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行终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信业房产双江路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01200856250XU。 法定代表人：吴智敏，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野平，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桥佳，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淑芳，女，195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学平（系熊淑芳之夫），男，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鹏飛，五通桥区冠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熊贵友，男，195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上诉人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简称五通桥自然资源局）与被上诉人熊淑芳、原审第三人熊贵友林业行政许可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1102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8月13日对本案公开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五通桥自然资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桥佳，被上诉人熊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学平、田鹏飛以及原审第三人熊贵友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审第三人熊贵友系民安村10组村民。2002年9月16日，熊贵友（乙方）与民安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辉山镇民安村茶场租赁承包合同书》（简称《承包合同》），约定：乙方租赁民安村集体茶场，租赁承包期30年，即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租赁范围为现有茶场面积约90亩，茶房约250平方米及现有的茶机具（见清单）。同时还约定有租赁承包费、交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2019年10月11日，熊贵友向林业站提交《申请》，申请砍伐其所承包民安村集体土地上栽种的30株桉树，民安村民委员会、林业站、辉山镇政府均在该《申请》上加盖公章同意。熊贵友随该《申请》一并提交了《承包合同》《见证书》《授权委托书》。 2019年10月14日，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向熊贵友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2019年12月12日，林业站出具《更正说明》，载明：“我站于2019年10月14日签发办理的辉山镇民安村熊贵友林业采伐证，其采伐地点民安村6组有误，更正为民安村9组。” 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称，李某自2007年至今任民安村村委会主任，民安村只有一个茶场，茶场一直由熊贵友承包。熊贵友申请的林木是在其承包的茶场里。李某知晓熊淑芳承包了屈建华的承包林地，界线划分是清楚的。熊贵友采伐的林木不在熊淑芳的林木范围内。五通桥自然资源局认为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熊贵友的《申请》是真实有效的，但不认可证人李某陈述熊淑芳的土地有四至界线，认为存档的图纸只标示了土地长宽，没有经纬度，不能判断熊淑芳土地的四至界线。熊淑芳认为李某证言前后矛盾。 另查明：落款时间为1997年1月10日的《集体荒山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载明：转让方（甲方）为民安村委员会，承让方（乙方）为案外人屈建华，甲方将位于甲方九、十组地域上的“九组地域圈耳石两宗地、桥墩子沿烧房沟至村茶场两宗，十组双河口至村茶场所一宗，共五宗地计142965.14㎡（214.45亩）荒山”使用有偿转让给乙方。位置及四至界限见图。转承让年限三十年，即1997年1月10日至2027年1月9日止。附图五张。落款时间为1997年1月5日，面积为59597.18㎡的《屈建华权属界址示意图》位于民安村九组范围内。 2008年11月26日，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向案外人屈建华颁发五府林证字（2008）第020048号《林权证》，该证共登记有四宗土地，其中第四宗土地登记为：小地名沙坝儿，林班为民安村，面积为105亩，主要树种为桉树，林地使用期为18年，终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四至：东与路连界，南与崖边连界，西与茶场边界，北与茶场连界。 原审原告熊淑芳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的《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原辉山镇民安村八、九、十组“五荒”承包人屈建华，乙方为熊淑芳，甲方自愿将民安村原合同的荒山全部有偿转让乙方经营使用，承包期限以原合同期限为准，此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和见证方（即原合同的甲方民安村民委员会）各两份。辉山镇民安村民委员会在“鉴证方：（签章）”处加盖印章。 2020年4月7日，一审法院组织原审原告熊淑芳、原审被告五通桥自然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熊贵友对熊贵友采伐林木的地点进行现场勘验，并制《询问笔录》和《现场示意图》，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现场示意图》中标示为“争议地”即为熊贵友的“采伐地”，“争议地”位于半山坡，熊淑芳与熊贵友均认可“争议地”上边与茶地相连部分的树木原属于案外人屈建华。 又查明：因机构改革，五通桥区将区国土资源分局的职责，以及区水务和林业局的林业管理职责等职责整合，组建区自然资源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挂区林业局牌子。组建区水务局，不再保留区水务局和林业局。 上述事实，有原审被告五通桥自然资源局提交的《申请》《承包合同》《见证书》《授权委托书》《更正说明》、证人证言；熊淑芳提交的《集体荒山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五府土（1997）13号《关于辉山镇民安村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给屈建华的批复》、辉集建（97）字第0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林权证》《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个人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书》《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认为，根据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第五款关于“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被告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有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职权。 综合诉辩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熊淑芳与被诉行政行为即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有利害关系；2.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合法；3.熊淑芳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应当支持问题。 （一）关于熊淑芳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熊淑芳提交的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向案外人屈建华颁发五府林证字（2008）第020048号《林权证》及《协议书》载明的内容看，案外人屈建华将其承包的民安村9组沙坝儿林地转让给熊淑芳，该宗地的西、北均与茶场连界，种植的树木为桉树；再结合证人陈述民安村仅有一宗茶场即熊贵友承包民安村9组的茶场，以及本院现场勘验情况来看，熊淑芳与熊贵友就熊贵友已采伐的林木权属尚存争议，而熊贵友庭审中明确其所采伐的桉树在《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内。因此，熊淑芳提交的《林权证》《协议书》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熊淑芳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根据上述规定，熊淑芳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二）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关于“申请采伐证的单位、个人，除持林权证外还应分别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二）采伐零星林木（采伐作业面积0.1公顷以下，下同）的，应当提交采伐申请文件，文件应载明采伐目的、时间、地点、林种、树种、林况、面积、蓄积、株数、出材量、采伐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第二十七条关于“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在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林权争议经人民政府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后，仍有异议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生效的林权证明，审核发放采伐证”的规定，作为具有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法定职权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审查申请书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提交申请采伐林木权属证明包括林权证书或能证明林木权属有效材料，是否存在不得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形。本案中，熊贵友申请采伐林木时，没有提交前述法律规范要求提交的林权证，其提交证明林木权属的《承包合同》，也仅载明茶场面积约90亩，并无具体村组，也无四至边界；熊贵友提交的《承包合同书》并非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且该合同书不能排除申请采伐林木的林地、林权无权属争议。而恰如前所述，熊淑芳与熊贵友对采伐林木权属尚存争议。同时，熊贵友提交的《申请》未载明采伐的具体时间，采伐的具体地点也不明确（仅为民安村集体承包的土地），且熊贵友本人也系民安村10组村民；民安村民委员会在其《申请》上加盖公章同意的也仅是其《申请》所载明的内容，未对其权属进行明确。因此，原五通桥水务和林业局在未对熊贵友申请采伐的林木权属及四至边界进行核实的情况下直接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符合上述规定。另，该许可证载明的采伐地点为民安村6组（在许可期限结束后又出具《更正说明》，更正为9组），亦未明确四至边界，许可到期后又直接在《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直接加盖林业站的公章进行更改，更改时间又不具体（仅为2019年12月上旬），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故应当予以撤销。熊淑芳主张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但不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三）关于熊淑芳请求赔偿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被诉行政行为《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予以撤销，但该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是基于颁发该许可证涉及的林地、林木相关权属存在争议，而对于该争议林地、林木相关权属，熊淑芳并未提交确凿证据证明属于其享有，也就是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即使存在《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许可采伐的树木被砍伐，也不当然能证明被砍伐树木系熊淑芳所有，也就是熊淑芳诉称的损失系原《林木采伐许可证》颁发机关造成的尚无损害事实的根据。再则，熊淑芳对于其主张的15万元的赔偿，同样未提交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对熊淑芳的赔偿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关于“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于2019年10月14日向原审第三人熊贵友颁发的五林辉山镇采字〔2019〕1014010号《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二、驳回原审原告熊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五通桥自然资源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熊淑芳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判决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是基于颁发该许可证涉及的林地、林木相关权属存在争议，但是原审判决在判决书中也明确载明在案证据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熊淑芳对《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许可采伐的林木享有权属。在此情况下，也就代表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熊淑芳与《林木采伐许可证》之间存在任何的利害关系。要认定被上诉人熊淑芳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应当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不能仅凭被上诉人熊淑芳自己的陈述和认为。原审法院作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院也无权对权属争议进行认定。在此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权属进行认定，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熊淑芳享有权属，就不能认定熊淑芳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川1102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熊淑芳的起诉。 被上诉人熊淑芳辩称：1.熊淑芳是此行政诉讼案件所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当然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2018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熊淑芳的承包林地与熊贵友承包的茶场是相邻的，熊贵友持五通桥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伐许可证，在五通桥自然资源局允许的情况下对熊淑芳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砍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2018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熊淑芳无疑是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当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因一审法院不能直接对争议地块的权属进行认定，所以在判决书上作了争议林地、林木的表述。现五通桥自然资源局提出熊淑芳没有证据证明其对《采伐许可证》上许可采伐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以存在所谓的争议来推论熊淑芳对争议地块不享有权属，因此得出熊淑芳不具有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熊贵友述称，屈建华的林权证上涉及的林地范围和其所砍伐的林地不存在交叉，其所砍伐的林木系其栽种。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案被诉的《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51111203191014010）上载明的被许可采伐的林木地址位于民安村9组，熊淑芳主张权利的沙坝儿宗地位于民安村9组，熊贵友主张权利的茶场部分位于民安村9组。 另查明，发证日期为2019年10月14日的《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51111203191014010）上“采伐四至”、“GPS定位”两栏均未填写内容。熊贵友于2020年9月16日与民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辉山镇民安村茶场租赁承办合同书》中未明确载明茶场的四至边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系熊淑芳与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行为有无利害关系。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没有载明具体的“采伐四至”，仅载明许可熊贵友在民安村9组采伐相关林木。熊淑芳主张权利的沙坝儿宗地和熊贵友主张权利的茶场均在民安村9组。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许可采伐的林木究竟在熊淑芳主张权利的沙坝儿宗地范围内还是在熊贵友主张权利的茶场范围内。双方的实质争议系熊贵友依据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证》实际采伐林木的权利归属问题。在此情形下，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熊淑芳与本案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五通桥自然资源局提出的熊淑芳与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行为无利害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原审原告起诉的是林木采伐许可行为，在本案中人民法院仅对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被诉林木采伐许可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并据此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为实质性解决争议，原审原告熊淑芳和原审第三人熊贵友可依法提出林权纠纷处理申请解决案涉林地林木权属争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晓芸 审 判 员 罗喆予 审 判 员 钟小红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 玲 书 记 员 朱蕾汀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