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21民初971号 原告：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苕溪东街1136号。 法定代表人：施华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与庆丰路交叉口联创大厦2号楼5层506室。 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康，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婷，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虹公司）与被告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2020年7月16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金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华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阿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阿福公司支付金虹公司货款计1199323.8元及利息（以1199323.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价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8年，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有贸易往来，由金虹公司向阿福公司提供坯布，金虹公司按约按质向阿福公司提供坯布，涉案坯布均按阿福公司要求送至其指定的加工厂。2019年11月17日，经与阿福公司微信对账确认，阿福公司至今还结欠金虹公司货款总计1199323.8元。金虹公司多次催讨无果，故诉至本院。 阿福公司答辩称，阿福公司是曾向金虹公司采购过坯布，但因为金虹公司提供的坯布质量有问题，且供货严重延迟，故在2019年9月18日，阿福公司通知金虹公司取消今后所有的订单，不再发生业务往来。2019年9月20日后的货物，阿福公司并未下过订单，也未收到过相应的货物，不应该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 金虹公司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预交话费专用收据原件1份及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2页；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缴费凭证打印件1份及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微信号为×××,微信名为阿福袁永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0页；3.送货单13份（原件12份，复印件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6份、单笔查询明细复印件1份；4.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微信名为阿福-陈185××××6299的阿福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页；5.证人徐某的询问笔录1份及徐某与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页；6.证人胡某询问笔录1份及胡某与微信号为×××,微信名为阿福袁永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3页；7.证人李某和证人程某的询问笔录各1份；8.吴江蓝棋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洁军的询问笔录1份。 阿福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号为×××（现微信名为：阿福袁永鹏）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的聊天记录打印件11页;2.阿福公司原员工阮加权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阮加权的询问笔录各1份；3.阮加权与施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7页（其中阿福公司的第2、3组证据为庭审结束后提交，由金虹公司在庭审结束后书面进行质证）。 金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阿福公司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1，用于证明131××××5205的手机号码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所有的，微信号为×××的微信号中“Ａｆ”是阿福公司的拼音缩写，证明该微信号系张莉慧本人所有，其中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金虹公司受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指示送货，且就货款的总额有过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有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及阿福公司结欠货款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微信确实是张莉慧所有的，但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就货物总数进行对账确认，且聊天记录中也反映出金虹公司存在迟延供货和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另外，聊天记录里面张莉慧也有告知金虹公司去把没有经过阿福公司同意下的订单的货物去染厂拉走的内容，聊天记录里面金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也有表示同意货款可以扣减二、三十万，但不可能退掉八、九十万的内容。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微信聊天的两人分别是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金虹公司受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指示，供应坯布至阿福公司指定的加工厂的事实，予以认定。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2，用于证明微信号为×××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所有的，该微信号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的聊天记录中，能够证明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就涉案货款总额进行了两次对账确认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冲卡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冲卡记录里面显示该手机号码为张莉慧本人所有的这一事实无法确认，因为只是一张打印件，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关于微信名叫“阿福袁永鹏”的微信聊天记录，阿福公司没有员工叫袁永鹏，但之前是有一个叫小阮的内勤，但已经离职，至于微信名“阿福袁永鹏”是不是就是小阮之前用的微信名称变更了一下不清楚。从微信内容本身来看，金虹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该微信聊天记录是从2019年9月18日开始的，但是把2019年9月18日我方通知金虹公司将取消今后所有订单的通知没有放进去，我方需要将这个通知作为证据提交的。从后面的聊天记录里面看，我方也并未对货款总金额进行确认，仅是根据对账单中的数据比照单子进行了梳理，从双方在比对单子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哪里是缺的，哪些单子是不清楚的，结合之前张莉慧与施华强的聊天记录，后面这些单子的货物，有些还在印染厂，阿福公司并未去使用，张莉慧也有要求施华强去拉回来。在2020年1月13日，在微信上，微信名为阿福袁永鹏的这个微信，发出过一个通知，因为金虹公司供应的坯布质量问题，导致客户赔款等问题，所以要求金虹公司就赔款进行协商以后再决定付款事宜。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结合阿福公司提交的证据1、2、3，能够证明微信聊天的双方分别是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前员工阮加权，双方曾在微信上进行两次对账的事实，予以认定。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3，用以证明金虹公司受阿福公司指示，将涉案货物送至阿福公司指定加工厂，由加工厂签收货物，由金虹公司雇佣的货车司机将送货单第四联签字后交回金虹公司，并在第一次与阿福公司对账后，阿福公司要求金虹公司开具金额为600000元的发票，截止目前，阿福公司仅支付金虹公司货款25000元，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金虹公司已按阿福公司指示将约定货物送至阿福公司指定的地点，金虹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供货义务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送货单上并没有阿福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对于货车司机和加工厂工作人员的签名也不知道是否真实，按照双方的交易模式，一般是在阿福公司下完订单后，由金虹公司将货物送到阿福公司指定的加工厂，货到加工厂后，应该由金虹公司通知阿福公司的工作人员去现场清点和签收的，所以送货单上应有阿福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签名，所以这些货物不属于阿福公司下的订单，阿福公司也没有收到过相应的货物；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收到过这600000元的发票，但根据金虹公司提供的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在当时已经供货完成的情况下，应该开具所有总金额的发票，但只开了600000元的发票，所以可以证明当时很多货物送过去并没有得到阿福公司的认可；对付款凭证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结合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1、2、7，能够证明金虹公司接受阿福公司指示，由金虹公司派车将坯布等货物送至阿福公司指定的加工印染厂，阿福公司至今支付金虹公司货款25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4，用以证明对账单上染色部分的货物，也是按照阿福公司指示，送至阿福公司指定加工厂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该微信号，无法证明是阿福公司的员工，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也无法证明金虹公司的待证事实，双方没有进行对账，也没有对送货进行确认。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要件，本院不予认定。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5，用以证明金虹公司供货给阿福公司的货物均受阿福公司的指示，送至锦羽和蓝棋两家加工厂，另外证明微信号为×××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所有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聊天记录中的送货单是其他公司的送货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锦羽和蓝棋两家加工厂的确是阿福合作的加工厂，但是与阿福公司有加工关系的加工厂不仅是锦羽和蓝棋两家，有十几家加工厂均与阿福公司有合作关系，并且进入这两家加工厂所加工的货物并不都是阿福公司的，他们也加工其他公司的货物，而阿福公司的供应商也不是只有金虹公司一家，进入这两家加工厂的货物并不就是金虹公司供给阿福公司的货物，这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询问笔录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徐某是2019年8月份进入公司，而9月中旬就离职了，离职的原因是徐某在工作中因为重要瑕疵，导致巨大生产质量问题，其次发现徐某经手的货物存在缺斤短两、中饱私囊的问题，而且徐某在外面私自接单被公司发现后开除了，为此徐某还到当地劳动局进行投诉，劳动局也对此进行过协调，所以徐某的证人证言的中立性、客观性有异议，因为徐某与阿福公司曾经存在矛盾冲突，最后，徐某的询问笔录里面也没有对金虹公司供货数额进行确认的内容。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所有的事实。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6，用以证明微信号×××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所有的，微信号×××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所有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胡某和徐某一样，因为私自接单等原因被阿福公司开除的，胡某也与徐某一起到当地劳动局投诉，劳动局也是进行过协调的，胡某所述也不能证明金虹公司的待证事实；另外，两个微信号的问题，其中张莉慧的微信是真实的，另外一个微信号是阿福公司原先的内勤小阮在使用的，但现在已经离职了。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的微信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所有的，×××的微信是阿福前员工阮加权在使用的事实。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7，用以证明李某、程某两位货车司机，受金虹公司雇佣，将涉案货物送至蓝棋和锦羽两家加工厂，且在送货时，李某和程某会跟张莉慧或者阿福公司的跟单员联系具体送到哪里，与我方提交的送货单原件进行佐证。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两名货车司机的询问笔录，三性均有异议，因为这两名货车司机是由金虹公司雇佣的，其证人证言与金虹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正常的交易习惯，应是送到加工厂以后，由金虹公司的业务员联系阿福公司的员工，由阿福公司的员工来进行签收，而不是像货车司机所陈述的，由其直接送到加工厂，由加工厂来进行签收。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金虹公司派车将货物送至阿福公司指定加工厂的事实。 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8，用以证明金虹公司受阿福公司指示，将所涉货物送至蓝棋公司，并没有阿福公司所述的在2019年9月18日以后就不再要求金虹公司送货的事实。阿福公司质证后认为，三性都有异议，因为蓝棋公司在为阿福公司加工货物过程中，把大概有十几万的货物加工坏了，我方也在向蓝棋公司追讨该部分损失，所以我方与蓝棋公司也存在纠纷，其证人证言也不具有客观性，另外，盛洁军陈述的事实并没有相关证据来证实，其陈述一共签收的货物有145644米，但其未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其也不能证明该货物就是金虹公司供应给阿福公司的，其另陈述相关的货物加工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被阿福公司拉走了，该陈述与张莉慧的陈述是相对应的，张莉慧在微信中告知施华强，去把在加工厂的货物拉回来，去晚了就没有了，跟盛洁军在笔录里陈述的也是一致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金虹公司受阿福公司指示，派车将货物送至蓝棋公司的事实。 阿福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金虹公司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阿福公司提交的证据1，用以证明2019年9月18日，阿福公司微信上发过通知给金虹公司，告知金虹公司如果在9月18日不把货物送到，就把后面所有的订单都取消了的事实。金虹公司质证后认为，确实收到阿福公司的通知，但是这种通知阿福公司都是群发的，不只是发给金虹公司一家，阿福公司经常发莫名其妙的通知，微信上后续也有问货发到哪里，但是并没有回复，所以是后面才将货物发送过去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阿福公司曾发通知告知金虹公司如果9月18日没有将货物送到，就取消今后所有订单，但无法证明阿福公司在2019年9月18日以后就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阿福公司提交的证据2，用以证明1.阮加权根据施华强提供的对账单进行核对，发现对账单中大量数据缺少对应单据，且未有阿福公司相应订单指令和收货确认，双方之间未完成对账；2.阮加权对于施华强提供的对账单中明确注明存在大量退货，但金虹公司却将退货布匹作为已收货物进行起诉；3.金虹公司供货存在严重迟延的情形，阿福公司为此还发函通知要求取消全部订单；4.阮加权与施华强之间进行的对账仅涉及数量，并不涉及单价。因此本案中双方未完成对账，金虹公司在没有阿福公司订单指令及收货情况下，自行送往加工厂的布料不属于阿福公司的采购范围，应当由金虹公司自行从加工厂拉回。金虹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份询问笔录中阮加权的部分陈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阮加权的部分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对该份笔录的合法性不认可。首先，对于2019年9月18日施华强有问货物送去哪里，但当时阮加权也未及时确认，施华强在当天也未收到来自阿福公司及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送货地点的指示。阮加权称阿福公司工作人员已经通知，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因此金虹公司对该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对于2019年11月1日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回复施华强两张有打勾与画圈图片，阮加权认为没有打勾及画圈的都是没有单据的，后面说后来都拿过来了，但仅是复印件，还缺了单据的陈述并不客观，对该陈述部分真实性不认可。本案中所有单据无论是事先拍照片还是事后拿到阿福公司处均是原件，且已交给阿福公司，并非阮加权所陈述的仅为复印件，如果真的仅为复印件，阮加权在微信中对该事实只字不提，不符合逻辑。再次，阮加权称单子没有确认，其仅为作统计，该陈述非客观事实，金虹公司对该陈述的真实性不认可。该微信号在2019年4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开头）阮加权有说：“我是阿福会计”，2019年9月28日施华强（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该微信号有说：“你好，请问对账单发你吗”，阮加权回复说：“嗯，是的”。从上述对话来看，阮加权并不仅是核对货物的数量，也应核对货款金额，这是对账的应有之义，且买卖合同中的单价是合同中约定的比较重要的部分，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有口头对单价的明确约定，否则如此大量的贸易，说没谈妥单价，与逻辑不符，金虹公司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发送给阿福公司的对账单上每笔都有明确的单价，有合同总价；在庭审中金虹公司也陈述有些货的发送由施华强与张莉慧进行直接沟通，经其指示送往目的地，这在庭审中金虹公司提供的与张莉慧的微信聊天中也可以体现，对于阿福公司没有下订单，这是阿福公司内部事务与流程，与金虹公司无关，也与本案中金虹公司送货到阿福公司指定地点的事实也没有关联。阮加权陈述货物有没有具体收到、单价是多少不清楚，如果真如其所述，那么也肯定会在微信上有反馈，但从双方微信聊天的完整记录上来看均没有提到相关的事实，因此该陈述阮加权并未客观陈述，否则违反一般逻辑。金虹公司也从未延期交货，这仅是阿福公司单方之词，催送货不代表就是延期交货，且双方也未约定何时交货。因此金虹公司对该部分陈述事实性不认可。另外，阮加权陈述的2019年11月1日回复施华强的图片中注明“退”字是要退货的意思，金虹公司不认可其陈述的真实性。一个“退”字表明的可能性会有很多，并非一定就是退货。给金虹公司发的图片目的是要金虹公司提供其还未收到的送货单据，这个上面的“退”字意思金虹公司并不清楚，阿福公司及阮加权也未就该图片上标明“退”字的货物要求金虹公司退过货，在微信聊天记录上阮加权就是要求金虹公司提供还未提供的送货单。金虹公司认为阮加权标明的“退”字应是阿福公司内部的事务，与金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可能是要求金虹公司退货的意思表示。金虹公司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事实上也没有退货，仅是阿福公司不想支付货款的不诚信的一种借口。还有一点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金虹公司不予认可，因为阮加权与阿福公司有利害关系，且在没有金虹公司或法院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阿福公司单方面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公正公平的性质，不合法。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结合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2，能够证明微信聊天的双方分别是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前员工阮加权。 阿福公司提交的证据3，用以证明：1.金虹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对于其不利部分进行了删减隐匿；2.阿福公司在2019年9月18日已经发出通知要求金虹公司在当天完成供货，否则取消全部订单，但金虹公司直至次日才发货，故双方之间的供货关系已经终止；3.对于施华强发送的对账单，阮加权根据业务员提供的照片及单子进行了核对，并用红笔注明上述对账单中缺损的单据，以及退货数据，故该部分缺损及退货数量不应计入货款；4.阮加权与施华强仅是对数量进行了对比，并不涉及货物价格；5.阿福公司在2020年1月13日通知金虹公司要求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坯布进行协商赔款，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账付款；6.2020年2月29日，阿福公司再次通知金虹公司将存在质量问题的坯布拉回去，故该部分坯布不用计入货款。金虹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阿福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019年9月18日阿福公司发出通知后，金虹公司已经及时回复，要求阿福公司明确送货的具体地点。但阿福公司当天未作回复，第二天才向金虹公司指示送货地点，因此金虹公司已在第二天履行完毕送货义务。且在2019年10月15日原告还在送货，在与阿福公司对账时，阿福公司也要求金虹公司提供2019年10月15日的送货单，因此金虹公司在2019年9月18日阿福公司发出通知后，已履行完毕送货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一直存续。所有的送货单经阿福公司工作人员核对，货单齐全，单价与总价数额正确，上面写的“退”字并非要金虹公司退货的意思表示，该备注与金虹公司是否退货无关。阿福公司在微信中发送的2020年1月13日通知，据金虹公司了解，所有的与阿福公司有贸易往来的客户均有相同的通知，系阿福公司微信群发，从侧面反映出阿福公司不想支付金虹公司及所有客户货款的不诚信行为，而不是真的是金虹公司货物质量有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结合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2，能够证明微信聊天的双方分别是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前员工阮加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阿福公司多次向金虹公司购买坯布。在买卖过程中，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而是由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方式联系金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以口头方式下订单，再由阿福公司指定送货地点，由金虹公司派车辆负责将坯布送至阿福公司指定印染厂进行再加工。现金虹公司认为阿福公司尚欠其货款1199323.8元未支付，而阿福公司认为双方共计发生的货款总额为143705.90元，已支付25000元，仅剩余货款118705.90元未支付，故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但双方对交易的货款总额存在较大争议，是引起本案讼争的主要原因。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从微信聊天记录分析。结合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双方均确认了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微信聊天的人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和公司前员工阮加权。其中，从施华强与张莉慧的聊天内容中可以看出，是由张莉慧联系施华强送货，也是由张莉慧指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的会计去对账。 第一次对账的时间是2019年9月28日，由施华强发微信给阮加权，询问阮加权：“你好，对请问对账单发给你吗”，阮加权回答“嗯，是的”，后施华强将对账单发给阮加权，当时对账单显示供货期间为2019年4月23日至9月25日，货款总额为696710.20元。阮加权表示先对账，同日17:04分，阮加权又将阿福公司开发票的资料通过微信发给了施华强。后续聊天记录中，阮加权提出有些单子没有，希望施华强有空的时候拿过去或者拍照给他。施华强表示同意。 第二次对账时间是2019年11月7日上午10时20分，施华强将对账单在微信上发给阮加权，对账单显示供货期间为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0月15日，货款总额为1220677.3元，扣除2018年12月7日阿福公司支付的25000元，余款1195677.3元未支付。同日，施华强询问阮加权对账是否对好，如果有需要退货的可以直接扣掉。阮加权回复：“嗯”。同日下午13时33分，阮加权提出9月19日的单子和10月15日的单子没有，施华强回复9月19日的单子是染厂过去的，肯定会有的，后又将10月15日的单子拍照发给阮加权，阮加权回复：“嗯”。 二、从送货单分析。金虹公司共提供12份送货单原件和1份送货单复印件，其中的复印件与2019年11月7日施华强与阮加权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送货单内容一致。通过对比该13份送货单与前述对账单，2019年9月2日、9月9日、9月15日、9月18日、9月25日、9月29日、10月5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5日的送货单与对账单在数量上均显示一致。另，前述聊天记录中，有两次对账的内容，根据常理，对账应以最后一次的对账数额为准。其中第一次对账后，在2019年11月1日，阮加权提出9月打圈的和10月没有打钩的单子没有，2019年11月7日第二次对账时，阮加权提出有两份单子没有，其中10月15日的送货单施华强通过微信将送货单照片发给阮加权，阮加权也收到了。但时间是9月19日，型号为黑色的3*2-60，数量为4011，匹数为21匹，货款为9225.3元的送货单，是阮加权在两次对账时均提出没有单子的。后续聊天过程中，施华强也并未将此送货单发送给阮加权，金虹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原件中也并未有该份送货单。故该份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需要在总金额中予以扣除。其余未有送货单原件的货款，阮加权在两次对账过程中，未提出异议，故对其余货款总额视为其在对账后认为无异议，双方发生交易的货款总额应是1211452元，扣除阿福公司已经支付的25000元，阿福公司尚欠金虹公司货款1186452元。 综上所述，金虹公司要求阿福公司支付货款1199323.8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计算有误，予以调整。阿福公司认为双方在2019年9月18日以后取消了今后所有的订单，金虹公司存在延迟供货、货物质量问题，但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1186452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本金1186452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8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94减半交纳779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797元，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37元，被告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26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顾敏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范荣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