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2957号 原告：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055452261X2）。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滨海投资创业中心启航南路233号。 法定代表人：程照，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裴士俊、周世兴，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3340480418W）。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粮丰街吴黄1幢（1-30）室。 法定代表人：严林霞，该公司经理。 被告：严林霞，男，198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舒葛军，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石公司）为与被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公司）、严林霞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徐旭霞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6月10日、8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程照及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裴士俊、周世兴，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舒葛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宝石公司起诉称：自2014年1月开始，被告元通公司连续多年向原告采购材料。2018年2月2日，双方就2014年至2018年2月2日期间业务合作的材料款及相互往来进行总结算，两被告出具欠条，确认截至2018年2月2日合计欠原告1402781元，并承诺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上述欠款。故原告请求判令：一、两被告支付货款1402781元，二、两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48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5000元；三、保全费5000元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元通公司和严林霞共同答辩称：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一直有业务合作，被告元通公司为原告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施工，原告为被告元通公司提供工程所需的货物。1402781元欠款是在2018年2月对工程款和货款相抵计算后所得的结果。2018年2月之后，被告元通公司仍在进行包含人才公寓项目的施工。后因原告欠付工程款，被告元通公司于2020年1月向宁波市鄞州区滨海管委会投诉，各方介入调解，双方达成新的协议，重新对工程款、货款进行了确认。2018年2月结算所欠的货款已经包含在原告支付的工程款750万元中。双方目前仍有工程款结算的问题，但已没有欠货款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程照与被告严林霞签署《结算单》，记载被告元通公司欠原告货款5066521元，原告已支付被告元通公司81万元，原告已收到鄞州建筑工程公司380万元，武汉国博新城项目结算总额为579740元，凯荣办公楼施工费94000元，因此被告元通公司欠原告总货款1402781元（5066521元+81万元-380万元-579740元-94000元）。同日，被告元通公司和严林霞向原告出具《欠条》，记载“鉴于本人严林霞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至2018年2月2日的合作中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经双方结算，严林霞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尚欠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壹佰肆拾万贰仟柒佰捌拾壹元整”，《欠条》同时承诺欠款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2018年2月12日，原告通过刘小庆向被告严林霞支付579740元、100万元及620260元。同日，被告严林霞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确认严林霞在2018年2月12日收到原告支付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共计1620260元，严林霞保证上述款项全部用于发放民工工资。同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记载“本人严林霞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鄞州经济开发区人才公寓二期外墙贴片石保温装饰板项目（以下简称人才公寓项目工程）中：3#楼、4#楼、5#楼、6#楼、7#楼、南北商铺、门卫、配电房”施工工程承包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及人工工资，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本人严林霞及宁波元通华宝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部付清……施工工程后续发生的任何经济、劳务、民工讨要工资等纠纷均与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关”。2018年4月26日，严林霞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程照汇款10万元。2018年8月3日、9月5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严林霞汇款10万元，2018年9月17日，原告向被告严林霞汇款30万元，汇款单上均备注为“借款”。2018年9月14日，湖北恒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宁波长翔贸易有限公司汇款40万元，该款为武汉国博项目劳务工程款。宁波长翔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小庆，该公司为原告关联企业。2019年1月27日，程照向被告严林霞汇款5万元，备注为“借款”。2019年2月2日，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就武汉国博项目进行最终结算，结算单记载“合计612754.66元，扣除以前拿走15万元，剩余今天付款462754.66元”。2019年2月2日，被告严林霞向原告出具《收据》，记载收到人才公寓项目工人工资30万元，包括2018年2月份借的10万元，借条下方备注“如果2018年2月份另有200000的借条，已作废”。2019年2月3日，原告员工陈一可向被告严林霞汇款652812元，备注为“劳务费”。2020年1月，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签署《结账单》，记载双方就人才公寓项目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及贴片石装饰工程的承包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结算，合计总工程款为8230393.80元，被告元通公司截至2020年1月6日收到原告支付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750万元，按合同比例已经超出，为安抚民工情绪，原告同意在2020年1月17日前借款50万元，用于代被告元通公司发放民工工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双方同意等决算后以决算报告面积为准，最后进行工程款清算（保修金额按合同执行），多退少补，双方对此结账单不再有任何异议。2020年1月20日，被告元通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条》，记载被告元通公司向原告借款50万元，待人才公寓工程审计完成后，用该借款以审定的金额与原告进行结算，结算后（扣除保修金）如该借款金额大于原告尚欠被告元通公司的金额，则被告元通公司向原告返还大于部分金额，如该借款金额小于原告尚欠被告元通公司的金额，则原告向被告元通公司支付小于的金额。被告严林霞作为被告元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 另查明，原告因本案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支出律师费48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5000元，支付保全费5000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欠条》、《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承诺书》、《借条》、《收据》、《元通华宝石结算单》、《结算单》、付款凭证、《订货单》、货物清单、维修结算单、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结账单》、付款凭证、结算凭证、汇款凭证、情况说明、收条、公司登记资料及原、被告陈述等证据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20年1月签署的《结账单》是否包含了2018年2月2日《结算单》中的货款欠款。原告主张2020年1月《结账单》仅仅是对于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的结算，2018年2月2日《结算单》是对货款的结算，两者并无关联；两被告则认为，2020年1月的《结账单》是对双方之间欠款的综合结算，包含了2018年2月2日《结算单》中的货款欠款。本院认为，首先，逐一分析原告提供的750万元工程款构成明细，其中由被告严林霞出具《收据》确认或结算单明确与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有关的涉及三笔，即81万元、1620260元、380万元。原告主张2018年2月12日的579740元汇款也系支付人才公寓工程款，包含在750万元工程款中，称该笔款项系当时因被告元通公司工人闹事，被告元通公司要求不要扣除武汉国博的工程款，先支付给被告元通公司以急付民工工资，到时候再在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中结算。但证据记载，2018年2月12日，原告通过刘小庆向被告严林霞支付579740元、100万元及620260元三笔款项，同日，被告严林霞向原告出具《收据》，却只记载了后两笔共计1620260元系原告支付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并未包含同一天支付的579740元，可见该笔579740元系用于支付武汉国博工程款无疑，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原告主张750万元工程款中包含2018年4月份-8月份人才公寓项目修补订单14万元（因严林霞不来修补，原告垫付人才公寓修补费用，包含材料费、人工费、吊篮费等）。但从原告提交的《订货单》、货物清单、维修结算单等来看，上述证据均未有两被告签字，也无任何结算单据，无法证明被告元通公司应分摊14万元人才公寓修补费用的事实，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还主张2018年8月3日、9月5日各汇款10万元、2018年9月17日汇款30万元、2019年1月27日程照汇款5万元均系支付人才公寓工程款，包含在750万元工程款中，被告元通公司则认为上述55万元中15万元系支付武汉国博项目工程款，另外40万元系原告代为转付湖北恒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工程款。本院分析认为，在2019年2月2日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就武汉国博项目进行最终结算时，结算单中记载“合计612754.66元，扣除以前拿走15万元，剩余今天付款462754.66元”，但对于该15万元系在何时支付，原告以不记得该15万元具体指何款项来解释。本院认为，原告自称为“新三板挂牌企业”，却对其承包项目工程中的工程款支付无法说清由来，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付款凭证的前提下，本院认为55万元其中15万元系针对武汉国博结算单中的15万元已付款的可能性更高。2018年9月14日，湖北恒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宁波长翔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0万元，原告确认该笔款项系支付武汉国博项目的劳务工程款，因武汉国博项目系由被告元通公司进行劳务施工，故该笔款项应为被告元通公司可得的工程款。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付款凭证的前提下，本院认为55万元其中40万元系针对武汉国博项目工程款40万元的可能性更高。此外，根据本案证据呈现的双方交易规则，对于未结算确认为工程款的汇款，原告先以借款入账，在确认系支付哪一笔工程款后，再由被告严林霞出具收据确认。上述55万元均标注为“借款”，且汇款时间在2019年2月之前。被告严林霞曾在2019年2月2日出具《收据》一份，根据原告陈述，该份《收据》记载的30万元工程款，是针对被告元通公司在次日收到的652812元款项中的一部分人才公寓工程款进行确认，但被告严林霞却未对此前收到的55万元借款进行确认。如果前后两批次汇款确实均为支付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双方对后支付的款项进行确认并出具收据，却对先支付的款项不进行确认结算，显然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定上述55万元款项并非用于支付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综上所述，在原告提供的750万元清单中，本院能够确认系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的为81万元、1620260元、380万元，共计6230260元，与750万元存在120余万元的差额，对该部分差额，原告未能进行合理说明。二、2018年2月2日《结算单》中1402781元欠款的由来，是被告元通公司欠原告的货款（包含人才公寓项目在内的多个工程的货款），与被告元通公司已得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原告扣留的被告元通公司本应可得的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被告元通公司尚可得的武汉国博新城项目工程款和凯荣办公楼施工费等进行综合扣减后所得的金额。也就是说，在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就货款、工程款存在交叉欠款的情况下（原告需支付被告元通公司工程款，被告元通公司需支付原告货款），1402781元款项是双方对截止2018年2月2日工程款、货款的一个综合结算，而并非仅仅是对货款的结算。在2020年1月份结算时，根据双方陈述，已付工程款750万元中确定包含了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81万元、1620260元、380万元，而上述两笔金额中的81万元、380万元已在2018年2月2日的《结算单》中包含，两次结算存在款项交叉，故本院认为，2020年1月应是双方在原2018年2月2日《结算单》基础上的重新结算。三、2018年2月2日《结算单》记载，被告元通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402781元，理应由被告元通公司向原告付款。但在结算不久后的2018年2月12日，原告却向被告元通公司支付了579740元、100万元及620260元三笔款项，第一笔系支付《结算单》中本已经扣减的武汉国博项目工程款，后两笔为支付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款。如《结算单》实际履行，则原告无需支付579740元武汉国博项目工程款，《结算单》记载的1402781元欠款也可以在1620260元人才公寓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此后，原告还有过多次向被告元通公司的付款，但均未对该笔欠款进行抵扣。在2020年1月份结算时，原告与被告元通公司之间也未另行提及被告元通公司尚欠该笔1402781元款项。原告在2020年1月结算后，又支付被告元通公司50万元。原告上述付款行为也能够佐证货款欠款已在2020年1月结算中包含的事实。并且从2018年2月2日《结算单》组成看，货款中的大部分为人才公寓项目货款，故在2020年1月的人才公寓项目中一并结算，也符合逻辑。综上，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相应证据，本院认定2020年1月的《结账单》已包含了2018年2月1日《结算单》的货款欠款。原告按照2018年2月1日《结算单》向两被告主张货款欠款1402781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965元，减半收取898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宁波华宝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旭霞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