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5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陵如，上海创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文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敏，上海市光明（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付英，上海市光明（太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文祥因与被上诉人周文芳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5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文祥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周文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周文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周文芳提供的证据家庭协议系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弱，周文芳提供的家庭协议系照片，两位证人都与其有利害关系，派出所民警个人出具情况说明本质上也是证人证言，派出所没有加盖印章，该民警也不是案件的主要承办人，情况说明仅是个人行为，不具有可信赖性。一审中，周文芳向法庭提交了周文芳书写的承诺书原件，一审法院遗漏了该事实，承诺书中周文芳明确不会提出任何诉求，是放弃权利的意思，且该承诺书书写在家庭协议之后，足以反驳周文芳提出的前面的诉请。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案由错误，家庭协议的内容本质是赠与，周文芳一审律师也认可是赠与。2.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把金钱赠与与后续投资房产混为一谈，案涉周某的房子出售后，售房款打到了周某的账户，周某全部转给周文祥，其中21万元本身是周文祥夫妻之前支付购房款，14.5万元是差价，周某转给周文祥是对周文祥夫妇的赠与行为，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就算周某现在不认可是赠与，也应当通过撤销之诉。而且2014年已经出卖的房屋，如何能按现价计算，何来60万元的差价。三、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周文祥的妻子朱建红。假设家庭协议存在，周文祥也无权处分共同财产，请求申请朱建红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周文芳二审辩称，1.家庭协议属于赠与协议，是周某对周文芳的单方赠与。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做出意思表示时生效，根据家庭协议，周某将桃园新村的房子出售、溢价款中的30万元赠与周文芳，是他单方意思表示，无需其他人同意。2.卖房款应属于周某所有，虽保管在周文祥处，但根据家庭协议的约定，周文祥应当返还给周文芳。根据家庭协议内容，周文芳、周文祥、周某是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分配协议，周文祥是否为周某购买新住所，是否负责周某的饮食起居与本案没有关系。除非周某撤销赠与或周文芳明确放弃赠与，否则周文祥应返还周某对周文芳赠与的30万元房款。3.案涉家庭协议只有一份，原件在周文祥手中，周文芳提供原件确有困难，所以提供了复印件，派出所民警的情况说明是一审法院依照职权调取，不属于证人证言，无须质证。根据协议书复印件、派出所民警的情况说明、周某的陈述，可以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家庭协议的真实性。4.承诺书中关于双方再无经济纠纷，应当正确理解。协议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周文祥将30万元返还给周文芳，此后再无经济纠纷是表达房款一次性分割完毕，周文芳承诺书出具是因为周文芳与周文祥的儿子朱一凡因为吵架发生肢体冲突后达成的和解协议，该承诺是对朱一凡受伤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未牵涉到本案房款的问题。5.本案的案由和法律关系一审认定正确。本案的纠纷是因周某将房屋出售后，溢价款赠与给周文祥、周文芳，按照协议书内容，周文祥应按期返还周文芳30万元，周文祥同意并在协议书上签字，表示将在约定时间内向周文芳返还款项，赠与是周某向周文芳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是无争议的事实，赠与行为也生效，因款项暂存于周文祥处，所以周文祥应当返还。本案案由和法律关系正确。6.一审没有遗漏诉讼参与人。本案的纠纷是周文祥应当按照家庭协议内容返还周文芳款项，周文芳获得的房款时发生在周文芳、周文祥、周某之间，协议也是三方主体，朱建红并非本案必须参加的诉讼当事人。周文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周文祥支付家庭协议中父亲赠与周文芳的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6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周文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文祥、周文芳系兄妹关系，案外人周某系二人父亲，朱建红是周文祥的妻子。位于太仓市房屋系周某原工作单位安置的廉租房，后该房屋可以由承租人购买，周文祥出资197923.28元以周某的名义购买该房屋。2014年7月15日该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2014年7月25日该房屋被出售。周文祥陈述当时因该廉租房楼层较高、漏水，为改善周某的居住环境因此与周某协商将该房屋出售，出售价格为355000元，后45万元购买了位于东仓花园27幢401室的房屋由周某居住。出售房屋价款是到周某账户后转至他的账户。购买东仓花园27幢401室的房屋合同的买受人是他（周文祥）儿子的名字，尚未办理产权证。周文芳庭审中提供上述三人在2019年6月13日签订的《家庭协议》一份的照片打印件，该协议约定：“甲方：周某320522194909287313、乙方：周文芳、丙方：周文祥，经三方协商决定：就桃园新村6栋604室原廉租房已出售事宜达成以下共识：按现在桃园市场价80万计算，扣除周文祥购房成本价20万，利润部分60万，周某同意一分不拿，周文芳30万，周文祥30万，周文祥负责周某居住问题，周文祥承诺2019年6月20日前付清30万元给周文芳，以后此房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协议下方周文芳、周文祥、周某签名按手印。周文芳陈述该协议是三方在新区派出所签署，只有一份原件在周文祥处，周文芳只拍了照片。周文祥认为该协议是伪造的，不认可协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署。证人周某出庭陈述：桃园新村6栋604室房屋房管所要求我出资购买，我叫女儿买，后来儿子出了21万多元买下来了。后周文祥与我商量后将该房屋出售，出售价格是45万余，但卖房子的钱没有给我。当时周文祥说把这套卖掉，再买一套给我住。《家庭协议》是当时在派出所签的，上面的签名是我们三个人签的，周文祥的签名是他本人签的。证人胡某出庭陈述:因周文芳被她侄子打了，他陪周文芳去派出所处理此事，双方在家里口头协商，周文祥答应给周文芳30万元，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派出所协调室，由周文祥老婆（朱建红）起草三方协议，三个人在协议上签名，签好后周文祥老婆将原件放到她包里，他拿周文芳手机拍了照片。2019年12月4日太仓市新区派出所办案民警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我所在办理周文芳被朱一凡故意伤害案中，周文芳与其哥哥周文祥、侄子朱一凡还有周文芳的父亲、朱一凡的母亲于2019年6月13日上午一起自行来所，并均称双方已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由周文祥一方就房屋纠纷一事补偿周文芳30万元人民币，周文芳对朱一凡谅解。民警提供纸张给双方，并告知双方关于房屋纠纷问题双方自行写协议，民警当时未看到双方写协议过程，后民警询问双方协议是否写好，双方均称已写好，没有问题，民警当时未见到该协议。当时周文芳提出还要朱一凡一方赔偿其受伤的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后民警就周文芳被朱一凡故意伤害一案所需要赔偿的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让双方谈，后朱一凡一方与周文芳均称已谈好，由朱一凡一方赔偿周文芳2万元医药费，其表示谅解。”一审法院从太仓市公安局调取询问笔录，其中2019年9月5日朱建红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警察询问：那周文芳为什么找你老公要钱？朱答：就是周文芳之前上门闹事被我儿子推了受伤了，我儿子被取保候审。当时周文芳说要我们给她30万，然后她才肯谅解，她说她谅解之后我儿子就没事。我老公没办法就答应了。后来她一直来问我们要求，我们没给她，所以她就来要钱了。警察询问：那后来为什么没给她钱？朱答：因为我认为周文芳问我们要这30万是在敲诈我们，是在用我儿子这个事情逼我们付钱来威胁我们，我叫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2020年3月5日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周文祥举证周某2019年12月3日出具的说明一份载明：“法官同志2019年11月19号我女儿周文芳要求我出庭作证，证言是她事先告诉我怎么说，我按她的要求做的，我说了违心的话，回来以后我觉得对不起儿子，我向法庭所说的不是事实，我要求收回我之前在法庭所说的话。”庭后一审法院依法向周某核实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周某陈述：“这份说明是我儿子、儿媳妇、我儿子请的女律师在华侨花园律师租住的房子里面写的，我儿子和媳妇把我带到律师那儿让我写的。说明上的内容是我媳妇教我写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媳妇的意思。我出庭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2020年4月2日开庭时周某出庭陈述该份说明是他儿子、儿媳妇还有他儿子的律师让他写的，不是他的真实想法。2020年3月7日周文祥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一份称：“3月5日开庭时向法庭出示的周某写的《说明》是我和周某两人单独相处时，他当着我的面亲自书写的，我也没有任何胁迫他的行为，他是自愿的。后来听说他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既然周某已经不愿意为我作证，我出具这份证据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周某书写的《说明》我不再作为证据提供。”另查明，2019年6月13日，周文芳与案外人朱一凡（周文祥儿子）在太仓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书》：“1、朱一凡支付周文芳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一切费用共贰万元，于2019年6月13日支付清；2、周文芳对朱一凡的行为表示谅解，并出具谅解书。3、双方民事纠纷自行协商解决，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9年9月6日周文芳与周文祥在太仓高新区派出所达成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周文芳与朱建红达成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以上事实有周文芳提供的《家庭协议》复印件、手机照片、常住人口登记表、治安调解协议、刑事和解协议书，周文祥提供的购房款缴税凭证、说明，证人证言，太仓市新区派出所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关于周文芳提供的《家庭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品。根据该案已查明的事实和其他证据一审法院确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说明可以证明，双方均向民警陈述已就房屋纠纷一事达成周文祥补偿周文芳30万元的协议，且明确表示该协议已写好。其次，根据朱建红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也证明周文祥已经答应补偿周文芳30万元的事实。最后，根据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该协议是三方在派出所亲自签署，与周文芳陈述一致。周文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周文祥此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周文祥辩称桃园三村6幢604室是周文祥出资购买，如是周某对周文祥的赠与，赠与也已完成，不存在撤销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周文祥对该房屋有出资，并不代表该房屋所有权归周文祥所有，该房屋优惠购买政策的享受者是周某，只能以周某的名义购买，最终也是登记在周某名下。其次，周文祥陈述为改善父亲周某的居住环境将该房屋出卖，购买了东仓花园的房屋供周某居住。周某也陈述周文祥说将该套房屋出售后，再买一套房子给他住。这说明周某并没有将该套房屋出售后的利益赠与周文祥的意思表示，对周文祥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周文芳、周文祥及案外人周某达成的《家庭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三方均应按协议履行，对周文芳诉请周文祥支付30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周文芳诉请周文祥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周文祥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周文芳利息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持原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应自2019年6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周文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周文芳30万元及利息（2019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5864元，由周文祥负担。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周文芳于2019年9月6日出具《承诺书》一份，具体内容为：“我上门骚扰朱一凡及其父母纯属于我无理取闹，本人现确认，我与朱一凡及其父母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或其他纠纷，我保证今后不再犯或向他们提出任何诉求，我同意承担医药费、误工费1000元。我向公检法机关提出撤案申请，不追究朱一凡刑事责任。我违反上述任何一条，应向朱建红承担不少于10万元的违约金。承诺人：周文芳2019年9月6日”二审中，周文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周文芳出具的承诺书，证明2019年9月6日周文芳因为殴打朱建红做了一份承诺，承认周文芳上门骚扰是她无理取闹。朱文芳确认其与周文祥夫妇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纠纷，保证不会提出任何诉求。事实上周文芳6月21日的时候向派出所出具了一份不予谅解朱一凡的说明，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朱一凡的刑事责任，而且也明确不会再向朱一凡父母要30万元。后来朱一凡的父母为了让周文芳确认这个事情，就让周文芳又写了一份书面的东西。因为本来30万只是双方口头协商，所以周文祥夫妇认为这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没有写的很明确，只是让周文芳写清楚没有纠纷，承诺书出具在家庭协议之后。2.周某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2020年6月5日周某书面确认2014年其向周文祥转账的卖房款是由周某本人亲自在银行柜面办理的，周某确认该转账款全部赠与其儿子周文祥。3.光盘一张，内容为2019年6月20日周文芳与周文祥之间的通话录音，证明周文芳自己多次提出不要30万，表示她将向派出所做不谅解的笔录。4.检察院案卷笔录，证明2009年6月21日，周文芳做笔录表示不谅解朱一凡，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实际上朱一凡与周文芳之间的纠纷已经订立了刑事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朱一凡赔偿周文芳2万元且已实际履行，周文芳将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周文芳针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针对承诺书，承诺书中仅仅是周文芳与朱一凡为了达成和解的效果，周文芳作出了一定的承诺，而且该承诺书当中仅是就朱一凡与周文芳的冲突做了承诺，与家庭协议中房款30万没有直接联系。2.针对情况说明，周某作为情况说明的说明人没有到庭，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也无法确认。3.关于通话录音，该份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周文祥在庭审中并未提交该录音的原始载体，其提交的通话录音文字版和录音内容不一致，仅截取了一部分，断章取义，不符合证据完整性、客观性要求。该录音中的30万元是否是家庭协议中的30万元无法确认，即便是家庭协议中周文祥应返还给周文芳的30万元，该款项是周某的售房款，与周文祥、朱一凡无关。即便录音真实，周文芳也是在催促周文祥尽快履行家庭协议，如果不履行，周文芳就不谅解朱一凡的刑事行为，继续追究朱一凡刑事责任。4.检察院案卷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周文祥、周文芳与案外人周某达成《家庭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各方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义务。周文祥认为周文芳提供的《家庭协议》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周文祥从未与周文芳签订过该协议。本院认为，书证应当提供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可以提供复制品。本案中，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周文芳、周文祥双方均向民警陈述周文祥就房屋纠纷一事补偿周文芳30万元，双方均明确表示协议已经签订好。另外，朱建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周文祥答应要给周文芳30万元的事实。周文芳、周文祥的父亲周某一审中也陈述三方在派出所签订了该协议，与周文芳的陈述一致。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家庭协议》的真实性，周文芳要求周文祥支付3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应予以支持。周文祥上诉主张周文芳已明确放弃主张30万元的权利。本院认为，承诺书系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签订，周文祥提供的电话录音不完整，根据承诺书和电话录音的内容，周文芳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家庭协议》中的30万元，因此周文祥认为周文芳放弃要求其支付3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周文祥上诉主张周某将房屋出售款项转账给周文祥，是对周文祥夫妇的赠与，赠与已经完成，不能撤销。本院认为，周文祥出资购房案桃园三村的房屋，但房屋优惠政策的享有者是周某，房屋也最终登记在周某名下，周某将房屋出售后虽将房屋款项转账给周文祥，但不能以此推定将房款赠与了周文祥，且结合周某一审中的陈述及《家庭协议》中周文芳、周文祥、周某签字确认的内容，本院对于周文祥主张的周某将房屋出售款项赠与周文祥夫妇不予采信。二审中周文祥虽提供了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但周某二审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结合一审中周某曾做过反复陈述，本院对于二审中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周文祥上诉主张本案案由和法律关系错误，本院认为，周文祥、周文芳、周某三方签订《家庭协议》，明确由周文祥将房款利润部分30万元支付给周文芳，周文芳现主张返还款项，本案案由为财产返还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周文祥的妻子朱建红要求二审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本院认为，案涉协议三方主体为周文祥、周文芳、周某，根据协议内容，周某将桃园三村房屋利润部分进行分配，与朱建红并无关联性。另，结合公安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朱建红在公安部门做的调查笔录，朱建红对于由周文祥支付周文芳30万元款项是知情并同意的，故一审未将朱建红追加为当事人并无不当，本院对于其要求参与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周文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4元，由上诉人周文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稚群审 判 员 郑 雄审 判 员 黄学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柳 璐书 记 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