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621民初1317号 原告：李大艳，男，198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岳阳县人，住湖南省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细兵，岳阳县忠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爱良，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双峰县人，住湖南省双峰县。 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创远路36号院14号楼五层501室。 法定代理人：宋中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靖春广，男，198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人，该公司法务。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辉，湖南天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四红，湖南天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告：李朝晖，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岳阳县人，住湖南省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依军，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岳阳县人，住湖南省岳阳县。 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岳阳市金鹗东路18号鑫汇来大厦3楼。 法定代表人：潘金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坤，男，198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株洲市人，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 原告李大艳与被告张爱良、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畅行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李朝晖、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大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细兵，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辉、龙四红，被告李朝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依军，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爱良、北京畅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大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5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34748元（已核减被告张爱良前期垫付的15000元）；2、精神抚慰金在被告李朝晖购买的交强险内先予赔偿；3、由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1日14时25分许，被告张爱良驾驶湘Ｋ×××××小型普通客车（载原告李大艳、肖兰兰、肖水月、姚红冬）沿Ｓ306线由岳阳市往筻口镇方向行驶，在岳阳县道路段，在超越同向行驶的一台货车时，与对向行驶的被告李朝晖驾驶的湘ＦＥＶ870小车相撞，造成原告李大艳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在湖南省岳阳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岳阳市维正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使原告人体损伤残度为十级，依据ＧＢ／Ｔ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规定，原告因本次受伤的误工期壹佰天，护理期叁拾天，营养期陆拾天。经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认定，被告张爱良负本次交通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李朝晖负本次事故次要责任，原告没有责任。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于2019年11月24日通过滴答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平台审核成为顺风车主。2020年4月21日原告李大艳通过平台下订单，乘坐了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滴答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依法承担赔偿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嘀嗒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帮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购买了平台公众险，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被告李朝晖驾驶的湘ＦＥＶ870小车在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该公司依合同负有理赔义务。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张爱良未答辩。 被告北京畅行公司辩称，首先，畅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方面，畅行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事故中既没有过错，也没有侵权行为，畅行公司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另一方面，根据各城市人民政府颁布的顺风车规定，顺风车不是道路运输经营行为，是一种与巡游出租汽车、网约车等并行的共享出行方式。在本案中，畅行公司提供的是私人小客车合乘“居间”服务，畅行公司运营的“嘀嗒顺风车”平台只负责发布匹配信息并收取部分信息服务费，该特征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与本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次，畅行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事故中并无侵权行为，也无过错，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侵权法律关系中主体涉及合乘者(乘客)、驾驶员(车主)等两方。如果原告主张侵权，那么按照侵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侵权主体、侵权行为、侵权结果、过错、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畅行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和任何过错。由于侵权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任何的意思联络，即各主体间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则侵权责任应当依照各方过错来承担按份责任，显然作为没有过错的畅行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畅行公司恳请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切实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辩称，第一、嘀嗒公司在我方投保的不是平台公众险，是一种定制的商业保险，我们和嘀嗒公司属于保险合同关系，不应该在本案当中一并处理。第二、该定制险仅仅是对通过嘀嗒出行软件合法注册，并通过该软件使用，在订单的合法使用期内发生交通事故的，请求法庭核实原告在事故发生时是否通过该软件下订单，并属于该软件的注册用户，事故发生时是否在订单的有效期内。第三、驾驶人无证驾驶以及没有相应的驾驶资格，车辆的行驶证是否有效等，我方不承担事故保险责任。第四、原告的损失首先在交强险内赔偿完毕，不足部分按交通事故的责任依法承担。第五、鉴定费、诉讼费、财产损失不属于定制险的赔偿范围。第六、对原告不合理的诉求请求核减。 被告李朝晖辩称，我们已经在交警大队处理好了，该赔的已经都赔偿了。 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部分诉讼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1、被答辩人医药费需扣除医保外用药。我司承担金额约医药费票据的80%左右。2、精神损失费应当按照责任比例计算5000×30%＝1500；3、法医鉴定费1500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4、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请求法院根据原告所提供之证据及相关法律标准核减。二、因本案涉及另一死者，请求法院预留部分交强险赔偿份额以应对死者方所需赔偿。本次事故死者方(28岁，女性，有两个姐姐，父母均未满60岁)的损失保守估算为：死亡赔偿金：39842×20＝796840，丧葬费，77563/2=38781，精神损失费：50000，被抚养人生活费，父亲26942×20/3=179613,母亲26942×20/3=179613,共计1244847，估算为125万左右(均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之下)，假定原告总损失经法院认定为14万，则原告实际赔偿为：(140000-120000)×30%+{110000-110000（110000/110000+1250000）}×30%+110000(110000/110000+10000000)+10000=(6000+30330商业险)+8897(交强险死亡伤残)+10000(交强险医药费)=55227。主要原因系伤者必须与死者一同分摊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所以伤者损失应当根据实际损失占比来分摊(伤者占比8%,死者占比92%)。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涉及到与另受害人分摊损失，恳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认为，原告李大艳的被扶养人均居住农村，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鉴于城镇化普及率提高，农村和城镇生活水平基本接近，应当考虑生活成本的一致性，被扶养人生活费统一按照湖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更符合当前实际，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李大艳提供岳阳市维正司法鉴定所法医鉴定书及法检费发票，证明其因此次交通事故构成伤残十级及误工、护理、营养、法检费的认定。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和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认为，原告李大艳单方申请司法鉴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鉴定费发票有异议，不属于保险公司承担的范围。本院认为，岳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是交通事故认定专门机构，为查清案件事实，处理交通事故纠纷，依职权委托鉴定机构对事故受害人损失进行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依法作出的鉴定意见本院采信。鉴定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鉴定费符合此规定，应由被告保险公司负责。三、原告李大艳提供平台公众责任险说明材料，证明被告张爱良的车辆注册在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平台公众责任险。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这是一个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下单手机号５９９６乘客的信息不全，也没有见到李大艳的下单情况，我们只针对下单乘客进行保险。经审理查明，通过法庭调查和查询《平台公众责任险说明材料》可以认定，手机5996乘客为谢红冬，订单中还有原告李大艳的妻子谢兰兰通过嘀嗒出行平台网约本案涉案张爱良城际顺风车辆，谢兰兰在按要求支付了本人及丈夫李大艳乘车费后应驾驶员张爱良的要求在平台上取消了订单，但实际乘坐了该车，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四、原告李大艳提供行驶证，证明张爱良的车辆非营运车辆。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和被告李朝晖认为被告张爱良的强制险过期。经查，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车辆未在保险期内。被告北京畅行公司提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知道意见》、《长沙市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截图、《嘀嗒顺风车平台合乘协议》及判例，证明顺风车是受政府鼓励的出行方式；可以参照“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为合乘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相关权利、义务及安全责任事故等责任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约自行承担”；在涉诉订单价格186.7元中嘀嗒只收取了14.4元的信息服务费，仅为订单总金额的7%；根据协议约定，司乘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后，由此产生的费用或损失应按岳阳县的规定执行；参照判例平台法律地位类似于“居间人”，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李大艳、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被告李朝晖、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中除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对《嘀嗒顺风车平台合乘协议》没有异议外，均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五、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提供其与被告北京畅行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证明赔偿限额为单次跨城拼车最高限额是每人60万元；嘀嗒公司投保的是一种定制的商业保险，属于保险合同关系，不应该在本案当中一并处理；事故发生时是否在订单的有效期内；驾驶人车辆的行驶证是否有效等，保险公司不承担事故保险责任。原告李大艳、被告李朝晖、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均认为，对证据有异议，原告作为乘客是通过平台去坐车，他不清楚保险公司与平台签订的协议，这个协议对第三者是不起法律责任的，无法约束到司乘和其他第三方的，他唯一的证明目的是表示保险公司及嘀嗒公司对本次事故应当负有连带责任。 另查明，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于2019年11月24日通过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平台审核成为嘀嗒顺风车主，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和乘客在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购买了平台公众险。强制险期终止日为2020年3月25日，被告李朝晖驾驶的湘ＦＥＶ870小车在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事发时在保险期内。交通事故发生时，湘Ｋ×××××车上有乘客李大艳、谢兰兰、姚红东和肖水月，姚红东轻伤、肖水月死亡。至开庭本案开庭时，仅有原告李大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事故发生后，被告张爱良向原告李大艳先行垫付了15000元费用。原告李大艳被抚养人情况：父亲李志军，1944年10月1日出生；母亲孙小英，1952年11月9日出生；女儿李琰，2016年11月12日出生；原告李大艳有兄弟姐妹6人。2020年湖南省统计局公布，2019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842元／年；2019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924元／年；农、林、牧、渔业行业标准为54272元／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行业标准为66816元／年。 原告李大艳本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确认如下：1、诊疗费697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30天×60元/天）；3、护理费5492元（66816元/年÷365天×30天）；4、残疾赔偿金79684元（39842元/年×20年×10%）；5、精神抚慰金5000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27822元：李志军2244元（26924元/年×10%×5年÷6人）、孙小英5385元（26924元/年×10%×12年÷6人）、李琰20193元（26924元/年×10%×15年÷2人）；7、误工费14869元（54272元/年÷365天×100天）；8、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60元/天×30天）；9、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10、交通费1000元；11、法检费1500元，合计147741元。 本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因对此次交通事故认定被告张爱良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李朝晖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李大艳不负事故责任，各方当事人应当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对主次责任划分比例确定为70%和30%。关于原告李大艳相对湘ＦＥＶ870小车的赔偿问题，该车系被告李朝晖所有，该车在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事故车辆保险的保险期间内，因同乘车上除肖水月死亡外其他人员是否受伤，本院无法获知，故李大艳所受的损失先由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范围内跟肖水月死亡损失按比例获得赔偿。又因肖水月损失未能确定且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损失本院无法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同一交通事故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酌情在交强险中预留50000元精神抚慰金给肖水月的损失，其余60000元（110000元-50000元）赔偿给原告李大艳；李大艳损失在交强险中不足部分按责任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李朝晖赔偿。原告李大艳因此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中可优先于交强险范围限额内赔偿：医疗费8774元（诊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费：6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中赔偿部分为23690元［（147741元-8774元-60000元）×30%］，被告渤海财保岳阳中心支公司共计赔偿原告李大艳92464元。关于对张爱良驾驶的湘Ｋ×××××车赔偿问题。原告李大艳选择了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本院先对该车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分析：被告张爱良驾驶的湘Ｋ×××××小型普通客车注册为被告北京畅行公司嘀嗒顺风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中的明确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顺风车行为本身是民事互助的合乘行为,支付了乘车费并不等于盈利；同时，嘀嗒顺风平台只负责发布匹配信息并收取部分信息费用，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与本案侵权行为没有利害关系；虽然湘Ｋ×××××车已脱险，但并不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与嘀嗒顺风平台不构成厉害关系，因此，被告北京畅行公司认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关于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赔偿问题，被告张爱良的车辆注册在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在被告平安财保北京分公司购买了平台公众责任险。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公众平台险是在平台下注册使用的有效用户在订单有效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公众平台险承担赔偿义务。本案中，原告李大艳通过嘀嗒顺风平台与被告张爱良达成乘车合意后，被告张爱良为达到获利目的，请求原告李大艳取消平台合约，当平台约车被取消时，公众平台险合同没有形成，即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公众平台险不负责任赔偿。因此，由于被告张爱良的过错造成原告李大艳损害，应当承担除被告李朝晖已赔偿外的全部赔偿责任，即55277元（147741元-92464元），减去已垫付的15000元，张爱良尚应支付40277元。被告张爱良、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判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李大艳各项损失92464元； 二、被告张爱良赔偿原告李大艳损失55277元，减去已支付的15000元，尚应支付40277元； 三、驳回原告李大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限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到本院指定账户（户名：岳阳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县支行，账号80×××7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54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27元，由被告张爱良负担1139元，被告李朝晖负担4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大兵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胥 婷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