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3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仕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阳，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月圆，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炳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路100号富力盈泰广场711A。法定代表人：周炳昭，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荣，广东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仕祥因与被上诉人周炳昭、宝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公司）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李仕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阳，周炳昭、宝鼎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仕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炳昭、宝鼎公司向李仕祥返还欠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周炳昭、宝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仕祥起诉的案由，并不影响法院查明事实认定的案由。李仕祥诉讼的标的，就是解除合伙或合作关系后，周炳昭、宝鼎公司确认应该返还给李仕祥的款项。双方无论什么关系，周炳昭、宝鼎公司确认应该返还李仕祥的款项，其没有返还，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二）李仕祥按照合同约定，向周炳昭、宝鼎公司支付了定金50万元，流动资金50万元；后双方又口头约定合伙在东莞常平搞外汇兑换，李仕祥又四次支付了共200万元，约定利益各占一半。后李仕祥发现被骗，于2010年7月16日解除合作协议。协议解除后，周炳昭、宝鼎公司也向李仕祥确认了收到定金50万元、流动资金50万元及东莞合作换汇200万元的事实。定金50万元于2010年12月31日出具借据、50万元流动资金于2011年5月31日出具欠条，对于李仕祥投入到东莞常平的合伙资金200万元，周炳昭、宝鼎公司扣减李仕祥已经分的利润7.5万元后，在2011年8月1日向李仕祥出具了192.5万元的欠条。其中的50万元保证金李仕祥在2012年已经通过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主张了权利。尚欠两笔共242.5万元，周炳昭、宝鼎公司均承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2014年的还款书中，确有包含周炳伟的欠款部分，周炳昭在书写还款计划后，就把周炳伟的欠条一并拿走了，李仕祥不能再向周炳伟主张权利了。李仕祥现主张的仅是2018年7月11日还款计划书中的欠款300万元。仅按照现有的2011年两笔合计242.5万元计算银行的利息，到2018年也有100万元的利息。（三）如周炳昭、宝鼎公司不欠钱，不会书写还款计划书。双方合作发生在2009年，当时的法律并无规定不可以现金往来，且当时交易都是需要现金，尤其是在东莞常平进行外汇买卖，必须使用现金交换。李仕祥的证据已形成了足以认定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能仅以没有支付凭证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周炳昭、宝鼎公司共同辩称，李仕祥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撑，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无误，应予维持。李仕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炳昭向李仕祥偿还300万元及利息5万元（按每月5000元自2018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宝鼎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周炳昭、宝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28日，广州宝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李仕祥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以乙方向甲方支付保证金50万元为条件，双方合作在广州市设立广州宝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约定分公司的一切运营开支由甲、乙双方对半承担，收入按甲方占30%、乙方占70%的比例分配。2010年7月16日，双方约定解除上述协议，宝鼎公司承诺于2010年8月31日前向李仕祥返还保证金50万元。2010年12月31日，周炳昭、宝鼎公司共同出具《借据》承诺偿还上述借款并支付收益。因周炳昭、宝鼎公司未履行《借据》的义务，李仕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民间借贷纠纷，该案以调解结案，双方于2012年3月15日达成宝鼎公司向李仕祥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周炳昭承担连带责任的调解协议。2018年7月11日，周炳昭向李仕祥出具手写《还款计划承诺书》，内容显示：“续一四年还款承诺书：按以下安排还款给李仕祥先生①今年12月30日前还人民币捌拾万元；②2019年6月30日前还人民币捌拾万元；③2019年12月30日前还人民币壹佰万元。余下分三期还人民币肆拾万。每月交缴人民币叁仟至伍仟元手续费。还款人：周炳昭（指模）2018年7月11日”。2014年4月11日，广州宝鼎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被核准变更名称为宝鼎公司。李仕祥主张在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向周炳昭以现金方式分7次每次50万元合共支付350万元，又支付宝鼎公司的所有运营支出，周炳昭共欠李仕祥600多万元，后双方经协商确认周炳昭共欠李仕祥300万元，故要求周炳昭写下《还款计划承诺书》。李仕祥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李仕祥与周炳昭的短信记录截图6页，拟证明2015年7月24日开始李仕祥向周炳昭、宝鼎公司追款要求付款，周炳昭、宝鼎公司也承诺付款，但确认短信记录中周炳昭、宝鼎公司没有直接向李仕祥承认欠款的金额。周炳昭、宝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确认李仕祥基于（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及利息对周炳昭、宝鼎公司进行追款，但具体数额周炳昭、宝鼎公司不清楚。周炳昭、宝鼎公司主张签订《还款计划承诺书》是受李仕祥胁迫下而为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案周炳昭、宝鼎公司已经履行60300元，并提供以下证据证明：1.短信记录截图一份；2.工商银行对账单若干。李仕祥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周炳昭、宝鼎公司的短信亦可证明其欠李仕祥款项，不认可对周炳昭、宝鼎公司进行胁迫。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李仕祥提起本案是否属于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由于李仕祥向天河法院提起的（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民间借贷纠纷仅主张周炳昭、宝鼎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该主张与本案主张的300万元欠款并非同一款项，故周炳昭、宝鼎公司辩称李仕祥重复起诉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李仕祥主张与周炳昭、宝鼎公司存在合伙关系，但签订《合作协议》的双方为李仕祥与宝鼎公司，并非两个公民，双方签订的亦非合伙协议，故一审法院对李仕祥该主张不予采纳。第二，李仕祥主张在合伙期间产生600万余元的费用，其中350万元向周炳昭以现金支付，余款为利息及日常支付宝鼎公司的运营资金，后经与周炳昭协商按300万元结算处理，但仅提交了周炳昭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书》，并无提交相关款项及费用的支付凭证，周炳昭、宝鼎公司亦否认收到李仕祥的上述款项，认为双方只存在已经被天河法院处理过的纠纷，无其他纠纷，故一审法院对李仕祥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法驳回李仕祥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2日判决：驳回李仕祥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1200元由李仕祥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仕祥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2010年7月16日的《承诺书》，拟证明在解除直属分公司合作协议的同时，也解除了东莞常平外汇兑换点的合作，双方存在合作或合伙关系；2.2011年8月1日的《欠条》，拟证明宝鼎公司、周炳昭在扣除李仕祥分成7.5万元以后，确认李仕祥投入的200万元，尚欠192.5万元，并且确认周炳伟等人欠李仕祥的债务由周炳昭、宝鼎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2011年5月31日的《欠条》，拟证明李仕祥投入到直属分公司的流动资金50万元，周炳昭、宝鼎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50万元和2010年12月31日周炳昭、宝鼎公司确认的定金50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4.2011年7月10日的《还款计划》，拟证明周炳昭欠李仕祥50万元以外，还有其他欠款；5.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拟证明至2014年8月15日，周炳昭确认尚欠李仕祥252.2万元；6.2010年1月6日的《出资证明》，拟证明宝鼎公司在2010年1月6日确认收到李仕祥投入到直属分公司的合作款100万元，投入到东莞常平银汇通的合作款200万元；7.2009年10月28日的《合作协议》，拟证明李仕祥向直属分公司投入两笔资金共100万元，有合同依据；8.2016年8月12日通知要求尽快归还三笔欠款的特快专递，拟证明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9.2010年2月6日的文件，拟证明李仕祥发现宝鼎公司、周炳昭诈骗别人，此是导致李仕祥解除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10.（2018）粤01执1526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周炳昭、宝鼎公司不归还李仕祥欠款；11.周炳昭、宝鼎公司向李仕祥提供的四份资料，拟证明周炳昭、宝鼎公司为取得李仕祥的信任向李仕祥提供的相关资料；12.周炳昭亲笔书写的合作运营方案，拟证明双方存在合作或合伙关系；13.营业执照及购货发票，拟证明搬迁新址后的办公用品均为李仕祥购买；14.转让合同及协议书，拟证明周炳伟与周炳昭存在财产混同；15.四会协议书及致陈正已先生函，拟证明周炳昭、宝鼎公司无经济实力，存在欺诈的情形。周炳昭、宝鼎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证明宝鼎公司与李仕祥存在合作关系，不是与周炳昭个人存在合作关系；证据2是李仕祥采用非法手段强迫周炳昭在该《欠条》上签名，李仕祥没有举证曾向周炳昭个人出借200万元，即使有欠款，也是与宝鼎公司有关，与周炳昭个人无关；证据3中的款项就是天河区法院调解书中所指的款项；证据4是周炳昭作为宝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李仕祥的围堵下，代表宝鼎公司所签；证据5该份承诺书从文字表述上可反映并非周炳昭的意思，是被人强逼所签；证据6假如有所谓欠款，仅是宝鼎公司与李仕祥的法律关系；证据7是周炳伟、邓振雄与李仕祥承包宝鼎公司直属分公司的协议，其出资情况与其内部债务情况，与周炳昭、宝鼎公司无关；证据8与周炳昭个人无关，即使有欠款，欠款主体应为宝鼎公司；证据9与10与本案无关；证据11是李仕祥与周炳伟、郑振雄之间的协议，与宝鼎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周炳伟、郑振雄是宝鼎公司的实际拥有者，宝鼎公司只是李仕祥、周炳伟、郑振雄三人同意挂靠的直属公司，因合作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应由宝鼎公司承担。李仕祥实际操控宝鼎公司；证据12的文件字体并非周炳昭本人的；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周炳昭对相关买卖并不知情；证据14的真实性不确定，该证据没有经过周炳昭的同意或周炳昭不知情，真正经营者为周炳伟；证据15虽然是周炳昭的签名，但不能证明存在诈骗的情形。二审期间，李仕祥提供的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内容为：在周炳昭本人诚意恳求下，鉴于其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个人偿还能力，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由于周炳昭一直以来拖欠李仕祥的三笔欠款①50万元②192.5万元③10万元共252.5万元。李仕祥为早日解决该3笔欠款，现同意给予周炳昭所欠款项折实后同时需还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伍万元整(185万元)。其中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万元)要在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每月还款额不得少于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元)。剩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万元)必须在半年内还清，即是2015年12月30日前。自签字之日起即时生效，若周炳昭不能按照上述约定的时间、要求还清欠款，此协议无效并同时按照之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3月15日调解的人民币50万元：至2011年8月1日192.5万元和2011年5月31日欠10万元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计算并执行。周炳昭在承诺人处签名。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仕祥是否有权依据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向周炳昭、宝鼎公司主张返还欠款300万元及利息。就此，本院分析如下：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中周炳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该《还款计划承诺书》是基于周炳昭未按时履行2014年8月15日《承诺书》的情况下形成，周炳昭也确认2014年8月15日《承诺书》中本人签名的真实性。周炳昭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应当清楚签名或盖章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周炳昭主张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与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均是受李仕祥胁迫所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难以让人信服。因此，周炳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8年7月11日《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款项的构成。李仕祥主张除（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案中已经确认的50万元以外，其还提供现金，扣除已经取得的利润7.5万元，仍有242.5万元现金尚未收回；2018年7月11日《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所确认的款项为尚欠现金本金242.5万元及相应利息。为此，李仕祥在二审期间提供了2010年7月16日的《承诺书》、2011年8月1日的《欠条》、2011年5月31日的《欠条》、2011年7月10日的《还款计划》、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2010年1月6日的《出资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认为，周炳昭在2010年7月16日的《承诺书》、2011年8月1日的《欠条》、2011年5月31日的《欠条》、2011年7月10日的《还款计划》、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均进行了签名确认，宝鼎公司亦在2010年7月16日的《承诺书》、2011年8月1日的《欠条》、2011年5月31日的《欠条》及2010年1月6日的《出资证明》上盖章确认。上述证据彼此之间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除（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案中已经确认的50万元以外，尚有债权债务关系未能结清的事实。但是，2014年8月15日《承诺书》中清楚载明周炳昭拖欠三笔款项，分别为50万元、192.5万元、10万元共252.5万元，同时明确若周炳昭不按该《承诺书》还款，则按照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3月15日调解的50万元，至2011年8月1日192.5万元和2011年5月31日欠10万元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计算并执行。由此可知，252.5万元的款项中已经包含了（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1号案中的50万元，在计算周炳昭还需向李仕祥支付的款项总额中不应再重复计算该笔50万元。鉴于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是在2014年8月15日《承诺书》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周炳昭支付的总金额中理应扣除该50万元，即本案中，周炳昭应向李仕祥支付的总额为250万元。对于李仕祥主张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7月11日《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明确约定周炳昭每月应向李仕祥支付3000元至5000元的手续费，实际上，该手续费应属于利息的性质，李仕祥主张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也未明显过高。因此，李仕祥主张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1日起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周炳昭是否应当向李仕祥承担偿还责任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至于宝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中，李仕祥是依据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主张相应债权，周炳昭并非以宝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该《还款计划承诺书》，该承诺书亦没有宝鼎公司的盖章。其次，根据李仕祥二审提供的2010年7月16日的《承诺书》、2011年8月1日的《欠条》、2011年5月31日的《欠条》、2011年7月10日的《还款计划》、2014年8月15日的《承诺书》、2010年1月6日的《出资证明》等证据可知李仕祥与宝鼎公司、案外人周炳伟、郑振雄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周炳昭在《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所确认的款项是否全部与宝鼎公司有关，本案难以认定。因此，李仕祥依据2018年7月11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要求宝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李仕祥二审补充提供证据，虽对本案处理结果产生改变，但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二审诉讼费用。另一审判决基于一审时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决定由李仕祥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仕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因李仕祥二审期间补充提供证据，导致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606号民事判决；二、周炳昭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仕祥偿还2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仕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31200元，由李仕祥负担5115元、周炳昭负担260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0元，由李仕祥负担5115元、周炳昭负担260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廖 晞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