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6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兴华，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江，江苏真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义，男，197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上诉人吕兴华因与被上诉人陶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庆东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2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江、被上诉人陶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兴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谷里劳保所支付的劳务费21000元包含在已付款项106000元中，是错误的。首先，案外人陈良兵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28日，在双方结算时，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39000元，在2019年1月底和2月初时，上诉人通过谷里劳保所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1000元，其后又于2020年1月25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5000元，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3000元。一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案外人陈良兵出具的结算凭证时间系倒签，并提供了一份与案外人的录音进行佐证，上诉人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而一审法院仅凭陶义的单方陈述来认定该结算凭证中的时间系倒签，从而认定在已付款106000元中包含21000元，是完全错误的。案涉工程发包方是谷里大生农业公司，当地街道办事处也有部分股份，总包方是南通路桥公司，总包方将相应的塑料大棚种植槽工程分包给了蒋圣宁，蒋圣宁是以江宁区砖墙建筑公司的名义进行分包的。本案中吕兴华与案外人陈良兵均为蒋圣宁因该项目招来的员工，吕兴华负责现场，陈良兵负责安排材料、工人工作以及劳务费用，蒋圣宁后来把相应的劳务转包给了被上诉人陶义，蒋圣宁分包的工程有7、8个施工队。吕兴华与陶义本来不认识，是因为该工程才产生一些关系，陶义、吕兴华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错了。因为分包的项目是2018年5月底结束了，当时共有8家施工队和陈良兵进行结账，相应的账目均已结清，但是陶义的施工队说一直没有结清，大概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大生农业公司倒闭了，工人要工资，因为街道办事处参股的，通过结算由谷里劳保所给陶义支付21000元的劳务费。施工结束后吕兴华是在现场进行善后工作的，因为劳保所的款项迟迟没有打到陶义的账户上去。2019年2月份陶义找到吕兴华，吕兴华当时在总包方南通路桥的办公室里签下了案涉承诺书，写明如果账不清楚不承担责任，指的就是谷里劳保所的账要在所有费用结清才付款。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倒签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陶义的诉讼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3000元，并且这3000元也应当是由蒋圣宁来支付。陶义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陶义不认识蒋圣宁，当时在工地上负责的就是吕兴华，其亲自写的承诺书。一审法官也和上诉人的外甥陈良兵核实过这个事情了，是陈良兵和陶义进行结算的。谷里劳保所的回复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闹事，所以政府代发的工资。陶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兴华支付劳务费2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义带领工人在江宁区谷里大生农业提供劳务，经结算，劳务费合计145000元，双方确认已付106000元。2019年2月3日，吕兴华签字确认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有陶义（32012319770506081X）在谷里大生农业做劳务的工资，本人吕兴华承诺对完账后于2019年4月底结清，如果账不结清不承担责任。”另查明，陶义于2019年1月底2月初收到谷里劳保所支付的案涉项目对应的劳务费21000元。吕兴华于2020年1月25日支付陶义劳务费15000元。案件审理中，对于双方争议的已付款项106000元中是否包含21000元的问题。陶义提交由案外人陈良兵出具的结算凭证，载明：“今有陶义在大生大棚及国花园清工包工合计工资壹拾肆万伍仟元整，已付壹拾万陆仟元，下欠人民币叁万玖仟元整￥39000；结算人：陈良兵；2018.12.28”。陶义称该份结算凭证载明的时间“2018.12.28”系倒签，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9月，故已付款项106000元包含该21000元，并提交其与陈良兵的通话录音一份。吕兴华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释明后，询问吕兴华是否申请对结算凭证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吕兴华表示不申请，同时对于已支付的106000元，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的组成明细。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双方之间就劳务形成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陶义在大生农业提供劳务，经结算，劳务费总计145000元，已付106000元。吕兴华出具承诺书，承诺对账后于2019年4月结清劳务费，应按约履行。关于通过谷里劳保所2019年1月底2月初支付陶义的劳务费21000元，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的问题，陶义陈述结算凭证载明的时间系倒签，结算凭证系吕兴华出具承诺书之后形成的，已付款项106000元中包含21000元；吕兴华抗辩已付款项106000元中不包含争议的21000元，其对已付款项106000元的组成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已付款项106000元的具体组成，且经法院释明也不申请对结算凭证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对吕兴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陶义要求吕兴华支付剩余的劳务费24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吕兴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陶义劳务费24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吕兴华陈述，陈良兵与吕兴华是亲戚。陈良兵负责结账，吕兴华于2018年5月份工程结束之后在工地负责善后，陶义找到吕兴华，吕兴华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吕兴华要求陶义和陈良兵把工程量算好，账结好。陶义陈述，陶义是通过许义兵介绍到大生农业干活的，开始是许义兵从吕兴华等人手上接的活，2017年过完年，吕兴华让陶义跟着他干，当时干的活是砌沟渠和杂活，到2017年5月，陶义因为别的地方有活，就先走了，当时也没有结账。结算和测量是同一天，大概是2019年7月份在现场测量的，经过测量工作量直接算成了劳务费，一共是145000元。上述事实，有承诺书、结算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吕兴华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吕兴华是否应当向陶义支付劳务费24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吕兴华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一方提供劳务，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陶义应吕兴华的要求在大生农业工程项目中提供劳务，吕兴华对陶义与案外人陈良兵结算劳务费145000元，已付106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向陶义出具了承诺书，因此，陶义向吕兴华主张劳务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吕兴华上诉主张其并非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是蒋圣宁以江宁区砖墙建筑公司的名义进行分包的，其与案外人陈良兵均为蒋圣宁的员工，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即使其陈述属实，因吕兴华以其个人名义向陶义承诺结清劳务费，该承诺书也并未加盖相应公司公章或蒋圣宁签字确认，因此，陶义向吕兴华主张欠付劳务费，并无不当。吕兴华关于其并非适格主体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吕兴华是否应当向陶义支付劳务费24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吕兴华向陶义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为2019年2月3日，承诺书写明“今有陶义在谷里大生农业做劳务的工资，本人吕兴华承诺对完账后于2019年4月底结清，如果账不结清不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吕兴华在2019年2月3日出具承诺书时，双方并未就劳务费进行对账和结算。陶义主张陈良兵出具的结算凭证记载时间“2018.12.28”系倒签，其与陈良兵结算劳务费的实际时间为2019年7月，一审中其也提供了陈良兵的录音予以佐证，因此，陶义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本案双方争议的款项为结算单中已付106000元款项是否包括谷里劳保所于2019年1月底2月初支付给陶义的21000元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陈良兵出具的结算凭证系在吕兴华出具承诺书之后形成，也在谷里劳保所支付陶义21000元劳务费之后，据此认定结算凭证中载明的已付款项106000元中包含该2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吕兴华上诉认为，结算凭证中记载的已付款项106000元中，不包含谷里劳保所支付的21000元，但并未提交其向陶义支付106000元的明细，以及不包含该21000元的证据加以证明，对其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吕兴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吕兴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庆东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