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92民初564号原告：周红胜，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吴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余，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捷通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90268791D，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新区南京软件园（西区）团结路100号。法定代表人：周尔鼎，董事长。被告：周尔鼎，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被告：章卫，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以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素琴，江苏臻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红胜与被告江苏捷通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公司）、周尔鼎、章卫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红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余，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素琴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6月2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1民辖120号批复，指定该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原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已进行的程序和诉讼行为继续有效，不再重复进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红胜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股权认购款6105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610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7%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及捷通公司的创始股东周尔鼎、章卫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股权18.5万股，总价为人民币610500元，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捷通公司如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不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则由周尔鼎、章卫向原告回购上述股权，同时，约定在上市前捷通公司给予原告7%的年收益，后因捷通公司未兑付协议承诺，2018年1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回购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告向原告回购股权，认购款及当时约定的收益将于2018年6月30日前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此后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款项，后被告于2018年9月6日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被告保证在2018年9月30日前付清所有回购款，但被告仅在2018年9月10日向原告支付了99000元，其余未能给付。原告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回购协议书》中对案涉款项的后续处理达成了“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认购款610500元及年化收益85470元支付到原告指定收款账户，从2018年1月1日起，被告向原告股权认购总金额被告按照年利率7%向原告计付利息，直至上述款项全部支付之日止”一致意见，现被告未依照该回购协议书及还款计划书的约定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捷通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认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入股行为是投资行为，必然存在市场风险。因此不能因公司经营状况不符合其预期，就要求回购。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回购股份、固定年化收益的约定均系无效约定。回购协议书关于回购、固定年化收益、利息的约定系无效约定，原告主张固定年化收益、利息无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案涉的三份协议中关于回购的约定均无效，公司不应当承担回购的责任。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第二份增资扩股协议，协议均约定在回购条件发生时，原告应该向被告公司创始股东发出请求，但原告从未向创始股东发送请求回购事宜。故，原告诉请第一项无事实理由。双方于2018年1月22日签订的回购协议书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无效协议，不能据此向被告主张钱款及利息。原告投资入股是市场投资行为，必然存在市场风险。其投资分红是年化收益，而不是利息，在没有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返还本金7%的利息，应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另行向被告主张关于涉案股权投资的权利权益。另外，被告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并在2018年9月10日支付原告收益99000元，原告享有知情权、分红权等股东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周尔鼎、章卫共同辩称，原告已选择与被告公司签订回购协议书，且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原告在回购条件成立后30日内，未向被告二、被告三提出过回购请求，应视为其放弃回购权利。现原告依据无效的回购协议书确定的回购主体应当是公司，与被告二、被告三无关，原告不能既向公司主张回购，又向股东主张回购。另，2016年增资扩股协议中的签名并非章卫其本人所签，申请笔迹鉴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5日，原告和被告捷通公司、周尔鼎、章卫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各方就原告向被告捷通公司认购股权事宜作出了约定，认购价格为3.3元每股，原告以现金方式进行认购，共认购18.5万股，合计610500元。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出资款汇入被告捷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第三条重要权利约定的第2、3、4款分别约定，原告认可目标公司（捷通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的上市规划，如果目标公司成功挂牌上市，原告持有股权遵循挂牌上市后交易系统的交易规则实现交易退出；在发生目标公司未能完成上述约定时，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捷通公司的创始股东（被告周尔鼎、章卫）任一方按本次投资款原金额转让其在本次投资中取得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被告周尔鼎、章卫必须按照原告的要求全部购入；被告周尔鼎、章卫任一方承诺从协议签署之日起，被告周尔鼎、章卫任一方给予本次增资扩股进入公司的股东每年7%的年化收益。原告于2015年10月20日向被告捷通公司指定账户汇入610500元。2016年2月22日，被告捷通公司进行名称变更，由原名称江苏捷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捷通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月22日，原告与被告捷通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约定回购条件成立，原告向被告捷通公司提出回购，被告捷通公司同意原告退出。2018年9月6日，原告与被告捷通公司签订还款计划书，约定被告捷通公司2018年9月10日支付截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所有剩余年化收益，2018年9月30日前付清所有回购款。2018年9月10日，被告捷通公司向原告支付99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递交的增资扩股协议、农业银行汇款单和收据、回购协议书、还款计划书、银行交易流水、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网站打印页、被告捷通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三被告共同递交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网页截图及2015年第二次定向增资方案文稿、招商银行业务付款回单、苏国快验资（2016）011号验资报告，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加以综合分析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一、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告章卫主张合同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但根据本案双方合同签订过程并非当面签订，因此即使合同中的“章卫”签名非本人书写，原告没有过错，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对此有代理权。且被告捷通公司为挂牌上市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增资扩股，章卫对此认可并为方便起见签有数份空白增资扩股协议，可见，章卫对订立增资扩股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无特殊要求，其本人也有向增资人承担捷通公司不能挂牌后返还股本金的心理预期。故被告章卫应当受合同约束。二、原告与被告捷通公司、周尔鼎、章卫于2015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执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周尔鼎、章卫按照合同约定在回购条件成就时按投资款原价受让原告的股权，并按年利率7%支付原告投资的年化收益，已经支付的99000元应予扣除。三、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原告系被告捷通公司股东，应当根据捷通公司的经营状况享有收益权，原告与被告捷通公司关于支付股权认购期间的年化收益及相应利息的约定脱离目标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损害公司利益及债权人利益，该约定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对双方不产生约束力，原告与被告捷通公司签订回购协议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法定手续，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不能确定，双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捷通公司回购股权并支付相应收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尔鼎、章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周红胜投资款610500元及利息（以610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计算，并扣除已经支付的99000元）；二、驳回原告周红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95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周尔鼎、章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906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18。审判员 柳 林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魏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