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列伟，男，汉族，1972年8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丽丽，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婉昭，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南695-697号金钟大厦二楼208室。负责人：徐文柱，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伟，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健璋，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林列伟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格方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5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列伟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丽丽、黄婉昭，被上诉人格方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伟、罗健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列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格方事务所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格方事务所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对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取得的经济利益”持不同理解，一审判决对此未论述。林列伟与格方事务所在协商及签订委托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收回欠款才算获得实际经济利益，即按执行回款金额7%支付律师费，而涉案债权至今未执行到分文款项，格方事务所不能要求林列伟支付后期律师费。《委托合同》第四条前后矛盾，既约定按林列伟取得的经济利益提成计算律师费，又约定按胜诉金额相应比例计算律师费，作为律师，非常清楚“胜诉”未必能够“取得”的道理。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委托合同》的条款应当按照林列伟及一般人的理解来解释，即按照实际执行到位的款项提取律师费。结合《委托合同》上下文来看，借款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清晰简单，律师费并不会太高，该案风险之处在于执行程序；代理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以及《委托合同》第九条约定的合同有效期为执行完毕时止，说明该案关于收费的约定是包括执行程序在内的。因此，“取得的经济利益”的含义也应当理解为收到执行款项。（二）涉案债权的债权人是林列伟和刘刚，生效判决确定的权益也归属于林列伟和刘刚，若后期执行到款项也是属于两个人的，一审法院判决林列伟承担全部律师费，显失公平。对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首期已支付3万元律师费，判决之后需再支付30多万元律师费，而林列伟至今未收到还款，明显不公平。（三）格方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未尽合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存在多项违约及过错行为。1.格方事务所拿到天河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后，至今没有将判决书原件交给林列伟，缺乏执业律师的专业操守。2.格方事务所在申请执行的2年期间即将届满时都未提醒林列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林列伟另行委托律师紧急代理执行程序，差点丧失该笔债权。3.格方事务所收取律师费3万元后至今未开具发票给林列伟，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及我国税收管理相关法律法规。4.林列伟与代理人只见过一面，之后格方事务所再未让林列伟签署任何材料，其在一审时称林列伟未签署授权故未代理执行程序，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法院不应采信。林列伟不懂得法律程序，以为委托律师处理后只需要等待收回欠款就行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对争议焦点进行审查，作出对林列伟不公的判决，请二审法院维护林列伟的合法权益。格方事务所辩称，（一）《委托合同》合法有效，格方事务所已完成约定的法律服务事项，林列伟应按合同约定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原本格方事务所提出按生效判决确定金额的15%收取后期律师费，林列伟提出比例过高并要求按执行回款金额计算。格方事务所认为对李丽、李敏的财产状况完全不了解，不同意按执行回款的金额计算，最后大家一起确定前期律师费3万元，后期律师费按林列伟胜诉金额的7%计算。合同签订后，格方事务所向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案情比较复杂，争议很大。最终，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林列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格方事务所收到判决书后，格方事务所承办律师到林列伟居住的美林湖畔花园小区将判决书原件亲手交给林列伟，并多次提示林列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林列伟总是搪塞，为了逃避支付律师费，一直未委托格方事务所向法院申请执行，拒绝签署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材料。格方事务所未代理林列伟申请执行完全是林列伟的故意所为，格方事务所不存在任何过错。《委托合同》约定，后期律师费为林列伟取得的经济利益的7%提成（即按林列伟胜诉金额的7%作为后期律师费）。故格方事务所向林列伟收取后期律师费及利息是有合同依据的，也符合《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粤价2006第298号）第十一条第三款“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二）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应首先适用文义解释。本案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为“即按甲方胜诉金额的7%作为乙方的后期律师费。甲方应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约定的律师费支付给乙方”，从文义上不能得出林列伟获得胜诉判决，并在执行程序中债权实际受偿之后，才应给付格方事务所主张的律师费，而是理解为律师费在案件胜诉后按胜诉标的7%计付。该条款不属由专业术语构成的专业外人士难以理解的条款，林列伟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后期律师费。2.上述《委托合同》虽由格方事务所提供并使用，但无证据证明格方事务所代理的所有诉讼案件收取的风险代理费均按胜诉金额的7%计算，即无证据证明格方事务所均是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好的按胜诉金额的7%计收风险代理费的合同条款，亦无证据证明该合同条款在订立合同时格方事务所未与林列伟进行协商。因此，该合同不属于格式合同条款。3.按照《委托合同》约定，格方事务所“参与上述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但是本案并无后续二审程序，且后期是林列伟为了逃避支付律师费拒不配合格方事务所申请执行。格方事务所是在林列伟未按约定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无法参与到执行程序中。（三）双方协商代理方案时是由林列伟和该案的另一当事人刘刚一起参与协商的，最后确定由林列伟与格方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格方事务所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天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也全部支持了我方的诉讼请求，为林列伟在法律上确定了全部的权益。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林列伟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并无任何不公和错误。至于林列伟和刘刚之间对律师费的分摊问题属于其两人之间的内部事务，应由两人协商解决或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林列伟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格方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列伟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51394元及利息（以351394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林列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3日，林列伟（甲方）与格方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李丽、李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办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参与案件一审、二审、执行，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乙方缴纳前期律师办案费3万元，双方同意按风险效益提成的收费方式另收取律师费，后期律师费按乙方为甲方取得的经济利益的7%提成作为乙方的律师费（即按胜诉金额的7%作为乙方的后期律师费），甲方应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约定的律师费支付给乙方，逾期每日增加按胜诉金额7%的数额的1%支付，甲方如中途违约解除合同应按诉讼标的额的7%向乙方支付上述律师费。乙方指派律师开展工作后，甲、乙双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甲方不得要求退费或拒交律师费用，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乙方也不得随意停止办案，但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律师费的除外。2016年9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2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李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林列伟、刘刚偿还借款本金259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59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李敏对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向林列伟、刘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书已于2016年9月19日送达给当事人。2018年8月10日，林列伟、案外人刘刚与案外人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委托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与李丽、李敏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并按照实际收到款项的5%向案外人支付风险律师费。2018年8月14日，林列伟、案外人刘刚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粤0106执22177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该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并将李丽、李敏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庭审中，格方事务所称收到了林列伟支付的3万元，后续款项林列伟没有支付，由于林列伟拒绝签署执行阶段的授权材料，故未代理林列伟申请执行，林列伟称格方事务所拒绝将判决书原件交付给林列伟，并表示没有收到格方事务所的材料。上述事实，有《委托合同》、民事判决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告知书、授权委托书、受理案件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格方事务所与林列伟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合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格方事务所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至案件的一审判决出具后。关于律师费的支付时间，双方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按胜诉金额的7%作为后期律师费，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一审法院通过内部案件查询系统查明，（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29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为2016年11月21日，则林列伟应于2016年11月24日前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格方事务所虽未代理林列伟申请执行，但林列伟另行签订委托格方事务所外的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执行是其对己方权利的处分，且《委托合同》约定林列伟未按约定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格方事务所有权停止办案，故林列伟仍应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关于律师费的金额，双方虽未对胜诉金额是否包含利息进行约定，而利息处于无法最终确定的状态，但结合林列伟的答辩意见，该胜诉金额应包含利息，由于林列伟应于2016年11月24日前付款，自2014年4月18日至2016年11月24日的利息为1296987元，故律师费应以本金259万元和利息1296987元为基数进行计算，即3886987元（259万元+1296987元）×7%=272089.1元，故林列伟应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72089.1元。由于林列伟未按照约定向格方事务所付款，应向格方事务所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按1%/日约定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已于2019年8月19日停止使用，自2019年8月20日起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利息以272089.1元为本金，自2016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林列伟逾期付款的起始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诉讼时效为三年，而格方事务所于2019年10月9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林列伟关于格方事务所主张权利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由于格方事务所与林列伟才是《委托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故林列伟主张应按照判决权益确定承责主体的陈述，一审法院亦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判决：一、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林列伟向格方事务所支付代理费272089.1元及利息（利息以272089.1元为本金，自2016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格方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20元，由格方事务所负担受理费1782.62元，林列伟负担受理费4937.38元（该受理费已由格方事务所预交，格方事务所同意林列伟应负担部分直接向其迳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林列伟向本院提交了其在（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29号案中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所函，显示林列伟和案外人刘刚共同授权格方事务所代理案件的一审、二审和执行。格方事务所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执行阶段需另外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而不能以一审阶段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但林列伟拒绝签收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书。签订委托合同时，林列伟和刘刚共同与格方事务所协商，但最终只是以林列伟的名义签署委托合同。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格方事务所要求林列伟按照判决金额7%支付律师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定如下：虽然授权委托书和民事判决书显示，林列伟和刘刚是（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29号案的共同原告，格方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林列伟和刘刚的共同代理人参与诉讼，但刘刚并未签署《委托合同》，格方事务所根据合同相对性，要求林列伟支付律师费具有法律依据。林列伟和格方事务所签署的《委托合同》约定，林列伟应支付首期款项3万元，后期律师费按格方事务所为林列伟取得的经济利益的7%计算，即按胜诉金额的7%计算。结合上下文理解，前文的“取得的经济利益”就是指后文的“胜诉金额”。林列伟辩称“取得的经济利益”是指实际收到的执行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作为上述律师费的对价，格方事务所应在一审、二审以及执行阶段提供法律服务。但双方确认，格方事务所事实上仅在（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29号案一审阶段提供了法律服务。一审判决之后，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未进入二审程序。对于格方事务所未能继续在执行阶段提供法律服务的原因，格方事务所解释称是因为林列伟拒绝签署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书，即是林列伟单方原因导致的，但对此，格方事务所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同样，林列伟在《委托合同》仍然处于有效期内时，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申请强制执行，也具有过错。因此，根据《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本案律师费应当予以酌减，酌定按胜诉金额的3.5%计算。双方对于一审认定的律师费计算基数3886987元金额本身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计算，林列伟还应向格方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36044.55元（计算方式：3886987元×3.5%）。因双方对律师费存在争议，且格方事务所本身存在过错，故对格方事务所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列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5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53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林列伟向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36044.55元；三、驳回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20元，由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负担4190元，林列伟负担25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81元，由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负担2690.5元，林列伟负担269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