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启杰，男，196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浩，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山华，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隆、吴婷婷，分别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北路72-78号二层自编03房。法定代表人：朱清国。原审第三人：卢伟生，男，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朱启杰因与被上诉人卢山华、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沣公司）、原审第三人卢伟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9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启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卢山华、钜沣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主体错误，朱启杰并非合同主体，不应担责。(一)2009年1月12日的租赁合同系由钜沣公司加盖公章与卢山华签署、履行。朱启杰在签约时已明示其是代理人身份。因涉案商铺非常抢手，故卢山华于2015年3月主动与朱启杰联系沟通续签事宜，并于2015年3月13日与钜沣公司续签了涉案租赁合同，该合同由钜沣公司加盖公章及签约代表朱启杰、卢山华签字，合法有效，且卢山华已于2015年3月11日向钜沣公司代理人朱启杰支付了该租赁合同的订金，即涉案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有关“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上述涉案租赁合同已由卢山华及钜沣公司签署生效且已履行，该合同权利义务应由合同双方享有及承担。朱启杰并非合同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朱启杰在一审中申请追加钜沣公司为被告，钜沣公司应自行承担其未出庭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朱启杰与钜沣公司之间关于租金的结算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朱启杰明确100万元租金已经与钜沣公司自行结算，一审法院对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朱启杰、卢山华存在租赁关系，并无充分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提交的原合同及涉案租赁合同、《授权委托书》均可证明租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情况。但一审法院遗漏如下对卢山华不利的事实：1.一审法院在有钜沣公司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涉案租赁合同由钜沣公司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得出“《授权委托书》未得到钜沣公司的确认”的结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及常人认知，朱启杰不应承担钜沣公司不出庭、不答辩的后果。2.卢山华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删减情况，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但一审判决并未提及；3.涉案租赁合同第4.3条明确付款方式为：“经双方协商总价为400万元整，自起订日乙方(卢山华)首付100万元壹佰万元正作为订金。其余300万元在原合同到期付清。”涉案租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订金100万元”，与卢山华支付的100万元订金相互对应，涉案租赁合同实际已经履行，但一审法院却认为钜沣公司与卢山华签署的租赁合同“实际约定涉案商铺物业管理事宜，而非租赁事宜”。二、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方式明显对卢山华有利，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朱启杰并非涉案租赁合同的主体，涉案租赁合同所产生的所有责任与义务应当由钜沣公司承担，朱启杰无需向卢山华支付任何利息。涉案租赁合同签署后，因钜沣公司停止运营、无人管理，加之整个中大轻纺城管理混乱等原因，最终卢山华未能继续租用涉案物业。卢山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要求作为中间人的朱启杰承担责任，朱启杰出于善意，在不懂法律的情况下，于2018年3月27日、2018年3月29日通过其女儿朱若芳向卢山华支付40万元。即使朱启杰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计算应付利息时也应当分别抵扣2018年3月27日及2018年3月29日前的利息及本金，并按照剩余的本金重新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仍然以100万元为本金计算利息没有任何的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卢山华二审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卢山华在一审中提交了朱启杰与卢伟生签署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以及钜沣公司与朱启杰签署的协议书，证实朱启杰是涉案商铺的出租权属人。2.不同意朱启杰有关利息的上诉意见。利息应从2015年3月1日起支付，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但为了尽快结案，卢山华没有提出上诉。被上诉人钜沣公司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期限届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或举证。原审第三人卢伟生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或举证。2018年12月29日，卢山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1.朱启杰向卢山华退回涉案商铺订金100万元；2.朱启杰向卢山华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从2015年3月11日起计算至朱启杰实际付款之日止，已扣减朱启杰支付的利息40万元）；3.朱启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2日，卢山华（乙方）与钜沣公司（甲方）签订《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位于广州海珠区瑞康路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纬一街1012、1013号商铺，建筑面积30平方米，租赁期从2009年1月12日至2018年3月1日止，未约定租金，约定市场综合服务费每月600元，服务期限从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乙方在每月10号前付清当月市场综合服务费，市场综合服务费按照服务期限进行收取。甲方有权委托管理机构指定有关市场经营、装修、治安、消防、卫生、交通、广告、用电、物流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委托管理机构监督实施。当乙方未按约定交纳商铺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时，或乙方违反甲方委托的管理机构指定的管理制度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对其承租的商铺享有使用权。等。卢山华主张该份合同是关于商铺物业管理费的合同，因约定的费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不属于租赁合同，卢山华未提交缴纳管理费的凭证或其他书面证据。2009年1月13日，卢山华（乙方）与朱启杰（甲方为钜沣公司，签名处为朱启杰）签订《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广场首层纬一街1012、1013档商铺租赁给乙方作为经营面料使用，租赁期限从2009年1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日止，本商铺110个月经营使用总计为180万元，乙方一次性付清。承租期间乙方负责该商铺市场综合服务管理费、水电费、经营税，其他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承租期的费用必须按时交纳，否则属乙方违约，甲方可单方面终止协议。同日，朱启杰向卢山华出具《收条》，载明“收纬一街1012、1013档保证金1万元，在租赁期限到15天退款”，落款处载有“九洲钜沣置业有限公司”。卢山华主张其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80万元租金，朱启杰确认收到卢山华支付的180万元租金。2015年3月13日，卢山华（乙方，承租方）与广州钜沣公司（甲方，出租方，落款处有朱启杰签名及钜沣公司公章）签订《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赁甲方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瑞康路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内首层自编号纬一街1012、1013号商铺，商铺作为销售面料商品用途，使用面积3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0平方米，租赁期间从2018年3月1日至2024年3月1日止，每月租金标准为6000元，付款方式为：经双方协商总价为400万元，自起订日乙方首付甲方100万元作为订金，其余300万元在原合同期满付清，在特殊情况不能续订，所付订金按月息1.5%，续租租金超出部分由甲方自行处理。2015年3月11日，卢山华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00万元给朱启杰，朱启杰向卢山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卢山华100万作为九洲广场纬一街1013档、1012档口续租六年订金，在特殊情况续租不成按月息1.5%计息”，落款处载“收款人：朱启杰”。一审法院询问朱启杰“为何在2009年1月13日收取卢山华1万元定金时，收条处落款载明了“九洲钜沣置业公司”字样，而2015年3月11日收取卢山华100万元订金时，未在收条落款处载明钜沣公司字样？”，朱启杰解释为“代理人不清楚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并确认该份合同并未实际开始履行，也确认未将上述100万元转交给钜沣公司。朱启杰提交《授权委托书》，落款处载明“委托人：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清国”并加盖有“广州钜沣置业发展公司”字样的公章，时间为2009年2月10日，内容为“我公司现委托朱启杰作为我公司代表，负责九洲轻纺广场纬一街1011、1012、1013、1015商铺租赁所涉所有事项，包括签署租赁合同、代收相关款项等。朱启杰的代理行为我公司均予以确认”。2019年6月12日，朱启杰提交《说明》，载明“自广州九洲轻纺广场建设运营起，广州钜沣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钜沣公司）即以口头形式授权本人负责广州九洲轻纺城广场纬一街1011、1012、1013、1015商铺及其他商铺的租赁事项，授权的权限包括对外招租、代收款项等。在签署《租赁合同》时，本人也已经向卢山华说明。钜沣公司于2009年2月10日向本人补充书面的《授权委托书》，本人确认该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卢山华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朱启杰从未出示过该份文件给卢山华查看，不确认朱启杰是钜沣公司的代理人。卢山华提交编号为穗海字第029970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及《通知》，其中《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显示使用人为第三人卢伟生，宅基地地址为凤和村康乐西约葫芦岗边大街11之一号新滘镇凤和村康乐七社，框架结构，层数为1.5层，建筑面积83.16平方米。经一审法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核实，查无上述宅基地使用证及地址登记信息。《通知》载明“尊敬的卢山华，本人卢伟生是九洲纬一街1012档、1013档（康乐西约葫芦岗边大街11号之一）的产权人，本人与朱启杰的合同在2018年2月28日期满，本人不再出租给朱启杰，你与朱启杰的租赁合同期满终止。本人将于2018年3月2日正式收回九洲纬一街1-12档、1013档档口，敬请提前搬清”，落款处有“卢伟生”签名字样及手印，时间为2018年2月6日。卢山华称其收到第三人通知要求收场，已于2018年2月6日撤场并交回场地给第三人卢伟生。朱启杰称不清楚卢山华的交场情况。卢山华提交（2018）粤广南粤第14136号《公证书》，内容为其与朱启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情况，显示朱启杰的微信号为：×××，电话号码为137××××0222。聊天记录包括：2017年12月6日，卢山华发“我们合同已到期，希望能尽快把押金退还给我，我也退还给租户”，朱启杰发“。12月底有兄弟给我几十万我先给你解决部分，希你谅解”。2018年3月6日，朱启杰发“卢总。你借钱给我这恩情永远是不忘的。这样吧，给你20万利息总共120万，这两天给50万，剩余的70万按每月2分利息算给你。把农行账号发个过来，有几个朋友5万十万没到账，有多少先转多少包你满意。”，并于当日退回1万元押金给卢山华。2018年3月12日朱启杰通过微信发送了多张图片，其中包括2008年9月5日朱启杰与钜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甲方（钜沣公司）与乙方（朱启杰）约定就甲方所有的中大九洲轻纺广场东面靠宽大东场地块（空地）租给乙方（用于建造成商铺）使用，租赁期限自2008年9月5日至2018年6月31日，租赁期间，商铺管理权归甲方，由甲方收取相关费用和签订的管理协议。租赁费用为120万元。2009年3月1日朱启杰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内容为：甲方（朱启杰）与乙方（卢伟生）决定合伙经营档口出租业务，由乙方提供场地，甲方提供资金并完成铺位建设，铺位位于海珠区××广场××街××、××、1013、1015四个档口。档口的出租及日常经营管理由甲方负责。乙方有权对甲方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与检查，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甲方提供租赁合同副本，向租户核查租赁情况等。甲、乙双方各自享有档口50%的权益份额，档口出租所得收益按照各自50%进行分派，甲方在收到租金之日起三日内将乙方所得收益支付乙方；等。2018年3月27日，朱启杰发“卢总你好：把农行账号发个过来，给你打钱过去”，卢山华向朱启杰发送标题为“报案书（卢山华—朱启杰）”的Word文件，朱启杰回“明后天再转，有多少转多少，兄弟理解，别到时候两人都下不了台，希望谅解”。经与朱启杰的微信终端核对，卢山华与朱启杰的聊天记录还包括：2017年11月21日，卢山华发“到时候会把巨丰公司和签合同一起告上法院”，朱启杰发“我是承诺你档口搞定，是订金，没有向你借钱你搞清楚点，你真的要什么法院你就去吧！”。2018年3月6日，朱启杰发“把农行账号发个过来”，卢山华回“你给转多少钱。你先把钱都转到你卡上了凑齐了再说吧，现在不是满意，是要凑齐。本来今天约好下午到刑侦科去的，再给你一天时间”。2018年3月27日，朱启杰发“卢总：有三十万转过去请查收”。朱启杰确认该微信聊天是其发送，但认为应以己方保留的微信对话为准。卢山华提交银行交易记录，显示朱若芳于2018年3月27日通过存入、转账方式代朱启杰支付30万元、3月29日朱若芳代朱启杰支付10万元，卢山华认为该40万元款项属于朱启杰偿还利息。朱启杰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支付行为只是受到卢山华的威胁而被迫做出，其将起诉卢山华不当得利纠纷。卢山华提交其与名为“卢队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3月22日，“卢队长”向卢山华发送多张图片，其中包括：2015年10月7日，朱启杰（甲方、转让人）与第三人卢伟生（乙方，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建铺，由乙方提供场地，甲方提供资金完成铺位建设，铺位位于海珠区××广场××街××、××、1013、1015四个档口。甲乙双方各享有档口50%的权益份额，档口出租现在预计十年租金约二千四百万。甲方现急需资金周转把50%股权转让给乙方，经协商以四百万元转让费一次性付清。甲方以永久性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以收到人民币为准协议生效。2015年10月10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同日出具的收据，转账人为“盛明英”，收款人为朱启杰，金额为100万元。收据载明“今收到九洲轻纺城纬一街1015、1013、1012、1011铺位转让费100万元”，落款处有“转让人朱启杰，手机137××××0222”字样。2015年10月13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九洲轻纺城纬一街1015、1013、1012、1011铺位转让费300万元”，落款与前一张收据一致。2015年10月15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转账人为“盛明英”，收款人为朱启杰，金额为300万元。卢山华主张“卢队长”为第三人卢伟生，上述证据拟证明朱启杰与第三人卢伟生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转让义务和付款义务，朱启杰并非钜沣公司的代理人，而是与第三人卢伟生合作经营涉案商铺。朱启杰对此不予确认。朱启杰主张其为钜沣公司的代理人，经一审法院释明，朱启杰未提交其向钜沣公司转交租金、物业费或其他履行代理事宜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卢山华与何人成立租赁合同关系。朱启杰抗辩其为钜沣公司的代理人，提交《授权委托书》予以证明，但该《授权委托书》未得到钜沣公司的确认，双方亦确认朱启杰未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出示《授权委托书》，且朱启杰自认其收到卢山华支付的100万元定金后，并未实际交付给钜沣公司。经释明朱启杰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向钜沣公司履行代理职责。朱启杰仅凭《授权委托书》难以证明其是钜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卢山华虽与钜沣公司签订有两份租赁合同，但根据卢山华与钜沣公司于2009年1月12日签订的《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合同》来看，实际约定的是涉案商铺的物业管理事宜，而非租赁事宜。从卢山华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朱启杰在聊天记录中从未否认己方需要承责，亦从未要求卢山华向钜沣公司主张责任，也从未抗辩自己是钜沣公司的代理人，均与朱启杰抗辩钜沣公司为实际出租方相矛盾。相反，朱启杰向卢山华发送了2009年3月1日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2008年9月5日其与钜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等文件，从文件内容来看，朱启杰与钜沣公司间可能存在租赁关系、与第三人卢伟生之间可能合作经营的关系，但未能反映朱启杰是代钜沣公司出租商铺。卢山华在微信中多次向朱启杰催讨欠款，朱启杰不仅未要求卢山华向钜沣公司主张，相反多次向卢山华转账款项，并要求卢山华给予宽限期。结合一审庭审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卢山华主张其与朱启杰成立租赁合同关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朱启杰抗辩其为钜沣公司的代理人，认为实际承责主体为钜沣公司，但朱启杰的陈述存在多处疑问、矛盾及不符合常理之处，故朱启杰的抗辩，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朱启杰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朱启杰收取了卢山华100万元的租赁订金，双方均确认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现卢山华因第三人主张权益已于2018年2月6日实际交回商铺，故卢山华、朱启杰于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已实际解除，朱启杰应退回定金100万元给卢山华。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若合同不能续租，所付订金应按月息1.5%计算利息，故卢山华主张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从卢山华退回商铺之日（即合同实际解除之日），即2018年2月6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截止至2019年11月5日，累计产生利息315000元（1000000×1.5%×21个月），故朱启杰已支付的40万元扣除315000元的利息后，还有85000元应予以抵扣本金。综上，朱启杰应退回定金915000元，并从2019年11月6日起，以915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给卢山华至朱启杰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朱启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回定金915000元给卢山华，并从2019年11月6日起至朱启杰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以915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给卢山华;二、驳回卢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16275元，由卢山华负担5045元，由朱启杰负担11680元。上述诉讼费由卢山华垫付，朱启杰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应负担的诉讼费直接交至一审法院。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询问,对于本案争议的100万元款项,朱启杰称其收取了卢山华支付的该款项后,并未实际支付给钜沣公司,因为钜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清国与朱启杰是亲属关系,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比较多,且朱清国及钜沣公司欠朱启杰钱,所以朱启杰与钜沣公司口头协商以该100万元抵消债务,但朱启杰对此并无证据证明。卢山华表示其不清楚朱启杰与钜沣公司之间的关系，也不确认朱启杰的说法；其将钱交给朱启杰，只要求朱启杰承担责任，不要求钜沣公司承担责任。经本院主持调解，朱启杰与卢山华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针对朱启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二审需要解决的是朱启杰是否应向卢山华承担还款责任及金额确定问题。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还款责任主体问题。按现有证据及一审查明事实可知，案涉争议100万元款项系卢山华于2015年3月11日向朱启杰支付，朱启杰就此出具了《收条》，写明该款项作为续租六年订金，并订明“在特殊情况续租不成按月息1.5%计息”。据此，在续租不成的情况下，朱启杰理应依约偿还款项，并计付利息。朱启杰以钜沣公司在2015年3月13日朱启杰与卢山华签订的《广州市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商铺租赁合同》落款处盖章，且朱启杰持有钜沣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为由，上诉主张其并非合同主体，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对此，卢山华不予确认，且经一、二审法院再三询问，朱启杰均确认其收款后并未实际将该款项转交给钜沣公司，并解释称其与钜沣公司对该款项以自行抵扣债务的方式结算，但朱启杰对此并无证据证明，且朱启杰上述说法与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矛盾，而从房屋来源及履约过程来看，案涉商铺所在场地系朱启杰向案外人承租而来，亦是朱启杰收取卢山华的租金，钜沣公司并无直接参与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朱启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朱启杰上述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还款金额确定问题。还款金额包括本金及利息。从现有审理情况来看，各方当事人对于本金100万元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利息部分，即利息的起算时间，以及朱启华通过朱若芳于2018年3月27日、3月29日先后转账支付给卢山华的30万元、10万元款项性质是本金还是利息问题。对利息起算时间。从文义看，对“在特殊情况续租不成按月息1.5%计息”的约定，通常的理解即在续租不成的情况下，应自付款之日起按1.5%的月利息标准计息，也即利息起算日为付款当天2015年3月11日。一审认为应从卢山华退回商铺之日即2018年2月6日合同实际解除之日起算有误。对于朱启华偿还40万元款项的性质。若从2015年3月11日起，按月利息1.5%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朱启华首次还款即2018年3月27日止，产生的利息超过540000元（1000000元×1.5%×36个月），该利息金额已超出朱启华两次还款总金额40万元，即朱启杰两次偿还款项总额尚不足以清付利息，因此，该两笔还款应认定为偿还部分利息，而不得抵扣本金。朱启杰认为该两笔还款应抵扣本金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对于还款的认定及计算有误，本应依法予以纠正，但鉴于卢山华并未就本案提出上诉，故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有关“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的规定，本院最终对一审处理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启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最终处理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0元，由上诉人朱启杰负担。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冰玲李逸丹苏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