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木龙，男，197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舒雅，广东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华穗路406号之二中景大厦A座601-625房、2101-2106房。负责人：李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泳欣，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益富，公司职员。上诉人黄木龙因与被上诉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木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豁免主合同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后的各期保险费，并返还已缴纳的2017年至2019年的保险费，总计10104元（大写：壹万零壹佰零肆圆整）；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保险合同中约定“免责事由”的格式条款，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2.2条责任免除第一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轻症疾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该表述中“导致”一词应该包含以下两种解释：一是状态导致，即被保险人存在违法的状态致使被保险人身故；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只要具备“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情形，保险人免责，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另一种是直接导致，即该违法行为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意味着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身亡（即被保险人身亡全部因素是其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保险人免责，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基于第二种解释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同时结合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白云一大队于2017年7月19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罗桂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机动车的行为，并非导致罗桂梅身故的全部因素，因此不属于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二、近因是指在风险和损失之间，导致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近因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也是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近因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关系中，若近因属于被保风险，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若近因属于除外风险或未保风险，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之规定，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李东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并遇有下雨的气象条件时，没有降低行驶速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对罗桂梅而言，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和决定性原因是李东歌的驾驶行为，而并非罗桂梅的驾驶行为。根据保险关系的近因原则，保险人以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原因为承保范围，并应当对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综上，该保险事故理应属于保险人理赔范围，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桂梅驾驶的车辆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的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二、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的免责条款不存在歧义，罗桂梅违反多项交通法规存在直接过错，并且无证据证明其死亡的直接原因，黄木龙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黄木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应按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约定，承担对投保人罗桂梅的“身故豁免保险费”责任，即应豁免主合同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之日以后的各期（2017年-2036年）保险费，且主险合同继续有效保障至终身；2.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应以该保单主险合同保险费3368元每年为标准，返还黄木龙已缴纳的2017年至2019年共3年保险费，合计10104元；三、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桂梅于2016年7月7日为黄木龙投保华夏健康人生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重疾险”）并为自己投保华夏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附加豁免保费险”），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签发保单予以承保，其中重疾险的保险期满日为终身，附加豁免保费险的保险期满日为2035年7月15日零时。上述保单所附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载明：本人确认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贵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条款，并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责条款、合同解除条款、投保人权利义务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险种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罗桂梅在该《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投保人处签名。《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载明：1.主合同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主合同的投保人可作为本附加合同的被保险人投保本保险。2.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9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豁免主合同及其附加的保险合同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以后的各期保险费，同时本附加合同终止。3.条款以加粗黑色斜体字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轻症疾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4.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身故，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主合同的被保险人。5.释义：“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2017年6月6日22时06分许，罗桂梅驾驶名将牌电动车在广州市白云区广从路西侧路面机动车道由南往北逆向行驶时与李东歌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相撞，罗桂梅当场死亡。事故后，案涉电动车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送往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检验，该公司出具《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载明：该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48V；该车无脚踏骑行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min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的规定；据检测，该车残余车身重量为48.2kg（验车时无电池，参考单个同等型号电池质量为4.3kg，则该车原空车质量应为m＝48.2＋4.3×4＝65.4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于2017年7月19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李东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罗桂梅的家属向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罗桂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于附加豁免保费险的责任免除情形为由，予以拒赔。黄木龙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查明，黄木龙已向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缴纳案涉主险重疾险合同2017年至2019年的保险费。黄木龙未能提交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车辆的购买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一审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于2006年11月6日发布《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公〔2006〕343号），自该通告发布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9月15日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整治五类车的通告》（穗府〔2010〕27号），该通告所称“五类车”包括了电动车（四轮电瓶车、电动自行车），通告禁止“五类车”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行驶。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3日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府〔2011〕23号），于2016年11月2日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府规〔2016〕7号），对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继续实施不准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上道路行驶的措施。一审法院认为：罗桂梅为黄木龙向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投保了重疾险，并为自己投保了附加豁免保费险，双方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依约履行。罗桂梅因交通事故身故，从而发生保险事故，黄木龙作为主险重疾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在罗桂梅身故后成为附加豁免保费险的受益人，依约可以就附加豁免保费险向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提出理赔主张，要求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豁免主保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后的各期保费。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是否可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免除保险责任。该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罗桂梅驾驶的车辆能否解释为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中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一，案涉保险合同条款以加粗黑体字显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属保险责任免除情形，罗桂梅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亦确认保险公司对此已向其作出明确说明，上述责任免除条款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均产生效力；第二，交警部门经委托鉴定得出的《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鉴定结论为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的车辆属机动车，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此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第三，黄木龙抗辩认为免责条款中未就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作出明确释义，罗桂梅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认知案涉车辆不属机动车。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本案中，保险合同条款的释义约定：“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该释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用语含义一致，一般人不会产生歧义。而且，经检测，案涉车辆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车身质量为65.4kg，远超出“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难以让一般人产生该车属于电动自行车类型的认知；黄木龙也未能提交车辆的购买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或说明书，不能确定罗桂梅驾驶该车时是否存在误认为该车属于电动自行车的情形，现黄木龙亦无其他证据能反驳鉴定结论及交警部门对该车辆属机动车的认定。第四，如前所述，广州市早于2006年起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实际上，罗桂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对社会公众的交通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综上，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主张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免除保险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木龙要求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豁免主险重疾险合同自罗桂梅身故后的各期保险费，并返还已缴纳的2017年至2019年的保险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黄木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木龙负担。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木龙提交有黄展锋的证人证言的光盘，拟证明普通消费者对电动车属性的认知是停留在非机动车的认知上的。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质证表示，光盘中的内容，均是咨询假设在广州市驾驶电动车发生事故后的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罗桂梅是因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二审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于2017年7月19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为：“李东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并遇有下雨的气象条件时，没有降低行驶速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对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为：“李东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二审庭询中，黄木龙确认罗桂梅本人是保险销售代理人员，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在罗桂梅投保时已经进行了提示说明，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罗桂梅所驾驶车辆的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是否可依据《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条款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该争议焦点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的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二、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对案涉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已尽提示说明义务；三、关于导致罗桂梅身故的原因。关于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的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首先，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云一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桂梅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罗桂梅驾驶车辆检验后出具的《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载明：该车无脚踏骑行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min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的规定；据检测，该车原空车质量应为65.4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均明确认定罗桂梅所驾驶车辆属于机动车。其次，虽然黄木龙主张罗桂梅作为普通消费者，对电动车属性的认知是停留在非机动车的认知上的，罗桂梅无法判断其所驾驶车辆属于机动车。但是，黄木龙未能提交罗桂梅所驾驶车辆的发票、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不能证明罗桂梅有理由相信其所驾驶车辆属于“电动自行车”而非机动车。黄木龙的前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罗桂梅在案涉事故中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关于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是否已经对案涉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问题。《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以加粗黑色斜体字明确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轻症疾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且罗桂梅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罗桂梅本身为保险销售代理人员，对保险条款有清晰的认知。黄木龙在二审庭询中亦确认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在罗桂梅投保时已经进行了提示说明。因此，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已经对案涉责任免除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关于导致罗桂梅身故的原因。其一，黄木龙主张李东歌的驾驶行为是导致罗桂梅身故的近因。本院认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是指在分析、判断危险事故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确定何为近因，并在审核该近因是否为保险事故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原则。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为：“李东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并遇有下雨的气象条件时，没有降低行驶速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罗桂梅未戴安全头盔、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实行右侧通行。”对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为：“李东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由李东歌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结合李东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情形，认定李东歌对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罗桂梅承担次要责任，并未认定李东歌的驾驶行为是导致罗桂梅身故的直接和决定性原因。黄木龙主张李东歌的驾驶行为是导致罗桂梅身故的近因，理据不足。其二，黄木龙主张，只有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是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全部因素，案涉责任免除条款才能适用；因罗桂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行为并非导致罗桂梅身故的全部因素，所以案涉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但是，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责任”的表述来看，只要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原因存在“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情形，该责任免除条款即可适用，并非指约定情形是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全部因素。而如前所述，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且罗桂梅本人是保险销售代理人员，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能力高于一般投保人员，清楚知晓该责任免除条款的准确含义。因此，黄木龙的前述主张与该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不符。综上所述，罗桂梅驾驶案涉机动车的行为已符合《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的适用情形，华夏寿险广东分公司应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的保险责任。黄木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木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雪梅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小兵张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