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7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瑜，女，198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曾用名：刘桂），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兰，女，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瑜因与被上诉人刘贵、刘玉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6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瑜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6361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刘贵、刘玉兰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瑜曾向其借款，一审法院仅以刘贵的单方抗辩就认定刘瑜2017年4月23日向刘贵支付的190万元系归还2017年3月23日刘瑜向刘贵的借款189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刘瑜提交的短信记录能够证明刘瑜与刘贵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和委托合同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根据短信记录认定刘瑜与刘贵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刘瑜于2018年3月5日第一次明确向刘贵提出退还辣椒款，刘贵不可能在2017年4月5日向刘瑜退辣椒款，且在一审庭审中刘贵明确承认没有返还刘瑜辣椒款，刘瑜二审中提交的短信记录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5日的268500元以及2017年4月23日的20万元均为货款（辣椒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一审法院多处事实认定不清，理由不足，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刘贵、刘玉兰共同辩称，刘瑜于2017年4月23日向刘贵支付的190万元系归还2017年3月23日刘贵出借给刘瑜189万元的还款，对此刘贵也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刘瑜主张2017年4月23日转账190万元给刘贵系出借给刘贵的借款不是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刘瑜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刘贵偿还借款190万元；2.刘贵支付逾期利息270433.33元（利息以19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7年7月24日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1月26日至实际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另行计算）；3.刘玉兰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偿还义务；4.案件诉讼费由刘贵、刘玉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瑜与刘贵系朋友关系，刘瑜于2016年8月26日向刘贵转款60万元；同年9月29日刘贵向刘瑜转款63万元；2016年10月23日刘瑜向刘贵转款130万元（另案诉讼货款）；2017年3月23日，刘贵向刘瑜转款189万元；2017年4月5日，刘贵向刘瑜转款268500元；2017年4月23日，刘瑜向刘贵转款190万元；2018年8月31日刘贵向刘瑜转款20万元。刘瑜称本人在上班，与刘贵之间的往来款均系向父母及亲朋好友所借。刘瑜主张2017年4月23日向刘贵支付的190万元系借款，刘贵未归还，故要求偿还，而刘贵抗辩称，该笔转款是刘瑜归还2017年3月23日刘瑜向刘贵借款189万元的款项，双方之间除两笔借款外，其余往来款项均为货款（辣椒款）。庭审中，双方称上述往来款项既有货款，也有借款。双方对案涉刘贵于2017年3月23日向刘瑜转款189万元以及刘瑜于2017年4月23日向刘贵转款190万元系借款无异议；刘瑜称在2017年2月25日通过POS机刷卡190万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消费）给刘贵，3月23日收到刘贵的189万元系刘贵归还该笔借款，刘贵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刘瑜要求刘贵返还借款190万元，提供了银行转款凭证，刘贵认可收到190万元款项的同时主张双方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该款项系刘瑜归还刘贵此前向其交付的189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还存在购货款，刘瑜主张刘贵支付的189万元是用于归还银行交易明细上记载的2017年2月25日消费支出的190万元，虽然刘瑜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记载2017年2月25日有190万元的消费款项，但不能证明该款项为刘瑜向刘贵支付或者存在该笔借贷，使得刘瑜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双方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也证明双方之间有频繁的往来款，刘瑜对出借数额如此巨大的款项无借款合同或者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刘贵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刘瑜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刘瑜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对刘瑜要求刘贵归还借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082元，由刘瑜负担。 二审中，刘瑜提交了时间为2018年7月21日、2018年9月30日的两份录音证据，拟证明刘贵曾与刘瑜沟通过辣椒款和借款的相关事实，录音中刘贵明确承认拖欠刘瑜190万元借款及130万元辣椒款。 经本院组织质证，刘贵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两份录音的形成时间、形成地点以及是否完整均无法确认，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6年—2018年期间刘瑜与刘贵存在多笔往来款，上述往来款既有货款，也有借款外，其余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刘瑜的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刘贵、刘玉兰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4月23日刘瑜向刘贵转款190万元是否系刘贵向刘瑜的借款。针对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刘瑜主张其于2017年2月25日通过POS机刷卡190万元给刘贵，刘贵至今未归还，要求刘贵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刘贵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笔款项系刘瑜归还其于2017年3月23日向刘贵的借款189万元。本院认为，首先，刘瑜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190万元为“消费”，其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消费商户账号系刘贵所有或系刘贵控制单位所有；其次，刘瑜二审调查中陈述“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临时给我提的，他说他比较着急，他说他有POS机，他那边可以直接拿到钱，他拿的POS机，我拿的储蓄卡刷”，POS机刷卡多为信用卡透支，而刘瑜POS机刷卡的银行卡为储蓄卡，其通过网银转账可及时到达刘贵的银行账户，按照银行对POS机管理的规定，POS机刷卡收款人需要向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相应手续费，且通常需要T+1天才能到账。因此刘瑜POS机刷卡消费的行为并不能满足刘贵急需用钱的需求，且还会额外支出手续费；再次，刘瑜二审中陈述2017年2月25日POS机刷卡的19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息4分，刘贵亦在2017年4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了利息+1万元本金，共计268500元，但是按照月息4分计算，19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应为76000元，这与刘瑜主张的刘贵支付的利息金额相差甚大，且刘瑜主张的利息给付时间晚于本金的归还时间也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不符；第四，就算按刘瑜主张的2017年4月23日转账268500元系刘贵支付的2017年2月25日190万元借款的利息，但该事实亦被已生效的（2019）川0191号民事判决书所否定；最后，刘贵主张2017年3月23日转账给刘瑜的189万元系因刘瑜资金周转困难，刘瑜辩称“我没有做生意，我正常上班，家庭条件也可以，有房有车，不需要找刘贵借钱”，从查明的事实看，刘瑜除本职工作外，还在从事辣椒生意，同时其本人二审中亦陈述“我还做房产投资”，因此，不能排除刘瑜因从事其他生意需要周转资金而向刘贵借款。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刘瑜在2017年2月25日向刘贵出借了19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在刘贵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刘瑜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刘瑜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转账系刘瑜出借给刘贵借款，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刘瑜要求刘贵归还借款1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4163元，由刘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廷婷 审判员  郑小茂 审判员  王 乐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