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伟君，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佳奇，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子坚，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琴，女，住绍兴市越城区，系被上诉人孙子坚之妻。 上诉人柳伟君因与被上诉人孙子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柳伟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飚，被上诉人孙子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琴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柳伟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案涉30万元具有合法根据，上诉人未构成不当得利。案涉30万元具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根据。上诉人柳伟君与案外人胡晓云并不相识也无任何经济往来，依通常情理，没有借款人孙子坚的认可或授权，出借人胡晓云是不可能汇款至柳伟君账户的。在胡晓云诉孙子坚的（2014）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案件中，胡某出庭作证表示30万元是孙子坚告诉他的，虽被上诉人孙子坚在被胡晓云起诉时反悔，辩称案涉30万元不是其借款范围。但（2015）浙绍商终第999号判决书确认如下事实：孙子坚发送了认可200万元借款的短信，且200万借款已全部交付，其中胡晓云汇款给柳伟君的30万元，系孙子坚向胡晓云的借款。追认后给付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孙子坚承担，是孙子坚有意识、基于一定目的增加了柳伟君的财产。因此，胡晓云汇款给上诉人柳伟君这一行为的给付目的自始存在，事后孙子坚认可30万借款，给付目的嗣后亦存在，因此，案涉30万元具有法律上的给付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二、退一步讲，即使构成不当得利，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首先，胡某在2015年3月13日出庭作证表示30万元是孙子坚告诉他的，证言表明孙子坚指示胡晓云汇款30万元。其次，如孙子坚未对案涉30万元进行事后追认，而是直接经法院判决认定为孙子坚向胡晓云的借款，则可认为案涉30万元是基于法律规定形成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但事实上孙子坚通过短信方式认可柳伟君的30万元属于其收到20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应视为被上诉人孙子坚追认了案外人胡晓云的划账行为，该款项的处分主体亦应认定为孙子坚，因此即使构成不当得利，也应是处分人孙子坚的给付型不当得利。三、一审判决倒置举证责任不当，被上诉人孙子坚应就给付型不当得利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首先，由孙子坚举证更符合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给付型不当得利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应由被上诉人孙子坚对柳伟君获得30万元的“获利没有合法根据”这个法律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在孙子坚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缺失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不能转移至柳伟君身上。具体到本案，胡晓云都是以其与孙子坚借贷双方当事人之前磋商达成的合意为基础进行汇款的，孙子坚追认了30万元为其借款，其在当时是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增加了柳伟君的财产，因此孙子坚应当就柳伟君取得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其次，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是有初始原因的，作为给付目的的基础法律关系曾经存在、其后发生变动，这是属于积极的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是法律对被给付人的受益是否为法律所定利益之归属的后续评价，并非指给付人没有任何初始给付的原因或目的。被上诉人孙子坚在整个过程中应了解不当得利中财产发生转移的原因，以及转移原因消失的事实，现孙子坚认为柳伟君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就应对基础法律关系曾存在的事实和变动的事实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孙子坚举证并未达到不当得利案件中对欠缺给付原因中“给付原因”的证明责任，事实真伪不明，应由孙子坚承担不利后果。四、本案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己过，且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错误。1.本案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己过。孙子坚在（2015）浙绍商终第999号判决书生效后，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胡某不当得利80万元，但一审、二审均只支持胡某收到的40万元不当得利，对柳伟君的30万元不予认定，故被上诉人就案涉30万元起诉胡某不成功就起诉柳伟君。在这当中被上诉人是向胡某请求30万元汇款不被法院认定后，就换一个起诉对象以不当得利进行诉讼；即使退一步讲，假设可以以不当得利诉讼，被上诉人孙子坚也超过了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2015）浙绍商终第999号判决书作出之日即2016年1月7日，孙子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月7日起计算。2.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错误。孙子坚明知特定的相对人是柳伟君，从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日2016年1月7日起三年内未向特定相对人柳伟君主张任何权利，因此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起诉虽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理由，但在孙子坚诉胡某一案中，本案权利人孙子坚在明知案涉30万元义务人是柳伟君的前提下，不可能发生对象认识错误，但该案一审法院也未行使释明权，孙子坚也未变更当事人，孙子坚主张权利的请求通过法院的公权力并未到达对方当事人柳伟君，此过错只能归责于权利人孙子坚自己。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承受此不利后果，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孙子坚答辩称，柳伟君无合法依据占有案涉30万元，应予返还。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孙子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8日，孙子坚向案外人胡晓云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胡晓云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3年2月7日，案外人胡晓云向本案被告柳伟君汇入30万元，2013年2月8日，案外人胡晓云向孙子坚汇入120万元，2013年2月19日，案外人胡晓云向案外人胡某汇入40万元。2015年9月16日,案外人胡晓云作为原告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孙子坚归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孙子坚在该案中辩称，该案借条项下的借款，案外人胡晓云并未实际履行，被告孙子坚亦未收到原告的款项，该院经审理，于2015年6月9日作出（2014）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子坚归还原告胡晓云借款本金1906762.9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6月8日起均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胡晓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孙子坚不服该判决，于2015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孙子坚上诉称，借据项下的借款孙子坚只收到120万元，其余的80万元并未收到，孙子坚也没有委托他人收取该80万元。根据胡晓云提供的汇款凭证，2013年2月7日其向柳伟君汇入30万元，但孙子坚不认识柳伟君，且汇款时间在孙子坚借款之前。2013年2月19日其向胡某汇入40万元，系胡某与胡晓云之间的经济往来，孙子坚并未委托胡某收取款项。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孙子坚归还胡晓云借款本金96万元或发回重审，本院经审理，于2016年1月7日作出（2015）浙绍商终字第999号民事判决书，该终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是否已全部交付。胡晓云为证明案涉借款已全部交付，提供了借条、银行汇款凭据、短信及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孙子坚虽抗辩其中的两笔共计70万元系汇给案外人，但其事后向胡晓云及案外人王溢漫发送的短信对已收到全部款项的事实进行了确认，结合孙子坚向胡晓云归还部分款项的事实，胡晓云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案涉借款已全部交付的事实。孙子坚主张案涉借款未实际交付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原告遂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8年12月26日向该院起诉要求胡某返还80万元并支付利息，该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浙06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诉称另有胡晓云现金交付给胡某10万元、胡晓云受胡某指示转账给柳伟君的30万元也构成不当得利，并提供（2015）浙绍商终字第999号民事审判笔录两份、询问笔录一份佐证，经查，2015年8月27日第一次民事审判笔录中胡晓云虽陈述交付给胡某现金10万元、打给柳伟君的30万元也是受胡某的指示，但上述生效民事判决并未对该两节事实予以认定，现被告又不予认可，故原告仅凭上述证据，依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定。据此判决：一、胡某应返还孙子坚人民币4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孙子坚的其他诉讼请求。胡某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浙06民终1983号民事判决，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该院要求柳伟君返还30万元，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非主动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应当先由主张权利的一方举证证明不当得利发生的事实，在完成该事实层面的举证义务后，才由相对方来举证证明其取得相关权益的合法根据。本案中，被告收到案外人胡晓云汇付的300000元，由原告提供的（2019）浙06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书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根据上述生效的（2019）浙06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向案外人胡晓云借款200万元，其中包含了被告收到案外人胡晓云汇付的30万元，故原告已完成不当得利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被告应对其占有该款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义务，被告辩称生效判决已确认包括案涉30万元在内的200万元借款的事实，而且，当时作为证人的胡某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指示胡晓云汇钱给被告，而是孙子坚指示（告诉他的）的。所有这些事实或证据，可以推定被告取得30万的合法性。原告如果需要证明被告取得不当得利，需进一步举证，否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提供日期为2015年3月13日的《证人询问笔录》一份佐证，经查，该笔录来源于（2014）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案卷，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该院予以确认，但胡某在该笔录中所说的“其中30万元是打给柳伟君，是孙告诉我的”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生效的（2014）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民事判决亦不予确认，故被告该项辩称，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该30万元不是原告主动给付给被告，而是由案外人汇付给被告，故被告在（2015）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民间借贷纠纷判决生效前占有该款属有权占有，并不具有不法性，但自（2015）绍越商初字第3870号民间借贷纠纷判决生效后，鉴于该判决已认定上述30万元属于胡晓云交付孙子坚的借款，被告理应交付给原告，被告在前述生效判决后再继续占有该款，已无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故该院认定被告收取案外人胡晓云的3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现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理由正当，该院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提供该院（2019）浙0603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绍商终字第999号民事判决书佐证，对此，该院认为，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睡眠。经查，（2015）浙绍商终字第999号终审判决书于2016年1月7日作出，故原告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被告胡某时，以本案30万元系胡晓云受胡某指示转账给柳伟君为由在该案中一并进行了主张，虽然原告此项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但其以起诉的方式主张权利，并没有使权利睡眠，同样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7日开始计算，到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时，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时，尚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诉讼时效为三年之规定，该案于2019年7月17日二审终审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原告于2020年5月18日起诉，显然不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故被告该项辩称，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被告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该院根据查明之事实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柳伟君应返还原告孙子坚人民币3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柳伟君负担，限被告柳伟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本案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2015）浙绍商终字第999号生效判决，案外人胡晓云汇付给柳伟君的30万元已认定为胡晓云交付给孙子坚的借款，即该30万元已认定为孙子坚应偿还的债务，但该30万元款项则实际由柳伟君占有。且根据本案证据，不能证实柳伟君、孙子坚之间存在其他基础交易关系，也不能证实案外出借人胡晓云与柳伟君之间存在其他基础交易关系且该基础交易关系应对孙子坚发生法律效力，故根据本案证据，柳伟君并无占有该30万元的合法依据，应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据此确定举证责任，亦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孙子坚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胡某时，以本案30万元系胡晓云受胡某指示转账给柳伟君为由在该案中一并进行了主张，后该部分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其以诉讼方式主张了权利，一审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并无不当，故本案诉讼时效亦未超过。 综上，柳伟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柳伟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张百元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陶钿钿 ?*MERGEFORMAT?10? ?*MERGEFORMA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