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7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博瑞，男，196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梅，吉林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照龙，男，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山，吉林市昌邑区双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丁博瑞因与被上诉人孙照龙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博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丁德仁承包户的土地由丁博瑞承包经营；孙照龙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丁博瑞父亲丁德仁于2018年4月10日曾与吉林市九源水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九源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土地流转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将丁德仁承包户中的7.26亩土地转包给九源合作社，期限至2020年11月15日止，转包费为每年每亩1100元，该《土地流转合同书》在签订时即在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备案。2018年九源合作社耕种了一年，2019年初，九源合作社与丁博瑞协商转包费降至每亩800元，同年5月7日丁德仁因病去世，2020年九源合作社欲再次降低承包费，但未能协商一致，九源合作社提出解除转包合同，将土地交给丁博瑞耕种。孙照龙在一审中提供的转包合同未载明承包地四至、面积等转包合同必要内容，也未出具其向丁德仁支付转包费的证据。该合同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可见，孙照龙称丁德仁在2017年将土地转包给其的事实不存在。退一步讲，即使2017年丁德仁确与孙照龙签订过转包合同，但在2018年4月10日与九源合作社签订合同时，已用自己的实际不履行行为解除了与孙照龙的合同，且在合作社耕种案涉土地两年的时间内，孙照龙从未主张过权利，说明其对解除合同的事实已知。根据法律规定，自2018年4月10日丁德仁与孙照龙合同解除，不再存在合同关系，孙照龙不能就该土地主张任何权利。孙照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丁博瑞的上诉请求。孙照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丁博瑞停止对孙照龙承包土地的侵害；丁博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照龙系丁德仁女婿。2017年3月21日，孙照龙与丁德仁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约定：“转包人因年事已高，无力耕种所承包土地，故自愿将该承包地转让与被转包人孙照龙耕种，至承包期满日止。转包人负责赡养转包人，并每年给付转包人生活费用五千元。此期间若承包地被征用，土地补偿费归转包人孙照龙所有。本转包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以前所立遗嘱作废。”孙照龙、转包人丁德仁、见证人孙刚、陈福、郑桂萍、杨道文均签字、捺印。2019年5月7日丁德仁死亡。丁博瑞现已将案涉6亩土地进行翻种。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3月21日，孙照龙与丁德仁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其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双方均签字、捺印，故协议合法有效。基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协议所述承包地归丁德仁耕种，故孙照龙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丁博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孙照龙所承包土地的侵害。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丁博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丁博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土地流转合同书、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合同备案表复印件及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涉案街道涉案村民委员会和九源合作社经理张洪君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丁德仁于2018年4月10日与九源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该合同在开发区经管站已经备案，丁德仁将土地转包给孙照龙的事实不存在或合同已于2018年4月10日解除；2020年初，九源合作社将土地交还丁博瑞。孙照龙提出异议称，土地流转合同书及备案表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九源合作社于2020年解除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将土地交还孙照龙。孙照龙向本院提交九源合作社证明一份，证明九源合作社针对案涉土地的合同已经解除，土地已经返还孙照龙。丁博瑞提出异议称该份证明中九源合作社的法人名字错误。经审查，丁博瑞与孙照龙均承认丁德仁在2018年将7.26亩土地承包给九源合作社，九源合作社于2020年解除承包合同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0日，丁德仁与九源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书》，将本案争议土地中的7.26亩承包给九源合作社耕种。2020年初，九源合作社解除了上述土地承包合同。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丁博瑞的上诉请求成立。一、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每一个子女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孙照龙夫妻是否赡养老人，不能作为土地流转的依据。二、依据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即农村家庭以户为单位对集体土地进行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对承包的土地均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涉案街道涉案村民委员会及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介绍信显示，涉案村在二轮土地承包中，丁德仁家庭共七口人，即丁振国、李玉芝、丁德仁、闫淑珍、丁博瑞、丁冬梅、丁一，上述七口人的承包地签订在一个合同中，即丁德仁与村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包含上述七口人的土地。丁德仁作为承包人之一，其仅有权转让自己份额内的承包地。三、孙照龙要求丁博瑞停止侵害的依据是其与丁德仁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现丁博瑞主张该《土地转包协议书》未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审查合同是否成立，应当首先审查合同中是否具有当事人的名称、合同标的和数量。本案中，第一，孙照龙与丁德仁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转包土地的四至及面积，即该协议在形式上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第二，丁德仁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涉案街道涉案村民委员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包含丁博瑞一家三口（丁博瑞、丁冬梅、丁一）的承包地，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丁德仁与丁博瑞一家三口人就户内承包土地已经分割完毕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认丁德仁自己份额内的土地面积及四至，更无法确认孙照龙与丁德仁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中的标的和数量。第三，丁德仁在与孙照龙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之后，又以自己名义与九源合作社签订了流转合同，将7.26亩土地交给九源合作社耕种。可见，丁德仁并未向孙照龙交付土地。故本院亦无法通过土地交付确认《土地转包协议书》的标的和数量。第四，从丁德仁在与孙照龙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后，又自行将土地流转给九源合作社并备案，亦说明丁德仁并无履行其与孙照龙签订的转包协议的意思表示。同时，孙照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转包协议中约定的每年5000元的生活费给付丁德仁。综合上述情况，孙照龙与丁德仁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书》依法属于未成立的合同，孙照龙依据未成立的合同要求丁博瑞停止侵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综上所述，丁博瑞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6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照龙的诉讼请求。孙照龙缴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丁博瑞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孙照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洁审判员 于福超审判员 孙 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