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中洲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58号关南福星医药园1栋25层04室。法定代表人：韩金新，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韩金新，女，195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傲威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平安路699号。法定代表人：卢国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霞，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中洲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公司）、韩金新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傲威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洲公司、韩金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傲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中洲公司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执法大队之间的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属于两个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2、中洲公司销售给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执法大队的4台电动车，是案外人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向傲威公司采购，在车辆未交付的情况下，与中洲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之后同样是在未交付的情况下，中洲公司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执法大队签订了销售合同。3、涉案的4台电动车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也不存在4台电动车的事实买卖关系，中洲公司按照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合同约定，将傲威公司开给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发票，直接开给了中洲公司。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与傲威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发生2018年3月底，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的税务发票手续直到2018年4月12日才办理完毕，在协议上的关于开票约定系基于2018年3月底4台电动车发生销售业务的时候，并非以傲威公司实际开票的时间。即便是在傲威公司实际开票时间，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已具备开票、抵扣等条件，但这不能改变各方之前的约定，在各方未改变的前提下应当遵守。4、江苏爱派电动车有限公司送货的行为应当是代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履行送货的合同义务。5、本案涉诉的4台电动车未付款系傲威公司与案外人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之间债务。6、中洲公司不可能就同一批次的4台电动车同时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或者傲威公司签订销售合同。7、中洲公司与傲威公司之间关于2017年结算欠的货款43592元，已在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武东街办事处电动治安巡逻车采购的结算差价中抵扣。8、韩金新不应当对中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洲公司与韩金新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并不存在混同的情况。傲威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傲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洲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54792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韩金新对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5日，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签订2017年度销售结算，中洲公司确认结欠傲威公司2017年度货款43592元。中洲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韩金新系该公司唯一股东。另查明，中洲公司（乙方）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甲方）签订《电动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四辆AW9040PF四轮电动巡逻车、8辆SBL-04二轮电动巡逻车，乙方收到甲方全款后于10个工作日内发车到甲方指定地点。尹建民作为乙方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审理中，傲威公司称，中洲公司结欠其2017年货款43592元未付。2018年3月30日，其与中洲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中洲公司向其购买四辆AW9040PF电动车，其按约将四辆电动车送至中洲公司指定地点武汉东西湖医院，并向中洲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中洲公司至今未支付该四辆电动车款111200元及2017年欠付货款43592元，故提起本案诉讼。为此，傲威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3月3日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签订的电动车产品销售合同照片打印件一份，内容为中洲公司向傲威公司购买四台AW9040PF封闭巡逻车，合计111200元，合同签订后，客户验收合格后两周内付清款项。交验车地点为傲威公司，交车时间为收到预付款7个工作日。傲威公司称，该份合同系中洲公司盖章后由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给其员工，其打印所得，但微信聊天记录已遗失。2、车辆交接单、傲威公司与江苏爱派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承运合同，证明中洲公司向其购买的四台AW9040PF封闭巡逻车，系其向江苏爱派电动车有限公司采购，由该公司通过物流公司直接送至武汉东西湖医院，提车日期为2018年4月4日，交接单上有“尹建民”姓名和电话，但因系物流公司配送，其无法确认该签名是否系尹建民本人所签。3、2018年4月27日其向中洲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112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内容为四辆4座AW9040HCF巡逻车。被告方质证后称，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该四辆巡逻车的购买方为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爱派公司合同上备注的电动车型号为A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交接单上也没有其签收确认的依据。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发票上备注的车辆型号与讼争车辆无关，该发票确有抵扣，但无法明确抵扣发票的具体情况，且被告方未能在法院限期内对此进一步明确。被告方称，涉案的四辆AW9040PF四轮电动巡逻车系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向傲威公司购买后出售给其，其再将涉案车辆出售给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涉案车辆由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直接送至武汉东西湖医院。因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向傲威公司购买涉案四辆电动车时税务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故由其代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接收发票。此外，中洲公司结欠傲威公司的2017年货款已在2018年6月的交易中抵扣完毕。为此，被告方提交了以下证据：1、傲威公司工作人员李二苹与尹建民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中标通知书照片打印件，证明中洲公司借用傲威公司资质中标，中标价为157000元，但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之间的结算价为101000元，差价用于抵扣2017年结欠的货款43592元及开票税款。2、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发票领取簿复印件。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8年3月22日与傲威公司签订的电动车销售合同，约定其向傲威公司购买四辆AW9040PF四轮电动巡逻车，价款合计111200元，因其直至2018年4月12日才领取财务税盘，无法接收增值税专票抵扣，故发票暂开给中洲公司，但该笔交易与中洲公司无关。3、2018年3月22日傲威公司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动车产品销售合同复印件。证明案涉四辆电动车系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向傲威公司购买。被告方称，该合同复印件系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给其，原件在傲威公司及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处，其无法提供。4、中洲公司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动车销售合同，证明案涉的四辆电动车系其向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购买，价款合计111200元。该合同没有签订日期。5、2018年4月16日中洲公司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动车销售合同复印件，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应支付价款合计189230元；2018年4月23日中洲公司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一份，证明此前其向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购买的涉案四辆电动车车款111200元在2018年4月16日合同价款中予以抵扣，剩余价款为78030元。6、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两张，一张日期为2018年7月25日，金额为33000元；另一张日期为2018年6月27日，金额为7230元，证明其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就上述合同已在2018年结算完毕。傲威公司称，李二苹确系其公司员工，但是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内容真实，也无法达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其与中洲公司结欠的2017年货款在招标事宜中抵扣。证据2不认可。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现被尹建民控制，该公司原有文本进、卢国庆（该二人亦系傲威公司股东）、尹建民三个股东，尹建民原系法定代表人，但因尹建民伪造文本进和卢国庆签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韩亮。证据3系伪造，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其公司公章完全不一致，不予认可。证据4、5、6均不予认可，涉案四辆电动车系中洲公司向其购买。因每个公司对于电动车型号有自己的编号，故爱派公司合同上载明的型号为A7，至于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型号不一致应是其财务人员弄错，但不影响其与中洲公司之间就涉案电动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傲威公司提供的结算单、电动车产品销售合同复印件、电动车销售合同复印件、承运合同、交接单、产品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被告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中标通知书照片打印件、电动车情况说明、发票领取簿、电动车产品销售合同复印件、电动车销售合同复印件、电动车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及一审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中洲公司结欠的2017年货款43592元。被告方辩称该款已在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2018年的交易中予以抵扣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中标通知书打印件予以证明。傲威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中并未体现双方就2017年结欠的货款在该笔交易中抵扣达成过一致意见，故被告方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洲公司结欠的2017年货款已在后续交易中抵扣完毕的事实，故该院对被告方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涉案的四辆AW9040PF四轮电动巡逻车价款111200元。首先，中洲公司就涉案车辆与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签订了买卖合同，傲威公司提供的其与江苏爱派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车辆交接单、承运合同都载明涉案四辆电动车由江苏爱派电动车有限公司委托物流公司送至了武汉东西湖医院，而中洲公司并未提供送货证据。其次，2018年4月27日傲威公司向中洲公司开具金额为1112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中洲公司称确实抵扣过傲威公司开具的合同项下的发票但并非该份发票，却一直未能明确其抵扣发票的具体情况，故该院对被告方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最后，中洲公司辩称傲威公司与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之间就涉案车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系代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收取发票。但涉案电动车傲威公司开具发票日期在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领取发票簿之后，且被告方并未提供证明其与傲威公司、武汉傲威电动车有限公司就开具发票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证据，故该院对被告方的该项答辩意见亦不予采信。傲威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就涉案四辆电动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傲威公司已完成了供货义务，中洲公司应支付相应合同价款，故该院对傲威公司要求中洲公司支付涉案四辆电动车货款111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中洲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货款，傲威公司要求中洲公司支付以结欠货款人民币154792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7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韩金新的责任。因中洲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韩金新系中洲公司的唯一股东。在公司经营期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韩金新辩称其不应对中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并无证据提供，故傲威公司要求韩金新对中洲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亦予以支持。综上，判决：一、被告中洲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傲威公司货款人民币154792元该款自2019年3月7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韩金新对被告中洲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98元、公告费人民币300元，合计人民币3698元，由被告中洲公司、韩金新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洲公司、韩金新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中洲公司2017、2018、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拟证明中洲公司、韩金新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傲威公司质证意见：1、对审计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一人公司的相关数据都是由个人提供，难免有虚假成分，再者其内容本身也无法证明上诉方想要证明的事实。2、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这一法律规定，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是法律对一人公司规定的义务。并非有了审计报告就能证明上诉方想要证明的事实，否则，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3、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韩金新无法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因此，韩金新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证意见：中洲公司、韩金新二审举证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仅举证依据财务报表作出年度的审计报告，但未能提供中洲公司投资、经营、预决算、亏损弥补、分红等各个环节的书面决议和相应的财务凭证等原始证据，也未能据此对该公司作出全面、专项的审计结论，故中洲公司与韩金新财产相互独立无事实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中洲公司结欠傲威公司2017年货款43592元，中洲公司认为已在双方当事人2018年的交易中予以抵扣，但其举证并未证明双方就抵扣达成合意，且傲威公司未予认可，故中洲公司仍应向傲威公司支付该欠款。至于案涉111200元电动车的交易主体，傲威公司举证证明了其从其他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并托运至中洲公司客户处的事实，且傲威公司向中洲公司开具了案涉车辆的发票，中洲公司称其系代其他公司收取发票则未能举证，故一审认定案涉交易主体系傲威公司与中洲公司是正确的。韩金新系中洲公司一人股东，且未能举证中洲公司财产独立于韩金新自己的财产，韩金新依法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中洲公司、韩金新对其上诉主张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故理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综上所述，中洲公司、韩金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8元，由武汉中洲电动车有限公司、韩金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晓蕾审判员  管 丰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沈 伟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