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3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颖，女，1986年5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春，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伶，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盛平街8号4-5室。法定代表人：罗伯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卿，北京市坤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颖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城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王颖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王颖并非涉案宅院农业户籍在册人口，婚后经常居住地亦非该宅院，客观上不需要该宅院满足居住需求为由，认定王颖并非涉案宅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宅院系王颖家庭所有，王颖作为家庭成员，拥有合法宅基地使用权。王颖系因就学原因于2002年转为非农业户籍，上学后户口转回并分户，并不因此丧失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王颖虽于2012年结婚，婚后主要在前杨各庄村居住，但并未取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没有在该村腾退过程中获得安置补偿利益。经过家庭内部协商一致析产，王颖对于涉案宅院中东厢房三间具有合法物权权利，拆迁人应予补偿安置。在案证据亦没有证明王颖的亲属王国平、王朝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了王颖应当获得的补偿安置利益。在未追加王国平、王朝参加诉讼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王颖应当向王国平、王朝追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宅基地审批以户为单位，王颖作为家庭成员成年后未另行分配宅基地，因此对家庭所有的宅院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三、根据新航城公司与王国平、王朝签订的协议可知王颖既非被搬迁腾退人也不是被安置人，无法向王国平、王朝主张补偿安置利益。四、涉案项目搬迁腾退中，新航城公司对王颖具有独立在册户口是明知的。新航城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颖的上诉请求。王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航城公司按照北京新机场噪声区治理和周边综合治理项目住宅搬迁腾退补偿方案，补偿王颖80万元以及200平方米的定向安置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颖之父王国平在北京市大兴区×镇×村有宅院一处，即北京市大兴区×镇×街21号院（以下简称21号院），院内有北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王颖自认未参与21号院内的房屋建设。王颖原系21号院的农业户籍人口，于2002年11月因升学转为21号院甲的非农业户籍人口，于2012年11月12日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前杨各庄村刘佳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刘梓昊。王颖自认婚后主要在前杨各庄村居住生活。2018年8月，因北京新机场噪声区治理和周边综合治理项目需要，西里河村、前杨各庄村同期被征地拆迁。拆迁之时，21号院的产权人被确认为王国平，王朝（王国平之子）。王国平、王朝作为21号院的被搬迁腾退人分别与新航城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并选定安置房，但未签订补充协议，拆迁款亦未发放。刘佳户籍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镇×村×条13号院被分为三户，刘永贤（刘佳父亲）、刘颖（刘佳之兄）、刘佳分别作为被搬迁腾退人与新航城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为证明其对21号院的房屋享有所有权，王颖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的《农村房屋分配协议》，该协议记载有“王国平与来玉娟夫妇、王朝、王颖对21号院内的房屋归属达成如下协议：正房5间归王国平、来玉娟所有，东厢房3间归王颖所有，西厢房3间归王朝所有”。新航城公司对农村房屋分配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农村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享有宅基地使用资格的人应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认定标准通常为该宅基地所对应户的户内农业家庭成员。本案中，王颖并非涉案21号院的农业户籍在册人员，其结婚后的经常居住地亦非该21号院，客观上亦不需要该21号院来满足其基本居住需求，故对于王颖“其系2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诉争院落的拆迁协议签订人虽然只有王朝、王国平二人，但并不能据此直接得出拆迁利益仅归王朝、王国平两人所有的结论，其二人系作为相关权利人的代表就21号院的全部拆迁利益签订拆迁协议。根据查明事实，诉争院落系该院落代表人王国平、王朝在签订补偿协议后主动交付给新航城公司，并非新航城公司以侵权方式获取。其他户籍在册人员、房屋权利人如有相关利益主张，可与王朝、王国平等人另行依法解决。综上，王颖以物权保护为案由，要求新航城公司按照拆迁政策向其补偿拆迁款和定向安置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5月判决：驳回王颖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王颖提交案外人杜德保与生产队签订的《合同》复印件、电费缴费结果通知截图打印件、西里河村印刷厂航拍图打印件等证据，拟证明涉案腾退项目中存在不符合补偿条件的案外人实际取得了补偿安置利益的情况，其根据自身条件亦理应获得补偿安置。新航城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补充查明：《北京新机场噪声区治理和周边综合治理项目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实施方案》第二条载明“被搬迁腾退人为本项目搬迁腾退范围内被腾退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经询，新航城公司称并非所有符合腾退条件的被腾退房屋所有权人都要与新航城公司签订合同，而是按户由家庭选出代表签订合同。新航城公司提供了涉案21号院拆迁档案，其中：《宅基地确认单》记载该宅院宅基地面积为473.4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6.03平方米；王国平与新航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载明，被搬迁腾退房屋宅基地面积为236.5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15.32平方米；王朝与新航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载明被搬迁腾退房屋宅基地面积为236.5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15.33平方米。二审审理中，王颖称无法确认上述《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与王国平、王朝签订协议的一致性，但认可《宅基地确认单》中记载的宅基地及建筑面积。因王颖在一审审理中认可拆迁档案的真实性，其二审未提供证据推翻其一审自认，本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并对上述拆迁档案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新航城公司是否因搬迁腾退涉案房屋而应按照搬迁腾退补偿方案向王颖给予补偿。第一，王颖请求新航城公司按照涉案项目的搬迁腾退补偿方案向其补偿相应款项及定向安置房，但双方并未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因此其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第二，王颖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系依据其主张对21号院东厢房三间享有所有权。根据在案证据，案涉21号院宅基地面积为473.4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6.03平方米。王国平、王朝通过分院政策，分别与新航城公司签订了《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两份协议约定的被搬迁腾退房屋宅基地面积分别为236.53平方米、236.5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15.32平方米、115.33平方米。由此可知，王颖主张其享有权利的房屋及宅基地面积，已经包含在王国平、王朝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中，且王国平、王朝已经将涉案宅院腾退并交由新航城公司拆除。第三，王颖主张其对21号院部分房屋享有所有权，系依据与王国平、王朝等家庭内部成员所签订的房屋分配协议，该协议并无对外公示性，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新航城公司对该分配协议知情。第四，新航城公司亦认可案涉搬迁腾退项目系按户与家庭代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进行补偿。综上，王颖主张享有物权的房屋，已经被同户家庭成员王国平、王朝交给新航城公司搬迁腾退，该房屋已经灭失；且新航城公司与王国平、王朝就涉案21号院全部宅基地及建筑面积的补偿签订了协议，王颖所主张的房屋及宅基地所对应的安置补偿利益也包含其中，新航城公司没有义务重复进行补偿。王颖基于家庭内部房屋分配协议主张对21号院部分房屋享有所有权，即便其主张成立，亦应通过协商或其他法律途径通过家庭内部分配实现其利益诉求。另指出，因房屋分配协议及王颖的权利主张涉及案外人王国平、王朝等人的权利义务，故房屋分配协议的效力以及王颖对21号院所享有的权利等事宜，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不宜由本案作出认定。鉴于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王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王颖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雨菡审 判 员 刘丽杰审 判 员 王 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继玉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