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22民初1471号 原告：郑晓如，女，198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腾达，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健，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方匡秋，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淮，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晓如与被告方匡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受理。本案由审判员章青青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腾达、邓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晓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50217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支付至被告实际付清所有货款之日止（逾期利息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的标准加收50%，从拖欠货款次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的逾期利息共计6512.7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1年起长期向被告批量销售“古兰”牌女款牛仔裤。双方约定，被告向原告下单后，原告根据约定时间向被告发货，原告发货时与货物一并向被告提供当次货物的销售清单，销售清单上载明当次货物的货号、数量、单价、货款总额及尚欠货款，被告应于原告发货当月后的两个月内向原告结清发货当月的全部货款总额，若发生退货退款，在下一期付款时抵扣。原告已安排工作人员按前述约定向被告的财务人员确认对账并要求被告足额支付货款。自2019年6月起，被告不再足额向原告支付到期应付货款（即2019年4月发货对应货款总额）。期间，被告均通过“冯猛”、“方爱娟”等个人支付货款，方爱娟是被告妻子。截至2020年3月31日，被告共拖欠原告货款502170元。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追讨货款，被告虽表示同意付款，但实际上一直未予支付。 被告方匡秋答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主体不适格。1、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一直以来，被告是以案外人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驰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与原告沟通相关事项，被告个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彩驰公司也自认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涉案服装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适格主体。2、从交易惯例及交易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也应是案外人彩驰公司。首先，原告与被告任职的公司合作是2014年开始的，2014年6月，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驰公司”）与原告签订供货协议，与原告建立了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当时该公司股东有被告方匡秋、方卫省、方君、叶金良、陆育根、钱学通等多人，被告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双方刚开始合作时，公司是与原告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的。后来随着交往时间较久，供货次数较多，彼此比较信任且为了交易方便，就没有继续签订书面合同。期间，被告一直代表凯驰公司与原告联络沟通，原告一直知道是与公司在进行服装买卖的，后凯驰公司被注销。其次，彩驰公司于2018年4月成立，公司股东为方式信、方匡勇，凯驰公司的大部分员工到彩驰公司工作。被告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被告继续按照之前公司的交易习惯代表彩驰公司与原告进行服装买卖业务，涉案服装实际也是交付给彩驰公司，原告也从未提出异议。最后，从交易过程看，除了被告外，彩驰公司其他财务、销售、仓管等多个工作人员也一直就服装买卖相关事项与原告方进行沟通，均系彩驰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告从未提出异议，沟通过程中，原告也一直是在向彩驰公司催讨货款。冯猛是凯驰公司的加盟商，在彩驰公司成立后，也成为彩驰公司的加盟商，他欠彩驰公司货款，就指定他直接向供货商支付货款。方爱娟系被告的配偶，但是也是彩驰公司的员工，其支付货款的行为也是公司的行为。根据行业惯例，货款都是以公司安排员工个人或加盟商支付货款为主。3、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与被告个人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是被告个人。综上，原、被告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应是案外人彩驰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应向案外人彩驰公司主张，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或诉讼请求。 原告郑晓如反驳称：关于主体适格问题。1、原告从2011年开始与被告合作，原告一直不知道彩驰公司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主体不明确的话，是不可以成立合同的，被告主张的原告与彩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是不可能成立的。2、在被告与原告交易往来中，被告从未向原告出示过其是作为彩驰公司的员工或经彩驰公司授权与原告进行交易的相关手续，根据交易习惯，其应当向原告提供授权委托书或者员工身份证明，但被告从未提供相关证明。3、原告在与被告的交易过程中，知悉被告会安排相关人员处理交易、财务、采购等相关事宜，所以原告知道被告有一个团队在处理交易事宜，根据交易习惯，口头上会称呼对方为“你们公司”。被告称由加盟商直接向供货商支付货款不符合常理。4、被告主张彩驰公司自认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但原告认为这实际上是被告试图将债务转移给彩驰公司，但这种转移没有经过原告的书面同意是不成立的。5、根据被告提及的两家公司，一家为凯驰公司，一家为彩驰公司，凯驰公司在2014年时与原告签订过相应的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凯驰公司已经于2019年注销，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而彩驰公司在2018年成立，其公司股东、董事等均与被告无关，两家公司之间没有关联，被告认为彩驰公司是对凯驰公司业务的承继，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职务行为认定的前提及必要条件为该人员必须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从未向原告表示过其是以彩驰公司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因此，并不具备职务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 （1）广州古兰服饰有限公司销售清单原件10张及广州古兰服饰销售单原件18张，证明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原告向被告销售的货物及货款明细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该份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其中，销售清单中记载的“客户方匡秋”表述不正确，实际应该是彩驰公司。该销售清单中记载的数量、单价、金额等均应以彩驰公司厂家到货单记载的内容为准，上述内容需要彩驰公司核对确认。销售清单数量、价格、金额等确认并非被告本人，而系彩驰公司的财务、仓库、销售等人员办理，所发货物也系交付给彩驰公司，与被告本人无关。 原告称：原告制作的销售清单是随货物一起寄给被告的，同时在微信往来中也会将销售清单发送给被告进行确认，因此，销售清单上记载的客户方匡秋是原、被告双方长期以来相互确认的，是本案真正的交易主体，被告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至于数量、单价、金额也是经过双方确认的。 （2）收款单原件3张，证明2019年4月至2019年11月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情况。 被告质证称：该份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其中，收款单中记载的“客户方匡秋”表述不正确，实际付款人不是被告，而是彩驰公司，系彩驰公司指定员工及加盟商支付的，如2019年6月22日的133500元的款项，付款人是“冯猛”，2019年7月24日18000元付款人是“方爱娟”，均系彩驰公司员工。具体的付款金额需要彩驰公司确认。事实上，彩驰公司指定加盟商及其员工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完全是按照服装销售行业的惯例，且在原告与彩驰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当中，多次有提及公司、财务等情况，并且原告方在与彩驰公司员工的沟通记录中也多次主动要求彩驰公司安排货款，因而，原告事实上是明知与其进行交易的对象是彩驰公司。 原告称：根据日常交易习惯，自然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由其中一方指定第三人付款是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的，但是，在自然人与公司的交易过程中，由公司指定员工、加盟商付款，这是有违市场交易习惯的。另外，在原、被告之间的所有交易往来记录中，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表达过其是代表彩驰公司在进行交易，更加没有向原告表达过冯猛、方爱娟是彩驰公司的员工，而被告仅告知原告上述人员是他指定的付款人。原、被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出现过“彩驰”二字。 （3）退货单原件5张，证明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原告接受被告退货退款的情况。 被告质证称：该份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退货单中记载的“客户方匡秋”表述不正确，实际退货的是彩驰公司，并不是被告。 （4）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每月对账单11张及总对账单1张，原告的姐姐与被告安排对账的财务人员微信聊天记录1份（2019年6月—2020年3月份），证明原告如约向被告提供货物并提供销售清单，销售货物的数量、金额等均得到被告确认，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货款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个人是不可能存在财务的，标注的方匡秋财务系指彩驰公司的财务人员，聊天记录中第78、79页等都有记载退货找仓库等字样，经核实，仓库主管也系彩驰公司员工，由此可以看出在原告与彩驰公司员工沟通过程中，其是与彩驰公司在沟通，沟通销售、出货、对账等事项，并非与被告个人在进行。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有无删减无法核实。通过聊天记录，其催讨对象也是向彩驰公司，因为对应的财务人员是彩驰公司的员工。具体的对账金额等均以彩驰公司的账目核对为准，被告不发表意见。 原告称：被告已经确认原告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交易，原告在交易中也安排了销售、财务进行交易活动，被告主张的个人没有财务及其他工作人员是存在自相矛盾的。 （5）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彩印截屏1份（因原告手机坏了，无法提交原始载体），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货款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1、因原告无法提供手机原始载体，对真实性、完整性均无法核实，不予确认。2、即便内容是真实完整的，也仅能证明原告与彩驰公司进行交易。根据被告微信个人页面身份信息明确了彩驰字样，作为长期从事商业交易的经验丰富的原告方，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被告方匡秋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 （6）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彩驰公司系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 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无意见，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7）彩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证明彩驰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被告系彩驰公司员工，被告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且彩驰公司是认可的。 原告质证称：1、对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庭依法认定，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关于该证据的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该情况说明没有单位负责人或者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原告不予认可。关于情况说明的内容本质上是彩驰公司单方接收被告的债务转移，并未得到债权人也就是原告的书面同意，是无效的。3、关于关联性，这个情况说明是彩驰公司单方出具，不能证明是彩驰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系职务行为。 被告称：情况说明是彩驰公司出具，是彩驰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该情况说明中已经清楚的记载了被告、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等人系根据公司安排参与与原告进行的服装买卖的沟通、对账、入库、销售等事项，且该情况说明的内容能够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其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该份证据并非原告方所称的系被告向彩驰公司的债务转移，而是对与原告方建立买卖关系事实的确认。 （8）彩驰公司营运群员工微信个人页面及聊天信息1组（手机系冯磊的），证明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系彩驰公司而非被告的事实。 （9）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员工方匡秋、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等人《劳动合同书》原件5份及方匡秋、冯磊、徐群欢社保记录打印件3份，证明方匡秋、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系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员工的事实。 原告质证称：首先，关于被告的劳动合同，被告没有签署，合同是没有成立。被告主张方爱娟是彩驰公司的员工，但在该组证据中没有提供方爱娟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其次，这组证据只能证明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等人与彩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这些人与原告的交易行为系彩驰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 被告称：被告的劳动合同落款处确实没有签名，但首页的签字是被告本人签的，且已经购买社保，并在彩驰公司任职，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10）彩驰公司员工冯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2020年1月21日开始），证明原告明知其系与彩驰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向公司主张货款的事实。其中在该组证据第30页，彩驰公司的员工冯磊写的是“老板娘，公司还没上班”，第31页，2020年3月20日原告表述“你们公司怎么回事”，第32页等聊天记录，原告不但知道是与彩驰公司建立买卖关系，且也是向彩驰公司在催讨。 原告称：被告提供的冯磊的聊天对象不是原告，而是原告的姐姐。在聊天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彩驰公司字样，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对象是彩驰公司，在该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中，在2020年3月11日下午19点49分，原告的姐姐跟冯磊说“货款要帮忙向方总说一下，要帮原告方安排一些过来”，2020年4月16日下午20点04分，原告姐姐说“你赶紧让方匡秋汇款”，从这些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对货款主张的对象就是被告本人。 被告称：原告方认为没有出现“彩驰公司”字样，这个“公司”本身就是指彩驰公司。2020年3月11日下午7点49分及2020年4月16日下午8点04分的聊天内容，并不是指让被告本人付款，而是因为被告为彩驰公司的总经理，在款项的支付方面有一定的支配权，希望让被告尽快安排彩驰公司付款，其催讨对象仍是彩驰公司。 （11）彩驰公司员工与原告员工的聊天记录1组，证明原告方一直与彩驰公司沟通并实施服装买卖业务的事实。当时为了方便采购，彩驰公司建立了与原告方相关人员的工作群，在该群内下单、对账等，均系彩驰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证据的第43页，写了一个“江苏省常熟市练塘镇颜巷村亨利医疗三楼，梁修荣186××××0711”，这个地址实际上就是彩驰公司的实际经营地，梁修荣系彩驰公司的仓库主管。原告方也知道这是彩驰公司的地址，货物的收件人也是彩驰公司。 原告质证称：1、该聊天记录中没有出现过“彩驰公司”的字样；2、被告提供的收货地址并非彩驰公司的注册地址；3、群名是K5K6-古兰沟通群，也没有彩驰的字样，如果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如果是彩驰公司作为交易对象，那么群名应该直接设为彩驰-古兰沟通群，相反K5K6是原告与被告交易以来原告对被告的认知。K5K6在彩驰公司成立前，就已经由被告个人在使用，通过这组证据恰好能够证明原告的交易对象实际上就是被告本人。上述地址仅是被告在群里向原告提供的一个收货地址，被告从向原告明示这个地址与彩驰公司存在联系，也未明确收货人与彩驰公司存在联系，原告不可能仅通过向该地址寄送货物就知悉交易对象，也不能因此反推原告应当知道。 （12）2019年10月17日快递单原件及物流信息打印件各1张，证明彩驰公司向原告邮寄样品的事实。 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关于注册地址与发货地址的差异，与上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快递单显示的寄件方写着是K5K6牛仔，没有出现彩驰公司，也并非彩驰公司，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向原告邮寄样品的是彩驰公司。 （13）彩驰公司到货单24份，证明原告方提供的货物均交付彩驰公司，制单人是彩驰公司的员工。 原告质证称：到货单是被告单方制作，没有提供给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货物是交付给了彩驰公司，也不能证明原告是与彩驰公司发生交易。 （14）原告庭后通过移动微法院补充提交了方爱娟的《劳动合同书》1份，证明方爱娟系彩驰公司的员工。 原告书面质证称：关于真实性，系被告方单方提供的证据，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法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请法庭确认。原告不认可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因为被告仅提供劳动合同，并确认未通过彩驰公司缴纳社保，亦未能提供工资发放证明、缴税记录等。如原告庭审所主张，方爱娟作为被告的配偶，被告长期通过方爱娟向原告付款，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告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的事实。鉴于原告在本案诉讼前从未知悉彩驰公司的存在，方爱娟也从未以彩驰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从事付款等交易活动，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针对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否成立，被告是否系适格主体？原告提交了证据（1）、（2）、（3），其上面虽记载“客户方匡秋”，但该三组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原告能决定怎么记载，故不能仅凭该证据的记载当然的认定被告就是原告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对于原告主张已将销售清单等随货邮寄给被告，并在微信中将销售清单发送给被告进行确认，但是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有关货物的对账等并非与被告进行联系确认。证据（4）中微信聊天一方虽然微信名系“方匡秋财务”，但是被告主张其非被告个人的财务，而系彩驰公司的财务，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确定被告即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且销售金额等涉及案外人利益，故对于聊天记录中涉及的销售金额等不予认定。证据（5）没有原始载体，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证。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交了证据（6）、（7）、（8）、（9）、（10）、（11）、（12）、（13）、（14），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证据（7），庭后与彩驰公司进行调查核实，该公司出具了补充说明，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证据（9）、（14），能证明方匡秋、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方爱娟与彩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证据（10）、（11）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不管是原告，还是与原告方就买卖事宜进行沟通的其他人，都有提及“公司”，虽然没有明确是“彩驰公司”，但是能证明原告交易的对象是公司，并非个人。虽然证据（12）上并无“彩驰公司”的字样，但庭后经核实，其寄出地址就是证据（12）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的仓库地址，证据（13）虽系被告单方制作，但是其上面记载的货品及数量等与原告提供的销售清单上记载的货品及数量等能基本对应起来，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综上，被告提交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系与被告个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对于原、被告陈述一致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综上，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原告从事服装销售，2014年6月，原告曾与凯驰公司签订《供货协议》，2019年凯驰公司被注销。2018年4月17日，彩驰公司经工商注册成立。 被告系凯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与彩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担任总经理一职，并在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从之前的凯驰公司到之后的彩驰公司，被告一直参与涉案牛仔裤批发买卖。2020年6月24日，彩驰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我公司自2018年4月成立至今，一直从郑晓如处购买服装等产品，所购产品均归我公司所有。期间，我公司员工方匡秋、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等人均根据公司安排参与了郑晓如服装买卖相关的沟通、对账、销售、入库等事项，上述人员的行为为我公司的职务行为，我公司均予以认可，特此说明。案外人冯猛、方爱娟等有向原告支付过涉案货款。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主张被告系买受人，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在其与原告进行买卖服装业务往来时出示过其是代表公司的相关手续，被告也没有告知原告其是代表公司的，对被告的行为是代表公司并不知情，但是被告与原告长期就买卖业务进行沟通，原告自己也负有审查义务，且原告在2014年就与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的凯驰公司签有书面买卖合同，并在利用微信催讨债务的过程中，均有出现“贵公司”、“你们公司”等字样，这说明原告对被告系代表公司与其进行交易的情况并非不知情。对于原告主张的彩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系债务转移的问题，债务转移的前提必须要有债务存在，原告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即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有关债务转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因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晓如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887元，减半收取4443.5元，由原告郑晓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章青青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代书记员 卢之璐 ?*ArabicDash?-8-? ?*ArabicDa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