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2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开发区金沙江路62号内3号。 法定代表人：庄茂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鹏，山东纲汉佳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福山园区福新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韩昌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和静，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楠，男，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叉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汽车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鲁民申31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大叉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鹏，被申请人星宇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和静、赵向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大叉车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对案涉合同的法律效力没有否认，但对合同中关于超时费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问题在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条款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已经对该条款进行了加大字号、加粗、加划下划横线等显著提示义务，双方也对该条款进行了充分协商，原审法院认定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不当，请求再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申请人星宇汽车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案涉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并据此认定该条款无效正确，请求再审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中大叉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星宇汽车公司支付叉车使用费2012306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星宇汽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中大叉车公司与星宇汽车公司因叉车等设备租赁而发生业务往来，先后签订如下租赁合同： 2012年3月22日签订斗山大宇电动2.5吨叉车一台（机型B25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2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租金为每月5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合同第11条第2款约定“以上租金，按正常使用率计价，即一天累计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月以不超过200小时计，超出200小时时间部分每小时按照45元收取超时租赁费。”该约定字体加黑并下划线标注。合同当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备注49号，以下简称49号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2449小时。 2012年6月19日签订斗山电动3吨叉车一台（机型B30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2年6月19日至2015年6月19日，租金为每月6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2012年6月20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备注厂内编号B-01，以下简称B-01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1.3小时。 2012年9月29日签订斗山大宇电动2.5吨叉车一台（机型B25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2年9月29日至2015年9月28日，租金为每月5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合同当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备注厂内编号B-05，以下简称B-05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1小时。 2012年11月1日签订斗山大宇电动2.5吨叉车一台（机型B25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2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日，租金为每月5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合同当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备注厂内编号B-07，以下简称B-07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1小时。 2012年4月26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备注厂内编号B-37，以下简称B-37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2.4小时。2014年4月28日签订斗山电动2.5吨叉车一台及电瓶一组（机型B25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租金：叉车为每月5800元（含税）、电瓶为每月1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 2014年11月11日签订斗山电动3.0吨叉车一台及电瓶一组（机型B30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4年11月11日至2017年11月11日，租金：叉车每月6500元（含税）、电瓶为每月18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合同当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标注车号B-51，以下简称B-51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2小时。 2014年11月14日签订斗山电动2.5吨叉车一台及电瓶一组（机型B25SE）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2014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14日，租金：叉车每月5800元（含税）、电瓶为每月15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合同当日中大叉车公司将租赁车辆（标注车号B-52，以下简称B-52车）交付星宇汽车公司，载明叉车时间表数据为1.4小时。 2016年1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星宇汽车公司承租B-04车、B-05车、B-07车和B-01车，约定租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B-04车、B-05车、B-07车为每月4600元（含税），B-01车为每月52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 2016年1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星宇汽车公司承租B-52车、B-37车和B-51车，约定租期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金：B-37车为每月4600元（含税）、B-52车为每月5400元（含税）、B-51车为每月6000元（含税），在每月约定租用期前付清。其中超时费的约定同上。 2016年12月30日的售后服务工作单记载B-01车叉车小时数为18717小时、B-51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11630小时、B-05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19581小时、B-37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11982小时、B-07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15201小时、B-52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9367小时、B-34号车的叉车小时数为14349小时。 部分叉车租赁期满后，星宇汽车公司通知中大叉车公司运走到期叉车，2017年1月14日，双方签订退租确认单，确认单盖星宇汽车公司印章，无经办人签字，中大叉车公司陈述星宇汽车公司经办人为全容辉，且确认单上的手写内容为全容辉所写。确认单载明：B-01车交车时间2012年6月19日、交车时小时数1.3小时、退车时间2017年1月14日、退车当日小时数18911.2小时；B-04车交车时间2012年3月22日、交车时小时数2449小时（从该内容可以证明B-04车即为2012年3月22日合同项下的第49号车）、退车时间2017年1月14日、退车当日小时数14387小时；B-05车交车时间2012年9月29日、交车时小时数1小时、退车时间2017年1月14日、退车当日小时数19785.3小时；B-07车交车时间2012年11月1日、交车时小时数2小时、退车时间2017年1月14日、退车当日小时数15352.4小时。确认单其他说明事项记载“2016年9月15日EXP30(B22)叉车提货B25SE(B04)叉车，2016年11月1日B30S-5(B34)叉车替换EXP30(B22)叉车；退租设备车况信息单独按照点检表由双方签字确认”。确认单上“退车当日小时数”为手写，其他内容为打印。 另查：2014年7月29日，中大叉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庄茂林向星宇汽车公司工作人员崔硕元发邮件请求其确认2014年6月30日前租赁叉车超时使用情况，并请求确认追加租赁费261122元。2015年1月4日，再次发函请求确认2014年12月31日前的超时租赁费合计499775元。2017年1月4日，庄茂林向星宇汽车公司总务部负责人全容辉发函要求确认2016年12月30日前发生的超时租赁费合计2021306元。 2017年9月26日，一审法院组织进行了现场勘查，确认案涉叉车在拧转钥匙启动前计时表无任何反应，启动后计时表灯亮并增加计时，是否有装载操作不影响计时的进行。 2017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再次组织了现场勘验，确认星宇汽车公司仍租赁中大叉车公司使用的三台叉车B-37、B-51、B-52的座椅开关处于短接状态。双方均认可座椅开关的作用是保证只有人员在车上时，叉车才能正常启动作业，操作人员不扭动钥匙关闭叉车即离开叉车时，座椅开关将强制叉车关闭，同时计时器也停止计时。而座椅开关短接的影响是人不在机时，扭动叉车钥匙也能启动叉车，操作人员不扭动钥匙关闭叉车时，叉车仍继续运行，同时计时器继续计时。星宇汽车公司认为是中大叉车公司私自将座椅开关短接，导致叉车在人员离开本应停止计时却继续计时，造成计时器数据包含了大量人不在机工作的时间。中大叉车公司否认系其私自短接该开关，同时强调该开关的功能是安全保护功能，并不会对叉车计时有直接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叉车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星宇汽车公司辩称合同中关于超时租赁费的约定显失公平，请求撤销。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受损方缺乏经验或情况紧迫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因不具备充分的自觉和真实自愿而具备可撤销的基础，但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星宇汽车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双方先后签订多达十几份合同，时间跨度4年之久，但关于超时费的约定从未更改，显然不能认为星宇汽车公司草率行事或缺乏判断。因此对星宇汽车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如星宇汽车公司超时使用租赁叉车则依约应支付超时租赁费。 关于是否超时和具体超时情况，中大叉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点检表、交车单、退车确认单等证据。其中对B-04车的工作时间的统计，因期间更换过两次车辆，因此中大叉车公司应提交相关三台车辆的工作时间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但是中大叉车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因此对于中大叉车公司主张的B-04车的超时租赁费76680元不予支持。中大叉车公司对于其他车辆超时时间的统计与叉车交车单、2016年12月30日点检表所载时间一一对应，且有退租确认单所载时间辅证，予以认定。 星宇汽车公司辩称上述证据中所载时间系通电时间而非工作时间。根据现场勘查情况看，叉车只有在扭动钥匙启动后才开始计时，启动即意味着开始工作，至于叉车是否装载作业，全凭星宇汽车公司控制。星宇汽车公司认为叉车上存在三个计时系统，分别为座椅开关计时表、驱动电机计时表、泵电机计时表，其中计时表自动显示的是座椅开关计时表，其他两个计时表数值可手动调出，而根据叉车使用功能判断，只有驱动电机计时表计量的时间是工作时间。根据叉车保养手册的记载，可以认定叉车存在三个计时系统，其中自动显示的时间为座椅开关时间。但是一审法院不认同星宇汽车公司主张的驱动电机计时作为工作时间的观点。理由一、该观点不能解释为何泵电机计时不能作为工作时间；理由二、双方在交车、点检、还车所记录的时间均为叉车自动显示的时间；理由三，叉车保养、售后服务等依据的时间数据也是叉车自动显示的时间。因此，在无特别约定之情形下，应以叉车自动显示的时间为工作时间标准。 关于座椅开关的问题，首先对于叉车工作时间的计量问题，中大叉车公司已经完成了其举证义务。即使座椅开关短接会对时间计量产生影响，星宇汽车公司也应该举证证明短接事实发生于上述统计时间之内，且系中大叉车公司私自为之。而勘验结果只能让人产生合理怀疑，却不能证明上述问题，星宇汽车公司对此并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开关短接之后，人机分离时不能强制停止运行，叉车继续运行则计时器继续计时，这种客观影响当然存在。但继续计时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者未在下车前扭动钥匙关闭叉车，系使用者违反操作规程的要求，不应因此归责于他人。因此，星宇汽车公司关于计时系统不客观、不真实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星宇汽车公司还辩称退租确认单中手写部分系中大叉车公司自行添加，但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通常而言，退租时承租人一般应持有一份退租确认单以证明车辆的移交情况，但星宇汽车公司却不能提交退租时的任何手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亦不予采纳。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除B-04车外，中大叉车公司所主张的超时费最早产生于2012年7月底，而中大叉车公司已举证其先后在2014年7月29日、2015年1月4日、2017年1月4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星宇汽车公司主张超时费，依法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再者，超过诉讼时效系抗辩事由，抗辩事由能否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在星宇汽车公司，但星宇汽车公司对此并无任何举证。因此对于星宇汽车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中大叉车公司主张2016年12月30日前超时费中的1935626元，计算准确，逻辑清楚，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其中76680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一、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超时租赁费1935626元。二、驳回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49元，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16110元、由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39元。 星宇汽车公司不服，上诉请求称，一审法院关于超时费的认定有误，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中大叉车公司对于该条款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应属无效条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租赁合同关于超时费的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有效；2.星宇汽车公司应否支付超时费，如应支付，应如何计算？3.中大叉车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4.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1.关于合同中超时费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条款除租金数额及租赁期限不一致外，其他条款基本一致，可以认定该租赁合同为格式合同，相应的关于超时费的条款属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大叉车公司应对该格式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但其现无证据证明已向星宇汽车公司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2.关于星宇汽车公司应否支付超时费。 根据中大叉车公司提交的证据，星宇汽车公司超时使用叉车事实清楚，而合同约定的租金给付方式为每台设备每月5800元的前提是每天工作8小时。星宇汽车公司超时使用叉车，应当给付超时费。但合同中关于超时费的条款载明每小时按45元计算的部分属无效条款。从平衡双方利益方面考虑，超时部分费用按正常使用费价格计算较为合理。 星宇汽车公司主张叉车超时时间计算错误，怀疑涉案叉车均被人为做了手脚，对此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星宇汽车公司又主张应以电机时间、液压系统时间为准，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并且因时过境迁，无法确定起止时间，不具有可操作性，故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法院确认的各车辆的超时数额，乘以各车对应的合同载明的租金，等于各车应支付的超时费： 1、B30SE，B01，超时8310.5小时，合同价格每月6500元，合32.5元/每小时，超时费为8310.5小时×32.5元/每小时=270091.25元； 2、B25SE，B04，超时6006小时，合同价格每月5500元，合每小时27.5元，超时费为6006小时×27.5元/小时=165165元； 3、B25SE，B05，超时9380小时，合同价格每月5500元，合每小时27.5元，超时费为9380小时×27.5元/小时=257950元； 4、B25SE，B07，超时5199小时，合同价格每月5500元，合每小时27.5元，超时费为5199小时×27.5元/小时=142972.5元； 5、B25SE，B37，超时5580小时，合同价格每月5800元，合每小时29元，超时费为5580小时×29元/小时=161820元； 6、B30SE，B51，超时6476小时，合同价格每月6500元，合每小时32.5元，超时费为6476小时×32.5元/小时=210470元； 7、B30SE，B52，超时4238小时，合同价格每月5800元，合每小时29元，超时费为4238小时×29元/小时=122902元； 以上各项相加，共计超时费1331370.75元，星宇汽车公司应当给付中大叉车公司。 3.中大叉车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首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对超时费的给付时间未作明确约定，中大叉车公司可以随时主张；其次，中大叉车公司主张的超时费最早产生于2012年7月底，其已举证其先后在2014年7月29日、2015年1月4日、2017年1月4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星宇汽车公司主张过超时费。因此中大叉车公司于2017年2月9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4.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中星宇汽车公司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条款无效并赔偿损失。该请求构成星宇汽车公司对中大叉车公司支付超时费的抗辩，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过程中必然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虽然未对超时费条款单独作出评价，但已包含在租赁合同的整体评价当中；而针对赔偿损失，星宇汽车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及理由，因此原审法院未将该请求作为反诉予以受理并未剥夺星宇汽车公司的诉讼权利；星宇汽车公司另提出原审法院逾期办理转普通程序手续的问题，该瑕疵不足以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因此，星宇汽车公司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不成立。综上，判决：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二、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超时租赁费1331370.75元。三、驳回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1元，合计33670元，由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23203元、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0467元，一审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中大叉车公司关于超时费的约定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为了维护公平、保护弱者，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了限制。第一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有提示、说明的义务，应当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第二是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第三是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双方对超时费的约定为：“以上租金，按正常使用率计价，即一天累计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月以不超过200小时计，超过200小时时间部分每小时按照45元收取超时租赁费用”，该约定字体加黑并以下划线标注，该条款简单明确，并不存在理解的争议问题，因此，中大叉车公司在合同条款处加黑并下划线标注的行为应视为已对该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结合中大叉车公司在以该条款为据向星宇汽车公司主张权利时，双方此后两年仍继续沿用该合同条款重复缔约数次，该情况足以表明，星宇汽车公司明确无误地理解合同条款的含义并以继续签订合同的方式接受该条款的约束。另外，因案涉租赁设备系使用电瓶驱动的机械设备，电瓶的连续使用时间直接影响其使用寿命，因此，中大叉车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了超时使用费并不属于免除自身主要义务的情形，原审认定该合同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对星宇汽车公司应支付的租赁费用进行计算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再审认为，中大叉车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1449元，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16110元，由烟台中大叉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1元，由烟台星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柴家祥 审 判 员 李 霞 审 判 员 李召亮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陶新枝 书 记 员 郭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