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8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纪珍，女，汉族，1955年1月12日生，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瑶，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界牌支行，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界牌镇界牌路界牌影剧院一楼。负责人：孙建中，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义，江苏金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耀，江苏金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纪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界牌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界牌支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1民初3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纪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1.案涉借款的主体是被上诉人而非吴晓军个人。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借款人处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并有负责人吴晓军的签字。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及交易习惯来看，借款人系被上诉人，如果仅仅是吴晓军个人借款是不需要被上诉人盖章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述印章系内部核算所使用，但该意见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另外，案涉借款整个业务流程有被上诉人的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不管从业务办理的过程还是借条本身来看，被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借款金额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认可上诉人提交的时间为2012年4月1日两张借条中的一张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有银行凭证予以证实。3.吴晓军的犯罪行为并不能免除银行方面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单位直接负责人的吴晓军追究刑事责任后，其以单位名义对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该单位仍应依法承担。上诉人的款项流动是依据吴晓军作为行长身份发出的指令作出，且从资金流向上看，资金最终落入银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个人开立在工商银行的相关账户，银行在事实上也是受益的，故银行民事责任不能免除。审理中，上诉人补充认为：1.一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未能充分保障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调查取证的合法权益；2.即使吴晓军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应当对吴晓军案涉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辩称：1.从一审的调查取证看，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是以律师身份通过正规手续向丹阳法院调取，一审在调查取证上不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2.从借款的主体看，四张借条很明显属于吴晓军个人的行为，而非被上诉人的行为。虽然有两张借条上盖有核算事项证明章，通过（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系吴晓军的个人犯罪行为，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另外两张借条也没有被上诉人任何印章，且（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案件已经明确判决对盖有核算事项证明章的750万元在刑事案件中追缴，所以本案的借款主体并非被上诉人。3.对于2012年4月1日的两张200万借条很明显可以看出就是一张，上诉人不能以有银行转账400万来倒推应该有400万的借条，而且陈纪珍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的第三页明确陈述“现在我认为他欠我的总金额就是四张借条的金额1200万元”，所以也能推断出有张200万元借条根本就不存在。4.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遗漏“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规定，（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案件中已经明确借款系吴晓军个人行为，而非以银行的名义借款，银行也没有向个人借款的业务，且通过款项的交付、利息的支付很明显属于上诉人与吴晓军之间的交易，也不构成以单位名义。5.吴晓军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提供的5张借条中很明显有“借到”两字，与上诉人认为的存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吴晓军并没有向他人借款的职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陈纪珍向一审法院请求：1．要求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偿还借款本金1400万元；2．要求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支付逾期利息（其中第一笔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15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第二笔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2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起止、按年利率24%计算；第三笔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2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起止、按年利率24%计算；第四笔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7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起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4日，吴晓军作为借款人向陈纪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纪珍现金人民币500万元整，按每天5000元计息。该借条借款人处加盖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同日，陈纪珍向案外人宦华栋转账500万元。2012年1月11日，吴晓军作为借款人向陈纪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纪珍现金人民币250万元整（华东三省一市汇票25061484），按每天2500元计息。该借条借款人处同样加盖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2012年4月1日，吴晓军作为借款人向陈纪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纪珍现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同日，陈纪珍向案外人袁锁平转账400万元。2014年1月6日，吴晓军作为借款人向陈纪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有吴晓军向陈纪珍借款250万元，如逾期未还借款人自愿每天按本金金额5‰支付滞纳金，直至还清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为止。吴晓军还在该借条中书写，借陈纪珍汇票一份，计250万元整，00100041，21696932。另查明，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于2011年8月25日将负责人从张扬变更为吴晓军，于2014年11月24日将负责人从吴晓军变更为周进涛。2013年8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任命吴晓军为支行营业部主任，免去其界牌支行副行长职务。再查明，一审法院（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判决查明：“被告人吴晓军1992年8月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工作，2010年至2014年1月，先后担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信贷员、界牌支行行长、丹阳支行营业部主任。期间，被告人吴晓军明知银行员工不得参与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非法活动，以帮助企业转银行贷款等为名，以支付月利息2分至3.6分不等的利息，通过出具借条、银行转账等方式，以本人名义，先后向蔡群、姚盛忠、刘正明、陈纪珍等18人吸收存款合计人民币2.0534亿元，将该款打入其控制的银行卡或直接让蔡群等人将款汇至其指定的账户或银行卡。”该判决认定“被告人以帮助企业转贷等为名，以支付高息为诱饵，用个人名义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公众存款，且将款项打入其指定的企业账号或银行卡，扰乱金融程序，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故提出其行为代表单位，目的均是为了完成银行的各项考核任务，受益人是被告人所在的单位，其只是吸收了客户资金没有入账而已的辩护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人吴晓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吴晓军退赔经济损失人民币1.4775亿元（其中蔡群11685万元、姚盛忠1000万元、刘正明100万元、孙兰花200万元、陈小明900万元、徐金龙140万元、陈纪珍75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的成立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有款项实际交付。首先，陈纪珍据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是借条，其中陈纪珍主张的2012年4月1日的400万元，陈纪珍提供了两份一模一样的借条，且称均系原件，根据常识判断，不可能存在两份一模一样的借条原件，因此，对于2012年4月1日的借条一审法院仅对其中的一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陈纪珍提供的四张借条的形式看，是常见的民间借贷的借条，尤其是2014年1月6日的借条是格式借条，均非正规的银行储蓄存款凭证；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款人均是吴晓军，并非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行文中也无法看出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有向陈纪珍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有两张借条加盖了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核算事项证明章，但该章并非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公章，仅是作为内部事项核算所使用，仅从盖章无法证明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对借款事实的认可。其次，从陈纪珍提供的交付凭证来看，其中有900万元系陈纪珍向案外人转账汇款，另外的500万元是吴晓军收取的陈纪珍的承兑汇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并未收取陈纪珍主张的1400万元中的任何一笔款项。因此，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陈纪珍认为，吴晓军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其代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所作出的民事行为应当由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从案涉借条的形式及内容分析，案涉四张借条的借款人为吴晓军，并非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借条中无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公章，亦无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使用借款的意思表示；从借款目的及履行行为来看，吴晓军陈述，其借款的用途有帮助企业或个人偿还到期贷款、作汇票保证金、冲刺月末存款数等方面，目的是为了在其任职期间单位考核指标比其他行高，自己及全体员工绩效工资能多得，其日后得到晋升机会较多。根据吴晓军上述陈述以及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交付及使用的对象均非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而是其他相关主体，案涉借款并非基于银行的经营行为而产生，而是为了其他相关主体的使用及吴晓军个人目的而形成。因此，吴晓军的行为并非是以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个人承担。综合本案事实，陈纪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清楚在银行办理储蓄存款的流程。陈纪珍将款项出借给吴晓军，看中的是吴晓军银行行长的身份以及吴晓军具有比一般人了解更多资金需求方的信息平台，目的是为了通过出借款项获取高额利息，这从借条中约定的利息也能看出来。另外，从公安机关对吴晓军所作的笔录中可以看出，陈纪珍与吴晓军的借贷往来不止本案所涉的四笔，吴晓军称持续向陈纪珍支付过利息，也偿还过本金，虽然庭审中陈纪珍对于吴晓军是否支付利息含糊其辞，但如果吴晓军从未支付过利息，陈纪珍不可能多次将款项出借给吴晓军。一审法院（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判决认定，吴晓军以帮助企业转贷等为名，以支付高息为诱饵，用个人名义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公众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晓军提出的其行为代表单位，目的均是为了完成银行的各项考核任务，受益人是其所在的单位，其只是吸收了客户资金没有入账而已的观点未予采纳。依据上述刑事判决，对于吴晓军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吴晓军向陈纪珍等人退赔。陈纪珍在该刑事判决生效后，再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坚持主张吴晓军系代表银行从事案涉借款行为，并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该刑事判决，因此，陈纪珍本案中的诉讼主张与该刑事判决认定不符，不能成立。关于陈纪珍主张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客户及资金安全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内部管理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理涉。综上，对陈纪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纪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1.吴晓军向陈纪珍借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2.如果吴晓军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吴晓军向陈纪珍借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陈纪珍诉请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承担责任的事由是：吴晓军向陈纪珍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代表工商银行所作的民事行为应当由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承担责任。另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客户及资金安全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内部管理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陈纪珍的诉请理由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加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借条的效力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首先，陈纪珍在2011年12月14日、2012年1月11日出借款项时，吴晓军系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吴晓军作为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负责人依法可以代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办理吸收公众存款业务。陈纪珍在本案中主张2011年12月14日的第一笔款项系其到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将500万元的票据交付吴晓军，系存款行为，吴晓军出具借条并加盖银行印章，系履行职务行为。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陈纪珍陈述其将500万元票据带到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并将票据交付吴晓军，但其提供的付款凭证为2011年12月14日转账给案外人宦华栋500万元的个人业务凭证。陈纪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且相互矛盾，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对其主张的2011年12月14日将500万元票据交付吴晓军的事实不予采信。另外，陈纪珍提供的2012年1月11日的借条未能提供该款项存入其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证据，且未能提供该款项被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占有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陈纪珍主张该款项为向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存款的事实不予采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予以公告。”根据陈纪珍提供的2011年12月14日、2012年1月11日的借条，其和吴晓军约定借款利息为“按每天5000元计息”、“按每天2500元计息”，该计息方式折算的利率明显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的上限，不能认定吴晓军系代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履行吸收公众存款职责。第三，陈纪珍认为吴晓军在借条上加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系履行银行负责人的职务行为。但是，该印章系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内部使用印章，且使用印章的意思表示不能仅仅依据印章决定，而应当依据使用印章之人的意思表示而定。陈纪珍认为其向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存款，但其主张的存款并未存入其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账户，而是转账支付给案外人，不能认定陈纪珍与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存款业务关系。故吴晓军在借条上加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的行为并非代表工商银行，而是其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负责人权利的表现，该行为对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对此不应对陈纪珍承担民事责任。第四，根据一审当事人提交的吴晓军在公安侦查阶段进行的询问笔录，吴晓军陈述其一直偿还借款利息至2013年，且在2013年9月偿还陈纪珍850万元，并要求陈纪珍返还盖有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的借条。陈纪珍对吴晓军的上述陈述未能作出明确回应，仅以其记忆不好予以搪塞，明显有违诚实信用，且结合（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判决的认定，上述款项已由吴晓军偿还，陈纪珍再以加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的借条主张债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未加盖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任何印章的借条效力问题。吴晓军虽曾系工商银行界牌支行的负责人，但从吴晓军向陈纪珍出具借条以及陈纪珍向案外人转账来看，该行为与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并无关联，不能认定吴晓军系代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履行吸收公众存款职责，且结合（2014）丹刑初字第688号刑事判决的认定，上述款项系吴晓军用个人名义吸收公众存款，该行为不能代表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故陈纪珍认为上述借条是吴晓军履行职务的行为，应当由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二审中，陈纪珍认为，即使吴晓军不构成职务行为，其向陈纪珍借款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工商银行界牌支行仍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院认为，陈纪珍与吴晓军之间有多笔巨额借款，并约定了高额利息，陈纪珍作为上述借款的出借人却在一审中陈述其不清楚银行存款、贷款利率，明显有违常理；陈纪珍认可吴晓军有支付利息及偿还本金，却以不知付款人是谁、记忆不好等理由予以搪塞，且陈纪珍未能提供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有任何偿还借款本息的证据，不能说明吴晓军有代理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向陈纪珍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吴晓军有代理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向陈纪珍借款的意思表示，且陈纪珍与吴晓军约定高额利息，既远远高于存款利息，甚至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限制，陈纪珍具有收取高额利息的意图，不能认定陈纪珍具有善意。故陈纪珍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2年4月1日借条真实性问题。本案中，陈纪珍请求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承担责任，因工商银行界牌支行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该借条是否真实的问题本院不予处理，陈纪珍可在另案中另行主张。关于工商银行界牌支行是否需对其内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问题。陈纪珍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纪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由陈纪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晓东审判员  朱宝华审判员  沈 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韦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