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6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兰溪大鑫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城郊西路17号。 法定代表人：罗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学，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戚埭村9组。 法定代表人：包瑞峰，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瑞峰，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包瑞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廷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兰溪大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鑫公司）与上诉人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祥公司）、包瑞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大鑫公司的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国祥公司和包瑞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剔除了加工辅料铜圈、衬板和包装材料纸箱、衬板、胶袋等相关费用，不作为加工费用，与相关事实不符，与订单及相关举证的邮件不符，其应作为加工费部分列入。具体理由如下：（1）大鑫公司对已开票部分计加工费1698160.06元事实无异议，但对未开票部分加工费342243.53元是有异议的。生产辅料铜圈、衬及包装材料纸箱、衬、胶袋均应是由国祥公司提供。若没有提供，则加工费核价须增加铜圈、衬及纸箱、衬板、胶袋的成本（大鑫厂批138-150就提高加工费价格，将上述相关费用列入成本）。上述大鑫厂批订单提高加工费加工事实，有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第11组证据，即2014年7月8日邮件及附件打印件（国祥公司也提供该邮件证据并确认）。大鑫厂批138之前订单加工价格未含铜圈、衬及纸箱、衬板、胶袋的成本，故生产辅料及包装材料应由国祥公司提供。加工费核算应包含国祥公司未结算上诉人的有：包装材料纸箱、衬板金额43528.82元，生产辅料铜圈、衬金额计21246元、胶袋差额计1538.95元。以上数据均按已确认的付款装箱单送货数量核算。（2）根据大鑫公司一审提供第15组证据，即2010年12月9日15：32分滕大方发送给罗超，抄送倪向明的电子邮件，明确纸箱、衬板由大鑫公司安排，发票开给金山由金山付款。（3）根据大鑫公司一审提供第16组证据，即2013年11月20日、11月22日、12月9日、12月11日、12月24日、12月31日由倪向明发给包瑞峰、滕大方、罗超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及附件打印件，可以证明大鑫厂批138-150加工订单中加工费重新核价后包含纸箱、衬板等成本，由大鑫公司提供，大鑫公司为国祥公司加工的订单的加工价格包含纸箱、衬板、胶袋及运费。（4）根据大鑫公司一审提供的第5组证据，在外贸公司小许、罗超、倪向明等邮件中明确，从大鑫厂批138起，无纺衬、胶袋、纸箱、衬板、运费由罗超（上诉人）自付，加工费单价增加无纺衬、胶袋、纸箱、衬板、运费等成本。（5）大鑫公司一审提供第12组证据即纸箱、衬板核对单，虽然是单方制作，但该表均与大鑫公司提供的第5组证据已发货但加工费未结算的国祥公司加工订单打印件、送货清单打印件、付款装箱单打印件、开票合同打印件和USD发票打印件及相关邮件打印件、送货清单打印件、生产订单打印件相关出货明细箱数数据完全一一对应。（6）关于铜圈、腰衬金额21246元，应列入未结算加工费。其理由为，依国祥公司提供第6组证据，结合2013年7月23日滕大方发给罗超、倪向明及小褚的邮件，可充分证明PO#13365、PO#13379加工订单铜圈、腰衬未结算，并明确“如尚未开，请大鑫这次结账时开掉”，可间接证明同期铜圈、衬的价格及若未开票可以开票结算了。另大鑫厂批67（加工订单PO#062012F）仅结算了加工费，根本没有结算PVC腰衬（核价为0.2元/条）。（7）一审判决认为未开票加工费金额合计为342243.53元，明显与上诉人实际未开票加工费金额（按付款装箱单交货数据核算，不包含铜圈、腰衬、纸箱、衬板、胶袋）不符，应为367802.19元。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生产订单、加工订单、送货清单及相应订单的付款装箱单打印件，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2014年7月8日电子邮件及附件（对账单）打印件，可以充分证明在不含铜圈、腰衬、纸箱、衬板、胶袋成本下，上诉人未开票加工费应为367802.19元，而不是342243.53元。（二）关于大鑫公司为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及兰溪瑞达物流有限公司垫付运费部分，国祥公司应依法承担，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其理由：1、国祥公司拖欠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运费29845.50元，该笔债权已在2018年12月9日合法转让。上诉人在一审提供2015年2月12日由国祥公司寄大鑫公司的国祥公司与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的付款协议，明确拖欠其运费的金额为29845元，并明确在2015年6月30日支付29845元，逾期支付必须得到乙方书面确认，否则将向乙方（通达公司）支付利息，年息12%，按月计息，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若国祥公司不及时支付，愿支付延期期间利息，年息12%，按月计算。故一审判决认为通达公司运输费用29845元的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7年6月30日，与事实不符。大鑫公司依法通知国祥公司，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国祥公司认为上诉人未依法通知债权转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该笔29845元运费己过诉讼时效，与民法总则及相关规定不符。退一万步讲，即使债权转让未通知，但本案国祥公司积极应诉，在法律上也视为债权转让通知，视为该笔债权已转让给上诉人。2、国祥公司拖欠兰溪市瑞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费32857.50元，这笔债权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兰溪市瑞达物流有限公司已依法将该笔债权转让上诉人，理由：（1）根据2013年10月28日包瑞峰、滕大方发送罗超的电子邮件打印件，滕大方发邮件“包厂长，你好！经与罗超经理协调，2012年的运费，按照32857.50元结算，扣除多余的部分，请将汇票开出，抬头为兰溪瑞达公司，汇票寄兰溪大鑫纺织有限公司，由大鑫与瑞达结算”。这里明确国祥公司开汇票给兰溪瑞达公司，金额为32857.50元，汇票寄给兰溪大鑫公司，由大鑫公司与瑞达公司结算，故国祥公司欠瑞达公司2012年运费32857.50元事实十分明确的，同时明确由大鑫公司与瑞达公司结算。（2）结合2015年2月12日的两份《付款协议》，明确国祥公司延期支付须经过乙方书面确认，否则延期支付将向乙方支付利息，年息12%，按月计算。结合上诉人2017年1月25日寄给国祥公司的催款通知，故不存在国祥公司及一审法院所认为超过诉讼时效。（3）兰溪市瑞达物流有限公司己将该笔运费债权合法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已现金支付给瑞达公司，国祥公司也认可由诉人与瑞达结算。故上诉人为该笔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且未过诉讼时效。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对国祥公司拖欠上诉人加工费没有依法正确认定，认定过少，没有将国祥公司应当支付的铜圈、腰衬、纸箱、衬板、胶袋等费用列入本单相应加工订单下的拖欠加工费用，明显与事实不符。另外，将应由国祥公司支付上诉人的运费60360元，认为超过诉讼时效，认为债权转让未经国祥公司认可，显然与查明事实不符。2018年8月3日在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庭审中，国祥公司称大鑫公司已开发票的加工款都己付清，他们己经和通达、瑞达两家公司直接处理这两笔运费了，但后来查明这两家公司和国祥公司均未有联系，也没有收到过国祥公司的付款，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国祥公司是在恶意拖欠。 国祥公司和包瑞峰辩称：不同意大鑫公司的上诉意见，理由如下：一、1、关于大鑫公司要求增加铜圈、衬板、纸箱、胶带和多开发票的差额，我方是不同意。关于大鑫公司提供的第11组证据，我方也提供过，大鑫公司也提供过，但大鑫公司只提供了一页，即选择性地提供证据。2、邮件是在2014年7月8日发送，上海德利衡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9日，相关社保信息可以证明发送邮件的人从2013年1月1日就不是国祥公司的员工。社保已经从国祥公司转到上海德利衡进出口有限公司，这份邮件是德利衡公司与大鑫公司的邮件往来。告知国祥公司的目的是证明大鑫公司曾经多开了61807.56元。3、即便大鑫公司所说的7月8日的邮件债权成立，大鑫公司应该在2016年7月7日前起诉，丧失了诉讼时效。4、2010年12月9日发给罗超的邮件实际上是注册香港的福源纺织中国有限公司，滕大方是代表该公司发的邮件。“我已经和金山工厂”，这里的金山工厂实际上是福园纺织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双方发生的业务可以看，国祥公司是从2011年3月份建立，这份邮件是与本案无关的。该份邮件是针对1到9号厂批的邮件，本案所发生的业务是牵涉到第10批到100批的业务。1到9号的厂批业务发票都是开给福园纺织品（上海）有限公司，跟国祥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二、大鑫公司所提到的第11组证据所涉邮件是收到的，但这份邮件恰恰可以证明大鑫公司收取的费用包含衬板、胶带、纸箱及加工费，其中一个订单还包括了运费，所以这是大鑫公司打包的价格，既然打包了，大鑫公司另外结算没有依据。2013年1月1日发送的邮件不是国祥公司的员工，与国祥公司无关。即便按照这份邮件所主张的债权成立，应该在2015年12月31日前起诉，目前也已经丧失了诉讼时效。三、大鑫公司上诉所提及的第3组证据，我方是不认可的。这组邮件可以证明大鑫公司收取的费用包含衬板、胶带、纸箱及加工费。四、关于大鑫公司提供的第5组证据，订单是福源公司发出的，不是国祥公司发出的，订单在一审中存在翻译单位翻译错误的情况，这个单位是不存在的。大鑫公司提供的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国祥公司的合同上，国祥公司未盖章，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关于第5组证据，发送邮件的人不是国祥公司的员工，所以这些往来邮件与国祥公司无关。退一万步讲，即便大鑫公司认为可以证明已供货的事实，根据这些订单，可以看到供货是在2013年12月前，如果大鑫公司要主张债权，应该在2015年12月31日前起诉，目前已经丧失诉讼时效。五、大鑫公司一审提交的第12组证据也不能证明债权存在，这仅仅是大鑫公司单方制作的出货表格。国祥公司也不是收件人，如果已经出货，大鑫公司应该有送货证据证明，大鑫公司是没有能够证明的。退一步，计划表格出货时间是2013年1月到12月，如果大鑫公司根据该表格主张债权，也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主张，目前已经丧失诉讼时效。六、关于大鑫公司主张的辅料、铜圈、腰衬21246元的问题。2015年2月12日的《付款协议》是双方最终的结算协议，只结算加工款不结辅料款，不符合贸易常规，大鑫公司根据相关邮件主张的权利，邮件发送人已不是国祥公司员工，即便大鑫公司以这些邮件主张债权，说明在2013年已供辅料应该在2015年12月31日起诉，目前也已经丧失诉讼时效。七、《民法总则》实施前是诉讼时效为两年，2013年12月28日包瑞峰与滕大方往来邮件中确认运费32857.50元，在大鑫公司在2018年12月9日受让债权时，该笔运费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这些事实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国祥公司和包瑞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大鑫公司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大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大鑫公司已出货未开票结算的加工订单不是为国祥公司所加工，双方之间未形成加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加工费共计578942.90元。该数额如何组成？从一审判决中无法解读，也与大鑫公司一审诉求组成不一致，对此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国祥公司目前实欠大鑫公司加工款119427.41元未付。201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付款协议》，“经财务核对，双方确认甲方欠乙方的加工费合额为人民币235660.29元。”该协议是双方全部业务的最终结算，因为该协议经过双方财务核对，大鑫公司既然作为证据提供，无权选择性使用，且大鑫公司在（2018）沪0116民初7995号案件《起诉状》中也作出同样表述。2015年2月15日当日，国祥公司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向大鑫公司支付货款3万元。在此，国祥公司应欠加工款为205660.29元。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国祥公司重新找出结算凭证，发现大鑫公司己开出的发票总金额为1645695.86元，截止目前己付款为1464460.89元，扣除多开发票金额61807.56元后，上诉人实欠大鑫公司加工款余额为119427.41元。（二）大鑫公司一审提供涉案订单的形式要件与国祥公司无关。1、从订单的形式看，涉案订单是福源纺织（中国）有限公司的订单，不是国祥公司发出的订单。2、所有加工价格，均由外贸公司同大鑫公司协商，国祥公司从没有参与洽谈过加工价格。3、国祥公司确认过的订单，均要求大鑫公司在开出的发票上注明订单号，国祥公司仅收取自己确认过的与订单金额相符的发票、承担与发票金额对应的付款义务。而所有的付款时间均服从外贸公司的邮件安排，并在自己收到相关款项后再支付给大鑫公司。4、大鑫公司所提供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都是开具给福源纺织（中国）有限公司的，从没有开给国祥公司。装箱单上亦注明了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出的发票号，证明该等批次加工、出口业务与国祥公司无关。5、所有货均送到金山区××巷镇××路××号，这是福园家纺（上海）有限公司的地址，不是国祥公司的经营地址。综上，大鑫公司所提供未结算涉案订单的形式要件与国祥公司无关。（三）国祥公司不认可大鑫公司提出的已开票未结的加工款302293.13元。1、“2013-2014年己开票未结算国祥加工订单”为大鑫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2、订单为福源公司发出，不是国祥公司发出。3、国祥公司从未收到送货清单及该清单项下的加工货物。（四）国祥公司不认可大鑫公司提出的订单中己发货但加工费用未结算的加工款367802.19元。社保关系挂靠在国祥公司处的人员在相关单据上的签名，是履行福园家纺（上海）有限公司在金山区××巷镇××路××号的业务。退一万步讲，即便大鑫公司有证据证明供货事实，其供货时间在2013年12月前，若大鑫公司主张此项债权没有收回，大鑫公司应在2015年2月12日前结算或在2015年12月31日前起诉。尽管大鑫公司在2018年7月12日曾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在该起诉当时就己经丧失诉讼时效，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五）不认可大鑫公司提出的2013年3月前加工费己开票结算但辅料未开票结算的货款66309.77元。1、2015年2月12日付款协议只结算2013年度加工费，不结算当年度辅料款，不符合贸易结算常规。2、即便大鑫公司有提供辅料，其供货时间应在2013年3月前。若国祥公司有送货事实并主张此项债权没有收回，应在2015年3月30日前起诉，目前早己经丧失诉讼时效，依法不受保护。二、包瑞峰个人财产没有同“国祥公司”财产混同，包瑞峰不承担连带责任。工商资料表明，国祥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28日），国祥公司是一家出资者为2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大鑫公司以涉案债务确认之时〈2015年2月12日〉“国祥公司”登记股东是包瑞峰一人为由，大鑫公司诉求包瑞峰个人对在2013年-2014年期间国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不符合工商登记资料，也没有财产混同和资金混同的证据。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大鑫公司主张财产混同，应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国祥公司目前为一人公司的证据，不能因诉求包瑞峰个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挑选一个“国祥公司属于一人公司期间的时间段”，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大鑫公司无权以一个自行选择的时间段追究包瑞峰个人的连带责任。证据材料表明，“国祥公司”没有虚假出资，其出资是到位的，股东包瑞峰从未抽逃注册资金，公司有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有独立的财务报表，账目真实完整，股东包瑞峰的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公司财务支付明晰，公司有独立的营业场所，现有证据可以清楚证明财产没有混同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否认包瑞峰所作抗辩的情况下，仅以“但现包瑞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国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其个人财产独立与公司财产”作为理由，作出由包瑞峰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一审判决，这是错误。 大鑫公司辩称：请求二审驳回国祥公司、包瑞峰的诉请，理由如下：一、国祥公司、包瑞峰认为目前实欠加工款119427.41元未付，完全是单方主观臆测，其原因有四：第一，2015年2月12日的《付款协议》是国祥公司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除手写及盖章签字外，其他所有内容均与大鑫公司在一审提供的国祥公司与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的《付款协议》一致。2015年2月12日的《付款协议》未经双方财务核对，大鑫公司也根本没有在协议上盖章确认，故国祥公司、包瑞峰称“经财务核对，双方确认甲方欠乙方的加工费金额为人民币235660.29元”，并想当然认为该付款协议是双方全部业务的最终结算，完全不能成立。该协议是国祥公司单方邮寄大鑫公司，大鑫公司明确该金额是错误的，就是大鑫公司已开具发票中扣除已支付部分，该金额也是不存在的，更何况大鑫公司提供了大量已加工订单但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加工款、材料款以及与相关外贸订单加工、生产业务中相关往来电子邮件打印件。另外，大鑫公司在上海金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中，也明确该协议仅是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未付部分（实际上该金额也是不准确），但没有将计30多万元系未开票部分加工订单。但国祥公司、包瑞峰为了逃避支付义务，断章取义，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国祥公司、包瑞峰称共开具加工费增值税发票是1645695.86元及其已付款1464460.89元，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提出多开发票金额61807.56元，但所列订单均非大鑫公司的加工订单。国祥公司、包瑞峰称应扣除该多开发票金额61807.562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国祥公司、包瑞峰对2014年7月8日邮件及附件打印件无异议，而该份核对单可以充分证明除已加工订单开具发票外，国祥公司工作人员小褚（褚云英）提供还有17个订单根本没有开票，但大鑫公司已经完成相应订单加工并交付成品义务，其中包括厂批144号中利用大鑫公司自有原材料加工生产的订单（按成品价计货款）计13069.76元。第四，根据2013年11月20日、11月22日、12月9日、12月11日、12月24日、12月31日由倪向明发给包瑞峰、滕大方、罗超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及附件打印件，可以充分证明厂批140、141、142、144均为大鑫公司加工订单。二、国祥公司认为大鑫公司提供所涉订单形式要件与其无关，这完全单方之辞：（1）根据2015年1月27日会议纪要，可以证明福源纺织品（中国）有限公司是滕大方、包瑞峰与国祥公司共同经营。自2010年10月重新开始经营生产福源公司外贸订单，大鑫公司加工的订单，根本无需国祥公司另外确认，滕大方、倪向明本身参与经营国祥公司（指福源纺织品（中国）有限公司）的订单所有生产事宜。（2）关于送货地址。根据大鑫公司提供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订单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付款装箱电子邮件及送货通知，可充分证明大鑫公司送货至上海金山区××巷镇××路××号，就是国祥公司的经营处所。送货方式除装箱（至金山）、装柜、装船、空运、拼柜等，故送货地址不仅仅至金山。大鑫公司送货地址、送货数量由吴越与罗超、国祥公司之间等发送送货通知的邮件及付款装箱单可以相互印证。（3）大鑫公司已全部按每船付款装箱单完成相应订单加工义务，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按付款装箱单及买卖合同指示国祥公司按生产订单价格开具增值税发票，国祥公司已经收到大鑫公司所有订单。三、关于本案加工费结算的诉讼时效问题。1、从大鑫公司为国祥公司加工窗帘第一个加工厂批至最后一个加工厂批150止，其最后一个厂批，其订单下单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交货期为2014年3月5日，由于国祥公司供应面料等问题，大鑫公司最后一批货交付港口时间为2014年5月8日，2014年7月8日，小许发送邮件给包瑞峰、罗超金山对账单，可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绝大部分已加工但未开票未结算厂批生产加工订单详情及结算开票价格。2、国祥公司在2015年2月12日寄给大鑫公司要求核实确认加工费拖欠金额。事实上，由于大鑫公司对已开票未结算加工费都有异议，更不要说对已加工未开票未结算加工费367802.19元、已开票结算单部分铜圈、ＰＶＣ衬辅料款21246元、纸箱、板衬、胶带款45063.77元均有异议。在国祥公司《付款协议》中明确，对已拖欠加工费，除非同意延期支付，否则支付逾期利息。故本案拖欠各项加工费用不存在诉讼时效。3、2017年1月25日，由大鑫公司寄出的催款函及国内邮政回执，可充分证明大鑫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邮寄挂号信给国祥公司，明确“在我司已开发票中，贵司尚欠20余万元，并认为根据我司记录，还有大批货款（实为加工费）我司尚未开票，请安排时间和指定人员与我司对账。”结合2013年10月28日有关兰溪瑞达公司运费结算事实（明确开具汇票，汇票开给大鑫公司，由大鑫公司与兰溪瑞达结算），事实上，该催款函是国祥公司对拖欠所有加工费用（包括开票未结算，未开票也未结算及相关辅料款，包括材料纸箱、衬板、胶袋款及运费）的催款。虽然该催款函打印时间是2017年1月26日，邮寄时间是2017年1月25日，但大鑫公司在打印催款函落款时间，由于疏忽大意，没有记清具体打印催款函日期，但其根本不能否认催款函已邮寄，并由国祥公司冯宝龙（与债权转让通知收款人为同一人）作为收件人签收的事实。四、根据国祥公司不完整的银行流水，从2012年1月14日国祥公司转账给包瑞峰50万元起，至2014年8月27日国祥公司转账给包瑞峰836000元止，共分10次转账，共计资金245万元左右，国祥公司私自转账给包瑞峰巨额资金，有充分理由认为国祥公司与其股东包瑞峰财产严重混同，明显有转移公司财产给包瑞峰个人使用的现象。更何况，自2013年7月6日国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正是由于国祥公司与其股东包瑞峰财产严重混同，包瑞峰一审当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国祥公司打款转账给包瑞峰个人245万余元的理由和目的，故判令包瑞峰对本案拖欠加工费、运费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大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祥公司立即支付加工费706405.10元及逾期利息379208.75元（其中开票未结算金额302293.13元，未结算纸箱、衬板金额43524.82元，未结算铜圈、腰衬金额21246元，未开票加工费金额367802.19元，胶袋差额1538.95元；逾期利息从2014年7月1日按月息1%，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以后仍按此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判令国祥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运费62360元及逾期利息26586.15元（逾期利息从2015年7月1日按月息1%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以后仍按此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两项合计1174560.35元；2、包瑞峰对上述加工费及拖欠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国祥公司和包瑞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9日15时32分，滕大方发送电子邮件给大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超称“我已经和金山工厂商量好了，在开始阶段，你这里主要给金山作加工，我们仍然把订单下给金山，但将货物送到你这里。我们会操作：面料、辅料、胶袋、宣传卡、洗标，这些由金山免费提供，货物送到你这里。你自己安排：纸箱、衬板，这些发票开给金山，由金山付款。兰溪到上海的运输，散货由你安排，发票开给金山；整箱由我们安排，发票直接开给金山。你这里注意要考虑可以集装箱装箱的场地……”，后大鑫公司与国祥公司按照该邮件明确的内容于2011年3月起建立外贸加工业务。现双方因对加工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结算问题产生分歧而诉至该院。另查明，国祥公司于1999年8月5日成立，股东包瑞峰出资60万元，股东蒋火英出资40万元；2013年6月7日股东变更为包瑞峰一人；2017年5月12日股东又变更为包瑞峰、朱引华二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有四个：一、大鑫公司未开票结算的加工订单是否系与国祥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二、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加工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具体金额为多少？三、大鑫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包瑞峰是否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前述2010年12月9日15时32分滕大方发送给罗超的电子邮件明确大鑫公司给国祥公司做加工。该邮件虽不是国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包瑞峰发送给大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超，但结合大鑫公司提供的其他电子邮件、增值税发票及国祥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不难发现此后双方亦是按照该邮件明确的内容进行操作，由大鑫公司为金山公司做加工，加工订单完成后，大鑫公司开发票给国祥公司，国祥公司依据发票进行结算支付大鑫公司相应加工款。一审庭审中国祥公司对大鑫公司已开票部分的加工关系亦予以承认，双方之间就已开票部分的订单形成加工关系已无疑。据此，按照双方长期以来的交易习惯，该院认为大鑫公司已加工完成，并按照要求出货的未开票的订单亦是为国祥公司所加工，双方之间亦形成加工关系。关于焦点二，大鑫公司提出其垫付了部分辅料、纸箱、衬板等费用，故要求国祥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费用，但其就垫付的费用具体金额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退一步讲，大鑫公司陈述纸箱、衬板、辅料、运费等类似费用是由供应商或者运输单位负责开票给国祥公司，再由国祥公司结算给开票单位，故该部分费用应是供应商或者运输单位与国祥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其有证据证明其垫付的具体费用金额，但该垫付行为未得到国祥公司的追认，或者未经债权转让，亦无法向国祥公司要求予以支付。故对其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不予支持。那么，订单加工费本身尚有多少未结算呢？该院查明，所有订单的加工费共计2040403.59元（其中已开票部分计1698160.06元，未开票部分计342243.53元），国祥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大鑫公司共计1461460.69元。大鑫公司称国祥公司支付给大鑫公司的银行转账款中有包含除加工费以外的费用，但对此亦不能进行举证证明，故该院认为在大鑫公司与国祥公司的银行转账往来款中不包含除加工费以外的费用，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加工费共计578942.90元。关于焦点三，就加工费部分的诉讼时效问题，国祥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向大鑫公司出具的《付款协议》载明其就尚欠的加工费进行分期支付，最后一期支付时间为2016年3月30日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故大鑫公司就加工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2016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止。且2018年7月12日大鑫公司就国祥公司尚欠加工费一事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综上，国祥公司提出的大鑫公司对其享有的加工费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就运费部分的诉讼时效问题，国祥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向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出具《付款协议》载明其尚欠兰溪通达运费29845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同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该笔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2017年6月29日止。大鑫公司于2018年12月9日受让该债权时，该债权已经超诉讼时效。另在2013年10月28日包瑞峰与滕大方的邮件往来中，确认国祥公司尚欠兰溪市瑞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32857.50元。同前所述，大鑫公司于2018年12月9日受让该债权时，该债权也已经超诉讼时效，故对国祥公司提出的大鑫公司的该二笔转让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采纳。关于焦点四，本案讼争债务形成期间，国祥公司从二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包瑞峰、蒋火英）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包瑞峰），变更前后的公司主体不变，公司的债权债务延续不变。在国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间，对于债权人主张公司唯一股东包瑞峰对国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包瑞峰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否则承担连带责任。但现包瑞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国祥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责任公司期间，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故其应对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的加工费承担连带责任。另大鑫公司要求国祥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部分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国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鑫公司加工费578942.90元及其逾期利息（自2014年7月1日按月息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包瑞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大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860元，由大鑫公司负担6271元，国祥公司、包瑞峰共同负担9589元。 本案二审期间，大鑫公司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大鑫加工厂批27#、41#、71#、83#、87#加工订单、送货清单、电子邮件、增值税发票、铜圈、腰衬付款发票电子邮件打印件共23页，拟证明：1、大鑫加工厂批29#与厂批41#、71#是同类产品及加工价格，厂批61#PVC衬价格。 2、2013年11月11日电子邮件打印件及大鑫加工143#、137#、146#加工订单电子邮件打印件共6页，拟证明大鑫加工厂批143#价格包括衬板、胶袋、纸箱和运费，另厂批143#与厂批146#是相同产品，价格应按厂批143#调整。 3、2010年12月12日及2010年12月13日电子邮件（调整价格）及纸箱付款专票电子邮件打印件共5页，拟证明加工产品纸箱调整价格及大鑫采购纸箱价格。 4、大鑫加工95#厂批加工订单、送货清单、付款装箱单、电子邮件、增值税发票打印件共5页，拟证明大鑫加工95#厂批计8803.2元未开票结算事实。 5、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国祥公司开具专票共150页（手机照片打印件），拟证明国祥公司为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生产窗帘、开具结算增值税专票的事实。 国祥公司、包瑞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至5与本案缺少关联性。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员工在国祥公司挂靠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之前之后都不是国祥公司的员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这份订单是国祥公司的订单。国祥公司确认过的发票是认可的，其他的发票跟被上诉人是无关。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只是一个出口公司，本案的外贸公司就是福源纺织品（中国）有限公司，之后是上海德利衡进出口有限公司。大鑫公司提供的证据都是单向、单独的证据，证据之间相互缺少关联性，大鑫公司要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 国祥公司和包瑞峰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滕大方、倪向明、孙强、叶俊、李笑筱、许芸芸、吴越的社保信息打印件（来源于上海市人力资源保障自助打印）共7页，拟证明本案中发电子送邮件的人工作开始时间2012年3月23日到2012年12月31日止的事实。 2、业务清单及发票、外贸发票、业务订单复印件一组，拟证明大鑫公司主张的已交货未开发票、未结算的30多万元的加工款是虚构的。 大鑫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滕大方、倪向明等7人在2010年到2015年社保记录，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或者从事外贸业务、管理义务，需要根据其他证据作出判断。本案中，大鑫公司提供滕大方、倪向明与包瑞峰、朱引华四人的会议纪要可以充分证明滕大方、倪向明、包瑞峰与国祥公司、福园家纺（上海）有限公司及福源纺织品（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双方均提供电子邮件可以充分说明滕大方、倪向明一直在国祥公司从事外贸的订单管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没有与原件相核对，不能确认其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国祥公司提供原件核对，但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所有订单号均不是大鑫公司起诉国祥公司和包瑞峰的订单号、厂批号，大鑫公司提供的每个厂批以及每个订单都具有相应的订单号。而订单号跟加工合同、生产订单、送货清单以及付款装箱单、USD发票都相印证，因为订单号是唯一的。所以该组证据根本不能作为本案证据。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如下：一、关于大鑫公司提交的证据：第1、2、3、4组证据系打印件，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真实，该两组证据也不能必然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成立，第5组证据系照片打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真实，不能确认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二、关于国祥公司和包瑞峰提交的证据：根据审查情况，证据1系打印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真实，也不能必然证明国祥公司和包瑞峰主张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和打印件，无原件核查，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真实，该组证据也不符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主张与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问题为以下几点：1、关于国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大鑫公司已出货未开票加工订单的付款责任问题。从审查情况看，大鑫公司与国祥公司根据2010年12月9日滕大方的电子邮件建立起窗帘加工业务，由国祥公司提供相关材料，大鑫公司则根据要求加工窗帘，加工完成后，国祥公司支付大鑫公司加工费，双方一直按照此交易模式进行，期间国祥公司也支付了大鑫公司部分加工款，国祥公司所主张的已出货未开票加工订单均发生在2013年年底之前，最后一笔订单则发生在2013年12月份，结合大鑫公司一审提交的各项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判令国祥公司应当承担大鑫公司已出货未开票的加工订单的付款责任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妥。2、关于国祥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大鑫公司铜圈、衬板、料纸箱、胶袋等相关铺料和包装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大鑫公司主张多笔加工订单未结算铜圈、衬板、纸箱、衬板、胶袋等费用应当由国祥公司承担，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从审查情况看，案涉双方未有辅料铜圈、衬板、纸箱、胶袋等相关费用应当由国祥公司承担的书面约定，而双方的交易从2011年开始直至2014年，在长达两三年的交易过程中，双方对加工费单价是否包含了铜圈、衬及纸箱、衬板、胶袋的费用，不同订单也有不同的约定，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大鑫公司向国祥公司已经开具未结算的发票也仅仅列明加工费，未列明铜圈、衬板、料纸箱、胶袋等费用，因此，根据交易习惯，也不足以证明上述辅料应当由国祥公司承担；仅凭相关案外人的相关邮件亦不足以证明国祥公司应当承担该部分费用，故大鑫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剔除了加工辅料铜圈、衬板和包装材料纸箱、衬板、胶袋等费用，并无明显不妥。3、关于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加工费的金额问题。国祥公司出具的《付款协议》列明的欠款金额并未获得大鑫公司的追认，故仅凭该付款协议不能证明欠款金额，一审法院依据国祥公司实际出货的订单，经过仔细核算，扣减国祥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得出国祥公司尚欠大鑫公司加工费的金额，并无不妥。4、关于大鑫公司要求国祥公司支付加工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大鑫公司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为国祥公司加工货物。在此期间，部分加工款已经结算，但双方未约定剩余加工款的支付时间，故大鑫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国祥公司履行，国祥公司也可以随时向大鑫公司履行。2015年2月12日，国祥公司向大鑫公司出具了《付款协议》，表示愿意于2016年3月30日前支付剩余货款，但国祥公司仅在2015年2月15日支付货款3万元后，未根据其承诺的时间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应当将2016年3月30日理解为国祥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即大鑫公司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故一审将诉讼时效从2016年3月30日起算并无不妥，该笔加工费债权直至2018年7月12日大鑫公司一事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而至2019年2月13日大鑫公司就加工费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该问题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妥。5、关于大鑫公司要求国祥公司支付其垫付运费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国祥公司尚欠兰溪市通达公铁联运服务部29845元运费部分，国祥公司在2015年2月12日向该服务部出具了《付款协议》，承诺尚欠运费将于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但国祥公司显然未根据该承诺支付，应当理解为该时间点为国祥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一审从该时间点起算诉讼时效，并无不当，而该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并无中止、中断事由，至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另就国祥公司尚欠兰溪市瑞达物流有限公司2012年运输费32857.5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已进行分析，合理有据，本院不再赘述。6、关于包瑞峰是否应当与国祥公司对诉争加工款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讼争债务形成期间，国祥公司从二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包瑞峰当时系国祥公司的唯一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包瑞峰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且从国祥公司提交的2011年-2014年银行流水情况来看，国祥公司曾多次多笔向包瑞峰的账户转账，其中：2012年1月14日，国祥公司转账给包瑞峰50万元，2014年8月27日国祥公司转账给包瑞峰83.6万元，可以表明，国祥公司与包瑞峰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混同，故一审判决包瑞峰对诉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大鑫公司和国祥公司、包瑞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90元，由兰溪大鑫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795元；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和包瑞峰负担47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代书记员  祝赫敏 ?*ArabicDash?? ?*ArabicDash?-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