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1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振明，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羽，北京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珍，女，196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娜，北京格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商海利能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号C座三层。法定代表人：史振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羽，北京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振明因与被上诉人王珍、原审被告北京商海利能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海利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3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振明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史振明对商海利能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史振明应负连带责任，存在明显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史振明通过微信回复：“这两天就能有还款时间定好，您少等我一下”是史振明个人明确表示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严重不符。史振明在一审阶段已举证证明，其后出具《还款协议》的主体是商海利能公司，作出还款承诺是商海利能的公司行为，史振明并无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2.一审阶段史振明针对庭审及王珍的证据发表了代理意见，已明确表示《借款协议》的担保条款因存在瑕疵并未成立。（1）《借款协议》中史振明并未在担保人处签字，其在乙方（王珍）处签字，所以从《借款协议》不能认定史振明是以个人身份签字，反而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2）王珍并未签字。由此可见，《借款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存在重大瑕疵，担保关系从未成立。退一步讲，《借款协议》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借款期限为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10日，《借款协议》中并为约定担保期间。在此之后，王珍并未与史振明及商海利能公司签署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协议。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按照6个月计算，由此可见，至王珍2019年7月9日主张债权之日，史振明的担保期间已过，不应再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史振明尾号9181的“个人卡”对王珍的还款实际为商海利能公司的企业财务室还款的行为，还款的操作人员亦为商海利能公司的财务人员，这个还款过程是商海利能公司的行为，与史振明无关。二、一审法院存在超出诉讼请求判决的情形。王珍的诉讼请求中未明确请求史振明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存在超判情形。综上所述，担保关系从开始并未实际确立，其后王珍从未明确向史振明个人主张其行使担保责任，乃至王珍的起诉书中也并未明确提出“承担责任”的字样，基于以上事实，一审判决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珍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法有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对史振明的无理诉求予以驳回。二、史振明从未向王珍明确表示其通过微信回复的内容“这两天就能有还款时间定好，您少等我一下”是史振明代表商海利能公司的公司行为。史振明所谓的《还款协议》是在一审开庭之后，双方拟庭外和解沟通过程中史振明出具的，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第一，史振明使用的微信是其个人微信，而非企业注册微信；第二，史振明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商海利能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公司与被限制高消费企业，王珍怎么可能会相信或者接受公司出具的《还款协议》，王珍和史振明通过微信沟通就是在主张要求史振明履行还款义务。第三，史振明出具的《还款协议》是在一审开庭之后发生的，史振明想与王珍达成庭外和解，但该还款协议的内容不真诚，史振明明显想通过另行签订《还款协议》来逃避担保责任，因此双方未能达成庭外和解，庭外和解的沟通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三、《借款协议》中史振明在乙方处签字，只是其签错了位置，史振明主张签错位置说明其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纯属无稽之谈，更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未成立。首先，史振明在《借款协议》上的签字系其本人亲笔签名，真实性无疑，而且在一审中史振明并未否认签字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其次，《借款协议》的借款人有公司盖章，不需要史振明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最重要的是，2016年10月11日的借款协议是原借款协议的续签，此前签订的借款协议，史振明作为担保人都签了字，且协议中对史振明的担保责任明确表达为“以其个人名下全部财产作为此笔借款的担保”，还有其个人身份证号码。因此，史振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的意思表示是完全明了知晓的。至于王珍没有在乙方处签字，是王珍手中的这份协议没有签字，但是史振明和商海利能公司持有的协议上，有王珍的签字，且王珍本人已经履行了借款协议约定的出借义务，该协议合法有效。因此，担保关系也合法有效。四、史振明从2017年1月10日到2018年10月24日，每季度向王珍转账37500元，已经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是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保证期间经过后，史振明自愿还款构成债务承担，且王珍一直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的原因，也是因为史振明一直在承担保证责任。五、从王珍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显示的打款人账户就是“史振明”，没有“企业财务室”的任何信息，王珍对于史振明用于还款的账户到底是不是“企业财务室”无从得知，也没有办法判断。史振明提交的银行流水银行卡号“×××”、账户账号“×××”与王珍提交的史振明用于还款的银行卡账号“×××”不一样，故史振明提交的企业财务室账户与本案无关。同时，史振明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企业财务室”几个字需要账户持有人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后才能看到，王珍怎么可能会有史振明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因此史振明主张用于还款的卡的性质是“企业财务室”也不能免除史振明的还款义务。六、王珍在起诉书中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125000元。”，并列史振明为被告，要求史振明还款的理由就是其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不存在超判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史振明的上诉请求除与自己原来的说法相互矛盾外，也没有新的证据予以证明，纯属为了拖延给付金钱的义务。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王珍的合法权益。商海利能公司述称：认可借款事实，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王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共同偿还王珍借款本金100万元；2.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向王珍支付利息（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王珍向商海利能公司转账100万元。2016年10月11日，商海利能公司（甲方）与王珍（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续），载明：甲方因公司需用资金向王珍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年利率15%，按月付息，入账日期2015年4月7日，借款期限自2016月10月11日起至2017年1月10日止，史振明愿以个人名下全部财产做此笔借款的担保。一审庭审中，王珍称其与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签有多份借款协议，均是商海利能公司借款，史振明作保证人，借款协议到期后再进行多次续签。涉案借款系在2013年4月7日通过转账交付，后双方在2015年1月11日、7月6日、2016年1月6日、7月7日及10月11日进行了续签。史振明在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24日间，按季度向王珍支付利息37500元。2019年8月9日，王珍通过微信向史振明催促还款，史振明答复“这两天就能有还款时间定好，您少等我一下”，以此说明王珍曾向史振明主张权利。为支持其主张，王珍提供了多份借款协议、个人账户对账单、2019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强调史振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王珍催款进行回复，其还款亦为职务行为。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提交了证人王某的证言、工作证明、劳动合同，史振明（尾号9181）银行卡流水和企业财务室网上信息，公司付款流程证明，还款计划、通话录音、2020年4月至5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邮件往来截图，证明史振明尾号9181的卡是公司企业财务室使用，用于公司日常账务的付款，一直由王某保管用于公司资金周转，涉案利息也是由此卡支出，史振明系代表公司，并非个人向王珍出具还款计划和还款的。对此，王珍称对王某的证言无法核实，不认可证明目的与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企业财务室账户是需要对方账号密码登陆才能知晓，王珍无法知道此卡的性质，而微信聊天记录及还款计划均系在案件受理及开庭后才发生，属于庭外和解的沟通，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上述事实，有王珍提交借款协议、转账凭证、银行账户明细及微信聊天截图，商海利能公司和史振明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举证质证，可以确认商海利能公司通过与王珍签订借款合同，在收到王珍交付的100万元后，按约支付利息，并在借款到期后双方又多次进行续签，继续按约支付利息至2018年10月24日，商海利能公司未能向王珍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以致引起本次诉争，商海利能公司与王珍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现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商海利能公司负有按约向王珍偿付本息之义务。现借款到期，商海利能公司未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故对于王珍要求商海利能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亦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史振明是否应对商海利能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节。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在本案中，史振明在王珍与商海利能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中，其作为保证人签字时，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连带保证责任。在借款期间及借款届满后，史振明一直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向王珍转账交付利息，且在王珍催款过程时，史振明亦通过微信向王珍表示“我这两天就能有还款时间定好，您少等我一下”，虽然庭审中史振明强调其支付利息所用银行卡为公司所用，其支付利息的行为属于公司职务行为，但该说法王珍并不认可，且王珍作为公司以外的债权人，并不清楚公司内部的财务付款流程，更无从区分作为保证人史振明向王珍支付利息之行为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公司履行的还款义务，还是履行保证人的代偿义务，因此，史振明关于其向王珍付款，以及对王珍催款的回复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并以保证期间已过为由要求免责之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考虑。史振明向王珍支付利息，并对王珍催款的回复，均视为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故对史振明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于2010年7月1日作出判决：一、北京商海利能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珍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二、史振明对北京商海利能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史振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北京商海利能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追偿。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交的在案证据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王珍与商海利能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王珍向商海利能公司出借了款项，其有权要求商海利能公司按照双方之间借款协议的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现借款期限届满，商海利能公司未能还款，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商海利能公司向王珍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按年利率15%标准支付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史振明对商海利能公司的涉案债务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史振明应当对商海利能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如下:第一，涉案借款人系商海利能公司，《借款协议》（续）中明确载有“史振明愿以个人名下全部财产做此笔借款的担保”内容，且商海利能公司加盖了公司印章，史振明虽为商海利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的事实表明，其完全知晓其个人作为担保人的地位，尽管史振明签字的位置未在担保人签字处，但并不影响其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在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史振明的银行卡向王珍支付利息的事实表明，史振明愿意继续履行保证义务，并实际履行，虽然史振明强调其银行卡为公司所用，该银行卡支付利息系公司行为，与其无关，但王珍不予认可，且王珍作为商海利能公司的外部人员，并不清楚该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事项，故应当视为史振明银行卡向王珍支付利息系史振明履行保证义务的行为。第三，王珍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王珍催款过程中，史振明表示“我这两天就能有还款时间定好，您少等我一下”，并未明确其仅代表公司，不代表个人，故可以认定史振明始终愿意按照借款协议约定承担保证责任。第四，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由于王珍与史振明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故史振明承担的保证责任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据此，史振明关于“史振明未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签字、担保关系从未成立、支付利息系公司行为与史振明无关、担保期限已过”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史振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5元，由史振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