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英，女，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平，女，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朋，北京腾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桂英因与被上诉人李小平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5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桂英，被上诉人李小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小平对李桂英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小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未认定李桂英为北京市×号（以下简称东大桥842号）拆迁安置人口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205号房屋）是1995年由东大桥842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当时该房屋有正式户口4人，包括李炳林、李桂英、李红、李莉。拆迁人北京市市政工程机械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机械公司）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的规定将上述4人直接安置到205号房屋和北京市×××号（以下简称1008号房屋）两个两居室。其中，李炳林和李桂英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李红和李莉共同居住在1008号房屋。李桂英提交的一代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及205号房屋户口本、派出所证明信以及李小平在另一案中承认东大桥842号拆迁时有以上4人户口的事实等，均可证明李桂英的正式户口在1995年拆迁时在东大桥842号房屋。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之规定，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户口的人就是应安置人口的拆迁政策，李桂英在拆迁范围内东大桥842号具有正式户口，是应安置人口，是东大桥842号的安置人口。2.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男年满26周岁、女年满24周岁的未婚子女，分室安置。1995年东大桥842号拆迁时，李莉的年龄不足23周岁且未婚，按《北京市实施细则》之规定，只能分室安置。如果当时被安置人口只有李炳林和李莉，就只能安置一个两居室，而不是两个两居室。在另一案2019年9月2日开庭审理时，李小平当庭亲口承认李莉购买1008号房屋后补偿给李红12万元，亦证明拆迁安置与户口有关。（二）一审法院未认定李桂英是205号房屋共居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准住证》是拆迁人为被拆迁人李炳林办理有关205号房屋入住的手续，针对的是房屋承租人。公有住房承租人并非单独权利人，而是共居家庭成员的承租代表人。李炳林原是东大桥842号的承租人，拆迁后作为205号房屋共居家庭成员的承租代表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总公司房屋管理所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合同中议定事项包括乙方同一户籍共同居住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李桂英是东大桥842号拆迁安置人口，与李炳林一同从东大桥842号迁入205号房屋且户籍一直登记在此，李桂英是205号房屋同一户籍共同居住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是205号房屋的共居人。同理，205号房屋公有住房所有权发生变更，承租方李炳林与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双方议定事项同样包括“乙方同一户籍共同居住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李桂英提交的两份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证据和变更前、后的户口本，足以证明李桂英是205号房屋同户籍的家庭成员，是205号房屋的共居人，合法居住在205号房屋。综上，按照拆迁人市政机械公司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进行拆迁安置的政策以及李桂英提交的从1995年至2019年其交纳205号房屋的各项费用（包括房租、水费、电费、燃气费、电视费、公用电费、公用卫生费、房屋维修费等）、李桂英的一代、二代身份证、户口本、派出所证明信、李红的证人证言、李小平想转户口的情况、李莉补偿给李红12万元补偿款以及拆迁安置房屋的面积情况，这些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李桂英是东大桥842号的安置人口，是205号房屋的共居人。二、购房人李炳林与李小平共同证明李桂英与购房人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李桂英是205号房屋共同居住人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李桂英提交的房改售房填报资料表四《购买公有住宅楼同户籍共同居住人意见书》明确载明李桂英及其子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是205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李炳林亲自证明李桂英及其子与李炳林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同意由李炳林购买本套房屋，同时李小平也亲自证明李桂英及其子与李炳林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2.《关于解决住房使用权的家庭协议书》也证明李桂英是205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享有使用居住权。三、一审法院认定“李小平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腾退涉案房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国务院房改政策规定，公有住房出售对象是家庭，由此决定购买公有住房后仍应归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共同居住。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一审法院认为房产证写谁名字，就是谁的房子，其他共同居住人就得腾出房屋，于法有悖。2.205号房屋是李炳林通过房改政策取得的，是原始产权人。李桂英是205号房屋的共居人，与原始产权人李炳林共同居住在先，赠与李小平在后，李小平仍然负有保障李桂英合法居住使用权利的义务。李炳林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出让李桂英搬离此房。李炳林购房不能剥夺李桂英作为共同居住人的居住权利。同样，李炳林将房屋赠与给李小平后，李小平取得该赠与的房屋是无偿的，李小平仍然负有保障共同居住人居住权利的义务。李炳林购买205号房屋时，李小平与李炳林都承认并证明李桂英及其子是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该房屋自始至终应受原有房屋共同居住人的居住权利限制。李小平取得房屋后，就要将205号房屋的共居人赶出，这与国务院房改政策和北京市政府规定相违背。李小平无权剥夺205号房屋共同居住人居住权利的合法权益，无权要求李桂英腾房。李桂英在1995年东大桥842号拆迁时是安置人口，拆迁后一直居住在205号房屋（李桂英的两个衣柜、床具、写字台、空调、缝纫机、生活用品等均在此房），是合法居住在此房屋内。李炳林将205号房屋赠与给李小平时，李桂英及其他几个子女均不知情，但李桂英自始至终没有表示放弃居住权利。虽然李桂英在另一案请求确认居住权未得支持，但并不等于李桂英放弃居住，不能因为居住权被驳回，李桂英就得腾房。现李桂英没有其他房屋居住，也没有购房能力，不具备腾房条件。李小平让李桂英腾房，事实上剥夺了李桂英最基本的生存权。请求法院支持李桂英的上诉请求，判决李桂英对205号房屋享有合法居住使用的权利。李小平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桂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李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桂英腾退位于北京市××号房屋；2.李桂英支付自2018年3月15日至实际腾退之日的房屋占用费（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小平与李桂英系姐妹关系。李炳林系二人的父亲，李炳林于2018年3月14日去世。205号房屋现登记在李小平名下，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涉案房屋原登记于李炳林名下，2016年11月9日，李炳林与李小平签署了赠与协议，李炳林将其名下的上述房屋赠与李小平，并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一审法院另查，李桂英曾将李小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李桂英对于205号房屋享有居住权。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1793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李桂英的诉讼请求。后李桂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57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涉案房屋登记在李小平名下，说明李小平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现该房屋由李桂英居住使用，李桂英表示其对于涉案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权，但通过法院的生效判决看出，法院未认定李桂英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故李小平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腾退涉案房屋。关于李小平主张的占有使用费，因双方系姐妹关系，李桂英居住涉案房屋有一定的家庭因素，且李小平此前未主张李桂英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仅在2019年12月17日开庭之日提出了支付使用费的主张，故一审法院从此时间开始酌情判令李桂英支付使用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桂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退并返还李小平位于北京市××号房屋；二、李桂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李小平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实际腾退之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按照每月四千元的标准计算）；三、驳回李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桂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朝征办信（2019）第324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附件为房屋拆迁许可证存根）、朝征办信（2020）第17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附件为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朝征办信（2020）第4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附件为《北京市市政工程机械公司拆迁安置办法》），用以证明市政机械公司依据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文号95-32）进行拆迁并根据《北京市实施细则》进行拆迁安置。证据2.《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证据来源为从邻居处拍照打印而来，用以证明东大桥842号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被李小平拿走且拒不交出，李桂英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户口，是应安置人口；市政机械公司按照《北京市实施细则》进行拆迁安置，将东大桥842号房屋有正式户口的4人直接安置到205号房屋和1008号房屋，李炳林和李桂英共同居住在205号房屋，李红、李莉共同居住在1008号房屋。证据3.《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证据4.《北京市实施细则》、证据5.《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启用新的的通知》，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市政机械公司的拆迁安置办法是按照《北京市实施细则》执行的，是家庭人口中的代表与出租方签订合同，不是所有共居人都签订合同。证据6.（2019）京0105民初17936号案件开庭笔录，用以证明李小平在该案中当庭承认1995年拆迁时想把户口迁到东大桥842号，但因东大桥842号户口冻结未办理成，同时承认拆迁时李炳林、李桂英、李红、李莉的户口在东大桥842号房屋内；因上述四人是应安置人口，李桂英对205号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李小平亦承认1008号房屋由李莉购买，李莉给了李红12万元，应该是补偿款，旁听者李莉默认付给李红12万元补偿款的事实。证据7李桂英的再审申请书，用以证明李桂英与李小平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李桂英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小平对李桂英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无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3、4、5是政府部门的规定和规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尚未收到，只是李桂英的诉讼权利。本院认为，关于李桂英提交的证据1、3、4、5、6、7，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李桂英提交的证据2，因其未提交原件，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另，李桂英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向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调查李炳林东大桥842号房屋拆迁时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或住房分配单。本院认为，李桂英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在本案中无调查收集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205号房屋登记在李小平名下，可以证明李小平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现205号房屋由李桂英居住使用，李桂英主张其对于该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使用权，但法院生效判决已经驳回了李桂英要求确认其对205号房屋享有居住权的诉讼请求，故李桂英的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因此，李小平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李桂英腾退205号房屋。李桂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是205号房屋的共居人享有居住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小平主张的占有使用费，因李小平与李桂英系姐妹关系，李桂英居住205号房屋有一定的家庭因素，且李小平在一审开庭前未主张李桂英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故一审法院酌情判令李桂英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元，由李桂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