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8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丁，男，198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人，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宗录，女，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阚海航，江苏铸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向阳，男，198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人，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系上诉人哥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普，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栋林，江苏良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锦，男，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永，江苏宝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因与被上诉人杨普、刘洪锦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沂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381民初7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丁、赵人、袁宗录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阚海航，上诉人赵向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人，被上诉人杨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栋林，刘洪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杨普受杨川委托联系人员为杨川承包的鱼塘起鱼”是错误的。杨普本人在新沂市公安局水警大队对其进行询问时称，一个姓赵给我鱼塘起鱼时意外溺水死亡，以及是杨普打电话联系刘洪锦给其鱼塘起鱼，因其是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内容可信度大。刘洪锦在新沂市公安局水警大队亦称是杨普打电话联系他找人到杨普鱼塘起鱼的。证人闫长胜等人的证言也能证明该事实。杨普庭审中提交的池塘合伙协议和鱼塘转包合同不能证明杨川是涉案鱼塘所有人、杨普是代管人。2、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杨普庭审时辩称杨川是塘主，其是受杨川委托找人起鱼的，故案件处理结果同杨川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杨川“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杨川没有申请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应当通知杨川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没有通知杨川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3、杨普是本案适格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杨普、刘洪锦在新沂市公安局水警大队询问时的陈述、闫长胜等人的证言足以证明杨普电话联系刘洪锦找人到到杨普鱼塘起鱼，赵玲华向杨普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赵玲华人身受到损害，杨普应承担责任。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临时捕鱼队与塘主具备承揽关系，杨普也应承担赔偿责任，赵玲华在起鱼过程中溺水身亡，杨普作为定作人，也应对此后果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假设杨普关于“杨川是塘主，杨普受杨川委托联系人员为杨川承包的鱼塘起鱼”的主张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起诉杨普，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违法，故上诉人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普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杨普提供鱼塘承包合同、转款的凭证等证据，能够证明杨川系涉案鱼塘的实际鱼塘主。2、当事人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对鱼塘主的表述称谓不能作为权属的证明。3、一审法院已在庭审中针对是否追加杨川和其他共同捕鱼人为本案共同被告已向上诉人释明，上诉人不同意追加，一审的程序并无不当。4、不论杨普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都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本案是承揽合同，在实施定作的过程中承揽人受到伤害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被上诉人刘洪锦辩称：刘洪锦在本案当中仅仅是起到介绍人的作用，并没有组织捕鱼队，不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杨普、刘洪锦赔偿医疗费170909.67元、误工费2180元、护理费3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丧葬费43295元、死亡赔偿金4169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313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10000元、交通费10000元，以上合计1038824.67元。一审查明，赵玲华与袁宗录系夫妻关系；赵丁、赵向阳、赵人系赵玲华、袁宗录之子。杨普与杨川系同胞兄弟关系。杨普、杨川系在新沂市骆马湖边分别承包鱼塘养鱼。2019年6月12日，杨普受杨川委托联系人员为杨川承包的鱼塘捕鱼，于是，杨普及其父亲先后打电话给刘洪锦联系捕鱼，刘洪锦先后于6月13日、6月14日对鱼塘进行了实地勘察后，于2019年6月15日联系了10个工人（不包括刘洪锦），组成临时捕鱼队，使用刘洪锦提供的渔网并携带相关辅助工具，于该日上午到杨川鱼塘内进行捕鱼。捕鱼过程中，因渔网被水下固定物缠绕，无法拉出水面，赵玲华不顾捕鱼队其他成员的劝阻，穿皮叉下水清理渔网，不幸溺水。赵玲华溺水后，先后在新沂市人民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治疗，但终因抢救无效于2019年7月5日死亡。上述抢救期间合计20天，共支付医疗费172665.67元。赵玲华的死因经新沂市公安局水上警察大队委托南京正泓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赵玲华符合迟发性溺死。另查明，新沂市窑湾镇骆马湖水产养殖业约定俗成一种惯例，即塘主需要捕鱼的情况下，联系当地有渔网的捕鱼人，并由其组织临时捕鱼队，带着渔网及相关捕鱼工具进行捕鱼，捕鱼过程致鱼货装车为止，渔网算一个人工，捕鱼人的劳务费一般由塘主直接交给捕鱼队进行平均分配。刘洪锦持有多张鱼网，系专门从事上述行业。一审认为，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主张杨普、刘洪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赵玲华与杨普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刘洪锦对赵玲华的溺亡存在过错。但经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与此有所出入：首先，临时捕鱼队与塘主之间具备承揽关系的特征。即临时组建的捕鱼队自带渔网等捕鱼工具，自行拉网捕鱼直至鱼货装车为止，其实质系按照定作人的指示，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其次，杨普与杨川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即杨普系受塘主杨川委托联系刘洪锦捕鱼，因此，上述承揽关系的定作人应当系塘主杨川。第三，临时捕鱼队系临时组建，分工合作，系为了共同的目标及利益，其性质应当系松散型的合伙关系。松散型的合伙关系的成员在工作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其他成员对受害人无过错的，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洪锦仅联系工人并提供一张渔网，没有亲临捕鱼现场，且对捕鱼未作任何指使，其对赵玲华的溺亡不存在过错，故其对赵玲华溺亡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赵玲华系为了包括刘洪锦在内的合伙组织的共同利益下水拉网而溺亡，故刘洪锦对赵玲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该数额酌定为5000元。本案审理过程，法庭针对庭审认定的法律关系已经向原告方释明，并要求原告方申请追加上述临时捕鱼队的成员及杨川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原告方坚持不予追加，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本案塘主即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责任主体也应当系杨川，现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要求杨普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主体不适格，故其对杨普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赵玲华系为了包括刘洪锦在内的合伙组织的共同利益下水拉网而溺亡，故刘洪锦对赵玲华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当补偿5000元。遂判决：一、刘洪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各项经济损失5000元；二、驳回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对杨普的起诉；三、驳回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17元，由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负担6280元，由刘洪锦负担37元。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杨普是否为适格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杨普与案外人杨川系同胞兄弟，一审中杨普提交了一份杨川与刘开丰签订的池塘合伙协议，用于证明涉案鱼塘系杨川所有。同时，一审主审法官通知杨川到庭，就涉案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询问，杨川称：涉案鱼塘是其本人承包经营，但一直都是委托其兄杨普打理，本次捕鱼也是委托杨普帮助办理的。一审据此认定涉案鱼塘的实际承包经营人是案外人杨川而非被上诉人杨普。杨普与杨川之间虽无书面委托手续，但二人均认可其间存在委托管理鱼塘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的行为，依法应由委托人承担法律后果，故被上诉人杨普作为委托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亦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已就此情况向上诉人作出释明，但上诉人不同意追加杨川为本案共同被告，为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杨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7元，由上诉人赵丁、赵向阳、赵人、袁宗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慧娟审判员  赵东平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