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4行初69号原告赵玉宝，女，195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原告费清锋，男，197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龙岗区。系赵玉宝之子。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桐乡市振兴东路600号。法定代表人于会游，市长。出庭负责人罗永良。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剑明，系桐乡市濮院旅游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国良，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玉宝、费清锋不服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未经产权登记房屋认定结果确认，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即向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玉宝、费清锋，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罗永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剑明、强国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2日，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桐乡市政府）对被征收人赵玉宝、费清锋作出桐府房确（2019）004号《旧镇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经产权登记房屋认定结果确认书》（以下简称4号确认书），具体内容为：2019年5月31日，旧镇改建项目未经产权登记房屋初审认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初审认定小组）对你们位于、建筑面积220.35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未经产权登记房屋作出初审认定。公示期间，你们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异议，房屋征收部门复核后向你们送达了复核意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十五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浙江省征补条例》）第九条和《桐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桐乡市征补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上述房屋作出如下认定：一、位于、建筑面积220.35平方米的房屋系在原产权人费润泉（故）将依法登记的104.13平方米房屋部分拆除后扩建的。二、确认该房屋113.53平方米为合法建筑面积。认定的理由是：104.13平方米房屋为原房产登记面积，登记在费润泉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54773,房屋用途为住宅；9.4平方米房屋系按照费润泉与政府签订的《房屋拆除、搬迁协议》，同意新增建造的，故房屋用途认定为住宅。三、其余106.82平方米房屋在本市城镇房屋总登记时国土资源部门制作的地籍图、房产管理部门制作的房产分幅平面图上均未见，且至今你们不能提供该部分房屋经批准建造的相关材料，属未经批准建造，故不予认定为合法建筑。并告知了不服该认定结果的救济途径及期限。原告赵玉宝、费清锋诉称，桐乡市政府于2014年3月作出桐政发［2014］12号《关于旧镇改建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12号征收决定），在时隔6年后的2019年11月4日先对原告作出桐政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后于2019年11月22日对原告作出4号确认书，程序违法。原告现居住的费家场19号属独立院落，园内有房、有地、有花园、有景观鱼池假山。但上述征收补偿决定内容对此赔偿方案只字未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原告现居住的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因改善居住环境由原告费清锋的父费润泉于1980年在自家宅基地园内空地上建造了二层楼的新房，建成后对新建房屋办理了相关证件，在1992年因道路建设需要，经相关领导与费润泉协商后决定把费家场19号向北缩进3.5米，长度12.7米，同时签定协议同意费润泉在自家园内空地上再次建造房屋，费用先由自己垫付，待建成后所用费用加上前期拆除费用由镇政府一并支付。但房屋拆除及建成后费润泉多次向镇政府申请支付费用时，政府工作人员却一拖再拖，直至今日也未支付。期间费润泉也在1999年申请对费家场19号祖上留下来的房产没有办证的进行办证，得到了政府的认可。4号确认书上所表述的面积与原告现住房面积完全不符，将原告拆除的祖屋面积扣除产证面积再计算完全错误，拆除的是未办理产证的祖屋，而认定结果面积并未包括原告祖屋的面积。原告现居住的房屋除1980年建造并已办理产证及在1992年因道路需要与镇政府有协议拆除、重建的外，其他的房屋都是在1949年前就己存在的祖屋，属于合法建筑，且在12号征收决定作出后未新建、扩建，与征收范围房屋征收图显示的建筑无变化，故4号确认书内容不合法应当依法撤销。政府于2019年5月31日向原告发出《旧镇改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未经产权登记房屋初审意见告知书》（初审告字第0002026号，以下简称初审告知书），要求原告在10天内提出异议或提供相关建房审批资料。原告收到告知书后在期限内提出了书面异议意见并提供了相关建房审批资料。原告于6月28日收到《旧镇改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未经产权登记房屋认定复核意见书》（以下简称复核意见书），该复核意见书认同原告提供的资料，但又称原告费清锋的祖父在1989年写信说费家场19号房屋除1980年建造的房屋外其余房屋在1969年拆迁到了星星大队油车桥。办理土地证书的申请书是在1999年提交的，且由政府盖章认可，何来1969年拆迁到星星大队油车桥一说，由此证明政府在行政工作中的严重失职不作为。11月22日原告收到桐乡市政府送达的4号确认书，告知原告可在收到该确认书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按此告知原告在2020年5月22日前随时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但桐乡市政府在2019年11月4日即对原告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剥夺了原告对4号确认书提起诉讼的权利，属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原告不知4号确认书中所谓的“费家场19号建筑面积220.35平方米”从何而来，实际建筑面积远不止这数字，4号确认书系无实地测量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桐乡市政府作出的4号确认书。原告起诉提交的证据有：1.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证明原告现居住的费家场19号属独立院落，园内有房、有地、有花园、有景观鱼池假山，园内建筑属合法财产，4号确认书属枉法行政；2.宗地图，证明原拆除房屋的长度及行政机关单位证明及盖章；3.1992年与政府签的拆迁协议，证明当时拆除是祖屋，与1980年建造并己办理产权证的房屋无关，配合证据2宗地图故扣除产证产权面积再叠加面积是计算及认知错误；4.办理产权证申请书，证明现未办理产权证的房屋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祖屋，申请过办理产权证书，己得到政府认可，由政府盖章；5.邻证，证明费家场19号在2014年3月12号征收决定发布后无违建、抢建房屋，所有房屋均系合法建筑；6.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图，系原告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取得，该图作出时与现在建筑无变化，证明费家场19号院内无违建，抢建、加建的违法建筑，均属于合法建筑；7.初审告知书；8.异议意见书及签收回执；证据7、8，证明原告收到初审告知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意见。9.送达签收回证，证明书面异议意见书被告已经收到；10.复核意见书；11.4号确认书，证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时间及法律程序均错误，应当撤销。被告桐乡市政府辩称，一、被告对费家场19号未经产权登记房屋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称其居住的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与事实不符。1989年4月26日，原告费清锋祖父费子徵在给原桐乡市房屋产权登记处的信笺中确认；“费家场××（原门牌号）房屋二楼二底二平属我长子费润泉在80年间新建房屋，原有旧房在69年间已拆迁到星星大队油车桥……”。1989年4月28日，费清锋之父费润泉签字确认的《桐乡县自搭自建房屋申请表》中“建房人房屋状况”一栏载明其二楼二底楼房4间、平房2间均为混合结构，建造年代为1980年。经实地勘丈，房屋建筑面积为104.13平方米。1990年9月，费润泉据此申领了编号为007781号《房屋所有权证》。1992年6月，因寺弯街道路工程建设需要，原市政建设办公室与费润泉签订了《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约定拆迁平房14平方米（3.5米×4米），由市建办负责重建平房23.4平方米（6.5米×3.6米）。2003年7月，因统一换发《房屋所有权证》，费润泉取得了编号为00054773的新证，但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仍为104.13平方米。二、被告对费家场19号未经产权登记房屋作出的认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本次房屋征收中，实施单位发现该处房屋无论是建筑形态、现状分布及建筑面积，均与产权登记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根据《征补条例》第二十四条和《桐乡市征补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房屋测绘单位进行测绘，实际面积为220.35平方米。对照桐乡市城镇房屋总登记时的地籍图、房产分幅平面图进行对比，并结合原告费清锋2018年8月向法院提供的其父费润泉1992年6月与市建办签订的《房屋拆迁、搬迁协议》等历史资料，初审认定小组于2019年5月对上述房屋作出初审认定，在原产权登记面积104.1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基础上，加上1992年拆除14平方米重建23.4平方米后新增的9.4平方米，共计113.53平方米认定为合法建筑面积。其余106.82平方米建筑面积，因原告无法提供经批准建房的相关材料，且在对照地籍图和房产分幅平面图均不相符，故不认定为合法建筑。原告提出异议要求复核，房屋征收部门于2019年6月作出复核意见予以维持。同年7月，被告对初审认定和复核意见进行审核后，依法作出4号确认书并送达原告。事后因发现该确认书中未告知行政救济途径，为保障原告行使权利，被告于同年11月对确认书进行补正告知并予以送达。三、原告以登记申请材料为依据，主张对费家场19号相关土地具有合法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1999年8月，原告费清锋之父费润泉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提交了该处房屋的宗地图、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和申述书等材料，但该申请最终并未被土地管理部门所确认，故土地管理部门直到本项目实施房屋征收前仍未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四、原告要求对其未经登记而实际占有的土地进行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处房屋及周边所占用的土地原告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虽然目前该处房屋有围墙封闭，但从1989年9月桐乡市土地管理部门委托原电子工业部测绘公司绘制的《地籍图》可以清楚看出，原告房屋周边的土地并没有明确的用地界址，不存在独立院落，且其实际使用的土地也不是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方式使用私有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的土地，故不适用原告起诉中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答复意见进行处理。五、原告诉称其父费润泉按照协议多次向政府申请支付房屋拆除及重建费用，被“一拖再拖，至今也未支付”与本案无关，且毫无事实根据。故被告作出的4号确认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桐乡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2号征收决定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房屋征收决定公告、现场照片及征收范围图，证明桐乡市政府于2014年3月6日依法公布《关于旧镇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随附补偿方案和征收范围红线图，并于同年3月6日在征收现场进行公告，原告位于费家场19号的房屋在本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2.被征收人身份信息和注销户口证明，证明费家场19号房屋登记的产权人费润泉于2017年3月30日死亡，其妻子赵玉宝和儿子费清锋为该房屋的法定继承人。3.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及登记证明各一份，证明费润泉于1990年9月就费家场19号（原××）房屋首次申领了编号为007781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04.13平方米。2003年7月，费润泉换发了编号为00054773的新证，但登记的房屋状况和建筑面积不变。4.房屋分户平面图一份、初审意见告知书一份及公示照片、送达回证、《桐乡县自搭自建房屋申请表》及费子徵证言、《实地勘丈调查表》、《房屋拆除、搬迁协议》、未登记房屋初审工作小组的回复书、复核意见书、4号确认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征收部门根据费润泉建房申请和实地勘丈、调查表等材料，在2019年5月31日对原告位于费家场19号未登记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依法作出初审告知书，被告于同年7月12日作出4号确认书，认定合法建筑面积为113.53平方米，并送达给两原告。5.地籍图（费家场一带局部），证明1989年土地管理部门委托测绘单位绘制《地籍图》时，费家场19号（原××）房屋周边的土地并没有明确的用地界址，不存在独立院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有：《征补条例》第十五、二十四条；《浙江省征补条例》第九条；《桐乡市征补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经庭审质证，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归纳如下：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征收决定虽是旧镇改建但实际是旅游开发；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均不能证明费家场19号的真实情况；对证据4中的分户平面图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桐乡县自搭自建房屋申请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费子徵证言及其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实地勘丈调查表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现在的面积不一样；对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初审意见告知书，但认为送达回证系伪造，因为只要送达的原告都会签字；认为复核意见是否收到不清楚，4号确认书收到。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与原告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取的地籍图不一致。被告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不是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原告的证据2宗地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宗地图仅是原告申请时提交但没有被土地管理部门认可；对证据3拆迁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原告的申请没有被土地管理部门认可也未发证，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7、8、9、10均无异议；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系对2019年7月15日送给原告的确认书的补正，补充告知救济权利，并不存在法律程序错误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的证据1中的12号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已经司法审查，与本案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费清锋的父亲费润泉于1990年9月就费家场19号（原××）房屋首次申领房屋所有权证及2003年7月换发新证，登记的建筑面积均为104.13平方米的事实，原告虽认为不能证明费家场房屋的真实情况，但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持异议，故对该组证据予采信；证据4的有关费家场19号房屋分户平面图，在庭后本院组织对费家场19号内房屋实际状况进行测绘时，测绘机构提交了资质证明及测绘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4中的《桐乡县自搭自建房屋申请表》及费子徵证言、《实地勘丈调查表》均来源于桐乡市房产权属登记档案，与本案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房屋拆除、搬迁协议》与本案有关联性，且原告也提交，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初审意见告知书及公示照片、送达回证、原告提交的回复书和复核意见书、4号确认书及送达回证，均与本案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且初审告知书采取留置方式送达，由原告所在的梅园社区居委会见证，原告所持送达回证系伪造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证据5可以证明费家场19号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存在独立院落与本案审查4号确认书的合法性无关。原告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不是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2系费家场19号土地使用情况，与本案审查4号确认书的合法性无关，不予采信；证据3，被告亦提交，证明1992年6月20日政府市政建设办公室为道路拓宽事宜与费润泉签订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约定费家场××围墙、平房伸进3.5米、宽4米，面积14平方米，重建6.5米×3.6米约23.4平方米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原告的观点不予采纳；证据4证明费润泉申请办理费家场19号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并非原告所称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证据5的证明，原告未提供签字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符合提交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有关费家场19号内房屋是否属合法建筑应以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关审批材料为准，故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是否为合法建筑应当以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关审批材料为准；证据7-11，被告均已提交，与本案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4日，桐乡市政府作出12号征收决定，并于同年3月6日予以公告。费家场19号房屋位于该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费润泉于2017年3月因病去世，其妻、子即原告赵玉宝、费清锋为法定继承人。2019年5月31日，初审认定小组向两原告作出初审告知书，告知原告：对位于，面积为220.3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现场核实，经对照国土资源部门的地籍图和房产管理部门的房屋测绘图进行对比，结合费清锋提供的1992年费润泉与市政建设办公室签订的《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等材料，现初步认定上述220.35平方米房屋中104.13平方米为原房产登记面积（登记在费润泉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54773）、《房屋拆除、搬迁协议》同意建造9.4平方米共113.53平方米为合法建筑，其余106.82平方米系未经批准建造的违法建筑。并告知该初审告知书已在房屋征收办公现场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天，自2019年6月3日起至2019年6月12日止。如对本初审意见有异议或能提供相关建房审批资料的，在公示期限内提交书面材料，否则本意见将作为未登记房屋合法性认定的最终结果。该告知书于当日送达两原告并予以公示。原告费清锋于2019年6月10日提交回复书，认为费家场19号除房屋所有权证上显示的面积及按《房屋拆除、搬迁协议》于1992年建造的房屋外，其他的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建于1913年之前的祖屋，当时没有办理产权证。其父亲费润泉将1992年建造的房屋和祖屋一并申请办理产权证，由街道办盖章同意。据此证明其现居住的房屋内不存在违法建筑。桐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6月28日对两原告作出复核意见，认为初审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结论正确。2019年7月12日被告向两原告作出桐府房确（2019）004号《旧镇改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未经产权登记范围认定结果确认书》，内容为：2019年5月31日，初审认定工作组对位于，建筑面积220.35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未经产权登记房屋作出了初审认定意见。公示期间，当事人提出异议。桐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复核意见。根据《征补条例》第十五条、《浙江省征补条例》第九条、《桐乡市征补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作出认定结论如下：一、确认113.53平方米为合法建筑面积（其中104.13平方米为原房产登记面积，登记在费润泉（故）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54773；同时根据《房屋拆除、搬迁协议》同意新增建造平房9.4平方米，认定为合法建筑），房屋用途为住宅。二、106.82平方米在本市城镇房屋总登记时国土资源部门制作的地籍图、房产管理部门制作的房产分幅平面图均未见，并且至今你们未能提供该部分的建房审批相关材料，属未经批准建造，不予认定为合法建筑。但该确认书上未告知救济途径及期限。该确认书于2019年7月15日送达两原告，原告费清锋在送达回证上签署了该确认书未告知救济权利的异议意见。2019年11月22日，被告作出4号确认书（内容如前），并于同日送达两原告。另查明，根据桐乡市房产权属登记档案，原告费清锋的父亲费润泉于1980年在费家场19号（原门牌号为××）新建二楼二底一平房和二平房混合结构的两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84.78平方米和19.35平方米，合计104.13平方米。1990年9月21日，费润泉作为登记的所有权人领取了上述房产的桐字第007781号《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7月18日，费润泉领取上述房产的00054773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记载的房屋建筑面积仍为104.1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因实施北市生活区开发建设工程，需延伸、拓宽寺弯街道路，故1992年6月20日政府市政建设办公室与费润泉签订《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约定费家场××原围墙、房屋伸进3.5米、宽4米为14平方米；由政府市政建设办公室负责重建面积为6.5米×3.6米约23.4平方米的瓦面砖木结构平房。原告费清锋在庭审中陈述：实际拆除不止14平方米，但未建平房，而是在楼房的地基上建造了房屋。现费家场19号为前后两处房产，前面是3间半平房，外搭一个洗手间；后面是三楼三底加一个储物间，共7间。费家场19号至今未取得有权机关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另，因征收部门未能与被征收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桐乡市政府于2019年11月4日对费家场19号作出房屋补偿决定，原告赵玉宝、费清锋已于2020年4月28日就该征收补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4月2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浙04行初47号。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赵玉宝、费清锋因不服被告桐乡市政府作出的4号确认书而提起的诉讼，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是被告所作4号确认书是否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征补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浙江省征补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对未经产权登记和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应当提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调查、认定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本案中，原告赵玉宝、费清锋现居住的（原门牌号为××），在1990年桐乡市城镇房屋总登记时有二楼二底一平房5间和二平房2间共7间房屋，系原告费清锋的父亲费润泉于1980年拆除旧房建造，费清锋的祖父费子徵于1989年4月26日出具书面说明证实上述建房情况。1990年9月21日费润泉作为上述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领取了桐字第007781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记载的两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84.78平方米和19.35平方米，合计104.13平方米。2003年7月18日，费润泉又领取换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两处房屋的合计建筑面积仍为104.13平方米。1992年6月20日，因寺弯街道路的延伸、拓宽，费润泉与政府市政建设办公室签订《房屋拆除、搬迁协议》，约定费家场19号拆除围墙、房屋14平方米，重建面积约23.4平方米的瓦面砖木结构平房。但费润泉当时未建平房而在二楼二底的基础上加建一楼一底，形成现在的三楼三底，原告未提供费润泉所建的一楼一底经审批的相关手续。因此，被告确认费家场19号113.53平方米为合法建筑，其余房屋不予认定为合法建筑，事实清楚。原告诉讼主张其费家场19号内的房屋除产权证登记的面积和1992年建造外，还有未登记的祖屋，均为合法建筑。该主张缺乏依据，且1990年城镇房屋总登记时费润泉只申请登记1980年建造的房屋，而未申报祖屋，不符合常理。被告作出4号确认书前，由初审认定小组向两原告作出初审告知书并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公示，经原告提出异议后，再由房屋征收部门作出复核意见书，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所作桐府房确（2019）004号《旧镇改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未经产权登记范围认定结果确认书》，虽文字内容与4号确认书略有不同，但认定费家场19号合法建筑面积的内容不变。因被告在该确认书上未告知原告权利救济事项，被告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被诉4号确认书，补充告知原告救济权及期限，并未影响原告行使救济权。至于原告起诉主张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在前，4号确认书作出在后，补偿决定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被告作出4号确认书，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请求撤销4号确认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玉宝、费清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玉宝、费清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艳华审 判 员  孙 军人民陪审员  蔡永英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孔成捷?*MERGEFORMAT?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