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195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燕，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女，195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系毕某之子)，男，197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荣连，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因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1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毕某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某2遗嘱落款时间是2004年6月1日，而鉴定机构依据的是2006年12月6日及2009年9月30日的鉴定样本，距离遗嘱形成时间的间隔偏大，可能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且作为自书遗嘱，未对遗嘱全文进行鉴定，仅鉴定签名笔迹即推定遗嘱真实有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徐某2遗嘱属自书遗嘱,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遗嘱库的相关材料显示,尚不能证实遗嘱系徐某2亲笔书写,且遗嘱库的两位见证人也未出庭接受质询;此外,遗嘱笔迹与徐某2档案材料中的笔迹差异巨大,显然认定遗嘱的真实性缺乏事实依据。3、徐某2于2016年5月13日同日出具《遗嘱》与《委托监护人》两份文书,其二者内容相互关联,徐某2的真实意愿非常明晰,即由毕某负责其生养死葬,其主要财产在其去世后由毕某继承。2016年11月21日徐某2与毕某共同签署《接受遗赠声明》,双方共同明确遗赠扶养的意思表示，徐某2所立遗嘱因与该遗赠扶养协议有抵触,依法应按该协议处理,因此,徐某2所立遗嘱全部无效。4、本案应按遗赠扶养协议执行,因毕某未履行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其不应享有受遗赠的权利。5、涉案存款已由徐某2以其生前行为进行了处分,不应作为遗产分割。毕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对证据采信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均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王某2的遗嘱，鉴定样本距离遗嘱的形成时间较短，且样本字迹清晰、特征稳定，符合检验要求，对遗嘱进行全文鉴定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基于现有条件，无法通过鉴定程序予以认定，但不等于该遗嘱即可推定并非王某2书写。除笔迹鉴定外，其他关联证据可以共同印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关于徐某2的遗嘱，该遗嘱系在中华遗嘱库订立，并有指纹图片、精神评估报告、现场照片及登记遗嘱过程的音视频文件等证据共同佐证，即使遗嘱库两名证人未出庭作证，也不影响对该遗嘱系徐某2本人真实意愿这一案件事实的认定。关于徐某2遗嘱性质问题，该遗嘱内容仅是徐某2一人的意思表示，毕某并没有参与徐某2自书遗嘱的订立过程，遗嘱中也未提及毕某和徐某对继承财产所要附加的任何义务和条件，即毕某和徐某是无偿性继承取得遗嘱中的财产。不论从接受遗赠声明的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都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要求。毕某在徐某2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一直在尽心尽力悉心照顾舅妈和舅舅，且在自己患病手术后，仍然坚持照顾徐某2。关于涉案存款，徐某称已由徐某2在其生前进行了处分，徐某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徐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干休所某号楼某门401号房屋归毕某所有；2、判令被继承人徐某2名下的部分存款归毕某所有（以实际存款金额为准）；3、诉讼费及鉴定费由徐某负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徐某2是毕某的舅舅，徐某是徐某2、王某2夫妇的独生子。徐某的母亲王某2于2011年3月20日去世，徐某2于2018年8月20日去世。从2010年5月14日起，毕某专程从辽宁抚顺到北京，照顾徐某2、王某2夫妇，与舅舅、舅妈一起共同生活，直至二老去世。2016年10月底，徐某2告诉毕某，其在中华遗嘱库所立遗嘱，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干休所某号楼某门4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的全部产权及其部分存款让毕某继承。毕某当时口头表示接受。2016年11月21日，毕某以书面形式再次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徐某2生前一直意识清醒，其作出的遗赠行为有效，毕某作为受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遗赠。故在徐某2去世后，为维护毕某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徐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涉诉房屋产权虽然登记在徐某2名下，但是徐某2、王某2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2、徐某2在各自去世前，均未留有有效遗嘱，因此徐某作为父母的唯一法定继承，应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毕某作为远房亲属，只是徐某2夫妇晚年雇佣的保姆，定期收取保姆费，并非法定继承人。毕某所称遗嘱与事实严重不符。不认可毕某依据的王某2遗嘱的真实性，该遗嘱的用纸、称呼均不符合常理，整篇文字也并非母亲所写。毕某母亲是徐某父亲同母异父的妹妹，其与毕某长期在东北随徐某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去世后，毕某未经徐某父母同意就将爷爷奶奶的房产出售，并将售房款挥霍一空。2011年毕某作为徐某家雇佣的保姆到徐某家，与其父母一直是雇佣关系，其父母每月给付毕某三千到五千元不等的工资，赶上年节还要给她红包。徐某父亲与徐某关系很好，因为徐某退休后无房、无车，膝下无子女，因此父母生前均表示涉诉房屋要留下给其，毕某编造遗嘱，预谋骗取徐某父母信任，甚至不惜四处散播徐某与父母关系不好的谣言。根据毕某提交的证据，即便可能存在真实遗嘱，依据徐某2与毕某共同签订的书证，毕某依据的徐某2所谓遗嘱，实质系遗赠扶养协议，而毕某并未履行为徐某2养老送终的义务，因此也不应依据该遗赠扶养协议取得遗产。毕某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人身关系及遗产情况徐某是被继承人徐某2、王某2夫妇独生子。徐某2与毕某的母亲系兄妹关系，徐某2系毕某舅舅。王某2于2011年3月20日去世，徐某2于2018年8月20日去世。根据2000年6月30日填发的京房权证军空海移私字第XXXX号房产证显示，徐某2名下有涉诉房屋一套。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苏州桥支行出具的业务凭证显示，徐某2名下曾有10张定期存单，上述存单在徐某2去世后，均由徐某持有并支取。具体10张存单的账号、开户日期、账户金额、原存期及注销日期如下：账号开户日期账户金额原存期销户日期110541011303858352018.5.913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54882018.1.3010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52072017.11.215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50092017.9.1810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47622017.7.1710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36732016.12.305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24362016.6.276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816362016.2.1650000三年2018.11.13110541011303789542015.9.955760三年2018.9.11110541011303789472015.9.989216三年2018.9.11此外，徐某2名下还有账号为×××的借记卡一张，根据银行提交的业务凭证，截止徐某2去世前，该借记卡余额为32.69元。二、遗嘱情况毕某主张，王某2生前有自书遗嘱一份，对此毕某提交了该遗嘱书证原件。书证的主要内容为：我们夫妻的独生子徐某对老人缺乏应有的孝顺，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为防止我们夫妻一方先过世后，他纠缠遗产继承问题，订立遗嘱。我们夫妻现有的共同财产（包括已购住房、未用完的存款和现金，以及平时所用的生活物品等）如果我先一步过世，属于我的那一半财产，全部赠送给健在的丈夫徐某2所有，由他继承享用，徐某及其他任何人不得有意侵占。徐某2对遗产如何处置，由其本人自行决定。上述书证的落款处，有“王某2亲笔书”签字，并加盖王某2名章和手印。落款时间为2004年6月1日。徐某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毕某申请，法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书证落款处王某2签名字迹进行笔迹鉴定。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1月5日出具长城司鉴[2019]文鉴字第2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的‘王某2’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某2’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毕某对上述鉴定结论予以认可。徐某认可鉴定报告的真实性，但对鉴定结论的内容不认可，并提出即便鉴定结论认定落款处签字为王某2本人签字，也不能证明书证全文系王某2书写。对此毕某陈述，申请鉴定时因对待鉴定字迹需要提供一致的文字比对样本，王某2签字可以依据其生前在银行、医院签署的文件作为样本，但因为遗嘱内容并非日常生活常用内容，比较完全一致的比对样本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无法对书证全文进行笔迹鉴定。此外，毕某主张徐某2生前在中华遗嘱库订立有自书遗嘱，为此申请法院向中华遗嘱库调取相关材料。中华遗嘱库在收到法院调查令后，向法院提交了如下材料：1、徐某22016年5月13日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情况的说明；2、徐某2自书遗嘱影印件；3、徐某2精神评估报告单影印件；4、徐某2身份证影印件；5、徐某2自书遗嘱见证人身份证影印件；6、徐某2系统录入指纹图片影印件（右手食指一枚）；7、徐某2自书遗嘱登记现场照片影印件；8、徐某22016年5月13日在中华遗嘱库登记遗嘱过程的音视频文件（U盘形式）。上述8份材料均加盖中华遗嘱库公章。其中自书遗嘱开篇，先概述了家庭情况，然后对遗产处理作出如下表述：1、涉诉房屋中徐某2个人份额及其可能继承的份额在其去世后，全部由毕某继承。2、现金、存款中徐某2个人份额及其可能继承的份额，由徐某、毕某平均继承。在对财产处理表述之后，遗嘱内容还包括如下内容：“我去世时，如有依法必须保留遗产份额的情况，则从我的遗产中先行拨付少量财产给他们，不因此影响本遗嘱效力，不影响剩余遗产按以上方案进行分配。上述人员继承的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我去世时，以上财产内容有所增减的，以届时财产内容为准；财产不在的，则该项内容撤销，不影响本遗嘱对其他财产和合法份额的安排。如我对财产或份额认识有错误的，则错误的部分撤销，对其他财产或有权份额，仍然按本遗嘱中该条款的安排进行继承。本遗嘱共贰页，内容均为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遗嘱是目前我认可的唯一有效的遗嘱。”上述遗嘱末尾，注明有徐某和毕某的公民身份号码，落款处有徐某2签字。末页底边处有两位遗嘱见证人的签字。毕某对上述证据材料予以认可。徐某认为遗嘱见证人未出庭作证，视频资料不能看到完整的遗嘱订立过程和书写过程，因此对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毕某就接受遗赠、获悉遗嘱情况提交了下列书证：1、徐某22010年8月15日书面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徐某2表示妻子王某2身患心脏病多年，曾于2004年6月1日订立遗嘱，但直到2010年5月被发现患上肠癌并进行手术后，才将遗嘱交给徐某2。徐某2对遗嘱内容完全认同并表示接受。2、委托监护人书证一份。主要内容为：徐某2表示自己患有多种老年慢性病，随时可能发生不测。其认为独生子徐某私心重，对徐某失去信赖。因毕某明确表示全力照顾徐某2余年生活直至去世，因此其委托毕某作为其监护人，由毕某负责陪伴照料其生活，管理财产，安排后事。3、接受遗赠声明。内容是毕某于2016年11月21日声明其自2010年5月起至声明做出时，一直在照顾徐某2夫妇生活。2016年10月徐某2将自己订立遗嘱的内容告知毕某。毕某对此表示感谢，并尊重徐某2遗愿，接受遗嘱内容。毕某在声明中保证照顾好徐某2的饮食起居，为其养老送终，并负责安葬事宜。上述三份书证落款处均有徐某2签字并加盖名章和手印，第3份毕某的声明落款处还有毕某的签字。徐某对上述三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为证明毕某与徐某2夫妇自2011年开始建立的是雇佣关系，徐某提交了徐某2生前生活笔记，其中记录的生活开支情况可以反映出向毕某支付报酬的情况。毕某认可该笔记是徐某2笔迹，但主张笔记内容不完整。对记录的给付费用可以体现出金额和周期的不固定，因此主张该给付系基于亲情而并非雇佣关系。诉讼中，徐某主张其为徐某2办理后事，支出费用5290元，应从遗产中扣除。同时主张其就涉诉房屋交纳了2018年冬季取暖费3211元，卫生费36元及2018年9月至12月的收视费72元，主张上述费用亦应从遗产中扣除。并为此提交的相应票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本案中，徐某作为徐某2、王某2夫妇的独生子，是被继承人徐某2、王某2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毕某现作为受遗赠人主张依照遗嘱继承徐某2、王某2夫妇的遗产。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于王某2、徐某2遗嘱的真实性以及徐某2所立遗嘱是单纯的遗赠遗嘱还是遗赠扶养协议。首先是对王某2遗嘱真实性的认定。根据鉴定结论，该书证落款处签字确系王某2本人签署，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王某2对该页文字内容签字认可。但遗嘱确与一般书证不同，对于遗嘱主文内容，如系立遗嘱人本人书写，则为自书遗嘱，若为他人代书，则该遗嘱成立还需相应条件。本案诉讼过程中，对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首先应由主张该遗嘱有效的一方承担。但根据鉴定过程，由于完成鉴定需要较为严格苛刻的条件，对遗嘱全文进行笔迹鉴定确实存在客观困难，因此遗嘱全文是否为王某2本人所书，基于现有条件，无法通过鉴定程序予以认定。但这一客观事实不等于该遗嘱即可推定并非王某2书写。原因在于本案相关证据对该份遗嘱书证有呼应关系。首先，该份遗嘱书证主文字迹、书写用笔的墨迹与落款处王某2的签字并无明显区别，从形式上看较为一致。其次，在徐某2于中华遗嘱库书写的遗嘱以及毕某提交的徐某2有关声明中，均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对王某2将自己遗产指定由徐某2继承有所表述。且上述书证内容、时间逻辑关系顺畅，前后次序正常。尽管徐某对徐某2声明的真实性不认可，但综合上述证据，已经能够形成优势倾向，足以认定王某2遗嘱的真实性。根据王某2遗嘱内容其去世后，其个人全部遗产由徐某2继承。其次，对于徐某2遗嘱真实性以及遗嘱性质的认定。首先徐某2系通过第三方即中华遗嘱库订立本案涉诉遗嘱，根据法院向中华遗嘱库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徐某2所立遗嘱是自书遗嘱，且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应属合法有效。在此基础上，对于徐某2遗嘱是单纯遗赠遗嘱还是遗赠扶养协议的争议，需要审查遗嘱内容以及相关证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徐某据以主张遗嘱系遗赠扶养协议的依据，恰恰是其所不予认可真实性、关联性的相关书证，徐某的这一矛盾做法，使其抗辩主张缺乏逻辑关系。但即便如此，审查相关书证后，不难发现：徐某2遗嘱使其单独以自书遗嘱方式订立。遗嘱内容中不包含任何对毕某要求的附加义务，毕某既未参与该遗嘱订立，亦未在该遗嘱上签字。作为协议，即应由协议双方共同做出一致的意思表示，才应成立。就此而言，遗嘱本身并非遗赠扶养协议。徐某不予认可的2016年5月13日徐某2做出的委托监护人书面文件，根据文意及书证内容和形式，都是徐某2单方基于对毕某的信任，基于对徐某的不信任而做出的委托意思表示，同时也未提及毕某是否接受委托与是否享受遗赠之间的关系。虽然该委托材料落款时间也是2016年5月13日，但该份文件并未在中华遗嘱库保存或在遗嘱订立过程中出示，因此不能判断其与遗嘱形成的先后顺序。而且作为一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同一日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身后事做出安排，应属情理之中，并不必然构成与遗嘱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为徐某不予认可的2016年11月21日毕某与徐某2共同签署的接受遗赠声明。该签署日期明显晚于遗嘱订立，该书证亦并非遗嘱附件或组成部分。考虑到遗赠通常发生在被继承人与非法定继承人之间，且常常是受遗赠的非法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更多赡养义务，与被继承人关系更亲近，情感联系更紧密的事实情况，毕某在得知自己是徐某2遗产的继承人的时候，对此后照料徐某2的生活并负责其后事作出明确表示，也是符合情理事理的正常行为。因此综合上述情况，徐某2所立遗嘱，仅为单纯的遗赠遗嘱，并非遗赠扶养协议。根据徐某2遗嘱，涉诉房屋应由毕某继承，徐某2名下存款应由徐某、毕某平均分配。鉴于徐某在徐某2去世后，已经将徐某2存款的绝大部分进行支取，因此其就毕某应得份额承担给付义务。对于徐某负担的徐某2丧葬费用，应从徐某2遗产存款中予以预先扣除。但徐某提出的为涉诉房屋支付的供暖费、收视费，因均对应于徐某2去世后的期间，因此不应从遗产中扣除。对于无法进一步明确期间的卫生费，可以从遗产中扣除。徐某2名下借记卡一张根据余额情况，考虑到办理有关手续的便利性，该借记卡归徐某所有，徐某由此应给付毕某的财产折价款一并在遗产存款分割中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某2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干休所某幢某门4层401号房屋一套，归毕某所有；徐某2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号为×××）内余额全部归徐某所有。二、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已支取的徐某2的十张存单款项给付毕某分割款43985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某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徐某2记录毕某出行的记事台历，证明毕某在签署遗赠扶养协议后频繁离开，没有尽到照顾徐某2饮食起居的义务，在徐某2去世后，毕某没有尽到送终安葬的义务。证据二，白某1的书面证言，证明遗嘱的笔迹不同，内容也不同，白某1看到的遗嘱原件中的主要内容是房屋给徐某，以及由白某2来照顾徐某2的生活。徐某并申请白某2到庭作证，白某2陈述其系徐某的亲姨，徐某2与王某2在世时曾表示，希望白某2伺候徐某2，等王某2去世后，白某2就没有等到消息，毕某找各种理由不让白某2和徐某2通电话，白某2认为这个家庭是毕某在主管和控制。毕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证据二以及白某2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毕某提交短信截图一张，证明2018年8月19日徐某2住院后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但通过医院病历可知徐某放弃了对徐某2的治疗。对此，徐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徐某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抢救。本院经审查认为，徐某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毕某提交的短信截图不能确认真实性，本院亦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王某2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根据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1月5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的‘王某2’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某2’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所使用的样本充分，既有2004年的签字，也有其他时间的签字，故对徐某所称，鉴定样本距离遗嘱形成时间间隔偏大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从形式上看，该份遗嘱书证主文字迹、书写用笔的墨迹与落款处王某2的签字并无明显区别，结合徐某2于中华遗嘱库书写的遗嘱以及毕某提交的徐某2有关声明，可以印证该份遗嘱的内容，能够认定王某2遗嘱的真实性，而徐某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不足以否定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徐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徐某22016年5月13日所立遗嘱的真实性问题，虽然见证人未出庭，但根据一审法院向中华遗嘱库调取的证据材料，既有徐某2自书遗嘱登记现场照片，又有徐某22016年5月13日在中华遗嘱库登记遗嘱过程的视频文件，足以证明徐某2所立遗嘱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应属合法有效。关于徐某2与毕某之间是否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的问题，首先，徐某22016年5月13日所立遗嘱不包含任何对毕某要求的附加义务，对毕某为单纯的遗赠。其次，从《委托监护人》文件的内容看，该文件表明徐某2委托毕某作为其监护人的意思表示，而非遗赠扶养协议。最后，2016年11月21日毕某出具的《接受遗赠声明》，主要内容为毕某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该声明不属于双务有偿法律行为，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故对徐某主张，本案应按遗赠扶养协议处理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徐某主张，被继承人徐某2在2018年8月19日入院前，将涉案存单交给其本人，告知其密码，让其取款，归其所有，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徐某系徐某22016年5月13日所立遗嘱中部分遗产的继承人，即使如徐某所述，徐某2告知其存单密码，但不足以据此认定存款应全部归徐某所有。一审法院依据徐某22016年5月13日所立遗嘱对遗产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00元，由徐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闫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