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02刑初226号公诉机关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易小红，女，1978年7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土家族，中专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市，住利川市。因涉嫌犯诈骗罪，2018年7月22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3月29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宋晓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宋祖宇，北京京师（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钟菊英，曾用名钟树梅，女，1968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土家族，文盲，无职业，户籍所在地利川市，住利川市。因涉嫌犯诈骗罪，2018年7月21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利川市看守所。辩护人邹湘萼，湖北夷水（利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常亮，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袁体兴，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土家族，初中肄业，无职业，户籍所在地利川市，住利川市。因涉嫌犯诈骗罪，2018年7月21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向朝东，湖北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钟碧英，女，1962年5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土家族，初中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利川市，住利川市。因涉嫌犯诈骗罪，2018年7月21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月31日被利川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廖月中，湖北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韩艳艳，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以鄂利检刑诉〔2019〕14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利川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克江出庭支持公诉，四被告人及其各自的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期间，因需通知新的证人出庭及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案延期审理一次；因案情复杂，本院向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川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底，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四人合伙在袁体兴位于利川市木栈村六组小地名为“暗沟湾”的土地上建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中易小红出资30万、钟菊英出资10万、钟碧英出资20万、袁体兴以土地及现金形式出资12万。2012年2月14日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经利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钟菊英任法定代表人。该合作社经营养殖期间，由于四人间发生矛盾，2013年底袁体兴与其他三位合伙人分厂喂养，2014年底，合作社由于经营不善，钟菊英将所有牲猪销售完后前往外地务工，后易小红、钟碧英、袁体兴重新购进一批牲猪喂养了约两个月，又因经营不善，经协商将所有牲猪作价四万余元打给袁体兴单独喂养并自负盈亏。至此，利川市富利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完全处于解散状态。2015年6月8日利川市人民政府发布城南大道征地公告，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地块被纳入拆迁范围。易小红得知猪场将被征收后，通知钟菊英回来商量处理拆迁补偿事宜，四人经商议决定通过抢装猪舍和抢购牲猪的方式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2015年7月，抢购牲猪约170头，制造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假象，又通过都亭畜牧服务中心主任何某获得虚假的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表，共骗得经营性损失补偿款2341464.9元；同时易小红、钟菊英找到时任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长钟某2（另案处理）给评估人员打招呼，并在给评估人员送钱后，对评估项目和数据进行篡改虚增，骗得补偿款258751.4元，另外四人通过对猪场抢装骗得补偿款172864元。以上合计四人共骗得征地拆迁补偿款2773080.3元，并按照出资股份对征地补偿款进行了分配。另查明，征地公告发布后，袁体兴通过将自己房屋及分得的猪场进行抢装、抢建，骗得征地补偿款605542.42元。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本院移交了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国家房屋征收补偿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四人刑事责任。被告人易小红的辩解意见:起诉书指控的合作社2013年就分厂不属实，指控在畜牧中心骗取虚假数据不属实，指控诈骗经营性损失不属实。在征地之初就告知过我们会获得经营性损失补偿，且该项数额是经过会议决定。虚增评估数据是因为评估机构将隔热膜的价格评估低了，是拆迁指挥部通知我们去协商的，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篡改数据。我们的办公室最初是租用袁体兴的房屋，后来因为他们的办公室整修，2015年6月份我们才装修的新办公室，当时我们并知道要拆迁，我们收到拆迁通知是2015年8月5日。公诉机关指控我为第一被告人我不服，整个拆迁过程我是处于被动状态，在补偿款由低到高的过程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经营性损失补偿也不是我提交的虚假数据，相关的补偿都不是我一人参与的，我只是投资多一点。合作社是合法成立的，未经注销不得否认其法人资格，本案被征收对象是合作社，经营性损失补偿对象也是合作社，该笔补偿是合法的，认定合作社是否解散不是检察院职权范围。关于合作社被征收如何取得最大化补偿，股东之间的商议是商业行为。多次评估、多次开会是因为评估公司存在错评、漏评。被告人易小红的辩护人宋晓江和宋祖宇的辩护意见：1、指控易小红等人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其行为主体指控错误。指控涉案行为主体应该是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为富某合作社）。①从经营主体看，富某合作社是合法设立的独立经济组织，已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成立之后依照章程规定的营利宗旨在运转，在经营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名义和法人人格，具备法律要求的治理结构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易小红等人只是该主体中的股东和投资人。②从被征收对象的主体看，《关于城南大道建设拟征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拆迁补偿方案的报告》、《关于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拆迁问题的请示》均证明征收实施单位征收的对象是富某合作社。③从被评估的对象看，《房屋及构筑物征收补偿分户评估表-初步结果》是对富某合作社的资产进行评估。④从征收补偿合同主体看，《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签订主体一方是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另一方是富某合作社。⑤从征收补偿款的流向看，《湖北省利川市国库集中支付凭证》等文件可知征地补偿款也是直接打入富某合作社的公司账户。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该案被指控的行为主体应当是富某合作社，而非自然人易小红等人。如果该案构成犯罪，也应属于单位犯罪。2、指控易小红等人骗取经营性损失2341464.9元与事实不符。起诉书指控易小红等人骗取经营性损失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吃透利川市关于对牲猪养殖行业如何进行经营性损失的计算和补偿的相关政策。①经营性损失的补偿是依据自征地之前近三年实际经营利润的年平均数确定月净利润，而非依据征地时的固定经营利润，《市政府关于印发利川市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和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利政规[2015]4号）第十八条规定：“征收生产加工型或养殖加工型用房的损失补偿应以近3年缴纳相关税费为依据认定其经营性收入，确定经营利润”，征地时是否还在实际经营，实际经营状况如何都不影响上述经营性损失补偿。但因富某合作社系免税企业，故无法对按照缴纳税费确定经营性收人。《关于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拆迁问题的请示》中明确，建议按照[2015]4号文件相关规定，对其养殖的牲猪按照实际出栏数，依据畜牧部门提供的出栏市场价、成本价测算年利润，据实酌情给予补偿经营损失。综合上述文件，可以明确富某合作社的经营性损失的补偿是城南大道建设指挥部与市征拆办、国土、畜牧等部门讨论确定的变通方案，那么应以富某合作社近3年养殖的牲猪确定利润为依据来确定经营性损失。公诉方指控骗取经营性损失的根本错误在于固定值，即接到拆迁通知时实际饲养牲猪42头为依据来确定经营性损失。②经营性损失补偿与搬迁费的补偿是两类不同的补偿项目，在补偿时应同时分别计算。《关于明确土地征收中相关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利某发[2016]2号）规定：“畜禽养殖场的活畜禽一律按照搬迁的方式进行处理。搬迁费用，按照饲养畜禽种类不同分别计算，猪：经产母猪1500元/头，其他猪100元/头”。上述规定和4号文件分别明确了损失补偿计算方法、活畜禽补偿方式和计算方法，二者显然是针对不同项目的补偿方式，并非以搬迁费取代损失补偿。《关于利川市人民政府利政规[2015]4号文件的询函》及《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利川市人民政府利政规[2015]4号文件的询函的复函》均是在认定搬迁费即经营性损失的前提下作出的，不符合利川市征地补偿政策规定，是错误的。③牲猪出栏量和饲养量的计算，是以一定时间段内动态变化的数字的总和作为参考依据的，而非征收时的固定时间点的对应牲猪数目。何某填写的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载明的表面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是这种理论数据是最客观真实的，其填写的数据是有效的，证人钟某1、桂某的证言能证实拆迁之前去检查的时候，富某合作社在经营中，易小红和证人林某1也能证实富某合作社一次性采购牲猪七十余头。富某合作社属于当地规模化养殖企业（年出栏肥猪量在500头以上），经过相关部门验收后获得了政府扶持资金。这些能于何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了征收时牲猪数量远远不止42头。④《利川市2014年牲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实施方案》、《富某养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能充分证实富某合作社自2012年建设起来连续三年来的养殖规模，同时能够充分证实富某合作社连续3年都在经营，且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的数据是客观的，可以作为计算经营性损失的数据。这两份证据是官方证据，公诉方未当庭出示，明显属于选择性举证。⑤经营性补偿经过长期多次会议讨论。涉案征地项目拆迁指挥部组织六次猪场搬迁工作协调会，相关会议记录显示猪场2015年8月份已拆迁，为讨论经营性损失补偿，牲猪、仔猪及价格等讨论焦点问题长期不能达成一致。征收实施单位对富某合作社的经营性损失补偿十分审慎严谨，在长达一年多的会议讨论期间，双方的争议较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钟某2个人无法左右经营性损失的补偿方案和具体数额。⑥请示报告及拆迁补偿明细表获得了分管市长和市长的批准和审定，可以充分证实富某合作社获得的补偿款完全合理合法。⑦关于肥猪、仔猪、母猪的补偿标准明确也是合法有效的。相关的补偿标准均是依据利川市畜牧兽医局出具《关于2015/2016年牲猪价格有关情况的说明》及监管数据予以测算，于法有据。⑧富某合作社现得到的经营性损失是按照偏低的标准进行补偿的，中等都未达到，政策标准并未用好用足。利川市畜牧兽医局出具的《关于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咨询仔猪市场价格的复函》显示，每头仔猪的利润在550-1120元/头之间，而富某合作社在仔猪损失上仅按照618元/头进行补偿，明显属于偏低的标准。3、指控易小红等人通过中介机构篡改虚增评估项目和数据，骗得补偿款258751.4元与事实不符。对该笔款项，据以指控的主要证据就是余某1的证言，该证言无法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且被客观书证推翻，在实物证据已经灭失的情况下，从现有在案证据来看，《房屋装修及构筑物评估现场调查记录》是真实有效的，现场资产登记调查人是木栈村6组向某1，其与富某合作社及股东均没有利益关系，现场资产登记调查确认有易小红等人陪同，双方现场清点后如实填写并当场确认。第一次《房屋及构筑征收补偿分户评估表—初步结果》显然错误，对猪场的室外地坪、堡坎、水沟、围墙、花台等构筑物都没有评估，明显属于少评漏评，与余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导致其评估结果明显过低。第三次《房屋及构筑征收补偿分户评估表—初步结果》从实物数量上与调查记录基本一致，不存在虚增，各项目评估价格也与第一次基本一致。公诉机关以第一次评估结果和第三次评估结果作对比，基础数据就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该部分的指控是错误的。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要么评估中介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要么是借手中的权力在敲诈勒索易小红等人，事实上他们最终给出的数据并不存在篡改虚增的事实。4、指控易小红等人通过猪场抢装骗得补偿款172864元属于定性错误。①指控易小红等人明知证据不足，在案证据仅有口供和证言等言辞证据指向易小红等人“明知”，且言辞证据都是听说，均为传闻证据，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告及红某1的公某时间、公某地点不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和工作组告知的时间点不明。在案证据显示“明知”的准确时间是入户调查的时间，即2015年8月7日。②抢装修只是违反了政府公告，充其量算行政管理范畴内的违法行为，非刑事诈骗。根据上述情况，易小红等人是在风闻其所在地块将要征收的情况下进行装修，此时其尚未收到征地告知，也没有工作组入户调查，装修也不必然能够在征地时获得补偿。构成刑事诈骗要求行为人在抢装修后还要谎报是征地实施前所装修，但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易小红等人进行了谎报。③代表政府进行征地的工作部门和人员并未被骗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当地负责违建管理的“三违办”曾向富某合作社下发过《停建通知书》，且龚某等评估人员对装修情况明知，对装修部分进行补偿是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政府因被骗而陷入错误认识进而予以补偿。④不宜用刑法前置手段处理行政及民事行为。刑罚应该是国家在履行保护公民权益与维护社会秩序任务时的“最后手段”和辅助性手段，在能够不适用刑罚而以其他的手段也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和个人权益的目的时，则应务必放弃刑罚手段的使用。只有在穷尽民事手段、行政处罚等措施仍不能实现权利救济和管理目标是，方有刑罚适用的空间。本案中，如果因为征收实施单位政策把握准、监管不严、审计不到位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易小红等人多获得了部分装修补偿款，政府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责令退还、诉诸行政协议之诉等手段予以解决。在没有采取上述措施的情况下直接处以刑罚，不符合刑法适用的前提。综合上述意见，辩护人认为指控易小红某2成诈骗罪不能成立，本案属于单位行为，且不构成单位犯罪。经营性损失的补偿是和政府商谈获得，商谈合理合法合规；公诉机关指控的篡改数据的事实不存在，易小红不存在对评估项目和数据篡改骗取补偿款的行为；抢装修定性错误。希望合议庭尊重客观事实，依法对易小红作出无罪判决。被告人钟菊英的辩解意见：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我没有读过书，我不懂什么是犯罪，我认为我没有犯罪。我是一个勤奋的人，现在一无所有。请求法院宽大处理，对我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钟菊英的辩护人常亮的辩护意见：1、被告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政府非因产生错误认识而予以征地补偿，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行为的认定要求行为人虚构或隐瞒事实，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要件来看，征地实施部门和参加核量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完全清楚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建筑物情况，被告人并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没有实施任何诈骗行为。相反，相关部门下发停建通知书的行为表明政府部门对于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情况十分清楚，且予以了否定性评价。关于牲猪的养殖情况，核量人员统计的数据并非依据实际数量予以认定，被告人购买牲猪的行为并未使政府工作人员或评估公司陷入错误认识。评估公司龚某、余某1等人的证言也表明他们参与了对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筑物和牲猪的核量工作，而且也到现场勘查，知晓部分房屋新装的情况。从主观构成要件看，被告人装修房屋、购买牲猪确实是为了多获得补偿，但是这是正常的心理活动，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得知木栈村要征地，为了多获取补偿款而采取装修房屋、购买牲猪的行为，但鉴于征地公告未公某，在不知道征地批准文件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征地具有或然性，其装修和购买牲猪的行为仅具有投机心理，也是出于经营意识而“赌一把”，既有获益的可能，也有因预见不准而亏本的可能。被告人在合法征地公告公某前从事的装修和购买牲猪行为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公诉方认定被告人构成诈骗罪是错误的。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且已形成规模化，获得扶持资金非但与犯罪无关，确是证明其达到了国家鼓励扶持的条件。本案中，被告人装修房屋及购买牲猪的行为，只是一种个人经营、处分财产的合法行为。合法征地行为系合同行为，应当按照行政协议予以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行政协议应当具备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必须协商一致，征地实施单位没有基于市场价格协商解决征地补偿的标准，还借着合法征地的名义进一步挤压被告人的议价权利。在征地补偿落实数年后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诈骗，显然不当。2、指控被告人骗取征地补偿款数额2773080.3元的认定证据不足。①若对被告人骗取补偿款的数额进行认定，应当严格区分原有资产和新添资产。本案中，原有建筑物的装修情况的认定，公诉方系通过排除新添资产和虚增资产来进行确定的，但认定这部分资产时仅有评估人员的口供予以确定，对原有牲猪数量的认定，更是仅依据被告人袁体兴的供述，两方面原有资产的认定并不存在补强的证据，亦没有其他证据与评估人员的证言或预案体系的供述相互印证，根据孤证不能定案的要求，对公诉方在案的原有资产不能认定。关于牲猪在拆迁前的实际头数，养殖监管记录是何某根据之前检查的印象填写的，虽然是理论数据，但具有客观性，与环保部门出具的2014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记录的养殖情况相互印证。关于指控虚增构建筑物及其装修，公诉人计算指控虚增部分的数据是错误的，其将第三次评估报告和第一次评估报告明细表进行对比得出虚增结论，但第一次评估报告明显表是错误的，与第一次现场勘查记录数据不符。关于抢装，应当以明知为前提，但涉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在装修之前明知富某养殖厂在征收范围内，被告人当庭陈述于2015年8月5日方知征收事宜。②评估结论不是确定补偿款的唯一依据，且在案证据不能得出最终评估结论具有不合理性，缺少必需的价格鉴定或认证环节，也不能得出被评估对象市场价值的结论。3、退一步讲，即使构成犯罪，也只能认定单位犯罪。征地补偿合同是征收部门和富某合作社签订的，被告人是合作社股东，拆迁事宜均由所有股东共同决策，代表单位意志，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单位基本账户，所得归单位所有，只是拆迁后无法继续经营，股东对此补偿款决议分红。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钟菊英诈骗罪不能成立。被告人钟菊英的辩护人邹湘萼的辩护意见：1、钟菊英主观上无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的事实，不应认定诈骗罪。征收补偿协议本质上系买卖合同，政府征收应取得被征收方同意，征收方为了推进工作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抢装抢修。2、起诉书指控钟菊英等人骗得经营性损失2341464.9元，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2014年、2015年、2016年均申报了企业年报，并不是起诉书认定2014年底完全处于解散状态。富某合作社存续期间，猪场、房屋、设备等并没有拆除，因此不能因为2014年底富某合作社暂未经营，就认定富某合作社就不再经营，从而认定钟菊英等人获得的经营性损失为犯罪所得的金额。经营性损失的补偿，系通过正当程序，由负责征收的工作人员，多次讨论共同确定，不属于钟菊英等人非法骗取的。经营性损失本来就是推定出来的经营性损失，具有不确定性。本案没有证据能明确直接的认定经营性补偿和非法获得部分的经营性损失的金额，属证据不足，应当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指控钟菊英等人骗得经营性损失不予认定。对指控虚增评估价格，没有证据证实第一份评估报告就是客观、真实的。3、钟菊英即使构成犯罪，也不应认定为主犯，系从犯，其所起作用很小，犯意的提起和犯罪的实施也不是她。钟菊英的主观恶性小，其犯本罪系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钟菊英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袁体兴的辩解意见：我自己的房屋拆迁和猪场里面分给我的部分，我是准备装修出来自己住，不是为了增加补偿金额。在征地过程中，国家干部出面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求我拆迁，我本人当时不愿意拆迁的，我想保留自己的房屋。我的房屋是最后才征收的，我房屋的装潢是在征收前一年时间开始的，因为是我自己抽时间完成的，所以装修时间持续时间有点长，我不存在诈骗的目的。合作社猪场也是在通知拆迁之前装修的，我不承认诈骗。我现在身患疾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被告人袁体兴在本共同犯罪中地位非常低下，所起作用非常次要，参与程度很少。袁体兴只应对以下的事情承担相应责任。①经营性损失补偿这块，袁体兴只应承担对一百多头临时购买的牲猪进行正常评估而算出来的诈骗金额，即170头×820元/头﹦139400元承担责任。袁体兴不应对经营损失补偿款总额的2341464.9元承担责任，证据明确显示，经营性损失能补到二百多万元，是其他被告人经过活动运作后才达到的效果，与单纯的临时买来一百多头牲猪进行正常评估后得到的诈骗金额款是天壤之别，而袁体兴对所有活动运作之事毫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②对猪场牲猪进行评估时，袁体兴本人确实真实喂养有几十头牲猪，这块真实的经营性损失补偿应是袁体兴单独应该得到的，证据确定“四人因矛盾导致分裂后，袁体兴自负盈亏”，但在本案中，袁体兴个人应得42头牲猪的经营性损失补偿，未见明确在何处，应予以明确计算出来并减去。③袁体兴只应对临时购买的一百多头牲猪的正常评估后算出来的诈骗金额承担相应责任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有证据显示临时购买的一百多头牲猪是本案另一被告人去联系的，后面又是她去卖的，而袁体兴没有出钱，卖猪后袁体兴也没有分得一分钱。袁体兴所谓的参与，只是因为他住在猪场里有时不得不帮一些忙。④对征地拆迁补偿款2773080元，袁体兴没有参与运作活动，对此事完全不知情未参与，因此袁体兴只应对猪场抢装骗得的补偿172864元承担相应的责任，猪场征地拆迁是事实，刨去运作后应该得到的补偿是合法有效的，理应计算出来并减去。2、袁体兴个人所谓骗得征地补偿款605542.42元一事，虽然袁体兴承认诈骗，但从事实和证据显示，其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①利川市人民政府文件（利政规[2015]4号）规定：“三违办可对三违巡查；公告发布后抢修抢建的建构筑物及室内外装饰装潢等，一律不予补偿；经查证核实的“三违”建构筑物在土地征收时，一律不予补偿……”，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14日社区居委会三违巡查已对袁体兴下发了三违整顿、整治停工通知。而且对于猪场房屋的装修，袁体兴本人供述和证言证实，是因为房子拆迁后无房居住而将此房装修了自己居住，后来是因为此房屋在高速公路边不安全，办事处工作人员多次做工作动员袁体兴便签后才予以拆迁的。2016年4月22日袁体兴所有的房屋都是经过正常的测绘、评估、公某等手续后，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才领取的补偿款，并得到了相应的奖励资金，袁体兴对此事从未进行任何运作活动。②虽然已经发布了公告，袁体兴仍然进行了抢装行为，但对他这种行为有多重行政手段可以进行阻止，并且政府也设置了多个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可以不予评估、不予补偿，但对袁体兴的抢装行为，职能部门不仅未制止，反而签订了安置补偿合同，政府部门对被告人的抢装行为是默认了的，政府与被告人签订的补偿合同是双方自愿和同意的，证明丝毫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财产处理的意思，这是一个纯粹的民事行为，不构成诈骗罪。3、袁体兴知道本案所诉500多万补偿款合同签订时，才去在合同上签字，才知道补偿了高额的款项，至于该款项如何得的，后面如何分配，袁体兴只是被动的接受，最终只分得359120元，而该款项中袁体兴喂养牲猪的正常的经营性损失补偿有没有计算、正常应得的征地补偿款是多少，袁体兴应得多少，都没有计算，故袁体兴在本案中究竟骗得了多少补偿款是不确切的。4、袁体兴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许多事实，其交代的事实有助于办案机关收集定案证据，当庭又自愿认罪，应根据湖北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17条进行相应量刑。5、袁体兴没有任何前科，一贯老实本分，加之长期多病并虚弱不堪，抓获时尚在医院住院，取保候审后，又多次住院。6、被告人袁体兴在本案中处于被动、听命的地位，参与程度很低，所起作用很小，罪责较轻。请法院在酌定及法定范围内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钟碧英的辩解意见：起诉书指控合作社解散不属实，我们合作社一直在经营。我们的经营损失是通过指挥部、拆迁办几个单位开会决定的。我们猪场的装修是2015年6月份进行的，当年8月才得到拆迁通知。猪场从建立起来都是易小红在负责，钟菊英只是一个傀儡法人，我只是投资，没有参与任何经营管理。在钟菊英外出打工后，我才参与管理一段时间，我没有参与拆迁。我没有诈骗的故意，我不构成诈骗罪。其辩护人韩艳艳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钟碧英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钟碧英不构成本案指控的诈骗罪。1、起诉书对经营性损失及虚增项目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①起诉书指控钟碧英等人骗得经营性损失补偿款2341464.9元是根据富某合作社实际获得的补偿2377814.9元减去利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核算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征地拆迁经营性损失补偿复函》计算经营性损失36350元得出的，因对经营性损失的计算依据错误，导致整个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经营性损失的补偿应以富某合作社近三年的牲猪出栏数为依据，而公诉机关以富某合作社接到拆迁通知的实际牲猪头数为依据显然错误。富某合作社自建厂至拆迁一直在经营中，起诉书指控的“制造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假象”不是事实。这一事实有出庭证人和《利川市2014年牲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实施方案》等证据证实。养猪行业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根据母猪存栏量可以推算出富某合作社每年的出栏量至少在4000-5000头，从而证实湖北省动物饲养卫生监管记录的数据虽然是理论数据，但是客观的。本案经营性损失的取得是富利合作社和利川市政府负责征收补偿的相关单位协商谈判的结果，钟碧英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骗取行为。②起诉书指控易小红等4人通过对评估项目和数据进行篡改虚增，骗得补偿款258751.4元无客观依据。起诉书指控依据评估机构余某1的证言，经过第一次和第三次评估结果的对比，余某1证言中提出数据是篡改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余某1在第一次评估结果中未如实填写，第三次评估结果中数据和现场测量数据一致。2、指控主体有问题，本案行为主体应为富某合作社。富某合作社是依法注册的合法企业，法人为钟菊英，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都是股东。在拆迁过程中，关于征收补偿的事宜均由四名股东共同商议共同决策，无论谁作为代表都是代表单位的意志，安置补偿合同的相对人也是富某合作社，补偿款支付给富某合作社基本账户，四被告人所得是分红行为。钟碧英不是法人，更不是主要负责人，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富某合作社也不是为诈骗补偿款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也不构成单位犯罪。3、对于起诉书指控通过抢装修诈骗172864元的定性问题。起诉书认定抢装应当以明知为前提，但涉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在装修前明知富某养殖厂在征收范围内，也没有证据显示2015年6月8日的征收公告已向各被告人送达。富某合作社的目的是发展养殖牲猪行业赚钱，钟碧英当庭供述，2015年木栈村拆迁时，他们并不想被征收，找钟某2是想找他再给找一块地方继续养猪。2015年装修猪舍是因为袁体兴需要用房子，没有办公室才改建猪舍装修，因此，易小红等人不存在骗取的目的。即使存在“抢装”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拆迁本身解决，可以通过民事、行政手段解决，不宜通过刑事手段解决。综合全案，建议合议庭宣告钟碧英无罪。其辩护人廖月中的辩护意见：指控被告人骗取经营性损失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应当作为诈骗罪入刑的依据。1、按利川市人民政府利政规[2015]4号文件和利政发[2016]2号通知明确了对经营性损失的补偿，养殖场均应当获得补偿，即使起诉书指控“2015年7月，被告人抢购牲猪170头，制造经营假象”，是否实际经营都不影响补偿。至于以什么标准补偿，没有明确的依据，唯一的依据是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2016年8月3日《关于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拆迁问题的请示》里面提到：“对其养殖的牲猪按照实际年出栏数，依据畜牧部门提供的出栏市场价、成本价测算年利润，据实酌情给予补偿经营性损失”。2、按什么标准补偿，根据城南大道养猪场拆迁谈判会议记录和《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畜牧局、办事处以及养猪场对于母猪156头是没有异议的，对于仔猪和肥猪的数量，补偿标准是经过几轮谈判后确定。最终的补偿标准既不是按办事处请示里“实际出栏量”为依据，也不是按文件中“搬迁的方式”处理。对于依据的数量，既不是按合作社的记录，也不是按畜牧局监测的数据作为评估的依据，而是按照母猪156头进行的推算从而进行的评估。被告人是没有虚构事实的，是在公开谈判的基础上商谈的。无论是以档案记录中最高的那个月得出的养殖证明，还是何某复印的监管记录，都不能证明被告人虚构事实，骗取经营性补偿款，也不能证明该数据就是不真实的。3、在共同犯罪中，钟碧英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应当系从犯，且在当庭陈述中，也明确陈述，如果法院判处有罪，她自愿认罪，其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经审理查明：2011年底，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四人合伙在袁体兴位于利川市木栈村六组小地名为“暗沟湾”的土地上建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中易小红出资30万、钟菊英出资10万、钟碧英出资20万、袁体兴以土地租金和干股形式出资12万。2012年2月14日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经利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钟菊英任法定代表人，合作社成员为袁体兴、周某3、钟高昌、陈某1。该合作社经营养殖期间，由于四人间发生矛盾，2013年底袁体兴与其他三位合伙人分厂喂养，2014年底，合作社由于经营不善，钟菊英将所有牲猪销售完后前往外地务工，后易小红、钟碧英、袁体兴重新购进一批牲猪喂养了约两个月，又因经营不善，经协商将所有在牲猪作价四万余元打转给袁体兴单独喂养并由其自负盈亏。至此，利川市富利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完全处于解散状态。2015年6月8日利川市人民政府发布城南大道征地公告，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地块被纳入拆迁范围。易小红得知猪场将被征收后，通知钟菊英回来商量处理拆迁补偿事宜，四人经商议决定通过抢装猪舍和抢购牲猪的方式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2015年7月，抢购牲猪约170头，制造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假象，又通过都亭畜牧服务中心主任何某获得虚假的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表；在猪场内抢装了桑拿板、木质门、电灯等设施；同时易小红、钟菊英找到时任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长钟某2（另案处理）给评估人员打招呼，并在给评估人员送钱后，对评估项目和数据进行篡改虚增。2016年11月1日，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四人以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与利川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共计获得补偿款5065951.27元，其中建构筑物及附属物补偿2688136.37元，经营性损失补偿2377814.90元，且四人按照出资股份对补偿款进行了分配。扣除拆迁时袁体兴实际喂养的42头牲猪的经营损失后，四人共骗得经营性损失补偿款2341464.9元；通过对猪场抢装桑拿板、木质门、电灯等设施，共计骗得补偿款172864元；通过评估人员对水池、钢筋门、钢管大门、砖砌栏板、化粪池、水沟等项目进行篡改虚增，骗得补偿款35991.7元；以上共计骗得补偿款2550320.6元。另外，征地公告发布后，袁体兴通过对自己的老房屋抢装桑拿板及木地板，对自己分得的猪场进行抢装修以及抢建一栋钢瓦结构房屋，共骗得征地补偿款605542.42元。围绕上述事实，控辩双方举出下列证据：公诉机关举证如下：（一）书证1.受案登记表。载明：本案的发案及受理情况。2.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资料。载明：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钟菊英，发起人为钟菊英、袁体兴、周某3、钟高昌、陈某1，成员出资总额为120万元，位于利川市木栈村六组暗沟湾，于2012年2月14日被核准登记。3.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资料。载明：该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8年2月8日被注销登记。4.人员基本信息和户籍证明。载明：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四人的身份信息，四人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5.抓获经过：载明：被告人易小红于2018年7月21日11时许在利川市天鹅街38号被利川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钟菊英于2018年7月20日16时许在利川市腾龙广场一栋302室被利川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袁体兴于2018年7月20日19时许在利川市南门菜市场被利川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钟碧英于2018年7月20日22时许在利川市利北路17号被利川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6.土地及房屋征收告知书。载明：2015年6月8日，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土地及房屋征收告知书，拟征收木栈社区土地及房屋。7.利川市人民政府利政规[2015]4号文件。载明：利川市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和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其中第五章关于经营性损失补偿，明确了征收加工型或养殖加工型用房的损失，具备合法有效的相关手续，以近3年缴纳相关税费为依据认定其经营性收人，确定经营利润，给予经营性损失补偿，补偿时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计算公式为：月净利润×停产停业期限。第七章罚则规定，在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中，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冒领补偿费用以及截留补偿费用，由相关职能部门责令追缴，并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8.利川市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利政发[2016]2号关于明确土地征收中相关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载明：畜禽养殖补偿搬迁费用的补偿标准，猪（经产母猪1500元/头，其它猪100元/头）。9.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载明：何某填写的都亭畜牧服务中心对富某养殖合作社的监督检测情况（2014—2015）10.原利川市国家税务局东城分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相关纳税资料。载明：富某畜禽养殖合作社从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增值税未按期进行申报，该局责令其申报办理；该合作社为减免税企业。11.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补偿明细表（富某合作社）。载明利川市富利畜禽养殖合作社与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就其位于利川都亭木栈村6组的被征收养殖场签订安置补偿合同，经营性损失补偿金额为2377814.90元。12.利川市公安局对利川市国土局关于核算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征地拆迁经营性损失补偿的协助函。载明：经调查猪场接到拆迁通知时，实际饲养牲猪头数为42头，其中母猪30头、肥猪10头、公猪2头，要求该局根据相关文件核算经营性损失补偿的金额。13.利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核算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征地拆迁经营性损失补偿的复函。载明：该局按照《利政规【2015】4号文件》和《利征发【2016】2号文件》进行核算，其经营性损失补偿金额为36350.00元，具体情况：1）搬迁费：母猪30头×1000元/头＝30000元，公猪2头×100元/头＝200元；2）经营性损失：肥猪10头×820/12×9＝6150元，合计36350元。14.会议记录。载明：相关部门就富某养殖合作社搬迁工作中经营性损失的情况进行会议协商的情况。15.利川市农业农村局对市公安局关于无法提供调取证据的函。载明：因养殖档案是养殖户自行填写，该局无存档，无法提供调取证据。16.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合作社装修及构筑物评估现场调查记录表及测绘制图。载明：恩施州振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合作社装修情况的调查记录。17.利川市房屋测绘现场记录：该证据载明利川市房地产测绘大队对养殖合作社的房屋平面测绘草图。18.扣押清单。载明：办案民警在钟菊英住宅处扣押声明一份（2015年5月13日易小红声明猪场征收所得分红后，袁体兴不给易小红另行补偿所有款项）、补偿协议一份（2014年3月20日，易小红、钟某3、钟碧英、袁体兴签订该补偿协议）、分红协议一份（2015年7月26日，袁体兴、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四人签订该分红协议）、机构信用代码证（2012年10月23日办理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一份（2015年4月10日，在恩施州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川支行开立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基本存款账户）、建筑物材料相关单据、收条（2012年2月23日易小红出具收到钟菊英投资款10万元的收条）、会议记录（易小红出具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补偿每年牲猪利润按年算补偿后补袁体兴半年利润，有钟某3签名和加盖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印章）；在易小红住宅处扣押土地租赁合同一份（2011年1月6日，钟菊英、易小红作为乙方与袁体兴作为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国库集中支付凭证（2015年11月23日，利川市环境保护局给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支2014年以奖代补资金28000元）、2014年牲猪购货发票（2014年12月3日购买四级牲猪215.99斤、三级牲猪97.65斤）、机构信用代码证等。19.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合作社账户明细。载明：账户交易情况。20.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房屋安置换测算表、补偿分户评估表等资料（袁体兴养猪场房）。载明：袁体兴与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就其位于利川都亭木栈村6组的被征收房屋签订安置补偿合同，房屋及构筑物补偿评估总价为375105元，其中房屋补偿金额评估金额为182940.56元，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评估金额为192164.26元（夹石填方金额为109084.56元）。该房屋为袁体兴位于猪场的房屋，袁体兴对该房屋进行全面抢装修，抢装部分金额为83079.7元（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评估金额减去土夹石填方）。21.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房屋安置测算表、房屋及构筑征收补偿分户评估表、木栈社区证明等资料（袁体兴房屋2）。载明：袁华及委托代理人袁体兴与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就其位于利川都亭木栈村6组的被征收房屋1栋（钢棚结构）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建筑面积334.40㎡，房屋及装修、附属设施共计补偿294287元，过渡安置费和搬家费共计5120元，两部分合计补偿299407元。该房屋系袁体兴抢建的钢棚结构房屋。22.利川市城南大道建设项目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房屋安置测算表、房屋及构筑物征收补偿分户评估表、木栈社区证明（袁体兴老房子）。载明：袁体兴与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就其位于利川都亭木栈村6组的被征收房屋1栋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建筑面积393.94㎡，补偿金额为930814元，包含装饰装潢费507580.62元，其中1-3层抢装的桑拿板补偿金额为218473.06元和第2层的复合地板补偿金额为4582.66元，共计223055.72元。23.木栈社区“三违”整治工作巡查记录表及停工通知书。载明：2015年6月12日、6月14日木栈社区对袁体兴新建钢棚下达停建通知书。24.利川市房屋测绘现场记录及测绘现场照片（调取于利川市房管局）。载明：利川市房地产测绘大队对袁体兴房屋平面测绘草图及现场概况。25.袁体兴房屋及富某畜禽养殖合作社现场照片。载明：入户调查时袁体兴房屋和养殖合作社的现场概况。（二）证人证言1.钟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①2016年左右，富某畜禽养殖合作社当时在征收拆迁补偿的范围，评估公司进行了第一次评估，评估下来的价格是70多万元，易小红等人认为这个评估少了，于是易小红和钟菊英就到拆迁指挥部来找我，说猪场评估少了，要求核对资料，重新评估，另外叫我在评估公司再次评估的时候给评估公司的人打招呼，把猪场评估高一点，评估好了会感谢我，我同意了。我就给评估公司的龚某、余某1打了招呼叫他们给猪场重新复查，适当往上靠，龚某当时就答应了。后来陆陆续续又进行了两次核查评估，第二次就评估了160万元，再加上基础部分90万元，就评估了250万元。评估完了，补偿款下来后，我接到钟碧英的电话，后来在大众广场，她给了我10万元。在答应给钟菊英、易小红等人帮忙后，我一是在养殖场存在抢装情况后默许了，二是安排评估公司对养殖场重新评估，并吩咐评估的时候评估高一点，三是评估结果下来之后是506万，我们以指挥部的名义写了一份报告，意思是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养殖场的最终评估金额是506万元。②富某养殖合作社的构筑物是2015年8月份进行的评估，但是经营性损失补偿当时没有进行测算，猪场老板易小红和钟菊英认为构筑物价格评估太低了，加上经营性损失一直没有谈，就搁置了一年多，最终在2016年11月才签订补偿合同。第一次评估后易小红她们说猪场房顶隔热膜和其他物品未评估，然后我按程序通知了第二次评估。第二次评估价格是140万元左右，她们仍然不满意，又到指挥部找我说给她们评估低了，当时中秋节的时候猪场股东钟碧英给我送了2万元，意思让我在评估过程中给她们猪场帮忙评估高点，并承诺再补偿的多就再给点烟钱。我收了这2万元后，给评估公司的余某1打电话叫他往上限评估，给余某1打完招呼后猪场构筑物的评估价格最终认定为170万元左右，但是易小红她们还是不同意，猪场拆迁工作就搁置了，后来签合同的猪场构筑物价格为250万元，包括房屋基础设施80万元左右。③拆迁过程中关于经营性损失认定的问题，如果我们入户踏勘时加工型或养殖加工型用房里面正在投入生产加工和养殖畜禽，我们就应当补偿半年的经营性损失；如果我们启动拆迁工作后入户踏勘时加工型和养殖加工型用房已经因为自身经营不善在我们拆迁入户时已经提前停止生产经营的，我们就不会补偿经营性损失，因为不是因为拆迁原因通知其停产停业的。富某猪场在我们踏勘路线和下达拆迁通知时猪场里面喂有猪，只是具体多少头不清楚。文件上规定要依据近三年的纳税情况推算，但是养殖业属于免税范围，无法按文件进行补偿，拆迁工作启动后，拆迁指挥部和畜牧局、国土局、办事处及猪场老板召开了多次会议，易小红提出拆迁时猪场行情好，她们从外地购买了156头母猪，能繁衍母猪数量还会增加，她还提供了一本养殖档案，记录了每月出栏肥猪和存栏牲猪，但是上面的数据过大，最后谈判确定了肥猪数量2437，母猪156头是根据易小红提供的档案确定的，仔猪的计算公式：母猪156头×24头＝3744头，3744头－2437头肥猪＝1307头，1307头×10%自然死亡率＝1170头仔猪。计算出经营性损失为237万余元。2.何某（都亭办事处畜牧服务中心职工）的证言。主要内容：①我于2014年1月从忠路镇畜牧服务中心调到都亭畜牧服务中心工作。畜牧中心主要负责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安全监管、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技术指导、规模养殖户无害化处理、兽药饲料管理等。按照规定年出栏肥猪量达到五百头叫规模养殖户，年出栏50头以上的叫养殖专业户。我们一般一个季度去养殖专业合作社现场检查，现场填写湖北省动物饲养场监督管理记录，监督管理记录主要记载养殖场存在的问题，畜禽有无防疫、病死畜禽有无无害化处理。富利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我们辖区的木栈村，是袁体兴、钟菊英、易小红他们办的。2014年我去监管过几次，我们去了就是和老板交谈，了解是否防疫，有无异常发病，检查药品使用种类，猪场里面我们没有进出过，因为我们经常到各个养殖场，担心我们带入病毒交叉感染，所以我们一般都没有记录数量，具体多少数量我不清楚，我每次去也只是听见里面有猪叫。2016年还是2017年，易小红来找过我好几次，找我出具一个生产发展证明，刚开始我没有出具，后来她多次来找，我觉得很烦，最后还是给她出具了一个发展证明和复印了一张监管记录，后来我又去把发展证明拿回来了，当时是在钟菊英手里拿的，拿回来后我就销毁了。②会给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发一本养殖档案，养殖户必须根据自己的养殖情况按照上面的要求填好相关情况，内容是养殖户自己填写，数据有可能是虚假的，我们没有严格要求。大概2016年7月份，第一次给易小红出具的是一份生产发展证明即母猪生产发展证明，母猪一年能下好多猪，是根据之前去猪场检查时的印象出具的，当时好像是按照156头母猪的数据给她出具的一份生产发展证明，数据是理论数据，不是实际数据。第二次她又来找到我出具一份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的监管记录，她要求把存栏量和母猪数量也写上去，我就找了几张该表的空白表按照去猪场的印象给她现场填了2014年和2015年的记录，上年的饲养量一般填的是一千多头（包括病死的和卖了的及猪场现有的所有母猪和仔猪），本来这张证明上没有母猪数量这一栏，之所以写上母猪是因为易小红要求写上，第一次给她出发展证明时也写了母猪数量的，这次也就写上了。后喻书记找到我说易小红提供的猪场拆迁补偿材料中有一份他们出具的证明，他说这个是理论发展数据不能作为补偿的依据，我就赶紧让易把证明还给他了。经辨认这7份监督管理记录都是我填写的，因之前我们没有记录，怕担责就给她补了2014年和2015年的监管记录，上面的黄某3、钟某1、杜某1及袁体兴的签字都是我一个写的。本来一般去检查时都没怎么去填过，因为也不会具体去数，填上去也没有意义，但是易小红要求把数据填上去只好凭印象填了大概数字，上年饲养量是凭印象填写的，按照给她出的第一次证明上的数据填上去的，上年出栏量每次都是空着的，2015年3月5日那张表上的上年出栏量3470头不是我填的，是易小红她们自己篡改的。2014年至2015年每次上年饲养量和母猪的数据都一样因为写成一样明显是假的，我是根据印象数据推算出来的。这7分数据都不是真实的，是凭之前一两次检查时询问袁体兴的印象估计出来的。3.钟某1（都亭办事处畜牧服务中心职工）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和桂某到袁体兴猪场去过几回，开始几次他猪场的门都是锁着的，我们没有找到袁体兴，也没有进入他的猪场。2015年4月，我们去的时候他刚好在，我们是去对猪场搞监管，按照规定要对养殖大户出具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当时数了一下，养殖场的猪并不多，只剩下几头母猪和母猪下的崽崽，加起来一共有七八十头猪，袁体兴说猪场要拆迁猪要处理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监管，所以就没搞监管记录，后来也没去猪场搞监管记录了。4.杜某1（都亭办事处畜牧服务中心职工）的证言。主要内容：袁体兴是木栈村六组的养殖户，成立了合作社，原则上规模上50头猪就是大户，属于畜牧服务中心重点监管对象。我去过袁体兴猪场两三次，每次都是和钟某1一起，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15年4月，当时有10头左右母猪，另外有几十头小猪儿。第二次去是两个月后，猪场没有猪了，给袁体兴打电话他说猪场要拆迁没有喂猪了，后又过两个月我俩好像也去过，也是没有猪。5.龚某（评估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5年8月，对富某养猪场进行评估时，钟某2让尽量往上限靠，多给他们评点，在第一次去评估的时候和段某、余某2、钟某2都去了的，这次主要是将猪场的猪圈、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进行评估登记，拍照时就发现这个猪场里面的装修全部都是抢装的，里面的窗帘、门窗、地板等都是非常新，正常的猪场肯定不会安装桑拿板、复合板之类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是抢装的。因钟之前给打过招呼，所以在评估是按照最高的测量的。在整理数据期间易多次给打电话说让给猪场多评估点，答复说这是按上限搞的。之后将评估数据给了公司经理郑和平，由郑和平出具评估初步结果，评估结果是70、80万左右。后易就打电话说价格低了让想法再搞高点，在收到易小红送的3万块钱之后重新对猪场进行了评估，因为第一次评估就已经上限了，所以第二次就将很多数据加大了，相当于做假，这次评估是余某1和段某两人去的。6.余某2（评估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5年对猪场评估，第一次评估是正规的估价，评估的范围是猪场房屋、装修，共计90万元左右。易小红对价格不满意就申请了第二次评估，第二次是我和段某、罗某一起到了现场，易小红就让评估公司这边对猪场的室外地坪、堡坎、水沟、围墙、花台、化粪池等构筑物进行评估，我说这个不是评估公司的范围，应该由土地储备中心来评估，罗某说他们评估的价格偏低，评估公司评估的价格要高些，罗某就让我们先评估，说后面以土地储备中心的名义给我们补委托书，然后我们就照做了。这次评估价格比第一次多了70万，总额在170万左右。这次评估后，还没有出评估结果期间，易小红和钟菊英为了让我们对给她们猪场评估一点，就请我和段某、龚某吃饭，吃饭时说让想法再多评点，后收到易送的钱后对第二次数据进行了修改，将数据加大，这次结果是200万左右，在原基础上又增加了30万，我就将评估结果交给了指挥部，但是后来不知道易小红等人怎么搞的，她们又找到指挥部，让指挥部出具了一份关于填方的证明，我和段某就再次到猪场进行评估，因为猪场鱼塘已经被填平了，我们无法评估价值，就直接根据指挥部出具的填方证明进行评估，当时易小红让我们帮忙，并许诺等补偿款下来会再次给我们好处，回去后我通过做数据，又增加了50几万，我们评估的最终金额在250万元左右。如何提高是在第一次评估的基础上把真实的评估数据篡改了，有些构筑物项目数量和面积增加了。猪场第一次评估结果的项目和数据是真实的。篡改的数据都是我改的，经核对，所有篡改的的价格共258751.4元。龚某和段某只晓得篡改了数据，具体怎么改的不知道。7.段某（评估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与龚某、余某2的证言基本一致，两次评估的价格相差174万元是因为复核时增加第一次漏掉的项目，第二次是调高单价，第三是在桑拿板等项目的数量人为篡改虚增了数量，虚增部分是由余某2做的资料。8.袁某1（木栈社区委员）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2011年开始担任木栈村委员，负责三违巡查和综治维稳工作。袁体兴是我三叔。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个养猪场，建在木栈村六组小地名“烂沟湾”的。参与的人有一个姓钟的、易小红、一个姓周的（湖南人）和袁体兴合伙办的，之前一直是姓周的湖南人在负责管理，2014年他和袁体兴产生了矛盾，之后换成了易小红负责管理经营。在2013年年底政府为修行政服务中心在木栈村征收六组和七组的地时，我看见这个猪场的围墙修了起来，里面的猪圈等设施正在开始修建。2015年农历5月左右，有人举报袁体兴在抢装，我就带着社区巡查的邵某、徐某、六组组长向某1和十组组长屈某到了袁体兴搞的那个猪场，在猪场办公场所处我找到袁体兴，我跟袁体兴说，这里已经开始在征地评估测量了，不能再继续装了，当时我们在收缴抢装的工具时，还发生了冲突，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派出所也到过现场，但是袁体兴抢装好了的我们并没有拆除，这次袁体兴抢装的是猪场办公场所，这个办公场所是袁体兴儿子袁华的私房，这栋房子也在征地范围内，抢装的情况主要是给房子装了很多桑拿板，好骗得更多的政府补偿款。过了几个月时间，大概在2015年8月左右，有人说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有一部分场所还在抢装，我跟都亭办事处三违办主任赵某两个人又再次到袁体兴他们猪场去制止，还是要求袁体兴他们停止抢装，配合政府征地工作，当时袁体兴还是不配合，后来多次协调做工作才同意配合。这次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抢装的部分也是在政府规划的红线内，还是在猪舍内装贴桑拿板，到最后这些抢装的桑拿板也没有被拆除。两次抢装的桑拿板都得到了补偿的。9.向某1（木栈村六组组长）的证言。主要内容：钟菊英和易小红等人合伙开办的养殖场，修建养猪场是使用的袁体兴的土地，是2012年以后慢慢修建的。2013年政府征收猪圈周围的土地，当时猪圈前面有个将近两亩的鱼塘，修建学府大道要征收这个鱼塘，而这个鱼塘被他们修成了猪圈。2010年、2011年木栈村六组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划入规划红线内，从2012年政府陆续征收土地，按规定被划入红线内的土地不准修建建筑物，他们修建的养猪场是否具体办理了正规手续不知道。猪场刚开始征收的时候，是我带队去的，第一次评估的是土地和所有的建筑物，当时评估了七十几万，未对牲猪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出来易小红等人不满意，最后听说补偿了几百万。10.袁某3（袁体兴的弟弟）的证言。主要内容：猪场修围墙把鱼塘围起来后，就从围墙边上新压了一条路出来，这条路全部占用的我的土地，但因我哥哥袁体兴占股份，就让我支持他们。但后来因袁琼被易小红打了同时袁体兴也与她们闹僵了，我也对他们不客气了。2014年10月见有猪从猪场拖出来，我就把路堵了，不让车子出来，后来钟碧英两姐妹承认给我补两万元，当时给了我一万我才同意给她们过路。之后她们将猪场的猪转给袁体兴单独喂了一年，袁体兴还请了我二嫂王艳去帮他喂了接近一年时间的猪。这一年易小红和钟姓两姐妹没怎么到猪场来，剩下的一万我也没有打算找她们要。直到后来猪场要拆迁，易小红她们又回到猪场并且拖了几车猪来喂。11.杜某2、付某（牲猪养殖老板）的证言。主要内容：2013年8月17日（农历7月11日）给都亭木栈村猪场卖了48头小猪，2013年8月23日（农历7月17日）又卖了25头小猪。两次交易都是一个外地口音姓周的男子联系的，他带着两个女的来雷家坪看的猪，他说一个是他爱人，一个是合伙人，还说和畜牧局有关系养猪就是为了得到国家扶持款。两次猪都是其送到猪场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三栋猪圈，只有一栋基本完工，另外两栋只是主体完工，里面还没有隔猪舍。第二次去送猪时猪圈建设基本没什么变化，三栋猪圈都是空心砖结构，顶部是木头架子，瓦是彩钢瓦，没有围墙。第一次送猪到猪场时，猪场利一头猪都没有，他们当时请的一个50岁左右的女的喂猪，在交谈中得知，那个女的是南坪人，还没去几天，第二次送猪时猪场利只有我第一次送的几十头猪。12.李某1（买猪老板）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钟菊英、易小红她们的养猪场因行情不好且股东不齐心，想处理猪场的猪，我一直在卖猪肉，之前一直找她们买过猪，钟菊英就想把猪全部卖给我。当时母猪有十几头，两三百斤的肥猪有二三十头，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七八十斤的猪有二十几头，八九十斤的小猪有四五个，所有猪加起来有六七十头。当时买这批猪的时候只有袁体兴和小钟姐在场，价格讲好后，小钟姐现场还打电话问了大钟姐和易小红这个价格她们同意不同意卖，她们两个在电话里同意后，小钟姐才卖给我的，一共是4.8万元。我买过来后因有两头母猪马上要下崽，就借用她们的猪圈喂了一段时间，期间能杀的肥猪和不下崽的母猪都杀来卖了，共在她们猪圈喂了三个月。期间她们三个女老板都没有来过，袁体兴还在他们猪场喂猪，他喂在上面靠近山边的猪圈，期间我还喊袁体兴帮忙喂过两三次猪食。我后来去他们猪场买猪也是袁体兴喊我去买的，我去买的时候三个女老板也没有出现过。我在她们猪场喂猪期间，畜牧局工作人员没有来检查过。13.刘应浩（牲猪养殖老板）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搞牲猪养殖和销售猪饲料，我成立一个“牧旺养殖专业合作社”。我给木栈村猪场卖过两次牲猪，都是一个30出头的女的联系我的。第一次是在2014年清明前后，卖了几头已经下过崽的母猪和二元仔猪，具体头数记不清楚，是她自己在我家来拖的猪。二元仔猪专门拿来做母猪下崽；第二次是在2015年，她先打电话问我有不有猪，然后又开车来猪场看了看猪，在我家里直接谈好价格，过了一天，她自己找车来拖的猪，拖了两趟，这次卖给她的数量比较多，大概有一百多头，都是三十斤的小猪仔，当时没有结账。大概在2015年七八月份，杨星月说木栈有个猪场要处理猪儿，猪场要拆迁，他一个人买不完，喊我一起去买。我们一起到木栈村的的一个猪场看了猪，总数约两百头，我们只买了其中两栋猪圈里的小猪。去拖猪的时候我看见之前找我买猪的那个女人，才知道猪场是她的。我去这个猪场买猪和卖猪给这个猪场只相隔了一两个月时间，买猪的价格比我卖给她的时候还便宜一些。猪场规模很大，但我买猪时看到其中一栋猪圈装修的很好，外墙和里面墙壁都贴有黄色木板，还吊顶了，另外一栋猪圈也用黄色木板吊顶。14.吴某（猪场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5月到猪场喂猪，去的时候猪场还没有建设好，里面没有多少猪，去了之后她们又买了七八头优良母猪回来，其中两头是连着下小猪买回来的，共三四十头，这三四十头猪喂大了都是做母猪下崽崽。我去喂猪的时候她们还请了陈某2（柏某）和我一起喂，刚开始我们打包谷都是在外面打，后来猪场才自己购买了机器，陈某2做了两个月左右就没有做了，他走后我一个人在喂猪。几个月后，袁体兴就和几个合伙人扯皮了，易小红还和袁体兴的姑娘打了一架，之后袁体兴就不再管猪场，猪场的自来水也被袁体兴断了，我还挑了两个月的水来喂猪。直到2014年腊月，易小红和钟某4觉得行情不好就把猪场的所有猪包括肥猪和母猪及刚下的小猪卖给了一个叫李某2的人，李某2把猪买过来后继续在猪场喂，肥猪就他自己杀来卖。我也接着给李某2喂了几天。我在猪场期间，最多时候猪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两三百头猪。15.王某1（猪场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农历8月初，袁体兴找到我，喊我到他猪场去帮忙打扫猪粪。我是从2014年农历8月到2015年农历2月在猪场上班，我上班期间平时都是袁体兴在负责猪场的具体事务，喂猪这些都是袁体兴在喂，易小红和钟小妹有时来猪场看一下，钟大妹只是偶尔来一下。猪场有六个猪圈、一个仓库、一个消毒间和一个沼气池。猪圈的结构全部是空心砖砌的，屋顶用木头搭的架子再盖的彩钢瓦，沼气池从来没有出过气。在没有上班后，政府征地时，袁体兴他们把猪场仓库和两个猪圈的外面和里面都装修了桑拿板，在这之前整个猪场内的建筑都是没有装修过的空心砖，没有装桑拿板之类的。袁体兴同时还抢装了猪场旁边他自己住的房子。16.瞿某（猪场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袁体兴和易小红和钟姓两姐妹合伙搞了一个猪场。我在凉雾九渡小学食堂做饭，2015年夏天学生放暑假后，我在家休息。袁华（我女婿）喊我去到猪场帮忙喂猪，我只喂了一个月，我去了之后袁体兴就给我讲猪场马上要征收了，我在猪场喂猪期间还有评估公司的人来评估猪的。在我喂猪期间，猪场里一共有200头左右的猪，其中有2头公猪，10多头母猪，10多头肥猪，袁体兴说行情不好一直没有卖，另外还有170头七八十斤左右的猪，听袁体兴说这170头是易小红在外面刚买的，当时就我和袁体兴两人在喂，没有其他员工，我负责煮猪食和清理粪便，袁体兴负责加工饲料，平时也喂猪。在猪场期间，猪场装修得比较好，其中最大那个猪圈用桑拿板吊顶了，柱子也是用桑拿板包起的，和这个猪圈并排还有个猪圈，挨着袁体兴的房子，也装修比较好，外墙都贴了桑拿板，被改成了宿舍，大门一直锁着的。17.王某2（装修包头）的证言。主要内容：2015年六七月份的时候，袁某2三给我打电话说要装房子，我们谈好包工包料50元一个平方，材料包括桑拿板、木条、射钉，工钱是15元一个平方。半个月后我就喊装修工人把机器和材料拖到他家开始装修。袁某2三的房屋是一栋三楼的楼房，其中三楼那一层盖的彩钢瓦，另外他家楼房前面还有栋一楼一底的房子，是空心砖加彩钢瓦结构。我们只是给他房屋的墙面和天花板及房屋外墙贴上桑拿板，我们装了十几天就完工了，袁某2三一共装修了一千多个平方，材料和工钱总共是八万多元。我们在装修袁某2三的房屋时，他说房子装完后还要在猪场里面装个宿舍。没过几天，有两个女的喊我跟她们一起到猪场院墙外的机耕路上，问我们装修的价格，我就说了50元一个平方，她们要在猪场里面装个办公室和宿舍。之后袁某2三和那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点胖点，一个年纪小点稍微瘦点）一起喊我到猪场里面实地看了位置，他们说把袁某2三屋旁边那一栋小猪舍装成宿舍，把加工房旁边的仓库装修成办公室。进猪场的当天，那个年轻女的就给了我三万元，然后我们才把材料拖进去开始装，宿舍是在猪圈的基础上我们找木条和桑拿板钉成墙壁，吊顶也是用桑拿板，一共隔了五六间，这栋宿舍的外墙也全部贴了桑拿板。办公室是在仓库的基础上给四周墙壁贴上桑拿板，用桑拿板吊顶。猪场一共装修了一千多个平方，材料和工钱是六万多元，剩下的三万多元还是我打电话给那个女的要账后，我们一起在银行她现场取来给我的。当时装修的工人有周师傅、林某2、姚某、吕玉钗。18.林某2（装修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5年7月，我姑父王千斌的儿子王某2在木栈包了一个工程，他人手不够就喊我去工地帮忙搞几天装修。我到工地时，之前的工人已经装了部分房屋，我做了几天后才知道我们装修的房屋是袁某2三（袁体兴）的，我做了十几天时间袁某2三的房屋就装修完工了，袁某2三的房屋一共三层，第三层是彩钢瓦搭建的，房子前面的地坝上正在修建房屋。室内所有房间我们都用桑拿板吊顶，墙面也全部用桑拿板包裹了，另外还贴了木地板。袁某2三的房屋装修完工后，我们就把工具搬进了猪场，对猪场里面靠近山边的一栋小猪圈进行装修，我们进场的时候这栋猪圈里面还关了两三头母猪，袁某2三将猪赶到其他猪舍后我们才开始装修。我们先将这栋猪圈用桑拿板吊顶，吊顶后又在猪圈圈舍原来的隔墙基础上用桑拿板加高至吊顶，这样就形成了一间一间的房间，一共十几间房间。这栋猪圈装修了三四天就完工了，接着我们装修了猪场里面的一栋石棉瓦大猪舍，这栋猪舍我们只用桑拿板吊顶和将柱子包裹，整栋猪舍都全部吊顶，大约有百多个平方。接着我们又去装修了仓库，仓库在加工房的旁边，我们先用桑拿板将仓库吊顶，又用桑拿板和木方条做了几个隔墙，隔墙将仓库隔成了四个房间，老板说隔来做办公室，仓库装了四五天时间，装修面积接近两百平方。仓库装好后，袁某2三地坝上的房子也刚好修建完毕，我们又接着装修他新建的房屋，该房屋使用空心砖和钢架棚搭建的，一共两层，我们也是用桑拿板将所有房间吊顶和贴墙面，我们做了十几天时间，这栋房屋结束后就没有做了。这次装修前后有一个月时间，从七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半节（农历七月十二）的前几天才完工。进场装修之前，猪场和袁某2三的房屋里面一块桑拿板都没有，我们装修全部是使用桑拿板和木方条，另外装修袁某2三的房屋时使用了200平方左右的木地板，猪场装修了七八百个平方，袁某2三的房屋我们装修了接近千多个平方。我们在装修袁某2三地坝上面的房子时，袁某1带人来查过一次，还把我们的工具收缴了，我们停了两三天后才接着装。我们在给猪场装修的时候，猪场里有猪，平常袁体兴一个人在喂，猪舍的门平常锁着的，我们没有进去看，具体多少头我不清楚，但是我们装修结束清理工具准备离开时看见他们从外面拖了两三车猪回来，都是七八十斤左右的小猪。19.周某1（装修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与林某2的证言内容大致相同。2015年7月给袁某2三两栋房屋和猪场的房屋进行过装修，用桑拿板吊顶，又在猪圈圈舍原来的隔墙的基础上用桑拿板加高至吊顶。还对一栋石棉瓦大猪圈进行了装修，用桑拿板吊了顶和将柱子包裹，还采取同样的方法装修了仓库。进场装修之前，猪场和袁某2三的房屋里面一块桑拿板都没有，袁某2三的房屋和猪场都装修了千多个平方。20.郭某（安装水电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5年6、7月左右，我去给袁体兴的老房子安装了水电，后又给猪场安装了水电，装了宿舍和办公室及一个加工房，共安装了7盏灯、插板18个、电线100多米、开关7个，安装电的宿舍和办公室都是才装修好的，里面全部贴了桑拿板，天花板和墙壁都是贴的桑拿板。21.田某1（沼气池生产工）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于2012年5月23日和袁体兴签订了大中型沼气工程施工协议书，后帮其猪场修建了总容积大概200立方米的沼气池。2016年8、9月，易小红和钟菊英找到我出具一份沼气池的工程预算明细表，按照她们的要求出具的时间是2012年4月26日，但工程价格明细是按照2016年的标准填的，并且偏高很多，总容积与实际也不相符，2012年总造价是9万多，这次出具的造价是27万多。2012年修建沼气池的时候猪场只有一栋猪舍，2015年7、8月去给沼气池搞后续服务时，发现猪场修建的这个沼气池根本没有正常用过，还发现猪场规模扩大，袁体兴房子和沼气池之间多了一个加工房，沼气池旁边的两个猪舍正在修建，这两个猪舍主体结构完工但里面的圈舍还在施工，猪圈的房顶都是采光瓦。22.田某2（沼气池生产工）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二哥田某1成立了修沼气的公司，我在他公司打工。2012年6月4日至6月30日在木栈给袁体兴修过一个沼气池，体积200个立方，沼气池修在他的鱼塘里的。23.李纪才（袁体兴的亲戚）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与袁体兴、袁某3、钟碧英四人2006年下半年合伙在木栈村六组修建农家乐，当时我们请人挖了一个面积约两亩的游泳池和一个面积约两亩的鱼塘，后来因为资金原因，我们农家乐项目就停工了。过了差不多3年，袁体兴在没有跟我们其余合伙人商量的情况下在空地上修了几间猪圈，他一个人搞的猪圈四周是用空心砖砌的墙，顶部是用的木头搭建的上面覆盖的石棉瓦，猪圈内部没有装修。他一人搞了2、3年后与他人合伙，把猪场的规模搞大了，修了一大片猪圈，外面有空心砖砌的围墙，有的用木头搭建的有时的是钢化结构。24.证人牟某1、牟某2、黄某1、黄某2（修建猪场工人）的证言。主要内容：2012年6、7月份，给袁体兴和他人合伙的猪场进行修建，猪舍是用空心砖砌的，柱子是红砖砌的，顶部搭建的是石棉瓦和彩钢瓦。（三）辨认笔录1.易小红辨认出评估公司工作人员龚某。2.刘应浩辩认出两次找其买牲猪的木栈猪场老板易小红。（四）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易小红的供述。主要内容：①2012年我与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合伙成立了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之前我们签订了一个入股协议，我出30万元、钟碧英出20万元、钟菊英出10万元，袁体兴以土地租金2万元和给他10万元干股，共计12万元，协议上并写清楚了涉及到国家征收土地补偿分配问题。2013年底，袁体兴与另外三位合伙人发生矛盾分厂喂养，袁体兴退出后就由钟菊英负责管理，钟菊英一个人管理猪场，力不从心，加上猪儿行情不好，到2014年底，钟菊英将所有牲猪销售完后前往外地务工。后我和钟碧英、袁体兴重新购进一批牲猪喂养了约两个月，又因经营不善，将所有牲猪作价约4.8万元卖给了袁体兴一个人喂养，我们就离开了猪场。后来我们得知猪场要拆迁了我们又才回到猪场并对猪场进行装修，装修好后又去找东门的刘老板买了100多头猪儿，买这些猪的目的是为了拆迁补偿的时候多补点钱。②2015年上半年，得知猪场在征地范围之内后几人又回到猪场进行了抢装，抢装的部分是用桑拿板和木质门及吸顶灯对猪舍进行了装饰，并在办公室宿舍安装上了木质门另外还在办公室还装了几百元的灯，建厂的时候没有使用一块桑拿板，抢装的时候才使用桑拿板。评估公司在对猪场进行第一次评估之后觉得价格有点低，就去找钟某2让他给评估公司说下将评估价格抬高点，后给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给了2万块钱后，就将评估价格提高了，共对猪场进行了三次评估，第一次才70几万，第二次评估就把天棚隔热层的价格提高了20几万，第二次的评估价格就提高到100多万，还是觉得少了，因为当时修厂房时用了很多石头填鱼塘和游泳池，找附近群众和村里开了填方证明后，第三次把填方算进去了大约60万，房屋基础按照特殊厂房提高了40几万，第三次的价格就提高到了最终签合同时的250万元。最终签合同的价格比之前多了20万左右是他们帮忙多评的虚增的。当时我们抢装时只用桑拿板和木质门、吸顶灯对猪场进行了装饰，根据评估表抢装的桑拿板共计补偿167450元、宿舍木质门补了3072元、加工房的木质门补了1536元、加工房的吸顶灯和八花吊灯一共补了806元，这些项目加起来共172864元，对此没有异议。为了感谢钟某2，补偿款下来后给钟送了10万元。③2016年上半年，我和钟菊英到畜牧服务中心找到牟科长，拿出几张空白的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表按照156头母猪数量现场手填了几张，其中2014年三张、2015年2张并盖了章。156头是依据自己的养殖档案数出来的，2014年至2015年母猪数据都一样，156头是最高的月份。养殖档案是畜牧局发的，记录的数据都是自己填的，母猪数量多填了二三十头。2.被告人钟菊英的供述。主要内容：①2012年我与我姐姐钟碧英、易小红、袁体兴合伙成立了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易小红出30万元、钟碧英出20万元、我出10万元，袁体兴以土地租金2万元和给他10万元干股，共计12万元，办理营业执照，我是法人。2013年，袁体兴说猪场要被征收，想将法人转给他，我和易小红不同意，易小红还和袁体兴的女儿打了一架，袁体兴就与我们产生矛盾，袁体兴就不管理猪场，还对猪场停水、停电。后来我就来管理猪场，后来我觉得猪场几个人关系不好，一个人力不从心，就陆陆续续把猪场所有的猪拉出去卖了，我把猪场的猪卖完后和易小红交完账，就去深圳、云南了，再也没有到猪场去了。2015年得知政府要征收了，易小红通知我回来，几人决定再次购买牲猪和对仓库猪圈进行装修，和易小红就从猪贩手里购买了100多头猪，在再买猪之前，具体有多少猪我们不知道，肯定没有补偿表上的多。②2015年征地拆迁公告发布后，对猪场进行了抢装，装修主要是对办公室、部分猪舍等地方进行装修，用桑拿板装修了办公室和猪圈的天花板和墙壁。评估公司第一次评估整个猪场只评估了70万，觉得评估得太低了，最后和易小红两人去找了钟某2，他给了我们评估公司的电话，评估公司对猪场进行了三次评估，并且每次评估的结果不一样，一次比一次高。③养殖档案的上的数据是易小红做出来的，数据是做了假的，把猪的数量提高了的，知道她做了假数据是为了多得到补偿款，所以也同意她做假数据的事。到都亭畜牧中心去算过母猪的产值，一工作人员出具了一个母猪产值率的证明，这个证明上面的数据也是虚高的，将这个证明交上去不久，畜牧中心出证明这个人联系说证明里的数据太高了，领导说不行，让把证明又还给他了。后又找到指挥部算猪场的养殖数据，这次养殖补偿达到了她们的要求，后易小红说关于猪场养殖经营损失补偿的证明她又去开了一次，已经搞好了，但具体内容我没看过。3.被告人袁体兴的供述。主要内容：①我与钟菊英、易小红、钟碧英四人合伙修建养猪基地，我们在得知政府要征收我们土地的消息后，通过抢修、抢装、喂养牲猪等方式来蒙蔽政府，而后获得国家的征收补偿款。2012年初，易小红、钟碧英、钟菊英和我四人就一起商量开猪场的事宜，最后确定由易小红负责操作，成立富某畜禽专业合作社，钟菊英任法人，我与易小红、钟碧英为实际合伙人，建立合作社需要足够的人数，这些人是我们找的，不参与此事。易小红出资30万元，钟菊英出资10万元，我用土地租金20000元作和另外给我10万元的干股，入股12万元。我们股东当时的分工是易小红负责财务管理，我前期负责工程管理和饲养管理，钟碧英负责财务管理（实际是由易小红控制），钟菊英负责仓库管理，易小红的老公周某3在前期参与了工程建设管理及后期的饲养管理。我们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大概在2012年4、5月份开始修建厂房，大概修建时间持续了一年左右，期间修建了7个猪圈，其中5个大猪圈和2个小猪圈，当时为了节约成本，猪圈的主体框架结构是空心砖围砌，主体顶部用木棒子搭梁，修建第一栋猪舍时使用的是石棉瓦。猪圈修好之后，易小红说根据畜牧局的相关要求，必须修建沼气池才能获得国家扶持资金，易小红联系了一个姓田的技术人员，修建了一个200立方米的沼气池，又按照畜牧局的相关标准，又修建了一个猪饲料加工房和一个仓库，修建这些厂房就已经开支了一百万左右了。2013年，猪圈成形后，易小红说畜牧局的领导近期会来检查，到时候猪圈里要能看见猪才行，不然检查通不过，扶持资金就得不到了，经过商量，我和易小红、钟菊英、周某3一起到柏杨兴隆附近寻找仔猪，当时买了60头猪仔，买猪后就聘请了一个养殖工人，是钟菊英的表嫂，我和周某3也参与仔猪的养殖和管理，钟菊英和易小红就负责购买饲料等事宜，因为猪圈规模很大，60头猪在猪圈里喂养还是显得有些少了，之后由周某3又到柏杨联系了一批猪，这次又购买了60头左右。过了几个月，通过刘浩文又到重庆去买了7头母猪。过了一段时间，易小红和钟菊英、周某3带着一批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到猪场检查，也就是在猪场附近到处看了看，过了很久易小红才通知我们，说国家的扶持资金下来了，叫我们一起算账，当时扶持资金只有35万元左右，这笔钱没有分，因为前期修房、买猪、买饲料等开销已超出预算，这35万元就直接填补进去了。②2014年，我与易小红等人发生矛盾，我就不管理猪场了，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还是继续在猪场喂猪，后来她们三个股东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和矛盾，2014年11月份左右，钟菊英也不想搞了，她便开始处理猪场的猪儿，到2014年腊月猪场剩下的猪儿全部卖给了南门菜市场的李某1，当时我也在猪场，李某1买过来后还在猪场喂了两三个月时间才处理完，李某1在猪场喂猪这段时间，他从钟菊英手里买的母猪还下了两胞小猪儿，他忙不过来的时候，我还帮他喂过几次猪。钟菊英卖掉猪场所有猪儿离开的同时，易小红打听到一种良种母猪品种比较好，易小红又喊我合伙一起去买，我觉得易小红说的这个母猪可以，我就答应和她合伙了，2014年冬月份易小红去东门“刘浩儿”那里联系好猪儿，我找车去东门拖回来的，拖回来后合在之前钟菊英给易小红留下的几头母猪一起喂养。当时在“刘浩儿”手里买了7头母猪，其中5头母猪是连着下的小崽崽一起买回来的，加起来一共50头左右，这批良种母猪是“刘浩儿”从重庆买回来的。我从东门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死了一头母猪，没喂多久又死了一批母猪，我们一起喂了一两个时间，易小红担心这批良种母猪不行，她就不搞了，说把这批猪全部转包给我，由我一个人喂，我当时和易小红谈的价，数量是42头，价格是4.2万元。当时因为关系闹僵了，再加上钟菊英开始变卖猪场的猪，我就提出把猪场分了，我们几个股东商量分厂的事情，产房和大石棉瓦猪圈的一半分给我，其他几栋猪舍和加工房、仓库归易小红和钟菊英两姐妹。分厂之后没有新合伙，我看她们的猪圈都是空起的，我就把猪关在她们的猪圈里喂养，我一边养猪一边在南门菜市场做事，所以我喂的猪也不多，母猪加上小猪儿及肥猪一共才一百四十头左右。③2015年猪场要征收的时候，易小红她们又才回来购买了170头猪放进猪场喂养，相关部门评估后她们又把后来抢买的170头猪仔卖给刘某（利川东门人）了。猪场在接到政府拆迁通知时，猪场喂养了肥猪10头、母猪30头，公猪42头，因这些猪是我在喂养，这42头猪在要拆迁那段时间我亲家瞿某还帮喂养了一个月。④2015年我们得知猪场在城南大道的拆迁范围内，并且政府很快会来评估和征收，我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征地补偿款，我们还对猪场进行了装修。把猪场的仓库改成办公室，把挨着大猪圈靠山边的小猪圈改成宿舍，当时装修包给王某2的，用桑拿板贴了墙面和吊顶，一共装了一千多个平方的桑拿板，一百平方左右的木地板，另外还装了一些照明灯具。在王某2装修之前，猪场一块桑拿板都没有。在猪场进行抢装的过程，木栈社区管“三违”的袁某1来制止过。最终，我这部分猪场补了45万多，我单独和政府签的合同，她们那部分补了506万多，给我分了359120元。⑤我猪场的房屋是从猪场分割出来的，将C栋猪舍的一半和产房打通改装成房屋，将产房前面拆了一间作为地坝，地坝还修了一个铁门。装修这栋房屋是在装自己的老房子之后，买的桑拿板装修的。猪场里面的房屋面积是350.79平方米，补偿了375105元，其中装饰及附属设施补了192164元，除了房屋补偿和土夹石填方外其他的装修及附属设施都是后面抢装和抢建的。对评估表中记载的抢装项目中价值83079.7元无异议。我老房子也抢装了，一楼至三楼都是用桑拿板吊顶和贴墙面，二楼还抢装了60平方米的复合地板，房屋拆迁合同评估表中一楼至三楼每层桑拿板共218473.06元，二楼复合地板价格为4582.66元，桑拿板和复合地板共补偿223055.72元，对此没有异议。老房子前面的彩钢瓦棚是看见猪场院墙和地坝标注了范围红线后才抢建的。彩钢棚共两层，一层房屋面积114平方米，二楼面积是135平方米，共补偿299407元，是以我儿子袁华的名义签订的。4.被告人钟碧英的供述。主要内容：①2012年，我和袁体兴、钟菊英、易小红四人一起合伙开了养殖合作社，易小红出资30万元、我出资20万元、钟菊英出资10万元，袁体兴出资2万元并有10万元的干股，他出资12万元。2014年，袁体兴要把法人改成他，与易小红发生矛盾，袁体兴就分出去了，当时把大猪圈给袁体兴分了一半，袁体兴还把我们这边猪场的电和水都断了。分厂之后钟菊英也外出务工，2015年政府通知猪场要拆迁，易小红才通知她回到猪场，商量后决定再购买一部分猪放在养殖场内，于是易小红、钟菊英他们一起买了一批猪，等评估后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将这些猪卖掉了。②2015年，在得知政府要征收猪场之后，我们几人在猪场商量怎么做，袁体兴提出赶快抢装一个办公室，于是就喊了工人对猪场的办公室和猪圈进行装修，安装了桑拿板，评估表里的桑拿板都是在2015年征地拆迁公告发布之后装的。为了将评估价格提高，两次给钟某2送钱。被告人易小红及其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1月8日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养殖场牲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改扩建项目验收资料。证明：富某养殖场一直在经营，并响应上级号召一直在扩大建设。2.2014年12月22日利川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审批意见。证明：当年存栏量是1000头，母猪140头，肥猪460头。3.2016年10月9日利川市城南大道指挥部给利川市畜牧局的函件。证明：根据当时监测档案，证明一年的母猪、肥猪、仔猪的头数，同时要求业务部门出具相应的证明。4.证人林某3的证言。证明：2013年8月因为我的猪场被拆迁，我猪场剩的猪大小共计110头左右全部卖给了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5.证人杨某证言。证明：其给富某养猪场卖过玉米。2012年至2015年富某养猪场一直在持续经营。6.证人余某3的证言。证明：2014年9月易小红和钟菊英喊其到猪场喂猪，直到2015年7、8月份。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富某养猪场一直在持续经营。7.证人周和畅的证言。证明：其给富某养猪场的猪配种、打针、防疫。2012年至2015年富某养猪场一直在持续经营。8.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明：富某养猪场在我处购买过饲料。被告人袁体兴及其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袁体兴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附件。证明：政府没有对公诉机关所诉的桑拿板和复合板进行补偿，政府与袁体兴签订合同后还对其进行了奖励，说明这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其奖励是为了推进工作进程，说明政府对其抢装行为予以认可。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形成证据锁链，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易小红及其辩护人举示的证据，养殖改扩建项目验收资料和《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所载明的数据与客观实际不符，且出庭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只是他们所参与及知道的部分情况，不能证实2012年至2015年富某养猪场一直持续经营，故易小红及其辩护人举示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袁体兴及其辩护人提交的安置补偿合同中补偿项目不完整，且公诉机关已经举示，与袁体兴的供述和辩解能相互印证，对袁体兴及其辩护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主体错误，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行为系单位行为，而非个人犯罪的问题。经查，2012年2月14日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经利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钟菊英任法定代表人，合作社成员为袁体兴、周某3、钟高昌、陈某1，易小红和钟碧英实际并非合作社成员，即使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系四被告人出资共同经营，但在征地拆迁时，四被告人因发生矛盾以及自身经营问题，已经处于解散状态，并未实际经营，四被告人在得知猪场即将被征收拆迁时，才重新聚集商议如何获得更多的补偿款，即通过抢装修和抢购牲猪制造经营假象的方式，并非合作社作出的决定。并在签订安置补偿合同书时，虽然乙方的名义是利川市富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但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四被告人个人名义，并未加盖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印章，明显可以看出是四被告人借用利川市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骗取更多的补偿款，这是个人行为，而非单位行为。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四被告人及四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四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以及被告人易小红、钟碧英、袁体兴及四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猪场及袁体兴的房屋装修、抢建是在不明知征地公告已发布的前提下装修及修建的问题。经查，四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四人签署的分红声明等能证实，四被告人在得知猪场被纳入征地拆迁安置范围后，共同商议通过抢装修、抢购牲猪等方式去获得超出正常补偿范围的补偿金额，四人对猪场要被拆迁系明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装修工人、“三违”巡查工作人员、出售牲猪人员等证人证言能互相印证，均证实四被告人系在征地公告发布后对猪场进行抢装修、抢建房屋，以及抢购牲猪制造经营假象，获取并提供虚假牲猪养殖档案等，其客观上实施了这一系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并让国家机关基于这一系列欺诈行为，向四被告人支付了正常值以外的拆迁补偿款。虽然在评估、谈判过程中有部分工作人员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行为，为四被告人的欺诈行为提供了帮助，但这并不影响四被告人的犯罪构成；四被告人的行为最终获取了非法利益，客体上侵犯了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四被告人均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主体要件，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故对该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骗取经营性损失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获得经营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和指控金额计算有误以及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在拆迁时被告人袁体兴实际喂养了42头猪的经营性损失没有体现，且其仅对商议临时购买100多头猪的金额负责的问题。经查，在案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四被告人因自身原因在征地拆迁时已经停止合伙经营，将猪转让给被告人袁体兴个人喂养，被告人易小红等人为获得高额的经营性损失补偿，实施了抢购牲猪制造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假象，通过都亭畜牧服务中心主任何某获得虚假的湖北省动物饲养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记录表，提供虚假养殖档案给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指挥部等行为，使指挥部等征地拆迁部门陷入错误认识，根据虚假的养殖档案数据与被告人易小红等人协商核算经营性损失，并非据实核算经营性损失，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对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骗取经营性损失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获得经营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金额问题，根据利川市人民政府（利政规[2015]4号）《利川市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和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以及利川市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利某发[2016]2号）《关于明确土地征收中相关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在征地拆迁时袁体兴在养猪场内实际喂养牲猪，应当获得经营性损失补偿。利政规[2015]4号文件规定：“征收生产加工型或养殖加工型用房的损失补偿。具备合法有效的相关手续，以近3年缴纳相关税费为依据认定其经营性收入，确定经营利润，给予经营损失补偿……”，而易小红等人合伙经营的合作社属于免税企业，并无缴纳税费记录，无法根据该项规定核算经营性损失。同时利川市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印发的利某发[2016]2号文件规定：“1、畜禽养殖场的活畜禽一律按照搬迁的方式进行处理。2、搬迁活畜禽给予6个月的时间，暨自通知起180天内养殖业主自行进行搬迁，搬迁费的补偿按照通知时的养殖数量计算确定……”,明确应按照通知时的养殖数量计算，且通过易小红等人与拆迁指挥部等部门开会协商经营损失补偿问题时，亦提出对牲猪数量以搬迁时据实数据为准，而根据查明的情况，搬迁时，猪场实际饲养的牲猪数量就是袁体兴喂养的42头猪，易小红等人为制造合作社经营假象而临时采购的170余头，不应补偿。利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国土资源局）根据已核实清楚的实际饲养牲猪情况（30头母猪、2头公猪、10头肥猪，共计42头猪），结合当年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指挥部在相关部门提供牲猪利润情况和谈判结果，按照利政规[2015]4号文件和利政发[2016]2号文件，已经据实核算出的富某养殖专业合作社征地拆迁经营性损失补偿数额36350.00元（即搬迁费：母猪30头×1000元/头＝30000元，公猪2头×100元/头＝200元；经营性损失：肥猪10头×820/12×9＝6150元）。公诉机关在指控四被告人诈骗经营性损失补偿数额时已经扣减实际应获得的经营性损失补偿金额36350.00元，故对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辩护人提出的指控金额计算有误和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对袁体兴个人养殖的经营性损失没有明确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通过评估人员对评估项目和数据进行篡改虚增，骗得补偿款258751.4元；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该项指控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袁体兴对此篡改虚增的事情不知情的辩护意见。经查，2015年8月7日，木栈村六组组长向某1等人到涉案猪场进行房屋装修及构筑物评估现场调查，详细登记了现场装修及构筑物情况，调查记录表上有向某1和户主易小红确认签字。第一次评估结果出来后，被告人易小红等人觉得评估数据过低，易小红和钟菊英找到时任利川市城南大道征地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长钟某2给评估人员打招呼，并给评估人员送钱，后来对猪场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评估，公诉机关指控的金额是根据评估人员余某2陈述，对比第一次和第三次数据评估表核对其篡改的价格共258751.4元，但余某1同时也证实猪场第一次评估结果的项目和数据是真实的，根据比对现场记录和实际补偿的房屋及构筑物征收补偿户评估表，实际虚增的项目有宿舍的水池，C猪舍的砖砌栏板，A猪舍的钢管大门、砖砌栏板，B猪舍的水沟、化粪池等项目，篡改的价格共计35991.7元。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258751.4元，本院不予支持，通过虚增、篡改实际骗得的金额应为35991.7元；对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袁体兴对该部分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被告人袁体兴没有实际去参与打招呼和给评估人员送钱，但四被告人提出共同的犯意，也对获得的非法收益参与分配，四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应对全部犯罪承担责任，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被告人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以及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袁体兴所起作用较小、罪责较轻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四被告人在得知猪场即将被征收，共同商议如何骗取非法的高额补偿款，形成共同犯意，最后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根据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可以认定被告人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的罪责相对较轻。故对被告人钟菊英、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六）关于被告人钟碧英、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碧英、袁体兴构成坦白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钟碧英、袁体兴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当庭被告人钟碧英提出指控合作社解散不属实，对抢装修的时间认为是得知要被征收之前和其从未参与任何经营行为，其没有诈骗的故意，系对主要犯罪事实予以否认，故被告人钟碧英不宜认定构成坦白。被告人袁体兴当庭对其抢装修、抢建的时间和目的等主要犯罪事实和动机予以否认，亦不构成坦白。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七）关于被告人钟菊英提出其到案时间和方式的问题。经查，被告人钟菊英在利川市公安局传唤证上签名的时间是2018年7月20日，同时抓获经过载明办案民警通过线索摸排在钟菊英家中将其抓获，没有证据显示其系通过民警电话传唤到案。故对钟菊英提出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八）关于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收到的被告人易小红的辩护人宋晓江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有易小红签名的利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利政办发[2014]15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利川市2014年主要污染物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利川市环境保护局文件（利环发[2015]7号）《利川市2014年主要污染物减排省级财政“以奖代补”资金使用方案》复印件，以及要求法院调取该两份材料原件的申请，因在本案庭前会议中被告人的辩护人没有申请调取该两份材料，且经向易小红本人核实其提交该两份材料的证明目的，易小红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意见，不足以改变案件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同意调取，亦不另行组织质证。本院认为,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篡改虚增骗取补偿款金额258751.4元不准确，应为35991.7元。被告人钟菊英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钟菊英、袁体兴、钟碧英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相对较轻，可以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该三被告人所起作用亦有区别，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体现。被告人易小红的辩护人提出的指控篡改虚增骗取补偿款金额不准确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钟菊英的辩护人提出的指控篡改虚增骗取补偿款金额不准确和钟菊英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袁体兴的辩护人提出袁体兴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轻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钟碧英的辩护人提出指控篡改虚增骗取补偿款金额不准确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易小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折抵8个月零8天，即自2020年7月28日至2033年4月19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袁体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折抵6个月零10天，即自2020年7月25日至2032年4月14日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钟碧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折抵6个月零11天，即自2020年7月25日至2031年6月13日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钟菊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29年5月19日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依法追缴被告人易小红、钟菊英、钟碧英、袁体兴违法所得人民币2550320.6元，另外追缴被告人袁体兴违法所得人民币605542.42元，发还给被害单位利川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分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龚秀娟人民陪审员  幸乾德人民陪审员  李明祥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何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