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9行终10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秀芳，女，195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 委托代理人刘延彬，男，198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系上诉人孙秀芳之子。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肥城市公安局，住所地肥城市新城办事处龙山路026号。 法定代表人田茂金，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袁佼，肥城市公安局安临站派出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杜庆晖，肥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肥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肥城市龙山路032号。 法定代表人殷锡瑞，市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玲，肥城市司法局科员。 委托代理人张晖东，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辛凤华，女，195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 上诉人孙秀芳因诉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肥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983行初1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2020年7月21日，本案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延彬，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袁佼、杜庆晖，被上诉人肥城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文玲、张晖东到庭参加，一审第三人辛凤华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7月16日17时许，原告与第三人因琐事发生争执致第三人受伤，第三人配偶刘洪孝报警，被告公安局安临站派出所民警处警后，依法向原告、第三人、刘洪孝及证人李某、辛某、刘延清制作询问笔录，期间被告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传唤证时，原告因怕家人知道拒收，该情况由凤山村干部刘广霞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后经被告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第三人胸部及右上肢皮肤损伤，该损伤已构成轻微伤。因第三人已年满六十周岁，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肥公（安站）行罚决字［2019］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孙秀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同日，被告公安局向原告送达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拒收并拒绝签字捺印，该情况由在安临站镇派出所办理其他事项的群众郝建玲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在当日将原告送往拘留所途中，经与被告公安局民警沟通，原告同意签收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民警在拘留所重新打印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民警李袁佼代原告在决定书被处罚人处签名，原告在代签名处捺印，后仍以怕家人知道为由拒收决定书，该情况由曹庄矿医院驻拘留所医生康锦星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后原告对被告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9月18日向泰安市人民政府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泰安市人民政府转送至被告市政府，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9月27日受理后向被告公安局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2019年11月19日经内部审批后作出肥政复决字［2019］第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被告公安局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履行了调查、询问、告知、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遂决定维持该处罚决定。现原告已被执行行政拘留，尚未缴纳伍佰元罚款。 另查明，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肥公（安站）不罚决字［2019］6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殴打侮辱原告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被告公安局在向原告送达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时，原告拒收，该情况由在安临站派出所办理其他事项的群众郝建玲予以见证。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程序问题。被告公安局受案后，依法履行了传唤、调查、处罚前告知、处罚审批、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 原告主张，被告公安局分别于2019年8月2日、16日、19日传唤其至安临站派出所询问一小时左右，均未依法使用传唤证，未将传唤原因及处所通知家属。本院认为，依据原告提交的通话详单，仅能证实2019年8月16日、19日、22日被告公安局民警李袁佼曾与原告通话，不能证实8月2日原告曾前往安临站派出所，亦不能证实8月16日、19日、22日被告公安局系传唤原告到安临站派出所进行询问。依据被告公安局提交的证据5-7、14、27、30可以证实，安临站派出所民警于8月13日传唤原告至该处询问；于8月16日、19日，分别向原告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是对原告进行传唤。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的，可以不予通知。原告因怕家人知道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被告公安局未通知其家属并无不当。故对原告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被告公安局民警李袁佼代原告在相关法律文书中签名无法律依据，程序违法；法律文书由见证人签名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对于被告公安局民警代原告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签名的问题，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七条第五款、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受送达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送达人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可以对拒收情况进行录音录像，把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在附卷的法律文书上注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即视为送达。违法嫌疑人拒绝在传唤证中填写或者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传唤证上注明。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被处理人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附卷的决定书中注明。本案中，被告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传唤证时，原告因怕家人知道拒绝在送达回执中签字，民警李袁佼在送达回执中注明其拒收及拒收原因，由凤山村干部刘广霞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符合法律规定；民警李袁佼代原告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签名，并由原告本人在代签的签名上捺印，并无不当；被告公安局民警向原告送达肥公（安站）不罚决字［2019］6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及第一份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原告因怕家人知道拒收前述法律文书并拒绝签字捺印，民警李袁佼在送达回执中注明拒收及拒收原因，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郝建玲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公安局向原告送达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时，民警李袁佼代原告在被处罚人处签名，原告在代签名处捺印，民警李袁佼在送达回执中注明拒收及拒收原因，由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康锦星予以见证并在送达回执中签名捺印，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被告公安局民警代原告在询问笔录中签名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本案中，被告公安局提交的证据42采集室视频能够证实，被告公安局民警让原告在询问笔录中签字时，原告告知民警其看不见、没上过学，民警遂在法律文书中代替原告签字，后向原告释明法律文书的内容，并让原告在代签名处捺印，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前述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事实问题。被告公安局提交的证据4、14、16、18、20、22、24能够证实，2019年7月16日下午17时许，原告与第三人在原告家门口发生争执，原告追出家门至第三人家附近，将第三人拉倒在地，用两只手在第三人脸上打了四五下，又摁住第三人的头部，并在第三人身上、右胳膊上抓了几下，后证人李某、辛某、刘延清赶来将二人分开。原告自述系第三人先对其进行辱骂并用两手打了原告三巴掌，抓了原告的脖子及胸部，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公安局据此认定原告将第三人打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原告殴打已年满六十周岁的第三人，被告公安局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对于原告主张的罚款缴纳、40元体检费及原告手机的问题，与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本院不作处理。 本院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被告市政府收到泰安市人民政府转送的原告行政复议材料后即依法受理，经审查、审批后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秀芳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孙秀芳上诉称，第一、上诉人孙秀芳的行政拘留处罚是由肥城市公安局加盖印章作出的，上诉人所诉的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在肥城市拘留所打印的处罚决定书显然是无效的、违法法律规定的，上诉人孙秀芳在肥城市拘留所内己经是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执行阶段了而不是询问阶段，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阶段和送达阶段。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人孙秀芳的案卷也应是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案卷应当齐全完整，不得损毁、伪造。且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证据材料中的见证人员等都均无准确的身份信息，很明显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提供给上诉人所诉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附卷原件的印章是后来添盖上去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孙秀芳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显然没有依法公正审查判决。第二、一审法院并没有全面公正审判、核实、辨别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书的送达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法定阶段。1、上诉人是在2019年8月23日在肥城市安临站派出所直接用警车执行至肥城市拘留所的，法律条文中规定把法律文书留在送受送达人处。2、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所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中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孙秀芳民警李袁佼代签捺手印的那一份)。3、2019年9月2日上诉人孙秀芳前往肥城市公安局安临站派出所取要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时，肥城市公安局不提供原件，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即上诉人孙秀芳所诉的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是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提供证据中的附卷的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在所提 供的证据中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第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捺印的那一份)上诉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很明显第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后来私自添加的，显然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孙秀芳案卷中出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第三，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证据和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中，没有强制措施的全程录音录像、文字记录以及强制措施的批准手续等。一审法院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不当。第四，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了在采集室民警让原告在询问笔录中签字，证据42采集室视频是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在肥城市公安局《孙秀芳殴打他人案》全宗号43710905证据中并没有相关记录，庭审中也没有见到文字说明。第五，证据视频明显是被截取切割的，不完整，不原始。视频中证人不只这三位，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没有对于违法行为案发现场进行勘验，在庭审中上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对于此重要证据没有依法公正、公开的审查。第六，一审法院的“与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本院不作处理”明显没有依法公正、公开审判，扣押上诉人家中钥匙、扣押并关闭上诉人的手机，明显是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等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肥城市政府复议决定书没有第二页，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行政处罚违法；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答辩称，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肥城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二、被答辩人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并经法庭调查举证质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称公安机关对其的询问笔录等并非本人签字，被告肥城市公安局已提交证据证明，因上诉人告知民警其看不见、没上过学，民警遂在法律文书中代替上诉人签字，由上诉人在代签名处捺印，笔录等文书中也已经注明由民警代签，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案现场监控视频能够清楚还原案发现场，结合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确认被上诉人肥城市公安局认定上诉人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所做处罚决定历经程序及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秀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云翼 审判员  王西珍 审判员  李 腾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