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珍，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国，四川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010922220。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富生，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朝军，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梅华，女，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重庆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51156658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建忠（毛梅华之夫），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重庆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511566582。 上诉人王天珍因与被上诉人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2民初4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天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国，被上诉人潘富生、侯朝军，被上诉人毛梅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被上诉人许建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天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2民初408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王天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解除合作协议书》并非王天珍单方制作形成，而是四方合伙人共同清算之后协商确定的结果，否则潘富生、侯朝军不可能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更不会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向王天珍付款；王天珍自2019年1月31日之后就未再参与合伙事务，其后也就不可能再经手合伙工程款项的收取和支付，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在2019年2月2日后向王天珍支付的十笔款项不是与合伙事务有关的工程款，而是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向王天珍退还合伙出资款及利息；毛梅华通过向王天珍付款的实际行为，表明其认可《解除合作协议书》并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解除合作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对四方产生约束力；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虽然拒绝承认《解除合作协议书》中所结算的账目，但未提供证据反驳，王天珍提供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王天珍退出合伙以及在合理分担合伙期间亏损后要求退还合伙投入资金，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作为新的三方合伙人对向王天珍退还出资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潘富生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我不清楚王天珍拿了多少钱，但王天珍的账目没有清算，王天珍的很多钱是付在与毛梅华、侯朝军、李毅的合伙事务中，是在2017年付的，王天珍付的钱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应该由我承担。我是2018年4月才加入合伙，加入合伙之后我也出了40万元用于合伙事务中。我儿子潘锐拿给王天珍的钱是工程款，是王天珍要求转给他的。 侯朝军辩称，《解除合作协议书》当时明确写了四人签字后生效，由于王天珍不同意我们在王天珍写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上作更改，所以当时口头约定要写一个补充协议，但由于毛梅华不同意，要拿回去找人看了后再签字，所以当晚我和潘富生在《解除合作协议书》签字后，也没有签补充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是不生效的，因为当时王天珍也同意在我们在与攀钢结算清楚后，再以攀钢结算后的依据与王天珍进行结算。由于我们至今未与攀钢结算清楚，所以与王天珍也无法结算。 毛梅华辩称，2019年1月31日在西区庐山宾馆茶楼，潘富生和侯朝军在《解除合作协议书》签字后，因为攀钢工程及工人账目都没有结算，我就说这个字不能签。《解除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了生效条件为四方签名捺印时生效，而我对《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四方合伙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及盈亏金额有异议，故未在协议书中签名，对清算不形成合意，《解除合作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事件发生后，因四方未做清算，所以工程回收款转入王天珍账户。四方合作协议书上第四条明确约定2018年7月15日后利润亏损按照各自25%进行核算，而《解除合作协议书》上却由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前后矛盾且不合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天珍的上诉请求。 许建忠辩称，许建忠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也未参与经营管理，不是适格的主体。 王天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连带向王天珍退还合伙出资款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判令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5日，侯朝军（甲方）、毛梅华（乙方）、潘富生（丙方）、王天珍（丁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载明：“经四方协商一致，就攀钢工程业务共同集资合作承接达成协议如下：一、甲、乙、丙于2017年4月起开始承接工程业务至2018年7月14日，经盘点利润为叁拾伍万元人民币。二、其中丙方于2018年4月投资肆拾万元，进入于甲、乙方合作（三方利润分配为：甲方＿万、乙方＿万、丙方＿万）转入作为投资。三、丁方于2018年7月投资壹佰万元，进入与甲、乙、丙三方共同承接工程业务，甲、乙、丙三方2018年7月份之前债权、债务以汇总表附件1、附件2为准收还。四、2018年7月15日后利润亏损按各自25%的股份进行核算。在能正常经营情况下利润不进行分配，先归还各投资的本金后，再协商一致进行分配。五、合作期限为：协商一致不再承接业务或没有利润时终止。未尽事宜协商解决或写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益。”《合作协议》附“2017年7月-12月汇总表”及“2018年1月-7月汇总表”。 《合作协议》签订后，王天珍之子王传萍负责会计和出纳工作以及和潘富生之子潘锐一起负责工程相关事宜，侯朝军负责承接攀钢工程、收款和聘请他人管理工程，毛梅华负责采购，王天珍及潘富生未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 合作过程中，因承接工程发生亏损，王天珍向合伙人提出退出合伙请求。2019年1月31日，侯朝军（甲方）、毛梅华（乙方）、潘富生（丙方）、王天珍（丁方）就王天珍退出2018年7月15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事务，终止对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权利义务承担等事宜进行了协商。当天在场人有侯朝军、潘富生、潘锐、毛梅华、许建忠及王天珍等六人。协商过程中，因潘锐、毛梅华对王天珍拟好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中所载的由侯朝军计算的账目亏损金额提出异议，几方发生争议。最终，侯朝军、潘富生、王天珍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毛梅华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 该《解除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自《合作协议》签订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四方共承包建设的项目合计亏损11947元，另合作期间管理人员工资、招待费、已付利息等成本支出共计201095元，亏损及成本支出总计213042元。四方平均承担亏损金额为53260元。二、自《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四方共同确认丁方累计出资金额150万元，分别于2018年6月14日出资30万元，2018年7月25日出资70万元，2018年9月4日出资50万元。三、扣除丁方应当承担的合作期间亏损金额53260元，甲、乙、丙三方应当向丁方退还其出资额1446740元。四、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丁方不再承担《合作协议》履行期间的其他权利、义务，若有盈利或亏损，均由甲、乙、丙三方享有或承担。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丙三方退还完毕丁方全部出资款（前述第三条所列金额）之日止，甲、乙、丙三方应当在每月月底前向丁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率按照月利率2%，本金以1446740元计算）。如果逾期没有支付利息，丁方有权要求甲、乙、丙三方提前退还全部出资款。六、本协议自四方签名捺印时生效，一式四份，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如有未尽事宜，四方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019年1月31日起，王天珍再未参与合伙事务，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也未再通知和要求其参与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合作权利义务的承担。2019年10月23日，王天珍起诉来院，请求判如诉请。 同时查明：1.王天珍提交的其建设银行个人62×××28号账户显示：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50000元；2019年5月30日，潘锐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3760元；2019年6月2日，毛梅华两笔转账共支付给王天珍63685元；2019年7月10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11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23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2019年7月23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31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另，王天珍农业银行个人62×××77号账户显示：2019年7月10日，潘富生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综上，2019年2月2日至7月31日，毛梅华、潘锐、潘富生、侯朝军通过转账支付给王天珍两个账户共计179445元。其中，根据潘富生提交的潘锐及潘婷婷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019年5月30日潘锐转账支付给王天珍的13760元，是由“个人代收付业务过渡账户”分别转账给潘富生的女儿潘婷婷和潘锐各6880元，并注明款项性质为“按合同约定建安代益众公司付工资”。同日，潘婷婷将6880元转给潘锐，潘锐随后将两笔款项合并转给了王天珍13760元。2.根据王天珍提交的王传萍建设银行个人6214663580022733号账户交易明细，并结合毛梅华提交的其中国银行62×××45号账户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综合证明王传萍从2018年7月15日起在案涉合伙事务中负责资金收转工作，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已离开未再参与合伙事务。 3.根据毛梅华提交的其中国银行62×××45号账户明细显示：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毛梅华与王传萍、潘锐有较频繁的资金往来；其中，款项涉及王传萍另一中国银行账户62×××79。2019年1月31日之后，2019年2月1日，潘锐转账支付给毛梅华13340元；2019年2月2日，王天珍转账支付给毛梅华50元；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50000元；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潘锐8620元；2019年7月10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23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2019年7月24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毛梅华20000元。 另查明：毛梅华与许建忠于2010年2月22日登记结婚。许建忠系攀枝花市西区经济信息化和商务粮食局职工。 一审法院认为，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7月15日合意订立《合作协议》：2018年7月15日起协议分工开展合作；合作利润、亏损按各自25%进行核算；正常经营情况下合作利润不进行分配先归还各自出资，后再协商进行分配；协商不再合作承接业务或合作没有利润时，终止合作。该《合作协议》系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依法成立并有效。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依据协议建立的合伙关系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合作协议》履行至2019年1月31日，因合作事项持续亏损，王天珍提出解除《合作协议》、退出合作事务、终止其对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权利义务承担，并请求对合作期间的亏损及债务责任进行清算，即为提出退伙和进行退伙清算。本案庭审查明，2019年1月31日，《合作协议》四方当事人均在场，王天珍提交旨在解除合作关系而拟定的《解除合作协议书》，潘富生及侯朝军对王天珍解除合作关系退出合伙的要求无异议，签名确认。毛梅华虽未签名，但陈述自认未签名的原因是对《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四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即合作亏损的数据金额等内容有异议，其对王天珍解除合作关系退出合伙的书面意思表示并无异议。庭审同时查明，2019年1月31日起，王天珍再未参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也再未通知和要求其参与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合作权利义务的承担。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王天珍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合作协议》“协商不再合作承接业务或合作没有利润时，终止合作”的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其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王天珍解除《合作协议》退出合伙的意思表示以提交《解除合作协议书》的形式于2019年1月31日通知到合伙人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三人自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均未行使其异议权。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9年1月31日即已解除，王天珍退出合伙。同时认定，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基于合伙关系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截止于2019年1月31日。换言之，王天珍退出合伙可提起的合伙清算应截止于2019年1月31日，合伙事务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按原《合作协议》约定形成利润或亏损。 本案中，王天珍依据《解除合作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及相关合伙清算“金额”，要求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连带退还合伙出资款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此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关系在一方行使解除权退出合伙后，其要求按原合伙协议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债权债务进行协议清算继而请求清偿，单就该请求权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本案毛梅华因对“《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四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即盈亏数据金额有异议”而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此行为也即是，四方合伙协议清算未能意合，清算协议尚未成立，当然也不发生效力。 诉讼中，王天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主张毛梅华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7月31日通过其本人账户分六次向王天珍支付135685元的行为，系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四方合伙协议清算的主要义务，毛梅华接受即合伙清算协议成立并生效。对此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合同相对人能够说明及证明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合意完整、确实，仅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需采用书面形式而该形式届时尚不完备的情形下，合同义务人实际履行了合意的主要义务内容且合同权利人接受，该合同即可认定为成立的法律规定。该法律条款不适用于合同相对人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尚未形成合意包括不能说明及证明业已形成合意的情形，也即不适用于本案所涉情形。其次，王天珍主张毛梅华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履行了所称“合伙清算主要义务”的依据也不足。因毛梅华不认可2019年1月31日之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的款项系向王天珍退回的合伙出资款或利息，故王天珍就此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然而庭审中王天珍提交的2019年1月31日之后其收到的所有款项均无附言或备注证明款项性质，也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系退回的合伙出资款或利息；且王天珍、王传萍、毛梅华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1月31日四人合作期间，王天珍及王传萍为合伙事务使用过的银行账户不止一户，王天珍仅以部分银行账户的部分交易明细，亦不能证明其“2019年1月31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后至今，各被告均未再向王传萍此账户进行过款项交付，可以印证各被告自2019年1月31日后向原告所付款项即是退还出资款和利息”的主张成立。据此，王天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请求认定《解除合作协议书》成立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天珍通过《解除合作协议书》对其基于《合作协议》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建立的合伙关系予以解除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其基于合伙关系解除而主张合伙清算债权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天珍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王天珍提交以下新证据： 1.王传萍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金曦苑支行、福州江滨支行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12月19日的个人客户交易明细8页，证明：1.王天珍的儿子王传萍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金曦苑支行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卡号为：62×××79，账号为：12×××65），自2018年7月10日开户至2019年12月19日销户期间，总共和毛梅华账户（账号：62×××45）发生过一笔转款交易，时间为2018年7月28日，王传萍收到毛梅华转款7071.45元；王传萍总共和潘锐账户（账号：62×××66）发生过两笔转款交易，分别为2018年7月27日收到潘锐转款10820元，2018年10月30日收到潘锐转款10320元；2.自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签订《解除合伙协议书》后的2019年1月31日起至销户时止，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均没有再与王传萍的此账户进行过转款交易； 2.王天珍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12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页及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0页，证明：王天珍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账号：62×××77），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仅仅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过潘富生（账号：62×××18）支付的10000元，除此之外，王天珍的该账户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之间再无转款交易；王天珍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账号：62×××28），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总共和毛梅华（账号：62×××45）发生过6笔转款交易，分别是：2019年2月2日收到毛梅华支付的50000元、2019年6月2日收到毛梅华支付的50000元和13685元、2019年7月10日收到毛梅华支付的10000元、2019年7月23日收到毛梅华支付的6000元、2019年7月31日收到毛梅华支付的6000元；王天珍和潘富生的儿子潘锐（账号：62×××66）仅仅发生过一笔转款交易，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收到潘锐支付的13760元；王天珍和侯朝军（账号：62×××74）发生过2笔转款交易，分别是2019年7月11日收到侯朝军支付的10000元和2019年7月23日收到侯朝军支付的10000元。除此之外，王天珍的该账户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之间再无转款交易记录； 3.王天珍与侯朝军2019年8月11日、8月21日、8月30日的通话录音及王天珍与许建忠2019年8月28日、9月3日的通话录音，证明：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于2019年1月13日所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书》，对于王天珍参与合伙期间的账目已经结算清楚，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承担向王天珍退还合伙出资款和支付利息的约定是四方一致协商的结果，对四方具有约束力。而且毛梅华以及侯朝军等人自2019年2月2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向王天珍转款的行为，是在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向王天珍退还出资款及支付利息，并不是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在一审过程中辩称的是在向王天珍支付其他款项。 前述三组证据与王天珍在一审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了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均认可自2019年1月31日之后，王天珍已经退伙；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之间在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及王天珍应分担的亏损和应退回的出资款等所有账目已经结算清楚；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与王天珍之间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的全部银行交易记录明细共同证实了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向王天珍所支付的款项，是履行其向王天珍退还出资款及支付利息的义务，并非是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辩称的系其向王天珍出借的款项或其他用途。 侯朝军在二审中亦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1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侯朝军于2020年4月10日向工人徐昌海出具的欠条一份；3.2020年7月13日攀钢建安公司天宇消防的招标明细一份；以上三组证据证明合伙人与攀钢和工人都未结算清楚，合伙事宜并没有结算清楚，与王天珍的解除协议是无效的。 经二审庭审质证，对王天珍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毛梅华、许建忠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符，同时证明王天珍及王传萍是在合伙中进行财务出纳管理；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内容不清楚，王天珍并未提供录音证据原始载体，没有说明录音证据的如何取得，同时王天珍陈述录音形成时间为2019年8月-10月，该证据在一审未提供，并非新证据，二审不应予采纳。侯朝军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通话内容是真实的，但不全面，向王天珍转款时王天珍说困难让我们支付给他的，并不是履行解除协议的钱；王天珍跟许建忠的通话内容侯朝军不清楚。潘富生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同意侯朝军的意见；对证据3潘富生不清楚。 对侯朝军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王天珍对证据1的真 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不认可侯朝军的证明目的，该债务并非在执行合伙事务期间所产生，系侯朝军个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应该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和处理；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是侯朝军的个人行为；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所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7月13日，与本案一审过程各被上诉人当庭陈述的王天珍退伙之后他们没有重新承接工程项目的陈述相互矛盾。潘富生认为三份证据都是真实的。毛梅华、许建忠认为证据1是事实，是几个股东和田新泉没有结算完的欠款，证据2是真实的，徐昌海的款项是几个股东在攀钢做工程没有结算完工程款的欠款，证据3是真实的，也是攀钢工程没有结算完没有做清算。本院认为，王天珍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2及侯朝军提交的证据1，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王天珍提交的证据3，王天珍未提供该通话录音的原始载体，且内容不能达到王天珍与其他合伙人所有账目已经结算清楚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侯朝军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缺乏关联，不能达到侯朝军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除王天珍对一审认定事实中“王传萍负责会计和出纳工作以及和潘富生之子潘锐一起负责工程相关事宜”及“2019年2月2日，王天珍转账支付给毛梅华50元”提出异议，认为王传萍只负责财务，未负责工程，王天珍退伙后就没有向毛梅华支付过款项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王天珍提出王传萍只负责财务，未负责工程，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王天珍提出退伙后就没有向毛梅华支付过款项的意见，与2019年2月2日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载明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所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签订的《合作协议》，符合个人合伙的构成要件，系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天珍要求退出合伙并返还投资款，2019年1月31日形成的《解除合作协议书》，四位合伙人中仅有潘富生、侯朝军、王天珍三位签字，合伙人毛梅华因持不同意见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字，故合伙人并未就《解除合作协议书》达成合意，形成结果，《解除合作协议书》因合伙人之一的毛梅华不同意而不能成立。鉴于一、二审中所有合伙人对王天珍退出合伙不持异议，且2019年1月31日后王天珍也未实际参与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合作权利义务的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一审法院关于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9年1月31日即已解除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王天珍退出合伙后，合伙人之一毛梅华因对合伙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及盈亏持异议，并拒绝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合伙人并未就王天珍退出合伙前的债权债务清算达成合意或一致，即合伙人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并未形成清算，王天珍基于《解除合作协议书》主张合伙清算债权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缺乏证据证明，不应予以支持。王天珍与本案其他合伙人的合伙清算纠纷可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予以解决。王天珍提出《解除合作协议书》是四方合伙人共同清算之后协商确定的结果以及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虽然拒绝承认《解除合作协议书》中所结算的账目，但未提供证据反驳，王天珍提供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王天珍在合理分担合伙期间亏损后要求退还合伙投入资金，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作为新的三方合伙人对向王天珍退还出资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王天珍提出毛梅华虽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字，但在《解除合作协议书》形成后，毛梅华多次向其转款，表明其认可《解除合作协议书》并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解除合作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对四方产生约束力以及毛梅华、潘富生、侯朝军在2019年2月2日后向王天珍支付的款项不是与合伙事务有关的工程款，而是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王天珍退还合伙出资款及利息的理由，毛梅华、潘富生、侯朝军均予以否认，认为向王天珍转款是应王天珍的要求或履行将工程款转入王天珍账户的义务，而不是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而王天珍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毛梅华、潘富生、侯朝军多次向其转款系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义务，即向王天珍退还合伙出资款或利息的证明目的。王天珍提出的该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许建忠辩称其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也未参与经营管理，不是适格的主体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天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31元，由上诉人王天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贝贝 审 判 员 熊 疆 审 判 员 刘起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姚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