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8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生，男，汉族，1972年6月21日出生，住址贵州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相丽，女，汉族，1968年2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吉林省，现住吉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荣塔，贵州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富生因与上诉人梁相丽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黔2701民初4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富生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梁相丽承担本案一审代理费7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梁相丽在欠据中约定如超期不还，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是由于被上诉人梁相丽未能履行欠据中的还款义务，才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而上诉人欠缺法律知识，为维护自身权益才聘请代理人代理此案，故产生的7000元代理费应由被上诉人梁相丽承担。 上诉人梁相丽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49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案件事实，对《不应交款明细》以及《退效期过期药的明细》等证据断章取义，片面认为《不应交款明细》该证据是上诉人自认尚欠贵州众泰康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众泰康公司）59666.65元，而不对《退效期过期药的明细》作核实认定，《不应交款明细》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59666.65元是交给吉林万通药业集团药品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称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抵押金2000元、交给李富生押金3000元、卖不出去的效期药和过期药共11835元、医疗金244.5元、柏瑞药店直接打入众泰康账户14600元以及应支付李富生22243.65元的总和，并不是自认欠李富生59666.65元。针对被上诉人起诉称上诉人共拖欠众泰康公司59666.65元，上诉人自收到一审法院的答辩通知之日，就一直坚持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接收货款的单据，因为上诉人作为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的销售员工，每次发货给上诉人，都是有上诉人在接收货物清单上签字，当时被上诉人也同意提供单据，但是直到一审开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上诉人在庭上也再次明确要求提供接收单据，被上诉人还是没能提交，而只是当庭提交自己伪造编造的《关于贵州分公司都匀支公司的担保承诺书》，直到一审判决下来，还是不能提交上诉人签收的货物清单，被上诉人连支持其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的基本证据都提供不了。更让上诉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应交款明细》和《退效期过期药的明细》，明明是上诉人写给被上诉人的资金经过，被上诉人拿来作为证明上诉人欠款的依据，那么就证明被上诉人完全认可该证据上的内容，然而被上诉人却断章取义的认为尚欠货款59666.65元，一审法院也跟着断章取义的认定该事实。2、被上诉人提供众泰康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需向众泰康公司上缴药品销售款59666.65元，为不影响每个月货品的结算工作，李富生已经代上诉人将该款全部上缴众泰康公司。然而，并没有众泰康公司工作人员出庭对该《证明》说明情况，也没有出具上诉人与众泰康公司的业务来往情况，该《证明》完全经不起上诉人质证。而真实情况是上诉人根本没有和众泰康公司有过任何药品交接，不存在需向众泰康公司上缴药品销售款59666.65元，上诉人是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的药品销售员工，所销售的药品都直接跟李富生对接，和众泰康公司交易的基本事实都不存在。而一审法院没有认真核查，还直接采纳该《证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真是有失司法公正。3、一审开庭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而被上诉人莫名其妙的突然于2019年12月9日提交一份万通药业经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梁相丽在黔南地区药品销售过程中，欠19823元货款行为，由李富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是在一审开庭之后才出具的，一审法院不顾上诉人无论如何质证，均不采纳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没有审核就拿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情况说明上的内容，首先，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梁相丽欠19823元货款并没有说明清楚，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其次，该公章没有编号，也不是财务专用章，是真是假一审法院没有核实；再次，一审开完庭之后才制作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4、被上诉人编造上诉人虚假的居住地址现住都匀市云宫花城3栋2单元30层，用于在一审法院起诉，而事实上上诉人在都匀市根本没有居所，也没有租房居住，《聘用合同》上也是约定上诉人作为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业务员。另外，上诉人于2019年6月底辞职后就一直在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居住，上诉人一直认为都匀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并且在接到一审法院通知的第一时间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但是提交材料的时候法官就当面口头称要驳回，上诉人无奈只好将材料收回，并只好在之后几天委托了律师代理其出庭答辩。 原审原告李富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支付的1982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代理费7000元；以上金额共计2682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万通药业经销公司在贵州省黔南州的销售代理人，2016年至2019年，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每年与原告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为贵州省黔南州负责该公司产品（包括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中药饮片、保健食品、消毒产品等）的销售代理人。2016年12月13日，被告与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签订《聘用合同》及《区域销售承包协议书（暨销售承包经营合同书）》，作为该公司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业务员，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案外人众泰康公司系万通药业经销公司在贵州省区域的经销商，原、被告及众泰康公司均负责销售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的上述产品。2018年6月5日，原告作为支公司经理向万通药业经销公司出具《关于贵州分公司都匀支公司的担保承诺书》，载明“支公司经理李富生自愿对上述人员（包括梁相丽等9名终端经理）进行担保，并承诺如出现经济问题，均由支公司经理承担连带责任”。在经销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出具《欠据》，载明个人欠李富生人民币29302元，保证1月内还清，如超期不还，李富生可向当地法院起诉。后因被告对此金额不认可，又于2019年7月17日自行核算，出具《不应交款明细》，载明截止2019年6月30日前所有账目总额，包括2019年4月至5月签的欠李富生凭据条子总计59666.65元，应付李富生59666.65-37423=22243.65元。2019年7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2243.65元。2019年7月25日，众泰康公司出具《证明》证实，截止2019年6月30日，经清算梁相丽需上缴药品销售款59666.65元，为不影响每月货品的结算工作，李富生已代梁相丽将59666.65元药品销售款上缴众泰康公司。在被告认为已经支付的37423元中，原告仅对押金3000元和柏瑞公司打入众泰康公司的14600元，两项合计17600元予以抵扣，余款19823元被告仍应支付给原告。由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余款19823元，故原告向法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请。诉讼中，原告提供因本次诉讼聘请代理人花费7000元的代理费发票一张。 另查明，原告于2019年12月9日提供由万通药业经销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出具的内容为“梁相丽在黔南地区药品销售过程中，欠19823元货款行为，由李富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系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的药品销售人员，原告作为该公司的地区级销售代理人即支公司经理，被告作为该公司的县级销售人员，双方在销售过程中具有隶属关系，在经销过程中，原告作为支公司经理，对包括被告梁相丽在内的终端经理向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在经销过程中，经自行核算尚欠众泰康公司59666.65元药品销售款，原告已经代替其支付。作为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原告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追偿。关于应付金额，被告在出具的《不应交款明细》中，已经自认尚欠款项为59666.65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2243.65元后，应尚欠37423元，原告认可抵扣17600元，剩余19823元是被告应当予以支付的款项。原告主张因本次诉讼而聘请代理人所产生的代理费7000元由被告承担，因双方对此未作出约定，且代理费不是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梁相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富生代付款19823元；二、驳回原告李富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元，由原告李富生负担62元，被告梁相丽负担173元。 二审中，上诉人李富生提供证据为梁相丽2019年6、7月补开发票费用、2019年6月众泰康出库流向、渠道出库表、发货费用不属于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上诉人李富生主张的代理费7000元是否应支持；2、上诉人李富生代上诉人梁相丽支付的款项是多少？ 本院认为：双方对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均系万通药业经销公司的药品销售人员，上诉人李富生作为该公司的地区级销售代理人，上诉人梁相丽作为该公司的县级销售人员，双方在销售过程中具有隶属关系，上诉人李富生作为支公司经理，对包括上诉人梁相丽在内的终端经理向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异议，应予确认。 针对二审焦点：第一，对于上诉人李富生主张的一审代理费问题。虽然双方在2019年5月31日的欠据中约定，如超期不还，上诉人李富生可向当地法院起诉，一切诉讼费用由欠款人承担，但是因代理费不属于诉讼费用的范围，故一审认定双方对此未作出约定，且代理费不是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不予支持上诉人李富生的该主张正确，应予确认。第二，对于上诉人李富生代上诉人梁相丽支付的款项问题。双方经销过程中，上诉人梁相丽于2019年5月31日出具欠据给上诉人李富生，载明其个人欠李富生29302元，保证1月内还清，如超期不还李富生可向当地法院起诉。事后，因上诉人梁相丽对此金额不认可，又于2019年7月17日自行核算，出具不应交款明细载明截止2019年6月30日前所有账目总额，包括2019年4月至5月签的欠李富生凭据条子总计59666.65元，应付李富生59666.65-37423=22243.65元。2019年7月19日，上诉人梁相丽向上诉人李富生支付22243.65元。现在上诉人李富生已代梁相丽将59666.65元药品销售款上缴众泰康公司，而在上诉人梁相丽认为已经支付的37423元中，上诉人李富生仅对押金3000元和柏瑞公司打入众泰康公司的14600元，合计17600元予以抵扣，余款19823元双方发生争议。上诉人梁相丽未能举证证实余款19823元已支付或者扣抵的依据，而上诉人李富生所提供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实其代梁相丽支付的19823元，上诉人梁相丽未履行给付义务。因上诉人李富生作为上诉人梁相丽向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支付货款的保证人，在上诉人李富生向万通药业经销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诉人梁相丽追偿，故一审认定由上诉人梁相丽支付上诉人李富生代付款19823元正确，应予确认。另外，对于上诉人梁相丽提出的管辖权问题，因上诉人梁相丽未在一审答辩中提出，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富生、梁相丽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李富生预交的50元由其承担，上诉人梁相丽预交的470元由其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唐新春 审判员  陈福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