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世芳，男，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升，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宝，男，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金刚，广东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丰达兴线路板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二村帝堂路蓝天科技园第13栋。法定代表人：刘云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校红，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瑞，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世芳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宝，原审被告深圳市丰达兴线路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兴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6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世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8月17日签订的《凭证》合法有效;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合伙项目结束的设备变卖款51万元；或依法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唐世芳与被上诉人刘红宝于2018年8月17日就“投资丰达兴后续分红一事”签署的《凭证》真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一审庭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凭证，一审法院存在以下事实和法律上的错误：1.被上诉人一审庭后增加撤销《凭证》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程序违法。2.被上诉人主张撤销《凭证》的理由无事实依据。3.从《凭证》签署的实际背景来看，系被上诉人主动带领多人找到上诉人后，紧紧跟着、逼迫、威胁上诉人，上诉人报警后，警察认为是经济纠纷不作处理，被上诉人再逼迫上诉人签署的《凭证》，并且已部分履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被上诉人当时因不存在受到胁迫、欺诈等任何情形，相反，被上诉人当时是强势方、胁迫方,因此，《凭证》应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4.根据《凭证》内容，对被上诉人来说，《凭证》完全属获取利益的一份合同，若上诉人全部履行完《凭证》义务，被上诉人合计可以获利人民币25万元，纯粹属于获取利益的一方，不属于受损害方。结合当时签订的背景，采取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是被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也是加害方，逼着上诉人签署的《凭证》。因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另根据合同法撤销之后的法律后果来看，本案也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之规定。案涉《凭证》依法不能撤销，应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合伙项目结束的设备变卖款51万元，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同时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关于合伙项目结束的设备变卖款事宜，被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根本就未有主张。对于当事人未主张的，法院不宜超范围主动审理、更不能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有违反法院、法官居中裁判、居中审案原则。2.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未经股东依法清算，被上诉人不能要求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合伙项目结束时的设备变卖款项。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在被上诉人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合伙项目已经过法定的清算、解散手续，无权要求分配合伙项目结束时的设备变卖款；另一审法院也未就案涉项目结束时，未查清楚案涉项目是否履行法律规定的解散、清算手续、另案涉项目的债权债务是否清洁，也未查清楚案涉项目的设备变卖款项具体金额的事实下，就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案涉项目结束设备变卖款属于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采纳被上诉人主张，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事实上，2018年上诉人三次给被上诉人转账分红，其中2018年2月6号为人民币5万元，而不是1月份；4月2号为人民币5万元；另8月17日为人民币5万元；加上2015年2月6日、2016年1月25日、2017年1月13日、2017年11月7日合计7次，共转账人民币49万元；一审法院简单认定为2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款项来源看，转款记录显示转款人为刘云桂，而不是案涉项目公司丰达兴公司，也不是案涉项目合作伙伴林国平，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主观的把转账记录款项认定为与本案有关：同时，一审法院更进一步忽视转账记录中注明的“款项性质”，主观认定转账记录金额是案涉项目的设备变卖款，属于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本案2019年8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宝安法院一审开庭，被上诉人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付款凭证，而付款凭证的签署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因此被上诉人该主张已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多次强调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这属于重大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刘红宝对上诉人唐世芳答辩称：针对上诉人提到的撤销付款凭证的问题，被上诉人一审起诉时已经提出请求法院对付款凭证进行认定的请求，协议签订于2018年8月17日，从协议签订的次日起算，即使被上诉人当庭提出撤销请求，也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丰达兴公司陈述称：一、一审中被上诉人表示放弃向丰达兴公司主张权利，事实上丰达兴公司与被上诉人没有合伙关系。二、上诉人与丰达兴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我们也希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能够圆满解决该纠纷。刘红宝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丰达兴公司、唐世芳连带支付项目分红款51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6970元（从2018年6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8年8月22日共82天，以年利率6%计算为6970元。唐世芳实际应付利息应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由丰达兴公司、唐世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一审庭审中，刘红宝增加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刘红宝与唐世芳签订的付款凭证。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8日，案外人甲方林国平与乙方唐世芳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两人分别出资100万元（总投资额200万元，分别占比50%）共同投资位于深圳市××××路蓝天科技园的多层线路板层压（名称：丰达兴压合部）项目；双方按照实际投资比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盈利后，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每年的年中或年底进行分红；合伙经营期间生产设备、机器设备及办公设备不计提折旧，合伙关系结束时，所有生产设备、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库存材料均根据实际变卖的所得收入按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2013年3月19日，唐世芳、刘红宝、案外人蒋玉凤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伙投资位于深圳市××××路蓝天科技园的多层线路板层压（名称：丰达兴压合部）项目；总投资额为100万元，投资金额及比例为唐世芳出资70万元占比72%，刘红宝出资20万元占比20%，蒋玉凤出资8万元占比8%；双方按实际投资比例承担债权债务，盈利后，按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合伙关系结束时，所有生产设备、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库存材料均根据实际变卖的所得收入按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2014年9月11日，唐世芳、刘红宝、案外人蒋玉凤三人就丰达兴压合部增资相关事宜签订《合伙增资协议书》，约定增资总额为25万元，唐世芳、刘红宝、蒋玉凤三人分别增加投资18万元、5万元、2万元，增资后三人的投资比例仍为72%、20%、8%；双方按实际投资比例承担债权债务，盈利后，按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合伙关系结束时，所有生产设备、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库存材料均根据实际变卖的所得收入按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刘红宝分别于2013年3月18日、2014年9月9日向唐世芳交付投资款20万元和5万元。2018年8月17日，刘红宝与唐世芳就“投资丰达兴后续分红一事”签订凭证，约定：“1、2018年8月17日中午12：00之前付刘红宝分红款5万元；2、过年之前付给刘红宝10万元；3、公司经2019年8月17日付给15万元。按以上款结清！后无绝言”。现刘红宝诉至法院主张，唐世芳与林国平依照上述2012年12月28日《合伙协议书》合伙成立了丰达兴压合部后，刘红宝通过2013年3月19日《合伙协议书》取得了唐世芳对丰达兴压合部持有的50%中的20%；在2014年、2015年、2016年每年都有一次分红，三次总计分红25万元；2017年底，唐世芳决定终止项目合作，据丰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云桂称，其向唐世芳实际支付了3801012元作为取得唐世芳对丰达兴压合部50%份额的对价；根据刘红宝与唐世芳签订的协议之约定，唐世芳应将3801012元中20%的盈余76万支付给刘红宝，截止起诉之日仍有51万未付。刘红宝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还提交了其与刘云桂的电话录音、其与蒋玉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均有提及丰达兴公司向唐世芳付款300多万元的内容。原审另查，依照刘红宝的申请，原审法院前往中国银行，调取了唐世芳在中国银行账户尾号为1821的历史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1月30日、3月30日、5月31日该账户分别收到刘云桂转账的1801012元、100万元、100万元，其中1801012元的备注内容为投资返现/工资，第一笔100万元的备注为丰达兴提成款/工资、第二笔100万元的备注为来报入账。一审庭审中，刘红宝确认不要求丰达兴公司承担责任，将丰达兴公司列为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另刘红宝主张诉求撤销凭证的理由是唐世芳隐瞒真实情况存在欺诈，唐世芳就合伙项目实际结算的金额是380万余元，刘红宝占比20%，应分得76万元，扣除已付的25万元，故唐世芳还应付款51万元，因唐世芳在2018年5月底取得了全部案涉款项，故诉求的利息自6月1日起算；另就2018年8月17日“投资丰达兴后续分红一事”凭证的签订情况，其表述是：“我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催促唐世芳支付分红款，然后他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付了5万元，4月份我又催了几次，他又支付了5万元，后面我就亲自到深圳来催他，他也一直不承认拿了380万元，到了打电话也不接。我在8月份就自己去他的公司找他，就让他给我出具了凭证，……。”针对刘红宝的起诉，唐世芳抗辩称，刘红宝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除按照双方签订的凭证所约定的支付义务外，唐世芳与刘红宝之间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义务，并且双方就此以上款项结清，后无绝言，也说明刘红宝与被告就分红达成真实意思表示，不得就分红一事超出其他的权利或提其他要求，且刘红宝是在2017年8月就离开了，但案涉项目是在2017年12月份结束的。唐世芳、丰达兴公司均对刘红宝举证的其与刘云桂的电话录音及其与蒋玉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均否认唐世芳将案涉项目经营时的机器设备作价为380万元出卖给丰达兴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明细中的款项系工资，但没有就工资的事实及金额举证证实；另唐世芳、丰达兴公司确认双方只有案涉的一个项目，没有其他合作。原审法院认为，在唐世芳、丰达兴公司确认双方只有案涉的一个合作项目的前提下，唐世芳、丰达兴公司未能就380万元的转账款的性质或用途进行举证明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确认唐世芳在结束案涉合伙项目后，将机器设备作价380万元处理，且唐世芳就该情况对刘红宝存在重大隐瞒，致使刘红宝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2018年8月17日“投资丰达兴后续分红一事”的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刘红宝要求撤销该凭证，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继而，刘红宝要求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在合伙关系结束时，所有生产设备、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库存材料均根据实际变卖的所得收入按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在唐世芳、丰达兴公司没有就主张的转账款3801012元的具体明细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确认刘红宝有关按照380万元的20%计算其应得分成76万元的诉求，并依照刘红宝主张的已收被告支付的25万元，认定唐世芳还应支付刘红宝51万元，并按刘红宝主张的起算时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撤销刘红宝与唐世芳在2018年8月17日就“投资丰达兴后续分红一事”签订的凭证；二、唐世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红宝合伙项目结束的设备变卖款51万元；三、唐世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红宝逾期付款利息（以51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1日起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刘红宝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970元，保全费3070元，由唐世芳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二审提交其持有的付款凭证原件，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版本内容基本一致，但上诉人该付款凭证上“公司营利后”中的营利后未被划去，载明的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上诉人称协议签订的背景是上诉人离开丰达兴公司之后又设立了一家公司，被上诉人承诺入股，待新公司盈利后再支付被上诉人15万元。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反悔，导致上诉人亏损了100多万，上诉人出于诚信考虑，也同意按照双方签署的支付凭证履行付款义务。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刘红宝与刘云桂的录音，被上诉人主张录音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该录音中刘云桂说，“我是在2018年1月底给他（唐世芳）转了1801012元，然后3月底给了他100万，5月底给了100万”，刘红宝说，“他现在就是不承认那么多，我可以保证这个事情不跟你们扯上关系，我就是想拿一份转账证据”，刘云桂说：“他说一共250万。那就是50万，那现在他给你多少钱了？”刘红宝说：“他现在是年前给了我10万，18年1月给了5万，4月5日给了5万，总共20万这么多”，刘云桂说：“你们还是好好谈，我这里是有底的，不怕。”法庭询问上诉人：“上诉人认为你方现在还应当支付给对方多少钱？”上诉人称：“按照付款凭证还应该支付25万元”。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付款凭证是否应撤销。被上诉人主张签订该凭证时受到隐瞒，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该凭证，应予撤销，但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来看，2018年7月被上诉人已经从案外人处得知唐世芳收到了3801012元，2018年8月被上诉人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付款凭证，双方已经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被上诉人在已知上诉人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仍签订结算的付款协议，意思表示并未受到误导，被上诉人主张撤销该凭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交了各自持有的付款凭证，被上诉人持有的付款凭证存在涂改且未在涂改处签名确认，本院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未经涂改的版本。按照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2018年8月17日付款5万元，当日该款项已支付。过年之前付给刘红宝10万元，公司营利后（2019年8月17号）付15万元。后两笔款项合计25万元上诉人并未按约支付，虽然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已经盈利，但鉴于第三笔款项同时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时间，上诉人亦同意支付，本院认定上诉人应支付后两笔到期款项合计25万元，逾期则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25万元应付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为：10万元从2019年1月1日起算逾期利息，15万元从2019年8月18日起算逾期利息。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635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唐世芳应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刘红宝合同款25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算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8日起算利息，利息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刘红宝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70元，保全费3070元，由唐世芳负担5900元，由刘红宝负担61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70元，由唐世芳负担4400元，由刘红宝负担45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