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81民初6188号原告：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燕山路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137571154D。法定代表人：花新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中，江苏吾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平，男，1959年6月15日生，汉族，上海市人，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旭东，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国敏（曾用名史国平），男，1957年3月27日生，汉族，江苏溧阳市人，住江苏省溧阳市，现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东明，江苏常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黎平，男，1966年7月14日生，汉族，浙江宁海县人，住浙江省宁海县。原告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南公司）诉被告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王国平、史国敏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后被告王国平提出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国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史国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葛黎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方归还借款人民币580万元整。2、判令被告自2013年4月22日起按200万元每月2%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自2013年6月10日起按60万元每月2%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自2013年7月27日起按300万元每月2%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并自2013年9月29日起按20万元每月2%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24日,被告王国平通过史国敏介绍,将自行联系到的江阴建滔裕花园一期工程挂靠到原告名下施工,以原告名义与该项目开发商江阴国瑞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国瑞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书(该项目前期桩基工程,王国平通过史国敏介绍也是挂靠原告施工的),2012年3月28日,王国平与原告签订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约定由王国平承包施工,由王国平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担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切质量、安全、延误工期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等等,史国敏作为王国平履行合同的担保人在该责任书上签字。王国平挂靠原告施工后,任项目总指挥,并以原告名义开展工作(与国瑞公司以及材料供应商、分包单位等)。史国敏委派其弟弟史小平参加项目施工管理。因王国平没有做过土建工程,经史小平介绍,王国平将该工程转包给葛黎平施工,并以原告名义于2012年9月16日补签了一份《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按挂靠施工的惯例,王国平在此合同上代表原告签字,以表示实际是由其个人转包,由其对此承担责任。王国平平时只要交原告上海分公司1%的管理费,但王国平收取葛黎平10.5的税管费,除上交给原告的费用及开票费用外,剩余部分由王国平和史国敏分享。王国平在施工过程中,国瑞公司支付工程款大部分是用空白背书的承兑汇票支付的,所有空白背书的承兑汇票,均被王国平用假印章直接从国瑞公司处拿走使用(包括用于转付给葛黎平),只有少部分收款人为原告的承兑汇票,王国平拿到原告处背书后拿走。国瑞公司支付的少量现金工程款,均是汇到原告上海分公司的,款到上海分公司后,均由史国敏出具收据拿走,部分由其提取现金，大部分按其指定转汇给相关单位或个人(史国敏原来自己做的或介绍他人来挂靠施工的工程,建设单位支付的现金,均是由史国敏负责在上海分公司领取,故原告上海分公司内部将与史国敏之间所有现金往来都统一记往来帐)。如上所述,国瑞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由王国平和史国敏全部提取(除扣除极少的1%的管理费及外经证开票税费),但在施工过程中,王国平因案涉工程施工及其他项目经营和个人生活资金困难等原因,多次向原告借款,为避免出现工程停工等对原告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原告应王国平要求多次出借款项给王国平。本案所涉及的580万元就是王国平向原告借款的一部分。其中2012年6月10日的60万元是用来交给建设银行用于建设银行向国瑞公司出具施工保函的,2013年4月7日借100万元直接汇给王国平卡上,2013年4月22日借款100万元,按王国平要求汇给工程钢材销售商老板陈进宝个人卡上,2013年5月31日借款300万元,按王国平要求汇给工程混凝土供应商常州华耀建材有限公司100万元和钢材供应商老板陈进宝200万元,2013年9月20日20万元汇给王国平个人卡上。上述合计是580万元因原来双方关系较好,所以常常是王国平电话借款后就按其要求汇款,之后再由王国平补写借条(部分借款在出具借条时是按写借条时间写的,所以与汇款日期略有误差),至2013年10月1日,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三被告同时到原告处,史国敏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与王国平合并出具580万元的借条,因王国平、史国敏认为前期是葛黎平承包施工的(葛黎平于2013年6月自行弃包),为此,他俩要求葛黎平在借条上签名,这样,由史国敏起草借条,三被告作为共同借款人均在借条上签字,并约定按每月2%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时间均是王国平原来写借条的时间。王国平原写的借条均作废。工程施工至2013年12月,因与国瑞公司约定的工期届满,如工期延误每天要罚8万元,而该项目工期必定要大大延误。为此,王国平安排史小平以及项目部管理人员王彪等共同核算工程施工成本,王国平在成本核算表上还虚增部分支出,以期表明该项目施工出现巨大亏损,希望国瑞公司法外开恩不要再计算工期延误违约金(该核算表以原告名义送给国瑞公司)。成本核算后发现该项目施工确实有巨大亏损(葛黎平弃包后,因王国平不懂土建,光被劳务分包人恶闹后王国平出具的结算承诺一项,就多了1000万元以上的费用),而国瑞公司收到核算表后明确无论亏损多少均与其无关,工期延误就要按合同约定每天承担8万元违约金。当时施工的劳务分包队伍等又天天在闹,在此情况下,王国平一走了之,弃包失联,再不过问工程事务。国瑞公司当然是要原告承担巨额的违约责任,并采取了多项措施逼迫原告,一是找建设银行要求其履行保函责任,二是每天发函要求原告承担工期延误违约责任等等。原告逼法无法,在史小平、王彪等人整理后续施工所需要支付的款项基础上,与国瑞公司、外协单位(材料供应商及各分包单位)逐一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由国瑞公司自行管理施工至结束,后续应付的工程款由国瑞公司直接代付给外协单位。因该项目后续工程款远远不够,为了确保工程顺利施工,减少违约责任,原告不得不代王国平垫付2000多万元才完成了工程施工任务。(因该工程是固定总价工程,扣除国瑞公司直接发包的项目,加上工程施工中增加的零星工程款,总工程款16463万余元。)原告垫付的2000多万元不包括本案及其他案件中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和为王国平代还的借款等,另外,因承担保修责任,原告现在仍不得不进一步垫款。为履行保修责任,由建设银行出具的保函仍没有到期,保函保证金银行仍没有退回。后国瑞公司起诉要求原告承担1600余万元工期延误违约金,原告尽了最大努力,求得国瑞公司撤诉。原告发函要求王国平、史国平结算案涉工程款,但二被告不理不睬。且在原来的诉讼过程中否认自己是挂靠施工人的身份。因当初垫入款项有很多是刘建芳个人名义借入的,故我公司曾将对三被告上述债权转让给刘建芳起诉,后溧阳法院一审判决刘建芳胜诉,王国平、史国敏(因葛黎平难以寻找,当时刘建芳没有起诉葛黎平)上诉,因原告在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所以被告方一直纠缠称债权转让无效,后常州中院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因被告方仍纠缠于此,为避免为难大家,尽早要回借款,刘建芳与原告商量后将债权仍转回给原告,刘建芳撤诉。原告认为,三被告向原告借款事实清楚,借款的用途无论是否全部用在案涉工程建设上,均不改变借款的性质,被告不肯归还毫无道理。原告现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王国平辩称，原告和王国平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没有提供相关的款项交付的依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王国平的诉讼请求。被告史国敏辩称，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案涉的工程承包人应该是葛黎平。案涉的保函均已到期，质押的存单都已经收回，不存在诉状中所说的保函、保证金银行没有退回的情况。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葛黎平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4日，国瑞公司与苏南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发包人为国瑞公司，承包人为苏南公司，合同价款为1.8亿元，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等。2012年3月28日，苏南公司与王国平签订《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约定：王国平承包“裕花园”项目，承包形式为总包，合同造价1.8亿元，决算造价按实决算等。上述合同王国平的担保人为史国平（史国敏的曾用名）。在苏南公司出具的“裕花园”项目的项目管理人员名单上，王国平为项目总负责，葛黎平为现场总负责人，史小平为项目总监。2012年5月14日，王国平向苏南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今有王国平在江阴裕花园一期项目工程中，由于在前期施工过程中工程款还没有到位，现有困难，为今后顺利开展下一步工作，现向总公司借人民币三百万元正贷款，现王国平本人有房产抵押：①上海普陀区真光路1339弄602室，建筑面积111.08㎡。②上海嘉定区曹安公路5616号1006室，建筑面积116.98㎡。本人承诺：向总公司贷款时间为六个月，在本工程第一次工程款到时扣除，如逾期不还，本人愿用家庭以上两套房产抵押担保，特此承诺。”2012年9月16日，苏南公司（甲方)与葛黎平（乙方，合同承包方处签字为葛俐平，但所留身份证号码系葛黎平的身份证号码，所留联系地址与葛黎平户籍地一致)签订《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葛黎平整体承包“裕花园”项目，葛黎平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并独自承担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法律责任；按照“裕花园”项目总造价的10.5%作为承包费由甲方承包给乙方，扣除(三方合同），除2000万元工作量，该承包费中包括了应由甲方承担的税收；承包费支付方式为甲方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领取工程款/进度款后，直接扣除由公司代购材料费用和10.5%承包费，余款由苏南公司合理安排施工，财务填写请款单到公司转付给葛黎平等。2012年11月2日，苏南公司向国瑞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主文为“现授权委托我司人员王国平（项目总负责）、史小平（项目监管）、葛黎平（项目主管）、王彪（项目经理）、叶旭峰（项目副经理）（身份证见附件）处理与贵司关于建滔裕花园江阴一期工程的所有事宜，且项目部所有函件必须经过王国平先生签署生效。授权日期为建滔裕花园江阴一期工程的合同约定的工期，请贵司接洽！”其中，史小平系史国平弟弟。在施工过程中,王国平因工程施工及其他项目经营资金困难等原因,多次向原告借款,为避免出现工程停工等不利后果,原告应王国平要求多次出借了案涉款项计580万元，其中：2012年6月10日借60万元是用来交给建设银行用于建设银行向国瑞公司出具施工保函；2013年4月7日借100万元直接汇给王国平卡上；2013年4月22日借款100万元,按王国平要求汇给工程钢材供应商陈进宝卡上；2013年5月31日借款300万元，按王国平要求汇给工程混凝土供应商常州华耀建材有限公司100万元和钢材供应商陈进宝200万元；2013年9月20日借20万元直接汇给王国平卡上。2013年10月1日，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共同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3.4.22日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2013.7.27日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2012.6.10日陆拾万元整（600000元），2013.9.29日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合计总金额伍佰捌拾万元整（5800000元），月利息按2分计算。”由葛黎平、王国平、史国平在借款人处签名。另查明，自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史国平以收据方式自苏南公司领取过多笔数额不一的工程款；王国平、王国兴、王頔自工程发包方签收了多张数额不一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王国兴系王国平弟弟，王頔系王国平儿子。2015年9月24日，苏南公司及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向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表明本案所涉580万元借款的债权已转让给刘建芳。同日，债权受让人刘建芳向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邮寄《催款通知书》一份，催促三人及时归还借款本息。再查明，本案纠纷之前系债权转让纠纷，曾经过本院一审、常州中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后债权受让人刘建芳再次以债权转让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刘建芳撤诉，并且该债权又由苏南公司收回，故引起本案诉讼。审理中，被告王国平表示，葛黎平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葛黎平还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其他个人或单位施工；王国平虽曾挂靠过苏南公司承接工程，但本案工程规模太大，王国平无力做，仅做了一部分基础工程即打桩，其他工程由苏南公司分包给其他人做，王国平只是苏南公司委派的工程现场负责人和现场管理总指挥，其行为是代表苏南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不是工程实际施工人；但王国平承认与苏南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未从苏南公司处领取过劳动报酬；对于2012年5月14日其出具的承诺书，其表示虽向苏南公司借过款但已经归还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史国敏则称，其是介绍王国平和苏南公司建立项目管理关系的中间人，与工程无关，也没有收到案涉借款；该工程是苏南公司转包给葛黎平实际施工的，因史国敏与苏南公司及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有交往，故葛黎平雇佣史国敏作为和苏南公司及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代为领取工程款的经办人，约定葛黎平每年支付史国敏报酬50000元。对于债权转让通知书和催款函，两被告均表示未收到。对此，原告表示，被告所述均属谎言，被告在该工程中领取工程款过程中与苏南公司均做了领款手续，但均不是出具借条，借款是借款，工程款是工程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王国平挂靠苏南公司承接施工的事实不容否认，《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明确反映该工程由王国平挂靠施工，史国敏为担保人；所谓苏南公司与葛黎平之间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表面上看是葛黎平与苏南公司有承包关系，但实际是王国平将工程转包牟利，若苏南公司与葛黎平建立承包关系，工程款应支付给葛黎平而不是其他两被告，但现苏南公司处的工程款领款手续均由王国平、史国敏办理；王国平称其只是苏南公司委派的工程项目总指挥的意见不能成立，苏南公司与王国平之间无劳动关系，王国平也未从苏南公司处领取工资，苏南公司之所以对外委托王国平为工程总指挥正因其是工程的挂靠施工人。审理中，就案涉工程的承接事宜，史国敏本人陈述“我与王国平有工程上的合作关系，王国平跟国瑞公司比较熟悉，关系比较好，有次吃饭的时候王国平说到国瑞公司在江阴有项目，需要一级资质，我跟他说：苏南公司是一级，是否可以用。后来我与王国平到上海分公司找史龙生谈这件事，史总说好的。就进行招投标，结果中标了，之后王国平做了一部分下面的基础部分。”另，本院依法向葛黎平就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其称，案涉工程由史国敏弟弟史小平介绍其与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其认为王国平、史国敏是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前期一直与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接触，后才与总公司认识，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期间案涉工程由其实际施工。2012年9月16日与苏南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是补签的，由王国平签字后拿到苏南公司盖章的；2013年10月1日其向苏南公司出具一张580万元的借条，因为该款项是苏南公司代项目部支付给供货商的材料款和保证金，王国平、史国敏也在借条上签字，因苏南公司认为此二人是项目部人应对总公司负责；案涉工程款有承兑汇票和现金，承兑汇票部分由王国平同意领取并签字盖章，部分直接发到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其领取现金则是到史国敏处领取；对于王国平与苏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承包关系，其表示不知情。审理中，被告王国平发表意见，第一、葛俐平、王国平、史国平于2013年10月1日向苏南公司出具借条所谓的借款580万元的情况。1、葛俐平系苏南公司承接的江阴建滔花园一期工程上的项目总承包人,系实际施工人,王国平系苏南公司承接的江阴建滔花园一期工程的项目现场负责人(现场管理总指挥)。2、从借条内容看,2013年4月22日借款200万元整,2013年7月27日借款300万整,2012年6月10日借款60万元整,2013年9月29日借款20万元整,合计借款580万元,但是原告并没有提供将借条约定的款项交付给三被告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借贷关系,双方必须要有借款的合意,款项的交付等行为。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借款的合意,原告没有提供款项交付的依据,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至于其提供的刘建芳的汇款凭证与本案无关,理由如下(1)2013年4月7日,通过刘建芳个人账户汇给王国平100万元,该100万元到账后,王国平受刘建芳的委托将款项立即支付常州华耀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款80万元(汇给金小芳、系华耀股东、老板娘,提供与苏南公司签订供应合同、汇款凭证及明细予以证明)，其余20万元用于工地的日常开支或者用于该工程,系代支付行为。(2)刘建芳个人账户汇给陈进宝(2013年4月22日的100万元和2013年5月31日的200万元)合计300万元,系汇款给陈金宝的,该款并没有汇入被告的账户,该款并不是如原告陈述按照被告要求汇款,且与借条所载明的时间,金额不相吻合,且在汇款凭证上自行添上去的,明显与本案借款无关。(3)2013年5月31日从原告账户汇入常州华耀建材有限公司的货款100万元,该款并没有汇入被告的账户,该款并不是如原告陈述按照被告要求汇款,且与借条所载明的时间,金额不相吻合,且在汇款凭证上自行添上去的,明显与本案借款无关。(4)关于2012年6月10日现金借款60万元,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的情况,王国平并不清楚。从葛俐平的证言来看,该款系其因缴纳保证金不足向苏南公司的借款,是否借款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与王国平、史国平无关,两被告不清楚。(5)关于2013年9月29日从刘建芳账户上汇到王国平账户的20万元的情况,该款系在工地管理人员要退场的情况下原告才汇过来的,后被告立即支付18万元用于原工地管理人员的部分退场费用,另外2万元支付工地上的电费,系代支付行为。(6)对于在汇款凭证上签的“王国平、史国平借款,支付钢材款”、“王国平借款”、“王国平借款,代葛利平支付钢材款”等字眼均不是各被告的意思表示,各被告均不知情。综上,被告和苏南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没有借款合意,借款交付依据不足,故原告要求王国平、史国平归还借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希望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史国敏发表意见，一、虽然原告提供了借条,但按照原告的陈述属于事后根据之前的借条补写,也就是说借款的交付事实已经发生,交付单据已经形成,处于清楚明了状态,补写借条应当与交付单据相吻合。本案中,2013年4月22日交付200万元,2013年7月27日交付300万元,2013年6月10日交付60万元的事实并不存在。原告作为建筑企业,江阴建滔裕工程存在的同时必然也有其他工程项目正在施工,仅凭刘建芳与材料供应商之间的与借条载明时间不相符的付款单据不能证明本案借条上的借款的交付事实已经发生。并且,也不存在被告指示付款给他人的事实。所以,仅凭借条而不存在交付事实不能证明借贷关系已经成立。二、2012年9月16日,原告作为甲方,葛黎平作为乙方订立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该工程项目所发生的债务或经济赔偿影响甲方或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案涉工程款收到后,由原告入账,扣除相关费用后再支付给乙方用于工程项目施工(合同第九条也有约定)。原告应当在工程决算并与承包方结算后,在所收工程款不足以支付材料供应商货款时,才能明确是否形成债务或经济损失,从而依据该合同判断是否应当向承包方追偿。目前,原告与工程发包人国瑞公司已结算完毕,与承包方并没有工程结算,是否形成债务或经济损失并不明确,还不具备追偿的条件。借条也不是“欠条”,不是工程结算的结果,因此本案也不是追偿的法律关系。另外,2012年3月28日,原告与王国平订立的《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第一条约定“决算造价按实结算”。原告无论与国瑞公司如何结算,与承包人都应该参照该合同按实结算。即使如原告陈述,本案的付款单据是支付该工程项目的材料款等,那么该部分款项的确是用于了工程支出,原告也没理由向承包方追偿。本案只要结算后按照承包法律关系处理,就能查清案件是非曲直,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三、关于2014年7月31日开具的质量保函,有效期至2015年7月31日。保函金额250万元,以50万元的存单质押于建设银行,不存在保函未到期,保函保证金没有退回的情形。该借条中的60万元,原告未提供交付依据,与上述保函也不是一回事。原告没有资金流转的依据证明款项已实际出借。是否开具保函,是否存在存单质押,目前无证据证实。即使以存单形式进行质押而开具保函,该60万元也不是以承包方的名义开具存单而质押,因此该60万元借款不成立。四、关于承包关系，2012年3月28日原告与王国平订立的《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2012年9月16日,原告作为甲方,葛黎平作为乙方订立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王国平作为原告的法人委托人在合同上签名,原告加盖印章,应该理解为后一份合同取代了前一份合同。2016年8月26日,法院对葛黎平的调查笔录,葛黎平陈述“我一直认为王国平是苏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员”。如果是转承包关系,三方都应该确认,所以葛黎平才是承包方。五、本案不属于债务加入。本案之前的借条是葛黎平所书写,史国敏只是以为借款已经发生,史国敏不是借款人,原告当时没有明示存在那几笔借款,考虑到该借条应该是原告与葛黎平工程结算的依据,所以史国敏的签名行为不属于债务加入。综上,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发表意见，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苏南公司提供的三被告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事实十分清楚,借款金额、还款时间以及利率等全部有明确约定,且被告方没有否认原告实际出借了此款项。2、虽然被告方提出其中60万元是用于开具保函交纳的施工保证金,并称施工保证金已由原告从银行收回,要求直接扣除。但就开具保函的保证金,葛黎明已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再审均确认该款尚不具备结算条件,60万元已出借给被告与保证金由被告是否收回不具备关联性,故被告方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被告方辩称王国平是案涉工程总负责人,借款是用于工程建设,属职务行为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1、大量生效判决文书(溧阳法院,常州中院,江苏省高院,上海二中院均有相关生效判决)已确认王国平是挂靠苏南公司承接案涉工程施工,且实际是王国平转包给葛黎平。被告方没有任何证据推翻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故被告方这一辩称不能成立。2、作为挂靠施工人,借款用于其实际施工,完全是正常的。苏南公司出借的款项,并非收到的工程款,而完全是自有资金。3、被告方一边否定王国平承包施工,一边又要将借款与工程款一并结算,真是奇谈怪论。关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原告没有取得分文,前期的款项全部由两被告拿走(只扣到几十万税管费),后期的全部由业主按三方协议代付。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包括被告方提供的成本核算表),原告因王国平挂靠施工导致被迫垫付了2000多万元。原告要求被告结算工程款,两被告不但置之不理且认为应由葛黎平结算,既然如此,两被告借款还有何理由不还?综上，被告作为共同借款人理应归还借款,并支付约定的借款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请依法支持苏南公司的请求!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借条复印件、汇款凭证复印件，溧阳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1467号判决书、（2017）苏0481民初4209号民事裁定书，通知复印件、催款函复印件及邮寄回执复印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6088号裁定书等书证；被告王国平提供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由原告自行制作的江阴建滔裕一期工程的流水明细、溧阳法院对葛黎平询问笔录、混凝土合同供应合同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补发的入账证明申请书、王国平的农业银行账号（62×××14）的流水明细、建滔裕工程的成本核算表复印件等书证；被告史国敏提供的质量保函的复印件等书证，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附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应当认定被告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理由如下：第一、王国平与苏南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挂靠关系。尽管王国平、史国敏否认此点，并坚持认为凭借苏南公司对外出具的委托书等书面手续足以证明王国平是苏南公司委托的现场总指挥，但上述手续对外特征明显，从内部而言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协议或委托代理协议，王国平也并不从苏南公司领取报酬；且该工程确系由王国平联系国瑞公司后主动与苏南公司联系承接而来，王国平与苏南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反映的内容是王国平自负盈亏仅向苏南公司上交管理费，该责任书一直未经废止或解除，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王国平、史国敏经手了大量的工程款往来并对外支付，这一系列情节均符合工程挂靠的特征，《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实际是挂靠施工协议，依法应属无效。至于苏南公司与葛黎平另行签订承包合同一事，首先，该合同上有王国平签字，其次，该合同签订后王国平与苏南公司并未就王国平先前的项目承包责任人身份另作约定，再者，从葛黎平陈述来看，其与王国平签订合同后由王国平将合同拿到苏南公司盖章，对工程款其从王国平处领取承兑汇票，从史国敏处领取现金，诸上情节符合王国平与葛黎平之间成立工程分包关系的特征，苏南公司盖章应视为对该分包行为明知并认可。第二、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向苏南公司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王国平是工程挂靠人，虽苏南公司对外虽应承担付款责任，但对内该工程所涉款项应有王国平承担，事实上王国平也确实以工程承包人的身份就本案工程向苏南公司借过款，此点由王国平出具给苏南公司的承诺书可以印证，史国敏作为王国平的担保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再者，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有从事工程承包的经验，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意义。在本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经手了大量的工程款，办理了相应的领款手续，领款与借款是独立的。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出具借条的行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王国平承认收到了苏南公司交付的120万元，但其辩称该款项用于为苏南公司工程开支等等。王国平对汇给钢材供应商陈进宝300万元，汇给常州华耀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价款100万元，以及用于办理建行保函保证金的60万元借款有异议，王国平认为与其无关，但从其与苏南公司内部约定来看，其本人应当对外承担工程债务，王国平没有举证证明上述支出并非其承接工程项目的支出。故王国平从苏南公司取得的款项实则是支付自己的债务，本院对其的抗辩意见不予认可。因史国敏是王国平的担保人，此次在借条上签名也并未注明只是见证人，故其也应对苏南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第四、虽然被告葛黎平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结合本院多份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能够确认王国平与苏南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挂靠施工关系，葛黎平与王国平之间存在转承包施工关系。并且根据本院与葛黎平的询问笔录，其对案涉借款是知道的，其称“该款项是苏南公司代项目部支付给供货商的材料款和保证金…”，故葛黎平应对苏南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被告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与苏南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三位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原告主张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8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借款利息（分别为：1、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6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述1-4均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被告王国平、史国敏、葛黎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2400元。审 判 长  程冬年人民陪审员  李海芝人民陪审员  周伙林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万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