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91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殷志富，男，197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抚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印荣，男，195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抚远市。被上诉人：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市寒葱沟镇。法定代表人：刘阳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杰，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东，北京农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殷志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黑083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一审原告诉状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涉案所有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是因上诉人购买了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定性为假种子的“小高粱”水稻种子，种植后由于空瘪、死株造成水稻减产，在经向抚远市农业农村局执法部门报案并要求对水稻产量进行司法鉴定后，而提起的农作物品种侵权责任赔偿纠纷。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存在以下判而未决的事项：一、关于对涉案水稻品种的质量认定问题，本案案由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被上诉人销售的“小高粱”包装袋上未标明是“龙粳61号”，证明被上诉人销售的是假种子。二、关于对涉案鉴定材料及具体种植地块的确认问题。一审判决釆信了被上诉人单方面陈述，认为鉴定材料与实际种植地块不属于同一块地。上诉人认为：1、对涉案地块履行鉴定程序，并非上诉人的单方委托，上诉人是依照法定程序，首先向法律授权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报案，并由该机关依据《种子法》规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的鉴定程序，执法机关、鉴定机构已经对该涉案鉴定地块作了全面认定。法院不应只凭被上诉人一方的举证及辩论，片面否定此事实。2、不管什么原因涉案地块减产是经过司法鉴定做出的结论，上诉人既然主张索赔权利，没有理由要用他人地块作为鉴定材料。三、全盘否认[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1、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农户购买的水稻种子造成了减产，经向农业执法机关报案方知购买的是未经国家审定及假水稻种子。收割前为及时、准确地确定损失范围与数量，申请由农业执法机关依法委托而做出的减产鉴定。鉴定机构依据委托人的委托事项及所应具备的鉴定资质、许可范围，并在通知相对方未到场的前题下，按程序做出的鉴定意见。其所依据的法律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而本案裁决所适用的法律却是《农业部关于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该《办法》只能是确需对种子质量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田间种子质量鉴定而履行的程序及办法，不能与司法鉴定机构以合法申请履行的正常鉴定程序相提并论，适用的法律也是截然不同的。2、抚远市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司法鉴定机构不具备种子鉴定资质及做出的意见书未对涉案种子做出质量鉴定，为此所做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委托鉴定事项非常清楚，只是对四农户种植的“小高粱”、“504”水稻产量情况进行鉴定。而对于种子质量纠纷中涉及的种子质量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对于涉案种子是否经国家审定及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依法不属于鉴定的事项。对于被上诉人所供“小高粱”水稻品种是否属于假种子也不属于种子质量鉴定的事项，而是应由供货人举证证明所供给的种子属于哪一个已经经国家审定推广的水稻品种曾经使用过的别名。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未对种子质量做出鉴定意见，恰恰说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足以作为本案证据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鉴定意见书应对种子质量问题做出结论，属于采用证据违法。3、关于对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资质的认定。该司法鉴定中心是依法经黑龙江省司法厅审查批准的司法鉴定机构，虽然许可范围内也有种子鉴定的许可项目，但本案中只是根据委托授权，对“农作物损害鉴定”许可项目进行了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片面认定该中心未领取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授权的CMA证书，不具备种子鉴定资质，因而对减产鉴定意见不予釆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是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本案现有证据已经构成“1、有证据证明种植户使用的种子确实是由经营者提供的，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问题，2、生产的产品与所购买的品种特性存在较大差异，3、种植户使用的种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定或登记、或者虽然通过审定但推广范围不含本地区，导致减产”三大要件。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小高粱”就是“龙粳61”，被上诉人供给上诉人的是“以此种子冒充他种子”的假种子。被上诉人理应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既然已经确定了供种方向种子使用方供给了未经审定水稻品种以及假水稻种子。依据民法的损害赔偿原则，即使不把[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赔偿依据，在产量确实无法确定的前题下，法院是否应当依据本地区同类相似作物，统计前三年平均产量，按照每年出台的黑龙江省水稻最低保护价，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这才是人民司法保护农户利益的立法本意。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做出公正公平的改判。被上诉人富优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举证不能而驳回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举证不能而驳回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案由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首先被答辩人就应举证证明其因种植从答辩人处购买的小高粱水稻种子而发生水稻减产损失的事实，虽然测产的鉴定报告确认了减产的数额，但关系到案件关键的一些最基本最前提的事实，被答辩人却没有举证证明。1.被答辩人应举出其在2017年有权利耕种测产地块的证据，包括测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被答辩人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被答辩人对测产地施肥和施药的凭证、被答辩人雇佣人员对测产地块进行管理的凭证、秋收后出售水稻的凭证等，只有向法庭提供上述完整的证据材料，才能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耕种了测产地块。2.被答辩人应举出其将从被答辩人处购买的案涉水稻种子播种在测产地块的证据，包括司法鉴定机构对测产地块上种植的水稻品种的鉴定、对被答辩人播种案涉水稻品种的实际种植面积的测量鉴定。鉴定人出庭证明了鉴定报告中所记载的水稻品种及耕种面积信息均是来源于被答辩人的陈述，实际上并没有对水稻品种进行鉴定、也没有对播种面积进行测量。到现在为止，测产地块到底实际播种的何种水稻品种以及播种的实际面积，均无法得到证明。3.在答辩人诉案外人王春华另外一起案件中，答辩人与王春华在原审一审中共同举出的王春华与案外人宛永吉的谈话录音光盘中王春华称：测产的人会偏向我们，我们花钱雇人，我交19800元，我们要测哪里就测哪里，我说咋测就咋测，测产听我们的。答辩人按照鉴定报告中标注的测产地块的坐标，在百度地图上进行还原，发现还原出来的地址与被答辩人在鉴定报告中陈述的耕种地块的地理位置严重偏离。鉴定人出庭证实鉴定报告中出现的测产地块坐落的地名均是按照被答辩人陈述记载的，并未核实。而本案被答辩人是与王春华共同委托一家鉴定机构且是同时进行的测产鉴定，由此可见，测产地块的选择完全是按照被答辩人的想法进行的，因此由于存在人为因素影响，无法保证测产地块就是被答辩人实际耕种的土地。4.被答辩人在原审一审中陈述其在2017年一共种了340多公顷土地，而其从原告处购买的案涉水稻种子小高粱12000斤，仅够播种40公顷，这批种子究竟其播种到了哪块地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审中答辩人举出了1份销售单和1份派车单以及证人司机丁某出庭作证，证明了殷志富在2017年3月3日在被告处购买12000斤小高粱和10000斤龙粳47水稻种子，答辩人将共计22000斤水稻种子运送到殷志富在东安的地块上，对该事实殷志富也不否认。由此可知殷志富仅从答辩人处就购买了两种水稻种子，这两种种子仅够播种70公顷，其余270多公顷的水稻种子是殷志富从哪购买的？又是什么品种？无人知晓。但殷志富主张减产并进行测产的地块却在浓桥镇9公里处，而不是东安的地块。当答辩人在一审中举出了答辩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阳旭与另外一个经销商宛永吉谈话录音光盘，来证明2017年殷志富在农桥九公里没有种地，农桥9公里的地是殷志富哥哥种的事实后，殷志富在一审庭审中又改口说农桥九公里地块是他侄子殷某签订的承包合同、由他二哥殷志庆来管理，但无论怎样解释，殷志富在农桥九公里确实没有承包地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由上述事实可知，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将案涉的水稻种子播种到了测产地块，也无法证明测产地块就是被上诉人耕种。二、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需要举证证明：（1）答辩人销售的水稻种子具有质量缺陷（2）水稻减产实际发生（3）水稻减产与种子质量缺陷具有因果关系。1.从测产鉴定报告看，被答辩人申请的鉴定项目只是要求对水稻产量情况进行司法鉴定，而不包括减产原因的鉴定，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也一再强调只对测产有关事项进行解释说明。直到现在被答辩人也未能举出水稻减产的真正原因的证据。2.水稻种子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必须经过司法鉴定才能确认，而由于被答辩人的失误，未能对种子及时进行质量鉴定而错失机会，导致现在无法进行鉴定，也就更无法确定水稻减产是否与种子缺陷具有因果关系，被答辩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被答辩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水稻所受损害的基本事实，更无法证实其水稻减产与答辩人出售未经审定品种种子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请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殷志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水稻40公顷水稻减产损失共计394830元；2.退还小高粱种子款36000元，两项合计430830元；3.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一审作出判决生效后的赔偿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殷志富于2017年3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富优种业法定代表人刘阳旭转款57000元。在被告提供的2017年3月30日销售单上载明：货品名称为龙粳47购买10000斤，金额为21000元；小高粱12000袋，金额为36000元。同日被告将上述水稻种子配送至东安村。2017年10月3日，经抚远市农业局委托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对殷志富在抚远市浓桥镇9公里种植的40公顷“小高粱”水稻由于空瘪、死株造成减产，对水稻产量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1月15日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殷志富抚远市浓桥镇9公里，种植40公顷“小高粱”地块单产254.60公斤/亩，减产131640公斤。2019年2月21日，抚远市种子管理站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富稻504、小高粱（龙粳61）”系未经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的种子，未经审定的种子不得经营、推广。2019年4月17日，抚远市农业农村局下发抚农种罚[2019]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销售未审定品种，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于2019年4月11日对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故作出没收违法所得67168元；罚款80000元，合计金额为147168元。另查明，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未领取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和CMA（中国计量认证）证书。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未对土地实际经营者身份、租地合同和地点进行核实，亦未对种植品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原告殷志富购买的未经审定的“小高粱”水稻种子是否发生损害事实；该水稻田遭受的损失与其使用由被告富优种业出售的“小高粱”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是否承担损失赔偿及返还种子款问题。针对上述讼争焦点问题，首先应当认定原告是否为本案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抚远农商银行存取款凭条、被告提交的抚远县富优种业有限公司销售单可以认定原告在被告处购买品种为“小高粱”水稻种子，金额为36000元。因富优种业销售的“小高粱”品种未经审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故双方买卖合同无效，富优种业应当返还原告购买“小高粱”水稻种子款。结合被告提交的派车单，其工作人员将“小高粱”运至东安村的事实可以印证其在购买“小高粱”水稻种子后用于当年种植。另，本案原告庭审中自认其种植抚远市浓桥镇9公里处的耕地系承包他人耕地，但其庭审并未提交承包合同等证据证明其将涉案种子种植到9公里处，且其对被告提供的涉案耕地系他人耕种的证据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告提交的佳木斯宏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能够认定殷志富所受损失系种植富优种业销售的“小高粱”所致。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委托事项为对水稻种植户殷志富所种植的“小高粱”水稻产量情况进行司法鉴定。庭审笔录中，经与鉴定人质询得知，该鉴定机构无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和CMA（中国计量认证）证书，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二条规定“现场鉴定是指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者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活动。第三条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此外，本案中原告并未对种子质量进行鉴定，结合庭审笔录，鉴定人并未就测量地块所种植的水稻品种、种植面积、实际种植者等情况进行实际确认，涉案鉴定意见仅系对殷志富种植“小高粱”水稻产量进行的司法鉴定，故该鉴定意见无法证实殷志富举示的受损地块系种植富优种业出售的“小高粱”品种所致，故因殷志富对所受损害的基本法律事实无法证实，损害结果与富优公司出售未审定种子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无法判定，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本案，原告殷志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种植地块、所受损失、减产原因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故本案的鉴定人员出庭的合理费用，应当由殷志富负担。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殷志富种子款36000元；二、原告殷志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被告抚远市富优种业有限公司鉴定人员出庭费344.50元；三、驳回原告殷志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63元，由殷志富负担7114,由富优公司负担649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吴某未出庭，对其书面证言不予采信。证人殷某与上诉人有亲属关系，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证人王某只证实参加了扬子工作。上述证据不影响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因种子问题涉及农业生产安全和农资市场秩序，此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富优公司销售未经审定的种子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问题，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水稻品种未经审定的事实没有争议，说明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佳木斯市宏诚司法鉴定中心[2017]农技鉴字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对水稻产量进行鉴定，不涉及减产原因，且双方当事人对鉴定地块、鉴定品种、鉴定面积、鉴定程序等问题争议较大。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销售行为与水稻减产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被上诉人作为种子销售者，应当销售经过审定的水稻种子，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明知产品未经审定而故意购买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应认定被上诉人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应按上诉人购买水稻种子价款的三倍金额108000元（36000元×3）赔偿上诉人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富优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殷志富购买水稻种子款36000元”、第三项“驳回殷志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维持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殷志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富优公司返还鉴定人出庭费用344.50元”；三、被上诉人富优公司赔偿上诉人殷志富购买水稻种子款损失三倍金额即108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上诉人殷志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63元，由殷志富负担5303,由富优公司负担24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63元，由殷志富负担5303,由富优公司负担2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广武审判员  王春霞审判员  梁淑荣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蒋婧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