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巴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太平门直街260号三新银座1203室（中浙商务秘书8674-凯旋8674）。法定代表人欧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悦，上海清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智信蜻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玥，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艳峰，智信蜻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杭州巴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巴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智信蜻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信蜻蜓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4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杭州巴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悦，被上诉人智信蜻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巴蒂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5民初14983号民事判决书；2.诉讼费用由智信蜻蜓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核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确认杭州巴蒂公司在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2月18日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双方订立的合同，没有支付预付款的条款，且智信蜻蜓公司没有开具发票给杭州巴蒂公司，杭州巴蒂公司由此进行了错误对账。一审法院仅凭《收款协议书》所形成的时间认定智信蜻蜓公司此前所转的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法院显然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智信蜻蜓公司应当对于合同履行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智信蜻蜓公司并不能就已经清偿杭州巴蒂公司的货款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所以应承担不能证明的后果。杭州巴蒂公司的转款金额还大于收款协议书上宣称的欠款总计145000元。双方的交易情况为：2018年11月16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50000元；2018年11月30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50000元；2018年12月18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20000元；2019年8月15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合同联系人刘艳峰20000元；2019年8月20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合同联系人刘艳峰10000元；2019年9月23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合同联系人刘艳峰10000元；2019年10月28日转账给智信蜻蜓公司合同联系人刘艳峰10000元。总计转款17万元。杭州巴蒂公司的转款金额还大于收款协议书上宣称的欠款总计145000元。杭州巴蒂公司实际已支付17万元给智信蜻蜓公司，故杭州巴蒂公司有权要求智信蜻蜓公司退还服务费25000元。如果没有计算错误数据显示应该有五千多条，下载激活根据后台反映只有三千多人，其中还包括其他渠道的。智信蜻蜓公司按照合同根本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金额。因此杭州巴蒂公司要求智信蜻蜓公司退还相应款项。对向杭州巴蒂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赔偿。智信蜻蜓公司辩称，不同意杭州巴蒂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杭州巴蒂公司所述数据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数据统计方式是以乙方平台统计为准，并不是甲方后台。签订合同当时签订人是杭州巴蒂公司员工，该员工的领导应该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杭州巴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签字员工对于数据金额和推广的全套流程智信蜻蜓公司都是有微信记录的，数据杭州巴蒂公司都确认过的。智信蜻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杭州巴蒂公司支付广告费95000元及违约金（以尚欠款项为基数，自2020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日，智信蜻蜓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杭州巴蒂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希望乙方利用乙方渠道向其不特定的用户群体有效宣传，使用户安装甲方产品，并最终实现上述用户对甲方产品的有效使用，乙方通过向甲方提供前述服务以获取甲方的服务费用；协议有效期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服务费＝有效用户CPA数量*有效CPA单价，有效CPA单价为快速任务1.5元，评论价格0.3元，费用按月结算，每月5号结算上一个月费用，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完整、正确并符合国家税务机关要求的发票。2019年7月25日，杭州巴蒂公司作为欠款方、智信蜻蜓公司作为收款方签订《收款协议书》，约定：根据《合作协议》，杭州巴蒂公司对智信蜻蜓公司欠款共计145000元，做出分批付款，收款时间表为，于2019年8月15日支付3万元，剩余欠款115000元，分5个月支付，每个月最低付款1万元以上，2020年1月15日之前付清所有款项；如杭州巴蒂公司未按照以上协议规定支付款项，杭州巴蒂公司将承担违约金额及利息（以本金14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计算）。该协议书落款处加盖双方公司公章，收款方联系人处手写签字刘艳峰，欠款方联系人处未签字。为证明杭州巴蒂公司欠款金额，智信蜻蜓公司提交了与杭州巴蒂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1月20日至30日聊天记录显示，智信蜻蜓公司称“1月15日前，9.5万要打完，现在11月底了”，杭州巴蒂公司员工回复称“有钱会马上给你打的、月初打给你”等。诉讼中，杭州巴蒂公司承认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称当时微信答复的公司负责人不清楚财务支付情况，实际在此之前就已经支付了相应款项，并提交了七份银行业务回单予以佐证。银行业务回单显示，2018年11月16日、11月30日、12月18日，2019年8月15日、8月20日、9月23日、10月28日分别支付款项金额为5万元、5万元、2万元、2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总计17万元。其中，在《收款协议书》签订后支付的四笔款项金额总计5万元（即2019年8月15日、8月20日、9月23日、10月28日支付的款项）。智信蜻蜓公司称，该四笔付款系本案项下《收款协议书》已付款项共5万元，其余2018年所付三笔款项系其他项目款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智信蜻蜓公司与杭州巴蒂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在合同履行之后针对结算事宜签订《收款协议书》，虽然杭州巴蒂公司对该协议书落款处无杭州巴蒂公司联系人签字提出了异议，但该协议书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公章，且双方对公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杭州巴蒂公司对《收款协议书》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对协议内容进行了确认，《收款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收款协议书》的内容予以采信。《收款协议书》载明，截至2019年7月25日，杭州巴蒂公司欠付智信蜻蜓公司的金额为145000元。诉讼中，智信蜻蜓公司自认杭州巴蒂公司已付款金额为5万元，杭州巴蒂公司虽然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付款凭证，但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中，在《收款协议书》形成之后的付款金额为5万元，与智信蜻蜓公司自认的付款金额相一致，其他付款均产生在《收款协议书》形成之前，在智信蜻蜓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对智信蜻蜓公司相应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智信蜻蜓公司主张杭州巴蒂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收款协议书》已明确违约责任及计算方式，智信蜻蜓公司主张以尚欠款项为基数，自《收款协议书》约定的最后一笔款项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即2020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杭州巴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欠付智信蜻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广告费九万五千元及违约金（以尚欠款项为基数，自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合同履行之后针对结算事宜签订《收款协议书》，该《收款协议书》中对于已支付合同款项的金额、欠付合同款的金额、欠款支付期限、违约责任的约定明确、具体，双方当事人亦加盖印章进行确认，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现杭州巴蒂公司主张在签订《收款协议书》前已实际支付合同款17万元，其已不再拖欠智信蜻蜓公司的合同款项，但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17万元用途系履行案涉合同所支付的款项，且该主张亦与《收款协议书》的内容相悖，于常理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杭州巴蒂公司所主张的后台数据所反映的有效客户数量问题，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智信蜻蜓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杭州巴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50元，由杭州巴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