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兴，男，1972年1月15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颖，女，1972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拥军，男，1968年5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阴市，现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宝，江阴市璜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华兴、陈颖因与被上诉人徐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6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华兴、陈颖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借款金额为48万元，非50万元。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以现金方式支付2万元”情况下，仅凭主观推断加以论证，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2.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孙某一，其仅是借款代理人，不是借款人，一审法院对其身份做出了错误认定。3.其提供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孙某一出庭关于“已达成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反悔”的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及实际借款人孙某一已就80万元借款达成了还款协议，后双方发生争吵、孙某一未出具借条完全是由于被上诉人毁约所致。三方协议时，被上诉人明确承诺，先付30万后，立即归还原借条，立即让孙某一出具新借条。但其支付30万元后，被上诉人开始反悔，以“原借条被其妻子锁在保险箱里，孙某一的借条待2020年1月20日借期满后再去换借条”为由，不肯归还原借条，也不让孙某一当场出具新借条。4.涉案借贷存在“套路”。徐拥军物色有经济能力的朋友作为中间人对外借款，但只让中间人出具借条，一旦实际用款人没能力偿还债务时，徐拥军就直接要求中间人还本付息，系典型的转嫁借款风险的一种套路。徐拥军辩称：1.2013年1月20日，其依约向张华兴交付出借款项50万元，其中转账48万元，另外2万元因其银行卡余额不足2万元且张华兴要求现金交付，故由其妻许某某从其经营的江阴市霞客好运来超市（以下简称好运来超市）营业款中取出2万元现金交付给张华兴。其后，张华兴每年都依约支付利息6万元。时隔6年后，即2019年1月20日，上诉人再次对该笔借款出具借条一张，明确5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2014年7月28日，其再次向张华兴出借款项100万元，后该笔借款本息张华兴已全部清偿。3.张华兴于2014年1月23日和7月29日先后向孙某一交付150万元。2019年10月27日，其与其妻许某某、两上诉人、孙某一相约在好运来超市协商还款事宜，但最终未能形成结论性意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拥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华兴、陈颖归还其借款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华兴、陈颖承担。事实与理由：张华兴、陈颖系夫妻关系。2013年1月20日，张华兴、陈颖以其朋友资金周转为由向徐拥军借款人民币50万元，其中48万元系转账，2万元系现金，约定年利率12%，借期一年，到期后张华兴支付了利息6万元。此后张华兴仍继续借取该笔50万元款项，且每年支付利息6万元。2019年1月20日，张华兴、陈颖重新给徐拥军出具一份借条，约定年利率12%，未约定归还日期。但此后张华兴、陈颖分文未付，故具状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张华兴一审辩称：1、2013年1月20日实际借款金额为48万元；2、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是徐拥军和案外人孙某一，孙某一是实际借款人，他是借款人孙某一的代理人，不承担还款责任；3、他和陈颖与徐拥军、孙某一已经就结欠的借款债务处理事宜达成协议，即由他们代孙某一归还100万元借款中的余款本息30万元，第一笔50万元借款由孙某一直接归还徐拥军，徐拥军无权向他们主张案涉借款。达成协议后，他们已经根据约定向徐拥军履行了30万元的义务，该协议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请求驳回徐拥军的诉讼请求。陈颖一审辩称：其是受到原告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其他与张华兴的答辩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查明一，徐拥军与张华兴因业务往来于2007年开始相识。张华兴于2013年1月20日向徐拥军借款50万元，并向徐拥军出具了借条壹张，借条载明“今借徐拥军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年息壹分贰，借期一年。借款人：张华兴，2013.1.20”。同日徐拥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号95×××16）分三次转给张华兴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号62×××16）8万元、20万元、20万元，合计48万元。审理中，徐拥军陈述，借款当日在其妻子许某某经营的江阴市霞客好运来超市，因张华兴要求向其交付现金2万元。2019年1月20日，张华兴、陈颖对上述借款重新出具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徐拥军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年息壹分贰。借款人：陈颖、张华兴，2019.1.20”。查明二，借款后，张华兴于2014年1月3日向徐拥军交付一张金额为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归还上述50万元借款的利息，徐拥军于2014年1月17日以银行转账方式返还张华兴14万元，徐拥军实收利息6万元；石某某（陈颖母亲）受张华兴、陈颖指定于2015年1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徐拥军支付利息6万元；张华兴于2016年1月26、28日分别向徐拥军支付利息5万元、1万元（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张华兴于2017年1月20日向徐拥军支付利息6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张华兴于2018年1月22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徐拥军支付利息6万元；张华兴于2019年1月2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徐拥军支付利息6万元。双方当事人对上述50万元借款利息的归还情况无异议并一致确认，截至2019年1月23日，徐拥军共计收到张华兴、陈颖支付的利息36万元。查明三，2014年7月28日，徐拥军借款100万元给张华兴，双方约定年利息壹分。同日徐拥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号95×××16）转给张华兴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号62×××16）100万元。借款后，张华兴于2015年7月28日支付给徐拥军借款利息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张华兴于2016年7月25日支付给徐拥军借款利息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张华兴于2017年7月20日支付给徐拥军借款利息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陈某（陈颖哥哥）受张华兴、陈颖指定于2018年8月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许某某借款本金50万元；孙某一受陈颖指定于2018年8月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许某某借款本金30万元；张华兴于2019年10月27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徐拥军30万元（其中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1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借款及归还情况无异议并一致确认，截至2019年10月27日，徐拥军共计收到张华兴、陈颖归还借款本息140万元，该笔100万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消灭。查明四，张华兴于2014年1月23日受孙某一指定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孙某二50万元；于2014年7月29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孙某一100万元。审理中，案外人孙某一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确认收到张华兴上述二笔汇款。查明五，徐拥军与许某某于1990年3月1日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许某某个体经营江阴市霞客好运来超市。张华兴与陈颖于1993年9月21日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查明六，2019年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徐拥军、许某某与张华兴、陈颖、孙某一一起在江阴市霞客好运来超市协商第一笔借款50万元和第二笔借款100万元中余款本息30万元，合计80万元的还款事宜。经多次催要，张华兴、陈颖未能归还借款50万元，徐拥军于2019年11月20日具状起诉来院，请求依法判决。审理中，张华兴、陈颖为证明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孙某一以及已经与徐拥军、孙某一达成了“代孙某一归还30万元后，余款50万元由孙某一归还，与他们无关”的债务处理协议，提供了2014年1月23日、7月29日转账给孙某一50万元、100万元的二笔银行汇款记录及孙某二020年1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申请案外人孙某一作为证人出庭作证。1、孙某一在《情况说明》中称：“2014年上半年，张华兴打我电话，说徐拥军有50万元借款，问我要不要，年息12%，我跟张华兴说可以的，然后张华兴就帮我向徐拥军借了50万元，代我向徐拥军办理借款手续。后来张华兴将钱交给了我。2014年7月份，我又问张华兴能不能帮我借款周转，后来张华兴又帮我向徐拥军借了100万元，年利息10%，也是张华兴帮我办的借款手续，张华兴把钱汇给了我。上述两笔借款，每年利息都是我支付的……2019年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张华兴、徐拥军在好运来超市办公室碰头协商还款事宜。因为所有借款都是张华兴代我向徐拥军借的，徐拥军就提出只要张华兴再代我归还30万元后，剩下的50万元就和张华兴无关，由我直接归还给徐拥军，到2020年1月20日借款到期后由我向徐拥军出具借条。我们三方达成协议后，张华兴就代我向徐拥军还了30万元。所以剩下的50万元借款应当由我来还，和张华兴无关”；2、孙某一第一次出庭作证时陈述：“2014年1月份一笔50万元、7月份一笔100万元，张华兴汇给我个人卡上，我知道这钱是原告的，我通过被告借的，借条是被告和原告打的”、“我与原被告都是朋友，与原告没有往来，与被告有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我没有与原告直接联系过，知道钱是原告的，我是与被告直接发生往来，2018年8月3日，被告陈颖叫我汇给原告妻子30万元，我汇了，原告说我还30万元后，余款50万元由我打借条。我同意的，但双方争吵后，原告不同意我出具50万元的借条，我就没出具”；孙某一第二次出庭作证时陈述：“2019年10月27日，是张华兴约我去的超市，张华兴说他和徐拥军谈好了，由他们替我先还30万给徐拥军，剩下50万由我出具借条给徐拥军，我去了”。张华兴、陈颖对此无异议，徐拥军认为：1、上述银行汇款记录只能证明张华兴与孙某一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张华兴转账给孙某一的款项来源，不能证明他与孙某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他与张华兴、陈颖有直接的借贷关系，与孙某一不存在任何借贷事实；2、他从未直接向孙某一作出同意张华兴、陈颖归还30万元后，余款50万元借款由孙某一出具借条，由孙某一归还的意思表示。三方在超市协商时，他对孙某一表示不会跟孙某一有任何关系，最后因与张华兴、陈颖发生争吵，未达成债务转移协议；3、《情况说明》只能证明张华兴与孙某一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张华兴转账给孙某一的款项来源，不能证明他与孙某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审理中，张华兴、陈颖为进一步证明已经与徐拥军、孙某一达成了债务处理协议，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等证据。其中，1、2019年10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中部分聊天内容为，张华兴：“领导好，30Ｗ在凑，会办的，最好是一起去一趟，50Ｗ和孙某一讲过了，借条直接写给你，利息到时会付的”、徐拥军：“和你讲好了！你放心”；2019年10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部分内容显示，徐拥军：“钱准备好了吗？”、张华兴：“没有借到啊”、徐拥军：“明天无论如何解决，不然我不答应说的了”；2、2019年10月27日录音光盘及其文字整理材料中部分谈话内容为，徐拥军：“华兴，说的难听点，我不会害你的”、张华兴：“孙老板么我特地约他过来，讲好”、徐拥军：“这也灵的，这样三对面的讲好，到1月20日去跟他（孙某一）说要还给我的或者怎么弄，到时候他会答应的，或者写借条给我，下次我碰到他可以问他了……”、陈颖：“又是我们的事”、徐拥军：“到后来借条一换，我去跟他打官司，你跟他去你难为情的，我无所谓的”、陈颖：“到钱的份上没有啥要好不要好的了……”、徐拥军：“我老婆没搞清楚”、张华兴：“反正一个礼拜之内给个答复我”、徐拥军：“好个，一个礼拜之内……”。张华兴、陈颖对此无异议，徐拥军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1、录音证据只说明了他与张华兴、陈颖当面沟通协商如何归还50万元借款的过程，他没有明确作出同意张华兴、陈颖归还30万元后，第一笔50万元借款由孙某一归还的意思表示，况且张华兴还款30万元也是他的义务，最终因双方发生争吵，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协商时，孙某一在场也曾对张华兴表示借款会还给张华兴的，他也对孙某一表示不会跟孙某一有任何关系，但录音证据中没有相关内容，说明该录音有剪辑行为，没有全面反映三方协商时的原始状态；2、微信聊天记录是围绕着他向张华兴催要100万元借款中余款本息30万元问题，而没有明确同意张华兴、陈颖归还30万元后，第一笔50万元借款转移给孙某一的内容。综上，他认为上述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不足以证明他与孙某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已经与孙某一达成了债务转移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的争议焦点：1、2013年1月20日徐拥军出借款项的金额是50万元还是48万元；2、徐拥军是与张华兴、陈颖，还是与案外人孙某一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张华兴、陈颖是借款人还是借款代理人；3、2019年10月27日，徐拥军是否与张华兴、陈颖及案外人孙某一达成了“由张华兴、陈颖代孙某一归还第二笔借款100万元中余款本息30万元，第一笔借款50万元由孙某一直接归还徐拥军，徐拥军无权向张华兴、陈颖主张案涉借款”的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关于争议焦点一，徐拥军2013年1月20日出借款项的金额是50万元还是48万元问题。因双方对于以银行转账48万元无异议，所以争议焦点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2万元是否存在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1、从出借人的经济能力看，徐拥军妻子经营江阴市霞客好运来超市，每天营业额中有现金收取，具备支付现金的经济能力。庭审中，徐拥军对款项来源、交付时间、地点等细节作了详细陈述，该陈述符合生活常理；2、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看，徐拥军与张华兴相识多年且一直有业务往来，存在现金交易的信用基础，在出借款项时张华兴要求支付部分现金且数额不大，不违反生活常理；3、从借条中借款金额看，张华兴、陈颖在2019年1月20日重新出具借条的借款金额与2013年1月20日借条的借款金额一致，均为50万元。如借款金额为48万元，则张华兴、陈颖在重新出具借条时应对金额50万元提出异议，不应再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所以张华兴在庭审中称双方关系较好，不想破坏和谐关系，就说借了50万元未提异议的说法，不符合常理；4、从借款后利息归还情况看，张华兴、陈颖每年均是归还利息6万元，该利息与借款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相吻合；5、审理中，张华兴、陈颖自认他们每年均是按借款50万元为基数归还约定利息，也从侧面上证明了他们对借款50万元这一事实的认可。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款项交付的事实清楚，且能够与借条记载的金额相印证，证据充分，徐拥军主张以现金方式交付2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所以该院对徐拥军提出2013年1月20日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张华兴、陈颖提出借款金额为48万元的抗辩，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徐拥军是与张华兴、陈颖，还是与案外人孙某一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张华兴是借款人还是借款代理人问题。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从徐拥军提供的借条，并结合张华兴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看，1、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对借款数额、期限、利息达成合意，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构成要件；2、涉案款项是徐拥军于2013年1月20日汇款至张华兴账户，向张华兴履行了出借义务，该借款合同在徐拥军向张华兴提供借款之时即已依法生效。而张华兴向孙某二（案外人孙某一指定收款人）汇款50万元的时间是2014年1月23日，对此张华兴亦无异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主债务人与借款实际使用人的关系也不能影响借款合同本身的效力，该转账行为不能证明徐拥军与孙某一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反而与孙某一在庭审中作证时明确的他与徐拥军没有往来，与张华兴有生意上的经济往来的事实相印证；3、借款到期后，不论是张华兴、陈颖直接向徐拥军归还借款本息，还是张华兴、陈颖指定案外人孙某一向徐拥军汇款归还借款本息，抑或是案外人孙某一汇款到张华兴、陈颖账上后，再由张华兴、陈颖汇给徐拥军，只是张华兴、陈颖借款后对其合同义务的履行问题及归还款项的来源问题。案外人孙某一只是履行主体，而非合同主体，不能证明徐拥军与孙某一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债务人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原则上是相互独立的，债权人徐拥军无权直接向案外人孙某一主张权利，请求履行债务、承担责任；4、徐拥军从未直接与案外人孙某一联系过借款、打款事宜，双方之间未直接发生任何借款的事实，对此孙某一无异议。借款到期不能归还，是徐拥军直接向张华兴、陈颖催促还款，并未直接向案外人孙某一催促过还款事宜，对此孙某一亦无异议，徐拥军与案外人孙某一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5、在借款实践中，出借人借出款项，借款人取得的是对该借款的所有权，而非使用权。借款人借到款项，对其享有了所有权，包括如何使用、处分该借款，借款人借款后完全可以将其借款汇给他人交由第三人使用。如果要求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明知借款实际用途，那么债权人不仅要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同时还要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这对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而言，明显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本案中，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借款合同的效力不应该受借款实际用途的影响。综上，该院对张华兴、陈颖向徐拥军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合法有效，纠纷的产生是由于张华兴、陈颖借款后未能及时归还所致，张华兴、陈颖应当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故张华兴、陈颖提出其系借款代理人不是借款人的抗辩，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2019年10月27日，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及案外人孙某一是否达成了张华兴、陈颖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问题。张华兴、陈颖认为已经与徐拥军、案外人孙某一就结欠50万元借款的债务处理事宜达成协议，他们认为协议内容是由案外人孙某一直接出具借条给徐拥军，张华兴、陈颖不再承担还款责任，从而认为该协议性质属于债务处理协议。但从张华兴、陈颖的辩称和案外人孙某一的证言看，该协议内容实质上就是免责的债务转移，所以争议焦点应是三方是否达成了张华兴、陈颖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问题。该院认为，债作为一种债务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合同义务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但第三人的履行能力、资信状况等与债务能否履行息息相关，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债务转移必须以债权人同意为必要条件。以原债务人是否脱离原债权债务关系为标准，债务转移分为免责的债务转移和并存的债务转移。就免责的债务转移而言，只有债权人同意还不足以产生免责的债务转移效果，原债务人脱离债务关系的意愿也必须被明确的表达出来，即免责的债务转移需要具有原债务人明确表明脱离全部债务关系的意愿，且该意愿为债权人明确认可，即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无瑕疵和明示，因为其涉及免除债务人的责任和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问题，所以该院认为对于免责性的债务转移的认定应持审慎的态度。本案中，该院认定张华兴、陈颖提出的债务转移性质上属于免责的债务转移，其后果意味着他们作为原债务人脱离债务关系。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1、张华兴、陈颖虽然提供了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意图证明徐拥军同意债务转移，但该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中既没有反映出债务人张华兴、陈颖明确要求脱离原债务关系的内容，也没有反映出债权人徐拥军明确的同意债务人张华兴、陈颖脱离原债务关系的内容，更没有反映出债务人张华兴、陈颖与债权人徐拥军、案外人孙某一三方达成张华兴、陈颖脱离原债务关系的一致合意，说明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债务转移的一致合意。同时徐拥军也一直予以否认与张华兴、陈颖达成了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故上述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三方已经达成了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应由张华兴、陈颖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反而上述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需由案外人孙某一直接向徐拥军出具借条，徐拥军今后凭借条向孙某一催讨的内容，同时孙某一在出庭作证时也确认由于双方发生争吵导致徐拥军不同意他出具借条，最终他并未向徐拥军出具借条，故有理由认为张华兴、陈颖主张的免责的债务转移需要以案外人孙某一向徐拥军出具新借条，张华兴、陈颖收回原借条为基础。孙某一出具新借条并替代原债务人地位成为新债务人，这才是张华兴、陈颖期望达成的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免责性债务转移，但事实上2019年10月27日三方在超市协商准备订立债务转移协议时，由于双方发生争吵，徐拥军不同意案外人孙某一出具借条，孙某一始终未能出具借条，说明三方在当日也未达成张华兴、陈颖主张的免责的债务转移合意；3、由于案外人孙某一未向徐拥军出具借条，张华兴、陈颖也未将原借条收回，徐拥军与案外人孙某一之间未产生新的合同关系，债务转移不生效，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之间原合同关系未消灭，张华兴、陈颖仍需承担给付之责；4、至于张华兴、陈颖于2019年10月27日向徐拥军支付30万元的行为本系他们履行100万元借款的应有义务，并不能成为他们作为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徐拥军并提出免责的债务转移条件的前提基础。倘若支持这种行为，无异于纵容债务人违背诚信原则，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院对此也不应予以认定；5、退一步讲，在债权人徐拥军不完全了解案外人孙某一的履行能力、资信状况下，债务人张华兴、陈颖以支付徐拥军30万元作为前提条件，认为已经与徐拥军、孙某一达成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的合意，这对债权人徐拥军而言过于苛刻，不公平合理。综上，该院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结合张华兴、陈颖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情况，认为张华兴、陈颖与徐拥军、案外人孙某一之间免责的债务转移协议并未成立，张华兴于2019年10月27日向徐拥军归还30万元是其履行100万元借款的应负义务，而不是双方约定免责的债务转移的前提条件。故张华兴、陈颖提出代孙某一归还30万元后，余款50万元由孙某一直接归还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无关的抗辩，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该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该院对张华兴向徐拥军借款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陈颖于借款到期后在重新出具的借条上签名，其行为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在庭审中陈颖辩称她是受到原告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陈颖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陈颖应对张华兴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纠纷的产生是由于张华兴、陈颖借款后未能及时归还所致，张华兴、陈颖应当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徐拥军与张华兴、陈颖就上述借款50万元约定的利息为年息壹分贰（即年利率12%），徐拥军主张借款人承担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该院对徐拥军要求张华兴、陈颖归还借款5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最终判决：张华兴、陈颖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拥军借款5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诉讼保全费3520元，合计7920元（徐拥军已预交），由张华兴、陈颖负担。徐拥军预交的诉讼费用由张华兴、陈颖直接向其支付，该院不予退还；由张华兴、陈颖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拥军。二审另查明，2013年1月20日，徐拥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银行卡号95×××16）分三次转给张华兴中国农业银行账户（银行卡号62×××16）8万元、20万元、20万元，合计48万元，其后徐拥军中国农业银行账户（银行卡号95×××16）余款16328.03元。又查明，2019年10月27日下午16时许，孙某一通过陈颖发送的微信定位到达好运来超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第一笔款项中的2万元未实际交付，但与其后续每年均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多年后仍出具借条确认借款金额等相矛盾，且徐拥军亦提供了转账48万元后银行卡已不足2万元的证据，印证2万元现金交付具有一定合理性，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款项交付后，张华兴出具借条确认借款事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上诉人虽上诉主张实际用款人系孙某一且三方最终就由孙某一还款达成协议，但孙某一出具的情况说明、出庭证言、孙某一与陈颖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缺乏三方最终协商一致相关证据的印证，故该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涉案借贷存在以中间人为借款人转嫁借款风险的“套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综上所述，张华兴、陈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张华兴、陈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作化审判员  陈丽芳审判员  郭继光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王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