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晋1002行初48号   原告吉文谦，男，195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   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吴勇，区长。   委托代理人贺忠，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香爱，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杨保顺，村委主任。   第三人吉天喜，男，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号码：×××××××××，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现住址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临汾市。   原告吉文谦不服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吉天喜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据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行终52号行政裁定书受理后，于2020年6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通知第三人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里村委会）、第三人吉天喜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吉文谦，被告委托代理人贺忠、李香爱，东里村委会村委主任杨保顺、第三人吉文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8月6日，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吉天喜核发了晋（2018）尧都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县底镇东里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地块（代码×××××××××）0.6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吉天喜名下。   原告吉文谦诉称，原告系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东里原村民，1978年前在本村集体生产队劳动多年,后因上学户口从东里村迁出。1995年继承父亲生前名下承包的1.3亩土地，与东里村委会签订了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自1995年7月30日至2025年7月30日，尧都区政府颁发了142XXXXXXXX142XXXXXXXX142XXXXXXXX40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之后颁发的,正确合法。从1995年至今原告一直经营这块土地，有政府发放的地补款为据。依据《公安部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第三人吉天喜从1986年之后就不是农村户口,没有承包土地的资格。2016年6月份建长临高速公路需征用原告名下的承包士地。东里村委会未经原告同意,将应给原告的征地补偿款转给第三人吉天喜名下，经原告多次追要,拒不归还。2018年11月21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土地先后由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颁发了两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上诉人吉文谦与原审被告吉天喜之间因该块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属发生争议,该争议应由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予以处理。为维护合法权益，将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2018年8月6日发给吉天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位于东里村“院后”的原1.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3、返还原告征地补偿款40339.32元(含二次青苗补偿款840元)，第三人补偿原告三年多的“地补款”、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谩骂、威胁、精神摧残及法律咨询等费用20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原告的身份证；2、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3、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书；4、山西农村信用社收支记录；5、土地明细分类账；6、吉天喜的退伍军人分配登记表；7、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8、郭姣珍、吉麦成出具的证明、毕凉花出具的证明；9、吉天喜的行政起诉状；10、关于2000年转业志愿兵贴支取的通知；11、吉天喜工作地址的图片四份；。   被告辩称，原告吉文谦(又名吉小天)与第三人吉天喜系兄弟关系。1995年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吉文谦已成为临汾卫校的教师，系非农户口,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故吉文谦不符合分地的条件。而当时吉天喜正在服兵役,根据1988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24条：“义务兵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他们在农村承包的责任田和分得的自留地(山、林)等继续保留”。且1995年二轮土地延包时的村民组长李新元、会计李克威、吉天喜的二姐张洪英均承认涉案承包土地是分给吉天喜的,当时村里给吉天喜分地由其二姐张洪英全权代理,其二姐在签订合同时由于疏忽误签吉小天之名,给吉小天颁发了142XXXXXXXX142XXXXXXXX142XXXXXXXX4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登记薄记载错误的,有权申请更正”。2016年县底镇东里村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时,根据相关农村承包地确权程序,村委会已将原错误登记在吉小天名下的土地确权更正给吉天喜,并与吉天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故2018年8月6日为吉天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诉称1995年继承其父名下的1.3亩土地，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权不能继承。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吉天喜与东里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吉天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4、《尧都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5、东里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6、吉天喜姐姐张洪英等人出具的证明。   东里村委会述称，吉天喜的父亲于1992年5月去世，1995年土地发包时居民组收回其父亲承包土地，现诉争土地确系发包给吉天喜承包经营。东里村委会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0民终975号民事裁定书；2、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   第三人吉天喜述称，原告1978年因上学户口迁出东里村,毕业后于1980年分配到临汾市××校到临汾市××校到临汾市××校。1981年国家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我及父母、三姐四人作为东里村集体成员,分得承包地7亩多,1992年我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和三姐出嫁，其二人的户口迁出东里村,故在1992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里将我父母及三姐当年承包土地收回,并按规定给我保留原承包土地面积中一块“院后”的1.3亩土地,以上是我承包该块土地的真实来源。因我在1986年10月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兵役到2000年,故1995年二轮承包地调整时，家人办理相关手续误将我承包的土地登记在原告名下。综上，原告并非东里村集体组织成员,不具备承包土地资格。在历次诉讼中，原告称系已故父亲的承包土地与事实不符。现该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5年已更正到我名下,给我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符合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不具有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即不具备诉争承包土地诉讼主体资格,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吉天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本人身份证；2、本人士兵退出现役证；3、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4、晋（2018）尧都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6、东里村委会、张红英等人出具的证明两份；7、《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五条规定；8、《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和东里村委会、第三人吉天喜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和第三人吉天喜提供的证据中，土地承包合同及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性持有异议。被告和东里村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吉天喜对原告的2号至5号、10号、11号证据持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2号、3号、6号、7号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东里村委会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吉天喜提供的2号至6号证据，均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相互印证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吉文谦（又名吉小天）与第三人吉天喜系兄弟关系，籍贯均系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其二人之父去世。1978年原告吉文谦因上学将户口从东里村迁出，1980年参加工作。第三人吉天喜1986年参军入伍，后转入志愿兵，于2000年按转业志愿兵分配到临汾市尧都区建筑施工管理局的下属单位现临汾市城建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5年东里村委会进行第二轮土地发包，根据原告提供的2003年7月30日东里村委会与“吉小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被告于2003年8月20日核发给“吉小天”的编号：142XXXXXXXX142XXXXXXXX142XXXXXXXX40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示，东里村委会将本村第四居民组地块为“院后”的1.3亩土地发包给原告。2016年因长临高速公路建设征收涉案诉争土地中一部分，原告与第三人吉天喜因领取征地补偿款发生纠纷，继而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发生争议，东里村委会经对第四居民组1995年时任队长、会计核实，及第三人吉天喜的姐姐吉秀英、张洪英、吉月英的证言，确认1995年将涉案土地实际发包给第三人吉天喜，因当时吉天喜在部队服役，将土地承包人填写为“吉小天”，故东里村委会收回了《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经营权证书》，以纠正2003年的错误行为。同时重新规范土地承包登记，2017年4月27日，东里村委会与第三人吉天喜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涉案土地征收后剩余0.68亩发包给第三人吉天喜，被告于2018年8月6日给第三人吉天喜核发了晋（2018）尧都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就索要征地补偿款提起民事诉讼，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吉文谦的起诉后，东里村委会遂将土地征收补偿款39499.32元支付给第三人吉天喜。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审理中，原告主张其在1995年继承其父亲名下的承包土地，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吉天喜主张原告早在1978年迁出农户，不是该村集体组织成员，不具备承包土地和本案诉讼主体资格，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父亲已去世，其姐姐张洪英代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误填为“吉小天”，且原告并不持有2003年的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原件。以上为本案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虽仅持有2003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复印件，但已印证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于2003年8月20日给原告吉文谦核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存在，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中，原告早在1980年参加工作前已将户口从东里村迁出，并非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三人吉天喜主张原告不具有承包本村土地资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吉天喜原系东里村委会村民，其虽在1986年入伍，但在其服役期间依法仍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且有原告和第三人吉天喜之亲属张洪英等人及东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在案佐证，故1995年东里村委会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时，涉案土地应视为发包给第三人吉天喜承包经营的事实成立，符合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原告之父早在1995年前去世，其主张继承其父亲名下的承包土地与法无据，显然被告2003年8月20日给原告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原告承包涉案地块“院后”1.3亩土地经营权错误。本案因2016年长临高速公路建设将涉案原1.3亩土地中的一部分征收后，东里村委会就涉案未征收0.68亩土地与吉天喜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将补偿款39499.32元支付给了第三人吉天喜，而被告未对2003年给原告核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尚未作出处理，又依据东里村委会与第三人吉天喜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给第三人吉天喜核发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主张第三人吉天喜在2000年从部队退役后已被安置工作和户籍迁入城镇客观真实，原告对第三人吉天喜承包经营集体土地的资格持有异议，原告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三人吉天喜发生争议的事实存在，故被告对被诉土地登记发证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原告诉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关于原告诉求追偿土地征收补偿款一节，亦不属本案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2018年8月6日给第三人吉天喜核发的晋（2018）尧都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二、驳回原告吉文谦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段全年   人民陪审员 黄 丽   人民陪审员 郭 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郑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