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0391民初1554号 原告：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经泽大厦七楼A16-18室。 法定代表人：刘希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嘉敏，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春蕾，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MOHAMEDALAREF，男，1963年1月15日出生，叙利亚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娟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梅花，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MOHAMEDALAREF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春蕾、胡嘉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娟红、徐梅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是刘炳珍向原告借款的共同债务人，并对刘炳珍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被告清偿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5,616,133.09元（以下均为人民币）；3.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自2013年7月31日起的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5,616,133.09元为基数，以年利率7.5%为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5日利息为1,870,792.74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等。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刘炳珍与原告的借款关系成立，借款金额共计5,616,133.09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一家成立于1994年6月30日的贸易公司，刘炳珍原系原告之股东。2004年被告与刘炳珍登记结婚，被告系刘炳珍之丈夫。在被告与刘炳珍婚姻存续期间，刘炳珍数次以借条方式向原告借款（共计5,616,133.09元），用于维持其与被告共同生活所用及偿还刘炳珍信用卡账单。同时，被告是刘炳珍信用卡附属卡的使用者。在此期间，刘炳珍曾出资购置多处房产，包括深圳市罗湖区翠山路北侧翠山花半里雅筑（深房地字第××号）、惠州大亚湾澳头中兴五路144号凯悦华庭（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惠州大亚湾澳头中兴五路144号凯悦华庭（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共三套房产，也在被告老家叙利亚和埃及为被告购置了两栋豪宅。由于被告并无正当职业，无任何收入，刘炳珍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了负担被告的生活费用以外，还替被告承担了本应由其自行负担的国外非刘炳珍所生子女的抚养义务，向其支付生活费和学费等。同时，刘炳珍还负担起了被告侄子在深圳大学留学4年的全部生活费及学费等。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了刘炳珍从原告处借出的巨额的资金主要用于其与被告共同生活所用。现刘炳珍在2017年3月26日不幸逝世，刘炳珍从原告处借出的资金主要用作被告与刘炳珍生活所用，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刘炳珍之丈夫，被告理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具状于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1.刘炳珍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1）刘炳珍在本案中具有特殊身份关系，这些款项是刘炳珍在担任原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所发生的资金往来，1994年刘炳珍一手创办了原告公司，刘炳珍生前一直作为最大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这些职位具有可基于经营需要主管支配公司财务的职权，刘炳珍在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经营公司，期间必然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签署文件，其中包括借款单、借款审批单等文件以便财务作账，这属于职务行为，也是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惯例，原告主张的数额有多笔几十万元的款项均为现金支付，这与公司财务制度交易习惯不符，且金额有零有整，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习惯，显然是针对公司的具体项目而发生的支出。（2）借款单、借款审批单、现金支出证明单不能证明双方发生的借贷关系。第一，借款审批单是单位职工，因履行职务需要，向单位挂账借款财务报销证明、报销凭证，仅适用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等特定场合，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刘炳珍因工作需要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的民间借贷关系，从形式上看，借款审批单不具备借款合同的形式要件，不仅没有关于借款期限、利息等约定，甚至还有审批等内容，说明原告与刘炳珍之间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因此，借款审批单不属于借贷关系发生的合法凭证。第二，借款单与民间借贷中的借据截然不同，不能证明刘炳珍与原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刘炳珍作为公司董事长，即使存在借款单中的费用，也属于公司经营办理业务的正常开支，通常是为报销冲账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中指出“从单位预支款项处理公司事务是职务行为，其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因未及时报销冲账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因此，即便刘炳珍未及时报销冲账，也应该按照原告的内部财会制度处理，而不构成借贷关系。第三，借款原因存在问题，这些借款单大部分写着“借刘伟现金（见2015年3月4日的借款单冲刘伟账）、冲刘伟账（2015年2月10日、2015年3月5日）、冲刘伟借刘炳珍账”等字样，在借款审批单中还有“2013年6月、7月、8月、9月开支”“新加坡费用”“业务周转”等明显为公务支出的内容，这些显然不能作为刘炳珍个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明。第四，本案中签名人刘炳珍已经去世，无法核对其签名的真实性。第五，就算存在借贷的合意，被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借款是否真实发放，未提交证据证明刘炳珍是否有过还款，也未提交任何催收记录，大部分款项都已过诉讼时效。2.不存在与借款单、借款审批单的记载内容相对应的转账支出记录，借款单、借款审批单与支票对应不上，与银行记录对不上，与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中现金流量表对应不上。另外，借款单、借款审批单上均盖有现金付讫的章，几十万的大额支出用现金付讫显然是不合常理的。3.不能证明这些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借款单、借款审批单记载的借款用途上看，这些款项有用于“总办”周转用的，有用于“冲刘伟账”的，有用于发放年费的，全部都是用于公司业务支出，因此不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4.即使刘炳珍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即使原本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伟在（2017）深罗证字第16732号公证书中作出了将由刘伟承担刘炳珍生前所负债务的承诺，本案的款项也不应该由被告偿还，该公证书明确记载“遗产继承人应当清偿被继承人所负的债务和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既然原告主张被告是自愿无偿放弃对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60%股权的继承权，那么也应该由刘伟依照公证书的记载承担刘炳珍生前向原告借的本金及利息。5.原告起诉具有特殊动机，原告在刘炳珍死亡且被告提起遗产继承诉讼后，以莫须有的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充分表明了原告系配合其实际控制人也就是遗产继承人刘伟来扰乱遗产继承纠纷的处理，属于恶意虚构虚假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原告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30日，注册资本600万元。原始股东为刘炳珍、刘希坤，分别占股60%、40%；2017年5月10日股东变更为刘伟、刘希坤，分别占股60%、40%。原告成立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为刘炳珍，2017年5月10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变更为刘伟，2019年3月14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变更为刘希坤。 2.原告主张其与刘炳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为2013年7月至2017年3月期间发生的多份借款人签字为“刘炳珍”的借款审批单、借款单、现金支出证明单，金额共计5,616,133.09元；原告主张上述借款对应的付款凭证为多张支票存根，存根上收款人为空白，单位主管处签名为“刘炳珍”。原告上述主张的具体明细如下： （1）2013年7月31日借款审批单155,000元，部门为“总办”，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三张金额共计17万元的支票存根； （2）2013年8月30日借款审批单30万元，借款事由为“2013年6月、7月、8月、9月开支”，部门为“总办”，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33万元的六张支票存根； （3）2013年9月23日借款审批单6,190元，借款事由为“新加坡费用”，部门为“总办”，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2013年10月14日借款审批单35,445元，部门为“总办”，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5）2013年11月22日现金支出证明单及中国银行客户回单10,000元，注明“支付刘炳珍取现金存入银行卡”，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6）2013年11月1日现金支出证明单60,000元，摘要为“支付现金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7）2014年7月31日借款单80,4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3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8）2014年10月13日借款单7,000元，审批意见为“代借款”，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9）2014年7月17日借款审批单5万元，借款事由为“刘炳珍付现金”，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10）2014年9月18日信用卡收账通知显示美元1,6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9,920元）存入刘炳珍信用卡账户，注明“属实，刘炳珍付款”，存款人为“韦永红”； （11）2014年9月18日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显示现金30,000元存入刘炳珍账户，注明“属实，刘炳珍付款”，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12）2015年1月28日借款单90,000元，审批意见注明“同意借款9万元整，刘希坤”，借款人签收栏注明“刘炳珍从刘希坤处借款9万元，挂刘炳珍其他应收款，冲刘希坤其他应收款”，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13）2015年1月19日借款单12万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但未提交该支票存根； （14）2014年2月11日借款审批单201,4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15）2014年2月14日借款审批单307,800元，注明“刘炳珍付现金，挂账处理”，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45万元的五张支票存根； （16）2014年4月30日借款审批单155,000元，借款事由为“暂时周转”，审批意见为“业务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8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17）2014年7月22日借款审批单132,271元，借款事由为“借用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8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18）2014年8月13日借款审批单151,400元，借款事由为“暂借周转金使用”，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22万元的四张支票存根； （19）2014年8月26日借款单港币2,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1,600元），审批意见为“同意挂账借款港币2,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0）2015年3月2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万元，摘要“借现金存入刘炳珍卡上”，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并附有韦永红出具的证明，证明韦永红存入1万元到总经理刘炳珍中行信用卡，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1）2015年3月4日借款单50,000元，借款事由“借刘伟现金周转用，挂刘炳珍账，报费用后冲刘炳珍账”，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4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2）2015年3月5日借款单30,000元，借款事由“冲刘伟账，挂刘炳珍账，再冲费用”，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2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23）2015年2月13日借款单150,000元，借款事由“刘伟给刘炳珍现金150,000元招行卡”，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4）2015年2月10日借款单100,000元，借款事由“敬予交来现金，冲刘伟账”，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5）2015年5月12日借款审批单4万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4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6）2015年4月13日现金支出证明单7,323.84元，摘要为“刘炳珍借款”，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7）2015年6月25日借款单63,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8）2015年7月30日现金支出证明单美元2,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12,442元），摘要为“存入刘炳珍中行国际卡”，盖有“现金付讫”印章，附有信用卡收账通知，存款人为“韦永红”，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29）2015年7月11日借款单30,062.5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30）2015年7月8日借款单80,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31）2015年9月24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48,200元，摘要为“支付刘炳珍借款”，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4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32）2015年12月30日借款单120,000元，借款事由为“借款（刘伟交来现金支付）”，预计还款报销时间为“冲刘伟借刘炳珍账，已挂账”，审批意见为“同意冲账”，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2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33）2016年1月22日借款单美元3,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19,788.3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0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但未提交该支票存根； （34）2016年2月2日借款单40,1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20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35）2016年3月14日借款单104,500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为“购礼品、冲账”，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29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但只提交了金额为20万元的支票存根，另一张9万元的支票存根未提交； （36）2016年1月1日借款单916,361元，审批意见“代发年费用”，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02万元的12张支票存根； （37）2016年4月1日借款单96,8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1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38）2016年5月29日借款单7万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7万元的两张支票存根； （39）2016年7月22日现金支出证明单港币30,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25,853.7元），摘要“支付刘炳珍港币”，备注“刘炳珍收到港币3万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0）2016年7月11日借款单136,304.05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18万元的三张支票存根； （41）2016年8月25日借款单122,900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2）2016年9月8日借款单港币40,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34,400元），部门为“总办”，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9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3）2016年8月30日借款单30万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个人借款”，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共计为33万元的三张支票存根； （44）2016年11月16日借款单10,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4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5）2016年12月28日借款单396,000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周转金”，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四张支票存根，其中三张支票存根金额共计为36万元，另一张为空白； （46）2017年1月24日借款审批单100,000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20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7）2017年3月15日借款单港币10,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8,928.7元），部门为“总办”，借款事由“周转”，盖有“现金付讫”印章； （48）2017年1月23日借款单港币5,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4,423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0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49）2017年1月6日借款单200,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2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 （50）2017年2月4日借款单港币20,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17,67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 （51）2017年2月21日借款单30,00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1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该存根上无刘炳珍签名； （52）2017年2月21日借款单美元20,000元（原告主张折算为人民币137,650元），盖有“现金付讫”印章，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5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该存根上无刘炳珍签名； （53）2017年3月14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00,000元，摘要“刘炳珍借现金存入中行信用卡”，并附有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单，原告主张对应的付款凭证为金额为20万元的一张支票存根，该存根上无刘炳珍签名。 3.原告委托深圳市伯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9年3月30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二〇一七年度）》。审计报告载明：刘炳珍为主要债务人之一，期末余额5,727,603.09元。 4.被告MOHAMEDALAREF与刘炳珍于2004年2月6日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结婚。 5.刘炳珍于2017年3月26日死亡。被告于2018年9月10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案号（2018）粤0303民初21739号]，诉请继承刘炳珍的遗产，被告为刘炳珍之子刘伟。该案一审判决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认定如下事实：刘炳珍与前夫刘希坤于1982年1月22日登记结婚，生育刘伟，2002年9月与刘希坤离婚；2017年5月5日，MOHAMEDALAREF和刘伟至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就刘炳珍持有的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60%的股权进行公证，该处出具的（2017）深罗证字第14091号公证书载明，MOHAMEDALAREF放弃对于刘炳珍持有的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60%股权的继承。 本院认为，被告系叙利亚居民，本案系涉外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原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我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我国法律。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的纠纷，其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职工在受托事项完成后，因未及时报销冲账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本案中，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借款审批单、现金支出证明单、借款单系公司内部制式借款单，且经过公司内部审核及审批程序，属于公司内部财务资料，是单位职工因履行职务需要向单位挂账借款的财务报销凭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借款审批单、现金支出证明单、借款单中载明的借款事由包括“2013年6月、7月、8月、9月开支”“冲账”“挂账”“周转资金”“发年费”等内容，部分单据记载的部门为“总办”，体现了刘炳珍作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履行职务而在公司内部发生了借贷，原告应按照公司内部报销冲账的财会制度进行处理。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其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联天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209元（原告已预交），本院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原告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 艳 人民陪审员  李小芳 人民陪审员  丘银苑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颜湘梅 书 记 员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