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泰，男，1979年1月1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慧，四川十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女，198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娟，四川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徐泰因与被上诉人李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4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慧，被上诉人李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若不予发回重审，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1.本案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而非简易程序审理。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认为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也认为上诉人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可见双方就案件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案件的是非、责任存在分歧，故其不属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2.一审漏列当事人。本案中所涉仅为10万元借款一笔，但实际上有三张借款10万元的借条。一张借条上有源通大酒店办公室的印章（向伍某借款10万人民币），另一张有肖某的签名（借到曾某10万人民币用于酒店周转），第三张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10万元的欠条，并且借款利息的支付凭据也显示了本案与伍某、曾某、源通大酒店、肖某有关。并且上诉人在一审中反复申明，被上诉人转到上诉人个人银行卡中的10万元是源通大酒店为支付房租所需，上诉人只是经手人而已。一审法院不依法追加其他当事人的行为不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处理错误。1.一审仅根据上诉人补打的欠条和被上诉人转款的行为，而不顾所借款项的目的以及其他欠条上案外人的签名和印章，就认定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认定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明显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归还10万元借款本息的法律责任，判决处理结果错误。上诉人只是实际借款人源通大酒店的经手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规定，应当由源通大酒店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酒店被注销，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和股份转让协议，由肖某承担归还10万借款本息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请求。 李艳辩称，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当事人主体资格正确。答辩人将10万元转给上诉人是事实，至于该款如何使用或投资与答辩人无关。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5年11月11日答辩人将10万元转给上诉人，关于2016年11月11日和2017年10月25日案外人条子情况，都是上诉人内部和源通酒店及肖某合伙纠纷。据说，上诉人内部也在打官司，合伙人内部的事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也不清楚。答辩人只知道自己的钱借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就应该偿还。这有2019年1月补打2015年11月11日的10万元借条和转款记录，证实借款真实性及借款人就是上诉人，事实清楚明了，证据充分。上诉人认可答辩人的10万元，但要求案外人偿还，这是上诉人与案外人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李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24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泰因交纳其参与的合伙企业的房租向李艳借款，李艳于2015年11月1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徐泰支付100000.00元，在李艳出借款项后，徐泰于2016年11月11日出具了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伍某人民币拾万元正（100000.00元），利息为百分之二（每月2000.00元）。”的《借条》，徐泰在借款人处签字，在该份《借条》上加盖有源通大酒店办公室专用章；2017年4月29日，徐泰作为转让方（甲方），肖某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了主要内容为“1.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所持有的西宁源通大酒店及西宁杨记宽宽干锅店股份经评估公司评估酒店及宽宽干锅现值120万，其中甲方占3.5股全部转让给乙方；2.自2017年4月29日起徐泰不再为源通酒店持股人，自今日起酒店所持有外债与甲方徐泰无关（其中包含甲方欠信用社及车贷公司款合计25万元即日起由乙方负责偿还）；3.甲方今后一切外债与本酒店及肖某无关（其中包含甲方持股时收购张海云股份款由甲方负责偿还与酒店及肖某关）；……”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在《个人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因徐泰未收到股份转让款，徐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作出（2018）川3401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书后，徐泰不服，向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川34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肖某向徐泰支付股份转让款420000.00元；期间，肖某在2017年10月25日还出具了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曾某人民币拾万元用于源通酒店周转，利息为两分。”的《借条》；在2019年1月，徐泰向李艳出具了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李艳人民币100000.00元整（拾万元整），月利息为百分之二（每月2000.00元）。”的《借条》，但将落款时间书写为“2015年11月11日”。现李艳以徐泰未归还借款为由提起诉讼。另就本案借款所涉及的肖某、伍某、曾某，一审法院在庭审外对其进行了询问，肖某声称徐泰是找过李艳借款100000.00元来交合伙酒店的房租，曾某、伍某声称借款100000.00元实际是李艳的钱，曾某、伍某只是对李艳出借给被告徐泰的100000.00元挂名，在收到利息后又将利息支付给李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1.原告李艳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徐泰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3.本案的法律责任大小范围。 焦点1，在本案中，就李艳于2015年11月11日转账给被告徐泰用于交房租的事实，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但就李艳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存在争议，结合原告李艳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2014年11月9日至2015年10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明细（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20日），自2014年11月9日起原告李艳的账户未有一次性达到100000.00元的金额存入，所发生的与被告徐泰的100000.00元是通过原告李艳个人账户逐步累加，期间，也未有伍某、曾某存入款项进入原告李艳的账户，所以就原告李艳于2015年11月11日转款给被告徐泰的100000.00元应来源于原告李艳的私人款项。同时，结合被告徐泰在已经出具有《借条》的情况下又于2019年1月出具新的《借条》的行为，被告徐泰在2019年1月出具的《借条》中也认可2015年11月11日是向原告李艳借款；而对被告徐泰在庭审中所提及的曾某、伍某借款问题，经一审法院在庭审外对相应人员的询问，曾某、伍某均陈述借款属于原告李艳，曾某、伍某只是对原告李艳出借的款项挂名；因此，原告李艳的诉讼主体适格。 焦点2，被告徐泰辩称，所借款项是用于交纳合伙企业（源通酒店）的房租，属于合伙企业债务，依据其与肖某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合伙企业所持外债与被告无关，应由肖某负责偿还，且经过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34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也应由肖某负责偿还，与被告徐泰无关；而在本案中，对款项的最终用途不存在争议，但就原告李艳出借的款项，虽然被告徐泰于2016年11月11日出具的《借条》中加盖有“源通大酒店办公室专用章”，但该章并不是源通大酒店本身的公章，不能直接等同于源通大酒店的直接认可，且结合被告徐泰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及其庭审陈述，在原告李艳出借款项后，款项所涉及的利息直至2016年12月也不是全部直接由源通大酒店在支付，而对肖某于2017年10月25日出具的《借条》的形成过程，被告徐泰陈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肖某不认他们，向被告徐泰出具了一张条子，被告徐泰又将条子拿给原告的老公，原告的老公再去找肖某，肖某才重新出具了欠条，对肖某重新出具《借条》的整个过程行为，其本质属于债权、债务的转移行为，但该债权债务的转移不是直接基于原告李艳与源通大酒店直接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基于被告徐泰与源通大酒店（肖某）所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即：对肖某出具给被告徐泰债权凭证权利义务转移的确认，且原告李艳在肖某出具的《借条》上签字的内容为“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不是对债权债务转移确认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李艳并不是直接与被告徐泰参与的合伙企业直接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肖某所出具的《借条》也并不影响原告李艳在本案中的权利主张；对被告徐泰与肖某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因该协议并未有原告李艳的签字确认，所以被告徐泰与肖某的协议约定并不直接对原告李艳具有约束力；且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34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是处理被告徐泰基于其与肖某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所发生的股份转让款问题，在判决书中所确认的事实及判项内容也并未直接确认本案所涉及款项的责任承担问题；同时，即使本案所涉及款项属于被告徐泰声称的其所参与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在合伙企业没有负责偿还、没有法定或各方共同约定的情况下，并不能直接免除被告徐泰的法律责任；因此，被告徐泰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焦点3，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陈述没有归还过借款本金100000.00元，对利息约定为月息2%没有异议，但就利息的具体支付时间，被告徐泰在一审法院第一次询问中对原告李艳陈述的利息支付事实没有异议，因其陈述与其在庭审中的其他陈述存在矛盾，经一审法院第二次询问后，其又陈述对2016年12月之前支付的利息没有异议，对转股协议签订后不清楚，但转股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29日，与2016年12月存在时间差，且对其新的陈述中变更的内容，被告徐泰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徐泰关于利息支付情况新的陈述不予采信，对原告李艳要求被告徐泰支付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2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徐泰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李艳支付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24000.00元。案件受理费2300.00元，减半后收取计1150.00元，由被告徐泰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在履行上述义务时径直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泰提交了一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证据名称：徐泰与源通酒店的会计王艳（燕）、出纳杜倩妮的通话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1.源通酒店付过徐泰经手借款交房租的利息，徐泰退股后也是源通酒店支付的利息；2.源通酒店借来交房租的款项和支付利息都在电脑上进行了电子记账和手工做账并附有说明，而且源通酒店所有支付凭证、会计记账簿和电子记账软件都交给了源通酒店的经营者肖某。证明徐泰经手的案涉10万元借款是其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源通酒店应承担10万元借款的还本付息责任，同时有必要向肖某调取源通酒店所有的支付凭证、会计记账簿和电子记账软件，以查明源通酒店借款交房租和支付借款利息的重要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李艳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明目的由谁来偿还与李艳没有关系，我们只认把钱转给谁就问谁要。 本院认证，该组证据性质为视听资料，按照证据规定要求：1.视听资料应提供原始载体；2.视听资料不能有疑点；3.还要充分提供其他证据。据此，该光盘的来源存疑，通话录音中不能确定通话人的身份为源通酒店的会计和出纳，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1.李燕自认以下事实：案外人伍某系其姐夫，案外人曾某系其姐姐；徐泰于2016年11月11日书写借到伍某10万元的借条保留在李燕手上，徐泰于2019年1月向其补写借到李燕10万元的借条后，借到伍某10万元的借条自己已经销毁，两笔借条表明的10万元借款为同一笔。2.徐泰对为何于2019年1月向李燕补写10万元借条及约定利息，其陈述为：“我给她打条子是为了帮她把钱要回来，我担心我补打条子后他们不认账，在打条子的同时我们做了交易，补打条子时说好了他们要起诉酒店而不是个人”，对于为何借条不备注属于公司借款，其陈述为“没有文化，对方怎么说就怎么写”，又陈述：“出具借条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还是有点胁迫的意思，我和她（李燕）有交换”。 本案争议焦点：徐泰与李燕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徐泰应否承担借款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依此，借款合同具有明显的合同相对性。本案中，李燕于2015年11月11日从其本人银行账户向徐泰转款10万元，双方均认可该事实。虽然该款的用途系徐泰借来用于与他人合伙企业的资金周转，围绕该借款也产生了几份借条，但借条中标明的利息仍在按约定支付。2019年1月，徐泰向李燕重新出具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1日的借条一份，上面注明了10万借款本金和月利率2％的借款利息，明确了借款人为徐泰本人，本次行为可视为徐泰对该笔10万元债务的再次确认。本院认为，结合李燕的转款事实和徐泰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能够确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有效成立，李燕为1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徐泰为该笔借贷关系的债务人，彼此诉讼主体适格，徐泰应当承担借款本息偿还责任。徐泰对于为何补写借条，解释牵强，不具有合理性，也不能让人信服，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徐泰与案外人的合伙纠纷，涉及本次借款用途，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如有证据，徐泰担责后可另案主张权利。 经本院审查，本案程序方面并无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徐泰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00元，由上诉人徐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强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马 燕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