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周国柱，男，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法定代表人:王春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豪，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王贵忠，男，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信宇，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鹏，男，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凝，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国柱、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贵忠、王鹏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国柱、上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豪、被上诉人王贵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和滕信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柱和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国柱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选择性查明事实，对有利于王贵忠和王鹏的事实，无论证据是否充分，均予采信；对不利于王贵忠和王鹏的证据和事实，均刻意的予以无视。致使本案的基础事实全部认定错误且极其具有倾向性。一、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对（2018）辽02民终7123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出需要查明的事项均未查明。1.基于对同一套房屋的查封，王贵忠提出了两次执行异议，分别有（2016）辽0202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在42号裁定书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为何又作出了8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裁定并不矛盾，且执行异议裁定系程序判断并非实体判断，不同裁定结果不能影响最终的实体判决。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因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王贵忠的第二次提起执行异议的诉讼不应被受理。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案涉房屋系由上诉人于1993年开发，1995年取得的《商品房销售许可证》，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商品房，不属于公有住房。二、王贵忠如何获得、是否合法取得案涉房屋无据支持。被上诉人称该房屋系通过拍卖取得，但拍卖的委托单位是谁，拍卖的是使用权还是产权，谁竞买成功，成交确认书所载明的付款方式等，王鹏是以什么身份与王贵忠签订的买卖合同，等等，在上述事实全部存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王贵忠合法取得案涉房屋。三、案涉房屋系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房产，已办理相应的产权手续，在王贵忠没有明确、足够、充分的证据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认定房屋属于公有住房，也不能认定属于王贵忠合法取得。王贵忠辩称，不同意周国柱和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一审法院已查明案涉房屋的流转过程，且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已明确案涉房屋为公有住房。二上诉人以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1995年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为由，证明案涉房屋是商品房，且认为公有住房仅存在于国有、国企和集体所有制的房屋中，此种理解系狭义和不客观的。大连市作为公有住房的试点城市，公有住房使用权允许上市交易。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虽然取得了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但不代表其开发建设的房屋的权属都是商品房，其拥有的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只是一种允许其售卖商品房的资格，但前提是开发的房屋性质属于商品房。而案涉房屋已经明确是公有住房性质，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只是公有住房的管理者，代表国家管理收取房租而已。2.关于二上诉人提到拍卖手续问题，一审已经查明且在王贵忠、王鹏拿着拍卖手续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到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房屋手续及签订《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时，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其应留存了当时的所有包括拍卖手续在内的材料，现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拒不出示与案涉房屋有关的手续，根据法律规定，应推定王鹏提供的拍卖手续真实合法，王贵忠对案涉房屋的受让属于合法受让。3.关于二上诉人提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辽0202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属重复裁定，应驳回王贵忠第二次提出的异议一节，42号裁定书是关于案涉房屋的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8号裁定书涉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两份裁定书依据的法律程序不同，法条也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法院应分别审查针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和针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故8号和42号裁定书在案由上、裁定内容及裁定依据上均不相同，其裁定结果不矛盾也不相悖，因此不影响最终的实体判决。王鹏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周国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继续执行查封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大连市西岗区睛明街46号2层2号房屋;2.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3.确认二被告2005年7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被告王鹏无权处分，其买卖行为无效，《房地产买卖契约》对房屋产权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及原告而言都是无效的;4.确认中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下达的（2016）辽0202执恢字9号文书对大连市西岗区晴明街46号房屋的执行查封是合法生效的;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大连古金拍卖有限公司接受某单位的委托，拍卖位于大连市西岗区产及车库一处的使用权，该房屋为公有住房，拍卖公告发出后，被告王鹏（作为竞买代理人）与该公司取得了联系，并通过拍卖的方式购买了该房屋使用权，付清了全款。同年，被告王鹏将晴明街46-2-2号房屋的使用权以36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被告王贵忠，并为此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2005年7月1日，被告王贵忠与第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并办理《单位自管房租赁证》，租赁房屋坐落于睛明街46号2-2号，建筑面积122.25平方米，期限自2005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1日，房租按照大连市公有租房的标准268.96元/月收取。后延长租赁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王贵忠缴纳的房屋租金至2013年12月31日并一直居住该房屋至今。另外，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载明案涉房屋为公有住房，办理产权登记按照公有住房出售相关规定办理。2000年，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填发的房权证西单字第××号《大连市房地产权证》载明:坐落于西岗区房屋，权利人为大连市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该证附记载明该权证剩余两套住宅，3-2面积为122.25平方米，2-2面积为122.25平方米，8号车库25.5平方米。住宅为睛明街46号，车库为睛明街44号。2014年3月5日，原告周国柱因与第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诉至一审法院。后双方自愿调解，一审法院作出（2014）中民初字第1144号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前偿还周国柱16万元;自2014年3月1日起第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周国柱违约金2670元后，至偿还欠款16万元之日止。2014年8月6日，周国柱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4）中执字第132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房屋，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2015年12月18日，周国柱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案号为（2016）辽0202执恢字第9号，2016年6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02执恢字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大连市西岗区房屋，查封期限三年。一审法院在执行周国柱与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王贵忠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一审法院（2016）辽0202执恢字第9号文书对大连市西岗区晴明街46号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周国柱要求执行的（2018）辽0202执异8号裁定书确定的执行标的，即本案所涉大连市西岗区晴明街46号2层2号房屋许可查封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王贵忠应就其对本案所涉大连市西岗区晴明街46号2层2号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王贵忠为证实其该项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房地产买卖契约》、《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公有住房基本状况》、《收条》、《房屋缴租证》、《情况说明》、《拍卖公告》、《大连市公安局发还物品文件清单》、《户口本》、《采暖费收据》。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涉房屋为公有住房且王贵忠对案涉房屋的受让属于合法受让。案涉房屋的产权方虽为第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但已经将使用权卖给了案外人苗士敏，因苗士敏购买款项为刑事案件所涉赃款，大连市公安局依法查封后返还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大连古今拍卖行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了王鹏竞拍案涉房屋使用权的事实，王鹏从古金拍卖行竞拍到案涉房屋使用权后，又将该房屋使用权卖给了王贵忠，王贵忠与王鹏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收条证明王贵忠已经支付了368000的全款，且王贵忠与第三人签订《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且在法院查封前一直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虽然案涉房屋没有完成过户登记，原告周国柱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王贵忠对此有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2016）辽0202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与（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在裁定结果上的不同，一审法院认为并不矛盾，执行异议裁定为程序判断，并非实体判断，不同的裁定结果并不能影响最终的实体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王贵忠就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晴明街46-2-2号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原告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周国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了从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取得的王贵忠于2019年5月21日申请查询西岗区八一路晴明街46号2-2房屋情况时填写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处理单”和“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上述告知书的第一项已答复了王贵忠的申请事项，该告知书的第二项、第三项与王贵忠拟申请公开的信息无关。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王贵忠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拟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周国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来源于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予采信。依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5月22日向王贵忠出具“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申请人居住的房屋（西岗区为公有住房（缴纳房租），办理产权登记按照公有住房出售相关规定办理。…”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二审补充查明：2016年6月8日，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案涉西岗区晴明街46号2层2号房屋的“大连市房地产权证”[（西股份）2016400255号]，附记栏载明“变更、分证（原发证日期：2000.09.12）。”另查，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和周国柱当庭均承认案涉房屋的使用权曾出售给案外人苗士敏，在法官询问“为什么卖的是使用权？”时，周国柱回答“苗士敏买房子当时是个人现金买的，当时苗士敏说只买使用权，如果买产权会贵，使用权比购买产权能便宜30%多，而且还省税，不用办理过户。”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贵忠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具体到本案，从查明的事实可见，案涉房屋被查封的时间是2014年8月6日，而王贵忠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时间是2005年，且已将购房款支付给出卖人王鹏，王鹏对于已收取全款并无异议；从王贵忠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于2005年7月与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并办理《单位自管房租赁证》，向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租金，实际入住案涉房屋；至于未办理过户问题，系因为案涉房屋是通过拍卖的程序取得，而被拍卖的仅是房屋使用权，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房屋的登记产权单位，在其未予配合的情况下，王贵忠无法取得房屋的产权，现周国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的产权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责任应归咎于王贵忠，故本案王贵忠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驳回周国柱的诉讼请求正确。关于周国柱提出针对同一套房屋的查封，王贵忠提出了两次执行异议，一审对于第二次异议不应受理一节，本院认为，（2016）辽0202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是针对王贵忠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财产被查封的执行行为提出的书面异议，而（2018）辽0202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是基于王贵忠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作出，两份执行裁定书依据的法律条文不同、法律程序不同，审查的内容亦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案外人既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故对周国柱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周国柱提出案涉房屋不是公有住房且王贵忠不享有权利一节，从查明的事实可见，案涉房屋系由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后将房屋的使用权出售给案外人苗士敏，因苗士敏涉及刑事犯罪，其支付的购房款系赃款，案涉房屋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并返还给受害单位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后经拍卖程序由王鹏作为竞买代理人购买，王贵忠系与王鹏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取得的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并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的公有住房租赁手续，按照国家指令性租金标准缴纳房租。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此后多年收取王贵忠按照指令性标准缴纳房租的事实，亦可证明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对王贵忠已取得案涉房屋使用权的认可。虽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于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但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已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形式明确案涉房屋为公有住房，故即使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是案涉房屋的产权单位，亦不能影响王贵忠享有案涉房屋的公房承租权。另，周国柱和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二审中明确表述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已被案外人苗士敏购买，而使用权与产权的差异是价款大约低30%。且不论周国柱与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陈述的价款差异额度是否属实，从中可以明确的是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已被案外人通过支付合理对价的方式取得。一个合法的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现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其出售案涉房屋使用权的行为，将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上述权利进行了处分，故即使房屋仍登记在其名下，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所享有的也仅是有限的权利，即其可以按照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收取房租，其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要求房屋的使用权人通过履行相关手续，缴纳相关费用，将房屋的产权进行变更登记，而不是要求已支付合理对价的使用权人将房屋无偿退还。综上，对周国柱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周国柱提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是股份制企业，名下不应有公有房屋一节，本院认为，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显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其他案外人就公有房屋的租金缴纳已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故周国柱此项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关于周国柱提出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已取得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商品房销售许可证》，说明案涉房屋不是公有房屋一节，本院认为，周国柱此项观点与事实不符，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已明确案涉房屋为公有住房。即使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也不能代表其开发建设的房屋权属性质均是商品房，其拥有的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仅是一种允许其售卖商品房的资格，前提是其开发的房屋性质是商品房，不能据此否定案涉房屋的公有住房性质，故对周国柱此项主张同样不予支持。关于周国柱提出王贵忠现提交的拍卖手续存在缺失，不能证明王贵忠已合法取得案涉房屋使用权一节，从查明的事实显示，王贵忠在与王鹏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后，即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办理了单位自管房租赁手续，并按照公有住房所特有的国家指令性标准缴纳了多年的房租，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在与王贵忠签订租赁合同及后续延长租期、收缴租金过程中，从未提出过异议，说明其已对王贵忠持有的手续进行了合理的审查，并未认为王贵忠持有的手续不全，不能享有案涉房屋的使用权，现其在收取多年租金后提出异议，不能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周国柱承担3500元，由大连康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冬艳审判员  刘小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