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5民终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梁，男，1988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权，江西心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培红，江西心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辉，男，1987年2月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诉人陈梁与被上诉人杨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20）赣0502民初2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杨辉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虚假诉讼，杨辉为个人不正当利益作虚假陈述，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应当严惩（一）杨辉主张本案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日常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不符。2017年4月14日，陈梁向杨辉出具一份《借条》，但杨辉未按《借条》约定向陈梁提供借款7.7万元。事隔三年，在2020年4月，杨辉以《借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事实上陈梁出具《借条》后，杨辉并未向陈梁提供借款，事后陈梁要求杨辉返还《借条》，杨辉借故未向陈梁返还《借条》。一审审理过程中，陈梁陈述在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杨辉出借的任何现金或转账交付的款项，本案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而杨辉仅口头陈述涉案借款7.7万元已以现金方式交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在法庭询问及陈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杨辉7.7万元的现金来源时，陈梁的回答含糊其词，先是陈述从朋友处周转来的，后又陈述是自己家中的现金，杨辉的陈述前后矛盾，未能达到就现金来源之事进一步作出合理说明的程度。杨辉关于涉案借款7.7万元是以现金方式交付陈梁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一审判决仅以陈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收到借款本金的情形下未向杨辉收回《借条》为由，就认定杨辉收到涉案借款，是错误的。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后，该《借条》就处在杨辉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陈梁要求杨辉返还《借条》时，杨辉拒不返还，因《借条》已不在陈梁所能够掌控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不能强求陈梁必须要取回《借条》。一审判决将取回《借条》推定为陈梁的举证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借款合同的生效、义务人是否承担还款义务也不能以陈梁是否取回《借条》作为定案依据。（二）杨辉对本案借贷关系发生的陈述不合常理，也不符合民间平常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的时间与本案起诉的时间相距近3年，杨辉在其起诉状中称自己与陈梁是朋友关系，但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杨辉从未向陈梁催收过任何借款本息，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若正如杨辉所言，其与陈梁是朋友关系，那么，朋友之间就双方已经发生的借款，必定会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而杨辉也必会向陈梁催收借款本息，而不是在没催款的情况下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假若本案借款真实发生，杨辉从不对借款本息进行催收的行为与常理不符。另外，陈梁还在起诉状陈述所谓的借款到期，事实上《借条》并没有约定借款到期时间。因此，结合杨辉的多种不符合常理的陈述，也可以判断本案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通常情况下都是借款人有求于出借人，按照正常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应当是借款人到出借人处取款和出具《借条》，而杨辉在一审审庭审中陈述自己主动将借款现金7.7万元送到陈梁租住的房屋中并同时出具了《借条》，杨辉的陈述有悖于常理，是虚假陈述。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时，移动手机中的微信、手机银行的转账功能非常发达、便捷，且已经普及，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普遍使用的交易方式，且已成为人们日常转账及款项支付的交易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转账、手机银行转账等方式既简便又能够保证交易的安全，而本案杨辉却舍弃简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随身携带着7.7万元现金拿去给借款人，出借人的该行为是有巨大的风险的。而采用微信转账、手机银行转账，还可以保留履行交付借款的凭证。试问，陈梁为什么不采用安全的方式，而去冒巨大的风险交付借款？显然，杨辉的该陈述是不符合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的。陈梁也将通过多种方式控告杨辉的虚假诉讼行为，使杨辉得到应有的惩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杨辉不能合理说明出借的资金来源，又不能提供出借期间的银行转、取款凭证，对借款的交付及催收又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陈述的借款来源及交付说明自相矛盾，对借款交付过程的陈述，明显不符合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判断本案的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借贷关系并未发生。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杨辉应对其主张的借款以现金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便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也应当就现金交付一事进一步作出合理说明。然而，本案杨辉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又不能就现金来源及交付过程进一步作出合理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案借款未交付，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杨辉辩称，案涉借款以现金方式已提供给陈梁，且借款后，其一直向陈梁催款，但陈梁拒不还款。杨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梁归还杨辉借款7.7万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5.54万元（从2017年4月14日至2020年4月10日），两项总计13.24万元，以及按本金7.7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20年4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陈梁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4月14日，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辉人民币柒万柒仟元整，月息2分计算即壹万元每月200元利息。”杨辉当日向陈梁交付现金7.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陈梁向杨辉借款并出具《借条》，杨辉依约将借款7.7万元交付陈梁，双方形成借贷关系，予以确认，陈梁应将借款7.7万元归还杨辉，故对杨辉要求陈梁归还借款7.7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陈梁提出的借贷尚未实际发生、借款7.7万元现金没有真实交付的抗辩意见，陈梁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向杨辉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7年4月14日，至杨辉向法院起诉时达三年之久，按照常理，陈梁向杨辉出具《借条》，若杨辉确未将借款交付，陈梁应向杨辉收回《借条》，然直到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后陈梁仍未收回《借条》，故对陈梁称借贷尚未实际发生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杨辉要求陈梁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请，《借条》中载明月利率为2%，故对杨辉的利息诉请予以支持，暂算至2020年4月14日的利息为5.54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陈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辉归还借款本金7.7万元，利息5.54万元，合计13.24万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7.7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4元、财产保全费1182元，合计2656元，由陈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另查明，陈梁通过其表哥认识杨辉，双方在案涉借款发生前曾有过生意往来，陈梁从杨辉处拿货后会及时将货款支付给杨辉，货款支付方式有时是转账，但大部分是现金。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综合陈梁的上诉请求、杨辉的答辩意见，结合本案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辉是否已向陈梁提供案涉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杨辉仅依据陈梁出具的《借条》提起本案诉讼，现陈梁抗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且陈述其曾要求杨辉返还《借条》，但杨辉称《借条》已撕毁。依照前述法律规定，确认案涉借贷行为是否已发生应根据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考量。一方面，陈梁与杨辉在借款发生之前就存在生意往来，且结算的货款大部分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存在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的习惯；另一方面，杨辉在一审、二审均陈述所借款项有一部分是自有现金，有一部分是从朋友处借来，杨辉关于款项来源的陈述不存在相互矛盾、前后不一的情形，且杨辉在借款发生前与他人有生意往来，因此，杨辉应当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综合以上考量，在杨辉持有《借条》的情形下，宜认定案涉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综上所述，陈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3041元，由陈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欢审判员 甘致易审判员 艾小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邹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