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6476号 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赤岸镇赤岸二村里安坑。 法定代表人：杨玉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追平，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义乌市赤岸镇赤岸第二村。 诉讼代表人：冯文贤。 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义乌市赤岸镇赤岸第二村。 法定代表人：王建兵，系第一书记。 被告：王井森，男，196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浙江东方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王井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楼小康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变更由审判员张凯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追平；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代表人冯文贤、被告王井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排除妨碍，并将胡泉塘坑旱地交付给原告使用；2、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庭审中，原告明确胡泉塘坑旱地的面积是12亩。庭后，原告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10日，第一、二被告与张先龙签订有《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张先龙承包其村集体所有的耕田160亩，旱地65亩等，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并约定在承包期内，两被告及村民在承包范围内不能影响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15年间，张先龙将该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原告，自此一直由原告按约履行支付承包款，并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至今。在原告承包的范围内，旱地65亩中包括胡泉塘坑地块，约为10亩大小，该地块原先由被告王井森在1993年4月16日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至2013年元月31日止。但承包期限到期后，被告王井森仍旧一直占用该地块，导致第一、二被告至今未能向原告实际交付该地块使用权。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义务，但因被告王井森的非法占用行为，致使第一、二被告迟迟未将承包范围内的胡泉塘坑地块交付给原告使用，三被告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后经原告多次交涉未果。 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辩称，胡泉塘坑旱地面积是12亩。签合同时冯文贤是村委会成员出纳，并没有参与。当时王井森是在2013年1月底到期，张先龙的上一手是上溪人陈文明，也是荒在那里，村里承包款也没有交，现在土地已经是第四手了，写了三次合同。2013年10月份张先龙到村里来转包，村里想整个转包给张先龙，价格可以高一点。从2014年10月份原告从张先龙处转包的，承包款一直是由原告在交，平均6000多元一年，包括胡泉塘坑地块。现在这块地一直是由王井森在种。这个事情村里、镇政府、派出所都已经处理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 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未到庭答辩。 被告王井森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审判逻辑。因为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建立在转包合同之上的，所以请求法院判令上述实体事项的前置条件，是请求判令转包合同有效，而不可以直接将转包合同隐性地推定为有效，直接让法院判决被告方履行合同义务。就像离婚案件，应当先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请求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夫妻共同财产作出判决，而不可以撇开解除婚姻关系这个前置性请求，直接请求法院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夫妻共同财产作出判决。从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之法理上看，这种对前置性请求漏项的做法，既把法院对转包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权，排除在了审理范围之内；又剥夺了被告方对转包合同合法性的抗辩；还使自己的请求权失去了基础支撑。原告方不妨思考一下：对于本案，法院可以作出确认转包合同有效的判决吗？如果法院作出这一判决，那么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之法理如何体现？如果法院不作出这一判决，那么又如何支持合同约定的实体内容？根据上述程序性的错误，原告方对本案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就是撤回起诉，添加前置性的诉讼请求之后，再另行重新起诉。二、原告方实体诉权缺乏前置性的权利基础。我们姑且撇开前述程序性的错误不论，本案是一起转包合同纠纷，原告方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和正确性，是建立在原始合同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只有原始合同合法了，才有从原始合同转让过来的转包合同的合法性可言。从原告的证据清单上看，原告方又把作为转让合同依据的原始合同即《承包合同》作为证据提供，以证明其实体诉权的来源及合法性；但又不提出确认该《承包合同》合法性的诉讼请求，犯了前述一样的程序性错误；又由于没有把原始合同的乙方当事人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导致被告方无法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行使反诉权，来协助法庭弥补原告方的程序性缺陷。所以，原告所提起的这个诉讼案，犹如空中楼阁，导致法院无法操作。这就是说，在操作层面上，原告方犯了多方面的错误。三、我方已经就《承包合同》提起了诉讼。我方已经于2020年6月12日向法庭递交了请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材料，具体立案事宜由法庭安排而定。之后又于2020年6月20日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请求法庭中止审理本案。根据本案涉及的合同权利的流程，应当先审理关于《承包合同》合法性的案件，才能根据其审理结果来审理本案。为此，请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中止审理本案；或者根据我方的起诉尚未由法庭正式受理的情况，驳回原告的起诉。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撇开上述所有程序性错误不论，从实体性权利的角度来看，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因为本案被告一、二与案外人张先龙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原始合同即《承包合同》，系一份严重违法的无效合同。作为被告一、二的主要责任人赵有兴，已经因违法签订该合同，而由中共义乌市纪委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义纪(2018)222号《关于给予赵有兴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其余责任人傅莲花、冯向平也由赤岸镇党委依照党纪作出了处理决定。上述处理决定证实了《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和政策而无效。既然原始合同无效，那么本案所涉及原始合同的转让合同，也因缺乏合法性基础而无效。据此，即便不论程序性的问题，原告的实体诉讼请求也应当由法庭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鉴于原告方的起诉存在程序性的错误，并且由于原告方的实体诉权缺乏合法的请求权基础，故建议原告撤回起诉。原告拒不撤诉的，那么答辩人请求法庭中止本案审理，待《承包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作出生效判决之后，再重新启动审理程序。 针对第三被告的答辩，原告补充称，原告本案诉争的是排除妨碍，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和侵权责任法起诉，而非被告所理解的合同纠纷之诉。对于原告是否享有承包权，第一被告已经在答辩中认可了原告的实体权利，原告作为受让人和租金交纳人占有使用了王井森占有的土地以外的土地。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承包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第一、二被告将其村集体土地承包给张先龙使用的事实，包括涉案胡泉塘坑旱地地块。 二、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一份，证明：张先龙将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原告的事实。 三、缴款凭证10份，证明：原告自2015年起履行承包义务的事实。前面三页是交的2016、2017、2019年度的承包款，2020年没有交。后面一些票据是原告另外承包土地的缴款凭证，原告是想要综合开发的。 四、承包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被告王井森对胡泉塘坑地块的承包权已于2013年元月31日到期。 五、现场照片一份，证明：胡泉塘坑地块仍由被告王井森占用的事实。 第一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是事实的。对证据2，当时转包的时候他们有来找过村里，我们村里没有参与，转包确实是有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2015-2019年的费用确实有交过。2020年的承包款还没有来交。原来是每年的12月底交下一年的承包款。地确实是由王井森在种，镇政府在2013年有处理过，当时王井森也表示愿意承包这块地，愿意交钱，但是原告已经在使用了。2019年3月12日听说原告方开挖机去把王井森种的水果树都挖掉了，矛盾加大了。对证据4，没有异议，确实是在2013年元月31日到期的。当时村长不管理，王井森老婆也来村里问过，当时王井森承包的价格是275元/年，原告承包价格是6000多元每年。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合法性有异议，中共义乌市纪委、赤岸镇党委已经对参与签订该合同的第一、二被告的多名责任人员作出了处分，说明这是一份无效合同。对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只是一份转让合同的补充合同，而非转让合同本身，无法看出甲乙双方转让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合同，其次从内容上也看不出与本案争诉的土地有何关联。对证据3，承包款的交纳不能证明承包合同和转让合同的合法性。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同到期后我方一直在等待第一、二被告公开招投标，准备继续承包，第一、二被告至今未将合同的押金退还我方，这等于给了让我方继续承包的意思表示。对证据5，没有异议。 第一、二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赤政（2011）2号文件（复印件）、义纪（2018）222号文件、赤镇委（2018）42、43号文件各一份（核对件），证明：第一、二被告与张先龙之间的《承包合同》不合法。第三页第五条规定，村级3万元以上工程建设项目需公开招投标，合同违反程序。222号文件中明确了村集体土地流转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将胡泉塘等区块承包给张某某的事实。 二、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被告王井森已于2020年6月12日向法庭递交针对被告一、二与张先龙之间的《承包合同》的起诉材料。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该文件无法直接认定涉案承包合同是不合法的结论，相关的处分文件只是对被告一、二村委会有关成员违反程序规定的处罚规定，只是作为发包方一方违反相应程序，但不因此导致承包合同是无效的。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是被告三单方的诉状，根据被告三的答辩陈述该案件至今未能得到立案，故其相应的权利及主张的内容也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第一被告质证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第二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 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第一、三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第一、二被告将村集体土地发包给张先龙的事实，至于该合同的效力问题将在下文论述。证据二、三及第一被告的庭审陈述相结合能够证明张先龙将上述承包地转包给原告，原告已向第一、二被告缴纳了2015年至2019年的承包款。第一、三被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被告在胡泉塘坑地块的承包期限截至2013年1月31日。证据五能够证明第三被告至今仍在占有使用胡泉塘坑地块的土地。 第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关于证据二，因涉案合同效力问题系法院依职权审查范围，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抗辩，法院均需予以审查，故第三被告是否对涉案合同效力问题另行起诉，与本案无关；第三被告针对原告诉讼程序的有关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因此中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对包括现第三被告占用的胡泉塘坑地块在内的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一、涉案承包地为第一、二被告村集体所有，依据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一般情形下，对于必经又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在案件处理时不能机械适用、一概而论，要考虑具体案件中的以下因素：（1）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是谁提起无效主张，若是村民，则多少村民能够代表村民集体利益？（2）虽然签订时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但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已经得到了追认？（3）合同签订后的履约时间长短和履行情况。（4）合同履行带来的效果，是损害了村民的集体利益还是给村民带来了效益？本案中，原承包人张先龙不是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应当经过上述民主议定程序。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第一、二被告与张先龙签订的《承包合同》未经过上述民主议定程序，但《承包合同》不应因此认定无效。理由如下：1、第一、二被告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但应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基于其法律地位，第一、二被告在和张先龙签订《承包合同》时，应保证对内就《承包合同》的签订已经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此为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担的缔约义务。2013年10月10日，第一、二被告（甲方）与张先龙（乙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经村两委专题会议研究并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村两委扩大会议百分之九十以上签字同意）承包给乙方经营…”，且上述合同盖有义乌市赤岸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的公章，应视为已经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认可，原承包人张先龙有理由相信该合同的效力。2、自2013年《承包合同》签订至今六、七年间，第一、二被告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过异议（庭审中亦无异议），亦无证据表明有除第三被告之外的村民就合同效力及该合同侵犯集体利益问题提出过异议。从承包费用来看，该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款明显高于第三被告原合同约定，亦可佐证该合同并未侵犯集体利益。相反，张先龙与原告承包土地后在第一、二被告未交付全部承包地的前提下按约缴纳了截至2019年底的全部承包款，庭审中第一被告确认包括涉案承包地在内的土地流转款每年均向全体村民发放，第三被告亦确认领取过该款项。上述承包人长期履行行为及村民领取承包款的事实，表明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得到了绝大部分村民追认或至少弥补了未经民主议定的程序瑕疵。至于第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有关处分文件，内容为被告村有关村干部受到党委或纪委处分，从性质上看均为党内处分，系有关部门依据党内法规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且处理涉及的事实还包括其他问题，上述处分文件中并未认定原承包人张先龙在合同签订时存在与上述党员干部恶意串通、贿赂或其他违法违规事实，目前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况，不能将第一、二被告没有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让对方当事人承担，故不能单纯依据该证据否定涉案承包合同效力。综上，第一、二被告与张先龙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张先龙享有该合同所涉土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第三被告已无权主张优先承包权。二、2015年起，第一、二被告一直收取原告方交纳的承包款。原告与张先龙之间的合同名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但该转让未经发包方即第一、二被告同意，且第一被告庭审中亦表示未参与该行为，村里对二者之间关系理解为转包，依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承包方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无须发包方同意，仅需发包方备案即可，且原承包合同也约定承包人有权转包，从第一、二被告收取原告2015-2019年承包款的事实亦表明对此认可，故应认定原告与张先龙之间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成立转包关系，该转包关系合法有效。综上，原告基于转包关系，对原《承包合同》所涉土地也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其中包括现第三被告占用的胡泉塘坑地块。 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第三被告系第一、二被告村民，1993年4月16日，第三被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第三被告承包村内胡泉塘坑地块的土地，承包期限为1993年4月16日至2013年1月31日，承包款为每年275元，每年4月16日一次交清；押金五百元合同期满无违约行为连本带利退回；未尽事宜双方协商。 2013年10月10日，第一、二被告（甲方）与张先龙（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一份，载明：甲方现有标准化建设后农田若干及旱地，经村两委专题会议研究并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村两委扩大会议百分之九十以上签字同意）承包给乙方经营，承包范围包括耕田160亩；夏坑的坑田、地、塘；旱地65亩（包括上述胡泉塘坑地块土地）；承包范围内甲方及村民不能影响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包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到期后在国家正常允许范围内继续承包15年（至2043年12月31日），继续承包期内承包款在原有基础上每五年提高10%；承包款以当年11月份国家收购大众化杂交稻谷的指导价加补贴价为标准：耕田每亩每年900斤、旱地每亩每年351斤、夏坑的坑田、地、塘每年1000公斤；承包款每年支付一次，于前一年的12月30日前付清下一年承包款；乙方在承包期及继续承包期内有权转包；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事宜。该合同加盖第一、二被告公章并由时任负责人签字，同时加盖有义乌市赤岸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的公章。后原告与张先龙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将上述承包地转让给原告。2015年7月30日，原告与张先龙又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对转让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进行了补充约定。原告已按原承包合同的约定向第一、二被告全额缴纳了2015年至2019年的承包款。上述承包合同旱地部分中胡泉塘坑地块在第三被告2013年1月31日承包期满后一直由其占用至今，未实际向张先龙及原告交付，其余承包地已交付使用。庭审中，各方陈述该地块面积约12亩。该地块部分土地上目前由第三被告种植有番薯、毛豆、冬瓜等农作物，还有零星的柿子树、竹子等苗木。 另查明，2018年8月7日，义乌市赤岸镇党委给予时任被告村党支部委员的傅莲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处分理由包括村两委未按照规定公开招投标、私自决定集体土地流转及支部换届选举中贿选。2018年9月14日，义乌市赤岸镇党委给予时任被告村两委干部的冯向平、冯文贤、朱锦盛通报批评，处分理由为2013年10月10日，被告村两委未经土地流转公开招投标程序，私自将胡泉塘坑等区块流转。2018年12月24日，义乌市纪委给予被告村支部书记赵有兴开除党籍处分，处分事由为：2013年10月该村经村两委会议商议未经村民代表会议，也未公开招投标，将胡泉塘坑等区块共计30亩土地发包；2008年竞选村主任时向全村500名选民发放每人400元贿选金；2011年竞选村支部书记时向村20名党员发放每人2000元贿选金。 本院认为，第二被告作为村里设立的经济实体，村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村经济合作社经营管理本村财产的直接收益，其与村民委会员经济上无法完全独立，故应与第一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第一、二被告一直未按原承包合同的约定将全部承包地交付张先龙，该合同约定张先龙有权转包，现张先龙已将相应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原告，且第一、二被告已收取了原告全额交纳的2015年至2019年的承包款，故基于原承包合同的约定和转包关系原告有权要求第一、二被告交付上述胡泉塘坑地块的承包地。依据上文对争议焦点的分析，原告对涉案的胡泉塘坑地块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被告在其承包期满后继续占用该地块侵犯了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要求其排除妨碍，将相应地块交付原告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该地块在2013年1月31日之前由第三被告承包，之后亦实际使用，基于物尽其用考虑，在判决做出之前地块上现有的番薯、毛豆等农作物可待自然成熟后由第三被告收取（不得补种和抢种），其他苗木等地上附着物第三被告应在判决指定期限内处理，逾期原告有权自行清理。第二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交付位于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胡泉塘坑地块的承包地（面积约12亩）。 二、被告王井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得妨碍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位于义乌市赤岸镇第二村胡泉塘坑地块的土地（面积约12亩）行使承包经营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占用的上述地块交付给原告；地块上现有的番薯、毛豆等农作物可待自然成熟后由被告王井森收取（不得补种和抢种），其他苗木等地上附着物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理，逾期原告有权自行清理。 三、驳回原告义乌市程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凯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丁建建 ?*ArabicDash?-16-? ?*ArabicDash?-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