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珍喜，女，194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要子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淼，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德，男，193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阑，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璐，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阑，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珍喜因与被上诉人王庆德、王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珍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2.改判二王庆德、王璐连带向刘珍喜赔偿（支付）因其无权、擅自处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2室房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714900元（暂计计算方式为：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2室房房产评估价值为14298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庆德、王璐连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公证书》不能作为王璐合法取得涉案房产的证据。本案中，根据王璐提交的《武汉铁路分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下称：“购房合同”），王璐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铁路局）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为2000年5月31日，而其提交的《公证书》的日期与《房屋所有权证》均为2005年11月17日，因此《公证书》仅为王璐办理并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的过程性材料，并不能以此证明王璐与武汉铁路局签订、履行购房合同的全过程合法有效。二、王璐取得涉案房产，违反了相关政策规定，非善意取得涉案房产。首先，王璐提交的《购房合同》说明，武汉铁路局出售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改房时，应当遵循国家住房改革制度的规定。只有符合工龄要求的本单位职工才拥有购买本单位房改房的资格，王璐的父亲王庆德具备参加武汉铁路局房改的要求，显然是王璐借助其父亲王庆德的身份冒名顶替的与铁路局签订《购房合同》。其次，该合同第三条“购房人工龄计算”的部分为空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王璐，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清楚，只有符合工龄条件的武汉铁路局职工，才有权依照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有关文件的规定购买房改房，显然，不是武汉铁路局职工的王璐无法填写该条内容。其三，购房合同中并没有购房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的约定，同时王璐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涉案房屋交易的合理对价，故不能认定王璐实际支付了合同约定购房对价，更不能认定其可以善意取得涉案房产。三、王庆德、王璐擅自、私自处分刘珍喜享有财产权的案涉房产，损害了刘珍喜的合法权利应赔偿由此给刘珍喜造成的损失，王璐非善意取得涉案房产，应将涉案房产的财产份额（或财产权益）返还给刘珍喜。作为家庭成员，王璐比他人更易于了解其购房行为是其父王庆德私自决定的,也知晓诉争房屋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其父母的共同财产，王璐明知该购房行为并未经过刘珍喜同意，但依然与王庆德私下合谋，由王庆德配合其向武汉铁路局购买案涉房屋。王璐在王庆德的协助下与武汉铁路局签订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以及没有证据证明王璐支付了合理对价的事实，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中“善意”和“以合理价格转让”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以王璐的购房手续齐全合法，和案涉房屋登记在王璐名下就认定王璐为善意取得，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案件事实和常理相悖，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刘珍喜的上诉请求。王庆德、王璐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房产被转移、登记有15年之久。刘珍喜认为不知晓有违常理及诉讼时效；2.刘珍喜有一套房改房，其处理后，提出本案的诉讼，属于恶意诉讼；3.我方在取得房产时出售方是铁路局，相关的手续是通过严格的审批，是合法有效的。刘珍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庆德、王璐向刘珍喜赔偿无权处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2室房的直接经济损失暂计为人民币634536.18元（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2室房产价值预估市值为人民币1269072.36元，具体以评估结果为依据）；2.判令武汉铁路局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武汉铁路局、王庆德、王璐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中，刘珍喜撤回对武汉铁路局的起诉。一审庭审中，刘珍喜明确诉讼请求：要求王庆德、王璐共同赔偿，赔偿金额以武汉市弘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书确定的金额为准，赔偿房屋总价值1,429,800元的一半，即714,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9年12月16日，刘珍喜与王庆德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王璐系王庆德与前妻之子，与刘珍喜系继母子关系。现刘珍喜与王庆德婚姻关系仍存续。刘珍喜、王庆德、王璐曾共同生活数年。刘珍喜、王庆德退休前均系武汉铁路局职工。2018年3月6日、10月10日，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出具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权利人情况产权人王庆德配偶刘珍喜；房屋坐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杨元街月小区2栋1-1-2，该房现地址为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此处为手写，上面盖有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档案查阅证明章）；房改房占有比例80%产权登记；出让方武汉铁路局；成交价1.4257万元；合同日期1999年1月13日；发证日期1999年1月13日。武汉市房改房交易过户产权标准价房补成本价差额交易表显示：武昌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购房人王璐，成本价应付款19,452元，标准价实付款14,257元，差价5,195元，出售面积72.09平方米；武汉市房改房交易过户权属登记申请表中载明：市房地局：根据房改文件精神，武汉铁路局自愿将坐落在武昌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2号房屋计72.09平方米出让给王璐，补成交产价5,195元。武汉铁路分局并与王璐签订《武汉铁路分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房价计算为19,452元；2005年11月17日办理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并向王璐发放权证证书同时办理了公证书。现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产权人王璐，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评估价19,452万元；2005年11月22日发证；房屋附记房改售房。售房单位：武汉铁路局。个人产权比例100%。2018年7月19日，刘珍喜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王璐名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房屋或冻结王璐名下价值634,536.18元的其他等值财产。同年7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6民初106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王璐名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房屋或被申请人王璐名下价值634,536.18元的其他等值财产。2019年7月12日，刘珍喜向一审法院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房产进行市值评估（不含房屋内装修）。一审法院接受申请后，依法委托武汉市弘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2019年10月10日，武汉市弘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弘发评字（司2019）第037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房地产单价19,834元/平方米，房地产总价1,429,8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杨元街月小区2栋1-1-2号房屋与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房屋系一套房产，现由王璐居住使用。2018年1月23日，王庆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刘珍喜的婚姻关系；同年3月28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鄂0106民初13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王庆德撤回起诉。武汉铁路局到庭陈述：诉争房屋产权人系王璐，由武汉市房产管理局发证。并有湖北省公证处关于购买了该房屋的公证书及房地局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缴款单的产权人均为王璐。售房单位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在武汉市房改房交易过户产权登记清册及武汉市房改房交易过户权属登记申请表的购房人同样是王璐。另有原武汉铁路分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购房人为王璐。故不存在刘珍喜诉称的将涉诉房产私自变更登记到王璐名下的情形。王庆德是我单位职工，王璐无法确认是否系我单位职工，因为当时的房改房在王庆德名下有80%的所有权，房改房的购买价是根据王庆德的工龄折算出的，根据政策规定，也是考虑了王庆德配偶刘珍喜的工龄。2005年王庆德至单位申请买下余下20%的所有权，以王璐名义买下20%的所有权，至于他们谁出钱不清楚。这种方式卖给职工子女的情况由于历史原因，之前有这样操作过，以职工申请为主，没有相关政策规定。刘珍喜当庭陈述：2018年王庆德向刘珍喜提起离婚诉讼时，庭审中进行房产分割时，刘珍喜才发现本案案涉房屋已被王庆德私自转让。上述事实，有刘珍喜、王庆德提供的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出具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结婚证，及王璐提交的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公证书和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刘珍喜与王庆德均系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双方在1999年1月13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了诉争房屋（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粤汉里小区2栋1单元1层2室）80%的所有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另20%的产权当时由武汉铁路局持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05年王璐自武汉铁路局购得诉争房屋并办理了产权登记，王庆德夫妇名下80%的产权及铁路局名下20%的产权均因此转移至王璐名下。又根据武汉铁路局在庭上的陈述，在当时确实存在将房屋卖与职工子女的情况且以职工申请为主。故此，王璐取得诉争房屋应是在王庆德的同意之下。对于王庆德将诉争房屋转让与其子王璐一事，因王庆德无证据证明刘珍喜当时知晓并同意该处分行为，故王庆德的上述行为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构成了无权处分。对于刘珍喜要求王庆德赔偿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鉴于刘珍喜与王庆德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二款“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刘珍喜请求王庆德对其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限定在提起离婚诉讼中，在不离婚的情形下是不能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故对其主张王庆德对其财产造成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刘珍喜主张王璐、王庆德恶意串通将诉争房屋私自转让并变更登记给王璐，王璐应予赔偿其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刘珍喜以不知情以及房屋产权已转移的事实不足以推定王璐、王庆德存在恶意串通的情节，而且王璐在购房过程中，手续齐全且无瑕疵，王璐作为房屋受让人已尽到了注意义务，之后王璐一直使用并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在王璐取得房屋产权证后十余年间，刘珍喜作为武汉铁路局单位退休职工对单位房屋的分配情况及处理情况应有所了解及知晓，但此期间亦未提出过异议，故对刘珍喜主张王璐与王庆德恶意串通要求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相关证据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驳回刘珍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45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珍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珍喜系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在案涉房屋登记至王璐名下之前，刘珍喜与王庆德已经共同购买了案涉房屋80%部分产权，其作为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及案涉房屋部分产权的购买人，对案涉房屋的信息的了解、获取的条件及能力等同于同为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的王庆德，优于作为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的子女的王璐，王璐不具备向刘珍喜隐瞒案涉房屋的信息的条件及能力。因王璐取得案涉房屋产权系直接从武汉铁路局购买取得，武汉铁路局作为房屋出售人并未认为自己意思表示不真实，也未提出王璐不具善意，刘珍喜认为王璐与王庆德恶意串通，王璐不具善意，不构成善意取得的理由，无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刘珍喜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珍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刘珍喜上诉认为《公证书》不能作为王璐合法取得涉案房产的证据的理由，因《公证书》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仍为有效的法律文件，一审判决依据有效的法律文件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刘珍喜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对刘珍喜上诉认为王庆德、王璐擅自、私自处分刘珍喜享有财产权的案涉房产，损害了刘珍喜的合法权利应赔偿由此给刘珍喜造成的损失的理由，因案涉房屋80%产权为王庆德与刘珍喜共同享有财产权，擅自、私自处分刘珍喜的财产权的主体只应为王庆德，王璐不能成立擅自、私自处分行为的主体。王庆德对案涉房屋的情况知悉，也系王庆德向其单位要求将案涉房屋登记在王璐名下，刘珍喜要求王庆德赔偿财产损失有法律依据，但限于刘珍喜与王庆德未予离婚，双方财产均为共同财产未予分割，无法区分哪部分财产为王庆德系用其个人财产赔偿给刘珍喜的财产，刘珍喜请求王庆德对其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不离婚的情形下是无法实现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并以王庆德单独个人财产进行赔偿。故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珍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45元，由刘珍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红审判员  方 红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一凡书记员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