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213行初14号原告凌霖，男，195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原告凌积芳，女，194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原告凌立，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东部新城和济街9号。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黎明、苏爽，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诉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引调立案，并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2020年2月11日正式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起诉称：原告凌霖有座落于奉化区间，系继承先父凌积崇遗产。与原告凌积芳系邻居与堂姑侄关系，与原告凌立系叔侄关系。2017年7月，原告凌霖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发现，原本应属公共所有的楼梯弄、楼梯走廊在1989年11月被原奉化市房管处登记在邻居凌宝抚奉大字第2669房产证上。该楼梯弄、楼梯走廊涉及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案外人凌积善的共同利益。原告经二年多时间的核查，发现该登记存在多处违规违法事实：一、登记的房产与事实不符，属于登记违规。凌宝抚红墙外弄20号房产系继承其母朱彩凤遗产，朱彩凤1950年房产证、土地证清楚证明楼梯弄、走廊不属于她所独有，是1989年凌宝抚办理登记时新增加的，而且原告凌霖的先父在为凌宝抚四址盖章时附注了一句“楼弄、走廊三户共有”字句，原奉化县房管处违规将楼梯弄、走廊划为凌宝抚独有，可以确定为人情登记。二、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属于信息披露违规。原奉化县房管处在凌宝抚2669号房产证附栏第二项、第四项中记有：楼梯弄本户所有，楼梯公修公用和楼上走弄出入无阻，而在凌积崇房产证和凌积芳、凌积善房产证并无此记载，致使所有原告长期不知楼梯弄、走廊被登记侵占事实。更为恶劣的是，2006年原告凌霖要求查阅自己的房产证与凌宝抚的房产证，遭到拒绝，后通过律师才查到自己的房产案卷。三、违法编造公告。在凌宝抚的房产档案卷底中注有一句：6月5日至7月5日公告无异议。该公告并无拍照留档的存稿，也无公告的形式，如：电视公告、报刑公告还是海报公告，更无公告的内容，如果是海报公告还应有张帖的地址，被告没有任何公告的记录，原告凌霖曾要求被告对此作解释，被告无从回答。按照公告送达规定，采用公告送达是指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无法采用通知书送达的情况下才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原告凌霖家中当时父母健在，原告凌霖与妻子也长期在家,不适用公告送达方式，结合证据三、证据四被告为隐瞒事实采用的手段,可以确定该公告是为了弥补程序缺失缺陷伪造的。原告认为原奉化县房管处的具体经办人员为了弥补程序缺失的缺陷，随手在凌宝抚的房产档案上加注了这一句“6月5日至7月5日公告无异议”语句，但恰恰是这一加注，使违规登记升级为违法登记，这一无中生有的伪造，迫使原告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纠正错误。由于被告刻意隐瞒，原告一直无从知道已被侵权，过了有效诉讼期。2003年凌宝抚将违法登记的房产分给自己和凌慧敏、凌艳敏二女儿，违法登记的房产难以撤销，造成原告共有楼梯弄、走廊的房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现向奉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原房管处升级为房管局后，把登记业务转至被告，原告只能申请法院由被告赔偿，被告可以事后追究经办人的责任。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1989年奉大字第2669房产证登记违法，并责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登记造成的经济损失18.85万元。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现奉化区锦屏街道东门红墙外弄20号的凌家墙门老屋系四边围合的墙门结构的凌家祖遗不动产，墙门内四边均建有大小不等的多间房屋，其中墙门北边一排南北朝向房屋为上下二层的楼房，共2层4间楼房另加楼梯弄约1.9米宽（包括楼梯宽度），楼房布局从西到东分别是西首3间、中隔楼梯弄和东首1间，该排房屋楼梯弄西侧（紧楼梯弄西墙）设有一米左右宽的楼梯一部，沿楼梯上楼至第二层，楼梯尽头平台与楼上的通往西首3间房屋的北面走廊相通，该走廊东西长度恰好与其南侧的二个房间宽度相同（约8.7米）。墙门内其余三边建有若干平房，分属凌家后代各家。1951年土改时，根据当时的房屋权属情况，墙门内的各间房屋分别登记在凌世钦（凌积良、凌积善和凌积芳3人的父亲）户、江能菊（系凌积崇之妻）户和朱彩凤户[共有人为凌宝夫（即本案的被告凌宝抚，其姓名有时又写作“凌宝富”）和凌娣云]的名下。其中，北侧的四间楼房及楼梯弄从西到东分别是凌世钦户（从西向东数，下同）为西首第1间、江能菊户（西首第2间）和朱彩凤户（西首第3间楼上、楼梯弄及东首第1间，共有人为陵宝夫和凌娣云）的名下，西首第3间的楼下为三户共有的敞堂间。1988年至1991年间，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要求，原奉化市房屋、土地登记职能部门分别开展了辖区内不动产登记发证。其中，在1951年登记在江能菊名下的土地房屋以其夫凌积崇（又名凌积仁）名义申请了不动产登记，并于1990年4月取得了奉大字第6××3号房屋所有权证，后又办理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凌积崇和江能菊夫妇亡故，2016年，上述土地房屋经公证由凌霖、凌立共同继承，凌霖（原告一）为该对夫妇的其中一子，凌立（原告三）为该夫妇另一子凌秋生（2014年7月20日亡故）的儿子，其余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上述不动产经原告一和原告三协商一致后分割成两份，于2017年分别登记在这两人名下。在1951年原登记在凌世钦名下的不动产由其子凌积善和凌积良共同继承。凌积良因未婚无子，其继承部分在1989年登记在凌积芳名下（其中，北侧楼房中为西首第1间的楼下）。凌积善于1998年将自己继承份额部分（其中，北侧楼房中为西首第1构的楼上，其于1998年取得了房产证）的不动产赠予其妹凌积芳（原告二）。凌积芳于1998年12月申请了凌积良和凌积善在墙门内所有房屋的宅基地土地登记，并于1999年6月取得了相应的权证。在1951年原登记在朱彩凤名下的房屋由其子凌宝抚（曾用名凌宝夫）继承并申请了不动产登记，凌宝抚于1989年11月取得了奉大字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其相应的房产档案号为奉第01-2669号），后又办理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3年，因分家析产，凌宝抚将其所有的墙门内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分家析产为三份，分别登记在本人及其女儿凌慧敏和凌艳敏名下。另，涉及本案的上述人员之间系亲戚关系，其中原告一凌霖的爷爷（即原告三凌立之太爷爷）与原告二凌积芳的父亲为亲兄弟，凌宝抚则为三原告的同族宗亲。三原告认为，被告在1989年11月间颁发给凌宝抚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存在“错误登记”，即墙门内北面楼房内的楼梯弄（设有一层通往二楼楼梯），以及位于西首第3间二楼房间外的走廊（约4.35米长，1.2米宽）均应为三原告和凌宝抚共同所有，现却被登记在凌宝抚名下，故要求确认1989年11月作出的奉大字第2669号房产证违法，并责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登记造成的经济损失18.85万元。一、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一是，原告凌霖在起诉状中自认，2017年7月已发现原本应属公共所有的楼梯弄、楼梯走廊在1989年11月被登记在凌宝抚奉大字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上，并详细描述了具体的记载内容。2018年2月22日，凌霖又向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其国家赔偿的请求总额为12万元，要求由凌积善与凌积芳、凌霖、凌立各得3万元。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书》（（2018）157号）。原告一凌霖提交的该国家赔偿申请书之附件4为“凌宝抚1989年房产证一份三张，证明原奉化县房管处附记栏有五项附注，并将楼梯弄及楼梯走廊登记在其房产证上”。从上述事实可知，原告一凌霖至少在2017年7月即己经知道该房屋登记的具体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筒称《行诉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6个月），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凌霖至少应自2018年2月22日起算的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其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诉，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是，三原告已超过了法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奉大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在1989年11月颁发，因错绘而于1991年9月21日经复核更正后换本，即最长起诉期限至少应为2011年9月20日，但三原告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诉，期间时间已长达近30年，明显已超过了法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综上，三原告提起本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超限，且没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依据《行诉解释》第六十九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告凌霖提起的本诉系行政诉讼撤诉后的重新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凌霖曾于2018年2月2日向奉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凌宝抚的第01-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实为奉大字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原案起诉时所述的该证号实为该房产的为档案号编号，系同一房产登记行为），之后凌霖申请撤回起诉，贵院作出（2018）浙0213行初1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根据《行诉解释》第六十九第（七）项的规定，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应驳回凌霖的起诉。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应当依法驳回诉请本案诉讼请求是确认奉大字第2669号房产行政登记行为违法，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判决必须具备《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但是，本案并不存在该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违法的法定条件。三、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程序合法正当1989年2月28日，凌宝抚以房屋继承为其权属来源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依法提供了房屋权属来源证明等申请材料，并签署了法律责任条款。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87）城住字第242号文，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和审批等程序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在1989年11月30日颁发给凌宝抚。后因绘图人员对案涉楼房建筑面积内容存在错绘，经复核纠错后，重新测绘，并对案涉楼房的房间数和建筑面积进行了更正，于1991年9月21日重新制作了房屋所有权证进行更换。上述程序符合《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故程序合法正当。四、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被告将本案争议的楼梯弄及走廊（以下简称“争议房产”）登记为凌宝抚所有符合事实，且于法有据，其内容适当。（一）根据1951年间相关人员的多份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案涉的争议房产属于朱彩凤户所有。与本案相关的1951年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四份，证号分别为奉奉字第00874号、第00847号、第00842号、第008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分别登记了朱彩凤等共有户（共有人为凌积仁、凌世钦）、朱彩凤户（另有成员凌娣云、凌宝夫）、江能菊户和凌世钦户。从四份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内容来看着.被告所作的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符合事实。1.朱彩凤等共有户的1951年奉奉字第00874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内容证明楼梯弄在其四至范围内。该权证记载的三户共有的房间共有二处，其中第一处已被司法机关确认为三户共有楼房中的敞堂间，另一处则为一间小屋，显然，该小屋不可能是楼房中的楼梯弄。除此之外，墙门内不存在任何共有房产，显然，三原告主张的楼梯弄与走廊系共有的说法，不符合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内容。2.朱彩凤户独有的1951年奉奉字第00847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内容证明楼梯弄在其四至范围内。该权证记载的楼房为一间半，即东首第1间一楼一底房间（建筑面积68.6平方米）和敞堂间楼上的二层房间（记载为半间，按当时登记规则，房屋的间数是以宅基地所占的地基间数计算，总层二层的楼房中，如产权人仅对其中一层有所有权，则记为半间）。该房间建筑面积30.5平方米。其中一间楼房地基四至是“东毛照炳”，“南凌积崇”（墙门南边的小屋），“西楼梯”，“北毛照炳”；其楼上半间的地基四至是“东楼梯”，“南明堂”，“西凌积崇”，“北走廊”，注意，这两处房屋的地基四至均是以楼梯作为其东西地基四实的界址。由于楼梯紧贴在楼梯弄西墙内侧，显然，前述的“东楼梯”、“西楼梯"的地基界址边线必定是指整部楼梯的西侧边，即与楼梯弄西墙接合处的界线。因此，上述楼梯弄是在凌宝抚东侧一楼一底房屋的地基四至范围内。根据房地关系，楼梯弄房产为凌宝抚所有是其应有之义。反之，如果按原告所述，楼梯弄为三户共有，依照在该权证关于朱彩凤的另一间小屋的地基四至有“西公用厅”字样的记载方式，则凌宝抚的一楼一底房屋地基四至之西至应当记载为“西公用楼梯弄”，而不应当记载为“西楼梯”。至于起诉状中所述的走廊8.5平方米是二楼西首第2间和第3间两个房间北侧外的整个走廊的建筑面识，被告仅将其西首第3间房屋北侧外的走廊予以登记，其余走廊建筑面积并未登记在凌宝抚的房产证中。3.江能菊户和凌世钦户的1951年奉奉字第00842号、第008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未记载楼梯弄、走廊为共有房产。江能菊户和凌世钦户的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没有任何关于楼梯或楼梯弄的记载，更没有共有争议房产的记载。其中，江能菊户所有的二层楼房地基四至记载与楼梯弄或楼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与1990年凌积崇登记的房屋四至和1995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四至也不相同。同样的，现为凌积芳所有的1951年登记在凌世钦户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也没有任何有关楼梯或楼梯弄的内容。因此，三原告通过继受取得凌世钦、江能菊户的土地房屋不动产中，有关争议房产为三户共有的说法缺乏权属来源和事实依据。（二）1989年至1998年间颁发的凌积崇、凌积善和凌宝抚的土地和房产登记资料内容，证明对楼梯弄归凌宝抚户所有的事实无任何争议。根据相关权属登记材料，不论是凌积崇、凌积善或凌宝抚各户当时的房屋登记审批材料，还是土地登记审批材料及相应的权证均证明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并未错登。1.凌宝抚户1989年的房产登记资料和1991年的土地登记资料情况。一是，凌宝抚户房产登记资料。在凌宝抚持有的奉大字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中，附记如下:“1.前敞堂楼下本户有三分之一的产权。2.楼梯弄本户所有，楼梯公修公用，出入无阻。3.大门、道地三户公用。4.楼上走弄出入无阻。5.后敞堂归凌积善和凌积芳凌积崇、凌宝抚三户共有。”而凌积崇和凌积芳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对楼梯弄、楼梯和楼上走弄没有任何记载。上述附记中“楼梯弄本户所有”，表明凌宝抚享有楼梯弄的所有权，而“楼梯公修公用出入无阻”和“楼上走弄出入无阻”表明其余各户享有楼梯弄和走廊的通行权，并需要承担因楼梯通行权而产生的附随义务——共同维修楼梯的义务。根据目前的各种证据，只有楼梯（不是楼梯弄）和走廊部分只能确认为公用，但“公用”与“共有”不是同一概念。公用是指走廊的使用功能，而共有则是产权共同所有的概念。前者是不动产中的相邻权中的一种不得妨碍相邻人的权利，而后者则是物权中的所有权的一种，三原告以楼梯公用为由，主张楼梯弄和走廊共有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上述奉奉字第00874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其他权证。在凌宝抚户的《奉化县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1989年2月28日）中，四至中的房屋西墙是“与凌积仁併墙”（凌积崇的曾用名），凌积崇确实写了有“内公用路梯、走廊三家共有，请丈量……”字眼，也就是凌积崇对楼梯弄内“路梯、走廊”提出了因“公用”而应当属于三家“共有”的异议，而不是对原告所述的楼梯弄所有权提出异议。显然，楼梯弄是从房间用途的角度对房间空间的定义，与路梯或楼梯属于单一不动产设施不是同一概念。况且，“公用”与“共有”也不是同一概念，公用路梯属于共有路梯，必须有相应的权属证据（本案并没有）。从各种证据来看，凌积崇认为路梯和走廊属于共有财产属于其单方认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依据房屋登记程序规定，上述《奉化县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确认后，后续还有公告程序，如有异议，还可以向公告机关提出异议，但是，凌积崇并未在公告期间提出异议。而三原告以凌积崇曾提出过路梯公用并据此认为路梯弄共有，更是无稽之谈。二是，凌宝抚户的土地登记资料。在凌宝抚的土地登记资料中，有一份1990年9月4日的《奉化市地籍调查表》，内有《界址调查表》和《地籍调查宗地图》，其中记载的凌宝抚申请登记的楼梯弄土地使用权西侧界址点“1-2”，界址物类表为“墙壁”，界址位置“中”，表明该界址是以墙壁的中间位置作为分界线的，这是由原告一和原告三的房屋土地被继承人凌积崇进行指界的，其已在界址点号1-2栏盖章确认。综上可知，凌积崇虽在1989年2月28日凌宝抚的《奉化县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中提出了争议房产为三家共有的异议，但在1990年9月4日凌宝抚的上述房屋字基地土地登记材料的地籍调查表中，其已认可了争议房产项下的土地为凌宝抚所有的事实，即凌积崇已经以后发生的行为纠正了前一异议行为，故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争议房产应归凌宝抚所有，凌积崇本人至此已无异议。2.凌积崇1990年房产登记资料和1995年的土地登记资料情况。一是，凌积崇1990年房产登记资料。根据凌积崇于1989年3月19日自行填写盖章的地号为42917-2《奉化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其申请登记的有关墙门内自有楼房有2间，均不包括争议房产，而其中房屋共有一栏中也仅提出“大门”“道地”和“前厂堂”三处为“3户”共有产权（“道地”并非房产而是土地，故共有房产情况与奉奉字第××号记载内容一致），在其他需要说明情况一档也只是记载了“本户前厂堂大门里外道地三户公用后厂堂自用。外地边角厕所壹间”，并未提出楼梯弄或走廊也属于共有产权的主张。二是，凌积崇的1995年的土地登记资料。在凌积崇土地登记地籍管理档案中，有一份《奉化市地籍调查表》，内有《界址调查表》和《地普调查宗地图》，其中记载的东侧界址点有“3—4”和“4—5—6”。“3—4”即是楼梯弄西墙靠北半边的半道墙，四至表述为“3-4与凌宝富併墙”，界址物类表为“墙壁”，界址位置“中”，表明凌积崇所有的土地界址是以该拼墙墙壁的中间位置作为分界线的，而此墙即是楼梯弄西墙靠北的半道墙，而“4—5—6”界址因当时仅确认前敞堂为共有产权而未与凌宝抚相邻。上述两个界址均是由凌积崇和凌宝抚共同指界并盖章确认的。同时，凌积崇的地籍管理档案中还存有其本人于1994年2月28日亲笔书写的《申请核发土地所有权证的报告》主要是对敞堂争议的解释和说明，其内容不仅完全没有提及楼梯弄和走廊存在产权争议，相反地，其还认为其房产证记载是正确的。该申请报告第五条载明“凌积崇于1990年4月30日已经取得市政府发给的奉大字第6××3号房产所有权证，其上载明的房屋面积和公共用地经多次反复丈量是明确的”，而该房产所有权证正如原告凌霖所述，没有楼梯弄和走廊存在产权争议的记载，说明凌积崇并不认为楼梯弄、走廊为共有产权。3.凌积善1989年左右的房产和土地登记资料的情况。根据相关材料，凌世钦与其妻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去世。故始于1989年的房屋和土地登记是由其继承人凌积善和凌积良申请的。涉及本案的原告二的不动产是由凌积善赠予的。根据凌积善继承的涉案房产和土地登记情况，可以证明楼梯弄并不属于共有产权。凌积善的1998年的房产登记材料。其登记的房产有二处，一为西首楼房二层，另一为楼房前的平房，其共有房产仅为敲堂间，并没有任何记载楼梯弄或走廊为共有的内容。（三）其他证据也证明争议房产不存在任何共有的关系。一是，凌积芳受赠的房屋中不包括楼梯弄或走廊。1972年8月17日，凌世钦对其两个儿子进行分家析产时所立的《房屋分授据》和凌积崇于1994年2月28日亲笔书写的《申请核发土地所有权证的报告》中，均载明了凌世钦在该处的房屋所有（包括共有）情况，对楼梯弄并没有共有产权的记载，后续分家析产中也没有提及楼梯弄的情况，凌积善分家析产中分得的房屋也没有包括楼梯弄的共有权。而且，该记载分家析产的《房屋分授据》上，落款日期为1998年11月18日的备注：“本件属总登记遗留问题，经查，有异议的其他房产已明确。凌积善所有的房产为楼上全间与平房壹问，地号为42917-4”，备注上加盖有登记机构公章，其右侧盖有凌积善、凌积芳的私章，即原告二对上述房产情况是认可的。结合1998年4月22日由凌吉善（即凌积善）亲笔书写的赠与凌积芳案涉房产的赠与书内容，证明凌积善无权也没有向凌积芳赠与楼梯弄或走廊这一所谓的“共有房产”，凌积芳对此知情且认可。二是，在凌积芳的《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和《宗地草图》中，没有对楼梯弄的标注，凌积芳及其邻居凌积崇都盖有私章对凌积芳的界址予以确认。上述材料表明，凌积崇和凌积芳是知道二人并不拥有“楼梯弄”共有产权。由上可知，原告认为的被剥夺知情权作为起诉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四）三原告的房产和土地的权属为继受所得，其享有的权利义务与被继受人的权利义务一致。一是，凌霖、凌立是通过继承凌积崇和江能菊的夫妻共同财产取得该处房地产物权的，故在进行产权转移登记时，应当按其继承的原产权人的财产范围内享有物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二被继承人并没有“楼梯弄”的共有权，故原告一凌霖、原告由于二被继承人并没有“楼梯弄”的共有权,相应的不动产权证没有此记载正确。二是，凌积芳是通过受赠凌积善的该处房地产取得产权的，而凌积善对“楼梯弄”同样也没有共有产权，凌积芳进行房地产产权登记时，也应当按其受赠的原产权人的财产范围内享有权利和义务，故原告二的1989年的奉化市巿字第01—2351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进行变更登记的房屋产权证号为01—××号和1999年奉国用（99）字第1—2768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仅有敞堂间及对应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共有权记载,对楼梯弄的共有使用权没有任何记载正确。(五)凌宝抚提供的申请登记材料符合法定条件，且被告所作的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暂行办法》的规定。根据《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规定,凌宝抚向房屋登记机构提交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作为房屋权属来源的奉奉字第00847号土地房屋所有证、原奉化市大桥镇东门居委会于1989年11月6日出具的凌宝抚继承人资格证明等申请材料。待登记房屋经房屋四至墙界申报和包括原告一之父凌积崇等邻户的确认，经发证机关审查、公示后向其颁发了奉大字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后因发现房屋状况附图存在绘图人员错绘,又于1991年9月21日经复核纠错更正换发了同样编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述申请、指界绘图、审查和颁证的整个行政登记行为符合规定。(六)被告所作的房屋行政登记行为符合法定职权。根据《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原奉化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办公室对辖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登记有法定的职责,故有权对凌宝抚的上述房产履行房屋产权行政登记的职责。五、三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观点不正确（一）所谓的“违法编造公告”的说法属于其理解有误。凌宝抚房产登记材料中的“6月5日至7月5日公告无异议”中所述的“公告”与原告所理解的公告送达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是房产登记程序中的“公告程序”（在1989年适用的《暂行办法》中未规定公告程序），是在房产登记过程中依法将待登记的不动产的主要内容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公告，征询公众（含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意见，如无异议则继续依法定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查。而后者则是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等法定机关向当事人（特定人员）送达文书时的一种送达方式(参照民事诉讼法“期间、送达”一章内容进行)。原告将房产登记中的公告程序与公告送达混为一谈,从而得出违法编造公告的说法,显然不正确。而其所谓的由于“6月5日至7月5日公告无异议”的加注，导致其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纠正错误的说法不成立，无法进行民事诉讼的原因是因为上述产权民事争议已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二）《暂行办法》未规定公告程序，当时的房产登记机构进行的公告属于自我约束行为。《暂行办法》并没有设置房产登记的公告程序,也没有具体的公告内容和如何公告及公告情况的证据保存规定，当时的发证机关所作的公告行为属于自我约束的行为,故被告未保存相应的公告资料并不违法。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起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且被告所作的房屋登记行为程序正当,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符合法定职权，故被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座落于，奉大字第2669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凌宝抚，该证于1989年11月作出，因错绘于1991年9月21日经复核更正后换本。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要求确认被告于1989年作出的奉大字第2669房产证登记违法，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凌霖、凌积芳、凌立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许亚代审判员  王珂斐审判员  李倩倩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珂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第一百零一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二）驳回起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