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24民申4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秦某，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某，吉林众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宋某，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延吉市。原审第三人：郎某，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延吉市。原审第三人:吉林省延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秦某因与被申请人宋某、第三人郎某、吉林省延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房置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吉24民终194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秦某申请再审称：原审采信证据错误。首先,原审对申请人秦某在(2018）吉2401民初561号案件庭审中的有关陈述断章取义。在该案庭审中,关于借款担保及以案涉房屋抵债问题,秦某的完整表述是:“当时不是真实买卖而是借款担保，借款到期后郎某还不上借款，将诉争房屋进行抵债，然后秦某、郎某到延房置业公司处签订购房合同。”秦某陈述的“当时不是真实买卖而是借款担保”，是指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时,约定以借款人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为借款抵押担保(见借款协议约定)而不是房屋买卖。同时秦某明确陈述“借款到期后郎某还不上借款,将诉争房屋进行抵债,然后秦某、郎某到延房置业公司处签订购房合同”。秦某的陈述与其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亦符合常理。因为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时，借款人郎某已经提供了潘文福、刘松海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为借款抵押担保，如果郎某未同意将案涉房屋卖给申请人抵付借款,双方没必要到房屋开发单位与延房置业再签订一个《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担保，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为郎某的借款提供担保;如果郎某不是将案涉房屋卖给申请人抵付借款，申请人不可能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将潘文福、刘松海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房屋产权证退还给郎某。其次,原审将郎某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错误。诉讼中,郎某所谓的案涉房屋系宋某所有,宋某只是将其所有的房屋为郎某向秦某借款进行抵押担保等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作陈述不足以推翻在本案诉讼前郎某已实际履行的同意将案涉房屋卖给秦某以抵付其借款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方签字的事实。另，在本案中，郎某与宋某均承认二人是合伙关系,在二人合伙承建案涉房屋的工程期间,郎某向秦某借款用于案涉房屋的工程建设。由于郎某与宋某系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所欠债务最终二人均有偿还义务，二人在本案中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故郎某所作的对申请人不利的陈述，依法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第三、宋某对其提出的案涉房屋属其所有并抵押给申请人的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案中宋某自认对案涉房屋其没有交付购房款,也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见(2017)吉2401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页)】。宋某主张案涉房屋属其所有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且其占有房屋不构成善意;宋某所谓的将案涉房屋抵押给申请人的说法前后不一。在(2018）吉24民终204号案件庭审中（见该案庭审笔录第3页)宋某称:“郎某找到宋某,借用宋某的房屋抵押给秦某。”在(2018)吉2401民初5034号案件中,宋某称:“案涉房屋是郎某向秦某借款,宋某将房屋抵押给秦某,宋某提出办理房照时将房屋一定要再还给宋某，秦某同意。”宋某的上述说法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另外,关于案涉房屋钥匙交付问题，宋某的陈述亦前后矛盾。在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5366号案件庭审中,宋某陈述案涉房屋的钥匙是延房置业向其交付的;在(2018)吉2401民初503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延房置业明确表示案涉房屋交付给了郎某并没有交给宋某。宋某又称是郎某向其交付的钥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申请人和郎某于2008年5月20日一同到延房置业签订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时案涉房屋没有任何人占有和居住。宋某在(2017)吉2401民初5366号案件庭审中承认其在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即2008年5月20日后对案涉房屋进行的装修(见该案庭审笔录第5页),据此可见,宋某是在申请人与延房置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擅自装修房屋，且对宋某何时占有及装修案涉房屋只有宋某本人陈述,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申请人对此亦不知情。综上所述，宋某的上述主张缺乏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申请人秦某合法取得的案涉房屋应受法律保护。《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郎某向申请人秦某借款逾期未还，其将有权处分的房屋同意由延房置业与申请人秦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抵付郎某借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秦某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的房屋产权登记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及证据采信错误，二审维持不当。被申请人宋某没有合法依据占有申请人秦某的房屋构成侵权，应立即向申请人秦某返还案涉房屋。请求再审查明事实，纠正一、二审错误裁定，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秦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原裁定存在明显错误,秦某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关于应当再审的规定情形,依法应裁定再审。一、原审认定涉案房屋转让属于担保的依据,是曲解秦某另案陈述的内容。二、原审以臆测的交易习惯推定涉案房屋为担保而非抵债转让,造成错误认定事实。三、秦某基于到期债权受让债务人郎立霞的房屋权利,并依此抵消相应的债权债务,有法律依据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判例相支持,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秦某和郎立霞之间的债权债务清楚。2.郎立霞和延房置业存有涉案房屋价值的债权债务关系。3.秦某、郎立霞、延房置业三方之间债权债务转移、抵消相应债权债务的行为合法。债务人郎立霞向债权人秦某以房抵债的行为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2号指导案例裁判要旨:“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见,秦某接受郎立霞以房抵债,以到期的借款本息终结相应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全合法,并非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四、被申请人宋某的抗辩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其非法占有他人房屋显属侵权行为。五、原裁定违法重启了早已合法履行终结的民间借贷合同及施工合同，且严重超出原诉讼请求范围,依法应裁定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裁定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六)、(十一)项之规定,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秦某的合法权益,请依法裁定再审,纠正原审错误,为秦某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开通合法的程序通道。宋某答辩称：一、对管辖权有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之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才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当事人人数不多,且一方当事人中有法人存在,被申请人中有延房置业为法人单位,因此不符合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的条件,申请人应向上一级人民法院,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本案。二、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充分。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的一系列申请理由,都是此前在一、二审中重复过的内容,只是深化了一些歪曲的事实,强化了部分偏执的主观臆断；枉顾一、二审的客观合法论述。没有任何新的理由和证据,只是单纯的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条件。从这一角度来讲,无论哪一级人民法院,都不应该受理申请人的再审中请。三、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涉案案件属于借款抵押纠纷而不是返还原物纠纷,一、二审已经论述的很清楚明了,而且一审已经行使了法官的释明权,询问申请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人拒不变更,是申请人自己阻断了自己的救济渠道。原审驳回申请人的请求自然就属于合理合法的了,没有任何瑕疵。综上，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延房置业述称：延房置业已经完全履行了秦某和郞丽霞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诉讼请求与延房置业无关，且无利害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原一、二审审理的范围包括了作为一方当事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依据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根据秦某在延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吉2401民初561号秦某诉延房置业、宋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的自认：“当时不是真实买卖，而是借款担保，后来郎某没有偿还借款，当时借款金额大概有50-60万元，郎某说还不上钱将诉争房屋进行抵债。然后我跟郎某到被告（延房置业）处签订了购房合同，再后来被告（延房置业）为我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可以认定，本案房屋当时（起初）是为借款提供担保，而提供担保的形式载体，没有其他，只有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即该《房屋买卖合同》是为借款提供担保所签订。关于其所担保的借款，本案共涉及三笔借款，按时间顺序前两笔借款均有明确的担保物，故可以排除本案房屋；第三笔借款，借款合同书上未载明担保物，根据当事人自认本案房屋是借款担保，只能推定是为该笔借款提供的担保。申请人主张是将前两笔借款的担保物更换为本案房屋，没有证据证明，无法认定。根据秦某自认的后半部分，借款未还以该房屋抵债，没有明确以房屋抵哪笔借款之债，且没有书面合同，无法认定是以物抵债；而以该房屋为借款提供担保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仍然存在，并没有为抵债重新签订合同。即便郎某在该《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确认“顶帐”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顶帐”也需要在原债务到期并经结算，或虽未到期也需达成明确的终止原借款合同关系,建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协议,并经对账清算借款本息，将借款本息转化为已付房款，这样才能以新的法律关系取代原法律关系。申请人主张的以该房屋抵债的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秦某自认的该房屋当时是借款担保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改变。申请人的主张不足以推翻原裁定认定的本案房屋是为借款提供担保这一事实。申请人主张该房屋是以物抵债，但却一直没有拿到房屋钥匙，且多年不主张权利，不办理房照，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根据申请人的主张及辩解，亦无法排除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是为担保而签订的可能性。原审未确认通过该《房屋买卖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物权效力并无不当，且原审基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依据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理，并未超出必要的审理范围。申请人的主张不足以推翻原裁定，本案不具备启动再审的法定条件。经本院2020年第15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秦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景秋审判员  金亨今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