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8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经营场所：四川省宁南县披砂镇后山安置区南丝路76、77号。 经营者：旷云，男，1982年2月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涛，四川光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冉光林，男，1968年2月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宁南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智芬，女，1971年8月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宁南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宋，四川邱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因与被上诉人冉光林、刘智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宁南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7民初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上诉请求:1.撤销宁南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7民初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补偿协议书》,并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收取的费用138，0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补偿协议书》在签订时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内容显示公平,应当予以解除。理由如下:一、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检测报告》应当予以采信。凉山州邦立检测有限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批准依法设立的,具有噪声检测资质的机构,其在2018年5月14日作出的检测报告是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应当予以采信。二、在检测报告未产生之前,被上诉人一直都到上诉人的歌城闹事,导致上诉人误认为自己对被上诉人造成了影响,是签订此协议的直接原因。但检测报告出来以后,上诉人才得知根本不会对被上诉人产生经营影响,上诉人在此之前产生的重大误解也是本协议可撤销的原因之一。三、协议的签订是在被上诉人不断的找人到上诉人的歌城闹事,上诉人为了维持正常经营,不得已与之签订的协议,属于受到胁迫的不自愿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为是无效。四、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远远大于被上诉人经营成本,一审判决的金额显示公平。据上诉人了解到,被上诉人经营的宾馆租金一年都才6万多元,但却要一年138，000.00元的经营损失,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漫天要价的恶性行为,法律应当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制止。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补偿协议书》应当解除,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冉光林、刘智芬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应予依法驳回。首先其上诉理由认为当初签订《补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本案并不存在该两种情况,纵使有,法律规定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不可以以此理由解除),请求撤销的期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1年内,且该期限是除斥期间。因此纵使有,也早过了撤销合同的期限。其列举的四点理由,没有一点是成立的。其所谓的检测报告,完全是自己单方面做出的,系自证,不真实,也不符合法律关于司法鉴定的程序,完全不可信。二说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签订，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了胁迫。且补偿协议共有三家,每家都对其进行了胁迫?有胁迫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当前正在扫黑除恶,完全可以以黑恶势力为由追究刑事责任,歌城为啥不报案?三说补偿金额远远大于答辩人的经营成本,完全是在无理取闹,断章取义。上诉人只看到了房屋租金只有6万多一年,装修费用80万左右,平摊在10年期限内,每年装修折旧就8万左右,再加上人工工资,水电费,各种税费加在一起每年的运营成本该有多大,上诉人只字不提(运营成本至少20万以上/年),而现在宾馆入不敷出,每个月都在亏损,其补偿的费用只能起到损失填平的作用。上诉人的股东李刚在作证的时候说了补偿协议是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签订的,歌城股东之间也是经过多次协商。当时冉光林要求比较高,要一次性一百多万,最后才协商下来。当时协商的时候,冉光林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歌城一次性把宾馆买断自己经营；第二种,歌城接手经营,每月支付冉光林承包费;第三种,继续由冉、刘经营,歌城补偿宾馆因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歌城选择了第三种,最后双方协商为每年补偿138，000.00元。李刚证词也提到,歌城共给周围受影响较重的三家住户签订了补偿协议。并且补偿协议是歌城起草的,是歌城自己提供的,协议中大多数条款都是对歌城有利的条款。协议中也明确了由于歌城经营时,车辆停放、人员往来,噪声污染等给周围住户造成了不便,所以为了让歌城继续经营,周围住户不再去投诉举报,采用金钱补偿的方式安抚受影响住户,所以才有了三份补偿协议。上诉人歌城开在居民区,周围都是住户,不是商业街区,是拆迁安置的自建房,由于证照不全,只有营业执照。按照规定,至少还需要特种行业许可证,消防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环保许可证等证照。很显然,作为人流聚集的经营场所,噪声污染的最大污染源,是没有经过消防检验,没有经过环保评审的,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噪声)的,不然歌城为什么直到今天都不能补齐证照?不补齐证照,实际上属于非法营业。综上,补偿协议的磋商过程合理合法,补偿协议本身合理合法,其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混淆了合同解除和撤销的概念,本案既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也不符合合同撤销的条件,人民法院应该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冉光林、刘智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确定的内容；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0日止的补偿款69,000.00元，并承担10,000.00元违约金，两项共计79,000.00元。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增加并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0日止的补偿款69,000.00元、违约金138,000.00元、逾期利息8,280.00元，共计215,280.00元；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中69,000.00补偿款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0起至2020年4月20日止。 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并判令原告退还已收取的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20日的补偿费138,000.00元；2.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11月10日，冉光林与刘智芬签订《合伙经营豪俪宾馆协议书》，约定二人租用宁南县披砂镇南丝路后山安置区周兴萍夫妇的门面一间及二、三、四层楼房共计十八间房间和天楼与住房一套，用于合伙经营豪俪宾馆，合同期限为十年。同日，冉光林与刘智芬与周兴萍签订《租房合同》，租用前述房屋用于经营宾馆，约定租期为十年。此后，冉光林与刘智芬一直合伙经营豪俪宾馆至今。2018年1月，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开始营业，其经营场所宁南县披砂镇后山安置区南丝路76、77号与冉光林与刘智芬经营的宾馆相邻。2018年4月20日，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甲方），与冉光林与刘智芬（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因在宁南县披砂镇后山安置区南丝路76、77号处合法经营钻石钱柜歌城，在经营中有时会因车辆停放、人员来往、噪声等因素给周边住户造成不便。为了构建和谐，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就造成的不便进行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1.在乙方经营豪俪宾馆期间甲方每年补偿乙方各类损失138,000.00元，补偿款每年分两次付清，其中半年付69,000.00元，余款69,000.00元满一年后付清。2.协议签订后，乙方在经营过程中不能再以任何理由举报或干扰甲方的合法经营，乙方的住房户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解决。3.协议签订后，在甲方经营期限内乙方不能以任何理由调涨补偿费用。4.本协议补偿费用仅限于甲乙双方正常经营之中产生，如任何一方不经营则协议作废。5.协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约定的，违约方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138,000.00元。6.本协议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中甲方签字处签有“郑惠彬、李刚代钻石钱柜歌城”字样，并加盖有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印章；乙方签字处有冉光林与刘智芬签名、捺印。郑惠彬、李刚均系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股东。签订协议当日，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即按约支付冉光林与刘智芬补偿款69,000.00元（补偿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10月20日），此后又依约于2018年10月20日支付冉光林与刘智芬补偿款69,000.00元（补偿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4月20日）、2019年4月20日支付冉光林与刘智芬补偿款69,000.00元（补偿时间为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20日，约定给付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补偿款69,000.00元的付款期届满时，冉光林与刘智芬以经营不理想、无力支付补偿款等理由，至今未付该期补偿款。庭审中冉光林与刘智芬对其因冉光林与刘智芬违约所致的实际损失进行了说明，认为包括经营损失、利息损失（按民间借贷最高年利率24%计算计8,280.00元）、维权产生的误工费5,000.00元、合理的律师费15,000.00元等。 同时查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从2020年1月24日接到主管部门通知暂停营业后，直至2020年4月20日仍未恢复正常营业。 还查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还于2018年4月19日与周兴萍签订了一份《补偿协议书》，就其经营中给周兴萍造成的不便进行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否合法有效；二、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是否违约，冉光林、刘智芬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三、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要求解除《补偿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冉光林、刘智芬是否应当返还已收取的补偿款。 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 该院认为，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均系平等民事主体，二者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属于该法所称的合同，故该协议书应受该法调整。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称《补偿协议书》系冉光林、刘智芬通过违法手段迫使其签订，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与该协议书中载明的“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就造成的不便进行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的内容不符，也与证人李刚证词中双方进行协商后达成一致的证言不符，结合其与案外人周兴萍也签订有内容相似的补偿协议的事实，该院对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这一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前述《补偿协议书》自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在协议书中签字、盖章时即已成立并生效。代表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在协议书中签字的郑惠彬、李刚虽非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登记的经营者，不具有代表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签字的权利。但二人均系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股东，协议书中二人签名处加盖有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印章，且在签订协议书后已经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三次给付补偿款的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视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已对前述《补偿协议书》进行了追认，该协议书自订立时起生效。综上，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二、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是否违约，冉光林、刘智芬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的《补偿协议书》受法律保护，对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协议。因此，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未按约定于2019年10月20日履行给付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补偿款69,000.00元合同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称其经营不理想、无力支付补偿款，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对于金钱债务，只要债务人未履行支付义务，债权人就有权请求其实际履行。因此，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这一理由并不能阻却其违约责任的成立与承担。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还称2020年1月以来受疫情影响，无法履行补偿合同，对此该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迟延履行发生在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因此并不能免除其责任。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从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未正常营业，根据《补偿协议书》第4条“本协议补偿费用仅限于甲乙双方正常经营之中产生”的约定，可免除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从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补偿费的支付义务。综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违约责任，支付冉光林、刘智芬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的补偿款36,033.00元（69,000.00元÷180天×94天）。 对于冉光林、刘智芬要求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支付违约金138,000.0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补偿协议书》第5条的约定，违约方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138,000.00元，但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在庭审中提出该违约金过高，要求进行调整，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与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结合冉光林、刘智芬在庭审中对其实际损失所作的说明及举证情况，可以认定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可以予以适当减少。依照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该院以冉光林、刘智芬的实际损失为基础，结合协议的履行情况、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过错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冉光林、刘智芬的预期利益以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应支付的补偿款中已包含冉光林、刘智芬的营业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违约金为24,000.00元。 对于冉光林、刘智芬主张的逾期利息，该院认为，逾期利息作为冉光林、刘智芬的实际损失，已在确定违约金的具体金额予以考量，违约金中已包含逾期利息，冉光林、刘智芬再次主张逾期利息，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三、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要求解除《补偿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冉光林、刘智芬是否应当返还已收取的补偿款。 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条款不公平、合同是被迫签订、协议合同约定的正常营业条件不具备、疫情后是否正常营业无法预估、无力支付补偿款等理由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对此，该院认为，《补偿协议书》中载明的“甲方因在宁南县披砂镇后山安置区南丝路76、77号处合法经营钻石钱柜歌城，在经营中有时会因车辆停放、人员来往、噪声等因素给周边住户造成不便。为了构建和谐，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就造成的不便进行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等内容已经明确了双方签订补偿协议的目的，即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就其经营中因车辆停放、人员来往、噪声等因素给冉光林、刘智芬造成的不便进行补偿，冉光林、刘智芬与则在接受补偿后容忍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造成的不便。结合《补偿协议书》第4条“本协议补偿费用仅限于甲乙双方正常经营之中产生，如任何一方不经营则协议作废”的约定，只要双方均正常经营，则协议就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现虽因受疫情影响，暂停营业，但此后如继续营业，仍将给冉光林、刘智芬带来不便。因此，继续履行《补偿协议书》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如在以后确定不再经营，可依《补偿协议书》第4条约定主张解除协议。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在本案中以不确定事由为据，主张解除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还称合同条款不公平。对此，该院认为，合同条款系双方协商一致后形成，是双方对自己权利义务进行处分的结果，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并依约定履行了三次支付补偿款的合同义务，且即使合同条款不公平，也非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还主张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与冉光林、刘智芬签订的协议，但未举证证明，且被胁迫也非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还称其无力支付补偿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解除《补偿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该院不予支持。 对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要求冉光林、刘智芬返还已收取的补偿款的反诉请求，该院认为，冉光林、刘智芬与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冉光林、刘智芬依约收取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支付的补偿款，受法律保护，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这一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原告冉光林、刘智芬与被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继续履行双方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2.被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冉光林、刘智芬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的补偿款36,033元及违约金24,000元，合计60,033元；3.驳回原告冉光林、刘智芬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被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529元，减半收取计2,265元，由原告冉光林、刘智芬负担1,265元，被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负担1,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11元，减半收取计2,156元，由被告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同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补充认定如下：在庭审中上诉人自述案涉歌城现已开始营业，但自2020年1月24日接到主管部门通知因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暂停营业，至今尚未收到主管部门允许正式营业的通知，且经营状况不好。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的补偿款及违约金；2.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补偿款138，000.00元；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应当予以解除，是否应当继续履行。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的补偿款及违约金的问题。首先，虽然上诉人提出案涉《补偿协议书》显失公平，其存在重大误解，且是在受对方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但是，一方面，这些理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另一方面，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变更或撤销，其提出未在法定期限为行使撤销权是因不懂，不是正当理由。且其除提交了凉山州邦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检测报告》外，未再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签订合同时存在上述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再结合案涉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及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部分义务的事实，案涉《补偿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全面履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应按约定支付被上诉人的补偿款。但自2020年1月24日起，因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一不可抗力的影响停止营业，导致其不能履行支付被上诉人补偿费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免除了上诉人受疫情影响期间，即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应支付的补偿费，合情合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付补偿费的金额36，033.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判决主文表述补偿费计算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不当，应纠正为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止。其次，上诉人未按约定如期支付案涉补偿款，已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之规定，以及案涉《补偿协议书》的约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给付被上诉人逾期支付补偿的违约金。但是，就本案而言，双方虽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但本案双方约定的款项就是对被上诉人经营损失的补偿，上诉人逾期支付补偿价款，给被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就是所逾期支付补偿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且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损失，以及双方对违约金的约定过高，再兼顾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一审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合同义务的履行，上诉人亦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上诉人要求调减违约金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且有法可依，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确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以调整，本院酌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违约金为：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上诉人应付补偿款36，033.00元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违约金。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补偿款的问题。前面已述案涉《补偿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之前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补偿款，正是其对约定义务的正确履行，其提出由被上诉人予以返还的上诉理由，无据可依，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应当予以解除，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虽然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中无明确的解除合同的约定，案涉协议不具备约定解除的条件，合同相对方亦未表示不履行其义务。但是，自今年1月以来，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一不可抗力的影响，全国娱乐行业不能正常经营，至今上诉人未收到正式恢复营业的通知，疫情的结束时间不能确定，双方正常履行合同在疫情结束前已不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应当予以解除，不再继续履行。待疫情结束，双方恢复正常经营后，若影响到被上诉人，双方可另行协商，或被上诉人可另行主张。上诉人反诉主张解除案涉协议的反诉状于2020年4月15日向被上诉人送达，送达之日应视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知解除合同之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本院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于2020年4月15日解除。 综上所述，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宁南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7民初9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与被上诉人冉光林、刘智芬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于2020年4月15日解除； 三、由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冉光林、刘智芬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止的补偿费36，033.00元，并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36，033.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违约金； 四、驳回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冉光林、刘智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589.00元，由上诉人宁南县钻石钱柜歌城负担4，000.00元，由被上诉人冉光林、刘智芬负担3，58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发蓉 审判员  郑 坚 审判员  刘志涛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唐 春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