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时培昌，男，1954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凤鸣，江苏奚凤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梦娇，江苏奚凤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建龙，男，1965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萍，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时培昌因与被上诉人何建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1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培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3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应该成立，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没有依据。被上诉人何建龙答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还原了本案的基本事实，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并非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时培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建龙归还时培昌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以上述本金金额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由何建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6日，时培昌向何建龙转账20万元。2018年10月24日，时培昌向何建龙分2次转账计10万元。因时培昌认为上述30万元系借款，何建龙予以否认，双方发生争议。为此，时培昌诉讼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时培昌作为原告（李兴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以爱菲妮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宇、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龙）为被告于2019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爱菲妮公司支付货款167770元及利息。该案审理中，时培昌自认与李兴东合作经营昆山市巴城绣纳服装店。该案经审理认定业务发生在爱菲妮公司与李兴东之间，故于2019年12月作出（2019）苏0581民初1002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时培昌的起诉。同日，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培昌）作为原告以爱菲妮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爱菲妮公司给付加工款150082.55元。该案审理中，爱菲妮公司申请鞠军宏出庭作证，鞠军宏作证称：其在爱菲妮公司工作，曾分别听何建龙和李兴东说过他们两人和时培昌系合伙关系，其还曾陪三人去无锡东港市场去看过门面。该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苏0581民初10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爱菲妮公司给付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加工费150082.55元。本案一审庭审中，时培昌陈述因与何建龙是朋友，故借款时没有要求何建龙出具借条或者借款合同，当时口头约定2018年底归还，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借款用途是何建龙用于无锡开门市部扩大经营。对此时培昌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何建龙为证明其抗辩，申请娄某、沈某作为证人出庭，娄某作证称：“时培昌、何建龙、李兴东3个人合伙做服装生意，在港下批发市场开了个专卖店。我是爱菲妮公司的员工，在2018年下半年一直帮他们从爱菲妮公司将双面尼衣服送到港下店里去买，次数挺多的，都是由沈某签收的。我没看到有关合伙的书面合同，但时培昌、李兴东都到过爱菲妮公司，他们经常过来谈开店的事，具体分工我不知道。”沈某作证称：“我以前在巴城的店里卖衣服，巴城的店是时培昌、何建龙、李兴东经营的。无锡港下的店也是他们3个人经营的，我就看看店，收银，我都叫他们老板的，我的工资是何建龙发的，对于他们具体的合伙关系我不知道的，我在店里看到他们3人在一起，有时候一起探讨衣服款式，但他们3人来店里并不多。对于他们之间有无借款关系，我不清楚。”另外，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通知时培昌本人必须出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时培昌未能出庭。时培昌认为：我方已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何建龙确认已收到，并且在时培昌向何建龙发出书面催讨函后，何建龙也没有否认。何建龙抗辩不是借款而是合伙款项，并提交了情况说明、房屋租赁合同、账户明细查询等，但是该组证据无法判断和本案的关联性，反而证明何建龙收受时培昌款项后是用于其经营活动，并不能由此证明何建龙所陈述三人合伙关系的性质，庭审中两个证人出庭作证，也不能证明何建龙所谓的合伙事实，何建龙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何建龙提交的询证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时培昌诉请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支持。何建龙认为：民间借贷成立并生效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本案中时培昌仅凭两份转账凭证并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何建龙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表示收到了转账款并明确此款项的性质是用于合伙期间的费用支出，且能详细说明具体用途，提交了说明、房屋租赁合同、付款凭证、询证函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存在的合伙关系。同时，时培昌、何建龙并非亲戚也非好友，是因2018年9月经另一合伙人李兴东介绍才认识的，何建龙绝不可能刚认识就向时培昌多次借款。退一万步讲，假设存在借款，就2018年9月26日的20万元在未有借款凭证且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双方又并不熟悉，为何时培昌又于2018年10月24日再次分两次借款共计10万元给何建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因此时培昌、何建龙之间确实存在基于合伙关系的经济往来，但并不存在时培昌所称的借贷关系，请求依法驳回时培昌的诉请。时培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账户交易流水二份，交易日期分别为2018年9月26日、2018年10月24日，金额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时培昌证明借款给何建龙共计30万元。经质证，何建龙对收到30万元无异议，对时培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转账凭证不能作为借款依据，且交易流水上面用途一栏是空白，时培昌汇款三次但均无对应的由何建龙出具的借据、借条等书面证据予以印证。2、催款函一份及快递单、邮件查询，催款函的内容为：“何建龙：你方因经营需要向我借款30万元，我已按约履行了全部的出借义务，分别于2018年9月26日转账给你方20万元，于2018年10月24日分两笔转账给你方10万元，但你方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到发函日止，你方尚欠我借款30万元。鉴于目前我资金紧张，故请你方接函后立即联系我，并于5日内归还借款30万元。催款人：时培昌日期：2019年6月30日。”邮件查询显示邮件于2019年7月2日他人收。经质证，何建龙确认收到催款函，认为系时培昌单方制作，其从未认可存在借贷关系，且催款函内容与诉状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可看出此催款函是时培昌为提起此次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诉讼所制作的。何建龙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说明”及“房屋租赁合同”各1份，以及“账户明细查询”2份。其中“说明”的内容为：“D803、805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的地址在市场会议室，现场乙方同时在座有3位（何总、时总、李总）。此说明。周裕翔2019年9月24日。”“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甲方为无锡新共创双面呢服饰有限公司，乙方为何建龙，签订日期2018年9月22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坐落于无锡市锡山区，共2间；租赁期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止，租金以起租日开始满1年为1个租期，先交后用，年租金23万元；每户收取押金1万元，与租金同时支付。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由委托代理人周裕翔签名，加盖华政的章印，乙方处由何建龙签名。“账户明细查询”载明2018年9月26日何建龙转账给华政20万元（港下批发门市租金），2019年7月26日何建龙转账给华政50400元。何建龙以该组证据证明时培昌、何建龙共同租赁并经营港下批发门市部，案涉的款项也是用于门市部的租金、物业费支出，华政是甲方的负责人，其中50400元系物业费。经质证，时培昌认为与时培昌以及与本案无关联性。2、“询证函”1份，其中内容为：“致：爱菲妮服饰有限公司（何建龙）本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会计报表进行审计……下列数额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单位记录相符，请于本函下端“数据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及说明事项”处指正。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150082.55元。”何建龙在该“询证函”“数据无误”处写上“合作款式事项”并签名，在“数据不符及说明事项”处写上“合作款项”并签名，日期为2019年3月22日。何建龙表示该“询证函”由时培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作为证据在（2019）苏0581民初10021号案件中提交，证明何建龙曾就双方之间的款项作出合作款项的表示，印证时培昌、何建龙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何建龙并陈述其系爱菲妮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菲妮公司）的股东。经质证，时培昌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询证函”与本案无关联性，并确认是其在（2019）苏0581民初10021号案件中提交，以证明爱菲妮公司结欠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加工款的事实。3、“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一份，其中第一栏载明“2018年时培昌李兴东余款”，下面列明“2018年9月26日何建龙港下200000（元）。”何建龙陈述该“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是时培昌在（2019）苏0581民初10020号案件中提交，系时培昌自述为其与李兴东合伙经营巴城店时的阶段性结算凭证，其中“2018年9月26日何建龙港下200000（元）。”即本案30万元标的中的20万元，从中可看出并非是时培昌、何建龙之间的借款。经质证，时培昌确认系其在（2019）苏0581民初10020号案件中提交，以证明其和李兴东合伙经营巴城店，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庭审后，时培昌表示本案中坚持按照借贷关系主张。以上事实，有银行交易流水、催款函、说明、房屋租赁合同、询证函、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及一审当事人陈述、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不仅要有双方当事人的借贷合意，还要有交付借款的事实。按照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时培昌仅提供转账凭证主张借贷事实，该凭证只能证明时培昌向何建龙支付了款项但无法证明款项的交付目的，更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何建龙否认向时培昌借款，并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及合同甲方签订人周裕翔出具的“说明”、“账户明细查询”（支付租金等费用的凭证）、“询证函”（系时培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作为证据另案中提交）、“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系时培昌在另案中提交），并申请了娄某、沈某作为证人出庭，结合时培昌第一笔20万元转账的日期是2018年9月26日，与何建龙支付租赁东港双面尼交易市场门市部租金的时间、金额相吻合，以及（2019）苏0581民初10021号案件中鞠军宏的证人证言，并且在时培昌及时培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与何建龙及何建龙担任股东的爱菲妮公司存在业务往来款项给付的情况下，时培昌分两次（三笔）借款给何建龙且在第一笔借款未归还的情况下再次出借，而不要求何建龙出具借条或借款凭证，对借款利息亦未作约定，时培昌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存疑。时培昌应进一步提供证据，承担借款合意的举证责任，但时培昌既未在一审法院传票通知其本人必须出庭的情况下出庭，又未能补强证据证明双方借款关系的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时培昌主张何建龙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以上述本金金额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碍难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时培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时培昌负担。二审中，时培昌提交1、山东省新泰山市华美纺织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培昌本人没参加是有原因的；2、申请李兴东出庭作证，李兴东陈述：时培昌在昆山巴城开了绣纳服装店，2017年初当时我是时培昌的员工，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认识时培昌了。何建龙是我们店里的客户，何建龙来我们店里买面料，认识的时间是在2016年底左右，后来时培昌通过我认识的何建龙。我曾与时培昌、何建龙到无锡港下去签过房屋租赁合同，当时是何建龙要求我去的。我们经常去何建龙那边，主要是催面料款，不是谈开店的事情。我现在还是时培昌的员工，公司名字叫苏州绣仓服装有限公司。我与时培昌、何建龙不是合伙关系。关于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其中“2018年9月26日何建龙港下200000（元）”，是我和时培昌经营账目的对账，因为我们的钱是统一打到一个卡上的，我们需要说明钱的去向。何建龙对上述证据及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对情况说明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民间借贷案件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是基本的义务，而上诉人明知一审需要到庭的情况下置若罔闻，理应承担本案败诉的不利后果。2、李兴东与时培昌两人合作经营巴城店多年，李兴东也曾作为（2019）苏0581民初10020号案件时培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诉讼，其和时培昌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李兴东作为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是不恰当的。另外李兴东证言中就其与时培昌的关系都未能如实陈述，更无法对本案基本事实做如实陈述，故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请法庭依法查实。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时培昌以其于2018年9月26日、2018年10月24日向何建龙转账30万元，主张其与何建龙之间存在3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何建龙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该30万元实际系其与时培昌、李兴东三人合伙费用支出。为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何建龙提交了其与时培昌、李兴东三人在场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该合同甲方签订人周裕翔出具的说明，账户明细查询能够显示时培昌转账给何建龙20万元与何建龙支付租赁门市部租金的时间、金额相吻合。一审中何建龙申请证人娄某、沈某出庭佐证，证人证言能与（2019）苏0581民初10021号案件中鞠军宏的证言相互印证，证人均陈述何建龙与时培昌、李兴东三人合伙做生意。特别是时培昌在另案中提交的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中“2018年9月26日何建龙港下200000（元）”，时培昌自认系其与李兴东合伙经营巴城店时的阶段性结算凭证，明显与时培昌所称的借贷关系不符。虽时培昌在本案二审中申请李兴东出庭作证，但李兴东对于上述巴城店收支汇总记录中对20万元的表述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再结合时培昌及时培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绣仓时装有限公司与何建龙及何建龙担任股东的爱菲妮公司均存在业务往来款项给付的情况，已经足以对案涉30万元的款项性质并非借款产生合理怀疑。故时培昌仍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的，其应进一步提交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其他证据材料，在时培昌不能进一步举证其与何建龙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时培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时培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时培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柏宏忠审判员  朱婉清审判员  丁 兵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石寒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