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4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村南1358号。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增，辽宁树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为阜新金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路中段。法定代表人：王军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新，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毕美娜，女，1963年11月22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毕美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6）辽0902民初1750号民事判决。判决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辽09民终5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民初1750号判决，将此案发回该院重审。2019年1月15日，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902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辽09民终599号民事裁定以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将此案发回该院重审。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辽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网络开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增，被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新、原审第三人毕美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封、扣押的财产（进口家具等物品）属于上诉人所有。2、请求停止对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财产（进口家具等物品）强制执行。3、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切诉讼费用。理由：被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第三人毕美娜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在诉讼过程中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做出了（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了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进口家具等物品。上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上诉人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后，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经院审判委员会集体研究讨论后做出了（2016）辽0902民初第17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涉的财产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辽09民终5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民初第175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又做出了（2018）辽0902民初第98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不服提出上诉，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以审判程序违法为由，作出（2018）辽09民终59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8）辽0902民初第98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又于2019年12月30日又做出了（2019）辽0902民初第257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不服提出上诉。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使用未经质证的证言作为证据违法，认定的事实也存在错误。在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另查，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证实，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与毕美娜有经营往来，毕美娜购买北京华夏**民俗文化限责任公司进口家具，毕美娜尚欠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货款”。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使用这一证言作为证据是违法的，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第一，所谓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实，是原审法院在审理（2018）辽0902民初第987号案件时，由承办法官在开庭后自行调取的、没有经过质证、（2018）辽0902民初第987号判决书中也没有使用这一“证据”。本案庭审中，法官提到这个证言，由于该证据来源不合法，法庭也没有进行质证。所以依据这样的“证实”认定的事实是不合法的。第二，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谁法庭没有调查，依据什么认定是实际控制人，而且连名字都没有！第三，从法庭宣读的“证据”中看不到是毕美娜购买了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口家具。如果原审法院认定毕美娜购买了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口家具，那么就可以说案涉的进口家具就是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从国外进口的。第四，这一证实没有说清楚是毕美娜个人购买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口家具，还是毕美娜作为股东的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购买了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口家具。合作经营如何又变成了购买？所以，原审法院企图利用这样的证言来说明是毕美娜个人购买了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口家具，查封的家具属于毕美娜个人所有。但同时这一证言还可以证明，案涉的进口家具是上诉人进口的，属于上诉人所有！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上诉人认为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上诉人提供的进口货物的进口关税缴款书、进口增值税款书、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经过比对，无论从名称到数量都无法与扣押物品一一对应，故不认定上述证据。上诉人认为，第一，原审法院没有组织当事人参与比对，是否比对了上诉人也不知情。第二，即使是不能“一一对应”，那么是一件都不对应，还是有对应的？有对应的就应当认定是上诉人进口的家具！用不能“一一对应”，就全盘否定上诉人的证据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又说，“原告提供的进口清单、照片，尽管与本院扣押物品清单、照片基本对应，……”。既然上面说了不能“一一对应”，怎么又基本对应，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基本对应的部分属于谁？三、上诉人尽到了全部举证义务，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案涉的扣押物品享有所有权。上诉人提供了包括报关单、关税缴款书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该扣押物品系上诉人进口，属于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也认为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中有关清单、照片与扣押物品基本对应。但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没有说明照片出处及照片形成的时间地点，对照片的来源无法认定，就认为上诉人举证不充分，不能确认扣押的家具属于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这样的逻辑思维，上诉人感到无语！对于这个问题，上诉人在开庭的时候己经说明，而且以前的诉讼中也多次说明了照片的出处和形成时间。上诉人进口的家具，上诉人拍照存档是很正常的事，上诉人如果不拥有这些物品，怎能拍下近千张的扣押物品照片！所以，是原审法院故意不釆信上诉人的说法，就简单的以举证不充分，否定上诉人的主张，无法让人接受。四、原审法院随意否定上诉人的证据于法无据。本案除了上面提到的证据外，还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家具交接签收单》，以及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证据。对于这些证据，原审法院在没有办法否定的情况下，就采用“不宜直接认定”，“真实性存疑”、“不符合交易习惯”、“严重不符合常理”、“合理怀疑”等方式否定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样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于法无据，是在滥用审判权。如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三人毕美娜发表的意见和主张与上诉人一致，就认为《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不真实，从而不予确认。再比如，按照原审法院的观点，2014年1月1日以后，博物馆不能按时开业，上诉人就不应该再向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交付收藏品。再交付就缺乏合理性，真实性就受到质疑：原审法院的观点成立，那么在2014年1月1日以前交付的11批收藏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合理了吗？能因为一次、二次的异议就否定全部吗?另外，原审法院还认为在《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物品的品类、数量、质量，对物品交接、运输、保管等权利义务没有提及，交接单也很随意，不符合交易习惯，就否定上诉人的证据。再有，就是上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案件，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在出现纠纷后，上诉人在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起诉要求返还收藏品。在法院扣押一个月之后就起诉，而且在诉讼中还撤回了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是严重不符合常理。对原审法院的认识上诉人不能苟同！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纠纷是正常的，不通过诉讼解决也是多数现在没有法律强制规定，发生纠纷必须通过诉讼解决，所以诉讼时效之内采用哪种方式解决纠纷上诉人有权决定。这样做不影响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伪！第二，上诉人撤回了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收藏品已经被法院查封，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无法判令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返还收藏品。撤回请求并不等于该收藏品就不属于上诉人所有，恰恰说明上诉人对收藏品享有所有权。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海州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案涉物品后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诉讼目的值得怀疑。上诉人认为，什么时间起诉，是上诉人的权利，这不影响案件的事实。而且，在大连视觉方舟公司逾期没有建好展馆后，上诉人一直在与大连视觉方舟公司沟通、协调，大连视觉方舟公司也表示可以履行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不起诉是正常的。上诉人起不起诉，并不影响案件的事实和扣押物品的归属。原审法院想通过否认上诉人与大连视觉方舟公司诉讼，否认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来否定扣押物品属于上诉人所有是不能成立的。综上，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怀疑、不合理、不符合交易习惯就全盘否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这种否定完全是审理案件法官的主观臆断，是滥用审判权的行为。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依法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封、扣押的财产（进口家具等物品）属于上诉人所有；停止对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财产（进口家具等物品）强制执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焦点集中在：上诉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法院也正是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对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客观的予以分析认定（详见（2019）辽0902民初第2577号判决书第6页至第7页）。代理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所作的审查认定是正确的，现代理人结合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予以补充阐述：第一，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交的进口货物缴款书、进口增值税缴款书、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相关单证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扣押物品归属上诉人所有的证据使用。①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单证仅能证明上诉人通过海关进口了国外二手家具等物品，但从相关单证记载的内容上看，不仅商品名称和数量无法与涉案扣押物品一一对应，而且相关单证上没有记载进口二手家具的材质、款式，无法与涉案扣押物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②从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二，即大连海关证明可以佐证：原审第三人毕美娜掌控的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和大连金羽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有与涉案扣押物品同类的进口数据记录，比对大连海关提供的《证明》和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单证能够确认：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毕美娜掌控的两家公司在同一时期各自进口了与涉案扣押物品同类的二手家具等物品。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即可说明上诉人依据相关单证排他性的主张涉案扣押物品归其所有，证据不充分。③国外二手家具以其精雕细刻、富于装饰性的特点，在国内家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经营进口二手家具的进口商众多，网络销售商更是不计其数，但只要进口商从国外进口家具，无论新旧程度，进口通关形成的相关单证是每一个进口商清关时必然发生的，否则，进口的家具海关也不会放行，上诉人凭借相关单证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相关单证的证明力显然不充足。第二，上诉人依据进口货物清单和照片主张涉案扣押物品所有权与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记载不符，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它证据相互矛盾。首先，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要符合法学理论要求的法律特征即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上诉人在原审中对其提交的进口货物清单和照片的来源以及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不能举证证明，故不能确定上述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其次，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五《举报信》和证据七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能够证实：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举报信》可证实：原审第三人毕美娜掌控的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在2015年4月2日向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的举报信中自认有数以千万元的欧洲古典家具存放在大连市厂房内；二是，（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能够证实：上诉人和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同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并共同确认海州区人民法院扣押的是二案外人所有的存放在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广贤路50号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责任公司内的旧家具等物品。代理人认为从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时主张涉案扣押物品属于共有关系，到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涉案扣押物品归其单位独有，针对自称价值上亿元的扣押物品所有权归属却阐述不清，其提交的进口货物清单和照片的真实性存疑，对证据材料缺乏真实性、合理性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第三，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鞍执实字第60号执行裁定书以及（2013）鞍民三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可佐证上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的不合理性。首先，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六即（2014）鞍执实字第60号执行裁定书是2015年4月21日由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此时，涉案扣押物品存放地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即厂房已被竞拍人任政睿竞拍取得，换言之，任政睿取得了包括涉案家具存放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任政睿与上诉人没有合同上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却在此后的时间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放弃要求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返还家具的诉讼请求。代理人认为上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朝民（商）初字第60148号合同纠纷案件，是因合作协议的相对方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具有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符合双方所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最终被法院判令解除。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判决文书第2页记载了“本案审理过程中，华夏**公司撤回了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这份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从时间上看，此时，馆藏物品存放地的占有、使用人半年前就已经易主，上诉人对价值过亿的馆藏物品的安全性不闻不问，却还要撤回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其诉讼行为很难让常人理解。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八即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鞍民三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可以佐证，本案原审第三人毕美娜作为五名共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主观上应明知判决生效后，若不履行判决，依据判决书第二项内容，债权人海城市大辽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责任公司抵押财产在1800万元债权额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责任公司抵押厂房会被拍卖的情况下，毕美娜继续按补充协议的约定要在2014年1月1日前投资完成对大连轴承仪器厂的改建及装饰装修工作的可能性、必要性己不存在。再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2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作出扣押裁定的时间为2015年9月17日，另案生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文书是2015年12月29日作出的，依照上述高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其主张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第四，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使用未经质证的证言作为证据违法，该上诉观点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第一个上诉理由是针对原审判决第5页审理查明部分最后一个“另查”部分，该部分的事实是原审开庭时由审判人员当庭宣读的由原审依职权调取的笔录，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1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代理人认为证据规则第51条规定了当事人质证的顺序，但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是不需要当事人质证的，因为法院是质证的组织者也是证据效力的判断者，因此，证据规则只规定了“听取当事人意见”，换言之，就是允许当事人对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发表意见，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这一上诉理由缺乏程序法律依据，上诉观点不能成立。第五，上诉人提出“涉案扣押物品不属于原审第三人毕美娜个人财产或与其公司混同的财产”，该辩论观点涉及的物的所有权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①如前所述，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2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原审第三人毕美娜及其公司均不是本案的案外人，涉案扣押物品与毕美娜及其公司的所有权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②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毕美娜在涉案物品被海州区人民法院扣押后均提出了保全异议，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和10月8日作出了（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2号和（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3号民事裁定书（详见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四）驳回了上诉人及毕美娜提出的异议，现上述裁定已生效。综上，代理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它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代理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毕美娜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中关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的四点，均是缺乏事实及理论的科学依据。何时比对的，三方当事人是否在场，法院是否对古典家具可以依据肉眼进行鉴定。2．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当时没有想到发生后续的诉讼。对于照片的来源，以此为由来证明不是上诉人的财产太过牵强，不讲理。3．对于合同的效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予以解除，阜新法院无权对生效的判决进行否认。本案的焦点的问题是合作协议是否有效，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扣押的物品是谁的。原审判决基本是按被上诉人的理论摘抄摘录过来的。进口增值税缴款书，报关单，通关单等证据，已经就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明确载明，原审不能以此推断物品没有名称，类别报关的时候就没有其他名称。我们认为次节论述有悖常理。阜新海州区人民法院519号民事裁定书，对查封扣押财产应认定华夏公司无偿提供给视觉方舟公司展览，我方认为该论述是客观事实的。原审法院未有充足证据推翻原审委会的结论。起诉的时候未有足额缴纳诉讼费，我们认为诉讼费未足额缴纳，应终止审理。关于原审的相关推论，应当依据事实进行审理，从本案证据优势来看，华夏公司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标的物属于华夏公司，凭海关的手续足以说明相关情况。还有其他的报关和进口的情况，华夏的公司从外国进口具有相关进口古典家具的权利，因此才能顺利通关，缴纳税费。综合以上，原审判决站在一个有失公允的角度进行论述，不符合司法惯例。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北京华夏**民俗文化责任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第三人毕美娜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经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做出了（2015）海民二初字51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了原告的进口家具等物品（详见证据一）。原告对此提出异议，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详见证据二）。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第三人毕美娜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现在已经进入执行阶段，被执行人毕美娜。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欲执行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对此，原告向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给原告送达了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详见证据三）。古典家具作为艺术品收藏，价格不一。按照报关价格近1亿元。原告认为，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进口家具等物品系原告委托北京扬睿大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为报关，从国外进口的，根据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作为馆藏品交由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代为保管物品。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的进口家具等物品属于原告所有（详见证据四）。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没有认真调查、核实案涉的进口家具等物品的归属，就认定是第三人的财产，并对该财产进行查封、扣押，甚至强制执行，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4、305条之规定，特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因与大连金羽翔冷暖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发生纠纷，于2014年6月向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阜民三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各自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该判决现在执行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毕美娜与（2014）阜民三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大连金羽翔冷暖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毕美娜存放在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广贤路50号的家具等物品。2015年9月18日，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保全异议，理由为（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扣押的物品所有人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4月20日其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其自有欧洲古典家具、摆件、钟表、字画等由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作为馆藏使用。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2015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毕美娜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阜民三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2月7日毕美娜提出上诉，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6）辽09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毕美娜）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二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遂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本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属于原告所有，停止对属于原告的财产的强制执行。另查，本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中扣押的家具等物品在实施扣押时存放于大连高新园区七贤岭广贤路50号1楼，该建筑物原属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公司与大连生活仓创意产品设计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大连轴承仪器厂有限责任公司将坐落于大连高新园区七贤岭广贤路50号1楼1001室的厂房无偿提供给大连生活仓创意产品设计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2011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延长10年。另查，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以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在诉讼中，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放弃了要求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604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另查，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证实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与毕美娜有经营往来，毕美娜购买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进口家具，毕美娜尚欠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货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2014）阜民三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2号民事裁定书、（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判决书、（2016）辽09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书、（2016）辽0902执第219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证实，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即审理案件的关键在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显然举证责任在案外人，其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且该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原告提供的关键证据如下：第一、原告进口货物的进口关税缴款书、进口增值税缴款书、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证据，原告想证明其上述单据中所列物品即为本院扣押物品，但就比对，上述物品无论从名称到数量都无法与本院扣押物品一一对应，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问题；第二、原告进口货物的清单及照片，尽管上述清单及照片与本院扣押物品清单、照片基本对应，但原告并未说明照片出处及照片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对照片的来源本院无法认定，故原告虽然提供了进口家具等物品的照片，但未说明照片的来源和出处，举证不充分，未完成全部举证义务，故其提供的进口物品清单及照片并不能够证明本院扣押财产属于原告所有。第三、对于原告出示的其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收单及货物清单，本院认为，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签订双方是原告和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而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第三人毕美娜，而原告和毕美娜在本案中诉讼主张和意见相同，故本院对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宜直接认定。对原告出示的签收单位为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13份签收单，最早日期为2012年5月14日，最晚日期为2014年3月19日，交付时间长达近二年，原告出示的其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9月18日，协议第一条约定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最迟应于2014年1月1日前完成拟建博物馆场地的改造、装饰、装修工作。在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完成博物馆场地的改造、装饰和装修工作，博物馆不能按期开馆，双方合作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原告在2014年1月1日之后继续向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交付收藏品，其行为缺乏合理性，故本院对签收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予以认定。且原告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收单及货物清单，上述协议涉及的原告认为标的物为价值上亿的贵重物品，可协议中对于物品的品类、数量、质量等都没有明确约定，且对于如此贵重物品的交接、运输、保管等权利义务协议中都没有提及，另外交接单也很随意，对于收到物品的数量、品名等都没有写明，仅写明“收到一批”，上述行为严重不符合交易习惯。第四，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6014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是于2015年11月13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而本院采取保全措施扣押家具等物品的时间是2015年9月17日，原告在2014年1月1日之后，即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完成博物馆改造、装饰及装修工作之后，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未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价值上亿（按双方合作协议所说）的收藏品，而在本院扣押家具之后一个月，原告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撤回了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当时馆藏品存放地的占有和使用人已经易主，而原告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对如此贵重的物品的安全性却不予理会，却还要撤回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原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不符合常理，故本案对该份协议及由该协议引发的诉讼的真实性存疑，根据以上分析，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和诉讼内容的真实性均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对其诉讼行为目的的合理怀疑，对该份协议及由该协议引发的诉讼的真实性存疑，故对于原告的此项主张本院亦不予认可。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再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君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8日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为阜新金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也就是说本案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查封了第三人毕美娜存放于大连高新园区七贤岭广贤路50号1楼的家具等物品，查封后，第三人毕美娜及案外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均予以驳回。对于查封的物品是否属于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虽然提供了进口关税缴款书、进口增值税缴款书、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备销售古典家具、字画、工艺美术品资质的公司，并不能证明所扣押的货物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以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在诉讼中，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放弃了要求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返还收藏品的诉讼请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6041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而此时该案所涉及的物品已被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查封，但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称该物品在被告即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库房，但事实是该物品已被海州区人民法院查封，可以得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常理。另签收单位为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13份签收单，最早日期为2012年5月14日，最晚日期为2014年3月19日，交付时间长达近二年，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出示的其与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补充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9月18日，协议第一条约定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最迟应于2014年1月1日前完成拟建博物馆场地的改造、装饰、装修工作。在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完成博物馆场地的改造、装饰和装修工作，博物馆不能按期开馆，双方合作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在2014年1月1日之后还继续向大连视觉方舟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交付收藏品，其行为缺乏合理性解释。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对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二初字第519号民事裁定书扣押的财产具有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民事权益，故对上诉人要求确认上述裁定扣押的财产归上诉人所有及停止对财产的强制执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再有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原审法院使用未经质证的证言作为证据违法，因为该份证据在一审期间已经庭审质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1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采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并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对本案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北京华夏**民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艳审判员 黄 华审判员 乔丹青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