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8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1，男，1965年12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现住上海市金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女，1966年8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2，女，1990年5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现住上海市金山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俊，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3，男，1939年3月2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住上海市金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1，女，1940年12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住上海市金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4，女，1963年10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住上海市金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5，男，1986年2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住上海市金山区。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凤，上海市群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卫某1、丁某、卫某2（以下简称卫某1等人）因与被上诉人卫某3、姚某1、卫某4、卫某5（以下简称卫某3等人）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2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某1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未就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进行调查。仅凭几张银行存单，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对于卫某7的谈话笔录，未依法进行质证，不能作为判决书的内容。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本案的动迁公司、姜某2、姚某4为第三人，导致案件事实调查不清。卫某3借用卫某1及其家人的名义不断扩大自己宅基地的面积，使其违建合法化，但是在借用之后又将名字抹去，另外父子关系也不是很好。丁某表示其对当时的拆迁安置并不知情。卫某3等人辩称，上诉人所主张的房屋是被上诉人的老房子被拆迁之后所购买的动迁安置房，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为被上诉人所有。卫某1不应享有动迁安置利益，在1991年登记时卫某1也已经不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资格，卫某1没有出资建造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就拆迁安置达成合意，当时卫某1取得拆迁安置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万元，原审认定的是5.5万元。当时金山区的拆迁安置房和商品房的价格相差不了多少，很多人放弃买安置房，被上诉人买房是因为没有其他住处，而卫某1是有房屋的，所以选择不买安置房。5.5万元的补偿款已经超过了补偿安置面积对应的金额。卫某1作为三上诉人的户主，在明知享有120平米的安置面积的情况下放弃购买安置房，可以认为是三上诉人的一致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卫某1可以代表全家，这一决定也并没有损害三上诉人的利益。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丁某放弃购买，但是其作为家庭成员肯定是知情的，没有表示过异议，卫某1可以代表其作出意思表示，可以看做是家庭的共同决定，自愿放弃购买安置房屋，选择了拿补偿款。多年后来要求安置房屋也存在时效问题。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卫某1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卫某1等人享有位于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面积为130.5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暂估市值60万元整）；2、判令卫某3等人支付卫某1等人2.69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折价款40,350元；3、判令卫某3、卫某4、卫某5共同向卫某1等人支付自2005年5月15日起至2018年8月止房屋占有使用费，按每月1,800元计算，共计160个月28.8万元；4、判令卫某4、卫某5归还卫某1等人租金，自2018年9月起至实际归还日止，按每月2,700元计算（卫某4、卫某5原审庭审中承认上述房屋自2018年9月以2,700元/月对外出租）；5、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由卫某3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8月，卫某3及家庭成员姚某1、卫某4、卫某1向原金山县朱行乡人民政府申请审批原XX村XX生产队临时搭建4X4平方米的小屋一间，并出资建造小屋一间。1987年2月，卫某3及家庭成员妻子姚某1、女儿卫某4、儿子卫某8、女婿姚某2、孙子卫某5再次向原金山县朱行乡人民政府申请审批原XX村XX生产队建造房屋三楼三底，猪舍三间。此后在拆老房的基础上出资建造了正屋二底三楼，小屋三间。1991年3月20日，讼争房屋经审核登记为正屋二底三楼，小屋二间，厢房一间，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卫某3、姚某1、卫某4、卫某5及案外人姚某3。1992年，该房屋加建一底三楼，正屋由原来的二底三楼为三底三楼。卫某4与案外人姚某4原系夫妻，于1985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1986年2月9日生育一子即卫某5，于1994年4月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婚后出资建造的本案讼争房屋中属于夫妻份额的和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归卫某4所有，卫某4支付案外人姚某4财产折价款8,000元。2005年5月8日，卫某3与原上海市金山区朱行镇动迁安置办公室订立一份《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位于原金山区XX镇XX村XX号农村宅基地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共取得补偿款包括土地使用权基价和价格补贴、房屋货币补偿款、棚舍和其他附属物补偿款、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费、速迁奖励费、过渡费等共计587,016元。同月11日，卫某3在《金山工业区网格道路动迁户货币安置平方核定表（一）》上签名，确认该户共取得动迁安置面积270平方米，包括卫某3、姚某1、卫某4、卫某1、丁某每人各享受30平方米，卫某5和卫某2每人各享受60平方米。在该核定表上“户主签名”处卫某3签名之前，有“卫某9”签名，且用横线划去。同日，卫某3选定购买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和XX号XX室房屋，购买面积为199.10平方米，结余面积为70.90平方米。2005年5月12日，卫某3取得扣除选定房屋房款后的剩余补偿款137,000元，共分两张银行存单，其中一张是82,000元，另一张是55,000元。取得存单后，因金额超过50,000元，向银行进行了提前二天预约支取，并于2005年5月15日由卫某1代为办理向银行支取55,000元定额存单的手续，支取当日，卫某1取现30,000元，余款及利息共计25,002.64元另存其名下的活期存单。另一存单82,000元在提前预约后于2005年12月6日从银行由姚某1代为支取及转存。2005年11月2日，卫某3和卫某5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卫某3和卫某5购买选定的动迁安置房原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家园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68.52平方米的房屋，房屋购买价为140,603元，目前房产登记在卫某3和卫某5名下。同日，卫某3、卫某4、卫某5又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另一份《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其购买选定的动迁安置房原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家园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130.58平方米的房屋，房屋购买价为270,771元。房屋始初登记在卫某3、卫某4和卫某5名下，2017年3月，双方以买卖的方式将讼争房产登记至卫某5和卫某4名下，为两人按份共有，其中卫某5享有67%的份额，卫某4享有33%的份额。剩余的安置面积70.90平方米，由卫某3转让给案外人姜某1。2006年1月10日，卫某3再次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卫某3购买选定的动迁安置房原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家园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101.86平方米的房屋，房屋购买价为253,281元，房产始初登记在卫某3名下。2012年11月19日，卫某3与案外人姜某1之子姜某2签订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讼争的XX镇XX路XX弄XX家园XX号XX室转让给姜某2，该房产于2012年12月21日已登记在案外人姜某2名下。原审诉讼中，丁某申请对《金山工业区网格道路动迁户货币安置平方核定表（一）》上留有的“卫某9”签名字迹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卫某1本人所写。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后，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检材（JC）《金山工业区网格道路动迁户货币安置平方核定表（一）》“户主签名”处留有的“卫某9”签名字迹是卫某1本人所写。本案诉讼中，卫某1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9年4月24日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案外人范某及陆某的调查笔录，并说明该调查笔录在二审中已提供，且两被调查人也已出庭作证。范某表达的意思主要是：其于2004年至2015年间在金山工业区负责具体安置工作，在核定表上不是必须由户主本人签字，成年子女也可以签字，但签字的人必须在场。陆某表达的意思主要是：其2005年是金山区城管的小队长，卫某1是整个城管负责拍照、拍视频取证的队员，2005年5月份那段时间比较忙碌，一般不允许请假，但5月11日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卫某1等人同时提供了案外人杨某1及王某1两户的核定表，两表上“户主签名”处皆非户主杨某1、王某1签名，而是成年子女杨某2、王某2签名。卫某1等人据以证明卫某12005年5月11日并未到场在核定表上签过名，司法鉴定结论错误。卫某3等人对该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范某证言恰能证明卫某1在场；陆某证言不能证明卫某12005年5月11日不在场；杨某1、王某1户核定表只能说明该两户的情况，不能据以证明卫某3户核定表上“卫某9”签名系本人不在场的他人冒签。另，根据原审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对卫某3的胞兄卫某7所作的谈话笔录反映：卫某7在2005年是当地拆迁部门的负责人，其表示实际操作的为中介公司，具体审核的为范某。审核表上“卫某9”签名，卫某7推测是卫某1签字后范某提出一定要户主签字才划去由卫某3签字。卫某7同时表示，卫某1可能从他处打听到列户费每户有8,000元奖励，认为其应该单独列户，可以增加奖励费8,000元，为此事专门找过卫某7。看协议，5月8日签了一户列户费，5月20日又增加了一户列户费。一审法院认为，卫某1等人按照政策规定应享受120平方米动迁安置面积是不争的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卫某1等人是否应享有动迁安置补偿款。对此，应将卫某1等人分开评断。本案中，虽1991年3月《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中无卫某1等人的名字，但1985年8月及1987年2月《社员建房用地申请表》卫某1（卫某9）皆名列其中，故虽然建房时卫某1因尚在读书等原因未出资或出资较少，但起码对于宅基地的原始取得应有贡献，故对于宅基地房屋动迁安置补偿款应享有一定份额，且卫某3、姚某1亦表示在剩余补偿款中所给卫某1的80,000元（卫某1认可25,000元）即为对其补偿款的分配。金额暂且不论，若卫某1实际知晓动迁安置补偿的具体事宜，则该款应为其已实际分得的补偿款无疑。而丁某及卫某2分别因尚未结婚及尚未出生等原因在1985年及1987年《社员建房用地申请表》中皆未出现，显然对该宅基地房屋动迁安置补偿款不享有权利，但与卫某1同时作为安置人口享受安置面积共计120平方米。2.卫某1等人对自己属于安置人口是否知晓。对此，仍应将卫某1等人分开评断。首先，关于核定表上“卫某9”签名，根据司法鉴定结论为卫某1本人所写，而卫某1否认其到过场签过字，并提供范某、陆某的证言及杨某1、王某1户核定表用以佐证。但，范某的陈述只能证明非户主的成年子女到场签字同样有效，但未明确2005年5月11日卫某1是否在场；陆某的陈述只是证明该段时间卫某1工作忙碌，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请假，但同样不能明确2005年5月11日当天情况；而杨某1、王某1户情况与卫某3户有所不同，其核定表上只有成年子女杨某2、王某2签字，可以肯定的是杨某2、王某2肯定在场，至于户主杨某1、王某1究竟是未到场还是到场了因不识字等原因未签名并无说明。本案系争的核定表上却有“卫某9”、卫某3两人签名，最符合常理且合理的解释就是卫某1、卫某3皆到场，卫某3在卫某1签字后也签字，考虑到自己是户主而划去“卫某9”签字，这与范某表述的意思并不矛盾。且根据卫某3陈述，儿子卫某1系家中最早的大学生，一直以来是家中最有出息的那位，家中动拆迁系大事，儿子出面参与也符合生活常理。否则，若卫某3作为户主一人到场，只需自己签名即可，却要他人或自己冒签“卫某9”之名，且模仿得如此之像，再划去复签自己之名，这里面得有多大的“阴谋”！原审法院亦无法想象在当时安置房面积富余且与商品房价格相差不大、父子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卫某3宁愿将面积让与他人也要刻意隐瞒自己儿子为何动机，若真如此，作为经办人的范某必有较深印象，理应回忆起当天具体情况。其次，卫某1等人一家的户口簿复印件和卫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留存于卫某3等人处，也印证了当时需办理安置手续提供户籍资料的事实。丁某解释因建房所需提供，根据双方庭审中一致确认的最后一次建房在1992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原审法院注意到被告提供的卫某1等人一家户口簿取得时间为1998年12月，在建房6年后才刚刚取得，卫某1等人辩解在时间上与客观事实存在矛盾。另外根据双方的陈述意见及提供的证据，1992年加建房屋时并未办理过相应审批手续，最后一次办理建房用地申请是在1987年2月，此时卫某1和丁某尚未成婚，卫某2亦未出生，更印证了卫某1等人的辩解无事实依据。最后，2005年5月11日确认安置面积当日即选定了购买的安置房，并计算扣除了购房款，补偿剩余款项以存单方式次日交付卫某3，其中一张55,000元存单即到银行办理提前领取预约手续，并于同月15日由卫某1领取，卫某1表示其取得其中25,000元是作为单位救急的借款，但因其在家庭中贡献大，母亲未能给予帮助照顾孩子，故作为补偿其也未打算归还此笔借款，更不知情该款是动迁补偿款。对此，结合款项取得时间，卫某1之陈述不符合生活常理，即使该款确实用于其救急，款项用途亦不能证明款项性质。另外，卫某1陈述是其向父母的借款，但存入其个人账户的金额是25,002.64元，与日常生活中借款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其所述的其余30,000元交付母亲也无相应证据佐证，故原审法院依现有证据认定卫某1当时取得补偿款金额为55,000元及该存单的利息2.64元。对于卫某3、姚某1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此后在2005年12月6日支取的82,000元中交付卫某125,000元，虽原审法院注意到支取存单系姚某1办理，姚某1本人并不识字也无能力签名，当时银行支取单上的签名非姚本人所签，但在对签名未申请笔迹鉴定的前提下，无法推定该签名系卫某1代为，更无法证明其中25,000元交付卫某1。综上，结合证人卫某6、卫某7等人陈述，足以认定卫某1对家庭房屋动迁安置补偿事宜及卫某1等人享有120平方米安置面积是明知的并选择放弃购买、分取补偿款的事实，且该选择在当初看来并无异常。事实上，金山区2005年动迁安置房与商品房价格相差甚少，加之安置房质量较商品房差，动迁安置补偿款不足以再行购买安置房等原因，不少动迁户将安置面积以很低的价格或无偿转让他人，案外人姜某1在这种情况下无偿取得安置面积并实际购买XX家园XX号XX室房屋也在情理之中。卫某1等人以后来姜某1成为卫某4丈夫为由反推当初卫某3等人故意隐瞒卫某1等人享有安置面积缺乏依据。对于丁某，虽然按照生活常理，卫某1应将卫某1等人享有动迁安置面积的情况告知丁某并进行协商后作出处置意见，但根据现有证据，并结合丁某与卫某3、姚某1关系并不融洽及卫某1将补偿款自己领取并使用的情况，不排除卫某1对卫某1等人安置面积作出放弃购买决定时并未征求过丁某的意见，而在此后随着丁某逐渐知晓真相尤其是房价上涨后，觉得无法交代，从而也否定自己知情的可能。至于卫某2，房屋动迁安置时尚未成年，按照生活常理卫某1不太可能会将具体情况告知女儿并征求其意见，因其有权代表女儿作出决定，该决定虽然在当时并未明显损害女儿利益，但作为动迁安置面积，随着时间推移，女儿作为未成年人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在逐步显现。基于动迁安置时丁某从未出面，起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丁某已与卫某1完全达成合意并向卫某3等人明示放弃购买全部安置面积。3.卫某1等人诉请对系争房屋直接享有所有权并追偿由此延伸出的财产利益有无依据？首先，卫某1对动迁安置相关情况明知而选择放弃购买并领取动迁安置款，其对自身动迁安置利益已无权再向卫某3等人主张；其次，丁某及卫某2，只享有动迁安置（面积）利益，对系争房屋并未出资，即使其未能购买非自身原因造成，也只能向相关侵权人追偿拆迁利益损失，而系争房屋产权为卫某4、卫某5所有，丁某、卫某2直接主张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并主张该房屋基于使用权产生的价值和收益，既缺乏事实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卫某1、丁某、卫某2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卫某1、丁某、卫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66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鉴定费6,3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2,000元，合计35,386元，由卫某1、丁某、卫某2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卫某1、卫娟军、卫某2共向鉴定部门支付鉴定费10,300元，分两笔，其中一笔为6,300元，另一笔是4,000元。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属守承诺。在本案中，通过在案证据，原审法院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涉案动迁安置时所发生的事实，可以认定卫某1等人在动迁安置补偿时已经放弃了购买安置房的权利以及领取其他款项的事实。对于涉案动迁，若卫某1等人有异议，其理应及时向被上诉人提出，然其在十余年时间里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在时隔如此长之时间后，再提起诉讼，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有违诚信原则。卫某2在动迁安置时属于未成年人，其父亲卫某1代表全家放弃了一家三口的相应权利，且根据当时之情形，由于当时的动迁安置房购买价格并不比当地商品房划算，且质量也不是很令人满意，所以卫某1当初代替卫某2放弃权利并不见得当时的卫某2的权益受损。卫某1等人诉请的房屋系被上诉人购买，房屋权利当属被上诉人所有，卫某1当初放弃了购买安置房屋，现在却来主张被上诉人购买房屋的相应权利，显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理由已作了充分阐述，故本院在此不再详述。综上所述，卫某1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3,566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鉴定费10,3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2,000元，合计39,386元，由卫某1、丁某、卫某2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66元，由卫某1、丁某、卫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蓓审判员 许 洁审判员 王 刚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孙路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