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贵，男，1973年12月6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毕，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继骧，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2MA6NBDWP2Y；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街道小坡社区上村丰登路449号。法定代表人：李秀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长春，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秀梅，女，1973年2月15日生，汉族，天津市塘沽区人，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审第三人：杨正华，男，1970年10月19日生，汉族，湖北省石首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原审第三人：杨忠，男，1972年5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石阡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上诉人刘贵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秀梅及原审第三人杨正华、杨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3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毕、段继骧，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长春，被上诉人李秀梅，原审第三人杨正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杨忠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贵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335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刘贵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1.判决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其中登记在李秀梅名下23%、杨正华名下14%、杨忠名下20%）为原告刘贵所有；2.判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李秀梅、杨正华、杨忠协助办理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记载、登记到刘贵名下。（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既已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部分对上诉人围绕诉讼请求所举主要证据依法予以采纳，所主张的主要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却在说理论述部分违背客观逻辑，曲解或否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导致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相矛盾。首先，一审判决已基本查明了本案所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以及对应股权份额形成和归属的主要事实，在说理部分也已依法认定刘贵自公司成立时起即具有隐名股东身份、已实际缴纳出资款、最终经李秀梅在内的股东书面协议确认占股57%的事实。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充分表明刘贵已经按照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最终投资款1430万元的对应比例57%实际缴纳了出资款815.1万元（另付杨忠股权转让费7万元），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李秀梅、刘贵、杨正华、杨忠（原股东）均已在起诉前以书面形式对公司股权归属达成协议，确认刘贵占股57%、李秀梅占股28%、杨正华占股15%以及李秀梅51%股权中的23%、杨正华29%股权中的14%、杨忠20%股权均为刘贵所有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刘贵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既已认定了刘贵作为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刘贵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向公司出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2019年3月2日签订的“实际股份证明”，足以证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李秀梅、杨正华对于杨忠、杨正华向刘贵转让其部分股权的行为，均已经以书面形式做出了已知悉转让、同意转让、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认可转让已经生效及相应股权已经属于刘贵的明确意思表示，且不论该意思表示是属于再次确认、口头同意后完善书面手续，还是事后追认，均不影响其效力。李秀梅在诉讼中不认可以上事实属于反悔和违约，本案中本身并不存在杨忠、杨正华向刘贵转让股权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侵犯其他股东李秀梅的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即便是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也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刘贵从杨忠、杨正华处受让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对应股权，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既已基本查明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以及对应股权份额形成和归属的主要事实，却因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而作出错误判决，恳请依法予以撤销，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错误理解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判决书第16-17页的内容实际就是上诉人在一审中为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所进行的一些不真实的陈述，主要是上诉人在一审的诉状描述和庭审口头描述的内容。对于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正确的理解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举证过程及对上诉人陈述事实过程所进行的归纳总结，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中陈述反映的事实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些事实就一定是判决可以依据的事实，“法院确认的事实”与“判决依据的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股东、股权比例，在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公司章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中都有明确记载。上诉人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本质属于借款而不是股权出资，至于借款是多少，应还款多少，最终通过审查核对资金往来账目即可查明，绝不可能以随意的、毫无严肃性和准确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822.1万元的出资。上诉人出具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来源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二、一审判决书第18-19页记载的内容是上诉人为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所进行的不真实的诉状描述和庭审口头描述，受上诉人虚假陈述的影响，一审法院对该内容的认定也就出现了错误。以来源不合法、内容不真实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所进行的关于刘贵出资822.1万元的推理，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三、上诉人混淆了判决书中“经过庭审和举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这句话的正确含义，产生“要求一审法院依据对上诉人所陈述反映事实的归纳总结来作出对自己有利判决”的错误想法。法院不可能只按上诉人单方陈述的所谓事实（虚假成分较大）就作出判决，上诉人不仅对一审判决内容理解错误，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也出现严重错误。首先，上诉人并没有依法向公司出资，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出具一些向公司的汇（付）款的凭证复印件，在这些汇（付）款凭证的“汇款用途”中，有一部分注明为“借款”，其他则没有做任何注明。对于这些款项，如果真实存在，只可能是借款，不可能是股权出资。其次，上诉人在没有取得合法控股股东李秀梅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没有合法受让公司股权的前提下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既不合情理，也违背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公司法、相关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目的和意义是保障股东和谐友善、保障公司健康稳定，而不是把水火不容的第三人强行拉进公司股东行列，最后使公司倾家荡产。为保护被上诉人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恳请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秀梅表示其答辩意见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答辩相同。原审第三人杨正华述称，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李秀梅邀请刘贵参与进来，刘贵又以股东身份邀请我参与，因为官司，公司都拖垮了，所有的损失应由李秀梅承担。我是认可并同意刘贵提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杨忠述称，我作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原始股东，对情况知悉，并认可刘贵提出的主张，从公司成立时起，刘贵就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部分股权由李秀梅代持。2018年9月12日，我将所持有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刘贵，李秀梅和杨正华都知情并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款刘贵已经支付给我，且生效判决也确认了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同日，杨正华也将其所持有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4%的股权转让给刘贵，李秀梅和我也都知情并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刘贵要求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归其所有并将股权过户登记到刘贵名下，我予以认可并同意配合办理。上诉人刘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其中登记在被告李秀梅名下23%、第三人杨正华名下14%、第三人杨忠名下20%）为原告刘贵所有；判令被告李秀梅及第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正华、杨忠协助原告刘贵办理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变更，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记载、登记到原告刘贵名下；由被告李秀梅向原告赔偿本案发生的律师费8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秀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8日，第三人李秀梅、杨正华、杨忠协商制定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股东李秀梅认缴出资额510万元、持股比例51%，杨正华认缴出资额290万元、持股比例29%，杨忠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0%，该三人均以货币出资，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8月8日。公司不设董事会，李秀梅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具有负责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制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等管理公司的职权等。同时对经理杨正华及监事杨忠的职权作了相应规定。2018年8月8日李秀梅、杨正华和杨忠三个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确定为公司名称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为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街道小坡社区上村丰登路449号，通过《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确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确定公司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分别为李秀梅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51%，杨正华出资290万元、占注册资本29%，杨忠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8月8日，选举李秀梅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选举杨正华为公司经理，杨忠为监事。2018年8月21日，曲靖市麒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时确定李秀梅实际缴付出资340.4万元、杨正华实际缴付出资214.5万元，杨忠实际缴付14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8年12月31日。被告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设立登记时，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为李秀梅持股51%、杨正华持股29%、杨忠持股20%。2018年8月初，李秀梅通过某温州人认识刘贵，邀请原告刘贵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予以投资，2018年8月3日，李秀梅与刘贵以微信交流方式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1%的股份协商由李秀梅及原告刘贵各占股份事宜，由李秀梅占28%（刘贵占23%）。2018年9月12日至2019年1月9日，原告刘贵先后多次向李秀梅在云南农村信用社62×××84账户（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使用）及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行25×××77账户先后付款（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合计付款1300余万元、部分以借款汇入后返还刘贵，实际投资款为890余万元）。因杨忠与李秀梅因公司相关事宜发生矛盾，2018年9月12日，杨忠将其所占股份20%（已出资14万元）转让原告刘贵，该转让协议内容文本李秀梅知晓并于2018年9月14日以微信发送原告刘贵。2018年9月14日李秀梅在以微信交流方式与刘贵协商由其享有股份28%（刘贵占23%），刘贵回复同意。2018年9月14日李秀梅在以微信图片发给刘贵，确认截止2018年12月10日杨正华已付投资款75万元、李秀梅140万元、刘贵285万元，合计500万元。2019年1月9日11∶36，李秀梅以微信图片告知公司前期刘贵应付投资款822.1万元（含杨忠股权转让款7万元）、已付290万元、欠532.1万元，李秀梅应付投资款400.4万元、已付140万元、欠260.4万元，杨正华应付214.5万元、已付75万元、欠139.5万元（借公司100万元、欠39.5万元）。同日下午4∶09，李秀梅将其书写的内容以微信图片方式告知刘贵确认刘贵应付投资款822.1万元（含杨忠股权转让款7万元）、前期已付290万元、本次汇款592.1万元（含借李秀梅60万元），李秀梅应付投资款400.4万元、前期已付140万元、本次汇款260.4万元（含向刘贵借款60万元），杨正华应付214.5万元、前期已付75万元、本次汇款139.5万元（含借公司100万元、实际汇款39.5万元）。2019年3月2日，经原告刘贵、第三人李秀梅、杨正华签订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投资额1430万元，其中李秀梅出资400.04万元，占股比例28%；杨正华出资214.5万元，占股比例15%；公司章程上的杨忠20%股份转给刘贵，转让费7万元由刘贵出资7万元，公司章程上的李秀梅51%股份中有23%股份为刘贵所有，公司章程上的杨正华29%股份中有14%归刘贵所有，刘贵共出资822.1万元，占持股比例为57%（含登记在李秀梅名下23%、杨正华名下14%、杨忠名下20%）。“实际股份证明”同时载明股份比例盈亏自负。原告刘贵在“实际股份证明”签订后要求将前述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记载、登记到原告名下，第三人杨正华、杨忠均无异议，因李秀梅拒绝办理相关事项、手续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7月15日，第三人李秀梅以原告刘贵、第三人杨正华涉嫌非法拘禁（签订“实际股份证明”）提出控告，2019年12月26日，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同月28日已通知第三人李秀梅。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原告刘贵自2018年8月受当事人李秀梅邀约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予以投资，该行为属其以李秀梅所占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1%股份的前提下，实际为原告刘贵以隐名股东身份、李秀梅为名义股东身份对李秀梅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下的入股应付出资予以投资，李秀梅与刘贵协商由李秀梅占有28%、原告刘贵为23%。在刘贵先后投入822.1万元（含付杨忠转让费7万元）后，经原告刘贵及第三人杨正华、李秀梅协议签署的“实际股份证明”确认刘贵占股57%。该“实际股份证明”中，原告刘贵不属公司章程及公司注册登记中的股东，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实际股份证明”中没有必要的关于某股东股权转让的比例、转让价款等基本形式、内容，同时也无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的股东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内容，也无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等必要证据支持，也无保证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证据。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二）已经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情形。签署“实际股份证明”的行为实际为确认原告刘贵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投资在1430万元的情况下，其为实际出资人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份57%的投资权益，即原告刘贵对登记在李秀梅名下23%、杨正华名下14%、杨忠名下20%享有投资权益，刘贵对李秀梅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份的股份51%中有23%其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刘贵对杨正华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份29%中有14%其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刘贵对杨忠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份20%其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2018年8月8日，第三人李秀梅、杨正华、杨忠协商制定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二十一条对股东转让出资作了相同规定。本案中被告杨忠在未经股东会讨论决议或就其拟转让的股份事宜向其他股东书面征求同意意见的情况下，违反上述规定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原告刘贵。现原告刘贵未能就杨忠向其转让股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予以充分举证证明，即不能充分证明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不能充分证明属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现第三人李秀梅另案提起诉讼主张杨忠与刘贵的转让协议无效，在原告刘贵有相应证据充分证明该转让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可以就股权转让纠纷事宜另行主张其取得相应股权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刘贵在本案中主张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其中登记在被告李秀梅名下23%、第三人杨正华名下14%、第三人杨忠名下20%）归其所有等，因其举证不能充分证明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已经取得合法受让，为此本案原告刘贵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41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刘贵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各自提出的事实主张，分别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刘贵在法庭上出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会议决议、关于免除李秀梅职务的通知、在云南信息报刊登的关于免除李秀梅职务的公告。拟证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合计享有72%绝对多数股权的股东同意，已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股东决议，并通知到公司全体人员，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免除李秀梅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要求李秀梅立即停止以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或雇员名义从事任何行为。因此，即使一审法院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因本案属于公司和股东之间内部纠纷，不适用“未经工商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情形，应当认定在本案中李秀梅无权代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秀梅的一切答辩、反驳意见不能作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主张。第二组证据，（2020）云03民终433号民事判决书、（2019）云0302民初787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李秀梅对杨忠转让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股权给刘贵、杨正华转让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4%股权给刘贵的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股权转让行为未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并判决驳回了李秀梅要求确认该两项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充分证明刘贵已经受让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计34%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足以确认其享有该34%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两项股权转让行为违法无效并不予确认刘贵享有相应股权系严重错误的判决。第三组证据，“吉利吉腾会计”微信群成员信息以及相关消息记录：1.李秀梅在2018年9月16日连续在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微信群内公开称刘贵为股东，并且向刘贵报告工作。刘贵以股东身份参与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2.杜某是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会计，李秀梅也充分知悉认可。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投资款均是会计杜某记账和向股东报告，其报告情况均与刘贵在诉讼中主张一致，刘贵支付的案涉款项性质均为股东投资款，且李秀梅数次确认情况属实甚至在2018年12月10日、2019年1月2日主动告知公司会计收到刘贵投资款，尤其是刘贵提交的证据《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投资款》已经由公司会计在2019年1月10日两次书面向股东报告且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因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李秀梅均长期公开承认了刘贵的股东投资款和其股东身份。3.李秀梅提供的证人叶江琛也明知刘贵系李秀梅长期认可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以及各股东投资款支付情况，其在一审证言中否认刘贵的股东身份属于恶意做假证。第四组证据，“吉利吉腾销售部”微信群成员信息以及相关消息记录。拟证明：1.刘贵以股东身份参与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2.丁某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李秀梅也充分知悉认可。第五组证据，刘贵代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吉利汽车曲靖4S店《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面装修等重大合同均系刘贵作为控股股东进行谈判和签订，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可并已对外公开了刘贵的实际股东身份。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上诉人李秀梅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认可，印章就在刘贵、杨正华手上。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均不认可，我们只认定一个事实，杨忠的20%的股份是转让给李秀梅的，转让款是李秀梅通过农信社在2018年9月13、14日支付给杨忠的，实际受让人是李秀梅。第三组证据、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微信聊天很随意且不严肃，不可能真实反映相关的商业秘密，聊天消息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公司的公章一直在杨正华、刘宋挺、刘贵拿着，2019年9月1日之前，公司都是在这三人的控制之中，李秀梅没有任何实权，公司的财务信息都无法触碰。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法庭上出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是从相关部门调取的，上诉后又查了现阶段的情况；第二、三组证据在一审已提交过。第四组证据，《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复印件两份。拟证明：2019年3月2日同一天签署的内容完全相同的3份文件，一份未签署日期，一份签署日期，且签写的日期（2019年1月9日）早于实际形成该文件的日期，说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是上诉人以违法手段形成的虚假证据。第五组证据，1.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杨正华追索100万借款的判决书。拟证明：（2019）云0302民初687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明杨正华出资不足，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向公司财务借款，将公司出借款列为应收款，将应向公司支付的款列为公司已收出资本金（做假账）。证明杨正华的出资是虚假出资，实际出资仅为114.5万元，杨正华的虚假出资行为是在刘贵和刘宋挺的协助下完成的。2.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刘贵、杨正华、刘宋挺侵权，返还公司印章及财务资产的判决。证明：一审（2019）云0302民初4582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二审（2020）云03民终139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均证明，刘贵、杨正华、刘宋挺一直占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登报声明作废的印章（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及公司财务系统管控资料（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开户许可证、工行财智账户卡、U盾、支付密码器）。第六组证据，刘贵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汇总明细及相关支付凭证。拟证明：刘贵总共借给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款合计1134.2万元，而根据收集到的部分财务汇款凭证，2019年5月10日前，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李秀梅已经向刘贵返还借款915.6815万元，根据现收集到的收付款凭证证明，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仅欠刘贵借款218.5185万元。上诉人刘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第四组证据的第三部分的真实性认可，证据内容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涂改，写日期的是从刘宋挺那里拿去的，和刘贵无关。有无日期不能证明该证据是虚假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也是认可这个事实的。第五组证据的第一部分与本案无关，第二部分也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在一审和现在的庭审过程中陈述刘宋挺占有公司资料，是刘贵任命的，刚好能印证刘贵确实是股东，才能安排信任的人参与公司管理。第六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所提供的款项是有选择的提供的，一审判决没有出来的时候双方进行过账目核对，合计1342.2万元。李秀梅一直不打入相应比例的出资款，扣除借款以及其他款项，剩余851.5万才作为刘贵的出资款，刘贵之后出的523.5万元没有包含在1342.2万元里面。对方提交的证据本身不能否认刘贵的36份凭证以及账目的真实性，借款的进出与本案无关，已相应减少了刘贵汇入的金额。原审第三人杨正华质证，对上诉人刘贵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说李秀梅没有掌管公司不符合事实，公司所有的支出都是李秀梅支付的，我的质证意见和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贵、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均不足以单独证明各自所提出的事实主张，但与本案相关待证事实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予以存卷，以结合一审中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佐证案件事实。根据上诉人刘贵的申请，依法通知证人杜某、丁某出庭作证。证人杜某证言：我在建店初期和中期负责财务事项，我以前是在野马4Ｓ店上班，是杨正华公司的员工，2018年7月底杨正华、杨忠、李秀梅要建吉利4Ｓ店，开始没有做账目处理，从第一笔流水账开始，是我做的帐。当时李秀梅带我去办了私人账户，具体就是领导出了哪些钱，进了哪些钱，用了哪些钱，我都以手工记账和电子记账作记录，然后用截图或语音的形式汇报在微信群，李秀梅、刘贵都在微信群里，打进来的款我每天都会汇报。我称呼刘贵为刘总，具体任什么职务不知道。手工记账有我签名的是我做的，我做好了向李秀梅汇报，李秀梅只说我做的报表复杂，也没有说我做错做对。当时账上多了八万，杨正华说是给杨忠的，多余的我就没问过。刘贵投进来的钱多了八万，现在给我看的表格是复印件，看不出颜色，如果原件上最后两笔帐是红色字体，就是虚拟刘贵这边多了八万元。一般是钱到账以后，李秀梅才告诉我谁投资了多少钱，表上注明的刘贵的钱、李秀梅的钱、杨正华的钱，都是股东投资款，不包含借款。我是2018年8-9月份打第一笔保证金的时候就帮助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做账了，大概到2019年1月15-25日之间就没做了，回到了野马公司，野马公司的老板杨正华，我走了之后把账交给邱丹、张庭庭。杨正华、杨忠、李秀梅以杨忠的公司名义打的款，我只是打工的，老板说是什么款就是什么款。证人丁某证言：刘贵是公司大股东，2019年2月，李秀梅在我们下班的夕会上介绍，说刘贵是我们的大股东、大老板、董事长。进车环节，资金好像不够，只要刘总过来我们就可以给厂家打款过去，我的理解是刘总直接就参与了公司管理。公司在李秀梅管理期间，工资都是迟延发放，当时刘总每个月都会下来，刘总来了就会发工资，员工都感觉刘总来了就会发工资了。上诉人刘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人杜某、丁某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上诉人李秀梅质证认为，证人杜某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报表只能说明那是投资表，具体的投资数额是模糊的，8万元的差额是统计在账目上的差额，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刘贵出资了多少钱。对证人丁某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原审第三人杨正华对证人杜某、丁某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杜某陈述的内容系亲身感知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证言可予以采信并结合其他证据用以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证人丁某的证言使用猜测、推断及评论性语言，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根据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内容，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8年8月21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李秀梅认缴出资额510万元，实缴出资额340.4万元；杨正华认缴出资额290万元，实缴出资额214.5万元；杨忠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实缴出资额14万元。2018年9月12日，杨忠（甲方）与刘贵（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将其持有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接受转让的股权。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万元整（不含甲方先期所投的部分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140000元整），合计贰拾壹万元整。4.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乙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20%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6.甲方应无条件配合乙方对该公司办理相关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双方还就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方式和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约定。诉讼中，杨忠承认其已实际收取股权转让对价。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杨正华认缴出资额290万元，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29%股权。杨正华履行部分出资义务之后，无力按照其认缴的出资额继续补缴出资，遂与刘贵口头合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9%股权中的14%股权转让给刘贵，对应的出资额由刘贵负责向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缴纳，该部分出资已包含于刘贵投入到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资金820余万元数额中。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贵、李秀梅、杨正华于2019年3月2日签订《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对前述事实进行确认。另查明，刘贵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起诉状将李秀梅列为被告，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正华、杨忠列为第三人。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庭释明，变更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作为被告，李秀梅、杨正华、杨忠为第三人。各方当事人对诉讼地位的变更未提出异议。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为其所有，并由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李秀梅、杨正华、杨忠协助办理公司章程及股东、股权变更登记。从刘贵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本案属于当事人之间就股权归属和股东资格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争焦点为：刘贵是否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及股权比例；刘贵是否具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律师费8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刘贵是否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及股权比例。本案中，刘贵请求确认归其所有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股权，包括通过出资取得但由李秀梅代持的23%股权，受让杨正华名下的14%股权、杨忠名下的20%股权。按照当事人主张的股权取得方式分述如下。（一）刘贵与李秀梅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以及代持股比例。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成立，在2018年9月12日到2019年1月9日期间，上诉人刘贵先后向被上诉人李秀梅用于公司使用的个人账户及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司账户注入资金1400余万元，刘贵自认其中60万元系出借给李秀梅个人使用、公司已经返还的500余万元属于公司借款。余款820余万元，上诉人刘贵主张属于向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缴纳出资，原审第三人杨正华、杨忠均予认可。被上诉人李秀梅、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为刘贵所投入的全部款项都是借款而非出资，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贵向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出资的事实客观存在，结合刘贵与李秀梅、杨正华、杨忠的微信聊天记录，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贵、李秀梅、杨正华签订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股份证明》，以及公安机关对李秀梅举报刘贵等人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的侦办情况等相关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兼顾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起因等因素，应当认定上诉人刘贵出资行为的意图是为了取得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3%股权，出于品牌加盟许可的原因，该23%股权由被上诉人李秀梅代持。上诉人刘贵向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出资并期望取得投资权益，口头合意由被上诉人李秀梅代持股权，且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该隐名投资关系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贵与被上诉人李秀梅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刘贵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主张由李秀梅代持的23%股权为其所有，于事实、法律有据，予以支持。（二）关于刘贵与杨正华、杨忠之间的股权转让。上诉人刘贵与原审第三人杨忠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登记于杨忠名下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20%股权。与原审第三人杨正华口头合意，受让登记于杨正华名下的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9%股权中的14%股权。刘贵与杨正华、杨忠之间分别形成两个独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当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只是引起股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并不当然产生股权实际变动的法律后果，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与股权变动的结果相区分。刘贵与杨正华口头合意进行股权转让、与杨忠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条件，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杨正华认可上诉人刘贵已按照14%股权所对应的数额实际缴纳了出资，对杨忠转让给刘贵的20%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原审第三人杨忠承认已收取上诉人刘贵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且表示对杨正华转让的14%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诉人刘贵已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李秀梅明知杨正华、杨忠向上诉人刘贵转让股权的事实及转让股权的条件，自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其没有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视为自行放弃优先购买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上诉人刘贵主张原审第三人杨正华转让的14%股权、原审第三人杨忠转让的20%股权为其所有，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刘贵是否具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上诉人刘贵以隐名出资方式取得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23%股权由李秀梅代持，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原审第三人杨正华转让的14%股权及原审第三人杨忠转让的20%股权，应当确认上诉人刘贵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57%股权。原审第三人杨正华、杨忠作为公司股东且已占股东人数半数以上，认可刘贵享有的股权比例并同意其成为公司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有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义务，被上诉人李秀梅及原审第三人杨正华、杨忠负有协助办理的义务。上诉人刘贵请求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李秀梅、杨正华、杨忠协助办理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的股权记载、登记到刘贵名下，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三、关于律师费。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并非必然产生代理费用。在因合同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代理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可以归于因一方当事人违约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范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须有明确约定，才能基于约定提出相应请求。本案中，刘贵请求由李秀梅承担其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产生的律师费8万元，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3358号民事判决的判决主文。二、确认刘贵享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股权。三、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秀梅、杨正华、杨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配合刘贵办理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7%股权的股权登记、股东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四、驳回刘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41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417元，由被上诉人云南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敖显外审判员  时劲松审判员  高体所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