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202民初2801号原告：马愧，女，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均，安徽景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阜阳建工集团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工贸园区八里路2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713915446K。法定代表人：周汝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安徽金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宫鹤，男，198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凤，安徽仲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于超，男，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原告马愧与被告建工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6）皖1202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提出上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皖12民终3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重新立案，追加宫鹤、于超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皖1202民初25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马愧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皖12民终40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皖民再2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皖1202民初2533号民事裁定及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401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第三人宫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凤、第三人于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2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2月4日起开始计算至该款支付完毕时止，按照月息6%计息）；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29日，原、被告就阜阳万达广场桩基础工程签订了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法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不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工程款120万元。虽经多次调解无果。被告建工集团公司辩称：2014年，第三人宫鹤、于超与被告协商欲合伙承包被告承建的管桩工程项目，并申明由宫鹤、于超进行投资管理及经营。但由于两人均系公务员，遂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与被告签署了《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并委托宫鹤的岳母杨淑华收取承包工程款，之后进行的工程承包的投资经营管理均系宫鹤、于超完成。被告应支付的工程款，也基本上支付至杨淑华个人账户。后因宫鹤、于超合伙经营产生矛盾，原告遂起诉被告，妄图通过虚假诉讼非法占有工程款。鉴于被告明知原告并非工程的实际承包经营者，其起诉也未获实际投资经营人宫鹤、于超的授权，故被告不能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催收工程款，涉嫌虚假诉讼，是侵占本属于实际承包人的巨额工程款的行为。鉴于此，被告拒付工程款并非恶意，而是不能违背事实及良知。被告同意在宫鹤、于超协商成功，或两人的合伙争议经合法裁判后，依法向权利人支付相应工程款。第三人宫鹤述称：原告对涉案工程没有任何投资，仅仅是两第三人委托的代理人，每月从第三人合伙账目上领取2500元的工资。原告诉被告支付工程款没有合法依据，工程款被告应向第三人支付。事实上，前期大量的工程款也是直接支付到第三人开设的账户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于超述称：第三人于超是原告马愧的前夫，原告在和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包了阜阳万达桩基础工程。原、被告签署《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时，并不存在被告所称的两第三人委托马愧前去签订合同的情况。合同签订后，工程是以原告为主导，第三人于超只是帮助其整理相关资料，找朋友为工程筹措资金。2014年10月15日，于超与原告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根据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全权代表原告办理与被告结算工程款等一切相关事宜。第三人于超不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与宫鹤之间就涉案的万达桩基础工程也不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原告马愧是工程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第三人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和利害关系，没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涉案的工程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马愧举证的《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被告及宫鹤均主张在马愧签订该承包合同之前，是宫鹤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宫鹤、于超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是受宫鹤、于超的委托与被告签订的，原因在于宫鹤、于超是公务员身份，参与经商违规。被告及宫鹤对所主张的在与马愧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双方曾签订过一份承包合同的事实，未向本院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主张的事实与马愧举证的2013年12月20日之前，由其父亲马培彬及其本人作为担保人签名的被告公司与蚌埠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管桩购销合同相互矛盾。两份购销合同签订的时间要早于《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签订的时间，说明原告在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实际参与了工程材料的组织。如果被告及宫鹤主张的上述情况属实，那么在购销合同上签担保的就不应是马愧及其父亲马培彬。被告与宫鹤均主张是宫鹤与于超共同委托马愧与被告签订的《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虽然举证了马愧与付新城、宫鹤的谈话录音资料及马愧领取工程管理人员工资的单据，但谈话录音的部分内容与客观实际并不相符。在录音中马愧称工程没有她的钱，这与其向孙硕借款200万元投入涉案工程使用至今未偿还完毕的事实不相符。于超并不认可其与宫鹤共同委托马愧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且作为被告公司签订合同的代表人刘锐也不认可马愧签订合同是受到宫鹤、于超委托这一事实。宫鹤与被告就其主张的委托马愧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未向本院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合同签订后，被告一直与原告履行工程款项的交付手续。对原告作为承包人、被告作为发包人，双方签订《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对原告举证的该份证据及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予以采纳。2、原告举证的债权人为太和担保公司及杨文萍的借款合同、第三人于超举证的债权人为李盼盼、耿力、曹雨晖、焦**的借款合同，原告及于超均主张上述各份借款合同是原告为了筹措建设资金向宫鹤出具的借款合同，证明原告对涉案工程的实际出资行为，原告与宫鹤之间系借贷关系。该组证据，借款合同上载明的债权人均不是宫鹤，且由宫鹤作为借款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庭审中，于超及宫鹤均认可这几份借款合同是为了躲避纪检部门的审查，应宫鹤的要求由原告出具的，真正的建设资金在原告出具借条之前早已由宫鹤投入工地使用。原告出具的是虚假的借款合同，既不能达到与宫鹤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法律效力，也不能达到与借款合同上所载明的债权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法律效力，故对原告及于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涉案工程的大部分建设资金，是由第三人宫鹤投入，情况属实。原告主张与被告宫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宫鹤在将建设资金投入工地使用时，原告作为承包人并未就宫鹤投入工地的资金给其出具任何的借款条据，宫鹤的资金投入行为，应是其作为合伙人的投资行为。3、原告、于超举证的于超、宫鹤及宫效峰在阜阳市地税局纪检监察部门的问话笔录及自述材料，证明原告是涉案工程的协议签署人及实际施工人，第三人宫鹤与涉案工程无关，只是为原告提供借款和借款担保。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对原告及于超的证明目的，被告及宫鹤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在于超、宫鹤作为公务员参与经商被举报后，纪检部门对其所做的问话笔录及其提供的自述材料，是为了躲避责任追究而作的利己陈述，内容与客观实际严重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客观依据。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4、原、被告及宫鹤均举证的《合作协议》，各方的证明目的不同。原告的证明目的是该份《合伙协议》是于超、宫鹤私自签订，未经原告同意，原告对其不予认可。被告及宫鹤举证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宫鹤与于超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对于该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当事人并无异议，仅是对对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庭审中查明，该份《合作协议书》签订人为宫鹤、于超，协议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6月9日，但宫鹤和于超共同认可该份《合作协议》实际产生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5年，之所以签署的落款日期与实际签订时间不同，是为了证明在涉案工程开始施工时，两第三人就已经合伙经营的事实。该份协议的内容反映出两第三人在涉案工程之前就已经合伙购买了桩机，并承揽工程合伙经营的客观事实。该份证据与第三人宫鹤举证的《业务约定书》、经营账簿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起到证明双方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合伙经营关系的客观事实。5、宫鹤举证的《业务约定书》、经营账簿，证明目的为宫鹤和于超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原告及于超对宫鹤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于超主张涉案工程系原告马愧一人承包经营，其经营行为全部是帮助马愧所为，不存在马愧或其与宫鹤合伙经营的情况。因建设资金是由马愧向宫鹤所借，故账目由宫鹤聘请的会计刘永亮掌管，款项的收入及支出都从宫鹤的岳母杨淑华的账户进出。《业务约定书》上有宫鹤和于超的签名，系双方共同委托阜阳市兴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对2013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流水单据进行的整理。虽然于超对统计数字并不完全认可，但该份证据材料上所反映的万霖骏都、万达广场等工程项目，于超认可双方都存在资金上的交集。经营账簿不仅记载了涉案工程款的收入、外借款项的收入，还记载有涉案工程的材料费、人工费等各项实际支出，其中还包括外借款的利息支付及还款支出、管理人员的工资支出（其中包括会计刘永亮的工资支出及马愧的工资支出）。经营账簿能够客观反映宫鹤和于超共同负责各项工程支出、共同承担管理人员工资、外借款利息等实际情况，也进一步印证了共同聘请会计刘永亮管理合伙账目，存在合伙关系的客观事实。对宫鹤举证的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鉴于马愧与于超在涉案工程施工期间系夫妻关系，于超主张其对工程的经营行为均是代替马愧所为，于超的经营行为结果应由马愧承受。故涉案工程在客观上存在马愧与宫鹤合伙经营的实际情况，双方均是涉案承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于超和原告马愧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3年6月1日结婚，于2014年10月15日离婚。2013年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将阜阳万达广场桩基基础工程发包给被告公司承建。2013年10月份，涉案工程实际开始施工。2013年12月20日之前，被告与蚌埠建华管桩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货款金额为1386万元、932万元的管桩购销合同，保证人一栏分别由马培彬（马愧父亲）、马愧签字，两人就购销合同所涉及的管桩货款为被告提供了担保。2014年2月26日，马愧作为工程的承包方，被告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签订了《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一份。该承包合同书载明：工程名称阜阳万达广场桩基础，合同价格2800万元，上交公司管理费用28万元。按照被告公司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拨付工程款的情况，扣除应收费用，经被告对原告工程进度考核，符合合同要求的，被告按合同约定向原告预借工程进度款。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未拨付时，被告无责任拨付任何工程款给原告。在承包合同签订前，涉案的万达桩基础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在宫鹤投入建设资金时，原告马愧并未给宫鹤出具任何借款手续。原告作为借款人向债权人孙硕借款200万元，并给孙硕出具了借据，所借200万元也作为建设资金实际投入到涉案工地使用，该笔借款目前尚未偿还完毕。原告与宫鹤投入工程的建设资金，全都转入宫鹤的岳母杨淑华的银行账户，进出款项均经过杨淑华的银行账户。同时，为了管理工程账目，双方还聘请了会计刘永亮负责记账，按月支付其工资。工程施工期间，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被告均按照合同约定将工程款陆续予以支付。工程款的发放是由原告到被告处签字办理手续，被告按照原告的指示将工程款发放到杨淑华或者宫鹤的银行账户，由原告直接领取的是一笔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原告已经全部用于涉案工程材料款的支出。领取的工程款以及双方投入工地的建设资金均由宫鹤、于超实际支配，用于支付工地的各项开支，其中包括偿还外借款本息的支出，还包括支付工地管理人员（其中包括会计刘永亮）的工资，原告也作为管理人员领取一份工资。2016年2月4日，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又支付120万元工程款到被告的银行账户。由于第三人宫鹤与于超就工程的外借款是否属实问题产生了纠纷，原告向被告要求支付该笔工程款时，宫鹤提出了异议，主张其与于超是合伙关系，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工程款不应向原告发放，被告遂停止向原告继续发放工程款。另查明：宫鹤将建设资金投入工地使用后，纪检部门接到宫鹤、于超是国家公务员却参与经商的举报并进行了调查，为了隐瞒事实、摆脱责任追究，宫鹤让原告出具了800多万元的虚假借条，并由宫鹤作为担保人在虚假借条上签名按印。这些虚假借条上的出借人均不是宫鹤，借条上的出借人与马愧之间也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工程项目经营承包合同书》，双方之间存在工程项目承包合同关系，事实清楚。由于原告不具备承包涉案工程的资质，双方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在签订经营承包合同后，原告对涉案工程进行了部分投资，同时第三人于超作为其当时的配偶也实际参与经营，且于超主张其是为马愧进行的经营行为，故原告对涉案工程有实际投资、经营行为，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三人宫鹤与被告虽然主张涉案工程系宫鹤与被告先签订的承包合同，为了向纪检部门隐瞒宫鹤是实际承包经营人才委托原告签订了涉案的承包合同书，但双方就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均未向本院举证证明。而原告举证的两份管桩购销合同签订于承包合同签订之前，恰恰证明了在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就已经介入了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如果存在被告与宫鹤签订承包合同在先，后委托马愧签订合同的情形，那么就不会存在原告作为担保人签订购销合同的客观情况。故对被告及宫鹤主张的原告受两第三人委托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虽然主张其与宫鹤之间并非合伙承包涉案工程的关系，仅是借贷关系，但在宫鹤投入建设资金时，原告作为承包合同的签订人并未给宫鹤出具任何借款条据。原告为了证明其与宫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举证的数份借款合同，是宫鹤为了向纪检部门隐瞒其投资经商的事实，让原告出具的虚假借条。借条上债权人均不是宫鹤，不能在原告与宫鹤之间产生成立借贷关系的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与宫鹤之间是借贷关系，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客观上，宫鹤没有理由为原告承包的工程注入大量建设资金，且不让原告出具借款条据明确双方的借贷关系。从宫鹤提供的双方共同聘请的会计刘永亮记录的经营账簿可以看出，双方对建设资金的投入均转到杨淑华的账户，工程的各项开支全部由宫鹤、于超实际支配。宫鹤作为借贷关系的出借人直接管理工程的各项开支，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宫鹤和于超从账目上为涉案工程进行各项开支的行为，是双方共同经营行为的客观表现。故原告主张的与宫鹤之间只是借贷关系，依法不能成立，其与宫鹤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经营关系。宫鹤对涉案工程有实际的资金投入，也有实际的经营管理行为，其也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虽然无效，但涉案工程早已施工完毕，2016年总发包方就将120万元工程款支付给了被告，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但是由于于超、宫鹤就工程外借款的债权人是否属实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后，宫鹤以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投资经营人为由，对被告支付工程款给原告的行为明确提出了异议。在此情况下，基于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直接向非法转包工程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法律规定，被告只有停止继续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原告与宫鹤均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双方是合伙关系，对工程款双方均享有权利。原告主张由其个人领取工程款，必然会侵害到宫鹤的合法权益。因此，涉案的工程款被告应向原告与宫鹤共同支付，由双方共同控制。因原告与第三人宫鹤就工程款的领取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被告至今未能支付，并非因被告的过错所造成。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工程款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阜阳建工集团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向原告马愧、第三人宫鹤共同支付工程款120万元，于原告马愧与第三人宫鹤共同向被告指定收款账户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二、驳回原告马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原告负担8160元，由被告负担81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卫东审判员  杨占伟审判员  张 艺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祥宇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