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淑艳，女，1972年3月15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辉，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华，男，1971年5月17日出生，满族，现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月国，女，1968年8月5日生，满族，现住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新，河北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淑艳因与被上诉人李爱华、刘月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1民初3073号民事驳回起诉，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淑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辉、被上诉人李爱华及被上诉人李爱华、刘月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淑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1民初307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77000.00元，并自2013年5月20日起，以77000.00元为基数、按年6%支付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和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同时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形下，错误采信与被上诉人有相当积极利害关系、而与上诉人有相当消极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这一孤证。另外，庭审中就被上诉人抗辩主张的详细情况证人先陈述、被上诉人后陈述，又未准许上诉人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违法，进而认定事实错误，形成错误判决。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在实体上应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却未依法予以适用。（二）在证据的审核认定上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抗辩主张成立的唯一证据就是与被上诉人有相当积极利害关系、而与上诉人有相当消极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这一单独证据，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错误地加大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原告依据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的诉讼中，原告提供了款项实际支付的银行凭证，并查明被告已实际收到该款项，即应当认为原告对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抗辩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时，被告的抗辩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主张。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之外的其他借贷关系，此时，被告对于其所抗辩主张的其他借贷关系就应负相应举证责任，也即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此时，被告不仅要就其抗辩主张的其他借贷关系做出合理解释，更应当提交一定的证据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的其他借贷关系的具体、合理、必要、有效。在被告完成举证责任并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的情形下，原告对于其起诉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的存在，就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但，在被告对其抗辩主张的其他借贷关系举证不能或举证达不到证明标准的情形下，被告就应当对其所抗辩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承担不利后果，此时，人民法院应依法对原告起诉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予以认定，而无需原告进一步举证。三、按照上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符合常理，并且一审法院也已查明了上诉人之夫刘景民生通过银行存款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李爱华77000.00元的客观事实，因此，上诉人就本案借贷事实的发生和借贷关系的成立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1、刘景民与被上诉人刘月国为同胞兄妹，关系极其亲密，双方不签订书面合同、不出具书面借据，完全符合亲友之间的借贷习惯与日常生活经验，也是由于刘景民确实缺乏法律意识。2、上诉人一方与被上诉人一方除本案款项之外不再存有其他交易，更不存有其他数额巨大的经济往来。3、刘景民交付给被上诉人77000.00元，有《存款凭条》原件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刘景民签字的银行存根等客观证据予以充分证实。4、该77000.00元来源于上诉人与刘景民二人夫妻共同财产的变动、减少，有刘景民从本人银行账户中取款的7份《取款凭条》等客观证据予以充分证实。四、又按照上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本案中，在上诉人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的情形下，举证责任转移至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其所抗辩主张的其他借贷关系即负有相应举证责任（不仅要作出具体合理解释，更要提供有效必要的证据予以支持）。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一方的抗辩主张是：其一，本案款项是刘景民偿还之前10万元借款的款项。其二，刘景民的借款原因是：在与上诉人结婚前，上诉人前夫生前欠有巨额债务，故刘景民从其处借款10万元，用于结婚、清偿上诉人前夫之巨额债务。但被上诉人就其上述抗辩主张既不能作出具体合理的解释，更不能提供有效必要的证据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抗辩主张和理由应依法不予采信。详述如下：（一）刘景民绝不会因为结婚而从他人处借款。被上诉人抗辩刘景民为结婚而从其处借款，根本不具备合理性。1、一审法院已查明：刘景民与其父共同居住生活，二人具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刘振华为革命离休老干部，离休工资很高并有极其完善的福利保障，刘景民为国家公职人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及完善的社保，并且二人也不存有需一定经济能力支撑的嗜好。很多年以来，二人共同生活没有任何负担和额外支出。刘景民绝不会因没有经济承受能力而从他人处借款。2、刘景民系家中长子，患有精神疾病以及不育疾病，导致其一婚离婚后多年未能再婚。包括被上诉人刘月国在内的三个妹妹已结婚多年，此后，刘景民与其父刘振华二人就共同孤单生活。3、刘景民年逾50岁、自身的疾病、多年的单身和无子女以及以后的生活安排，完全就是其父刘振华念念不忘的心结以及最迫切需解决的事宜，刘振华必然会在婚姻、经济、住房等多方面作出相应的帮扶、积蓄、安排和保障（房本上添上刘景民的名字就是具体的实证）。4、上诉人与刘景民相差17岁，带有一8岁男孩，而刘景民没有生育能力，刘景民与上诉人再婚时52岁，这样刘景民就有妻有子，以后的生活就有了相应保障安排，没有了后顾之忧。此种情形下，刘景民与其父既有相当经济能力、也必然有强烈愿意对刘景民的婚事做出妥善适当的安排和帮扶。5、即使刘景民结婚需帮扶，三个妹妹也会同时对51岁的老哥哥结婚而共同帮扶，而不可能只有一人帮扶，另外两人不管不问，如此于情、于理都不符。（二）上诉人在与刘景民结婚之前，上诉人与其前夫均不负有债务。被上诉人据此抗辩，与理不符，也无任何证据支持，其辩解不成立。上诉人在与刘景民结婚之前，上诉人与其前夫在外务工多年，有稳定的务工收入，家庭几无负担（二人仅育有一子）（公婆育有三子，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公公有稳定退休工资），未购置过大额生活和消费用品，二人身体健康，也无不良嗜好。上诉人前夫为暴亡，也不存有救治的支出。上诉人与其前夫不存在负有任何较大额度债务的可能性。（三）10万元，在2006年时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款项，但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却只有与其有相当积极利害关系、而与上诉人有相当消极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却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其所抗辩主张的借款过程、款项来源与款项交付。均严重违背日常经验法则，完全不成立。1、被上诉人不能提供款项来源或财产减少的客观证据；2、被上诉人也不能提供款项交付给刘景民的客观证据；3、被上诉人方的三名证人都与被上诉人有亲属关系和利害关系，三证人的证言不符合生活常理，完全为虚假陈述，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其中证人刘某1、刘某2与被上诉人刘月国系同胞姐妹，并且刘某1、刘某2与刘月国三人在其他多起民事纠纷中作为共同原告对上诉人提起了多起诉讼，刘某1、刘某2与被上诉人有相当积极的利害关系，而与上诉人有相当消极的利害关系。二人的证人证言更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4、2006年当时，10万元的巨款完全以现金的方式持有、留存、交付完全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与生活常识。五、一审程序错误。（一）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一审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且本案又存在举证责任转移、甚至二次转移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由于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一方的证人就被上诉人抗辩的主张出庭作证，上诉人为反驳被上诉人一方证人陈述的所谓事实，在二次开庭时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的申请，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进而形成错误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二）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抗辩主张其与刘景民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但存被上诉人未就所谓其他借贷关系的借款过程、借款理由、借款金额、借款来源、款项交付等等详细情况进行陈述的前提下，就由所谓的证人出庭就此作证，程序违法。 李爱华、刘月国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首先，上诉人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与事实即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故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上诉人需要对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与事实，故只有一审原告的陈述其主张不能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第二，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适用的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适用的前提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况。详细地说即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而非存款凭证。该前提不应当做扩大解释。本案原告提供的是存款凭证不是转账凭证，故本案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如果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退一步说，假使本案适用第十七条的规定，由于被告提供了证人证明了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原告仍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以下简称第十七条）的规定，以下陈述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错误的。在第十七条中“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此时并不要求被告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达到的证明标准只要使原告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即可，不要求被告对其主张提供足以反驳一审原告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被告提供了足以反驳原告主张的证据，法院则可以直接依据被告提供的足以反驳原告的证据作出判决，而无需原告进一步举证了。（代理人的观点引自《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三百零八页：从理论上看，如果被告对于原告提出的借款关系主张提出了反对主张，并且对反对主张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则应当可以认定被告的反对主张成立，从而否定了原告的主张。但是，实践中存在被告虽然提出了反对主张，但证据的证明力难以达到确证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需要原告进一步举证，从而使法官能够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进行分析认定，对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作出准确判断。）故即使从十七条的角度看，本案被告开庭时申请了三个证人出庭作证和一个书面的证人证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一审被告陈述的反对一审原告的主张。已经完成了十七条规定的被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判断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期规定，因为被上诉人并不是一审原告，而是一审被告即被告只要举证是原告的主张真伪不明即可。第三，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审原告并未书面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不存在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一方出庭作证的情形。第四，本案系民间借贷，上诉人提出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在综合判断一审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具体情形的情况下作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与其丈夫刘景民的收入明显没有被上诉人二人的收入高。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以及刘景民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利息的相关凭证。按照上诉人所言，在当时本案案涉金额并不是小数目，如果真的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利息，上诉人与刘景民却从未要求而被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并对此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陈淑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77000.00元，并自2013年5月20日起，以77000.00元为基数按年6%支付利息，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淑艳与刘景民于2007年2月12日登记结婚。刘景民于2017年4月7日因病去世。原告丈夫刘景民系被告刘月国之兄。被告李爱华与被告刘月国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20日，被告李爱华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43×××98收到存款77000.00元。2013年5月20日，刘景民分别从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取款31949.01元；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取款6214.89元；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取款22610.93元；承德银行账户取款10004.92元，合计70779.75元。2019年8月7日，原告持户名为李爱华，存款金额为77000.0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客户回单向二被告主张偿还借款本息。二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刘景民与原告的结婚证（复印件）；2、刘景民的死亡证明书（复印件）；3、存款凭条客户回单；4、民事起诉状2份（复印件）；5、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18）冀0821民初91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6、中国建设银行会计档案；7、原、被告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对于原告一人能否起诉，是否需要追加刘景民其他继承人参加诉讼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以已故方个人名义或是双方名义的债权，除有约定外，应当为夫妻共同债权，并非死亡一方的遗产。该债权为夫妻的连带债权，享有连带债权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故在夫妻享有债权诉讼中，生存一方有权利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已故方的遗产应当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减去夫妻的共同债务后的一半财产。故夫妻共同债权在尚未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其中的一半债权并不必然为死亡一方的遗产。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尚不明确，如果原告经过诉讼取得债权后，刘景民留有遗产其继承人可以请求继承，其属于继承法律关系，故被告主张追加刘景民其他继承人参加诉讼，本院不予支持。2、本案原告和刘景民生前与被告李爱华、刘月国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问题。原告仅提供了一份对款项用途未作任何说明的存款凭证，该凭证只能证明刘景民生前于2013年5月20日通过银行向被告李爱华银行卡存款77000.00元，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向刘景民和原告借款的事实。原告主张借款理由是二被告投资矿产获取高额回报给付原告高额利息，但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如何偿还借款，如何给付利息的相关证据。且该笔款项发生在2013年，长达六年之久，在刘景民生前原告和刘景民也未向二被告主张权利。而二被告抗辩称该77000.00元存款系刘景民偿还其婚前借款，并有证人刘某1、刘某2等出庭作证，证明该款系原告丈夫刘景民偿还其结婚时向被告的借款。现原告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请，证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陈淑艳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持已故存款人银行存款凭证提起诉讼，向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给付款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有效证据。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对案涉款项提出属于其他借贷关系的还款抗辩理由，并在一审庭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其证据具有盖然性。上诉人作为连带权利人虽然有权提起诉讼，但其既不是存款人亦不能提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借款借据及证明存在借款合意的有效证据，居于存款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特定亲属关系，上诉人所提交证据无法佐证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且，本案案涉银行存款时间已经六年之久，就本案双方所提交证据分析案涉款项无法确定是由于民间借贷而发生。故此，上诉人上诉称举证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其与被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合意情况下而发生，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陈淑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5.00元，由上诉人陈淑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赤博审判员应春明审判员高伶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顾      成      龙 -1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