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吉02行终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1，男，1973年12月4日出生，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代理人袁某2（系袁某1姐姐），女，1970年9月16日生，住吉林省桦甸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桦甸市公安局，所在地吉林省桦甸市桦甸大街555号。法定代表人张某，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某。委托代理人于某。上诉人袁某1因桦甸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某1的委托代理人袁某2，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某、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9月起，袁某2以袁某1与桦甸市客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及桦甸市客运公司副经理邴秀峰行贿等事宜为由，多次到吉林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无理纠缠。2019年4月24日、4月25日，袁某1在明知其姐姐袁某2所提出的信访事项经三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及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先后两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实施重复信访登记等非正常上访。2019年10月28日，被告桦甸市公安局对原告袁某1作出桦公（明）行罚决字［2019］328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袁某1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来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袁某2以袁某1与桦甸市客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及桦甸市客运公司副经理邴秀峰行贿等事宜为由，多次到吉林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无理纠缠。袁某1在明知袁某2所提出的信访事项经三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及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越级到国家信访局实施重复信访登记等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无理纠缠，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桦甸市公安局认定原告袁某1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袁某1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作出桦公（明）行罚决字［2019］32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袁某1主张其正常举报维权、合法上访，认为桦甸市公安局处罚程序违法，滥用职权，适用法律错误，但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和法律上的依据，原告的理由不成立，其要求撤销桦公（明）行罚决字［2019］32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某1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袁某1上诉称：一、原审认定违法事实不清。上诉人袁某1，在2019年4月24日和25日，到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来访接待大厅，是举报桦甸市交通局干部腐败违法违纪的问题，而不是《信访条例》中规定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上诉人在2019年4月24日和25日，并不在吉林省桦甸市内。根据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在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中，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移送案件时，应当将有关证据材料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也就是说，移送案件时，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办理移交手续，再移交给桦甸市公安机关。移交手续包括北京市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投案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或者视频材料）、询问笔录、对违法嫌疑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移交给地方的移交函、证人于2019年4月24日和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门的登记信息。桦甸市公安局所负责的行政区域应当在桦甸市内，而不是北京市西城区，桦甸市公安局属于异地执法。桦甸市公安局在受案登记表标明案件来源是工作中发现，桦甸市公安局异地执法，况且上诉人在北京市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即使有违法行为也不是桦甸市公安局管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中没有训诫。二、原审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不足。桦甸市公安局至今未提交上诉人在2019年4月24日和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来访接待大厅违法事实的证据。证人郭某、王某未出庭作证，证言也未经质证。原审认定上诉人违法事实不清，上诉人袁某1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季来访接待大厅登记过程中，是否有过激行为，扰乱办公秩序，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是否有工作人员报警，是否有北京市公安机关出警处理的结果，没有相应的证据。三、桦甸市公安局行政执法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伪造受案登记，没有传唤证、呈请报告、询问笔录，伪造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人的名字是机打（李燃亮，卢浩文），这是违法的。伪造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写着“民警当面告知袁某1的姐姐袁某2，该人拒绝签字”，袁某2在2019年10月28日并不在桦甸市，不可能当面告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是伪造的，上面标注的时间是2019年10月28日17时50分。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间是2019年4月24日、25日。四、桦甸市公安机关违法作出［2019］328号行政处罚决定，在认定违法事实不清、违法地点和时间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程序违法的情况下，滥用职权。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重新开庭审理本案，追究证人郭某、王某作伪证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答辩称：2017年9月底，袁某1的姐姐袁某2以袁某1与桦甸市客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及桦甸市客运公司副经理邴秀峰行贿等事宜为由，多次到吉林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无理纠缠。2019年4月24日、4月25日，袁某1在明知袁某2所提出的信访事项经三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及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先后两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实施重复信访登记等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无理纠缠，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袁某1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答辩人对袁某1作出的桦公（明）行罚决字[2019]328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袁某1提交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020）第79号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一份，证明袁某1在北京没有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桦甸市公安局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不了袁某1欲证明的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袁某1提供的证据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也证明不了上诉人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上诉人袁某1在二审庭审前向本院提出要求证人郭某、王某出庭的申请，但被上诉人桦甸市公安局并没有提交郭某、王某的证言，二人并非本案证人，故上诉人的申请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袁某1还在二审庭审前向本院申请调取袁某1在北京扰乱单位秩序违法事实的证据，因袁某1扰乱单位秩序的证据已由桦甸市公安局提交至法院，袁某1要求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立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处罚决定、移交给桦甸市公安局的移交手续，这些所谓证据并不存在，其申请不符合调取证据的条件。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4日、4月25日，袁某1先后两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实施重复信访登记等非正常上访。桦甸市公安局于2019年4月26日对袁某1进行告诫，于2019年7月23日对袁某1作出吉公（治）训字（2019）第（9）号训诫书。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袁某1在明知其姐姐袁某2所提出的信访事项经三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及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越级到国家信访局实施重复信访登记等非正常上访行为，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桦甸市公安局作为袁某1住所地公安机关，对此具有管辖权，对袁某1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虽然桦甸市公安局曾对袁某1作出过训诫，但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该局结合袁某1的实际表现，对其作出拘留的处罚决定，并无违法之处。关于作出处罚决定后通知家属的问题，此程序是作出处罚决定后执行拘留时将情况通知给被拘留人家属，虽然上诉人认为通知书虚假，袁某1姐姐袁某2否认接到通知，但是否将处罚及拘留执行情况及时通知家属，并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本身的合法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袁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静审判员 张海啸审判员 张 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隋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