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73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某1，男，1955年5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甫，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2，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永安路邮局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5（谢某2之子），198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娟，北京璐祥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3，女，195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4，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谢某1因与被上诉人谢某2、谢某3、谢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8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三项，改判认定谢某1系被继承人子女，按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25%份额。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严格按事实收养关系的标准认定谢某6与谢某1之间收养关系。二、关于身份关系，一审中有存在相互冲突的证据，谢某1户籍虽登记在谢某6家庭，但未与原生家庭脱离关系，故应当认定未与亲生父母脱离父母子女关系。三、谢某1对亲生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应分得的遗产份额过低。谢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中我方提交的证据已证明谢某6与谢某1形成了父子关系，谢某6的墓碑上也写明二人系父子关系，谢某6的丧葬费也是谢某1领取，一审法院认定谢某6与谢某1形成父子关系有事实依据。至于谢某1与亲生父母的感情，不影响对其过继这一事实的认定。谢某6与谢某1的收养事实发生在1966年，其生父谢某于1991年去世，收养法于1992年实施，故无法机械地用收养法的标准规范当年的收养行为。谢某4未到庭，其提交书面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谢某3未到庭，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但未提出上诉。认为其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分得34%，谢某1也付出较多，应当分得30%，谢某2、谢某4各分得18%。谢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郑某名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号楼×-×号房屋，要求确认份额；2、谢某4、谢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郑某与谢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子女四人即谢某1、谢某3、谢某2、谢某4。谢某于1991年1月25日因死亡注销户口，谢某死亡后郑某未再婚。郑某于2016年1月2日死亡，生前无遗嘱。郑某之父母已经先于其死亡。2004年1月，郑某购买北京市大兴区×幢号×房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兴私字第×号、建筑面积56.60平方米）一套，产权登记在郑某名下，系郑某的个人财产。经查，谢某6系谢某之兄，该人1966年1月29日档案记载，妻殷某，子谢某1，弟谢某。1978年1月11日，谢某1户口自机械厂迁入谢某6×街×号户籍内，登记为谢某6之子。2001年9月14日殷某死亡，2012年9月20日谢某6死亡。谢某6、殷某墓碑碑文显示“先父谢某6慈母殷某子谢某1媳杜某孙女谢某7”。2006年1月24日，由谢某1代笔，谢某6本人签名填写转让申请一份，载：“转让申请本人谢某6承租×街×号东西房2间18.8平方米，经商得同户籍全部家庭成员同意愿将此房屋承租权及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吕某。如因转让使用权出现问题，我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谢某6之子：谢某1代笔谢某6。”2006年1月26日，直管公房使用权转让审批表显示，谢某6将×街×号房屋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吕某，同户籍家庭成员谢某1签字并表示同意转让。2012年10月16日谢某1领取谢某6丧葬费。2018年11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大栅栏派出所出具证明信，显示经查82-90年户口登记情况，谢某之妻郑某、之女谢某3、之子谢某2、之子谢某4。2018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大栅栏派出所出具证明信，显示经查82-90年户口登记情况，谢某6之妻殷某、之子谢某1。谢某1为证明其作为郑某长子，系郑某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郑某操办丧事，对郑某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应该多分遗产，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大栅栏派出所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证明信，显示经查1965-1969年户口登记情况，谢某之子谢某1、之妻郑某、之女谢某8、之子谢某2、之子谢某4。谢某2、谢某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谢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郑某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谢某、郑某墓碑照片，碑文镌刻儿某1某2某3媳某4某5某6女某7婿某8。谢某2、谢某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谢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2019年3月12日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证明，载：“证明谢某1，身份证号×××，系我单位退休职工，经查阅其人事档案，现将其相关情况摘录如下：父亲：谢某母亲：郑某爱人：杜某女儿：谢某7以上信息摘录自谢某1同志1989年8月1日职工登记表。”谢某2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谢某6脾气不好，与谢某1关系不融洽，对谢某1有打骂，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反映谢某1对收养是否接受的问题。谢某4对该证据不认可，称单位没有资格开证明。谢某3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郑某证言复印件（原件保存于大兴区人民法院案卷中）、庭审笔录、裁定书。证明本案在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因谢某2未按时交纳案件受理费，大兴区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在该案件中，郑某1提交证人证言原件，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谢某1与谢某6未成立收养关系，谢某1对郑某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郑某1作证称，“每年去一次郑某家，看过郑某之后就走，听郑某说谢某1尽孝，谢某1结婚时候叫谢某、郑某父母，没有听说过谢某1送养事宜。”庭审后，郑某1再次到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撤回证人证言，称作证时不清楚谢某1已经继承谢某6的遗产，所以要求撤回证言。谢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人证言，称郑某1一年才去郑某家一次，对家庭情况不了解，且郑某1在庭后亦向法庭表示要求撤回证言。谢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不清楚郑某1出庭作证情况。谢某4称郑某1已经承认不了解事实。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收条、契税完税证，证明涉案房屋系在谢某1努力下为郑某安置的。谢某2及谢某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涉案房屋的购置二人均有参与。谢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称涉案房屋购置及装修均系谢某1操办。6、郑某户口本、医保卡、医疗手册、医疗费票据、丧葬事宜收据、发票，证明谢某1作为长子，在郑某生前长期陪伴、照顾郑某，在郑某死后操办丧葬事宜，并代理支付医疗费用、丧葬费用，对郑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该多分遗产。谢某2对医疗费票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上述票据都是在谢某3处，诉讼中由谢某1提交，不否认谢某1生前看望过郑某，但费用都是用郑某自己的存款支付。丧葬事宜是由谢某1主持，但四人均有参与，分工不同，丧葬费也不是谢某1出钱，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谢某1照顾了郑某，不能证明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谢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谢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手续并不是谢某1一人办理，其也参与其中。另查，郑某生前有退休金、医保，生活能自理，并无长期卧床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谢某1是否属于郑某的法定继承人；2、谢某1是否有权利继承郑某的遗产。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法院分别论述如下：1、谢某1是否属于郑某的法定继承人。根据庭审查明，首先，谢某6在其1966年的人事档案中已经记载谢某1为其子；其次，谢某1本人亦认可其本人户籍在1969年登记在谢某6户籍中；第三，审理中谢某2、谢某4、谢某3均陈述谢某1六十年代起即居住在谢某6家，谢某1亦认可其在谢某6、谢某家两头居住；第四，北京市公安局大栅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1978年1月11日谢某1户口自机械厂迁入谢某6×街×号户籍内，登记为谢某6之子，及查82-90年户口登记情况，谢某6之子谢某1；第五，谢某12006年代笔书写的转让申请自称谢某6之子；第六，谢某1在谢某6死亡后，作为谢某6的子女领取其丧葬费。综上，从法律方面，谢某6与谢某1已经在户籍中登记为父子，从事实方面，谢某6自六十年代居住在谢某6家，谢某6本人人事档案记载谢某1为子女，谢某1本人亦以谢某6子女自称并办理相关事宜，均可以充分说明谢某6、殷某与谢某1成立收养关系，谢某1与谢某6、殷某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谢某1作为谢某6、殷某的养子，其与郑某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除，谢某1系谢某6、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谢某6、殷某死亡后，无证据证明谢某1与郑某恢复母子关系，故谢某1并非谢某、郑某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其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郑某遗产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2、谢某1是否有权利继承郑某的遗产。根据谢某1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知谢某1在郑某生前多年间带其看病就医、对其探望照顾，在郑某死亡后操持、办理郑某的丧葬事宜，可以认定谢某1对郑某尽到较多扶养义务。继承法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故谢某1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适当分得遗产，具体数额由法院酌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北京市大兴区×幢号×房号×-×房屋属于郑某的个人财产，在郑某死亡后转化为遗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现未有证据证明郑某死亡前留有遗嘱，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郑某的配偶、父母已经先于其死亡，故郑某的子女谢某2、谢某3、谢某4均对郑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故对于郑某的遗产，除应适当分给谢某1的部分份额后剩余的遗产部分，法院将判令由谢某2、谢某3、谢某4等额继承。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登记在郑某名下的北京市大兴区×幢号×房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兴私字第×号、建筑面积56.60平方米）由谢某2、谢某3、谢某4、谢某1共同继承，其中谢某1继承10%份额；谢某2、谢某3、谢某4各继承30%份额；二、驳回谢某2、谢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谢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谢某1提出，一审法院未认定西城公安分局大栅栏派出所出具的“郑某人事档案情况摘抄”，主要内容为郑某一九七零年人事档案记载，其有子女4人，其中儿子谢某9，15岁。谢某2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谢某1过继后，户籍未及时转出，故其母亲在1970年人事档案登记时未作变更。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被上诉人谢某3未提出上诉，针对其书面答辩意见中的请求，本院不予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谢某6与谢某1是否形成收养关系及一审法院确定谢某1分得的遗产份额是否适当的问题。关于谢某6与谢某1之间形成收养关系的问题，虽然双方未办理收养手续，但从公安机关将谢某1的户籍以子女的名义登记到谢某6的家庭、谢某6的档案记载谢某1系其子女，到谢某1与谢某6夫妇共同居住的事实，及谢某1以谢某6儿子的名字处理谢某6房屋有偿转让并取得转让款的事实，乃至谢某6的生老病死及去世后的墓碑记载和丧葬费的领取等，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谢某6与谢某1之间形成收养关系的事实。考虑到双方之间早在1966年左右即形成收养关系，当时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加之谢某6与谢某1之生父谢某之间是兄弟关系，故在郑某1970年的档案中，其将谢某1写为子女等证据，不足以推翻收养关系已成立的事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现谢某1主张以子女的身份请求继承生母郑某的遗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收养关系成立后，从法律上，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已消除，但法律亦未禁止其对生父母尽孝。本案中，谢某1在母亲晚年的确对其实施了较多的扶养照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一审法院判决谢某1可分得其生母名下10%的遗产，已充分考虑到其对生母扶养较多的事实，判决结果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谢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7元，由谢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屠 育审 判 员  郭文彤审 判 员  刘保河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靖元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