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甘肃省敦煌市人，住敦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鸣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571634373P。 法定代表人：崔某，该公司总经理。 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明永镇永济村六社。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上诉人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某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35474元；3.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按照经济损失的30%支付违约金220642元；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经济损失的具体金额以及损失系被上诉人的过错所致的事实认定错误，因此判决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停止收购上诉人的洋葱后因天气变冷上诉人怕收货的洋葱被冻坏，故上诉人多次催促被上诉人要求解决，但被上诉人拒不收购上诉人种植的洋葱。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上诉人拒不向被上诉人交售洋葱和催促上诉人向其交售洋葱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拒不收购上诉人洋葱的事实。2.上诉人种植的洋葱被损坏系被上诉人拒不收购洋葱的违约行为所导致。被上诉人在明知如不收购洋葱，洋葱可能在冬天被冻坏的情况下，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致使洋葱发生损害结果，损害结果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3.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735474元有事实依据。尽管上诉人无法提供未收购洋葱的具体数量，但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推断出未收购的洋葱数量。其中黄洋葱种植户张志伟、王宏等14户农户种植的面积是71.7亩，被上诉人共收购上述农户洋葱的总重量是275.752吨，亩产量应为3.9吨。红洋葱种植户张志伟、王宏、张育东三位农户种植面积是10亩，被上诉人共收购上述农户洋葱24.359吨，故红洋葱的亩产量应为2.31吨。被上诉人未完全收购完上述洋葱种植农户种植的全部洋葱，为此推算出的洋葱亩产量远低于实际产量。未收购黄洋葱的数量应为227.2亩乘以3.9吨/亩，即886.08吨，根据每吨600元的最低保护价，黄洋葱的经济损失为531648元。未收购红洋葱的数量应为126.6亩乘以2.31吨/亩，即292.446吨，根据每吨700元的最低保护价，红洋葱的经济损失应为204712元。损失合计736360元。根据甘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702民初3770号、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终193号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但由于上诉人购买的种植未产生收益，故该笔洋葱种子款也应当作为上诉人损失的一部分。3.根据双方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约定，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总共为被上诉人种植洋葱500亩，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但上诉人基于诉讼成本考虑只按照30%主张违约责任，该违约金涵盖了被上诉人未按期向上诉人支付已收购洋葱的洋葱款而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被上诉人未收购上诉人洋葱产生的违约金、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向吴新红收购瓜州种植的洋葱产生的违约金。故一审法院不支持被上诉人承担违约金220642元的判决有误。 被上诉人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陈述的被上诉人拒不收购洋葱的事实不成立。本案真实情况是当年洋葱行情比较好，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年底付洋葱款，但是上诉人拒绝交付洋葱，上诉人和农户提出必须是一手交付洋葱一手交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公司没有这个能力且该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所以在本案中违约的是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该事实从被上诉人提起的（2017）甘0702民初3770号民事诉讼案件的事实中可以印证，如果是被上诉人拒绝收购，提起诉讼的肯定是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2.上诉人所述的被上诉人造成其损失735474元是无事实依据的。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交付洋葱的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前，而在此时间前，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为被上诉人交付洋葱。本案一审时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与崔某2016年11月份的聊天记录，拟证明是被上诉人拒绝收购给上诉人造成损失，我们认为不能证明。第一，2016年11月份，已经远远超过了双方合同履行的期限。第二，和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崔某没有认可过拒绝收购的事实。第三，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造成了735474元损失的依据，按照上诉状的理由，735474元是推算来的，不是客观事实，故该诉请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关于违约金，本案中首先违约的是上诉人，因为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额和数量向被上诉人交付洋葱，所以被上诉人才没有向收购了洋葱的农户支付洋葱款，更主要的事实是，上诉人拿了被上诉人的亲苗款没有支付，而亲苗款的数额远远大于被上诉人未支付洋葱款的数额，故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即使违约也是上诉人违约在先，故在（2017）甘0702民初3770号判决中，法院也没有支持上诉人提出的违约金的诉请，故在本案中也不能支持上诉人违约金的诉请。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本案中的主体及时效的问题提出了抗辩，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虽然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上诉，但被上诉人依然提出，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因为上诉人提交的收购票据，所有权人是其他农户，不是本案的上诉人。类似的情况，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瓜州县人民法院的多份判决书予以证实，且瓜州县人民法院的判决都已经生效且执行完毕，这些生效的文书可以证明上诉人主体不适格。 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洋葱款182502.5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35474元；3.判令被告按照经济损失的30%向原告承担违约金220642元。以上合计1138618.5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9日，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两份，约定原告为被告种植红皮洋葱150亩、黄皮洋葱350亩，被告有偿向原告提供洋葱种子，其中红皮洋葱种子600元/盒、黄皮洋葱种子285元/盒，全部产品由被告监督收购，被告向原告保证红皮洋葱、黄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分别为每吨700元、600元，交货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质量数量按照被告要求进行交售，由原告按被告要求将洋葱交售到被告指定地点，被告验收合格后出具收货凭证，凭被告出具的收货凭证协商付款，全部货款应在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每亩支付2000元的违约金。合同落款处被告发年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发年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徐跃庭签字，原告赵某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并备注居住地址及身份证号码。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红皮洋葱种子200盒（200盒×600元）、黄皮洋葱种子800盒（800盒×285元），种子款合计348000元。 2017年2月21日，被告发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原、被告签订上述合同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种子，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但交货期到后，原告却拒绝向被告交付洋葱，经被告多次催促后，原告仍不交付，迫使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并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该案中原告向一审法院递交答辩状一份，并于2017年10月23日在一审法院向其调查时陈述，原告本人并未实际种植洋葱，只是代办。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公司向部分农户收购了洋葱。2017年12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甘07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积极组织农户进行了种植，被告公司亦向部分农户收购了洋葱，但双方在交货及付款过程中发生矛盾，该案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承担违约金25926元，合计373926元。宣判后，原告赵某提起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判决书中的上诉人）、被告（判决书中的被上诉人）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积极组织农户进行了种植，依据过磅单可以证实被告直接向部分农户收购洋葱的事实，被告主张的原告未向其交付洋葱的违约行为缺乏证据支持，改判原告向被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不再承担违约金。 另查明，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赵某，主要业务范围为瓜果、蔬菜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合同中甲方）曾与敦煌部分洋葱种植农户（合同中乙方）张育东、王宏、张志伟、刘更平、刘峥屹、吕桂玲、代长江、王经、荆瑞军、孙建军、刘世英、贾东生、吴国兵等人签订红葱种植购销合同，种植红葱126.6亩，与农户庄生宏、王宏、张志伟、宋彦云、李建忠、吴丰花、代长江、剡德虎、陈明、佘小平、赵兵、王彦红、连师红、吴杰、陈贤明、陈海明、朱发儒、王经、孙建军、贾东生、吴国兵、王璞、贾洪生、刘全福、王新明、王泰山、彭立茂、朵景明、何彩英、梁永寿、荆瑞军、雷华等农户签订黄葱种植购销合同，种植黄葱227.2亩，上述合同为格式条款合同，均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提供洋葱品种，红葱价格为每亩1000元或1200元，黄葱价格为每亩1000元，乙方为甲方种植洋葱，全部产品由甲方监督收购，甲方向乙方保证收购最低保护价（分别为每吨500元、600元、700元不等），收购时间均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结算办法为收购场所现金方式支付，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每亩支付2000元的违约金。合同落款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甲方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原告赵某签字，乙方由各种植农户签字。 2016年，部分种植户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洋葱，被告发年公司向部分种植户出具了过磅单，过磅单加盖有被告发年公司的公章，由被告工作人员刘蕴祥在过磅人处签字并加盖个人印章。对于原告主张种植户张志伟交售红葱11420kg、王宏交售红葱5076kg、张育东交售红葱7863kg、张志伟交售黄葱32164kg、王宏交售黄葱42816kg、刘全福交售黄葱4467kg、王新明交售黄葱14908kg、王泰山交售黄葱6633kg、彭立茂交售黄葱51213kg、朵景明交售黄葱15629kg、何彩英交售黄葱14587kg、梁永寿交售黄葱17819kg、吴国兵交售黄葱57385kg、王璞交售黄葱2180kg、贾洪生交售黄葱4478kg、庄生宏交售黄葱8186kg、宋彦云交售黄葱3287kg，上述农户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9吨，交售黄葱275.752吨。经核实，一、原告主张的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并无上述人员的过磅单，原告提供的过磅单中分别为张大伟、刘泉福、王兴明、王普、庄森宏；二、部分种植户交售的数量有误，尽管被告未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实际进行了核算：1.原告主张张大伟交售红葱11420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1416kg；2.原告主张王宏交售红葱507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075kg；3.原告主张张育东交售红葱7863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7861kg；4.原告主张张大伟交售黄葱32164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32156kg；5.原告主张王宏交售黄葱4281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2810kg；6.原告主张刘泉福交售黄葱446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465kg；7.原告主张彭立茂交售黄葱51213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1239kg；8.原告主张何彩英交售黄葱1458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4586kg；9.原告主张梁永寿交售黄葱17819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7818kg；10.原告主张吴国兵交售黄葱57385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7376kg；11.原告主张王普交售黄葱2180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2179kg；12.原告主张贾洪生交售黄葱4478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477kg；13.原告主张庄森宏交售黄葱818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8185kg；14.原告主张宋彦云交售黄葱328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3286kg。核算后，上述农户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2kg即24.352吨，交售黄葱275747kg即275.747吨。 再查明，甘肃省瓜州县种植户吴新红曾于2017年1月4日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发年公司支付洋葱款、占地费、水电费及房屋租赁费，被告发年公司辩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洋葱买卖合同关系，拒绝支付。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甘0922民初16号判决书，认定吴新红与被告发年公司之间存在着洋葱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发年公司应向吴新红支付上述费用。被告发年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甘09民终760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3日，原告赵某又以吴新红为被告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新红支付洋葱种子款，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7）甘0922民初1017号判决书,认定2015年12月31日，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将其中150亩的洋葱种植面积委托给了吴新红种植，原告赵某向吴新红提供了洋葱种子，吴新红出具了欠条，判决认定吴新红应向原告赵某支付洋葱种子款，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又查明，2017年1月4日，瓜州县洋葱种植户王家新、王生岩、王录、张春生、吴士春等人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16年8月下旬，吴新红为被告发年公司代办员，经吴新红介绍，被告发年公司委派业务员刘蕴祥收购了上述种植户洋葱，但未支付洋葱款，故要求被告发年公司支付洋葱款。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6日作出判决，确定被告发年公司向上述种植户支付洋葱款。2017年11月30日，被告发年公司向瓜州县人民法院缴纳案件款100000元；2018年6月21日，瓜州县人民法院强制划扣被告发年公司帐户资金28601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下列问题：1.原、被告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3.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洋葱款、赔偿经济损失、承担违约金有无事实及法律方面的依据。 关于本案中原告是否系适格的诉讼主体的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依据原、被告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洋葱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且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甘州区人民法院及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定，故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原、被告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属实，但原告并未实际种植洋葱，亦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原告提交的判决书支持了本案被告要求原告返还亲苗款的诉讼主张，说明原告并没有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如果履行了就不存在返还亲苗款的事实，这个款项可以从洋葱款中扣除，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本案中，被告认可原、被告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依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合同的成立条件及期限等附属条件，故原、被告之间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自双方签字确认时已成立并生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被告在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种子，原告收到洋葱种子并向被告出具种子款欠条，故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已被部分履行，原告主张的洋葱款、损失赔偿均是基于合同约定提出；再次，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经过一审法院、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有效。综上，本案原、被告均系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起诉讼。 关于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收获时间是2016年8、9月份，如果是因被告不履行合同，则诉讼时效截至时间应为2019年7、8月份，但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0月份，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此提交了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短信截图等，欲证明原告分别于2016年11月19日、2016年11月23日、2017年11月24日等多次催促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崔某解决洋葱的收购问题及款项的支付问题，并欲证明被告拒不收购洋葱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了《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前，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7年1月1日起起算。《民法总则》的施行日期是2017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按照三年计算，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支付洋葱款182502.5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依据加盖了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磅单，可以计算得出，2016年，种植户张志伟、王宏、张育东、刘全福、王新明、王泰山、彭立茂、朵景明、何彩英、梁永寿、吴国兵、王璞、贾洪生、庄生宏、宋彦云等人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9吨，交售黄葱275.752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上述农户交售洋葱的过磅单据以及原告制作的交售清单，并主张依据双方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中关于收购保护价的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洋葱款182502.50元。被告对此抗辩称，原告并未种植洋葱，亦未向被告交售洋葱，为被告种植洋葱的是瓜州的吴新红等人和敦煌的部分农户，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原、被告之间仅仅是签订了合同，且吴新红已经作为原告起诉发年公司要求支付洋葱款一案，已经瓜州县人民法院审理完毕并执行终结，敦煌的部分农户交售了少部分洋葱，当时已现金支付，除此以外，本案原告或者其他的种植户没有给被告交售过洋葱，所以不存在被告拖欠原告洋葱款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据原告提交的过磅单，庭审中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经一审法院核对后，被告已收购的红葱为24.352吨、黄葱275.747吨。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保证红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为每吨700元，黄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为每吨600元，故原告主张按照每吨700元计算红葱价格，按照每吨600元计算黄葱价格，符合原、被告约定的最低标准。经核算后，红葱的价款为17046.40元（24.352吨×700元／吨），黄葱的价款为165448.20元（275.747吨×600元／吨），合计价款为182494.60元；其次，关于被告主张的部分洋葱款已履行到位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依据被告提交的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760号民事判决书、瓜州县人民法院执行电子回单、执行案件款收据，对被告公司与吴新红之间产生矛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被告已收购的在敦煌种植的部分洋葱款，与被告公司已履行的吴新红主张的洋葱款并无关系。被告虽抗辩敦煌部分农户交售了少部分洋葱，被告公司已现金支付，但被告对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抗辩，且现金支付后，被告公司理应收回过磅单并由农户出具收条，已收到现金的农户手中不会再持有过磅单，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再次，原告主张的洋葱款项系敦煌部分洋葱种植农户张育东等与以原告赵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签订洋葱种植合同，因张育东等种植户并未与被告公司签订种植购销合同，张育东等种植户与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后合同义务不能对抗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先合同义务，故无论是基于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均应支付已收购的洋葱款；最后，针对原告主张的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并无上述人员的过磅单，原告提供的过磅单中分别为张大伟、刘泉福、王兴明、王普、庄森宏的问题，参照原告提交的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签订的合同中上述种植户的签名，结合上述农户所在地的方言，根据被告认可上述农户过磅单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人员及其过磅单予以认定，但在统计时以过磅单名字为准。综上，原告合法持有上述过磅单，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洋葱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计价款为182494.60元。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35474元，并承担经济损失承担30%的违约金220642元，合计1138618.5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因被告公司拒绝收购，导致当年生产的洋葱经过一个冬季的储存后腐烂变质，故应由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提交了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某之间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洋葱冻坏的光盘、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欲以证明上述主张。被告抗辩认为，原告的主张不属实，部分未收购洋葱是因当时洋葱行情较好，洋葱种植户要求被告支付现金，被告无法支付现金，故种植户拒绝交售，冻害的损失与被告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损害的产生系被告拒绝收售所造成的，但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除在满足证据必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基本要素之外，还应该具有相对完整性，聊天记录内容应清晰准确，双方就谈论的问题均应有明确表态发言，且具有连贯性，但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具有相对完整性，对是否是因被告拒收造成洋葱被冻害的因果关系上缺乏明显的证明力。原告提供的光盘能够反映洋葱受损的事实，但不能确定受损的原因。原告提供的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种植户之间签订的45份购销合同，约束的是该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购销关系，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约束的是原告个人和被告公司之间的购销关系。原告提供的种植户赵兵、剡德虎、雷华等15人书写的证明，既不符合书证形式，也不符合证人证言形式。原告提供的吴新红出具的欠条以及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017号判决书，能够证实原告与吴新红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且曾由人民法院进行过审理，但原告与吴新红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在原告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的前提下，原告仅仅依据上述购销合同和种植户书写以及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35474元的主张，证据不足；其次，原告提交的（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双方是在交货及付款过程中发生纠纷，并未认定是因被告单方面造成违约或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原告主张的被告拒绝收货造成的洋葱冻坏结果的发生，还是被告抗辩的因洋葱种植户拒绝交货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现原、被告双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冻坏洋葱的数量、损失的金额，且原、被告之间的种植合同行为发生于2016年，截止原告本次起诉，已历时三年，损失已无法通过科学鉴定；最后，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220642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做了明确约定，但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系被告的过错所致。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35474元，要求按经济损失承担30%的违约金220642元，合计1138618.5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保全费，因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产生保全费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原告赵某洋葱款182494.60元；二、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48元，原告赵某负担12548元，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00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收取原告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黄渠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拒不收购上诉人洋葱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若黄渠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上诉人的申请进行调解应该有上诉人的申请和受理材料，该调解委员会也没有找当事人核实事实，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不认可本案双方经黄渠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该证明系上诉人单方行为，上诉人也未提交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主张应以事实及法律为依据。本案上诉人主张涉案种植标的物洋葱由于被上诉人拒绝收购的违约行为造成了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认为涉案种植标的物洋葱是由于上诉人和种植农户要求交付洋葱的同时支付现金，不符合合同约定，于是上诉人拒绝交付洋葱。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与被告公司法人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时间为2016年11月，双方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且该聊天记录中崔某未明确作出是否收购洋葱的意思表示，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完整、有效地反映是被上诉人拒绝收购洋葱的事实，上诉人也再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同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对于损坏的洋葱数量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系通过洋葱种植农户的种植面积进行推算得出，但上诉人并没有对因遭受冻害而损坏的洋葱采取过磅、公证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上诉人提交的光盘证据中的洋葱不能排除并非本案涉案洋葱的可能性，对于损失的金额仅是推算，无法直接反映损失的实际价值。因此，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拒绝收购洋葱而给其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不能举证说明洋葱未被收购系被上诉人拒绝收购导致，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48元，由上诉人赵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力珍 审 判 员 安凤梅 审 判 员 尹建兵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焦飞) 书 记 员 齐志婧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