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983民初2899号原告：张明，男，195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物资回收机械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梦平，天津坤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宪盈，男，汉族，1981年7月16日出生，国商融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山东省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男，住北京市朝阳区，国商融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红，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明与被告王宪盈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梦平，被告王宪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宪盈支付张明国商掘金1号银行类特殊资产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商掘金1号基金）本金546600元及100万份基金产生的收益和未按承诺兑付的违约金(以基金本金546600元及100万份基金产生的收益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四计算)；2.诉讼费用由王宪盈承担。诉讼过程中，张明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变更为本金加收益共计515599.54元、违约金71125.71元（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为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14日，张明以100万元购买了国商掘金1号基金并签订《国商掘金1号基金基金合同》，基金份额100万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1元，手续费1万元。张明向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公司）共计支付101万元。该基金管理人为国商融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商（北京）公司】，基金托管人西部证券公司。合同约定，基金到期终止时一次分配收益。目前基金已经到期终止，但基金管理人迟迟未兑付。2019年3月13日，国商(北京)公司出具《国商掘金1号基金处置回款计划》。同年4月23日，该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按照回款计划兑付基金，公司股东王宪盈及其配偶作为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自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该公司共兑付六次共453371.47元，兑付率45.34%。张明剩余的基金份额国商(北京)公司未兑付，担保人亦未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现张明要求王宪盈按照《承诺书》、《国商掘金1号基金处置回款计划》承担保证责任，望判如所请。王宪盈辩称：1.其非案涉基金的受益人也非债务人，不是承担基金偿还责任的主体，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张明提交的承诺书，并未脱离基金合同，该承诺违背了法律和合同约定，属无效承诺；3.本案是基于基金合同产生的纠纷，并非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按合同约定应由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4.张明所诉并不属于担保合同纠纷，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尚未确定，不具有可诉性，主债务并未确定且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担保责任则无从谈起；5.即便保证合同成立，也已超过担保期间，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应当驳回张明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国商（北京）公司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王宪盈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商掘金1号基金成立于2016年6月8日，投资方向为不良资产市场。国商（北京）公司系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西部证券公司为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瀚亚公司）负责该基金的销售。张明通过北京瀚亚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宣传了解到该基金的相关信息后，于当月14日向该基金的募集账户“西部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募集）”转入100万元的认购金额，同时支付了1万元的认购费。当日，国商（北京）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随后，张明在北京瀚亚公司天津分公司签署了基金合同。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存续期为18个月。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本基金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前或延长本基金的存续期，具体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本基金成立时初始基金净值不得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单个基金投资者的初始基金资产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不含认购费）。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1元。本基金募集规模拟定为人民币贰亿元，分期发行，每满5000万元成立一期，最终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基金合同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生效。关于争议的处理，双方约定应提交西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该基金宗募集规模为15830万元。2016年6月20日，相关机构办理了该基金的备案手续。2017年11月16日，国商（北京）公司对外发布公告称，基金管理人已完成所有不良资产的投资，因司法执行程序的不可控，基金管理人预估国商掘金1号基金需延长基金合同期限，但基金管理人会依据资产包处置进度逐步进行清算。对于处置回款采取到账即分策略，每当该基金账户余额超过本金的10%，即向投资人进行分配，直至投资人本金分配完毕。在投资人本金分配完毕后，再对基金的收益部分对投资人作统一分配。2019年3月13日，国商（北京）公司向投资人发布回款计划书称，截至当日，案涉基金已兑付三次，共计6050万元，尚有9780万元未兑付。因经济环境等原因，资产包处置工作及回款遇到困难，预期回款计划为：不晚于2019年3月31日回款200万元，4月30日回款700万元，5月30日回款800万元，6月30日回款900万元，7月30日回款1200万元，8月30日回款1500万元，9月30日回款1800万元，10月30日回款2580万元。因国商（北京）公司未按该计划书进行第四次兑付，2019年4月23日，该基金的众多投资人到国商（北京）公司的办公地点交涉兑付事宜。当日，国商（北京）公司出具承诺书，同意由王宪盈及其配偶对未兑付的金额9780万元承担个人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同时承诺于当月28日前完成对该基金200万元的兑付，于5月16日完成对该基金700万元的兑付，其他未兑付金额按照2019年3月13日所出具的处置回款计划执行，未执行兑付总金额赔偿违约金以日息万分之四计息，并在资金到账时一并支付给西部证券公司基金托管账户，分配给投资人。在该承诺书上加盖了国商（北京）公司的公章，王宪盈在保证人处签名摁手印。同年5月20日，国商（北京）公司又承诺将于当月22日前将700万元兑付款的违约金84000元支付至该基金在西部证券公司的托管账户。如该公司能在6月15日前支付700万元兑付款，提前一日则减免一日的违约金。当年5月22日，国商（北京）公司支付了违约金84000元。截至2020年6月29日，国商（北京）公司向张明兑付基金本金七次，金额共计484941.54元。其中，第七次兑付发生在张明起诉之后，金额为31570.07元。本院认为，张明与国商（北京）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基金合同合法有效。国商（北京）公司在管理该基金时，因经济环境等原因，导致基金回款出现问题。虽基金合同中约定，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但是，该公司在基金合同到期后做出的限期向投资人回款的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承诺亦合法有效。王宪盈作为国商（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对国商（北京）公司未兑付金额9780万元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应当对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负责。王宪盈辩称，签署承诺书时其受到胁迫，该承诺书为无效协议。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在签订该承诺书时虽有众多投资人在场，但王宪盈签字是自主的行为，并无他人胁迫。在对基金收益等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王宪盈作为国商（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签署其本人愿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书，就应当对此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负责，即其应对国商（北京）公司未兑付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王宪盈向诸多投资人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其对国商（北京）公司未兑付金额9780万元承担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从文意上理解该意思表示仅是对保证方式的约定，并未涉及保证的期间，即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此后，双方也未进行补正。故本案的保证期间应适用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王在宪盈签订该承诺书时，国商（北京）公司承诺的最后一期回款时间为“不晚于2019年10月30日”，张明如要求王宪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迟应在此后六个月内提出。现张明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间内曾向王宪盈主张过权利，则应当免除王宪盈的保证责任。张明主张可以推定王宪盈在签订承诺书时有承担保证责任至基金兑付完止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适用二年的保证期间，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王宪盈辩称本案应由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基金合同约束的是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本案系投资人之一的张明与王宪盈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不适用基金合同的约定，且王宪盈已到庭应诉，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张明要求王宪盈对国商（北京）公司尚未兑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6元，减半收取计4633元，由张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郝鹏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刘亚平书记员李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