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芳淑，女，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河南德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理铭，男，197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普，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少军，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上诉人刘芳淑因与被上诉人张理铭、原审第三人王少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9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芳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刘芳淑一审的本诉请求并驳回张理铭一审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芳淑与张理铭在2013年11月21日经人介绍认识，刘芳淑时任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京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该公司股东，张理铭认识刘芳淑后承诺有高级管理才能且能带领公司发展壮大，刘芳淑信以为真将中京惠农公司交给张理铭管理并经营，但张理铭在担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不但未给中京惠农公司创造任何价值还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给中京惠农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后于2014年7月引咎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二）张理铭在2014年7月24日将中京惠农公司移交后，同年7月30日张理铭对自己在中京惠农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财物予以清算并愿意投资4000000元成为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0%，这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中京惠农公司在2014年12月17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张理铭最终决定将自己在中京惠农公司拥有的全部出资21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按折损价1200000元转让给新增股东王少军并且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股权转让、股东变更手续，张理铭与王少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王少军并非为张理铭代持股份。（四）张理铭在2017年6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到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控告刘芳淑诈骗，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于2017年6月17日对刘芳淑采取强制措施。刘芳淑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张理铭乘人之危要求刘芳淑购买其在中京惠农公司不存在的股权且将借条作废，刘芳淑不得已与张理铭再次签订了购买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已合法转让给新股东王少军的股权，股价为2050000元，张理铭还强行让案外人刘虹秀（系刘芳淑女儿）、案外人陈凯（系刘芳淑女婿）作连带保证人，以致刘虹秀在协议签订当天即2017年6月26日支付给张理铭150000元股权转让款；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一）刘芳淑和张理铭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未经互相质证，一审法院对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二）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是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民事案件的证据。（三）张理铭在2014年11月筹备资金购买中京惠农公司股权，于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期间担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全面管理经营中京惠农公司，在此期间保管中京惠农公司印章，有伪造协议的便利条件。张理铭伪造证据妨害司法诉讼，应对其进行罚款拘留；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刘芳淑与张理铭在2017年6月26日达成的《协议书》主要内容是股权转让，张理铭一审中也认可协议中的股权不存在，且王少军与张理铭的股权转让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故该协议具有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二）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系双方解除合作所作的最终结算，是不正确的。张理铭担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张理铭担任的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该两个公司互相持股、相互合作，但一审法院认定是刘芳淑与张理铭之间的合作，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不能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应依据该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张理铭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芳淑称张理铭造成中京惠农公司损失，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2014年12月17日股权转让的目的仅仅是让王少军代持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份，并非真正的转让，王少军也没有支付对价，有中京惠农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及刘虹秀的证言可以证明；二、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是刘芳淑主动提出来与张理铭进行和解，并不存在乘人之危的相关事由。刘虹秀在笔录中对相关的过程及相应的事实予以了正面地认可，足以说明双方的协议不存在欺诈，亦不存在公安机关滥用措施的情形；三、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尽管是在微法院平台开庭审理，一审出现的证据均由双方举证、质证，有相关的录像可以证明；四、刘芳淑认为张理铭伪造了涉案相关材料，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少军述称，其与张理铭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真实，其与张理铭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因张理铭与其口头约定的支付条件未成就，故其至今未支付股权对价。其余意见和刘淑芳的意见一致。 刘芳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刘芳淑、张理铭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张理铭向刘芳淑返还款项150000元。 张理铭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刘芳淑向张理铭支付协议款19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芳淑原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理铭系鑫顺达公司的经营者。2013年11月21日，中京惠农公司与鑫顺达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控股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51%股份，法人代表继续由张理铭担任，由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派出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公司法人进行日常生产及财务管理工作，并建立独立财务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公司原有投资2600万元归原股们所有。探矿证办完后双方投资陆续收回。”同月22日，案外人刘杰、刘芳淑与张理铭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刘杰、刘芳淑保证能够一年内办结张理铭个人、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三个采矿证。若办证不成，刘杰、刘芳淑退还全部办证费用，赔偿张理铭所有损失。刘芳淑作为公司法人代表，代表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对整个办证损失作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作为对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2014年5月22日，鑫顺达公司（甲方）与中京惠农公司（乙方）又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探矿证，甲方股东无偿转让51%给乙方，若乙方将公司探矿证（三个证）办理完毕，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转股协议生效，若乙方不能在一年内将探矿证（三个）办理完毕，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乙方不在甲方公司占任何股份。若乙方无法在一年内办结采矿证，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将无偿所受让的51%鑫顺达公司股份无偿无条件转让给出资人张理铭。”上述协议签订后，同月23日，鑫顺达公司的股东由案外人刘文凤、案外人王朝平、张理铭变更为刘文凤、王朝平、张理铭、中京惠农公司，其中中京惠农公司的出资为255000元，占公司51%股份。同时，2014年1月16日，中京惠农公司股东会进行决议，决定张理铭受让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份，成为该公司新股东、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10日，张理铭正式受让中京惠农公司股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占中京惠农公司股权40%。2014年1月至7月期间，张理铭陆续向刘芳淑或者其指定人员汇款。2014年7月23日，经中京惠农公司股东会决议，张理铭将其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高永强、案外人陈孟合，刘芳淑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申书杰、刘虹秀。同时免去张理铭执行董事职务。2014年7月30日，张理铭与刘芳淑进行对账，张理铭出具《说明》一份，根据该说明，截至2014年7月30日张理铭投资4000000元入股中京惠农公司，并占公司20%股份，扣除汇款和各种开支（合计2960115元），尚欠1039885元投资款未到位。为此，张理铭出具欠条一份（欠款金额为1039885元）。2014年8月16日，中京惠农公司与鑫顺达公司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3年11月21日双方在青龙县签订协议，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甲方）愿意参与控股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乙方）51%股份，甲方愿意出资补充乙方公司流动资金，使乙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甲方派人协助乙方公司法人进行日常管理，甲方愿意出面办理乙方公司探矿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并支付费用，甲方承诺愿意缴纳控股公司（乙方公司）的办证矿价款。2014年8月16日，甲方提出，因甲方公司资金紧张，无法出资给控股公司（乙方公司）增资扩建，无法派人到乙方公司协助公司法人日常生产管理及财务管理，也无法出面支付办证勘探组费用、垫付公关费用，更不方便出面办探矿证、采矿证，并缴纳办证矿价款，可能给控股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向乙方提出解除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经双方友好商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甲方不再参与控股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51%股份，不再出资、不再派人、不再支付费用、不再支付矿价款，放弃在控股公司（乙方公司）一切权益、权利，一致同意原协议同时作废。”在该《协议书》右下方，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赔偿乙方合理的损失，具体金额由甲方法人代表刘芳淑和乙方协商，甲方承担所有损失；2.甲方在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所占有的51%股份无条件转让归还给乙方大股东张理铭；3.乙方全权委托张理铭跟甲方交涉处理等等。”2014年12月17日，中京惠农公司、刘芳淑出具一份《说明》，载明：“截至2014年12月17日，张理铭共给公司（垫付）支付费用及出资共4010115元，足额出资，占20%股份，为便于管理，同意张理铭20%公司股份由王少军代为持股，同意刘芳淑30%公司股份由刘虹秀代为持股，同意张理铭和刘芳淑互为一致行动人。”同日，张理铭与王少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20%股份以1200000元的价格转给王少军，工商登记也进行了变更。但王少军并未向张理铭支付任何对价。因刘芳淑一直未与张理铭结算并支付款项，2017年6月，张理铭以刘芳淑诈骗为由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报案，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立案后对刘芳淑采取了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甲方刘芳淑、乙方张理铭、丙方刘虹秀（系刘芳淑女儿）、陈凯（系刘芳淑女婿）、丁方中京惠农公司代表人张建合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张理铭于2014年7月30日前通过刘芳淑账户出资2960115元作为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东，多方均认可确认。2014年7月30日之后张理铭以汇款及现金方式交给刘芳淑的所有款项原用于张理铭所在的鑫顺达公司事项款，本应退还，然而由于张理铭借中京惠农公司及股东刘虹秀的借款，经张理铭同意用来抵扣借款405000元，剩余2555115元偿还的相关事宜，多方达成以下协议：1.张理铭出资的2960115元扣除借刘虹秀及中京惠农公司借款，尚有2555115元，现刘芳淑愿意以2050000元的价格购买张理铭2014年7月30日确认的原在中京惠农公司对应的股权。协议签订生效后视为张理铭已履行完所有出让股权的义务。2.刘芳淑于2017年6月27日前支付给张理铭150000元，于2017年8月10日前支付给张理铭35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张理铭1550000元，由丙方刘虹秀在中京惠农公司的20%的股权及丙方两个人作为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3.此协议生效后，张理铭与刘芳淑以及张理铭与中京惠农公司相关关联人之间再无其他任何经济纠纷，互相不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多方持有的关联借条、欠条、收条均作废，多方纠纷以此协议确认的2050000元为准。4.此协议与以前多方协议不一致的，以此协议为准。同日，张理铭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出具一份《谅解书》，表示：“张理铭举报刘芳淑涉嫌诈骗罪，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已立案，张理铭与刘芳淑、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账目及定性都已结清，所有的行为属误会，有关经济纠纷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已达成协议。由此张理铭向公安机关提出谅解书，请求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不再追究刘芳淑的相关刑事责任。”协议签订后，刘虹秀支付张理铭150000元。2017年6月28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对刘虹秀进行询问时，刘虹秀表示：2014年8月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份由王少军代为持股便于操作，期间张理铭与其母亲刘芳淑之间产生不少误会，现通过律师与母亲见面，并在2017年6月26日与张理铭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意思是张理铭退出中京惠农公司，由刘芳淑出面将张理铭的股权回购2960115元，扣除张理铭借款405000元，还有2555115元，现双方协议作价2050000元收回。2017年6月29日、2017年6月30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向刘芳淑讯问时，刘芳淑表示2017年6月26日的协议是中京惠农公司及其女儿刘虹秀与张理铭协商一致的结果，其也认可该结果，同意张理铭退股，协议作价2050000元，协议中“刘芳淑”名字也是律师会见时由其本人所签。随后，刘芳淑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取保候审。但刘芳淑未履行2017年8月10日第二期付款义务。2017年8月16日，张理铭起诉刘芳淑、刘虹秀、陈凯，要求刘芳淑支付第二期款项350000元，刘虹秀、陈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刘芳淑提出反诉，要求撤销2017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张理铭返还不当得利款150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芳淑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尚在侦查中，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于2018年3月2日裁定驳回张理铭的起诉和刘芳淑的反诉。刘芳淑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7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对张理铭被诈骗案以根据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为由作出撤销此案的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理铭提供的多份协议可以确认，自2013年起刘芳淑、张理铭以双方分别参股到对方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合作的项目是刘芳淑为张理铭经营的鑫顺达公司办理探矿证、采矿证。为此，张理铭自2014年1月起陆续向刘芳淑汇款或为此花费费用合计2960000余元。后因刘芳淑承诺的采矿证一直没有办理下来，双方经协商后决定解除合作，双方分别从对方公司退股，且刘芳淑承诺赔偿张理铭损失。但因刘芳淑迟迟不予结算并支付赔偿款，导致张理铭的投资款无法收回，为此张理铭以刘芳淑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双方在刘芳淑女儿刘虹秀、女婿陈凯的协调下达成了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刘芳淑通过女儿支付了《协议书》项下第一期款项150000元。现刘芳淑认为该《协议书》是张理铭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订立，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该份《协议书》形式上看是刘芳淑以2050000元购买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但其实质是刘芳淑、张理铭对2013年以来的所有合作予以解除进行的最终结算，该《协议书》不存在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情况。首先，刘芳淑、张理铭合作以来，张理铭投入资金2960000余元的事实经双方多次确认，客观属实；其次，在该份《协议书》产生之前，双方早在2014年8月16日就对解除合作、刘芳淑退赔张理铭款项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只是对退赔金额未在协议中列明；第三，该《协议书》明确，此协议生效后，张理铭与刘芳淑以及张理铭与中京惠农公司相关关联人之间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多方所持有的关联借条、欠条、收条均作废，故该《协议书》实际系双方最终进行的结算；第四，讼争协议签订时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确实已没有股份，股份已转入王少军名下，但王少军并没有支付对价，故王少军陈述股权属于真实转让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也与中京惠农公司的证据及其他股东的陈述相悖，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讼争协议中明确刘芳淑购买的是张理铭2014年7月30日确认原在中京惠农公司对应的股权；张理铭、刘芳淑及其女儿刘虹秀（系中京惠农公司股东）对签订协议时张理铭名下没有股权是明知的，且2014年12月17日中京惠农公司、刘芳淑向张理铭出具的《说明》以及刘芳淑、刘虹秀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可以证实两人明知王少军为张理铭代持股份的事实，故刘芳淑、张理铭以股权转让的名义结算款项，也并不违背客观事实。基于上述四点，一审法院认为刘芳淑提出张理铭存在欺诈依据不足。同时，刘芳淑在接受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为取得张理铭的谅解、改变刑事强制措施、避免被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与张理铭就双方的经济纠纷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书》，是刘芳淑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刘芳淑认为是张理铭乘人之危，于法无据。相反，刘芳淑在张理铭出具《谅解书》、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后即违反约定拒不履行《协议书》，有违诚信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芳淑、张理铭2017年6月26日的《协议书》系双方解除合作所作的最终结算，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刘芳淑要求撤销该《协议书》，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理铭反诉要求刘芳淑按《协议书》约定支付剩余款项19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刘芳淑的诉讼请求；二、刘芳淑支付张理铭1900000元，并以19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950元，均由刘芳淑负担。 二审期间，张理铭、王少军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刘芳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13年11月21日《协议书》1份，拟证明张理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相同落款时间的《协议书》系张理铭伪造而成；2.收据3份，拟证明刘淑芳为了履行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于2014年1月21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5月9日分三次向张理铭的鑫顺达公司投资270000元、1200000元、182000元共计投资1652000元；3.2014年2月19日《股份转让协议》及欠条各1份，拟证明张理铭因不能及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给原股东张军伟而出具欠条的事实；4.2014年1月6日证明、2014年1月22日及1月24日手写材料各1份，拟证明张理铭成为中京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向有关单位投资并将自己交付的股金予以支配，进而证明办理鑫顺达公司探矿证及采矿证的相关费用应由张理铭承担；5.2015年9月1日关于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王少军投资情况说明、张理铭明细账（2014年度）各1份，拟证明王少军实际受让了张理铭的股份，以及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财务借贷情况；6.2016年8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拟证明中京惠农公司将其持有的鑫顺达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张理铭的事实；7.2016年8月15日承诺书2份，拟证明中京惠农公司将其持有的鑫顺达公司股份转让给张理铭时已通知其他股东，并由鑫顺达公司和张理铭承诺由此产生的任何纠纷均与中京惠农公司无关的事实；8.2014年1月16日、2014年2月19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2月19日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及相关附件共4份，拟证明张理铭到中京惠农公司投资成为法定代表人后，参与管理及结束经营的过程；9.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户口历史交易打印确认回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安路支行交易明细、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秦皇岛晋利能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1份，拟证明张理铭在经营中京惠农公司期间向刘杰指定的案外人汇款600000元，刘芳淑亦向刘杰所在的公司支付1000000元的事实，从而证明办理采矿证及探矿证的相关费用应由张理铭自己承担；10.2020年7月29日落款人为“刘杰”的证明1份，拟证明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的《补充协议书》系张理铭伪造而成。以上证据材料经质证，王少军同意刘芳淑的证明意见，张理铭则发表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一式两份的，由刘芳淑制作后交给张理铭，不存在伪造的事实；2.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鑫顺达公司并未收到过该3份收据所载的款项；3.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系张理铭为了履行相互参股到对方公司的约定，按刘芳淑的要求而签署，并未要求实际支付对价；4.证据4中2014年1月6日证明仅是当时股东各方对投资意向的确认，另两份材料系刘芳淑伪造或者变造，并非张理铭所写；5.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中京惠农公司和刘芳淑明知王少军是股权代持人还故意伪造该证据，妨碍诉讼；6.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印证了2014年8月16日《协议书》的真实性；对证据8、9、10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刘芳淑超过二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才提交，属于逾期证据，且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张理铭的上述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刘芳淑并无充足证据证明张理铭存在伪造行为，故对刘芳淑的证明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据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系涉案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本案中，刘芳淑并未否认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其主张系被张理铭乘人之危后才签署了该协议，张理铭则主张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受到约束，对此一审法院作出了详尽地分析论述，并认定刘芳淑的撤销权不能成立，本院均予以认同，不作重述，另补充三项理由如下：其一，从格式来看，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的签署主体并非仅是刘芳淑和张理铭，还有刘芳淑的亲属以及中京惠农公司的代表人，可见该协议系经多方主体共同磋商之后才签署，现刘芳淑并无证据证明其因受制于张理铭而无奈签字，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其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其二，从内容来看，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与张理铭在一审中提交的各份协议具有连贯性，金额亦相互印证，该协议第4条载明“此协议与以前多方协议不一致的，以此协议为准”，虽刘芳淑在二审中主张张理铭在一审中提交的多份协议均系伪造，但却无法解释说明此条款中“以前多方协议”指向哪份或者哪几份，与此相反，张理铭关于涉案多份协议的形成过程的描述，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其三，即便刘芳淑认为张理铭在担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使用该公司公章的说法成立，亦无法推翻其本人及其女儿刘虹秀在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所作笔录中的相关陈述。 综上所述，刘芳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00元，由上诉人刘芳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军英 ??1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