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23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宋海增，男，197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保伍，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年，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洵莹，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王惠楠，女，198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智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海增因与被上诉人王保伍、一审第三人王惠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海增的上诉请求：1.判决王保伍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2.判决驳回广东省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3.判决王保伍故意不履行职责，造成第三方损失扩大，涉嫌诱导王惠楠的商业欺诈行为；4.判决王保伍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及宋海增因该诉讼的相应损失。事实和理由：一、王保伍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早已过期，请求法院判决该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王保伍的催款通知书截止于2014年12月9日，因此王保伍对王惠楠的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4年12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2017年10月1日前，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2017年10月1日以后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为2016年12月9日止；即使按三年计算，诉讼时效的截止时间也应是2017年12月9日。因此，上述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二、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保伍无权要求宋海增承担。根据最新的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标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保伍要求赔偿的数额，远远超出家庭生活所需，根本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保伍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是广州同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得公司）的经营为宋海增、王惠楠二人夫妻存续期间的经济来源，该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在宋海增创立同得公司前，宋海增及家庭已有其他主营业务作为收入，王保伍称同得公司的经营是其家庭收入来源不是事实。宋海增从2005年10月回国，先后创立了深圳裕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方蒂斯控温科技等公司，主营葡萄酒及国际贸易。第二，一审法院混淆夫妻共同经营和多人共同参与经营的概念。2011年底，宋海增和股东宾立及余玉屏等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同得公司经营餐饮，同得公司是股份公司独立运营，非并由宋海增家庭运营。根据董事会决议推举王惠楠为法人，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和管理独立运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的民事判决中明确支持王惠楠是受同得公司的委托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既然王惠楠是受同得公司委托签订涉案合同，那么该委托是通过同得公司董事会决议，而不是由宋海增与王惠楠共同决定。一审法院错误将王惠楠和宋海增的职务行为定义为两人的个人行为，使得多人共同决策变成家庭决策。一审法院认为，宋海增支付租金和保证金及王惠楠签署租赁合同为夫妻共同经营，而忽略宋海增作为同得公司的股东，是受同得公司的委托代表公司接受物业、转账支付房租，是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同得公司确实是在宋海增接收房屋并交付租金及保证金后才开始装修并投入运营，也实际使用该房屋直到结业。一审混淆了个人行为和个人受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第三，同得公司长期亏损、从未分红，宋海增、王惠楠没有从同得公司取得任何收入。家庭主要由宋海增经营的其他收益支持。同时，同得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王惠楠为法人，宾立为经理，余玉屏为监事。同得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由管理团队经营决策，而非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第四，王保伍主张根据宋海增、王惠楠的离婚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由宋海增承担，是不成立的。首先，王保伍无权就离婚协议直接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且宋海增对离婚协议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表述为2015年1月28日之前的已知债务和已确认的债务。其次，根据王保伍和王惠楠的陈述，王惠楠本人对该债务归属主张是同得公司的公司行为，王惠楠是受同得公司委托进行的职务行为，不应该由她个人承担。且王保伍在2015年3月16日向天河区法院提起的是对王惠楠个人而不是针对同得公司的诉讼，宋海增不可能在签订离婚协议当时已知道涉案债务的存在，也不可能对其有确认夫妻共同债务并承担的义务。二审中，宋海增向本院陈述：一、其上诉请求第三项是其在一审庭询中提出的，具体是指其在2020年1月7日下午经一审法院制作调查笔录时，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其在答辩意见中已提出诉讼时效、赔偿损失等意见。其确认一审法院当时已告知其答辩意见中包含有独立的诉讼请求。其已向一审法院表示撤回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诉请。二、其上述请求第四项中主张的损失目前还未发生。虽然其无法提交法律依据，仍坚持将上述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上诉请求向二审法院主张。被上诉人王保伍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宋海增的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王惠楠陈述意见称：其在一审庭审时已陈述过，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与王惠楠完全无关。该租赁合同是在王惠楠与王保伍签订租赁合同之后，由宋增海成立的同得公司负责运营与承担。因此，涉案租赁纠纷与王惠楠无关，不应由王惠楠承担相应的债务。王保伍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及（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项下王惠楠应向王保伍履行的债务为宋海增与王惠楠的夫妻共同债务；2.判令宋海增负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5日，王保伍以王惠楠未按约支付租金为由诉至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该院立（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案审理。2016年4月29日，该院作出（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民事判决，查明：宏隆公司系涉案物业的产权人。2011年9月1日，王惠楠作为承租人与作为出租人的宏隆公司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宏隆公司将涉案物业出租给王惠楠作商业用途，租赁期间为2011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该合同并就租金标准、租赁保证金等内容进行约定，并于2011年10月6日办理租赁登记备案。2011年9月15日，宏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宋海增支付的租赁保证金475000元。2011年9月20日，宋海增签署《租赁单元收楼确认书》，确认接收涉案物业、租赁期从即日起算及水电表读数。2011年11月30日，王惠楠签署《无偿使用证明》，内容为：王惠楠受拟设立的同得公司全体股东（投资人）的委托，办理该公司设立所需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的签署事宜，并承诺将所租赁场地即涉案物业提供给该公司无偿使用。2011年12月31日，王保伍作为出租人与作为承租人的王惠楠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王保伍将涉案商铺出租给王惠楠作商业用途使用，租赁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保证金349540元。双方于同日签订《补充协议》，就租赁期限、免租期、租金标准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1月1日，王保伍与宏隆公司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宏隆公司将涉案物业出租给王保伍作商业用途使用，租赁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且该合同于2012年3月8日办理租赁登记备案。2012年7月、8月，2012年10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王保伍称其每月均向同得公司发出《催交拖欠租金的通知》，称该司在承租涉案物业期间每月均拖欠租金，故要求该司清偿欠租并支付违约金等。2014年12月3日，王保伍向王惠楠的身份证地址邮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称王惠楠承租涉案物业期间，拖欠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租金及相应违约金，若王惠楠未能在2014年12月8日前结清费用，则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9日解除，王惠楠须于2014年12月11日前腾空并交还涉案物业等。2014年10月28日，同得公司停止经营，宋海增于2015年9月10日收回涉案物业。……王惠楠主张系代同得公司签订涉案物业租赁合同，涉案物业的承租人为同得公司，其提交的同得公司工商登记书式档案资料中，《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显示王惠楠作为同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11月30日申请设立同得公司，该司住所地为涉案物业；《无偿使用证明》显示王惠楠受拟设立同得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处理该司设立所需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的签署事宜，并承诺将所租赁场地提供给该司无偿使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同得公司于2011年12月7日成立，住所为涉案物业，法定代表人为王惠楠，经营范围为餐饮企业管理服务。该院认为：王惠楠主张其为设立同得公司、受同得公司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王保伍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该院予以采信；但鉴于《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时同得公司已成立，而合同签订时及签订后王保伍、王惠楠并未书面约定涉案物业的承租人变更为同得公司，也无证据显示王保伍在签订上述合同时知悉王惠楠与同得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综上，王保伍要求王惠楠承担《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并判决：一、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1年9月2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588392.33元；二、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的租金5261344.6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2012年1月以84770元为本金，2012年2月至2012年3月、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每月以174770元为本金，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每月以192247元为本金，2014年12月以55813.65元为本金，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分别自当月1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且以不超过本金为限）；三、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1年9月2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56968.04元；四、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3年2月26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0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204867.39元；五、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的水电费、垃圾费95548.72元；六、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涉案物业于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1730223元；七、驳回王保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574元，由王保伍负担50574元，王惠楠负担70000元；公告费500元，由王惠楠负担。王保伍、王惠楠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立（2016）粤01民终17914号案审理。2017年3月3日，该院作出（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涉案物业承租主体的问题，涉案物业租赁合同由王惠楠与王保伍签订，王惠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约时向王保伍表明其是代理同得公司签订合同，王惠楠承租涉案物业后是否交由同得公司使用并不影响对王惠楠承租人地位的认定。王惠楠提交的《无偿使用证明》也载明王惠楠承诺将承租的涉案物业提供给同得公司无偿使用，实际承认其是涉案物业承租人，故该院对王惠楠的主张不予采信。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49元，由王保伍负担25349元，王惠楠负担70000元。后王惠楠未履行该判决，王保伍向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7年4月28日立（2017）粤0106执4492号案执行。2017年7月12日，该院将王惠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记载的信息显示（2017）粤0106执4492号案于2018年4月27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为全部未履行。一审另查明，同得公司于2011年12月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惠楠，股东为宾立、余玉屏及宋海增，其住所地与涉案物业的地址一致。宋海增主张，同得公司成立时其向其他股东提议由王惠楠担任法定代表人，王惠楠当时已有其他工作，未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同得公司成立后聘请独立团队管理，宋海增只负责投资及参加股东会决议，未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王惠楠亦主张未参与同得公司的决策及经营管理，（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案所涉合同、文书的签订系其根据同得公司发起人的要求签订。王保伍则主张其与宋海增原为朋友关系，其知晓宋海增与王惠楠为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同得公司，故对王惠楠签订合同没有异议。一审再查明，2009年7月23日，王惠楠与宋海增登记结婚。2015年1月28日，王惠楠与宋海增登记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部分并未提及同得公司的股权分割，“关于债权与债务承担”部分记载：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共同债务均由宋海增承担，因处理共同债务发生的所有纠纷亦由宋海增负责处理。王惠楠以与宋海增存有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起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王惠楠于该案诉称：（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民事判决及（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项下债务为宋海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公司所产生的债务，根据双方《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均应由宋海增承担，故请求判令宋海增承担（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案判决由王惠楠承担的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垃圾费、场地占用费及违约金合计7379678.57元。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认为宋海增的经常居住地为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300号山水园21栋1101房，故裁定将该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移回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审理，遂报请上级法院请示。经上级法院批复确定该案由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该院立（2020）粤0113民初2580号案审理。截至一审法院辩论终结时止，该案尚未开庭审理。王保伍认为，该案系宋海增与王惠楠之间基于离婚协议的内部纠纷，不能据此约束王保伍；王保伍于该案诉请系基于宋海增与王惠楠因经营同得公司而对王保伍负债，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与二人是否离婚无关。以上事实，有王保伍及王惠楠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因王保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案件为涉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各方没有约定涉案纠纷的法律适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宋海增、王惠楠的居住地及涉案物业的所在地均位于中国内地，故对该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处理应适用中国大陆的法律。王保伍于（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案的诉讼请求为王惠楠向其支付涉案物业的租金等款项，于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该案债务为宋海增、王惠楠的夫妻共同债务。两案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审理范围及法律依据均不相同。故一审不构成重复诉讼。宋海增关于王保伍提起该案诉讼构成一事不再理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以支持。另，王惠楠于（2020）粤0113民初2580号案基于其与宋海增的离婚协议诉请要求涉案债务由宋海增负担。虽然该案与一审案件所涉事实有部分重合，但该案处理的系王惠楠与宋海增的内部关系，对外不能对抗债权人，一审的处理亦无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一审无须中止审理。现一审争议焦点为：宋海增应否就王惠楠欠付王保伍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涉案债务发生于宋海增与王惠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宋海增与王惠楠于2009年7月23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月28日登记离婚。根据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涉案债务中的租金、物业费、水电费、垃圾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发生于2011年9月20日至2014年12月期间，场地占用费发生于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期间。虽然部分场地占用费的计收期间在宋海增、王惠楠登记离婚后，但该部分费用是基于王惠楠与王保伍此前租赁合同关系发生，故仍可认定为发生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其次，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王惠楠为同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海增为同得公司的股东。宋海增、王惠楠抗辩未实际经营同得公司，与现有证据不符，其亦未提交足够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王惠楠与宋海增共同经营同得公司而产生。虽然涉案物业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王惠楠，但从同得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可知，同得公司为涉案物业的实际使用人，进而可认定涉案债务用于宋海增、王惠楠共同经营同得公司。再次，涉案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涉案物业的租赁保证金475000元系由宋海增支付给宏隆公司，涉案物业亦由宋海增接收。王惠楠签署的《无偿使用证明》可引证宋海增对王惠楠租赁涉案物业知情且无异议。综上，宋海增主张涉案债务为王惠楠个人债务，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王保伍涉案债务发生在宋海增与王惠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为夫妻共同债务。王保伍于一审的诉请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确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617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王惠楠的应负债务为王惠楠与宋海增的夫妻共同债务，宋海增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78407元，由宋海增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并无争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保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纠纷处理。又因宋海增、王惠楠的经常居所地及涉案物业所在地均位于中国内地，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的规确定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宋海增在一审期间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已撤回要求王保伍赔偿损失的诉请，现其在二审期间仍坚持要求二审法院判决王保伍故意不履行职责、造成第三方损失扩大，涉嫌诱导王惠楠的商业欺诈行为和判决王保伍承担宋海增因该诉讼的相应损失，其亦向本院确认所主张损失尚未发生，宋海增的上述上诉请求属于在二审期间提出反诉，王保伍、王惠楠均表示不同意在二审期间将宋海增的上述请求一并审理或进行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作调处，宋海增可依法另行起诉。关于被上诉人王保伍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时效是指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的持续而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本案中，王保伍于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涉案债务为宋海增、王惠楠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系当事人以提出请求的方式要求人民法院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裁决，诉讼对方不负有承认的义务。确认请求权系程序请求权，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宋海增在本案中作为确认之诉的相对方，无权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其更无权将王保伍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作为一项上诉请求向本院提出，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详细阐述，有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其次，涉案债务系王惠楠作为承租人向王保伍承租涉案房屋后并无偿提供给同得公司经营的期间因拖欠租金、物业费、水电费、垃圾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而产生的，该债务发生在宋海增、王惠楠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房屋的租赁保证金最初系由宋海增支付给宏隆公司，后各方经签订补充协议或新的协议变更合同主体，王惠楠、王保伍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并由王惠楠直接承继上述租赁保证金；涉案房屋也是由宋海增接收并交付给同得公司使用。宋海增作为同得公司的股东，其对王惠楠的承租行为并将涉案房屋交由同得公司无偿使用是明知而且从未表示过异议。综合本案案情可知，王惠楠作为承租人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应承担涉案债务，其目的是将涉案房屋用于同得公司经营使用，该债务系因同得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期间未能交付租金及相关费用所产生的且数额在合理范围内。故宋海增上诉称该债务数额巨大、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债务的理由不成立。第三，宋海增虽抗辩王惠楠的租赁行为、宋海增的交付租金行为均是代表同得公司的职务行为，这显然与宋海增关于其与王惠楠均没有参与同得公司经营的陈述相互矛盾。且王惠楠一直陈述同得公司系由宋海增经营，其租赁行为是应宋海增要求，两人的陈述也不一致。宋海增称同得公司交由独立团队管理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独立团队管理公司并不能等于宋海增和王惠楠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王惠楠个人承租涉案房屋在同得公司成立之前，生效的（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王惠楠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故王惠楠称其租赁行为系受同得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显然与事实不符。王惠楠是同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海增是同得公司的股东，王惠楠将承租的房屋交由同得公司无偿使用、经营，应当视为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财产的共同处置，因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两人共同承担。最后，涉案债务是因为王惠楠将涉案房屋交由同得公司无偿使用而欠缴租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垃圾费、场地占用费等所致，王惠楠是涉案债务的清偿义务人。（2016）粤01民终17914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并未认定上述因租赁合同关系而欠缴的相关费用系应由同得公司承担，亦没有认定是基于王惠楠、宋海增对同得公司的共同经营而判令王惠楠向王保伍支付相关费用。同得公司的经营情况、王惠楠及宋海增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情况等，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宋海增以此否认涉案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宋海增上诉主张其和王惠楠的行为在本案中属于同得公司的职务行为、涉案债务属同得公司债务，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涉案债务为宋海增和王惠楠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宋海增、王惠楠与同得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是不同法律关系，本院在此不予调处，各方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海增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407元，由上诉人宋海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研陈卿卿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