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3民终24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皖根，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在勇，安徽明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盛世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 法定代表人：李刚，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刚，男，196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女，196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荟荟，安徽大友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娜，安徽大友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长河，男，195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现住安徽省蚌埠市。 原审第三人：蚌埠同源茂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原蚌埠同源茂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 法定代表人：吴长河，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李皖根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盛世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李刚、刘军、吴长河、原审第三人蚌埠同源茂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源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2020）皖0311民初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皖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生效时间错误,债权转让生效时间应为2017年6月8日并已经实际履行。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同源茂公司将被上诉人在2014年2月28日向其借款及利息共计448.5万元的债权转让给李皖根。同源茂公司在转让时将转款凭证,借条原件交给了李皖根,同时也将盛世公司偿还利息的银行账户的U盾及密码交给李皖根。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在2017年5月签订转让协议后,同源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长河在2017年6月8日通知李刚到同源茂公司的办公室,告知债权转让事实。之后,李皖根、李刚、吴长河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吃饭时也谈论过此事,并在2017年6月10日同源茂公司出具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对口头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给予确认。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并没有要求,口头通知也是具有法律效力。李皖根、李刚、吴长河三人曾经在一起,由李皖根告知李刚债权转让的事实,及李皖根打电话给李刚要求偿还债务的事实,在2019年7月18日下午庭审时,李刚当庭给予认可,但是其只是辩称只认可是欠吴长河的,对其他人一概不认,李刚陈述认可吴长河,事实上也认可吴长河是能够代表同源茂公司的,吴长河对李皖根通知李刚债权转让也是认可的,同源茂公司2017年6月10日出具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内容看出,同源茂公司对于李皖根在2017年6月8日代表其公司口头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是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不发生效力,该条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主体必须是债权人。本案中,在同源茂公司的办公室内,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无论是由原债权人还是由受让人作出通知都会得到印证,且同源茂公司对于李皖根代表其通知在事后又通过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中给予确认,不会产生履行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观点(《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9辑指导性案例),应当将债务人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真实作为认定事实的关键,在可以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不应否认受让人为该通知的法律效力。李刚在李皖根口头通知时,并不否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而是只认可吴长河为唯一债权人。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无需债务人同意,李刚的辩称理由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已经通知到的事实,也不影响债权转让已经对其生效的事实。因此,本案债权转让在2017年6月8日即已经通知到李刚,一审法院认定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在2019年4月29日生效时间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在2017年5月31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同源茂公司将偿还利息的银行账户的U盾及密码交给李皖根,李皖根从2017年6月起,实际控制该账户的款项,期间从被上诉人盛世公司转入此账户每月3万元的利息,从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共计18个月,共54万元,在2018年1月19日收到5万元,在2018年4月4日收到20万元。从债权转让之后,李皖根共收到了盛世公司转入利息79万元的款项。吴长河在2020年4月28日上午庭审中明确承认其转让的448.5万元的借条给李皖根是该借条的全部权利,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包括借款本金及收取利息的权利,债权转让协议的从权利已经实际履行,印证了债权转让已经在2017年6月8日生效并实际履行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判决盛世公司享有抵销权明显错误。1、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后,不得撤销,且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同意,本案债权转让已经2017年6月8日生效。同源茂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李皖根替代同源茂公司成为被上诉人债权人,李皖根与被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确立。因此,即使法院认定纪政豪在2019年4月10日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此时,被上诉人与同源茂公司之间此前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被上诉人与同源茂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抵销同源茂公司债权的情形。2、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之间债权转让时间在2019年4月29日生效,盛世公司与纪政豪之间在2019年4月10日债权转让生效。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二审答辩整个过程中均是以2019年4月10日债权转让时,盛世公司与同源茂公司互负债务而主张债权已经抵销的,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抵销需要通知的方式作出,被上诉人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4月10日以任何形式的通知进行了抵销。此时,同时存在两个生效的债权转让协议,即使法院认定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在2019年4月29日生效,由于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同源茂公司进行抵销,债权转让后,李皖根已经是被上诉人合法的债权人,盛世公司是同源茂公司的债权人,被上诉人仍然应当向李皖根承担还款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本案债权转让并不适用此条的规定,第一,该条是指债务人本身对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而非自己受让来的债权,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用一个受让的债权转让来抵销另一个债权转让的债权。第二、即使法院认定在2019年4月29日同源茂公司与李皖根之间债权转让生效,被上诉人应当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时向李皖根提出抵销。而时隔一年之后,在庭审中主张抵销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此时有两个生效的债权转让协议,不能否定任何一个协议的效力,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第三,即使认定在2019年4月10日,本案被上诉人与同源茂公司、纪政豪之间的债权转让生效,在当时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提出抵销,而当时双方并没有任何抵销的意思表示,显然其是知道此前有同源茂公司与李皖根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其债权转让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李皖根享有的债权,双方主观上有串通的恶意,其目的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判决被上诉人享有抵销权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没有判决吴长河承担责任错误。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吴长河是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书中签字,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即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抵销权,但吴长河作为保证人,不应当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否则,李皖根的合法权利无任何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发回重审后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的观点与原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的观点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违反了人民法院裁判标准统一适用的原则,判决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严重侵害李皖根合法权利,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利。 盛世公司、李刚、刘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1.上诉人受让的案涉债权，应以2019年4月29日通知送达被上诉人时生效。吴长河在此前的三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2017年6月8日饭局中吴长河并没有提及将同源茂对盛世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且当时吴长河也并非同源茂公司的法人，也无权代表同源茂公司进行债权转让。此后，盛世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转让通知，且仍按原还款途径以及与同源茂约定的利息标准一直还款给同源茂公司到2018年11月，双方的履行方式无任何变化。故一审判决以2019年4月29日被上诉人收到同源茂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认定案涉债权转让给了上诉人并无不妥。2.一审判决认定盛世公司享有抵销权是正确的。盛世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受让了纪政豪对同源茂公司的债权，并通知了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受让债权行为合法有效。那么也就是2019年4月10日起盛世公司与同源茂公司就互付债务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已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且该抵销权的行使没有时限限制。本案中盛世公司受让债权在先，上诉人受让案涉债权在后，上诉人起诉主张债权，盛世公司当然享有向受让人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主张债务抵销的权利。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长河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否能成立应由法院依法确定。本案借款纠纷发生的原因在我，我愿意对所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同源茂公司述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否能成立应由法院依法确定。本案借款纠纷发生的原因在吴长河，同源茂公司也愿意与吴长河一起对所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李皖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盛世公司、李刚、刘军共同支付原告448.5万元，并从2018年12月起，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支付利息直至付清时止；2、被告吴长河对以上三被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8日，同源茂公司向刘军账户转款300万元。2016年12月31日，李刚向同源茂公司出具借条，其上载明，李刚受盛世公司委托于2014年2月28日向同源茂公司借款300万元，月息4.5%，由同源茂公司汇入刘军账户，用于盛世公司资金周转，约定于2014年3月9日归还。截止目前，尚欠同源茂公司300万元整。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1月31日共付息152.12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欠息11个月（2015.02-2015.12），共欠息为148.5万元，自2016年1月1日起借款利息按月息1%计取。双方约定借款本息合计为448.5万元。 2017年5月31日，原告与同源茂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同源茂公司将其对盛世公司、李刚、刘军享有的债权448.5万元转让给原告，并约定由同源茂公司负责将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到盛世公司、李刚及其配偶刘军。吴长河作为该债权转让的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担保。此后，由原告实际掌控同源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满意名下的银行账户的U盾。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盛世公司共支付利息105万元。 2019年4月28日，同源茂公司分别向盛世公司、李刚、刘军寄送了书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盛世公司、李刚、刘军分别于4月29日予以签收。 2018年1月10日、2月13日、7月17日同源茂公司向案外人纪政豪借款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第一笔借款约定期限半年，后两笔未约定借款期限，利率均为月息2%，吴长河、刘军为担保人。上述借款本金合计为300万元，同源茂公司已将利息付至2018年11月。2019年4月10日，纪政豪向同源茂公司、吴长河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其对同源茂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本息以及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盛世公司。盛世公司、同源茂公司、吴长河分别于同日予以签收。 一审法院另查明，蚌埠同源茂投资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变更为蚌埠同源茂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系吴长河。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借条、中信银行流水、原告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书、银行账户U盾、EMS快递单和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盛世公司、李刚、刘军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客户回单、借条和转账凭证、纪政豪与盛世公司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1、原告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债务人系盛世公司。原告在其起诉状中陈述“李刚受盛世公司的委托向同源茂公司借款300万元”；李刚出具的借条及债权转让协议书均载明，该借款为盛世公司所借，因此，李刚以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的借条，应由盛世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李刚个人不是债务人。盛世公司借用刘军的账户接收借款，并不能就此说明刘军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混同，刘军亦不是债务人，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的债务人是盛世公司，李刚、刘军不是适格的还款义务主体，李刚、刘军的该项辩解理由成立。 2、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给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书面通知到债务人盛世公司，该债权转让于当日对债务人盛世公司发生效力。本案中，李皖根当庭陈述，在与同源茂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的2017年6月8日，其与吴长河约李刚将债权转让的事情通知了李刚。李刚当庭陈述，李皖根虽告知债权转让之事，但其并不认可，称其只欠吴长河的钱，其他人一概不认，且吴长河未告知其债权转让的事实。吴长河当庭陈述，债权转让三人当面说过，李皖根说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按照该条规定通知债务人的义务主体应该是债权人即同源茂公司，按照原告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也是由同源茂公司负责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通知涉及债务人盛世公司向谁履行还款义务，而且债务数额较大，涉及几百万元，双方又均为公司，应由债权人同源茂公司向债务人盛世公司发出具体明确的通知，作为盛世公司向债权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的依据。在李皖根、李刚、吴长河三人在场，李皖根口头告知李刚债权转让，李刚表示不予承认的情况下，更应由同源茂公司向盛世公司发出明确的通知，不至日后产生债务履行纠纷。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盛世公司的还款途径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从未向原告付过款。直到2019年4月29日，盛世公司才收到了同源茂公司的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故应认定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给原告于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之日即2019年4月29日对债务人盛世公司发生效力。 3、盛世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对同源茂公司已享有债权，符合向受让人李皖根主张抵销的条件，可以予以抵销。2019年4月10日，盛世公司受让了纪政豪对同源茂公司享有的债权即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该笔债权转让当日已经通知到债务人同源茂公司，并对同源茂公司生效，此时，盛世公司成为同源茂公司新的债权人。 同时，在2019年4月10日，盛世公司也尚欠同源茂公司债务。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盛世公司在2014年2月28日向同源茂公司借款300万元，至2015年1月31日共11个月，共付息152.12万元，超过了年利率36%的法定标准，超出部分为53.12万元（152.12万元－300万元×36%÷12×11个月）。原告及同源茂公司认为盛世公司前期所付利息152.12万元已经结算，且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按年利率36%重新计算，但因该结算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予重新结算，结算后多支付的部分应折抵本金。因此，截止2015年1月31日，盛世公司欠同源茂公司借款本金为246.88万元（300万元－53.12万元）。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条款的规定，2015年2月至12月共11个月应还未还利息部分，应按年利率24%计算，为54.3136万元（246.88万元×24%÷12×11个月）。盛世公司举证另外偿还2015年12月31日前利息计45万元（其中，2017年7月11日偿还10万元，8月18日偿还5万元，2018年1月19日偿还5万元，4月4日偿还20万元，11月22日偿还5万元），同源茂公司认可上述还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款应从2015年2月至12月欠息中扣除，故2015年2月至12月盛世公司实际欠息9.3136万元（54.3136万元－45万元）。自2016年1月起至2018年11月，按借款本金246.88万元，约定月利率1%计算，利息应为86.408万元（246.88万元×1%×35个月），盛世公司实际支付105万元，扣除上述2015年的欠息9.3136万元和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利息86.408万元，多支付的9.2784万元（105万元-9.3136万元-86.408万元）应计算为支付2018年12月1日开始往后的利息。计算到2019年4月10日，盛世公司受让纪政豪的债权时，盛世公司尚欠同源茂公司借款本金246.88万元及利息1.502万元（246.88万元×1%÷30×131天-9.2784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本案中，在2019年4月29日债务人盛世公司接到债权人同源茂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时，盛世公司已经在此之前的2019年4月10日受让了纪政豪对同源茂公司享有的债权，且符合法定抵销条件。诉讼中，盛世公司向债权受让人即原告主张进行抵销，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盛世公司用受让纪政豪的债权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26.2万元（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0日，300万元×2%÷30×131天），冲抵其欠同源茂公司的债务借款本金246.88万元、利息1.502万元（计算到2019年4月10日），抵销后，同源茂公司尚欠盛世公司借款本金53.12万元（300万元-246.88万元）及利息24.698万元（计算到2019年4月10日，26.2万元-1.502万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原告受让的同源茂公司的债权已经被盛世公司用受让的纪政豪的债权全部抵销，李刚、刘军不是债务人，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皖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80元，由原告李皖根负担21340元，被告安徽盛世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134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款未限定通知的形式，虽然该款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行为人，从文义上应理解为债权转让人，但在可以确认债权转让行为真实性的前提下，亦不应否定债权受让人为该通知行为的法律效力，即在认定该款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时，应以债务人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力之关键，在债务人可以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不应否认受让人为该通知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该条规定通知债务人的义务主体应该是债权人即同源茂公司”有误，本案中，应当将债务人盛世公司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事实的关键，在可以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则不应否认受让人李皖根为该通知的法律效力。 通过当事人陈述，对于李皖根通知李刚债权转让时吴长河在场、吴长河当时没有说话的事实，吴长河和李刚均认可。因此，在李皖根、李刚、吴长河三人在场，李皖根口头告知李刚债权转让，吴长河在场却未明确认可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李刚并不能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故不应认定受让人李皖根为该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力。且吴长河陈述“李皖根确实有让李刚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不过是不是当天让李刚签字的记不清了”，即吴长河自己也不能确认李皖根当天有无让李刚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事实。此外，各方均认可“2017年6月8日吴长河、李皖根、李刚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源茂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吴长河，而是张满意”，故吴长河当时并无权代表同源茂公司对李皖根通知债权转让予以认可。结合以上，2017年6月8日李皖根告知李刚债权转让不能对债务人盛世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给李皖根于2019年4月29日书面通知到债务人盛世公司当日对债务人盛世公司发生效力是正确的。李皖根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李皖根与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生效时间错误,债权转让生效时间应为2017年6月8日并已经实际履行，该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019年4月10日纪政豪向同源茂公司、吴长河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其对同源茂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盛世公司，盛世公司、同源茂公司、吴长河分别于同日予以签收。该笔债权转让当日已通知到债务人同源茂公司，故对同源茂公司发生效力，此时盛世公司成为同源茂公司的新债权人。2019年4月29日同源茂公司债权转让给李皖根，通知到债务人盛世公司时，债务人盛世公司对让与人同源茂公司已经享有债权。现李皖根起诉请求债务人偿还借款及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人盛世公司在诉讼中抗辩主张抵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在2019年4月29日债务人盛世公司接到债权人同源茂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时，盛世公司已经在此之前的2019年4月10日受让了纪政豪对同源茂公司享有的债权，且符合法定抵销条件。诉讼中，盛世公司向债权受让人即原告主张进行抵销，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正确。李皖根上诉认为，即使法院认定在2019年4月29日同源茂公司与李皖根之间债权转让生效,被上诉人应当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时向李皖根提出抵销，时隔一年之后在庭审中主张抵销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认定在2019年4月10日同源茂公司与纪政豪之间的债权转让生效,在当时盛世公司完全可以提出抵销,而当时双方并没有任何抵销的意思表示,显然其是知道此前有同源茂与李皖根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其债权转让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李皖根享有的债权,双方主观上有串通的恶意,其目的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皖根上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是指债务人本身对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而非自己受让来的债权,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用一个受让的债权转让来抵销另一个债权转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对“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未限定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的来源，受让的债权亦为债权，李皖根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李皖根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盛世公司享有抵销权明显错误，该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李皖根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判决吴长河承担责任错误，即使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抵销权,但吴长河作为保证人,不应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因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由于李皖根受让的同源茂公司的债权已经被盛世公司用受让的纪政豪的债权全部抵销，一审判决驳回李皖根的诉讼请求正确，李皖根该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皖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680元，由李皖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润洲 审判员  杭军红 审判员  熊爱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房鑫 书记员刘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