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9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常镛，男，195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逸，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建刚，男，195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霞儿，女，196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永，浙江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常镛、葛建刚因与被上诉人张霞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15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常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葛建刚、张霞儿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0300000元及利息损失（截至2017年3月1日利息1130909元，本息合计11430909元），其中8800000元从2017年3月2日开始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1500000元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认定2015年6月15日之前葛建刚多付449091元利息有误。一审判决认为葛建刚在2013年8月19日至2015年6月15日期间共支付利息4370891元。如果以11500000元为本金按照借条利率计算2013年7月18日开始至2016年6月16日利息，葛建刚应付利息5214616.67元。如果加上2013年9月之前，案外人孙丽娟另外两次借给葛建刚的4000000元，以15500000元本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截至2015年6月15日葛建刚应付利息为7791000元。但是葛建刚截至2015年6月15日仅支付4370891元，孙常镛就自认利息已经结清，说明银行贷款的2500000元，孙常镛自始至终没有按照2%高利率计算利息。11500000元中的2500000元在2013年8月19日至2015年6月15日期间利息低于24%，并且已经收取的，一审法院不宜再调整，不应要求孙常镛返还高于基准贷款利率部分抵扣本金。本案的关键证据《借款确认书》对于出借主体和借款本金做了重新确认，本案不再是三个出借人和一个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葛建刚欠孙常镛的民间借贷关系。况且，孙丽娟、案外人孙常建的银行贷款已经在2017年3月1日还清，银行无损失。重新溯源倒查孙丽娟、孙常建是否从银行套取贷款高利转贷，是否扰乱金融秩序，有悖于九民会议纪要本意，不能否定孙常镛完成受让债权后未向葛建刚主张权利；2.一审认定2015年7月20日归还本金500000元有误。2014年7月21日，孙丽娟额外工商银行贷款1000000元给葛建刚，2015年7月20日到期。葛建刚2015年7月20日归还500000元是此笔案外贷款一半，剩余500000元是2015年12月25日归还的。一审法院将2015年7月20日归还的500000元抵扣诉争的11500000元本金是错误的；3.一审认定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3月1日支付利息3243800元有误。葛建刚在2015年6月16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支付的利息是2743800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3243800元。因为其中2015年12月25日归还的500000元理应是归还2014年7月21日孙丽娟工商银行贷款借给葛建刚1000000元的一半本金。所以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3月1日葛建刚也没有超付利息；二、一审程序有误，审判期限超期。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程序、各方质证意见等没有在判决书载明。依据法院调查取证的葛建刚账户银行流水，孙常镛指出其中在2013年7月21日至2018年9月27日期间，葛建刚汇给张霞儿、案外人葛圣研等亲属，购车购房、归还个人贷款、出差餐饮花销、支付水电费、出境旅游、购买衣服、家庭装修、证券交易、转账存款、现金取现等等用于家庭和经营的款项达40000000多元，一审判决书未记载该部分证据；孙常镛在一审提供的短信、电话通话录音等证据，一审曾质证，却没有在判决书中体现；三、葛建刚是张霞儿的经济来源。葛建刚一直称张霞儿名下的财产是葛建刚的婚前财产，葛建刚的债务由家庭财产作为担保，张霞儿称其名下的财产都是其婚前收入购置，但是张霞儿没有证据证明其名下的财产是其收入购置的。张霞儿答辩对11500000元借款是有异议的。孙常镛认为，按照张霞儿所述2012年张霞儿和葛建刚已经分居，对于2012年之后葛建刚做了什么张霞儿不清楚，如果张霞儿真的不知情，应当是说对葛建刚借11500000元不清楚且和张霞儿无关。正因为张霞儿一开始是知情的并且享用了借款，所以张霞儿干脆直接否认11500000元是借款性质。 葛建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事实及理由：葛建刚认为，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审理程序违法，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不应作为民事纠纷处理。一、孙常镛及委托人孙丽娟、孙常建已经涉及刑事犯罪，法院应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起诉的原告虽然是孙常镛，但实际上是孙丽娟、孙常镛、孙常建一起的。其中孙丽娟出借数额最大。在孙丽娟出借给葛建刚的款项中，有2000000元是通过向银行贷款再高利转贷形成的，涉及刑事犯罪。在孙常建出借给葛建刚的款项中，有1500000元是通过向银行借款再高利转贷形成的，涉及刑事犯罪。孙丽娟的银行贷款利率为年7.2%，借款利率为月2.5%，利率差为年22.8%。孙丽娟仅仅自2013年8月8日至2015年6月共计非法获利890000元。孙常建的银行贷款利率为年7.2%，借款利率为月2.5%，利率差为年22.8%。孙常建仅仅自2013年9月6日至2015年6月，共计非法获利460000元。一审判决虽然确认了涉案3500000元系银行高利转贷，但对于2013年7月17日的转贷却以“该笔转贷款孙常镛并未在本案中主张”不予处理，对于涉及的犯罪不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因此，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对已经归还的本金利息和适用的利率计算错误。首先，一审错误地将孙丽娟、孙常建的违法所得作为其他借款的利息或本金处理，剔除其高利转贷的犯罪所得，以此掩盖孙丽娟、孙常建的犯罪行为。其次，葛建刚在《借款确认书》中将利息约定由原来的按月息2%计算改为按约定计算，证明在签订《借款确认书》时双方对利息进行了重新约定。当时由于葛建刚经营遇到困难，经与孙丽娟协商确定从2015年6月份起每月按利息10%进行支付，在实际执行中，葛建刚均按月10%支付给孙丽娟利息。由此可见，双方重新约定的利息是按月利率10%予以确认的。再次，葛建刚在2017年后，又还过款项800000元，此项还款在一审判决中没有扣除，应当予以扣除；三、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程序中，葛建刚向法院申请追加孙常建、孙丽娟，以便于查明事实，但法院不予准许，一审违反了必须追加的当事人未予追加和根据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必须出庭的规定，系审理程序不合法。另外，其中3500000元系高利转贷，无效合同，孙常镛多收的利息要应予退还。 孙常镛针对葛建刚上诉答辩称，葛建刚要求退还不当得利，但转贷3500000元款项的利息（890000元、460000元）葛建刚根本没有支付过，不存在孙常镛获利的事实，2015年6月15日利息结清并不代表葛建刚已经付清了，只是孙常镛免掉了。3500000元转贷的本息孙常镛已经向银行还清了，并不存在葛建刚所谓的违法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11500000元的时间点是2013年7月17日至2014年4月，除了这段时间点孙常镛诉称的11500000元外，2013年7月17日前孙丽娟另外借给葛建刚至少4000000元，孙常建也借给葛建刚有1300000元，但孙常镛一审中并没有把这两笔款项计算在内。关于张霞儿是否知道涉案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双方曾经进行过调解，张霞儿也参与了调解，张霞儿说当初借款是投资，并没有陈述其不知情。葛建刚上诉状中陈述又归还了800000元，除了涉案11500000元外，还有至少5300000元的借款是孙常镛、孙丽娟等借给葛建刚的。另外双方一审诉讼时间长达一年半，葛建刚从未提出过另外有11500000元本金归还过。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葛建刚上诉请求。 葛建刚针对孙常镛上诉答辩称，孙常镛的上诉事实不清，涉案款项系孙常镛的姐姐、弟弟与葛建刚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孙常镛无关，只是借孙常镛的名义起诉。涉案款项并非生活需要所借，而是孙丽娟因为知道澳门投资有钱赚，因此让其代为投资的款项。孙常镛以很多莫须有的理由证明是葛建刚与张霞儿共同借款，是孙常镛编造的，涉案资金一来一去都很清楚，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是葛建刚用于澳门投资的，张霞儿是不知情的，孙丽娟在澳门也有投资，由于她与张霞儿的关系很好，葛建刚与孙丽娟都不希望张霞儿知道涉案款项往来，张霞儿直至孙常镛起诉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葛建刚与张霞儿2012年开始分居，从2013年开始没有大额资金流入张霞儿的账户，张霞儿婚前有资产，无需担心自己的生活，要求二审法院驳回孙常镛上诉请求。 张霞儿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高利转贷问题，一审法院在2019年7月19日就双方的证据进行了交换，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做了笔录，该笔录中孙常镛就本案讼争的11500000元款项的来源向法院进行了陈述，孙常镛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向法院提供了与银行的贷款合同，其非常明确3500000元系高利转贷；二、本案事实上出借人是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孙常镛是凭着2017年3月1日《借款确认书》来起诉的。也就是说，其授权范围仅限于11500000元，其他借款是否存在其没有确认资格；三、一审中，张霞儿向法院提供了孙丽娟与张霞儿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记录中张霞儿明确告知孙丽娟，本案涉及的款项张霞儿是不知道的，而且张霞儿当时回复她，当她知道孙丽娟与葛建刚之间的借款真相后，与孙丽娟断绝了朋友关系。从这点可以知道，其不知道涉案借款；四、本案涉及的款项是11500000元，借款时间一年多，远远超过家庭正常的开支，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超过200000元借款要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也即孙常镛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款项由张霞儿共同承担，应当由孙常镛举证。孙常镛向一审法院多次申请调取的张霞儿的所有银行流水显示，没有葛建刚的钱流入张霞儿的账户。而且葛建刚的账户中，也没有大额资金流向张霞儿，这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张霞儿不承担责任的判决符合事实、符合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孙常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葛建刚、张霞儿共同归还欠款本金11268333.33元，支付截至2016年8月24日利息1371291.11元，合计12639624.44元；从2016年8月25日开始按照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后孙常镛变更诉讼请求为：葛建刚、张霞儿共同归还欠款本金12800000元并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以128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损失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3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暂借孙常建先生6500000元整，期限一年，月息2.5%，特立此条（息按每月6日计算），又2013年11月5日新增500000元，合计7000000元，条件同上，特此说明。该借条后附注：2013年7月17日1350000元、7月23日700000元、8月8日1200000元、9月6日2600000元、9月10日650000元、11月5日500000元。原签订的借条一律作废，以此借据为准。2013年12月31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孙丽娟女士700000元正，时间二个月，息2%，特立此据，每月31日付息。2014年2月12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孙常镛1100000元正，期限半年，月息2%（按月计付），特立此据。2014年3月6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孙常镛2700000元正，月息2%（按月计息），特立此据，原于2013年12月31日借款700000元和2014年2月12日借款1100000元借据同时作废。同年3月12日，葛建刚在3月6日借条下方注：另一借款（2014年3月12日）借款2700000元，息1.5%同时作废。又：3月12日收到孙常镛300000元，累计3000000元，按原约定每月12日为付息日，息本不变。2014年9月6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孙常镛先生500000元正，期限六个月，月息2%，特立此据。借条后附注：原400000元借条作废。2014年4月14日，葛建刚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借到孙丽娟1000000元，月息2%，时间不定，特立此条。另认定，2013年7月18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1200000元，7月23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1250000元，8月8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1000000元、2013年9月6日孙常建汇给葛建刚2600000元，2013年9月10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620000元，2013年11月5日孙丽娟汇葛建刚337500元。2013年12月31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700000元，2014年2月12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1100000元，2014年3月5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900000元，2014年3月12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300715元，2014年4月14日孙丽娟汇给葛建刚960000元。2017年3月1日，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与葛建刚达成《借款确认书》一份，载明：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葛建刚曾向孙常建、孙丽娟、孙常镛借款11500000元，为方便行使约定如下：一、孙常建、孙丽娟、孙常镛同意将11500000元的借款集中由孙常镛一人向葛建刚行使债权；二、2015年6月15日前利息已经付清，2015年6月16日起月利率2%计，该条款由葛建刚划去后重新书写：利息按双方约定的计算。又认定，庭审中，双方确认葛建刚及案外人孙承忠的如下汇款为涉及本案的相关款项：2013年8月19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51250元、2013年9月7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28000元、2013年9月1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21250元、2013年10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38491元、2013年11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62500元、2013年12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75000元、2014年1月29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4000元、2014年2月5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75000元、2014年3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75000元、2014年3月12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31485元、2014年4月4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75000元、2014年4月11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60000元、2014年5月6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100000元、2014年5月12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79200元、2014年6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40000元、2014年6月1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25000元、2014年6月12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79200元、2014年7月7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40000元、2014年7月14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4年7月15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00000元、2014年8月7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40000元、2014年8月8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1000000元、2014年8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4年9月5日葛建刚向孙常建汇款1500000元、2014年9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4年10月8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4年10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4年11月6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4年11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4年12月8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4年12月12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5年1月6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5年1月12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5年2月9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5年2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5年3月6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5年3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5年4月8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5年4月13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40000元、2015年5月7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150000元、2015年5月14日孙承忠向孙常镛汇款80000元、2015年6月10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75000元、2015年6月12日葛建刚向孙常镛汇款40000元；2015年7月1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15000元、2015年7月2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500000元、2015年8月1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10000元、2015年8月12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3300元、2015年8月19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1000000元、2015年9月5日葛建刚向孙常建汇款200000元、2015年9月1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5000元、2015年9月3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0000元、2015年10月10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5000元、2015年11月2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500000元（转账凭证注明：本200000元、息300000元）、2015年11月11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50000元、2015年12月7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200000元、2015年12月11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50000元、2015年12月11日葛建刚向孙常建汇款200000元、2015年12月18日案外人林杰向孙常建汇款100000元、2015年12月25日孙承忠向孙常建汇款500000元、2016年1月7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0000元、2016年1月13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40000元、2016年2月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70000元、2016年3月12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33500元、2016年4月11日孙承忠向孙丽娟汇款133500元、2016年5月26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33500元、2016年8月19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1000000元、2016年8月24日葛建刚向孙常建汇款200000元。另认定，孙承忠原系葛建刚的驾驶员，其支付给孙丽娟、孙常建、孙常镛的款项系受葛建刚委托付款。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常镛确认2016年8月19日向孙丽娟转账的1000000元、2015年7月20日转账的200000元系归还本金，2015年6月15日前按照借条约定的标准的利息均已结清。 对双方有争议的如下款项：2014年7月15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的1000000元、2014年8月8日葛建刚指定的孙承忠的账号向孙丽娟汇款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葛建刚向孙常建汇款的1500000元、2015年8月19日葛建刚向孙丽娟汇款的1000000元、2015年12月25日孙承忠的账户向孙常建汇款的500000元是否应视为还款，该院认定如下：1.2014年7月15日、8月8日，葛建刚及孙承忠转账给孙丽娟的两笔款项各1000000元、2014年9月5日葛建刚转账给孙常建的1500000元，葛建刚虽主张该三笔款项归还的是本金，但经该院核对相关的银行流水，前两笔款项葛建刚及孙承忠的账号汇给孙丽娟之后，孙丽娟通过工商银行（尾号4655）账户当日直接转至葛建刚的工商银行（尾号3023）账户；2014年9月5日的1500000元葛建刚（尾号3023的工商银行账户）归还至孙常建（尾号4194的宁波银行）的账户之后，由孙常建（尾号4494）的宁波银行账户于2014年9月6日、2014年9月8日分两笔再次转账给葛建刚（尾号3023的工商银行账户），故该三笔款项不应视为还款，应在总还款中予以扣除；2.2015年12月25日葛建刚指定的账户（孙承忠）归还孙常建的款项500000元，孙常镛虽主张该笔款项并非本案还款，而是双方另有款项往来，但现有证据无法对此予以证明，故该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视为葛建刚的还款。另认定，葛建刚、张霞儿于2004年9月6日登记结婚，2003年12月29日，葛建刚将自己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街××弄××号××室的房屋过户给张霞儿，2017年8月30日，张霞儿将上述房屋以29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施建设，双方签订《宁波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编号：×××9Ｂ）。2011年，葛建刚、张霞儿购买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花园××幢××单元××室××，2017年1月9日，张霞儿将上述房屋以267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汪惠，双方签订《宁波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编号：×××27）。2016年12月30日，张霞儿将位于宁波市××路××号，幢号2,6,1,4,5,3的房屋以14800000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夏四明，双方签订《宁波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编号：×××90）。 案件的争议焦点：一、孙常镛与葛建刚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效力问题；二、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如何认定；三、张霞儿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借款合同成立需要双方对借款达成合意，即判断孙常镛与葛建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应对双方是否达成借款合意进行审查。本案中，孙常镛主张出借给葛建刚共计12800000元，并提供了相应的借条予以证明。对此，葛建刚对款项的数额、性质等均有异议，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孙常镛姐弟三人转账给葛建刚是由葛建刚出面用于澳门博彩业的投资，同时因部分款项涉及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此，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涉案借条及相应的《借款确认书》属于当事人之间债权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葛建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在对孙常建、孙丽娟、孙常镛相关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方数份借条的出具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葛建刚出具借条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葛建刚与孙常建、孙丽娟、孙常镛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因各方于2017年3月由孙常镛出面处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孙丽娟、孙常建委托孙常镛行使债权的情况对葛建刚发生效力，现孙常镛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葛建刚主张债权。至于葛建刚抗辩的高利转贷3500000元。对此该院经审查，2013年7月18日借条的1350000元的组成系当日孙丽娟（尾号4015的建设银行账户）向葛建刚（尾号2126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200000元，与7月17日孙丽娟通过工商银行贷款的1000000元并非同一笔款项，且7月17日的该笔转贷款孙常镛并未在涉案中主张，故葛建刚对此笔款项的抗辩该院不予采信；另两笔款项，2013年8月8日孙丽娟向工商银行贷款的1000000元、孙常建于2013年9月6日向宁波银行贷款的1500000元，合计2500000元系经银行贷款放款后直接汇至葛建刚账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2条规定，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如上分析可知，上述两笔2500000元款项系孙丽娟、孙常建将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资金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出借给葛建刚，谋取利差，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故基于转贷的2500000元的借款关系应认定为无效，但当事人之间就剩余款项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仍应成立并有效。争议焦点二，关于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数额问题。涉案中，孙常镛主张借款本金为12800000元，该借款本金系由以下两笔款项组成：一、2017年3月《借款确认书》的11500000元，该款项构成如下：1.2013年9月13日7000000元的借条，约定月息2.5%，该款项组成为（2013年7月18日1350000元、7月23日700000元、8月8日1200000元、9月6日2600000元、11月5日500000元），对该笔借款，如前所述，虽因其中2500000元款项涉及的借款关系无效，但据此取得的借款本金仍应予以返还，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均有过错，故孙常镛无权按照合同原约定的利率标准的主张利息，考虑到资金确已实际出借，对于孙常镛主张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2.2014年3月12日3000000元的借条，约定月息2%；2014年4月14日1000000元的借条，约定月息2%；2014年9月7日500000元的借条，约定月息2%。葛建刚、张霞儿虽抗辩上述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存在利息倒扣的情形，对此该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涉案各方当事人于2017年3月1日达成的《借款确认书》，系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结算后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双方发生借贷关系在前，形成结算单据在后，同时双方之间有较多经济往来，对于交付方式和交易金额，双方陈述不一。现上述款项中虽有部分款项与实际交付的不一致，经该院核算，扣除上述转贷的2500000元，借款发生时（2013年-2014年）实际转账的款项8417500元，2017年重新结算金额为9000000元，中间的利息差额并未超过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差额标准。即便如上所述，部分借款无效，但因双方之间仍存在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故结合上述法律规定，该院认定该笔借条涉及的借款本金应为11500000元；二、2015年11月2日，孙常建转账给葛建刚的1300000元，对该笔款项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该笔债权，葛建刚、张霞儿有异议，因该笔款项并未有相关借条予以佐证，同时款项出借人为孙常建，款项的借款时间亦不包括在本案《借款确认书》载明的范围内，而孙常建作为合同相对方即债权人，并无证据显示其曾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葛建刚做出过由孙常镛统一行使债权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孙常镛与葛建刚就该1300000元的借款达成过借贷合意，故对孙常镛主张的该笔债权该院不予认定。如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总借款本金数额为11500000元。关于葛建刚已经归还的款项数额及性质。葛建刚称2015年6月15日之前利息已经结清，也归还了部分本金，2015年6月15日之后归还的均是本金，对此孙常镛有异议，认为2015年6月15日之前归还的均是利息，并未归还本金。对此，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归还顺序的，应按先息后本处理。从该院审查的转账凭证显示，葛建刚自2013年8月起至2015年6月15日止，通过本人及指定的孙承忠的账号归还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的款项有40余笔，其金额从几万到二十几万元不等，该还款的金额不符合归还借款本金的特性，一般情况下，归还本金应是大额归还，而上述还款中超过二十万的仅有三笔，多数为十万至二十万以下，符合偿还利息的特征，同时如前所述，该期间大额的款项如系归还本金，应在总还款数额中扣除。经该院核算，2013年8月19日至2015年6月12日之间，葛建刚共归还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合计437089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的规定，如前所述，葛建刚应承担的按照本金9000000元自借款日、本金2500000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6月15日的法定利息为3921800元，葛建刚已经归还的部分超过了其应承担的利息部分，故超出部分多付的利息449091元应在总承担的利息中予以扣除，超过的部分抵扣本金。至于2015年6月16日之后的利息标准问题，庭审中各方陈述不一。对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现孙常镛主张2015年6月16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葛建刚则认为2015年6月16日之后无需支付利息。对此，该院认为，各方于2017年3月1日达成的《借款确认书》应视为各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及新的对账结算，该确认书第二行原“2015年6月16日起月利率2%计”的字样由葛建刚划去后重新书写：“利息按双方约定的计算”，根据条款的文义理解来看，葛建刚既已在庭审中否认存在利息又书写“利息按双方约定的计算”两者存在矛盾，故该院对葛建刚主张的2015年6月16日之后无需支付利息的辩称不予采信，现孙常镛主张2015年6月16日之后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标准符合原借条的约定，也未超过法定范围，该院予以支持。但因2500000元部分的借款无效，该笔款项2015年6月16日之后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该院予以支持，该部分款项孙常镛无权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主张。至于葛建刚2015年6月16日之后归还的款项问题，该院认定如下：因孙常镛自认2015年7月20日的500000元、2015年11月2日500000元中的200000元、2016年8月19日的1000000元系归还本金，故以上款项应在总借款本金予以中扣除，其他还款金额若超过了各阶段还款日之前应支付的利息，剩余部分视为向孙常镛清偿部分本金，对葛建刚还款情况分析如下：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7月20日期间，应付借款利息为218823.30元，已付115000元，剩余利息103823.30元未付；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11月2日期间，应付借款利息为620549.30元，已付918300元，多付利息297750.70元；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应付利息为1675742.40元，已付2010500元，多付334757.60元，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应付利息为984700元，已付利息20000元，尚欠利息9647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如上所述，葛建刚尚欠孙常镛2015年6月16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利息共计436015元，2015年6月15日之前多付的利息449091元，上述利息部分互抵，多付的利息应在总承担的本金款项中予以扣除。综上，经该院核算，至2017年3月1日，葛建刚多付孙常镛利息13076元，该部分款项，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综上，对孙常镛主张的剩余7286924元自2017年3月1日之后参照原借条约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主张利息损失，该院予以支持，2500000元部分的资金占用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关于争议焦点三，涉案借款是否应当认定为葛建刚、张霞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据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夫妻一方举债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应当区别夫妻另一方是否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是否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其他特殊之需要，包括用于夫妻家庭购买大额物质资产、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经营活动或虽用于一方经营活动但经营收益归夫妻家庭共同所有的情形，是否给非举债夫妻一方增加其他利益等具体情况，并在兼顾债权人信赖利益保护，防范恶意逃避债务和虚假诉讼的基础上，综合确定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在举证责任承担上，债权人应当尽到举证证明借款系出于夫妻合意或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非举债夫妻一方因该举债而增益等相关事实之责任。该院认为，涉案情形属未经夫妻共同意思之表示，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葛建刚向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借款虽发生在葛建刚、张霞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涉案系巨额借款，已完全超出了夫妻家庭共同生活之需要，无证据证明葛建刚的借款事先取得了张霞儿的同意或事后的追认，故葛建刚的借款非两人共同意思之表示。其次，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与葛建刚、张霞儿原系朋友关系，相互之间对对方家庭、经济实力和从事的经营活动等状况均有所了解，而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张霞儿在婚前名下即有相应的固定资产可以用于收益，同时根据涉案借款款项流转情况看，无法证明款项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因此，涉案债务不能认定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孙常镛与葛建刚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有效，葛建刚应当按约定偿还本金和支付合法的利息，但孙常镛主张案涉债务为葛建刚、张霞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款之规定，判决：一、葛建刚归还孙常镛借款本金9786924元（截至2017年3月1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其中7286924元的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7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剩余2500000元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孙常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763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2638元，由孙常镛负担23335元，葛建刚负担79303元。 二审中，孙常镛、张霞儿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葛建刚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共7张，拟证明除一审认定的已归还借款本金1700000元外，还应该加上7张交易明细中的3460000元，合计归还借款本金5160000元。另外2015年8月19日的1000000元系归还借款本金，但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经质证，孙常镛认为，本案一审诉讼进行了一年半，葛建刚从未提出还有另外还款与11500000元有关，该证据并不是二审新证据。在11500000元借款发生之前孙丽娟还借给葛建刚至少4000000元，一审涉及的11500000元之后孙常建还另外借给葛建刚有1300000元，双方之间借款远不止本案11500000元，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葛建刚待证的事实。张霞儿认为该款项确实不是在一审已重复的款项，应当予以扣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中的大部分款项汇款凭证葛建刚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一审也经核对并计算在内，葛建刚对该部分款项交付依据系重复提交。经初步审核，葛建刚仅对其中800000余元交付依据未在一审时提交，但葛建刚在一审对本案较长时间审理过程中，可以提交但从未提交该部分凭证。同时，孙丽娟、孙常建与葛建刚除本案借款外，另有款项往来，故上述款项凭证无论真实与否，均不宜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孙常镛、孙丽娟、孙常建与葛建刚在2017年3月1日签订了涉案《借款确认书》一份，明确在限定的借款时间段内发生的借款金额、向葛建刚主张债权主体以及利息计算等事项。一审法院据此及双方陈述、自认及各自提交的汇付款转账凭证，认定本案双方借款为11500000元，其中2500000元借款系孙丽娟、孙常建银行贷款资金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出借，该2500000元借贷关系无效，余款9000000元借贷关系成立并有效，正确。一审法院就9000000元根据不同借款时间和葛建刚还款时间按照年利率24%分段计息，符合双方约定，对于葛建刚多付部分，抵扣本金，2500000元因借贷关系无效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葛建刚借款后理应按约还本付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孙常镛、葛建刚间发生的借款数额远远超出一般人可以理解认同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孙常镛认为本案债务系张霞儿、葛建刚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在于孙常镛，但根据孙常镛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属举证不能，本案债务尚不能认定为张霞儿、葛建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张霞儿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具体案情，一审法院对本案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并无不妥。此外，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孙常镛所称审理超审限、葛建刚所称必须追加当事人而未追加等审判程序违法等问题，经本院审查，本案存在张霞儿一、二审提出管辖权异议、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及经审批延长审限等情况，本案不存在违法超审限等情形。根据孙常镛、葛建刚间涉案《借款确认书》约定，主张本案权利主体明确，借贷事实清楚，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孙丽娟、孙常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不属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孙常镛、葛建刚各自上诉，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常镛、葛建刚的各自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孙常镛、葛建刚各负担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488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梦梦 审判员  梅亚琴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军英 ??28?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