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新波，女，1979年8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斌，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易轩，男，2002年1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系黄新波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斌，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定定，男，1969年5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原审被告：蒋庆荣，男，1961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溧阳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新波、蒋易轩因与被上诉人范定定、原审被告蒋庆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9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新波、蒋易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范定定的诉讼请求；3.判令范定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中除了“2015年2月13日，蒋俊江非正常死亡”外，均没有依据证明，庭审中也无法得到印证，并且范定定提交的收条均是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由于范定定提交的收条均是复印件，真伪不明，无法质证。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蒋俊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在蒋俊江死亡后，蒋阿平支付给原告175000元应认定为双方的结账和付款行为……”是错误的，没有依据证明。主要理由：(1)范定定与蒋俊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及蒋阿平支付给范定定175000元，只有范定定一人陈述，没有任何依据充分证明。(2)即使范定定与蒋俊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及蒋阿平支付给范定定175000元是事实，能够证明蒋俊江生前结欠范定定175000元工资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蒋阿平是蒋俊江的父亲，但不能代表蒋俊江，更不能代表黄新波和蒋易轩，蒋阿平与蒋俊江是两个独立自然人，各自组成独立家庭，没有蒋俊江授权或委托的情况下，蒋阿平的行为只能代表自己，而原审法院推定是蒋俊江与范定定双方的“结账和付款行为”，显然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二审诉讼过程中，黄新波、蒋易轩称：一审判决遗漏继承人、遗漏当事人，请求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分段计息超越了范定定的诉讼请求。范定定、蒋庆荣在二审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范定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蒋庆荣、黄新波、蒋易轩等三人收回支付给范定定的中国银行定期存单No.xxxxx，以人民币现金的形式支付该存单上的10万元农民工工资款，同时支付银行利息4万元。一审诉讼中，范定定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蒋庆荣承担欠款的清偿责任；2.黄新波、蒋易轩在遗产继承范围内与蒋庆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范定定在蒋俊江承建的工地打工。2015年2月13日，蒋俊江非正常死亡。2015年2月14日，范定定向蒋俊江亲属索要工资款，蒋俊江的父亲蒋阿平支付范定定现金175000元，其中蒋俊江银行存款单10万元一张。同时，范定定出具收条。后范定定持蒋俊江的银行存款单到银行取款，银行告知存款单内无钱可付。2015年4月18日，蒋阿平向范定定出具收条：“今收范定定交来蒋俊江定期存单：xxxxx是2015年2月14日蒋庆荣支付工程款用途，现发现内已无款，待与蒋庆荣交涉后支付给范定定。收到人：蒋阿平”。2017年2月9日，范定定曾提起诉讼，要求蒋庆荣、蒋阿平、黄新波、蒋易轩立即支付劳动报酬10万元等，后于2018年1月18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7）苏0481民初1127号民事裁定书：准予范定定撤回起诉。庭审中，范定定陈述：在该案的审理中，蒋阿平同意分期归还该欠款，故同意撤诉，在之后蒋阿平支付了2万元（具体付款期限不明），尚欠8万元没有支付。2019年11月10日，蒋阿平死亡。因尚欠8万元劳务工资没有支付，范定定再次提起诉讼。关于蒋庆荣在本案中所需承担民事责任，范定定仅向法院陈述当时蒋俊江是承包蒋庆荣承接的工程，蒋庆荣予以否认。范定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范定定与蒋俊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在蒋俊江死亡后，蒋阿平支付给范定定175000元应认定为双方的结账和付款行为，但因蒋俊江的银行存款单内无钱可取，导致范定定曾于2017年提起诉讼，撤诉后，蒋阿平又向范定定支付了2万元劳务工资。以上法律事实可以证实双方的劳务关系及欠款的客观存在。因蒋阿平的死亡，导致范定定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作为蒋俊江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黄新波、蒋易轩，应依法在蒋俊江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至于蒋庆荣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范定定虽然提出了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因蒋庆荣否认该事实，而范定定未能提供蒋庆荣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故对范定定要求蒋庆荣承担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黄新波、蒋易轩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蒋俊江遗产范围内支付范定定劳务工资8万元，并承担以10万元为本金计算自2015年2月15日至2018年3月、以8万元为本金计算自2018年4月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迁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范定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黄新波、蒋易轩负担。本院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恰当，黄新波、蒋易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及依据为：关于范定定在诉讼中提交的两张复印件收条，其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范定定在诉讼中提交两张收条，一张系其于2015年2月14日收蒋阿平现金175000元（包括户名为蒋俊江、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存款单一张）时向蒋阿平出具；另一张系2015年4月18日范定定因不能取到前述银行存款单上的款项向蒋阿平退还存款单时蒋阿平向范定定出具（主要内容为：今收范定定交来蒋俊江定期存单：xxxxx…现发现内已无款…）；该两张收条均系复印件。对2015年4月18日蒋阿平向其出具的收条原件，范定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已遗失。对此两张收条，黄新波、蒋易轩上诉称：由于范定定提交收条均是复印件，真伪不明，无法质证。二审诉讼过程中法官询问“蒋阿平有没有给过范定定10万元存单和75000元现金？”黄新波、蒋易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不清楚”。法官询问“你说不清楚的意思是有可能给了，有可能没有给？”黄新波、蒋易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是的”。蒋庆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则称：蒋俊江死亡的第二天蒋阿平给了范定定10万元存单和75000元现金，蒋庆荣当时在场；后来10万元存单没有拿到钱，范定定多次去找蒋阿平，蒋庆荣知道的；蒋庆荣跟蒋俊江是亲戚，…所以对处理范定定和蒋俊江间的事情蒋庆荣是知道的；范定定将存单退给蒋阿平等。法官询问“蒋庆荣称2015年2月14日蒋俊江死亡后的第二天蒋阿平给了范定定10万元存单及75000元现金，后来存单拿不到钱，范定定就拿了存单跟蒋阿平要”。黄新波、蒋易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这个情况我们不清楚”。二审合议庭认为，范定定提交的两张收条均系复印件，其自应承担不能提交收条原件、收条原件遗失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但范定定有关该两张收条的形成过程、来源、涉及的事由等陈述清楚明确、符合事理，蒋庆荣在诉讼中的陈述对该两张收条的内容、范定定的陈述可予印证；黄新波、蒋易轩虽然对该两张收条不予质证，但对范定定与该两张收条有关的事实主张不作肯定也不作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㈠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㈡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据此，对该两张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范定定有关该两张收条的事实主张应予采信；黄新波、蒋易轩对该问题的有关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黄新波、蒋易轩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所提及的：一审判决遗漏继承人、遗漏当事人，请求发回重审；一审判决分段计息超越了范定定的诉讼请求问题。经查，黄新波、蒋易轩并未能提供有关遗漏继承人的充分证据，且该问题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影响；一审判决主文采分段计息的表述，确与范定定的诉讼请求有所不一，但不违反范定定的诉请本意，也不损害本案责任人的利益。故，黄新波、蒋易轩的该部分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二审合议庭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部分，二审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黄新波、蒋易轩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裴国伟审判员  姜旭阳审判员  周韵琪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