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8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林浦路1362弄530号4幢。法定代表人：周惠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吟丹，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黎，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欣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900号112室。法定代表人：崔生法，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生法，男，196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文珉，上海市凤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希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36号14幢266室。法定代表人：张国伟，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鹿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465号267室。法定代表人：杨某，总经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顺海，上海共识久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欣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涌公司”）、崔生法、上海希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鸿公司”）、上海鹿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骋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2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恒大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及鹿骋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构成“委托合同+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与事实不符。1.根据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在《合作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恒大公司系受欣涌公司委托代付款项并收取代付款利息，恒大公司从不参与具体交易过程，欣涌公司以代付款项为本金、按照约定利率和还款时间结算占用费体现了民间借贷项下的利息特征，故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借款合同关系”。2.一审中，欣涌公司自认在《合作协议书》项下与恒大公司存在75笔款项往来，首先从61笔已归还代付款项看，均是由欣涌公司向恒大公司归还，且各笔还款金额均与“代付款项+代付款项X12%或8%X还款日期与代付日期相差天数/360”计算所得金额相吻合，欣涌公司的还款行为明显体现了借款合同项下还本付息的特征，也与双方构成借款合同关系相印证；其次从未归还的14笔代付款项看，恒大公司代付14笔款项合计32,418,965元，欣涌公司返还5,000,000元后尚余27,418,965元（即涉案标的金额）未归还，欣涌公司的还款行为进一步证明其认可并履行《合作协议书》项下还本付息的还款义务。3.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为欣涌公司在《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既反映出三方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印证了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构成借款合同关系、需要担保措施作为还款保障。二、一审法院认定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依据。1.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时不具备买卖合同项下任何要件，相反体现的是典型借款合同法律特征。首先欣涌公司负责采购洽商，确定采购数量、单价、金额并对采购质量负责，恒大公司从未参与过采购洽商过程；其次货物交货方式为欣涌公司向第三方自提，恒大公司从未参与过货物仓储、交付等过程；再次恒大公司根据欣涌公司通知代付款项后，按照事先约定利率和欣涌公司还款时间收取资金占用费，明显体现了借款利息性质。2.就案涉标的而言，该款项系恒大公司为欣涌公司代付款项产生，是双方履行《合作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笔借款；双方从未结算也未就案涉标的签署过任何买卖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存在案涉标的相关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将恒大公司提供的借款认定为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明显缺乏证据支撑。3.欣涌公司虽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些买卖合同复印件，但这些合同复印件涉及的是欣涌公司此前已归还的61笔款项之中的2笔款项，与案涉标的相关代付款项没有任何关联，更无法证明双方就案涉标的存在买卖合意；相反该些合同确定的金额，与双方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结算代付款项的本息金额相一致，是欣涌公司还本付息的结果。另外，且不论该些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就其用途而言也只是供恒大公司申请贷款使用；即使一审判决认可该些合同，也应分辨出该些合同只是形式合同，双方真实合意应以《合作协议书》及实际履行体现的借款合意为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委托合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各方法律责任。1.鉴于《合作协议书》未约定还款期限，恒大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欣涌公司还款，并要求崔生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基于《资金担保承诺书》约定，保证期间因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应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应自恒大公司起诉时起算6个月。现恒大公司同时起诉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属于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欣涌公司拒绝还款，纵容欣涌公司违背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造成恒大公司遭受重大损失；一审判决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及鹿骋集团均不承担任何责任不仅导致恒大公司不能通过本案或其他司法救济途径挽回高额款项损失，更是冲击了担保责任树立的信任体系。欣涌公司及崔生法共同辩称，一、根据恒大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对账单》，案涉款项的主债务主体为出具该《对账单》的四家公司，即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及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欣涌公司及崔生法并非本案债务主体。二、恒大公司在一审时的诉请为支付货款，诉请法律基础是买卖合同关系，在二审时变为委托关系加借贷关系，不符合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定。三、本案不符合“委托合同+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首先，恒大公司对外支付钢材款并非以欣涌公司名义支付，也不是用欣涌公司的资金，恒大公司是为了购买钢材而向希鸿公司、鹿骋集团支付资金，且实际签有购销合同。其次，恒大公司主张案涉款项系恒大公司为欣涌公司的代付款项，但该款项是以恒大公司名义付出，货币所有权并未转给借款人，不符合借款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恒大公司同欣涌公司共发生75笔业务，双方签订了大量的钢材购销合同，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所涉为非正常履行而导致欠款的业务，仅系其中的部分业务。四、根据《合作协议书》中“出售”“购销”等用语，恒大公司同欣涌公司就买卖钢材的意思表示清晰，其中担保条款针对的是买卖关系中应收款，而非对借款的保证。案涉所有业务是由恒大公司与希鸿公司及案外人A公司、B公司事先商量好，形成定购钢材的意向和购销合同后，再交给欣涌公司形成《代购确认单》进行操作；恒大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在支付钢材款后未追讨相应货物导致欠款发生。2014年恒大公司向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追讨欠款过程中，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的时任经办人杨某称，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还有一幢大楼可用于抵债，但恒大公司因自身原因错失良机。自2014年欠款发生以来，恒大公司一直都在向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追讨，并未向欣涌公司及崔生法主张。如果依恒大公司所称本案系借款合同，理应在第一时间向欣涌公司及崔生法主张。现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已缺乏偿债能力，恒大公司向尚在经营的欣涌公司及崔生法主张款项，且拒不提交其保有的基础材料，系故意曲解法律歪曲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共同辩称：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的贸易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截止，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2015年1月1日，现恒大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所出具的《资金担保承诺书》中的担保期限为2013年11月26日至2016年12月30日，现已超过担保期限。恒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欣涌公司向恒大公司支付货款27,418,965元；2.判令崔生法、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就欣涌公司上述第1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鹿骋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12日，恒大公司（乙方）与欣涌公司（甲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负责与第三方洽谈钢材采购的具体事项，待所有事项均谈成后，甲方将采购数量、单价、付款金额、开户行及账号等信息告知乙方，乙方据此将第三方付款，完成采购流程。甲方对所采购钢材的数量、质量负全部责任。第二条约定，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加1%出售给甲方，从乙方支付第三方货款至乙方收到甲方的货款，间隔30日为1%，不足30日则按日计算，反之，超过30日则另加点计算。第三条约定，甲方依据本协议向第三方付款后单次最高限额为500万元，乙方对甲方的应收账款为500万元，甲方确保在一年内由乙方采购销售的金额为8,000万元。第六条约定，为保证甲方及时归还乙方的应收款，甲方同意用本企业的资产及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个人资产做担保。第七条约定，有关合作中的具体操作按双方确定的《代采购确认书》等文件办理（附件）。第八条约定，本协议暂定一年，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因内部原因需要终止本协议的，则对甲方的应收款宽限期为一个月。附件《代购确认书》模板载明：乙方代甲方向第三方采购并且付款，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上按30天资金占用加1%销售给甲方，并列明采购明细栏和第三方打款资料栏，备注第5条约定“乙方收到本采购确认单后，需在60分钟内将款项付予第三方”。2012年4月1日，恒大公司（乙方）与欣涌公司（甲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修改原协议第二、三条。其中第二条约定：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上按资金占用时间多少加价出售给甲方，资金占用时间从乙方支付第三方货款起至乙方收到甲方的货款止，参照年利率8%进行加价计算，并按实际资金占用天数计算。2012年6月7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鹿骋集团及案外人A公司为甲方承担对乙方的资金偿还各1,000万元。第二条约定，双方依据原协议向第三方付款的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乙方对甲方的应收款额为2,000万元。2012年12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三)》，约定将《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贸易业务延长至2014年12月31日。合作期间，恒大公司向包括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在内的销售企业购买钢材。流程为：恒大公司与销售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书》或《买卖合同》。该些合同载明恒大公司为买方，上述企业为卖方，并约定有钢材品种、规格、数量、价格、交货及检验标准、结算条款。之后，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合作协议书》附件格式的《代购确认书》，将前述恒大公司的卖方列为“第三方”，并载明第三方的收款账号，采购明细及价款与恒大公司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一致。之后，恒大公司向卖方支付货款，卖方向恒大公司开具《提货单》。恒大公司又与欣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书》，载明恒大公司为卖方，欣涌公司为买方，并约定有钢材品种、规格、数量、价格、交货及检验标准、结算条款，买卖标的与恒大公司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及《代购确认书》一致，金额则高于二者。恒大公司并向欣涌公司盖章出具《出库单》，并按与欣涌公司的买卖合同金额向欣涌公司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1月26日，希鸿公司向恒大公司出具《资金担保承诺书》，载明其以公司名义自愿为希鸿公司及关联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与恒大公司、欣涌公司发生的相关业务承担资金偿还风险，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三年，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2013年11月27日，鹿骋集团向恒大公司出具《资金担保承诺书》，载明其以公司名义自愿为鹿骋集团及关联公司A公司与恒大公司、欣涌公司发生的相关业务承担资金偿还风险，担保金额、期限同上。2013年4月20日，欣涌公司向恒大公司出具《证明》，表明就恒大公司已向其预收的500万元钢材款，欣涌公司愿意为希鸿公司向恒大还款。同日，恒大公司亦出具《证明》，载明收到欣涌公司代希鸿公司向恒大公司所还钢材预付款500万元。2014年8月5日，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及案外人A公司、B公司分别向恒大公司出具《对账单》，每份《对账单》均载明出具人与恒大公司因钢材采购业务，截至该日恒大公司已预付但尚未收到相应钢材的对应款，出具人对所欠恒大公司上述款项金额予以确认。希鸿公司确认欠恒大公司4,486,000元，鹿骋集团确认欠恒大公司8,595,037.60元，A公司确认欠恒大公司10,322,186元，B公司确认欠恒大公司4,015,741.4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何？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鹿骋集团认为二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纵观恒大公司陈述，其主张的双方关系可归为委托与借款关系。恒大公司自述其分别与希鸿公司等卖方、欣涌公司签订有《买卖合同》，但审理中恒大公司未提交该些合同，经一审法院询问，恒大公司明确表示无法提供。而欣涌公司提供了该些合同书证的传真件或复印件，恒大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恒大公司既是合同缔约人，应当持有该些合同，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一审法院推定欣涌公司提交的合同为真。根据该些合同及提货单、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结合货物标的及其价格，一审法院确认，恒大公司系自希鸿公司等卖方处采购钢材，再卖给欣涌公司。即，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对恒大公司的异议理由，一审法院回应如下：首先，恒大公司主张欣涌公司与希鸿公司、鹿骋集团等卖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对此欣涌公司与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均予否认。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恒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欣涌公司与希鸿公司、鹿骋集团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恒大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合作协议书》未明确约定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该协议第一条“甲方负责与第三方洽谈钢材采购的具体事项……乙方据此向第三方付款”的表述，不足以证明欣涌公司与第三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第二条“乙方……出售给甲方”的表述，恰反映了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附件《代购确认书》虽有“乙方代甲方向第三方采购并且付款”的反映代理关系的表述，同样亦有“乙方……销售给甲方”的反映买卖关系的表述，一审法院根据《合作协议书》的表述、有关条款、合同目的并结合其他在卷证据，认为《代购确认书》真实意思仍是就买卖关系进行约定，内容为恒大公司加价对欣涌公司进行转卖。再次，恒大公司称涉案业务模式旨在解决欣涌公司的资金困难，恒大公司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向银行申请贷款、向欣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供后者做账。则按恒大公司说法，其行为无异于虚构用款用途套取银行资金再对外出借、无真实货物销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恒大公司作为卖方，未向欣涌公司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要求欣涌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恒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894元，由恒大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恒大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业务汇总统计表》，证据2.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签订的《代购确认单》及相应的恒大公司付款凭证、欣涌公司还款凭证。上述证据拟证明：1.欣涌公司已归还的每笔还款金额均与恒大公司出借金额、资金实际占用时间形成固定的利率，该特征与《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利率相印证，且证明欣涌公司通过向恒大公司借款付息而向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等第三方购买钢材，与恒大公司构成借款合同关系。2.欣涌公司与供应商洽商确定好价格、数量后起草《代购确认单》并盖章、传真发送给恒大公司，恒大公司收到传真件后按照《代购确认单》的内容向供应商付款，欣涌公司按照资金实际占用天数就各笔款项逐一还本付息。欣涌公司与供应商并不存在联系障碍，欣涌公司在议定好价款后委托恒大公司代付货款、并向恒大公司支付利息来循环采购明显有悖正常交易惯例，显然是存在故意利用恒大公司融资目的，而非正常买卖关系。3.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系《代购确认单》中的货物供应商，其向恒大公司出具《资金担保承诺书》承诺自愿为欣涌公司在《合作协议书》项下债务向恒大公司承诺担保还款责任，希鸿公司与鹿骋集团明知上述借款事实和为案涉交易提供了帮助，不仅应就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还应就该款项未能及时清偿承担过错责任。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及鹿骋集团均质证认为，证据1系恒大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相应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二审中，欣涌公司、崔生法、希鸿公司及鹿骋集团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作何认定。恒大公司主张其与欣涌公司为“委托合同+借款合同”关系，恒大公司系受欣涌公司委托代付款项并收取代付款项利息，恒大公司从不参与具体交易过程。欣涌公司以代付款项为本金、按照约定利率和还款时间结算占用费体现了民间借贷款项下的利息特征。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间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应结合相关协议约定内容及协议履行过程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从协议约定内容看，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甲乙双方就合作经营钢材事宜”达成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为了加大乙方对甲方的供货量，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而对《合作协议书》进行修改，《补充协议（三）》亦明确双方系就“贸易业务”而延长合作期限。故从文义解释角度，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并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合作目的应系合作经营钢材贸易。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虽然《合作协议书》中第一条约定，“甲方负责与第三方洽谈钢材采购的具体事项……乙方据此向第三方付款”，但作为具体操作文件的《代购确认单》亦约定，“乙方代甲方向第三方采购并且付款”，同时恒大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恒大公司与第三方及欣涌公司间存在相应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虽其辩称系为获取银行贷款而制作，但结合上述协议内容的约定，双方的交易模式应为，恒大公司向第三方采购钢材并付款后转卖于欣涌公司，欣涌公司根据恒大公司的采购单价，按照资金占用时间即恒大公司支付第三方货款起至恒大公司收到欣涌公司货款，并参照一定的比例向恒大公司支付货款。该种交易模式虽然实际能起到融资作用，但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之间并没有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也没有借款款项的交付，并非借款法律关系。其次，从协议履行过程看，恒大公司与欣涌公司基于《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共进行75笔交易，其中61笔欣涌公司依约支付货款，14笔未支付货款。在该14笔交易中，恒大公司作为货物出售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欣涌公司完成交货义务。此外，上述交易的供货方即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及案外人A公司、B公司分别向恒大公司出具《对账单》，表示其同恒大公司因采购钢材业务，确认恒大公司已预付尚未收到相应钢材的对应款项，款项总额即为本案中恒大公司向欣涌公司所主张的金额。由此反映出，恒大公司在欠款发生后并非第一时间向欣涌公司追讨，而是直接向供货方进行主张。虽然在该14笔交易中，欣涌公司代希鸿公司还款5,000,000元，但不能据此证明欣涌公司为欠款主体。故本案中恒大公司要求欣涌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及要求崔生法、希鸿公司、鹿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894元，由上诉人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