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58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尹利国，男，1969年7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黑龙江省抚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才，佳木斯市前进区振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市寒葱沟镇。法定代表人：刘阳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杰，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东，北京农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利国因与被上诉人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下称富优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尹利国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黑0833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一审原告诉状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涉案所有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变更请求为支持一审原告诉状中提出的由被上诉人赔偿水稻减产损失91570.50元，并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及鉴定费4200元。事实及理由：本案是因上诉人购买了被上诉人销售的未经审定的“504”水稻种子，种植后由于空瘪、死株造成水稻减产，在经向抚远市农业农村局执法部门报案并要求对水稻产量进行司法鉴定后，而提起的农作物品种侵权责任赔偿纠纷。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存在以下判而未决的事项：一、关于对涉案“504”水稻品种的质量认定问题，本案案由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涉案“504”水稻品种，属于被上诉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擅自销售未经国家审定的水稻种子。二、关于对涉案鉴定材料及具体种植地块的确认问题。一审判决釆信了被上诉人单方面陈述，认为鉴定材料与实际种植地块不属于同一块地。上诉人认为：1、对涉案地块履行鉴定程序，并非上诉人的单方委托，上诉人是依照法定程序，首先向法律授权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报案，并由该机关依据《种子法》规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的鉴定程序，执法机关、鉴定机构已经对该涉案鉴定地块作了全面认定。法院不应只凭被上诉人一方的举证及辩论，片面否定此事实。2、不管什么原因涉案地块减产是经过司法鉴定做出的结论，上诉人既然主张索赔权利，没有理由要用他人地块作为鉴定材料。三、全盘否认[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1、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农户购买的水稻种子造成了减产，经向农业执法机关报案方知购买的是未经国家审定及假水稻种子。收割前为及时、准确地确定损失范围与数量，申请由农业执法机关依法委托而做出的减产鉴定。鉴定机构依据委托人的委托事项及所应具备的鉴定资质、许可范围，并在通知相对方未到场的前题下，按程序做出的鉴定意见。其所依据的法律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而本案裁决所适用的法律却是《农业部关于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该《办法》只能是确需对种子质量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田间种子质量鉴定而履行的程序及办法，不能与司法鉴定机构以合法申请履行的正常鉴定程序相提并论，适用的法律也是截然不同的。2、抚远市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司法鉴定机构不具备种子鉴定资质及做出的意见书未对涉案种子做出质量鉴定，为此所做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委托鉴定事项非常清楚，只是对四农户种植的“小高粱”、“504”水稻产量情况进行鉴定。而对于种子质量纠纷中涉及的种子质量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对于涉案种子是否经国家审定及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依法不属于鉴定的事项。对于被上诉人所供“小高粱”水稻品种是否属于假种子也不属于种子质量鉴定的事项，而是应由供货人举证证明所供给的种子属于哪一个已经经国家审定推广的水稻品种曾经使用过的别名。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未对种子质量做出鉴定意见，恰恰说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足以作为本案证据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鉴定意见书应对种子质量问题做出结论，属于采用证据违法。3、关于对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资质的认定。该司法鉴定中心是依法经黑龙江省司法厅审查批准的司法鉴定机构，虽然许可范围内也有种子鉴定的许可项目，但本案中只是根据委托授权，对“农作物损害鉴定”许可项目进行了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片面认定该中心未领取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授权的CMA证书，不具备种子鉴定资质，因而对减产鉴定意见不予釆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是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本案现有证据已经构成“1、有证据证明种植户使用的种子确实是由经营者提供的，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问题，2、生产的产品与所购买的品种特性存在较大差异，3、种植户使用的种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定或登记、或者虽然通过审定但推广范围不含本地区，导致减产”三大要件。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小高粱”就是“龙粳61”，被上诉人供给上诉人的是“以此种子冒充他种子”的假种子。被上诉人理应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既然已经确定了供种方向种子使用方供给了未经审定水稻品种以及假水稻种子。依据民法的损害赔偿原则，即使不把[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赔偿依据，在产量确实无法确定的前题下，法院是否应当依据本地区同类相似作物，统计前三年平均产量，按照每年出台的黑龙江省水稻最低保护价，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这才是人民司法保护农户利益的立法本意。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做出公正公平的改判。被上诉人富优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举证不能而驳回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上诉人有义务对涉案产品存在缺陷的质量问题、上诉人的损害结果及质量问题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涉案种子未经审定，违反了《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审定制度，依法承担的是“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的行为责任，只有销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并造成损失的，才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承担产品责任与相关品种是否经过审定无关。二、确定水稻种子是否假种子或者存在缺陷，必须经过检验。截止目前，上诉人仍无法提供出其因种植涉案种子遭受到实际损失的证据，无法证实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何种质量问题，更无法证明相关损失与种子质量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案由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首先被答辩人就应举证证明其因种植从答辩人处购买的小高粱水稻种子而发生水稻减产损失的事实，虽然测产鉴定报告确认了减产的数额，但关系到案件关键的一些最基本最前提的事实，被答辩人却没有举证证明。1.被答辩人应举出其在2017年有权利耕种测产地块的证据，包括测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被答辩人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被答辩人对测产地施肥和施药的凭证、被答辩人雇佣人员对测产地块进行管理的凭证、秋收后出售水稻的凭证等，只有向法庭提供上述完整的证据材料，才能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耕种了测产地块。被答辩人没能举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被答辩人实际耕种了测产地块。2.被答辩人应举出其将从被答辩人处购买的案涉水稻种子播种在测产地块的证据，包括司法鉴定机构对测产地块上种植的水稻品种的鉴定、对被答辩人播种案涉水稻品种的实际种植面积的测量鉴定。但一审中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上述必须要提供的两份鉴定报告，而鉴定人出庭证明了鉴定报告中所记载的水稻品种及耕种面积信息均是来源于被答辩人的陈述，实际上并没有对水稻品种进行鉴定，也没有对播种面积进行测量，测产地块到底实际播种的何种水稻品种以及播种的实际面积，均无法得到证明。3.在答辩人诉案外人王春华另外一起案件中，答辩人与王春华在原审一审中共同举出的王春华与案外人宛永吉的谈话录音光盘中王春华称：测产的人会偏向我们，我们花钱雇人，我交19800元，我们要测哪里就测哪里，我说咋测就咋测，测产听我们的。答辩人按照鉴定报告中标注的测产地块的坐标，在百度地图上进行还原，发现还原出来的地址与被答辩人在鉴定报告中陈述的耕种地块的地理位置严重偏离。鉴定人出庭证实鉴定报告中出现的测产地块坐落的地名均是按照被答辩人陈述记载的，并未核实。本案被答辩人是与王春华共同委托一家鉴定机构且是同时进行的测产鉴定，由此可见，测产地块的选择完全是按照被答辩人的想法进行的，即测哪块地、测地块里的哪部分都由被答辩人来选择，由于存在人为因素影响，无法保证测产地块就是被答辩人实际耕种的土地。三、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需要举证证明：（1）答辩人销售的水稻种子具有质量缺陷，（2）水稻减产实际发生，（3）水稻减产与种子质量缺陷具有因果关系。被答辩人不能举出上述三个要件事实存在的证据。1.从测产鉴定报告看，被答辩人申请的鉴定项目只是要求对水稻产量进行司法鉴定，而不包括减产原因的鉴定，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水稻减产的真正原因。2.水稻种子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必须经过司法鉴定才能确认，而由于被答辩人的失误，未能对种子及时进行质量鉴定而错失机会，导致现在无法进行鉴定，也就更无法确定水稻减产是否与种子缺陷具有因果关系。四、[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以下违法问题：（1）鉴定委托事项超出该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委托内容；（2）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3）对比品种选择违法；（4）未对鉴定地块总面积进行核实和测算的情况下进行任意选择鉴定点位的鉴定程序违法；（5）点次选择数量未按照鉴定人所述的行业标准；（6）鉴定数值存在多处矛盾和错误，无法证实公允测产数据；（7）无法合理解释不同农户种植相同品种出现不同空瘪率，特别是部分农户空瘪率高出通行标准仍遭受损失；（8）未对鉴定所需基础事实进行确认和核实，比如播种时间、肥水管理、病虫草防治等；（9）未向答辩人通知和送达鉴定文书。五、根据《种子法》的有关规定，农业行政机关在接受涉种投诉案件时，只能组织田间现场鉴定，法律未授权农业行政机关可以委托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田间鉴定，抚远市农业行政机关在相关行政处罚案件中，也没有采用相关鉴定意见。为了查明遭受损失的原因和损失程度，只能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没有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现场鉴定制作的《现场鉴定书》，无法“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上诉人对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六、上诉人在购买涉案种子时，对产品未经审定明知，故意购买未经审定品种种子存在过错。七、原审法院依据销售合同违反《种子法》规定的主要农作物审定制度而判定相关种子销售合同无效应予纠正。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并非合同纠纷，原审法院不应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存在瑕疵。八、根据上诉人在二审中变更补充上诉请求撤销返还种子款的诉讼请求，原审关于返还种子价款判项将没有意义，上诉法院仅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原告尹利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富优公司赔偿7公顷水稻减产损失91570.50元（减产30523.50公斤×3元/公斤）；2.要求富优公司返还种子款7200元；3.诉讼费、鉴定费由富优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28日尹利国在富优公司购买“富稻504”水稻种子2000斤，支付价款7200元。“富稻504”水稻种子系未经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的种子，未经审定的种子不得经营、推广。2017年10月3日因种植水稻减产，尹利国等水稻种植户向抚远市农业局反映种植情况，经抚远市农业局委托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对尹利国等人种植水稻减产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尹利国在浓××××500米殷国库地种植了7公顷富稻504地块单产183.25公斤/亩，减产30523.50公斤”。另查明：抚远市农业局委托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未领取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授权证书和CMA(中国计量认证)证书，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只对减产数量进行鉴定，对土地所有人身份、租地合同和地点未予核实，种植水稻种子品系及种植面积因不在委托鉴定范围之内，为种植户及委托单位代表指认，减产参照的作物为“绥稻6号”水稻品种，也属于未经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的种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尹利国购买未审定“富稻504”水稻种子是否发生损害结果，损害结果与富优公司出售未审定种子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尹利国要求富优公司返还种子款并赔偿其损失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富优公司向尹利国出售未审定“富稻504”水稻种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法律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无效，对尹利国要求返还种子款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2.对于损害事实，尹利国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尹利国在富优公司购买水稻种子，用于当年水稻种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尹利国提供的推荐函中马云启证明：“尹利国在浓桥镇长征村种我的土地”，该地点与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地点“浓××××500米殷国库地点”不一致,也与尹利国起诉状表述种植地点“浓桥镇长征村村南500米殷国库地点”不一致，《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在场人员为“尹利国”。而尹利国自认未到鉴定现场参与鉴定，与《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内容相互矛盾。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在委托范围内对水稻减产进行测量，对测产耕地种植稻种品系、种植面积、耕种人并未检验、测量、核实。鉴定意见无法得出受测地点面积及是否因种植了“富稻504”、“小高粱”水稻种子给尹利国造成损失,其减产结论与本案关联性存疑。除此之外，尹利国在2017年承租大面积耕地进行水稻种植，除富优公司外，又在其他农资商店购买了其它品系的水稻种子进行耕种，本案审理过程中尹利国未提供受测地点的土地使用权属证明或承租合同证明，也无法充分证明受测地点种植了“富稻504”水稻种子，进而排除其它品系稻种。不能因为“富稻504”水稻种子未经审定而推定其产品存在缺陷，“富稻504”水稻种子是否存在缺陷，所受损害能否排除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自然灾害等其它因素，应通过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并由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专业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不是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未领取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授权证书和CMA(中国计量认证)证书，不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其鉴定内容不能作为认定种子缺陷的法律依据。综上，因尹利国对所受损害的基本法律事实无法证实，损害结果与富优公司出售未审定种子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无法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损害赔偿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鉴定费用由其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本案鉴定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应由尹利国负担。一审法院判决：一、富优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尹利国购买“富稻504”水稻种子款7200元；二、尹利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富优公司返还鉴定人出庭费用344.50元（四件案件共支付1378元）；三、驳回尹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富优公司负担50元，由尹利国负担222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2017年国务院批准的水稻收购价标准，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参照每50公斤150元计算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不符合法定书面证据的要件，且为打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当采信。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因种子问题涉及农业生产安全和农资市场秩序，此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富优公司销售未经审定的种子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问题，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水稻品种未经审定的事实没有争议，说明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对水稻产量进行鉴定，不涉及减产原因，且双方当事人对鉴定地块、鉴定品种、鉴定面积、鉴定程序等问题争议较大。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销售行为与水稻减产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被上诉人作为种子销售者，应当销售经过审定的水稻种子，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明知产品未经审定而故意购买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应认定被上诉人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应按上诉人购买水稻种子价款的三倍金额21600元（7200元×3）赔偿上诉人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9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富优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尹利国购买“富稻504”水稻种子款7200元”、第三项“驳回尹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二、维持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9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尹利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富优公司返还鉴定人出庭费用344.50元”；三、被上诉人富优公司赔偿上诉人尹利国购买水稻种子款损失三倍金额即21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上诉人尹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富优公司负担340元，由尹利国负担19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富优公司负担340元，由尹利国负担19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广武审判员  王春霞审判员  梁淑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蒋婧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