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9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男,195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2,女,195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8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明,北京立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3,女,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泓泽，北京格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宋某1、宋某2、王某1因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8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某1、宋某2、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被继承人财产由宋某1、宋某2、王某1按照法定继承分配。事实和理由：一、涉案遗嘱是伪造的,不应当认为合法有效。二、宋某3伪造遗嘱,侵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宋某2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难,应判决宋某3丧失继承权。三、宋某3存在妨害鉴定的事实和行为，应依证据妨害制度和书证提交义务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应依法推定遗嘱不真实。四、一审本证三名证人的一致证言与遗嘱记载信息高度雷同，且脱离事物发展过程、基本物理空间和制作载体而孤立、封闭、凭空的存在，一审本证证人质证表现无法体现应当具备的亲历性、客观性、全面性要求，显然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要求。五、本案反证和反驳证实，宋某3的证人除某证言之外的证词由虚假陈述、相互冲突和不合理遗忘组成。一审存在多处不当，不能排除一审帮助宋某3证人开脱合理怀疑和掩饰虚假证言的嫌疑。综上，本案应认定所谓见证遗嘱的事实不存在，并认定案涉遗嘱系伪造，宋某3三名证人伪造遗嘱，并在法庭上虚假陈述作伪证，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应依法剥夺宋某3的继承权。宋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宋某1、宋某2、王某1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王某2未上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2012年9月24日被继承人宋某5与北京威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苏家坨镇宅基地房屋被拆迁人安置房订购合同》中涉及苏家坨镇中心区A4地块某号楼某单元30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宋某3享有（继承），上述房屋由宋某3居住使用。事实与理由：宋某4与黎某夫妇婚生二子三女，即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宋某3。父亲宋某4于1989年去世，母亲黎某于1999年去世。二姐宋某6与王某2系夫妻关系，王某1是宋某6夫妇之女，宋某6于2007年12月去世。大哥宋某5于2015年12月29日病逝，其无配偶亦无子女。2012年宋某5所居住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某村高庄35号（以下简称某村高庄35号）的宅院及房屋被拆迁腾退，宋某5是唯一的拆迁被安置人，按照拆迁安置政策，2012年9月24日宋某5与北京威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凯公司）签订了安置房定购合同，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中心区A4地块某号楼某单元301号（以下简称301号安置房）的安置房一套，2014年4月8日宋某5立下遗嘱，明确表示上述房产及宋某5的其他全部财产由宋某3一人继承。现宋某3提起诉讼，要求上述房产由宋某3继承。宋某1、宋某2、王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宋某5自小智力低于常人，没有文化，且常年患病，鉴于宋某5的上述情况，宋某3所提交的代书遗嘱内容有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形式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遗嘱见证人、代书人出庭陈述相互矛盾。宋某1、宋某2、王某1认为遗嘱系宋某3伪造，宋某3不应享有继承权。宋某5的遗产包括301号安置房和拆迁款、银行存款共计2961522元，应由宋某1、宋某2、王某1各继承三分之一。此外，某村高庄35号院内建房时宋某1、宋某2是主要出资人，宋某6亦有出资，宋某1、宋某2、王某1要求依法析产继承。王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在某村高庄35号院内建房时，宋某6曾经出资出力，房屋拆迁后所得的拆迁款中如果有宋某6的份额，王某2要求依法析产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4与黎某系夫妻关系，宋某4夫妇婚生二子三女，即长子宋某5、次子宋某1、长女宋某2、次女宋某6、三女宋某3。宋某4于1989年死亡，黎某于1999年5月死亡，二人死亡时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1984年宋某6与王某2登记结婚，宋某6夫妇婚生一女即王某1，宋某6于2007年12月死亡，死亡时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宋某5曾于1974年12月11日与冯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76年1月6日宋某5与冯某协议离婚，宋某5于2015年12月29日因病死亡。某村高庄35号院在拆迁前的房屋状况为：北房4间、东房2间、西房2间、南房4间。宋某3主张，某村高庄35号院内原有北房3间，1983年由宋某5出资将北房3间翻建为北房4间，同时新建了东房2间、西房2间，当时宋某4夫妇年事已高，又没有经济收入，因此没有出资。后来由宋某1出资，又在宅院的南边新建了南房4间，当时宋某5有将近20万元的劳龄款是宋某1领取的，生产队说宋某5的劳龄款让宋某1领走了，宋某1建的房子就归宋某5。宋某3就其所述的建房出资情况，未向法院举证证明。宋某1、宋某2、王某2、王某1主张，1962年由宋某4夫妇出资在某村高庄35号院内新建了北房3间，1983年由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宋某3大家共同凑钱将北房3间翻建为北房4间，同时新建了东房2间、西房2间，西房南侧还有猪圈、厕所，门楼在院落南边，门楼后边有一道影壁墙。当时是宋某2找的施工队，宋某1出的主要建材；宋某4夫妇年龄大了，所以出资相对较少；宋某5务农挣工分，出资也很少；宋某6、宋某3年龄较小，没什么经济基础，建房的主要出资人是宋某1、宋某2。2004年由宋某1出资在原有东西房的南侧建成房屋4间。关于当事人在某村高庄35号院的居住生活情况，双方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宋某5一直在某村高庄35号院随父母居住生活；宋某11976年结婚，婚前在某村高庄35号院居住生活，婚后搬出居住；宋某21978年结婚，婚前在某村高庄35号院居住生活，婚后搬出居住；宋某6是1984年左右结婚，婚前在某村高庄35号院居住生活，婚后搬出居住；宋某3是1985年结婚，婚前在某村高庄35号院居住生活，婚后搬出居住。2012年8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以下简称某村委会）与宋某5（乙方）签订《宅基地搬迁腾退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腾退的有效宅基地位于苏家坨镇某村高庄35号，有效宅基地面积299.25平方米，有效房屋建筑面积187.43平方米，空院面积111.82平方米。乙方应安置对象1人，为宋某5。经北京海创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宅基地区位补偿款680794元，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155651元，腾退补偿款合计836445元；甲方支付乙方腾退补助及奖励费共计1938925.45元，其中包括：两次搬家补助费7497.20元；有线电视撤装费380元；腾退综合补助费815456.25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万元；工程配合奖励费25万元；特殊奖励费15万元；提前腾地奖598500元；空院奖励费67092元。甲方根据本协议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补助及奖励费总计2775370.45元。宋某3之夫李德刚作为宋某5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协议中签字。2012年9月24日威凯公司（甲方）与宋某5（乙方）签订《苏家坨镇宅基地房屋被拆迁人安置房订购合同》（以下简称《安置房定购合同》），合同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开发的安置房，房屋坐落为苏家坨镇中心区A4地块15号楼2单元301号，房屋建筑面积86.12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75.85平方米。该安置房建筑面积未超过人均50平方米以内部分，购房单价为每平方米3270元；超过人均50平方米，但属安置房建筑面积以内的部分即36.12平方米，购房单价为每平方米6074元，购房总金额为382893元，从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抵扣。拆迁补偿结果审核单中载明，某村高庄35号宅院中房号1，63.84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金额36385.83元；房号2，27.88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金额14641.50元；房号3，27.88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金额13433.86元；房号4，67.83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金额45188.89元。房屋建筑面积小计187.43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共计155651元。补偿款中较《宅基地搬迁腾退补偿协议书》记载的补偿项目增加两项，即周转补助费7200元，装修补助费25836元，补偿款总额由2775370.45元调整至2808406.45元。抵扣购房款382893元，实际应付款为2425513.45元。上述审核单中对于房屋附属物补偿未单独开列明细，经核算，房屋附属物补偿应为46000.92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宋某3提交了代书遗嘱一份，文字为手写，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宋某5，男，身份证号：×××，住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中心区A4块某号楼某单元301室。本人宋某5，现精神正常，意识清楚，为防止财产纠纷，特请马某和边某作为见证人，并委托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张某律师代书遗嘱如下：一、本人宋某5年世已高，无配偶也无子女，为防止财产纠纷，特立本遗嘱。二、本人财产如下：1、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中心区A4块15号楼2单元301室房产一套及家具、电器等。2、本人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及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3、本人现在尚未取得，但以后取得的属于本人的全部财产。（如村委会发放的劳龄款，劳股金，但不局限于此）三、本人去世后所留以上全部财产均由妹妹宋某3（身份证号：×××）一人继承，其他兄弟姐妹无权继承，我去世后也无需通知其他兄弟姐妹。四、本遗嘱已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由代书人当面向立遗嘱人宣读，确定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经立遗嘱人核对无误后签名确认。五、本遗嘱一式两份，由立遗嘱人和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立遗嘱人:宋某5见证人：马某见证人：边某代书人（兼见证人）：张某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单位）2014年4月8日”。上述遗嘱中宋某5签名处印有手印，尾部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单位）处加盖有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宋某1、宋某2、王某2、王某1均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依宋某1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民生鉴定所）对“遗嘱”中“宋某5”签名字迹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委托鉴定之前依宋某1的申请，法院向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调取了1974年12月11日宋某5的结婚申请书、1976年1月6日宋某5的离婚申请书；向北京市农商银行海淀支行魏公村分理处、七里渠分理处等金融机构调取了宋某5名下银行卡开户以及存取款时所留多份签名字迹；同时法院向宋某1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出具调查令，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从北京市农商银行海淀支行魏公村分理处调取并向法院提交了2012年8月20日宋某5为李德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12年9月24日某村委会与宋某5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经质证，双方当事人确认，能够作为笔迹鉴定样本使用的材料为：宋某3提交的《安置房订购合同》中“宋某5”的两处签名字迹，《补充协议书》中宋某5一处签名字迹复印件，上述签名的日期显示均为2012年9月24日；授权委托书中一处宋某5签名字迹复印件，时间为2012年8月20日。民生鉴定所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经审查，贵院移送的样本材料为两份，一份为安置房订购合同及附有的平面图、补充协议书，其上共有三个宋某5签名。另一份为授权委托书，其时间段与第一份样本仅相隔1个月。经初步检验，第一份样本中的三个签名为2012年9月24日同一天的同一时间段书写，笔画特征均有变化，如“宋”字的笔画搭配上的变化，“德”字书写的第一笔，右侧点的写法，有个签名多书写一笔，“春”字的“日”写法；第二份样本材料宋某5签名笔画也有变化，如：“春”字“日”的写法与第一份样本不相符；检材中“宋某5”签名笔画间产生抖动，笔画有变化，分析认为书写人书写功能降低所致，且检材与样本中的“德”字书写模式又不同，无法进行进一步比较检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发现鉴定材料不充分”的规定，我所决定终止此项鉴定工作。针对老年人的书写特点，样本应符合何种标准，样本书写时间有何要求？法院向民生鉴定所进行了函询，民生鉴定所书面函复：由于老年人书写习惯有一定的反映变化，因而原则上需要收取与检材形成时间在前后1年以内且数量充分的样本字迹供比较，具体案件应根据检材情况具体确定样本笔迹的时间和数量。法院将鉴定机构的意见以及对样本的要求告知双方当事人后，双方当事人未能向法院进一步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样本。依宋某3的申请，法院通知遗嘱的代书人张某、遗嘱见证人马某、边某出庭作证。张某证实：2014年4月8下午我去北京老年医院呼吸科病房为一位叫宋某5老人立了一份代书遗嘱，当时的两个见证人一个叫马某，一个叫边某，我是通过马某认识的宋某5，是通过马某介绍认识的，马某是宋某5的邻居。2014年3月底4月初，马某告诉我有人想要立遗嘱咨询我一下，马某就将我带到宋某5那里，在宋某5家里面，宋某5表示想立遗嘱，其一直是小妹妹宋某3照顾，其死后遗产想由妹妹宋某3继承。后宋某5已经住院了，我接到一个电话，具体谁通知的记不清了，要我到医院去处理遗嘱的事。法院出示遗嘱的内容全部都是我亲笔书写的。当时我下午3点多到医院，后来马某、边某作为见证人也到场了，我就询问宋某5是什么意思，宋某5说我们不是之前也沟通了吗，其想立一份遗嘱，其没有配偶子女，一直由宋某3照顾，所以所有的财产都由宋某3继承。我就草拟了一份遗嘱，将遗嘱的内容当面又给宋某5念了一遍，宋某5听了内容后确认无误，当着我和两位见证人的面第一个在遗嘱上签字，并按手印，同时宋某5要求必须得盖个章证明一下，所以当天我就带着章去的，章也是在医院当场盖的。两个见证人也是当场签的字。遗嘱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了宋某5，一份我拿回所里封存了。宋某1、宋某2、王某1对张某进行了询问，张某答复：我之前不认识宋某5，第一次是马某带我去见的宋某5，宋某5给了我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因此我能辨认宋某5的身份。第二次是遛弯的时候从宋某5家门口偶遇宋某5，我又和宋某5沟通了一次。第三次见就是在医院。我跟他沟通，认为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当天我是从单位开车去的医院，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大约是3点左右到的医院，车停在住院部停车场，宋某5病房在二层，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宋某3，当时宋某3在住院部门口接我，是她把我带到病房门口。进病房没有经过护士站，病房是单间，当时就宋某5一个人，一张床，病房没有洗手间。宋某5穿着病号服，房顶上挂着输液的钩子，宋某5没有输液，当时也没印象病房里有仪器，病房里有床、桌子、暖壶、一把有背的木椅子，土黄色。我当天应该带了一个公文包，棕色的，A3大小，进屋后放到了桌边。我进屋见到了宋某5，此后两个见证人又进屋了。当时我知道马某可能是见证人，边某不清楚。李德刚在不在我记不清了。马某和宋某3家挨着，距离我家800到1000米左右，边某家我不清楚离我家有多远。等见证人等了10分钟左右，这期间和宋某5简单聊几句，开场白是我先说的，问一下宋某5的意思，整个过程是我主导的，在4:30之前离开了，自己一个人离开的，开车回家。我先走了，见证人什么时候走的不清楚。我在楼道外面遇见宋某3，简单交流两句，告诉她我先走了。我没有见过遗嘱房产的合同，遗嘱中写明的财产我也不清楚，也没有见过这些财产。立遗嘱当天没有查看宋某5的身份证原件，我现场问了宋某5的家庭情况，父母已经去世了没有配偶，是兄弟姐妹4人，我只知道一个叫宋某1、一个宋某3，还有一个大姐去世了。据宋某5说，拆迁前兄弟姐妹关系还可以，现在想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宋某3，就不麻烦其他人了，因此宋某5要求写的“死后无需通知兄弟姐妹”这句话。“兄弟姐妹”是我概括的，我也分不清，我没听宋某5说过他痛恨其他弟妹的话。立遗嘱时是我先跟宋某5沟通，他表达意思，每项都是现场询问的，其他人没有补充，然后我按照他的意思草拟的，当时宋某5说的肯定不是专业术语，专业术语是我写的，遗嘱中的“首饰”是我惯性写上去的，我怕宋某5有遗漏，就习惯性的给囊括了，房屋地址是宋某5亲口说的。写完后我念给宋某5听，读的过程中宋某5没有提问。遗嘱是我在病房的三个抽屉四条腿的小桌子上写的，宋某5也是在这签的字，纸放在桌子上签的，宋某5的手有点抖但不厉害。写遗嘱大概有20多分钟到半小时，我写的时候他们在说话聊天，两份遗嘱都是我写的，两份都写好后宋某5才签的字，按的手印。遗嘱中“兼见证人”几个字是当时我自己写的。我记得台子上有一个暖壶，写字时没有拿开暖壶，桌子是有一边靠墙放的，不挨着床，估计离床不到1米，印油是我带的，是宋某5按手印的时候拿出来的，宋某5按手印时是从床上起来到桌边。整个立遗嘱的过程中没有人进出，也没有人喝水倒水，上厕所，接听电话，宋某5坐在床沿儿，有时在床沿边站一下，没有盖被子。我写遗嘱的时候宋某5坐床沿，其他人站着。宋某5就是哮喘，看上去就是正常人，神智清醒，宋某5的牙齿好像有点儿黄，有缺损，说话谈不上是大舌头，不是特别清楚，但能听清。我没有问宋某5是否受过胁迫，因为宋某5看上去是正常的。见证人是宋某5找的，我没有核实见证人的身份，也没有问见证人和宋某5有无利害关系，只是告诉见证人一定要诚实，没有交代做伪证的后果，两个见证人都是现场签的字，但顺序我记不清了。律所的章是内勤王静给我的，我们律所主任对见证知情，对盖章也知情，当时只有宋某5的一个委托书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因律所装修没有找到委托书，因不是见证，是代书，所以立遗嘱的过程没有录音、录像。第一次和宋某5谈话时收了大概3000元，是宋某5在屋里给我的，当时应该是给宋某5开票了。我无法画出遗嘱现场的示意图，应该是马某站在门右侧靠墙角处，她前面什么样记不清了，宋某5大概在对角线的位置，边某在马某的另一边。边某证实：当时我父亲边某2也在北京老年医院呼吸康复科住院，和宋某5是一个病区，我去看我父亲，当时宋某5经常去看我爸爸，我在场的时候，宋某5说想写遗嘱，但是律师说要两个证人，问我能否做见证人，我说可以，我原来和张某也认识，我们都是一个村的邻居，张某通知我去老年医院我就和马某一起去的，到那里律师问宋某5什么意思，宋某5说我的所有财产，钱、房子都给小妹妹宋某3，当时律师就写了，写完读了问宋某5这样写行不行，是不是同意，宋某5同意，然后宋某5签字，我们签字，签完字盖完章，律师拿走一份，我们就走了。宋某1、宋某2、王某1对边某进行了询问，边某答复：我和宋某3原来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住在一个村，宋某3的姐姐（宋某2），外甥女（王某1）我也认识。我很早就认识宋某5了，拆迁之前见的次数不多，拆迁之后宋某5在村里遛弯我见过，一年见几次不好说。去老年医院是张某告诉我的，怎么通知的我记不清了，我跟单位请假，我的单位在四季青，我是从单位开车过去的，我开车到马某家接上马某一起去的医院，车停在了住院部的停车场，我跟马某一起进的病房，是从医院楼梯上去的，我到的时候张某已经到了。下午3点多到的，是大家集合一起进去的，还是依次进去的我记不清了。当天我没有见过宋某3、李德刚。立遗嘱的过程有一个多小时，宋某5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他没有细说财产，就是说所有财产都给他妹妹宋某3，没见过宋某5有首饰，也没听说过他有首饰。当时张某看了宋某5的身份证原件，张律师是否询问过宋某5的家庭情况我记不清了，我和马某没问过宋某5。对于遗嘱中写“死后无需通知兄弟姐妹”这句话的情况我不记得了，我没听过宋某5骂他兄弟姐妹。张某现场写了两张纸，大约写了半个小时左右，期间我没有跟张某说话，就等着签字，也没跟别人聊天。张某是否打草稿了我记不清了，遗嘱上的文字并不都是宋某5说的，意思是对的。张某给宋某5念的，宋某5听完没有提出异议，当时问行不行，宋某5说行，就签字了。病房是个单间，当时就一张床，没别的床也没有别的套间。床的位置记不清了。那天没有看见护工。宋某5房间里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仪器，记不清了，当时宋某5身上没有管子。房间里有一把椅子，写字的时候是张律师坐着的，是否轮流坐记不清，什么凳子记不清了。我坐过宋某5的病床，马某是否坐过不知道。第一眼看见宋某5不记得他是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没看清宋某5手上有没有针头，全程没有输液，没有吸氧，医生护士没来过。宋某5的牙又黑又黄，当时穿着病号服，扣子扣的挺严的，没有戴眼镜，立遗嘱大概一个多小时时间，中间没有人进出，门是关着的。宋某5是否喝水我记不清了。宋某5一直坐着，中间好像没起来，按手印的时候桌子就在边上，不用起来。印油放什么位置我记不清了。遗嘱签字的顺序是宋某5先签，然后是马某、我，张某依次签的。张某没有看我和马某的身份证，看了宋某5的，张某没有问我跟宋某3有无利害关系，也没有问宋某5是否受到胁迫，签字时是两张一起签的，马某签完，给我签的。张某是在床头柜上写的，就一个门一个抽屉那种，没有办公桌。桌子上没什么东西，写的时候有个水杯什么的，床头柜是否移动记不清了，放在什么位置也记不清了，是否挨着床也不记得了，张某写字时是否挨着床记不清了。房间的摆设和方位都记不清了。当时我们怎么站的，我也记不清了。宋某5签字也是在床头柜上签的，中间宋某5没有走动，我记得他一直坐着。立完遗嘱大约4点多我们走的，我和马某一起走的，和张某前后脚，具体谁先走的，我记不清了。我是第一次做遗嘱见证人，我无法画出立遗嘱现场的示意图。马某证实：我和张律师关系挺好，是朋友，和宋某5是邻居，斜对门，宋某5和我聊天说，让我找个律师立个遗嘱，后来我就把张律师叫到宋某5门口，介绍完了，我就走了，大概就是2014年的事，宋某5告诉我说让我做遗嘱证人。后来，张律师就告诉我4月8号有没有时间到医院给作证，当天边某去接我一起去的医院。到医院我们四人齐了之后，张律师问宋某5遗产将来怎么给，宋某5就说想把将来的财产全部都给宋某3，律师写好后，给宋某5读完，后宋某5同意就签字了，然后我们也签了字，一份给律师拿走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宋某1、宋某2、王某1对马某进行了询问，马某答复：立遗嘱前半年以里宋某5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要立遗嘱，后来我碰见张某就跟他说起这个事儿，大约在立遗嘱前2到3个月我带张某到的宋某5家。我很早之前就去过宋某5北庄子的家，我们比较熟悉，宋某5交流跟正常人一样。去医院立遗嘱是张律师通知的我，我跟张律师住的很近，经常见面，是电话通知的还是当面通知的我记不清了。我是下午3点多到的老年医院，应该是把车停在医院院里了，只记得上楼时是从铁梯子上去的，当时没印象有人接我，在病房里见到张某，病房里没有其他人，立遗嘱的过程中没有人离开，病房里是否有厕所记不清了。立遗嘱当天张律师的衣着我记不清了，好像张律师带了个深色的包，包放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宋某5坐在床沿上，我坐在宋某5身边，我有时坐着，有时也站起来，张律师是在我们对面写的，当时宋某5住的是套间，床挨着窗台南半边。当天病房里没有护工，宋某5穿着病号服，病房里是否有其他仪器记不清了，外间没有病人，外间有几张床记不清了。宋某5当时没有输液，也没有吸氧，医生护士没有进过病房，立遗嘱时门应该是开着的。房间里有几个凳子记不清了，边某是站着还是坐着记不清了。当天我没看见张某收钱。遗嘱签字的顺序为宋某5、我和边某，我们两个人谁先签的记不清了，最后是张某签字盖章。我只记得是宋某5第一个签的字，在什么上签的字记不清了，宋某5没有上厕所也没有出屋，是否喝水记不清了。宋某5智力没什么问题，当时就是说所有财产给宋某3，我记得好像有房子、钱，张某听宋某5说完后写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钱，房子，别人欠他的钱给宋某3。遗嘱写了几份，是否打了草稿，写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张律师写的时候我也没盯着看，在什么位置写的我记不清了，我和边某、宋某5肯定是说过话。遗嘱写完后宋某5没有看，是张律师给念的。我记得张某立遗嘱当天应该是看了宋某5的身份证，我记得看了我的身份证。张律师是否问了宋某5兄弟姐妹的情况，我记不清了。“死后无需通知兄弟姐妹”是宋某5自己说的，我不记得宋某5骂没骂过他兄弟姐妹。我记不清张某怎么知道的房屋地址，身份证号等，我也不知道宋某3的身份证号，张律师是否看了边某的身份证我记不清了。立完遗嘱后我就坐边某的车走了，谁先出的门记不清了，张律师一块儿走的。我是第一次做遗嘱见证人，我无法画出立遗嘱现场的示意图。宋某1、宋某2、王某1、王某2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提出如下主要质证意见：1、张某称是2014年3月底4月初由马某带其到宋某5家里，过了几天遛弯时又见到宋某5，但整个3月份宋某5都在住院，张某不可能在家见到宋某5。2、关于“立遗嘱”当日核查身份证的情况，三位证人陈述相互矛盾，张某称当天没有核查宋某5和两位见证人的身份证，边某称张某看了宋某5的身份证，没有看两位见证人的身份证，马某则称张某看了其身份证。3、关于如何到北京老年医院“立遗嘱”三位证人陈述矛盾，张某称此前不知道边某是见证人，其也记不清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让其到的医院；边某却说是张某电话通知她到医院做见证；马某也说是张某通知让她到医院做遗嘱见证。边某称她父亲边某2也在呼吸康复科住院，和宋某5一个病区，宋某5经常去看边某2，其在场的时候宋某5说想写遗嘱，但律师说要两个见证人，问其能否做见证。但是据了解，边某2在2013年1月左右就病逝了，边某明显是在做虚假陈述。4、三位证人均陈述病房里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看见护工，但从住院病历的记载上看，宋某5需要吸氧、心电监护、一级护理，证人陈述与客观情况不符。5、张某称写遗嘱是在三个抽屉四条腿的桌子上写的，宋某5是从床上站起来到桌边签的字；边某则称遗嘱是在只有一个抽屉一个门的床头柜上写的，床头柜就在宋某5旁边，不用起来；马某则表示张某在什么上面写的，宋某5在什么上面签的字，怎么签的，都记不清了。6、张某称只有宋某5一个人在床上坐着，病房的门一直关着；而边某称其坐过宋某5的床，马某坐没坐过床其记不清了；马某则说她一直坐在宋某5边上，还是张某让其坐在宋某5边上的，病房的门是开着的。7、关于病房的格局，张某、边某都说是单间且张某明确房间里没有厕所，马某却说是套间，宋某5在套间的里间。但据被告方了解，宋某5住的是套间，进病房左手边是厕所，外间有两张病床，宋某5长期在使用外间靠门的一张病床。8、张某称是宋某3在住院部门口接的其，把其带到病房门口，走的时候是张某先走的，并且走的时候在楼道里又跟宋某3简单说了两句话；边某称是和张某前后脚走的，具体谁先走的，记不清了，并且她当天没有见过宋某3；马某说是跟边某一起来，一起走的。无论离开医院的顺序如何，张某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见了宋某3，其他两位见证人没看见宋某3不符合常理。9、张某说写遗嘱的时候，两位见证人在说话聊天；边某则说张某写遗嘱时，她就是等着，没跟马某聊天；马某又说张某写遗嘱时，其肯定和边某、宋某5说话了。综上，宋某1、宋某2、王某2、王某1认为，第一、宋某5身患多种疾病，且智力低于常人，交流表达不畅，在住院期间不可能跟正常人一样，鉴于宋某5的身体状况，遗嘱中的身份信息、房屋地址信息等宋某5不可能一字不差的口述出来；第二、三位到庭证人所陈述的“立遗嘱”的情况，存在大量矛盾之处，证言虚假，存在串供的可能；第三、张某称“首饰”等是自己惯性写的，“其他兄弟姐妹”是自己概括写的，遗嘱下方“兼见证人”也是自己后加上去的，遗嘱中的专业术语不是宋某5口述的等等，均表明遗嘱中的大量内容均非宋某5本人的意思表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求；第四、张某系受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指派进行的“遗嘱见证”，但整个见证过程无工作记录、谈话记录、无《律师见证书》，见证仅指派一名律师参加，无录音、录像，且提供不出收费票据，以上均不符合律师见证的相关规定。宋某1、宋某2、王某1、王某2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宋某5在北京老年医院的住院病历、北京老年医院食堂消费明细、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宋某5住院病历的具体情况为：第6次（2010年9月17日至2010年10月12日）、第29次（住院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3月14日）、第30次（住院时间为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4月3日）、第31次（住院时间为2014年4月4日至2014年4月26日）、第32次（住院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至2014年5月9日）、第45次（住院时间为2015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29日），历次住院病历既往史中均有“自幼智力低于常人”的记载，其中第31次住院病历中载明：宋某5住院科别为呼吸康复科，病房07，科主任刘某、主治医师赵黎、住院医师周苗子；入院体格检查：发育正常，营养良好，自主体位，反应迟钝，憋喘貌，表情淡漠。神志清楚，精神差，轮椅推入病房，查体合作；入院诊断：Ⅱ型呼吸衰竭、肺部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右下肢深静脉血栓、肺嗜酸粒细胞浸润症、粒细胞减少症、药物性肝炎、右肺小结节、肺大泡、纵膈淋巴结肿大、双侧胸膜肥厚、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高血压病3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多发性脑梗塞、高血脂症、颈椎病、椎管狭窄、陈旧肋骨骨折、腰椎退行性变、L1椎体压缩性骨折、L5椎体Ⅰ度后滑脱、L4-5，L5-S1椎间盘膨出、鱼鳞病、胆囊结石、胆囊炎、前列腺增生、反流性食管炎、慢性结肠炎、便秘、消化不良、阑尾炎术后。长期遗嘱单载明：心电监护1/日，一级护理，静脉输液1/12小时，氧气吸入14小时qd(每日一次)，呼吸机2小时4/日；临时医嘱单中载明2014年4月8日10:40执行输液治疗，葡萄糖注射液/5%250ml、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石药40mg。食堂消费明细载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除1月31日至2月25日期间外，每天均有宋某5在北京老年医院就餐的记录。证人黎某、高某、谈某出庭作证，黎某系宋某5的亲属，高某、谈某系宋某5的邻居，三人均证明宋某5表达不清楚，智力低于常人，无法跟人正常交流。宋某3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依被告方的申请，法院就宋某5住院治疗的相关情况向北京老年医院呼吸康复科主任刘某、医师周苗子进行了调查核实，刘某、周苗子陈述：2014年4月宋某5住院期间精神状态没有问题，除了反应稍微慢一点以外，能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正常人差不多，住院期间主要是宋某5的小妹妹宋某3来的比较多，其他家属也见过，但是来的次数比较少；2014年4月8日当天上午10:40进行输液，时间应该是1个小时左右，下午未进行输液治疗，从医嘱上看病人需要心电监护和吸氧，但是病人根据自身情况是可以自行拔除的；2014年4月8日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没有进行治疗，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不查房，病人当日的治疗上午已经完成了；宋某5能自由活动，比如上厕所、刷牙，但是走路也就能走个几十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人护理的，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有护工的；病房的家具陈设是有变动的，2014年的情况不好讲了，但肯定病房里是有吸氧设施和监护仪的，因为时间太长了，病人的流动性又很大，所以病房里病人的情况记不清了。此外，经法院向北京老年医院调查核实，2014年1月31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宋某5未住院；边某之父边某2最后一次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是2012年9月8日至2012年9月26日，住院科别为呼吸内科。关于拆迁补偿款和宋某5的银行存款情况，根据法院调取的宋某5名下银行账户交易信息查询结果，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于2012年11月9日存入2425513.45元，截止2015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0.31元，该账户即为拆迁款的发放账户；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现余额为零，该账户于2004年9月9日开户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共支取90270元，其中2011年之后支取金额为16160元；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现余额为零，该账户于2005年1月18日开户至2014年6月26日期间共支取112427.03元，其中2011年之后支取金额为62427.83元；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现余额为零，该账户于2005年1月18日开户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共支取151089.64元，其中2011年之后支取金额为43089.64元。被告主张上述账户中款项的支取人均是宋某3，宋某3对支取情况本身无异议，但其不认可2011年之前支取的款项与其有关。此外，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整存整取）的存单支取记录显示，宋某3之夫李德刚于2013年4月8日从该账户支取62129.17元；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整存整取）的存单支取记录显示，李德刚于2012年11月24日从该账户支取115216.63元；宋某5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止2018年12月21日的存款余额为17909.85元，该账户在2006年11月24日曾发生取款交易，金额为10万元。宋某3表示因宋某5患病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开销，其支取保管的拆迁款以及宋某5名下的银行存款现在还剩余180余万元。经询问，被告方主张2012年拆迁之前宋某5系由宋某1、宋某2照顾，拆迁启动之后宋某3将宋某5接走。宋某3主张301号安置房已经交付，但尚未办理产权手续，现301号安置房由其居住使用。宋某3确认，除在本案中提出关于301号安置房的诉讼请求之外，其余宋某5的遗产应归其所有，但其不在本案中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无需法院予以确认。另查，依宋某1的申请，法院向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出具了调查令，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调取了留存在该所的“另外一份遗嘱”，经核对，该遗嘱的内容与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的内容一致。宋某1、宋某2、王某1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法院向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主任核实张某所述情况是否属实。一审法院认为，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共有。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某村高庄35号院内原有北房3间系宋某4、黎某夫妇出资所建的事实无争议，对此法院予以确认。宋某3主张1983年是由宋某5一人出资将北房3间翻建成北房4间，同时又新建东房2间、西房2间，但宋某3就其上述主张未向法院举证证明，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查明事实，1983年建房时，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6、宋某3在某村高庄35号院内共同居住生活，宋某4夫妇年事已高，宋某6、宋某3参与家庭积累的时间较短，以宋某5的经济能力也不足以承担大部分的建房工作，因此，宋某1、宋某2所述其二人出资参与建房，符合当时家庭生活状况。鉴于宋某3自述1983年建房时其并未出资，因此，法院依法确认1983年翻建的北房4间、新建的东、西房各2间应系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共同出资所建，其中宋某4夫妇、宋某6出资相对较少。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04年系由宋某1出资在某村高庄35号院内新建了南房4间，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宋某3主张宋某5有将近20万元的劳龄款被宋某1领走，新建的南房应视为是宋某5出资，但就上述主张宋某3未向法院举证证明，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某村高庄35号院内原有的北房3间系宋某4夫妇的共同财产，该院落拆迁前的北房4间是在原有北房3间的基础上于1983年翻建而成，房屋中包含了原有房屋的残值，翻建北房4间、新建东房2间、西房2间时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亦均出资参与，故拆迁前的北房4间、东房2间、西房2间应为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的共同财产。某村高庄35号院拆迁前的南房4间系宋某1出资所建，应为宋某1的财产。因拆迁时宅院内的北房4间、东房2间、西房2间是宋某4夫妇，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的共同财产，南房4间是宋某1的财产，故宅院中地上物补偿也即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155651元应在上述共有人的范围内对价款先行析清。按照拆迁补偿结果审核单的内容，房屋附属物补偿46000.92元是统一评估作价，并未对应具体的房屋，为便于分割，法院将按宅院内房屋总面积187.43平方米，平均计算房屋附属物补偿再分别计入所对应的房屋补偿款中。经核算，北房4间（房号1）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52054.08元；东房2间（房号2）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21484.09元；西房2间（房号3）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20276.45元；南房4间（房号4）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为61836.38元。根据前述各出资人参与建房的情况，法院酌定北房4间所对应的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中6054.08元归宋某4夫妇所有，宋某5、宋某1、宋某2各享有14000元，宋某6享有4000元。东房2间所对应的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中1484.09元归宋某4夫妇所有，宋某5、宋某1、宋某2各享有6000元，宋某6享有2000元。西房2间所对应的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中1276.45元归宋某4夫妇所有，宋某5、宋某1、宋某2各享有5700元，宋某6享有1900元。南房4间的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应全部归宋某1所有。宋某4夫妇在北房以及东、西房中所占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应为宋某4夫妇的遗产，宋某4夫妇死亡时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故上述财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6、宋某3继承。宋某6在北房以及东、西房中所占重置成新及附属物补偿款，属于宋某6的婚前个人财产，宋某6死亡时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故上述补偿款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2、王某1各继承二分之一。宋某6应继承的宋某4夫妇的财产，因在财产实际分割前宋某6已经死亡，故宋某6应继财产应转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2、王某1继承。鉴于拆迁补偿款由宋某3保管，故宋某3应按照前述析产继承的款项金额履行向宋某1、宋某2、王某2、王某1支付补偿款的义务。宋某5所占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以及宋某5应继承的宋某4夫妇的上述补偿款均属于宋某5的财产。宋某5系某村高庄35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也是唯一的拆迁被安置人。因此宋某5的财产应包括：宋某5在前述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中析产所得的财产；宋某5继承的宋某4夫妇在前述房屋中的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其余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即拆迁置换购买所得的301号安置房以及拆迁补偿款；与拆迁安置补偿无关的宋某5的个人银行存款。上述宋某5的财产，在扣除合理的生活消费支出之后的部分即应为宋某5的遗产。关于宋某5遗产的继承问题。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宋某3提交了遗嘱一份，该份遗嘱系代书遗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审查代书遗嘱的效力，首先要看代书遗嘱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现被告主张，涉案遗嘱的代书人张某自行在遗嘱中添加了“兼见证人”的文字，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张某作为遗嘱代书人，同时也即为遗嘱的见证人。因此，即便张某在遗嘱书写完毕，各方均在遗嘱中签字之后，又添加了“兼见证人”的文字内容，也不会据此影响遗嘱的效力，法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遗嘱代书人张某系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遗嘱中加盖了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的印章，被告主张该份遗嘱属于律师见证遗嘱，按照《律师见证工作业务细则》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同时应当有委托手续，谈话记录，工作记录并出具《律师见证书》，涉案遗嘱不符合上述规定，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法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的类型分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律师见证遗嘱”并不是法定的遗嘱形式。审查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时，要以代书遗嘱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为标准，而非以律师见证的行业规范为标准。现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已将留存的“遗嘱”提交法庭，经核对，留存遗嘱与宋某3提交的遗嘱内容一致，在此情况下，被告申请法院向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进一步核查涉案遗嘱是否符合律师见证的工作要求，法院认为其申请事项与认定涉案遗嘱的效力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对其申请法院不予准予，对于被告所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仅从遗嘱的形式进行审查，涉案遗嘱有遗嘱人宋某5，见证人马某、边某，代书人张某的签字，并注明了年、月、日。因此，法院认定涉案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其次，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被告方主张宋某5自幼智力低于常人，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涉案遗嘱记载的日期为2014年4月8日，此时宋某5因病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治疗，根据法院对宋某5的经治医生刘某、周某的调查情况可见，刘某、周苗子均证明2014年4月宋某5住院期间精神正常，除了反应稍微慢一点以外，能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正常人差不多。刘某、周苗子与本案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且具有专业医学知识，2014年4月二人均参与了宋某5的诊疗，而被告方的证人黎某、高某、谈某并未与宋某5共同生活，也不存在2014年4月住院陪护宋某5等情形，相比较而言，刘某、周苗子接受法院调查时所做陈述的客观性和效力，明显要高于黎某等人所做证言的效力。在被告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宋某5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法院对被告所提出的宋某5不能正常表达意见的主张不予采信。最后，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的过程需符合法定程序。依宋某3的申请，涉案遗嘱的代书人张某、见证人边某、马某均出庭作证，根据三人当庭的陈述，三人对于立遗嘱的时间、地点，立遗嘱时的在场人，宋某5当时的意思表示，在遗嘱上签字情况等问题的陈述相一致。对于被告方提出立遗嘱前张某是否能在家见到宋某5，立遗嘱当时宋某5是否在接受治疗，边某之父是否曾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而与宋某5有接触机会等问题，法院向北京老年医院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的结果表明：2014年1月31日至2月25日期间宋某5并未住院，张某在立遗嘱前到宋某5家里商谈立遗嘱事宜，并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不能；病历中虽记载了宋某5需要吸氧、心电监护、输液，但宋某5经治医师明确答复2014年4月8日宋某5的输液治疗在中午已经完成，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没有进行治疗，也未查房，是否吸氧病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控制，因此，张某、边某、马某对于立遗嘱时宋某5未进行输液、吸氧的陈述与法院调查的情况并不矛盾；边某之父边某2因呼吸系统疾病曾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治疗，边某所述在其父住院期间宋某5向其表示想让边某做见证人，也具备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按照一般的生活常理，作为遗嘱的代书人、见证人，在进行遗嘱的代书、见证时其注意力应集中在遗嘱人宋某5当时的身体、精神状况以及宋某5对财产处分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同时，考虑张某、边某、马某出庭作证时距离立遗嘱的时间已逾五年的客观情况，三人对于立遗嘱时病房的外部环境，房间内部家具陈设，物品摆放，立遗嘱过程中是否出示了身份证，到达和离开病房的先后顺序，张某书写遗嘱时其他人是否在聊天交流，包括宋某5在内的四人的位置、方位等细节记忆不清，或陈述存在不一致，均不足以认定张某、边某、马某未在立遗嘱的现场，进而认定涉案遗嘱系伪造。关于被告提出的遗嘱中的专业术语等内容非宋某5本人亲口所述的问题。根据张某、边某、马某三人的证言以及遗嘱的内容，宋某5做出本人全部财产由宋某3继承的意思表示明确，且遗嘱内容由代书人向宋某5进行了宣读，宋某5未表示异议并在遗嘱中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因此，代书人对宋某5意思表示内容进行归纳的行为，并不会导致违背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亦不构成对遗嘱内容的篡改。综合以上事实，法院认为，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内容系宋某5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合法有效。被告提出涉案遗嘱系宋某3伪造，宋某3因伪造遗嘱而丧失继承权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要求宋某5的遗产应由宋某1、宋某2、王某1各继承三分之一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在宋某5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继承事项应按照遗嘱办理，现宋某3要求依法确认2012年9月24日被继承人宋某5与北京威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苏家坨镇宅基地房屋被拆迁人安置房订购合同》中涉及苏家坨镇中心区A4地块某号楼某单元30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宋某3享有（继承），上述房屋由宋某3居住使用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对其上述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2年9月24日宋某5与北京威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苏家坨镇宅基地房屋被拆迁人安置房订购合同》中涉及苏家坨镇中心区A4地块某号楼某单元30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宋某3享有继承，上述房屋由宋某3居住使用；二、宋某3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宋某1支付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89299.38元，向宋某2支付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27463元，向王某1支付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4831.50元，向王某2支付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款4831.50元；三、驳回宋某1、宋某2、王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宋某3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交：宋某5第17次至第29次住院病案首页，第17次和第18次住院记录证明宋某5不存在和边某2同时住院的情况，遗嘱之前宋某5在宋某3家居住26天仅仅过了一个年，其他时间均在住院，不具有设立财产全归宋某3一人所有的遗嘱的合理理由。对此，宋某3的质证意见是：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请求，故本院不予采信。宋某3、王某2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首先，遗嘱人宋某5在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5自幼智力低于常人，不具有遗嘱能力，但从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供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宋某5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涉案遗嘱记载的日期为2014年4月8日，此时宋某5因病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治疗，根据一审法院对宋某5的主治医生刘某、周某的调查笔录，刘某、周某均证明2014年4月宋某5住院期间精神状态没有问题，除了反应稍微慢一点以外，能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正常人差不多。刘某、周某与本案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且具有专业医学知识，2014年4月二人均参与了宋某5的诊疗，刘某、周某接受法院调查时所做陈述的客观性和效力，明显要高于黎某、高某、谈某所作证言的效力。在宋某1、宋某2、王某1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宋某5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对宋某1、宋某2、王某1所提出的宋某5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由张某代书，有遗嘱人宋某5，见证人马某、边某，代书人张某的签字，并注明了年、月、日，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张某、边某、马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非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且无证据证明三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故三人可作为遗嘱见证人。张某、边某、马某均出庭作证，三人对于立遗嘱过程的主要内容陈述一致，能够证明遗嘱人宋某5当时的意思表示。宋某1、宋某2、王某1虽主张，证人除某证言之外的证词由虚假陈述、相互冲突和不合理遗忘组成，但考虑到张某、边某、马某出庭作证时距离立遗嘱的时间已逾五年的客观情况，三人对于立遗嘱时病房的外部环境，房间内部陈设，物品摆放，立遗嘱过程中是否查看了身份证，到达和离开病房的先后顺序，张某书写遗嘱时其他人是否在聊天交流，包括宋某5在内的四人位置、方位等细节记忆不清，或陈述存在不一致，均不足以认定张某、边某、马某未在立遗嘱的现场，不能认定涉案遗嘱系伪造。对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3三名证人伪造遗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遗嘱中的专业术语等内容非宋某5本人亲口所述一节，根据见证人的证言，宋某5作出本人全部财产由宋某3继承的意思表示，且遗嘱内容向宋某5进行了宣读，宋某5未表示异议并在遗嘱中签字捺印，代书人对宋某5意思表示内容进行归纳，并不违背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亦不构成对遗嘱内容的篡改。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3存在妨害鉴定的事实和行为，应依证据妨害制度和书证提交义务承担不利后果一节，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宋某3提交的遗嘱，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内容系宋某5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合法有效。关于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3伪造遗嘱,侵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宋某2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难一节，因宋某1、宋某2、王某1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宋某1、宋某2、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宋某1、宋某2、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闫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