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4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屈某，男，198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某，女，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临清群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8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燕，高唐姜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平，山东金城法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屈某、贺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初3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屈某、贺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一）一审判决内容事实不清。该判决书第五页倒数第八行经审查认为，“屈某、贺某称收到135000元后，随即提取115000元交付给了广西的女方媒人……，仅凭取款记录不能够完全证明提取的款项全部交付给广西媒人或杨某2，还需要有其他相关证件予以佐证……”，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及婚约彩礼纠纷，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杨某1认可取款当日他给上诉人送身份证的事实，那么通过这个细节就可以推定被上诉人知道取款的金额及给付去向，要不是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如何把高额彩礼给付女方媒人及杨某2，被上诉人杨某1给付上诉人屈某转款时知道让其书写收据及扣押上诉人屈某身份证，足以表明被上诉人是非常谨慎的人，若其不在现场上诉人如何自我主张给付广西媒人和杨某2，(上诉人屈某书写的收据当时还在上诉人手里)，一审法院不能由此认定上诉人取款后是否给付广西媒人和杨某2115000元现金及不认定取款时上诉人杨某1不在场的事实。最重要的是通过高唐县汇鑫派出所出警一事也可以得知上诉人杨某1知道其当时取款给付了广西媒人和杨某2，因为杨某2水土不服要走一事，被上诉人知道扣押杨某2并向其索要婚约彩礼，假如被上诉人杨某1不知给付广西媒人和杨某2婚约彩礼一事，那么为什么会扣押杨某2并向其索要婚约彩礼呢?再退一步讲，假如被上诉人不知情给付彩礼一事及金额，那么杨某2要走一事为什么被上诉人不向上诉人索要彩礼而向杨某2索要，当日高唐县汇鑫派出所出警接近四个小时，被上诉人在杨某2商议返还婚约彩礼后并且实际到账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说的是杨某2已经返还了彩礼，并且同意放杨某2回老家，为什么当时被上诉人不告诉上诉人他们商议的返还彩礼的金额呢?若当时被上诉人杨某1告知上诉人杨某2返还彩礼是60000元，上诉人也不会让杨某2回老家，下欠的彩礼最终谁来进行返还，这也是案件的重点!一审法院就该事实没有进行查清，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陈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杨某2已经商议好返还的金额，不然为什么会放杨某2离开高唐，这同样是案件的重点，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进行查明。 （二）一审判决法律程序错误。本案系返还婚约彩礼纠纷，被上诉人明知彩礼已经给付杨某2，并且在杨某2离开高唐前在汇鑫派出所的出警协助的情况之下，已经和杨某2协商退还婚约彩礼一事，毕竟被上诉人和杨某2在一起同居居住了四个多月，即便被上诉人索要婚约彩礼，返还主体也是杨某2而不是上诉人。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得利属于债法的范畴，其成立构成要件是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有损失，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本案系婚约彩礼纠纷，被上诉人杨某1金钱受损系其自身风险的行为导致的，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帮其去广西相亲，并且在广西见到女方杨某2同意婚约的情况下，将提前商议的相关费用包括上诉人媒人费用20000元和女方彩礼115000元后，被上诉人才将款项转账给上诉人屈某并且让其书写收据及扣押屈某身份证，在取款时经被上诉人同意(因上诉人书写收据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和广西媒人及杨某2相约银行后，并且通知被上诉人及其叔叔一并赶过来并送来上诉人屈某身份证，被上诉人亲身经历了取款和取款给付广西媒人和杨某2的事实后，女方杨某2便和被上诉人及其叔叔一并回高唐。 （四）一审判决认定案由定性错误。本案案由为婚约彩礼纠纷而非不当得利纠纷，因为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得利的事实，被上诉人明知在给付女方杨某2婚约彩礼，也明知杨某2因水土不服要回广西的情况之下，也知道给杨某2索要彩礼，在索要过程中，女方杨某2的弟弟报警后，高唐县汇鑫派出所予以出警，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协调下被上诉人和杨某2协商了给付彩礼金额，并且告知上诉人返还彩礼已经到账，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才让杨某2回广西，在事情结束后，被上诉人又起诉上诉人索要剩余彩礼款项，又是出于何种居心啊?被上诉人不甘心没有索要全部彩礼金额，上诉人还一如既往的帮助被上诉人去要剩余彩礼金额，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知道杨某2拿走了彩礼款项，只是出于什么情况没有拿到全额彩礼金额不得而知。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返还义务实属冤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实事实真相还上诉人清白。 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婚约返还纠纷案件，返还主体是杨某2不是上诉人，即便是按照不当得利纠纷案件进行返还，也得有得利的主体进行返还，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杨某1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无任何依据，一审判决公平公正。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收到135000元现金的事实，虽提交提取现金11500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记录，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给付杨某2及其他人，答辩人也的确不知道该款的去向。且杨某2在派出所干警处理纠纷时，上诉人、答辩人、杨某2三方已核实清楚杨某2得到彩礼款60000元，上诉人与答辩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屈某也认可欠答辩人55000元。故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答辩人55000元的不当得利款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的主体及案由定性问题。本案上诉人与答辩人的纠纷并非婚约财产纠纷，答辩人与案外人杨某2曾打算缔结婚姻，上诉人只是介绍人而已。但是收受135000元现金的人是上诉人，而非杨某2，且答辩人与杨某2的60000元彩礼款纠纷已经解决。答辩人一审主张的就是请求上诉人返还55000元的以彩礼款为名的不当得利款。因为上诉人是以彩礼款为名向答辩人索要的，所以答辩人诉讼请求统称彩礼款。但是上诉人并无收受彩礼的基础，只是借此理由向答辩人索要钱财。因此答辩人请求上诉人返还55000元有理有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屈某、贺某返还彩礼款55000元；2.诉讼费用由屈某、贺某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7月份，杨某1经人介绍认识了屈某、贺某，二人称可以帮助杨某1介绍对象，但杨某1需给付女方彩礼及介绍费。2019年8月24日，杨某1及其叔叔杨春峰在屈某、贺某的带领下去了广西，经当地媒人介绍认识了杨某2，双方见面后，对对方均表示满意。2019年8月27日晚，经协商，杨某1给付彩礼款及介绍费共计135000元，并由屈某向杨某1出具收到婚姻介绍费130000元的收条1张。2019年8月28日，杨某1通过转账方式汇入屈某的银行账户。当日，屈某将其中的115000元取出。杨某2跟随杨某1来到山东高唐后，未与杨某1登记，也未同居生活。杨某2因水土不服要求回广西玉林，双方因彩礼问题产生纠纷，杨某2的弟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并通过汇款方式退还了杨某1彩礼款60000元，杨某2才回广西老家。后来，屈某、贺某退还了杨某120000元，剩余的55000元未退还。 另，根据杨某1提供的杨某2(152××××0115)的电话，无法与杨某2取得联系，也不知道其具体的住址。 一审法院根据屈某、贺某的申请向高唐县公安局汇鑫派出所调取相关材料时，办案民警称没有做调查材料并且出警录像也无法找到。 本案主要争议的事实为：杨某2收到的彩礼款数额及退还的数额是多少。 关于此争议事实，杨某1称，杨某2因水土不服要求回广西，杨某1让其返还彩礼，杨某2说只收到了60000元彩礼款，并且杨某2的弟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60000元退还给杨某1，剩余的钱你找屈某、贺某索要，屈某、贺某也同意了，杨某1才让杨某2回广西，如果屈某、贺某不同意，杨某1也不会让杨某2离开。当时，屈某、贺某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在杨某1家现场。 屈某、贺某则称，收到杨某1的转款135000元属实，但是，已将其中的115000元通过广西的媒人交付给了杨某2，杨某2也已将部分款退还给了杨某1，给付屈某、贺某的介绍费20000元也已退还给了杨某1，杨某1再起诉屈某、贺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杨某1对交付给屈某、贺某彩礼款和婚介费135000元，提供了屈某向杨某1出具的收到条1份予以证明，屈某、贺某也予以认可，其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屈某、贺某称收到135000元后，随即提取115000元交付给了广西的方的媒人并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予以证明。仅凭取款记录不能够完全证明提取的款项全部交付给广西媒人或杨某2，还需要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目前，杨某1无法与杨某2和广西媒人取得联系)，法院也曾通知屈某联系广西媒人和杨某2出庭作证，但始终未到庭。另外，如此大额的交易，屈某、贺某不让收款人书写收据，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如果有收条，该收条也应由屈某、贺某持有。因此，法院综合认定，涉案争议的55000元没有交付给杨某2，屈某、贺某构成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和反驳对方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某1以银行转账方式通过屈某、贺某向杨某2交付彩礼款的相关事实，有杨某1提供的收条及转账记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屈某、贺某主张该款已通过广西方的媒人交付给杨某2，其仅提供提取现金的记录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屈某、贺某在取得杨某1向杨某2交付的彩礼款后，未全额交付给杨某2，已构成不当得利，侵害了杨某1的财产权，应予以返还。因此，杨某1要求屈某、贺某返还不当得利彩礼款5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屈某、贺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某1的彩礼款5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5元，减半收取计588元，由被告屈某、贺某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一二审查明的情况看，上诉人屈某认可收到135000元款项的事实，其亦给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条。其主张将其中115000元给付广西媒人和杨某2，仅提交提取现金11500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按照常理，在其给杨某1已出具收条的情况下，如再给付他人，应当让他人为其出具收到条，但屈某却没有提供他人的收到条。在派出所处理相关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及杨某2也核实杨某2得到彩礼款60000元，对下欠款项55000元，屈某亦予以认可。在杨某1缔结婚姻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返还下欠款项。该款项因上诉人系介绍人身份，而不宜认定为彩礼款。杨某1与杨某2之间的60000元彩礼款纠纷已经解决，杨某1请求上诉人返还55000元有理有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亦无不当。按上诉人陈述的情况，其如认为案外人不应得此款项，可依法另向案外人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屈某、贺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上诉人屈某、贺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繁奎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守菊 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