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6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1，男，1950年10月8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2，男，1954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3，男，196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4，男，195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裕操，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衡，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卫某1因与被上诉人卫某2、卫某3、卫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35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卫某1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卫某2、卫某3、卫某4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l8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于1996年4月2日通过合法程序登记确权为卫某1，卫某1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而卫某2、卫某3、卫某4若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有异议，应当于卫某1取得房屋所有权三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卫某2、卫某3、卫某4早已丧失胜诉权。2.一审法院对于2007年7月13日出具的《共有声明书》确认房屋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共同所有，是错误的，卫某1由于卫某2、卫某3的胁迫，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共有声明书》应当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而退一步来说，该《共有声明书》并不能证明该房屋属于卫某1已确认卫某2、卫某3是该房屋的共有人，因为该房屋并不是卫某2、卫某3祖父的遗产，而是卫某1的个人财产，该《共有声明书》是属于卫某1对其个人财产的处分，所以该《共有声明书》属于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而该赠与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而卫某1作为赠与人明确表示撤销该《共有声明书》，也就是说该《共有声明书》自始无效。一份无效的《共有声明书》根本不能确认房屋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共同所有。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1.卫某2、卫某3、卫某4对不动产的权属有争议，应当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该房屋的产权登记，确认该房屋属于遗产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不应当在提出行政诉讼前先提起民事诉讼，卫某2、卫某3、卫某4不应当作为一审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驳回卫某2、卫某3、卫某4的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开庭审理该案件违反法定程序。2.卫某2、卫某3、卫某4均没有诉讼主体资格。首先，卫某2作为见证人于1996年4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法律服务所见证卫某1在该所签字办理《见证书》，卫某2是同意卫某1取得该房产，即卫某2当时已经放弃诉权，所以卫某2根本不能成为该案的原告。其次，卫某3作为卫某5养子身份继承其养母的份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卫某3没有提供政府部门的收养证明。《收养法》规定收养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而卫某3所提供的由广州市郊区赤岗蔬菜购销站所出示的证明，并非政府部门所出具的收养证明，该证明与给第九居委会报告并不能证明卫某3与卫某5存在收养关系。而且，卫某5同意卫某1取得该房产，卫某5在卫某1办理海新法字96年第263号宅基地变更事宜时也在场见证，即卫某5当时已经放弃诉权。在卫某5知道卫某1取得该房产后并没有起诉卫某1，实际上卫某5已经超过的诉讼时效。在继承人卫某5丧失诉权的情况下，代位继承人卫某3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即卫某3也没有原告资格。被上诉人卫某2、卫某3、卫某4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涉案房屋已由前生效判决认定是代表登记在卫某1名下，依法属于被继承人卫某6和崔某的遗产，根据卫某2、卫某3、卫某4一审提交的证据12（2014）穗海法生民初字第499号及证据13（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865号判决可知，涉案房屋是卫某6夫妇的遗产，在前生效裁判未被撤销及卫某1无法提供证据推翻前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涉案房屋依法应作为遗产予以继承。2.卫某1出具的《共同声明书》是在各方见证下签订，是出自卫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涉案房屋作为遗产的书面确认，卫某1主张《共同声明书》是赠与合同及被胁迫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涉案房屋作为被继承人卫某6夫妇的遗产是本案继承诉讼的标的物，涉案房屋代表登记事实已有充分证据及生效裁定文书所确定，根本不实涉及行政程序，因此本案的继承诉讼无须以行政诉讼作为前置程序。4.卫某2、卫某3、卫某4是涉案房产的法定继承人，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涉案房屋是代表登记在卫某1名下，卫某2作为见证人在《见证书》上签字的行为仅是见证将涉案房产代表登记在卫某1名下这一事实，不能认定卫某2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继承。根据前生效判决及裁定查明及认定事实，卫某3与卫某5构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是卫某5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卫某5对涉案房产的份额，卫某2与卫某5均没有作出放弃对涉案房产继承的意思表示，故卫某2与卫某3均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综上，卫某1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卫某1的上诉请求。卫某2、卫某3、卫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涉案房屋由卫某2、卫某3、卫某4和卫某1共同继承，其中卫某2占1/6份额、卫某3占2/6份额、卫某4占1/6份额、卫某1占2/6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卫某1负担。卫某1辩称，不同意卫某2、卫某3、卫某4的诉讼请求，卫某1已在1996年通过合法程序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在1996年时卫某7、卫某5尚健在，他们当时将涉案房屋转让至卫某1名下是合法转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卫某6和崔某生育了儿子卫某7、女儿卫某5、儿子卫某1三人。卫某6于1953年病故，崔某于1994年7月4日病故，两人的父母已于解放前死亡。卫某7（于××××年××月××日死亡）与黄某（于2011年8月11日死亡）生育儿子卫某2、卫某4。卫某2表示卫某7与黄某于1961年离婚。××××年，卫某7与梅某结婚，于××××年××月生育儿子卫某3，后于1967年1月28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卫某5（2007年3月31日死亡）与彭某（1973年9月11日死亡）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卫某2、卫某3、卫某4主张卫某3自小由卫某5夫妻收养，卫某3于1971年3月将户口迁移到卫某5处，与其共同生活。为此，卫某2、卫某3、卫某4提交了广州市郊区赤岗蔬菜购销站出具的《证明》、卫某5于1979年3月给第九居委书写的报告、卫某31985年填写的《职工自传》等作为证据，卫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确认。涉案房屋（一层，面积140.1平方米）原由国家经租，于1995年发还。1995年1月23日，由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人民政府发出《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为卫某6（卫某2、卫某3、卫某4祖父）。1996年4月2日，卫某2与卫某1作为当事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法律服务所签字办理《见证书》。《见证书》的主要内容是：涉案房屋产权实属卫某6家庭共同所有，现因需变更房屋宅基地证使用人事宜，经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房屋产权全部转给儿子卫某1所有。为此，涉案房屋的宅基地证的使用人由卫某6变更为卫某1。2007年7月13日，卫某1出具一份《共同声明书》，内容是：涉案房屋所有权实际由卫某1、卫某2、卫某3三人共同拥有。对此，卫某1认为该声明书是其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出具的，即便是真实的，也只证明是赠与合同，而不是产权确认。另查，卫某2、卫某3曾在法院向卫某1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穗海法生民初字第499号，要求法院判令确认涉案房屋使用权为卫某2、卫某3与卫某1共有等诉讼请求，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86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涉案房屋是卫某6夫妇的遗产，应由卫某6夫妇的合法继承人通过继承来处理该遗产，撤销法院一审判决并驳回卫某2、卫某3的起诉，现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宅基地使用证的记载，现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是卫某1。现卫某2、卫某3、卫某4主张，该房屋实际是其爷爷卫某6的遗产，应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根据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涉案房屋的是否应作为卫某6夫妇遗产？2.卫某5与卫某3是否存在抚养关系？对于焦点问题1，首先，涉案房屋在卫某6夫妇去世后由国家发还并登记在卫某6名下，虽然卫某1在1996年通过见证书方式将房屋转名登记在自己名下，但见证书并没有当时仍在世的合法继承人卫某7、卫某5签名确认，也没有证明其他继承人已经放弃继承；其次，卫某12007年出具的《共有声明书》，确认涉案房屋并非卫某1一人所有。因此，对于卫某1主张因已办理见证和更名登记手续故涉案房屋使用权人为其一人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涉案房屋属于卫某6夫妇的遗产，只是由卫某1一人代表登记，故应通过继承来确定现权属人及占有份额。对于焦点问题2，为了证明卫某5与卫某3存在抚养关系，卫某2、卫某3、卫某4提交了1979年卫某7所在的单位广州市郊区赤岗蔬菜购销站出具的证明、1979年卫某5因卫某3户籍问题给第九居委会书写的报告、卫某31985年在所在单位填写的职工自传等书证予以证明，可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卫某1虽然对此进行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对卫某1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认定，对涉案房屋作为卫某6和崔某夫妇的遗产，继承情况如下：卫某6和崔某死亡后，涉案房屋应由其子女卫某7、卫某5、卫某1各继承1/3。由于卫某7已于××××年××月××日死亡，卫某2、卫某4是卫某7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卫某7对涉案房屋的权属份额，各占1/6。卫某5已于2007年3月31日死亡，卫某2是卫某5的养子，也有权继承卫某5对涉案房屋的权属份额。故对卫某2、卫某3、卫某4要求与卫某1共同继承涉案房屋，并由卫某2占1/6份额、卫某3占2/6份额、卫某4占1/6份额、卫某1占2/6份额的诉讼请求，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于2020年4月10日判决如下：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大市街18号房屋的使用权由卫某2、卫某3、卫某4与卫某1共同继承，其中卫某2占1/6份额、卫某3占2/6份额、卫某4占1/6份额、卫某1占2/6份额。本案受理费17400元，由卫某2、卫某3、卫某4负担11600元，由卫某1负担58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针对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本院评析如下：本案中，卫某2、卫某3、卫某4主张涉案房屋系被继承人卫某6、崔某的遗产，要求由卫某2、卫某3、卫某4、卫某1四人分别依法继承1/6、2/6、1/6、2/6份额，卫某1不予认可，抗辩称该房产为其个人财产，非被继承人的遗产，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据查实，涉案房屋原由国家经租，于1995年发还后，同年1月23日由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人民政府发出《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为卫某6，此时，卫某6夫妇二人均已去世，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二，卫某2、卫某3因涉案房屋使用权纠纷曾诉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后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865号生效二审裁定书认定，涉案房屋是卫某6夫妇的遗产，应由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通过继承来处理该遗产。本院认为，在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况，应以生效裁定确认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涉案房屋是卫某6夫妇的遗产。其三，虽涉案房屋于1996年4月2日由卫某2、卫某1作为当事人签字办理了《见证书》，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卫某1一人名下，鉴于卫某1无证据证实当时还在世的继承人卫某7、卫某5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同时，2007年7月13日，卫某1出具的《共同声明书》亦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卫某1、卫某2、卫某3等人共同共有，非卫某1一人所有，故该房屋仍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院认为，在被继承人的遗产于继承人继承分割前，未经其他有权继承人同意或追认，私自处分遗产的行为系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其四，卫某2、卫某3、卫某4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卫某5与卫某3形成了抚养关系，卫某3享有代位继承涉案房屋的权利，卫某1对此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对其该节上诉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卫某1主张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房屋作为不动产物权的被继承人遗产，在继承人继承之前，属于共同共有状态，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审查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认定及分割，清晰、准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卫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卫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郭学敬李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