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4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401-409号505房。法定代表人：程伟全，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63号1902房。法定代表人：杨粤，职务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2号楼4单元4275室。法定代表人：多杰坚措。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滢，女，汉族，1964年10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青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7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港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口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被上诉人永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王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港青公司无须向永安公司返还旅游款100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永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旅游团队的委托接待事宜系永安公司与王滢个人之间达成的意思合意，本案系永安公司与王滢之间的纠纷，港青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从永安公司及王滢提交的证据来看，永安公司与王滢是直接沟通业务往来事宜，王滢使用其个人账户收款。王滢虽然辩称其个人名义无法承接旅游团，但从其接待永安公司的旅游团队实际操作来看，均是由王滢独自操作完成，在此过程中港青公司从未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二）王滢主张的永安公司拖欠的180618号团、180625号团机票款，以及180711号团机票款，应与有明确款项用途的10万元旅游款进行抵扣。王滢主张永安公司还有180618号团的机票款1487lO元与180625号团的机票款238160元未支付，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审法院也认定了180711号团的机票款241700元，该机票款在与该团的团费抵扣后，永安公司尚需支付57300元的机票尾款。因此，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有明确用途的款项100000元，均应先抵扣拖欠的180618号团、180625号团、180711号团的机票款。（三）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港青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是，原审法院在抵扣机票款时，遗漏了港青公司为王滢的客人预订机票而支出的5万元，该笔款项应当予以扣除。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港青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在认定永安公司需支付最早出发的180711号团拖欠的机票款，但其未支付的情况下，180718号团与180808号团未能出发的后果也应由永安公司承担，即180718号团与180808号团这两笔共计5万元的机票款项也应当从原审法院查明的有明确用途的100000元旅游款中予以扣除。（四）即使原审认定港青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是，永安公司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港青公司的责任应予调减。l、根据永安公司提交的证据《销售代理合同》可知，永安公司系明知王滢仅有权向下游消费者销售港青公司国内游旅游产品的资格，而没有代表港青公司向上游组团社承接地接业务的资格，明知应由港青公司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由港青公司直接向旅游者收取团费，而不能由王滢收取团费。2、根据《旅游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永安公司作为组团社，却从未按照法律规定与港青公司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也未向港青公司提供与旅游者订立的包价旅游合同的副本，更未向港青公司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用。上述事实表明，永安公司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即使认定港青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是永安公司亦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港青公司的责任应予调减。请二审法院查明。永安公司针对港青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港青公司的上诉请求。王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表明意见。口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口岸公司无须向永安公司返还旅游款100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永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旅游团队的委托接待事宜系永安公司与王滢个人之间达成的意思合意，本案系永安公司与王滢之间的纠纷，口岸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从永安公司及王滢提交的证据来看，永安公司与王滢是直接沟通业务往来事宜，王滢使用其个人账户收款。王滢虽然辩称其个人名义无法承接旅游团，但从其接待永安公司的旅游团队实际操作来看，均是由王滢独自操作完成，在此过程中口岸公司从未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二）口岸公司所开具的发票并不能明确指向是为了收取案涉团队的团款，原审法院因此认定口岸公司是案涉团队的交易相对方明显错误。（三）王滢主张的永安公司拖欠的180618号团与180625号团机票款，以及180711号团机票款，应与有明确款项用途的10万元旅游款进行抵扣。王滢主张永安公司还有180618号团的机票款148710元与180625号团的机票款238160元未支付，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审法院也认定了1807ll号团的机票款24l700元，该机票款在与该团的团费抵扣后，永安公司尚需支付57300元的机票尾款。因此，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有明确用途的款项100000元，均应先抵扣拖欠的180618号团、180625号团以及1807ll号团的机票款。（四）即使原审认定口岸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是，永安公司亦存在过错，应白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口岸公司的责任应予调减。1、根据永安公司提交的证据《销售代理合同》可知，口岸公司并非该合同的相对方，与王滢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永安公司系明知王滢仅有权向下游消费者销售口岸公司国内游旅游产品的资格，而没有代表口岸公司向上游组团社承接地接业务的资格，明知应由口岸公司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由口岸公司直接向旅游者收取团费，而不能由王滢收取团费。2、根据《旅游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永安公司作为组团社，却从未按照法律规定与口岸公司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也未向口岸公司提供与旅游者订立的包价旅游合同的副本，更未向口岸公司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用。上述事实表明，永安公司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即使认定口岸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是永安公司亦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口岸公司的责任应予调减。请二审法院查明。永安公司针对口岸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口岸公司的上诉请求。王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表明意见。永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口岸公司、港青公司返还旅游预付款305800元；2.受理费用由口岸公司、港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30日，港青公司（甲方）与王滢（乙方）签署《销售代理合同》，载明就乙方作为甲方销售代理事宜，达成本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销售代理人开展销售甲方的旅游业务事项，甲方将其旅游产品的详细资料、价格及操作要求及时提供给乙方；乙方在代销甲方的旅游产品时，乙方要严格按照甲方的旅游产品要求进行销售，不得随意更改甲方旅游产品的内容和价格，不得随意增减旅游项目；乙方在组团收客时，要按照旅游局规定程序进行，并交由甲方派人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因没有签订旅游合同引起的旅游纠纷、投诉和经济赔偿责任，将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处理该质量事故而产生的调查费、差旅费、律师费及诉讼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收客完毕后，及时将游客所有资料交给甲方，并由甲方收取团费；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收到的团队及散客交由甲方操作，若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无法操作的，应取得甲方同意和游客的书面同意，方能转交其它旅行社操作或并团出发；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涉及到签订合同和收团款事宜时，由甲方协助办理；甲方须与有正规旅游接待资质的旅行社对接合作确保旅游接待合法合规，出境游业务含签证甲方向乙方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乙方客户签订旅游合同；甲乙双方仅是业务代理关系，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乙方不享受甲方的任何福利。2018年5月31日，永安公司通过其员工王晶向王滢王滢支付12200元。2018年6月13日，永安公司向港青公司支付20000元，付款交易用途备注“团款180718日本团”。2018年6月21日，永安公司向王滢支付49900元，交易备注“青海永安国旅180711团款”。2018年6月28日，永安公司向口岸公司支付33600元，付款备注“青海永安180625团尾款”。2018年7月3日，永安公司向港青公司支付30000元，付款用途备注“2018.08.08日本团预交款”。2018年7月9日，永安公司向王滢王滢支付2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8.10日本团预交”。同日，永安公司向王滢王滢支付3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8.10日本团预交团款”。2018年5月31日至6月28日期间，永安公司通过其员工王晶的支付宝账户向王滢王滢支付85000元。2018年6月21日至7月3日期间，永安公司通过其员工王晶的微信账户向王滢王滢支付37300元。上述款项合计318000元。永安公司称上述318000元是其预付180711、180718、180808、180810A、180810B号五个旅行团的团费。永安公司认为五个旅行团的合作关系是永安公司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之间发生，由永安公司在青海省当地组团并发给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由其负责日本出境旅游，职责包括在目的地联系地接旅行社并支付服务费，负责旅行团的安全组织等。港青公司称其并非合作关系一方，也不清楚永安公司与谁发生合同关。口岸公司称五个旅行团与口岸公司无关，五个旅行团是永安公司与王滢之间发生的合同关系。王滢称个人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承接旅行团，必须以公司的名义承接旅行团，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前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旅游业务，5月31日后以、港青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并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由于、港青公司没有承接日本团的资质，所以找了口岸公司，王滢认为是永安公司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之间发生合同关系，案涉旅游团是王滢王滢以港青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的。、港青公司解释，其收取款项仅是应王滢的要求为其团队预定部分机票，王滢及永安公司并未要求港青公司负责案涉旅游团的日本地接服务，款项已经支付给机票代理预定了机票。口岸公司解释，其与永安公司没有合作关系，不清楚永安公司支付给口岸公司的款项所涉的业务，也没有承接永安公司180625团的接待，也不清楚付款人所属公司是哪一家，口岸公司没有要求付款人支付过该笔款项，目前款项还在口岸公司处。对于上述318000元的付款，王滢认为应以付款备注认定款项的用途，其余未备注用途的款项，其中2018年5月31日支付宝转账的5000元是用于支付180618号团的部分尾款；2018年6月8日支付宝转账的40000元是用于支付180625号团的定金；2018年6月12日支付宝转账的30000元是用于支付180711号团的定金；2018年6月28日支付宝转账的10000元适用于支付180618号团的部分尾款；其余未标注用途的付款，由于永安公司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的业务合作不限于永安公司诉请的5个旅行团，因此不能认定为是永安公司诉请的5个旅行团的团款及机票款。2018年7月6日，口岸公司向永安公司开出了号码457××××9760（金额70000元）、45769761（金额83600元）、45769762（金额70000元）、45769763（金额59600元）的四张增值税发票。2018年7月16日，口岸公司对上述四张发票予以核销。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称发票开具是因为当时王滢有个6月份的出境团，询问港青公司是否愿意接，但由于港青公司无旅游出境资质，也无相关的境外地接资源，于是港青公司询问口岸公司是否愿意接这个团，并说永安公司需要先收发票再支付地接费，口岸公司于是开具了发票，但由于口岸公司一直未收到地接费，于是核销了发票。根据永安公司所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均为复制件）显示：1.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0+1人，金额为120000元，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公司公账为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上加盖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的印章。2.180718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1+1人，金额为126000元。7月13日15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16日中午12点前付80%团款（即100800元定金-50800元整），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上加盖口岸公司的印章。3.180808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8月8日，团费单价为5500元/人，人数为17+1人，金额为93500元。7月11日前中午12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30日前付80%团款，即74800元-定金50000元=24800元，回团后3个工作日内收齐余款。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港青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无加盖任何单位印章。4.180810A、B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8月10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5+1人，金额为150000元。7月11日前中午12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30日前付80%团款，即150000元-定金50000元=100000元，回团后3个工作日内收齐余款。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港青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无加盖任何单位印章。5.180711号团的《出团通知书》记载，发团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人数为20+1人，行程及天数为10天，住宿为4-5星标准；行程表详细记载了7月11日至7月20日期间，旅行团从西宁至日本往返的观光行程、交通路线及住宿。而王滢王滢所提交的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公司公账为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团队确认件》无任何单位加盖印章，其余内容与上述永安公司提交的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一致。王滢称之所以出现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是因为员工工作失误，没有更改《团队确认件》的对公账户名称。此后在180711号团到达日本当地后，因没有安排地接服务，导致纠纷发生，旅行团因此另外寻找了日本当地的旅行社负责地接服务并因此支出了142000元，之后的四个旅行团因此没有出行。永安公司所提交的经公证认证的《领收书》记载，东日本国际旅行社收到永安公司支付的团款142000元。王滢王滢称，180711号团的机票款已经支付了241700元，但没有支付地接费所以出现了甩团。王滢王滢因此提交了180711号团的《出票确认函》及王滢代垫机票款的部分交易记录、与航空公司对接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711号团的旅客名单，证明王滢按照航空公司出具的出票确认单付清所有机票款；其中《出票确认函》记载了机票乘客的姓名及具体航班，共计21人，机票款总计241700元；付款交易记录显示为其他旅行团的机票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话人员确认相关确认函已向航空公司汇清全款；旅客名单详细记载了旅客的身份信息及证件号码。2019年2月14日，永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永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永安公司与港青法定代表人联系记录；2.备案登记证明，证明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资质；3.港青公司、口岸公司公司对公账户及开票信息，证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发给永安公司的账户信息；4.报纸公告，证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对其代理人身份的确认。港青公司对永安公司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港青公司与永安公司没有任何微信沟通的记录，聊天记录内容并没有显示港青公司与永安公司就案涉旅游团进行沟通。证据2、3，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旅行社的账户及备案登记证明都是公开的，该资料很容易取得，并非是港青公司、口岸公司提交给永安公司。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港青公司发布此声明在于明确港青公司已经于2018年7月12日解除与王滢的销售代理合同关系，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滢就是港青公司的员工或是案涉旅游团的代理人。口岸公司对永安公司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与口岸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的备案证明是公开的。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对公账户信息均是对同行进行公开的，证据2、3并非口岸公司给永安公司的。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王滢与口岸公司无任何关系，口岸公司因收到包括永安公司在内的几家旅行社反馈，王滢擅自利用口岸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合作，又私自收款，为避免口岸公司信誉遭受影响，特向公众澄清。港青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证明该地址是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办公地址，王滢有在广州达镖大厦1001房办公，与证人证言中王滢的办公地址一致，证明王滢实际上是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员工，而非港青公司员工。2.业务代理协议书、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微信聊天记录、王滢名片，证明王滢还是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与证人证言相印证。3.证人廖某与王滢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证人受聘于王滢，从事行政、后勤等工作，7月底才办理完离职交接工作，证明王滢自己找人刻了很多章，与证人证言相印证。4.港青公司向永安公司开具的预订机票的发票、港青公司支付机票款的付款回单、机票代理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明港青公司仅受王滢委托，为其旅游团代订机票。永安公司对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业务代理书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联，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3，内容与本案无关联，聊天抬头名称存疑，因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关于代购机票的款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笔费用与永安公司在2018年7月3日向港青公司支付的30000元是对等的，可看出港青公司与永安公司间存在法律上合同关系，该证据证实王滢实际上履行职务行为，从王滢角度，无论是法律规定，或相关规章制度是不允许收客组团的，其行为应当由港青公司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王滢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80618、180625号团的《团队确认件》及《出票确认函》，证明180618号团的团款为84000元、机票款为148710元，180625号团的团款为150000元、机票款为238160元。2.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滢将各个出行的旅行团的团款发送给王晶，王晶没有异议。3.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机票预订单、王滢支付宝收款记录，证明王晶将经永安公司盖章确认后的机票预订单发回给王滢，王滢要求王晶支付机票订金，王晶实际向王滢支付180618号团机票订金50000元。4.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晶向王滢确认支付6月18日、6月25日、7月11日团款订金。5.王滢与王晶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晶将180618、180625的旅行图名单发送给王滢。6.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618、180625号团员名单。7.王滢与其找来负责180711号团出行的地接社的工作人员陈淑怡的聊天记录。8.王滢与昵称“善善”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180711号团甩团后王滢联系“善善”并确保其所在的地接社开展工作，向其支付了11410元。永安公司对王滢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6，与永安公司主张的旅行团团款无关；证据2、7、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5，不予确认。港青公司对王滢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从《团队确认件》及《机票确认函》可以看出王滢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进行合作。证据2，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永安公司是经青海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介绍与王滢认识的。证据3，该机票预订单显示王滢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与永安公司开展合作，与港青公司无关。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5-8，港青公司不是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口岸公司对王滢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口岸公司并非当事人，王滢操作180618、180625、180711团均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进行，口岸公司未盖章确认，也没有收到对应的团款。以上团队均是王滢个人操作，与口岸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认定，王滢可以自行修改填写，无证据证明上述确认单的内容经过口岸公司认可。证据3机票预订单显示王滢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与永安公司开展合作，与口岸公司无关。证据4-8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另查，广州市旅游局作出的穗旅罚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港青公司与王滢签订销售代理合同，收取管理费用，在与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旅行社开展相关旅游业务时，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州市旅游局因此对港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虽永安公司并未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但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与港青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之后对外以港青公司的名义与永安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王滢确认真实性的《团队确认件》部分加盖有港青公司的业务章，先不论印章是否属实，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有《销售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永安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业务往来的为港青公司；况且，结合永安公司的付款记录可知，永安公司也曾向港青公司有过付款的行为，故应认定港青公司为与永安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合同相对人之一。至于口岸公司的身份，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约定港青公司向王滢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客户签订旅游合同；另外，口岸公司还收取了永安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并曾向永安公司开出过发票，虽口岸公司表示进行了核销，但口岸公司表示核销的原因是未收到永安公司支付的款项，也即口岸公司在开具发票时是有预备收取永安公司支付的款项的事实，应认定口岸公司与港青公司一同构成与永安公司业务往来的共同相对人。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永安公司主张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永安公司诉请所主张返还180711、180718、180808、180810A、180810B五个旅行团的预付旅游款。首先，永安公司主张其为上述5个旅行团共计预付了318000元。根据永安公司所提交的相应的付款凭证证实，其中2018年6月13日所支付的20000元实际为180718号团的预付款，2018年7月3日所支付的30000元实际为180808号团的预付款，2018年7月9日所付的50000元实际为180810A、B号团的预付款，由于上述四个旅行团并未实际出行，故相应的旅行费合计100000元应由港青公司、口岸公司予以返还。其次，根据永安公司所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2018年6月28日永安公司向口岸公司支付33600元并非案涉五个旅行团的团款，与本案无关，永安公司要求返还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永安公司所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永安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向王滢支付49900元实际为180711号团的团款。除上述已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外，其余未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134500元，由于永安公司、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王滢均无法举证证明款项付款用途，也无法证明永安公司付款前当事人就款项性质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采纳付款方即永安公司的意见，上述未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134500元均系用于支付180711号团的团款，永安公司实际为180711号团预付团款184400元。第四，关于180711号团的团款结算。180711号团在到达日本当地后出现甩团纠纷，即港青公司、口岸公司仅履行了部分义务，应就已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进行结算。本案中，180711号团的机票系由港青公司、口岸公司负责，王滢提交了180711号团的《出票确认函》及王滢代垫机票款的部分交易记录、与航空公司对接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711号团的旅客名单，举证义务已经完成，永安公司并未就此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采纳王滢的意见确认180711号团的机票支出为241700元。由于永安公司为180711号团预付的团费尚不足以抵偿机票款，故对永安公司要求返还180711号团团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就180711号团的结算款相关权利人未在本案提起主张，故本案不予调处，权利人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至于港青公司、口岸公司与王滢的结算，属另外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港青公司、口岸公司向永安公司返还旅游款100000元；二、驳回永安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7元，由永安公司负担4002元，由港青公司、口岸公司负担1885元。财产保全费2230元，由永安公司负担1516元，由港青公司、口岸公司负担714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还是王滢？2、在本案五个团以外的已成功出团的180618团和180625团未支付机票款、180711团尚欠机票款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还是另案处理？3、港青公司上诉主张永安公司转给港青公司的支付未能出团的180718团和180808团机票款的5万元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4、口岸公司上诉主张其向永安公司开具4张增值税发票不能明确指向是本案的五个团的款项，且事后已核销，故不能认定是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有理？5、永安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虽永安公司并未与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但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与港青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之后对外以港青公司的名义与永安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王滢确认真实性的《团队确认件》部分加盖有港青公司的业务章，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有《销售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永安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业务往来的为港青公司；况且，结合永安公司的付款记录可知，永安公司也曾向港青公司有过付款的行为，故应认定港青公司为与永安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合同相对人之一。至于口岸公司的身份，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约定港青公司向王滢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客户签订旅游合同；另外，口岸公司还收取了永安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并曾向永安公司开出过发票，虽口岸公司表示因未收到永安公司付款故事后对上述发票进行了核销，但其并未对此予以举证，且其在未收到付款的情况下就开具发票不合乎常理，口岸公司理应对其开具发票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应认定口岸公司与港青公司一同构成与永安公司业务往来的共同相对人。至于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主张《销售代理合同》只赋予王滢接收散客和公司包团的权利，并未赋予王滢接收其他同业经营者的团队的权利，综观合同内容，并未有类似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上述解释的具体规定，该合同中赋予王滢接收散客和团队的权利，该团队可以是其他同业经营者的团队。二、在本案五个团以外的已成功出团的180618团和180625团未支付机票款、180711团尚欠机票款应否在本案处理并予以抵扣的问题。因相关权利人在本案未对此提起反诉主张，且上述三团的机票款是否存在欠付等相关具体情况尚待相关权利人举证，故本案对此问题不予调处，权利人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三、永安公司主张其转给港青公司的支付未能出团的180718团和180808团机票款的5万元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根据该两笔共计5万元款项的交易用途备注栏以及相对应的《团队确认件》显示，上述5万元的性质是团款，并未特别指明是机票款，因该两团并未实际出团，故理应由港青公司返还给永安公司，至于该5万元是否已实际购买机票无法退票属于港青公司的商业风险范畴，不应由永安公司承责。四、口岸公司主张其向永安公司开具4张增值税发票不能明确指向是本案的五个团的款项，且事后已核销，故不能认定是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的问题。该问题本院已在第一点论述，不再赘述。五、永安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永安公司基于《销售代理合同》、《团队确认书》中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的盖章及对公账号、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收款行为、口岸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等一系列情形认定王滢系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的对外代理人，其合同交易对象是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才发生涉案五个团的购买出团，永安公司在此过程中并无过错，无需承责。综上所述，港青公司和口岸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70元,由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885元，由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8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沙宇航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