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道清，男，196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广城，男，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红，女，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爱新，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朵元，男，197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弘扬，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因与被上诉人朵元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94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支持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一审诉讼请求；3.判令朵元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查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余某作为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出资公司的经济顾问，不具有法律知识，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派其与朵元接洽只是让其初步询问与了解相关情况，其不具备合同的草拟能力，更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权利。《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属商事合同，朵元应当具有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高度注意义务，余某与徐道清的配偶关系不足以构成朵元有理由相信余某具有徐道清等人授权签订合同的权限。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等人从余某处获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情况符合常理。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预付100万元定金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尚未签署，协议中约定的保密义务不可能是约束余某向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披露涉案股权的转让事宜。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支付100万元定金的行为只是表明拟收购标的股权的意向，并不代表授权余某代理签署合同，定金合同因没有书面形式也尚未成立。另外，余某与朵元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阻却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与朵元继续协商、履行。朵元与余某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时,故意不签署协议成立时间,意图造成该协议在支付定金之前已经签署之嫌疑。朵元辩称，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在签订合同时余某是否明示自己有代理权以及代理权的范围，与朵元是否相信其有代理权没有直接关系，余某已经在合同上签字，双方均认可余某没有否认签订合同的权限，签订时间和过程与本案无关。《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约主体均是民事主体，应当以一般人的标准判断各方意思表示，朵元认为余某有代理权是合理的。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主张支付定金系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前，那么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行为是对于定金支付行为的补正。关于余某签订合同是否阻却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与朵元协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对于甲方投资人的约定十分清楚和明确，权利义务承受主体是明确的，余某不可能仅仅凭借在落款处签字，就主张合同权利，所以不存在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所述的风险。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朵元返还定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甲方即投资人，徐道清作为甲方一、张国红作为甲方二、霍广城作为甲方三与乙方朵元（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签订《北京邦客乐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邦客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朵元，标的公司为邦客乐公司；原股东为朵元等五人，持股比例为100%；本次交易，是指由原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99.8%的股权转让给投资人，投资人将标的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剥离给子公司邦客乐（天津）有限公司，并将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朵元指定的第三方；本协议签署后五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定金100万元，以保障双方按照本协议及股权转让相关事项，股权转让开始后该定金冲抵股权转让款；投资人作为受让方与原股东签署关于标的公司29.6%的股份转让协议，投资人拟按414.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届时标的公司29.6%的股权；自股份转让协议正式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协调标的公司现有非投资人股东与投资人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合计702万股股份以982.8万元的对价质押给投资人，投资人于当日将982.8万元付至乙方及全体质押股票的股东银行账户；第二次转让为投资人就原股东质押股份中的702万股股份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后3个工作日内，投资人受让原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702万元无限售条件股份，转让价款总计982.8万元；乙方有义务协调标的公司其他非投资人股东就本协议3.4条约定的股份转让事宜与投资人签署正式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并督促完成前述股份转让事宜；本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全部完成后，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合计持有标的公司99.8%的股权，最终股权结构以各方实际交易情况为准；本协议项下各方就拟定交易进行的任何洽谈、协商、沟通【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所签署的交易文件和其他文件以及各方正常磋商拟定的交易的事实均属于保密信息；各方不得向本协议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透露保密信息，除非根据法律规定或监管机构的强制性要求而必须加以披露的除外；在根据法律规定或监管机构的强制性要求而披露保密信息时，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披露并征求投资方意见，披露方有义务尽最大的努力将被披露范围限制在仅出于必要的最小范围，并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求在此情形下获知保密信息的第三方承担保密义务；各方应限制各自内部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除因工作之外必须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除外，其他人员不得解除保密信息，各方应要求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承担保密义务；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确认无效，则该条款应被视为自始不发生效力，但不影响本协议中其他条款的效力；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等。2017年5月19日，徐道清向朵元转账支付100万元，附言处载明：购买邦客乐股权定金。2017年7月21日，北京同力华盛环保供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华盛公司）董事会发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载明：2017年6月28日，徐道清分别与转让方陈恩保和王雅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徐道清受让陈恩保持有的2216000股股份及王雅香持有的同力华盛公司2417000股股份；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等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徐道清受让陈恩保和王雅香的股份，构成了对同力华盛公司的收购；上述收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6月29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同力华盛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从股权关系上，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等能够对同力华盛公司形成实际控股，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等四人从而成为同力华盛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庭审中，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称，余某系徐道清配偶，该人系公司聘用的顾问，了解上市公司，曾被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授权去了解情况，但没有被授权签订合同；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有三个人，余某与朵元签订合同，霍广城和张国红不会相信；之所以没有补签合同是徐道清等人不愿意涉入纠纷之中，发现问题后便找了其他客户；徐道清向朵元打款是在余某授意下，是基于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三人共同意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余某代为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否对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基于此，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人无代理权，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具体到本案中，首先，余某系徐道清等人聘用的顾问，徐道清等人授权余某前往朵元处了解情况并与朵元协商合同签订事宜；其次余某是徐道清配偶，且《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就合同相对方对合同洽谈过程及合同条款等内容的保密义务做出了严格约定，除合同相对人以外的其他人很难知晓合同签署情况。故，现虽无证据证明徐道清等人授权余某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但朵元有理由相信余某有代理徐道清等人签订合同的权限，余某与徐道清等人之间形成表见代理关系。最后，即便余某与徐道清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徐道清向朵元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定金的行为足以表明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与朵元就股权转让一事已达成初步合意。余某作为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聘用的顾问以及徐道清配偶与朵元签订以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三人为甲方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不能视为阻却本案当事人就拟定事项继续协商、履行的事由，法院对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所称为避免风险无法继续协商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我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现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给付定金之后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徐道清向朵元支付的定金数额未超过法律规定，故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无权要求徐道清返还定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证明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没有授权余某签订、磋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余某也向朵元表明了其权限，且定金的支付是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前。朵元针对余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余某是徐道清的配偶，与其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根据余某陈述，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时，其没有表明不能签字，只是表明不能留身份证，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代理权限以及是否有权；余某系公司的投资顾问，王某系外聘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对合同的严肃性和文字内容表述以及其中的风险是有充分的认识的，余某在合同上签字已经表明了其愿意受合同约束。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本案中，余某与徐道清为夫妻关系，且其作为涉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字人，与本案亦具有利害关系，故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某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余某系天地日月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具体负责投资、融资等事项，徐道清等人作为天地日月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亦认可委派余某就股权转让事宜与朵元进行了解与沟通，且余某亦为徐道清的配偶，综合考虑余某与天地日月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徐道清的关系情况、余某作为徐道清等人委派的代表与朵元的沟通情况、《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内容等，朵元主张其有理由相信余某有代理权，有权代理徐道清等人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符合常理。徐道清等人虽上诉主张朵元对于余某没有代理权明知，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定金的支付情况，各方对此表述不一，朵元主张该定金系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之后按照该协议约定支付，徐道清等人则主张该定金系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之前为了收购目标公司提前预付。综合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徐道清等人虽上诉主张定金支付在前，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亦不符合常理，徐道清等人支付定金的金额、事项等亦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的约定相吻合，且即便如徐道清等人所述，该定金支付在先，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对于已支付定金的情况亦未予以描述，故本院对徐道清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徐道清等人在余某代为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支付定金的行为，应作为对于余某代理行为的追认，亦表明了徐道清等人与朵元就《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现徐道清等人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无法履行为由要求朵元退还定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徐道清等人上诉主张余某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行为构成对徐道清等人继续与朵元协商交易事项并履行合同的阻却事由一节，综合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虽为余某签字，但甲方投资人为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且余某代为签字的行为系构成表见代理，余某并非《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余某本人在庭审中亦表达了其系代表天地日月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徐道清等人与朵元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磋商，故对于徐道清等人有关余某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阻却其与朵元继续协商、履行合同的上诉主张，亦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徐道清、霍广城、张国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东军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江 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薛俣潇法官助理 禹海波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