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男，1984年5月17日出生，满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现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洋，广东盛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君琳，女，198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秋霞，广东在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明因与被上诉人朱君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翁源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9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朱君琳立即归还高明借款190181元;二、朱君琳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双方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凭证证明了高明出借给朱君琳借款的事实，并且在后期陆续偿还了共26325元借款，尚欠190181元。支付宝、微信转账的凭证再辅以高明与朱君琳支付宝微信聊天记录、高明与朱君琳表妹林微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明与朱君琳母亲林香妹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足以认定上述借款事实的存在。高明主张的借款，既不是特定的数字，也不是特定的节日时间转给朱君琳的，高明出借给朱君琳的款项从未有赠予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表明用于双方生活，朱君琳在微信、支付宝聊天中均承认其向高明借款的事实存在，同时朱君琳的母亲和表妹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佐证这一事实，而且这笔款项明确是高明出借给朱君琳，朱君琳用于支付其开店、偿还个人信贷、其母开酒楼而使用，并且在后期有小部分偿还的行为。双方互相确认为男女朋友，但是否同居没有确切证据予以证明，即便双方存在同居行为，那也属于当今社会的普遍情况，双方没有缔结婚姻关系，是独立的个体，彼此没有扶养的义务，也没有共同的财产，不能以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朱君琳开设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星光商业广场5041开设的“四双鞋”鞋店，该鞋店的工商信息上清楚地表明经营者为朱君琳一人，通过双方长久以来的微信往来聊天记录能看出来朱君琳之前是与肖喻合伙开的鞋店，肖喻退伙后，朱君琳的表妹林微入伙，该鞋店的合伙情况朱君琳在其与高明2017年4月的聊天记录中已说得很清楚，朱君琳自认该鞋店为朱君琳及其表妹一人一半，并且表示之前跟肖喻合伙的时候其一分钱都不会多给。朱君琳的鞋店从2015年4月份接手时转让费就14万-15万，而且每个月该鞋店的店租加上物业管理费的基本支出要1万元左右，据高明从朱君琳处了解，起初的两三个月，鞋店的收入基本与租金持平，并没有盈余，从朱君琳提供的微信记录中能看出该鞋店的收入寥寥无几，从开店两三个月后开始就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朱君琳聊天记录中也确认了这个事实。于是朱君琳在经营该鞋店期间的2015年8月至2017年3月从高明处共借入19笔款项合计111306元，用于其维持店铺经营及其个人信贷业务还款。这个鞋店的合伙人从来没有高明，高明也从未有入伙的意愿，朱君琳也未提交任何高明入伙该鞋店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明入伙。原审法院将高明出借给朱君琳的借款视为该鞋店经营和周转所需的资金违背了事实，因为高明没有义务去支付该店面经营和周转的资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明赠予资金作为该店面的经营周转资金。2015年5月肖喻退伙的时候朱君琳无钱支付其退伙费用，故朱君琳于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2日从高明处借款共45000元用于支付肖喻的退伙费用，该借款朱君琳在微信中也予以确认。故高明出借给朱君琳的45000元款项并非是朱君琳辩称的高明购买肖喻股权的费用，高明与朱君琳、肖喻没有关于任何购买合伙份额的协议、双方往来微信中也从来没有与此有关的任何聊天记录。另外肖喻与高明是支付宝好友关系，若如朱君琳辩称的是高明的入伙费用，那高明为什么不直接转给肖喻，而非要通过朱君琳再转给肖喻？此行为不符合常理，更没有证据支撑。朱君琳除了这个持续亏损的店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持续性收入，朱君琳自身也在2017年4月份的微信中明确表示若没有高明连生活下去都困难，这也解释了这些借款的合理性。总金额190181元的借款中，还有40000元是2017年3月3日朱君琳以在中山买房为由向高明借的，而后未买房将该借款直接转借给其母承接位于中山市*******星湖国际首层的君临酒楼，该事实朱君琳及其母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予以承认。所以高明主张的190181元借款真实存在，应予以确认。2.高明注册的深圳大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只是借用了朱君琳的名字作为监事，该公司的股东为高明一人。更重要的是高明提交了该公司的开户信息及银行流水信息，足以证明该公司在双方交往期间没有任何的经营行为，该公司的开户许可证是于2017年3月16日才正式颁发，在此之前不可能存在任何经营行为，并且朱君琳也已经身处中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明出借给朱君琳的钱是用于该公司经营周转，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将往来借款认定为前述公司经营周转的资金错误。3.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分手之后仍产生款项往来，据此来证明双方交往期间产生的款项不是借款，但恰恰相反，正因为双方分手之后有往来款项而且这些分手后的款项均为高明帮朱君琳采购东西后朱君琳还款给高明以及朱君琳因以前欠款还款给高明，这恰恰说明了双方交往期间的往来款不是用于双方生活也不是用于共同经营的行为，而是朱君琳向高明借款。4.原审法院仅以朱君琳承认的金额认定朱君琳仅欠高明40000元且朱君琳已偿还26325元与事实不符。该笔借款仅仅是全部借款的其中一部分，高明最初对这部分单独向朱君琳主张过，因为这部分借款比较特殊是高明借其母亲的，但不能因为高明当时未主张其余借款就否认其余借款的事实。另外朱君琳已偿还的26325元是用于偿还其他欠款的，朱君琳的这些还款高明已经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现在主张的借款是朱君琳仍欠高明的借款总额，原审法院将朱君琳偿还欠款的金额等于进行了二次抵扣，显然错误。①高明已经提交了支付宝微信的借款转账记录、高明与朱君琳的微信支付宝聊天记录、高明与朱君琳母亲林香妹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明与朱君琳表妹的微信聊天记录、朱君琳小额的还款记录这些记录足以构成证据链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相反朱君琳仅仅是在开庭时主张否认借款事实存在但未提供任何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不存在，原审法院未采信高明提交的证据仅凭朱君琳的自认或否认来确认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于法无据。②原审法院以朱君琳表妹出具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借款事实不存在的主要依据之一，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先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询，但朱君琳的表妹林微并未出庭也不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条件，此外该证人与朱君琳为亲属关系，又是朱君琳鞋店的合伙人，与朱君琳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对朱君琳提供的其表妹有利于朱君琳的证言进行了采纳，但是对高明提交的与林微的聊天记录上确认借款事实的证据却不予采纳，于法无据。三、从法律和证据角度分析，高明与朱君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明与朱君琳之间有借款事实，通过支付宝的官方流水凭证、公证后的微信和支付宝的转账记录、高明与朱君琳的聊天内容、高明与朱君琳母亲林香妹的聊天记录、高明与朱君琳的表妹林微的聊天内容都可以充分证明朱君琳、朱君琳的母亲、表妹都承认朱君琳向高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此外朱君琳在之后对该借款有过小部分的偿还行为，更证明了借款事实的存在。正是因为双方是男女朋友，所以高明才出于信任在朱君琳危难时没有要求朱君琳出具借据，没有在每笔款项上进行备注就借款给朱君琳，但不能因为高明的信任就滥用甚至辜负高明的信任，在起诉前还承认借款事实的存在，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就予以否认，这是极为不道德的，也是违反我国法律的。四、高明与朱君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符合常理。朱君琳一直没有其他收入，其经营的鞋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高明在与朱君琳交往前小有积蓄，在与朱君琳交往期间高明一直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经济来源，但即便如此，高明自从与朱君琳交往后，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除去生活上产生的日常开销都由高明支付，包括给朱君琳购买LV包、苹果手机等奢侈品都均由高明承担，高明并未对这部分的费用进行过追讨。朱君琳以各种理由向高明借款，致使高明在与朱君琳分手时负债累累，正因此高明于2018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朱君琳偿还高明的2200元改口变成分手费不符合情理。首先，女方主动给男方分手费，不符合中国的社会普遍行为习惯；第二，朱君琳在微信和支付宝聊天中屡次说自己资金紧张无力偿还借款，这种情况下仍主动给分手费的行为也不符合正常人的行为逻辑，而且朱君琳及其母亲至今都没有就高明起诉朱君琳之事找高明，试想如果真的不存在借款事实，基于双方男女朋友关系朱君琳及其家人肯定无法这样一直对高明的追讨行为尤其是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行为保持沉默。以上种种迹象和行为均表明借款事实存在。朱君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且充分，应予维持。1.根据高明提交的聊天记录、庭审发言及朱君琳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足以认定朱君琳与高明之间有一段长达两年多的同居生活的男女朋友关系，并且在同居期间共同开设深圳市大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经营四双鞋店，共同从事代购，生活中信用卡混同使用、经营所得财产不分你我，互相偿还信用卡贷款，双方之间从未结算过的事实。2.从高明所举证据分析，除了一系列流水之外，并无朱君琳向高明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的证据。3.高明在与朱君琳同居期间，并没有稳定的工作，高明自己本身也是高消费的人，不可能有19万多元借给朱君琳。4.高明主张的同居期间在微信、支付宝上产生的其中的22笔往来款项，除了2017年3月3日的4万元是借款之外，其余均不是借款。其余转账流水，涵括了同居生活期间男朋友给予女朋友的生活上、事业上的花销、赠与，店面现金收入转存银行后通过支付宝转入朱君琳支付宝、还有信用卡提现款以及共同经营的店面运营费用，还有帮客户代购款项的转结款，全部账目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说清楚每一笔的具体性质，就连高明在微信聊天中也表示过不知道怎么计算，甚至在一审开庭时，高明也只是笼统含糊地谎称店面开支，未举证证明其主张。5.高明提交的聊天记录不完整，碎片化，根本无法证实朱君琳向高明借款以及借款金额高达19万余元。6.证人林微在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粤02民终611号案（即本纠纷的第一次二审）中已出庭接受过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出庭程序合法，证人证言内容真实可靠，可以证实高明与朱君琳经济往来的资金来源，根本无需在后续的程序中再次重复出庭并作相同的证供，浪费司法资源。二、对高明其他观点的反驳意见高明的观点朱君琳的反驳意见朱君琳的母亲林香妹与表妹林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佐证朱君琳欠款190181元的事实首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其次，这纯属高明对微信内容的歪曲理解。林微出庭说明不清楚高明与朱君琳之间的借贷事实。另，林香妹在与高明的对话中也只是批评朱君琳和高明花钱没有节制，并未承认朱君琳欠高明钱。最后，该些聊天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也未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本无法证明高明的观点。高明否认共同从事代购业务，认为四双鞋店经营范围没有代购业务，没有证据证明鞋店用于代购业务。朱君琳在和高明共同开设四双鞋店之前，在四双鞋店的隔壁街从事同样的卖女人服饰、饰品、鞋子的生意，积累了好多客户，客源。从事代购业务，不一定需要注册，现实中，很多个人也在做代购，只要有客源，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代购业务。再者，林微也出庭证实了朱君琳、高明，包括林微本人也会去代购，有时，还会一起去进货，利用的正是四双鞋店的客源。更何况，高明在庭上也承认拥有深圳户口出入香港更便利。高明认为鞋店入不敷出，朱君琳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店面的开支由他出借的钱撑着，所以从2015年8月至2017年3月从他处借钱维持店面经营。高明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相符。四双鞋店在正式开业时，就是朱君琳、林微、高明一同经营打理，大家都有投入，盈利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盈亏的时候一起分担，现在鞋店关闭清仓了，高明却不认可曾经的投资行为，把过往的赠与行为、店铺的收入、投资款当作出借款向朱君琳索要。如果高明不是合伙人，怎么会清楚店面的收入情况及参与货物采购，清算和向朱君琳妈妈说两年来全部积蓄亏在四双鞋店上，高明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再者，朱君琳不是没有收入来源，从事代购也足够补贴店面支出。高明认为朱君琳在起诉前承认借款事实，在起诉后不承认借款事实，是不道德的行为。高明从未在微信、支付宝聊天甚至是短信中向朱君琳提及已经起诉的事实，而且，朱君琳从未否认过借款4万元，并且已经超额还清，才会说不欠高明的钱，更何况发回重审前，一审的诉讼文书根本未送达给朱君琳本人。高明微信告知林微已经起诉朱君琳，从而推定朱君琳也知道。高明的推论根本不符合逻辑，起诉以法院送达诉讼文书为准，而且要求本人签收，但高明通知的是林微，怎么就能确定朱君琳已经获知起诉一事，而且，高明明知朱君琳在中山，却故意将送达地址写成韶关翁源县***。法院专递明确提示朱君琳已搬至中山居住，但高明却未及时通知法院变更送达地址，导致法院送达不成，转为公告。该公告送达根本不可能为远在中山的朱君琳知道。高明称没有在每一笔借款上备注借款，是因为信任朱君琳这个理由不成立。高明通过人才落户深圳，在深圳开设公司，其有高等学历，有经商头脑，如果真如高明所言，朱君琳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店面入不敷出的，他不是合伙人，那么他明知朱君琳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为何会不断地借钱给朱君琳，那岂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事实真相是四双鞋店是高明的事业之一，高明对自己的事业不会袖手旁观，凭着店铺的客源，可以带动代购的收入，带动以他为法人代表的深圳市大密科技网络有限公司的发展，有利可图，所以高明才会出钱出力与朱君琳、林微一同经营四双鞋店。高明称鞋店没有他的份、未参与鞋店的经营但是高明却对鞋店的财务状况一清二楚，甚至还参与鞋店的装修设计、拿鞋店的收入供个人花销，拿鞋店的现金收入存进银行，甚至还参与鞋店的结业清算、为鞋店的经营投入资金、劳心劳力。这些均有高明的自认及林微的证言证实。高明称深圳市大密科技网络公司是其个人的公司，与朱君琳无关但是，却将朱君琳列为监事，还在深圳市税务局预留了朱君琳的手机号作为公司接收税务短信的手机号。高明称肖瑜退股时，朱君琳向其借了4.5万元首先，要明确的是肖瑜退股款是5万元，2015年6月2日由朱君琳分两次转给肖瑜，而2015年当天由高明转给朱君琳的钱只有4.3万元，这与高明主张的借款金额不一致。其次，4.3万元的性质是高明对鞋店的投入，也可以理解为入股款，或者是购买肖瑜股权的款项，因为入股款跟退股款不等额，且性质不一样，再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款项不适宜由高明直接转给肖瑜，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高明在2017年5月21日与朱君琳的聊天记录和2017年11月21日高明与朱君琳妈妈的聊天及林微的证词证明了该4.3万元其实就是高明的投资款，高明出资后还积极参与了店铺的经营和收成。这充分说明高明一直声称的垫进来的钱是肖瑜走后，他自己自愿接店的钱，是接店费用（投资、入股费用）并非借款。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高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始至终，高明仅仅提供了流水，并无其他有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高达19万余元的借款事实成立。而且，在本案中未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借款关系的成立，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四、其他答辩意见与第二次一审时朱君琳提交的答辩状及庭后代理词一致。高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朱君琳立即归还高明借款本金216506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朱君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明与朱君琳于2014年间相识，确立为恋人关系后，双方于2015年间在深圳罗湖区佳宝田花园租屋居住生活在一起，高明、朱君琳同居期间，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式，相互间发生了金钱往来。双方共同生活至2017年5月分手。分手后，高明、朱君琳对同居期间的金钱往来发生争执，高明认为支付给朱君琳的款项系借款，而朱君琳对此予以否认。为此，高明于2018年6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该院于同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粤0229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朱君琳不服该判决，上诉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粤02民终61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翁源县人民法院（2018）粤0229民初62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翁源县人民法院重审。另查明，高明与朱君琳同居期间，于2016年11月22日成立“深圳市罗湖区四双鞋店”，经营者为朱君琳；于2016年12月29日成立“深圳市大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均为高明，朱君琳为监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可知，高明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用以证明朱君琳向其借款的事实。但现其仅凭双方同居期间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而朱君琳对此予以否认，并提出双方在同居期间均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方式相互发生了款项往来，且双方同居期间又共同经营了门店及开办了公司，款项往来是共同日常生活、工作的开销及鞋店、公司的开支或周转等费用，并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可知，就本案，双方的款项往来系发生在双方同居期间、且同居期间双方又共同经营了鞋店及开办了公司，加之高明、朱君琳双方分手后又未对同居期间往来的款项予以明确哪些为借款、金额多少等，且双方分手后仍有款项往来。故高明仅凭双方同居期间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是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因而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朱君琳认可高明所诉请求中有40000元系借款及高明认可朱君琳已偿还26325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该院认定本案中属朱君琳借款的金额为40000元，减除高明认可朱君琳已偿还26325元，朱君琳仍应偿还13675元给高明。至于朱君琳辩称的“40000元的债务已全部归还”的意见，朱君琳未能向该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朱君琳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明款项13675元；二、驳回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7.59元，公告费260，合共4807.59元，由高明负担3487.59元，由朱君琳负担1060元。本院二审查明，一、高明、朱君琳恋爱同居期间，相互之间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式向对方转账付款达一百多笔。高明主张在其给朱君琳的转账款项中，其中于2015年5月8日转账2000元、6月2日转账43000元、8月9日转账2000元、12月15日转账5000元、2016年1月26日转账3000元、4月23日转账6600元、4月30日转账10000元、5月27日转账二笔5000元和3900元、6月24日转账7000元、6月25日转账2900元、9月3日转账二笔11000元和7500元、11月3日转账9000元、11月7日转账6300元、12月1日转账7000元、12月3日转账3970元、2017年1月2日转账8536元、1月6日转账9000元、2月9日转账5000元、3月1日转账18800元、3月3日转账40000元，合计216506元给朱君琳是出借款。朱君琳确认2017年3月3日收到的40000元是借款，其它所有转账款项均不是借款，而是双方同居期间用于经营进货、代购、透支信用卡、信用卡还款及共同生活开支等。二、高明与朱君琳分手后于2017年5月21日22时12分至23时12分微信聊天记录：“高：一周多了哎。朱：额…朱：对不起。朱：最近在结数，所以账上没那么多钱。高：…高：那我拿什么还我妈钱？高：我妈的钱。朱：你回去前我还你。朱：我知道。高：哦。朱：我还欠你多少？高：你不是自己算账么？朱：你算吧。高：我妈的钱还有三万。朱：还有其他呢？高：其他的我不知道怎么算。朱：你算吧。朱：以你的为准。高：哦。高：那我明天算下吧。朱：你现在算吧。朱：算完告诉我。高：哦。高：肖瑜走的我垫进来的4万5,李知名结婚我要把他借的钱还他5000，他结婚我得随礼，你看看能不能把那次你贷的18000的那个钱给我，我给他随礼也不少。朱：还有么。高：没了。朱：期限。高：三万还我妈，5000还李知名，18000我随礼，我走之前给我。高：肖瑜走的接店的4万5,可以年底之前给我。朱：我只能占用公账上3万最多。你走之前，我还不清你那么多。高：那你自己看吧。朱：谢谢!”。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高明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高明主张朱君琳欠其借款190181元应否采信。高明主张朱君琳欠其借款190181元，朱君琳只确认2017年3月3日的转账40000元是借款，其它所有转账款项均不是借款，辩称高明未举证双方存在借款合意、高明本人的资金来源、出借能力，也未向法庭说明出借过程，借款用途。本院认为，高明、朱君琳恋爱同居期间，相互之间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式向对方转账付款往来相互掺杂、频繁、紧密、众多，且相互之间所有转账付款均未注明款项支付用途为借款或还款。在朱君琳否认涉案21笔转账为借款的情况下，高明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负有举证责任。根据高明与朱君琳分手后于2017年5月21日22时12分至23时12分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朱君琳是确认高明为肖瑜退伙垫的45000元该笔债务并愿意归还给高明的。因此，高明请求朱君琳归还该笔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余转账款项，高明无法提供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朱君琳转账给高明的款项实为还款的证据，故无法认定该部分款项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高明应当为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对高明的该部分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朱君琳应偿还高明借款58675元(40000元+45000元-26325元)，高明超出此金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翁源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9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翁源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9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朱君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明借款58675元；三、驳回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47.59元，公告费260元，合计4807.59元，由高明负担2392.59元，朱君琳负担2415元。高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41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限朱君琳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4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03.62元，由高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庄少山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刘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