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1182民初378号 原告：姚某某，山西省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后街13号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生，山西绥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蔚某某，山西省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前街2号居民。 被告：郝某某。 第三人：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 法定代表人：杨立根，任村委主任。 原告姚某某与被告蔚某某、郝某某及第三人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赵庄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生，被告蔚某某、郝某某，第三人赵庄村委法定代表人赵立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蔚某某、郝某某所持的2017年9月29日《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关于“顺道针”宗地道内上、中、下块的承包无效；2.判令被告蔚某某、郝某某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20年1月18日收到汾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汾农仲裁（2019）第024号仲裁裁决书，其中被告所持的2017年9月29日《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被裁决认定有效，并认定被告对位于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地名为“顺道针”宗地的上、中、下三块地9.51亩均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及第三人认为实属错误，故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一、2017年9月29日在赵庄村土地承包签字确权仪式上被告伙同他人强行抢夺第三人公章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名章在其所持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上擅自用印是程序侵权与违法。二、被告所持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实体违法。被告家庭从1983年土地承包时仅对吕学恩顺道针5.1亩享有承包经营权，200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也只是对第一轮土地进行延包，也是确认被告家庭对5.1亩土地有经营权。而在2017年确权时，将该顺道针上、中、下块内土地均要求确权于被告名下，而该中、下地块内种植的树木属第三人所有，由原告承包的林木，该林木所占用的土地并没有承包给农户，现被告要求将该土地确权侵犯了原告与第三人的权益。并且被告要求确权的土地在数量上有变化，并未经过赵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19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为此，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蔚某某、郝某某辩称，“顺道针”地块从1982年土地下户以后一直由答辩人家庭承包，一轮承包时该地是一条坡形沟底，经答辩人蔚某某之父、郝某某之夫蔚述祥经营耕作，动用机械多次整成梯田成为现在的状况。当时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时大队采取抓阄分地块的方式分地，一般都是树跟着地。顺道针地是答辩人郝某某的丈夫蔚述祥抓阄抓住的地，经营二年后，被答辩人姚某某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属答辩人家庭的核桃树私自拨到他名下，当时姐弟还闹了纠纷，但在土地交纳税费期间该土地的税费一直是答辩人家庭交纳。关于诉争的地快，原来承包时是5.1亩，之后由于答辩人家庭与别人家在这一地块上经营过砖窑，砖窑在别人家土地内取土，取土之后的土地别人转让给了答辩人家，同时该地当时有两间简房屋子，之后房屋倒塌，化为平地，所形成的面积都在答辩人地块内，现该地块经航拍测绘，确定为10亩多，该纠纷经过村委、镇政府等多次调解未能处理，现在答辩人要求法庭依据事实，依据国家政策，给依法处理。 第三人赵庄村委述称，涉案“顺道针”地块的土地承包合同本应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各持一份，但因承包人自持空白土地承包合同，在2017年9月29日确权会议上强行抢夺村委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自行签订，四邻签字表都是由被告自己签字，村委不知情，村委亦未留存该合同。该合同违反自愿原则，在村委未形成一致意见，未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法律规定的程序基础上强行签订，违背了村委意志与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实体存在权属纠纷，根据《山西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如对承包地进行调整，应按照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工作原则，所以村委至今未对该土地合同进行确权登记，答辩人认为该土地承包合同经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经民主协商、村民决议，在履行完善相关手续后另行签订。关于诉争的顺道针地块，1958年，赵庄村大队响应大跃进号召在本村“顺道针”沟内组织社员种植核桃树幼苗。1982年包干到户前，上述林地及林木都由集体管理和收益。1982年包干到户，蔚述祥（郝某某丈夫）承包顺道针地块内耕地5.1亩，当时集体为落实责任制下户政策，对顺道针地块的林地因不能种植农作物，林地面积未下户，仍归集体所有。但对该林地上的核桃树按照各户承包地的地分计算进行了下户，由蔚述祥承包顺道针上块占地1亩的核桃树18颗，原告承包顺道针中、下块占地1.4亩的核桃树23颗，承包人不负担农业税，按逐年估产负担农业特产税。2003年第二轮承包时，仍由蔚述祥继续承包顺道针地块内耕地5.1亩，并未对顺道针地块内的林地及核桃树进行调整。但在2017年的土地确权工作中，顺道针地块内航拍测量面积比合同面积增加了二倍，实际上是把集体的2.4亩林地，蔚述祥承包的5.1亩耕地，李润莲转让的南门外1.3亩耕地以及部分因砖窑取土的增加地构成。这种航拍面积与原合同面积出入较大的情况，在本集体有十几户需村委履行民主程序后亟待解决，被告的做法给村委工作造成极大阻力与不稳定因素。对于被告郝某某要求按照航拍面积确权因侵犯集体以及姚某某的权利而遭到村委的反对，经多方调解无果后，被告强行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造成了农村工作的不稳定和相类似家庭承包户的上访局面，导致确权工作至今无法正常进行。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蔚某某所持的顺道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确认无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争议的“顺道针”地块的面积。原告主张被告承包的该地块原为5.1亩，确权时合同确定为9.51亩没有经过第三人同意，且侵犯了原告的林业经营权与第三人的权益。针对主张原告提供了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经济合同、包干到户土地使用登记簿。被告认为“顺道针”地块一直由被告家庭承包经营并进行改良，而后别人流转过来一部分，在确权时由确权工作人员进行航拍与测量，依据确权时的政策，改为9.51亩是实际测量的结果。针对主张提供了蔚某某土地承包合同书、蔚述祥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李润莲证明、航拍图、测绘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宣传材料）。该地块在被告家庭承包时，承包的面积为5.1亩，原告提供的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经济合同、包干到户土地使用登记簿，被告提供的蔚述祥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能相互佐证，对此双方无异议。但对该5.1亩土地相邻四至的具体位置，上述材料均未予标明，双方有争执意见不一。对被告提供的航拍图与测绘图，原告与第三人不认可，认为该图侵犯了原告与第三人权利，未经发包方认可。本院认为，航拍图与测绘图属土地确权部门在确权工作中完成确权的事项进行阶段性工作，是为确权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而并不是确权的决定性工作，不能以此作为确权的依据，更不能以此做为合同生效的依据。对李润莲证明，原告认为证人未到庭作证，故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李润莲证明载明她经营的土地与被告家庭发生流转，但其不是权威的土地计量部门，不能以此证明被告承包经营的土地确定为9.51亩，同时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土地流转经过了法定程序。对被告提供的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原告认为其中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该内容属政府为完成确权工作为普及相关政策进行的宣传材料，本院予以认定。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定被告家庭依据原承包合同对“顺道针”地块5.1亩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对于被告提供的蔚某某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关顺道针地块载明的面积9.51亩，由于该地块面积变化涉及流转来土地，以及与他人有争议的地块，且第三人不认可由被告承包经营的“顺道针”地块的土地增加为9.51亩，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地块面积增加经过法定的程序处理，故对被告陈述对“顺道针”地块9.51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二、对诉争的合同是否真正签署。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蔚某某名义签署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同时陈述加盖了发包方印章并由村委主任签字确认。对此原告认为，该承包合同签订程序违法且合同中有关“顺道针”地块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该合同是被告从不知情人手中取出，签字是因为郝某某主张承包户的名字由“蔚述祥”变更“蔚某某”为由签字的，该合同涉及的“顺道针”地块的纠纷，需要经法定程序解决纠纷后才能确权。对此，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与汾阳市公安局峪道河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曹某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该合同一式四份现均在被告郝某某处保存，不符合土地确权工作中的实际要求。该合同虽由确权工作的人员出具，但在签订时被告等人在会场未依据确权工作的工作流程进行签字盖章，而是由家属数人强行在合同上加盖印章，事后，合同发包方也未对该合同予以确认，即发包方第三人村委并未同意订立该合同，该合同也不是经法定程序处理面积增加问题后，并由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故合同并未成立。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姚某某与被告蔚某某、郝某某均系第三人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村民，为同一经济集体组织成员。郝某某与蔚某某为母子关系。本案诉讼所涉及的土地属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所有的集体土地，该土地位于赵庄村南，是一处凹形地，地名为顺道针。从解放后至在土地承包下户之前，由赵庄村集体所有、管理，并组织栽种有核桃树。1982年土地承包下户，该地块承包下户，由被告郝某某的丈夫蔚述祥作为户代表签名承包该地块内面积5.1亩耕地，户内成员为蔚述祥、郝某某、郝某某之婆母解玉梅、郝某某长子蔚宏伟。但对于该地块内核桃树所占用土地是否属该5.1亩范围内，双方各执一词，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划界的证据。2003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该土块仍由蔚述祥承包，户内成员变更为蔚述祥、郝某某、郝某某之婆母解玉梅、郝某某次子蔚某某。在承包期间，郝某某家庭曾与在此处他人开办实心砖生产，之后此处开砖窑占用过的、相邻别人承包的土地也由郝某某家庭经营，但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流转手续。2017年9月，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进过程中，对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村民承包的土地进行确权。该次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是在坚持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农村实际承包地块不变的基础上进行。有关上述地块，经确权工作航拍与测绘显示确定该地块有10.01亩，而被告拿到的编码为1411822108215000065J号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有关“顺道针”地块的土地面积为9.51亩。原告姚某某系第三人赵庄村委的会计，认为航拍测绘的地块把其承包村委的核桃树所占用的土地也计算在内，该土地应是集体的土地，不是被告的承包地，故不同意对被告“顺道针”地块的土地进行确权登记，至此形成纠纷，郝某某家庭未能按正常程序进行经营权确权登记。2017年9月29日，在赵庄村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现场，被告郝某某及其弟弟等人来到会场，未按正常流程签字盖章，自行在工作现场取出村委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在自已的合同上加盖，并将加盖印章的四份合同自行持有。期间，确权工作人员报警，汾阳市峪道河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出警到现场进行处置，将郝某某等人带离现场。有关“顺道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纠纷，经第三人村委、汾阳市峪道河镇政府多次进行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蔚某某、郝某某曾向汾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对“顺道针”地块内9.51亩耕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汾农仲裁案【2019】第024号仲裁裁决书，确认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有效，确认被告蔚某某农户对位于汾阳市峪道河镇赵庄村“顺道针”9.51亩土地（地块编码1411821082150000584）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裁决书下达后，原告不服，依法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有关“顺道针”地块内承包无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有关“顺道针”地块的内容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被告郝某某家庭于2003年元月6日以蔚述祥为农户代表与第三人签订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家庭成员享有该合同登记的地块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7年9月的确权工作是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进行，被告郝某某手中所持有的新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其中记载的“顺道针”地块内土地面积与2003年元月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顺道针地块内相比有所增加，该增加面积中，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存在异议，产生纠纷，该纠纷应由争议各方与发包方经法定的程序将争议事项解决之后，再行签订合同，而被告家庭在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强行加盖发包方印章。该合同的签署行为不属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所形成的合同，不是发包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就“顺道针”地块9.5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形成要约、承诺的合意，合同并未成立。而确认合同效力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已经成立的合同，而本案原告主张要求确认效力的合同尚未成立，因此原告姚某某要求确认被告蔚某某、郝某某所持《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关于“顺道针”宗地道内上、中、下块的承包合同无效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姚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炎虎 人民陪审员  武贵永 人民陪审员  王 婧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田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