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奚某1，女，195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8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奚某2，男，194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北京市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珊珊，北京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奚某1、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奚某2、张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2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奚某1、张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33号院（以下简称33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奚某1，安置房应由奚某1及其家庭成员分得。二、2013年1月的《协议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奚某2已有一处宅基地，不能拥有两处，更不能因违法行为攫取非法利益；奚某2已经享受到了其他拆迁安置利益，一审认定诉争安置房有其绝大部分利益，不仅侵犯了上诉人及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还侵害了国家、政府及社会公共利益；奚某22013年1月1日所写《承诺书》证明33号院拆迁安置利益与奚某2无关。三、2013年1月的《协议书》不能作为拆迁安置房屋的分割依据。四、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观点有误，《协议书》明显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形。奚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本案是分家析产案件，基于有协议的情况，一审法院围绕协议是否有效及协议内容来分配拆迁利益是正确的。协议是在拆迁之前对拆迁利益的分配。协议不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双方仅仅是对不动产进行分配，所以上诉人以行政性规定来确定协议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张某2辩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法院撤销原判。事实与理由：一、诉争的拆迁安置房是按照宅基地面积置换取得，是涉案院落宅基地的拆迁安置利益。二、涉案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是奚某1、张某1和张某2，拆迁安置房应归三人共同共有，与奚某2无关。三、奚某2与奚某1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恶意损害国家利益，非法获得拆迁利益，应属无效。四、一审判决利益严重失衡，有失公允，结果错误。奚某1、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判令1401号、1501号、1601号房屋及1号楼2单元1004号、6号楼2单元1804号房屋归奚某1、张某1所有，待上述房屋可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由奚某2、张某2协助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2.奚某2、张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奚某1系张某1的母亲，奚某2系奚某1的亲哥哥。2013年，因科技园建设发展需要，我们所有的33号院涉及腾退拆迁。我们与奚某2均被列为被腾退人。因我们并不在村中居住，且奚某1宅基地上的房屋为奚某2建设，故奚某2要求我们将所有的拆迁事宜委托给其办理。期间，奚某2告知我们，2013年1月6日，奚某2与奚某1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我们享受一套楼房并支付一定补偿款。2019年1月5日，在奚某2通知我们需一同办理回迁房入住手续的过程中，才得知我们位于33号院共获得了五套定向安置房，即我们诉求中主张的五套楼房。奚某2采取欺骗手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与我们签订了相关分配协议，该协议理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拆迁政策，奚某1所有的33号院拆迁涉及的安置房等利益均应由我们所有，故我们提起诉讼。奚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奚某1、张某1诉讼请求。在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在西小口33号院拆迁之前，双方就拆迁款项和腾退安置房屋等事项已经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故奚某1、张某1要求分家析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本案基于的协议是有效的，符合法律规定，没有出现合同法第52条出现的情形，且协议履行完毕，故奚某1、张某1认为协议无效无任何法律依据；第二，本案实际是合同纠纷，超过了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根据我提供的证据，不论2013年还是2015年，奚某1、张某1都知道回迁房屋的信息，故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奚某1、张某1是恶意诉讼，从调取安置材料中可以看出，从腾退补偿存折，及申请等材料都明确了对方知情腾退安置款项及房屋情况，只是随着房屋下来后，房屋价值的升高而提起诉讼。奚某1、张某1称按照其宅基地进行补偿，因为根据宣传手册第五条，宅基地使用面积远远超过120平方米，是村委会认定的面积，故不可能按照奚某1、张某1陈述安置房屋面积。我不同意奚某1、张某1的诉讼请求。张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诉争的五套拆迁安置房屋，应由奚某1、张某1和我共同共有。第一，涉案宅基地是奚某1、张某1以户为单位申请，属于和我的共有财产，拆迁安置房屋应当是家庭共有财产，故我作为家庭一员，依法享有拆迁安置所有权；第二，奚某1与奚某2于2013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未经我同意，且恶意将我的权利排除在外，系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故属于无效，拆迁所涉财产应重新进行分配；第三，奚某2仅基于对腾退房屋出资新建行为取得重置成新价，但不能取得按照宅基地置换的安置房，故基于该宅基地安置的五套房屋属于拆迁补偿利益，属于我的家庭共同财产，奚某2无权取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奚某2与奚某1是兄妹关系，张某2系奚某1之夫，二人婚后育有一子张某1，奚某4系奚某2之子。1996年，奚某1经村宅基地120平方米，该宅基地由奚某2使用并建设房屋。诉讼中，经奚某1、张某1申请，法院出具《协助调查函》向村民委员会调取33号腾退档案。依据档案内材料，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13年因科技园发展建设，需要腾33号院的房屋建筑及附属物。2013年1月2日，村民委员会出具《村西小口、后屯土地腾退改造项目宅基地面积确认单》，记载“产权人：奚某1，地址：33号，原有宅基地面积421.8平方米”。2013年1月6日，奚某1（房屋名义所有人、甲方）与奚某2（房屋实际所有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由于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乙方已有宅基地不具备再次申请宅基地的资格，乙方经甲方同意，以甲方名义申请宅基地建房，该房位于海淀区乡大队西小口村33号，面积120平方米，房屋建成时间为1997年6月，建成后一直由乙方居住至今。2.该宅基地批示人为甲方，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所有人为乙方，在建房时所有建房支出为乙方出资。3.该房屋如遇国家拆迁，所有现金及房屋补偿归乙方所有，为补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乙方自愿补偿给甲方一套开发商分配的两居室（90.24平方米）。4.根据拆迁时开发商所承诺的条件，在拆迁补偿房屋交付之前，开发商补偿的一套两居室租金（4500元×2年×12月=10800元）归甲方所有。5.如产生房屋拆迁院落奖励（一户38万，两户76万），归甲方所有，如没有，此项不成立。6.支持工程奖每平米1500元甲乙双方各一半，装修补助费各一半，其余所有补偿及收入归乙方所有。8.本协议在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及指纹后生效”。《协议书》甲方由奚某1签字并按捺指印，乙方由奚某2签字并按捺指印，见证人由奚某5、某6签字捺印，甲方家人由张某1、张某2签字捺印。2013年1月11日，奚某1（委托人）与奚某4（受托人）签订《授权委托书》，记载，“我与受托人是姑侄关系，受托人是我的侄子。我现委托受托人在村西小口、后屯土地腾退改造项目腾退过程中，作为我的委托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33号院一切腾退事宜”。同日，张某1（委托人）就相同的代理事宜与奚某4（受托人）签订了《授权委托书》。2013年1月12日，奚某4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农工商总公司（腾退人、甲方）签订了《北京市宅基地房屋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腾退补偿协议书》），被腾退人（乙方）为奚某1、奚某2、张某1。《腾退补偿协议书》就33号的房屋建筑及附属物腾退事宜约定：“二、乙方在腾退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326.86平方米，占地面积420.66平方米；经认定的居住人口5人，分别是户主奚某1（户口在34号院2号）；户主张某2、之子张某1（户口在34号院2号）；户主奚某2（户口在海淀区57号）。三、乙方置换房如下：1号楼2单元1004号二居室，8号楼3单元1401号、1501号、1601号二居室，6号楼2单元1804号三居室共计五套，总建筑面积479.99平方米；七、……腾退补偿、补助款合计2526225.40元……十、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乙方应将原宅基地证明、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原件交予甲方，由甲方移交房地权属管理部门”。同日，奚某4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了《安置房认购单》、《镇村土地腾退改造项目有效占地、房屋建筑面积认定表》、《做存折申请》、《承诺书》。《做存折申请》记载：“海淀区33号，被腾退人分别为奚某1、奚某2、张某1，我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现申请将协议中的补偿款100万做于奚某1名下，其余所有补偿款做于奚某2名下。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自行解决，与其他任何部门无关。”《承诺书》记载，“33号，占地面积420.66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26.86平方米，被腾退人分别为：奚某1、奚某2、张某1，现房屋被腾退人及所有居住人达成一致意见：1、北房为奚某1所有。2、南房为张某1所有。2、其余房屋为奚某2所有。3、由房屋被腾退人奚某1、奚某2、张某1与腾退部门签订腾退安置补偿协议”。2013年1月14日，拆迁公司与被腾退人签订《镇村土地腾退改造项目交房、拆房交接单》（以下简称《交接单》），《交接单》上签字人为“奚某2”、“奚某4（代）”，拆除公司骑缝章处签字人为“王印”。2013年2月4日，奚某2、奚某1在《腾退补偿款存折、腾退安置补偿协议领取签收单》上签字，确认客户基础信息、发放存折信息、发放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信息（奚某2、奚某1为同一份协议）。2015年1月14日，奚某2、奚某1在《做存折申请》上签字，申请协议书中所有被腾退人所有房屋的周转费从第三年开始分别做于奚某2、奚某1名下，1.开户为奚某2，每季度存折金额为57000元（注：叁居室壹套、贰居室叁套）；2.开户人为奚某1，每季度存折金额为13500元（注：贰居室壹套）。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奚某1、张某1主张33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奚某1一家，回迁安置房面积均由宅基地面积置换、而不是房屋面积置换，安置房权益均属于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奚某1、张某1所有，提供《乡审核批准社员建房施工许可证》（以下简称《建房许可证》）、《村西小口、后屯土地腾退改造项目宣传手册》。奚某2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拆迁补偿不是依据原宅基地批示的面积，是包括自建房和原宅基地面积，宅基地是420平方米，但奚某1建房申请只有120平方米，多出来的面积是奚某2在原有房屋上扩建的。张某2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认为五套安置房属于安置利益，张某2有权要求取得所有权。法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因奚某2系宅基地上房屋的建造者、使用人，奚某2实际建房面积与《建房许可证》中批地面积差异较大，仅依据原有批地面积确认全部拆迁利益归属明显不当。故法院对于奚某1、张某1、张某2的意见不予采信。2.关于《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奚某1、张某1主张因自己未参与《腾退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所以与奚某2签订《协议书》时，并不知晓腾退补偿的具体内容，直到2019年办理回迁房交房手续时才知道腾退补偿了五套房，并提供《协议书》、《回迁房安置交房协议书》、手机照片、《腾退补偿协议书》。张某2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签订协议时自己不知情，是奚某2的儿子让自己在见证人处签字，自己签字只是见证行为，签字的时候各方都不在场，且协议书主体是原告和奚某2，该协议已经侵害自己权利，应当属于无效。张某2对于其他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奚某2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在拆迁前，奚某1、张某1就明知拆迁所得房屋数量，在《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对于诉争院落拆迁利益的归属已经进行了确认，自己已将约定好的补偿款和一套两居室交付给了奚某1、张某1。奚某1、张某1认可房屋分配，若不认可，奚某1、张某1就不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且在领取拆迁安置周转费的时候，存单申请上写明了分别所得房屋及租金情况，自己交了安置房屋的物业费和取暖费，是合法使用人。奚某2就上述意见提交了《协议书》《腾房补偿协议书》、银行存折、《关于协助调查的复函》、《委托书》、奚某3、王某、奚某8、某、奚某7、宗某证人证言、《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收据、腾退补偿款存折、腾退安置补偿协议领取签收单、做存折申请、宅基地面积确认单、调查表、面积认定表、安置房认购单。奚某1、张某1及张某2对于物业管理费收据、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自己虽然收到了与奚某2约定的安置补偿款及一套两居室，但结合《腾退补偿协议书》可以证明腾退补偿由奚某2主导，采取委托授权的方式就是刻意隐瞒事实，全部申请人都是奚某4代签，可以证明奚某2隐瞒楼房的实际套数，且证人证言受到被告和律师的诱导，受到干扰，带有明显倾向性；并提供奚某1与奚某7录音，奚某2亦持有异议，录音中并未证明律师具有诱导或指导奚某7的行为。对于上述争议，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腾退安置补偿政策予以综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个人共有，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本案中，33号院系奚某1申请取得宅基地，后经奚某2建设并居住，由此产生的腾退补偿利益应由奚某2、张某1、张某2、奚某1共同共有。现奚某1基于不动产产权提供相关主张，因不适用诉讼时效，故法院对于奚某2提供的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不予采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奚某1、张某1主张奚某2取得的腾退补偿所得四套房屋归其所有，并认为双方就腾退补偿利益签订《协议书》系受欺诈、应为无效。经法院审理，奚某2、张某2、张某1并不否认在协议上签字，且证人奚某3（曾用名某6）作为《协议书》见证人，证人王某作为腾退安置时村民代表对协议签订情况予以作证，证人对于腾退安置过程较为了解，且与双方无利害关系，奚某2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故上述证人证言对于腾退安置及奚某2与奚某1协议签订过程的叙述的可采信程度较高，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张某2、张某1作为奚某1家人，对《协议书》的内容应当明确知晓，现张某2称协议签字并未经过其同意，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协议书》中写明了原宅基地批示人以及房屋建设情况、以及给予奚某1的补偿内容，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与形式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协议中约定，该房屋如遇国家拆迁，所有现金及房屋补偿归奚某2所有，为补偿奚某1因此造成的损失，奚某2自愿补偿给奚某1一套开发商分配的两居室。协议签订后，奚某2履行了协议，奚某1取得两居室住房一套以及相应补偿款，奚某1在腾退补偿款存折、腾退安置补偿协议领取签收单、做存折申请等文件中签字，取得上述利益，上述文件亦同时证明其知晓并认可腾退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以及奚某2取得其他安置房屋、补偿款的事实。现奚某1称协议系受欺诈，因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与奚某2签订《协议书》时奚某2隐瞒了真实情况，故法院不予采信。现奚某1、张某1要求取得全部安置补偿房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奚某1、张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奚某1与奚某22013年1月6日所签《协议书》效力问题。根据在案证据，2013年1月6日奚某1与奚某2所签订《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张某2、张某1对《协议书》的内容明确知晓并签字捺印，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33号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奚某1，《协议书》应该认为是奚某1、张某1对自己宅基地的使用利益以及未来涉及的拆迁等财产利益的合理分配，故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是确立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经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该协议，33号院房屋如遇国家拆迁，所有现金及房屋补偿归奚某2所有，为补偿奚某1因此造成的损失，奚某2自愿补偿给奚某1一套开发商分配的两居室。协议签订后，奚某2履行了协议，奚某1取得两居室住房一套以及相应补偿款。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书》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奚某1、张某1主张该《协议书》明显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奚某1、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奚某1、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赵 松书 记 员 柳惠仪书 记 员 李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