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福江，男，196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滋芳，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富军，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强男，男，199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芳，女，199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乳山市。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佩峰，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市高山街28号一至二层。主要负责人：王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强，山东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新光，山东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文登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69号。法定代表人：侯志强，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树新，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昌阳路10号。法定代表人：徐海程，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辉，女，住威海市文登区，系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人民政府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女，住威海市文登区，系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人民政府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亚彬，男，199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蓉，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胜杰，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翔飞，男，199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乐杰，男，199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浩男，男，199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曹福江、王滋芳因与被上诉人宋强男、姜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威海市文登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运输局）、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宋村镇政府）、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宋浩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福江、王滋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五项，改判：1.宋强男、姜芳、宋翔飞、宋乐杰、宋浩男、宋亚彬、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依据过错程度对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的损失825293.14元承担赔偿责任；2.平安财险公司对宋强男应赔偿款项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赔偿。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因宋强男等的行为导致不满二十周岁的曹宇亭去世，给曹福江、王滋芳造成巨大精神损害，宋强男已经同意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以宋强男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不予支持，于法无据。2.平安财险公司未就免责事由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其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肇事车辆的投保人姜芳在投保时由4S店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姜芳并不是合同的投保人，保险人未对投保人进行告知和提示，更没有向投保人做出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明确说明，因此也就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十一条之规定，平安财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虽然醉驾系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行为，但同时醉驾也是现实中较为普遍发生的情况，保险公司的告知义务标准更高才利于驾驶人遵规守纪，提高安全意识，减少醉驾事故的发生，而不能为了促进交易停留在一般意义告知的层面，否则保险就失去了保障功能。3.一审法院对共同侵权人认定及责任划分不合理，除宋强男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外，共同侵权人姜芳、宋浩男、宋亚彬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宋翔飞、宋乐杰的赔偿比例明显偏低。（1）姜芳作为车主应对借车行为负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其与借车人交往密切，了解借车人的行为习惯，明知宋强男借车后会聚餐饮酒或可能聚餐饮酒，仍然将车出借，造成悲剧的发生，一审法院仅通过监控抓拍否认姜芳的过错不符合常理，不排除姜芳在借车时知道宋强男已经喝酒或可能要喝酒，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从宋浩男、宋亚彬的行为可知二人并未进行劝阻，他们明知宋强男醉酒后驾驶但仍然乘坐该车欲一起去唱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对宋强男醉酒驾驶的行为起到了主推作用，现没有证据表明二人进行了劝阻，最终导致结果的发生，故宋浩男、宋亚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宋翔飞、宋乐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主观故意相当明显，酒后行为纵容鼓励了肇事者，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二人承担赔偿的比例过低，由于该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赔偿负担较重，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较大，无论从因果关系还是从公平原则，二人的赔偿比例都应有所提高。4.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事故发生时有六人在路边，按照常理有多人聚集在一起、目标较大，比较容易发生，驾驶员也容易规避，由于事发路段缺少照明灯光及醒目的警示标志，路况复杂确没有响应的预警和引导设施，交通运输局及宋村政府未对公路两侧设置栏杆、进行封闭防止村民进入公路，怠于对公路和村民的管理及可能发生情况的预测，事故的发生与交通运输局和宋村镇政府存在因果关系，其应承担责任。二审期间，曹福江、王滋芳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姜芳交纳了相应的保费，视为其对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以及投保行为的认可，其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后未提异议，就视为保险公司已将保险单、保险条款等材料交付给了投保人”错误，缴纳保费只能证明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证明姜芳依约履行义务，并不能证明姜芳知晓了平安财险公司的告知说明，姜芳未提异议，是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认可，并不代表其收到了所有的材料，更不代表平安财险公司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因此免除平安财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本案中，投保人签名处均不是姜芳本人所签，平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提示或说明的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险公司不能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2.平安财险公司称投保方式为电子投保方式，称“我们的系统不能监控投保人投保时的现场情景，只要是在系统中出现投保人的签名，我们就认可投保人的投保，我们也认可包括投保人的代理人为投保人的投保行为。”恰恰说明平安财险公司在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并不能确定是否告知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不能保证告知内容的有效传递。保险人的提示义务是主动义务，必须达到足以使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及交付免责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存在，否则投保人难以知悉该条款的存在，更无从知悉条款约定的事由与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之间的关联。本案中，平安财险公司的告知方式由原来的主动告知变为客户被动阅读，客观上投保人的知情权受到了较大损害，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使合同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违反了合同法和保险法的精神，因此，平安财险公司所称的告知行为是无效的。3.一审法院认定姜芳在出借车辆时无过错是错误的，姜芳作为车主应对借车行为负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其与借车人系恋人关系了解借车人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借车时恰逢春节，明知宋强男借车后会聚餐饮酒或聚餐饮酒的可能性增大，仍然将车借出造成悲剧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一审法院仅通过监控抓拍否认姜芳的过错证据不足，监控照片只能证明2019年2月2日至2月4日期间宋强男曾驾驶过肇事车辆，而事发时间是2019年2月5日19时许，5日当天姜芳如何将车辆出借给宋强男没有查明，不排除姜芳明知宋强男醉酒仍将车辆出借给其驾驶的可能。随着春节的临近，借车行为的过错愈加明显，借车风险增加，多种客观情况都可推断出姜芳能够意识到出借行为风险增加，但仍不进行有效劝阻和收回车辆，姜芳的出借行为已经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产生了促进作用，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法院认定宋浩男和宋亚彬对宋强男酒后驾驶行为有过劝阻，缺乏事实根据和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不清。从宋浩男、宋亚彬的笔录可以看出，事发当天是大年初一，宋浩男邀请宋亚彬到宋乐杰奶奶家吃饭，到了之后发现宋强男、宋翔飞、宋乐杰已经吃完饭，并且该三人均喝过酒。因宋浩男、宋亚彬尚未吃饭，所以五人商量去文登吃烧烤。宋强男驾车到文登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该二人的利益而为，宋浩男、宋亚彬明知宋强男已经喝酒，但仍然同意乘车去文登吃烧烤，是对宋强男酒后驾驶的行为起到了助推作用，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浩男、宋亚彬对宋强男酒后驾驶的行为进行过有效劝阻，故二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5.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应承担赔偿责任。从现有证据以及现场调查来看，事发路段在规划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一是事发地监控主光灯夜间爆闪导致驾驶人眼睛致盲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故发生时有六人在路边，按照常理有多人聚集在一起，目标明显，比较容易被发现，驾驶员容易规避，而事发时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不仅驾驶员没有发现，即使同车未饮酒的宋亚彬也未能及时发现，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充分说明因灯光致盲使过往车辆对前方情况没有反应时间，监控主光灯设置不合理，事发地又系村庄，附近并没有其他的灯光辅助照明及醒目的警示标志，路况复杂却没有相应的预警和引导设施，安全隐患极大，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发现和排除，存在紧密因果关系。二是事发路段的护栏设置极为不科学，事发路段的南侧护栏是为了防止过往车辆掉入沟中，但却不考虑北侧村民经常出入穿行的实际情况，至考虑保护车辆，却忽视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一边是护栏封闭，一边是面对村庄敞开，紧贴村民宅院，单侧护栏的设置极大的增加了附近村民的危险和事故的发生率。如果当时危险临近时没有南侧护栏的存在，年轻男子会很轻松的避开肇事车辆，即使跳入沟中也没有什么危险，如果北侧设有护栏，设置警示标志，村民不会随便进入道路，也不会有悲剧的发生，因此该路段护栏的错误设置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道路的管理者、所有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宋强男辩称，宋强男作为直接侵权人，其犯罪行为已得到惩罚，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总额已达到法律规定的上限，宋强男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变卖房产赔偿损失，不足以赔偿部分，待刑满释放后争取早日付清。曹福江、王滋芳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同意该项诉请。同意曹福江、王滋芳关于平安财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姜芳辩称，姜芳与宋强男之间仅建立恋爱关系，并未登记结婚，现因宋强男犯罪服刑，双方已解除恋爱关系。姜芳作为车辆出借人，在本次事故发生几天前就将车辆出借宋强男使用，事故发生前宋强男从未有过酒后驾车的行为，未受过任何与酒驾有关的处罚，所以姜芳出借车辆时不具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曹福江、王滋芳提到姜芳在借车时不排除明知宋强男醉酒仍将车辆出借，仅系其主观推测，姜芳住在乳山市，宋强男住在文登区，相隔较远，没有证据证实姜芳在出借车辆时宋强男处于醉酒状态。平安财险公司辩称，1.根据法律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酒驾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案涉保险合同亦将“酒驾”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仅需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即可，姜芳提供的商业险保单上的重要提示栏中已载明本保单有特别条款，故平安财险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义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姜芳已经缴纳投保单上所载明险别的保险费，故姜芳已与平安财险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本案免责条款对姜芳发生效力，平安财险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拒赔。4.宋强男作为驾驶员，应当熟知法律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无论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酒驾行为人的惩戒，酒驾肇事行为不应获得认可和赔偿。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与科技的提升，电子保单成为保险行业投保的惯例，姜芳已收到了保单，虽然未收到平安财险公司所提供的免责条款的内容，但免责条款中是约定俗成的条款，禁止酒驾是法律强制性规定，酒驾免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对于酒驾肇事行为产生的损害进行赔付，故平安财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交通运输局辩称，曹福江、王滋芳关于事故发生与道路的设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推测，没有证据证实，也不存在合理性。对于事故的发生并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主光灯或护栏及其他道路设计的警示标志存在违法等情况，不应任意将事故责任主体扩大化。事发路段属于农村非封闭低速公路，不是封闭的高速公路，允许村民和车辆进行正常通行，公路是为方便村民和车辆出行，经过法定程序进行设计和修建。曹福江、王滋芳仅依据自己的判断就认定道路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违法情形，更与现实生活相背离，故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即使相关灯光存在着设置不合理的问题，该灯光及路标并非系交通运输局设置，故交通运输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村镇政府辩称，同意交通运输局的答辩意见。宋翔飞辩称，虽然宋翔飞、宋乐杰、宋强男在宋乐杰家吃完饭后商量去文登吃烧烤，但宋翔飞上车后提醒宋强男酒驾不能开车，故宋翔飞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宋翔飞承担3%的赔偿责任错误。宋乐杰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浩男辩称，当时宋浩男没有喝酒，对事件整个过程很清楚，宋浩男在家吃完饭后与宋亚彬一起到宋乐杰奶奶家，当时宋浩男只是与宋强男擦肩而过，不知道宋强男醉酒，后来宋强男回到自己家，宋浩男等几人去找宋浩男，这时宋强男已经将车开到路上，宋浩男才听其他人说宋强男喝酒了。宋翔飞、宋乐杰、宋浩男、宋亚彬都对宋强男进行过劝阻，当时几人都提出让宋浩男开车，但宋强男不听，宋浩男抢方向盘宋强男依然不听，因当时气候寒冷，有人让宋浩男先上车，宋浩男就上车了，然后宋强男把车开走。宋强男开的很快，车里的人都劝阻其停车，乘车人也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宋强男不听，直到发生事故才车停，以上内容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宋亚彬辩称，车辆启动前的情况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一审庭审情况综合认定，宋亚彬并未与宋强男等人一起饮酒，在车辆启动前并不知晓宋强男饮酒，宋亚彬知晓后对宋强男进行过劝阻，故宋亚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他意见同宋浩男。曹福江、王滋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各项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死亡赔偿金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100元/天×7天+2835.65元/月÷30天×7天+95元/天×7天）、丧葬费36796.5元（73593元/年÷12个月×6个月），以上合计932803.14元，要求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2000元，余下数额要求宋强男、姜芳、平安财险公司、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宋翔飞、宋亚彬、宋乐杰、宋浩男连带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发生经过、双方责任大小、鲁Ｋ×××××号事故车辆的投保情况无异议，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宋强男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另一死者曲梓溢的家属已就其损失提起诉讼，其余伤者均明确表示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曹福江、王滋芳所诉各项损失是否合理；二、宋强男、姜芳、平安财险公司、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宋翔飞、宋亚彬、宋乐杰、宋浩男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本次事故造成曹宇亭（2000年3月16日生），曲梓溢（2000年4月20日生）死亡，曲梓溢系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故曹福江、王滋芳所诉曹宇亭之死亡赔偿金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事发后，由曹福江、王滋芳、王滋华（系王滋芳之姐，城镇居民）处理丧葬事宜，根据其三人的工资收入情况及户籍信息，对其所诉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予以支持。曹福江、王滋芳所诉丧葬费36796.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考虑其存在交通费的实际情况，酌定交通费为500元。因宋强男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曹福江、王滋芳所诉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曹福江、王滋芳未提供证据证实具体损失物品及损失价值，故对其所诉财产损失2000元不予支持。综上，其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2026.64元，共计830303.14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其一，关于平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案中平安财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姜芳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重要提示”栏中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姜芳虽辩称其车辆保险是购车时由4S店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平安财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其在4S店工作人员办理完保险业务后缴纳了相应保险费用，视为其对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以及投保行为的认可。另外，其在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后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平安财险公司已将保险单、保险条款等材料交付给了投保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驾驶人饮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且上述保险条款已进行加粗加黑的特别提示，应视为平安财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综上，对平安财险公司关于其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予以采纳。其二，关于姜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2019年2月3日至2月4日的监控抓拍照片，事发前鲁Ｋ×××××号事故车辆一直由宋强男驾驶。姜芳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其将车辆交付给具备驾驶资格的宋强男驾驶，且现无证据证实事发时姜芳存在明知宋强男饮酒仍出借车辆的行为，故姜芳在出借车辆时无过错。因此，曹福江、王滋芳要求姜芳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其三，关于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事发路段设道路变窄、限速等标志，且现无证据证实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曹福江、王滋芳所诉要求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其四，关于宋强男、宋浩男、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曹福江、王滋芳以宋浩男、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为由，申请追加其四人作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之处，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关于不应当追加其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酒后驾驶机动车系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任何人饮酒后均不得驾驶机动车。而在多人参与共同饮酒的场合下，共同饮酒人相互之间更负有劝阻酒后驾驶行为的义务，以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切实保护自身和社会大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宋强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宋强男虽辩称事发路段安装强光灯，影响视线，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辩称，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宋翔飞、宋乐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性和危险性应当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一起吃饭共同饮酒后，在宋强男酒后违法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下，宋翔飞、宋乐杰未进行有效劝阻，反而一同搭乘，该合意搭乘的行为更是纵容、鼓励了宋强男的违法驾驶行为。从上述事情经过来看，宋翔飞、宋乐杰主观上系放任危险后果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宋浩男、宋亚彬未与宋强男共同饮酒，且对宋强男酒后驾车的行为进行过劝阻，其二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由宋强男承担94%、宋翔飞承担3%、宋乐杰承担3%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曹福江、王滋芳所诉损失应首先由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宋强男承担94%的赔偿责任，由宋翔飞、宋乐杰分别承担3%的赔偿责任。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次交通事故的四名伤者明确表示不提起诉讼，另一死者曲梓溢的家属已就其损失提起诉讼，其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718.85元，共计829995.35元以及医疗费246元。故曹福江、王滋芳所诉损失应首先由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按照两名死者损失比例确定赔偿数额。经计算，曹福江、王滋芳的损失应由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项下赔偿死亡赔偿金55010元[830303.14元÷（829995.35元+830303.14元）×110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一、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曹福江、王滋芳死亡赔偿金55010元；二、宋强男赔偿曹福江、王滋芳余下死亡赔偿金73597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共计775293.14元的94%即728775.55元；三、宋翔飞赔偿曹福江、王滋芳余下死亡赔偿金73597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共计775293.14元的3%即23258.79元；四、宋乐杰赔偿曹福江、王滋芳余下死亡赔偿金73597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共计775293.14元的3%即23258.79元。上述一至四项赔偿款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曹福江、王滋芳共同指定的王滋芳名下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威海昆嵛路支行，账户：62×××53）。五、驳回曹福江、王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64元，由曹福江、王滋芳负担722元，平安财险公司负担387元，宋强男负担5127元，宋翔飞负担164元，宋乐杰负担164元；保全费4770元，由曹福江、王滋芳负担680元，宋强男负担409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曹福江、王滋芳提交2020年2月底拍摄的现场照片两张，拟证实道路的护栏设置和规划不合理，是导致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宋强男、姜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公安现场勘查笔录及讯问笔录，事发时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几人所处的位置在路中间。平安财险公司经质证未发表意见。交通运输局质证认为，对于事故现场照片的事故现场，有公安机关的卷宗为证，没有证据证明道路护栏设置和规划违反国家关于公路设计的规范，该护栏的高度及设置情况，能够保障通行车辆及人员的安全，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阻碍，作为道路的设计方和建设方，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合法性和附近村民及交通参与者的整体安全，不能因为存在的一起事故而将整个公路全部封闭。宋村镇政府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曹福江、王滋芳的主张，也不能证明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关联性。宋翔飞、宋乐杰、宋浩男质证称没有意见。宋亚彬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宋亚彬无关。本院二审查明，平安财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姜芳投保的交强险投保单、商业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姜芳身份证照片、商业险保险条款（2014版），姜芳主张上述证据中均非姜芳本人所签，姜芳在购车时由4S店工作人员代为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一审法院询问平安财险公司是否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中的签字系姜芳所签，平安财险公司陈述：“暂时没有证据证实该签名系姜芳所签，但我公司电子投保系统并不要求投保人投保时一定是本人在场。”一审法院询问姜芳是否收到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及相应条款，姜芳陈述：“收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保单，没有收到保险条款。”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曹福江、王滋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二、平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对姜芳、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宋强男、宋浩男、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的责任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因宋强男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宋强男在一审中曾表示同意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但其在二审中明示不同意赔偿该款，故一审法院对曹福江、王滋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姜芳称其车辆保险是购车时由4S店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姜芳本人未在平安财险公司提交的商业险投保单等资料上签字，平安财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姜芳签字确认，平安财险公司未有有效证据证明其就保险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平安财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履行赔付义务。姜芳收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虽载明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但姜芳主张其仅收到保险单，平安财险公司亦未有证据证实姜芳收到载明免责条款的商业险保险条款（2014版），一审法院仅依据姜芳收到保险单从而认定平安财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姜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姜芳作为车辆所有人，将车辆交付宋强男驾驶，无证据证明姜芳存在明知宋强男饮酒等过错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姜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曹福江、王滋芳主张道路主光灯爆闪影响驾驶员、护栏设置和规划不合理，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认定交通运输局、宋村镇政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宋强男、宋浩男、宋亚彬、宋翔飞、宋乐杰的责任问题，本案中，宋翔飞、宋乐杰与宋强男共同饮酒，在宋强男酒后违法驾车未能进行有效劝阻，一同搭乘，故二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宋浩男、宋亚彬未与宋强男共同饮酒，对宋强男酒后违法驾车行为进行过劝阻，故二人对事故的发生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宋浩男、宋亚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宋强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其应对曹福江、王滋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宋强男承担94%、宋翔飞承担3%、宋乐杰承担3%的赔偿责任适当，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曹福江、王滋芳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2026.64元，共计830303.14元，应首先由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为55010元，曹福江、王滋芳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775293.14元，由宋强男承担94%的赔偿责任，由宋翔飞、宋乐杰分别承担3%的赔偿责任。宋强男应赔偿的损失数额728775.55元，由平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剩余部分由宋强男承担。本次交通事故另一死者曲梓溢的家属已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扣除交强险的部分，宋强男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728505.03元，故平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当赔偿500092.82元[728775.55元÷（728775.55元+728505.03元）×100万元]，剩余部分228682.73元由宋强男承担。综上所述，曹福江、王滋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即（一）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曹福江、王滋芳死亡赔偿金55010元；（三）宋翔飞赔偿曹福江、王滋芳余下死亡赔偿金73597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共计775293.14元的3%即23258.79元；（四）宋乐杰赔偿曹福江、王滋芳余下死亡赔偿金735970元、丧葬费36796.5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2026.64元，共计775293.14元的3%即23258.79元；（五）驳回曹福江、王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曹福江、王滋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损失共计500092.82元；四、宋强男赔偿曹福江、王滋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共计228682.73元。上述赔偿款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64元，由曹福江、王滋芳负担722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负担3905元，宋强男负担1609元，宋翔飞负担164元，宋乐杰负担164元；保全费4770元，由曹福江、王滋芳负担680元，宋强男负担40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8元，由曹福江、王滋芳负担1444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负担7810元，宋强男负担3218元，宋翔飞负担328元，宋乐杰负担3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景周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郎冰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