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1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广英，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英伟，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群收，男，198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仇小丽，女，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仇小丽，女，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上诉人郭广英与被上诉人吴群收、仇小丽追偿权纠纷一案，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豫0923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郭广英、吴群收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豫09民终255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20）豫0923民初302号民事判决，郭广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广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英伟、被上诉人仇小丽并作为被上诉人吴群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广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群收、仇小丽共同偿还郭广英代其偿还银行贷款本金20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自2018年4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标准支付）。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郭广英系濮阳市天安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的股东，缺乏事实根据，且违背《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天安公司成立之初，吴群收、刘亚彬是股东，郭广英曾同意入股天安公司，但要求对公司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因天安公司存在严重亏损，故拒绝入股，被公司聘任为副经理，负责货物运输，本案无证据证明郭广英入股天安公司以及股金数额，濮阳市两级法院作出的多份判决书均认定郭广英非天安公司股东。2．郭广英依法享有向吴群收追偿的合法权利，涉案贷款是吴群收以个人名义贷款，而非以公司名义，虽然款项用于公司，但不能混淆实际使用者与偿还责任承担者的区别，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郭广英偿还20万元贷款本息，资金来源于个人借款，与天安公司无关。3．该款应当由吴群收、仇小丽共同偿还，因吴群收的该笔贷款业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仇小丽负责天安公司的办公室和财务工作，对吴群收、刘亚彬共同经营天安公司的行为是明知的，且自愿作为涉案贷款的保证人，故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4．一审认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非驳回郭广英诉讼请求，一审程序违法。吴群收、仇小丽答辩称，仇小丽系涉案贷款的保证人，但款项用于天安公司，是郭广英让吴群收将款转到郭广英指定账户上，郭广英未通知吴群收、仇小丽，其自行还款后就提起诉讼，存在不合理之处。郭广英曾陈述贷款由其支配，与仇小丽无关。郭广英、吴群收、刘亚彬均是天安公司股东，开业以来经结算一次，三人进行了平均分配。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郭广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群收、仇小丽共同偿还郭广英代其偿还银行贷款本金20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自2018年4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标准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吴群收、仇小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安公司系吴群收、刘亚彬、郭广英合伙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吴群收、刘亚彬，郭广英系隐名股东。吴群收系该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持股比例60%，刘亚彬系该公司登记的股东、监事，持股比例40%，该公司现登记状态为存续。2017年4月1日，天安公司以吴群收个人名义与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孟轲信用社（以下简称孟轲信用社）签订《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从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期间内连续借款，连续借款累计最高未清偿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买运输车辆，还款来源为经营物流运输收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20年4月1日，实际借款起始日期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准，借款人所欠债务的有效凭证以贷款人按业务操作规定出具的会计凭证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月利率8.97‰，按月结息，每月的21日为付息日，逾期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挪用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100%。贷款支付方式采用自主支付，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日，王国雪、郭军华、管世江、郭广英、刘亚彬作为共同保证人与孟轲信用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内容为：为确保吴群收与债权人孟轲信用社在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切实履行，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二年止。2017年4月1日，孟轲信用社向吴群收发放贷款400,000元。《借款借据》上载明的月利率为8.97‰，借款期限一年，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止，吴群收在该借款借据上书写“此笔贷款已转入我本人账户为：62×××02吴群收”的内容。借款到账后，该笔借款用于天安公司经营，郭广英向天安公司会计薛瑞萍报账，记账凭证显示：交出纳现金26,000元、偿还肖军伟借款300,000元及利息9,000元、偿还李泽强借款50,000元、偿还仇小丽借款12,000元，办贷款购保险3,000元。借款到期后，天安公司及吴群收未能向孟轲信用社按月结息及偿还借款本金。郭广英于2018年3月18日、3月31日分别偿还孟轲信用社借款本金150,000元、50,000元，刘亚彬于2017年6月21日、7月21日、10月23日、11月21日、12月21日2018年1月20日、2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偿还该笔借款利息3,900元、3,700元、3,800元、3,900元、3,800元、3,700元、3,750元，于2018年3月18日偿还借款本金140,000元、利息2,990元，于2018年3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利息380.65元，共计229,920.65元（刘亚彬已另案起诉）。该笔借款本息已还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广英的还款消灭的是天安公司债务还是吴群收个人债务，郭广英还款后是否有权向吴群收、仇小丽追偿。吴群收与孟轲信用社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用途为购买运输车辆，还款来源为经营物流运输收入，吴群收系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借款用于天安公司经营支出，并非吴群收个人所用。郭广英与吴群收作为天安公司的股东，且郭广英又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故郭广英对吴群收以个人名义向孟轲信用社所借400,000元用于天安公司经营是明知且认可的。郭广英向孟轲信用社还款200,000元，实际上消灭的是天安公司的债务而并非吴群收的个人债务。天安公司目前的登记状态为存续，郭广英还款后可向实际债务人天安公司追偿。该笔借款未用于吴群收、仇小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共同生活，故郭广英向吴群收、仇小丽追偿，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郭广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23元，由郭广英负担。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仇小丽提交2017年11月15日郭广英、吴群收、刘亚彬共同向天安公司债权人张亭亭出具欠条、收条，提货单、现金日记账、应收款明细账，用以证明郭广英系天安公司隐名股东。本院组织进行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郭广英质证称，郭广英是以天安公司副经理身份在欠条、收条上签字，并非股东身份，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争议焦点是郭广英对吴群收、仇小丽是否享有追偿权。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2019）豫09民终2541号生效判决书查明事实，能够认定吴群收以个人名义为天安公司向孟轲信用社借款，郭广英是明知的，吴群收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天安公司经营，该款已用于天安公司经营，因此天安公司为借款的实际债务人，故郭广英对吴群收不享有追偿权，因该笔借款未用于吴群收、仇小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家庭生活，故郭广英对仇小丽亦不享有追偿权。郭广英上诉称吴群收以个人名义签订贷款合同应当承担责任以及仇小丽应当承担涉案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天安公司会计薛瑞萍调查笔录及相关记账凭证、天安公司对外出具的欠据以及一审法院（2018）豫0923民初2957号庭审笔录中郭广英自认内容等证据，能够证明郭广英是天安公司实际股东之一，郭广英上诉称其非天安公司股东的请求，不能成立。郭广英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采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是“有明确的被告”，而非“适格被告”，因本案具有明确的被告，经实体审查后，认为被告不适格，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非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采取判决方式驳回郭广英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郭广英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郭广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郭广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循利审判员  苏章臣审判员  张慧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高嘉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