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古港镇吉峰精灰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高联村王家组。经营者：叶志霞，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东，男，196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浏阳市公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神隆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539号亚华大酒店2501房。法定代表人：吴晓燕。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积东，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宇杰，男，198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浏阳市古港镇吉峰精灰厂（以下简称吉峰厂）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神隆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隆公司）、宋宇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湘0181民初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峰厂上诉请求：一、请求改判神隆公司承担支付吉峰厂修复治理费174,000元及逾期利息或发回重审；二、判决神隆公司和宋宇杰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宋宇杰为定做人事实错误。本案中，神隆公司与宋宇杰没有书面承揽合同或其他证据材料可以直接证实宋宇杰为定做人。神隆公司与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第十三条第一款已明确神隆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转包。按此约定，实施本案第五标段（普迹镇）修复治理的主体只能是神隆公司，故从事实施具体事务的人即为履行职务行为。宋宇杰与吉峰厂签字承揽实施协议时，宋宇杰仅作为签约代表签名，如宋宇杰为本案定做人，其与吉峰厂签订了承揽实施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双方即互为相对方，不存在再将神隆公司列为相对方，只是神隆公司有可能为了规避风险而不加盖公章。二、一审认定宋宇杰系不是履行神隆公司工作职责的职务行为事实不清。神隆公司陈述，其未将涉案工程的全部工作内容承揽给宋宇杰，而是将购买石灰、安排工人施工的部分工作内容交由其完成，故宋宇杰为了完成以上工作内容再交由能从事该工作内容的吉峰厂完成，实际是履行其职务行为。如神隆公司与宋宇杰承揽合同关系成立，那么神隆公司与宋宇杰在主体地位上应当平等，那么就不存在2019年8月2日，宋宇杰向神隆公司委托付款时还要向其申请。实际上，宋宇杰明显从属或隶属于神隆公司。如神隆公司与宋宇杰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按常理，宋宇杰按双方合同约定完成工作内容，交付劳动成果，经验收合格后，神隆公司再支付修复治理费用。而本案修复治理工程并未完成，在2018年7月2日，神隆公司就支付了宋宇杰280,000元的项目前期费用（本案涉案合同标的仅为270,000元）不合常理。实际更符合单位工作人员先支取后结算，属于单位内部报销的财务行为。其次，神隆公司陈述，本案修复治理费已经全部支付宋宇杰，没有拖欠，按常理，2019年8月2日，神隆公司不存在再根据宋宇杰的委托或申请向吉峰厂就本案付款96,000元。2018年5月22日，神隆公司委托代理人吕洋与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吕洋与吉峰厂授权代表胡云东短信联系时，已明确告知胡云东浏阳项目负责人为宋宇杰，项目地浏阳市普迹镇。宋宇杰作为神隆公司工作人员与吉峰厂签订承揽实施协议，其履行工作职责与其工作身份相符。三、本案应认定宋宇杰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吉峰厂签约代表胡云东与宋宇杰签订承揽实施协议时，宋宇杰并没有出具神隆公司授权委托书及加盖公司印章，但双方在2018年前的另外修复治理项目中存在业务往来，相互对双方的公司负责人均较为熟悉，故本案双方存在再次签约的合理前提。宋宇杰是通过神隆公司负责人吕洋介绍，吕洋并明确告知了宋宇杰在本案项目修复治理中的身份主体地位，故吉峰厂尽到了对宋宇杰身份的核实，已经构成善意信赖的基础。宋宇杰以签约代表的身份与吉峰厂签订本案承揽实施协议的客观表象，吉峰厂在主观上完全有理由相信宋宇杰具有代理权。神隆公司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并依法驳回吉峰厂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吉峰厂在民事上诉状中的诉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于理不通。吉峰厂诉称的事实是吉峰厂与本案宋宇杰个人之间的货物交易或劳务行为，该等支付义务应该由宋宇杰个人自行承担。神隆公司没有与吉峰厂签订任何承揽合同，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达成承揽合作约定，更没有直接承揽的事实。因此，神隆公司没有直接向吉峰厂承担支付任何款项的法定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本案宋宇杰系神隆公司在实施本案所涉项目过程中，仅仅负责提供石灰及撒施劳务的承揽人，该部分工作内容在整体项目实施中所占的比重不足20%，其实际完成的工作量不足整体项目工作量的8%。因此，吉峰厂诉称，神隆公司将项目整体转包给了宋宇杰是错误的。甚至又认为神隆公司是项目签约的实施单位，就认定宋宇杰与吉峰厂之间的商业行为理所当然是代表神隆公司的履职行为更是错误的。本案宋宇杰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人或认定为职务行为的争议焦点，已经作了详实的调查与充分的论述，无论是从客观事实，还是从各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一审的法庭调查都可以证明宋宇杰与吉峰厂之间的商务行为，不能构成是神隆公司的表见代理人或认定为职务行为。因此，吉峰厂诉称，宋宇杰对神隆公司有代理权是错误的。宋宇杰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吉峰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神隆公司和宋宇杰支付吉峰厂重金属修复治理项目实施服务费用174,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含诉前保全费用）由神隆公司和宋宇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峰厂系由叶志霞投资成立的经营石灰和石膏制作业务的企业。神隆公司系经营重金属污染防治、农田修复等业务的企业。神隆公司在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的浏阳市2018-2020年耕地重金属安全利用区修复治理采购中，成功中标。2018年5月22日，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采购人（甲方），神隆公司作为供应商（乙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约定：项目名称为浏阳市2018-2020年耕地重金属安全利用区修复治理，标段为第5标段；实施地点为普迹镇，实施面积为2000亩，单价为415元/亩，实施时间为2018-2020年，金额为830,000元，3年总金额2,490,000元；服务内容包括镉低积累水稻品种、石灰、商品有机肥、撒施石灰、撒施有机肥、水分管理、人工差旅、财务费用、不可预见费用、利润等；本项目采用综合单价包干方式，上述每亩单价是所有技术实施到田的货物价格、运输、装卸、保险、税费、管理、财务等费用和售后服务、技术服务到位以及撒施到田等所有人工费用的综合单价，除此之外，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合同履行期限为2018年一季稻开始至2020年一季稻结束；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转包；乙方未在投标文件中说明，不得将合同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协议书还对付款人及付款方式、甲方权利义务、乙方权利义务、项目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协议书尾部甲方盖章处加盖公章，神隆公司在乙方盖章处加盖公章，并由其指定的项目代表吕洋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8年6月，神隆公司内部完成了对宋宇杰支付项目款280,000元的审批流程，2018年7月2日，神隆公司向宋宇杰转账支付280,000元。宋宇杰于2019年8月2日向神隆公司出具《委托付款申请单》，申请支付浏阳市普迹镇农田重金属治理项目石灰款96,000元至吉峰厂的账户上。神隆公司于同日向吉峰厂转账支付96,000元。吉峰厂于2019年1月31日开具了购买方为神隆公司、金额为9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诉讼中，吉峰厂陈述：在2018年神隆公司中标浏阳市耕地重金属安全利用区修复治理项目后，经其公司的吕洋介绍认识了宋宇杰，之后即由宋宇杰与吉峰厂签订了《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在双方签字后宋宇杰称要将协议拿到神隆公司加盖公章，遂将原件拿走，之后未返还。到2019年，双方又补充签订了上述协议，并将协议的原件交付给了吕洋，故吉峰厂手中并无该份协议的原件，只有复印件。《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首部载明甲方为神隆公司，乙方为吉峰厂。协议约定：项目实施区域、面积为浏阳市普迹镇轻度污染区耕地修复实施的项目区域、面积2000亩，具体分解详见清单；乙方工作内容：①承担生石灰的采购和撒施②承担优化水分管理③撒施有机肥④承担与项目相关的工作对接与协调、抽样、送检、物质发放、项目实施等事宜；项目实施时间为2018年早稻季开始至2018年早稻季结束，项目整体实施完为止；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实施甲方中标项目“2018年度浏阳市重金属污染修复第三方治理（普迹措施承包）”，并全权代表甲方同浏阳市农业局普迹镇进行对接，以及进行其他项目有关的工作；乙方应确保项目按采购方要求组织人员及产品，按进度要求和产品质量要求组织实施和验收；生石灰由乙方自行采购，质量把关由监管部分、甲方共同承担；2018年早稻低镉水稻品种由甲方采购，乙方负责精确、高效发放；项目结算方式：达标生石灰的采购38元/亩（含税），撒施35元/亩（不含税），每亩100公斤用量，打有机肥35元/亩，优化水分管理和工作经费15元/亩（不含税），总计123元/亩。（如需乙方项目包验收过关，另加费用20元/亩）；该项目实施服务费用总额2000亩×135元=27万元，该费用包括产品成本、运输、验收等费用；项目付款方式：乙方进场实施后15日，甲方即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的30%，其余款项甲方根据浏阳市农业局的付款进度和相同比例向乙方支付，待项目整体实施验收完毕，政府项目资金全部拨付到甲方账户后五个工作日内结清所有应付款项（乙方须出具付款申请及相关票据）。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吉峰厂另陈述因其在2018年前即与神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且宋宇杰系被告神隆公司的吕洋介绍，故虽然宋宇杰与其签订协议时未提供神隆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相信了宋宇杰有权代表神隆公司与其签订合同，在之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是宋宇杰代表神隆公司参与项目的进度汇报和验收，并在验收资料上加盖了神隆公司的公章。就所欠款项，吉峰厂向宋宇杰及神隆公司的吕洋均进行过催问，另外还开具了购买方为神隆公司、金额为10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了吕洋。神隆公司陈述：宋宇杰并非其公司的工作人员，亦非其公司的签约代表，其公司认可的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和授权签约代表系吕洋。神隆公司并未将涉案工程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承揽给宋宇杰，而是仅将部分工作内容交由宋宇杰完成，如购买石灰、安排工人施工等，且在具体施工之前会先支付相应的款项，神隆公司与宋宇杰之间并未就承揽内容签订书面协议，双方之间亦已进行结算，神隆公司不欠宋宇杰款项。神隆公司从未将公章交由宋宇杰，宋宇杰所持有的神隆公司的公章系其私刻，现被封存在浏阳市农业局。神隆公司虽与吉峰厂在2018年前存在过业务往来，但均会直接签订正式合同，加盖公章或出具授权委托书给签约代表。神隆公司向吉峰厂转账支付96,000元是基于宋宇杰的委托付款申请，在涉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经理吕洋也是与宋宇杰负责直接对接。因宋宇杰不按要求施工，私刻公章，故之后双方之间就终止了承揽关系。因涉案项目的实施时间共计为3年，自2018年至2020年，故项目整体验收并未完成，仅是完成了阶段性工作成果汇报。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已向神隆公司结清2018年度的治理修复费用，具体金额多少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吉峰厂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浏阳市普迹镇耕地重金属修复治理工作，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宋宇杰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或认定为职务行为；涉案承揽合同的主体认定；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未付款项的认定。虽然吉峰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无原件予以核对，但宋宇杰未到庭予以否认，根据神隆公司关于其将项目中2018年的购买石灰、安排工人施工的工作交由宋宇杰完成且宋宇杰已完成部分工作的陈述，结合神隆公司根据宋宇杰的委托付款申请向吉峰厂支付款项的事实，吉峰厂与宋宇杰之间签订书面协议就承揽工作内容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以及吉峰厂客观上为宋宇杰开展了承揽工作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神隆公司否认宋宇杰系其公司的工作人员，吉峰厂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宋宇杰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系履行神隆公司工作职责的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宋宇杰在与吉峰厂签订《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时并不存在诸如神隆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神隆公司的印章等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虽吉峰厂称系经神隆公项目负责人吕洋介绍与宋宇杰相识，但其在与宋宇杰签订《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时并未核实宋宇杰的身份，亦未确认宋宇杰是否具有代表神隆公司签署协议的权限，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能构成善意信赖的基础；虽吉峰厂陈述之后补签的协议上加盖了神隆公司的公章并将加盖公章的原件交付给了吕洋，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神隆公司亦予以否认。因此，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签订时不存在足以使吉峰厂相信宋宇杰有权代理神隆公司对外签约的客观表象，且吉峰厂亦未能证明其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宋宇杰有代理权，故宋宇杰的签约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一审法院已认定宋宇杰的行为既不是履行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其行为应认定为个人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浏阳市普迹镇耕地重金属修复治理项目发包给神隆公司，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神隆公司认可其在承包项目后又将部分项目转包给宋宇杰，并与宋宇杰之间直接进行对接，双方之间亦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宋宇杰从神隆公司处接受承揽任务后又将项目转包给吉峰厂，吉峰厂就项目实施及验收的相关事项亦一直是与宋宇杰对接，故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新的承揽合同关系。吉峰厂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向神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神隆公司向其转账支付96,000元的付款凭证，但根据神隆公司提交的宋宇杰出具的委托付款申请单可知，神隆公司是在宋宇杰的委托下支付的该笔款项，且该笔款项的支付是发生在项目实施完成之后，故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吉峰厂与神隆公司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涉案承揽合同中的定做人应认定为宋宇杰。因神隆公司陈述其与宋宇杰之间的款项已经结清，故神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对欠付吉峰厂的款项承担支付责任，本案中的欠款应由宋宇杰承担支付责任。根据《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的约定，宋宇杰应向吉峰厂支付修复治理费用共计为270,000元。虽吉峰厂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中约定的项目已经竣工验收，但基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中约定的项目系神隆公司与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中的一部分，且结合神隆公司关于浏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已将2018年度的费用支付清楚的陈述，可以认定吉峰厂已经按照《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工作内容，并将劳动成果交付给了宋宇杰，宋宇杰将劳动成果又交付给了神隆公司，故宋宇杰应当按约及时向吉峰厂支付尚欠的修复治理费用。扣除神隆公司代付的96,000元，宋宇杰还应支付174,000元。根据《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的约定，宋宇杰应当在政府项目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结清款项，现宋宇杰未及时支付修复治理费用，故吉峰厂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吉峰厂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宋宇杰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答辩、不举证质证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宋宇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吉峰厂浏阳市普迹镇耕地重金属修复治理费用174,000元及自2020年1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吉峰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减半收取计1,91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420元，合计3,330元，由宋宇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吉峰厂提交神隆公司部门经理吕洋于2018年5月11日发送给吉峰厂工作人员胡云东的手机短信，短信内容为“浏阳项目负责人姓名：宋宇杰手机：139××××3388，项目地浏阳市普迹镇”。拟证明神隆公司负责人吕洋授意吉峰厂代理人胡云东与涉案项目负责人宋宇杰联系。神隆公司对该短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该手机短信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宇杰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经审查，吉峰厂提供的与宋宇杰签订《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措施承揽实施协议》的复印件上仅有宋宇杰的签名，未加盖神隆公司的印章、没有合同签订日期，吉峰厂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宋宇杰有神隆公司的代理权或有理由相信宋宇杰有代理权。神隆公司认可涉案项目部分承揽给了宋宇杰，但陈述宋宇杰不是公司员工或签约代表，神隆公司和宋宇杰之间存在口头承揽关系，约定由宋宇杰组织石灰货源。2019年1月31日，吉峰厂向神隆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非金属矿物制品、生石灰、300吨、合计96,000元，2019年8月2日，神隆公司向吉峰厂转账96,000元。吉峰厂开具给神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记载内容为生石灰，能与宋宇杰出具给神隆公司的委托付款申请单“石灰款”相互印证，结合宋宇杰、吕洋之间2018年5月11日的短信内容，能证明吉峰厂与神隆公司通过宋宇杰联络购销生石灰，但不足以证明吉峰厂与神隆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吉峰厂主张应当由神隆公司承担支付吉峰厂修复治理费174,000元及逾期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吉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浏阳市古港镇吉峰精灰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桅审判员 肖 玲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罗幸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