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向根，男，197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2588号5幢二层B区。法定代表人：巩继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向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城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向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陈向根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明知陈向根在本案庭审前就（2019）沪0112民初27645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尚未判决，却依然引用该判决结果，故意歪曲事实。顺城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该退工证明以及陈向根提供的劳动手册复印件、个人住房公积金查询单、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可证明陈向根与顺城公司在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不具备签署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理由，该协议是一份虚假无效的协议。陈向根在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认为此协议上写的无争议仅指陈向根与顺城公司之间无争议，不涉及与任何其他公司有无争议。如协议提及其他公司，陈向根是肯定不会签署的。协议双方存在重大误解，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此协议应该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此协议表述的是顺城公司以及多家其他公司与陈向根都无争议，违法曲解了协议内容。此外，顺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陈向根与案外人浙江A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签署的劳动合同，按照顺城公司的逻辑，《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也应该是浙江A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陈向根签署。一审法院多次忽视了这个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的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顺城公司代表包括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XX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XX上海分公司）在内的多家关联公司与陈向根签订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毫无依据。顺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在签协议前就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容进行过书面声明，陈向根更未书面同意顺城公司可以作这样一个代表。3.一审法院刻意隐瞒了陈向根是残疾人的信息，掩盖了顺城公司利用言语威胁恐吓残疾人、逼迫残疾人违背自身意志被迫与不相干的无劳动关系的顺城公司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事实。陈向根作为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在受到言语威胁后会产生超过常人数倍的恐惧压力，以至于签署了没有约因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就是陈向根受到胁迫的证据之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一份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规定。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义务的转移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应当经对方当事人同意。陈向根从未同意过顺城公司将陈向根与之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非顺城公司的任何一方，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多家关联公司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可能。2.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顺城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陈向根签署该协议时的理解是，其仅与顺城公司不存在其他争议，继续保留本人追究其他公司的法律责任的权利。顺城公司在与陈向根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并没有提请陈向根注意其中的免责条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根据合同法有关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定，此条款无效。3.陈向根与XX公司在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XX公司以陈向根是残疾人为理由拒绝签署书面劳动合同，应向陈向根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顺城公司企图利用与陈向根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免除案外人XX公司的法定责任，显失公平，也排除了劳动者陈向根的权利，此协议依法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相关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五条应做不利于顺城公司的解释，即陈向根只与协议的签署方顺城公司无其他争议。（三）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定义务。顺城公司在与陈向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诱骗称，陈向根与该公司在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本来就没有劳动关系，所以肯定没有其他争议，陈向根签了此协议也不影响其与其他公司之间的争议纠纷。一审法院明知顺城公司有欺诈行为，却不作为，还随意解释该协议，致使陈向根合法权益受损。顺城公司辩称：1.陈向根与案外人XX上海分公司于2013年11月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顺城公司与XX上海分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名义上虽是两家公司，但实质上财务与行政均为一套班子，且两公司办公地址相同，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陈向根自愿与顺城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再无其他争议。现相关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陈向根已经收到了由XX公司代为支付的13万元经济补偿金。因此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有效而不可撤销的。2.陈向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权选择是否签订该协议。陈向根在已经签订了协议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声称被顺城公司欺诈、胁迫，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3.陈向根要求顺城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将此协议书转让给第三方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且不属于劳动法律法规调整范围。4.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效力在另案中已经得到仲裁、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认可，陈向根的诉请并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顺城公司不同意陈向根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陈向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无效；2.依法撤销陈向根与顺城公司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3.责令顺城公司未经陈向根许可不得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转让给第三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XX上海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及2015年7月31日分别为陈向根办理招、退工；顺城公司于2015年8月1日及2015年8月31日分别为陈向根办理招、退工；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及2018年4月30日分别为陈向根办理了招、退工；XX公司于2018年5月1日及2019年4月1日分别为陈向根办理招、退工。陈向根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顺城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1.劳动合同至2019年4月1日解除；2.甲方同意在乙方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结清以下款项（均为税前金额）：a）支付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b）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30,000元……5.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后1日内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或利益之行为，同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陈向根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银行摘要为“0001工资顺丰离职”的钱款13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受理陈向根与XX公司、第三人XX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陈向根诉请要求XX公司支付其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沪0112民初27645号民事判决。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顺城公司代表包括XX公司、XX上海分公司在内的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下属多家关联公司与陈向根签订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陈向根称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书，然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现该协议书明确“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故陈向根主张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向根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2月2日，陈向根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日出具闵劳人仲（2019）通字第20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因陈向根之请求不属该会受理范围，故决定不予受理。陈向根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陈向根与顺城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陈向根亦取得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款项。现陈向根无证据证明顺城公司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书。上述协议合法有效。综上，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的原则，陈向根诉请要求确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无效、依法撤销陈向根与顺城公司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责令顺城公司未经陈向根许可不得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转让给第三方之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向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陈向根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浙江A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8月9日更名为“XX上海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及2015年7月31日分别为陈向根办理招、退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对于陈向根就（2019）沪0112民初27645号民事判决所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的案号为（2020）沪01民终2030号。该案二审查明事实显示陈向根于2019年4月9日向XX公司员工关系负责人龚某发送的微信记录包括：“那个协议你今天再盖不好章的话，我明天就去公司正常上班了！”；照片一张，上载有陈向根手写的“劳动系统里2015年8月1日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录用需要办理退工2015年……需要办理2015年9月22日上海C有限公司录用2018年5月11日退工2018年5月21日XX有限公司录用退工2019年”之内容；“那个章肯定是集团的呀，社保都是集团交的”；“随便哪个盖个章不就可以了”；“协议我拿到后，公司退工。还要找工作的呀，拖不是办法”；“协议好了。我知道了。谢谢了！下次去公司拿那些材料时，请你吃饭！”该案二审中，就上述微信记录中所提及的协议，陈向根表示：其说的协议是其和XX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最终拿到的是在案显示甲方为顺城公司的那份协议。就《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的13万元的计算方式，陈向根陈述：其是2005年9月27日到这个公司做的，虽然之前公司抬头有变化，但是也没有人给过其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应该从2005年9月开始算，有人承认，其不管他们什么方式，反正其拿到钱就行了；该13万元是公司算的，工作年限从2005年9月27日算到2019年3月31日，按照N+1的标准来算，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按照双方协商的一个标准，与实际收入差距不大，凑了个整数13万元。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沪01民终2030号民事判决，认为XX公司、XX上海分公司、顺城公司、C公司均属于同一集团下的关联公司，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包括XX公司、XX上海分公司等在内的Z公司下属多家关联公司与陈向根之间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对陈向根有关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为受胁迫而签订、其中“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条款无效之主张不予采纳，并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一审在案证据及（2020）沪01民终203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二审中，陈向根补充提供：1.银行交易详情截图，证明陈向根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的13万元钱的付款方为XX公司；2.闽劳人仲（2019）办字第2961号仲裁裁决书，证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陈向根与XX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顺城公司对陈向根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均不属于新证据，且证据1恰好证明陈向根收到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13万元款项，证据2也对该份协议书的效力进行了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陈向根以其受胁迫签订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双方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等为由，要求确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无效、撤销《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依据已查明事实反映的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过程以及陈向根就其主张的一二审举证情况，实难证明陈向根主张，生效判决亦已确认系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Z公司下属多家关联公司与陈向根之间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故对陈向根要求确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5条无效、撤销《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陈向根要求人民法院责令顺城公司未经其许可不得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转让给第三方之上诉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难以成立。综上所述，陈向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向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