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6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自贸大厦81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MA0QE58877。法定代表人：王敏常，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文、艾洋洋，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华唯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法库辽河经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24088986125W。法定代表人：王云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绪，辽宁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华唯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因豆粕属于大宗物品交易，双方形成的交易习惯是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提供的车牌号发给厂商，由被上诉人自行提货，且双方签订的《豆粕销售合同》也明确约定豆粕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自提，费用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忽略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货物交付，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当。2.被上诉人自认收到2018年9月20日、9月23日三批豆粕，但一审没有查清，属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辽宁华唯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辽宁华唯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立即偿还货款105927.4元及从占用货款之日起至全部还清货款时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豆粕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铁岭43%豆粕、大片粕，数量68吨，单价3300元，总货款是224400元，款到付货。该合同履行完毕后，原、被告通过微信方式联系，原告继续依照前述形式多次向被告购买豆粕。以上交易过程中，原告均提前将货款转账至被告银行账户，被告收款后通过委托第三方货运司机的方式向原告提供货物。本案庭审过程中，对双方前述交易进行了一一核对，双方当庭确认对2018年10月29日之前的付款及交货均无异议；原告最后支付的两笔款项为2018年10月19日的320000元，2018年10月29日的70000元。2018年9月原告支付至案外人王明银行账户的款项338604元，原告确认该部分款项对应的货物均已收到。一审中，双方当庭确认本案争议事实为：2018年10月29日被告是否将37.946吨货物交付给原告。被告称其将37.946吨货物交付给货运司机，但未提交交付手续。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均不能显示其是否向原告发送案涉争议货物。2018年9月27日，被告开具了两张增值税发票，原告表示收到该两张发票。2018年11月28日，被告开具了七张增值税发票，原告表示未收到该七张发票；根据被告陈述及该七张发票价格，双方后期货物的单价为3450元/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双方“款到付货”约定，原告已将货款支付被告，被告应当向原告提供货物。双方对最后一笔37.946吨的货物交付发生争议，被告应当对是否交货负有举证责任。被告辩称其将37.946吨货物交付给货运司机，但未提交交付手续，未能举证证实其完成交货的合同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双方约定单价，原告主张的105927.4元低于37.964吨货物总价130975.8元，原告自行扣除部分款项后主张被告返还105927.4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未能依约交付货物，构成违约，原告主张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最后支付的两笔款项为2018年10月19日的320000元（其中应返还金额为35927.4元）、2018年10月29日的70000元。故法院确认被告支付利息的计算标准为：金额70000元的利息自2018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19日替代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金额35927.4元的利息自2018年10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19日替代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辽宁华唯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05927.4元及利息（其中35927.4元的利息自2018年10月19日起计算，欠款70000元的利息自2018年11月26日起计算，截至2019年8月19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6元，由被告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双方对前述交易进行了一一核对，双方当庭确认对2018年11月29日之前的付款及交货均无异议”、“2018年9月原告支付至案外人王明银行账户的款项338604元，原告确认该部分款项对应的货物均已收到”二节事实有异议，认为在一审中双方对账的仅是2019年9月11日、9月13日、10月9日、10月23日、10月29日这几笔款、货进行了核对，并不涉及9月20日两笔以及9月23日这一笔款项，而且该三笔款项对应货物系上诉人发货给被上诉人，而非王明发货，但是该三笔款项却没有打入到上诉人的账户，并提交了《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立案决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20日、9月23日这三笔豆粕虽由上诉人发货，但被上诉人却将款项打给王明，王明涉嫌刑事犯罪，上诉人未收到货款。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为反驳上诉人的主张，于庭后提交了《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拟证明2017年5月5日王明任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监事一职，并于2018年11月13日退出，王明于2018年9月20日、9月23日收到货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立案决定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采用该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企业信用报告》，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由于被上诉人支付至王明名下账户的三笔争议货款发生于2018年9月20日、9月23日，而王明在2018年11月13日前系上诉人公司监事，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王明收款行为系上诉人收款。况且，上诉人于二审庭审中自认2018年9月20日、23日这三笔款项对应的货物已经由其发货，也能够佐证王明是作为上诉人公司员工代为接受款项，上诉人才在收到款项后履行了发货义务，因此，一审认定王明所收款项为上诉人收取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于2018年10月29日将37.946吨货物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是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提供的车牌号发给上游厂商，而后由被上诉人自行到上游厂商处提货，但《豆粕销售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并实际进行了多笔交易，买卖关系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称的上游厂商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案涉买卖关系的买受人为被上诉人，出卖人为上诉人。既然上诉人为出卖人，那么，交付合同标的物则是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显然上诉人应当对2018年10月29日37.946吨的货物交付承担举证责任，然而，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18年10月29日将37.946吨货物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一审认定其并未履行该批货物交付义务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所有证据材料都由被上诉人掌握，不应承担举证责任”的抗辩，对于买卖关系中的出卖人来讲，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上诉人该项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被上诉人制作的《大连中实农丰对账单》记载内容准确。一审依据该《大连中实农丰对账单》认定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拖欠105927.4元款项的货物未予发货正确，并判令其偿还相应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2元，由上诉人大连中实农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