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92民初66号原告：熊晓耕，男，195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加拿大籍，住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勇，系辽宁长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阚雨波，女，汉族，1964年5月6日出生，系公司职员，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姝男，系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春阳，女，1960年4月25日，汉族，美利坚合众国国籍，职业系牙科技师，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勇，系辽宁长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熊晓耕诉被告阚雨波、第三人孙春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晓耕委托代理人孙志勇、被告阚雨波及其诉讼代理人韩姝男、第三人孙春阳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位于沈河区房屋归原告所有；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腾退沈河区房屋返还给原告；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原告于1997年因私出国至加拿大，在沈阳留有一套房产（即本案争议房产）。2019年6月因原告父亲去世，原告回国处理父亲后事，发现争议房屋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认为，原告在外国期间未对争议房屋作出过任何处置行为，亦未委托过他人处置过争议房产，现原告以争议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腾退争议房屋，以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已经签订了售房协议书，已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被告，因此案涉房屋应该属于被告所有。理由如下：（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有效，原告应该履行协助更名过户的义务。1、2000年8月10日，原告委托其父亲与被告签订了售房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了房款等事项，并于同日被告将购房款交付给了原告父亲，原告父亲出具收条一份，并将案涉房屋相关手续包括房产证等同时交付给被告，被告接收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2、案涉房屋面积37.87平方米，价格人民币53,000元，其房屋价格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因此从房屋价值上可以证明，其售房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2000年9月9日，原告出具委托书一份并盖了原告的名章，对原告父亲签字的售房行为进行追认，被告有理由相信是出售房屋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4、依据查询到的现有出入境记录（并不是其全部记录）仅在2009年至今10年内，原告就回国11次，其对父亲出售房屋的行为不可能不知情，房屋在出售后一直由被告使用，但其从未找过被告，反而是被告不断联系原告，要求其承担更名过户的义务，但原告先是提出由被告承担1500加拿大元的费用，后又提出被告向其补偿人民币70,000元的要求，在被告没有满足原告的情况下，原告一直没有向被告履行房屋过户义务。原告在此期间一直没有提出相关的要求，而是原告在其父母双亡后，法院无法对原告父亲当时的出卖行为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原告才向法院起诉，原告明显存在恶意。5、现在房屋为双学区房，房屋价值已经达到人民币700,000元左右，原告在诉讼前又提出让被告拿给其人民币400,000元才配合更名过户的过分请求，因此可以看出本案是因为房屋价值上涨引发的诉讼，按照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及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原则，案涉售房协议应合法有效。（二）退而言之，假使原告对其父亲与被告签订的案涉《售房协议书》不知情，也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条件。1.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法律规定。2、依据该法律规定，原告在2000年将房屋出售给被告，时至今日已经接近20年，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5年最长除斥期间。3、2015年4月23日，原告以房产证丢失为由重新在房产局申领了房产证，原告既然能重新办证，就不能说原告不了解案涉房屋的真实情况，同时已经有证据显示原告多次往返国内，其对房屋的情况一定是知情的，其也超过“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的法律规定。（三）关于对第三人辩称其对案涉房屋的出售不知情，原告父亲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法律规定同样适用于本案，被告阚雨波有理由相信原告熊晓耕授权其父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其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时其已将《房产证》、房改手续、房改缴纳钱款的相关收据、授权委托书等都交给了被告阚雨波，阚雨波作为房屋买受人对出卖人的主体身份和房屋权属状况进行了审慎审查，阚雨波有理由相信该房屋买卖行为是熊晓耕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应当认定阚雨波为善意购买人。并且其根据交付的《房产证》上，其房主登记仅为熊晓耕一人，共有人一栏中为空白，更可以证明熊晓耕有权利处置该房产。对于熊晓耕与第三人是先离婚再处置房产，还是先处置房产再离婚，均不应影响其买卖房屋合同的效力。如果第三人认为其对涉案房屋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其也应另案向原告熊晓耕单独主张，而不应在本案中主张。因此本案不能突破婚姻法相关解释，应保护阚雨波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权益，维护市场交易公平稳定。第一，按照房产证的重申申领时间是2015年4月23日，依据申领条件，房产证必须公示2个月才能申请办理，也就是说原告在2015年已经知情将房屋出售给被告，即使原告行使撤销权，也超过了撤销事由1年的法律规定。第二，孙春阳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是基于曾经的婚姻关系主张权利，因此孙春阳不能突破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二）项的规定。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孙春阳辩称，第一、原告熊晓耕与原告的家属从未签订过争议房屋的交易协议；第二、争议房屋是原告熊晓耕和第三人孙春阳的共有房屋，1998.6.23日原告与第三人在加拿大离婚时，仅对子女抚养问题进行处置，未对争议房屋进行处置，1998年离婚后非婚姻关系，不能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另外争议房屋不仅仅属于原告熊晓耕自己，争议房屋的份额在未有约定或分割的前提下，其50%所有权属于第三人孙春阳所有，且第三人孙春阳于2015年4月23日就案涉房屋补办了新的房证。现第三人坚持对诉争房屋享有50%的所有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售房协议书》、售房委托书、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收款收据、房屋所有权证（颁发时间为1997年4月26日）、取暖费发票、原告熊晓耕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房产证一份（字第××号，登记时间是2015年4月23日）、案涉争议房产档案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本案第三人于1985年5月4日在辽宁沈阳登记结婚。1996年10月31日，原告与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签订了《标准价（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以人民币14,463元购得案涉房屋【位于沈阳市沈河区】。1997年4月26日，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办公室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卷号文化路2-14-915）。1997年原告因私出国至加拿大，2000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售房协议书》一份，《售房协议书》约定将原告所有的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房屋面积37.87平方米的房屋卖给被告，房屋价格伍万叁仟元，该协议由原告的父亲熊宗贵盖章。被告于同日将房屋价款交给原告父母，原告父亲出具了收条，同时原告父母将房屋交付给被告居住使用，并将案涉房屋的原始收款收据及与原产权单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的出售公房协议书一并交给了被告。2000年9月9日，原告出具委托书一份，追认了房屋卖予原告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被告处理。庭审中，第三人孙春阳自述，“其在1998年6月23日，与原告在加拿大离婚。嗣后，第三人孙春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2006年，第三人孙春阳来到中国工作”。法庭责令第三人孙春阳提供经使领馆认证的其已和原告离婚的法律文书及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状况明细及清单，但第三人未予提供。2015年4月23日，原告以原房屋产权证遗失为由，委托本案第三人孙春阳向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办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房屋产权登记号为第N060696452号，登记时间是2015年4月23日，补正事由：遗失补证）。另查明，案涉房屋【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房，价值人民币700,000元左右。2019年6月，原告父亲熊宗贵去世，原告遂诉诸本院，请求判决位于沈河区房屋归原告所有；判令被告腾退沈河区房屋返还给原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二、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之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同时，该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案由为（不动产）所有权确认纠纷，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二、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原告的行为，应视为重大家事行为中的表见家事。本案原告与其父熊宗贵的至亲血缘关系，以及原告出国远在异国他乡的客观情势，都足以使本案被告对原告父亲熊宗贵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产生合法性信赖，况且，原告父亲熊宗贵持有案涉房产的原始购房合同及凭证，本案被告基于房产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信赖，基于在外观上本案合法家事的表象，支付购房对价给原告父亲熊宗贵的行为亦无恶意之嫌，况且，在嗣后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原告仅2009年后至今就十余次回国，本案原告亦未对房屋出售事宜提出异议（直到2019年6月，原告父亲熊宗贵去世后，原告才诉诸本院），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2000年9月9日原告出具的委托书（追认了房屋卖予原告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被告处理）”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行为，系基于原告的授权行为；退而言之，即使诚如原告说述，其父熊宗贵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系越权行为，基于上述分析，该行为亦可以视为重大家事行为中的表见家事，表见家事本质上属于越权家事范围，在对本案善意的被告阚雨波产生的法律效力上与基于原告的授权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无异。（二）第三人孙春阳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50%的所有权，其是否有权主张撤销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在本案原告与第三人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离婚证明的情形下（第三人孙春阳是否与熊晓耕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第三人孙春阳主张其与原告熊晓耕离婚，尚待有明确的在域外形成的公证及认证的法律文书证明），其对“离婚事实”这一身份关系的自认不构成诉讼中的自认。我国《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上述分析，在原告熊晓耕与第三人孙春阳存在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本案第三人孙春阳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被告阚雨波）。退而言之，在本案第三人孙春阳未向法庭提供经所在国公证及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其已和原告离婚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即使诚如第三人孙春阳所述，“其在1998年6月23日，与原告在加拿大离婚”第三人孙春阳能否在案涉房屋产权婚内份额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基于其与原告熊晓耕对案涉房屋的共有人身份，对案涉房屋主张享有50%的所有权？1．第三人孙春阳已经基于除斥期间经过，已经丧失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债权撤销权。第三人孙春阳自述，“其本人于2006年回到中国工作，一直在上海工作，偶尔节假日返回沈阳看望父母”。2015年4月23日，第三人孙春阳受原告熊晓耕的委托，前往沈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以原房产证遗失的理由，补办了案涉房屋第N060696452号房产证。第三人孙春阳在回国九年期间，对其与与原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状况应当有所了解，无论案涉财产是否在离婚时分割（第三人孙春阳是否与熊晓耕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第三人孙春阳主张其与原告熊晓耕离婚，尚待有明确的在域外形成的公证及认证的法律文书证明），根据上述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可以推定第三人对案涉房产业已由本案被告阚雨波实际占有的状态以及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形应当是明知的，毕竟案涉房屋系家庭重大财产事项；退而言之，假设诚如第三人孙春阳所述，“其于1998年6月23日，与原告在加拿大离婚，对与原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未予分割”，那么，在本案第三人孙春阳在2006年来到我国后，基于案涉房产的共同共有人，至少在2015年4月23日补办房产证时，应发现案涉房产已经被出售，应及时行使债权撤销权，撤销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显然，本案第三人孙春阳至少在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一年内行使上述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基于除斥期间的经过，第三人孙春阳已经丧失撤销权。2.原告熊晓耕委托第三人孙春阳受前往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发案涉房屋产权证的效力问题2015年4月23日，第三人孙春阳受原告熊晓耕的委托，前往沈阳市房产局，以“原房产证遗失”的理由，补办了案涉房屋第N060696452号房产证。如上所述，该行为系原告在授权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后，原告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形下，第三人孙春阳受原告熊晓耕委托，以原房产证遗失为名（原房产证现在被告处），补办房产证，故，应认定原告熊晓耕委托第三人孙春阳存在事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本案被告阚雨波）利益的情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原告熊晓耕委托第三人孙春阳受前往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发案涉房产的行为无效。3．原告熊晓耕与第三人孙春阳作为原真实权利人，如主张本案受让人被告阚雨波交易过程中不构成善意，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之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1997年原告因私出国至加拿大，2000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售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由原告的父亲熊宗贵盖章。被告于同日将房屋价款交给原告父母，原告父亲出具了收条，同时原告父母将房屋交付给被告居住使用，并将案涉房屋的原始收款收据及与原产权单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的出售公房协议书一并交给了被告。2000年9月9日，原告出具委托书一份，追认了房屋卖予原告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被告处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熊晓耕与第三人孙春阳作为原真实权利人，未能向法庭提供受让人（本案被告阚雨波）不构成善意的相关证据。综上所述，原告父亲熊宗贵与被告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熊晓耕与第三人孙春阳无论是基于婚内共同共有法律关系，还是离婚后共同共有人法律关系，均应认定原告熊晓耕、第三人孙春阳无权主张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晓耕及第三人孙春阳对本案案涉房屋【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所有权确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5元,由原告熊晓耕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熊晓耕及第三人孙春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阚雨波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在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诉费人民币1,125元,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卫国人民陪审员  ：于奇人民陪审员  ：王宇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那颖书记员王艾彤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第三十六条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