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女，194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许某之儿媳），1969年9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廉某，女，196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某，女，199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许某与被上诉人廉某、商某因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9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402号房屋售房款2010243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继承人商某2购买的402号房屋为52.21平方米，其中包含许某35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二、《优惠售房实施方案》明确写明定向优惠售房面积标准基数为人均35建筑平方米，按优惠价格（均价500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该方案和《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8号都没有关于宅基地面积置换安置房屋面积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没有依据。三、拆迁款中有属于许某的利益，商某2用拆迁款购买的优惠安置房屋应有许某的出资部分；此外，许某在当初购买安置房屋时，委托刘某代为交纳了24万元购房款，用于购买自己的35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有票据为证。廉某、商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商某2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及402号房屋已在其生前合法妥善处理，不在遗产范围，与本案无关。二、9号常住人口为商某2、廉某、商某，是其一家三口出资建造，与许某无关。许某仅系户籍在册人口，不曾在此居住。许某系10号院的常住人口，其拆迁利益应在10号院中。上诉人提供的《优惠售房实施方案》没有公章，无法验证真伪，不具有法律效力。三、《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8中明确被拆迁人为商某2一人，并无许某，证明9号拆迁事宜与许某无关。许某提供的票据无法证明24万元款项的去处，与本案无关。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商某、廉某给付许某402号（54.67平米）房屋售房款2010243元；2、判令许某继承1792215元；3、廉某、商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许某的儿子商某2于2018年5月死亡，廉某与商某2系夫妻关系，商某系廉某与商某2的婚生女。2007年，许某拥有的村9号院房屋被拆迁，许某与被继承人商某2共同分得402楼房一套（约54平方米）。但该楼房由廉某、商某于2016年以314万元价格出售给他人，售房款归为己有，拒绝分给许某。此外，被继承人商某2生前还拥有401（76平方米）、201（约50平方米）、D-3座房屋（120平方米）。现被继承人商某2已死亡，依照我国《继承法》规定，应由许某与廉某、商某共同继承商某2之遗产，但廉某、商某拒不配合。因此许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许某的诉讼请求。廉某、商某在一审法院辩称：对第一项诉讼请求，402房屋不属于被继承人遗留的遗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处理完毕了，廉某、商某没有收到房款，房款已经用在孩子身上了；第二项诉讼请求，家园二套房屋已经出售，房屋不存在；只有昌平和家园的房屋属于被继承人遗留的遗产，同意依法分割。不同意许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某与商某1婚后育有二子商某2、商某3，商某1于2007年去世。被继承人商某2生前与廉某育有一女商某。2018年5月4日，商某2因病去世，未留有遗嘱。2007年7月4日，因海淀区住宅区项目建设，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以下简称城建兴华公司）与商某2（被拆迁人、乙方）就海淀区村9号拆迁事宜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拆迁协议》约定，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包含拆迁补偿款918706元、拆迁补助费562374元，合计1481080元；《拆迁协议》第二条第二款载明，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人，分别是户主：许某，户主：商某2。2010年9月28日，城建兴华公司发布了《住宅项目第一期拆迁定向优惠售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上载：住宅项目拆迁已经完毕，为解决第一期被拆迁居民的购房困难问题，住宅项目决定就地建设定向安置房，采用货币补偿与定向优惠售房相结合方式进行……《方案》第三条定向优惠售房标准中载明，定向优惠售房面积标准基数为人均35建筑平方米（含公摊的建筑面积，下同），按优惠价格（均价5000元/建筑平方米）购买。因家庭人口结构或户型面积等原因使得定向优惠售房面积超过人均35建筑平方米，超出部分面积价格结合市场和项目拆迁具体情况另行规定。2010年10月27日秉某2与城建兴华公司签订《拆迁居民定向优售房认购意向单》。2010年11月1日，城建兴华公司（售房人）与商某2（购房人）签订《住宅项目拆迁居民定向优惠售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售房协议1》），《售房协议1》约定：购房人所购买的定向优惠房位于402号房一居室；该套房屋建筑面积52.21平方米。其中符合优惠定向售房面积52.21建筑平方米，单价5000元/建筑平方米……合计房款261050元。同日，城建兴华公司（售房人）与廉某（购房人）签订《住宅项目拆迁居民定向优惠售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售房协议2》），《售房协议2》约定：购房人所购买的定向优惠房位于401号房两居室；该套房屋建筑面积74.23平方米。其中符合优惠定向售房面积74.23建筑平方米，单价4930元/建筑平方米……合计房款365954元。根据2010年11月1日《项目拆迁财务结算单》显示，商某2、廉某购房款合计627004元，18个月周转费45000元，应收购房款差额为582004元。2015年，廉某取得位于401号房屋（以下简称401号房屋）的所有权证。商某2取得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2月19日，廉某与王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廉某将401号售出，成交价392万元。2016年2月21日，商某2与曹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商某2将402号房屋售出，成交价314万元。廉某与商某2使用两笔售房款购买位于902号房屋（以下简称902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131.68平方米；该房屋于2016年6月2日完成产权登记，登记在商某名下。另查，商某2于婚姻存续期间购得201号房屋（建筑面积53.03平方米，以下简称201号房屋），并于2010年6月10日完成产权登记，201号房屋产权登记情况为商某2单独所有。再查，商某2与廉某在婚姻存续期间购得901号房屋（建筑面积114.24平方米，以下简称901号房屋），并于2011年1月14日完成产权登记，901房屋登记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廉某占70％份额，商某2占30％份额。庭审中，许某与廉某、商某就房屋的价款达成一致：901号房屋市场价值每平方米5.5万元，201号房屋市场价值每平方米3万元。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如下：许某称对于402号房屋享有权益，系基于原拆迁协议中许某享有35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对此廉某、商某不予认可，认为许某仅有35平方米购房资格，但购房款是商某2与廉某所出；若有许某份额，房产证就应当有其名字，但没有许某名字，证明许某将其拥有35平方米给予了商某2。许某陈述为401号房屋购买支付了购房款24万元，许某提供刘某（商某3之妻）2010年11月1日向城建兴华公司付款240000元消费票据一张。廉某、商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遗产系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201号房屋与901号房屋系商某2与廉某婚后购买所得，系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901号房屋由商某2与廉某约定按份共有，商某2占有30％份额；201号房屋双方没有特别约定，故商某2与廉某各占50％份额。上述属于商某2的财产部分在其去世后由继承人予以法定继承。诉讼中双方对于房屋价值协商达成一致，法院不持异议，法院根据房屋实际使用情况判定该两套房屋由廉某继承，廉某给付许某、商某相应财产折价款。对于商某2和廉某名下的401号、402号房屋内是否含有许某份额问题，对此法院认为应根据拆迁政策、拆迁协议、原有被拆迁房屋来源等情况予以综合认定。位于海淀区村9号被拆迁人为商某2。许某仅系在册人口，并未实际居住。故基于该协议项下的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中扣除按户口许某应取得的利益，其余均应归商某2所有。《住宅项目第一期拆迁定向优惠售房实施方案》规定，定向优惠售房面积标准基数为人均35平方米，按优惠价格购买。因家庭人口结构或户型面积等原因使定向优惠售房面积超过人均35平方米，超出部分面积价格结合市场和项目拆迁具体情况另行约定。根据拆迁协议，被拆迁院落原有建筑面积为201.96平方米，商某2实际购买的两套住房面积共计126.44平方米，故并未超出其自身应享受的宅基地面积置换面积。许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商某2和廉某在购房时使用了许某的35平方米优惠购房指标。许某称购房时其支付了240000元购房款，但廉某、商某持有异议，且付款收据上为刘某姓名，并不能证明系许某支出的401号或402号房屋的购房款；且根据拆迁协议，商某2获得了1481080元拆迁款，许某称仍向其借款，不符合常理。故法院对于许某称402号房屋使用了自己35平方米优惠购房资格并出资购买的意见不予采信。故401号房屋、402号房屋系商某2与廉某取得的共同财产，在商某2生前已合法处分了该两套房屋，现许某要求商某、廉某给付该两套房屋的售房折价款，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登记在商某2名下、位于201号房产由廉某继承所有；廉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许某265150元、给付商某265150元；二、登记在商某2、廉某名下、位于901号房产由廉某继承所有；廉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许某628320元、给付商某628320元；三、驳回许某其他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许某提交了1.《住宅项目第一期拆迁优惠售房方案变更单》，证明拆迁的时候是两口人；2.《某乡社员建房确权表》，证明10号院落中没有许某的份额；3.《北京银行个人账户对帐单》《银联转账存根》，证明刘某支付35平方米购房款24万元。廉某、商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不认可证明目的，许某也没有在9号院；对证据2，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当时按照四口人是2个两居室，其没有用许某的份额，所以是二加一，安置的三口人是廉某、商某、商某2；对证据3，24万元凭证不认可，没有来源去向，刷卡记录不能证明是买了402号房屋。廉某、商某提交了《9号院的确权表》，证明上面没有许某的名字，当时是八间房，许某把家分了每家四间房，我们自己盖的9号院，许某出资盖的10号院，许某系在10号院住。许某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的认证意见是：上述证据均无法实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诉辩意见，本案应为析产继承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廉某应否向许某支付402号房屋售房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9号院拆迁后，商某2于2010年签订了售房协议书购买诉争402号房屋。2015年，商某2取得了该房屋所有权证书。2016年，商某2与廉某出卖了诉争的402号以及401号房屋，并用售房款购买了902号房屋并登记于女儿商某名下。本案诉讼中，廉某认为，如果拆迁时有许某3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那也应视为许某将其拥有35平方米给予了商某2。本院认为，许某作为在册人口，如其拥有35平方米安置面积且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那么该房屋理应登记在许某名下，而事实上，该房屋登记于商某2一人名下，在法律上不属于许某与商某2共有房屋。同时，由于诉争房屋的购买时间与取得所有证时间以及房屋出卖的时间相距较长，这期间，作为商某2的母亲许某不可能不知情，但没有证据证明许某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向商某2主张过相应的权利。考虑上述事实以及售房款最终用于购置新房且登记于许某外孙女商某名下，本院认为廉某所述赠与的事实符合常理判断。据此，本院对许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支持。二审审理中，本院要求廉某提供有关401、402号房屋的打款记录，廉某庭后认可24万元系刘某转账至北京城建兴地产公司，但认为属于借款，且已经还清。对于该24万元的性质，双方如有争议，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许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许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赵 松书 记 员 柳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