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9民终6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杰，男，1976年1月19日出生，回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邵娜，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燕，女，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军，陕西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康涛，男，196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丽，陕西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杰因与被上诉人刘燕、康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2020）陕0902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刘邵娜，被上诉人刘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军、被上诉人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燕与康涛签订的《安康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燕、康涛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以刘燕有处分权为由认定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马杰以刘燕与康涛恶意串通损害马杰的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未主张刘燕转让股权未经马杰同意而导致合同无效，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2）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规定，并不代表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股权转让是否有效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股权转让程序合法认定转让协议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夫妻婚内以一方名义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另一方虽不能直接享有股东权利，股权也不能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股权作为身份权利、财产权利的集合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因股权产生的股息、红利、股权转让价款等财产依然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刘燕作为股东，其是否转让股权、将股权转让给谁无需征得马杰的同意，但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应与马杰协商，即使未经协商，也应公允善意的确定转让价款，而非恶意低价转让，导致马杰的财产严重减损。2.本案应从主观上康涛是否知情，客观上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合理，是否实际支付了转让价款来认定刘燕与康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一审判决认为二人不存在恶意串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康涛与刘燕系朋友关系，早在2006年二人便合作成立了安康市XX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又于2013年合作设立安康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双方关系十分要好，满足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基础条件，同时也可以推断康涛对刘燕和马杰正在离婚的事实知情，故符合恶意串通的主观要件。（2）关于股权转让时间。刘燕与马杰于2008年4月11日结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16年分居，刘燕于2018年7月起诉离婚，后法院调解因财产分割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刘燕起诉被驳回。2019年9月刘燕再次起诉离婚，而刘燕与康涛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正好是刘燕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至第二次起诉离婚期间。在该期间，刘燕不仅转让了股权，还以较低的价格将夫妻共同财产宝马mini汽车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让给其兄刘某某。向他人转让股权符合刘燕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动机，目的是在离婚时谋取不正当利益。（3）关于股权转让价款。XX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250万元，实缴资本150万元，但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不能反映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净值，应通过股权评估或双方议价的方式公允的确定股权价值。如果议价价格与股权实际价值相差过大，可推断转让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本案中，刘燕与康涛以21.23万元价格转让公司9.232%的股权，折合每股2.3万元。同年7月1日，康涛将其持有的30.768%股权加上从刘燕处受让的9.232%股权合计40%的股权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童某某，折合每股12.5万元，可以看出，同一公司同一时期股权价格相差五倍之多，案涉股权明显属于超低价转让。（4）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刘燕提供的债务转移协议书，均属于与刘燕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出具，无法提供该债权债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无法证明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一审法院仅凭极有可能造假的孤证就认定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刘燕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股权转让属于商某某行为，应该重点考察转让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马杰仅就合同本身判断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显然是将商某某行为与民事行为割裂的做法，故本案应优先适用部门法即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就事实部分而言，马杰仅以康涛与刘燕是朋友关系就推测二人恶意串通不能成立；马杰以刘燕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宝马车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转让给刘某某，来反证案涉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不能成立；马杰以康涛与童某某股权转让价格来证明刘燕与其他人的股权转让价格偏低也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涛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康涛在一审中提交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马杰的主张不能成立。2.马杰一审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康涛与刘燕是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案涉协议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马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燕与康涛签订的转让XX公司9.232%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刘燕、康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杰与刘燕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8年4月11日登记结婚。2013年3月14日，刘燕投资XX公司，注册资本1250万元。刘燕于2018年7月向人民法院起诉与马杰离婚被法院驳回，又于2019年9月再次起诉与马杰离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2019年5月20日，刘燕与康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XX公司9.232%股权115.4万元，以21.23万元价格转让给康涛，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刘燕于2019年6月13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后，已经退出了XX公司股东之列，但仍然担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马杰认为刘燕转让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马杰享有平等的受益、处分的权利，刘燕在马杰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股权转让他人的行为损害了马杰的利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刘燕持有的XX公司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经马杰同意，刘燕向康涛转让股权是否有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马杰与刘燕系2008年4月11日结婚，刘燕组建XX公司系2013年3月14日，刘燕当时实缴注册资本78万元，故刘燕出资78万元，系刘燕与马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在夫妻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出资款项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出资行为转化为股权形态时，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也不具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样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XX公司股东刘燕、康涛均同意刘燕向康涛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并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而现行没有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股东配偶的同意，故刘燕转让其持有的XX公司股权，即使未经其配偶马杰同意，也没有法律依据确认其转让无效。故对马杰关于公司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经配偶同意，不得擅自处置的理由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现没有证据证明刘燕与康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故马杰认为刘燕与康涛存在恶意串通转让财产的行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相反，刘燕举证其股权转让的程序合法，召开了股东大会，形成了相关决议；以三方协议的方式承继了刘燕20万元债务，并向刘燕履行了相应股权转让对价21.23万元的款项（其中包括刘燕应付债务20万元、现金1.23万元）。故马杰认为刘燕与康涛之间恶意串通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马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马杰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马杰提交一份康涛与童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XX公司的股权在同一时期转让给他人折合每1%的股权价格是12.5万元，故刘燕向康涛转让公司股权的价格明显过低。经质证，刘燕认可该证据系从工商局调取，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内容上看，该协议与案涉协议并非同一时期签订，且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按照认缴出资额确定的，而非以实缴出资额确定的，故协议不能反映股权的真实转让价款。康涛对该证据来源于工商局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马杰的证明目的，理由为：1.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是根据2019年4月24日XX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230万元后以持股比例确定的，而童某某和康涛之间的股权转让与案涉股权转让相差两个多月，不属于同一时间。2.童某某的转让价款是否是股权的实际价款不能确定，且据了解二人并未实际履行该价款，马杰以童某某的转让价款作为本案参照，不符合实际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康涛与童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证明康涛与刘燕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明显过低，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燕与康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或家庭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依法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权系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权利，非股东不能享有，即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共有财产投资形成的股权具有人身性，故夫妻共有财产指向的只能是股权的价值利益，而不是股权本身。就本案而言，虽然刘燕对外转让的股权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取得，但如前所述，马杰不具有XX公司的股东身份，故马杰只能享有公司股权所带来的收益，而不能对股权进行处分。现马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主张刘燕与康涛恶意串通，将属于夫妻共有的股权以低于股权实际价值的价款转让，损害其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马杰应举证证明案涉股权存在收益，还应举证证明刘燕与康涛的股权转让价款明显低于股权实际价值，进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的结果。因股权价值及股权收益随着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变化，故刘燕在XX公司持有股权的实际价值及股权收益均取决于公司经营是盈利还是亏损。本案一、二审中，马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XX公司的经营状况，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XX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其二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康涛以500万元的价格向童某某转让XX公司40%的股权，但该协议具有相对性，只能在合同相对方之间产生约束力，不能证明案涉股权的实际价值。故马杰认为刘燕以21.23万元的价格转让XX公司9.232%的股权，系以低于股权实际价值的价格转让股权，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马杰上诉还主张刘燕与康涛系朋友关系，从刘燕转让股权时间能够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为主观形态，主要指当事人双方具有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他人利益的共同目的。本案中，虽然康涛与刘燕系朋友关系，刘燕确实系在第一次离婚诉讼被驳回之后转让案涉股权，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燕与康涛之间转让股权的目的就是损害马杰的利益，故马杰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马杰上诉还提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康涛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因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系合同履行的问题，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马杰以此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马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马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张 燕审判员 刘慧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南亨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