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7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桥机康泰综合医院，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桥机新村63号。法定代表人：罗祖亮，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湖北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馨，女，198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冰，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桥机康泰综合医院（下称康泰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王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6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泰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款关系，存在错误，王馨基于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其请求应予驳回。1、康泰医院由武桥重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武桥集团）、黄德高于2012年7月31日签订投资协议设立，运营场所由武桥集团无偿提供，运营中未向大股东武桥集团上缴投资收益。2013年至2018年4月，黄德高担任医院院长、法定代表人，王馨任副院长。黄德高未经大股东知情同意，未经股东会批准，滥用职权，违反高管忠实义务，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损害医院及大股东利益，且不能释明所借资金合理用途及流向。原判认定康泰医院与王馨之间形成借款关系，有悖法律规定。2、案涉款项向康泰医院入账的日期早于黄德高与武桥集团财务总监张卫之间的短信聊天形成日期，并非康泰医院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出现困难后向王馨借款，也并非向职工筹措资金，而是黄德高为了王馨谋取高额利润，向特定的利益主体所筹集，没有签署任何借款合同、借条等证明所谓“借款”发生时双方形成了借款合意的意思表示，原判认定“康泰医院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出现困难后，时任该院法定代表人兼院长的黄德高通过个人出借及向其亲属、该院职工进行资金筹集，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是错误的。二、康泰医院的公章、财务章、会计账目均由黄德高掌控，虽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依据黄德高掌控下的账务记载的书面信息进行审计，康泰医院据此向王馨发出询证函，但其收到询证函后未确认，且王馨不能提交出借款项的转款凭证、银行流水，原判据询证函认定借款数额，存在错误。三、黄德高在任时有掌控公章、财务章的便利，离任时未向康泰医院交接公章。康泰医院在其任职期间账务混乱违规，会计账簿记载了大量的高额提取现金、高额领取备用金情况，资金去向不明，黄德高与康泰医院人格混同、财务混同，即便案涉借款真实存在，亦应由黄德高承担全部清偿责任，康泰医院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黄德高己经通过其他形式向王馨返还了案涉的所谓“借款”。四、康泰医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不能高息揽储。王馨提交的收据上显示“续存”或“转存”字样，表明康泰医院不是为了经营需要向王馨借款，王馨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康泰医院处存款以赚取高额利息，该目的违法。收据列明年息9%的借款期限一年，不是全部按9%计息，王馨关于利息的请求应不予支持。五、康泰医院一审答辩时明确指出，一审法院同时受理九案的九份民事起诉状及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中，具状人、委托人签名处所留签名均为同一笔迹，不能证明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核实，亦未在判决书中予以回应，程序严重违法。王馨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向职工筹措资金，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是合法的。这种企业集资型借贷的利率、股息，一般相当于或略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康泰医院与王馨之间就是企业集资型借贷关系，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2、一审法院依据客观事实，结合审计报告认定借款金额，数额准确，并无不当。3、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计算利息，是正确的。4、王馨一审时到庭确认了起诉、授权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泰医院偿还借款本金15.2万元及全部利息（截止2019年8月31日为45192元，2019年9月1日后，以本金15.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的标准计付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泰医院前身为铁道部大桥局桥机厂卫生所，黄德高任该卫生所所长。2012年12月武桥集团（曾用名湖北武桥控股有限公司）与黄德高签订投资协议，在上述卫生所基础上共同出资200万元设立康泰医院，其中武桥集团出资140万元，占比70%，黄德高出资60万元，占比30%。2013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为康泰医院颁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05573248742010513A1002），黄德高任该医院法定代表人及院长。为证实与康泰医院间存在借款关系，王馨向一审法院提交盖有康泰医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五份及2018年6月20日康泰医院向其送达的询证函一份，分别载明：“1、续存借款金额2.2万元，借款期限2015年10月27日至2016年10月26日，年息9%；2、原周玉哲借款转王馨借款金额3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2日，年息9%；3、现金借款金额3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3月6日至2018年3月5日，年息9%；4、转存借款4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2月17日，年息9%；5、续存借款3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2日，年息9%”，“致：王馨本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是正在对本公司截止2018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单位的往来账项等事项，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单位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明不符项目；如存在与本公司有关的未列入本函的其他事项，也请在‘信息不符’处列出这些项目的金额及详细资料。回函请直接寄至湖北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1、本公司与贵单位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2018年3月31日，欠贵单位借款15.2万元；贵单位欠备用金2000元”。王馨未在上述询证函信息证明无误处签名，但庭审中其对上述询证函所载借款金额予以认可。就上述询证函的出具事宜，一审法院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进行了调查核实，该所工作人员告知：2018年6月，该事务所接受武桥集团委托就康泰医院原院长黄德高自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进行现场审计，涉康泰医院相关询证函中所载内容，均系该事务所在对康泰医院提交的相关财务资料进行核查的基础上作出。一审法院另查明：除王馨外，一审法院另受理了黄德高、龚敏华、姚顺香、刘军、张崇芳、李勤、李英、张巍、张屹分别与康泰医院民间借贷纠纷八案。经查，李勤系黄德高之妻，刘军系黄德高儿媳，张崇芳系黄德高岳母，李英系黄德高姨妹，张巍、张屹系黄德高之姐黄冬梅（2018年5月28日去世）之女，龚敏华系武桥集团退休职工，王馨系康泰医院职工（副院长），姚顺香系黄德高好友。针对案件所涉借款主体多为黄德高亲友的这一情况，康泰医院提出涉案所谓借款，应属黄德高本人及其擅自向其亲友输送利益的行为，其严重损害了康泰医院及股东武桥集团的利益。而黄德高则称康泰医院长期经营不佳，武桥集团自身负债累累，也无从顾及医院的运营，因此医院为继续经营被迫对外借款。为证实其主张，黄德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武桥集团财务总监张卫2017年6月至同年9月间的相关短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聊天记录记载：“黄：张总你好！整整5个月了啊！（2017年8月21日聊天记录）；张：在外弄钱，再联系（2017年9月7日聊天记录）、多方努力无果，节前基本无流入，机关六个月没发工资、食堂从10月1号罢工断炊，我也是无奈了（2017年9月29日聊天记录）；黄：张总我理解你，罗总那里张总可以通融一下，节后到账就还他，我这里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什么意外事情就搞大了！我想罗总会给你面子的（2017年9月29日聊天记录）；黄：张总你好！请你抽空跟俞总打个电话，医院账上的资金这两天要用，欠员工工资、水电费，伙食费要支付！（陆续回款中）谢谢！（2017年11月29日聊天记录）”等内容。证人马某（2014年6月至2018年4月间在该院任出纳）证言：“2014年8月左右，武桥集团派两人（称呼其李总监和程总）长期驻扎在康泰医院，2018年年初两人撤回集团。医院经费构成主要有医保回款、医院收益，但资金周转不过来时也会有借款。借款是找职工借的，并许诺利息为年息9%，因为利息较银行高，就说借着周转下，对方也就同意了。借款都是由我这开具收据，我经手的借款有200多万元，有的是现金，现金借款就由我陪着存到医院的账户里，有的就直接转到银行的对公账户。2017年之前都有正常还本金及利息，也都是从银行账上走的。武桥集团没有向医院拨过款，集团自身都比较困难。2017年3月左右听说要卖掉医院，当时来了一班人将医院围住，当时黄院长要我将公章给这些人。公章及财务章我交给了黄院长，此后具体是什么人拿走的章子我不清楚……”。一审法院还查明：2017年4月24日，罗祖亮、黄德高、王馨（康泰医院副院长）三人，以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会议纪要形式一致通过并决议：1、免去黄德高的执行董事职务，选举罗祖亮为执行董事；2、继续聘任黄德高为医院院长等内容。同年5月15日，康泰医院取得变更后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罗祖亮任该院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2018年5月，黄德高称其被迫未继续在康泰医院任职。2019年5月该院实际停止运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康泰医院向王馨出具的收据、黄德高与武桥集团财务总监张卫的相关聊天记录、时任康泰医院出纳马某的证言及一审法院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的调查可以认定，康泰医院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出现困难后，时任该院法定代表人兼院长的黄德高通过向其亲友、该院职工进行资金筹集，并由医院出纳人员进行登记后出具收据的行为系客观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王馨主张康泰医院与其存在合法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018年6月20日，由武桥集团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依照康泰医院截止2018年3月31日的相关财务资料进行了审计，并由康泰医院向王馨出具询证函，确认康泰医院尚欠王馨借款本金15.2万元，王馨欠康泰医院备用金2000元，王馨亦对上述借款金额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康泰医院尚欠王馨借款本金15.2万元予以确认。王馨所欠备用金，康泰医院可与其协商处理或另案诉讼，本案不宜一并处理。康泰医院向王馨出具的收据中对借款期限及利息按年息9%计付予以了约定，王馨要求康泰医院以借款本金15.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康泰医院上述借款系由王馨分五笔进行支付，故借款利息计付应分别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康泰医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馨偿还借款本金15.2万元；二、康泰医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馨分别偿还以借款本金2.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计算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计算自2016年6月3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计算自2017年3月6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计算自2016年2月18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标准计算自2016年6月3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122元，由康泰医院负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王馨。二审中，王馨提交银行流水两份，拟证明已向康泰医院支付了出借款项。经质证，康泰医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相关款项已转入康泰医院账户，但王馨一审起诉状载明其于2015年12月27日转账15.2万元，而现有银行流水都是2013年、2014年的，与诉讼请求中的款项不对应，况且王馨作为康泰医院副院长，与医院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故该两流水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不同意王馨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查，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大华核字[2018]090128号康泰医院原院长黄德高同志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载明“……康泰医院：单独设立财务账套；会计由武桥集团外派；出纳由办公室人员兼任。……”归纳康泰医院上诉理由，其主要是认为：1、康泰医院与王馨之间不形成民间借贷关系。2、即便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责任也应由黄德高承担；如果应由康泰医院承担，利息不应按9%计算。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围绕上述内容进行审理。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双方法律关系及相应权利义务内容康泰医院时任法定代表人黄德高与武桥集团财务总监张卫的相关聊天记录，以及该院时任出纳出庭作证的内容，可以说明康泰医院当时经营状况不良，资金短缺，该院向职工、职工亲属等人筹资，具有可能性，也较为常见。这种企业集资型借贷关系，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借贷关系成立的，借款人应当依法依约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黄德高离任前已向康泰医院控股股东武桥集团移交康泰医院公章，在对黄德高离任经济审计过程中，康泰医院向王馨发送询证函并加盖公章，已经认可该询证函，其上诉称该询证函未得到其确认，与事实不符。根据证人马某所述，结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审计报告中所述“会计由武桥集团外派”，可知康泰医院财务资料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案涉询证函可以说明康泰医院财务资料中记载有向王馨筹资相关情况，王馨二审中又提交了银行流水，且康泰医院时任出纳一审中已出庭作证证实集资中曾多次收取现金，故一审法院认定康泰医院时任院长黄德高向医院职工、亲友为医院筹集资金，经医院财务人员登记、出具收据的事实，并依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王馨与康泰医院成立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再按照收据载明的借款本金数额、款项出借日期、利息标准等，判令康泰医院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处理正确。虽然王馨一审起诉状载明其于2015年10月27日出借款项，但其提交的收据实际载明的转存、续存等内容足以说明其不是当时交付出借款项，王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其向康泰医院交付了款项，康泰医院认为该几笔转账系其他用途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王馨已向康泰医院交付了出借款项予以认定。康泰医院关于双方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康泰医院还上诉认为，不应当按照年9%的标准计算利息。本院认为，康泰医院向王馨出具收据载明借款利息标准为年9%，而该利率标准并不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康泰医院按年9%的标准支付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故康泰医院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民间借贷关系的责任承担主体康泰医院上诉认为，就算康泰医院与王馨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也应当由时任法定代表人黄德高承担本案责任。就此，本院认为，王馨持有康泰医院出具的收款收据，且康泰医院向王馨支付过部分年份的利息，表明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为康泰医院。黄德高本人不是本案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本案相关责任。康泰医院所述黄德高履行职务是否适当的问题，是黄德高与康泰医院以及康泰医院其他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处理。康泰医院称有理由相信黄德高已通过其他形式向王馨返还了借款，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康泰医院关于应由黄德高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王馨本人一审中已到庭参加诉讼，康泰医院上诉称，提起本案诉讼不确定是否为王馨本人真实意思，该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康泰医院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4元，由武汉桥机康泰综合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斌成审判员  刘 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