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1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洪书，男，1959年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慧英，女，195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楚楚，女，199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志刚，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惠君，女，1952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白，男，194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哲宇，男，1978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淑红，女，198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铭仪，男，200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理人：朱哲宇(系朱铭仪之父)，1978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光启南路XXX号XXX室。法定代理人：李淑红(系朱铭仪之母)，198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光启南路XXX号XXX室。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嘉莉，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翰昌，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因与被上诉人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24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2408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可分得上海市黄浦区光启南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1，824，079.16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用、保全费用均由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家庭内部约定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不予审查。朱哲宇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以及变更承租人均为家庭内部约定。当时约定：系争房屋暂时借给朱哲宇居住，待朱哲宇在上海购买房屋后，将返还房屋，退出户口。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曾多次申请当时帮助朱哲宇入户的家庭成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还原当时案件事实真相，一审法院均以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的证人出庭作证，以至于该份家庭内部协商的重要事实未被审查，严重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2、李淑红和朱哲宇从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系争房屋于2005年后就一直处于出租状态。一审法院不允许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该部分事实，仅凭一份毕业证书，就贸然认定李淑红和朱铭仪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李淑红享有宅基地福利性房屋，一审法院对该重要事实未认定。李淑红系青村镇石海村海边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青村镇房屋”)的权利人，且户口在该房屋内，李淑红属于该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也是宅基地房屋的原始立基人之一。宅基地房屋属于政府无偿划拨给居民使用的房屋，属于福利性分配，李淑红属于他处有房。同时李淑红的户口是2019年2月13日迁入系争房屋内，但系争房屋是在2019年1月30日被列入征收范围，因此李淑红在征收决定下发之日时户口并不在系争房屋内，不属于系争房屋的安置对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朱铭仪属于未成年人，其居住问题应当由其监护人负责解决，不应当被认定为同住人。根据2019年《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分割民事纠纷研讨会会议纪要》规定以及200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未成年人的居住利益应当随其监护人，其本人不享有征收补偿利益，不属于被征收房屋的同住人，仅可以给与其监护人适当多分。因此本案中朱铭仪不具有同住人资格，无权获得征收补偿份额；2、许洪书属于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是该房屋的原始获得者，对于本次征收贡献最大，应当获得安置份额。一审法院在审查房屋征收补偿份额时，并未考虑房屋的来源、搭建等方面的贡献因素，对于许洪书的份额并未认定。同时本市梅岭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梅岭北路房屋”)属于许洪书个人增配房屋，从房屋调配单上来看，房屋增配单上仅显示许洪书个人名字，并没有徐慧英的名字，且在买成产权房屋时，该房屋内的户口在册人员只有许洪书一人，房屋产权证上也只有许洪书一人，梅岭北路房屋与徐慧英无任何关系，徐慧英并未享受梅岭北路房屋的福利。一审法院混淆了两种法律关系，许洪书购买梅岭北路房屋属于合同法律关系，该部分可以被认定为享受福利性质。但认定该部分财产为许洪书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婚姻法律关系，并非因为合同而取得国家的福利性质。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为徐慧英的福利分房，属于扩大性解释，排除徐慧英的份额属于法律适用错误；3、本案中朱哲宇曾获得动迁安置，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安置人。朱哲宇曾在本市洪山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洪山路房屋”)拆迁中获得过托底保障性的安置，已经获得动迁房屋安置，不属于本案的同住人。同时徐惠君也属于在洪山路房屋动迁中享受过福利性分房；三、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要求分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1，824，079.16元，是由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项总额的一半构成。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应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可认定为同住人，故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应分得一半的征收补偿款。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辩称：不同意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事实与理由：一、承租人是公有住房上登记的权利人，权利人在征收安置时是当然享有安置补偿利益的。朱哲宇的确获得过洪山路房屋的动迁安置，但朱哲宇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当然享受系争房屋的征收安置利益；二、一审法院已经比较详细的把系争房屋的居住情况审查清楚，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完全可以表达出系争房屋实际的居住情况；三、有关李淑红享有的宅基地房屋。首先，宅基地房屋不属于福利分房；其次，李淑红是因为陪儿子朱铭仪在系争房屋内学习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多年，之前的户口也是在系争房屋内的，所以应该被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同理，朱铭仪在系争房屋中实际生活、学习、居住，属于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只是他享有的份额是由监护人多分，并负责安置其居住，但是同住人身份是不能被剥夺的；四、许洪书虽然是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但是房屋承租人已经于2002年变更为朱哲宇，而且朱哲宇方亦出资给许洪书，从而获得房屋的承租权，所以系争房屋的承租权属已经非常明确。征收安置时许洪书当然不能被作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来认定；五、徐慧英也是同样享受了福利分房。大众汽车厂考虑到许洪书、徐慧英还有即将出生的许楚楚的居住问题，所以分配了梅岭北路房屋，而且他们通过相关的福利政策购买了该房屋，购买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在认定福利分房时，徐慧英也应该被认定为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应该属于系争房屋的同住人。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分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款1，824，079.16元(不要求区分彼此之间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慧英与徐惠君系姐妹关系，许洪书系徐慧英的丈夫(二人于1992年1月27日结婚)，许楚楚是二人所生之女(1993年7月12日出生)。朱新白系徐惠君的丈夫，朱哲宇系二人所生之子，李淑红系朱哲宇的妻子，朱铭仪系二人所生之子。系争房屋原系许洪书所在单位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于1988年向其分配的结婚用房，承租人系许洪书。2002年，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朱哲宇。房屋动迁时，户籍在册人员为本案当事人八人：许洪书于1988年迁入系争房屋，1993年迁至梅岭北路房屋，1999年3月22日从梅岭北路房屋迁至怒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怒江路房屋”)，2011年5月11日因投靠亲属从怒江路房屋迁回系争房屋。徐慧英于1992年6月12日从洪山路房屋迁入系争房屋，1995年迁至梅岭北路房屋，2006年8月25日因夫妻投靠从梅岭北路房屋迁至怒江路房屋，2011年5月11日因投靠亲属从怒江路房屋迁回系争房屋。许楚楚于1993年9月14日报出生于系争房屋，1995年迁至梅岭北路房屋，1999年3月22日从梅岭北路房屋迁至怒江路房屋，2011年5月11日因投靠亲属从怒江路房屋迁回系争房屋。徐惠君于2007年9月6日因父母子女相互投靠从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新村迁入系争房屋，双方均认可其系知青退休回沪。朱新白于1998年11月10迁入系争房屋。朱哲宇于1995年1月21日从洪山路房屋迁入系争房屋，2014年4月19日迁至青村镇房屋，2019年2月11日从青村镇迁回系争房屋。李淑红于2006年11月24日因结婚从青村镇房屋迁入系争房屋，2013年11月9日迁回至青村镇房屋，2019年2月11日因夫妻投靠又从青村镇房屋迁入系争房屋。朱铭仪于2007年5月30日报出生于系争房屋，后迁出，2013年11月9日从青村镇房屋迁回系争房屋，后再次迁出，2018年因投靠亲属从青村镇房屋迁入系争房屋。2019年6月29日，朱哲宇作为承租人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性质公房，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10.8㎡，换算建筑面积20.952㎡；房屋价值补偿款为2，004，531.35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装潢补贴10，476元。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1，183，000元(包括签约奖励费45万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1，000元、无搭建补贴10万元、均衡实物安置补贴60万元、临时安置费3万元)。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450，150.33元(包括搬迁奖励费40万元，征收补偿费用计息50，150.33元)。上述费用合计3，648，158.33元。一审法院另查：系争房屋自1988年分配后由许洪书居住，徐慧英与许洪书1992年结婚后居住于系争房屋，许楚楚1993年出生后居住系争房屋。许洪书于1993年搬至梅岭北路房屋，徐慧英、许楚楚于1995年搬至梅岭北路房屋，此后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未居住于系争房屋。徐惠君自2002年起居住系争房屋，朱新白自1998年起居住系争房屋，朱哲宇自上世纪90年代起居住系争房屋。关于李淑红、朱铭仪的居住情况，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称朱铭仪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因就读于XXX小学，为了读书方便故居住于系争房屋，李淑红为陪读亦居住系争房屋直至动迁，并提供朱铭仪的毕业证书。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对此不予认可，称朱哲宇在2005年之后将房屋出租，此后房屋空关至动迁，但对该节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审理中，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提交《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安置房产权登记申请书》及不动产登记簿，以证明朱哲宇、徐惠君于2005年4月30日在洪山路房屋的动迁中，作为安置人享受过托底保障，且朱哲宇因此次动迁获得了新浦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对此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称，洪山路房屋系私房，私房的动迁安置不属于福利分房，且徐惠君并非动迁协议认定的被安置人，仅是替朱哲宇在动迁协议上签字。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提交《住房调配单》、《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个人购房交款凭证、上海市私有房屋产权转移变更登记申请书，以证明许洪书于1993年2月5日由其单位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由，从原有的系争房屋增配了梅岭北路房屋，1995年4月6日，许洪书将房屋购买为产权房(《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载建筑面积41.09㎡)。对此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认为，增配所得房屋不属于福利分房，且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为该增配所得房屋支付了对价7，908元，该房屋后续将公房购买为产权房的处分行为亦不应认定为享受了福利政策。以上事实，由当事人陈述，以及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提供的户籍信息摘录、《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结算单、《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安置房产权登记申请书》、不动产登记簿、《国营创新纺织机械厂协议书》及收据、户籍信息、结婚证、出生证、收据，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提供的《住房调配单》、《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个人购房交款凭证、上海市私有房屋产权转移变更登记申请书、住房调配单、户籍摘抄、发票、毕业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本案中，许洪书于1993年经单位增配了梅岭北路公房，其个人支付的7，908元并非房屋的大部分对价，故该房屋的分配具有福利性质。许洪书于同年将户口迁至梅岭北路房屋，又于1995年根据公房购买政策购买了该房屋产权，应认定为享受过福利分房。徐慧英与许洪书于1992年结婚，婚后系争房屋由二人居住，1993年许洪书单位增配梅岭北路房屋时，《住房调配单》认定徐慧英为系争房屋的家庭成员，增配原因为“改善居住条件”，因系争房屋面积仅10.8㎡，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最低标准，故应认定该增配系针对家庭成员的增配。且后因许洪书购买该房屋产权，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家庭为单位享受公房购买政策，应认定徐慧英和许洪书共同享受过福利政策，故二人均不应再被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许楚楚彼时系未成年人，不享有独立的住房福利，而是附随于父母的居住利息，故徐楚楚不应认定享受过福利分房。其于1993年报出生于系争房屋并在房屋内居住至1995年，应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但因其在1995年迁出户口，2011年再迁回系争房屋后并未再居住过，对系争房屋的居住需求较小，与房屋的关联性较弱，故可对其酌情少分。2002年，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朱哲宇，徐惠君自2002年起居住系争房屋数年，并按照知青回沪政策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对房屋享有居住权。徐惠君并未在洪山路房屋的动迁协议中被认定为被安置人，亦不属于托底保障的对象，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应认定其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朱新白自1998年起居住系争房屋数年，应认定为同住人。关于李淑红和朱铭仪的居住情况，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不一。根据现有证据，系争房屋既由朱哲宇承租，朱铭仪系其子，曾于2013年至2018年就读于系争XXX小学，法院认为其居住系争房屋具有较高的盖然性。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称房屋于2005年出租他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即便房屋出租，也系由承租人朱哲宇一家占有、控制并使用，故朱铭仪应认定为同住人。李淑红于2006年因结婚迁入户籍，根据相关规定，具有本市常住户口，至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因结婚而在被拆迁公房内居住的，即便居住未满一年，也视为同住人，故李淑红应认定为同住人。综上，认定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包括许楚楚、徐惠君、朱新白、李淑红和朱铭仪五人，其五人与承租人朱哲宇共同享有征收安置补偿利益。其中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与系争房屋的关联性较强，且较之于许楚楚居住时间较长，可酌情予以多分。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不要求确认并区分各自的份额，法院不做确认，仅析出许楚楚应分得的款项。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亦不要求区分彼此的份额，法院将许楚楚应分得的份额归于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共享。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在上海市黄浦区光启南路XXX号房屋的征收过程中享有的安置补偿利益为400，000元。案件受理费21，217元(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已预缴)，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0，608.5元，由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负担8，282元，由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负担2，326.5元。本院二审期间，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徐信娣作证称：其是徐惠君、徐慧英的母亲。当时是女婿许洪书单位分房，大女儿徐惠君丈夫没地方住，就借给他，约定如果有房子了，就将房屋归还。约定的时间忘记了，当时两个女儿都在，其他人不记得了。2、证人徐慧芳作证称：其是徐惠君之妹、徐慧英之姐。当时洪山路房屋是其父母、刘凤美一家三口和朱哲宇居住。其于1993年至1995年底居住在光启南路房屋内。因为当时关系很好，由母亲出面，徐慧英同意将光启南路房屋借给他们住，大概是1998年回来住入的。为此口头协商过很多次，97、98年之间协商约定等自己有房子了，要归还的。后来因为徐惠君方不愿意还房，所以徐慧英就把户口迁进去了。朱哲宇是在耀华路房屋结婚的，之后搬到系争房屋内。3、证人刘凤美作证称：其是徐信娣的儿媳，其和婆婆是住在一起的。听婆婆说，因为徐惠君他们回来没房子住，叫徐慧英把光启南路房屋借给他们住。徐慧芳住过光启南路房屋，是徐慧英搬出去以后住在里面的，住了好几年。朱哲宇是借房结婚的，结婚以后一家住在朱哲宇有产证的那套房里面。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认为三位证人均属于双方当事人的亲属，其证人证言的效力具有可信度。其中徐信娣和徐慧芳是当时经历过系争房屋出租以及变更承租人家庭内部协议的见证人，足以证明当时房屋仅仅是暂时出借给朱哲宇、徐惠君户。后期朱哲宇、徐惠君户有房屋以后，要返还系争房屋的。因此，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对系争房屋使用权一直享有且从未变更过，对系争房屋具有分割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同时证明朱哲宇自结婚以后并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其爱人李淑红以及子女从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属于空挂户口，不应当享受征收补偿利益。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的质证意见认为：对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认可。这三位证人均为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的利害关系人，在浦东新区法院(2020)沪0115民初51338号案件中，这三人都是被列为被告，而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是原告，所以和三位证人已经存在了对立关系，三位证人的证言应该不予采信。其中徐慧芳提到其于1993至1996年实际居住在系争房屋内，那么1993年至1996年许楚楚是不可能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的，所以许楚楚才是明显的空挂户口，在系争房屋内没有居住过。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梅岭北路房屋于2006年5月出售。本院认为，《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其中“无其他住房”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包括自己少部分出资的产权安置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系争房屋原为许洪书所在单位于1988年分配的结婚用房，原承租人系许洪书。许洪书所在单位又于1993年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由，增配了梅岭北路房屋。许洪书、徐慧英户籍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迁至梅岭北路房屋并居住，许洪书于1995年将该房屋购买为产权房，并于2006年将该房屋出售。梅岭北路房屋虽为增配，但许洪书、徐慧英的上述行为表明事实上对梅岭北路房屋和系争房屋的居住使用进行了分配，许洪书、徐慧英取得了梅岭北路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和产权，并对该房屋进行了处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许洪书、徐慧英并非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并无不当。许楚楚虽报出生于系争房屋内，1993年获配梅岭北路房屋时亦未成年，但其当时是附随于父母的居住利益，其户籍随母亲徐慧英于1995年迁至梅岭北路房屋内并居住。许楚楚的户籍虽于1999年又迁回系争房屋，但嗣后并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故亦不符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并不属于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至于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主张系争房屋是暂时借给朱哲宇等居住，并提供证人证言佐证。由于系争房屋为公有住房，公有住房居住权的主体是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朱新白等户籍于1998年始先后迁入系争房屋并入住，成为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系争房屋内享有了居住使用权，并且2002年系争房屋承租人亦变更为朱哲宇。相反，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已非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从而丧失了系争房屋的承租权和居住权，亦丧失将系争房屋出借之权利。且仅凭徐信娣、徐慧芳、刘凤美三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刘凤美的证言为传来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有家庭口头协议之存在，故本院对于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的该主张难以采信。鉴于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享有系争房屋400，000元的安置补偿利益，可予维持。由于朱哲宇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亦认可朱新白等三人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而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之间不要求确认并区分各自的份额，故本院不再对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在徐惠君、朱新白、朱哲宇、李淑红、朱铭仪之间进行确认和分配。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17元，由许洪书、徐慧英、许楚楚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倩芸审判员  刘建颖审判员  杨 俊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照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