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乔红年，男，1965年1月30日生，汉族，市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长和，男，1958年4月13日生，汉族，市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江苏春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东升杂交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陈良镇阜建路东升种子公司内。法定代表人：杜以成，该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涛，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乔红年因与被上诉人高长和、阜宁县东升杂交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升种植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3民初6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红年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高长和要求上诉人支付种子款52612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高长和直接向东升种植社交付自己种植的制种，双方形成制种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高长和替上诉人履行种植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东升种植社于2018年4月7日签订《杂交水稻制种合同》1份，该合同是上诉人与东升种植社之间制种约定，该合同只对双方有效。上诉人从未表示将该合同上权利义务转让。2.高长和所种植650亩制种，土地是上诉人让出这是事实。上诉人的承诺书也写得很清楚，由高长和直接与收购方东升种植社结算。事实上，高长和将制种交付东升种植社，且东升种植社收条上有价格、数量、金额，并且还有付款节点约定。显然，双方要约与承诺一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高长和交付种子，与上诉人无关，更谈不上高长和受上诉人委托。3.东升种植社已向高长和给付货款60万元，如高长和是替上诉人履行义务，收据应给上诉人，东升种植社也应直接向上诉人付款。事实上，完全是东升种植社与高长和之间发生。综上所述，高长和与东升种植社直接发生制种收购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应负担给付义务。高长和辩称，一、高长和与东升种植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之间兼具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的特征，但本质上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东升种植社于2018年4月17日签订《杂交水稻制种合同》，该合同约定，东升种植社提供亲本种子，由上诉人寻找联系种植户，由种植户进行种植，包括种子发芽、生长、成熟、收割等全部种植过程，在收割后以每斤7.5元价格出售给东升种植社。依据该制种合同，除了亲本种子由东升种植社提供，其余种植过程尤其合同约定的交付行为实际是以每市斤7.5元出售，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区别于普通的承揽合同交付工作成果的特征，原来的亲本种子已不存在，出售的是成熟的庄稼，因此该合同本质上属于买卖合同。2.上诉人2018年7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合同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由此高长和和东升种植社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承诺书系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协商后形成，乔红年做出的承诺内容归纳为三点：（1）由高长和自负盈亏；（2）款项直接汇给高长和；（3）所用物资含亲本种子由上诉人承担。从该承诺的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已将原《杂交水稻制种合同》中的650亩田地的种植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高长和，而不是东升种植社所辩称的代为履行，更为显著的是东升种植社直接将货款汇给了高长和，其对承诺书的出具及内容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抗辩高长和的出售系代为上诉人履行，而东升种植社事实上收购了高长和的庄稼，给付了高长和50%的货款，显然高长和的行为不是代上诉人履行，而是上诉人将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后，高长和成为了合同当事人，与东升种植社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高长和据此出售货物，东升种植社给付货款。二、东升种植社应当承担给付尚欠货款的责任。1.高长和与东升种植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高长和将收割的庄稼晾晒，东升种植社至高长和晾晒场地目测后将收割的种子运至其仓库，经筛检称重，合格种子共计150150市斤，东升种植社封样并出具了收条，按每市斤7.5元计算价款为1126125元，2018年10月11日东升种植社向高长和汇款6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种子款在入库后付50%，春节前付30%，余款于2019年4月付清，然而尚欠526125元种子款至今未付，因此东升种植社应当承担给付尚欠货款责任。2.即使法院最终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也仍然存在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东升种植社仍然应当承担给付尚欠货款责任。三、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高长和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系基于东升种植社的抗辩，东升种植社认为其与高长和没有合同关系。事实上，本案三方当事人在种植前进行了协商，且上诉人出具承诺书，东升种植社据此给付高长和货款，假设东升种植社与高长和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上诉人即为收货人，东升种植社为实际收货人，上诉人、东升种植社都应当承担给付货款责任。东升种植社辩称，1.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签订杂交稻制种合同是事实。2018年4月7日，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签订了两份杂交水稻制种合同，合计面积为3010亩，其中大丰市三龙镇下坝村1390亩种植深两优688，该1390亩中的650亩由上诉人委托高长和种植，所以东升种植社应当与上诉人直接结算，由上诉人与高长和自行结算。高长和与上诉人签订的杂交水稻制种合同约定，由东升种植社提供亲本种子，其中父本每亩0.4斤、母本每亩2斤，同时东升种植社收取上诉人亲本种子款每亩120元，上诉人承制的全部合格种子由东升种植社负责收购，收购价格每公斤15元，但是质量必须达到合同约定标准，质量仅达到国家2级种子标准的，价格下浮每公斤1元，同时约定种子在生产过程中上诉人所需要的物资由东升种植社帮助组织，在生产过程中，东升种植社共提供180万元资金给上诉人，是按照每亩约600元的标准进行配比，该费用在种子收购款中予以扣除，后由于上诉人提供的种子未能全部合格，导致上诉人亏损，是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2.东升种植社于2018年10月1日收到高长和深两优668种子150100斤，是高长和代上诉人履行交付义务，因为如果高长和交付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交付东升种植社，会增加运费、力资费，其他几户为上诉人种植的农户也是用这种方式代为交付，况且上诉人没有仓储和进行接收的能力，这也是种子代为加工的惯例。东升种植社于2018年10月11日向高长和汇款60万元，也是按照乔红年的要求，在最终结算时由上诉人结账。3.上诉人与东升种植社于2020年2月26日签订结算协议，该结算协议既包含了上诉人交付种子的价款，也包含了高长和代上诉人交付的深两优668种子150100斤的价款，结算的结果是上诉人尚欠东升种植社495060元。该结算协议是上诉人与东升种植社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法庭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长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乔红年、东升种植社立即支付货款526125元及利息（从2019年5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6月12日的利息为368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乔红年、东升种植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7日，东升种植社与乔红年签订《杂交水稻制种合同》1份，合同约定杂交水稻深优688为1390亩、深优571为750亩，收购底价为15元每公斤；东升种植社职责：1.负责提供亲本种子，其中父本0.4斤每亩，母本2斤每亩，东升种植社收取乔红年亲本种子款120元每亩。2.提供制种组合的相关技术资料和信息，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田头指导。3.监督制种过程中的各项农事活动，有权要求制种户对不符合制种规程的行为进行改正。4.及时收购乔红年承制的全部合格种子，帮助乔红年组织杂交水稻所需物资。乔红年职责：1.自愿为东升种植社承制制种组合深优688、深优571，面积2140亩。2.负责制种生产任务，必须保证父、母本播期准确，培育壮秧，适时移栽，及时追肥，及时去杂保纯，及时收割，及时晾晒。3.乔红年所生产的合格种子必须按通知时间如数交到指定地点、仓库精选。4.自行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生产费用。种子交售时必须有东升种植社出具的田间验收合格证或农户验收花名册，确保种子合格，如果有一项指标没有达到合同标准但达到国家二级种子标准，价格下降1元每公斤，种子入库，水分、芽率、净度三项指标达标后付款50%，春节前兑足80%，剩余20%来年四月底海南鉴定合格后兑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乔红年将其中650亩交由高长和种植，并于2018年7月4日向高长和出具承诺书1份，内容为：“本人承诺，高长和650亩制种盈亏与我无关，在制售种子前转为种子款直接打入高长和账户。高长和所用物资含亲本种子由我结算，扣我钱。”后东升种植社依约提供了亲本种子及各项所需物资。2018年10月11日，高长和向东升种植社交付合格种子150150市斤，东升种植社于当日通过银行向高长和转账付款60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以致本案诉讼。根据高长和的申请，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苏0982民初3243号民事裁定，冻结东升种植社、乔红年银行存款538905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一审法院认为，东升种植社与乔红年签订的《杂交水稻制种合同》以及乔红年向高长和出具的承诺书，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高长和认为根据乔红年出具的承诺书，乔红年、东升种植社已将合同约定的650亩土地制种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其，东升种植社认为其收购高长和的种子并支付部分货款仅是代乔红年履行。就此，一审法院认为，乔红年向高长和出具的承诺书在实质上并不能认定其为完全的合同概括转让性质，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情形。第三人代为履行与合同概括转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变更原合同关系的主体，第三人代为履行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有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而合同概括转让是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一方脱离原合同关系。本案中东升种植社收购种子并向高长和支付部分种子款，恰恰说明东升种植社只是代乔红年履行了部分债务，不能说明东升种植社已经取代乔红年成为合同当事人，因为乔红年出具的承诺书上加注“高长和所用物资含亲本种子由我结算，扣我钱”等内容。因此，高长和只能向乔红年追要涉案种子款，而不能向东升种植社追要。因当事人对剩余的种子价款526125元（150150×7.5-600000）不持异议，故对高长和要求乔红年支付剩余种子款52612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高长和要求东升种植社支付涉案种子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乔红年还应从2019年5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高长和支付利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乔红年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高长和支付种子款526125元及利息（从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高长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98元，减半收取4549元，由乔红年负担。保全费3215元，由乔红年负担。二审中，东升种植社提供其于2020年2月26日与上诉人达成的2018年度结算清单一份，证明本案高长和的种子款应当由上诉人结算。上诉人质证认为，认可该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但该结算清单是其在东升种植社采取欺诈哄骗手段的情况下签字的，目的是取得种子数量，价格与我无关，应认定无效。高长和质证认为，该结算清单与本案无关，其真实性由法院进行审查。本院经审核认为，该结算清单中涉及本案高长和主张的种子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同时，该结算清单系在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之间达成，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均认可其真实性，并且上诉人虽主张该结算清单无效，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可以认定该结算清单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纳。二审另查明：2020年2月26日，东升种植社与上诉人签订“阜宁县东升杂交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与乔红年2018年度结算清单”，载明东升种植社已付种子款合计4027230元（其中包括高长和的已付种子款60万元），东升种植社应付种子款合计3532170元（其中包括高长和的种子款900900元=150150斤×6元/斤），结算结果为上诉人欠东升种植社495060元。东升种植社陈述，高长和的种子实际结算价格为7.5元/斤，剩余差价225225元计算在报废种子补偿款里，结算单的目的是乔红年为了扣掉高长和1.5元/斤，乔红年认为结算多少与我无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种子款526125元是应由乔红年支付，还是应由东升种植社支付。本院认为，东升种植社与乔红年之间所签《杂交水稻制种合同》、结算清单以及乔红年向高长和出具的承诺书，均是当事人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乔红年上诉称其并未将前述《杂交水稻制种合同》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高长和，高长和向东升种植社交付种子以及东升种植社向高长和支付种子款也与其无关，高长和与东升种植社之间应是自行形成案涉制种买卖合同关系，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给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高长和种植案涉种子的650亩土地系在乔红年与东升种植社所签《杂交水稻制种合同》的合同约定范围内；第二，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乔红年、东升种植社和高长和一致同意将乔红年在前述《杂交水稻制种合同》下的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高长和；第三，从东升种植社二审提交的结算清单来看，案涉种子款被纳入了东升种植社与乔红年之间的结算范围，这显然与乔红年上诉提出的其与案涉种子款无关的主张相矛盾。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高长和向东升种植社交付种子以及东升种植社向高长和支付60万元种子款均属于代乔红年履行义务的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判令乔红年向高长和支付尚欠种子款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乔红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此外，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法院判令从2019年5月1日起即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不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3民初6174号民事判决；二、乔红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高长和支付种子款526125元及利息（以526125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高长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98元，减半收取4549元，保全费3215元，由乔红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061元，由乔红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娴审 判 员  钟红梅审 判 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丁 莉书 记 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