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旭，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首层。法定代表人：张东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群，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旭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7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旭、被上诉人北京银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重大金融腐败，资产核资报告书阻止了我维权，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之诉。我在诉讼中要求追加北京市人民政府为被告，一审法院出具了（2018）京0102民初47515号裁定书驳回我的请求，但一审判决中未见表述和记载。我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获取1996年1月我入股北京银行时的股份数据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民事诉讼法》来规避法规是适用法律错误。我复印过京光评1995年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的部分页面材料，其中没有我入股北京银行的股份数据和折股计算系数。我在工商局只是提取到京光（1995）验字第190号北京银行验资报告书中9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总额，26326名股东名册（其中包含我的名单和入股金额）以及9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折股系数我都没有获取到。本案中我只是依法要求北京银行提供清产核资报告书，我获取到的大量政府信息证据材料，能够证明人民法院原来的民事认定事实有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城市信用合作社清产核资报告书中仅仅没有集体财产一项就足以推翻会计报告书。我终于找到金融腐败疫情的根源，9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资产核资报告书和验资报告书才是腐败的根源和证据，26326名册中含有大量腐败人员名单，通过违法违规计算北京银行入行折股系数等形式，侵占城市信用合作社巨额集体财产，腐败人员应当承担赔偿及刑事责任。一审判决是在保护腐败分子，北京银行事实上已经公开承认其长期违法进行上市公司虚假信息公开披露。北京银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徐旭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徐旭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我行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银行类经营机构，开业登记时，支持我行可以开业的登记材料已经提交工商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及我行的股东均可以通过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查询。工商存档资料中包含了徐旭一审增加的验资报告书。我行没有提交工商部门的资料，或者工商部门不准许查询的资料，属于依法不公开信息，徐旭无权进行查询或要求我行提供。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公司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一样可以依法查询上市公司可公开资料。为监督上市公司公开其依法可查询资料，法律设置了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以及交易所进行监管。我行从未因信息披露而受到监管处罚，我行已经合法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徐旭诉请我行向其提供公司资料，没有合法依据，徐旭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通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方式依法查询资料。如果通过以上方式无法查询到，那此资料便是徐旭无法从我行处取得的信息。清产核资报告和验资报告形成于1995年，距今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时效时间，验资报告可以公众查询，在验资报告中，引用了清产报告文号和数据。北京银行开业于1996年1月，前门东大街信用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也结束于此时。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所以即使徐旭有从我行取得相关资料的法律依据，其诉讼也已经超过时效期间，我行提出时效抗辩。至少从2003年起，徐旭既已知悉清产核资报告内容，并曾作为证据在诉讼中向法庭提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徐旭的诉讼请求。徐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北京银行向徐旭出具原北京市前门东大街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报告书（京光评1995年第81号）、北京银行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京光1995验字190号）和城市信用社折股工作审核统计表、城市信用社清产合资统计表，1996年北京银行26326人自然人股东名册、出资额及股份信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徐旭的身份情况。徐旭1988年起在前门信用社工作，1993年停薪留职出国留学。因相关法律规定金融机构不得相互持股，1993年9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前门信用社股份退还信用社。该部分股份在1995年信用社清产核资时，由当时在职的员工出资购买。徐旭名下原有2000股职工股金，故其分得2000份信用社的财产份额。二、相关报告书情况。1995年5月25日，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光评（95）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该报告书中的评估结果显示前门东大街城市信用社的资产为：1、199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172500917元；2、1995年3月31日负债总额为165553920元；3、1995年3月31日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6946997元，其中：实收资本353800元；资本公积12955元；盈余公积5466240元；利润分配1114002元。上述报告书所附“实收资本（股本）清查登记表”显示，徐旭认股份数为20、每股面值100元、股本金额2000元。1995年12月12日，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光验（95）第190号验资报告，该报告显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发起设立方式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10亿元，发起人认缴的股本1、北京市财政资金管理分局认股2.5亿元；2、其他发起人认股1.1亿元；3、原前门东大街等九十家城市信用社法人股东1259个，以其原始投资折股231704283元入股，个人股东26326个，以其原始投资折股408295717元入股，共计6.4亿元。三、徐旭就相关问题提起诉讼的情况。因与徐旭资历相同的员工持有19000份股权份额，徐旭持有2000份股权份额，徐旭认为其也应该持有19000份股权份额。故从2000年起，徐旭多次提起相关诉讼：1、2000年徐旭起诉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归还19000股股份及相关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称其享有配购原所在信用社19000股股份之权利，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裁定驳回，二审维持。2、2001年徐旭再次起诉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归还19000股股份及相关利益，法院认为原告在未提出新的事实及证据，仅根据原信用社创业职工周某的情况按公式推算出的认缴数额，又就同一事实再次起诉，不符合程序法规定，故裁定驳回起诉。3、2002年徐旭起诉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调配给其原信用社17000元出资额认缴权，一审法院认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4、2003年徐旭再次起诉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确认其应当享有被告17000份财产份额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要求确认的权利，是原信用社的职工通过出资购买取得的，并不是以按劳分配原则分得的，原告没有出资，当然不能享有权利，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维持。5、2006年徐旭起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确认原前门信用社作为集体制企业，在清产核资中，把公积金用出资的方式分配掉，这种做法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确认被告有责任追回原本属于前门信用社的集体财产（公积金）；判令被告组织原前门信用社的权力机构（职工大会），重新分配公积金；确认原告作为创业职工，应当享有与其他职工相等的公积金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原信用社职工通过出资购买取得增加的股金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且第4项诉讼请求亦已经法院生效的判决处理，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确认企业所有制性质、追回集体制企业流失资产、恢复原职工大会议事能力等主张，不属民事诉讼收案范围，且缺乏其个人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依据，应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同时认为，徐旭提出的涉及行政政策的执行问题，以及表露出的具有公益诉讼维权的主观意识，均不属本案调整保护的范围，涉及其个人的诉求内容属于重复起诉，故维持原判。6、2015年，徐旭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玉华、曹润江、张东新、张冬来、吴嫄、熊钦佐、高文立、杨宏靖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要求确认九被告通过原前门东大街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报告京光评字（95）第81号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京光验字（95）第190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的严重过错侵害了原告依法拥有的合法权益，并判令九被告增加调整原告股金证中损失的1996年1月8日30万股北京银行股份（每股一元）。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认京光评字(95)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及京光验字(95)第190号验资报告书为不实报告，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维持。7、2007年，原告曾起诉北京中威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确认京光评字(95)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京光验字(95)第190号验资报告书为不实报告书。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资料，无法确认京光评字(95)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及京光评字(95)第190号验资报告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执业准则之情形，亦无法确认两份报告书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内容。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四、其他情况。2000年8月24日，北京市财政局京财协{2000}1411号批复表明：北京中威、正大华浩、光华、中腾四家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新设合并方式，成立有限责任的北京中威华浩会计师事务所。同年9月1日，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威、中腾、正大华浩三家会计师事务所新设合并成立北京中威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予以注销。2011年10月11日，北京中威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对该公司进行清算，现该公司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滕玉华、曹润江、张东新、张冬来、高文立、吴嫄、熊钦佐、杨宏靖为该公司注销时的全部股东。2018年6月，徐旭向北京市财政局申请公开“1996年北京银行组建时，各城市信用社不分新老股东，以入行系数的形式，计算后平分城市信用社的财产并且进入北京银行”信息。北京市财政局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经查阅1995年-1997年文件档案，未查到相关批复文件。2018年9月26日，北京市财政局答复函载明：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1年3月12日注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二十二条、原《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审计工作底稿的保存期为至少十年。北京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光评字（95）第81号清产核资报告书和京光验字（95）第190号验资报告书的时间为1995年5月，至今已超过十年，该项目审计工作底稿已销毁，销毁过程有文字记录（包括销毁清单及股东签字）。因此，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无法核实查证。一审法院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主要指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旭诉请北京银行出具两份报告书，即原北京市前门东大街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报告书（京光评1995年第81号）、北京银行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京光1995验字190号）；对此，根据前述查明，徐旭依据该两份报告书进行了多次诉讼，包括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注销后，徐旭向其股东提起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在前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就两份报告书的情况进行了举证，并由法院查证了报告书的相关内容。现徐旭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要求北京银行出具两份报告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徐旭要求北京银行提供城市信用社折股工作审核统计表、城市信用社清产合资统计表一节，徐旭出示了两张相关题目的表格材料复印件，北京银行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对此，法院认为，尽管相关报告书载明，对相关信用合作社进行了清产核资、股权评估、净资产分配、个人股中心入股等准备工作。但是否形成徐旭所主张的城市信用社折股工作审核统计表、城市信用社清产合资统计表，徐旭并未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判断所涉统计表的存在，故无法判断北京银行是否应向徐旭提供。故对于此诉求，法院无法予以支持。对于徐旭诉请北京银行出具1996年北京银行26326人自然人股东名册、出资额及股份信息一节。法院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主要指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旨在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问题，故徐旭要求北京银行出示股东名册等信息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应另行解决，本案不予裁处。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二审期间，徐旭另提供中国人民银行（银）复决字【2020】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2020年第34号政务公开告知书，欲证明其有权获得26326名股东名册。北京银行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徐旭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主要指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系解决集体组织成员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事纠纷。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并询问徐旭的诉讼意见，徐旭坚持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为由主张本案全部诉请。对于徐旭要求北京银行提供文件、信息是否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已经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在此不再赘述。徐旭虽提出上诉，但未能提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之理由，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的处理不影响徐旭基于其股东身份行使知情权等其他法定权利。综上所述，徐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徐旭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 治审 判 员  白 松审 判 员  刘慧慧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孙春玮书 记 员  赵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