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8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启东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境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XXX弄XXX号XXX幢XXX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境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大鹏)。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震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娟，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启东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泽瑞”)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境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境泽基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启东泽瑞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波、被上诉人境泽基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东泽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启东泽瑞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将未达成投资合意的款项认定为股权的投资，且进一步认定为形成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适用隐名股东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启东泽瑞是在没有达成投资合意仅有投资意向的情况下，为帮助境泽基金解决资金缺乏的难处，才提前转款的，此转款行为不应认定为明确的投资行为。1．启东泽瑞仅向境泽基金表述了希望参与投资萤石矿的意思表示，在双方达成正式投资合意前，提前将相关款项进行了转账，且在双方的记账凭证上都记在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项下，并未记载为投资款，更未记载为股权。2．启东泽瑞与境泽基金并未就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对象、投资范围、投资形式及投资比例等内容达成一致，投资合同必要的要件全都不具备，投资合意并未达成。3．启东泽瑞先行转账是因为境泽基金当时资金缺乏，启东泽瑞的股东因属于境泽基金的公司员工，是出于帮境泽基金完成项目投资的目的再提前转款的，不能将此提前转款行为认为是明确的投资行为。二、启东泽瑞从未自认争议款项已经属于投资款，启东泽瑞是在一审法院不认可“投资意向款”的表述时，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表述为“投资款”的，现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原告又认为该款实际为投资款”明显与事实不符。1．启东泽瑞在一开始起诉时认为涉案款项为借款，是从该款项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判断。正是因为启东泽瑞不认为涉案款项已经属于投资款，才想到可以参考借款进行权利主张。这从侧面证明启东泽瑞确实是在投资合意未达成前，为解决境泽基金资金紧张而提前支付的款项，该款项不属于投资款。2．在一审法院示明后，考虑到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仅为投资意向，启东泽瑞认为争议款项应为“投资意向款”，但一审法院说法律上不存在“投资意向款”的说法，所以启东泽瑞只好使用了“投资款”的说法。启东泽瑞在诉状中已经明确此款为“拟跟投的投资款”，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多次强调为“投资意向款”，而不是实际的投资款。现一审判决直接从争议款项的表述上，将其定性为投资款，明显与事实不符，损害了启东泽瑞的权益。二、启东泽瑞与境泽基金之间没有任何关于股权投资的合意内容，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仅根据境泽基金的单方陈述，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双方构成股权投资，属于重大错误。1．股权投资需要的合意包括设立公司的合意、股权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公司管理方式等诸多内容，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一项此类合意。现有所有证据中关于公司设立的内容仅在《投资建议书》中有项目公司股权构成的描述。根据该描述，项目公司股权应由四方面组成，分别为传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50％，战略合作伙伴25％，原股东20％，团队5％。但境泽基金实际成立的项目公司(瑞金市泽瑞矿业有限公司)中仅有两个股东，即境泽基金及上海景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政合伙企业”)，股东构成与《投资建议书》明显不同，况且《投资建议书》仅为境泽基金的公司内部文件，并不能代表其他投资方的意思表示。2．境泽基金现有萤石矿的投资结构与《投资建议书》建议的结构并不相同。《投资建议书》建议是将拟收购的四矿一厂全部放在项目公司名下，但境泽基金实际操作时仅将二个矿山放在项目公司名下，另有二矿一厂直接放在了境泽基金自己名下，相关出资方和出资渠道都不相同。这再次说明，《投资建议书》不是各方投资合意的体现，也不是启东泽瑞股权投资的意思表示体现。3．境泽基金与景政合伙企业成立的项目公司已经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但从未通知启东泽瑞参加。一审判决认为王伟属于启东泽瑞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可以认定启东泽瑞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了项目公司的管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为什么王伟和**可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消项目公司管理人的身份。为什么在王伟和**被赶出项目公司之后，项目公司召开股东会也不通知启东泽瑞。很显然，境泽基金从未将启东泽瑞视作项目公司的股东。4．一审判决认定启东泽瑞与境泽基金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错误。股权代持需要双方明确约定代持的股权名称、股权比例、利益的分配、代持的时间等诸多内容。在现有证据中，无法找到启东泽瑞与境泽基金之间存在此类代持的约定。一审判决以相关人员在聊天记录中自称为“股东”，就推定启东泽瑞与境泽基金之间存在代持关系，显然太过牵强。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应为与投资合同相关的合同纠纷，不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判决并未就投资合意是否达成进行查明，直接认定争议款项为投资款，从而将本案认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显然错误。2．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不应适用与公司相关的规定，更不应适用关于隐名股东的相关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境泽基金辩称，不同意启东泽瑞的上诉请求以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境泽基金认为案涉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0万元为股权投资款。首先，双方从未达成过借款的合意，启东泽瑞股东成立启东泽瑞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跟投瑞金市泽瑞矿业有限公司及项目公司。之后，股东陆续汇入投资款并通过境泽基金投向项目公司完成实缴投资，这一点启东泽瑞、境泽基金以及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也是知晓并认可的。第二，从境泽基金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可知，启东泽瑞一直以项目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且启东泽瑞法定代表人王伟自认境泽基金持有的项目公司75％的股权中含有启东泽瑞的500万元，启东泽瑞股东邵珉珉也在工商中显名。第三，对启东泽瑞为项目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宜，项目公司两位显名股东都是知晓而且是同意的，在微信证据中，杨春隆是另外项目公司股东，景政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大股东占股是99％，邵珉珉是景政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委派代表，这些都能证明另外一个股东是知晓启东泽瑞的投资事实的。此外，启东泽瑞投资的对象是项目公司，投资款也实际投入了项目公司，即使其要求返还，也应当向项目公司提出，无权要求境泽基金返还。启东泽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境泽基金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偿付利息损失847，783.60元(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境泽基金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境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泽公司”)均为案外人传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设立，专门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王伟、**等人曾为境泽公司及传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2014年11月2日，王伟、**、方兴顺、张晓春作为“瑞金谢坊萤石矿”投资项目小组向境泽公司的投资委员会提交“瑞金谢坊萤石矿项目投资建议书”，提出投资江西省瑞金市谢坊镇的萤石矿项目、成立项目公司，股权结构为“传化占50％，战略合作伙伴占25％，原股东占20％，团队占5％(跟投)”。同年11月24日，瑞金市泽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金泽瑞公司”)成立，股东为境泽基金(出资45，000，000元，占股75％)及景政合伙企业(出资15，000，000元，占股25％)。同年11月27日，启东泽瑞登记设立，其股东为王伟、**、方兴顺、张晓春、邵珉珉及李鑫。2015年2月3日、5月6日，启东泽瑞分别向境泽基金汇付3，000，000元及2，000，000元。2018年11月29日，启东泽瑞委托律师向境泽基金发函，要求境泽基金返还借款5，0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启东泽瑞的股东兼监事**在2018年5月24日前曾担任境泽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境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及董事。启东泽瑞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伟在2018年5月24日前曾担任境泽公司的董事。一审法院又查明，瑞金泽瑞公司成立后，启东泽瑞的6名股东均任职于该公司，其中**、方兴顺曾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王伟曾任经理，邵珉珉同时担任景政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派出代表。2018年11月1日，瑞金泽瑞公司的高管人员发生变更。后境泽公司、传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解除与王伟、**的劳动合同关系而引发纠纷，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中，启东泽瑞表示，涉案的5，000，000元系因境泽基金资金紧张而向启东泽瑞借款，后又改称系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5，000，000元的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启东泽瑞在其律师函及起诉之初均认为该款系由于境泽基金成立瑞金泽瑞公司时资金紧张，而向启东泽瑞的借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一审审理中，启东泽瑞又认为该款实际为投资款，但由于双方未达成明确的投资协议，启东泽瑞亦未享受投资人权益，故要求境泽基金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启东泽瑞确认其有跟随境泽基金投资的意向，并在瑞金泽瑞公司成立后，向境泽基金支付了投资款5，000，000元(其中3，000，000元在启东泽瑞的财务记账凭证中所列科目为长期股权投资款)。境泽基金对收到启东泽瑞的投资款并无异议，并认为在其对瑞金泽瑞公司享有的股权份额中的5，000，000元对应份额系属于启东泽瑞。启东泽瑞各股东长期担任瑞金泽瑞公司高管，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在聊天记录中自称为“股东”。且启东泽瑞虽未被登记为股东，但瑞金泽瑞公司的另一位股东景政合伙企业对于启东泽瑞的实际出资人身份亦明知。故一审法院将原立案案由由企业借贷纠纷变更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关于启东泽瑞是否有权要求境泽基金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境泽基金确认其向瑞金泽瑞公司投资的款项中包括启东泽瑞向其支付的投资款5，000，000元，且根据境泽基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启东泽瑞各股东对此亦明知。在王伟组建的瑞金泽瑞公司“股东群”中，各方在2017年9月28日(即涉案款项支付两年后)讨论团队是否应当显名时，王伟自认“境泽目前75％部分含了团队的500万”、邵珉珉则建议“应当显名”，且传化集团公司财务胡光华陈述的“团队股现在境泽名下，以应付款的形式挂着”，也与启东泽瑞提供的其记账凭证中将该5，000，000元记载在“其他应收款”科目项下相吻合。一审庭审中，启东泽瑞对上述聊天记录的内容并无异议。故涉案款项已作为启东泽瑞对于瑞金泽瑞公司的股权投资款并实际用于瑞金泽瑞公司，启东泽瑞以双方仅有投资意向而未实际履行为由，要求返还投资款，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启东泽瑞认为其从未享受股东权利，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启东泽瑞的各股东都曾是瑞金泽瑞公司的高管或工作人员，除王伟、**及方兴顺外，启东泽瑞的其余3名股东邵珉珉、张晓春及李鑫，分别担任瑞金泽瑞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总经理助理。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王伟与**还是瑞金泽瑞公司的“股东会”召集人，以此表明启东泽瑞系以瑞金泽瑞公司的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尽管启东泽瑞认为王伟和**存在双重身份，故不能以其参加瑞金泽瑞公司的管理作为启东泽瑞参与经营的依据。但启东泽瑞系企业法人，其意思表示需要自然人进行实施，王伟作为启东泽瑞的法定代表人其对外实施的法律行为可认定代表启东泽瑞。至于启东泽瑞认为其从未参与分红，未享受投资人权益。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分红权系基于股东身份的权益，而启东泽瑞在本案中并非基于股东身份提起诉讼或主张权利，故该主张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畴。启东泽瑞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启东泽瑞要求境泽基金返还投资款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启东泽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7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57，734元，由启东泽瑞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启东泽瑞上诉意见的基础事实系“一审判决将未达成投资合意的款项认定为股权的投资”，并坚持认为涉案款项性质为“投资意向款”。对此，本院认为，二审审理过程中，启东泽瑞确认所称的“投资意向款”仅系其单方投资意向，境泽基金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始终明确“启东泽瑞向境泽基金汇付的5，000，000元，实为启东泽瑞对瑞金泽瑞公司的股权投资款……启东泽瑞为瑞金泽瑞公司的隐名股东，其股权隐在境泽基金名下”。基于此，启东泽瑞坚持“双方未达成投资意向共同意思表示”的意见，在本案中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同时，本院进一步认为，启东泽瑞自2015年2月和5月付款时起至2018年11月29日要求境泽基金返还借款时止，期间长达三年半时间，作为投资意向方的启东泽瑞从未要求过收款方境泽基金确认该500万元款项性质的事实，与本案诉讼过程中启东泽瑞坚持对涉案款项性质的意见并不一致。故本院对于启东泽瑞提起本案上诉的基础事实意见表述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启东泽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734元，由上诉人启东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云审 判 员  王逸民审 判 员  张明良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