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1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飞曜，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林，女，1967年9月19日出生，住江苏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华平，女，1967年6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芳，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芹，女，1973年7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刘飞曜因与被上诉人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3民初4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飞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飞曜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部分。一审审判长叶某非法干涉司法鉴定，并指使司法鉴定所作出与事实不符的结果。其目的是：①为了庇护南刘集医院伪造姜某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②为了庇护被上诉人剥夺母亲生命的违法行为。对此刘飞曜已向泗阳县人民法院纪检督察等部门反映并要求查处叶某。（一）2019年9月11日，泗阳县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戴正军通知刘飞曜向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银行账号内汇鉴定费3320元，2019年9月12日刘飞曜向该鉴定所汇3320元鉴定费。汇款后，2019年9月26日该鉴定所赵法医用手机微信告诉刘飞曜：“鉴定书明天寄出给法院”。之后大概一天，赵法医又告诉刘飞曜说：“泗阳法院办案人员（叶某）让他（赵法医）暂时不要把鉴定书寄给法院。叶某说让他（叶某）再考虑考虑，何时把鉴定书寄给法院，等他（叶某）通知。因为叶某说该鉴定书结果以后会让其他案件不好处理”。随后刘飞曜又与叶某、赵法医多次沟通此事。在叶某的非法干涉下，已形成的鉴定意见被进行了更改，2019年10月8日该司法鉴定所又重新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决定。对此刘飞曜表示不服，并要求法院委托备选机构重新鉴定，但被叶某非法拒绝。（二）为查处此事，2019年12月3日，刘飞曜至泗阳县人民法院鉴定处核实鉴定材料时才发现：①2017年5月11日至15日母亲姜某在南刘集医院的病程记录、医嘱单、检查（检验）报告单、入院记录、住院证等病历资料没有被叶某送去鉴定，而是被叶某故意隐藏，其目的是为了庇护南刘集医院伪造母亲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②2017年5月16日至26日，母亲姜前美在泗阳县人民医院的病程记录、医嘱单、检查（检验）报告单等病历资料被送去鉴定。但在庭审时，叶某没有将这些病历资料提供给双方当事人质证。③有些病历资料内容被故意掩盖。④有些病历资料内容被故意缺失。⑤刘飞曜提供的有些病历资料没有被送去鉴定。（三）诉讼中刘飞曜已多次要求叶二波调取泗阳县人民法院苏1323民初3594号、苏1323民初4084号二个案件卷宗以及至泗阳县南刘集医院、泗阳县人民医院调取母亲姜某病历资料。因这些材料与本案具有很大关联性，当时叶某也表示同意去调取这些材料。但在庭审时，叶某没有将这些材料提供给双方当事人质证。（四）叶二波审理的泗阳县人民法院苏1323民初3594号民事判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在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因南刘集医院涉嫌伪造母亲病历资料，当时刘飞曜要求叶某去南刘集医院、泗阳县卫生健康局、泗阳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泗阳县医疗保障局等部门调查核实争议病历资料是否伪造？（即对南刘集医院当时机器检测结果、检查登记本、用药检查检验项目费用明细等进行调查核实）但被叶某拒绝。同时叶某也拒绝认定该争议病历资料具有伪造性。因母亲病历资料真实性存在争议，最终导致徐州市医学会中止对该案医疗损害鉴定。叶某以此为由让刘飞曜败诉。关于叶某的该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庇护南刘集医院伪造母亲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南刘集医院因上述伪造母亲病历资料一事，于2019年10月8日已被泗阳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泗阳县医疗保障局）查处，处理结果详见“处理通知书”。关于该伪造病历资料一事，已被移送至泗阳县卫生健康局作进一步查处，具体内容详见“函告”。关于该案所涉的医疗事故违法行为以及南刘集医院骗取医疗保险报销费违法行为，刘飞曜已向泗阳县公安局报案，现正在处理中。对于泗阳县人民法院的苏1323民初3594号民事判决，刘飞曜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五）叶二波审理的泗阳县人民法院苏1323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叶某对该案故意进行错误判决。理由是：（1）父母生病时，子女积极为父母看病是公序良俗。母亲患病期间，大儿子刘永等人有赡养经济能力，但对母亲医疗费分担支付以及母亲在医院需要儿女轮流陪护之事却进行推诿、逃避。刘永等人有赡养经济能力却怠于履行为母亲看病义务，并还故意不让母亲在医院看病，并导致母亲因耽误治疗时间而致死亡后果。对此刘永、刘桂林、刘学芹等人应受到法律严惩，以弘扬孝道社会正气。（2）错误免除刘永、刘桂林、刘学芹等人应承担的为母亲医疗等费用份额，已违背公序良俗，并显失公平。该判决是对刘永等不孝子女的怂恿，不利于保护患病老人生命权、健康权，更有损于中华民族孝道传统美德。关于泗阳县人民法院苏1323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在该案立案时，刘飞曜是将母亲死亡人身损害赔偿与刘飞曜垫付的为母亲医疗等费用追偿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案件起诉的。对此该案在泗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立案时，经该院立案庭庭长以及该院副院长多次讨论后决定：同意“将死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与赡养费追偿纠纷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案件起诉”。该案立案后由叶某具体负责审理。该案在二次开庭审理后，叶某要求刘飞曜：“将死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撤回另行起诉，否则将驳回该案全部诉讼请求”。后刘飞曜迫于无奈，撤回了母亲死亡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叶某该要求撤回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叶某这样做的违法目的是：“为不让刘永等人分担赡养费份额而清除法律障碍”。【相关证据为泗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3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案件中庭审笔录以及对刘飞曜的谈话笔录】对于泗阳县人民法院苏1323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刘飞曜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第二部分。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本案无人身损害侵权行为、侵权过错、侵权因果关系”，这是一审故意错误认定。一、案件主要内容简要经过。2017年5月5日母亲因病情好转而从泗阳县人民医院出院，2017年5月11日上午刘飞曜按该医院出院医嘱要求将母亲带到南刘集医院复查血常规、电解质（其中含钾）。经检查当时母亲由于血钾低身体虚弱，而在南刘集医院住院补钾治疗。2017年5月15日下午大约16点，经刘永、刘学芹等人预谋，由刘学芹、刘桂林等人把母亲从医院恶意带回老家（泗阳县刘集乡），不让母亲医治。这天晚上刘永从其家里（泗阳县城厢街道）回到老家（泗阳县刘集乡）。刘永、刘学芹等人预谋时约定：“关于此事，不让刘飞曜知道，等母亲死了再让刘飞曜知道。”。2017年5月16日上午11点多，刘飞曜在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拨打120、110电话，随后母亲又被120救护车于该日12点20分送至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抢救。由于未及时补钾，导致母亲于2017年5月26日上午11点离开人世。二、案发后经查：1.对因未及时补钾而导致母亲死亡，对此南刘集医院存在以下过错：㈠2017年5月11日入院后，直至2017年5月15日下午14点才开始对母亲进行补钾治疗。入院后该医院由于工作失误而未及时补钾，对此该医院存在医疗过错。㈡、南刘集医院为逃避医疗损害法律责任而伪造电解质（其中包括钾）检验报告单、011检查报告单、心电图检查报告单，并骗取医疗保险报销费。㈢南刘集医院2017年5月15日病程记录、出院记录、对家属的谈话笔录上所书写的：“病情无明显好转，……建议病人去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此处所谓的“病情无明显好转”，是由于该医院因工作失误而未及时为母亲补钾治疗而造成的，造成母亲此时身体虚弱、精神不振。对因未及时补钾而导致母亲死亡，泗阳县人民医院存在以下过错：2017年5月16日12点20分母亲在该医院入院后，直至2017年5月17日下午14:06才发现母亲血钾低，此时才开始对母亲进行补钾治疗。在此之前，该医院因工作失误而未及时补钾治疗，该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对因未及时补钾而导致母亲死亡，刘永、刘学芹等人存在以下过错：为了让母亲死亡，把母亲从医院恶意带回家不让医治，而耽误了母亲及时补钾治疗时间。三、以下事实情况可以证明：1.母亲的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2.对母亲的死亡，刘永、刘学芹、刘桂林等人是共同预谋的。（一）2017年4月8日，母亲在泗阳县刘集医院住院治疗时，当时大儿子刘永为了不让母亲看病、为了以后母亲死亡时能把尸体放在他家办理丧事以便收取别人丧礼钱，当时大儿子刘永、大女儿刘桂林等人就在该医院内达成以下一致意见：1.将母亲转院至泗阳县城厢医院，因为该医院靠近刘永家；2.将母亲转至泗阳县城厢医院后仅仅是打打止疼针、吃吃止疼药，不再让母亲接受正规治疗。母亲死亡后，将母亲尸体就留在刘永家办理丧事，因为刘永想利用这个机会收取别人丧礼钱。当时小儿子刘飞曜得知上述情况后，表示反对并严厉指责他们。母亲得知上述情况后也表示反对，并严厉指责他们。（二）大儿子刘永、四女儿刘学芹为了不让母亲看病、为了以后母亲死亡时能把尸体放在刘永家办理丧事以便刘永收取别人丧礼钱，在2017年4月上旬委托刘须尚（父亲弟弟）来欺骗母亲去刘永家，后母亲知道刘永等人恶意后，母亲拒绝去刘永家。大儿子刘永为了不让母亲看病、为了以后母亲死亡时能把尸体放在刘永家办理丧事以便刘永收取别人丧礼钱，在2017年4月上旬委托刘须尚（父亲弟弟）来劝说刘飞曜同意母亲去刘永家，但被刘飞曜拒绝，对此当时刘须尚与刘飞曜还发生了争吵。四女儿刘学芹为了不让母亲看病，曾多次劝说刘飞曜不要再跟母亲看病了。（三）2016年1月，母亲（姜某）被诊断为右足底黑色素瘤，并肺转移。自2016年10月27日开始，母亲每天口服阿帕替尼药，2017年3月20日泗阳县人民医院诊断报告显示：肺转移瘤已经缩小，即母亲肺转移瘤已经被有效控制。由于该阿帕替尼药有疗效，后来母亲一直坚持每天口服该药。2017年5月5日母亲因病情好转而从泗阳县人民医院出院，2017年5月11日上午，刘飞曜按该医院出院医嘱要求将母亲带到南刘集医院复查血常规、电解质。当时由于母亲血钾低身体虚弱，而在南刘集医院住院补钾治疗，但直到2017年5月15日下午14点，该医院才开始对母亲进行补血钾治疗。在这天下午大约16点，母亲被刘学芹、刘桂林、刘学芳从医院恶意带至，这天晚上大约21点，刘永从其家里（泗阳城厢）赶到老家。关于此事，是经过刘永、刘学芹、刘桂林共同预谋的，其目的是：“为了不让母亲继续治疗而让母亲在家死亡。”。刘永、刘学芹、刘桂林等人经商量并决定：关于此事，不让刘飞曜知道，等母亲死了再让刘飞曜知道。2017年5月16日上午11点多，刘飞曜在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拨打120、110电话。当时在家里的现场人员有：刘永、刘学芹、刘桂林、刘学芳等人。刘永等人听说拨打120、110电话，当时就强烈反对母亲去医院继续治疗。120救护车、110警车到达现场后，母亲又被120救护车送至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抢救。当时刘永没有去医院协助抢救母亲，而是去泗阳史集小爷刘须尚（父亲弟弟）家诉说情况。在泗阳县人民医院入院时间为5月16日12点20分，直到5月17日下午14点6分泗阳县人民医院才发现母亲血钾较低，这时才又开始补钾治疗。当时由于血钾较低，当时医生就立即告知家属：患者随时有呼吸心跳骤停危险，病重，给予补钾治疗。后由于抢救无效，母亲于2017年5月26日上午11点离开人世。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5日母亲在南刘集医院住院期间，由于母亲身体虚弱，自2017年5月13日上午10点开始对母亲静脉点滴人血白蛋白药，并且是每天静脉点滴一瓶人血白蛋白药。该药是由医药公司人员一天一次送至母亲病房的，该药是由刘飞曜自购的，因为医院没有该药。自2017年5月4日至2017年5月14日下午4点，刘飞曜一直在照顾母亲。2017年5月14日下午4点，刘飞曜看母亲精神状态已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常州2天再回医院。刘飞曜临走时给刘学芳2天人血白蛋白药钱1100元（即每天每瓶550元），并嘱咐刘学芳：要及时给母亲用药。2017年5月15日下午16点，母亲被刘学芹、刘桂林等人恶意带离医院时，之前刘飞曜预付给刘学芳的人血白蛋白药钱，还有一瓶人血白蛋白药钱550元还没用。当时刘学芳说：“推迟一天再把母亲带回家，因为还有一瓶人血白蛋白药钱550元还没用完，这钱是刘飞曜给的，应推迟一天等把这550元钱用完再把母亲带回家”。对此当时刘永、刘学芹等人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立即要把母亲带离医院，并让其回家死亡。从母亲当时病情分析：如果对母亲及时补血钾、不耽误治疗，那么母亲于2017年5月26日是不会死亡的。刘永、刘学芹、刘桂林等人的上述违法行为已耽误了母亲及时补钾治疗时间，并造成死亡后果，其应承担法律责任。（四）2017年5月15日下午大约16点，刘永、刘学芹、刘桂林等人为了不让母亲医治、为了让母亲死亡而将母亲从南刘集医院带回家时，对此当时该医院医生史某、李某是明知的。当时史某医生为了逃避被法律追究责任，而在对家属的谈话笔录上书写:“病情无明显好转，……建议病人去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此处史某医生所谓的“病情无明显好转”，是由于史某医生因工作失误而未及时为母亲补钾治疗造成的，造成母亲此时身体虚弱、精神不振。四、刘永、刘学芹、刘桂林在诉讼中谎称：“母亲在南刘集医院已病重、病危”。而事实真相是：“母亲在南刘集医院住院期间无病重、病危生命体征”。从提供的南刘集医院病程记录可以看出：1.2017年5月11日至15日，南刘集医院未对母亲“下病重危”，也未“下病危”。2.南刘集医院2017年5月15日病程记录、出院记录、对家属的谈话笔录中所书写的：“病情无明显好转，……建议病人去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此处所谓的“病情无明显好转”，是由于该医院因工作失误而未及时为母亲补钾治疗而造成的，造成母亲此时身体虚弱、精神不振。从提供的泗阳县人民医院病程录可以看出：1.2017年5月17日15:30病程录：此时该医院才对母亲第一次“下病重”，原因是查血钾较低（是5月17日查血钾的），并告知家属“患者随时有呼吸心跳骤停危险”；2.2017年5月18日07:54分病程录：此时该医院对母亲第二次“下病重”，原因是查血钾较低；3.2017年5月23日10:08分病程录：患者血钾正常（是5月22日复查血钾的），肾功能较前恶化，患者已出现器官衰竭症状。2017年5月17日查母亲血钾低，随后立即补钾治疗，5月22日复查血钾时发现血钾已恢复正常，即之前如果对母亲及时补钾，母亲就不会发生严重缺钾现象。其严重缺钾出现后又导致肾功能较前恶化，出现器官衰竭症状，最后导致其死亡。即此时钾虽然恢复正常，但此前因未及时补钾而导致身体器官严重受损却已无法恢复正常，并最终导致死亡。2017年5月17日15:30分泗阳县人民医院才对母亲第一次“下病重”，原因是查血钾较低（5月17日查血钾的在此之前，对母亲未能及时补钾原因如下：1.刘永、刘学芹等人耽误了母亲及时补钾时间，即他们不想在医院照顾母亲，为了让母亲死亡而将母亲从南刘集医院带回家，不让母亲看病，让母亲在家痛苦等死；2.南刘集医院对母亲未及时补钾，即2017年5月11日母亲因血钾低需补钾而在该院入院后，直至2017年5月15下午14点该医院才开始对母亲进行补钾治疗。但在该日下午约16点母亲又被刘永、刘学芹等人恶意带离南刘集医院。关于南刘集医院未对母亲及时补钾的医疗损害纠纷，已诉讼至法院处理。3.泗阳县人民医院对母亲未及时补钾，即2017年5月16日母亲在该院入院后，直至2017年5月17日下午14:06分才发现母亲血钾低，此时才开始对母亲进行补钾治疗。在此之前该医院未及时补钾治疗。关于泗阳县人民医院未对母亲及时补钾的医疗损害纠纷，已诉讼至法院处理。五、母亲患病期间，大儿子刘永等人有赡养经济能力，但对母亲医疗费分担支付以及母亲在医院需要儿女轮流陪护之事却进行推诿、逃避。（一）2016年1月母亲（姜某）被诊断为右足底黑色素瘤，并肺转移。自2016年10月27日开始每天口服甲磺阿帕替尼药，后泗阳县人民医院2017年2月23日、3月20日诊断报告比较显示：肺转移瘤已经缩小。即母亲的肺转移瘤已被有效控制。由于该甲磺阿帕替尼药有疗效，后来母亲一直坚持每天口服该药。从病历资料可以看出：未及时补钾是母亲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当时对母亲及时补钾治疗，母亲生命还会得到延长，母亲所患的黑色素瘤本身不会导致母亲在2017年5月26日死亡。母亲所患的黑色素瘤，在当时医学上虽然无法医治好，但及时医治可以延长生命、减轻痛苦。对于母亲所患的黑色素瘤，该疾病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子女都无权剥夺患病老人生命权，更何况母亲对自己所患疾病一直渴望治疗。（二）母亲自2015年12月21日病发住院至2017年5月26日去世，其住院、门诊情况具体如下：1.母亲第1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月7日。2.母亲在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一次。往返时间为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11日。3.母亲第2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2月7日。4.母亲第3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2月27日。5.母亲第4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3月18日。6.母亲第5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8日。7.母亲第6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4月27日。8.母亲第7次住院，在北京肿瘤医院，往返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7日。9.母亲第8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6年6月9日至2016年6月18日。10.母亲第9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20日。11.母亲第10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8月22日。12.母亲第11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6年9月17日至2016年9月26日。13.母亲第12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至2016年12月1日。14.母亲第13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3月31日。15.母亲第14次住院，在南刘集医院，住院时间为2017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11日。16.母亲第15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5月5日。17.母亲第16次住院，在南刘集医院，住院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5日。18.母亲第17次住院，在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5月26日。母亲自2015年12月21日开始住院治疗至2017年5月26日去世，住院共17次，门诊1次。在泗阳县人民医院、南刘集医院住院时间、去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往返时间、去北京肿瘤医院住院往返时间共计235天。出院回家需要人照顾的天数共计6天（即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5月10日）。母亲患病期间，因看病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为10多万元。对此各个子女表现情况如下：①由于大儿子刘永与父母有矛盾，母亲第一次住院时，关于母亲看病之事，当时母亲打电话通知大儿子刘永，当时刘永说：“母亲看病之事，他不管，不要找他”。并用很不好态度拒绝来医院照顾、探望母亲，当时母亲很气愤。母亲打电话时，当时三女儿刘学芳、小儿子刘飞曜在现场。对母亲的看病之事，刘永一直持反对态度。②母亲第一次住院时，当时大女儿刘桂林、三女儿刘学芳、四女儿刘学芹、小儿子刘飞曜经协商后约定：以后儿女对母亲的照顾费用，按每人每天80元计算，每天可以由几个儿女来共同照顾母亲。当时是安排三女儿刘学芳在医院照顾母亲。③由于大儿子刘永与父母亲有矛盾，母亲自2015年12月21日第一次医院住院至2016年8月22日第十次医院住院，在此期间大儿子刘永拒绝照顾母亲、拒绝看望母亲，并拒绝分担医疗费。④母亲患病期间，二女儿刘华平仅去医院看望过母亲1次。⑤母亲患病期间，大儿子刘永在医院照顾母亲天数共计大概为18天，除此之外刘永拒绝照顾母亲；大女儿刘桂林在医院照顾母亲天数大概共计为30天，除此之外刘桂林拒绝照顾母亲；二女儿刘华平照顾母亲天数共计为6天,除此之外刘华平拒绝到医院照顾母亲；三女儿刘学芳在医院照顾母亲天数共计大概为32天，除此之外刘学芳拒绝到医院照顾母亲；四女儿刘学芹在医院照顾母亲天数共计大概为25天，除此之外刘学芹拒绝到医院照顾母亲；小儿子刘飞曜照顾母亲天数共计大概为146天（其中在医院照顾140天）。⑥母亲患病期间，由于刘永与父母有矛盾，对母亲看病之事，其一直表示反对，并从未将母亲送至医院治疗过；母亲患病期间，二女儿刘华平从未将母亲送至医院治疗过；母亲患病期间，第1次入院、第2次入院、第14次入院时大女儿刘桂林参与了，除此之外刘桂林拒绝将母亲送至医院治疗；母亲患病期间，第1次入院、去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第2次入院时三女儿刘学芳参与了，除此之外刘学芳拒绝将母亲送至医院治疗；母亲患病期间，第1次入院、去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第2次入院、第6次入院时四女儿刘学芹参与了，除此之外刘学芹拒绝将母亲送至医院治疗；母亲患病期间，第1次入院、去江苏省肿瘤医院门诊、第2次入院、第6次入院、第14次入院、第17次入院（当时120救护车是由刘飞曜电话联系的）时，小儿子刘飞曜皆积极主动参与。第3次至第5次入院、第7次至第13次入院、第15次至第16次入院时，皆是由刘飞曜一个人将母亲送至医院住院治疗的。⑦母亲患病期间，因看病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为10多万元（合作医疗保险报销除外，母亲从第1次住院至第11次住院期间，大儿子刘永拒绝支付任何费用，直到2016年10月26日大儿子刘永才仅同意给1万元钱，除此之外拒绝支付剩余费用；大女儿刘桂林仅同意给5000元钱，除此之外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二女儿刘华平仅同意给3000元钱，除此之外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三女儿刘学芳仅同意给5000元钱，除此之外拒绝支付剩余费用；四女儿刘学芹仅同意给11969元钱，除此之外拒绝支付剩余费用；其他所有剩余费用皆由小儿子刘飞曜一个人予以垫付。（三）由于大儿子刘永等人对母亲医疗费分担支付以及母亲在医院需要儿女轮流陪护之事进行推诿、逃避。为了避免家庭矛盾恶化，2017年4月18日小儿子刘飞曜与大儿子刘永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ａ、从今以后母亲看病之事，皆由刘飞曜一个人决定，并且产生的一切医疗费用也皆由刘飞曜一个人承担；ｂ、从今以后，母亲的日常生活照顾，皆由刘永负责组织安排。当时刘永就立即将该协议内容与刘学芹、刘桂林、刘学芳、刘华平协商并一致同意该协议内容。当时他们就约定：每人照顾6天，轮流安排。2017年4月18日该协议签订后至2017年5月26日母亲去世共计39天。在此期间六个子女实际照顾母亲天数分别为：刘永12天、刘桂林9天、刘华平6天、刘学芳6天、刘学芹6天、刘飞曜26天。被上诉人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二审未作辩称。刘飞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向刘飞曜赔偿209657元。一审经审理查明：刘须高、姜某系刘飞曜、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的父母亲，刘飞曜、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之间系兄弟姐妹关系。姜某于2015年被确诊患上恶性黑色素瘤，并多次住院治疗。姜某于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5日在泗阳县刘集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黑色素瘤术后、肺部感染、两肺转移瘤，出院诊断：黑色素瘤术后、坠积性××、两肺转移瘤。2017年5月15日，泗阳县刘集医院医师史某对刘桂林、刘学芹、刘学芳进行住院病人（或家属）知情谈话，告知：病情无明显好转，本科对治疗黑色素瘤无较完善的治疗方案，建议病人上级医院治疗，家属同意……。刘桂林、刘学芹、刘学芳在该知情谈话记录上签名。姜某被刘桂林、刘学芹、刘学芳带回老家。姜前美于2017年5月16日12时20分到泗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姜某于2017年5月26日死亡，出院诊断：1.右足底恶性黑色素瘤术后免疫治疗后放化疗后；2.肺部感染；3.两肺转移瘤；4.冠心病；5.恶病质；6.呼吸心跳衰竭；7.消化道出血。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刘飞曜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对刘学芹、刘学芳、刘桂林将姜某从医院带回的行为与姜某死亡有无关联，如有关联对其参与度进行鉴定。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8日向一审法院发函，该函载明：经我所司法鉴定人审阅材料，分析认为本案被鉴定人姜某死亡原因不明确，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对该案进行鉴定。刘飞曜于2019年3月19日向泗阳县公安局控告刘永等人遗弃姜某，泗阳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并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泗公（南）不立字【2019】4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刘飞曜向宿迁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宿迁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并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泗公（南）刑复字【2019】074号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刘飞曜曾以泗阳县人民医院、泗阳县刘集医院未及时为姜某补钾导致姜某于2017年5月26日死亡为由，于2018年5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泗阳县人民医院、泗阳县刘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泗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苏1323民初359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刘飞曜的诉讼请求。刘飞曜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苏13民终198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时应该证明存在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人存在过错等。本案刘飞曜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永等人遗弃姜某，并不让姜某进行治疗，泗阳县公安局对此也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刘飞曜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姜某死亡的原因及姜某死亡与刘学芹、刘学芳、刘桂林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刘飞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飞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8元，由刘飞曜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飞曜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供泗阳县医疗保障局的《关于对泗阳县刘集医院信访举报的回复》一份。旨在证明：姜某属于非正常死亡，具体是南刘集医院没有及时补钾。对此，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未予质证。本院认证意见为：根据《关于对泗阳县刘集医院信访举报的回复》的内容，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一审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某请求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向其赔偿209757元，理由是双方的共同母亲姜某在患病住院期间，被刘桂林、刘学芳、刘学芹于2017年5月15日16时左右从南刘集医院带回老家，及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不让姜某在医院继续治疗，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的行为耽误了姜某及时补钾治疗时间，导致姜前美2017年5月26日上午11点在泗阳县人民医院离世。首先，就刘桂林、刘学芳、刘学芹将姜某从医院带回行为与姜某死亡有无关联，一审法院已经委托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该司法鉴定所表示无法对该案进行鉴定。泗阳县公安局也对刘飞曜主张的刘永等人遗弃姜某不让姜某进行治疗进行调查，调查后作出不予立案处理。故刘某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不让姜某继续治疗事实，也无证据证明刘桂林、刘学芳、刘学芹将姜某从医院带回行为与姜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刘飞曜、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同为姜某的子女，刘飞曜因姜某的患病死亡主张刘永、刘桂林、刘华平、刘学芳、刘学芹向其赔偿款项也无法律依据。据此，刘飞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飞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元，由上诉人刘飞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覃卫东审判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沈飞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