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西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57135008XJ。法定代表人：黄衍波，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尚为锋，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芬，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1，女，200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法定代理人：周某（江某1之母），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2，男，200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法定代理人：周某（江某2之母），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民齐，男，195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立兰，女，195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菊，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常发商业广场5幢10层部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66536108K。负责人：钱健，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付昌，男，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国建，男，198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盛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城北侯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2062960154H。法定代表人：王忠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5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866917987Y。负责人：刘艳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平蓥，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华，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景加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2幢24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942308548。法定代表人：李保兰，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新气象路618号3-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7664180219。法定代表人：张正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樑，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海，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简称港龙公司）、尚为锋因与被上诉人周某、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简称周某等五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简称华安公司）、商付昌、商国建、阳信县盛源物流有限公司（简称盛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简称人保公司）、梁国华、上海景加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景加公司）、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嘉绍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龙公司、尚为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港龙公司只承担754953.15元的赔偿义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要求港龙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范围外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不合理，本起事故的发生是多个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的损害后果，尚为锋的行为是本起事故的诱因，尚为锋所驾驶车辆遗洒的钢板（简称遗洒钢板）经过多次碾压后从第三车道移位至第四车道，最后经商付昌所驾驶车辆碾压才导致本起事故的发生，遗洒钢板如果没有经过之前多车的碾压就不会移位到第四车道，也不会被商付昌所驾驶车辆碾压弹起，上述车辆的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均存在必不可少的联系，一审判决却只认定了尚为锋、商付昌的事故责任，扩大了尚为锋一方的责任，周某等五人仅起诉了部分共同侵权人，港龙公司和尚为锋不应承担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根据相关规定，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应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要求港龙公司承担交强险外70%的责任过高。二、江金忠的被扶养人的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安徽省巢湖市，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上海市的农村居民标准22449元／年进行计算。周某等五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保公司辩称，关于赔偿金额方面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华安公司、商付昌、商国建、盛源公司、梁国华、景加公司、嘉绍公司未作答辩。周某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其总损失2267552.08元（包括医疗费19009.08元、死亡赔偿金1366080元、丧葬费332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2000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59247元），请求判令华安公司、人保公司分别在其承保的交强险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剩余经济损失由尚为锋、港龙公司、商付昌、盛源公司、梁国华、景加公司、嘉绍公司连带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等五人主张应按照2019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故将死亡赔偿金变更为1472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796488元，总损失变更为2411013.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尚为锋驾驶的苏Ｄ×××××号车，在华安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2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登记所有人为港龙公司，事故发生时，尚为锋正在执行港龙公司指派的工作。商付昌驾驶的鲁Ｍ×××××号车／鲁Ｍ×××××号车，在人保公司处投保，其中鲁Ｍ×××××号车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者险，鲁Ｍ×××××号车投保了5万元商业三者险，均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二车实际车主为商国建，与登记所有人盛源公司系挂靠关系，事故发生时，商付昌正在执行商国建指派的工作。梁国华驾驶的沪Ｅ×××××号车系景加公司所有，梁国华系景加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公司指派的工作。事故发生时，沪Ｅ×××××号车内共乘坐梁国华、江金忠、楼开锋三人，其中江金忠死亡、楼开锋受伤。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嘉兴支队直属大队工作人员对尚为锋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尚为锋确认事发当天其驾驶的车辆装载了三件钢板、一件角码，四件呈田字形摆放，左上角（以车辆行驶方向为前方）是角码，另三个位置放置钢板，其中角码位置最低，右上角放置的钢板较低，这两件高度均未超过栏板，后面放置的两件钢板高度超过栏板约5-6公分。其中角码没有外包装，右上角的钢板及角码后方的钢板都有打包带，右后方位置高于栏板的钢板没有打包带，3件钢板的外围都是用保鲜膜裹起来，装载出发的时候3件钢板四周的保鲜膜都是完好的。从装车直至货物卸载期间，未对货物进行专门加固、捆扎。原交通部发布的《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5.2.2规定，高速公路沥青路面的日常养护，应坚持巡视检查制度，及时发现路面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坏情况和可能影响交通的路障，以便养护部门及时、合理地安排维修和清理，尽快恢复路面正常使用状态。巡视检查分为日巡查、定期巡查、特殊巡查和专项巡查，各类巡查的内容、频率、方法、装备按附录D执行。其中附录D中关于日常巡查的巡查频率为每天一次双向全程。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4.2.4沥青路面的日常养护2（3）规定，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面的清扫作业频率宜不少于1次/d。2019年10月27日，嘉绍公司浙Ｆ×××××号路巡车路面巡查情况：第一次上午9：05杭浦高速南北湖站-嘉绍南湖收费站9：30-尖山收费站10：10-王店东站11：07；第二次下午14：25王店东站-南湖收费站14：31-尖山收费站15：01-王店东收费站15：25-南北湖收费站15：50；第三次下午15：50南北湖收费站-嘉绍嘉向Ｋ128（事故处理）-王店东收费站17：18-南北湖收费站18：20。同日，保洁工作记录表嘉绍双向南湖-尖山（6：00-17：00）路段，嘉向保洁记录清理次数为5次，绍向保洁记录清理次数为5次，嘉绍北接线双向流动巡查共捡车道抛洒物1次。江金忠出生于1978年2月15日，因本起事故抢救无效于2019年10月28日死亡，其死亡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妻子周某、父亲江民齐、母亲徐立兰、女儿江某1、儿子江某2。江民齐（1951年9月18日出生）、徐立兰（1954年5月18日出生）共生育一子一女，即江金忠、江小云。江金忠、周某共生育一子一女，其中江某1出生于2003年7月27日、江某2出生于2005年4月25日。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15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8272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本起事故的另一伤者楼开锋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本起事故中交强险份额由江金忠家属优先受偿。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周某等五人因江金忠死亡造成的损失，具有赔偿义务的主体应依法予以合理的赔偿。就本起事故的责任划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起事故中，尚为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尚为锋在运输货物时，明知其中2件钢板放置的高度超过了车辆栏板高度，此时其不仅没有采取加固或者重新放置等措施以降低运输风险，甚至放任装运人员以保鲜膜外围包裹的方式固定运载物，致使运输过程中运载物遗洒造成了本起事故。尚为锋的上述行为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且与江金忠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商付昌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未集中注意力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未及时发现路面上的钢板，对本起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且与江金忠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本起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梁国华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正常行驶未有违法行为，梁国华、江金忠、楼开锋三人客观上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故三人均无事故过错。嘉绍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经营管理者，负有对事故路段进行日常养护，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但事故发生时间段内其巡查车未经过事发路段，亦未收到清障通知，结合提交的路巡巡查日志、保洁工作记录，应认定嘉绍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对于周某等五人主张的嘉绍公司应及时发现路面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坏情况和可能影响交通的路障，一审法院认为，及时发现并清除并不等于随时发现随时清除，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公路养护单位对路面遗洒物等路障做到随时清除，故嘉绍公司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无过错。综上，结合本起事故发生时造成危险局面的成因、危害回避能力的大小、驾驶员的过错程度、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关联度的大小等具体情况分析，酌定尚为锋承担70%的赔偿责任，商付昌承担30%的赔偿责任，梁国华、江金忠、嘉绍公司无事故责任。关于周某等五人请求的各项赔偿数额认定如下：医疗费，医疗费经核算确认为18049.16元，至于扣除非医保费用的意见，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江金忠虽为农村户籍人员，但其长期在上海经商，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收入；另，根据周某等五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上海潜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确认江金忠自2017年12月起居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出租房内，现周某等五人举证证明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一审法院所在地标准，主张按照2019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对周某等五人诉请的死亡赔偿金数额予以确认，即1472300元（73615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江民齐、徐立兰、江某1、江某2符合被扶养条件，扶养人均为2人，赔偿年限分别为12年、15年、2年、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按照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计算，但累计数额不得超过一个上一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即651672元（48272元／年×12年＋48272元／年×3年÷2人），计入死亡赔偿金项下。丧葬费，周某等五人诉请的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且费用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周某等五人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但鉴于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势必产生误工损失的客观事实，参照浙江省上一年度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44元／天的标准进行计算，酌定三人，每人七天。家属处理事故的交通费、住宿费，周某等五人虽未提交相关票据，但鉴于周某等五人处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的客观事实，酌定交通费、住宿费共计3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参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和陈述，本起事故周某等五人的各项财产性损失确定为：医疗费18049.16元、死亡赔偿金2123972元（死亡赔偿金1472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1672元）、丧葬费33216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24元（144元／天×3人×7天）、交通费和住宿费3000元，合计2181261.16元。另，本起事故中周某等五人的亲属江金忠死亡，给周某等五人确有带来精神上的损害，周某等五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正当，可以支持。就赔偿数额，综合考虑损害的后果、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本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侵权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因素，酌定500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周某等五人主张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赔付，符合法律规定，且数额未超限额，予以支持。故周某等五人的各项损失合计为2231261.16元（财产性损失2181261.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起事故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首先应由本案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关于分项限额赔偿的规定，华安公司、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各赔偿周某等五人119024.58元，合计238049.16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1993212元，应由尚为锋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395248.4元；商付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597963.6元。经查，尚为锋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港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苏Ｄ×××××号车在华安公司处投保了2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应由华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剩余1195248.4元由港龙公司继续赔偿。商付昌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行为，鲁Ｍ×××××号车、鲁Ｍ×××××号车分别在人保公司投保了100万元和5万元商业三者险，二车均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应由人保公司根据二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的比例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综上，港龙公司赔偿周某等五人1195248.4元，华安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周某等五人319024.58元（交强险119024.58元＋商业三者险200000元），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周某等五人716988.18元（交强险119024.58元＋商业三者险597963.6元）。综上所述，周某等五人请求赔偿费用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港龙公司赔偿周某等五人各项损失1195248.4元；二、华安公司赔偿周某等五人各项损失319024.58元；三、人保公司赔偿周某等五人各项损失716988.18元；上述款项，由各当事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驳回周某等五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55元，由周某等五人负担929元，由港龙公司负担8076元，由盛源公司、商国建负担34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除下列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2019年10月27日15时19分许，尚为锋驾驶的苏Ｄ×××××号车途经Ｇ1522（常台）高速公路往苏州方向130公里处时，车上载运的钢板遗洒至左起第三车道上，随后该车驶离现场，该钢板经过多车碾压后移位至左起第四车道。同日15时40分，商付昌驾驶的鲁Ｍ×××××号车／鲁Ｍ×××××号车途经上述路段时，车辆轮胎碰撞该钢板并破裂，致钢板弹起后与梁国华驾驶的沪Ｅ×××××号车驾驶室乘员江金忠、楼开锋发生碰撞，造成沪Ｅ×××××号车乘员江金忠死亡、楼开锋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2月10日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嘉兴支队三大队作出浙公高嘉三证字［2019］第30011号事故证明书。一审判决查明的《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由原交通部于2001年发布，已于2019年9月1日废止，故一审判决对该规范5.2.2以及附录D内容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一审判决确定的港龙公司应在交强险外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恰当；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尚为锋在驾驶车辆时明知其运载的钢板超过车辆栏板5-6公分却未采取有效的加固措施，导致其运载钢板遗洒在高速公路上，对过路车辆造成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并最终与商付昌的驾驶行为结合导致了本起事故的发生，商付昌除疏忽观察外并无其他过错，梁国华则是正常驾驶车辆行驶，因此尚为锋的过错程度相对其他事故当事人显然更为严重，一审判决认定其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并要求尚为锋的用人单位港龙公司承担交强险外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港龙公司、尚为锋主张在本起事故发生前有多车对遗洒钢板进行了碾压，导致钢板移位，系本起事故的共同侵权人，但港龙公司、尚为锋未能明确其所称的共同侵权人主体，故该意见本院难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本质上仍是来源于扶养人的收入，本案中，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在本起事故发生前均应由江金忠扶养，而周某等五人已提交证据证明江金忠的经常居住地在上海市且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可参照上海市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江金忠的死亡赔偿金，故一审法院同样参照上海市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上述四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港龙公司、尚为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1元，由上诉人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尚为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涛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刘 坤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蒋惠玲?*MERGEFORMAT?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