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3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启昇，男，198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军，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维，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春燕，重庆山语(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启昇因与被申请人罗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5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作出(2019)渝民申78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由审判员张超、宋汀汀、谭继权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启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军，被申请人罗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春燕，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启昇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以刘启昇在二审举示证据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举示为由，对刘启昇在二审举示的证据不予采信错误；2.刘启昇只向罗维借过一次款，即刘启昇于2014年1月22日向罗维借款35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而本案中四张借条及收条均是2017年1月的同一天出具，同一天出具不同日期的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四张借条，金额分别为4.58万元、18万元、17万元、5万元，对18万元、17万元这种大额款项出借，罗维称为现金出借，明显不符合常理，单凭罗维举示的银行账户流水，不足以证明罗维已经出借现金，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为现金出借错误，罗维专门从事民间借贷，其出借对象众多，其完全可以转账出借款项，本案所涉四笔借款与2014年1月22日刘启昇向罗维的借款是同一笔借款；3.现提供新证据，即2014年1月22日刘启昇向罗维出具的借条的彩色复印件，该借条彩色复印件系刘启昇向罗维出具案涉四张借条后，罗维退给刘启昇的，该借条彩色复印件与原件十分相似，刘启昇一直以为是原件，罗维实际上没有将借条原件退给刘启昇，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罗维又持该借条原件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刘启昇再次向罗维归还款项，结合二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1月22日借条与本案四张借条系不同的借贷关系”，刘启昇将面临一笔借款归还两次的风险，刘启昇不得不提起本案再审申请，前述借条彩色复印件系刘启昇近期打扫房间才找到，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四张借条与2014年1月22日刘启昇向罗维的借款是同一笔借款；4.刘启昇只向罗维借过一次款，即刘启昇于2014年1月22日向罗维借款35万元，借条上载明的9万元现金借款为砍头息，罗维涉嫌套路贷，关于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刘启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罗维辩称，刘启昇申请再审提供的2014年1月22日借条，确系彩色复印件，刘启昇是如何得到的，罗维并不清楚，但不是罗维给的，该借条原件由罗维提交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了。案涉四张借条所涉款项均为现金出借，罗维一审也举示了其具有出借能力的证据。按刘启昇的陈述，2014年1月22日借条与案涉四张借条具有先后承继关系，但罗维认为这五张条子是同一天形成的，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先后承继关系。罗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启昇返还借款本金4458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从2014年4月30日起以45800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2014年10月22日起以18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2015年1月11日起以17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2015年2月2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刘启昇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1月11日、2015年2月2日向罗维借款，借款本金合计445800元，双方约定月息3%，于2016年12月30日前归还，如逾期不还，罗维有权起诉，刘启昇承担相应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罗维已经履行出借义务，但刘启昇一直没有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罗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维举示了由刘启昇出具的四张借条、四张收条。落款为2014年4月30日的借条载明：“我刘启昇，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借到罗维，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45800.00(大写：肆万伍仟捌佰元整)，按月息3%计算，其中罗维转账0，现金￥45800.00。于2016.12.30还完，到期未还，罗维随时有权强制还款，并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若归还了部分金额，扣除后，剩余总金额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落款为2014年4月30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罗维(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借给我刘启昇（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现金￥45800.00（大写：肆万伍仟捌佰元整），经清点确认无误。”落款为2014年10月22日的借条载明：“我刘启昇，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借到罗维，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180000.00(大写：壹拾捌万元整)，按月息3%计算，其中罗维转账0，现金￥180000.00。于2016.12.30还完，到期未还，罗维随时有权强制还款，并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若归还了部分金额，扣除后，剩余总金额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落款为2014年10月22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罗维(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借给我刘启昇（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现金￥180000.00（大写：壹拾捌万元整），经清点确认无误。”落款为2015年1月11日的借条载明：“我刘启昇，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借到罗维，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170000.00(大写：壹拾柒万元整)，按月息3%计算，其中罗维转账0，现金￥170000.00。于2016.12.30还完，到期未还，罗维随时有权强制还款，并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若归还了部分金额，扣除后，剩余总金额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落款为2015年1月11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罗维(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借给我刘启昇（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现金￥170000.00（大写：壹拾柒万元整），经清点确认无误。”落款为2015年2月2日的借条载明：“我刘启昇，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借到罗维，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50000.00(大写：伍万元整)，按月息3%计算，其中罗维转账0，现金￥50000.00。于2016.12.30还完，到期未还，罗维随时有权强制还款，并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若归还了部分金额，扣除后，剩余总金额按月息3%复利月结计算，直至还清本息。”落款为2015年2月2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罗维(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借给我刘启昇（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人民币现金￥50000.00（大写：伍万元整），经清点确认无误。”上述四笔借款，金额共计445800元。庭审中，罗维陈述上述借款均为现金交付，罗维举示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流水明细，拟证明其具有现金支付能力。罗维还举示了一段电话录音，庭审中刘启昇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未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提出鉴定申请。录音中，罗维称对方差罗维160多万，通过卖房的方式先还80万，剩余80多万再另说，对方对此未予否认。庭审中，刘启昇举示了一张借条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借款金额为440300元，其中转账35万元，现金90300元)，拟证明双方之间只存在2014年1月22日的35万元借款。罗维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刘启昇的证明目的。上述事实，有罗维举示的借条、收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电话录音，刘启昇举示的借条复印件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为据，足以认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7)渝0112民初22412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启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罗维借款本金445800元并支付利息(分别以4580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30日起，以18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22日起，以17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1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2日起，均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1660元，减半收取5830元，保全费4770元，合计10600元，由刘启昇负担。刘启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求：判令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罗维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罗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罗维履行了四张借条相应出借款项的义务属事实认定错误。刘启昇于2014年1月22日向罗维借款35万元属实，其后刘启昇出具四张借条亦属实，但刘启昇实际并未收到相应借款。四张借条、四张收条均是同一天书写，是罗维在催收第一张借条时索要的，是第一张借条演变而来，在原来借条所写本金金额基础上，多写了本金5500元，变成本金445800元，并且约定了利息3%，和还款期限，但没有收回原来的借条，所以四张借条相应金额并未实际出借。罗维一审所提供的电话录音，刘启昇并未认可该内容，即使内容真实，也是在罗维胁迫之下所作的陈述，非法证据不能采信。罗维二审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二审中，刘启昇向二审法院举示：1.2014年1月22日借条一张，拟证明在该日期向罗维借款35万元属实。2.派出所报案记录两份，拟证明刘启昇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罗维涉嫌套路贷。3.河南某公司营业执照、章程，拟证明刘启昇的公司在河南，平时均在河南工作和生活，并未在重庆。4.证人陈杰出庭作证，拟证明在罗维起诉的借条出具期间，刘启昇在河南，并未在重庆。二审法院认为，2014年1月22日借条与本案四张借条系不同的借贷关系，不具有关联性；派出所报警记录仅系刘启昇单方陈述，公安机关并未立案调查，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营业执照、章程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借款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刘启昇并未离开河南，更不能证明刘启昇未获得借款的事实；结合以上材料并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举示，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信。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刘启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晓向罗维出具借条、收条相应的法律后果。且按照本案借条载明的金额，现金出借并非不合常理。借条明确表示收到现金，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刘启昇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借条所载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对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启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0元，由刘启昇负担。本院再审查明，案涉四张收条均载明刘启昇收到罗维人民币现金，且经清点确认无误。本院再查明，再审庭审中刘启昇陈述，作为申请再审的新证据即2014年1月22日借条彩色复印件并非其出具案涉四张借条后罗维才退还给他的，而是在罗维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刘启昇通过军哥(音邓某奎)花钱买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中止原审判决执行。案涉四张借条和收条出具的过程是，2017年1月左右，其约了罗维到其工作的地方即江津双福农贸市场洗车场，罗维一人乘坐出租车到达，出租车停在洗车场旁边垃圾场，其与罗维二人在出租车后排出具的。刘启昇还陈述，其不再坚持该四张借条是之前2014年1月22日借条转化而来的。再审庭审中罗维陈述，案涉四张借条和收条是同一天出具，由其乘坐出租车到江津农贸市场垃圾场附近找刘启昇出具的，落款时间不一致是为了还原事实，刘启昇就是在落款时间分四次借到了罗维的钱共计本金445800元。出具该四张新的借条和收条是因为原来的四张借条诉讼时效要到期了，重新出具以便调整还款时间，以保证诉讼时效。2014年1月22日借条彩色复印件其只在徐忠林的协调下给过军哥，至于刘启昇如何获得该复印件的其并不知晓。罗维还陈述，其在渝北兴隆镇养猪，年产5000余头，平时买猪的钱都是现金支付，由于买卖猪肉现金上多有血迹和油渍，存入银行比较麻烦，所以常年都是以现金形式流通、借贷和保存。本院还查明，罗维卡号为6212XXXXXXXXXXXX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本案四笔借款发生的时间段，该账户流水金额较大，远超本案借款金额。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罗维系重庆市渝北区兴隆镇XXXXXXX养猪场自然人股东。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案涉四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是否由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的借条载明的借款转化而来；二是罗维是否向刘启昇支付了案涉四张借条所载明的借款445800元。现分别评议如下：(一)案涉四张借条载明的借款不是由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的借条载明的借款转化而来。对此，罗维在原审以及再审庭审中均陈述案涉四张借条于同一天出具，且与2014年1月22日的借款没有转化关系。而刘启昇在再审中认可了罗维的陈述，即认可了案涉四张借条载明的借款不是由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的借条载明的借款转化而来的事实。(二)关于罗维是否向刘启昇支付了案涉四张借条所载明的借款445800元的问题。该问题涉及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罗维为了证明445800元借贷关系的成立举示了四张借条、四张收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初步证明了其具有支付能力以及刘启昇收到其借款445800元的基本事实。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罗维对借条收条出具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陈述前后一致，并与刘启昇在再审庭审中的陈述一致。且罗维对通过现金借款而不通过转账借款的理由说明充分、符合常识，足以证明罗维向刘启昇支付了案涉四张借条所载明的445800元现金借款。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作为一审被告的刘启昇为了证明四张借条系由之前借条转化而来且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举示了2014年1月22日借条彩色复印件。然而，经庭审质证，刘启昇陈述该复印件的来源与之前(在再审审查阶段)的陈述不一致，且自认四张借条并非之前2014年1月22日借条转化而来。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双方对借条收条出具过程的一致陈述、罗维的经济能力和对现金交付作出的合理说明，足以认定罗维向刘启昇支付了案涉四张借条所载明的445800元现金。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刘启昇在再审中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5257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11660元，由刘启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超审 判 员  宋汀汀审 判 员  谭继权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余 晨书 记 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