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福彪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沿江复兴村七组号。法定代表人：闵万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云，江苏苏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瑞迪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石窑村。法定代表人：陈素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芳，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福彪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瑞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或者改判驳回瑞迪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理解“票据权利时效”和“诉讼时效”的法律概念，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七条，指持票人可以有效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诉讼时效和票据权利时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瑞迪公司2015年6月10日支票到期投票不能兑付即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时其可选择两种主张权利的方式：一是选择主张票据权利，二是选择主张原实体权利。若其选择主张票据权利，应当在六个月内行使该权利，即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截止日为2015年12月9日。若其选择主张原实体权利，瑞迪公司2015年6月10日支票到期投票不能兑付即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就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截止日为2017年6月9日，瑞迪公司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该时效截止日。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两种时效的法律概念，混淆其间的关系，将案涉票据权利的时效截止日错误认定为瑞迪公司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并自此开始起算本案的诉讼时效，该认定意见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瑞迪公司辩称，瑞迪公司在票据“跳票”之后多次向福彪公司催款，并已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福彪公司在诉讼中多次制造诉讼壁垒，例如不认可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属于不诚实的情形，故对其单方陈述应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福彪公司支付瑞迪公司货款50万元，并负担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2年至2014年，瑞迪公司多次向福彪公司提供混凝土原料。后福彪公司向瑞迪公司交付了一张金额为50万元、背书人及收款人为福彪公司、出票人签章后加盖“南京国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秦国建”私印、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10日、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用途记载为材料、付款行名称记载为紫金农商银行桥北支行的转账支票，瑞迪公司持该转账支票按期在紫金农行银行桥北支行提示付款，被该银行工作人员口头告知账户余额不足不予受理，瑞迪公司一直保存该转账支票原件，亦一直未能兑现。2018年6月12日，福彪公司签收了瑞迪公司通过EMS邮寄的催告函，该邮件面单收件人后有手写“闵万才”字迹，电话/手机后有手写“025-58649657”字迹，单位名称后有手写“南京福彪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字迹，内件品名后有手写“催款函”字迹，该催告函的主要内容是瑞迪公司长期向福彪公司供应预拌混凝土的原料，福彪公司尚欠瑞迪公司50万元货款未支付，瑞迪公司多次向福彪公司索要未果，望福彪公司在收到本函之日后15日内向瑞迪公司付款。随后瑞迪公司收到了落款时间记载为2018年6月13日的《回执函》，主要内容为，福彪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下午收到瑞迪公司公司邮寄的催告函，几年前已由出票公司支付给瑞迪公司50万元货款支票，福彪公司与瑞迪公司及出票公司没有债务关系，福彪公司不清楚瑞迪公司当时为什么没有进账，若进账支票没有钱，福彪公司不清楚瑞迪公司不及时告知福彪公司的原因，瑞迪公司没有银行退款票据给福彪公司，虽然福彪公司与瑞迪公司无债务关系，但考虑双方曾经的合作关系，福彪公司将积极协助瑞迪公司与出票公司取得联系。一审法院另查明，自2009年2月6日起，闵万才一直是福彪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且福彪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公司联系电话为“158××××8089”，该资料中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记载，姓名为闵万才，联系电话为025586××××7，该登记表中部有闵万才的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由此可见闵万才的出生年月为1951年9月，身份证照片与QQ名为“会飞的大象”的图片高度相像，且该“会飞的大象”的身份资料和联系电话后记载“男，68岁，江苏南京（2019年查看）；158××××8089”。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6月8日，瑞迪公司向福彪公司邮寄了催款函，福彪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已收。福彪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对瑞迪公司的催款函作出了回复，称福彪公司已经向瑞迪公司出具了转账支票，不再拖欠瑞迪公司债务。庭审中，瑞迪公司出纳兼会计朱某,4出庭作证陈述，2015年6月后一直向福彪公司公司闵会计催要案涉货款，持续了二、三年，朱某,4的手机通讯录中存有福彪闵会的手机号码158××××8089，因为相关主管部门只能保存查询日前半年内的通话记录，故现已无法调取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间的通话记录。福彪公司对朱某,4的上述催款陈述不予认可，朱某,4与瑞迪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拨打158××××8089的手机号码时提示为空号，另，闵万才曾经管过会计部门，2014年9月1日因身体不适辞职，不再过问福彪公司任何事宜，且闵万才否认与瑞迪公司公司有过联系。本案争议焦点为瑞迪公司主张案涉货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约据实履行合同义务，瑞迪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货物交付义务，福彪公司应按约支付货款。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福彪公司抗辩其已在2015年6月10日交付转账支票给瑞迪公司，此后瑞迪公司再未向其主张过案涉货款，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瑞迪公司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福彪公司因欠瑞迪公司上述合同货款50万元交付给瑞迪公司一张金额为5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10日的转账支票，即瑞迪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开始享有该转账支票的票据权利，且该票据权利具有一定的时效。福彪公司抗辩瑞迪公司不能证明已就该转账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对此未递交证据证明反驳，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瑞迪公司递交了转账支票原件，福彪公司亦在回执函中陈述瑞迪公司没有银行退款票据给其公司，结合本院调取的该转账支票对应的付款账户2015年6月10日至6月30日的交易流水，一审法院对福彪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确认瑞迪公司述称其于2015年6月10日将案涉转账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时，因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而未能成功投票。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瑞迪公司作为案涉转账支票的持票人依法享有的票据权利的时效截止日为2015年12月9日，此后瑞迪公司丧失票据权利，但其享有的向福彪公司主张50万元案涉货款的民事权利仍然存在，该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瑞迪公司丧失上述票据权利时开始计算，即瑞迪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起应该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故依法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三年，瑞迪公司于2018年7月就案涉货款诉至一审法院。因此，瑞迪公司请求福彪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的民事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瑞迪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票据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福彪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瑞迪公司货款50万元。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福彪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福彪公司对于瑞迪公司邮寄催款函及其回函，相关QQ图片及其信息的事实不予确认以外，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转账支付背书人签章一栏加盖福彪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吴庆华印”，被背书人一栏为空白。瑞迪公司在原一审诉讼中陈述，虽然福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闵万才，但实际控制人是吴建华，2015年发现空头支票后一直向福彪公司催款，福彪公司的会计和吴建华多次口头承诺要还款，但两三年下来还没有付款，考虑到双方还希望继续做生意，就一直协商，拖到现在（2018年7月30日）才起诉。瑞迪公司在原二审诉讼中陈述，起诉状中记载“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均无结果”是指吴庆华后来不接瑞迪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老板的电话（关机或者回避）；后来瑞迪公司会计始终向一个姓李的会计要账，他们也就是说还，但还不上；从吴总开始不接电话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能通过催款函的方式向福彪公司要账。瑞迪公司申请的证人朱某,4亦到庭作证称，自2006年至今在瑞迪公司担任出纳会计；其本人去银行投的票，因时间长了记不清是到哪家银行投的票，支票的出票人是福彪公司，金额是50万元，银行说没钱；就打电话向闵会计催款；2015年6月至今大概二、三年了，只要轧账就催款，印象中是用旧的手机号码130××××*268向闵会计催款，新的手机电码158××××*822是集团号，何时启用记不清，有无用该号码向闵会计催款也记不清了，旧号码仍在其名下，时用时不用，不能提供手机保留的通话记录以显示其与闵会计联系过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原二审诉讼中一致确认，福彪公司结欠瑞迪公司的货款金额即案涉支票的票面金额50万元，之后双方再无交易。本案一审中，法院询问瑞迪公司何时知道闵万才是福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瑞迪公司答复：“不清楚。”本案二审中，福彪公司述称，其借用闵万才的名义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闵万才当时在公司负责过一段时间的财务，2014年9月初因身体原因离职，年龄也很大了，之后未再联系过，福彪公司也找不到闵万才本人；福彪公司也慢慢处于歇业状态；瑞迪公司称与闵万才联系过是不可能的。本院询问瑞迪公司：“有没有和福彪公司其他人联系过？”瑞迪公司答复：“没有，因为双方的对账单署名都是闵万才，在合同履行中仅与其一人对接。”此外，瑞迪公司还述称，在诉讼时效期间未通过QQ与“会飞的大象”进行联系；在2018年6月12日发函之后，朱某,4未再与闵万才联系，因为其也知道闵万才身体不好。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瑞迪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福彪公司与瑞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结算之后，福彪公司以背书方式向瑞迪公司交付一份票面金额为50万元的转账支票用以结清全部货款，但在票据法规定的提示付款期限内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瑞迪公司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案涉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最迟应自出票日起十日内该提示付款期限届满开始起算。根据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诉讼时效期间至2017年6月20日届满，关于在此之前是否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瑞迪公司除其陈述以外，仅在庭审中提供本公司出纳会计朱某,4的证言，但朱某,4不能清楚陈述新手机号码的起用时间，也不能确定有无以新手机号码与福彪公司闵会计进行过联系，亦未保留旧手机号码项下与闵会计的通话记录以印证其所述在未成功投票后的二、三年内以电话联系的方式向闵会计催款的事实。因证人与瑞迪公司之间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福彪公司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以及瑞迪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支票交接之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瑞迪公司亦述称其实际控制人与福彪公司实际控制人无法保持正常的电话联系时，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既未采取措施保存和固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又未以提起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直至2018年6月才发出书面的催款函，不尽符合商事主体所应具备的维护自身权利的认知。退而言之，即使不考虑案涉支票被背书人名称未经补记以及瑞迪公司未成功投票是否构成票据法所规定的付款请求权业已行使的事实，一审法院自追索权期限届满才开始计算案涉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合以上，福彪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南京瑞迪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瑞迪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正勤审 判 员 董岩松审 判 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徐晶晶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