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3民初4450号 原告：罗青英，女，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锋、符晓芳,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仙英，女，196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告：方国塘，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告：方翊栋，男，199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键清，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青英诉被告陈仙英、方国塘、方翊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申请，依法作出（2020）浙0603执保671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锋、符晓芳、被告方翊栋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键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并明确后）：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货款226214元，并支付从立案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专门从事纺织品批发零售，三被告系同一家庭成员，共同经营服装加工生意，自2016年起三被告陆续向原告采购纺织品，原告依指示发货至指定地点，货款经催告后不定期支付，几年来虽有赊账但双方合作尚融洽。自2019年末，三被告尚有226214元货款未结清，原告多次催讨无果。 三被告共同辩称：1、三被告主体不适格，买受人为公司。案涉交易，2016年、2017年系原告与浦江富达制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之间发生，被告陈仙英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方国塘、方翊栋为公司股东。2018年后则系原告与浦江县艾尔莎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尔莎公司”）之间发生，被告方翊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请求驳回对三被告的起诉。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导致财产保全错误，要求解除对被告方翊栋采取的保全措施。2、二公司欠款金额也并非226214元。其中截止2017年富达公司欠原告557827元，但之后实际已经支付55万元，还有退布26匹，价值16770元，故实际已经多付8943元。而2018年、2019年，艾尔莎公司的欠款金额则尚不明确。2019年交易的蚂蚁布有质量问题，存在退货的问题。艾尔莎公司要求与原告结算，但原告未予结算。根据原告单方提交的清单显示，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12月5日，艾尔莎公司欠款金额为143123元，该金额由于是原告单方计算，金额无法确认。即使金额是正确的，2019年5月3日273匹蚂蚁布中退回151.5匹，原告清单中已经列出，100.5匹价款已经扣减，51匹价款没有扣减；273匹蚂蚁布另有50匹布在艾尔莎公司处未予退回，有已经做成成品的裤子3000条，因布匹质量问题裤子严重变形，无法出售，对应布匹大约30匹左右。因此，即使按照原告清单计算，扣除130匹（没有扣减的51匹+艾尔莎公司处的50匹+做成3000条裤子的30匹）存在质量问题的蚂蚁布，按20.8元每公斤，折算后为84241元。该130匹布按平均值折算，依据原告的清单，273匹布的价值176906元，得出每匹单价计算。也就是说，即使按照原告的清单计算，也仅欠58882元。但对原告清单被告不认可，由于被告单据不全，被告无法确认交易金额。3、2016年至2019年间，二公司基于对原告的信任，从未与原告结算，四年间二公司已付350余万元，原告没有列明四年总交易情况，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如未能举证，扣除已退、应退未退的，款已付清。4、2019年4月11日，350匹布进货后退货，原告拿去修改，后来又擅自重发了273匹、81匹和40匹，都存在质量问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付款明细三份9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交易清单一份，系原告单方制作，未经双方确认，仅可以作为原告的一项陈述。2、原告提交的交易码单三十份（第一次庭审二十二份、第二次庭审八份），仍系交易中的部分码单，对于其中有三被告分别签字确认的码单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其中以微信拍照方式已经分别发送给三被告的码单本院亦予以认定，对于其他既无签字又未发送而三被告亦不予认可的码单本院则不予认定。3、原告提交的与三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三组，经三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4、三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份，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交易相对人的认定，应当以交易时以谁的名义进行，而并非以三被告是否开办工厂、公司等事实来认定；本案中，虽然三被告开办工厂、公司属实，但从现有证据看，码单记载的客户为被告陈仙英、大部分货款的支付发生在个人之间、双方未签订合同、交易也未以公司名义开具过发票、三被告也从未向原告明确表示过系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仅仅凭被告在微信中告知原告送货地址的事实，不足以认定系公司交易；鉴于三被告系一家人，且均有参与到讼争交易之中，本院确认案涉交易相对人为三被告。5、三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二页、支付宝及银行付款凭证四份，真实性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系双方交易中的部分流水，针对三被告对原告制作的清单中2017年的欠款金额提出的异议，原告亦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了证据并进行了说明，本院将结合本案付款凭证等证据整体予以计算。6、三被告提交的照片二份及布匹、裤子实物各一份，因原告本人在庭审结束后已经向本院确认三被告提供的实物确系原告所供案涉标的物，故本院对实物均予以确认，但照片内容则因无法进一步核对暂不予认定。7、三被告申请证人黄某、季某出庭作证，该二人均到庭进行了陈述，但由于该二人均系三被告开办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其陈述证明力较低，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并认定，不宜单独作为定案依据。8、被告提交的过磅单一组，未有任何签字，也无法显示系与本案原告的交易，原告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定。9、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在制作码单方面存在一个习惯，即每次交易发生时，都会在码单最后明确记载上次交易后的欠款额、本次交易的欠款额、已付款的金额以及本次交易之后的总欠款额，且前后码单都是连续的；而原告制作的码单，有部分系由三被告之中任意一人直接签名，后期交易则基本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三被告，其中以向被告陈仙英发送居多；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原告多次向三被告发送欠款金额进行催款，也几次向三被告发送书面对账单，其中以向被告方国塘发送居多；同时，通过审核码单、付款凭证、对账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内容基本完整连续且可以相互印证，而三被告也基本未就原告发送的码单、对账单及欠款金额提出过异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证据显示的金额226215元基本可以反映双方的真实交易情况。但是，本院在审核证据过程中发现，其中2019年3月18日的码单，由被告方国塘签收，其在码单上明确载明实收仅4520公斤，与原告码单记载相差76.3公斤，但对此金额，原告在之后的对账过程中一直未予扣减，本院认为，虽然三被告在此后的对账中也未曾提出异议，但从公平角度，既然在交易当时已经明确提出异议，该笔款项应当予以扣减，金额为1510.74元（76.3公斤＊码单约定单价19.8元／公斤）；其中2019年4月11日的码单由被告方翊栋签收，也记载了过磅重量和下货重量两个不同的数值，但由于该笔交易在之后全额退货，故不影响金额的计算；至于其他码单发货重量与实收重量是否存在差异，由于三被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码单、微信中也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不予认定；另外，原告陈述在原计算过程中因小数点的缘故，自愿扣减1元；综上，本院确认三被告的欠款金额为224703.26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自2016年始，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向三被告供应蚂蚁布等纺织品。交易过程中，以原告送货的方式向三被告交付货物，货物码单有的以现场签收的方式交付三被告，也有的以微信拍照方式发送给三被告。原告与三被告均存在微信联系，除通过微信方式向三被告发送交易码单之外，也曾向三被告陆续发送对账单、进行欠款催讨等，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中2019年10月14日，原告向被告方国塘催讨货款326215元；2019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方国塘发送货款余额为326215元的对账单一份；2019年11月2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方国塘催讨，被告方国塘表示会安排的；2020年1月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方国塘催讨货款226215元，即本案起诉金额。经本院审核确认，三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224703.26元，该款三被告至今未付，遂成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三被告就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提出的异议，前文证据认证部分已经进行了分析，并无证据显示三被告系以公司名义与原告发生交易往来，故本院对三被告就交易主体提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现原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供货义务，三被告未能及时按约支付货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三被告的欠款金额，本院结合证据经综合审查认定为224703.26元，故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尚欠货款并赔偿自立案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部分予以支持。三被告同时抗辩认为原告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主要的问题对花型定位不准确（即花型不对称）、颜料模糊（即存在黑点），但本院认为，三被告提出的上述质量问题，均属于明显的外观质量问题，而三被告不仅仅收受了货物，而且还进行了大量开裁使用、制作成衣，应当视为三被告认可货物的质量，而且从双方的交易往来看，三被告有异议的货物，原告亦有及时予以退货的记录，故本院认为三被告应当自行承担怠于行使收货检验义务的不利后果，对三被告就本案讼争交易布匹提出的质量异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仙英、方国塘、方翊栋应共同支付给原告罗青英货款224703.26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5月18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罗青英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93元，减半收取234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651元，合计3998元，由原告负担27元、三被告共同负担3971元，三被告应负担部分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力佳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胡仲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