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13民初212号原告：毕句宝，男，汉族，1958年2月1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3208301958××××××××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告：陈福珍，女，汉族，1959年2月20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告：毕某1，女，汉族，2010年5月3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法定代理人：杨某，女，汉族，1988年12月26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庭辉，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安，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毕某2，女，汉族，2008年10月8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句宝，身份信息同上。（系原告毕某2祖父）被告：沈美婷，女，汉族，1990年11月5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亮，江苏钟鸣（金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旭晖，女，汉族，1991年4月1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梅花，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燕，女，汉族，1989年8月7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卓鹏，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彬，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燕，女，1989年9月2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震，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窦玲，女，汉族，1986年1月28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昭，江苏钟鸣（金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嘉钰，江苏钟鸣（金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蓓，女，汉族，1981年11月14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原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诉沈美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调查情况，本案依法追加了毕某2为本案原告，原告另申请追加了蒋旭晖、王燕、陈燕、窦玲、王蓓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句宝（亦系毕某2的委托代理人）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庭辉、陈一安，被告沈美婷的委托代理人张小亮，被告蒋旭晖的委托代理人耿梅花，被告王燕的委托代理人温卓鹏，被告陈燕的委托代理人袁震，被告窦玲的委托代理人章昭、丁嘉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蓓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因审理需要，本院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句宝（亦系毕某2的委托代理人）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的委托代理人陈一安，被告沈美婷的委托代理人张小亮，被告蒋旭晖的委托代理人耿梅花，被告王燕的委托代理人周彬，被告陈燕的委托代理人袁震，被告窦玲的委托代理人章昭、丁嘉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蓓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毕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人民币578749.1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死者毕贯洋，毕句宝系其父亲，陈福珍系其母亲，毕某1系其女儿，杨某系毕某1母亲。2019年10月1日下午六、七点，被告打电话请毕贯洋到金坛吾悦广场的某酒吧喝酒。毕贯洋与被告等多人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二点多，当时毕贯洋已经醉酒，包括被告在内的多人丢下毕贯洋不管不顾，导致毕贯洋醉酒后溺水而死亡。2019年10月4日，毕贯洋的尸体被人发现在吾悦华府南侧河里。经刑警大队现场勘查、法医对尸表检查，并对毕贯洋的心血进行化验，己排除他杀。原告认为：在共同饮酒的前提下，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应尽到提醒、劝阻、照顾、送到安全目的地等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对未能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毕贯洋溺水死亡，被告应对毕贯洋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原告诉求。被告沈美婷辩称：毕贯洋的死亡和沈美婷没有因果关系，本案只是一次普通的聚会，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只是由于毕贯洋意外死亡才产生矛盾，沈美婷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共同饮酒者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只存在道德上的义务。1.在饮酒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劝酒的行为，在沈美婷离开时只喝了一箱啤酒，7个人喝啤酒，而且毕贯洋酒量还可以，送沈美婷下楼离开时也很正常；2.沈美婷当晚11点半左右离开酒吧，毕贯洋没有醉酒的表现，沈美婷离开后毕贯洋又喝了两三个小时，在这期间喝多少酒与沈美婷没有关系，沈美婷也通过微信让其早点回家；3.聚会结束后，如果毕贯洋醉酒，最后在场其他人应当有义务送毕贯洋回家，最后走的人没有管毕贯洋，导致其醉酒溺亡，最后走的人需承担责任。本案的实际组织者是蒋旭晖，是其联系沈美婷让找毕贯洋和其他人一起去喝酒唱歌，沈美婷只是联系下其他人，并不是真正的组织者。被告蒋旭晖辩称：1、根据死亡证明，毕贯洋的尸体于2019年10月4日被人发现在吾悦华府南侧河里，证明其系溺水死亡，排除他杀的可能，同时也证明了其死亡不是因共同饮酒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不排除自杀可能；2、共同饮酒是正常的社交活动，并不必然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饮酒行为属于制造风险的行为，有力控制这一风险的人应是饮酒者本人，而非参与饮酒者，且我国法律并未就共同饮酒者设立安全保障义务，故被告虽与毕贯洋共同饮酒，但没有过错，并不构成侵权。沈美婷与毕贯洋系男女朋友关系，我和沈美婷原系邻居，沈美婷告诉我谈一个男友，让我帮忙参考一下，我基于情谊赴约，订包厢的并不是我，结账的是毕贯洋，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两者关系。聚会中我于22时44分离开，我离开后有多人至该包厢并进行饮酒，直至第二日凌晨2时06分离开，对我离开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饮酒行为无法控制，且在本案中我并不存在恶意劝酒或者斗酒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3、按照侵权的四要件，我参加饮酒系普通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感情的情谊行为，毕贯洋的自主饮酒行为并非是在我的强迫、欺诈或引诱下实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故请求驳回对我的诉请。被告王燕辩称：我和被告蒋旭晖系朋友关系，是因被告蒋旭晖的邀请来到案涉包厢，与进入包厢的其他人不相识，与毕贯洋没有关系，我在案涉包厢逗留时间较短，在我离开包厢后不到一个小时，毕贯洋送被告沈美婷离开包厢，并和被告陈燕一起回到包厢的整个过程，可以反映毕贯洋的肢体动作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醉酒的迹象，被告王燕在包厢内虽然有饮酒的行为，但没有劝酒，其行为并不会产生相应的注意义务，我没有过错，毕贯洋的死亡与我的饮酒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毕贯洋的死亡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进入包厢的人数远超过本案的被告人数，原告放弃向本案以外的人主张权利，相应的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请求法庭驳回对我的诉请。被告陈燕辩称：毕贯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导致的后果是明知的，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被告沈美婷走后已经劝毕贯洋尽早离开，且在酒散之后问过毕贯洋需不需要送他回去，精神状态是否可好，毕贯洋称很好，不需要送其回家，可以看出毕贯洋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我不需要对毕贯洋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请。被告窦玲辩称：1、我系某酒吧的经营者，2019年10月1日20点50分左右，毕贯洋与另五被告陆续至酒吧饮酒，直至第二天凌晨，我和被告陈燕等到毕贯洋离开时共同离开酒吧，曾经主动问过是否需要送其回家，但其称已经叫车，所以我和陈燕才共同打车离开；2、我并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与毕贯洋并不相识，我到包厢系作为酒吧经营者到顾客包厢打招呼，并未对毕贯洋劝酒，且其离开酒吧时意识仍然是清醒的，尚能够独立下楼、叫车，说明饮酒行为并未导致其行为及辨认能力的丧失，难以排除系其他原因导致溺水死亡，不能因此认定其死亡结果与我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作为酒吧的经营者，我等待毕贯洋消费结束，见其精神良好且拒绝护送才离开，已尽到注意、劝阻义务，故死亡结果难以预见，也不存在主观的上过失；3、原告称毕贯洋离开酒吧时醉酒，与事实不符，当时他处于清醒状态，我也并没有扔下他不管不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请。被告王蓓未到庭也未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无异议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日晚8时30分后，被告沈美婷、被告王蓓、被告陈燕至某酒吧包厢，不久毕贯洋至该包厢相聚，9时左右，被告蒋旭晖与王燕至该包厢，被告窦玲系该酒吧老板娘，七人在该包厢内饮酒、唱歌、玩游戏。当晚22时44分左右，被告蒋旭晖与王燕因第二天需要上班，提前离开该酒吧。23时34分左右，被告沈美婷离开该酒吧，毕贯洋送其离开后又回到酒吧。后毕贯洋、陈燕、窦玲继续留在该包厢，次日即2019年10月2日凌晨2时左右，三人一起离开酒吧，其中陈燕、窦玲共同打车离开。当晚消费共计1500元，由毕贯洋支付。根据各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庭审情况，当晚消费两箱48瓶啤酒，沈美婷称毕贯洋当晚喝了10-12瓶左右，自己喝了3-4瓶左右，被告窦玲称酒没有喝完，还有十几瓶存放在酒吧。2019年10月2日，毕贯洋家人报警称毕贯洋从北戴新村出走至今未归，2019年10月4日，毕贯洋的尸体被人发现在吾悦华府南侧河里。经刑警大队现场勘查、法医对尸表检查，未见明显损失和异常，并且对毕贯洋的心血进行化验，己排除他杀。根据常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常公物鉴（毒物）字（2019）935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送检的毕贯洋的血样中检出乙醇成份，其含量为251.0毫克/100毫升”。关于当晚共同聚会的七个人之间的关系，沈美婷和毕贯洋系朋友关系，被告蒋旭晖称沈美婷和毕贯洋系男女朋友关系；沈美婷和蒋旭晖系邻居关系，蒋旭晖在喝酒当晚之前通过沈美婷见过毕贯洋一次，除沈美婷和蒋旭晖外，毕贯洋和其他人并不相识；陈燕和窦玲系朋友关系。当晚，王燕系随蒋旭晖参加聚会，与其他人并不熟悉，王蓓系随陈燕参加聚会，与其他人并不熟悉。被告沈美婷在庭审中称在回家后通过微信提醒过毕贯洋要少喝酒早点回家，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另根据沈美婷和蒋旭晖于2019年10月1日下午四时以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蒋旭晖“叫毕灌阳晚上出来玩玩撒，他喝酒好玩的”，沈美婷“玩什么”，蒋旭晖“国庆无聊的”，沈美婷“好的为”，蒋旭晖“晚上不找他活动下阿，他请她们都请的欢的，还跟他们把房间开好一条龙服务的”，沈美婷“我问下”，蒋旭晖“不要告诉我，他已经约好活动了”沈美婷“人家在常州，你把人家叫回来不郁闷啊，你说要喝酒的”，蒋旭晖“喝的，叫上春春阿”。另查明，原告毕句宝和原告陈福珍共生育女儿毕贯红和儿子毕贯洋两个子女。原告毕某2系毕贯洋和申娟未婚所育之女。原告毕某1系毕贯洋和杨某的婚生女儿，毕贯洋和杨某已离婚。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对于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毕贯洋的死亡是否与喝酒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常州市公安局对毕贯洋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化验后出具《检验报告》,检出乙醇成份。根据公安机关的相关调查材料和检验报告，含量高达251.0mg/100ml，结合本案案情,毕贯洋10月1日晚在某酒吧聚会喝酒后于次日凌晨2时左右离开后，其家人在10月2日发现其失联后即报警，后毕贯洋被发现在距离酒吧不远的南侧河中死亡,排除他杀可能，也无证据显示其有自杀倾向，可以认定毕贯洋的死亡与当晚喝酒存在因果关系。二、对于被告沈美婷、蒋旭晖、王燕、陈燕、窦玲、王蓓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共同饮酒属于情谊行为，虽是法律层面之外的生活事实，但是并不代表绝对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事发当天蒋旭晖主动提出想约毕贯洋喝酒,后沈美婷出面约毕贯洋赴约，并通过被告陈燕和窦玲预定了酒吧，其他被告分不同时间前往酒吧加入酒局,其中王燕系随蒋旭晖赴约，王蓓系随陈燕赴约，七人之间系共同饮酒关系。单纯的共同饮酒并不能使共饮人之间形成特定的法律关系,但是当其中的共饮人处于醉酒状态时,其他共饮人应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即饮酒中的提醒、劝阻义务以及饮酒后的护送、通知、照顾义务。本案中，通过被告沈美婷和蒋旭晖的聊天记录、当晚预定酒吧、聚会人员之间关系等综合情形，被告沈美婷和蒋旭晖均系此次聚会的组织者和召集者，由此产生了注意义务，共同喝酒过程中行为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安全注意义务，不是以饮酒多少或有无饮酒来判定责任的承担或免除。被告蒋旭晖虽然在当晚10时40分左右即离开，被告沈美婷也在11时30分后离开，但作为宴会组织者疏于对毕贯洋妥善安置，没有考虑到毕贯洋和剩余人员并不熟悉，回到家后也未对毕贯洋有提醒、关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为最后离开酒吧的陈燕和窦玲，声称一起下楼后毕贯洋正在打车离开，但在明知毕贯洋长时间参加聚会并饮酒且在凌晨2时人的精神状态欠佳的情形之下，并没有亲眼看着毕贯洋安全离开而是先行离开，致毕贯洋酒后在无人照看的情形下坠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当晚参加聚会的王燕和王蓓，其与毕贯洋并不熟识，参加聚会时间较短，且两人离开时间较早，故被告王燕和王蓓不承担责任。关于到庭参加诉讼的五个被告均称当晚还有人出入酒吧也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从监控视频虽然可以看出确有其他人出入过包厢，但时间均短暂，故该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四原告的合理损失及责任承担问题因毕贯洋死亡，四原告作为其近亲属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1.死亡赔偿金1049203元，毕贯洋死亡时未满60周岁，死亡赔偿金应计算20年。2019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为23836元，经营净收入为5636元，2019年全省平均负担数为1.78，经计算死亡赔偿金为（23836+5636）×1.78×20年=1049203元。2019年全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6697元。根据相关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仅在死亡赔偿金中列支，不再计入损失总额。毕贯洋相关被扶养人生活费情况如下：父亲毕句宝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697元×19年÷2人=253621.5元。母亲陈富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697元×20年÷2人=266970元。女儿毕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697元×9年÷2人＝120136.5元。女儿毕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6697元×7年÷2人＝93439.5元。2.丧葬费43295元，2018年度城镇居民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6590元，丧葬费按照该标准计算6个月。3.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结合原告的家庭情况，本院酌定5000元。4.交通费原告未提交证据，但考虑到家属办理丧事需产生的费用，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5.住宿费3000元，原告虽未能提交相应票据，考虑到其它家属自外地回来协助老人在丧事处理过程中确实会产生一定的住宿费用，本院对原告住宿费2000元的主张予以认可。6、因毕贯洋死亡，给其家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金为50000元。如前所述理由，原告方的各项损失共计1152498元，由本院相关各方过错、责任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问题。其中，毕贯洋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自己的酒量应当是清楚的，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清楚的认识，在聚会饮酒时应自我控制和约束。由于其未能对自己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造成自身死亡的后果，其存在重大过错，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死者自身承担90%的责任。被告沈美婷、蒋旭晖、陈燕、窦玲四个被告承担10%为限。关于四被告之间的责任分配及承担责任方式问题，由被告蒋旭晖提议约毕贯洋出来喝酒，被告沈美婷具体落实，陈燕及窦玲与毕贯洋最后一起离开等综合情形考虑，四被告的行为构成共同过失，没有尽到确保毕贯洋安全的注意义务,应当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计赔偿115249.8元，四被告的行为作用相当，故每人各自赔偿2.5%即28812.45元，四人之间互负连带责任并应及时给付。据此，本院为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美婷、蒋旭晖、陈燕、窦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各自赔偿原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毕某2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住宿费、交通费各项损失人民币28812.45元（共计赔偿115249.8元），被告沈美婷、蒋旭晖、陈燕、窦玲之间互负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毕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沈美婷、蒋旭晖、陈燕、窦玲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87元，由原告毕句宝、陈福珍、毕某1、毕某2负担7675元，由被告沈美婷、蒋旭晖、陈燕、窦玲各自负担478元（共计承担1912元），并互负连带责任。（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四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费。审 判 长  王 蕊人民陪审员  岳锡林人民陪审员  虞惠萍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肖 乔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