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斌，男，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云，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温泉大道842号（部位：之一）。法定代表人：孙丽勤。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剑锋，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伟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伟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福莹公司向黄伟斌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10713.84元；3.改判福莹公司向黄伟斌支付经济补偿67898.7元；4.改判福莹公司向黄伟斌支付2018年应休未休年假1天的工资624.36元；5.改判福莹公司向黄伟斌支付2019年6月至10月高温补贴750元；6.改判福莹公司向黄伟斌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周末休息日加班费34547.92元。事实与理由：一、福莹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劳动工资的违法行为。1.黄伟斌的工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业绩工资+行政奖金+各项补贴组成，其中各项补贴也是工资的组成部分，在黄伟斌正常上班并提供劳务的情况下，福莹公司未按照黄伟斌的出勤情况发放各项补贴，属于未足额发放工资。黄伟斌提供的2019年6月、8月、9月的《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是由福莹公司单方制作，在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对2019年6月未发放各项补贴进行交涉后，福莹公司才在7月正常发放了上述各项补贴721元，之后8月-10月又无故不发放各项补贴。正因为福莹公司在制作补贴表时故意不将黄伟斌列入表中，未列的三个月期间，黄伟斌都有正常出勤并提供劳务，所以福莹公司明显存在不足额发放各项补贴的行为，属于不足额发放劳动工资。2.黄伟斌按照公司的制度正常上班及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劳务，而福莹公司所称的2019年4月-7月黄伟斌被客户投诉的问题并没有证据证明，只是负责人孙丽勤个人在业务考核表上书写佐证，且业务考核表未经黄伟斌签名确认，对黄伟斌而言是无效的。同时福莹公司提供的《跟进客户调整通知书》《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三份证据，没有提供照片的原始载体予以证实，也是福莹公司在发生纠纷后才制作的伪证，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并认定黄伟斌没有产生业绩错误。黄伟斌担任的业务主管的职责是负责品牌销售工作，包括厂家代垫款、厂家订单、库存管理、促销活动的执行和完成，渠道销售工作及所属部门人员的管理。在2019年8月至10月黄伟斌提供了劳务，公司的批发业务亦是正常开展并产生销售额，黄伟斌的业绩工资就应该在此基础上计算。即使退一步，福莹公司认为已将黄伟斌的工作岗位调整为南线批发的业务员，业务员的职责是跟进渠道客户、客户拜访、客户各品牌销售订单落实、品牌货品陈列维护、客户货款回款工作、客户品牌售后工作。一方面根据黄伟斌提供的《销售表》，虽然表格显示南线批发业务员的名字是梁宇栋，但也能显示出南线批发是有产生销售额的，黄伟斌的业绩工资在此基础计算，8月至10月的工资分别为4355元、2630元、2630元。另一方面根据福莹公司提供的《跟进客户调整通知书》的内容来看，黄伟斌的工作已由梁宇栋负责，南线批发业务由黄伟斌负责，但《销售表》又出现梁宇栋负责南线批发业务，自相矛盾，目的就是在于故意制造黄伟斌没有产生业绩的虚假事实。因此，福莹公司不支付业绩工资仅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给黄伟斌，明显属于未足额发放劳动工资。3.黄伟斌自2005年4月与福莹公司产生劳动关系之后，直至任职为批发部业务主管的职务，在黄伟斌2019年度的工资收入方面，双方在2019年1月明确约定包括基本工资和业绩工资的计算方式以及业绩工资的计算内容，2019年1月至7月在发放黄伟斌业绩工资的过程中也已经按照该约定进行计算，但是到了2019年8月，福莹公司没有经过与黄伟斌协商就擅自变更了黄伟斌业绩工资的计算标准，不再按照双方约定的2019年度的业绩考核标准来计算黄伟斌的业绩工资，在黄伟斌正常工作提供劳务、公司销售业务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只发放基本工资，而且双方约定的属于工资组成部分的补贴也没有发放。福莹公司的目的就是故意减少黄伟斌的收入，迫使黄伟斌辞职。二、福莹公司存在未支付2018年应休未休年假1天工资的行为，2018年考勤表上的休假10天，实际只有9天是2018年的年休假，其中1月考勤表1天的年休假是黄伟斌2017年剩余的1天年休假，考勤表不能作为计算黄伟斌已休年假的天数的唯一依据，能真实反映黄伟斌已休年假的证据是黄伟斌向福莹公司提交的纸质休假申请单、休假单及公司0A系统证明等，但这些证据均由福莹公司掌握管理，黄伟斌无法提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应该由福莹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核实黄伟斌2018年已休年假的天数，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向黄伟斌支付剩余1天年休假工资。三、福莹公司存在未支付加班费和高温补贴的行为。1.虽然黄伟斌的工资条上显示有加班费及高温补贴，但整个工资条的内容都是根据黄伟斌的业绩工资金额分拆填制成工资条，福莹公司未真实支付过加班费及高温补贴。2.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基本工资计算加班工资，福莹公司已足额支付加班费给黄伟斌。但根据考勤记录，黄伟斌在8月至10月共加班13日，福莹公司以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时并未包含加班费。因此，13日的加班费未支付。综上，福莹公司存在违法变更劳动合同且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其应承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相应法律责任。福莹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关于黄伟斌的上诉请求第二项，第一，黄伟斌当时是只打卡，不上班，故其工作只能安排其他人员跟进。第二，福莹公司的公示，黄伟斌是知晓的，其当时没有提出异议。第三，实际上黄伟斌是确认其没有完成业绩、也没有完成工作的。黄伟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67898.7元；2.判令福莹公司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10713.84元；3.判令福莹公司支付2019年6月至10月的高温补贴750元；4.判令福莹公司支付2018年、2019年应休未休年假共8天的工资4994.88元；5.判令福莹公司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周末休息日加班费34547.92元；6.本案诉讼费由福莹公司负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黄伟斌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福莹公司支付2018年应休未休年假共1天的工资624.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莹公司于2005年4月29日依法登记成立，黄伟斌入职福莹公司，福莹公司自2008年7月起为黄伟斌购买社保。黄伟斌与福莹公司于2007年11月29日订立《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工作岗位是：广东省营销人员，为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起止时间是2007年11月30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双方于2016年10月26日订立《劳动合同书》，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是自2016年10月27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安排黄伟斌在销售部门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制。《劳动合同书》第五章劳动报酬第十七条：“乙方正常出勤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安排的工作任务后，有权获得劳动报酬。甲方实行岗位工资和计件工资制度，乙方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考核工资。根据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实际技术业务水平，乙方在正常出勤并完成基本工作量前提下，月固定工资（基本工资）为每月1900元人民币，绩效考核工资、奖金和补贴视甲方的经济效益及乙方的工作能力、岗位及绩考核结果上下浮动。……”第二十三条：“乙方每月领取工资后，如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总额等有异议的，应在7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部门主管领导提出，甲方应予复核和答疑，超过7天乙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视甲方已足额发放乙方工资，对此双方不再存在任何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确认于2019年11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原因是黄伟斌申请辞职。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均确认黄伟斌的当月工资在次月通过现金形式发放，有发放工资条且需要黄伟斌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黄伟斌的“工资条”内容构成如下：基本工资+加班费+节假日、延时加班+奖金（绩效、全勤、预提）+补贴（高温、其它）+津贴（保密、生育/劳保）=应付工资-应扣款明细项=实发工资、领款人签名，其中，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条无黄伟斌的签名确认，福莹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提供转账流水截图予以证实。黄伟斌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526.58元，福莹公司认为黄伟斌离职前12个月（即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平均应发工资为3366.3元，平均实发工资为3006元。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对2019年4月至10月工资差额10713.84元有争议。黄伟斌认为，根据其提交的业绩考核表，4月至10月份的工资差额分别是70元、37元、816元、468元、3257.28元、3122.28元、2943.28元，合计10713.84元。福莹公司认为不同意存在差额，其已根据黄伟斌的工作情况足额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其中，2019年4月至7月工资，黄伟斌已签收确认工资条；2019年8月至10月工资，因黄伟斌拒绝签收工资条，已通过银行转账将工资汇至黄伟斌工资账户，并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福莹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确认因计算误差算少了黄伟斌2019年4月工资70元，愿意支付工资差额70元。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对2019年6月至10月的高温补贴有争议。黄伟斌认为其是销售人员属于高温作业人员，按150元/月计算5个月（6月至10月）。福莹公司认为，黄伟斌已经在工资条上签名确认按照其实际出勤情况支付的2019年6月至7月的高温补贴204元，2019年8月至10月因为不同意黄伟斌实际有提供劳务，所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没有发放高温补贴。福莹公司没有提供黄伟斌工作期间的环境摄温记录。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对休息日加班费和未休年假休假工资存有争议。黄伟斌主张按照208.12元的日平均工资，计算200%，计算83天的加班天数，加班费为34547.92元及主张2018年应休未休年假共1天，工资为624.36元。福莹公司认为，黄伟斌已在工资条上签收福莹公司公司足额发放的加班费及根据黄伟斌提交的考勤表，黄伟斌的2018年年休假已经休完。2019年12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如下：“一、申请人(本案黄伟斌)与被申请人（本案福莹公司）于2019年11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二、确认申请人自2005年4月29日至2019年11月9日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因申请人的另5项仲裁请求涉及终局裁决，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五十条的规定，另行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2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如下：“一、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2019年4月工资差额70元给申请人。二、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2019年6月至10月高温补贴差额546元给申请人。以上二项合计：616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后，黄伟斌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2号仲裁裁决不服提起本案诉讼，黄伟斌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未提起诉讼。福莹公司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2号未提起诉讼，福莹公司表示同意上述劳动仲裁的裁决。一审法院认为，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通过订立《劳动合同书》，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黄伟斌及福莹公司在收到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仲裁裁决书后，均未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黄伟斌及福莹公司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仲裁裁决的认可，一审法院认定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于2019年11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认定黄伟斌从2005年4月29日起至2019年11月9日止与福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2019年4月至7月工资差额的认定问题。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均确认黄伟斌的当月工资在次月通过现金形式发放，有发放工资条且需要黄伟斌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虽黄伟斌主张福莹公司未足额发放2019年4月至7月的工资，但因《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的工资构成与黄伟斌提供的工资条构成和数额一致，黄伟斌均有在工资条上签名确认（除2019年8月至10月外），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三条，黄伟斌在领取工资后并未对工资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福莹公司已足额支付2019年4月至7月的工资给黄伟斌，对黄伟斌请求福莹公司支付2019年4月至7月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福莹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因计算误差算少了黄伟斌2019年4月工资70元，愿意支付工资差额70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是否足额发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是否采纳证据《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和《申请人考核结果2019年1月至10月》。黄伟斌在质证时主张未见过《跟进客户调整通知》《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亦没有对《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一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签名确认；但从证据《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和《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公示的位置来看，上述三份证据公示的位置均是在上下班指纹考勤机附近，而黄伟斌上下班需要指纹打卡，故一审法院认可福莹公司有对《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和《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进行公告的主张，不采信黄伟斌认为未见过上述三份证据的主张，并认定黄伟斌清楚上述三份证据。至于《黄伟斌考核结果2019年1月至10月》的采纳问题，因《黄伟斌考核结果2019年1月至10月》和《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显示公示的内容相吻合，故一审法院采纳《黄伟斌考核结果2019年1月至10月》。其次，黄伟斌是否知悉业绩销售完成情况的问题。黄伟斌主张2019年4月至10月正常出勤，清楚《销售业务部考核指标》及2019年4月、5月的销售完成情况，但主张不清楚2019年6月至10月销售完成情况；福莹公司则主张黄伟斌2019年4月至7月正常出勤，8月至10月只打卡考勤，但没有实际展开工作、没有产生业绩，故发放基本工资，黄伟斌亦确认收到。但由《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以及《考勤记录（2019年1月至10月）》可见，从2019年8月起，黄伟斌存在未完成销售考核情况，完成率为0，与福莹公司主张的黄伟斌8月至10月只打卡，但没有实际展开工作故黄伟斌没有产生业绩表述相符；另，黄伟斌提供的2019年6月、8月、9月《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上亦未见显示有黄伟斌名字。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采信福莹公司8月至10月只打卡考勤但没有实际展开工作，也没有产生业绩的主张。再者，对工资的确认问题。虽黄伟斌主张对《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工资构成未包含加班费及高温补贴。黄伟斌除了工资条中的工资外，还能收到话费、餐费等补贴（补贴是以报销名义另外发放的并附有“现金付讫”字样）。但《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班费+节假日、延时加班+奖金（绩效、全勤、预提）+补贴（高温、其它）+津贴（保密、生育/劳保）=应付工资-应扣款明细项=实发工资”，与黄伟斌提供的工资条的构成和数额一致，且黄伟斌均有在工资条上签名确认（除2019年8月至10月外），领取后亦未对工资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采信《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另，福莹公司主张2019年8月至10月黄伟斌未有业绩故发放基本工资2100元给黄伟斌，扣减应扣缴项后实发工资为1669.72元/月，并提供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黄伟斌已经收到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1669.72元/月。广州地区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依据《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显示黄伟斌8月至10月社保缴费个人部分为420.28元及《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应扣缴明细项”中扣减10元（扣减社保费420.28元及工会会费1元、互助会费9元后实发工资为1669.72元）合计应扣除430.28元，加上1669.72元/月，合计2100元，达到广州地区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故福莹公司已足额发放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给黄伟斌。关于休息日加班费问题。黄伟斌主张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共83天。根据《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的基本工资为1900元或2100元，一审法院以该工资表显示的基本工资为基数计算黄伟斌各时间段的加班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及《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结合黄伟斌的基本工资及休息日加班时间，计算出休息日加班工资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共4368元（1900元÷21.75天×25天×200％），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共11200.96元（2100元÷21.75天×58天×200％）。以上合计15568.96元；而根据《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的“加班费”一项合计为16453元多于应得加班工资15568.96元，即福莹公司已经足额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加班费给黄伟斌。故一审法院对黄伟斌主张的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34547.92元，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综上所述，虽黄伟斌以“1、没有按照劳动法支付加班工资。2、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请求经济补偿金，但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福莹公司已足额支付黄伟斌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也已经足额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此情形并不符合黄伟斌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黄伟斌请求福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67898.7元，不予支持。关于高温补贴的问题。根据《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粤人社发〔2012〕117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并至少保存二年”及《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118号）的规定及《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黄伟斌的工作岗位为销售，需要出外拜访客户，在福莹公司没有对黄伟斌的工作环境进行摄温记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支持并核算出福莹公司应支付黄伟斌2019年6至10月的高温津贴合计750元（150元/月×5个月）。但《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福莹公司已经发放2019年6月、7月高温补贴分别为96元、108元，合计204元，应予扣减，即福莹公司还应支付黄伟斌2019年6至10月的高温津贴差额546元（750元-204元）。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双方确认黄伟斌2018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10天。黄伟斌主张还有1天应休年休假未休，认为2018年1月考勤记录中的年假1天应当是2017年的年假，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谁主张谁举证”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8年1月考勤记录中的年假1天应当是2017年的年假的主张。由黄伟斌确认的《考勤记录（2018年1月至12月）》可显示，黄伟斌已分别于2018年1月13日，4月21日，8月2、3、4日，9月1日，12月1日，12月8日，12月22日，12月30日休年假，共计10天，即黄伟斌已休完2018年应休年休假天数10天。故一审法院对黄伟斌请求福莹公司支付2018年1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23.7元，不予支持。仲裁后，黄伟斌与福莹公司对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未提起诉讼，福莹公司同意穗从劳人仲案〔2019〕1585-1号劳动仲裁的裁决，为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粤人社发〔2012〕117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一条，《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118号），《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4月工资差额70元给黄伟斌；二、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6月至10月高温补贴差额546元给黄伟斌；三、驳回黄伟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黄伟斌提供照片两张拟证明福莹公司没有粘贴、公示福莹公司所称的《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福莹公司质证称，认可该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和合法性，认为不能证明黄伟斌的证明目的，照片上的地方只是一个打卡的地方，有部分公示也会粘贴在这里，但不清楚黄伟斌的照片何时拍摄，故福莹公司只确认地方的真实性，是属于福莹公司园区的地方。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福莹公司是否需要向黄伟斌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10713.84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7898.7元、2018年应休未休年假1天的工资624.36元、2019年6月至10月高温补贴750元以及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周末休息日加班费34547.92元。关于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对黄伟斌主张2019年4月工资差额为70元，福莹公司确认因计算问题算少了黄伟斌70元，并表示愿意支付该差额，一审对此予以确认和支持并无不当。至于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差额，福莹公司提供的《工资签收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所记载的黄伟斌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构成、数额与黄伟斌提供的其工资条所载明的工资构成、数额一致，且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条上有黄伟斌的签名，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对工资总额等有异议的应在7天以书面形式提出，但黄伟斌未能提供其就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提出异议的证据，故一审认定福莹公司已经足额支付黄伟斌2019年5月至7月的工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福莹公司提供了张贴《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的照片，显示上述文件在公司的考勤机旁边张贴，照片中的工作安排通知上有其他员工的签名，考勤机有时间显示。黄伟斌虽不确认该公示照片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福莹公司提供的《跟进客户调整通知》《2019年销售业绩考核任务——月度工作业务安排表（2019年8月至11月）》《销售完成情况公示（2019年6月至10月）》予以采信。根据上述公示的文件，黄伟斌的工作岗位自2019年8月调整为业务员，月度业绩绩效按当月实际销售额度和相关财务制度要求为准，在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黄伟斌没有销售业绩。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黄伟斌的工作岗位是营销人员，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因此，福莹公司在黄伟斌于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没有销售业绩的情况下，只是向黄伟斌发放基本工资并无不当。至于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一节，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绩效考核工资、奖金和补贴视公司的经济效益及黄伟斌的工作能力、岗位及绩效考核结果上下浮动。就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福莹公司每月另行制表发放，表上盖有“现金付讫”字样，并有电话费、餐费、油费报账的支付证明单，福莹公司主张上述费用列入公司的经营成本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故福莹公司鉴于黄伟斌在2019年8月至10月没有工作成绩，决定不给予黄伟斌发放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属于其经营管理的自主范畴，黄伟斌主张福莹公司没有向其发放2019年8月至10月的电话费、餐费、油费补贴属于不足额发放工资依据不足。黄伟斌主张其在2019年8月至10月有销售业绩，以及主张公司批发业务产生的销售额或南线批发产生的销售额是其业绩工资计算的基础，福莹公司应向其发放绩效工资，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黄伟斌主张福莹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10713.84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黄伟斌2018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10天。根据《考勤记录（2018年1月至12月）》，黄伟斌已分别于2018年1月13日，4月21日，8月2、3、4日，9月1日，12月1日，12月8日，12月22日，12月30日休年假，共计10天，黄伟斌主张2018年1月考勤记录中的1天年假是2017年的年假，故其2018年还有1天应休年休假未休。而根据上述规定，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现黄伟斌主张2018年1月所休的年休假是2017年的年假，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黄伟斌请求福莹公司支付2018年1天未休年休假工资623.7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2019年的高温补贴。黄伟斌的工作岗位为销售，需要出外工作，福莹公司事实上也向黄伟斌支付了部分高温补贴，故在福莹公司没有提供黄伟斌高温作业的天数的情况下，应认定福莹公司需支付黄伟斌2019年6至10月高温津贴合计750元（150元/月×5个月），同时鉴于《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福莹公司已经发放2019年6月、7月高温补贴合计204元，因此，福莹公司还应支付黄伟斌2019年6至10月高温津贴差额546元（750元-204元），黄伟斌主张应支付75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周末休息日的加班费。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加班工资的计算以黄伟斌的月基本工资为基数计算。现黄伟斌主张每个周六都要正常上班，福莹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因此黄伟斌在周六上班，属于加班，依法应支付加班工资，且该加班工资应以黄伟斌的月基本工资为基数计算，黄伟斌请求以日工资208.12元为基数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福莹公司提供的考勤表显示黄伟斌在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在休息日上班共有13天，黄伟斌2019年8月至10月应发工资为2100元，该工资为黄伟斌的基本工资，也即福莹公司在2019年8月至10月没有向黄伟斌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故本院对黄伟斌请求福莹公司支付该期间的加班工资予以支持。经计算，黄伟斌2019年8月至10月休息日加班工资为2510.34元（2100元÷21.75天×13天×200％）。至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黄伟斌的基本工资及休息日加班的时间计算，黄伟斌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的加班工资为4368元（1900元÷21.75天×25天×200％），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为8689.66元（2100元÷21.75天×45天×200％），以上合计13057.66元。根据《工资签收表汇总（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上显示的“加班费”一项合计，截至2019年7月，福莹公司共向黄伟斌支付了16453元的加班费，多于上述计算所应得的13057.66元，即福莹公司已经足额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加班费给黄伟斌。故本院对黄伟斌请求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加班工资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福莹公司已经计发黄伟斌2019年8月至10月休息日加班工资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福莹公司应向黄伟斌支付2019年8月至10月休息日加班工资2510.34元。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又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虽然黄伟斌是以福莹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主张用人单位属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情形，但是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最后的救济手段，该权利的行使需体现用人单位违法之严重性。鉴于本案经查明福莹公司仅拖欠黄伟斌2019年8月至10月休息日的加班工资，且双方对该加班工资的支付存在争议，福莹公司不存在恶意拖欠黄伟斌加班工资情形，故黄伟斌据此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伟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664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66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8月至10月加班工资2510.34元给黄伟斌；四、驳回黄伟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伟斌、广州市福莹贸易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梁小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曦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