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法定代表人：王治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上海市益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桂县，上海跃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238号1210室。法定代表人：安光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航，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5层。法定代表人：安光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雅清，女，该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航，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公司）因与上诉人上海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赛迪）、被上诉人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普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夏桂县、上诉人上海赛迪与被上诉人赛迪研究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航、被上诉人赛迪研究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雅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普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第五项，改判上海赛迪偿付普天公司仓储损失281,307元，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普天公司因上海赛迪的违约行为导致备货长期积压仓库，损失持续扩大，一审审理期间实际损失就已经高达281,307元，上海赛迪因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包括租赁合同和支付租赁费等实际损失的证明，一审判决仓储费损失50,000元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第二，一审判决未支持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实际出资仅为100万元，而赛迪研究院通过关联公司应收款转移出去了近8倍资产,赛迪研究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过渡支配与控制上海赛迪,通过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的事实十分明显。在上海赛迪违约后,因其早就对外不经营,实际由赛迪研究院在管理,普天公司一直找赛迪研究院履行义务,赛迪研究院落实由其实控的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签订新的销售合同来履行相关的义务,2017年4月20日Z公司与普天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704-X01)，约定由Z公司履行相关的付款义务,并约定了Z公司应先预付款496万元协议方生效,后Z公司并未付任何款项。经查询工商注册登记材料,赛迪研究院持有100%Y公司股权,Y公司持有X公司91%股权,X公司持有Z公司50%的股权。根据上海赛迪在一审中提供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上海赛迪已有两年未有营业,而对关联公司Z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却不断增加,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其他应收款竟然高达7,757,815.16,仅2017年一年就又增加了415,715.16元高达实缴资本的50%,上海赛迪的实缴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上述累计期末对Z公司其他应收款已经为实缴注册资本的近8倍。根据该审计报告，上海赛迪与Z公司之间进行的相关转款行为是长期的、既定的和系统性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赛迪研究院是上海赛迪的唯一股东，上海赛迪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高管人员都是由赛迪研究院直接指派，对赛迪研究院负责。赛迪研究院不仅直接制定上海赛迪的经营方针、财务制度，还对上海赛迪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管和控制，就连上海赛迪的高管人员的绩效都由赛迪研究院予以考核。对于上海赛迪与Z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行为，赛迪研究院不仅是明知的，而且是由其直接指定和安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问题在举证责任方面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模式。上海赛迪、赛迪研究院以及关联公司Z公司的管理层高度混同。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安光有，安光有又在本案产生争议初期时仍为Z公司的董事。上海赛迪的总经理王某1也在Z公司任高管。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的财务人员也混同。因此,赛迪研究院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普天公司的利益。本案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条件，另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以及最高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规定，赛迪研究院应当对上海赛迪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共同辩称，不同意普天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普天公司主张281,307元仓储损失不能成立，全部应予驳回。一审中的证据显示，2013年11月普天公司为延续代理权已经从XX采购，王某1为其出具备货函是应普天公司要求，与本案无关。库存部分产品出厂日期在2013年前，最早为2009年，不可能为2014年合同专门定制。一审时公证机关在XX工业园内仓库现场清点货品，已码放在指定区域的货品数额与所谓清单并不相符，许多货品已经不是原包装，普天公司人员清点时按清单剔除多余部分，明显是为与合同吻合而凑数。且公证只是证据保全，在普天公司指认下进行客观记载，公证书内容不能证明普天公司为案涉合同采购了相关硬件设备。至于普天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和费用清单，更不能证明系存放案涉货品所发生费用。出租方系普天公司的关联公司，该合同内容及费用计算的客观真实性存疑，上海赛迪、赛迪研究院不予认可。即便租赁合同真实，也不能证明存储标的物是本案货品，不能证明与本案关联性。后期普天公司将该货物转至XX工业园内，是普天公司主营业务场所，与上海赛迪不存在租赁费用问题，费用单系工作人员手写，真假难辨。一审判决也仅对租赁费酌定为5万元，普天公司对租赁费提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二，一审认定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不存在人格混同，驳回普天公司要求赛迪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海赛迪、赛迪研究院已提供证据证明上海赛迪财产独立于赛迪研究院，不存在人格混同。上海赛迪90%以上业务来自上海移动，同时与Z公司长期合作。赛迪研究院从未涉足上海赛迪的经营管理。工商登记档案、验资报告，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均证实赛迪研究院出资到位，不存在财产、场所、人员、业务、账户、资金等混同情况，截至2017年2月底，两公司并无关联交易或资金往来，账目清楚。赛迪研究院已完成相应举证责任，证明不存在人格混同。第三，普天公司所谓赛迪研究院通过关联公司转移上海赛迪资产，过度支配与控制上海赛迪和关联公司的观点不能成立。赛迪研究院与上海赛迪之间财产独立人格独立，亦非Z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Z公司中外股东各占50%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财务总监均由外方担任。客观上赛迪研究院从未介入上海赛迪和Z公司的具体经营行为，未从关联公司获取任何利益，主观上没有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的意图。普天公司认为赛迪研究院通过上海赛迪向Z公司转移资产是对赛迪研究院提供的审计报告的错误认知。2017年底审计报告是2019年1月上海同大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赛迪研究院委托，就上海赛迪2017年各项财务报表的审计，报表内容反映的是2017年全年上海赛迪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客观真实。受王某1违法犯罪行为波及，上海赛迪和Z公司目前均已停业关门，但两公司法人主体存续，债权债务未经清算程序最后确认，普天公司以其对审计报告的错误认知指责赛迪研究院滥用控制权转移资产或利益输送不当。2017年4月销售合同及协议书系王某1渎职行为的产物，不能证明赛迪研究院操控关联公司延续合同义务。销售合同和协议书是普天公司在2018年3月对Z公司提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时提交法庭，现普天公司主张该合同系赛迪研究院安排Z公司与其签订，与事实不符。西安市高新区软件园客服联络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西安项目）本身虚假，相关合同自始无法履行，不可能通过更换主体解决问题。赛迪研究院对合同签订不知情，不可能安排签约，该合同也不是Z公司的意思表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远在意大利，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交第三方咨询公司监管，Z公司在另案中已明确表示对合同及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赛迪研究院、上海赛迪、Z公司的管理层人员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况，普天公司以此主张赛迪研究院滥用控制权不能成立。安有光担任赛迪研究院及下属多家单位法定代表人属实，其出任上海赛迪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是工作需要，但其并非Z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是Z公司中方股东委派的工作人员，同时兼任上海赛迪总经理。但仅个别人员交叉不能认定上海赛迪、Z公司丧失独立意思表示能力，丧失独立人格。第四，普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实属恶意。本案合同及争议的产生是双方工作人员串通私签假合同的结果，普天公司对此完全知情。上海赛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改判驳回普天公司相应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系争合同系双方工作人员串通私自签署的虚假合同，不是上海赛迪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未能全面、准确查明本案当事人真实意思和经办人真实意图，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并予以解除，明显错误。西安项目自始不存在。所谓西安项目和一系列合同、协议均系上海赛迪原总经理王某1勾结普天公司项目经理王某2合谋造假。本案所涉招投标及签合同行为都是王某1串通他人违法违规开展，上海赛迪对此不知情，王某1等的行为损害了上海赛迪的利益，不是上海赛迪的真实意思，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上海赛迪逾期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进而判令合同解除错误。上海赛迪不应为虚假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存在解除的问题。一审对合同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未予考虑，在错误认定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的基础上，认定上海赛迪构成逾期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等判令合同解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第二，一审对普天公司是否履行合同以及损失是否发生的事实未予查明，混淆采购款和实际损失之间的关系，判令上海赛迪偿付普天公司8,016,592.35元货款损失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经现场检验或技术鉴定即认定合同项下软件采购属实，进而错误判令上海赛迪承担6,419,584.89元货款损失。普天公司主张通过四川XX向厂家定制600余万元软件，但其一审未能就此充分举证，故普天公司所谓实际履行采购义务产生损失的说法缺乏基本证据。硬件产品的采购和交付同样存在重大矛盾和疑点，部分货品出厂时间在2012年前，不可能为本案合同定制。法院委托公证机关对硬件产品的现场清点，属证据保全行为，公证书仅反映现场有货品的客观状态，不能证明货品系普天公司履行本案合同采购义务。普天公司也未能提供本案合同项下硬件产品仓储所产生的具体费用，一审判决酌定5万元仓储费用无法令人信服。第三，一审未考虑普天公司签约履约前后的恶意，未考虑其放任损失扩大的过错，判令上海赛迪承担1,064,365.33元，损失依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该1,064,365.33元系普天公司与四川XX于北京丰台法院调解案中的费用支出，普天公司未及时通知上海赛迪该追索事项，且调解结案的调解书以及其他诉讼材料在本案中不能成为追究上海赛迪责任的主要证据。普天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赛迪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签订虚假合同。一审法院曾到监狱询问王某1并制作了笔录，就本案合同是否涉及构成相关职务犯罪作了细致调查，王某1涉嫌职务犯罪签订的合同并不包括本案合同。本案系争合同的业务真实存在，在签订本案系争合同的时候，上海赛迪代理人曾收到普天公司的保证金，并经过完整的招投标、要约、签约等程序。合同由上海赛迪以公司名义签订，且有其以公司名义发出的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和销售合同均加盖上海赛迪的公章，可以表明合同完全代表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即使王某1在工作中存在违法行为，也不能以此理由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上海赛迪一再表明王某1个人行为违法，亦印证了上海赛迪在公章使用等方面存在漏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私刻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上海赛迪辩称未经股东会批准或授权，公章是王某1私自加盖，但王某1的行为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案件也被法院认定为表见代理。上海赛迪不能以挽回国有资产损失的名义损害普天公司利益。第二，上海赛迪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普天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上海赛迪承担实际损失完全正确。第三，普天公司要求上海赛迪承担实际损失的诉请完全合理合法，并不存在上海赛迪认为的扩大损失的问题。普天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及赔偿实际损失系以销售合同第十一条及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为合同依据，同时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为法律依据。损失计算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普天公司所购产品系为上海赛迪定制产品，无法变更为第三方使用。关于上海赛迪就软件提出的异议，软件交付并不是实物交付，而是在XX系统中输入CCID时就已经产生，并产生费用。且普天公司已经支付相应软件费用，不能转卖，否则其他用户使用将被作为盗版用户。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之间往来邮件公证、仓库货品清点等详细规范，请求驳回上海赛迪的上诉请求。赛迪研究院辩称，认可上海赛迪的上诉意见。普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赛迪继续履行《销售合同》；2.判令上海赛迪支付预付款11,640,000元；3.判令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10月22日一审庭审中，普天公司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解除与上海赛迪的系列《销售合同》；2.判令上海赛迪赔偿普天公司货物采购及利息损失10,941,700元；3.判令上海赛迪支付普天公司仓储损失260,900元；4.判令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上诉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12月9日一审庭审中，普天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解除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签订的系列《销售合同》；2.判令上海赛迪赔偿普天公司货款及利息损失10,774,645.03元（货款采购损失9,080,957.68元；利息分段计算，合计1,693,687.35元，已剔除了长虹采购金额，利率标准为根据每段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要求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详见计算说明）；3.判令上海赛迪支付普天公司仓储损失281,307元；4.判令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9日，上海赛迪向普天公司发函称：经本公司多方考察和项目组评定，决定将上海赛迪管理的西安市高新区软件园联络中心项目的总集成任务交由贵公司承建；项目实施应在2014年10月30日前完成开通运行，交付我司投产使用；1、客服联络中心项目位于西安市高新区软件园内；2、全国统一的电话短号码95121需在西安备案并开通；3、桌面系统：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拟为windowsxp专业版，拟使用office2003作为日常办公软件；4、邮件系统：拟采用与域集成的MS-Exchange2003邮件系统；5、业务系统：拟定制开发专用CRM系统；6、系统容量：本期计划建设1000个人工座席，规划中的电话中心座席数为2000个人工座席。本期系统容量具体容量为：中继数量：67条30B+D数字中继；IVR容量：支持1400路IVR；座席数量：1000个人工座席；录音容量：1000路；采用集中座席的模式；望贵公司做好备货和施工主播，按照项目进度预计将于2014年春节后进厂施工；等等。上海赛迪在函件右下方处落款并盖有公司公章。2014年3月29日，上海赛迪作为甲方（买方）与普天公司作为乙方（卖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403-X02），一份，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地为上海市XX路XX号；合同标的物为语音交换机，生产厂家XX等；合同总价为23,000,000元，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金额不变；合同组成为产品清单、详细价格、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产品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说明。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乙方交货时间为甲方通知；交货地点为西安高新区；交货方式为乙方送货，运输费用（含保险费）由乙方承担；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预付款；自合同交货完毕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交货款；自上线投产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上线投产款；自上线投产起60日内，如无影响生产的产品质量故障，甲方应予进行终验，终验完成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如甲方不按上述规定准时支付货款即视为违约，甲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甲方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向乙方支付货款，每拖延一天乙方可向甲方加收逾期付款部分3‰的违约金，此项违约金额以逾期付款部分总值的20%为限度；乙方未能按期交货，每拖延一天，须向甲方支付迟延交货部分货款的3‰的违约金，此项违约金额以逾期移交产品设备部分货款总值的20%为限度；甲方中途退货的，应向乙方赔偿退货部分货款的20%作为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果一方严重违反合同并在收到对方违约通知书后30天内仍未能改正违约的，另一方可立即终止本合同，并且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本合同以预付款方式结算的，则自乙方收到预付款时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章，普天公司在乙方处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销售合同》附件一为《产品清单》，约定了通信服务器及媒体网关、系统软件及用户许可、端口电路板和接口板、ACD座席、AES、话机、IVR、CTI和报表、录音、耳机、TTS、传真、网络设备、通用设备服务器、通用设备操作系统、其他软件、坐席电脑的数量、名称、描述、备注、配置等内容。《销售合同》附件二为《补充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条款：对合同预付款条款修改为合同签订后，自甲方收到投资方设备款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到货时间条款修改为自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起60日内将附件一清单中的货物发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力争在货到现场起120日内完成项目集成，交付甲方投产使用；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普天公司在乙方处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在上述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403-X02）和两份附件上，上海赛迪骑缝盖有公司公章，普天公司骑缝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2014年6月30日，上海赛迪出具《收据》两份。编号NO0289771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普天公司，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事由为“投标文件”，金额为5,000元;编号NO0289773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普天公司，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事由为“保证金”，金额为5,000元；上述两份《收据》皆盖有上海赛迪的发票专用章。2014年6月21日，上海赛迪出具《招标文件（单一来源）》,标书编号：IT20141221,项目名称：电话中心系统建设项目。2014年8月11日，上海赛迪向普天公司出具《中标通知书》告知普天公司，上海赛迪决定采用普天公司提供的方案作为“电话中心平台项目（编号：IT20141221）”的中标方案，请普天公司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赛迪提交商务合同。上海赛迪在中标通知书右下方落款并盖有公司公章。2014年9月20日，上海赛迪作为甲方（买方）与普天公司作为乙方（卖方）签订《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B212-11-II）一份，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地为上海市XX路XX号；合同标的物为语音交换机，生产厂家XX等；合同总价为23,000,000元，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金额不变；合同组成为产品清单、详细价格、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产品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说明。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乙方交货时间为甲方通知；交货地点为西安；乙方在交货前3日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甲方提供交货计划，甲方应及时做好货物入库准备；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预付款；自合同交货完毕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交货款，交货完毕日以乙方书面提交交货完毕通知为准，甲方可在3日内提出异议；自上线投产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上线投产款；自上线投产起60日内，如无影响生产的产品质量故障，甲方应予进行终验，终验完成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如甲方不按上述规定准时支付货款即视为违约，甲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甲方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向乙方支付货款，每拖延一天乙方可向甲方加收逾期付款部分3‰的违约金，此项违约金额以逾期付款部分总值的10%为限度；乙方未能按期交货，每拖延一天，须向甲方支付迟延交货部分货款的3‰的违约金，此项违约金额以逾期移交产品设备部分货款总值的10%为限度；甲方中途退货的，应向乙方赔偿退货部分货款的20%作为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如果一方严重违反合同并在收到对方违约通知书后30天内仍未能改正违约的，另一方可立即终止本合同；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章。《销售合同》附件一为《产品清单》，约定了通信服务器及媒体网关、系统软件及用户许可、端口电路板和接口板、ACD座席、AES、话机、IVR、CTI和报表、录音、耳机、TTS、传真、网络设备、通用设备服务器、通用设备操作系统、其他软件、坐席电脑的数量、名称、描述、备注、配置等内容。《销售合同》附件二为《补充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条款：对合同预付款条款修改为合同签订后，自甲方收到投资方设备款起7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到货时间条款修改为自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起60日内将附件一清单中的货物发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力争在货到现场起120日内完成项目集成，交付甲方投产使用；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销售合同》附件三为《二期补充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项目二期和一起同步实施，达成补充条款；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销售合同》附件四为《一期和二期合在一起的最终配置》（注：以此配置清单为准），约定了通信服务器及媒体网关、系统软件及用户许可、端口电路板和接口板、ACD座席、AES、话机、CTI、CMS、IVR、录音(XXOEM)、XX产品质保、网络设备、通用设备（服务器、操作系统、其他软件、PC）、耳机、TTS、传真等的产品代码、订单号、数量、名称、描述等内容。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销售合同》附件五为《一期和二期合在一起的报价一览表》，约定了XX电话交换平台等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总价等内容。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在上述的《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B212-11-II）及五份附件上，上海赛迪骑缝盖有公司公章，普天公司则承认上述合同已生效。2017年1月20日，上海赛迪（甲方）与普天公司（乙方）签署了《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14年3月29日就“电话中心系统建设项目”事宜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403-X02，简称“合同1”），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关硬件、软件及服务等内容；双方后又于2014年9月20日就上述电话中心系统建设项目事宜再行签订《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B212-11-II，简称“合同2”），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甲方应确保以合适方式与2017年5月30日前开始履行合同1和合同2，按照合同1和合同2所约定的内容支付首付款项；如甲方在前述期间届满时仍未能按时履行合同1或合同2，可由双方另行协商后签订书面协议以确认相关事宜；如甲方书面确认因甲方原因无法以合适的方式继续履行合同1和合同2，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在合同1和合同2内的实际损失；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落款并盖有公司公章。普天公司在乙方处落款，普天公司则承认该合同已生效。2017年4月10日，上海赛迪（甲方）与普天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14年3月29日就“电话中心系统建设项目”事宜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403-X02，简称“合同1”），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关硬件、软件及服务等内容；双方后又于2014年9月20日就上述电话中心系统建设项目事宜再行签订《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B212-11-II，简称“合同2”）并完全替代合同1，合同1同时予以终止；乙方与Z公司新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704-X01，以下简称合同3）。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甲乙双方确认，合同2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解除。甲乙双方均不再履行合同2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双方之间就合同2已不存在任何争议；本协议于合同3生效之日同时生效；本协议由双方于2017年4月10日共同签署于上海市XX路XX号；等等。上海赛迪在甲方处盖有公司公章，普天公司在乙方处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另，Z公司（甲方、买方）与普天公司（乙方、卖方）签订有《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704-X01）一份，约定合同总价12,400,000元；交货地点西安市XX路XX号，自甲方发出开工令之日起10日内（不晚于2017年7月15日），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款40%的预付款；本合同自预付款全部到账之日起生效；等等。对此，普天公司认为，因上海赛迪未按照《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704-X01）约定的生效条件向普天公司支付合同总价款40%的预付款，故普天公司与Z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MTN-1704-X01）未生效，相应的双方于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也未生效。2015年8月6日，普天公司的王某2向上海赛迪的王某1发送主题为“ccid项目事宜”的电子邮件，称“西安和重庆赛迪项目由于前期工程安排，我司已下单，工程时间拖的太久了，希望贵司尽快付款，已保证工期按时完成”等等。2015年8月7日，上海赛迪的王某1向普天公司的王某2发送了主题为“Re:ccid项目事宜”的电子邮件，称“我们财务部门计划今日付款，下周初提供付款回单，一般在三个工作日左右入账”。2015年8月19日，上海赛迪的王某1向普天公司的王某2等发送主题为“付款”的电子邮件，称“如附件，请各位一定核对清楚各自的账号，因为是项目付款，如果有一笔错误，整体都无法推进”等等。2015年8月21日，上海赛迪的王某1向普天公司的王某2等发送主题为“Re:付款”的电子邮件，称“永川园已经提交更新的账号信息，我方将做如下安排：1，将不同企业的费用分项支付，确保互不影响；2，完成项目管理系统重新设置后，安排下周三到周四再次办理付款手续；3，未中标企业的保证金一并退回”等等。2015年8月31日，上海赛迪的王某1向普天公司的王某2等发送主题为“Re:付款”的电子邮件，称“请再次查收，各家付款的银行凭证单号、户名，账号如附件”等等。2017年11月1日，普天公司的王某2将上述往来电子邮件转发给了普天公司另一名员工严某。2016年6月12日，上海赛迪向普天公司出具《项目情况说明》，称“感谢贵司对我司西安呼叫中心建设项目的支持，对该项目进展情况的说明如下：1、该项目自合同签订后（2014年度），由于楼宇交付条件等外部因素造成项目延期至今；2、我司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继续推进该项目；3、我司对于项目进展会随时与贵司保持沟通协调”等等。上海赛迪在该《情况说明》的右下方处落款并盖有公司公章。2013年11月25日，上海普天作为甲方与四川XX作为乙方签署《合同》（合同编号：13-CG108），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CCID项目语音产品，并约定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合同总额为4,876,161元；系统集成费0元；服务费0元；付款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并且生效后，乙方备货完成后通知甲方，甲方在交货前一周内支付以交货日延期4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给乙方，计4,876,161元，如分批到货则分批付款，软件和服务需在第一次提货时一并开立商业承兑汇票；交货时间2013年12月30日；交货地点普天公司(上海市XX路XX号近钦州南路)，收货联系人叶忠民；合同的货物制作商为XX（中国）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为该货物的原厂制造的未经使用过的新品，质量标准为该货物制造商原厂标准，包装均按原厂标准包装；按厂商标准，提供与原厂商相同的硬件质保服务和软件服务，软件许可由买方激活，卖方提供XX公司订单确认单（OrderComfirmation，简称OC）；甲方逾期付款，应当自逾期付款之日起向乙方支付应付款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超过60日的，乙方可以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如乙方解除合同，甲方需要支付本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甲方无故拒收货物（包含中途退货、在乙方为同意甲方延期交货申请的情况下，甲方拒绝乙方发货）的，应按合同总额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任何一方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所产生的仲裁费或诉讼费、律师费及因仲裁或诉讼发生的其他费用（不限于交通费、鉴定费、住宿费、查询费、判决执行费等）应由败诉方承担；等等。2014年1月16日及2014年3月12日，四川XX将IPT/UC、终端话机、CC、UC等《合同》（合同编号：13-CG108）项下产品送至普天公司(上海市XX路XX/XX号近钦州南路)。2014年4月4日，普天公司向四川XX支付4,876,161元货款。2014年9月23日，普天公司作为甲方与四川XX作为乙方签署《合同》（合同编号：MTN-1409-109），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CCID语音产品项目2期，并约定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合同总额为4,212,467元；系统集成费0元；服务费0元；付款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生效后并且发货前3天内，甲方开立对应货款的账期45日商业承兑汇票，软件和服务需在第一次提货时一并开立商业承兑汇票；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45日内；交货地点普天公司（上海市XX路XX号XX楼上海普天仓库），收货联系人蔡国民，如无法确定收货人，则甲方合同联系人、库房管理及工作人员、关联公司人员的签收均视为有效；合同的货物制作商为XX公司，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为该货物的原厂制造的未经使用过的新品，质量标准为该货物制造商原厂标准，包装均按原厂标准包装；按厂商标准，提供与原厂商相同的硬件质保服务，话机质保期一年，软件许可由买方激活，卖方提供XX公司订单确认单（OrderComfirmation，简称OC）；甲方逾期付款，应当自逾期付款之日起向乙方支付应付款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超过30天，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上述货物，并要求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甲方之日起生效；甲方保证在乙方交货日期按约定收货/提货，无故拒收/拒提货物或中途退货的，应按合同总额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因甲方原因导致超过合同约定交货日期30天仍然不能完成合同交货的，乙方有权解决合同，并要求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不足部分甲方应继续支付，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继续赔偿，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甲方之日起生效；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任何一方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所产生的仲裁费或诉讼费、律师费及因仲裁或诉讼发生的其他费用（不限于交通费、鉴定费、住宿费、查询费、判决执行费等）应由败诉方承担；等等。2015年11月9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四川XX诉普天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本反诉一案。四川XX诉请要求判令普天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货款4,212,467元及违约金842,493元、律师费147,436元、公证费1,020元、特快专递费22元等；普天公司则提出反诉，要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普天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前向四川XX支付货款4,212,467元,并向四川XX支付以4,212,46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利息；普天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前向四川XX支付律师费73,718元和诉讼费6,855元；如普天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向四川XX支付以逾期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标准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四川XX在收到普天公司上述全部应付款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普天公司交付货物（货物种类、数量、型号、交货地址、交货方式、质量标准以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合同》为准）；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等等。该调解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生效并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2420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2016年4月15日，XX公司出具《说明函》称，公司就四川XX与普天公司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合同》中总价为4,212,467元的XX产品情况作出如下说明：四川XX向我司采购的货物系我司为普天公司指定的最终用户CCID语音产品项目2期（即BPO项目）专门研发定制，该最终用户的信息已经录入我司服务系统，无法更改为普天公司最终用户之外的任意第三人，该货物仅能供普天公司的最终用户合法使用；以上内容系我司根据上述货物的事实出具；等等。该《说明函》还附有《产品清单》作为附表，清单上列明了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服务开始日期、服务结束日期、项目订单号等。对此，上海赛迪认为CCID除了是赛迪研究院上级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英文缩写，还是技术专有名词，不认可CCID是指向上海赛迪或赛迪研究院。2017年10月27日，普天公司向赛迪研究院出具《公函》，告知赛迪研究院，其与上海赛迪签订销售合同并向四川XX采购货物及服务，而上海赛迪并未如期支付预付款导致其无法向四川XX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并向四川XX承担违约责任等相关事宜。此外，普天公司还要求赛迪研究院调查该项目具体情况，责令相关下属企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届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该函件2017年11月1日送出，2017年11月3日由赛迪研究院签收。2017年11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向四川XX划拨执行款4,750,151元。2017年11月21日，普天公司作为甲方与四川XX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就（2015）丰民（商）初字第24202号民事调解书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乙方同意在丰台区人民法院划转给甲方的执行款项中收取4,521,310.23元（包括货款本金3,456,944.90元、利息457,111.1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26,681.15元、律师费73,718元和诉讼费6,855元）后及即视为甲方已完全履行了该调解书项下的义务，乙方应在收到执行款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将执行款扣除4,521,310.23元后的剩余款项计228,840.78元支付给甲方。甲方在向乙方承担4,521,310.23元后无需再向乙方履行该调解书项下的其他任何义务；乙方应在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款项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付如下货物，交付如下货物后即视为乙方依照该调解书所涉合同完成了交货义务，但交付的货物应符合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签署的《合同》之约定条件；经双方协商，原合同约定应交付的货物清单如下（含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等，交货金额合计3,456,944.90元）；原合同配置清单中不需要支付的货物清单如下（含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不需要交货金额合计755,522.10元）；等等。2017年12月26日，四川XX将《合同》（合同编号：MTN-1409-109）项下部分产品CC送至普天公司(上海市XX路XX号XX楼上海普天仓库)。2017年12月27日，四川XX向普天公司退款228,840.78元。2018年8月1日，四川XX出具《证明函》称：普天公司2013年11月25日向其采购了4,876,161元的货物用于CCID语音产品1期并签订《合同》，2014年9月23日，普天公司向其采购了4,212,467元的货物用于CCID语音产品2期并签订《合同》（详见附表：《产品清单》）；两份合同均约定货物的最终用户为CCID语音产品项目即BPO项目；该两批货物系其为普天公司指定的最终用户向生产厂商XX公司定制研发产品，XX公司确认已将该最终用户信息录入该公司服务系统，因此该货物仅供普天公司指定的最终用户使用，无法更改为普天公司指定最终用户外的任意第三方；等等。附表《产品清单》列明CCID语音产品1期的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硬/软件，合同金额4,876,161元；列明CCID语音产品2期的产品代码、产品描述、数量、价格、硬/软件，合同金额4,212,467元，并备注CCID语音产品2期产品清单中29-40项普天公司已作退货处理，CCID语音产品2期总价更改为3,456,944.90元；等等。对此，上海赛迪认为系案外人单方出具未经出庭质证不认可其证明效力。2018年8月6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案件结案证明》，证明申请人四川XX申请执行普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即（2017）京0106执4218号案件已执行完毕。2019年5月20日，一审法院组织普天公司和上海赛迪、赛迪研究院至上海市XX环XX路XX号上海XX工业园（B区）B11的仓库内，就本案系争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库存清点。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对整个清点过程进行公证。2019年6月6日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出具（2019）沪徐证经字第463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附有对存放于仓库内标有“赛迪专区”字样标牌的区域内的产品的种类、数量进行清点制作的《产品清单》。对此，上海赛迪认为公证人员仅对现场现状进行拍照、清点，证明若干货品的客观现状，公证书内容不能证明为案涉合同采购相关货物。一审另查明，上海普盛物流有限公司（出租人、甲方）（以下简称普盛物流）与普天公司（承租人、乙方）签有数份《仓储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内一号仓库3楼实测建筑面积为668平方米的场所出租给乙方使用。其中，租赁期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仓储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月28,446元，物业管理费（1平方米1元/月）668元/月；租赁期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仓储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月33,617元，一年总计金额403,404元，物业管理费（1平方米1元/月）668元/月；租赁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仓储租赁合同》约定，日租金1.85元/平方米，一年总计金额451,067元，物业管理费（1平方米1元/月）668元/月；租赁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仓储租赁合同》约定，日租金1.85元/平方米，一年总计金额451,067元，物业管理费（1平方米1元/月）668元/月。期间，普盛物流向普天公司开具上海增值税发票，发票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仓储服务”，备注载明期间，普天公司向普盛物流支付相应费用，汇款附言注明“仓储费”等。另查明，普盛物流成立于2000年6月9日，经营范围包括道路货物运输、仓储等。普天公司为其股东。对此，上海赛迪认为普盛物流与普天公司有利害关系，对租赁合同及费用计算的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可。普天公司仓库存放很多货品，即便租赁合同真实，也不能证明其租赁行为及费用系因本案货物而发生。至于后期原告将货物转至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XX工业园，更是放在自家公司院内，不存在租赁费用问题。一审另查明，王某1，男，1980年2月9日出生，汉族，原系Z公司的总经理。2018年2月9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3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其执行逮捕并向其出具《逮捕证》。2018年6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撤销逮捕，同日由上海市静安区监察委员会对其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6月14日，上海市静安区监察委员会以王某1涉嫌贪污罪移送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起诉。同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其执行逮捕。2018年7月27日，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出具沪静检诉刑诉〔2018〕784号起诉书就王某1涉嫌贪污罪一案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公诉书载明：经依法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1于2013年间，由上级国有公司派至Z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担任实际负责人，后任该公司总经理；同时还陆续兼任上海赛迪（系国有公司）实际负责人、总经理等职。2013年至2017年间，王某3利用其上述职务便利，采取挂名领薪、签订虚假合同、虚列劳务派遣等方式，共计侵吞公款132.5万元。2013年12月至2017年3月间，被告人王某3利用其担任Z公司实际负责人、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安排其妻徐驰在本公司挂名领取工资，并由公司为徐驰缴纳社保、公积金等，藉此侵吞公款共计14.1万余元；2014年12月，被告人王某3利用其担任上海赛迪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与W公司签订虚假的《办公室维修保养协议》，藉此套取相应“业务款”20万元，据为己有；2015年5月，被告人王某1利用其担任上海赛迪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与V公司签订虚假的《维修服务合同书》，藉此套取相应“业务款”30万元，据为己有；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间，被告人王某1利用其担任Z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虚列劳务派遣，并通过上海昊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套取相应派遣费用共计68.4万余元；等等。王某1涉嫌贪污罪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沪02刑终1342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王某1本人现被关押在上海市北新泾监狱。此外，2017年3月22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纪检监察人员与王某1进行谈话。2017年5月8日王某1出具情况说明。2017年5月10日，王某1与上海赛迪法定代表人安光有等谈话。2018年5月22日，赛迪研究院向上海市静安区监察委员会发出《关于全面调查王某1职务犯罪事实依法全面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吁请函》。2019年12月2日，一审法院至上海市北新泾监狱与王某1就本案系争销售合同签署前后、履行情况等相关事宜进行谈话。对于本案系争的两份销售合同，王某1认可其真实性，确认系争合同上的章为上海赛迪的公章。王某1称：当时上海赛迪要投一个中国XX的标，与普天公司签订系争的两份销售合同就是为了真实的做西安项目；合同经过公司的内部流程，由商务部提交，财务等部门流转后由总经理即其本人批准；公章保管在上海赛迪行政部，合同经过签批流程，行政部看到发起人、财务、技术、总经理等签字后在合同上盖章；上海赛迪公司人章分离，上面有集团公司，每年进行合规性审计；对于10万元保证金，记不清楚，应该有，记不清是否退回、如何退回，因上海赛迪负责财务的是外方派的，故入账、出账双方财务都要知晓认可。对于2013年12月9日的备货函，王某1称：该函是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函发的时间比招投标和签合同时间早，普天公司采购货物的时间早于这份函和合同；当时普天公司给上海赛迪发过一份邮件，称为了保证其XX的代理权，要提前把这批货下单，故上海赛迪就根据普天公司要求出具了这份函。双方当时就此事开会，普天公司来了王某2等两三个人，上海赛迪也有两三个人，会上说明了出这个函就是为了保证普天公司的代理权，会后出具了这个函；对于备货情况，王某2称，看到过普天公司的PO下货单，与备货通知上的数量是一样的；对于备货函上的货和系争销售合同上的货是否一致，王某1称，备货函上没有具体的技术参数，故两批货肯定有区别；对于备货函和双方系争销售合同的关系，王某1称，出具备货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普天公司的代理权，与系争的销售合同和项目招投标是分开的，没有关联性。当时双方沟通，明确出具备货函目的是帮普天公司拿XX的代理权。因货是提前备的，双方一致认可后续合同如出现大的变化协商解决。如果上海赛迪后续需求和备货有微小偏差上海赛迪可以接受，如果技术参数有变化普天公司可以把货打散卖给别人，如果偏差较大双方可以共同解决。这批货是XX公司原厂出的，上海赛迪同意普天公司拆分卖。2015年年底双方在普天公司开会讨论过此事，普天公司曾表示可以拆分的已经卖掉一部分。双方对此有过沟通，后续矛盾是因为普天公司销售量下降，故要求上海赛迪提货；对两份销售合同的履行，王某1称，因西安项目是综合性项目，前置条件没有达到所以上海赛迪一直没有提货，货在普天公司仓库处，上海赛迪没有提货，普天公司就拆散了卖给别人，所以不是完整的货了，对2017年2月之后的情况不清楚；对2016年6月12日的项目情况说明，王某1称，项目情况说明是真实的，当时是考虑取消项目，但普天公司说发票已经开了，收入已经计算，想把项目继续挂着，就出了这个函；对上海赛迪称在纪委调查时王某1称西安项目是虚假的，是为帮王某2冲业绩，王某1称，西安项目是真实的，有完整的招投标过程，未说过项目是虚假的。当时是普天公司需要业绩而不是王某2个人需要业绩，合同是真实签订的，但履行过程中出了问题；等等。对此，普天公司不认可王某1所称的提前备货是为了冲业绩拿到XX的代理权的说法，普天公司认为提前备货需要相应授权和办公流程。普天公司认可王某1其他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采购货物的时间早于合同时间，合同的订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争的西安项目也是真实的。XX的产品要先报关，其备货需要提前好几个月进行备货，上海赛迪通知普天公司进行备货，因为项目比较紧迫，当签订合同后，在2014年3月才支付了货款，故交付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14日。即普天公司在订立系争第一份销售合同时是有磋商和要约承诺的意思表示，普天公司的全部备货和项目设计、特定产品的备货都是应上海赛迪要求的，也得到了上海赛迪的许可，此后也补了相关招投标过程，也经双方权力机构认可，所以合同是真实的。上海赛迪则认为案涉西安项目销售合同是王某1一手操纵，上海赛迪的行政配合其盖章，此事上海赛迪其他人员并不知晓，公司内部没有任何合同原件或复印件留存。案涉西安项目虚构，合同内容虚假。可能是王某1出于私交或私利，协助王某2及普天公司搞假备货，积累采购量，帮助普天公司得到或保持XX代理权。也可能是普天公司自身大量库存难以消化，王某2为个人业绩找王某1帮忙，以获取代理权为由，让王某1帮忙处理，双方炮制所谓呼叫中心项目，签署一系列所谓西安项目销售合同。并且无论项目真假，“先有货再有合同”属实，备货不是为了项目，是王某1个人配合普天公司方面获取代理权或粉饰业绩的行为。一审另查明，2010年1月18日，上海智诚富邦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赛迪（筹）出具《验资报告》，证明上海赛迪收到了赛迪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1,000,000元注册资本。2010年1月26日，上海赛迪成立，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2月24日，投资人（股权）由赛迪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有限公司。2018年9月6日，投资人（股权）由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变更为赛迪研究院。目前，赛迪研究院是上海赛迪的唯一股东。另，2015年11月25日至2018年9月6日期间，王某1登记为上海赛迪的经理。2014年6月17日，上海威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赛迪出具《审计报告》，对上海赛迪2013年的财务状况及2013年度的经营成果进行审计。2017年2月28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赛迪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对上海赛迪2010年1月14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财务状况和2010年至2017年1月-2月的经营成果进行财务专项审计。该《专项审计报告》载明：2015年11月5日，上海召开董事会，委派王某1为总经理，公司目前负责经营的总经理是王某1。公司内部控制情况中用印流程是公司公章由行政总监保管，运营部将需盖章的事项交总经理审批后交行政总监，行政总监根据总经理的审批进行盖章。如为合同，行政总监将已盖章的合同进行留底，同时登记合同台账。总经理、会计需盖公章的事项，无需审批，由总经理、会计自行盖章。公司不对公章的使用情况进行登记。公司的母公司是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母公司无关联交易，无应收应付款项。公司重大合同明细列有签约对方为普天公司的合同，并备注“王某1本人承认为配合普天邮通完成业绩而签订的虚假合同，并且于2016/8/28在验收报告上盖了章。为配合对方审计，又签订了履行协议”等。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在该公司重大合同明细表后注明，上述公司重大合同明细表由上海赛迪公司提供，无法确认备注中所列示的内容，无法确认合同的完整性和合同对应交易的真实性；等等。2019年1月25日，上海同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向赛迪研究院报告对上海赛迪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审计结果，《审计报告》对上海赛迪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形成保留意见，该保留意见的形成基础为王某1任职期间多次虚构项目擅自以上海赛迪名义对外签订与公司业务无关经济合同导致上海赛迪被多家单位告上法庭。王某1涉嫌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终审裁定，而相关账务尚未处理调整。上海赛迪目前处于停业状态（已经停业近两年，企业员工已遣散）；等等。一审另查明，赛迪研究院成立于1995年9月13日，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和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对外投资上海赛迪等公司。2014年4月10日，企业名称由赛迪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登记变更为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有限公司。2017年7月4日，企业名称由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登记变更为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一审另查明，2016年6月29日，上海赛迪（甲方、买方）与普天公司（乙方、卖方）还签订有《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MTN-1506-X04），合同标的物为华为PBX等，合同总价21,850,000元,交货地点重庆，等等。后双方又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一份，明确该合同于2016年10月20日予以终止，普天公司已于2015年5月8日向上海赛迪支付的投标保证金10万元，上海赛迪应于本终止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普天公司10万元，等等。一审另查明，上海赛迪（甲方、买方）就永川电话中心项目与案外人U公司（乙方、卖方，以下简称U公司）签订有《销售合同》（合同编号B0NC2014222-QT03），约定上海赛迪向U公司采购XX设备、CTI中间件平台、业务管理平台（CRM）等货物。该《销售合同》签订后，因上海赛迪未按约支付30%的预付款，案外人U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双方间的《销售合同》于起诉日解除并要求上海赛迪返还10万元保证金并承担以欠付款项（即30%预付款）10%为限的违约责任。上海赛迪在该案中辩称永川电话中心项目未经赛迪研究院批准，属王某1个人违规开展；2015年王某1串通他人私签多份经济合同，涉嫌职务犯罪及经济犯罪，赛迪研究院纪委已经对其立案调查并移送向相关机关查处，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王某1予以立案；目前因王某1犯罪事实涉及合同过多，司法机关仅按涉嫌贪污罪予以起诉，其中并未涉及本案《销售合同》；等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52240号民事判决，对上海赛迪的辩称不予认可，确认双方间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B0NC2014222-QT03）于起诉状副本送达上海赛迪日解除，要求上海赛迪返还U公司10万元保证金并承担欠付款项（即30%预付款）10%的违约责任。2019年6月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民终727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民初52240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经审理查明，本案共有如下三个争议焦点：第一，双方间签订的系列《销售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第二，普天公司是否有权解除系列《销售合同》；第三，如果普天公司有权解除系列《销售合同》，则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如何承担，上海赛迪是否要赔偿普天公司合同解除的损失及相应损失赔偿的范围；第四，如上海赛迪要承担合同解除的赔偿责任，赛迪研究院是否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间系列《销售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普天公司和上海赛迪作为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根据双方系列《销售合同》签署前后的沟通过程及履行过程，一审法院足以认定，签署系列《销售合同》是双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上海赛迪辩称，西安电话中心项目是虚假的，系列《销售合同》签署是普天公司王某2与上海赛迪公司王某1员工个人串通的结果，但鉴于双方公司多次就系列《销售合同》的签约、付款和西安项目的进展进行邮件、会议等沟通，并签有多份后续履行协议，上海赛迪认可相关合同协议上公章的真实性，并收取了普天公司就西安电话中心项目支付的保证金，且出具了财务盖章的《收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普天公司和上海赛迪作为系列《销售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均知情，相关系列《销售合同》的签署并非员工恶意串通的个人行为。另外，上海赛迪虽然辩称案涉合同是王某1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王某1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相关司法文件显示，对其利用职务便利，签订虚构合同的认定，并不包含本案系争合同在内，上海赛迪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虽然上海赛迪出具《备货函》在本案系争《销售合同》之前，并且双方对《备货函》的出具背景及目的产生争议，但这仅为合同签订的动机，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系争系列《销售合同》是普天公司和上海赛迪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另外，鉴于双方于2017年4月10日签署的终止两份系争《销售合同》的《协议书》未生效，故本案系争《销售合同》效力不受影响。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普天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双方间的系列《销售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普天公司履行了系列《销售合同》相应的软件和硬件的备货义务，而上海赛迪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普天公司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对此，普天公司多次向上海赛迪催要预付款，但上海赛迪始终以未达到硬件进场条件等理由迟延推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逾期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并且经普天公司催告仍未履行，故普天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双方间的系列《销售合同》。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系列《销售合同》解除后，上海赛迪是否要赔偿普天公司合同解除的损失及相应损失赔偿的范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合同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追究。本案中，因上海赛迪的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导致合同解除，上海赛迪理应向普天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普天公司为了履行本案系列《销售合同》向四川XX采购XX产品等硬件和软件，并向四川XX支付了相应的采购款。对于硬件费用，鉴于普天公司自认其备货后，因上海赛迪拒不收取相应货物且不支付预付款，普天公司自行处理部分硬件。因此，对普天公司所备硬件部分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以2019年5月20日公证清点为准，依据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所附的清单，结合合同中关于相应产品价格的约定，认可该部分硬件产品的金额为1,597,007.46元，上海赛迪应赔偿普天公司该部分产品的费用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对该部分产品，上海赛迪应及时到普天公司处取回，不及时取回的普天公司可以向上海赛迪主张相应损失。对于普天公司所备软件部分支出的费用，因根据四川XX出具的证明函件，依据合同对相应软件产品价格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普天公司对软件支出6,419,584.89元。对上述产品，因相应软件只能给上海赛迪使用，普天公司无法另行处理，故对其软件费用的主张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主张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以上硬件产品及软件产品价值金额合计8,016,592.35元。关于该部分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按照《销售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将预付款应付日即2014年9月20日合同签署后的第30日（2014年10月19日）作为起算点。关于普天公司主张的其他损失及利息。因普天公司供应产品非原产产品而是流转销售产品，流转环节对外公开，上海赛迪对此亦明知，故普天公司因上海赛迪不付本案系争系列《销售合同》项下预付款导致普天公司向四川XX承担的违约责任，属于双方可预见损失。现普天公司对四川XX承担的违约责任具体明确，根据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和双方针对该份调解书的履行协议，普天公司最终需向四川XX支付4,521,310.23元（包括货款本金3,456,944.90元、利息457,111.1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26,681.15元、律师费73,718元和诉讼费6,855元），其中对于货款本金部分普天公司在本案中已通过前述硬件费用和软件费用得到了赔偿，对于剩余的1,064,365.33元其他损失（利息457,111.1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26,681.15元+律师费73,718元+诉讼费6,855元=1,064,365.33元）理应由上海赛迪承担，并且上海赛迪还应赔偿普天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关于该部分利息的起算时间，因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向四川XX划拨包含1,064,365.33元其他损失在内的执行款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故相应利息从该日起算。关于普天公司主张的仓储费用，普天公司虽然提供了其与普盛公司的《仓储合同》及相应的付款凭证，但并未举证证明是专门用于储存本案合同项下产品，且未提供就本案合同项下硬件产品储存所产生的具体费用，故一审法院根据硬件的实际仓储情况，酌定普天公司对此支付的仓储费用为50,000元。关于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赛迪研究院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海赛迪提交的审计报告，其与赛迪研究院虽然是关联公司，但并无关联交易或应收应付款项，赛迪研究院对其出资也实际缴纳，上海赛迪财务独立，与赛迪研究院不存在场所、财产、人员或人格等混同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不存在财产混同，对普天公司提出的要求赛迪研究院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签订的《销售合同》；二、上海赛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天公司货款损失8,016,592.35元，并支付普天公司以8,016,592.35元为基数的利息损失，自2014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一年以下（含一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上海赛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天公司其他损失1,064,365.33元，并支付普天公司以1,064,365.33元为基数的利息损失，自2017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一年以下（含一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上海赛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天公司仓储费用损失50,000元；五、驳回普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640元，由上海赛迪负担75,716元，普天公司负担20,924元。二审中，普天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Z公司与普天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一份，证明普天公司和上海赛迪以及Z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在赛迪研究院王某1的安排下进行，赛迪研究院是整个事件的实际操控者，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的人格混同。上海赛迪对该份质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海赛迪在一审期间也曾将此份合同作为证据提交，用以证明王某1作为上海赛迪总经理滥用职权签订合同。上海赛迪现在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是虚假合同，且普天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合同并非赛迪研究院安排签署。上海赛迪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上海赛迪的财务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证明西安项目合同是不存在的，合同签署未经公司财务流程，收取普天公司保证金系为案外项目，普天公司的员工王某2和上海赛迪的王某1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证据二，普天公司另案起诉Z公司的诉状和民事裁定书，证明《销售合同MTN-1704-X01》及协议书来自普天公司，2018年3月普天公司对Z公司提起缔约过失责任之诉，之后自愿撤诉。普天公司明知本案合同相对方应该是Z公司，而不是上海赛迪，普天公司当时撤诉的原因是重复起诉。普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的身份无法确认。证据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海赛迪的证明目的。赛迪研究院对上海赛迪提供的证据表示认可。赛迪研究院于二审中未提供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核后作如下认证：普天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的证明目的系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存在人格混同，但该合同形式上系Z公司与普天公司订立的商业合同，内容亦无法反映赛迪研究院的介入等事实，无法印证普天公司这一证明目的，故对该争议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上海赛迪提供的证人证言，因上海赛迪未征得其他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及本院准许而以书面证言形式提供证言，且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无法进行核实，故该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据资格，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上海赛迪提供的诉状和民事裁定书，仅能反映普天公司曾与Z公司就相关销售合同发生诉讼的事实经过，无法印证上海赛迪相应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之间的系列销售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效力问题；第二，如果合同有效，普天公司是否有权解除；第三，如普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则合同解除后普天公司主张损失赔偿能否获得支持及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第四，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关于争点一，上海赛迪述称本案系争系列销售合同系其公司员工王某1与普天公司员工王某2个人串通签署，并非上海赛迪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此认为，上海赛迪与普天公司签署的系列销售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及往来函件上均加盖上海赛迪的公司公章，上海赛迪向普天公司出具的收据亦盖有上海赛迪的发票专用章，交易形式完备。本院同时注意到，普天公司与上海赛迪之间就相关项目的协商与签约行为自2013年底持续至2017年4月，时间跨度长达三年有余。即便期间均系王某1经办处理相关事宜，后王某1因任职期间有犯罪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但在系列合同签订过程中王某1时任上海赛迪的总经理，在客观上具备对外签署并履行合同等执行职务的权利外观，且其事实上亦以上海赛迪法人名义实施，作为交易相对方有理由相信王某1实施的是职务行为，而上海赛迪亦在持续多年的交易过程中从未就王某1能否代表上海赛迪向普天公司作出否定的表示。且此后就王某1个人刑事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并未涉及本案系争合同，一审法院对王某1个人进行询问时王某1亦表示签订本案系争合同交易目的真实，故上述系列销售合同的签署应认定为上海赛迪的公司意志，上海赛迪关于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述称不能成立。此外，鉴于上海赛迪与普天公司于2017年签署的终止此前销售合同的协议书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故本案系争销售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其法律后果亦应由上海赛迪予以承受。关于争点二，我国《合同法》赋予了合同迟延履行情形下的合同解除权，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则守约方可解除合同。现上海赛迪未能依照系争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履行其支付预付款的合同义务，在普天公司予以催告后仍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符合合同法规定的经过催告仍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迟延履行情形，故普天公司可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关于争点三，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效果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且合同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追究。故普天公司在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同时可要求上海赛迪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违约赔偿的范围则以履行利益为主。本案中，普天公司诉请赔偿的损失为货款、其他损失及利息损失，另有仓储损失。上海赛迪和赛迪研究院主张，采购款并不等同于实际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普天公司就其向案外人四川XX采购硬件与软件提供了相应证据，并表示该些采购行为均系为履行本案系争销售合同进行备货。鉴于普天公司与案外人四川XX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的货款数额已为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普天公司亦提供了交易相关的XX公司的说明函佐证相应货值的货物与本案系争销售合同的关联性，故普天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互相印证的证据锁链，其举证已满足民事诉讼证据较高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在此基础上结合普天公司自认已处理部分硬件，及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所附清单，认定普天公司采购硬件产品费用和软件支出，并对相应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本院认为上述认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重复赘述。另对于仓储费损失一节，普天公司虽提供了仓储合同及相应付款凭证，但尚无排他的指向性印证均系为本案系争合同项下货物发生，故一审对仓储费数额进行了相应酌定，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点四，普天公司虽主张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之间存在人格混同，但就本案事实和在案证据而言，首先，该两公司间虽有个别任职人员的交叉，但并不存在股东、主要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高度紧密性和难以区分性；其次，两公司之间经营业务、经营范围、经营宣传等方面也不构成难以分割的混同性；再次，两公司的财产归属、账簿、银行账户均不存在混同现象。本院尤其注意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赛迪2010年1月14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财务状况和2010年至2017年1月-2月的经营成果进行财务专项审计后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载明，上海赛迪与其母公司赛迪研究院之间无关联交易，无应收应付款项，亦即对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关键性判断要素中财产混同问题未作出肯定性确认。故普天公司关于上海赛迪与赛迪研究院人格混同的相应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普天公司、上诉人上海赛迪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486.3元，由上诉人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769.6元，上诉人上海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5,71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金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