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新国，男，195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先国，湖北新世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先春，男，196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军，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但均，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新国因与被上诉人吴先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9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新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先春偿还姜新国180万元借款，截止到2018年6月27日余欠本金736234元、利息250320元，自2018年6月2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73623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息;判令吴先春偿还姜新国其他借款本金582800元(280000元+115000元+187800元)及利息(2018年7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582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息)；案件受理费应为18924元，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未确认借条395000元、卡卡转款187800元，共计582800元为借款是错误的。2014年11月14日的借条系吴先春亲自书写，借条上所列第1-8笔计280000元，与吴先春提供的《开支到账表》前8项一致。借条后部第9-11笔陆续添加的3笔计115000元，也有吴先春签字确认，11笔借款记载于同一张借条，共计395000元，均是姜新国个人账号或现金借给吴先春的，并非通过武汉分所账号支付吴先春，应认定为借款。2014年9-12月，姜新国农业银行卡转了吴先春农业银行卡四笔资金，共计187800元，也属于借款。吴先春借款是用于自己承接业务开支，并非用于武汉分所开支。借条的11笔395000元和卡卡转款的4笔187800元与合作协议及武汉分所资金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认定为履行合作协议的有关款项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采信吴先春提供的两份表中伪造内容，认定双方100万元借款和80万元借款利息全部结清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姜新国2014年1月26日借款100万元，提前扣除利息与事实不符。该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将之前借款本金及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6日期间利息提前确认、结算后合并为本金100万元，吴先春还在短信中予以了进一步认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情形。3、本案还款顺序及尚欠本息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借款中100万元、80万元债务均没有担保，应按照先到期的先还、先息后本顺序偿还。经三次还款后，截至2018年6月27日，吴先春尚欠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736234元、利息250320元，合计986554元;尚欠借条及卡卡转款的582800元，由于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应从法院立案之日起之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4、一审判决存在多处错误。一审并未委托钟先国出庭代理，而判决书却将其列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姜新国变更后诉讼请求处存在数额错误，语句不通；案件受理费30567元不妥，应为18924元，一审判决错误导致增加当事人负担11643元;还有反复出现数额的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作为本案判决依据太过牵强；一审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而本案当事人均按时到庭参加了审理。吴先春辩称，针对姜新国主张三次借款的组成，认为：1、武汉分所账户出借吴先春1351575元属于合作协议纠纷问题，是财务借支行为，且无借条印证；2、姜新国通过个人银行卡转给吴先春四笔及后期是11笔转账，均无借款合同印证；3、姜新国通过2014年1月26日的借款合同出借了100万，该100万在原二审庭审笔录第八页第五行、第七行、第九行中和重审一审庭审的笔录第七页第五行、第六行中姜新国均当庭自认，该100万实际上是提前扣除了一年的利息。武汉分所账户转入吴先春的账户的款项实际上是合作协议的相关款项，并非向姜新国个人的借款，且通过公账转账，将这些借款作为吴先春向姜新国个人的借款是错误的，就该借款，姜新国主体不适格，没有请求权。就姜新国所述的个人银行卡卡转账，在重审判决中已经写明，吴先春也对此做出了具备相关证据的答辩，姜新国引用2018年7688号的判决，已经被二审法院撤销，该判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在重审的庭审笔录第十一页最后一行中，姜新国再次自认了，业务合作借支是通过华建联武汉分所的账户转账的，姜新国对华建联武汉分所与吴先春之间的转账不能就此主张权利。重审法院对合作协议的审理是法庭调查，是为查清姜新国将个人款项于合作协议中分所账户的款项存在混同情况。针对姜新国就重审判决中的主张，姜新国在一审中表明了钟先国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只是当时未到庭，重审判决的表述瑕疵不影响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新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先春偿还借款本金及截止到2018年6月27日利息共计2970929元。2018年6月28日至清偿之日以73623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息，2018年6月28日至清偿之日以19843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息。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借款偿还借款233.28万元及利息；2、吴先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系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2003年5月15日经工商登记成立。2004年9月2日，姜新国作为该分支机构负责人与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签订《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经营责任书》。2006年6月6日，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任命姜新国为武汉分所负责人。2012年1月18日，姜新国与吴先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姜新国负责武汉分所的运营和管理，吴先春负责对外承接及组织实施审计业务。吴先春单独承接的业务由其组织实施，咨询服务费到账后，姜新国收取25%作为管理费及各类税费，75%按时支付给吴先春。吴先春凭票报销，如有其他费用的发生，由双方据实另行协商承担。2012年5月17日至2014年12月23日，姜新国通过武汉分所账户、个人银行卡卡账户及其他形式，多次向吴先春支付购物、合作款项及工作人员工资，吴先春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借条”，确认上述有关款项共计22万元。同年12月4日，确认姜新国付款4万元。12月12日，再次确认姜新国支付龚玲玲5万元、袁倩2.5万元。2014年1月26日，吴先春向姜新国借款50万元，认可与姜新国的其他债务利息26万元，与姜新国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万元，借期从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6日，月利率2%，利息计入本金，到期只还本金100万元。提前还款按月利息2%退还，如未能按时还款，拖延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同时愿意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2014年5月25日，吴先春向姜新国借款8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80万元，从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10月15日，月息1%，未能按时还款，拖延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同时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此后，吴先春出具开支、到账表记载2014年9月9日至2015年9月1日与姜新国的资金往来，姜新国在上述记载截止2015年9月30日借款利息结清处签名，并签订补充协议：一、双方同意结清2015年9月30日前的所有利息；二、双方同意按原借款合同继续借贷，不追究违约。吴先春借款后，分别于2016年6月2日偿还104万元，2016年11月10日偿还40万元，2017年1月26日偿还46.8万元，共计偿还借款190.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姜新国与吴先春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资金频繁往来。姜新国主张借贷，应当举证证明与吴先春具有借贷合意、形成借贷关系。吴先春虽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借条”，确认姜新国有关支付款项共计22万元。但是，姜新国通过武汉分所账户、个人银行账户等形式，多次向吴先春支付购物、合作款项及工作人员工资。吴先春于同年12月12日再次确认姜新国支付龚玲玲5万元、袁倩2.5万元，姜新国认可并保存该“借条”。结合双方《合作协议》以及本案相关事实，上述款项应当认定为履行《合作协议》的有关款项，不能认定为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双方于2014年1月26日约定借款100万元，将借款利息24万元计入本金，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应当按照实际借款76万元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姜新国与吴先春2014年1月26日、5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违反国家上述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超过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先春于2014年1月26日向姜新国结算借款76万元，于2014年5月25日借款80万元，分别于2016年6月2日偿还104万元，2016年11月10日偿还40万元，2017年1月26日偿还46.8万元，共计偿还本息190.8万元。姜新国要求判令吴先春偿还借款233.28万元及利息、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姜新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567元，由姜新国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关于姜新国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分成三部分：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100万元、2014年5月25日签订借款合同80万元；2014年9-12月期间姜新国向吴先春四笔转款共计187800元；2014年11月14日借条上载明的11笔款项共39.5万元，共计238.28万元。关于签订借款合同的两笔款项中，对于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姜新国明确认可该100万元中24万元的利息，一审将该24万元利息从本金中扣除，按照实际借款76万元认定为该笔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对于80万元的借款，有相应的付款凭证，一审支持该笔80万元借款正确。姜新国上诉认为一审提前扣除利息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应认定100万元借款本金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姜新国向吴先春四笔银行卡转账的款项，二人并未签订借款合同，结合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且二人于2012年1月签订合作协议，并有着实际合作经营行为，姜新国仅以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未支持姜新国主张该部分款项为借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姜新国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借条，当时确认了7笔共计22万元，其后又陆续在该借条上添加了4笔款项，共计39.5万元。通过该借条中载明的内容来看，所涉款项多用于二人合作期间的借支或是支付工资等用途，仅通过该借条不足以认定系二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上述款项并非民间借贷，系履行双方之间合作协议的有关款项，并无不当，姜新国可在合作纠纷中另行主张。综上，一审认定姜新国于2014年1月26日向吴先春借款76万元、于2014年5月25日借款80万元，再结合吴先春向姜新国还款共计190.8万元。则吴先春已对该两笔借款清偿完毕，姜新国主张吴先春还款的诉请，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新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25元，由姜新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阳审判员 李斌成审判员 何义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陈晓玲书记员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