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蓉，女，彝族，1974年7月24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玮，女，彝族，1972年10月18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鸥、孙鸿波，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江玲，女，汉族，1975年5月12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云南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云红，女，汉族，1968年3月8日生，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卢蓉、卢玮、董江玲因与被上诉人吕云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20)云030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蓉、卢玮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吕云红向二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492,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到2020年1月6日的借款利息626,866元，及2020年1月7日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的合意形成于上诉人与董江玲之间，系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与吕云红之间没有书面凭证为由，认定上诉人与吕云红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属于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凭借董江玲于2016年出具的“欠条”及2017年卢玮向其主张还款的短信记录认定借款合意形成于上诉人与董江玲之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作出的认定违背了《合同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属于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适用法律错误。吕云红答辩称，本案中吕云红与上诉人从未达成借贷关系的合意，未签订借款合同，出具过借条、欠条等，不存在借贷关系。吕云红是应卢玮的要求，介绍卢玮向董江玲提供借款，本案实际借款人为董江玲，吕云红的账户仅用于转账使用。董江玲答辩称：这是2015年我与卢蓉、卢玮共同借的，这个钱是借给董江玲的同学董建飞，吕云红是中间人，董建飞一共借了215万元，借款是约定只借6个月，本案前面40万元3个月的利息是约定3分，之后10万元约定4分，董建飞支付了2个月的利息，就没有付了。后期出具新债权凭证没有约定利息，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偿还这个借款，对借款的利息，一审所判决的，我认为不应该承担那么多，并且后面也没有要利息，我只是尽可能的想把本金要回来。董江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董江玲与卢蓉、卢玮分别形成借贷关系，系两个借贷关系，不应当共同诉讼。二、一审判决董江玲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新债权凭证即《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其次，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双方约定了利息。再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明确债权数额。被上诉人已放弃对新债权凭证出具前的利息，董江玲依据新债权凭证履行还款义务即可。第四，《情况说明》不能证实董江玲与被上诉人在出具新债权凭证时约定利息。最后，本案被上诉人的借款具有投资性，其应当自行承担无法获取利息的风险。综上，本案没有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对于利息的主张不应当支持。卢蓉、卢玮答辩称，对于主体问题，款项的来源是卢蓉的个人理财账户，卢蓉、卢玮两姐妹的钱约定了都存在卢蓉的账户，因为约定过用这个钱来给父母养老，对于卢蓉、卢玮的借款主体是不能区分的，对于利息是先由吕云红来支付的，她付了3个月的利息，就没有付了，后卢玮因为生病找到了吕云红，但这个款项又转借给了董江玲，董江玲说愿意跟吕云红一起来承担还款，借条是董江玲写的，董江玲付了12次（12个月）的利息，而吕云红也付过利息，从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来说，该借款的实际用款人有可能是董建飞，但我们不能直接去找董建飞，并不是每一笔交易都必须要写借条。卢蓉、卢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共同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492,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截至2019年11月28日共计613,44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亲姐妹关系，二原告自述为给父母养老，二人存款在原告卢蓉名下，由原告卢蓉管理该笔款项。原告卢玮与被告吕云红系同事关系，被告吕云红与被告董江玲系朋友关系。2014年，原告卢蓉分别于2月18日、2月20日、4月9日向被告吕云红转款20万元、20万元、9.2万元，合计49.2万元。2014年2月21日，被告吕云红向被告董江玲转款21.15万元；2014年4月10日，被告吕云红向被告董江玲转款18万元；另以现金方式向被告董江玲支付了部分款项，合计向被告董江玲支付49.2万元。被告董江玲分别于2014年3月21日、2014年4月25日向被告吕云红转款15.65万元、15.65万元，合计31.3万元。被告吕云红分别于2014年3月31日、4月25日、5月28日向原告卢蓉转款1.2万元、1.2万元、1.2万元，合计3.6万元。2016年3月1日，被告董江玲向二原告出具借条两份，内容分别为“兹借到卢玮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00）。借款人：董江玲”和“兹借到卢蓉人民币叁拾万元正（300000.00）。借款人：董江玲”。2017年6月26日开始，原告卢玮多次向被告董江玲催要借款，在二人的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我是卢玮，吕云红的朋友，你从我这里拿了伍拾万元的现金，写了借据给我。”“董江玲你好，我和吕云红来你办公室找你。说一下还我钱的事情，你在呢嘛。”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董江玲直接向原告卢玮共计还款3.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第一，谁是本案的借款人；第二，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是否视为对利息约定的变更。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即谁是本案的借款人。原告主张借款人系被告吕云红，被告董江玲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其自愿加入借款、愿与被告吕云红共同还款；被告吕云红主张其系原告与被告董江玲之间借款的中间人；被告董江玲主张其委托被告吕云红向原告借款。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董江玲系本案的借款人，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吕云红曾达成借款合意，即被告吕云红有借款的需求而原告亦愿意向被告吕云红借款；第二，被告吕云红未向原告出具借条，而被告董江玲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借条的内容为“（借款人董江玲）借到卢玮/卢蓉人民币……元”，而不是原告所述的董江玲愿意与吕云红共同还款；第三，被告吕云红在收到原告转款的49.2万元后，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交付给了被告董江玲49.2万元，在收到被告董江玲的转款后也向原告支付了3.6万元的利息，被告吕云红并未从中获利；第四，在原告卢玮与被告董江玲2017年6月26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卢玮所说内容为“你从我这里拿了伍拾万元的现金”，而不是原告所述的被告董江玲系向被告吕云红借款。综上，本案的借款人系被告董江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董江玲偿还借款本金49.2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吕云红系本案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吕云红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即被告董江玲于2016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是否视为对利息约定的变更。原告主张未与被告董江玲约定过利息，但与被告吕云红口头约定利息为三分；被告吕云红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认为自己借给董江玲的款项约定为利息三分；被告董江玲主张曾约定40万元的利息为三分，9.2万元的利息为四分，但后书写借条时被告董江玲已经连本金都无力偿还，故修改了对利息的约定，自书写借条之日起被告董江玲无需再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2016年3月1日董江玲出具借条之前的利息约定无异议，现被告董江玲主张借条未载明利息视为双方变更对利息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被告董江玲出具的借条上未载明利息的约定，但亦未载明原告放弃收取利息、原来关于利息的口头约定作废等内容，应视为双方对利息的变更约定不明，推定为未变更。另被告董江玲自己出具的《卢蓉诉吕云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情况说明》中载明“董江玲通过直接支付、介绍人吕云红转付的方式多次向卢玮偿付利息”，即董江玲在借条出具后继续向原告支付利息，亦能够佐证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未变更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截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1月6日），被告董江玲应向原告支付利息66.2866万元（49.2万元×24%÷365天×2049天），扣减被告董江玲直接转给原告卢玮的3.6万元，被告董江玲还应支付62.6866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董江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卢蓉、卢玮偿还借款本金492,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至2020年1月6日的借款利息626,866元，及2020年1月7日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原告卢蓉、卢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48元，由被告卢蓉、卢玮承担。二审中，吕云红针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出借人为卢蓉、卢玮，实际借款人为董江玲。卢蓉、卢玮质证认为，针对2016年2月23日和2016年3月6日的聊天记录无法看出是谁的，更无法看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要换借条，也可能是换其他的，后面2017年的聊天记录中有“老婆娘”可能是指卢玮，我们认为这两份证据都达不到吕云红的证明目的，反而能从这个证据看出吕云红与卢蓉、卢玮的借款关系，并且卢蓉、卢玮还向吕云红催要借款。董江玲对吕云红提交的证据认为，这个是我们的聊天记录，也是真实的，我也确实出具过两次借条。本院认为，吕云红提交的证据并未明确提及卢蓉、卢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共同诉讼；二、吕云红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三、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一、本案诉争的款项系由卢玮通过银行转账给吕云红，吕云红又向董江玲交付的借款，虽然董江玲向债权人卢蓉、卢玮分别出具了《借条》，但款项系同一笔借款，同一债权，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更利于查清事实，减少诉累。董江玲关于本案系两个借贷法律关系，不应当共同诉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吕云红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卢蓉、卢玮主张吕云红为借款人。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除钱款的流转外，还需要双方当事人就借款达成合意。本案中卢蓉、卢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吕云红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即卢蓉、卢玮具有向吕云红提供50万元借款之意愿，且吕云红具有向卢蓉、卢玮借款50万元之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卢玮将诉争款项转至吕云红账户，就主张吕云红系借款人。吕云红否认其与卢蓉、卢玮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以钱款于收到后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和现金交付给董江玲等事实予以证明。至于由其账户支付利息也仅是转交董江玲给付的利息。并且债权人明确向董江玲主张并要求董江玲出具借条，也可知债权人确定的债务人系董江玲而非吕云红。因此，卢蓉、卢玮仍应当就其与吕云红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卢蓉、卢玮仅提供其和吕云红之间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具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和借贷关系的成立。故，卢蓉、卢玮要求吕云红承担还款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对《借条》出具之前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无异议，董江玲主张借条未载明利息，应视为对利息没有约定。本案《借条》是对之前借款关系的确认，依常理，借款本金是对之前借款的确认，而利息也应当是之前约定利息的延续。而且借款前董江玲与卢蓉、卢玮并不认识，其从卢蓉、卢玮处取得巨额借款，长期无息使用，显然不符合常理，而董江玲在借条出具后仍然连续12个月向卢玮给付固定的3,000元款项，亦能够佐证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未变更的事实。故，董江玲主张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董江玲提出卢蓉、卢玮已放弃《借条》出具前的利息，卢蓉、卢玮并不认可，董江玲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董江玲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卢蓉、卢玮、董江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48元，由卢蓉、卢玮负担7,374元，由董江玲负担7,3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铭军审判员  陈志刚审判员  王 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陈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