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书利（患精神分裂症），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法定代理人：王淑慧（高书利之妻），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跃彬，男，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由迁西县尹庄乡高台子村村民委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经营场所首钢矿山滨河村。负责人：黄佳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嘉鹏，男，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水厂铁矿人力资源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艳军，女，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人力资源部专业员。上诉人高书利因与被上诉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以下简称首钢矿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7民初30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书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判令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发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工资950000元；3.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交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养老、医疗保险，并自2018年8月29日起高书利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一审2018年11月20日立案，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理应在2019年5月20日前审结，经多次催促一审法院出具一审判决，最后高书利于2019年12月29日收到一审判决书，但发现判决书第2页记载诉讼过程中，高书利放弃判令双方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高书利在三次开庭中均未提出过放弃该项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超时审理案件，严重偏袒首钢矿业公司一方，对高书利严重不公。二、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错误。1.应当判决高书利与首钢矿业公司之间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高书利享有24个月的医疗期，本案2002年2月15日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并未终止，又因高书利在首钢矿业公司工作已满10年，因此，双方之间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依据双方1996年12月9日签订的《农民合同工劳动合同书》第三十九条：“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国家和北京市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按国家、北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高书利因首钢矿业公司占地已向首钢矿业公司缴纳安置费用，依据《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征地单位或其他单位安置的农转工人员，按全民所有制职工办理招工录用手续，实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制。显然上述《农民合同工劳动合同书》与《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的规定相抵触，双方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首钢矿业公司2002年2月14日与高书利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该规定第七条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医疗期满，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另，《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中有关解除合同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89号）、《关于支付退休退职费用适用法规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121号）也对退休、退职进行了规定。其中《关于支付退休退职费用适用法规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121号）第二项规定“对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由于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未给职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致使职工未能在单位提供正常劳动的，该职工仍属于用人单位职工，应与其他职工享有同等待遇。”本案中，首钢矿业公司本应在高书利被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该公司未予办理，双方劳动关系应当存续，首钢矿业公司应向高书利按照正常工作的标准支付工资。首钢矿业公司辩称：高书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全部驳回。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二、高书利要求判令与首钢矿业公司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2008年1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而高书利的劳动合同在2002年2月14日就已经到期终止，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尚未实施。即使按照高书利的说法，其医疗期延至24个月，届满时为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也未开始实施。因此，无论高书利医疗期是否为24个月，均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高书利的该项理由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的适用范围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进行建设征用土地的”，适用对象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符合转工条件的人员”，本案中，征用土地位于河北省，并非北京市行政区域，相应的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均为河北省行政部门审批颁发，而且高书利户籍一直是河北省农村户口，并未履行农转工审批，因此高书利不适用《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无权据此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再次，一审判决中首先肯定了首钢矿业公司在2001年时给予高书利6个月医疗期并无不妥，说明首钢矿业公司在高书利2002年2月14日劳动合同期满时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至于一审法院关于24个月医疗期的表述和给予高书利5837元病假工资的判决，只是一审法院考虑特定历史背景、出于保护患病占地农民合同工的目的作出的，并不能说明首钢矿业公司给予6个月医疗期以及终止劳动关系存在问题。三、高书利关于补发工资、补缴保险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钢矿业公司与高书利2002年2月14日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符合法律规定，此后双方未重新建立劳动关系，首钢矿业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用人单位的义务，综上所述，高书利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四、高书利要求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缺乏法律依据。第一，高书利不是城镇户口工人，不适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及相关文件中关于退休、退职的规定。经查询“退休、退职”的规定来自于1978年6月2日《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该办法规定了工人退休、退职的条件和待遇，此后各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均使用“退休、退职”一词，包括本案高书利所称的《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和劳动部办公厅两个复函。《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所称的工人，指的是身份为“城镇户口”的工人，并不包括身份为“农民”的“农民合同制工”。也就是说，《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和劳动部办公厅两个复函中所称的“退休、退职”，只适用于城镇户口工人，不适用于农民合同工。本案中，高书利身份为“农民合同工”，不具有城镇户口，不属于《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所称的“工人”，不适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和劳动部办公厅两个复函等相关文件规定，高书利以此主张办理退休、退职及享受相关待遇，适用法律错误。第二，高书利身份为“农民合同工”，应适用《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处理终止劳动关系后续事宜。1999年5月17日，北京市劳动局颁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京劳险发[1999]99号），其中第十条规定“农民合同制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或与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时，可以享受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其待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个人账户存储额及利息一次性全额支付给本人；第二部分，按其缴费年限，缴费每满一年（按满12个月计算），发给一个月相应缴费年份的本市职工最低工资。”2001年10月9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关于的补充通知》（京劳社养发[2001]156号），规定“农民工参加本市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与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时，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可以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费，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今后再次参加本市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接新参加人员办理。”因高书利身份为“农民合同工”，故依据北京市上述文件，在高书利与首钢矿业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时，高书利应申请领取一次性养老保险费，而不是办理退休、退职，但截止目前未收到高书利的有关申请，无法给其办理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相关手续。第三，高书利庭审所称的“《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中有关解除合同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89号）、《关于支付退休退职费用适用法规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121号）”两个文件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高书利主张退休、退职问题的依据。首先，从形式上看，两个文件是劳动部办公厅分别针对辽宁省劳动厅和吉林省劳动厅的专题请示所作的复函，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案所涉问题实际发生在首钢矿山，按惯例应适用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文件规定。其次，从内容上看，本案实际情况也与两个文件不符。其中，劳办发[1995]89号是关于解除合同问题，而本案涉及的是终止合同，并非解除合同；劳办发[1995]121号适用对象是“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工人”，而本案高书利为农民合同工，不是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工人。五、高书利主张办理退休、退职并享受相关待遇，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本着积极妥善化解矛盾的原则，首钢矿业公司曾就高书利是否可以办理退休、退职及相关待遇问题，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社保局养老保险科进行过咨询，答复称：高书利身份为农民合同制职工，按《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1998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不符合办理退休、退职条件。综上所述，高书利身份为农民合同制职工，其主张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和劳办发[1995]89号、劳办发[1995]121号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高书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发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工资950000元；3.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交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养老、医疗保险，并自2018年8月29日起高书利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4.诉讼费由首钢矿业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高书利放弃判令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书利于1992年2月15日入职首钢矿业公司，签订五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997年2月14日到期后双方续签劳动合同，期限至2002年2月14日。2001年2月，高书利患病精神分裂症并开始治疗。2001年10月3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医学鉴定表》记载高书利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据《职工劳动鉴定表》记载：高书利申请鉴定原因为医疗期满，2001年9月1日，首钢水厂铁矿劳动鉴定委员会签署同意的意见；2002年2月26日，主管部门劳动处签署同意意见；经检查主要所见：神清，检查不合作，有被害妄想，意志减退，无自知力。2002年4月25日，北京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鉴定结论：经鉴定该同志患精神分裂症病，已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2018年8月29日，高书利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确认双方自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10月23日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补发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工资950000元；3.补交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养老、医疗保险。该仲裁委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京石劳人仲字[2018]第2214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高书利之全部仲裁请求。2018年11月20日，高书利因不服上述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1992年2月15日至2003年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之前，高书利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又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转的通知》（冀政[2003]40号）中明确《关于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于2003年10月1日起执行。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首钢矿业公司抗辩双方劳动关系已经于2002年2月14日终止，并提交了2002年1月5日首钢矿业公司出具《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存根》、2002年1月24日《劳动合同终止审批表》、2002年2月14日《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信存根》，内容大致为：单位与高书利签订的劳动合同，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三条，于2002年2月14日终止劳动合同。高书利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高书利主张首钢矿业公司按照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向其补发自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工资950000元。首钢矿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经询问，双方当事人确认高书利工资发放至2002年2月14日。一审庭审中，首钢矿业公司提交了《非因公医疗期满劳动能力鉴定申报表》，其中显示核定的医疗期为2001年3月1日至2001年9月1日。高书利认可其病休起算点为2001年3月1日，主张医疗期应为24个月。高书利称与其同等情况的人员均在2002年后续签合同并享受退休待遇，并提交了《关于处理迁西县尹庄村、偏崖子村与首钢征占该两村土地有关的农合工及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未涉及对于高书利的安置问题。首钢矿业公司主张高书利所提仲裁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高书利称其在持续主张权利，为此，高书利提交了以下证据：2005年5月，迁西县尹庄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高书利法定代理人王淑慧请求乡支矿负责人出示证明的材料上书写如下内容并加盖公章：此事多次找乡政府，我也曾多次向贵矿反映，望贵矿给予妥善解决。2005年8月11日迁西县人民政府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办公室向首钢水厂铁矿出具的《迁西县支重办关于高树立终止合同后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函》，该函件中有以下内容：高树立终止合同后，其家属多次到我县政府上访，并托有关领导反映此事，县领导多次交办我办协调处理。2005年10月25日首钢水厂铁矿劳资科向迁西县支重办出具的《首钢水厂铁矿关于对高树立有关工伤问题的答复》，其中有如下内容：贵单位2005年8月11日发给我矿《关于高树立终止合同后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函》已收到。2007年6月8日迁西县尹庄乡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内容大致为：高书利同志系首钢工人，于2001年2月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病，父亲高某当年多次找首钢要求办理工伤认定，乡县支重办多次找水厂铁矿给予解决，但首钢不予认定，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2014年5月10日迁西县人民政府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办公室向首钢矿业公司开具的《迁西县支重办关于解决高树立劳动纠纷的函》，其中有以下内容：自2002年以来，高树立之父高某一直对终止劳动合同不服，找到有关部门上访、信访，高某去世后，高书利之妻王淑惠（慧）又继续找有关部门解决此事。2016年9月9日《县级领导接待来访登记表》，大致内容为：高书利反映其被终止劳动合同一事，要求续订劳动合同，认定工伤。2016年9月9日迁西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向支重办出具《迁西县信访局信访事项交办函》，大致内容为：高书利于2016年9月9日来访，要求支重办对高书利来访事宜调查处理。2018年8月28日迁西县人民政府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内容大致为：多年来，高书利一直要求首钢矿业公司给予解决工资及福利问题，迁西县支重办多次协商未果。2018年8月28日迁西县尹庄乡高台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大致为：高书利因与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发生劳动争议及合同纠纷一事，我村委会自2002年开始至今始终与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协调，要求贵矿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从未间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高书利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高书利与首钢矿业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三、高书利应享受的医疗期长度。首先，就高书利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一节，现高书利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无间断的向首钢矿业公司主张权利及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故期间时效多次发生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退一步讲，即便首钢矿业公司抗辩称，根据2002年时施行的劳动法之规定，高书利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但首钢矿业公司未能举证证实高书利收到《终止劳动合同通知》《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信》的具体时间，高书利亦不认可收到过上述二文件，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综上，高书利申请仲裁未超仲裁时效。其次，就双方是否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一节，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高书利申请撤回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请，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然而,本案其他诉求请求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故法院依法对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情况予以认定。高书利主张依据《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之规定，其应与首钢矿业公司之间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上述安置办法第二条规定，安置对象为“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以下简称农转非）并符合转工条件的人员。”即上述安置办法中涉及的“农转工人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由从事农业劳动转为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员，而是指循特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办理过农转非手续，在此基础上符合一定条件可以取得工人身份的人员，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劳动者身份。高书利户籍始终未转为非农业户口，虽然其主张在2003年后河北省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户口性质划分，但与上述安置办法中农转非并非同一概念，故高书利并非该安置办法中涉及的农转工人员，不属于该办法的安置对象，不能依据该规定要求与首钢矿业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02年首钢矿业公司已通过送达《终止劳动合同通知》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意与高书利延续劳动合同，虽高书利不认可其收到上述通知，但据高书利自2002年至今持续主张权利可以判断其知晓首钢矿业公司不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不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复次，就高书利应享受的医疗期一节，双方争议的实质是对《劳动部关于贯彻的通知》中特殊疾病医疗期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根据上述通知正文第一段内容，可知劳动部发布该通知是为了全国各地劳动部门正确理解、适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因此在确定企业职工患病医疗期长度时，应结合上述部门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体系解释。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劳动部关于贯彻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在未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首钢矿业公司在2001年时给予高书利6个月医疗期并无不妥。然而，农民合同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职业身份，受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农民合同工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力度不足，故出于倾斜保护身患特殊疾病劳动者、特殊保护占地农民合同工合法权益的考虑，一审法院认为高书利享有24个月医疗期为宜。再次，就高书利主张补发工资一节，因双方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且高书利认可其患病后已享受6个月医疗期，期满后亦未向单位提供劳动，期间领取生活费，故对于高书利要求按照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补发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工资的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高书利应享有24个月医疗期，劳动者在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本案涉农民合同工劳动合同书未明确约定高书利病假工资具体数额，现高书利及首钢矿业公司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高书利在2002年享有的病假工资，根据《离开首钢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结算单》显示，高书利上年月均缴费基数为435元；又，根据《职工劳动鉴定表》显示，高书利2002年月工资收入为449元，经询问，双方当事人认可高书利休病假期间工资为449元；又查，2002年2月15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435元，2002年7与1日至2003年2月28日期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465元。经询问，首钢矿业公司同意若需补发工资数额不足一月的，按整月补足，故该公司应补发高书利病假工资5837元。高书利主张办理补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法院不做处理，高书利可就未缴纳养老保险产生损失问题另行主张权利。高书利主张自2018年8月29日起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之诉请，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但是，为保障患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双方矛盾彻底化解，医疗期满后，首钢矿业公司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动配合高书利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等相关安置事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首钢矿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高书利2002年2月15日至2003年2月28日之间病假工资5837元；二、驳回高书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高书利提交《证明》一份，内容为“高树利系我首钢水厂铁矿正式职工。”落款“劳资科”“2001.3.28”，加盖“首钢水厂铁矿劳动人事科”字样印章，用以证明高书利是正式职工。首钢矿业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认可高书利在职期间为该单位正式职工，属于农民合同工。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但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高书利在职期间为该单位正式职工，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院经审理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如下事实：在本案第一审审理程序第一次开庭中，高书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陈述高书利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发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工资950000元；3.要求首钢矿业公司为高书利补交2002年2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养老、医疗保险，并自2018年8月29日起高书利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4.诉讼费由首钢矿业公司承担；并陈述：“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庭审笔录中有高书利本人、其法定代理人王淑慧、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签字确认。第二次开庭中，高书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陈述诉讼请求和理由没有变更，“和上次庭审一致”。审理期间，首钢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自今日起双方进行私下和解，申请自今日起的和解期间不计入审限。”高书利本人、其法定代理人王淑慧、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答复“同意”。庭审笔录中有高书利本人、其法定代理人王淑慧、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某签字确认。上述事实，有《证明》、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高书利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存在遗漏诉讼请求、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标准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定的诉讼请求与当事人陈述一致，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主张扣除审理期限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且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标准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理由。综上，高书利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理，高书利二审上诉请求判令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于2002年2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项上诉请求超出了一审期间诉讼请求范围，属于其在第二审程序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不予处理。高书利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确认首钢矿业公司与其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但高书利的劳动合同到期时间、医疗期截止时间、北京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其作出劳动鉴定结论的时间均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间。高书利主张依据该法规定确认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高书利主张依据《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确认首钢矿业公司与其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但该办法的安置对象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以下简称农转非）并符合转工条件的人员”。本案中，至2003年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前，高书利的户籍一直是河北省农村户口，并未履行农转工审批手续，故其不属于上述安置办法中规定的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符合转工条件的人员，不适用《北京市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安置办法》。故高书利主张依据该办法确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高书利主张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其应当在作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后，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但首钢矿业公司未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故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对此本院认为，《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第七条规定：“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医疗期满，应当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本案中，2002年4月25日，北京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鉴定结论：经鉴定该同志患精神分裂症病，已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应当指出，该鉴定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的通知》作出的，而非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的劳动能力鉴定，高书利亦未被鉴定为一至四级。故高书利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主张首钢矿业公司应为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本案中，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首钢矿业公司不同意双方延续劳动合同，故高书利主张双方之间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鉴于高书利和首钢矿业公司对于一审法院认定高书利享有24个月医疗期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高书利的工资标准认定首钢矿业公司支付高书利2002年2月15日至2003年2月28日之间病假工资5837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高书利主张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之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高书利主张自2018年8月29日起退出劳动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之诉请，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高书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高书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丽蕊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吴博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圆欢书 记 员 宋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