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8民终1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发林，男，199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装修工，住安徽省怀宁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东旭，男，199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安徽省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俭才，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长生，男，196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龙，安徽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敏，安徽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发林、胡东旭与被上诉人程长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20）皖0822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发林、胡东旭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怀宁县法院作出的(2020)皖0822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并改判上诉人无须承担退款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三个主体就同一口罩机器想到签订买卖合同明显自相矛盾。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就涉案口罩机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卖家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栖公司”)签订了书面的《销售合同书》,被上诉人在原审民事起诉状及刑警笔录中也多次明确陈述是其委托他人与该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上诉人与云栖公司就涉案口罩机器也存在买卖关系,也就是被上诉人同时向上诉人与云栖公司购买同一口罩机器,这完全背离基本逻辑,而且更是赋予了被上诉人就同一事实向两个主体以同一理由重复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可见认定本案为买卖关系显然不符合基本逻辑。2、原审篡改证据并错误认定事实。原审一再表述上诉人向云溪公司张立罡支付5万元是“定金”,但是事实上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一直陈述的是“订金”,两者在法律是本质区别的,而且聊天记录中上诉人是一直在询问云溪公司张立罡出卖口罩机器的要求,但是原审认为这是属于就价款、付款方式、提货时间进行约定明显不是事实,完全无视本案存在规范的书面买卖合同,买卖合同的签订需要了解这些信息,否则被上诉人就是在完全无知的情形的与他人进行交易,在中间传递消息是中介的应有义务。3、原审存在混淆货物转卖与居间中介的本质区别。居间属于将买家与卖家相互联络,促成交易但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也不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风险,更不作出是否交易的决定。本案合同签订过程中,上诉人与云栖公司了解口罩机器买卖是中介必然要求,而原审认为是达成交易、签订合同,从根本上忽视了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本案中2020年3月4日上诉人与云栖公司微信聊天中根本没有确定口罩机器的型号及每小时产量,3月4日当晚支付的5万元也是“订金”,即预定这台机器,是否要购买还得根据是否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于当晚前往深圳是实地考察后才与云栖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可见微信中并没有确定购买一定要口罩机器,订金5万元是可以随时全额返还的,后期待被上诉人与云栖公司签订合同后该款也是返还给了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担合同义务享受权利的也一直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是其与厂家进行直接对接,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还当庭抱怨“上诉人在广东到处跑,根本不来看机器”,足见被上诉人才是履行合同的主体,在违约后退款也是被上诉人直接与云栖公司协商处理。更为关键的是,按照原审的认定,上诉人是可以找云栖公司主张违约责任的,但是事实上，云栖公司是否授权张立罡有单独签订合同的权利，又如何能双重赔偿，而且上诉人也没有向其支付过任何货款，购买口罩机器的主体一直以来就只有被上诉人。4、三份刑警笔录未尽严格审查义务。本案刑警笔录存在两种差距悬殊的陈述，被上诉人作为报案人举报上诉人诈骗，但是刑警队在对两上诉人进行询问后，对上诉人进行了释放，两上诉人的陈述基本一致，相互印证，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是中介服务，25万元也是中介服务费。而且，被上诉人陈述：“去了厂家后，厂家并不认识上诉人，只认识云栖公司，所以其委托安徽省健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云栖公司签订了合同”，所以上诉人根本没有与厂家或云栖公司有任何合同关系，是其自己委托他人与云栖公司签约；在公安机关询问上诉人是干什么的时候，其称“我不知道，他们只是说他们能帮我们买到生产机器的口罩”，其用的是“帮”字，而不是“卖”，帮是典型的中介行为；在公安机关询问25万元是什么钱的时候，其说的是上诉人“让我们购买设备的费用”，全句是“帮我们购买设备的费用”，只有中介费才会用费用。 二、原审违反程序,超诉请判决。根据原审判决对诉讼请求的记载以及整个庭审,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上诉人各自承担责任,从来没有要求上诉人间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却做出了连带责任的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三、本案违约事实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称云栖公司已退款,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审中我们也明确要求其提供,但是其一直拒不提供,结合其举报上诉人不属实的情形,仅凭其口头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充分依据,不能排除其根本没有与云栖公司解除合同的可能,何况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举证其在微信朋友圈转卖广东口罩机器的广告,所以原审仅凭口述就直接认定本案违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程长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两被告立即向原告退回货款2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3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用全部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新冠××疫情导致口罩需求量增大，市场上生产口罩的机器设备（以下简称口罩机）供不应求。2020年3月1日，两被告一起商议，寻求经营口罩机生意的商机。2020年3月3日，经人介绍，胡东旭与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张立罡取得联系，张立罡表示可以供应口罩机，每台单价55万元，预计3月10日提货，要求用对公账户全款一次性付清，并提供了合同范本。同日，王发林经人介绍结识了欲购买口罩机的程长生。2020年3月4日，原、被告双方口头协商，两被告以80万元的价格向原告提供口罩机一台，约定当天应支付订金20万元。当天，原告委托安庆时代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王发林账户转付20万元，转账时注明用途为机器货款；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程长生先生订购全自动口罩机订金20万元整，余款5万元待签完合同，确认无误一次付清。”并在条据上备注：“总应付款80万元，合同款项55万元”。随后，胡东旭通过微信与张立罡联系，向张立罡支付了定金（张立罡表述为订金）5万元，还约定于第二日（3月5日）通过对公账户支付全款55万元后，张立罡再返还定金5万元。 2020年3月5日，原告以安徽省健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合同中为甲方）的名义与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中为乙方）签订一份《销售合同书》，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一套口罩生产线设备系统，价格为55万元，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0日。当天，原告通过安徽省健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向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转款55万元，并通过微信向胡东旭转账下剩的5万元。同日，张立罡也按约定退还胡东旭订金5万元。由于不能按期交付口罩机，经两被告协调无果后，原告要求退还货款。2020年3月16日，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安徽省健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退还货款55万元。两被告以收取的25万元系中介费为由拒不退还给原告，原告遂向安庆市公安局大观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报案。接警后，安庆市公安局大观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对原告及两被告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诉讼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负担申请费18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本案是居间合同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二、两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25万。 关于焦点一。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居间人属于中间人角色，不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也不是为委托人利益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本案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可以认定，胡东旭向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张立罡预订口罩机，并自行支付定金5万元，同时就合同价款、付款方式、提货时间等具体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两被告又与原告达成协议，以80万元的价格出售预订的口罩机，并约定合同款项为55万元，其本质是以低价购入高价售出谋取差价利润的倒卖行为，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此外，原、被告进行口头协商时，双方并未明确两被告的义务仅是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而不负责交付机器设备；从原告提供的20万元转账凭证及两被告出具的收条内容上分析，也客观证实了两被告收取的25万元系货款，不是中介费或者服务费等其他费用。综上，两被告辩称本案系居间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两被告在不持有口罩机的情况下，即与原告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应承担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两被告让原告以安徽省健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书》的一系列行为均是为了履行买卖协议，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由于不能按期交付口罩机，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协议，退还货款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3月16日，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退还55万元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已解除买卖合同，故两被告亦应将25万元货款退还给原告。 综上所述，因两被告未按约交付口罩机，原告要求两被告退还货款2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被告双方未形成书面买卖协议，就违约责任未进行约定，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自2020年3月4日起支付货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可从解除买卖合同之日（2020年3月16日）起给付利息损失。两被告系个人合伙关系，其主张在各自收取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相互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承担的保全费不是违约后救济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保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发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程长生货款15万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15万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胡东旭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程长生货款10万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10万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王发林和被告胡东旭对上述各自债务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程长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由程长生负担25元，由王发林、胡东旭共同负担2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上诉人认为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认为系买卖合同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书面协议，仅有两上诉人出具的一份收条，从收条所载内容“今收到程长生先生订购全自动口罩机订金20万元整，余款5万元待签完合同，确认无误一次付清。总应付款80万元，合同款项55万元”分析，文义中没有居间或类似居间含义的文字；在胡东旭与口罩机的出卖方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张立罡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反映双方对口罩机的数量、货款的给付方式、金额、交货时间以及支付5万元定金等事宜均进行了约定；上述磋商过程，应属买卖行为的实质内容，均由胡东旭与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张立罡两人完成，据此可以认定胡东旭、王发林从云栖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涉案口罩机后，又转卖给程长生的事实。居间合同的居间人并不参与合同的谈判，仅仅为委托人提供订约机会或订约的媒介，促进双方交易的达成。上诉人的上述行为不符合居间法律特征。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正确。 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中程长生与2020年5月9日书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两被告立即向原告退回货款2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因胡东旭与王发林之间系合伙关系，一审判决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胡东旭、王发林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华敏 审判员  侯永言 审判员  陈澜竞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甘丹 书记员毕雅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