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6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保，男，197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亚东，河南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海洋，河南通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茂永，男，197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河南省光山县弦山街道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袁军，男，197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原审被告：袁勇，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原审被告：冯修成，男，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上诉人韩玉保因与被上诉人王茂永及原审被告袁军、袁勇、冯修成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4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玉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亚东，被上诉人王茂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玉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460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茂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王茂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被上诉人王茂永应当按实际经营期间支付承包费。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虽然政策要求关停沙场，但被上诉人确实一直在经营获利，并未因政策关停受到损失。上诉人在庭审时提供了2017年、2018年的售沙票据20张以及证明经营支出的会计凭证65张，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一直在经营。《沙场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即使政策变动导致沙场不能正常经营，自负盈亏，故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由于售沙票据全部由被上诉人保存，上诉人仅收集到2018年4月13日之前的售沙票据20张，被上诉人最低限度也应当支付2018年4月13日之前的承包费。另外，《沙场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于2019年11月9日届满，但沙场至今仍由王茂永占有、控制，即使合同到期终止，王茂永应当给付2018年4月14日至撤出沙场之日的占用费。第二，一审法院未查清韩玉保为被上诉人垫付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3月8日河沙管理费39万元的事实，也未对该39万元进行说理分析，直接认定全部河砂管理费78万元由被上诉人支付明显错误。自2016年3月9日起，本案争议沙场的河砂管理费每年为78万元人民币，2016年3月21日应交纳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3月8日的河沙管理费78万元，该费用应当由王茂永承担。而被上诉人妻子袁长莲仅于2016年3月17日支付了39万元，剩余39万元由韩玉保垫付。对该39万元，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由其支付，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是上诉人韩玉保垫付。第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租赁给被上诉人的铲车使用至2017年8月10日并将铲车租赁费计算至该日期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铲车租赁费至达成协议之日。上诉人前述于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售沙票据20张，最后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售沙需要铲车，没有铲车就无法出沙装车。可见，铲车在沙场的实际使用时间最早应截止到2018年4月13日。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一张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的条据，该条据是沙场账务会计原始凭证，内容是配件费、修理费，被上诉人妻子袁长莲签名。袁长莲否认条据中“铲车修理”字样不是自己书写，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配件费、修理费不是为铲车发生的。该条据内容中的配件、修理就是用于铲车，但被上诉人极力否认。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是高度盖然性，结合上诉人一审举证20张售沙票据的经营实际，能够认定条据内容的配件、修理是用于铲车。《沙场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租赁给被上诉人使用的一台铲车，因为被上诉人收购袁军、袁勇、冯修成的铲车份额后，享有铲车60%的份额，故将铲车租赁费每月10,000元降至4,000元，这4,000元月租赁费是王茂永应当给付上诉人的。但截至目前，铲车仍由王茂永占有、使用并且收益，被上诉人也未与上诉人就铲车的后续使用达成协议，收益独享，却不给付租金，与情、礼、法均不符。故此，被上诉人应当按4,000元/月租赁费计算支付至达成协议之日。一审判决认定铲车使用至2017年8月10日并将铲车租赁费计算至该日期明显错误。不仅如此，韩玉保名下的信阳雷霆实业有限公司另租赁给王茂永一台铲车，至今未交付，也未支付租赁费，上诉人将对另外一台铲车另行主张权利。王茂永辩称，1．上诉人要求答辩人给付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8年4月13日止的承包费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持有的《河道采砂许可证》于2017年3月8日到期后，上诉人未能按照双方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沙场承包合同》第一条第七款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为答辩人合法经营重新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因上诉人未能取得换证许可的原因，导致答辩人经营的沙场于2017年4月18日被政府强行下达关停通知，该通知也确认“称嘴沙场”于2017年3月8日到期依法关停，并责令答辩人于2017年6月15日主汛期到来之前将所有砂子售完；原审按照自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6月15日止，共计18个月零36天，计算答辩人应付给上诉人及另外三名被上诉人承包费80万元完全是正确的；上诉人韩玉保为了向答辩人多收取承包费用和铲车租金，在原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竟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将政府颁发的“豫光砂许（2016）第6号采砂许可证”私自涂改，将第二年未经政府核准的时间擅自延长一年，即自2017年3月8日至2018年3月7日止，答辩人在一审开庭质证过程中当场识破，上诉人对此当庭予以认可；由于上诉人主动承认错误，一审法院对其提供伪证行为没有给予民事制裁；2．上诉人诉称为答辩人垫付了39万元河砂管理费不是事实；但韩玉保也不可能违背常理去为答辩人垫付39万元河砂管理费，韩玉保完全是凭空捏造，混淆视听，在原审两次开庭审理时韩玉保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属于举证不能；3．上诉人将铲车租金要求计算2018年4月13日止，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将铲车租赁费按照答辩人实际经营至2017年8月10日止并无不当；上诉人认可被答辩人与其共有的铲车，答辩人占60%的股份，上诉人占40%的股份，答辩人于2017年8月10日才将预存的河砂销售完毕，从此以后答辩人再也没有使用该铲车；答辩人目前占有该铲车，是基于双方存在财产共有法律关系，合情、合理、合法，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侵害共有财产合法权益，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该项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调整范围。王茂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沙场承包合同》；2、要求四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承包费286,221.63元；3、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初，被告韩玉保、袁军、袁勇、冯修成四人作为承包方（乙方）与作为发包方的称而嘴村民组集体沙场（甲方）签订《协议》，甲方将其村民组集体沙场承包给四被告合伙经营，承包期限从2014年5月29日到2019年12月30日终止；承包费用为五十万元，由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承包费后再开业。协议达成后，被告韩玉保于2015年到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办理了河道采砂许可证，批准了被告韩玉保按规定在晏家河××乡××段采砂，有效期自2015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8日（河道采砂许可证办理一次的有效期为一年）。2015年11月1日，被告韩玉保作为发包方，被告袁军、袁勇、冯修成作为发包方股东，与作为承包方的原告王茂永签订《沙场承包合同》，将称嘴沙场（也叫称而嘴沙场）经营权发包给原告经营。《沙场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经营期限为四年，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止。2、承包经营方式为，发包方在承包经营期内将沙场经营权提供给承包方，承包方为此支付发包方每年50万元的承包费，承包方第一年付75万元，含第二年的25万元租金，每年11月10日之前支付，另租用发包方铲车一台，租金为1万元每月，每月月底支付。此外，合同中还约定承包方有权在承包期内使用沙场的经营许可证及一切相关证照，承包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期如数交纳各种税费。合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第5项约定，必须按本合同规定保障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动导致沙场不能正常经营，由承包方自负盈亏。合同签订后，原告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3月12日，通过其妻子袁长莲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多次向被告韩玉保及其妻子程静的账户转账83万元，作为支付承包费（被告韩玉保辩称其中一笔50万元的款项系其与原告双方之间的个人借款并非给付承包费，对此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袁军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8年5月8日，先后在原告处支款五笔合计88,000元，后被抵付部分承包费。被告冯修成分别于2016年5月和2017年4月在原告处支款108,255元，后被抵付部分承包费。被告袁勇于2017年3月30日在原告处支款5万元，后被抵付部分承包费。综上，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8年5月8日，四被告在原告手中共获取承包费1,076,255元。因被告韩玉保首次办理的河道采砂许可证于2016年3月8日到期，根据《沙场承包合同》约定，应由原告负责交纳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3月8日的河砂管理费，由被告韩玉保负责办理该年度的河道采砂许可证。2016年3月17日，原告王茂永的妻子袁长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韩玉保的妻子程静39万元，用于交纳河砂管理费，因河砂管理费为78万元，对于余下的39万元是否是由原告支付的，原被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原告称其通过现金给付被告19万元，向案外人梁小敏借款20万元，由梁小敏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韩玉保20万元（对此转账事实原告庭审时进行了相应举证），共计支付给被告韩玉保78万元，被告韩玉保仅认可收到原告妻子转账支付给其妻子的39万元，不认可原告陈述的另外39万元，称另外39万元河砂管理费由被告替原告垫付。被告韩玉保在交纳78万元河砂管理费后，经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2016年3月9日审批，被告韩玉保办理的《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延长为自2016年3月09日至2017年3月08日。庭审时，被告韩玉保提交的采砂许可证审批文件复印件上显示采砂许可证有效期一栏中“自2017年3月08日至2018年3月07日”，经查，该栏内容不属实，被告韩玉保并未获得2017年3月08日至2018年3月07日的采砂许可权限，被告方对此予以认可。2017年3月8日，河道采砂许可证期限届满后，在未续办的情况下，因原告王茂永仍继续经营沙场，2017年4月18日，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向称而嘴沙场下发通知，内容为“原称而嘴砂场：你砂场于2017年3月8日到期已依法关停。经查，你沙场目前仍有部分库存砂子尚未卖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之规定，现责令你砂场于2017年6月15日主汛期到来之前将所有砂子售完，逾期我办将组织机械依法强制清理”。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限定的2017年6月15日到期后，原告王茂永仍继续经营，根据被告方提交的“花山村称嘴沙场”销售票据显示，截止2018年4月13日，称嘴沙场仍在继续销售河沙。庭审时，原告称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让其继续经营到2017年8月10日，其租赁的铲车用于积存的沙子销售。被告称截止2017年11月7日原告仍在使用铲车，有修理条子为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沙场承包合同》约定，四被告将其共有的一辆铲车出租给原告王茂永使用，约定租金每月10,000元。后因被告袁勇、袁军、冯修成分别将其各自享有的20%的铲车产权转让给原告王茂永，被告韩玉保享有的40%的产权不变，故该被租赁的铲车由原告王茂永和被告韩玉保共有，原告王茂永享有60%的产权，原告王茂永与被告方协商将铲车租赁费用调整至每月4,000元并自始就按该价格支付租赁费。庭审时，原告认为其使用铲车至2017年8月10日，被告认为原告使用铲车的时间应计算至双方达成协议之时（具体时间未明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原告支付给四被告的承包费多出部分是否应当予以返还；二、如果返还多支付的承包费，承包期应当计算至什么时间为止；三、原告租赁铲车的租赁期应当计算至什么时间。对于原告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方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沙场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承包期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止，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要求原告沙场停止经营的时间发生在2017年4月份，因原告于2019年9月中旬才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已临近该合同的届满期限，在本院两次开庭审理期间（第二次开庭审理时间是2019年12月2日），该合同已经承包期限届满，自动终止，故原告的该项请求已无实际意义，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四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多交的承包费。理由是：1、根据《沙场承包合同》约定，原告有交纳河砂管理费的义务，被告韩玉保负有办理当年度河道采砂许可证的义务，由于被告韩玉保办理的河道采砂许可证于2017年3月8日到期，许可证到期后未能办理新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原告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此时双方的《沙场承包合同》就应当予以解除，原告应当根据实际承包期限向四被告交纳沙场承包费用，而四被告在收取沙场承包费用后，如有多交的部分，也应当依法返还。2、原告承包的沙场是由于河道采砂许可证到期未能办理新的采砂许可证而被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要求停止经营，并非在原采砂许可证允许经营的合法有效期内因政策原因突然被勒令不准经营而终止，故不应当适用《沙场承包合同》条款中“必须按本合同规定保障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动导致沙场不能正常经营，由承包方自负盈亏”的约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承包期应当计算至什么时间的问题。被告韩玉保办理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届满期为2017年3月8日，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向原告经营的称而嘴（称嘴）沙场下达的书面通知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在该书面通知中，明确要求沙场于2017年6月15日停止经营。而原告在提交的“原告支付被告承包费清单”第二页中，将原告自己的承包期计算为2017年4月18日止，即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向原告经营的称而嘴（称嘴）沙场下达的书面通知的落款时间，并由此计算出原告的承包经营期为17个月零9天。本院认为，该计算时间不当，光山县河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向原告经营的称而嘴（称嘴）沙场下达的书面通知的落款时间，并非要求原告在通知下达时立即停止经营，而是要求沙场于2017年6月15日之前停止经营，且从后续事实来看，原告实际经营的时间也不止于2017年6月15日，但由于自2017年6月16日起擅自经营是原告方单方的经营行为，不能取代国家有关部门允许原告可以合法经营的时间，故应将原告沙场经允许后经营的期间计算至2017年6月15日，即河砂办允许原告经营的最后期限。至于原告庭审时称河砂办后期又允许其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向本院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自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6月15日，共计18个月零36天，沙场承包费每年50万元，每月计算为41,666.67元，18个月零36天的承包费计算为800,000元［（18个月×41,666.67元/月）＋（36天×1,388.89元/天）］。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租赁铲车的租赁期应当计算至什么时间的问题。原告在其提交的“原告支付被告承包费清单”第二页中，也将铲车的租赁期计算为2017年4月18日止。但庭审过程中，通过双方的举证质证，原告方认可其使用铲车至2017年8月10日，被告称截止2017年11月7日原告仍在继续使用铲车，有修理条子为证，原告妻子袁长莲不认可该条子上“铲车修理”笔迹系其所写，经本院比对，“铲车修理”四字与该条子上其他笔迹差别较大，且被告也未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主张的原告于2017年11月7日修理铲车。因铲车原被告双方均享有所有权，被告主张原告使用铲车的时间应计算至双方达成协议之时（具体时间未明确），因原被告双方就铲车达成所谓协议非双方约定义务，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的铲车使用至2017年8月10日。自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8月10日止，共计20个月零31天，铲车租赁费每月4,000元，20个月零31天的租赁费计算为84,133.23元［（20个月×4,000元/月）＋（31天×133.33元/天）］。因四被告收到原告承包费合计为1,076,255元，原告应付四被告沙场承包费和铲车租赁费合计884,133.23元（承包费800,000元＋租赁费84,133.23元），故四被告还应当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承包费192,121.77元（总费用1,076,255元-应付费用884,133.23元）。因四被告系合伙关系，故应由四被告共同返还多收取原告的承包费192,121.77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韩玉保、袁军、袁勇、冯修成共同返还多收取原告王茂永的沙场承包费192,121.77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付齐；二、驳回原告王茂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93元，由原告王茂永承担1,693元，由被告韩玉保、袁勇、袁军、冯修成承担4,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1．王茂永是否应当按照实际经营期间支付承包费；2．韩玉保是否为王茂永垫付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3月8日河砂管理费39万元；3．一审判决确定铲车租赁费计算至2017年8月10日是否适当。本案一审中，韩玉保、袁军、袁勇、冯修成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花山村称嘴沙场销售单据20张，该单据证明直到2018年4月13日案涉沙场仍然在销售河沙，同时，王茂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案涉沙场移交给韩玉保、袁军、袁勇、冯修成，故王茂永应当按照实际经营期间支付承包费，因此，根据韩玉保、袁军、袁勇、冯修成提交的单据，王茂永实际经营期限应计算至2018年4月13日，其实际经营期间为29个月零3天，其应当支付的承包费为1,212,500.10元（41,666.67元/月×29个月＋1,388.89元/天×3天）；因为王茂永应当支付的承包费为1,212,500.10元，多于已支付的1,076,255元，故王茂永的返还多支付的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本院已确定王茂永的返还多支付的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本院对本案的其他两个争议的焦点问题不再进行审理。综上所述，韩玉保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46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茂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93元，均由王茂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峰审判员  姚涛审判员  马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吴彦亭书记员汪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