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3民再102号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4号。法定代表人：赵伟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凡，辽宁韬论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河流镇政府驻地。法定代表人：田胜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德玉，辽宁怡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宪迪，该公司员工。一审被告：邢世军，男，196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朝阳市双塔区。一审被告：朱琳，女，汉族，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二审上诉人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银行）因与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星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辽13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朝阳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辽13民终205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朝阳银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辽13民监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朝阳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凡，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星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德玉、郎宪迪，一审被告邢世军、一审被告朱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山东星辉公司向双塔区人民法院起诉称，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货款691，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从2014年11月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8月-11月期间，被告朝阳银行从原告处购买银行宣传品，其品名为扇子、小折叠伞、蓝色布袋子、毛巾、特大号袋子、七折伞，共计691，000元，原告将上述物品送至被告单位未付款。2014年11月至今原告多次向被告单位索要货款未果。2018年2月2日被告单位办公室主任邢世军和收货人朱琳给原告出具情况说明，实际为被告所欠原告货款欠据。因此诉至本院。一审被告朝阳银行辩称，被告与原告从来就没有业务往来，未达成过任何物品买卖协议，亦没有接受过原告所说的物品，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诉讼请求。一审被告邢世军辩称，原告与朝阳银行属于合同关系，我事前与朱琳出具过证明材料，证明原告起诉事实存在，我是受上届领导决策的执行者，当时行里领导班子开党委会确定采购宣传品的，我负责办公室工作，行领导负责办公室的是工会主席徐刚，办公室负责采购及接收负责发放，朱琳是仓库保管员，这些东西是由供应商发货到朝阳银行之后，市内的支行需要由办公室发放，域外的由办公室通知数量直接发放，我当时是办公室主任，没有付过款；这些东西作为宣传品，用于朝阳银行扩展业务，发放给广大用户，发放明细体现出来的，18家分行都有；2014年底新的领导班子产生，作为陈欠帐，新的领导有意见，我也多次与主要领导进行过汇报，主要领导一直没有说过这个帐不认，一直答应给解决，直到现在，我跟行里的董事长赵光伟汇报过。原告最后一次开的发货票是山东星辉公司的，总行想给结算，增值税发票有一定期限，后来发票过期，我给退回去了，我作为朝阳银行的职工我主持办公室工作期间，涉案物品是经过办公室采购的，用于朝阳银行事业的发展，我个人不可能采购这些东西，我是职务行为，包括被告朱琳也是听我的收发这些东西，我个人不能承担责任。一审被告朱琳未答辩。双塔区法院一审认定，被告邢世军与被告朱琳出示的情况说明证明：“朝阳银行2014年8月至2014年11月从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宣传品详细如下：1.扇子25000个，每个1.8元，小计45000元；2.小折叠伞10000把，每把27元，小计270，000元；3.蓝色布袋子10000个，每个9.5元，小计95000元；4.毛巾2000条，每条45元，小计90000元；5.特大号袋子5000条，每个19元小计95000元；6.七折扇20000个，每个4.8元，小计96000元；以上宣传品合计691,000元，没有产品质量问题，朝阳银行已收到上述物品。特此证明，证明人邢世军、朱琳签字2018年2月2日”。该份证据记载详细充分说明了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的工作人员接收原告物品的真实情况，客观上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双塔区法院一审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纵观全案发生的时间是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领导班子在2014年底出事之前，新的领导班子尚未产生，该笔业务标的691,000元，作为办公室主任是无权利决策的，前任领导班子应该有会议纪要决定购买宣传品一事，现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提供当时有关会议纪要、收发方物品记录等有关证据，当时任办公室主任被告邢世军、保管员朱琳向原告出示了情况说明、宣传品分配明细表及邢世军的庭审陈述笔录，能够直接来证明原告与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关系存在，部分付款凭证间接证明原告与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分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上述事实与证言推定原告与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关系成立。被告邢世军、朱琳现仍在岗工作，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可靠性强，具有证明力，应予确认；关于被告邢世军、朱琳当时是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单位承担；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付；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邢世军不承担责任的辩驳理由予以采纳。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背事实真相，拒不承认与原告有买卖合同关系，拒绝提供与案件有关联的相关证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妨害了民事诉讼，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货款691,000元，并从2018年2月13日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计息；二、驳回原告对被告邢世军、朱琳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10710元原告预交，由被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朝阳银行上诉称，1、撤销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情况说明》上签字“朱琳”二字未予核实。《宣传品分配明细表》来源不明。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买卖合同，无收货清单，二者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付款凭证是上诉人与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货物购销凭证，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郎宪迪代理人身份未予审查。3、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根据邢世军陈述，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郎宪迪个人。4、一审法院推定上诉人存在购买宣传品的会议纪要违反举证规则。5、本案是邢世军与郎宪迪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二审辩称，1、《情况说明》证明被上诉人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应该给付货款，至于内部决策程序，与被上诉人无关。2、郎宪迪与邢世军、朱琳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2015年后，存在上诉人联系郎宪迪购买直杆雨伞和无纺布袋的事实。上诉人所属分行及支行给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的付款凭证，从物品名称、付款金额、支付时间等方面，都与本案争议事实不符，证明上诉人所属分行及支行给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的付款与本案款项无关。本院二审期间，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1、该行2014年6月27日会议纪要（部分内容）及事后补制的会议纪要各一份，该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6月27日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购雨伞宣传品3万把，预算费用不超过75万元，通过招投标程序办理。该证据与邢世军陈述相一致，本院予以采信。2、朝阳银行文件，证明邢世军自2018年1月18日起任朝阳银行监事会办公室主任。3、阳信县公安局证明一份，证明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备案公章带有防伪编码。对证据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据：1、2017年12月11日，郎宪迪与朱琳微信聊天记录；2、2015年7月30日，郎宪迪与邢世军微信聊天记录。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2015年后，存在上诉人联系郎宪迪购买直杆雨伞和无纺布袋的事实。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3、山东星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证明山东星辉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对郎宪迪、司德玉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都是其公司使用的公章。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数额。现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会议纪要证明，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购雨伞宣传品3万把，预算费用不超过75万元，通过招投标程序办理。该证据与邢世军、朱琳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邢世军一审庭审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其次，纵观争议事实发生的时间是上诉人前领导班子在2014年底出事之前，新的领导班子尚未产生，上诉人内部管理不规范，虽未通过招投标程序采购，但该笔业务金额为691,000元，不超过会议决定的75万元。邢世军、朱琳作为上诉人现任在岗工作人员，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陈述可信性强。第三、上诉人在一审中认为《情况说明》虚假，各支行及分行的汇款凭证与本案无关，在二审中又主张本案争议货款经邢世军与现任领导协调，已付清全部款项。上诉人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且与现有证据矛盾。《情况说明》出具时间为2018年2月2日，合同相对方为被上诉人。而上诉人所属各支行及分行的汇款时间均为2017年年初，合同相对方为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另外，二者合同金额、物品名称亦不同。故应认定2017年年初以前，上诉人所属各支行及分行通过郎宪迪联系与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宣传品买卖关系，与本案争议的2014年的上诉人宣传品买卖不属同一事实，上诉人所属各支行及分行所付款项与本案争议款项无关。第四、关于被上诉人印章不一致问题。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因拓展业务需要，在本案诉讼中使用的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都是其公司使用的公章。故应认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起诉讼及相关授权行为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以上四点，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欠款数额为691,000元。综上，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10元，由上诉人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朝阳银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判决在我行与山东星辉公司之间既无合同又没有收货清单的情况下，推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2、山东星辉公司用以证明我行收到价值69.1万元货物的《情况说明》并没有得到朱琳本人确认；3、山东星辉公司用以证实我行收到价值69.1万元货物的《宣传品分配明细表》来源不明，无制表日期、无制表人、无任何人签字、无部门印章，原审判决推定该表由我行工作人员朱琳出具缺乏证据证明；4、在提起本案诉讼前邢世军和郎宪迪曾向我行主张过涉案货款，郎宪迪也曾借用相关公司帐户在邢世军卸任办公室主任时收到过我行支付的办公宣传用品货款，原审判决推定我行支付的该笔货款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事实，与本案争议款项无关缺乏证据证明；5、邢世军自认郎宪迪拿哪家公司的发票来核销，他就认为我行与哪家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见与我行发生诉争的是郎宪迪本人，不是山东星辉公司；6、郎宪迪和邢世军在本案诉讼中至少使用三枚以上未带有防伪标识的山东星辉公司印章，我行为此向山东阳信县公安局调取了山东星辉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带有防伪码标识的印膜，所以原审判决认定提起本案诉讼系山东星辉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7、郎宪迪与山东星辉公司之间是代为推销货物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并非山东星辉公司员工，所以郎宪迪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诉讼代理人身份。（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邢世军和郎宪迪提交的《情况说明》并没有域外各分、支行的签字，与二人自认的域外各分、支行直接接收宣传用品相矛盾；2、郎宪迪和邢世军均主张在2014年8月至11月期间购销的宣传用品，同时邢世军自认总行机关所购扇子在“凌河之夏”文化艺术节上向广大市民发放，但当年的“凌河之夏”艺术节是于2014年7月22日至8月1日举办，时间上存在矛盾。后郎宪迪又提交了《明细表》又改说是在喷泉现场向市民发放，同时该明细表显示沈阳分行分得扇子2.5万把，而《宣传品分配明细表》却显示沈阳分行分得扇子1.5万把。综上，可以看出这些证据系伪造。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星辉公司辩称，在邢世军与朱琳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经证实，山东星辉公司将价值691，000元货物交付给了朝阳银行，朝阳银行因为领导换任等原因没有给付货款。一审被告邢世军述称，我任朝阳银行办公室主任期间，确实收到山东星辉公司货物但货款未付。一审被告朱琳答辩称，其已经记不清2014年8月至11月期间郎宪迪是否向朝阳银行送过宣传品，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实是郎宪迪提前打印好的，其出具的《宣传品分配明细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品分配明细，只是为了让郎宪迪开发票用的。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山东星辉公司提供的证据1.2018年2月2日《情况说明》，拟证明朝阳银行从2014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从原告处购买办公用品合计691，000元，收货人为朱琳，证明人为邢世军。二人均为当时朝阳银行员工，这份《情况说明》没有加盖公章。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来源不明，《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是被告购买，对《情况说明》中朱琳的签字真伪存在怀疑。朱琳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情况说明》中的签名确实是其所写，但《情况说明》是由郎宪迪先期制作，邢世军签字后找朱琳签名时，朱琳发现《情况说明》中错别字太多，其就依据郎宪迪之前制作的《情况说明》重新制作了一份，然后又重新由邢世军和其进行签名，而且其没有注意到《情况说明》提到山东星辉公司的名字，其只认识郎宪迪个人，没有与山东星辉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邢世军对该《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是，其认可朱琳所述的《情况说明》是郎宪迪先期制作后，朱琳见错别字太多而依据郎宪迪制作的《情况说明》重新制作，因为其手中没有对收货的记录，所以该《情况说明》中的物品名称、数量、价格从何而来其并不知晓。本院分析认为，《情况说明》的重点内容均是郎宪迪自己制作，故该证据的可信度不高，需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才能认定。2.《宣传品分配明细表》。拟证明朱琳收到原告的货品后按此表将相关货品发放至朝阳银行下属各支行。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为，该表来源不明，不能证明是朱琳出具，该表无制表日期，无制表人，无部门印章，也无领取人签字，而且该表明细中出现许多不合常规的发放行为。朱琳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这份明细表不是真正的向各支行分发宣传品的明细表，是为了给郎宪迪开发票出具用的，表中的数字和金额都是不准确的。邢世军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朱琳所述属实，因为有时候会给关系单位和个人一些宣传品，这些宣传品无法走账，所以在把控总数真实的情况下，其他的项是为了走账方便制作的。郎宪迪承认每次开发票都是依据朱琳出具的这种表开具的。本院分析认为，该份《宣传品分配明细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品明细表》，该表没有制作时间、没有单位公章、也没有领取人签名，郎宪迪、朱琳、邢世军陈述该表只是为了郎宪迪开发票所出具的一种手续，其本身不具备证明朝阳银行将相关货品发放至朝阳银行下属各支行的证明效力。3.朝阳银行支付给山东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阳信分公司、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汇款单，拟证明无论是山东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还是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阳信公司，还是本案的原告山东星辉公司，其实质是郎宪迪作为这些公司的代理人与朝阳银行保持着长期的供货关系。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为，这些证据均是发生于2017年的业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山东星辉公司在2014年为朝阳银行供过价值691，000元的货品，反而印证了本案的真正原告不应该是山东星辉公司而是郎宪迪个人。本院分析认为，山东星辉公司提供的以上票据均不是2014年的票据，也不是山东星辉公司的票据，无法证明山东星辉公司曾给朝阳银行供应过宣传品。4.无棣利康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及销货清单一份。拟证明山东星辉公司向朝阳银行出货的客观事实。朝阳银行质证意见是，该份合同和销货清单在以前的一审、二审、以及上一次的再审庭审中都没有提交过，对该份销售合同和销货清单的真实性存疑，而且这两份证据里没有朝阳银行任何一名员工的签字，不能证明是我方接收的货物。本院分析认为，首先该份销售合同是复印件不具备证据规则中规定的证据形式，其次该销售合同仅能证明山东星辉公司从无棣利康商贸有限公司购买过商品，无法证明山东星辉公司将这些商品供应给朝阳银行。5.印有朝阳银行标识的宣传品样品（毛巾、雨伞、大兜）。拟证明山东星辉公司向朝阳银行供应宣传品的事实。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是，本案所涉及的是2014年的样品，山东星辉公司在庭审中出示的这三种样品如果是2014年的样品，能保存到2020年不符合常理，所以对该样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分析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山东星辉公司具有向朝阳银行供应相应宣传品的能力，但无法证明在2014年8至11月曾向朝阳银行供应了这些宣传品。6.证人张某1证言。张某1证实其是从事人力板车运输工作的，在2014年郎宪迪曾找他向朝阳银行运过货品，还从朝阳银行向其各支行送货，但是具体月份记不清了。拟证明2014年时郎宪迪在2014年曾向朝阳银行送过货。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是证人所述出现诸多矛盾之处，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朱琳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其确实认识证人张某1，但是2014年郎宪迪是否给朝阳银行送过货已经记不清了。7.证人张某2证言。张某2陈述其在2018年或是2019年的时候认识的郎宪迪，从哪年开始给朝阳银行送过货已经记不清了，但是2014年的时候给朝阳银行送过货，没有给朝阳银行的各支行送过货。朝阳银行的质证意见是证人所述出现诸多矛盾之处，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分析认为，首先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偏弱，其次张某1、张某2的证言只是证明在2014年郎宪迪曾向朝阳银行供过货，无法证明在2014年8月至11月期间向朝阳银行供过货，而且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独立认定事实。朝阳银行提供的证据如下：1.山东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信息报告单，拟证明朗宪迪是山东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是山东星辉公司的员工。山东星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注册于2017年7月，在此之前郎宪迪是山东星辉公司员工。本院分析认为，通过之前山东星辉公司提供的山东庆云德沃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阳信分公司、山东安瑞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汇款单以及邢世军、朱琳的陈述，可以看出本案向朝阳银行真正主张权利者是郎宪迪。2.2014年6月27日会议纪要（部分内容）及事后补制的会议纪要各一份，该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6月27日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购雨伞宣传品3万把，预算费用不超过75万元，通过招投标程序办理。3.朝阳银行于2014年7月支付给德州华诺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布袋款的报销凭证1张、电汇凭证1张，证实2014年朝阳银行曾付过布袋款，并不是如山东星辉公司所称，只到年末才去结算宣传品款项，存在着随时结帐的情形。山东星辉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这与我公司无关，这些不是支付给郎宪迪的。邢世军的质证意见为，这批布袋不是郎宪迪提供的，所以这批布袋款与本案无关。4.朝阳银行于2014年9月支付给山东无棣安康电子有限公司、济南峻松商贸有限公司的雨伞款的记帐凭证、电汇凭证、发票，证实朝阳银行已经将2014年8-11月期间收到的宣传品款结清。山东星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这些钱与我公司无关。邢世军的质证意见是，这些款项不能说明是给郎宪迪以及山东星辉公司的钱。本院对以上三组证据分析认为，朝阳银行在2014年确实采购了宣传品，也存在对宣传品进行结算的情形。5.朝阳市公安局南塔分局关于邢世军涉嫌职务侵占案的立案通知书，拟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有可能是邢世军与郎宪迪合伙侵占国有资产。山东星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这与本案没有关系。邢世军的质证意见是我没有接到这个立案通知书，南塔分局确实找过我，和本案应该有一定关联性，但我没有侵占国有资产。通过以上证据分析，认定事实如下：原审被告邢世军与原审被告朱琳于2018年2月2日向郎宪迪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如下：“朝阳银行2014年8月至2014年11月从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宣传品详细如下：1.扇子25000个，每个1.8元，小计45000元；2.小折叠伞10000把，每把27元，小计270，000元；3.蓝色布袋子10000个，每个9.5元，小计95000元；4.毛巾2000条，每条45元，小计90000元；5.特大号袋子5000条，每个19元小计95000元；6.七折扇20000个，每个4.8元，小计96000元；以上宣传品合计691,000元，没有产品质量问题，朝阳银行已收到上述物品。特此证明，证明人邢世军、朱琳签字2018年2月2日”。朱琳还为郎宪迪出具“宣传品分配明细表”一张，该表没有制作时间、出具人、领取人以及单位公章。后郎宪迪于2018年2月5日以山东星辉公司的名义向双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朝阳银行按照《情况说明》中记载的物品价格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本院认为，山东星辉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应承担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首先山东星辉公司应证明其曾在2014年向朝阳银行供应过其主张的宣传品。山东星辉公司无法提供其与朝阳银行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合同以及收货单据等直接证据，其最重要的证据是由时任办公室主任邢世军和保管员朱琳签字的《情况说明》，但经过邢世军与朱琳的质证，可以看出这份《情况说明》是于2018年补写的，而且是依据郎宪迪自行制作的《情况说明》而制作，宣传品的数量、种类、价格这些关键数字和名称均由郎宪迪提供，其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才可以认定。另一份证据《宣传品分配明细表》，郎宪迪、朱琳、邢世军均承认该表系为了让郎宪迪开发票而制作，表中的物品数量、价格均不准确，故该证据也无法证实山东星辉公司的主张。朝阳银行亦不承认与山东星辉公司以及郎宪迪在2014年8月至11月间存在宣传品供货关系。所以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山东星辉公司曾于2014年8月至11月间向朝阳银行供应过案涉宣传品。如果山东星辉公司搜集到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朝阳银行的再审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辽13民终2052号民事判决和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民初10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10元，由山东朝阳星辉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焱审判员 李春兆审判员 左颖慧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朱城林书记员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