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9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仲群，男，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昕，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清，女，195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时间自2020年6月20日起至2020年6月24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华，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长盛街83号大院。社长：梁锦坚。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第二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村长庚中街32号。负责人：周钊雄，该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春，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第六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村长庚西街8号。负责人：周伟洪，该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春，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住所地广州科学城揽月路66号3楼。法定代表人：谢理，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钟烨，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仲群、陈玉清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姬堂经联社”）、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第二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姬堂二社”）、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堂第六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姬堂六社”）、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土地交易中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两上诉人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仲群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2.请求依法改判姬堂经联社将征地补偿款中的配合征地奖励230970元直接支付给周仲群；3.请求依法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姬堂经联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款1126029.6元；4.请求依法判令两共同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周仲群主张的18.2936亩被征收地块均系由周仲群实际耕种，姬堂经联社应按照18.2936亩的面积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本案中周仲群耕种土地的面积是周仲群获得青苗补偿、姬堂经联社支付青苗补偿款的重要事实依据，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未对土地耕种面积作出认定，遗漏了该部分事实。一审中周仲群主张征地补偿款的土地面积为18.2936亩，并提供了姬堂经联社主持调解的录音，以及土地被征收前的现场图片予以证实。在一审庭审中，陈玉清、姬堂经联社及姬堂二社、六社均未对周仲群主张的事实提出异议，而且姬堂经联社在其书面答辩中再次确认了周仲群可获得的青苗补偿的面积是17．4657亩(18.2936亩扣除了551.92平方米构(建)筑物面积后)，及按照其分配方案应向周仲群发放青苗补偿款的金额。由此，足以证实LG项目土地征收中18.2936亩的地块是由周仲群耕种的事实；而其答辩状中提到的补偿金额，周仲群是第一次见到也并不确认，并不同意该金额。关于18.2936亩被征收土地权属，一审中姬堂经联社及姬堂二社、六社均表不与广州市黄埔区××沙街横沙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横沙经联社)存在争议，但在姬堂经联社庭前组织的周仲群与陈玉清的调解过程中，姬堂经联社确认了周仲群耕种的面积为18.2936亩的被征收地块属于姬堂经联社，并同意按照该面积支付青苗补偿款及征地奖励，并未提及存在权属争议。再结合姬堂经联社提交的答辩，一审法院应当采纳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支持周仲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虽然姬堂经联社与横沙经联社之间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但两经联社土地被征收后并未对征地面积和征地补偿款项提出异议，而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投集团)支付征地补助金的行为也不合常理，这此事实及背后的缘由一审法院都未查明，直接导致了周仲群的诉求没能得到支持。根据一审庭审中姬堂二社与姬堂六社陈述的事实，以及第三人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提供的《LG偏光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埔土开协[2028]49号)、《LG偏光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埔土开协[2018】51号)可知，姬堂经联社与横沙经联社被征收土地面积是由政府按照总征收面积的50％进行划分的。对于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两个经联社而言，越多的土地面积意味着越多的征地补偿款，无条件同意政府的划分提出的划分方案根本不可能。只有查明政府参与划分土地及如何补偿两经联社的事实，才能够对周仲群被征收土地上青苗补偿款的支付作出清晰的认定。从姬堂经联社、姬堂二社、六社提交的、《LG偏光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埔土开协【2018】50号)来看，科投集团作为与该征地项目虽无关联的第三方，在合同中以姬堂经联社履行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条款为条件，向姬堂经联社支付与征收补偿款金额相同的征地补助款，明显不合常理；而对于横沙经联社也存在同样的补助协议。周仲群认为，科投集团支付的征地补助款本质上就是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中未计入的另外9.6068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这是政府为了完成征地工，以名为补助实为补偿的方式给予姬堂经联社的共计19.2136亩土地的征收补偿。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以查明，既未询问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双方，也未向支付款项明显不合理的科投集团进行证实，仅在判决中以土地存在争议、补助协议未约定补助项目而不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本可以在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却让当事人待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明确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但事实上，姬堂经联社及横沙经联社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土地已经被征收且收到全部的征地补偿款后，已不存在对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基础，周仲群作为土地承包人，在信息不对等，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更无力自行查明相关事实，一审法院的判决无疑是剥夺了周仲群获得合法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三、周仲群作为被征收土地的经营者，也是配合上交土地的实际履行人，其有权获得土地征收方支付的配合征地奖励。如前所述，周仲群是18.2936亩被征收土地的实际耕种人，土地被征收时，清理土地上的构筑物、果树，将土地上交给征收方的也是周仲群。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中发放配合征地奖励的前提是土地按时上交，周仲群的配合是获得该奖励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而且，从配合征地奖励的性质来说，它是促进征地进程的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的是实际占有并配合上交土地的一方，让其尽快完成土地上交的义务。虽然补充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该征地奖励直接支付给周仲群，但也并未排除周仲群获得奖励的权利，法院应当从奖励的性质、权利义务对等及公平合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认定周仲群享有18.2936亩被征收土地的配合征地奖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遗漏了部分事实的认定，且存在事实查明不清、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仅支持了周仲群的部分诉求，周仲群的权益未获得充分的保障。周仲群在被征收土地上耕种了二十多年，无论是还是姬堂二社、六社都有目共睹，不存在任何争议，这不仅是周仲群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倾注了周仲群大量的心血。姬堂经联社在确认这一事实并自认同意支付补偿款，且获得了18.2936亩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情况下，应当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款1126029.6元；亦应当基于周仲群配合上交土地，使得其履行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的义务获得征地奖励的事实，向周仲群支付配合征地奖励230970元。四、周仲群认可一审法院对于周仲群及陈玉清之间签订的《耕地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但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合同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从法律上看，周仲群与陈玉清签订《耕地转让合同》的时间为1998年，此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尚未实施，不应按照该法律规定对合同性质进行认定；“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最早是在1995的国发(1995)7号《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的，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让，且流转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未对流转的合同及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见，周仲群与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未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是合法有效且受法律保护的。从事实上来看，根据合同名称及合同约定内容可知，周仲群与陈玉清是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达成了协议，合同内容未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周仲群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实际履行至今。期间，双方一直就该转让事实无任何争议，直至出现土地征收，在陈玉清阻碍周仲群获得青苗补偿并提出强行分配属于周仲群的青苗补偿款无果后，才第一次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可见，陈玉清完全是基于征收利益的驱使，而企图否认双方签订《耕地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从而损害周仲群的合法流转权益。从当地的村规民约来看，一直以来，基于农耕社会的淳朴、善良风俗的延续，周仲群所在村社集体普遍存在对土地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事项仅做口头约定的事实，即便签订书面合同，也会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而仅做简单约定，合同用词更趋近口头用语而非严格按照法律用词。因此，在认定本案所涉《耕地转让合同》性质时，应结合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双方的文化程度、当地的风俗、合同履行的情况等进行综合考量，而不应严格套用现行法律规定及法律用词进行判断。可见，合同虽然写的是耕地转让，但基于陈玉清为土地的承包经营人，其对土地不具有所有权，实际上转让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种植物、建筑物。综上，从周仲群与陈玉清履行合同的情况来看，双方签署的《耕地转让合同》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同，一审法院不应当使用现行的法律规定对周仲群1998年所签订合同的性质做出认定，而应尊重事实、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该《耕地转让合同》的性质做出正确认定。陈玉清辩称，陈玉清不同意周仲群的上诉请求。周仲群、陈玉清双方均对涉案转让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存在争议，陈玉清就另案就该性质效力的履行上向黄埔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陈玉清也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案涉协议已失效，周仲群无权占有使用案涉土地，陈玉清有要求其搬离案涉土地。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土地所有权存在争议，虽然一审法院采取的是将无争议部分8亩多按青苗补偿计算面积，陈玉清认为案涉土地均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基于周仲群的单方陈述就认定8。68亩多无争议，实质是剥夺我方对案涉土地的合法权益。而且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征地协议已到期，只是认为陈玉清可以继续承包，所以案涉流转继续有效。然而陈玉清自2014年起一直不同意将案涉土地承包地给周仲群。一审法院认定周仲群继续享有土地承租权剥夺了陈玉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周仲群认为其向征收单位交付了土地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经姬堂经联社确认本次征收中未有周仲群上诉所主张的配合征地奖励。涉案土地征收款的发放对象应当是陈玉清，周仲群与姬堂经联社并无合同关系，无发放征收款的基础法律关系。所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姬堂经联社未发表意见。姬堂二社述称，姬堂二社与周仲群无任何承包关系，本案姬堂二社不应承担与周仲群之间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支付的法律后果。案涉土地姬堂六社、姬堂二社存在权属纠纷，相关土地各自的权属面积尚未确权。该土地除了两原审第三人之间有权属纠纷，就政府征收单位可看出该土地在姬堂经联社还与其他联合社存在权属纠纷，所以涉案土地在一审判决中查清了相关事实，当时征收土地是按照各占一半方式获取征地补偿款，即姬堂经联社、姬堂二社、姬堂六社均没有全额获得征地补偿费用。所以姬堂二社不同意周仲群的诉请。姬堂六社述称，一审查明周仲群是姬堂六社的村民，但是从承包地的经营权或承包权的流转来看，周仲群所对应的相对人是陈玉清，其地位从姬堂六社处直接承包案涉土地部分。此外，一审审理过程中周仲群向法院陈述其对姬堂二社的土地耕种的过错中也对姬堂六社的土地进行了耕种，该耕种破坏了双方界限，才导致该案的土地权属确权有争议，其行为变相对姬堂六社的权益造成损害，姬堂六社也不同意其诉请。此外，对于该块土地的权属争议姬堂六社与姬堂二社的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土地交易中心述称，一、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基本情况。(一)征收广州市黄埔区××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下称“姬堂经联社")土地的情况。根据土地交易中心(原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与姬堂经联社于2018年8月6日签订的《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埔土开协[2018]49号，下称《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49号》)及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埔土开协[2018]50号，下称《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50号》)，土地交易中心就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征收了姬堂经联社9.6068亩土地，土地交易中心已付清征地补偿款及相关奖励款给姬堂经联社。(二)征收广州市黄埔区××沙街横沙股份经济联合社(下称“横沙经联社”)土地的情况。根据土地交易中心(原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与横沙经联社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51号》及《LG化学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土地交易中心已付清征地补偿款及相关款项给横沙经联社。二、土地交易中心已按约定支付完毕征收补偿款，涉案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与土地交易中心无关。涉案《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49号》及《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50号》约定，姬堂经联社在收取补偿款后，应根据各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权属划分，自行协商确定应收取的补偿款，如该协议项下约定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发生权属及补偿纠纷，由姬堂经联社负责解决，因此产生一切后果全部由姬堂经联社承担。根据上述约定，在土地交易中心付清征收补偿款及相关款项给姬堂经联社后，涉案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事宜应由姬堂经联社自行负责解决，与土地交易中心无关。陈玉清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周仲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被陈玉清的单方陈述，即认定案涉争议青苗补偿款所涉青苗全部为周仲群所种植，相应青苗补偿款归周仲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陈玉清自1984年从发包人处承包案涉地块，至陈玉清与周仲群签订《耕地转让合同》时，已实际耕种长达14年。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交付土地时并未对土地的状况进行详细记录，因此产生争议，双方均有责任。根据村委现场调解录音，陈玉清在案涉地块上种植了竹子、橄榄等植物，一审法院将所有青苗认定为周仲群种植，与事实不符，与常理不符。《耕地转让合同》所约定是“在转让期间，国家或集体征用，如果树、建筑物等一切赔偿由乙方所得”。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事实上《耕地转让合同》已于2014年解除(见：村委现场调解录音)，已不是转让期间；第二，现在是征收而非征用；第三，“果树、建筑物等一切赔偿由乙方所得”，指的是赔偿归陈玉清周仲群，而非补偿款。一审法院基于该约定作出青苗补偿款应归陈玉清周仲群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陈玉清主张案涉青苗补偿款不只是单纯的补偿青苗，更是行使社员权是有充分依据的。根据《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的约定，对青苗补偿是按50000元／亩的标准计算，并不考虑青苗的种类、产值、年限等自然经济因素，而是按承包地的面积计付，一审法院认为陈玉清该与实际情况相符的主张是主观臆想，完全属于脱离实际情况，其不仅否定了陈玉清对青苗的历史贡献，也否定了陈玉清的社员权在青苗补偿中的实际地位。（二）一审法院对所依据的法条理解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耕地转让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耕地转让合同》是经营权流转合同，在判决中回应陈玉清抗辩时称“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转让，而是经营权的出租流转”，即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耕地转让合同》为经营权的出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虽然陈玉清与被陈玉清在《耕地转让合同》中约定期限为长期，最长不超过法定的最长租赁期限的二十年；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在案涉《耕地转让合同》签订时，陈玉清对诉争土地的承包期将于2014年到期，故《耕地转让合同》的效力最长不得超过2014年陈玉清承包期届满。而且，根据村委现场调解录音，陈玉清在2014年即向周仲群提出解除《耕地转让合同》，要求其搬离案涉地块。一审判决采用村委现场调解录音作为证据，但对于《耕地转让合同》于2014年已解除的事实视若无睹，实为有意偏袒周仲群。2.一审法院违法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耕地转让合同》是陈玉清与周仲群所签订，该合同并没有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和备案，依法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各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来看，案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存在争议，加之《耕地转让合同》对出租的土地面积、位置、期限均没有具体详细约定，一审法院在审理青苗补偿款的案件中，跳过土地权属的认定，径行判令广州市黄埔区××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款，显然是错误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权属尚且没有确定，何以确定地上青苗的归属。3.一审法院对应付青苗补偿款的主体认定错误。《耕地转让合同》的土地发包方是姬堂二社，姬堂二社与六社对土地权属尚存在争议，姬堂经联社并不是案涉土地的发包人，一审法院径行判令姬堂经联社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款，不仅混淆委托人与受托人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剥夺了陈玉清对发包人、委托人对受托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更是严重突破了多个合同关系。4.一审法院强迫陈玉清流转土地经营权，严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第六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该互换、转让或者流转无效。陈玉清与周仲群的《耕地转让合同》依法不得超过剩余承包期，二人在签订该合同时，也无法确定在承包期届满后，法律规定是否可以续期，以及发包方是否同意续期，该合同依法不得超案涉转租土地的剩余承包期限，而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租赁期限也不得超过二十年，即不得超过2018年4月28日，超过是无效的。现一审法院基于陈玉清的承包期限届满后，继续承包，《耕地转让合同》载明的期限为长期，强制认定该合同仍然有效，实属一审法院强迫陈玉清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三）本案耕地合同效力是无效的，一审判断存在自相矛盾。根据合同法基本理论，缺乏必备条款的合同不能视为合同，涉案耕地合同缺乏土地面积的约定的必备条款，应当无效。我方认为无效事实是绝对客观的，当时立法尚未完善，但土地承包权流转办法实行时间在2005年3月1日，相关法律出台后案涉合同未完善，所以案涉合同应当无效。若案涉合同有效，合同也于2014年10月31日已到期。陈玉清与周仲群之间从未就续租事宜达成合意。周仲群自2014年之后就从未向陈玉清续交租金。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陈玉清的全部上诉请求。周仲群辩称，陈玉清在本案中不具有上诉资格，陈玉清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陈玉清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在上诉状中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陈玉清对合同的理解违背双方真实意思，也忽视日常老百姓对合同的理解，明显是事后作出。双方合同是对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合同，不存在超过合同期限的说法。截至周仲群起诉之时，陈玉清从未提出异议。姬堂经联社未发表意见。姬堂二社述称，姬堂二社虽与陈玉清存在集体组织承包关系，但是本案相关争议并非姬堂二社拒绝支付征收款，陈玉清将涉案土地转租给周仲群，但在实际耕种中造成姬堂二社与姬堂六社之间对土地权属产生纠纷，导致至今无法确认其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姬堂二社无法将相关补偿款分配给相关承包人。姬堂六社述称，本案中姬堂六社与陈玉清并无土地承包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关系，姬堂六社不应该对陈玉清承担土地征收款分配的相关法律责任。涉案土地无论是周仲群还是陈玉清进行耕种管理，事实上相关行为都对姬堂六社造成了侵权，所以姬堂六社认为其不应对涉案土地征收款承担支付责任。尊重一审判决。土地交易中心述称，涉案土地征收款的分配与我方无关。周仲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姬堂经联社将18.2936亩征地补偿款中的青苗补偿款1126029.6元、配合征地奖励230970元直接支付给周仲群；2.陈玉清、姬堂经联社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其中青苗补偿款的计算方式为72000元/亩×9.6068亩+50000元/亩×（9.6068-0.92）亩=1126029.6元，配合征地奖励的计算方式为15000元/亩×9.6068亩+10000元/亩×（9.6068-0.92）亩=23097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玉清是姬堂二社村民，于1984年承包了姬堂二社地名为寿桃岗的土地，每年向姬堂二社缴纳承包费至今，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也未有证据显示承包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周仲群是姬堂六社村民。1998年4月21日，陈玉清（甲方）及周仲群（乙方）签订了一份《耕地转让合同》，约定陈玉清向周仲群转让地名寿桃岗的耕地。第一条约定转让期为长期，转让期间国家或集体征用，如果树、建筑物等一切赔偿由乙方所得。第二条约定管理除草等由乙方负责，其他问题双方协助解决。第三条约定每年承包生产社款项由甲方交纳。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转让一次性成交22000元。周仲群已向陈玉清支付了该笔费用。2018年，因LG偏光片项目政府拟征收相关经联社的集体土地作为储备用地，征收范围涉及寿桃岗地块。2018年7月16日，姬堂二社、姬堂六社分别与姬堂经联社签订《授权委托书》，就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征收姬堂二社、姬堂六社位于寿桃岗的土地事宜，委托姬堂经联社与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等相关单位签署LG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土地征收等文件及文书。2018年8月16日，甲方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与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于2018年2月2日整合成立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乙方姬堂经联社、丙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大沙街道办事处、丙方代理方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投集团）签订《LG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埔土开协[2018]49号，以下简称49号补偿协议），约定征收乙方权属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作为政府的储备用地。第一条约定项目位于黄埔区××沙街姬堂地段，横沙经济社以西，火村经济社以北，面积共9.6068亩，征收土地面积最终以《勘测定界报告》面积为准，按补偿标准不变的原则多退少补。第二条约定甲方按26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社保费等）的标准补偿乙方，共计补偿249.7768万元；甲方按14万元/亩（包括青苗及长生果树、农田建设及水利设施）的标准补偿给乙方，共计补偿134.4952万元。共计384.2720万元。第五条约定留用地比例按10%执行，乙方留用地面积0.96068亩，按照196万元/亩的标准补偿乙方留用地补偿费，共计补偿188.2933万元。第六条约定甲方共补偿乙方土地征收补偿款和经济留用地补偿款572.5653万元。扣除预存养老保障费用21.06万元后，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代甲方向区财政部门申请一次性将土地征收补偿款和经济留用地补偿款551.5053万元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取补偿款后，应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权属划分，自行协商确定应收取的补偿款，且不得因此影响征地相关工作。2018年10月19日，姬堂经联社收到了该合同项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和经济留用地补偿款551.5053万元。2018年8月27日，土地交易中心、姬堂经联社、大沙街道办事处、科投集团签订《LG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补充协议》（埔土开协[2018]50号，以下简称50号补充协议），就原合同未尽事宜补充约定：（一）按5万元/亩给予集体经济发展扶持基金共计48.034万元；（二）乙方收到甲方书面交地通知之日起10日内交地的，按本项目储备地块征收乙方下属经济社所属的土地面积，甲方按1.5万元/亩的标准给予乙方交地奖励，共计14.4102万元；（三）按3000元/亩的标准给以乙方征地、收地工作奖励2.882万元。2018年12月15日，姬堂经联社收到了该合同项下的集体经济发展扶持基金、交地奖励、工作奖励共计65.3262万元。2018年8月27日，土地交易中心、姬堂经联社、大沙街道办事处、科投集团签订《新材料产业园地块三东北角地块储备用地项目地上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协议》（埔土开协[2018]85号），就原合同未尽事宜补充约定：征收新材料产业园地块三东北角地块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着物等补偿总金额为149205.24元。该地上构建物是周仲群的寿桃岗养鸡场，姬堂经联社已向周仲群发放了该笔补偿款。姬堂经联社答辩称地上构建物面积为551.92平方米，但根据姬堂二社、六社提交的建筑物及构筑物评估明细表，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着物对应面积为550.86平方米。在签订上述协议后，科投集团（甲方）与姬堂经联社（乙方）签订一份《LG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助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征地补助款6378915元，乙方则需履行完埔土开协[2018]49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规定的条款。姬堂经联社已收到该笔补助款。另，土地交易中心、横沙经联社、大沙街道办事处、科投集团也分别签订了埔土开协[2018]51号、52号《LG偏光片项目二期储备用地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征收横沙经联社权属范围内的横沙经济社以西、火村经济社以北，面积共9.6068亩的集体土地作为政府储备用地，并约定了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农田建设费等相关补偿安置标准，其中青苗补偿费为7.2万元/亩；土地征收补偿款和经济留用地补偿款共计551.5053万元；集体经济发展扶持基金、交地奖励、工作奖励共计65.3262万元。横沙经联社已收到该两份合同项下的相关补偿款。另查明，2015年3月13日，经姬堂经联社全体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其中青苗补偿各种农作物的青苗补偿，不分水田、果园、林地和品种，分大、中、小三个级别（即一、二、三级）进行评议按级别补偿。具体计算补偿价为一级50000元/亩，二级48000元/亩，三级46000元/亩。姬堂二社和姬堂六社表示本次的青苗补偿标准按照姬堂经联社的惯例执行，为50000元/亩。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陈述，姬堂经联社与横沙经联社对被征收土地的各自权属存在争议，涉及争议的土地面积为19.2136亩，是连接在一起的整片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交易中心、姬堂经联社、横沙经联社等相关单位分别签订了上述埔土开协[2018]49、50、51、52号征地补偿协议，发放了补偿款。同时科投集团与姬堂经联社、横沙经联社分别签订征收补助协议，由科投集团支付征地补助款，土地交易中心表示对科投集团支付补助款的事实不清楚，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在姬堂经联社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所涉及的9.6068亩被征收土地中，其中0.92亩属于姬堂二社，并非由周仲群耕种，相关征地补偿已发放给姬堂二社，另外的8.6868亩，姬堂二社及六社对各自被征收面积产生争议，原因是陈玉清将从姬堂二社承包的地块交付周仲群后，周仲群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还占用了旁边无人耕种的六社土地，且导致边界损毁无法确定各自面积。由于姬堂二社与六社存在上述争议，故姬堂经联社至今尚未发放该8.6868亩的青苗补偿款等征地补偿。周仲群表示其与陈玉清签订合同时未约定具体面积，但可以确定的是，本次征收地块是由其使用管理的土地的一部分，地块上的种植物亦均为其种植。陈玉清则主张种植物大部分由其栽种，签订合同后周仲群砍掉了部分种植物并盖了养殖场所，土地征收时，其栽种的种植物依然存在，但不清楚数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是周仲群与陈玉清之间的《耕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二是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三是青苗补偿款如何计算及支付，四是配合征地奖励的处理。争议焦点一，《耕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虽周仲群与陈玉清之间签订的《耕地转让合同》名为耕地转让，但根据双方庭审中关于合同履行的陈述，可以确定该合同实质是约定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因此，案涉合同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制范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三十五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案涉《耕地转让合同》是周仲群及陈玉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周仲群与陈玉清并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陈玉清从姬堂二社承包土地之后将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给周仲群，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陈玉清认为案涉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回应如下：第一，根据《耕地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及陈玉清陈述，陈玉清至今仍向姬堂二社缴纳每年的承包费用，即《耕地转让合同》并未终结原先发包人姬堂二社与承包人陈玉清之间的承包关系，也并未在姬堂二社与周仲群之间建立新的承包关系，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转让，而是经营权的出租流转，陈玉清主张周仲群并非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同实际转让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发包人同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属无效的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耕地转让合同》是在二十年前签订，签订时间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实施之前，合同双方均是村民，不应严格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对合同格式进行要求。实际上，《耕地转让合同》虽条款简单，但对地块的名称、对价、时间、管理方式、补偿分配等均进行了约定，具备了合同的必要条款，虽然并未明确地块具体面积，但有约定地块名称，有明确的指向性，具备履行条件，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多年，并不存在陈玉清提出的合同因约定不清而无法履行的问题。第三，陈玉清认为周仲群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在部分土地上构建建筑物用于养殖，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并不属于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范畴，且不影响合同效力。第四，陈玉清主张其与姬堂二社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故《耕地转让合同》应于2014年到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即陈玉清与姬堂二社的承包关系在三十年期满后可依法延长三十年，现姬堂二社并未收回该地块，陈玉清至今仍向姬堂二社缴纳承包费，故双方仍存在承包关系，《耕地转让合同》约定期限为长期，陈玉清并未举证证实合同已终止或解除，故《耕地转让合同》仍然有效。争议焦点二，青苗补偿款的归属。在目前可确定属于姬堂经联社的被征收的9.6068亩地块中，除0.92亩外，姬堂二社及六社对各自被征收面积产生争议，因此，在相关单位未进行测量及确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切知悉是否确实存在姬堂二社及六社的土地均被征收的情况，以及分别属于姬堂二社及六社的被征收土地面积是多少，只能分述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青苗补偿款的归属应先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愿，并考虑实际投入。《耕地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转让期间国家或集体征用，如果树、建筑物等一切赔偿由周仲群所得，该约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周仲群已实际经营地块长达二十年，提交了照片、村委调解现场录音等证据证实地块上的植物系其所种，除陈玉清之外未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地上种植物主张权利，而陈玉清也未能举证推翻周仲群的种植事实或举证证实自身的种植行为，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案涉被征收地块上种植物为周仲群所有，周仲群有权获得相应的青苗补偿款。陈玉清主张未将全部承包土地交付周仲群使用，且大部分种植物系其在签订合同前栽种，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关于陈玉清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社员权的重要内容，青苗补偿款实质是对土地使用权征收的一种变相补偿，是以陈玉清的社员身份为前提，与青苗本身关联度不高的抗辩意见，以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周仲群应待陈玉清与姬堂二社结算补偿后才有权主张青苗补偿款的抗辩意见，系陈玉清主观臆断，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其次，因姬堂六社对案涉被征收土地主张权属，周仲群也确认耕种了陈玉清承包地旁边的地块，如被征收的9.6068亩地块中确有姬堂六社权属土地，则周仲群实际耕种了其本身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虽周仲群与姬堂六社并未签订承包合同，但在周仲群长期使用经营过程中，姬堂六社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下，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亦从未要求周仲群返还或退出土地，可视为默认并同意周仲群的耕种事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施行，时间在周仲群与陈玉清签订合同之后，且姬堂六社并未举证证实针对该土地有制定过承包方案，由于周仲群本身为六社社员，双方的承包关系无须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如前所述，周仲群在相关地块上进行了大量实际投入及种植植物，亦依法有权获得相应的青苗补偿款。争议焦点三，青苗补偿款应如何计算及支付。第一，关于补偿面积，周仲群诉请18.2936亩被征收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征地奖励，但姬堂经联社与横沙经联社对被征收土地的权属尚有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土地交易中心实际按照9.6068亩的面积向姬堂经联社发放了补偿款，故目前能确定权属为姬堂经联社的仅为49号补偿协议及50号补充协议项下的9.6068亩土地，其中0.92亩与本案无关，因此，本案中仅能按照8.6868亩来计算青苗补偿款。关于地上构建物面积，由于周仲群、姬堂经联社、姬堂二社及六社所主张的构建物面积不一致，且均未能明确是否在姬堂经联社的9.6068亩地块以内，而在土地交易中心向姬堂经联社发放的青苗补偿款中并未扣除地上构建物面积，故一审法院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在本案的青苗补偿款计算中不予扣除该地上构建物面积。至于陈玉清辩称周仲群租用土地是用于养鸡需要，主要用于构建建筑物，只是陈玉清承包土地的一部分，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补偿标准，49号补偿协议约定了14万元/亩（包括青苗及长生果树、农田建设及水利设施）的包干价，没有区分青苗补偿款的计算标准，但是《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对于青苗补偿款的计算标准做出了明确约定，该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3月13日经姬堂经联社全体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应当尊重村民的意思自治，姬堂经联社及姬堂二社、六社均表示本次的青苗补偿标准为最高标准50000元/亩，符合姬堂经联社的以往惯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且周仲群诉请中8.6868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也是按照50000元/亩的标准计算。因此，周仲群在本案中可获得的青苗补偿款经计算为434340元（50000×8.6868）。第三，关于支付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周仲群依法有权向土地发包方主张青苗补偿款，但本案中，姬堂二社及六社对案涉8.6868亩土地的各自权属有争议，在无法分清各自权属面积的情况下，无法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现姬堂经联社作为姬堂二社及六社的上级组织及处理本次征收事宜的被委托人，已收取了案涉青苗补偿款，且周仲群仅诉请姬堂经联社直接支付，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姬堂经联社向周仲群支付案涉8.6868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434340元。至于周仲群主张另外9.6068亩的青苗补偿款等相关征地补偿，虽姬堂经联社答辩认可本次被征收的土地总面积为19.2136亩，但同时也确认其中18.2936亩土地存在巨大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权属尚有争议，现未能确定除案涉处理的8.6868亩土地之外周仲群耕种的地块面积是多少，且另外9.6068亩的青苗补偿款并非由姬堂经联社收取，故在本案中无法一并处理。至于科投集团向姬堂经联社支付的补助款6378915元，虽款项数额与案涉9.6068亩土地征收补偿款合计数额一致，但在补助协议中只约定了补助数额但未约定具体补助项目，无法确定是否与案涉征收补偿的项目及金额有一一对应关系，且该补助款并非由征收单位发放，土地交易中心表示对该补助款的情况不知情并认为与本案无关，故该补助款的性质并不明确，不宜将该补助款直接认定为案涉9.6068亩土地的征收款，也不宜将该补助款简单等同于是对另外9.6068亩土地的征收补偿，况且如前所述另外9.6068亩土地的权属尚未明确，因此，对该笔补助款不宜在本案中径行处理。另外，各当事人之间尚有未决纠纷的，可待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明确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未能处理的问题。争议焦点四，配合征地奖励的处理。根据50号补充协议的约定，各项奖励并非发放给村民个人，姬堂经联社也答辩称本次征地并无配合征地奖励款。因此，周仲群未能举证证实存在发放村民个人的配合征地奖励款的事实，其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姬堂经联社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当庭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六十六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市黄埔区××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周仲群支付青苗补偿款434340元；二、驳回周仲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13元，由周仲群负担11568元，广州市黄埔区××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负担5445元（该受理费周仲群已预缴，周仲群同意由广州市黄埔区××沙街姬堂股份经济联合社在履行该判决时向其迳付5445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陈玉清以本案是以陈玉清与姬堂经联社之间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周仲群与陈玉清之间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为前提，而其已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诉讼，本案必须以该两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现该两案均在审理中为由，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其争议焦点在于：1.周仲群能否取得涉案青苗补偿款；2.周仲群取得青苗补偿款的面积标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由此可见，权利人主张其能取得青苗补偿费的权利基础是其为青苗的所有者，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效力有无影响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的分配，并不影响作为涉案地块青苗的所有者取得涉案地块的青苗补偿费的权利。故陈玉清以相关合同效力的诉讼案件正在另案审理中，该案的处理结果会影响本案为由请求中止审理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准许。本案中，在涉案地块征地时，周仲群占有、使用涉案地块，故在陈玉清未能举证证明其为青苗所有者或另有他人的情况下，应认定周仲群为涉案地块上的青苗所有者，依照上述规定，周仲群有权取得青苗补偿款。且根据涉案《耕地转让合同》中“在转让期内，国家或集体征用，如果树、建筑物等一切赔偿由乙方所得”的约定，周仲群亦可依据该约定取得青苗补偿款。陈玉清上诉称周仲群无权取得青苗补偿款既无法律依据亦无合同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姬堂经联社与横沙经联社对于被征收土地的权属尚存在争议，土地交易中心实际仅按照9.6068亩面积向姬堂经济联社发放了补偿款，而其中0.92亩与本案无关，故本案周仲群取得青苗补偿款的面积仅为8.6868亩。周仲群上诉称科投集团支付的征地补助款本质上就是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中未计入的另外9.6068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故周仲群请求按照18.2936亩的标准支付青苗补偿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而对双方未决纠纷，一审法院已进行明确法律指引，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周仲群、陈玉清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42元，由周仲群负担13027元，由陈玉清负担78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何美婷书记员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