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东区13-1，2-102。法定代表人：张伯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法兴，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北京卓浩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法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6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李晓嫚，被上诉人王法兴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王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王法兴的原审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法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原审判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未合法生效。2012年1月，双方签订《聘用合同书》并约定股权激励以双方另行签署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为准，后双方签署《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明确约定具体股权激励实施办法以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方案有关规定或甲乙双方所签署的其他法律文件为准，但公司的股权激励因种种原因并未实际实施，上述《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也并无股权激励主要条款，双方也未签署其他法律文件，而且，案涉股权激励协议加盖的是大田公司自己刻制的人力资源部印章，并非公章或合同章，因此该股权激励协议欠缺合法生效前提，并未实际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系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加盖签署劳动合同用的人力资源部章符合情理，大田公司认为人力资源部章用于内部劳动合同签署属于常理，但《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即便属于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也不应当加盖一个未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司部门印章，这属于法律文件生效的效力问题，不应以一句“符合情理”即一笔带过。聘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具备股权激励的主要条款，对于激励方式的具体执行、激励股权的归属和释放条件等细节问题并未予以明确，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有关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办法将以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有关规定及/或双方签署的其他法律文件为准。”实际上，后续大田公司并未制定和实施过任何股权激励计划和方案，也未与王法兴签署过任何其他法律文件，因此该股权激励协议只是双方一个初步框架意向，并未实际生效和执行。且该《聘用合同书》于2015年1月3日已到期终止，后来双方于2015年1月签署的《聘用合同书》便未再约定股权激励条款，如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是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在2015年《聘用合同书》终止时该《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亦应同时终止。有关王法兴在大田公司任职期间待遇和报酬等问题均应以双方最新签署的《聘用合同书》约定为准。二、《补充协议》实质上属于赠与合同，约定大田公司无偿向王法兴赠与2000万元，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支付。《补充协议》是独立于《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的一个新的协议，并非由《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延续而来，二者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赠与合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需要双方的意思表示，赠与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受赠人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二是赠与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即合同生效后，赠与方负有将赠与物交给受赠人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方享有领取赠与物的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王法兴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大田公司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双方达成合意，明显符合赠与合同第一个特征；在《补充协议》中王法兴只有权利而并未承担任何义务，大田公司也只有支付2000万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因此，《补充协议》是在王法兴离职之后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额外赠与，其实质为赠与合同。股权激励的形成虽与双方劳动关系有关，但而后形成的《补充协议》已与此无关，仅为时任大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个人主导的赠与行为。《补充协议》系独立于《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的一个全新的协议，与《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也无任何关联和牵扯，大田公司并未因《补充协议》而享有任何权利，王法兴也并未因该协议承担任何义务，支付任何对价。分析本案《补充协议》合同性质应从其实质约定内容出发，分析是否符合赠与协议的构成要件，而不是简单看与之关联的其他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使基于劳动关系才产生的后续相关协议，但只要该2000万并未涉及到要求王法兴支付任何对价，承担任何义务，则仍然构成赠与，而非普通债权债务。三、《补充协议》约定的2000万元并非《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的对价，而是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写明支付2000万元的同时《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说明2000万元系《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的对价，该认定明显错误。《补充协议》的原文是“甲方同意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乙方2000万元人民币（税前），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同时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全部内容不再有效”，其中“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乙方2000万元（税前）”和“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内容不再有效”属于两个独立平行的条款，并未有任何优先和前置。两句话约定了两个条款，前者说明无偿赠与王法兴2000万，后者说明本协议签订后，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全部内容不再有效，两者无任何因果关系，并非互为前提。且《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本就存在签署效力及决策程序的问题，在王法兴调任××总裁后对此进行明确无效也属正常行为。四、大田公司目前并不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并不符合《补充协议》的履行条件。《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甲方同意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乙方2000万元人民币（税前），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首先要求大田公司具备支付能力，其次双方还需对支付方式另行商议，但一审法院却因为双方对资金支付条件的理解不一致，即认为该约定不明确，并进而认为王法兴可以随时要求大田公司履行合同，且只给了大田公司15天的履行期，一审法院的这种理解完全没有考虑到大田公司的实际履行能力。根据大田公司提交的大田公司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显示，2018年度大田公司净利润为负，2019年度净利润仅为两万多元，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并不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大田公司经营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仍然一味地要求大田公司履行赠与义务，将给大田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在大田公司经营举步维艰的情况下，2000万元的赠与金额对大田公司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大田公司根本不具备支付能力，在此情况下，大田公司选择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也是无奈之举。王法兴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大田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涉案《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合法有效，且其内容最终被《补充协议》内容所代替。《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约定“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办法以甲方制订的《××集团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的有关规定及/或甲乙双方所签署的相应法律文件为准”。显然，大田公司是认可有激励方案的，即便无激励方案，双方签署的法律文件—《补充协议》便是对激励方案的替代，仍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公司人力资源部印章、公章、合同专用章，是公司内部分工管理所用，但均代表公司，其盖章行为均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聘用合同》、《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盖印章均为人力资源部印章，根据该合同双方建立了聘用关系，王法兴履行了入职、履职义务，大田公司履行了提供约定职务、支付报酬等义务。显然，双方认可并履行了上述合同。尤其是《补充协议》加盖的公司公章，显然是对上述两合同的认可与延续。退一步讲，合同义务即便《聘用合同》、《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未加盖任何印章，但三份合同均有当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王某”本人签字。显然涉案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认为“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系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是有依据的，详见双方《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的倒数第4行明确约定“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所签《聘用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大田公司对己方白纸黑字在合同中的明确约定都不认可，完全能够让人理解其抵赖拒付承诺的行为。双方《聘用合同》约定履约期限为2012年1月4日至2015年1月3日，同时本条款还约定“如双方同意延续，可以在合同到期前完成续订”。事实上，合同到期后，王法兴继续在大田公司继续工作，职务、岗位、职责、待遇等均未发生变化，显然属于双方对《聘用合同》的延续。退一步讲，即便双方合同并未延续，到期后而终止，但合同终止并不免除合同权利与义务。比如买卖合同中，供货方完成供货义务后并不代表免除买方付款义务。二、《补充协议》是对《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补充与代替。《补充协议》序言中明确《补充协议》是基于“双方对《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的调整”，同时《补充协议》还明确约定“支付2000万的同时《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生效”。显然《补充协议》与《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之间是延续关系，《补充协议》是对《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补充与代替。三、关于2000万的支付条件，王法兴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双方对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王法兴随时可以主张大田公司付款。王法兴理解的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是指账面余额达到2000万元时即为条件成就。因为公司账面资金由公司控制和支配，付款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而大田公司所称公司盈利方为具备支付条件，盈利与否很容易被恶意操控，不具备合理性。另，××集团实行的是集团化管理模式，下属若干家子公司和分公司，大田公司年收入达24.05175亿元，税前利润达4906.2万元。大田公司只拿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且以集团管理职能为主）单个公司数据，未将所属所辖公司收入、利润合并报表计算。因此，基于双方对约定条款的理解不一致并各执一词，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一审法院做出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田公司钻法律空子，恶意拖延付款时间，理应得到惩罚。希望法院依法从快审理并驳回其上诉请求。王法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田公司立即支付王法兴欠款2000万元，并赔偿王法兴损失（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判令大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6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聘用合同书载明：甲方聘用乙方为大田公司总裁，在此职位上，乙方直接向××集团董事长汇报工作。合同有效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1月4日起至2015年1月3日止。合同期满即行终止。如双方同意续延，可以在合同到期前完成续订。聘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目标奖金和股权激励。股权激励部分写明大田公司将授予乙方一定数额的长期激励股权（另见双方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聘用合同书上盖有大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章，并有王某的签名。2012年1月6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于2011年12月26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乙方将于2012年1月4日起出任大田公司总裁职务，乙方在职期间，甲方将通过以下方式给予乙方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甲方长期激励股权。其中：1.甲方将1000万元所对应的甲方股份在乙方入职时即授予乙方，全部归属乙方个人所有。该部分股份为甲方对乙方的无偿赠与，乙方无需支付资金作为对价。自授予日起，包括股份归属后，乙方可享受该获授股份的分红权，但不具有投票权。甲方上市前，乙方不可以转让此部分股份。此部分股份的其他约定条件及相关法律文件将由甲方与乙方另行签署。2.甲方将另外的1000万元所对应的甲方股份作为甲方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授予乙方，该部分股份为甲方对乙方的无偿赠与，乙方无需支付资金作为对价，但自授予日起的3年为锁定期，并按甲乙双方约定的归属条件由甲方分期授予乙方。若乙方能够在该三年锁定期中，每年达到与甲方约定的当期归属条件（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乙方可在授予日的1年后、2年后、3年后分三批分别申请归属，每批可申请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上限分别为乙方此部分激励股份总量的30%、30%和40%。若乙方未达到上述归属条件，则该批获授股份当年不得归属，该获授股份继续锁定并递延到下一批，按下一批归属条件进行归属，3年锁定期结束后，未能归属的获授股份将统一失效，由甲方无偿收回。对归属后的股份，乙方享有所有权、分红权、但不拥有投票权。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所签聘用合同有效组成部分，有关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办法将以甲方制定的大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的有关规定及/或甲乙双方签署的相应法律文件为准，并在2012年与大田公司授予其他员工的绩效股票授予计划一起执行。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上盖有大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章，并有王某的签名。2017年2月1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2012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做出以下调整：甲方同意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乙方2000万元人民币（税前），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同时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全部内容不再有效。《补充协议》上盖有大田公司公章，并有王某的签名。2020年4月22日，大田公司向王法兴发出撤销赠与通知书载明：你在我司任职时已领取我司支付的高额薪酬，2017年你离职时我司与你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某个人主导的赠与行为，该赠与行为并未经我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该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我司决定：撤销补充协议中对你2000万元的赠与。2019年5月27日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告书载明：报告单位为大田公司，利润表中载明2017年度净利润为-1677369.29元，2018年度净利润为-5574150.12元，2019年度净利润为24147.03元。王法兴称，《补充协议》中的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指的是只要大田公司账面上有钱，就视为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因为大田公司对其账面上的资金具有完全的掌握能力。大田公司称，《补充协议》中的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指的是扣除大田公司合理的运营开支和人力成本等所有的正常开支以后公司的账面的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公司通过年度审计，结果为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时，才能视为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大田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一审案件诉讼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大田公司主张案涉2000万元系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且已撤销。但聘用合同书中写明王法兴的聘用报酬中包括股权激励，详见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此后《补充协议》写明支付2000万的同时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说明2000万元系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的对价；故补充协议中的2000万元并非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而是王法兴聘用报酬的组成部分，大田公司无权行使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对大田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田公司主张案涉款项属于重大决策事项，未经董事会审议，存在程序瑕疵。一审法院认为，案涉2000万元系王法兴的聘用报酬，若大田公司认为员工聘用报酬属于重大事项，应经董事会审议，应由大田公司自行启动董事会审议程序，大田公司未启动该程序，不利后果应由大田公司自行承担，大田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款项。大田公司主张《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未生效，但《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系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加盖签署劳动合同用的人力资源部章符合情理，且《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已被盖有大田公司公章的《补充协议》进行了变更，应以《补充协议》为准。故对大田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田公司主张现不满足资金支付条件。现大田公司和王法兴对《补充协议》中约定“具备资金支付条件”理解不一致，故该约定属于约定不明确。在此情况下，王法兴可以随时要求大田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但应给大田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大田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一审案件诉讼材料，视为其收到王法兴要求支付款项的通知，一审法院酌定大田公司应于2019年11月4日前完成给付义务。大田公司逾期未支付，应向王法兴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向王法兴支付二千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二千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执行。如果天津××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大田公司提交公章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王法兴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大田公司的公章加盖时间是2017年还是2019年进行鉴定。申请理由：因王法兴提交的《补充协议》系王法兴与大田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某私下签署，并未经过大田公司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的审议，大田公司在王法兴起诉前从未见到过该《补充协议》，且一审开庭时王法兴并未到庭，仅通过视频向大田公司出示该《补充协议》，大田公司无法确定该《补充协议》加盖的公章是否真实。2019年3月26日，大田公司母公司华田投资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原实际控制人王某被迫将华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新股东广州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当时为确保华田投资有限公司资金链不断裂，新股东进入时比较仓促，未经过尽调，原实际控制人王某也未向新股东披露该《补充协议》，直至王法兴起诉后大田公司方才知道该《补充协议》的存在，但大田公司无法确定该《补充协议》是真实按照其落款2017年2月签署，还是2019年3月大田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时王某和王法兴勾结突击签署，如系后者，则王法兴具有明显恶意，该《补充协议》即为故意侵害大田公司利益所签署，不应被法律所保护。王法兴认为，一审庭审时大田公司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认可，所以大田公司现在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道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大田公司一审时开始送达很困难，后来又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因为大田公司若干案件都是在顺义法院审理的，大田公司明知道一审案件是在顺义法院审理，二审申请司法鉴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大田公司申请鉴定只是自己的一个思路，就目前的技术，北京法院对公章形成时间无法进行鉴定，大田公司在明知不能进行鉴定，而且也对公章的真实性认可的前提下提出司法鉴定，属于故意拖延时间，而且一审时大田公司也没有提出该鉴定申请，二审法院不应支持大田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中，大田公司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仅以《补充协议》未经其董事会决议，其有权予以撤销予以抗辩。二审中，大田公司提出该《补充协议》是大田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时王某和王法兴勾结突击签署，为证明该事实，申请对《补充协议》公章加盖时间是2017年还是2019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大田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向王法兴支付2000万元，系前期聘用合同以及《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约定的王法兴聘用报酬的一部分，具有合理性，在大田公司认可《补充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公章加盖时间不影响对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性的判断，故大田公司提出的公章加盖时间的鉴定申请，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大田公司与王法兴于2011年11月26日签订的聘用合同、2012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聘用合同约定大田公司将授予王法兴一定数额的长期激励股权（另见双方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其后《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载明大田公司将给予王法兴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长期激励股权。2017年2月1日，大田公司与王法兴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根据双方2012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做出以下调整：大田公司同意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王法兴2000万元人民币（税前）。由此可知，大田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向王法兴支付2000万元，系前期聘用合同以及《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约定的王法兴聘用报酬的组成部分，而非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故大田公司无权行使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大田公司提出其可撤销赠与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00万元的支付时间，《补充协议》约定在大田公司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大田公司提出其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时，才能视为具备资金支付条件。王法兴提出资金支付条件指账面余额达到2000万元时即为条件成就。因此，双方对于资金支付条件存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法兴可以随时要求大田公司履行支付义务，并酌情给予其必要的准备时间，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大田公司以其不具备资金支付条件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支付义务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大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南审判员  姜君审判员  贾旭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玥-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