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6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江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崇明区宏海公路4588号7号楼218室（上海三星经济小区）。法定代表人：魏阿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华，上海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经济开发区光明路99号。法定代表人：朱亚军，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亚军，男，1966年8月21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为标，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江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亚公司）、朱亚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5民初3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作出一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规定。1.涉案合同的类型有争议，上诉人认为涉案合同为保管合同，而被上诉人认为是场地租赁合同，不属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故不应适用简易程序。2.一审程序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一审法院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损害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况且本案标的额达到600万元，在当地属于重大复杂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难以解决本案争议。3.一审法院收取了保全费，但至今未采取任何保全措施，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本案中，在保管合同发生前期，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魏阿根与被上诉人协商共同创办企业，由江浙公司出100万用于设备拆除、购买设备的搬运费用及暂时代为垫付购买生产设备的定金，故魏阿根委托朱亚军将在江苏省连云港灌南法院拍卖所得的“大盛板业”两套秸秆加工设备运至被上诉人工厂处，但被上诉人将设备运至工厂处几个月后又反悔，不同意合作创办企业且不支付任何款项，甚至声称魏阿根欠其30万元，还将两条生产线设备锁在厂房，使得上诉人搬离不能，被上诉人强制要求上诉人支付保管费，且拆破涉案主机设备，致使主机报废及油缸失窃，使得该设备的价值不能得到发挥，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本着友好协商，合作创业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且上诉人已经支付保管费58万（原商议为50万，但被上诉人强制要求多加8万元，否则不给拉走设备），并且在2017年上诉人想通过短信方式与被上诉人和解，但被上诉人不予回复。关于被上诉人将设备拉至其厂房的行为的定性，也即本案法律关系是保管合同还是租赁合同的问题，上诉人认为，第一，在无直接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认定为保管共同更为合理，且林政清的证言明确表明朱亚军多次对林政清和郭海奎保证不会丢失一个配件，言下之意就是会对生产设备尽到保管的责任；第二，朱亚军将涉案设备锁在厂房里，且在上诉人想要解除保管合同时，朱亚军以其已经找了运输公司为由刁难上诉人，强行要求上诉人接受费用更高的运输公司，据此可以看出上诉人从未实际控制过场地的使用，且上诉人也不占有和使用涉案设备；第三，从被上诉人处拉走涉案设备的司机可以出庭作证，当时设备已经损坏，朱亚军想以本案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来逃避作为保管人应当承担的保管责任，有违诚信原则；第四，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的基础是林政清证言中租金的陈述，林政清所称租金与法律意义上的租赁合同不同，其所说的租金仅是支付保管合同的对价，属于日常用语范畴，一审法院单纯以林政清的证言来认定成立租赁合同，依据不足。综上，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重亚公司、朱亚军共同辩称，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是庭审调解而不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简易程序。2.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两百五十六、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是正确的。3.上诉人称本案争议标的为600万元，不知道该数额如何计算得来，也不知道诉讼费是否按照600万元标的缴纳的。4.上诉人称其在一审中申请保全，一审法院未实施任何的保全措施，事实上被上诉人公司的房产、账户在一审时就被查封，以至银行抵押贷款到期后无法继续办理银行抵押借款，最终原来的银行贷款由朱亚军用其上海的房产进行抵押、借款然后归还的。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书面致函一审法院请求解封，但没有被采纳，直到现在仍处于被查封状态，对于上诉人的恶意保全，被上诉人将追究其赔偿责任。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在2012年废旧设备搬运至被上诉人处后，被上诉人就向魏阿根要尚欠的30万元搬运代理费，更证明了搬运结束剩余的146433.42元本来就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无权主张。6.上诉人主张废旧设备放在被上诉人处是保管合同关系，但其无法提供任何能够证明保管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相反，其自身提供的证据均证明了上诉人的设备置于被上诉人的场地，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支付的费用是租金。7.上诉人的旧设备是从灌南法院通过拍卖程序买来的，所有物品（占用被上诉人场地面积近4000平方）一共才280万元左右，现上诉人无中生有编出一个零部件就要300万元，况且被上诉人没有实施上诉人捏造的任何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保管合同，退还保管留存费146433.42元和两台工作叉车（价值64800元），合计211233.42元；2.判令重亚公司、朱亚军共同赔偿保管财产损失直接和间接损失300万元；3.诉讼费均由重亚公司、朱亚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亚军与案外人魏阿根系表兄弟关系。2012年魏阿根告知朱亚军其从江苏连云港灌南法院通过拍卖买了“大盛板业”两套秸秆加工设备，魏阿根遂委托朱亚军从“大盛板业”将设备拆卸运至重亚公司的场地临时存放，同时承诺向其支付拆卸安装代理费50万元，在找到合作方后即将该批设备取走。同年8月7日，魏阿根向朱亚军汇款50万元，朱亚军向其出具载明内容为“今收到上海江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江苏大盛板业旧设备生产线拆卸安装工程代理费用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今收人朱亚军.2012.8.7”的收条，随后朱亚军进行人员及各种拆、装、运的工具和车辆准备。同年8月10日、9月14日，魏阿根又向朱亚军分别汇款50万元和30万元。2012年9月，案涉两套秸秆加工设备被运至重亚公司4000平方米左右场地。2012年11月20日，朱亚军与魏阿根对其收取的1309415.92万元及支出的设备运输、叉车租赁使用、辅材、工人工资及湖南高某往来等计110余万元费用进行结算后，朱亚军按魏阿根要求出具“新办企业2012年8月-10月份银行明细”，账面反映实际结余现金146433.42元在朱亚军处，对此魏阿根予以确认。由于魏阿根未能找到新的合作对象，上述设备继续堆放在重亚公司场地内，朱亚军便要求魏阿根支付场地租金，后双方谈定按每年10万元计算。朱亚军以自己需要进行建设为由，多次联系魏阿根要其搬走设备，魏阿根未能及时落实。2017年10月底，朱亚军再次联系魏阿根，其回复已安排老林（即江浙公司的股东林某3）具体负责并称二周内搬完。2017年11月10日，朱亚军告知其最后承诺运走设备的时间已到，要求其支付租金50万元。2018年4月，在设备完全启运前，林某3与朱亚军就实际租金数额发生争议，最终由魏阿根与朱亚军谈妥后支付整个租金为58万元。2018年5月20日，魏阿根安排林某3及其他相关人员将全部设备装车运至安徽蒙城，并回复朱亚军表示此前给其添了很多麻烦，表示感谢。2019年5月，魏阿根短信告知朱亚军说听老林讲生产线压机被破坏切割，无法修复，老林和小郭要起诉。一审另查明，江浙公司于2012年8月21日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魏阿根系法定代表人，与林某3同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11月该公司因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原因，被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建湖县华鑫液压机械厂系朱亚军于2001年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重亚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朱亚军为该公司董事长。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和《民诉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是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是江浙公司主张的保管合同关系应否解除和重亚公司、朱亚军是否应对江浙公司诉称的损失承担返还和赔偿责任。江浙公司的登记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魏阿根在与朱亚军联系及委托相关事项时，虽然江浙公司尚未成立，但江浙公司诉讼中已认可魏阿根的行为代表该公司。另外，即使该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是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企业法人给予的一种行政处罚，其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故江浙公司可以成为本案的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江浙公司没有提交书面保管合同证据，其提交的证人林某3证言中明确表述在提取设备过程中支付给朱亚军的58万元系租金；提交的书面银行汇款记录汇款人林某2（林某3之女）向朱亚军支付的58万元中有一笔跨行汇款电子回单载明的转账用途也是租金，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朱亚军或与重亚公司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且江浙公司已在2018年5月20日将所有设备全部运走，双方的合同关系即已终止。同时，江浙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诉称的设备损坏系重亚公司、朱亚军所为。因此，江浙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江浙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90元，减半收取16245元，由江浙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建湖县人民检察院通知书及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检察院有监督的权利，不能据此证明一审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成立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案涉设备交付给被上诉人并经被上诉人接受的事实。然而，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上诉人仅能证明其委托被上诉人朱亚军对案涉设备进行拆卸、安装和运输，并不能够证明其将案涉设备交付被上诉人进行保管且被上诉人已经接受的事实。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设备被被上诉人锁在厂房以致其搬离不能，其未实际控制和使用案涉场地及设备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即使该情况属实，结合上诉人的陈述可知，案涉设备被锁在厂房的时候，双方之间就案涉费用的支付已经发生了争议，故被上诉人的做法也可以看作是为避免自身租金损失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并不能据此就推定案涉设备自始就交付给被上诉人进行保管，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相反，从本案证人证言以及相关银行转账记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短信来往内容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当成立场地租赁合同关系，而非保管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以其与被上诉人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为由，主张解除保管合同、退还保管费以及赔偿损失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存在争议，但是本案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较为明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无违法。综上所述，江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90元，由上诉人上海江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毅审 判 员  陈素娟审 判 员  胥 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丁 莉书 记 员  王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