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92行初105号原告杨朔，男，1985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代理人姜红，女，196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之母）。被告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办事处。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黄家社区。法定代表人祁金峰，男，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官长瑜，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天超，男，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朔要求确认被告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黄家街道）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并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朔的委托代理人姜红，被告黄家街道的委托代理人官长瑜、赵天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2012年原告以合法手续与沈阳沈北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了《沈阳锡伯族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日光温室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合同书》第一条第一句就明确提到“甲方(指公司)经政府批准”。加之原告看见了沈阳市政府颁发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证书》等相关证件,原告认为既然是“政府批准”还有市政府的奖励,这个项目理所当然就是合法项目。因此原告于2012年10月14日跟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并与当日交付全款二十七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沈阳锡伯族现代农业示范基地B59号大棚(以下简称大棚)。大棚占地面积909平方米、看护房以及320平自留地。2、2014年原告得到《沈阳市日光温室产权登记证明》。该证由沈阳市农村经济委员会监制,发证机关是沈北新区农林局(该证明复印件附后)。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半夜偷拆看护房行为违法。被告造成原告家庭财产重大损失应依法给予全部赔偿。三、被告凌晨偷拆行为令原告措手不及导致原告财产损失凭证、物证消失，负有毁灭证据的责任。四、被告偷拆看护房造成原告家庭财产损失重大,精神上遭到严重打击。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强行拆除看护房等农业设施行为违法，要求被告赔偿看护房内的农业生产用具及生活必需品的全部财产损失521200元。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沈北新区黄政发（2010）14号关于同意沈北绿洲公司开工批复，证明看护房建设合法。2、2012年10月14日温室科技大棚合同，证明原告合法取得大棚及土地；3、产权登记证明，证明原告拥有看护房及大棚和土地；4、照片3张，证明拆除前后的状态。5、关于确定沈北绿洲设施农业项目大棚看护房标准的会议记录，证明39.2平没超标；6补充协议书，证明可以转租转让。被告辩称，一、原告并非是被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所有权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原告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与案外人沈阳沈北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签订的温室科技大棚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显然涉及到了在绿洲公司承包土地上进行房屋及土地买卖的内容;并且,根据绿洲公司与王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中可以看出,绿洲公司将看护房出售给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侵犯了王家村村民委员会及村民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原告与绿洲公司签订的温室科技大棚合同无效。因为合同无效,原告并没有取得涉案被拆除看护房的所有权,违法主体及相关权利义务主体也不是本案原告,故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属于利害关系人。二、被告具备实施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行政主体资格，职权依据合法,被告在拆除涉案违法违章建筑之前,原告已自行进行了拆除整改,但整改不到位而且仍不符合要求,因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并且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被告作为街道办事处,本身便具有控违拆违的工作职责,根据本次国家整治“大棚房”问题的相关文件要求,被告具备对违法违章建筑予以拆除的行政主体资格,职权依据合法。并且,自2018年9月起,涉案建筑物区域便被列为重点排查区域,被告多次向原告方下达了整改通知,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其次,原告的看护房超标超面积,被告仅是将应当被拆除的该看护房及违规建筑进行了拆除,大棚设施并没有拆除,并且在拆除前原告事先已进行了清理,房内没有物品,因此,被告并未造成任何财产损失,原告主张经济赔偿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三、此次被拆除的违法违章建筑物,属于本次国家性整治“大棚房”问题中明确被拆除的对象,该建筑物违法性质明显,必须予以拆除。不论是从原告与绿洲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看,还是从绿洲公司与王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上看,涉案土地应当从事的是农业种植,配套设施应当服务于农业,相关看护房不能超标。但在本案中的实际情况却是,土地长时间闲置,原告超标建设看护房用于自身娱乐休闲,原告的行为致使该应当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本质上农业用地的价值被严重浪费,土地性质被客观改变。根据中央、省政府、市政府及区政府的相关文件,对于看护房的定义及违规问题的整改标准,本案中被拆除的建筑物属于坚决予以拆除的违法违章建筑。四、涉案土地应当恢复农业种植,致使土地闲置或者改变用途的其他行为均为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沈北绿洲公司与王家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证明绿洲公司不得转租转让，不得改变用途；2、温室科技大棚合同，证明该合同违反证据1的内容；3、《辽宁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分类整改指导意见》、《关于辽宁省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农业大棚看护房违规问题整改意见》、《辽政（2010）316号文件》、《沈北新区编发（2011）41号文件》，证明省市区确定大棚房整改标准，我单位有相应的职权，可以控违拆违。4.在2019年2月23日和3月15日发出2个通知，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告知义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4日，杨朔（乙方）与沈阳沈北绿洲农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温室大棚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所有的日光温室科技大棚位于园区的一期B区059号，占地面积909平方米，每套日光温室含看护房、自留地320平，日光温室和看护房归乙方永久所有”。第三条约定：“乙方所有的日光温室总金额贰拾柒万元整”。2013年，杨朔取得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林局颁发的《沈阳市日光温室产权登记证明》，载明：“日光温室位置：沈北新区黄家乡王家村四节五节吴家地块；栋号：B区059号，结构：钢架砖墙；设施面积：0.87亩；用途：蔬菜种植”。2019年3月15日，被告拆除了原告的地上附着物。原告对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质证观点，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二、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条件、范围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经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有权依法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以上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本案中，被告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拆除原告地上附着物的行为程序违法，属于违法行政强制行为。现因地上附着物已被实际拆除，其拆除行为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故本院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关于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本院已经确认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有权就赔偿问题主张相关权利。本案因国家实施“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专项行动而引发，被告是按照上级政府文件要求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且在特定时间内强制拆除了所辖区域内的“大棚房”，通过法庭调查，原、被告双方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拆除地上附着物的面积、结构、用途及使用情况，若仅凭原、被告双方的口头陈述而就赔偿问题进行司法评价，很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也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综上，被告应当对被拆除地上附着物的面积、结构、用途及使用情况积极展开调查，同时，赔偿请求人也应将受损失的证据一并提交给被告，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被告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3月15日强制拆除原告杨朔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新区黄家乡王家村日光温室科技大棚一期B区059号地上附着物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原告杨朔的赔偿请求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勇人民陪审员  王呈志人民陪审员  周德玉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石威书记员王爽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