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保文，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霍贵秀，女，196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文（霍贵秀之配偶），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负责人：徐敏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上诉人王保文、霍贵秀因与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保文、霍贵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下称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赔付我200000元保险金而无需扣减欠缴保险费11920元的保险费，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的认定有误，应当予以改判。一审审理了不该审理的部分，错判扣减11920元的保险费，我们是在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拒不履行前期赔付的情况下诉至法院，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无权要求我们续交保险费，且投保时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未对我们尽到逐条说明、解释和告知义务，因此保险合同中的所有免责条款均无效。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王保文、霍贵秀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为，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为被保险人入院准备手术的日期即2020年4月20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应为初次接受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手术的时间而非入院时间，一审对于该事实认定有误。2020年4月20日被保险人入院准备手术时，被保险人尚未达到满足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心脏瓣膜手术的标准，因此2020年4月20日并非保险事故的发生时间。被保险人的保费交至2020年2月19日，实际实施手术日期为2020年4月26日，保单已经过宽限期，因此保单效力终止，我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二、一审认定王某的证人证言真实，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王某的证言多次前后表述不一致，且一直在王保文、霍贵秀的引导下进行陈述，其证言和当事人对于投保过程的陈述与客观的投保书、投保提示书、回访录音、投保流程并不相符。三、我公司在投保时向王保文提供了保险条款，对因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重大疾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责条款已经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应对双方有效。王保文、霍贵秀针对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上诉状中称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应为初次接受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手术的时间而非入院时间，我们就是初次发生手术，依据是医院的诊断证明。我们在确诊后就和保险公司反馈，对方当即表示拒赔。在保险合同的第16页上明确写明是提前支付，保险员办理业务时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且保险事故就发生在我交保费的第二年，此时还不需要交纳第三年的保费。二、关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所说的证人，这个证人就是其公司工作人员，在推销保险时没有向我公司进行逐条的解释说明，很多地方都是他代签的，我们根本不知晓。三、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说我的疾病是先天性的，缺乏事实依据。此外，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还诱骗我们交了其他费用，说给我们报销医疗费，并未实际履行。平安人寿北分公司针对王保文、霍贵秀的上诉请求辩称，霍贵秀申请理赔的依据是心脏瓣膜手术，保险合同上写明只有实施手术才符合标准，因此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应当确定为2020年4月26日；对方的病因系先天性畸形导致的，一审中我们也提供了相关判例和医疗资料，因此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王保文、霍贵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人寿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计算）；2、解除主险合同及《平安安鑫保两全保险条款》，平安人寿退还保费9600元；3、诉讼费由平安人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9日，王保文和霍贵秀签署《人身保险投保书》、王保文签署《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购买保险。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出具的《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单载明了以下内容：合同成立日期和生效日期为2018年2月19日；投保人为王保文；被保险人为霍贵秀；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霍贵秀；投保主险为安鑫保（1229），附加险为安鑫保重疾（1230）；保险期间为29年，交费年限为15年，基本保险金额均为20万元；年交保险费主险、附加险合计为11920元；业务员姓名为王某。《平安附加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了以下内容：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人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同时终止；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重大疾病包含“心脏瓣膜手术”；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首次发生“重大疾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8）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心脏瓣膜手术，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的手术；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投保人应当在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其余各期保险费；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必须随主险合同保险费一同支付，不能单独支付；保险费约定支付日为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年的对应日；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如果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60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扣减投保人欠交的保险费；如果主险合同效力中止，附加险合同不得单独申请复效。王保文和霍贵秀签署的《人身保险投保书》中，王保文在投保人处签名，霍贵秀在被保险人处签名，王某在代理人处签名。投保书中设计有投保人抄写声明文字的区域，声明文字为“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但王保文和霍贵秀没有抄写该段文字。代理人签名处有声明：“本人已面晤投保人，并就投保单列明的所有告知实现逐一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当面询问。”庭审过程中，王保文、霍贵秀和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共同确认，王保文、霍贵秀的签名，系在手机上签名，不是在纸质文件上签名。保险合同订立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客服向王保文打电话回访，询问王保文是否收到正式的电子保单或纸质保单，王保文称没有收到纸质保单，收到了电子保单并曾经浏览过电子保单内容，大致了解保单条款。王保文于2018年、2019年均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其中，2019年的保险费缴纳对账单显示，王保文的保险费交至2020年2月19日。2019年12月3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霍贵秀患有主动脉瓣二瓣化，非风湿性主动脉瓣狭窄（重度）；该医院出具的《心脏大血管超声报告》载明，超声印象为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主动脉瓣重度狭窄。霍贵秀被诊断患有疾病后，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申请理赔。2020年1月18日，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出具拒赔决定书，拒赔原因为“本次事故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的标准”。2020年4月20日，霍贵秀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准备手术。2020年4月26日，霍贵秀进行了主动脉瓣机械瓣膜置换术。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确认，霍贵秀接受的手术，属于《平安附加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庭审过程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并陈述了以下内容：王某是介绍王保文与霍贵秀购买保险的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王某作为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时间不超过一年，现在已不再是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王某介绍王保文签署投保书时，手中并未持有纸质保单，就通过手机向王保文播放了一下保单内容；王某不熟悉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没有向王保文告知免责条款；王某系中专学历，不熟悉保险代理业务，不知道在销售保险时需要向投保人告知免责条款，也不知道免责条款的涵义。庭审过程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陈述，在本案诉争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除王某外，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向王保文和霍贵秀说明过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一审法院认为，王保文、霍贵秀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及生效并无异议，鉴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拒赔理由为霍贵秀所患疾病系因先天性畸形引起，而先天性畸形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项，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对王保文、霍贵秀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是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和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据此，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对其已经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同时，即使王保文和霍贵秀已经在投保书和投保提示书中签字确认了保险条款，如果另有证据证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则应认定免责条款对王保文和霍贵秀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据以证明其已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为王保文、霍贵秀签署的《人身保险投保书》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以及客服人员对王保文的回访录音。而王保文据以证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为证人王某的证言。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平安人寿亦陈述，除王某外，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向王保文就免责条款进行过说明。因此，认定王某证言的真实性，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对于王某的证言，本院认为，王某作为订立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其已出庭作证证明其本人没有向王保文告知保险合同中包含免责条款，甚至其本人声称自己对业务不熟、对免责条款的涵义均不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不得唆使、诱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据此，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负有对包含王某在内的所有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义务。现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已经代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向王保文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且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某拥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或者保险经纪业务所需的专业能力，法院综合考虑王某的年龄、学历、从事保险代理工作的时间、目前从事的工作内容，对王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定王某没有向王保文就免责条款进行过说明。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保险人负有提示说明义务，是因为保险合同具有专业化、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特点，投保人没有精力和能力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无法就该条款内容与保险公司进行实质性磋商，为了防止保险人借助自身强势地位、利用格式条款侵犯投保人的合法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为确保法律规定的前述制度能够得到落实，切实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基于投保人的年龄、学历、身体健康状况、投保能力、阅读和理解保险条款的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以投保人确实能够接受的方式，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唯一方式为保险代理人的告知和说明，且保险合同订立时，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向年龄接近60岁的中老年人以电子合同的方式送达保险条款，鉴于中老年人能够熟练掌握并完整阅读电子数据的能力与中青年人群相比显著更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对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方式的选择，使投保人和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合法权益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型保险公司，应当在展业过程中不断提高服务能力，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采取个性化的、区别性的方式，确保对投保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取得实效。在本案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展业行为存在改进空间。综上所述，法院认定，《平安附加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下称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王保文、霍贵秀不发生效力。关于保险责任的承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与本案相关的，为“心脏瓣膜手术”，且该手术需“实际实施”。据此，霍贵秀决定进行心脏瓣膜手术的日期，为保险事故的发生日期。霍贵秀入院准备手术的日期为2020年4月20日，因此，本案保险事故的发生日期为2020年4月20日。此时，王保文未缴纳该期保费，但处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宽限期。保险条款约定，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应扣减欠交的保险费。同时，保险条款亦约定，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必须随主险合同保险费一同支付，不能单独支付。因此，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应为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扣减王保文欠交保险费11920元，即188080元。保险单约定，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霍贵秀。因此，前述保险金，应向霍贵秀支付。关于王保文、霍贵秀提出的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王保文、霍贵秀申请理赔的时间，在本案保险事故的发生日期之前，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王保文、霍贵秀未在本案诉讼之外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单独申请理赔。因此，关于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同时终止。因此，关于王保文、霍贵秀提出的解除主险合同及《平安安鑫保两全保险条款》、平安人寿北分公司退还保费96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2020年6月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霍贵秀保险金188080元；二、驳回王保文、霍贵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王保文作为投保人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投保的主险是平安安鑫保两全保险，附加险是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被保险人为霍贵秀；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霍贵秀。王保文、霍贵秀现要求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按照附加险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对其进行理赔。平安附加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对于重大疾病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同时终止。”该附加险保障的重大疾病包含有‘心脏瓣膜手术’。附加险合同注明‘重大疾病’指被保险人初次发生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疾病，或初次接受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手术。该疾病或手术应当由专科医生明确诊断。附加险合同重大疾病释义中对‘心脏瓣膜手术’解释为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的手术。附加险条款宽限期约定：“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附加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60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如果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附加险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按照附加险保险金给付条款，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及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将在5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30日内作出核定。王保文每期应缴纳保险费的时间为每年的2月19日。本院认为，王保文、霍贵秀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及生效均无异议，因霍贵秀发生了保险合同保险范围的重大疾病，王保文、霍贵秀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提出理赔要求。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以“本次事故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的标准”出具拒赔决定书，拒绝了王保文、霍贵秀的理赔要求。在本案诉讼中，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认可霍贵秀所患疾病实施的‘心脏瓣膜手术’属于附加险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障的重大疾病范围，但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又提出拒赔理由为霍贵秀所患疾病系因先天性畸形引起，而先天性畸形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项。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诉前与诉中的拒赔理由完全不同，难免让投保人对其信用及拒赔理由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对王保文、霍贵秀发生效力。（二）、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以及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金的时间如何确定。（三）、王保文是否拖欠第三期保险费，应否从理赔的保险金中抵扣第三期保险费。（四）、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是否应向王保文支付逾期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一）、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对王保文、霍贵秀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是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王某系促成王保文与平安人寿北分公司订立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其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本人没有向王保文告知保险合同中包含免责条款，甚至其本人声称自己对业务不熟、对免责条款的涵义均不知晓。平安人寿北分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已经代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向王保文履行了明确说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义务，且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某拥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证明。故应认定《平安附加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王保文、霍贵秀不发生效力。另，心脏瓣膜二瓣化的患病原因有三种可能性。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指心脏瓣膜二瓣化系先天性畸形，而霍贵秀的诊断结果并没有明确其心脏疾病属于先天性，因此，不能明确确定霍贵秀的疾病属于保险免责范围。基于以上事实及证据，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拒绝理赔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理赔义务，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二）、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以及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金的时间如何确定。王保文投保的附加险名称为安鑫保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从保险险种的名称即可看出，此附加险的性质是提前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该附加险的保险条款具体约定“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及“保障的重大疾病包含有‘心脏瓣膜手术’。附加险合同注明‘重大疾病’指被保险人初次发生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疾病，或初次接受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手术。该疾病或手术应当由专科医生明确诊断。”也可以看出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和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应认定为经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或初次接受符合“7重大疾病释义”定义的手术时间。霍贵秀的诊断证明书表明其疾病初次确诊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0日。按照附加险条款的约定，应确认保险事故的发生日为2019年12月30日，而非霍贵秀入院准备手术日2020年4月20日或实际实施手术的时间。一审判决将“心脏瓣膜手术”，且该手术需“实际实施”作为认定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而该事实仅是合同中对“心脏瓣膜手术”的释义，并非是确定保险事故发生及支付保险金的时点。按照附加险保险金给付条款，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及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在5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30日内作出核定。因此，一审判决对保险事故发生时间及保险金给付时间的认定，存在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王保文是否拖欠第三期保险费，应否从理赔的保险金中抵扣第三期保险费。如果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60日为宽限期，保险费约定支付日为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年的对应日。王保文应缴纳保险费的时间为每年的2月19日。王保文在2019年2月19日已经支付了第二期的保险费，第三期保险费的缴纳时间是2020年2月19日。保险事故发生日为2019年12月30日，王保文2020年1月初向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人寿北分公司2019年1月17日口头通知投保人王保文，保险公司拒绝理赔，2020年1月21日向投保人王保文出具书面拒赔决定书。按照附加险保险金给付条款，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及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将在5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30日内作出核定。按照上述条款约定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时，尚在第二期保险期间，附加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人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同时终止，因此，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该支付保险金，本案不发生第三期保险的事实，无需缴纳第三期保险费，一审判决从保险赔偿金中抵扣第三期保险费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四）、平安人寿北分公司是否应向王保文支付逾期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对于王保文、霍贵秀提出平安人寿北分公司应当承担逾期支付保险金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系对保险合同的条款理解、事实判断不同而产生分歧，不属恶意违约，本院对王保文、霍贵秀要求支付逾期利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保文、霍贵秀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平安人寿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8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8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霍贵秀保险金200000元；三、驳回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44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542元，由王保文、霍贵秀负担50元（已交纳），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4492元（已交纳4444元，余款48元已由王保文、霍贵秀预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王保文、霍贵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艳芳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朱鑫壤书 记 员 弓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