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8行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迎菊，女，汉族，1963年8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文婷，女，汉族，1988年10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丰收路与政二街交叉口东南角。法定代表人王东林，男，局长。委托代理人崔斌，男，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邵祎，金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原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丰收中路1566号。法定代表人张刚，男，主任。委托代理人孙海欧，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公职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丙山，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因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行初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被上诉人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崔斌、吴邵祎，原审第三人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孙海欧、张丙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史迎菊、贺文婷的亲属贺东升系第三人房产中心住宅建设科科长。2019年4月22日，贺东升一行九人被第三人房产中心派往江苏南京、扬州考察学习，2019年4月25日，贺东升和同事完成扬州的考察学习后，从扬州乘坐火车到南京南站转车回家，于12时许到达南京南站候车大厅候车，候车期间贺东升提出去给家人买点南京的土特产。2019年4月25日13时左右，贺东升在南京南站3楼平台自行翻越安全护栏后坠落死亡，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南京南站站前派出所编号042500009号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处警经过及结果一栏显示：经工作，排除贺东升死亡是案件的可能性。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于2019年4月28日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亡原因为高坠致严重创伤。同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编号为宁公物鉴（验）字〔2019〕95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贺东升符合高坠致严重创伤而死亡。后2019年5月9日被告市人社局受理了第三人房产中心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因存在“需要有关部门出具证据，而一时难以提供”的情形，2019年6月24日被告市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2019年10月8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2019年10月14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焦工伤不认字〔2019〕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贺东升在火车站候车厅高空坠落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规定，经研究，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原告史迎菊、贺文婷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贺东升因工出差期间，在火车站候车厅自行翻越安全护栏后坠落死亡，其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称贺东升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而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迎菊、贺文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史迎菊、贺文婷负担。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行初62号行政判决，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史迎菊、贺文婷主要上诉理由：一、贺东升因工作关系患了抑郁症。贺东升是一位部队老兵，部队的生涯使他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部队转业到焦作市房管局以后，先后在住宅科、房产管理科主持工作，其工作内容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是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是问题的难点，常有群众上访、堵门现象，甚至遭到人身攻击和恐吓，精神压力很大，久而久之，出现了焦虑、烦躁、××症状。2016年10月，贺东升因胸闷、烦躁、失眠等症状，在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脑白质脱髓鞘（××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之后，常在解放军91医院精神科就诊，服用右佐匹克隆、马来酸疿伏沙明片（乙）、米氮平片（乙）等治疗抑郁症药物，2019年3月23日，贺东升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抑郁发作。足见，贺东升患有抑郁症。二、贺东升没有自杀的心理准备。理由有以下几点：1、没有留下遗嘱，没有自杀的任何迹象；2、在扬州学习期间贺东升留下了数个扬州的电话号码，可以看出贺东升打算以后经常向扬州学习请教，没有自杀的念头；3、出事前20分钟，贺东升告知同事去给家人买些南京特产，说明贺东升热爱生活、热爱家人，没有想死。三、贺东升身亡，是抑郁症突发出现的精神失控，××态身亡，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自残自杀”性质不同，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上海医生坠亡被认定为工伤案中提到，抑郁发作及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不受意识控制的行为）。2019年4月25日，××态死亡，事实如下:（1）2019年2月27日、3月14日、3月20日、3月23日、4月13日贺东升不停的在解放军91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可见，此阶段贺东升抑郁症不断发作。（2）贺东升的行李内有抗抑郁药物。（3）南京南站派出所在调查此事时，与贺东升出事前的最后几个通话人联系，其中贺东升的战友描述，贺东升当时通话的声音很急，基本上是胡言乱语，根本听不清贺东升在说什么。从南京南站监控视频中看到贺东升坠楼前动作夸张（不断挠头，大步来回走动），衣衫不整，形态神情暴躁，肢体动作完全不是正常状态。根据上述迹象，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贺东升此时抑郁症发作，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自残自杀。被上诉人认定贺东升自杀，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四、贺东升的死亡应认定为工伤。（一）贺东升因工作关系患上了抑郁症，又因抑郁症病态死亡，贺东升的死亡与本职工作有因果关系，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致死。符合《工伤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条件。（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函[2004]256号文），其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可见，××。按照该规定，贺东升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抑郁症突发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8号明确指出:“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两年内因患××，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溺水身亡，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可见，××人所谓的“自杀”举动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虽然《工伤保险条例》不是《保险法》，但二者理念、法理精神是一致的，在贺东升案件中同样适用。可见，被上诉人在贺东升工伤认定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五、被上诉人《不予认定通知书》程序违法。1、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按照人社局权力清单，被上诉人办理工伤认定分为受理、审查、决定、送达、事后监管，在决定环节要召开工伤认定联席会。但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3、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在申请工伤认定时，一并提交了贺东升患抑郁症的系列就医证明，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但被上诉人既不采信，也不调查，仅凭表面现象做出决定，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贺东升为什么坠楼，故程序违法。4、《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可视为工伤的规定，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在申报工伤时，一并提交了贺东升患抑郁症的系列就医证明，××死亡，如果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不予认可，应该提供贺东升死亡时不存在抑郁症突发的证据，排除贺东升因抑郁症死亡。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贺东升死亡时没有突发抑郁症，仅凭表面现象认定贺东升自杀，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无事实根据。综上，被上诉人《不予认定通知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但一审法院不顾贺东升患抑郁症的事实，不顾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函[2004]256号文）第三条规定，不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8号相关规定，错误的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述称，第一、被上诉人认定贺东升自杀不属于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且超越职权。理由是贺东升坠楼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南京南站派出所接处警，出警结论是贺东升系高空坠落致死，排除了自杀。当天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贺东升进行尸检分析死亡原因。2019年4月26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贺东升进行了尸表检验和取血样检验，得出的结论也是高坠致严重创伤而死亡，也排除了自杀，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和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掌握的信息量远大于被上诉人，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又远超于被上诉人，且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又是法定的鉴定机构，他们都没有得出贺东升自杀的结论。那么被上诉人凭什么得出了贺东升自杀的结论。科学依据是什么？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的情形，认定职工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伤的，应当以法定职权部门或法定鉴定机构出具的书面结论为依据。被上诉人对于贺东升作出不予工伤认定时，并没有依照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以法定职权部门或法定鉴定机构出具的书面结论为依据，而是凭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显然没有科学依据，更是超越职权。第二，有意回避决定案件性质的关键事实，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供了贺东升的消费明细和诊断证明，告知被上诉人贺东升患有抑郁症，但工伤认定书只字未提，一审中审判长有两段问话，第一，审判长问证据2-13口服液照片你们核实的情况是什么？谁的药，什么药，××？在哪发现的？被上诉人的答复是口服液照片的情况我没有询问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也没有此问题的调查材料。庭审笔录第12页审判长问，关于第三人在工伤认定中提出的同行人的说明情况和消费明细和诊断证明可以看出有精神方面的就诊。对这些证据被告在认定工伤时是否考虑？被上诉人回答庭后让工作人员提交书面说明。而被上诉人在答辩期内提交的证据中也没有此问题的分析说明，决定书更是只字不提。说明行政行为作出前对案件性质的关键事实根本没有纳入考量的范围，属于事实不清。第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以工伤保险条例14条、15条对贺东升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14条规定的是应当认定工伤的规定，第15条是视同工伤的规定，那么被上诉人应依照14条和15条的规定，要么认定工伤，要么认定视同工伤。14条和15条没有不予认定工伤的规定。第四，要正确认识抑郁症导致的死亡。贺东升患有抑郁症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现代医学，特别是近代关于抑郁症的研究指出，××态的精神失常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发展的结果。××所致的结果，我们就应该将这种死亡定义为因病死亡。××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规定。贺东升反复就诊于91和省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2019年3月23日出具诊断证明书，证明贺东升患抑郁症，这是一个省级医疗单位出具的诊断证明，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出具时间为2019年的3月23日，在贺东升出事前的一个月，这个证明是在有效期内的。被上诉人没有相应的证据否定和推翻省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却又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否定贺东升患有抑郁症完全是凭主观判断，否定科学，不尊重事实的表现，其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我们认为贺东升在工作时间、××死亡，应当视同工伤。二审期间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提交2019年7月份贺文婷在住房保障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两份，证明：2016年因工作原因二三十个年轻人去威胁贺东升，围攻贺东升，这个时候就造成他几乎就是晚上没办法睡觉，然后总是疑神疑鬼，一直到10月份开始去二医院住院检查。一审的时候律师说视频中的当事人如果不能出庭作证，视频是没有用的。一审时视频中的被拍摄人不同意将视频提交法庭，所以一审时没有提交。2、贺东升手机微信收藏截图10张，证明：贺东升生前手机微信收藏里有很多关于抑郁症的文章，大部分都是缓解工作压力的内容。之前贺文婷一直没有看贺东升的手机，一审判决出来以后，贺文婷为了搜集更多的证据，去翻看贺东升的手机才发现的。3、申请证人赵某、梁某出庭作证。证明：贺东升由于工作原因，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开始失眠、精神不振，多次向两名证人说到自己工作压力过大，身体难以承受。一审的时候找的是其他同事，一审过后两证人跟我说了一些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质证称，证据一视频的实质是证人证言，形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不应该被法庭采信。对证据二这些文章不能证明它的证明指向，内容繁杂，各种情况都有。比如说有民主生活，有青帮大佬，关于抑郁症的一些文章也只仅仅占到可能有1/10，所以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指向。证据三到庭的两个证人，证明的关于2016年被围攻的情况，实际2016年被围攻的这个情况在一审开庭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就这方面举证。在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第七和十都可以证明贺东升的精神状态正常，工作状态正常，××，并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在焦作市二医院的入院记录首页上写得非常清楚。贺东升是2016年10月20日住院，贺东升向医院的医生所陈述的事实是2016年之前的七年来患者频发上述症状平均两个月一次，多是酒后发作。自2009年起，因胸闷等不稳定性心绞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于2016年住院治疗。病历是非常客观的，由第三方二医院医生所记载的，它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状况。证明贺东升的一系列情况，不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恐吓等所造成的。房管局应当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科长，刚才也问了证人在工作中是否有压力？不仅科长有压力，每一个科员，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工作压力不是导致贺东升自杀的原因，而且房管局应该至今为止，不管是领导科员承担着各种压力，但是没有出现第二例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审第三人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质证称，我们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都是真实的。那么从这些证人证言中间反映出来，贺东升的表现符合抑郁症的特征。睡不着觉和不与人交往都符合抑郁症的特征。贺东升多处寻找治疗抑郁症的方式和方法，自己在挽救自己，也说明贺东升有抑郁症。本院认为，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中共焦作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宜的通知》（焦编〔2019〕68号），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更名为焦作市住房保障中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焦工伤不认字〔2019〕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但本案中，贺东升系在南京南站3楼平台自行翻越安全护栏后坠落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故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焦工伤不认字〔2019〕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贺东升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抑郁症突发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但从现有证据来看，贺东升是因高坠致严重创伤而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视同工伤的情形，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史迎菊、贺文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卫向娟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李培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吕东伟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