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女，196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泳、梁斌，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男，194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2，男，196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3，女，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女，194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女，195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某因与被上诉人于某1、于某2、于某3、戴某、代某等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6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吕某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案涉房屋属于代忠智个人所有，即便不是代忠智个人所有，也是代忠智与代元芝夫妻共同所有，不是代元芝、王洪兰、代忠敏、代忠智、戴某、代忠荣、代某七人共有。1.代忠智一直在案涉房屋居住，并照顾代元芝夫妻，与丛新滋婚后也未搬出，直至去世，代忠敏搬去东北后失联，戴某、代忠荣、代某婚后均去往夫家生活，代元芝夫妻去世前将案涉房屋留给儿子代忠敏、代忠智，因考虑代忠智常年照顾父母，只将西边两间房留给代忠敏，其他留给代忠智，案涉房屋1986年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代忠智名下；2.代忠敏在代元芝去世后回乡探亲时，曾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继承份额，都留给代忠智，结合农村财产继承“传男不传女”的旧时传统，以及代忠敏远在东北无法尽孝的事实，应认定代忠智取得案涉房屋全部所有权；3.即便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代元芝夫妻将案涉房屋留给代忠智，那根据1986年房产所有证应确认案涉房屋属于代忠智与代元芝夫妻的共同财产；4.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七里汤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显示案涉房屋由代元芝于1949年自建，1986年11月25日文登县房产所有证写明房屋建筑时间为1949年，证实案涉房屋系代元芝于1949年新建，属代元芝夫妻的共同财产，子女大多属未成年人，不可能出资或出力承建房屋，所以不可能成为产权人，登记中载明人口，只是确定家庭成员数量，并非确认房屋权属，况且代某出生于1951年2月，发证时尚未出生，而代元芝的母亲陈佩兰尚在世，故1951年土地证中登记的7人并非代元芝夫妇与五位子女，另外，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形成时间距本案起诉时已长达68年之久，在文登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对案涉房屋重新确权的情况下，原权属证明不能再作为现在的确权依据，戴某等认为1986年权属证书登记错误，可申请登记机关更正，否则应当作为房屋权属认定的依据；4.自代元芝夫妻去世，继承开始之日起，已过二十甚至三十多年，超过继承纠纷案件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二十年，不得再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于某1、于某2、于某3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某、代某答辩称，不同意吕某的上诉主张，首先，1986年房产系在普查时办理，一审诉讼中，其曾到文登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该证件项下相关材料，但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案涉房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并无其他任何档案材料，故该证件起不到确权的作用。其次，一审法院到档案馆查询到案涉房屋于1949年登记在代元芝名下，列明住户7人，该权属证明能够证实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另外结合一审中七里汤村委会留存的土地使用权证及出具的相关证明，能够证实案涉房屋当时登记在代元芝名下，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吕某上诉请求。2019年11月25日，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代忠智所立遗嘱合法有效；2、判令威海市文登区春和街22巷16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吕某所有；3、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戴某、代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元芝（1987年1月去世）与王洪兰（1997年8月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二子三女，分别为长子代忠敏（1931年5月出生）、次子代忠智（2011年11月去世）、长女戴某（1941年12月出生）、二女代忠荣（2015年6月去世）、三女代某（1951年2月出生）。丛新滋（2013年6月去世）携女吕某于××××年××月与代忠智登记结婚。于某1原系代忠荣之夫，二人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即于某2、于某3。代元芝的父亲代溪庭于1948年7月（农历）去世，母亲陈佩兰于1959年3月（农历）去世。王洪兰的父亲王贵序于1940年10月（农历）去世，母亲张秀芬于1954年8月（农历）去世。2011年11月25日，在姚喜娟、邓树炬（二人为文登城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的见证下，代忠智在文登市中心医院肿瘤二科立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去世后，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文登市春和街22巷16号的房屋，房权证号为文房产证字第××（房主代中智，位于文登市归其继女吕某（身份证号为）个人继承”。吕某称，案涉房屋于1986年11月25日办理了文登县房产所有证，证面记载房屋位于文登县间，登记房主为代中智。根据该房产证的记载，案涉房屋为代忠智个人财产，结合代忠智所立遗嘱，案涉房产应由吕某继承。戴某与代某称，案涉房屋由代元芝兴建，最初为六间正房及三间厢房，由代元芝夫妇及代元芝父母共同居住；代元芝子女均在该房屋内出生；代忠敏婚后在该房屋内居住一段时间后携妻子前往东北，至今无法联系；戴某、代忠荣、代某均从该房屋内出嫁，后随夫家生活；代忠智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与丛新滋再婚后也未搬出。虽然案涉房产登记在代忠智名下，但该房产由代元芝兴建，且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也为代元芝，故案涉房产应为代元芝的个人财产，并非代忠智的个人财产，代忠智无权以遗嘱的方式将该房产指定由吕某继承。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戴某、代某提交了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七里汤社区居民委员会留存的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及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本村村民代元芝在本村仅有一块宅基地，该宅基地土地证复印件在本村为留存，该宅基地上房屋于1949年由代元芝自建，1986年房管部门对该房屋进行普查登记”。吕某称戴某、代某提交的土地证系复印件且无颁证时间及证号，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另查，2008年4月15日，代忠智与威海市正圆拆迁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代忠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选择85平方米一套，住人一楼）拆除七里汤村春和街60.21平方米的居住用房（即案涉房产，现已拆除）。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至威海市文登区档案馆查询，该馆馆存的山东省土地房产所有证第二联（县存）（靠字第1129号，1951年3月12日）记载了昆嵛县七区七里汤村户主为代元芝、户内人口共七人的房产信息。吕某称，该证书系政府于1951年颁发，证书载明土地归个人所有，与之后颁行的法律规定相矛盾，该证书应作废；该土地证记载的内容与1986年房产证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该土地证可能与案涉房产无关。戴某、代某称，结合七里汤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代元芝在村中仅有一块宅基地，可以认定该证书所指房产就是案涉房产；根据该证书的记载，案涉房产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及房屋产权人均系代元芝，故案涉房产并非代忠智的个人财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吕某提出申请，要求向文登区不动产管理局及文登区国土资源局查询涉案房产登记信息及占用土地的登记信息。本案审判人员李婉婉与法官助理张璐于2020年4月21日下午至上述两局进行了调查。文登区不动产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称案涉房产1986年编号为0023554的文登县房产证除该证书外无其他登记资料；文登区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答复称案涉房屋早已拆迁，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均已销户，无法查询。一审法院另行制作工作笔录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记录。另，吕某、戴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代某均明确表示无法与代忠敏取得联系。吕某称丛新滋的父母均早于丛新滋去世，但无法提供具体去世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从威海市文登区档案馆查询的案涉房屋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显示的登记情况及当时的相关规定，案涉房屋系代元芝、王洪兰、代忠敏、代忠智、戴某、代忠荣、代某七人共有，每人享有1/7的份额。虽然代忠智以个人名义领取了1986年的房产证，但该行为应视为代忠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而非代忠智取得案涉房屋的单独所有权。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根据上述规定，吕某并非代忠智的法定继承人，故本案应为遗赠继承纠纷。因代元芝的父母均先于代元芝去世，故代元芝去世后，其享有的1/7份额作为其遗产由王洪兰、代忠敏、代忠智、戴某、代忠荣、代某六人共同继承，每人继承1/7×1/6。即代元芝去世后，上述六人每人对案涉房屋享有1/6（1/7+1/7×1/6）的份额。因王洪兰的父母均先于王洪兰去世，故王洪兰去世后，其享有的1/6份额作为其遗产由代忠敏、代忠智、戴某、代忠荣、代某五人共同继承，每人继承1/6×1/5。即王洪兰去世后，上述五人每人对案涉房屋享有1/5（1/6+1/6×1/5）的份额。关于代忠智的份额，王洪兰去世时代忠智已与丛新滋结婚，其从王洪兰处继承的1/30的份额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代忠智与丛新滋对案涉房屋分别继承1/30×1/2的份额；代忠智去世时属于其个人财产的1/6+1/60的份额其有权以遗嘱的方式进行处分，根据其遗嘱，该部分份额由吕某基于案涉遗赠法律关系取得。因代忠智对案涉房产的其余部分不享有权利，其无权以遗嘱的方式进行处分，故代忠智遗嘱中对案涉房屋另49/60份额的处分无效。因丛新滋的父母均早于丛新滋去世，故在丛新滋去世时，其享有的1/60的份额由吕某继承。基于以上，吕某享有案涉房产1/5（1/6+1/60+1/60）的份额。关于代忠荣的份额，代忠荣的父母均早于代忠荣去世，故代忠荣去世时其对案涉案房屋享有的1/5的份额作为遗产，由于某1、于某2、于某3三人共同继承。关于代忠敏的份额，虽然暂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但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1/5的份额应予保留。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决定代忠敏对案涉房屋应享有的份额由代某代为保管。案涉房产现已拆迁，相关拆迁利益应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吕某超出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代忠智2011年11月25日所立遗嘱中将其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享有的11/60的份额赠与吕某的部分有效，其余部分无效；吕某对案涉房屋的拆迁利益享有1/5的份额，于某1、于某2、于某3共同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享有1/5的份额，代忠敏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享有1/5的份额，戴某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享有1/5的份额，代某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享有1/5的份额；三、驳回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吕某负担350元，由于某1、于某2、于某3负担350元，由代忠敏负担350元，由戴某负担350元，由代某负担35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系代元芝夫妇于1949年修建，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代元芝夫妇是否将该房屋于1986年处分于代忠智。吕某以1986年登记在代忠智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为据、以代忠智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至终老的事实为由主张该房屋于1986年在代元芝夫妇均在世时的情况下已处分给代忠智，归代忠智所有。但是，戴某等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代元芝夫妇从未处分案涉房屋，戴某等亦从未放弃该房屋中的自有份额，并以村委留存的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及档案馆馆存的1951年权证等为据主张该房屋在在代元芝夫妇去世后应归各子女共有。首先，案涉房屋于1986年办理所有权证时代元芝夫妇均在世，吕某并未就代元芝夫妇通过分家析产或赠与等方式将该房屋处分于代忠智的主张提供初步证据证实，且经一审核查，案涉房屋1986年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项下并无任何其他登记资料，考虑到1986年权证办理之普查性质，吕某在未对代忠智取得房屋所有权之依据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仅凭1986年房证并不足以证实代元芝夫妇将案涉房屋处分于代忠智的事实，亦无法证实戴某等子女明示放弃自有份额。其次，村委留存的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中载明的权利人系代元芝，档案馆馆存的颁发于1951年3月12日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户主为代元芝，共有人为七人，在无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土地房产登记时间止已出生并在该户内共同居住人口情况及当时相关土改政策固定，认定该房屋由代元芝夫妇及五个子女共有，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照准，吕某有关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颁发时代某未出生的主张，与权证中记载的颁发时间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在代元芝夫妇去世后，戴某等有权以共有人身份随时主张分割共有财产，吕某有关诉讼时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法定继承角度，代忠智在案涉房屋内居住至终老的事实亦非其当然取得该房屋全部份额之正当事由。此外，吕某有关代元芝夫妇先将所有房屋份额处分于代忠敏、代忠智，再由代忠敏将所得份额赠与代忠智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采纳。故此，一审有关代元芝夫妇去世后子女对案涉房屋拆迁利益各享有1/5份额、吕某基于遗赠协议享有代忠智所有1/5份额房屋拆迁利益之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代忠敏因无法联系，一审判令代某保管代忠敏份额，亦无不当，吕某有关由其代持的主张，理据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吕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潘 慧审判员  郭林涛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