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11民特27号申请人：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南二环路88号。法定代表人：肖国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黄一洲，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范晓，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深圳秋实弘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张秋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唐宁，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丽，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丹阳市王府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南二环路88号。法定代表人：肖国强，该公司执行董事。申请人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秋实弘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实公司）、第三人丹阳市王府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酒店）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花王公司称，1、花王公司、秋实公司与王府酒店签订的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中均约定了仲裁条款，但上述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均系秋实公司事先拟定、未与花王公司协商一致的格式条款。上述仲裁条款明确排除了花王公司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主要合同权利，且秋实公司在案涉合同订立时未能采取合理方式提请花王公司注意该等条款，亦未主动进行说明，上述仲裁条款依法应当认定无效。2、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第12.2条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是该合同第13.9条同时又约定了法院管辖条款，第13.9条应当理解为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诉讼程序，而非生效裁决的强制执行条款，即使理解为强制执行条款，其与第12.2条亦构成“或裁或审”情形，故案涉《股权质押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当认定无效。综上，请求法院确认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被申请人秋实公司称，1、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花王公司与秋实公司在平等基础上协商确定的，并非格式条款。即使案涉仲裁条款是格式条款，其不存在《仲裁法》第十七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亦不存在免除秋实公司责任、加重花王公司责任或排除花王公司主要权利的情形，不属于无效条款。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仅系争议解决的程序范畴，就争议解决本身而言，仲裁规则对双方当事人均平等适用，并不存在加重一方责任或排除一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未加重花王公司的维权成本，该条款应当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2、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第12.2条对争议解决方式明确约定了仲裁，虽然该合同第13.9条其他条款中约定了秋实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有权向秋实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该约定主要针对的是执行问题，并未否认、变更双方以仲裁方式优先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不构成“或裁或审”情形。花王公司系滥用诉权恶意拖延仲裁程序，有违诚信原则，请求法院驳回花王公司的申请。经审查查明：2018年8月27日，秋实公司（甲方）与花王公司（乙方）、王府酒店（丙方）签订秋实弘仕[2018信盈5号]第（0827）号（权转）《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秋实公司拟通过设立“秋实弘仕[2018]信盈5号”基金形式受让及返售王府酒店100%股权的股权收益权，花王公司系持有王府酒店100%股权的股东，其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内容转让合法持有的王府酒店100%股权收益权，并承诺作为回购方按照合同的条款向秋实公司回购该股权收益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回购价款。合同约定了该股权收益权的转让、归属、回购、税费、违约责任等事宜，其中第13条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部分第13.2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同日，出质人花王公司（甲方）与质权人秋实公司（乙方）签订了秋实弘仕[2018信盈5号]第（0827）号（股质）《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为保证秋实公司对花王公司和王府酒店在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及承诺事项等债权的实现，花王公司愿意提供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了担保范围、主合同变更、质权的实现、违约责任等事宜，并在第12条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部分第12.2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为终局，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该合同第13.9条其他约定事项约定：“甲方与乙方在此确认：本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对所约定的有关内容无疑义；债务人/甲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甲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并放弃诉权。如公证机构作出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或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合同双方恢复诉权，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底，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秋实公司以花王公司、王府酒店等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于2020年5月6日增加仲裁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2日出具仲裁答辩通知，并于同年5月29日出具组庭通知和开庭通知，通知各方当事人于同年7月9日开庭。花王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向本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是否系格式合同从而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该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本案中，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系花王公司、秋实公司与王府酒店共同签章确认，《股权质押合同》系秋实公司与花王公司共同签章确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仲裁条款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说，即使是格式条款，也不是一律无效，只有具有法定无效情形的格式条款才能归为无效，涉案仲裁条款，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各方的当事人作为平等的民商事主体，均享有各项程序权利，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定纷止争。该条款并不具有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另一方责任或排除其权利的情形，即不具备法定无效的情形。故对于花王公司关于仲裁条款系格式条款应归为无效的主张，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第12.2条和第13.9条是否构成“或裁或审”情形从而导致仲裁条款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股权质押合同》第13.9条的理解，首先，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的含义开始，该条约定“甲方与乙方在此确认：本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对所约定的有关内容无疑义；债务人/甲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甲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并放弃诉权。如公证机构作出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或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合同双方恢复诉权，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中约定了向法院起诉的情形为“如公证机构作出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或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不论此处的不予执行的客体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还是仲裁裁决书，在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依法可以提起诉讼，因此，无论当事人约定与否，这是当事人法定的权利，并无影响。其次，从体系上看，《股权质押合同》第12.2条的仲裁条款约定在“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项下，第13.9条约定在“其他条款”项下，就争议条款及构成部分的关联性而言，仲裁条款所处的地位，就是作为争议解决条款订立及适用的。并且，《股权质押合同》作为从合同，该12.2条仲裁条款与主合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第13.2-13.4条的约定一致，均明确指向合同所涉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应当认定当事人约定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且一致。最后，从合同目的看，如果合同内容不明确或相互矛盾时，应当在确认合同的每一组成部分的词句和条款都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解释的方式予以统一和协调，使之符合合同的目的。因此，在案涉合同中当事人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的情况下，其他条款的解释应与之统一和协调。综上，花王公司的该节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仲裁条款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仲裁事项清晰，仲裁委员会确定，不存在无效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王成瑶审判员  谢毅海审判员  詹玉萍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丁雪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