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邱杰，男，1981年1月17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高中文化，经商，住耒阳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育忠，男，1970年10月22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高中文化，经商，住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缨，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诚生，北京众明（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耒阳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耒阳市水东江办事处桥头居委会振兴南路（荷塘月色综合楼）。法定代表人：梁育忠。一审第三人：王淑芳，女，1961年4月2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住耒阳市。一审第三人：刘运春，男，1965年2月15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住耒阳市。一审第三人：刘洪香，女，1965年12月11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住耒阳市。一审第三人：蔡文胜，男，1967年12月26日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住耒阳市。再审申请人邱杰、梁育忠与耒阳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蔡文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4月17日向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向本院请示，本院于同月24日指定由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管辖审理。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了（2018）湘04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邱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了（2018）湘04民终2306号民事判决。梁育忠、邱杰均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湘民申377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邱杰、梁育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缨、李诚生、东兴公司、刘运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梁育忠、东兴公司向邱杰连带支付人民币22086804.11元（其中本金9034575元，利息暂时计算至2018年2月5日为13052229.11元）；2、请求判令梁育忠、东兴公司向邱杰连带支付违约金2710372.5元（本金的30%）；3、请求判令梁育忠、东兴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4、请求判令梁育忠、东兴公司承担邱杰的律师费及差旅费。东兴公司答辩称：1、邱杰实际投资不足384.45万元。邱杰主张的投资款中包括开发项目临时部分门面划转租金。2、将项目开发房屋办理到东兴公司名下，是邱杰等人挂靠在东兴公司名下合作开发的一个必然结果。邱杰将此作为梁育忠的违约行为，作为自己起诉依据的一个理由，不尊重事实，不能成立。3、要求东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梁育忠答辩称：1、邱杰与梁育忠等股东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未履行，各方已经通过口头并以各自行为解除了该协议。2、邱杰请求支付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3、本案起因于合作项目因内部矛盾和外部困难拖延时间过长，已经形成巨额亏损。邱杰不愿意按照自己的股权比例承担项目亏损，因此酿成本次纠纷，其做法是不诚信的，驳回邱杰诉讼请求。梁育忠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邱杰支付梁育忠垫付投资款及利息1036770元；2、判令邱杰支付梁育忠垫付款项利息500561.4元（736770元自2016年6月8日起至2018年6月17日止，按照月息2%计算；300000元自2016年6月28日起至2018年6月17日止，按照月息2%计算；），并判令邱杰自2018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垫付款之日止对1036770元继续按照月息2%计付利息；3、本案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费用由邱杰承担。邱杰答辩称：2013年10月18日的《股东协议书》详细约定了退股人权利、退股的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该协议约定明确，并经所有股东签字确认，梁育忠一个人在承接人处签字，因此,该协议签订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当时的该项目承接人很明确只有梁育忠一人。该协议签订后，其他投资人进入该项目的情形，要么是与梁育忠签署《重新入股确认协议》，要么就是以股东身份在项目决议上签字，要么就是对项目重新进行投资。第三人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综合答辩称：1、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出具给邱杰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等内容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辩论意见不一致的，以答辩人在庭审时的陈述和辩论意见为准；2、请求法院根据东兴帝景项目部财务及决议等资料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第三人蔡文胜答辩称：2013年10月18日全体投资人共同签定了《股东协议书》。该协议内容真实，邱杰及其他投资人全部退出投资，由梁育忠一个人承接整个项目。之后，其他几个人又同梁育忠进行了合伙，只有邱杰一个人退出，没有再向该项目投资了。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1月，邱杰与梁育忠及第三人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蔡文胜等人，口头约定一起投资开发房地产，名为东兴帝景项目（该项目坐落于耒阳市）。蔡文胜隐名在邱杰名下，二人共占投资总额的12.5%（各占6.25%）。全体投资人决定将合伙项目东兴帝景挂靠在东兴公司名下。梁育忠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拥有该公司90%的股份，又占东兴帝景项目投资总额的50%。设立东兴帝景项目部实行独立核算、管理。购买及建设的土地、房产权属亦登记在东兴公司名下。在项目合作开发期间，由于合伙人之间缺乏信任，多次因意见不一致等各种原因，造成项目进展缓慢，合伙人产生了终止合伙的想法，意欲由其中一名合伙人承接东兴帝景项目，其它合伙人全部退出。2013年10月18日，全体合伙人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在同等条件下由股东中的任意一人自愿承接本项目的继续开发，其他股东全部退出。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字后，承接人与退股人即为借贷关系。同时，退股人不再享有本项目之股东权益，本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以及法律责任均与退股方无关。协议还对承接人、退股人的权利、付款时间和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了约定。梁育忠、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邱杰、蔡文胜在“股东”签字处签字；梁育忠亦在承接人签字处签字。该协议签订后，全体合伙人并未按照《股东协议书》确定的有关退伙的条款内容及时落实、履行。东兴帝景项目继续进行运转。同月20日，梁育忠就东兴帝景项目工程施工合同一事向其它合伙人作出承诺，梁育忠、王淑芳、刘运春、蔡文胜在承诺书上签字认可。同年11月13日，梁育忠以项目股东代表名称任命邱杰为东兴帝景项目副董事长，负责项目管理工作。同月20日，蔡文胜与梁育忠签订《重新入股确认协议》。同年12月9日，全体股东以董事会决议确定“东兴帝景项目挂靠东兴公司，东兴公司债权、债务与东兴帝景项目无关，财产属于东兴帝景董事会所有。”梁育忠、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邱杰、蔡文胜在“股东”签字处签字确认。2014年2月6日，投资合伙人签署了一份《关于解决东兴帝景项目出资的决议》，约定“可以由其他股东自由给未出资股东借钱，未出资股东按3%的月息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每年结算一次，到期未还利息的金额转成本金继续享受利息，当工程形成分红或者退本时由项目部负责扣除归还于债权人。”梁育忠、邱杰、蔡文胜、刘运春、刘洪桂等人均签字确认。2014年2月17日，作出“东兴帝景项目部董事会决议（2014年1号）”，对调整变更后的合伙所占份额进行了明确，梁育忠、邱杰、蔡文胜、刘运春、刘洪桂等人签字确认。梁育忠受让刘洪香6.25%的股权后，在东兴帝景项目中股份比例为56.25%，蔡文胜的6.25%的股份从邱杰股份中划出单独进入董事会，划出之后，邱杰、蔡文胜二人股份比例分别变更为各占6.25%。2014年2月28日，东兴帝景项目部财务给邱杰出具了一张投资款为384.45万元人民币的收据。确认邱杰自2009年11月合伙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的投资总额为384.45万元人民币。2015年底，邱杰不愿意继续在项目部履职而离开，并要求梁育忠按照2013年10月18日的《股东协议书》中的约定计算和给付合伙投资款，接受其合伙份额。之后，双方就退伙事项进行多次协商未果。另查明，东兴帝景项目至今尚未全面完工，部分房屋已经对外出售。2017年3月30日，合伙人梁育忠、王淑芳、刘洪香、蔡文胜对1-5楼商业用房进行了分配。共分为三份，梁育忠与邱杰为一份，王淑芳为一份，刘洪香与蔡文胜（资道芬）为一份。邱杰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合伙人对东兴帝景项目总资产及盈亏尚未进行评估和清算。一审法院认为邱杰与梁育忠及第三人共同按份额出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成立东兴帝景项目部，实行独立核算，并挂靠在东兴公司名下，利用该公司的开发资质进行房地产开发，且将共同出资购买的土地、建设的房屋权属均登记在该公司的名下。其经营方式貌似公司化，实为个人合伙开发房地产项目，其合伙体东兴帝景项目部系独立核算，对内与被告东兴公司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经济关系，邱杰与梁育忠及第三人合伙人之间产生的合伙纠纷，东兴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但登记在该公司名下的东兴帝景项目部房地产权，属于本项目的全体合伙人按份或按出资额共有。邱杰、梁育忠及第三人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实为合伙体内部一份规范性的书面约定，全体合伙人本应当按“股东协议书”确定的内容予以及时、全面、自觉地履行。然而，该协议订立后，全体合伙人并没有及时按照该协议履行，加之该协议条文中的意思表达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款违反法律规定，有的条款内容又是不确定的，在履行时间、方式上也没有明确要求，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股东协议书》自订立后就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全体合伙人对此均负有责任。按照该协议的规定，由其中一个合伙人接受全部股份，其它合伙人全部退出，事实上，时至今日亦无人接受全部股份，其它合伙人也并未全部退出，即便有部分转让合伙份额的合伙人，也是在接受人与退伙人另行协商一致后才明确调整了股份权属。同时，《股东协议书》中有关退股分红的规定，是在对项目未进行清算、盈亏不明的情况下，以计利息确定分红方式，于情于理于法均不相符。原《股东协议书》实际上已经因全体合伙人在协议之后的变更行为，及均未全面履行而自行废止。邱杰在2013年10月18日“股东协议书”签订之后，到2014年2月28日期间仍然继续交纳投资款，并参与合伙项目的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底才离开。邱杰、梁育忠双方就退股一事曾多次进行过沟通、协商，但终因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而拖延至今未果，双方均有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是，邱杰、梁育忠及第三人自合伙起至今既没有依法进行登记，又没有订立合伙的书面协议，导致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在处理内部矛盾时又无据可依，这也是导致双方发生纠纷的根本原因。原告邱杰诉称自《股东协议书》签订之后就已经退股，并要求梁育忠完全按照《股东协议书》接受股份、退还股金及按利率计算红利、承担违约金、律师诉讼费用等，并认为自2013年10月28日起已经由合伙关系变更为了债权债务关系，与事实、情理及法律规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个人合伙，依法可以按份，也可以按实际出资额分配盈余、承担风险。故梁育忠反诉邱杰拖欠后期应当增加的合伙资金，要求邱杰增加合伙资金并承担为其垫付资金的利息的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驳回邱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梁育忠的反诉请求。邱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根据邱杰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进行改判，由东兴公司、梁育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应为退伙纠纷，并非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审法院认定邱杰没有退出合伙错误。本案所有合伙人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耒阳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帝景项目部股东协议书》（以下简称《股东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至此邱杰已退出合伙，之后其他人与梁育忠重新合伙，是新的合伙关系，邱杰退出合伙关系后未再加入合伙并自2013年10月18日后没有对该项目进行投资，邱杰退出后仍在项目部上班，不是合伙人行为是劳动关系。2013年10月18日之后，梁育忠多次将项目资产抵押给银行贷款他用未告知未经过邱杰同意，在对涉案房产进行分配时，把邱杰的份额合并给了梁育忠，这种行为也没有通知邱杰，足以证明邱杰不是项目的合伙人，且梁育忠在与邱杰的微信聊天中已自认邱杰已退出合伙。东兴公司辩称：东兴公司与本案无关。梁育忠辩称：《股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解除合伙必须进行结算和清算，该协议并未对清算进行约定，对合伙人投入的股本金亦未明确，且邱杰未提供股本金确认的证据。2013年10月18日之后，各合伙人的行为解除了上述协议，邱杰多次参与股东决议，享受了股东权益，并于2013年12月13日重新投资。请求驳回邱杰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刘运春、刘洪香同意梁育忠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王淑芳、蔡文胜未予答辩。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8月29日，梁育忠、王淑芳、刘洪香、邱杰签订房地产合资开发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上述四人共同出资开发东兴帝景项目，梁育忠出资1600万元，占总投资股份的50%，王淑芳出资800万元，占总投资股份25%，刘洪香、邱杰各出资400万元，各占总投资股份12.5%；东兴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本项目无关，本项目开发过程中所有债权债务亦与东兴公司无关；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该项目承担责任，各出资人以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项目设立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按股东成员投票行使表决权，股东成员过半即视为通过；董事会由全体董事组成，王淑芳、邱杰为董事。2014年9月11日，梁育忠、蔡文胜、刘洪香、王淑芳等人签订东兴帝景项目整体转让决定，由梁育忠以1.5亿元受让东兴帝景项目，该决定无邱杰签字。2015年1月1日，梁育忠出具委托书，委托邱杰行使该项目董事长兼总经理具有的经营性决策、内部管理、人事任免等事务的权力，行使该项目所有财务开支的终极审核权，行使该项目所有营销策划、宣传招商、工程招标协议的签订。2016年7月18日，东兴帝景股东会决议中，邱杰以项目债权人身份签字。梁育忠与邱杰微信聊天中表示“另外，你已退股，奖金也不能付”。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一、邱杰、梁育忠、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蔡文胜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后，邱杰是否退出涉案项目的合伙；二、如邱杰已退伙，梁育忠、东兴公司是否应按《股东协议书》向邱杰支付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对此，本院作如下认定：一、邱杰主张，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后，其参与东兴帝景项目管理是履行副董事长的职务行为，邱杰已退伙。梁育忠主张，《股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邱杰仍以合伙人身份参与项目经营管理。本院认为，双方均提供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综合分析后，邱杰提供的证据占优势，能够证明其在签订《股东协议书》后退出涉案项目的合伙，理由为：1、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后，梁育忠任命邱杰为副董事长，并委托邱杰行使内部管理、人事任免、财务审核等多项重要职权，邱杰参与项目管理应视为其行使副董事长职权的行为；2、梁育忠与邱杰未作出《股东协议书》失效或不再履行的意思表示，故不能推定双方解除了该协议，《股东协议书》是认定邱杰退伙的依据；3、双方在协商处理邱杰退伙事宜中梁育忠认可邱杰已退伙。二、2013年10月18日各方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后，邱杰退出涉案项目的合伙，其与项目承接人梁育忠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股东协议书》约定，邱杰享有以实际投入资金为计算依据，取得从2010年1月1日至本息全部付完之日止利息的权利，月利率为3%，因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前，邱杰仍是涉案项目的合伙人，其要求梁育忠支付合伙期间资金利息显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梁育忠应返还邱杰投资款并从2013年10月18日起支付利息，《股东协议书》约定3%的月利率过高，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由梁育忠以邱杰的投资款384.4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止按年利率24%向邱杰支付利息。关于邱杰要求梁育忠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已按民间借贷最高利率计算梁育忠应支付的投资款利息，其要求支付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邱杰要求梁育忠承担律师费及差旅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梁育忠、邱杰等人在合伙之初明确约定涉案项目债权债务与东兴公司无关，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后，各方于2013年12月9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对此再次予以确认，故邱杰要求东兴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2018）湘04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2018）湘04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梁育忠返还邱杰投资本金3844500元及利息（利息以38445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按年利率24%计算），此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四、驳回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梁育忠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实邱杰在2013年10月18日与梁育忠签订《股东协议书》以后，继续向项目投入了资金，获得了项目收益，行使了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以自己行为解除了《股东协议书》；2、涉案项目实际操作中，股东会和董事会，股东和董事概念均被混同使用，二审认定邱杰退伙与事实不符；3、梁育忠与邱杰曾于2017年11月在双方朋友组织下协商过退伙的事宜，并未就退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4、涉案项目拆迁成本巨大，项目已经严重亏损，二审判决梁育忠返还邱杰投资款并按照月息2分支付利息，违背了公平原则。邱杰申请再审称：1、《股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退股人享有以其目前实际所投入的股本金总额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止按3%月息享有分配利益”应当认定为股东退伙时对合伙期间利益分配的约定，二审认定为民间借贷之利息结算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邱杰向梁育忠催讨款项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应当由梁育忠承担。再审审理期间，再审申请人梁育忠提供了二份新证据，系梁育忠代理人李诚生2019年8月7日在耒阳市城管局办公室对伍震的调查笔录及同日在耒阳市对龙勇的调查笔录，证明2017年11月份，在耒阳市，龙勇、伍震等人在协调处理梁育忠与邱杰的合伙纠纷。邱杰认为该二份证据的真伪存疑，该二人系国家公务员且与梁育忠关系很好，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没有退伙。从该调查笔录的内容来看，可以看出双方对退股的事宜邀请第三方进行了调解。邱杰坚持说其已不是东兴帝景项目的股东，梁育忠应该退给他2000多万元，但梁育忠不认可邱杰已经退股。上述证据不足以充分认定此时邱杰还是股东，应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本院对二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合伙当事人入伙、退伙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3年10月18日签订《股东协议书》后，邱杰是否已经退出了涉案项目的合伙；二、若认定邱杰已经退伙，应当如何计算邱杰所支付的投资款、利息等。本院作如下分析：一、2013年10月18日，涉案项目的全体股东（合伙人）梁育忠、王淑芳、刘运春、刘洪香、邱杰、蔡文胜与承接人梁育忠签订了《股东协议书》，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经各方签字后成立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第六条5项还约定“各股东经通知参加本议题相关会议而不参加的，视同自动弃权”。同年10月20日，梁育忠以承诺人身份出具《承诺书》，刘运春、王淑芳、蔡文胜以股东身份签名，无邱杰签名。11月13日，梁育忠以项目股东决议代表身份出具《职务任命书》，任命邱杰为该项目的副董事长，职权为落实处理董事长分派的任何工作事项。11月20日，梁育忠与蔡文胜签订了《重新入股确认协议》。2014年9月11日，涉案项目股东大会决定对东兴帝景项目以1.5亿元实行整体转让时，梁育忠、蔡文胜、刘洪香、王淑芳、刘运春在东兴帝景项目全体股东意见及签名（转让方）处签名，无邱杰签名。2015年1月1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梁育忠出具《委托书》委托副董事长邱杰行使该项目菫事长兼总经理具有的经营性决策、内部管理、人事任免等事务的权力等。2016年7月18日，东兴帝景项目部股东就涉案项目的资产处置方式等事项形成《东兴帝景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第三行标注“与会股东：梁育忠、刘洪桂、邱杰（刘洪桂全权代表蔡文胜）”字样，梁育忠、刘洪桂以股东身份签字，邱杰明确标明以“见证人：项目债权人邱杰”的身份签字。2017年3月30日，全体股东在讨论五一路商业部分（1－5层）分配方案形成的《会议记录》中，梁育忠、刘洪香、资道芬、王淑芳以股东身份签名，无邱杰签名。2018年3月28日，刘运春、蔡文胜、刘洪香（刘洪桂代）出具《证明》证实邱杰不再是项目的股东。在一审庭审中，蔡文胜对邱杰及梁育忠提交的证据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亦明确认为邱杰已经退股。上述证据是连贯、持续、明确的，可以作为综合认定邱杰已经退伙的证据。梁育忠提供了《董事会决议》、《关于解决东兴帝景项目出资的决议》、《东兴帝景项目部董事会决议》、《证明》、《东兴帝景项目部董事会[2014]3号决议》等书面证据以及伍震和龙勇的调查笔录。在这些书面证据上虽然有邱杰的签名，但邱杰既是该项目的原股东，又是项目的现任副董事长，《股东协议书》第六条5项又约定“各股东经通知参加本议题相关会议而不参加的，视同自动弃权”，故这些证据也不足以充分、确切地认定邱杰仍然是股东。梁育忠又未能提供其它有利证据来充分证实2013年10月18日签订《股东协议书》后，该《股东协议书》没有得到实际履行或者邱杰又重新入伙，或者其他证据来认定邱杰仍然是该项目的合伙人，继续享受了合伙人的权利，履行了合伙人的义务。尤其在对东兴帝景项目以1.5亿元实行整体转让以及讨论五一路商业部分（1－5层）分配方案等涉及工程项目和股东重大利益时所形成的书面材料中，都没有邱杰的签名，邱杰又明确表示否认。故梁育忠辩称邱杰没有退伙，本院不予采信。二、《股东协议书》第三条1项对“取得前期利息的权利”进行了约定，该条款对2010年1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止45个月整月的利息权利为月息率为3%，第2项对“取得后期利息的权利”约定“从2013年10月1日起，退股人之股本金总额继续享有3%月息的权益，直到本息全部付完为止”。从该条款内容约定来看，前45个月已明确为利息权利，不足以认定为股东退伙时对合伙期间利益分配的约定，更没有约定该部分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后可以转化为本金，继续享受3%的月息。因签订《股东协议书》之前，邱杰仍是涉案项目的合伙人，邱杰要求支付该45个月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邱杰要求梁育忠承担律师费及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理开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湘04民终230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萍审 判 员  李芳仪审 判 员  申宝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龙 飞书 记 员  钟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