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1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普春，男，194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红，台州市椒江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小区54-12号村部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1002576504631B。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罡，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普春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前高桥村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5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普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杨普春口粮款、高龄补助款、过节费、股权分红款等各类款项人民币1228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杨普春是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享有社员股东的资格和权利。上诉人1963年参军入伍，三年后以残疾军人身份退伍，回乡参加集体劳动，直至2004年1月1日以临时工身份退休。上诉人退休前，虽经有关组织推荐，向劳动人事部门申请转正，但并没有得到批准。长期以来，上诉人的户口一直在前高桥村，户口属农业性质。1985年，前高桥村开始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制度。当时给上诉人定下的劳动底分是8分，基分为195分，需要完成的粮食征购任务是183斤，承包土地是2.032亩。这些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农业联产责任制承包合同（手册）》予以证实。因此，上诉人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包括其所在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组织在内的任何组织都无权以召开所谓的社员代表大会形式改变或者取消上诉人的社员资格。（二）不该认定的事实错误地认定。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8日经社会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股改方案》），这个不对。第一，表决通过的时间不对。《股改方案》记载表决通过决议的时间是2015年4月20日，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要求核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的请求》记载《股改方案》于2015年4月20日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另一份证据《关于讨论通过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记载表决通过时间却是2015年5月8日，被上诉人提供的《到位代表签名栏》记载的签到时间也是2015年5月8日。第二，行使表决权的人员不对。根据《到位代表签名栏》，2015年5月8日签名总人数54人，其中党员28人，代表26人。如果被上诉人提供的《股改方案》是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那么出席社员代表大会的人员应当是社员代表，党员是没有资格出席该社员代表大会的，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到位代表签名栏》，出席会议的人员中党员占大多数，社员代表占少数。第三，内容不对。《股改方案》股权设置人口股，总股本数留空，没有填写。《股改方案》还把海门街道、白云街道、葭址街道等三个街道中已完成股改的8个村写入草案。2、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同意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村实施方案（草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是一份假证据。第一，公文格式不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的有关规定。而且经查询，洪家街道办事处根本没有发文记录，因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二，批复对象即前高桥村的请示报告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关于要求核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并不真实。一是《请示》载明的《草案》表决通过的时间2015年4月20日与《决议》及《到位代表签名栏》记载的《股改方案》表决通过时间2015年5月8日不相一致；二是上报单位“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与所盖公章“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不相一致；三是《请示》落款时间留空，没有填写。3、—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临时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原告属不应享受人口股对象，不具有本社股东资格，不能领取本社股东分红及其他股东福利；原告持有的股权证自始无效，应予以追缴作废”，这个不对。第一，上诉人早在2019年9月份就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法院直到2019年12月份立案受理，2020年4月10日开庭审理本案，而被上诉人是在开庭后的2020年4月13日召开所谓临时社员代表大会，就“是否同意杨普春享有本社股东资格”一事进行表决。这个表决结果与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在此之前向上诉人减半发放2018年、2019年的口粮款和不支付2019年度全年、2020年1-6月的高龄补助金以及不支付合作社股东分红款的事实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发放或者支付相关款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第二，所谓的临时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非法会议，表决结果没有法律效力。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章程，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召开临时社员代表大会，就“是否同意杨普春享有本社股东资格”的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得到社员大会授权。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议记录本看，在该记录本上签名的人员，参加会议的人员是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并不是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因此，无论是从表决内容上看，还是从表决主体上看，临时社员代表大会的召开都是非法的。第三，被上诉人召开所谓的临时社员代表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的表决内容，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非法剥夺。本案被上诉人以召开所谓临时社员代表大会的形式，非法剥夺上诉人的社员股东资格，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是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违法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认为村经济合作社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上诉人有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判决。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临时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范围。这是法律适用错误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高桥村合作社辩称：根据《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股改方案》)，上诉人杨普春不具有社员股东资格。1、《股改方案》经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洪家街道办事处核准，是真实、合法、有效的。2015年2月11日，洪家街道办事处根据浙江省《关于全面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和台州市《关于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按照椒江区《关于股权享受对象具体界定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了《洪家街道关于股权享受对象具体界定问题的指导意见（细则）》。在收悉上述文件后，前高桥村于2015年4月20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大会经讨论并表决，同意按照街道的政策条例为准，制定本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2015年5月8日，前高桥村再次召开村社员代表大会（党员列席），经表决，大会同意实施《股改方案》，并上报洪家街道办事处申请核准。2015年5月12日，洪家街道办事处作出批复，同意前高桥村实施《股改方案》。因此，上诉人提到的有关上报文件中的时间前后不一致，恰恰如实反映了《股改方案》是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真实情况，这些上报文件均存档于洪家街道办事处农办部门。另外，关于上诉人提到《股改方案》中的总股本留空，内容中提到“我区2014年前完成股改的8个村，海门街道：东方红村、幸福村，白云街道：联谊村、红旗村、岩屿村，葭址街道：星明村、星光村、五洲村”等问题，由于《股改方案》的内容模板是根据椒江区的有关政策文件修改而来，因此部分内容上存在一些瑕疵，但该瑕疵并不影响《股改方案》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股改方案》的主要作用是清查核实集体资产、界定社员股东资格，由于在《股改方案》通过时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总股本留空是正常的，也不会影响《股改方案》的文件效力。因此，前高桥村的《股改方案》是在洪家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按照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定，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报街道办事处核准同意后实施的，其通过程序合法、有效，股权享受对象的界定应当以该份《股改方案》为准。2、根据《股改方案》第四条“股权设置及股权界定”的有关规定，上诉人杨普春属于不应享受人口股的对象。首先，上诉人杨普春1963年入伍服役，1966年退休后即被政府安排在当时的洪家食品站任出纳员，此后也一直在国有企业单位工作直至退休。《股改方案》第四条第一项第6点规定：“原户口在本村的解放军，退役后政府安排工作的不享受人口股”。因此按照该条规定，上诉人杨普春不应享受人口股。此外，上诉人已于2003年从国有企业台州菜篮子商贸有限公司退休，目前每月享受退休待遇4800多元，上诉人却仍然主张自己是没有经“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录用”的临时工。在案证据显示：1963年，上诉人20岁时即离开前高桥村入伍当兵，1966年退役后被政府安排至洪家食品站工作，因文革派性干扰等原因一直未办妥转正手续。1985年工作关系转入椒江食品公司时是一名计划内临时工。1987年，椒江食品公司为其申请转正，目前其人事档案中没有批复文件等留档。但是，没有留存批复文件，不代表上诉人就一直没有转正。根据上诉人办理退休时的审批表可知，上诉人的连续工龄自1963年3月入伍时起算，直至2003年退休，期间没有中断地计算了40年10个月。其中，视同缴费年限的时长为30年10个月。而根据原浙江省内务局浙内劳（77）35号文件的规定，计划内临时工只有在经组织推荐、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被本单位招收为固定工后，其临时工期间的工作年限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由此可见，既然上诉人已享受了30年10个月的视同缴费年限待遇，说明县以上劳动部门已将其转正，其已实质取得国企职工的身份。这也正是上诉人无法从椒江区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局取得非国企职工身份证明的原因。因此，上诉人不具有社员股东资格。3、杨普春家庭户持有的《土地承包权证》不能作为其享有社员股东资格的凭证。土地承包到户，股份合作制的股权确权到人。因此，家庭户持有土地承包权证，并不代表该户中的每个个人都具有合作社的股东资格，否则没有必要另行向股东发放股权证。更何况，早在2002年时前高桥村的承包地就已被征收并出让给星星集团，相应的土地收益也已分配给各个持证的家庭户。因此，上诉人家庭户所持的土地承包权证已经失效，对应的承包地也不存在，与本案诉争的“上诉人的合作社股东资格”更是没有任何关联性。“合作社的股东资格”，依法属于社员自治事项，应当以经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现行有效的《股改方案》为依据，而不能以已失效的土地承包权证为依据。4、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合法、有效。由于上诉人对其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身份持有异议，坚称自己是临时工。故此，为彻底厘清杨普春的身份问题，依照《股改方案》第四条第（三）款第9点规定：“其他有关特殊人员是否享受股权，参照《指导意见》交社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大会经投票，根据计票结果依法作出决议，确认杨普春不具有合作社股东资格，其持有的股权证自始无效，已被追缴作废。综上，前高桥村的《股改方案》合法、有效，上诉人杨普春不具有社员股东身份资格。二、本案诉争事项为村集体自治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本案表面上是一个给付之诉，实际上是一个确认之诉，上诉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求法院确认他的合作社股东资格，双方争议的本质是“上诉人的社员股东资格问题”。但社员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依法属于村集体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普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系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村民，持有前高桥村合作社股权证。原告曾系台州菜篮子商贸有限公司非在编正式录用职工（临时工），现已退休。被告扣发原告2018年股权分红款4000元以及2019年高龄补贴1200元。另外，被告以原告是非农业人员按照每基分20元，共52基分向原告发放2018年口粮款1040元，但原告系农业户口，应按每基分40元标准发放口粮款，现被告扣发了原告2018年口粮款1040元。故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口粮款1040元、股权分红款4000元以及2019年高龄补贴1200元。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及2019年的口粮款共计2080元、股权分红款共计8000元，2019年及2020年1-6月的高龄补助金共计1800元，2019年老年人中秋节过节费100元、重阳节过节费300元，上述款项合计122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落户在台州市椒江区××村，于1966年9月退伍，于2003年12月在台州菜篮子商贸有限公司退休。2000年6月10日，原告取得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2015年5月8日，经被告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同月12日，洪家街道办事处作出同意《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的批复。2018年9月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股权证。2019年1月18日，前高桥村村民委员会对村民口粮款、高龄补助金发放作出决议，“村在册人员每基分40元，非农业人员每基分20元，高龄村民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每月发补助金100元。”之外，65周岁以上村民按52基分计算。2020年4月30日，被告召开了临时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原告属不应享受人口股对象，不具有本社股东资格，不能领取本社股东分红款及其他股东福利；原告持有的股权证自始无效，应予以追缴作废。”经查，被告向原告发放了2018年、2019年口粮款各1040元，对2019年度、2020年1-6月的高龄补助金以及2019年老年人中秋节过节费、重阳节过节费未予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对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等事项，可经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2015年5月8日通过的《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2019年1月18日通过的年终分配大会决议系该村对村民集体所有财产自主管理和分配的体现，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原告的诉请包含基于村民身份发放的口粮款、高龄补助金、老年人过节费以及基于合作社股东身份发放的股权分红款。关于口粮款、高龄补助金的发放问题，年终分配大会决议：村在册人员每基分40元，非农业人员每基分20元，高龄村民男60周岁以上每月发补助金100元。上述决议是对口粮款、高龄补助金发放作出的特别约定，其性质属于村规民约。现原告对于被告按照“非农业人员”标准发放口粮款存在异议，那么，如何界定“非农业人员”呢？浙江省现已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户口登记不再标注户口性质。在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之前，原告户口性质标注为农业户口，更何况原告已取得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可见，原告不属于“非农业人员”。被告按非农业人员每基分20元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口粮款依据不足，应向其补足口粮款2080元［其中2018年、2019年各1040元（20＊52）］。同时，被告根据上述决议，还应向原告发放高龄补助金1800元［其中2019年为1200元（100＊12），2020年1-6月为600元（100＊6）］。关于老年人过节费的发放问题，原告系前高桥村老年人，符合过节费的发放条件，被告应向原告发放2019年老年人中秋节过节费100元、重阳节过节费300元。上述应发款项合计4280元。关于股权分红款的问题，应以享有被告的人口股为前提，现被告召开了临时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原告的股权证自始无效，原告已不属于人口股享受主体，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予股权分红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被告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临时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范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被告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杨普春人民币4280元；二、驳回原告杨普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元（已减半），由原告杨普春负担35元，由被告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19元。 二审期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上诉人杨普春是否有权请求分配股权分红款8000元。杨普春是否有权请求分配股权分红款，关键在于杨普春是否具有前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股东资格，即前高桥村合作社制定的《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的效力问题。由于《前高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草案）》系前高桥村合作社根据本村实际情况，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分配方案，该具体分配方案，属村民自治范畴。而杨普春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审查决定，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普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张妙君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张 跃 ?*ArabicDash?-14-?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