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2行赔终1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国利，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村。法定代表人邱刚，镇长。委托代理人杨嘉宜，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洛群，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国利因诉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青龙湖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9）京0111行赔初60号行政赔偿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利向一审法院诉称，1999年至2000年期间，其承包了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村的耕地，用于经营蔬菜大棚。其在承包地上建造了蔬菜大棚和附属操作间。2018年9月10日早晨五点多，青龙湖镇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将刘国利的蔬菜大棚操作间拆除。针对青龙湖镇政府的拆除行为，刘国利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房山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房山区政府作出房政复字〔2018〕1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复议决定书），认定青龙湖镇政府的拆除行为违法。2018年6月16日，青龙湖镇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大棚房”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其中规定单栋种植大棚操作间占地面积不超过15平方米。刘国利的一个种植大棚的操作间可以保持15平方米，故青龙湖镇政府对其违法拆除行为给刘国利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刘国利向青龙湖镇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青龙湖镇政府于2019年5月11日向刘国利送达了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为依据，以刘国利的操作间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设为由，拒绝了刘国利的赔偿请求。刘国利认为，第一，刘国利所建的大棚操作间系大棚蔬菜生产所必须的附属设施，且青龙湖镇政府于2018年6月16日以文件形式作出规定，一个大棚的操作间不超过15平方米，刘国利不超过规定面积的部分不应当属于违法建设。第二，刘国利于2000年期间建设大棚操作间，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规范刘国利的建设行为。刘国利的大棚操作间不属于违法建设，青龙湖镇政府违法拆除应当给予刘国利相应的行政赔偿。综上，刘国利请求判令青龙湖镇政府恢复刘国利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村蔬菜大棚的操作间30平方米，冲便厕所一座6平方米，或者支付刘国利蔬菜大棚操作间恢复损失赔偿金45000元，厕所9000元的损失，一共赔偿54000元。青龙湖镇政府一审辩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现已废止）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青龙湖镇政府依据规划部门出具的《案件协查复函》认定刘国利的地上建设属于违法建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五条第一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制止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联动工作机制意见》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青龙湖镇政府有权对刘国利的地上违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违法建设属于非法权益，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综上，青龙湖镇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刘国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据此，房山区政府作出涉案复议决定书确认青龙湖镇政府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则刘国利对于其合法财产的直接损失具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义务。针对操作间损失。依据《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已废止）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郊区城镇和农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若干规定》（1991年3月10日施行）第一条之规定，全市行政区域内各项建设应当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本案中，刘国利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建设涉案建筑物前已经依法取得了规划许可手续，即无法证明被拆除建筑物具有合法性，且涉案复议决定书亦认定：“刘国利所建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事实清楚”，故刘国利的该部分赔偿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涉案操作间被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因青龙湖镇政府未依法给予刘国利自行拆除的机会，且在未依法指引刘国利限期处置的情形下对建筑材料进行了清理，结合本案合法有效的证据及需要考量的内容，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内容，酌情确定建筑材料残值部分赔偿数额为595元。针对厕所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案中，刘国利向青龙湖镇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中未涉及厕所，故刘国利的该部分赔偿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针对物品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事项及数额。本案中，刘国利的行政赔偿请求中未包含物品损失事项，刘国利在庭审中亦未明确具体赔偿事项及数额，且刘国利向青龙湖镇政府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中未涉及物品损失事项，故刘国利若针对拆除行为造成其物品损失主张赔偿应在法定期限内另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青龙湖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刘国利595元；驳回刘国利的其他赔偿请求。刘国利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恢复被青龙湖镇政府强制拆除的蔬菜大棚2座以及27平方米大棚设施或者赔偿强制拆除损失款45000元整。刘国利的上诉理由如下：被强制拆除的农业蔬菜大棚系其合法承包，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青龙湖镇政府强制拆除其部分大棚保温设施，造成其经济损失，并影响后续蔬菜种植，给其造成重大损失；青龙湖镇政府违反自己发布的文件，强制拆除刘国利承包的部分大棚设施保温房行为违法，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青龙湖镇政府同意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诉讼期间，青龙湖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1.关于查询刘国利在青龙湖镇坨里村建设的房屋是否经规划许可的函；2.案件协查复函；证据1-2，证明刘国利的涉案建筑未取得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设。在一审诉讼期间，刘国利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行政赔偿决定书；2.涉案复议决定书；3.坨里村设施农业蔬菜大棚承包合同书；4.《青龙湖镇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大棚房”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5.照片（7张）；6.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据1-6，证明青龙湖镇政府在没有任何前置程序的情况下，把刘国利的房屋强制拆除，青龙湖镇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刘国利的合法权益受损，应当进行赔偿。刘国利建设的耳房没有超过15平方米，没有任何的机关告知其所建设的房屋系违法建设，刘国利所建设的房屋不是大棚房。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青龙湖镇政府、刘国利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本案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本院作相同认定。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00年4月1日，刘国利与原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现青龙湖镇）坨里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签订《坨里村设施农业蔬菜大棚承包合同书》，由刘国利承包集体耕地2.25亩用于经营蔬菜大棚，承包期限自1999年9月1日至2028年9月1日。后刘国利在上述承包地上建设了蔬菜大棚和砖混结构建筑物。2018年9月6日，青龙湖镇政府向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房山分局（以下简称原房山规土分局）发出《关于查询刘国利在青龙湖镇坨里村建设的房屋是否经规划许可的函》。次日，原房山规土分局复函称未对刘国利在青龙湖镇坨里村村西建设的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的建筑物核发规划许可证件。2018年9月10日，青龙湖镇政府对刘国利在承包地上建设的砖混结构建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刘国利不服，向房山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青龙湖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房山区政府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涉案复议决定书，确认青龙湖镇政府于2018年9月10日针对刘国利的涉案建筑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9年3月13日，刘国利向青龙湖镇政府提出书面赔偿申请，请求恢复其蔬菜大棚的操作间30平方米，或支付操作间恢复损失赔偿金45000元。同年5月11日，青龙湖镇政府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刘国利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取得国家赔偿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行使职权的行为；二是该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三是行使职权的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损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焦点问题是青龙湖镇政府于2018年9月10日针对刘国利的涉案建筑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侵犯刘国利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青龙湖镇政府于2018年9月10日针对刘国利的涉案建筑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房山区政府在行政复议中确认违法，故刘国利有获取相应赔偿的权利，且其应对自己的赔偿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就刘国利主张的操作间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已废止）《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在全市行政区域内各项建设均应当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本案中，刘国利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已经依法取得了规划许可手续，即无法证明被拆除建筑物具有合法性，不属于刘国利的合法权益受损。刘国利上诉所提关于根据涉案通知，单栋种植大棚的操作间可保持15平方米，青龙湖镇政府拆除其30平方米操作间应予赔偿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单栋种植大棚只能有一个操作间，同时规定了应具备“只能为单层且占地面积不能超过15平方米”“单栋种植大棚及其操作间，不能具备任何居住条件、不能存在任何具备生活功能的设施”“单栋种植大棚内外地面不能硬化”等标准。本案中，刘国利所建设的操作间不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故其所提该部分赔偿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刘国利要求赔偿涉案操作间被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残值，因青龙湖镇政府未依法给予刘国利自行拆除的机会，且未依法指引刘国利限期处置的情形下，对建筑材料进行了清理，结合本案合法有效的证据及需要考量的内容，一审法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内容，酌情确定建筑材料残值部分赔偿数额为595元并无不妥，本院认同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在此不做赘述。就刘国利主张的厕所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案中，刘国利向青龙湖镇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中未涉及厕所损失事项，故刘国利的该部分赔偿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国利若认为其确因青龙湖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遭受上述损失，应通过合法途径另行解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青龙湖镇政府赔偿刘国利建筑材料残值损失595元，并驳回刘国利的其他赔偿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刘国利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宁审 判 员  孙轶松审 判 员  励小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崔天译书 记 员  刘欣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