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0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文义，男，1953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河北振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 法定代表人：卢振安，该村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阳，河北广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奎，男，197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 上诉人祁文义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林营村委会）、王树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祁文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不公。一、一审法院认定“在20年祁文义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其明确表示对诉争土地自愿不再耕种，由村委会安排耕种，该协议实质上是祁文义作为承包方自愿有偿将其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且祁文义实际上也交回了土地，故该协议应属于以书面形式表示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一）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并没有体现上诉人向村委会交回承包地的意思表示。“自愿不再耕种”仅仅是不再耕种，由时委会安排他人代耕，并非向村委会交回承包地。一审法院认为是交回承包地是对该协议内容的扩大解释，歪曲了上诉人签该协议的本意。（二）该协议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交回承包地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有交回承包地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要交回承包地，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中也没有交回承包地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该协议属于以书面形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三）承包方向发包方交回承包地，本质上是变更或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此，承包方向发包方交回承包地除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外，还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双方可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徐水区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中有签订日期为1999年3月30日的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有上诉人的签字和手印，村委会也加盖了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手章，本案诉争土地包括在该《土地承包合同》中。该《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合同第五条规定；“承包期内，甲方不得以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变更或解除该合同。如遇有下列情况之一允许变更和解除，但必须经公证处公证后生效。1、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依据该条规定，双方协商变更和解除承包合同的前提条件是经过公证处公证才能生效。而在本案中，假设该协议是双方协商变更承包合同的协议，也因为没有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而未生效。（四）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方向发包方自属交回承包地的实质是放弃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地交回后，原承包方不再享有对交回的承包地的任有权利，包据国家给付的承包方的粮食补贴。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一直都在领取国家给付的粮食补贴，从侧面证实上诉人并未将诉争土地交回村委会。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根据《协议》的内容，认定上诉人将诉争承包地交回了村委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认定，也不说明理由，甚至在一审判决书中都没有提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自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经过了庭审质证，但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首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证据竟然没有在判决书中列举并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于偏袒被上诉人，做出的判决有失公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高林营村委会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树奎未答辩。 祁文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将原告的2.7亩的承包地返还给原告，并清除地上附着物；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确认如下：祁文义与王树奎均系高林营村村民。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祁文义家庭户有4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祁文义户承包村4.4亩责任田。在高林营村村××、地块名称为西道沟的一块2.7亩的土地，自2003年村委会交由王金贵耕种，王金贵去世后，由其儿子王树奎继续耕种至今，该地四至为：东至祁文存家承包地、南至小庄村道路、西至小庄村土地及村民住房、北至祁某家承包地。该2.7亩土地为本案诉争土地。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祁文义主张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其所在的家庭户对西道沟地块2.7亩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后2003年委托村委会将该诉争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现要求收回该承包地。祁文义提交下列证据：1、署名为刘克祥的书面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祁文义村西地没时间种，找我安排种地户，我找到王金贵临时耕种2.7亩，拿三人公粮，王金贵同意种，刘克祥，2016年9月30号”。原告称刘克祥系高林营村原村主任，可证实争议的土地是原告的承包地，当时因为没时间种找他人代耕，并未向村委会交回。2、署名为祁文存和祁某的书面证明各一份，主要内容分别为：“我叫祁文存，是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人，我家在本村西道沟有承包地1.3亩，我家承包地西邻是本村祁文义家的承包地，现由本村王树奎耕种，祁文存，2018年10月10日”，“我叫祁某，我家在本村西道沟有承包地1.5亩，我家承包地南邻是祁文义家的承包地，现由本村王树奎耕种，证明人祁某，2018年10月10日”。3、清单一份，载明“祁文义3.3亩，2010年代发粮补每亩1.50、2010年粮种补每亩20.00、2011年粮补每亩91.68、2011年灾救补每亩4.37，每亩计117.55，合计款387.91”。原告称该清单是原村委会会计祁志刚在2011年给原告出具的，是村委会在2010年和2011年支付给祁文义的粮补、粮种补、灾救补发放清单，该部分款项就是协议书中村委会应给付原告的款项，相关的款项都是按政策应该发放给承包户。4、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祁文义户西道沟承包地2.7亩自愿不再耕种，由村委会安排耕种。村委会每年每亩按上级标准补给祁文义3.3亩，3个人的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如国家对土地有变动，抽回土地或取消补贴，村委会也随着不再补贴。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一份，高林营村委会（盖章）卢振安（签名）、祁文义（签名捺印），2009年5月28日。原告用以证明西道沟2.7亩土地是自己的承包地，签订协议是让村委会安排人有偿代耕，并无交回的意思表示。5、种粮补贴存折一份，原告用以证明在2013年之前3.3亩的粮补都是村委会发放，之后都是乡财政直接拨付，故原告对争议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高林营村委会质证称，刘克祥的证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证据形式，其内容也不合法，根据原告的陈述其将诉争土地交到了村委会，那么涉及原告土地的证明应由村委会来出具，刘克祥即使是原村委会主任，其行为也不能代表村委会，涉及到土地流转的问题应当经过村委会的民主议定程序来进行；祁文存和祁某的笔录不符合证据规则，该两份笔录中都出现了承包地，该承包地是责任田的承包地，还是责任田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承包地均不清楚，因此证据不明确、不真实，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性；原告提交的清单，证据形式及内容均不合法，不能证实原告想要证明的目的；对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该协议中已经写明祁文义西道沟2.7亩自愿不再耕种，说明祁文义已经主动放弃了2.7亩土地的耕种权，已将该承包地交回了村委会，协议中说的是3.3亩，3个人的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而本案诉争土地为2.7亩；对种粮补贴存折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恰恰能证明祁文义所支取的各项政策性补助，均有财政部门直接发放。王树奎质证称，同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为，祁文义提交的署名为刘克祥、祁文存、祁某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证明所载内容不予确认；发放清单没有制作人签名，证据形式不合法，且内容也表述不清，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该发放清单不予确认。祁文义提交的协议书，加盖了村委会公章，村委会主任及祁文义均在协议中签名，且高林营村委会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协议予以确认。根据协议中载明“祁文义户西道沟承包地2.7亩自愿不再耕种”，可知祁文义户在西道沟地块有承包地2.7亩，高林营村委会称该土地系本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以外的机动地，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此争议地块属于机动地，且高林营村委会称村委会与本次需要耕种机动地的村民通过口头形式一年一说，没有签订任何承包合同，如若该诉争土地为机动地，祁文义表示不再耕种该地时，双方没有必要签订上述协议书，故对村委会称诉争土地为机动地的辩解不予采纳，该2.7亩土地性质应属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责任田，故认定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祁文义户取得该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2009年祁文义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其明确表示对诉争土地自愿不再耕种，由村委会安排耕种，该协议实质上是祁文义作为承包方自愿有偿将其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且祁文义实际上也交回了土地，故该协议应属于以书面形式表示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审法院认为，祁文义与高林营村委会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依据上述规定，祁文义在承包期内自愿交回承包地，在承包期内不能再要求承包该土地，故对祁文义要求返还该2.7亩诉争土地并清除地上附着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祁文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祁文义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一审中王树奎认可其代耕涉案土地，与高林营村委会并无承包合同。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祁文义是否已将其承包的2.7亩土地交回高林营村委会。2009年5月28日祁文义与高林营村委会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祁文义户西道沟承包地2.7亩自愿不再耕种，由村委会安排耕种。村委会每年每亩按上级标准补给祁文义3.3亩，3个人的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如国家对土地有变动，抽回土地或取消补贴，村委会也随着不再补贴。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一份，高林营村委会（盖章）卢振安（签名）、祁文义（签名捺印），2009年5月28日。”。现祁文义、高林营村委会对该协议内容的理解产生歧义，祁文义主张因家中劳动力不足而委托高林营村委会找人代耕，高林营村委会则认为祁文义已将案涉承包地交回了村委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祁文义于1999年二轮承包时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2003年委托高林营村委会交由他人代耕，2009年祁文义与高林营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中仅表示其不再耕种，由村委会安排耕种，并未表示将案涉承包地交回，亦未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即高林营村委会，且现耕种人王树奎亦表示其只是代耕，王树奎与高林营村委会并无承包合同。综合以上情况，2009年祁文义与高林营村委会签订协议，系其委托村委会找人代耕，并无自愿将案涉承包地交回村委会的意思表示，如村委会收回祁文义的涉案承包地，协议仍约定村委会每年每亩按上级标准补给祁文义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不符合常情。且高林营村委会无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实祁文义将案涉承包地交回，故祁文义原审诉请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书第四页对祁文义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予以确认，祁文义主张该证据在一审判决中没有任何体现从而违反法定程序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祁文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76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村民委员会、王树奎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将案涉2.7亩承包返还给上诉人祁文义，并清除地上附着物。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由被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高林营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道忠 审 判 员 张 力 审 判 员 于纪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黄俊学 书 记 员 王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