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9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1，女，194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书，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华，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2，女，194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赵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3民初8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由赵某1继承；2、上诉费用由赵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赵某1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赵某2属于养女，无权继承案涉房屋。二、赵某2表示其继承了养母应起翔的房产，一审法院未调查核实房产的过户方式，并将“继承”偷换概念为“转移登记”，严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三、赵某1对赵吉平、应鸿祥尽了全部的赡养义务，赵某2属于已送出的养女，亦未对赵吉平、应鸿祥进行扶养，无权继承涉案房屋。四、一审判决关于“应鸿祥”名字全写为“应鸿翔”，应予纠正。赵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赵某1的上诉请求，上诉费用由赵某1自行承担。赵某1并没有提出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赵某2和应起翔之间形成收养关系。收养是民事法律行为，收养关系的成立和生效有严格的条件和限制，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律程序，否则不发生收养的法律效果。收养关系的成立自建国初期开始就要求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办理收养手续。1960年办理收养关系，也需要履行相关收养手续。1949年至60年代中期，收养关系的成立程序是订立收养契约或公证。195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收养关系诸问题的几点意见》规定，成立收养关系，要生父母和养父母订立契约。1965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庭发布的《关于收养子女公证问题的函》规定办理收养子女，或者派出所办理收养的户口登记，或要办理收养公证。到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国收养制度逐步建立，收养关系成立的程序是公证程序或行政程序。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收养法》颁布，我国收养制度逐渐完善，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我国自始至终都对收养程序和法定形式做了规定，从签订契约到收养活口登记、收养公证再到民政部门收养登记。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赵某2和应起翔办理过任何收养手续，也无法证明应起翔与应鸿祥、赵吉平达成过收养契约或收养公证。赵某1主张应起翔与赵某2成立事实收养关系证据不足。应起翔从未有过收养赵某2的意思表示，赵吉平、应鸿祥也从未与应起翔形成将赵某2送给应起翔收养的合意，赵某2与父母赵吉平、应鸿祥的称呼从未改变，也一直叫应起翔为大姨。赵某2随应起翔生活的时间不长，1960年时赵某2已经12岁，其18岁参加工作前和应起翔一起生活仅6年，赵某2与父母的关系从未中断。赵某1岁赵吉平、应鸿祥的生活时间也并不长。赵某1没有证据证明亲友、群众公认，也没有有关组织明确应起翔和赵某2是以养母、养女身份共同生活。1960年到1966年赵某2的生活、学习等费用确实由应起翔负责，但那时因为其父母无力抚养，应起翔生活水平较好而代为抚养，且那时应鸿祥全家的生活费用基本都是靠应起翔负担，1962年应鸿祥办理停薪留职到1966年，应鸿祥和赵某1的生活支出全部由应起翔负担。本案因特殊历史原因，赵吉平、应鸿祥客观上无力抚养赵某2，由应起翔代为抚养，符合《收养法》第十七条规定。应起翔的房产如何处置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如果赵某1对应起翔的房产处置有异议，认为其是利益相关人的话，可以另行诉讼。赵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某1配合赵某2继承被继承人赵吉平名下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的遗产房屋；2.诉讼费由赵某2、赵某1依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赵吉平与应鸿翔系原配夫妻，二人育有二女，长女赵某1，次女赵某2。赵吉平于2007年1月25日去世，应鸿翔于2015年8月16日因病去世，二人父母均早于被继承人去世。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房屋所有权人为赵吉平，系被继承人赵吉平、应鸿翔的夫妻共同财产。1960年左右，因家庭历史问题，赵某2被送到应鸿翔大姐应起翔处，由应起翔进行抚养。此后，赵某2一直跟随应起翔在辽宁省共同生活，直至应起翔去世，户口亦登记在应起翔处，与应起翔的关系为“外甥女”。应起翔去世后，其遗留的房产转移登记至赵某2名下。另查，被继承人赵吉平、应鸿翔在世时，在天津居住生活，主要由赵某1往返天津、北京两地看望照顾。赵吉平去世后，自2010年开始，应鸿翔常年居住北京，由赵某1进行日常起居、看病就医等方面的照顾。赵某1于2013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赵某1同志：在2013年北京市万名孝星命名活动中，被命名为孝星”。2013年10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老龄工作办公室授予被告“朝阳区孝亲敬老之星”。本案争议焦点：赵某2是否被应起翔收养，其对二被继承人的遗产有无继承权利及继承的份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赵吉平、应鸿翔生前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赵某2、赵某1应按法定继承对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予以继承。对于赵某1认为赵某2于1960年左右被其大姨应起翔收养的问题，赵某1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赵某2与应起翔办理了收养手续，其提供的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证明信、应起翔墓碑的照片及赵吉平的职工档案表，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赵某2被应起翔所收养，且根据赵某2户口簿上的登记情况，其与起翔关系一栏记载为“外甥女”。交道口派出所的证明信仅能证明在不同时间点，应鸿翔户口登记上所记载的人员不同，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赵某2被应起翔收养的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对赵某1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赵某2、赵某1应法定继承对二被继承人的遗产。对于赵某2、赵某1的继承份额问题，考虑到在二被继承人晚年时，综合赵某1提供的车票、就诊病历等证据，及北京市政府、朝阳区政府先后授予赵某1敬老孝亲荣誉称号，且结合庭审陈述，在被继承人赵吉平去世前，赵某2投入更多的精力照顾其大姨应起翔，因此可以认为赵某1对二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予以多分遗产。由于庭审中，赵某2、赵某1均不存在留买房屋的意思表示，故上述遗产房屋应由赵某2、赵某1按份共有，由赵某2继承上述房屋35%的份额，由赵某1继承上述房屋65%的份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房屋由赵某2与赵某1共同继承；赵某2对该房屋享有35%的份额，赵某1对该房屋享有65%的份额。案件受理费9800元，赵某2承担6370元，赵某1承担3430元。二审期间，本院依赵某1代理人申请出具调查令，赵某1代理人持本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了如下证据：1、干部履历表；2、落户呈报表、调干落户介绍信、迁移证、落户证明信；3、应起翔房产的转移登记档案材料；证据1至证据3证明赵某2是以养女的身份继承了应起翔的房屋，赵某2和应起翔之间属于养母女的关系。赵某1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赵某1给应鸿祥的便条；证明赵某2主张给应鸿祥生活费不是事实。赵某2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干部履历表；证明应鸿祥和赵吉平一直是赵某2父母，应起翔一直是其姨，其父母并没有将其给应起翔收养的意思，其也不认为其是被父母送给姨母收养，并不成立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赵某2只是在1962年到1966年姨母应起翔生活、学习，自1996年7月开始18岁的赵某2便作为知青下乡参加工作。2、证人韩某证言；证明赵某2与应起翔一起生活时始终称应起翔为大姨，其上学期间每年去赵某2家拜年时总能看到赵某2的父母，每年过年时二位老人会来沈阳和赵某2一起过年并住一段时间。3、赵吉平写给赵某2和赵某2爱人梁达伟的家信；证明赵吉平从未认为已将赵某2送养，将赵某2、梁达伟认为是自己的孩子，父母子女的关系未变，在天津买房的重大事情也与二人商量。4、应鸿祥记录的便条；证明赵某2一直给母亲应鸿祥生活费。5、应起翔的日记；6、应起翔的代书遗嘱；7、证人洪某证言；8、证人马某证言；证据5至证据8证明应起翔有代书遗嘱，其去世后将房屋留给梁良。9、证人葛某证言；证明应起翔去世后，赵某2曾和家人应鸿安，应加祥等人说过，应起翔留下的房子给梁良了，还有存款问应鸿安怎么分，大家都同意应起翔留下的遗产都给赵某2和梁良。10、梁良出具的委托书；证明应起翔房屋留给梁良后，因为父母名下无房，父亲户口无法落户，且该房屋可能涉及动迁，其在北京工作繁忙无法处理相关事宜，特委托将其继承的应起翔房产过户至其母亲赵某2名下。11、证人谢某证言；证明应起翔下葬要立碑时，赵某2才看到碑文，当时和赵某1吵了起来，质问赵某1为何将其写成养女，赵某1说买墓地的钱为赵某2所出，是为了区别，从而证明碑文为赵某1所刻，故意将赵某2写成养女。另，赵某2申请洪某、葛某出庭作证，洪某证明代书遗嘱的事实，是应起翔将房屋留给梁良的，葛某证明赵某2对应鸿祥、赵吉平尽了赡养义务以及应起翔将房屋留给梁良的事实。证人洪某、葛某应赵某2申请到庭作证。经质证，赵某2对于赵某1代理人持调查令调取的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赵某1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便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便条是赵某1自己写的。赵某1对于赵某2二审期间证据1至证据4、证据7至证据9、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赵某1认为洪某的证言表述前后不一，真实性存疑，葛某的证言是她自己的感觉。赵某2对于证人洪某、葛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赵某1代理人持本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的证据及赵某1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赵某2二审期间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赵某1予以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赵某2二审期间证据2、证据8、证据11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认定；赵某2二审期间证据4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赵某2二审期间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0及洪某、葛某当庭证言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应鸿翔应为应鸿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某1未能按照上述规定，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赵某2已于1960年被应起翔收养，形成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故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赵某2、赵某1按照法定继承继承被继承人赵吉平、应鸿祥的遗产，并确定赵某2、赵某1分别继承天津市河西区房屋35%、65%的份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赵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辉审判员 刘 刚审判员 王志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郭晓悦书记员邢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