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7行赔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政和县熊峰茶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5705286838X，住所地政和县石屯镇工农村坤口自然村。 投资人林帆，厂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政和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政和县西大街西环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谢应灿，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望伟。 委托代理人许永辉，福建五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平市政和生态环境局，住所地政和县城关外洋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李典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文斌，该局干部。 上诉人（原审被告）政和县石屯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政和县石屯镇中昌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笔剑，镇长。 委托代理人高机焕，福建宽达（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万进，福建宽达（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政和县熊峰茶厂因与上诉人政和县自然资源局（原政和县国土资源局）、南平市政和生态环境局（原政和县环境保护局）、政和县石屯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均不服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8）闽0702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政和县熊峰茶厂（以下简称熊峰茶厂）投资人林帆，上诉人政和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政和资源局）行政首长郭陈华及委托代理人刘望伟、许永辉，上诉人南平市政和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政和环境局）行政首长李宽标副局长及委托代理人范文斌，上诉人政和县石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屯镇政府）行政首长张增光及委托代理人高机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0年3月8日，原告熊峰茶厂经工商登记成立，投资人林帆，茶厂住所地政和县西大街15号。2012年6月28日，原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住所变更登记，将经营场所由政和县西大街15号变更至政和县林屯下马石。2015年5月11日，原告又再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住所变更登记，将经营场所由政和县林屯下马石变更至政和县石屯镇坤口。政和县石屯镇工农村坤口后门山有126亩的林地是叶昌德、林帆联户经营的茶山，已办理了林权登记，政和资源局、政和环境局、石屯镇政府（以下称“三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场所就在叶昌德、林帆联户经营的茶山范围内。2009年至2013年间，原告熊峰茶厂与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南平宁武高速公路A9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将其中的2.1亩的茶园作为施工临时用地给宁武高速项目经理部使用。 2013年3月份左右，原告熊峰茶厂的投资人林帆将位于政和县石屯镇坤口的场所租赁给赖家林使用，双方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赖家林在使用政和县石屯镇坤口场所的期间，因当地群众发现该场所内有进行粉碎矿粉、加工提炼黄金的活动，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当地群众向执法部门投诉举报。2015年3月16日，三被告联合执法，对群众举报的石屯镇坤口场所内存在非法提炼黄金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检查和对违法查处活动。被告政和资源局在执法现场作出《证据保存清单》，对坤口场所内赖家林用于加工、提炼金矿产品的工具粉碎机、电动机、化工原料及矿粉（数量240袋，重量12吨）等财物予以保全。在执法过程中，愤怒的工农村坤口自然村群众，将石屯镇坤口场所的围墙推倒约30多米长，石屯派出所到现场拉起了警戒线，“三行政机关”未对执法现场内存放的其他财物的名称、质量状况和数量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并采取相应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执法结束后，“三行政机关”将证据保存清单上所列的炼金设备和物品运往他处存放保管，未对执法现场遗留的财物进行清点登记，也未以公证、拍照、视频资料的形式对执法后的现场状况予以证据固定；未安排工作人员在围墙倒塌的执法现场值班管护，未将坤口执法现场内的财物与原告办理交接手续。 被告政和资源局于2015年3月17日将原告熊峰茶厂的投资人林帆，通知到国土监察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于2015年3月19日将实际使用坤口场所非法提炼黄金的行为人赖家林，通知到国土监察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在被告政和资源局的调查笔录中，林帆认可了其将坤口场所租赁给赖家林的事实，赖家林承认自2013年3月起租赁坤口场所进行非法提炼黄金的事实。2015年9月28日，被告政和资源局将案件及保存的物品，移送给政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处理。政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了政工商处字[201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5年5月初，被告石屯镇政府将被坤口村群众推倒的坤口场所的围墙修复。2016年2月1日，原告熊峰茶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法院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6）闽0702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三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三行政机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闽07行终7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2月21日，原告熊峰茶厂向“三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三行政机关”赔偿的范围为：1、二年的生产利润；2、本人二年的工资；3、损坏和丢失的茶叶设备；4、流失的茶叶；5、厂房内的半成品茶叶不能用；6、其他损失，合计100万元的经济损失。“三被告”于2017年2月26日收到赔偿申请书，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给予行政赔偿的决定。2017年5月19日，原告熊峰茶厂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政和资源局、政和环境局、石屯镇政府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0万元。法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闽0702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原告熊峰茶厂的赔偿请求。原告熊峰茶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8）闽07行赔终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原告熊峰茶厂列出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损失清单，其中，库存茶叶为各类品种的茶叶5000多斤，合计人民币445468元；各类制茶设备折价人民币292800元，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38268元（其中茶厂设备损失292800元，茶叶损失445468元）。 另查明，“三行政机关”提供的2015年3月16日拍摄的执法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能够看到执法现场的厂棚内确实存放有制茶的机器设备，场所房屋内堆放有用麻袋和纸箱包裹的物品，从散落和开口的麻袋、纸箱中可以识别里面的物品是茶叶。2015年3月17日，原告熊峰茶厂的投资人林帆到被告政和资源局接受调查后，即到坤口的场所进行察看并拍摄了视频资料，从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到，执法后场所内的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呈现出混乱状态，各种物品杂乱无章地散落于场所内，放置茶叶的纸箱和麻袋也出现破损，散露出里面的茶叶。从执法前后的现场情况来看，可以确定“三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有给坤口场所内的财物造成损失。 再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对原告列出的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损失情况进行梳理时，将原、被告各方提交的执法前后的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进行反复比对，发现原告提出的财产损失金额与现场的实际状况有可能存在事实差异。在“三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原告有财产损失和证明原告财产损失金额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则，以原告熊峰茶厂在诉讼中列出的损失清单为基础，向其投资人林帆进一步核实原告的财物损失情况，以便案件审理中对“三行政机关”执法活动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金额，作出合理的法律事实判断。在调查询问笔录中，林帆对库存茶叶和制茶设备损失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林帆陈述称：在2015年初准备将茶厂的经营场所从政和县林屯下马石移至至政和县石屯镇坤口场所，期间陆续将部分的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运到坤口场所内，其中库存茶叶包括绿茶、岩茶、红茶等各类茶叶有17个品种5000余斤，按生产成本计算价值为人民币193432.8元，运到坤中场所的制茶设备和用品以其在诉讼中提交的茶叶设备清单为准。原告在“三行政机关”执法后的第二天到现场，未对现场的财物进行全面的清点造册和损失评估，仅对装有茶叶的纸箱和麻袋现存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清点，粗略估算各类茶叶的损失约为1500斤左右（各类茶叶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当时未详细清点称重登记），价值约为人民币80000元（按各类损失茶叶的生产成本单价作出的估算）；原告在执法现场察看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情况时，发现少了风扇2台（厂用大型）、手推车3台、审评工具一套、四方竹筛700件、长竹筛300件、手工筛1套、风机2个、抽水机2个、茶袋（布）1000条、机修工具1套、茶叶包装罐5件，价值约为人民币26600元（具体单价详见茶叶设备清单）；原告在现场当天发现一台天秤（天平秤，价值5000元）有损坏，原告未将天秤移到别处存放，在茶厂围墙倒塌无人管护期间也已经丢失了，厂房也在“三行政机关”执法后出现倾斜，测算维修费用需人民币1500元，没有提供相关的维修单据；另外原告还陈述厂房内有烘干机20型一台、烘干机6型一台、烘干箱大型一台、烘干箱小型一台、平园机一台、抖筛机一台、齿切机一台。风选机二台、摇青机一台、粉末仪一台。解块机一台、发电机一台、电焊机一台、输送带6条、揉捻机3台、包揉机一台、打包机1台等设备，上述设备在被告执法后仍有在场所内，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现在原告自己能够进行维修，损失金额要维修后才能确定，目前无法具体估算，请求能够依法酌情考虑。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告政和资源局、政和环境局、石屯镇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如果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三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已被司法裁判确认程序违法。因此，被告政和资源局、政和环境局、石屯镇政府作为本案被诉行政赔偿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三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有给原告熊峰茶厂造成实际损失的问题；2、关于原告熊峰茶厂提出的赔偿损失金额应当如何确定，“三行政机关”对原告的财产损失应当如何来承担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三行政机关”和原告提供的证据所呈现的执法前后的现场状态，执法前，可以明显地看出原告场所内有存放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执法后，原告的场所内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呈现出混乱状态，各种物品杂乱无章地散落于场所内，放置茶叶的纸箱和麻袋也出现破损，散露出里面的茶叶。在“三行政机关”不能举证排除原告财物损失的情况下，可以确定“三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有给原告坤口场所内的财物造成损失。“三行政机关”认为，在执法当日，位于政和县石屯镇坤口的执法现场，并不是原告熊峰茶厂的生产经营场所，“三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并未给原告造成财物损失。原告熊峰茶厂工商登记的住所，虽然是在“三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后才变更到石屯镇坤口，原告对其陆续将制茶设备和库存茶叶迁移至坤口场所的情况作出了合理说明，“三行政机关”提出的抗辩理由，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佐证，该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的规定，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是法律规范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而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形式，负有举证责任而又举证不能的一方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熊峰茶厂首先提出请求赔偿的损失金额和损失依据，由于“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时未将原告通知到场和办理遗留财物的移交手续，对执法前后原告场所内财物的状况、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情况，“三行政机关”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在“三行政机关”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具体损失财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本案现有的证据，对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进行梳理和审核，在排除不合理的部分后，依法作出事实认定。法院认为，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原告是赔偿申请人有承担具体损失及损失与被告关联的举证责任，但是要剔除因被告的原因造成无法举证的部分，该部分的证据由被告举证。本案具体为，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茶厂在搜查前的财物有那些、原告知道茶厂被搜查后查看遗留的财物有那些，被告应当举证证明进入茶厂时财物有那些、撤离时遗留的财物有那些，本案还存在群众造成损失的问题。 原告熊峰茶厂主张“三行政机关”赔偿财产损失的金额由三部分组成，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被告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原告最后一次确认的财产损失金额，对原告熊峰茶厂提出的财产损失金额依法作出以下确认：（一）是库存茶叶的损失，原告起诉时主张库存茶叶的损失有17个品种，5000多斤，损失金额为人民币445468元。在进一步审核时，原告确认库存茶叶的17个品种均有部分损失，约1500斤左右，按照生产成本价值为人民币80000元。（二）是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原告起诉时主张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有30个种类的设备和用品，价值为人民币292800元。在进一步审核时，原告确认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有13个品种，价值为人民币41350元。（三）在进一步审核时，原告确认有17个品种的设备在执法后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可以自己维修，损失金额目前无法确定，请求依法酌情考虑。由于“三被告”在执法前后均未对场所的财物进行清点登记，不能提供原告财物损失的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在“三行政机关”执法后的第二天就到了执法现场，没有对现场财物进行清点登记，合法有效地固定损失依据，也应承担部分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原告熊峰茶厂库存茶叶的损失，在原告主张的80000元的基础上，酌情扣除10000元（未经清点登记可能存在的差异部分），确认库存茶叶的损失金额为人民币70000元；对于原告熊峰茶厂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在原告主张的41350元的基础上，酌情扣除13350元（内含原告未及时采取妥善保管措施的天枰、未提交相关依据的厂房倾斜维修费和其他未经清点登记不能确定实际损失的物品），确认制茶设备和用品的损失金额为人民币28000元；对于原告熊峰茶厂其他设备的损坏损失，因原告未能明确损失金额和提供相关的损失依据，从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呈现的状况来看，不能排除有存在其他设备损坏的情况，为此酌定该部分损失的金额为人民币2000元。综上所述，依法认定原告熊峰茶厂在三被告的行政执法过程中造成的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100000元。 关于原告熊峰茶厂和三被告如何来承担原告财产损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本应通知行政相对人和相关权利人到执法现场，维持好执法现场的秩序，对执法现场内的合法财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和作好财产登记，在执法结束后与原告做好现场财物的交接工作，确保行政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由于“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原告熊峰茶厂的合法财产受到损失，“三行政机关”与原告熊峰茶厂的财产损失存在主要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承担原告熊峰茶厂财产损失60%的赔偿责任，即承担60000元的赔偿责任；原告熊峰茶厂在执法结束后，未采取相关措施减轻财产损失的程度，放任执法场所内的财物处于无人管理和看护的状态，可能造成财产损失的扩大，应承担财产损失的次要责任，自行承担财产损失40%的责任，即承担40000元的损失责任。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熊峰茶厂的财产损失。根据各方当事人对造成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和所应承担责任的比例来确定损失责任的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政和县国土资源局、政和县环境保护局、政和县石屯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共同赔偿原告政和县熊峰茶厂财产损失人民币60000元。 上诉人熊峰茶厂上诉称，1、茶厂内的茶叶和制茶设备，是在没有茶厂人员在场，也不通知茶厂，且没有对现场的物品进行登记造册，造成茶叶和茶叶设备的丢失，茶厂不应承担40%的责任。2、厂房被石屯镇政府组织的农民执法队伍推斜，维修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3、由于厂房围墙被推倒，在修复过程中因执法机关没有对厂内物品登记造册，造成物品无人看管，致使设备及茶叶流失，也不应由茶厂分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熊峰茶厂赔偿请求，共计损失738268元。 “三行政机关”上诉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茶叶损失1500斤金额7万元，制茶设备和用品损失28000元，其他设备损失2000元，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正常逻辑推理、生活常识。首先，上诉人在茶厂扣押了用于炼金的矿粉240袋计12吨，并在现场检测到剧毒物质氰化物，很明显该场地完全不符合茶叶贮存条件。其次，茶厂多次变更损失金额，曾经自认设备损失25800元，本案一审判决却酌定设备损失3万元。再次，清明节前后是新茶上市时期，一般茶企在上一年底已经将库存茶叶销售，即使是有剩余也仅是极少量的。本案茶厂是个小企业，在生产旺季库存几千斤茶叶是正常的，在新茶即将上市前不会有1500斤的茶叶库存。2、一审未经委托专业鉴定机构鉴定就认定茶厂财物损失10万元，程序违法。3、一审将未经公开出示、开庭质证的《调查笔录》作为证据，认定本案茶厂损失的依据，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庭后对茶厂的投资人进行调查询问，然后依此对茶厂的损失进行确定。该《调查笔录》未经上诉人质证，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依法改判驳回熊峰茶厂的赔偿请求。 熊峰茶厂答辩称，执法应有完整的执法记录，并应登记造册，而“三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交。“三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茶叶卫生与存储状况，与本案无关。“三行政机关”对答辩人提交的清单没有提出异议。关于《调查笔录》的质证问题。该笔录是原审法庭要求答辩人扣去加工成本、工人工资、管理成本、银行利息、厂房租金后，而列出的实际成本损失。 “三行政机关”的答辩状内容基本一致，答辩称，原审原告主张损失73826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失数额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以《调查笔录》确定损失，程序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赔偿义务机关仅赔偿直接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赔偿请求。 经审理查明，在上诉人提出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连同原审卷宗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二审期间政和县国土资源局已更名为政和县自然资源局、政和县环境保护局已更名为南平市政和生态环境局。 本院认为，本案“三行政机关”因为熊峰茶厂涉嫌非法提炼黄金污染环境，所以对熊峰茶厂进行现场勘查、取证，所扣留的证据已经登记在册，非法提炼黄金的违法行为人也已由相应行政职能机关另案处罚。但是，“三行政机关”在本次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极不严谨，在严肃的执法行动中伴随着大量群众一同进入执法现场，甚至任由伴随执法人员来到现场的群众推翻茶厂的一大片围墙。并且，在执法结束后又未及时对围墙进行修复，导致茶厂财产处于开放式无人看管状态。熊峰茶厂投资人林帆于执法结束后到茶厂，却未采取相关措施封闭茶厂，以减轻财产损失的程度，放任茶厂内的财物处于无人管理和看护的状态。 本案赔偿的焦点问题有两方面，分析如下：1、损失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熊峰茶厂对主张的损害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因为熊峰茶厂没有人员在执法现场，所以“三行政机关”对现场的财产状况负有举证责任。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应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被告”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本应通知行政相对人和相关权利人到执法现场，维持好执法现场的秩序，对执法现场内的合法财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做好财产登记，在执法结束后与行政相对人做好现场财物的交接工作，但“三行政机关”未进行以上工作，是导致本案无法准确确定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因为缺乏执法前与执法后、与诉讼前的茶厂财产的全面比对，所以不能通过现场证据证明损失多少，但从现有视频、图片等证据比对分析，现场杂乱情形可以证明在涉嫌炼金的场地外，茶厂存放茶叶、工具及机器设备的场地有人员进入且堆放的茶叶等物品被随意乱翻，地下留有的痕迹证明现场存在茶叶损坏。同时，因为熊峰茶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林帆对个人所有的茶厂财产没有完整记载，并且茶厂之前多年停产，场地外租，本案行政执法时正在将茶厂从他处搬回过程中，以致在本案中熊峰茶厂对损失难以举证。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具体案情，经详细分析，以熊峰茶厂最后申报的财产损失为主，通过对视频、图片等证据的认真比对，结合各方在造成损失中的作用及举证责任完成情况、茶厂的规模、环境等情形，排除不合常理的部分后，酌定实际损失10万元，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确认。2、赔偿责任。经审查，本案“三行政机关”所扣押的物品，已经登记造册，没有造成损失。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三行政机关”现场行政执法人员有非法取得茶厂财产，熊峰茶厂也没有认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非法取得茶厂财产。据此分析，本案损失应当是“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时及执法结束后未封闭现场，而导致众多群众随意进出现场造成的。执法期间未封闭现场导致茶厂处于开放状态的责任完全在“三行政机关”，执法结束后至林帆第2日到达茶厂前茶厂处于开放状态的责任也应由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林帆到达现场后至茶厂围墙修复前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茶厂仍处于开放状态应由熊峰茶厂承担部分责任，即茶厂的财产损失系由各方当事人共同造成的，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造成本案财产损失的主要责任是因为行政机关未按照执法程序的要求办理案件，导致众多群众进入茶厂造成的，所以应当由“三行政机关”向熊峰茶厂承担茶厂财产损失的主要责任，熊峰茶厂在执法结束后的第2日进入现场，未采取相关措施减轻财产损失的程度，放任茶厂的财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处于无人管理和看护的状态，未能防止财产损失的扩大，应承担财产损失的次要责任。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三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茶厂财产损失的主要责任，酌定共同赔偿熊峰茶厂6万元。 关于“三行政机关”提出的一审将未经公开出示、开庭质证的《调查笔录》，作为认定熊峰茶厂损失的依据等程序违法问题。经查明，该《调查笔录》是熊峰茶厂在已经庭审质证的损失项目内，自愿缩减索赔数额，对此不需要另行质证。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综上，各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文硕 审 判 员 吴良福 审 判 员 张钰梅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 飙 书 记 员 陈 虹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