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民终6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定泗路237号都市绿洲302A室。法定代表人：田丽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楠，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坤，男，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首欣通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鹤洲社区洲石路743号深业世纪工业中心C栋1506。法定代表人：邓友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锋，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显沧，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首欣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7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星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星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行为效力是本案认定的主要问题并没有明确释明，而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认定却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瑕疵，违反规定。本案诉讼请求为买卖合同纠纷的货款退还问题，而一审法院将案件的审理重点确定为股权转让事宜是否达成一致，判决书确定99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双方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并没有在长达一年的案件审理期间内向星宇公司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直接在判决书中判决星宇公司另案起诉。一审审理过程中，因为股权转让事宜是否达成致对于本案的处理有重大影响，而在法院并没有将其列为重点问题的情况下，双方律师将股权转让事宜作为焦点问题进行了辩论，且在代理意见中也做了论述，针对上述问题法庭并没有做出说明。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存在瑕疵，严重影响到了星宇公司追偿国有资金的诉讼目的。因为本案是在2019年7月立案到2020年5月28日开庭，不论按照新证据规则第五十三条或者旧证据规则第三十五条，法院审理程序均存在瑕疵。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星宇公司和首欣公司之间已经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判断和案件事实不相符，一审法院片面的分析得出的错误认知，认定案件事实不清。1.星宇公司和首欣公司就股权转让事宜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990万元是货款而非股权转让款。退一步来看，即使双方对股权转让达成了一致，而因未依法评估转让价格，也属于无效应当予以返还99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99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双方对股权转让达成一致意见的判断依据之一是股权质押合同，且双方所有函件的沟通也是以股权质押合同为依据的。而根据股权质押合同第九条的明确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自办理完毕股权质押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案涉股权并没有办理质押登记，股权质押合同并没有生效，当然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的事宜对双方均没有约束力。而以此未基础进行所有函件及意思表达对双方当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此外，对于股权转让问题双方通过往来函件和不断的召开会议等不断的在协商中。尽管通过截取阶段性的函件单独看，双方貌似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事实是最终结果还是未达成合意，实际上是对之前在2018年底的两次函件内容的否定和重新协商。之后，双方另行发函并见面开会商谈过几轮，均是针对交付货物时间的买卖合同进步履行问题，而没有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反而在此期间，首欣公司提供了买卖合同约定相关样用于检测。可见其仍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行为来看，其也认定双方并没有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990万元仍然是货款，为了实现其占有货款的目的，首欣公司拖延将近二年交付，只交付了检测样品。货物在星宇公司已经于2018年全额付款的情况下，首欣公司要延迟交货长达4年多，一审法院竟未认定首欣公司违约，使国有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得不到赔偿。2.股权质押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内容无效。股权质押合同中第一条设定的前提仍然是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订单交付，仍是股权质押项下的担保约定。只是购买股权的担保约定违反担保法66条、物权法211条的相关条款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双方函件的意思表达也不应当对双方有约束力。3.双方的往来函件内容欠缺股权转让协议必要条款，且并没有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而函件表意不符合要约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本案中双方在签署股权质押合同之后的几次函件的往返过程中，存在着不断的协商股权转让的情况。在2018年12月10日通知函中，星宇公司是接续股权质押担保项下的一个担保权利的主张和意愿的表达。如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2018年12月10日、13日的函件属于股权转让的要约和承诺，那么之后应该签署的是重新拟定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权质押协议。事实上，首欣公司在2018年12月13日发出通知函的同时，2019年1月4日附送发来的确是一份股权出质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申请书，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可见，双方此时有关股权问题还是在股权质押框架下，而非首欣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已经达成合意。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之后首欣公司行为的意思表示，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换句话而言，所谓的要约必须具有缔约目的并明确表明经承诺即受此意思表示的拘束。星宇公司没有明确的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如果是购买股权的表达应该“我方决定购买股权”，而非“有权”。2019年5月5日函件的性质按照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股权转让相关信息并没有明确和详细具体，也只能是一种要约邀请，而星宇公司针对上述函件明确回复首欣公司需要交付产品，而非需要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或交付股权。此外，股权转让事宜缺少标的和数量的详细内容，而本案中对于哪位股东转让多少标的股权、价格多少的内容均没有具体明确。4.退一步来看，即使按照双方函件内容能够确定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一致意见，根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收购非国有资产应当对非国有资产予以评估，而案涉股权转让价格未评估。从而即使认定双方达成的—致意见，该意见也因违反合同法中规定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首欣公司应当返还990万元的国有资金。三、一审法院驳回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于2017年10月8日签署《北斗一代智能安全帽委托组装合同》（以下简称安全帽合同）、《北斗一代车船载智能终端委托组装合同》（以下简称车船终端合同）两份合同，上述买卖合同当中并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本案诉讼中星宇公司按照合同法94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解除买卖合同。从2017年10月签约到2019年还是协商交货，甚者于首欣公司甚者在2019年8月发函称还要另外延迟两年内交付全部货款的情况来看，首欣公司严重拖延履行的事实非常清楚。而且本项目案涉交易货物属于通讯设备的一种，技术升级迭代非常快，长期拖延致使签约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第三条明确条款“定金”，且第十三条也明确约定需要经费到位后合同生效，首欣公司也在约定实际内支付了定金，当然能够明确双方约定采用定金罚则的法定的交易规则。星宇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请求首欣公司双倍返还定金的请求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来看，只有采用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的表述而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才不适用定金罚则,而采用定金表述的应当适用定金罚则的规定。首欣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星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解除双方签署的两份合同；2、依法判令首欣公司立即偿还货款1100万元；3、依法判令首欣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8日，星宇公司（委托方、甲方）与首欣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安全帽合同，约定内容有：“甲方委托乙方，按照双方经市场询价商定的附件一《北斗一代智能安全帽配件清单及价格表》所要求的技术指标和最高限价进行相关物料采购和产品组装，组装后的半成品提交甲方，由甲方测试人员灌入甲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和专利，再由甲乙双方进行软硬件联调联试及各自所负责部分的修改完善，最终经甲方委托有资质的权威机构进行检测，获得权威机构出具的合格证书方为合格产品，乙方同意并接受此委托并进行此项采购、组装及联合研制工作。交付期限：自合同签字生效之日，乙方预计在45个工作日内交付全部4000套配件。合同生效后，合同总金额为880万元整，甲方支付给乙方10％定金88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并附件配件清单及价格表、产品验收合格标准。同日，双方还签订车船终端合同，内容除金额、数量外与上述合同内容一致，合同总金额为220万元，数量为1000套，定金22万元。2017年12月28日，星宇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首欣公司支付定金88万元、22万元。2018年11月30日，首欣公司（出质人、甲方）与星宇公司（质权人、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内容有：“第一条本质押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为：甲方和乙方于2017年10月8号签订的北斗一代车船载智能终端委托组装合同、北斗一代智能安全帽委托组装合同，乙方在2018年12月5日前将合同全款990万元支付给甲方，要求甲方在2018年12月7日前交付订单。若甲方在2018年12月7日前未能交付订单，甲方即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990万元的权利或允许乙方用此笔990万元款购买首欣公司股东的51％股权。为了首欣通达的研发及业务的良性发展，乙方同意由甲方负责公司的经营权。第二条股权质押合同标的：质押标的为甲方股东持有的51％公司股权。………第九条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自办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2018年12月6日，星宇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首欣公司支付剩余合同款项990万元。2018年12月10日，星宇公司向首欣公司送达通知函，内容为：“我方与你方于2017年10月8号签订的车船终端合同、安全帽合同，原定于2018年12月7日前交付全部订单，我方已将尾款990万元支付给你方。现你方无法交付，根据双方2018年11月30日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我方有权将此990万元货款转为购买你方股东邹长勇、邓友强51％的股权。请知悉，并请于三日内予以回复。”2018年12月13日，首欣公司对上述通知函予以回复，内容为：“我方已收到你方于2018年12月10日函，根据双方2018年11月30日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经我方股东会决议同意贵方将990万元货款转为购买我方股东邹长勇、邓友强51％的股权，此协议正式生效”。通知函落款处有股东邹长勇、邓友强签名。2019年4月23日，星宇公司向首欣公司送达《关于催促交付1000套北斗一代车船载智能终端和4000套北斗一代智能安全帽的函》，要求首欣公司收到函的7个工作日内回函说明合同履约情况并于2019年5月31日前按照合同约定的产品性能和数量完成产品生产并交付，产品交付以双方书面签订验收协议或通知书为准。2019年5月5日，首欣公司回函，内容有：“我司于2019年1月4日将股权质押及股权变更的相关工商资料由顺丰寄至贵司且已收。但贵司迟迟未将相关资料盖章回寄，给我司今年的投融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收到贵司催促函，要求交付这1100万的订购合同。请贵司明确款项用途，是购买原股东股权还是要求交付这1100万产品。另：现阶段此产品定义是否有变更。请贵司收到本函于7个工作日内回函或召集双方相关人员进行面议为盼”。2019年5月14日，星宇公司回函，内容有：“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表我司确有收到，但鉴于2018年底公司业务调整和法人变更，已付990万元转购贵司51％股权事宜需重新评估，故未回寄。现基于我司调整后聚焦的业务类型，我司于2019年4月23日发函催促交付1000套北斗一代车船载智能终端和4000套北斗一代智能安全帽，即完成合同约定性能的产品交付，不再购买贵司51％的股权”。2019年7月12日，首欣公司向星宇公司送达《催促中交星宇办理首欣公司股份购买手续及拒绝无条件取消巴基斯坦项目研发合同的函》，表示要求星宇公司继续执行股权质押及转让协议，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对星宇公司提出的无条件解除合同请求予以拒绝。一审庭审中，星宇公司与首欣公司均表示同意解除双方在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两份合同，星宇公司认为解除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首欣公司认为解除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一审另查，首欣公司的股东为邹长勇、邓友强，所持股份额为邹长勇70％、邓友强30％。上述事实，有安全帽合同、车船终端合同、配件清单及价格表、产品验收合格标准、付款转账凭单、股权质押合同、通知函、催促函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星宇公司与首欣公司于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安全帽合同、车船终端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根据双方陈述及2018年12月10日、12月13日的来往通知函，首欣公司未能在双方约定日期交付订单，星宇公司要求将已付的990万元货款转为购买股权款项，首欣公司同意，且全部股东均在通知函中签字，故自该协议达成之日即2018年12月13日，双方签订的前述两份委托组装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该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对于星宇公司已支付的110万元货款，首欣公司应予返还。星宇公司要求双倍返还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对于星宇公司已支付的后续990万元货款，根据双方往来通知函内容，该部分款项已协商一致转为星宇公司购买首欣公司的股权款，故对于星宇公司要求返还该笔款项的诉讼请求，不宜在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中予以处理。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星宇公司与首欣公司于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安全帽合同、车船终端合同于2018年12月13日起解除；二、首欣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星宇公司货款110万元；三、驳回星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首欣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星宇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首欣通达函(2019)8号的回函、2019年5月21日的会议纪要、邹长健的授权委托书，证明邹长健代表首欣公司，有权进行相关的表态，其承诺在2019年5月21日之后半个月交付200笔货物安全帽，股权转让的表态是基于股权担保下的意思表达，所谓的股权转让是基于股权质押，首欣公司严重的违反合同约定，延期交货，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往来的函件中首欣公司承诺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否定以股抵债，990万元是货款而非所谓的股权转让款；2.检测样品、检测样品归还说明、检测样品邮件面单、2019年7月4日的会议纪要及录音，证明2014年7月4日邹长健的表态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并商谈买卖合同的具体细节，承诺交付200顶安全帽的事宜并没有按期交付，990万元此时仍然是一个货款。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首欣公司是否同意解除合同（安全帽合同以及车船终端合同），首欣公司陈述同意解除；首欣公司认为合同解除的时间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议之日即2018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询问星宇公司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是什么，星宇公司陈述只是研发了样品，但是测试产品没有发过来，后来没有测试，严重超越了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星宇公司认为首欣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交付义务，经过催告后还是没有履行，星宇公司请求解除与首欣公司之间的两份采购合同，返还全部款项以及定金，并承担定金罚则的责任；星宇公司主张两份采购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一审中，首欣公司称其向星宇公司交付了一些样品，因为星宇公司迟迟不提供设计稿件给首欣公司，首欣公司依据自己研发能力提供一些样品给星宇公司，想尽快促成，但是星宇公司始终没有履行相关义务。一审中，星宇公司称针对首欣公司迟迟不能交付合同约定的货物，星宇公司多次发函催促；在2019年5月21日及7月4日曾召开会议，星宇公司始终未收到200套测试产品。二审中，星宇公司明确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行使的解除权。星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7月17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星宇公司系以首欣公司迟延交货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安全帽合同以及车船终端合同解除，并要求首欣公司返还货款并双倍返还定金。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围绕星宇公司所提出的确认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一审法院在未对星宇公司所提出的确认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判断的情况下，未征询星宇公司是否变更确认解除合同的理由，直接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安全帽合同以及车船终端合同，并以此为基础对本案审理并作出判决不当。首欣公司（出质人）与星宇公司（质权人）于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第九条明确“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自办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在该合同中，首欣公司与星宇公司明确该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为安全帽合同与车船终端合同，若首欣公司在2018年12月7日前未能交付订单，允许星宇公司用此笔990万元购买首欣公司股东的51％股权，为了首欣公司研发及业务的良性发展，星宇公司同意由首欣公司负责公司的经营权；股权质押合同的标的为首欣公司股东持有的51％首欣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负责实现主债权和质权的费用；邹长勇及邓友强在出质人授权代理处签名，并加盖首欣公司印章等。一审法院在未判断前述《股权质押协议》是否生效的前提下，认定星宇公司后续向首欣公司支付的990万元货款已转变为星宇公司购买首欣公司的股权款逻辑上并不通顺，而且涉及未参与诉讼的首欣公司的股东利益。在2018年12月10日星宇公司向首欣公司发送的通知函中，星宇公司表达的内容为“星宇公司有权将此990万元货款转为购买首欣公司股东邹长勇、邓友强51％的股权。请知悉，并请于三日内回复”，前述函件的内容表明的意思为星宇公司有权购买，有这个权利，首欣公司是什么态度。在此基础上，首欣公司在2018年12月13日向星宇公司发出的通知函中“经首欣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星宇公司将人民币990万元货款转为购买首欣公司股东邹长勇、邓友强51％的股权，此协议正式生效”能否认定为双方已将990万元货款转为星宇公司购买首欣公司的股权款尚需作进一步审查。此外，《股权质押协议》以及后续的双方往来函件的内容，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应当进行何种目的或体系解释，亦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全案证据作进一步的审查判断。再者，首欣公司在2019年5月5日向星宇公司发送的函件中，亦明确表明了“要求星宇公司明确后续支付的990万元货款的用途，是要求购买首欣公司股东股权，还是交付这1100万元的产品。”星宇公司在2019年5月14日向首欣公司发出的函件中明确要求首欣公司交付“1000套车船终端和4000套安全帽，不再购买首欣公司51％的股权”。前述函件表明的内容，均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后续990万元货款，已经双方协商一致转化为星宇公司购买首欣公司的股权款不符。对此，一审法院亦应做进一步的审查判断。综上，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本案应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7842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440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梁 睿审 判 员  唐述梁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