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营，男，196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香，河南九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河南星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大伟，男，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波，河南博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山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栾川县城长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4171516968W。法定代表人：张红照，经理。原审第三人：贾清宇，男，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原审第三人：郭跃东，男，196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上诉人李军营因与被上诉人程大伟、原审被告河南山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城公司）、原审第三人贾清宇、郭跃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军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香、张豪，被上诉人程大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波，原审第三人郭跃东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山城公司、原审第三人贾清宇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军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程大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程大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军营与程大伟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李军营于2017年8月20日将所承包的上海映象4#楼、5#楼工程中的部分分项工程委托程大伟包工施工，双方签订了《二次结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了具体的施工范围和双方的责任义务。程大伟在施工期间因不及时支付工人工资并撺掇其工人去劳动局投诉，给工地造成了不良影响，双方无法继续合作。2018年3月，程大伟停工，双方商谈原告退场事宜。经多次协商，双方于2018年6月22日签订了《清算和解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已无任何纠纷，属于程大伟的工具在其退场时也一并带走。二、一审判决以贾清宇、郭跃东出具的《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根据一般社会常理认定李军营与程大伟间存在租赁法律关系和借用法律关系是错误的。首先，《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与李军营无关。此确认单上没有李军营的签字，李军营也没有委托贾清宇和程大伟或者郭跃东签署过此确认单。其次，贾清宇不是工地上的负责人，无权代表李军营；贾清宇也不是工地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不懂施工，不可能如郭跃东所述去一根根清点见证相当数量的钢管扣件。第三，此确认单上提到的钢管只有米数，扣件只有个数。什么长度的钢管有多少根、什么类型的扣件各有多少个这些均不清楚。任何一个工地都不会是这样的租赁单。第四，李军营工地上的钢管扣件均是从贾付岭、徐国安两个租赁站租赁，和其他人无关。第五，该确认单上郭跃东、贾清宇的签字时间是2018年6月22日，这天也是《清算和解协议》签订的时间，双方清算了几个月，终于达成了《清算和解协议》，双方之后不再有任何关系，李军营怎么可能再去租赁程大伟的钢管扣件。第六、贾清宇陈述《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是在清算之前签的，清算之后清算单就不再存在。按贾清宇所述，该确认单无论是否真实，均不再存在，双方之间也不存在租赁关系。第七、郭跃东在法庭上对《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的形成时间以及《清算和解协议》的签订过程含糊其辞，前后矛盾。第八、《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注明：“钢管扣件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费用”，这与程大伟起诉所述不符。程大伟诉称于2018年6月22日将自己的钢管扣件租赁给李军营使用，当时贾清宇、郭跃东作为证明人在确认单上签名。《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注明的“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费用”与《清算和解协议》约定的“22万元包含原告承包期间的所有费用”相矛盾。三、一审判决以对程大伟的工人的询问笔录认定程大伟撤场时其工具未带走是错误的。被询问的几名工人均陈述他们是在2018年3月工地停工后离开的工地，而程大伟撤场是在2018年6月22日清算协议签订之后，此时这几名工人早已离开工地，其无法证明之后发生的事情。四、程大伟的诉讼请求并未未请求返还案涉钢管、扣件，只主张了租赁费，而一审判决却判令李军营返还钢管6527米、扣件4337个，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五、一审判决对李军营所提交的证据和三位证人张某1、张某2、郭某的证言未做任何评判，有失客观公正。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李军营的合法权益。程大伟辩称，一、程大伟在进入工地施工时，为了施工需要，搭建了施工架、施工电梯，并将切砖机等工程设备带进工地。停工时，上述设备并未拆除。程大伟将自己带入的设备租赁给李军营使用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二、因李军营拒不支付工程款，工人不愿继续施工，程大伟才在2018年3月停工。后在政府和山城公司协调下，程大伟与李军营签订《清算和解协议》，《清算和解协议》的内容只涉及工程承包内容，与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在达成清算和解协议后，因李军营要求程大伟留下建筑设备不要拆除带走，这样可以减少重新搭建的麻烦，并承诺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租赁费。在这种情况下，程大伟、李军营达成共识，程大伟委托郭跃东，李军营委托贾清宇，由郭跃东、贾清宇二人清点建筑设备数量并签字确认。至于自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租赁费，该时间也是双方协商确定的。三、关于设备的返还问题。程大伟不可能将上述物品无偿送给李军营，当然要求返还案涉建筑设备和工具。四、一审庭审中，李军营的三位证人均是李军营所雇佣的工人，和李军营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该三位证人所证明的事实均系旁听途说，并未亲身经历，在一审庭审时已对其证言进行过过质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跃东述称，程大伟撤场时，因李军营要使用程大伟租用他人的钢管、扣件等，故程大伟没有拆走。郭跃东是程大伟方的负责人，贾清宇是李军营方的负责人，案涉《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由其与贾清宇签字确认。租用的钢管长度不同，是计算总长度后写在确认单上的；扣件也是一个一个核查的，因不同种类扣件的价格都一样，不需要区分每种扣件的具体数量。2017年9月1日是程大伟进场的时间，钢管扣件租赁费从该时间开始计付。综上，李军营应支付程大伟租赁费并退还钢管、扣件，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山城公司未参加诉讼也未出具书面意见。贾清宇未参加诉讼也未出具书面意见。程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山城公司、李军营连带支付拖欠程大伟的钢管、扣件租赁费52591.08元，并支付自2020年1月2日至租赁费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山城公司、李军营返还占有程大伟的建设工程工具：工字钢136米、水箱1个、截断机1台、台锯1台、配电箱1台、上砖机4套、切砖机2台、楼层防护门117套；3.本案诉讼费由山城公司、李军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0日，程大伟从李军营处分包了平顶山市卫东区上海印象4#、5＃楼二次结构劳务工程；程大伟进行了部分施工，后因各种原因，双方无法继续合作。2018年6月22日，程大伟（甲方）、李军营（乙方）进行了清算，清算后签署清算和解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乙方承包甲方的工程项目，根基实际完工的工程量，经双方核算，结算总价为220000元；二、乙方同意结算总价220000元包含乙方承包期间全部所有费用；三、甲方保证结算款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四、乙方保证收到甲方结算款后不再以任何形式再向甲方提出协议约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要求……前述协议除由程大伟、李军营签字外，还加盖有山城公司印章。2018年6月22日当日，贾清宇代表李军营、郭跃东代表程大伟还出具了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一份；该确认单上书写内容为“工具：工字钢共计136米、水箱共计2个、截断机1台、台锯共计1台，配电箱共计1台，上砖机共计4套，切砖机共计2台，楼层防护门共计117套，以上不用工具可协商归还，以最后实物为准；租赁统计：钢管6527米租赁费0.007元/米/天，扣件4337个租赁费0.004元/个/天，钢管扣件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费用”。至2018年7月2日，清算和解协议中的220000元款项实际支付到位，程大伟施工队的工人进行了领取；同日，程大伟向山城公司出具承诺书，保证工资款将如数发到工人手中，上海印象4＃、5#所施工的工资款已全部结清，双方永无任何经济纠纷，所签施工合同自动失效；程大伟施工队的工人在前述承诺书上也进行了签字。程大伟自认后来从上海印象工地拉回了一个水箱。对此，贾清宇称：应为2019年下半年拉走的水箱，拉走之前给我打过电话，除了水箱其他的我不知情。另查明，为查明本案事实，使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法庭对程大伟施工队的部分工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对法庭询问的到上海印象工地工作是否带有工具，被调查的工人称带有水箱、楼层铁门、槽钢、水槽、扣子等，称这些东西带到工地后进行了安装、使用；对法庭询问的撤场时，带去的工具等是否拆走，被调查工人称走时并未拆走。再查明，李军营挂靠山城公司承包了平顶山市卫东区上海印象4#、5＃楼工程；上海印象项目2019年已竣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程大伟曾从李军营处分包上海印象4＃、5＃二次结构劳务工程，后因故双方不再合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终止程大伟离场时，是否将其钢管、扣件租赁于李军营、山城公司，是否将工字钢等建设工程工具无偿提供给了李军营、山城公司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一、在2018年6月22日同一天，李军营、程大伟之间既签署了清算和解协议，又安排各自人员出具了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根据一般社会常理，清算和解协议与材料、租赁费确认单安排的应为相互独立的事宜，两份文件之间应不具有包含、覆盖关系；否则，同一日无需出具两份独立的手续，且程大伟均持有原件。二、庭审中，李军营一方陈述程大伟在撤场时，自带工具同时带走，没有租赁或借用的情况；但经庭审查明，2019年下半年，程大伟还从上海印象工地取走一水箱；李军营一方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相符。对程大伟施工队工人的调查，均反映撤场时自带工具并未带走。调查反映的情况与程大伟后来从工地取走一水箱的情况相互印证，能够查证程大伟撤场时自带工具并未带走而是留在了工地。三、2018年6月22日，签订清算和解协议之前，程大伟、李军营之间仅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至2018年6月22日，双方清算了程大伟在上海印象工地的工程款，双方劳务分包关系终止；如自此双方之间未再发生其他关系，则无需再签署出具其他任何手续，但该日双方指派的工作人员却作为证明人签署了材料、租赁费确认单，可知对这些物件自该日起双方发生了其他新的关系。材料、租赁费确认单将工具进行了统计，注明不用工具可协商返还，与程大伟、郭跃东陈述的无偿提供给李军营一方使用一致，该部分双方之间为借用法律关系；材料、租赁费确认单还进行了租赁统计，明确了租赁物米数/件数及租赁单价，该部分成立租赁法律关系。借用与租赁虽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在本案中，均是程大伟离场时留在工地工地上的物品，并在同一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上进行了统计，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本案一并处理。对所借用程大伟的物品，借用人李军营依法应当返还。对从程大伟处租赁使用的物品，李军营作为承租人应当返还，并按照约定支付租赁费。程大伟主张租赁费从约定的起始时间计算到其起诉时止，主张计算800天，不超出租赁费确认单的约定，依法予以支持；租赁费为：钢管6527米×0.007元/米/天＋扣件4337个×0.004元/个/天=52591.08元。上海印象项目2019年已完工，李军营一方并未按照材料、租赁费清单的约定向程大伟支付租赁费，已构成违约；程大伟主张自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计付拖欠租赁费的利息，是对违约产生损失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程大伟主张山城公司对租赁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6月22日，清算和解协议有山城公司加盖印章，在同日出具的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上却并没有该公司加盖印章，没有证据证明山城公司对后续发生的借用及租赁关系知情、同意，故程大伟要求山城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李军营辩称，没有租赁、借用程大伟物品；2018年6月22日清算和解后双方已无其他任何纠。有关分析认定前文已详述，不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军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租赁原告程大伟的钢管6527米、扣件4337个返还于原告程大伟。二、李军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程大伟钢管、扣件租赁费52591.08元，并自2020年1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前述租赁费的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李军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将借用程大伟的建设工程工具返还：工字钢136米、水箱1个、截断机1台、台锯1台、配电箱1台、上砖机4套、切砖机2台、楼层防护门117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115元，减半收取557.5元，由李军营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李军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该份证据为程大伟雇佣的工人张涛签写的条据一份，内容为：“今日拉走水箱一个。张涛2018.10.19日”。李军营拟通过该证据证明，2018年6月26日双方签订清算和解协议之后，李军营、山城公司、程大伟之间已无任何纠纷，程大伟离场后把该带走的设备都已带走。故在2018年10月，张涛拉走一个水箱时，给工地出具了条据。如果是程大伟自己的东西，就不会向李军营打条。程大伟的质证意见为，对该条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条据上面书写的“借出”二字不是张涛书写，是其他人后来加上去的。张涛去拉水箱时，李军营工地人员不让拉，经贾清宇和郭跃东二人协调，才同意拉走一个水箱。正是李军营拒绝返还程大伟所留下的建筑设施和工具并拒绝支付租赁费，双方才产生案涉纠纷。郭跃东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条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上面写的“借出”二字不是张涛书写，是后来加上的。“今日拉走水箱一个。张涛2018.10.19日”是张涛写的，经郭跃东与贾清宇协调，才让张涛拉走该水箱。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要求李军营与程大伟提交其租赁钢管、扣件并退还钢管、扣件的单据，及支付租赁费的凭证。李军营提交了贾付岭租赁站的出库单2张（分别为2015年9月24日、2015年9月26日）、入库单1张（2018年10月20日）、贾付岭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上海映像4#、5#租赁费结算单》、贾付岭于2018年8月4日出具的收据1张（钢管租赁费3万元）；徐国安租赁站的提货单5张（分别为2016年4月23日、2016年4月26日、2017年5月20日、2018年4月23日、2018年4月26日），张某2与徐国安于2019年6月30日签字确认的《结算清单》一份，及徐国安2019年9月23日出具的收条1张（运费等共1500元）。程大伟提交了韩小侠租赁站2017年8月28日提货单1张，耿秋菊租赁站2017年8月29日提货单1张，以及程大伟于2020年1月23日向韩小侠转账3万元的银行回单1份，程大伟于2020年1月23日向耿秋菊转账4万元的银行回单1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大伟对李军营提交的上述单据的质证意见为，对2015年和2016年的租赁单据真实性有异议。2015年9月24日、2015年9月26日的两张出库单所租赁的内容均是钢管，且是从同一个租赁站租赁的，如果属实的话，应一次性租赁，分两次租赁不符合常理。同理，2016年4月23日和2016年4月26日所租赁建材也是从同一个租赁站租赁的，不真实。这几张提货单显示的租赁时间均在程大伟接手案涉工程之前，与本案无关。同理，亦对2018年4月23日、2018年4月26日两张提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2018年8月4日收据有异议，收据的内容显示是转账，但没有提供转账凭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另，2018年租用的钢管扣件是在程大伟退出工地以后租赁的，因工地上使用的建筑设备非常多，租赁是正常的，但与程大伟留在工地上的建筑设备无关。郭跃东对李军营提交的上述单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但是案涉工地所用钢管、扣件非常多，李军营自己租赁钢管、扣件也符合实际情况。李军营对程大伟提交的上述单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两张提货单分别出自不同的租赁站，但格式内容一样，不符合常理。该两张提货单显示的钢管米数及扣件的数量与2018年6月22日《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显示数量不一致。该提货单中的承租方提货人是胡大伦，但工地上并无此人。程大伟提交的两份转账凭证的付款方为张津津，付款日期为2020年1月23日，并不知道工地上有张津津这个人。付款的时间与提货单的租赁日期相差时间较长，且转账的日期恰为程大伟在起诉之后，该两笔款项数额相加是7万元，与程大伟在诉讼主张的租赁费数额也不一致。因此，程大伟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系程大伟承租了钢管、扣件用于案涉工地，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郭跃东对程大伟提交的上述单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两份租赁单是真实的，胡大伦就是程大伟雇佣在工地上负责管料等事务的人员，后来胡大伦不在工地上干了，张津津是在程大伟工地上管钱的财务人员，也是程大伟的儿媳妇。对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一、一审以《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为依据判令李军营返还工具、租赁物并支付相应租赁费是否正确；二、一审是否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对此，本院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和陈述意见，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评议如下：一、关于一审以《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为依据判令李军营返还工具、租赁物并支付相应租赁费是否正确的问题。对此，本院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分析认定：（一）《清算和解协议》与《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系同一天签订，如果《清算和解协议》内容涵盖了《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约定事项，李军营应将《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收回，但其并未收回，程大伟仍持有原件。并且，《清算和解协议》结算的总价为220000元，程大伟于2018年7月2日向山城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显示：“我们25人在上海映像4#、5#楼所施工的所有工资款，经与项目部结算后共计款为220000元，此工资款河南山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发放给我们”，程大伟、郭跃东、张涛、胡大伦等人签字确认的《上海映像工人工资表》上程大伟签写“此工资款共计贰拾贰万元整，属实。”可以看出，《清算和解协议》结算的总价220000元应为劳务款，与《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涉及的租赁费并非同一性质。同理，李军营关于《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上注明“钢管扣件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费用”与《清算和解协议》中关于“220000元包含程大伟承包期间的所有费用”的约定亦非相互矛盾。（二）李军营上诉称贾清宇并非工地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其也未委托贾清宇签署《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问：“既然签清算和解协议，李军营、程大伟都在场，那为什么确认单李军营和程大伟都没有签，让你和郭跃东签字？”贾清宇回答:“李军营和程大伟都是对方的老板，我代表李军营方，郭跃东代表程大伟方，老板授权了我们签字的。”对贾清宇的陈述，李军营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并且，从李军营的证人张某2、张某1、郭某的证人证言均能看出，贾清宇在案涉工地上负责管理事务，张某1、郭某均是通过贾清宇的介绍来到案涉工地从事技术及管理工作。一审中，审判人员问郭某：“贾清宇在上海印象工地是做什么工作负责什么的？”郭某回答：“他是跟李军营老板关系好，帮忙的，我知道的就是这。”审判人员又问：“平时贾清宇在工地上帮忙都负责什么？”郭某回答：“在我在的那段时间，是向发开商要钱，处理与程大伟的事情。”并且，也是经过贾清宇与张某2协调，程大伟的工人张涛才能够从案涉工地上拉走一个水箱。综合以上事实，李军营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钢管、扣件在建筑工地的主要用途为搭建室外、室内脚手架，室内顶板支撑、安全防护等，在主体工程及二次结构工程的施工中均需使用。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李军营就案涉工程进行主体施工时，租用的有钢管、扣件；程大伟对案涉工程的二次结构进行施工时，也租用有钢管、扣件。程大伟对案涉工程的二次结构并未全部施工完毕，其中途退场，如全部拆除已搭建的防护措施，李军营继续施工时需要重新搭建，如不予拆除由李军营继续使用，能够节省一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故程大伟退场时，李军营与程大伟就工地现有的钢管、扣件达成继续留在工地使用，由李军营支付租赁费的协议，符合建筑工地的实际情况。二审中，审判人员问：“上诉人，程大伟撤场后，你方入场施工时是否从一楼重新搭建脚手架？”李军营回答：“不是从一楼重新搭建脚手架，接着之前已到十几层的脚手架向上搭建脚手架施工。”可见，李军营退场时，并未拆除全部的建筑租赁设备。（四）李军营提交的贾付岭于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上海映像4#、5#租赁费结算单》显示：2015年9月24日至2018年10月20日的钢管租赁费共8740.5米×0.009元×1007天＝79215.00元，扣件7800只×0.006元×1007天＝47127.00元。该《上海映像4#、5#租赁费结算单》显示的租赁费起算日期与李军营提交的2015年9月24日、2015年9月25日的两张贾付岭租赁站《出库单》中最早的租赁日期2015年9月24日相一致。李军营提交的徐国安于2019年6月30日出具的《结算清单》显示：（1）租用物资：钢管8480米，扣件5080个。（2）所租物资租金自2016年4月23号开始收费至2019年6月29号结束不再计费。（3）租金：2016年6月份至2019年6月份租金是7625元，2017年5月份至2019年6月份租金是44338元。该《结算清单》显示的租赁费起算日期与李军营提交的2016年4月23日、2016年4月26日、2017年5月20日的三张《安泰建筑设备租赁站租赁物资提货单》中最早的租赁日期2016年4月23日相一致。李军营陈述其租赁的钢管、扣件全部是从贾付岭和徐国安两个租赁站租赁的，未从其他租赁站租赁钢管和扣件。贾付岭出具的《上海映像4#、5#租赁费结算单》与徐国安出具的《结算清单》上显示的租赁物数量应为李军营从该两个租赁站租赁的钢管、扣件的总数，依上述两份结算单据计算，李军营租赁的钢管共17220.5米，扣件共12880个。依常理，因施工中的遗失、使用损耗等问题，建设工地施工结束后，退还钢管、扣件等租赁物时，退还的数量往往少于租赁的数量。但李军营提交的7张退还租赁物单据显示的退还的钢管数共为20064.5米，大于其租用的钢管数量，明显不符常理。可以推定，李军营工地上使用的钢管、扣件应有其他来源。这也就印证了案涉《上海映像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显示的李军营继续留用了程大伟租用的钢管、扣件的事实。综上，一审以《上海印象5#、6#材料、租赁费确认单》为依据判令李军营返还工具、租赁物并支付相应租赁费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庭审中，程大伟当庭要求返还租赁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故一审对返还租赁物一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李军营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军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元，由李军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为民审判员  李泉钦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杨磊书记员段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