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7民初2363号原告：李银友，男，1968年4月2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江，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被桥镇灵峰村锦峰工业园。诉讼代表人：陈磊，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欣怡，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银友与被告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信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银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江，被告凯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银友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为黄道荣结欠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利息756000元，合计1356000元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合法有效，原告对被告享有担保债权1356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7日，黄道荣因公司资金紧张向原告借款6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每月1.5%，并出具借条为凭。2014年5月8日，黄道荣在借条上手写上述借款由苏州凯信电子公司提供担保。2018年4月15日，黄道荣与苏州凯信电子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约定还款期限，并由凯信电子公司为借款本息1356000元提供连带担保责任。2019年7月30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该破产清算案件受理后，原告依法向管理人申报上述担保债权，管理人以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认定担保无效，对诉请担保债权不予认定。原告认为，原告提供情况说明证明凯信电子公司为本案债权提供担保系全体股东自愿的，并非追认，管理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担保违背股东意愿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效力；另破产清算案中，经法院判决处理的类似担保债权均认定合法有效。管理人不予认定担保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且有失公平、公正，据此，提起上述诉请，恳请法院支持，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凯信公司辩称：根据《九民纪要》第18条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首先，本案的借款人为黄道荣是凯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前述规定，原告应当提供订立担保合同时的凯信电子的股东会决议，也就是本案还款计划书出具时间即2018年4月15日当时对应的股东会决议，但原告并未提供。其次，虽然原告补充了破产后股东提供的说明，但是因为凯信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凯信公司由管理人接管，股东已无法代表凯信公司，股东在其破产后作出的该等追认说明无效，无法代表凯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根据《九民纪要》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需关联股东会议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凯信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凯信电子的股东为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持股50.79%）、钟庭昌（持股32.28%）、苏州众恒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6.93%）。其中黄道荣持有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67.5%的股权，因此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须对上述担保事项回避表决。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明，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并未回避表决，且凯信电子的股东之一钟庭昌也未在该证明上签字。因此，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最终表决的表决结果上，该证明均未达到为关联股东提供担保的有效股东会决议的要求。综上所述，凯信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形，该担保无效。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凯信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5日，登记的股东为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深公司）、钟庭昌、苏州众恒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恒信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0.79%、32.28%、16.93%，法定代表人为黄道荣。乐深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29日，股东为黄道荣、叶碎丽，持股比例分别为67.50%、32.50%，法定代表人为黄道荣。2011年5月7日，原告李银友向案外人黄道荣账户转账60万元。黄道荣向原告李银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李银友人民币陆拾万元正，月息1.5%，借款为叁年到期本息一次付清。借款人：黄道荣2011.5.7”。在该借条下方载明：“结于2014年5月7日利息共欠叁拾贰万肆仟元正。由于借款人企业不断扩展，目前资金困难，由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2014.5.8担保人”。该担保人处空白，没有凯信公司盖章或签字。2018年4月15日，原告李银友（出借人）与被告凯信公司（担保人）及案外人黄道荣（借款人）签订《还款计划书》一份，载明：“借款人于2011年5月7日向出借人借款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原定于2017年5月底还清，现因借款人经济困难，特向出借人商量将还款期限改至于2018年5月31日，借款人利息按年利息18%计算，到期还款本金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利息计人民币柒拾伍万陆仟元整（￥756000）。为确保债务纠纷担保人就上述债务本息合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陆仟元整（￥1356000）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到期后两年”。原告李银友、案外人黄道荣分别在出借人、借款人处签字，被告凯信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公章。2019年7月30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苏0507破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凯信公司破产清算。原告李银友向凯信公司的管理人申报案涉债权1356000元，凯信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债权核定通知书》，经审核，其确认债权为0元，没有确认的债权为1356000元，没有确认的理由为：部分利息计算无依据；未提供订立担保合同时的债务人的股东会决议；虽然补充了破产后股东提供的说明，但是因为债务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债务人已由管理人接管，股东已无法代表债务人，股东在其破产后作出的该等追认说明无效，无法代表债务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前所述，债务人提供的担保属于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形，该担保无效。2019年11月11日，乐深公司、众恒信公司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凯信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钟庭昌、苏州众恒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股东为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与苏州众恒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钟庭昌先生于2014年已将股份转让，退出股东地位。另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黄道荣先生向林爱娇、蔡玉飞、余协昌、李银友、林洁、黄莲香、黄春妹、徐建珍、黄元桂、赵银春、林志飞的借款提供担保责任系经凯信电子公司股东上海乐深电子有限公司与苏州众恒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一致同意的，并由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归还借款担保协议书。乐深公司、众恒信公司在证明股东处加盖公章。在庭审中，原告李银友陈述，凯信公司系黄道荣在负责，其与黄道荣、众恒信的实际控制人叶青都是老乡，叶青系黄道荣的小舅子，故其对钟庭昌退出凯信公司是知晓的。原告李银友为证明钟庭昌已于2014年3月22日前退出被告凯信公司股东身份，向本院提交《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凯信公司会议记录、《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退还钟庭昌先生全部设备资产及退出股东协议书》复印件，确认该材料系黄道荣交给其。股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1年4月29日，载明的转让人为钟庭昌，受让人为黄道荣，转让人之保证人丽洋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约定的转让标的为凯信公司100%的股权，转让总价格为6399万元，转让人应当于2011年6月1日将公司交付于受让人，之前受让人可以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会议记录的时间为2014年3月22日，参会人员为甲方黄道荣、乙方叶青、丙方钟庭昌、中间人干阿明，会议主题为关于同意退还钟庭昌先生部分设备资产及钟庭昌先生退出凯信股份的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同意钟庭昌的10%股份按原价转让给黄道荣。被告凯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因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即便系真实的，也只能证明签署过这一系列材料，对于是否按照协议履行及最终的履行结果无法证明；从工商登记看，钟庭昌仍为登记的股东，若已经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20年7月10日，黄道荣就案件相关事实至本院接受调查，其陈述：其于2011年5月向原告李银友借款60万元，原告通过转账交付给其；对原告提交的2011年5月7日的借条及该借条上于2014年5月8日手写的内容、银行转账凭证、2018年4月15日的还款计划书、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在还款协议书上加盖被告凯信公司的印章时，通过电话沟通取得了股东的同意，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故后补了一份证明；被告凯信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乐深公司、钟庭昌、众恒信公司，但钟庭昌于2014年退出股东身份，形成了《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凯信公司会议记录、《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退还钟庭昌先生全部设备资产及退出股东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6399万元已经通过公司账户支付给钟庭昌；会议记录上签字的叶青系众恒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其配偶的哥哥；因钟庭昌系台湾人，有政策优惠，按照政策需要满十年才能进行股权变更，后因双方发生矛盾，钟庭昌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其，最后钟庭昌撤诉。原告李银友对黄道荣在本院形成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黄道荣的陈述可以证明被告为本案原告提供担保系经过其股东商议，担保合法有效。被告凯信公司认为，钟庭昌退出凯信公司股东身份只有黄道荣的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请法院认定，对其他内容无异议。在诉讼中，本院向双方当事人明确，对于黄道荣陈述的凯信公司与钟庭昌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本院将直接调取笔录等内容，对于钟庭昌在该案的陈述，本院直接进行核实，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通过内网人民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调取了(2015)苏中商外初字第00027号原告钟庭昌与被告乐深公司、浙江精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实公司）、凯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起诉状、笔录、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在该案中，钟庭昌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乐深公司、精实公司支付钟庭昌人民币8401214.9元及利息214196.45元；2.判令被告乐深公司支付违约金320万元；3.判令被告精实公司支付违约金320万元；4.判令被告凯信公司对被告乐深公司、精实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凯信公司系钟庭昌与李金明、顾建新于2003年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011年，原告与乐深公司、精实公司协商凯信公司资产重组和股权变更事宜。为此，2011年4月29日钟庭昌与黄道荣签订了《苏州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虽经钟庭昌多次催讨，三被告未向钟庭昌支付任何设备款。至2014年3月，钟庭昌与三被告达成《会议纪要》，决定将钟庭昌转让的设备按原价退还钟庭昌，钟庭昌退出新凯信……”。在该案2016年5月24日的开庭笔录中，乐深公司、精实公司、凯信公司共同辩称，原告起诉的主要证据是退还设备和退股协议，该协议是无效的。2016年7月11日，钟庭昌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起诉。上述事实，由原告李银友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还款计划书、证明、（2019）苏0507破7号民事裁定书、债权核定通知书，被告凯信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本院通过内网调取的(2015)苏中商外初字第00027号起诉状、笔录、民事裁定书等材料，以及调查笔录、质证笔录、当事人庭审陈述相互印证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李银友请求确认被告凯信公司为黄道荣向借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合法有效，其提交了盖有被告凯信公司印章的2018年4月15日《还款计划书》及2019年11月11日的证明一份。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黄道荣系被告凯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乐深公司系凯信公司持股50.79%的股东，而黄道荣系乐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持股67.50%的股东，故黄道荣系被告凯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被告凯信公司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黄道荣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原告李银友的庭审陈述，其知晓黄道荣系被告凯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应对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或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但其确认在2018年4月18日被告凯信公司为黄道荣提供担保时未形成股东会决议等书面材料。其三，根据原告李银友陈述，其知晓钟庭昌因退出被告公司发生诉讼纠纷，但钟庭昌一直为被告凯信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原告知晓被告凯信公司内部股东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其更应要求被告凯信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其四，虽然原告李银友提交了由众恒信公司、乐深公司盖章的证明，以证明被告凯信公司提供担保时经过凯信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但该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系本院受理被告凯信公司破产清算后出具，证明上盖章股东的事后追认行为将损害公共债权人的利益。其五，原告李银友提供的证明上仅有被告凯信公司登记的股东乐深公司（持股比例50.79%）、众恒信公司（持股比例16.93%）盖章，而乐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道荣，黄道荣持有乐深公司67.50%的股权，故乐深公司在凯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股东会中应回避，享有表决权的股东应为众恒信公司（持股比例16.93%）和钟庭昌（持股比例32.28%）。虽然原告李银友主张钟庭昌的股权已经转让给黄道荣，但钟庭昌因凯信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曾于2015年起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双方对股权转让的效力存在争议，且该案最后由钟庭昌撤回起诉，该案对于钟庭昌的股权转让问题未形成最后结论，且自撤诉裁定出具之日至今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被告凯信公司登记股东仍为钟庭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赋予债权人对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担保的前提下，对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借此保障公司内部小股东权益和公司意思表示形成机制效力。钟庭昌至今仍为公司股东，但出具确认债权文件时，原告并未要求相应股东出具同意文书或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形式审查义务未履行。即便钟庭昌已转让股权，但不能改变原告未履行审查义务的性质。原告如谨慎履行该义务，也将应将工商登记的股东钟庭昌作为应征求意见的范围。因此，钟庭昌是否实质转让股权，与本案审理结果无必然联系，本院在本案钟不予审查。综上，原告李银友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相应主张，原告应当承担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银友的全部诉讼请求。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8502.5元，由原告李银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数额由本院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3日内，在区分财产类和非财产类案件并结合当事人上诉请求数额计算出应预交的上诉费用，并向上诉人催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0×××76。审 判 员 徐永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丁雯雯书 记 员 杜鸿杰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