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宁市一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60号1幢1单元1284号房。法定代表人：金同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巍，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筱薇，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森，男，196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鸣，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宁市一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森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05民初12124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司法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不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实际为货物买卖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建立虫草买卖法律关系，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上诉人出具《委托书》的目的是，被上诉人能够顺利向虫草种植户采购虫草后，向上诉人供货，并确保采购及货款的真实性，规范被上诉人的采购行为，遂写明有被上诉人和李进的同时签字的对外欠款，上诉人才会承担，并不能证明这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欠款。双方如果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正常交易习惯，应当由上诉人与虫草种植户对货款进行结算和支付，而不是与被上诉人结算和支付。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当向其支付货款，应当提供证明其已经对货款进行垫付的相关证据。但是，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未提供任何已垫付货款的证据，因此一审认定双方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达成关于6%提成的任何约定，亦未签署过任何协议，包括盖章。上诉人在原一审时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辽大司鉴【2019】文鉴字第277号），《协议书》上落款处“一致公司”公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字迹形成在后，即先印后字。该司法鉴定意见，能够证明该《协议书》作为证据的效力存在重大瑕疵，涉嫌伪造，不应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6%提成事实的主要证据。三、2015年7月3日《对账单》存在涂改刮蹭等问题，存在重大瑕疵，不应作为认定货款金额和结算支付的情况主要定案证据。2015年7月3日《对账单》形成的基础依据，是用以证明6%提成事实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经鉴定为先印后字，同时该《对账单》有涂改刮蹭痕迹，并不能排除涂改刮蹭前的真实内容是否会对案件事实有重要影响，因此，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作为证据的效力亦存在瑕疵，不应作为独立证据被采信。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中第9项“2039条2630克*188.13元=494,800元”、第11项“3700条6320克*115元=726,800元”货物，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该两笔货物，且同时载明该两笔的货物的《发货单》（2014年11月18日）经司法鉴定存在多处变造，一审对该《发货单》未予认定，却对同样载明有争议货物的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予以认定，因此一审对该两份证据的认定存在矛盾。四、2015年8月7日手写《对账单》应当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一）2015年8月7日《对账单》为被上诉人亲手所写，形成时间在后，应当视为被上诉人的自认以及对2015年7月3日《对账单》的有效变更。（二）上诉人自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1月24日期间，收到货物共计10笔，金额共计7,916,545元。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金同运信用卡提供给被上诉人使用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6,365,811元；以途观车一辆抵款250,000元；以4笔货物抵款1,304,300元，已支付全部货款，手写《对账单》记载的“结至2015年8月7日西宁一致欠王森货款567,644元”也包含在内。上述货物、金额均与该手写《对账单》内容一一对应，根本不存在“应加款未算未付”的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导致其错误适用委托合同相关法规进行裁判，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森辩称，首先，上诉人的印鉴经鉴定是真实的，而非是伪造的。在上诉人印鉴真实的前提下，上诉人因收购虫草需要而委托了答辩人，双方之间从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可以证明双方是委托关系而非是买卖关系。对于委托关系这一点，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辽01民终1044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该判决书中的第6页下数第9行到下数第4行）。另外，从答辩人将收购的虫草交给上诉人的价格上看，双方不属于买卖关系，因为如果是买卖关系，答辩人从他人处收购的虫草，在交给上诉人的时候，是需要加价的，而事实上，答辩人交给上诉人的虫草根本没有任何的加价。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而非上诉人所说的买卖关系。其次，上诉人称没有达成关于6%提成的约定，亦未签署过任何协议包括盖章的说法不成立。委托书及协议都是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的，该委托书及协议上的公章是真实的而不是伪造的。而且委托书及协议中的内容也是上诉人书写后交给答辩人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委托书及协议上的公章及内容是答辩人伪造的。所以上诉人所称没有达成6%提成的约定，亦未签署过任何协议包括盖章的说法不成立。第三，2015年7月3日的对账单是上诉人依据发货单（送货单）第一联上记载的而给答辩人出具的，而发货单的所有第一联都在上诉人手中。如果存在涂改也是上诉人涂改，因为发货单的第一联在上诉人手中，答辩人手中是第三联，上诉人的证人姜某也证实发货联的第一联在上诉人手中，并且发货单（送货单）上的姜某签字也是本人所签。也正因为如此，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是依据自己手中的第一联发货单核实后出具的，而并非是依据答辩人手中的第三联发货单出具的。因此如果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涂改，那也是上诉人自己进行的涂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是答辩人私自涂改而成。第四、上诉人称应以答辩人手写的对账单来认定而不应以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来认定本案事实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对账单是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的，后来答辩人要求上诉人按对账单履行时，上诉人要求重新认定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又手写的一份说明，而在该说明中特别强调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正因为这样，在上诉人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终1044号民事判决书，以答辩人手写对账单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时，在驳回上诉人再审申请的裁定书中认定：因2015年8月7日对账单注明“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再审主张，上诉人并无证据反驳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裁定驳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所以上诉人要求以手写的对账单来否认2015年7月3日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的请求是不成立的，也是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否定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上级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王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一致公司给付所欠款2018662元（包含1.委托报酬即提成款：9932145元×6%=595928元；2.委托费用即王森为一致公司采购冬虫夏草所垫付款项的未付部分：9932145元-6350611元-250000元-604500元-1304300元=1422734元）；2.一致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日，一致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根据工作需要，我公司自2014年11月1日起授权委托我公司业务员：王森、李进两同志全权办理冬虫夏草采购等相关业务事宜，我公司对王森、李进两位同志同时共同签字的欠款负完全责任。特此证明。有效期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一致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同运。2014年11月1日。附：此委托书共一页三份，王森、李进各执一份、公司留存一份”。上述《委托书》有一致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金同运分别盖章、签字确认。2017年4月25日，一致公司以王森曾于2015年8月29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向其购买虫草拖欠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森支付货款604500元。王森于此案中辩称，该笔虫草系一致公司采用以货抵债方式向其支付的委托垫资款与提成款。王森于该案中提交7份发货单（送货单），以此主张其向一致公司供货共计5778745元。一致公司于该案中提供《一致公司从14年7月开始付给王森货款明细如下（小计6350611元+途观车25万元）》（以下简称一致公司付款明细），用以证明其向王森的总计付款金额。王森对于上述一致公司付款明细中的两笔款项不予认可，共计72000元（2015年10月20日41000元及2015年10月21日，31000元）。一审法院于该案中查明，一致公司以货物抵偿王森货款13043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森向一致公司发货5778745元，而一致公司向王森付款已远远超过5778745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一致公司拖欠王森货款的事实。2017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105民初4021号判决：王森给付一致公司货款604500元及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所得的利息。王森不服判决，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另行提交发货单2张及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作为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并另查明：双方于2015年7月3日签订《对账单（收货证明）》，确认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6月8日一致公司收到王森送货总计为18笔，共计金额为9932145元，货物提成款为9932145×6%=595928.7元，总计10528073.7元。该送货总金额中包括一审法院（2017）辽0105民初4021号判决所认定的王森提供7张送货单所载供货金额5778745元、2014年11月18日供货金额3359400元及2015年6月8日供货金额794000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委托书》及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等证据，应认定双方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一致公司向王森支付款项和以冬虫夏草抵款均应认定为一致公司向王森支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垫付费用和报酬。一致公司应支付王森垫付费用和报酬为10528073.7元，在不考虑王森对一致公司付款金额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根据一致公司向王森付款数额（转账6350611元，以车抵款250000元，以货抵款1304300元，合计7904911元）计算，一致公司欠付王森的款项数额远大于该案一致公司诉请支付的604500元，一致公司于该案中的诉请不应获得支持。2018年4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民终1044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7）辽0105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一致公司诉讼请求。一致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主张王森向其供货金额应以王森2015年8月7日出具的对账单为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辽民申134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2015年8月7日对账单注明“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不能证明一致公司的再审主张，一致公司并无证据反驳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故裁定驳回一致公司的再审申请。根据一致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相关证据印章的真实性、印文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及是否存在变造的问题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8月15日，鉴定机构对于一审法院委托事项作出如下鉴定意见：2014年11月1日《协议》及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落款处一致公司的印章与比对样本《委托书》上的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2014年11月1日《协议》系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字迹形成在后；2014年11月18日一致公司发货单（送货单）为一页复写联，存在变造（可见笔画被液体浸泡、色料洇散迹象，在“融力牌冬虫夏草”同一行的复写字迹上，可见残留笔画，及相应字迹处的纸张可见刮擦迹象。右上部分“2014年”字迹处、合计金额（大写）栏内的“肆佰元”字迹处均可见残留笔画。根据鉴定意见附图3显示，刮擦部位为“2039条2630克188元；3500条6390克130元”）。一致公司支付鉴定费22800元。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1、关于王森提交2014年11月1日《协议》的认定，该协议全部内容均为打印字体，载明：“今一致公司聘请王森收购的冬虫夏草按收购价交给一致公司，王森按交付总货款的6%提成。”该协议加盖“一致公司”印章，印章覆盖落款处“王森签名及身份证复印件”及“西宁一致农产品有限公司”中的“印件”及“西宁一致”部分。一致公司质证称，经鉴定，上述证据为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字迹形成在后，并将一致公司名称中的“市”字遗漏，错写为“一致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一致公司以“先印后文”为由不能否认《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在并无证据证明公章系由王森擅自使用的情况下，应由一致公司自行承担加盖印章的空白文书所导致的风险和法律后果。且以错写一致公司名称为由亦不足以推翻《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予以采信。2、关于王森提供9张“一致公司发货单（送货单）”的认定，王森欲以此证明向一致公司送货总金额共计9932145元。一致公司对于其中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送货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否认收到其上载明总价为494800元（规格2039条、数量2630克、单价188元）及726800元（规格3800条、数量6320克、单价115元）的两笔货物。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送货单）存在变造，故对该份发货单不予采信。关于2015年6月8日编号为0001121的发货单，载明供货单位为马永军，总价为794000元（规格4000条、数量7640克、单价104元），收货单位经手人为王森、李进，送货单位经手人为王森，并注明已于2015年6月8日向马永军支付4000元，还欠马永军790000元。一致公司辩称该批货物是其与马永军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供证据对该份发货单及其余7张发货单的真实性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于除2014年11月18日外的8份发货单予以采信。3、关于王森提交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认定，该证据以打印字体载明一致公司自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6月8日收到王森送货确认单，总计18笔，共计9932145元，货物提成款为9932145元×6%=595928.7元。总计人民币10528073.7元。《对账单（收货证明）》列明第1至18笔送货的具体数量、重量、单价及每笔送货的价款数额，其中第9笔：2039条2630克×188.13元=494800元；第11笔：3700条6320克×115元=726800元；第18笔：4000条7640克×104元=7940000元。《对账单（收货证明》下方落款部分“收货单位”处加盖“一致公司”印章，但未覆盖任何文字部分，“确认人：王森”下方有王森手写：“￥10528073.7元王森2015年7月3日”字样，上述王森手写字样有明显涂改后重新书写的痕迹。王森对于涂改原因解释为“我签字的时候把货款和提成款相加之和写错了”。一致公司否认收到上述第9笔及11笔货物，认为第18笔货款已向马永军支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该份证据所加盖公章与一致公司确认的比对样本一致，虽“￥10528073.7元王森”字样存在涂改，但该涂改未对打印内容形成不利于一致公司的变更，不影响打印内容的证明力，故对此证据予以采信。4、关于西宁一致提交2015年8月7日王森向其出具一份手写对账单的认定，该份手写对账单的内容如下：“结至2015年8月7日西宁一致欠王森货款共计567644元明细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8月7日止发货上海广州共计7916545元发汕头726000元（以结清）马永军794000元付马永军4000元正余790000另算？银行中行韩龙工行王森总计15200元（罚息）总计货款8657745元以付现金汇款6059801元汕头结清货款726000元付货1304300元正（顶货款）总计付款8090101元正备注：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双方对于该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一致公司欲以此证明8657745元为王森全部送货金额，而王森以注明“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的方式表明所载货款金额并非为最终结算金额，且一致公司未能提出其他理由证明该份证据与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所载事实存在矛盾，故一审法院对一致公司对于该份对账单主张的关联性不予认定。5.关于一致公司申请证人姜某证人证言的认定，姜某作证陈述称：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送货单）上“收货单位经手人”处的签名字迹好像是其本人所写，但发货单（送货单）上内容并非其本人字迹，对于其上载明包括494800元、726800元争议货物在内的五笔货物并无印象。一致公司欲以姜某的上述证言证明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所载明送货内容的真实情况。王森质证认为：姜某认可发货单来自一致公司、签名是本人所签，并认可黄鑫也作为收货单位经办人为王森出具过发货单，发货单内容的填写是一致公司的行为，姜某不认可发货单的内容不具有效力。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于2014年11月18日的发货单未予采信，故对姜某关于该份发货单的证言不予评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王森与一致公司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2、王森向一致公司送货的总金额如何确定；3、王森主张提成款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关于王森与一致公司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王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致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可证双方为委托关系。一致公司虽以买卖关系抗辩，但未提交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证明与王森存在关于价款、数量、付款及交付方式等买卖合同要素的相关约定，故对一致公司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王森送货金额的认定，一致公司虽以鉴定意见“变造”结论为依据对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送货单）提出质疑，但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证明效力已达到单独定案的证明标准，无须发货单（送货单）等证据佐证，而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2014年11月18日发货单（送货单）刮擦之前残留笔画所载内容与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所载事实存在矛盾，不足以推翻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证明效力，即无法否认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为一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民事诉讼并不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证明标准，故一审法院对于王森主张的供货金额9932145元予以确认。关于王森主张提成款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如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反驳《协议》、2015年7月3日《对账单（收货证明）》的证明效力，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一致公司应根据《协议》约定向王森支付总货款6%的提成。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于王森关于支付货款（垫资款）的诉讼请求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王森向一致公司供货9932145元，其自认一致公司已向其付款6350611元，以车抵款250000元，以货抵款604500元、1304300元。且经一审法院要求，王森当庭确认一致公司已向马永军支付794000元，同意将该款自其诉讼请求中扣除，故一致公司应向王森支付货款628734元（9932145元-6350611元-250000元-604500元-1304300元-794000元）。关于王森主张的提成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王森主张的金额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宁市一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森委托费用628734元；二、被告西宁市一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森委托报酬595928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49元及鉴定费2280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1.王森与一致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2.一致公司是否欠付王森货款及提成款。关于争议焦点1，王森与一致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王森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并提供了委托书、协议及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一致公司否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否认王森的主张，并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致公司关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一致公司是否欠付王森货款及提成款的问题。关于提成款问题。王森提供了协议及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其受委托共向一致公司提供了9932145元的货物，应收提成款595928.7元。虽然鉴定结论认定协议上的公章系先行加盖，后打印的内容，但是并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另，对账单亦载明一致公司应当给付6%的提成款。故一致公司应当按照供货金额的6%计付提成款595928.7元。关于货款问题，王森提供的对账单能够证明其受委托共向一致公司提供了9932145元的货物，已查明一致公司已经给付9303411元，故一致公司仍欠付王森货款628734元。一致公司提供了王森于2015年8月7日签发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一致公司欠付王森货款567644元，但同时备注说明发货应加款未算未付，故2015年8月7日的对账单并未最终确认一致公司欠付货款的确定数额。基于此，应当按照王森提供的总货物价格扣除一致公司已经给付的全部货款计算一致公司是否欠付货款。即按照2015年7月3日的对账单确定的王森提供的总货物价格扣除一致公司给付的货款计算，一致公司仍欠付王森货款628734元。一致公司提出案涉的一张送货单中存在变造等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一张送货单是否存在变造并不足以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一致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49元，由上诉人西宁市一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