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3民初5922号原告：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113MA1QRFRH1，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神巷99号。经营者：刘春光。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喜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别培瑛，该公司员工。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254号。负责人：孙海滨。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崟，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100K13672039W，住所地在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与兴隆大街交叉路口。法定代表人：叶坚，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崟，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简称益友中心）与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简称交管七大队）、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简称南京市交管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2日、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友中心经营者刘春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喜敏和别培瑛，被告交管七大队、被告南京市交管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崟和周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友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保管费1189684元（含保全保管费293720元和保管停车费830489元）、拖车施救费66150元、送尸费27000元、资金占用利息10万元，以上共计138283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交管七大队事故涉案车辆委托施救单位，从2011年至2018年共计保管涉案车辆488辆。2018年2月11日，原告工作人员和交管七大队责任民警赵某办理了涉案车辆转场清拖交接手续，并移交了保管站工作台帐7本，并且双方确认原488辆车是长期停放无人认领进行清拖清场的车辆。但之后，交管七大队并未给付长期使用停车场的使用费及拖移施救费、尸体移运费、吊车作业费等。原告认为，交管七大队的行为已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南京市交管局是行政事业法人，应当对交管七大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交管七大队辩称：1.如果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10日期间，交管七大队确实委托原告保管车辆，交管七大队愿意支付这段期间的停车保管费。虽然交管七大队确实在2018年2月10日清拖转场了488台的车辆，但是从台账看，不能看出全部的车辆的入场时间和原因，因为原告是有施救资质的单位，存在车主自主委托其施救的可能性。由于原告的场地被拆迁，交管七大队基于交通管理职责清拖了原场地的全部车辆，并不能确定这些车辆都是交管七大队委托原告保管的，原告要求交管七大队支付费用应当提供入场证据，主要包括强制措施凭证号、合同约定的入场签收单等，而不应由执法部门承担的费用，无论是否由交管七大队通知其拖车，被告均无需承担该部分费用。2.2017年6月30日之前，交管七大队与原告之间有委托合同关系，但所有款项都已支付，交管七大队无需再支付停车费。被告南京市交管局辩称，南京市交管局和本案没有关系，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交接清单、事故车辆未放表、停车收费许可证、收费文件、营业执照、收费许可证、委托保管合同、违法车辆清单、费用清单、收条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原告益友中心（乙方、保管人）与被告交管七大队（甲方、委托人）签订了6份《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均约定：第一条，本合同所指涉案车辆为本市交巡警部门在办理交通事故案件和其它行政、刑事案件中依法以扣留、扣押、收缴、追缴等方式提取的与案件有关的车辆；第二条，乙方统一使用甲方制作的涉案车辆入出场登记台账入场签收单、涉案车辆移送登记台账对入出场车辆进行登记、保管、移送；一律凭甲方盖公章的格式放车单发还涉案车辆，并及时将放车单副联、进出场照片装订后送交甲方，办理移送交接手续；每天认真清点车辆和核对登记台账，保证实际车辆与登记台账数量、内容完全一致；第七条，甲方委派赵某（责任民警）负责对涉案车辆保管站的监督管理、评价考核和对接工作；第十六条，乙方除向甲方收取保管费外，不得再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第十七条，甲方逾期支付保管费的，每超一天向乙方支付当期保管费总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年保管费总额的5%。上述《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还约定，合同价款采用按年包租或按半年包租，同时明确约定了年保管费或半年保管费金额。其中最后一份《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约定委托保管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按半年包租，半年保管费为1.05万元。现上述6份合同对应的保管费用交管七大队已经付清。上述《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到期之后，原告益友中心与被告交管七大队未再续签合同，但存在一定数量的车辆仍在原告处保管。2018年2月11日，原告和被告交管七大队签署《益友保管站车辆交接清单》，载明“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在贵服务中心大力支持配合下，自2018年2月5日-2月10日，对你保管站内涉案车辆财物（含违法、清拖、事故车辆等）进行了转场清拖，共转场488辆，其中：小型客车58辆，货车14辆，半挂3辆，拖拉机5辆，自卸货车2辆，装载机1辆，翻斗车1辆，三轮汽车4辆，二机150辆，助力车89辆，电动车140辆，正三机12辆，板车1辆，人力三轮车5辆；另转运3辆二机（有实物无台账登记），共移交保管站工作台账7本，双方所涉账目清单已顺利完成交接”。原、被告均盖章，交管七大队的赵某签字确认。后交管七大队委托其他单位将上述车辆清拖转场，原告将记载违法车辆停放信息的台账7本交给被告。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原来在栖霞区甘家巷停放和维修车辆，后来搬迁到下梅墓货场进行车辆维修和停放，之后因为场地放不下，所以原告在栖霞玻璃厂又租赁了一个第二停车场停放车辆。下梅墓货场是一厂，以维修和停车为主，停放的大多是小型车辆；二厂大多停放的货车和非机动车；原、被告交接时对两个场地的车辆都办理了交接清拖。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一厂2014-2016年事故车辆未放表汽车16辆》，该清单上半部分载明15辆车的日期、车型、施救费、保管费116210元，中间部分载明“施救费60750元，送尸费24000元，保全保管费293720元，保管停车费907644元，总合计1286114元，另增商务车苏Ａ×××××，白水桥中队扣，共计16辆”，同时交管七大队的赵某在清单的页脚处注明“共计488辆大小车辆，赵某，2018.2.13”。2.事故车辆未放表及原告自行计算的7组费用清单，证明原、被告存在委托施救关系，原告诉请金额是依据交接台账计算出来。3.2012年4月10日的原告停车收费许可证、南京市物价局的宁价规[2015]1号《南京市城市道路、普通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南京市物价局的宁价规[2012]1号《南京市停车收费管理规定（试行）》，其中《南京市停车收费管理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保管的事故车辆按照停车场等级的计次标准收取停车费，收费最高不得超过30日。暂扣的违法车辆不得向车主收取停车费，由暂扣行政机关支付停车费”，《南京市城市道路、普通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车辆在城市道路、普通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妨碍交通时，而当事人未委托或无法委托，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通知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实施清障救援，费用由当事人承担”，第八条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因收集证据等需要依法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相应法律文书的，或依法拖移违法停放车辆的，由此发生的拖移费用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受行政执法部门委托的车辆救援机构也不得向当事人收取相关费用”，证明原告具备施救资质，可以向委托单位收取费用，收费的依据和标准。4.74台违法车辆的清单，证明原告移交给交管七大队74辆违法车辆，相应停车保管费为65475元。5.原告依据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得出的费用计算清单，证明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10日期间74辆违法车辆产生的保管费用按照上半年计费标准计算，得出的金额为12875元，之后自2018年2月11日起到2019年9月24日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是7612.08元，故原告认为74辆车的停车保管费及违约共计20487.08元，此费用包含在诉请的保管费中。6.13辆死亡事故车清单，证明原告移交的车辆中有13辆发生了死亡事故，死亡人数为18人，据此原告认为产生送尸费27000元。两被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1.对于证据1，据签字民警回忆，签字时候上面没有拖车施救费等金额，只有车辆的列表，赵某签字只证明被告收到488台车辆，并非认可任何费用；2.对于证据2，不予认可，未放表和费用均为原告单方计算且缺乏证据，因最早的台账是15年1月的，14年及之前的车辆没有台账，故不能证明清单中车辆是什么时候进场、因为什么原因进场的。3.对于证据3，没有异议，其中[2012]1号文说明原告收取事故车辆停车费不得超过30日，暂扣的违法车辆由行政机关支付停车费但被告均已支付该停车费，[2015]1号文说明普通事故车辆，交管部门没有开具强制措施文件的,由事故当事人承担费用，不由执法部门承担，而如果符合第八条的情况，应由交管七大队承担责任，但原告需提供强制措施凭证号来证明是被告开具相应法律文书要求拖移的。4.对于证据4，其中有4辆车在双方交接的台账中并无记载，有9辆车没有强制措施凭证号，有8辆车有强制措施凭证号但在交管部门中并无记录，故被告仅对剩余有强制措施凭证号、台账中有记录且交管部门也有记录的53辆车予以认可，是被告委托原告保管的违法车辆。5.对证据5不认可，2017年6月30日之后被告的确没有支付保管费，是否需要支付保管费由法院判断。6.对于证据6，被告只查询到其中9辆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信息，但无证据证明被告委托原告转运尸体，且根据《南京市城市道路普通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遗体转运费为1200-2000元，为个人劳务费，该费用也应当死亡人员家属支付，不应向被告主张;对于剩余4辆车，被告未查询到死亡记录，可能是自行发生零星事故，他人自行要求原告清拖的，与被告无关。两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1.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证明在2015和2017年南京市交管局分别与南京中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合同，由上述公司负责南京市交管局辖区内各类拖吊车及交通清障服务，原告不是被告所聘请的清拖单位，不应产生施救费。2.原告提交给被告的《一厂2014-2016年事故车辆未放表汽车15辆》，该清单与赵某签字的《一厂2014-2016年事故车辆未放表汽车16辆》上半部分内容相同，但无其他内容，证明其他内容系赵某签字后原告后来自行打印的。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于证据1，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从2011年就开始在公安机关允许情况下进行道路施救，尤其是死亡、拖尸的车辆，不经被告允许，原告是无法施救的。2.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后来赵某在原告提交的未放表上签字认可了。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3，被告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系原告自行计算的清单，本院在之后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认定。庭审中原告陈述：1.保全保管费是事故车辆有死亡，或需要痕迹鉴定和尸体鉴定，或需要法院保全的这种车辆产生的停车费，保管停车费是没有另行通知保全的车辆产生的停车费；2.事故车辆的停车费不包含在《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中，委托保管合同仅针对的是违法车辆，原告与交管七大队就事故车辆的保管形成事实委托关系，在道路救援中的施救、转运尸体和停车保管费和保全保管费都是由原告先行垫付出去的，原告作为受被告委托的施救单位，没有办法向当事人收取费用，故原告向被告主张给付责任；3.摆放在原告停车场的都是交警队委托的，原告给别人施救的都没有放在停车场；4.原告主张的送尸费是从事故现场拖到法医中心或者殡仪馆而产生的送尸费，价格定的比遗体转运费要高，原告具备专门的拖尸体的车辆，其他的救援公司都有专门拖尸体的车辆。5.对于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10日期间违法车辆的停车费，如果参照双方之前合同停车费标准计算是20487.08元（含违约金），如果按照车辆实际停放时间和单价计算是65475元，原告按照第二种算法提出诉请主张。两被告陈述：1.原告在停车场内还从事车辆维修，涉案停车场除了被告委托的车辆外，还应当有原告自行接收的车辆；2.被告委托原告保管的车辆不管车辆是如何到原告处的，都应在委托保管合同范围内，而合同所说的扣留、扣押、收缴、追缴这些方式里面肯定包括车辆不是自己开过去的，有些事故车辆很可能无法开动，故原告诉请金额已在合同范围内；3.对于2017年7月1日之后的停车费，被告认为应当参照之前双方合同约定停车费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本案多份《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均系原告与被告交管七大队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2017年6月30日最后一份委托保管合同到期后，交管七大队未将委托保管的车辆收回，直至2018年2月11日才与原告进行车辆交接并对委托车辆进行转移，故交管七大队依法应支付原告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2月10日止的车辆保管费，因其至今仍未付款，故应依法承担支付相应车辆保管费及自2018年2月11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车辆保管费的金额，因原、被告双方并无约定，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综合双方既往合同约定及车辆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参照2017上半年度停车费约定标准，酌情确定车辆保管费为12875元。关于利息损失部分，原告主张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日利率千分之一计算，该标准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按照年利率6%计算。原告主张事故车辆的停车费不包含在《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中，除上述车辆保管费外，被告还应支付其保管的事故车辆的保管费及拖车施救费和送尸费。但第一，根据《涉案车辆委托保管合同》第一条“本合同所指涉案车辆为本市交巡警部门在办理交通事故案件和其它行政、刑事案件中依法以扣留、扣押、收缴、追缴等方式提取的与案件有关的车辆”的约定，交管七大队办理案件涉及的交通事故车辆已包含在涉案委托保管合同范围内；第二，依据南京市物价局的宁价规[2012]1号文件规定，暂扣的违法车辆停车费由暂扣行政机关支付，并未规定其他事故车辆停车费也由行政机关支付；第三，[2015]1号文件规定“车辆在城市道路、普通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妨碍交通时，而当事人未委托或无法委托，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通知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实施清障救援，费用由当事人承担”“行政执法部门因收集证据等需要依法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相应法律文书的，或依法拖移违法停放车辆的，由此发生的拖移费用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受行政执法部门委托的车辆救援机构也不得向当事人收取相关费用”，故只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扣留事故车辆或者拖移违法停放车辆的，拖移费用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对于没有强制措施凭证号或者违法车辆台账中没有记录或者交管部门没有记录的事故车辆的施救费，不应由被告交管七大队承担，而对于交管七大队认可的有强制措施凭证号、台账中有记录且交管部门也有记录的53辆违法车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接受被告委托实施了拖车施救，相反被告举证了《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证明此期间内被告委托其他公司负责拖车清障服务；第四，原告主张其接收被告委托从事交通事故遗体运输，但仅提供其统计的计算清单，未提供其他证据，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最后，依据涉案委托保管合同约定，赵某负责对涉案车辆保管站的监督管理、评价考核和对接工作，其职责范围并不包含对账结算，且赵某在《一厂2014-2016年事故车辆未放表汽车16辆》上对接收的车辆数量进行确认时明确注明“共计488辆大小车辆，赵某，2018.2.13”，故不能据此认定被告认可原告在该表中记载的拖车施救费、送尸费、保全保管费和保管停车费。综上，对于原告诉请的拖车施救费、送尸费以及其他保管停车费，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南京市交管局对交管七大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南京市交管局并非委托保管合同的相对方，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车辆保管费12875元及自2018年2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46元，减半收取8623元，由原告南京益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负担8543元，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负担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葛鹤洲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见习书记员  朱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