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3行终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天勇，男，197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河西三纬路356号。法定代表人潘久生，主任。委托代理人明学延。委托代理人吕春喜，天津瀛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天勇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办事处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行初3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留庄村（以下简称留庄村）村民，1976年7月12日出生。2003年12月5日，原天津市汉沽区土地整理中心与留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集体土地征用协议》，征收了留庄村集体土地378亩，每亩5.1万元，共计人民币1927.8万元。2004年3月9日，留庄村村民委员会公布了该次征地的《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2007年左右，留庄村剩余土地被原天津市汉沽区土地整理中心征收。2007年8月，原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政府同意了原天津市汉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上报的《关于报批汉沽区茶淀镇留庄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该请示的附件《茶淀镇留庄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载明，原天津市汉沽区土地整理中心作为征地单位征收留庄村集体土地132.3公顷（约合1984.5亩），相关征地总费用为23541.6856万元。原告所占留庄村集体土地系于2003年时被征收。2019年6月29日，原告等人向被告邮寄了《诉求》，要求被告解决其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事宜。经询问，原告明确其申请被告为其办理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被告于2019年6月30日签收。原告等认为被告逾期未作出答复，于2019年9月16日提起诉讼。另查，被告于2019年9月30日向原告等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您希望依据《天津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津政发[2004]112号）文件，办理失地农民保险。经我街调查，由于当时汉沽区没有此险种，故无法办理。当时将应缴纳保费直接发给本人，相关资金已实际拨付到位。如果您本人坚持要求依据上述文件参加失地农民保险，请依据该文件第七条之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办理申请。我街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又查，留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10年将安置费150412元、养老金34700元向原告发放，原告之父邵道仲在被告制作的《占地安置费及养老金发放表》中签字，该表在发放款项的类别处分别载明“安置费”、“养老金”。再查，2013年12月，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人民政府与原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河西街道办事处被撤销，上述两单位行政区域合并设立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办事处。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核心诉求是要求判令被告对其《诉求》中的请求事项作出处理，其所提诉讼在诉讼类型上应当属于履行职责之诉。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原告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原告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第三，原告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随意提出一个申请，即使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也不会使申请人当然地获取了诉权。第四，原告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本案中，原告等人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事宜，其提出上述申请系依据《天津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津政发[2004]112号）的相关规定，但根据该办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征地农民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分为征地参保人员和征地养老人员，分别缴纳征地养老保险费和征地养老保障费，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养老保障待遇。上述文件规定为失地农民办理的是征地养老保险和征地养老保障，并非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故原告提出涉案申请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已经于2010年自行领取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费用，而非要求有关部门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其合法权益在当时已得到保障，现其在9年之后又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事宜，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具有提出涉案申请的请求权基础，也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等人提出的涉案申请实际上是对被告在2010年让其自行领取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费用，而非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处理行为不服，要求推翻被告已作出的上述处理行为，并让被告重新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原告至迟应于2010年从留庄村村民委员会领取上述参保费用时就知道了被告的上述处理行为，如认为被告处理不当，也应自该日起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如对上述行为不服，也应自领款之日起2年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被告2009年左右作出的上述处理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现原告提出涉案申请亦因之前怠于行使权利而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被告是否对其涉案申请作出答复均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且被告就原告等的涉案申请已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并送达原告等人，保障了原告等人的知情权。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邵天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邵天勇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茶淀街道办事处辩称，同意一审法院的裁定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所要解决的是其所在村征地时涉及的失地保险待遇问题，要求被上诉人为其重新办理失地农民保险。经审核，案涉的征地行为发生于2007年前，且上诉人于2010年已领取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金，即上诉人在领取该保险金时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上诉人对案涉失地保险的处理方式，上诉人如对该处理行为不服应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超过五年最长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亦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杨敬梅审判员 闫树超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允春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