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9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连云港明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18号。法定代表人：陈明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华，男，连云港明航物流有限公司原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港捷（中国)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滨大道2号阳光国际D座702室。负责人：蒋永超，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港捷（中国）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268号14层。法定代表人：陈筱芬，该公司董事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晶，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丹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连云港明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港捷（中国)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以下简称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港捷（中国）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捷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9）苏0703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等原因，本案依法报请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明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表示在收到本案起诉后提出管辖权异议，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表示“该业务系由案外人完成，被申请人无权就其未履行的委托事项要求申请人履行任何法律义务（包括付款义务）。事实上，被申请人所诉业务已委托案外人完成，并且与案外人结算完毕，不存在欠付任何款项的情形。”在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被上诉人也提出完全相同的观点。被上诉人的观点就是说上诉人根本未运输涉案货物，并且声称涉案货物的运费已经向案外人结算完毕。该观点与案件查明的事实完全相反，法庭查明的事实已经认定涉案货物由上诉人承运，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依据。2.汽车托运单、设备交接单、提箱费票据系运输合同成立、履行并据以结算运费的依据，这是行业的通常做法。在被告提供的汽车托运单中明确要求“请执此单和完整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到我司结算运费。”“此托运单仅为提箱及运费结算凭证，切勿交与客户。”据此，上诉人凭汽车托运单和设备交接单结算运费，也是被上诉人的明确要求和一贯做法。3.上诉人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法定代表人是陈光华的儿子陈明阳，因父子关系没有处理好，2016年11月陈明阳让陈光华退出公司管理，在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绝大多数是陈光华打理，陈光华退出之后，很少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业务往来。4.陈光华诉本案被上诉人的（2018）苏0703民初1154号案，2018年6月12日庭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表示不能说明有持托运单就视为未付款，事实上一开发票就付款，被上诉人辩称2017年1月19日付至上述人账户的65990元包括1154号案的所有运费，经审理，判决由本案的被上诉人向陈光华支付运费，但运费数额与陈光华主张不一致，与本案上诉人主张也不一致。足见托运单和设备交接单就是结算运费的依据。也证实，被上诉人在本案及其他案件中均作出虚假陈述，是极不诚信的表现。5.本案于2019年7月立案，经过多次庭审，被上诉人开始以货物并非上诉人承运、后来以款项已结清为由进行抗辩，从未提出汽车托运单和设备交接单系结算后又被陈光华借出观点。眼见其观点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继而抛出出借汽车托运单和设备交接单的观点。6.因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赵辉，出庭作证证人赵某系亲兄弟关系，现任法定代表人蒋永超系赵某的亲姐夫。被上诉人直至多次开庭才提出让赵某出庭作证，赵某既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存在劳资关系，又与法定代表人存在亲属关系，结合其出庭作证的时间点，其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采纳其证言，且作为定案依据，明显错误。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54条规定，一审允许其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7.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港捷连云港分公司2016年、2017年与被上诉人的往来账目是电脑账，一经形成无法修改，该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如果被上诉人账目是真实的话，第一次开庭完全可以直接上诉人已领取款项的凭证提交法庭，根本无需多次开庭以后才向法庭提供电脑账。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脑账系被上诉人单方制造，被上诉人完全有可能进行修改。根据被上诉人一贯不诚实的表现其完全有可能提供虚假证据。一审期间，上诉人作出让步，只认可70趟的运费和5次的提箱费715元，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付款凭据与本案也无法吻合，与其正常的付款程序也不相符，一审认定运费已经付清没有依据。8.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的汽车托运单和设备交接单都记有提单号，提单号具有唯一性，提单号项下的集装箱号也是确定的，集装箱运离码头的时间也是确定的。提单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提供提单，结合合同约定，确定被上诉人确实已经支付涉案款项。9.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诉求的核心理由是认为被上诉人的电脑已经形成就无法修改，事实上，电脑账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其根据本案被其有利的需求，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修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二被上诉人辩称，1.双方之间就涉案业务虽存在运输关系，但被上诉人已将涉案业务全部款项支付上诉人。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已经款项支付上诉人的事实，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身形成严密的证据链，可以相互印证。而上诉人在应当承担举证义务并且有举证能力的情况下，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被上诉人，上诉人本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根据双方签订的进出口集装箱集卡车运输协议中的付款条件，双方之间的结算依据并非上诉人所谓的汽车托运单、设备交接单等，而是依据双方合作业务及对账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发票，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开具发票金额付款。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汽车托运单等，已经有双方对账，系因案外人陈光华以对账为由，从被上诉人处借走，但相应款项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上诉人，故上诉人所谓持有这些单据就意味着款项未结付，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在另案中就同样案情、同样证据，但当时的原告是案外人陈光华，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另案中，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出具过一份证明，该证明本身也可以得出被上诉人已将相应涉案款项支付上诉人的事实，但因另案陈光华主体不适格，陈光华才借用上诉人的名义提起本案。但此系陈光华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更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已支付涉案款项的事实。3.无论本案一审还是陈光华另案起诉的案件，被上诉人均主张涉案款项已向上诉人全部支付，并且提供了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被上诉人银行付款凭证、付款明细表等，同时提供了2016年度、2017年度双方之间的全部往来账目，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被上诉人从未举证证明而导致账本存在篡改的可能。事实上，在被上诉人提交全部账本后，法官将账本交由上诉人回去进行对账核对，但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时否认收到法官交付的证据，并拒绝核对账本，这反而印证被上诉人提供的账本是完整真实有效的，故上诉人所谓如果账目真实，第一次开庭完全可以直接将上诉人已领取款项的凭证提交法庭，根本无需多次开庭才向法庭提交电脑账本的内容是不能成立的。4.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2017年与上诉人的往来账目，是完整真实有效且未经任何修改的，该账本是通过专业会计记账软件直接导出，并且数据与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业务编号、提单号、被上诉人银行付款凭证都可以一一对应。该账本与税务局账目系统也可以一一对应，并非上诉人所谓存在修改。事实上，根据该记账软件设计的功能，在当年当月，会计记账完毕向税务报税之前，相应的账目同时锁死，不能进行修改，更不可能在记账日期的三年后为本案需要而进行修改。同时，既然是往来账目，对上述账目，上诉人也应当同步记账，但上诉人在有举证能力的情况下，并且在一审法官多次释明情况下，拒绝拿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账目进行核对，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提供账目完整真实，上诉人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并无不妥，赵某是本案业务的经办人员，其对业务的结算流程、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作、款项结付情况、为何陈光华会持有汽车托运单等单据，是直接参与方，其最了解当时的案件事实，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赵某本人在一审出庭作证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其既非被上诉人的员工，也非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有亲属关系，其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使用，且不存在证明力问题。一审时，被上诉人不仅提供了赵某的证言，同时提供了其他客观证据与此印证，故通过赵某的证言可以得出被上诉人已将涉案款项支付上诉人的事实。明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港捷公司支付其2016年12月份的运费56800元（800元/趟×71趟）、提箱费5320元（美总195元×10趟+长荣190元×5趟+中远110元×22趟），合计6212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由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港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明阳系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华的儿子。陈光华称其以陈明阳的名义成立明某公司公司，多年来一直由陈光华实际控制该公司，并以明某公司的名义经手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货运业务，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至2016年年底陈光华不再实际控制明某公司公司后，也不再经手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之间的货运业务。至2016年12月底，陈光华或明某公司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之间没有因为货运业务结算或货款给付等发生纠纷或诉讼。2018年5月24日陈光华以自己作为原告、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作为被告，至该院起诉，案号为（2018）苏0703民初1154号(以下简称1154号案)，要求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给付陈光华2016年9月份的连云港至灌云的运费29400元（700元/趟×42趟）、提箱费4205元,共计33605元。陈光华向该院提供的证据为42趟运输的托运单、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票据。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在该案中抗辩已将42趟运输费用支付明某公司，并提出陈光华的主张金额与实际不符，且陈光华应当向明某公司主张权利。后该院没有采信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抗辩，于2018年11月22日判决支持了陈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对该判决没有提出上诉，并自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2019年1月8日、1月22日，陈光华又分别以自己为原告、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为被告，至该院起诉，案号为分别（2019）苏0703民初88号(以下简称88号案)、（2019）苏0703民初90号(以下简称90号案)。在88号案中，陈光华要求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给付其2016年12月份的连云港至灌云的运费56800元（800元/趟×71趟）、提箱费5320元,共计62120元，陈光华向该院提供的证据为71趟运输的托运单也即派车某、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票据。在90号案中，陈光华要求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给付其2016年11月份的连云港至灌云的运费37600元（800元/趟×47趟）、提箱费3520元,共计41120元，陈光华向该院提供的证据为47趟运输的托运单、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票据。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在两案中均抗辩称与陈光华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经过审理，90号案以明某公司系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产生涉案运输业务的承运人，陈光华不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陈光华向港捷主张运费及提箱费主体不适格，于2019年4月16日裁定驳回了陈光华的起诉。陈光华于2019年4月22日向该院申请撤回88号案的起诉，该院依法予以准许。2019年7月12日，陈光华以明某公司为原告并作为明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为共同被告，以88号案、90号案相同的证据、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再次诉至该院，其中90号案的运输事实发生在2016年11月，再次立案案号为（2019）苏0703民初1676号，88号案的运输事实发生在2016年12月，再次立案案号为（2019）苏0703民初1677号，即本案。明某公司在本案中向该院提供的71套进场指南(收箱指南)、托运单、集装箱发放/设备交接单、提箱费发票，用以证明2016年12月明某公司为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从事71趟从连云港至灌云的运输业务，每趟运费为800元，提箱费5320元，合计62120元。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对明某公司提供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70趟业务由明某公司承运的事实，但认为每趟运费应为700元，提箱费应当以票据为准。其中1趟为车树明所在的连云港捷耀物流有限公司承运，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已经将该笔业务的费用于2017年6月2结算付给连云港捷耀物流有限公司，并提供付款凭证及会计账目加以证明。双方均提供了对应的设备交接单，显示的运输时间均为2017年2月25日。明某公司先是不予认可该笔业务由车树明承运，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利用明某公司提供的用以证明运费价格的对账单中陈光华书写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日的对账单第6笔上（该笔业务费用在对账单显示运费价格为700元），有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业务员赵某注明“车树明已付”字样证明其主张，明某公司才认可该笔业务系由车树明承运，不再主张该笔业务费用。明某公司在庭审中同意按其提供的提箱费票据计算提箱费，经双方核对，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中仅有5次提箱费，合计715元。双方之间关于运输业务的约定，明某公司向该院提供双方签订的《进出口集装箱集卡车运输协议》，证明双方之间约定的结算依据应当为托运单、集装箱发放/设备交接单、提箱费发票。该协议约定：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作为甲方，明某公司作为乙方，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出口货柜产地装箱内陆运输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全权负责办理甲方出口货柜的内陆运输事宜；甲方支付费用标准为以派车某签字运价为准；结费周期为3个月，每月10号前甲乙双方核对要结费业务，核对完毕后，乙方需将所发生业务的运费发票提供给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运费发票和派车某、设备交接单等交与财务核对无误，以开具转账支票的形式付给乙方，结费方必须是签合同的乙方，否则财务拒结费用。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并主张其与明某公司之间合作时间较长，隔一段时间会签一份合同，并按合同履行，2016年系按该份合同约定履行的，都是按3个月周期结算并付款的，没有拖欠明某公司运费的情况。双方之间的结算流程，明某公司主张运输业务发生后3个月，由明某公司方的业务经办人陈光华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业务经办人赵某进行对账，确定运费及提箱费金额，并由明某公司就核对无误的运费金额开具发票，并将发票与派车某及设备交接单等一并交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赵某，由赵某办理被告公司财务付款手续。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对明某公司该陈述予以认可。关于涉案运费的价格，明某公司主张每趟为800元，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则认为每趟为700元，而明某公司提供的派车某上并没有注明价格。为此明某公司向该院提供其与赵某对账时由其制作的多份对账明细单，该明细单显示对账的业务发生在2016年，而对账多发生在2017年，对账单上有到灌云的，运费为800元，且运费价格均是赵某注明的。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对明某公司提供的该组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赵某在出庭作证时对明某公司主张予以否认，但经赵某辨认，明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多张上均有赵某在与陈光华对账时在对账单上写下的字迹。故该院对明某公司提供的该组对账单确系双方对账所用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该组对账单中将至灌云的运费有的标注为700元每趟，有的标注为800元每趟，不能达到明某公司的证明目的。明某公司主张上述70趟运费及提箱费没有支付，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则主张其已经全部支付明某公司，不欠明某公司运费。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及港捷公司主张本案70趟业务已经支付明某公司运费49000元及提箱费2750元，合计51750元，于2017年2月14日、2017年2月17日分两次支付给明某公司。就涉案运费的支付，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向该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港捷连云港分公司2016年、2017年与明某公司之间往来业务的所有账目，包括明细分类账和会计凭证。明细分类账明确记载了被告支付明某公司运费的提单号、工作号（业务编号）、金额及凭证号等，而对应的凭证号有明某公司出具的发票、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支付明某公司发票金额款项的付款凭证、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制作的付款依据（载明工作号或业务编号及付款金额），付款依据中的工作号或业务编号与分类明细账中的相一致，能够共同指向对应的提单号。其中涉案款项的付款依据是2017年2月14日明某公司向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65263149，发票金额为56060元；付款凭据是2017年2月14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转账支付明某公司的银行业务回单，明某公司亦认可收取该款。该笔款项包括12个业务编号，每个业务编号对应1个提单号，其中业务编号为LYGSM161200010对应的提单号AOAU7040114380与明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70趟运输中的22趟提单号一致，对应的金额合计15400元。COAU7040090950涉案款项的付款另一依据是2017年2月17日明某公司向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65263151，发票金额为40050元；付款凭据是2017年2月17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转账支付明某公司的银行业务回单，明某公司亦认可收取该款。该笔款项包括6个业务编号，每个业务编号对应1个提单号，其中3个提单号与明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70趟运输的COAU7040090950（33趟，付款金额为23100元）、APLU067837312（10趟，付款金额为8850元）、158600068348B（5趟，付款金额为4400元）提单号完全一致，对应的金额合计36350元。而明某公司提供的用以证明运费价格的多份对账单中有由陈光华签名并注明对账时间的3张对账单，分别是2017年5月2日、2017年6月2日、2017年7月2日，对账单上注明的最终形成的结算金额分别为25535元、12680元、23440元，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提供的2017年的账目中，在对应的月份均有明某公司出具的等额的发票及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等额的付款凭证，且对账单上载明的提单号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付款时制作的付款凭据中的提单号大部分相一致（5月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付款记载的18个提单号有16个与明某公司的对账单中的提单号一致，6月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付款记载的11个提单号有5个与明某公司的对账单中的提单号一致，7月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付款记载的16个提单号有14个与明某公司的对账单中的提单号一致）。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提供的2016年、2017年的账目还显示，截止至2017年8月31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每月都有向明某公司的付款，有时每月不止一次付款，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最后一次向明某公司付款的时间是2017年8月30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以此证明与明某公司业务的连续性，且一直按业务发生后三个月周期结算付款的约定在操作，其账目中制作的付款依据中记载的提单号是真实性的，而从明某公司处收回的派车某及设备交接单等没有作为记账凭证。2.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出庭证明明某公司持有并向法庭提供的派车某、设备交接单是在陈光华与赵某对账结算付款后，陈光华以需要与驾驶员对账付款为由从其处借出的。陈光华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另查明，明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华在该院询问其明某公司公司账目时，陈光华先是说没有账目，后说其拿不到账，在本案审理期间，未能提供明某公司公司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往来账目。陈光华认可除本案及1676号案的运费及提箱费外，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不欠陈光华以明某公司名义经手的其他运输业务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明某公司提供的其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合法有效，该院对其法律效力依法予以确认，该协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关系成立。对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因运输产生的运费及提箱费，按照该合同的约定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应当承担义务，因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明某公司要求港捷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明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的2016年12月份发生的70趟至灌云的托运单、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的票据，按照双方的约定应当作为双方结算运费及提箱费的依据，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该院对明某公司提供的托运单、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票据的法律效力依法予以确认。明某公司据此主张的运费及提箱费62120元，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认为明某公司计算有误，应当为51750元，且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已经于2017年2月14日、2017年2月17日两次支付明某公司。对此，该院认为，依据明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产生的运费及提箱费是否已经支付，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向该院提供的公司账目能够反映出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支付明某公司的56060元中已经包含了该70趟运输中22趟产生的费用15400元、2017年2月17日支付明某公司的40050元中已经包含了该70趟运输中48趟产生的费用36350元，明某公司亦认可收到该款，故可以认定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已经支付明某公司相应的费用，且该费用金额系由双方对账确认，故该院对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提供的2016年、2017年与明某公司的往来账目完整、清晰，其中有明某公司出具的发票、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付款凭证、发票金额与付款金额相一致，付款依据记载有对应的提单号及该提单号下的运费及提箱费具体金额，这是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一贯的记账方式，且是电脑账，一经形成便无法修改。2.从明某公司提供的有明确对账时间并形成最终对账金额的3张对账单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对应账目相比较，可以看出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制作的付款依据中记载的提单号是经与明某公司对账确认的，而提单号具有唯一性，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均是在对账后在收到明某公司发票后很快就付款的，且一直以来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均是正常向明某公司付款，至2017年8月双方之间所有的款项全部付清。且至2018年4月陈光华至法院起诉，双方之间并无纠纷或矛盾，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无法预料明某公司或陈光华会起诉而制作假的付款依据，把明某公司或陈光华准备起诉的提单号对应的运费等提前入账，而且是在量又相对较大的情况下，这不符合常理。因此可以认定港捷连云港分公司的账目是真实的，可信的。3.涉案70趟运输业务发生在2016年12月份，依照双方之间三个月付款的约定，双方于2017年2月对账付款，与双方约定付款周期相符，可以印证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正常付款的主张。且明某公司认可双方之间除本案及1676号案款项外，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不欠明某公司其他款项，如果明某公司诉求成立，那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支付明某公司的该34700元便没有了付款依据，而港捷连云港分公司不会无缘无故付款给明某公司。4.因双方合作业务时间较长，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能够提供完整的账目供查看，而明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却没有向该院提供相应的账目查看，以确定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以印证相应款项是否支付，对此明某公司应承担其举证不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5.明某公司提出的依据1154号案的判决结果，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已经自动履行，故仍应给付本案款项的主张，该院认为1154号案与88号案、90号案案情相同，但处理结果不同，而本案与88号案、90号案只有主体不同，故1154号案的判决理由及结果不适合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6.港捷连云港分公司证人赵某出庭称明某公司提供的托运单、设备交接单及提箱费票据，是在双方对账结算付款完毕后，因陈光华称要与承运的驾驶员对账付款，从其处借走用的，陈光华对赵某该主张不予认可。对此，该院认为赵某与陈光华合作多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相互之间基本的信任是有的，虽然其系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员工，但其陈述亦符合情理，尽管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就此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综上，港捷连云港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互相印证，证明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已经支付明某公司该70趟运费及相应提箱费，虽然明某公司现持有结算依据，但明某公司的诉求亦不应得到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连云港明某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3元，由明某公司承担（已预交）。二审期间，上诉人以新证据的形式提交如下材料：1.在海关调取的的货物提单信息，证明：其中55箱是12月份，而不是被上诉人所称的11月份。2.港捷连云港分公司开具发票复印件3张，证明：被上诉人称不会与未签订协议的单位产生业务，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不仅产生业务而且付款了。3.陈光华与港捷赵某的对账明细复印件2联，证明：我和赵某对账并且形成明细表。4.苏Ｇ×××××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车辆技术登记评定、二级维护审验单，证明：车辆是上诉人公司的。5.上诉人与其他公司走账的证明，有对方签字。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涉案业务是陆路、公路货物运输，以司法就该货物运输发生委托关系的时间为准，至于涉案货物何时出关、何时海运，与本案无关，更不以此作为业务发生时间和付款节点时间。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大量的单据，上面的业务时间就是在2016年11月，并且该业务发生时间是上诉人及陈光华在另案中及本案一审中多次自认的时间。所以，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上面没有对账人双方签字，也没有双方盖章确认，均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根据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账目，可以印证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欠付款项，所有款项均已结算完毕。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审时，上诉人就71趟货物的案件，本来起诉了71趟，其中有1趟就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捷耀公司之间的业务，被上诉人提供了已将该业务支付捷耀公司款项的相应证据，而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其自认了该业务是被上诉人与捷耀公司之间的义务，相应款项付给捷耀公司，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当庭撤回了对该业务的主张。所以，二审时上诉人再提供与捷耀有关的该业务，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况且，车辆的车主是谁，与业务的实际运输方是谁，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与捷耀有关的业务的款项，也均已结清。该款项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鉴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所举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欠上诉人2016年12月的运费、提箱费；如欠，上诉人关于欠款数额的主张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理由：1.双方对费用结算、开票、付款等有着具体约定，上诉人陈述亦是定期对账结账，最后一次付款是2017年8月，现上诉人主张2016年的款项，显然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对账、结账周期，上诉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2.被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不欠上诉人款项，并提交了相关账目，同时对相关单据为何在上诉人处进行了解释。3.上诉人在一审先是陈述公司没有账目，后又称其拿不到账，一审庭审时已告知了举证不能后果应由其承担，上诉人至今未提交公司账目进行核对，二审中又称没有账册。4.在此前相关诉讼中，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书面材料，称“明某物流与陈光华拿单子干活的帐早已结清。明某物流的债权债务与陈光华无关，陈光华自己的债权债务由他自己主张与明某无关”。本院责令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限期到法庭接受质询，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未到庭。综上，上诉人的主张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未提交账册供核实，法定代表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元，由上诉人明航公司（已预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守军审 判 员 任 慧审 判 员 周文元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法官助理 江 君书 记 员 江亦涵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