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喜和，男，197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省灵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玉刚，男，196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淮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亢，广东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嘉敏，广东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喜和因与被上诉人雷玉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易超前独任审理。上诉人陆喜和，被上诉人雷玉刚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嘉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喜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雷玉刚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雷玉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无证据证明陆喜和拖欠雷玉刚货款。雷玉刚提交的送货单中，记载的收货单位为“鑫源洗水厂”，实际上，陆喜和并未经营过“鑫源洗水厂”，雷玉刚亦无证据证明。其次，送货单无陆喜和的签名确认，认定陆喜和与雷玉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何在？雷玉刚提交的《送货清单列表》均为其单方制作，更无陆喜和签名确认，按照单方出具的债务凭证就可要求他人承担，明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采信调解笔录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年版）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很明显，该份笔录只是调解笔录，而非公安机关进行的调查或询问笔录，其中参与人员也是调解员身份而非民警身份，该份笔录因是调解性质而不具有当事人对相关事实认可的法律效力。再者，调解笔录记载，调解员问：“陆喜和，你是否欠雷玉刚货款56000元？”陆喜和答：“没有。”陆喜和已否认拖欠56000元货款。并且该调解中另一当事人严兰芳称：“这个货款不是我们的个人的债务，是‘鑫隆洗水厂’欠雷玉刚的。”雷玉刚的追偿主体也不应是陆喜和。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雷玉刚的全部诉讼请求。雷玉刚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一审庭审中陆喜和承认与雷玉刚存在煤块买卖交易，且双方在派出所签订的调解笔录也能印证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关于调解笔录的问题。陆喜和现否认调解笔录的真实有效性，雷玉刚认为，该调解笔录有双方当事人、调解员以及记录员签字确认，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也不是陆喜和所称为和解而做了妥协。该份笔录中并没有反应出任何妥协情况，而只是对双方货款事实的描述。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雷玉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陆喜和赔偿雷玉刚损失共计56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56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9日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陆喜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雷玉刚表示陆喜和向雷玉刚订购煤块，煤块的价格均为每吨850元，具体开始时间不清楚了，但案涉货款产生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由雷玉刚根据陆喜和的要求送至陆喜和位于赤岗巨峰工业园区内的洗水厂，雷玉刚送货至洗水厂后由洗水厂人员进行称量并签收送货单，双方每月结算一次，结算依据为送货单和称量单。为此，雷玉刚提交了五份送货单，载明2018年10月24日送货7.38吨，金额为6273元；2018年11月16日送货7.86吨，金额为6681元；2018年11月29日送货9.94吨，金额为8449元；2018年12月19日送货9.17吨，金额为7794元；2019年1月6日送货9.76吨，金额为8296元。同时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鑫源洗水”，名称及规格均为“煤块”，单价均为“850”。上述送货单均为“区锐垣”或“刘军”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处签名确认。除2018年10月24日送货单外，雷玉刚还提交了与送货单相应的称量单。另，雷玉刚还提交了多份称量单，载明2019年5月19日净重为8460㎏，2019年5月27日净重8650㎏，2019年6月6日净重9400㎏，2019年6月17日净重8210㎏，2019年6月26日净重9020㎏。上述称量单均有人签名，但签名人签名比较潦草，无法辨认。雷玉刚主张上述签名人均为陆喜和员工。对上述送货单及称量单，陆喜和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同时，陆喜和主张上述送货单中“区锐垣”是否就是与其合伙的“区生”不确定；“刘军”不是其员工，应当也不是其另一合伙人“老黑”；其经营的是“鑫隆洗水厂”而非“鑫源洗水厂”。雷玉刚称其系向“鑫源洗水厂”送货，送货地址与“鑫隆洗水厂”的地址一致，都是同一个厂，都是陆喜和方提出的名称。2019年8月14日，雷玉刚、陆喜和等人在龙眼派出所人民调解室，签署《调解笔录》，笔录显示：调解员陈述，2019年8月14日13时许，在赤岗巨峰工业园内，因陆喜和欠雷玉刚货款而引发纠纷（还未对账。双方表述不一，雷玉刚声称陆喜和欠其货款56000元，陆喜和声称只欠雷玉刚货款20000多，具体数额不清，因为没有对账），遂雷玉刚开车辆去当事人陆喜和工厂门口堵住，然后双方先后报警。陆喜和陈述：“我没有说不还钱给他，我是真的工厂出现了经营困难，我跟他说叫他给我宽限几天，我今天先给6000元给他……”当事人严兰芳陈述“这个货款不是我们个人的债务，是‘鑫隆洗水厂’欠雷玉刚的。”雷玉刚陈述“我一直催他还钱，他每次都是转几千元，在2019年7月中旬，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陆喜和对我说在2019年7月底分两期给我，但是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还清，最近一次转钱给我是8月11日，转了3000元，现在陆喜和还欠我56000元，我手头上有他们工厂的员工签名的收货单据为证。”调解员询问陆喜和还欠雷玉刚多少货款时，陆喜和陈述“还有大概20000元左右，我具体不知道数额，因为我们还没有对账，另外的3万多元是我之前的一个合伙朋友与他们对接的，我们没有在单据上签名，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调解员询问雷玉刚有无收到陆喜和合作伙伴写的欠条时，雷玉刚回答：“我没有收到欠条，其余的31222元是当时陆喜和的合作伙伴一个叫‘区生’的给我出具的送货单并且有签名为证。”陆喜和确认上述“严兰芳”系其合作伙伴。对雷玉刚与陆喜和之间是否存在煤块买卖交易问题，陆喜和先是陈述其没有以个人或厂的名义向雷玉刚购买过煤块。在一审法院告知当事人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后，陆喜和承认其与雷玉刚有过煤块买卖交易往来，但已经付清了全部货款了。陆喜和陈述其与“区先生”和“老黑”（具体叫什么不清楚）一起合伙经营鑫隆洗水厂，并表示其系2019年2月开始入伙鑫隆洗水厂，在其入伙之前鑫隆洗水厂已经在经营了，系由区先生和老黑负责经营的，具体开始经营时间不清楚。入伙后，陆喜和方与雷玉刚接触，雷玉刚送货到工厂后，进行称量，形成称量单，之后直接付现金，没有签收送货单，陆喜和称其入伙经营后试过拖欠一两千元货款，但是下一次会及时付清，不需要用称量单或送货单进行对账。同时，对案涉调解笔录中其确认的拖欠大概20000元左右的陈述，陆喜和表示之后其自己对账后确认只欠2000多元，之后向雷玉刚支付了现金2000多元，已经结清货款。对其在调解笔录中确认的另外的3万多元是其之前的一个合伙朋友与他们对接的，陆喜和确认合伙朋友就是指区先生和老黑。陆喜和主张的向雷玉刚支付了2000多元款项，但未提交证据。雷玉刚亦予以否认。庭审中，雷玉刚明确其主张的利息实际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为了方便计算，所以列为6%。同时，雷玉刚明确其主张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陆喜和在案涉《调解笔录》中确认拖欠雷玉刚货款20000元左右，同时，对雷玉刚主张的另外3万多元并未否认，仅主张是其另外合伙人与雷玉刚对接，其不清楚。结合本案庭审中，陆喜和确认的鑫隆洗水厂在2019年2月前由区先生和老黑负责经营，陆喜和于2019年2月入伙鑫隆洗水厂，以及陆喜和确认在笔录中陈述的另一合伙人就是指区生的事实，可见陆喜和对鑫隆洗水厂在2019年2月之前及之后与雷玉刚之间的交易的事实清楚，雷玉刚提交的案涉送货单及称量单并主张系与陆喜和之间交易往来期间产生，与案涉调解笔录中雷玉刚及陆喜和陈述的事实及庭审中陆喜和确认的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述证据系雷玉刚与鑫隆洗水厂之间交易产生，雷玉刚依此证据，主张鑫隆洗水厂拖欠雷玉刚货款，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诉讼中，陆喜和先是否认其个人或鑫隆洗水厂与雷玉刚之间存在交易，在一审法院告知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后，陆喜和虽然承认双方之间存在交易，但主张双方之间是货到后现金支付货款，并表示其经营后试过拖欠一两千元货款，但下次会及时付清，且无需通过称量单或送货单进行对账。但上述陈述与陆喜和在案涉《调解笔录》中的陈述的我今天先给6000元；大概还拖欠20000元，我具体不知道数额，因为我们还没有对账等陈述相矛盾，有违诉讼诚信，故对陆喜和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陆喜和主张其实际仅欠雷玉刚2000多元且已经支付给了雷玉刚，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雷玉刚主张鑫隆洗水厂拖欠雷玉刚货款56000元，有送货单及称量单为凭，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陆喜和确认其系入伙鑫隆洗水厂，系个人合伙，应由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陆喜和承认系鑫隆洗水厂的合伙人，但不能明确其他合伙人信息，雷玉刚要求陆喜和对案涉鑫隆洗水厂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雷玉刚供货后，陆喜和未依约向雷玉刚支付货款，且经雷玉刚催收后仍未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雷玉刚要求陆喜和自起诉之日（2020年4月2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雷玉刚主张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陆喜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雷玉刚支付货款56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4月26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雷玉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0元（雷玉刚已预交），由雷玉刚负担20元，陆喜和负担580元。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陆喜和是否需要向雷玉刚支付涉案货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雷玉刚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送货单、称量单以及《调解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陆喜和称《调解笔录》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本案中的《调解笔录》并非在诉讼中形成，只是客观记录了纠纷产生后双方在派出所里的各自主张，故一审法院引用《调解笔录》中的内容来佐证相关事实并无不当。陆喜和称送货单上载明的客户名称为“鑫源洗水”，而其经营的是“鑫隆洗水”。虽然二者名字不一样，但“鑫源洗水”和“鑫隆洗水”均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且《调解笔录》显示，严兰芳曾陈述“这个货款不是我们个人的债务，是‘鑫隆洗水厂’欠雷玉刚的”，陆喜和在笔录中也没有否认欠款事实，只是认为另外三万多元是其合作伙伴经手的。也就是说，从《调解笔录》可知，陆喜和认可欠款事实，只是认为其本人只欠了两万多元，且没有对账，另外三万多元是合作伙伴经手的。但雷玉刚主张的金额有送货单和称量单佐证，陆喜和也确认双方存在交易往来，故不能因为陆喜和未经手全部货物就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陆喜和和其合作伙伴之间的纠纷属于二人内部关系，不能对外对抗作为债权人的雷玉刚。雷玉刚所提供的证据已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明力符合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陆喜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陆喜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陆喜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