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5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1，女，1951年1月2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2，男，1954年4月1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3，男，1957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4，女，1963年1月1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5，女，1965年1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某6，女，1968年1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基起，辽宁渡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初某7，男，1955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初某8，男，1981年8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君、孟嘉祥，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初某1、初某2、初某3、初某4、初某5、初某6因与被上诉人初某7、初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初某1、初某2、初某3、初某4、初某5、初某6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案涉遗产适用遗嘱继承，不予向被上诉人分割。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涉遗嘱效力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案涉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上诉人认可，但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缺少代书遗嘱形式要件，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依据继承法之规定，遗嘱无效的情形已经由第二十二条明示，也就是：“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依据此法律规定，遗嘱无效应当符合该条列明的形式要件。但本案案涉遗嘱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初永平、陈传娥在留下遗嘱之时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亦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通过上诉人提供录像，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保持完整独立的思考能力，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重症状态系个人健康状态，但是一个人健康状态并不能代表其精神状态，整个过程中经见证人详实询问，立遗嘱人初永平、陈传娥以自我意识完整地表述了对遗产的处置状态，并清晰流畅的回答了见证人员的问题，充分详实地表达了离世后的财产处置意愿，公民对个人财产的处置是自身的权利，其遗愿应当得到尊重与遵守。遗嘱的订立过程中，立遗嘱人并未受到胁迫、欺骗等情况，立遗嘱人立遗嘱时在医院治疗，从录像中可以看到，立遗嘱现场为公共场所，立遗嘱过程透明公正，从始至终立遗嘱人没有受到意志以外的因素干扰，也没有受到客观压力致使其作出非自身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更没有被篡改的情形。至于见证人员的身份，见证人员身份客观独自存在无法更改，不因是否出示身份证件而发生改变，工作人员与继承人无任何利益关联，否则不应当是遗嘱无效的因素，通过实时录像与遗嘱相互印证，立遗嘱人对于自己所立遗嘱完全了解也非常清楚，一审法院认定其无法确认相关内容的真伪过于牵强，相关内容，在立遗嘱过程中，已经向立遗嘱人反复说明并阅读，立遗嘱人也对该内容表示完全理解，上诉人不理解还需怎样才算确认遗嘱内容的真伪。公民离世后，对于财产的处置是法律赋予其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一审法院认定无效的情形并不属于法定无效情形，并不足以否定遗嘱效力，对于立遗嘱人是否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也应当结合整个见证过程，综合考量立遗嘱人是否出于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是否是其内心真实的想法，所表达的内容是否是立遗嘱人离世后的真切意愿，轻易否定遗嘱效力不但使立遗嘱人遗恨后身，也违背了继承法对于遗嘱无效的法律规定。初某7、初某8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初某7、初某8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原告各自依法继承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份额的折价款83,687.5元（暂按10,000元/㎡计算）；2.判令二原告各自依法继承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份额的折价款44,227.5元（暂按6000元/㎡计算）；3.判令二原告按享有被继承人初永平的丧葬费、抚恤金二项计每人26,929.13元；4.由六位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初永平（1926年3月1日生）与陈传娥（1927年4月7日生）系夫妻关系，该夫妇一生共生育了九个子女：长子初春盛，于1952年8月21日生，其婚后生育一子即本案原告初某8，2014年12月16日初春盛因病去世；次子初某2；三子初某7；四子初某3；五子初春京，生于1960年1月，卒于1962年8月；长女初某1；二女初某4；三女初某5；四女初某6。2004年4月，初永平夫妇购买房改房一处，该处房屋位于甘井子区（权属证书为××号），建筑面积66.95平方米，目前由初某1居住。2010年1月21日，初永平与大连汇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因房屋动迁事宜签订了《住宅回迁安置协议书》，当时双方商订：初永平从位于甘井子区红凌路（头道沟）122-2-2号房屋（建筑面积34.4平方米）中迁出并自愿选择回迁安置；回迁安置用房位于沙河口区（项目工程号为6号）1单元4层3号，建筑面积53.97平方米。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就上述协议内容办理了相关公证。初永平夫妇取得该回迁安置房屋以后一直将该房出租使用。目前，该处回迁安置房处于空置状态，亦始终未取得权属登记证书。2016年的5月3日至5月17日，陈传娥因“肝门占位、梗阻性黄疸”等疾病到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了15天，同年6月12日陈传娥因病去世。2017年12月30日，初永平因病去世。2018年1月15日，初某1到市退管中心领取了其父初永平的抚恤金196,992元和丧葬费18,441元。初永平去世之前，初某2与其他兄弟姐妹协商为初永平夫妇在大连龙山纪念园购买了一处墓地，价格为67,060元。初永平去世以后，其各位子女为安葬初永平夫妇支付各项费用共计23,655元。2016年5月8日，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工作人员先后见到了陈传娥和初永平两位老人，并对相关约见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初永平夫妇死亡以后，其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涉案的两处房产、社保中心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对于这部分遗产，是适用法定继承还是适用遗嘱继承，是本案需要审查和判断的争议焦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经过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而不应适用遗嘱继承。理由如下：1.根据我国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的相关规定可知，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等五大形式，结合审理期间被告方提交的视频资料看，被告主张的“遗嘱”，其形式最接近代书遗嘱，但就代书而言该份“遗嘱”却明显缺少“代书人”代书这一形式要件，相关工作人员当时向两位被继承人分别展示的是其事先就已经打印好的格式文本，彼时，两位被继承人的年龄都已在九十岁上下，且其中一方还因重症正在住院治疗当中，根本就没有全面阅读了解也更谈不上确认相关内容的真伪，仅凭他人的表述所做的确认明显缺乏真实性；2.两位被继承人并没有亲自在相关材料上签名，仅仅是按相关工作人员的要求按捺了指印，其形式亦不符合相关要求；3.该“遗嘱”形成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虽表明了来意，但并没有向两位被继承人出示身份证件，更没有拿出接受两位被继承人委托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其形式要件明显欠缺。因此，被告主张的“遗嘱”不成立，本案依法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因初春盛先于初永平夫妇死亡，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依法应当由其晚辈直系血亲即本案原告初某8代位继承。初春京幼年早亡，不享有继承权。现二原告请求依法继承初永平夫妇所留遗产，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遗产的继承份额，其中涉案两处房产部分，应按继承人人数各享有八分之一继承份额；另外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剩余部分124,718元，应由每位继承人各继承15,589.75元，二原告应得份额由被告初某1负责返还。至于二原告请求的对涉案房产折价分劈一节，因双方当事人当庭并没有就涉案房产的竞价事宜达成一致，故对此项请求不予考虑。关于诸位被告共同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告初某7、初某8对甘井子区房屋（权属证书为××号），各享有八分之一继承份额。二、原告初某7、初某8对沙河口区1单元4层3号房屋（建筑面积53.97平方米），各享有八分之一继承份额。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初某1返还原告初某7、初某8抚恤金31,179.5元（二原告各分得15,589.75元）。四、驳回原告初某7、初某8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97元（二原告预交），由二原告承担997元；余款2400元由六位被告共同承担，此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两处房产应适用法定继承，还是适用遗嘱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为了确保遗嘱的可靠性，减少纠纷发生，法律规定立遗嘱必须采用一定的形式，并且这些形式必须符合生效条件才能有效。遗嘱的内容与形式都要符合法律规定。遗嘱的形式是指遗嘱人表述自己意愿处分自己遗产的方式。由于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份额以及设立遗赠、遗托等效力，对继承权和受遗赠权的实际取得与消失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法律对遗嘱人处分自己遗产的意思表示方式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提交的为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指因遗嘱人不能书写而委托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由于疾病、文化程度等原因，遗嘱可由他人代写，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与遗嘱继承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2.必须由遗嘱人口述遗嘱要点，然后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为书写，写成书面遗嘱后，由代书人向遗嘱人宣某。代写人不能是见证人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等法律规定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3.必须注明年、月、日，并由代写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从上诉人提交的见证人会见遗嘱人的录像来看，见证人将事先电脑打字并打印形成的遗嘱念给遗嘱人听，让遗嘱人在遗嘱上按捺手印。即上诉人提交的遗嘱为提前在电脑打字并打印形成，并非由遗嘱人口述遗嘱要点，然后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为书写形成。且遗嘱人未在遗嘱中签名。又因上诉人主张系初某2委托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海廷、许嵩为遗嘱人做遗嘱见证。上诉人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原为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宋闻博（亦是上诉人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变更为辽宁渡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基起。且二审期间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见证人许嵩二审庭审后还代表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补充材料》等庭审后补充意见及证据。这表明两位见证人与遗嘱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不符合成为见证人的条件。故一审认定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从上诉人提交的见证人会见二遗嘱人的录像来看，当见证人之一宣某完遗嘱内容后，遗嘱人初永平未作出理解并同意的明确意思表示，遗嘱人陈传娥陈述不清楚自己在何处住院，想不起初某3是自己第几个孩子，据此本院难以认定二遗嘱人当时完全理解见证人宣某的遗嘱的内容。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庭审中表示对一审判决第三项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初某1、初某2、初某3、初某4、初某5、初某6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7元（上诉人初某1、初某2、初某3、初某4、初某5、初某6预交），由上诉人初某1、初某2、初某3、初某4、初某5、初某6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