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3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强，男，197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无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燕，女，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林刚，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河北信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民生路66号嘉握小区南区9号商业办公楼1单元2004室。 法定代表人：樊长青。 原审第三人：陈某房，男，198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 原审第三人：闫某丽，女，198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原审第三人：闫某宾，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无极县。 原审第三人：刘某伟，男，197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福永，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戈瑜珍，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某强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燕、原审第三人河北信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利得投资公司）、陈某房、闫某丽、闫某宾、刘某伟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5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某强，被上诉人刘某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林刚，原审第三人刘树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福永、戈瑜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某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股东出资实行的是认缴制，而不是实缴制，而且第三人章程里约定认缴日期为2034年7月8日，股东出资的最后时限并没有届满，不能主观推断股东违反了资本充实责任和资本维持原则，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其次，在第三人章程约定的认缴日期2034年7月8日届满之前，未经法院审理，不能直接认定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亦不能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定不经法院审理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是适用法律错误。 刘某燕辩称：一、认缴资本的股东应当为公司债权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股东认缴的资本并未实际缴纳，但是需要以此额度对公司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股东认缴资本是对公司经营和将来债务的一种担保和承诺，当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的时候，股东便需要履行自己的担保和承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对这种情况作出了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认缴资本的股东当然属于未履行或至少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二、设立公司的股东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1、现有开业登记材料证明田立强等人是公司发起人，在公司开办时候是认缴出资，未缴纳出资，出资不实，依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0条，可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在《2013公司法资本制度修改对执行程序的影响》一文中所论述的“认缴制下，如何追加未出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这一主题问题也是要求执行局“在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即使股东未届出资缴纳期限，但仍继续适用《执行规定》第80条”，将“注册资金不实”理解为“未缴纳注册资本”，追加变更该股东为被执行人。2、在实体法方面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三款，鉴于本案属于执行程序，按照执行程序的效率原则，在被追加人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已经有救济途径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刘春燕再通过普通审判程序重新起诉追加公司发起人田某强等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田某强将股权转让符合以上情形，应当予以追加。三、《九民会议纪要》支持让认缴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九民会议纪要》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务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本案，裕华区法院执行穷尽执行措施，未能执行到任何财产，故而依法将各股东进行了追加。四、法律已经赋予了发起人追偿途径，田某强作为发起人履行支付义务后仍可向现股东追偿。《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本案执行依据的判决生效后，实际控制人闫某斌，现将闫某丽、陈某房股权转让给了一个70多岁的无财产偿付能力的农村老者，但是向这位老者转让股权时候，闫某丽、陈某房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了其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否则仍由其承担。故此，上诉人可向现股东及闫某丽、陈某房进行追偿，闫某丽、陈某房年富力强，其追偿成功概率极高。 刘某伟述称：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执行案件的相关规定中的“股东”、“原股东”含义和范围，这直接导致将本不属于债务发生前即完成股权转让的原股东的债务强行要求其承担偿还责任，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一）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该规定中的“股东”应指的是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立案之时的案涉公司的显名股东，该“股东”应区别于“原股东”，所有关于“原股东”的权利义务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约束均不能与“股东”相混淆。所以，一审法院援引的所有关于“股东”的条款均是不正确的。股东就是股东，原股东就是原股东。（二）将原股东与股东明确并列，是否会出现无法约束原股东的行为和惩罚为逃避责任而恶意转让股权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明确规定了“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款明确了对限制条件的“原股东”的惩罚性措施。同时，该条款中明确了对股东在公司出现债务并无法清偿的情况下转让股权而成为原股东的惩罚性措施。该条款也明确了原股东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公司债务发生并出现无法清偿的情况是在股权转让之前，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让原股东进行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援引的法律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是错误的。该规定中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指在认缴出资期限到期还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本案认缴期限是2034年，不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的情形，一审法院以实缴制的法律责任来认定采取认缴制的股东责任是错误的。三、（2020）冀01民终4530号案件中，刘某伟提交的新证据显示，案涉房屋在被上诉人刘某燕主张的租金债务期限内已经由其他公司使用租赁，该租金应由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同时，被上诉人刘某燕利用虚假事实和证据，通过诉讼实现其非法目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应予以严厉惩处。被上诉人刘某燕所主张的租金的期限为2016年1月2日至2016年8月15日，但是根据裕华区行政审批局档案室工商档案显示，该段时间内，案涉房屋已经被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租用，该公司登记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在其工商备案中的租赁合同中明确写明租赁场所为本案案涉房屋，租赁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2日，并且有被上诉人刘某燕的签字。该证据证实，本案案涉房屋并非用于信利得公司，而是由其他公司在实际利用。故，信利得公司承担该租金的债务有失公平。根据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某燕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租期一年即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刘某燕持两份合同，一为被上诉人刘某燕与河北信利得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期为2014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13日。二为被上诉人刘某燕与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2日。两份合同的租赁房屋重合，但被上诉人刘某燕与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在后，所以与河北亿和万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应是实际使用并应缴纳租金，被上诉人刘某燕与河北信利得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被终止。但被上诉人刘某燕采取捏造事实和证据的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欺骗法院，致使法院作出判令信利得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刘某燕房屋2016年1月2日至2016年8月15日的租金的错误判决，其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请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处理。四、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审判思路，法院保护认缴制下的股东期间利益，即使出现除外情形也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之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间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法条保护了现有的认缴制的股东的期间利益。即使是第一个除外情形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该情形也需要申请执行人刘某燕进行举证，证明穷尽了所有措施并证明信利得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因。 田某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8月29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8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书，后刘某燕、刘某伟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1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民终13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驳回刘某燕其余诉讼请求；二、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8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即被告刘某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燕房租人民币270357元及违约金（以270357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刘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燕物业费91818.28元；三、河北信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春燕房租人民币270277.1元及违约金（以86863.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8月1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8341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2月1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河北信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燕物业费91818.28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所对应的执行案号为（2019）冀0108执1263号。2019年10月29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108执异13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闫某丽、陈某房、刘某伟、闫某宾、田某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刘春燕履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民终13104号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原告不服该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信利得投资公司2014年7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系由刘某伟、闫某宾、田某强设立。其中刘某伟认缴500万元（持股比例10%)、闫某宾认缴2750万元（持股比例55%)田某强认缴1750万元（持股比例35%),三人实缴出资为0元，认缴期限为2034年7月8日前。再查明，2015年4月10日第五次股东会决议记载刘某伟将所持10%的股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房，并且在同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转让费500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刘某伟，庭审中原告刘某伟称没有支付转让款项。2015年5月15日信利得投资公司第七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为：“一、股东闫某宾将所持有的占公司45%（认缴2250万元，实缴0万元）的股权，以0.1万元的价格转给陈健房，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闫某宾将所持有的占公司10%（认缴500万元，实缴0万元）的股权，以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闫某丽，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田某强将所持有的占公司35%（认缴1750万元，实缴0万元）的股权。以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闫某丽，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闫某丽出资2250万元，持有公司45%（认缴2250万元，实缴0万元)的股权；陈某房出资2750万元，持有公司55%（认缴2750万元，实缴0万元)的股权。2019年3月11日信利得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股东陈某房所持有的占公司55的股权（认缴2750万元，实缴0万元）,以0.0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樊某青；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闫某丽所持有的占公司45%的股权（认缴2250万元，实缴0万元）,以0.0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樊某青；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樊某青持有公司100%的股权（认购5000万元，实缴0万元）,股东决定全部注册资本于2034年7月8日以货币形式缴清。（三）股权转让后，重新调整经营管理机构人员。（四）废止旧章程启用新章程。（五）决定委托王晓雅办理变更业务”。最后，原告刘树伟在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田某强应否被追加为（2018）冀0108民初3142号民事案件执行中的被执行人。首先，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信利得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其次，信利得投资公司的股东均未按照认缴数额实际出资，并且涉及到原告股权转让的2015年5月15日股东会决议转让股权，但自始至终未实际出资，并且股东转让股权的价格与认缴的股权对应的价格差距巨大。信利得投资公司从设立到股权结构的变更，均违背了股东的资本充实责任。资本充实责任的承担，就是要保证公司设立时，其实收资本与章程所定资本确为一致。信利得投资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债权人利益具有较大威胁。最后，原告田某强在转让股权前未缴纳其认缴的资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规定追加原告田某强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田某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田某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31元，由原告田某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田某强提交被上诉人刘某燕出具的书面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房子租金债务跟上诉人田某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刘某燕质证意见：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此证据想推翻的是执行裁定所依据的原审判决，应该去提再审而不应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刘某伟述称：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涉案房子本人没有使用，与本人无关。被上诉人刘某燕提交在工商局调取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目的：上诉人田某强承诺转让股份时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否则上诉人田某强自愿承担责任，上诉人田某强作为发起人履行支付义务后，可以向陈某房、闫某丽追偿。上诉人田某强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某伟述称：对证据来源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协议条款的真实性不认可。 经审理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载明，变更事项投资人（股权）变更，变更前为闫某宾、田某强、陈某房，变更后为陈某房、闫某丽，变更日期2015年5月21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能否追加上诉人田某强为被执行人。首先，2015年5月15日股东会决议上诉人田某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闫某丽并于2015年5月21日办理变更登记予以公示。上述股权转让发生在公司章程约定的上诉人田某强出资期限届满前。因此，上诉人田某强在认缴期限届满前享有正当期限利益，其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闫某丽时，对应的尚未发生的补足出资的义务随即转让给闫亚丽，上诉人田某强转让股权不构成出资不实，其不应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其次，本院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8）冀01民终1310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其中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以及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河北信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刘春燕负债之前，上诉人田某强已将其持有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闫某丽并办理变更登记，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田某强向闫某丽转让股权时侵害了被上诉人刘某燕的利益，故上诉人田某强不应被追加为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执1263号案件被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5803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追加上诉人田某强为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执1263号案件被执行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3462元，由被上诉人刘某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兆宏 审 判 员 李荣水 审 判 员 孟志刚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 吕鹏飞 书 记 员 张童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