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住所地徐州市云龙区郭庄路阳光花园35号。主要负责人：马建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该行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道乐，男，1975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骁，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女，1974年9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骁，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传海，男，1973年2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猛，睢宁县群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晶，男，1967年5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猛，睢宁县群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厚才，男，1963年4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上诉人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以下简称铜山农商行东环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汤道乐、陈玉、陈传海、李晶、张厚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支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汤道乐于2016年3月1日还款100元应以该日期计算诉讼时效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错误。1.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从汤道乐还款账户扣划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3项即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2.一审认为“2016年3月1日汤道乐还款账户进账100元，为ATM存款，不能证明由汤道乐存入进而不能证明还款”属于举证倒置，上诉人无义务证明汤道乐账户进账100元是何人存入。3.“该账户除了2016年3月日进账外，距离上次还款相距3年，且仅进账100元，与常理以及一般生活经验不相符”认定错误。现实社会中通过ATM存款100元甚至50元的案例很多，大多是客户为了学习如何使用ATM存款、转款，还有误存、误转等等。因而认定与常理以及一般生活经验不相符错误，没有任何依据。4.如今银行全面施行计算机操作，很少人工记账。借款借据主要是证明上诉人发放借款的证据。有部分银行柜员在柜台收到客户还款，会在借款借据手工记账。这种记账方式不能全面如实反映客户的还款情况。只有账户流水才能真全面体现客户还款真实情况。未在借款借据上记载，不能否定客户没有还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3项的规定，自2013年1月22日计算3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于2016年1月21日届满，因2016年3月1日自动扣收欠款时效中断，诉讼时效于2019年2月29日届满。加上期间上诉人于2016年10月8日提起诉讼，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一审关于保证期间的认定错误。1.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1年6月2日，上诉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因而本案保证人不再享有保证期间抗辩权。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对汤道乐的主张效力及于保证人陈传海、李晶、张厚才。故陈传海、李晶、张厚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汤道乐、陈玉答辩称：1.上诉人必须有证据证明有扣款的事实。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明细中2016年3月1日通过ATM存入100元，原审中陈述任何人只要知道账号即可进行无卡无折汇款，不能确认该款是汤道乐存入。上诉人对此没有完成举证义务，理应承担不利后果。2.为证明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上诉人提供借款借据和其单方制作的还款明细，该两份证据的还款时间明显矛盾。借据中最后一次还款后欠款数额为108787.39元，时间为2013年1月22日。还款明细上欠款108787.39元的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借款借据作为合同组成部分，证明效力高于单方制作的还款明细的效力。原审法院采信借款借据记载的还款时间是2013年1月22日并无不当。3.上诉人的主张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借据载明最后一次还款时间是2013年1月22日，欠款数额108787.39元（上诉人诉请也是该数额，只是为了达到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目的虚构2016年3月1日又划扣100元的事实）。之后上诉人没有催要，也没有还款。上诉人第二次起诉时间2016年10月8日显然已经超过了当时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4.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陈玉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本案借贷关系成立时陈玉仅在配偶一栏中签名，同意车辆抵押，并没有在借款人一栏共同签名。没有形成共同之债，要求陈玉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5.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1991年至2013年1月1日之间施行的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为1年。且为除斥期间。案涉借款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无需诉讼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正是由于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超过了法定1年申请执行期限，从而失权。就同一法律事实不可能失权后又采取其他形式主张，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情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执行文书效力第八条规定，应结合第24条的规定进行理解。是指在法定申请执行期限内公证机关不予出具执行文书，且具备第24条规定条件才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法院起诉。本案显然是上诉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从而公证机关不予出具。原审法院认为属于涉案范围错误。由于原审判决结果得当，并没有对此提出上诉。该问题系法律适用问题，请二审法院一并予以考虑。陈传海、李静答辩称：本案已超过保证诉讼时效。理由：1.上诉人对本案借款第一次起诉时间是2011年6月2日，此时开始计算保证诉讼时效。按当时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13年6月1日。上诉人第二次起诉的时间是2016年10月8日，逾期届满日3年多，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担保人依法应免除保证责任。2.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规定指向的是连带债务人，而本案中陈传海、李晶系连带保证人，不是连带债务人。连带保证人只是债务担保人，而非债务主体。连带债务人是指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人。上诉人引用该条款显然错误。本案正确适用的法律条款应为担保法解释36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诉讼时效不中断。因此，上诉人要求保证人陈传海、李晶承担保证责任显然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法驳回。张厚才答辩称，同意陈传海、李晶的答辩意见。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汤道乐、陈玉偿还借款本金108687.39元及支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8年10月8日欠息为105467.56元，合计214154.95元；2、陈传海、陈玉、李晶、张厚才承担连带保证还款责任。一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1日，支行与汤道乐、陈玉、陈传海、李晶、张厚才签订按揭贷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汤道乐因购买汽车向支行借款249000元，借款期限24个月，自2010年10月11日至2012年10月11日止，本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如与借款凭证记载不相一致时，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人不可撤销地授权贷款人将上述贷款金额一次全数转入特约经销商（即售车单位，名称见抵押物清单）在贷款人处开立结算账户。本合同项下借款月利率为9.9‰，本合同项下借款按月还本付息，还本付息日为应还款当月的第18日，借款人选择等额本息还款，每期还款金额为11783.52元。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保管费、拍卖费、运输费、税金、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过户费、抵押物处置费等）。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的，保证人愿就所担保的全部债务先于物的担保履行保证责任。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又未获准展期，从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利率加付50%的利息。贷款人对借款人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该合同附抵押物清单，售车（机）单位：徐州驰原汽销公司，牌照号码（主）：苏Ｃ×××××，发动机号码：201898，车架号码（主）：062925。汤道乐在合同落款借款人处签名、捺印，陈玉在借款人配偶处签名、捺印，张厚才、陈传海、李晶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同日，支行向江苏省铜山县公证处申请赋予贷款保证抵押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处作出的（2010）徐铜证经内字第357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认定自前面的《按揭贷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0年10月18日，支行发放按揭贷款249000元，该款由支行汇入徐州驰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根据借款借据记载，借款日期为2010年10月18日，到期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同时该借款借据上记载：2011年4月15日还本金37521.62元，结欠本金211478.38元；2011年10月7日还本金1500.26元，结欠本金209978.12元；2012年12月11日结欠本金187410.79元；2012年12月30日还本金467.23元，结欠本金186943.56元；2012年1月22日结欠本金108787.39元。2011年6月2日，支行将本案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为：1.解除合同；2.支付所欠贷款本金134875元以及利息、罚息；3.支付支行为追偿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4.陈传海、张厚才、李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支行申请撤回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并将134875标的变更为35370元。同日，支行向出具和解说明，内容为“在法院送达诉状副本、传票等法律文书之后，对方主动联系支行，将所欠逾期借款全部还清，并将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送至，在法院调解之日，对方不再到庭参与调解，双方已和解。”2015年2月26日，支行向张厚才出具催收通知书个人（担保人），内容为：“担保人：你于2010年10月16日，为汤道乐担保在我社办理的按揭贷款，贷款2012年10月11日到期，至今贷款本金尚欠108787.39元，请你尽快催促借款人归还所欠款本金及利息，否则你将承担所有的还款责任。”张厚才在该催收单上签名。2016年10月8日，支行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作出（2016）苏0303民初4973号民事裁定，以支行未就案涉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而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裁定驳回支行的起诉。2017年9月13日，支行向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公证处提出出具执行证书申请。该处作出《徐州市铜山公证处不予受理公证的答复》，因支行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二年时效期内提出申请，决定不予受理提出的出具执行证书公证。支行举证的还款明细系其在诉讼期间单方制作，该明细显示，2011年4月15日还本金37521.62元（现金还款）；2011年10月7日存入1500.26元用于还本金；2011年12月31日存入0.33元用于还本金；2012年4月13日存入50000元，其中还本金22567元，还利息27433元；2012年12月30日存入24900元，其中还本金467.23元，还利息24432.77元；2013年7月25日还本金78156.17元（现金还款）；2016年3月1日还本金100元（以ATM形式存入）。一审法院认为：支行与汤道乐、陈玉、陈传海、李晶、张厚才签订的按揭贷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主体适格，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一、关于本案是否为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公证机关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当事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公证处已经出具相关答复，决定不予受理支行向徐州市铜山公证处提出的出具执行证书公证。此种情形应属于公证机关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故支行有权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提起诉讼，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关于支行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支行以汤道乐于2016年3月1日还款100元，应以该日期起算诉讼时效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汤道乐的还款账户是一个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都可以存入款项的账户。2016年3月1日该账户进账100元，为ATM存款。支行陈述任何人只要知道账号即可以进行无卡无折汇款。由此并不能说明该笔款项是由汤道乐存入，进而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汤道乐向支行的还款。其次，该账户除了2016年3月1日进账外，距离上次还款相差3年多时间，且2016年3月1日进账仅100元，也与常理以及一般生活经验不相符。最后，借款借据上记载的还款情况也未记载2016年3月1日的还款。根据双方签订的按揭贷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借据约定，案涉借款到期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支行于2011年6月2日提起第一次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还款78156.17元是2013年1月22日的还款还是2013年7月25日的还款，支行举证的借款借据与其单方制作的还款明细不相符，且在支行举证的活期存款账户明细中未有显示。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借据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还款明细系支行在本次诉讼期间单方制作，借款借据的证明力应高于还款明细的证明力，故认定78156.17元还款日期为2013年1月22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从2013年1月22日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于2016年1月21日届满。支行第二次起诉时间为2016年10月8日，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退一步讲，即使该笔还款是2013年7月25日的还款，支行于2016年10月8日提起第二次诉讼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案涉按揭贷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为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10月11日，故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至2013年10月10日届满。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支行为主张权利于2011年6月2日起诉，由此开始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6月2日计算三年至2014年6月1日届满。且又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支行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内向陈传海、李晶、张厚才主张过权利，故陈传海、李晶、张厚才作为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已过，保证责任应予免除。故支行要求陈传海、李晶、张厚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支行对汤道乐、陈玉、陈传海、李晶、张厚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2元，由支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支行提供案涉贷款借款借据、还款统计表及汤道乐还款账户流水。汤道乐、陈玉质证认为，借款借据与一审时提供的借款借据不一致，明显存在修改；两份统计表，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借款借据记载的内容存在不同之处；银行记录亦与一审中提供的借款借据记录的明细存在矛盾。陈传海、李晶质证认为，借款借据明显有添加内容。其他证据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铜山农商行就本案于2016年、2017年、2019年分别提起诉讼，在（2016）苏0303民初4973号、（2016）苏0303民初4973号及本案一审中提供的借款借据内容一致，书写还款内容均为，2011年4月15日还款37521.62元，结欠本金211478.38元；2011年10月7日还款1500.26元，结欠本金209978.12元；2012年12月11日没有还款金额，结欠本金187410.79元；2012年12月30日还款465.23元，结欠本金186943.46元；2013年1月22日没有还款金额，结欠本金108787.79元。本院审理过程中，支行提供的借款借据中书写内容为：2011年4月15日还款37521.62元，结欠本金211478.38元；2011年10月7日还款1500.26元，结欠本金209978.12元；2012年12月11日0.33，结欠本金187410.79元；2012年12月30日还款465.23元，结欠本金186943.46元；2013年7月25日还款78156.17元，结欠本金108787.79元；2013年1月22日没有还款金额，结欠本金108787.79元；还款100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及保证担保合同关系，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汤道乐负有按期偿还借款的义务，保证人陈传海、李晶、张厚才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但根据法律规定，债权的行使受诉讼时效期间及保证期间的约束，债权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债权，将丧失胜诉权，且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一审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本案诉争借款期限于2012年10月11日届满，支行于2011年6月2日提起诉讼，后申请撤回起诉。根据借款借据上记载的内容，在借款到期后，分别于2012年12月11日、2012年12月30日存在还款事实，此时，诉讼时效分别中断，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支行在（2016）苏0303民初4973号、（2016）苏0303民初4973号案件及本案一审中提供的借款借据内容一致，均载明在2013年1月22日还款后结欠本金108787.79元，且没有载明还款100元的事实。而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借款借据中，增加2013年7月25日还款78156.17元和100元的内容，且增加2013年7月25日还款78156.17元后结欠本金数额与2013年1月22日还款后结欠本金数额一致，均为108787.79元。因此，在支行未提供证据证明该78156.17元还款行为事实的情况下，且与其单方制作的还款明细亦不相符，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月22日结欠本金108787.79元并无不当。此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而支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至2015年1月22日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故截止该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已成为自然债务，即使2016年3月1日的扣款100元系汤道乐本人还款，对部分自然债务的清偿行为，也不能恢复或复活其余部分的诉讼时效。因此，对于该100元的偿还主体的确定，因不影响对本案诉讼时效的判断，本院对此不予理涉。综上，一审判决确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结论并无不当。二、关于保证期间问题。案涉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10月11日，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虽然支行于2011年6月提起诉讼，但已申请撤诉。按照借款合同正常履行来确定，陈传海、李晶、张厚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截至2014年10月11日。支行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截至2014年10月11日保证期间内要求陈传海、李晶、张厚才承担保证责任，陈传海、李晶、张厚才以已超过保证期间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具有法律依据。即使按照支行的主张，在2011年6月提起是诉讼时表明已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利，由此开始计算保证诉讼时效，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截至2013年6月诉讼时效届满。铜山农商行亦未举证证明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至于张厚才于2015年2月26日在支行出具的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在没有明确表明承担该通知书项下债务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认定张厚才同意偿还该通知书项下的债务。综上所述，铜山农商行怠于行使权利，所享有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期间，导致实体权利不再具备法律保护条件，丧失胜诉权利，依法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对铜山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512元，由上诉人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环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志名审 判 员 王素芳审 判 员 汤孙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方 耀书 记 员 陈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