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行终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涛，男，196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委托代理人：李海华，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关洁萍，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法定代表人：王前防，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乔杰，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晓菊，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德涛诉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白塔办事处)给付征收补偿款一案，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辽0104行初9号行政判决，张德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7）辽01行终859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1日作出（2018）辽0104行初275号行政判决。张德涛不服前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2日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张德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海华、关洁萍，白塔办事处委托代理人孙晓菊、乔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张德涛系沈阳市浑南区白塔镇苏家岗子村村民。1999年8月15日，原告张德涛与苏家岗子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养鱼池承包合同，承包苏家村水面10.4亩，并取得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2007年9月27日，原告张德涛担任沈阳市苏家观赏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涉案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对原告所有的地上物实施征收，被告与原告针对养鱼池地上物及鱼类补偿签订了补偿协议。2010年12月12日，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A-099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6号卷），协议记载因全运南路项目建设需要对原告10.4亩鱼塘的进行征收，并经辽宁艺成房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辽艺评字[2010]第0387号评估报告，评估附属物及机械设备价款67585元（包括鱼池周边榆树、梧桐树、玉竹、水井、护栏、投料机、增氧机），被告对鱼塘周围附属物及机械设备价款67585元、鱼打捞费31200元、精养池水面55272元予以补偿。2011年1月25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A-101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7号卷），协议记载因全运南路项目建设需要，辽宁中资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热带观赏鱼作出辽中资房评报字（2010）第C114号估价报告，评估热带观赏鱼（包括银龙、金龙、红眼战船、黑眼战船、红尾招财猫、珍珠缸、虎皮鸭嘴、鹦鹉、额头六间、九间、青筋龙、辣椒红龙、飞凤、巴西龟、清道夫、泰国虎、海象、铅笔共计60358尾鱼类）总价值11347030元，依据会议纪要，按热带观赏鱼总价40%给予补偿，补偿总款11347030元×40%＝4538812元。2011年3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A-102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8号卷），协议记载因全运南路项目建设需要，辽宁艺成房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的辽艺评字[2011]第0077号评估报告对附属物及机械设备进行评估总价款231525元（包括热风炉、锅炉、过滤泵及损耗、过滤筐及损耗、沙头、过滤棉、鱼缸及损耗、铁制鱼缸架、增氧阀、增氧管、温度计、暖气片及损耗、给养泵、增氧泵、多项插排、电线、照明灯、发电机、潜水泵、冰柜、氧气瓶、配电盘、水泥鱼池），并按评估价值予以补偿。同日，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A-103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9号卷），协议记载因全运南路项目建设需要，辽宁中资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锦鲤作出辽中资房评报字（2011）2012号估价报告（包括锦鲤种鱼320尾、观赏锦鲤16000尾、锦鲤59000尾）总价值6482000元，依据会议纪要锦鲤补偿款按总价30%给予补偿，锦鲤补偿总款6482000×30%＝1944600元予以补偿。2012年9月4日原、被告签订协议号为苏A084耕地地上物征收协议（拆迁2011-234号卷），协议记载因村屯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对原告动力电30KW予以补偿33000元。上述补偿款原告张德涛均已领取完毕。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10.4亩室外鱼塘的凤尾锦鲤在搬迁过程中是否已经得到经济补偿。因全运南路项目建设需要实施拆迁时，原告张德涛被征收的土地包括其承包的10.4亩室外鱼塘和室内鱼塘。2010年12月至2013年9月原告与被告共计签订六份征收补偿协议，补偿事项包括热带观赏鱼、观赏锦鲤、室内外鱼塘附属物及机械设备、鱼打捞费、精养池水面费、产权调换房屋等。原告已经领取了补偿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原告提出原被告对10.4亩室外鱼塘的附属物及机械设备、鱼打捞费、精养池水面费的补偿签订了编号为A-099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6号卷），但对于10.4亩室外鱼塘内的观赏鱼锦鲤未签订补偿协议，要求被告对室外鱼塘内的锦鲤给予补偿。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答辩称其已经完成了对原告10.4亩室外鱼塘的锦鲤的补偿，并提供了与原告签订的A-103无房产产籍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2010-179号卷），该协议的补偿事项包括锦鲤种鱼320尾、观赏锦鲤16000尾、锦鲤59000尾，被告已经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原告在签订了六份征收补偿协议后即完成了搬迁行为，搬迁时亦未对补偿事宜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对被告提出的答辩意见及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对其10.4亩鱼塘凤尾锦鲤搬迁损失进行补偿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德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上诉人张德涛上诉称：一、A-103协议和A-099协议是针对两块土地补偿而签订的，分别是室外鱼塘和厂房（室内鱼塘），两地相距1公里，两份协议签订时间也不同。如果A-103协议对锦鲤的补偿包含了室外锦鲤，应该在A-099协议中予以载明，A-103协议中也没有载明是否包含室外鱼塘锦鲤。政府对补偿的鱼的数目是需要现场核定的，10.4亩室外鱼塘先动迁，很快就推平修路了，相隔几个月之后室内鱼塘才动迁，被上诉人主张室内鱼塘补偿包含室外鱼塘的锦鲤补偿，其如何对已经动迁的10.4亩室外鱼塘现场核定数目，是10.4亩鱼塘动迁时已经核定，还是在室内鱼塘动迁时估算？又依据什么认定包含室外鱼塘的锦鲤补偿？被上诉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二、本案动迁背景是为了迎接全运会，上诉人系苏家岗子村主任，自家建设和投资养鱼的场地和设备是全村最大的，动迁时领导让上诉人带头动迁。且在本村动迁前，张宇亮（服刑）在高山村养殖的5千条锦鲤补偿了1800万元，在白塔地区引起震动，本村是全省最大的观赏鱼养殖基地，村里各家商谈动迁时都要求参照高价补偿。区领导让上诉人先不提鱼补偿问题配合政府动迁，否则将加大动迁难度，故养鱼池补偿协议就先没做锦鲤的补偿，只将10亩鱼塘水面和打捞费用补偿就动迁了，领导口头承诺补偿最低600万元，鱼塘内的锦鲤让上诉人自行处理，待区里涉及锦鲤动迁补偿问题平稳后，再补偿。2011年后，区里很多领导和动迁人员被纪委调查，上诉人也配合调查，导致寻求补偿事宜被耽搁，直至2014年信访。三、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动迁室外鱼塘时雇佣捞鱼的和买鱼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室外鱼塘存在锦鲤及其数量。上诉人也积极向法院说明观赏鱼养殖方式，鱼池建设需要考虑投放鱼的数量，鱼池利用率要最大化考虑，A-103协议中，室内鱼池建设的数量和面积，评估报告非常明晰，动迁人员核定鱼的数目和鱼池面积是成比例的。动迁补偿中包含鱼池建设面积和数量，可以进一步说明，上诉人不可能出现有建完的鱼池闲置不养鱼，因此，A-103协议补偿的鱼不包含室外鱼塘的鱼。同时，10.4亩鱼塘中，上诉人主张的锦鲤数量也与鱼塘容积成比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白塔办事处答辩称，一、本案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已经完全履行了征收补偿职责，上诉人已足额收取了补偿款，不存在上诉人所诉请的补偿款，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2010年涉案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对上诉人所有的地上物征收补偿事宜，经上诉人与答辩人协商一致后，分别于2010年12月12日、2011年1月25日、2011年3月17日签订了四份拆迁补偿协议，分别就上诉人的附属物、鱼打捞费、精养水面、热带观赏鱼、附属物及机械设备、锦鲤进行了评估补偿，对于补偿事宜上诉人认可，并足额领取的补偿款，答辩人已完全履行了征收补偿职责，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诉求的补偿事宜，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依据补偿惯例和征收常理，上诉人的诉请也不成立。在已履行的补偿事项中的打捞费，精养水面、机械设备和锦鲤均存在与原告本诉主张相关联，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收取几千万元补偿款的同时，遗留部分补偿款未主张不符合征收补偿常理和惯例，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主张的凤尾锦鲤的补偿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主张凤尾锦鲤的补偿要求不能成立：第一，本案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就锦鲤补偿已达成一致，并履行完毕；第二，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由此可见，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给付凤尾鱼补偿的事实，上诉人主张的补偿款无证据证明，且无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三、本案不存在给予凤尾观赏鱼搬迁补偿的事实。本案在征收过程中，答辩人与上诉人一共签订了四份征收补偿协议，分别针对观赏鱼、附属设施等，在对观赏鱼进行搬迁补偿时，上诉人已向征收部门提供了本案其主张的承包合同，涉案观赏鱼均包含于本案全部已履行合同项下，上诉人无依据其存在漏项的事实，主要理由是：第一，针对观赏鱼双方即已进行了核量和补偿，同时还给予了上诉人鱼打捞费、水面的补偿，针对上诉人主张的滩涂养殖内的鱼是打捞后，给予的评估搬迁补偿，如果存在漏项应有书面的记载，否则，上诉人不可能让答辩人对涉案地上物进行拆除，在无漏项记载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漏项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第二，上诉人并未提供其养殖凤尾锦鲤购入鱼苗的凭证，无法证明其主张存在；第三，依据征收流程，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之间是协议征收，只有双方对全部涉案地上物进行补偿完毕的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拆除地上物，按征收惯例本案不可能存在漏项；第四、本案如果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承包池内鱼塘未予补偿，那么就不可能给予上诉人附属物（鱼池周围及增氧、机投料机、水井、护栏等）补偿，也不可能存在打捞费和水面的补偿，该部分补偿均为上诉人涉案诉请范围内的补偿事项，观赏鱼的补偿远远高于上述财产，上诉人放弃不予补偿而同意搬迁明显不符合征收常理。故本案观赏鱼的搬迁补偿已在179号补偿协议补偿完毕。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已完全履行了补偿职责，不存在上诉人所诉请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在（2017）辽01行终85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王萍和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堡镇苏家岗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三份，张德涛和王萍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1份，证明179号协议所涉的补偿对象占用的室内养鱼房，该场地及房屋为王萍从村委会承包取得，而后又转租给上诉人；该三份承包协议与179号协议的补偿内容所指的对象与上诉人主张的赔偿无关联性，不是同一地址，不是同一对象，亦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赔偿包括在179号协议中无事实依据。本院向被上诉人调取了王萍的补偿卷宗10A175号卷并复印了该卷中的部分内容。本院另调取了张德涛179号卷中评估对象的2张照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德涛申请证人张某、郭某、聂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室外鱼塘锦鲤未得到补偿。经质证，本院对王萍和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堡镇苏家岗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三份、张德涛和王萍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郭某、聂某、王某参与了张德涛家的征收核量工作，故对三人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张某参与了179号卷中锦鲤和176号卷中室外鱼塘养殖用的附属物等的核量，其作证称179号卷中的锦鲤是养殖场内的鱼，不包含其他地方的鱼，室外鱼塘捞鱼和室外鱼塘地上物核量不是同一时间，室外鱼塘捞鱼时其在现场，没有核量鱼塘的鱼，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张某的证言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06年10月7日，张德涛与王萍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王萍将苏家岗子村观赏渔养殖基地内7个鱼房，建筑面积约7000余平方米承包给张德涛。2010年7月1日，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政府发布拆迁公告，对白塔街道和桃仙街道的火石桥、莫子山等18个村实施拆迁，案涉地块位于拆迁范围内。王萍的补偿卷记载，辽宁艺成房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受沈阳市东陵区白塔街道拆迁管理办公室委托，于2010年7月对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苏家岗子村沈阳市蓝海洋观赏鱼养殖中心及沈阳市东陵区玉萍种植园所有的建筑物、附属物及种植物进行评估，该评估报告中含有7个养鱼厂房，共612×5+952×2=4964平方米，附属物中包含鱼池2253.6立方米，该评估报告中不包含鱼。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一共签订6份补偿协议，其中第A-099号协议（对应拆迁卷2010-176）是针对室外鱼塘养殖用的附属物、鱼打捞费、精养水面的补偿。第A-101号协议（对应拆迁卷2010-177）补偿的是热带鱼60358尾，在王萍7个养鱼房中其中1个900多平方米房屋中用上诉人自建的水泥养鱼池（0.5×1.8×45米，1个）和鱼缸（2×0.9×0.5米，共328个）养殖。第A-103号协议（对应拆迁卷2010-179）补偿的是室内养殖的冷水观赏锦鲤75320尾，在王萍的其他6个养鱼房中用王萍建的养鱼池（2253.6立方米）养殖，上诉人养的鱼为库存商品鱼，等待出售，不需经常喂食，养殖密度较高。第A-102号协议（对应拆迁卷2010-178）补偿的是上诉人用于室内养殖的附属物及机械设备。另上诉人承包苏家村委会室外10.4亩鱼塘，鱼塘最深处3.5-4米，最浅处2米，养的凤尾锦鲤，动迁时规格为15-23厘米，2010年10月，由安刚打捞，共26700斤，出售给王永江，A级17000尾，每尾145元，B级23300尾，每尾115元，合计40300尾，共5144500元，因死亡严重，最终以3600000元分四次结清。该室外鱼塘的凤尾锦鲤未予补偿。2018年3月8日，本院咨询了水产方面专家，其称在本案的养殖条件下，1立方米可以养殖33条179号卷中的锦鲤，1立方米养殖180条177号卷中的热带鱼确实有点多，但因上诉人称其养鱼技术高，而且是商品鱼，只在鱼缸中养几天然后出售，这也不好说。另外，在室外鱼塘养鱼，一般观赏鱼1亩产量不会超过2千斤，但这只是经验数据，也可以有更高产值。但这种养殖条件每尾卖145和115元绝对高，30-40元每尾比较合理。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德涛室外鱼塘的锦鲤是否漏补。第一、2016年3月24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曾自认“原告主张的搬迁损耗费用没有给付，事实存在”。第二、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主张的室外鱼塘锦鲤已在第A-103号协议（对应拆迁卷2010-179）中得到补偿，但179号卷宗所附的补偿对象的照片明显是室内鱼池，并非室外鱼塘。第三、证人张某参与了179号卷中锦鲤和176号卷中室外鱼塘养殖用的附属物等的核量，其作证称179号卷中的锦鲤是养殖场内的鱼，不包含其他地方的鱼，室外鱼塘捞鱼和室外鱼塘地上物核量不是同一时间，室外鱼塘捞鱼时其在现场，没有核量鱼塘的鱼，该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张德涛室外鱼塘的锦鲤没有如被上诉人所述在179号卷中一并补偿。第四、上诉人所述鱼的养殖情况基本符合常理，虽然热带鱼养殖密度较常规偏高，但考虑到上诉人养鱼多年，技术比较成熟而且其养的是商品鱼，故不能否认其真实性。第五、本案系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纠纷，征收时行政机关应就被征收人所有补偿事宜在一份补偿协议中解决完毕，而本案上诉人签了六份补偿协议，其中179号卷的协议补偿对象不明确，已签订协议是否涵盖了所有补偿事项也不确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在被上诉人，现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对室外鱼塘的锦鲤已予补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本院认为张德涛室外鱼塘的锦鲤确实漏补。被上诉人应当给付上诉人室外鱼塘锦鲤搬迁损失费的数额。上诉人自述“室内是大鱼、商品鱼、成鱼，鱼塘里养的是小鱼”，结合安刚、王永江证言、179号卷中室内养殖锦鲤的评估价及水产专家意见，本院酌情认定上诉人室外鱼塘养殖的锦鲤40300尾，每尾40元，共计1612000元。根据2010年10月18日浑南新城联席会议纪要，锦鲤的搬迁补偿标准按评估价值20%-30%给予补偿，比照179号卷中锦鲤30%的补偿标准，故被上诉人应当给付上诉人锦鲤搬迁损失费的数额为1612000×30%=483600元。关于补偿款利息问题。法律未明确规定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的期限，故可参照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行期限60日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在发布拆迁公告的时间2010年7月1日后120日（签订补偿协议60日+给付补偿款60日）内即2010年10月29日前给付上诉人补偿款。被上诉人未在该期限内履行补偿职责，上诉人对该部分款项必会产生利息损失，故应从2010年10月30日起计算补偿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故上诉人的利息损失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据此，上诉人的利息损失应自2010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04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二、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张德涛锦鲤搬迁补偿费4836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83600元为基数，自2010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由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办事处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玺联审判员  杨晓鹏审判员  董凤瑞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马乐书记员周蓉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