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0民终1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祯祯，女，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令新，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泽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启云，男，197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上诉人董祯祯与上诉人彭启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8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董祯祯上诉的主要理由：1、本案从借款合同的缔约过程、借款合同的内容以及资金来源来看，案涉借款发生在董祯祯和彭启云之间。况且天地和投资公司系本案借款的担保方，其若作为出借主体，也与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方身份存在冲突。故一审裁定认定本案借款的出借方为天地和投资公司错误。2、案外人王新艳提供的“账册”不真实且也不是合法有效的会计账册。从天地和公司的注销资料来看，本案借款也不属于公司债权，且现借款合同也保存在董祯祯处，故董祯祯是本案借款合法的债权人。加之案外人江伟所涉刑事案件并未认定其涉嫌非法放贷，江伟也供述董祯祯就本案借款享有向彭启云追偿的权利。因此，一审裁定主观推定天地和公司借个人名义对外放贷，进而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根据案涉借款收据、案外人江伟的供述以及案外人王新艳提供的“账册”可见，本案借款的本金为150万元。4、彭启云与董祯祯就本案借款基于私立救济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并偿还了993980元。虽然催讨方式被法律予以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上述文件和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本案的权利主体、债权数额以及彭启云的主观意志等问题，故当事人双方基于私立救济而形成的文件及相关事实不能一概否认。5、案涉借款合同即使无效，彭启云也应当向董祯祯返还剩余借款的本金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给付利息。彭启云答辩的主要意见：1、本案借款的出借主体是天地和公司，且本案借款合同涉嫌套路贷。本案借款是天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彭启云再三讨要借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情形下，为达到既能应付彭启云讨要借款和农民工工资，又能虚构公司实力的目的，从而设计的套路贷。天地和公司在本案借款中实际出借40万元。2、案外人王新艳提供的账册是董祯祯亲笔记录，天地和公司也是非法经营的地下钱庄，而且董祯祯在公司注销时并未要求彭启云还款，而是案外人江伟向彭启云主张债权。另外，从案外人潘远兵和张厚强的民事判决书以及案外人江伟的供述，可见本案借款属于套路贷。董祯祯向彭启云催讨债务属于敲诈勒索。3、案外人江伟曾经供述彭启云是为讨要借款而非向其借款，且董祯祯也不可能将资金转给案外人江伟后，再让案外人江伟向彭启云出借，故本案天地和公司实际出借的本金为40万元。4、从肖磊涉嫌刑事犯罪一案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来看，彭启云签订的协议和给付的993980元均是基于胁迫，不能认定为还款。上诉人彭启云上诉的主要理由：1、彭启云是被天地和公司“套路”从而达成借款合同，此后董祯祯及其丈夫陈汉等恶势力采用敲诈勒索和虚假诉讼的方式向彭启云催讨借款，故本案属于虚假诉讼。2、本案是天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采用“套路”使得彭启云签署借款合同，天地和公司的会计董祯祯、陈汉利用违法犯罪手段，迫使彭启云给付993980元，属于敲诈勒索。董祯祯答辩的主要意见：1、根据彭启云在另案中的陈述，其于2014年5月23日去往天地和公司并非催讨借款，而是为了捧场，且彭启云在该案中明确承认董祯祯向其出借了40万元。其在另案中的主要观点是借款仅实际给付了40万元，但并未否定借款合同本身。因此本案借款不是套路贷，本案诉讼也不是虚假诉讼。2、董祯祯并未代表天地和公司收款。3、彭启云一直认可本案借款真实存在，款项也是董祯祯向彭启云支付，其中的100万元是由案外人江伟代付。案外人江伟在肖磊涉嫌刑事案件中的供述表明其是基于案涉借款合同代董祯祯给付借款，其中发生于2014年5月22日给付的30万元也是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并非是案外人江伟向彭启云的还款。董祯祯诉称：被告彭启云因经济周转困难向原告董祯祯借款，2014年5月23日，董祯祯、彭启云、保证人江伟订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50万元，期限为两个月，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6月22日止，支付方式为董祯祯于2014年5月23日向彭启云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等方式提供资金。借款合同由江伟提供担保。借款合同签订后，董祯祯于2014年5月23日向彭启云汇款40万元，支付现金10万元，并通过案外人江伟于同年5月22日、23日分两次汇款100万元给彭启云。2014年5月23日，彭启云开具借款收据，载明收到前述借款合同载明的150万元，此笔款项由出借人董祯祯提供。借款到期后，彭启云未如期归还借款，虽经董祯祯多次催款仍未支付。2014年10月16日，彭启云、董祯祯、担保人周启海订立《还款协议》，载明彭启云认可借到董祯祯150万元，但因无力一次性归还，故经过双方协商，董祯祯同意分期偿还，周启海承担连带责任，并约定还款最迟不得超过2015年9月30日，剩余欠款按2%月利息计算逾期利息。2014年10月22日，彭启云起诉撤销《还款协议》，沙市区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彭启云全部诉讼请求，彭启云上诉期间未缴纳上诉费用，二审法院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在该案的审理期间，彭启云于2015年1月15日向董祯祯还款40万元。上述判决生效后，彭启云、董祯祯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彭启云承认2014年5月23日向董祯祯借款150万元，并承诺采取每月分期还款的方式偿还借款。后彭启云于2015年5月28日、6月2日、8月21日、10月25日共计还款593980元。2015年5月，彭启云以董祯祯仅借款40万元，但彭启云已还款993980元，其还款已超过借款本金为由，向沙市区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董祯祯返还594000元及利息。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湖北高院再审，一审法院驳回彭启云全部诉请，二审法院驳回彭启云上诉，湖北高院驳回彭启云再审申请。综上，被告彭启云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以种种理由拖延归还原告董祯祯的借款，至今尚拖欠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506020元，其行为已构成了对原告的重大违约,原告因此将被告诉至本院，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506020元；2、判令被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具体金额以人民币506020元为基数，按照2%月利率计算，自2015年9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合计131565.2元；自2016年11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应按月息2%计算）；3、判令被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逾期归还借款的10%违约金1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4年5月16日，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案外人江伟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董祯祯是该公司股东、财会工作人员，也参与该公司有关书面合同的起草和打印工作。该公司各位股东投入资金，法定代表人江伟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方式积累资金，对外开展有息贷款业务。在未取得金融管理部门许可的情形下，该公司采取由公司股东或者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书面合同、办理借据等方式开展放贷业务，然后再计入公司内部账目，有关人员所催收的款项进行所谓分红处理。2015年5月22日，因案外人江伟尚欠被告彭启云借款未偿还，江伟向彭启云汇款30万元。被告彭启云认为应继续催讨，2015年5月23日，彭启云与高静一起前往江伟所在的荆州天地和公司，江伟答应由荆州天地和公司先借给彭启云150万元使用，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本金及利息均由江伟还给该公司。彭启云答应后，江伟将其介绍的该笔交易单独告知董祯祯和陈汉并征得二人同意后，打印了书面借款合同，彭启云在借款人栏上签名，并由江伟在担保人上签名，名义出借人董祯祯未签名。上述借款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合同编号2014（借）第0523003号借款人（甲方）彭启云与出借人（乙方）董祯祯第一条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50万元整。第二条借款期限甲方向乙方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4年6月22日止；第三条支付方式，乙方于2014年5月23日向甲方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等方式提供本合同项下资金，甲方开具借款收据；第四条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借款利息为月利率_，自出借人提供本合同约定的资金之日起计息.付息按月付息；第五条还款方式，甲方借款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并付清所有利息；第六条资金用途，个人资金周转……”同日，被告彭启云也在江伟出具《借款收据》的借款人栏上签名捺印。该份借款收据载明的内容为“今收到编号为：2014（借）第0523003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00）。此笔借款由出借人董祯祯提供。收款人彭启云2015年5月23日”。2014年5月23日，彭启云收到江伟妻子王新艳的银行转款70万元。同日，原告董祯祯也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彭启云汇款40万元。原告董祯祯称当日给付被告10万元现金，被告在庭审中否认收到原告提供的10万元现金。彭启云认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50万元款项，并称几天后向江伟催要余款索还收据，但江伟以董祯祯汇款40万元因江伟未偿还，收据无法返还，后与周启海一同多次催要也不了了之。2015年10月，江伟突然失踪，原告及其丈夫陈汉持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向彭启云追讨本案债务无果，陈汉便委托肖磊帮其追讨，肖磊邀约张胜等人采取违法、犯罪手段迫使彭启云先后于2014年10月16日、2015年1月15日、2015年5月28日签订三份还款协议，被告彭启云向董祯祯先后向原告董祯祯付款993940元，庭审中双方认可彭启云向董祯祯支付款项为993980元（即多计算了40元）。一审认为：本案实质系案外人江伟利用其在荆州市天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彭启云先协商一致由荆州天地和公司向彭启云出借150万元款项，后彭启云与江伟签订了名为原告董祯祯出借150万元实为天地和公司出借150万元的书面合同和借款收据，并将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交与原告董祯祯保管、荆州天地和公司备案作为公司对外借款，荆州天地和公司违法发放贷款从事金融业务，该公司借个人名义对外出借款项以规避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彭启云的实际债权人应为天地和公司，债务本金应为110万元，董祯祯和王新艳向彭启云分别转款40万元和70万元均为该公司出借款项的行为，彭启云无论自愿还是受胁迫向董祯祯支付的993980元均应认定为董祯祯代表荆州天地和公司收款。因此，董祯祯在本案中以其本人为出借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董祯祯对彭启云的起诉。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础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借款的主体的问题。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伟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由江伟的妻子王新艳提供的账目以及由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尤新丽签名确认的电话催款记录表显示，本案借款已经纳入荆州市天地和投资有限公司的对外债权。加之江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也表明本案借款属于荆州市天地和投资有限公司向彭启云出借的款项。因此，本案借款合同虽然显示出借人为董祯祯，但实际出借主体为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审裁定认定董祯祯并非本案借款的出借主体，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以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本案中，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伟的供述，其妻子王新艳以及该公司股东尤新丽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王新艳提供的账目和尤新丽签名确定的电话催款记录表均能证实，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主要从事对外发放贷款的业务。荆州市天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一审裁定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借款的本金数额和彭启云所给付的993980元的性质问题。本案一审裁定主要是基于审查诉讼主体资格而得出的结论。况且上述事实亦应当结合实际出借主体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等予以综合评定。因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周 湛审判员  廖崇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