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艳辉。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进浩。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乐军，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吉光，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斌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艳辉、余进浩因与被上诉人罗斌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艳辉、余进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乐军、陈吉光，被上诉人罗斌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艳辉、余进浩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罗斌元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罗斌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黄艳辉的行为构成欺诈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黄艳辉未曾向罗斌元保证过向其出让股权及经营权时所有房间当时均为满租的状态，更未承诺和保证罗斌元受让标的后一定盈利，罗斌元对此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2.罗斌元在签订案涉合同前也曾多次在黄艳辉的陪同下到现场看过，并没有就此提出要求或异议。3.罗斌元是基于双方签订了案涉合同后，继而办理后续手续才交接的租赁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余进浩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判决其与黄艳辉连带向罗斌元返还款项2566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因黄艳辉名下已有一家自然人公司，为注册第二家公司才找到余进浩的名字来替代，余进浩对案涉股权转让一事并不知晓，其身份资料是被其母亲黄艳辉所使用，黄艳辉也认可这一事实。2.余进浩仅是案涉股权当时名义上的持有人，并非真正所有人。3.余进浩与本案的唯一关联点是其与罗斌元之间简短的两句微信聊天内容，罗斌元在与黄艳辉签订案涉合同之后，通过余进浩微信进行催交房租，该行为不构成任何欺骗或者误导罗斌元签订合同的理由，也未因此给罗斌元带来损失，余进浩无需向罗斌元承担责任。（三）即便黄艳辉存在欺诈行为，也不应判决撤销罗斌元与黄艳辉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罗斌元在签订案涉合同几天后便已知悉26间案涉房屋并未全部出租，而后又积极收取房租并继续出租房屋，其行为应视为放弃了撤销权，案涉合同应继续履行。同时，罗斌元降低租金出租是其自行行使经营权和处分权的结果，该经营利润及风险均应由罗斌元自行承担。（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平。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即便案涉合同应当予以撤销，那么案涉合同依法自始无效。一审法院不应当仅是判决罗斌元返还案涉股权份额，还应当判决罗斌元将已经收取的租金及相应的利息返还给黄艳辉。2.即便撤销案涉合同，罗斌元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侵害了黄艳辉合法权益，造成其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罗斌元辩称，（一）一审认定黄艳辉、余进浩的行为构成欺诈属正确。罗斌元虽然有到过现场查看，但黄艳辉称有些房客不在家不方便进门查看，罗斌元无法了解真实租住情况。此外，黄艳辉还提供了26份房屋租赁合同（含伪造的8份）给罗斌元查阅，罗斌元因此相信案涉房屋是满租的，承接该项目有一定盈利，才与黄艳辉签订的案涉合同。黄艳辉没有据实告知罗斌元案涉房屋出租情况导致罗斌元没有充分考虑商业风险的问题，如若罗斌元知道有8间房屋未出租，罗斌元不会承接此项目。此外，黄艳辉的丈夫及其两个儿子分别冒充租客与罗斌元微信沟通交租及退房事宜，致使罗斌元误以为该三个房间已经出租。可见，黄艳辉的欺诈行为其家人也参与了，应承担不利后果。（二）余进浩为案涉公司股东，其与黄艳辉共同构成欺诈行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涉公司在出让股权给罗斌元前有2个股东，黄艳辉占股90%，余进浩占股10%。余进浩在一审庭审时确认对罗斌元与黄艳辉之间的股权和经营权转让予以认可，不持异议。余进浩的电话号码登记在租客史伟的租赁合同上，其冒充租客与罗斌元微信交流，配合黄艳辉圆谎。一审判决余进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三）黄艳辉、余进浩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认为罗斌元放弃了撤销权是错误的。罗斌元在签订案涉合同后催缴房租时才得知受欺诈，应当撤销案涉合同。罗斌元通过微信与黄艳辉沟通但被其拉黑，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罗斌元收取房租及出租房屋的行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非放弃撤销权。（四）黄艳辉、余进浩要求返还租金和利息及赔偿租金损失的诉求超越本案审理范围，其在一审时也没有就此提出反诉。罗斌元虽然向租户收取租金，但罗斌元也在向业主缴纳租金。因今年疫情原因，罗斌元的经营收入不足以弥补交给业主的租金，每个月都在亏损，故不存在黄艳辉、余进浩所称的返还租金问题。罗斌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罗斌元、黄艳辉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2.判令黄艳辉、余进浩归还罗斌元25.66万元转让款，支付利息（自2019年4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2日，罗斌元（受让方、乙方）与黄艳辉（出让方、甲方）签订《合同》，约定甲乙方就转让广州暖暖的窝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暖暖的窝公司）股权及经营权达成协议，甲方所有的暖暖的窝公司拥有共计5套位于穗园小区、金海花园、华天国际、龙珠楼5套房5年左右的使用权，其中客房26间，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公司现状进行转让及移交。甲方以总价26.6万元人民币。签订合同一次性支付25.6万元，款项付清，进行交接手续。甲乙双方同意签订协议的当日内完成双方的移交工作，并在移交明细表上签字［附：交接明细清单包括：（1）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2）房屋设施明细表；（3）公司与房屋业主签订的租房协议］。同日，罗斌元、黄艳辉签订《交接明细清单》以及《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罗斌元临时管理暖暖的窝公司名下5套房源，直至营业执照变更完为止。罗斌元向一审法院提交8份承租方分别为赵海、盘伟文、刘小军、王立军、杨龙、史伟、胡军、徐洁的《房屋租赁合同》，该些合同均显示有相应的承租人，联系电话、租赁期限等，在罗斌元受让取得暖暖的窝公司全部股权之日（即2019年4月25日）时，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均显示在租赁期限内。罗斌元另申请证人邓某、黄某出庭作证及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二人证言分别如下：1.邓某为华天国际广场西苑9B3室02号房的承租人，其证明位于其承租房间旁的华天国际广场西苑9B3室03号房从2018年12月份至5月一直空置，无人居住，房间门亦没有锁上。黄艳辉称根据黄艳辉与邓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03号房有人租住，邓某对此解释其当时把03房认为是01房，实际上只有01房有人租住；2.黄某为天河区金海花园407室01号房租户，其称罗斌元作房东时，只有（金海花园407室）01、02房有人居住，其余均没有人承租。黄艳辉称由于黄某上班时间较长，不能证明其上班时其余房屋无人租住的情况。同时，经询问，署名为“史伟”的《房屋租赁合同》所载“史伟”的联系电话为余进浩所有，该合同显示的广州市金海花园小区407室6号房即上述证人所称无人租住的房屋之一。黄艳辉、余进浩另称在上述胡军的合同中罗斌元对合同内容（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进行改动，罗斌元称其系将胡军的合同用作范例交至打印店扫描新合同，其打算与租客重签合同，故而作出的改动。同日，罗斌元向黄艳辉转账256600元，黄艳辉、余进浩对此予以确认，同时称罗斌元并未付清合同全款。2019年4月23日，暖暖的窝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公司股东黄艳辉将原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的全部90万元转让给罗斌元，转让金0万元；同意公司股东余进浩将原出资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全部10万元转让给罗斌元，转让金0万元；同月25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载明暖暖的窝公司股东从余进浩、黄艳辉变更为罗斌元。法定代表人从黄艳辉变更为罗斌元。罗斌元另提交两份署名为黄明杨以及两份署名为李世忠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四份合同在对应名字上的房屋位置、租赁期限等均一致，仅在收款账号上不一致，罗斌元称其中二份为黄明杨、李世忠退租后向罗斌元退回的二人签字合同，另外二份为黄艳辉、余进浩向罗斌元转交，且上述四份合同的签名字迹均不一致，故罗斌元认为黄艳辉、余进浩在租赁合同中造假，达至欺骗罗斌元的目的。罗斌元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分别如下：1.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老板你好，因工作的变换暂时不能呆在广州，昨天已搬走行李，按金能否退还多少有得商量吗？……”“穗园2号房的”；2.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你好，我的工作调换现在已经固定在深圳今年不会回广州了，房间你们先出租吧，我还有被子那些没拿就不要了，谢谢”；3.微信号为×××的聊天记录显示“我们工资要推迟几天发，27号在房租在发你咯。”黄艳辉确认上述三个微信号、支付宝号码分别属于其丈夫余强以及两个儿子余进浩、余进桑，同时称上述微信号系三人代其朋友向罗斌元联系；余进浩确认上述证据2微信号为其所有，并称余进浩是应黄艳辉的要求作出上述回答。黄艳辉、余进浩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黄艳辉与莫凉凤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与经营权转让协议，载明莫凉凤将其所有的暖暖的窝公司拥有的5套房5年左右的使用权以26万元人民币转让与黄艳辉。同日，莫凉凤出具收据载明其已收到黄艳辉支付的26万元转让款。2.黄艳辉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及支付宝转账页面截屏，拟证明黄艳辉平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其取得暖暖的窝公司股权亦是通过借贷方式支付转让款。3.罗斌元与黄艳辉的聊天记录、租客与黄艳辉的聊天记录，拟证明黄艳辉不知悉罗斌元所指的空房未出租情况以及罗斌元未支付转让款尾款的情况。经询问，黄艳辉、余进浩称其二人为母子关系；同时黄艳辉称因在其名下已拥有一家自然人公司，故其第二家公司必须不能为一人独资，故找到余进浩的名字来替代，余进浩称其一直不知道其为暖暖的窝股东的情况。经查，暖暖的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以上事实，有罗斌元提交的合同、交接明细清单、账户对账单、付款金额确认书、账户明细清单、转账汇款凭证、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房屋租赁合同》、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支付宝账号信息截屏打印件，黄艳辉提交的合同、交接明细清单、委托书、收据、账户明细清单、支付宝页面截屏打印件、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暖暖的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黄艳辉、余进浩均系暖暖的窝公司原股东，余进浩虽称其不知道其原名下享有暖暖的窝公司10%股份的事实，但根据一般生活常理，办理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股东股权份额转让、公司变更登记均需要公司股东的相关授权及身份证明，结合黄艳辉与余进浩所称的母子关系、暖暖的窝公司股权已经登记转让的事实，余进浩称其对名下享有暖暖的窝公司10%股份并不知情显不合理，一审法院对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现该公司经转让并登记至罗斌元名下，余进浩亦未在应当知道（迟至其收到本案传票即2020年4月28日）其可行使优先购买权三十日内提出主张，故视为其对将股权转让不持异议。关于合同。罗斌元主张其遭到欺诈签订案涉合同，案涉合同约定罗斌元与黄艳辉同意签订协议的当日内完成双方的移交工作，并在交接明细清单上签字，该交接明细清单上载有租房协议，上述租房协议以附件方式附随于合同。本案中，证人邓某、黄某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在其租赁的房屋旁的部分房屋在罗斌元取得暖暖的窝公司股权时未有人租住，黄艳辉、余进浩虽对邓某的证言提出疑问，但邓某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黄艳辉、余进浩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推翻上述证人证言；同时，黄艳辉的配偶与儿子分别与罗斌元通过微信交流，分别表达出其系穗园2号房租客希望退还租金（余强之号码）、工资推迟几天发，27号再交房租（余进桑之号码）；此外，余进浩亦通过其微信与罗斌元交流称其工作已经固定在深圳今年不会回广州，结合租赁合同中余进浩的电话号码登记在史伟的合同上，足以让罗斌元产生误认，黄艳辉虽称其配偶与儿子均系替其朋友与罗斌元进行微信交流，却未能提交相应的委托或书面证据，余进浩称其手机发送内容系依据黄艳辉的指示发出，但作为理性民事主体，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合常理，一审法院对黄艳辉、余进浩的辩称均不予采纳。综上，黄艳辉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并足以让罗斌元产生误信导致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可撤销。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合同撤销后，罗斌元主张返还其向黄艳辉支付的256600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案涉合同系因黄艳辉的过错导致撤销，且罗斌元确因黄艳辉的欺诈行为存在损失的情况，故一审法院对于罗斌元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计算方式，现罗斌元主张本案利息计算标准为自罗斌元付款次日即2019年4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有理，另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现已取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同时，罗斌元从黄艳辉、余进浩因合同取得的暖暖的窝公司股权份额，应予以返还。至于余进浩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余进浩辩称其对合同签订、股权情况等并不知情，但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余进浩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虽然余进浩并非案涉合同签订主体，但余进浩存在通过其所有的微信对罗斌元进行欺诈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余进浩的行为与黄艳辉共同构成欺诈行为，应对黄艳辉返还财产的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12日判决：一、撤销罗斌元与黄艳辉于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二、黄艳辉、余进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罗斌元返还款项2566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6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罗斌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艳辉、余进浩返还暖暖的窝公司相应的股权份额。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60元，由黄艳辉、余进浩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黄艳辉、余进浩在二审庭审期间明确表示其向罗斌元交接的资料中包括了26份《房屋租赁合同》，对于双方有争议的8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否为租户本人真实签名，黄艳辉、余进浩在本院规定期间内并未给予回复。二审期间，罗斌元陈述，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前，其曾经到现场了解房屋实际情况，但黄艳辉表示租户上班或出差且没有带钥匙，因此无法到房屋里面查看房屋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案涉《合同》是否应予以撤销；二、黄艳辉、余进浩是否应当向罗斌元返还款项256600元及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合同约定罗斌元与黄艳辉同意签订协议的当日内完成双方的移交工作，并在交接明细清单上签字，该交接明细清单上载有租房协议即《房屋租赁合同》，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以附件方式附随于《合同》。虽然《合同》中约定按照公司现状进行转让和移交，但是《房屋租赁合同》是最能反映公司现状即房屋实际出租情况的材料，会直接影响罗斌元决定是否与黄艳辉签订案涉《合同》。首先，黄艳辉确认其共向罗斌元交付26份《房屋租赁合同》，罗斌元主张其中的8份租房协议存在虚假，黄艳辉、余进浩并未就该8份《房屋租赁合同》中租户本人签名是否真实进行合理说明。其次，罗斌元一审期间申请证人邓某、黄某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在其租赁的房屋旁的部分房屋在罗斌元取得暖暖的窝公司股权时未有人租住并对黄艳辉、余进浩提出的疑问作出合理解释。再者，对于罗斌元所主张的无人租住的房屋，黄艳辉的配偶与儿子却以租户的名义，与罗斌元沟通案涉房屋交租、退租的事宜，结合租赁合同中余进浩的电话号码登记在史伟的合同上，足以让罗斌元误认为案涉房屋已经出租。黄艳辉称其配偶与儿子均系替其朋友与罗斌元进行微信交流，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进浩称其手机发送内容系依据黄艳辉的指示发出，该辩称不合常理。最后，黄艳辉也无法举证曾明确告知罗斌元实际出租情况与《房屋租赁合同》记载不符。另外，罗斌元提起本案诉讼以后仍处理案涉房屋，并收取房租的行为是为了减少损失，不能以此认定其放弃行使撤销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黄艳辉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并足以让罗斌元产生误信导致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案涉合同可撤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因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黄艳辉应向罗斌元返还其支付的2566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余进浩作为暖暖的窝公司的股东，其表示对于案涉合同签订及股权转让情况并不知情，均是其母亲黄艳辉利用其身份信息进行办理，但结合余进浩与罗斌元的聊天记录可知，其是存在冒用租户的名义对罗斌元进行欺诈的情况，余进浩的抗辩主张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余进浩的行为与黄艳辉共同构成欺诈，应对黄艳辉返还财产的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黄艳辉、余进浩上诉主张罗斌元应向其返还已经收取的租金、相应的利息和赔偿损失的问题，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黄艳辉、余进浩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处理。综上，黄艳辉、余进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0元，由黄艳辉、余进浩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廖 晞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