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4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6号。法定代表人：蒋锡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佳，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学周，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阜宁澳洋工业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阜宁县澳洋工业园澳洋大道8号。法定代表人：孙卫青，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应青，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标，男，1962年2月4日出生，汉族，市民，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原审被告：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阜宁县生态化工园（郭墅镇西北村一组）。法定代表人：季苏福，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阜宁澳洋工业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原审被告陈标、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叶农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3民初4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远东控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中远东控股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要求上诉人对陈标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3.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于2017年元旦前向陈标催收借款”这一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陈标的陈述，2017年元旦前(可能是2018年元旦前)，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迫于纪委的压力和要求，向陈标确认这笔钱到底是谁借的，并且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当时根本没有提到担保人绿叶农化公司，也从未提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没有在两年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2.绿叶农化公司有权向阜宁澳洋公司行使抵销权。绿叶农化公司以及远东控股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行使追偿权。3.一审法院关于“债权人向部分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力自然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4.上诉人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陆佰元而非陆佰万元。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于2017年元旦前向陈标主张权利，由陈标本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同时还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某的证言予以证实。2.上诉人不仅是连带保证人，而且是作为共同保证人和实际用款人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上诉人与绿叶农化公司之间存在利益一致主体混同的情形，是共同连带债务人，被上诉人向绿叶农化公司主张权利的时效应当及于上诉人。且陈标是绿叶农化公司的总经理，所以陈标在本案中有双重的身份，有借款人和绿叶农化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所以被上诉人向陈标主张权利意味着同时向陈标以及连带保证人绿叶农化公司和上诉人主张权利。3.上诉人主张的抵销权无任何事实依据，不存在被上诉人对绿叶农化公司进行拆迁和补偿的问题。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标述称，1.关于一审中有关2017年元旦前的陈述，当时因为时间长记忆模糊，二审本人已查阅有关资料，确定是2018年元旦前后，2018年春节前纪委找本人谈话有记录可以调查。2.被上诉人之所以借给陈标600万元，是为了要陈标担保翔以化工500万元，以这个为前提才借款。3.刘某第一次向陈标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5年14日，后续根据刘某的要求先后出示了一份文件。绿叶农化公司述称，其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可以从其补偿款中抵扣。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标立即归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计算的利息；2.对于第1项诉讼请求，绿叶农化公司、远东控股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3.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因本次诉讼花费的律师代理费18万元及案件的诉讼费均由陈标、绿叶农化公司、远东控股公司负担。后因主张的600万元借款中有500万元是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而实际提款日期与汇票交付时间可能并不一致，故为减少争议，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同意在500万元的汇票中扣除5万元贴现费用，且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陈标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95万元及利息（以汇票支付的495万元的利息，从票据到期日2015年9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计算；以转账方式支付的100万元的利息，从款项交付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7日，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作为甲方，与陈标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600万元，用于补充绿叶农化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1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年利率为14%。远东控股公司、绿叶农化公司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在该借款合同上盖章确认，但未约定保证份额和保证范围。同日，远东控股公司、绿叶农化公司又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各签订一份保证合同，均约定为2015年5月27日陈标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中最高限额本金6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等），保证期间自借款到期之日起2年，但同样未约定保证份额。次日，陈标收到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交付的600万元，其中500万元为承兑汇票（票面载明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9月25日），100万元为银行转账。后借款到期，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于2017年元旦前向陈标催收借款。2019年3月15日，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又书面向陈标及绿叶农化公司催收借款；同日，陈标签字，绿叶农化公司盖章，对阜宁澳洋投资公司的催款通知书予以回复“阜宁澳洋园区投资公司：本人收到此通知，鉴于特殊情况造成今天的局面，本人承诺确保尽快还清（分批）本息，绝不会造成任何损失”。现因借款至今分文未还，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三被告连带归还借款本息，以及承担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18万元（至今未付）。案件受理后，经阜宁澳洋投资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对远东控股公司名下的100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冻结，冻结期限1年。庭审中，远东控股公司辩称系争借款中的500万元承兑汇票存在贴现费用，要求予以扣减。就此，出借人与借款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500万元汇票本金中扣除5万元贴现费用。庭后，为进一步缩小争议，对于剩余495万元汇票本金的利息起算日期，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书面同意以交付的承兑汇票的到期日亦即承兑日2015年9月25日为准。另查明，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订立时，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未有审查远东控股公司的担保是否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自2015年5月27日借款至今，陈标一直是绿叶农化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9日，远东控股公司一直是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远东控股公司曾于2019年8月23日致函一审法院，声称其“是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称“绿叶农化”）的参股股东，由于2010年绿叶农化原董事长周文功突然离世，该公司无人接管，经当地政府多次做我司的思想工作，要求我司接管绿叶农化。作为有使命感、有担当的民营企业，我司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绿叶农化的控股股东，至2019年为止，我司累计向绿叶农化注资2768万元，并且绿叶农化向我司借款1.7亿元，至今一分未还”。2019年9月3日，陈标在与远东控股公司的法务部人员的庭后谈话笔录中亦表示“肯定远东集团不要承担责任，我已经讲了当时叫远东担保，也是意思一下的，绿叶借远东近两亿元至今还没有还，怎么还可以要远东还呢”。还查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绿叶农化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或买卖合同纠纷被诉至一审法院的已结案件有20件，公司均是全权委托陈标代理应诉事宜。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对于到期借款本息，借款人应当及时归还，连带责任保证人则负连带清偿责任。出借人以承兑汇票作为款项支付方式，双方对贴现费用产生争议，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借款人主张以票面金额扣除贴现费用计算本金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与陈标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分别与绿叶农化公司、远东控股公司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均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因系争600万元借款中有500万元是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借款人陈标本无异议，但考虑到减轻保证人远东控股公司的保证责任，庭审中经出借人和借款人协商一致，同意扣除贴现费用5万元，一审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系争借款本金为595万元。同样，为进一步减轻保证人的负担，避免就利息计算发生争议，在扣除贴现费用5万元的基础上，庭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又书面作出让步，同意以案涉承兑汇票的到期日2015年9月25日作为剩余汇票本金495万元的利息起算点，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可。对于远东控股公司的其他免责或减轻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逐一回应如下：第一，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的用印均显示是“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且经法律释明，远东控股公司在庭审质证或书面代理意见中已明确表示用印为真，故在此不再赘述。第二，系争借款发生时，陈标是绿叶农化公司的总经理，远东控股公司则是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而案涉借款合同第一条和第四条反复载明借款用途是用于绿叶农化公司的经营周转或补充绿叶农化公司的流动资金，故对于陈标、绿叶农化公司和远东控股公司内部而言，陈标作为公司总经理，是在以个人名义为自己所在的单位对外融资，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而远东控股公司作为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在明知借款用途的情况下，实质是在为自己投资的公司的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同样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而强制要求公司在为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或为其他人提供一般担保时，必须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形存在明显区别，该条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股东为自己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此外，尽管按照出资比例，远东控股公司在法律上尚不构成绿叶农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是根据远东控股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的致函显示，该公司对绿叶农化公司在事实层面上具有相当的控制力，不仅投资“受命”于绿叶农化公司处于“无人接管”的“危难之际”，还成为绿叶农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且自认向绿叶农化公司出借1.7亿巨额资金至今未有收回，足见两者之间存在重大的利益关联。由此相较于该1.7亿元的巨额利害关系牵扯而言，远东控股公司同意为绿叶农化公司的600万元流转资金提供担保也就在情理之中。同时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借款发生时，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并非远东控股公司一家，其中不乏多家投资公司，但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只接受了远东控股公司的担保或者说只有远东控股公司提供了保证，从情理上讲，这也印证了远东控股公司在致函一审法院中所流露的其与绿叶农化公司关系紧密的说法。因此，遵照高度盖然性审查规则，无法排除提供担保确系远东控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故，根据衡平原则以及从保护交易安全角度考量，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事先未对远东控股公司的担保有无经过公司决议进行审查的事实不足以否定担保效力。对于远东控股公司有关保证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若发生歧义，当需解释。对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案中，虽然从文义上看，远东控股公司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订立的保证合同确实显示“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阜宁澳洋工业园投资有限责任依据借款合同向债务人陈标所出借的借款，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陆佰元（大写）”，但是据此即将保证金额理解为只有600元，显然不符合缔约者的本意，且严重违背常理，因为一是案涉保证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目的就是为担保主合同债权的实现，而借款合同已用大小写同时注明借款金额为“陆佰万元整”“￥6000000.00元”，远东控股公司对此亦盖章确认；二是案涉保证合同开头即点明“为了确保2015年5月27日陈标（债务人）与乙方阜宁澳洋工业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借款（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而主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就是600万元；三是对于600万元的巨额债务，如果只要求远东控股公司担保600元，担保的价值和意义明显不大，甚至实无必要，所以应当认定远东控股公司担保的约定借款本金是600万元而非600元。第四，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明确：“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包括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动催收或提示债权，以及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向债权人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37号批复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本案中，系争600万元借款的款项凭证交付日期显示为2015年5月28日（有100万元为银行转账），若不考虑其中500万元承兑汇票的实际提款日可能晚于票据交付日，而从最大限度地维护保证人利益角度审查，借款到期日应当为2015年6月27日，相应保证期间应当自2015年6月28日起至2017年6月27日止。现因陈标不仅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7年元旦前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曾向其催收过借款，而且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其在与远东控股公司法务人员的私下谈话笔录中亦再次肯定了该时间节点的催收事实，故结合借款金额巨大的特点、谈话笔录形成的时间、地点以及远东控股公司找陈标谈话的目的，运用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进行综合判断，合议庭得以形成内心确信，可以认定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曾于2017年元旦前催收过借款。鉴于从借款之日至今，陈标一直是绿叶农化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包括对外诉讼等事务，再结合借款用途本身就是为补充该公司的流动资金，所以经综合权衡，即便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未曾向绿叶农化公司明确催收过借款，也可以认定在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向该公司总经理催收的行为中已包含向公司催收借款的概括性意思表示，至少起到了“提示债权”的法律效果，继而应当认定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曾向绿叶农化公司主张过权利。又因连带共同保证中，承担了超过自身固有保证责任份额的保证人有权向其他保证人追偿，且不受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影响，所以债权人向部分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力自然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言下之意，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向绿叶农化公司主张过权利的效力及于远东控股公司，远东控股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五，保证合同相对于主合同而言，属于从合同；保证人相对于主债务人而言，属于次债务人；保证债务相对于主债务而言，也仅是次债务，且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这就决定了保证债务无论是成立生效，还是存续转移，抑或范围变更，均依附于主债务：主债务不成立或不生效，保证债务也不成立或不生效；主债务无效或转移，保证债务也随之无效或转移；主债务履行或部分履行，保证债务也相应消灭或缩减。基于该从属性特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有关“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理解，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人保证范围的确定应当遵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但是法定的责任范围应当以概括性的主债务为限，而约定的保证责任的限度和强度均不能超出主债务，否则违反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超出部分无效。本案中，虽然保证合同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但是借款合同中并无此约定，所以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向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律师代理费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显不足，况且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自认该部分费用至今未有支付，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六，远东控股公司认为，绿叶农化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陈标追偿，因而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后者不能作为前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这并不影响前者授权后者作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因为一是陈标作为该公司的总经理，是经公司授权代理应诉的，即便其所作答辩、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等存有对公司不利的情形，除非可以推定该不利影响已明显违背公司本意，否则应当视为是公司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此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二是相较于陈标、远东控股公司、绿叶农化公司三者的内部关系而言，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与三者的关系则属于外部关系，据此无法因陈标的言词可能对公司或公司的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即否定其代理行为的有效性；三是陈标作为主债务人，本身是被告之一，根本也无法阻止其参加诉讼并向法庭作如实陈述，所以应当认定陈标的代理人身份适格。最后，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14%，并不违反国家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依法受法律保护。综上，对于系争到期借款本金595万元及按照年利率14%计算的期内、外利息，陈标作为借款人，理应及时归还；绿叶农化公司、远东控股公司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依法负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一审判决：一、陈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借款本金59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其中495万元自2015年9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计算；另100万元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计算）；二、对于第一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远东控股公司、绿叶农化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阜宁澳洋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0060元，由陈标负担。二审中，远东控股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中国共产党阜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阜宁纪委）对陈标的谈话笔录。阜宁纪委以涉密为由未予提供。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保证期间内,债权人阜宁澳洋公司是否要求保证人远东控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与陈标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阜宁澳洋投资公司与绿叶农化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均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远东控股公司是绿叶农化公司的股东，而案涉借款合同第一条和第四条反复载明借款用途是用于绿叶农化公司的经营周转或补充绿叶农化公司的流动资金，远东控股公司为此向债权人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提供担保，应认定担保合同符合远东控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也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二年，在此保证期间内，债权人阜宁澳洋公司应该要求保证人远东控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若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经查，陈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2017年元旦前阜宁澳洋投资公司曾向其催收过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而且陈标在与远东控股公司法务人员的私下谈话笔录中亦再次肯定了该时间节点的催收事实，可以认定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曾向绿叶农化公司主张过权利。在连带共同保证中，由于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所以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都是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其效力自然及于所有的保证人。对那些未被选择承担责任的共同保证人来说，债权人向保证人中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应当视为债权人已向其主张了权利。所以债权人向部分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力自然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故阜宁澳洋投资公司向绿叶农化公司主张过权利的效力及于远东控股公司，远东控股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经查，远东控股公司与阜宁澳洋投资公司订立的保证合同确实显示“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阜宁澳洋工业园投资有限责任依据借款合同向债务人陈标所出借的借款，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陆佰元（大写）”，而借款合同注明借款金额为“陆佰万元整”“￥6000000.00元”，远东控股公司在借款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对此盖章确认，故应认定远东控股公司担保的约定借款本金是600万元而非600元。综上所述，远东控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60元，由上诉人远东控股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卫权审 判 员 俞静云审 判 员 朱 倩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炳秀书 记 员 袁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