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7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彬，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凤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萃，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76号3-4楼全层。法定代表人：姚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宇，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诗琪，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国彬与被上诉人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国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顺丰公司向何国彬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0日对应的税后年终奖8306.81元(依照2017年度年终奖标准按照实际工作天数222天折算）；3.顺丰公司向何国彬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682669.02元；4.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顺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国彬对劳动关系的解除并无过错。1.“赛马办法”的制定和修改未经过民主程序。根据双方提交的“赛马办法邮件”，顺丰公司向何国彬及其他员工发出通知均为“知会”类，即顺丰公司制定、废止和修改“赛马办法”版本、内容均采用单方告知员工，强制实施的方式，并未经过任何征询员工意见等民主程序，是违法的；且其对何国彬的具体考核情况、经过、结果，均未提供任何的客观证据对其合法性及合理性予以说明。2.“赛马办法”的内容对何国彬明显不合理且显失公平。何国彬提交的视频、放假通知等证据均已证明何国彬负责的点部属于专业市场，每年春节前后都有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处在停止经营、完全关闭的状态。“赛马办法”在制定和修订前后，均未对何国彬负责点部的特殊情况予以考量。相反，修订后还调高了春节期间业绩的要求，不符合实情，也不符合逻辑，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3.顺丰公司连续对何国彬降职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首先，顺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考核结果作出后数月才对何国彬降职履行了“赛马办法”中的降职决定程序，也未证明基于同一事件、同一事由对何国彬进行连续调岗降职的合程序性以及合理性。其也无证据证明在何国彬业绩已经超额完成的当月仍然进行连续降级和跨级降级的合理性。其次，第一季度排名后20%的全体员工有二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多人排名在何国彬后，顺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单独选择何国彬降职的合理性。显然，顺丰公司对何国彬降职有歧视性和特殊目的。再次，顺丰公司将何国彬从运营管理岗降职至最基层的操作员工岗位，并进行连续两次不合理调岗，何国彬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其调岗行为具有明显的侮辱性与惩罚性。4.顺丰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开展培训的对象仅针对当时向广州市社保部门投诉顺丰公司存在社保违法缴纳的四名在职员工，《培训通知函》的培训理由和真实目的明显不一致，对象具有明确性和相应打击报复性。其次，在仲裁程序及原审中何国彬提供了证据证明其在通知时间内曾到培训现场，但并未见任何培训，而顺丰公司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开展了培训。依据证据规则，顺丰公司应当对其确实组织了培训的主张进行举证，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顺丰公司未开展培训，何国彬并未旷工。因顺丰公司并未实际开展培训，何国彬不具备参加培训的客观条件，依照考勤规定在原岗位按时上班并无不妥，顺丰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对此也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顺丰公司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何国彬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原审法院对何国彬主张的年终奖不予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顺丰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优异，2019年向其他员工发放了年终奖。仲裁和一审阶段，顺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发放年终奖的条件及何国彬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顺丰公司每年春节前固定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多年来均未另附任何条件。因此，顺丰公司在如常向其他员工发放年终奖的情况下，拒绝向何国彬支付相应年终奖部分，没有依据。顺丰公司答辩称，认同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国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顺丰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682669.02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0日税后年终奖8306.81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国彬2002年11月19日入职顺丰公司，最后工作日2018年8月10日。何国彬2017年年终奖14080元（应发），2018年年终奖未发。2019年7月23日何国彬以顺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81507.42元（当庭变更为682669.02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0日税后年终奖8306.81元。该委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590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何国彬的请求。上述5905号《仲裁裁决书》之“本委认定情况”载明：“因申请人当庭增加了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数额。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述仲裁请求，申请人应另行申请仲裁，本委不予在本案调处”。何国彬不服提出本案诉讼。2019年10月21日何国彬再以顺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82669.02元。该委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845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何国彬的请求。何国彬不服已另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为证明应发放年终奖何国彬提交了下列证据：1、《顺丰公司2018年度业绩简报》，证明顺丰公司在深交所公布的2018年度业绩简报显示其2018年度业绩上涨有盈利应发放年终奖。2、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李结兵）。3、穗劳人仲案【2019】6909号李结兵仲裁裁决书。2-3证明李结兵的年终奖发放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2019年春节是2月5日，按照顺丰公司往年发放年终奖时间和惯例足以认定2019年1月31日该笔奖金是年终奖。顺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双方已经在第一次仲裁庭审中明确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年终奖，因此，年终奖是否发放属于用人单位自主权，盈利情况只是一个考虑范畴，不代表盈利即需要发放年终奖；该份证据显示的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本案的被告，因此该份证据对于何国彬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该份证据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3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并未明确所发放款项的性质，不能得出发放“工资”就是年终奖；李结兵调岗前职位是分部经理，而何国彬调岗前是点部主管，两者不属于同一岗位，不具有可比性；本案双方在劳动合同及规章制度均未规定、不约定顺丰公司具有年终奖支付义务，故年终奖是否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权，不能通过顺丰公司给其他员工发放的工资或奖金就能得出何国彬具有年终奖给付请求权的结论。诉讼中顺丰公司表示：经核实与何国彬同级别、同待遇的员工，有的发放2018年年终奖、有的则不予发放，是否发放由顺丰公司根据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决定。一审法院认为：对于2018年年终奖，年终奖需要对劳动者整年度的劳动情况进行考量并在年终后发放，而何国彬、顺丰公司的劳动关系早已解除，无法进行年终之评判，且年终奖是否发放本身就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范畴，现亦无证据显示何国彬、顺丰公司有对年终奖进行约定，故对何国彬主张的年终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何国彬主张的经济赔偿金请求未有经过仲裁，故一审法院不予调处。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何国彬的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国彬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经济赔偿金的请求，因未经过仲裁，一审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何国彬上诉理由中关于经济赔偿金的上诉理由，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处理。本案争议焦点是顺丰公司是否应当向何国彬支付2018年年终奖。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未约定年终奖，何国彬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年终奖进行了约定。其次，年终奖是否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范畴，需对劳动者整年度的劳动情况进行考量并在年终后发放，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10日已解除、顺丰公司无法对何国彬进行年终评判，且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造成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无法进行年终评判的过错在何国彬，故何国彬要求顺丰公司支付2018年年终奖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国彬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国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