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修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光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明，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佐君，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瑕，女，汉族，1966年1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潆文，女，汉族，1987年7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恒珲，男，汉族，1989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钦彭，男，汉族，1992年3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鲁山县。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玉，江苏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交易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曹民安于2020年6月5日死亡，曹民安的法定继承人魏瑕（妻）、曹潆文（女）、曹恒珲（长子）、曹钦彭（次子）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变更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为本案被上诉人参加诉讼。西南交易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案件关键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发回重审。遗漏关键事实：1．贵阳市商务局对西南交易中心进行现场验收，并作出同意运营的批复认定，交易规则和交易模式已经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许可，符合《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特别规定（试行）》中第9条规定的交易方式。2．原审判决遗漏了对交易当事方的认定，导致案件法律关系混乱。根据原判已认定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和贵州富通瑞银公司签订了《客户协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交易过程中已经充分履行交易平台应当尽到的风险提示义务，交易双方是贵州富通瑞银公司和被上诉人。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资金，前提是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资金，而查清上诉人是否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资金关键在于对“入金”和“出金”的认定。简单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将“入金”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入资金、将“出金”认定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入资金的认定错误。出金和入金是由被上诉人发起的，在自有指定交易账户和会员结算账户之间的流转，该种流转并不导致资金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变化。不能以出金和入金的差额认定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资金，也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作为认定交易损失的依据。2．原审判决“明显采取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认定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程序错误。在已知被上诉人交易合同相对方，且交易相对方未参与诉讼的情况下，直接对交易合同效力作出认定，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遗漏了案件必要的诉讼参与人，侵犯了贵州富通瑞银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贵州富通瑞银公司参与诉讼，实体上有利于全面查清本案事实，程序上保证了各主体的诉权。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判决以交易是否有效为基础，交易是否有效又决定于案涉交易是否构成期货交易。因此从实体上，准确适用法律明确构成期货交易的标准是实体审理的关键。上诉人认为交易参与者在确定交易价格时是否考虑到未来（交易时未发生）可能发生的影响交货时产品价格因素从而来确定其对交易合约的报价，期货区分现货交易的最根本的特征，才是真正的期货。具有某些期货交易特征，并不等于或者能得出该交易属于期货交易的结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错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直接导致最终的实体处理不当，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主体合法不能因此认定主体的行为合法。2．上诉人对于自己设立的交易平台中的交易对象并不清楚，上诉人在一审和上诉状中说交易对象是贵州富通瑞银公司，但在二审举证中又说是贵州大时代公司，从反面印证上诉人的交易平台并不是进行现货交易，又怎么能说漏掉了当事人。3．上诉人的行为已经被多个人民法院认定为是从事期货交易的违法行为，且判决已经生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民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曹民安与西南交易中心所有交易无效，判令西南交易中心返还770,093.54元及利息（以770,093.54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西南交易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西南交易中心成立于2014年1月8日，经修文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须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提供商品交易平台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市场管理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信息管理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进出口贸易；股权众筹服务；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服务；仓储；企业营销策划；管理服务；销售：煤炭、稀土、纺织品、塑料制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矿产品＜黄金除外＞、钢材、建材、金属材料、文化艺术品、收藏品；电子商务）。2015年8月20日，曹民安在西南交易中心网站进行开户，并绑定曹民安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55×××53，该建设银行账户与曹民安在西南交易中心网站的交易账号进行了一对一绑定，用于交易结算资金的出金与入金。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曹民安就“西商油”“西商沥青”等商品在西南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中进行多次的建仓与平仓，上述交易均未进行实物交割，交易模式是建仓后平仓，如果建仓是买入，平仓就是卖出，如果建仓是卖出，平仓就是买入，进行反向对冲交易，且交易都是从西南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上进行。曹民安交易时的资金，系从其建设银行卡转账至西南交易中心，利用交易账号进行买卖交易。此后，因西南交易中心自2016年6月16日起全面终止大宗商品挂牌模式，下线西商沥青、西商铜、西商银等交易产品，并发布《关于交易系统下线的公告》。曹民安便以交易软件不能正常登录，西南交易中心开展的交易方式实为期货交易，相关交易应属无效，且客户亏损资金均转入了该公司账户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该公司返还相应款项。另，2014年5月22日，贵州省商务厅黔商函（2014）59号文件显示，同意筹建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根据曹民安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开户后，自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就案涉交易分15笔转入案涉交易账户1,148,885元。同时，在该期间，西南交易中心亦通过该交易账户向曹民安转入资金共计378,791.46元。经计算，曹民安在此期间就案涉交易的损失差额为770,093.54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案涉期货交易行为的效力问题。期货交易一般有如下特征：第一，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合约订立后，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而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自己的权利义务。第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细分为集中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等交易方式。本案中，根据西南交易中心设立之时建设规划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结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之规定，该公司并无经营期货交易之资质。根据该公司交易规则及交易软件操作模式，其会员所发展的客户在下单时以建仓单形式反映，每次交易在交割单中仅对买卖方向、手数进行选择，其他交易参数包括交易品种、交易单位，最小变价单位、合约期限、履约保证金、最小交割单位、延期费率等均由交易系统事先设定；价格是在交易时由交易平台软件提供的实时报价；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且订立合约时不需要全额付款，而是通过缴纳一定比率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订立合约后并无实物交割，而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合约；同时交易实行日结算制度，明显采取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等方式进行交易。因此，案涉交易对象属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该交易名为现货交易和现货延期交易，实为非法的期货交易行为。本案中，案涉交易行为的违法性不仅在于提供交易平台的西南交易中心无期货交易资格，而且该交易行为所涉交易资金并未入市交易，实质上为封闭交易平台内的私下对冲、对赌的非法交易行为。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之规定，西南交易中心明知自己未经国家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无合法期货交易经营权，为个人客户提供实质上的期货交易等服务，其违法过错明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认定案涉的交易无效。因此，对于曹民安诉请确认双方所有交易无效，予以支持。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因西南交易中心通过非法行为，造成曹民安投入资金损失，该损失部分应由西南交易中心承担。对于具体损失金额，经查明，曹民安开户后，自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就案涉交易分15笔转入案涉交易账户1,148,885元，同时，在该期间，西南交易中心亦通过该交易账户向曹民安转入资金共计378,791.46元，经计算，曹民安在此期间就案涉交易的损失差额为770,093.54元。在此基础上，曹民安请求西南交易中心返还770,093.5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曹民安诉请由西南交易中心从起诉之日起以770,093.5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问题，因本案立案时间为2019年8月16日，酌定利息以本金770,093.5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曹民安与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所有交易行为无效；二、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曹民安770,093.54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770,093.5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曹民安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双方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4年11月14日，贵州省商务厅作出批复《关于同意贵州省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投入运营的批复》同意该交易中心投入运营，西南交易中心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营运机制，注重创新发展。严格按照现货交易规程，不得介入期货运作。诉讼中，西南交易中心未就案涉资金流向、相关交易商品库存、是否实际上进行货物交割、曹民安交易对象等提供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综合当事人的诉辩及理由，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行为如何界定；（二）案涉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三）西南交易中心是否应当返还资金。（一）关于案涉交易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上诉人西南交易中心主张本案系现货交易。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本条例所称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本条例所称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的规定。本院认为，认定案涉交易模式的标准应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本案应认定为期货交易，理由如下：首先，就目的要件而言，期货交易主要是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允许交易者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不必交割实物。现货交易其交易的标的物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且不允许采取对冲方式进行交易。本案中，西南交易中心虽主张系现货交易，但未举证证明案涉交易主要以实物交割方式进行。与之相反，曹民安通过西南交易中心的交易软件买入（建仓）、卖出（平仓）交易标的物，交易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对冲的方式发生风险盈亏，满足期货交易的目的要件。其次，就形式要件而言，其一，交易对象系标准化合约。本案中，实际上的交易标的物系命名为“西商油”“西商白银”等名称的标准化合约，交易品种、质量、数量都是交易前就确定好的，仅价格一项未经事先确定，具体价格是交易时由西南交易中心软件提供的实时报价。其二，交易特征是保证金制度。经审查，双方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交易。现货交易，若买方需要实物交割，应当支付全部价款，而期货交易，因不需实物交割，可以对冲结算，所以客户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即可交易。据此，本案满足期货交易的形式要件。综上，无论是从目的要件，还是从形式要件分析，案涉交易模式应当认定为期货交易，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对上诉人提出本案系现货交易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西南交易中心系现货交易所，未经批准开展期货业务，案涉交易行为无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本院认为，因为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在经批准的特定交易场所，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进行。上述规定虽然并未明确载明违反该规定将导致交易无效或不成立，但若将违反上述规定、未经批准在期货交易场所以外开展的期货交易行为认定为有效，极有可能扰乱期货交易秩序，引发经济金融风险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另外，西南交易中心称贵阳市商务局对西南交易中心进行现场验收，并作出同意运营的批复认定，交易规则和交易模式已经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许可，符合《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特别规定（试行）》中第9条规定的交易方式。经查，批复西南交易中心运营的系现货交易市场，且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期货交易活动。案涉交易行为无效。（三）关于西南交易中心是否应当返还资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案涉交易行为无效，曹民安主张西南交易中心返还的交易损失系交易入金与出金之间的差额，既包括西南交易中心收取的手续费、平仓费等服务费用，也包括交易产生的亏损部分，分别体现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法律后果的财产返还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具体来说，一方面，对于服务费用，西南交易中心应当返还。另一方面，对于交易亏损，本案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系西南交易中心开展非法期货交易，其应当对曹民安的交易亏损承担主要责任。但曹民安具有进行投资赚取差额利益的主观意愿，其未妥善选择合法投资平台，未进行必要的审慎操作，对交易的损失也具有一定的过错。鉴于本案无法划分服务费用与交易亏损的具体金额，本院酌定西南交易中心对曹民安的交易损失承担70%的责任，曹民安的其余损失部分由其自行承担。综上，西南交易中心应当返还出入金差额539,065.48元。另需说明的是，本案因西南交易中心非法开展期货交易而产生纠纷，案涉交易账户系开设在西南交易中心名下的保证金账户下的二级子账户，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有权向西南交易中心主张权利。因此，本案程序适用并无不当。综上，西南交易中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539,065.48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539,065.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41.18元，由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11,648.83元，由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负担4,992.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1元，由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8,050.7元，由魏瑕、曹潆文、曹恒珲、曹钦彭负担3,45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君审判员 伍席芳审判员 陈 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唐诗懿书记员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