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27民初1927号 原告：磐安县新城区洪法中药材经营部，住所地：浙江省磐安县新渥街道枫园下小区B幢。 经营者：陈洪法 委托代理人：吴鸿平、陈军，浙江九段（磐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国市昌达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安国市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郭永峰 委托代理人：宋新成，河北言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祥，男，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代理人：陈晖，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磐安县新城区洪法中药材经营部与被告安国市昌达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杨志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受理后，被告昌达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因疫情影响，本案曾暂停审理。本案因争议较大，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7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吴鸿平、被告昌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宋新成、被告杨志祥委托代理人陈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7月至10月间，被告昌达公司、杨志祥分四次从原告处购买中药材（贝母），单价115元／公斤、110元／公斤。原告以货物托运方式将960公斤贝母交付，后杨志祥将240公斤贝母以100元／公斤退回给原告。现两被告共欠原告货款84000元。请求判令被告安国市昌达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杨志祥支付货款人民币84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2019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东阳市交通货物联运有限公司货物托运统一收据4份，每份6件，每件贝母80公斤，托运至天津，收货人为杨志祥；陈洪法与杨志祥于2018年11月14日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原告向杨志祥主张货款，杨志祥认可收到货物及欠款84000元，货被北辰工商扣押，录音中杨志祥称是昌达公司的业务员，要求原告起诉。庭审结束后，原告补充提供了银行流水一份。 被告昌达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起诉与事实不符，昌达公司从未购买过原告的任何中药材，也从未收到过原告的任何中药材，也从未委托或者授权过包括本案被告杨志祥等任何人向原告购买中药材。至今原告也从未向昌达公司要求进行追认本案杨志祥购买其中药材的行为。据此，昌达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本案被告杨志祥向原告购买中药材没有以昌达公司的名义购买，也没有出示任何昌达公司的委托书、授权书，本案在被告杨志祥提议下，原告才提出对昌达公司的诉讼，不属于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昌达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本案被告杨志祥非法生产加工窝点已经被查处，已经认定：杨志祥非法刻制昌达公司印章、非法打印销售清单，非法印制包装，均系其个人行为，与昌达公司无关。四、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诉称发生交易时间在2015年，至其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起诉与事实不符，昌达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望依法驳回原告对昌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昌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调查笔录若干，证明杨志祥私刻昌达公司印章、私自打印销售清单、私自购买包装材料；昌达公司委托权限仅销售药材，不包括购买原料，本案系杨志祥个人行为，与昌达公司无关。 被告杨志祥答辩称：望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或判令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原因有如下几点：1.本案涉及数个单独合同关系，不应列入一份诉状，立案程序错误；本案虽为同一原、被告，但诉请事项是数次独立的买卖合同行为，并非一次合同项下的分期交付，依法应分别起诉，不应合并列入一张诉状。2.本案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应由法庭直接予以驳回；杨志祥经昌达授权从事业务及采购工作，并在2014年初从网上认识原告，并通过电话联系业务。其向原告表明昌达业务人员的身份，并询问原告是否具有经营药品的执照和许可手续，得到确认后，从原告处买入浙贝母（药材饮片）。采购的频率不固定，方式为先电话订货，由原告寄货至天津，因杨志祥负责的医院在天津，所以杨志祥平时居住在天津。又因其有多年药材行业经验，一眼就能识别药材好坏，待其进行检验后，对质量差的直接退回，符合昌达及医院要求的，运至其所属公司即昌达入库后，再按医院规格要求进行分装，并从昌达直接送回天津。由昌达向医院出具发票，货款直接由医院给付昌达。昌达按月向杨志祥支付工资、提成以及代昌达向货主给付采购的货款，每次均为货到后一个月内付款。原告诉称与二被告在2015年7月、10月分别进行中药材饮片交易，但直到现在才向贵院提起诉讼，依法已超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再予以支持。3.本案原告起诉杨志祥有误，应由昌达公司作为唯一被告参与诉讼，并由法庭审理查明是否承担给付义务。2010年5月至2015年10月间，杨志祥在昌达受聘为业务员，其工作职责包括天津地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南开医院等医院的业务洽谈与销售工作，并且负责对上述医院销售的中药材（中药饮片）进行采购工作。约定工资2500元/月，销售提成为12%，40万以上有奖金。工资与提成支付到杨俊（系杨志祥儿子）名下中国银行安国支行开办的账户中。杨志祥从原告处进货以及付款的行为也是履行采购职务的行为，应由昌达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因此，本案中适格的被告应为昌达公司。4.该案所涉之款已支付，没有拖欠行为。原告诉请金额与其“事实及理由”不符，实际上，原被告每次交易为6件货物，每件约80公斤，因此二次交易就是960公斤，所以，原告自称7-10四次购货欠款与事实不符；而浙贝母的市场波动很大，有100元以上的时候，也有80元左右的时候，并非原告自称的单价；另外，即使按原告自称价格的上限计算，960-240=720*115公斤浙贝母，也并非诉请主张的84000元（82800元，按原告方式计算）。因此，原告实际上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事实，有虚假诉讼之嫌。另外，原告起诉后，经过杨志祥本人查询核查与原告之间的银行流水可见，原告所述之款已全部给付，应已结清。综上，请依法公正裁判。 被告杨志祥向本院提供了调查笔录若干，天津北辰公安分局起诉意见书、昌达公司情况说明和员工花名册、销货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杨志祥是昌达业务员，受委托从事购销业务，销售货款均通过昌达公司，并分别在2015年7月15日、7月27日、7月29日、8月17日支付原告货款71920元、39756元、45780元、51540元（系10月30日货的预付款），合计208996元。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昌达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收据，真实性由被告杨志祥确定，关联性不认可，收据显示货发到天津，并非昌达公司，收据上没有显示昌达公司，与昌达公司无关。录音，真实性由杨志祥负责，录音显示涉案贝母被天津市北辰区工商局扣押并未送到昌达公司，与昌达公司无关。银行流水，关联性不认可，系杨志祥的个人行为，昌达公司不知情，与昌达公司无关。被告昌达公司对被告杨志祥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委托书，权限仅是向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销售中药材，不包括购买原料。没有证据证实已经向原告出示。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实被告杨志祥主张。本案货物没有到达昌达公司，而是发到杨志祥非法设立的非法加工点，并被扣押，本案货物与昌达公司无关，属于杨志祥的个人行为。发票及销售单，发票的真实性认可，销售清单系杨志祥私自打印，加盖的印章系杨志祥私自刻制，清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银行转账，真实性认可，被告杨志祥当庭认可原告有一笔货物系先付款后发货，不能证实杨志祥证明目的。 被告杨志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托运收据，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能体现杨志祥是否收到货物，更无法体现托运的物品价值，无法体现欠款数额。收据载明是每单6件货物，每件80公斤，一份收据就是480公斤，因此，四份收据与原告诉请和自称的事实不符，原告无法说明被告拖欠的是四份运单中的哪二份所对应的货物；原告自称有不合格且被退回240公斤的情况，退回部分不应该计算到欠款中。通话录音，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录音中杨志祥明确表示若有欠款向昌达公司索取，他本人是昌达公司业务员，因此，该录音并未表示杨志祥本人愿意承担欠款；录音与该业务跨度已超过三年，又因昌达公司欠供货方的货款较多，杨志祥没有清楚记忆随口答应欠84000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反观原告虽经准备录音，但其自称单价与数量合计后也无法得出84000元，自相矛盾；杨志祥已将所有货款全部付清，没有拖欠涉诉款项，该证据有诱骗误导他人的行为，该证据不应采信。银行流水不清楚其证明目的，且在庭审和辩论终结后提交已超举证期限，不属于新的证据，程序违反规定；其次，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请四份运单收据中的哪份没有付款，反之与杨志祥提交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证明杨志祥代昌达公司已将货款全部付清。被告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志祥是履行昌达公司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货物托运统一收据四份，结合原告与杨志祥的通话录音，托运的货物，杨志祥已收取，该证据予以认定。2018年11月14日，原告与杨志祥通话录音，因杨志祥在通话中认可欠款不属于自认，不予认定，其他通话内容能与原告或两被告提供的证据相印证，予以认定。原告在辩论结束后提供的银行流水，在庭审和辩论终结后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不予认定。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部分予以认定，其他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案的举证、质证、认证等情况，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杨志祥系被告昌达公司业务员，负责向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销售昌达公司生产的中药饮片，还负责采购部分原料。杨志祥采购的原料，昌达公司直接给杨志祥原料款，由杨志祥再与原料供应商结算。 原告在2015年7月11日、7月21日、7月24日、10月30日，通过东阳市交通货物联运有限公司向被告杨志祥发送贝母，每次均为6件，每件80公斤，价格每公斤110元与115元。发货后，被告杨志祥在2016年1月退回原告240公斤。被告杨志祥分别在2015年7月15日、7月27日、7月29日、8月17日付款71920元、39756元、45780元、51540元，合计208996元。 2015年11月3日，被告杨志祥因销售乌梢蛇被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查获，同时被扣押部分贝母。 2018年11月14日，原告电话向被告杨志祥催讨货款。2019年1月，陈洪法起诉杨志祥与昌达公司请求支付货款，后撤诉。2019年6月，陈洪法再次起诉，因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向杨志祥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杨志祥在答辩中称“每次均为货到后一个月内付款”，原告在2018年11月14日向被告杨志祥催讨货款，此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中断。二、货款是否付清。被告杨志祥辩称，货款已全部付清，但在与原告通话时承认货款尚未付清，主动要求原告起诉他与昌达公司，且杨志祥答辩称“每次均为货到后一个月内付款”，被告杨志祥在2015年10月30日后未再向原告支付货款，因此，被告杨志祥抗辩货款全部付清不能成立，应认定最后一批贝母480公斤的货款尚未支付。2016年1月，被告杨志祥退回原告贝母240公斤，剩余240公斤按每公斤115元计算，尚欠货款27600元。三、本案由谁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告与被告杨志祥之间发生的贝母买卖关系，杨志祥在买卖过程中未向原告表明自己是昌达公司的业务员，昌达公司对原告与杨志祥之间的买卖行为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此前，货款均由杨志祥通过儿子账户支付给原告。另外，由于杨志祥个人原因部分贝母被天津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扣押。因此，杨志祥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杨志祥承担本案的付款义务。原告诉称“杨志祥将240公斤贝母以每公斤100元退回给原告”，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志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磐安县新城区洪法中药材经营部货款计人民币27600元并从2019年11月21日起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磐安县新城区洪法中药材经营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原告磐安县新城区洪法中药材经营部负担1410元，被告杨志祥负担4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旭明 人民陪审员  陈继来 人民陪审员  陈旭中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陈振国 ?*ArabicDash?-8-? ?*ArabicDas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