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纪爱忠，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林，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奇，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安县宝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林泉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6MA35XJ9F9E。法定代表人:张绪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筝，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家友,男,197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家明，男，197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颢，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循淼,男,196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颢，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彭新辉,男,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荣，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纪爱忠与被上诉人德安县宝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宝山公司）、刘家友、刘家明、胡循淼、彭新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纪爱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林、徐奇，被上诉人宝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筝，被上诉人刘家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被上诉人刘家明、胡循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胡颢，被上诉人彭新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纪爱忠的上诉请求为：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确认上诉人纪爱忠在宝山公司处持有68.9073%的股权；三、判令被上诉人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的股权向上诉人纪爱忠返还68.9073%并立即办理工商登记；四、确认上诉人在宝山公司处平等享有股东权利。事实及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彭新辉无权处分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凤凰桥公司）100%的股权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得知，凤凰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上诉人纪爱忠占股87.78%，被上诉人彭新辉占股12.22%，由于上诉人定居珠海不便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故由被上诉人彭新辉担任凤凰桥公司法人。2017年3月因政府要求凤凰桥公司与案外人宝山采石场进行合并，故被上诉人彭新辉在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与案外人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整合协议》，又由于两家公司整合后只能颁发一个采矿权证，故必须将两家公司采矿权证收回颁发新证，且采矿权证的持证人必须为企业法人，故要求将两家公司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并成立新的公司作为采矿权证持证人，因此成立了宝山公司。按照《整合协议》的约定，成立宝山公司时应登记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为法人股东，鉴于公司需要注销应将股东记名于纪爱忠、彭新辉及张绪林，但2017年4月18日两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不知情的前提下秘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彭新辉虽为凤凰桥公司法人，在未取得上诉人授权或形成股东会决议时，以12.22%的股权份额将凤凰桥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应为无权处分，属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在得知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已明确向两被上诉人告知其不知情更不同意股转行为，故被上诉人彭新辉无权处分凤凰桥公司100%的股权。二、被上诉人刘家友不构成善意取得两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彭新辉以2121万元的价格将凤凰桥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刘家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为签订《整合协议》之后。因凤凰桥公司在与宝山采石场整合前可采矿藏总量为112.12万吨，其对应的价值为2041万元，而在整合协议签订之后新增划定矿区可采总量共计796万吨，其中凤凰桥公司占比78.5%，故凤凰桥公司因整合行为其价值得到数倍增值，而此时刘家友仅以2041万元的转让款受让股权不属于支付合理对价。同时，根据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刘家友明知被上诉人彭新辉仅为凤凰桥公司12.22%的股东，在未审查被上诉人彭新辉是否有权转让100%股权的前提下，放任被上诉人彭新辉肆意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但被上诉人刘家友为规避风险，通过协议约定将上诉人损失转嫁于被上诉人彭新辉承担。上述原因在于两被上诉人担心股转一事若被上诉人得知则双方无法完成交易，故双方恶意串通，以低于市场几倍价值的价格转让股权，达到其双方共赢的目的，其中被上诉人彭新辉以原始出资220万元最终得到2041万元，被上诉人刘家友以2041万元得到数倍价值的凤凰桥公司，而上诉人仅能从被上诉人彭新辉得到的2041万元中主张权利。故被上诉人刘家友在未支付合理对价，且存在重大过失的前提下取得凤凰桥公司100%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三、被上诉人彭新辉与上诉人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在整合之时，上诉人得知该行为系政府行为，且整合后政府将新增矿区548.49万吨可采矿石，对凤凰桥公司系增值行为，故全力支持该整合行为并同意清算注销凤凰桥公司，但对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完全不知情更不同意。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上诉人彭新辉既无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也无凤凰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甚至连伪造的材料都不具备，被上诉人刘家友明知被上诉人彭新辉没有完备材料，且被上诉人彭新辉仅占凤凰桥公司12.22%的股权，从未误认为被上诉人有权处分凤凰桥公司100%股权，而是明知被上诉人彭新辉无权处分全部资产，又为规避自身风险才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被上诉人彭新辉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为实现各自不道德的目的，恶意串通，合谋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被上诉人刘家友自始至终从未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构成表见代理，事实上连表见行为都不存在，原审法院未根据诉辩双方意见作出判决，而是主动适用法律，有故意偏袒两被上诉人之嫌疑。庭审时上诉人纪爱忠补充认为：1.一审判决认定刘家明、胡循淼取得宝山公司股权属于严重违法。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认定刘家友受让纪爱忠持有的凤凰桥公司股权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没有事实依据，而且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要求纪爱忠向刘家友、彭新辉主张赔偿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认定彭新辉与刘家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既然法院已经认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那么各股东的持有比例应回到转让前的状态，纪爱忠仍然持有原公司87.78%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纪爱忠也没有权利向彭新辉、刘家友主张赔偿权利。针对上诉人纪爱忠的上诉，被上诉人宝山公司答辩意见为：一、被答辩人要求确认其在宝山公司的股东身份没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相关解释所规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资格纠纷的裁判规则：“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本案中被答辩人主张其系宝山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应举证其出资或依法继受股权的事实证据。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宝山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三人，宝山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未显示被答辩人曾向宝山公司缴纳出资，同时根据宝山公司的历次股东会决议，并未显示被答辩人曾继受公司股权，更从未确认彭新辉的股权与被答辩人存在关联。因此，从宝山公司设立和股权变更角度出发，被答辩人并不具备任何能够确认其股东身份的条件。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被答辩人主张诉请的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虽判定“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于2017年4月1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纪爱忠在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无效”，但该判项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依法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或通过继受方式取得公司股权，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被答辩人已经具备宝山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三、刘家明、胡循淼通过股权转让继受取得股权，符合善意取得条件，被答辩人要求刘家明、胡循淼返还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刘家明、胡循淼已从刘家友处受让取得股权，支付了合理对价，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且登记成为宝山公司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二人系善意取得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法理正确。被答辩人所提上诉事由均系重复其在（2019）赣民终371号判决中的内容，与本案一审判决内容无关。综上，被答辩人虽上诉请求刘家明、胡循淼返还股权、确认其在宝山公司的股东资格，但并未提出与上诉请求相对应的上诉理由，未对一审判决内容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纪爱忠的上诉，被上诉人刘家友答辩意见为：一、答辩人刘家友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彭新辉有权利处分宝山公司的股权及凤凰桥公司的资产首先，答辩人刘家友受让的是宝山公司的股权，被上诉人彭新辉出让的也是宝山公司的股权，彭新辉自始至终从未处置凤凰桥公司的股权。尽管《整合协议》中曾约定是将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两家企业整合为一家新公司对外经营，但即便按协议整合，这也不表示上诉人个人就成为了新公司的股东。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政府是要求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必须先行注销，而凤凰桥公司由于债务问题至今仍未实际注销，上诉人现在仍是凤凰桥公司的股东，即便凤凰桥公司实际注销，这也不表示上诉人必然会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进而在新公司中占有股份，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对等关系。正因为如此，宝山公司在注册成立时，仅有张绪林、彭新辉、刘家友三位股东，而答辩人也是受让彭新辉的股权后才成为了当时宝山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上诉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也只能向彭新辉主张损害赔偿。其次，从时间先后顺序来分析，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后再出让给答辩人的具体流程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先成立宝山公司；2.分别将凤凰桥公司和宝山采石场的资产转移至宝山公司名下；3.再将宝山公司的股权作价转让给刘家友。尽管在实际办理过程中，以上三个步骤合而为一，但不影响凤凰桥公司是先将自己名下的资产转移至宝山公司名下，进而再将宝山公司名下股权转让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那么，倘若没有上述步骤中的第2个步骤，刘家友、彭新辉及案外人张绪林共同成立一家新的企业，然后三位股东之间无论如何相互转让股权，对上诉人纪爱忠的权益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更不会影响股东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关键就看彭新辉将凤凰桥公司名下的资产转移至宝山公司名下这一行为是否有效？答辩人认为这一行为完全合法有效，其理由是：1.彭新辉系凤凰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处置公司名下资产是其法定职权；2.凤凰桥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管理、公司事务及公司在整合过程中所有重大事项，条款约定、协议签字均是彭新辉一人代表凤凰桥公司进行全权处理；3.在宝山公司注册成立后，纪爱忠书面同意解散凤凰桥公司，并交由彭新辉一人办理凤凰桥公司注销及清算手续。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不可能对凤凰桥公司名下资产及自己所占凤凰桥公司股份的去向不理会和放任不管；4.纪爱忠与彭新辉系表亲这一特殊亲戚关系。以上种种行为及表现，足以让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1.彭新辉作为凤凰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凤凰桥公司处置公司名下的公司股份及资产，其上述处分行为属于职务行为；2.足以让相对或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彭新辉有权代理凤凰桥公司另一股东纪爱忠全权处理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资产以及公司整合等所有事项。二、答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已超过上诉人认可的价格，并远远超过股权实际价值，根本不存在低价转让之说首先，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整合协议》中明确约定：新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60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的企业资产总值作价2041万元，宝山采石场的企业资产总值作价559万元。虽然上诉人没有在该份协议上签字，但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彭新辉已告知协议内容并认可该份协议。相比较刘家友、彭新辉及案外人张绪林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新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为2680万元，其中彭新辉代表的凤凰桥公司股权转让对价是2121万元，高出整合协议中约定的凤凰桥公司资产价值80万元，张绪林代表的宝山采石场股权转让对价为559万元，与整合协议中约定的宝山采石场资产价值完全一致。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是建立在上诉人纪爱忠认可的整合协议中约定新公司资产总价的基础上，经过多轮磋商谈判后，三方最终确认的价格。实际出价反而高出整合协议中约定总价80万元，根本不存在低价转让之说。其次，答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远远高于当时的市场评估价。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凤凰桥公司名下划定的矿区可采储量为112.12万吨，评估价值为110.77万元，在宝山公司总划定矿区范围中占比14.09%；宝山采石场名下划定的矿区可采储量为135.3万吨，评估价值为133.77万元，在宝山公司总划定矿区范围中占比17.01%,二者合计总评估价为244.54万元，远远低于答辩人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2680万元，该成交价格对于出让方是非常划算和满意的。而且，宝山公司整合后新增加划定的矿区可采储量为548.49万吨，评估价值为541.91万元，在宝山公司总划定矿区范围中占比68.91%，即该新增矿区开采量及评估价值均占据了宝山公司总矿产量796万吨及评估价值786.45万元的近三分之二。且该新增矿区是不包含在该2680万元转让款之中，而是由答辩人另行向相关政府部门缴纳697万元矿产资源费才依法取得。三、上诉人妄想通过诉讼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严重侵害答辩人及宝山公司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如前所述，自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彭新辉入股凤凰桥公司以来，凤凰桥公司所有的大小事务均由彭新辉一人处理，即便是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这样的大事，尽管《整合协议》中明确要求公司所有股东签名后才生效，但也是仅有彭新辉一人签名，而上诉人事后表示予以认可；同时在宝山公司注册成立后，凤凰桥公司办理注销手续时，上诉人亦书面同意彭新辉一人作为代表办理凤凰桥公司注销所有事宜。因此，宝山公司无论是成立以前还是成立以后，凤凰桥公司所有事务都是由彭新辉一人代表凤凰桥公司全权处理，同时均得到了上诉人事先授权或事后认可，且上诉人从未表示过异议，唯独在答辩人将所有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彭新辉后、且在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后，上诉人才提出其对彭新辉转让股权给答辩人一事完全不知情，上诉人妄想通过这种明知却佯装不知、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达到非法攫取他人苦心经营胜利成果的险恶目的。四、在多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纪爱忠与被上诉人彭新辉聘请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且具有师徒关系的两位律师分别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更突显了上诉人与彭新辉恶意串通欲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险恶用心倘若果真如上诉人所说，其对彭新辉将股权转让给答辩人一事确实不知情，是彭新辉私自转让且将全部股权转让款独吞，那么上诉人不可能会再次信任彭新辉或者彭新辉聘请的律师，而上诉人又怎么可能会聘请与彭新辉聘请的法律顾问是同一律师事务所、且具有师徒关系的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显然，两人是恶意串通欲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非法攫取他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针对上诉人纪爱忠的上诉，被上诉人刘家明、胡循淼答辩意见：一、被答辩人称“彭新辉无权处分凤凰桥公司100%股权”与事实不符。从工商登记情况看，凤凰桥公司股权至今未发生任何变化。宝山公司的股权与凤凰桥公司股权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凤凰桥公司的股权并未被处分转让，彭新辉并未处分过凤凰桥公司股权，且其是否无权处分与答辩人取得宝山公司股权无关，不影响答辩人善意取得股权。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中彭新辉从未处分凤凰桥公司的100%的股权，而是在凤凰桥公司清算过程中将该公司资产和矿权处理注入到宝山公司，并以个人名义持有宝山公司股权，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处分凤凰桥公司股权这一事实；至于彭新辉、刘家友与第三人张绪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标的是指彭新辉和张绪林所持有的宝山公司100%的股权，该股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凤凰桥公司的股权。本案从始至终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被答辩人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刘家友、彭新辉、张绪林均为宝山公司的登记股东，答辩人依据民事外观主义即工商登记现状进行股权交易并无过错，答辩人与被上诉人刘家友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按协议履行，付清了股权转让价款，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取得了股权。彭新辉有无处理凤凰桥公司100%股权的权利，与答辩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相关联。二、刘家友不构成善意取得不能当然推定刘家明、胡循淼不构成善意取得。从一审判决可知，一审已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家友不构成善意取得。原审法院正是在认定刘家友不属于善意取得的前提下，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定答辩人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属于善意取得宝山公司股权。因此，被答辩人以刘家友不构成善意取得为由提出上诉，却并未针对一审判决内容，指出一审判决有何不当。三、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彭新辉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表见代理关系，亦未主动适用该相关法律，该项上诉理由与一审判决无关。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从未就被上诉人彭新辉与被答辩人之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系进行过举证质证或法庭辩论，即从未讨论二者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更不存在依据该认定作出判决的事实。事实上，关于双方是否存在表见代理的争议，是（2018）赣04民初200号一审民事判决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二审判决案件中争议的焦点问题。由于（2019）赣民终371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一审判决中不再就该表见代理问题产生争议。因此，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再提及表见代理问题已无意义。至于法律适用方面，原审判决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依法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定答辩人符合善意取得，是严格正确地适用法律，而绝非上诉人所称的“主动适用法律”，偏袒答辩人。针对上诉人纪爱忠的上诉，被上诉人彭新辉的代理人陈述，不发表意见。仅说明一点，在律师行业里面没有所谓师徒之称，当初徐律师在实习时挂我为老师，只是必要程序。德安县就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同一个案件下，双方都请了一个所的律师，那也不能认定双方串通。纪爱忠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1.确认纪爱忠在宝山公司处持有68.9073%的股权；2.判令第三人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的股权向纪爱忠返还68.9073%并立即办理工商登记；3.依法确认纪爱忠在宝山公司平等享有股东权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18日，纪爱忠与彭新辉共同设立凤凰桥公司，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其中纪爱忠投资1580万元，占87.78%，彭新辉投资220万元，占12.22%。因纪爱忠长住珠海，不便参与公司日常事务，故该公司由彭新辉担任法定代表人，保管公司公章并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及对外事务，公司自2013年上半年开始处于停产歇业状态。后德安县人民政府根据《江西省安监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德安县境内矿产资源进行整合。2016年11月14日德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德安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发出德安监字（2016）65号《关于德安县凤凰桥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和德安县林泉乡宝山采石场整合整治的方案》，提出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要求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为一家企业，在依法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后，重新进行采矿等生产经营活动。凤凰桥公司和宝山采石场在收到文件后，于2017年3月13日订立《采石场整合协议书》，约定：两家企业整合成立新的宝山公司，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总值作价为2041万元，占宝山公司股权的78.5%，宝山采石场的资产总值作价为559万元，占宝山公司股权的21.5%，彭新辉任公司董事长；整合前各自的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担；整合后，统一经营管理，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等手续；经各方企业全体股东签名后生效及其他相关内容。彭新辉和张绪林均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企业公章。纪爱忠未签字，但其在事后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2017年4月18日彭新辉以凤凰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张绪林以宝山采石场股东身份与刘家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彭新辉、张绪林将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整合的新公司，名称暂定为江西锦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新公司成立后，彭新辉、张绪林将其拥有的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家友，刘家友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0%后，彭新辉、张绪林全权委托刘家友办理新公司成立的相关事项并提供企业所有资料，新公司的证照办理、变更手续及新增矿产资源的价款等一切费用由刘家友承担。彭新辉、张绪林在签订本协议时，需向刘家友移交凤凰桥公司和宝山采石场的资产，并制作财产移交单。新公司成立后，由刘家友负责保管公司相关证照及印章，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转让标的为彭新辉、张绪林合法持有的新公司股权（以工商登记为准），彭新辉、张绪林将其合法持有新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刘家友；纪爱忠系原凤凰桥公司股东，因其原因导致股权转让不能按合同节点进行，而张绪林又完成其名下股权转让的，则由彭新辉对纪爱忠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彭新辉、张绪林作为新公司的股东并持有100%的股权，应积极配合刘家友办理采矿证法人变更手续；股权转让价格为2680万元。其中凤凰桥公司为2121万元，宝山采石场为559万元，刘家友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总价款的20%，新公司成立后3日内，变更20%的股权至刘家友名下。协议签订后三个半月内支付总价款的40%，彭新辉、张绪林在三日内变更40%的股权至刘家友名下，剩余40%转让款在2017年11月18日前付清，该款项付清后3日内彭新辉、张绪林将40%股权变更至刘家友名下，协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相关内容。彭新辉、张绪林及刘家友在协议上签字并按捺手印。后彭新辉、张绪林分别将凤凰桥公司及宝山采石场的资产及公司文件、材料移交给了刘家友，并制作移交清单。2017年4月21日，刘家友向彭新辉、张绪林支付了20%的股权转让款，其中向彭新辉支付了424.2万元。在注册成立新公司时，因之前《采石厂整合协议书》约定的公司名称为宝山公司，且已作了预报备，《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公司名称未能通过，新公司登记注册为宝山公司。2017年5月3日，登记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为宝山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彭新辉1256万元，占62.8%，张绪林344万元，占17.2%，刘家友400万元，占20%。刘家友受彭新辉、张绪林的委托，办理了宝山公司注册登记的相关手续。2017年6月1日凤凰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凤凰桥公司，并成立以彭新辉为组长，纪爱忠为成员的清算组。2017年11月16日，凤凰桥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通过公司清算报告，同意公司注销。2017年11月20日凤凰桥公司向德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递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凤凰桥公司，但因凤凰桥公司还有其他债务未清偿，该申请仅被同意注销备案，凤凰桥公司未能注销。以上决定公司清算及股东会决议等，纪爱忠均参与并签字。宝山采石场在2017年8月2日完成注销程序，企业已被注销。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11月24日止，刘家友陆续向彭新辉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986.47万元，向张绪林付清了股权转让款559万元。2017年8月10日，刘家友与刘家明、胡循淼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家友将宝山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刘家明、胡循淼，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200万元。刘家明、胡循淼应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二个月内支付850万元，股权完全变更登记至刘家明、胡循淼名下后六个月内付清股权转让价款，刘家友对其拟转让给刘家明、胡循淼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刘家友虽工商登记中仅持有20%股权，其余股权登记在彭新辉、张绪林名下，但刘家友保证彭新辉、张绪林按刘家明、胡循淼要求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7年10月9日，宝山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刘家明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刘家友、彭新辉、张绪林在宝山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之一，刘家友不再是该公司股东。2017年11月1日宝山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新辉出资628万元，占31.4%。张绪林出资172万元，占8.6%。刘家明出资1200万元，占60%。2018年1月8日宝山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胡循淼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宝山公司股份，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张绪林不再是该公司股东。2018年1月19日宝山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新辉出资120万元，占6%、胡循淼出资380万元，占19%，刘家明出资1500万元，占75%。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止，刘家明、胡循淼陆续向刘家友支付了宝山公司股权转让款共计3200万元。宝山公司成立后，刘家友、刘家明、胡循淼投入了大量资金，支付新增矿产资源价款、购买生产设备、修建厂房等。2018年1月宝山公司取得矿区采矿许可证。凤凰桥公司与宝山采石场均为采石企业法人，必须有采矿许可证方可对矿山进行开采。两家企业如不整合成立达到生产安全标准和相应开采规模的新公司，两家企业均面临关停。故在两家企业整合过程中，原企业采矿许可证均已被德安县矿产资源管理局收回。两家企业整合达标后，新公司需重新办理采矿许可证。新公司即宝山公司取得的矿产范围由三部分组成：1.原凤凰桥公司名下的可开采112.12万吨的矿区，占总矿区的14.09%。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10.77万元；2.原宝山采石场名下的可开采135.39万吨的矿区，占总矿区的17.01%，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33.77万元；3.政府为整合两企业新增的可开采548.49万吨的新矿区，占总矿区的68.91%，对应的采矿权评估价值为541.91万元。以上矿产可采总储量为796万吨，对应采矿权评估价值为786.45万元。（以上数据来源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的《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宝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纪爱忠与彭新辉为表亲关系，刘家友与刘家明为兄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该判决认为，刘家友受让纪爱忠持有的凤凰桥公司股权时，不仅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亦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其对《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纪爱忠股权转让部分无效，存在过错责任，刘家友应当向纪爱忠返还凤凰桥公司在宝山公司中纪爱忠所持有的股权。由于宝山公司现经登记持股的情况是刘家明75%、胡循淼19%、彭新辉6%，刘家友在宝山公司中已不持有股权，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家明、胡循淼在宝山公司中持有的股权是否为善意取得？《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刘家友对于纪爱忠在凤凰桥公司、宝山公司应享有的股权利益虽然无处分权，但刘家明、胡循淼在受让宝山公司股权时，纪爱忠并不在宝山公司已经登记的股东之列，《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且刘家明、胡循淼受让宝山公司股权经过了宝山公司当时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刘家明、胡循淼也已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200万元，结合上述《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宝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及《采石场整合协议书》中注明的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总值作价为2041万元、宝山采石场的资产总值作价为559万元，该院认为刘家明、胡循淼支付的3200万元转让款价格应属合理，刘家明、胡循淼已经工商登记为宝山公司的股东。刘家明、胡循淼还向宝山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支付了新增矿产资源价款、购买了生产设备、修建厂房等。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刘家明、胡循淼取得宝山公司的股权，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应认定为善意取得，故纪爱忠要求判令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的股权向纪爱忠返还68.9073%并立即办理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纪爱忠要求确认其在宝山公司处持有68.9073%的股权及平等享有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支持。彭新辉在宝山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将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投入到宝山公司，以其个人名义持有宝山公司的股权，并将该股权全部转让给刘家友，而刘家友在明知凤凰桥公司还存在另一股东纪爱忠的情形下，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彭新辉，彭新辉至今将该款占为己有，不按相应的比例向纪爱忠支付，显然彭新辉及刘家友的行为损害了纪爱忠的相关股东利益。至于纪爱忠所受损失，纪爱忠可依法向彭新辉及刘家友另行主张赔偿。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纪爱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603元，由纪爱忠负担。上诉人纪爱忠二审提交一份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2020年6月29日的庭询笔录。证明纪爱忠本人对股权转让行为从开始到结束均不知情。刘家友本人从来没有和纪爱忠本人见过面，也没有谈过股权转让的事。宝山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为宝山公司没有参加。刘家友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刘家友确实在此之前不认识纪爱忠，也正是因为彭新辉说纪爱忠是代持股份，所有的事务都是彭新辉在处理，而且刘家友受让的是新的宝山公司的股份，其没有必要和纪爱忠接触。刘家明、胡循淼质证认为，首先该证据是过了举证期限，该庭询笔录我们当时都在场，经过审判人员同意，我们都进行了拍照复印，并非是对方所讲的是之后寄过来的。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不认可，刘家友的确没有见过纪爱忠，只是知道纪爱忠是公司股东。当时刘家友在公安机关报案说彭新辉涉嫌诈骗，公安机关问纪爱忠是否出了钱，纪爱忠的回答是当时没有出钱，之后是因为彭新辉房地产公司需要资金，在一年半后打钱给彭新辉的房地产公司，该情况在公安机关有相关笔录可以证实，我们当时是报案人，所以我们清楚这个事实。彭新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代理人在彭新辉和刘家友的转让协议谈判过程中都参与了，而且还有一个九江的律师也参与了。我也觉得奇怪，刘家友的律师没有提出要凤凰桥公司股东会决议，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宝山公司提交一份刘家明、胡循淼后续投资的《说明》。证明在入股宝山公司之后这两个股东已经履行了公司职责为公司注入资金5000多万元。上诉人纪爱忠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这是宝山公司自己加盖的印章制作的表格，内容是虚假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该证据不合法，属于单方制作，无法进行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与纪爱忠无任何关系。上诉人的要求是确认股权，对方提交的投资明细表与本案无关。刘家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刘家明、胡循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新成立的宝山公司除了矿权以外其他资产都是零，包括新的矿权都是花了600多万元进行购买的。后面的基础设施、设备和预设矿山费用都是真实的，有财务资料可以证明，宝山公司现在可以进行正常生产，需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后期投入非常大，所有的设施设备都在现场，都是刘家明、胡循淼受让股权以后出资的，加上股权转让款总价值投资是9000多万元。因为投入资金比较大，财务数据比较多，财务账本要拿来就非常难，所以我们认为该表格是与本案有关的。彭新辉质证认为，刘家友在最高人民法院庭询时自己说包括原来的固定资产房屋都是原凤凰桥公司的，之后有部分投资我们不否认。被上诉人刘家友、刘家明、胡循淼、彭新辉二审未提交证据。对上诉人纪爱忠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对宝山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质证意见及相关案件认定的事实，可以确认刘家明、胡循淼入股宝山公司后投入包括矿山开采费、基础设施等资金，但具体数额是否为5000多万元，因其未提交相应的财务凭证，暂无法确认。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一、纪爱忠要求确认其在宝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享有股东权利的诉请能否成立；二、纪爱忠提出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股权返还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请求能否成立。上诉人纪爱忠要求确认其在宝山公司处持有68.9073%的股权及平等享有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实质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根据法律规定，确认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是审查其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的记载；实质要件为签署公司出资协议书、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在诉讼涉及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作出的行为效力。本案现有证据证实，宝山公司是整合凤凰桥公司、宝山采石场两家公司资产后成立的新公司，新公司于2017年5月3日经工商登记成立。2017年4月26日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为彭新辉出资1256万元占62.8%、张绪林出资344万元占17.2%、刘家友出资400万元占20%，之后公司按此比例进行了股东注册登记。虽然上诉人纪爱忠在凤凰桥公司是占87.78%股份的股东，但新公司中并无其份额，且在新公司成立后的2017年6月1日凤凰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凤凰桥公司，并成立以彭新辉为组长、纪爱忠为成员的清算组；2017年11月16日凤凰桥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通过公司清算报告，同意公司注销，纪爱忠均参与并签字确认。凤凰桥公司注销后原股东是否进入新公司、是一人还是两人进入新公司持股，属于凤凰桥公司内部决策事项，但显然不可能再以两家公司作为新公司的股东。对凤凰桥公司资产如何处理及拟成立的新公司股权如何分配等重大事项，纪爱忠均不予参与及关注，对外均是由彭新辉代表公司全权处理。纪爱忠如认为彭新辉未如实告之相关重大事项导致其作为凤凰桥公司原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通过合法途径向彭新辉及其他有过错的人追偿。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论是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均不能证明纪爱忠具备宝山公司的股东资格，故上诉人该项诉请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判令被上诉人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的股权向纪爱忠返还68.9073%并立即办理工商登记的请求，属于股权确认之诉。对此，本院认为，本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目前系生效判决（再审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还未定论），该判决最终判项的表述为，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于2017年4月18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纪爱忠在凤凰桥公司的股权转让无效。根据法律规定，通常无效的后果是返还，本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下判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但此前的2017年8月10日刘家友与刘家明、胡循淼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刘家友将宝山公司100%股权以3200万元价格转让给刘家明、胡循淼，在该民事判决下判前宝山公司股权早已变更为彭新辉出资120万元占6%、胡循淼出资380万元占19%、刘家明出资1500万元占75%。那么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则是刘家明、胡循淼从刘家友处受让股权是否为善意取得。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故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本案宝山公司2017年5月3日成立后登记的股东为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彭新辉1256万元，占62.8%，张绪林344万元，占17.2%，刘家友400万元，占20%。刘家明、胡循淼基于公司股权登记的公示方式而产生对刘家友等人合法持有宝山公司股权之信赖，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之意旨。故本案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善意取得之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的构成要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分述如下：第一，受让人刘家明、胡循淼受让股权时为善意。对于该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物权法解释（一）》]第十五条之规定，真实权利人负有举证责任，其应当举证证明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或者对此具有重大过失，否则，即应认定受让人为善意。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采对抗主义，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是其权利的表征形式。从《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知，在股权善意取得中，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同时，在善意的判断时点上，《物权法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可见，善意的判断时点应以法律规定的完成权利变动之时为准。本案证据表明，宝山公司2017年5月3日成立时，彭新辉、张绪林、刘家友登记为宝山公司股东。本院（2019）赣民终371号民事判决下判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但之前的2017年8月10日刘家友就与刘家明、胡循淼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刘家友将宝山公司100%股权以3200万元价格转让给刘家明、胡循淼。上诉人纪爱忠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家明、胡循淼在2017年8月的股权交易时知晓刘家友从彭新辉处取得的股权非善意或存在其他重大过失行为，故应当认定刘家明、胡循淼基于对公司登记内容的信赖受让取得股权，属于对公司股权的善意取得，应当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第二，股权以合理的价款转让。对善意取得受让价格是否合理的认定，系为防止受让人以显著低价受让，而高于前手的交易价格，则常为出卖人一物再卖之动因，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受让人的恶意。本案刘家友从彭新辉、张绪林处受让股权的价格为2680万元，一审根据《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宝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及《采石场整合协议书》中注明的凤凰桥公司的资产总值作价为2041万元、宝山采石场的资产总值作价为559万元等情形，综合认定刘家明、胡循淼支付的3200万元转让款价格受让取得宝山公司股权应属合理，亦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并无不当。刘家明、胡循淼的付款时间与付款形式并不影响对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认定，故刘家明、胡循淼认为其以合理价格受让宝山公司股权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第三，需要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完成交付。本案刘家明、胡循淼从刘家友处受让取得宝山公司股权，宝山公司对此均有股东会决议予以认可。一审判决亦认定刘家明、胡循淼依法经工商登记为宝山公司股东后，还向宝山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支付了新增矿产资源价款、购买了生产设备、修建厂房等，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故刘家明、胡循淼已经法定程序登记为宝山公司的合法股东。综上，因上诉人纪爱忠无证据证明刘家明、胡循淼在受让宝山公司股权时系恶意，且刘家明、胡循淼已支付了合理对价，公司的股权也已由刘家友等人名下实际过户到刘家明、胡循淼名下，刘家明、胡循淼实际行使了对宝山公司的股东权利，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善意取得的构成条件，故应当认定刘家明、胡循淼已经合法取得了宝山公司的股权。对上诉人纪爱忠有关确认其为宝山公司股东，并判令被上诉人刘家明将其所持宝山公司的股权向纪爱忠返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2603元，由上诉人纪爱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章辉审判员  肖玉华审判员  赵建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蔡静书记员高洁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