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90号中渝广场2幢28-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700284516。法定代表人：罗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春，广东昊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会彪，男，198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会彪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春，被上诉人江会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江会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钱宝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与江会彪签订的劳动合同，江会彪申请了司法鉴定，但最终放弃鉴定，故钱宝公司举示的此份劳动合同是真实的。同时，就本案出现的两份不同版本的劳动合同，江会彪在庭审时明确表示其中一份是其在试用期签订的劳动合同版本。因此，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钱宝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的陈述系自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八条规定，法院应对钱宝公司在劳动仲裁的陈述不予确认。二、书面劳动合同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直接证据，钱宝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是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比江会彪提交的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应采信钱宝公司提交的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江会彪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钱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钱宝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0515元；2.诉讼费由江会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4日，江会彪及案外人何益益、彭绍红、冯立群以钱宝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深劳人仲案[2018]9161-9164号（9161冯立群，9162何益益，9163彭绍红，9164江会彪）仲裁裁决书，裁决钱宝公司支付江会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30515元。后钱宝公司不服诉至法院。在上述劳动仲裁案件2018年11月6日庭审中，江会彪举示劳动合同一份，拟证明江会彪与钱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合同到期后钱宝公司未与江会彪续签劳动合同等；钱宝公司质证对该合同的三性均认可。钱宝公司陈述：其与彭绍红签订两份书面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系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限的劳动合同，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系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与何益益、江会彪、冯立群均签订1份劳动合同，期限均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江会彪主张其于2013年11月5日入职络特莱软件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同属王毅控股的公司，王毅把这两家公司打包卖给亿赞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亿赞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重庆设立了钱宝公司。钱宝公司陈述：络特莱软件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钱宝公司无关，钱宝公司的控股人也没有叫王毅的人。本案中，江会彪与钱宝公司各举示一份《劳动合同书》原件。两份合同均载明用人单位（甲方）为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劳动者（乙方）为江会彪，封面有“江会彪”的签字，末尾落款处有“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盖章及“江会彪”的签字。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书》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填写为“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共三年”。钱宝公司举示的《劳动合同书》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填写为“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五年”。江会彪对钱宝公司举示的《劳动合同书》封面及落款处“江会彪”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只是在该合同封面和落款处签字，后将签好字的空白合同交给钱宝公司进行内容完善，钱宝公司将内容完善后把其中一份劳动合同返还给江会彪；对劳动合同期限中“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五年”手写内容形成时间有异议。江会彪申请对该手写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了重庆市工信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因江会彪逾期未缴纳鉴定费被退案。2018年9月25日，钱宝公司向江会彪出具《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载明“公司拟从2018年9月25日起将解除/终止与您的劳动合同（期限截止至2018年9月25日）。您在公司的现有职务将被取消，如公司对您无新的工作岗位安排，您的劳动合同即在上述日期终止”。江会彪于2018年9月27日签收该通知书。钱宝公司曾在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多次向江会彪中信银行卡转账发放工资及支付报销款等。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更名为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即钱宝公司）。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注册成立。另查明，钱宝公司与江会彪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劳动争议案件一审（2019）渝0112民初3017号、二审（2019）渝01民终3084号民事判决，认定钱宝公司与江会彪自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劳动仲裁查明的江会彪工资情况，即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工资合计130515元。关于两份《劳动合同书》中劳动合同期限不同的问题。第一次庭审中，钱宝公司称因人事档案较乱，不清楚除钱宝公司和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之外，钱宝公司或其深圳分公司是否还与江会彪签订过其他劳动合同。第二次庭审中，钱宝公司称其是由现在的老板从深圳钱宝公司买过来的，相关纸质材料也是从深圳搬迁的；其提交的劳动合同是后来找到的，江会彪持有的劳动合同版本与其持有的不同，其不可能伪造不同的合同版本；事实上江会彪以前工作过的洛特莱公司与深圳钱宝公司是同一个人控股的，仲裁时律师不了解情况，本案代理人接手后经过进一步了解才得知；其与江会彪的另案并未涉及劳动合同期限争议，只是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因此其才没有提及另一份劳动合同。关于鉴定问题。江会彪陈述：何益益案件未能鉴定出结果，其次在鉴定期间得到了新的证据，即仲裁庭笔录和生效判决，钱宝公司在仲裁庭笔录中承认只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江会彪认为以上证据足以证明钱宝公司只与其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钱宝公司认为，其举示的《劳动合同书》足以推翻劳动仲裁中自认事实，自认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对自认的事实应不予确认。钱宝公司还陈述：其在2017年下半年给江会彪发了几个月的工资，是因为刚来的财务不了解状况，除此之外都是其深圳分公司发放的工资；其出具《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是因为新的CEO不了解用工的本质而出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钱宝公司与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内容一致的部分可见，双方至少从2014年9月1日起建立了劳动关系。钱宝公司辩称江会彪之后与钱宝公司深圳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依据是工作地点及社保参保单位、工资发放主体的变更，但江会彪与钱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其工作受钱宝公司安排，在江会彪与钱宝公司未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江会彪与钱宝公司深圳分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上述因素的变更不代表劳动关系主体变更；此外，江会彪与钱宝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的《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也是以钱宝公司而非其深圳分公司的名义出具，生效的（2019）渝01民终3084号判决书也已认定江会彪与钱宝公司在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钱宝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两份《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期限不同的问题。江会彪申请了对钱宝公司举示《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截止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因逾期未交费鉴定被退案，但不能据此认定钱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因在于：第一，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书》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与其劳动仲裁中举示的证据一致，钱宝公司在仲裁中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钱宝公司在本案中的多处陈述与劳动仲裁陈述不一致或不合常理，例如：在仲裁中称其与彭绍红签订两份劳动合同，与江会彪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且期限至2017年8月31日止，并未提及有另一份劳动合同，在本案中又陈述找到了另一份期限不同的劳动合同；在仲裁中陈述络特莱软件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钱宝公司无关系，在本案中又陈述两家公司系同一人控股的有关联的公司；在本案中陈述劳动仲裁的律师不了解实际情况，钱宝公司CEO不了解用工本质而以公司名义出具《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钱宝公司财务人员不清楚情况而以钱宝公司名义向江会彪发放工资等。这些问题显然很难简单以不清楚不了解情况、恰好找到了新证据来解释，钱宝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值得怀疑。此外，钱宝公司对于两份劳动合同中劳动合同期限不一致的原因，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也未能举证证明江会彪所举示的劳动合同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或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因此，钱宝公司仅凭本案才举示的一份期限不同的《劳动合同书》，不足以推翻其在劳动仲裁中的自认。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劳动合同既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双方当事人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形式，更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直接证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各自持有的劳动合同，在涉及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方面，应当保持一致性。本案中，因双方举示的《劳动合同书》中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显然不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违上述法律的立法初衷。因此，两个不同劳动合同期限中不重叠的部分，对当事人双方均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综上，该院认定在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江会彪与钱宝公司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钱宝公司与江会彪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8月31日到期后，江会彪继续从事钱宝公司安排的工作，钱宝公司仍应当在一个月之内与江会彪补签劳动合同，但钱宝公司一直未予补签，应支付江会彪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根据江会彪该期间工资情况，钱宝公司应支付江会彪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0515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钱宝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钱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江会彪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0515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钱宝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证据。本院查明：江会彪在一审庭审中并未陈述其与钱宝公司分别签订过两份合同，且其中一份是在试用期签订。另查明，关于何益益与钱宝公司双倍工资一案，钱宝公司在仲裁中认可其与何益益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但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并举示了一份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劳动合同。何益益申请对该合同期限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无法判断形成时间。该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20)渝01民终430号民事判决，判决钱宝公司支付何益益二倍工资差额。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同。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钱宝公司是否应向江会彪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第一江会彪在一审中举示的其与钱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该期限既与钱宝公司在仲裁审理阶段的陈述一致，也与双方之间的前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因此，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足以证明双方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第二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劳动合同填写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与钱宝公司在仲裁审理阶段陈述的劳动合同期限不一致。钱宝公司在一审中推翻了自己在仲裁中的主张，其举示的劳动合同填写的合同期限与发放给江会彪的合同内容不一致，钱宝公司未对其前后陈述不一致及合同期限填写不一致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其主张的合同期限约定内容不能成立。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据此，劳动合同是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基本依据，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返还劳动者由其保存备查的劳动合同版本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用人单位有约束力。本案江会彪举示的劳动合同加盖了钱宝公司印章，钱宝公司也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该份合同应当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裁判依据。钱宝公司一审举示的劳动合同版本存在瑕疵，其诉讼主张与仲裁相比出现较大变更，对相关事实钱宝公司解释为财务人员不清楚情况而发放工资、CEO不了解用工本质而出具终止通知、档案较乱不清楚合同情况，缺乏可信度。此外，钱宝公司在与何益益的案件中也采取同样的主张，江会彪基于同类案件鉴定无果的原因放弃鉴定，并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因此，钱宝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其举示的劳动合同可以推翻其在仲裁时自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钱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邓 山审 判 员  朱华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秦金星书 记 员  李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