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32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卢进先，男，196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春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东里。法定代表人：杨玉荣，执行董事、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玉荣，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上述二被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宏，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爱桃，女，1952年1月9日出生，香港居民，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卢进先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嘉利祥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及一审第三人李爱桃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5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卢进先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裁定再审并依法判决支持卢进先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卢进先未支付对价受让股权和未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卢进先的出资行为，卢进先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大量证据用以证明，在二审中继续提交了若干新证据进一步证实出资的真实性和股权分配比例等关键问题。但一、二审判决罔顾这些证据，仍然认定卢进先未对嘉利祥和公司出资，这一认定缺乏证据支持，是完全错误的。2.原判决未采信“五份文件”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是完全错误的。无任何证据证明五份文件是卢进先利用徐仲华签名的空白文件套打的，恰恰相反，诸多证据和事实反而能够证明五份文件是徐仲华的真实意思。以五份文件原件只有一份以及卢进先在与徐仲华发生矛盾后没有在书面文件中提及股权事宜否定五份文件的真实性，也根本站不住脚。五份文件对于股权比例的具体分配，既包含了对最初收购林建兴、魏名盛50万元股权的分配，也包含了后续增资950万元的分配，是最终的股权分配比例。陆志英持有嘉利祥和公司30%股权这一事实，可以反推证明“卢进先是嘉利祥和公司实际股东”的真实性。（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二审判决所谓应当先认可徐仲华是70%股权的实际股东，再由徐仲华同意转让20%云云，是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原判决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上存在重大错误。嘉利祥和公司和徐仲华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出资仅来自于徐仲华一人。综合本案对立双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法院本应采信卢进先的证据。但非常遗憾的是，虽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事实上也审查了徐仲华的出资问题，卢进先也多次明确指出过徐仲华提交的所谓“出资”证据中多处明显不实，但在两审判决书中均刻意回避这一问题，进而导致错判。卢进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嘉利祥和公司、杨玉荣、李爱桃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卢进先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其再审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认定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卢进先作为主张股权的一方，应当就其是涉案股权的实际股东进行举证，其举证应达到能够完全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符合相应证明标准的程度。但本案一、二审均已查明，卢进先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其取得了涉案股权并委托他人代持。（二）关于卢进先在本案中的其他证据，其在本案中反复提及的是以杨玉荣、李府清名义签署的五份承诺文件。但该承诺文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确认卢进先持有嘉利祥和公司股权的合法依据，原审法院对此已进行充分查明。（三）嘉利祥和公司的设立、出资及增资均由原审第三人徐仲华完成，与卢进先无关，徐仲华已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就嘉利祥和公司的设立及出资、增资情况提交了完整的证据，原审法院对此已详尽调查确认。本院审查查明，一审第三人徐仲华于2020年2月19日二审判决之后死亡，其合法继承人之妻李爱桃表示参加本案诉讼，之子徐盛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鉴此，本院依法将本案一审第三人徐仲华变更为李爱桃。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嘉利祥和公司设立时股东为林建兴（持有股权10万元）和魏名盛（持有股权40万元），后几经变更和增资，至2010年7月股东为杨玉荣（出资额700万元）和陆志英（出资额300万元）。现卢进先主张其是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且杨玉荣持有的700万元股份中200万元系代其持有，应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继受公司股权以及与杨玉荣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卢进先主张其向集利源公司借款49万元用于出资受让了林建兴和魏名盛的股份进而成为嘉利祥和公司的继受股东，但集利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的转账凭证和记账凭证上均记载该49万元为往来款，未载明是卢进先的股东投资款或卢进先的借款。卢进先提供的《收据》上虽盖有嘉利祥和公司财务专用章，内容包括“股东投资款（卢进先）”，但该《收据》出具时，嘉利祥和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系陈学林，而陈学林保管相关印章并与涉案当事人具有关联利益关系，故印章加盖情况存疑。另卢进先称该《收据》系从嘉利祥和公司未装订的账册中抽出，但嘉利祥和公司向法庭出示的公司账册均已装订成册，因此卢进先对该《收据》来源的解释亦存疑。集利源公司虽然出具《证明》载明该公司转给嘉利祥和公司的49万元系借给卢进先的股东出资款，但因卢进先系集利源公司股东且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份《证明》的证据效力无法采信。卢进先主张其股东投资款的最终来源为瑞景公司的股权补偿款，但是从瑞景公司与嘉利祥和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内容中，并无对此事项的明确约定。另对于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前卢进先的具体持股比例、瑞景公司转款的300万元中具体对应的股权份额及分配比例，卢进先均无法清晰解释，亦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对此予以明确。基于上述证据，无法认定卢进先在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前受让了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份并且支付了对价。卢进先主张嘉利祥和公司2005年增资的950万元款项来源于其和范翃如、徐仲华、陈学林四人的预提工程承包利润。但该950万元系集通源公司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支付并作为集通源公司对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后的股权。后集通源公司将其中的660万元转让给杨玉荣，290万元转让给陆志英，并无转让给卢进先或该笔款项包含卢进先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卢进先提交的盖有集通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财务凭证，内容虽载明“收到京福基业公司往来款（代收徐、卢、范、陈工程承包预提）950万元”，但卢进先对该凭证来源的解释存疑，且直接向嘉利祥和公司转账并确认为嘉利祥和公司增资股东的为集通源公司而非京福基业公司。卢进先未提交证据或明确说明工程利润的具体分配情况、卢进先实际分配利润的金额、时间以及集通源公司认可其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的950万元包含代卢进先、范翃如股权增资的份额。根据2005年2月21日的关于出资资金的证明文件内容分析，未明确卢进先四人分别最终可获得的分红数额。而且当时杨玉荣名义上仅持有嘉利祥和公司10万元的股权，其亦明确表示未签署过该份出资文件。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卢进先实际向嘉利祥和公司增资。卢进先主张杨玉荣持有的嘉利祥和公司700万元股份中有200万元系代其持有，但其与杨玉荣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卢进先提交的签有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五份文件，并非杨玉荣所签并作出意思表示。其中三份文件经鉴定系徐仲华所签，结合杨玉荣、李府清多年代徐仲华持有嘉利祥和公司及集通源公司股权以及两公司工商登记及变更多由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学林办理等情况，不排除卢进先、陈学林等人在徐仲华签字的空白文件上套打的可能性。而对于确认四人股权唯一的证明文件仅有一份且在卢进先处保存，亦不符合商业惯例。另，在双方产生矛盾后，卢进先曾发送过多份文件主张权利，但均未明确对嘉利祥和公司股权提出要求。从五份文件内容看，亦无法得出卢进先出资继受及增资取得了嘉利祥和公司的股权。综上，在卢进先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实际向嘉利祥和公司出资及增资的情形下，仅凭签有杨玉荣和李府清名字的五份文件，难以认定杨玉荣名下的700万元股份中包含有卢进先的200万元。结合卢进先未召开或参加过嘉利祥和公司股东会、未参与过该公司经营、亦未得到过该公司分红等情形，一、二审法院驳回卢进先要求确认其为嘉利祥和公司的股东并要求嘉利祥和公司与杨玉荣协助将杨玉荣名下的200万元股份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卢进先的再审申请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卢进先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姜春玲审 判 员 田 燕审 判 员 王 宁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娜书 记 员 周 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