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6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铭达，男，198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保涛，山东齐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864121408W。 负责人：金滨，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培，女，该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男，该单位职工。 上诉人刘铭达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铭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张店区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第4页第十三行“上述记录存在的原因系原告对销户的流程不了解而造成的，并且原告征信报告中贷记卡的状态记录，只是对原告贷记卡状态的记载，并非不良记录，不会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涉案三条贷记卡记录无论真实与否，自发卡日2011年9月20日至今上诉人均未使用过，即使按照被上诉人庭审中举证2012年4月上诉人还持卡（卡号42×××12）进行消费，但2012年4月至今也有八年之久，这期间上诉人一直未使用该卡片。且正常贷记卡的换卡周期为2-3年，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发送更换的贷记片。另外，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卡号42×××12贷记卡（额度1000元）信息显示的发卡日期（2012年2月13日）、收卡日期（2012年4月16日）、启用日期（2012年4月6日）与信用报告中的发卡日期2011年9月20日不符。发卡日期2011年9月20日不符。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的通话录音显示：只能查询到卡号42×××12贷记卡(额度1000元）的记录，发卡日期为2012年2月13日，且已经做预约销户处理，卡号42×××56、62×××71的贷记卡均无法查询，该信息与被上诉人原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涉案三条贷记卡存在的原因并非上诉人对销户的流程不了解而造成的，而是被上诉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内部信息混乱造成的，进而侵犯了上诉人的知情权、名誉权。征信报告是各银行、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审批时的必要材料，能否持有一份真实完整、无不良记录的信息报告对上诉人办理相关金融业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涉案三条贷记卡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但在上诉人未使用未换卡的八年时间里对上诉人办理其他银行业务必将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2、原审判决第4页倒数第八行“贷记卡销卡需要收卡和销户两个步骤……但必须本人到柜面申请销户……但需要原告予以配合”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之所以提起诉讼，其原因就在于被上诉人克服提供的查询信息与上诉人的征信报告记录存在矛盾冲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中央四大行之一，代表着中国最雄厚的金融资本力量，其客户资料管理也应当相当完善，但被上诉人及其总行在本案中为上诉人办理业务方面表现的极度混乱又不负责任，“必须本人到柜面申请销户”、“需要原告予以配合”等所谓的“规定”更没有法律依据。另上诉人常年在江苏工作，为了办理销户来回奔波几千公里既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也不符合被上诉人自称的“客户为尊，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的服务文化核心理念。综上，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处理。 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辩称，一、一审判决确认的基本事实与实际情况相符。一是上诉人提及其征信报告中贷记卡记录中第7、8、9条授信额度为1000。500、622元的记录，该三条记录系尾号0556、3012、1363、1371贷记卡账户授信额度记录。上诉人称尾号3012贷记卡的发卡日期为2012年2月13日，与信用报告中2011年9月20日不符，此种情况在一审庭审答辩人已向法庭说明并得到认可，信用报告中的2011年9月20日为账户开户日期并非为贷记卡的收卡日期，答辩人在提交证据中的刘铭达账户情况表可以说明。二是根据答辩人相关业务规定，贷记卡销卡需要收卡和销户两个步骤才能完成，客户通过电话客服和银行柜面申请收卡，但必须本人到柜面申请销户，如果未申请销户，则贷记卡账户状态仍为“正常”，上诉人两张贷记卡均未到柜面申请销户，导致该贷记卡均未销卡成功，因此征信报告中贷记卡状态仍为“正常”，因此该情况实际为上诉人行为造成，并非答辩人造成。二、上诉人所称对其造成名誉损害于法无据。一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名誉权纠纷，依据法律规定，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为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在此案中，上诉人征信报告中贷记卡的状态记录，只是对上诉人贷记卡状态的记载，并非不良信用记录，不会对上诉人造成不良影响。二是上诉人不能证明存在其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事实。上诉人称“该三条贷记卡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但在上诉人未使用未换卡的八年时间里对上诉人办理其他银行业务必将产生严重不良影响”，恰恰说明了上诉人对所谓的侵害其名誉权属主观臆断，既无事实证明，亦无法法律依据，更无损害后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刘铭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为原告消除征信报告贷记卡明细中的三条不实记录(分别为：2010年9月20日被告的授信额度为1000、500、622元的贷记卡发放记录）；2、判决被告在省级报刊就原告征信报告不实一事向原告道歉；3、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其滥用征信报告支配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9000元；4、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损失10000元；5、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铭达提及其征信报告中贷记卡记录中第7、8、9条授信额度为1000、500、622元的记录，系尾号0556、3012、1363、1371贷记卡的账户授信额度记录，其中尾号3012贷记卡系2012年2月13日刘铭达网上自主申请办卡，2012年4月6日刘铭达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网点申请启用，2012年4月16日通过电话客服申请收卡，但未到柜面申请销户。尾号1363、1371、0556贷记卡系2011年9月20日刘铭达网上自主申请办卡，刘铭达均未领卡启用，该卡于2012年3月28日已作废，其也未到柜面申请销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名誉权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是否侵害了刘铭达的名誉权。依照法律规定，因侵害名誉权发生争议，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刘铭达的个人信用报告中贷记卡记录第7、8、9条授信额度为1000、500、622元的记录均真实存在，上述记录存在的原因系刘铭达对销户的流程不了解而造成的，并且刘铭达征信报告中贷记卡的状态记录，只是对刘铭达贷记卡状态的记载，并非不良信用记录，不会对刘铭达造成不良影响。故刘铭达所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侵害其名誉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相关业务规定，贷记卡销卡需要收卡和销户两个步骤才能完成，客户可通过电话客服和银行柜面申请收卡，但必须本人到柜面申请销户，如果未申请销户，则贷记卡账户状态仍为“正常”，刘铭达未到柜面申请销户，导致贷记卡均未销卡成功，因此征信报告中贷记卡状态仍为“正常”。庭审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明确表示愿意按照刘铭达的要求取消记录，但需刘铭达予以配合。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刘铭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计250元，由刘铭达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法律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刘铭达主张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侵害其名誉权，刘铭达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刘铭达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征信报告载明的事项侵害其名誉权，给其造成损失。根据本案查证的事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按照银行业务操作规范开展业务，刘铭达个人信用报告中贷记卡出现授信额度记录以及贷记卡账户状态为“正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刘铭达没有按照银行销卡的程序进行操作，不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主观恶意所为，且刘铭达个人信用报告中贷记卡出现授信额度记录以及贷记卡账户状态为“正常”的情形不属于不良信用信息范畴，不会给刘铭达造成不良影响。一审判决驳回刘铭达的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所述，刘铭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刘铭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绛帼 审 判 员  马清华 审 判 员  郭东辉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