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费赳赳，男，196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力勤，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嘉仪，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成，男，197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灌南县，现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华林，女，1975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灌南县，现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晔，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雨婷，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费赳赳因与被上诉人刘军成、史华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4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现已审理终结。 费赳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刘军成、史华林共同返还费赳赳股权转让款50万元；3.判决刘军成、史华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作出的判决与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原审认定“刘军成拟将一部分湖州织里宇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费赳赳”是正确的，说明费赳赳与刘军成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意向。而不是费赳赳与宇诚公司之间有投资意向。但原审认定“由刘军成、费赳赳与案外人聂学兵共同参与公司经营”是错误的，费赳赳从未与刘军成、聂学兵三方商量过共同经营宇诚公司的事宜。聂学兵在作证时明确说到，三方从未一起商量过共同经营的事。费赳赳与聂学兵都是各自与刘军成在谈股权转让的事宜，对方买不买、买多少、什么价，另一方事先并不知道。原审认定“三方未就投资额及各自的股权比例达成书面投资协议，仅刘军成与案外人聂学兵口头约定刘军成和案外人各占股40%，费赳赳投资50万占股20%”也是正确的，这也就推翻了三方具体事宜商量过股权转让的事实。由此，费赳赳与刘军成之间存在着股权转让关系，且双方未就股权份额与股价达成过一致意见。原审认为费赳赳投入的款项，是投资给宇诚公司。原审判决给出的三个理由不能成立。1.“从各方意思表示看，三方口头对原告出资额及份额作出了约定，即原告费赳赳出资50万元占20%的股份，刘军成与聂学兵各占40%”。在事实部分认定三方从未就各自的投资额与份额协商一致，何以又认定了三方已经就费赳赳的份额作出了约定；费赳赳出资的50万元可以取得20%的股权，只是刘学军成与聂学兵串通以后在庭审上的确认而已。2.“从资金给付情况看，从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长达9个月的时间，陆续分多笔支付了款项，均用于支付宇诚公司的厂房、装修费用等日常经营费用”。对于资金给付时间，费赳赳起诉时将2017年6月的第一笔借款弄错为投资款，实际投资款集中在2018年的3月给付。对于投资款的给付时间，当事人可以分期分批支付。除20万元是因刘成军的要求将款打给第三人之外，其余都是支付刘成军本人，并不存在支付给宇诚公司的事实，即使那20万元的房租费，也是刘成军个人与第三人签订的租房合同，费赳赳是代刘军成个人支付的房租。原审判决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得出刘成军将所有款项都用于宇诚公司经营的事实。即便刘成军真的将所有款项都用于宇诚公司的经营，这也不能改变费赳赳与刘成军的投资合同关系。3.“被告费赳赳在宇诚公司拥有独立办公室，在宇诚公司上下班，事实上参与了宇诚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这一认定，没有证据支撑。刘军成在庭审中只出示了起诉以后那段时间，费赳赳去宇诚公司要款时占用了一个办公室的视频，费赳赳己经作出说明，系征得刘军成同意，在催款时占用了一个办公室。不能由此得出费赳赳投资后已经在宇诚公司正常上下班。二、原审判决认为，费赳赳给付的投资款是372100元，应该认定为50万元。费赳赳支付的另外127900元是通过证人沈建琴给付给刘军成的，支付方式为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对此，庭审中刘军成表示确实以这种方式收到了钱款，但认为是与证人沈建琴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原审法院认为85450元费赳赳不能证明费赳赳已经代刘军成归还沈建琴，43104元不能证明是费赳赳的出资。刘军成己经认可这是信用卡套现，且是由他套取的现款。除非刘军成能够举证说明他与沈建琴之间的资金往来中己经将此款归还了证人沈建琴。至于费赳赳是否己经归还证人沈建琴，与给付刘军成的投资款没有关系。三、原审判决认定证人聂学兵是宇诚公司的股东。仅依证人的打款凭证，就认定系聂学兵的投资款，依据不足。聂学兵如果是股东的话，与本案就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作为目前的实际控制人，刘军成将要承担的责任将由他来承接，其证言不可信。四、50万元是费赳赳拟购买股权而给付给刘军成个人的股权转让意向金。本案转让款均是由费赳赳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向刘军成卡内转账，或者向刘军成指定的第三人卡内转账。在双方未就股权份额与股权比例达成一致意见前，此款只能是意向款。原审判决认为这50万元的性质是费赳赳对宇诚公司的投资款，既没有相关的章程，也没有公司出具的投资证明，也没有得到三方的确认。五、2019年5月30日刘军成将所有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聂林这一行为，表明刘军成已经终止了与费赳赳的股权转让事宜的商谈。刘军成一审辩解聂林只是挂名股东，是代刘军成、聂学兵、费赳赳三人持有股份，也未得到费赳赳的认可。费赳赳不需要对股权进行隐名，受让股权没有任何障碍。费赳赳正是在一次次要求签订协议、办理工商登记未遂的情况下，才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即使如原审判决认定的费赳赳具有股权，但刘军成将全部股权转让他人，导致继续履行成为不可能，已经构成根本性的违约。如果按原审判决认定的费赳赳的投资款是投资给宇诚公司的，股权未经费赳赳同意转让给聂林一人的行为，也已经违背了由刘军成、聂学兵、费赳赳三方共同出资经营的约定，费赳赳的投资并没有转化成公司的股权，可以从宇诚公司要回投资款。 刘军成、史华林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费赳赳作为宇诚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行使了作为股东参与管理、业务开展的权利，且共同投人刘军成、聂学兵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其股东的地位和股权的比例在费赳赳和聂学兵的谈话录音中，亦能清晰体现，故费赳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投资数额认定问题。关于50万元的投资金额，费赳赳自一审到二审均未能明确说明，一审举证主张548054元，实为547954元，二审又认为是50万元，且372000加128554也与50万元投资金额不符，现在又放弃以前转账419500元的说法，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真实性值得商榷。三、聂学兵是宇诚公司的股东之一。本案中，刘军成、史华林在一审时从以下四个方面举证了聂学兵的股东身份。第一，股东聂学兵一审当庭自认其为宇诚公司的股东；第二，宇诚公司亦当庭认可聂学兵及费赳赳均是公司股东；第三，费赳赳与聂学兵的谈话录音中，费赳赳也是认可聂学兵股东的身份；第四，聂学兵与费赳赳曾经达成的收购股权的协议亦能证明双方均为宇诚公司股东。基于聂学兵系宇诚公司的股东，其所作出的陈述和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四、费赳赳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举证费赳赳每天上、下班的监控视频、员工吴文明的证言、费赳赳的名片等予以证明。视频举证只限一个月是因为监控保存期，此前已被覆盖，费赳赳为讨债而给予其一间办公室亦不符合常理。 费赳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军成、史华林立即归还股权转让意向金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军成、史华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军成于2015年投资注册了宇诚公司，注册资金20万元，刘军成为该公司占股100%股东、法定代表人，史华林为监事。2017年6月，费赳赳与刘军成经协商，刘军成拟将一部分宇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费赳赳，由刘军成、费赳赳与案外人聂学兵共同参与公司经营，但三方未就投资额及各自的股权比例达成书面投资协议，仅刘军成和案外人聂学兵口头约定刘军成和案外人聂学兵各占股40%，费赳赳投资50万占股20%。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费赳赳通过尾号为5600的中信银行账户和微信向刘军成转账219500元，向湖州中新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厂房租金20万元，以上费赳赳共计支付419500元，后刘军成通过银行和微信向费赳赳返还30000元和17400元，则实际费赳赳向宇诚公司共计投入资金372100元。上述资金主要用于宇诚公司装修、支付厂房租金等经营活动。宇诚公司经营期间，费赳赳在宇诚公司拥有独立办公室，并上下班。2018年3月，将宇诚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2018年5月，将宇诚公司的100%的股权转给案外人聂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聂林。上述工商登记变更均未通知费赳赳。另查明，刘军成与史华林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费赳赳投入宇诚公司的资金是否股权转让意向金。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评判：1.从各方意思表示看。三方口头对费赳赳出资额及份额做了约定，明确费赳赳应出资50万元，占20%股份，刘军成及聂学斌（应为聂学兵）各占40%。2.从资金的给付情况看。费赳赳在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长达9个月的时间中，陆续分多笔支付了款项，均用于支付宇诚公司厂房租金、装修费用等日常经营费用。符合投资款的支付方式。3.费赳赳向宇诚公司投入资金后，在宇诚公司拥有独立办公室，在宇诚公司上下班，事实上已经参与了宇诚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行使了股东权利。综上，虽三方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未进行工商变更，但从以上分析费赳赳的真实意思为以向宇诚公司投入资金的方式成为新的股东，且费赳赳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故费赳赳投入的资金应为投资款而非意向金，费赳赳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请，费赳赳要求刘军成、史华林返还资金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费赳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7420元，由费赳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费赳赳向法庭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用以证明：2019年5月30日宇诚公司的原股东刘军成100%持股变更为案外人聂林100%持股，2019年10月30日宇诚公司再一次变更股东登记，由聂林100%持股变更为陈存棚100%持股的事实。 刘军成、史华林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股东变更为聂林，主要是因为以刘军成的名义无法贷款。聂林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股份。即使费赳赳对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事宜不知情，也不影响其为宇诚公司股东的身份。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费赳赳二审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尚不能以此确认费赳赳并不是宇诚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 一审认定费赳赳的出资372100元有误，本院确认费赳赳的出资款项为50万元。对于其他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费赳赳实际出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双方对于费赳赳以银行转账、微信支付、代付租金等方式共投入出资372100元没有异议，但对于案外人沈建琴向宇诚公司转账支付43104元，向杭州万品汽配城方征汽保设备商行支付85450元，合计128554元是否应作为费赳赳的投资款产生争议。刘军成、史华林对于案外人沈建琴所支付的款项金额并无异议，仅认为其与沈建琴间还存在着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所支付的款项不应作为费赳赳的投资款。本院分析认为，在本案一、二审中，刘军成、史华林虽然否认沈建琴所支付的款项为费赳赳的投资款，但对于其与沈建琴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和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情况，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也未作出合理有效的说明。而沈建琴支付的该128554元加上费赳赳自身直接支付的372100元，合计500654元，与各方当事人主张、本案中的证人证言陈述费赳赳出资50万元的金额基本相符。而且费赳赳、案外人沈建琴一致确认由沈建琴代为投资款，由他人代为支付投资款项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也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出资方式的禁止性规定。在各方投资人对出资方式未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同。费赳赳直接支付的投资款项372100元加上沈建琴代付的128554元，合计款项500654元，略高于费赳赳自认的出资款50万元，故本院按费赳赳自认的出资款50万元予以确认。 二、费赳赳的出资款是否应当予以返还。虽然费赳赳与刘军成、聂学兵三方未签订书面的投资协议，以明确各投资人间包括出资比例、出资金额在内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但从本案证据来看，三方达成了费赳赳出资50万元，占股权比例20%，刘军成、聂学兵各自出资40%的口头投资协议。费赳赳已按此口头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50万元，宇诚公司为其安排了相应办公用房，其也在宇诚公司安排的办公用房内正常上下班，参与了公司的部分经营业务，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实际取得了股东的资格。至于宇诚公司的工商登记事项中，并未记载费赳赳为公司登记股东，并不影响其为公司实际股东的法律地位。如费赳赳认为刘军成以及其他股东未将其登记为公司显名股东侵犯了其股东权益，可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条件要求公司和其他股东配合完成显名登记工作。现费赳赳要求其他股东返还投资款项无相应的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认定费赳赳的出资款项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费赳赳要求刘军成、史华林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费赳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