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8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男，1963年1月19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吉林正大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系被上诉人之妻），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吉林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代表人：唐某，总经理。上诉人唐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原审被告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2民初2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上诉请求：撤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2民初204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认定国泰公司设立的基础事实。国泰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7日，其注册资金200万元是唐某于2010年8月13日通过浦发银行转入国泰公司银行验资账户的[以唐某的爱人李昕桥（原名李莹）的名义转入]。王某1故意隐瞒事实在工商机关以个人独资200万元的方式办理了公司注册。正因为唐某是国泰公司真正的投资人，所以唐某发现王某1的欺诈行为后王某1才在2012年3月14日将100万元的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唐某。在王某1的操纵下，国泰公司从2012年3月至2015年7月之间历经26次工商登记变更，注册资金从实缴200万暴增至认缴8000万，唯一没变的是唐某持股100万，足以证明王某1预谋霸占国泰公司的狼子野心。当真正的投资人找到王某1理论时，当真正投资人要收回国泰公司时，才会有2015年12月10日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2015年12月15日《股权转让解除协议》和2015年12月23日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如不能清楚认定国泰公司的真正投资人，就不能正确研判本案发生的背景和基础，就不能作出公平公正裁判。（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结合《股权转让协议》全部内容可以知道，该份协议是在王某1履行了将国泰公司注册资本金减为200万元的义务的前提下才能生效。否则协议中表述的“标的额200万”、“1％股权”、“2万元”等约定就无从谈起。所以说《股权转让协议》事实上不但规定了合同解除条款，还规定了合同生效条款，现在国泰公司的注册资金依然是8000万元，由此可知《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股权转让协议》在法律意义上仅仅是成立但并未生效。（三）一审法院用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去推断2015年12月10日签署的协议解除条件成就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惘顾《股权转让解除协议》与《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相对独立性唐某与王某1在2015年12月10日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其后在2015年12月15日又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转让协议是基于当事人双方不同的意思表示所形成，二份协议为备自独立的合同关系，区别如下：（1）二份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不同。《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转让的是4700万元的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8.75％，《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是2万元的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2）二份转让协议的对价不同。《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是无偿转让，《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有偿转让。（3）二份转让协议履行的结果不同。《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履行后，上诉人唐某占公司出资比例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后，上诉人唐某占公司出资比例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4）唐某对二份转让协议履行后承担的法律风险不同，《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履行后，上诉人唐某需承担4700万元的认缴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标的为200万，上诉人唐某无需承担公司认缴义务。（5）二份转让协议内容相互排斥，不存在同时履行的可能性，只能择一履行。2．一审法院没有纵观本案整体客观事实，因此作出了错误判定。本案中，王某1和唐某之间就国泰公司股权分配事宜具体实施了三个法律行为：一是，2015年12月10日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行为，这时双方就国泰公司的股权分配达成了一致，唐某占股比例为60％，王某1占股40％；二是，2015年1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生效的前提是王某1将国泰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为200万，然后2万元转让1％股权，最终唐某占股比例为51％，王某1占股49％；三是，2015年12月23日王某1和唐某共同到工商机关办理了国泰公司的股权转让登记，唐某持股60％，王某1持股40％。由以上三个法律行为可以明显看出，2015年12月23日王某1和唐某共同选择履行了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而不是选择履行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否则唐某的持股比例应当是51％，而不是60％。更由王某1和唐某均选择放弃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证明了《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成立但是没有生效。（四）一审法院认定唐某没有履行出资3000万的义务是错误的唐某是没有出资3000万义务的。首先，2015年12月10日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约定了唐某无偿承继了王某1对国泰公司的4700万的出资义务，但是没有提及唐某有向国泰公司出资3000万的义务。其次，2015年12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唐某有偿平价受让王某12万元的股权，同时要求唐某出资3000万元解决“2013年孙国华房产在舒兰银行的担保”，事实上，“2013年孙国华房产在舒兰银行的担保”已经解除，人民法院依法判定孙国华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是“2015年12月28日孙国华与舒兰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也就是说，孙国华承担3000万贷款的担保起效日是2015年12月28日（孙国华又与舒兰银行签署个人保证合同之日）。2015年12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称的“2013年孙国华房产在舒兰银行的担保”已经不复存在。一审判决书所称“截止到2017年9月25日孙国华案涉房产一直在舒兰银行抵押，故认定唐某没有履行约定义务”纯属于偷换概念的错误认定。而且，唐某是否向国泰公司注资与孙国华承担担保责任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联关系，就算唐某向国泰公司注资3000万，人民法院也不会据此解除孙国华的担保责任，唐某向国泰公司的出资义务应该由公司法来调整。何况《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基础是国泰公司的注册资金变为200万，唐某更没有注资3000万的必要和义务了。一审法院将子虚乌有的义务强加给唐某是错误的；并据此认定唐某没有履行义务，所以《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条件成就，更是错上加错；还继续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条款的效力及于另一份法律合同《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则是错误得离谱，错误得逻辑混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将《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内容冲突、相对独立的法律文书混为一谈，将《股权转让解除协议》强加为《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解除条件，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规定判决确认《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解除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被上诉人的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约定和法定的解除条件。在该协议履行后，上诉人唐某已累计向国泰公司投入资金2,921万元，被上诉人王某1要求解除《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明显属于恶意损害上诉人唐某的合法股东权利。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王某1恶意要求解除《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诉请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结果必然错误，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某1与唐某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2.撤销2015年12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3.判令唐某在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后，协助原告办理被告国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原告的工商登记及相应董事、监事、经理、章程修正备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1与常某系夫妻关系。2010年8月10日唐某以国泰副食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与徐艳梅签订房屋无偿使用协议，约定徐艳梅同意将位于吉林市昌邑区虹园经济开发区八社一年给国泰公司，无偿提供给国泰副食公司做经营场所使用，使用期为长期。虹园村委会向吉林市工商局出具证明，证明徐艳梅将坐落在虹园经济开发区八社住宅转变为经营性用房，经所在地居委会征求有利害关系业主意见，同意将此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2010年8月11日由王某1向吉林市工商管理局申请设立吉林市国泰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副食公司），公司章程任命唐某为执行董事、总经理、王某1为监事，章程载明股东为王某1，出资额为200万元，8月13日王某1以货币方式出资200万元，同日，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预先核准，吉林市启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2010年8月15日的法定代表人信息中载明法定代表人为唐某，职务为执行董事。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中亦载明唐某出资200万元，董事、监事、经理信息中载明唐某为执行董事、王某1为监事。2010年由王某1领取公司营业执照。2010年8月17日国泰副食公司注册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唐某，股东为王某1一人，实缴出资200万元，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2年3月14日，王某1与唐某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约定王某1将其持有的100万元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唐某，同日，国泰副食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国泰副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唐某变更为常某，常某担任执行董事。王某1将自己持有的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常某100万元，无偿转让给唐某100万元，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一人变更为二人。在并非唐某本人签字的情况下，2012年9月14日，国泰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资到900万元，股东常某货币出资180万元，实物出资620万元，股东唐某货币出资100万元。2013年5月30日国泰副食公司变更为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2日梁凤林与国泰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约定梁凤林入股20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35%。2014年4月16日，国泰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新增100万元由股东常某以货币方式出资。国泰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常某货币出资280万元，实物出资620万元，唐某货币出资100万元。2014年7月7日，国泰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曲云飞，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常某货币出资7900万元，唐某货币出资100万元，认缴期限至202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经股东会决议，常某将所持有的790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某1，并退出国泰公司。国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某1和唐某，王某1出资比例为98.75%，唐某出资比例为1.25%。2015年12月10日王某1与唐某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约定王某1将其持有4700万元，占注册资本58.7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唐某。出具股东会决议并签字确认，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唐某。当日国泰公司股东会决议，王某1减资金4700万元，唐某受让资金4,700万元。2015年12月10日唐某与王某1签署国泰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王某1减资金4700万元，唐某受让资金4700万元，公司监事由唐某变更为王某1，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某1变更为唐某，公司执行董事由王某1变更为唐某，公司总经理由王某1变更为唐某。唐某、王某1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并加盖国泰公司公章。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王某1减资金4700万元，唐某增资金47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姓名：唐某。2015年12月15日，王某1与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国泰公司由甲方（王某1）与乙方（唐某）合资经营，2010年10月17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00万元，占50%股权。乙方出资100万元，占50%股权。甲方愿意将其占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1%的股权以2万元的价格转让。”该协议未实际履行。（王某1称，当时其目的是想把控股权给唐某，由唐某进行融资，且当时有他人要收购国泰公司，所以唐某回到公司，且经过王某1与唐某半年的协商达成了12月15日的协议书）同日，双方又签订《股权转让解除协议》约定：“一、甲方愿意把股份以2万元转让给乙方；二、甲方要求乙方舒兰银行倒贷时间2015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25日前必须完成。三、乙方承诺注入公司3000万元，到位期限2016年2月6日前。（解除孙国华房产舒兰银行的冻结）。四、如以上甲方要求乙方的条件乙方未能实现，乙方将把控股权归还甲方。”唐某未在2016年2月6日前向国泰公司注资3000万元，孙国华在舒兰银行的抵押亦未解除。2015年12月22日，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某1变更为唐某，王某1为公司监事。唐某未依约定履行向国泰公司注册的义务，孙国华的房屋亦未被解除查封。2016年3月3日，王某1向唐某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通知，内容为：“唐某：因你的行为，依据我与你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由工商局指定格式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从本通知到达你方时解除。并请你配合办理相关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登记。”另查明，2013年10月14日，舒兰农商行铁东分理处与国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5《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人民币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期限自2013年10月14日起至2016年10月13日止，借款额度3000万元，借款利率为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50%，基准利率随国家调整而调整，浮动比例不变，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第20日，在借款额度有效期间内，可以循环使用额度，单笔借款次数没有限制。2013年10月14日，舒兰农商行铁东分理处与孙国华签订了《舒兰农商银行个人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孙国华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10月14日，舒兰农商行铁东分理处与国泰公司及孙国华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30501及20130502的《舒兰农村商业银行抵押合同》，国泰公司用其所有产权的：坐落于吉林市××区厂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Z00014840；坐落于吉林市××区检测楼，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Z00014841；坐落于吉林市××区厂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XXXX和坐落吉林××区，地号为：020XXXXXXXX1000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房屋及土地抵押债权金额2000万元。孙国华用其所有产权的，坐落于××区，房屋所有权证号为：SXXXX号楼1-7层，地号为：010XXXXXXXX5000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房屋及土地抵押债权金额1000万元。国泰公司及孙国华的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办理了抵押登记。舒兰农商行铁东分理处于2015年12月31日，在《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人民币额度借款合同》约定期限内，根据国泰公司的申请，向国泰公司发放贷款3000万元，本次贷款期限6个月，到期日为2016年6月20日。2016年6月20日到期前贷款利息全部结清，收回949,991.75元，到2016年6月28日收回本金54,413.97元，逾期本金29,945,586.03元。2017年1月24日收回利息40万元，2017年5月27日收回利息20万元。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吉02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被告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吉林舒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东分理处借款本金29,945,586.03元及利息（以本金29,945,586.03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后再上浮50%计收罚息，扣除已经给付利息60万元）；二、被告孙国华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主文第一项履行确定的给付义务，原告吉林舒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东分理处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吉林市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吉林市××区厂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Z00014840；位于吉林市××区检测楼，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Z00014841；位于吉林市××区厂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XXXX号，地号为：020XXXXXXXX1000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2000万元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等范围之内优先受偿。原告吉林舒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东分理处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孙国华位于××区，房屋所有权证号为：SXXXX号楼1-7层，地号为：010XXXXXXXX5000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1000万元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等范围之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吉林舒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东分理处其他诉讼请求。再查明，根据网上公布的信息显示：国泰公司股东现变更为唐某（持股比例60%）、徐辛（持股比例40%），唐某为国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徐辛为国泰公司监事，变更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王某1与唐某均为国泰公司的股东，双方可以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转让其所有的股权，故王某1与唐某签订以上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二）关于王某1与唐某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解除的问题：1.解除条件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第四条约定：“如以上甲方要求乙方的条件乙方未能实现，乙方将把控股权归还甲方。”该协议应视为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及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唐某对是否履行协议中的内容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2015年11月26日王某1向其出具收条一张，金额为500万元，据唐某陈述是其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给付王某1的钱款，2015年12月30唐某给国泰公司还贷款90万元，自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6日唐某提供的账目往来情况如下：2015年12月30日唐某给国泰还贷款25万元，2016年1月1日李昕给国泰还利息0.965万元，2015年12月24日从王晓旭卡转给国泰公司60万元，2016.1.1给梁凤林5万元，唐某自称是购买股份，2016年1月11日唐某转给崔哲伟1.5万，凭据上有手写内容“还建筑商咧巴”，2016年1月12日唐某转给崔哲伟2.5万元，2016年1月17日给梁凤林，购买股份，2016年1月23日转给梁凤林4.5万元，唐某自称为购买股份，2016年2月1日转给梁凤林3万元，唐某自称是购买股份，2016年1月4日李昕桥转给刘彤琢20万元，自称是工程款。多笔转款记录从金额及用途上均无法证实唐某已经履行了向国泰公司注资3000万元的义务，且根据中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吉02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截止到2017年9月25日孙国华案涉房产一直在舒兰银行抵押，故可认定唐某未履行约定的义务，两份协议已具备解除的条件，王某1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2.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根据王某1代理人提交的挂号信回执及邮寄单查询情况，可知唐某于2016年3月3日收到王某1所寄的文件，且唐某在2016年6月29日的庭审中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的通知贴在其家门上，综合判断，可认定王某1向唐某送达解除通知的时间应为2016年3月3日。故王某1与唐某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及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时间应为2016年3月3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王某1与唐某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及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3月3日解除。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唐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唐某上诉请求审理国泰公司设立的事实问题。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时，由原来的四项内容，后变更撤回了两项。只请求法院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公司注册资本协议书》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所以，一审法院只审理两个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并判决解除了两份协议书并无不当。国泰公司设立的事实与本案无关，故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上诉请求两份协议书内容冲突，解除协议属于使用法律不当问题，本院认为，从协议书内容来看，具有关联性和连续性。应一并审查认定为宜。且应认定为附条件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愿意把股份以2万元转让给乙方；二、甲方要求乙方舒兰银行倒贷时间2015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25日前必须完成。三、乙方承诺注入公司3000万元，到位期限2016年2月6日前。（解除孙国华房产舒兰银行的冻结）。四、如以上甲方要求乙方的条件乙方未能实现，乙方将把控股权归还甲方。”协议到期后。本案上诉人唐某并没有履行协议内容，解除条件已经成立。原审判决解除上述协议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因均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凤昌审判员  潘军宁审判员  张 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姜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