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凯丽得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8号楼101。法定代表人：孙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诚氏福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槐房西路316号院一号楼1层144号。法定代表人：母京仁，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放，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凯丽得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丽得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诚氏福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氏福荣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5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丽得商贸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峰、被上诉人诚氏福荣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丽得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诚氏福荣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诚氏福荣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凯丽得商贸公司与北京太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生商贸公司）订立租赁合同与诚氏福荣公司无关；2.一审依据太生商贸公司之前的生效判决认定凯丽得商贸公司与诚氏福荣公司存在居间关系，认定事实错误。诚氏福荣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的凯丽得商贸公司上诉请求。2019年1月，诚氏福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凯丽得商贸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505206元；2.由凯丽得商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母京仁系诚氏福荣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孙永宽系凯丽得商贸公司之股东。刘太生系太生商贸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王大海系北京国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瑾商业公司）之股东。2018年6月4日，凯丽得商贸公司作为甲方，与诚氏福荣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居间委托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负责联系沟通承租北京市整体租赁事宜，在此期间乙方通过渠道，为甲方促与整体租赁事宜，佣金为成交后年租金中一个月的租金，佣金支付方式为自租赁合同/协议签署后且甲方收到承租方应首付租金后，甲方按本协议约定三日内支付佣金。2018年6月24日，凯丽得商贸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与案外人太生商贸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一）》，约定租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8号楼原阿凯酒楼（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性质为商业用房，总建筑面积为3321.9平方米，租金标准为每天每建筑平方米5元，押金为1个月房租即505206元，乙方每六个月缴付一次租金，提前1个月缴付下一期租金，并约定乙方于签订合同当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000元，该笔定金计入项目租赁押金和第一个阶段房租，于2018年8月15日向甲方支付第一阶段，即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4日的租金，缴费账户名称为孙永宽。另查，一、庭审中，诚氏福荣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看房确认书》，用以证明其完成了居间服务，凯丽得商贸公司应当向其支付居间服务费。《看房确认书》显示：刘太生确认通过诚氏福荣公司的居间服务就涉案房屋与凯丽得商贸公司顺利签订租赁合同，刘太生挂牌首农经营，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7日。凯丽得商贸公司表示刘太生在另一份书面说明中称未与诚氏福荣公司签署过任何协议，所以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的，诚氏福荣公司可能给刘太生带看了涉案房屋，但诚氏福荣公司并未向其公司提供与刘太生订立合同的机会，刘太生是通过其公司于2018年3月11日在58同城发布的广告获得的房源信息。凯丽得商贸公司就其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太生商贸公司及刘太生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的《关于北京诚氏福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北京凯丽得商贸有限公司相关事件说明》（以下简称《事件说明》）、《关于北京太生商贸有限公司承租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8号楼的事实经过》（以下简称《事实经过》）及2019年3月26日电子邮件截屏复印件。上述《事实经过》载明：2018年，首农集团授权刘太生以首农名义经营生鲜超市，刘太生在选址过程中，王大海于6月份向其介绍了涉案房屋出租的房源信息并带看了房屋，其认为涉案房屋可以经营生鲜超市，但王大海并未向其告知出租人孙永宽的联系方式。后来其通过杨雪咏从58同城上获得了孙永宽的联系方式并见面商谈租赁事宜，因租金过高，其找到周立志，最终周立志和杨雪咏各自出资50万元作为定金，委托董海兵和崔亮于6月22日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后，周立志、杨雪咏及凯丽得商贸公司于6月28日将上述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变更为刘太生，同时周立志、杨雪咏已交付的100万定金亦转让给刘太生。上述《事件说明》载明：刘太生不认识诚氏福荣公司及母京仁，无任何合作关系，亦未签署过任何合同或文件，其是通过杨雪咏从58同城上找到的孙永宽的电话并与孙永宽取得联系。2018年9月，王大海带着诚氏福荣公司的关姓员工到超市恐吓其支付中介费，考虑到王大海曾经带其看过涉案房屋，其出于无奈给王大海写了超市正常营业后给王大海10万元的字据。上述一封名称为“58-房源删除核实”的电子邮件显示，北京58同城上发布了涉案房屋出租的房源信息，联系人为孙先生，无联系电话，该房源已过期。诚氏福荣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庭审中，诚氏福荣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录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太生商贸公司是通过其居间服务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中2018年6月4日母京仁、尹承民与孙永宽的谈话录音显示，双方就将涉案房屋租赁给首农企业的合同签订细节进行磋商后，尹承民提出要与孙永宽签订居间服务合同保护己方利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7日至6月19日，母京仁与孙永宽就促成首农公司租赁涉案房屋事宜进行磋商。2018年8月31日关某、王大海、刘太生、焦建伟的谈话录音显示，关某等人在陈述刘太生是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带看，知道了房屋出租信息并认识了孙永宽时，刘太生表示认可。2018年9月12日关某、王大海、刘太生、焦建伟、尹承民、母京仁的谈话录音显示，关某要求刘太生写确认书，确认其是通过关某带看房屋。刘太生表示要孙永宽到场才能签字，并表示其是做首农品牌的，孙永宽与崔亮签订合同后，孙永宽又通过崔亮联系到刘太生，把承租人变更为刘太生。凯丽得商贸公司对上述录音资料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三、庭审中，诚氏福荣公司申请关某、王某、秦某出庭作证。证人关某陈述：我与诚氏福荣公司有房屋租赁项目合作居间的协议，母京仁获取涉案房屋的房源信息后告知了我，我又联系了在首农挂市场开发职务的王大海。6月4日，诚氏福荣公司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6月5日，我与王大海的国瑾商业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我协助国瑾商业公司完成涉案房屋居间租赁签约。6月5日，我和刘太生、王大海等人去看房，看完房后去孙永宽办公室洽谈，6月10日至11日再次与孙永宽洽谈当天因税票问题没谈成，后来知道孙永宽与刘太生自行签约了。我与母京仁、尹承民、秦某有合伙协议，由我和母京仁分别起诉刘太生和凯丽得商贸公司追讨居间费用，对于胜诉款项四人平分。关某就其陈述内容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国瑾商业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及与母京仁、尹承民、秦某的《合伙协议》。证人王某陈述：6月5日下午，母京仁叫我去陪他和刘太生、王大海等七八个人去看房，他们谈的是租房的事儿，刘太生说代首农谈，6月10日我们这些人又去谈了一次，因为发票的事儿没谈好。证人秦某陈述：关某知道有房源可以做生鲜超市，关某告诉王大海后，王大海6月5日带人去看房，看房人有母京仁、关某、王大海、刘太生、尹承民，还有首农的一些人，当天看了一下周边环境和小商户腾退问题，6月10日又谈了一次因为税票的问题没有谈成。母京仁负责与孙永宽联系，其他人没有孙永宽的联系方式。诚氏福荣公司认可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凯丽得商贸公司对关某、王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秦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表示不清楚6月5日看房人都有谁，从证言中能看出刘太生随母京仁、关某等人于6月5日去看过房但没有谈成。凯丽得商贸公司申请孙永宽出庭作证。孙永宽陈述：我是凯丽得商贸公司股东，是凯丽得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凯的父亲。2018年3月，我通过58同城发布了招租信息，6月又与诚氏福荣公司签订了居间委托协议。我是要求租给能长租的有实力的大企业，先是国美的一位先生跟我谈国美承租，后来国美的先生又和母京仁说给我介绍首农承租，隔了几天母京仁带了王大海等人来谈首农租赁细节，王大海给我出示过一个首农配送中心印发的手册上显示王大海是配送中心董事长，母京仁先后三四次带首农的人跟我谈，每次都是七八个人，都是母京仁和我联系，后来有一次因为租金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合作就此结束。过了四五天，刘太生给我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谈承租事宜，我和刘太生起草了合同，以一个孙姓人员的名义签合同，后来他们因利益问题撕毁了这份合同，他们又找了一个周姓人员投资，让董海兵、崔亮签的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董海兵、崔亮支付了定金100万元，两天后，刘太生和杨总找到我，说因为利益分配合同无法履行，要求把承租人变更为刘太生，于是我们再次撕毁了合同，将合同的首尾页替换成刘太生的公司，其他合同内容没变，周姓人员是刘太生的出资人。太生商贸公司交纳租金至2019年6月24日。孙永宽另表示，诚氏福荣公司介绍首农集团的来看房，我大意了没让他们出示证件，最后已经签完合同了，没办法挂了首城的牌子，刘太生先是跟我办公室主任要我电话，没要到后又去58同城找的，58同城并未给我提供居间服务。凯丽得商贸公司对孙永宽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诚氏福荣公司表示对孙永宽所述两次撕毁合同的事实不清楚，对刘太生通过58同城获取孙永宽电话的陈述不认可，对孙永宽所述其他事实予以认可。再查，2019年3月11日，关某以其为太生商贸公司提供了租赁涉案房屋的居间服务，而太生商贸公司未向其支付居间费为由，将太生商贸公司与刘太生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太生商贸公司与刘太生支付其居间服务费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太生商贸公司与刘太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25142号民事判决，判决太生商贸公司与刘太生给付关某居间服务费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上述判决确认的事实有：2018年2月1日，关某与诚氏福荣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房屋租赁及房屋居间服务业务，进行战略合作，双方向客户收取居间服务费后，对相应资金进行合理分配。诚氏福荣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该公司与关某共同为凯丽得商贸公司、太生商贸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促成两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刘太生于2018年9月17日签订的《看房确认书》中，刘太生同意支付的居间服务费是针对该公司与关某共同提供的居间服务，太生商贸公司应先支付关某居间服务费10万元，后该公司与关某再进行费用分配。2018年9月17日，刘太生出具《欠条》，内容为太生商贸公司欠关大力100000元，刘太生承诺若太生商贸公司不能还款，刘太生个人承担还款。上述判决中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看房确认书》、视频，可以证明诚氏福荣公司为太生商贸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且居间服务已经完成，太生商贸公司应当支付居间服务费。原告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诚氏福荣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说明原告与诚氏福荣公司系合作关系，共同为太生商贸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凯丽得商贸公司与诚氏福荣公司签订的《居间委托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凯丽得商贸公司认可诚氏福荣公司为其出租涉案房屋提供了带看房服务，但不认可其与太生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利用了诚氏福荣公司的居间服务。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凯丽得商贸公司是否利用诚氏福荣公司提供的订立合同的机会与太生商贸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首先，生效裁判已认定诚氏福荣公司为太生商贸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且居间服务已经完成。其次，刘太生在《看房确认书》中认可太生商贸公司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通过诚氏福荣公司的居间服务促成的。凯丽得商贸公司虽表示《看房确认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其提交的《事件说明》和《事实经过》，以及诚氏福荣公司提交的谈话录音，均能显示出刘太生是通过王大海了解到涉案房屋的房源信息，并在王大海、关某、母京仁的带领下实地看房，而王大海获得该房源信息，是通过关某的居间介绍。法院再行结合关某与诚氏福荣公司的合作关系，以及孙永宽所作每次看房都是母京仁与其联系的陈述，可以得出诚氏福荣公司履行了居间行为，凯丽得商贸公司是通过诚氏福荣公司发布的房源信息和带看房服务，获得了与太生商贸公司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机会。凯丽得商贸公司主张刘太生系通过58同城网站获取到孙永宽的个人联系方式进而与其公司缔约，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且即便其主张成立，也仅能说明凯丽得商贸公司是在利用了诚氏福荣公司提供的交易机会后，与太生商贸公司自行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综上所述，诚氏福荣公司为凯丽得商贸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促成了凯丽得商贸公司与太生商贸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交易，凯丽得商贸公司应向诚氏福荣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现凯丽得商贸公司已收到太生商贸公司支付的租金，已达到《居间委托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故法院对诚氏福荣公司要求凯丽得商贸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凯丽得商贸有限公司给付北京诚氏福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服务费50520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凯丽得商贸公司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崔亮起诉凯丽得商贸公司送的案卷材料。证据二：开庭公告。证据三、太生商贸公司起诉凯丽得商贸公司的判决书。证据四、太生商贸公司与凯丽得商贸公司解除协议。上述证据拟证明，太生商贸公司承租凯丽得商贸公司房屋是从崔亮承继而来，并非诚氏福荣公司居间的结果。诚氏福荣公司对证据一、二，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三、判决书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四、诚氏福荣公司没见过解除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审查诚氏福荣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居间委托协议》、《房屋租赁合同》、《看房确认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5142号民事判决以及相关谈话录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显示，首先，凯丽得商贸公司与诚氏福荣公司存在居间委托合同关系；其次，生效裁判认定诚氏福荣公司为太生商贸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再次，刘太生在《看房确认书》中认可太生商贸公司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通过诚氏福荣公司的居间服务促成的。最后，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不能得出太生商贸公司与凯丽得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与诚氏福荣公司居间活动无关的结论。因此，本院结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确信诚氏福荣公司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凯丽得商贸公司与太生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利用了诚氏福荣公司的居间服务，凯丽得商贸公司应向诚氏福荣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凯丽得商贸公司表示对《看房确认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其提交的《事件说明》和《事实经过》，均是一审诉讼期间形成。《看房确认书》是刘太生于2018年9月向诚氏福荣公司出具，具有协议性质。从证明力角度看，《事件说明》和《事实经过》并不能否定《看房确认书》的效力。因此，从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看，诚氏福荣公司提交的证据基本能够形成优势证据，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凯丽得商贸公司据以反驳的证据没有达到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因此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53元，由北京凯丽得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翠玲审判员  蒋春燕审判员  陈 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孙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