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49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虎，男，198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习光伟，男，198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巴云鹏，河北圣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爱民，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尧男，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小虎、习光伟因与范爱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7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习光伟及其与刘小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巴云鹏、被上诉人范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尧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小虎、习光伟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没有查清，本案应当为合伙纠纷，而非单纯的欠款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合伙关系，而实质是共同出资经营石家庄炅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从事二手车的买卖服务活动。范爱民在起诉时所依据的合伙协议与结算单实质上也为双方的合伙投资协议和结束时的对账单。在一审中，范爱民提出双方存在欠款，而刘小虎、习光伟主张欠款已履行完毕，双方不存在欠款，依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一审法院此时应当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来查明双方的事实，而不应当仅凭范爱民提供的微信和电话记录来认证双方是否存在欠款，这样做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真正的法律关系，从而查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欠款。二、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结算单是在范爱民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对刘小虎、习光伟存在重大欺诈的行为下出具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被撤销，不应当作为双方对于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依据。在双方合伙经营公司时，范爱民利用掌管公司的权利和其爱人担任公司财务的职务便利将公司经营期间的业务所得通过借贷的方式出借给戴景海、吴雪雪等人，对刘小虎、习光伟称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息。但刘小虎、习光伟自该款借出后从未收到戴景海还款，而在合伙协议与结算单中戴景海的欠款从150万变为100万元，差额的50万元也不知去向。在结算时，刘小虎、习光伟应范爱民的要求，同意将戴景海和吴雪雪的欠款打至范爱民名下，刘小虎、习光伟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对上述欠款的追索的权利。双方不再合伙后，范爱民从未向借款人主张要求还款，也没有将还款的款项向刘小虎、习光伟返还，导致刘小虎、习光伟对上述债权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根本不清楚款项现在真实的状态。刘小虎、习光伟在收到一审判决后，从法院网站查明，范爱民为了帮助戴景海逃避生效的法律文书的义务，居然向人民法院提供伪造的证据试图帮助戴景海逃避债务的执行，直至此时刘小虎、习光伟才发觉范爱民在实际控制公司时用对外出借的形式向戴景海等放贷，其根本目的在于转移公司的资产，造成公司亏损的局面，从而让刘小虎、习光伟分担亏损，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三人清算时范爱民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属于对刘小虎、习光伟的欺诈，依据民法总则第148条的规定双方用于结算的结算单是在范爱民欺诈刘小虎、习光伟的情况下做出的，应当依法被撤销，而且范爱民向戴景海放贷的行为，是属于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依据民法总则第154条的规定，该行为无效。因此，范爱民此行为属于对刘小虎、习光伟的侵权，戴景海和吴雪雪未偿还的部分以及已经偿还但未归于刘小虎、习光伟的部分，应当由范爱民承担向刘小虎、习光伟的还款责任。同时，因戴景海和吴雪雪的欠款为范爱民个人借出，范爱民已经作出将戴景海和吴雪雪连个人的欠款打到其本人名下，此行为属于债务的承担，范爱民承担了戴景海和吴雪雪欠款中应当向刘小虎、习光伟履行的部分，即是经过重新审计与对账刘小虎、习光伟仍有欠款，也应当优先从戴景海和吴雪雪的欠款中予以抵销。三、一审判决认定刘小虎、习光伟承担还款义务的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刘小虎、习光伟欠范爱民欠款的证据主要为结算单和微信截屏、电话录音。但现有证据表明结算单是在范爱民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对刘小虎、习光伟进行欺诈的基础上形成的，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结算单整体属于范爱民出于转移财产的目的，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优势地位对刘小虎、习光伟的欺诈，应当予以撤销，双方应当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来确定真正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其中关于戴景海的债权部分属于范爱民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该部分的处置结果无效，范爱民的行为属于对刘小虎、习光伟的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后果，就该部分出借的资金中，刘小虎、习光伟应当承担的债权部分予以返还。因此，结算单不具有民事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认定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而微信和电话，也是属于范爱民在隐瞒公司真正情况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四、如经过对公司财产与债务的审计，确定刘小虎、习光伟确实欠范爱民款项，也应当从范爱民恶意转移的部分中予以扣除，多余的部分应当由范爱民向刘小虎、习光伟进行返还。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习光伟用个人财产为公司额外支出税款与代理记账费用79920元，此款没有在对账时列入公司的支出，应当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基于上述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出资经营公司，在经营期间范爱民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地位对公司的资产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予以转移，在双方散伙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让刘小虎、习光伟承担过多的债务，侵犯刘小虎、习光伟的权益，如存在刘小虎、习光伟欠款的行为，也应当从范爱民恶意转移的资产中予以扣除，多余的部分应当由范爱民承担向刘小虎、习光伟返还的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刘小虎、习光伟的合法权益。 范爱民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小虎、习光伟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应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基础关系已经查清。本案一审判决经审理认定事实部分，明确载明了案涉各方合伙经营石家庄炅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过程及相关经营情况，并非没有查清基础法律关系。刘小虎、习光伟称一审中主张欠款已经履行完毕，该主张的前提是，承认结算单中记载的欠款的真是存在，只是抗辩结算单是2017年3月签订的，欠款已经履行完毕，这也是一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鉴于该结算单没有记载签署时间，一审判决以结算单结合刘小虎、习光伟提供的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认定结算单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1-12月间，刘小虎、习光伟所主张的所谓还清欠款的银行流水，是早于结算单的签署时间的，从而未支持刘小虎、习光伟的抗辩。一审判决的基础，恰恰是查清了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并就双方的争议焦点，查明了相关案件事实之上，依法做出的判决。二、范爱民并未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结算单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范爱民正常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执行法院没有考虑到承租人的权利，而向法院主张相关权利，却被刘小虎、习光伟称为了帮助戴景海逃避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向裕华法院提供伪造证据试图帮助戴景海逃避执行的行为，实属牵强。首先，范爱民在该案中并未伪造任何证据，相关水电费物业费缴费凭证都是证明范爱民租赁房屋的客观证据；其次，该房屋与本案案涉房屋不是同一房屋，无任何关系，却被刘小虎、习光伟强行与本案进行关联，解释为范爱民用对外出借的形式向戴景海进行放贷，转移资产，更属牵强，无任何事实依据，无任何关联性。戴景海的欠款由合伙协议的150万元变为结算单中的100万元的原因是戴景海给了一部分货物，同时还了部分欠款，刘小虎、习光伟并非不知情，不然不可能再有这一明显不一致之处的结算单上签字的。刘小虎、习光伟所称同意戴景海和吴雪雪的欠款打至范爱民名下，由范爱民进行主张，如有回款，三方进行均分，是分账结算后的后续事务安排，并非是刘小虎、习光伟所称失去了对该欠款的权利。三、一审判决认定刘小虎、习光伟承担还款责任证据充分。刘小虎、习光伟认为一审判决要求刘小虎、习光伟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不充分，理由是结算单是在范爱民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后形成的。刘小虎、习光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结算单是恶意串通后形成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结算单的签署受到了案外人的影响。而且，结算单是各方进行充分对账后形成的，刘小虎、习光伟在微信和谈话中，从未否认过该结算单的内容，一再表示尽快还款。四、刘小虎、习光伟上诉理由与一审抗辩自相矛盾。刘小虎、习光伟一审中并未否认结算单的真实性有效性，系真实意思表示，只是抗辩在结算单的签署后，欠款已经还清。而且，一审中并未要求对合伙期间账务进行审计。在范爱民出示了微信记录和谈话录音后证明其主张不成立后，二审转而否认结算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要求进行审计对账，很明显刘小虎、习光伟的该上诉理由，与一审已经认可结算单的内容的这一自认，是自相矛盾的，依法不应支持刘小虎、习光伟的该上诉理由。 范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习光伟退还原告合伙投资款493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刘小虎退还原告合伙投资款913000元；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范爱民与被告习光伟、刘小虎三人合伙经营石家庄炅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3月15日三人补签合伙协议，协议载明自2013年习光伟、刘小虎、范爱民三人合伙经商，生意期间不管赔损与盈利，均为三人共同所有，所有财产为三人共同财产及所欠债务由三人共同承担。1、名下财产：现有三人共同创办的公司（石家庄炅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店面位置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大街24号三庄二手车交易市场7厅6号店面租金与店面以后产生的所有费用都有合伙人共同承担与公司法人无任何关系。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大众ＣＣ汽车冀Ａ×××××一辆，帕萨特汽车冀Ａ×××××一辆，北京现代汽车冀Ａ×××××一辆。2、所欠个人债务：王丽媛43万、雷登朝18万、王丽媛妈10万、范军鹏10万、范四辰50万、孙彦军10万、何英杰55万、李翠英8万、马珊10万、习军城10万、范四丑4万、赵会江8万、崔永方2万、崔永方妈2万、小芬2万、范和军1.5万。3、银行贷款：刘小虎名下招商银行贷款30万、范爱民名下邯郸银行贷款70万；4、外账：戴景海所欠150万、刘峰所欠70万、吴雪雪所欠150万。原告称2017年11月份，三人协商一致同意散伙。原、被告三人签订结算单一份，载明“范爱民、刘小虎、习光伟三人共同投资做生意，共计欠467.5万，现由三人平均分摊。范投资251.1万，习投资118.4万，刘投资68万。经三人友好协商，刘小虎欠范爱民77.8万，习光伟欠范爱民27.4万现戴景海欠三人100万吴雪雪欠三人50万共计150万，欠条打给范爱民名下。”被告质证称该结算单系2017年3月签订。又查，原告与二被告在合伙经营期间共同购买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房屋一套。原告称，散伙时三人约定将上述房屋以210万元的价格抵顶给原告范爱民，并承诺若出售价格低于210万元，差额部分由二被告对原告进行补偿。原告范爱民主张于2018年9月2日以168万元出售该房屋，并支付贷款过桥费5万元，差额47万元（210万＋5万元-168万），两被告应各负担23.5万元。原告认可签订结算单后，被告范爱民支付原告1.6万元，被告刘小虎支付原告10万元，被告范爱民欠其49.3万元（27.4万元＋23.5万元-1.6万元），被告刘小虎欠其91.3万元（77.8万元＋23.5万元-10万元）。再查，被告习光伟主张自2017年3月20日起共向原告范爱民转款6笔，合计金额336620元，扣除2017年7月22日暂用范爱民的5万元，累计向原告范爱民转款286620元，已付清结算单中对原告范爱民的欠款，多余部分是给原告出售房产及车辆的款项。被告刘小虎主张自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3月23日共向范爱民、赵会丽（范爱民妻子）转款837400元。原告范爱民对被告习光伟、被告刘小虎的主张不认可，称该转账系散伙之前三人合伙期间的业务往来。另查，原告提供与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可以体现三人散伙时间在2017年11月-12月份，三人虽谈到对于原告主张的卖房差额款负担问题，但没有明确表态具体如何负担及负担数额。以上事实有合伙协议、结算单、银行流水账单、房屋买卖合同、谈话录音、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范爱民与被告习光伟、刘小虎之间的合伙事实，有合伙协议为证，且原、被告认可，该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原、被告三人协商一致解散合伙，被告习光伟欠其23.5万元，被告刘小虎欠其77.8万元，原告提供三人签订的结算单为证，该院予以认定。原告范爱民主张其与被告在合伙期间共同购买的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房屋，由原、被告三人约定将其以210万元的价格抵顶给原告，实际销售价格若低于210万元，差额部分由二被告补偿给原告，现上述房屋实际销售价格为168万元加过桥费5万元，差额47万元，应由二被告补偿。原告范爱民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及与二被告的谈话录音为证，谈话录音中对卖房差额款负担问题原、被告三人虽有谈到，但二被告没有明确表态具体如何负担及负担数额，故原告该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被告习光伟主张自2017年3月20日起，向原告范爱民转款6笔，合计金额336620元，扣除2017年7月22日暂用原告范爱民的5万元，累计向原告范爱民转款286620元，已经完全支付够双方结算单上的欠款，多余部分是给原告范爱民出售房屋和车辆的费用；被告刘小虎主张自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3月23日共向原告范爱民、赵会丽（范爱民妻子）转款837400元，提供银行流水账单为证。结合原告提供的三人谈话录音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三人签订散伙结算单的时间为2017年11-12月，而非被告主张的2017年3月，故对被告主张自2017年3月向原告的转账记录为偿还的欠原告的散伙费用，该院不予认定，对原告自认被告习光伟已偿还1.6万元，刘小虎已偿还10万元，该院予以认定。综上，被告习光伟应再向原告支付25.8万元（27.4万元-1.6万元），被告刘小虎应再向原告支付67.8万元（77.8万元-1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习光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爱民25.8万元。二、限被告刘小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爱民67.8万元。三、驳回原告范爱民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54元，由原告范爱民负担5834元，由被告习光伟负担3203元、被告刘小虎负担8417元。 本院二审期间，刘小虎、习光伟提交的证据如下：1、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执异13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范爱民与戴景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范爱民伪造房屋租赁合同企图帮助戴景海逃避法院的执行。2、习光伟居住证及交纳电费的凭证，证明：习光伟自2017年起就居住在燕都金地城，与戴景海所说的出租房屋为同一间，范爱民与戴景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范爱民宁愿冒着承担伪造证据的风险，也要帮助戴景海逃避法院的执行。3、习光伟、刘小虎与范爱民所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其中第一部分第三条载明由范爱民将公司的370万元以高利贷的形式分别出借给戴景海、吴雪雪和刘峰。其中戴景海与范爱民存在密切关系，吴雪雪和刘峰也是范爱民的好朋友，与习光伟、刘小虎没有关系。这370万的债权均是由三人合伙公司的共同资产予以支出，至于何时回款和还款的数额习光伟、刘小虎均不得而知，在三人结算时范爱民也要求将上述债权打条至自己名下，从而使习光伟、刘小虎丧失了公司经营的权利。4、刘小虎与范爱民之间自2017年至2018年资金转款凭证，证明：刘小虎共向范爱民转款4410884元，而范爱民向刘小虎转款1810110元，之间差额近300万。三人的最终对账结算与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不符，在范爱民掌握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没有进行审计而仅凭范爱民的介绍签署的。5、聊天记录、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习光伟为公司交纳的代理记账费以及补交的税款总数是79920元，这笔支出没有进行三方的结算，是习光伟单方的垫付，应当予以返还。6、刘力清的证人证言，证明：刘力清名下的兴银行卡实际的使用和占有人为范爱民，刘小虎向该卡上汇入的224800元是范爱民要求汇到该卡上用于还款的。 范爱民质证称，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范爱民以房屋租赁为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法院以抵押在先为由没有予以支持，并没有认定伪造证据的事实，不能证明待证事实。2、对证据二相关缴费票据，习光伟与范爱民关系同样较为密切，该证据恰好证明了裁定书中所说房屋先后由合伙人出租居住的事实，说明了范爱民以租赁为由向法院主张相关权利，该事实是真实的，通过证据一和证据二无法证明本案结算单存在恶意串通。3、对证据三合伙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合伙协议仅仅是双方在对账过程之中诸多用来对账的或者用来记录合伙协议履行期间过程性文件中的一个。双方之间存在多份合伙协议，经过各方多次大量的对账和计算最终形成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合伙协议以及结算单，不能证明习光伟、刘小虎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流水的时间跨度为2017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结算单的形成时间是在11至12月份，该流水只能反映出双方某一张卡的往来情况，并不能反映三方全部整个的债权债务关系。正如合伙协议和结算单中所体现的，三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对外的债权和债务，不能单凭银行流水来得出任何结论，流水是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之中的相互转账。5、证据五只是公司的银行流水和部分的网站打印缴费截图，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予以认可，银行流水是公司对公账户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习光伟主张为公司代扣代缴费用的证明目的；对于网站截图是结算完毕以后公司产生的相关的税费，该公司并未注销，实际上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也是习光伟，这是结算以后发生的行为，和范爱民已经没有关系了。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习光伟、刘小虎所称是范爱民一直在控制公司的主张不是事实。6、在2017年12月份结算单签订后，刘力清的该张银行卡一直由范爱民使用。 另查明，范爱民认可签订结算单后，向其支付1.6万元的主体系习光伟，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九行、第十行“被告范爱民”存在笔误，应为“被告习光伟”。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结算单的签订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欺诈情形；2、一审判决认定的习光伟、刘小虎支付款项数额是否有误。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习光伟、刘小虎上诉主张结算单是在范爱民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对其二人存在重大欺诈的情况下出具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但习光伟、刘小虎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对结算单予以认可，且习光伟、刘小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结算单签订之前已经与范爱民签订过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包含了合伙的共同财产及所欠债务情况，说明其二人对于合伙财产状况是知晓的，习光伟、刘小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签订结算单时，范爱民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欺诈其二人的事实，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结算单上有范爱民、习光伟、刘小虎三人的签名及手印，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结算单记载刘小虎欠范爱民77.8万元，习光伟欠范爱民27.4万元，一审庭审中范爱民自认刘小虎已经偿还10万元，习光伟已经偿还1.6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小虎向范爱民支付76.8万元、习光伟向范爱民支付25.8万元，符合结算单的约定，并无不当。刘小虎主张在2017年12月22日起，刘小虎向范爱民指定的刘力清银行卡转账还款224800元，范爱民不予认可，刘小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另，结算单载明，戴景海欠三人100万，吴雪雪欠三人50万共计150万，欠条打给范爱民名下，范爱民在庭审时亦认可债权为三人共同享有，在债务人偿还债务后，其三人再进行分配。故，在戴景海、吴雪雪将上述欠款偿还给范爱民后，范爱民应当按照约定与习光伟、刘小虎进行分配。 习光伟主张其垫付合伙期间公司代理记账费、补缴税款79920元，该笔支出并未进行三方结算，应当予以返还。该笔款项并未在结算单中进行约定，如存在争议，可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刘小虎、习光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4元，由上诉人刘小虎、习光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建民 审 判 员 孟维山 审 判 员 史亚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 袁 琳 书 记 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