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0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万官路399号东门泰安恒大城综合楼6。 负责人：董俭，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山东成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政，男，198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山东青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万官路399号东门泰安恒大城物业服务中心。 负责人：董俭，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8号3101房之三。 法定代表人：徐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65号恒大帝景综合楼6。 法定代表人：董俭，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政，原审被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以下简称金碧泰安分公司）、金碧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碧公司）、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3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已积极全力施救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1.上诉人认为溺水只是本案受害人死亡的间接原因，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害人其本身是否患有心脏病等其他疾病，并且其入院后长时间的抢救过程是否合理，其死亡原因是否排除了除溺水之外的其他因素，一审判决均未查清。2.一审判决过多的依据了上诉人工作人员救生员的主观陈述等证人证言，推断出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没有主要依据场馆安保设施、安全警示、人员配备、救援速度和救援规范等客观证据做出认定。3.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5月中旬之后，受害人已经多次到场馆游泳，并且事发在浅水区，该事故的发生确系意外事件。4.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自己是否熟练掌握了游泳技能，其摘下浮袖的行为也可认为其对自己游泳技术的自信，救生员关注即可没有法定的义务强制驱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不应作为判决依据，该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法律法规，并且其仅为技术要求，从施救过程看，上诉人也有三名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施救人员进行了抢救，并没有耽误抢救时间。 朱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推测冯某的死亡原因为心脏疾病无依据，泰医附院的入院诊断和死亡证明均载明其死亡原因为溺水，因此上诉人的推测与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并没有过多依据闫凯的主观陈述，对于闫凯的陈述一审判决是结合监控视频等证据综合认定的，虽为主观陈述，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3.对于冯某基本不会游泳，其摘下浮袖，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未予提醒、劝阻的事实一审均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朱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恒运徐家楼分公司、金碧泰安分公司、金碧公司、恒运公司赔偿朱政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45907.5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5309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944196.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运徐家楼分公司、金碧泰安分公司、金碧公司、恒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恒运公司系由被告金碧公司独资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属于恒大集团，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是被告恒运公司的分公司，也属于恒大集团。被告金碧泰安分公司是被告金碧公司的分公司，该分公司系泰安市恒大城小区业主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办公地点在泰安恒大城物业服务中心。泰安恒大城综合楼6号为健身场馆，由恒大集团管理，该健身场馆的一层即本案事发的游泳池。根据恒大集团的内部分工，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负责经营恒大城综合楼6号的健身场馆，为此，该公司办理了相关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原告之母冯某于2019年年初在上述健身场馆办理了个人年卡，凭此卡可以无限次的在健身房和一楼游泳池进行健身和游泳，场馆配有游泳教练，如需场馆教练教授游泳需另行交费。冯某办卡时不会游泳，办卡后直至当年5月份之前，也一直未到健身场馆游泳，2019年5月中旬后，冯某多次到泳池游泳。2019年5月21日下午，冯某来到游泳池，换装后在泳池东侧下水，在位于泳池东北角的浅水区（深度1.2米）游泳。15时41分40秒许，冯某发生溺水，在其周围的其他游泳者随即将其扶出水面至池壁，此时，位于泳池西侧的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的救生员薛意平、闫凯发现异常，沿泳池周边快速赶到事发地点，此时，冯某上身已趴在池壁边，下身还在水中，意识不是很清楚，薛意平、闫凯将其从水里拉出，此时是15时42分左右。薛意平、闫凯将冯某平放至泳池边的地面上，大声呼唤冯某（此时冯没有回应），同时，薛意平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按压，并在闫凯进行打开口腔呼吸通道、清理口腔异物的操作后，对冯某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指挥周围人员拨打了“120”。救生员薛意平在开始施救后一直不间断的对冯某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至16时2分许，此前赶到现场的公司经营部负责人苏燕（不是救生员，闫凯在接受本庭调查时称，苏燕以前学习的是护士专业），接替已按压近20分钟的薛意平，继续对冯某进行心肺复苏按压。16时3分许，“120”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查看病人情况后，将冯某抬上救护车，送往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救治。入院后经诊断，为溺水、呼吸衰竭、循环衰竭等，当即住EICU治疗。2019年5月22日5时30分，冯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日办理出院手续。住院病历记载：“患者家属对抢救过程无异议，拒绝尸体解剖，尸体交予家属处理”。同年5月24日，医院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该证明“死亡原因”栏载明为“溺水”。冯某去世后，原告朱政于当日6时57分拨打“110”报警（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称己方人员也曾于该日报警），经公安机关处理，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原告诉来一审法院，要求处理。另查明，《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7.2条规定，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上的游泳池，应按面积每增加250平方米（及以内）增加1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事发泳池长25米、宽12.5米，面积为312.5平方米。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在该泳池配备了具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游泳救生员两名，即薛意平（兼游泳教练，有教练证书）和闫凯。原告称，事故发生时，其母冯某刚开始学游泳，还不算完全会游。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则称，事发时，冯某还不太会游泳，带着浮袖能游五、六米，头还不会放在水下，因此一直在浅水区附近活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事发时在场的救生员闫凯进行了调查（被告方称薛意平已于2019年8、9月份从公司离职）。关于事发过程及其他相关问题，闫凯称，公司的两个救生员，分别上早班（9:00-18:00）和晚班（13:00-22:00），事发时自己与薛意平都在上班。持卡会员来游泳时，在更衣、淋浴、消毒后，就可以到泳池游泳，对于是否进行入水前的准备活动，公司并无强制性要求。冯某当时是与几位女性朋友一起来的，她没有随事发健身场馆的教练学习过游泳，入池后在泳池东侧浅水区活动，自己和薛意平都在泳池西侧，与其没有语言交流，冯某入水前是否做过准备活动没注意，但记得她佩戴了浮袖（游泳馆提供，放在泳池内，供会员自己取用）。据观察，她应该不是很会游泳。事发前一段时间，闫凯看到冯某摘下浮袖，扔到了岸上。事发时，正坐在泳池西侧长椅上的薛意平、闫凯发现冯某周围围着人，感觉不太正常，遂在几秒内赶了过去（从泳池西侧沿泳池北侧跑到东侧），立即进行施救，在施救过程中冯某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闫凯还表示，事发泳池不禁止不会游泳的人来游泳，会要求不会游泳的人戴上浮袖，但泳池管理人员并不主动询问到泳池的会员是否会游泳，一般不会游泳的人自己就戴上浮袖了；不会游泳的人必须有会游泳的人陪着一起来泳池，事发当天，薛意平应该是曾问过与冯某同来的人，其中有人会游泳；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泳池管理人员不会进行指导，但会重点看护，事发当天自己与薛意平一直在看着冯某这些人。还查明，2019年6月18日，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邱家店村居民委员会出具《受益人证明信》，证明冯某溺水身故，其本人已离异，父母冯立俊、訾庆芳均已去世，生育一子朱政为其受益人，无其他受益人。同年6月24日，泰安市泰山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出具《收入证明》，写明，冯某的原工作单位为泰安市五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2012年11月1日退休，养老金（或遗属生活补助）的代发机构为邮局泰山区支局。2019年公布的上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年，山东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75125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了其各项诉求的计算依据，四被告首先表示被告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针对原告的各项诉求的计算方式表明了己方的意见，归纳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2019年公布的上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9549元/年×20年=790980元。被告对此无异议。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山东省2018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91815元计算，丧葬费为91815元÷12月×6个月=45907.5元。被告主张按照泰安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55997元计算，丧葬费为55997元÷12月×6个月=27998.5元。3、家属误工费。原告主张因处理母亲溺亡事故，有多名亲属误工，酌情按照7人误工，每人误工7天，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每年39549元计算，该项费用为39549元÷365天×7天×7人≈5309元。被告称原告并未提供所谓误工人员的收入明细和工作单位出具的收入减少证明，且如有此项支出，应包含在丧葬费之内。4、家属交通费。原告要求酌情赔偿2000元，被告认为原告没有相关证据，且此项支出应包含在丧葬费之内。5、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为100000元，被告则认为原告主张的数额过高，如法院认定应赔偿该项目，应酌情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朱政之母冯某在事发游泳池游泳时溺水身亡，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作为该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原告作为死者的继承人，要求该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之所以说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因为游泳虽深受群众喜爱，但却是一项危险性高的运动，首先要确保安全，而游泳时溺水作为主要的安全事故，属于意外事故，对此类事故应着重树立预防理念，重点从防范入手。但是，该被告作为游泳场所的经营者，对游泳者的安全管理存在疏漏，对于冯某这样的初学游泳者（事发时尚不太会游）未予以重点看护，以致未能有效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该被告的管理疏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按照闫凯陈述的事发泳池的惯例，泳池工作人员并不主动询问到泳池的会员是否会游泳，这样就无法主动对不会（或初学）游泳的人员作出要求佩戴浮袖、须有会游泳的人陪同入水、入水前做准备活动等必要的要求和管理，本案中，救生员闫凯明确表示不知道冯某是否做过准备活动，且其也只是认为“薛意平应该是问过”冯某的同伴中有人会游泳，实际对此并不确切知道；其二，事发泳池的救生员通过观察，已发现冯某“不是很会游泳”，但事发前一段时间，在救生员亲眼看到冯某摘下浮袖并扔到岸上时，却未予制止，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实际上，对于基本不会游泳的冯某，此种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发生溺水事故或埋下事故隐患，依照常规，救生员、教练员在此时应对冯某予以劝阻、警告、制止，甚至假如其不听劝阻时，应该采取驱离等一定的强制措施，而该被告救生员毫无反应的事实，充分说明泳池工作人员不仅未能如他们自己所说“重点看护不会游泳的人”，甚至连一般性警示都没有作出；其三，根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的相关规定，涉案泳池面积312.5平方米，应配备四名救生员，而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只配备了两名游泳救生员，人员配备不足，一方面会影响事故发生后的救助工作，例如，事故发生在泳池东侧，而薛意平、闫凯当时均在泳池西侧，（尽管薛、闫动作已足够快）人员若充足则可能更快在事发处展开施救，再如，薛意平进行心肺复苏按压长达近二十分钟，体力消耗极大，最后只能由非救生员苏燕接替，若配齐救生员有可能施救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人员配备不足，更会影响对意外事故的预防，如果人员充足，则有可能真正做到对重点人员的重点看护工作。综上，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在预防事故发生方面，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故其对于冯某的溺水死亡，应承担责任（50％）。死者冯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论对于游泳运动本身的风险，还是对自己作为初学游泳者技术能力的欠缺，均应有充分的认识，但其未能予以充分注意（扔掉浮袖的行为即是其过于自信的表现），对于死亡后果的产生，也应当承担同等责任（50%）。关于被告应赔偿的各项费用的具体数额：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总计为790980元，被告对此计算方式和数额并无异议，故被告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为395490元（790980元×50%）。2、丧葬费。应按照2019年公布的山东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总额为75125元÷12月×6个月=37562.5元，故被告应赔偿原告丧葬费的数额为18781.25元（37562.5元×50%）。原告主张按照山东省2018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被告主张按照泰安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均不符合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3、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原告承受丧母之痛，结合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该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家属误工费、家属交通费，法律依据不足，且原告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故对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恒运公司、金碧泰安分公司、金碧公司与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并非法人，其系被告恒运公司（法人）设立的分公司，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故，若出现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管理的财产不足以进行赔偿的情况，不足部分应由被告恒运公司承担。至于金碧泰安分公司、金碧公司，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已查明，无论是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入院诊断，还是该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均载明冯某的死亡原因为溺水，且均未提及冯某生前患有心脏病，在此情况下，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辩称冯某患有心脏疾病，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冯某死亡后，其家属拒绝尸体解剖，是原告等家属根据自身实际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也不该因此推导出冯某患心脏病的结论。因此，被告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以冯某患有心脏疾病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政死亡赔偿金395490元、丧葬费18781.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454271.25元。二、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上述应赔付的款项中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直接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朱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20.98元，由原告朱政负担2563.98元，由被告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负担4057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对预防事故发生方面是否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作为泳池的经营者，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对该泳池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救生员关于事故发生的陈述较为客观，足以证明恒运徐家楼分公司在管理方面存在疏漏，应对冯某死亡事故发生承担一定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恒运徐家楼分公司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处理适当。 根据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入院诊断、死亡证明可证实冯某的死亡原因为溺水，且均未提及冯某生前患有心脏病等其他疾病，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因此，恒运徐家楼分公司主张冯某死亡未排除其患有心脏病等其他因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恒运徐家楼分公司请求调取冯某诊疗记录，但未提交明确、具体的证据有关信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14.07元，由上诉人济南恒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徐家楼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井 慧 审判员 邢友峰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