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继存，女，1973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浏漪，上海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辉，男，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铃，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旭望，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继青，女，197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王继存因与被上诉人王国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继存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国辉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并没有将融鑫5号计划份额转让给陈某1，份额过户至陈某1名下仅是代持关系变化，上诉人与陈某1签订有代持协议，每年由王继存支付对应的优先级利息，对被代持人王国辉没有实质性影响。另外，上诉人与陈某1另签有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应履行相关转让登记程序，并将转让过程中收取的费用向乙方如数退还，由此可见，该转让并非真正的转让。二、代持股票变现点计算有误。根据证监会的定增减持监管规定，三年到期后融鑫5号只能卖出一半，剩余一半股票信托产品需要等到满一年才能卖出。当时上诉人为了考虑持有期间需要产生两层信托费用、基金的管理费等原因，才让陈某1安排陈某2、楼某的账户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接走股票，其实质并非股票变现，而是了为减少相关的费用而进行的一种代持关系。由于陈某1接走该股票的半年时间内，市场疲弱，该部分股票尚没有卖出，因此该股票的实际变卖点才是确定代持股票的变卖时间点。由于股票价格一直下跌，实际投资者的股票按照优先劣后获得收益多少并没有清算，所以XX实际还没有和陈某1清算。三、2015年8月王继存为王国辉垫付了XX定增的过桥利息950,667.35元、配资费用35,784元，还有投资顾问费等，这些费用的产生与王国辉诉讼系同一诉由和合同，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作为赔偿金额的扣除项扣除。被上诉人王国辉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上诉人向陈某1转让代持份额事实证据确凿，已违反了《代持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已按约完成出资335万元义务及相应的配资利息，并不清楚上诉人所谓的过桥利息等是什么。长安平安富贵定坤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18年12月26日清盘结束，据上诉人称最后一笔款项已被陈某1划走，无论是基于《代持协议》还是实际资金划转，均已对王国辉造成实际损失，王国辉只能依据《代持协议》的相对性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被告王继青未作答辩。王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继存、王继青赔偿王国辉经济损失人民币11,005,236.56元；2、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王继存、王继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31日，王国辉自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335万元至王继青名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7472）。2015年10月8日，王继存与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签订编号为华融信托【2015】信托第【339】号的《华融.融鑫5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融鑫5号信托合同》）。该合同释义部分载明：“……6、信托受益权：指受益人按信托合同的约定享有信托利益的权利。按照对信托利益索取权的不同，本信托计划信托受益权区分为优先受益权和次级受益权，每类信托受益权划分为等额份额的信托单位。……14、信托资金总额：指优先信托资金、次级信托资金之和。”信托计划规模190,839,000元(以信托计划成立时的实绩募集资金金额为准)。其中，优先信托资金预计100,000,000元，具体以优先委托人实际交付的资金为准；次级信托资金预计为90,839,000元，具体以次级委托人实际支付的资金为准。期限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42个月，预计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8年4月10日。信托资金规模以委托人实际交付给受托人的资金为准，次级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的比例不低于1：1.1。该合同第二十二条载明的次级委托人为王继存，并确认其认购63,587,300份“华融.融鑫5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融鑫5号），认购资金为63,587,300元。该合同释义中另载明，信托管理人是指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信托产品合同是指Y公司与信托产品保管人签署的《华鑫信托.鑫康财富6号单一资金信托保管协议》（以下简称《鑫康财富6号协议》）及《华鑫信托.鑫康财富7号单一资金信托保管协议》（以下简称《鑫康财富7号协议》）。《鑫康财富6号协议》由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作为委托人与Y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约定该协议的《资产管理合同》是指受托人、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长安平安富贵定坤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是指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为受托人设立的【长安平安富贵定坤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为B公司。该合同另约定本合同签署并已按本合同约定办理完毕信托资金划付手续，且受托人、B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合同》及其附件后，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成立。《鑫康财富7号协议》由苏州C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与Y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约定该协议的《资产管理合同》是指受托人、B公司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长安天天向上龟龄集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是指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为受托人设立的【长安天天向上龟龄集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为B公司。该合同另约定本合同签署并已按本合同约定办理完毕信托资金划付手续，且受托人、B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合同》及其附件后，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成立。2015年6月26日，A公司通过其名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0573）转账132,790,000元至Y公司名下浦发银行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0141）。2015年10月15日，王国辉作为甲方（被代持人）与王继存作为乙方（代持人）签订《代持协议》，约定：……2、乙方与Z公司签署了编号为华融信托【2015】信托第【339】号的《融鑫5号信托合同》，系融鑫5号之次级委托人，并以此为入口参与XX定增；3、基于对乙方的信任，甲方拟委托乙方代其投资融鑫5号并代其持有相应信托份额……第一条，代持信托份额。甲方作为融鑫5号实际委托人之一向乙方提供人民币3,35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叁拾伍万元整）（下称代持资金），由乙方代其投资参与融鑫5号并代其持有相应信托份额。第二条，代持利益。1、乙方仅以自己的名义代甲方持有信托份额，甲方仍保留代持信托份额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代持信托份额的使用权、处置权及收益权。未经甲方的书面同意或根据甲方的书面指示，乙方不得擅自行使前述任何权利。……3、除非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私自转让、赠与、质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分代持信托份额的全部或者任何部分以及代持信托份额产生的任何代持利益。2017年5月4日，王继存作为转让人与案外人陈某1作为受让人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约定陈某1以63,587,300元对价受让王继存名下的融鑫5号信托计划。同日，王继存、陈某1以及Z公司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书》，编号为华融信托[2015]信托第【339】号-【2】号-等第（1）号。该登记书对于上述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登记。2019年3月27日，B公司出具长安平安富贵定坤丹资产管理计划资金情况说明，载明该产品的成立金额为132,790,000元，赎回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3日、9月6日、11月5日、11月28日，最后清盘款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清算款与提取资金共计：226,830,737.97元，本产品盈利共计：94,040,737.97元。审理中，王国辉、王继存及王继青均确认如果王继存代持的王国辉的信托计划不做变动，则在2018年产品到期后，股票只能部分解禁。应至2019年11月才能全部解禁。因此，即使信托计划到期后，信托产品仍不能全部变现。王国辉自愿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赔偿金额减少至830万元。王国辉表示本案系争的信托产品设立资金中，63,587,300元为实际认购资金，其余款项为银行配资，利息由信托份额实际所有人支付。王国辉于2016年10月10日支付利息353,849.50元给王继存，于2017年10月9日支付利息352,927.57元给王继存，由王继存代为向银行支付。2018年的利息由王继存垫付。王国辉对此提供其名下兴业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代持协议》和《融鑫5号信托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代持协议》的约定，王继存通过《融鑫5号信托合同》持有的“北京信托·丰收理财201500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份额中的335万份，实际系其代王国辉持有，且王国辉亦已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将购买该信托份额的价款335万元交付王继存，故该335万份信托份额的权利实际系王国辉所有。现上述信托产品已由王继存、王继青于2017年5月4日转让至案外人陈某1名下。根据王国辉名下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在产品转让后，仍向王继存支付利息。王国辉对此解释为该信托产品在设立时，除了认购人实际出资以外，另有银行配资，每年需向王继存交付利息，再由王继存代为向银行支付。结合王国辉在信托产品认购之后支付利息的情况，现未有证据证明王国辉于2017年10月支付利息时已明知信托产品已被转让，且未有证据证明王国辉同意转让该产品，故法院对王国辉的解释予以采纳，并依法确认王继存、王继青转让该产品时，未征得王国辉同意。因此，王继存、王继青的转让行为侵害了王国辉关于信托产品份额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王继存为王国辉垫付的利息等，鉴于王继存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其可另行向王国辉主张。关于赔偿金额，根据《融鑫5号信托合同》的内容，可确认信托受益权分为优先受益权和次级受益权，信托资金总额系优先信托资金与次级信托资金之和，且次级委托人仅为王继存。另结合A公司的付款情况，法院可确认除了王继存认购的款项之外，其余信托份额应为银行优先受益权份额。综合上述情况，赔偿金额应根据B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代持协议》确认的王国辉所有的信托份额为准。王继存、王继青虽表示信托产品于2018年到期时，因所涉及的股票仅能部分解禁，致该产品在此时仍不能变现，但根据B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出具情况说明，该产品已清算完毕，相关资金已全部赎回，故王国辉就本案信托产品的应得利益已经明确与变现。因此，王国辉主张以该信托产品清算后的应得收益与其实际支出的成本之和作为赔偿金额，属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应得利益，王国辉的投资占比为实际出资335万元除以王继存认购总金额63,587,300元，即5.27%。王国辉应得利益为B公司清算确认的产品盈利94,040,737.97元乘以其投资占比5.27%，即4,955,947元。该应得利益的金额加上王国辉实际出资335万元的总和即8,305,947元应系王继存方应赔偿的金额，故王国辉主张王继存方赔偿830万元，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王继存、王继青的赔偿责任，《代持协议》由王国辉与王继存签订，协议相对人仅为该两人，故王继青并非该协议的相对人。本案信托产品的认购、转让等事宜亦均以王继存的名义进行。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王国辉以违约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王继青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王国辉的损失应由王继存一人赔偿。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王继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国辉830万元。案件受理费69,9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均由王继存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信托计划转至陈某1名下，仅是代持关系的变化，实际受益人还是王继存和王国辉。2、王国辉与A公司法务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国辉知道信托计划转至陈某1名下，并由陈某1安排大宗交易方式接走股票，其希望通过协商买卖股票以实现收益。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国辉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认可真实性，但恰恰证明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认可过上诉人的说法。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代持协议》是约束上诉人王继存与被上诉人王国辉权利义务的合同，双方均应切实有效地按该协议履行。现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王国辉书面同意，即将融鑫5号信托计划受益权转让给案外人陈某1，违反了《代持协议》约定。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知晓信托计划份额转让一事，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且即使知晓亦不符合协议约定的书面同意之要件，被上诉人亦无事后追认之表示。基于长安平安富贵定坤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18年12月26日清算完毕，被上诉人王国辉享有获得其投资的信托产品到期后的收益。上诉人以定增减持新规和股票未全部解禁等为由，要求对信托产品收益按股票实际变现时间节点结算，无合同约定，且超出了当事人对本案《代持协议》履行的预期，本院不予采信。王国辉要求上诉人按资产管理计划结算后的收益支付其投资成本及应得利益以作赔偿，合理得当。关于过桥利息、配资利息、投资顾问费等费用，上诉人未在一审时提出反诉请求，本案不作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继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990元，由上诉人王继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慧审判员  陈敏审判员  马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