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0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继勇，男，197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松江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哲，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启寅，男，195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政明，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继勇因与被上诉人郭启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3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方继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郭启寅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郭启寅一审中以撤销赠与为由主张方继勇返还涉案50万元款项，方继勇也对此进行答辩，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本案不适用撤销赠与的规定，则应当驳回郭启寅的诉讼请求或者向郭启寅释明另案提起诉讼而非适用其他法律关系。二、一审事实认定不清。郭启寅是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郭启寅无故调整方继勇岗位，降职降薪，逼迫方继勇离开公司。方继勇询问郭启寅是何意图，郭启寅表示要求方继勇另谋高就。双方协商一致，办理离职手续。郭启寅调整方继勇岗位是为了促成离职条件的成就，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视为条件未成就。方继勇并非单方离职，一审法院认定方继勇提出辞职即为单方离职依据不足。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股份和股份兑现款并非同一概念，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证监会的要求，履行一定的披露程序，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退一步讲，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如果方继勇单方离职的话，返还的为股份而非兑现款。综上，郭启寅要求方继勇返还50万元款项及利息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被上诉人郭启寅辩称，方继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郭启寅一审辩论中明确系依据我国合同法及案涉《股份激励协议》的约定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依据《股份激励协议》之约定支持郭启寅的诉请，适用法律正确。其次，《离职申请表》载明，方继勇因个人原因单方申请离职，不属于双方协商后离职。最后，案涉《股份激励协议》约定对于方继勇获赠之股份的兑现由郭启寅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现给方继勇。方继勇不可能得到股份，只能得到对应的资金。郭启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继勇返还郭启寅50万元；2.判令方继勇赔偿郭启寅损失8,750元（以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郭启寅系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方继勇自2008年起一直在XX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工作。2016年5月1日，方继勇与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XX上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劳动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XX上海公司聘用方继勇从事智能机器人研发中心主任工作；方继勇确认XX上海公司开放给员工的邮箱及OA办公系统中的文件、个人申请及签字，与员工本人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6月30日，郭启寅、方继勇签订《股份激励协议》一份，约定：鉴于方继勇在XX公司担任技术部门经理职务且明确其自身作为XX公司重点培养和支持对象，明确自身工作稳定对XX公司具有的意义，明确安心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为鼓励方继勇长期积极为XX公司服务，XX公司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即郭启寅愿意给予方继勇特别的激励措施，作为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方继勇在XX公司任职六年内，郭启寅每年赠予方继勇5万股XX公司股份，方继勇最多可获赠30万股；股份激励期为六年，2016年开始，方继勇承诺在股份激励期内不得单方面与XX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方继勇在职期间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任务，每年完成工作任务的绩效考核至少达到80%；股份赠予应当在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因股份锁定等原因造成股份赠予暂时无法执行，则股份赠予可相应延期执行，但方继勇仍然能够享有应当获赠股份的分红权，郭启寅应在可执行股份赠予时将应赠予股份及相关的分红一并赠予方继勇；方继勇对于获赠之股份的兑现，由郭启寅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给方继勇；方继勇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郭启寅自方继勇离职之日起不再向方继勇赠予股份，方继勇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应当返还郭启寅；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审理中，双方确认，《股份激励协议》中所说的方继勇为XX公司工作，即指方继勇与XX上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方继勇自XX上海公司离职后，未在XX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内任职。2017年3月6日，郭启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XX公司的股份。2017年3月8日，郭启寅转账50万元给方继勇。一审审理中，郭启寅、方继勇确认，该50万元系郭启寅转让给方继勇的第一期5万股股份的兑现款。2018年3月20日，XX公司发布签发人为郭启寅的《关于职务任免的通知》一份，载明：“2017年公司银行机器人产品开发效率低下、技术滞后，为确保公司机器人顺应市场需求，快速提升机器人应用技术，充分激发技术开发人员的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对服务机器人领导岗位作出调整，并对相应部门负责人作相应调整：1.‘智能机器人开发中心’名称改为‘服务机器人开发中心’；2.免去方继勇服务机器人开发中心总监职务，免去方继勇公司总裁助理职务，任命方继勇担任CTO（技术副总裁）助理，协助CTO日常事务工作；3.……”。郭启寅提供从XX公司OA系统提取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一份，载明申请人系方继勇，申请日期为2018年3月21日，申请离职日期为2018年3月21日，离职申请报告主要内容为“由于本人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在XX公司承担目前岗位，特提出离职申请，请予批准”。2018年3月28日，方继勇通过微信向郭启寅发送如下内容：“郭总，1.之前向公司的各种借款，虽然有个人的、有集团公司的、有分公司的，但我认为是一个主体；2.虽然用途不同，但有一个是共同点：即不是纯粹的借款；3.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离职的，但公司不能装着一边倒的受害者。……”一审审理中，关于方继勇离职时间，郭启寅主张系自方继勇提出离职申请后30日，即离职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方继勇主张离职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关于离职形式，郭启寅主张是方继勇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方继勇主张是经方继勇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确认，2018年3月23日，郭启寅、方继勇曾见面沟通协调方继勇离职一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郭启寅是否是适格主体。《股份激励协议》系郭启寅作为X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之长远发展考虑，而做出的其个人对员工的激励，该协议的主体为郭启寅、方继勇。现郭启寅对于《股份激励协议》之履行提起诉讼，郭启寅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方继勇之离职是否属于《股份激励协议》所约定的“单方离职”。从本案目前所有的证据以及郭启寅、方继勇的陈述可知，方继勇在2018年3月20日被调整工作岗位后，因对该岗位调整不满，而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的意思表示。因此，离职这一观点是方继勇首先主动提出的无疑。在此基础上，本案要讨论的是该观点的提出是否即属于《股份激励协议》约定的“单方离职”，一审法院认为属于。《股份激励协议》是郭启寅、方继勇两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地位强迫另一方订立或不订立协议之情形，对于郭启寅来说，其仅要求方继勇持续在公司工作并达到一定但并非苛刻的绩效要求，就每年赠送给方继勇5万股股份，持续六年，对于方继勇来说，只要持续为公司工作并达到一定的绩效要求，就可以在六年的时间内每年从郭启寅处获得5万股股份的激励。该5万股股份是郭启寅个人对方继勇个人的激励，而非方继勇主张的其在XX上海公司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亦谈不上郭启寅利用其优势地位强迫方继勇与XX公司或XX上海公司维持劳动关系。方继勇与XX上海公司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约定，属于其劳动合同关系之考察范畴，与本案无关。同样，对于单方离职的理解，也应以方继勇之行为为确定标准，而非以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享有的单方解除权为考察依据。本案中方继勇之行为已可认定为单方离职。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郭启寅可否要求方继勇返还已经支付的50万元股份兑现款。根据《股份激励协议》之约定，若方继勇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郭启寅自方继勇离职之日起不再向方继勇赠予股份，方继勇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应当返还郭启寅。如上所述，方继勇在XX上海公司工作未满六年而提出离职，因此方继勇应根据协议约定，将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返还郭启寅。方继勇辩称其获得的50万元系股份兑现款，而非股份，因此不需要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郭启寅之上市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其对自身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直接转让受公司、证券等各类法律规范的制约，故双方在《股份激励协议》中约定了股份兑现的方式为由郭启寅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给方继勇，也即，虽然双方之协议名为《股份激励协议》，但方继勇所能实际获得的，是股份兑现后扣除郭启寅之应纳税后的现金，而非股份本身。因此，方继勇将股份兑现款和股份视为不同的标的物，并据此主张现金不应返还，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方继勇以赠与之撤销的一年除斥期间所做之抗辩，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股份激励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一定情形下方继勇之股份返还义务，故本案不适用赠与撤销的除斥期间。综上，郭启寅要求方继勇返还50万元股份兑现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四在于方继勇是否应支付上述款项之利息及利息的多少。根据庭审查明之事实，方继勇主张其2018年3月下旬离职，郭启寅认可方继勇2018年4月下旬离职，而根据《股份激励协议》之约定，一旦方继勇提出离职，方继勇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即应当返还郭启寅，故郭启寅主张方继勇应从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支付50万元股份兑现款之利息，可予准许，郭启寅自愿主张利息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亦予以准许。但中国人民银行2018至2019年度之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故以该标准计算50万元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应该为7,500元，郭启寅之金额计算有误，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方继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郭启寅50万元；二、方继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启寅上述50万元的利息7,5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887元，减半收取计4,443.50元，财产保全费3,108元，合计7,551.50元，由方继勇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启寅要求方继勇返还涉案5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损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方继勇是否存在单方离职的情形。本院认为，方继勇填写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中载明“由于本人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在XX公司承担目前岗位，特提出离职申请”，方继勇向郭启寅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有“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离职的”等内容，表明是方继勇单方提出离职申请。方继勇认为其在郭启寅的逼迫下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缺乏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股份激励协议》明确约定，方继勇对于获赠之股份的兑现，由郭启寅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给方继勇。本案中，郭启寅并未实际将其名下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方继勇，而是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XX公司的股份，并将5万股股份对应的兑现款50万元给方继勇，是双方协商一致履行《股份激励协议》之结果。《股份激励协议》还明确约定，方继勇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方继勇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应当返还给郭启寅。本案中由于受到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之限制，方继勇并未实际获得股份而是获得股份兑现款，则其工作不满六年单方离职的情形下，亦应当将股份对应的价值即股份兑现款50万元返还给郭启寅。一审法院认定方继勇返还50万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赞成。综上所述，上诉人方继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5元，由上诉人方继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