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1520号上诉人（原审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袁银阳，男，195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上诉人（原审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何铁林，男，194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新，湖南为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范华杰，男，196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余粮，湖南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银阳、何铁林与上诉人范兴良、范华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袁银阳、何铁林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9）湘10民申95号民事裁定，指定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9）湘1026民再1号民事判决，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范华杰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范兴良上诉后于2020年2月11日去世，范兴良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表明放弃继承诉讼权利。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银阳、何铁林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改判为由范兴良返还袁银阳、何铁林的木材销售款分别为15549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再审判决将各合伙人木材销售款认定为75825元错误，实际为155490元。双方一致同意按215亩进行采伐面积鉴定，一审再审认定为156亩错误。2.一审再审判决认定案涉30%的林木款不属于合伙财产属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按照合伙协议，该30%林木款应给付山主。3.一审再审判决认定范兴良多分3%偏袒范兴良。范华杰辩称，袁银阳、何铁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范华杰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再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范华杰不承担本案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1.本案案由应为合伙纠纷。2.范兴良对其合伙承包的山林投入最多，贡献最大。3.范华杰仅按照范兴良的指示安排完成了范兴良安排的采伐事宜，范华杰对范兴良等人合伙承包山场的林木采伐事宜没有决定权，范华杰的行为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情形。一审再审判决范华杰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于法无据。4.袁银阳、何铁林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定期限。（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生效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袁银阳、何铁林申请再审时间为2019年5月9日。袁银阳、何铁林辩称，1.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民申95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非合伙纠纷。2.范华杰系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袁银阳、何铁林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改判为由袁银阳、何铁林各分得合伙财产158300元，由范兴良、范华杰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鉴定费3万元由范兴良、范华杰承担；3.本案一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范兴良、范华杰负担。袁银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范兴良、范华杰给付袁银阳处理合伙财产的价款1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范兴良、范华杰负担。诉讼过程中，袁银阳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为124815元。何铁林以独立请求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范兴良、范华杰连带给付合伙财产款项159616.67元；2.范兴良、范华杰承担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8年9月，袁银阳与范兴良、何铁林合伙承包位于汝城县两块山场种植杉木，并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协议约定：所承包的山场由袁银阳、范兴良、何铁林三人共同出资共同管理，所砍伐林木按照三七分成，山场所有人即山主占30%，三合伙人共占70%，林权处理由三合伙人共同议定。因合伙造林债务纠纷何铁林、范兴良、袁银阳三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由一审法院于1993年8月17日作出（1993）汝法经初字第5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15年11月，范兴良在未告知袁银阳、何铁林的情况下委托其儿子范华杰将合伙所造的林木砍伐并销售。袁银阳、何铁林知晓后，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对砍伐树木的销售款分配达不成一致意见，产生争议，袁银阳遂诉至人民法院。2017年5月11日，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袁银阳等人均认可所承包的两块山场的面积以公证面积为准即215亩。范兴良为砍伐林木支付他人青苗费4000元。诉讼过程中，袁银阳于2017年7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南正宏司法鉴定中心对范兴良所砍伐林木的出材材积及市场价值进行鉴定。湖南正宏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1.依215亩面积测算的采伐或可采伐杉木出材量为785ｍ3；2.在鉴定基准日市场经济价值为4789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袁银阳、范兴良、何铁林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伙承包林地种植杉林，共同经营管理，三方共同出资将承包的林地进行造林并抚育，因合伙所获的财产在扣除山价款等相关支出后利润平分，风险共担，但在2015年范兴良在未告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委托其儿子范华杰将合伙所造的林木砍伐并销售，范兴良的行为侵犯了其他合伙人的权益，属违约，依法应承担处分合伙财产后给付合伙财产分配款的民事责任。按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1993）汝法经初字第54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合伙当事人对合伙财产平分即各占三分之一。故，合伙人之一袁银阳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何铁林要求对合伙财产平均分配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合伙财产即所应砍伐林木的经济价值问题，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215亩面积测算的采伐或可采伐杉木出材量为785ｍ3，在鉴定基准日市场经济价值为478900元，合伙财产价值在扣除山价款、青苗补偿费后为331230元（478900元×70%-4000元＝331230元），即袁银阳、范兴良、何铁林各自应分得财产110410元。关于范华杰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袁银阳、何铁林均主张要求范华杰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范华杰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有：1.合伙承包林地种植杉林的合伙人为袁银阳、范兴良、何铁林，范华杰不是合伙人之一；2.合伙期间从承包山场、出资、管理等方面当事人均系范兴良，决定砍伐的也是范兴良，合伙财产收益亦归范兴良；3.虽然范华杰参与了办理砍伐手续、上山砍伐等事项，但范华杰是受其父亲范兴良委托办理，其行为应由被代理人范兴良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袁银阳、何铁林的该项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的承担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本案中，袁银阳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司法鉴定并向鉴定机构交纳了3万元的鉴定费，鉴定费用应由申请人负担，且在诉讼中袁银阳并没有将该鉴定费用列入诉讼请求，故鉴定费应由申请鉴定的一方即袁银阳、何铁林负担。据此，一审判决：一、由范兴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银阳合伙财产分配款110410元；二、由范兴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铁林合伙财产分配款110410元；三、驳回原告袁银阳和何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1988年9月，袁银阳、范兴良、何铁林合伙承包位于汝城县的两块山场种植杉木，承包合同约定：砍伐林木以三七分成，山场所有人即山主占30%，三合伙人占70%。三合伙人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协议约定：盈亏三人负责、有利同分、有苦共同担当。合伙期间三人产生纠纷，1993年8月17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三合伙人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之一为“如果所造林还需抚育，由三方派钱抚育”。2015年11月，范兴良在未告知袁银阳、何铁林的情况下委托其儿子范华杰将合伙所造的林木砍伐并销售。袁银阳、何铁林知晓后，合伙人对树木销售款的分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袁银阳诉至人民法院，何铁林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有：一、砍伐木材的价值是否为478900元。湖南正宏司鉴中心［2018］林鉴字第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资料摘要部分“对汝城县两块山场（双方认可两块山场面积215亩）所砍伐林木的出材体积及市场价值进行鉴定”。鉴定过程部分“（一）面积的确定，依委托方庭审时确定为215亩”，特别说明部分“2018年我中心收到范华杰、范兴良提交的《异议》，我中心鉴定人员复核后就相关事宜作出说明：①关于计算出材量面积，依共同认定的合伙造林215亩采伐或可采伐面积为准”。鉴定意见部分“依215亩面积计算的采伐或可采伐杉木出材量为785ｍ3，鉴定采伐林木评估值为478850元”。范华杰、范兴良提出的鉴定异议为“合伙总面积是215亩，但设计砍伐面积才117亩，只可按实际砍伐面积计算总出材量”。一审中范华杰提交了采伐地点为“石水垅”的二份木材限额采伐申请表及部分配套资料拟证实采伐的面积。再审期间一审法院到林业部门调查核实，该二份木材限额采伐申请均在2015年获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以范华杰名义领证1.9公顷，以周某名义领证8.5公顷。2015年其他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情况和有偿投资造林贷款的还款情况证明范华杰本人也在大地名为“石水”的山场申领了采伐许可证。2015年汝城县“寨背”山场无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记录，故只能认定范兴良采伐面积为156亩［每公顷为15亩，（8.5＋1.9）×15＝156亩］。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各方认可“石水”、“寨背”公证的面积共215亩，再审中范华杰提交经公证的有偿投资造林合同和承包合同中，“石水”山场为141亩，“寨背”山场为69亩，合计为210亩。依鉴定结论计算，210亩林木价值为478850元÷215×210＝467714元，实际采伐的156亩林木价值为467714元×156÷210＝347445元。一审认定采伐山场面积215亩,采伐林木价值47885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是否应支持袁银阳、何铁林提出的未按30%足额支付的山价款应由三合伙人平分。范华杰陈述山价款已付清山主。范华杰提交的收据及林木林地权属处理决定书拟证明其主张。何某2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证明：范兴良于2015年11月砍伐林木后，以林木销售价值为基础，与山主何某1、何某2协商，何某1、何某2认可范兴良在××村与×村产生山林权属争议时帮×村支付了部分费用，同意仅收取3000元山价款，故少收的山价款属于何某1、何某2给付范兴良协助处理山林权属争议的费用。范华杰陈述山林权属争议发生后，部分山场登记权利人为流溪村，故部分山价款于2015年交给了流溪村。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山主认为2015年协议山价款时所依据的木材销售款小于2018年鉴定的木材市场价值，有权要求范兴良以鉴定结论按约定比例补差，故未按30%足额支付的山价款部分不属于合伙财产，不能在三合伙人之间分配。一审认定应扣除30%的山价款后再进行分配恰当。三、关于可分配的林木价款和是否应由三合伙人平分。1989年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约定，“盈亏三人负责、有利同分、有苦同担当”。1993年经本院主持调解，合伙人之间达成协议“如果所造林还需抚育，由三方派钱抚育。”现袁银阳、何铁林均未提交证据证实1993年后对山林进行了抚育。一审范华杰已提出山场失火的情况，再审中袁银阳、何铁林均认可“石水”山场1998年发生火灾后，只有范兴良对失火山场进行了复植。范兴良对合伙承包的山场投入较多，故对合伙财产分配时，范兴良应得比例可适当高于其他合伙人。因范兴良未提交证据证实复植投入的资金数额，一审法院酌定范兴良在合伙财产中可多分得3%，其余部分由三合伙人平均分配。一审认定可分配的林木款应由三合伙人均分不当。四、袁银阳、何铁林应分得林木款。《合伙协议书》约定，“还清一切贷款及利息，再分红”。故范华杰根据《有偿投资造林合同》偿还的210亩造林贷款8430元应扣减。各方对范华杰支付了4000元青苗费无异议，应扣减。30%的山价款为（347445元-8430元-4000元）×30%＝100505元。可分配的林木款为347445元-8430元-100505元-4000元＝234510元，袁银阳、何铁林分别应分得234510元×（1-3%）÷3＝75825元。五、关于本案案由及范华杰是否应承担责任。范兴良未经合伙人同意，决定砍伐合伙所造的林木。范华杰在2017年4月17日第一次开庭时承认知道砍伐的山场是范兴良和另两合伙人合伙造林，砍伐林木时未经过合伙人同意，范华杰仍申请办证、组织砍伐及销售木材，范兴良、范华杰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侵害了袁银阳、何铁林的林木所有权，造成两人财产损失，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范兴良、范华杰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范华杰不需承担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六、关于鉴定费30000元是否应在再审中处理。袁银阳在2018年3月14日一审开庭时明确诉讼请求金额由起诉时的100000元变更为124815元，袁银阳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3492元，3492元案件受理费对应的诉讼请求金额为159600元。何铁林的诉讼请求为由范兴良、范华杰连带给付合伙财产159616.67元，并由二人承担诉讼费、鉴定费。但袁银阳、何铁林未在一审中提交鉴定费发票原件，而是在再审中提交，实为不妥，再审认定袁银阳、何铁林在一审中已要求范兴良、范华杰承担鉴定费，鉴定费用在再审中审理未超出一审诉讼请求。因范兴良、范华杰擅自砍伐合伙共有的林木，导致纠纷发生，故鉴定费应由范兴良、范华杰承担。何铁林的代理人何杰伟认可袁银阳、何铁林各支付了15000元鉴定费，范兴良、范华杰应返还给袁银阳、何铁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袁银阳、何铁林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再审判决：“一、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二、范兴良返还袁银阳木材销售款75825元，鉴定费15000元，合计90825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范兴良返还何铁林木材销售款75825元，鉴定费15000元，合计90825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范华杰对上述二、三项的给付内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袁银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何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38元（原告袁银阳预交3492元、第三人何铁林预交1746元），由范兴良、范华杰负担2980元，袁银阳负担1129元，何铁林负担1129元。再审案件受理费由袁银阳负担1372元，何铁林负担137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范华杰提交的范兴良于2013年9月16日出具的委托书能证明范兴良将其承包的山林的日常管护采伐经营及相关的一切手续事宜全权委托范华杰办理。且与范兴良、范华杰在一审开庭时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范华杰提交的本院申诉、申请再审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能证明本案再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为此，袁银阳、何铁林提交的本院立案材料接收表能证明本院立案庭于2018年9月25日已接收了袁银阳、何铁林的申请再审材料。因（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的生效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因此，范华杰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即本案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即已超过申请再审期限。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9月9日汝城县村民委员会与范兴良签订了一份承包造林合同，约定将在×村境内的寨背的一大块面积约70亩给范兴良营造杉木林。同年10月3日，汝城县×村第四组与范兴良签订了一份承包造林合同书，约定将××村境内的石水的一大块面积约80亩给范兴良营造杉木林。1991年3月23日，汝城县林业局营林管理站与范兴良分别签订了二份有偿投资造林合同，约定范兴良在×村山场食（石）水营造杉树林141亩；在××村山场寨背营造以杉树为主的一般林为69亩。并经汝城县公证处公证。同日，汝城县×村四组（甲方）与范兴良（乙方）签订了山地造林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承包山地座落于临武县益将乡范围，大地名下流，小地名石水；共计面积141亩；所造林木必须卖给林业部门，甲方得30%，乙方得70%。该合同于1991年5月16日经汝城县公证处进行公证［（1991）汝公字第1081号］。1991年4月3日汝城县××村委会（甲方）与范兴良（乙方）签订山地造林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承包山座落于汝城县××乡范围，大地名石水，小地名寨背；共计面积69亩；所造林木必须卖给林业部门，甲方得30%，乙方得70%。该合同于1991年4月18日经汝城县公证处公证［（1991）汝公字第1037号］。另查明，范华杰于2015年11月11日办理了三份林业采伐许可证，载明均为石水；面积分别为0.8公顷、1.9公顷、8.5公顷。同日周某办理了一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为石水；面积为8.5公顷。还查明，范兴良根据有偿投资造林合同贷款8430元，已偿还。再查明，范兴良于2015年11月采伐林木后，与山主何某1、何某2进行了协商，何某1、何某2认可范兴良在汝城县××村与×村发生山林权属争议时帮×村支付了部分费用，该费用冲抵范兴良应交付的林木款，同意仅收取3000元林木款。剩余的林木款，范兴良委托范华杰于2015年11月5日向汝城县××村民委员会代交纳了石水山场山价分成款26040元，汝城县××村民委员会向范华杰出具了收款收据。又查明，汝城县益将乡已更名为汝城县集益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审再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合伙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本案如何定性；二、案涉采伐林木的价值如何确定；三、袁银阳、何铁林关于范兴良采伐林木的款项应由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平分的主张是否应予以支持；四、一审再审判决认定范兴良在案涉林木款项中可多分3%是否正确；五、一审再审判决从可分配的林木款项中扣除范兴良的造林贷款8430元是否正确；六、范华杰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本案系因范兴良在未通知合伙人袁银阳、何铁林的情况下擅自采伐林木并处分，袁银阳、何铁林请求范兴良、范华杰分配合伙财产即案涉林木款项而引发纠纷，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一审再审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委托湖南省正宏司法鉴定中心对范兴良采伐林木的出材体积及市场价值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根据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确定的造林面积215亩测算采伐或可采伐杉木出材量为785ｍ3；在鉴定基准日市场经济价值478900元。该鉴定机构具备相应资质，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结论已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因此，该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一审采信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虽然范华杰、范兴良在再审中提交的经公证的有偿投资造林合同和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造林山场的面积为210亩，且与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在鉴定时确认的面积相差5亩，鉴于案涉承包造林合同约定的承包造林面积为大概数，且面积误差不大，故以鉴定时双方确认的面积为准。但一审再审判决却按照部分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面积156亩来计算被采伐的林木价值的理据不足。理由如下：1.2015年11月11日，范华杰共办理了三份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地点小地名为石水（编号分别为04、05、06），采伐面积分别为0.8公顷、1.9公顷、8.5公顷；周某办理了一份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地点小地名为石水（编号为08），采伐面积为8.5公顷。而一审再审判决却以范华杰办理的1.9公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及以周某办理的8.5公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载明的采伐面积作为本案的实际采伐面积的理据不足。2.范华杰陈述其办理的0.8公顷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及8.5公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的部分林木属于范兴良等人承包的林木。3.范华杰陈述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承包的“寨背”山场的林木已被采伐部分，而一审再审判决以该山场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为由，没有认定该山场的采伐面积，与实际情况不符，综上，一审认定采伐山场面积215亩，采伐林木价值为478900元并无不当。一审再审判决认定采伐山场面积156亩，价值为347445元（478850元÷215亩×156亩）错误，本院应予纠正。关于焦点三。案涉承包合同约定，所造林木被采伐销售后所得款项三七分成，山场所有人即山主占30%，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占70%。范华杰主张案涉林木被采伐后山主所占30%林木款已支付并提交了收据及林木林地权属处理决定书，且山主何某2也证明范兴良采伐林木销售后，与山主何某1、何某2进行了协商，何某1、何某2认可范兴良在汝城县××村与×村发生山林权属争议时帮助×村支付了部分费用，该费用作为冲抵案涉林木款，同意仅收取3000元林木款。此外，袁银阳、何铁林认可范兴良采伐林木支付了青苗费4000元，该4000元应从采伐林木款项478900元中扣除。故本案分配案涉林木款项应扣除山主应得的30%林木款、青苗费4000元后，剩余林木款由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进行分配即分配金额为331230元（478900元×70%-4000元）。一审认定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各分得110410元正确。一审再审认定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各分得的款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袁银阳、何铁林的该项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袁银阳、何铁林、范兴良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盈亏三人负责、有利同分、有苦同担当。虽然范兴良对合伙承包的山场投入较多，但是袁银阳、何铁林并不存在故意不履行义务之行为，故一审再审判决认定范兴良多分3%合伙财产不符合约定，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五。案涉合伙协议约定，还清一切贷款及利息，再分红。本案中，范兴良虽然因造林贷款8430元并已偿还，但是该贷款是否用于了合伙造林的证据不足。且袁银阳、何铁林对该贷款既不知情，又不认可。故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从可分配的林木款项中扣除该笔款项的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六。本案系因范兴良擅自采伐并处分了合伙的财产即林木款项，而引发了本案纠纷，而范华杰并非合伙人，范华杰是受其父亲范兴良的委托参与了办理采伐手续，实施了采伐行为，其行为应由范兴良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范华杰不承担责任正确。一审再审判决认定范华杰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范华杰提出袁银阳、何铁林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人民法院立案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查，一审判决于2018年4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袁银阳、何铁林于2018年9月25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故袁银阳、何铁林申请再审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综上所述，范华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袁银阳、何铁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再审判决处理不当，应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鉴于范兴良在诉讼过程中已去世，故一审判决范兴良承担支付责任的表述应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再1号民事判决；二、变更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范兴良遗产范围内支付袁银阳林木分配款110410元；三、变更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1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范兴良遗产范围内支付何铁林林木分配款110410元；四、驳回袁银阳、何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38元，由袁银阳、何铁林负担1172元，由范华杰负担4066元；一审再审案件受理费2744元，由袁银阳、何铁林负担；袁银阳、何铁林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92元，由袁银阳、何铁林负担。范华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933元，由袁银阳、何铁林负担；鉴定费30000元，在范兴良遗产范围内支付给袁银阳、何铁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红兵审 判 员 陈新德审 判 员 孟晋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 晰书 记 员 邓宇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