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久连诚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金汇花园11幢21号。法定代表人：赵云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柱，江苏索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倩，江苏索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专诸巷28号紫晶广场一区6幢05室。法定代表人：朱成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云久，男，197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原审被告：胡春莲，女，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柱，江苏索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倩，江苏索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南京久连诚酒业有限公司（简称久连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益聚公司）、原审被告赵云久、胡春莲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8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久连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原审被告赵云久，上诉人与两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柱、周倩，被上诉人益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久连诚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久连诚公司支付益聚公司餐费37048元，驳回益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益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久连诚公司已尽到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不公，导致判决错误。1.虽然久连诚公司员工费某,4当庭陈述的餐券交付时间存在差错，但此系时间久远造成，且其所述餐券交付过程及事实细节非常具体，久连诚公司庭后对争议事实也提交了详细的书面情况说明。2.益聚公司一审中已当庭认可韩小超系其负责人，根据法律规定，任何知道案件事实的人均有义务出庭作证，更何况是益聚公司的负责人，而益聚公司的会计曹秋华在速裁庭调解时曾到庭。3.胡春莲的原始记账手稿系庭后查找取得，与本案有直接关系，一审法庭既不组织质证，也不听取当事人意见，造成认定事实错误。4.在本案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且未依据庭审情况向久连诚公司释明要求其就争议事实充分举证。益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云久、胡春莲共同述称，同意久连诚公司的上诉意见。益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久连诚公司、赵云久、胡春莲共同偿还餐费欠款84048元及利息（其中79996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4052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由久连诚公司、赵云久、胡春莲负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聚公司系餐饮公司，经营红顶会饭店，久连诚公司系一人公司，赵云久系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两公司素有生意往来，益聚公司向久连诚公司采购郎酒，久连诚公司至红顶会饭店就餐。2018年1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赵云久及其妻子胡春莲、久连诚公司职员费某,4多次以久连诚公司名义至红顶会饭店就餐，就餐后签字挂账，金额共计84048元。久连诚公司认可84048元的消费金额，但表示其已将益聚公司之前因抵扣酒款给付的47000元餐券交付益聚公司，本案中应当扣减。庭审中，久连诚公司提交无落款的手稿一份，上面载有“餐券47000？”字样，并申请该公司主管费某,4出庭作证。费某,4出庭称，2017年红顶会饭店给付其单张面值1000元总计94000元的餐券，后因餐券未消费完，其将剩余的47000元餐券交付给曹秋华，赵云久、曹秋华及益聚公司经理韩小超在场。庭后一审法院通过电话向曹秋华核实，其否认收到47000元餐券。庭审结束后，久连诚公司又提交一份费某,4与曹秋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胡春莲记账手稿，同时申请传唤韩小超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记账手稿内容为“2017.12.25号放在红顶会餐券47张（无手续）赵总经手”。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是：1.能否认定久连诚公司主张的47000元餐券已经交付；2.益聚公司主张赵云久、胡春莲承担连带责任有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久连诚公司至益聚公司经营的红顶会饭店餐饮消费，双方之间形成餐饮服务合同，久连诚公司消费后应支付餐费。现久连诚公司尚欠益聚公司餐费84048元未予支付，益聚公司起诉要求其给付，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益聚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就付款时间达成合意或索要过该款，故一审法院将利息的起算点调整为诉讼之日。久连诚公司主张其交付益聚公司47000元餐券，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久连诚公司庭审中提交的手稿仅载有“47000”字样，既未标明书写人，也无益聚公司收取了47000元餐券的意思表示。费某,4系久连诚公司员工，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在无其他书证能与其证言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其证言，一审法院认为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法庭辩论终结后久连诚公司提交的手写记账单、费某,4与曹秋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传唤韩小超出庭申请，均超出了举证期限，手写记账单系胡春莲自行书写，其记载的交付时间发生在益聚公司主张的餐费发生时间（2018年1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之前，也与费某,4陈述的交付时间不一致；曹秋华在与费某,4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未承认收取了47000元餐券。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久连诚公司申请传唤益聚公司职员出庭，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法院调查范围，也超出了申请期限，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因久连诚公司的举证无法证明其已经将47000元餐券交付益聚公司，故对其要求抵扣47000元餐费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久连诚公司系一人公司，赵云久作为公司股东，未举证证明其与公司财务独立，故其对久连诚公司的前述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益聚公司认可其合同相对方为久连诚公司，赵云久基于法律规定对久连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胡春莲与赵云久虽系夫妻关系，但本案债务主体为久连诚公司，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益聚公司要求胡春莲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南京久连诚酒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餐饮费84048元及利息（自2019年12月16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赵云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南京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50元、保全费920元，合计1870元，由久连诚公司、赵云久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久连诚公司一审庭后提交胡春莲记账手稿、费某,4与曹秋华的聊天记录，益聚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记账手稿来源无法判断，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记录内容跨度近一年时间，不符合日常记账习惯，后期形成的可能性较大，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仅能反映益聚公司向久连诚公司交付94000元餐券的事实，该餐券不记名，无论久连诚公司将餐券赠与哪个客户，该客户均可在红顶会饭店消费并直接足额冲抵餐费，且该证据反映的是双方另案中核对酒款的事实，与本案无关。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讼争47000元餐券应否在本案餐费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久连诚公司主张在其欠付益聚公司的餐费中扣除47000元餐券，应就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全面、客观分析在案证据，本院认为久连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主要理由是：其一，益聚公司提交的结账单所载结账方式有六种，分别为现金、信用卡、团购、挂账、预定金消费、其他，勾选的均为挂账，均未体现以餐券抵扣餐费的内容，故益聚公司据此主张久连诚公司支付其餐费84048元，具有事实根据。其二，久连诚公司提交的载有“2017.12.25号放在红顶会餐券47张（无手续）赵总经手”内容的胡春莲记账手稿，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且系久连诚公司一方自行制作，益聚公司未予确认；无落款的手稿即使真实且右侧内容确系曹秋华书写，但其中“餐券47000？”至多证明久连诚公司当时提出过47000元餐券问题，不足以证明益聚公司已收到该餐券；微信聊天记录中与餐券有关的内容仅有2018年2月4日费某,4提到“93126元给94×1000的餐券”，曹秋华回复“对”，双方并未就剩余47000元餐券交接与否进行沟通；证人费某,4系久连诚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其所述餐券交付时间与久连诚公司所述存在差异，也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因此，久连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尚未形成证据链，其主张已将47张不记名餐券交给益聚公司，并据此抵扣47000元餐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久连诚公司另主张一审法院未就其庭后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但经查，益聚公司已就上述证据向一审法院发表书面质证意见，故久连诚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法院应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注：第十三章简易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当事人，并记入笔录。”据此，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当事人如有异议可提出。本案中，一审法院已当庭宣布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出异议，故久连诚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不当，于法无据。久连诚公司二审中申请与红顶会饭店负责人韩小超当面对质，但本院已当庭联系韩小超，韩小超明确否认其收到过案涉47000元餐券，且对质并非法定证据及调查形式，故本院对久连诚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久连诚公司另申请对其提交的无落款的手稿右侧字迹是否系红顶会饭店会计曹秋华书写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曹秋华一审中明确表示未收到过案涉47000元餐券，且如上所述，即使该手稿中相应内容确系曹秋华所书写，也不足以证明餐券交付情况，故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久连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元，由益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徐岩岩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沈 林书 记 员 朱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