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21民初7691号原告胡龙辉，男，195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原告刘喜莲，女，196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代理人刘琴，湖南简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易可，湖南简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地址: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负责人刘建光，系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黄晓，湖南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龙辉、刘喜莲与被告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以下简称高岸村第六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龙辉、刘喜莲请求判令：1.被告向两原告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土地征收补偿费共136000元；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高岸村第六组答辩要点：1.原告诉请的第一笔《高岸村六组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设施费分配明细》涉及的资金是2017年1月26日分配到位，第二笔《高岸村六组2017年组集体经济分配明细表》涉及的资金是2017年2月17日分配到位，原告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请求驳回；2.2020年之前的数次分配方案原告胡龙辉均签字表示不额外享受多分一份的待遇，协议系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订立，原告自愿处分其财产利益的行为应属有效，对于2020年之前的分配，应当遵照之前的协议履行；3.2020年1月12日新的分配方案，系新的协议内容，自协议签订之日其才有效，此份协议的效力不能及于既往。另外，此份协议关于独生子女享受增加一份份额待遇的表述，在后面的行文中时附了条件的，是要待法院判决确定以后才予以发放的，对于当时还未主张权利的原告来说，也是要经过法院诉讼确认，才能确认是否享受相关待遇，而并非仅被告认可了的当然享有；4.原告女儿胡爱平的户口已于2015年结婚后迁出被告村民小组，其女儿也属于独生子女家庭的成员，其户口未在被告村民小组，应该减少三分之一的份额。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胡龙辉、刘喜莲现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记载的发证时间为“2005年6月27日”。2.高岸村第六组向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胡龙辉、刘喜莲发放了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2020年组集体收益58000元。3.胡龙辉、刘喜莲当庭陈述：其所主张补偿费136000元由三部分共同构成。一是高岸村第六组于2017年2月9日发放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二是2018年2月14日收到的高岸村第六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三是高岸村第六组于2020年1月19日发放的高岸村第六组2020组集体收益58000元。高岸村第六组自认，就原告主张的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土地征收补偿费共136000元，该组未发放。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关于“2017年2月9日发放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2018年2月14日收到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诉讼请求均已过诉讼时效。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65000元于2017年2月9日发放，但是就该款双方一致在调解，而13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发放。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庭审中，原告自认“65000元于2017年2月9日发放”，且原告未对“就该款双方一致在调解”予以举证证明，故应当认定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被告主张“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就此提供了（2020）湘01民终2049号案件判决书佐证。分析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湘01民终2049号判决中有“经查，高岸村第六组因分配2016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于2017年1月26日向每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支付了65000元；因分配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向每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支付了13000元”的记载。该记载虽依据该案中原、被告无争议事实而做出，但亦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认为被告已履行其证明责任。为反驳上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原告相应提供了三张银行存折内页。但原告提供的三张银行存折内页并非源于同一个存折，亦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个银行账户的存折页，且从银行存折内页记载的信息亦无法认定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发放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故不能认定原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湘01民终2049号判决所认定的前述事实。因此，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亦已逾诉讼时效期间。2.原告是否明确表示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被告认为，2020年之前的数次分配方案原告胡龙辉均签字表示不额外享受多分一份的待遇，协议系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订立，原告自愿处分其财产利益的行为应属有效。原告对此未予认可。本院认为，从被告所举的“会议记录”、“分配议案”中的相关表述看，均记载为“独生子女不额外享受分配”或“独生子女不参与分配”，但案涉权利系独生子女家庭享有，故被告所举的“会议记录”、“分配议案”中就“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的优待是否发放约定不够明确。且胡龙辉在分配方案上签字的行为并非订立合同的行为，而系村民自治活动中的事实行为。胡龙辉在“会议记录”、“分配议案”的签名行为不必然引起胡龙辉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的法律后果，故被告关于原告已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的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信。3.是否应当扣减三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认为，原告女儿胡爱平的户口已于2015年结婚后迁出被告村民小组，其女儿也属于独生子女家庭的成员，其户口未在被告村民小组，应该减少三分之一的份额。原告对此未予认可。本院认为，《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现行法律未界定“独生子女家庭”的概念。作为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育龄夫妻——胡龙辉、刘喜莲主张涉案权利并无不当。另，被告关于扣减三分之一的份额奖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判决的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高岸村第六组对于集体收益的处置，可以根据自治原则自行制订分配方案，但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而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高岸村第六组在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时，设置限制性条件，未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向胡龙辉、刘喜莲增加一人份额，侵害了胡龙辉、刘喜莲的合法权益。胡龙辉、刘喜莲有权要求高岸村第六组支付上述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但因胡龙辉、刘喜莲的部分主张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在5800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胡龙辉、刘喜莲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58000元；二、驳回原告胡龙辉、刘喜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被告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负担644元，由原告胡龙辉、刘喜莲承担8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外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