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5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加育（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1号塔楼19层192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013148047。法定代表人：薛瑾，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凤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松，男，1970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伟，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加育（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树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加育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树松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树松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为真实反映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1、刘树松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就协助我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仅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且不符合常理。根据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松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2017年9月1日该公司即着手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天就作出股东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并完成了公司章程的修订。刘树松如此放心地不顾己方利益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是因为知道双方并不会按此协议履行,目的是让我公司及薛健强尽快为其偿还债务。2、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直至本案起诉前近两年的时间内，刘树松从未向我公司索要72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3、《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动的工商登记手续，所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工商登记部门要求，股东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时需要明确转让的股权比例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以便受让股权的股东按股东会决议、章程或章程修正案列明的时间、金额缴齐出资。4、我公司受让股权后，畅松公司于2018年9月曾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树松变更为王新。如果我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刘树松也不可能配合作此变更。二、我公司及薛健强与刘树松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对价，是刘树松将其持有的畅松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我公司及薛健强，我公司及薛健强用替刘树松及畅松公司、付强偿还的500万元债务及薛健强个人持有的大连辽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南公司”）30%的股权作为受让股权的对价。1、我公司及薛健强代为偿还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畅松公司、刘树松、付强均是债务人。我公司及薛健强代偿的500万元债务是代刘树松偿还，该代偿直接免除了刘树松的债务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我公司及薛健强代偿的500万元债务与刘树松无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付强系刘树松妻子，亦系畅松公司股东，辽南公司与畅松公司属关联公司。根据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薛健强将其持有的辽南公司的30%股权转让付强，而付强需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在付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薛健强协助付强办理股权变动手续。如果薛健强和付强之间确系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履行，薛健强不可能在付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协助付强办理股权变动手续，也不可能自协议签订后一直不向付强索要股权转让款。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工商登记备案，并非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中的价格并非当事人双方商定的价格。股权价值更多地与公司的净资产有关，并不完全等同于相对应的注册资本，故一审判决的价值衡量无任何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我公司及薛健强已经按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刘树松也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早己履行完毕，现刘树松再要求解除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被上诉人刘树松辩称，不同意加育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加育公司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一、加育公司提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用于工商登记备案之用、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毫无证据支持。2017年，我与薛健强约定，薛健强称能为畅松公司从上海日报融资1.3亿元，但为免除投资方的顾虑其应当作为畅松公司的控股股东。于是加育公司与我及薛健强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薛健强及加育公司合计持有畅松公司67%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薛健强承诺2017年底前融资款能到位3000万，用于“百花谷”的道路等基础投资建设。后薛健强称“投资不过山海关”，只有工商登记显示其为畅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薛健强及加育公司合计持有畅松公司2/3以上股权），上海报业才能放心投资，遂我应其要求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两年的时间内，我与加育公司仍属于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工作往来，我仍期盼加育公司的引进投资，遂没有催讨股权转让款。且畅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与我配不配合无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加育公司试图以格式合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加育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论述过辽南公司是个空壳公司，那用手中有实质性畅松公司的股权来置换所述是空壳公司的辽南公司的股权不符合常理。加育公司所主张的事项涉及到薛健强与辽南公司的投资行为、薛健强与付强的股权转让、畅松公司与刘晓冬的债权债务、加育公司与畅松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而不是加育公司所说单一的股权置换，且加育公司也并没有书面置换协议等证据证明该主张。加育公司主张的代畅松公司还款500万元是代我个人偿还完全是无稽之谈。加育公司与畅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加育公司与我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完全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该笔款项用于支付畅松公司欠刘晓冬的借款，我仅作为畅松公司的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并不表示畅松公司所负债务就是我的债务。因此，加育公司上诉毫无证据支持，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加育公司与畅松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薛健强和辽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和加育公司与我之间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刘树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我与加育公司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大连畅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判令加育公司将畅松公司60%的股权返还给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3日，畅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刘树松在本公司的出资1160万元中的720万元转让给加育公司，84万元转让给薛健强，36万元转让给王新。同日，刘树松（甲方）与加育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720万元人民币；甲方同意将持有本公司60%的股权共72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30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甲方应协助乙方自本协议生效30日内到本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可变更或解除合同等内容。后刘树松、加育公司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畅松公司的投资者为付强认缴出资额40万元、刘树松认缴出资额320万元、王新认缴出资额36万元、加育公司认缴出资额720万元、薛健强认缴出资额8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畅松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刘树松、加育公司自愿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刘树松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畅松公司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加育公司名下，加育公司亦应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60%股权转让是否为债务抵顶。加育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系债务抵顶，刘树松予以否认，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加育公司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股权转让价值和双方之间债务价值不对等。加育公司主张股权转让价值合计804万元，其中包括本案刘树松与薛健强之间转让的7%股权价值84万元以及刘树松与加育公司之间转让的60%股权价值720万元。而双方之间债务价值为800万元，其中包括加育公司替畅松公司偿还的执行款500万元以及加育公司从辽南公司退股的300万元。加育公司称4万元差值系刘树松作出的让与，刘树松不予认可。第二，关于代偿执行款500万元。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该案被执行人为畅松公司、刘树松、付强，本案刘树松、加育公司双方亦认可该执行案件中畅松公司系主债务人，刘树松、付强系担保人，加育公司将代偿的500万元执行款汇入畅松公司账户，故不能证明该500万元代偿款是刘树松个人欠付加育公司的债务，加育公司与畅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另行解决。第三，关于辽南公司退股的300万元。根据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加育公司将其持有的辽南公司30%的股权共150万元转让给付强。首先，股权转让的对方系付强而非本案刘树松；其次，股权转让价值为150万元而非300万元，加育公司称债务价值按照300万元计算系因加育公司向辽南公司投资的实际价值为300万元，故以此价值进行股权对抵，其主张缺少事实依据。无论是从辽南公司股权的转让主体还是转让价值来看，均不能印证加育公司的主张。综上，加育公司未能提交案涉畅松公司60%股权系债务抵顶的书面协议，且其主张的800万元债务亦非刘树松、加育公司之间发生的，故加育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能采信。加育公司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树松支付款项，致使双方约定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刘树松主张解除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解除后，因刘树松已经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其要求恢复原状，即主张加育公司返还案涉畅松公司60%的股权，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树松与被告加育（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被告加育（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大连畅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返还原告刘树松。案件受理费62200元（刘树松已预交），由加育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加育公司提供（2017）辽0211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树松、畅松公司及付强均为债务人，加育公司代偿款系替刘树松偿付。刘树松认为该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加育公司的主张，实际借款人是畅松公司。由于该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加育公司提供汇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加育公司成为畅松公司的股东后，为了公司经营的需要，多次向畅松公司汇款，汇款摘要都是股东出资款。刘树松认为：该组凭证均形成于2018年之后，与本案无关，与股权转让款无关。由于该组凭证显示的系加育公司受让案涉股权后与畅松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可佐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足以证明双方同意以抵顶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采信。加育公司提供借条复印件，拟证明：刘树松向加育公司借款，加育公司将相关款项作为出资款存入畅松公司后，刘树松从畅松公司借走；如果加育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刘树松应向加育公司索要该款项而不是借款。刘树松对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由于该借条显示畅松公司与刘树松的业务关系，不足以证明双方同意以抵顶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加育公司对其受让刘树松持有的畅松公司60%的股权没有异议，但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时间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已经通过抵顶的方式支付对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加育公司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加育公司提供的辽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能证明付强受让薛健强持有的辽南公司30%的股权，其提供的《执行和解协议》以及支付凭证等仅能证明畅松公司、刘树松、付强作为被执行人与刘晓冬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加育公司向畅松公司汇款400万元、冯显庭向刘晓冬汇款100万元，不足以证明刘树松因加育公司、冯显庭的前述转账欠付500万元，更不足以证明加育公司、薛健强与刘树松、付强达成以付强应付薛健强的股权转让款、刘树松欠付的500万元债务抵顶加育公司及薛健强应付刘树松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而且，刘树松在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协助加育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在协议签订后一定期限内未向加育公司索要转让款、配合变更畅松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不足以否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以及支付时间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加育公司主张的其已经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意见不予采纳。虽刘树松提出加育公司为畅松公司融资、免除投资方顾虑受让案涉股权，但也并未同意免除加育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况且，加育公司对该事宜并不认可。现加育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刘树松主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股权，一审法院支持刘树松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加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0元（加育公司已预付），由加育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春燕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