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03民初1618号 原告：齐玉峰，男，193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原告：刘大提，女，193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原告：朱某，女，1977年7月23日出生，满族，住沧州市运河区沧县。 原告：齐某，女，2005年12月1日出生，满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母女关系。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思聪，河北恭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开发区石港路2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900000219619A。 负责人：张汉明，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焕武，法制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扬，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齐玉峰、刘大提、齐某、朱某与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1日作出（2019）冀0903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冀09民终202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及原告齐玉峰、刘大提、齐某、朱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思聪，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焕武、陈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玉峰、刘大提、齐某、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7日，齐春雷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解放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至沧州银行桥西支行门前时，因护栏指示标志杆过低、无反光条提示装置等发生碰撞。造成齐春雷死亡、电动车损坏。齐春雷在公共道路上正常行驶，护栏指示标志设置过低妨碍正常通行，无反光条提示装置导致行人无法及时发现障碍的存在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因此护栏指示标志的设置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提起诉讼。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辩称，法院既已将本案案由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则在本案中认定各方责任，确定责任承担方式的重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应当是交警部门所依法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提交的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所做第1309031201800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齐春雷（死者）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属机动车范畴），且因其观察不周，操作不当，未在确保安全、畅通原则下通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其负此事故全部责任。该认定书是由法律授权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且该认定书在作出前经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交通事故认定若干重要相关事项进行鉴定，并以其为依据，在确实查明事故原因后作出。认定书及相关鉴定意见书在作出后也依法向齐春雷家属进行送达，而家属未提出异议。则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其在本案中不仅仅是一份书证，其对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事故应由齐春雷本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死者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该起交通事故，是其主观猜测无任何证据证实，且违反客观规律，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事发现场附近某银行外监控视频模糊，只能显示事故发生时齐春雷车速极快（从视频明显可看出其速度快于事发前驶过的汽车），碰撞时标志板发生了翻转，但视频内容明显不足以证明是头部撞击。根据一般生活常识，齐春雷驾车快速前进即便其头部发生碰撞，也应当是面部与标志板发生撞击，根据其撞击时的速度及其质量，其面部应该有明显的严重的外伤，标志板上也应该有明显的新鲜撞击痕迹且残留齐春雷血迹等，而根据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冀盛唐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0959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所载内容，齐春雷面部甚至无明显外伤；根据交警部门现场勘查，也未见标志板有明显血迹或痕迹。鉴定意见书所载的“齐春雷左侧顶枕部凹陷伴血肿”也与原告主张的头部与标志板相撞不符，正面发生碰撞后，不可能是枕部（即俗称后脑勺）凹陷，这一伤情只能是摔倒后后脑与地面碰撞造成。且若齐春雷高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前行中发生头部与标志板的碰撞，必然会因惯性发生头部甚至身体的后仰进而失控倒地，但是根据视频，并无此现象发生。因此原告的主张系主观猜测，无任何事实证据加以直接证实，也无法从现有证据得出客观、科学的推论。相反，根据被告提交证据现场勘验照片，可知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齐春雷醉酒高速驾驶电动自行车，车把与标识杆发生撞击，其对电动自行车失去控制，强大的惯性将其甩出、摔伤进而造成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一结论是被告经过反复的现场勘察、痕迹提取，并进行了现场科学实验后，经研判所得出。该结论可与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相互印证。被告所提交的现场照片可以明确的证实以上情况，无论是标志杆上新鲜形成的撞击痕迹，还是齐春雷电动自行车车把的脱落以及电动自行车车把位置与撞击痕迹吻合等均是充足的直接客观证据。从常识角度来看，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必然是双手前伸扶把，身体在后，且车把向左右两侧所及的范围远大于身体及头部，一些狭小空间在车把通过后其他部位自然可顺利通过，而且在驾驶人头部与前方垂直竖立的规则物体碰撞前，必然会有车轮、车把与其发生碰撞，不可能存在车轮、车把顺利通过后而头部发生碰撞的情况。关于原告主张的案涉柱式标志杆设置存在问题，既不符合事实，也与事故的发生无关联性。根据被告提供的现场勘验照片可知，标志杆设有明显夜间反光警示标识，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标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案涉柱式标志杆是为解决城市主干道拥堵，为便捷市民出行，经调查研究后依沧州市政府决定而设置，合法有据。标志杆设置位置并非原告主张“非机动车道中间”，其实际设置于分道线处，属于设置在小客车比例较大的道路，高度1.5米，符合《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4.3.6规定。退一步考虑，即便设置的标志板未达到1.8米高度标准，但本案事故发生的客观直接原因，系齐春雷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其车把与标志杆发生碰撞造成，碰撞处位于标志杆低于1.5米处，则无论标志板架设高度是否达到1.8米，均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法定免责事由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本案中被告向贵院提交不限于上述提及的证据并陈述事实，证据充分，已经完成了免责的举证责任。对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查明，一是责任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或法律上的过错，二是相对人受到侵害，三是责任人的行为或过错与相对人的损害之间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中的“过错”，应当指的是对事故的发生或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直接因果关系。而并非某一事项存在某些客观上固有的错误或瑕疵，换句话说，即便某一特定事项存在后一种意义的“过错”，但其并不是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那么就不能以此归责于相关主体。综上，本案事故应由齐春雷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齐春雷系原告齐玉峰、刘大提之子，与原告朱某系夫妻关系，系原告齐某之父。2018年8月27日1时6分许，于解放路沧州银行桥西支行门前，齐春雷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解放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至沧州银行桥西支行门前时，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后死亡。非机动车道内有隔离护栏隔离，夜间有路灯照明。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第1309031201800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齐春雷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观察不周、操作不当，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负事故全部责任。经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委托，河北冀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涉案三枪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沧州渤海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从送检的齐春雷静脉血中验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18.07ｍｇ／100ｍｌ。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载明：“四、鉴定过程……2、头面部：黑色头发，发长3.0ｃｍ。双眼睑闭合，左眼周淤血肿胀，双眼球睑结膜苍白，角膜透明，瞳孔可窥及，直径0.5ｃｍ。右外耳道可见血迹。口鼻腔未见异常。牙齿整齐。舌位于齿弓内。鼻梁处表皮剥落0.5ｃｍ×0.5ｃｍ。头顶枕部表皮剥脱7.0ｃｍ×5.0ｃｍ，左侧顶枕部凹陷伴血肿4.0ｃｍ×3.0ｃｍ。3、颈部：未见外伤。4、躯干部：胸部表皮剥落2.0ｃｍ×2.0ｃｍ,周围伴环形带状皮下出血。指压胸部可触及两侧肋骨多发性骨折，双侧胸腔穿刺抽出暗红色不凝液体。左肩部表皮剥脱2.0ｃｍ×2.0ｃｍ。……五、分析说明。根据尸检所见，死者齐春雷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血，说明死者存在胸腔脏器或血管损伤。结合案情，齐春雷符合创伤、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另查明，齐春雷为城镇户籍，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659940元(32997元/年×20年);2.精神抚慰金60000元;3.丧葬费35816.5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29074.2元(22127元/年×5年÷3人×2人＋22127元/年×5年÷2人);上述各项合计884830.7元。 又查明，涉案柱式标志板设置在非机动车道中间，有隔离护栏隔离，用于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标志杆上纵向固定有汽车（机动车标志）及自行车（非机动车标志）两块圆形标志板，下面的自行车（非机动车标志）标志板下缘距离路面高度为1.5米，标志板右下部分（道路东西方向）变形。自行车指示标志板及栏杆均存在多处碰撞、剐蹭痕迹。柱式杆上有反光标志，事故发生时夜间有路灯照明。结合被告提交的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能显示出事故发生时齐春雷车速较快，碰撞瞬间自行车标志板发生明显的快速翻转。 本院认为，本案系单方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属主张道路护栏指示标志设置者承担赔偿责任，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应是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死者是否是与非机动车道标志板发生撞击导致交通事故致死。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系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下属部门作出，证明力较弱，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应根据事发时的视频资料、死者的伤情等认定事故发生原因。根据本案审理中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提供的事发时监控录像（系被告从沧州银行桥西支行调取）显示，死者齐春雷在驾驶电动车行驶过程中头部与非机动车道标志板发生撞击，标志牌在撞击瞬间发生快速翻转，本院再结合死者齐春雷头部伤情，认定系死者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本院对被告抗辩称系齐春雷驾驶电动自行车车把与立柱发生碰撞而并非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的抗辩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路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案涉柱式标志板位于非机动车道内，用以将原来的非机动车道划分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当庭认可该非机动车标志牌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为1.5m。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4.3.6的规定，柱式标志板设置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路侧时，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大于1.8m。涉案标志牌高度低于1.8米，不符合设置规范标准，且该标志牌部分变形及存在多处碰撞、剐蹭痕迹，对过往行人、车辆均存在事故隐患，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作为交通主管部门未能保障公路的安全畅通，对该处公路的交通标志设置存在监督和管理上的过错，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过错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后，齐春雷血液中的乙醇含量的鉴定结果显示，其当时静脉血中验出的乙醇成分含量为218.07mg/100ml，系醉酒驾驶。酒后驾驶为法律所禁止，齐春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夜间酒后驾驶电动车的危险后果，其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本案案情，本院酌情认定齐春雷本人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对齐春雷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关于齐春雷的各项损失，齐春雷为城镇户口，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应当赔偿原告的数额为442415.35元（884830.7元×5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齐玉峰、刘大提、朱某、齐某各项损失共计442415.3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齐玉峰、刘大提、朱某、齐某负担4864元，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负担793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 珊 人民陪审员  张建华 人民陪审员  骆桂萍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杜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