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2397号 原告：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95号3幢2楼。 法定代表人：黄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设、林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673号、673-1号。 法定代表人：沈金松。 被告：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城南路926号。 法定代表人：邵名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宝，该公司员工。 被告：洪华，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全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胡庆余堂公司）与被告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公司）、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明公司）、洪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庆余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设、林杰、被告开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宝、被告洪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全明、孟令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百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庆余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三被告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因被告百汇公司未能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原告起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2011）浙杭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百汇公司、沈金松、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百汇公司同为沈金松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4895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0年6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至三年期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申请执行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3）浙杭执民字第826—1号《执行裁定书》，以被告百汇公司、沈金松、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了案件的该次执行程序。后因原告等债权人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裁定受理了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原告通过参与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实现了部分债权。但被告百汇公司至今尚欠原告债务（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超过2亿元未能清偿。另外，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的（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书》记载，被告百汇公司当时为浙江省内3家法院16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未履行的执行债务标的额约7亿元。但原告近日突然得知，三被告于2019年3月14日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被告百汇公司将对被告开明公司享有的31734943元转让给被告洪华，用于清偿被告百汇公司所欠被告洪华的债务，且被告洪华于2019年2月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开明公司提起了诉讼[案号（2020）浙0103民初585号]。原告认为，被告百汇公司在拖欠原告等多个债权人约7亿余元债务未履行的情况下，将对被告开明公司享有的债权单独转让给被告洪华，将导致被告洪华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进行受偿，严重损害了原告等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此外，被告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上已经在2011年的5月10日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杭州恒丰典当有限公司，所以三被告在2019年3月14日签订所谓的和解协议时，被告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上无权处分案涉该笔债权，所以三被告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为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具状起诉，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百汇公司未作答辩，亦未举证。 被告开明公司辩称，一、2019年3月14日，被告开明公司经下城法院周利峰法官的通知至法院参与协商。当时到场人员为洪华的代理人、开明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名震，百汇公司法定代表人缺席。周法官并未告知百汇公司已经向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已裁定终结执行，而是直接告知邵名震，百汇公司已与洪华协商一致，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洪华，要求开明公司向洪华清偿款项。邵名震特意告知百汇公司此前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杭州恒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而执行法官告知债权转让已被法院判决所否定，开明公司只需签订《和解协议》向洪华付款即可。邵名震提出法院已经查封开明公司大量资产，故事实上已无力清偿。周法官和洪华代理人提出“以抵押换解封”的解决方案，即开明公司向洪华提供房屋抵押，换取下城法院解除对开明公司资产的查封，以便开明公司可以盘活资产。开明公司出于对法院的尊重和信任，故当场签订了本案《和解协议》。二、百汇公司申请执行开明公司的执行案件（2017）浙0103执5162号、洪华申请执行沈金松、百汇公司的执行案件（2017）浙0103执317号均已经被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因此，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不具备执行和解性质。《和解协议》称以债权转让来实现相关案件执行完毕，是对开明公司的欺诈，开明公司因此签订的《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属于无效协议。百汇公司以已终结执行的案件作为条件诱骗开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是对开明公司的欺诈。开明公司为此签订《和解协议》，既是百汇公司的欺骗所致，亦存在开明公司并不知晓执行案件已经终结这一事实的影响，存在重大误解。三、洪华代理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承诺解除对开明公司资产的查封冻结，作为开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及另行提供抵押财产的对价条件，但相关资产至今未完成解封，既违反诚信原则和先履行义务，也直接导致开明公司无法清偿。四、百汇公司已经在2011年5月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了恒丰典当公司，该转让行为早已生效，并已由法院裁判文书查明并确认合法有效。百汇公司已非案涉债权的权利人，其签订《和解协议》将已转让给恒丰典当公司的债权再次转让给洪华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被告洪华辩称，一、案涉三被告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系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并没有违反我国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原告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和解协议》是在下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员周立峰的主持下达成，是执行行为的一部分，具有合法性，不仅已得到了执行法官的确认，而且已部分履行。和解协议当中涉及被告开明公司查封财产的解封，也是依据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是一项执行和解行为的事实，可以证明和解协议的合法性。且原告请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的请求权基础在诉状当中尚不明确，待其明确依据后可做进一步的分析答辩。二、原告诉讼主张的事实理由，主要是认为被告百汇公司拖欠原告等多个债权人债务的情况下，债权单独转让将导致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进行受偿，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利。这一主张，也不符合有关合同无效的要件。首先，法律没有禁止执行和解中，以债权转让形式进行执行和解。其次，所谓的优先受偿，这是要在相对清偿环境下进行分析，如果在无执行保全等权利限制情况下，当事人有权进行自主处分，先清偿和后清偿的决定权在债务人。如果当事人有执行案件情况下，就要依据具有处置权的人民法院决定处置方式，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擅自转让等处置保全资产受到限制（比如本案中涉及的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案件），但这种情况下，转让协议仍然不认为是无效，可以理解为有效，但不能履行或不能对抗执行，执行保全优先。另外，第三种清偿环境为债务人进入了破产程序，则破产财产的处置需要依据破产法的规则由全体债权人会议决定，由管理人执行，由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监督。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无权擅自处分，而需要按会议决议方式决定处理方式。而本案的清偿环境是属于第二种有执行案件情况下的清偿，在执行中，由有处置权的人民法院主持进行的执行和解，不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三、被告洪华取得案涉债权合理合法。首先答辩人有合计6800余万元的执行申请正在下城法院执行。其次，执行和解的债权，洪华是唯一的保全人，下城法院也是具有保全财产处置权的人民法院。其次，原告虽然主张被告百汇公司有7亿多的债权未清偿，但均未进入下城法院一并执行的范围，下城法院无需对其他债权进行执行。其四、被告百汇公司并没有进入破产程序，而是在执行程序当中，对公司法人进行的执行，依法应按执行先后顺序执行。按《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16条的规定，对法人的普通债权执行，按先后顺序执行为执行原则，按顺位执行不违反公平清偿原则，不属于违法的个别清偿。综上，案涉和解协议系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执行和解，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被告洪华取得案涉债权合理合法，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针对原告的补充陈述意见中提到案涉债权在2011年已经转让恒丰典当，因此本案属于无权处分，故和解协议属于无效。本案当中涉及的和解协议，我们认为是有权处分。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按照原告的说法，涉及无权处分，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相关的协议仍然是有效的，只是能不能履行的问题。同时，本案的协议是能够履行的，而且部分已经履行就不存在无效的法律基础。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2019年3月14日，洪华（甲方）、百汇公司（乙方）、开明公司（丙方）三方经下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签订《和解协议》一份。该《和解协议》明确：洪华诉沈金松、孙青卫、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汇丰担保有限公司、百汇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2017）浙0103执317号一案和百汇公司诉开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7）浙0103执5162号一案，三方当事人经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一、百汇公司将对开明公司的31734913元债权转让给洪华，并另行支付40万元后，（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二案执行完毕，沈金松、孙青卫、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汇丰担保有限公司、百汇公司对洪华的债务清偿完毕；开明公司对百汇公司的债务清偿完毕；二、开明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后一年内支付洪华31734943元，并按照月息1%支付利息，每三个月一付。如逾期支付利息，洪华有权以月息2%向人民法院主张全部债权。三、开明公司将位于嘉兴市城南路926号，产权证号嘉房权证禾字第0××4号、建筑面积为5035.18平方米的不动产抵押给洪华，本协议在洪华取得抵押权证后生效。如洪华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未取得抵押权证的，洪华有权解除本协议，由人民法院继续强制执行。四、本协议签订地为杭州市下城区，如有纠纷的，由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落款签名情况：甲方洪华签名，乙方由沈金松落款签名，丙方由邵名震落款签名并加盖开明公司公章。 该协议签订后，洪华与开明公司对开明公司所有的嘉兴市城南路926号房产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编号为浙（2019）嘉开不动产证明第0009232号、权利人为洪华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后百汇公司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另行支付400000元。2017年5月21日，本院执行法官告知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开明公司、百汇公司、洪华三方对关于（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两案已达成和解协议，现开明公司已履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故本院解除对被执行人开明公司位于嘉兴市××路××号××幢××室，三号桥6幢房产及土地，但因协议尚未全部履行完毕，本案尚未执行完毕，故除今天本院解除的上述房产土地以外，剩余房产及土地开明公司在没有本院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处置。邵名震表示其知道了。 另查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胡庆余堂公司对百汇公司等被告享有债权本金14895000元及利息，至今尚未清偿完毕；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洪华对百汇公司等被告享有债权本金49000000元及利息，执行案号为本院（2017）浙0103执317号；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百汇公司对开明公司享有债权本金31734943元及利息，执行案号为本院（2017）浙0103执5162号。2018年6月23日，本院作出（2017）浙0103执5162号裁定，因申请执行人百汇公司以被执行人开明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为由，向本院提出撤销申请，故裁定终结（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2018年7月20日，本院作出（2017）浙0103执317号之一裁定，因在本次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但不影响申请执行人洪华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百汇公司等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亦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再查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浙执复1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事实如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百汇公司诉开明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期间，杭州恒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向杭州中院宣称，其与百汇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百汇公司是开明公司的债权人，三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恒丰公司同意百汇公司将其对开明公司拥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恒丰公司，并于2014年7月20日向杭州中院提出变更执行主体。在2014年8月4日杭州中院的执行笔录中，执行法官建议恒丰公司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债权及权利主体资格。恒丰公司遂基于债权转让协议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8月8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嘉南商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判令开明公司支付恒丰公司28800000元；该判决被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3日作出的（2016）浙04民再5号民事裁定撤销。此后，恒丰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向杭州中院书面递交《变更执行主体再申请》，要求变更其未（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杭州中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驳回恒丰公司的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裁定驳回恒丰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杭州中院（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 以上事实，由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和解协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民事裁定书、不动产登记证明、执行笔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对百汇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金松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沈金松陈述：案涉《和解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由其本人所签；该和解方案由洪华提出来的，洪华找了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谈好，由他们双方签好字后，再由其本人签字。签《和解协议》时，百汇公司欠洪华9000多万，已经执行3000多万，开明公司欠百汇公司本金3200多万，所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把百汇公司与洪华以及百汇公司与开明公司的三角债清偿掉了，协议经过三方认可的，其本人认为协议没有问题。本院通过电话方式与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进行联系，并进行录音及制作通话备忘。邵名震陈述：其本人目前在北京，无法前来下城法院开庭应诉，故委托公司员工代理出庭。执行局周利峰法官提出鉴于百汇公司欠洪华、开明公司欠百汇公司债务均未清偿，该两案均在下城法院执行中，可由开明公司直接向洪华进行清偿；其本人觉得这个和解方案可行，故与洪华的代理律师进行协商沟通后，在周利峰法官主持下签订了《和解协议》。其本人与洪华此前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和解协议》签订时，他们承诺要申请对开明公司查封的财产进行解封，但至今未进行解封，其本人认为该《和解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法院必须对其保全的财产进行解封，故认为《和解协议》存在诱导的性质。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乙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息；（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和解协议》系三方当事人洪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经过自愿协商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合同效力应当予以尊重。原告胡庆余堂公司主张三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事实，百汇公司与开明公司均予以否认，原告亦未予以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开明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名震提出《和解协议》生效前提是法院解除对其全部保全财产的查封措施，而事后其财产未获解封，故认为《和解协议》未生效，《和解协议》存在欺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解协议》签订后，执行法官已告知邵名震对开明公司的部分财产进行解封，邵名震未提出异议，且《和解协议》未约定将解封行为作为协议的生效要件，故对于开明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百汇公司曾将其对开明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恒丰公司的事实一节。有关认定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恒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法律效力的判决已被裁定撤销，恒丰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亦未获准许，故恒丰公司是否已取得案涉债权至今未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本院对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亦不作评判。即使该转让协议属实，就案涉《和解协议》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而言，产生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问题，而无法以该事实作为直接评判合同效力的依据。此外，有关本院（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执行两案裁定执行程序终结的事实，并不导致相关执行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实质意义上的消灭，亦不影响因此达成的《和解协议》效力。综上，原告胡庆余堂公司主张《和解协议》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第三者利益以及本案应参照破产法上单独清偿行为无效原则进行裁判而认定案涉《和解协议》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员  陈 丹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董一涵 ?*ArabicDash?-14-? ?*ArabicDash?-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