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佛莲，女，198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薇，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法律援助）。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艾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一区5号楼底商302。法定代表人：王喜，经理。上诉人张佛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艾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艾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7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佛莲上诉请求：改判确认华艾堂公司与我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10月24日，改判华艾堂公司支付我2019年10月基本工资4000元，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我2019年6月至10月期间被克扣的工资5000元（1000元/月）、2019年提成工资3400元、2019年9月提成工资465元、2019年5月3日至10月18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10000元及医疗费1500元，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000元。事实和理由：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关于工资、提成及加班费，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不得随意扣除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考勤表和工资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在已经确认华艾堂公司与我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华艾堂公司应当承担相关劳动报酬的举证责任。我在2019年10月17日遭到华艾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另一管理人员的谩骂、抢夺手机和限制人身自由，直至报警。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情形，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故华艾堂公司应当支付我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我于2019年10月24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应确认劳动关系截止至该日。华艾堂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张佛莲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佛莲的上诉意见。张佛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9年5月3日至2020年8月1日华艾堂公司与我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2019年10月基本工资4000元；3.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2019年提成工资3400元；4.判令华艾堂公司返还2019年6月至10月期间克扣的工资5000元（1000元/月）；5.判令华艾堂公司返还2019年9月提成工资465元；6.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误工费10000元；7.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医药费1500元；8.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2019年5月3日至10月18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10000元；9.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12000元；10.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精神损失费60000元；11.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二倍工资1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31日，张佛莲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华艾堂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华艾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各项尚欠工资，支付误工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华艾堂公司支付二倍工资等。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15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张佛莲的仲裁申请。张佛莲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张佛莲主张其于2019年5月3日到华艾堂公司草桥店从事艾灸师工作，双方之间签订有期限自2019年5月3日起至2020年8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书》，并由华艾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喜之妻亦系华艾堂公司的监事李志花当场签字并捺指印，但未加盖华艾堂公司印章，华艾堂公司与其口头约定每月底薪4000元，提成工资另计。王喜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其发工资，但实际发的工资并没有底薪部分，从华艾堂公司获取的工资条显示其2019年5月至8月的工资分别为3225.8元、4744元、6132.43元和6481元，且依据工资条的显示工资金额均来自出勤天数及手工、流水提成。其住宿在店里，每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做准备工作，一直到晚9点，有时候会工作更晚，且每周工作六天。2019年10月17日，在没有王喜同意的情况下，其通过自己的手机接收顾客预约，并在告知王喜后主动给该顾客提供服务，后其遭到王喜和华艾堂公司另一管理人员的谩骂、抢夺手机和4个多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直至王喜以其泄漏公司机密为由报警，派出所出警并对双方之间劳资纠纷进行了调解。之后，其未再到华艾堂公司工作，并由于受刺激持续感觉头晕恶心，于2019年10月20日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诊断为“心理疾病导致的躯体化”。2019年10月24日，其收到华艾堂公司以淮安方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方智公司）的名义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但其从未与淮安方智公司有过任何联系，更没有与该公司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就上述主张，张佛莲出具《劳动合同书》、微信转账记录、工资条，以及其与李志花、王喜、在华艾堂公司一起工作的同事、顾客、工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医院门诊病历等加以佐证。《劳动合同书》显示合同甲方华艾堂公司、乙方张佛莲，合同尾部甲方处有“李志花”签名和指印；微信截图显示：“2019年6月17日转账-来自王喜+2000.00”、“2019年7月29日转账-来自王喜+2000.00”、“2019年8月19日转账-来自王喜+6132.43”、“2019年8月20日转账-来自王喜+596.60”、“2019年9月16日转账-来自王喜+4481.50”。张佛莲主张上述款项均为发放的工资。华艾堂公司对张佛莲的上述主张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其单位从未与张佛莲建立过劳动关系，其单位虽有王喜的妻子李志花其人，但李志花从未签署过与张佛莲的劳动合同，也未捺过指印，张佛莲出示的微信截图中被称为华艾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喜使用的微信账号并非王喜所用微信，相应转账亦非王喜所转，张佛莲出示的工资条也无华艾堂公司的名称或盖章，其单位也从未与淮安方智公司合作过。华艾堂公司称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推拿，同时也有少量艾灸业务，其公司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只有三个工作人员。就此，华艾堂公司提交员工花名册、工资表予以佐证。张佛莲对华艾堂公司的证据不予认可，并指出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作为华艾堂公司代理人的人员提交了劳动合同，而此人不在华艾堂公司提交的员工花名册中，故华艾堂公司提交的此证据不真实。华艾堂公司称为其公司参与仲裁活动的人员实际上是其单位的股东，平时不怎么到公司工作，只是负责一些事务管理，故未将此人列入单位员工花名册。张佛莲提交本人银行卡流水记录，主张其中2019年10月18日王喜转账的款项6056.3元为华艾堂公司支付其的2019年9月工资。华艾堂公司认可2019年10月18日王喜转账的款项6056.3元，称其单位法定代表人王喜早前与张佛莲相识，2017年店面更换时出现资金困难曾向张佛莲借款30000元，上述转账系向张佛莲偿还借款行为，并非发放工资。张佛莲称在其进入华艾堂公司工作之前并不认识王喜，也不存在借款。华艾堂公司对于借款的主张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另查，在双方进行劳动争议仲裁阶段，华艾堂公司表示并不认识张佛莲，现华艾堂公司称仲裁阶段代表其公司的人员并不了解情况，所以发表意见不准确。张佛莲提交录音材料，该录音为其与华艾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喜的对话录音，意在证明其与华艾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华艾堂公司对于录音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张佛莲的证明目的，称录音中所提到的款项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并非张佛莲的工资。张佛莲对华艾堂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华艾堂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述借款的相关情况。张佛莲申请证人陈某到庭作证，陈某称其曾在华艾堂公司接受张佛莲给其做艾灸，每次去报手机号进行消费，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并提交了微信账单截图佐证其主张。张佛莲认可证人所述。华艾堂公司称其公司的记录中并无这个会员顾客，且其公司并无扫码支付的付款方式，仅有刷卡支付的付款方式。张佛莲提交其服务过的其他顾客签署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其在华艾堂公司从事艾灸治疗工作的情况。华艾堂公司不认可为张佛莲出具证明材料的人员身份，表示其公司并无这些会员顾客。针对淮安方智公司向张佛莲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法庭与淮安方智公司了解情况得知，该单位与张佛莲未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也无任何关系，之所以向张佛莲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系其单位在开展业务时曾经与华艾堂公司进行接洽，并经华艾堂公司要求发出的，后其公司与华艾堂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达成业务关系。华艾堂公司对于淮安方智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表示与该单位并无任何往来。经询问，华艾堂公司表示其公司与张佛莲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同意张佛莲来工作，但张佛莲表示不愿再到华艾堂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张佛莲是否与华艾堂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虽然张佛莲提供的华艾堂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上并没有华艾堂公司的印章，且华艾堂公司对该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华艾堂公司与张佛莲均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张佛莲主张其从事的艾灸工作为华艾堂公司的业务之一。华艾堂公司虽然对于张佛莲出示的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均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同时，华艾堂公司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的表述与在本案中的表述并不一致，且未做出合理解释。华艾堂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的往来款项及录音材料中提及的钱款款项均系基于借款关系未提供证据佐证，综合张佛莲提供的银行卡流水记录、录音、证人证言、微信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佛莲关于其在华艾堂公司工作的主张，故对张佛莲要求确认华艾堂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劳动关系的具体起始时间根据现有情况确定为2019年5月3日。张佛莲自认在2019年10月17日之后就未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且在庭审中亦表示不会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故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关于提成工资及克扣工资的请求，张佛莲未能完成相关事实存在的基本举证义务，故对其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张佛莲未能举证证明加班事实存在，故对其关于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张佛莲要求确认《劳动合同书》无效及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张佛莲系本人不愿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虽然其主张原因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但张佛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给张佛莲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的单位并非华艾堂公司，且华艾堂公司表示如果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意张佛莲来工作，并无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张佛莲关于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请求，依据不足，难以支持。华艾堂公司并未向张佛莲支付2019年10月工资，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确定华艾堂公司需要支付的工资数额为2022.99元。张佛莲主张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的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一、张佛莲自2019年5月3日起至2019年10月17日止与北京华艾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华艾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2019年10月工资2022.99元；三、驳回张佛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补充查明，关于张佛莲提交的录音，其中一段录音的对话内容有，王喜告知张佛莲离职也要有正规手续，需按照其提供的格式写，因双方是签过正规合同的，离职也要有正规手续，是我（让你）离职，还是你（自己）离职，得有个规范；张佛莲称不是说我不在这儿干，而是说你在群里说我不要一点尊严啥的，你在群里边骂的才那个……。另一段录音对话内容有：王喜称张佛莲已经口头提出辞职，其已经批准，故要求张佛莲走流程提交辞职报告；张佛莲则不认可自己提出了辞职；王喜遂要求张佛莲立即表态是否辞职，张佛莲不表态；王喜表示无论张佛莲是否辞职，要求其先将手机里私存的顾客微信和电话号码删除；张佛莲拒绝交出手机及查看信息，要求先结清其一个半月的工资；双方经过较长时间交涉及僵持，直至王喜以张佛莲拒绝交接公司资料为由报警，派出所人员出警对双方进行了劝解。此外，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佛莲提供的录音对话内容，反映了华艾堂公司要求张佛莲就离职意愿提交辞职报告，并删除手机里私存的客户资源信息，张佛莲否认其提出辞职及私存了顾客资源信息，以及双方之间就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涉并僵持，直至报警的过程。其中，华艾堂公司在张佛莲否认辞职的情况下并未继续要求张佛莲离职，而张佛莲自次日起未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且在诉讼中表示不愿意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故一审确认华艾堂公司与张佛莲之间的劳动关系自张佛莲未再去华艾堂公司工作之日解除，并无不当。华艾堂公司对其他公司向张佛莲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不予认可，故张佛莲以其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时间要求改判劳动关系截止时间，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张佛莲主张华艾堂公司存在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情形，致使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张佛莲以此为由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张佛莲提交的工资条、转账记录反映了华艾堂公司已向张佛莲支付至2019年9月的各月工资，且一审判令华艾堂公司支付至张佛莲离职之日的工资。现张佛莲主张华艾堂公司存在克扣其各月部分工资，拖欠其部分提成工资及加班工资，均未有相应证据证实，难以采信。张佛莲要求华艾堂公司支付离职之后发生的医疗费，亦缺乏相应依据。一审对于张佛莲的上述各项请求均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张佛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佛莲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洁审 判 员  宋 猛审 判 员  易晶晶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金 铭书 记 员  蒋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