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78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航空港区郑州台湾科技园B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5NYD55。法定代表人：冯君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孔顺，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杰，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平，男，197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润华，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淇，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河南工信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6号2号楼1单元6层6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533626387。法定代表人：任常景，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国平，原审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2民初4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材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孔顺、郭杰，被上诉人杨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润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科技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材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起诉状不是杨国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裁定驳回起诉。由于杨国平违法发放高利贷，涉嫌黑恶势力，为逃避打击，杨国平已逃往国外，不具备签署起诉状的条件。二、杨国平主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案由、管辖法院错误，主债权的证据严重不足，杨国平以该生效法律文书作为依据提起诉讼缺乏事实基础。杨国平在该案中的债权是因其代替河南省世纪鸿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公司”）向债权人马法伟偿还1500万元借款而产生，故该案案由应为“追偿权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追偿权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该案的被告住所地均为郑州市，应当由郑州市的法院管辖，天津市和平区法院没有管辖权。杨国平在该案中未提供出借人马法伟向借款人世纪公司提供1500万元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未提供杨国平代世纪公司向出借人马法伟偿还1500万元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杨国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马法伟向世纪公司提供借款1500万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杨国平代世纪公司向马法伟代偿1500万元借款的事实。杨国平以该生效法律文书作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基础。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对该案本没有管辖权，但通过错误认定案由方式对该案行使管辖权，并且在杨国平未提供法定证据即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下，错误认定马法伟向世纪公司提供借款1500万元以及杨国平代世纪公司向马法伟代偿1500万元借款的基本事实成立，从而做出世纪公司应偿还杨国平1500万元借款、科技公司及再生利用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错误判决。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本案所涉合同为新材料公司、科技公司、郑州台科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科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内容为科技公司将从台科公司购买房屋的合同权利与义务一并转移给新材料公司。因此，台科公司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判决遗漏台科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原判决以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为由确认双方之间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原判决认定“科技公司将购买的案涉房屋转移给新材料公司应属恶意串通，目的是规避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判决的执行，科技公司将从台科公司购买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材料的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证据严重不足。杨国平对恶意串通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杨国平提供的证据未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杨国平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新材料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取得涉案房屋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1、新材料公司股权自2017年5月19日转让给张士福后，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不再是关联公司，原判决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为关联公司明显错误。为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新材料公司的股权于2017年5月19日转给了张士福，自股权转让后，新材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关宏强。2、关宏强是西姆莱斯公司、辽鞍公司及股权转让后新材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宏强是西姆莱斯公司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专利实施许可协议》的乙方（受让方）为西姆莱斯公司，但该合同1800万元合同款由关宏强支付给裕通公司，西姆莱斯公司出具认可关宏强是实际控制人。辽鞍公司股东为辽宁辽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关宏强，辽宁辽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4%，关宏强持股比例为39.6%，关宏强持有辽宁辽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95%，辽鞍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关宏强是实际控制人。2017年8月11日辽鞍公司支付张士福350万，同日张士福转给新材料公司345万元（和平法院（2018）津0101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第五页），2018年6月7日，辽鞍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洪宇向张士福转账400万元；同日，张士福将400万元转账给新材料公司，以上转账事实证明新材料公司购买涉案房屋的资金及公司的日常费用均由辽鞍公司提供，张士福并未实际出资。3、广东裕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通公司”）对西姆莱斯公司负有返还1800万元的债务、世纪公司负有担保责任具有真实性。2014年8月20日，经任常景介绍，裕通公司与西姆莱斯公司签订《房地产实人登记电子产权安保系统项目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协议》，由裕通公司许可西姆莱斯公司为“房地产实人登记电子产权安保系统项目专利技术”辽宁区域的唯一代理商，代理费为1800万元，合同期限五年，自2014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2014年7月15日，西姆莱斯公司控制人关宏强通过转账方式向裕通公司支付代理费1800万元。2014年8月26日，西姆莱斯公司与世纪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世纪公司为裕通公司收取的1800万元代理费担保，如国务院住建部不能在年内（2014）年底拿到批文，不能在辽宁省不动产登记机构推广裕通公司的产品，世纪公司担保全额返还西姆莱斯公司交纳的代理费1800万元，并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由于国务院并未在全国推广裕通公司的产品，住建部也未给辽宁省人民政府批文在辽宁省房产部门不动产登记机构推广使用该产品，导致西姆莱斯公司签订《房地产实人登记电子产权安保系统项目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2016年4月21日，西姆莱斯公司向辽阳县人民法院对世纪公司、裕通公司提起诉讼，主张解除《房地产实人登记电子产权安保系统项目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协议》、返还合同款1800万元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世纪公司对裕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科技公司于2017年4月2日签署《承诺书》为裕通公司返还1800万元合同款提供担保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世纪公司、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任常景，因世纪公司无实际偿还债务能力，任常景以科技公司向西姆莱斯公司出具《承诺书》，为裕通公司返还18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5、西姆莱斯公司控制人关宏强以新材料公司名义签订《补充协议》、办理房屋交易手续具有合理性。科技公司在《承诺书》项下负有“自愿用自己所有的郑州台湾科技园B-2号楼1单元标准化工业厂房作为担保，抵押给西姆莱斯公司，并协助履顺交接手续，协助其产权过户”的义务，因该厂房位于郑州且房屋性质为工业厂房，任常景是新材料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方便购买和管理该房屋,西姆莱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宏强向任常景提出将新材料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士福，由张士福代关宏强持有新材料公司股权，待股权过户完成后，由新材料公司名义签订《补充协议》、办理房屋交易手续。为此，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将新材料公司的100%股权过户给了张士福。因新材料公司的实缴资金为0，故张士福未向任常景支付股权转让款，张士福未向任常景支付股权转让款具有合理性。自新材料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士福后，关宏强是实际控制人，以新材料公司名义签订《补充协议》、办理房屋交易手续具有合理性。为签订《补充协议》及办理房屋交易手续，新材料公司股权于2017年5月19日转让给张士福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具有合理性，原判决以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台科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前5天，科技公司将其持有新材料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张士福并变更工商登记为由，认定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具有关联交易，证据严重不足。6、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台科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签署《补充协议》，将《投资定制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新材料公司，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由于科技公司未及时向台科公司支付房款，台科公司已多次发函要求解除《投资定制协议》并承担其他违约责任，科技公司将面临非常不利法律后果，同时科技公司对西姆莱斯公司负有1800万元的担保责任，故科技公司同意将投资定制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关宏强控制的新材料公司，这样既能够解决《投资定制协议》项下的违约问题，又能够部分履行科技公司对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义务及其他债务。新材料公司对杨国平起诉科技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不知情，杨国平也未对涉案房屋进行预查封，新材料公司受让科技公司从台科公司购买房屋的权利与义务并无过错。西姆莱斯公司与裕通公司签订合同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支付1800万元合同款时间为2014年7月15日，西姆莱斯公司起诉裕通公司、世纪公司的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而杨国平所主张的债权发生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起诉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西姆莱斯公司的债权发生时间及起诉时间均早于杨国平的（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案件。因此，原判决以《补充协议》签署时间在和平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之后为由，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行为属于恶意规避天津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案民事判决的执行，证据严重不足。7、西姆莱斯公司在辽阳法院案件中未减少6063071元诉讼请求具有合理性。科技公司将已付台科公司6063071元房款转让给新材料公司，本是用于抵偿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债务，但从形式上看，科技公司并不欠新材料公司债务，新材料公司举证证明债务抵消十分困难，科技公司仅为担保人而非1800万元的直接债务人，并且，杨国平在执行异议案件中对该6063071元房款提出异议，为更好保护自身权利，西姆莱斯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追加科技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并提出《诉讼保全申请书》，请求冻结新材料公司应付科技公司房款600万元，相比较而言，采取保全新材料公司应付科技公司房款600万元的处理方式的法律风险更低，比在诉讼请求中直接减少诉讼请求方式更具有合理性。虽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书“对于新材料公司抗辩过户给新材料公司即是履行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责任的事实不予确认”，但判决的表述仅为“不予确认”，并未直接否认新材料的抗辩意见，该判决同时称《承诺书》“与本案无关，不予处理和认定”，二者自相矛盾，该案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纠纷，该案仅应当对案外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利的事实进行审理，该案对前述事实进行审理明显超出审理范围，因此，该判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判决以西姆莱斯公司未减少诉讼请求为由，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具有转移涉案房屋的恶意，证据严重不足。8、原判决认定新材料公司未向科技公司支付对价、新材料公司支付给台科公司的房款中有7404846元来源于科技公司，与客观事实不符。（三）二审中，新材料公司有新证据进一步证明张士福受辽鞍公司实际控制人关宏强委托代持新材料公司股权。新材料公司的股东张士福是辽鞍公司员工，新材料公司购买涉案厂房的资金及日常经营费用均由辽鞍公司提供，张士福并未实际出资。（四）最高法院33号指导案例案情与本案不同，原判决依据该案裁判要旨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让涉案房屋行为属于恶意串通，缺乏事实基础。最高法院33号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是：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款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如前所述，新材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士福后，新材料公司的控制人不再是任常景，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不再是关联公司；杨国平并无证据证明科技公司以不合理低价将涉案房屋相关权利与义务转让给新材料公司；新材料公司对杨国平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债权情况、诉讼情况、财产保全情况等均不知情，杨国平也未对涉案房屋进行预查封，新材料公司受让涉案房屋相关权利与义务并无过错；新材料公司已向科技公司支付对价。（五）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原判决确认转让行为无效明显错误。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应当对合同效力进行评价和判决，而不应当对行为进行评价和判决。本案所涉合同为三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如果法院认为《补充协议》无效，应当确认《补充协议》无效，而非转让房屋行为无效，原判决确认转让房屋的行为无效明显错误。（六）原判决确认转让房屋的行为无效，与《补充协议》的标的为权利义务的事实不符。《补充协议》标的为科技公司将从台科公司购买房屋的《投资定制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而非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系新材料公司与台科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从台科公司购买，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不存在房屋转让关系。原判决认为“科技公司将从台科公司购买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材料公司的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但判决结果却是确认房屋转让行为无效，二者自相矛盾。五、原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明显错误。杨国平的诉讼请求为新材料公司向科技公司返还涉案房屋，原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并无恶意串通行为，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台科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当驳回杨国平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符。涉案房屋原所有人是台科公司，科技公司从不是房屋所有人，即使涉案《补充协议》无效，新材料公司也应当向台科公司返还房屋。六、原审判决新材料公司赔偿律师费2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杨国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新材料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起诉状由杨国平本人签署，是其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杨国平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一直在持续进行，代理人也向法院提交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手续。另外，杨国平在一审中也已经按照一审法院要求向法院提供了杨国平的视频材料，表明起诉状由杨国平签署，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新材料公司主张起诉状不是杨国平的真实意思表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没有事实依据。对于新材料公司在上诉状中声称杨国平涉嫌黑恶势力，为逃避打击逃往国外等，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杨国平的恶意中伤，侵害了杨国平的名誉权，杨国平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二、杨国平对于科技公司的债权，已经由生效的（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合法有效。新材料公司主张该案存在判决错误，或者法官存在枉法裁判等，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新材料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系因新材料公司和科技公司恶意串通转移房产损害杨国平利益而引起的纠纷。杨国平提起本案起诉，是在天津市级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未获得支持情况下，按照天津市级法院的释明，在一审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因此，杨国平在本案的起诉请求，一方面是按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撤销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让房屋的行为。同时，鉴于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之间特殊的关联关系和恶意串通行为，杨国平认为科技公司和新材料公司之间转让房屋的行为也构成了无效法律行为，在起诉请求中也同时主张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最终，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房屋转让行为。无论是债权人撤销权，还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均是针对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两者之间对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与其他主体无关。台科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投资建设方和销售方，不存在与科技公司及新材料公司串通的行为，并且已经取得了房屋销售款，本案诉争的实质是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让房屋的行为无效，与台科公司无关，台科公司也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四、一审判决以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为由确认双方之间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转让房屋以规避执行并损害杨国平利益的证据确实充分。首先，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无论是从历史股东、任职高管还是持股关系上均可反映其关联关系，并且新材料公司的监事时显伟还曾作为科技公司授权代表签署与房屋转让有关的《补充协议》。新材料公司在庭审中也承认，在张士福持股前，两者的确是关联关系。事实上，即使在张士福持股后，这种关联关系也仍在持续，张士福受让新材料公司全部股权，只不过是科技公司和新材料公司配合其恶意转让房产、规避执行的手段。张士福受让股权是在2017年5月19日，恰恰是在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和台科公司签订与房屋转让有关的《补充协议》的前5天，而且张士福实质没有支付任何受让对价。一审判决正是基于上述事实，认定了新材料公司和科技公司的关联关系。其次，杨国平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清晰表明新材料公司是与科技公司共同配合行动，由科技公司出资，最终由新材料公司直接向台科公司支付购房款，在新材料公司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了新材料公司。并且，该案涉房屋转让，系在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已经在2016年11月30日裁定查封科技公司财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可知，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杨国平利益的意图明显。2、新材料公司主张其取得案涉房屋是为了科技公司履行对辽阳西姆莱斯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责任，因而真实合法，没有事实依据且自相矛盾。新材料公司在上诉状中仍然坚持其在本案一审以及天津三级法院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的辩解意见，即其取得案涉房屋，系为科技公司履行对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责任。然而正如一审判决所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2018）0101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中对新材料公司提供担保的辩解已经否认。3、新材料公司主张其并非无偿取得案涉购房款的依据不足，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针对科技公司将已付台科公司6063071元房款转让给新材料公司，新材料公司并不否认，但主张是科技公司为履行其担保责任而抵偿对西姆莱斯公司的债务，该抵偿担保责任的辩解理由在上文已经反驳，不再赘述。其次，对于科技公司在2017年6月12日向新材料公司支付的400万元，新材料公司又主张新材料公司在2018年6月7日又返还了400万元至科技公司，试图证明新材料公司未无偿取得400万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400万元“返还”的时间，是2018年6月7日，彼时，杨国平已经和新材料公司进入到了执行异议之诉一审阶段，天津市和平区法院也早已开始对新材料公司购房资金的追查，新材料公司此时进行“返还”400万元，明显是有意在事后掩盖其无偿受让购房款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在2018年6月7日收到了新材料公司“返还”的400万元后（按照新材料公司在上诉状中的意见，该400万元系由辽鞍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洪宇向张士福支付，张士福又将400万元支付给了新材料公司），当日即又将此400万元返还给西姆莱斯公司，按照新材料公司的观点，西姆莱斯公司是关宏强控制的企业，那么该笔400万元的资金，实质上是从关宏强方支出，最终又返回至关宏强方，不能用来证明新材料向科技公司“返还”40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最后，针对科技公司向辽鞍公司支付的3,916,767.98元，新材料公司在上诉状中仍坚持此笔资金对应的是两者之间的货物往来欠款和利息。但是，新材料公司该意见没有事实依据。4、本案中应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是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法律行为，一审判决确认该法律行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民事案件案由是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正确适用法律作出裁判，案由并不能决定或者约束法院依法对行为等的效力进行评判。其次，本案系因新材料公司和科技公司恶意串通转移房产损害杨国平利益而引起的纠纷，无论是撤销还是确认无效，二者法律后果是一致的，都是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实质上是将相关财产恢复至行为进行前的状态。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最后，案涉《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科技公司将其投资定制的案涉房屋转让给新材料公司”，因此，从协议约定和后续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无偿提供购房款来看，协议并不是简单的将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给新材料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实质就是科技公司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新材料公司，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之间是实质上的房屋转让关系，本案中无效的实际也是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五、一审判决确认案涉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争议核心其实是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有效，案涉房屋属于哪方所有，进而解决案涉房屋的执行程序是否可以获得支持而往下推进。杨国平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新材料公司向科技公司返还案涉房屋，系基于撤销权之诉的法律后果之衍生，本质上也是为了要解决案涉房屋执行问题，一审判决在依法认定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的基础上，考虑到了上述特殊背景情况和本案真实的争议核心，依法确认案涉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如此处理，既实现了答辩人的诉讼目的，又有利于执行，且避免徒增其他费用和新的争议问题，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六、一审判决支持杨国平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国平支付的律师费系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成本，应由恶意规避执行逃避债务的科技公司和材料公司承担，一审中杨国平已经提交了手机银行转账凭证，一审判决对律师费赔偿责任的认定有理有据，应予维持。该费用系针对两位代理律师负责的一审、二审和可能进行的再审程序，不存在费用过高问题。杨国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科技公司将所购买的郑州市航空港区省道S102南侧5号B-2号楼1单元1层101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6号］、2层201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号］、3层301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9号］、4层401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8号］、5层501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7号］房屋转让给新材料公司的行为，或者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二、新材料公司向科技公司返还上述五套房屋；三、杨国平行使撤销权等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必要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等，暂计为200，000元，由二被告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杨国平与科技公司一案的诉讼及执行情况。2016年11月2日，杨国平将世纪鸿源、任常景、科技公司和资源再生分公司诉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并向该院申请了财产保全；2016年11月3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对世纪鸿源、科技公司、任常景名下19，200，000元财产予以查封，因科技公司购买台科置业的房屋尚未在房管部门办理所有权登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没有在房管部门办理查封手续。2017年9月3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世纪公司向杨国平支付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任常景、科技公司、资源再生分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世纪公司、任常景、科技公司、资源再生分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因未缴纳上诉费，按照撤回上诉处理。2018年1月11日，杨国平依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书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查封了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2018年2月27日，新材料公司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该院认为案涉房屋不动产权所有人为新材料公司，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作出（2018）津0101执异7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新材料公司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省道S102南侧5号B-2号楼1单元1层101号、2层201号、3层301号、4层401号、5层501号五套房屋的执行。2018年5月2日，杨国平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2018年12月26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01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对新材料公司辩称不清楚杨国平与科技公司之间的纠纷，该公司支付对价取得案涉房屋系善意占有的辩解意见，该判决书中查明部分认定，科技公司于2017年4月2日出具承诺书，时间发生在该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案件立案和保全裁定之后，内容仅为担保，且是向西姆莱斯公司出具，与本案无关，不予处理和认定。即便属实，根据其内容，也是科技公司履行担保义务，但并未协商涉案房屋作价多少，随后即于一个月后转让给新材料公司明显不符合常理。科技公司亦当庭认可西姆莱斯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中并未相应减少诉讼请求。对于新材料公司抗辩过户给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责任的事实，不予认定；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杨国平在申请查封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已经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在未有生效判决确认撤销新材料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财产转让行为的情况下，新材料公司持有的所有权证可以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杨国平作为债权人，如认为债务人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判决驳回杨国平的诉讼请求。2019年2月21日，杨国平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津01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国平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津民申17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杨国平的再审申请。二、案涉房屋的交易情况。2013年1月9日，科技公司与台科置业签订《投资定制协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定制台科置业B区B2-1号标准厂房，建筑面积约3131.09平方米，总价款12，126，142元，任常景作为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013年1月17日、4月3日、5月13日，科技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台科置业分别支付购房款2，000，000元、2，000，000元、2，063，071元，上述共计6，063，071元。2016年8月26日、10月13日、10月18日，台科置业三次向科技公司发送函，告知科技公司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并结清投资定制余款，否则台科置业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定制协议》及相关协议。2017年5月24日，台科置业与新材料公司、科技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科技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向台科置业提出《签约申请》，将该公司投资定制的郑州台湾科技园B-2号楼1单元标准化工业厂房转让给新材料公司，三方共同确认截止2017年5月24日科技公司欠台科置业厂房投资定制款6，860，387元、维修基金221，059.15元（共计7，081，446.15元）；该公司已交的投资定制款6，063，071元充抵新材料公司的房屋应缴款，新材料公司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台科置业支付4，000，000元，并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清契税、印花税，在具备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时，一次性付清剩余购房款9，081，446.15元；协议生效后，台科置业不再向科技公司主张B2-1号厂房项下的债权，台科置业与新材料公司不应以其与科技公司及任何第三方之间的任何其他合同或者债权债务的无效、撤销或解除为由，拒绝履行本协议，协议下方除加盖三公司的公章外，台科置业的授权代理人孙明增、新材料公司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张士福、科技公司的授权代理人时显伟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017年5月24日，台科置业与新材料公司签订2017年TKMMXY字第00081—00085号五份《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签订后，新材料公司向台科置业支付了7，679，175.03元的购房款、水电等其他费用，其中7，404，846元的资金来源为：1.2017年6月12日，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转款4，000，000元，新材料公司收到该款后将该款全额转至台科置业账户。2.2017年6月6日、6月8日，河南锦旭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向科技公司各转款4，000，000元，共计8，000，000元；2017年6月6日、6月8日，科技公司向辽鞍公司转款4，000，000元、1，999，960元，2017年6月8日，辽鞍公司转回科技公司2，083，192.02元，以上辽鞍公司共收到科技公司转款3，916，767.89元；2017年8月11日，辽鞍公司向张士福转账3，500，000元，张士福将该款转入新材料公司账户，新材料公司又将该款中的3，404，846元转至台科置业账户。2017年8月25日，新材料公司办理了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0002956、0002957、0002958、0002959号五份不动产权登记证。三、新材料公司成立、股权变化、及案涉房屋现状。2015年12月10日，科技公司、任航、时显伟作为股东经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州机场分局登记成立新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航，认缴注册资本10，000，000元（实收资本0元），科技公司认缴出资55％、任航认缴出资15％、时显伟认缴出资30％，出资时间2025年2月7日前；2016年12月2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任航、时显伟分别将其共计45％的股权转让给王家祥；2017年5月17日，科技公司、王家祥又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张士福，其公司章程载明该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0，000，000元，实收资本0元，出资时间2022年5月17日前。2018年6月2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杨国平与新材料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的庭审中，新材料公司认可案涉房屋仍标志有科技公司的LOGO，并存放科技公司的物品。本案庭审中，新材料公司认可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在案涉房屋转让之前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任常景，新材料公司成立至今未生产经营。一审法院另查明，杨国平因本案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0元。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参阅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3号指导案例——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该案确定的裁判要点是：“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杨国平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系杨国平依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时，新材料公司提出了执行异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新材料公司持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可以排除执行为由，中止了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杨国平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天津市级人民法院驳回后，杨国平又依据天津市级人民法院的释明，按照撤销权继续主张自身权利所引起，杨国平诉讼目的在于解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问题，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需以天津市级法院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为基础，并以是否能够支持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为要点。双方对本案的争议涉及以下几个层次的焦点问题：一是杨国平的诉讼主体资格和新材料公司的诉讼地位。二是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就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三是杨国平能否既主张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又主张撤销转让行为，行使撤销权是否超期。四是本案的法律适用以及法律后果。原审法院结合对本案认定的事实、双方的诉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杨国平的诉讼主体资格和新材料公司的诉讼地位的问题。新材料公司辩称起诉状不是杨国平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杨国平自2016年11月2日提起诉讼后，请求权利保护的行为一直在持续进行，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手续，新材料公司也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其辩解意见，对新材料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新材料公司辩称按照法律规定应将新材料公司列为第三人而不应当是被告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杨国平将新材料公司列为被告还是第三人，取决于杨国平的诉讼目的，而且属于其个人的诉讼权利，法律对此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对新材料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就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问题。（一）就案涉房屋的转让过程看。科技公司明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已经作出裁定将科技公司在台科置业定制的专业化厂房进行了查封，但该公司在新材料公司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24日将案涉房屋转移给新材料公司，其行为明显属于恶意逃避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二）就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之间的关系看。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任常景，两公司属于关联公司，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台科置业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的前5天即2017年5月19日，科技公司才将其持有的新材料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张士福，并变更了工商登记，以上关联交易的意图明显。（三）就案涉房屋的资金支付情况看。案涉房屋的前期6，860，387元购房款由科技公司直接向台科置业支付，后期7，679，715.03元购房款等其他费用虽然由新材料公司直接向台科置业支付，但其中7，404，846元来源于科技公司，科技公司无偿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新材料公司，又通过各种途径向新材料公司转入后期购房资金，该行为明显有悖于常理。（四）就新材料公司辩称案涉房屋系科技公司履行对西姆莱斯公司担保责任的意见看。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2018）津0101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中对新材料公司提供担保的辩解已经予以否认，原审法院不再赘述。科技公司在杨国平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不但将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已经查封的案涉房屋进行转让，还以提供担保的方式主动加入到西姆莱斯公司与裕通公司的债务之中，在声称履行担保义务后又没有减少所谓的基础债权等不符合常规的一系列情形，足以反映出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移案涉房屋的恶意。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科技公司将购买的案涉房屋转移给新材料公司应属于恶意串通，目的是规避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判决的执行，科技公司将从台科置业购买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材料公司的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三、关于杨国平能否既主张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又主张撤销转让行为，以及行使撤销权是否超期的问题。新材料公司辩称杨国平既主张撤销转让行为又主张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二者自相矛盾。原审法院认为，认定合同的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范围，所以无论债权人行使合同无效确认请求权还是行使撤销权，法院都必须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和认定。杨国平在本案中虽然按照天津三级人民法院的释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案涉房屋的撤销权诉讼，但其主张的法律基础为通过认定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恶意转让案涉房屋从而否定二者之间的转让行为，由于主张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与主张撤销转让房屋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一致的，都是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无论杨国平依据科技公司向新材料公司无偿转让案涉房屋损害其合法利益而行使撤销权，还是依据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从而确认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其目的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将案涉房屋的权属恢复原始状态。因此，杨国平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基于不同的诉讼理由提出结果一致的主张，属于法律后果的融合，二者协调一致，并不矛盾。至于新材料公司关于杨国平未在一年内提起诉讼，其撤销权消灭的辩解意见，应依法以杨国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时开始计算。杨国平申请查封案涉房屋、以执行异议之诉主张保护自己权利的过程中，不应认为杨国平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已处于确定状态，且在原审法院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杨国平的利益，确认双方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时，撤销权规定的除斥期间已经没有适用的空间。故对新材料公司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以及法律后果的问题。杨国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主张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新材料公司辩称适用该规定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新材料公司与台科置业签订补充协议、房屋买卖合同、付款、办理所有权登记均发生于2017年8月25日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原审法院对新材料公司的这一辩解意见予以采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杨国平的利益，应当属于无效行为。该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3号指导案例——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所确定的裁判要旨也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转让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此应当确定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的案涉房屋，依法应返还给实际所有人科技公司。鉴于本案中的案涉房屋已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查封，查封的目的也是对该房屋依法进行执行，因此若判决新材料公司将案涉房屋返还科技公司，并要求其协助科技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既涉及过户登记的复杂手续和较高的交易成本，又涉及已查封房屋手续的解封、再查封，若涉及轮候查封，还会产生更多的法律障碍和冲突。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诉累，原审法院在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让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的基础上，依法确认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科技公司所有，因此对原告主张新材料公司将案涉房屋返还给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审法院已经确认案涉房屋的财产权属，足以解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问题，故不再简单机械地予以支持。杨国平所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系因本案的实际情况所发生，故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确认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之间转让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0002956、0002957、0002958、0002959号房屋的行为无效；确认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的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0002956、0002957、0002958、0002959号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科技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之间转让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0002956、0002957、0002958、0002959号房屋的行为无效；二、确认登记在被告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名下的豫（2017）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02955、0002956、0002957、0002958、0002959号房屋归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三、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国平律师费损失2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756元，由被告河南工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新材料公司上诉称本案起诉不是杨国平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杨国平自2016年11月开始，在天津市级法院通过诉讼，请求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一直在持续，经本院二审审查，本案一、二审时杨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提交有杨国平签名并捺指印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手续，上诉人新材料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提起本案诉讼并非杨国平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上诉人新材料公司上诉称杨国平主债权的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民初6755号生效民事判决的案由、管辖法院及证据严重不足，杨国平以该生效判决作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基础的问题。本院认为，杨国平依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的（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涉案房屋时，上诉人新材料公司依据其持有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提出异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此中止该判决的执行，杨国平为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被天津市级法院判决驳回。杨国平依据该执行异议之诉判决的释明，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或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之间就涉案被执行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在该生效判决未被撤销之前，杨国平依据该生效判决提起本案诉讼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关于上诉人新材料公司上诉称本案遗漏台科公司，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问题。本院认为，杨国平一审时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为撤销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或确认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无效，本案的房屋转让行为发生在科技公司和新材料公司之间，且认定无效或撤销该转让行为并没有损害到台科公司的权益，一审时新材料公司也没有申请追加台科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故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没有损害到台科公司权益，台科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案件当事人，一审没有追加台科公司参加诉讼，程序合法。四、关于新材料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恶意串通，确认双方之间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科技公司在明知自己对外负有巨额债务，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情况下，为恶意逃避（2016）津0101民初675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将案涉房屋无偿转让给新材料公司，又通过各种手段间接支付后续购房款项，该行为明显具有恶意，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此时实际控制人均为任常景，且（2018）津0101民3486号民事判决认定部分表述为“……即使属实，但并未协商涉案房屋作价多少，随后即于一个月后转让给新材料公司明显不符合常理。……，对于被告（新材料公司）抗辩过户给被告（新材料公司）即是履行对西姆莱斯公司的担保责任的事实，不予确认”。即该判决中已对新材料公司称所的提供担保的意见予以了否认。综上，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转移案涉房屋具有恶意。五、关于上诉人新材料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科技公司所有明显错误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科技公司与新材料公司双方就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为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且案涉房屋已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查封，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在确认双方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的基础上，依法确认登记在新材料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科技公司所有，足以解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问题，实体处理适当。杨国平通过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所花费的律师费200，000元，由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为据，原审判决科技公司、新材料公司应当予以赔偿正确。综上所述，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756元，由上诉人河南工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颖超审判员  邓先理审判员  王东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时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