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3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1976年3月10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众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名：吉林市众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山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男。上诉人孙某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众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9）吉0211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众诚公司代理人于某出庭系无权代理;庭审时审判人员主动向众诚公司提示主张诉讼时效,违反2008年民事诉讼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众诚公司的代理人于某授权委托书(卷宗16页)授权书时间为2020年1月8日，委托书加盖的系众诚小贷公司的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山某的签名授权，委托权限处空白。孙某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众诚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更名为吉林市众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故2020年1月10日开庭，于某提交了签有于某字样的答辩，未加盖公章，也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其授权委托书是假章,假人(指法定代表人山某授权,于某系无权代理，其提交的答辩不具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律后果。2020年3月25日庭审孙某代理人宣读起诉书后,众诚公司答辩没有意见，法官随即主动发问于某,主动提示是否坚持诉讼时效显然属于一种释明行为。同样包括调取孙某吉林银行账户(已注销，仅为与山某这一笔而开户使用的，之后便注销）山某账户2015年8月两笔资金往来,众诚公司并无调取证据申请书在卷，法院依职权调取，是一种偏袒。可见，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违反众诚公司自认原则，众诚公司出庭代理人于某2020年4月8日在法庭辩论时主张了,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4日，由山某吉林银行账户转入孙某吉林银行账户的两笔款项的性质。这相当于“自认”孙某所主张这两笔资金都是山某个人转入孙某账户，通过孙某所的吉林市万利表面金属处理厂POS机提现取走，是山某个人行为，而不是众诚公司交付借款。于某同时还说:“如果孙某坚持认为这两笔是他(指山某)的个人行为，那么请求法院另案处理”。一审法院不顾上述“自认”强将这两笔资金往来计入众诚公司与孙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其主体混淆,法律逻辑混乱。于某同时讲:“众诚公司与孙某的往来都是山某操作的，山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怎么能确定哪笔是公司的,哪笔是个人的。”可见于某这个革命老干部还是比法官拎得清,害怕日后承担“虚假陈述、虚假诉讼责任”。并没有主张这两笔资金就是众诚公司交付孙某的借款。仅从违反自认原则这一点讲，一审判决第6页认定63万元这个事实属于民间借贷借款关系的认定就是错误的。三、一审依职权在审理阶段径直改变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属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5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四款行为。案由,在民事诉讼立案及审理中决定原告的请求权、决定法官事实调查方向和范围（争议焦点)、决定基本事实、事实认定、诉讼时效。请求权与案由是当事人一项基本、重要诉讼权利。立案时案由由当事人确定，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审理阶段，法院不能依职权改变，法院在审理阶段直接擅自改变的，等同其代孙某行使基本和重要的诉讼权利。也属超出孙某诉讼请求审理，更导致本案事实不清，构成程序违法及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一审法官主导的庭审足以证明有意在审理中先改变确认合同无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案由,其将法庭审理事实争议焦点确定为: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4日两笔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审理,本案中不存在“立案案由”“确认合同无效”与审理查明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如确实构成立案案由与审理查明事实不一致的法定情形。也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向孙某作出释明，引导作为孙某变更诉状，如孙某坚持不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3.案由与请求权有关，所依据的案由不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不同。一审将孙某形成之诉、确认之诉改变为请求权之诉,将孙某的两个诉与第二个返还之诉混淆,移花接木的，除程序违法之外，还属认定事实、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也有违民事审判价值判断，违背公序良俗。孙某一审作为原告两项诉讼请求,第一项诉讼请求系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不是诉讼时效的客体，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且所涉无效情形是法定无效,绝对无效。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返还或赔偿损失请求权,是给付之诉,受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从被确认无效之时起开始计算，因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前，尚不具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的法律关系,诉讼时效自然无从谈起。一审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之日2015年9月1日起算不仅程序违法、也属认定事实、基本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从法律适用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当发现合同存在无效原因后,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第二十六条二款赋予孙某实体法请求权基础和规范。关于价值判断问题,实质为判决社会效果,确认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合同的否定性评价，是对其合法与违法的判断，体现了国家意志，法律权威，法律正义。不适用诉讼时效更有利于彰显法律态度,保护当事人利益。众诚公司凭借出借人的优势地位,收取孙某等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超限利息,是导致“无效”出现的根本原因，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经济成本)，借此体现个案裁判的价值导向，在孙某提出主张时应综合考量。最高院案例:(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最高院案例是公报案例，认定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观点在司法实务界一直被尊重是主流的观点。4.案由决定法律适用及最终裁判结果。5.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其裁判要旨: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法院径行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构成程序违法。6.一审通过审理中改变案由，决定了一审法律适用及最终裁判结果。判决驳回孙某全部诉讼请求是一审法官通过案由改变,而暗中帮了放高利贷的众诚公司一个大忙。7.杨立新2019年发文《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利率和利息的8个要点》明确指出“如果给付的利息超出了36%的最高利率限额的，则为违法利息之债,可以支持其返还超过部分利息的诉讼请求。”这部分利息体现在放贷人处,是不当得利，但当借款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该部分利息则成为违法利息之债,可以支持借款人返还该部分利息的诉讼请求。也是主张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违法所得必须返还的道理。四、一审存在基本事实不清、认定错误，说理部分法律逻辑不通，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山某吉林银行账户2015年8月3日转至孙某吉林银行卡34万元，2015年8月14日转至30万元认定为众诚公司与孙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利率认定为年利率36%存在主体、借贷事实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一审未查清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是否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利息数额是多少3.一审法院作出截至2018年4月25日人孙某尚欠众诚公司143余万元事实的认定,违反司法公开,判决书未附法院计算表。先不论34万与30万应否计入出借金额，仅从现有证据并无利息约定上,众诚小贷公司也没有举证下,即按照有利息约定计算,且尚未给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6%计算，都是适用法律错误。其事实认定必然存在错误。4.应作为事实认定的，作为说理理由，属事实不清。5.众诚公司2018年4月15日债权转让协议中150万元债权转让通知书150万元债权并未得到确认，法院判决并未生效，以此作为裁判理由缺乏证据证明。150万元并未履行对账，且存在不合法、不真实，但该争议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且超越孙某一审事实及诉讼理由的主张。6.遗漏孙某一审确认无效诉讼请求判项。7.孙某在一审中按照两项诉讼请求完成了全部举证责任。而众诚公司并未提交诉讼主张所需要的证据。五、一审认定2015年8月3日山某转至孙某吉林银行卡34万元,2015年8月14日转至孙某30万元，孙某系吉林市方里金属表面处理厂法定代表人缺乏证据证明，在基本事实认定时将上述两笔款共计63万元作为众诚小贷出借给上诉人孙某出借款事实认定错误。山某及山某任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众诚公司，与孙某系通过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大山认识,并由王大山作为双方的双重担保人。王大山在中行任主任,对双方均拉为在该行的大客户,吃着两头的回扣，山某边以众诚小贷公司向孙某放贷,一方面也以个人名义向孙某放贷，这方面的事,王大山非常了解,孙某身边的工作人员(会计、出纳)也知道,因为有时候代孙某汇款,或者传递现金,知道孙某与山某的借贷关系,也知道众诚小贷与孙某的借贷关系。众诚小贷放款打入孙某在中行的账户,给王大山拉了存款,孙某因为在民生银行贷款,经营回款必须汇入民生银行,所以孙某还山某的款也只能通过民生银行还款，这是众诚小贷公司与上诉人孙某五笔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但是山某与孙某之间资金往来还包括山某通过孙某提现、调配,这些山某从来都是背着众诚公司的人员。孙某为防范与混同,当时就留心单独开一个吉林银行账户用于往来。所以此两笔款项不是众诚公司与孙某之间的民间借贷,更不能作为出借款。交易习惯应当有主张交易习惯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并非由一审法院越俎代庖的在说理部分直接认定。民间借贷需要有要约、承诺，形成借贷合意,交付借款,还本付息。于某知道没有达成借款合同、代理人于某作为众诚公司股东、经理,根本就从不知道这两笔63万元为众诚小贷公司与孙某的借贷。而且如果是公司正常经营的放贷业务,众诚公司可以提交借据、财务凭证和银行转账凭证证明的，因为众诚公司主张成立，其有举证能力，也应持有这些证据,但为何只能提出一个所谓的转账流水后即无其他任何证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推定的事实。孙某主张2018年4月25日债权转让、2019年一二审诉讼众诚公司从未提起,现在一审法院作为出借金额,相当于与孙某主张给付之诉冲抵,仅从法律关系上，不属于同种类债务,不可以抵销,另外也提出超出诉讼时效后没有冲抵可能。众诚公司代理人于某庭审辩论认为该款究竞何种性质言语不详,此乃属于拟制自认不属于众诚公司借贷的意思表示。山某自2017年底起即已下落不明。于某主张众诚与孙某放贷款均系山某操作一节也与在案书证矛盾，孙某主张的2014年96.2万元，50万元都是于某操作的。六、一审法院认定孙某起诉超出诉讼时效属基本事实错误,认定以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孙某即“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以该日作为上诉人孙某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适用法律均错误。1.孙某知道实际权利被侵害之日为2018年4月25日,是对诉讼时效知道的正确理解和认定。实际权利侵害发生时,权利人不一定知道，可能事后过一段时间才知道。从2014年1月28日起至2017年11月9日,孙某与众诚公司双方愉快的在履行五笔借款合同,共同接受跨越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实施。2017年11月9日，孙某认为已足额偿还全部五笔借款本息，众诚公司也不再向孙某主张权利，但2018年4月，众诚公司突然向孙某主张权利说:截止到2018年4月15日,根据之前合同、借据、欠据,你还欠众诚公司150万元本息,因孙某与众诚公司的五笔借款中，有部分资金系案外人金某通过王大山与山某安排,借用孙某账户借款，是由王大山交付金某,之前利息一直由孙某偿还众诚小贷，最终这150万元众诚公司债权是应当由债务人金某向众诚公司债权受让人张丽君直接偿还,(故有金某给付张丽君30吨大米抵债)。这一点众诚公司清楚明知真正债务人是金某,孙某为债权转让协议的名义债务人,但张丽君与于某闹孙某不说,还在2019年把孙某起诉到高新区法院了,孙某答辩状庭审提出约定年利率超36%以上利息约定无效,予以抵销。但法院要求孙某另案告诉。孙某与众诚公司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4月15日孙某知道实际权利被侵害起算，故应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孙某2019年向丰满区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之日2015年9月1日孙某知道,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知道权利被侵害，作为事实的认定,是需要举证，质证、认证的。众诚公司答辩中主张孙某前四笔还完了,所以孙某就不得主张确认无效、返还。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超过诉讼时效，知道为2015年9月1日，一审主动为众诚小贷提供司法解释的实施日，无证据证明。3.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孙某关于确认无效主张及于已经偿还的前三笔2014年1月28日96.2万元,7月17日50万元,2014年11月21日的300万元三笔，并未超时效。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其中并未规定司法解释不溯及既往。且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溯及既往是通说并被遵守，通说理解是发布司法解释，仅仅是如何适用法律，而此前相关法律早已生效。综上，孙某在二审中还将有新的证据提供。恳请二审法院明察,公正审判。另一审对诉讼费计算错误，在案票据诉讼费票据并非13,121元应予纠正。众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该维持。1.一审时答辩人，在庭前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所以，不存在审判人员违法提示的问题。另外，一审时于某的代理关系，我公司予以认可，合法有效，所以，一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2.一审法院依法驳回起诉，主要理由是答辩人提交证据，证明还存在三笔银行流水，证明答辩人另外向孙某提供三笔借款，这三笔借款虽然找不到合同了，但是，根据我们双方的交易习惯，利息约定应该适用之前的约定，孙某也不能提供之前借款的对应合同，他起诉依据的只有银行流水，所以，一审法院认为适用之前的交易习惯认定利息，是合理的。至于一审法院计算到2018年4月25日之前，双方欠款是143万，是否是最终合法有效的数额，和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证明截止到2018年4月25日，本息没有还完，不存在多支付利息了，法院就应该驳回告诉。孙某起诉金额为93万，而又新发现三笔借款共110万，所以，孙某诉请一定是不能支持的。3.法院应该认定山某和孙某之间的流水是公司行为。上诉状中先是称孙某和山某个人之间有借款，之后又提到这两笔是孙某配合山某，瞒着众诚公司其他人向外转现，这种行为我们公司并不存在，如果存在说明是孙某和山某恶意串通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法院也不会保护吧，孙某竟然堂而皇之的写在上诉状里。另外这种写法已经是在承认，山某表面上是职务行为了，和之前所说的山某和孙某个人之间借款，自相矛盾。既然孙某已经在上诉状中承认，这两笔汇款是山某以公司名义向其汇款，他配合私下提现，二审法院可以以此为依据，驳回其上诉了。4.孙某要求将其偿还的年利息超过36%的部分，冲抵当期的应付本金，这种算法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的部分利率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明确了超过年息36%的部分借款人是承担返还的义务，指的是原物返还而并没有规定需要承担利息损失，如果将超过年息36%的部分冲抵本金，借款人就会相应的减少利息收入，就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院应该驳回告诉。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孙某、众诚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2014年7月17日、2014年11月27日、2015年6月5日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3.8％，逾期罚金借款利率上浮50％，借款利率加罚金合计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无效；2015年4月1日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4％，以借款利率的50％支付逾期罚金，利息及罚金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无效；二、判令众诚公司返还孙某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合计932,046元（冲抵本金和利息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众诚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通过于某银行账户向孙某交付借款96.2万元。孙某于2014年3月20日偿还3.8万元，于2014年4月2日偿还51.9万元，于2014年6月6日偿还52.53万元。众诚公司于2014年7月17日通过于某银行账户向孙某交付借款50万元。孙某于2014年8月15日偿还51.9万元。众诚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通过丛巍银行账户向孙某交付借款300万元。孙某于2015年3月27日偿还210万元，于2015年4月1日偿还502,660元，于2015年4月17日偿还30万元，于2015年4月19日偿还14万元，于2015年4月30日偿还20万元，于2015年5月2日偿还30万元。众诚公司于2015年4月1日通过山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向孙某交付借款288万元，于2015年6月5日通过山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交付借款50万元。孙某于2015年5月31日偿还110万元，于2015年7月31日偿还50万元，于2015年9月15日偿还9.2万元，于2016年3月6日偿还6万元，于2016年5月4日偿还20万元，于2016年5月27日偿还10万元，于2016年6月6日偿还10万元，于2016年6月21日偿还9.25万元，于2016年6月24日偿还5万元，于2016年6月28日偿还5万元，于2016年7月7日偿还10万元，于2016年7月12日偿还58,250元，于2016年8月1日偿还10万元，于2016年8月19日偿还4.1万元，于2016年9月9日偿还6万元，于2016年9月12日偿还64.1万元，于2016年10月24日偿还153,750元，于2016年11月15日偿还10万元，于2016年12月2日偿还4.85万元，于2016年12月23日偿还13.85万元，于2017年1月16日偿还13.85万元，于2017年3月10日偿还15万元，于2017年3月20日偿还10万元，于2017年4月7日偿还5万元，于2017年4月12日偿还20万元，于2017年5月3日偿还4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偿还2万元，于2017年6月5日偿还6万元，于2017年7月3日偿还15万元，于2017年7月4日偿还10万元，于2017年11月9日偿还8万元。2015年8月3日，从山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转至孙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34万元。同日，孙某该银行卡取现4万元。次日，孙某该银行卡在吉林市万利金属表面处理厂POS机消费30万元。2015年8月14日，从山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转至孙某吉林银行卡（借记卡）30万元。同日，孙某该银行卡在吉林市万利金属表面处理厂POS机消费30万元。孙某系吉林市万利金属表面处理厂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25日众诚公司向孙某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众诚公司将截至2018年4月25日孙某尚欠其的借款本息150万元债权转让给张丽君。孙某在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2018年4月25日张丽君与孙某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一、张丽君同意孙某偿还130万元，即视为孙某已经清偿了张丽君的全部债务150万元，张丽君放弃追索剩余20万元债务的权利。二、清偿期限及方式：1.2018年5月5日前，孙某偿还张丽君现金30万元；2.2018年11月30日前，孙某付给张丽君2万斤真空包装的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作价30万元；3.2019年1月5日前，孙某偿还张丽君现金20万元；4.2019年5月5日前，孙某偿还张丽君现金20万元；5.2019年11月30日前，孙某偿还张丽君现金10万元（如孙某偿还现金有困难，张丽君同意孙某以真空包装的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6667市斤，抵偿10万元现金）；6.2020年1月5日前，孙某偿还张丽君现金20万元。三、在履行本协议时双方产生争议时，各方只能依据本协议向对方主张权利。四、此协议各条款的含义双方均已知悉，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协议签订后，孙某给付张丽君欠款30万元及以大米抵债30万元，共计60万元。逾期，孙某未按该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2019年1月17日，张丽君将孙某作为被告、众诚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至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孙某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给付利息。2019年4月15日，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291民初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张丽君与孙某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二、孙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给付张丽君70万元；三、驳回张丽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孙某对该判决不服，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4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2民终15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91民初8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中，经举证、质证，可以认定孙某主张的2014年1月28日96.2万元、2014年7月17日50万元、2014年11月27日300万元三笔款项系众诚公司出借给孙某的借款，且上述借款已分别于2014年6月6日、2014年8月15日、2015年5月2日按双方约定还清。而2015年8月6日发布、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上述三笔借款孙某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实施后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于2017年9月1日届满。现孙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曾向众诚公司主张返还已支付的上述借款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故就该部分孙某属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孙某主张的2015年4月1日288万元、2015年6月5日50万元两笔借款，其自认已分别于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9日还清。对此，众诚公司予以否认，并主张上述两笔借款以及2015年8月3日的34万元、2015年8月14日的30万元至今没有还清。因双方最后一次对账是在2018年4月25日，故孙某向众诚公司主张返还已支付的上述两笔借款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审理中，双方对2015年8月3日34万元、2015年8月14日30万元两笔银行转账的性质存在争议。众诚公司提交了银行账户明细，孙某虽对64万元转入其账户的事实表示认可，但其辩称64万元不是借款，并称款项提现后都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了山某。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用来转账的银行卡都是借记卡，都可以随时提现。而孙某在收到64万元后，除4万元提现外，其余60万元都通过POS机消费进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吉林市万利金属表面处理厂的账户，且孙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孙某与众诚公司之间的借款交付都是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完成的，从山某银行账户将借款转账至孙某银行账户，符合众诚公司与孙某之间的交易习惯。孙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债权转让通知书是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故应认定债权转让通知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确认孙某尚欠众诚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50万元。而原审法院以2015年4月1日288万元、2015年6月5日50万元、2015年8月3日34万元、2015年8月14日30万元作为众诚公司的出借金额，以2015年5月31日至2017年11月9日的487.4万元作为孙某的还款金额，按一年360天、年利率36％即日利率0.1％、超出日利率0.1％部分冲抵本金、小数点后金额均舍去的标准及方法计算，截至2018年4月25日孙某尚欠众诚公司借款本息143余万元。综上，考虑债权转让通知书是经双方协商达成的以及计算标准、方式的差异性，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2015年8月3日的34万元、2015年8月14日的30万元也系众诚公司出借给孙某的借款。孙某诉请要求众诚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也应将上述两笔借款计入到借款本金内。经计算，截至2018年4月25日孙某仍尚欠众诚公司借款本息。故原审法院对孙某要求众诚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21元，由孙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吉林市众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变更登记为吉林市众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确认合同效力是解决合同纠纷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只有在当事人单就合同效力提出确认请求时，才能将相关纠纷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如果当事人在提出确认效力请求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合同相关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就应依据相关合同类型确定案由，而不应采用本案由。本案中，孙某在提出确认无效的同时还提出超额利息返还的诉请，故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类型将本案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二、关于前三笔款项超额利息返还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的2014年1月28日、2014年7月17日、2014年11月27日三笔借款数额、还款数额及还款时间均表示无异议。根据上述三笔还款时间显示，在2015年5月2日之前，孙某已全部清偿上述三笔借款。本案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当时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六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故孙某于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众诚公司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三笔借款关于超额利息返还的请求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已超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孙某主张应从2018年4月2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日起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2015年4月1日及2015年6月5日两笔借款是否存在超额利息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两笔借款数额、还款数额及还款时间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2015年4月1日借款本金为288万元，2015年6月5日借款本金为50万元，共计借款338万元。2015年5月31日至2017年11月9日，孙某共计还款487.4万元。按孙某主张其已全部偿还完该两笔借款，则针对该两笔借款孙某实际偿还的利息应为149.4万元（还款487.4万元-本金338万元=利息149.4万元）。2015年5月31日，孙某偿还众诚公司110万元，按年利率36%扣除此期间利息17.3万元，剩余部分冲抵本金后288万元借款本金应为195.3万元。故在2015年6月5日孙某向众诚公司借款50万元时，孙某共欠付众诚公司借款本金245.3万元。以本金245.3万元为基数，以2015年6月5日至孙某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7年11月9日期间为计息时间，以孙某实际支付的此期间的利息132.1万元（149.4万元-17.3万元=132.1万元）为利息总额，计算得出上述借款的年利率大约为24%，明显不超过年利率36%。故孙某主张确认借款合同部分无效及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1元，由孙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任宝君审判员 卢佳欢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曲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