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2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英，女，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居住地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甲俊、柳安菊，山东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2006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居住地滕州市。法定代理人孙某2，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居住地滕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艳敏，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居住地滕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居住地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显宇，滕州市龙泉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住所地滕州市荆河街道新兴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4814942073852。法定代表人：孟楠。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卫东，滕州市。上诉人周英因与上诉人孙某1、黄艳敏、孙某2及原审第三人滕州市荆河街道滕南中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2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481民初214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60%的主要责任，并赔偿上诉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543,194.01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周某的死亡，系孙某1主动和周某约架并打架直接导致的，孙某1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第6页，关于周某死亡事实的证据2明确记载“孙某1对周某说，你还记得上次给写纸条约打架吗，周某说记得，然后孙某1对周某说：我们再比比”，此处说明，孙某1是这次打架的发起者，孙某1处于主动地位，被害人周某是被动的。可见二人打架事件从起因上讲，孙某1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从孙某1描述的打架过程中，一审判决第7页第一段记载的询问笔录“孙某1的劲比周某大，孙某1把周某推到墙根周某用手捂了后脑勺有十五六分钟”，此部分描述也表明孙某1在打架过程中也处于主动地位，并且使用了危险性动作（抓住脚踝，顶住周某的左小腿肚，向后一拉），也由于其危险性动作导致了受害人周某受到致命硬伤，发生死亡。从孙某1和受害人周某的打架过程来看，被上诉人仍然处于主动地位，并实施了危险动作导致该次事件的发生，被上诉人亦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仅让被上诉人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监护人周英（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认为这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周英对孙某1和受害人周某约架打架事件均不知情。受害人是在上学期间造成的伤害，受害人上学期间的监护责任已经转至学校，周英不存在监护方面的过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英在此次事件中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决第11页直接认定周英存在过错，是想当然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3、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周某存在过失，违反对自己利益之维护照顾义务，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受害人周某系被动行为，孙某1在此次事件中占有主动地位，不论从起因还是过程中，上诉人均是主动地位，没有证据表明受害人周某存在过失，一审法院对此部分的认定没有证据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上诉人的诉求中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表明已经减轻了被上诉人的责任，一审法院再以各种理由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是违背客观情况的，实际上是在加倍减轻了被上诉人的责任，是错误的，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法院应当认定孙某1和受害人周某的打架行为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孙某1存在主要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希望二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双方责任划分明显不公正，被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受害人虽系在学校受伤导致死亡，但上诉人认为学校尽到了管理义务，学校对此不存在过错，不承担任何责任。滕南中学虽然与上诉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了费用，但上诉人认为该费用是学校给学生家长的慰问性的费用，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责任不存在任何关联。鉴于此，也即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也就是受害人承担了85%的责任，对受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一审法院责任划分明显不公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责任划分错误。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假设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按照主次责任的划分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90%、80%或70%的责任才符合责任的划分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才是公平公正的。上诉人只要求被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说明上诉人的诉求是符合一般要求的，是符合朴素观念的，也已经最大限度的降低被上诉人的责任，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充分考虑上诉人作出的让步，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明显过低，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30,000元。受害人周某系周英的独生子，周某的父亲早已病故。周英一人将受害人周某抚养长大，可以说为了周某的成长，周英付出了全部心血，周某是周英全部的精神支柱。周某的意外离世给周英造成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精神折磨，周英长期不能走出阴影，这种伤害将伴随周英一生，无法让人接受。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将是巨大的灾难。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上诉人认为这不是精神抚慰，这是变相的精神折磨。坚决要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责任划分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黄艳敏、孙某1、孙某2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481民初214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至六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认定孙某1打打闹行为与周某的死亡存在15%的因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1）周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属于特殊体质，但其监护人未向学校及班级老师报备；（2）孙某1和周某之间的打闹有时间差；（3）滕州市公安局的鉴定书载明“不排除周某的死亡与打闹事件有关”；，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周某的死亡与孙某1的打闹之间有15%的因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4）周英一审时没有提交死亡原因及因果关系鉴定报告，原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打闹事件与周某死亡存在15%的因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周某的死亡与其自身疾病和监护人的过错有关系，判决赔偿周英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当。周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医疗费39,471.86元、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42,861.5元、交通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总计905,323.36元，按照孙某1、孙某2、黄艳敏承担60%，计算为543,194.01元，要求孙某1、孙某2、黄艳敏支付50万元；2.诉讼费用由孙某1、孙某2、黄艳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男，2005年11月17日出生，系周英之子，就读于滕南中学七年级4班，与孙某1同桌。周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16年在济南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口服华法林钠抗凝治疗。2018年10月8日下午，周某身体不适，出现多次呕吐。10月9日上午11时左右，周某与孙某1相约在学校三号楼楼梯平台上打闹，产生肢体冲突，孙某1用腿和左手将周某勾倒在地，摔到了头部，周某喊疼，之后正常上课。10月15日，周某被送至滕州市工人医院，诊断为亚急性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同日，周某被转送至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主诉为头痛伴恶心，呕吐1天，急诊以“硬膜下出血”收入院，行左侧硬膜下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周某带气管插管转入重症监护室。10月18日，周某病情加重，家属经考虑后，表示拒绝行颅脑CT和外科手术治疗。10月21日11时13分，周某临床死亡。10月24日，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周某进行尸体检验，12月12日，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周某系在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华法林钠抗凝治疗伴发潜在高出血风险基础上，外伤致硬膜下、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脑水肿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不排除与2018年10月9日打闹事件有关”。2019年2月3日，滕南中学与周英达成死亡补偿协议，并已支付周英共336,490元。周英为此支出医疗费39,471.86元，交通费207元。10-到本案，孙某1与周某在2018年10月9日的相约打闹行为，本是同学之间的玩耍方式，双方均不存在主观恶意，之后周某正常上课，周某于10月15日入院手术治疗无效后于10月21日死亡，从时间上的连贯性，医院病案记载及尸检鉴定意见书上显示二人的打闹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周某的死亡，但是可增加接受华法林钠抗凝治疗的周某出现大出血或者致命出血风险，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极高，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周英提供的证据相比孙某1、孙某2、黄艳敏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证据的优势，存在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某与孙某1之间的打闹行为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孙某1的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周某在2016年曾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口服华法林钠抗凝治疗，属于应特别注意的情况，虽周英诉称已告知学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监护人周英明知周某具有特殊体质却不告知学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监护人周英存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周某虽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是有认知能力的，与孙某1的打闹行为存在危险隐患，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是对自己的过失，违反的是对自己利益之维护照顾义务，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周英在周某第一次于滕州市工人医院就诊时，曾主诉周某跌伤两周余，根据其就诊时间进行推算，可得知周某在2018年10月1日左右跌伤过，亦不能排除此次跌伤导致周某死亡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某1承担15%的侵权责任，孙某1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父母孙某2、黄艳敏作为共同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替代责任。二、关于周英主张的损失认定及分担。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收费票据，计算实际支出医疗费为39,471.86元（38,214元+1257.86元），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5920.78元；2.伙食补助费，周某住院期间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参照山东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30元，确定为210元（30元×7天），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31.5元；3.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数额为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118,647元；4.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现周英主张按照42,861.5元的标准计算，并不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6429.23元；5、交通费，周英为此支出交通费207元，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31.05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所谓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制度。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要考虑侵害生命权的损害事实，侵害生命权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考虑。结合本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孙某1与周某的打闹行为与周某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划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具体到本案，孙某1与周某在2018年10月9日的相约打闹行为，本是同学之间的玩耍方式，双方均不存在主观恶意，之后周某正常上课，周某于10月15日入院手术治疗无效后于10月21日死亡，从时间上的连贯性，医院病案记载及尸检鉴定意见书上显示二人的打闹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周某的死亡，但是可增加接受华法林钠抗凝治疗的周某出现大出血或者致命出血风险，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极高，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周英提供的证据相比孙某1、孙某2、黄艳敏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证据的优势，存在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某与孙某1之间的打闹行为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孙某1的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周某在2016年曾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口服华法林钠抗凝治疗，属于应特别注意的情况，虽周英诉称已告知学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监护人周英明知周某具有特殊体质却不告知学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监护人周英存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周某虽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是有认知能力的，与孙某1的打闹行为存在危险隐患，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是对自己的过失，违反的是对自己利益之维护照顾义务，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周英在周某第一次于滕州市工人医院就诊时，曾主诉周某跌伤两周余，根据其就诊时-11-间进行推算，可得知周某在2018年10月1日左右跌伤过，亦不能排除此次跌伤导致周某死亡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某1承担15%的侵权责任，孙某1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父母孙某2、黄艳敏作为共同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替代责任。二、关于周英主张的损失认定及分担。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收费票据，计算实际支出医疗费为39,471.86元（38,214元+1257.86元），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5920.78元；2.伙食补助费，周某住院期间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参照山东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30元，确定为210元（30元×7天），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31.5元；3.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数额为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118,647元；4.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现周英主张按照42,861.5元的标准计算，并不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6429.23元；5、交通费，周英为此支出交通费207元，其中应由孙某1负担的部分为31.05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所谓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制度。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要考虑侵害生命权的损害事实，侵害生命权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考虑。结合本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医疗费5920.78元；二、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伙食补助费31.5元；三、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死亡赔偿金118,647元；四、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丧葬费6429.23元；五、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交通费31.05元；二、孙某1、孙某2、黄艳敏赔偿周英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周英负担7480元，孙某1、孙某2、黄艳敏负担13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孙某1是否应当对周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的比例。本院认为，周某患有心脏病史，并于2016年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华法林纳治疗伴发潜在高出血风险。2018年10月9日与孙某1发生打闹，导致头部外伤，10月21日死亡。经滕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结论为外伤致硬膜下、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脑水肿至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不排除与2018年10月9日打闹事件有关。因周某属于特异体质，其死亡系自身疾病所服药物和外部原因共同造成。因外部因素不排除与孙某1的打闹事件有关，孙某1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案发时孙某1是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应当承担其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孙某1、孙某2、黄艳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周英未如实通知学校周某自身存在疾病，未尽到监护职责，有过错。周某明知自己患有疾病并长期服药，但违反校规校纪，与人打闹并造成危及自身健康安全的严重后果，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责任，判定由孙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适当。周英、孙某1、孙某2、黄艳敏关于赔偿责任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英、黄艳敏、孙某1、孙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周英负担4400元，上诉人黄艳敏、孙某1、孙某2负担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衣媛媛审判员  纪金洁审判员  李 振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