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荣，男，1961年12月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佳祥，江苏谟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媛，江苏谟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恒大天仪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20000346370463R，住所地无锡市凤宾路100号18单元803室。负责人：杨正伟，该所主任。上诉人赵文荣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恒大天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大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8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文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恒大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恒大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中手写的代理费金额不能作为认定赵文荣应支付代理费数额的依据。恒大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机构，利用专业优势，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单方填写了代理费金额，并非赵文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能推定为赵文荣对合同内容进行了无限授权。2.恒大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结果均为败诉，未就代理费用开具相应发票，亦未根据《委托代理协议》进行纳税申报，可以合理推定《委托代理协议》手写添加的代理费金额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3.部分《委托代理协议》系恒大律师事务所与无锡国文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文公司）所签，不能以赵文荣与国文公司终止承包关系为由，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赵文荣承担责任。恒大律师事务所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均是在双方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代理费金额也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不存在恒大律师事务所利用专业优势在双方无约定的情况下单方填写代理费金额的情况。2.即使赵文荣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意，也不影响《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支付，且恒大律师事务所针对赵文荣已支付的部分代理费开具了相应发票并进行了纳税申报。恒大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文荣立即支付律师代理费156.5万元；2.诉讼费由赵文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委托代理协议》签订情况1.2017年4月24日，赵文荣与恒大律师事务所（原名称为江苏屹杰律师事务所，2019年5月30日变更为现名称）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张利康，案由合伙纠纷，诉讼标的960万元，审理机关“新区法院”，审级一审，代理费65万元。2.2018年1月10日，赵文荣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张利康，案由合伙纠纷，诉讼标的960万元，审理机关“市中级法院”，审级二审，代理费65万元。3.2018年4月3日，赵文荣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张利康，案由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标的800万元，审理机关“市中级法院”，审级申诉，代理费60万元。4.2018年4月15日，赵文荣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国文公司，案由承包合同纠纷，诉讼标的400万元，审理机关“惠山法院”，审级一审，代理费35万元。5.2017年12月14日，国文公司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夏铭，案由承包合同，诉讼标的79万元，审理机关“梁溪法院”，审级一审，代理费8万元。6.2017年12月14日，赵文荣(国文公司)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夏铭，案由返还财物纠纷，诉讼标的49万元，审理机关“梁溪法院”，审级一审，代理费7万元。7.2018年4月10日，国文公司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孔燕，案由劳动工资纠纷，诉讼标的13.9万元，审理机关“惠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审级仲裁，代理费5000元。8.2018年4月10日，国文公司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1份，约定：对方当事人夏菁，案由货款纠纷，诉讼标的24万元，审理机关“惠山法院”，审级一审，代理费5万元。上述8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共计245.5万元，且《委托代理协议》所指案件均审理完毕，恒大律师事务所明确已收到赵文荣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9万元。赵文荣认为，上述8份《委托代理人协议》中，其本人签名及国文公司印章均是真实的，但是，当时《委托代理协议》要填写的部分都是空白的；杨正伟说大家都是朋友，签字盖章的都是委托书方面的东西，不签字无法代理；填写的部分是恒大律师事务所在事后添加上去的。二、鉴定情况经赵文荣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对2017年12月14日(编号2017屹杰律所民字第0092号)、2018年4月10日(编号2018屹杰律所劳仲裁字第2号)两份《委托代理协议》朱墨形成时序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均为：检材第二页“甲方”处“无锡国文砼业有限公司”印文盖印形成在前，而该处手写笔迹书写形成在后。经质证，双方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上述鉴定费为5280元。三、赵文荣与国文公司关系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6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7月10日，甲方发包方国文公司和乙方承包方赵文荣、蒋建伟订立《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国文公司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自2013年7月11日至2018年7月10日；2016年8月25日，赵文荣与蒋建伟签订《解除合伙承包经营协议》，约定原《承包经营合同》在该协议生效后，除另有约定，蒋建伟不再对债权债务负责。该院认定上述《承包经营合同》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四、律师费收费标准2017年1月4日，《江苏屹杰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在无锡市律师协会备案，备案号为锡律备2017001号。该收费标准约定民事案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1.不涉及财产5000元-10000元。2.涉及财产标的额≤1万元，5000元；＞1万元≤10万元，10％；＞10万元≤50万元，9％；＞50万元≤100万元，8％；＞100万元≤500万元，7％；＞500万元≤1000万元，6％；＞1000万元≤5000万元，5％；＞5000万元≤1亿元，4％；＞1亿元≤5亿元，3％；＞5亿元≤10亿元，2％；＞10亿元≤50亿元，1％；50亿元以上，0.5％。另规定，该所提供重大、疑难、复杂的法律事务，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可以按一般收费标准的2至5倍收取，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除外。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6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主体问题，8份《委托代理协议》中5份的委托人为赵文荣，另3份的委托人为国文公司，赵文荣以个人名义承包国文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赵文荣现已与国文公司终止了承包合同关系，赵文荣以掌控的国文公司公章委托恒大律师事务所处理承包经营期间内相关法律事务，故以赵文荣个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可减少讼累，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律师代理费问题，赵文荣主张双方约定总代理费金额为55万元，恒大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杨正伟先后以需要打点为由，向其索要了34万元的现金。恒大律师事务所明确已收到赵文荣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9万元。赵文荣对双方约定总代理费金额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恒大律师事务所亦未予认可，又赵文荣实际已支付89万元，且根据备案的民事案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一只诉讼标的960万元的案件，收费标准按6％计算为57.6万元，已超过赵文荣所谓双方约定总代理费的数额，如按其所述约定总代理费金额为55万元，现再支付大额的所谓打点费用34万元，不合常理，故对赵文荣的主张不予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明确了2份协议最后甲方签章处是先有国文公司盖章，后有签署日期的事实。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协议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即使如赵文荣所述每次签订协议都是恒大律师事务所拿出空白的协议，其都是按照恒大律师事务所的要求签字，恒大律师事务所自行填写金额的情况，赵文荣作为协议主体，应当意识到留存空白协议可能产生的风险，那么赵文荣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协议交于合同相对方，应视为对协议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但是，填写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照恒大律师事务所向无锡市律师协会备案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8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未超过备案的民事案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综上，恒大律师事务所已完成8份《委托代理协议》所指案件的代理工作，赵文荣应按约支付尚欠的律师代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赵文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恒大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56.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18885元、鉴定费5280元，合计24165元，由赵文荣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赵文荣先是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后又称其向恒大律师事务所支付的代理费金额是91万元，后再称其就本案代理费支付了89.5万元，但赵文荣未在本院限期内提供相应证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8份《委托代理协议》手写的代理费金额是否系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二、以国文公司名义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约束赵文荣。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应认定案涉8份《委托代理协议》手写的代理费金额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首先，8份《委托代理协议》都有具体案件指向，说明双方就案件代理事宜进行了协商，且恒大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代理。赵文荣对代理费金额不予认可，但又对其所称的代理费总额为55万元未提供相应依据。而且，赵文荣已实际向恒大律师事务所支付了89万元，与其主张的55万元代理费本身存在矛盾。其次，赵文荣称8份《委托代理协议》手写部分均系恒大律师事务所事后添加，但在赵文荣、国文公司签字盖章的情况下，赵文荣也未提供其他文本可证明《委托代理协议》的手写部分原均系空白。虽然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尾部盖章处经鉴定印文形成在前，手写笔迹形成在后，但仍无法说明《委托代理协议》手写部分未经过双方协商。事实上，合同尾部先盖章再书写日期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最后，退一步讲，即使《委托代理协议》手写部分在赵文荣、国文公司签字盖章时尚不存在，在案涉《委托代理协议》所指向案件真实存在，填写的代理费金额亦未超过恒大律师事务所备案标准的情况下，赵文荣、国文公司签字盖章后将合同文本交由恒大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反而可说明双方并未协商确定金额，而是授权恒大律师事务所在收费标准内补记包括代理费金额在内的代理案件情况。因此，案涉8份《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以国文公司名义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对赵文荣有约束力。根据生效判决认定，赵文荣与国文公司之间原系承包经营关系。赵文荣利用承包经营国文公司并掌管国文公司印章的机会与恒大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名义上的委托人虽系国文公司，但赵文荣系实际委托人，且是赵文荣经手以国文公司名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赵文荣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代理费。而且，生效判决已认定赵文荣与国文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如要求恒大律师事务所向国文公司主张律师费，国文公司此后还是要基于承包经营关系向赵文荣追偿，为避免诉累，节省司法资源，亦可直接由赵文荣承担责任。综上，赵文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85元，由赵文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聪审判员  蔡利娜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