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健强，男，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凤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松，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伟，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健强与被上诉人刘树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健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为真实反映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就协助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仅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且不符合常理。根据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松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2017年9月1日该公司即着手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天就作出股东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并完成了公司章程的修订。被上诉人如此放心地不顾己方利益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是因为知道双方并不会按此协议履行,目的是让加育（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育公司”）及薛健强尽快为其偿还债务。2.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直至本案起诉前仅两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索要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3.被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动的工商登记手续，该股权转让协议所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并非当事人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工商登记部门要求，股东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时需要明确转让的股权比例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以便受让股权的股东按股东会决议、章程或章程修正案列明的时间、金额缴齐出资。4.上诉人转让股权后，畅松公司于2018年9月曾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被上诉人变更为案外人王新，如果上诉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被上诉人也不可能配合作此变更。二、上诉人及加育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对价，是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畅松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及加育公司，上诉人及加育公司用替被上诉人及畅松公司、付强偿还的500万元债务及上诉人持有的大连辽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南公司”）30%的股权作为受让股权的对价。1.上诉人及加育公司代偿的500万元债务是代被上诉人个人偿还。尽管在执行案件中，主债务人是畅松公司，但被上诉人及付强对债务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畅松公司、被上诉人及付强均是被执行人，上诉人及加育公司代偿的500万元债务直接免除了被上诉人的债务偿还责任。如果单纯考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偿还的债务还多于股权转让价款，但事实并非如此，上诉人与加育公司一并支付了案涉股权转让价款。2.付强为被上诉人妻子，亦系畅松公司股东，辽南公司与畅松公司属关联公司。根据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将其持有的辽南公司的30%股权转让付强，而付强需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在付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上诉人协助付强办理股权变动手续。如果上诉人和付强之间确系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履行，上诉人不可能在付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协助付强办理股权变动手续，也不可能自协议签订后一直不向付强索要股权转让款。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工商登记备案，并非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中的价格并非当事人双方商定的价格。股权价值更多地与公司的净资产有关，并不完全等同于相对应的注册资本，故一审判决的价值衡量无任何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上诉人及加育公司已经按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被上诉人也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早己履行完毕，现被上诉人再要求解除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刘树松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按照上诉人的要求通过股东会议变更了畅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控制了畅松公司的公章及财务，故上诉人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工商登记之用的主张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主张其与加育公司对畅松公司及被上诉人享有500万的债权，以及上诉人向案外人付强转让辽南公司股权，四方协议抵顶获得案涉股权，却未能提供四方协议。三、上诉人将辽南公司转让给案外人付强，其在原审中也认可辽南公司是空壳公司，公司净资产几乎为零，对应的股权价值也就几乎为零。而畅松公司拥有的林权证价值不菲，公司净资产远远大于辽南公司，畅松公司的股权价值远远大于辽南公司的股权价值，故上诉人主张其与案外人付强就辽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抵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上诉人提供的判决书中明确载明，判决的500万为公司贷款的过桥资金，即刘晓东借给畅松公司用于银行贷款过桥，应刘晓东的要求，被上诉人和案外人付强对该借款进行担保，通过加育公司将该500万转账给畅松公司而非被上诉人，也可以说明该笔款项与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均没有关系。刘树松起诉请求：1.解除刘树松与薛健强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薛健强将畅松公司7%的股权返还给刘树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3日，畅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刘树松在本公司的出资1,160万元中的720万元转让给加育公司，84万元转让给薛健强，36万元转让给王新。同日，刘树松（甲方）与薛健强（乙方）签订《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84万元人民币；甲方同意将持有本公司7%的股权共84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30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甲方应协助乙方自本协议生效30日内到本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可变更或解除合同等内容。后刘树松、薛健强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畅松公司的投资者为付强认缴出资额40万元、刘树松认缴出资额320万元、王新认缴出资额36万元、加育公司认缴出资额720万元、薛健强认缴出资额8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刘树松、薛健强自愿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刘树松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畅松公司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薛健强名下，薛健强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7%股权转让是否为债务抵顶。薛健强主张案涉股权转让系债务抵顶，刘树松予以否认，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薛健强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股权转让价值和双方之间债务价值不对等。薛健强主张股权转让价值合计804万元，其中包括本案刘树松、薛健强之间转让的7%股权价值84万元以及刘树松与加育公司之间转让的60%股权价值720万元，而双方之间债务价值为800万元，其中包括薛健强替畅松公司偿还的执行款500万元以及薛健强从辽南公司退股的300万元。第二，关于代偿执行款500万元。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该案被执行人为畅松公司、刘树松、付强，双方当事人亦认可薛健强将代偿的500万元执行款汇入畅松公司公司账户，故不能证明该500万元代偿款是刘树松个人欠付薛健强的债务，薛健强与畅松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应另行解决。第三，关于辽南公司退股的300万元。根据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薛健强将其持有的辽南公司30%的股权共150万元转让给付强。首先，股权转让的对方系付强而非本案刘树松；其次，股权转让价值为150万元而非300万元，薛健强称按照300万元价值计算系因薛健强向辽南公司投资的实际价值为300万元，故以此价值进行股权对抵，缺少事实依据。故无论是从辽南公司的股权转让主体还是转让价值来看，均不能印证薛健强的主张。综上，薛健强未能提交案涉畅松公司7%股权系债务抵顶的书面协议，且其主张的800万元债务亦非刘树松、薛健强之间发生的，故薛健强的主张不能采信。薛健强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树松支付款项，致使双方约定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刘树松主张解除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解除后，因刘树松已经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其要求恢复原状，即主张薛健强返还案涉畅松公司7%的股权，具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刘树松与薛健强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薛健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7%股权返还刘树松。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刘树松已预交），由薛健强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薛健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7）辽0211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树松、畅松公司及付强均为债务人，加育公司代偿款系替刘树松偿付。被上诉人刘树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判决书恰恰说明500万元借款用于畅松公司银行贷款过桥，该500万元借款应该是畅松公司的债务。证据2.汇款凭证6张（复印件），拟证明加育公司成为畅松公司的股东后，已经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为经营需要，多次向畅松公司汇款，因受让的股权是认缴出资，故汇款摘要都是股东出资款。被上诉人刘树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内容系加育公司及案外人薛锦向畅松公司的转账，并非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借条两张，拟证明加育公司将款项汇入畅松公司后，被上诉人将款项借出，如果上诉人及加育公司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不可能在经济困难时不向上诉人及加育公司索要股权转让款，而是向畅松公司借款。被上诉人刘树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向公司财务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2019）辽02民终801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股权完成变更登记后，被上诉人利用担任畅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畅松公司于2018年9月2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上诉人变更为王新，如果上诉人没有支付股权对价，上诉人也不可能配合。被上诉人刘树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诉人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控制畅松公司，是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利，但上诉人并未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予以证明。证据5.另案代理词，拟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最初就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被上诉人刘树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在另案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案件事实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诉人承诺为畅松公司融资，融资失败后，双方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原审中，上诉人对股权转让的价款是认可的。假如依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融资，也不会导致上诉人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审查，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中有关被上诉人在另案中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约背景的内容，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该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故本院对上诉人薛健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薛健强对其受让刘树松持有的畅松公司7%的股权没有异议，但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时间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已经通过抵顶的方式与加育公司共同向刘树松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薛健强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薛健强提供的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能证明案外人付强受让薛健强持有的辽南公司30%的股权；其提供的《执行和解协议》以及支付凭证（另案提交）等仅能证明畅松公司、刘树松、付强作为被执行人与刘晓冬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加育公司向畅松公司汇款400万元、冯显庭向刘晓冬汇款100万元，不足以证明刘树松个人因加育公司、冯显庭的前述转账欠付500万元，更不足以证明加育公司、薛健强与刘树松、付强达成以付强应付薛健强的股权转让款、刘树松欠付的500万元债务抵顶加育公司及薛健强应付刘树松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而且，刘树松在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协助薛健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在协议签订后一定期限内未向薛健强索要转让款、配合变更畅松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不足以否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以及支付时间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薛健强主张的其已经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意见不予采纳。虽刘树松在另案中提出加育公司为畅松公司融资、免除投资方顾虑受让案涉股权，但也并未同意免除薛健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况且，薛健强对该事宜并不认可。现薛健强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刘树松主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股权，一审法院支持刘树松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薛健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上诉人薛健强已预付），由上诉人薛健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川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盛韵同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