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再5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武汉五洲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资生里2栋2单元第1层。法定代表人：邓群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博宇，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工业园（童畈村、汪集村）一栋3层313室。法定代表人：赵伟，董事长。原审被告：湖北盛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669号。法定代表人：李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习林，湖北瀛楚（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五洲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行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禄公司）、原审被告湖北盛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瑞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再审申请人盛禄公司不服，向该院申请再审。再审后，该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8）鄂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五洲行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鄂01民再11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院重审后，依法追加盛瑞祥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鄂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五洲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五洲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群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博宇、被上诉人盛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伟、原审被告盛瑞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洲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11民再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187.12万元，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查明的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确定拥有两枚行政公章，其提交的仅是其备案过的公章,上诉人已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2.被上诉人早已自认了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应为本案责任承担的主体。3.叶金友在本案原审程序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属有效。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叶金友超越代理权向上诉人出具《总结算单据》的行为，应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叶金友的行为当然对其所属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盛禄公司辩称，1.关于湖北盛禄公司和盛瑞祥公司的变更情况。湖北盛禄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6日，成立时实际负责人是赵伟，地址是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669号，2015年原盛禄公司出让给别人，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2015年赵伟收购了经天纬地公司，并于2015年6月日将经天纬地公司变更为盛禄公司，以下统称为新盛禄公司。2.2016年11月10日一份给叶金友的授权委托书有盛禄公司的公章，11月29日总结算清单盖有湖北盛禄公司公章，而此刻的盛禄公司是经天纬地公司变更而来，继承的是经天纬地公司的权利义务，经天纬地公司与本案无关。授权委托书和总结算清单没有盛瑞祥公司的授权许可。此外，叶金友当庭承认了委托书、总结算清单的公章是在被胁迫情况下私刻并加盖的，为证明是伪造的事实，叶金友在书写授权委托书时将五洲行写成九州行，以此主张他是受威胁恐吓写下。与原盛禄公司印章对比可以佐证叶金友私刻公章的事实，该私刻公章用于加盖委托书和总结算清单。3.授权委托书和总结算清单上的印章是违法的，该授权委托书和总结算清单是在邓群超胁迫下加盖，邓群超对此知晓。可以查询企业信息登记信息，如果在2015年以后和盛禄公司有往来应该加盖的是盛瑞祥公司的印章，故不构成表见代理。4.关于与盛禄公司三个项目，华科大康园教师住宅小区项目，东西湖东山工业园项目、湖北腾宇专用汽车综合产业园项目结算问题。2014年1月8日邓群超与赵伟就华科大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未加盖任何公章，合作是邓群超和赵伟个人之间的项目合作，与公司无关；2012年4月9日邓群超与赵伟就东西湖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并加盖盛禄公司公章，但是2012年的湖北盛禄公司已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因此仍将盛禄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不适格，五洲行公司作为本案主体不适格；2015年2月8日邓群超与赵伟个人就湖北腾宇项目办理了一个证明，并加盖了盛禄公司公章，但2012年的湖北盛禄公司已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因此仍将盛禄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不适格，五洲行公司作为本案主体不适格。5.本案审理的是3267号调解书是否合法问题，关于项目结算问题与本案无关。在原审判决书中已经撤销调解书，2017年3月23日叶金友出具了保证书，邓群超该日出具了承诺书以及叶金友的开庭证词可以证明叶金友是在邓群超胁迫下私刻公章，伪造授权委托书进行的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和意思真实原则，叶金友受威胁与其串通参与进行的调解，并对实体权利举证明显违反自愿和意思自治，因此调解书不具备合法性，调解书无效。原判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盛瑞祥公司述称，同意盛禄公司上述意见，另外补充两点。1.关于加盖盛禄公司公章的行为，盛瑞祥公司事先不知晓，事后不追认。2.原审庭审中，法院追加盛瑞祥公司为被告，但是五洲行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不要求盛瑞祥公司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且五洲行公司和盛禄公司表明与盛瑞祥公司无关，视为放弃对盛瑞祥公司主张权利。请求维持原判。五洲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盛禄公司立即给付欠款187.12万元及以187.12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向五洲行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1月起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由盛禄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9日，五洲行公司与盛禄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盛禄公司将“东西湖东山工业园”项目的工程发包给五洲行公司施工。协议签订后，五洲行公司做了开工前的准备，投入了资金、人力及设施设备。因盛禄公司原因，工程尚未正式开工。2012年6月份，盛禄公司将湖北腾宇专用汽车综合产业园部分工程转包给五洲行公司施工，后因湖北腾宇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原因，工程未开工，但五洲行公司向盛禄公司交纳了保证金。2013年12月20日，五洲行公司与盛禄公司签订了《道路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盛禄公司将“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住宅小区”相关工程发包给五洲行公司。合同签订后，五洲行公司做了开工前的准备，投入了资金、人力及设施设备等。因盛禄公司原因，工程未正式开工。上述工程结束后，五洲行公司多次与盛禄公司进行结算，并催要欠款，但盛禄公司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2016年11月29日，盛禄公司向五洲行公司出具了《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邓超群总清算单据》，确认盛禄公司尚欠五洲行公司工程款项220.12万元，盛禄公司承诺：若在2016年12月31日前无法还款，则按月息2%支付五洲行公司逾期利息。2017年1月10日，五洲行公司再次向盛禄公司发出《催款函》，催要欠款。2017年1月15日，盛禄公司向五洲行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尚欠五洲行公司187.12万元，并承诺尽快支付。但盛禄公司仍未履行付款义务，为此提起诉讼。本案在原一审过程中，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盛禄公司、五洲行公司双方经多次对账，确认双方签订的《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邓群超总清算单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双方一致确认，截止2017年4月30日，盛禄公司尚欠五洲行公司款项本金187.12万元、利息14.97万元，合计总金额为202.09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二、盛禄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付清上述欠款202.09万元。三、若盛禄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一、二条的约定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则自盛禄公司违约之日起，五洲行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盛禄公司应按照月息2%的标准以202万元为基数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本案的受理费113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5200元，由五洲行公司承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并作出（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向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送达。盛禄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盛禄公司并没有参与（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案件的审理，该民事调解书对盛禄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五洲行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后，叶金友持盖有盛禄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应诉，签署了该案的所有法律文书，包括送达回证和调解协议。但授权委托书上盛禄公司的公章及盛禄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的签名均系叶金友伪造，盛禄公司未曾向叶金友出具过授权委托书，也未委托叶金友代替盛禄公司参加诉讼。叶金友持有虚假的授权委托书参与案件的调解不能代表盛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叶金友不具有签署调解书的权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出反诉或者提起上诉。”叶金友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委托权限仅注明“特别授权”，没有授权的具体内容，不应当具有签署调解协议的权限。三、五洲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实。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双方也没有任何经济和业务往来，五洲行公司并无确切证据证明盛禄公司下欠其债务。盛禄公司认为，（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系叶金友与五洲行公司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而作出的，请求：1.撤销（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2.对该案予以再审，依法驳回五洲行公司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五洲行公司辩称，盛禄公司参加调解，委托诉讼代理人具有调解的权限，（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对盛禄公司及五洲行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请求依法驳回盛禄公司的再审请求。再审一审查明，五洲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邓群超。2012年4月9日，甲方原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盛禄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与乙方邓群超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项目为东山工业园（以下简称东山工业园项目）；合作模式为联合管理，独立核算；工程量为15000平方米以上；甲方责任为：负责乙方进场，负责提供与建设方的总承包合同，负责建设方的备料款、进度款、工程款的支付，并结算到施工方账户，主体工程待建设方的正式手续、图纸出来后，经双方预算后以签订补充协议为准，代建方费用及公司管理费以最终决算价下浮12%（税金除外）……。乙方责任：向甲方交纳项目保证金60万元；负责单项工程的施工，保证金退还办法执行总包合同条款，主体完工后退还保证金一半30万元，余款完工后退清；本合同交完保证金后生效，4月10日未交，本协议作废，同时乙方2万元不予退还……。协议签订后，邓群超依约向原盛禄公司交纳保证金60万元。嗣后，双方合作的东山工业园工程建设项目未实际建设。2012年8月15日、8月24日、8月28日，邓群超向原盛禄公司出具了三份收条，每张收条均载明收到退还东山头（指东山工业园）项目保证金20万元，共计60万元。2012年12月，原盛禄公司与邓群超口头商定，由原盛禄公司将其承包的湖北腾宇专用汽车综合产业园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腾宇项目）转包给邓群超施工，履约保证金为110万元。商定后，邓群超依约向原盛禄公司交纳保证金110万元。嗣后，双方合作的腾宇项目未实际建设。2014年4月29日及4月30日，经邓群超同意，原盛禄公司分两次向案外人吴伟银行账户转账90万元，冲抵应退还给邓群超腾宇项目保证金。2014年12月25日，邓群超向原盛禄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出具10万元借条一张，原盛禄公司会计张婷按照邓群超指定的收款人邓群英（系邓群超妹妹）个人账户转账10万元，邓群超同意该借款冲抵腾宇项目保证金。2015年2月8日，原盛禄公司向邓群超出具了一份《腾宇工地清算单》，载明：“一、工地临时费及人工费合计12万元；二、质保金110万元按月息1.5%计息，计实际打款之日起到退还之日止，此利息转入华科项目保证金中。”同时出具的还有一份《腾宇工地清算协议》，载明：“本清算经双方认可，只作暂时阶段清算，最终以腾宇与盛禄公司清算为标准，同比例清算。此款利息转入华中科技大学项目保证金，正常进场开工将不予计算利息。”邓群超签署了同意的意见。2013年12月30日，甲方原盛禄公司与乙方邓群超签订了一份《道路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将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住宅小区B区1号-5号小区道路、管网、景观、绿化、化粪池等工程转包给乙方施工，包工包料暂估价为1900万元，2014年1月8日开工至2014年4月8日完工；违约责任：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本施工协议未能履行的，发包人应承包人由此造成的人员工资及机械设备的闲置损失；本项目保证金100万元，合同签订后即交纳履约保证金生效，乙方在进场两周内发包方即退还甲方保证金或直接退还乙方账户。该合同加盖了原盛禄公司合同专用章，叶金友、赵伟分别作为甲方经办人、甲方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中签名。合同签订后，邓群超向原盛禄公司直接支付63万元作为保证金。后由于其他原因，该工程未开工建设。2016年9月8日，因案外人陈伟诉邓群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向现在的盛禄公司（原名称为湖北经天纬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变更，以下简称现盛禄公司）作出（2016）鄂0116执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现盛禄公司协助提取邓群超的履约金30万元，并汇入该院指定账户，现盛禄公司至今尚未协助支付。2016年11月10日，现盛禄公司向叶金友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赵伟系盛禄公司企业法人（身份证号）现本人特委托公司总经理叶金友全权代表我主持公司日常工作及财务工作。包括原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B区工程款结算A区项目延续及清算等工作，特此委托。”该委托书加盖了现盛禄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赵伟签名。2016年11月29日，叶金友向邓群超出具了一份《湖北盛禄公司与邓群超总清算单据》（以下简称总清算单据），主要内容为：“一、东山东项目清算（指东山工业园项目）。1.60万元*0.02月息*6个月=7.2万元（于2012年4月6日缴款10月6日退还）；2.进场费、出场费、人工费、损失费、材料损失费合计2.8万元；小计7.2万元+2.8万元=10万元（此款转入腾宇项目）。二、腾宇项目清算。1.本金110万元+10万元=120万元（于2012年12月20日交款）；2.利息120万元*0.02*16个月=38.1万元（至2014年4月30日止）；3.利息（120-90退吴伟-10退邓群超）*0.02*10个月=4万元（至2015年2月8日止）；4.于2015年2月8日清算款项12万元（有单据证明）；5.扣除退还款吴伟90万元，退邓群超10万元=100万元；6.扣除邓群超预借10万元，梅建林1万元=11万元；小计120+38.4+4+12-100-11=63.4万元（此款转入华科项目）。三、华科项目清算。1.本金63+63.4=126.4万元；2.利息63*0.028*48个月=84.67万元（于2012年10月25日至今日）；3.利息63.4*0.028*22个月=39.05万元（于2015年2月8日至今日）；4.扣除黄陂法院承诺还款30万元；总计126.4+84.67+39.05-30=220.12万元；盛禄公司应支付给邓群超全部结算款220.12万元。”叶金友作为经办人在《总清算单据》签名并签署了“此款在2017年元旦前还款，否则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的意见，叶金友在《总清算单据》上加盖了一枚印有“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称的公章。2017年1月10日，五洲行公司向叶金友提交了一份《催款函》，载明：“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截止2016年11月29日，贵司尚未支付我司项目进出场费的损失欠款（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利息）220.12万元。现扣除贵司在黄陂法院代我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还款33万元后，仍有187.12万元未支付给我司……望贵司本着诚实信用，尽快筹措资金，安排还款，争取在2017年1月底解决我司的债务问题……。”叶金友在该《催款函》上签署了“情况属实”的意见，但未加盖公章。2017年1月15日，叶金友向五洲行公司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明会尽快还款，但也未加盖公章。2017年3月30日，五洲行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盛禄公司支付187.12万元及按照月息2%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在审理中，叶金友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单位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受委托人叶金友，公司总经理，现委托叶金友在我单位与武汉九州行劳务公司合同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该《授权委托书》对特别授权的具体内容并未明确，落款处加盖了一枚“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及“赵伟”署名，日期为2017年4月15日。2017年5月12日，经该院调解，叶金友作为原审被告盛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五洲行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该院制作了（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叶金友签收了该调解书。2017年7月6日，现盛禄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另查明，2017年7月6日，叶金友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其提交给该院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赵伟”签字属于叶金友伪造，其本人不是盛禄公司总经理，盛禄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并不知情，也未参加诉讼。庭审中，盛禄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亦不认可该《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及“赵伟”签字。五洲行公司认可叶金友在《总清算单据》上加盖的“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与盛禄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片预留的公章及委托银行代缴税款协议书中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但称盛禄公司有两枚公章，《总清算单据》也是盛禄公司的公章，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再查明，原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名称变更为盛瑞祥公司，湖北经天纬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现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事实如下：1.2012年3月16日，原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审批登记成立，住所地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669号，赵伟、叶金友系该公司股东，分别任董事、监事职务。2015年5月20日，原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审批名称变更为湖北盛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盛瑞祥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变更为李德、周颖，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德。2.2010年3月26日，湖北经天纬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天纬地公司）经工商部门审批登记成立，住所地为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号水果湖广场A座四层，孟翔麟、张开鹏系该公司股东，分别任执行董事、经理职务。2015年6月2日，经天纬地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在的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2012年3月16日成立的原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称相同，后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由孟翔麟变更为赵伟，住所地变更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669号，股东由孟翔麟、张开鹏变更为孟翔麟、张开鹏、叶金友、赵伟。再审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叶金友是否有权代表现在的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签订调解协议？本院作出的（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以撤销？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本案中，叶金友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权限仅写“特别授权”，没有具体授权内容，该《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与武汉九州行劳务公司合同一案”，与本案当事人五洲行公司名称不符。该《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与现盛禄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片预留的公章及委托银行代缴税款协议书中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不能证明是现盛禄公司的公章，即使是现盛禄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也只能视为一般授权，叶金友无权代表现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签订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现盛禄公司未作出调解意愿，该调解协议违反了自愿原则，故对再审申请人盛禄公司要求撤销（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二、叶金友是否有权代表现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进行结算？《总清算单据》对现盛禄公司是否产生效力？该院认为，2016年11月10日，现盛禄公司向叶金友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的事项系委托叶金友全权代表赵伟主持公司日常工作及财务工作，包括原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B区工程款结算A区项目延续及清算等工作，并未明确授权叶金友与五洲行公司进行清算。叶金友未取得现盛禄公司的明确授权，且《总清算单据》上加盖的“湖北盛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与现盛禄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片预留的公章及委托银行代缴税款协议书中加盖的公章不一致，叶金友于2016年11月29日向五洲行公司出具《总清算单据》不能代表现盛禄公司，且事后也未经现盛禄公司追认，故《总清算单据》对现盛禄公司不产生效力。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三、东山工业园项目、腾宇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小区项目的权利义务主体问题？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东山工业园项目、腾宇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小区项目合同相对方分别是甲方原盛禄公司、乙方邓群超。合同乙方当事人虽系邓群超个人，未加盖五洲行公司公章，但邓群超系五洲行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群超本人及五洲行公司均认可邓群超与盛禄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系代表五洲行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故五洲行公司有权作为原审原告主张权利。合同甲方系原盛禄公司，原盛禄公司名称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故原盛禄公司的权利义务应由盛瑞祥公司享有和承担，涉案3个建设项目的合同解除后，因合同结算产生的争议，五洲行公司应当向盛瑞祥公司主张权利。现盛禄公司系于2015年6月2日由经天纬地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名称虽与原盛禄公司相同，但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五洲行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现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就涉案合同的履行产生了权利义务关系，故现盛禄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在再审过程中，该院依法追加盛瑞祥公司为被告，并向五洲行公司予以释明，但五洲行公司明确表示不要求盛瑞祥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坚持要求现盛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原审原告五洲行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鄂0111民初3267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武汉五洲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受理费113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6325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武汉五洲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再审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原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合作的三个项目，即东西湖东山工业园项目、湖北腾宇专用汽车综合产业园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住宅小区项目。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原盛禄公司认可该三个项目向五洲行公司收取了履约保证金。由于三个项目均未实际完成，原盛禄公司已以退款、借款抵偿、协助法院执行等方式偿还五洲行公司。五洲行公司所主张的人工费、进场费、出场费、损失费、材料损失费及利息，东西湖东山工业园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康园教师住宅小区项目协议对此费用并未约定，五洲行公司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约定的存在，故五洲行公司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湖北腾宇专用汽车综合产业园项目，双方进行了工地清算，约定了工地临时费、人工费及利息，但同时约定“前期投入资金款项转入华科项目，不计较其他损失及利息，华科教师小区项目优先安排邓群超两栋承包权”。2015年5月，邓群超委托其共同投资人梅建林与原盛禄公司就与五洲行公司的合作项目的账目进行了结算，所剩欠款由原盛禄公司直接向梅建林支付，以抵偿梅建林的投资款，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关于有争议的三笔还款问题，一是原盛禄公司2012年8月27日向邓群超汇款10万元，原盛禄公司会计2014年12月26日、29日向邓群超的妹妹邓群英各汇款10万元，由于邓群超没有合理的理由予以否定，原盛禄公司及赵伟与邓群超、邓群英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可以认定为本案的还款或抵偿债务。二是2013年11月16日，邓群超与案外人马奇意共同向赵伟借款30万元。由于该款未还，邓群超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对此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盛禄公司主张以此款抵偿应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并无不妥。三是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要求盛禄公司协助执行邓群超在盛禄公司的债权，即30万元履约保证金。协助执行是盛禄公司的法定义务，其必须履行，至于是否实际协助完成，则是另一法律关系。五洲行公司无权对该履约保证金再行主张权利。综上，原盛禄公司主张其在变更为盛瑞祥公司前已与五洲行公司结清账目，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有事实和法律依p据。五洲行公司仅依据叶金友于2016年11月29日向五洲行公司出具的《总清算单据》而未提交任何财务凭证向现盛禄公司主张权利，因叶金友不能代表现盛禄公司，且事后也未经现盛禄公司追认，故《总清算单据》对现盛禄公司不产生效力。五洲行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向原盛禄公司主张权利，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原盛禄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原盛禄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为盛瑞祥公司，故原盛禄公司的权利义务应由盛瑞祥公司享有和承担，涉案3个建设项目的合同解除后，因合同结算产生的争议，五洲行公司应当向盛瑞祥公司主张权利。现盛禄公司于2015年6月2日由经天纬地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名称虽与原盛禄公司相同，但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五洲行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现盛禄公司与五洲行公司就涉案合同的履行产生了权利义务关系，故现盛禄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五洲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5元，由上诉人武汉五洲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军审判员 杨元新审判员 谢 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杨中玉书记员卢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