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9民终4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燕，女，1962年12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居民，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振宁，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男，1971年4月6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居民，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雨生，男，1964年6月14日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春燕因与被上诉人刘东、徐雨生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振宁，被上诉人刘东，被上诉人徐雨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燕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春燕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刘东、徐雨生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重要事实不清，评判意见错误。一审判决书第11页的审判意见中“要求后加入公司的股东被告徐雨生知晓未备案于工商登记的原告与被告刘东的代持股关系过于苛求”一段的叙述，源于一审对重要案件事实的错误和遗漏认定。首先，刘东、徐雨生二人是同时以股东身份加入京临公司，不存在徐雨生后加入公司的事实。其次，最为重要的是徐雨生在作为股东加入京临公司时，就已经明知刘东系李春燕股权代持人的基本情况，不存在徐雨生不知晓刘东代持股权的事实，李春燕向一审提交的出资证明书和2015年7月8日的章程已充分证明。代持股关系不属于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范围和登记业务，当工商登记的股权所有人与真实股权人不同时，股权归属应当以确凿证据证明的真实所有人为准。股权作为一项财产权益，在发生归属争议时，依法应确定股权的实际归属，不能直接完全以工商登记就确定股东对登记股权的处置权。现行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对隐名股东的实际股权给予法律保护，也说明股权争议的诉讼案件，不能完全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应查明股权实际所有人。名义所有人未经真实所有人同意或追认，其对股权的处分为无权处分。本案一审证据证明，刘东未向京临公司进行过股权出资、刘东名下股权为代李春燕持有，徐雨生明知刘东代李春燕持股、徐雨生未向刘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等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仍拒不纠正（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的错误调解内容，实为枉法裁判。2、一审未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刘东、徐雨生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徐雨生未向刘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刘东代持的股权也未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徐雨生不能参照财产善意取得的规定获得刘东代持的股权。根据案件事实和上述法律规定，李春燕有权追回自己的股权。一审对争议股权归属问题的评判，没有适用任何法律规定，据此作出的判决没有公正性和合法性。3、（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案件显然系刘东和徐雨生恶意串通进行的虚假诉讼。二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本转让协议收到第一笔付款之日生效”，一审已经查明徐雨生至今未向刘东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至今未生效。（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案件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经二人申请法院庭前调解，诉讼期间仅为6个工作日，致使法院未能查明客观事实，李春燕未能及时发现二人的恶意行为。该案的调解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刘东2017年10月28日出具的收条（该收条为1284号案件结案后，二人为应对本案而伪造）、徐雨生自己的诉讼理由陈述等都不一致，充分证明徐雨生和刘东之间存在违法利益交换，恶意欺骗人民法院对该二人之间不存在的所谓争议进行调解，以此在短时间内取得生效法律文书，达到侵占李春燕股权的违法意图。刘东答辩称：李春燕的诉讼请求是撤销生效民事调解书，是否代持股权不是本案焦点问题，认可一审判决及之前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徐雨生答辩称：1、李春燕与徐雨生之间存在多起纠纷案件，但李春燕从未提及股权代持控制关系，反而举出多份证据证明以前四位股东参加股东会，对公司的投资、发展意见有过相关表决的事实，故所谓代持股关系纯属李春燕虚构。2、李春燕与刘东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即便存在，徐雨生与刘东签订并履行的协议依然合法有效。徐雨生与公司合法登记在册的股东进行股权交易，并支付了合理对价，系善意相对人，李春燕主张的代持股行为不能对抗徐雨生与刘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综上，李春燕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李春燕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2、二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京临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春燕，股东为李春燕、徐雨生、俞捷、刘东四人，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李春燕12%、徐雨生85%、俞捷1.5%、刘东1.5%。2017年10月25日，被告徐雨生分别与其他三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刘东将持有京临公司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被告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徐雨生出具了收到京临公司1.5%的股权转让150万元的收条。因被告刘东未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被告徐雨生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徐雨生、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判令被告刘东协助办理京临公司1.5%的股权转让至被告徐雨生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被告徐雨生、刘东自愿达成协议“一、原告徐雨生与被告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被告刘东于2019年6月7日前协助原告徐雨生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将其持有的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5%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徐雨生名下”，一审法院以此调解协议作出（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2019年10月8日，原告以被告刘东代持其京临公司1.5%股权，原告系实际出资人和权利人，被告刘东无权转让代持有的股权；被告徐雨生明知被告刘东代持原告股权的事实，与被告刘东恶意串通非法诉讼，骗取了(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京临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李春燕、徐雨生、俞捷、刘东四人，原告、俞捷、被告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分别与被告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京临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徐雨生，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此事实予以了确认。（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是被告刘东将持有京临公司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被告刘东应当协助被告徐雨生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股权至被告徐雨生名下的协议义务。原告以被告刘东系其京临公司1.5%的股权代持股人，无权转让代持有的股权，请求撤销《民事调解书》，因原告与被告刘东的代持股权关系未备案于工商登记，对外不具有约束力，即便订立代持股协议，权利义务只在原告与被告刘东之间产生。要求后加入京临公司的股东被告徐雨生知晓未备案于工商登记的原告与被告刘东的代持股权关系过于强求，被告徐雨生与被告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刘东怠于履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双方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依照调解协议制作的民事调解书无可撤销的情形，故原告提出撤销（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春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春燕负担。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一、二审审理查明，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京临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由张洁、李春燕出资50万元设立，于2011年5月10日增资至3050万元。2012年12月28日，张洁、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张洁、李春燕）将其持有的66.67%的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雨生）；转让后，甲方（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乙方（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实际资本金投入比例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增加投入的3666.66万元由乙方（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京临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2013年4月14日，张洁将其在公司50%的股权折合1525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3年4月15日，京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决议：1.李春燕将公司32.13%的股权折合98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俞捷，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刘东；2.张洁将公司34.44%的股权折合102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3.转让完成后，徐雨生占公司股权65.57%（2000万元）、李春燕占公司股权21.31%（650万元）、张洁占公司股权6.56%（200万元）、俞捷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刘东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京临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为满足李春燕与徐雨生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徐雨生85%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李春燕与徐雨生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春燕将公司股权的19.43%（合计592.615万元）于2014年4月1日转让给徐雨生。2014年4月16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7月31日，京临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原公司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616.66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2.同意玉带河公司为新股东，实物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1400万元；3.由老股东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2216.66万元，并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实缴；4.注册资本实缴完成后，注册资本由3050万元变更为6666.66万元；增资完毕后，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比例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比例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比例21%。京临公司修正公司章程后，于2014年8月5日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的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9月16日，京临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2014年9月26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1657.5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4809.1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24.86%、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72.14%。玉带河公司退出后，为保障徐雨生的股权比例为85%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李春燕与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李春燕在京临公司的24.86%的股权中的12.86%折合857.5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同日，京临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2015年7月15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刘东、俞捷分别与徐雨生各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春燕、刘东、俞捷分别将自己在京临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徐雨生。其中，刘东与徐雨生的协议约定，刘东将其在京临公司的股权1.5%，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刘东于当日向徐雨生出具了收款收条。后因刘东未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徐雨生于2019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判令刘东协助办理京临公司1.5%的股权转让至徐雨生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徐雨生、刘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徐雨生与被告刘东于2017年10月25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被告刘东于2019年6月7日前协助原告徐雨生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将其持有的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5%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徐雨生名下”，一审法院以此调解协议作出（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上述2017年10月25日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京临公司未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现京临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出资情况仍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知，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外观依据。本案中，从京临公司的历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来看，自2013年4月起刘东即是公司登记在册并在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该登记具有公示力和对抗效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工商登记的真实性。李春燕主张刘东系为其代持股权且徐雨生对此明知，应由李春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从李春燕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审查认定的其他证据来看，无论是京临公司的公司章程、还是京临公司的股东会记录或决议、股东出资信息、股份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变更事项确认书等，均未提及刘东系为李春燕代持股权一事；而对于李春燕提交的《代持股权协议书》及《出资证明书》，刘东不认可协议书系自己所签，否认系为李春燕代持股权，该协议书及证明书的真实性存疑，即便该协议书及证明书具有真实性，亦只在李春燕与刘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内部效力，不能以此对抗外部第三人。故，李春燕所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徐雨生系在明知刘东系为李春燕代持股权的情况下与刘东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请求撤销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284号《民事调解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李春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晓玲审判员  李 明审判员  杨宇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维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