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16718号 原告：王菊萍，女，197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薇，浙江信顺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赵均，男，197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鄞县。 第三人：王招娣，女，197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王菊萍与被告王赵均、第三人王招娣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浙0681民初6412号民事判决。原告王菊萍不服上述判决，遂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后，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浙06民终字269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2日、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菊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薇、被告王赵均、第三人王招娣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因查明王金朵可能对本案讼争财产享有继承权，而其在审理中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故需追加其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后经公告送达，其到庭表示放弃继承，故又通知其退出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菊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因坐落于诸暨市陶朱街道马湖村、登记在王生良户、土地证书号2-1993-16-1107、地号40-09-083、占地面积为122.53平方米房屋及同处房屋用地未经登记但经确权的62.56平方米房屋拆迁所得补偿安置利益享有三分之一份额；2.判令被告王赵均支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240481元，并支付自2012年1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判决被告择定的4套安置房，即红泰小区27幢二单元802室，建筑面积80.91平方米，以及00972号地下储藏室9.1平方米，红泰小区10幢二单元2401室，建筑面积154.92平方米，以及01411地下车库19.8平方米，红泰小区3幢一单元1601室，建筑面积155.76平方米，以及01240号地下车库19.8平方米，红泰小区1幢一单元601室以及02939号地下车位13.75平方米，00001号地下储藏室19.88平方米，原告对上述安置房产权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4.判令被告王赵均支付原告安置房现金回购补助144277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判令被告王赵均支付原告王菊萍超建房屋补偿款、工程奖励、装潢补偿、附属物补偿款项的22%计46174.70元；2、支付土地补偿款中的三分之一计61079.70元；3、支付空号现金回购款、安置房出售所得房款中的三分之一计687680.73元；4、要求确认安置房红泰小区3幢一单元1601室、红泰小区1幢1单元601室的三分之一归原告所有；5、如因房产无法分割，可折算成现金支付。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兄妹关系。2011年12月2日被告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诸暨市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一份，约定安置面积合计575平方米，安置地点：红泰小区，拆迁货币补偿款合计721443元。2018年2月1日，被告择定安置房在红泰小区27幢二单元802室，建筑面积80.91平方米，以及00972号地下储藏室9.1平方米。2018年2月3日被告择定安置房在红泰小区10幢二单元2401室，建筑面积154.92平方米，以及01411地下车库19.8平方米；红泰小区3幢一单元1601室，建筑面积155.76平方米，以及01241号地下车库19.8平方米。2018年2月4日被告择定安置房。2018年2月1日在红泰小区75平方米套型安置房抽签中，被告择到空号，嗣后被告于2018年2月5日与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征收安置房现金回购协议（红泰小区）一份，协议约定给予被告安置房现金回购补助432830元。被征迁房屋是在1993年5月10日在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已登记的建筑占地面积为122.53平方米，在该登记表上地上物类别及权属上写明房屋属王生良（王生良系原、被告父亲）户所有，家庭人口农6。未登记的建筑占地面积62.56平方米的房屋建于1982年6月30日至1986年12月30日期间，经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审定，该用地符合确权条件，同意确权，合计185.09平方米。该185.09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是按照2011年扩建形成的占地面积来计算的，1993年时宅基地面积为122平方米，1999年扩建后有所扩大，2011年“正房”阳台扩建再次扩大占地面积十余平方米。对于诉争房屋即被征迁房屋原告系共有权人之一，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原、被告父亲王生良卒于2009年6月11日，母亲赵夏英卒于2010年7月27日。王生良、赵夏英生前有三个子女，除了原、被告之外，还有养女王招娣。综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起诉来院，望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明确被征收房屋全部是父母遗产，其享有三分之一份额。而且被告主张其出资重建房屋不是事实，原告也承担了父母丧葬费的三分之一。 被告王赵均答辩称：1.双方当事人之父母王生良、赵夏英在1993年以家庭6人口为基础，对1986年前建造完成的五间房屋向政府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取得122.53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2.第三人王招娣1993年1月结婚后离开马湖村，原告1999年5月13日出嫁后离开马湖村，被告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但自1998年上半年起就回家与父母共同生活居住到父母过世。在1999年7月，因原老房年久失修等原因，经与共墙的小婶一家商量，被告与父母将原五间老房中的三间平房拆除后造成二楼半（半层为阁楼），一间拆成道地，一间保留。父母去世后，被告在2010年将原拆成道地的一间房屋重建一楼，2011年加层到三楼，被告在2011年将原保留的一间加二层，改建为三楼。被告在2011年扩建正房三间10.80平方米。3.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关于“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与补偿。”的规定，农村房屋拆迁分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和宅基地补偿两项。原房屋房主为王生良，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原、被告、第三人及祖母、母亲，分割时应根据对财产的贡献大小、财产来源、居住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因讼争房屋在1999年、2010年、2011年作过重建、翻建、改扩建，因此应根据《物权法》、《继承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重新确认房屋归属，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一户一宅”制度、《物权法》“房地一体”原则，第146条“地随房走”原则，先确定房屋所有权人再确定宅基地使用权人。1993年以家庭6人口为基础登记的房屋，到拆迁时仍保留的只有已加建为三楼的一间平房，其他的房屋在拆迁时已全部灭失，如果原告要以家庭共有的角度来主张物权的，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房屋拆除作为事实行为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只有未重建过的南房即一间平房尚属于父母遗产，故原告只能对该未重建过的一间平房主张共有权利。4.如果原告以继承角度来主张物权的。则由于拆迁房屋并非全部属父母遗产：父母去世前重建的三间二楼半房屋属被告与父母共建，系三人共有。父母去世后重建的一间三楼、一间平房上加的二层，都不属父母遗产，都系被告的个人财产。且父母遗产部分的继承按《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应该由被告继承大部分的遗产。5.被告从政府处通过征收补偿获得的拆迁收益，是与被告的居民身份相关的，原告不能对被告具有身份关系而签订的“拆一还一”征收补偿协议中获得分配。按诸暨市房屋征收补偿的规定，由于房屋拆迁时，原告并不具有该村的村民身份，即使原告对被拆迁房屋中有小部分的产权，也只能按全货币的方式获得补偿。故原告对拆迁房屋所占份额的拆迁收益只能按全货币方式计算。原告诉请对被告的全部拆迁收益分割三分之一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与事实及法律不相符，请求贵院依法给予驳回。 第三人王招娣述称：同意被告王赵均的意见，不放弃其应得份额，但不要求在本案中分割出其应得份额。 原告王菊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三人王招娣与被告王赵均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1、土地登记审批表、诸暨县地级调查表，用以证明本案原告王菊萍对案涉的宅基地使用权享有三分之一份额，土地登记表登记日期为1993年5月10日，但是案涉房屋建造时间为1982年至1986年期间，原告王菊萍对案涉宅基地享有三分之一份份额。经质证，被告王赵均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的前身于1993年经审批获宅基地使用权，获批时家庭人口6人包括王菊萍、王赵均、王招娣及他们的父母和祖母，但相应房屋分别于1998年以及2010年、2011年期间重建，那么根据物权法的第三十条规定，房屋的重建后原物权消灭，原告不能凭该份土地审批表证实其对被拆迁房屋拥有三分之一产权，被告对王菊萍及王招娣对父母的遗产享有部分继承权无异议，被告从来没有说过不给王招娣拆迁补偿。王招娣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2、诸暨市城西开发区分局土地权属证明书，用以证明房产的权属来源情况。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书中涉及的被拆迁房屋建造的年份与房屋的现状不符，房屋不可能建造于1986年，出具单位在出具该证明时未考虑到共有及继承问题，只是为了确认房屋土地的权属，故证明中的房屋建造年限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份土地权属是在原有的老房屋本身已经具有土地审批手续及土地权证的情况下出具的，出具单位应该是考虑到了该老房子存在拆除、重建、扩建及原老房子的土地使用存在迁户的原因，才重新作出的土地权属证明，该份土地权属证明已经证明了土地权属属于被告，原告主张的证据已经失去证明房屋权属的证明效力。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3、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建房款，其中2011年6月现金交付1万元，2011年8月12日转帐8000元，2011年12月13日转帐4000元，2018年1月24日现金交付1万元。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表示其不清楚上述情况。被告王赵均认为其于2011年6月收到过1万元，8月12日转账8000元也是事实，但是该款是原告王菊萍用于偿还债务，跟建造房屋无关。 4、诸暨市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用以证明案涉房屋拆迁中获得货币补偿共计1116299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的第5条说明乙方按居民类型安置，本案被告是城镇居民户口，补偿标准是居民标准，故此拆迁协议是被告根据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的拆迁政策以居民身份而获得的拆迁补偿，原告无权利参与分配与被告的拆迁身份相关联的拆迁所得。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 5、安置房择定证明书，用以证明以被告的名义择房4套的事实。第三人王招娣和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6、现金回购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空号房屋现金回购款为432830元。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7、户口注销证明，用以证明原、被告的父母死亡的时间。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8、证明，用以证明原、被告的父母生前养育子女三人的事实。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9、安置户调换协议，用以证明被告将红泰小区10幢2单元2401室的房屋调换给楼韩宇。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10、现金回购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收到现金回购补助1016723元（政府补助915051元，楼韩宇私下支付给被告10万元）。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表示不清楚，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11、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产权调换协议及发票，用以证明被告根据拆迁补偿协议所获三套房屋现已缴纳相应款项的事实。经质证，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无异议。 12、暨阳街道三江新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处理审批表一份、征迁经费补偿单一份，以说明诸暨当地农村房屋拆迁安置政策，用以证明根据本地拆迁政策，拆迁补偿面积按宅基地使用权面积的三倍计算，并非以房屋建筑面积按实测量，而本案也是按此办法来确定补偿面积。经质证，被告王赵均认为农村房屋拆迁按照房屋和宅基地分项补偿，原审期间已递交《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征收集体土地和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实施细则》，本案房屋拆迁安置应按照实施细则和城西工业新城补偿安置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编号：18、19）实施。第三人王招娣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一致。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原告王菊萍、王招娣发表相应质证意见如下： 13、被拆迁房屋的现状的照片，用以证明被拆迁房屋不可能建造于1986年，被拆迁房屋分成正房和侧房，正房三间，侧房二间，正房三间建造于1999年7月，当时原告王菊萍已出嫁，由被告与父母一起将当时尚为平房的三间正房拆除后重建成二楼半，同时将侧面两间房屋的其中一间拆成了空地，另一间保留。在原、被告父母去世之后，被告在2010年将原来已经拆成空地处重建一层房屋，在2011年也就是在该涉案的房屋拆迁之前的两个月，将侧面的两间一楼加层到了三楼。原告王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正房的确是1999年翻建的，被告说两间侧房是其建造是错误的，是她和王招娣共同出资，建造于2011年，被告说万一以后拆迁的话，其与王招娣也可以分的。第三人王招娣对被告所称的证明内容和目的均无异议。 14、诸暨市陶朱街道红联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侧面的一间房屋从空地变成一楼是在2010年，2011年侧房从一楼建成三楼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其中一间房屋是2011年一并开始造的，房屋的钱是王招娣和本案原告出资的，房子是父母都去世后才开始建造的。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15、拆迁时的丈量涉案房屋示意图及所附的建筑面积计算过程，用以证明房屋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无异议。 16、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房屋的建造情况及时间。经质证，当事人经质证无异议。 17、房屋征迁补偿清单，用以证明当时政府补偿的清单及总得金额的组成。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很明确72万元的计算标准，应该以补偿安置协议为准。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18、诸新城办【2010】3号文件，用以证明被告拆迁时按照全货币补偿标准核算的计算方式，原告王菊萍拥有原被拆迁房屋的平方数，那么按照全货币补偿该平方数折合现金的计算方式，按照文件规定，原告王菊萍系出嫁女，其并非房屋的主体拆迁人。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对文件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理解有异议，拆迁实践中如果以原告的身份拆迁补偿的话，认为拆迁办还是会参照第10条确定补偿标准和方式。第三人王招娣表示不清楚。 19、被告王赵均的户籍证明，用以证明被告系居民户口。经质证，原告王菊萍和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20、银行明细单，用以证明被告仅于2011年8月12日收到原告支付给他的8000元。经质证，原告认为8000元是转账支付，其余款项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第三人王招娣质证后表示不清楚。 21、老房子背面照片一张（编号1），拍摄于1999年6月。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该照片中是邻居家房子，他们家老房子在该房屋前面，而且是沙墙屋只有一层。第三人王招娣认为老房子为三间平房加中间大间。 22、拍摄于2001年的三间正房的照片（编号2），拍摄于2001年的三间正房内景照片（编号3、4、5）。经质证，原告王菊萍对上述照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房屋是被告单独出资建造，而且室内装修是由原告丈夫找人来施工的。第三人王招娣认为该房屋装修、家具均是被告出资。 23、拍摄于2001年由被告带其父母到北京旅游的照片（编号6），拍摄于2000年冬天被告带父母去杭州旅游（编号7）。经质证，原告王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作为儿子带父母去旅游也是正常的，但去杭州是到大姨家喝喜酒并非旅游。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到大姨家喝喜酒是第二年。 24、被告在枫桥开尔制衣公司工作期间寄给父母的明信片（编号8），证明被告在2000年至2004年在诸暨开尔公司工作，当时在诸暨居住的事实。经质证，原告王菊萍承认被告于1999年到步森上班一年左右，后来陆续换了多家单位，时间都不长。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25、拍摄于2001年南侧房屋的照片（编号9），拍摄于2011年10月的南侧房屋刚翻建至三层状况的照片（编号10），证明被告从原来的一层加固后加建二层的事实；拍摄于2011年11月的正房的照片（编号11），当时正房阳台正在扩建。经质证，原告王菊萍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时间不对，照片9中王菊萍的儿子已经4岁了，据推算当时应当是2003年，但均不能证明房屋翻建是由王赵均完成。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26、拍摄于2011年6月关于原、被告祖父母原有草房复建后照片（编号12），证明由于原告王菊萍原因，未能通过确权获得拆迁补偿。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该房屋属于堂兄弟的房子，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27、拍摄于2009年6月11日原、被告父亲去世当天正房背后小屋的照片（编号13），因王菊萍举报，该小屋也未列入拆迁补偿范围。经质证，原告王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是其父亲用来关鸭子的，拆迁时被拆掉了。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28、一组卫星地图照片，证明父亲在王菊萍家旁有五间房屋也被拆迁了，但被王菊萍私吞了。经质证，原告王菊萍不予认可。第三人王招娣认为确实存在上述房子。 29、父亲去世人情收入明细、丧葬费票据、医疗费票据、医疗费预交收据，证明王菊萍、王招娣在父亲去世时仅拿出了2000元的人情，其余包括父母亲丧葬费、医疗费均由被告王赵均独自承担。原告王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因为管账的人讲作为女儿要出人情的，所以在账本中作了人情2000元的记录，实际上父亲的医疗费、丧葬费均系三姐妹平摊的，最后王菊萍还出了5000元。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两姐妹确实仅各支出人情2000元。 30、收费收据一组，证明被告在与父母共同居住期间，家里的家电等均由被告出资购买等事实。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当时被告失业在家，上述家电是由父母购买的。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31、母亲的记账本，证明被告每月给母亲生活费的事实。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即使账本是其母亲书写，但应该是母亲给被告钱，不是被告给母亲钱。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32、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证明拆迁安置房屋已登记在被告名下。经质证，原告王菊萍认为房屋仅仅在形式上登记在被告名下，但不影响其在上述房屋中享有份额。第三人王招娣无异议。 33、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陈述其系原、被告的父母的干儿，其在2011年翻建本案被拆迁房屋期间做泥工；证人王某2陈述：原、被告父亲系其大伯；本案争议被拆迁房屋是被告王赵均于1999年出资建造，造房期间其大伯在从事鸭子养殖工作，但鸭子被毒死了，所以无能力建新房子，实际也未参与建房，建房时负责烧饭的是其母亲；其余两处房屋中一处30平方米的房屋是其大伯建造，另外是王赵均出资建造，王菊萍丈夫是做木工的，曾参与楼梯设计，很少来工地；王赵均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工作，但在造房子时已经回来了；在拆迁时，原告王菊萍曾到拆迁办吵闹，认为王赵均造的房子是她的。经质证，原告认为两证人所述互相矛盾；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 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证据5、6、7、8、9、10、11、15、16、19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1、2、4、10、12、17、18，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至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证据3、20，被告王赵均对收到转账款项8000元没有异议，且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归还债务，故对原告的举证目的予以确认；证据14，结合其余证据，本院对2010年侧面的一间房屋建造成了一楼，2011年两间建造成了三楼的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王生良（2009年6月11日去世）与赵夏英（2010年7月27日去世）系夫妻，收养女儿即大女儿王招娣，生育子女共两人，即原告王菊萍、被告王赵均。1985年12月，王生良户经申请获批16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1989年9月，诸暨市土管部门在进行地籍调查时确认王生良户（原、被告、第三人均陈述，当时户内人口登记为五个半，五个人口为王生良夫妇、王菊萍、王赵均、王招娣，半个人口指的是王生良的母亲）共有位于原三都镇马湖村的包括前述于1985年获批的16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和形成于1981年的农村老屋所在的宅基地在内的计122.53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后又于1993年5月经国土部门再次确认上述宅基地使用权。王生良户与侄子王某2户各半所有三间祖传平房，两家于1986年间经审批分别在该老屋两端各加建一间平房，即各半所有五间平房；根据国土部分所作地籍调查，除了上述房屋外，截止1989年10月王生良一家尚有坐落于上述房屋西南侧的呈“Ｌ”形房屋一处，测量占地面积为75.15平方米。王赵均于1992年因外出就学户籍迁出所在村，1998年回村与其父母同住，在此期间王招娣、王菊萍先后出嫁到外村，其户籍也随之迁出本村。1999年，王赵均与其父母将前述五间平房中属于王生良户部分拆除后重建成三间二楼半并完成装修，在重建时在原有占地面积基础上扩大了建筑占地面积，另将“正房”西南侧两间房屋中的靠西一间拆除成道地，南侧另一间保留，对此王赵均系主要出资人。后王生良夫妇过世。2010年，王赵均在前述拆除的道地上复建房屋一层，2011年再加建至三层，并将南侧平房也加建至三层，又将原已建成的三间二层半楼房的阳台改造成室内住房的一部分，期间被告王菊萍出资18000元。 2011年，因本市总体规划需要，本案讼涉房屋列入拆迁范围。2011年11月5日，经诸暨市国土资源开发区分局确认，王赵均户坐落于诸暨市马湖村房屋5间，总用地面积为185.09平方米。征迁前，该房屋只有被告王赵均一人居住。 2011年12月2日，王赵均与拆迁单位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订了《诸暨市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其中明确并约定（摘要如下）：①王赵均同意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将坐落于本市陶朱街道红联新村马湖砖混机构房屋建筑面积555.29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51.55平方米及其附属物交与拆迁单位拆除，其中批准占地面积185.09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555.29平方米，临时建筑面积51.55平方米；②王赵均选择产权调换安置，调换的被征迁房屋建筑面积555.29平方米，评估机构按重置成新价方式确定其价值计394856元；③又约定拆迁单位应补偿超建、租赁房屋补偿34023元（51.55平方米×660元/平方米）、工程奖励10000元（1人×1000元/人）、土地补偿185090元（185.09平方米×10000元/平方米）、签约、搬迁奖金222116元、搬家费13506元、产权调换过渡费88846元（555.29平方米×40月×4元/平方米/月）、装潢补偿159106元（按保底补偿，124.69平方米×240元/平方米+430.60平方米×300元/平方米）、附属物补偿6756元、租房补贴2000元，以上合计721443元；④产权调换的被征迁房屋面积按重置成新价计算部分金额计394856元，在安置房交付时另行签订产权调换合同结算；⑤同时被告王赵均按居民类型安置，安置房套型构成为125平方米一套、150平方米两套、75平方米两套，安置地点为红泰小区。 2018年2月3日，王赵均择房安置五套房屋，其中一套为空号，其余四套分别为诸暨市红泰小区27幢2单元802室的房屋（建筑面积为80.91平方米，以下简称1号）、红泰小区3幢1单元1601室的房屋（建筑面积155.76平方米，以下简称2号）、红泰小区10幢2单元2401室的房屋（建筑面积154.92平方米，以下简称3号）、红泰小区1幢1单元601室的房屋（建筑面积130.62平方米，以下简称4号）。2018年3月8日，被告就其中三套房屋即1号、2号、4号与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并缴纳了差价款。 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赵均就其中1号安置房签订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如下（摘要）：①王赵均同意并已于2011年12月9日将坐落于陶朱街道马湖村房屋建筑面积73.145平方米交付拆除；②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安置建筑面积80.91平方米，其中与被拆迁房屋同等面积部分房屋价款为40939元（73.145平方米×577元/平方米×0.97）,超出部分价款11102元（7.765平方米×1474元/平方米×0.97），另储藏室计价款6880元（9.1平方米×756元/平方米），合计总价款58921元，而被拆迁房屋价值52018元，两者相抵被拆迁人尚需付款6903元。王赵均已于2018年3月16日向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补交差额。2019年4月21日，被告王赵均以636000元价格向他人转让上述房屋。 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赵均就其中2号安置房签订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如下（摘要）：①王赵均同意并已于2011年12月9日将坐落于陶朱街道马湖村房屋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交付拆除；②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安置建筑面积155.76平方米，其中与被拆迁房屋同等面积部分房屋价款为94720元（144平方米×577元/平方米×1.14）,超出部分价款19761元（11.76平方米×1474元/平方米×1.14），另地下车库计价款36392元（19.80平方米×1838元/平方米），合计总价款150873元，而被拆迁房屋价值102500元，两者相抵被拆迁人尚需付款48373元。王赵均已于2018年3月16日向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补交差额，并已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权证号为浙（2018）诸暨市不动产权第0034462号。 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赵均就其中4号安置房签订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如下（摘要）：①王赵均同意并已于2011年12月9日将坐落于陶朱街道马湖村房屋建筑面积121平方米交付拆除；②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安置建筑面积130.62平方米，其中与被拆迁房屋同等面积部分房屋价款为65628元（121平方米×577元/平方米×0.94）,超出部分价款13320元（9.62平方米×1474元/平方米×0.94），另地下车位27000元，地下储藏室计价款15029元（19.88平方米×756元/平方米），合计总价款120977元，而被拆迁房屋价值85820元，两者相抵被拆迁人尚需付款35157元。王赵均已于2018年3月16日向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补交差额，并已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权证号为浙（2018）诸暨市不动产权第0034053号。 2018年2月5日，被告就空号安置房与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现金回购协议，约定（摘要）：王赵均自愿变更被拆迁72.43平方米房屋安置方式为现金回购安置公寓房，现金回购公寓房建筑面积为75平方米，可获市场化安置补助金额480922元的90%计432830元。 2018年3月23日，被告王赵均就3号安置房与诸暨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现金回购协议，约定（摘要）：王赵均自愿变更被拆迁144.715平方米房屋安置方式为现金回购安置公寓房，现金回购公寓房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可获市场化安置补助金额1016723元的90%计915051元，因该房屋调换给案外人楼韩宇，故楼韩宇另行支付给被告王赵均100000元。 根据房屋拆迁时拆迁单位在进行建筑面积丈量时形成的示意图及所附的建筑面积计算过程，并结合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于2011年11月5日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书，相关部门在确认合法宅基地面积时，是以现有的建筑占地面积为依据的。其中与王某2共墙的房屋的西侧两间房屋占有土地部分全部确认为合法宅基地计87.4068平方米，中间一间占有土地与王某2家各半享有相应宅基地使用权计21.9531平方米，侧面和南面房屋占用土地均确认为合法宅基地及75.74平方米。 原告王菊萍、王招娣出嫁后将户口从王生良户迁出，被告王赵均也应到外地就学、就业原因户口迁离本村，并转为城镇居民户口。王赵均自1998年从外地回诸暨，与父母共同生活。 再查明，王生良的母亲共生育了三个儿子即王生良、王生英、许言庆和一个女儿王珠罗，现王生英已死亡，其合法继承人为张宛清、王某2、王金朵、王银朵。许言庆、王珠罗、张宛清、王某2、王银朵均表示放弃继承，由原、被告及第三人享有。王金朵表示其份额由原告享有，后又到庭表示如其对本案财产有继承权则放弃继承权利。 本院认为，征收拆迁安置并非单纯的等价交换性质的民事行为，而是有关部门根据城市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基础上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方会应时应地应人制定不同拆迁安置政策，即使完全相同的两处不动产，会因安置人口数量、户籍性质等不同而导致征收后所获得的拆迁利益也完全不同，所以作为本案讼争标的物的拆迁利益并非完全自被征不动产转换而来的等价财产，如需确认本案当事人在本案讼争拆迁利益中的份额，不能单纯考量被征收不动产的权属关系，而应首先从拆迁利益的构成着手加以辨析。 因原告王菊萍、王招娣均认可被告王赵均就案涉不动产拆迁安置与拆迁、安置部门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等行政合同的效力，并愿意接受合同内容的约束，故可直接根据现有征迁补偿协议分析本案讼争拆迁利益的构成。根据上述合同内容，如从补偿对象看，本案拆迁利益由四部分构成，分别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对违法建筑物的补偿，对合法建筑物的补偿以及对安置对象即王赵均的特殊补偿，如从补充的形态看，又可分为货币补偿和安置公寓房补偿，以下结合原、被告诉辩意见，逐一辨析： 1、特殊利益补偿： 本案讼争拆迁利益中的工程奖励款计10000元是以安置对象人数为标准计算，因拆迁单位在确定案涉不动产拆迁安置方案时，认定王赵均为唯一安置对象，该款当然应归王赵均；其他如签约奖金、搬家费、产权调换过渡费、租房补贴等虽仍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但其实质或是对安置对象积极签约的奖励，或是对安置对象因住所被征收需搬家、另行租赁房屋等费用的补助，也应归安置对象王赵均所有。 2、违法建筑物的补偿： 根据被告王赵均与拆迁单位签订的《诸暨市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案涉房屋拆迁丈量示意图，被征收房屋中原正房的阁楼认定为临时建筑，计51.55平方米，折价补偿34023元。据审理查明，阁楼系被告王赵均与其父母王生良夫妇在1999年左右翻建房屋时共同建造，王赵均系主要出资人，该款应归王赵均。 3、对宅基地的补偿： 因王赵均系城镇居民户口，根据《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征收集体土地和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其可在货币补偿安置与产权调换公寓房安置两种安置方式，而王赵均选择“产权调换公寓房安置”方式。而根据前述细则，如选择“产权调换公寓房安置”方式，应给予被征收人在合法有效的土地权属凭证范围内对被征收房屋产权调换部分的占地面积1000元/平方米的补偿。案涉被征收不动产经确认的合法占地面积为185.09平方米，且全部纳入产权调换范围，故可得赔偿185090元。 被告王赵均认为被征收不动产已由国土部门于2011年确权归王赵均所有，原由原、被告父母王生良所登记确权的宅基地使用权已消灭，原告作为被告姐妹对新宅基地使用权主张权利无法律依据，故前述宅基地补偿应归其所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应根据真实权利状态确认物权权属关系。虽然本市国土部门出具权属证明书确认“王赵均户”对案涉不动产在用地面积185.09平方米范围内具有所有权，但王赵均未举证证明其基于受让或继承等民事行为已从原登记权利人王生良等人处取得全部案涉不动产权属，故本市国土部门出具权属证明书不能作为被征收不动产权属关系的依据，而应由本院据实认定。 经审理查明，1989年本市土管部门进行地籍调查时确认王生良户宅基地面积为122.53平房米，户内人口计6人，分别为本案原、被告及其父母和原、被告的祖母，因祖母也作为原、被告堂兄弟王某2家户内人员而作为计算按人口计算宅基地面积的系数，故祖母在案涉宅基地审批确认时应作0.5系数计算，即祖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1／11。之后原、被告的祖母、父母先后亡故，而原告与第三人因出嫁户籍迁离房屋所在村，被告因外出就学、就业户籍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同样迁离本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二条规定，仅有本村村民方可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原、被告在户口迁离本村后均不应再继续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而且因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继承，故截至拆迁安置前，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实际已归于消灭。虽然宅基地使用权归于消灭，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不得继承，但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以继承，案涉宅基地上房屋在原、被告户口迁离本村后应归剩余的户内人口即原、被告父母、祖母所有，父母、祖母亡故后则由其继承人继承。 那么，根据确定不动产权属关系的“房地一致”原则，原、被告的祖母生前对案涉房屋也享有1／11份额的所有权，该1／11的房屋所有权又如何继承？但上述继承人除王生良外在继承发生时均已另行经审批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故根据“一户一宅”原则，许言庆、王珠罗、王某2、王金朵、王银朵等仅能主张分割相应房屋价值但无权继承房屋本身。现祖母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中除了原、被告和第三人之外的相关人员均已放弃继承，故宅基地上房屋应由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继承，故原、被告虽不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在继承房屋后仍可继续占有、使用房屋相应的宅基地。现房屋已由国家依法征收，那么相应宅基地自然应当收回，而拆迁单位根据当地政策给予土地补偿，该补偿实际上是针对原、被告因房屋拆除而无法再继续使用宅基地损失所作的补偿，故该补偿金额的分配比例应与原、被告从其父母应继承遗产份额相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相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告王赵均自1998年自外地回诸暨后，一直与王生良夫妇共同生活，特别是其父母生病期间，与其姐王招娣一起对父母尽到了作为儿子的照料赡养之责。本院酌定原告王菊萍可继承份额为15%计27763.50元（185090元×15%），第三人王招娣、被告王赵均要求他们的份额自行协商，本院予以照准，不作认定。 5、对合法建筑物的补偿： 根据《诸暨市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征收房屋中合法建筑部分按重置成新价计算补偿金额为394856元。该建筑物中正房主要由王赵均在王生良夫妇在世时出资翻建，拆迁时该部分落地面积109.3599平方米；侧面的两间三楼，其中一间一楼房屋在本案原、被告成年前已建成，其余房屋包括前述一间一楼以上部分系王生良夫妇去世后由王赵均翻建，王菊萍亦有部分出资，该部分落地面积计75.74平方米，因房屋已拆除已无法评估该部分造价，本院酌定王菊萍对该部分享有比例为6%，经核算其对全部合法建筑补偿款享有比例为6%计23691.36元。 6、王赵均与拆迁单位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以“拆一还一补差”方式取得的安置房。经拆迁部门核定，“拆一补一”的补偿面积计555.29平方米，根据拆迁政策和补偿安置协议，该补偿面积实际系以在拆迁安置前国土部门确权的合法建筑面积面积185.09平方米的三倍折算而来，其实质仍是对被拆迁房屋宅基地权益的补偿，该补偿究其根本是被拆迁人享有的以较低价格购置安置房的一种资格，而该种资格又与被拆迁人可得或已得的农村宅基地面积正相关，故在核定本案当事人对补偿面积的享有比例时应于前述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比例基本一致。而根据王赵均与拆迁部门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王赵均获得安置的诸暨市红泰小区27幢2单元802室的房屋及建筑面积为80.91平方米，与王菊萍应得安置面积基本吻合，如确定该房屋归王菊萍所有最为得宜，但该房屋在原审判决前已由王赵均以636000元出售给他人。鉴于王赵均拆迁安置所获另两处不动产面积分别为130余平方米和150余平方米，已无法分割出符合王菊萍应享有安置面积的安置房屋，而王菊萍亦已其应享有的安置房屋折合成现金补偿，故本院酌定王赵均将其出售诸暨市红泰小区27幢2单元802室不动产所得款项直接支付给王菊萍作为补偿。 另，王赵均为诸暨市红泰小区27幢2单元802室不动产所有权出资58921元，其中52018元系以合法建筑物的补偿款支付，另行付款6903元，合计58921元应从636000元中扣除。 7、装潢补偿和附属物补偿 根据审理查明，该房屋中的装修装潢主要在1993年翻建的正房中，而正房翻建主要由王赵均出资，且之后房屋实际一直由被告王赵均居住使用，一般而言室内如有新添的装修也应系其自行出资出力完成，王菊萍未在该房屋内居住且未能证明其参与房屋室内装修装饰，故本院确定装潢补偿和附属物补偿所得应归王赵均。 综上，被告王赵均应支付给原告王菊萍土地补偿款27763.50元、合法建筑物补偿款23691.36元、安置房屋补偿款577079元，上述合计628533.86元。 原告王菊萍还要求被告王赵均向其支付应付款项自2012年1月1日起的利息。本院认为，在本案判决生效前，王菊萍与王赵均在案涉财产中的份额实际一直悬而未决，即被告亦不清楚应向王菊萍支付款项的金额，其并非拒不支付应付款项，对款项未支付并无明显过错，要求其支付应付款项自2012年1月起的利息殊不公平。但被告王赵均在本案审理期间出售原本可以分割给原告王菊萍的一处房产，存在明显过错，故对安置房屋补偿款应自其擅自处分房产之日起计算利息。本院对原告要求支付其他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赵均应支付给原告王菊萍628533.86元，其中577079元应支付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菊萍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018）浙0681民初6412号案件受理费160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21050元，由原告王菊萍负担6050元，由被告王赵均负担1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羽 审 判 员  杨秀丽 人民陪审员  周再校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法官 助理  胡李婷 书 记 员  钱 萍 ???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