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100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飞，男，197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东伟，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玖雯，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兵，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上诉人王飞因与被上诉人朱建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建兵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朱建兵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错误。该条法规的适用前提有二，一是原告提起的是民间借贷诉讼，但本案朱建兵起诉的案由是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二是被告抗辩不是民间借贷，而是由其他法律行为引起。王飞在庭审中未抗辩不是民间借贷，其陈述的是“不属于合同纠纷，应当是欠条。”王飞与朱建兵在庭审中一致同意，该欠条形成的原因是2014年王飞介绍朱建兵承接马标工程，朱建兵承揽失败后，要求王飞承担25万元损失。王飞与朱建兵之间的基础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对请求权基础认定错误，本案不能适用该条司法解释。本案应当按照本来的法律关系即合作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朱建兵以合同纠纷案由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时直接将案由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直接认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程序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朱建兵以欠条起诉，案由应当根据欠款所依据的基础关系判断，一审法院未将基础关系审理清楚。1.一审法院未对朱建兵声称投入50多万元的真实性进行审理。朱建兵称其为工程投入了五六十万元，王飞出具欠条同意贴补25万。朱建兵仅提交了欠条作为证据，欠条无法表明债权关系形成的真实原因，一审法院应当查清楚基础法律关系。因此朱建兵应先证明欠条形成的事实，尤其是其投入50多万元的真实性。一审庭审中，王飞多次要求朱建兵拿出50多万元实际支出的证据，一审法院却未对50多万元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欠条的合法性认定有误，涉案欠条应为无效欠条。首先，欠条的形成基于非法关系产生的非法债务。一审中，朱建兵陈述其为了承揽南京军区马标一期工程投了五六十万元用于吃饭、唱歌、送礼。也就是说朱建兵向招标人员行贿达五六十万元，其行为本身非法且违反公序良俗。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在非法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非法债务当属无效。一审法院在朱建兵已经自认其投入的五六十万元目的是行贿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欠条合法，保护了违法欠款，明显错误。3.王飞是被胁迫情况下出具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朱建兵与王飞合作承揽马标工程，王飞的义务是介绍项目给朱建兵，并在朱建兵承揽成功后获得一定报酬。王飞已经完成了介绍义务，朱建兵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承揽成功，王飞没有违约行为。王飞没有取得任何报酬，其作为介绍人，不可能对朱建兵保证一定能承揽成功，按照商业惯例，王飞不应当承担损失。出具欠条时，王飞与朱建兵之间的合作关系己经结束，双方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王飞出具第一份欠条时，现场有6名人员对其进行恐吓和胁迫。之后的欠条也是在朱建兵多次上门骚扰其年迈的父母的情况下出具，都不是王飞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飞此前有四次报警记录。欠条上载明的利息已经达到高利贷标准，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王飞未拿到朱建兵任何款项，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在不存在着急用钱的情况下，同意承担这样高的利息明显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三、朱建兵所持的欠条已经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朱建兵提供的证据中，最后一张欠条的到期日是2015年6月24日，而朱建斌在2018年6月4日才有催款行为，期间已经过了两年诉讼时效，并且因为其过诉讼时效的时间为2017年6月24日，晚于民法总则施行时间，因此本案不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王飞亦不承认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应当驳回朱建斌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朱建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公正，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朱建兵一直在催促王飞，但是王飞一直避而不见，派出所也有相应的接处警记录，王飞将自己的电话号码也换掉了；2.当时双方谈好了，工程前期的正常费用双方都需要出的，但是前期费用朱建兵垫付。不存在王飞所称的行贿。朱建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飞向朱建兵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诉讼费用由王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朱建兵从事工程装修。2014年年初，经咎小峰介绍，朱建兵与王飞相识。2014年5月21日，王飞作为欠款人出具欠条，主要内容是：经王飞介绍朱建兵做南京军区马标一期工程所投入资金25万元，由王飞承担，于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张华和咎小峰作为见证人在欠条上签名。2014年8月25日，王飞出具还款计划，承诺所欠朱建兵25万元，于2014年8月29日还款3万元、10月15日还款5万元、10月30日还款3万元、11月20日还款5万元、12月30日还款9万元；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每月3000元），每月28日支付。2014年10月30日，王飞出具以下内容承诺：下周四（2014年11月6日）付款9万元给朱建兵；如逾期，朱建兵可以要求支付25万元并另付利息，可到家向家人讨要。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9月2日，王飞出具多份欠条（欠款条、还款条、还款承诺），承诺分期还款并支付利息。其中2015年6月16日，王飞出具欠款条，主要内容是：于2014年5月欠朱建兵28万元，于2015年6月17日上午确认还款日期，如确认日期到期不还，按银行贷款利息四倍计算利息（从借款日期算起）。6月17日，王飞在该份欠款条上备注“2015年6月24日一次性结清”。2018年6月4日和12月23日，因朱建兵至王飞家中催款，王飞、朱建兵分别向湖南路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建议双方协商，协商不能，建议通过诉讼解决，并登记备案。2019年3月13日，朱建兵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生效。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一是要证明其与借款人之间达成借贷合意，二是应证明其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王飞与朱建兵就案涉25万元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是否已经履行出借义务、朱建兵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朱建兵是否有权要求王飞还本付息是本案的主要争议所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王飞于2014年5月12日及此后多次出具的欠条（欠款条、还款计划、还款承诺等），属于结算性质的债权债务凭证，朱建兵依据该凭证以民间借贷作为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欠条的出具，在朱建兵与王飞之间产生借贷的法律后果，可以认定借款合意成立，出借义务已经履行。王飞所持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5年9月2日，王飞最后一次出具还款承诺。根据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可以认定朱建兵在2018年6月4日至王飞家中催款，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朱建兵本次起诉，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欠条、还款计划、还款期限等，王飞应偿还朱建兵25万元。2015年6月16日，王飞承诺偿还本息合计28万元，并承诺于2015年6月24日一次结清，逾期则按银行贷款四倍利息支付利息。朱建兵要求王飞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自2015年6月16日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四倍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的请求，基本适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率以年利率24%为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王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建兵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不得超过年利率24%上限限定标准）。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6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8466元，由王飞负担（王飞应负担的款项，朱建兵已预缴，王飞在履行判决判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时，一并直接加付此款）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2015年9月2日，王飞出具还款承诺，载明“王飞欠朱建兵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于2015年9月7日一次性还清，最后一次承诺，如逾期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备注：一次性还清金额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余额人民币贰万元整和利息在工程款中扣除。”朱建兵一审述称，50万元用于吃饭、唱歌和送礼，其把钱给王飞让王飞去送礼，不知道王飞有没有实际给相关人员送礼。再查明，王飞于2015年5月27日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湖南路派出所报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王飞以前有债务纠纷已处理好了，现在又被人打了，后来债权人张华、周勇到场，春节前后来派出所已解决了。名星（手机189××××7648）讲还欠钱，将报警人打了。要求登记备案。民警告知报警人，事发地属于玄武区梅园派出所辖区，事由是华山饭店内介绍工程，建议双方到相关部门解决，遇事及时报警”。王飞于2018年6月4日将朱建兵带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湖南路派出所报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王飞报警称今天早上朱建兵到我家找我要钱，称我欠他钱，影响了我家人的正常生活。朱建兵称王飞欠他二十余万元，至今不还，有借条。王飞不承认欠朱建兵的钱。民警告知当事双方此系经济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法院解决。王飞不同意协商，民警建议朱建兵到法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还款承诺、一审开庭笔录、接处警登记表等在卷为证。本院认为，1.朱建兵、王飞确认，欠条是基于2014年王飞介绍朱建兵承接马标工程失败后，朱建兵要求王飞承担25万元损失。因此，应认定案涉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2.关于案涉欠条是否是朱建兵、王飞结算形成。首先，应由朱建兵举证证明其为承接马标工程而支出了前期费用。二审中，朱建兵陈述，其投入50余万元前期沟通协调费用是用于请客、吃饭、送礼。但朱建兵既未能举证证明或明确说明其实际支出了该费用，又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将前述款项交付王飞。其次，即便朱建兵陈述属实，其所谓前期费用系为承揽工程而支付的请托费用，据此产生的债务系非法债务，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最后，王飞辩称案涉欠条、还款计划等系其受胁迫出具。双方就此债务多次形成报警记录，其中王飞于2015年5月27日报警称又被人打了，于2018年6月4日报警称有人到家讨债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结合王飞于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9月2日多次出具欠款条、还款条、还款承诺（前述债权凭证约定了高额利息或违约金，并就利息或违约金再次单独出具欠款条）等情形，王飞该项辩称意见，应予采信。综上，应认定案涉欠条、还款计划等不是朱建兵、王飞自愿结算形成，不能据此认定朱建兵、王飞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3.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但前述法律自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即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前提是：至2017年10月1日权利人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否则不得适用。本案中，王飞于2015年9月2日最后一次出具还款承诺，2015年9月7日还款，此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朱建兵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即至2017年9月7日届满，在此期间内朱建兵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向王飞主张过权利。而朱建兵于2018年6月4日至王飞家中追讨，此时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朱建兵于2019年3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综上，王飞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建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6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8466元，由朱建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66元，由朱建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飞预交，朱建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毕宣红审 判 员 罗正华审 判 员 程俊杰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 菲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