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渤，男，1978年8月9日出生，汉族，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英波，男，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卓，男，197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婷婷，女，198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仇一通，辽宁木鱼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海渤因与被上诉人邓卓、王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海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英波、被上诉人邓卓，被上诉人邓卓、王婷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仇一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海渤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2019)辽0703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程序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不能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凌河区人民法院法官程佰珩在审理此案件期间，曾三次主动找上诉人，与上诉人单独核对帐目。程佰珩法官的行为明显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属违规办案，应予以认定。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2019年6月12日的8张欠条，凌河区法院审查的应该是欠条形成之后是否具有还款行为，而不是欠条之前是否具有还款行为，这不符合一般逻辑。一审法院从2014年开始审查，一直审查至2019年，凌河区法院不是会计师事务所。3.被上诉人从未偿还过上诉人本金，该点在上诉人举证的第一段录音中可以清晰地体现。被上诉人在录音里明确对上诉人称：自从2015年后就不再具备偿还能力了，并对上诉人进行欺骗。一审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在为被上诉人辩护，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没有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原则。因为被上诉人邓卓自己从未向法院陈述过哪笔转帐是偿还上诉人的本金，法院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认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违背事实，同时也为被上诉人邓卓规避责任。4.上诉人在庭审时多次向法庭声明起诉的1072500元，这个数额仅是欠条674万元中的一部分，并不特指2014年10月5日至2015年6月22日的这7笔本金，因为双方的经济往来尚已久远，需要调取的银行流水众多，同时为了避免扩大损失，及时查封被上诉人的财产，所以在立案时仅将已经调取到的银行流水作为证据进行财产保全，并先予起诉立案。邓卓、王婷婷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的审理结果应当维持。上诉状中提及的各种理由均属于强词夺理。本案一审法院的法官审理此案非常慎重，多次组织对账，此举也是为了顺利的查明案情，对于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财务往来的结果是客观的。本案被上诉人的确向上诉人转账600余万元，虽然有90万元的还款没有确认，但是被上诉人对于一审的审理结果认可。杨海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07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海渤与被告邓卓系朋友关系。被告邓卓与王婷婷系夫妻关系。原告杨海渤从2014年10月5日起至2019年2月，通过锦州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微信多次多笔向被告邓卓的账户转款，合计金额为44766588.88元。同时原告称还曾交付给被告邓卓现金，被告邓卓庭审中认可现金最多为20万元，总计4966588.88元。2015年1月、2月、3月、5月、7月被告邓卓给原告出具5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10万、60万、50万、40万、36万；利息约定分别为月息2%、2.5%、3.25%、2.5%-3%之间。原告庭审中称，被告邓卓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7年年底，2018年开始拖欠利息。2019年2月20日，原告与被告邓卓签订一份《资产确认书》，载明“截止目前：1.因对外投资，邓卓现持有杨海渤资产总额人民币310万元；2.因双方共同经营沙场邓卓现持有杨海渤资产总额人民币130万元；3.因邓卓有资金需求，杨海渤给邓卓拿了100万元，总计540万元。”。2019年6月12日，被告邓卓给原告出具欠条8份，分别为：2015年1月10万、2015年2月60万、2015年3月50万、2015年5月40万、2015年7月16万、2015年9月20万、2015年1月至2019年5月336万、2015年1月至2019年5月112万，该欠条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原告庭审称双方按约定月息2分给付利息。现原告只主张2014年10月5日、2015年1月21日、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21日（2笔）、2015年6月22日向被告邓卓转款7笔共计1070000.25元。又查明，被告邓卓从2016年10月31日通过银行向原告杨海渤账户返款，经本院组织双方对账，被告邓卓从2015年7月起至2018年8月多次多笔向原告杨海渤返款总计5345710元。从原告向被告转款的次日起至原告起诉日止，按双方约定的月息2分计算利息应为3403014.0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被告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本院立案时确定的合同关系；二、原、被告之间经济往来的具体数额及性质；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受法律保护。关于焦点一，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虽然原、被告签订了资产确认书，但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二人有真实的投资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往来款项、支付利息的行为符合借贷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且被告多次给原告出具借条，被告亦认可最初双方为借贷关系。现原告本次起诉以借款合同作为证据，只主张最初转给被告的7笔款项，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认可双方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应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调整。关于焦点二，原告与被告邓卓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已将款项转入被告邓卓账户，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向被告邓卓的账户转款合计金额为4966588.88元。被告邓卓向原告账户转回款合计金额为5345710元。虽然原告称被告邓卓所转款项均为利息，未偿还本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的利息数额已超出被告邓卓转回款的数额。根据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按原告证据表明的转款数额，被告应支付利息3403014.03元，低于被告邓卓转回款的数额。按照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原则，扣除应付利息后，余款应为偿还本金。关于焦点三，原告本次诉讼只主张最早转入被告邓卓账户的7笔款项1070000.25元，根据交易习惯和经验法则，被告邓卓偿还本金应推定首先偿还最初借款，因被告邓卓转回原告的款项扣除应付利息后，余款的数额已超出原告主张的款项，且原、被告在签订的资产确认书中已明确于2019年2月20日前双方资金往来的差额为3100000元。被告邓卓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已将该7笔借款本金付清，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7笔借款尚未偿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言，因三位证人均证明系与被告邓卓直接进行转款或用信用卡提现，由被告邓卓支付利息，并未通过原告的账户支付款项，故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邓卓使用其及其妻子信用卡提现一节，因其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转入被告邓卓账户的其他款项，因原告本次诉讼未主张权利，本案不予调整。关于被告邓卓辩解原告所诉的7笔借款中有两笔为卖车款一节，因其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王婷婷辩解其未参与任何经营或者投资，邓卓的相关资金也没有用于家庭开支，王婷婷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节，因原告出具的借款合同没有被告王婷婷的签字，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被告邓卓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借款系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二被告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海渤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杨海渤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其制作，被上诉人签字的《资产确认书》中明确记载：“杨海渤与邓卓是朋友关系，双方共同经营做生意数年，杨海渤的资产放置邓卓名下支配，经营运作主要由邓卓负责，也以邓卓名义对外进行投资等经营行为……截至目前：1、因对外投资，邓卓现持有杨海渤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叁佰壹拾万元（3100000元）；2、因双方共同经营沙场邓卓现持有杨海渤的资产总额为壹佰叁拾万元（1300000元）；3、因邓卓有资金需求，杨海渤给邓卓拿了壹佰万元（1000000元）……”。同时查明，被上诉人邓卓于2015年7月7日向杨海渤出具的《借款合同》中第三项载明：“甲方（邓卓）于2015年5月25日向乙方（杨海渤）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每月乙方应得利息约3.25%人民币壹万叁仟元（13000元），加人民币壹仟元整分红。”本院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笔借款与2015年5月27日转借齐春雨的《借款合同》的400000元为同一笔借款。再查明，2019年6月12日，邓卓在上诉人杨海渤制作的8张欠条上分别签字，双方均认可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以前经济往来的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卷宗所载证据、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载卷为凭，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从上诉人杨海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资产确认书》、《欠条》等相关证据中，足以认定上诉人杨海渤与被上诉人邓卓之间不但存在对外投资、共同经营的合作关系，同时还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因上诉人杨海渤在与被上诉人邓卓进行投资及共同经营中，将其投入的资金均通过其自行制作、被上诉人邓卓签字的《借款合同》、《欠条》等形式予以确认，导致哪些款项为对外投资、哪些款项为共同经营、哪些款项为邓卓的个人借款无法进行区分。故在上诉人杨海渤与被上诉人邓卓之间的诸多经济往来未经依法审计、清算的情形下，上诉人杨海渤向被上诉人邓卓主张自2014年10月5日至2015年6月22日七笔总计为1072500元借款，依法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可在全部经济往来进行清算后，再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未予区分，仅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经济往来进行对账，并据此判决不当，应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因双方当事人之间账目混乱，需要组织双方对经济往来进行逐笔核实，且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均是在一审法院法庭并由案件承办法官、书记员、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所以不存在承办法官违反规定私下会见当事人的情形。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海渤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3元，由上诉人杨海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帆审判员 王玉龙审判员 王金业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文涛书记员高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