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4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真硕，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方,浙江思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丽英，女，195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逸帆，女，198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维农，男，195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被上诉人朱维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维中，男，194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系朱维农的堂兄。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思敬，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真硕因与被上诉人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4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真硕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4515号民事判决；2.确认位于嘉善县的房屋为杨真硕与朱逸帆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提交的证据二、三、四、五、六认定错误。（一）证据二“世博帝宝装饰须知”是一份物业公司提供的装饰不能破坏房屋主体结构的装饰承诺书，而非杨真硕与朱丽英之间的装潢代理协议。事实上，装修和办证的费用均由杨真硕支付，朱丽英未提供任何资金，一审认定杨真硕仅负责操办，为主观臆断。（二）证据三“自来水有限公司用户变更申请表”中朱丽英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名，杨真硕对案涉房屋进行实质性管理。（三）证据四“不动产登记委托书”，不动产登记委托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的签字均非朱丽英本人签名，而是朱逸帆代签，这可证明借名买房的事实。（四）证据五即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的存单取款与房款支付并无必然关联，一审认定支取存单用于支付房款，属主观臆断。（五）证据六的部分证据为复印件且无银行盖章，真实性无法认定，一审将朱逸帆最后支取的现金认定为婚前财产，依据不足。二、一审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一）2013年1月9日，由杨真硕取款50000元交给朱逸帆，朱逸帆存入浙江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预售资金专户。（二）杨真硕负责案涉房屋的装修及相关费用的支付、物业费缴纳、办理不动产权证等事宜，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并未委托杨真硕办理，也未支付任何费用，杨真硕仅借用朱丽英的姓名办理手续。（三）杨真硕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于2013年1月12日存入134130.99元，系杨真硕本人存入，一审推定系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存入的房款有误，应由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承担举证责任。（四）2013年1月12日和2013年2月15日支取的五笔存单由朱逸帆支取，而非朱丽英。2013年2月15日支取的存单存入时间为2011年2月13日，系婚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2月存入的存单在婚姻存续期间被朱逸帆支取后应被认定为与夫妻共有财产混同。（五）一审遗漏事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部分支付给房产公司房款、面积差价的银行凭证原件、测绘费用凭证均由杨真硕持有；案涉房屋的户型和房价均由杨真硕确定；案涉房屋原不动产证原件由朱逸帆持有；案涉房屋由杨真硕、朱逸帆出资购买、装修；不动产登记委托书上委托人处的签名非朱丽英本人签名；朱丽英、朱维农在收到一审诉状后于2019年6月24日将案涉房屋变更为朱丽英、朱维农共同共有。三、一审认定“本案存在共同出资情况，亦有赠与等其他可能性”有误。（一）朱丽英、朱维农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委托朱逸帆买房，朱丽英也未实际支付房款，朱丽英未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签字，也未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符合借名买房的情况。且若确属共同出资，杨真硕应为共有权人，一审判决错误。（二）朱丽英并无证据证明杨真硕作出过将购房资金或房屋赠与朱丽英的意思表示，朱逸帆承认赠与系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一审以双方的夫妻感情危机调解书未对案涉房屋作出约定即推定杨真硕对案涉房屋的权利状态并无异议，属主观臆断。四、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主张本案四人共同出资为朱丽英买房，则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应举证证明杨真硕有赠与出资的意思表示，但一审并未分配举证责任给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此外，一审要求杨真硕举证证明其银行卡内存入的资金的来源，却未要求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证明支付房款与银行卡存入资金、存单支取之间的联系，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杨真硕证明了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应支持杨真硕的诉请。且本案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支付房款的问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一审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立法本意相悖。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辩称，案涉房屋的出资人是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朱逸帆以其婚前财产出资赠与朱丽英、朱维农。一、产权登记无误，产权人为朱丽英、朱维农。案涉房屋登记在朱丽英名下，是朱逸帆和杨真硕共同意思表示，房款由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共同出资，杨真硕办理相关手续。杨真硕并无证据证明产权登记错误，朱丽英和朱维农是案涉房屋产权人。二、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杨真硕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购房资金为杨真硕、朱逸帆共有，不能排除朱丽英、朱维农支取存单后存入杨真硕银行卡付购房款的可能，杨真硕也无证据证明其银行卡上款项的来源。即便杨真硕出资了，但其无证据证明登记在朱丽英名下为借名登记。三、一审适用法律无误。杨真硕无证据证明杨真硕和朱逸帆是全部出资人，朱丽英也是出资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发表的答辩意见之外，朱维农在庭审中补充答辩意见如下：杨真硕称系其全额出资购房、装潢，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杨真硕应举证证明。本案是确认共同共有财产，应由共有人共同提起诉讼，而事实上所谓的共同财产的另一共有人朱逸帆是本案的被告，与杨真硕的诉讼地位对立。杨真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位于嘉善县的房屋为杨真硕与朱逸帆的夫妻共同财产；2.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串通处分标的物造成杨真硕损失，由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真硕与朱逸帆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7月5日登记结婚。朱丽英、朱维农系夫妻关系，为朱逸帆的父母。2013年1月12日，为购买坐落于嘉善县的房屋，由朱丽英作为买受人与浙江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房屋的建筑面积为72.99㎡，总价447565元。买受人按分期付款方式按期付款：合同签订当日，买受人首付230000元，余款177565元，买受人在2013年1月13日前付清，尾款40000元，买受人于2013年4月5日前一次性付清。合同中“朱丽英”的签名系朱逸帆代签。2013年1月9日，杨真硕取款50000元现金存入浙江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预售资金专户，现金解款单载明的解款人为朱丽英。2013年1月12日，杨真硕通过其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64200元、尾号为1699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800元；朱逸帆通过其尾号为6756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5000元。2013年2月17日，杨真硕通过其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60565元、尾号为1699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460元。朱逸帆通过其尾号为6756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5000元、尾号为9790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540元；2013年4月5日，杨真硕通过其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24400元、尾号为1699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90元；朱逸帆通过其尾号为6756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15000元、尾号为9790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410元；2015年1月17日杨真硕通过其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面积差价。案涉房屋的装修及相关费用支付、物业费交纳、办理不动产权证等事宜，均由杨真硕负责操办，并由杨真硕与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共同居住。2016年8月3日，杨真硕作为朱丽英的受托人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朱丽英一人名下。2019年6月24日，朱丽英将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朱丽英、朱维农，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一审另查，上述杨真硕的尾号为1612的工商银行账户，于2013年1月12日存入金额134130.99元、28600元，于2013年2月15日存入金额119722.87元、34000元。朱丽英于2013年1月12日银行账户取现16000元，支取四笔存单分别合计本息10647.8元、50197.38元、10634.63元、8481.76元；于2013年2月15日支取存单合计本息27718.92元。朱维农于2013年1月12日银行账户取现27000元。朱逸帆于2013年2月15日支取了其婚前财产转存的定期存单，合计本息34753.23元。一审再查明，杨真硕为与朱逸帆离婚纠纷曾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8）浙0402民初90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部分）：2013年1月12日，杨真硕、朱逸帆参与出资，并以朱逸帆母亲朱丽英的名义与浙江世博帝宝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世博帝宝花园2幢2002室房屋，房屋总价款系448546元，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朱丽英签名系朱逸帆代签，该房屋产权现登记于朱丽英名下。后上述房屋经杨真硕、朱逸帆等出资装修后，由杨真硕、朱逸帆及朱逸帆父母等共同居住。2018年3月4日，朱逸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巴黎都市房屋，房屋总价1795000元，该房屋登记于朱逸帆名下。2018年10月2日杨真硕、朱逸帆在双方亲友的调解下签订夫妻感情危机调解书，约定：双方控制自己的语言行为，尊重对方，共同负起家庭责任；实行ＡＡ制；巴黎都市房屋加入杨真硕姓名，10月份杨真硕开始打款；家里现有金器由朱逸帆保管等。2018年11月1日杨真硕向朱逸帆账户转账6150元。2018年10月、11月、12月及2019年2月朱丽英分别向朱逸帆转账6101.32元用于偿还巴黎都市房屋贷款。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一般情况下，登记权利人即推定为实际权利人。本案中，案涉房屋原登记在朱丽英名下，杨真硕主张其与朱逸帆为真实权利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与朱逸帆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此，即本案是否有证据证明杨真硕与朱逸帆借用朱丽英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本案中杨真硕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1.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包括面积差价款）虽主要通过杨真硕支付给房产公司，但从2013年1月12日、2月15日杨真硕的银行账户资金情况及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的取款记录看，朱丽英、朱维农在2013年1月12日均有银行账户现金取款，朱丽英又于该二日支取了五笔定期存款，取款金额合计150680.49元。朱逸帆也在2013年2月15日支取了其婚前财产转存的定期存单，本息金额为34753.23元。上述取款金额已超出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资金需求，现也并无证据证明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在当时存在其他更合理的大量资金用途。而杨真硕的银行账户在该二日也均有资金存入，故可以推定朱丽英及朱维农为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支取了款项、朱逸帆为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支取了婚前个人财产。朱逸帆表示其以婚前个人财产出资部分系赠与朱丽英、朱维农，一审予以确认。但由于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的取款金额与同日杨真硕银行账户的存入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在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宜直接按上述存款金额或是取款金额来认定朱丽英、朱维农的实际出资金额（包括朱逸帆的婚前个人财产出资）。但并不影响对朱丽英、朱维农也有出资（包括朱逸帆的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事实的认定。2.杨真硕主张朱逸帆擅自以朱丽英名义购房。但朱丽英对朱逸帆代其签名并无异议，故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属合法有效。且案涉房屋购买时，杨真硕与朱逸帆的夫妻感情尚不错。杨真硕于2013年1月9日存入浙江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预售资金专户的50000元亦系以朱丽英名义办理，在朱逸帆代朱丽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杨真硕又负责操办购房款等费用支付、房屋装修、办理不动产权证等事宜。故可以推定杨真硕与朱逸帆夫妻自始对朱丽英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持异议。3.从杨真硕在此前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案看，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10月2日杨真硕、朱逸帆之间的夫妻感情危机调解书系在双方亲友的调解下签订，调解书对ＡＡ制、巴黎都市房屋的登记权利人加入杨真硕姓名以及家里现有金器的保管等都作了约定，但未对同样非登记在杨真硕名下的案涉房屋进行约定。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当时杨真硕对当时案涉房屋的权利状态并无异议。综上所述，本案存在共同出资情况，亦有赠与等其他可能性。杨真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及具体内容，尚不足以否定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故对杨真硕要求确认其与朱逸帆为真实权利人的请求，一审不予支持。杨真硕关于损害赔偿的请求，亦缺乏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本案未涉及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问题，故朱维农的相关抗辩，一审不予采纳。至于朱维农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杨真硕主张确认物权，实质属于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因此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杨真硕同时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杨真硕的损害赔偿请求系基于朱丽英于2019年6月24日将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朱丽英、朱维农的事实提出，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朱维农的相应抗辩，一审不予采纳。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真硕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合计2850元，由杨真硕负担。二审中，杨真硕向本院提供两组新证据：一、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五份，证明杨真硕尾号1612的银行卡于2013年1月3日、1月12日、2月15日存入的款项系杨真硕本人存入，并非由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存入，一审推定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存入有误。二、中国工商银行存取款凭证两页，证明2016年7月31日朱逸帆支取夫妻共同财产后转移至朱丽英和朱维农的账户。由此证明朱逸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至朱丽英、朱维农的账户，可推定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向一审提交的存单支取并不能说明取款用于购房，也可能是转移财产，以及朱丽英名下的定期存单所涉款项也不一定是朱丽英的钱，可能是朱逸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至朱丽英账户。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经质证认为，一、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但杨真硕并未说明款项来源，无法证明是杨真硕本人存入。二、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购房是在2013年，该业务凭证是2016年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杨真硕提供的证据一，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对真实性认可，故证据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但仅凭该证据只能证明现金存入人，不能确定所存入的资金的所有权人。杨真硕提供的证据二，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对真实性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存取款凭证所涉时间系在2016年，本案购房发生在2013年，故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实质关联。二审中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案涉房屋的原权利人为朱丽英。杨真硕主张其与朱逸帆为真实权利人，只是借用朱丽英的名义买房，则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虽然杨真硕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系其出资和办理买房、装修事宜，但这并不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因为出资人并不必然等同于产权人，办理了房屋购买事宜和装修事宜，也并不意味着就是产权人。况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关于案涉房屋的出资情况，除了杨真硕、朱逸帆参与出资外，朱丽英、朱维农亦有出资，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虽主要通过杨真硕支付给房产公司，但从2013年1月12日、2月15日杨真硕的银行账户资金情况看，该两日有大额资金存入，期间有支出款项作为购房款，而朱丽英、朱维农在2013年1月12日均有从银行账户现金取款的记录，朱丽英于该二日支取了五笔定期存款，取款金额合计150680.49元，朱逸帆也在2013年2月15日支取了其婚前财产转存的定期存单，本息金额为34753.23元。朱丽英、朱维农、朱逸帆的取款金额超出一般的日常生活资金需求，本案也无证据显示朱丽英、朱逸帆、朱维农当时存在其他更合理的资金用途。一审据此推定朱丽英、朱维农、朱逸帆为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支取了款项，并无不当。当然，由于朱丽英、朱维农的取款金额与同日杨真硕银行账户的存入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宜直接按上述存款金额或取款金额认定朱丽英、朱维农的实际出资金额，但这并不影响对朱丽英、朱维农参与出资事实的认定。至于朱逸帆的出资，其表示其以婚前个人财产出资部分系赠与朱丽英、朱维农，对此可予确认。再者，杨真硕于2013年1月9日存入浙江世博大酒店有限公司预售资金专户的50000元系以朱丽英名义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杨真硕又负责操办款项支付、房屋装修、不动产权证办理等事宜。据此，可推定杨真硕与朱逸帆自始对朱丽英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不持异议。杨真硕辩称是朱逸帆擅自以朱丽英名义购房，与上述事实相悖，应不予采信。同时，杨真硕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及具体内容，其所谓借名买房的主张，缺乏依据。且从杨真硕此前提起的离婚诉讼案看，杨真硕与朱逸帆曾达成夫妻感情危机调解书，对ＡＡ制、巴黎都市房屋的登记权利人加入杨真硕姓名及家里现有金器的保管等都作了约定，但未对同样非登记在杨真硕名下的案涉房屋进行约定，这也可从侧面反映当时杨真硕对案涉房屋的权利状态无异议。综上，杨真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事项，一审驳回其要求确认其与朱逸帆为真实权利人的请求，并无不当。杨真硕关于损害赔偿的请求，系以上述请求的成立为前提，故也应驳回。综上所述，杨真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真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超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