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3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云生，男，1954年4月5日生，满族，市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洋，北京雨仁（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君，男，1963年10月28日生，满族，市民，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国，河北正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忠军，男，1964年5月27日生，汉族，市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原种场，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 负责人：高喜武，经理。 原审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迎宾路行政服务中心5楼。 负责人：王金波，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国，河北正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桃李街176号。 法定代表人：李晟，局长。 上诉人范云生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君、袁忠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原种场（以下简称围场原种场）及原审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围场农业农村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围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因疫情原因，本案中止诉讼，待中止事由消除后，本案恢复审理。现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云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围场法院作出的(2019)冀0828民初1353号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还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袁忠军与原种场签订的协议约定“可以转让”，原种场同意王文君建房申请，以及后续围场农牧局与王文君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应视为围场原种场或者主管局对袁忠军转让行为的认可，进而认定王文君与袁忠军、农牧局之间签订的两个协议有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应依法改判认定两个协议无效。1、首先，王文君在1992年10月9日与袁忠军签订《转让宅基地协议》时，袁忠军并没有与原种场之间签订《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庭审中所提供的该份《协议》，系由上诉人提供的，且该份《协议》，是袁忠军在2003年2月26日与上诉人范云生签订《房基地转让合同》时，由上诉人的妻子丁桂莲书写的内容，原种场盖的章，并提交给上诉人持有的。用以证明在转让给上诉人时才有的该份《协议》。2、依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涉案宅基地归原种场所有，袁忠军只有建房权，没有转卖权。如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必须转卖时，原种场根据实际情况，从袁忠军的卖房款中收回征地费7000元。说明，协议中约定的是没有转卖权，如出现约定的特殊情形转让时，是有条件和负有相关义务的，也是必须依据法定程序进行的。3、在《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中之所以有关于所有权归原种场，个人只有建房权而没有转卖权的约定，是因为该宗土地，系通过围场县政府批准，在原种场缴纳了土地补偿、安置等费用给河东村后，政府以划拨的形式给原种场进而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征地协议、批复及围国用(2003)第013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予以证实：土地使用权人为围场县原种场，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宅，使用面积5193㎡。依据国务院1990年5月19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4条：“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45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第45条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995年1月1日实施的《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也有同样的规定。说明该涉案的土地首先属于政府划拨给原种场使用的划拨的国有土地，并没有地上建筑物，在转让时转让的主体应该是划拨土地的使用者原种场，在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时，需经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转让。所以，作为原种场职工个人袁忠军并没有处分权，即便原种场处分转让时，也需经政府国土部门批准。所以，职工建房协议中才约定：个人只有建房权，没有转卖权。因此，在未经政府国土部门批准的前提下，袁忠军处分原种场的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给王文君的行为是无效的。4、依据《合同法》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结合《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属于应当办理比准手续后才生效的合同。《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2005年8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依据前述规定，王文君作为受让人，在与袁忠军签订转让合同时，并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应当认定所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无效。且在本案起诉前，仍未经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所以，王文君与袁忠军签订的协议无效。5、依据《合同法》第132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在本案中，出卖的标的物为国有，原种场系划拔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袁忠军没有处分权，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者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应当经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否则不得转让。一审认定王文君经原种场同意其建房视为对袁忠军的处分行为的追认，进而认定转让协议有效错误。依据前述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本案诉争的转让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属于无效合同效力补正性质的合同，该种合同在起诉前未经有权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合同则归于无效，若谈“追认有效”实际上是必须“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才能生效”。6、一审认定农牧局作为主管局与王文君签订的协议视为对袁忠军处分行为的追认，同样有效错误。依据一审提供的证据证实：原种场只是营业执照被吊销，并未注销，原种场的权利主体仍然存在，且在2003年的0138号土地使用证中确认的土地使用者为原种场，而不是农牧局。农牧局作为主管局无权处分独立的企业法人原种场所使用的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更谈不上作为权利人行使“追认”的权利。农牧局又不是代表政府行使批准权的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其作出的任何意思表示和行为，在本案中均不能产生使无权处分人袁忠军转让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给王文君的转让协议生效的法律后果。7、一审中提到的1993年3月20日经原种场盖章，县城规划区居民修建房屋申请表并不构成对袁忠军转让给王文君且同意王文君建房的追认行为。依据一审中提供的袁忠军关于“袁忠军与王文君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的说明”证实：是袁忠军拿着空白的申请表，找原种场盖的章，并未明确给王文君申请建房，实际上是同意袁忠军建房。且该申请书中，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栏中，并没有审批单位批准盖章，因此，不能达到王文君已经获准建房的证明目的。同样1993年5月14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不能证明王文君获准进行房屋建设。相反，有证人证言等证实，王文君并没有权利直接申请建设住宅，因为其不是原种场职工，其次，王文君并未获得准建许可证原件，因为王文君不是原种场职工，城建部门将此件收回。其三，王文君在没有合法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下，私自建设属于违章建设，不受法律保护，并因此至今也未进行房屋建设，已经远远超出准建许可的期限即截止到1993年8月30日完成。依据准建许可证所规定的未在许可期限内完成建设的，准建许可证失效。所以，一审以此来认定王文君作为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与袁忠军、农牧局签订的协议有效是错误的，是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的。 二、从本案在行政处理程序及提起的行政诉讼过程中，以及在民事诉讼中所供的全部证据看，一审判决割裂了提起民事诉讼前，上诉人已经经政府主管部门围场县国土资源部门准许，依据所签订的相关转让协议，办理了出让手续，并为上诉人核发了围国用(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因在行政诉讼中，政府撤销此证的处理决定并未生效，证仍然有效）的事实，进而错误的裁决上诉人与袁忠军、原种场、种子公司之间形成的转让协议无效应该予以纠正。1、2003年2月26日，原种场、袁忠军分别与上诉人范云生签订了《宅基地买卖合同》，基于可以作为转让主体问题，后又于2003年5月12日、6月5日、与袁忠军、种子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并按约定向袁忠军支付了转让款人民币7600元，至2003年6月10日经围场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办理了围国用(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至此，从《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44条、第45条之规定，上诉人范云生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第一个依法完成了转让、批准并进行了使用权登记，并实际至今为范云生占有使用，因此，上诉人范云生与原种场、袁忠军、种子公司所签订的转让协议，最终被政府批准认可，为上诉人核发了出让的(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说明，上诉人所签订的受让协议，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完全具备了合同有效的所有条件，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一审未从事实和法律角度来正确认定裁决协议无效，违背事实和法律，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王文君在2010年8月2日所取得的围国用(2010)第065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据的协议是农牧局与王文君之间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及农牧局于2010年6月28日办理的围国用(2010)第007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的，王文君的0656号土地使用证无论从行政上，还是民事上，均不具有合法有效性。第一，办证所依据的转让主体是农牧局，农牧局不是土地使用权人，使用权人是原种场，原种场主体存在。第二，农牧局所办理的077号土地使用证与原种场的0138号土地使用证为重证，应该予以注销。第三，王文君所办理的656号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农牧局的77号证及形成的转让房地产合同无效，则该656号证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从合同效力补正来讲，王文君与袁忠军、农牧局所签订的协议合同无效。 三、本案审理程序违法，应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1条《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37条，第138条的规定，采取行政附带民事争议一并审理。基于本案的复杂性，民事上认定协议效力与政府为上诉人核发的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存在关联性，且直接涉及到认定协议效力的有效性问题，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出请求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确认合同效力）时，不应让上诉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提出民事诉讼后，应该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一审单独审理，导致民事审理中未考虑行政程序中为上诉人办理了772号土地使用证，对认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依据《民诉法》第170条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还重审。 王文君辩称，一审法院(2019)冀0828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范云生上诉。事实和理由：一、王文君与袁忠军签订《转让宅基地协议》和王文君与农牧局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两份合同合法有效。1、1992年10月9日，王文君与袁忠军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约定内容完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该合同得到原种场的追认和认可，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1993年王文君经原种场同意，镇政府批准、城建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依法施工的合法凭证、原种场现场指界划线确定2#宗地位置四至，投资2万余元建设2.4米高、带地下室石混地基130.5平方、地基至今存在。地基是王文君合法私有财产，王文君成为2#宗地实际使用人。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4条，《物权法》第30条，王文君自1993年依法享有2#宗地土地使用权和物权。根据《合同法》第32、44条，《物权法》15条，王文君、袁忠军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合法有效。2、2010年6月17日王文君与农牧局签订2#宗地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1989年政府划拨7.8亩住宅用地给原种场，原种场规划后1990年分给21户个人投资建房，至1995年合并清算1999年吊销执照公章作废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前。原种场没办理该宗地的初始登记。2003年被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了，即(2003)第0138号。农牧局作为原种场的主管局，2010年5月10日公告作废（2003）第0138号，2010年6月28日补办变更（2010）第0077号。农牧局取得7.8亩划拔土地使用权和物权，农牧局具有7.8亩宗地和其中2#宗地的处分权。王文君作为2#宗地实际使用人，2010年申请2#宗地变更登记。同年6月17日，从农牧局取得2#宗地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等相关手续，经农牧局同意，国资委批准、评估契税1.3万余元，国土局审查批准变更登记，依法取得2#宗地(2010)第0656号土地使用权和物权，王文君农牧局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根据《合同法》第32条、第44条第—款、第45条第一款和《物权法》第14条规定，王文君、农牧局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 二、范云生与袁忠军、原种场（高喜武）、种子公司（高喜武）、农牧局的合同无效。1、范云生与袁忠军的二份《房基地转让合同》无效。范云生与袁忠军2003年2月26日和5月12日伪造两份《房基地转让合同》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侵权”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52条，《民法总则》第154、155条之规定，范云生与袁忠军伪造的这二份《房基地转让合同》无效。（1）袁忠军没有王文君地基和2＃宗地的处分权。1992年王文君、袁忠军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1993年王文君是2＃宗地实际使用人，地基是其合法私有财产，王文君依法享有2＃宗地土地使用权和物权。因此，袁忠军无权处分王文君的地基和2＃宗地给任何人。（2）袁忠军自1996年开始背着王文君“一地多卖”，范云生是第五个。先后以3万价款卖给隋某、李周国、丁志安，都因王文君“不卖、不过户、不转让”而解除合同。2003年卖给范云生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是对王文君私有财产的侵权。（3）范、袁二人伪造的第一份合同价款3.3万，第二份合同价款极不合理地降为1.2万，2＃宗地是二级住宅用地，2003年价值6万余元，加上王文君1993年投资2万余元建设的地基，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合计8万余元的标的以3.3万或1.2万非法交易，构成《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下的恶意串通。（4）伪造合同时范云生知道“王文君是2＃宗地实际使用人、地基是王文君私有财产”的事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构成主观恶意。袁忠军告诉范云生：1992年转让给了王文君；还把户主是王文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给了范云生，范云生来2＃宗地看地基时，原种场领导、邻居李周国明确提醒范云生不要买这块地。（5）两份合同是以范云生“骗证侵权”为目的主观故意，以袁忠军得到“1.2万不当得利”为目的主观故意。构成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6）这两份伪造的合同，没有原种场的追认或认可。也没有农业局的追认或认可。（7）范、袁伪造的这两份合同直接损害第三人王文君利益。伪造合同后先骗证：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原种场7.8亩划拨土地初始登记（2003）0138号和“2＃宗地非法划拨转让的变更登记”（2003）0772号，骗取后再侵权：“骗证后强行霸占王文君的地基和2＃宗地、破坏地下室、非法建房、该房2014年被城管局依法认定为违法建筑、伪造违建房屋房权证证明、骗取工商登记、从事非法经营”。范云生袁忠军恶意串通、伪造合同、骗证侵权的违法行为，严重损害第三人王文君的利益。2、范云生与原种场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无效。2003年6月3日，范云生与原种场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不是原种场真实意思表示，是范云生和高喜武伪造的。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欺诈”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9、48、52条，《民法通则》第58条，《民法总则》第154.、155条，范云生高喜武伪造以原种场为转出单位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无效。（1）2003年原种场已经是名存实亡的空壳，根本没有签订合同民事行为能力，这是范云生高喜武伪造的。（2）高喜武无权代表原种场行使职权。伪造以原种场为转出单位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构成“虚构有权代表原种场事实、隐瞒无权代表原种场真相”的欺诈行为。（3）高喜武无权处分王文君的地基和2＃宗地，该合同是对王文君的侵权、损害第三人王文君的利益。（4）使用作废的原种场公章伪造合同是欺诈行为。（5）该合同没有得到主管局农业局的同意或认可；没有取得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复文件。（6）范云生、高喜武伪造《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中造假太多，如：用王海林家电话756×××8冒充原种场的；用桥东中街冒充原种场的住所，事实住所是金字村等。3、范云生与种子公司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无效。2003年6月3日，范云生与高喜武伪造以种子公司为转出单位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具有“恶意串通、侵权、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的情形，该合同无效。（1）该合同未入卷，没有取得国土局审查批准变更登记，即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该合同无效。（2）没有农业局的追认，没有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复。（3）7.8亩住宅用地是政府1989年划拨给原种场的，不是给种子公司的。种子公司和高喜武无权把王文君的地基和2＃宗地一并转移给范云生，该行为构成对王文君的侵权。（4）该协议1.2万价款，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下的恶意串通。（5）没有证据证明种子公司收取了1.2万元的转让费。4、范云生从农牧局骗取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无效。（1）2006年1月10日范云生与农牧局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不是农牧局真实意思表示，是范云生无权属来源依据、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从农牧局骗取的。（2）农牧局查证后，向县法院出具被范云生骗取手续的证明，并通知国土局停止办理2＃宗地转让，该合同没有履行。（3）骗取的合同没有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复。（4）该合同没有经国土局审查批准变更登记，即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该合同无效。所以，范云生与袁忠军伪造的两份《房基地转让合同》、范云生与原种场（高喜武）伪造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范云生与种子公司（高喜武）伪造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范云生从农牧局骗取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全部无效。 三、本案不可回避的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根本问题：2003年的原种场法人实体早已消亡，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2005年农牧局成为原种场主管局，依法享有和承担原种场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农牧局作废(2003)0138号，依法补办（2010）0077号，农牧局取得了7.8亩划拨土地使用权和物权，有权处分其中的2#宗地。法律根据是：《民法总则》第139条，《物权法》第9、14、53条，《土地登记办法》第41条，《河北省土地登记办法》第28条第—款第（三）项。(1)第11#证据证明：1995年农业局把原种场“人财物债权债务”，以马铃薯种子公司名义合并清算到新成立的长城种子集团公司围场公司。原种场因此没有了“财产和经费、组织机构和场所”。根据《民法通则》第36、37、40条规定，原种场法人条件丧失。(2)第16-19#证据证明：1999年10月14日原种场被县工商局吊销执照公章作废，根据《民法总则》第69条规定，原种场法人解散。(3)2003年的原种场已经是“无场所、无员工、无资产、无经营”的“四无”企业，原种场法人实体已经消亡，仅剩工商局未注销的名字，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原种场己经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参与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任何事都做不了。(4)2005年11月11日农业局与畜牧水产局合并成农牧局，成为原种场的主管局。原种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后，根据《民法总则》第67条规定，农牧局依法享有和承担原种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个根本何题，(2003)第0138号、(2003)第0772号是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的。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之68条，《民法通则》第58条，《民法总则》第154、155条规定，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的(2003)0138号和(2003)0772号土地登记无法律约束力，其土地证是无效证件。(2003)0772号2006年范云生申请被国土局注销；(2003)0138号2010年被农牧局公告作废。1.(2003)第0138号是原种场7.8亩住宅用划拨土地初始登记，是2003年6月5日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的，骗取的(2003)0138号土地登记无法律约束力，其土地证是无效证件。就是不被农牧局公告作废，都是无效的。2010年农牧局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公告作废范云生骗取的(2003)第0138号，依法补办变更(2010)第0077号，农牧局取得7.8亩住宅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和物权。范云生骗取(2003)第0138号7.8亩住宅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和物权归于消灭。2.(2003)0772号是2#宗地非法划拨转出让的变更登记，是2003年6月10日范云生用欺诈手段骗取的，骗取的(2003)0772号非法划拨转出让变更登记无法律约束力，其土地证是无效证件。国土局立案范云生骗证案，经两年半调查取证讨论，2005年12月39日，国土局听证会宣布准备注销0772。2006年1月10日范云生从农牧局骗出2#宗地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2月28日范云生向国土局主动申请撤销0772号。2006年3月1日国土局依法注销了(2003)0772号。根据《河北省土地登记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土地登记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土局注销(2003)0772号行政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范云生骗取的2#宗地(2003)0772号“非法划拨转出让”土地使用权和物权归于消灭。(2003)0772号无效。 四、上诉状围绕《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的陈述不是事实，该协议不是原种场真实意思表示，是范云生和袁忠军伪造的。一审质证时王文君给出没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质证意见。范云生在上诉状中承认，该协议是“由上诉人妻子丁桂莲书写的内容，原种场盖的章”。1989年11月30日原种场征地，1989年12月24日取得政府批复，1990年规划化后分给21户个人。如果有这样协议，应该是1990年分给21户个人前后，上诉状说2003年2月26日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没有真实性。2003年的原种场已经是名存实亡的空壳，没有签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原种场公章作废。上诉状说协议是“原种场盖的章”，等于用作废的公章、冒充原种场伪造《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是欺诈行为没有合法性。协议约定了生效时间，即“协议自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该协议上没有签字之日，协议未生效，没有合法性。 五、围绕一份没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作上诉陈述时。引用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4、45条是关于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根据一审证人隋某的证言、第26＃证据“宗地草图”上8户场外人的占地分布，充分证明原种场7.8亩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的事实证据。1990年原种场把7.8亩住宅用地规划后分给21户个人，这8户通过个人交易，原种场同意、镇政府批准、城建局依法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种场现场指界划线确定位置四至、个人投资建设成为实际使用人、国土局审查批准变更登记后，取得个人占有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和物权。应该说上诉人引用反了。2.《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是关于划拨转出让办理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规定。这正是依法认定：范云生与国土局勾结通谋，用欺诈手段骗取2＃宗地非法划拨转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给范云生的法律根据之一。3．《合同法》第44条是关于合同生效时间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一款是双方就买卖合同生效没有特别约定，达成一致时，合同就成立并生效；第二款是某些法律法规规定，合同生效要经过特别程序才产生法律效力，即合同生效的特别要件。例如，中外合资经营法和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审批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王文君与袁忠军的《宅基地转让协议》自1992年10月9日成立并生效。无需登记。5.《合同法》第132条是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第二款法规禁止的标的物，如毒品、淫秽书刊等不可以转让；法律法规限制的标的物，如枪支弹药只能在限定领域转让。无处分权合同效力正确的法律根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王文君与袁忠军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得到原种场的追认和认可，合同有效。 六、其它上诉陈述不是事实。上诉状说“原种场主体存在”、原种场只是营业执照被吊销、并未注销，原种场的权利主体仍然存在”，不是事实。原种场1995合并清算，1999年吊销执照公章作废，仅剩工商局未注销的名字，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2003年的原种场是“无场所、无员工、无资产、无经营”的“四无”企业，原种场法人实体消亡。已经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参与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原种场任何事都做不了。如果原种场还存在，为什么没有资产和经营场所、没有开户银行开户、资金和流水，没有员工、工资、医保社保，没有纳税、水电、电话和电话费，没有车辆、车牌、养路、燃油和保养费等记录。2.上诉状说“农牧局作为主管局无权处分独立的企业法人原种场所使用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更谈不上作为权利人行使追认的权利”不是事实。(1)原种场1995年合并清算，1999年吊销执照公章作废，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任何事都做不了。(2)2005年农业局和畜牧水产局合并成农牧局，原种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后，根据《民法总则》第67条，原种场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由农牧局享有和承担。(3)2010年农牧局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公告作废(2003)0138号，依法补办变更(2010)0077号，农牧局取得7.8亩划拨土地使用权和物权成为权属人，对该宗地有处分权。(4)如果农牧局无权行使原种场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范云生在2006年1月10日又从农牧局骗取2#宗地《房地产买卖协议书》等相关手续？同年2月28日持此手续又到国土局申请“同意撤销0772，用农牧局的手续，再次骗取2#宗地变更登记”？如是不是王文君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查封2#宗地，农牧局不否掉被骗的手续，恐怕范云生手中又多一本“由农牧局转让的2#宗地的土地证”。3.上诉状关于范云生一审提供“袁忠军与王文君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的说明”，不是事实。该说明主要内容是：1992年袁忠军没有处分权，与王文君签订协议无效；拿空白表格找原种场盖章等。一审质证时王文君给予没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的质证意见。该说明不是袁忠军本人的签字；没有证据证明所陈述的内容；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所以，该说明没有真实性。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袁忠军与王文君签订转让协议的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4.上诉状说“王文君未取得准建许可证原件”和“城建部门将此件收回”不是事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城建部门将此件收回”的说辞。王文君袁忠军约定，由袁忠军办理证件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好后就在袁忠军手中。袁忠军一地多卖，2003年把该证给了所卖的第五人范云生。该证据城建局有存档，王文君的4#证据就是从城建局调取的，标注些件与原件相符，并盖有住建局档案管理专用章，日期是2006年3月25日。所以，4#证据与原件无异。5.上诉状说“私自建设属于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准建许可证失效”不是事实。1993年5月14日城建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王文君当时依法施工的合法凭证。没有证据能证明王文君投资建设的地基属于违章建筑。根据《宪法》第十三条，《民法通则》第五条《，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地基是王文君的合法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施工有效期”，延期或逾期施工，按照规定申办续期。没有证据证明“准建许可证失效”。6.上诉状说“依据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办理了出让手续，核发(2003)0772号国有土地证”，不是事实。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八、十、十一条和《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划拨转出让的程序是：第一．取得划拨土地登记和土地证。第二，申请人向政府提出划拨转出让的申请。第三．取得政府同意划拨转出让的批复文件或意见。第四．申请人与代表出让方的国土局签订《出让合同》。约定：用途（住宅、工商业）、年限(70、50)、；出让资金比例、取得方式（协议、招标、拍卖）。第五。规定时间内缴纳出让金。出让金票据与出让合同配合一致，即根据出让合同约定缴款。第六．持上述要件到国土局，办理出让土地登记和土地证。根据国土局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第94-114页证据，是范云生2003年骗取(2003)0772号登记卷的全部要件，卷内没有划拨土地证、没有申请、没有批复、没有出让合同，仅凭伪造的876元出让金票据，骗取出让性质的(2003)0772号。这是“范云生和国土局勾结通谋非法划拔转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铁证。0772是骗取，不是核发。7.上诉状说“范云生与原种场、袁忠军、种子公司所签订的转让协议最终被政府批准认可，为上诉人核发了出让的(2003)0772号土地证“不是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三份协议“最终被政府批准认可”。范云生骗取的(2003)0772号土地登记卷内只有一份，是2003年6月3日范云生高喜武伪造以原种场为转出单位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不是原种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无效。是2003年范云生“伪造并提供虚假材料”骗取“2#宗地非法划拨转出让”的证据之一。没有划拨土地证、没有申请、没有批复、没有出让合同，范云生与国土局勾结通谋“虚构有权代表原种场事实、隐瞒无权代表原种场真相”的欺诈手段，骗取2#宗地非法划拨转出让变更登记(2003)0772号。0772是骗取，不是核发。 七、本案审理程序合法。《行政诉讼法》第61条是申请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是关于一并审理条件的，即在法院准许的前提下，法院决定或当事人一致同意；第三款是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己立案的，法院应当中止行政诉讼审理。本案事实是：范云生在2019年3月14目向围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立案后，2019年3月19日行政诉讼中止审理。范云生是否向法院提出一并审理的申请，没有证据支持。就算有，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需要在法院准许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决定”或“当事人一致同意”。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中，既没有法院决定，又没有当事人就“一并审理”达成“一致同意”的证据。当事人范云生以原告身份发起民事诉讼并已立案后，行政诉讼依法中止，完全符合法定程序。所以，本案审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2019)冀0828民初1353号事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范云生上诉。 袁忠军辩称，其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围场原种场辩称，其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围场农业农村局述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准确。 围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述称，其未提交书面意见。 范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范云生与被告袁忠军及经原种场同意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及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确认被告王文君与被告袁忠军及第三人农牧局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及房地产买卖协议无效。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11月30日，围场原种场作为甲方，围场镇河东村委会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书》，甲方征用乙方土地为7.785亩。座落四至为，东至高压中线10米以里，西至变电站墙外1米内，南至道边，北至变电站中线南10米。边长为，南北长107.2米，南边东西长70.2米，北边东西长26.5米。1989年围场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原种场，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经研究批准你场征用围场镇河东旱耕地二亩九分五厘，非耕地四亩九分（征地位置：河东村东山根）。之后，围场原种场将上述土地中2号房基地（面积为195平方米）分配给该场职工袁忠军，双方约定，房基地分配给袁忠军后，权属仍归围场原种场所有，袁忠军只有建房使用权，没有转卖权，如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必须转卖时，围场原种场根据实际情况，从卖房款中收回征地费用7000.00元，此款作为职工福利积累基金。 1992年10月9日，王文君作为甲方，袁忠军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宅基地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围场镇河东原种场家属院前排2号宅基地一处转让给甲方长期使用。四至为，东至3号院2米处，西至1号院2米处，南至6米便道边，北至6号前月台边，东西长15米，南北长14米，计210平方米，折合0.315亩。转让费7000.00元，此款分期付清，协议签字后付1000.00元，待建房手续交给甲方后一次性付清其余6000.00元。宅基地有偿使用证、建房手续、产权证由乙方负责变更到甲方名下（宅基地证待乙方单位变到本场职工名下时一同办给甲方），一切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不再另付其他款项。当日，袁忠军收取王文君1000.00元。经王文君申请，1993年，围场原种场同意王文君建房申请，围场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为王文君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王文君在该地块建设了地基，后未继续建设。 2003年2月26日，袁忠军作为甲方，范云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宅基地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甲方现有座落在四小墙外，宅基地一处，卖给乙方。该宗地面积219.00平方米，东面巷道边长14.6米，南面巷道边长15米，西面巷道边长14.6米，北面巷道边长15米。此宗地在办理过户手续期间由甲方负责，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确定面积、四至定点，办证费，甲方负责1000.00元，其余部分乙方自己承担。该宗地的使用权和地基、基础一并卖给乙方，定价30000.00元，基础3000.00元，总计33000.00元，减去过户办证费用1000.00元，应付甲方32000.00元。种子公司（原种场）追缴收取该宗地征地费由甲方承担交付（乙方买甲方宗地时以上总金额含征地费）。甲方将土地过户表经单位签字盖章后交与乙方，乙方先付甲方保证金5000.00元，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城建手续后，二次性付现金27000.00元。 2003年2月26日，围场原种场（高喜武）作为甲方，范云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座落在围场镇桥东北街的房地产219㎡出售给乙方，价款12000.00元，双方同意于2003年2月26日将上述土地所有权交付给乙方使用，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 2003年5月12日，袁忠军作为甲方，范云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费为12000.00元，分三期付清，甲方将土地过户表经单位签字盖章后交与乙方，乙方先付定金5000.00元，下余部分待建房主体时两次付清。该宗地转给乙方使用，地上附着物清理费，定2000.00元，由乙方负责清理。 2003年6月3日，围场种子公司作为甲方，范云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座落在围场镇桥东北街四组的房地产出售给乙方，该宗地东至巷道，西至巷道，南至巷道，北至隋某，边长各为14.6米。甲乙双方协议价格12000.00元。双方同意2003年6月3日，甲方将上述土地使用权交付给乙方使用，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2003年6月26日，袁忠军收取范云生5000.00元，后收取范云生2600.00元。之后范云生在原地基上进行了建设。 2010年6月17日，围场县农牧局作为甲方，王文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座落在围场镇桥东北街房地产217.88平方米出售给乙方。该宗地四至边长为，东至本宗围墙外皮，边长15米，西至本宗围墙外皮，边长14.5米，南至本宗围墙外皮，边长14.55米，北至本宗围墙内0.1米处，边长15米。2010年7月，王文君交纳印花税和契税。 自2003年至2010年期间，围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围场国土资源局）先后为围场原种场、范云生、围场农牧局、王文君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2018年7月31日，围场县人民政府作出围政行[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了范云生、围场农牧局、王文君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范云生、王文君均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以“诉讼期间，范云生就涉及争议的土地使用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围场原种场与围场镇河东村委会签订的《征用土地协议书》以及围场原种场与袁忠军签订的协议，围场原种场向围场镇河东村委会征地后，将其中2号房基地分给袁忠军使用，并约定，可以转让。王文君与袁忠军签订《转让宅基地协议》后，围场原种场同意王文君的建房申请，以及后续围场农牧局与王文君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应视为围场原种场或者主管单位围场农牧局对袁忠军转让行为的认可，袁忠军对争议土地享有处分权，袁忠军与王文君签订《转让宅基地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协议。2003年袁忠军又与范云生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时，袁忠军对涉案土地使用权已经没有处分权，且该《协议》侵犯了被告王文君的合法权益，袁忠军与范云生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协议，范云生与袁忠军、围场原种场、围场县种子公司签订一系列合同，因袁忠军无处分权，均为无效合同。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袁忠军与王文君于1992年10月9日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围场县农牧局与王文君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有效。二、袁忠军与范云生于2003年2月26日签订的《宅基地买卖合同》、于2003年5月12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围场原种场（高喜武）与范云生于2003年2月26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围场县种子公司与范云生于2003年6月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所涉及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以下几点:一、一审判决王文君与袁忠军于1992年10月9日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及围场县农牧局与王文君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有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二、范云生持有的围国用（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能否作为本案认定合同效力的证据？三、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一、一审判决王文君与袁忠军于1992年10月9日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及围场县农牧局与王文君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有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因被上诉人袁忠军作为被上诉人原种场职工，在被上诉人原种场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于1989年征用围场镇河东村7.785亩土地后，被分配上述土地中2号房基地（即本案所涉争议地块），获得了该房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对此各方均无异议，上诉人范云生主张依据《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被上诉人袁忠军无房基地转卖权，该主张与《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的约定不符，依据该协议约定“如因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必须转卖时，甲方根据实际情况从乙方卖房款中收回征地费用7000.00元，……”，即该房基地是可以有条件转让的，即必须转卖时被上诉人原种场收取征地费用7000.00元，而该涉及转让的手续和费用按被上诉人王文君与被上诉人袁忠军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约定，应由被上诉人袁忠军负责办理，而此后被上诉人袁忠军于1993年3月20日取得被上诉人原种场盖章的《县城规划区居民修、建房屋申请表》，于1993年5月14日为被上诉人王文君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该申请表和许可证均书写“户主姓名:王文君”，即被上诉人王文君取得了合法的建房手续，且被上诉人原种场自1992年至今对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被上诉人王文君职工身份均未提出异议，则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种场对被上诉人袁忠军转让房基地给被上诉人王文君行为认可，并无不当。上诉人范云生主张被上诉人袁忠军转让房基地应按法律规定经政府审批，因该转让行为并非法律禁止情形，如需经过政府部门审批，按法律规定办理即可，不影响协议效力，则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王文君与被上诉人袁忠军于1992年10月9日签订的《转让宅基地协议》有效无误。上诉人范云生主张《职工个人投资建房协议》是其妻子丁桂莲于2003年2月26日书写的，因该协议并无签订时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主张，且上诉人范云生一审时并未提出，该主张与上诉人范云生一审观点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一）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三）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1999年10月14日原种场被县工商局吊销执照公章作废，根据《民法总则》第69条规定，原种场法人解散。2003年的原种场已经是“无场所、无员工、无资产、无经营”的“四无”企业，原种场法人实体已经消亡，仅剩工商局未注销的名字，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原种场己经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参与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2005年11月11日农业局与畜牧水产局合并成农牧局，成为原种场的主管局。被上诉人原种场于1999年10月14日被围场县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虽未进行清算及注销登记，其民事行为能力已经丧失，农牧局依法享有和承担原种场的权利和义务。原审第三人围场农业农村局（农牧局）与被上诉人王文君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处分本案所涉争议地块，应视为对袁忠军转让行为的认可，故该份《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二、关于范云生持有的围国用（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能否作为本案认定合同效力的证据的问题。因本案审理的是合同效力问题，先签订的合同，后由围场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围国用（2003）第07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则该证自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证据。 三、关于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因本案是根据上诉人范云生的诉讼请求进行的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不符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范云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范云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梅审判员孙琳丽审判员钱丽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杨      晓      梅 书 记 员 包      居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