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松新，男，195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斌亮，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垒，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须贤，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柳芬，女，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兴宁市。上诉人钟松新、钟斌亮因与被上诉人刘柳芬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松新、钟斌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柳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刘柳芬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刘柳芬不是《收地补偿合同》的相对方，不应享受该合同的权益，钟松新与刘柳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依据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收地补偿合同》是钟松新作为合同相对方签订，该合同并不涉及刘柳芬权利，刘柳芬则不享有受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的权利。《收地补偿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约定表明，广州市黄埔区云某街道办事处（下称云某街道办）只向钟松新履行付款义务，云某街道办与广州云埔工业区某诚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某诚公司）无权决定支付给钟松新的款项如何分配和使用，钟松新只要保证按时交地即可。（二）云某街道办是《收地补偿合同》当事人之一，其作出的复函只是单方陈述，故该复函对钟松新不具有约束效力，且该陈述与《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第二条、第四条内容相互矛盾。并且前期云某街道办以补偿款是给分租户的为由，截留钟松新10万元补偿款，钟松新另案起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云某街道办、某诚公司将扣留款项支付给钟松新，该行为说明云某街道办是认可该款项是支付给钟松新的，故云某街道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其实际付款行为也相矛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补偿给钟松新的停业停产损失属于刘柳芬系事实认定错误。（三）本案中在涉案地块上开展经营的不只有广州环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下称环某公司），钟松新也在该地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云某街道办的收地行为给钟松新也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故钟松新应得到相应的停产停业补偿费。（四）代理云某街道办拆迁事宜的某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与钟松新的代理人钟斌亮谈拆迁时，明确表明给钟松新的补偿款为260万元，上述款项不包括其他人的款项，这与云某街道办的陈述相互矛盾，故云某街道办回函是不诚信的行为。（五）钟松新与刘柳芬签订租赁合同时，双方就已明知涉案租赁场地会遇到拆迁，所以双方特意在合同中约定了关于拆迁补偿的条款，刘柳芬在涉案租赁合同中明确放弃自己获得拆迁权利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放弃补偿行为有效。根据承诺禁止反言的原则，现在刘柳芬要求钟松新支付补偿的行为违反了前期承诺，二审应驳回刘柳芬的诉讼请求。（六）刘柳芬提交环某公司营业执照的行为属于代表环某公司的行为，刘柳芬也主张其损失是环某公司的搬迁损失。这足以说明刘柳芬个人未受到停产停业损失。根据损失实际补偿原则，刘柳芬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有具体的经济损失，故一审法院直接根据云某街道办的回复支持刘柳芬134555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遗漏应当参加庭审重要当事人，审判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未追加环某公司参与庭审违法。一审庭审中，刘柳芬出具的证据表明，其所称的停业停产损失是环某公司的损失，刘柳芬只是环某公司的代表人，且该公司也不是一人公司，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该公司参加庭审，明显遗漏本案当事人，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某诚公司与云某街道办，程序违法。云某街道办是《收地补偿合同》的当事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若涉案的补偿费应支付给刘柳芬，则云某街道办应额外补偿钟松新停产停业损失；如果一审认为所有款项都应支付给钟松新，则云某街道办无需另外再支付相关费用。所以一审在未追加云某街道办及某诚公司的情况下，也未对云某街道办的回函进行质证和询问的情况下，直接采纳其单方陈述显然违反程序，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刘柳芬辩称：我是在合同期内被政府拆迁的，合同里面只是规定了甲方的利益归甲方，而停工停业损失的利益是归乙方。涉案场地是我在合法营业的，所以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也应该归我。刘柳芬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钟松新、钟斌亮归还拆迁停业、停产费134555元，仓库搬迁返还费120000元，合计254555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日，刘柳芬（承租方、乙方）与钟松新（出租方、甲方）签订一份《租用工棚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甲方将开创大道路某某路段一座面积900平方米的石棉瓦工棚（以下简称“涉案场地”）出租给乙方，租期从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租用工棚押金18000元，月租金9000元，自2021年1月1日起，月租金10000元；每月1日前交纳租金，租用期间，水电费及管理费办理暂住证等一切证件，所需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投资太阳能发电，如国家征用，太阳能投资补偿费用归乙方所有；合同第六条约定，在租用期间工棚遭遇拆迁、国家征用或三旧改造，乙方无条件归还，甲方的一切利益及补偿费全部归甲方所有，工棚押金退回乙方。合同下方手写补充内容为：如政府干预不准乙方经营而退出，该合同作废，甲方将押金全部退回乙方；除政府不准经营内，乙方在合同时间退出，该押金甲方不退回。钟松新、刘柳芬分别在合同上签字捺印。涉案场地的所有权人是广州市黄埔区荷村村民委员会，土地使用权人为钟松新，刘柳芬向钟松新租赁涉案场地后用于经营回收店，双方均确认刘柳芬在涉案场地上挂了长某回收店的招牌，并确认刘柳芬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环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涉案场地。2019年7月16日，广州市黄埔区云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云某街道办）向广州云埔工业区某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诚公司）出具一份埔云街函（2019）1xx号《委托书》，委托某诚公司实施包括涉案场地在内的广深高速以北、开创大道以南地块（即穗港澳科技合作起步区）二期用地范围的征地、收地、拆迁、迁坟、建设用地报批材料、村社盖章及管线摸查等征收相关工作。2019年8月5日，云某街道办（甲方）、某诚公司（甲方代理人）、钟松新（乙方）、穗某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穗埔云埔拆［2019］2号《收地补偿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于1998年3月18日与荷村经济社签订《仓库补偿合同书》，并在上述合同约定地块范围进行投资建设，拥有该地块范围内上盖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物（青苗和树木）等的所有权及处置权，经协商一致，乙方同意甲方对上述地块上盖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物（青苗和树木）进行清拆，甲方对乙方给予补偿；第二条约定：补偿款为（一）建筑物、附属物、资产附属物类补偿款：1.主体建筑1291723元；2.附属物19932元；（二）其他费用：1.停产停业损失134555元；2.土地置换补偿和利息1033790元；3.购置仓库费用返还120000元；（三）补偿款总额和支付：补偿款包括本条款中第（一）至（二）项所列补偿项目，合计补偿款总金额2600000元，乙方补偿款收款账户信息如下：钟斌亮的建设银行广州黄埔支行账户。第四条约定：1.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5个工作日内，将清理完成的物业、场地移交甲方并与甲方办结交地手续；2.如乙方所涉及征拆范围有转租或分租的情况，由乙方负责向转租或分租租户补偿或协商解决交地事宜。云某街道办、某诚公司、钟松新的签约代表人钟斌亮、穗某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分别在合同签署页签字盖章。钟松新确认已收齐补偿款2600000元。2019年8月11日，某诚公司向刘柳芬发出一份《关于配合做好长某回收店清拆工作的函》，该函有以下主要内容：要求刘柳芬于2019年8月12日前配合做好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1xx1号长某回收店的清拆工作，清拆面积约877平方米，另你方申请清拆该回收店涉及的停产停业损失需和你承租物业的业主钟松新进行具体协商。钟松新与刘柳芬双方均确认涉案场地已于2019年8月12日完成清拆工作。一审法院发函向云某街道办调查《收地补偿合同》真实性及合同中停业停产损失及购置仓库返还费用是否属于补偿给刘柳芬的款项。2019年12月4日，云某街道办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函复，该复函有以下主要内容：1.《收地补偿合同》内容真实；2.因实际经营者刘柳芬提交了合法营业执照，云某街道办对案涉仓库补偿款中增加“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补偿款为134555元。我街在对案涉地块进行征地收地工作，由于该地块租户刘柳芬用于经营，评估公司按刘柳芬提交的材料进行了评估，因此在《收地补偿合同》中，我街道办事处将该笔“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一并补偿给钟松新，并要求钟松新应负责向转租或分租租户补偿或协商解决交地事宜，包括其与实际经营户即承租户的相关补偿应协商处理；3.《收地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购置仓库费用是依照实际涉案仓库的剩余使用年限计算得出的补偿金额；4.关于《收地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补偿款总金额2600000元已全部支付至合同约定的钟斌亮的帐户。以上事实有《租用工棚合同》《收地补偿合同》《关于配合做好长升回收点清拆工作的函》、委托书、云某街道办回函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为刘柳芬与钟松新自愿签订，没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刘柳芬与钟松新在涉案合同中对涉案场地因拆迁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2019年8月5日，钟松新与云某街道办、某诚公司、穗某科技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签订的穗埔云埔拆［2019］2号《收地补偿合同》第四条约定：“如钟松新所涉及征拆范围有转租或分租的情况，由钟松新负责向转租或分租租户补偿”。而云某街道办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复函亦证实上述《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是对在涉案场地的实际经营户即承租户刘柳芬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估后在补偿款中增加了该笔“停产停业损失”。综上，《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实际是补偿给涉案场地实际经营者刘柳芬的款项。现钟松新确认已收到上述《收地补偿合同》项下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故刘柳芬要求钟松新返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上述《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实际支付至钟斌亮的银行账户，但钟斌亮只是代钟松新收取款项，故刘柳芬要求钟斌亮返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柳芬并未购置仓库，云某街道办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复函亦证实上述《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购置仓库费用返还120000元是依照实际涉案仓库的剩余使用年限计算得出的补偿金额；故刘柳芬认为上述《收地补偿合同》约定的“购置仓库费用返还120000元”应为补偿给其的搬迁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刘柳芬要求钟松新及钟斌亮返还12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钟松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柳芬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134555元；二、驳回刘柳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18元，由刘柳芬负担2413元，由钟松新负担2705元。刘柳芬已经预交的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不予退还，钟松新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由其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迳付刘柳芬。本院二审期间，钟松新、钟斌亮提交了一份光盘及两份光盘内的录音翻译：录音一是钟松新、钟斌亮与云某街道办姚某泉的录音，证实双方在谈判时根本没有谈到分项费用，这就不存在当时有谈停业停产损失的问题，也不存在复函里面说的停业损失是刘柳芬的问题；录音二也证实某诚公司补偿给钟松新的260万与刘柳芬无关。另外钟松新、钟斌亮还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一《广州云埔工业区某诚实业有限公司的通知》，证实：根据征地补偿合同，钟松新、钟斌亮负责与租户的协调。某诚公司与云某街道办与刘柳芬沟通拆迁，刘柳芬要求停业停产损失是在我方征地补偿合同签字之后，是先有了征地补偿合同后，才有某诚公司在拆迁的过程中与刘柳芬谈停业停产损失，故征地补偿合同的停业停产损失并不是按照刘柳芬或环某公司的实际损失来补偿，而是按照《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片区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来进行法定的补偿。证据二《（2019）粤0112民初11256号民事调解书》，证实刘柳芬起诉本案前，钟松新、钟斌亮已经起诉某诚公司与云某街道办，双方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云某街道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该复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钟松新、钟斌亮起诉某诚公司与云某街道办，某诚公司扣留了10万元的款项，如果刘柳芬的停业停产损失真的有13万多，某诚公司和云某街道办根本不需要将10万元通过调解支付给钟松新、钟斌亮，云某街道办的行为与复函矛盾。证据三《广州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穗府办规（2017）10号）》、证据四《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指导意见》，均是一审法院据以认定的证据。该条文证实，钟松新、钟斌亮的停业停产损失是法定的，只要涉案物业有经营，不论是出租还是自用，停业停产损失都是法定的。无论实际的停业停产损失是多少，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计算。刘柳芬所谓的停业停产损失不同，是损失多少填补多少，两个补偿不是同一性质，即使涉案物业没有出租，钟松新、钟斌亮也会获得134555元的停业停产损失补偿。根据《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该意见并没有规定被征收房屋产权不属于实际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的停产损失就给实际经营单位和个人，而是让双方协商，也即并没有说让某诚公司或者云某街道办直接跟刘柳芬谈，因为这是涉及到涉案房屋的征收拆迁补偿问题。刘柳芬对钟松新、钟斌亮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我不知道涉案场地什么时候要拆的，什么时候签的合同我也不知道，是在房东签了合同以后才告诉我的，我当时也答应了，让房东给我一点时间搬走。最后我没有搬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给我拆迁费。后来，某诚公司要求我一定要搬，我就跟某诚公司要我的拆迁费，某诚公司称是打给钟松新、钟斌亮了，说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期某诚公司又叫我跟我弟去谈，如果没有协商其不可能和我谈，某诚公司是知道的。如果有协商好的话，我愿意搬走。另外，十万元不是我谈的，是某诚公司跟我弟弟谈的。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钟松新、钟斌亮二审提交的姚某泉的录音光盘并不能取代云某街道办以单位名义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函件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仅证明云某街道办负有拆迁补偿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与钟松新、钟斌亮、刘柳芬之间补偿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不属于本案二审中形成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应审查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涉案征地补偿款项中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应当归属于钟松新、钟斌亮还是刘柳芬；二是本案是否遗漏追加环某公司及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为案件当事人。关于涉案征地补偿款项中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应当归属于钟松新、钟斌亮还是刘柳芬的问题。钟松新、钟斌亮上诉主张，刘柳芬不是涉案《收地补偿合同》的相对方，不应享受该合同权益，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照租赁合同确定，而刘柳芬已在双方的租赁合同中明确放弃自己获得拆迁权利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刘柳芬无权要求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且云某街道办的复函只是单方陈述，刘柳芬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具体经济损失，故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不应归属于刘柳芬。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云某街道办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函复：“由于实际经营户即承租户刘柳芬提交了合法营业执照，因此我街道办事处对该涉案仓库的补偿款中增加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可知，该笔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是由于刘柳芬提交了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而增加的款项，一审据此认定该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实际是补偿给涉案场地实际经营者刘柳芬的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收地补偿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分项“停产停业损失134555元”，该分项正是基于被征收场地因被征收拆迁而导致无法在原址继续经营而设立的补偿。钟松新、钟斌亮虽主张其亦在涉案场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云某街道办的复函中明确说明该分项是根据刘柳芬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估计算得出的，故该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应归属于刘柳芬；第三，虽然钟松新、钟斌亮主张在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在租用期间工棚遭遇拆迁、国家征用或三旧改造，甲方（钟松新）的一切利益及补偿费全部归甲方所有，”但同时在钟松新与拆迁人签订的《收地补偿合同》中约定，“如乙方（钟松新）所涉及征拆范围有转租或分租的情况，由乙方负责向转租或分租租户补偿或协商解决交地事宜”。并且云某街道办在复函中亦表明“其将该笔停产停业补偿款一并补偿给钟松新，并要求钟松新应负责向转租或分租租户补偿或协调解决交地事宜，包括其与实际经营户及承租户的相关补偿应协商处理”。由此亦可以看出该笔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实际是补偿给刘柳芬的。综上，涉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应当归属于刘柳芬，钟松新理应将已收取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返还给刘柳芬。钟松新、钟斌亮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追加环某公司及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为案件当事人的问题。钟松新、钟斌亮上诉主张，刘柳芬所称的损失是环某公司的损失，并不是其个人损失，本案未追加环某公司及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作为案件当事人，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刘柳芬为涉案场地的承租人，同时亦是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云某街道办的复函中亦认为承租户刘柳芬为实际经营户。即便拆迁导致的停产停业损失属于环某公司，环某公司将该权利转让给刘柳芬，亦无需得到钟松新、钟斌亮的许可。故刘柳芬有权以其应该得到涉案征地部分补偿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本案原告方为刘柳芬，刘柳芬并未起诉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而钟松新、钟斌亮并未提起反诉，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与本案处理结果也没有关系，不属本案必须追加的当事人。故钟松新、钟斌亮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某诚公司、云某街道办为本案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钟松新、钟斌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91元，由上诉人钟松新、钟斌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