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70年1月1日出生，农民，户籍地吉林省舒兰市，现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佐某，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女，1973年2月2日出生，农民，户籍地吉林省舒兰市，现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某1，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某2，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80年3月24日出生，无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五常市，现住吉林省舒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吉林松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67年1月24日出生，无职业,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某，黑龙江龙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常市臣鹏砂石经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黑龙江哈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吕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2、五常市臣鹏砂石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臣鹏砂石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2019）吉0283民初2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某1、修某2，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佐某，被上诉人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某，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臣鹏砂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某1、吕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刘贺军并非是为王某提供劳务中致害，因此其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是错误的。根据刘某1、吕某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刘贺军与王某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且被告并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双方劳务关系已经解除，根据事发之时刘贺军的生活轨迹动线，均是持续为王某提供劳务，直至落水溺亡。本案主要证据均为言辞证据，鉴于刘贺军已经死亡，关键事实均依据王某、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及其雇员的证言，他们的陈述本身证明力不强，根本不足以认定刘贺军当时下水是个人决定的行为，进而认定王某不承担任何责任。关于刘某2和臣鹏砂石公司的责任问题，庭审中各方均已承认，事发地点系通往砂厂的必经之路。刘某2作为臣鹏砂石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和受益人，二者没有尽到任何安全保障义务，至少应当承担补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刘贺军系因自身疏忽致意外发生，与事实不符，王某、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也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草率认定该纠纷为意外事件，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改判支持刘某1、吕某的请求。王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刘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臣鹏砂石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刘某1、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向刘某1、吕某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647,105.50元；2．判令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臣鹏砂石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获有河道采砂许可证，准许在拉林河河道指定范围内从事采砂、取土，淘金。刘某2与臣鹏砂石公司是承包合作关系，负责经营管理沙河子段采砂区域，联系钩机在砂场进行挖沙作业，按照作业方运送的砂石量，以每立方河流石4.5元的价格向送货方支付报酬，赚取利润与臣鹏砂石公司按一定比例分配。刘某1、吕某之子刘贺军是钩机司机，曾经受雇于王某，为王某提供劳务，驾驶钩机进行挖沙、沟草皮等各项工作赚取报酬。刘某2亦曾经联系王某的钩机在沙场进行作业。2018年8月份，在刘某2管理的砂场中，有一辆作业的钩机因故障退出了作业砂场，刘某2需要另外联系一台钩机挖砂。刘贺军当时在场得知这一消息，通过原来的雇主王某联系到车主刘阳的钩机，雇佣该钩机在沙场挖河流石，之后将挖掘出的河流石送到刘某2处进行结算。刘贺军并不驾驶作业钩机，两名驾驶钩机的司机系钩机车主刘阳及其弟弟刘庆全按照刘贺军的要求派遣。雇佣钩机的相关费用由刘贺军与刘阳结算，两名司机的报酬由钩机车主刘阳支付。该钩机作业20多天后因天降大雨河道涨水而停止挖掘工作。2018年9月11日，死者刘贺军带一名钩机驾驶人员在检查河水是否消退、能否继续进行挖掘河流石工作时意外落水溺亡。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采信、基本事实认定及王某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本案最为关键的事实是死者刘贺军是否系因向王某提供劳务而发生意外溺亡。本案现有证据显示并不存在书面劳务合同，认定事实主要是依据刘贺军意外溺亡后公安、安监等部门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刘某1、吕某意图证明是为王某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的损害的直接证据为所提供的证据7、8中五常市安监局执法队所取的刘某2的两份询问笔录中刘某2的陈述，但在两份笔录中刘某2并没有详细说明证实死者刘贺军发生意外死亡系为王某提供劳务的充分理由，无法说明具体的协议内容、时间、报酬等事项，其所作出的陈述主要是根据刘贺军之前与王某之间的劳务关系，而且该陈述与事发当日刘某2在五常市公安局向阳交警中队所做陈述（王某提交证据2）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此次庭审中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而刘某1、吕某所举出的证据9、11更不能证明刘贺军是在为王某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与之相反，王某提供的证据2中五常市公安局向阳交警中队于事发当日对刘某2询问笔录中刘某2陈述：王某的钩机不给我干活了，然后刘贺军说能为其找钩机干活，刘某2答应刘贺军每钩一方的沙子给4.5元，四千方一算账，大约钩了七千多方，因为下大雨西大河涨水钩不了沙子就停了，刘贺军雇佣的钩机车主刘某2不认识，就认识开钩机的两个司机，叫什么其不知道。结合该份证据，并与王某提供的证据1中五常市安监局执法大队2018年9月13日对刘庆全（钩机车主刘阳的弟弟，与刘贺军商谈雇佣钩机的具体事宜）、2018年9月11日对姜喜文（钩机的一位司机）的两份询问笔录、证据3中五常市交警大队向阳中队于2018年9月11日及向阳派出所于2018年9月12日对刘宝和（钩机的晚班司机）的两份询问笔录能够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刘贺军获知刘某2需要钩机的消息后，通过王某联系到钩机车主刘阳，与刘阳的弟弟刘庆全商谈价格等具体事宜。刘庆全按照刘贺军的要求雇佣两名司机到采砂现场作业。刘贺军依据河流石的数量与刘某2进行结算，其本人并不驾驶钩机作业。刘贺军于2018年9月11日带一名钩车司机下河试验河水是否消退，是其个人决定的行为，并未受他人指派。依上述事实，本案两名刘某1、吕某之子刘贺军并非是为王某提供劳务中致害，因此其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关于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刘某1、吕某主张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作为劳务接受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身就与对王某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及理由相矛盾，更缺少事实和证据支撑。刘某1、吕某提出的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为事发地段安全保障义务人应该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的请求明显于法无据。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时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该侵权责任对责任主体性质有明确要求，而本案中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显然并非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主体。而刘某1、吕某提出的王某、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存在共同危险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而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明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此无需赘述。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注意到，刘某1、吕某之子刘贺军是一位努力挣钱养家、热爱生活的小伙子，其因意外事故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刘某1、吕某作为死者父母，中年丧子亦属于人生中之大不幸，令人心生同情。然而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法官作为司法裁判者却要严格依据现有法律规则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而不能因感情用事而偏离中立立场作出错误判断，因为同情心泛滥而使无责任主体枉担侵权赔偿之责。本案中刘贺军系因自身疏忽致意外发生，并不存在侵权责任主体及相应侵权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依法需驳回刘某1、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希望刘某1、吕某能够理性、平和的看待法院判决，息诉服判，并尽快从丧子之痛中走出，重新迎接新的生活，以使逝者安息生者安宁。综上，刘某1、吕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某1、吕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96元，由刘某1、吕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某1、吕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五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组证据，1.王某微信截图；2.王某爱人张金玲微信截图；3.李某微信截图。证明：王某微信备注名为“钩机出租王宝主”，其所使用的手机号是159XXXXXXXX。王某爱人张金玲微信备注名为金马姐，其所使用的手机号是150XXXXXXXX。李某微信备注名为“成功吖”其所使用的手机号为138XXXXXXXX。第二组证据，1.王某爱人张金玲给死者刘贺军微信转账截图4张；2.刘贺军转账给王某微信转账截图1张；3.刘贺军转账给李某微信转账截图2张。证明：2018年9月9日王某爱人张金玲分两次每次转账给死者刘贺军100元，共计转账200元。2018年8月27日转账给刘贺军670元，2018年8月20日转账给刘贺军950元。王某夫妇与刘贺军仍然存在雇佣关系，并支付雇佣费用。同时刘贺军转给王某300元以及刘贺军转给李某300元雇佣费以和50元车费，可以说明即便王某雇佣了李某，其雇佣费亦由刘贺军给付，王某与刘贺军仍然存在雇佣关系。刘贺军应当是为王某处理各种工作事宜。第三组证据，刘贺军2018年9月份通话详单。证明：死者刘贺军与雇主王某夫妇沟通频繁，从电话详单中可以看出死者刘贺军从2018年9月1日开始至事故发生日（2018年9月11日）每天都与王某夫妇通过电话沟通工作事宜至少3次以上（王某电话号码：159XXXXXXXX、188XXXXXXXX王某爱人张金玲电话号码150XXXXXXXX,183XXXXXXXX）。王某所称2018年8月20日与刘贺军解除雇佣关系并不真实，实际上王某夫妇一直雇佣死者刘贺军，并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以及进行工作部署安排。刘贺军死亡当天，仍然与王某夫妇电话沟通，且当天通话记录主要都是与王某夫妇通话。死者接受王某夫妇的工作安排。其去往事故发生地检查水位高低，排除不了受王某夫妇指使的可能。第四组证据，死者刘贺军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9月11日微信视频。证明：死者刘贺军与王某接触频繁，不符合王某所称从2018年8月20日之后就与刘贺军解除了雇佣关系。死者刘贺军于8月24日与王某一起吃饭，并且拿着的钩机钥匙，且死者一直在王某家居住，同时死者刘贺军在案发当日也和王某在一起。不能排除死者与王某存在着雇用关系的可能，也不排除死者在案发当天接受王某夫妇的工作安排，去采砂厂检查水位的可能。第五组证据，死者刘贺军2018年8月30日微信视频。证明：刘某1、吕某在一审中提供的市区内的房屋是死者刘贺军所有并居住，死者刘贺军的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王某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记录只显示相关转账信息，转账时间均发生在案发之前。且公安机关及安监局已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应当以调查笔录为准。同时，本案一审开庭时刘某1、吕某以手机丢失，故该证据来源无法确定。需结合双方转账过程中的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同证据一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及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非移动公司的打印件，而是刘某1、吕某单方做取的文档，即使双方有通话记录，也不能证实双方有雇佣关系；对第四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是刘某1、吕某的推测，是否具有雇佣关系应当以公安机关及安监局的调查笔录为准；对第五组证据，关联性及本案追偿标准计算，因王某不是责任承担人，不予质证。刘某2质证称，对刘某1、吕某提交的前四组证据进行质证，该四组证据属于死者刘贺军与王某及王某妻子、案外人李某之间形成的通话记录及转账记录。具体内容我方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或经济关系，至于刘贺军是否受到王某的雇佣，通过前几次的审理我方已经陈述清楚。对于第五组证据，我方认为该房屋不是刘贺军所有，是吕某所有，并有产权证佐证。我方认为该五组证据和审理本案关联性不大。请合议庭对全案事实予以认定。臣鹏砂石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出于原始载体，仅凭微信截图无法证明微信名称的机主姓名及手机号码。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问题有异议，仅凭7份小额转账记录无法认定是否处理工作事宜，此7笔转账记录最大一笔为950元，不符合刘某1、吕某主张的存在雇佣关系，处理工作事宜的特点，因刘贺军生前是从事开钩机工作，他的工资不可能只有几百元或几十元。对第三、四组证据的证明问题有异议，仅凭通话详单不能确定通话内容是否在沟通工作事宜。微信视频也并未证明刘贺军是接受工作安排而去检查水位，在刘某1、吕某的举证目录中叙述不能排除什么的可能，也就是刘某1、吕某举出该两组证据对欲证明的问题也是进行猜测性证明，并非明确具体的予以证明。对证据五的证明问题有异议，认定不动产权利所有人应以不动产权利证书记载的人为依据，依靠视频认定产权确定赔偿标准，于法无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刘某1、吕某所举五组证据欲证明的问题皆是猜测性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贺军雇佣的钩机为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挖河流石时，王某的钩机并未在此同一地点从事挖河流石的工作。刘贺军溺亡地点为去往砂场的必经之路上。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刘贺军的溺亡是否是在为王某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二、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是否对刘贺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刘贺军的死亡是否是在为王某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判定王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在于，刘贺军溺亡时是否是在为王某提供劳务。本院从优势证据规则的角度评判全部证据认为，事发当时各相关人员在调查部门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涉案询问笔录是能客观、真实的还原事实真相的有力证据。根据涉案询问笔录的内容，现无法认定刘贺军溺亡时是在为王某提供劳务。刘某1、吕某二审所举证据也均是猜测性证明，这种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低于调查部门的询问笔录，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刘某1、吕某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某2、臣鹏砂石公司是否对刘贺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庭审中，刘某1、吕某对要求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始终在变化。经二审释明后，刘某1、吕某确定要求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承担责任的依据是认为二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关于“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应当是经营者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前者主要指那些从事提供公开服务业的人，即服务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承包经营者等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或具有事实上控制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后者是指在其他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具有广泛社会接触的活动中，管理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都应关注其活动范围内的安全保障问题。而本案中，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不属于公开服务业的经营者。同时，在汛期其二者也未组织采砂活动，且采砂活动也不属于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广泛社会接触的活动，故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不是法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刘某1、吕某主张臣鹏砂石公司、刘某2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1、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1元，由上诉人刘某1、吕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任宝君审判员 卢佳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曲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