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7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旭强，男，198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旭青，女，197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旭坚，女，197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阳，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葆弟，男，198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芳，女，195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盛，义乌市大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鼎龙，男，194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因与被上诉人丁葆弟、王爱芳、丁鼎龙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7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丁鼎龙赔偿丁葆弟、王爱芳的损失；由丁鼎龙、丁葆弟、王爱芳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7页“丁鼎龙因2019年6月28日还有另一个亡者出殡要其去做棺材头的工作，所以于2019年6月27日向丁旭强介绍丁有水于2019年6月28日为丁启泉做棺材头的工作”系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丁旭强家通过风水先生找到丁鼎龙要求做两天的棺材头，丁鼎龙答应了。2019年6月27日，丁鼎龙做完一天后，拉着丁有水到丁旭强家说自己胳膊痛手痛，丁旭强家看到丁有水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又考虑到棺材头的工作非常专业，所以就拒绝了。丁旭强家再三叮嘱，要让丁鼎龙自己做。丁旭强还塞给丁鼎龙两包烟，让丁鼎龙第二天一定要亲自过来。2019年6月28日吃早饭时，丁某2（丁旭强的叔叔）看到来的是丁有水，还在赶丁有水走。丁旭强家在殡仪馆发现丁鼎龙在做别人家的棺材头，才发现丁鼎龙是为了多揽活，而接了时间冲突的两家的邀请。后来丁鼎龙在丁旭强家做了棺材头工作的大部分内容，诸如安放骨灰盒、主持亲人告别仪式、烧银纸等等。只有最后烧衣服环节，丁鼎龙交代给了丁有水。丁旭强再三嘱咐丁有水不要擅自烧，因为烧衣服时是有讲究的，一定要有亲人在场，还要念祷祝词。结果丁有水还是把东西拉走烧了。一审法院忽略重要事实，即一审中王爱芳、丁葆弟提供的人民调解笔录以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是：丁鼎龙找丁有水替自己干活，丁有水的工资也是丁鼎龙支付的。一审庭审中，丁鼎龙曾亲口说是他自己叫丁有水烧衣服的，丁葆弟也曾经说过到底是给了600元还是400元不清楚，这两点请合议庭核实一审庭审录音录像。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丁有水与丁鼎龙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丁有水的工资是丁鼎龙支付的，而且丁有水的工作内容也是由丁鼎龙安排和指示的。退一步讲，即使丁有水和丁旭强家存在劳务关系，丁鼎龙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说，劳务关系属于广义的委托关系，丁鼎龙将自己工作的最后环节烧衣服擅自转委托给丁有水，丁有水听从丁鼎龙的指示，实质是合同法第400条规定的转委托关系。丁鼎龙应当就丁有水的选任和指示向丁旭强家承担责任。丁有水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恶果，也给本来就是办丧事的丁旭强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保留对丁鼎龙的追偿权。三、一审法院在责任比例划分上，忽略重要事实，显失公平。丁启泉生前嘱咐丧事简办，丁旭强家本着对亡父的思念，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请了丁鼎龙做棺材头。本来是为了将亡父的丧事办好。丁鼎龙在事先知道两家时间冲突的情况下，隐瞒丁旭强家，自己找来了丁有水，将烧衣服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丁有水，最终酿成了祸事的发生。丁旭强也已经再三叮嘱丁有水，让他自己不要烧。2019年6月28日的着火原因至今不明，当天并没有起风，正常的话是不可能起火的。也可能是丁有水年纪大了，一时打盹；也可能是丁有水去衣服堆里挑拣衣服；也可能是丁有水自身本来就有疾病。丁启泉因患癌症花费达十七八万元，家境已非常贫困，因无钱医治放弃治疗，丧事也由叔叔们资助办理，丁旭强家请了丁鼎龙做棺材头，非但没有把父亲的丧事办好，反而出了祸事。丁旭强也因此患上焦虑症。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一审法院判决丁旭强家承担60%的责任显失公平。四、丁有水的死亡赔偿金计算错误。丁有水系1938年5月4日出生，2019年事故发生时已有81周岁，属于农村低保户。根据义乌市统计局的数据，义乌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389元。死亡赔偿金应该是36389元＊5＝181945元。一审法院判决的死亡赔偿金274200元，明显错误。五、一审法院判决由丁旭强家承担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丁旭强家请丁鼎龙办理父亲丁启泉的丧事，结果丁鼎龙把自己的工作分给丁有水，又由于丁有水的不专业和丁鼎龙的疏忽造成了祸事的发生。丁启泉的丧事没有办理好，村民们非议不断，给丁旭强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一审法院没有考虑上述事实，仅仅考虑死者丁有水家属的心情，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 丁葆弟、王爱芳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已经查清，认定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与丁鼎龙系劳务关系，认定丁有水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提供劳务是正确的。本案并非承揽关系，也非委托关系。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符合义乌当地的殡葬习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丁鼎龙辩称，开始我给丁旭强家做一天，第二天我在本村做了。丁有水也做过棺材头多年了的。由于冲突了，所以我就把丁有水介绍给丁旭强家里干活了。我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2019年9月26日，丁葆弟、王爱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丁鼎龙、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赔偿丁葆弟、王爱芳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428990.55元（其中急诊费1349.38元，住院医疗费266488.57元，陪护费用3800元，误工费1130.31元，购用护垫保膜等材料费3670元，死亡赔偿金274200元，丧葬费3054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扣除水滴筹捐赠的94949.57元，合计536238.19元，丁鼎龙、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承担其中的80%，共计428990.5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葆弟系本案死者丁有水（1938年5月4日出生，于2019年7月18日死亡）的儿子，王爱芳系丁有水的妻子。丁旭强系亡者丁启泉的儿子，丁旭青、丁旭坚系亡者丁启泉的女儿。丁鼎龙长年从事丧事中的棺材头工作。2019年6月27日，亡者丁启泉的子女因丁启泉出殡需要，请了丁鼎龙从事棺材头工作。丁鼎龙在该日在丁启泉家做了一些棺材头的工作。丁鼎龙因2019年6月28日还有另外一个亡者出殡要其去做棺材头的工作，所以于2019年6月27日向丁旭强介绍丁有水于2019年6月28日为丁启泉的出殡做棺材头的工作。2019年6月28日下午三时许，丁有水在从事棺材头工作中将亡者丁启泉的旧衣旧裤等拉到罗汉堂附件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不幸引火烧身伤及丁有水自己的身体。后，丁有水被送至义乌市中心医院抢救，经过住院治疗21天后因医治无效死亡。义乌市中心医院死亡记录中记载：患者丁有水2小时前因烧火堆后烧伤至脸面部、双上肢、双下肢、臀部，西医诊断为多处烧伤Ⅱ°-Ⅲ°50%，Ⅲ度20%，急性肾功能衰竭，AOSC。义乌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死亡原因为Y27.9接触蒸汽、热气和热物体，意图不确定的（未特指场所）。丁葆弟、王爱芳为此支付了急诊费用1349.38元，住院费用266488.57元，陪护费用2100元，大德药房购买药物材料费用3570元，以上合计273507.95元。另查明，丁葆弟、王爱芳方获得水滴筹捐赠94949.5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各当事人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责任？二、应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具体应赔偿多少金额？关于焦点一，丁旭强辩称其父亲出殡过程中的棺材头工作由丁鼎龙承揽，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间习俗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中提到的丁启泉家人向棺材头每天支付300元的工资，丁鼎龙与丁启泉家属并非形成承揽关系，而是劳务关系。丁鼎龙为丁启泉出殡从事了一天的棺材头工作后，因有其他安排，故介绍死者丁有水为丁启泉出殡从事棺材头工作，丁旭强认可出事前一天晚上丁鼎龙向其介绍丁有水，且2019年6月28日当天丁有水为丁启泉出殡做棺材头工作的事情丁启泉的家人也是知道的，另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作为亡者丁启泉的子女，对丁启泉有养老送终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丁有水为丁启泉出殡从事棺材头工系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提供劳务。丁有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不慎引火烧身最终导致死亡，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作为丁启泉的子女接受劳务应对丁有水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丁旭强辩称丁有水死亡与本次烧伤是否具备直接关系并不明确，一审法院认为，从义乌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看，可以认定丁有水的死亡与本次焚烧衣物引火烧伤存在因果关系。丁有水在从事棺材头工作中焚烧丁启泉的旧衣旧裤时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引火烧身，本身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酌定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就丁有水的死亡向丁葆弟、王爱芳承担60%的责任。丁鼎龙在本案中系介绍人，不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丁葆弟、王爱芳所列的各项费用中，根据证据，陪护费用应为2100元，外购护垫保膜等费用应为3570元，另丁葆弟、王爱芳主张的误工费系家属办理丧葬产生的家属误工费，该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他费用等均为真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丁葆弟、王爱芳方各项损失为以下项目：急诊费用1349.38元，住院费用266488.57元，陪护费用2100元，大德药房购买药物材料费用3570元，丧葬费30549.5元，死亡赔偿金274200元，以上合计578257.45元。根据丁葆弟、王爱芳陈述，水滴筹捐赠了94949.57元，且丁葆弟、王爱芳自愿在赔偿金额中减去捐赠的94949.57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合以上，丁葆弟、王爱芳的损失为483307.88元，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应承担其中的60%，即应赔偿丁葆弟、王爱芳289984.73元。另一审法院酌定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赔偿丁葆弟、王爱芳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共应赔偿丁葆弟、王爱芳各项损失309984.7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丁葆弟、王爱芳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09984.73元；二、驳回丁葆弟、王爱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2元，由丁葆弟、王爱芳负担347元，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负担975元。 二审中，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申请证人丁某1、丁某2出庭作证，证明丁旭强家棺材头请的是丁鼎龙，丁鼎龙擅自将最后环节转委托给丁有水，并且丁鼎龙存在为了多揽活向丁旭强家说谎的情况。 针对丁某1、丁某2的证人证言，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质证认为，二位证人证言真实合法，都是属实的，符合证据要件。 丁葆弟、王爱芳质证认为，二位证人陈述有部分瑕疵，不符合客观实际，但对丁有水的去留已经陈述得非常清楚。证人丁某2与死者丁启泉系同胞兄弟关系，又是丧事总管。证人丁某1的任务是放鞭炮，是走在最前面的。在我们义乌，在丧事中放鞭炮都不是一般的人。一审中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递交任何书面的证人证言，该二位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二位证人的证言。 丁鼎龙质证认为，二位证人证言不属实，不能达到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的证明目的。我跟丁旭强家里说过的，且当时有很多人在场的，我把丁有水带去的。丁旭强家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接受丁有水去做，也没有明确反对让丁有水去做。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也不会让丁有水做的。 针对丁某1、丁某2的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在卷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论证。 丁葆弟、王爱芳、丁鼎龙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起诉状中，丁葆弟、王爱芳陈述“丁鼎龙恰遇同一日同一时辰有两亡者出殡，因此请了本案死者丁有水为丁旭强之父丁启泉做棺材头”。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丁旭强陈述“2019年6月24日父亲去世我叔丁某2陪我与丁鹏飞去塔山村请道士叫丁国清介日子，定于6月28日早上凌晨7点火化，道士丁国清推荐了稽亭村丁鼎龙办理我父亲丧葬事宜”；丁鼎龙陈述“2019年6月26日上午塔山下道士打电话来，叫我去寺前街村给丁启泉做丧事。2019年6月27日我就去寺前街给丁启泉做丧事。当日傍晚五时许，丁有水来找我讨工作做，我随即带丁有水找丁启泉家属对面商量……因两户丧事日子相同，我在本村给另一户人家做丧事，丁有水留在寺前街村给丁启泉做丧事”；丁葆弟陈述“我父亲叫丁有水被本村丁鼎龙‘棺材头’叫去佛堂镇寺前街村一农户办丧事”。 一审答辩时，丁鼎龙陈述“我没有钱的。赔偿肯定要赔偿的”。一审庭审中，关于丁有水以前干什么活，丁鼎龙回答“他以前也做过我这个事情，已经多年了，做了几次就不知道了”；王爱芳、丁葆弟回答“以前是挖藕的，后来别人来叫，也做粗工，身体不好，都多年没有去过了。出殡的事情，有些棺材头来叫，拿个骨灰盒，会去帮忙的……就是村里人、隔壁邻居来不及了，叫去帮忙一下的，但是没有学过”。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一审认定的死亡赔偿金金额是否正确。二、各方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三、各方责任如何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一审于2019年11月26日开庭，根据《2019年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细化参照标准》，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840元/年，丁有水出生于1938年5月4日，事发时已满81周岁，按5年计算的死亡赔偿金为45840元/年*5年=229200元。一审认定死亡赔偿金274200元系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从一审起诉状、人民调解调查记录内容来看，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之所以在道士的推荐下选择丁鼎龙作为父亲丧事的棺材头，实质系因对丁鼎龙相关知识、经验、能力的信任。丁葆弟、王爱芳、丁鼎龙均陈述系因丁鼎龙有两户丧事日子相同，故丁鼎龙叫丁有水给亡者丁启泉做丧事，本院认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与丁鼎龙、丁有水构成委托和转委托关系，一审认定丁有水系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提供劳务且丁鼎龙系介绍人属于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三，1、关于丁鼎龙是否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系因对丁鼎龙的知识、经验、能力的信任而选择其作为父亲丧事的棺材头，丁鼎龙本应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而丁鼎龙因接了两单时间冲突的棺材头工作，便将其中一单棺材头工作临时转委托给丁有水，应认定丁鼎龙进行转委托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同时，转委托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本案中，丁有水出生于1938年5月4日，事发时已满81周岁，年事已高；关于丁有水是否具备棺材头专业知识和经验，一审中丁有水的家属王爱芳、丁葆弟陈述“以前是挖藕的，后来别人来叫，也做粗工，身体不好，都多年没有去过了。出殡的事情，有些棺材头来叫，拿个骨灰盒，会去帮忙的……就是村里人、隔壁邻居来不及了，叫去帮忙一下的，但是没有学过”，可见丁有水在专业知识、经验、体力等方面并不能完全胜任棺材头的工作，丁鼎龙将棺材头工作转委托给丁有水，就第三人的选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发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正值夏季，焚烧旧衣裤本身存在一定危险性，加之丁有水年迈体弱，丁鼎龙放任丁有水独自焚烧亡者旧衣裤，就其对丁有水的指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关于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是否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2019年6月27日丁鼎龙向丁旭强介绍丁有水于2019年6月28日为丁启泉的出殡做棺材头的工作，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并未明确拒绝，且事实上第二天丁有水做了部分棺材头工作，应认定转委托已经经过委托人同意，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放任丁有水独自焚烧亡者旧衣裤，就其对丁有水的指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3、关于丁有水是否应自负责任。本院认为，丁有水明知其自身在专业知识、经验、体力等方面并不能完全胜任棺材头的工作，仍接受丁鼎龙的转委托，为丁启泉的出殡做棺材头工作；其在焚烧亡者旧衣裤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引火烧身，本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本院酌定各方责任比例为：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30%，丁鼎龙30%，丁有水自负40%的责任。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赔偿丁葆弟、王爱芳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丁鼎龙赔偿丁葆弟、王爱芳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丁葆弟、王爱芳自愿在赔偿金额中减去水滴筹捐赠的94949.57元，本院予以认可，丁葆弟、王爱芳的损失为438307.88元，即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赔偿丁葆弟、王爱芳141492.36元（已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丁鼎龙赔偿丁葆弟、王爱芳141492.36元（已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综上，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7617号民事判决； 二、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丁葆弟、王爱芳各项损失共计141492.36元； 三、由丁鼎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丁葆弟、王爱芳各项损失共计141492.36元； 四、驳回丁葆弟、王爱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22元，由丁葆弟、王爱芳负担347元，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负担487.5元，由丁鼎龙负担4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4元，由丁葆弟、王爱芳负担694元，由丁旭强、丁旭青、丁旭坚负担975元，由丁鼎龙负担9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 ?*ArabicDash??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