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凤，女，192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元海，陈金凤的女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兵，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来富，男，195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泽金，辽宁森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金凤因与被上诉人潘来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金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元海、卢兵，被上诉人潘来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泽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金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归还属于上诉人的房屋安置补偿款328,625.04元及赔偿利息损失36,795.24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拿走的钱是上诉人的钱，不是赠与款。1、在2017年3月7日订立的协议书中，看不出赠与意思，也不符合赠与形式要件。赠与是单方处分行为，只要被上诉人一人作出赠与承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六个亲属签字，并按手印，也没有必要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沈老虎、村党支部书记沈新见主持调解。案涉协议书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从协议书约定的两项内容具体来看：①灵芝村地号8××号房产以货币结算，据母亲陈金凤亲口陈述，此房产所得款项一半应留给母亲专用(依据就是分家书和调房协议书)，即拆迁所得款项中有上诉人一半。②母亲百年后，此款如有多余，多余部分由五兄妹平分。从这一点看，也不是赠与，如果是赠与，多余部分应由被上诉人拿去才符合常理。③在协议书中还写到了上诉人将半间楼房的动迁款使用范围的规定。2、如果说是赠与，为何要赠与这么大笔款项？在世5个兄弟姐妹，为何唯独被上诉人一人赠与这么多钱？只是出于善良或好心吗？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常理，更无法解释。二、一审没有查清相关事实。1、被上诉人在一审当庭提交的1992年7月1日村委会证明内容是假的，里面说到1973年9月经本村同意，被上诉人在三家村建造楼屋一间，这是1992年左右全国统一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需要而编造的，目的是土地使用证登记为被上诉人一人，该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①1973年9月被上诉人只有22周岁，他去当兵了，不在村里生活居住，不可能申请建房，证明内容第一行中“潘来富”是别人代签，名字下面有代签标记(两间楼房都是潘东林亲自建造的，可以查证、对质)；②证明里提到的房子就是分家书里提到由上诉人两夫妻建造的东边一楼一底房屋，本来根据分家书是被上诉人与潘某1各半间。后来因潘某1在另外地方要建房屋，根据村委会规定，审批新房后，必须拆除旧房。但是潘某1只有半间楼房，如果拆除该半间楼房，那么被上诉人的半间楼房就无法住人了。经过商量，与父亲潘东林的一间柒架平屋对调后拆除。那个东边一楼一底就变成了被上诉人与父亲各半间。因为在1992年办证时只能写一个人，所以弄了个假证明，说那房屋是被上诉人建造的。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实质上被上诉人只有那房屋一半，上诉人有一半(2017年之前潘东林已去世)，所以就会有2017年3月7日订下协议书上诉人应得一半这么一个约定(该协议书是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沈老虎主持下，村党支部书记沈新见也签名了，并盖公章，是有法律效力的)。2、关于对证据的采信问题。①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分家书原件，上面被上诉人写成“潘来夫”，不是目测的“大”字，是上诉人及丈夫处分自己财产的意思表示，不以被上诉人签不签字为生效条件(关于看起来像个“大”字，是因时间长久了，纸张的折缝造成目测少了一横，过去“夫”、“宝盖下面一个夫”和“富”这三个字是通用的，不像现在有了身份证后这么认真严格，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分家书，是在民间、乡规民约中都公认的)；②对调协议书当庭提供了原件，是潘东林与潘某1之间的协议，当然没有被上诉人签字。这两份证据解释了为何上诉人能拿到一半补偿款的原因，也就是2017年3月7日协议书订立的背景及前因后果，即上诉人是有动迁款的。3、上诉人因为拆除了在分家书中提到的灶屋，以房换房得到了灵芝小区18幢503室。这个是要了房子，不但没有动迁款，还要补款33,481.28元。这个差价补款是上诉人拿的，准确地说是上诉人叫被上诉人去代办交款(此款就是上诉人应得的半间楼房的款项中的)，这是非常明确的；4、被上诉人陈述从2017年5月开始，每月支付小妹照顾母亲的费用2500元。这个是不存在的，小妹亲口说没有收到过。如果真是付了，那肯定有转账记录等书面凭证的，被上诉人拿不出；5、被上诉人说用自己的钱，以母亲名义存入银行，存折交给了母亲，可是上诉人从未收到过。他冒领现金或存折，钱也不是他的，本就是上诉人的；6、一审判决书第三页中，90多万元，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三、关于“赠与”。1、灵芝街道拆迁办一开始，没有把8××号房子的60多万元全部付给被上诉人，而是一半分给上诉人，一半分给被上诉人，这个事实非常清楚，有证有据。2、一半的拆迁补偿款，街道拆迁办在发放时已经写明上诉人的名字，两笔各4900元的现金，两张金额为15万多元的户名为上诉人的三年定期存折，都由被上诉人代领、冒领、冒取，违反了2017年3月7日协议书内容。之所以让被上诉人去代领，是因为被上诉人也有半间楼房款要去灵芝街道拆迁办领取，而上诉人已93岁高龄，行动不方便，所以由被上诉人暂时代领。哪里知道被上诉人代领了上诉人的半间楼房款后(存单及现金)，没有给上诉人，反而从上诉人处拿去身份证，叫儿子潘绍良从银行取出，其中15万元转存到另外一家银行。这是有证据显示的，灵芝街道对于所有动迁款，统一存入到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镜湖支行中，从上诉人的三年存单中可以证明(银行有证据在的)。而被上诉人的儿子潘绍良把上诉人存折上的钱先后两次取出，共计318,825.04元，后再去绍兴瑞丰银行越州支行南山分理处只有存入15万元，其中还缺少很多钱，都被潘绍良从银行取走后不知去向。四、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赠与，那赠与也生效了，不能撤销。道德义务的赠与，赠与意思一经作出即必须履行。一半的拆迁补偿款，街道拆迁办在发放时已经写明上诉人的名字，两笔各4900元的现金及两张金额为15万多元的户名为上诉人三年定期存折已交付了。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可对2017年3月7日协议书中有签字的兄弟姐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沈老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现在仍然是)沈新见进行调查，查明订协议书的背景，提到的一半款项到底是赠与还是应得款。潘来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陈金凤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一审判决。主要答辩意见：1、本案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领走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安置补偿款问题。一审时被上诉人当庭出示了《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查询单》及该档案中的村委会证明，证实被上诉人1973年9月在绍兴市越城区建造楼房一间，占地面积25.5平方米。并提交2017年被上诉人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签订《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的被征收房屋丈量面积52.98平方米，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安置款、奖励和装修、附属物补偿款及各种补贴，提前奖金额合计637,597.72元。被上诉人土地使用证号为灵芝集用1993第1996号，宗地号为8××。上述证据证实了被上诉人的房屋产权是在国家机关登记注册的，与镇政府所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依据与政府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所领走的637,597.72元，是自己的应得房屋安置补偿款，是合法取得的补偿。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均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其所领走属于上诉人所有的328,625.04元房屋安置补偿款及利息36,795.24元，上诉人应向法庭出示其与镇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所约定的补偿款项及被被上诉人所领走的数额属于其中一部分的证据。在一审时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中又仅以上诉人的口述、分家书和调房协议等在一审时已被被上诉人及代理人否定了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权利主张，其诉求没有法律依据。2、上诉人在8××号土地上的房屋在房屋腾空验收单中列明，房号是1343号，验收单编号是0017165号，房屋面积是20.89平方米。而被上诉人在8××号土地上的房屋在征收房屋腾空验收单中房号是1342号，验收单编号是0017164号，房屋面积是52.98平方米。此8××号土地上共有三处房屋（从清空单中可看出少××号），上诉人、被上诉人各有一处，验收单已清楚证明各自权益分明，验收单与房屋登记是一致的，各自的权利明确。上诉人的房屋征收是要一套回迁房屋，上诉人所要的回迁房屋因超面积，房屋补偿款不够，被上诉人还从自己的房屋补偿款中拿出33,481.28元给予补贴，何来被上诉人领走属于上诉人所有的328,625.04元房屋安置补偿款？3、2017年3月7日，上诉人与其子女在村干部的证明下所签订的协议书，此协议是上诉人在房屋补偿款发放之前与子女自愿达成的协议，将灵芝村的8××号房产以货币结算，所得款项一半应留给上诉人专用（此协议书并未列明款项数额）。此协议书针对是8××号房屋安置补偿。因潘家在8××号宅基地上应是三套房屋（从拆迁房号可看出少××号），协议书未列明专指哪一套房屋的补偿款，故只能按照法定有权处理原则，是上诉人处理自己名下的房屋(即房号是1343号，验收单编号是0017165号，房屋面积是20.89平方米)，本人及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处理他人的物权权益。此协议书不涉及被上诉人所有的8××号土地上的房屋（房号是1342号，验收单编号是0017164号）安置补偿。如果涉及，在协议书中就应列明。因上诉人在8××号房屋安置补偿后期要的是回迁房屋，并未要货币补偿，因此该协议书也就失去效力。4、被上诉人从村委会领走637,597.72元的房屋安置补偿款，是依据自己合法的房屋产权证明、土地使用证与镇政府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书所约定的应得款项，是个人权益所得，与其他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将自己应得的房屋补偿款中的一部分留给上诉人做生活及其他费用，是因为其弟弟妹妹没有人给上诉人生活费，自己一人承担老人的生活费。此款是被上诉人自己安排个人财产的使用行为，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其他弟弟妹妹无关，此行为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二审上诉中均请求被上诉人归还其所领走的属于上诉人的房屋安置补偿款，与上述款项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属此上诉案件的审查范围。5、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查询单》及该档案中的村委会证明，以及上诉人要的回迁房，增加面积费用不够，被上诉人又拿出33,481.28元为上诉人交购买超面积的房款的事实。在一审时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已确认。在上诉状中又改为：“被上诉人在一审当庭提交的1992年7月1日村委会证明内容是假的，是1992年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需要编造的。补交款33,481.28元是上诉人自己出的”。如果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怀疑国家登记机关的登记是假的，请上诉人先进行行政诉讼，弄清事实后再作为证据使用，不能将登记机关的档案登记及庭审当庭承认的事实随便变化。6、被上诉人伺候上诉人2020年2月7日才回到旅顺，离开时上诉人已经是经常神志不清。本案的起诉状、上诉状的请求均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房屋安置补偿在2017年已完成，如果上诉人要诉被上诉人在近三年的时间早就诉了。上诉人系文盲，根本就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起诉状、上诉状的签字明显不是九十多岁的上诉人本人所签，系他人签字，因此上诉状没有法律效力。陈金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领走的属于原告所有的房屋安置补偿款328,625.04元；2、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36,795.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潘来富于1973年9月在绍兴市越城区建造楼房一间，占地面积25.5平方米。2017年3月7日被告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签订《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潘来富被征收房屋丈量面积52.98平方米，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安置款、奖励和装修、附属物补偿款及各种补贴，提前奖金额合计637,597.72元。被告原土地使用证书号为灵芝集用1993第1966号，宗地号为8××。同日，陈金凤、潘来富、潘某1、潘来炎、潘某2、潘云娟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经五兄妹自行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灵芝村地号8××号房产以货币结算，据母亲陈金凤亲口陈述，此房产所得款项一半应留给母亲专用，用于支付母亲陈金凤的居住、饮食、医疗费用与赡养有关的一切费用，以及百年后的殡葬费用；二、母亲百年后此款项如有多余，多余部分由五兄妹平分，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当事人自行承担。2017年5月8日，被告在灵芝街道财政所领取了陈金凤名下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共四笔，分别为现金4900元、两笔银行存单且两张存单金额同为159,399.5元。2017年3月27日及2017年5月23日，被告之子潘绍良将该两笔钱款取出，利息共26.04元。另查明，2017年5月24日，被告代原告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和绍兴市迎恩门工程建设办公室签订《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协议》，约定原告以应得的补偿款17,339.72元另外补差额33,481.28元，置换房屋一套。原、被告均认可差额款33,481.28元系被告所出。一审法院认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几点：一、原告是否存在动迁补偿款；二、被告是否应将其领取的动迁补偿款归还原告。对于第一点，原告主张其拥有动迁款的依据为协议书，即被告自愿将其应当领取的8××号房产动迁款项分给原告一半用于原告养老，灵芝街道动迁部门依据该协议书将被告应取得的8××号土地动迁款一半即两笔4900元和两笔159,399.5元，以原告名字发放，但依据本案查实的事实，8××号土地使用者为潘来富，庭审中双方均认可8××号土地上有两个房号，一个为被告动迁房号，一个为原告陈述的灶房的房号，被告的动迁房号并未回迁而是与动迁部门协商了动迁补偿款，原告的灶房房号由被告为其添款进行了回迁，即原告名下实际并无动迁款。原告所诉涉及协议书中的款项实际为潘来富应得动迁补偿款中的一部分，并非原告应得动迁补偿款，即在动迁过程中原告并没有应得的动迁补偿款；对于第二点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上看，并非是家庭内部分配安置补偿款，实际是被告将其应得的补偿款赠与给原告，依据赠与合同的性质，货币为种类物，只有在交付后赠与才完成，在此之前赠与人有权利撤销赠与，但实际情况是灵芝镇政府虽然依据调解协议将部分动迁补偿款领取人的名字由被告换做原告，但此时货币并未完成交付，在发放补偿款之时，被告又将该补偿款领走，应当认定为对赠与合同的撤销。综上，原告在该次动迁中拥有的灶房已经取得相应的房屋置换，而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案涉的补偿款实际为被告所有土地和房屋动迁款项，被告以赠与的形式给付原告一半补偿款但并未实际交付，该赠与合同已经被被告领取拆迁款的行为撤销，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因原告所诉请求为返还被告领走的房屋安置补偿款，本案仅对被告是否领取原告的房屋安置补偿款进行审理，对于后期被告以原告名义存款又取出等情况，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和关系，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金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1元，减半收取3391元，由原告陈金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本人陈述视频资料，并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上诉人陈金凤本人的视频资料，因属于个人陈述，不属于证据，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而两位证人潘某1、潘某2，既系上诉人陈金凤的儿女，亦系被上诉人潘来富的弟妹，与双方当事人均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前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一审判决中除有一节事实有误外，即“被告潘来富于1973年9月在绍兴市越城区建造楼房一间……”，一审判决查明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被上诉人潘来富在二审时认可潘东林在1973年9月是以被上诉人潘来富的名义申请土地建房，实际是由潘东林建造该房屋。在2017年3月7日协议书落款处，还盖有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后改为灵芝街道）灵芝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以及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沈老虎签名，灵芝村主任沈新见签名。在绍兴市越城区财政所盖章确认的三张“灵芝镇灵芝村房屋征收补偿支付清单”中，其一记载（系首页，未标记制表日期），上诉人陈金凤名下一笔产权调换部分补偿（三项费用）9800元，合计9800元，现行支付50%为4900元，一笔货币安置部分补偿318,799元，现行支付50%为159,399.5元。该两笔款项签名处有被上诉人潘来富签名；其二记载（系首页，未标记制表日期），上诉人陈金凤名下有一笔货币安置部分补偿318,799元，已支付50%为159,399.5元，现支付159,399.5元，有被上诉人潘来富签名；其三记载（系尾页，制表日期为2017年5月8日），上诉人陈金凤名下一笔9800元，已付4900元，现支付4900元，有被上诉人潘来富签名。被上诉人潘来富认可领取前述两笔4900元现金以及两笔159,399.5元定期存款存单。该两笔金额同为159,399.5元定期存款存单分别于2017年3月20日和5月16日在当地信用社存了三年定期存款，到期日分别为2020年3月和5月，利息均为18××10.64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8××号土地上有三处房屋，一处系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东面一楼一底（面积为52.98平方米），一处系登记在案外人潘来炎名下的西边一楼一底，一处系登记在案外人潘东林名下的灶屋（面积为20.89平方米）。被上诉人认可其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房屋（面积为52.98平方米），为潘东林在1973年9月以被上诉人名义申请建造的房屋，亦为案涉分家书中提到的分给被上诉人和潘某1的东面一楼一底的房屋。同时，被上诉人认可在2017年3月7日协议书提到“此房产所得款项一半给母亲用”指的是被上诉人自己的被动迁房屋的款项。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灵芝镇灵芝村房屋征收补偿支付清单、陈金凤名下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存单及存款利息清单、一审庭审笔录及二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及第八条之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2017年3月7日，被上诉人潘来富与当地政府签订案涉房屋（面积为52.98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房屋动迁安置款、奖励、补贴等款项合计为637,597.72元。同日，上诉人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全部五位子女（大女儿已去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8××号房产以货币结算，……此房产所得款项一半应留给母亲专用”。虽然在该协议书中未明确“8××号房产”指哪一套房屋，但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认可该房产即指自己名下的前述被动迁房屋。基于此，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制作的“灵芝镇灵芝村房屋征收补偿支付清单”中已记载上诉人名下有两笔动迁款项，一笔为产权调换部分补偿9800元，一笔货币安置部分补偿318,799元，且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已将安置补偿款318,799元办理了以上诉人为户名的定期存单。由此可见，在案涉房屋动迁过程中，被上诉人已与上诉人以及弟妹达成将案涉房屋的动迁款项一半归属于上诉人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村委会负责人见证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合法有效。当地政府部门亦根据该协议书将案涉房屋的部分安置款项确认为上诉人的财产。然而，被上诉人本人及通过其子将前述款项及存单全部领取后，却未交付给上诉人，不仅违反了该协议书约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如该协议书所载，此笔款项用于九十岁高龄的上诉人生活、医疗及赡养等，被上诉人的此种行为造成上诉人老无所依，有悖公序良俗。至于被上诉人二审时又称其受到胁迫签署该协议书、上诉人自愿将前述款项存折及现金交付给自己的抗辩意见一节，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胁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该协议书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故该协议书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自愿将前述款项交由其保管。故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给付案涉房屋的动迁安置相应款项328,599元（318,799元+98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诉称该两张本金为159,399.5元的定期存款存单的利息合计36,821.28元（18××10.64元×2），已实际取出利息26.04元，则被上诉人还应赔偿36,795.24元利息损失一节，本院认为，定期存款虽有明确存款期限和利息，但既可以到期支取全部本息，也可以提前支取部分本金及相应利息，而非只能到期后支取全部本息，亦非所有存款人均系在该期限届满后一次性支取全部本息。本案中，虽然该两张定期存单记载三年存款期限届满日分别为2020年3月和5月，定期利息为18××10.64元。但是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三年定期利息损失已实际产生。现被上诉人支取前述两笔存款实际产生26.04元利息，则被上诉人应将实际领取的利息给付上诉人。而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赔偿其他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的此项诉请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二审答辩时提出六点答辩理由，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被上诉人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享有案涉房屋的全部动迁款，上诉人不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一半动迁款；二是2017年3月7日协议书约定的8××号房产不是被上诉人名下的房屋（面积为52.98平方米），而是上诉人名下的灶屋（面积为20.89平方米）；三是本案起诉状、上诉状的上诉人签名是他人所写，不是上诉人本人所签等。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已自认2017年3月7日协议书约定的8××号房产系指其名下的被动迁房屋，而非指上诉人名下的灶屋；其次，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与当地政府签订案涉房屋（面积为52.98平方米）的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当日，已与上诉人及弟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动迁款一半归于上诉人专用。且当地政府已将相应动迁款存入以上诉人为户名的账户中。故上诉人对该房屋动迁款的一半依法享有权益；再次，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起诉状、上诉状等落款处上诉人签名系他人签署。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被上诉人的前述抗辩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陈金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二、潘来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陈金凤房屋安置补偿款328,599元及利息26.04元；三、驳回陈金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1元，减半收取3391元，由陈金凤负担341元，由潘来富负担3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1元，由陈金凤负担683元，由潘来富负担60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