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某，女，198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石桥市，暂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涵虚，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198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延长县，现暂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笛，浙江东方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姜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未查明案涉财产的性质，亦未通过焦点归纳等方式展开讨论，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将一般物权、赠与作为婚约财产进行裁判，严重损害姜某的诉权和实体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53条“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中，高某主张案涉财产多为彩礼；而姜某主张案涉财产多为一般赠与；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分属于物权（返还）、合同（赠与）和婚姻家事（婚约财产）三个一级案由，对应的实体权益差异巨大，在未查证财产性质并进行实质、针对性的辩论（仅对姜某的意见进行记录，甚至连财产赠与是否与婚约有关都无任何查明）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径行将案涉财产认定为彩礼，于法无据。二、一审未审查区分以“恋爱、交往”为目的的财产往来和以“婚约或结婚”为目的的财产往来。原判认定“2018年4月开始筹备婚礼”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逻辑、无法合理解释、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与现有证据相冲突。高某于2018年5月20日赠与的案涉珠宝首饰和代步车，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赠与，与婚约缔结无关。根据原判查明，双方于2014年认识，2015年恋爱，期间分手长达一年以上（自2016年11月15日-2018年4月，原判未查明），直到××××年××月复合，××××年9月才筹办婚礼。根据一般正常人的恋爱规律并参考姜某本身谨慎，甚至受挫的恋爱历程，明显不可能在与同一人经历了长期的分手后，一复合就谈婚论嫁，甚至筹备婚事。相反，需要经历一段合理的考察期间。而事实也正是高某基于在考察期内为重获姜某芳心，并试图重新尝试确定双方“恋爱、交往”关系，从而在尝试复合后选择了第一个具有示爱意义的日期（5月20日），以赠与形式给予姜某老凤祥珠宝和代步车。由此可见，2018年5月20日的两次赠与明显系以建立“恋爱、交往”关系为导向，属于一般的赠与行为。一审法院在明显有悖常理的前提下，片面采纳高某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的意见，于法无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民事证据规则，高某应当对上述超过一般生活规律的事实，即双方长期分手复合后第一个月就筹备婚事，筹备婚事后17个月才举办婚礼负更重的举证责任，法院对此事实应负更为审慎的查明义务。若本案真存在长达17个月婚礼筹办，怎么可能在此期间，除了高某片面之词外，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高某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和10万元转账备注）均明确指向双方系××××年××月××日后才开始谈婚论嫁，双方自××××年××月左右才从“恋爱、交往”为目的阶段进入“婚约或结婚”为目的阶段。由此，高某提出的2018年4月开始筹备婚事的事实与其自行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冲突。三、在高某于××××年××月××日赠与的100000元明确备注“亲爱的彩礼零花钱”的前提下，一审仅以彩礼定性于法于理无据。赠与行为首先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在赠与方明确释明赠与目的，受赠方亦已认可收取的情况下，应认为双方已经就赠与的内容达成合意，即赠与的款项兼具彩礼和一般赠与（零花钱）的混合性质。在无法区分彩礼和零花钱所占赠与款项比例的情况下，应根据公平正义予以均分认定。四、高某要求返还的财产（除代步车外）实际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和最终婚礼筹办，不再具备返还的基础。姜某已于一审期间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明细清单，但一审法院并未作为证据进行质证。上述证据显示，2018年4月后至诉讼期间，姜某为共同生活开支不低于80000元，姜某为筹办婚礼开支近90000元。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一般赠与的珠宝首饰还是应该作为部分彩礼认定的一次性转账，均已被实际使用，不再具有返还基础。五、本案应充分考量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基础，并结合双方过错和善良风俗的导向，在公平正义基础上保护妇女权益，并调整返还比例为40%。双方经历漫长的爱情长跑，于××××年××月复合，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同居，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长达1年以上。且姜某在农村隆重举办了婚礼，婚姻的事实已在姜某家乡及其近亲属间形成了广泛认知。婚礼中，男方宾客均未出席，婚礼次日高某便离开，随即要求“离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谋。高某的举动对姜某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评价均造成严重影响，难所谓善良风俗；姜某产生严重抑都并实际入院确诊，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影响，难所谓公平；婚姻聚散即便本无过错，女方终究在时下社会环境居于弱势。法院应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考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姜某的上诉请求。庭审中补充：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从恋爱转至婚约的时间节点。××××年年初高某明确拒绝以任何形式到姜某家纳采，直到××××年××月××日，姜某才第一次加了高某母亲的微信，才有可能与双方母亲进行沟通，正式开启婚姻缔结。双方采用传统婚礼，要见双方父母后，才涉及到婚约财产。××××年××月××日的100000元汇款，是彩礼和零花钱，若全是彩礼则不会是100000元这个整数，也不可能汇给女方个人，而应汇给女方父母。之后，女方有款汇给其父母，可以看出哪部分是彩礼。双方生活琐碎大部分由姜某支出，其支出达219万元。双方在××××年××月××日“结婚”以后，高某本应于次日陪姜某回门，但高某拒绝，其于××××年10月12日便杳无音讯。十几天后，姜某在公园遇到高某与另一个女人逛街，此后高某就起诉了。 高某辩称，一、我国现行法律实行婚姻家庭法，而非中华法系唐律疏仪中关于结婚六礼的规定，古代封建法律体系中的六礼已不再适用于中国现行婚姻法制度。二、关于双方恋爱目的，是以结婚为目的所谈的恋爱，双方从2016年谈婚论嫁直至××××年举行结婚仪式，均以婚姻为目的，谈婚论嫁的起点是从2016年开始，尽管中间间断了一年，但也是姜某的原因造成。三、在双方恋爱过程中，高某为姜某花费巨大，统计费用支出达80多万元。四、双方于××××年9月举行婚礼仪式，当日双方在共同订的宾馆作为婚房居住，仪式次日双方发生矛盾，姜某打电话通知其父母到宾馆婚房内发生争执，之后姜某由其父母带离婚房。五、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高某依据女方要求向女方交付的，是以婚约为目的的财产，双方举行婚礼，姜某依法应予返还。 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姜某返还高某以婚约为目的为其购买的小型汽车（浙Ｇ0××××号，购买价格为人民币145000元），并依法过户到高某名下。2、依法判决姜某返还婚约财产人民币119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和姜某于2014年认识，2015年开始恋爱，期间有分手，××××年××月复合，2018年4月开始筹备婚事，2018年5月20日，姜某购买车牌号为浙Ｇ0××××白色本田轿车一辆，登记于姜某名下，该车辆现实际由高某支配并使用。同日，高某为姜某购买足金耳环一对、项链一条、戒指一枚（品牌为老凤祥，上述三件重量共计30.27克）、足金手镯一个（品牌为中国黄金，重量为26.77克），价值共计19750元（现均存放于姜某处）。××××年××月××日，高某向姜某转账100000元，转账备注为“亲爱的彩礼零花钱”。××××年9月9日，双方在姜某的老家举行了婚礼，共计支出32488元（其中2000元系高某支付，其余系姜某支付）。嗣后，双方发生矛盾，故高某于××××年12月4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高某与姜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高某与姜某在未充分考虑清楚的情况下，即举行了婚礼，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且未能及时沟通化解，从而造成双方矛盾及损失的扩大，双方对婚约的解除均负有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姜某是否应当返还彩礼；二、如应返还，返还的具体数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相关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高某与姜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解除婚约，高某可要求姜某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高某的诉请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本案双方应当返还的彩礼如下：（一）2018年5月20日，高某购买的登记于姜某名下价值145000元的白色本田轿车一辆（车牌号为：浙Ｇ0××××），现该车辆由高某实际支配并使用；（二）2018年5月20日，高某购买的价值19750元的足金耳环一对、项链一条、戒指一枚（品牌为老凤祥，上述三件重量共计30.27克）、足金手镯一个（品牌为中国黄金，重量为26.77克），上述金器现均存放于姜某处；（三）××××年××月××日，高某转账给姜某的100000元礼金。上述三项均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支付或购买，现双方已无共同生活可能，依法应予以返还。其余双方之间的转账、支付及购买应视为日常开支，不应视为彩礼。综上，同时综合考虑姜某对于双方未能缔结婚约关系并无明显过错且双方已举行了结婚仪式（婚礼费用高某支出2000元，姜某支出30488元）等事实，酌情确定姜某返还高某：（一）礼金60000元；（二）足金耳环一对、项链一条、戒指一枚（品牌为老凤祥，上述三件重量共计30.27克）、足金手镯一个（品牌为中国黄金，重量为26.77克），如姜某未能返还实物，则应由其折价返还高某19750元；（三）车辆已由高某实际支配并使用，无需返还，但姜某应配合高某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车辆过户至高某名下。综上，高某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姜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高某礼金60000元，足金耳环一对、项链一条、戒指一枚（品牌为老凤祥，上述三件重量共计30.27克）、足金手镯一个（品牌为中国黄金，重量为26.77克）（如姜某未能返还实物，则由姜某折价返还高某19750元）。二、姜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配合高某办理车牌号为浙Ｇ0××××的白色本田轿车登记至高某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高某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72元，由高某负担1272元，姜某负担4000元。 二审中，姜某提供以下证据：一、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双方恋爱同居的时间跨度；女方恋爱同居期间的付出更多；男方明确车辆赠与系出于关爱女方，方便女方上下班；××××年过年之前双方没有缔结婚约的意思，××××年××月××日以后双方才初涉婚约的事实。二、租赁合同打印件及租金缴费凭证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双方至少自2018年9月开始即已同居的事实（实际系2018年4月即已同居）。三、2018年5月20日至××××年9月期间姜某支出清单1页打印件（一审已提供），证明姜某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支出；佐证××××年××月左右双方才初涉婚约的事实。四、××××年姜某筹备婚礼支出清单和凭证打印件（部分一审已提供）、婚礼照片打印件、婚礼录像、被褥、被罩视频一组，证明：1、实际用于婚礼支出的具体金额；2、男方未筹办婚礼的事实；3、女方隆重举办婚礼的事实；4、男方除父母外无一人参加、无一人知晓婚礼的事实；5、婚礼满席皆是女方亲属的事实；6、婚礼对女方带来巨大社会风评影响的事实。五、聊天记录打印件、女方婚礼前检查报告复印件、女方婚礼后诊疗和住院材料复印件一组，证明：1、高某在恋爱期间与他人暧昧的事实；2、高某在婚礼仪式后托词不愿回门，并径行离开的事实；3、高某婚礼后随即与案外女性相处的事实；4、姜某因婚礼变故和舆论压力致病的事实。高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第15页20秒和47秒的语音共同说明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显然此处就是证明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进行恋爱、买车和给付彩礼10万元。2、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从2018年8月12日至××××年9月29日期间，双方聚少离多，每天通过大量微信进行联系，可见双方并非天天同居在一起，即便见面也是隔三差五。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租赁合同是姜某自己居住的，不是双方共同居住的，高某住在另租的房子中；4200元是高某为姜某拉货，姜某给高某的费用，租房合同与支付宝交易账单没有任何关联，只是时间上有些接近，租房合同的房东是金关云而非高某。对证据三，根据姜某的工资，其在2018年至××××年期间的收入最多10万元，不可能达到200多万元，其支出与收入不符合，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对证据四，属于重复举证，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序号1第38页的60000元是姜某转给自己母亲的款，与高某无关；序号2至5的2000元确实转给高某母亲，但高某母亲以红包的方式回给姜某1000元；序号6、7、9一审认可过，图9是结婚当天宴席打印的菜谱、买被褥等费用发票；序号10真实性有异议，婚车酒台的收据没有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宾馆婚车礼仪包含在婚庆里，其余都没有发票，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双方没有购买婚房，购买被褥等没有地方摆放。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聊天内容不能证明高某与他人有暧昧关系；关于照片，是姜某偷拍的，照片中的女子是高某的工作对象，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高某与该女子保持距离且没有亲密举动；对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姜某在与高某恋爱期间隐瞒病史，有故意欺诈之嫌，不能证明与高某有关联性，核磁共振显示颅脑未见异常，姜某的状况没有明确确诊。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年××月××日系双方初涉婚约的时间节点，且高某在微信聊天中提及案涉车辆时亦提到结婚，故高某购买案涉车辆与结婚目的并非无关。对证据二，该证据与双方同居时间并无直接关联，如按姜某所述双方实际于2018年4月即同居，则一审认定双方自2018年4月开始筹备婚事并无矛盾。对证据三，仅是姜某单方制作的一张支出清单，没有相应凭证佐证，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四，姜某转账给其父母60000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该款均用于婚礼支出；姜某转给高某母亲的微信红包3笔共计2000元，从转账说明或聊天内容来看系姜某表示孝心的红包，不属于婚礼支出；姜某罗列的筹备婚礼支出中，婚庆、酒店场地、酒席、化妆费共计32488元，姜某已在一审举证，一审法院亦作出认定，而其他费用支出的证据链并不完整，本院根据生活经验、消费关联以及双方经济水平等综合认定。对证据五，聊天记录不能实质上证明高某在恋爱期间与他人暧昧或在婚礼后与其他女性相处；至于医院就诊材料，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中，高某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高某在本案中主张由姜某返还的财物性质。从双方当事人相识、恋爱、分手、复合、同居直至最终举行婚礼的过程情况、时间跨度并结合双方年龄来看，双方复合应当经过慎重考虑，案涉价值19750元的首饰以及价值145000元的车辆，系高某在双方复合后购买并给付或登记给姜某，上述财物价值较大，有别于为了培养感情而赠送的小额财物，其实质隐含了缔结婚姻之目的。高某于××××年××月××日转账给姜某的100000元备注有“亲爱的彩礼零花钱”，亦属明确带有缔结婚姻之目的的给付。一审法院认定上述首饰、车辆以及礼金属于彩礼并无不当。关于上述财物是否应当返还。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彩礼的行为性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如最终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即所附条件不能成就，则一方占有的大额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缔结婚姻关系，亦无共同生活可能，高某主张由姜某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处理。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分手之前已经同居并举办婚礼，本院结合同居情况、彩礼数额、风俗习惯等酌情认定返还：对于案涉车辆及价值19750元首饰，一审确定的返还及处理原则，并无不当；对于礼金100000元，因婚礼在姜某老家举行，除一审法院认定的婚礼支出外，考虑到尚有部分符合风俗习惯和婚礼实际的合理开销，且姜某对于未能缔结婚姻并无明显过错，酌情确定由姜某返还礼金40000元为宜。 综上所述，姜某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应予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10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二、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210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三、姜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高某礼金40000元，以及足金耳环一对、项链一条、戒指一枚（品牌为老凤祥，上述三件重量共计30.27克）、足金手镯一个（品牌为中国黄金，重量为26.77克）（如姜某未能返还实物，则由姜某折价返还高某19750元）； 四、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2元，由高某负担1272元，由姜某负担4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彦 审 判 员 杜月婷 审 判 员 周楚臣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曹 慧 ?*ArabicDash?-12-? ?*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