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慧琼，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纪锋，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兆军，男，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伯秀蓉，女，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忠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峰，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礼，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池慧琼因与被上诉人唐兆军、伯秀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池慧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纪锋、黄静仪，被上诉人唐兆军、伯秀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峰、彭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池慧琼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3.判令案件全部诉讼费由唐兆军、伯秀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上应是定作合同关系。双方一直以来采取的交易模式为：“由池慧琼向唐兆军、伯秀蓉发送订单、样板，唐兆军、伯秀蓉确定样板款式后拍照发送池慧琼，池慧琼确认后下单，再由唐兆军、伯秀蓉进行生产发货”。此类交易模式符合定作合同的特征，即指由承揽方根据定作方提出的品种、规格、质量和数量等要求，使用自己提供的材料进行生产，为定作方加工特定产品，向定作方收取相应价款的协议。定作合同的主要特点是产品所需原材料由承揽方提供，定作方支付相应价款。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产品所需原材料皆由唐兆军、伯秀蓉提供，由池慧琼支付相应的价款。二、原审法院认为“池慧琼主张部分货物质量存在问题而将货物退回，由于双方在交易过程并未明确约定货物的面料、尺寸等各项参数，也未对样衣进行封存，经现场抽样比对未发现池慧琼退回的货物存在明显质量问题”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是定作合同纠纷，双方之间就所定做采购的衣服有明确的样板标准，在交易过程中已通过微信等方式对样衣的标准予以确认，该事实在原审庭审中双方均予以确认，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未对样衣进行封存是与事实不符的。2.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是退回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而是退回货物是否符合双方定做的样衣标准，因此法院现场抽样应该是对样衣与退回货品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而非对退回货品中的不同尺码大小是否一致或尺码标反进行勘验调查，故原审法院在没有确定退回货物是否与样衣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而径自以“现场抽样对比未发现池慧琼退回的货物存在明显质量问题”而认定池慧琼所提出的质量问题不存在，不予支持，是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仅根据唐兆军、伯秀蓉陈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径自认定“池慧琼于2018年9月15日收到最后一批货物至2018年10月4日唐兆军、伯秀蓉想起催讨货款才向唐兆军、伯秀蓉提出质量问题，亦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池慧琼与唐兆军、伯秀蓉的多年交易习惯中双方对付款时间、服装质量的检验方法、退货方式的等未明确约定，该事实在原审庭审中双方均予以确认。因此，池慧琼在发现收到货物与样衣不一致的时候，通过微信等方式与唐兆军、伯秀蓉进行联系与确认，双方就退货等相关的处理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这一系列的操作均符合双方一致以来的交易习惯与交易模式。在唐兆军、伯秀蓉收到退回货物之后，并没有给池慧琼重新发货，池慧琼按照一般交易习惯，推定该部分交易取消并没有过错。服装与一般定作物品相比具有季节性与潮流指标性，鉴于服装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实际上在服装行业里一般出现货物与定做样衣不一致时，双方更多的是按照部分交易取消，双方按照已收取的货物进行结算的处理方式。故双方对本次退回货品的处理并没有违反一般交易习惯，是属于正常的交易习惯处理模式，原审法院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在没有对案件基本事实审查清楚、对相关事实证据作出全面客观认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决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的，依法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四、在服装行业的行业规范及交易习惯里，加工承揽定作衣服一般都需要在大货生产前作出产前样衣，该样衣称为首件样衣，首件需要整套包装好，吊牌齐全等交给订货人审核，待订货人确认后方可生产大货。一般来说，首件样一款两件，定作人与承揽人各留存一件封存，若由于承揽人没有提供首件样交定作人确认，即生产大货，大货与定作人所发出的样衣不一致，相应责任应由承揽人来承担。本案中，池慧琼将样衣交给唐兆军、伯秀蓉，并多次敦促其拍照后寄回首件样，但其并没有寄回也没有对首件样封存，而是直接生产大货，唐兆军、伯秀蓉的操作有违行业的规范及交易习惯，存在明显的过错。原审法院单纯以双方之间为买卖关系来定性是依法无据，双方之间实际是加工承揽的定制关系所形成的定作合同关系。唐兆军、伯秀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一、涉讼交易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承揽合同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承揽合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目的的合同，而买卖合同则是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在承揽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一定的行为。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一定的物。本案中，双方确认交货前，池慧琼对服装加工过程均没有多加干涉，货物的所有权一直归于唐兆军、伯秀蓉所有。完成交货后，池慧琼按照唐兆军、伯秀蓉的服装定价，根据购买的数量结算货款。从双方交易过程中，微信确认的发货单内容即可体现双方结算款项的依据为唐兆军、伯秀蓉出售服装的价款，而非池慧琼支付的加工费。事实上，生产服装的过程当中，面料采购、服装加工尺码标准一直由唐兆军、伯秀蓉负责。二、双方买卖合同中并不存在池慧琼指定的样衣标准，出售服装的尺寸是以卖方工厂制衣标准为准，如池慧琼认为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应及时通知出卖人，如池慧琼仅因为服装不好卖即编造理由退货，是违反诚信的行为。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池慧琼认可唐兆军、伯秀蓉加工的服装品质订下采购订单，唐兆军、伯秀蓉根据池慧琼要求的数量生产相应的服装。双方在原审过程中均已明确在交易过程中均未保存样衣，池慧琼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原服装的标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未约定检验期间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方。根据交易习惯，池慧琼应当在签收货物时即检查货物，在确认服装没问题后再进行签收并及时支付货款，在此前双方发生的多次交易中，池慧琼一直按照该交易模式支付货款。池慧琼于2018年9月15日收到最后一批货物。2018年10月4日唐兆军、伯秀蓉向其催讨货款时才提出质量问题并且在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服装不好卖的事实。争议货物已经上架销售，应当认为池慧琼已认可该批货物符合要求。在完成交货后20天才提出质量问题，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超过了合理期限。池慧琼因销售不畅在双方未就退货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自行强行退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三、原审法官出于谨慎考虑，亲自前往货场抽取服装进行检测，经现场比对，并未发现池慧琼提出的明显质量问题。池慧琼没有任何有利证据证明该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唐兆军、伯秀蓉在广州做服装生意近20年，一直诚信经商，之前类似的交易模式也均为即时买卖，如客户收到货物经验货后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唐兆军、伯秀蓉亦会相应的作出退货或换货的处理。池慧琼应当知道服装销售具有销路不畅的风险，应自行承担该类风险。唐兆军、伯秀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池慧琼向唐兆军、伯秀蓉支付货款192596元；2.池慧琼支付逾期货款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92596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3日起至池慧琼实际还款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11507.36元）；3.池慧琼承担公证费8000元及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兆军、伯秀蓉主张其与池慧琼之间存在三笔交易：1.2018年7月，货款金额合计129094元，该部分货款已结清，池慧琼合计支付134634元，其中5540元为请模特拍照的广告费；2.2018年8月，货款金额合计141856元，已付50000元，欠款91856元；3.2018年9月，货款金额合计200740元，已付100000元，欠款100740元；上述欠款合计192596元。对上述主张，唐兆军、伯秀蓉提供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唐兆军、伯秀蓉、池慧琼于2018年10月3日进行对账，池慧琼于上午11时52分发送的对账单显示2018年9月总计到货200740元，扣减10万，尚欠100740元；唐兆军、伯秀蓉于下午1时2分发送的对账单显示2018年8月货款总计142166元，扣减少货的310元，已付货款5万元，尚欠91856元；池慧琼于下午1时58分发送的对账单显示确认2018年8月货款合计131254元，扣减已付的5万元，尚欠81254元。2.银行交易明细清单。3.佐曼琦销售单。4.龙跃托运凭证。5.通话录音。池慧琼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池慧琼抗辩称：1.没有收到唐兆军、伯秀蓉主张的2018年9月11日发出的645件货物；2.2018年8月13日转账给唐兆军、伯秀蓉的34634元均为货款，而非唐兆军、伯秀蓉主张的29094元货款及5540元广告费；3.唐兆军、伯秀蓉提供的部分服装存在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裤子太短，尺码标准与实际尺寸不匹配、面料克重有问题、颜色有问题等，池慧琼经唐兆军、伯秀蓉要求将该部分货物（868T恤1337件，868两件套1210套，女装98006、98007、98002、98003、98005合计349套）退回，但唐兆军、伯秀蓉拒收。对上述主张，池慧琼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货物托运证明、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审另查明，关于双方交易过程，唐兆军、伯秀蓉、池慧琼原审在庭上陈述称：唐兆军、伯秀蓉从事服装制造业，池慧琼从事服装批发生意，双方通过微信进行协商，由池慧琼向唐兆军、伯秀蓉发送订单、样板，唐兆军、伯秀蓉确定样板款式后拍照发送池慧琼，池慧琼确认后下单，再由唐兆军、伯秀蓉进行生产发货；双方对订货的款式均未有进行封版留存，基本是通过微信图片确认样板款式后生产；双方对付款时间、服装质量的检验方法、退货方式等均未明确约定。原审另查明，原审法院经池慧琼申请于2019年12月20日前往广州创捷物流有限公司对池慧琼退回的货物进行现场勘验调查，唐兆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冰峰，池慧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浪均到场，现场随机抽取98002号女装套装XXL号一套、98006号女装套装XXXL号一套、868男装XL、XXL、XXXL、XXXXL号各一套进行比对，经过对外套、T恤、裤子分别比对，上述不同尺码之间大小存在差异，未发现不同尺码大小一致或尺码标反的情形。池慧琼向原审法院提出产品质量鉴定申请，但未能明确鉴定方式及标准，原审法院经审查未允许其鉴定申请。原审还查明，唐兆军、伯秀蓉主张对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进行公证产生公证费8000元，有相应公证书及发票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池慧琼向唐兆军、伯秀蓉购买服装，应当向唐兆军、伯秀蓉支付相应货款。关于2018年8月的货款，依据2018年10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唐兆军、伯秀蓉主张池慧琼尚欠91856元，池慧琼主张尚欠81254元，由于唐兆军、伯秀蓉仅凭销售单及运输凭证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池慧琼发送的货物数量及货款总额，故原审法院确认池慧琼自认的欠款金额81254元。关于2018年9月的货款，唐兆军、伯秀蓉、池慧琼均确认尚欠10074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2018年9月11日的645件货物，唐兆军、伯秀蓉提供了相应的佐曼琦销售单、龙跃托运凭证证明，且依据微信聊天记录，池慧琼于2018年10月3日上午11时52分向唐兆军、伯秀蓉发送的对账单中记载有9月11日的货物3包，池慧琼称未收到该批货物但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池慧琼主张部分货物质量存在问题而将货物退回，由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并未明确约定货物的面料、尺寸等各项参数，也未对样衣进行封存，原审法院经现场抽样比对亦未发现池慧琼退回的货物存在明显质量问题，且池慧琼于2018年9月15日收到最后一批货物直至2018年10月4日唐兆军、伯秀蓉向其催讨货款才向唐兆军、伯秀蓉提出质量问题，亦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池慧琼该项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8年8月13日池慧琼转账给唐兆军、伯秀蓉的34634元，唐兆军、伯秀蓉主张其中5540元系模特拍照的广告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所约定，且池慧琼不予确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5540元应在池慧琼拖欠的货款中予以抵扣。综上，池慧琼应向唐兆军、伯秀蓉支付拖欠的货款176454元（81254元+100740元-5540元）。唐兆军、伯秀蓉要求池慧琼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由于唐兆军、伯秀蓉、池慧琼对付款时间及逾期利息未有约定，故原审法院从唐兆军、伯秀蓉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5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利息以17645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池慧琼付清欠款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唐兆军、伯秀蓉主张公证费8000元，由于唐兆军、伯秀蓉、池慧琼对此没有事先约定，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1月9日判决：一、池慧琼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唐兆军、伯秀蓉支付货款17645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7645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唐兆军、伯秀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82元，由唐兆军、伯秀蓉共同负担539元，池慧琼负担3943元。二审中，池慧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服装尺寸表》，拟证明868两件套是有明确尺寸标准，但唐兆军、伯秀蓉并未按照该尺寸表进行生产，裤子长度明显短于该尺寸中规定的标准。2.微信聊天记录（陈亚丽，东越纺织）；3.佛山东越纺织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报告；4.东越纺织名片。证据2-4均拟证明池慧琼指定以东越纺织的320克重、深蓝色的布料作为生产868号服装的面料，但池慧琼收到的868号男装所使用布料明显不一，可见该批货物并非都使用前述指定布料，部分布料明显是在别处购买的克重不足、颜色有误的廉价布料。5.样板衣（XL），拟证明868两件套的样板衣是由池慧琼邮寄给唐兆军、伯秀蓉并以此作为样衣标准进行打板，但对方收到样板衣后并未按双方约定制作用于确认生产标准的样衣给池慧琼，且池慧琼多次催促制作、邮寄样衣，均未果。6.指定布料衣服，拟证明池慧琼对布料及颜色有要求，而退回的衣服并非使用了指定的布料且颜色存在色差。唐兆军、伯秀蓉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池慧琼提交的尺寸表来源不详，证据中不能反映双方曾一致认可该尺寸表作为涉讼货物的生产标准，更不能证明唐兆军、伯秀蓉生产的货物不符合生产标准，该尺寸表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唐兆军、伯秀蓉也从未收到过该尺寸表。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微信对话当事人的身份并不明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了解证据来源，且该名片未经东越纺织公司确认，无法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与证明内容无关，关联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双方原审均已明确双方没有封存样衣，池慧琼提供的衣服经现场当事人确认过并非样衣。经过图片上尺寸比对，该衣服也并非加大码，与证据1的尺寸表并不一致，说明池慧琼对衣服的尺寸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衣物与本案无关。对方并没有提供过该件衣服作为生产衣服布料的标准。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池慧琼与唐兆军、伯秀蓉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承揽合同中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是承揽人的主要义务，而是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的一种附随义务；在买卖合同中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则是出卖人的主要义务。二、承揽合同中的标的物只能是承揽人严格按照定作人的要求而完成的工作成果；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双方约定的出卖人应交付的物。三、承揽合同的定作人有权在不影响承揽人工作的情况下对承揽人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而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只有权请求出卖人按约定的条件交付标的物，其无权过问对方的生产经营或标的物的取得情况。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唐兆军、伯秀蓉向池慧琼交付服装，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池慧琼主张双方存在的系承揽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服装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首先，池慧琼与唐兆军、伯秀蓉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对服装的标准要求主要体现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中，但从事后的证据反映来看并不明确具体。同时，从现有证据也无法反映双方对服装的验货、退货方式存在相关约定。其次，池慧琼二审提交了相关证据拟证明双方对涉案服装的生产标准版式进行了约定，但池慧琼并不能举证证实相关证据得到了双方的一致确认，池慧琼也确认双方未封存服装样版，现唐兆军、伯秀蓉明确否认池慧琼所举证的标准版式，本院对池慧琼所主张的样衣标准等不予采信。再次，从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来看，服装的颜色、版式、尺寸等属于外观标准，通过肉眼或简单测量即可进行检验，但池慧琼收到涉案服装后，并未及时对上述外观标准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最后，原审法院现场勘验调查并未发现相关服装存在本身的质量问题，由于并不能明确检验的标准，原审法院未允许池慧琼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综上，池慧琼主张涉案服装存在质量问题，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定，池慧琼据此要求退货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令池慧琼向唐兆军、伯秀蓉支付货款176454元及相关利息理据充分，原审法院对此已作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池慧琼主张本案应发回重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池慧琼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9元，由上诉人池慧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