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3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安鹏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东海道盐田路侧裕鹏阁2-7A2。法定代表人：陈海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成，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粤海天河城大厦（即天河城东塔楼）第23层05B、06、07、08单元。负责人：石原徹弥（又名：ISHIHARATETSUYA），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意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鸣，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得军，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原审被告：林贵腾，男，197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广州市启翔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岗丰村岗丰路15号首层。法定代表人：曹培刚。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100、102、104号。负责人：马爱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任新华，男，198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诉人深圳市安鹏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鹏货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与原审被告梁得军、林贵腾、广州市启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翔运输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任新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鹏货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第四项，判决安鹏货运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金额123976.5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安鹏货运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出梁得军运输的货物与公估公司进行评估的货物存在差异，公估报告内容不实时，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直接认定公估报告的全部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提交的广州电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电装公司）的发货单显示共有2车180箱，而提交的梁得军与天津市裕隆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裕隆达公司）签署的托运凭证却只有1车144箱，梁得军只驾驶一辆车只承运了144箱，但公估报告的却记录有71托180箱，三份证据之间互相矛盾。因此，公估报告记载的货物数量存在错误。其次，广州电装公司向广州山九物流公司提出赔偿请求的是GZ223000-18240Z型号的ECM总成696件，GZ100222-26630Z的EMC总成96件及GZ116221-33900Z的扇叶1152件，并未主张GZ223000-18240Z型号的ECM总成432件；广州山九物流公司向天津裕隆达公司索赔的与广州电装公司的一致，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赔付的与天津市裕隆达公司的一致；而如上所述，公估报告认为前述货物已经报废全损，作出鉴定的却是车体前部的21托货物（数量不明），但又认为将前述该GZ223000-18210Z型号的ECM总成696件，GZ100222-26630Z的EMC总成96件及GZ11622l-33900Z的扇叶1152件共50托的数量作为21托货物的数量来估算损失金额，即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赔付的货损并非公估报告评估的货物，即其投保人天津裕隆达公司并未就该部分货损支付赔偿款，因而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赔付在本案中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不符合程序要求，对相关受损货物作出不当处理，鉴定得出的鉴定意见依据不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在委托公估机构时，并没有通知其他当事人到场进行见证，委托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要求。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委托的公估机构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在到达现场后，依据广州广汽丰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自行出具的《报废证明》就迅速直接将相关涉案货物作报废处理，导致后续其他公司想要进行勘验和定损时，不具备相关条件。《报废证明》是与本案存在利益关联性的公司自行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不具备公信力，更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公估公司依据《报废证明》就直接将相关货物作出报废认定不符合勘验和定损的要求。因此，公估公司得出的鉴定意见依据不足，不应被法院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此基础上判决安鹏货运公司承担相关连带责任不当，请求改判。被上诉人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清点、评估的货物数量与托运人发货及索赔的数量一致，不存在安鹏货运公司上诉主张的矛盾之处。根据广州电装公司的两张《发货单》及《公估报告》“出险情况”记载，天津裕隆达公司安排了两辆车辆（非本案发生事故的运输车辆）从发货人处拉货，后再转交给梁得军驾驶的粤Ｂ×××××／粤Ｂ×××××号车运输。因此，涉案货物存在从两车共180箱转运至一车144箱的重新装载、打包的过程，属于物流装卸过程正常操作。本案交通事故于2016年4月14日19时左右发生，公估公司在次日即前往事故现场，清点货物数量及监督装卸转运货物。经公估公司清点，现场货物数量为GZ223000-18240Z型号696件、GZll6221-33900Z型号1152件、GZl00222-26630Z型号96件，合计1944件，该数量与广州电装公司的两张《发货单》及广州电装公司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索赔、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向天津裕隆达公司索赔的货物数量均一致。因此，安鹏货运公司虽对货物的箱数提出质疑，但公估公司现场清点货物的具体数量与发货单及托运人索赔均一致。而根据《公估报告》，公估公司是根据事故现场货物的“托数”核定受损比例、根据货物“件数”核定定损金额，与打包的箱数无关，安鹏货运公司对货物数量的质疑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二、公估公司根据查勘、清点的情况核定的损失金额符合客观事实，有合理依据。鉴于涉案货物汽车配件属于性能部件，发生交通事故震荡／碰撞后，如果继续流入市场将对车辆行驶造成重大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隐患，因此发货人广州电装公司出具的《品质报告书》判定本次事故货物需报废处理，并提出货物全额800797元的索赔。但是公估公司并未核定货物全损，而是结合查勘、清点情况，分类别核定货物损失：放置于车厢中后部的货物（50托）受损严重按全损核定损失；而放置于车厢前部的货物（21托）仅为轻微移动且外包装未见异常，故核定无损。因此，公估公司核定本案货物的受损比例为50÷71≈70％，在核损时亦扣除发货人提出的增值税索赔（税率17％），最终核定的定损金额为479109.29元，核损客观公正。三、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委托公估公司开展查勘、定损和理算等保险理赔工作符合评估保险事故的规范要求，损失评估合理，《公估报告》可以作为损失核定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核准、设立的对保险标的出险后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残值处理的第三方独立机构，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在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委托公估公司开展保险理赔工作，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涉案交通事故中，梁得军作为驾驶承运车辆运输该批货物并导致交通事故的最直接责任人员，比本案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更有便利条件了解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但无论是梁得军还是包括安鹏货运公司在内的原审其他被告，均未积极、主动参与货物定损，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涉案损失的证据或推翻《公估报告》的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本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公估公司于同年4月15日、4月21日进行了两次清点和检验，广州广汽丰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出具《报废证明》的时间为同年5月20日，公估公司出具正式《公估报告》的时间为2017年3月16日，不存在安鹏货运公司上诉所称的公估公司到达事故现场后即依据《报废证明》将货物报废处理的情况。综上所述，本案委托公估公司评估货物损失符合法律的规定，公估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损失核定的依据；安鹏货运公司和其他原审被告均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公估报告》的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安鹏货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任新华述称：没有答辩意见。原审被告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述称：已经按一审判决进行赔付，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梁得军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原审被告林贵腾、启翔运输公司未到庭，亦未作答辩。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梁得军、任新华、安鹏货运公司、林贵腾、启翔运输公司连带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179109.2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3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梁得军、任新华、安鹏货运公司、林贵腾、启翔运输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津裕隆达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以自身为被保险人在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保险期限自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8日；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与货主或上家承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项下所有由贵公司运输的普通货物；运输工具为厢式卡车、平板车、卡车（不含快递）；运输区间为中国大陆各地；赔偿限额为每次运输/事故200万元，免赔额为每次事故30万元。2016年4月14日，广州电装公司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交运包括部品编号分别为GZ223000-18240Z、GZ116221-33900Z、GZ100222-26630Z，数量分别为696件、1152件、96件，共计为1944件的汽车配件，要求从广州运往位于长沙技术开发区枫树路275号的广州电装公司长沙分公司。承运人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将上述运输任务委托给天津裕隆达公司负责，天津裕隆达公司委托任新华以承运车牌号为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运输上述汽车配件。2016年4月14日19时30分许，梁得军驾驶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珠江钢琴厂路段，与林贵腾驾驶的粤Ａ×××××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致使林贵腾受伤，两车损坏及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上的货物损坏的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第44018382016051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梁得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林贵腾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委托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对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搭载的货物的受损情况进行检验及损失评估。2016年4月15日，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派员到事发现场对受损货物进行检验，并于2016年4月21日派员到广州电装公司参与涉损货物检测事宜，最后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了《最终报告商业-货物运输保险》，其中载明：现场收集发货单清单与现场清点货物数量相符，具体为部品编号为GZ223000-18240Z，数量为696件；部品编号为GZ116221-33900Z，数量为1152件；部品编号为GZ100222-26630Z，数量为96件，共计1944件，并载明了车厢中货物的受损情况。索赔与理算载明：该案件的定损金额为人民币479109.29元，依据保险合同中免赔额项约定本保单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建议本次索赔的理算金额为179109.29元。残值载明：广州电装公司对涉损的货物进行了销毁处理，因此残值仅涉及货物的废品处理价值。我司调查了解到，该类部品的回收需要大量人工进行拆解和分拣等操作，结合被保险人提供的报废证明说明分析，我司认可货物的残值与处理费用相当，故不予考虑残值。事发后，广州电装公司就涉案受损的货物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赔偿800797元，双方签订了《索赔书》。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向天津裕隆达公司索赔，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约定天津裕隆达公司赔偿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损失747824.54元，且天津裕隆达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赔付了747824.54元。而后，天津裕隆达公司向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索赔涉案货物损失，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理赔后，天津裕隆达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向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载明于2016年4月14日因承运车辆粤Ｂ×××××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货物损失，确认其于2017年3月21日收到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179109.29元，同意将该赔款项下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并授权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得以其名义或以自身名义向责任方追偿。另查，粤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登记车主为安鹏货运公司，该车的实际使用人是任新华，任新华与安鹏货运公司之间属于挂靠关系，双方有签订《深圳市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梁得军是任新华雇请的司机，事发在履行职务期间。又查，粤Ａ×××××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车主为启翔运输公司，该车在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元），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庭审中，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述称未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本案交通事故的任何财产损失。一审庭审中，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明确其代位行使的是天津裕隆达公司要求梁得军、任新华、安鹏货运公司、林贵腾、启翔运输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索赔权利。任新华述称天津裕隆达公司将涉案货物交由其承运时，其没有对货物数量进行清点。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述称事发后有进行查勘，没有进行定损，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一审诉讼中，安鹏货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物流责任保险保险单》、《物流责任保险协议》等证据，拟证明其向富德保险公司投保了物流责任险，本案事故造成其名下的车辆运输的货物受损，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富德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以保险合同纠纷立案受理，但本案实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应予变更。本案系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方赔偿请求权引发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事故造成广州电装有限公司（货主）交运的货物受损，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与广州电装公司签订了《索赔书》。天津裕隆达公司与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赔偿了涉案货物的损失，其有权向本案事故的侵权人追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根据涉案货物的受损情况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属于履行保险义务的行为，赔付保险金后有权依照保险法有关规定向侵权责任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为此，本案的保险事故是道路交通事故，本案代位求偿权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由梁得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林贵腾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为此，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损失应由梁得军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林贵腾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于涉案受损汽车配件的受损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并未对事故中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搭载的汽车配件的受损情况进行查勘和定损。而事发次日，受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委托的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已到事发现场对粤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搭载的汽车配件进行检验，清点了受损的货物数量，并于2016年4月21日派员到广州电装公司参与涉损货物检测事宜，并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了《最终报告商业-货物运输保险》，故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自行委托具有鉴定评估资质的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对涉案受损汽车配件的损失金额进行评估并无不妥，安鹏货运公司、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对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的定损结论持异议，但其未提交证据以推翻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方公估机构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作出的评估结论。对于安鹏货运公司、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对受损汽车配件的数量提出的异议，其仅针对汽车配件的箱数提出质疑，而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到事故现场对汽车配件的具体数量进行了清单，现场清点货物数量与发货单的数量一致，共计1944件（696件+1152件+96件）。对于残值问题，《最终报告商业-货物运输保险》已载明，货物的残值与处理费用相当，故不予考虑残值。因此，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主张涉案受损的汽车配件的受损金额为479109.29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损失属于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属于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天津裕隆达公司向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投保的货物运输保险，约定每次事故的免赔额为30万元，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扣减免赔额后，向天津裕隆达公司理赔了179109.29元，并取得天津裕隆达公司在上述赔款项下的一切权益，为此，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损失为179109.29元。对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粤Ａ×××××重型自卸货车在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损失应先由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为此，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2000元。至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177109.29元（179109.29元-2000元），由梁得军负责赔偿123976.50元（177109.29元×70%）；由林贵腾负责赔偿53132.79元（177109.29元×30%）。事故车辆粤Ａ×××××重型自卸货车在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投保了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林贵腾应承担的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赔偿责任应由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依商业三者险合同承担，因此，太平洋保险黄埔支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53132.79元。梁得军是任新华雇请的司机，事发在履行职务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梁得军的赔偿应由任新华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任新华与安鹏货运公司之间属于挂靠关系，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主张任新华与安鹏货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安鹏货运公司提出按照其与任新华签订的《深圳市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第十二条关于“合同期间，若本合同项下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因此产生的相应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包括赔偿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该约定是安鹏货运公司与任新华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对安鹏货运公司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安鹏货运公司提出其已向富德保险公司投保了物流责任险，要求追加富德保险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且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富德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的抗辩，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故本案只审理肇事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肇事车辆投保的物流责任险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作处理，亦没有追加富德保险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必要，其可以履行赔偿义务后另行向富德保险公司主张理赔。林贵腾、启翔运输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2000元。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53132.79元。三、任新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123976.50元。四、深圳市安鹏货运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三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32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支公司负担2669元；由任新华、深圳市安鹏货运有限公司负担1187元；由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376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上，对于安鹏货运公司上诉提及广州电装公司并未主张GZ223000-18240Z型号的ECM总成432件的问题，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解释，广州电装公司交运的GZ223000-18240Z型号的ECM共696件，分成两张发货单，一张单432件，一张单264件。安鹏货运公司当庭核看一审卷宗存档的发货单，以及广州电装公司的索赔函、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与天津裕隆达公司的《索赔协议》后，表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仍坚持对箱数问题提出质疑。而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回应认为，天津裕隆达公司从发货人处拉货时安排了两辆运输车去接货，后再转交给梁得军进行运输，因此存在从两车共180箱转运至一车144箱的重新装载和打包过程，属于物流装卸过程的正常操作。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审查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一审法院采信公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否欠妥。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广州电装公司向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交运包括部品编号分别为GZ223000-18240Z、GZ116221-33900Z、GZ100222-26630Z，数量分别为696件、1152件、96件，共计为1944件的汽车配件。事故发生后，广州电装公司向广州三九物流有限公司提出索赔800797元；广州三九物流有限公司与天津裕隆达公司签订《赔偿协议》，约定天津裕隆达公司赔偿广州三九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损失747824.54元。相应的《索赔书》和《赔偿协议》中均记载的受损货物包括制品GZ223000-18240Z，696件；制品GZ116221-33900Z，1152件；制品GZ100222-26630Z，96件。可见，案涉《公估报告》中记载的现场清点货物数量为“部品编号为GZ223000-18240Z，数量为696件；部品编号为GZ116221-33900Z，数量为1152件；部品编号为GZ100222-26630Z，数量为96件，共计1944件”，与前述发货人、托运人认可的受损物品范围相符。其次，上诉人安鹏货运公司针对汽车配件的箱数变动提出质疑，而被上诉人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认为此属于物流装卸过程的重新装载和打包的正常操作。对此，本院认为，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解释符合常理。而且，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是在事故发生后的次日即派员到现场进行查勘和检验，在现场收集发货清单与现场清点货物数量相符的基础上，核定货物受损情况并定损金额479109.29元，具有客观性和证明力。再次，万宜麦理伦公估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公估机构，具备相应的评估和鉴定资质，上诉人安鹏货运公司亦没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该公司就案涉货损作出的评估结论。综上所述，公估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清点、评估的货物数量与托运人发货及索赔的数量一致，所作出的评估结论具有客观性，一审判决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安鹏货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安鹏货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李璐思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