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乐声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九州通大厦8层公寓式酒店1-10号。法定代表人：李爱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玉升，男，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秀英，女，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标，湖北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澜，湖北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男，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标，湖北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澜，湖北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荟芸，女，197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湖北乐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秀英、黄海，原审第三人黄荟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4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436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乐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秀英、黄海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违反法定审理期限，严重超出审限，且办案人员出现诸多问题。2.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开庭走过场，违反程序多次开庭。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乐声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曾合法持有案涉汇票，而石秀英、黄海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存在诸多矛盾，真实性无法确认，更无法证明石秀英与黄海、黄海与黄荟芸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一审在没有证据证明石秀英、黄海、黄荟芸之间存在票据交易行为的情况下，对乐声公司针对其提交证据的质疑置之不理，认定事实错误。石秀英、黄海二审答辩认为：1.一审多次开庭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追加当事人。2.对乐声公司丢失的汇票，不同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源头都指向黄荟芸，乐声公司早知道该事实，但从不起诉黄荟芸。3.石秀英、黄海取得票据均支付了对价，没有在票据贴现行为中取得不当得利，即使乐声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存在，取得不当得利的应该是黄荟芸。黄荟芸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乐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石秀英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元；2.黄海对石秀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石秀英、黄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4日，武汉天和康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康佳公司）开具一批银行承兑汇票，其中1张票号为30300051/22794604，出票人均为天和康佳公司，收款人均为武汉天顺仁和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仁和公司），付款行均为光大银行开发区支行，出票金额为50000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15年8月4日。2015年2月6日，黄海向黄荟芸转账支付193800元，黄荟芸向其交付了包含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4张银行承兑汇票，在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黄荟芸注明“此票由本人提供，票款已贴息”。同日，黄海向石秀英借款200000元，并以4张银行承兑汇票抵偿。2015年2月7日，石秀英将其取得的包含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共6张银行承兑汇票不记名转让给武汉中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中农公司于2015年2月9日向石秀英转账支付850000元，双方为此补签一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850000元。2015年6月16日，天顺仁和公司以遗失包括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24张银行承兑汇票为由，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中钛集团栾川县裕恒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恒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对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向法院申报权利。诉争银行承兑汇票票面记载，该汇票经连续背书转让，转让顺序依次为天顺仁和公司-中农公司-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武汉煜华固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裕恒公司。同年，天顺仁和公司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裕恒公司、中农公司、富邦公司无权持有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并返还，确认天顺仁和公司享有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209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天顺仁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天顺仁和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鄂01民终5311号民事判决，认定诉争票据权利归于富邦公司，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富邦公司已从光大银行开发区支行兑付了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兑付金额为50000元。一审另查明：2016年2月2日，天顺仁和公司经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乐声公司。2017年3月25日，乐声公司在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报案，称遗失了11张承兑汇票，价值550000元，包括本案银行承兑汇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各持票人之间因转让、取得票据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其中乐声公司、中农公司、富邦公司系被背书人，黄荟芸、黄海、石秀英为民间票据贴现行为中的转让人、受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受损，另一方获得不当利益，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已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富邦公司享有票据权利，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已被承兑，无法返还，乐声公司的票据利益确实受到损害。乐声公司认为石秀英系从黄海处取得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将其转让获取利益，故应当连带返还不当利益。关于黄海、石秀英、中农公司之间存在的票据买卖关系，虽然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规定民间票据贴现行为应当被取缔，但没有对民间票据贴现行为是否无效作出直接规定，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票据受让方支付了合理对价，转让行为不影响票据的流通的前提下，不应否认民间票据贴现行为的民事法律效力，石秀英、黄海均系支付对价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并未在民间票据贴现行为中取得不当利益，未对乐声公司造成损失。对于诉争银行承兑汇票是否来源于黄荟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院（2016）鄂01民终5317号案件中，乐声公司并未否定黄海向黄荟芸转账193800元及黄荟芸签章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对如何遗失包含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数十张票据的过程说明得不尽合理，加之乐声公司提交的数份生效民事判决中，多位票据纠纷案件当事人均提及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来源于黄荟芸，故一审法院在全面审查涉及乐声公司票据纠纷案件证据的基础上，对石秀英、黄海拟证明的本案诉争银行承兑汇票来源于黄荟芸的事实予以确认。乐声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反驳黄海与黄荟芸之间存在票据买卖关系，黄荟芸未到庭说明其取得诉争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亦未能举证证明诉争银行承兑汇票系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黄荟芸应向乐声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元，但乐声公司在本案中不向黄荟芸主张权利，视为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乐声公司要求石秀英、黄海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乐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乐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310元，由乐声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乐声公司提交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书、监督申请书，拟证明本案一审审理存在程序问题。石秀英、黄海质证认为，乐声公司所提交证据与本案二审无关联性。对乐声公司所提交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乐声公司主张石秀英、黄海应向其返还不当得利，其主张应否支持。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本案乐声公司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系起因于乐声公司遗失了一批银行承兑汇票。2015年6月，乐声公司（原天顺仁和公司）就遗失的包含本案诉争汇票在内的24张银行承兑汇票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其后乐声公司通过诉讼的方式不断主张自身权利。本案所涉的银行承兑汇票由中农公司从石秀英处取得，经本院二审判决，确认中农公司的后手富邦公司享有票据权利，驳回了乐声公司针对富邦公司的诉讼请求。现乐声公司针对石秀英、黄海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认为石秀英、黄海取得了不当利益。本院认为，从石秀英、黄海所提交证据来看，石秀英系从黄海处购买案涉承兑汇票，黄海则从黄荟芸处取得案涉票据。乐声公司对石秀英、黄海所提交证据提出质疑，认为黄荟芸、黄海、石秀英之间的票据交易不真实，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推翻石秀英、黄海所提交证据，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黄荟芸、黄海、石秀英之间进行的所谓民间贴现虽然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规定，但民间贴现的直接后手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转让票据，不应认定为不当得利。本案中中农公司、石秀英、黄海均向其前手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乐声公司主张石秀英、黄海取得了不当利益，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审理过程中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对乐声公司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乐声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湖北乐声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玲审判员 王 阳审判员 王丹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陈成书记员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