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28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良，男，198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平，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珍，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运行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06号。法定代表人：齐爽，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自由世纪广场1号楼3层、2号楼1层。负责人：张正寅，行长。上诉人朱永良与被上诉人天津市运行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行公司）、原审第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5民初7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永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朱永良与运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消费贷款购车协议》；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运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运行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朱永良签订的《销售合同》《消费贷款购车协议》应予撤销，人民法院无权为当事人设定一个新的购车价格法律关系。运行公司以办理贷款需要为由，骗取朱永良签署空白的《销售合同》及《消费贷款购车协议》。《销售合同》中车辆销售价格为102万元，《销售合同》《消费贷款购车协议》是朱永良受欺诈而签订。双方并未就购车价格达成一致，《销售合同》中的车辆销售价102万元不是朱永良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亦认定该部分条款应属无效。价款为买卖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在该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整个买卖合同不能履行。从法理上讲，人民法院依法可以撤销当事人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但无权为当事人设定一个法律关系。原审判决以运行公司欺诈朱永良所取得的贷款71.4万元作为车辆销售价，为朱永良、运行公司确立了一个71.4万元的购车合同法律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朱永良、运行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已经无法履行。双方2018年4月签定《销售合同》至今已两年有余，运行公司原准备销售给朱永良的库存车辆常年在露天存放，轮胎老化在所难免，且运行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述，在没有得到朱永良同意的条件下，已经对预售、交付的车辆轮胎、螺丝进行了改装，朱永良购买的是原厂新车，不是改装车，原厂已经停止了该型车的生产，原合同的履行已经成为不可能，原审判决改变价款，认定原《销售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严重损害朱永良的合法权益。《销售合同》没有及时履行完全是由运行公司的欺诈行为所造成，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后果应当由运行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实质上，是把运行公司欺诈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朱永良承担。运行公司以朱永良购车名义，虚构购车价款，骗取通商银行高额贷款，涉嫌刑事犯罪。朱永良、运行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通商银行起诉借款人朱永良、担保人运行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本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相关人民法院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贷款合同的效力认定不应作为本案判决依据。运行公司辩称，不同意朱永良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在上一次朱永良上诉时，朱永良本人承认系王某承诺为朱永良购买车辆，由王某给朱永良找活，每辆车每日挣取三四千元，因最后这个活不存在了，所以朱永良要求不再履行合同，运行公司无奈，替朱永良向通商银行交付了部分贷款，而且还将车辆的上牌费用转给了王某。本案的合同是朱永良不愿意履行的原因造成，与运行公司无关，朱永良违背诚信，造成运行公司较大损失，朱永良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通商银行未陈述意见。朱永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朱永良与运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消费贷款购车协议》；2、诉讼费由运行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运行公司经营汽车及配件销售等业务。朱永良与案外人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及高国权均系同乡。2018年4月，朱永良求购牵引车与挂车欲从事运输服务并委托王某与运行公司洽谈购车事宜。2018年4月18日，朱永良与运行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朱永良从运行公司处购买南骏牌ＣＮＪ4180ＫＰＧ36Ｖ型牵引车（注：经法院核查，该车几年前上市，网上厂商指导价为26.5万元／辆，现已经停产）、鲁际通牌ＬＳＪ9401ＣＣＹ型挂车（注：网上优惠价6-6.5万元／辆，厂商指导价为7.5万元／辆）各两辆，牵引车每辆36万元，挂车每辆15万元，合计102万元。双方对车型、发动机参数等做了约定。该合同同时约定，交货地点在运行公司，合同签订时朱永良交纳定金8万元，朱永良一次性付清购车款后提车等。同日，运行公司与朱永良签订一份《贷款协议》，主要约定由运行公司为朱永良向通商银行贷款71.4万元购买上述2辆车（注：含牵引车、挂车各2两辆）提供担保，朱永良在没有还清运行公司车款期间车辆所有权归该公司所有，运行公司协助朱永良办理牌照、附加费等手续，朱永良在未还清车贷期间对该车在运行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朱永良自愿将所购车辆交给运行公司在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等。2018年4月19日，朱永良与通商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约定朱永良向该行贷款71.4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贷款用途购买车辆，朱永良同意并授权将贷款划入运行公司的11×××001号银行账户并同意以该车抵押担保等。当日，朱永良另行为运行公司出具一份确认书，朱永良知晓并同意由运行公司、凯达公司向其收取保证金、手续费、保险费用、上牌及抵押等相关车辆服务费用等共计19.87万元。合同签订后，通商银行于2018年5月15日将上述贷款71.4万元划入运行公司账户。朱永良得到运行公司通知后提车时，该公司要求其另交纳相关费用，双方发生争议，朱永良拒绝提车，现该车一直存放在运行公司处。同年5月18日，齐爽通过银行转给王某10万元，转账记录附言部分用手书写有“朱永良两台现代车的上户费用”，王某签名捺印确认。至今，除了贷款71.4万元，朱永良未直接向运行公司交纳过定金、首付款等任何费用。庭审中，朱永良与运行公司对双方议定的案涉车辆实际价款数额存在争议：朱永良主张双方议定每辆牵引车19.5万元，加上挂车价款及上牌费、保险费等，两辆车全部款项合计71.4万元。运行公司主张车款为102万元，具体包含：每辆牵引车款26.5万元加上3年保养费5.6万元，双方确定每辆牵引车为32万元。一辆挂车标配价为7.5万元，但朱永良选的高配置轮胎，挂车价为15万元。再加上保险费、购置税等，共计51.8万元。双方最后议定每辆车（含牵引车和挂车各一辆）为51万元，两辆车合计102万元。对此法院认为，朱永良提交证据中的厂商指导价、优惠价并非经销商的实际销售价格，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最终确定销售价格。因案涉牵引车现已经停产，通常情况下，经销商会较大幅度下调车辆销售价格。故案涉每辆牵引车、挂车的销售价格应当低于厂商指导价26.5万元、7.5万元才符合情理。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运行公司主张的车款计算，每辆车款合计为26.5＋7.5＝34万元，两辆车仅为68万元，《销售合同》约定两辆车的购车款为102万元显然不属实。另，运行公司抗辩主张102万元车款中包含其他款项，但又签有收取19.87万元保险费等其他款项的确认书，亦相互矛盾，故运行公司上述主张显属故意混淆视听，且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朱永良虽主张购车款加上其他款项一共71.4万元，但本人不能具体说出挂车价格及其他款项数额。证人王某虽与朱永良同乡，但案涉交易的确是经其与运行公司协商确定，结合运行公司认可通商银行发放贷款的比例为购车款的70%、《销售合同》约定购车款102万元、《贷款协议》约定及实际贷款金额均为71.4万元（注：恰为购车款的70%）、19.87万元其他款项确认书、朱永良至今除了贷款71.4万元外未向运行公司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双方提交的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和事实看，能够与王某所证朱永良全款71.4万元购车、无其他款项的事实相互印证，并与朱永良陈述相符。况且这些证据之间亦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法院对王某证言予以采信，对其他几位证人证言中能够与上述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的部分均予以采信。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朱永良主张双方约定的购车款加上其他所有费用合计为71.4万元、朱永良因运行公司欲收取贷款以外的其他费用双方发生纠纷及未提车的事实成立。确认单上的19.87万元并不单独存在，相关费用应当包含在71.4万元之内。另查，因本案买卖合同引起的纠纷，朱永良与运行公司之间、通商银行与朱永良和运行公司等之间曾发生多起诉讼。其中，通商银行起诉借款人朱永良、担保人运行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沪0115民初49106号]一案中，通商银行以朱永良未依约还款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朱永良偿还剩余贷款本金644301.65元、利息等，并要求担保人承担相应责任等。该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确认《贷款合同》有效，并判令借款人、担保人连带偿还贷款本息等。还有，与朱永良同期购买同品牌型号车辆的高国权，亦与运行公司等发生上述类似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未举证或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朱永良与运行公司经过协商后，就朱永良贷款购买案涉品牌型号、数量的牵引车及挂车达成合意，并签署《销售合同》《贷款协议》，合同已经成立。通过当事人陈述、抗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已经成立的《销售合同》《贷款协议》是否有效及如何履行；二、朱永良诉请撤销该两份合同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条款说明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是指表意人对于非真意有认识，而且与相对人通谋所为之意思表示。其构成要件为：1、须有意思表示存在；2、须表示与意思不一致；3、须表意人自己对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有认识；4、须其非真意表示，与相对人通谋为之。虚伪表示的效力通常是相对无效，即发生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本案中，通过法院已经查清的事实可以看出，《销售合同》中购车款102万元、定金8万元条款，与朱永良和运行公司口头议定的购车款加上保险费等所有相关费用合计为71.4万元、无需另行交纳其他费用并不一致。该合同如此约定，显属为了贷款，虚增购车价款，达到朱永良无需支付贷款以外其他费用的目的。朱永良、运行公司对此应属明知，属其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部分条款应属无效。《贷款协议》上的价格71.4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上述两份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属有效。依据法律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另外，《贷款合同》已经在另案中被相关人民法院确认有效，并判令朱永良等履行还款义务。故朱永良、运行公司应当按照法院已经查清确认其口头约定的购车价款71.4万元履行《销售合同》《贷款协议》义务。双方之间交易并不存在此款以外的其他任何款项。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但在本案中，通过已经查清的事实可以看出，朱永良与运行公司对贷款购车、贷款金额等应属明知，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朱永良主张运行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无证据证实，且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朱永良诉请撤销案涉两份合同，不仅不符合存在欺诈行为可以撤销的情形，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撤销合同的其他情形。现朱永良诉请撤销《销售合同》《贷款协议》，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永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朱永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永良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与运行公司口头约定的购车价款是71.4万元，现在我们不认可，我们认为这只是诈骗的手段。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朱永良与运行公司双方口头约定的购车款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价格不符，显属为了贷款，虚增购车价款，达到朱永良无需支付贷款以外其他费用的目的，朱永良、运行公司均对此予以明知，属于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朱永良以运行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撤销《销售合同》《贷款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中认定的“朱永良得到运行公司通知后提车时，该公司要求其另交纳相关费用，双方发生争议，朱永良拒绝提车；朱永良因运行公司欲收取贷款以外的其他费用双方发生纠纷及未提车的事实成立”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双方对此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本案应不予涉及，对此，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朱永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永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冯靖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