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司某，女，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198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福惠，北京正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峰，北京正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女，193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茵，北京锦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司某、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姚某、杨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司某、杨某1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福惠，被上诉人姚某、杨某2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某、杨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姚某、杨某2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姚某、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2010年5月5日认购安置房时，司某、杨某1与姚某、杨某2已经就房屋相关权益的分配达成了一致。首先，《金盏乡机场二通道定向安置房屋确定单》已经明确了每个房号的安置人，且协议第一条约定“不允许变更确认单中的安置人姓名及所选的房号”。其次，司某与杨某2已于2001年11月7日离婚，选房时双方已经是两个独立的家庭，不存在家庭共有房屋的基础。司某、杨某1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乡长店×区×号楼×单元302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号房屋）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乡×区×号楼×单元303号房屋（以下简称303号房屋）两个一居室，杨某2、姚某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乡×区×号楼×单元201号房屋（以下简称201号房屋）一个两居室，符合当时各方家庭的需要，并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2010年5月交房后，双方各自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且未用拆迁款，亦进一步追认了安置房屋的分配结果。二、2011年8月4日，司某、杨某1与姚某、杨某2已经对所有的拆迁利益分割完毕，分家析产已经完成。认定双方于杨某22011年底再婚前已完成了分家析产，既符合案件事实，体现了公平原则，亦符合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参照一审中双方确认的事实，在现金分配上，杨某2与姚某分得90万元，司某与杨某1分得65.8万元，结合现金分配的结果，双方安置房屋面积的差距已经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与了补偿。综合权衡，杨某2与姚某已经多分了拆迁利益，总体上基本达到了公平。正是在已经完成分家析产的基础上，双方自2011年8月多年未产生纠纷。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偿原因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司某、杨某1需要对姚某、杨某2进行补偿，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偿标准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因为司某、杨某1选了两个一居室，多出来的面积没有占用姚某、杨某2的面积，无需折价补偿给姚某、杨某223万元。从价格上来看，一审认定的房屋单价完全高于商品房市场价格，当时普通商品房交易价格大约8000多元。该房屋为安置房，是小产权房，不应依据普通商品房价格进行计算。杨某2和司某在拆迁前就已经离婚了，杨某2选了93平米的两居室，少选的面积并非划转到司某所选面积，选房是依据家庭结构。司某和杨某1拿到的拆迁款远低于姚某、杨某2。一审法院判决司某、杨某1另外支付给姚某、杨某2补偿款缺少依据，显失公平。姚某、杨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司某、杨某1的上诉请求。拆迁时双方均是被安置人，选房也是一起选的，并不是分开选的。不管谁去选房，没有指标也不可能让对方多选。涉诉安置房屋周边单价基本在5万到7万之间，一审判决认定的补偿数额合理。司某和杨某1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姚某、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302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姚某、杨某2享有；2.请求判令303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姚某、杨某2享有；3.请求判令司某、杨某1将上述两套房屋的定向安置房确认单及购房发票返还杨某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某与杨某2系母子关系。杨某2与司某原系夫妻关系，杨某1系二人之女。2001年11月7日，司某与杨某2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调解书确认杨某1由司某抚养，杨某2自2001年11月起每月给付抚育费200元至杨某118周岁止。杨某2系原北京市朝阳区×乡×村176号（以下简称雷庄村176号）宅基地的使用权人。2008年3月1日，姚某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北京市朝阳区×乡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乡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因机场二通道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村176号的房屋，乙方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姚某、杨某2、司某、杨某1。乙方房屋区位补偿价73187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17343.45元，合计1049218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710003元。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1759221元。同日，姚某向金盏乡人民政府提出“购房申请”，申请购买×乡人民政府提供的定向安置房。×乡人民政府在同日出具“奥运重点工程机场二通道拆迁安置购房审批表”，确定被拆迁人姚某，应安置人数4，应安置面积200平方米，并注明安置房源为期房，具体位置在长店居住组团。2010年5月5日，姚某与北京金色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乡机场二通道定向安置房屋确认单”三份，分别购买定向安置房屋三套，其中201号房屋建筑面积93.72平方米，该套房屋的安置人为杨某2，房屋单价4300元/平方米，总房价402996元；302号房屋建筑面积62.34平方米，该套房屋的安置人为杨某1，房屋单价4400元/平方米，总房价274296元；303号房屋建筑面积62.34平方米，该套房屋的安置人为杨某1，房屋单价4400元/平方米，总房价274296元。关于上述安置房屋购房款的支付方式，姚某、杨某2称系从拆迁款中直接扣除，司某、杨某1称购房手续是杨某2办理的，但是302号和303号房屋的购房款是司某转给杨某2的。上述安置房屋交付后，201号房屋由姚某和杨某2一家人共同居住。姚某、杨某2称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由司某对外出租，司某、杨某1目前居住在司某离婚后在朝阳区东坝家园购买的房屋内；司某、杨某1称302号房屋目前由杨某1对外出租，303号房屋目前由司某对外出租，司某、杨某1目前居住在司某购买的位于朝阳区东坝家园的房屋内。一审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村176号拆迁后除了获得前述拆迁协议中的1759221元拆迁款外，北京市朝阳雷庄经济合作社在2010年4月9日又补发759760元。上述拆迁款均由杨某2领取。杨某2在领取第一笔拆迁款1759221元后，先转给姚某13万元，之后花费了约20万元，剩余约145万元转入司某的账户保管。2010年4月9日杨某2领取北京市朝阳雷庄经济合作社补发的759760元。2010年4月23日，司某从其银行账户转账199740元到杨某2的账户。2010年4月24日，杨某2该账户内的款项共计959500元均转给北京金色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支付三套安置房屋的购房款。2010年5月7日，司某从其账户转给杨某230万元，2010年10月11日，司某又转给杨某215万元，2011年8月4日，司某再转给杨某220万元。诉讼中，双方均认可雷庄村176号的拆迁款在扣除安置房屋的购房款后，姚某、杨某2和司某、杨某1之间进行了分割，双方对上述拆迁款的分割情况均无异议。另查，双方均认可杨某2现已再婚，司某与杨某2离婚后未再婚。诉讼中，姚某出具书面声明，表示对于其在2008年×村176号拆迁中获得的50平方米回迁安置房优惠购房指标，其现在同意赠与给杨某2使用。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司某、杨某1认为司某转给杨某2的钱就是杨某1的购房款和装修款，姚某、杨某2对此不认可，认为购房款都是从拆迁款中直接扣除的。司某、杨某1提交司某向杨某2汇款的业务凭证4张、购房款收据3张予以证明。姚某、杨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汇款业务凭证与购房款收据的日期不一致。结合杨某2、姚某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司某、杨某1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司某向杨某2转账的时间虽然发生在支付安置房屋购房款之前，但数额与购房款的数额并不一致，故一审法院对司某、杨某1关于司某向杨某2转账的款项即为杨某1房屋购房款的陈述不予采信。2.司某、杨某1认为在认购安置房屋之前，姚某、杨某2与司某、杨某1之间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由司某和杨某1每人购买一套一居室，姚某、杨某2购买一套两居室，所以安置房屋已经在各安置人之间分割完毕。姚某、杨某2认为安置房屋选房是四个安置人一起选的房，使用四个人的购房指标选了三套安置房屋，并未明确每个安置人的购房指标使用在哪套房屋上，目前杨某2再婚生子，和姚某一家四口居住在两居室内，姚某还要雇佣保姆，201号房屋住不下，而其主张的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并未由司某、杨某1实际居住，且姚某是雷庄村176号的被腾退人，杨某1只是享有安置指标，在杨某2、姚某居住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应当对房屋进行分割。双方关于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定向安置房系对拆迁腾退过程中的被安置人的一种安置方法。本案中，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姚某、杨某2、司某、杨某1在原×村176号的拆迁中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安置房安置指标。只有具备该购房面积指标才能取得相应面积的安置住房。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在购买安置房屋时，双方是否就安置房屋已经进行过分割。司某、杨某1主张姚某、杨某2与司某、杨某1之间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司某、杨某1每人购买一套一居室，姚某、杨某2购买一套两居室，安置房屋已经在各安置人之间分割完毕。姚某、杨某2认为安置房屋选房是姚某、杨某2、司某、杨某1一起选的房，使用四个人的购房指标选了三套安置房屋，并未明确每个安置人的购房指标使用在哪套房屋上，所以认为安置房屋在姚某、杨某2、司某、杨某1之间并未进行过实际分割。司某、杨某1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司某向杨某2汇款的业务凭证、购房款收据、安置房入住协议、司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姚某、杨某2也提交了杨某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从上述证据来看，三套安置房屋的购房款系直接用拆迁款支付，双方对于拆迁款的分割行为发生在支付完安置房屋购房款之后，在购买安置房屋时双方的拆迁款除支付姚某13万元及部分生活支出外剩余的部分均由司某掌握，故从购房款支付的情况以及双方分割拆迁款的情况来看，无法确认司某、杨某1所主张的以杨某1名义购买的安置房屋系司某、杨某1自己支付的购房款这一事实。在购买安置房屋时，双方之间对于拆迁款尚未完全分割，故一审法院对司某、杨某1称司某向杨某2转账的款项系支付杨某1名义购买安置房屋的购房款的陈述不予认定。但对于姚某、杨某2要求将其现居住的201号房屋与司某、杨某1实际使用的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进行调换使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安置房屋的数量与被安置人数的比例、姚某、杨某2与司某、杨某1之间的身份关系、各安置人所享有的安置指标等因素，结合三套安置房屋购买后，双方已分开居住使用多年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从维护双方生活稳定的角度考虑，不宜再进行相应的调换，故对姚某、杨某2要求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杨某2享有以及要求司某、杨某1将该房屋的安置房屋确认单及购房发票向其返还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但因司某、杨某1所使用的安置房屋占用的安置指标面积超出了其应享有的安置指标面积，对于超出的部分，因姚某同意将其安置指标面积归杨某2享有，故司某、杨某1应对杨某2进行相应的补偿。具体的补偿标准，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购房指标所包含的财产价值、诉争房屋当地的腾退安置办法、诉争房屋现尚未取得所有权登记等因素，参照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诉争房屋周边普通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基数，同时扣除优惠购房面积内的优惠购房价款酌情计算。关于各安置人应享有的安置指标的面积，因实际购买安置房屋时比总标准应安置面积多出18.4平方米，该面积应当由各安置人均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司某、杨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杨某2补偿款23万元；二、驳回姚某、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司某和杨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雷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雷庄村村委会）于2019年11月13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当时选房是杨某2先选的，杨某1认购两套一居室是基于户型原因，并非占用了杨某2的安置面积，房款也已付清，购买面积不足安置面积的不再给予购房面积补偿；2.分家协议，用以证明雷庄村176号院在2000年经分家已经分给杨某2的情况；3.商品房买卖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2019年同地区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为8300元左右。针对司某、杨某1提交的证据，姚某、杨某2发表意见称，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的认可，但不符合证据形式，没有负责人签字，而且雷庄村村委会也不是拆迁单位，不能对拆迁利益分割问题予以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分家协议是杨某2与兄弟对原有宅基地房屋的分割，与本案拆迁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后，杨某2、姚某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雷庄村村委会于2020年7月13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雷庄村176号院的被安置人员在购买安置房屋时不存在超出安置面积原价购买房屋的情况，购房款是从拆迁款中划出，选房顺序是按照面积大小确定的先后顺序。司某、杨某1表示该证明与其提交的雷庄村村委会证明内容不一致，故对该证明的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在二审中先后提交的两份证明，出具主体均为雷庄村村委会，证明内容在安置面积、购房价格、购房款来源、选房过程等多处事实问题上存在表述不一致、相互矛盾之情况，再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两份证明均不予采信。司某、杨某1提交的分家协议，杨某2、姚某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以及，本院亦予以确认；司某、杨某1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协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司某、杨某1主张双方在2011年8月4日已经将拆迁利益分割完毕，不存在争议了，拆迁款的分割考虑到了购房款的数额，在此基础上，杨某2和姚某还多比司某和杨某1多分得了拆迁款，具体情况为，杨某2、姚某分得的201号房屋购房款为402996元，此外分得拆迁款780000元；司某、杨某1分得的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购房款为548592元，此外分得拆迁款600260元；同时，还有20万元拆迁款，杨某2个人购车花费6.2万元，其余由杨某2和司某二人花费。杨某2、姚某对于司某、杨某1主张的杨某2个人购车消费情况不认可，对购房款的情况以及其他拆迁款的分割情况表示认可，亦认可拆迁款的分割考虑到了购房款的数额，但表示双方仅是拆迁款分割了，安置房屋没有分割。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审、二审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雷庄村176号拆迁利益的分割产生的纠纷。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可知，雷庄村176号系于杨某2与司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某2通过分家获得，于2008年进行了拆迁，拆迁利益包括拆迁款及安置房屋。其中，拆迁款的发放以及安置房屋的购买至2010年已完成，且购房款从拆迁款里支出。双方均确认安置房屋购买后拆迁款于2011年已分割完毕，现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安置房屋的问题，杨某2、姚某要求分割安置房屋，司某、杨某1则主张各方于2011年已经将包括安置房屋在内的拆迁利益分割完毕，其不应再向杨某2及姚某支付补偿。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购买安置房屋以及分割拆迁款时，司某与杨某2已经离婚，杨某1已经成年，各方基于该事实状态，作出了由杨某2作为201号房屋被安置人，由杨某1作为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被安置人的安排，并以二人名义各自购买、接收了相应的安置房屋；之后，201号房屋一直由杨某2和姚某占有使用，302号房屋和303号房屋一直由杨某1和司某占有使用，该状态持续近十年，直至本案诉讼，双方就拆迁款的分割以及安置房屋的占有并未有争议发生。从拆迁利益的分割情况看，双方在购买安置房屋后对拆迁款分割完毕，杨某2与姚某分得的拆迁款多于司某与杨某1，双方均确认在拆迁款分割时考虑了购房款的数额，且经核算，除去302号房屋、303号房屋的购房款与201号房屋的购房款数额的差价，杨某2与姚某获得的拆迁款数额仍高于司某与杨某1获得的拆迁款数额，而拆迁款及安置房屋均属于拆迁利益，二者具有关联性，由此可见，拆迁款的分割应已考虑双方各自占有的安置房屋的价值。综合上述情况，本院有理由相信司某、杨某1主张的包括安置房屋及拆迁款等在内的拆迁利益已于2011年在各安置人之间分割完毕之事实的存在，基于此，杨某2与姚某要求再次分割安置房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司某、杨某1应向杨某2、姚某进行补偿，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司某、杨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3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某2、姚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杨某2、姚某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杨某2、姚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咸海荣审 判 员 于洪群审 判 员 王天水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仉亭方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