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汉施路39号。法定代表人：吴顺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东，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化，湖北浩颂（黄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长城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号办公楼、商业裙房（长城汇二期）1、2栋1单元42层1号。法定代表人：杨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静雯，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彩彩，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汉施路39号。法定代表人：吴顺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媛芬，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湖北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钢结构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湖北长城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建设公司），原审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建设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4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毅钢结构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了对案外人“陈金林”与弘毅钢结构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错误认定，且某些证据“陈金林”签名非本人签名嫌疑。1.案涉合同第五条、第六条第1款明确规定弘毅钢结构公司与长城建设公司代表的约定：乙方任命“白雷”为现场负责人，甲方任命为“彭相铭”为现场负责人，该条款已明确表明弘毅钢结构公司与长城建设公司合同约定的人员才是案涉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负责项目施工过程中各项事宜；而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6张《长城支票领用审查表》，每张证据上面均有“彭相铭”签字，但均未有“白雷”签字，而对于领取工程款这一重大事项并未特别说明也无弘毅钢结构公司对案外人“陈金林”授权委托，对此原审法院在文书中却认为案外人“陈金林”的越权行为是合理合法的。可见，案外人“陈金林”与弘毅钢结构公司之间无论是案涉合同还是其他证明，都无法证明其为弘毅钢结构公司委托的代理关系，故对于案外人的个人行为不应由弘毅钢结构公司承担其法律后果。2.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工程双包结算单》、6张《长城支票领用审查表》案外人“陈金林”签名有明显问题，一审法院并未要求追加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陈金林”到庭验明笔迹，两组证据签名肉眼就能看出明显非同一个人签名，有明显伪造嫌疑，此证据作为案涉合同关键证据之一，一审法院在未核查清楚事实真相也未追加“陈金林”到庭验明笔迹，在一审结束后就直接对本案作出不合理的判决有失公允。二、案外人“陈金林”与长城建设公司的违规付款行为，侵害弘毅钢结构公司的合法利益，该错误支付24.8万元违规操作行为一审法院不应该予以认可。1.长城建设公司未经弘毅钢结构公司同意，且是弘毅钢结构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案外人“陈金林”的指示将本属于弘毅钢结构公司的欠款直接支付给与合同与弘毅钢结构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关系的第三方，何况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证据24.8万元《长城支票领用审查表》上案外人“陈金林”签名和案涉合同结算“陈金林”签名肉眼就能分辨出有非本人签名的嫌疑，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此事充分证明长城建设公司与案外人是有意勾结违规操作，因此24.8万付款应属于无效付款，一审法院不应该予以认可。三、按照《公司法》规定不同公司同一个法人属于很正常关系，但债权是不能混同的，且案涉合同是在2014年3月4日签订，此时间段弘毅钢结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鹏”，且长城建设公司在向本案毫无关联的第三方鄂州分公司支付质保金时间段为2016年1月份，此时间段弘毅钢结构公司法定代表人仍然是“周鹏”，在一审时弘毅钢结构公司提供的《变更通知书》证据能充分证明这一事实，弘毅钢结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在2017年6月19日才变更为“吴顺红”，也就是在此质保金付款时间后的行为，所以无论是不同公司同一个法人，还是变更证据证明，但财务及债权是不能混同的，何况本案的付款行为是在弘毅钢结构公司变更前发生的，此时间段弘毅钢结构公司并未将债权转让给本案的24.8万的收款方或委托由第三方单位收款，而本案的一审双方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无论是案涉合同及开票单位均为弘毅钢结构公司，所以长城建设公司付款时在没有见到弘毅钢结构公司的任何委托及债权转让证明都应该是按照合同约定及实际开票单位付款即弘毅钢结构公司，至于案外人“陈金林”虽属于弘毅钢结构公司监事，其权利也是代理公司或维护公司利益出发，但是案外人违规行为明显存在很大问题，因案外人“陈金林”及长城建设公司违规行为导致本属于弘毅钢结构公司的案涉工程质保金24.8万元，却被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三方收取。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导致弘毅钢结构公司直接经济利益受损，有失公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长城建设公司向弘毅钢结构公司支付工程质保金24.8万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长城建设公司承担。长城建设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弘毅建设公司陈述对鄂州分公司收取质保金一事不知情，弘毅建设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弘毅钢结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城建设公司支付工程尾款73.8万元；2.判令长城建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4日，长城建设公司（甲方、发包方）与弘毅钢结构公司（乙方、承包方）签订《青山健吾公馆6#、7#楼沿街商业改造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建青山健吾公馆6#、7#楼沿街商业改造钢结构工程；合同包干价545万元，包含乙方完成工程承包范围内所需的全部费用；乙方指派白雷为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执行情况；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办理工程结算后，付至工程结算总款的95%，剩余5%作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壹年，质保期自竣工验收移交单签署之日起开始计算；乙方每次请款前，需提交武汉市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长城建设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22日支付180万元，于7月11日支付92.3万元，于7月31日支付95万元，于11月13日支付40万元，于2015年2月10日支付63.9万元，合计支付471.2万元。弘毅钢结构公司按约开具相应发票。长城建设公司提供《长城支票领用审查表》，证明长城建设公司支付上述工程款过程中，弘毅钢结构公司的经手人均为“陈金林”。一审庭审中，弘毅钢结构公司认可“陈金林”系公司管理人员，称不清楚为何由陈金林办理的上述手续，正常流程应为合同指定的项目负责人“白雷”向公司申请开票，公司审批通过后，由白雷将发票交给长城建设公司，再由白雷办理请款手续。2015年1月25日，长城建设公司与弘毅钢结构公司签订《工程（双包）结算单》，载明青山健吾公馆6#、7#楼沿街商业改造钢结构工程结算金额4960489元，质量保证金248025元，实结4712464元。陈金林在施工单位负责人处签名，弘毅钢结构公司在该结算单上加盖公章。一审庭审中，弘毅钢结构公司对结算单上公章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1月29日，弘毅钢结构公司向长城建设公司开具248025元的发票。2016年1月4日，陈金林向长城建设公司申请办理支付248025元质保金的请款手续，并提供“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的银行账号，要求将质保金支付至该账号。2016年1月14日，长城建设公司向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支付248025元。2018年7月23日，弘毅建设公司向长城建设公司发函，要求长城建设公司向其支付青山健吾公馆6#、7#楼沿街商业改造钢结构工程剩余工程款73.8万元。联系人即为弘毅钢结构公司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东。2019年9月26日，弘毅钢结构公司向长城建设公司发函，要求其支付案涉工程的剩余工程款73.8万元。联系人同样为李正东。一审审理过程中，弘毅建设公司称与长城建设公司无业务关系，对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收取248025元质保金不知情。一审法院另查明，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弘毅钢结构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陈金林系公司监事。一审法院认为，长城建设公司与弘毅钢结构公司签订的《青山健吾公馆6#、7#楼沿街商业改造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工程现已竣工并交付使用。长城建设公司辩称案涉工程已结算并支付全部工程款，弘毅钢结构公司对结算单载明的结算金额不予认可，对长城建设公司向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支付的248025元不予认可。双方争议焦点为工程结算金额；长城建设公司付款金额；弘毅钢结构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工程结算金额。第一，长城建设公司与弘毅钢结构公司已办理工程结算，结算金额为4960489元。弘毅钢结构公司对结算单上加盖的单位印章无异议。第二，陈金林系弘毅钢结构公司管理人员，其作为施工单位负责人在结算单上签字。同时，陈金林在施工过程中一直代表弘毅钢结构公司办理请款手续并提供相应发票，长城建设公司有理由相信陈金林能够代表弘毅钢结构公司。第三，双方合同虽然指定白雷为项目负责人，但弘毅钢结构公司未提供任何白雷参与案涉工程的相关证据。故法院认定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工程（双包）结算单》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案涉工程结算金额为4960489元。关于长城建设公司付款金额。第一，双方对于长城建设公司前期支付的471.2万元无异议。第二，弘毅钢结构公司对长城建设公司向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支付的248025元质保金不予认可。对此法院认为，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长城支票领用审查表》可以证明该笔款项支付至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是受陈金林的指示，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系弘毅建设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而弘毅建设公司与弘毅钢结构公司存在关联。故长城建设公司将案涉工程质保金248025元支付至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的账户中并无不当。长城建设公司共支付工程款4960025元。关于诉讼时效。前文已认定案涉工程结算金额4960489元，长城建设公司共支付工程款4960025元，余款464元未付。合同约定工程质保期壹年，质保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开始计算。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说明验收之日，本院自工程结算之日起计算质保期，故质保金支付时间应为2016年1月。2018年7月23日，弘毅建设公司向长城建设公司催要案涉工程款，因弘毅钢结构公司与弘毅建设公司存在关联，且长城建设公司将248025元质保金支付至弘毅建设公司下属鄂州分公司账户中，故认定弘毅建设公司的此次催款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长城建设公司应向弘毅钢结构公司支付余款464元，对弘毅钢结构公司提出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长城建设公司除超过诉讼时效外的答辩意见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长城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弘毅钢结构公司支付工程款464元；二、驳回弘毅钢结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元，由弘毅钢结构公司负担11150元，长城建设公司负担30元。二审期间，弘毅钢结构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陈金林”签字的领款单，拟证明长城建设公司提供的“审查表”上的“陈金林”的签字都是伪造的，只有2014年7月29日的是“陈金林”的签字。结算单上也是“陈金林”的签字。长城建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弘毅建设公司陈述不发表意见。本院对弘毅钢结构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弘毅钢结构公司认为其与长城建设公司合同中约定有现场负责人，即“白雷”、“彭相铭”。而长城建设公司提交的《支票领用审查表》上均有“彭相铭”的签字，而均无“白雷”的签字。弘毅钢结构公司还认可，长城建设公司提交的《支票领用审查表》中，2014年7月29日的《支票领用审查表》上是“陈金林”的签字，再结合长城建设公司以及弘毅钢结构公司在一审法院的陈述，本院认为弘毅钢结构公司、长城建设公司间支付款项的流程系弘毅钢结构公司开具发票给长城建设公司，后弘毅钢结构公司的工作人员到长城建设公司办理领款手续，最后长城建设公司付款。结合已经支付给弘毅钢结构公司471.2万元中每笔的情况看，每笔相应的付款金额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支票领用审查表》，而每张《支票领用审查表》经手人处都有“陈金林”字样的签字。从肉眼看，也确有“陈金林”字样不统一的情形。说明弘毅钢结构公司办理领款手续的人并非如其所称只能是“白雷”一人，且双方对该交易习惯都是表示认可的。长城建设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根据请款人的指示，将案涉质保金支付给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就是依指示向弘毅钢结构公司支付了款项。故弘毅钢结构公司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弘毅钢结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元，由湖北弘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欣审判员 骆朝辉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