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53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权开春，男，197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增，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忠文，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龙峰园345号。 法定代表人：李智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新朝，北京市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吴志云，女，196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一审第三人：赵桂杰，女，196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再审申请人权开春因与被申请人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一审第三人吴志云、赵桂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终2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权开春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严重违背庭审事实，虚假记载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导致对基本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判决书第25页记载了“永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和抗辩提交三组证据”，其中对权开春的质证意见的记载严重歪曲庭审事实。二、二审判决对二审中我方提交的证据做删减性的表述记载，以达到避重就轻对永泰公司作出有利事实的认定。三、二审判决认定永泰公司和权开春之间是借用资质挂靠关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四、二审判决认定项目经理部实际管理者是权开春，并认为项目部不能代表永泰公司，属认定事实错误。五、二审判决认为熊洋华不能代表永泰公司与权开春进行项目结算，属认定事实错误。1、权开春一审提交的永泰公司《授权委托书》证明，熊洋华被永泰公司任命为项目经理。依据《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第三条第二款，永泰公司派驻项目经理对项目实施全面监管，即项目经理对内对外均代表永泰公司。2、一审法院调取的开发商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公司出具的《结算单》表明，2018年12月25日永泰公司盖章确认熊洋华的项目经理身份。3、永泰公司自己的证据证明熊洋华就是其派驻的项目经理。六、权开春与熊洋华签署《对账汇总》在形成过程时间逻辑和事实基础上均合理合法证据充分，二审判决认定《对账汇总》形成过程缺乏合理性，明显是对我方证据视而不见，是变相采纳永泰公司不合理不合法的《梧州、北海明细》。七、我方新证据永泰公司向权开春开具《单位委派证明》证明项目部章由永泰公司管理人员保管，在《对账汇总》加盖公章是代表永泰公司的行为，也证明永泰公司对项目进行了监管，故权开春与永泰公司绝非借用资质挂靠关系，熊洋华系永泰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权开春依据双方签订的《对账汇总》要求支付888万元工程款证据充分。八、关于80万履约保证金，我方所提供证据的时间逻辑清晰不存在冲突，充分证明永泰公司隐瞒未向开发商缴纳保证金或保函的事实，不当占有我方资金，故应予返还，二审判决对我方诉求不予支持属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九、二审判决认为熊洋华代表永泰公司与开发商办理工程项目结算、竣工验收都是为了完成《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中权开春的工作内容，并认为不能认定熊洋华有权代表永泰公司与权开春结算，系选择性的认定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十、本案二审在案件分配环节明显违背电脑随机分案的规则，权开春有充分合理理由怀疑，本案存在人为干预司法的情形。综上，申请对本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程序问题。1、经查阅二审庭审笔录第15页，二审时永泰公司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一审提交的证据4的原件，权开春发表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2、对永泰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向其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等证据权开春发表质证意见不予认可。基于上述两点二审判决如实记录了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程序并无不当。3、关于分案的问题，亦属立案庭正常分案，不存在人为干预司法的情形。二、关于权开春与永泰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权开春与永泰公司签订的《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的约定，工程中标后，权开春以永泰公司名义进行项目经理部的筹建和施工项目管理，并以自身作为权利义务的载体，对该工程项目的生产经营和其他一切活动承担法律责任，永泰公司仅对工程项目的合同、财务、工程质量、工期进度、安全和文明施工等进行监控和管理。权开春向永泰公司上交本工程结算总造价4%作为管理费，企业应缴纳的所有税费、规费、基金、保险等费用均按实际发生额由权开春承担。基于此原审法院认定权开春挂靠永泰公司经营，双方是挂靠关系并无不妥。三、关于熊洋华的身份问题以及其签字的《对账汇总》对永泰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1、根据《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永泰公司委派项目经理1名、财务管理人员1名，对双方合作的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施工、合同、财务等进行监控，委派人员薪酬由权开春承担，薪酬总额共计每月15000元，由永泰公司按月从权开春工程款中扣除的约定，以及结合熊洋华在北海御景半岛项目部向永泰公司出具的借款单上的签名情况，并无直接证据显示熊洋华的身份系永泰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委派到工程项目的人员，熊洋华在没有永泰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代表永泰公司做出意思表示。另外，无论熊洋华是否是永泰公司派出人员，权开春与永泰公司《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也未约定永泰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或管理人员有权与权开春进行对账结算的权利，熊洋华没有对账的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永泰公司的追认。2、权开春提供的熊洋华能够代表永泰公司的证据是永泰公司在2016年3月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而授权委托书并未显示永泰公司授权熊洋华代表永泰公司与权开春就双方签署的《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进行工程款结算的内容。由于权开春与永泰公司系借用资质挂靠关系，项目部的组建、管理、经营及北海恒大御景半岛的实际施工都是权开春独立负责，永泰公司并不参与具体经营、施工，故原审认定永泰公司授权权开春项目部工作人员熊洋华与发包人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工程价款核对和付款申请等授权行为符合永泰公司与权开春签订的《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有关权开春负责组织及编制、洽谈工程结算的约定，也符合借用资质承包关系的行为特征，授权委托书不能认定熊洋华代表永泰公司与权开春办理对账、结算事宜亦无不当。4、由上可见，涉案项目部代表的是权开春，不是永泰公司，熊洋华与权开春对账签署《对账汇总》属于权开春自己与自己对账，不能作为案涉工程款结算的依据。四、权开春与熊洋华签署的《对账汇总》形成过程是否合理的问题。权开春提供的2018年9月10日《对账汇总》签署日期显示虽然在永泰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4日《梧州、北海明细》之后，但《对账汇总》计算内容是截止2018年5月之前工程款对账，并且改为单独对北海恒大御景半岛项目工程对账。对同一时期发生的工程款进行第二次对账的理由，权开春称是因为2018年6月4日与永泰公司吴雄斌签署的北海、梧州明细不是双方对账最终结果，自己无权代表三个合伙人对账，且《梧州、北海对账明细》存在多扣管理费等不合理扣款等问题。在原审庭审中权开春又提供了2018年9月1日权开春与赵桂杰、吴志云签名《北海恒大御景半岛投资人和永泰公司对账存在问题》和2018年9月3日《联系函》，但该两份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永泰公司同意授权熊洋华与权开春进行二次对账结算。故，《梧州、北海明细》是否存在问题的事实与2018年9月10日《对账汇总》的形成并无直接联系，不能因权开春提供的上述证据就认定《对账汇总》形成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另，在再审申请审查阶段，权开春提供的《单位委派证明》等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新证据”。五、永泰公司应否退还权开春8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支付利息问题。权开春提交的2016年1月29日恒大地产集团广西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保函申请表》与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12月5日出具的《关于北海恒大御景半岛首期13-15号楼及地下室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履约保证金或履约保函的说明》内容相互矛盾，且权开春主张退还的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为《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协议》履行中的费用，应当纳入工程结算范围，在双方尚未完成工程结算，永泰公司与权开春也未就退还80万元履约保证金事宜达成合意，原审对权开春主张的退还8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未做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权开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权开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冠霞 审判员  张志刚 审判员  房利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昭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