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4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反诉原告，以下简称“南通二建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人民中路683号。 法定代表人：杨晓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意、张倬，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东林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683号。 法定代表人：闻志林，执行董事长。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意、张倬，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飞(反诉被告)，男，1964年12月9日生，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匡建中、杨世宁，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二建公司、上诉人二建东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9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上诉人南通二建公司和上诉人二建东林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意、被上诉人沈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匡建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上诉请求：1、要求判决撤销（2019）鲁0283民初91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本诉请求。2、要求判决撤销（2019）鲁0283民初91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支持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在事实认定上，出现了明显的疏漏、偏差和错误，已经毫无客观和公正可言。首先，原审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和有意的疏漏。就本案而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原审原告沈飞在2013年1月6日就已通过民间借贷方式为其施工的黄岛康大鑫都汇项目和平度金桂德府项目筹措资金。2、2013年2月26日和3月13日，沈飞才通过二建东林公司向二建集团公司出具《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由二建东林公司委托其作为代理人，确以本公司的名义分别参加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合同洽谈签订。3、2013年4月20日和11月5日，二建集团公司分别与发包人签订了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施工合同。4、2013年6月20日和9月3日，二建集团公司与二建东林公司分别就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5、2013年9月3日，二建东林公司向二建集团公司分别出具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承诺书和项目经理委托书，委托沈飞为项目经理，全权代表二建东林公司负责工程项目全部事宜，并与沈飞就上述项目签订了《内部履约责任书》。6、本案所涉的康大·鑫都汇工程和金桂德府工程，系由沈飞与相关发包单位联系，且最后由沈飞实际施工。7、本案实际情况就是沈飞联系到工程后，其挂靠在二建东林公司名下，二建东林公司因资质问题而由二建集团公司出面与相关发包方签订施工合同，而后由沈飞组织人员实际施工，自行投资，同时接受二建东林公司、二建集团公司的相关管理。”。除了上述已为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外，沈飞在二建集团公司与发包人于2013年11月5日签署施工合同前，在2013年10月11日二建集团公司的施工项目合同评审表上签字确认。在（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案件中，沈飞作为二建集团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直接参与了该案的诉讼。在案涉的金桂德府项目施工期间，沈飞与二建集团公司或者二建东林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工程结算。二建集团公司因沈飞实际施工的金桂德府项目垫付的工程债务或者被法院司法强制扣划的款项，均签署借款协议，且沈飞自己项目部在财务记账时，都记入了与二建集团公司之间的借款往来。应当说，上述事实对于认定原审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原审对此却完全视而不见，显系事实认定上的有意和重大疏漏。其次，原审在事实认定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在建筑施工领域，无论施工挂靠、转包抑或施工企业的内部承包，其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差异。特别是对外须以中标施工单位的名义向发包人结算工程价款，更非工程转包或者内部承包所特有的法律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施工挂靠，由于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因而被挂靠人为了控制挂靠风险而加强对挂靠人及其挂靠施工项目的管理，不会改变挂靠的基础法律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原告沈飞是与二建东林公司签署内部履约责任书，而未直接与二建集团公司签署合同发生关系。本案中，原审原告沈飞并非二建东林公司的员工，与二建东林公司也无劳动关系。无论二建东林公司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变更通知书，还是其与沈飞之间的邮件往来，均是二建东林公司针对沈飞假借实际施工项目的名义对外个人借贷以及虚增项目债务，而采取的另行授权增加代理人的风险管控措施。然原审将二建集团公司、二建东林公司为了管控施工挂靠风险而对挂靠项目进行的正常管理和善后处置等，作为否定挂靠施工的评价依据，在事实认定上，出现了明显和重大的偏差。再次，原审在事实认定上，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就本案而言，无论从主体身份、工程的承接和挂靠施工的先后顺序、内部履约责任书的内容，还是从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以及本案涉讼前沈飞签署的承诺书等来考量，案涉工程符合挂靠施工的全部法律特征，原审原、被告之间系建设工程的施工挂靠关系，而并非建设工程的层层转包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原审将其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转包）”，明显错误。还有，（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诉讼系二建集团公司协助沈飞起诉发包人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索工程价款。然原审却完全无视原审原、被告之间的挂靠施工关系和原审原告沈飞的书面承诺，不但将（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二建集团公司与发包人盛坤公司结算到的工程价款作为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结算依据，而且将发包人盛坤公司依判决应当赔偿二建集团公司的各项损失、逾期给付工程款的利息以及未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法定迟延履行金等，也全部纳入了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结算范围，其错误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在事实认定上出现的上述疏漏、偏差和错误，完全有违人民法官基本的职业素养，是为了偏袒原审原告蓄意而为，已经毫无客观和公正可言。二、原审在证据的审核和认定上，同样存在明显的错误，并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原审未径行认定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明显违反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已经生效的（2016）苏0681民初4675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工程系沈飞通过二建东林公司挂靠二建集团公司施工。然原审在原审原告沈飞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一认定的情形下，竟作出与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相反的认定，明显违反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其次，原审将原审被告在另案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理由，视等原审被告在本案中对于原审原、被告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自认，也同样错误。诚然，二建集团公司和二建东林公司曾在（2017）鲁0283民初1365号案件中以与沈飞“不存在建设工程分包的基础合同关系，其只是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为由，对该案提出管辖异议。但我们知道，管辖异议涉及的是案件管辖的诉讼程序性问题。在确定和审查诉讼管辖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仅仅作形式审查，而并不进行实体审查。在该案中，二建集团公司和二建东林公司正是基于对《内部履约责任书》的认知以及其中有关“向启东市人民起诉”的协议管辖的约定，提出这一案件管辖抗辩的，因而根本不构成本案中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因此，原审将原审被告在另案中管辖异议理由，认定为对本案事实的自认，同样系证据审核和认定上的明显错误。三、原审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并直接导致其所作的实体判决错误。首先，原审未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将案由变更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鉴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直接关系到法律的适用问题，而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审原、被告之间根本不是施工合同关系，而是施工挂靠关系。因此，原审未依上述法律规定，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明显不当。其次，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等法律、法规作为裁判依据，明显错误。这是因为：在挂靠施工法律关系中，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只是施工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无施工合同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进行“工程承发包”意义上的工程价款结算和支付问题。就本案而言，二建集团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名义施工人，原告沈飞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二建集团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和名义施工人，仅负有在收到发包人支付的工程款后转付挂靠人沈飞的附随义务，而并不负有为发包人垫付工程款的法定义务。因此，沈飞挂靠二建集团公司施工的法律后果，应当全部由其自行承受。同理，二建集团公司基于名义施工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后，已为沈飞挂靠施工项目垫付或者被司法扣划的款项，沈飞应当依法予以返还。需要强调的是：建设工程挂靠施工为我国建筑法律、法规所明确禁止，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和第四条的规定，无论案涉的施工合同，还是原审原、被告之间的《内部履约责任书》等挂靠协议，均应确认无效。但即便如此，也并不因此影响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确定和承担。需要指出的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盛坤公司至今尚未履行生效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工程款债务的给付义务，系挂靠施工中的正常的商业风险，这正是挂靠施工的法律特征的体现。对此，原审原告沈飞在出具给二建集团公司的承诺书中也完全予以确认。因此，原审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和偏差，并直接导致其所作的实体判决错误。基于上述的事实与理由，两上诉人请求贵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和保障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沈飞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和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矛盾，但基于民间借贷关系与工程分包关系所审理的事实范围与深度是不一样的，民间借贷查明事实侧重于审理借贷资金的时间、性质、来源、流向、金额与用途等，而工程分包关系查明事实侧重于工程合同与分包合同的签订时间与形式、工程款的支付与资金使用、项目如何操作管理与掌控等；上诉人借用法律关系完全不同的案件所查明的既不完全又很片面的一部份事实，来作为本案的证据，想推翻经一审查明的更为全面更为有效的证据，是对法律条文的曲解，是十分可笑的。针对上诉人所列的所谓事实具体说明如下：（1）上诉人陈述：“沈飞在2013年1月6日通过民间借贷方式为其施工的青岛康大鑫都汇项目和平度金桂德府项目筹措资金”；而(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及(2017)苏06民终131号判决书载明：“2013年1月6日，沈飞向黄小辉表示要求借款，黄小辉同意后将50万元交付给沈飞，沈飞向黄小辉出具收到借款50万元的收条一份。事后，黄小辉委托其哥黄兴分别于2013年3月13日、2013年4月7日向沈飞的建设银行卡上汇款400万元、100万元。2013年5月28日，沈飞向黄小辉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黄小辉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用于南通二建东林公司黄岛、平度项目支付材料费、人工费等资金周转，其中50万元于2013年1月6日借入。”。所以事实上根本不是在2013年1月6日通过民间借贷方式为涉案项目筹措资金,因沈飞与黄小辉尚有其它项目往来，至2013年5月28日才确定用于涉案项目，而此时，东林公司早已委托沈飞参与涉案项目。进一步事实是：2013年1月6日借款50万元借条上明确注明用于二建东林公司黄岛项目而不是本涉案项目,并且这50万元借款是2013年1月份沈飞与黄小辉鲁商蓝岸国际项目工程往来款，后因双方与黄兴都有借贷关系而转借到东林公司黄岛项目，为与鲁商蓝岸国际项目工程往来款时间一致，借条上写了2013年1月6日，后于2013年5月28日，沈飞向黄小辉出具借条时合并出具，实际因后期与黄小辉在黄岛鲁商蓝岸国际项目结算安装工程款时发现已超付应扣回，所以这50万元实际未发生。上诉人在(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庭审中也对该项借款明确表示对其来源及证据不认可，因此，上诉人陈述内容不但与判决书载明的不一致，而且与本案毫无关系。（2）上诉人陈述：“2013年2月26日和3月13日,沈飞通过二建东林公司向二建集团公司出具《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由二建东林公司委托其作为代理人,确以本公司的名义分别参加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合同洽谈签订”;而(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及(2017)苏06民终131号判决书载明：“2013年2月26日，东林公司以投标单位的名义出具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及“2013年3月13日，东林公司以投标单位的名义出具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是二建东林公司出具给二建山东公司，而不是沈飞通过二建东林公司向南通二建公司出具《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进一步事实是：南通二建公司已在委托前分别参与并承接了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二建东林公司委托沈飞仅作为代理人代表二建东林公司参加与南通二建山东公司分包合同的洽谈。一审原告证据二~5授权委托书变更通知书、一审被告证据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已证明这一事实。（3）上诉人陈述：“2013年4月20日和11月5日,二建集团公司分别与发包人签订了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施工合同”。进一步事实是：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南通二建公司与发包方均有施工合同、补充合同与备案合同，金桂德府项目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是补充备案合同，一审原告证据一~1青岛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查明金桂德府项目的施工合同于2013年3月1日由上诉人与发包方盛坤公司签订，后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补充备案合同。（4）上诉人陈述：“2013年6月20日和9月3日,二建集团公司与二建东林公司分别就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一审原告证据一~3、一审被告证据4已查明2013年9月3日,南通二建山东公司与二建东林公司签订金桂德府项目《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载明约定南通二建公司承揽涉案项目由二建东林公司具体组织实施。（5）上诉人陈述：“2013年9月3日,二建东林公司向二建集团公司分别出具康大·鑫都汇项目和金桂德府项目的承诺书和项目经理委托书,委托沈飞为项目经理,全权代表二建东林公司负责工程项目全部事宜,并与沈飞就上述项目签订了《内部履约責任书》”。一审原告证据一~4、一审被告证据3已查明2013年9月3日二建东林公司向南通二建山东公司出具金桂德府项目的承诺书和项目经理委托书，委托曹红华为涉案项目项目经理而不是沈飞，二建东林公司与沈飞签订金桂德府项目《内部履约責任书》的签订时间未载明而不是2013年9月3日。（6）上诉人陈述：“本案所涉的康大·鑫都汇工程和金桂德府工程,系由沈飞与相关发包单位联系,且最后由沈飞实际施工”。进一步事实是：项目都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南通二建公司自己收集的信息，也有发包方自行联系南通二建公司，汇总到南通二建山东公司负责人及经营部，然后由南通二建山东公司负责人与经营人员决定是否承接及承接后由谁来施工，沈飞仅在受托范围内配合南通二建公司与发包方联系而不能决策。（7）至于上诉人陈述：“本案实际情况就是沈飞联系到工程后,其挂靠在二建东林公司名下,二建东林公司因资质问题而由二建集团公司出面与相关发包方签订施工合同,而后由沈飞组织人员实际施工,自行投资,同时接受二建东林公司、二建集团公司的相关管理”。这是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675号一审时认为的意见，而不是确认的事实，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二审时也未给予确认，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通中申释字第28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272号及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通检民监【2018】32060000232号也明确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在工程施工上是与民间借贷不属同一关系而不予理涉，上级法院的审理意见正说明了启东市人民法院认为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并且，与此案完全类似的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8701号完全套用此案进行判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1915号进行二审时启东法院一审判决被撤消。进一步事实是：二项目由时任南通二建山东公司负责人黄兴与经营负责人周金炎收集到项目信息，并负责与发包方洽谈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再确定由二建东林公司施工，沈飞承包的是二建东林公司项目。因此上诉人提交的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民间借贷的判决书查明的不完整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完整事实并不矛盾。2013年10月11日南通二建公司的施工项目合同评审表上的签字确认顺序是先沈飞后二建东林公司再后是南通二建山东公司，正说明是先南通二建公司承接工程才有承包评审签字；在(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案件中,沈飞是受南通二建山东公司的指派作为南通二建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配合参与了该案的诉讼；在案涉的金桂德府项目施工期间,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沈飞与南通二建山东公司及二建东林公司之间存在过工程中间结算；南通二建公司因沈飞实际施工的金桂德府项目垫付的工程债务或者被法院司法强制扣划的款项,签署借款协议是应公司要求的一种工程款中间支付方式,项目部在财务记帐时,记入与南通二建公司之间的往来是南通二建公司财务审计检查要求的记帐方式,该项目帐也由南通二建公司掌控；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正确性与全面性；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完全视而不见、认为在事实认定上有意和重大疏漏，是上诉人对事实真相的不了解或严重误解，是对事实证据的理解错误，认为“毫无客观和公正可言”，更是对一审法院的极不尊重，上诉人在运用已生效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判决书时，断章取义、玩弄文字游戏、达到蒙骗贵院、恶意拖延诉讼的目的，是极不诚信的表现。2、建筑施工领域,关系施工挂靠、转包或企业内部承包的形式,只要把事实真相彻底查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有显著差异及有明确特点的。现有的《建筑法》、最高院《解释》（一）、（二）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都有相关明确的规定，从合同签订主体与顺序、工程施工与结算、工程款支付与资金掌控、主要人员调动及上诉人要求答辩人签署的多份承诺书等许多重大方面进行审理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转包的法律关系是客观和公正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住建部官网印发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员办法》明确提出：“存在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的情形，应当认定为转包。”本案南通二建承接工程后全部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子公司东林公司施工，东林公司又让沈飞个人施工，显然是层层转包的关系。《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但有关工程价款的约定条款可以参照执行；另外，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的答辩状、反诉状及上诉人让沈飞出具的承诺书中多次明确涉案项目工程款及所有案款均属沈飞所有。所以，一审法院将(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南通二建公司与发包人盛坤公司结算到的工程价款作为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结算依据,将发包人盛坤公司依判决应当赔偿南通二建公司的各项损失、逾期给付工程款的利息以及未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法定滞延履行金等,全部纳入了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结算范围,是双方协议内容明确约定的结算方式，是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过的，更是上诉人多次自认过的，一审法院的计算依据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在与沈飞有关的多起系列案件中，对承包、转包与挂靠关系多次反复进行矛盾的陈述，又以莫须有的“偏袒原审原告蓄意而为”、“虚增项目債务”等不良心里爱好推论一审法院与答辩人，有损上诉人作为特级企业的形象，也从侧面反映了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善于反言、颠倒是非、不诚信的不良职业道德。二、上诉人认为“原审在证据的审核和认定上,同样存在明显的错误,并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是上诉人对法律条文的无知。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2016)苏0681民初4675号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认定案涉工程系沈飞通过二建东林公司挂靠南通二建公司施工的事实，启东一审法院判决内容是“本院认为，根据三被告间签订的多份协议，本案实际情况就是被告沈飞联系到工程后,其挂靠在被告东林公司名下,被告东林公司因资质问题而由被告二建集团出面与相关发包方签订施工合同,而后由被告沈飞组织人员实际施工,自行投资,同时接受被告东林公司、二建集团的相关管理”。由此可见，这仅仅是启东市人民法院一审的审理意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二审时也未给予确认，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通中申释字第28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272号及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通检民监【2018】32060000232号也明确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在工程施工上与民间借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而不予理涉；并且，与此案完全类似的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8701号完全套用此案进行判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1915号进行二审时启东法院一审判决被撤消。现经平度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工程合同纠纷的深入审理，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大量证据，已足以否定启东市人民法院一审的审理意见。上诉人断章取义的运用民间借贷纠纷时法院的审理意见作为工程合同纠纷审理时的证据，是对法律条文的无知，是对法庭的愚弄，更是对法律的不尊重。2、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审理时，本案上诉人在2016年8月24日第一次开庭笔录第9页第19行二建东林公司陈述“需要强调的是原告举证的证据4、5、7、8均能显示我方与被告3（沈飞）系承包关系”、第10页第1行法庭问二上诉人“被告2（二建东林公司）与被告1(南通二建公司)在工程中是什么关系？”，南通二建公司陈述“项目分包关系”、二建东林公司陈述“同意被告1的观点”，第10页第7行二建东林公司又陈述：“我方与被告3（沈飞）是承包关系，被告3不是我方员工。签订合同时我方授权被告3与发包方进行谈判，以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出现。明确该项目由被告3（沈飞）实际承包施工”；本案上诉人在2016年9月7日第二次开庭笔录第6页第12行及倒数第3行,南通二建公司问二建东林公司与沈飞双方“是否是承包关系”,二建东林公司与沈飞均回答“是承包关系”；二建东林公司在法庭辩论意见及代理词中均多次自认沈飞与二建东林公司、南通二建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二审被告证据4）；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二审答辩状中本案上诉人多次陈述“沈飞与东林公司，抑或南通二建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关系，或者挂靠关系，无论其合法性如何，均和沈飞与黄小辉之间的涉案民间借贷系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这样的陈述说明本案上诉人也不认可启东法院认为是挂靠关系的意见。继(2016)苏0681民初4675号一审及(2017)苏06民终131号二审后，又在与此同类型的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8701号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行“即便沈飞所借款项用于二建集团所承包的工程，也系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垫资行为，而非系职务行为，应通过工程款结算解决，与本案民间借贷非同一法律关系。”，南通二建公司作为第三人在代理词中也多次陈述“。沈飞通过二建东林公司承包涉案工程项目，清晰地表明了沈飞是涉案项目的承包人的身份”；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1915号二审判决书第15页倒数第5行“二建集团是否存在将承建项目违法分包的情形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无涉。”并判决撤销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8701号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及“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按此规定，启东市人民法院不可能确认与上诉人已明确自认承包相互不一致的挂靠行为，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在证据的审核和认定上,存在明显的错误,是无稽之谈。4、南通二建公司和二建东林公司曾在(2017)鲁0283民初1365号案件中陈述与沈飞“不存在建设工程分包的基础合同关系,其只是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因而对该案提出管轄异议；相当于上诉人已经否定了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关系，因此,一审对证据审核和认定上是完全正确的。南通二建公司于2018年4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撤1号审理笔录、代理词与有关问题书面回复中（一审原告证据二~8）也陈述沈飞是内部员工、是内部承包，结合一审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更加印证了一审对证据审核的严谨和认定为工程承揽转包的正确性。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原审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并直接导致其所作的实体判决错误”显然是无中生有。1、本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从未提及挂靠经营，全部显示是施工转包承包的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与答辩人系列案件中也多次承认是工程承包关系，且江苏高院、南通中院均认为沈飞与南通二建在工程上的关系与民间借贷非同一法律关系而不予理涉，事实情况也是层层整体转包的法律关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有关工程价款的约定可以参照适用。双方的履约书及承诺书明确了工程款结算、费用承担、支付方式及各自承担的责任与风险等，根据建筑工程的特殊性，结合本案事实真相，现行的《建筑法》、最高院《解释》（一）、（二）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明确本案为转包，也明确了工程款结算与支付的相对方，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另外，因上诉人违反有关《建筑法》强制性规定，协议条款中收取的管理费应按法律规定由法院判决予以收缴，并按法律规定对上诉人进行相应处罚，对善意的受害人应进行赔偿。关于(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判决以外的损失问题，2013年3月13日东林公司给南通二建山东公司出具委托沈飞为涉案项目代理人，于2015年1月19日东林公司给南通二建山东公司再次出具委托陆袁彬为涉案项目代理人，形成实质上的违约，至违约之日沈飞已投入资金17848187.57元；2014年11月30日前的损失与利息（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并计入工程款；2014年12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按（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计算利息为16487055.09元，已计入金额为60242075.93元的判决总额中，因沈飞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借贷，按17848187.57元月息2%计算，至2019年8月30日利息为20620606元，利息差额为4133550.91元；涉案项目总合同额6608.64万元，预期利润按10%计算为6608640元；至2019年8月30日合计损失为10742190.91元，应由二建东林公司承担违约赔偿损失，上述损失答辩人将另行诉讼。四、上诉人上诉称，本案案由应变更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没有法律依据，最高法院规定的案由中也无此案由。上诉人称开发商盛坤公司至今未履行(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也是错误的；98号判决上诉人南通二建公司已经申请执行，盛坤公司已被法院强制执行，涉案工程已被法院拍卖，案款已经分配，盛坤公司的法律义务已经被强制履行。综上所述，上诉人应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二上诉人不顾民事诉讼法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同一事实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诉讼中，多次作出矛盾与虚假的陈述、具体关键细节常常说谎、利用特级企业强大的优势进行恶意取证、营私舞弊，不履行应尽义务，二上诉人反而还隐瞒真情、恶意串通、虚假陈述，严重扰乱正常的诉讼活动，视法律为儿戏，藐视法律的权威，已严重损害了答辩人和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对上诉人给予严重警告和处罚，维护答辩人和参与建设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沈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等19865359元。2019年9月1日以后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申请保全担保保险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南通二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判令反诉被告沈飞立即归还反诉原告为其挂靠施工的金桂德府工程项目垫付的工程债务暂计14689244.81元(具体垫付金额以双方核对为准)；2、本案的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沈飞承担。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2013年3月1日,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南通二建公司签订《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南通二建公司承建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桂德府1#-4#楼即配套地库、商业楼（实际施工的为金桂德府5#-11#楼及配套地库、商业楼，建筑面积为41304平方米，工程总价为66086400元。）2013年4月27日，南通二建公司发布文件，决定由沈飞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负责人、戴和平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技术负责人、沈美琴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徐新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经营负责人、石新生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质量负责人、陈标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安全负责人、沈冲担任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劳务负责人。2013年9月3日，南通二建公司山东分公司与二建东林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该协议书所载建设单位为青岛康大富源置业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为南通二建公司、承包商为二建东林公司，约定南通二建公司承揽的金桂德府5#-11#工程由二建东林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其中约定规费收缴包括2项：1、甲方按项目结算收入收取总分包服务费、风险履约金、质量保证金总额为1.7%。2、各项规费的收缴方式为：按实际完成施工产值每月预缴，项目结算完时，乙方提供项目结算书，一并结算余款。二建东林公司与沈飞签订了一份内部履约责任书，双方对金桂德府5#-11#楼及配套地库、商业楼施工过程中的立约方（二建东林公司）的职责、接约方的责任（包括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财务管理、资金管理借贷管理、代收代缴、上缴费用、收取技经人员费用标准、违约责任及其他方面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上缴费用包括5项：1、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注册所在地及工程所在地按地方税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2、个人调节税为0.6%。3、红利税为0.3%。上述1、2、3项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有新规定的，则按新规定执行。4、接约方按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规定足额交纳职工社保费。5、管理费为2.7%（其中上交集团公司1.7%）。上述百分比均已发生额为计算基础，费用在支付进度款时扣除。上述内部履约责任书未载明时间。2013年9月3日二建东林公司签发《项目经理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二建东林公司承接的上述工程委托曹红华为项目经理，全权代表二建东林公司负责该工程项目全部事宜。二建东林公司对项目经理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与本项目有关的经济活动和其他各项活动予以认可并提供担保，并对南通二建公司山东分公司负责。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承包的工程范围包括平度金桂德府小区5-9号楼及相应地下车库、10号楼、11号楼换热站和门卫工程，工程总造价为57184181.27元。同年11月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又签订5-11号楼及配套地库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工程价款为66086400元。合同签订后，南通二建公司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场施工。该判决还确认：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双方共同确认南通二建公司已完成工程造价为36699731.67元并对该工程造价予以认定。盛坤公司已支付工人工资213万元，还应当支付工程余款34569731元；对南通二建公司主张要求盛坤公司支付2014年11月30日前利息5315331元予以认定；对南通二建公司主张的停工期间的各项损失3869958.4元予以认定；对南通二建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权予以支持。并判决：一、南通二建公司与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于2015年11月20日解除；二、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付南通二建公司工程价款34569731.67元，支付2014年11月30日前的利息531533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12月1日至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三、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南通二建公司停工期间的各项损失3869958.4元；四、南通二建公司对平度金桂德府小区5-11号楼及相应地下车库、换热站和门卫工程拍卖或者折价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南通二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南通二建公司山东分公司和二建东林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二建东林公司和沈飞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所涉工程内容与上述判决中确认的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相同。原告与两被告均当庭确认涉案工程施工的工程量及价款、利息等均按该判决确认的数额计算。南通二建公司在本院审理（2017）鲁0283民初1365号案件时，南通二建公司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其理由为：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分包的基础合同关系，其只是与二建东林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2015年1月31日，沈飞向二建东林公司申请资金时，二建东林公司回复沈飞：该项目已授权给陆袁彬，具体事宜请与陆袁彬联系。2015年2月5日，沈飞再次申请资金时，2015年2月10日二建东林公司再次回复沈飞：你所发邮件已收悉，现再次回复一次，你所承建的项目授权委托人已变更为陆袁彬，具体事宜请与陆袁彬联系。2015年3月24日南通二建公司由张晓娜发给沈飞“关于召开2015年工作会议的通知”所载，沈经理：山东公司定于2015年4月1日8：30召开年初工作会议，请准时参加。以下是你们项目上参会的人员，请分别告知，我就不一一通知了。参加人员包括：闻志林董事长、沈飞承包商、曹红华项目经理、孙岩飞项目经理、陆袁彬青岛负责人。沈飞向南通二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所载：本人沈飞通过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内部履约责任书》，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现本人就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中的有关事项，承诺和确认如下：1、本人承诺并确认：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在协助本人启动对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索金桂德府项目被拖欠的工程款诉讼过程中，为本人所垫付的律师费（律师代理合同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订）、诉讼费等已经本人同意，均由本人承担，并且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在上述诉讼案件中执行到的工程款中径行扣除。2、本人承诺并确认：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本人无条件承担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中的盈亏后果，不向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转嫁任何承包经营风险。（公司原因除外）特此具函承诺和确认！本人沈飞通过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内部履约责任书》，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现本人就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中的有关事项及请求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起诉建设单位追索工程款等承诺和确认如下：1、本人自愿要求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即作为原告，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被告青岛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索金桂德府项目被拖欠的工程款，并确认该案民事诉讼的所有法律风险及其裁判结果，全部由本人承受。2、本人自愿承诺并确认：如果本人要求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起诉青岛康大富源置业有限公司追索康大鑫都汇住宅一期工程被拖欠的工程款，相关民事诉讼的所有法律风险及其裁判结果，也全部由本人承受。3、本人承诺并确认：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在协助本人启动上述诉讼过程中，为本人所垫付的律师费（律师代理合同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订）、诉讼费等已经本人同意，均由本人承担，并且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在上述诉讼案件中执行到的工程款中径行扣除。4、本人承诺并确认：本人在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中对外所借的民间借贷资金，系本人的个人债务，概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无关。5、本人承诺并确认：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本人无条件承担承包“黄岛康大鑫都汇、平度金桂德府项目”中的盈亏后果，不向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转嫁任何承包经营风险。（公司原因除外）特此具函承诺和确认！沈飞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所载：沈飞聘用企业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二建公司），签发日期为2008年2月27日。沈飞的参保人员历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所载沈飞的缴费单位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二建公司）。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工程管理局发给沈飞2014年10月份的荣誉证书所载：经推荐、认定，你负责建设的康达鑫都汇工程被评为青岛市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样板工地。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1份所载：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及沈飞的三方律师代理合同，南通二建公司与长城律师事务所双方确认律师代理费为1300000元，南通二建公司与沈飞的律师费负担，由南通二建公司与沈飞另行结算，与长城律师事务所无关。关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支付平度金桂德府小区工程的款项。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称支付的款项为14689244.81元，是截止到2019年1月22日的款项，对于2019年1月22日以后发生的款项没有在本案中反诉；沈飞称两被告支付了34026883.76元，且2018年12月份以前发生的数额也不对，因为有的账没有调过来。庭审中沈飞提供网上截图证明，两被告已经关闭了双方统一做账的平台，法院限两被告打开平台权限，让原告核实相关账务，被告南通二建公司2020年2月12日的书面回复中称,以恢复了沈飞挂靠施工的金桂德府项目会计沈美琴的登录南通二建集团的财物平台权限，但原告称现在虽然已经登录该平台，但数据已经被改动。因原告无法列出被告付款的确切明细，两被告也未提交其在本案所涉工程中向原告付款的全部付款明细及款项，故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支付平度金桂德府小区工程的款项，法院以原告庭审中提供的付款明细所载数额34026883.76元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二、关于沈飞实际施工的涉案工程价款总额问题。三、关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因涉案工程支付款项的法律属性。第一、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南通二建公司承揽了涉案工程以后转包给原告施工；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挂靠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转包，是指承包人承接工程项目后，将工程转包给第三人实际施工，承包人本人并不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转包法律关系形成于转包人与发包人或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即先有建设工程再转包。挂靠，即借用资质，是指缺乏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名义承包人往往向挂靠人收取一定管理费或挂靠费。挂靠关系形成于名义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前，即先挂靠再承接工程。本案中，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的法律关系符合转包关系特征。首先，从涉案相关合同的签订顺序来看。被告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才与原告签订了内部履约合同。通过原告系被告南通二建公司聘用的一级建造师、且原告的投保单位为南通二建公司的事实可以确定原告系南通二建公司的员工，这也是原告与南通二建公司签订内部履约合同的基础。原告与南通二建公司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从形式上看是内部承包，从其履行方式看，原告所承担的义务除了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所签订合同全部义务以外还加上了向南通二建公司缴纳规费的义务。其次从合同履行方式来看。一是从工程款的收取和支付来看，盛坤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是由南通二建公司收取，涉案工程中向其他分包人支付的款项均是由南通二建公司支付,即使原告投入的款项也是先汇入南通二建公司，然后由南通二建公司向外支付。二是涉案工程一直在南通二建公司的掌控之下施工，并非由原告沈飞掌控，原告沈飞仅对南通二建公司负责。涉案工程的所有管理人员包括南通二建公司平度分公司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经营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劳务负责人，均由南通二建公司任命，所任命的人员对南通二建公司负责。三是从南通二建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另行任命青岛项目负责人的情况可以确认，涉案工程并非沈飞挂靠在南通二建公司由沈飞自己全部管理，而是由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开停工审批、结算收款等对外事务方面由南通二建公司主导控制、组织工程施工。三是从双方内部履约责任书来看，沈飞直接对二建东林公司负责，二建东林公司对南通二建公司负责。四是（2017）鲁0283民初1365号案件，南通二建公司以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分包的基础合同关系，其只是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提出管辖异议申请。这说明南通二建公司自己没有认为其与沈飞之间是挂靠关系。五是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南通二建公司对法院确定的该事实和合同的效力没有异议，这足以排除南通二建公司所称的沈飞与其是挂靠关系。被告称沈飞自行承揽工程后挂靠在被告处施工，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沈飞与二建东林公司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之后，属于倒签合同，证据不充分，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再将承揽的工程以与其子公司二建东林公司签订内部履约责任书的方式交由二建东林公司施工，二建东林公司又通过与沈飞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的方式交由沈飞组织施工，这种关系并非挂靠关系，而是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转包），双方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协议。第二，关于沈飞实际施工的涉案工程价款总额问题。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判决书中确认的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南通二建公司所施工的工程全部由沈飞施工，虽然双方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无效，但其结算条款应当按照约定计算。沈飞与二建东林公司的履约责任书中约定了代收代缴、上缴费用、收取技经人员费用标准明确了双方的结算方式。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初字第98号判决书判决确定的盛坤公司支付给南通二建公司的工程款34569731.67元、支付2014年11月30日前的利息5315331元、盛坤公司赔偿南通二建公司停工期间各项损失3869958.4元，并且原告同意按照两被告对上述判决书确定的数额及日期计算的各项利息数额，即：自2014年11月30日至盛坤公司判决生效之日止（2016年10月25日）的利息为3371268.94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6年10月25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的利息为13115785.92元（4670754.76元+7751534.62元+693496.54元）。因本案中南通二建公司与盛坤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再将承揽的工程以与其子公司二建东林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履约协议书的方式交由二建东林公司施工，二建东林公司又通过与沈飞签订内部履约责任书的方式交由沈飞组织施工，故沈飞按照上述总额60242075.93元（34569731.67元+5315331元+3869958.4元+3371268.94元+13115785.92元）作为计算两被告应付款项总额的主张，予以支持。第三，关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因涉案工程支付款项的法律属性。在涉案的工程中，确认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向平度金桂德府小区工程支付的款项为34026883.76元，原告称系工程款，两被告称系原告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二建东林公司之间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两者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对于双方约定的借款条款因该责任书无效亦归于无效，因此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款项34026883.76元应当作为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尽管双方签订的内部履约责任书无效，但是在双方结算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上交规费的比例计算。即上缴费用应以60242076.04元为基数计算个人调节税0.6%为361452.46元、上缴红利税0.3%为180726.23元、上缴南通二建公司管理费1.7%为1024115.29元、上缴南通二建东林公司管理费1%为602420.76元，合计上缴费用2168714.74元，上缴税金以60242076.04元为基数按3.49%为2102448.45元，以上合计4271163.19元（个人调节税361452.46元+红利税180726.23元+二建东林公司管理费1024115.29元+南通二建公司管理费602420.76元+税金2102448.45元）。原告要求兑除在诉讼中南通二建公司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人1300000元，本院予以准许。故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款项为20644028.98元（60242075.93元-34026883.76元-4271163.19元-1300000元），原告主张请求被告支付19865359元，本院予以支持。南通二建公司已经向盛坤公司主张权利并经法院判决，沈飞要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9月1日计算至两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关于被告南通二建反诉要求沈飞返还其支付的款项14689244.81元，应抵作应付工程款，故其要求返还该款项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原告沈飞工程款19865359元及利息（以19865359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1日计算至两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40992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54968元、保险担保费27000元，共计227960元，由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正确。案经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原判认定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挂靠关系，而是转包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原判在分析了建设工程施工领域挂靠、转包的定义、法律特征、本质属性、表现形态的基础上，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涉案合同的签订顺序、履行方式等具体方面，对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特征逐一进行了分析、论证，所作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二审中，上诉人不服该认定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原判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疏漏、偏差和错误，主要是未径行认定生效民事判决（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675号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31号）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和沈飞自认的事实。本院认为，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在其他诉讼程序中，对之间的关系问题均做过与本案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表述。案涉法院也基于案情因素，对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最终生效民事判决书并没有作出沈飞与南通二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系挂靠关系的认定。双方不管是基于利益因素还是认知因素，其在其他诉讼程序或者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之间关系问题的表述，是本案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重要因素。原判上述认定，已经充分考量了这一因素，但主要依据还是本案的事实因素，所作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形，亦不构成与其他生效判决的冲突。涉案承诺书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显然是为争取上诉人配合相关诉讼而应上诉人要求出具的，并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随后的声明书和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对此亦足以认定。故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当，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原判关于南通二建公司、二建东林公司因涉案工程支付款项的法律属性问题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60元，由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中日 审判员  侯 娜 审判员  王昌民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