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朱黎，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民，男，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上诉人常熟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爱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14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长发公司无需支付刘爱民经济补偿48903.75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爱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系长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当予以改判。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双方对于存在劳动事实并不持异议；仅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如何解除各抒己见。然本案并非因长发公司向刘爱民作出的开除、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引发的争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的规定，长发公司无需承担任何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反而应当严格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刘爱民就其自认为系‘长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并未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则要求刘爱民对其主张的事实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而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严重违背基本的客观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二、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完全符合法律规则，亦符合双方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的认定违背了立法的精神。本案中刘爱民对于《劳动合同》、《辞职申请单》等内容并不持任何异议，显然上述《劳动合同》、《辞职申请单》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合同内容且并无其他‘但书’条款，这就允许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期限’的内容。本案中经双方协商一致，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变更为自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26日未违反法律规定，更不应当理所当然的作为一审法院自由心证的理由。根据法律规定，经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刘爱民书面辩称，一、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根据本案的仲裁裁决书和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刘爱民是在长发公司的要求之下才辞职的，长发公司想要推翻这一结论就必须提供刘爱民系主动提出辞职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要求长发公司提供刘爱民主动辞职的证据，完全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长发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违反举证规则的上诉理由是对举证规则的误解，不能成立。二、长发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刘爱民具有主动辞职的行为，其主张是刘爱民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并以此作为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仲裁裁决书和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为：2019年5月24日长发公司的人事主管张堂芹通知刘爱民不要上班了……，由此可以看出是长发公司主动要求刘爱民辞职并与刘爱民商量好了辞职的条件。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主动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依法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长发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长发公司认为是刘爱民主动提出辞职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在停职反省期间，刘爱民多次到公司要求上班，但长发公司仍要求刘爱民在家反省。这充分说明刘爱民非常珍惜工作机会并无辞职意图，但长发公司并未同意刘爱民继续上班。其次，刘爱民虽然在辞职申请单上签字，但辞职理由却是长发公司人事主管张堂芹书写的：合同到期，放弃续签。该理由明显与2013年4月签订的无固定劳动期限合同约定的内容矛盾。因此，长发公司主张系刘爱民主动辞职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长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不服常劳人仲案字(2019)第1011号裁决书，请求驳回刘爱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爱民于2009年5月4日入职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从事热处理工作，后刘爱民转为长发公司员工，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及内容均未改变。2013年4月10日，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与刘爱民签订一份自2013年5月5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日，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方变更为长发公司。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期间，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为刘爱民参保缴费，2011年10月至2019年4月，长发公司为刘爱民参保缴费。工作期间，长发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刘爱民工资，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刘爱民每月工资分别4321元、4105元、2452元、3969元、4713元、4144元、4551元、4905元、4181元、3494元、4300元。另外，长发公司支付刘爱民2018年高温费150元、2018年留存工资6000元。2019年6月10日，长发公司支付刘爱民9847.29元，具体明细为2019年1月至3月的“小额储蓄”1800元、2019年4月份工资4805.05元、2019年5月份工资3242.24元。2019年5月20日凌晨，上夜班的刘爱民与同事刘井刚发生矛盾并报警，公司课长张建了解情况后让二人“休息”3天，待冷静反省后再作处理。5月23日，刘爱民向公司负责人蒋剑飞反映情况，蒋剑飞要求人事科长张堂芹、部门经理吉喆妥善处理，并嘱刘爱民次日去找张堂芹。5月24日早上，刘爱民找到公司人事科长张堂芹，双方经过沟通，倒签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6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26日。同时，刘爱民在长发公司格式化辞职申请单上签名，写明希望离职日期为2019年5月26日，张堂芹作为经办人员签字，并在离职理由处书写“合同到期！放弃续签！”此后刘爱民未能再到厂工作,并自2019年7月份起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2019年5月24日，刘爱民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长发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0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0000元，2019年1月至3月预留工资1800元、4月份工资5000元、5月份工资4255元，补缴社会保险。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常劳人仲案字〔2019〕第1011号仲裁裁决，裁决：被申请人长发公司支付申请人刘爱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8903.75元，对刘爱民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长发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审理中，长发公司申请公司人事科长张堂芹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张堂芹作证述称：2019年5月20日，刘爱民与前同事刘井刚发生矛盾，并报了警，他们的科长张健让二人回去反省3天。到了5月23日早晨，刘爱民过来找她，她也找来了刘井刚，让他们陈述对此前事件的反省认识，他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没有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她遂让二人回去继续反省。刘井刚就回去了，刘爱民转身去找了公司老板蒋总，后来蒋总把她和部门经理吉喆叫过去，说刘爱民与刘井刚都是老员工，要把事情尽快调查清楚，老休息也不是办法，并让刘爱民第二天再去找她。5月24日早上7:45左右，刘爱民来到她办公室，二人进行了沟通，她对刘爱民进行了社保政策的宣导和厂规厂纪的培训，沟通完毕后，刘爱民要求离职，叫她把5月份的保险交完，并协助办理失业保险金。她说若办理失业金，最好的理由就是合同到期，确定后双方在合同和辞职单上签字，她还帮刘爱民在辞职单上写了合同到期，放弃续签。没过一会，刘爱民接了个电话后对她说，他儿子叫他不要写辞职。随后其去开会，开完会后，刘爱民又电话打过来，说离职单要收回，不想离职。她告诉刘爱民怎能出尔反尔，遂挂了电话。20日发生的事情公司觉得很严重，刘井刚拿了刀子出来，但是他们二人都没有认识到，觉得自己没错，公司是决定教育培训后再上岗的，从来没有提出反省不到位辞退。刘井刚反省的那几天自己辞职了。刘爱民述称，2019年5月20日凌晨上夜班，同事刘井刚让其干他的活，其不同意，遂发生矛盾，刘井刚还拿出刀子威胁。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到场，收缴了刘井刚的刀，并批评教育。20日早上，其把事情告诉了课长张建和组长王心峰，请求和刘井刚调开岗位，他们同意并让其21日上白班，后来刘井刚自己辞职了，部门经理吉喆也不让其干了，21日上班打卡后公司就通知其不要干活了，22日也在家休息。23日，其去找老板蒋剑飞要上班，老板把吉喆和张堂芹叫了过去，说老员工不能随便开除，要商量，并让其第二天再去。25日一早，其找到张堂芹，她说让其不要上班了，帮其申领失业金每月1440元，还恐吓其搞不过老板，其遂同意，就签了辞职申请表，以为是申领失业金的单据。24日中午，出了厂区，厂里就不让进了，给张堂芹打电话，她也不接电话，就当天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关于刘爱民的工作年限，长发公司认为自2009年5月至2019年5月应计算为10年，刘爱民表示认可仲裁意见，应确定为10.5年。关于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双方均确认为4657.5元。仲裁审理期间，长发公司主张2019年6月10日发放刘爱民的9847.29元包含预留工资及4月、5月份工资，刘爱民确认收到，未提异议，本案一审审理期间表示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关于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方式，长发公司主张系刘爱民辞职，刘爱民主张系长发公司违法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长发公司主张刘爱民主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评析如下：第一，自2019年5月20日刘爱民与同事发生纠纷后,至2019年5月24日前，刘爱民按照公司要求“休息”三天反省，于2019年5月23日早上即到人事科长张堂芹处，在得到继续反省意见后找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无证据显示该期间刘爱民有辞职的意思表示，反而说明其积极要求恢复工作，珍惜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纠纷发生后，公司责令刘爱民停职反省，至5月23日三天期限届满刘爱民前去报到，公司人事部门认为刘爱民反省不到位,要求继续停职反省。第二，刘爱民虽在辞职申请单上签名，但离职理由却为长发公司人事科长张堂芹书写的“合同到期，放弃续签”，明显与双方于2013年4月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矛盾，故不能仅以此认定刘爱民系主动辞职。事实上，双方同时倒签了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变更了原劳动合同期限，列明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26日，终止日期恰好与辞职申请单上离职时间完全对应。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但长发公司、刘爱民于2019年5月24日倒签的劳动合同并非为了继续履行，而是人为造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无需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结合长发公司协助配合刘爱民办理失业金领取手续以及双方的劳动法知识背景情况，应认定系长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刘爱民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向刘爱民支付经济补偿。据上，长发公司主张刘爱民主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爱民主张长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长发公司、刘爱民系于2019年5月24日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于工作年限的计算，双方认可刘爱民于2019年5月4日入职，期间刘爱民非因本人原因从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被安排到长发公司工作至2019年5月24日，原单位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故依法应计算为10.5年；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基数，双方确认为4657.5元；故经济补偿金应计算为48903.7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长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爱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8903.75元。二、驳回长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长发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劳动者应遵守劳动纪律、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庭审情况，刘爱民因与同事发生纠纷后被长发公司要求“休息”，后与公司人事沟通后再次得到继续反省意见后找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一审据此认定刘爱民在此期间积极要求恢复工作，符合情理。虽然刘爱民在辞职申请单上签名，但离职理由系长发公司人事科长所写，与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矛盾。虽然双方倒签了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变更了原劳动合同期限，但其目的是为了造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事实。再结合长发公司协助配合刘爱民办理失业保险金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系长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刘爱民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应向刘爱民支付经济补偿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常熟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蒋毅颖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