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7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峰，男，195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莹，女，194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刚，男，195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普，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玥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108号院10号楼1层106-2号。法定代表人：张秀伶，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云，北京联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胡娥，女，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洪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龙，山西天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峰、刘莹、刘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玥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玥瑶家政公司）、崔胡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4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峰、刘莹、刘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崔胡娥承担15%的赔偿责任，责任比例过低。崔胡娥照顾张炳林不足一月，导致张炳林摔伤两次，且均位于头部，因此崔胡娥具有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对张炳林的摔伤存在一定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张炳林的住处仅四十多平方米，且三上诉人年岁已高，无法贴身照顾张炳林，请保姆就是为了照顾张炳林，对张炳林摔伤没有任何过错。3.事发时，张炳林已至90岁高龄，身患疾病，仅具备半自理能力，一审法院用完全自理能力标准要求张炳林并认定张炳林对自身摔伤存在过错是错误的。4.玥瑶家政公司对其提供的保姆未进行任何岗前培训，崔胡娥在照顾张炳林时未尽到注意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被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崔胡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峰、刘莹、刘刚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三上诉人无法证明张炳林的死亡与崔胡娥有关，崔胡娥不应对其死亡承担责任。2.就张炳林摔伤而言，崔胡娥已尽到自己的义务，不存在过错。3.三上诉人对张炳林摔伤存在明显的防范不足，具有一定过错。4.张炳林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自身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在身旁无人自行活动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对其受伤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5.崔胡娥是玥瑶家政公司的员工，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如需承担责任也应由玥瑶家政公司承担。玥瑶家政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峰、刘莹、刘刚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我公司属于中介式家政公司，与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居间法律关系，我公司向上诉人收取居间服务费后，将崔胡娥的相关信息如实告知了上诉人，不存在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我公司并非员工制家政公司，与崔胡娥不存在劳务或劳动关系，崔胡娥并非我公司员工。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政服务业管理办法》。刘峰、刘莹、刘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玥瑶家政公司、崔胡娥向我方赔偿医疗费14364.49元（含医疗费用、护理费用、饭费、护理用品费用）、丧葬费10960元；2.玥瑶家政公司、崔胡娥向我方赔偿死亡赔偿金339950元（以67990元/年为标准计算5年）；3.玥瑶家政公司、崔胡娥向我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玥瑶家政公司向我方返还服务费1000元；5.崔胡娥返还工资4340元；6.诉讼费由玥瑶家政公司、崔胡娥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玥瑶家政公司系经营范围为家政服务、劳务服务、保洁服务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刘峰、刘莹、刘刚系张炳林之子女。2018年12月16日，刘峰向玥瑶家政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1000元。后刘峰作为雇主（甲方）与服务员（乙方）崔胡娥、丙方玥瑶家政公司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第一条服务内容：经甲方挑选，丙方推荐，甲方自愿选择乙方提供家政服务，乙方自愿承担甲方的照顾半自理老人家政服务……第四条服务时间1、丙方为甲方服务期限为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16日；2、乙方为甲方服务期限为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12月30日……第八条工资支付：（1）合同签订之日甲方预付乙方1个月工资给丙方作为服务期内乙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乙方服务期满月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当月工资。合同中止或者结束，乙方凭甲方的预付工资收据或甲方签字的领取最后一个月工资凭证到丙方领取最后一个月工资。合同尚未结束，乙方要求离岗，甲方不得未经丙方同意擅自给乙方发工资，甲方由于擅自给乙方发工资给丙方造成损失的，损失由甲方承担。（2）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当月工资在乙方服务期满月后，如发生矛盾或造成损失，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第十六条权利义务：……11、丙方是中介制家政服务公司，不是员工制家政公司。乙方和丙方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乙方不是丙方的员工。”各方另约定了工资、服务期限等其他权利义务。刘峰、刘莹、刘刚及玥瑶家政公司均称上述合同系2019年4月27日签订，崔胡娥称上述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6月，张炳林摔伤以后。上述合同签订后，崔胡娥至张炳林家中照顾张炳林，2019年5月27日，崔胡娥收到刘峰、刘莹、刘刚支付的劳务费用4340元，并出具了收条。2019年5月8日，张炳林摔伤，但伤势较轻。2019年5月28日，张炳林再次从床上摔下受伤。当日，张炳林被送往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治疗，被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血肿（顶枕右）、高血压等，后张炳林在右安门医院住院3天。2019年5月31日，张炳林在右安门医院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医嘱：1、前往宣武医院继续治疗间质性肺炎；2、定期复查头颅CT……出院后张炳林被接回家中。在此期间，张炳林支付救护车费用758元、医疗费用3756.81元、护理用品费210元、护理费用450元。2019年6月17日，张炳林被送往北京香山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头皮血肿（顶枕右）、腰椎骨折、高血压、呼吸衰竭、肾功能不全等。2019年6月20日，张炳林在香山医院死亡，死亡原因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肺部感染、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诊断：1、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头皮血肿（顶枕右）、腰椎骨折L5？、高血压3级、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症；2、2型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10、急性肾功能衰竭。张炳林在香山医院共支出医疗费用1972.26元。刘峰、刘莹、刘刚另提供收据一张，欲证明其支出了护工费3600元、饭费800元、其他护理用品费用70元。张炳林死亡后，刘峰、刘莹、刘刚为张炳林的丧葬事宜支出各项殡仪服务费共10960元。经法院委托，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对张炳林的死亡与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上述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1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张炳林符合颅脑损伤与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刘峰、刘莹、刘刚缴纳鉴定费用3300元。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张炳林的死亡原因；二、崔胡娥及玥瑶家政公司之间的关系；三、崔胡娥及玥瑶家政公司是否应对张炳林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以上争议焦点，法院分析如下：一、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张炳林符合颅脑损伤与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而张炳林在香山医院的病历也载明张炳林的死亡原因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肺部感染、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急性心力衰竭。刘峰、刘莹、刘刚坚持摔伤是导致张炳林死亡的全部原因，崔胡娥坚持认为张炳林系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各方当事人的上述意见均系从自身利益出发，无相应的依据，法院对上述意见均不予采信。二、就崔胡娥与玥瑶家政公司之间的关系来说，刘峰、崔胡娥、玥瑶家政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合同》载明玥瑶家政公司为中介公司。同时，玥瑶家政公司向刘峰及崔胡娥均收取中介费用，且刘峰直接发放工资给崔胡娥，故法院认定玥瑶家政公司在刘峰与崔胡娥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居间服务，与崔胡娥之间并不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三、关于崔胡娥及玥瑶家政公司是否对张炳林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崔胡娥作为被雇佣一方，其工作职责为照顾半自理老人，在张炳林已近90岁高龄，且患有多种老年疾病的情况下，崔胡娥对张炳林的摔伤有防范方面的不足。但是刘峰、刘莹、刘刚让崔胡娥单独与张炳林相处，崔胡娥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炳林身边的条件。刘峰、刘莹、刘刚在得知张炳林曾从床上摔下后，亦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故刘峰、刘莹、刘刚在张炳林的摔伤上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另外，刘峰、刘莹、刘刚自述张炳林身体健康、意识清楚，其又缺乏相应的自理能力，故其自身在活动时应自我注意。因此，张炳林摔伤，有自己身体条件的原因，亦有刘峰、刘莹、刘刚和崔胡娥的防范不足，不应把摔伤的后果全部归结于崔胡娥。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崔胡娥并非玥瑶家政公司的员工，故玥瑶家政公司不对崔胡娥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法院综合张炳林自身疾病影响、刘峰、刘莹、刘刚自己的过错及崔胡娥的过错程度，酌定崔胡娥对张炳林的合理损失承担百分之十五的赔偿责任。关于刘峰、刘莹、刘刚向崔胡娥主张退还工资的诉讼请求及要求玥瑶家政公司退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并非侵权案件处理范围，刘峰、刘莹、刘刚可另行提出合同之诉。刘峰、刘莹、刘刚的各项损失为：1、医疗费用6487.07元；2、护理费用4050元；3、护理用品费用280元；4、饭费，张炳林仅住院3天，刘峰、刘莹、刘刚主张800元明显过高，法院酌定300元。刘峰、刘莹、刘刚将上述四项费用均计入医疗费用，属理解错误，法院予以调整。5、丧葬费，刘峰、刘莹、刘刚主张10960元，数额合理；6、死亡赔偿金，刘峰、刘莹、刘刚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计算5年，数额合理；7、精神损害抚慰金，张炳林死亡确实给其子女带来精神痛苦，法院酌定50000元。上述各项费用均由崔胡娥承担15%的赔偿责任。另需指出的是，玥瑶家政公司系专业的家政公司，作为居间人向刘峰、刘莹、刘刚提供居间服务时，应该严格履行居间服务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政服务业管理办法》规定，家政服务组织应当建立并落实家政服务员岗前培训制度，而玥瑶家政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未对崔胡娥进行过培训，因此，虽玥瑶家政公司对张炳林的摔伤致死不承担侵权责任，但如刘峰、刘莹、刘刚认为玥瑶家政公司未完全履行居间服务的义务，可向其另行主张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崔胡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峰、刘莹、刘刚赔偿医疗费973.06元、护理费607.5元、护理用品费42元、饭费45元；二、崔胡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峰、刘莹、刘刚赔偿丧葬费1644元；三、崔胡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峰、刘莹、刘刚赔偿死亡赔偿金50992.5元；四、崔胡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峰、刘莹、刘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五、驳回刘峰、刘莹、刘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刘峰、刘莹、刘刚提交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日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欲以此证明崔胡娥在照顾张炳林过程中存在催促、训斥的情况。对此，崔胡娥发表质证意见：上述录音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两次录音日期均非摔伤发生时间，与本案没有关系。玥瑶家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述录音的关联性，与我公司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主要争议焦点为关于张炳林死亡的责任划分问题。首先，关于刘峰、刘莹、刘刚对张炳林摔伤是否存在过错一节。本院认为，刘峰、刘莹、刘刚作为张炳林的子女，在张炳林晚年时其三人也已步入老年人行列。在无法实现亲自贴身照顾张炳林的情形下，为其聘请崔胡娥作为保姆照顾张炳林的生活起居并时常探望，此种行为值得肯定。且在得知张炳林摔伤后，也与崔胡娥进行了沟通。因此，刘峰、刘莹、刘刚对崔胡娥能够认真妥善地照顾张炳林具备合理正当的心理预期，故不能过分苛求刘峰、刘莹、刘刚对张炳林摔伤的结果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峰、刘莹、刘刚对张炳林的摔伤存在一定过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2019年5月8日，张炳林摔伤，但伤势较轻。2019年5月28日，张炳林再次摔伤，当日被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双）、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血肿（顶枕右）、高血压等。后张炳林于2019年6月20日在香山医院死亡。经鉴定，张炳林符合颅脑损伤与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根据张炳林的摔伤情况及死亡原因，本院认为张炳林的颅脑损伤与其摔伤存在一定关系。崔胡娥在照顾张炳林期间，尤其在第一次摔伤发生后，未能根据张炳林的身体状况对其可能存在的摔伤风险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故其对张炳林的摔伤存在一定过错。同时，张炳林作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在自行活动时亦应提高安全注意义务，以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鉴于刘峰、刘莹、刘刚在诉讼中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还原张炳林摔伤的原始经过。一审法院考虑本案鉴定结论、张炳林的自身疾病情况以及崔胡娥的过错程度，在现有证据条件下酌定崔胡娥对张炳林的合理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刘峰、刘莹、刘刚上诉主张崔胡娥对张炳林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再者，关于刘峰、刘莹、刘刚上诉主张崔胡娥与玥瑶家政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玥瑶家政公司对张炳林摔伤并无故意或过失等主观上的过错，故玥瑶家政公司与崔胡娥对张炳林的摔伤不构成共同侵权，刘峰、刘莹、刘刚的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刘峰、刘莹、刘刚认为玥瑶家政公司未完全履行居间服务的义务，可向其另行主张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80元，由刘峰、刘莹、刘刚负担（已由刘峰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晨阳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刘 洋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毕凤敏书 记 员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