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终1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彪，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军，男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卫，湖南真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香琴，湖南真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衡阳星达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祁东县归阳工业园内。法定代表人：刘香月，总经理。上诉人唐彪、陆军因与被上诉人李海良、原审被告衡阳星达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6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军及其与唐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被上诉人李海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卫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星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彪、陆军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6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唐彪向原审被告发出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直接作为被上诉人完成的土石方施工总量，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彭伟平每立方7元的石方钩机、爆破施工工程款，不应包含在陆军与李海良协议约定的综合单价内，不予扣减，系对土石方工程工艺的不了解，是对建设工程综合单价定义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仅凭陆军与李海良签订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合同》中第六条，错误打印成“陆军合同为准”的表述，就认定陆军、唐彪系合伙关系，系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第三人彭伟平参与本案诉讼，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系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李海良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唐彪、陆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海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三原审被告向李海良支付土方工程合同款1911606元（庭审中变更为2899320元）及其利息550870.8元；2、请求依法判决三原审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陆军、唐彪系合伙关系，2014年3月7日，以唐彪的名义与星达公司签订了土石方开挖工程合同，双方就工程概况、工程质量、工程期限、工程总造价、双方责任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2014年3月11日，又以陆军的名义将工程转包给李海良。合同内容为归阳工业集聚区土石方平衡项目16#、17#、18#、23#标段，约定工期90天，约定石方、土方综合价为12元每立方米，按当月进度计量的60％付款，余款40％在三个月内付清。2014年4月28日李海良组织人员入场施工。同年5月18日李海良在施工过程中因遇石头过硬，自有的机械设备不能碎石，工程不能进行，陆军、唐彪另请他人碎石。整个土石方工程于2014年9月完工。唐彪与星达公司为领取工程款于2014年9月22日向湘南机电工业园递交《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申请的土方合计17385方，石方合计281725方，总合计299110方，总工程款为5394454元（其中土方工程量10000方、石方工程量15000方系签证补充的工程量，与李海良的工程量无关）。祁东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核准的工程量为211894.2㎥（其中设计方量191450.1方、超设计方量20444.1方，该工程量不全包括李海良与陆军、唐彪之间的超设计方量）。2016年9月2日，祁东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对湘南机电园土石方工程竣工验收，确定17#地块土石方量为1529.4方；17#地块金威路k0＋600-＋800z左侧线外土石方量7351.6方；18#地块土石方量为289000.5方；23#地块土石方量为38151方，合计为336032.5方（该工程方量包括另一施工单位的前期工程量）。从开工至今，被告陆军、唐彪支付了李海良工程款690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支付。2019年12月2日李海良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只有依法取得资质证书的建筑施工企业才有权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李海良系自然人，其与陆军订立《土石方工程开挖合同》，因承包人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而属于无效合同。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案涉建设工程已全部竣工，建设方也已用于经营，故基于现实情况及公平合理原则的考虑，对于李海良为其创造的劳动成果，陆军应支付相应的酬劳。星达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唐彪，但未足额支付工程款，故星达公司在未付工程款限额内承担责任。李海良诉请，唐彪与陆军系合伙关系，应承担连带责任。李海良的诉请有唐彪在另一案件中的陈述证实，且有李海良与陆军订立《土石方工程开挖合同》第六条予以佐证，该条约定：“双方责任：甲方责任、乙方责任按星达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陆军合同为准。”事实上陆军并未与星达公司签订合同，只是唐彪与星达公司签订了合同，如果唐彪与陆军不是合伙关系，陆军不可能在其与李海良签订的合同中这么约定，故对李海良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海良诉请唐彪、陆军和星达公司应支付利息550870.8元，因李海良与陆军、唐彪的土石方工程的工程量于2016年9月2日经祁东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评定，利息起算的时间应以该评定时间为准。陆军、唐彪辩称，因施工现场石块太大，经与李海良协商，另找有钩机的人进行石方平整，每立方为7元，应从双方约定的综合价格12元／㎥中扣减。因陆军、唐彪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能够证实钩子机施工的事实，但不能证实李海良与陆军、唐彪约定的综合价格已包含了钩子机施工所花费用。故对陆军、唐彪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唐彪辩称其不是本案原审适格被告，该辩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李海良诉请其已完成的工程量应以唐彪与星达公司的结算为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唐彪与星达公司结算土石方总量为299110㎥，扣除额外补偿的25000方量外，实际土石方总量为274110㎥，按综合价12元／㎥计算，总工程价为3289320元，减去已支付李海良690000元，尚需支付李海良2599320元。星达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案经调解不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陆军、唐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海良工程款2599320元及其利息441777.58元（自2016年9月2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计算），合计3041097.58元，星达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陆军、唐彪的上述债务承担责任；二、驳回李海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0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9401元，由李海良负担3273元，唐彪、陆军负担36128元。本院二审期间，李海良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2020)湘0426民初31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的彭伟平已另行起诉，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可以证明彭伟平已另案主张权利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的土石方施工总量的问题，李海良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七即《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系唐彪向星达公司提交的结算依据，有唐彪的签字并盖有星达公司的印章，可认定唐彪及星达公司对该申请表上记载的土石方工程量是认可的，故《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确定的土石方总量可作为本案计算李海良土石方施工总量的依据。根据该份申请表，土石方总量为299110㎥，扣除额外补偿的25000㎥方量外，据此认定李海良实际施工的土石方总量为274110㎥。关于案外人彭伟平每立方7元的石方钩机、爆破施工工程款是否应当从李海良的工程款中扣除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合同》对此未特别约定。因彭伟平系唐彪、陆军请来进行碎石施工的，而唐彪、陆军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李海良双方就彭伟平碎石的工程款的结算有过约定，结合唐彪与星达公司在《土石方开挖工程合同》第四条工程价款结算中约定施工过程中，如遇到坚硬岩石等土层情况，星达公司应当进行签证的事实，唐彪、陆军主张彭伟平的碎石施工工程款应从李海良的工程款中扣除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彭伟平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且其已就其工程量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故一审驳回其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关于唐彪与陆军是否为合伙关系的问题，在2019年12月11日唐彪与星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过程中，唐彪陈述其与陆军是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李海良与陆军订立的《土石方工程开挖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责任：甲方责任、乙方责任按星达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陆军合同为准”，而陆军并未与星达公司签订合同，只是唐彪与星达公司签订了合同，故也可推定唐彪与陆军系合伙关系。综上所述，唐彪、陆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01元，由上诉人唐彪、陆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宏审 判 员  刘丽娅审 判 员  张 健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许晓华书 记 员  刘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