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汉阳大街874号。负责人：冯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晨旭，湖北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胜，湖北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九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九沟村。法定代表人：黄甫华，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仲欣，武汉市蔡甸区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刘华伟，男，197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原审第三人：代勇，男，199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蔡甸支行）为与被上诉人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九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九沟村委会），原审第三人刘华伟、代勇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蔡甸支行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并非承包合同纠纷，应为抵贷合同纠纷。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的是抵贷合同，而非承包经营合同；从合同的内容看，是因为蔡甸区南边湖开发公司拖欠农行蔡甸支行贷款由九沟村委会以其南边湖鱼池的经营权抵偿贷款，对农行蔡甸支行而言，该鱼池经营权是被动的接收行为，而非主动的行为；从合同的主体看，农行蔡甸支行作为金融机构，不具备经营鱼池的条件，农行蔡甸支行接收该鱼池经营权后也一直没有实际经营该鱼池，而是转让或委托九沟村委会经营。由此可见，本案虽涉及鱼池经营权，但并非鱼池经营权的承包纠纷，而是抵贷纠纷，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补充协议》经过了九沟村委会村委的决议，履行了内部相应的审议程序，一审法院以《补充协议》没有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为由判决无效是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农行蔡甸支行赔偿九沟村委会的损失与九沟村委会占用农行蔡甸支行的资金相互抵销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庭审中九沟村委会没有提交任何存在损失的依据，九沟村委会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的金额一审法院没有进行事实认定；其次一审中农行蔡甸支行向法院提交了九沟村委会还没有偿还完毕贷款的本息数，每年九沟村委会占用农行蔡甸支行资金数量的多少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中进行确认，而以和稀泥的方式认定九沟村委会占用农行蔡甸支行的资金与所谓的农行蔡甸支行应当赔偿九沟村委会的损失相互抵销是对事实认定不清。二、本案九沟村委会主张《补充协议》无效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农行蔡甸支行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未予以释明。九沟村委会若以《补充协议》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无效应当在合同签订后三年内提出，但九沟村委会却在该补充协议签订16年后提出，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鱼池经营权抵贷合同》的时间为l998年4月22日，虽然《补充合同》签订时间为2003年6月24日，但该协议是《鱼池经营权抵贷合同》的延续，而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施行时间为l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施行时间为2003年3月1日，均晚于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鱼池经营权抵贷合同》的时间，一审法院以未生效的法律来约束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的合同行为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以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的鱼池抵贷行为没有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认为该行为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补充合同》是双方充分协商、没有任何胁迫、欺诈或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且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第l款的规定来看，是对承租方资格的一种管理性要求，即对当事人“市场准入”资格的一种规制，是一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以《补充合同》没有经过九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为由判决《补充合同》无效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农行蔡甸支行返还本案争议标的鱼池经营权法律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三大点“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第33条【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在确定财产返还时，要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因素…在标物已经灭失、转售他人或者其他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当事人主张返还原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争议的鱼池经营权已被农行蔡甸支行依法转让，受让人又依法再次转让，现该鱼池余下年限经营权已不在农行蔡甸支行名下，即使本案判决农行蔡甸支行与九沟村委会签订的《鱼池经营权抵贷合同》和《补充合同》无效，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枉顾事实而判决农行蔡甸支行返还鱼池经营权有悖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九沟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九沟村委会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华伟、代勇未陈述答辩意见。九沟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行蔡甸支行立即返还九沟村委会南边湖鱼池700亩；2.农行蔡甸支行赔偿九沟村委会经济损失84万元；3.农行蔡甸支行立即支付九沟村委会水电费、水利费、防汛费、堤防费计105000元（按每年5000元计算，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4.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蔡甸支行承担。一审中九沟村委会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九沟村委会与农行蔡甸支行于2003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2.农行蔡甸支行立即返还九沟村委会南边湖鱼池700亩，并赔偿九沟村委会经济损失（农行蔡甸支行占用土地使用费按每年每亩200元计算，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蔡甸支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4月20日，农行蔡甸支行所属的蔡甸区农行侏儒办理处（甲方）与九沟村村委会（乙方）和借款人蔡甸区南边湖开发公司（丙方）签订《抵贷合同》，载明“由于丙方于1985年起开发乙方所辖土地进行渔业养殖，丙方开发期间累计向甲方贷款1658696.16元，现承包期满，甲方收回经营权，丙方原借款投入的基础设施、贷款乙方按照与丙方合同责任承担”，三方约定：丙方所欠甲方贷款1658696.16元由乙方承担。乙方以其所属南边湖鱼池700亩（以实测面积为准）及200元/亩价格的经营权抵偿给甲方，抵偿经营期15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如遇特大水灾造成鱼池绝收，期限顺延。抵偿经营期间，南边湖鱼池所应缴的电水费、水利费、防汛费、堤防费等方面费用，农行蔡甸支行每年承担5000元，其余费用由乙方负责。抵偿经营期间，甲方拥有自行对外租赁、出售经营权、转让等权利，乙方不得干预和阻挠。此合同不受签订人任何一方负责人变更而失效，也不因政策变动而更改，直到抵偿经营期届满为止。合同签订后，鱼池仍由原养殖户（九沟村村民）承包经营，承包费用由村委会代收后交给农行侏儒办事处。合同履行前二年因防汛、淹水、内积等各种原因，收取的费用尚不能抵偿应收贷款的利息，同时村委会为解决其他贷款的事宜，双方再次进行了磋商，于2003年6月24日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1、抵偿经营鱼池面积减少109.9亩（抵债金额为329700元），原何双明经营的鱼池43.9亩，谭少祥经营的鱼池66亩从原合同约定的面积减除由村委会管理；3、村委会为改造鱼池、加固北堤等以村干部个人名义在农行侏儒办事处的贷款共计150270元；4、因鱼池面积变动及价格因素，鱼池经营权抵偿价格由原200元/亩降为100元/亩（特产税由农户承担）；5、经双方协商按鱼池现有面积抵债方式延长期限定为20年，抵债至2033年，抵债金额1364970元；6、原合同签订内容继续生效。一审法院另查明，九沟村委会与农行蔡甸支行签订《补充合同》前，召开村两委会决定，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议定。何双明、谭少祥经营的鱼池在补充合同签订后由村委会管理，现仍由二人经营。一审法院还查明，2004年10月18日，农行蔡甸支行与刘华伟签订了《南边湖鱼池经营权整体租赁合同书》，将其抵债经营的594.8亩鱼池经营权租赁给刘华伟，时间为20年，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并将2004年度收费权及南边湖承包费历欠款52360元及经营期间所欠委托收款人工资和堤防费用一并转让给刘华伟，由刘华伟承担，租赁费用总计35万元；还约定刘华伟经营期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权将鱼池转租，合同期满有优先继续租赁的权利。合同签订后，刘华伟按约支付了租金，并于2005年1月1日接管鱼池，与原各经营人签订了流转合同。2008年11月13日农行蔡甸支行为解决鱼池剩余期限的经营权，委托武汉市信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南边湖鱼池2025年起至2033年间经营权进行了拍卖，刘华伟以5.6万元竞得，与农行蔡甸支行签订了《南边湖集体水面使用权转让协议》。2017年11月7日，刘华伟在与原各承包经营人合同到期或解除后与代勇签订了《鱼池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刘华伟将租赁经营的南边湖594亩鱼池转让给代勇经营，流转期限自即日起至与刘华伟与农行蔡甸支行合同期满止，转让费为260万元，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双方已履行合同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引起九沟村委会与农行蔡甸支行间争议的原因是双方间签订的《抵贷合同》和《补充合同》，争议的标的物是农村集体土地，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该案性质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适用农村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规定，九沟村委会、农行蔡甸支行间签订的合同涉及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双方于2003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仅经村两委研究决定，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亦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九沟村委会主张农行蔡甸支行返还鱼池的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返还鱼池的面积，应以实际占有的面积即594亩确认，因为无论《补充合同》有效否，双方已按约定将其中109亩从原700亩中剔除已移交何双明、谭少祥经营，九沟村委会仍然主张返还700亩与事实不符；农行蔡甸支行为《补充合同》相对方，应承担返还土地的义务，农行蔡甸支行将土地转租第三人，系其与第三人间合同关系，由其与第三人另行解决。九沟村委会主张的经济损失实为《抵贷合同》期满后农行蔡甸支行使用土地的占用费，因《补充合同》自2003年签订时即对抵贷方式和面积进行了调整，即便合同无效，农行蔡甸支行占用九沟村委会土地使用，而九沟村委会亦占用农行蔡甸支行资金，双方间互付的占用费应予抵销，故法院对九沟村委会要求农行蔡甸支行承担经济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合同无效涉及农行蔡甸支行被占用资金的返还及其他损失，经法院释明，农行蔡甸支行明确表示待法院判决后另行主张权利，法院依法照准，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九沟村委会与农行蔡甸支行于2003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二、农行蔡甸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九沟村委会返还位于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九沟村南边湖594亩鱼池；三、驳回九沟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计12200元，由九沟村委会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案涉2003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就抵偿经营鱼池的面积以及抵债期限等合同重要内容进行了变更。且按此履行。故《补充合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合同，农行蔡甸支行认为《补充合同》系《抵贷合同》的延续或一部分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补充合同》标的物仍是农村集体土地，亦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之规定评析《补充合同》的效力。《补充协议》仅经村两委研究决定，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亦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补充合同》效力为无效，自始无效。故农行蔡甸支行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补充合同》的当事人是九沟村委会和农行蔡甸支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九沟村委会要求农行蔡甸支行返还合同标的物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农行蔡甸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欣审判员 骆朝辉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