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2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青，女，198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善良，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以花，女，197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福，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光山县，系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徐店街居民委员会推荐人员。原审第三人：胡军，男，197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上诉人杨青因与上诉人吴以花、原审第三人胡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5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善良，上诉人吴以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胡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吴以花返还上诉人现金256281元(其中包括第三人胡军微信转给胡莉娜41494元、转给胡锦麟3000元，胡军为被上诉人吴以花买家具款87816元，代交车辆税款23971元，吴以花收胡军账款10万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胡军微信转给胡莉娜、胡锦麟的款应当认定为胡军私自给吴以花的，吴以花应当退还给上诉人。胡莉娜2004年7月出生，胡锦麟2007年7月出生，均是不到16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手机是被上诉人吴以花以他们名义办的卡号，手机实际使用人是吴以花，大部分微信转款在2018年，两个孩子当时都不到14周岁，此款实际是向吴以花转款。通过一审查明，胡军已按离婚协议约定超额支付了孩子抚养费。因此该转款合计44494元应当认定为无效，由吴以花退还给上诉人。一审没有保护显然错误。其次，胡军为吴以花购买家具支出87816元和代交的车辆税款23971元。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支出凭证，实际上胡军为吴以花购买家具实际支出130000元，上诉人只能提交87816元交款凭证，购买的家具吴以花还在使用。胡军代交车辆购置税23971元，在吴以花诉胡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二审时，吴以花已认可。而一审称不能直接证明，没有保护。第三，关于吴以花与胡军离婚后，吴以花收取胡军账款1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余荣元等人证明材料，后吴以花又质问证明人，对证明人进行了电话录音。从电话录音看，证明人虽然认为证明材料是上诉人打印后由证明人签字，但证明人并没有否认吴以花收款的事实。同时为了查明事实，胡军当天对证明人进行录音询问，证明人证明吴以花收胡军帐10万元属实。基于以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吴以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或采信错误，判决完全错误：1、杨青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胡军给付上诉人的钱、物系胡军与杨青结婚后取得的财产，杨青无权要求返还。由于本案当事人的婚姻比较特殊，胡军与杨青二人都是二婚，且胡军婚前有上千万元巨额财产。因此胡军在与杨青结婚后所处分的财产，在财产性质上并不当然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的规定，针对的是一般婚姻，而且财产限制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青只有向法庭提供胡军转款是其夫妻共同财产性质的证据，才能得到支持。而一审杨青向法庭提交的14份证据不能证明胡军转给上诉人的款项系其夫妻婚后取得的财产，无权要求返还。2、以2018年5月12日胡军的欠条为时间结点，结清了双方以前包括本案钱物在内的所有财产纠纷。离婚协议书约定，广东梅州3500亩林地归上诉人所有，胡军代管。根据阮回松和吴龙成的证言，该林地胡军于2014年冬至2015年砍完后卖树纯收入在525万元以上(每亩1500元)，再加上法院认定的林地转让费250万元，共计770多万元，减去砍树后当年的施肥和除草费用(不超过100万元)后，仍有670多万元被胡军全部占有。考虑到胡军这期间的转款，在2018年5月12日双方通过协商，林地价值670多万元作价200万元，由胡军出具欠条。以这张欠条结清了胡军与上诉人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双方不再有任何其他财产纠纷。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是错误的。3、胡军转款中除三个孩子40万元抚养费和还债外，剩余几十万元，全部用于2015年至2018年期间双方在一起生活的开支。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言(包括胡静萍和吴龙成的出庭作证)、9张照片、上诉人与胡军的微信聊天记录、生活视频以及胡军与上诉人在一起生活期间支出明细等，足以证明自2014年离婚后，双方仍在一起生活、同居，且所有家庭开支也都由胡军负担。这一事实被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认定:“……但原、被告在每年的暑假、寒假及春节期间均有见面并共同生活,所有的家庭开支也都由胡军负担”。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规定，本案应当认定双方离婚后仍在一起生活，且胡军的转款全部用于了家庭开支。一审法院却认定“吴以花所举证据不能足以证明与胡军离婚后仍在一起生活”和胡军陈述“离婚后很少与吴以花在一起生活”。即使按胡军的陈述，很少也不是没有，说明还是有在一起生活的事实。在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和生效判决确认事实面前，一审法院竟然对双方离婚后在一起生活的事实不予认定，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且从常理上也解释不通。一对男女，法律上不是夫妻，又不在一起生活、同居，男子有什么理由对一个无任何关系的女子三天两头转款，每年转几十万，四年间总共给付钱、物高达一、二百万,不符合情理。4、一审法院没有从转款总额中扣除40万元抚养费错误。在上诉人诉胡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上诉人以胡军于2018年5月12日出具的欠条为依据，要求胡军支付三个孩子抚养费40万元，而一审法院以胡军提交的转款记录(即本案认定的银行转账989768.88元和微信转账116205元),认定在2014年至2018年8月期间，胡军已支付了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对上诉人的该项诉求没有支持。一审判决后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胡军通过银行和微信转给上诉人100多万元的款项中，有40万元是给付三个孩子的抚养费。该40万元款系胡军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必须履行，应当从胡军转给上诉人1105973.88元总额中扣除。一审法院以“因抚养费纠纷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为由不予扣减。这完全是在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寻找借口，以混淆视听，其理由根本不能成立。5、关于上诉人与胡军离婚时两辆现代轿车(车牌号分别为豫Ｓ×××××和豫Ｓ×××××)分给上诉人一辆，上诉人当时没要，后胡军表态给上诉人买一辆，以及转款中有7万元是用于归还胡军本人欠下的债务，还有上诉人替胡军垫付车辆保险费等事实，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举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却以胡军是否认可作为证据采信的判断标准，导致大量证据采信错误。由于胡军与杨青系夫妻，属利益共同体，基于其本能反应，胡军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7份证据都存在异议，有的是对事实不认可，有的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胡军为配合原告实现本案的诉讼目的，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全盘否认。基于胡军与杨青有利害关系，胡军在庭审中的自认或否认的证据效力是很低的，不能凭此作为定案的依据。6、一审认定“2018年7月，吴以花带着三个孩子去广州闹事,胡军报了警”不是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与胡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及三个孩子于2018年暑假去广州是胡军邀请的，胡军向上诉人转款4000元作为去广州的车费(该4000元是胡军转给上诉人款中唯一的减项)。胡军在法庭上作了虚假陈述。真实情况是上诉人去广州，后来被杨青知道了。杨青作为胡军的妻子是不能容忍胡军这样做的，于是报警。7、胡静萍、吴龙成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在一审判决中只字不提，明显错误。胡静萍证言证明自己什么时间知道父母离婚、离婚后仍与往常一样在一起生活、家庭开支都来源了父亲胡军以及离婚时有两辆车等事实。吴龙成证言证明自己于2018年才知道胡军与吴以花离婚，之前一直作亲戚走，胡军赌博输多赢少，现金都是上诉人提供以及胡军3500亩林地财产价值700多万元(实际上该林地归吴以花所有，由胡军代管)等事实。这两份证言客观、真实，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采信。特别是胡静萍系胡军与上诉人的亲生女儿，其证言可信度非常高。对这两份效力很高的证言，一审法院既不采信，也不提及，确实让人费解。二、本案程序违法。从开庭笔录记载和判决书落款看,本案是由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三人组成合议庭，但两次开庭上诉人见到的都是审判长一人审理本案，人民陪审员没有出庭，开庭准备阶段也没有介绍合议庭组成人员，且法庭调查结束后，由于下班时间到了，让事后提交代理词，法庭辩论阶段被省略了。因此，本案程序违法。针对杨青的上诉，吴以花答辩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答辩人返还256281元不予支持正确。一、胡军通过微信转给胡莉娜41494元，转给胡锦麟3000元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应返还。第一，胡莉娜、胡锦麟虽然都是未成年人，但她们二人都有各自的微信，胡军对其孩子的微信转账，无论是赠与还是支付抚养费，在财产性质上都归孩子所有，不是对答辩人的赠与。手机实际使用人与两个孩子微信钱包完全是两码事，答辩人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义务帮助孩子管理微信钱包，但这并不能因此推定此款是转给答辩人的。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消费了胡军转给两个孩子的微信款项；第三，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三个孩子由答辩人抚养，胡军负担抚养费。胡军转给胡莉娜、胡锦麟的款项，属抚养费性质，系胡军的法律义务。第四，上诉状说一审查明胡军已按离婚协议约定超额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不是事实。一审认定抚养费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根本没有认定超付抚养费的问题。再说，从转款时间看，转胡莉娜的19笔为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3月19日，转给胡锦麟的1笔为2019年4月7日，均发生在2018年秋至2019年春两个学期。在这一学年里，除此款外，胡军并没有另外再给付抚养费，怎么能说超付？即使给付超了，也只能转结下年，上诉人要求返还于法、于理、于情不符。二、关于胡军为答辩人购买家具支出87816元不是事实。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仅仅是是从网上打印下载的交款凭证，既不是发票，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所说金某也是相互矛盾的，本案诉状说13万元，而在吴以花诉胡军财产纠纷一案二审时说17万元，上诉状说只能提交87816元交款凭证，既然都是从网上购买的家具，怎么只能打印部分交款凭证呢？从一审提交的证据看，其订单详情合计金某也没有87816元，这其中还包括所谓转给蒋子涵23971元车辆购置税。因此该主张明显证据不足。三、关于胡军代交车辆购置税23971元不是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仅仅是一张胡军转账给蒋子涵23971元电子回单，蒋子涵是什么人，是由谁委托他缴税的，他是否将此款为答辩人支付了车辆购置税，没有证据证明；从时间看，到郑州买车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答辩人一审提交的完税凭证显示缴税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这张汇款凭证发生在购车前的2016年11月7日，这时间车还没有购买，不可能知道购置税的具体金某。在答辩人诉胡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二审中，答辩人只是说缴纳购置税是真的，并没有说是胡军支付的。四、关于答辩人收取胡军账款1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正确。首先，证人人数、金某相互矛盾。一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目录为4人，但却提交了6名证人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上诉状说金某为10万元，而6个证人所说金某合计为11.3万元；其次，这6份书面证言形式不合法。证词应由证人本人亲自书写，即使不会书写，需要代书的也要注明代书人，而这6份证词同一模式，且部分内容是打印的，格式证言显然不符合书面证言的要求；其三，证人都与胡军有亲戚关系，证据效力低；其四，一审开庭前，答辩人对6个证人分别打了电话，除胡泽流的电话一直没打通外，其他5个证人都进行了核实，核实结果与证明内容有很大出入，足以证明这6份证言的虚假性。其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8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由于本案6名证人均未出庭，且证词内容与答辩人核实结果相互矛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针对吴以花的上诉，杨青答辩称：1、上诉人称胡军转给其的钱物系胡军个人财产，不属胡军与答辩人夫妻共同财产，答辩人无权要求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时，答辩人提供了胡军向上诉人银行、微信转账记录，显示时间发生在上诉人与胡军离婚一年以后，在胡军与答辩人婚姻存续期间，而且给付钱物数额高达200多万元。答辩人作为原告已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如果提出反驳答辩人诉讼请求、认为这些钱物是胡军的个人财产，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上诉人称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胡军给上诉人的钱物系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颠倒了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同时，根据2014年10月20日胡军、上诉人在离婚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双方因工程外欠债务1300万元由胡军偿还。离婚第二天双方又签订一份离婚协议，根据该协议，将夫妻共有的殷棚乡街道和光山县东城花园两处2000平方米现价值一千多万元的门面房分给了上诉人，广东梅州3500亩桉树林也归上诉人所有。胡军几乎净身出户，还背了1300万元的债务。上诉人称胡军个人有上千万元的巨额财产完全是胡编滥造。如果胡军有上千万元的财产，上诉人在2019年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为什么没有判决进行分割。为了支持胡军做生意，在胡军与上诉人离婚前后，答辩人作为朋友就借给胡军几百万元，加上胡军与答辩人结婚后，答辩人及其亲友前后转给胡军上千万元的资金。胡军离婚后几个月就与答辩人一起共同经营林木。胡军私自给上诉人的钱物，都是从答辩人及亲友转款中给付的。2、上诉人要求从转款总额中扣除40万元抚养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上诉人与胡军的离婚协议，胡军每年支付三个孩子生活费5万元。离婚后，胡军除支付孩子现金外，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给孩子抚养费高达30万元，远远超过每年5万元的约定标准。虽然胡军2018年5月12日与上诉人以复婚等情感为前提达成所谓的情感协议，出具高达一千万元的情感欠条，还有30万元孩子抚养费欠条。但结婚、离婚自由，不许任何人干涉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和欠条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关于孩子抚养费问题，上诉人在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已提出诉讼请求，但生效判决认为“胡军尽到了对三个子女的抚养义务，故对原告吴以花要求被告胡军给付三个孩子抚养费4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本案又扣除40万元所谓抚养费，将与生效判决不同。同时，抚养费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也不应当一并判决。关于孩子抚养问题，在本案二审期间，胡军已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光山县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对孩子抚养及抚养费承担，应在抚养权纠纷中解决，本案根本不应当审理。3、上诉人以生效判决认定胡军与吴以花离婚后离婚不离家的说法不是事实。首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引用判决书断章取义，（2019）豫1522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只是认为他们在每年暑假、寒假及春节期间均有见面并共同生活。但该判决还查明，离婚后，上诉人大部分时间在光山带孩子上学，胡军大部分时间在广州经营林场和其他生意，没有认定他们离婚不离家。因为三个孩子都在吴以花那里，胡军利用孩子放假期间到上诉人家探视孩子，这在离婚协议上有明确约定，无论从情理和法理上都说得过去。上诉人以此认为离婚不离家的结论显然不是事实。同吴以花一块生活的大女儿胡静萍在接受法庭调查时证明：爸爸平时在广东，母亲平时在光山，父亲很少回家，父母偶尔见面。这已充分证明了胡军与吴以花离婚后没有在同居生活。上诉人提供的他们和孩子在一块的照片，也仅仅是2018年7月暑假期间到广东的照片，并不能证明他们离婚不离家。至于吴龙成的证言，因吴龙成与上诉人系兄妹关系，加上吴龙成与胡军因欠债闹过庭，两人有矛盾。吴龙成证言的证明效力极低，又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胡军本人也不认可。一审当然不能采信。4、上诉人称胡军为其购买的一辆奥迪桥车和胡军转账中7万元用于归还胡军个人债务不应退还的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11月胡军瞒着答辩人为上诉人购买一辆奥迪轿车支出近30万元，上诉人称系胡军在他们离婚时承诺为其购买，但在离婚协议中没有该项约定，胡军在庭审时也没有认可。同时上诉人所举证的车辆也没有登记在胡军和上诉人名下。胡军为上诉人购买车辆该项大笔支出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该行为当然无效，吴以花依法应当退还。上诉人所称7万元转账是用于归还胡军的借款，不应计入不当得利中。但在庭审中，上诉人不能说明所还款项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出示能够证明其已还款的银行转账流水、收回欠款书面欠据、证明之类的书证，胡军又当庭否认，说明上诉人在一审中胡乱编造虚假事实以蒙骗法庭，当然应当依法不予认定。5、一审程序合法。本案一审因双方证据较多，而且争议焦点较多，一审开庭前，主审法官于2020年1月21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由其一个人主持是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没有要求证据交换时合议庭成员必须都到庭。但5月8日正式开庭时，审判者、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全部到庭参加庭审。上诉人称只有主审法官一人审理不是事实。一审开庭本来采取的质辩合一的审理方式，这从一审庭审笔录就明显可以反映出来，本来一上午就可以完成的庭审活动。由于上诉人无理纠缠，法庭为了让其充分发表意见，开了一天庭。在最后陈述时，法官要求如果还有意见发表，可在庭审后提交书面意见，而上诉人还称一审省略了法庭辩论阶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胡军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杨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第三人胡军给付被告吴以花现金人民币、为其购买车辆、购买家具等财物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吴以花返还原告现金人民币、财物折价款合计人民币2006723元；3、诉讼费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军与吴以花于2014年10月21日在光山县民政局登记离婚，杨青与胡军于2015年11月10日在光山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吴以花起诉胡军及杨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书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吴以花与胡军2014年10月2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双方有约束力；认定胡军2018年5月12日给吴以花出具的《欠条》中林地转让款200万元及长布镇板厂租金15万元，是对《离婚协议书》内容重新约定和重新处分；认定《欠条》中载明的因工作需要借款30万元；判决胡军给付吴以花245万元。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书表述：“关于胡军上诉称其离婚后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共支付给被上诉人吴以花款项230多万元的问题，由于吴以花不认可该款项是支付《欠条》载明的款项，而《欠条》是胡军2018年5月12日出具，胡军也不能证明其向吴以花支付的款项和《欠条》有关且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后，因此不能证明该款项和本案有关，故本院不予审理”。二审判决对杨青的上诉请求不予审理。杨青以胡军没有经其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200多万元私自给予吴以花是无效的为由，向该院起诉。2015年11月10日至2018年6月30日，胡军通过银行给吴以花转账计款989768.88元。2017年4月30日至2019年3月19日，胡军通过微信给吴以花转账计款116205元。胡军2016年11月1日给奥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汇款257000元，为吴以花购买奥迪Q3轿车一辆。上述三项款合计1362973.88元。2014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10日，胡军过银行给吴以花转账计款99000元；2015年11月10日至2020年5月1日，胡军通过银行给胡静萍转账计款106500元；2017年8月2日至2019年1月25日，胡军通过微信给胡静萍转款48000元；2017年4月30日至2020年3月19日，胡军通过微信给胡莉娜转款41494元；2017年4月30日至2020年3月19日，胡军通过微信给胡锦麟转款3000元。该院还对下列事实予以认定：1、胡军主张为吴以花购买奥迪Q3轿车一辆代交税款23971元，所举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吴以花又否认，该院不予认定。2、胡军主张在佛山为吴以花购买家具垫付130000元，所举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吴以花又否认，该院不予认定。3、胡军主张离婚后多次累计给吴以花现金100000元，没有举证证明，吴以花又否认，该院不予认定。4、胡军主张离婚后，吴以花收取了余荣元等人欠胡军款合计100000元，因所举证人证明材料证明力低，吴以花又否认，该院不予认定。5、吴以花主张广灵源鸿林业有限公司（胡军系公司法人）委托吴以花办理保险，保险费来源于胡军这期间的转款，因吴以花未举证交纳保险费数额的证据，该院不予认定。6、吴以花主张胡军2018年5月18日转款30000元用于偿还胡明凤的借款，应在胡军汇吴以花款中相减，胡军否认，该院不予认定。7、吴以花主张胡军2016年1月22日转款20000元用于偿还吴龙成的借款，应在胡军汇吴以花款中相减，胡军否认，该院不予认定。8、吴以花主张与胡军离婚时，口头约定豫Ｓ×××××北京现代车分给吴以花，吴以花没有要，胡军表态以后给吴以花买一辆，即现在的奥迪Q3车不是胡军的赠与，因胡军否认，豫Ｓ×××××北京现代车又登记在他人名下，该院不予认定。9、吴以花主张与胡军离婚后，胡军到吴以花娘家走亲戚打牌输钱200000元以上，是在吴以花手中拿的钱，因所举证人证明材料证明力低，胡军又否认，该院不予认定。10、吴以花主张2018年6月30日转账4000元是她与三个孩子的车费，胡军没有否认，从有利于三个孩子角度考虑，该院认定转账4000元从胡军转给吴以花款中相减。12、吴以花主张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与胡军生活期间，吴以花支出1186096.87元，此款来源于胡军转账；胡军对此全部否认，该院不予认定。13、吴以花主张在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虽然与胡军离婚，但仍在一起共同生活，举证证人证明、生活图片、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胡军称离婚后很少与吴以花在一起生活，2018年7月，吴以花带着三个孩子去广州闹事，胡军报了警；该院认定吴以花所举证据不能足以证明与胡军离婚后仍在一起生活。14、吴以花举证的其他证据，因未提出反驳或反诉，该院不予审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处分作出规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对平等的处理权解释为：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规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杨青与胡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胡军将夫妻共同财产1362973.88元处分给吴以花，未经其妻子杨青同意，违反了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杨青依法有权要求吴以花返还。胡军转给三个孩子的交通费4000元，可以从1362973.88元中相减，相减后吴以花应付给杨青1358973.88元。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11月10日，胡军通过银行给吴以花转账计款99000元，不是杨青与胡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杨青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胡军给三个孩子胡静萍、胡莉娜、胡锦麟的银行转款和微信转款，是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不是本案原告起诉的不当得利，该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吴以花举证胡军欠三个孩子抚养费400000元，要求从胡军转给吴以花的款中减除，因抚养费纠纷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以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青1358973.88元；二、驳回原告杨青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38元，由原告杨青负担7142元，被告吴以花负担15596元。本院二审期间，杨青提交如下证据：1、胡军诉吴以花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及光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拟证明孩子抚养费问题，胡军已另案起诉，不宜在本案中解决。2、2014年10月20日胡军与吴以花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双方离婚时，胡军不仅没有分得房屋和钱款，还承担1300万元工程欠债，胡军转账吴以花的钱款不是其个人财产。吴以花提交以下证据：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其于2018年3月22日和4月9日交胡军工地上两辆车的保险费，这笔钱虽来源于胡军，但应当扣除。针对杨青提交的证据，吴以花质证称：1、该民事起诉状是2020年6月29日起诉的，案件没有审理，结果还是未知数。即使判决抚养权变更，那也是该案结束之后变更，以前的抚养权及抚养费还应按原先约定执行。吴以花起诉胡军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法院明确判决胡军欠40万。2、另案中双方都提交过该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审时该复印件已经质证。离婚协议书约定1300万的债务是由其中一方承担是无效的。该离婚协议书没有体现出夫妻间的共同财产，没有体现小孩的抚养权及抚养费的承担，协议的内容只是把1300万债务交给胡军承担，并没有说清有哪些组成部分。离婚协议书仅仅是向民政部门提供的形式要件，民政部门并不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应该以吴以花和胡军经过公证的离婚协议书为准。针对吴以花提交的证据，杨青质证称：1、吴以花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形成时间是2018年4月29日，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2、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两笔款是购买胡军车辆的保险，不予认可。3、吴以花是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即使这是胡军工地车辆的保险费，也与本案没有关系，而且保险单上不是胡军的名字。经审查，关于胡军诉吴以花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光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2020）豫1522民初2411号民事裁定：准许胡军撤诉，并于8月12日向胡军与吴以花送达诉讼文书，故对胡军民事起诉状及光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关联性不予采信；2014年10月20日离婚协议书，原审中已提交并质证，不作为新证据采信。银行流水中2018年3月20日、4月9日两笔转款虽与一审中吴以花提交的两份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费金某相同，但两份保险单中车辆登记所有人均不是胡军，且无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该两笔转款与胡军存在关联，故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1、吴以花与胡军、杨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吴以花提出要求胡军支付三个孩子40万元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光山县人民法院以“从胡军提交其在离婚后给吴以花的转款记录及女儿胡静萍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证明，在2014年至2018年8月份期间，胡军尽到了对三子女的抚养义务”为由对吴以花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后胡军上诉称其离婚后向吴以花转款230万元是其与杨青的共同财产，扣除抚养费，吴以花应当返还；吴以花称转款230万元与事实不符，即使有部分转款，也和本案（离婚后财产纠纷）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胡军上诉称其离婚后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共支付给被上诉人吴以花款项230多万元的问题，由于吴以花不认可该款项是支付《欠条》载明的款项，而《欠条》是胡军于2018年5月12日出具，胡军也不能证明其向吴以花支付的款项和《欠条》有关且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后，因此不能证明该款项和本案有关，故本院不予审理”并判决驳回胡军的上诉。2、本案中，杨青起诉请求吴以花返还的款项包含在前诉中胡军主张其离婚后向吴以花转款230万元之内。3、本院（2019）豫15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查明：二审期间，胡军提交转款凭证一份，拟证明其为吴以花购买的奥迪车缴纳购置税；吴以花质证称缴纳购置税是真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围绕杨青、吴以花各自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杨青就其与胡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胡军向吴以花及子女通过银行转款、微信支付等形式支付的款项是否有权要求返还。二、杨青上诉请求胡军微信支付给胡莉娜41494元、胡锦麟3000元，为吴以花买家具款87816元，代缴车辆税款23971元，以及吴以花代收胡军账款10万等四笔款项是否应当返还。3、吴以花上诉主张的奥迪Q3的购车款25.7万，子女抚养费40万，个人代偿7万款项及垫付车辆保险费是否从应返还款项中扣除。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015年11月10日杨青与胡军办理结婚登记，本案中杨青提交的胡军向吴以花等人转账记录显示大部分转款发生在其与胡军婚姻存续期间，且胡军在前诉以及本案中对上述款项系其与杨青的夫妻共同财产不持异议，故杨青起诉请求吴以花返还款项主体适格。吴以花上诉虽称胡军向其转款系胡军个人财产、杨青无权起诉要求返还，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针对胡军微信转款给胡莉娜41494元、胡锦麟3000元，前述转款发生在2018年7月9日之后，无证据证实胡军已支付在此期间的子女抚养费，且即便胡军已经支付抚养费，亦不妨碍胡莉娜、胡锦麟向胡军提出离婚协议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且结合胡军向胡莉娜、胡锦麟微信转款时间、金某，不能达到证明胡军前述转款行为无效的目的，故对杨青要求返还两笔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针对胡军为吴以花买家具款87816元，与吴以花诉胡军、杨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胡军主张的金某不一致，且无对应的转款凭证等其他证据向印证形成证据链，吴以花在前诉以及本案中均不予认可，故对杨青要求返还该笔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针对胡军代吴以花缴奥迪Q3车辆购置税23971元,由于在吴以花与胡军、杨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吴以花对此予以认可，且该事实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故杨青请求吴以花返还车辆购置税23971元，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针对吴以花代收胡军账款10万，仅有证人证言，并无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凭证等足以证明债权存在或者吴以花收取款项的充分证据，故对杨青要求吴以花返还该1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审查明胡军为吴以花购买奥迪Q3轿车支付257000元发生在其与杨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以花上诉虽称该车不是胡军赠与而是因为离婚时其没有要车，胡军表态给其买一辆，但一审中吴以花提交的证据显示豫Ｓ×××××号、豫Ｓ×××××号车辆均登记在他人名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车辆属于吴以花与胡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故对吴以花称257000元购车款不应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吴以花上诉虽称代胡军偿还7万元个人债务、替胡军垫付车辆保险费，但未提交足以证明债权存在的债权凭证、胡军委托其代为清偿债务以及缴纳保险费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子女抚养费40万元是否应予扣除的问题，吴以花与胡军、杨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吴以花曾提出该项诉请，光山县人民法院以“从胡军提交其在离婚后给吴以花的转款记录及女儿胡静萍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证明，在2014年至2018年8月份期间，胡军尽到了对三子女的抚养义务”为由对吴以花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胡军在该案二审上诉时亦要求扣除抚养费后返还离婚后其转账给吴以花的款项，且杨青认可本案中其要求吴以花返还的款项包含在前诉胡军主张其离婚后向吴以花转款，综合上述事实能够说明胡军离婚后向吴以花转款包括其支付的子女抚养费，故吴以花请求子女抚养费40万元从应返还款项中扣除，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合查明事实和现有证据，胡军与杨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胡军向吴以花转款情况具体如下：1、银行转款989768.88元；2、微信转款116205元；3、为吴以花购买奥迪Q3轿车257000元；4、支付奥迪Q3轿车车辆购置税23971元。上述四项款项合计1386944.88元，扣除胡军应支付的子女抚养费400000元以及胡军转账给三个孩子交通费4000元，吴以花应当返还杨青982944.88元。吴以花上诉虽称一审程序违法，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且杨青对此亦不认可，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杨青、吴以花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56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驳回原告杨青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2民初56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被告吴以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青982944.8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38元，由杨青负担11138元，吴以花负担1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44元，由杨青负担2520元，吴以花负担26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付 巍审判员  周振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熊莉萍书记员邱成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