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再2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右安路9号公安部报社7号楼。负责人：朱天水，主任。上诉人（一审被告）：蔡泽畅，男，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邓秀玲，女，195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蕾，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畅，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仇立果，男，197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水所）因与蔡泽畅、邓秀玲、仇立果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京0106民初6327号民事判决，邓秀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02民申8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4月22日本院作出（2019）京02民再80号裁定，撤销（2017）京0106民初632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28051号民事判决，天水所、邓秀玲、蔡泽畅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水所上诉请求：改判仇立果、蔡某、林某就50万元律师费承担连带责任；改判被上诉人先支付50万元律师代理费，以及支付从2015年7月2日起至该判决生效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等损失；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逾期再审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被上诉人对50万元前期代理费未有异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利息从2015年7月签订之日起算，一审法院未支持利息属于严重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蔡泽畅在2015年便签收了50万元税务发票，但是一直未支付该款项。10万元专家论证费是仇立果汇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50万元前期律师费毫不相干。仇立果是原一审的被告，跟我谈代理合同的都是仇立果，仇立果应该承担责任。邓秀玲辩称，本案已经进入发回重审阶段，不需要审核要不要再审。前期支付的10万元的费用属于已经支付的律师费，因天水所未履行代理职责，我方不需要支付50万元的代理费，更不需要支付利息损失。我方认为案外人仇立果、蔡某、林某与案件无关，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之间的代理合同已经解除。蔡泽畅辩称，我们拒绝支付剩余的40万元，行使的是先履行抗辩权。天水所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和合法事由。邓秀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京0106民初280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天水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的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上诉费等诉讼费用由天水所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107条、109条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第68条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和第410条任意解除权的规定。2、合同签订后，天水所没有做任何代理工作，未能履行任何刑事代理义务，也不再适合做任何代理工作。3、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利用蔡泽畅所签的空白文件炮制证据，开始了多次且漫长的“索赔”之路。蔡泽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京0106民初280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天水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返还已支付费用12万元；3、案件诉讼费用由天水所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2日，我与天水所签订了《刑事委托代理协议》，朱天水律师担任我的辩护人，代理费50万元。合同签订后，我向天水所支付了12万元，但是天水所没有履行任何刑事案件代理义务，反而多次起诉要钱。天水所不具备履行刑事代理义务的能力和水平，没有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没有提供法律帮助，我方行使不安抗辩权，有权拒付款项。我要求解除《刑事委托代理协议》。我未支付律师代理费原因如下：1、该合同签订后，在履行期间，发现天水所从2005年到2016年期间多次受到北京市行业协会的惩戒，我们对天水所也失去了信任。2、我们拒绝继续支付代理费是基于天水所没有履行辩护职责。3、天水所利用工作之便，取得了委托人蔡泽畅的空白签名后，未经授权，伪造了委托人的书面意思表达。索要10万元律师费后，编造了专家论证意见，欺瞒当事人。从2017年5月以来，天水所也未参与过案件的诉讼活动。天水所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同意我方的上诉请求。天水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继续履行合同；2.判令邓秀玲、蔡泽畅、仇立果先支付代理费50万元以及从2015年7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判令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日，蔡泽畅、邓秀玲与天水所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以下内容：委托人蔡泽畅、邓秀玲经与天水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天水所指派朱天水等团队律师担任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蔡泽畅的辩护人。二、委托律师权限：调查取证、组织专家论证、反映情况、国家赔偿、如需出庭则出庭。三、根据《律师业务收费方法》的规定，委托人自签订之日起向律师事务所交纳委托费用首付50万元。四、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结案止。五、如风险代理，委托人无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而单方终止履行合同，仍按预约金额代理费支付。六、受托律师为委托人处理工作时办案的交通、食宿差旅费由委托人实行包干或依据票据实报实销。七、本委托协议如需变更，另行协商。如有争议先双方协商，协议不成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庭审中，天水所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签订后，开展了以下工作：一、反映情况：向安科智慧公司发函；向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法院公安局发函要求审计；向广东省饶平县公安局发送初步法律意见；向福田法院法官反映情况。二、调查取证：向蔡泽畅的经理了解情况。三、申请国家赔偿：向广东省饶平县公安局、广东省潮州市公安局、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送《国家赔偿申请书》、《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等函件，就蔡泽畅案件申请国家赔偿；四、组织专家论证：天水所提交了专家论证会人员名单。邓秀玲不认可天水所证明上述事实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主张天水所并未履行合同义务。在案件代理期间，仇立果曾于2015年7月汇给朱天水账户12万元，天水所出具收据两张，分别载明仇立果支付蔡泽畅案包干差旅费2万元及专家认证会包干费用10万元。两张收据上有仇立果的签名。邓秀玲否认仇立果支付的10万元为专家认证费，并提交署名为仇立果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仇立果受邓秀玲委托，于2015年7月向天水所支付10万元律师代理费。邓秀玲提交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和《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证明天水所未进行国家赔偿工作。邓秀玲陈述蔡泽畅案件现处于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其要求解除与天水所的《刑事委托代理协议》。另，天水所在一审中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蔡泽畅、仇立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天水所与邓秀玲、蔡泽畅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约定委托人自签订之日起向律师事务所交纳委托费用首付50万元。现天水所主张邓秀玲、蔡泽畅支付首付款的主张，应予支持。仇立果已经支付12万元，天水所主张该费用中2万元为差旅费，10万元为专家论证费，邓秀玲对此不予认可。由于《刑事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受托律师为委托人处理工作时办案的交通、食宿差旅费由委托人实行包干或依据票据实报实销。仇立果在收据上签字认可2万元为包干差旅费，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委托律师权限包括组织专家论证，天水所未举证证明其另行收取专家论证费的合理性，故已支付的10万元专家论证费应计入律师代理费。邓秀玲、蔡泽畅仍应支付首付40万元的代理费。邓秀玲主张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就此举证，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该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邓秀玲未举证证明双方的协议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天水所并未完成委托事务，因协议约定50万元的律师费为首付款，且约定支付时间为委托人签订协议之日起，如天水所存在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被告有权在委托关系终止时对该费用进行结算。邓秀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但庭审时其并未就提起反诉取得邓秀玲的授权，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变更其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的，应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充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二）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三）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四）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故，本案围绕原审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邓秀玲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应另诉解决。邓秀玲主张庭审中天水所已经收到其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双方的合同自庭审时解除，因《刑事委托代理协议》的委托方并非邓秀玲一人，故其一人所作的意思表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仇立果非《刑事委托代理协议》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天水所要求仇立果承担给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且被告已经支付部分代理费，双方对天水所是否完全履行委托事项尚存争议，故天水所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蔡泽畅、邓秀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00000元。二、驳回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邓秀玲主张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就此举证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天水所与邓秀玲、蔡泽畅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委托人自签订之日起向律师事务所交纳委托费用首付50万元，现天水所主张邓秀玲、蔡泽畅支付首付款的主张，符合协议约定，应予支持。关于仇立果已经支付12万元的性质问题。收款收据载明其中2万元为包干差旅费，10万元为专家认证会包干费用。根据《刑事委托代理协议》中的约定，委托律师权限包括组织专家论证，天水所未举证证明其另行收取专家论证费的合理性，故已支付的10万元专家论证费应计入律师代理费。综上，一审判决邓秀玲、蔡泽畅支付首付40万元的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天水所主张邓秀玲、蔡泽畅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且委托方已经支付了部分代理费，双方对天水所是否履行了委托事项尚存争议，故天水所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仇立果、蔡某、林某非委托协议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天水所要求仇立果、蔡某、林某承担给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邓秀玲、蔡泽畅主张解除《刑事委托代理协议》及蔡泽畅要求天水所退还12万元，因该请求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应另行解决。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判决邓秀玲、蔡泽畅给付天水所40万元代理费是基于合同约定的内容，即《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时间为委托人签订协议之日起。本判决并不影响邓秀玲、蔡泽畅后续另行主张解除合同，至于天水所是否履行了或者部分履行了其作为代理人的职责，邓秀玲、蔡泽畅有权在委托关系终止时对代理费进行结算。邓秀玲、蔡泽畅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给付天水所代理费首付款，其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天水所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且亦未及时通知天水所行使不安抗辩权，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秀玲、蔡泽畅的上诉请求和天水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负担2300元（已交纳），由邓秀玲、蔡泽畅共同负担7300元（已交纳），退还蔡泽畅预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9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宏审 判 员  江慕南审 判 员  陈捷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文庆书 记 员  褚玉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