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05民初54号原告：杨富金，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练良火、万晓羽。被告：邱柏云，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林思思，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富金与被告邱柏云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杨富金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前调解未果，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富金的委托代理人练良火、被告邱柏云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伟红及林思思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富金起诉称：2016年7月，被告邱柏云拟将其持有的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元公司”)3.88%的股权(300万股)以1.6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李海江。该股权转让价格系晟元公司为引进高端人才给予的优惠，低于2014年度4.9元/股的股权交易单价。为此，晟元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若税务机关按照1.6元/股的价格计算个人所得税，则该税款全部由被告邱柏云自行承担；若税务机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对股权转让收入进行调整，以高于1.6元/股的单价计算股权转让收入所加征的个人所得税部分由全体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摊，全体股东所分摊的所得税总额不超过198万元，具体计算标准如下：(4.9元/股-1.6元/股)*300万股*20%=198万元，4.9元为2014年度的股权交易单价，1.6元为该次股权转让单价，300万股是该次交易数量，20%为纳税比例。原告杨富金当时持有晟元公司8.9717%股权，对于税务机关以高于1.6元/股的单价计算股权转让收入所加征的个人所得税部分，最多需分摊的缴税金额为177639.66元。2016年7月28日，原告杨富金按照约定向被告邱柏云支付上述拟分摊税款177639.66元。后晟元公司股东向被告邱柏云核实上述股权转让的税款缴纳情况，被告邱柏云称晟元公司全体股东所支付的拟分摊税款己用于支付以高于1.6元/股的单价计算股权转让收入所加征的个人所得税，共计400240元，并提供了税收缴款书。后经晟元公司股东向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地方税务局调查核实，发现上述400240元税款系被告邱柏云将其持有的晟元公司1.9608%的股权(100万股)转让给杭州晟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涉的个人所得税款，与案涉股权转让事宜无关；并得知税务局已于2016年9月21日对案涉股权转让应纳个人所得税进行核定，确认按照1.6元/股的价格计算股权转让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81080元。根据晟元公司各股东的约定，该税款应全部由被告邱柏云自行承担，不存在需要各股东分摊所得税款的情形。但被告邱柏云仅于2018年1月8日向原告杨富金返还125598元，还剩52041.66元虽经原告杨富金多次催告，被告邱柏云仍未返还。被告邱柏云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杨富金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杨富金特提起诉讼，诉请：一、判令被告邱柏云向原告杨富金返还不当得利52041.6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7113.95元(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4.35%/年)计算，自2016年9月22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3日，实际应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邱柏云承担。被告邱柏云答辩称：一、本案法律关系及案由不是不当得利，双方是基于邮件及口头承诺达成的合同关系。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方面，包括：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本案中，各股东一开始是基于各方对于《承诺书》中代股权受让人李海江支付转让股权所产生的税费而同意按比例筹款，后来在结算所有费用后于2017年8月、2018年1月两次进行结算。因此无论是基于承诺书，还是基于结算，都应该是合同关系，不构成“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其次，答辩人未有获益，受益人是李海江及晟元公司。2016年9月，根据当时的股东会记录可以看出，除了答辩人将300万股股权转让给李海江(作价1.6元/股)外，还有浙江富国金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197.88万股股权转让给徐庆良，作价5.72元/股。因此原告杨富金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聘请李海江时，知道当时的股权正常市场价格是5.72元/股，但答辩人却基于公司利益才以远低于市价的1.6元每股将300万股股权转让给李海江，是晟元公司为引进高端人才给予李海江的福利，而不是为了答辩人的个人利益，答辩人在此次交易中不仅未获益，其利益还大大受损。另根据晟元公司与受让人李海江的聘请协议及答辩人与李海江的《股权预约转让协议》均约定了对于本次300万股股权转让所有费用最终承担主体。原告杨富金作为原股东及本次股权转让所有费用的筹集者之一(8位股东共同筹集)，其对于所有费用最终应由李海江承担是明知的，对于本次转让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几位股东代李海江垫付也是明知的。因此，李海江以极低的价格从答辩人手里受让了300万股股权，为的是企业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损害的是答辩人个人的股权利润1236万元(3000000*(4.9-1.6))。因此，从主观上看，答辩人可以为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舍弃1236万元的款项，却要隐瞒真相拿被答辩人50000多元钱?这显然非常不合常理。再者，原告杨富金未有受损。答辩人将自有股权转让给李海江，为的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而非答辩人个人利益，如果李海江真是一个对公司有贡献的人才，受益的是公司和全体股东(包括原告)及李海江。且在2017年、2018年两次结算时，在结算之前的多次非正式会议上，原告杨富金均对总的税费(包括税和各种费用)支出知情，因此，原告杨富金根本未有损失。最后，在答辩人未获益、原告杨富金未受损的情况下，两者当然无任何因果关系，且答辩人款项的获得和支出是基于各方的合意，是一种合同关系，因此原告杨富金基于不当得利来起诉答辩人，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二、原告杨富金称答辩人将其他股权转让所缴纳的税费400240元充抵其转让给李海江的股权加征个人所得税与事实不符。根据答辩人去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2017年2月股东会记录及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资料显示，原告杨富金作为参会股东，是明确知道答辩人将100万股股权转让给杭州晟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个税是400240元，该数字和原告杨富金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缴税发票数字完全一致、缴款日期与证据材料完全一致。对于所有股东众所周知的事实，答辩人是有多不明智才会将这张票据进行冒充?另外，原告杨富金的股权受让于答辩人或其他人，他作为股权受让人、个税扣缴义务人，也明知在股权转让时个税计算和扣缴是一次性的，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加征一说呢?当然从这个证据反倒可以证明答辩人是有向原告杨富金说明缴税的金额的，而后期的两次结算是包括了其他费用，各股东表示同意的事实。三、全体股东代李海江垫付的款项金额已经和各股东结算，各方就款项的承担重新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2016年9月，经答辩人及其他人员的不懈努力，最终股权转让的税费按每股1.6元计息，其中的努力和工作、费用是所有股东都知情的。各方在2017年8月、2018年1月进行了两次结算，包括个人所得税481080元、印花税24001元、受让方印花税2400元、处理股权事务相关人员的奖金15万元及其他开支10万元多，各方同意以80万元总价计算，由其中几个筹资股东共同承担。因此各方是没有按照承诺书约定的计算方式来分担。出于照顾其他股东，答辩人决定由原告杨富金、湖州河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珠香等人承担小部分费用223250.78元，其余全由答辩人代为承担。所以基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基于各股东自愿对所有费用的承担，也是基于答辩人对公司和股东的贡献，在2017年7月、2018年1月予以了全部结算。况且公司所有事情一开始就由所有股东共同决定的，所有支出都是透明的、经过大家同意的，至后期公司完全被原告等人控制，根本不存在原告杨富金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四、对于已分担的款项，从不存在原告杨富金诉状中所称的催讨，2018年1月答辩人转账至原告杨富金账号的125598元也不是其多次催讨后支付的，而是在各方结算后，由答辩人主动转账的。从答辩人提供的已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两次结算都是答辩人主动提出的。其实本案诉讼之所以产生根本目的不是因为对这么小标的的费用之争，而是公司内部股东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后，在公司IPO进程受阻后，几位股东违反诚信原则，故意分散成众多案件，分别在拱墅法院、滨江法院、常州天宁法院、杭州仲裁委等地方对答辩人提起恶意诉讼，造成答辩人名誉受损、财产损失。五、答辩人无需支付自2016年9月22日起的利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结算后，于2018年1月将多余的款项进行了返还，自2016年7月起至今，各方均未对应退还款项约定利息支付标准。且本案亦不是不当得利，不应进行利息计算。在答辩人根据实际支出和结算将款项返还后，答辩人不应再承担任何利息支付。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杨富金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2016年5月7日，被告邱柏云（转让方、甲方）与李海江（受让方、乙方）签订《股份预约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公司300万股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8824%)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双方同意于2016年9月30日前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乙方同意按照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份。股份转让全部费用（包括手续费、双方应缴纳的税费等），由乙方承担。同日，晟元公司（甲方）与李海江签订《聘请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有意聘请乙方担任总裁职务，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因准备、订立及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如有）、工商注册费用等由当事人依法各自承担，其中本协议中约定的股份转让产生的双方税费均由取得股份一方承担。2016年7月19日，晟元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被告邱柏云向李海江转让300万股股份所产生的所得税中税务机关以高于1.6元/股计算股份转让收入的个人所得税部分由全体股东按照各自股权比例分摊。全体股东需分摊的总金额为：（4.9元/股-1.6元/股）×300万股×20%=198万元。原告杨富金按其股权比例应分担税费为177639.66元。2016年7月28日，原告杨富金向被告邱柏云转账177639.66元。2016年9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地方税务局出具《股权转让评估认定表》一份，确认被告邱柏云转让给李海江300万股股权应纳个人所得税481080元，该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为1.6元/股。2018年1月8日，被告邱柏云向原告杨富金退还款项125598元。上述事实依据《承诺书》、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股权转让评估认定表》、《股权预约转让协议》、《聘请协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当时各股东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被告邱柏云转让给李海江300万股中对于股权转让价格超过1.6元/股部分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按各股东持有晟元公司的股权比例分摊税费，对于股权转让价格未超过1.6元/股部分计算的个人所得税不分摊税费。被告邱柏云抗辩称各股东就案涉股权转让的税费承担及其他费用的承担问题已经达成新的口头协议，约定不再按《承诺书》的计算方式来分担费用，对于该主张被告邱柏云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邱柏云转让给李海江300万股股权应纳个人所得税金额为481080元，该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为1.6元/股，根据《承诺书》约定原告杨富金不需要分摊税费，被告邱柏云应返还原告杨富金剩余款项52041.66元（已收取177639.66元-已返还125598元）。关于原告杨富金要求被告邱柏云支付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的主张，因合同各方主体未就款项返还时间及逾期利率进行约定，本院将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调整为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22日。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标准已取消，故自2019年11月22日起的利息损失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柏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富金52041.6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52041.6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1月22日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二、驳回原告杨富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元，由原告杨富金负担154元，由被告邱柏云负担1126元。原告杨富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邱柏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吉红人民陪审员  俞 阳人民陪审员  杨荣发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郭清华代书 记员  祝晓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