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昀华，男，198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慧，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治凡，男，198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平，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斌，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昕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申滨南路1058号6层705室。法定代表人：韩佳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布雷汉姆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120弄6号3层F353b号商铺。法定代表人：杨昀华，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刘晓勇，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杨昀华因与被上诉人程治凡、原审第三人上海昕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延公司）、上海布雷汉姆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雷汉姆公司）、刘晓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7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昀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程治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包括股权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的谈判参与人、文本的出具人、公章的加盖人等程治凡所主张的双方间存在股权转让意向的相关事实未能进行详尽调查，同时一审法院亦忽略昕延公司的所有意思表示均源于刘晓勇和韩佳余的重要事实，导致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从而得出不能确定股权出让方的结论。即使依据一审法院的认定，由此导致举证不能的后果理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程治凡承担。二、既然一审法院得出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出让人的结论，那么应当同时得出无法确定返还意向金责任主体的结论，一审法院判令杨昀华返还意向金的结论与其所认定的事实显然存在自相矛盾。根据意向书的约定，杨昀华的账户仅是昕延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昕延公司在意向书末尾对杨昀华的账户单独盖章确定，是其对指定收款账户以及对指定账户所收款项具有控制权的确认。杨昀华账户收到意向金后，第一时间将意向金支付至昕延公司账户，故昕延公司才是实际收款人，一审法院判令杨昀华返还意向金所依据的事实和结论均是错误的。三、昕延公司既然作为意向书列明的乙方，并在意向书上盖章确认，表明其愿意承担关于意向书的合同上的和后合同的相应义务，至于昕延公司是否有能力履行股权转让之义务，并非本案所考察的范围。程治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同意将昕延公司作为意向书乙方，接受昕延公司的指定，并向昕延公司指定账户支付意向金，表明其愿意接受因该签署和指示带来的一切法律事实和后果。因此，不管股权转让的主体是谁，程治凡均应为其对昕延公司的信赖承担任何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而不能将其归咎于杨昀华。一审法院作出“昕延公司客观上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出让方”的认定并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即使如此，昕延公司在客观上有无能力履行股权转让应在所不论，该事实是违约责任应解决的问题，但并不能否认昕延公司作为合约的主体。程治凡辩称，不同意杨昀华的上诉请求。从法律关系来看，杨昀华同时持有昕延公司与布雷汉姆公司的股权，故程治凡只能从杨昀华处受让股权。从股权转让款的受益人来看，杨昀华确认收到程治凡向其个人账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杨昀华称其将该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昕延公司与事实不符，由于杨昀华与昕延公司间存在大量的借贷往来，故杨昀华的转账行为与本案无关。在程治凡与杨昀华协商确认终止投资后，程治凡曾要求杨昀华退还款项并出具借条，杨昀华当时确认没有问题，并表示退款是从杨昀华的账户退至程治凡账户。故杨昀华是股权的实际转让人及受益人。无论杨昀华与刘晓勇之间是何关系，即便如杨昀华所称实际转让人为刘晓勇，但杨昀华作为显名股东，再结合杨昀华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可以认定杨昀华才是股权转让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昕延公司述称，认可程治凡的答辩意见。签订意向书当时没有律师在场，作为没有法律意识的人，昕延公司只是认为转让的是公司的股权就需要公司来盖章确认，只是作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在意向书中签字，且其也未收到款项，故其并非股权转让的主体。布雷汉姆公司与刘晓勇均未作答辩。程治凡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要求确认程治凡、杨昀华签订的意向书解除；2.杨昀华向程治凡退还股权转让意向金50万元；3.杨昀华向程治凡支付意向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杨昀华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昕延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韩佳余。2017年4月26日，韩佳余、刘晓勇与杨昀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刘晓勇委托韩佳余持有昕延公司84%股权，首次向杨昀华转让15%股权。2017年8月30日，韩佳余与杨昀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杨昀华转让昕延公司10%股权。杨昀华确认上述转让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布雷汉姆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昀华，杨昀华与韩佳余均为股东。一审审理中，程治凡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0日的意向书，载明甲方为程治凡，乙方为昕延公司，约定甲方有意购买乙方部分股权，乙方有意出让，达成框架意向：甲方以每股40万元的价格购买昕延公司4.5%的股份，小计180万元整；以每股30万元的价格购买布雷汉姆公司4%的股份，小计120万元整。总价300万元整。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本意向协议书签署后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意向金50万元，于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50万元；于2017年12月15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00万元。甲方支付完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后，乙方配合甲方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意向书签署后，本协议各方应按照本意向书确定的条款积极努力磋商，尽快签署包含实质性合作条件和具体商业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本意向构成本协议双方应遵守的在完成股权转让前的义务，如有违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构成各方对完成股权转让的强制性约定，若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则从其约定。意向书尾部甲方处由程治凡签字，乙方处由杨昀华、刘晓勇签名，昕延公司盖章，下部手写有：意向金打入杨昀华招商银行新客站支行账号，并加盖昕延公司公章。2017年10月12日，程治凡向意向书约定的杨昀华账户转账50万元，杨昀华于次日转账至昕延公司账户。程治凡分别在2017年12月与杨昀华，在2018年3月与杨昀华及刘晓勇，就退还意向金事宜通过微信聊天协商，2018年4月24日与杨昀华就退还意向金事宜通过电话协商，均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争议之一是意向书是否可确认解除，程治凡在诉讼中已明确要求确认解除意向书，杨昀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从意向书约定条款内容来看，明确约定本协议各方应按照本意向书确定的条款积极努力磋商，尽快签署包含实质性合作条件和具体商业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本意向构成本协议双方应遵守的在完成股权转让前的义务，如有违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构成各方对完成股权转让的强制性约定，若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则从其约定。故意向书为程治凡与相对方就股权转让订立合同的预约行为，鉴于程治凡仅支付了意向书约定的意向金，并未完成订立及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故程治凡可主张对意向书依法确认解除。杨昀华认为其并非股权转让出让方，意向书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时限，不同意程治凡确认解除意向书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性质，程治凡可依法主张恢复原状，本案争议之二在于杨昀华是否应向程治凡返还意向金。程治凡主张，意向书签署时杨昀华实际同时持有昕延公司及布雷汉姆公司的股权，故程治凡系向杨昀华受让意向书约定的股权，并向杨昀华支付意向金，后也实际向杨昀华催讨；杨昀华辩称，意向书形式上是程治凡和昕延公司签署，但结合意向书约定的公司治理内容，昕延公司及布雷汉姆公司实际股权持有情况，杨昀华收到50万元后即转入昕延公司，程治凡实际向刘晓勇主张返还意向金等事实，可以认定意向书实际股权转让方为昕延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晓勇；昕延公司表示同意程治凡意见，程治凡系通过杨昀华介绍才了解刘晓勇的情况，合同履行中程治凡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杨昀华，双方实际已履行股权转让行为；布雷汉姆公司表示，意向书签订时公司尚未成立，杨昀华作为成立后确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表示同意转让布雷汉姆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程治凡提供的意向书首部记载的乙方为昕延公司，但昕延公司客观上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出让方，意向书亦未就可行的股权出让方进行明确约定。现本案当事人就在意向书上签字的杨昀华以及刘晓勇谁为实际股权出让方争执不一，根据程治凡、杨昀华提供的程治凡向杨昀华及刘晓勇主张返还意向金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内容，一审法院也无法确认三方就上述股权转让及返还意向金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根据意向书约定及现有证据不能明确确定具体股权出让方，可以视为程治凡与意向书签名盖章方仅就程治凡受让昕延公司、布雷汉姆公司股权达成概括的意思表示，鉴于程治凡现有权解除该意向书，解除后应由意向书约定的实际收款人即杨昀华向程治凡返还意向金50万元。故杨昀华关于实际股权出让方为刘晓勇的辩解意见，不影响其在意向书解除后负有向程治凡返还意向金的义务。关于程治凡主张杨昀华支付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意向金占用利息，鉴于意向书就具体股权转让相对方约定不明确，程治凡对此自身亦有责任，故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经程治凡、杨昀华、刘晓勇签名，昕延公司盖章的2017年10月10日意向书解除；二、杨昀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程治凡意向金50万元；三、驳回程治凡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昀华负担。二审中，杨昀华提交证据如下：一、杨昀华与程治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杨昀华是程治凡与刘晓勇股权转让的中间人，程治凡受让的是刘晓勇的股权，程治凡是让杨昀华作为中间人斡旋向刘晓勇催讨返还意向金。二、杨昀华的爱人徐某与程治凡的爱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晓勇与韩佳余、杨昀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徐某与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昀华与刘晓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昀华与韩佳余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昀华与昕延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晓勇与杨昀华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刘晓勇是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杨昀华仅是中间人协调相关事宜。程治凡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微信聊天记录里可以反映程治凡在向杨昀华催讨；证据二并非二审新证据，且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昕延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由此可以看出程治凡与杨昀华已对返还50万元达成一致意见。对证据二中徐某与程治凡爱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确认，内容仅为日常谈话，未显示程治凡需要通过刘晓勇受让股权的内容；徐某与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昀华与昕延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与本案无关；其余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未显示刘晓勇为股权出让方，相反能进一步反映杨昀华是股权转让方并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布雷汉姆公司、刘晓勇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程治凡、昕延公司、布雷汉姆公司、刘晓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昀华提交的证据一，因发送微信的双方对此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结合程治凡与杨昀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摘录如下：2017年12月12日，程治凡向杨昀华发微信：老杨，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投了，一是后续资金跟不上，再者我对这块完全不懂，也没有精力，前面的50万估计你们早用了，就转成借款吧，等你开业后钱不紧还我即可。杨昀华于2017年12月13日回微信：好的，没关系。2017年12月29日，程治凡向杨昀华发微信：老杨，有空帮我那50万元补个借条，亲兄弟明算账，祝生意兴隆。杨昀华回微信：好的。2018年3月1日，程治凡给杨昀华发微信：年前提到的还款计划什么进展了？50万是投资意向金，入股事宜没有达成一致，就应该原封不动退回给我，占有不还属于资金挪做他用，不应该我来承担这个风险的。杨昀华回微信：我没太明白。2018年3月3日，程治凡给杨昀华发微信：不是说出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么？杨昀华回微信：嗯，是的，下周吧。……2018年6月15日杨昀华向程治凡发微信：现在融资也是他直接在谈，我也只能不停的催他，也不是他能控制的时间，我也没辙。我要是能吃准时间早就跟你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程治凡回微信：融资不到和还不还我的钱是两个概念，融不到就不还么？公司死了，该我的还是得还的。2018年8月25日杨昀华向程治凡发微信：老程，这件事情你还是要直接跟刘总那边确认一下，因为你的合约是跟昕延公司签的，你的投资款也是进的昕延公司，刘总和韩佳余是昕延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合同细节也是刘总跟你谈的。当然，我也会尽力协助这件事情的处理。杨昀华提交的证据二中程治凡均非该些微信聊天记录的参与人，即使该些微信真实，亦仅反映的是杨昀华与刘晓勇之间的约定，对程治凡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意向书为股权转让双方为订立正式股权转让合同而签订的预约合同，鉴于签约各方并未依照意向书约定的时间办理正式的股权转让手续，一审法院确认意向书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程治凡是否有权向杨昀华主张返还意向书项下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程治凡主张，股权转让方为杨昀华，意向书解除后杨昀华应承担返还义务。而杨昀华则认为，股权转让方实际为刘晓勇，其仅是协调程治凡与刘晓勇股权转让的中间人，故其不应承担返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一、虽然意向书的首部将程治凡列为甲方，将昕延公司列为乙方，但在合作意向及股权转让价格等条款中不仅涉及昕延公司的股权，还涉及布雷汉姆公司的股权，在意向书的乙方签字盖章栏处则有昕延公司的盖章、刘晓勇的签字及杨昀华的签字，由此亦可看出意向书中所列的乙方并不是仅指昕延公司。二、意向书的交易标的为昕延公司4.5%的股权与布雷汉姆公司4%的股权，而股权归属于股东，根据现有工商登记显示，昕延公司及布雷汉姆公司的股东均为韩佳余与杨昀华，故杨昀华所称意向书中约定股权转让的是刘晓勇的股权亦缺乏事实依据。三、从杨昀华与程治凡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在各方当事人同意解除意向书的初期，程治凡向杨昀华催讨返还50万元，杨昀华均未提异议，在程治凡多次催讨未获还款时，杨昀华才提出款项是进昕延公司的，其仅为协调者，但杨昀华的该陈述并未得到昕延公司的认可。因此，本院认为，杨昀华作为意向书的签约主体，并收取程治凡据此支付的50万元，在意向书解除后，程治凡诉请要求杨昀华返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杨昀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杨昀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