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青帜，男，1973年3月20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彦，北京中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春想，女，198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义，北京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青帜因与被上诉人郭春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4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青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郭春想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李青帜和郭春想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李青帜是与郭春想的哥哥郭长星之间存在工程合作关系，郭春想主张其借款150万给李青帜，但是却从未与李青帜联系过，也未向李青帜催过款，全是郭长星催款。即使最终工程合作款转借款，借款主体也应该是郭长星而不是郭春想；2．借条、收条及借款合同中郭春想的名字、日期以及借款合同中的房产抵押和利息都是郭春想在事后补写,且李青帜并不知情。借款合同内容是格式条款，相关内容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收款时，双方并非基于借贷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从微信记录可以认定合作款转借款的时间应当为2016年12月，应从该时间点起算利息，即使不能从该时间点起算，也应以抵押房屋时间2016年10月17日起算。双方对利息标准未达成一致，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李青帜已经偿还的15万元为本金而非利息。郭春想辩称，不同意李青帜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016年5月11日，郭春想亲自取款150万元，在郭长星的办公室交付给李青帜，并且由李青帜和中间人同时送到李青帜的车辆。2．该150万元是李青帜亲自拿走。李青帜在收到现金当时就向郭春想出具了收款确认书、借据等相关手续。3．在约定时间内没有还款情况下，由李青帜的委托人和郭春想一起到相关部门办理了房屋抵押手续。所以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可证明李青帜是向郭春想借款。对于双方约定利息以及利息的计算期限，有双方签订的合同可以证明。郭春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要求李青帜偿还借款本金l50万元；2．要求李青帜自2016年8月l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每月10％支付借款利息（诉讼中变更为月利率2％）；3．要求李青帜自2016年8月1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借款总额日8‰支付违约金；4．本案诉讼费由李青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青帜曾向赵红义借款并将名下房屋抵押给赵红义。因投标天津武警车库工程，经过赵红义介绍，李青帜与郭春想的哥哥郭长星相识。郭长星为沃顿自动化设备（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春想为该公司出纳。郭长星同意向李青帜提供150万元投标资金。2016年5月11日，在郭长星的办公地点，郭春想将从银行取出的150万元现金交给李青帜。根据郭长星的要求，李青帜向郭春想出具了借条和收条，借条上约定借期3个月，未约定借款利息。对于借条和收条的出具日期，郭春想坚持认为是2016年5月11日当日由李青帜亲笔所写。李青帜认为出借人“郭春想”不是其本人所写，而且不是当日所写，是确定150万元为借款时补写给郭长星，并提出对“郭春想”和李青帜的笔迹进行鉴定。该请求被一审法院予以驳回。2016年8月，李青帜未承揽到工程，郭长星通过赵红义向李青帜追款。李青帜在赵红义打印好的空白借款合同上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电话、地址和日期，日期补写为2016年5月11日。该份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6年5月11日起至2016年8月10日，月利率为2％，每月10日支付利息。若到期未按约支付月利息或到期未按时返还本金，每逾期一日按迟延支付本金金额的0．8‰支付违约金。李青帜签字后，赵红义将该份借款合同拿给郭春想，郭春想在出借人位置填写了姓名和身份证号。该份合同存在抵押房屋的内容，李青帜否认为其所填写，郭春想表示不知道是谁所填写。赵红义在出庭作证时认可抵押内容为其在李青帜签字离开后找人所填写，关于房屋抵押登记也是由赵红义公司员工郑海英代表李青帜与郭春想所办理。李青帜否认同意将其名下房屋抵押给郭春想的事实，因向赵红义借款而出具过授权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手续。2016年10月17日，郑海英以李青帜名义与郭春想签订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分别将李青帜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60号9层一区923、925的房产抵押给郭春想，抵押的主债权金额分别为80万元和70万元，债务的履行期限均为一个月，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抵押房屋的产权证和他项证书均由赵红义保管。在郭春想向李青帜提供的150万元资金中有100万元来自黄帅的汇款，汇款摘要为“郭总借款”，另外50万元来自于赵红义借款。在赵红义的催要下，2017年8月3日，李青帜汇款15万元至赵红义的账号中。郭春想认可赵红义的收款行为。对于15万元还款，郭长星、郭春想认为是利息，李青帜认为还的是本金，并且李青帜认为其与郭长星之间是合作关系，2016年12月份郭长星提出不做天津项目，李青帜同意将合作款算作借款，自2016年12月起算利息。赵红义表示12月份是退15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期限。为证明150万元是所收郭长星的合作款，李青帜提交了与郭长星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对话中，李青帜提出“我看到了，郭总我觉得这样算是不对的，应该重（从）我们终止说不做算起我能是12月份说你不做的”、“开始我们是合作，约定的是合作，不做就才说算我借你的钱”、“是因为部队调整项目滞后了你们决定不做，但是我还是要跟踪，就算我借你们的钱了，原来开始的时候不能算我个人借款，我觉得应该从我们后来见面谈你们说不做我们补了一个借款手续算起”。郭春想对微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询郭长星，其明确表示其与李青帜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15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是郭春想。一审法院认为，李青帜不认可与郭春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主张150万元是其与郭长星之间的合作款，李青帜提交的与其与郭长星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其与郭长星之间有合作的意向，不能证明与郭长星设立了合作关系，且李青帜认可因天津武警车库项目失败其同意将150万元作为借款返还，故一审法院认定150万元为借款性质。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谁是150万元的出借方。郭春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收条和《借款合同》，证明其为借款的出借人，李青帜否认借条和收条上出借人“郭春想”是其所写，郭春想表示亲眼看见为李青帜本人所写，又因现有技术水平不能对“郭春想”是否为李青帜所写做出鉴定，李青帜应对此不利后果承担责任，且郭长星对于郭春想的出借人地位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形成于郭春想与李青帜之间，李青帜应向郭春想返还150万元本金。郭春想、李青帜均认可《借款合同》并非形成于2016年5月11日，为李青帜后补签的合同。《借款合同》上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月利率和起算利息的时间，李青帜否认借款期限为其所填写，其仅在借款人和借款金额位置上签字。李青帜的行为视为其同意授权出借人补写内容，郭春想于2016年5月11日起将150万元交付李青帜，故利息应自当日起算。郭春想与李青帜约定了借款期内的利息，其所还15万元应先冲抵所欠利息，故一审法院对李青帜关于已还15万元本金的辩称不予采信。李青帜已还5个月的利息，故逾期利息的起算日期应自2016年10月12日起计算，对郭春想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郭春想与李青帜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其要求李青帜支付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抵押房屋，因郭春想未主张抵押房屋的优先权，故一审法院不做评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青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郭春想借款1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2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郭春想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总结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并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案涉款项性质问题。李青帜主张，本案借款是合作款转化而成，其与郭长星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后双方约定将合作款转为借款，并主张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款项的性质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并不能证明李青帜与郭春想或郭长星之间有合作关系，亦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原系合作款，后进行了转化，李青帜应就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郭春想是否为债权人的问题。本案中，李青帜主张实际债权人为郭长星而非郭春想，理由为其在签署《借款合同》、借条及收条时，债权人姓名处为空白，且郭春想系公司出纳，实际是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青帜就其上述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次，郭长星在一审已明确表示其与李青帜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退一步讲，即使确如李青帜所主张，《借款合同》、借条及收条在签订时债权人姓名处为空白，李青帜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其在空白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的行为将会导致的后果应属明知，应视为李青帜对上述信息授权对方进行补记并同意承担相应后果。综上，本院对于李青帜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案涉借款的债权人应为郭春想。三、关于利息标准及起付时间问题。关于利息标准部分，《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李青帜主张《借款合同》内容是格式条款，相关内容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系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李青帜系自愿签订，“月利率2％”的条款系打印字样，李青帜在签署《借款合同》时对该约定是明知的，利息条款并不存在未经协商的情形，故对李青帜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李青帜主张利息起算时间应为合作款转借款的时间即2016年12月，即使不能从此时间点起算，也应从抵押房屋时间2016年10月17日起算。就此本院认为，《借款合同》将借款起始时间明确约定为了2016年5月11日，李青帜关于2016年12月合作款转为借款的主张并无证据支持，其关于从房屋抵押登记时间开始起算利息的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对李青帜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青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李青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剑书书 记 员  史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