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6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斯红梅，女，1986年1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越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位禄，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富当，男，1985年6月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位禄，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四川省越西县。 法定代表人：李建洪，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永霞，四川仗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因与上诉人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4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柳位禄，被上诉人县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永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斯红梅、耿富当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2019）川3434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在依法查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等关键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视频资料明确了该视频来源于县一医院，是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调取的，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法证明来源不予认定错误；（2）上诉人提供的教材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的产科诊疗行为不符合诊疗规范，因此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不是诊疗规范就应当拿出不同于教材的诊疗规范，既然拿不出来就应当认定该教材的证明力；（3）差旅费、误工费、住宿费等本案有关的必然支出的费用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为了维护权利提起的行政诉讼以及上诉、到成都市参与鉴定都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以上事务发生时间同住宿费、交通费发生时间一一对应，一审法院以时间点不同不予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交通费、住宿费的认定过低。上诉人主张的误工费13743.00元证据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证明，能够证明上诉人为了维护权利产生误工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1000.00元误工费过低。上诉人主张的4758.50元交通费是必然产生的费用，有实名制的票据和时间节点支撑，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过低。（4）上诉人一审中只是认为由于被上诉人伪造病历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并没有要求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是否伪造、隐匿病历资料，不是仅靠一审法院采信的被终审行政判决否定行政判决不能对病历内容真实性进行认定的一审行政判决认为的“没有伪造病历的认定”，被上诉人是否伪造病历在被上诉人书写的病历内容和《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自然可以找到依据，一审法院不对该材料进行分析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被上诉人《待产观察记录》记载的胎心音次数是教科书式记载，记载了28次胎心监测值，同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的17次胎心监测的收费记录对比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伪造了11次胎心监测记录、隐匿了真实的胎心监测报告单。被上诉人提供的《待产观察记录》第2页的记载均是正常胎心音，如果《待产观察记录》是真实的，那么《住院手术护理记录单》、《手术前麻醉访视评估记录》记载的“术前诊断：胎儿宫内窘迫”就是不真实的，反之如果胎儿宫内窘迫的术前诊断是真实的，那么被上诉人的胎心记录就是不真实的。（2）上诉人一审中提交医院监控视频及部分时间点截图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制作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医生耿学蓉不在现场的视频可以证实耿学蓉在《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中的签字并未亲自检查后书写而是事后添加,究竟是谁对斯红梅进行诊治应当不得而知，因此该病历不具有真实性应当无疑，一审法院不对此认定是错误的。（3）从监控视频可知被上诉人并未如其在行政诉讼中解释的使用手持超声检查仪检查胎心，而《待产观察记录》却有使用手拿仪器进行胎心检查的记载，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待产观察记录》不具有真实性。（4）同样，从监控视频可知。病历中显示的新生儿时间和儿科抢救记录的时间也与监控显示时间不符，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新生儿记录和儿科抢救记录不真实，也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之女娩出后没有及时抢救治疗、具有过错的事实。（5）《出院记录》中记载给斯红梅行“急症剖宫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中没有相关手术记录，且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也没有“子宫肌瘤剥除术”的收费记录，证明被上诉人隐匿了真实的手术记录、伪造了向法庭出示的病历资料（手术记录），一审法院没有对出院记录记载进行手术和《住院费用汇总清单》的不同点进行分析认定是事实认定不清。（6）病历中《长期医嘱》没有进行胎心监测的医嘱，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中却有一份胎心监测报告单、28次胎心监测值，有17次胎心监测的收费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对长期医嘱、临时医嘱、待产记录进行了篡改和伪造，其提供的病历不具备真实性的事实。（7）《住院费用汇总清单》记载只有1次“宫颈内口探查术”的收费记录，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中却有宫口开大1cm、2cm、3cm的三次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伪造了两次检查的相关记录，其提供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的事实。（8）《住院费用汇总清单》记载有12次“缩宫素注射液”共“120u”的收费记录，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中按照长期医嘱要求计算给上诉人斯红梅使用了120u的缩宫素注射液、手术临时医嘱使用了40u共计160u缩宫素注射液，证明被上诉人伪造了与缩宫素使用剂量相关的记录，其提供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的事实，根据缩宫素的使用说明书，被上诉人大剂量的使用该药物也会导致上诉人之女宫内缺血缺氧，因此多出来的40单位的缩宫素记载的医嘱是伪造的。（9）《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记载有1次“一般细菌培养及鉴定”的收费记录、且《临时医嘱》中有“羊水培养”的医嘱，但是病历中没有关于羊水培养或者其他培养的检验报告单，证明上诉人隐匿了“羊水或其他培养的检验报告单”关键病历资料，其提供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的事实。（10）《住院费用汇总清单》记载有“新生儿复苏”收费记录，但是病历中没有向对应的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资料不具有完整、真实性，也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及时对上诉人之女进行抢救治疗、存在医疗过错的事实。（11）《产科知情同意书》（该病历第46页）记载的“过期儿无法存活”是事后添加的，如果该记录是真实的，那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一入院时就清楚“过期儿无法存活”，但在沟通记录中却没有告诉上诉人方，并且在明知“过期儿无法存活”的情况下仍不及时终止妊娠是严重违反诊疗规范的。“过期儿无法存活”的字体颜色和其他内容的颜色不同，并且没有按指纹，在其他所有手写部分都按有指纹，因此该记载应当是篡改的。（12）被上诉人提供的《抢救记录》（病历第19页）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首先在患者姓名存在明显改动痕迹，其次《抢救记录》上新生儿转儿科的时间点与《新生儿记录》《病历第18页》和《婴儿护理记录表》《病历第20页》记录的时间点不吻合，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不具有真实性，如果解剖报告是真实的，那么羊水吸入与孩子出生后被上诉人没有及时清理呼吸道有关，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定。（13）被上诉人举证的入院证也证明分娩记录是伪造的。被上诉人2016年2月1日开具的入院证中记载“胎膜早破”，但是《待产观察记录》中在2016年2月6日17时30分却记载胎膜未破、2016年2月7日8时才记载胎膜自然破裂，该事实证明《待产观察记录》中关于羊水是否已经流出、胎膜是否破裂的记载是伪造的。（14）还有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书写的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上诉人2016年8月、9月多次要求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被上诉人存在拒绝提供病历资料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盖了鲜章和骑缝章的复印病历中没有病程记录、手术记录、抢救记录等关键病历资料，无法证明提供给法庭的病历资料是没有篡改和伪造的，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资料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15）被上诉人伪造了进行口腔、呼吸道清理的记录，解剖报告可以证明告也能证实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上诉人之女解剖时发现喉部和气管有黄色糊状物，喉部没有粘膜损伤，可以证明上诉人没有进行呼吸道清理，其没有清理呼吸道是上诉人之女死亡的原因。鉴定人在庭审中陈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胎儿宫内窘迫的胎心音改变，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具有宫内窘迫的证据是不存在的，没有及时剖宫产就是生不出来的原因，不但具有因果关系，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分娩记录不具有真实性。3.关于鉴定意见认为不作内容真实性鉴定的问题，鉴定人认为这是人民法院的问题，也是受鉴定机构的批文限制的原因，对于病历是否真实的问题，在一审法院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问答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认定错误。鉴定人阐明了没有做病历真实性鉴定的原因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批文明确了鉴定机构可进行朱膜、文字形成时间、字迹等技术性的鉴定，因此上诉人方如果做内容真实性鉴定就超出了鉴定范围。虽然鉴定机构不能作内容真实性鉴定，但是鉴定人在出庭进行说明时分析如果真的发生胎儿宫内窒息，胎心音是会高于160bpm或者低于120bpm/分的，但是现有的医方提供的病历资料看不出被上诉人认为的胎儿宫内窘迫的证据。这些问题涉及内容真实性问题，应当由人民法院解决，不是鉴定机构解决的问题，该问题应当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归责。鉴定人明确陈述如果医院依照诊疗规范对呼吸道进行了清理是不可能解剖发现喉部及气管有黄色糊状物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医院清理呼吸道的具体工具和方法、也无法证明医方清理呼吸道时清理出何种物体，因此鉴定人的归责是有诊疗规范作为依据的，如果医院认为鉴定人提出的诊疗规范有错，应向法庭出示其他官方的诊疗规范。鉴定人出庭作证根据诊疗规范陈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之女出生后就没有呼吸的记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无论是案涉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均是要求越西县卫计局进行重新调查，并没有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病历具有或者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但一审法院罔顾事实认定行政诉讼已经对病历作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的认定，该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直接推定被上诉人有过错，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鉴定意见的责任比例是同等责任的意见不应当采信，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胎儿何时出现宫内窘迫，而且无法证明待产记录记载的胎儿窒息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明何时应当终止妊娠，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鉴定机构的结论只是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归责，而没有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归责，因此其责任大小的意见不应当采信。（2）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为上诉人斯红梅进行产科处理的医务人员具有合法资质，至今没有提交相应证明材料，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承担非法行医的全部责任后果。（3）本案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推翻鉴定意见的结论，因此该鉴定意见确定的比例应当不予采信，而是应当直接推定有过错，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 县一医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对方主张案涉病历不真实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县一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案涉鉴定过程中以及鉴定意见的签署中均无妇产科、儿科的专业人员参与鉴定，故上诉人对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书作出的《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书》存有异议，认为该鉴定违背法律规定，请求依法进行重新鉴定或是审查上诉人该项主张后依法作出裁判。 斯红梅、耿富当辩称，虽然《医疗纠纷和处理条例》2018年已经生效，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机构来组织医疗专家和法医学人员共同参与鉴定，该行政法规目前没有可行性，基因格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刘继成以前就是妇产科医生，具有专业知识，本案涉及病历真假问题，不是重新鉴定就能解决问题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县一医院的上诉请求。 斯红梅、耿富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县一医院支付斯红梅、耿富当之女死亡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等775722.00元,并由县一医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日，斯红梅在县一医院进行彩超检查，提示:“晚孕，脐带绕颈；羊水过少；肝、胆、胰、脾、肾未见明显异常。”同日，县一医院出具入院证，载明：“1、G1P042﹢5W活胎待产；2、胎膜早破（给予入院）。”斯红梅未住院。2016年2月6日02时31分，斯红梅因停经9+月，腹阵痛2+小时，被县一医院收入住院，病案号2016001373，入院诊断：“1、G1P043﹢2W孕头位单活胎待产；2、过期妊娠。”2016年2月7日09时05分，县一医院张永秀主任代主治医师查房记录记载：“………肛查：宫口开2cm，S:-3位，胎膜已破，未见羊水流出，入院时辅助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今日孕妇有规律宫缩，胎心音好，因孕妇孕43+3W，为过期妊娠，经阴道分娩及在待产过程中可能出现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死亡等风险，建议剖宫产终止妊娠，但是孕妇及家属拒绝手术，坚决要求待产观察，已签字，一切后果自负，注意严密观察胎心及产程进展情况，已遵执。”同时，耿富当在县一医院医患沟通表上签署：“拒绝手术，坚决要求待产观察，后果自负。”2016年2月7日20时30分，耿富当同意行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并在《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产科知情同意书》、《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2016年2月7日23：42:20手术记录:“术前诊断：1、G1P043+3W孕头位单活胎临产；2、胎儿宫内窘迫；3、过期妊娠、4、羊水III度粪染。术后诊断：1、G1P143+3W孕LOT位剖宫产一活女婴；2、胎儿宫内窘迫；3、过期产儿；4、新生儿重度窒息；5、羊水III度粪染；6、子宫包块（子宫肌瘤？）；7、过期妊娠。手术方式：剖宫产+子宫肌瘤剥离术……”抢救记录记载：“于21:30由妇产科医师送入我科，查体……，于22:00告知患儿死亡。”斯红梅于2016年2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G1P143+3W孕LOT位剖宫产一活女婴；胎儿宫内窘迫；过期产儿；新生儿重度窒息；羊水粪染；子宫包块（子宫肌瘤？）；过期妊娠；单一活产。” 2016年2月8日，越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县卫计局）在医患双方见证下，封存了斯红梅住院病历。2016年2月9日，对死亡患儿进行解剖，《病理解剖报告》载明：“死亡原因宫内窘迫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斯红梅、耿富当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2月27日、8月、9月多次到县一医院处要求依法复印案涉全部病历资料，县一医院向斯红梅、耿富当提供病历资料，但斯红梅、耿富当认为医院未提供全部病历资料，且提供的病历资料有伪造、篡改、隐匿情况，已经丧失了真实性和完整性，向县卫计局递交《违法行为行政调查和处罚申请书》，请求县卫计局对县一医院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和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对其行政处罚。县卫计局经调查核实，认为斯红梅、耿富当所反映的事实不存在，并作出越卫行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越卫（2017）52号《关于斯红梅、耿富当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斯红梅、耿富当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县卫计局违法作出的越卫行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2017）52号《越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斯红梅、耿富当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以县卫计局超期答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7）川3433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县卫计局越卫（2017）52号《越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斯红梅、耿富当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该行政判决书还载明：“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县一医院存在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违法事实，对原告斯红梅、耿富当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斯红梅、耿富当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县一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县一医院是否存在伪造、篡改、隐匿与纠纷有关的病历等相关事实进行重新认定。”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二原告的上诉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经释明，斯红梅、耿富当仍坚持其上诉请求为由，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9）川34行终3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斯红梅、耿富当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日组织医患双方对提交的鉴定材料进行质证，当庭拆封由县一医院提交的医患双方共同封存的斯红梅在县一医院的住院病历一套，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无异后，按双方的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对案涉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县一医院在诊疗斯红梅生产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因果关系以及其参与度进行鉴定。2019年7月24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作出川基鉴（2019）临鉴字第9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对本案的涉案病历真实性、完整性不予鉴定；2、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中未能尽到一般注意和特殊注意义务；3、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斯红梅生产婴儿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斯红梅生产婴儿死亡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建议参与度为40%-50%。”2019年8月12日，耿富当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请求鉴定人对县一医院病历涉及真实性问题没有鉴定和胎儿窘迫时间对原告之女出生后死亡的关键影响作用进行回复。2019年8月16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作出《关于患方要求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进行回复的意见》，主要内容为：“1.根据相关规定鉴定人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鉴定问题，限于对笔迹、文字形成时间、印痕（包括印章）等涉及技术性依照常规手段不能发现、分析真伪的问题，对内容的真实性（包括逻辑是否合理、时间是否颠倒）等不属于鉴定机构鉴定范围，因此对送检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2.关于胎心音问题，根据待产记录记载的胎心音直到斯红梅之女出生都是处于正常范围，但院方的手术护理记录，斯红梅之女剖宫产前已经发生了胎儿宫内窘迫，这只能解释为记录与宫内窘迫存在矛盾，记录胎心音是在正常范围内，而实际又存在宫内窘迫；3.关于宫内窘迫时间长短对胎儿出生后的健康影响问题，从送检材料来看，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斯红梅、耿富当之子（女）是何时出现宫内窘迫的。”斯红梅、耿富当于2019年8月28日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县一医院对该鉴定意见确定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及过错责任比例为40%-50%有异议，并于2019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县一医院垫付鉴定人出庭费3000.00元。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刘继成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明确释明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原因为：“斯红梅就医本身就是过期妊娠，另外医生早上劝斯红梅剖腹产的时候其不同意，对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责任，后来在医生的劝说下，时隔十二个小时斯红梅才做剖腹产手术，可见医院医生并没有做到详细的风险告知义务，因此评判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另查明，2018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00元。2018年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717.00元。而斯红梅、耿富当均为城镇居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司法鉴定意见是否采信；3.斯红梅、耿富当之女出生时是否是活体，以及县一医院有无伪造、篡改、隐匿案涉病历资料；4.县一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5.损害费用的组成和计算依据。 一、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权利人行使请求权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斯红梅、耿富当在案涉纠纷发生后，一直不断的主张复印完整病历、申请行政调查、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使诉讼时效依法不断发生中断，故本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关于司法鉴定意见是否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经一审法院审查，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委托作出的本案司法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关鉴定资格，鉴定程序无证据证明存在严重违法，鉴定结论不存在明显依据不足，也无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司法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和重新鉴定申请，均不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均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斯红梅、耿富当之女出生时是否是活体以及县一医院有无伪造、篡改、隐匿案涉病历资料的问题，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足以推翻本案司法鉴定意见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2017）川3433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内容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相应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四、关于如何确定县一医院在诊疗过程中过错责任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委托作出的本案司法鉴定意见结论明确认定：1.县一医院在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中未能尽到一般注意和特殊注意义务；2.县一医院在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斯红梅生产婴儿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对斯红梅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斯红梅生产婴儿死亡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建议参与度为40%-50%”。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申请出庭作证的本案鉴定人员刘继成当庭明确释明：本案司法鉴定意见结论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的依据为“斯红梅就医本身就是过期妊娠，另外医生早上劝斯红梅剖腹产的时候其不同意，对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责任，后来在医生的劝说下，时隔十二个小时斯红梅才做剖腹产手术，可见医院医生并没有做到详细的风险告知义务，因此，评判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对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足以推翻本案司法鉴定意见和本案鉴定人员当庭释明内容及意见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斯红梅、耿富当之女死亡造成的损失，依法由本案双方当事人承担同等责任，即由县一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宜；五、关于损害费用的组成和计算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遵循有合法有效证据的依证据，无合法有效证据的，依法酌情合理认定的原则分别予以认定，其中：1.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户口标准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00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过错责任，结合本地区的生活水平，对斯红梅、耿富当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0000.00元；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丧葬费应为64717元/年÷12个月×6个月=32358.50元；4.误工费，斯红梅、耿富当主张处理丧事及维护权利产生的误工费用13743.00元，但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法无法按其主张支持，依法酌情合理认定其误工费为1000.00元；5.交通费，斯红梅、耿富当所主张的交通费票据载明的时间、地点，与实际的时间、地点不一致，一审法院依法无法按其主张支持，依法酌情合理认定其交通费为1000.00元；6.住宿费，斯红梅、耿富当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住宿费发票的名称为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时间为2017年，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法无法按其主张支持，依法酌情合理认定其住宿费为500.00元；7.斯红梅、耿富当主张的司法鉴定费10000.00元，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8、鉴定人员出庭费3000.00元，双方认可已由县一医院垫付，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斯红梅、耿富当因女儿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6643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丧葬费32358.50元、交通费1000.00元、误工费1000.00元、住宿费500.00元、鉴定费10000.00元，共计719178.50元，由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承担50%即359589.25元，扣除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垫付鉴定人出庭费1500.00元，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实际支付斯红梅、耿富当各项费用358089.00元；二、驳回斯红梅、耿富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57.00元，由斯红梅、耿富当负担5778.50元，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负担5778.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关于被上诉人县一医院不能证明为斯红梅进行产科处理的医务人员具有合法资质、至今未提交相应证明材料，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的上诉主张属于二审中提出的新的事实主张，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畴，对其以此事实主张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非法行医的全部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做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主张的伪造、篡改病历的事实是否成立，鉴定意见是否应当采信；2.一审计算的各项费用是否存在计算过低的情况。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以《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关于胎心监测次数、宫颈内口探查术的次数以及子宫肌瘤剥除术是否应当单列收费和缩宫素剂量等费用清单与病历记录存在不符之处主张病历记录不真实，实质是以是否符合费用清单记录内容作为病历记录真实性的评判标准。本院认为病历记录是医务人员对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情况的系统记录，是以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实际情况为标准进行的客观反映，以是否符合费用清单作为病历记录真实性的评判标准既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病历形成的客观事实，故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以《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中关于胎心监测次数、宫颈内口探查术的次数以及子宫肌瘤剥除术没有单列收费和缩宫素剂量等等的记载与病历记录存在不符之处主张病历记录不真实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案涉病历的确存在书写不规范的情形，比如斯红梅、耿富当上诉主张的县一医院提供的《抢救记录》（病历第19页）在患者姓名存在明显改动痕迹，医疗机构本应按照病历书写规范在修改的错字处注明修改时间，并由修改人签名，而县一医院并未规范书写，但是本院认为仅以书写不规范（包括时间节点的记载）不能达到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关于县一医院伪造、隐匿病历的事实主张。 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主张解剖报告可以证实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并且结合尸体解剖时喉部和气管状况对死亡原因进行了分析，由于涉及医学专业问题，本院无法仅凭生活常识或是法律知识对医学专业问题作出评判。 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斯红梅于2016年2月7日晚接受剖宫术的次日即2016年2月8日，越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就在医患双方见证下，对斯红梅住院病历进行了封存。委托鉴定时是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予以拆封后将病历送检，本院对该病历资料进行审核认为该病历资料没有形式上的缺陷，病历所记载的内容符合疾病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经过一审质证也没有发现影响病历真实性的因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关于县一医院伪造、篡改病历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案涉鉴定意见书系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具备相关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作出，并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县一医院要求重新鉴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关于费用计算的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过错责任，结合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对斯红梅、耿富当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0000.00元并无不当；针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诉讼主张，虽然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一审中所举证据不能完全达到其所主张费用金额的证明目的，但是一审法院根据前述费用必然产生的实际情况作出酌情认定正确，酌定的费用属于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当地物价水平等因素作出的裁量，在上诉人没有新的证据对其上诉主张予以证实的情形下，本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的费用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低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斯红梅、耿富当以及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7.00元，由上诉人斯红梅、耿富当负担5778.50元，上诉人越西县第一人民医院负担5778.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燕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蒋 强 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