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海燕，女，195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刚，北京市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萌枝，北京市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胡立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雪涛，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海燕因与上诉人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氏盛弘公司）、被上诉人任雪涛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7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海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萌枝、张福刚，被上诉人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海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向戴海燕给付投资收益20万元及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汉氏盛弘公司同样未在《补充协议》中加盖公章，任雪涛在签订《补充协议》时也并非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任雪涛同样代理汉氏盛弘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显然，一审法院认为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其拥有代理权。本案中的《补充协议》与《承诺书》是在相同当事人之间、相同法律关系中形成的法律文件，《承诺书》对《补充协议》约定的给付时间进行了具体细化。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权，是汉氏盛弘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汉氏盛弘公司与包括戴海燕在内的投资人日常沟通的负责人亦为任雪涛，任雪涛事实上也作为汉氏盛弘公司的代理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任雪涛签署《承诺书》时，虽然胡立柱本人在场，但胡立柱并未向戴海燕明确声明其是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阻止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签字。另外，汉氏盛弘公司的实际给付行为己经追认了《承诺书》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戴海燕有充足理由相信任雪涛拥有对汉氏盛弘公司的代理权限，任雪涛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具有约束力，戴海燕有权要求取得收益和违约金。二、一审法院刻意回避汉氏盛弘公司以实际给付行为追认《承诺书》效力的关键证据，未对汉氏盛弘公司追认《承诺书》的事实作出认定，应当予以纠正。一审中汉氏盛弘公司提交了一份《基金款返还明细》，汉氏盛弘公司自认在2019年3月底前向包括戴海燕在内的投资人返还了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该事实与《承诺书》中的第一款“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本金如下：300万元整（三百万元整人民币）”约定的返还时间和返还数额一致。一审法院也已查明汉氏盛弘公司于2019年3月向投资人返还投资本金3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退一步讲，即使任雪涛在签字时未取得汉氏盛弘公司授权，汉氏盛弘公司实际返款行为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已经以实际行为追认并履行了《承诺书》的部分约定。但一审法院未对汉氏盛弘公司追认《承诺书》的事实作出认定，错误认为《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认为“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签字，并不是表示其个人给付戴海燕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并承诺支付时间，戴海燕要求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也没有充分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查明，任雪涛明确认可《承诺书》上的签名系本人签署。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承诺书》系任雪涛单方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任雪涛应该依照其作出的承诺，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承诺书》不是任雪涛的承诺，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的理由是任雪涛代理汉氏盛弘公司出具《承诺书》未取得授权。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根据上述规定，对于任雪涛无代理权却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的行为，其个人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行为，一审判决既否认其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又否认其代表个人，这是对不诚信公司及个人的变相保护，是纵容拿签字当儿戏的行为。基于上述，戴海燕认为，《承诺书》既对汉氏盛弘公司有效，亦对任雪涛有效。戴海燕有理由相信任雪涛有权代理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汉氏盛弘公司也已经以事实行为追认了《承诺书》内容。任雪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该对其在《承诺书》上的签字负责。一审法院作出的第二项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针对戴海燕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戴海燕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戴海燕在一审中所提交的《承诺书》是一份作废的文件，对任雪涛及汉氏盛弘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任雪涛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承诺书》签订时，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立柱也在场。该《承诺书》系戴海燕等起草，任雪涛未仔细看便签了字，签字后察觉内容有问题便拿给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立柱，胡立柱当场明确表示该文件内容有错误，汉氏盛弘公司不能同意，该文件不能签署，故该文件没有加盖汉氏盛弘公司公章。任雪涛既不是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无权在该《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事后也没有经过汉氏盛弘公司的追认，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戴海燕主张表见代理不能成立。汉氏盛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返还其投资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由戴海燕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所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实际为戴海燕将所投资金通过汉氏盛弘公司专项用于投资到案外人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诺赛尔公司），并非直接对汉氏盛弘公司的投资。汉氏盛弘公司不是投资款的使用主体，也不是投资款的义务返还责任主体。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于2018年10月17日所签署的《补充协议》，并非《增资扩股协议》的解除协议，而是基于汉氏盛弘公司代表包含戴海燕在内的全体投资人向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氏联合公司）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后，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所达成的就股权回购款的分配协议，该《补充协议》是对《增资扩股协议》的补充。并且，该协议内已经明确约定了汉氏盛弘公司向戴海燕退还投资款的条件和期限，即需要“汉氏盛弘公司收到北京汉氏联合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增资款及股权出资款2000万元后10日内”，方能达到向戴海燕支付款项的付款条件。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认为汉氏盛弘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时，仍承担退还剩余全部投资款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截至本案一审判决之日，汉氏盛弘公司共收到退还款项800万元，剩余1200万元并未收到。且在收到上述800万元款项时，戴海燕及其他投资人已经就投资人之间投资款的分配达成了一致，应退还戴海燕的金额为5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已经向戴海燕足额进行了支付。剩余50万元投资款，由于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汉氏盛弘公司无支付义务。综上，原审判决判令汉氏盛弘公司向戴海燕返还50万元投资款，无法律以及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驳回戴海燕的一审诉讼请求。戴海燕针对汉氏盛弘公司的上诉辩称，本案系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之间的增资协议纠纷，系根据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由戴海燕出资100万元向汉氏盛弘公司投资，投资款项转入汉氏盛弘公司账户。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汉氏盛弘公司应当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义务，而汉氏盛弘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后未履行为戴海燕办理工商登记的义务，使得戴海燕至今未取得股东地位。因汉氏盛弘公司违约，戴海燕与汉氏盛弘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对解除《增资扩股协议》及退还投资款项达成了合意，汉氏盛弘公司认为应当在足额收到2000万元退款后再向戴海燕退还的前提条件不能成立，戴海燕从来没有同意汉氏盛弘公司待收到2000万后再进行退款，且汉氏盛弘公司已向部分投资人返还了相应款项。汉氏盛弘公司以尚未收到案外人退款作为拒绝向戴海燕退还投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任雪涛对汉氏盛弘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汉氏盛弘公司上诉请求。戴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汉氏盛弘公司返还投资收益50万元，给付戴海燕投资收益20万元（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投资周期2年），汉氏盛弘公司给付戴海燕逾期付款违约金，任雪涛对汉氏盛弘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保全保险费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4日，汉氏盛弘公司（甲方）与戴海燕（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基于目标公司已参与了汉氏联合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希诺赛尔公司的股份改制，甲方通过向希诺赛尔公司增资1000万元获得5%的股份（简称A股份），同时又向汉氏联合公司以货币形式向其出资1000万元购买其所拥有希诺赛尔公司的5%股份（简称B股份），基于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一定的货币金额获取甲方在B股份中的相对应的股比；乙方出资100万元货币金额增资甲方股份，作为定向资金购买乙方在B股份中的10%股份比率；新增股东自出资本金到账之日即视在希诺赛尔公司股东分红时能按本协议享有甲方的分红比率；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相应决议后5日内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向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各股东应全力协助、配合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在本次增资扩股事宜中所发生的一切增资扩股及与工商登记有关的费用，由变更后的公司承担，其他费用如验资及评估等费用由出资各方自行承担；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应当在责令规定的时限内补交出资，并按其逾期天数及到期应缴出资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其他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而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均按照实际损失额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实际损失额的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戴海燕于2017年1月4日给付汉氏盛弘公司100万元。2018年10月17日，任雪涛与戴海燕等5人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首部列明甲方为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任雪涛，乙方为戴海燕等5人，丙方为任雪涛，约定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以及甲方与汉氏联合公司签订的《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及与汉氏联合公司和汉氏干细胞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根据《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并《补充协议2》5.7.2之规定，行使退出权利后，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的增资款（1000万元）和股权出资款（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后，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增资扩股协议》乙方的每个人的实际投资款本金数额，转账划款到乙方指定账号；丙方对上述条款承担担保责任。任雪涛在该协议甲方处及丙方处签字。戴海燕主张该《补充协议》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应给付戴海燕投资款本金及投资收益。协议签订时，任雪涛并非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和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订该协议一事予以认可，但主张协议仅约定在汉氏盛弘公司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2000万元后才向戴海燕等乙方退还本金，现汉氏干细胞公司尚未足额退款，故退还全部本金的条件未成就。此外，也不能证明投资收益归戴海燕等5人的乙方所有。戴海燕提交一份《承诺书》，内容为：2019年3月1日，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任雪涛在股东会议承诺将汉氏联合集团返回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投资本金2000万元、投资收益400万元，按照年化率10%，2年期，返还投资人，基金公司扣除收益2%。1、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中本金如下：300万元；2、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其中本金、投资收益为如下：1700万元+400万元=2100万元；3、收到基金款后，及投资收益需次日按照比例退回投资人及机构，逾期未退回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该《承诺书》落款处打印了“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签字：2019年3月1日”的内容，任雪涛在“负责人签字：”处签字。戴海燕主张该《承诺书》证明任雪涛及汉氏盛弘公司承诺2019年3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本金300万元，2019年5月31日前返还投资人本金及投资收益共计210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认可该《承诺书》上任雪涛的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该《承诺书》落款处打印的公司名称不是汉氏盛弘公司，汉氏盛弘公司未授权任雪涛签署该《承诺书》，任雪涛也不是以其个人名义签署的，该《承诺书》无效。为证明有理由相信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在承诺书上签字，戴海燕提交了2019年1月17日汉氏盛弘公司向汉氏联合公司和汉氏干细胞公司出具的《退出及股权回购通知》，2016年汉氏盛弘公司与汉氏联合公司签署的《希诺赛尔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2016年12月31日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上述三份合同的落款处均盖有汉氏盛弘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任雪涛均在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处签字。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主张上述三份用于佐证任雪涛有权代表的合同，落款处虽然有任雪涛签字，但同时也均盖有汉氏盛弘公司的章，而《承诺书》中汉氏盛弘公司并未盖章，故不能证明在《承诺书》中任雪涛依然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并且汉氏盛弘公司之所以没盖章，是因为法定代表人胡立柱在现场当场表态汉氏盛弘公司不同意《承诺书》的内容。一审诉讼中，戴海燕表示其诉讼请求中要求任雪涛承担连带责任，系因任雪涛在《承诺书》中以其个人名义承诺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戴海燕还提交了2019年3月1日制作的“盛弘退回投资基金明细表”作为证据。该表载明2019.3.31已退戴海燕30万元，2019.3.31合计已退300万，载明2019.5.31未退戴海燕70万元，2019.5.31合计未退1700万；且备注汉氏联合公司需于2019年5月31日将投资款退至盛弘公司，盛弘公司收到基金款后，需当日按比例退回投资人，逾期未退按照金额*0.5%收取滞纳金，同时返还10%*2年的投资收益额，按照投资比例返还。该表有戴海燕、任雪涛等人签字。戴海燕主张该表证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已经按照《承诺书》履行了一部分义务。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对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表对汉氏盛弘公司不生效，而且也只是付款意向。汉氏盛弘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6月、8月向投资人累计返还投资本金300万、400万、100万。其中汉氏盛弘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共计退还戴海燕投资款5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提交了其于2019年9月16日向汉氏联合公司、汉氏干细胞公司作出《通知函》复印件。通知函显示：截至该函发出之日，贵司仅向我司支付了800万元股权出资本金，剩余本金1200万元及全部利息、滞纳金一直未付，请贵司收函之日起15日内明确回复。2019年12月6日，汉氏联合公司、汉氏干细胞公司共同向汉氏盛弘公司出具《款项支付情况说明》称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我司委托关联单位给贵司汇款3次，共计800万元（其中江西汉氏干细胞健康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300万元、汉氏联合（天津）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50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还提交了相关银行回单，证明其于2019年3月28日收到300万元，2019年6月11日收到400万元，2019年7月9日收到100万元。2019年7月18日，戴海燕就本案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并花费3000元保全保险费委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了保单保函提供担保。一审另查，汉氏盛弘公司系2014年7月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蔡明，股东为胡立柱（出资4500万）、任雪涛（出资500万）。2016年11月25日，法定代表人由蔡明变更为任雪涛，2017年5月5日，法定代表人由任雪涛变更为王伟，2018年10月11日，法定代表人由王伟变更为胡立柱。一审法院认为，戴海燕与汉氏盛弘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以及戴海燕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戴海燕是否有权要求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返还本金；二是戴海燕是否有权要求取得收益、违约金。关于焦点一，戴海燕是否有权要求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返还本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任雪涛与汉氏盛弘公司已达成合意解除《增资扩股协议》，汉氏盛弘公司应退还已收取戴海燕的100万元投资款。故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返还其尚未退还的5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补充协议》虽然约定汉氏盛弘公司于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2000万元后的10个工作日内需要返还戴海燕投资本金，但该约定应视为汉氏盛弘公司在收到全额退款后，有10个工作日内返还投资人投资款本金的义务，而非汉氏盛弘公司未收到退款就无需向投资人返还投资款的权利。关于任雪涛的担保责任，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补充协议》对任雪涛的担保责任约定不明确，故任雪涛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任雪涛仅在《补充协议》中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而根据《补充协议》，汉氏盛弘公司付款义务的前提为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2000万元后的10个工作内需要返还戴海燕投资本金，故对任雪涛的担保责任应理解为对汉氏盛弘公司收到足额退款后10个工作日内返还投资人的承诺提供保证。现戴海燕并未举证证明汉氏盛弘公司已足额获得2000万元退款，汉氏盛弘公司亦不认可其已收到全部退款，补充协议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故戴海燕无权要求任雪涛就50万元本金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若《补充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汉氏盛弘公司仍未履行债务，任雪涛可就任雪涛的连带保证责任另行提起诉讼。关于焦点二，戴海燕是否有权要求取得收益、违约金。上述两份协议中，并未约定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应当在2019年5月31日前给付戴海燕投资款本金50万、投资收益20万元及违约金，现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的依据是《承诺书》，该《承诺书》并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公章，而是由任雪涛在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处签字，但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均主张任雪涛并未取得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戴海燕也不能证明任雪涛已取得汉氏盛弘公司的授权，故该《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没有约束力，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任雪涛在《承诺书》上签字，并不是表示其个人给付戴海燕投资款本金、投资收益并承诺支付时间，戴海燕要求任雪涛支付投资收益及违约金也没有充分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戴海燕虽主张任雪涛构成对汉氏盛弘公司的表见代理，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知戴海燕认识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立柱，且签署《承诺书》时胡立柱亦在现场，胡立柱未签字，汉氏盛弘公司亦未盖章的情况下，戴海燕仍主张任雪涛属于表见代理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戴海燕就本案申请保全虽然支出了3000元保全保险费用，但对保全提供担保并非只有购买保全保险一种方式，故该项支出并非必然产生的损失，戴海燕与汉氏盛弘公司、任雪涛签署的协议亦未对此作出特别约定，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和任雪涛赔偿该项损失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汉氏盛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戴海燕投资款50万元；二、驳回戴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汉氏盛弘公司及任雪涛提交了（2020）京03民终2510号判决书作为证据，证明目的为案涉《承诺书》无效。戴海燕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戴海燕返还50万元投资款项；二、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戴海燕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违约金；三、任雪涛是否应当向戴海燕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及违约金。一、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戴海燕返还50万元投资款项。汉氏盛弘公司上诉主张，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于2018年10月17日所签署的《补充协议》，并非《增资扩股协议》的解除协议，而是基于汉氏盛弘公司代表包含戴海燕在内的全体投资人向汉氏联合公司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后，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所达成的就股权回购款的分配协议。且该协议内已经明确约定了汉氏盛弘公司向戴海燕退还投资款的条件和期限，即需要“汉氏盛弘公司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增资款及股权出资款2000万元后10日内”，方能达到向戴海燕支付款项的付款条件。现汉氏盛弘公司共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退还的款项800万元，剩余1200万元并未收到。且在收到上述800万元款项时，戴海燕及其他投资人已经就投资人之间投资款的分配达成了一致，应退还戴海燕的金额为50万元，汉氏盛弘公司已经向戴海燕足额进行了支付。剩余50万元投资款，由于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汉氏盛弘公司无支付义务。戴海燕辩称，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已就解除《增资扩股协议》达成合意，汉氏盛弘公司以尚未收到案外人退款作为拒绝向戴海燕退还投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戴海燕出资100万元货币金额增资汉氏盛弘公司股份，作为定向资金获取汉氏盛弘公司所拥有的希诺赛尔公司的股份。《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后，汉氏盛弘公司向汉氏联合公司及汉氏干细胞公司发送《退出及股权回购通知》，要求汉氏干细胞公司于收到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以2000万元回购汉氏盛弘公司向希诺赛尔公司的增资以及汉氏盛弘公司受让的股权出资。根据汉氏盛弘公司与戴海燕等签订《补充协议》，汉氏盛弘公司根据《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合同》并《补充协议2》5.7.2之规定，行使退出权利后，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的增资款（1000万元人民币）和股权出资款（1000万元人民币），共计2000万元人民币后，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增资扩股协议》乙方的每个人的实际投资款本金数额，将账款划到乙方指定账号。综合上述三份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汉氏盛弘公司已与戴海燕就解除《增资扩股协议》及返还投资本金达成合意。虽然《补充协议》约定汉氏盛弘公司于收到汉氏干细胞公司足额退还2000万元后的10个工作日内需要返还戴海燕投资本金，但该约定应视为汉氏盛弘公司在收到全额退款后，有10个工作日内返还投资人投资款本金的义务，而非汉氏盛弘公司未收到退款就无需向投资人返还投资款的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汉氏盛弘公司应向戴海燕返还其尚未退还的50万元投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应当向戴海燕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违约金。戴海燕表示其向汉氏盛弘公司主张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违约金的合同依据为《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其中仅有《承诺书》对投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有约定。根据在案证据，该份《承诺书》落款处打印了“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签字：2019年3月1日”的内容，任雪涛在“负责人签字：”处签字。戴海燕主张任雪涛作为汉氏盛弘公司持股90%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负责与戴海燕等投资人日常沟通，其认为任雪涛在“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负责人”处签字即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汉氏盛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非指向汉氏盛弘公司，《承诺书》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公章，《承诺书》对汉氏盛弘公司不发生效力。关于“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指向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本院认为，现实中并无名为“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主体，而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可知，《承诺书》与双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直接相关，由此可以推定“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的主体为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汉氏盛弘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反证，故本院认定《承诺书》中的“汉氏盛弘基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向的即为本案当事人汉氏盛弘公司。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在案证据，本院对当事人围绕该争议焦点产生的争议问题论述如下：1.任雪涛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本案中，戴海燕上诉主张任雪涛在《承诺书》中以汉氏盛弘公司负责人的名义签字，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其具有代理权。对此本院认为，《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定代表人无需另行授权，即可一般性地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除法定代理人外，委托代理一般是一事一授权，代理人变动性很大。在委托代理情况下，代理人的权限来自被代理人的授权，未经被代理人授权的，其行为与被代理人无关，自然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在签署《承诺书》时，任雪涛既不是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取得相应授权，此种情形下戴海燕主张任雪涛有权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署《承诺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汉氏盛弘公司是否存在追认行为本案中，戴海燕上诉主张汉氏盛弘公司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存在追认行为，理由是汉氏盛弘公司付款300万元的行为与《承诺书》约定的付款进度一致，与汉氏盛弘公司主张的付款依据《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付款进度不一致。《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中，戴海燕未提交证据证明汉氏盛弘公司曾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明确表示予以追认，汉氏盛弘公司向投资人转款300万元的行为与汉氏盛弘公司主张的付款依据《补充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并不矛盾，戴海燕仅凭汉氏盛弘公司向投资人转款300万元的时间与《承诺书》中的个别条款约定存在一致即认为汉氏盛弘公司曾对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予以追认，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3.任雪涛在《承诺书》中的签字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戴海燕上诉主张即便汉氏盛弘公司未授权任雪涛签署《承诺书》，任雪涛的签字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理由是案涉投资活动中一直由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和出面协调，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份，戴海燕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具有代理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前述两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具体到本案，戴海燕上诉主张案涉投资活动一直由任雪涛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和出面协调，且任雪涛持有汉氏盛弘公司90%的股份，戴海燕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具有代理权。对此本院认为：其一，确认构成表见代理的行为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涉及被代理人利益维护与相对人利益维护的平衡问题。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是出于对各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使个人权利的静态利益与社会交易的动态安全得到合理的协调，使得有限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在交易上有必要牺牲个人权利的静态安全，来保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对比《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只有《承诺书》体现了投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相关内容。《承诺书》在《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单方面大幅度增加了汉氏盛弘公司的义务与责任，而并未增加戴海燕的义务和责任，戴海燕系《承诺书》的纯受益方。在此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避免过分牺牲被代理人汉氏盛弘公司的利益，致使双方利益失衡，应对戴海燕是否是善意且无过失进行更严格审查。其二，根据戴海燕与汉氏盛弘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戴海燕系作为投资人购买汉氏盛弘公司的股份，其作为投资人对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权结构等可以公开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应较为关注和了解，其应当知晓任雪涛于2019年3月1日签署《承诺书》时，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胡立柱，而非任雪涛。其三，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大股东的意志并不当然代表公司。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的《承诺书》签署场景，签署《承诺书》时明显具备由汉氏盛弘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条件，而该《承诺书》却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公章，戴海燕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仅有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系汉氏盛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四，任雪涛此前代表汉氏盛弘公司签字时合同中同时加盖了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补充协议》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但因汉氏盛弘公司在事后进行了追认而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然而，不能因汉氏盛弘公司事后追认了《补充协议》而当然得出汉氏盛弘公司亦会在事后追认《承诺书》，两者在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戴海燕不能因《补充协议》未加盖汉氏盛弘公司的印章而有效而合理地认为《承诺书》只需任雪涛签字即对汉氏盛弘公司发生效力。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难以认定戴海燕有理由相信任雪涛在签署《承诺书》时是有代理权的，故对戴海燕关于任雪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任雪涛未经授权签署《承诺书》，事后亦未经汉氏盛弘公司追认，任雪涛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戴海燕要求汉氏盛弘公司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任雪涛是否应当向戴海燕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中，戴海燕主张任雪涛应向其支付20万元投资收益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任雪涛曾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表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承诺书》是对《补充协议》的补充，任雪涛签字既代表汉氏盛弘公司又代表任雪涛个人；二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任雪涛是无权代理且汉氏盛弘公司事后没有追认，任雪涛个人应对善意相对人戴海燕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戴海燕主张的第一项理由，本院认为，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看，《承诺书》和《补充协议》是两份独立的合同，无法体现戴海燕主张的《承诺书》是对《补充协议》的补充，《承诺书》的内容中未体现任雪涛同意使用其自有资金向戴海燕付款，戴海燕主张任雪涛在《补充协议》中签字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又在《承诺书》中签字即说明任雪涛在《承诺书》项下亦应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戴海燕主张的第二项理由，《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适用该款的前提是戴海燕为善意相对人，这要求其不知道任雪涛没有代理权且对其“不知道”没有主观上的过失。根据前文中本院对上一争议焦点的论述，戴海燕应当知晓任雪涛并非汉氏盛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具备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条件而汉氏盛弘公司明确予以拒绝的情况下，其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仅有任雪涛签字的《承诺书》系汉氏盛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难以采信其不知道任雪涛没有代理权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故对其要求任雪涛就无权代理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海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汉氏盛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800元（已交纳），由戴海燕负担43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 军审 判 员  金妍熙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梦琦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