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21民初1895号 原告：沈驰，男，1983年9月6日出生，汉族，家住浙江省德清县。 原告：沈根财，男，1985年7月4日出生，汉族，家住浙江省德清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友涛、俞聪，浙江苕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李市村年家庄。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麒彦，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金，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驰、沈根财与被告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渔堂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沈怡赟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审判人员回避，本案由审判员陈建平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庆渔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赔偿原告损失100万元；2.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申请诉讼保全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诉讼保全保险费2600元。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父子关系，共同承包了德清县城北村池塘一处。2018年12月投入白鱼30000尾，2019年3月投入黄颡鱼150000尾。2019年5月与被告签订了为期1年的《“养殖溶氧传感器设备+物联网平台”服务合同》，约定由被告24小时负责溶氧监控并自动增氧。2020年3月23日，因被告提供的溶氧设备故障、监测数据偏差，导致整个鱼塘的鱼缺氧死亡。经被告现场确认死亡黄颡鱼约52500斤、白鱼约40500斤，按当时市价损失金额约为1079000元。原告按此索赔无果，故形成纠纷。 两原告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养殖溶氧传感器设备+物联网平台”服务合同》及收款收据原件各1份，拟证明被告为原告的鱼塘提供24小时养殖溶氧量数据、缺氧提醒和自动增氧泵开启等服务及原告已支付服务费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的代表为费高祺的事实。 证据2，《转让协议》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承包案涉鱼塘的事实。 证据3，《被告调查记录》照片件1份及现场照片2份，拟证明原告鱼塘因缺氧导致鱼大面积死亡，被告方负责人员经现场调查，确认原告损失达100多万元的事实。 证据4，《德清区乾元沈根财1号池塘事故报告》打印件及微信记录各1份，拟证明2020年3月23日7时，鱼塘溶氧量为0.65mg/L，而设备显示溶氧量为10mg/L。因此，被告的溶氧监测设备故障，未正确监测到鱼塘溶氧状态的事实。 证据5，原告与被告方代表费高祺的电话录音2份，证明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的鱼死亡的事实。 证据6，《调查笔录》原件2份，拟证明案涉鱼塘的鱼苗投放情况及故事发生后的鱼死亡情况。 证据7，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单及发票原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因申请诉讼保全投保责任险支付保费2600元的事实。 证据8，《送货单》原件24份，拟证明事故鱼塘共用饲料3025包，与被告负责人陆承勇现场调查数据吻合一致，饲料款为586500元的事实。 证据9，死鱼打捞视频1份，拟证明鱼大面积死亡的事实。 另外，原告还申请了证人夏某、徐某、胡某出庭作证。 夏某两次出庭证明，原告律师对其所制作的笔录上的内容是真实的。其与原告均是养鱼的，因此，在放养鱼苗时是相互帮忙的。其参与了案涉鱼塘的鱼苗放养和死鱼的打捞，知道原告放养了黄颡鱼15万尾、白鱼3万尾。按其养殖经验判断，案涉鱼塘的鱼系缺氧而死，死亡数量在3万斤到4万斤左右。 徐某第一次出庭时证明，原告律师对其所制作的笔录上的内容是真实的。其参与了案涉鱼塘的鱼苗放养和死鱼的打捞，知道原告放养了黄颡鱼4300斤，每斤35尾左右，总数大概35万尾左右，放养白鱼2000斤，每斤15尾左右，总数大概3万尾左右。按其养殖经验判断，案涉鱼塘的鱼系缺氧而死，黄颡鱼和白鱼的死亡数量各3万斤左右。 徐某第二次出庭时证明，原告律师对其所制作的笔录上的内容是真实的。其参与了案涉鱼塘的鱼苗放养和死鱼的打捞，知道原告放养了黄颡鱼4300斤，大概35万尾左右，放养白鱼2000斤，总数大概3万尾左右。按其养殖经验判断，案涉鱼塘的鱼系缺氧而死，鱼塘里的黄颡鱼和白鱼已基本上全部死完了。 胡某证明，原告提供的《被告现场调查记录》是被告方姓陆的人员在案涉鱼塘调查后所制作的记录。双方签字后，因被告方人员要求拿回公司，因此，在其的提醒下由原告进行了拍照。 被告庆渔堂公司辩称，首先被告的设备并不会导致原告的鱼缺氧死亡，经被告向养殖经验丰富的养殖户和鱼业专家了解，事发时系3月份，温度较低，耗氧因素少，溶氧量比较稳定，鱼缺氧的概率极小，增氧设备使用频率小。被告认为原告的鱼死亡可以排除缺氧，反而可能是硫化氢中毒、病死、触电等因素造成。因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鱼的死亡与被告的违约行为存在关联性。且该证明应当具有唯一指向性。其次，原告陈述的死鱼数量系其单方推测，被告对其陈述的数量不予认可。再则，即便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鱼的死亡与被告提供的服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且能够证明死亡鱼的数量，也应按服务合同约定的责任条款，即累计最高额赔付不超过当年收取相对应鱼塘费用的3倍金额。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庆渔堂未提交证据。 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7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证据1中双方已经约定了责任条款，被告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是三个鱼塘的服务费，案涉鱼塘的服务费为1000元。证据2是原告受让的3个鱼塘的总面积，案涉鱼塘经被告了解为12亩左右。证据4仅能证明事发时被告的设备处于故障状态，所以无法证实当时鱼塘的氧气含量和处于缺氧状况。证据7中的保险费不是诉讼的必要费用。证据3中的《被告调查记录》系照片件，因原告无法提供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鱼塘照片既不能证明拍摄于事发现场。又不能达到原告要求证明死鱼的损失为100多万元及死亡原因的事实。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录音没有明确交谈双方的身份，被录音者作为调和者，为了不激化矛盾，一直处于“和稀泥”的思维模式，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单方出具的，即便具有真实性，也无法证明该饲料全用于事发鱼塘。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及证人夏某、徐某、胡某的证人证言，被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夏某、徐某已参与了本案的第一次庭审，已知晓了庭审的全部情况了，所以该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胡某与原告沈驰是朋友关系，而且证人也不配合被告方对案件事实的提问，因此，该证人证言也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本院审查后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7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5、证据8、证据9、证据6及证人出庭所作的证言，经本院审查，证人夏某、徐某虽然两次出庭，但其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该证人证言及证据6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认定。证人胡某对《被告调查记录》形成过程陈述的内容客观、完整，与证据3、证据5、证据9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结合被告方经办人拒绝出庭接受法庭质询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如下： 两原告系父子关系，于2016年12月承包了德清县乾元镇城北村鱼塘从事养殖。原告自述于2018年12月放养白鱼幼苗2000斤，计30000尾。2019年3月放养黄颡鱼幼苗4300斤，计150000尾。同年5月，原告沈根财与被告庆渔堂公司签订《“养殖溶氧传感器设备＋物联网平台”服务合同》1份，约定由庆渔堂提供养殖溶氧传感器设备及物联网平台，为原告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5月17日止提供养鱼塘7＊24小时的养殖溶氧实时数据、缺氧提醒和自动增氧泵开启、缺氧电话警告、3××××小时溶氧数据曲线图服务。责任条款中约定“如因甲方提供的设备或者平台服务原因而导致乙方损失，甲方累计最高赔付乙方不超过当年收取相对应鱼塘费用的3倍金额”。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被告服务费3000元，被告向原告提供了3台溶氧传感器设备，分别安装在包括案涉鱼塘在内的3个鱼塘之中。同时，案涉鱼塘配有1台增氧机接入被告的物联网平台的增氧机1台，用于在鱼塘溶氧量降低至设定值时自动开启增氧机为鱼塘进行增氧。 2020年3月23日早晨，原告沈根财发现鱼塘所养殖的鱼大面积死亡，即通知被告方，被告方运维人员于早上7时左右到达现场进行了溶氧量检测，确认鱼塘实际溶氧量仅为0.65mg/L，而此时设备显示的溶氧量为10mg/L。经检查，案涉鱼塘的溶氧传感器自3月22日7时30分开始其溶氧监测数据就出现异常，其监测数据一直处于10mg/L左右的高溶氧状态，导致案涉鱼塘缺氧时既不报警，又没自动启动增氧机。 2020年3月25日，被告庆渔堂公司指派公司职员陆承勇、费高祺到达案涉鱼塘进行现场调查，确认案涉鱼塘面积为13.5亩，放养黄颡鱼苗15万尾、白鱼鱼苗3万尾，预估成品黄颡鱼52500斤、白鱼40500斤，并根据鱼缺氧死亡的情况推断鱼塘活鱼所剩不多，按市场价折算损失价值100多万元。双方为此形成书面记录，原件由陆承勇带回公司。后经双方协商未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内容、权利与义务、收费条款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本案中，因被告监测设备故障，致使未按合同要求为原告提供正确的鱼塘溶氧量监测数据，并在溶氧量低于设定值时及时通知原告并通过物联网平台为其开启增氧设备，已构成违约。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被告应当对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即合同第三条责任条款的第2点“如因甲方提供的设备或者平台服务原因而导致乙方损失，甲方累计最高赔付乙方不超过当年收取相对应鱼塘费用的3倍金额”的内容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原告方注意，但本案中被告未向原告作出提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属于免除了自己的责任、排除了对方主要权利，故该条款应属无效。被告是属于专门从事提供养殖溶氧量监测+物联网平台服务的企业，其对溶氧量在养殖中的作用应有充分的认识。原告承包的鱼塘发生死鱼事故后，被告方第一时间指派了专业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对鱼塘的溶氧量进行了检测，确认事故鱼塘的溶氧量仅为0.65mg/L，并确认此时溶氧量监测设备存在故障。同时，被告方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未对可能造成鱼死亡的其他原因进行鉴定，已间接认可了本次事故系因鱼塘缺氧引起的事实。因此，原告鱼塘的鱼死亡与被告的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造成原告鱼死亡可能存在其他原因，但因被告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作为专业水产养殖人员，本应加强对鱼塘的巡视，但因其未尽职履行注意义务，致使未能及时发现鱼塘缺氧状况，其对未能及时主动开启增氧设备导致鱼大面积死亡存在过错，因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有关损失数额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死亡的鱼数量未予计重，本院结合被告方事故调查人员对鱼塘存活鱼量所作出的“所剩已经不多”的判断及证人提供的鱼苗放养量、死鱼打捞估算量，并在考虑鱼苗正常状态下的存活率等因素以予酌情确认。因诉讼保全保险费属于非必要支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付因申请诉讼保全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诉讼保全保险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驰、沈根财损失42万元。 二、驳回原告沈驰、沈根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23元减半收取691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11.5元，由原告沈驰、沈财根负担6922元，被告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989.5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建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开田 书 记 员 魏辰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