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行终16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田震，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韩冰，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筱楠，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商务厅，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48号世贸广场B座。法定代表人季泓，厅长。委托代理人魏吉凤，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友建，男。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242号省政府大院1号楼。法定代表人谌贻琴，省长。委托代理人魏吉凤、黎维鑫，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18号银海大厦北楼五层。法定代表人凌峰，局长。委托代理人陶肇炜、张玲，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2号。法定代表人张瑞怀，行长。委托代理人徐彪。委托代理人黄雪倩。上诉人田震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商务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金融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行初15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田震一审诉称：2015年2月，被告贵州省商务厅批准筹建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2015年3月2日，该公司成立。2015年8月1日，被告贵州省商务厅会同被告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对该公司现场检查验收后，同意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投入运营。2016年10月25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提起公诉至重庆市第五人民法院，指控原告田震等人因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涉嫌诈骗罪。先此案已下达（2016）渝05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田震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原告作为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之一、前法定代表人，基于对各被告的信任，在公司资料全部报送至被告贵州省商务厅，经过各被告验收确认后，始令公司投入运营。现原告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虽各被告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至今已超过6个月，但原告至刑事判决下达后方知其行政行为违法，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田震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一、判决确认各被告的行政确认行为违法，并责令各被告采取补救措施；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原告田震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可以纳入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明确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田震的主要诉请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案涉四被告的现场检查验收行为违法，故本案需对被诉行政行为即检查验收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诚然，公司开业投入运营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审批行为，而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检查验收是批准其投入运营的必经程序，故被诉检查验收行为属于最终批准其投入运营行为的过程性行为，处于整个最终行政行为的预备阶段或中间环节，不具有可分割性，其尚未发展到足以影响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阶段，没有产生独立的法律效力，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不利影响。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对原告田震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裁定驳回田震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田震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上诉理由为：1.一审裁定错误认定上诉人诉求。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四被上诉人的行政确认行为违法，该行政确认行为包括现场检查验收，以及基于检查验收结果同意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简称贵州保利）投入运营等行政行为。检查验收行为是同意贵州保利投入运营的必要阶段，检查验收是过程，同意运营是结果。一审裁定将检查验收行为单独剥离出来，忽视了四被上诉人同意贵州保利公司投入运营，从而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客观事实，显然属于对上诉人诉求的错误认定。2.被诉行政行为对上诉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不利影响。四被上诉人的被诉行政行为，其结果是同意贵州保利投入运营。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的信任进行经营活动，最终却因此受到刑事追究；该行政确认行为已然对上诉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不利影响，严重侵犯了作为善意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商务厅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理由为：1.被诉行政确认行为，正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贵州省商务厅是依据贵州保利筹建组及贵州保利的申请，经贵阳市商务局初审并会同其他被上诉人共同对贵州保利现场检查验收后，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批准贵州保利投入运营。因此，贵州省商务厅作出的《关于同意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投入运营的批复》的行为，属于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程序合法。2.贵州省商务厅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与其余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具有可分割性，并且该行为未对田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不良影响，与田震的非法经营行为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首先，田震在一审中的主要诉求是请求法院确认四被告的现场检查验收行为违法，那么就需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即检查验收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公司开业投入运营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审批行为，而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检查验收是批准其投入运营的必经程序。故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认定，被诉检查验收行为属于最终批准其投入运营的过程性行为，处于整个最终行政行为的预备阶段或中间环节，不具有可分割性，其尚未发展到足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阶段，没有产生独立的法律效力，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不利影响。其次，贵州省商务厅经法定程序审查后同意贵州保利投入运营，并在《关于同意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投入运营的批复》中明确要求贵州保利严格按照现货交易规程进行交易，不得介入期货运作。贵州保利开业后因涉嫌违规经营，经重庆市第五中院审理后查明，并在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贵州保利实际上非法组织了期货交易活动。因此，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田震超出经营范围之外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与贵州省商务厅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依法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3.田震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贵州省商务厅根据贵州保利的申请，作出同意其投入运营的批复，该批复行为的相对人为贵州保利而非田震，因此，田震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4.即便田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贵州省商务厅于2015年8月11日批复同意贵州保利投入运营，田震于2019年1月30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期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首先，由于四被上诉人的现场检查行为系对贵州保利成立前的相关申请事项进行检查，相对人为贵州保利，并非上诉人，故上诉人因主体不适格对四被上诉人的检查行政行为无权提起诉讼。其次，关于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确认。上诉人一审诉请确认各被上诉人的行政确认行为违法，该行政确认行为系四被上诉人对贵州保利开展现场检查验收行为，一审以该行为系过程性行为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二审上诉虽主张行政确认行为包括现场检查验收，以及基于检查验收结果同意贵州保利投入运营等行政行为，但由于已过起诉期限，其诉请也不能进入实体审理。综上，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柏 松审判员 罗长虹审判员 柏龙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杨官录书记员亢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