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世勇，男，198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波，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肖宇，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宽，男，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超，男，197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乐，河北冀华（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世勇因与被上诉人杨宽、苏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2民初5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世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波、赵肖宇，被上诉人杨宽、苏超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世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82民初534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10月13日，上诉人白世勇经过朋友程同灿介绍，与被上诉人苏超、杨宽取得联系，并通过打电话及微信聊天方式协商买卖机器事宜，后双方就机器的买卖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二被上诉人将其所有的28米文登大履带钻机一台出售给上诉人，还包括该转机附配件有一套钻杆、150米电缆、12根新胶管、电箱一个、有480动力头（新的，没怎么用，不超五千方还在保修范围内）；所有电机、卷扬机、行走履带、油伍没大伤，都能正常干活；桩机低盘、架、斜撑等都没修过保证不是事故机。如果是事故机，被上诉人承担所有费用；定金2万元，装好车后一次性付清，全款20万卖方负责装好车及费用。前述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微信上达成的约定，并且被上诉人杨宽在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明“不是事故机，机子保证没有问题，有问题是我的”，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对机器质量做出的保证。上诉人按照前述与被上诉人的约定，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上诉人分两次向被上诉人杨宽支付定金20000元，后又分两次将剩余货款180000元全部支付给了被上诉人杨宽，被上诉人也按约定将机器装运到上诉人租赁的车上。其次，一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截取的片面录音就认定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错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电话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均可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沟通、商讨出售设备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是称案涉机器设备是被上诉人的，设备拉至上诉人施工现场后，发现设备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所述不一致，并且存在多处破损，明显属于事故机，不能正常使用，后上诉人多次联系被上诉人沟通解决该问题。被上诉人多次表明设备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进行出售。在上诉人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时，被上诉人为逃避自己的责任，改口为设备是他人的，被上诉人仅为中介，这明显与其之前所述相矛盾。被上诉人为了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片面截取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证明双方为居间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机器款并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售的机器设备与微信中约定的完全不相符，构成违约。上诉人将所购机器设备拉到工地，在组装过程中发现钻机破旧不堪，设备型号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所述不一致，设备成孔深度达不到被上诉人在微信所述的28米，动力头不是新的、行走电机没有刹车、连接处有裂纹不能正常行走、底盘开裂大缝、底盘前头严重变形、电线不够尺寸、胶管不够根数且都是旧的、转杆少13米且现有转杆不能正常使用。其次，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设备属于事故设备（发生过事故）。涉案设备存在连接处裂纹不能正常行走、底盘开裂大缝、底盘前头严重变形的问题，明显是事故造成。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中，可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一再承诺不是事故机，并且表明如果是事故机由其赔偿。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约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设备与约定完全不符，且不能正常使用，构成根本违约。三、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应对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上诉人提供机器不符合约定，导致上诉人无法完成山西寿阳工地的工程，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白世勇在山西寿阳工地承揽了部分柱基工程，现有机器打不到甲方要求的成孔深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包方要求上诉人白世勇重新更换成孔28米的钻机进场，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成孔28米的钻机。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白世勇购买钻机的根本目的是用所购买的钻机尽快完成山西寿阳工地孔深28米CPG后播筋灌注桩400根。可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钻机根本不能使用，而且该设备也不具备成孔28米的功能，致使上诉人根本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货款、赔偿违约损失。其次，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直接损失19.194万元，应当予以赔偿。因为被上诉人提供的钻机不符合约定且不能使用，导致上诉人无法完成山西寿阳施工项目，被发包方扣除5万元工程款；上诉人来回拉转机花去运费2.86万元、为该机器购买配件花去费用5.524万元，由于钻机不能使用，造成工地窝工损失2.48万元；租赁配套地系产生0.9万元；在山西工地卸车，组装、拆钻机、装车费0.6万元，运回新河后卸车费用0.18万元；由于被上诉人出售的机器存在所有权争议，导致上诉人被罗荣克在六安市金安区法院起诉，上诉人应诉支出费用0.3万元；机器在新河存放需长期雇人看管，截止2020年4月8日费用1.35万元；以上费用共计19.194万元。前述费用均是由被上诉人根本违约造成，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前提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 杨宽、苏超共同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是有证据证明的，而上诉人主张是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证据证明的。上诉人在上诉中陈述的所谓事实没有证据证实，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出卖方。涉案标的不是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将钻机装到车上，而是真正出卖方张建将钻机装到了原告的车上。2、上诉人主张涉案标的存在质量问题，涉案标的本身是二手机，不可能和全新的机器一样，上诉人主张存在质量问题，应当进行质量鉴定。上诉人主张标的物属于事故设备，称曾经发生过事故，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在标的物的交付、装车、卸车、使用的过程中均没有参与，是上诉人与张建进行的交付，该标的物的质量如果有问题其负责的主体应当是张建，而不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白世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宽、苏超返还白世勇购买的CFG打桩机的桩机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判令杨宽、苏超偿还白世勇购买钻机产生的运费、人工费及停工损失10万元（相关损失计算至2019年11月24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白世勇与杨宽、苏超通过微信联系购买打桩机事宜，2019年10月13日至10月16日白世勇通过微信转账及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宽支付打桩机款20万元后，自行安排车辆将打桩机拉走至山西省寿阳施工工地。2019年10月16日杨宽通过银行向案外人张建转款16万元，10月13日、10月16日分别通过微信向张建转款2000元、8000元。杨宽、苏超对白世勇诉状中所述二杨宽、苏超为合伙关系，未持异议。白世勇称打桩机质量有问题，未提交证据证实。2019年11月23日白世勇收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手续，诉状内容为罗荣克以白世勇所购买的打桩机实际所有人身份起诉张建、白世勇，要求张建、白世勇返还上述打桩机。白世勇未提交该案件的生效判决文书。白世勇在诉状及庭审陈述中述说其与杨宽、苏超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杨宽、苏超辩称双方为居间合同关系。杨宽提交的其与白世勇的电话通话录音内容显示，通话中白世勇说3万元中介费太高了，要求杨宽、苏超杨宽退还一部分中介费。 一审法院认为，白世勇与杨宽、苏超通过微信联系购买打桩机事宜，白世勇在支付杨宽、苏超杨宽打桩机款20万元后，其自行安排车辆将打桩机拉走至山西省寿阳施工工地。白世勇在诉状及庭审陈述中述说其与杨宽、苏超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交充足证据证实。杨宽、苏超辩称双方为居间合同关系，杨宽提交的其与白世勇的电话通话录音内容显示，通话中白世勇说3万元中介费太高了，要求杨宽、苏超杨宽退还一部分中介费。综合本案案情分析，应认定白世勇与杨宽、苏超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白世勇要求杨宽、苏超返还白世勇购买的CFG打桩机的桩机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以及要求杨宽、苏超偿还白世勇购买钻机产生的运费、人工费及停工损失10万元（相关损失计算至2019年11月24日），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世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原告白世勇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称在一审中其已经将相应录音等证据刻录光盘提交法庭，但一审法院并未直接播放光盘并组织被上诉人逐一进行质证，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上述光盘进行播放，并由被上诉人针对光盘内容进行质证。上诉人提交2019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19日白世勇与苏超的电话录音及2019年10月20日白世勇和杨宽的电话录音、白世勇与苏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一段及白世勇与杨宽的微信聊天记录四段，其中苏超在录音中认可之前告知白世勇案涉打桩机是自己的设备，用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居间合同关系。苏超对录音质证称：两段录音中苏超一直主张是挣信息费，在两段录音中白世勇有对苏超是中间人的认可，并认可是购买的是二手机器。苏超一开始说机器是自己的，是因为其为中介人为了促成打桩机的交易，不让买方和卖方进行联系导致无法获取中介费才这样表述的。杨宽对录音质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人家给我发的打桩机照片、视频以及拆卸设备的照片、视频都发给了白世勇，白世勇也确认了。苏超和杨宽对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称：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2019年10月15日白世勇与杨宽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装车之前杨宽让白世勇给张建打款16.8万元，证明在10月15日白世勇已经知道杨宽是中介人的身份，同时也知道了实际货主张建的出卖方身份。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录音证据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当事双方在二审庭审中的质证及庭审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宽在2019年9月份与张建联系协商购买案涉打桩机事宜，此后被上诉人将案涉打桩机信息发至微信朋友圈。白世勇经他人介绍于2019年10月13日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联系商谈购买案涉打桩机事宜，双方最终商定交易价格200000元。白世勇于2019年10月13日、14日向杨宽交纳定金20000元。此后，被上诉人告知白世勇案涉打桩机实际出售人另有他人，但白世勇继续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并于2019年10月16日向杨宽支付货款180000元，杨宽收取上述款项。苏超在与白世勇通话过程中认可之前告知白世勇案涉打桩机是自己一方的设备。白世勇未对案涉打桩机进行全部安装调试。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白世勇与被上诉人杨宽、苏超之间是否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杨宽、苏超在本案中应否向上诉人白世勇返还购机款并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是先与张建商谈购买案涉打桩机，然后再以自己的名义向白世勇出售该机器设备，白世勇也是以被上诉人作为交易对象支付货款并按照被上诉人指示的地点接收机器设备。本案中，被上诉人并非是以居间人的身份将张建出售机器设备的信息告知白世勇并撮合张建与白世勇直接订立买卖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与白世勇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告知白世勇案涉打桩机实际出售人另有他人，但之后白世勇仍然继续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易，并于2019年10月16日向杨宽支付货款180000元，杨宽也收取了上述款项。故被上诉人与白世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因被上诉人向白世勇披露机器设备的实际出售人而发生变更。一审法院依据白世勇在购得机器设备后与杨宽的通话录音认定本案当事双方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并未考虑在订立案涉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未明确告知白世勇其并非合同相对人以及杨宽继续收取货款等情况，故一审认定当事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不认可案涉机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并辩称已经在交货之前将机器设备的图片及视频发送给白世勇。本案中白世勇作为购买方是自行提取机器设备，其在接收货物时理应已经进行验收。现白世勇在未完全安装调试机器设备的情况下主张机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但未针对案涉机器设备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提交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其所提交的照片等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机器设备是事故机以及存在不符合约定的质量问题，白世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未能证实案涉机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白世勇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白世勇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购机款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白世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本院已予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上诉人白世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 月 审 判 员  郑金梁 审 判 员  陈 宁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臧海月 书 记 员  王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