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行终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生，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塘沽区。委托代理人苑立东，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孙大勇，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刘立福，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黄智鑫。委托代理人卢慧琦，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玉生因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玉生的委托代理人苑立东，被上诉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的负责人刘立福及委托代理人黄智鑫、卢慧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日21时许，在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工地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原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高新区安监局）经立案调查，认为原告作为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资质管理不规范，工程项目存在违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存在对事故瞒报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高新区安监局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的处罚，在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后，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津滨高新）安监罚［2018］4-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对原告处罚款42000元。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高新区安监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高新区安监局是生产安全的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生产安全的行为具有查处的职权。高新区安监局经调查取得的证据，能证明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安全事故中是责任主体之一，原告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未依法进行报告，高新区安监局提供的证据能证实原告行为具有违法性。高新区安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履行程序合法，裁量符合规定。原告要求撤销高新区安监局对其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玉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玉生负担。上诉人陈玉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有重大错误。1.根据2018年12月3日一审开庭时双方的在案证据，得不出上诉人公司与涉案事故有关的结论，本案系曾云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2.上诉人公司与涉案事故的业主单位天津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新能源公司）及项目承包单位天津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及业务往来。上诉人公司之前根本不知道事故工程的存在，更没有授权曾云承接涉案项目的场外试桩检测。被上诉人用之前上诉人与曾云的合作资料认定上诉人与本案有关联，没有法律证明力。3.该项目场外试桩检测是由项目承包单位的田长青直接联系曾云，没有联系上诉人公司。在相互联系中，恒天新能源公司、机施公司、田长青均没有审核曾云的相关资质，曾云也未向上述单位及个人提供任何有关上诉人公司的材料，田长青也没有要求曾云提供任何有关上诉人公司的资质材料。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提交的相关证据均来自恒天新能源公司费姓人士在曾云死后从其家中拿到的资料。4.上诉人公司没有与曾云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劳动保险、发放工资，曾云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职工，与上诉人公司系合作关系。曾云以往洽谈项目要向上诉人公司上报，经上诉人审核、认定后，再授权曾云对外签订合同，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公司对曾云进行技术指导和安全监督。基于当时行业资格认定之需要，曾云又与上诉人公司系合作关系并具有上岗资格，故将其名字列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名单，但按照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地基基础检测工作委员会文件的规定，曾云的上岗证有效期至2016年3月，之后曾云没有再接受有关行业部门的资格认定培训，失去了上岗资格。机施公司在给恒天新能源公司的报价单中包括试桩和桩基测试施工，故其应负事故责任，与曾云是哪个单位无关，且田亮、田长青、付雪的笔录均可以证实涉案事故工程与上诉人无关。5.机施公司从曾云邮箱中得到的《基桩静力检测中间结果》中使用的检测报告专用章系伪造，上诉人公司从未在该环节使用过该章。根据2015年7月31日《国家认监委关于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中附件6的规定，上诉人公司已于2016年4月6日废止了“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检测专用章及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报告专用章”，同时启用“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所以《基桩静力检测中间结果》应当使用“检验检测专用章”，而不是“检测报告专用章”，说明涉案事故与上诉人公司无关。且《基桩静力检测中间结果》与正常的场外试桩结果不同，系业外人士伪造的检测结果，曾云提供的该结果根本不能为设计单位提供设计依据，与试桩的初衷相悖。6.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履行程序合法的认定错误。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程序合法，其中《案件处理呈批表》《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中均记载陈玉生作为机施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上述内容所对应的对象均不是本案的上诉人，违反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等的送达采用了留置送达且送达地点为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未当场向上诉人宣告上述法律文书，也未向其居住地址送达，也不存在上诉人拒收，亦没有邀请相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导致上诉人对上诉法律文书均不知情，失去依法申请听证、复议等权利。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辩称，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职权的认定正确。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履行程序合法的认定正确。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经2017年12月19日集体讨论后，于2017年12月21日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上诉人未申请听证，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且上诉人并无异议。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认定正确。经调查，上诉人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是事故发生单位，上诉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事故报告义务。上诉人获知此安全生产事故后，未按照规定向被上诉人及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报告，存在瞒报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勘验笔录、事故调查研讨会记录、事故调查报告及政府批复能够证明2016年7月2日在被上诉人辖区内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被上诉人依法依程序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得到政府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其对田亮、田长青、曾云家属及与曾云参与该项目的吊车司机付延鹏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公司曾签订的其他桩基检测技术服务合同以及工伤死亡垫付协议书，足以证明事故现场负责人员曾云长期挂靠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公司为取得桩基检测资质延续许可，曾向行政许可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总表》中载明曾云为该公司项目经理，同时提供了曾云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结合上述证据，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公司与曾云之间的挂靠关系。另案中，机施公司提交了曾云以上诉人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及上诉人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明上诉人公司对事故发生前3个月曾云的挂靠项目仍认可，且上诉人公司当庭承认了该挂靠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鉴于行业资格认定之需要”、“曾云与上诉人公司是一种合作关系”、“本案系曾云个人行为”的观点无证据支撑，只是因发生安全事故而否定双方的挂靠关系。被上诉人提交了对上诉人公司数份材料中公章的司法鉴定结果，对比梳理及对上诉人公司经理樊占峰的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公司对项目同意的情况下，对曾云公章使用情况不进行监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公司项目合同公章进行对比，发现上诉人公司使用的公章多达五枚，且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4.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收入证明，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对其的行政裁量符合规定，且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裁量符合规定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5.上诉人提到的相关文书有关“陈玉生作为天津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表述，属于笔误，且上述文件系被上诉人的内部管理文件，笔误对上诉人的权益未产生任何影响，不能因为笔误而否认这两份证据的整体效力。送达的情况已在送达回执中明确载明，在上诉人及樊占峰到被上诉人处拒绝领取《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执法人员前往上诉人公司进行文书送达，现场的樊占峰同意将文书留在公司，但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字，执法人员全程用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符合《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7）津0104行初4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用以证明在机施公司诉高新区安监局行政处罚一案中，被上诉人不认可的证据，在本案中用以证明上诉人在涉案事故中出借资质，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基本法律原则，另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意见可以表明涉案工程与上诉人无关，曾云不能代表上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又用上述相关笔录等部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涉案事故负有责任，明显不当。2.《天津机械施工有限公司“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用以证明2016年10月24日，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事故调查组已经查明，涉案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曾云违规操作，间接原因是曾云未取得资质，伪造资质证照，非法承接项目，在取得施工资质后，未能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现场进行有效管控，机施公司承揽桩基检测项目后，非法分包给没有企业资质的曾云，未签订劳动合同及安全协议，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没有对现场实施安全管控，涉案事故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处罚明显错误。3.听证申请书、被上诉人关于涉案工程绘制的过程图，用以证明恒天新能源公司就涉案工程与上诉人公司及曾云未进行过任何接触，恒天新能源公司于事故发生后向被上诉人提供的盖有上诉人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并非曾云提供，系事故发生后恒天新能源公司从曾云办公室取走，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曾云出具了任何资质材料。4.《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程》第13、88页、《雅居乐宝坻香坻馨园项目04-13场外试桩场外试桩静载荷试验中间结果》，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恒天新能源公司员工下载的《基桩静力检测中间结果》与上诉人公司出具的报告样式不同，违反《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程》的规定，不具备任何使用价值，上诉人不可能出具该材料，应系曾云个人行为。5.高芳芳的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用以证明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管理规范，自2012年5月公章、报告专用章、检测专用章、CMA章等一直交由资料管理员管理，只能由领导审批后由其盖章，自2016年4月6日后，已不再使用报告专用章及检测专用章，桩基中间检测结果及检测报告均使用检验检测专用章。6.李士臣的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曾云私刻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多枚公章，且经常私自接单，不与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相关业务与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无关。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事故发生后，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中，恒天新能源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了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但上诉人提出该公章与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经鉴定确实不一致，后作出第一次事故调查报告，没有将上诉人公司作为责任主体，也就是该三份证据涉及的事故调查报告，后机施公司提起诉讼并提交了相关证据，重新启动调查，重新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审查，形成了第二次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上诉人公司有事故责任；对证据4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能否认曾云与上诉人公司的关系，被上诉人调取了大量的桩基检测结果的相关报告，认定涉案报告与此前的报告格式完全一致，且载明了所有要素，系上诉人公司出具且加盖了相应的公章，《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程》系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推荐的技术规程，并非强制适用；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高芳芳、李士臣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明效力值得怀疑，且在一审举证阶段没有提交，上诉人也不能说明原因，对其证明效力不认可，上诉人公司公章管理混乱，公章和报告专用章混用，有的桩基检测报告加盖公章，有的加盖报告专用章，且有多枚公章在使用，不能证明其公章管理规范，李士臣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曾云私刻公章，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系已被撤销的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诉讼笔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5、6及证据4中的《雅居乐宝坻香坻馨园项目04-13场外试桩场外试桩静载荷试验中间结果》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程》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17年12月14日，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作出《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报告中对陈玉生的处理意见为：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资质管理不规范；工程项目存在违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在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向属地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对瞒报事故负有责任。建议高新区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六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之规定，对其处以2015年年收入100%的罚款。该报告报请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复。2017年12月19日，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故责任的认定及提出的对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再查，2019年9月，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机构改革，高新区安监局的职责已整合划入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规定，高新区安监局具有负责其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其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作出的《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7.2”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上诉人的处罚提出了处理意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予以批复同意。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存在事故瞒报的行为。高新区安监局虽在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批复之前即已立案，但其在批复作出后，按照批复，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等程序，立案行为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高新区安监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涉案事故系曾云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的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总表》中包括曾云，上诉人公司经理樊占峰在2017年11月9日接受高新区安监局询问时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曾云当时在我公司挂靠”，与盖有“天津市顺昊科技有限公司报告专用章”的《基桩静力检测中间结果》、高新区安监局对樊占峰、陈玉生、田长青、付延鹏的询问笔录等能够相互印证，且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的事故原因分析及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中均认定曾云挂靠在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他项目的基桩检测报告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公司有多枚公章在使用，公章管理混乱。上诉人公司经理樊占峰接受高新区安监局调查时，被询问另一份基桩检测报告是否为上诉人公司出具，其陈述“这个项目是我公司承接的，合同我是有的，是经过我们同意的，但是这份报告使用的报告专用章是否是我公司的，我不知道”。上诉人提交其于2016年4月6日作出的《检验检测专用章变更通知》用以证明自此废止使用“报告专用章”，但该通知系上诉人公司内部通知，不足以证实曾云在事故发生时未挂靠上诉人公司。故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送达违法的主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或者其他的法定受送达人：（六）当事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当事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在上诉人拒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相关文书留在上诉人公司并予以录像，符合上述规定。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玉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张淑萍书记员安志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