红权的出资款认定为合伙财产而非对四海高科公司的出资，否定郭红权股东身份及股权转让的事实，不予认定四海高科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胡瑞的承诺，以此驳回郭红权的一审诉讼请求存在错误。四海高科公司辩称，不同意郭红权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1.郭红权出资的60万元是郭红权及其他股东合伙购置设备的款项，这个钱并没有给四海高科公司。2.合伙经营后其4人签订了承包协议，经法院判决，2017年的承包费已经判决给四海高科公司，且该判决已经生效。现在4人之间的合伙已经不再经营，已超出3年的合伙期限。胡瑞、胡华敏述称，同意四海高科公司的意见。黄文旭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刘振岭述称，同意一审判决。金红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红权的上诉请求。郭红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海高科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股东变更为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各持股25%，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文旭；2.判令胡瑞、胡华敏协助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四海高科公司承担。后经一审法院释明，郭红权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确定为：判令四海高科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郭红权登记为四海高科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5%。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海高科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7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自2012年开始，登记股东为胡瑞（出资数额95万元）、胡华敏（出资数额5万元）。金红与胡华敏系夫妻关系，胡瑞系二人之子。2015年7月17日，金红、刘振岭、黄文旭、郭红权4人签订《多方合资协议书》，载明：合伙期限3年，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止。合伙人黄文旭以现金出资60万元，合伙人郭红权以现金出资60万元，合伙人刘振岭以（另付明细）方式出资60万元，合伙人金红以（另付明细）方式出资60万元，各合伙人的出资于2015年8月1日前交齐，本合伙出资共计24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盈余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出资额为依据，按比例承担。2015年7月24日，金红、刘振岭、黄文旭、郭红权签订《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载明：合作项目，生产分装润滑油、防冻液等产品，合作企业，四海高科公司，本次合作共出资240万元，原始股为2.4万元/股。如存在以下情况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后可以撤资收回入资财产，如并无以下情况，合伙人不得撤资：1.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2.丧失或被限制个人工作能力，无法履行相关职能时；3.个人丧失合伙债务偿还能力时；4.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合伙公司中的全部财产时；5.合伙公司未按照本协议运营影响到合伙人利益时；6.因国家政策或土地改革产生拆迁或搬迁；7.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撤资后，按照公司当时发展，由国家公证机关估算企业资产，并核算公司每股价值，按核算后价值撤资；企业与撤资人双方保留以法律手段解决之方式。8.撤资人股份按比例重新分摊给其他合伙人。执行董事（CEO）为黄文旭，其全权负责合伙企业的对内对外一切事物。合伙期间，四海高科公司营业执照属于合伙财产，归合伙企业所有，归合伙人所有；合伙到期后，现任合伙人具有优先合伙权，如有合伙人退出，此营业执照归其他继续合伙人所有；如有新入资合伙人，其本人不得成为公司法人。2015年8月1日，四海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瑞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关于四海高科公司更换法人及股东一事作出如下承诺，于2015年12月31日前把四海高科公司法人更换为黄文旭，股东分别为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在更换法人前合作后，前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损毁此公司的声誉及经济利益，由此带来的影响及损失由前法人负责并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严重时负相应的法律责任。2016年1月10日，四海高科公司（甲方）与金红、刘振岭（乙方）签署《车间承包协议书（股东承包）》，载明：乙方系公司股东，为更好地经营，经股东会讨论一致，决定将公司灌装车间发包给乙方经营；乙方承包灌装车间的经营权，承包期间，乙方在公司的法定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发包方处盖有四海高科公司公章，黄文旭在发包方处签字，金红、刘振岭在承包方处签字。2016年8月1日，四海高科公司（甲方）与黄文旭（乙方）签署《车间承包协议书（股东承包）》，载明：乙方系公司股东，为更好地经营，经股东会讨论一致，决定将公司灌装车间发包给乙方经营；乙方承包灌装车间的经营权，承包期间，乙方在公司的法定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承包经营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承包期1年；乙方以股东内部承包的经营方式接入公司经营活动，公司其他股东不再参与灌装车间的实际运营，乙方在承包期内应当每年向甲方支付48万元的承包费；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限内经营收入均由乙方享有，甲方依据协议取得承包金后，不参与乙方承包经营的盈余利润分配。后四海高科公司与黄文旭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因多方合作到期（2018年8月1日）。承包方（黄文旭）不能按时清退。经商量延续到2018年9月底。到期后清算共同财产。（固定资产、收益等）。延期使用期间使用费用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按原协议标准执行。一审庭审中，四海高科公司认可上述两份《车间承包协议书（股东承包）》上所加盖的四海高科公司的公章由四海高科公司所加盖。结合当事人的一审庭审陈述及证据，就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4人之间的合伙，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1.金红并未以现金出资，而是以四海高科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原有设备等作价60万元进行出资；2.4人合伙后以出资购置了新的设备并加盖厂房，以四海高科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润滑油、防冻液，所得的收益由4人按照出资额分配；3.合伙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合伙人之间出现矛盾，故合伙业务的经营采取内部承包制，并以四海高科公司的名义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协议书。2016年1月10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由金红、刘振岭承包经营，2016年8月1日之后由黄文旭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间，承包人应定期交纳一定数额的承包费，所交纳的承包费由4人按出资比例分配。交纳承包费后所剩余的利润归承包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郭红权要求四海高科公司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25%），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郭红权是否为四海高科公司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4人因所签订的《多方合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形成合伙关系，并以四海高科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结合胡瑞所出具的《承诺书》及四海高科公司在《车间承包协议书（股东承包）》上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可以确认四海高科公司对于金红以四海高科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设备等作价60万元出资的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然，郭红权虽然依约交纳了部分出资款，但该部分款项系用于购买合伙经营所需的设备等，所购设备等亦成为合伙财产而非四海高科公司的资产。故郭红权所支出的款项并非对四海高科公司的出资，更非向登记股东胡瑞、胡华敏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另，黄文旭、刘振岭、金红、郭红权4人的合伙期间为3年（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止），4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目前已事实上解除。综上，对郭红权以其系四海高科公司股东为由，要求四海高科公司变更股东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红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郭红权提出，4人合伙期间并没有加盖厂房，只是购置了新的设备。四海高科公司和胡瑞、胡华敏对此不认可。黄文旭同意郭红权的意见。刘振岭、金红与四海高科公司和胡瑞、胡华敏的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4人合伙期间是否加盖厂房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郭红权要求四海高科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其登记为四海高科公司的股东，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四海高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或者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自2012年开始，四海高科公司登记注册的股东为胡瑞和胡华敏，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而郭红权与黄文旭、刘振岭、金红于2015年建立了合伙关系。按照郭红权、黄文旭、刘振岭、金红4人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多方合资协议书》，郭红权的现金出资60万元系全体合伙人共计240万元出资中的一部分，属合伙人的共有财产。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郭红权既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四海高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继受取得股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红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四海高科公司、胡瑞与胡华敏均系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仅四海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瑞于2015年8月1日单方出具《承诺书》不能产生郭红权享有四海高科公司股权的法律后果。郭红权上诉主张其入股60万元购买了四海高科公司的股东胡瑞和胡华敏的部分股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红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红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 岩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赵 桐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