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男，1984年4月18日生，满族，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法定代表人：刘绍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宏，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某因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2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汪某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增加二审因参加庭审造成的差旅损失，差旅费金额增加至人民币（下同）14,929元。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漏判诉讼请求项目错误。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公司”）隐瞒讼争航班延误信息，汪某当时提出要求改签时，东方航空公司却以内部文件规定为由拒不提供签转其他承运人服务，该规定明显与《航班正常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不符，且与之前订立航空运输合同时东方航空公司所作的承诺不符，故东方航空公司存在欺诈消费，根据我国消法规定，应当判令东方航空公司承担“退一赔三”赔偿责任。此外，当讼争航班出现延误出港时，东方航空公司未向乘客披露正确的延误原因，且东方航空公司在庭审中主张以国内流量控制为由，造成去程航班推迟，故最终回国航班出港时间延误等说辞不是事实。因此，东方航空公司理应对汪某进行赔偿，且应赔偿全部损失。汪某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东方航空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汪某的上诉请求。汪某的诉讼请求混乱，原审判决梳理后认定属于本案审理的3项以及不属于本案审理的4项，准确、合法，汪某上诉还增加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东方航空公司亦不予认可。本案讼争航空运输合同已正常履行完毕，汪某请求返还机票款、惩罚性赔偿于法无据，东方航空公司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方航空公司以内部文件要求雇员不能为旅客提供相应延误改签服务、却在订立合同时虚假宣称提供这些服务，违反了我国民航立法《航班正常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判令东方航空公司退还7815929336390客票款7,764元，撤销合同；2、MU711航班延误并且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令东方航空公司采取补救措施、为汪某免费安排北京往返悉尼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机票一张；判令东方航空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就汪某搭乘的MU711航班出具延误证明，延误证明中必须包含延误原因；3、东方航空公司在缔约中隐瞒服务缺陷、篡改客票时间、隐瞒MU750航班出港延误信息，违反了《航班正常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和第二十六条，构成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判令东方航空公司赔偿7815929336390客票的三倍票价23,292元；4、判令东方航空公司赔偿汪某的差旅费、在移动公证系统中取证及必要的公证费合计10,558元；5、判令东方航空公司退还7814479792807客票款6,554元；6、判令东方航空公司退还7818230600922客票款720元，赔偿三倍票价2,160元，撤销合同；7、判令东方航空公司退还7815929336389客票款7,764元，赔偿汪某三倍票价23,292元，撤销合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某于2017年下半年通过XX订购2018年2月22日奥克拉-悉尼-西安咸阳的国际联程折价机票一张，电子客票号码为7815929336390。其中联程的悉尼-西安咸阳段由东方航空公司承运，航班号为MU750。该客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签注部分内容为：Q/NON-ENDPENALTYAPPLY，时间注明为13:00。航班的计飞时间为10:00（悉尼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时差为3小时），预飞时间为10:00（悉尼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时差为3小时），计到时间为次日00:10，预到时间为次日00:00。2018年2月22日，汪某至机场乘坐前述航班，因航班未准时离港，汪某与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进行电话交涉，要求改签。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回复因汪某的票面已经是登机状态，无法在电话中进行改签，只能现场办理；并向汪某解释“如果是因为非航空公司原因延误的话，是不能签转其他航空公司的，只能改我们东上航航班的。”同时，汪某又因航班时间与客服发生分歧，汪某交涉无果，遂继续登机。MU750航班实飞时间为11:29（悉尼当地时间，换算北京时间为14:29），实到西安时间为当日23:57。期间，汪某又曾致电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确认“如果是因为非东航的原因造成延误的话能否签转其他承运人”以及如果东航延误的话能否变更原客票列明的航程。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答复根据《客服中心不正常航班操作手册》2.4.2条规定，非东航原因延误不能签转其他承运人；只有在当天没有直达航班的情况，或者在要改的那天没有航班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有条件的换行程。为此，汪某诉至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案号为（2018）京7101民初593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东方航空公司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核裁定移送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70779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汪某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法院释明要求汪某选择侵权责任纠纷或者合同纠纷之一起诉，但汪某仍坚持将侵权责任纠纷和合同纠纷一并起诉。遂裁定因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起诉条件，驳回汪某的该次起诉。汪某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沪01民终12901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汪某遂于2019年11月9日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同时，汪某为案外人马某代为购买了三张承运人为东方航空公司的机票，客票号分别为7814479792807、7818230600922、7815929336389，三张客票载明乘客姓名M。汪某在为自己与东方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同时，也作为案外人马某的诉讼代理人以马某名义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移送至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70569号，后该案裁定按撤诉处理。又查明，东方航空公司在其官网及公开可查询的网络途径发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总经理声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是东航与其运输的旅客之间所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组成部分，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合同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东航与旅客均受相关内容约束。第九条班期时刻、延误及取消中，9.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东航可以不经事先通知改变机型或航线，取消、中断、延期或推迟航班飞行，并按照本条件9.7规定办理：9.6.1为了遵守国家法律、政府规定、命令和要求；9.6.2为了保证飞行安全；9.6.3东航无法控制或不能预见的其他原因。9.7因本条件9.6所列原因之一，东航取消或延误航班，未能向旅客提供已定妥的座位（包括舱位等级），或未能在旅客的中途分程地点或目的地停留或造成旅客已定妥座位的航班衔接错失，东航将考虑旅客的合理要求并采取以下措施之一供旅客选择：9.7.1东航免费为旅客安排有可利用座位的后续直达航班，或延长旅客的客票有效期；9.7.2变更原客票列明的航程，安排东航航班将旅客运输至目的地或中途分程地点，票款、逾重行李费的差额多退少不补；9.7.3征得旅客及被签转承运人同意后，签转给其他承运人；9.7.4按本条件11.4“非自愿退票”的规定办理；9.7.5旅客膳宿、地面交通等服务按本条件9.11款及13.1至13.6款所列的规定办理。另查明，汪某还购买并乘坐了2018年2月8日由北京飞往悉尼由东方航空公司承运的MU711航班，客票号为7818233531189。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汪某、东方航空公司间形成众多争议焦点，围绕汪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分析如下：首先，在审理过程中，汪某增加提出的诉讼请求2、4、5和6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关于诉讼请求2能否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客票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一张客票即标志一份客运合同的成立。诉讼请求2中涉及的客票载明的乘客姓名虽然为汪某，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亦为东方航空公司，但考察MU750和MU711两次航班之间的关联性，在法律上无法视为一项不可分割的运输任务，不属于连续航班。汪某购买的两次航班的客票并非连续客票，不共同构成一个单一运输合同，仍然系两份独立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故汪某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诉求，无法支持，汪某可就乘坐MU711航班中发生的相关事实，另行向东方航空公司主张权利。其次，关于诉讼请求5、6和7能否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规则，除法定的特殊情形外，不得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起诉讼。与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权利主张或者提起诉讼。第二，合同内容的相对性。除法律规定及合同另有约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约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第三，合同责任的相对性。合同主体的相对性与合同内容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是旅客与航空承运人之间达成的，由航空承运人提供将旅客从约定的出发地点运送到约定的目的地的运输服务，并由购票人支付相应票款的合同。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属于记名合同，旅客在购买机票时需提供身份信息，合同会记载旅客的姓名等个人信息，在纸质以及电子客票上也均会记载旅客的姓名，并以机票上载明的旅客与航空公司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因此，仅机票所载的旅客与承运人之间成立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诉讼请求5、6、7中所涉机票的票款虽均由汪某支付，但所涉客票载明的旅客姓名均为案外人M，并非本案的汪某，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汪某只能就其本人的机票向承运人行使旅客权利。故东方航空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信，诉讼请求5、6、7均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其次，汪某主张东方航空公司构成欺诈，故提出诉讼请求1、3和4；而东方航空公司抗辩：1、汪某的机票为不可签转的折扣机票；2、MU750航班虽然出港延迟，但提前到港，故不构成延误，不符合签转条件；3、不存在恶意磋商，汪某未表示强烈的终止合同意愿，实际登机，合同履行完毕，实现了合同目的，未造成损失；即便东方航空公司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应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只承担限额责任，不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三倍赔偿责任。关于东方航空公司的第一个抗辩理由，折扣机票不得签转，只是限制购买打折机票的旅客由于自身原因而不得签转，不能据此剥夺旅客在支付票款后享有的乘坐航班按时抵达目的地的权利。本案中，MU750航班离港迟延的原因并非汪某自身原因，东方航空公司以汪某所购客票系不得签转机票为由抗辩汪某不能享受签转服务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抗辩理由，《蒙特利尔公约》并未明确定义延误的概念，而在《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和东方航空公司公布的《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中，均明确“航班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航班出港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情况。在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将旅客安全按时地运送至约定的目的地。本案中，MU750航班的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1小时29分钟，构成“航班出港延误”；但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早于计划到港时间13分钟，不构成“航班延误”。东方航空公司抗辩，虽然航班出港延误，但能向旅客提供已定妥的座位（包括舱位等级），能在旅客的中途分程地点或目的地停留，且根据经验能够判断不会到港延误，最终也提前到达西安，未造成旅客已定妥座位的航班衔接错失，故汪某不符合《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9.7条中“签转给其它承运人”的条件。在航班发生出港延误时，客观上对能否向旅客提供已定妥的座位（包括舱位等级），能否在旅客的中途分程地点或目的地停留能够作出预判，但是能否按时到港进而是否会影响旅客的航班衔接错失，是无法确保的；也不能要求旅客无条件地信任东方航空公司的经验判断而放弃自己根据合同变更航程的选择权。因此在发生航班出港延误时，旅客即享有了选择签转给其他承运人的选择权。东方航空公司抗辩的本案所涉MU750航班，汪某不符合“签转给其它承运人”条件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第3个抗辩理由，汪某主张东方航空公司构成欺诈，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隐瞒关于退改签的服务缺陷；二是篡改客票时间；三是隐瞒MU750航班出港延误信息。所谓欺诈，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即合同欺诈的构成要件是：1、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2、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3、相对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即受害人的错误认识与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欺诈人因错误认识而作出意思表示。本案中，首先，东方航空公司按照规定通过其官网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公示了《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并在第九条中明确了班期时刻、延误及取消的相关内容。而且东方航空公司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航空公司之一，具有履行承运合同的能力和竞争力；作为航空运输市场的经营主体，东方航空公司本身也是以完成承运任务，通过提供旅客满意的服务增强市场竞争力，并获取运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旅客有着实现旅客运输合同目的的共同目标。故主观上东方航空公司不存在恶意磋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和欺诈故意。其次，在客观行为上，东方航空公司在承运MU750航班过程中，当发生出港延误，汪某提出改签要求的时候，确实存在客服人员拒绝为汪某改签；沟通过程中查询到的航班时间与汪某所持客票载明时间不一致的行为。关于是否存在隐瞒MU750航班出港延误信息，双方各执一词。汪某提交了当日拍摄的登机现场的照片，结合录音内容证明自己的主张。东方航空公司虽然抗辩采取了措施告知旅客，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汪某在航班发生延误的第一时间拍摄的照片和第一时间与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交涉录音中提及航空公司未如实告知延误及延误原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故结合在案证据，有理由相信东方航空公司未能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告航班出港延误信息及延误原因。但前述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应当围绕该行为对旅客决定与东方航空公司订立合同以及履行合同主义务、实现合同目的是否产生实质性影响。关于改签问题，双方均认可以《旅客、货物国际运输条件》为依据，该条件中9.6和9.7条关系到争议的焦点，该两条内容结合确定了发生航班变更、延误或者取消等事项时旅客与东方航空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9.6条中航班变更、取消、中断、延期或推迟的三种原因情形涵盖了因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和非自身原因两类。9.7条中，当由于航班的取消或者延误，造成列明的三种结果之一的，东方航空公司采取之后9.7.1至9.7.5措施供旅客选择是附带考虑旅客的合理要求作为条件的。而旅客要求承运人提供与本案争议直接相关的9.7.3条的改签服务，除了必须在“合理要求”的框架之下，而必须同时征得旅客和被签转承运人同意后，才能“签转给其它承运人”。而并非汪某所理解的旅客具有绝对的选择权，并因此可以根据《旅客、货物国际和运输条件》要求东方航空公司提供无条件的签转服务。从法律规定的角度，东方航空公司发布的《旅客、货物国际运输条件》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条款。汪某根据该条件主张对方隐瞒服务缺陷，东方航空公司根据该条件抗辩汪某不符合改签条件。故双方之间的纠纷实质是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对同一格式条款都作出有利于己方的理解，进而发生争议。而东方航空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制定者和提供者，对于免除和限制己方责任的格式条款负有向合同相对人提醒和解释的义务。东方航空公司未就当非其自身原因不能为旅客提供签转至其他承运人服务向旅客予以提醒和明示解释的行为是否足以达到欺诈所要求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程度，要从东方航空公司未向旅客提醒和明示的内容是否足以对旅客选择谁作为承运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行判断。第一，汪某主张东方航空公司在缔约时隐瞒了服务缺陷、骗取消费者按正常服务支付价款、非法增加票款收入，机票价格的确定宏观上受政府管控、市场竞争、季节性变化、出行时间的影响，微观到具体航班航空公司又会根据订票时间、票价、乘客人数、成本、利润等各项具体指标来核定具体票价以及折扣程度，故机票价格的确定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综合性结果，是否在非自身原因发生航班延误时提供签转其他承运人的服务并非决定机票价格的关键性或者重要因素。第二，社会公众在购买机票时，会综合考虑票价、航班时刻、奖励计划、机型、安全、品牌、免费接送机以及机上服务和广告宣传等众多因素，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因素的关注度并不一样。特别关注航空公司在非自身原因发生航班延误时是否提供改签至其他承运人服务、并将该服务内容作为订立运输合同决定性因素考虑的旅客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作为特别关注该点的旅客，完全可以在订立合同前通过热线电话、航空公司官网或者购票代理网站、航班服务APP软件等多种渠道事先咨询、了解该信息，以作为自己订立运输合同决策的参考依据。故东方航空公司基于其自身对格式条款理解不为旅客提供非自身原因发生延误时签转至其他承运人，虽然未在订立合同前和订立合同当时提醒告知旅客，但从整体上就其内容对消费者的购买服务行为并不足以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不能因此判定该行为构成隐瞒服务缺陷的欺诈行为。关于客票时间问题，汪某依据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在电话录音中的答复主张东方航空公司有篡改客票时间行为，法院经审查汪某提供的录音资料认为，客票已经实际出票并由旅客持有，时间均已在客票上载明，东方航空公司无法实施篡改；所能篡改的只能是自己内部的航班动态中所记载的时间。而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在录音中的表述恰恰相反，具体内容为“我帮您查了，航班动态确实显示是13点整，但是您票面显示的是13:30”。故有理由相信客票时间的不一致完全是由于东方航空公司内部管理的疏漏造成，而非故意篡改行为。关于隐瞒航班延误信息的行为，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承运人在航班发生延误时应当在掌握航班状态发生变化之后的30分钟内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官方网站、呼叫中心、短信、电话、广播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旅客发布航班出港延误或者取消信息，包括航班出港延误或者取消原因及航班动态。结合目前在案证据，有理由相信东方航空公司未严格按照前述规定执行。不可否认，该行为剥夺了旅客的知情权，增加了旅客在等待过程中的焦虑等不愉快情绪体验，但该行为并不足以对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不能认定为合同上的欺诈行为。当然如果承运人确实未做好前述工作的，应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综上，东方航空公司作为MU750航班的承运人，在订立运输合同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告知义务的履行瑕疵行为。但合同告知义务的履行瑕疵与出于欺诈故意的隐瞒真相在法律上存在程度上本质的区别。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对于旅客来说安全、按时地到达目的地是其订立合同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而通过为旅客提供安全、按时运送到目的地的服务而获取经济利益是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最核心的价值所在。从运输合同双方订立合同所追求的最核心价值来考量，本案中东方航空公司在合理时间内完成了安全运输的主合同义务，即便存在出港延误和订立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告知义务履行方面的瑕疵，也不影响汪某合同目的的实现。综合本案情况，东方航空公司主观上并无欺诈故意，客观上不存在欺诈行为，汪某提出的诉讼请求1和3，并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诉讼请求4，首先，最终东方航空公司通过采取措施在出港延误的情况下，比预定到港时间提前到达该段航程的目的地，实现了合同目的，并未对汪某的后续衔接航程产生影响，未导致直接损失的产生。其次，汪某提出的各项损失均系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诉讼成本，而非因合同履行产生的直接损失。故汪某要求东方航空公司承担诉讼请求4中的相关损失的诉求于法无据，难以支持。关于汪某提出的东方航空公司在出港延误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下，仍然提前13分钟到达西安，说明东方航空公司违反安全飞行义务，擅自改变航线和飞行高度的问题，《民用航空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民用航空器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航空和飞行高度飞行，因故确需偏离指定的航路或者改变飞行高度飞行的，应当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许可;第二百零六条第（二）项规定，民用航空器违反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未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航路或飞行高度飞行，或者违反本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飞越城市上空的，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民用航空器的机长给予警告或者吊扣执照一个月至六个月的处罚，情节较重的，可以给予吊销执照的处罚。在履行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过程中，承运人负有将旅客按时并安全运抵目的地的义务。本案中，东方航空公司最终安全地将汪某比预定时间提前运抵西安，故从履行合同的角度而言，东方航空公司并未违反安全运输的义务。但实现这个合同目的，东方航空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航空和飞行高度飞行的行为，不属于本案民事纠纷中考察东方航空公司是否违反合同义务的范围。尽管东方航空公司未对汪某的主张进行举证抗辩，但如果东方航空公司确实存在违反相关飞行航线和飞行高度规定的，应当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进行处理。需要指出的是，航空公司应当在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就航空运输紧密相关的事项上应承担充分告知的义务。《旅客、货物国际运输条件》作为格式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旅客在对条款的理解与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即东方航空公司发生不一致时，东方航空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即负有告知释明的义务；在承运过程中，当发生争议时，应当继续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并有尽量满足旅客合理要求的自觉意识。本案中，本来是因为东方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导致MU750航班出港延误时，汪某提出改签要求。最终却因为与汪某提出改签情形无关的东方航空公司在非自身原因延误，不能为旅客提供改签至其他承运人的服务而起纠纷，两者所基于的前提行为不属于同一行为，本不具有关联性。东方航空公司未向旅客全面告知改签航班的相关内容，在告知义务履行上不够全面，客观上，又在内部管理上出现记载时间与汪某客票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未能及时告知航班延误及延误原因，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在汪某提出卸下行李要求的时候，未及时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使汪某无奈登机，因经历了不愉快的旅程而愤然起诉，故纠纷的产生与东方航空公司未尽充分告知和解释、沟通义务有一定关联。为确保航空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东方航空公司今后应就航班变动通知方面的措施加以改进，在可行条件下明确告知旅客改签航班的相关规定、航班实际起飞、抵达时刻和经停情况，以体现航空公司作为服务主体对旅客权益的全面保护。瑕疵的履行行为虽然最终不一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但却在给旅客带来不愉快的旅程体验的同时，一定会影响东方航空公司的信誉度和美誉度，最终阻碍公司的长足发展。东方航空公司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航空公司之一，服务能力和服务理念对整个行业都有不可小觑的影响。正因如此，在运营过程中，除了考虑利益问题外，更应倡导肩负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行业正向发展的觉悟和担当。东方航空公司有必要通过本案进行内省，采取措施提高服务质量，使旅客得到最好的服务体验，也有利于促进公司自身的长足发展。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汪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51元（已预交），由汪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讼争航班出港时间比预先计划的时间晚了1小时29分钟，当发生航班出港延误时，汪某即向东方航空公司提出改签至其他承运人的要求，东方航空公司则以各种理由，最终拒绝了汪某的改签申请，东方航空公司在履行讼争航空运输合同过程中，对于汪某就有关航班信息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方面确实存在瑕疵履行等问题。但东方航空公司最终还是履行了承运人应负的主合同义务，且比预先计划的时间提前到达目的地，汪某的合同目的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汪某上诉提出应解除讼争航空运输合同，改判东方航空公司返还相应钱款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当航班延误时，东方航空公司在信息披露以及充分告知方面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其主观上并无欺诈故意，客观上亦无欺诈实际，且该瑕疵履行并未影响其主合同义务的履行，故汪某上诉坚称东方航空公司存在欺诈消费的上诉请求亦难以支持。此外，原审法院根据汪某提出的一系列诉讼请求，依法厘清并予取舍正确，汪某在原审诉讼请求的范围内增加上诉请求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相悖，因此，汪某就其诉请方面提出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汪某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2元，由上诉人汪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寻增荣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