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1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瑞才，男，退休人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纪平，内蒙古新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种秀，男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兵，内蒙古嘉铭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江，男，公司经理，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乌玲，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峰，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种秀、李瑞才因与被上诉人刘桂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新事实，本院依法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种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的（2019）内0102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刘桂江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张种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桂江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5月14日开始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被告已支付利息5万元)”,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刘桂江无权向张种秀主张权利。本案中,张种秀是给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内蒙公司)介绍工程,收取的是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的30万元是介绍工程的介绍费(居间费),由于刘桂江系四建内蒙公司的负责人,故向张种秀出具了借条,但该款项系收取四建内蒙公司的。虽然原审中刘桂江向法庭出示了四建内蒙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述借款由刘桂江个人提供,但因刘桂江系四建内蒙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的印鉴由刘桂江保管使用,其所出示的证明并不能如实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而且,对于本案所涉的30万元款项,四建内蒙公司曾向回民区公安局以诈骗进行报案,可见,四建内蒙公司是确认本案所涉30万元系四建内蒙公司款项,故本案中刘桂江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错误。2.本案案由虽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其基础法律关系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张种秀所收取的是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的30万元是介绍工程的介绍费(居间费)而非真实的借款,而张种秀所出具的借条,也是应刘桂江的要求所写,但这并不能改变30万元款项的居间费性质。由于张种秀所介绍工程未能开工,故张种秀承诺返还上述居间费并实际返还了5万元而并非支付利息5万元。因此张种秀剩余应返还的居间费为25万元。3.原审判决判令张种秀给付刘桂江利息的依据是张种秀向四建内蒙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但该还款计划系张种秀向四建内蒙公司出具而非向刘桂江出具,故原审法院依据该还款计划判令张种秀给付被刘桂江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结果错误。李瑞才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刘桂江对李瑞才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李瑞才与刘桂江原在一个单位工作,两人关系非常好,后刘桂江从单位出来之后,承包了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任该分公司总经理,其妻子郝建丽任该分公司财务总监,系家族式企业。刘桂江承包以上公司后一直从事承揽建设工程施工业务,对外承揽工程是刘桂江所经营的分公司生存和盈利的关键所在。在闲聊的过程中,李瑞才常听到刘桂江谈起承揽工程的事。2014年5月份,李瑞才的朋友叫黄国林,以前也是做工程的,知道李瑞才和刘桂江关系不错,也知道刘桂江已从原工作单位出来自己有一个建筑公司,专门从事承揽工程施工的业务,便主动找到李瑞才讲了有一个工程对外发包,李瑞才当时详细问了黄国林工程情况。李瑞才将黄国林所说的工程一事告诉了刘桂江,刘桂江提出要考查一下工程情况,黄国林领着李瑞才、刘桂江刘桂江和刘桂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去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见到当时任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张种秀详细了解工程名称、地点、建筑面积等情况。张种秀、黄国林领着李瑞才、刘桂江及刘桂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亲自到了工程地点。该工程名称叫进丰大酒店,位于呼和浩特市南二环和东二环的交汇处。到了工程现场,张种秀和黄国林二人当着李瑞才、刘桂江和刘桂江公司人的面说,如愿意做这个工程,他们负责签订合同。张种秀、黄国林二人提出,他们负责刘桂江的公司和发包方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但提出要30万元中介费(好处费)。刘桂江及其公司人员到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和考查建设工地后,认为这个工程能做,便同意给付中介费(好处费)30万元。之后,在张种秀的介绍引荐下,刘桂江个人所承包的江西四建公司与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5月14日按照刘桂江同张种秀、中间人黄国林的商定,刘桂江派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会计郭海荣和分公司财务总监郝建丽二人提取30万元现金交给李瑞才和中间人黄国林,刘桂江提出他和黄国林不太熟悉,让李瑞才先打个条子,李瑞才出于急于为朋友承揽工程的考虑,便给刘桂江的会计打了一个所谓的“借条”。李瑞才拿到30万元后,开着自己的车拉着中间人黄国林一同到了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张种秀的办公室,将30万元中介费(好处费)交给了张种秀。2014年5月15日张种秀给刘桂江出具了一张借款30万元借条。在一审庭审中,张种秀当庭承认他和黄国林二人共拿刘桂江的30万元中介费,张种秀在一审中也出示了黄国林拿了其中的10万元中介费(好处费)的条子。事后李瑞才找到刘桂江要李瑞才打的30万元借条,但刘桂江说已在公司下了帐,把张种秀给打的30万元的条子附在上面,证明张种秀拿了30万元就行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瑞才给刘桂江打的30万元借条没有撤回,刘桂江拿着这个没有撤回的借条将李瑞才起诉。李瑞才相信法律也决不会支持刘桂江这种不讲诚信、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一审判决对这么明显的事实不予确认,反而支持刘桂江这种错误做法,实在令人费解。2.从刘桂江在一审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也能看出,本案3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中介费(好处费)这一基本事实。刘桂江在一审民事起诉状明确写明:“2014年5月14日李瑞才与张种秀二被告以介绍工程名义从原告处借款叁拾万元整(￥300000)。”李瑞才认为,刘桂江在起诉状中为什么刻意不写李瑞才、张种秀给谁介绍工程呢李瑞才不仅要问李瑞才、张种秀如果不是给刘桂江所承包的江西四建公司介绍工程,其二人怎么可能向刘桂江借款30万元呢,刘桂江借给二人款为什么在2014年5月14日李瑞才给刘桂江打的30万元借条和张种秀于2015年5月15日打的30万元借条均没有利息约定呢。假设是借款,为什么刘桂江不让李瑞才、张种秀二人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而确在2015年9月16日刘桂江让张种秀出具了一个135000元的利息借条。是因为张种秀介绍的进丰大酒店工程没有做成,张种秀拿了刘桂江30万元中介费(好处费),刘桂江非要张种秀出具利息借条一张。以上情况足以证明,这30万元所谓借条,根本不是借款,而是李瑞才为刘桂江承揽张种秀、黄国林介绍的进丰大酒店工程给中间人张种秀、黄国林二人的中介费(好处费)。一审判决实际已查明了以上事实,但非要作出与客观事实相反的认定。这种认定严重违反了法律应有的客观公正原则,属明显的错误判决。3.李瑞才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合作伙伴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虚构的事实,其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最终将李瑞才和张种秀认定为共同借款人。李瑞才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是徒劳的,也是别有用心的。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李瑞才与张种秀压根双方就不认识,李瑞才通过朋友黄国林给刘桂江介绍进丰大酒店工程才知道张种秀是内蒙古万基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瑞才和张种秀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双方也从未打过任何交道,更未打过经济交道,二人怎么可能是所谓的“合作伙伴”,一审判决认定李瑞才、张种秀是合作伙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李瑞才给刘桂江介绍工程时才在刘桂江实地考查了解工程项目时见过张种秀,之前连面都没见过,二人怎么能够合伙,又怎么能共同借刘桂江30万元现金呢4.一审判决认定:“二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并约定2017年5月1日前清偿全部本金及利息,”这里称“二被告”是错误的。李瑞才认为,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完全是对《还款计划》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的认定。2017年2月25日《还款计划》的落款处签有“借款人:张种秀”,“保证人:李瑞才”,《还款计划》只能由借款人出具,保证人不可能出具还款计划。假设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那么从这个还款计划来看,借款人是张种秀,而不是李瑞才,李瑞才在这个还款计划中充其量系保证人而已,况且本案查明事实看也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之所以将还款计划认定为二被告出具,其目的是将李瑞才同张种秀列为共同借款人,最终达到让李瑞才与张种秀连带承担责任的目的,对一审判决的这种目的,任何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审判决将《还款计划》按其本身内容完整表述为借款人张种秀、保证人李瑞才于2017年2月25日向刘桂江出具还款计划,那么一审判决就无法认定李瑞才与张种秀为共同借款人和合作伙伴,最终一审判决无法达到保证刘桂江胜诉的目的。5.从本案刘桂江所承包的江西四建公司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报案来看,证明是介绍工程。江西四建公司在回民区公安分局报案,也能够证明本案自始至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不当得利或者是利用介绍工程涉嫌实施诈骗的问题。如果属于不当得利,那么刘桂江只能向实际拿了30万元中介费(好处费)的张种秀和黄国林索要;如果本案因张种秀介绍的工程涉嫌诈骗,那么本案应当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本案审理,待公安机关定案后,再继续审理。6.从张种秀出具《还款计划》证明事实真相。从张种秀出具《还款计划》来看,张种秀于2017年2月25日给刘桂江出具的还款计划也明确显示,李瑞才是30万元的经手人,张种秀为借款人,并且还款计划写明:“从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借款叁拾万元整。”这个还款计划是由刘桂江在一审审理中作为证据出示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几个事实,第一为承揽进丰大酒店工程而给的中介费(好处费);第二30万元是江西四建内蒙古分公司的款,而非刘桂江个人的款;第三江西四建之所以报案,是因为张种秀介绍的工程存在诈骗嫌疑;第四30万元是张种秀拿的中介费(好处费)。这个还款计划也能够证明李瑞才与张种秀既不是合作伙伴,更不是共同借款人。一审判决李瑞才和张种秀共同返还刘桂江借款30万元及利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属于严重的违法判决。7.从李瑞才出示的李瑞才给打的30万元借条及张种秀给打的30万元借条及后来张种秀打的135000元利息借条来看,刘桂江从来未向李瑞才主张过返还其借款和利息,而刘桂江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恰恰证明,刘桂江一直向张种秀索要过30万元,并要求张种秀返还利息。刘桂江之所以一直不向李瑞才索要所谓借款和利息,是因为刘桂江知道李瑞才是为他办事与30万元无关,为了给刘桂江承揽工程搭上自己的车、汽油和时间,刘桂江没有给报销过一分钱。和李瑞才要钱,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故刘桂江一直找张种秀索要,张种秀不仅给刘桂江出具了135000元的利息借条,还出具了还款计划,并且张种秀还通过银行转账还了刘桂江5万元。这更进一步说明,张种秀拿了刘桂江30万元,无论按不当得利还是按所谓的“民间借贷”,均应当由张种秀返还。一审判决让李瑞才同张种秀共同返还30万元和利息,属于严重违法的判决,这种判决必将造成错案,同时这种判决严重违背了让每个公民在每个案件中得到公平和正义原则,这种错判也最终会得到法律纠正和责任追究!8.假设本案属民间借贷,那么也实现了债务的合法转移。假设本案属民间借贷,那么也实现了债务的合法转移。李瑞才于2014年5月14日给刘桂江打的借条,张种秀于2014年5月15日给刘桂江打了一张30万元借条,并认可拿了30万元,承诺由其偿还。张种秀又在2017年2月25日给刘桂江出具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中明确写明李瑞才为经手人和保证人,而不是借款人,如果李瑞才系借款保证人,保证人保证期限已过,这足以证明债务已转移至张种秀,刘桂江只能向张种秀索要,而与李瑞才无任何法律关系。9.从李瑞才、张种秀出示的借条,以及张种秀出示的还款计划和利息借条来看,李瑞才与张种秀即不是合作伙伴,更不是共同借款人。因为李瑞才打的借条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张种秀打的借条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双方打的条子不是同一时间,一前一后,李瑞才与张种秀也不在任何一张借条上共同签字,利息借条、还款计划也都是张种秀以借款人身份单独为刘桂江出具,因此,根本不存在共同借款、共同返还借款及利息问题。刘桂江辩称，1.刘桂江2014年5月14日向李瑞才提供借款30万元，李瑞才于当日书写借据一张。后张种秀于2014年5月15日亦出具了借条一张，对收到上述款项予以认可，并在2015年与刘桂江就利息进行了结算，共计结算15个月利息135000元，由此证实双方亦对利息进行了约定，月利息为3分。李瑞才和张种秀共同出具借条，且认可已收到上述款项，刘桂江与李瑞才、张种秀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李瑞才称并非共同借款人是错误的。虽然二人分别向刘桂江出具借条，但并不影响二人成为共同借款人的事实认定。李瑞才与张种秀称清还5万元的事实，刘桂江认可。按法律规定，该5万元应视为利息清偿。3.李瑞才主张本案的出借主体系江西四建，未举证证明款项的实际付款人为江西四建公司。同时，借条中明确出借人的姓名为刘桂江，而非江西四建公司。二人2017年2月25日共同出具的还款计划，仅就上述款项的清偿事务作出承诺，并且为单方书写，不是双方法律行为，还款计划落款处并无江西四建公司印章予以确认二人将其变更为出借主体，故不能改变本案的出借主体，亦不能改变借款主体的性质。李瑞才主张其为保证人，保证期间已过，实为其将应承担债务转移给张种秀，根据《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此，双方借款主体的变更，应经过双方同意与签字确认，该还款计划不能作为其由借款人变更为保证人的身份转变。其书写的保证人理应理解为保证期履行还款义务，而不能理解为变更为保证担保的身份。李瑞才主张中介费报酬，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刘桂江所举的报案材料亦表明了李瑞才和张种秀所述介绍的工程系诈骗行为，李瑞才和张种秀主张因涉及诈骗事件而取得的中介报酬的理由不具有合法性。刘桂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瑞才、张种秀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38万元(2014年5月14日至今,月息2分计算),合计68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瑞才、张种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4日,刘桂江向李瑞才提供30万元借款,李瑞才当场出具借条一张。后其合作伙伴张种秀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于2014年5月15日对上述借款重新出具借条一张。2015年9月16日,对利息部分进行结算,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分计算并出具了借条。期间张种秀给刘桂江转款5万元。2017年2月25日,李瑞才、张种秀向刘桂江出具还款计划并约定2017年5月1日前清偿全部本金及利息。借款期限届满,李瑞才、张种秀未向刘桂江还款,刘桂江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刘桂江与李瑞才、张种秀以《借条》达成借贷合意且原告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发生且合法有效,刘桂江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关于借款本金,按照法律规定,借贷双方对还款顺序没有约定的,先付款应认定为利息,故认定张种秀已支付利息5万元。关于利息,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刘桂江自愿调整月利率为2%,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李瑞才、张种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桂江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5月14日开始至还清借款之日止,张种秀已支付利息5万元)。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刘桂江负担525元,李瑞才、张种秀负担477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瑞才和张种秀称与刘桂江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却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称借条及还款计划是在刘桂江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却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亦未在出具借条之后报警或行使撤销权，故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条及还款计划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种秀出具的还款计划明确了还款金额利息，还款协议上写明案涉借款的经手人是李瑞才，张种秀自愿还本付息，并已实际履行5万元，李瑞才在保证人处签名，明确了其保证人的身份，应承担保证责任，现保证期限已过，故李瑞才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李瑞才的上诉请求成立，张种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为张种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桂江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5月14日开始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被告已支付利息5万元)；二、驳回刘桂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刘桂江负担525元，张种秀负担4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100元，由张种秀负担14325元，刘桂江负担4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丰愷审判员 洪齐艳审判员 张雪杨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刘俊红书记员 贾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