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红梅，女，197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耀军，上海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原郑州国源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三环路283号11号楼13层8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568601503L。法定代表人：王思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河南佩里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河南佩里弗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靖淇，男，199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敏，河南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国礼，男，197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赛男，河南赛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红梅、国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靖淇、原审被告王国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3民初4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耀军，上诉人国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李雪，被上诉人高靖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敏，原审被告王国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赛男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红梅上诉请求：1.驳回高靖淇对任红梅的诉讼请求，改判任红梅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靖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任红梅在欠条上署名并非对债务的认可，也非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任红梅署名是任红梅与王国礼之间内部财务核算的表示，任红梅基于与王国礼的合作，对王国礼支付工程款予以监督，签署名字表示同意王国礼支付该笔欠款，并非任红梅应与王国礼共同承担该笔债务而出具欠条。二、任红梅在欠条上署名时，并不知道该欠条所反映的工程款数额是否真实。任红梅对工程施工管理进行监督是在2014年8月之后，任红梅对之前高靖淇的施工情况一无所知。任红梅对王国礼与高靖淇之间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以及决算情况并不知情。高靖淇始终不提供决算资料，任红梅无法核实高靖淇的工程价款。三、王国礼与高靖淇相互串通，虚增工程价款，该欠条反映的工程款数额是不真实的。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最终经过核算确认，高靖淇和王书科的工程款数额合计为4016320元。而王国礼给高靖淇核算的工程款为1434258元，给王书科核算的工程款为2965420元。王国礼为高靖淇和王书科二人共多核算了工程款383358元。四、一审中，王国礼中出示了《证明》一份，该《证明》显示王国礼与高靖淇约定交付管理费的比例为25%，而王国礼与高靖淇决算的工程款中并未扣减应当交付的管理费。综上，案涉欠条反映的工程价款不属实，且任红梅不是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高靖淇针对任红梅的上诉理由辩称，案涉欠条是任红梅、王国礼作为国源公司代表与高靖淇算账后出具的欠条，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之间核算的工程款数额不能约束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欠款纠纷，该欠条是任红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任红梅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故一审判决任红梅和王国礼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任红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国源公司针对任红梅的上诉理由述称，本案起诉前，高靖淇先后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和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就该债权提起过两次诉讼，该两法院均认定诉讼标的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但高靖淇均申请撤回了起诉。现高靖淇以欠款纠纷为由第三次向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以欠款纠纷为由受理并审结了该案，国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若认定案涉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为欠款纠纷，那么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欠条的当事人分别为高靖淇、王国礼、任红梅，王国礼、任红梅是否应就该欠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国源公司无关。二审法院应从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等方面对欠条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从而确定王国礼、任红梅的法律责任。王国礼针对任红梅的上诉理由述称，任红梅称王国礼与高靖淇串通形成的案涉欠条并不属实，该欠条是王国礼在高靖淇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并且，该欠条中所显示的金额是在未经核算的情况下，依高靖淇的要求出具的，该金额未扣除双方约定的25%的管理费。王国礼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国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靖淇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靖淇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属欠款纠纷，而非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国源公司未在案涉欠条和《还款保证》上签字，对此也并不知情。依照欠款纠纷，应由债务人任红梅、王国礼承担清偿责任。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认定国源公司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驳回高靖淇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高靖淇针对国源公司的上诉理由辩称，从任红梅与国源公司签订的《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来看，双方具备代理关系，实质上是挂靠关系，被代理人国源公司应承担任红梅在欠条上签字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一审中，国源公司明确说明系任红梅借用国源公司资质施工，该借用资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该《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无效。无论挂靠双方如何约定，国源公司均须对外承担责任。并且，国源公司收取了3%的管理费，分享了工程利润，更应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任红梅针对国源公司的上诉理由述称，任红梅和王国礼应视为行动一致人，可以理解为任红梅、王国礼作为代理人与高靖淇相互串通，出具不实的欠款条，损害了被代理人国源公司的利益，该代理行为无效，故国源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王国礼针对国源公司的上诉理由述称，国源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起，案涉欠条仅是王国礼在被迫的情况下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出具的一种手续，并不能将本案的性质转化为欠款纠纷，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判令国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靖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王国礼、任红梅共同支付高靖淇欠款100万元、逾期利息及罚息暂计19.5万元（按照年息6%自2016年6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止），以及自2019年9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逾利息及罚息；2.判决国源公司与王国礼、任红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国礼、任红梅、国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6日，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新疆特变电工公司将位于嘉峪关市嘉西光伏产业园的110KV配套送出线路EPC总承包工程交由被告国源公司施工。同年8月13日，国源公司与任红梅签订《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约定由任红梅（乙方）在国源公司（甲方）内部工程承包有关事宜。项目名称为：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线路EPC总承包工程。高靖淇由王国礼介绍施工，其系国源公司承包的嘉西光伏产业园工程实际施工人。2015年3月18日，王国礼向高靖淇出具《还款保证》一份，载明：“王国礼欠高靖淇的（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工程）材料款、施工款费用。共计人民币：贰佰零壹万壹仟柒佰壹拾叁元壹角捌分。小写：￥2011713.18元。有欠款条。今保证自今日起在2015年4月28日前还款：如到期不能偿还，本人愿承担由此款引起的法律责任和利息及其它费用，欠款利息按每日2分计算。本人自愿出具保证书和承担责任。保证人：王国礼，2015年3月18日”。2016年2月5日，王国礼与任红梅共同向高靖淇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高靖淇(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工程)工程款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保证在2016年5月31日前结清。签名并捺印：王国礼、任红梅，2016年2月5日”。另查明，任红梅借用国源公司的资质，由任红梅实际组织施工。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经过结算，王国礼欠高靖淇工程款1000000元，有欠条为证，应予以认定。欠款到期后，王国礼应负清偿责任。任红梅与国源公司签订《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对嘉峪关市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工程实际组织施工，现高靖淇已履行劳务进行施工，且任红梅向高靖淇出具欠条，故任红梅应共同支付高靖淇工程款1000000元。庭审中，任红梅辩解该欠条中记载的所欠工程款，没有扣除25%的管理费，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故对于高靖淇上述欠款及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国源公司是否对任红梅的所欠高靖淇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规定，“借用资质”的行为违法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受法律保护。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公司签订关于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工程施工合同后，又与任红梅签订《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且该项目实际由任红梅组织实施，在高靖淇实际将工程实施完毕后，向高靖淇出具《欠条》，产生了相应债务。国源公司应对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源公司对任红梅向高靖淇应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尚未支付的工程款为欠款，因自2016年6月1日起拖欠未付，已给高靖淇造成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拖欠的工程款理应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国礼、任红梅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高靖淇工程款1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郑州国源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56元，由王国礼、任红梅及郑州国源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经二审查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由发包人支付给国源公司后，国源公司一直对准任红梅进行支付，并未向其他人支付过工程款。国源公司与任红梅均认可国源公司尚余684376元未向任红梅支付。另外，郑州国源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更名为国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除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一、任红梅应否承担案涉欠款的支付责任；二、一审判决以案涉欠条显示数额为依据认定下欠工程款是否正确；三、国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理由和陈述意见，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评议如下：一、关于任红梅应否承担案涉欠款的支付责任的问题。经查，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后，又与任红梅签订《电力工程承包代理协议》，将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全部转包给任红梅施工，而任红梅系无施工资质的个人。故国源公司与任红梅之间为非法转包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借用资质关系。任红梅从国源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其非法转包给其他人施工，高靖淇即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在任红梅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案涉欠条无效的情况下，其在案涉欠条上签字并摁指印的行为，应视为其认可尚欠付高靖淇欠条载明的工程款，并愿意承担支付责任，故其应当承担欠条载明的支付责任。任红梅所称其署名是与王国礼之间进行的内部财务核算，仅表示同意王国礼支付该笔欠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一审判决以案涉欠条显示数额为依据认定下欠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任红梅针对案涉欠条的数额问题，从三方面提出了异议，本院逐一予以评析。（一）任红梅在上诉状中称“王国礼与高靖淇相互串通，虚增工程价款，出具的欠条反映的工程款数额是不真实的”。二审庭审中，任红梅又称“高靖淇与王国礼结算时就没有结算资料，案涉欠条数额是从2015年3月18日的还款保证形成而来的，高靖淇把王国礼搞到鲁山县，不出具还款保证不让王国礼走。”该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任红梅也未提交关于王国礼与高靖淇串通或王国礼被高靖淇胁迫的证据，本院对任红梅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二）任红梅上诉称，王国礼给高靖淇核算的工程款为1434258元，给案涉工程另一实际施工人王书科核算的工程款为2965420元，而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最终经过核算确认，高靖淇和王书科所施工工程的工程款数额合计为4016320元，王国礼为高靖淇和王书科二人多核算了工程款383358元。对此，本院认为，国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之间的结算，并不能约束任红梅、王国礼与高靖淇之间的结算，并且，案涉工程还涉及案外人王书科，任红梅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所称的多核算的工程款383358元均源自与高靖淇的结算。另外，国源公司曾作为原告，以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和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被告，提起了两起诉讼〔（2018）甘0271民初674号和（2018）甘0271民初757〕，分别主张案涉合同的合同外工程款4548866.57元及下余合同内工程款917970元（双方确认合同内工程款为4637970元，下余917970元未支付）。可见，从国源公司在上述两个案件中的诉求来看，其也自认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总额应大于4637970元。故本院对任红梅的该上诉理由也不予采信。（三）任红梅又称，案涉欠条显示下欠工程款1000000元，并未扣除双方约定的25%的管理费，王国礼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明》显示王国礼与高靖淇约定从施工总价1434258元中提取25%的管理费，故应以1434258元为基数，扣除25%的管理费后，才是下欠的工程款数额。任红梅称已向高靖淇给付金额约为500000元的承兑汇票一张，用于支付材料款577455.18元，又向高靖淇支付了400000元的现金，施工费1434258元减去该400000元后，下余约1000000元，故而形成了案涉欠条，但并未扣除25%的管理费。高靖淇对收取了金额约为500000元的承兑汇票予以认可，但对任红梅所称向其支付了400000元现金不予认可。高靖淇称，以施工费和劳务费共2011713.18元为基数，扣除了25%的管理费后，再减去500000元的承兑汇票，下余约1000000元，即为案涉欠条显示的数额。双方所述均有缺少依据之处，但综合来看，在任红梅称其采用现金钞票形式向高靖淇支付400000元不符常理且任红梅并无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案涉欠条作为书证，显然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并且，上述涉及管理费内容的《证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而案涉欠条出具时间为2016年2月5日，欠条出具在后，应认定为王国礼、任红梅与高靖淇对案涉工程款进行结算后对下欠款项的最终确认。故对任红梅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以案涉欠条显示数额为依据，认定下欠工程款为10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国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国源公司在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其身份应认定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在其与任红梅的签订的合同中其身份应认定为违法转包人。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多层转包的情况较为常见，在多层转包的情况下，与实际施工人无合同关系的中间转包人如已从发包人处获得工程款，而不允许实际施工人向其主张权利，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就可能落空。故违法转包人应在其欠付合同相对人工程款的范围内对下一手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国源公司已从新疆特变电工国际成套工程承包有限公司取得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国源公司与任红梅也均认可国源公司尚余684376元未向任红梅支付，故国源公司应在该684376元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至于国源公司上诉称，本案为“欠款纠纷”，应由债务人任红梅、王国礼承担清偿责任，与国源公司无关的问题，本院认为，高靖淇主张工程款的主要依据虽写为“欠条”，但该欠条明确载明系“嘉西光伏产业园110KV配套送出工程工程款”，实质上是对工程款的结算，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欠条。但是，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欠款纠纷”确有不妥，本院纠正为“合同纠纷”。综上，国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任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3民初46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一、王国礼、任红梅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高靖淇工程款1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变更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3民初46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国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其欠付任红梅工程款684376元的范围内对高靖淇承担责任。”三、驳回高靖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56元，由王国礼、任红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212元，由任红梅负担15606元，国源公司负担10680.37元，高靖淇负担4925.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为民审判员  李泉钦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杨磊书记员段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