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91民初1501号原告：潘凤芹，女，197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太白湖区。原告：刘进，男，汉族，1996年11月9日出生，住济宁市太白湖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香保，济宁任城申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住所地济宁高新区接庄镇袁庄村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8004951859828。法定代表人：陈启友，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立仁，男，196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太白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潘凤芹、刘进与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刘立仁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凤芹、刘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香保，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的法定代表人陈启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被告刘立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凤芹、刘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1372.83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元、殡葬费900元、误工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939415.33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3月13日下午3时许，刘家红接到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工作人员刘立仁的电话去济宁高新区苗圃挖树，在工作时倒地昏迷，后被家人送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于3月13日17时37分医院宣告去世，因原告受雇于被告工作，被告作为受益人，基于公平原则，对其雇员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补偿，对于赔偿事宜被告仅同意赔偿30000元，难以弥补因刘家红去世带来的巨大损失。目前刘家红的妻子长期有病生活极度困难，其婚生子刘进还没有成家。刘家红的去世对这个家庭来讲，是失去了家庭支柱和经济来源，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辩称，被答辩人诉答辩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没有法律上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二原告对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1.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情况，本案案由原告立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法律关系应是雇主与临时务工人员之间的临时雇佣关系，与被告没有法律关系，二原告要求济宁高新区苗圃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被告与二原告的近亲属应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被告与二原告的近亲属并没有劳动关系。2.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从2014年与刘立仁签订了承包协议，自主经营管理承包地的树木和苗木，承包费为每年1000元，济宁高新区苗圃与刘立仁为承包关系，与二原告没有关系。3.原告的近亲属与被告刘立仁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与济宁高新区苗圃没有关系，从法律关系上不予评价。综上所述，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利益。被告刘立仁辩称，1.刘家红系突发疾病死亡，与答辩人无任何因果关系，原告要求答辩人就刘家红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刘家红与答辩人系承揽关系。刘家红以完成当天为答辩人挖2000株树苗的特定工作量目标，自己携带了劳动工具并根据最终挖树苗的数量收取报酬，二人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和管理关系，刘家红作为承揽人在完成承揽任务时因自身疾病死亡，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2.刘家红系因突发疾病去世，并非遭受侵权行为而导致人身损害，答辩人亦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事情经过为：2020年3月13日下午15时27分，答辩人接到购买人电话称要购买2000余株树苗，答辩人于当日15时35分打电话给刘家红询问是否能为答辩人挖树苗，刘家红同意，双方同时商定报酬为每棵树苗0.3元。刘家红于16:07:25到达苗圃，不足十分钟后即发病，在场人员冯某,4于16时07分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将刘家红送往医院后其经抢救无效离世。刘家红系因自身疾病原因引起死亡，且事发时间为春季，气温较为适宜，且刘家红到苗圃后极短时间发病等情形可以判断，事发时，并不存在高温作业、长时间工作等可能诱发身体疾病的因素，其发病系自身身体原因所导致。因此，答辩人不应对刘家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民法总则》中公平原则是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首先，公平原则的适用需以存在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且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为前提，而刘家红死亡并非因侵权原因引起，其死亡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其在答辩人苗圃内发病纯属偶然，没有公平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其次，事发当天，刘家红工作时间仅有十余分钟，挖树苗数量为17颗（当日工作目标为挖2000颗树苗），答辩人受益极其有限。在答辩人无任何过错，且几乎没有受益的情形下，要求答辩人对刘家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正是违反了《民法总则》规定的公平原则。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济宁市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石桥镇齐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据二、门诊病历三份；证据三、山东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清单；证据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济宁高新区殡葬管理所出具的火化证明；证据五、济宁高新区殡葬管理所出具的手续及收费明细各一份。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提交的证据：高新区苗圃花名册一份。被告刘立仁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刘立仁手机号码为136××××5438的通话详单（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证据二、冯某,4手机号码为135××××7108的通话详单（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人冯某,4的证言。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一份。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辩称，该谈话录音与其无关联性，不予质证，被告刘立仁对该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被告刘立仁系谈话录音的其中一方，其认可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提交的收据7张，用以证明刘立仁与高新区苗圃是承包关系，原告辩称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是单纯的承包关系，而且该收据不能证明事发地点是刘立仁所承包的区域，被告刘立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刘立仁系该组收据指向的相对方，其对该组收据没有异议，故对该组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3月13日下午15时35分许，刘家红接到被告刘立仁的电话请其到济宁高新区苗圃挖树，共需挖树苗2000棵左右，每棵0.3元，刘家红于15时56分许到达苗圃。另有案外人冯某,4、刘某,4等人也在苗圃一同挖树。工作时刘家红倒地昏迷，案外人冯某,4于16时07分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刘家红被家人送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当日17时37分医院宣告刘家红去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被描述为心脏性猝死”。逝者刘家红于2020年3月15日在济宁高新区殡葬管理所火化，花费殡葬费900元。事后，刘立仁将刘家红挖树的报酬11元支付给刘进。另，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石桥镇齐营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村民刘家红的合法继承人（即近亲属）有：父亲刘兴常（已病故）、母亲祝继英（已病故）、妻子潘凤芹、长子刘进。另查明:刘立仁系济宁高新区苗圃的工人，工作形式为种地（交地租），其承包了济宁高新区苗圃5亩地，可自由种植，盈亏自负。济宁高新区苗圃为刘立仁缴纳五险，不发工资。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刘家红接受刘立仁指派到济宁高新区苗圃挖树，该劳动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对于焦点问题1，二原告主张，刘立仁系济宁高新区苗圃的正式职工，刘立仁电话通知刘家红到济宁高新区苗圃刨树苗，并支付了劳动报酬，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辩称，刘家红与济宁高新区苗圃之间没有关系。被告刘立仁辩称，刘家红等人利用自己的劳动工具，为刘立仁挖总计特定数量的树苗，并将工作成果（挖好的树苗）交付给刘立仁，其工作过程不受刘立仁支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向雇主提供劳务，而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所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通常其技术含量比较低，且雇主对受雇人会有一定的要求，具有人身信任的关系，对劳务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也均有一定的要求。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关系中，定作人购买的是工作成果，一般对工作过程、工作场所和条件等不作要求，亦不提供工具。本案中，首先，刘家红接受刘立仁指派到济宁高新区苗圃挖树，每棵0.3元，属计件支付报酬，刘立仁对挖树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均有一定的要求，且刘家红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其次，虽然刘家红自己携带劳动工具，但该工具并不具有技术含量或不可替代性，即使刘家红不携带劳动工具，亦可使用苗圃的劳动工具，这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使用自己的设备不是同一概念；再者，刘家红提供的劳动不符合上述承揽合同的几种工作表现形式。综上所述，该劳动关系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应认定为雇佣关系。焦点问题2、刘家红与济宁高新区苗圃存在雇佣关系，还是与刘立仁存在雇佣关系？对于该焦点问题，二原告主张，刘家红与济宁高新区苗圃存在雇佣关系。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辩称，刘家红与济宁高新区苗圃之间没有关系。被告刘立仁辩称，刘家红与刘立仁之间存在承揽关系。本院认为，刘家红等人挖树的苗圃是刘立仁承包的济宁高新区苗圃的5亩苗圃，其自由种植、盈亏自负，故刘立仁系该5亩苗圃的权利义务人，且刘立仁指派刘家红等人到苗圃挖树，并支付报酬，故刘家红与刘立仁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济宁高新区苗圃没有关系。焦点问题3、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刘立仁是否应当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合计939415.33元？对于该焦点问题，二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医疗费1372.83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元、殡葬费900元、误工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939415.33元。济宁高新苗圃承担责任后，刘立仁承担责任成立。被告济宁高新区苗圃辩称，刘家红与济宁高新区苗圃没有关系，济宁高新区苗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立仁辩称，刘家红系因自身疾病原因引起死亡，事发时并不存在高温作业、长时间工作等可能诱发身体疾病的因素。事发当天，刘家红工作时间仅有十余分钟，挖树苗数量为17颗（当日工作目标为挖2000颗树苗），刘立仁受益极其有限。在刘立仁无任何过错，且几乎没有受益的情形下，要求刘立仁对刘家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正是违反了《民法总则》规定的公平原则。因此，刘立仁不应对刘家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因被告刘立仁雇佣刘家红挖树，刘立仁与刘家红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刘家红系在从事劳务活动过程中因自身疾病死亡，即并非是因劳务而自己遭受损害致死，故本案应当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归则原则，即刘立仁对刘家红的死亡有过错的，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刘立仁对刘家红的死亡无过错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刘家红系心脏性猝死,且事发时为春季，不存在高温劳动，刘家红仅劳动了十分钟左右，亦不存在劳动强度过大的情形，故刘立仁对刘家红的死亡无过错,刘立仁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虽刘立仁对刘家红猝死无过错，但刘家红是在为刘立仁的利益进行劳动的过程中猝死，刘立仁作为受益人应给予适当补偿。原告潘凤芹、刘进系死者刘家红的近亲属，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被告刘立仁补偿原告潘凤芹、刘进2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立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潘凤芹、刘进因刘家红死亡的损失20000元；二、驳回原告潘凤芹、刘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97元，由原告潘凤芹、刘进负担6447元，由被告刘立仁负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常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肖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