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0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君，男，197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江，北京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旭东，男，196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北京龙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晓宁，北京龙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邱亚彬，女，197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上诉人李正君因与被上诉人郭旭东、原审被告邱亚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7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正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郭旭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未追加相关人员到庭。1.一审未追加李永新、王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2.李正君与郭旭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协议书》及汇款单上的签字是一审期间出庭的证人戈某胁迫所致，戈某多次威胁，并将李正君车辆进行扣押，在多种不正当手段的胁迫下，李正君才签字。3.本案的争议来源是戈某利用山西大同一家公司购买王某联系的盘锦华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公司）所持有的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在上述双方产生争议后才引发的虚假诉讼。郭旭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借款协议书》真实有效，郭旭东与李正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庭审中，李正君承认收到128万元汇款，并认可在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和《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字系其所为。且李正君已经偿还了64万元借款，尚有64万元未偿还。证人戈某的证人证言亦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郭旭东对于双方达成借款协议的过程、细节，签订时间、地点等均提供了相应书证和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自己的主张。李正君以自己受到威胁才签订合同的主张无证据支持。3.证人王某是否到庭，是李正君的举证范畴，因证人不出庭而导致李正君举证不能，应当由李正君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而且王某、李永新均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李正君一审中认可王某的身份是证人，在二审中又主张王某的身份是第三人，其观点自相矛盾，不应得到支持。4.李正君所述双方当事人以及案外人戈某、李永新、王某等人及山西大同公司、盘锦公司之间的事实，均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任何关系。邱亚彬述称，同意李正君的上诉意见。郭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正君、邱亚彬立即偿还借款64万元；2.李正君、邱亚彬承担自2019年4月14日开始以64万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直至还清时止；3.李正君、邱亚彬承担律师费3万元；4.李正君、邱亚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1日，郭旭东分两次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尾号后四位为00**）转账给案外人李永新农村信用社账号（尾号后四位为97**）78万元和50万元，共计128万元。庭审中，郭旭东出具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该电子回单记载郭旭东于2019年4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给李永新128万元款项，还记载有“本人认可”“李正君”等文字。经询，李正君认可上述文字系本人书写。2019年4月13日或14日（诉争双方说法不一），在昌平区医院，案外人戈某在场的情况下，案外人兰英将郭旭东已签字、捺印的《借款协议书》交给李正君，李正君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捺印。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出借人郭旭东，借款人李正君。2019年4月11日借款人从出借人处借款人民币128万元，由于借款人当天没有带银行卡，所以借款人主动提出让出借人将此款直接汇到李永新的银行卡上，于是出借人从自己的建行卡卡号00**（注：尾号后四位）汇给李永新农村信用社卡号97**（注：尾号后四位）汇入两笔共计128万元整，此笔款项按借款人真实意愿汇入李永新账户，有转账汇款电子回单银行流水为依据，借款人已经确认收到了此款并在转账回单上予以签字确认收款事实。借款人承诺三天之内偿还此款，如果承诺日期届满不能及时还款，借款人同意自2019年4月14日起按月利息2分的标准支付给出借人直至本息全部付清时止。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时给付，借款人愿意用自己的房产（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区*号楼*单元***室）及母亲的车辆（×××）抵偿给出借人。如果借款人不能履行本协议，同意将此纠纷交由本协议的签订地，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而且借款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郭旭东、李正君分别在合同文本上出借人处、借款人处签字、捺印；戈某、王忠民在见证人处签字、捺印。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一审庭审中，戈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明：戈某与李正君是多年朋友。2019年4月11日，李正君打电话说要借钱，只借款三天，戈某告知自己没钱，但可以和别人借。戈某当时与郭旭东、兰英等在一起，就和郭旭东说明情况，郭旭东说“冲”其面子可以把钱借给李正君，但需要有个“约束的东西”，所以写了一个借款协议书。李正君打电话告诉戈某接收款项的银行卡号（注：李永新后四位97**的银行卡号），戈某把该银行卡号给了兰英，兰英又转给了郭旭东，郭旭东于当日打款至李正君指定的账号，转款时戈某不在场。2019年4月13日，戈某在昌平区医院住院，由于李正君未还钱，兰英将已打印好的、郭旭东已签字、捺印的《借款协议书》及上述银行电子回单交给李正君。李正君称，2019年4月14日，其是在受威胁情况下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其不认识郭旭东和李永新，其没有看协议书内容就签字了。李正君还称，其与案外人戈某、王某合伙做生意，戈某是我的“上家”，王某是我的“下家”，我是中间人，王某“下家”是一个盘锦公司，戈某直接把钱打到盘锦公司，但盘锦公司没有供货。2019年4月12日，案外人王某、李桂兰（王某之母）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给郭旭东银行卡号后四位48**账号14万元、14万元，共计28万元。同年4月14日，王某通过银行转账给郭旭东银行卡号后四位4872账号36万元。庭审中，郭旭东认可上述64万元款项是李正君偿还的部分借款。李正君称，因该盘锦公司没有供货，也没有还款，戈某催其还款，其就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并让王某打到戈某提供的郭旭东上述账号中。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李永新2019年4月11日接收郭旭东128万元款项的银行账号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为：李永新接收128万元款项后，转给了与诉争双方及戈某无关的案外人。李正君称，李永新将收到的款项转给了一个大同公司，这个大同公司信息是戈某提供给李正君的，转账记录中李永新、郭旭东与大同公司均有联系。经核查，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银行流水中除涉案款项外，无李永新与郭旭东、戈某资金往来。一审庭审中，李正君、邱亚彬提交了其与微信名****的微信聊天记录纸质截图，以证明涉案128万元款项，已由大同公司和盘锦公司之间转账，该款实际使用人为大同公司。二人还提交了两张纸质截图，证明该截图是戈某发给李正君的，是大同公司转给盘锦公司的转账记录。但二人未提交上述电子数据的载体，其提交的纸质证据中文字模糊，无法辨认，且郭旭东不予认可。另查，李正君与邱亚彬系夫妻关系。一审庭审中，郭旭东提供了一份戈某与邱亚彬间的通话录音证据，以此证明邱亚彬对此笔借款知情、认可。邱亚彬对此不予认可。再查，2019年6月11日，郭旭东与北京龙旺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其委托该事务所张利民律师作为本案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并向该事务所交纳代理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郭旭东提交了2019年4月11日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及在转账日之后补签的《借款协议书》，李正君承认在该电子回单及《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字、捺印确系其所为，但其称是在受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观点不予采信。根据郭旭东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完成了其举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庭审中，诉争双方均称不认识李永新。通过核查一审法院调取的李永新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中除涉案款项外，不存在李永新与郭旭东或戈某的资金往来，进而无法证明郭旭东、戈某与李永新相识的事实。李正君辩称，其不认识李永新，亦没有收到和实际使用涉案款项，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事实上，即便李正君不认识李永新，未收到及实际使用涉案款项，亦不能完全排除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其观点不予采信。庭审中，李正君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纸质截图等证据，以此证明其与案外人戈某、王某存在合伙做生意，戈某直接把涉案款项打到盘锦公司，其与郭旭东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经审查，李正君虽提交了上述纸质截图等证据，但其未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的载体，部分纸质证据中的文字模糊，无法辨认，且郭旭东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另需说明的是，即便李正君与戈某存在合伙做生意关系，亦应由二人自行处理，而与郭旭东及涉案款项无关。为此，对李正君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旭东与李正君的借款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郭旭东现要求李正君偿还借款64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郭旭东主张邱亚彬共同偿还借款64万元及利息，但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的内容并未涉及具体款项性质及具体数额，且邱亚彬是对案外人戈某所做的承诺，与郭旭东无关。另郭旭东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李正君所负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为此，一审法院对郭旭东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问题，因郭旭东与李正君在《借款协议书》中有明确约定，为此，郭旭东要求李正君承担律师费3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郭旭东要求邱亚彬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正君、邱亚彬辩论观点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判决：1.李正君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郭旭东借款本金64万元；2.李正君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郭旭东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64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李正君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郭旭东律师费3万元；4.驳回郭旭东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正君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9年9月16日李正君与王某的电话录音，证明案涉128万元不是借款，款项的性质是戈某买卖增值税发票的款项，王某向郭旭东的转款并非偿还本案的借款。证据2.盘锦公司的开户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明戈某通过王某购买增值税发票的公司名称，该公司实际收取了128万元。证据3.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京信[2019]司鉴字第****号），鉴定内容为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李世君与戈某之间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28万元是戈某通过山西大同公司向盘锦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款项。经庭审质证，郭旭东对证据1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其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李正君未提供原件，且不能证明李正君的举证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鉴定报告中所体现的通话记录无法体现李正君与戈某之间通话的具体内容，微信也没有明确能够体现出案涉款项系用于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内容，均与郭旭东无关。邱亚彬对李正君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郭旭东、邱亚彬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李正君提交的上述证据旨在证明案涉款项性质、款项用途及款项实际使用人情况，因均未体现与郭旭东存在关联，故本院对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李正君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忻州原平市公安局调取李永新的户籍信息，用于通知李永新出庭，以便查明案件事实。庭审中，李正君申请追加李永新、王某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诉讼中，李正君称案涉款项发生时，其知道款项的用途和去向。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旭东依据《借款协议书》及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李正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李正君对签订《借款协议书》以及在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上签字、捺印不持异议，但主张系受胁迫下而为之，且其并未收到借款，案涉款项系用于案外人戈某向王某购买增值税发票，故其与郭旭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正君虽主张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在《借款协议书》和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上签字、捺印，但未能提举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认定《借款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双方均认可《借款协议书》系于款项支付后补签，该协议书中载明款项按照李正君意愿汇入李永新账户，李正君确认收款事实，现李正君以未实际收到借款否认与郭旭东存在借款关系，与事实不符。再次，二审诉讼中，李正君称案涉款项发生时，其知道款项的用途和去向，故即便李正君并未实际使用借款，但其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即表明其同意承担案涉款项的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正君与郭旭东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李正君二审中申请本院向忻州原平市公安局调取李永新的户籍信息，并主张追加李永新、王某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李正君该主张旨在说明其未实际收到并使用案涉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如本院上述论述，李正君在明知款项用途及去向的情况下签订《借款协议书》确认收到借款并同意偿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李正君上述申请均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正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李正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