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2刑终112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阿说克补，又名沈浪，男，彝族，1990年08月27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居住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2019年06月22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0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水城县看守所。辩护人廖先军，四川信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阿什差补，又名沈华，男，彝族，1988年11月26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及居住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曾因经济纠纷多次到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上访，被行政拘留15日；2019年07月1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0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水城县看守所。辩护人邢志江，四川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国华，曾用名尼尔乌沙，又名尼尔日呷，男，彝族，1990年04月05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及居住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2019年06月22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0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水城县看守所。辩护人李平，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绍平，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阿说尔体，又名沈冰，男，彝族，1986年04月25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及居住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2019年06月22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0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水城县看守所。辩护人詹燕，四川信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原审被告人阿说尔体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20年05月29日作出（2020）黔0221刑初7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听取辩护人廖先军、邢志江、李平、杨绍平、詹燕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11月至2019年06月期间，被告人阿说克补纠集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六盘水、遵义、安顺等地通过转包获得工程项目施工后，在工程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完工验收或者工程没有开始施工的情况下，以有组织地采取暴力、威胁、纠缠、滋扰、上访等手段，威胁工程发包方或者工程中标方以远超工程实际产值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多次进行敲诈勒索，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一、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1、2016年05月,张某作为北京中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权委托代理人,承建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后张某将第四区域分包给袁代刚承建,袁代刚将第四区域的挡墙修建工程转包给被告人阿什差补,承包该工程后,阿什差补与被告人阿说克补、徐国华、阿说尔体合伙修建并于当月带领工人进场施工,施工一个月后因阿什差补班组修建的挡墙存在质量问题,业主方要求停工,2017年02月,当地政府下达了停工整改指令,项目部要求各施工班组撤场,阿什差补班组一直滞留工地并要求项目部赔偿其班组的误工费、停工损失。讨要未果后,阿说尔体、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带领20余名工人围堵天景城项目部大门、多次纠缠、威胁项目部负责人张某，在工程项目部办公室中吃、住、打牌，扰乱项目部的工作秩序,张某迫于心理恐惧被迫支付给阿什差补95万元。经评估,该工程实际价值为11.179万元。2、2017年04月的一天,被告人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在贵州省石阡县找到张某,在张某驾驶的别克轿车上威胁、恐吓张某并逼迫张某写下一张7万元的欠条,后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及徐国华要求张某到遵义市区取7万元用来交换张某的车辆,到达遵义后阿说克补等人强行将张某驾驶的贵Ｃ×××××号别克轿车开走,经价格鉴定,该车价值13.3627万元。3、2017年08月贵州富强建筑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斗明中标遵义市播州区万亩玫瑰园项目,后袁斗明将其中的挡墙修建工程分包给张元旦,2017年10月,张元旦带领被告人阿说克补找袁斗明要工程做,袁斗明同意但要求垫付十万元材料款,因张元旦一方未支付十万元材料款,项目部一直未下达进场通知书,阿说克补、阿说尔体在未施工的情况下多次到项目部找项目负责人袁斗明要求支付生活费及工资20余万元,讨要未果后,多次带领工人携带钢管、刀等械具到项目部办公室闹事,对袁斗明及工作人员王某进行威胁恐吓、殴打,严重扰乱项目部工作秩序危害项目部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后袁斗明迫于心里恐慌,被迫支付给阿说克补13.8万元。4、2017年01月,张小关承接盘州市保基乡水坝山塘-脱贫攻坚水利工程项目,2017年11月7日,张小关与罗清荣签订劳务合同,将混泥土工程承包给罗清荣,后罗清荣找来被告人阿说克补修建,因项目部发现罗清荣无用工资质,便与罗清荣终止合同要求劳务人员清场退岀,阿说克补、徐国华带领工人强行进驻施工现场,把没有施工的路段强行计算在施工范围内,向项目负责人张小关提出赔偿误工费、损失费、生活费共计80万元的要求,讨要未果后,徐国华、阿说尔体、阿说克补威胁恐吓、堵工、殴打项目管理人员喻茂海、到贵州省水利厅上访，后张小关迫于工程进度、维稳压力和心里恐惧，被迫支付给阿说克补80万元。5、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路工程，由贵州恒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原施工班组负责人为肖世军，后变更为徐川泓，徐川泓将工程承包给向顺文，向顺文于2017年11月30日将工程转包给徐国华，并与徐国华签订合同，协议约定以每公里51万元的价格修建，共修建8.89公里。徐国华承包后与阿说克补、阿什差补、阿说尔体四人共同修建该工程，2018年5月工程修建到2.807公里，四人在工程未完工验收的情况下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强行要求结算高于实际价值的工程款340万元，并于2018年05月、06月组织多名工人到贵州省交通厅、交通部上访，相关部门派人赴京协调劝返，迫于维稳压力，被迫同意阿说克补一方的无理要求，后阿说克补等人将上访人员撤回。2018年06月11日贵州恒谊建筑公司被迫支付给阿什差补340万元工程款，经评估，该工程实际价值为192.811万元。6、贵州志诚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取得安顺都安高速T26标段工程的劳务分包，2018年3月，贵州志诚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将K150+920--K159+494段路基工程，防排水工程，涵洞工程分包给卢道刚，同年8月，被告人阿说尔体经人介绍给卢道刚承接该工程，阿说尔体、徐国华、阿什差补带领施工队共同施工。同年10月底，卢道刚退场离开，阿说尔体的施工队继续修建该工程。2019年01月中旬，徐国华等人无故擅自停工，项目部多次催促仍不开工并要求结算工程款，要求承建方支付工程款、误工费、生活费共130万元，与承建方协商未果后，徐国华、阿说尔体、阿什差补组织10余名工人到贵州省交通厅上访，在交通厅大门口静坐。因上访事件，项目方被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罚款100万元。后贵州志诚德远劳务有限公司迫于维稳压力，被迫支付徐国华一方105万元工程款，经鉴定，该项目价值为36.0463万元。7、水城县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路，由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杨建承建，2018年09月21日，杨建与王建国签订协议，约定将混泥土路面交由王建国负责（含边沟、路面养护等），按公里计价结算，每公里单价为税后52万元，由王建国包工包料施工自负盈亏。后王建国将该工程转包给阿说尔体，以每公里52万元的价格修建12.9公里。阿说尔体承包后与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四人共同修建该工程。2019年05月26日，在工程施工了4.3公里后，四人要求结算工程款，项目承建方提出按照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但阿说尔体一方要求按照自行核算的数额464万元来支付工程款，双方协商未果。2019年06月03日，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组织10余名工人前往省交通厅上访，在交通厅门口静坐，同月05日又组织20余名工人到交通部上访，后水城县交通局及政府相关部门派人赴京劝返，最终迫于维稳压力，工程承建方与阿说尔体一方签订协议，由工程承建方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450万元工程款，协议签订后阿说尔体等人将上访人员撤回，后未得到该笔款项，四人商量再次到交通部上访，徐国华和阿说尔体在上火车之前被劝返。经评估，该工程实际价值224.9473万元。二、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2017年03月的一天，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为了得到天景城挡墙修建工程款，强行将项目承建老板袁代刚带至遵义天景城项目工程施工工地的活动板房内进行控制。期间轮流看守袁代刚，不让袁代刚离开，袁代刚家属报警，遵义市公安局播州分局三合派出所出警处理，但阿说克补等人仍未放出袁代刚。几天后，三合派出所再次出警，才将袁代刚解救出来。袁代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约5天。被告人阿说克补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556.8627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31.81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另实施非法拘禁1次。被告人阿什差补实施敲诈勒索5次，涉案数额共计532.0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4次，涉案数额306.9637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另实施非法拘禁1次。被告人徐国华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612.0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73.1637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另实施非法拘禁1次。被告人阿说尔体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618.8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93.7637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另查明，贵Ｇ×××××号别克轿车已发还被害人张某。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被告人阿说克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阿什差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徐国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阿说尔体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393.7637万元，继续追缴，发还各被害人。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不服，提出上诉。上诉人阿说克补的上诉理由是，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以及“恶势力”不成立，公安机关的举证与事实有严重的不符，本人从没有以任何手段去威胁或暴力等手段去索要过人工工资，以及材料款，所要款项都是以正当程序去相关部门去反映实际情况，然后由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组织协调所得。所得款项已全部作为民工工资或材料款已全部发放，我未犯敲诈勒索罪，所得金额全是本人应当所得，是农民工工人风吹日晒、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的一份血汗工资，请求尊敬的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给农民工工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让每个农民工工人能早点拿到自己挣的那份血汗钱。阿说克补的辩护人廖先军的辩护意见是，1、一审判决认定阿说克补构成敲诈勒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一审判决阿说克补构成非法拘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阿说克补与相对方之间仅仅存在经济纠纷，不构成刑事犯罪，应当依法宣告其无罪。2、一审法院未调取在案证据阿说克补的手机，查找《欠条》照片，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一审的违法行为，查明案件事实。3、一审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全案四被告人全部讯问笔录；证人陈某、王某证言；发改局2020-12价格认定结论，车辆价格鉴定；毕业鉴评［2019］第447号；辨认笔录、现场辨认笔录、保基山塘现场勘验笔录；张某车辆案件现场勘查等证据排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4、关于补充侦查卷三：本案经历过两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公安第二次补充侦查完毕于2020年03月10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补充侦查卷三的内容来自于2020年03月26日、2020年04月02日检察院向公安局发出的《补充侦查函》，虽然公诉人当庭陈述此为第二次补侦的延续，但事实上该补充侦查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补充侦查的提纲，公安侦查的内容也属于按照检察院要求内容进行的侦查行为，补充侦查卷三的全部内容来源不合法，违反程序规定，应当依法不作为定罪事实与依据。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存在违法，未调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未就第三次退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予以采信，导致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5、本案指控的各被告人多次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没有刑事犯罪就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的前提条件及犯罪罪数、罪名的要求，即使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构成犯罪需要对各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也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本案存在“人为拔高”的情形；本案客观上不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特征，符合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规定，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不具备“恶势力”的组织特征；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参与项目合作及上访讨款外，没有实施其他的共同犯罪，不具备“恶势力”的行为特征；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合法主张工程款、误工费外，没有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犯罪，不具备危害性特征。上诉人阿什差补的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贵州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案、张某被敲诈勒索案、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案、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公路工程案、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路工程案、关于袁代刚被非法拘禁案均不成立。2、一审判决认定案件的事实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未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全面客观的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取证片面不完整；未搜集提取我方交给项目部、业主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结算清单、交通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开会协调的会议纪要、三合派出所对上诉人、沈浪、袁代刚做的笔录；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三次补充侦查，以违法取得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对于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认定业主方要求停工原因是因阿什差补班组修建的挡墙存在质量问题没有相应的证据，2017年02月当地政府下达停工整改指令，项目部要求各施工班组撤场没有相应证据，指控上诉人带领20余名工人围堵天景城项目部大门没有相应证据；张某被敲诈勒索案，她打的7万元条子到底《欠条》还是《借条》各说不一、前后矛盾，别克轿车是抵押质押还是被强行开走没有查清，且本案的重要物证--张某打的条子没有搜集提取。没有书证和物证，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认定上诉人要求结算工程款的背景原因“四人在工程未完工验收的情况下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强行要求结算高于实际价值的工程款340万元”未查清，没有相应证据；贵州志城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工程认定“2019年01月中旬，徐国华等人无故擅自停工，项目部多次催促仍不开工并要求结算工程款”，无故擅自停工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应证据；认定上诉人组织工人去上访没有证据，工人是自发上访，上诉人是工人代表，参与了上访，工人并非是我组织；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证据不足；陈某、王某、袁斗明、卢道刚《辨认笔录》和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阿说尔体《现场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人黄某、禹某的证据是孤证，没有辨认笔录相印证；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违约处理通知单》被罚款100万元没有缴款凭证相印证；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水价认字［202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毕节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毕兴鉴评［2019］第447号《资产评估报告》，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一审判决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明本人无罪的证据进行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证据卷肆第12-13页、第20-25页《欠条》第29-30页《项目民工工资支付表》第36页《会议签到表》、38页《回复》、39页《信访回复》，这些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通村硬化路项目垫付了材料款、机械费；证据卷肆第7页《关于处理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人到北京上访维权，要求支付自建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司相关工程款达成一致协议》证明，上诉人的信访事项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在2019年06月06日至2019年06月10日多次与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农民工代表协调，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协调按其要求与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公司沟通，已核实清楚所有费用并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补偿450万元；证据卷伍第27页《诉求书》证明上诉人合法信访；第30-31页《关于Ｔ26合同段上访事件处理报告》，证明经多次多方协商，上诉人没有任何敲诈勒索的事实行为；一审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提交给交通局、业主、劳务公司项目部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等证据，法院未进行调取，上述证据公诉机关未出示，辩护人向法院进行了举证，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不作任何分析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4、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无敲诈勒索罪的作案动机；上诉人索要工程款的行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威胁、要挟的客观构成要件。5、上诉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袁代刚作为遵义天景城项目张某手的项目负责人去工地查看情况，核对民主工资清单、解决民工工资问题，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况且他当时也是应政府要求自愿去工地核对民工工资，他在工地没有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约5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6、上诉人来自于偏僻偏远的四川冕宁农村，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不远几百公里到贵州水城、遵义等地方打工挣钱。为了相互有个照应，合伙承揽工程。我们手下工人也多数是老家带过来的农民。我们在贵州无任何背景、无任何人脉关系，都是靠体力靠劳力赚钱，做的都是最脏最累，当地人看不起的苦活累活。我们辛苦工作，最后却拿不到自己应得的血汗钱，逼不得已才上访维权，上访维权事出有因。我们在贵州无任何家族势力、无任何宗族势力，手下也无打手小弟，没有无所事事经常纠集在一起，没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特征，没有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没有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上诉人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阿什差补的辩护人邢志江的辩护意见是，1、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未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全面客观的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取证片面不完整；对于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认定业主方要求停工原因是因阿什差补班组修建的挡墙存在质量问题没有相应的证据，2017年02月当地政府下达停工整改指令，项目部要求各施工班组撤场没有相应证据，指控上诉人带领20余名工人围堵天景城项目部大门没有相应证据；张某被敲诈勒索案，她打的7万元条子到底《欠条》还是《借条》各说不一、前后矛盾，别克轿车是抵押质押还是被强行开走没有查清。且本案的重要物证--张某打的条子没有搜集提取。没有书证和物证，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认定上诉人要求结算工程款的背景原因“四人在工程未完工验收的情况下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强行要求结算高于实际价值的工程款340万元”未查清，没有相应证据；贵州志城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工程认定“2019年01月中旬，徐国华等人无故擅自停工，项目部多次催促仍不开工并要求结算工程款”，无故擅自停工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应证据；认定上诉人组织工人去上访没有证据，工人是自发上访，上诉人是工人代表，参与了上访，工人并非是我组织；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证据不足；陈某、王某、袁斗明、卢道刚《辨认笔录》和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阿说尔体《现场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人黄某、禹某的证据是孤证，没有辨认笔录相印证；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违约处理通知单》被罚款100万元没有缴款凭证相印证；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水价认字［202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毕节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毕兴鉴评［2019］第447号《资产评估报告》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一审判决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明上诉人无罪的证据进行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证据卷肆第12-13页、第20-25页《欠条》第29-30页《项目民工工资支付表》第36页《会议签到表》、38页《回复》、39页《信访回复》，这些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通村硬化路项目垫付了材料款、机械费；证据卷肆第7页《关于处理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人到北京上访维权，要求支付自建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司相关工程款达成一致协议》证明，上诉人的信访事项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在2019年06月06日至2019年06月10日多次与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农民工代表协调，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协调按其要求与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公司沟通，已核实清楚所有费用并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补偿450万元；证据卷伍第27页《诉求书》证明上诉人合法信访；第30-31页《关于Ｔ26合同段上访事件处理报告》，证明经多次多方协商，上诉人没有任何敲诈勒索的事实行为；一审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提交给交通局、业主、劳务公司项目部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等证据，法院未进行调取，上述证据公诉机关未出示，辩护人向法院进行了举证，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不作任何分析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3、一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一审庭审时被告人阿时差补供述，在他们向甲方、业主及劳务公司申请结算时曾向对方提供过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施工单位核实后才与他们签订的结算协议。误工损失是对方核实认可的，并非强行索要。辩护人曾向水城县法院申请调取上述证据，但一审法院未进行调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本案公安机关三次补充侦查违法，一审法院以违法取得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程序同样违法，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限制或者剥夺了当事人举证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为查清案件事实，辩护人在此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被告人一方提交给项目部、交通局、业主及劳务公司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结算清单、交通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开会协调的会议纪要、三合派出所对阿什差补、沈浪、袁代刚做的笔录。4、阿什差补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阿什差补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无敲诈勒索罪的作案动机；阿什差补索要工程款的行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威胁、要挟的客观构成要件。5、阿什差补不构成非法拘禁罪。6、阿什差补等人不属于“恶势力”犯罪组织。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采信非法证据，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限制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量刑不当，肯请贵院在本案有重大证据缺失，并严重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真相后改判阿什差补无罪，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上诉人徐国华的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不真实，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五项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项目、工程的敲诈勒索案，均系上诉人一方借助合法的维权渠道讨要被恶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生活费、误工费以及垫付的材料款、设备款等项合法所得，且都是在政府、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帮助和协调下，在多方对结算资料核准无误后，自愿达成付款协议的。并且，在这五个项目中，有四个项目上诉人徐国华只是负责现场管理的工作人员，而且另外的玉舍箐脚村路面硬化路工程中，上诉人也只是受阿什差补委托签的合同，之后就只是作为一名负责现场管理工作人员。上诉人在这五个项目中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至于关于敲诈张某、扣车一案，是张某与沈浪之间的债务纠纷，且上诉人也未对张某采取诸如威胁之类的手段，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2、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不真实，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构成非法拘禁罪，当天沈浪找到袁代刚，要求其配合核对农民工工资资料，袁代刚同意后来到工地。当天晚上，派出所出警来到工地，将袁代刚及上诉人都带到了三合派出所作笔录至第二天早上9时许，之后徐国华（上诉人）就离开了。而袁代刚参加完协调会后又回到了工地核算，确认结算资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均未存在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提请贵院在本案有重大证据缺陷，并严重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撤销六盘水市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5月29日作出的“（2020）黔0221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并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徐国华的辩护人李平的辩护意见是，1、一审判决对敲诈勒索部分的定罪证据不足，基本事实不清，请发回重审，或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徐国华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一笔天景园项目，一审认为评估的产值是11.179万，所以敲诈勒索的数额为83.0821万，一审没有扣除合理的误工费、被告人投入的材料费，应该按总数减去合法债权数额后才是敲诈勒索数额。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核算合法债权的数额是多少；第二笔，一审认为被告人要求张某出具7万的欠条没有合法依据，如7万元欠条具有合法基础，这一笔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第四笔盘州市水坝山塘项目，一审判决把被害人支付的80万全部认定为敲诈勒索数额是错误的，一审居然没有扣除合法所得，是明显错误的；第五笔玉舍镇项目，一审利用总付款额减去评估数额确定敲诈勒索数额的方法错误，还应该减去合理的误工费等才能确定非法所得；第六笔都安高速项目，也存在评估数额没有包含误工损失的错误；第七笔蟠龙镇项目，辩护人认为存在与第五笔一样的问题，缺乏可能对被告人有利的重要证据，如误工、待工原因的证据；误工时间的证据；结算清单等。一审用于确定敲诈勒索数额的评估报告，没有包含合理的误工损失，所以一审认定的敲诈勒索数额错误。如经查没有非法所得，这一笔也就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2、关于恶势力部分，一审对敲诈勒索部分事实不清，定罪的证据不足。如果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也就不可能构成恶势力。一审判决的七桩罪行，其中四桩都是采取上访的方式。上访本身合法，在案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访过程中发生了其他违法行为，所以这四桩不能作为评价是否构成恶势力的基础材料。剩下的三桩徐国华只参与了两桩，而且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索要合法债权，如果在此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手段，可以对违法的手段进行处罚。所以辩护人认为不能认定徐国华参与恶势力。综上，一审判决缺乏重要证据，以致于事实不清，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不足，请发回重审，或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徐国华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阿说尔体的上诉理由是，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认为公诉机关对我指控犯罪事实及适用相关法律不当，我不服一审判决理由如下：在遵义天景城项目、万亩玫瑰园项目、盘州市保基乡水坝山塘水利工程项目、都安高速T26标段公路项目、水城县玉舍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项目、水城县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路等各个工程项目中，我都是分别被阿说克补及阿什差补叫到工地现场作为带班工头使用，工资按每月一万元进行发放给我，每次信访或者是讨薪过程中都是没有拿到我作为工人应得的工资迫使的，而不是有预谋的参与计划犯罪；在以上项目中我均不清楚是怎么分包、转包，怎么签订协议，每次停工后怎么协商解决的我都不知道，每个项目投入多少钱，最后分到多少钱或者亏多少钱，都没有我的份，我不是利益既得者，我只是单纯拿到我应该拿到的工资而已，请求法院调查取证；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我参与了393.7637万元，违法所得的分配明显与事实不相符，除了我本人应得工资外，我并没有参与任何一次违法所得的分配。2、在以上犯罪事实中，我认为我个人没有主观性，在案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大，我认为一审判决对我量刑过重，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减轻、从轻处罚。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的辩护意见是，1、一审判决认定阿说尔体构成敲诈勒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阿说尔体仅参与务工，为领取工资的劳务工人（因亲属关系帮助在工人队伍中进行部分施工管理工作），通过信访途径请求维护权益，目的为取得劳务工资，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一审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错误，应当依法宣告其无罪（至少应当发回重审）。2、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存在明显的“指办”因素，疑为完成个别领导指示、为达到减少信访事件而人为制造的刑事案件。（2）一审法院未调取、检查在案证据，程序违法，在一审庭审中，本案的阿说克补明确提到其与张某之间的《欠条》照片保存在其手机内，而按照公安抓捕说明及各被告人陈述均可知本案的手机已经被公安扣押、控制。在法庭调查阶段，阿说克补辩护人明确提出申请，请求法院检查本案被告人阿说克补的手机，查找《欠条》照片。庭审后，法院并未检查案涉手机，也并未组织各方就案涉证据线索的证据进行查证及组织公诉人、辩护人质证，程序严重违法；对于一审法院未调取以上证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检查阿说尔体等人手机，核实《欠条》的出具时间、地点及欠款内容的真实性，并依法组织出庭检察院、辩护人、被告人质证，依法纠正一审的违法行为，查明案件事实。（3）一审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违反法律规定，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召开之时，共计就本案存在的九项证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但是一审法院均未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采纳以上非法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及裁决的依据，导致本案的一审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本辩护人通过二审审查案卷，也完全同意阿说克补辩护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事项、理由、法律规定，并再次申请二审法院依法启动排非程序依法排除非法证据。（4）第三次补充侦查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按照全案卷宗显示：公安第二次补充侦查完毕后，于2020年3月10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补充侦查卷三明确记录检察院分别于2020年03月26日、2020年04月02日两次向公安局发出《补充侦查函》。公安机关按照检察院要求进行了侦查，并补充了多达150余页的证据。本案第三次补充侦查的全部内容启动程序不合法，违反程序规定，应当依法不作为定罪事实与依据。虽然公诉人当庭陈述《补充侦查卷三》的补查行为系第二次补侦的延续，但事实上该补充侦查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补充侦查的提纲，公安侦查的内容也属于按照检察院要求内容进行的侦查行为，本案第三次补充侦查的启动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存在违法，未调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未就第三次退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予以采信，导致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3、本案指控的各被告人多次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没有刑事犯罪就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的前提条件及犯罪罪数、罪名的要求，即使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构成犯罪需要对各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也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本案存在“人为拔高”的情形；本案客观上不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特征，符合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规定，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不具备“恶势力”的组织特征，阿说尔体在各个项目上均是工人或者作为管理人员领取固定报酬，不是恶势力的成员；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实施工程施工的结算上访外，没有实施其他的共同犯罪，不具备“恶势力”的行为特征：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合法主张工程款、误工费外，没有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犯罪，不具备危害性特征：阿什差补明确表示其承揽的项目，其余人员仅仅是其雇佣员工；阿说克补承接的项目，其余三人通过受雇佣参与或者合伙加入；四人每个项目身份均有差别，不存在固定的组织人员；本案指控的阿说尔体恶势力参与者没有依据；基于以上全部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本案全案各被告人均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组织。恳请合议庭对本案开庭审理，纠正一审违法行为，并依法采纳本案的全部辩护意见，依法作出无罪的认定及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经常纠集原审被告人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一起，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06月期间，有组织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等地通过转包获得工程施工项目后，以暴力、威胁、纠缠、滋扰、上访等手段敲诈勒索公私财物7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1次，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其中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该“恶势力”的纠集者，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组织下，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系该“恶势力”的其他成员的事实清楚；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阿说克补实施敲诈勒索7次、涉案数额共计632.1791万元、犯罪既遂6次，涉案数额407.1264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阿什差补实施敲诈勒索5次，涉案数额共计525.0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4次，涉案数额313.3264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徐国华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618.3791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93.3264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阿说尔体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618.8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93.7637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的事实清楚。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事实亦清楚。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阿说克补及其辩护人廖先军、上诉人阿什差补及其辩护人邢志江、上诉人徐国华及其辩护人李平、杨绍平、上诉人阿说尔体及其辩护人詹燕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所列证据，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上诉人阿什差补所提“陈某、王某、袁斗明、卢道刚《辨认笔录》和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阿说尔体《现场辨认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水价认字［202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毕节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毕兴鉴评［2019］第447号《资产评估报告》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提出相同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阿说克补的辩护人廖先军提出“一审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全案四被告人全部讯问笔录；证人陈某、王某证言；发改局2020-12价格认定结论，车辆价格鉴定；毕业鉴评［2019］第447号；辨认笔录、现场辨认笔录、保基山塘现场勘验笔录；张某车辆案件现场勘查等证据排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提出“一审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违反法律规定，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召开之时，共计就本案存在的九项证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但是一审法院均未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采纳以上非法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及裁决的依据，导致本案的一审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本辩护人通过二审审查案卷，也完全同意阿说克补辩护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事项、理由、法律规定，并再次申请二审法院依法启动排非程序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经查，收集在案的一审《庭前会议记录》、《法庭审理笔录》记明一审法院依法“在庭前会议上听取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并在法庭审理时宣读了庭前会议报告，其中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表示不予排除”并无不当，且涉及的“陈某、王某、袁斗明、卢道刚《辨认笔录》和阿说克补、徐国华、阿什差补、阿说尔体《现场辨认笔录》”“四被告人全部讯问笔录；证人陈某、王某证言；辨认笔录、现场辨认笔录、保基山塘现场勘验笔录；张某车辆案件现场勘查”等证据。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经公安机关加以说明，证实均由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合法时间、地点依法取得，不属于非法证据；涉及的“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水价认字［202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毕节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毕兴鉴评［2019］第447号《资产评估报告》”是具有资格和资质的鉴定部门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依法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合法有效的证据，故阿什差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的辩护意见、阿说克补辩护人廖先军的辩护意见、阿说尔体辩护人詹燕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阿说克补的辩护人廖先军提出“一审法院未调取在案证据阿说克补的手机，查找《欠条》照片，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一审的违法行为，查明案件事实”及上诉人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提出“一审法院未调取、检查在案证据，程序违法，在一审庭审中，本案的阿说克补明确提到其与张某之间的《欠条》照片保存在其手机内，而按照公安抓捕说明及各被告人陈述均可知本案的手机已经被公安扣押、控制。在法庭调查阶段，阿说克补辩护人明确提出申请，请求法院检查本案被告人阿说克补的手机，查找《欠条》照片。庭审后，法院并未检查案涉手机，也并未组织各方就案涉证据线索的证据进行查证及组织公诉人、辩护人质证，程序严重违法；对于一审法院未调取以上证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检查阿说尔体等人手机，核实《欠条》的出具时间、地点及欠款内容的真实性，并依法组织出庭检察院、辩护人、被告人质证，依法纠正一审的违法行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辩护意见。经查，收集在案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阿说克补的手机被公安机关扣押在案，“阿说克补的手机被公安机关扣押、控制且其手机里有《欠条》照片”也只有阿说克补在一审庭审中的说法，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足以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证人袁某的证言、被害人张某的陈述、上诉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的原供述和辩解及水城县发展和改革局水价认字［2020］1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等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认定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敲诈勒索张某的犯罪事实并无不当，故阿说克补的辩护人廖先军及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提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阿什差补所提“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三次补充侦查，以违法取得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提出“一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一审庭审时被告人阿时差补供述，在他们向甲方、业主及劳务公司申请结算时曾向对方提供过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施工单位核实后才与他们签订的结算协议。误工损失是对方核实认可的，并非强行索要。辩护人曾向水城县法院申请调取上述证据，但一审法院未进行调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本案公安机关三次补充侦查违法，一审法院以违法取得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程序同样违法，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限制或者剥夺了当事人举证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为查清案件事实，辩护人在此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被告人一方提交给项目部、交通局、业主及劳务公司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结算清单、交通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开会协调的会议纪要、三合派出所对阿什差补、沈浪、袁代刚做的笔录”的辩护意见、阿说克补的辩护人廖先军提出“关于补充侦查卷三：本案经历过两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公安第二次补充侦查完毕于2020年3月10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补充侦查卷三的内容来自于2020年03月26日、2020年04月02日检察院向公安局发出的《补充侦查函》，虽然公诉人当庭陈述此为第二次补侦的延续，但事实上该补充侦查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补充侦查的提纲，公安侦查的内容也属于按照检察院要求内容进行的侦查行为，补充侦查卷三的全部内容来源不合法，违反程序规定，应当依法不作为定罪事实与依据。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存在违法，未调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未就第三次退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予以采信，导致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提出“第三次补充侦查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按照全案卷宗显示：公安第二次补充侦查完毕后，于2020年03月10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补充侦查卷三明确记录检察院分别于2020年03月26日、2020年04月02日两次向公安局发出《补充侦查函》。公安机关按照检察院要求进行了侦查，并补充了多达150余页的证据。本案第三次补充侦查的全部内容启动程序不合法，违反程序规定，应当依法不作为定罪事实与依据。虽然公诉人当庭陈述《补充侦查卷三》的补查行为系第二次补侦的延续，但事实上该补充侦查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补充侦查的提纲，公安侦查的内容也属于按照检察院要求内容进行的侦查行为，本案第三次补充侦查的启动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一审程序存在违法，未调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未就第三次退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予以采信，导致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收集在案的《补充侦查决定书》证实水城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19年11月29日、2020年02月11日向水城县公安局发出《补充侦查决定书》及其补充侦查提纲，《徐国华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补充侦查函》证实水城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20年03月26日、2020年04月02日向水城县公安局发出《徐国华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补充侦查函》，从中看出《徐国华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补充侦查函》不能等同于《补充侦查决定书》，应当属于“公诉人当庭陈述《补充侦查卷三》的补查行为系第二次补侦的延续”，所取得的证据均由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合法时间、地点依法取得，不属于非法证据，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并无不当，故阿什差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的辩护意见、阿说克补辩护人廖先军的辩护意见、阿说尔体辩护人詹燕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四）关于上诉人阿什差补所提“一审判决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明本人无罪的证据进行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证据卷肆第12-13页、第20-25页《欠条》第29-30页《项目民工工资支付表》第36页《会议签到表》、38页《回复》、39页《信访回复》，这些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通村硬化路项目垫付了材料款、机械费；证据卷肆第7页《关于处理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人到北京上访维权，要求支付自建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司相关工程款达成一致协议》证明，上诉人的信访事项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在2019年06月06日至2019年06月10日多次与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农民工代表协调，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协调按其要求与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公司沟通，已核实清楚所有费用并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补偿450万元；证据卷伍第27页《诉求书》证明上诉人合法信访；第30-31页《关于T26合同段上访事件处理报告》，证明经多次多方协商，上诉人没有任何敲诈勒索的事实行为；一审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提交给交通局、业主、劳务公司项目部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等证据，法院未进行调取，上述证据公诉机关未出示，辩护人向法院进行了举证，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不作任何分析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提出“一审判决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明上诉人无罪的证据进行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证据卷肆第12-13页、第20-25页《欠条》第29-30页《项目民工工资支付表》第36页《会议签到表》、38页《回复》、39页《信访回复》，这些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通村硬化路项目垫付了材料款、机械费；证据卷肆第7页《关于处理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人到北京上访维权，要求支付自建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司相关工程款达成一致协议》证明，上诉人的信访事项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在2019年06月06日至2019年06月10日多次与阿说克补(沈浪）、阿什差补（沈华）、阿说尔体(沈斌）等农民工代表协调，经六盘水市水城县交通局协调按其要求与贵州亿客缘劳务有限公司沟通，已核实清楚所有费用并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补偿450万元；证据卷伍第27页《诉求书》证明上诉人合法信访；第30-31页《关于T26合同段上访事件处理报告》，证明经多次多方协商，上诉人没有任何敲诈勒索的事实行为；一审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提交给交通局、业主、劳务公司项目部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索赔清单等证据，法院未进行调取，上述证据公诉机关未出示，辩护人向法院进行了举证，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不作任何分析认定，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为查清案件事实，辩护人在此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被告人一方提交给项目部、交通局、业主及劳务公司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结算清单、交通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开会协调的会议纪要、三合派出所对阿什差补、沈浪、袁代刚做的笔录”的辩护意见。经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水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阿说尔体犯敲诈勒索罪一案进行全面审查后，通过开庭审理，根据已经查明的水城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阿说尔体犯敲诈勒索罪，系“恶势力”犯罪并据此而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阿什差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五）上诉人阿说克补所提“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以及‘恶势力’不成立，公安机关的举证与事实有严重的不符，本人从没有以任何手段去威胁或暴力等手段去索要过人工工资，以及材料款，所要款项都是以正当程序去相关部门去反映实际情况，然后由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组织协调所得。所得款项已全部作为民工工资或材料款已全部发放，我未犯敲诈勒索罪，所得金额全是本人应当所得，是农民工工人风吹日晒、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的一份血汗工资，请求尊敬的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给农民工工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让每个农民工工人能早点拿到自己挣的那份血汗钱”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廖先军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阿说克补构成敲诈勒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一审判决阿说克补构成非法拘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阿说克补与相对方之间仅仅存在经济纠纷，不构成刑事犯罪，应当依法宣告其无罪。2、本案指控的各被告人多次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没有刑事犯罪就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的前提条件及犯罪罪数、罪名的要求，即使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构成犯罪需要对各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也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本案存在‘人为拔高’的情形；本案客观上不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特征，符合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规定，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不具备‘恶势力’的组织特征；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参与项目合作及上访讨款外，没有实施其他的共同犯罪，不具备‘恶势力’的行为特征；阿说克补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合法主张工程款、误工费外，没有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犯罪，不具备危害性特征”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阿什差补所提“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贵州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案、张某被敲诈勒索案、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案、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公路工程案、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路工程案、关于袁代刚被非法拘禁案均不成立。2、一审判决认定案件的事实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未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全面客观的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取证片面不完整；未搜集提取我方交给项目部、业主的施工日志误工记录结算清单、交通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开会协调的会议纪要、三合派出所对上诉人、沈浪、袁代刚做的笔录；对于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认定业主方要求停工原因是因阿什差补班组修建的挡墙存在质量问题没有相应的证据，2017年2月当地政府下达停工整改指令，项目部要求各施工班组撤场没有相应证据，指控上诉人带领20余名工人围堵天景城项目部大门没有相应证据；张某被敲诈勒索案，她打的7万元条子到底《欠条》还是《借条》各说不一、前后矛盾，别克轿车是抵押质押还是被强行开走没有查清，且本案的重要物证--张某打的条子没有搜集提取。没有书证和物证，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认定上诉人要求结算工程款的背景原因‘四人在工程未完工验收的情况下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强行要求结算高于实际价值的工程款340万元’未查清，没有相应证据；贵州志城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工程认定‘2019年1月中旬，徐国华等人无故擅自停工，项目部多次催促仍不开工并要求结算工程款’，无故擅自停工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应证据；认定上诉人组织工人去上访没有证据，工人是自发上访，上诉人是工人代表，参与了上访，工人并非是我组织；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证据不足；证人黄某、禹某的证据是孤证，没有辨认笔录相印证；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违约处理通知单》被罚款100万元没有缴款凭证相印证。3、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无敲诈勒索罪的作案动机；上诉人索要工程款的行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威胁、要挟的客观构成要件。4、上诉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袁代刚作为遵义天景城项目张某手的项目负责人去工地查看情况，核对民主工资清单、解决民工工资问题，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况且他当时也是应政府要求自愿去工地核对民工工资，他在工地没有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约5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5、上诉人来自于偏僻偏远的四川冕宁农村，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不远几百公里到贵州水城、遵义等地方打工挣钱。为了相互有个照应，合伙承揽工程。我们手下工人也多数是老家带过来的农民。我们在贵州无任何背景、无任何人脉关系，都是靠体力靠劳力赚钱，做的都是最脏最累，当地人看不起的苦活累活。我们辛苦工作，最后却拿不到自己应得的血汗钱，逼不得已才上访维权，上访维权事出有因。我们在贵州无任何家族势力、无任何宗族势力，手下也无打手小弟，没有无所事事经常纠集在一起，没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特征，没有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没有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上诉人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公安机关未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全面客观的收集包括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取证片面不完整；对于遵义天景城生态旅游项目认定业主方要求停工原因是因阿什差补班组修建的挡墙存在质量问题没有相应的证据，2017年2月当地政府下达停工整改指令，项目部要求各施工班组撤场没有相应证据，指控上诉人带领20余名工人围堵天景城项目部大门没有相应证据；张某被敲诈勒索案，她打的7万元条子到底《欠条》还是《借条》各说不一、前后矛盾，别克轿车是抵押质押还是被强行开走没有查清。且本案的重要物证--张某打的条子没有搜集提取。没有书证和物证，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水城县玉舍镇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认定上诉人要求结算工程款的背景原因‘四人在工程未完工验收的情况下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强行要求结算高于实际价值的工程款340万元’未查清，没有相应证据；贵州志城德远劳务有限公司安顺都安高速Ｔ26标段工程认定‘2019年1月中旬，徐国华等人无故擅自停工，项目部多次催促仍不开工并要求结算工程款’，无故擅自停工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应证据；认定上诉人组织工人去上访没有证据，工人是自发上访，上诉人是工人代表，参与了上访，工人并非是我组织；认定上诉人非法拘禁袁代刚证据不足；证人黄某、禹某的证据是孤证，没有辨认笔录相印证；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违约处理通知单》被罚款100万元没有缴款凭证相印证。2、阿什差补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阿什差补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无敲诈勒索罪的作案动机；阿什差补索要工程款的行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威胁、要挟的客观构成要件。3、阿什差补不构成非法拘禁罪。4、阿什差补等人不属于‘恶势力’犯罪组织。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采信非法证据，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限制剥夺了上诉人举证的权利，量刑不当，肯请贵院在本案有重大证据缺失，并严重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真相后改判阿什差补无罪，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徐国华所提“1、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不真实，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五项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项目、工程的敲诈勒索案，均系上诉人一方借助合法的维权渠道讨要被恶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生活费、误工费以及垫付的材料款、设备款等项合法所得，且都是在政府、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帮助和协调下，在多方对结算资料核准无误后，自愿达成付款协议的。并且，在这五个项目中，有四个项目上诉人徐国华只是负责现场管理的工作人员，而且另外的玉舍箐脚村路面硬化路工程中，上诉人也只是受阿什差补委托签的合同，之后就只是作为一名负责现场管理工作人员。上诉人在这五个项目中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至于关于敲诈张某、扣车一案，是张某与沈浪之间的债务纠纷，且上诉人也未对张某采取诸如威胁之类的手段，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2、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不真实，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构成非法拘禁罪，当天沈浪找到袁代刚，要求其配合核对农民工工资资料，袁代刚同意后来到工地。当天晚上，派出所出警来到工地，将袁代刚及上诉人都带到了三合派出所作笔录至第二天早上9时许，之后徐国华（上诉人）就离开了。而袁代刚参加完协调会后又回到了工地核算，确认结算资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均未存在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提请贵院在本案有重大证据缺陷，并严重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撤销六盘水市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5月29日作出的‘（2020）黔0221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并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李平提出“1、一审判决对敲诈勒索部分的定罪证据不足，基本事实不清，请发回重审，或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徐国华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一笔天景园项目，一审认为评估的产值是11.179万，所以敲诈勒索的数额为83.0821万，一审没有扣除合理的误工费、被告人投入的材料费，应该按总数减去合法债权数额后才是敲诈勒索数额。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核算合法债权的数额是多少；第二笔，一审认为被告人要求张某出具7万的欠条没有合法依据，如7万元欠条具有合法基础，这一笔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第四笔盘州市水坝山塘项目，一审判决把被害人支付的80万全部认定为敲诈勒索数额是错误的，一审居然没有扣除合法所得，是明显错误的；第五笔玉舍镇项目，一审利用总付款额减去评估数额确定敲诈勒索数额的方法错误，还应该减去合理的误工费等才能确定非法所得；第六笔都安高速项目，也存在评估数额没有包含误工损失的错误；第七笔蟠龙镇项目，辩护人认为存在与第五笔一样的问题，缺乏可能对被告人有利的重要证据，如误工、待工原因的证据；误工时间的证据；结算清单等。一审用于确定敲诈勒索数额的评估报告，没有包含合理的误工损失，所以一审认定的敲诈勒索数额错误。如经查没有非法所得，这一笔也就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2、关于恶势力部分，一审对敲诈勒索部分事实不清，定罪的证据不足。如果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也就不可能构成恶势力。一审判决的七桩罪行，其中四桩都是采取上访的方式。上访本身合法，在案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访过程中发生了其他违法行为，所以这四桩不能作为评价是否构成恶势力的基础材料。剩下的三桩徐国华只参与了两桩，而且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索要合法债权，如果在此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手段，可以对违法的手段进行处罚。所以辩护人认为不能认定徐国华参与恶势力。综上，一审判决缺乏重要证据，以致于事实不清，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不足，请发回重审，或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徐国华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阿说尔体所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认为公诉机关对我指控犯罪事实及适用相关法律不当，我不服一审判决理由如下：在遵义天景城项目、万亩玫瑰园项目、盘州市保基乡水坝山塘水利工程项目、都安高速Ｔ26标段公路项目、水城县玉舍箐脚村路面硬化工程项目、水城县蟠龙镇高仲小屋沟至猴场乡火把三组通组公路等各个工程项目中，我都是分别被阿说克补及阿什差不叫到工地现场作为带班工头使用，工资按每月一万元进行发放给我，每次信访或者是讨薪过程中都是没有拿到我作为工人应得的工资迫使的，而不是有预谋的参与计划犯罪；在以上项目中我均不清楚是怎么分包、转包，怎么签订协议，每次停工后怎么协商解决的我都不知道，每个项目投入多少钱，最后分到多少钱或者亏多少钱，都没有我的份，我不是利益既得者，我只是单纯拿到我应该拿到的工资而已，请求法院调查取证；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我参与了393.7637万元，违法所得的分配明显与事实不相符，除了我本人应得工资外，我并没有参与任何一次违法所得的分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詹燕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阿说尔体构成敲诈勒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阿说尔体仅参与务工，为领取工资的劳务工人（因亲属关系帮助在工人队伍中进行部分施工管理工作），通过信访途径请求维护权益，目的为取得劳务工资，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一审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错误，应当依法宣告其无罪（至少应当发回重审）。2、本案指控的各被告人多次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没有刑事犯罪就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的前提条件及犯罪罪数、罪名的要求，即使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构成犯罪需要对各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也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本案存在‘人为拔高’的情形；本案客观上不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特征，符合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规定，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不具备‘恶势力’的组织特征，阿说尔体在各个项目上均是工人或者作为管理人员领取固定报酬，不是恶势力的成员；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实施工程施工的结算上访外，没有实施其他的共同犯罪，不具备‘恶势力’行为特征：阿说尔体与其他三人之间除合法主张工程款、误工费外，没有实施其他危害社会的犯罪，不具备危害性特征：阿什差补明确表示其承揽的项目，其余人员仅仅是其雇佣员工；阿说克补承接的项目，其余三人通过受雇佣参与或者合伙加入；四人每个项目身份均有差别，不存在固定的组织人员；本案指控的阿说尔体恶势力参与者没有依据；基于以上全部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本案全案各被告人均不构成‘恶势力’犯罪组织。恳请合议庭对本案开庭审理，纠正一审违法行为，并依法采纳本案的全部辩护意见，依法作出无罪的认定及判决”的辩护意见。经查，收集在案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价格认定结论书，勘验、检查、辨认笔录，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及上诉人的原供述和辩解等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经常纠集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一起，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有组织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等地通过转包获得工程施工项目后，以暴力、威胁、纠缠、滋扰、上访等手段敲诈勒索公私财物7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1次，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符合“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件，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该“恶势力”的纠集者，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组织下，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系该“恶势力”的其他成员。证实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证实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据此而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故阿说克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廖先军的辩护意见、阿什差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邢志江的辩护意见、徐国华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李平的辩护意见、阿说尔体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詹燕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六）关于上诉人阿说尔体所提“在犯罪事实中，我认为我个人没有主观性，在案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大，我认为一审判决对我量刑过重，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减轻、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经查，收集在案的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阿说尔体在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组织下，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系该“恶势力”的其他成员，具有犯罪的“主观性”，阿说尔体参与实施敲诈勒索6次，涉案数额共计618.8164万元，其中犯罪既遂5次，涉案数额393.7637万元；犯罪未遂1次，涉案数额225.0527万元，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审法院考虑其系“恶势力”的其他成员及未遂犯1次，可以比照既遂犯对其从轻处罚的量刑并无不当，不能再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阿说尔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七）关于上诉人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提出“一审程序违法：本案存在明显的“指办”因素，疑为完成个别领导指示、为达到减少信访事件而人为制造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公诉机关水城县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水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及现场勘验检查卷证实，水城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接受报案、审查立案、决定侦查、移送起诉等并无不当，故阿说尔体的辩护人詹燕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经常纠集上诉人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一起，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06月期间，有组织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等地通过转包获得工程施工项目后，以暴力、威胁、纠缠、滋扰、上访等手段敲诈勒索公私财物7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1次，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行为系“恶势力”犯罪，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该“恶势力”的纠集者，徐国华、阿说尔体等人在被告人阿说克补、阿什差补的组织下，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系该“恶势力”的其他成员。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未表述数罪并罚不当，应予纠正，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根据阿说克补、阿什差补、徐国华、阿说尔体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任天贵审判员  石瑞勇审判员  肖祥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武晓华书记员黄清附：适用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备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是期限内一次或者多次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二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