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2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红梅，女，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系谭红梅丈夫，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辉，新疆同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西八家户路670号。   法定代表人：王胜，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玮，女，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法务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婕，新疆万巨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济堂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12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刘朝辉，被上诉人普济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玮、李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红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普济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67,038.95元；3．改判普济堂公司承担不当得利产生的利息4,357.53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谭红梅丈夫交付的136,574.01元全额认定为赔偿款有误。普济堂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写的是补交营业款，并非赔偿款。普济堂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欠条及盘点报告金额合计136,574.01元是普济堂公司认为谭红梅侵占的营业款数额。若短少136,574.01元营业款真实存在，则从刑事角度上应认定为谭红梅非法获利的赃款，从民事角度上应认定为普济堂公司的直接损失。谭红梅丈夫向普济堂公司交款时，主观上认为是谭红梅侵占赃款的数额，是基于退赃而非赔偿损失的目的，普济堂公司收款也是基于挽回直接损失的目的，由此可见当时双方都认为136,574.01元为直接损失。一审法院将136,574.01元退赃款全额认定为谭红梅交付的赔偿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136,574.01元并非均为谭红梅造成的损失。1．谭红梅出具的欠代金券42张合计2,520元的欠条，该损失并不存在。代金券是由普济堂公司下属73分店发行，不能兑付现金也不能在店外使用。若代金券收回则说明已被使用、73分店已交付对等药品，若代金券未收回则说明代金券未被使用、73分店则未交付对等药品。欠条中载明代金券未收回则说明73分店未交付对等药品，故谭红梅欠代金券未给73分店造成损失。2．谭红梅出具短少114,241.21元营业款的欠条中67,671.9元损失不存在，该部分金额系普济堂公司虚报。3．盘点报告载明谭红梅作为店长应承担短款14,937.8元，但普济堂公司收取谭红梅19,812.8元，多收4,875元。三、谭红梅丈夫曾到73分店索要谭红梅2018年4月工资，该店负责人称4月份工资已扣除折抵赃款。普济堂公司私自扣除谭红梅5,000余元工资抵赃款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行为。综上，谭红梅丈夫根据普济堂公司提出的数额退赃136,574.01元，但该笔款项并非均为谭红梅侵占赃款，谭红梅丈夫对此不知情，谭红梅丈夫向普济堂公司退赃的金额超过谭红梅实际侵占的金额，主观上并非自愿，普济堂公司收取超过谭红梅侵占数额部分的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给谭红梅造成了损失。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普济堂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谭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普济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67,038.95元；2．判令普济堂公司承担利息4,357.5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至5月，谭红梅在普济堂公司库尔勒普济堂73分店担任店长职务。2018年5月5日，普济堂公司对账时发现账目短缺，谭红梅于当日向普济堂公司出具了欠普济堂公司第22分店下属（农二师店）营业现金114,241.21元的一份《欠条》及欠代金券60元券42张2,520元的一份《欠条》。2018年5月6日，普济堂公司向库尔勒市公安局报案谭红梅侵占公司营业款131,698.71元。2018年5月7日，谭红梅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18日，谭红梅家属向普济堂公司交纳136,574.01元，普济堂公司出具了《收条》，内容为：今收到73分店谭红梅补交营业款136,574.01元。2018年5月21日，普济堂公司出具了《谅解书》。2018年12月19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2801刑初1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谭红梅非法侵占单位资金69,535.06元，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现谭红梅认为向普济堂公司交纳的136,574.01元超出法院刑事判决认定的69,535.06元，对差额部分67,038.95元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并承担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满足以下要件：1．一方因给付而受利益；2．须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之间须有因果关系；4．须无法律上的根据。若当事人一方为履行义务而为给付，则从该给付取得利益的一方的得利即是有法律依据的，不为不当得利。谭红梅应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本案中，因谭红梅非法侵占普济堂公司的营业款，按照普济堂公司的盘点核算，谭红梅向普济堂公司出具了《欠条》，之后向普济堂公司交纳136,574.01元，普济堂公司在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收到谭红梅“补交营业款136,574.01元”，该《欠条》及《收条》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款项性质应为赔偿款。谭红梅对于交付金额及交付对象均是明确的，不存在误解或者过失。谭红梅的给付系以退赃及赔偿普济堂公司损失取得谅解为目的，其目的客观上即为给付行为的原因。此种行为系有因行为，但非不当得利法中的原因。谭红梅已向普济堂公司赔偿136,574.01元，而在刑事案件中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认定谭红梅非法侵占单位资金69,535.06元，其与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存在差异，不能作为不当得利的依据。鉴于本案谭红梅、普济堂公司均认为向普济堂公司交纳款项是有原因，说明双方之间的付款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非属不当得利。因此，对谭红梅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普济堂公司返还67,038.9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谭红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谭红梅提交如下证据：1.73分店2018年5月18日出具的收条一份、谭红梅2018年5月5日出具的欠条二份、73分店2018年5月5日盘点报告复印件。用以证明普济堂公司让谭红梅补交营业款136,574.01元，该款由谭红梅出具的114,242.21元欠条、2,529元欠条及盘点报告中短款19,812.8元组成，盘点报告中注明谭红梅作为店长应承担14,937.5元，但普济堂公司让谭红梅承担19,812.8元，谭红梅多承担4,875.3元；2.73分店2018年5月5日财务顾客押金明细及谭红梅向该11名顾客出具的11份欠条复印件。用以证明普济堂公司收取谭红梅补交的营业款中，包含11位顾客通过POS机刷卡交付的押金67,671.9元，顾客未取走药品，该款进入普济堂公司账户，不属于谭红梅侵占款；3.73分店2018年5月6日应存入银行营业款清单、2018年4月谭红梅侵占数额证据、中国工商银行存款凭证。用以证明谭红梅2018年5月6日侵占73分店应向银行存入的营业款37,429.86元、2018年4月侵占73分店营业款18,264.57元、侵占退药款213元，上述款项减去存入银行的9,341.37元为46,666.06元，系谭红梅侵占数额。普济堂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谭红梅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主张，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因普济堂公司对谭红梅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2018年5月21日普济堂公司出具谅解书主要内容为：“2018年5月5日，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库尔勒市73分店店长谭红梅，在其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公司营业款一案，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现谭红梅认错态度较好，且家属已主动积极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经公司领导协商原谅谭红梅的违法犯罪行为，给谭红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恳请相关司法部门减免谭红梅的刑事责任。”   二、2018年11月20日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库尔勒市检公诉刑诉［2018］1410号起诉书载明：“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月至5月，被告人谭红梅利用担任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73分店店长的职务便利，将其负责保管并应当存入银行的营业款46,353.06元以及顾客在店内刷医保卡但实际未消费的押金23,000元占为己有，用于个人日常购物和家庭花销。案发后赃款已全额退还被害单位取得谅解”。2018年12月19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2801刑初1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谭红梅在担任新疆普济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73分店店长期间，利用其负责保管营业款的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单位资金69,535.0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谭红梅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赃款全部退赔，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谭红梅称其丈夫向普济堂公司交纳136,574.01元时并非以支付赔偿款为目的而是以退赃为目的，因交纳136,574.01元超过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数额，超出部分普济堂公司应予返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谭红梅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5日谭红梅向73分店出具两张欠条，2018年5月18日谭红梅家属向普济堂公司交纳136,574.01元，普济堂公司收款后虽然出具内容为：“今收到73分店谭红梅补交营业款136,574.01元”的收条，但2018年5月21日普济堂公司在出具的谅解书中明确谭红梅家属支付款项的行为系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且在此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及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均认定谭红梅交款为退赔行为并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谭红梅及其家属与普济堂公司之间的行为均系自愿，谭红梅亦未能证明其或者家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等非法情形，故对谭红梅上诉称交纳136,574.01元并非退赔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谭红梅在非法侵占普济堂公司财物自愿赔偿后，因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其职务侵占罪的赃款数额低于其已支付的赔偿款而请求普济堂公司依据不当得利返还其多支付的赔偿款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因刑事诉讼采取的系严格的证明标准，而民事诉讼采取的系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故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赃款数额与普济堂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并非同一范围，普济堂公司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仅是普济堂公司直接损失中的一部分，故谭红梅不能依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赃款数额来确定普济堂公司的损失范围而要求普济堂公司将两部分款项的差额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关于谭红梅上诉称普济堂公司收取了11名顾客通过POS机刷卡支付押金67,671.9元，该款并非普济堂公司的损失。本院认为，（2018）新2801刑初1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顾客系刷医保卡支出，并非通过POS机刷卡支出，故对谭红梅上诉称顾客通过POS机刷卡向普济堂公司付款且普济堂公司已收到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该生效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谭红梅非法侵占的财物包括顾客在店内刷医保卡支出但未消费的押金23,000元，谭红梅对此亦予以认可，现谭红梅称其并未侵占顾客刷卡支付的押金并要求作为不当得利返还，明显有悖事实及法律。本案中谭红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普济堂公司交付的款项超出了其应承担的赔偿款数额，对谭红梅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及有效性，本院均不予认可。谭红梅要求普济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关于谭红梅上诉称普济堂公司扣发工资违法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普济堂公司与谭红梅之间关于工资支付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本案对此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谭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91元（谭红梅已预交），由谭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惠君   审  判  员   黄淑梅   审  判  员   王奕丁   二 〇 二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书  记  员   江璐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