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0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永，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邓继，贵州伍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贵州伍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邦林，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华，贵州讼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榕，贵州讼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青海，男，1974年9月18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诉人宋永因与被上诉人宋邦林、张青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宋永上诉请求本院依法撤销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案由定性错误，且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本案依法定性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撤销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案由定性错误，本案立案案由为健康权纠纷，后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但经过庭审举质证可知，本案上诉人及所有参加帮助被上诉人宋邦林埋坟的人员都没有收取劳动报酬或者相应的劳务款，本案案由应定性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1）本案无论从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还是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其证人证言都可以证实：关于上诉人及其他人员当天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帮被上诉人宋邦林埋坟，上诉人认为，就本案来说，所有人员就埋坟事宜并未收取一分钱的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宋邦林支付300元款项给上诉人”，故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上诉人认为，该认定无事实根据且无客观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陈述看见支付300元的证人均属于被上诉人一方的朋友及亲戚，在农村地方，帮忙的人员不是自身好友就是亲戚或者近邻，但本案原告户籍地系××街道办事处××村的，与被上诉人完全是两个地方的人，上诉人与以上证人等人员完全不认识，被上诉人宋邦林并没有提供300元转账，微信等记录予以证实，仅凭与被上诉人一方的证人不能直接认定。在被上诉人出庭证人方某，虽然证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之列，但证人无一例外均是属于被上诉人的朋友，且与上诉人不熟悉，证人证言所证实支付款项的内容完全违背事实，属于相互串通后所作，证人证言本身虚假。依法不应采信。关于虚假作证的内容及证人之间及与被上诉人之间相互串通的内容，上诉人已调取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因该部分证据存于政府部门，上诉人一审开庭前没能调阅，后上诉人在开庭后及时调取并交给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并未收取，该证据上诉人将在二审予以提交。（2）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有支付300元款项行为，该支付行为涉及的事宜仅仅是借车，该行为并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义务帮工关系的建立，除车子以外的人员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青海均是属于义务帮工的范畴，本案所有人员也并未收取报酬，出借车子帮忙拉运埋坟工具必定会产生油耗及车子损耗，就算支付相应款项，该支付行为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邦林之间形成的帮工关系也无任何影响，与上诉人无偿帮被上诉人宋邦林埋坟的事实也没有关联性。（3）一审法院忽视了整个埋坟事宜的整体性，且故意割裂案件关键事实，将张青海开车行为单独认定为宋永请其开车，完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张青海事发当天聚集该地完全是帮忙被上诉人完成埋坟事宜，除此之外，无其他任何目的。其次，发生事故的车辆系被上诉人宋邦林向宋永借来帮忙运输埋坟工具或人员，来回途中，二被上诉人均在该车辆上，且来去的路上均是被上诉人张青海开车，由此可知，该车辆此时管理及收益或者该车辆的任务系为被上诉人宋邦林运输埋坟工具或人员，而不是单独的宋永的运输工具，一审法院如要认定系上诉人请张青海开车，必须否认以下事实，一是宋邦林没有向宋永借车的事实、二是该车辆仅有宋永一人乘坐的事实、三是发生事故之时宋永及张青海已经完成了埋坟事宜也即是收尾工作已经完成。如以上事实不能否认，那么一审法院认定宋永与张青海之间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完全无事实根据更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还处于上诉人帮工期间，该期间发生损害应由被上诉人宋邦林承担。上诉人在此需要向二审法院说明一个事实:本案二被上诉人系亲老表关系，且属于共同被告，基于共同诉讼地位及本身关系，其本身陈述立场具有一致性，请法庭予以审查该环节。其三、众所周知、埋坟事宜包含了一系列的事项工作，可分为埋坟前的准备工作，埋坟中的具体事宜，埋好坟后的收尾工作。按照风俗习惯，只有主人家或者很亲近的亲戚才参与善后事宜的收尾工作，其他人员基本提前走。因本案二被上诉人系直接的亲老表关系，故善后事宜均是该二人具体安排，从二被上诉人来回都是在发生事故的车辆上的事实可看出该问题。但一审法院不听闻该事实，主观臆断认定张青海为宋永义务帮工，该认定违背本案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审查并依法纠正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事实，查明涉案车辆事发当天其管理使用、收益等权利系为何人享有，是否系被上诉人宋邦林管理使用涉案车辆，如该车辆此时管理收益权利属于被上诉人宋邦林，无论何人开涉案车辆，其被帮工的对象均是宋邦林本人，而不是上诉人宋永，上诉人在此过程中受伤，作为被帮工人的一方宋邦林应依法承担被帮工人的赔偿责任。（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据此可知，本案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构成帮工关系，张青海系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导致另一个帮工人也即是上诉人受伤，张青海系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单方事故导致上诉人等人受伤，帮工人张青海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青海应与被帮工人宋邦林连带承担赔偿上诉人的法定责任。（5）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该纠纷当中也包括了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在里面，且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来说，本案事故系单方事故，上诉人系乘坐人员，被上诉人张青海系该车辆的驾驶人、控制人、此时车辆的管理人。且张青海具备多年的驾驶经验，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执照，此时车辆的所有操作及指令均在于驾驶人张青海。按照张青海及宋邦林陈述，此时，上诉人已经酒醉，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更不具备判断或驾驶车辆的能力，此时，作为驾驶人的张青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权利、有能力、有资格、有意识的独立驾驶涉案车辆，且应依法保证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但之后却在自身驾驶过程中导致车辆翻车酿成事故，其本身具有全部责任。（6）一审认定上诉人对张青海说需要溜坡启动，并随后将排挡杆放在三挡的认定违背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日常生活规律，首先，就日常生活认知来说，所有车辆起步都必须是一档起步，就连二挡起步的，基本没有没更别说三挡，二被上诉人异口同声的该说法违背日常驾驶认知的一般规律。其次、关于一审认定系上诉人挂挡，导致张青海松开手刹造成事故违背客观事实，一审仅凭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认定档位系上诉人挂的档位，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一是与被上诉人一方具有较亲或较好的关系，其陈述本身有问题，且本案证人也不担心伪证事宜，因事发之时只有上诉人一人在涉案车上，无法考证。但无论怎么样，作为驾驶人的张青海，是非常清楚事故发生路段有急弯，且坡度较陡，车辆此时会有何种风险、任何时候起步都只能有一档等基本常识。如连以上基本情况都不清楚，本身就具有直接重大过错，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按照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认定规则，作为乘坐车辆的上诉人来说，无法把控车辆行驶，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完全违背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判决判非所诉，判超诉求，剥夺上诉人车子损失的诉权，且违背审判中立原则，属于重大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审查。1、关于判非所述问题，本案原告起诉及变更的项目总计只有167080.88元，该起诉项目未包括80479.46元的医疗费，但一审将该费用纳入原告起诉金额当中，属于不当。2、关于上诉人车辆的修复费用，本案当中，上诉人并未主张，但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直接以上诉人未提交车辆损坏的赔偿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依法另案起诉的权利，属于判超诉求。3、整个一审开庭及之后的调解，一审法院法官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或相应请求不管不问，且主管割裂案件事实，其行为违背审判中立原则。原告宋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发生事故造成的各项费用20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鉴定结论出具后，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赔偿各项费用167080.88元（其中医疗费凭发票处理、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误工费30960元、护理费1548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75820.8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2700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交通费1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720.08元）。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18日，被告宋邦林邀请原告宋永、被告张青海帮忙其到地名为“纳雍县居仁街道办事处良丰社区小尖山”处埋坟。当天中午在餐馆吃饭时，帮忙宋邦林的武某问宋邦林是否有车拉工具，原告宋永说自己有一辆长安牌面包车可以拉，被告宋邦林说：“找谁都要开钱。”就拿了300元钱给原告宋永。原告宋永就回去开面包车，随后被告宋邦林和张青海也上了原告开来的面包车。在从坟山上准备回来时，因原告宋永喝酒醉了不能开车，就请张青海帮忙其开车，原告坐在副驾驶，宋邦林和王荣华坐在后排。在发动车子时，因车子不能发动，原告对张青海说“挂三档溜坡发动”，随后其就将档杆挂进三档，被告张青海在操作过程中，造成原告宋永受伤的单方交通事故。该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向纳雍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报警。原告被送往纳雍县人民医院治疗，由于伤势严重，于当晚转到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支付住院医疗费78529.59元；在纳雍县人民医院支付2224.43元和120出诊费3000元，共计支出费用83754元。所受伤经医院诊断为：1.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损伤（ＡＳＩＡＢ级）;2.左额顶部头皮挫裂伤清创缝合术后；3.左侧额顶部头皮血肿；4.尘肺？后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所受损伤评定为：1.宋永因交通事故致面部皮肤软组织裂伤遗留条状瘢痕属十级伤残；2.宋永因颈脊髓损伤行脊柱内固定术后属十级伤残，外伤参与度约为50%-70%。后续治疗费评定为10000-12000元；3.误工期为120-180日，护理期评定为60-90日，营养期评定为60-90日。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只投保了交强险限额12.2万元，所受伤人员均系该车辆车上人员。原告受伤后，被告宋邦林为原告宋永支付医疗费85774.43元（其中有2020.41元是预交款退回在原告之女宋玉琴的银行卡上）。原告宋永共有五兄弟姊妹，其父亲宋洪兴于1949年11月1日出生，母亲张先珍于1951年1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纳雍县。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如何定性的问题。本案的立案案由为健康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车主）在道路以外的地方将车辆交给他人通行时不慎发生交通事故，致其人身损害，案件性质应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关于原告宋永与被告宋邦林之间形成的是义务帮工还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的问题。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需要，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个人之间劳务关系通常表现为自然人之间为完成某项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于自然人之间关于劳务关系的约定或事实行为，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劳务关系，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综上，本案中虽然开始是宋邦林请原告宋永来帮忙，但在谈到要用面包车运输所用工具时，原告宋永收受了被告宋邦林给付的三百元钱，应认定原告宋永与被告宋邦林之间形成的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告宋永酒醉后在车上说“将车辆排档杆挂进三档溜坡发动”，被告宋邦林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考虑预见到原告的违规操作行为会出现安全事故而未予及时制止，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被告宋邦林在本案中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依照前述法律规定，本案原告宋永酒醉后请被告张青海帮其开车，在车辆不能发动时，对被告张青海说“将车辆排档杆挂进三档溜坡发动”，随即自己将车辆排档杆挂进三档，导致张青海松开刹车后车辆滑行发生单方事故，其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即7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体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张青海在原告宋永喝酒醉后请其帮忙开车，虽然是无偿帮工，本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其在操作过程中，原告对其说将车辆档杆挂进三档溜坡启动，作为一名持有合法驾驶资格证的驾驶人员，明知此操作可能存在危险，理应及时制止，然而自己在原告将车辆排档杆挂进三档后，却松开刹车让车辆往前滑行，导致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为此，被告张青海自身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其在本案中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赔偿费用如何计算的问题。1.医疗费：以医疗发票注明的为准，金额为83754.02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14天，按贵州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100元/天计算，为100元/天×14天=1400元，予以支持。3.误工费:原告主张按其从事建筑业62684元/365×180天计算共3096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是从事建筑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酌情按贵州省上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8568元/年计算，误工期经鉴定机构评定为120-180日，取中间值为150日，计算为38568元/365天×150天＝15849.86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护理费:原告主张按农林牧业标准计算62684元/365×90天共15480元，酌情按贵州省上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8568元/年计算，护理期经鉴定机构评定为60-90日，取中间值为75天，计算为38568元/365天×75天＝7924.93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营养费：原告主张按100元/天计算，被告宋邦林认为标准过高，要求按50元/天计算，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及原告伤情，原审法院采信被告宋邦林的意见按50元/天计算，营养期经鉴定机构评定为60-90日，取中间值为75天，即为50元/天×75天=375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残疾赔偿金：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1592元/年×20年×11%=69502.4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7.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元，结合原告伤情和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过错责任，酌情支持2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8.鉴定费已实际产生并有票据为凭，应按其请求予以支持2700元；9.后续治疗费鉴定意见为11000元至12000元，原审法院酌情认定11500元；10.交通费，原告主张1000元，虽提供了7张交通费票据共331元，虽然有的票据未载明乘车时间及乘车地点，无法认定是否是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但鉴于原告到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事实，从其住所地到贵阳往返期间应当产生交通费，故原审法院支持其提交的票据；11.对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原告已构成伤残，属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付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需要扶养的人为其父亲宋洪兴和其母亲张先珍，事故发生时其父亲已年满69周岁,母亲年满67周岁，共同育有5个子女。其父亲需要扶养年限为11年，按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0788元/年计算，即为20788元/年×11年÷5人×11%=5031.69元，其母亲张先珍需要扶养年限为13年，即为20788元/年×13年÷5人×11%=5945.37元，超过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其车辆损害的诉求,因原告未提交车辆损害的赔偿依据，故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残疾赔偿金，故原告残疾赔偿金为69502.4元+5031.69元+5945.37=80479.46元。上列十一项损失共计209689.27元，其中原告宋永承担份额209689.27元×70%=146782.49元；被告宋邦林承担份额209689.27元×10%=20968.93元（从其为原告支付的医疗费中予以扣除）；被告张青海承担份额为209689.27元×20%=41937.8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宋邦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宋永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鉴定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0968.93元;二、张青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宋永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鉴定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41937.85元；三、驳回宋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宋永承担487元和保全费1520元，由宋邦林承担55元，由张青海承担108元。二审诉讼中，宋永举示承诺书、身份证、现场图片，证明证人武某、宋某1及张青海、宋邦林所作陈述及证人证言均为虚假，事发之时且张青海及宋邦林为减轻自身应付的赔偿责任，将宋永受伤事宜私自制作承诺书，意图骗取国家医疗保险费用，其行为直接违法，同时也证明证人与张青海、宋邦林等人相互串通，其证人证言及陈述不应作为本案证据。宋邦林、张青海质证意见：承诺书是宋永自己同意的，真实原因是想要去报销合作医疗保险；宋永称该份承诺书是虚假承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宋永的举证目的。本院审查认为宋永所举该证据与待证事实关联性不大，本院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一、如何确认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二、如何确认宋邦林、张青海、宋永在涉案事故中的赔偿责任及赔偿费用；三、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判非所。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宋永陈述其提供车子给宋邦林系无偿帮工；而宋邦林则称其支付了宋永300元报酬由宋永为其拖运工具，宋永的陈述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而宋邦林的陈述有证人武某、宋某2、宋某3等人的证言相印证，故宋邦林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宋永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定宋邦林支付宋永300无款项后，宋永为宋邦林拖运工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宋永上诉称其提供车辆系为宋邦林无偿帮工缺乏充分证据及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宋永与宋邦林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后，因喝了酒后不能驾车便请张青海帮其开车，张青海与宋永之间形成了无偿帮工关系。宋永否定与张青海之间因驾车事宜形成的帮工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宋永所受伤害系因车辆在道路运行过程中所引起的事故，宋永基于交通事故中所受伤害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宋永上诉称本案应定为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宋邦林向宋永支付了运输费用后，宋永为宋邦林运送工具，同时也运送宋邦林等人。宋永收取了运输费用，有义务将宋邦林等人安全运送到目的地，运输过程中的车辆运行安全责任在宋永一方而非宋邦林。宋永因喝酒不能驾车，张青海无偿帮其驾车，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宋永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原审判决被帮工人宋永对其所受伤害承担70%的责任，由帮工人张青海承担20%的赔偿责任，由宋帮林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未损害宋永的利益，一审判决所确认的各项赔偿费用亦符合法律规定，宋永没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推翻该判决，其上诉请求由宋邦林、张青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查明宋永所受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用损失是确认宋帮林、张青海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宋永上诉称其起诉赔偿项目中未包括医疗费80479.46元，一审法院将医疗费用纳入处理属判非所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车辆修复费用问题，经查，宋永确实未主张该项权利，一审判决说理中称对宋永主张赔偿车辆损害的诉求不予支持确属判非所诉，存在瑕疵，本院对此予以撤销。对车辆修复费用问题，宋永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宋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宋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