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2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国庆，男，汉族，1964年12月25日出生，住孟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强，河南圣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花恒军，男，汉族，1965年3月9日出生，住孟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邬集体，孟州市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守菊，女，汉族，1966年11月26日出生，住孟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明，男，汉族，1991年9月16日出生，住孟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磊，男，汉族，1996年8月27日出生，住孟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青，女，汉族，1942年1月11日出生，住孟州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江，孟州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乔国庆、花恒军因与被上诉人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孟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3民初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国庆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乔国庆给付梁守菊、陈晓明、李桂青、陈晓磊61690.53元。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为“乔国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关安全措施，本院认为由其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这一认知没有道理。从理上来讲，乔国庆对陈兆发的死亡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首先乔国庆不是接受劳务一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花恒军是工头，陈兆发是长年跟随花恒军干活的。这次也正是花恒军让他去，他才能够去干活的。如果花恒军不让陈兆发去干活，陈兆发是不能去干活的。这说明，能够决定谁去干活的人是花恒军，不是乔国庆；陈兆发的工资是花恒军发放的，具体的工作也是花恒军安排的；陈兆发的工作受花恒军的指挥，陈兆发实际工作中的考勤、考核也是由花恒军决定的。这事实充分说明陈兆发向花恒军提供劳务，花恒军给付他相应的报酬。让谁去干活、具体干什么活、报酬如何、怎样干？这一系列所有问题都是由花恒军决定的。这事实充分地说明，陈兆发和花恒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而陈兆发和乔国庆根本不认识，乔国庆对上述那些问题根本不懂，也根本不管，他只是接受工作成果，支付总报酬。因此陈兆发和乔国庆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其次，乔国庆是养猪的，不是从事农村建筑的。对本次施工过程中需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根本不懂、根本不知道。那么，要求乔国庆必须对自己根本不懂、不知道的事情采取相关措施，这岂不是刻意难为人？！第三，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也没有说明乔国庆应当采取什么安全措施，判决书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说明直到原审判决作出时，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都搞不懂乔国庆到底应当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连“事后诸葛亮”尚且弄不明白的事，让事情发生前的凡人作出周全的方案和行动。这怎么可能做到？原审法院以这样的理由作出判决，太不合理。二、本起不幸事件的发生，应当由陈兆发和花恒军承担全部责任。1、陈兆发并非依据平常工作惯例施工中因意外摔下的，是其个人违反工作惯例导致其摔下的。根据赵和派出所对花恒军及与陈兆发一起干活的几个工人的笔录，他们都知道应当站在脚手架上干活，这是安全的。根本不需要也不应当上房顶。陈兆发个人无缘由地自行上到房顶，后来掉下来。从事情发生的过程来看，陈兆发明显不按照他们的惯例作业，才导致从高处坠落。其次，从结果来看，陈兆发是因为头部受伤死亡的，这是由于陈兆发没有戴安全帽的原因造成的。如果陈兆发按他们的惯例干活，不上房顶就不会发生掉下来的事；即使其不幸掉下来，如果戴有安全帽也不至于后果这样严重。因此不论从事发的过程还是从伤害结果来看，陈兆发都有过错。根据赵和派出所2020年4月18日对花恒军的笔录“问：陈兆发摔死是否是因为没有安全措施？答：不是，我们站在脚手架上干高空的活是安全的，但是陈兆发没有等我们挪脚手架直接上到房梁上了，是他没有安全意识。”该笔录清楚地证明了，陈兆发摔死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措施，而是他擅自上房。他的摔下与是否有安全措施没有任何关系。2、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来确定，陈兆发对此起事件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不应当按最高额30000元认定，最多能按20000元认定。3、花恒军是长年包工的工头，对此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此起事故发生前他正在地面指挥。应当明知上高处干活有危险，但不要求手下的人戴安全帽，尤其是在现场亲眼目睹陈兆发不合常规地上到房上，没有制止这一不当行为，导致陈兆发摔下。他有明显的失职行为。陈兆发是出于对其的信任才跟着他干活的，他有责任、有义务保障跟着他出来干活的人的安全。但是其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导致这一不幸事件发生。综上所述，从理上来讲，乔国庆对陈兆发的死亡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鉴于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养猪场内，因此愿意承担20%的补偿，下余部分的30%应由对事件的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的陈兆发承担，另外的50%应由严重失职的工头花恒军承担。花恒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对花恒军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已认定花恒军与乔国庆之间不存在施工承包和承揽关系;花恒军与死者陈兆发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花恒军、死者陈兆发及其他四名工人均受雇于乔国庆与乔国庆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陈兆发是在向乔国庆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害而不是在为花恒军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过错责任和赔偿责任应在死者陈兆发和乔国庆之间划分。花恒军不具有赔偿主体资格，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乔国庆同意花恒军为其联系施工工人,提供施工工具,安排工人工作，给工人发放工资。双方形成口头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花恒军为了实现乔国庆修复房顶的目的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乔国庆承担。第三、花恒军在施工中与施工工人同工同酬，没有提成,提供的施工工具安全无隐患，还是免费。乔国庆参与修复房顶的全过程。2020年3月15日乔国庆在现场指挥挪动脚手架，工人杜宝玉从架上下来,陈兆发没有下来,上到梁上后从梁上坠落死亡。花恒军在修复房顶的过程中没有获益,陈兆发的死亡与花恒军以及其提供的工具不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在抢救陈兆发支付的专家费3000元,是花恒军打条从乔国庆处领来交给陈兆发家人的,该3000元乔国庆作为工资款已与花恒军结清。在协商给陈兆发丧葬费时,乔国庆和花恒军各垫付20000元，该3000元包含在花恒军垫付20000元之内。原审判决乔国庆垫付23000元是错误的。综上,原审判决花恒军作为施工工人的组织者和施工工具提供者，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陈兆发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承担30%责任，判令花恒军赔偿115285.79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是错误的显失公平的。乔国庆答辩称，花恒军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支持乔国庆的上诉请求。理由为：一、花恒军和陈兆发之间是劳务关系（理由详见乔国庆上诉状）。二、花恒军和乔国庆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法律关系中，被委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对外活动，而本案花恒军是以其本人名义对外活动的。三、花恒军称与其他人同工同酬没有依据，不是事实。根据赵和派出所对花恒军手下的工人的笔录可以证明，花恒军是此次施工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有时也干活。这说明花恒军的主要工作是指挥，偶尔才干活；而其他工人则是干活，不参与指挥。他和工人的分工是明显不同的，其他工人都听他的指挥，他说的“同工”根本不属实。花恒军上诉状称，从乔国庆处拿的3000元是工程款，这个工程是从2020年3月13日开始到3月15日陈兆发出事之日止，一共三天,平均每天1000元.花恒军组织5个工人干活，按他所说的工资标准,3个大工每人每天150元,2个小工每人每天100元.花恒军每天支付5个工人工资650元,其个人得350元。因此其称和工人同酬，也不属实。花恒军作为指挥者，其应当对工人们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乔国庆说挪架只是对施工的一个善意的提醒。明摆着需要挪架才能干活，乔国庆说出了这一事实。派出所的笔录可以证明花恒军等人当时正在挪架。陈兆发还让乔国庆去取石棉瓦，乔国庆就去了。这可以充分说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乔国庆只是打下手，帮忙而己。此外，从赵和派出所制作的笔录来看，花恒军叫毛长喜去干活时，并没有说每天给毛长喜多少工资，在陈兆发出事后，才对毛长喜说“大工150元，小工100元，总共干三天。”邬瑞芝的笔录也证实，花恒军没有给她说过工资的事。乔国庆把工程款给花恒军之后，他如何实际向手下的工人发放。这是花恒军个人决定的事，乔国庆不干预。再者花恒军挣钱多少，与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干系的两件事。一家企业的老板破产了，他能以没有挣到钱为由就不给工人发工资？显然不能。这些工人都是花恒军叫去干活的，其应当对跟着他走出家门干活的人承担责任，这是他必须尽到的最基本的责任。还有，花恒军是指挥者，是此次施工过程中的组织者。3月16日对邬瑞芝的笔录：“问：你们这次干活期间，由谁指挥，安排工作？答：都是花恒军指挥，安排的，花恒军也跟着干活，主家有啥要求了给花恒军说，花恒军再安排我们。”3月16日对冯河深的笔录：“问：是谁让你们到乔国庆的老纸厂翻修房顶的？答：乔国庆找花恒军给他翻修房顶，花恒军包的活，之后花恒军带我们一起去干活。问：你们是如何干活的？答：我们都是听花恒军指挥我们干活的。3月16日对杜宝玉的笔录：“问：具体情况讲一下？答：3月15日下午17时左右，我们6个工人和房子的主家在现场干活。花恒军在厂房内指挥，黑蛋（即陈兆发）在脚手架上钉石棉瓦，房的主家在厂房里看。后黑蛋上到梁上，准备挪脚手架里，还没有去挪里就看到黑蛋从梁上掉下来了。问：你们这次干活期间，由谁指挥，安排工作？答：都是花恒军指挥，安排的，花恒军也跟着干活，主家有啥要求了给花恒军说，花恒军再安排我们。问：你们这个活是跟住谁干的？答：我是跟住花恒军干的。2020年3月16日对毛长喜的笔录：“问：跟你在一起干活的几个工人都是谁找来的？跟住谁干的？答：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花恒军问来的，都是跟住花恒军干。”以上证据充分说明，花恒军和其他人不是同工同酬，他是工头，是接受劳务者。花恒军答辩称，第一、原审判决根据公安机关询问乔国庆笔录认定，乔国庆认可花恒军在施工之前言明按天干活，大工一天150元、小工一天100元，花恒军也没有和乔国庆签订施工合同。花恒军也未从中获取额外收益。花恒军和其他工人一样按照大工一天150元挣工资，认定乔国庆与花恒军、陈兆发及其他工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是正确的。第二、陈兆发是在给乔国庆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原审根据陈兆发在高处施工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自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害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承担20％责任合理合法。第三、乔国庆为接受劳务一方，未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关安全措施，理应承担80％责任。第四、花恒军因与乔国庆之间不存在施工承包关系、承揽关系，与陈兆发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花恒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24000元认定，由乔国庆承担。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乔国庆、花恒军赔偿医疗费、专家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394452.64元（总赔偿额434452.64元减去乔国庆、花恒军垫付的40000元），乔国庆、花恒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乔国庆、花恒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兆发为梁守菊之夫，陈晓明、陈晓磊之父，李桂青之子。乔国庆承包了西小仇的老纸厂，准备修补石棉瓦房顶后建养猪场，2020年3月份，乔国庆找到花恒军，花恒军到老纸厂看过之后，又和冯河深一起到老纸厂看活，乔国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花恒军说这活估计不出有多少工，只能论天干，大工一人一天150元，小工一人一天100元。他找几个人干，我就答应了。我对花恒军说这活是照花恒军脸哩，由花恒军负责。”之后，花恒军联系了工人，2020年3月13日，花恒军带着冯河深、陈兆发、杜保玉、毛富林、邬瑞芝到乔国庆承包的老纸厂开始修补房顶，花恒军和冯河深、陈兆发、杜保玉是大工，邬瑞芝是小工，毛富林有时干大工的活，有时干小工的活。花恒军提供脚手架，乔国庆给花恒军安排工作，然后花恒军再给其他工人具体分工。约定完工后乔国庆将工钱给付花恒军，花恒军再分给其他工人，花恒军本人按照大工发工资，并没有其他提成。乔国庆和花恒军并未签订承包施工合同。2020年3月15日下午，陈兆发和杜保玉在东边一个脚手架上订石棉瓦，花恒军和乔国庆均在现场，乔国庆提出把脚手架往北挪挪更安全，陈兆发没有下来，上到了房梁上，杜保玉从脚手架上下来了，还没有挪脚手架时，陈兆发从房梁上坠落，被送往孟州市中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于3月16日早上死亡，原告支出医疗费51158.15元、专家费3000元。另查明，现场施工工人均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没有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原告与乔国庆、花恒军于3月16日下午在河雍办事处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花恒军、乔国庆各先垫付20000元（其中包含花恒军在医院垫付请专家费3000元整，医院未出具收据）给陈晓明、陈晓磊用于其父亲丧葬，待通过诉讼后，依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执行，若无赔偿责任所垫付现金应如数退还。另查明，花恒军在医院垫付的3000元专家费系乔国庆给花恒军的。以上即为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花恒军组织冯河深、陈兆发、杜保玉、毛富林、邬瑞芝一同到乔国庆承包的老纸厂修补房顶，虽然花恒军负责联系工人、提供脚手架、安排工人的具体工作、经手给工人发放工资，但是花恒军并未和乔国庆签订承包施工合同，也未从中获取额外收益，仅是和其他工人一样按照大工一天150元挣取工资，在公安局机关询问乔国庆的笔录中，乔国庆也认可花恒军在施工之前言明按天干活，大工一天150元，小工一天100元，故本院认为，陈兆发和花恒军以及其他五名工人，均受雇于乔国庆，与乔国庆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乔国庆主张将修补房顶的工程承包给花恒军，与花恒军之间是承揽关系，陈兆发受雇于花恒军，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告陈兆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相关情况，本院认为，乔国庆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关安全措施，本院认为由其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宜，花恒军作为施工工人的组织者和施工工具的提供者，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陈兆发的死亡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由其承担30%责任为宜，陈兆发在高处施工，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害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由陈兆发承担20%责任为宜。三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51158.15元、专家费3000元；2、丧葬费31587元（按照上年度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3174元计算6个月）；3、死亡赔偿金303275元（参照河南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5163.75元计算，计算20年，为303275元）；4、被抚养人生活费14432.49元（陈兆发母亲生于1942年，有四个子女，陈兆发死亡时其78周岁，赔偿期限计算5年，参照河南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545.99元计算，11545.99元/年×5年÷4人＝14432.49元）；以上损失共计403452.64元，应由被告乔国庆承担50%赔偿责任即201726.32元，由花恒军应承担30%赔偿责任即121035.7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30000元，由乔国庆承担18750元，花恒军承担11250元。原告要求的交通费10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乔国庆应再给付三原告赔偿款197476.32元（201726.3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18750元，扣除其已垫付的23000元），花恒军应再给付三原告赔偿款115285.79元（121035.79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11250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7000元），其余损失应由三原告自行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限乔国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赔偿款197476.32元；二、限花恒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赔偿款115285.79元；三、驳回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上述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16元，减半收取为3608元，由三原告承担747元，乔国庆承担1806元，花恒军承担105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乔国庆与花恒军等六人均受雇于乔国庆，与乔国庆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乔国庆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发生了陈兆发死亡的安全事故，应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本院确认乔国庆承担60%的赔偿责任。花恒军作为施工工人的组织者，虽未获取额外收益，但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本院确认花恒军承担10％的赔偿责任。陈兆发在施工中违反操作规程，违规作业，未戴安全帽，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害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确认陈兆发承担30%责任。原审判决赔偿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3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应由乔国庆承担21000元，花恒军承担9000元。由于疏忽,原审判决未将原告李桂青列入判决主文,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乔国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花恒军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变更原审判决如下：一、限乔国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赔偿款263071.58元；二、限花恒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赔偿款49345.26元；三、驳回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16元，减半收取为3608元，由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负担1082元，乔国庆负担2164元，花恒军负担3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由梁守菊、陈晓明、陈晓磊、李桂青负担1605元，乔国庆负担3015元。花恒军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明审判员 何云霞审判员 拜建国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