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4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泉兴，男，1954年6月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洪，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支伟民，男，1973年2月3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羽轩，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泉兴因与被上诉人支伟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6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泉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支伟民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查明的“支伟民和吴泉兴约定由支伟民交付承兑汇票给吴泉兴，由吴泉兴交由案外人进行贴现，在交付一个月后支付汇票相应金额给支伟民”之事实有误，支伟民从未与其就承兑汇票贴现事宜达成过任何约定，支伟民系直接与案外人唐玉珍达成承兑汇票贴现的约定，对于何时支付汇票金额也是由唐玉珍决定和控制。其只是因为与支伟民、唐玉珍都认识，一方面下班会从支伟民的工厂路过，一方面又经常与唐玉珍一起打麻将，所以基于朋友关系代为转交承兑汇票。2.查明的“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承兑汇票的兑付”的事实有误，支伟民所对应的款项从支伟民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已经明确是由唐玉珍支付的，这也恰恰证实了吴泉兴在交易中只是帮忙转交。除案涉款项，已经完成的巨额款项贴现交易也是由唐玉珍直接支付，支伟民对此也是明知且认可。3.查明的“2018年12月26日，支伟民又将其持有的背书人为无锡金韦牛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韦牛公司）和无锡中伟精密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公司）交付8张电子承兑汇票和2张纸质承兑汇票交给吴泉兴指定的公司”之事实有误，在2018年12月26日，其确实代支伟民将上述8张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和2张纸质承兑汇票交付给唐玉珍，但是上述承兑汇票的被背书人均不是由其指定，而是由唐玉珍指定的无锡东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烨公司）。东烨公司系唐玉珍控制，唐玉珍利用该公司从事票据贴现交易。4.查明的“在争议的10张承兑汇票中，唐玉珍仅将其中一张汇票金额10万元按照吴泉兴指示支付给支伟民指定账户”之事实有误，唐玉珍支付对应票据的10万元证明了唐玉珍是案涉票据的贴现人，唐玉珍并非按照其指示支付。5.支伟民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唐玉珍支付款项是按照其指示支付。二、一审没有对从公安部门调取的其报案时的询问笔录、支伟民妻子黄党霞与其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认定。1.其在询问笔录中称“唐玉珍向支伟民借承兑汇票”“支伟民想让我帮忙传话，把承兑汇票带给唐玉珍”等内容，该书证系支伟民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系支伟民举证的证据，支伟民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该笔录可以证明其并非与支伟民进行承兑汇票交易的主体。2.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黄党霞明知承兑的兑付主体是唐玉珍而非其，所有的聊天记录中都没有体现向其催要款项的意思，而是要求其帮忙向唐玉珍表达催款的意思表示；（2）即使在知道无法联系到唐玉珍、资金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黄党霞仍是要其寻找唐玉珍与王志洪夫妇，而没有直接要求其付款的意思表示；（3）在确认唐玉珍联系不上、款项无着落的情况下，黄党霞夫妇为了弥补损失，结合手头仅有的其签字材料的情况下，由代理律师挑起诉意，在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其。因为黄党霞明知其是做好事帮忙，黄党霞在个人感情上对将债务归责于其表示歉意，在诉讼前也再三表达这份歉意。3.每次支伟民需要承兑汇票兑付时，委托其与唐玉珍传话，由支伟民将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两份，一份由其签字留给支伟民，另一份让其当日交给唐玉珍，同日支伟民将此电子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受让人东烨公司。三、电子承兑汇票的交付是以电子背书转让方式发送给受让人，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发布）第20条第四款规定，受让人签收即完成交付。案涉10张承兑汇票中有8张是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都是以电子背书的方式由东烨公司签收，其在电子承兑汇票的打印件上签名并不会改变上述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支伟民辩称：一、其就案涉票据进行贴现的磋商对象、票据交付对象均为上诉人吴泉兴本人，吴泉兴在票据的复印件和打印件上进行签收确认的行为都表明贴现、交易的双方即其与吴泉兴，而唐玉珍仅系吴泉兴的后手，与其之间并无贴现关系。1.其一直向吴泉兴进行票据贴现，案涉票据也全部由吴泉兴签收，且签收时并未明确是代收。吴泉兴自认做过多年财务，则对于财务凭证的签收，应当负有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2.案涉票据中只有2张是纸质承兑汇票，其余为电子承兑汇票，电子承兑汇票的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仅需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操作即可，无需他人转交。3.其配偶黄党霞与唐玉珍认识，两家住所相近，若交易相对方是唐玉珍，根本无需吴泉兴代为转交。4.吴泉兴在签收案涉票据时，其已经将其中8张电子承兑汇票委托金韦牛公司、中伟公司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背书转让给东烨公司，吴泉兴仍对承兑汇票打印件予以签收，说明系认可东烨公司为自己的票据接收单位。5.其从未加过唐玉珍的微信，近半年其与黄党霞也就与唐玉珍有过一二次电话联系；鉴于存在大量的票据贴现交易，如果其系与唐玉珍交易，必然存在频繁的电话或微信联系。二、其与吴泉兴之间长期存在票据贴现交易，前期已支付完毕的大部分款项均由吴泉兴自行支付，后期吴泉兴为图便利，指令后手唐玉珍向其付款，但唐玉珍仅系吴泉兴委托的代付款人。至于微信聊天记录，黄党霞一审已出庭接受质询，并对双方理解不一致处做了合理的解释。三、虽然电子承兑汇票一般是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内进行背书转让完成交付，但这只是通常情况，现实生活中有大量存在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的交易，也就是大量的民间贴现行为。本案所涉的电子承兑汇票的交易方式、交付方式正是属于这种情况。这种交付虽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交付，但是也体现了票据上相对应的相关权利的一个让渡，以及票据本身的民事权利的让渡，因此也是一个交付行为。吴泉兴的签收行为恰恰证明这种交付已经完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支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泉兴立即返还1488363.6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488363.61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央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吴泉兴因资金周转需要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其将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吴泉兴贴现，吴泉兴须按照实际使用期限向其支付相应的对价。其按照吴泉兴的指令，多次将银行承兑汇票、电子承兑汇票背书给吴泉兴指定的单位。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其共向吴泉兴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总计358万余元，但吴泉兴并未按约向其支付相应的票据转让对价。截止目前，吴泉兴仍结欠其的票据转让款1488363.61元，其多次向吴泉兴催讨未果。吴泉兴一审辩称：双方无借贷合意，事实上为其将承兑汇票交给案外人唐玉珍兑付，本案系因汇票兑付产生的欠款纠纷，基于该法律关系，支伟民与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票据关系主体应当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双方作为个人不能成为票据权利人，主体均不适格。双方之间也不存在借贷合意，其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字，也只是帮忙转交给唐玉珍，支伟民与其在微信聊天中也确认，也不存在款项交付，因为案涉电子承兑汇票必须通过专门票据系统才能完成票据转让，很显然双方均不是电子承兑汇票的持有人，不可能完成背书转让。票据兑现后的支付均是由唐玉珍支付给支伟民的配偶黄党霞，据了解，黄党霞与唐玉珍之间的票据兑付关系已经长达两年，金额高达3000～4000万元，支伟民对此是明知的。支伟民主张与其存在借贷不符合常理，如此巨大的金额却没有借条，也没有约定借款利息，还款期限等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内容。另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也能体现支伟民夫妻对于汇票兑付主体是唐玉珍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也确认了其仅仅是帮忙的性质，仅是由帮忙催讨，支伟民夫妻还就本次起诉其表示了歉意，上述情况均表明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票据贴现属于银行特许经营业务，本案所涉票据交易应为法律所禁止，支伟民及唐玉珍的交易违法，唐玉珍在资金链断裂情况下出逃，支伟民在明知无法向唐玉珍追讨的情况下，虚构民间借贷事实，向其主张权利属于虚假诉讼。综上，请求驳回支伟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支伟民和吴泉兴约定由支伟民交付承兑汇票给吴泉兴，由吴泉兴交由案外人进行贴现，在交付一个月后支付汇票相应金额给支伟民。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承兑汇票的兑付。2018年12月26日，支伟民又将其持有的背书人为金韦牛公司和中伟公司交付8张电子承兑汇票和2张纸质承兑汇票交给吴泉兴指定的公司，金额共计1588363.61元，吴泉兴在支伟民出具的复印件或打印件上签名签收。吴泉兴陈述，其从支伟民处取得的承兑汇票均交由案外人唐玉珍进行贴现。在争议的10张承兑汇票中，唐玉珍仅将其中一张汇票金额100000元按照吴泉兴指示支付给支伟民指定账户，剩余票据金额1488363.61元未付。一审中，支伟民申请调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2019年3月20日公安机关对吴泉兴的询问笔录显示，吴泉兴报案称“唐玉珍向支伟民借了18.836361万元承兑汇票没还”，支伟民知道其与唐玉珍关系较好，“知道唐玉珍在免费帮忙倒承兑汇票，并且钱会在30到40天内归还给本主，支伟民就想让我在中间帮他传个话，帮他把他的承兑汇票带给唐玉珍，让唐玉珍再把承兑汇票上的钱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再还给支伟民的老婆黄党霞的银行卡上，我就同意了”，目前唐玉珍“人找不到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了”等内容。支伟民、黄党霞夫妇与吴泉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该批承兑汇票交给吴泉兴后，黄党霞催促吴泉兴向实际兑付人唐玉珍催款，在得知唐玉珍失联后，黄党霞表示“泉兴，那承兑的事可能要对不起你了”“从律师那儿咨询下来，我只能找你了”，吴泉兴表示其未从中获利，告他太过分了，黄党霞表示“是过分了，帮朋友帮出来的麻烦”等内容。以上事实，由支伟民提供的承兑汇票签收件、营业执照及证明、电话通讯记录、结婚证、派出所报案记录、证人证言，由吴泉兴提供的微信聊天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由支伟民交付承兑汇票给吴泉兴，吴泉兴进行签收，吴泉兴将承兑汇票交给案外人兑现，案外人支付相应票据金额的款项给吴泉兴指定的（也即支伟民指定给吴泉兴的）账户，实际系票据贴现行为。票据贴现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行为，该行为危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支伟民向吴泉兴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贴现，该行为无效，故吴泉兴应当返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无法返还的应当返还该票据的对价款1488363.61元。因支伟民与吴泉兴之间的票据贴现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当事人不能在违法行为中获益，支伟民对于该行为也存在过错，故法院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吴泉兴抗辩认为票据贴现关系发生于支伟民和唐玉珍之间，但支伟民所持证据仅能指向其交付承兑汇票给吴泉兴，虽然支伟民知晓吴泉兴系将承兑汇票交给唐玉珍贴现，但吴泉兴并无证据证明确实已经将涉案承兑汇票全部交付给唐玉珍，也无证据证明将涉案承兑汇票交付给唐玉珍为支伟民的指示，即支伟民交付承兑汇票给吴泉兴系因支伟民与唐玉珍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吴泉兴为唐玉珍代收，故对于吴泉兴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泉兴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支伟民款项1488363.61元。；二、驳回支伟民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吴泉兴提交：证据1.2018年12月14、26日与2019年1月7日由唐玉珍签收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打印件10张与纸质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张，该12张打印件与支伟民一审提交的票据一致，当时打印了2份，用于证明承兑汇票是转让给唐玉珍贴现，且是通过吴泉兴传带。经质证，支伟民认为对于唐玉珍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签名属实，由于签名的凭证是提供给吴泉兴留存，反而可以证明其向吴泉兴贴现，吴泉兴再向唐玉珍贴现的事实；如果仅仅是转交，根本就不需要双重签收，唐玉珍签名的原件也不应该是由吴泉兴留存。根据上诉人吴泉兴的申请，本院向吴泉兴出具调查令调取：证据2.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涉及案涉2018年12月26日金韦牛公司、中伟公司背书转让给东烨公司的电子承兑汇票的电子数据。证据3.唐玉珍签收的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由东烨公司签收的银行电子承兑汇票的电子版数据电文。经质证，支伟民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证据2、3，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第一段事实予以纠正，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以下事实：黄党霞是金韦牛公司的股东，支伟民是中伟公司的股东。2018年6月11日，支伟民通过金伟牛公司、中伟公司将10张承兑汇票（5张纸质、5张电子，票面金额合计115万元）背书转让，吴泉兴在上述承兑汇票的打印件、复印件上签名；2018年7月11日，唐玉珍分100万元、15万元两笔转账给吴泉兴115万元，吴泉兴于当日向黄党霞转账支付115万元。对此交易行为，支伟民称其与吴泉兴在案涉票据贴现之前已经存在相关交易，且是由吴泉兴直接付款，后期系吴泉兴嫌麻烦而让唐玉珍直接付款。吴泉兴称其在上述票据交易中也只是经手人，接收票据的是唐玉珍；唐玉珍于7月11日弄错账号，分100万元、15万元两笔转账给其115万元，其收到唐玉珍电话后于当日即转账给黄党霞。2018年12月26日，支伟民将其持有的背书人为金韦牛公司和中伟公司，被背书人均为东烨公司的8张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和2张纸质承兑汇票（即案涉承兑汇票）交给吴泉兴，票面金额共计1588363.61元；吴泉兴在支伟民出具的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与纸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姓名与日期，未书写其他文字。2张纸质承兑汇票的金额分别为10万元、5万元，支伟民确认1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经贴现，由唐玉珍直接支付黄党霞10万元。吴泉兴与黄党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8年12月10日黄党霞发送“70万+73万+818431.96=2248431.96，其中158046.49元要加10天，所以今天要2090385.47元，我收到2072523.51元，还差17861.96元，帮我问一下是不是算错了”，同年12月18日发送“帮我问一下11月6日有40天的158046.49元要什么时候付了”，12月27日发送“27号的140万收到90万，还有50万要到10天后”，2019年3月3日发送“明天再麻烦你给我催下承兑的款子”，同年3月11日发送“听说胖华（唐玉珍）今天电话也不接，许多人都在找她，我的钱怕是要出意外了”“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帮着盯了，我也不好去问她要，毕竟她没直接问我要，我中午已有两个朋友说给我听了”。二审经质证，吴泉兴认为，黄党霞并无向其要求支付贴现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让吴泉兴帮忙催问。支伟民认为，吴泉兴在与其交易中，提及自己通常与后手唐玉珍结算后，再将款项支付其，故其夫妻催款时会问及直接由唐玉珍直接支付的款项；出现帮忙问一下甚至是麻烦给催一下之类的字眼，仅仅是客气的说法，并不表明其当时确认交易的对象就是唐玉珍；其仅仅是知道吴泉兴的票据贴现款来源于唐玉珍，所以才在聊天的过程中对唐玉珍的情况进行关注和过问；仅仅因吴泉兴未收到唐玉珍的款项，其就起诉吴泉兴，黄党霞对起诉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另查明，吴泉兴于2019年3月20日报警称受唐玉珍诈骗后，无锡市公安局惠山分局钱桥派出所已经对涉嫌诈骗的唐玉珍立案侦查。以上事实，由电子承兑汇票背书信息、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派出所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支伟民主张与吴泉兴进行“贴现”的依据是否充分；二、支伟民是否属于持票人，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三、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经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反映了以下情形：1.被上诉人支伟民妻子黄党霞在与上诉人吴泉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使用“帮我问一下”“催下”“帮着盯”等要求协助的词语，根据常理，协助人并非承担主要责任人。2.吴泉兴在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与纸质承兑汇票复印件上仅签名，未明示其身份或同意承担付款义务，该签名所代表的意思表示不明确；而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3.吴泉兴曾担任过会计，确应视为具备专门的知识和风险意识；但支伟民从事商业活动、票据交易多年，其也应视为具备丰富的经验和风险意识，双方注意义务应处于相同的程度。4.虽然在2018年7月11日，吴泉兴直接转账支伟民妻子黄党霞115万元票据“贴现”款，但该笔款项系当日由唐玉珍转账至吴泉兴账号，吴泉兴于当日即全额转出，未从交易中盈利，行为特征亦符合吴泉兴主张的经手；之后，支伟民并无证据证明吴泉兴直接向其支付过“贴现”款，说明吴泉兴所主张的经手人身份具有可信度。5.支伟民主张唐玉珍系按照吴泉兴指示进行付款，仅有其本人陈述而无其他证据。据此，支伟民所主张的其与吴泉兴之间进行票据“贴现”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因为吴泉兴所主张的其系经手人的事实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导致支伟民所主张的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应认定提出诉讼主张的支伟民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关于争议焦点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发布）的规定，电子承兑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电子承兑汇票的交付是指票据当事人将电子商业汇票发送给受让人，且受让人签收的行为。以上规定明确了电子承兑汇票与传统纸质承兑汇票业务模式的不同，所有票据行为都在系统中完成；电子承兑汇票的打印件只是反映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的业务信息，打印件并不是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在该打印件上签名亦不属于任何一项票据业务。据此，吴泉兴在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上签名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其签收相应的电子承兑汇票。关于2张纸质承兑汇票，1张10万元的汇票在背书后，已经由唐玉珍直接支付黄党霞，本案无需理涉；另1张5万元的纸质承兑汇票，因为吴泉兴与支伟民之间不存在“贴现”行为，吴泉兴只是经手人，不承担返还票据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就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涉及唐玉珍，本案无需中止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上诉人吴泉兴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对案件事实作出了新的认定，吴泉兴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吴泉兴一审怠于举证而导致案件改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6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支伟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200元、保全费5000元计23200元（由支伟民预交），由支伟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0元（由吴泉兴预交），由吴泉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范 洁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票据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第四条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法所称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