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谈辉军，男，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人，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咏梅，湖南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彩群，女，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南辰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汨罗市福临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汨罗市大众北路249号。诉讼代表人：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系汨罗市福临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孙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双。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丽君，女，197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住岳阳市岳阳楼区。上诉人谈辉军因与被上诉人熊彩群、汨罗市福临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临门公司）、罗丽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1民初2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谈辉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咏梅、被上诉人熊彩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福临门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戴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罗丽君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谈辉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熊彩群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熊彩群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并不能证明其对福临门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进而认定其系用合法形式掩饰非法目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上载明，“今借到谈辉军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此款用于汨罗市幸福家园项目，借款人周锡华，2014年6月9日。”从上述借条可以看出，双方已经明确借款实际系用于涉案楼盘的建设。而周锡华实际系周仁亮的儿子，周仁亮系福临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笔借款实际系周仁亮及福临门公司需要资金而通过周锡华的账户过账。并且，一审中周仁亮作为证人当庭自认福临门公司需要资金的时候是通过其儿子周锡华的账户过账，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实际共同借款人应包括周仁亮及福临门公司。综上，上诉人与福临门公司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二、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系程序违法，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谈辉军和李正军、严建华共同借款给福临门公司，福临门公司与谈辉军和李正军、严建华签订了《债权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以借款本金抵付购房款，并将涉案房屋网签至三人指定的谈辉军名下。谈辉军仅是根据李正军、严建华和其本人共同指定的网签人。所以，李正军、严建华应当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参与到本案诉讼中。三、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谈辉军在福临门公司享有400余万债权，福临门公司均对此予以认可……”，因此实际上一审已查明福临门公司认可谈辉军债权、廖灿兵续建以及以房抵债的真实性，查明了福临门公司认可上诉人债权的真实存在，且网签系上诉人、福临门公司、罗丽君、熊彩群共同同意，但最终判决却无法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对福临门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前后矛盾。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网签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网签合同无效。但本案查明的事实中表明，网签合同系在上诉人、福临门公司、罗丽君、熊彩群共同同意的情况下签署，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时，如该网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罗丽君、熊彩群亦参与此次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中，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罗丽君可以对涉案房屋拍卖所得价款受偿，即是以合法的判决支持了罗丽君非法的目的。五、本案熊彩群提起了确认撤销网签行为之诉同时也提起了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的案由揉合在一起审理，其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确认撤销网签行为之诉，上诉人并不是其撤销网签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不应该成为本案诉讼主体。本案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网签合同主体为上诉人与福临门公司，并非熊彩群，熊彩群无权就该网签合同提起诉讼主张无效，能确认合同主体是否有效只能是上诉人与福临门公司。六、一审法院确认罗丽君就涉案商品房网签行为仍系让与担保是无证据的。一审法院已查明，2015年3月19日，罗丽君与熊彩群及福临门公司已撤销网签，罗丽君不存在还享有让与担保，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时，罗丽君并未请求确认对涉案房屋享有债权，而一审法院作出此判决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熊彩群辩称，1、从上诉人谈辉军提供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中可以看出，其主张的债权前后多次出现矛盾，且在一审中关于李正军、廖特立、严建华等人只字未提，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并不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债权合法有效应当通过其他途径另行主张。2、一审法院没有遗漏当事人，程序合法有效。3、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前后矛盾系片面摘抄判决内容，断章取义。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福临门公司辩称，关于借款的证据，上诉人一审终结前始终未能提供，现在却又提供了，不属于新证据。一审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行为为由认定谈辉军与福临门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有法律依据。罗丽君未予答辩。熊彩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2015年3月19日，熊彩群、福临门公司撤销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无效；二、2015年3月20日网签在谈辉军名下的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三、确认熊彩群与福临门公司2013年9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门面优先清偿第三人罗丽君在福临门公司的债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4日，福临门公司因开发汨罗“幸福家园”商品房项目需要向第三人罗丽君共计借款7300万元，并以签订包括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在内的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由第三人罗丽君指定网签在熊彩群名下。后第三人罗丽君的7300万元借款全部支付到位。2014年底，福临门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以案外人廖灿兵为首的债权人自发组成债权人委员会自救。廖灿兵为债权人委员会主席，称其在福临门公司享有600余万债权，谈辉军在福临门公司享有400余万债权，福临门公司均对此予以认可。时任债权人自救委员会主席的廖灿兵表示其将投资续建“幸福家园”剩余工程，要求熊彩群和罗丽君将已经网签的涉案商品房变更到谈辉军名下，作为其后期的销售用房，并承诺建成后将“幸福家园”的住宅以38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抵偿给熊彩群和罗丽君，直至债权全部得到清偿为止。对此，福临门公司表示认可谈辉军债权、廖灿兵续建以及以房抵债的真实性。三方达成合意后，2015年3月19日，熊彩群、谈辉军、福临门公司共同办理了涉案商品房的网签撤销手续。2015年3月20日，第三人罗丽君与福临门公司签订《债权债务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将福临门公司房产抵偿罗丽君债权3，158，340元，剩余本金41，841，660元未偿（该以房抵债中未包含涉案门面）。同日，福临门公司将涉案商品房网签在谈辉军名下。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4月26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福临门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汨罗市归义镇人民政府汨罗市福临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小组为福临门公司管理人。2019年6月27日，一审法院决定解除汨罗市归义镇人民政府汨罗市福临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小组的福临门公司管理人职务，同时指定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为福临门公司管理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谈辉军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具体数额是多少；二、2015年3月20日，谈辉军与福临门公司网签的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三、熊彩群对上述商品房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关于焦点一，在本案中，谈辉军提供的借条载明借款人为韶关市宏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不能证明其对福临门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且谈辉军当庭陈述，其借款是借给福临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仁亮的儿子周锡华和廖灿兵，之前网签的一部分债务是廖灿兵借给福临门公司的，但是基于廖灿兵是福临门公司债权人自救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不好把诉争的商品房网签到自己名下，再加上谈辉军与廖灿兵之间有经济往来，廖灿兵为了让谈辉军放心，所以把诉争的商品房网签到谈辉军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谈辉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谈辉军在本案中对福临门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无法确定。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谈辉军既未能举证证明其债权的真实性，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向福临门公司缴纳了购房款，故2015年3月20日，福临门公司与其网签的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上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对于熊彩群要求确认2015年3月20日网签在谈辉军名下的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福临门公司与罗丽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并非买卖房屋，而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即福临门公司与罗丽君是基于设立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让与担保的法律利益在于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而并非债权人终局性地取得特定房屋的所有权，故认定罗丽君并不享有终局性取得案涉商品房房屋所有权的买卖合同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是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本案中，第三人罗丽君对福临门公司享有合法债权，其可以就案涉A5107、A5108商品房拍卖所得价款受偿。至于熊彩群请求人民法院确认2015年3月20日网签在谈辉军名下的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因已经确认了第三人罗丽君就涉案商品房网签行为的权益，故已无再行判决的必要，故对于熊彩群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1.确认福临门公司与谈辉军于2015年3月20日网签在谈辉军名下的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第三人罗丽君在判决生效后，可对案涉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拍卖所得价款受偿。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确认福临门公司与谈辉军于2015年3月20日网签在谈辉军名下的汨罗“幸福家园”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第三人罗丽君在判决生效后，可对案涉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拍卖所得价款受偿；三、驳回熊彩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元，由谈辉军负担300元，福临门公司负担2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谈辉军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案外人廖特立、谈辉军从2013年以来的银行流水两份、福临门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法定代表人周仁亮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借款协议一份、借据一张、收条一张，拟证明谈辉军与福临门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福临门公司欠谈辉军424万元；第二组证据：债权债务和解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福临门公司将涉案房屋以房抵债的方式出让给谈辉军、严建华、李正军三人偿还借款，清偿债务。本院认证意见为：因福临门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谈辉军应当向福临门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最终由管理人确定其债权数额，而不宜直接在本案中予以确认，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审理查明，2014年底，福临门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以案外人廖灿兵为首的债权人还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以自救，说明此时福临门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此时，廖灿兵却承诺其将投资续建“幸福家园”剩余工程，并要求熊彩群和罗丽君将涉案商品房变更到谈辉军名下，条件是建成后将“幸福家园”的住宅以38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抵偿给二人。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廖灿兵实施了任何实质性的“自救”措施，仅仅过了一年，福临门公司便申请破产清算，无法兑现承诺，由此可以推定福临门公司和廖灿兵在主观上有恶意串通之嫌，客观上造成了其他债权人清偿比例的下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福临门公司与谈辉军于2015年3月20日网签的A5107、A5108两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虽认定涉案的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是，因福临门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破产管理人不能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即使谈辉军与福临门公司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也无法继续履行，故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影响谈辉军的实际利益，如果谈辉军对福临门公司确实享有债权，其可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向福临门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然后同其他债权人一起对包括涉案商品房在内的福临门公司财产按比例进行受偿，而罗丽君作为债权人之一，对涉案的两个商品房也理应享有受偿权。综上，谈辉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部分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元，由谈辉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玲审判员 许震鹏审判员 乔宝全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