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超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迎宾大道35号4-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90530246M。法定代表人：杨晓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洪连，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桥阳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大川水岸小区3号3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459580620。法定代表人：郭华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界，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超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桥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10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二审诉讼费由桥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辅料购销合同》约定先付款后发货，双方亦约定在一定时间内供货，该情形下交易时间跨度长，超杨公司无法厘清具体的货物名称、数量等情况完全符合正常逻辑。同时，《辅料购销合同》约定桥阳公司应根据超杨公司的要求，在支付货款前开具相应的发票。商事交易中，付款前开票系商业惯例，但双方从未在合同中约定根据开票金额确定供货金额，至于发票的抵扣则是超杨公司的自主行为，与桥阳公司的供货金额没有直接关系，一审法院以开票金额认定供货金额没有事实依据。桥阳公司辩称，双方交易时间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4月23日止仅四个月时间，超杨公司称双方交易是先款后货，但本案中超杨公司有多次付款，其无法理清收货时间和付款所依据的货物名称及数量与约定不符。一审判决认定货款金额是基于超杨公司未对我司开具的发票提出异议，我司举示的录音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也可以说明超杨公司对发票金额的认可。桥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超杨公司支付货款486997.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486997.6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7日，超杨公司（甲方）与桥阳公司（乙方）签订《辅料购销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在乙方处购买埋板、转接件、膨胀螺栓等材料一批，结算以实际到货量为准；乙方负责运输送至工地现场；货款结算方式为付款后发货；乙方根据甲方要求，甲方支付货款前，乙方须开具相应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货到现场后，甲方需当场验货，并检查货物的规格、数量等标准，确认后在乙方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此批货物交接完毕。2018年2月7日，桥阳公司向超杨公司开具了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850000元；2018年6月22日，桥阳公司向超杨公司开具了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30120元；前述发票金额共计880120元。超杨公司已收到前述所有发票。经在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查询，超杨公司已将桥阳公司在2018年2月7日开具8张进行认证，2018年6月22日开具的发票尚未认证。一审庭审中，桥阳公司在指定的举证期间内另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4月23日期间的送货单9张，收货地址为成都都江堰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卢代勇”的签字，拟证明桥阳公司共计向超杨公司供货金额为912320.2元。超杨公司质证认为，送货单均是由桥阳公司单方面制作，无超杨公司方的签字和盖章，且2018年1月5日签字的“卢代勇”，既在收货单位处签字，也在送货单位处签字，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2019年8月20日玉茗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茗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玉茗公司与桥阳公司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截止2019年1月9日桥阳公司供货金额为942053.5元，截止2019年1月23日玉茗公司付款金额为942053.5元，该付款中有45万元是通过超杨公司代付，分别为2017年12月19日的2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2018年2月9日的2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及现金5万元。桥阳公司拟证明超杨公司举示的2018年2月9日出票人为青岛恒天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20万元汇票是代玉茗公司支付的货款。超杨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玉茗公司从未委托超杨公司付款，超杨公司也不认可代玉茗公司付款。3.2019年6月3日杨界与杨晓丽录音一份，拟证明超杨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丽认可了桥阳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就是总计货款金额，但桥阳公司仍认为供货总金额应以送货单为准。超杨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中并未表明通话人的身份，录音地点也不明确，内容也没有表明说的是什么事情，且经当庭与杨晓丽核实，杨晓丽并没有在2019年6月3日接到过杨界的电话。超杨公司在指定的举证期间内另举示了以下证据：银行回单7张、银行汇票3张，拟证明超杨公司共计向桥阳公司支付货款792450元，其中2017年11月24日支付3万元（袁顺芳向郭华阳转账）、2018年2月15日支付2万元（袁顺芳向郭华阳转账）、2018年3月15日支付5万元、2018年6月1日支付3万元、2018年6月15日支付1万元、2018年6月27日支付了15万元、2018年9月7日支付10万元、通过银行汇票共计支付40万元，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2450元，袁顺芳系超杨公司财务，郭华阳系桥阳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24日支付的3万元为定金。桥阳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28万元是超杨公司代玉茗公司支付的款项，包括20万元的汇票、2017年11月24日的3万元和2018年3月15日的5万元，且2017年11月24日的3万元是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故超杨公司已付货款金额为512450元。一审法院认为，《辅料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桥阳公司供货金额及超杨公司已付货款金额，分别评述如下：1.关于桥阳公司的供货金额超杨公司不认可桥阳公司举示的送货单，且桥阳公司未举证证明送货单上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的“卢代勇”与超杨公司的关系，故桥阳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超杨公司供应了送货单上载明的总计912320.2元的货物。根据《辅料购销合同》，双方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付款后发货；桥阳公司根据超杨公司要求，超杨公司支付货款前，桥阳公司须开具相应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超杨公司认为双方是根据先款后货的方式进行交易，且所有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但超杨公司不能合理说明本合同项下桥阳公司供应货物的名称及时间等，故不能基于超杨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来认定桥阳公司的供货金额。双方又约定，超杨公司支付货款前，桥阳公司应当根据超杨公司的要求开具相应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中，超杨公司收到了桥阳公司8801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一直未提出异议，同时超杨公司已经将桥阳公司所开具的共计850000元的发票进行了认证使用，因超杨公司接收桥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是否使用是超杨公司的自主行为，故认定桥阳公司向超杨公司供应货物的总金额为桥阳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即880120元。2.关于超杨公司的已付货款金额超杨公司举示了银行回单及银行汇票，拟证明其共计向桥阳公司付款792450元，桥阳公司认可收到792450元的事实，但认为其中有28万元是超杨公司代案外人玉茗公司支付的货款。但桥阳公司举示的玉茗公司出具的《证明》中载明超杨公司代付金额、时间与桥阳公司陈述的不一致，且超杨公司不认可代玉茗公司向桥阳公司付款，故对桥阳公司主张超杨公司代玉茗公司付款28万元的陈述不予采纳。关于2017年11月24日支付3万元（袁顺芳向郭华阳转账），桥阳公司认为支付时间在双方2017年12月7日签订《辅料购销合同》前，故不认可该笔转款。两个时间相隔很近，且郭华阳系桥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桥阳公司认可了2018年2月15日支付2万元（袁顺芳向郭华阳转账），故认定2017年11月24日的3万元也是超杨公司向桥阳公司支付的货款，故超杨公司共计向桥阳公司支付货款总金额为792450元。根据桥阳公司供应货物的情况及超杨公司已付货款的情况可知，超杨公司尚欠桥阳公司货款87670元（880120元-792450元）。关于桥阳公司主张超杨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超杨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8年9月7日，桥阳公司主张从次日起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故对桥阳公司主张超杨公司支付货款486997.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486997.6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按超杨公司向桥阳公司支付货款8767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87670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超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桥阳公司货款8767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87670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桥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554.13元，由桥阳公司负担3734.13元，由超杨公司负担8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辅料购销合同》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付款后发货，另约定超杨公司支付货款前，桥阳公司须开具相应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依据超杨公司在一审审理中举示的货款支付凭证以及桥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看出，每一笔货款的支付金额及时间并不能与开具的发票一一对应，说明在本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严格按照“先款后货”的方式进行履行。同时，超杨公司在收到桥阳公司开具的发票后不仅未提出异议，还将其中的部分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桥阳公司开具的发票确定本案货款总金额并无不当。故对超杨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超杨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1.75元，由上诉人重庆超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向 川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钟 慧书 记 员  韩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