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2号。负责人：崔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男，1980年9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银萍，女，1953年9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飞扬（系杜银萍之子），1979年11月14日出生。上诉人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电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银萍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原审误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5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电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李爽，被上诉人杜银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飞扬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我公司赔偿杜银萍住院伙食补助费2621元、医疗费1500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30631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675.7元、残疾赔偿金542790.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2500元、鉴定费6850元，合计1085544.85元（不服判决部分为349972.59元）；2.本案诉讼费由杜银萍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未考虑杜银萍属于“大部分护理依赖”而非“完全护理依赖”，致出院后护理费计算过高。2.杜银萍住院时已接受医院护理，并支付了护理费，对其额外聘请的护理人员所支付的护理费我公司不同意赔偿。3.一审法院未考虑本次事故是导致杜银萍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而非“全部原因”，致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过高。4.杜银萍提供的医疗费票据有部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与合理性，一审法院未予排除。我公司认可杜银萍医疗费15万元。5.经法庭质证确认的残疾辅助器具费数额与判决不一致，一审法院计算有误。6.本案适用案由错误。杜银萍系车上乘客，并非交通事故的相对人，与我公司是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应当是合同纠纷或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法院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立案审理不妥。杜银萍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电车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各项数额合理。杜银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电车公司赔偿我医疗费215830.54元（含医疗费214202.05元、院内周转费250元、手术保险费900元、复查费158.49元、急救费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21元（2019年4月10日至9月25日）、营养费18209.30元（按照201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计算90天）、护理费1701360元（含2019年3月20日至4月10日护工及护工伙食费6720元、2019年4月10日至9月25日护理费38640元、2019年9月26日起计算20年每月6900元计1656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535.70元、残疾赔偿金723720.20元（按照2019年北京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杜银萍之父）生活费57947.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鉴定费6900元，以上共计2829124.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0日8时44分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路小关路口西100米处，何盛军驾驶电车公司所属515路公共汽车（×××）由东向西行驶，追撞前方正常行驶的两辆小客车，致使公共汽车乘客之一杜银萍受伤。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认定，何盛军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当日至同年4月10日，杜银萍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21天，入院后在全麻下行颈椎椎体次全切除+椎体间植骨融合术，出院诊断：颈部脊髓损伤，急性不完全性四肢瘫，颈椎病，周围神经炎，眼周区挫伤（左侧），膝骨关节病，原发性高血压，反流性食管炎，便秘，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出院医嘱：1.继续口服营养神经药物，术后6周骨科复查门诊X线，佩带颈托至术后3个月；2.建议至康复医院行四肢功能康复锻炼；3.继续行颈部肌肉、四肢功能锻炼，预防卧床并发症；4.不适随诊。2019年4月10日至同年5月29日，杜银萍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49天，出院诊断：颈椎术后，四肢瘫（不完全），高血压病，重度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出院医嘱：术后3月佩戴颈围，继续康复治疗，定期复查，随诊。2019年5月29日至同年6月21日，杜银萍仍在北京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23天，出院诊断：颈椎术后，四肢瘫（不完全），高血压病，重度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出院医嘱：术后3月佩戴颈围，继续康复治疗，定期复查，随诊。2019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2日，杜银萍仍在北京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42天，出院诊断：颈椎术后，四肢瘫（不完全），高血压病，重度骨关节病。出院医嘱：按出院指导方法继续康复治疗，定期复查，随诊。2019年8月2日至同年9月4日，杜银萍仍在北京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33天，出院诊断：颈部脊髓损伤，四肢瘫，颈椎术后，骨质疏松，重度骨关节病，高血压，神经源性膀胱。出院医嘱：继续院外肢体康复训练及营养神经、镇痛等对症治疗；定期复查相关检查，评定患者恢复情况；如有不适，及时就诊。2019年9月4日至同年9月25日，杜银萍仍在北京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21天，出院诊断：颈部脊髓损伤，四肢瘫，颈椎术后，神经源性膀胱，骨质疏松，重度骨关节病，高血压，便秘。颈椎术后，四肢瘫（不完全），高血压病，重度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出院医嘱：继续院外肢体康复训练及营养神经、镇痛等对症治疗；规律治疗，定期复查相关检查，评定患者恢复情况；如有不适，及时就诊。以上，杜银萍共住院189天，支付医疗费215830.54元（包括手术保险费9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535.70元、住院189天护理费45360元、住院伙食费2621元。2020年1月3日，经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杜银萍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两个五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为70%；被鉴定人杜银萍的护理期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为止，营养期为90日；被鉴定人杜银萍的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大部分护理依赖；本例虽然被鉴定人原有颈椎病，本次系因在乘车过程中受伤，说明颈椎病尚未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造成明显影响，本次事故使颈部受到过屈、过伸性暴力作用，这种挥鞭样损伤使其在原有颈椎病的基础上，造成颈脊髓损伤，出现四肢瘫等后果，本次车祸与被鉴定人颈脊髓损伤之间，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逻辑上存在因果关系，本次交通事故的外力作用应为导致被鉴定人四肢瘫等后果的主要原因。杜银萍为此支付鉴定费6850元，电车公司支付鉴定费2700元。另查，杜银萍（1953年9月21日出生）的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按照2019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14年×70%（伤残等级赔偿指数）=723720.20元。庭审中，杜银萍自认其父有退休金收入。一审法院认为，杜银萍在乘坐电车公司所属515路公共汽车时，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致使杜银萍受伤，电车公司对此负有过错，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杜银萍要求赔偿医疗费，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款凭证及相应的诊断证明书、费用清单予以佐证，法院予以确认，杜银萍主张的手术保险费，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杜银萍要求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2621元，于法有据，数额并未超出合理范围，法院应予支持。杜银萍的营养期为90日，营养费法院酌定为4500元，杜银萍主张营养费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杜银萍的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大部分护理依赖，需长期护理，并且考虑本次交通事故的外力作用应为导致杜银萍四肢瘫等后果的主要原因，故电车公司应全额予以赔偿；杜银萍住院期间（2019年3月20日至同年9月25日）支付的护理费45360元，法院予以确认；2019年9月26日以后的护理费，法院对赔偿期限暂定为5年，护理费法院酌定为每日200元，此部分护理费应为365000元；以上，护理费共计410360元，杜银萍主张护理费超出法院认定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在此之后的护理费，本案不予处理。杜银萍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2535.70元，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充分，法院应予支持。杜银萍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于法有据，计算得当，法院应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而杜银萍之父有退休金收入，因此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杜银萍因伤致残，并且考虑其为老年人，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酌定为70000元，杜银萍主张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杜银萍主张的鉴定费6850元，属合理损失，电车公司应予赔偿；经鉴定，本次交通事故的外力作用应为导致杜银萍四肢瘫等后果的主要原因，故电车公司为此支付的鉴定费应由其自行承担。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赔偿杜银萍住院伙食补助费2621元、医疗费214930.54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41036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535.70元、残疾赔偿金723720.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鉴定费6850元，合计1435517.44元；二、驳回杜银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电车公司称杜银萍残疾辅助器具费为1675.7元，并非2535.70元。经核，电车公司当庭对2535.70元表示认可，不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杜银萍的医疗费，电车公司称其对杜银萍本案的医疗费花销数额表示认可，但对医疗费花销中有治疗杜银萍基础病的费用，对医疗费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持有异议，并对关联性提出鉴定。关于杜银萍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电车公司认为医院已有专门护理，杜银萍不需要再行请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杜银萍称其四肢瘫痪，医院的护理属于医疗护理，其另行申请的护理为生活护理。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一审法院确定的电车公司赔偿杜银萍的护理费、医疗费数额是否适当；二是杜银萍患有颈椎病的个人体质能否减轻电车公司所应当承担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之相应赔偿责任；三是本案案由是否适当。关于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根据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杜银萍伤残累计赔偿指数为70%，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且考虑到本次交通事故的外力作用应为导致杜银萍四肢瘫等后果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电车公司对杜银萍就护理费进行全额赔偿，符合本案实际。就杜银萍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一审法院结合杜银萍提供的在案票据，综合考虑、杜银萍伤情、治疗情况、四肢瘫后果、事故发生原因等确认由电车公司予以赔偿并无不当，电车公司上诉称未有相应医嘱证明杜银萍需要除医院护理外之其他护理人员护理之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就2019年9月26日以后的护理费，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杜银萍年龄、伤情、护理需要等确定的护理费年限、支付标准并无不妥，电车公司上诉称因杜银萍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其仅应承担80%的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医疗费，电车公司对一审法院核算的杜银萍支出的医疗费数额表示认可，但认为医疗费中有治疗感冒、发烧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的花费，并据此就杜银萍支出的医疗费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提出鉴定申请，因其在一审中未就此提出鉴定申请，且杜银萍已就其医疗费支出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此外，通常情况下在创伤治疗中伤者自身的与创伤治疗相关的基础病症可能存在需要一并治疗的情况，亦无法与创伤治疗截然分开。在电车公司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杜银萍存在无关治疗及所对应的具体治疗费用的情况下，本院对电车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载明“本例虽然被鉴定人原有颈椎病，本次系因在乘车过程中受伤，说明颈椎病尚未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造成明显影响，本次事故使颈部受到过屈、过伸性暴力作用，这种挥鞭样损伤使其在原有颈椎病的基础上，造成颈脊髓损伤，出现四肢瘫等后果，本次车祸与被鉴定人颈脊髓损伤之间，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逻辑上存在因果关系，本次交通事故的外力作用应为导致被鉴定人四肢瘫等后果的主要原因。”前述鉴定意见直接显示杜银萍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颈脊髓损伤、四肢瘫等损害后果，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杜银萍的个人体质问题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杜银萍的个人体质问题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杜银萍不应因其个人体质对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因此，不应按照外伤参与度计算杜银萍的相应损失。电车公司上诉称因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间接损失应乘以参与度来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除承担的责任比例外，因电车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不再赘述，对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另，电车公司上诉称其与杜银萍构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或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在本案存在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的情况下，结合杜银萍一审时诉讼请求，其系基于侵权事实提起的本案诉讼。因杜银萍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系车上乘客，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确有不妥，本院更正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综上所述，电车公司除本案确定案由的主张外其他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4元，由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郭文彤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