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1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守辉，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朝阳市金辉建筑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代理人：郭永旭，辽宁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瑞峰，男，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艳，女，197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彬，男，196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艳国，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男，195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甄春杰，男，198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涛，男，198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春华，男，197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伟，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士龙，男，195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鑫玉，男，199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连玉，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四强，男，199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刚，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欢，男，199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文，男，197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春，男，196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瑞有，男，197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新，男，1975年8月14日出生，蒙古族，住喀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森，男，198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明，男，1976年9月18日出生，蒙古族，住喀左县。上述21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海林，辽宁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守辉因与被上诉人朱瑞峰、刘淑艳、罗彬、罗艳国、罗春、甄春杰、刘海涛、马春华、刘文伟、王士龙、朱鑫玉、夏连玉、李四强、李洪刚、刘欢、王喜文、王喜春、李瑞有、刘永新、刘长森、刘永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1302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守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永旭，被上诉人王喜春、刘文伟及21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海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守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及诉请，并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上诉人在2020年2月9日接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诉讼须知等，但没有开庭传票。2月13日以后，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找立案庭及承办法官联系，立案庭及承办人告知上诉人因疫情不能确定开庭时间，听候通知。但上诉人一直没有接到开庭通知即收到了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被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上诉人于2014年5月22日同被上诉人朱瑞峰签订了钢筋班组施工合同，后朱瑞峰组织施工。2015年7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瑞峰进行结算，总工程款为86.2万元，已付款21万元，尚欠款65.2万元。该工程结束后，朱瑞峰为上诉人开车，因开发商未能按约定给付上诉人工程款，导致上诉人也不能将所欠被上诉人朱瑞峰的工程款全额给付。在朝阳市建筑领域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或规律：每到春节前工人们都到劳动部门上访控告，劳动部门都让工人们拿一份建筑公司给出具的拖欠工资款的证明，按欠款比例给付农民工讨要的部分劳务费，如果想得到多的劳务费，就必须把拖欠工资款的数额多写一部分。就这样在2018年1月，被上诉人称已经在劳动部门找关系，只要公司给一份欠款的证明就能多要回点钱，于是上诉人同意了该要求，让被上诉人朱瑞峰找公司会计办理。据会计回忆，其只在一张纸上扣了一枚公章，没有其他内容，故被上诉人朱瑞峰提供的75万元欠条不是真实的。被上诉人朱瑞峰骗取公司会计印章形成一份欠条后，在亲属的帮助下，将上诉人控告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上诉人于2018年1月27日被捕，为了早日出来寻找证据，在羁押期间，上诉人于2019年1月9日违心的同被上诉人朱瑞峰之妻刘淑艳等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承诺在2019年1月9日之前给付工程款20万元，2019年9月1日之前给付工程款20万元，2020年6月3日前给付工程款35万元。协议达成后，上诉人于2019年1月26日被释放，现上诉人有与被上诉人朱瑞峰签订的原始合同结算单，实际施工人的付款凭证等证据。被上诉人中绝大部分没有到过工地，都是虚假顶名。被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涉嫌刑事犯罪。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经查找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朱瑞峰应得劳务费为86.2万元，上诉人已经给付91.0905万元，已超额给付，根本不欠被上诉人朱瑞峰的工程款。退一步讲，就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淑艳签订的协议有效，约定的是2020年6月30日后付35万元，付款期限未到，一审法院就判令上诉人给付，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朱瑞峰等21位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本案当中关键的两个证据，一个是75万元的欠条，一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协议书，该两份证据在刑事判决中已经被采纳确认，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对两份证据也予以承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干活的时间是2014到2015年，上诉人迟迟拖欠工资不给，才导致后来的结果，按照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在2019年9月1日时给付20万元，但上诉人并没有及时给付，是上诉人先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故被上诉人要求一并给付拖欠的55万元工资，合法有效。朱瑞峰等21位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21名原告支付拖欠工资5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孙守辉系朝阳金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孙守辉作为凌河湾御景苑项目部负责人与朝阳市双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凌河湾御景苑A5、A7、A8、A9、CK1号楼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书，约定被告必须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2014年5月22日，被告孙守辉与原告朱瑞峰签订钢筋班组施工合同，朱瑞峰带领原告刘淑艳等20名农民工对凌河湾御景苑一标段A5、A7号楼和A8、A9号楼的地平面以下的钢筋工程进行施工。2016年10月1日，孙守辉为朱瑞峰出具欠原告刘淑艳等21名农民工人工费75万元的欠条，朱瑞峰多次向孙守辉索要，孙守辉未予支付。2017年刘淑艳等21名农民工到朝阳市双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孙守辉拖欠工资情况，2018年1月16日，朝阳市双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对孙守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认定书，认定孙守辉拖欠刘淑艳班组75万元工资情况属实。2019年1月10日，孙守辉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9年1月9日，原告刘淑艳、罗彬、罗艳国作为甲方（农民工方），被告孙守辉作为乙方（拖欠工资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就乙方拖欠农民工资（柒拾伍万元）的相关还款事宜达成以下一致意见：一、乙方在2019年1月9日之前向甲方给付拖欠工资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甲方在收到乙方给付的上述金额后，对甲方拖欠工资的行为予以谅解，并出具谅解书。二、乙方在2019年9月1日之前，向甲方给付拖欠工资贰拾万元整（￥200,000）。三、乙方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甲方给付拖欠工资叁拾伍万另仟元整（￥350,000）。四、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信守。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书由刘淑艳、罗彬、罗艳国及其代理人张宝强和孙守辉签字。协议签订当天，孙守辉的亲属代其给付原告等21人拖欠的工资20万元，尚余55万元未给付。2019年9月1日到期后，孙守辉未给付拖欠的工资，经原告刘淑艳等人催要，至今未给付，故原告刘淑艳等人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孙守辉与原告朱瑞峰签订协议后，朱瑞峰带领原告刘淑艳等20名农民工对孙守辉承包的凌河湾御景苑一标段A5、A7号楼和A8、A9号楼的地平面以下的钢筋工程进行施工，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原告刘淑艳等21人依约提供劳务，被告孙守辉亦应及时支付劳务款。被告拖欠原告等人劳务款共计7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1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书系被告对于拖欠原告等人工资做出的还款计划，被告应依该协议按期履行给付人工费的义务。被告在给付20万元拖欠的工资后，至今没有给付2019年9月1日到期的拖欠人工费款，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还款计划，要求被告一次性偿还拖欠的工资55万元。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应视为其放弃答辩及举证的权利，并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风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守辉自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刘淑艳、罗彬、罗艳国、罗春、甄春杰、刘海涛、马春华、刘文伟、王士龙、朱鑫玉、夏连玉、李四强、李洪刚、刘欢、王喜文、王喜春、李瑞有、刘永新、刘长森、刘永明、朱瑞峰拖欠的工资55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原告预交），由被告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1、欠条一份，拟证明涉案工程钢筋组仅雇佣了张炳臣等5人干活，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2、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四份，拟证明朱瑞峰在上诉人处形成欠条的过程，及在后台工作的承包人是朱瑞峰。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瑞峰签订的钢筋班组施工合同、结算单各一份，付款目录及收条、转账凭证，拟证明已与朱瑞峰结算并已给付全部款项。4、证人证言，拟证明上诉人没有出具过75万元的欠条。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分析与认定：第一，关于欠条，通过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涉案工程的钢筋工程由朱瑞峰负责劳务，而钢筋组除后台工作外还有其他工作，该欠条仅能证明拖欠后台工作的张炳臣等5人的工资，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拖欠其他工人工资，亦不能证明其他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第二，关于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其中孙守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金辉建筑公司的财务经理李景辉在笔录中认可张炳臣为负责钢筋后台制作工作的小组长，但其陈述据其掌握已经不拖欠钢筋班组承包费，该陈述与另外三份询问笔录中王淑白、张炳臣、王海丰陈述的仍拖欠工资未予给付的情况不一致，与其在刑事案件中陈述的“朱瑞峰带领一伙人给我们公司在双塔区御景苑工地干钢筋活，我们公司欠朱瑞峰工组多少人工费我不清楚。孙守辉给朱瑞峰打印了一张欠条，当时我在场，我知道这件事，欠条的内容我不记得了，这张欠条是谁打印的，有没有盖章我不知道了”亦不一致，且上述四份询问笔录中均未提到是否拖欠本案被上诉人的劳务费，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第三，本院对钢筋班组施工合同、结算单、转账凭证及有朱瑞峰签字的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施工合同中并未约定价款，结算单系于2015年7月6日形成，不能对抗2016年10月1日出具的欠条及2019年1月9日出具的协议书的效力，故上诉人拟证明的问题，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四，关于证人证言，证人虽否认在欠条上加盖印章，但并未主张该印章系虚假印章，亦未能对欠条上已经加盖了印章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且在刑事案件中，上诉人供述“我欠朱瑞峰组人工费大概70多万，我没有钱付……我就给朱瑞峰一个欠条，欠条原本的内容我忘记了，大体意思是我欠朱瑞峰班组人工费70多万，欠条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盖了我签名的印章，具体日期我想不起来了，写欠条时我们公司经理李景辉看见了”，故证人证言不能起到否定欠条真实性的效力。另，证人在庭审中认可涉案工程有20-30人在工地干活，亦从侧面反映出上诉人提供的拖欠张炳臣等人的欠条与拖欠本案21名被上诉人的工资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未提供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拖欠被上诉人劳动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第二款规定：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劳动报酬的事实已经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302刑初215号刑事判决所确认，且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故该判决确认的事实对本案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应承担给付被上诉人劳动报酬的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以法院专递的形式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该专递于2020年2月12日由上诉人孙守辉本人签收。上诉人称在收到的材料中没有开庭传票并与主审法官进行了电话沟通，本院要求上诉人于庭后5日内提交与主审法官的通话记录，上诉人提供的通话详单中没有与一审主审法官的通话记录，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朱鑫玉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在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学、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经查朱鑫玉出生于1994年，2014年已满18周岁。朱鑫玉在课余及假期时间在父母承包劳务的工地打工，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孙守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兴利审判员  张海龙审判员  袁 源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