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0行初43号原告薛明英，女，194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于宝琴，女，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于宝弟，女，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笪凤瑶，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000179098B），住所地天津市津滨大道与天山南路交口。法定代表人张玉国，主任。委托代理人田适雨，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诉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万新街道”）、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一案，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津03行初69号行政裁定，驳回对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因于长林去世，故其继承人薛明英、于宝琴、于宝弟作为本案原告参与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明英、于宝弟、于宝琴及其委托代理人笪凤瑶，被告副职负责人刘庆爱及其委托代理人田适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明英、于宝琴、于宝弟诉称，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系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村民，其合法拥有土地使用权，现于长林已去世，其继承人为本案三原告。因村组工作人员称原告所在地进行拆迁，但一直不能够提供征收拆迁的文件，故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公开征收的相关内容，均被答复信息不存在。2019年6月25日，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位于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通阳胡同××号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原告拨打110并邮寄立案申请，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撤销了案件，且告知原告系被告参与、实施了拆除行为，被告负责人已在公安机关签署笔录。原告有视频、图片、报警记录和录音证明被告实施了拆除行为，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不是法律规定的土地征收的实施主体，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没有职权依据，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构成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三原告房屋（通阳胡同××号）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薛明英、于宝琴、于宝弟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证明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本案适格原告。2.照片（房屋被拆除前后）。3.视频（房屋被拆除前后）。证据2-3证明原告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因强拆行为严重损坏，现在已经灭失。4.录音（报警及与公安机关沟通情况）。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是本案适格被告。5.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涉案土地不存在“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也不存在“因征收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的房屋所在集体土地而对地上房屋进行补偿的相关协议”。6.天津市东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涉案土地不存在“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建设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及申报材料”。7.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作出的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涉案土地不存在“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一书两证’及申报材料”，也不存在拟征地公告、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用地预审文件。8.天津市土地使用权登记卷。证明截止至原告向东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档案之日，原告依然享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9.房地产评估报告。证明四区34号房屋的面积是402.72平方米，四区34号房屋与35号房屋房型完全一致，面积均为402.72平方米。10.征收土地补偿调查确认表。证明此次征收不涉及宅基地。11.录音（测量通阳胡同6号另外两间房屋时）。证明通阳胡同6号存在两间未测量房，面积均为46.86平方米，村委会人员记录了测量结果，该两间房屋无产权证件。被告万新街道辩称，集体土地的征收程序启动后，被告组织实施了补偿安置和动员拆迁的工作。早在2006年，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东丽分局与被告、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征收了的集体土地。随后，开始城中村改造，经过村党员大会表决和村民户表决，同意整体撤村，并报请东丽区人民政府批准。2008年，开始建设村民的还迁安置房屋，在还迁安置房屋建设完毕后，2016年制定了《万新街道城中村改造村（居）民拆迁还迁办法》，并编制了《万新街道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送达至每村每户。2016年8月1日，更名后的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分别向每户村民送达了《致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迁居民的公开信》，明确告知了拆迁范围、拆迁日期以及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同年12月1日，又编制了《万新街道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送达至每村每户。2017年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向原告送达了拆迁公告、拆迁通知，并几次与原告进行商谈。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住楼房，不接受拆一还一政策。由于原告拒绝搬迁，影响了的整体拆还迁工作，2019年6月17日，被告会同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向原告送达了听证告知书，并于2019年6月19日召开听证会，进一步明确了拆还迁政策。2019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要求原告在2019年6月23日之前完成搬迁，并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2019年6月24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告知书，明确指出其拒不搬迁的滞留行为已经严重地侵犯了社区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并进一步明确了其拆迁面积和还迁安置方案，同时告知其在限定期限内未完成搬迁，也未提起诉讼，街道将协助其完成搬迁。由于原告对上述告知书置之不理，拒不配合拆迁工作，2019年6月25日，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拆除。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迁之前，向其送达公开信、政策问答、拆迁公告、拆迁通知、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协助搬迁告知书、进行商谈，并举行听证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万新街道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征地补偿协议书》。证明委会与土地主管部门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全村土地被征收。2.征地撤村党员大会表决表、征地撤村户表决表。证明完成了表决程序，同意征地撤村。3.关于撤销杨台建制村的请示、关于撤销万新街道建制的请示、关于撤销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建制村审核意见的报告、关于撤销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建制村的请示、关于同意撤销军粮城镇民生村等六个建制村的批复、关于同意撤销万新街道小王庄、杨台建制村的批复。证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批准了征地撤村。4.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明相关的撤村补偿事宜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表决。5.《致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迁居民的公开信》、《万新街道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杨台社区住户基本情况调查表、商谈笔录、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听证会会议记录、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告知书。证明杨台社区管委会依法告知了原告拆还迁政策，调查了其住户的房屋情况，与其进行了商谈，在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组织了听证会，最终下达了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协助搬迁告知书，上述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4无异议，证据5-8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涉案房屋涉及土地的征收是持续性的行为，不能证明后期征收过程违法，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反映现在的状况；对证据9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评估为原告单方委托，且评估了原告自行搭建的面积，不具有合法的物权认定效力，且补偿问题也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补偿确认表填表日期为2005年，早于的撤村启动时间，且该表涉及万新水电服务公司、达东木器有限公司、万新装饰城的地上物补偿，和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录音对象不能确定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明确的工作人员的证明，未经相关人员许可，不具有合法性，该录音只是原告陈述面积，录音中的工作人员只是应答，没有明确丈量事实的反映，不能证明涉及房屋的面积，且该部分房屋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征地协议并未标明签订日期，且涉案征收土地的面积是72.33公顷，应由国务院批准，签订协议的各方均无权批准本次土地征收，故该协议的签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协议。且该协议中明确确定征收的地类是灌溉水田菜地、农村道路、沟渠、坑塘、水面、工矿居民点及未利用地，不包含宅基地，故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未提供撤村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的文件，向民政局提出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撤村程序严重违法；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中户代表表决的时间是12月23日、12月26日，与请示当中记载的12月22日进行户代表表决存在前后矛盾，且获得了96.9%村民同意，明显不合理，该请示中明确写明对撤村后的城中村改造工作进行部署，足以证明撤村是城中村改造的前期准备，涉案土地尚未开展征收工作；对证据4的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的表决时间是2008年，与2006年撤村时间不符，证明撤村补偿事宜经过表决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公开信未加盖政府的公章，无法确定作出的主体及法律效力，且杨台社区管委会发布补偿安置政策于法无据，公开信第四条第二款明确写了拒绝搬迁的，由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履行程序，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拆除，故本案被告强制拆除行为，程序严重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开信中仅给予了原告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存在明显的违法，被告称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向每户村民送达了公开信，与事实不符，且未提供任何送达回证或张贴材料，送达程序严重违法，涉案的征收行为在2019年才与原告进行商谈，此时原告所在地已经完成撤村并居，涉案区域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应按照国有土地进行补偿，被告依据2006年的政策进行拆一还一，补偿节点存在明显错误，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对万新街道杨台城中村改造拆还迁政策问答不予认可，未加盖政府部门的公章，发布该政策问答时，即2016年，还迁工作刚刚启动，与被告所述的2006年已经完成了征拆工作存在明显矛盾，该问答以2002年的时间节点对房屋进行认定，于法无据，社区管委会未向原告送达该政策问答，基本情况调查表、商谈笔录、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告知书均由杨台社区管委会进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不具备征收资格，征收程序严重违法，商谈笔录显示商谈时间十分短暂，并未告知原告征收政策，未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测绘认定，也未出具评估报告，被告依据社区管委会的相应文件进行征收于法无据。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于长林、于宝弟、于宝琴系通阳胡同××号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原告提供的证据2-4，能够证明被告实施了拆除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5-7，能够证明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区政府、区发改委、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均未查询到土地征收的一书两证、立项文件、安置补偿方案等；原告提供的证据8，能够证明申请土地登记及变更土地登记的过程；原告提供的证据9，系单方委托，不能证明地上物的合法性，其记载的房屋面积等信息可以作为初步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0，缺乏与本案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不能单独证明原告欲证明的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东丽区国土部门、被告、委会、天津市东丽区海河开发和城中村改造建设指挥部签订了拟征收杨台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协议；被告提供的证据2、3，能够证明杨台集体经济组织经过了村民会议的表决，通过了“全部土地被征收”的决议，其后，该村集体被整体撤村；被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证明2008年，就商业设施置换问题进行了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被告提交的证据5公开信及政策问答能够证明集体经济组织制作了安置补偿政策的文件，但未提交送达的证明，不能证明该补偿政策文件已经送达各个村民，情况调查表无调查人员签章，不能证实其真实性，商谈笔录，能够证明就拆迁问题曾与原告商谈，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能够证明集体经济组织在拆除前作出相关告知书，听证会会议记录能够证明街道及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组织了相应的听证。经审理查明，坐落于通阳胡同××号（地号15-3-3）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系于长林、通阳胡同6号（地号15-3-2）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系于宝琴、通阳胡同6号（地号15-3-1）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系于宝弟。2006年12月，杨台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户表决的方式，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整体撤村的决议，其中包含“全部土地被征收，房屋按“拆一还一”政策迁入新建小区，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等内容。经过集体经济组织申请，万新街道、民政部门转批，东丽区人民政府于2008年1月11日通过了整体撤村的批复。另查，于2016年制作了告知居民拆迁政策的公开信及政策问答。2019年6月19日，被告和杨台集体经济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未还迁户的意见。2019年6月20日，杨台社区拆迁办公作出限期自行搬迁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于长林及家属，通知其于2019年6月23日前自行搬迁，逾期将由被告协助搬迁。2019年6月24日，杨台社区拆迁办公室作出告知书，告知于长林、于宝琴、于宝弟，对其住宅按照万新街道城中村改造村（居）民拆迁还迁办法予以补偿安置，即拆迁面积为140.58平方米及据实计算相关政策增补面积和小户型面积等；若未在限定期限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也未提起诉讼，街道办事处将协助原告完成搬迁。2019年6月25日，被告对原告房屋实施了拆除。再查，于长林于2020年2月9日去世，其继承人为薛明英、于宝琴、于宝弟，经本院释明后，均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征收征用程序之外，行政机关拆除他人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以以取得权利人同意的方式进行。本案中，被告认为其拆除原告宅基地上的房屋，系因杨台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进行的协助拆迁，但该拆除意思系行政机关根据申请独立作出，其法律责任应由行政机关负担，故被告为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的拆除行为合法，必须以杨台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合法收回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为前提。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经过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因此，被告在接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之后、拆除上述房屋之前，必须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已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合法的收回原告宅基地使用权，并给予合理补偿进行判断。只有在上述条件成就的情况下，被告才得依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拆除宅基地之上的建筑物。但纵观本案证据，被告判断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合法收回原告宅基地使用权，显然依据不足。本案中，杨台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会议的形式通过了撤村的表决，该表决虽没有直接描述收回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但逻辑上，收回全体村民的宅基地参与小城镇建设，是享受表决书中载明待遇的前提，因此，上述表决应当视为村民会议通过了收回包括原告在内的全部村民宅基地的决议。但收回宅基地，必须经过有权机关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批准收回宅基地的机关，必须是原批准用地机关。本案中，原告用地的批准机关为东丽区人民政府，并非本案被告，本案中虽然区政府批准撤销了集体，但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区政府作出了撤销建制的决议，不能体现收回原告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情况。且本案集体经济组织，在告知书中说明了拆迁面积及政策标准，但并未就地上物可以获得何种政策增补面积、小户型面积等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不能得到最终的补偿结果，亦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因此，被告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而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人及地上物所有权人的同意，径行拆除涉案房屋，依据不足，鉴于拆除行为已经无撤销可能，应予确认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6月25日拆除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通阳胡同××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作龙审 判 员  夏浩天人民陪审员  马锡玲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 奥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