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2行终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世春，男，196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代理人翟金艳（系上诉人杨世春之妻），196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代理人袁冲，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法定代表人陈勇，局长。委托代理人赵琪,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宋彦，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顺驰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与十纬路交口西侧三联大厦1门2403(-1室)。法定代表人陈世权，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家绪，天津入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卉，天津入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世春诉被上诉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房屋注销登记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2行初1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房屋系杨世春所有，该房屋于2015年6月8日因拆迁被拆除，天津顺驰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驰公司）于同年8月26日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自局）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同日，市规自局作出《核准注销通知书》，市规自局于同年10月25日在《今晚报》刊登《注销房屋登记公告》。2016年1月4日杨世春就其被拆迁房屋选择了相关房屋进行安置，并在《已选房屋确认单》中签字确认。后杨世春反悔，未办理已选房屋的入住手续，并于2017年1月10日以顺驰公司及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决编号为0033042号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成立”，2017年5月3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02民初33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合同应该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体现，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依法成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有登记备案的公章，经登记备案的公章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故通常情况下，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形式，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现杨世春主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人名签章非其本人印章亦非其本人加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本案应由被告就该印章为杨世春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杨世春所为或杨世春委托他人所为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被告提供了已选房确认单、货币拆迁结算凭证、困难申请等证据，杨世春在庭审中认可上述证据中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否认其本人持有印章，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曾对房屋拆迁补偿达成过口头协议，而不能证明书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杨世春签章系其本人所有并由本人加盖，在未得到杨世春本人追认的情况下，不能依据口头协议而当然推定该书面协议成立；其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对拆迁补偿安置方式均没有约定，欠缺合同成立的实质性内容，故无法认定该合同成立”，判决“编号为ＮＯ.0033042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成立”。后该案二被告均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津02民终396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二上诉人主张合同成立应承担举证责任，应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印章为被上诉人杨世春所有，由其实际使用并认可过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就此证据二上诉人并未提供。上诉人虽提供的住房腾空证明、已选房屋确认单等证据均有被上诉人杨世春的签字并在诉讼中得到杨世春的确认，但该组证据仅能证实双方就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并不能证实双方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对拆迁补偿问题进行了最终确认。二上诉人主张协议已实际履行并经被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原审法院对在案证据分析后认为，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该主张。原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对本案进行的认定并无不妥，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杨世春以编号为ＮＯ.0033042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法院判决不成立为由，认为市规自局作出的注销登记行政行为程序、实体均违法，故诉至法院。另查，杨世春与顺驰公司曾于案件审理期间申请庭外自行协商解决。至庭审结束时，杨世春与顺驰公司就其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所存在的争议仍未达成协议。再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为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案件审理期间，因机构改革，现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市规自局具有对本辖区房屋权属作出相关登记工作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根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因拆除、倒塌等原因致使房屋灭失的，房屋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房屋灭失的证明材料申请注销登记。房屋被依法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除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未按照本条规定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可以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房屋灭失证明文件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权属登记簿，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第三十八条“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注销登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本案中，涉诉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该房屋被拆除后，顺驰公司作为拆迁人于2015年8月26日向市规自局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同日，市规自局作出《核准注销通知书》，并于同年10月25日在《今晚报》刊登了《注销房屋登记公告》，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杨世春主张因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通过民事诉讼被认定为无效以及顺驰公司向市规自局提交的《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早于《住房腾空证明》开具的时间，故被诉行政行为应属违法一节，原审法院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已经民事诉讼被判决不成立，但杨世春对此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一审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为2017年5月3日，二审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均明显晚于市规自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杨世春在提起该民事诉讼前亦未针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且杨世春该主张系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的范畴，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对此不予评判。关于杨世春此节主张中的《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早于《住房腾空证明》开具时间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杨世春向原审法院确认的涉诉房屋实际被拆除时间为2015年6月8日，而在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开具的№0010223《住房腾空证明》中落款时间亦为2015年6月8日，对此，可以证明涉诉房屋实际腾空时间为2015年6月8日。本案中，《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虽早于《住房腾空证明》所开具的时间，但原审法院认为《地上物灭失证明》系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用以证明相关房屋确已实际灭失的证明材料，而当顺驰公司向市规自局申请相关注销登记时须一并提交相关房屋确已腾空的证明材料，由此，应当以房屋实际腾空的证明材料时间为准，对此，《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早于《住房腾空证明》所开具的时间一节，应属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在出具相关材料时存在瑕疵，应予指出、纠正。但，纵观本案，上述事实能够证实，在市规自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涉案房屋确已腾空且灭失，不存在违反注销房屋登记的相关法律规定。值得指出的是，市规自局所述关于杨世春的房屋已经拆除，其物权已经消灭，以及顺驰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已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根据一物一权、房地一体的原则，杨世春丧失权利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且根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三章第四节注销登记之相关规定，其中亦无关于上述意见的法律依据，故市规自局的上述意见属错误认识，应予以指出、纠正。综上，市规自局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涉诉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且顺驰公司作为拆迁人向市规自局提交了有关申请房屋注销登记的材料，符合关于房屋注销登记相关规定的要件条件。另，根据房屋注销登记的相关规定，并无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作为房屋注销登记的要件进行审查的规定，故市规自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杨世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世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世春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杨世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注销上诉人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认为：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房屋登记符合规定的要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上诉人并未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交出房屋，上诉人房屋不符合房屋注销登记相关规定的要件条件。2、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房屋所有权证程序违法。房屋因拆除灭失的，应当由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申请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本案被上诉人未对注销申请人进行核查，系对核准注销对象认定错误；原审第三人提交给被上诉人的地上物灭失证明，存在重大瑕疵。原审第三人提交给被上诉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既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也没有签订日期，存在重大缺陷，综上，上诉人的房屋不符合办理注销登记的条件，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撤销。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辩称，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其在原审的质证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注销登记行为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因拆除、倒塌等原因致使房屋灭失的，房屋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房屋灭失的证明材料申请注销登记。房屋被依法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除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未按照本条规定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可以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房屋灭失证明文件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权属登记簿，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第三十八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注销登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本案涉诉房屋被拆除后，原审第三人作为拆迁人于2015年8月26日向被上诉人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同日，被上诉人作出《核准注销通知书》，并于同年10月25日在《今晚报》刊登了《注销房屋登记公告》，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通过民事诉讼被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一节，本院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判决确立不成立的是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且《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并未将协议纳入审查要件，因此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早于《住房腾空证明》开具的时间，故被诉行政行为应属违法一节，本院认为，涉案房屋被实际拆除时间为2015年6月8日，而在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开具的№0010223《住房腾空证明》中落款时间亦为2015年6月8日，因此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注销登记申请时房屋已经实际被拆除。《地上物灭失证明》开具的时间早于《住房腾空证明》所开具的时间一节，属案外人天津市东正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在出具相关材料时存在瑕疵，应予指出。但本案在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涉案房屋确已腾空且灭失，不存在违反注销房屋登记的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注销登记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世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乜红审判员  兰芳审判员  张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