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终6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明，男，1966年9月18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原住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昕原，云南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原告）：梅红美，女，1969年12月12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原住隆阳区，现于云南省第三女子监狱服刑，系上诉人李建明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燕，女，1989年5月8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系上诉人李建明、梅红美女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美芳，女，1970年8月1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原住隆阳区永昌街道下村村委会双碑1组，现住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庆，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李建明、梅红美因与被上诉人段美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昕原，上诉人梅红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燕，被上诉人段美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赵东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建明、梅红美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2项有关证据认定中，将完全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字体错误解读，进而认定该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这完全与本案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相背离。上诉人梅红美与被上诉人段美芳为了逃避财产追查，故而虚构以房抵债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相关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该证据中所争议的字系被上诉人自己书写，无论是从该字的笔画数、字体构成、正常的笔画书写顺序、被上诉人的书写习惯，还是从生活经验判断，该字均应当认定是“不”字；3、审判人员应当结合逻辑和生活经验，认定该证据中的内容为“不算数”而非“要算数”；4、从纸张样式也可以看出，该证据“条子”与梅红美4月至10月所出具的收款收据均来自于同一本书册，明显具有关联性；二、一审法院审定事实不符合生活逻辑、生活常识、前后矛盾。案涉108万元收款收条形成时间为2010年4月至10月，《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0年10月，140万元欠条的形成时间是2010年10月。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需清帐，正常逻辑应当是段美芳向上诉人补出具32万元的欠条，而非出具140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108万元抵扣140万元完全违背逻辑；三、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也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但是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却只字未提；四、因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前述证据之“条子”，导致全案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梅红美实际并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108万元，前述证据之“条子”完全可以推翻上诉人梅红美于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和段美芳的证人证言。上诉人梅红美之所以提起系列财产诉讼，是良心发现，是认罪悔罪的表现，完全不顾受害者的唾弃和辱骂，足见其悔罪决心之大；五、一审判决第七页第四项的证据采信同样错误。首先，该证据来自于已经中止的案件，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无法确定；其次，案外人李某某与段美芳之间系虚假的买卖关系，段美芳根本没有收到李某某支付32万元现金，故一审法院违背了证据的采信规定。被上诉人段美芳辩称：前述证据之“条子”仅涉及合同履行，而不涉及合同签订，一审法院的采信意见完全正确；一审法院将梅红美犯集资诈骗罪一案所形成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见证并不是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同理见证被撤销也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是针对案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而合同是否履行却不是本案应当审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李建明、梅红美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李建明、梅红美与段美芳于2010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段美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梅红美于2009年7月21日向段美芳借款100000元、2010年2月1日借款170000元未归还。因双方均参与上“把子”还互负债务，此后双方对账，梅红美尚欠段美芳1400000元未归还。2010年10月30日，双方达成《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李建明甲方：梅红美乙方：段美芳甲方欠乙方债务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位于下村主街的房屋一幢抵给乙方，房屋打价贰佰捌拾万元整，甲方欠乙方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二、该房屋在转让前的相关债务由甲方处理，转让后的有关债务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承担。三、关于该房地产权属争议由甲方协助乙方处理，由此费用由双方协商处理。四、付款方式：除双方抵扣之外，余款乙方在一年内付清给甲方。五、待办理房产过户时甲方必须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六、违约责任：双方必须认真履行协议，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将支付总房款20%作为违约金给另一方。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见证机关存档一份。甲方：李建明（捺有手印）梅红美（捺有手印）乙方：段美芳（捺有手印）2010年10月30日”。2010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保山市隆阳法律服务所进行了见证后又于2011年7月28日撤销了见证。2010年4月后，梅红美陆续给段美芳出具了合计收到1080000元房款的《收条》（其中2010年4月10日收到100000元；2010年5月30日收到100000元；2010年6月28日收到250000元；2010年7月23日收到250000元；2010年8月15日收到200000元；2010年9月20日收到100000元；2010年10月10日李建明、梅红美共同收到80000元）。2010年10月3日，被告段美芳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李建明、梅红美人民币1400000元（壹佰肆拾万元）2010年10月30日我（段美芳）李建明梅红美之间的债务关系了结清楚了有一年之内分期付款此据欠款人段美芳2010年10月3日”，但该欠条中时间前后不一致。2010年12月29日，梅红美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1年3月22日又因涉嫌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梅红美于2011年1月14日供述称段美芳的借款“我用房子抵给她”，并要求公安机关“找段美芳收30多万元的尾款来付我欠他们的钱”；2011年1月28日供述和段美芳等人借过钱；2011年4月21日供述“以280万元卖给段美芳这栋房子，其中抵债指我差段美芳的把子账和借款，抵掉140万元，剩余140万元是段美芳从2010年3月、4月，具体时间记不得付购房款现金给我到2010年8、9月份，共计付给我108万元，剩32万元段美芳没有付给我，是要卖给段美芳这栋房子的房产手续办齐了段美芳才付给我”；2011年7月24日供述“我通过转卖我的房产收入如下：转卖给段美芳下村的房子（开电信铺子）108万元”，在回答侦查人员“你转卖房产给段美芳是否虚假转卖？”，其供述“不是，我确实差段美芳债抵房子还债给段美芳”。段美芳向侦查人员陈述“梅红美上把子差我90多万元的账，我借款给梅红美差我40多万元的账，后来清账，梅红美差我把子款、借款总计140万元”、“这140万元是2009年底，具体时间记不得，我和梅红美清账清得的数字……梅红美差我这140万元都是我拿现金给梅红美结把子款和借款差下来的。2010年3月份，具体时间记不得，梅红美和我说她月月还尹会梅10万元、20万元的，叫我拿钱给她还尹会梅，我说3月份钱紧，拿不出，从2010年4月份起，我就陆续付购房款给梅红美共计108万元”、“2009年11、12月份，具体时间记不得，梅红美和我口头说好的，以280万元把该房子转让给我，还写了借条，说是梅红美差我140万元，用该房子抵给我，后来签《协议书》时撕毁了，梅红美叫我补差价140万元给她，后来就一直等李建明跑车回来办转让手续，于2010年10月30日签了书面的转让房子《协议书》，梅红美交给我了梅红美李建明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梅红美买该房产土地的《收款证明单》《国有土地占用协议书》，2010年11月11日我约梅红美去隆阳法律服务所办了见证，目前就差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了，梅红美没有交给我……”；李建明向侦查人员陈述“卖房子的协议上怡庭雅苑、柳苑3单元101号房、下村开发区我家的两栋房子，指开着电信铺子的房子、北档头的房子分别抵给段美芳、李珍仙，我都签着字，好人家国际广场的铺面贷款我也签过字，但是钱我是一分也没有用过”、“李珍仙、段美芳及老百姓等人的借条上我也签着字，是2010年1月13日晚上，老百姓到我家要账，非要我签的。因为梅红美差着那么多钱，我认为砸锅卖铁也要还清，所以在卖房子的有关单据上我都签了字”。2012年2月13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保中刑初字第2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梅红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梅红美给段美芳出具的前述合计1080000元的收条、段美芳的上述证言、李建明的上述证言、《见证书》及情况说明均已作为该案定案证据、事实予以采信，已认定“2009年12月，被告人梅红美迫于还债，与段美芳口头约定好以价280万元的价格转让梅红美在下村开发区东排开电信铺子的房子”，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5月22日，女儿李海艳（实应为李海燕）出具给被告段美芳《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到段美芳买房子尾款320000（大写：叁拾贰万元整）特此说明，账务已清收款人：李海艳2016年5月22日”。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应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禁止反言是基本要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梅红美在其所涉及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向公安机关供述欠段美芳1400000元的事实与段美芳的证言、欠条等相互印证，并陈述清楚所收到段美芳1080000元房款的资金流向为还欠其他人的欠款，因还账才处理房屋给段美芳而不是虚假转让；李建明也向公安机关陈述处理房屋自己签字的目的是还账；段美芳向公安机关陈述了与梅红美的欠款由来、协议签订情况、房款支付情况等，上述陈述均系在九年前陈述并能互相印证，由此说明，李建明、梅红美在与段美芳签订《协议书》转让房屋时确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已达成转让房屋的合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建明、梅红美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其陈述与原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大相径庭，其证据又不能证实有欺诈、胁迫订立合同或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上述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因此对李建明、梅红美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建明、梅红美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经本庭询问证人陈述仅仅认识梅红美，但不能完整地说出梅红美的真名，现也无法分辨出谁是梅红美，其对梅红美与段美芳之间的交易完全不知情。本院认为，李某不具备证人出庭作证的能力和条件，故对其所做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持有异议，异议主张除与上诉状陈述的内容一致外，其还补充被上诉人于一审判决第十二页中的陈述前后反复，不应认定；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不持异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归纳为：案涉《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证据认证、采信是否合法？本院认为，合同效力是指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合议的评价。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可能是有效、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等状态，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认识出现分歧时，可以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无效是指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否定评价，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不能实现，但可能会因此承担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法定权利义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则是指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合同不具有效力，双方权利义务返回合同订立前状态的纠纷。关于案涉《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首先，公安机关在侦办梅红美犯集资诈骗罪一案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协议书》的订立经过、内容等均做了清楚的陈述（供述），由此形成的笔录已作为梅红美集资诈骗罪一案证据使用，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确认；其次，双方当事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订协议的行为表明双方当事人对协议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认可的，由此也可得出双方对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完全知情，现协议早已履行完毕，事后的否认并不能因此否定协议书的效力，案涉《协议书》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上诉人关于协议书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存在，双方系恶意串通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赋予当事人举证权利，并组织举证、质证，证据采信客观公正，充分保障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理程序并不违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建明、梅红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光好审判员  杨明朗审判员  茶晓皎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邱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