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男，195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2，女，1954年8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男，196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4，女，196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5，男，198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三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冬毅，上海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1、朱某2因与被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4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某1、朱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1991年颁发的宅基地证将上诉人朱某1列为立基人，即宅基地使用权人，原审以上诉人朱某1为居民户口为由，否定上诉人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人的权利，剥夺上诉人获得拆迁经济补偿和安置房的权利，判决错误。上诉人朱某1与被上诉人朱某3及父母签订的赠与协议因朱某1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也没有占有、使用该房产，赠与协议应属无效，朱某1与朱某3签订的协议亦应属无效，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程序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辩称，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确定应以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为依据，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立基人口六人都为农业户口，其中朱某5是独生子，多一人份额。上诉人朱某1户口于上世纪70年代即已迁出，是居民户口，不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中的立基人口和使用人口，其对房屋建造和翻建亦无贡献，故朱某1不是涉案宅基地房屋的安置对象。涉案两份协议均系家庭内部对财产的处分，无论是父母将房产赠与两个儿子，还是朱某1将房产转让给朱某3，都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涉案两份协议均属有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3日，朱某1、朱某2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本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小区XX号XX室、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小区XX号XX室、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小区XX号XX室、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苑XX幢XX号XX室，对上述四处房产总面积324.324平方米拆迁安置房进行分家析产，继承其中父亲朱某6、母亲朱某7各40平方米的份额，归朱某1的析产和继承房屋建筑面积66.66平方米、归属朱某2的继承房屋建筑面积26.66平方米，朱某1、朱某2合计所得房屋面积93.32平方米。经折算，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小区XX号XX室归朱某1、朱某2所有，剩余面积16.48平方米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折价支付；2、继承父亲朱某6、母亲朱某7在本市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的股份：农龄股66股、土地股140股，继承人朱某1分得农龄股22份、土地股46份，继承人朱某2分得农龄股22份、土地股47份，继承人朱某3分得农龄股22份、土地股47份；3、继承父亲朱某6、母亲朱某7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的股份分红67,026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继承人朱某1分得22,342元、继承人朱某2分得22,342元、继承人朱某3分得22,342元；4、被继承人朱某7银行存款904元及利息归朱某3所有，朱某1、朱某2放弃继承母亲朱某7银行存款904元及利息；5、诉讼费按析产及继承份额百分比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朱某6（2011年1月18日去世）与朱某7（2016年5月24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儿子朱某1、朱某3及女儿朱某2。朱某6与朱某7的父母均在解放前去世。朱某3与朱某4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儿子朱某5。1975年12月22日公社建造房屋申请用地表中记载的申请人为朱某6，家庭人口5人，儿子2人，女儿1人，原有房屋建造时间1976年2月，需翻建新建理由“因为儿子大了，需要一间灶间，原有灶间要做房间，需要一间房屋”。1988年9月车墩乡农民申请建房用地审批明细表上记载户主朱某6，人口6人，备注“独生”。村民原拆原建房用地申请表上记载人员有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4及朱某5。1991年10月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中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朱某6，地址为XX乡XX队，现有人口有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4、朱某5，立基人口有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1，其中朱某1为居民户口，其余均为农村户口。后经松江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确认，XX乡XX队土地使用者为朱某6，立基人口6人，其中农业6人，现有人口6人，其中农业6人。2009年7月3日，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记载被拆迁人“朱某6”，由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给予坐落于XX村XX队XX号房屋货币补偿款443,934.98元、棚舍和其他附属物补偿款142,000元及搬家补助费5,896.80元等。乙方处签名人为朱某3。涉案宅基地拆迁安置房中的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93.16平方米）及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88.19平方米）房屋登记的权利人均为朱某3；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76.38平方米）尚存异议登记中，申请人为朱某1，被异议权利人为朱某3，登记日为2019年1月7日；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幢XX号XX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产权信息。被继承人朱某6拥有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102份（其中农龄份额32份、土地份额70份）。被继承人朱某7拥有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104份（其中农龄份额34份、土地份额70份）。朱某6于2011年1月病故后，其合作社份额由其妻子朱某7继承，朱某7份额变更为206份（其中农龄份额66份、土地份额140份）。朱某7于2016年5月病故后，因子女未签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份额继承协议书》，故该社未发放2016年及2017年的社员分红分别为2060元及2266元，未发放村级经营性资产处置分配62,700元，合计67,026元。截至2016年9月21日，被继承人朱某7中国农业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3839的余额为904元。2009年10月18日，朱某6、朱某7、朱某1及朱某3在松江区车墩镇高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经协商后对原松江区XX镇XX村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后的房产处理达成如下协议：一、原松江区XX镇XX村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主人是朱某6，朱某6委托朱某3全权办理拆迁房屋价格的评估、拆迁协议签订、领取和保管全部拆迁费用、购买居住房屋。二、朱某3为朱某6、朱某7按拆迁安置优惠价购买的松江区XX镇XX小区北区XX号XX室住房一套（建筑面积76.60平方米），并由朱某3负责装修。该住房的产权归朱某6、朱某7所有（该房产是朱某6、朱某7在家庭财产中应得部分）。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和发票姓名为朱某6，产权共有人为朱某7。三、朱某6、朱某7自愿将松江区XX镇XX小区北区XX号XX室房屋赠与朱某1、朱某3。朱某1对该赠与房屋拥有40平方米产权，朱某3对该赠与房屋拥有36.60平方米产权。朱某3将该房屋36.60平方米转让给朱某1，转让价每平方米3,500元，加上装修款，合计170,000元整（壹拾柒万元整）。朱某1拥有该房屋全部产权，房产证上所有人登记为朱某1。朱某1于2009年10月30日前支付朱某3100,000元整（壹拾万元整），于2010年10月30日前支付朱某370,000元整（柒万元整）。朱某3收到第一次付款100,000元时将老房拆迁协议复印件及该房屋的购买发票、合同、维修费发票、装修清单收据等原件交给朱某1，以便朱某1办理房产证。朱某6、朱某7对该房屋具有居住、使用权。朱某6、朱某7、朱某1及朱某3均在该房产处理协议上签字。2016年2月18日，朱某1与朱某3在松江区车墩镇高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载明“……2009年10月18日，当事人朱某1、朱某3至车墩镇高桥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当事人同意签订《房产处理协议书》，现当事人朱某1、朱某3双方一致同意将该协议书撤销，并要求重新签订《协议书》；现达成一致同意：朱某3将当初所拿的170,000元整（壹拾柒万元整）按照协议时间还给朱某1；朱某1同时将当初发票、收据等材料在2016年2月22日前还给朱某3。同时朱某3拿出2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将该钱款支付朱某1100,000元整（拾万元整）和支付朱某2100,000元整（拾万元整），同时该房屋产权属朱某3所有，并于2016年2月22日前将钱款结清。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朱某3拿出170,000元整（壹拾柒万元整）还给朱某1；2、朱某3拿出2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其中100,000元整（拾万元整）支付给朱某1，另外100,000元整（拾万元整）支付给朱某2；另附：《2009年房产处理协议》并作废……”朱某1、朱某3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2016年2月19日，朱某1制作了17万元利息分年计算表，合计利息30,550元。同月19日，朱某3按照上述调解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朱某1按照上述调解协议交付了房屋购房发票等。同月23日，朱某1收到朱某3支付的利息30,55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朱某1是否享有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面积。依据《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宅基地土地部分的拆迁利益应归属于拆迁人口。拆迁人口一般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即宅基地使用审核表上所列户中成员。根据1991年涉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信息载明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4、朱某5。虽然该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中立基人口中有朱某1，但在1991年重新登记时其已经为居民户口，故审核表中该户基地使用权人并不包括朱某1。另，根据2009年10月18日签订的房产处理协议，朱某1亦参与协议的签订，其并未就应当享有拆迁安置面积提出过相应的请求，故其应当知晓其并未列入此次的拆迁人口。因此，朱某1并无证据证明其系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拆迁人口，其要求享受该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面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朱某1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朱某1、朱某2是否能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朱某6与朱某7的拆迁安置面积。根据朱某6、朱某7、朱某1及朱某3于2009年10月18日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下签订的房产处理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对朱某1、朱某2主张该协议失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协议中就涉案宅基拆迁安置房屋已经进行了分家析家，朱某6与朱某7分得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住房一套（建筑面积76.60平方米），而朱某6、朱某7在分得该套房屋之后，又将该套房屋赠与朱某1及朱某3，且朱某1及朱某3已经接受赠与，可见两被继承人已经在生前对其财产作出了处置，故两被继承人在拆迁安置房屋中已无遗产可供继承。故对朱某1、朱某2要求对拆迁安置房屋重新分家析产及继承两被继承人该项遗产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在于朱某1及朱某3就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于2016年2月18日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根据2009年10月18日房产处理协议的约定，朱某6、朱某7已经将该房产赠与朱某1及朱某3，而朱某1与朱某3就该赠与房产亦作出了处置，朱某1拥有40平方米产权，朱某3拥有36.60平方米产权，朱某3将其拥有的份额转让给朱某1，由朱某1拥有该房屋全部产权，朱某1支付朱某3折价款170,0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此协议履行。后朱某1与朱某3于2016年2月18日又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朱某1及朱某3一致同意将原协议书撤销，并要求重新签订协议书，因原房产处理协议并非朱某1与朱某3单独签订，还涉及其他内容，故两人无权全部撤销，即无权撤销朱某6及朱某7将分家析产所得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产赠与朱某1与朱某3的内容，仅能撤销并重新约定的是该套房屋的产权在二人之间的归属问题，而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产权归属作出重新约定系双方协商一致所达成，合法有效，朱某1、朱某2并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无效或属于可撤销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此协议予以确认。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均已经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应义务，且朱某3、朱某4、朱某5所提供的该协议所附利息表，系朱某1计算并制作，其亦已经收到朱某3支付的利息，表明其认可该协议内容，即朱某1与朱某3已接受父母赠与的房产并对所占份额作出了处理。综上所述，对朱某1、朱某2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四在于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206份（其中农龄份额66份、土地份额140份）是否能作为遗产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本案中，被继承人朱某6死亡后，其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102份已经由朱某7继承，朱某7份额变更为206份（其中农龄份额66份、土地份额140份），后朱某7于2016年5月病故，故其名下的合作社份额应当作为其遗产。因被继承人朱某7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朱某1、朱某2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朱某1、朱某2及朱某3继承，即由朱某1继承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68份（其中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6份）、朱某2继承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69份（其中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7份）、朱某3继承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69份（其中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7份）。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五在于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2016年及2017年的社员分红及村级经营性资产处置分配是否作为遗产在本案中进行分配。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的被继承人朱某7于2016年5月已病故，2016年、2017年的社员分红及村级经营性资产处置分配在朱某7死亡时并未产生，故并非朱某7的遗产范围，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该经济合作社系因子女未签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份额继承协议书》，故未发放2016年、2017年的社员分红及村级经营性资产处置分配，而本案中已经确认了遗产分配份额，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故朱某1、朱某2及朱某3有权据此另行向该经济合作社主张其相应的权益。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本案中，朱某1、朱某2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银行存款904元及利息，由朱某3一人继承，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即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3839的存款904元（截至2016年9月21日）及利息由朱某3继承所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松江区XX镇XX合作社份额206份（农龄份额66份、土地份额140份）由朱某1继承所得其中的份额68份（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6份）、朱某2继承所得其中的份额69份（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7份）、朱某3继承所得其中的份额69份（农龄份额22份、土地份额47份）；二、被继承人朱某7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3839的存款904元（截至2016年9月21日）及利息由朱某3继承所得；三、驳回朱某1及朱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一审案件受理费4,526元，由朱某1负担2,500元（已缴纳）、朱某2负担1,500元（已缴纳）、朱某3负担526元，朱某3所负之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一审法院。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并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上诉人朱某1是否享有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问题，原审根据1991年10月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确认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4、朱某5，上诉人朱某1并非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拆迁人口，不应享有该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朱某1系居民户口，在该农村宅基地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上并无记载，故上诉人上诉坚持认为其系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并据此要求获得该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两份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于2009年既已被拆迁，两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朱某3的父母朱某6、朱某7作为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人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于2009年10月就松江区XX镇XX小区北区XX号XX室安置房屋的权属与儿子朱某1、朱某3所达成的房产处理协议及朱某1与朱某3于2016年2月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就上述房屋的转让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上述协议均已实际履行，上诉人主张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且有违诚信，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上诉人朱某1不享有涉案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且朱某6、朱某7在生前已经对其享有的拆迁安置房屋作出了处分，在拆迁安置房屋中已无遗产可供继承，故对两上诉人要求对涉案拆迁安置房屋重新分家析产及继承的诉请未予支持，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26元，由上诉人朱某1、朱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朱骏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