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茅育战，男，汉族，1969年11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兰，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陈，男，汉族，1972年2月20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兰，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群，女，汉族，1968年10月13日出生，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兰，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芳，女，汉族，1937年12月18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兰，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张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平，上海无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燕平，上海无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凯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7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可凯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茅育战和刘陈不构成抽逃出资。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烨公司)设立时由第三方代办，注册资金暂时由第三方提供用于办理注册，由第三方代表茅育战和刘陈进行验资之后，该笔资金即被汇走供第三方为其他人注册公司使用，茅育战和刘陈全程未参与、未出资，故而不构成抽逃出资。2．茅育战和刘陈已完成对恒烨公司的补缴出资义务。根据2005年版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只有公司设立之初的首次出资、变更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才需要依法验资和出具验资报告，但未规定补缴出资时必须验资。茅育战自2009年2月6日-2009年5月13日向恒烨公司补缴出资款131万元，2010年5月20日，茅育战一次性补缴了剩余出资款344万元及刘陈补缴出资款25万元，恒烨公司聘请具有资质的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审计报告书。以上，茅育战和刘陈已补缴出资，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不应对恒烨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可凯公司辩称，不同意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的上诉请求。茅育战和刘陈设立恒烨公司时委托代办单位垫资后将出资收回，其法律后果归于茅育战和刘陈，茅育战和刘陈应就其抽逃出资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除非能证明已经补足出资。经一审法院调查，茅育战、刘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人已补足出资。茅育战与恒烨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从茅育战汇入恒烨公司的钱款的事件、金额、备注形式上均无法看出存入的是注册资本；且会计账簿并未记载茅育战汇入的钱款为注册资本。据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可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茅育战在抽逃出资人民币4，750，000元本息范围内，刘陈在抽逃出资25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恒烨公司在(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318号(以下简称2014-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可凯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茅育战与刘陈在以上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2．判令茅育战在抽逃出资475，000元本息范围内，黄伟群在抽逃出资25，000元本息范围内对恒烨公司在2014-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可凯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茅育战与黄伟群在以上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3．判令黄伟群在刘陈抽逃出资25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恒烨公司在2014-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可凯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陈玉芳在刘陈、黄伟群抽逃出资275，000元本息范围内对恒烨公司在2014-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可凯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3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受理可凯公司与恒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即2014-1318号一案。该案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9日，可凯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华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聚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工矿原料销售合同》一份……同日，华聚公司向可凯公司发出出库通知单……同日，恒烨公司向可凯公司出具《入库货物确认单》……”，后该院于2015年1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LDPE(低密度聚乙烯)货物(规格为19N430，产地为德国，数量为38.5吨)；届时若货物发生损毁、灭失或其他不能履行的情况，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赔偿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相应价款(按单价12，900元／吨计算)”。该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374.90元，财产保全费3，003.30元(可凯公司均已预交)，由恒烨公司负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支付给可凯公司。嗣后，恒烨公司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又于2015年5月20日撤回上诉，故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5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恒烨公司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均按原审判决执行。案件生效后，恒烨公司未按期履行。可凯公司遂向闸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8月18日，闸北法院作出(2015)闸执字第1835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经查，本案被执行人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名下无银行存款、房产、车辆及证券，本院已轮候查封了在被执行人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处的货物……根据以上情况被执行人目前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故本案难以继续执行，应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恒烨公司至今未履行上述判决主文，可凯公司遂于2018年1月22日以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作为恒烨公司股东损害其利益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即(2018)沪0107民初1553号(以下简称2018-1553号)一案。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在庭审中表示黄伟群系茅育战的配偶，陈玉芳为茅育战之母，刘陈与茅育战为朋友关系；2014年7月15日，黄伟群将系争股权转让给陈玉芳时，陈玉芳未支付对价。一审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查明：“2017年5月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刑初16号(以下简称刑16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载明：‘……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克成犯信用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于2016年2月15日和2017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查明：二、合同诈骗……2014年6月至10月，被告人汪克成明知无货物或不具有货物所有权的情况下，以华聚公司、逸高公司、广恒公司及思扬公司的名义与广发商贸有限公司等八家被害单位签订货物购销合同，利用伪造的入库单、货权证明等手段骗取被害单位的货款……6.2014年10月，被告人汪克成以华聚公司的名义与可凯公司签订1份49.5吨塑料粒子的购销合同，可凯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638，550元后提走11吨塑料粒子。可凯公司实际损失人民币496，650元……判决如下：……二、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亿八千三百三十三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继续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单位……’”。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可凯公司主张恒烨公司交付的货物与刑16号案中被告人汪克成以华聚公司名义出售可凯公司的货物系同一物品，且系争债权所依据的民事判决生效在前，而刑事案件审理在后。同时鉴于刑事判决已将可凯公司作为八家被害单位之一，并判决汪克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并返还给被害单位。而刑事追赃是国家授权的特定机关在人民法院对行为人作出有罪判决后，依据生效判决对罪犯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财物的确认，运用国家强制力，采取强制手段，对涉案的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并依法处理的诉讼行为。从刑事追赃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的目的意义而言，其与民事判决并无本质差异。现因同一标的物已被发生在后的刑事审判作出评价，并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可凯公司作为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应通过追缴或退赔的方式获得进行救济，故可凯公司现径行提起民事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故于2018年7月20日裁定驳回可凯公司起诉。可凯公司因不服前述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在2018年12月12日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审理后，可凯公司明确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本案，可凯公司在任何一案中获得清偿均可，不会重复主张。另查明：恒烨公司系成立于2008年12月3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元，该款由茅育战认缴出资4，750，000元、刘陈认缴出资250，000元，茅育战为执行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成立恒烨公司，茅育战与刘陈于2008年12月2日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章程第二章载明：“(一)茅育战：认缴出资额47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缴出资额475万元，出资额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足额认缴。(二)刘陈：认缴出资额2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缴出资额25万元，出资额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足额认缴”。2008年12月29日，茅育战、刘陈均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恒烨公司验资账户各转账4，750，000元、250，000元。当日，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向恒烨公司(筹)出具兴验内字(2008)-5218号验资报告。该报告显示：“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筹)截至2008年12月29日止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贵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经我们审验，截至2008年12月29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5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附件：1．验资事项说明；2．验资证明表；3．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4．银行询证函；5．投入资本银行进帐单；6．银行余额单”。同日，恒烨公司以股东内部变化，无法进行验资为由向工商银行提交销户申请。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亦向工商银行提交验资款退出申请书。由此，验资账户因退验资款各转出250，000元、4，750，000元，合计5，000，000元。2009年4月15日，刘陈(出让方、甲方)与黄伟群(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所持本公司(恒烨公司)5％股权(原认缴出资额25万元)作价25万元转让给乙方……”。同日，茅育战与黄伟群召开股东会。决议如下：“同意股东刘陈将其所持本公司(恒烨公司)5％的股权(原出资额25万元)转让给黄伟群。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年4月21日，恒烨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2012年10月8日，恒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通过“一、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550万元；实收资本由500万元增至550万元。其中：股东茅育战认缴／实缴522.5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股东黄伟群认缴／实缴27.5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二、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列(例)如下：茅育战认缴出资额522.5万元，出资比列(例)95％，实缴出资额522.5万元，出资比列(例)95％。黄伟群，认缴出资额27.5万元，出资比列(例)5％，实缴出资额27.5万元，出资比列(例)5％……”。2012年11月14日，茅育战、黄伟群分别将增资款475，000元、25，000元以现金方式存入临时验资账户。11月20日，恒烨公司就增资事项进行工商变更登记。11月22日，恒烨公司注销临时验资账户并将全部款项转入公司工商银行尾号3386的基本户；同日，恒烨公司该账户包括如下资金往来：1．向案外人卢胜军转账300，000元，摘要显示“还款”；2．案外人华聚公司分两笔各转入323，852.98元、229，456.88元，摘要注明“税款”；3．向案外人上海久恒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恒公司)转账229，456.88元，摘要“税款”(此前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华聚公司存入的多笔“税款”于同日亦以“税款”名义等额转至久恒公司)……。2014年7月15日，黄伟群(出让方、甲方)与陈玉芳(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5％股权按27.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同日，恒烨公司召开股东会，茅育战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改相应公司章程。2014年7月25日，恒烨公司进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一审中，可凯公司申请法院调取恒烨公司开立的尾号0415(临时验资账户，自2012年10月1日起)、尾号3386(基本户，自2008年11月1日起)的账户全部流水信息；上诉人同意提交前述材料，同时称鉴于可凯公司已申请法院调取，且认可真实性，故以调取的材料为准，不再另行举证。由此，一审法院于庭审中出具恒烨公司上述期间内的相应账户流水，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可凯公司统计尾号3386账户的资金进出记录，茅育战自2009年2月17日至2014年9月间共计向恒烨公司转账18，030，000余元，并从恒烨公司转出17，120，000余元。可凯公司认为，在茅育战与恒烨公司存在多笔款项往来的情况下，茅育战仅将其中的4，750，000元作为对恒烨公司的出资，而非其他款项，茅育战已经经营公司达五年之久，仍不断投资而不从公司获利，显然有违正常的商业行为；陈玉芳在2012年2月至2014年7月之间亦存在上述情况；再有，刘陈于2009年4月将股权转让给黄伟群，故刘陈不可能于转让后一年，即2011年5月再向恒烨公司出资，也印证了审计报告的虚假。另外，可凯公司还表示恒烨公司除尾号3386的账号外还存在其他银行账户，无法判断出上诉人是否补足出资，仍需结合其他账户加以证明。至于恒烨公司增资款500，000元，结合尾号0415账户信息可知，该款在进入恒烨公司基本户当日后即向案外人卢胜军及久恒公司分别转账300，000元、220，000余元，且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转出该笔款项的合理依据，故可凯公司有理由怀疑上诉人抽逃了全部增资款。针对该两笔款项，上诉人称因客户未按时支付税款，而恒烨公司急需向海关报关付款，故向案外人卢胜军借款300，000元备付(该款于2012年11月21日即增资款转入前一日转至恒烨公司账户)，增资款进入公司基本户后立即归还该笔款项；另一笔款项则是恒烨公司外包报关业务的报关行久恒公司，因存在业务关系，故作为日常代理客户支付海关关税、增值税的款项。另外，上诉人表示恒烨公司自2014年起未实际经营，且2014年之前及2015年之后的部分账册已经遗失，刑16号案发生之后的凭证也不完整。现有公司账册目前委托他方仓库保管。因恒烨公司存在失信情形，故无法注销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茅育战、刘陈、黄伟群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增资)的行为；二、若茅育战、刘陈、黄伟群存在抽逃出资，则可凯公司主张各上诉人间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成立。对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恒烨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后于2012年10月8日增资至5，500，000元，鉴于出资与增资股东主体及情形存在差异，故一审法院分别进行阐述。关于出资部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可凯公司提供对恒烨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恒烨公司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现双方对恒烨公司登记设立时的出资存在抽逃情形无异议，而上诉人方同时表示公司设立的全部手续均委托第三方办理，公司股东不知晓该情形，故于事后履行了补缴义务且依法完成增资款的出资，并提供第HZ0592号审计报告。其中载明“经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贵公司实收资本(注册资本)未足额到位。1.2009年2月2日贵公司由验资专户划转至银行基本户的出资额500万元未见银行存款划转凭证，该500万元未到位出资款计入账面其他应收款，分别应收股东茅育战欠款475万元和应收股东刘陈欠款25万元。2．截至2009年12月31日股东茅育战已归还股东欠款131万元。归还明细如下：日期：2009.2.6……2009.5.13……合计：131(万元)；又审，截至2010年5月20日，股东茅育战和股东刘陈已分别归还股东欠款344万元和25万元，该款项以货币资金归还，划入贵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马戏城支行……3386账号内，贵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已无股东茅育战和刘陈欠款”。就前述内容来看，该审计报告列举了茅育战于2009年2月6日至2009年5月13日期间的8笔金额自10，000元至340，000元不等的转账记录(所附转账凭证、记账凭证、收据等中或未注明用途，或仅注明“介入款”“其他应收款”)及2010年5月20日的记账凭证(含茅育战现金汇入3，440，000元与刘陈现金汇入250，000元)作为出资凭证。而公司设立时，股东认缴的出资应当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经法定的验资程序，从而确保注册资本的到位。然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取得验资证明后即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出资的情形，亦存在公司总投资大于注册资本的情形，若将股东在后续经营过程中投入到公司的资金一概而论地认定为补足出资，必将侵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违反股东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法定要求，实难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既混淆了投入资金与注册资本的区别，亦未厘清股东投入资金与公司资本所产生的不同法律关系。实际上，缴纳出资是股东向公司履行的最基本义务，所认缴的出资亦是公司注册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若为弥补出资不实，其后续所投入部分不仅应在相关凭证上注明补缴出资的内容，还应经法定验资程序，列入公司的实收资本，从而切实履行自身的出资义务。但第HZ0592号审计报告及相应记账凭证无法充分证明茅育战、刘陈已将系争出资义务完成或补足，故对茅育战、刘陈已经出资到位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增资部分，上诉人方提供了第HB0273号审计报告，其中载明“经我们审验，截至2012年11月14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自然人茅育战和黄伟群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50万元”，同时附有临时验资账户的入账凭证等。一审法院认为，前述证据能够证明茅育战、黄伟群将相应款项作为增资归入恒烨公司财产，且经法定验资程序加以确定，故茅育战、黄伟群履行了增资义务。现可凯公司经核查恒烨公司基本户银行流水，对增资款转入基本户当日的两笔支出提出异议，并据此认为茅育战、黄伟群抽逃增资。然增资不同于设立出资，公司通常已进入日常经营状态，并基于持续营业所需，存在相应合理支出。结合公司基本户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首先，恒烨公司在当日具有多笔资金进出记录，仅从约大于增资款金额的两笔支出无法推断增资股东构成抽逃行为；其次，就系争的两笔款项而言，久恒公司与恒烨公司自2009年2月11日起开始建立长期、持续(至2014年10月10日)的资金往来(恒烨公司转出款项均为“税款”“代付服务费”“退保证金”等)，而非仅有系争支出一笔，即使上诉人未提供合同等凭证证明双方的交易关系，其对久恒公司与恒烨公司具有长期业务关系的说法亦具有合理性；且银行流水反映出在恒烨公司向久恒公司付款当日，多有华聚公司先行支付等额款项的记录(包括增资款入账当日)。同理，恒烨公司支付卢胜军的300，000元已经注明“还款”，与前一日卢胜军转入的资金等额，故系争两笔转账记录不能反映该笔款项来源于增资，更无法证明茅育战、黄伟群具有抽逃增资的行为。综上，可凯公司主张茅育战、刘陈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成立，其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两名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茅育战与黄伟群已经履行了增资义务，故对于可凯公司的相应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争议焦点二，可凯公司主张茅育战与刘陈互负连带责任、茅育战与黄伟群互负连带责任、黄伟群对于刘陈以及陈玉芳对于黄伟群分别在后者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实则涉及股东在公司设立、增资、股权转让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协助抽逃的责任负担。鉴于一审法院已对茅育战、黄伟群不构成抽逃增资作出认定，故现仅从设立出资及瑕疵股权转让两个方面论证。其一，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请求前述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法应予支持。本案茅育战与刘陈均为恒烨公司发起人，且均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故可凯公司要求茅育战、刘陈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二，公司债权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法应予支持。换言之，就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而言，核实该股权是否存在瑕疵出资是受让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而仍接受受让的，应当推定其知道该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由此，黄伟群、陈玉芳(且其未支付对价)作为继受股东，在转让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亦应在受让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茅育战在抽逃出资人民币4，750，000元本息范围内(若茅育战有依据出资不足已经承担的补充赔偿数额应予以扣除)、刘陈在抽逃出资人民币250，000元本息范围内(若刘陈有依据出资不足已经承担的补充赔偿数额应予以扣除)对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茅育战、刘陈在以上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二、黄伟群在刘陈抽逃出资人民币250，000元本息范围内(若刘陈有依据出资不足已经承担的补充赔偿数额应予以扣除)对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陈玉芳在刘陈抽逃出资人民币250，000元本息范围内(若刘陈有依据出资不足已经承担的补充赔偿数额应予以扣除)对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对上海可凯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33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480元，合计人民币13，113元，由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共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按公司章程中约定的期间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是其应尽的义务。根据恒烨公司的章程，茅育战、刘陈应于2008年12月30日前分别缴纳475万元与25万元注册资本金。但根据恒烨公司验资账户的记载以及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验资款退出申请书，茅育战、刘陈的注册资本金在进入恒烨公司验资账户后当日即全部退出，茅育战、刘陈构成抽逃出资。虽然茅育战、刘陈强调验资手续系委托他人代办，但受托行为的结果应归于委托人，故二人对此所持抗辩不能成立。茅育战、刘陈提出已补足出资，具体的付款情况为2009年2月6日至2009年5月13日期间陆续划入恒烨公司131万，2010年5月20日茅育战出资344万元、刘陈出资25万元，二审中茅育战还补充说明2009年2月20日还出资15万元，故茅育战实际多缴了1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恒烨公司尾号为3386的银行账户流水信息的记载，茅育战自2009年2月17日至2014年9月期间共计向恒烨公司转账18，030，000余元，并从恒烨公司转出17，120，000余元，款项相抵，也仅多出91万元左右的差额；且二者之间存在频繁、大量的款项往来，金额从小到大都有，茅育战从这些款项中抽取475万元作为补缴出资并无依据，相应的付款用途也不能证明是补缴注册资本金。故茅育战所称的已补缴出资的主张，本院不能认同。对于刘陈的补缴主张，其已于2009年4月将股权转给黄伟群，不再是恒烨公司股东，如其于2010年5月20日划入恒烨公司的25万元是补缴出资，则应写明该款的性质，但该款用途并未记载为出资，也不是还款，故无法证明该笔划入款为补缴出资。综上，茅育战、刘陈主张已补缴出资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茅育战、刘陈应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恒烨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人作为恒烨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当对出资不实之责互负连带责任。黄伟群、陈玉芳作为继受股东，应当在受让股权时审查股权是否存在瑕疵，且两人分别是茅育战的妻子与母亲，茅育战又是恒烨公司持股95％的股东，即便基于身份关系，黄伟群、陈玉芳也应当知道继受股权存在的瑕疵。在转让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二人应在其受让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33元，由上诉人茅育战、刘陈、黄伟群、陈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龙平审 判 员 高中伟审 判 员 杨怡鸣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贾佳秀书 记 员 莫莉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