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名峰，男，197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玲，广东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贤，广东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明发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红棉大道北28号。法定代表人：梁永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平，江西都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名云，男，198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上诉人李名峰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明发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发公司）、原审被告李名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3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名峰上诉请求：1.改判李名峰无需向明发公司支付货款1100426元。2.本案的诉讼费、诉保费由明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明发公司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李名峰是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无需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1.英德明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十六车间（以下简称明智十六车间）的实际经营者是李名云，李名峰没有参与该车间的经营。李名峰从未向英德明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2.李名峰在《购销合同》上的签名，仅仅是作为指定收货人员身份的确认，并不是作为购货单位负责人的确认。另外，《购销合同》落款处除了“乙方负责人”外，还有“乙方厂收货人员”，李名峰在该《购销合同》落款处签名，仅仅是作为“乙方厂收货人员”这一身份的确认，并不作为“乙方负责人”身份的确认。3.涉案买卖合同的货款，全程都是明发公司与李名云协商沟通，整个合同的履行，包括《对账单》的结算、货款的支付等均由李名云个人独立操作。李名峰从未向明发公司支付过货款，一审法院认定李名峰向明发公司支付过货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庭审时，法院已经查明涉案货款均由李名云与明发公司进行核对，包括2017年3月20日的《还款计划》以及2017年12月17日在明发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上的签名捺印。另外，明发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李名峰与李名云向其支付货款的方式包括由李名峰、李名云二人支付，通过明智公司支付或根据指示将货款支付到第三方，但只提供了明智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记录，并没有提供李名峰支付货款的凭证。对此，明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另外，明发公司还提供了案外人潘某的《事实经过说明》某人的《收据》。该《事实经过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该证明的出具人潘某却没有出庭，加上潘某还拖欠明发公司的货款，其与明发公司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各方所签订的协议，并没有证据显示李名峰同意潘某将75000元支付给明发公司，随便一张不知某人手写的《收据》就认定李名峰向明发公司支付过货款，实属荒唐。（3）至于2016年8月24曰《送货单》《购销协议书》，李名峰已经在一审时详细阐述了签名的经过，但该批货物的购销单位是明智十六车间，该车间的实际经营者是李名云，该货款应当由李名云承担。（二）李名峰与李名云不是合伙关系，没有共同经营“明智十六车间”。明智十六车间的实际经营者是李名云，李名峰只是在李名云创建该车间时进行过辅助的工作。实际上，李名峰自己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雄狮路经营“广州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还对潘某和明智十六车间供应过化工原料，因此，才会出现潘某拖欠李名峰货款而与李名峰（永丰化工）、梁国针（明发公司负责人）签订以房抵债的三方协议。正是由于李名峰也经常供应化工原料给李名云，另外，还需要提供技术支持，所以李名峰会经常出现在明智十六车间，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在明发公司送货给李名云时，在李名云不在场的情况下，就代李名云签了2016年8月24目的《送货单》、《购销协议书》。但李名峰在该单据签名的行为仅仅是代收，并不能以此认定李名峰作为该车间的共同经营者。另外，由于明智十六车间也拖欠其他供应商的货款，李名云也被其他供应商起诉到法院，关于该车间的货款也是由李名云承担，与李名峰无关。（三）对涉案货款金额存疑，明发公司2018年5月13日的《购销协议书》没有李名云的签名。因明智十六车间拖欠明发公司的货款较多，明发公司与李名云对账结算，不再以赊账的形式向明智十六车间供货。根据李名云手写的《还款协议》第二条“从2017年4月份起，每月明智十六车间必须以现金结算的方式在明发化工公司采购部分材料”，再结合2017年12月27日的《对账单》可以看出，自2016年9月7日开始，明发公司再没有向明智十六车间供货。由此可以看出，明发公司在李名云没有支付已核对欠款的情况下，不会再供货。现明发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13日的《送货单》没有李名云的签名，而且该批货款金额高达182246.25元之多，明显不符合明发公司与李名云之间的约定。因此，在李名云缺席审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要求明发公司提供更多的证据以证明该批货物已经送达给李名云且未付款，实在令人难以信服。综上所述，若李名峰与李名云共同经营明智十六车间，在李名云与明发公司长达三年的交易过程中，李名峰从未与明发公司对货款进行对账、从未支付过货款，明发公司也从未催促过李名峰支付过该货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整个案件，明发公司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认定李名峰就是明智十六车间的共同经营者，一审法院却由此判决李名峰对李名云拖欠的明发公司的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实属认定事实的偏颇，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明发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名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明智十六车间系李名峰与李名云共同经营，李名峰与李名云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1.明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的甲方为明发公司，乙方为明智十六车间，乙方负责人处均有李名云、李名峰的签名。李名峰抗辩称其在《购销合同》上的签名仅仅是作为收货人员身份的确认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即使《购销合同》本案是明发公司提供的，即使“李名峰”被错误地写成“李名锋”，但是落款处李名锋的签名是由其亲笔书写，而且位置是在“乙方负责人”处，并非“乙方厂收货人员”处。2.而在2016年8月24日的《送货单》及《购销协议书》上，李名峰也在乙方处进行了签名。李名峰抗辩称签名只是代收行为，完全不符合常理。李名峰从商多年，清楚地知道在单据上签名的法律后果，但其却以法律意识淡薄为理由，否认签名是其收货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若只是代收，收货人应写“李名云”而非“李名峰”。这已经足以证明，李名峰的签名行为，就是确认收货行为。3.李名峰一审提交的《经营合作协议书》，仅能证明李名云与明智公司成立场地租赁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不是明智十六车间的合伙人。李名峰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4.李名峰在上诉状中陈述称其独自经营“广州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并未有工商登记，该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存疑。即使该公司确实存在，确实由李名峰经营，但是也不能证明其与李名云不是共同经营。5.在明发公司与李名云、李名峰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包括合同的签订、货款的支付、货品的签收等都有李名峰的参与，明发公司与李名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毋庸置疑，李名云与李名峰之间的合伙关系也是一目了然。因此，李名云签订的《对账单》及《还款计划》，对李名峰也产生效力，李名峰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涉案货款金额为1100426元。2017年12月27日，李名云与明发公司进行了结算，确认截止到2017年12月5日欠明发公司的货款共计968180元。2018年5月13日，明发公司再次向明智十六车间供货，货款共计182246.25元。《购销协议书》上有明智十六车间工作人员宋燕明的签名，在此之前的供货单及购销协议也有宋燕明的签收，李名云均予以认可。因此，涉案货款金额共计1100426元。综上所述，李名峰的上诉只是在拖延还款时间，浪费司法资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名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名云述称，我同意李名峰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李名峰并非与李名云共同经营，不构成合伙关系，李名峰对涉案货款无需承担支付责任。事实与理由：（一）李名峰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无需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1.我是明智十六车间的实际经营者，李名峰没有参与该车间的经营。我于2013年5月6日与明智公司签订《经营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我承租该公司第十六车间用于生产经营，租期自2013年5月6自至2018年5月5日止。租期内，明智十六车间的场地租金、履约保证金、水电费、工人工资等所有经营开支均由李名云承担。该《经营合作协议书》表明该车间与李名峰无关，该车间一直均是由我独自经营。2.李名峰从未参与我与明发公司之间的任何交易，未参与过对账、未支付货款。我是明智十六车间的实际经营者，李名峰只是在我创建该车间时曾参与辅助的工作。实际上，李名峰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雄狮路经营“广州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还对潘某和明智十六车间供应过光亮剂等化工原料，因此，才会出现潘某拖欠李名峰货款而与李名峰（永丰化工）、梁国针（明发公司负责人）签订以房抵债的三方协议。3.李名峰为我的哥哥，也是我的供应商，因此才会经常在明智十六车间，恰好碰到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李名峰仅仅是代我签收了2016年8月24日的送货单，李名峰仅仅是受我委托进行签收，由此产生的法律过后应当由我承担。（二）我欠付明发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918179.75元。明发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13日的《送货单》没有我的签名，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李名云愿意向明发公司支付贷款金额918179.75元。李名峰与李名云并非合伙关系，并非共同经营，因此李名峰对涉案贷款无需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明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名云、李名峰向明发公司支付货款1100426元、利息21000元，合计1121426元；2.李名云、李名峰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明发公司提供的两份《购销合同》载明，甲方、供货单位均为明发公司，乙方、购货单位为“明智十六车间”或“益鑫五金塑料有限公司A8车间”，乙方负责人落款处均由李名云、李名峰二人签名，但无加盖公章。两份《购销协议》除约定的合同期限不一致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明发公司主张与其发生交易的主体系李名云、李名峰，其二人共同挂靠不同的公司经营化工原料。李名峰确认两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但否认与李名云共同经营，称在乙方为“明智十六车间”的合同上签名的原因是2015年4、5月期间曾帮助李名云在明发公司处验收过一批货物，此后并未参与明发公司与李名云之间的任何交易、未向明发公司支付过货款，对为何会在“益鑫五金塑料有限公司A8车间”的合同中签名，李名峰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但确认该份合同签订时间更早。诉讼中，明发公司提交了日期为2016年8月24日的《送货单》、《购销协议书》、2016年9月3日微信转账截图，拟证明李名峰参与交易、签收货物、支付货款。该两张《送货单》显示，签收人均为李名峰，第一份《送货单》金额为4080元，手写记载“9月3日微信”，微信转账截图则显示“梁国武”于2016年9月3日收到“李名云”转账的4080元。此外，明发公司还提交日期为2018年7月30日、金额为98000元的《购销协议书》一张，潘某、梁国针、李名峰共同签订的《协议》，《收条》、《收据》，潘某、梁国针签名的《事实经过说明》，上述证据共同反映，2018年7月30日明发公司向明智十六车间供货98000元，已付23000元，未付75000元，案外人潘某出售其房产并用所得款项偿还欠明发公司材料款495000元、李名峰材料款85000元，卖房事宜由梁国针全权办理。《事实经过说明》反映梁国针代表明发公司，卖房所得58万元，明发公司直接扣除李名峰未付的75000元后，向李名峰出具《收条》，李名峰则向潘某出具了《收据》。李名峰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2016年8月24日《送货单》、《购销协议书》三性予以确认，陈述系代李名云向明发公司提货；2.对《协议》、《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其亦未将潘某支付的75000元用于向明发公司支付货款；3.对2018年7月30日《购销协议书》、微信转账截图，三性不予认可。2017年12月17日，李名云在明发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中签字捺印，内容为：“经双方对数确认明智十六车间欠明发公司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材料款968180.2元，还款计划：自对数之日起，每个月还款不低于5万元，直至还清货款”。2018年5月13日，明发公司继续向“明智十六车间”供货182246.25元，宋燕明在相应的《购销协议书》（即送货单）中签收，送货单载明“未付款”。2017年3月20日，李名云向明发公司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为：“一、从2017年4月5日前每月分批还款5-10万元，分期还款40万元旧数，至8月31日止，总欠货款低于100万元，之后恢复正常运作；二、从2017年4月份起，每月明智十六车间必须以现金结算方式在明发化工公司采购部分材料；三、因明智十六车间2016年资金周转不灵导致运作不正常，明智十六车间向明发化工公司支付七个月的利息共21000元”。庭审中，明发公司明确李名云、李名峰向其支付货款的方式包括由其二人支付、通过明智公司支付或根据其指示将货款支付到第三方，并提交了明智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记录为证，另确认《对账单》及《还款计划》出具后，其于2018年7月4日收回货款5万元，剩余货款1100426元及约定的利息21000元李名云、李名峰均未支付。诉讼中，李名峰提交了李名云与明智公司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经营合作协议书》及《收款收据》，拟证明“明智十六车间”由李名云个人经营，与其无关。《经营合作协议书》反映明智公司将其配套生产基地第16车间及周边空地出租给李名云作生产及办公使用，期限为2013年5月6日至2018年5月5日，李名云向该公司支付了押金、租金后，该公司向李名云出具了《收款收据》。明发公司对李名峰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李名峰未共同经营。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明发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2019）粤0114民初3347号之一、之二号民事裁定，冻结李名云、李名峰银行存款共1121426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并查封担保人梁国针、梁国文、梁国武、夏婉媚共同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永发路14号之二1601房的产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李名峰是否为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是否应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李名云、李名峰均在《购销合同》上作为乙方（购货单位）签名，李名峰对为何在《购销合同》上签名所作的解释仅为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其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李名峰否认参与李名云与明发公司之间的交易，但明发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购销协议书》显示李名峰多次签收，且曾经通过微信支付过货款，与其在庭审中陈述的并未参与李名云与明发公司之间的交易、未支付过货款等陈述自相矛盾；第三，李名峰提供的《经营合作协议书》，仅能反映李名云以个人名义与明智公司成立场地租赁关系，不能反映经营行为由李名云一人所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名峰、李名云二人为共同经营，均应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李名云与明发公司经对账后签订《对账单》并制定《还款计划》，虽然仅有李名云一人签名，但李名云、李名峰系共同经营，李名云与明发公司的对账行为及后果对李名峰产生约束力。《对账单》反映2017年12月27日李名云尚欠货款968180.2元未付，此后双方继续发生交易182246.25元，合计1150426.45元未付，明发公司自认已收回5万元，剩余1100426元未收回，李名云、李名峰亦未举证证明已付清全部货款，明发公司请求其二人支付剩余货款1100426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名云在《还款计划》中承诺自愿向明发公司支付利息21000元，该利息约定并未过高，明发公司请求李名云、李名峰支付利息21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名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5日判决：李名云、李名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明发公司支付货款1100426元、利息21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9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李名云、李名峰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李名峰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月-2017年11月的《广州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送货清单》若干，拟证实李名峰与李名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送货清单显示购货单位为英德市东华镇明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16车间，负责人为李名云，开票人为李名峰，广州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2.2016粤0114民初786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李名峰在广州市花都区经营化工生意，证人潘某尚欠李名峰165615元货款，证人的证明不应作为证据采用。明发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2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明发公司提交了李名云车辆登记资料一份，显示车牌号码为粤Ａ×××××的小型汽车所有人为李名云，拟证实2018年5月13日三张送货单上记载的车辆是李名云的，进一步证明宋燕明是李名云、李明峰的工作人员。李名峰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作为与李名云有长期联系的供货商，李名峰知道车辆不足为奇，不能印证李名云是工作人员。二审查明：2018年7月30日的《购销协议书》中，显示购货单位为明智十六车间，金额为98000元，车牌号码为AVZZ06，下方标注7月31已汇明发23000元，欠75000。二审庭询后，明发公司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显示2018年7月31日明智公司收到货款23000元。明发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可以证实由于之前已经支付了23000元，仅剩下75000元未支付，故李云峰所收取的85000元并未全部用于支付货款。李云峰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2018年7月26日明智公司还向明发公司转账50000元，但并未列入李名云支付的货款的一部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李名峰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与明发公司交易的相对方；二、欠付货款金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李名峰在两份《购销合同》中的签名是在乙方处，李名峰所陈述其签名仅是作为指定收货人员身份的确认，但只是收货人员可以在合同约定条款中明确即可，其在负责人处签字应视为认可其为明智十六车间负责人的身份；其次，李名峰虽然没有向明发公司支付过款项，但其确认有多次收取货物，且在2016年8月24日《送货单》、《购销协议书》上签字，可见其不仅签收货物，还签订《购销协议书》对货物金额进行了确认。李名峰表示只是因法律意识淡薄而签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李名峰虽然称其与李名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名峰另外有经营公司，但李名峰、李名云所称的公司实际均未进行工商登记，可见其管理并不规范，故不能以此推断李名峰与李名云并未共同经营明智十六车间；最后，李名云一审并未到庭陈述，其在二审中亦只是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李名峰并非合同相对方，但该陈述仅为其单方所述，且其与李名峰是兄弟关系，仅凭李名云的陈述不足以证实李名峰并非与明发公司交易的相对方。关于李名峰主张证人潘某的证言不可信的问题，明发公司的证明目的是李名峰有支付本案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李名峰是否支付货款，结合其先后在两份《购销合同》乙方负责人处签字，另在《送货单》、《购销协议书》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可以确认明智十六车间为李名峰与李名云共同经营。关于争议焦点二。明发公司提交的2018年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车辆已证实是李名云所有，之前的货物也是李名云使用该车辆运送，且上述单据与之前李名峰签字的单据格式相同，李名峰、李名云对《送货单》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明发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名云、李名峰应支付货款1100426元、利息21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名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3.83元，由李名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