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7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天刚，男，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柳，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9号华中电力金融大厦7楼、11楼。负责人：朱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登国，湖北览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天刚因与被上诉人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7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天刚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721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徐天刚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3月13日（徐天刚事故发生前）投保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书面的《变更申请书》，次日零时起被上诉人即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虽然《变更申请书》上未载明“替换”人员的信息，但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常理可知，“替换”人员的信息已经送达被上诉人的业务员。1、有明确的证据证实，投保人的业务员最早于2016年3月13日即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书面的变更被保险人（即徐天刚）的《变更申请书》。2016年3月11日，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向被上诉人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相关附加险，分别签订两份保险合同，列明的被保险人均为23人，均于2016年3月8日零时生效。根据保险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由保险单……变更申请书……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书面协议构成”。2016年3月12日，投保人的代理人电话通知被上诉人的业务员郝某进行被保险人员的替换，并于2016年3月13日提交了书面的《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从申请书上记载的时间可以确认，投保人提出替换被保险人且有据可查的最早日期为2016年3月13日。虽然业务员姚彬签署的日期为2016年3月16日，但该申请书是由投保人申请人签名、签章、填写时间后，交由被上诉人的业务员保管。从常理来推断，受委托人处，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完全有充足的时间、合理的理由及动机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签名并任意填写日期。2、虽然《变更申请书》上未载明“替换”人员的信息，但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常理可知，“替换”人员的信息已经送达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因为2016年3月12日投保人处工作人员发生变动，原被保险人唐道文离职，上诉人徐天刚刚入职。投保人的代理人江某随即联系了被上诉人的业务员电话提出需要办理被保险人的替换，并按照业务员的要求准备好了公章。2016年3月13日，双方相约于江某住所处所完成了《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的填写及签名盖章工作，江某填写了当天日期即2016年3月13日。虽然《变更申请书》中并无被保险人徐天刚及唐道文两人的身份信息，但这是由于被上诉人设计的《变更申请书》所需要填写的内容所致。实际上，投保人在填写该申请书的当天，即将上诉人徐天刚和唐道文的身份信息一并交给了被上诉人的业务员。此外，从2016年3月8日两份保险合同生效至所谓的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17日通过“替换”被保险人的审核工作期间，并无任何其他被保险人的“替换”事宜。如若同一时间段内，有其他被保险人的更换，被上诉人完全有条件、也应该将对其有利的证据予以出示。3、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案涉团体意外伤害险中有关被保险人变动的保险责任期限应自投保人的代理人提交申请的次日即2016年3月14日零时生效。投保人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十三条被保险人变动“一、投保人需增加被保险人的，应书面通知本公司。若本公司审核同意并收取保险费，本公司自批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变动生效日零时开始对增加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明确约定，对于“增加”被保险人的，投保人需：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审核-收取保险费-批单修改。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只有在“增加”被保险人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双方才需要按照上述约定履行。而本案并非属于简单的“增加”被保险人的情形。因为：第一、投保人在进行被保险人变更时，不仅“增加”了一位，还同时“减少”了一位。换言之，是“替换”了一名被保险人。第二、即便徐天刚被认定为“增加”的情形，按照该约定，被上诉人不仅应当进行审核，还应当收取保险费。而实际上，本案“替换”被保险人，投保人并未补交任何保险费，被上诉人亦未要求投保人交纳任何保险费。第三、被上诉人从未要求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的变更需要履行上述复杂的审批程序。因为虽然被上诉人不认可江某于2016年3月13日提出的变更申请，但被上诉人当庭提交且认可的证据（微信聊天截图）中载明“江某于2016年3月14日下午（17:41）才以微信的方式提出更换申请”，而被上诉人的业务员不仅未要求投保人提交书面的变更申请，甚至直接回复“今天（已过下班时间）提交，明天生效”。从该证据可以印证，对于被保险人的变更，被上诉人并未要求履行复杂的审批程序。虽然保险合同未对“替换”被保险人的情形作出约定，但根据第十三条被保险人变动第二款“投保人因被保险人离职或其他原因需要减少被保险人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自通知到达次日零时起终止”之规定，结合被上诉人认可的业务员的微信回复可知，案涉团体意外伤害险中有关被保险人（即徐天刚）变动的保险责任期限应自投保人的代理人提交申请的次日即2016年3月14日零时生效。4、作为单独保管《变更申请书》的被上诉人，主张于3月16日收到申请，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争议的《变更申请书》由申请人先行签名、盖章、签署时间，后交由被上诉人的业务员保管。申请人处不仅有代理人的签名，还有投保人公司的签章。而交给被上诉人的业务员保管之后，被上诉人则可以随意填写日期，更何况上面连被保险人的公章都没有。从常理也可以反推，如果是双方同时填写时间，又或者被申请人先行填写了3月16日，而申请人则倒签到3月13日，则被上诉人的业务员根本不可能同意。尤其是在3月14日徐天刚的意外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双方更加不可能造假。二、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一份没有上下文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且该业务员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该份证据形式跟内容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应当被予以采信，更加不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及责任承担的重要依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形式上根本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求，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为了证明投保人要求变更被保险人（即徐天刚）的申请时间，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投保人授权代表江某2016年3月14日17:41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员郝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然而该聊天记录不仅无上下文的语义、语境，甚至该业务员都未出庭作证，接受各方的质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之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更何况作为提供了一段关键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可以随时被篡改、且无前后对话内容）的关键证人郝某，却未出庭接受原审原、被告以及承办法官的询问，其提供的聊天记录即被作为认定本案的重要依据，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违反了证人证言的基本要求，甚至连本案的基本事实都未还原。一审法院将此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属于完全的断章取义。2、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上自相矛盾，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亦不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之所以会存在3月14日这段聊天记录，实际上是因为投保人的代理人当天再次催促被上诉人的业务员郝某，要求其尽快替换被保险人。此时，徐天刚的意外事故不仅尚未发生，而且代理人根本无从知晓。而从该份简短的聊天对话可以看出，起码当天双方之间还有别的对话，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完整的提交。此外，作为被上诉人的业务员，郝某应当完全知晓变更被保险人的操作流程。假如该聊天记录属实且并非断章取义，则其不仅未要求投保人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险费，而且明确回复“今天提交，明天生效”。实际上呢？所谓的“明天”即3月15日并未生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且认可的生效时间为3月16日。3、之所以3月13日投保人申请变更被保险人而未能生效，是因为被上诉人的业务员3月17日才将3月14日打印的保险合同文本转交给投保人。在此之前，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声称无法进行变更事宜的操作。原审查明，本案两份保险合同于2016年3月14日才送达给投保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投保人投保并交纳保险费之后，被上诉人内部需要审批，走审批、印制保险合同并加盖公章等程序。13日投保人提交书面申请时，保险合同文本尚未拿到。因此，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多次声称“合同文本还未打印，现在无法进行增减被保险人的操作”。这样的处理过程，不仅完全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常识和保险公司的承保操作流程，而且还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员的通话录音予以作证。上诉人认为，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以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平等的机会。三、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被上诉人，对于免除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不仅未尽到基本的提示、说明义务，甚至连合同约定的基本程序都未遵守。出现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首先，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本案“替换”被保险人，属于增加或是减少被保险人，尚存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非单纯属于保险合同条款第十三条约定的“增加”被保险人的情形，也完全可以属于该条约定的“减少”被保险人的情形，又或者，起码属于保险合同条款未约定的“替换”被保险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未约定“替换”被保险人或者对条款的适用和理解存在歧义的情形下，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也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与保费增加无关时，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通知到达次日生效。其次，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被上诉人，并未对免除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作出基本的提示、说明义务，相应的免责条款不应当产生法律效力。本案被上诉人并未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说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变更，未经上诉人的审核同意，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上诉人免于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并未就保险责任的承担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上诉人认为事故发生在投保人提交申请书后，且投保人于2016年3月8日已缴纳保费，保险合同处于有效期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即便本案不属于保险责任，但被上诉人在超过两年时间内，并未行使保险法赋予的合同解除权，应视为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依两份保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收到投保人的理赔申请后，至迟应当在33日内作出核定并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通知，然被上诉人在近两年后的2018年3月12日才向被保险人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被上诉人不仅已放弃与投保人、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解除权早已经消灭，而且自2016年3月8日保险合同生效至2018年3月12日向被保险人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早已经超过了两年的除斥期间。此时，完全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上诉人认为，本案因为被上诉人业务办理流程及工作人员业务衔接的原因，导致被保险人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得不到应有的保险赔偿，且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33天的时间内（超期近两年）将核定结果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未及时为投保人办理被保险人员替换工作，其理应为其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现被上诉人拒绝理赔的决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所称的3月13日投保人已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书面的《变更申请书》，并将替换人员信息送达至被上诉人的业务员，无任何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1、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才向被上诉人盖章提交了关于增减被保险人的《团体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清单-保全（常规使用）》表格，该表格制表时间明确为2016年3月16日，注明减少被保险人唐道文、增加被保险人徐天刚的相关信息。2、投保人代理人及上诉人在一审申请出庭的证人江某证实，2016年3月14日下午5时41分，其微信联系被上诉人业务员郝某要求将被保险人唐道文替换为徐天刚，并发送了徐天刚身份证照片。依常理可知，书面变更申请不可能早于此微信的记录时间。3、被上诉人保存档案中签收《变更申请书》《团体保险合同变更项目申请主体与应备文件一览表》《团体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清单-保全（常规使用）》的时间均为2016年3月16日。故，上诉人即使在《变更申请书》中将申请日期填写为2016年3月13日，也无法证明其在当日将所谓的“替换”信息送达给了被上诉人。二、微信聊天截图作为证据使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就此予以采信合法。1、上诉人混淆电子证据与证人证言的法律属性。2、本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前后一致，且与庭审证据相互印证，不存在矛盾。微信内容清晰显示江某口头提出变更被保险人的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下午5点41分，且其表明的今天提交是指提交变更申请的相关资料，而不是口头提出要求。上诉人理解投保人提交资料和微信提出换人要求错误。3、江某作为上诉人自己申请出庭的证人，已在一审庭审时，对被上诉人所举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了认可，且双方就该聊天记录截图也不持异议。故，一审结合其他证据对该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采信合法。三、本案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免责条款与上诉人的诉求无关。1、上诉人所称的“替换”系江某的口头用语，在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中对被保险人变动内容均明确为增加或者减少被保险人，不存在任何不同的理解及适用争议。2、关于被保险人变更后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无论在合同或批单中均明确告知，并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首先，投保人签字盖章的《投保单位团体告知声明书》中特别说明事项可证实，保险公司已对提供的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进行了说明，且投保人已认真阅读，认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重要条款，并明确“我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以相应保险合同及其附件所载为准，其他任何人的口头或者书面陈述、说明、解释或承诺，未经公司正式程序认可，均属无效。”其次，本案保险合同第13条约定：“投保人需要增加被保险人的，应当书面通知本公司，若本公司审核同意并收取保险费，本公司自批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变动生效日零时开始对增加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3、上诉人系于2016年3月17日才成为被上诉人与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的被保险人，而其受伤时的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依本案保险合同第4条的约定，就其在发生保险事故前所存在的伤害，被上诉人无需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前提，是被保险人确定后，合同约定的引起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事故现实发生，即将来事故的发生。现上诉人以其在成为被保险人之前的伤害，并以格式条款、免责条款无效为由来主张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拒绝理赔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上诉人正式向被上诉人提交理赔申请书的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被上诉人经审查认为不在生效之日后出险不能正常理赔，并迅速作出不予理赔决定。且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为一年，早已到期终止，被上诉人不存在在合同到期一年后再行与投保人解除合同。由于上诉人伤害发生在其成为被保险人之前，与保险事故、保险责任无关，故，被上诉人不存在放弃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保留追究上诉人滥用诉权而对被上诉人造成损失予以追偿的权利。徐天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赔偿徐天刚意外伤害保险费360000元、医疗保险费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100元，共计420100元；2、由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1日，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向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相关附加险，分别签订两份保险合同，合同号分别为88003014028和880030140325，两份保险合同保险清单列明被保险人均为23人。保险清单中并无徐天刚。两份保险合同生效时间均为2016年3月8日零时。保险合同条款第十三条约定：“投保人需要增加被保险人的，应书面通知本公司。若本公司审核同意并收取保险费，本公司自批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变动生效日零时开始对增加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2016年3月14日下午3时许，徐天刚在江西省赣州某工地从10米高空坠落，后经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2016年3月14日下午5点41分，投保人业务代理人江某微信联系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业务员郝某要求将被保险人唐道文替换为徐天刚，并通过手机微信向郝某发送徐天刚的身份证照片。郝某回复江某“好的，收到了”“今天提交，明天生效”。江某回复“好”。2016年3月16日，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姚彬接收盖有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印章及江某签名的《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该申请书下方有关“声明与授权委托书”部分，投保人盖章处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3日，受托人姚彬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负责受理的工作人员濮琼在《团体保险合同变更项目申请主体与应备文件一览表》上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投保人在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制作的《团体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清单-保全（常规使用）》表格上盖章，该表格注明了减少被保险人唐道文，增加被保险人徐天刚，还注明了二人的相关信息。该表格下面印有制表日期：2016-3-16，并注明“本申请表格如有涂改，须经客户盖章确认。如涂改未有盖章或涂改超过三处，该申请表无效”。2016年3月17日，该变更申请经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审核通过。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向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提供《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被保险人清单》和《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减少被保险人清单》各一份，清单分别注明徐天刚的“生效日期”和唐道文的“责任终止日期”均为2016年3月17日。2018年3月12日，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对徐天刚的理赔申请决定不予立案，原因为不在有效的保险期内，并向徐天刚送达了理赔决定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徐天刚为证明其意外伤害发生于保险期限内，提供了《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被保险人清单》和《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减少被保险人清单》。其中，《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中投保人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3日，而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姚彬签名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以上清单则明确注明的徐天刚增加为被保险人的生效日期为2016年3月17日，此与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提供的《团体保险合同变更项目申请主体与应备文件一览表》、《团体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清单-保全（常规使用）》、批单的日期与内容相吻合。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对增加的被保险人徐天刚的保险期限自2016年3月17日零时起承担保险责任。徐天刚诉称的其于2017年3月13日提出增加被保险人的事实，与投保人的代表人江某于2017年3月14日下午5时41分才联系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郝某增加徐天刚为被保险人的事实不符。案涉团体意外伤害险中有关被保险人变动的保险责任期限并非自投保人提出变更申请时开始，徐天刚诉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有关变更受益人的规定与本案讼争事实并非同一概念。因此，徐天刚诉称其保险责任期限自2017年3月13日开始，并要求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天刚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3801元，由徐天刚负担。二审期间，当事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当事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和承诺之规则可知，只有当要约经受要约人承诺同意，并以通知方式作出后，当事双方间的合意方能成立。本案中，作为投保人的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虽以出具2016年3月13日《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的方式，向承保人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发出变更被保险人的要约，但该要约需经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作出承诺后才具备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因是否同意投保人变更原定被保险人之要约取决于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的意思自治，其有权按公司内部流程在审核投保人的相关材料后自主作出承保的意愿，他人无权干涉。故，徐天刚不能仅以投保人单方落款资料之外观表象，强制要求承保人在该时日进行缔约，从而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之规定的合同自由原则。据此，基于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就投保人的变更申请于2016年3月17日才予允诺之事实，徐天刚通过投保人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与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所签订保险合同受益期间的起算日应自2016年3月17日零时开始计算。故，原审结合徐天刚因工伤残事故发生于2016年3月14日而早于英大泰和湖北分公司作出承保意愿之日的情形，就当事双方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鉴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而是该部分诉辩主张并不影响本院依据前述认定和分析对本案依法作出的评判。故，对双方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徐天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元，由徐天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