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181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公绪彦，男，196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仕文，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杰青，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公绪营，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刚，临沂河东元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晴，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公绪彦因与被申诉人公绪营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已生效的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民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鲁民监44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诉人公绪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仕文、平杰青，被申诉人公绪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刚、赵宇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绪彦申诉请求：1.撤销（2014）临民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2011）临民一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2010）河民初字第344号民事判决；2.确认公绪彦系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并判令公绪营将无权占有的土地返还给公绪彦；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公绪营承担。事实与理由：1.公绪营主张因承包地必须有种植经验的才能承包，所以借用申诉人名义签订合同，签合同时其交纳租赁费12673元，并没有证据证明。公绪营的陈述也不符合逻辑。首先，公绪营主张自己是23.47亩的实际承租人，那么根据合同约定，每三年租赁费为12673元，12年租赁费应为50692元，其给了公绪彦1万元去交不符合常理；其次，公绪营承租并交租赁费、交耕地占用税，自己却只占3亩，让公绪彦免费占用20余亩，这也不符合正常逻辑。再次，既然公绪营称其是实际承租人，为何把租赁合同原件、交纳租金四次（9年）的票据原件均由公绪彦保管，这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公绪营始终没有提供必须有种植经验的才能承包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也没有证据证明承包费资金来源及给付过公绪彦1万元的相关证据。公绪营签合同，交纳第一笔租赁费的行为，均是代公绪彦所为，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第一、二款规定，应认定公绪彦系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其对23.47亩土地享有使用权，公绪营属于无权占有，应当依法返还。2.公绪营在涉案合同上的签字及手印，是公绪彦委托公绪营代签。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张家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据形式上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没有具体的制作人签名，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关于公绪营交纳了3亩耕地占用税7600元的证据，该证据本身就存疑，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第7条规定，乙方只交纳租赁费，不承担合同外任何费用，如果公绪营是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为何作为甲方的河东区九曲街道张家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不要求公绪营对23.47亩耕地全部交纳占用使用税。退一步讲，即使该完税证明合法，该证据只能证明经公绪营之手交纳了3亩耕地占用税7600元，无法直接证明公绪营就是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乙方。再审判决只因公绪营提供了一张不合法、不合理的耕地占用税凭证，就直接认定公绪营已履行合同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关联性认定错误。3.一审、二审时公绪彦的诉讼请求范围为：请求法院判令公绪营返还实际占用的3亩左右的土地。然而，原审抛开公绪彦的具体诉讼请求，依据公绪营交纳了3亩耕地占用税7600元，便以偏概全的推及认定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应为公绪营，公绪营是合同的当事人。该判决导致公绪彦不仅诉讼请求没有支持，就连公绪彦实际承租占有的20余亩土地也被判决属于无权占有公绪营的。综上所述，一、二、再审判决所依据的定案证据错误，判决超出了公绪彦的诉讼请求，在公绪彦提供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认定公绪彦证明不能，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公绪营辩称，公绪彦的申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且在另案中，该土地承包权已经全部判归公绪营占有和使用。请求驳回公绪彦的申诉请求。 公绪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公绪营返还占用的承包地，诉讼费用由公绪营负担。 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02年6月30日，公绪营以公绪彦的名义同村委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公绪营在合同的文末“乙方”处签署了公绪彦的曾用名字“公绪艳”，并在该名字上捺印。合同签订前后，公绪营向村委交纳了部分承包费，后来该承包地上建设了大棚、平房、鸡舍等。2007年公绪营向村委交纳耕地占用税7600元。公绪彦于2010年1月11日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公绪营返还其承包土地。 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绪营以公绪彦的名义同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对此，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张家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予以证实，且公绪彦对该合同上的签字及手印系公绪营所为的事实予以认可。公绪彦诉称，因当时在胡庄搞大棚，所以让公绪营代签的合同，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公绪彦的此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系占有物返还纠纷，公绪彦主张该承包地系其承包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作出（2010）河民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驳回公绪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公绪彦负担。 公绪彦上诉至二审法院，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主要焦点是公绪彦是否是争议土地的租赁人。根据土地租赁合同所载明的当事人，承包方名字是公绪彦，而非公绪营。但是双方均认可合同的实际签订人是公绪营，而非公绪彦。签订合同时租赁费也是公绪营交纳。公绪彦称其委托公绪营交纳，公绪营对此否认，公绪彦也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由此可以认定争议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应为公绪营，公绪营是合同的当事人。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张家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及证人证言均证实该事实。公绪彦对本案争议的土地并不享有承包权，其主张要求返还公绪营占有的土地，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公绪彦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作出（2011）临民一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公绪彦负担。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终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同原一审、二审查明事实外，另查明：申诉过程中，公绪彦为证明其承包了涉案的23.47亩土地，向检察机关提供了时任村委书记张立菊、时任村委会计张茂奎、时任村委主任张某分别于2012年2月2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张立菊证明：当时听其他村民说公绪彦承包了20多亩地，没有听说公绪营承包土地；张茂奎证明：公绪彦曾向张家斜坊村委报名表示要承包土地，并亲自参加了一次关于承包年限的村委会议，其本人参加了承包土地（包括公绪彦的土地）的丈量，公绪营去签合同时写了公绪彦的名字，当时村里没有要求必须有种植经验才能承包土地；张某证明：2002年上半年村里调整一部分土地对村民发包，公绪彦当时不在家，想承包土地就让他的弟弟公绪营代办，由公绪营出面在村委以公绪彦的名字落款签了承包合同并交了承包费。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对于涉案争议的土地，从村委2002年6月30日对外出租土地的合同约定内容看，该宗争议土地系与公绪彦另外占有使用的20余亩土地共同作为同一标的出租，公绪营主张上述合同约定的土地系其承租并因村委提出的需要大棚种植经验才签署了公绪彦的名字，并提交了所在村委于2010年3月7日出具的因公绪彦有大棚种植经验因而公绪营签约时使用公绪彦名字的证明，但该证明与时任村支书张立菊、村会计张茂奎、村主任张某等村支两委成员所证实的签约时的情形不相符，公绪营据此提出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上述合同签订后，公绪营向村委交纳了部分承包费，对此时任村委会计张某的证言也予以了佐证。合同约定土地交付使用后，公绪彦使用了约定土地中的20余亩，公绪营使用了其中的约3亩，一直使用至2009年12月20日公绪彦以涉案纠纷提起诉讼。期间，相关部门于2007年12月13日向公绪营收取其实际占用约3亩耕地的占用税，其中注明应税面积为1999.8平方米，上述情形足以证实在前述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二人实际分割使用土地的事实。且自公绪营实际使用土地至公绪彦提起诉讼，时间近七年，期间公绪彦一直未要求返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对公绪营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并占有使用部分土地的认可。原一、二审以公绪彦要求返还原物的诉求证据不足的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其中二审判决书中关于“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应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合同的当事人”的表述不妥，予以纠正。综上，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以及公绪彦的申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作出（2014）临民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维持（2011）临民一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 本院再审过程中，公绪彦提交以下证据：1.2002年5月的银行贷款材料，证明公绪彦为承包涉案土地的资金来源,贷款用途为承包费。2.九曲农商银行原安居分社主任崔某的证言以及说明一份（出具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证明公绪彦2002年贷款的用途为承包土地,与证据1相佐证，公绪彦是涉案土地租金的实际支付人。3.李存霞、张华文、苏宝线的证言，证明2002年开始向公绪彦承包的涉案土地运送空心砖，这和公绪彦起诉状所称的2002年承包土地，2003年部分让公绪营使用的时间相吻合。可以印证公绪彦系实际承包人。4.2016年9月2日村委会的会议记录、集体土地使用权申请认可承诺书，证明村委会仍认可且只认可公绪彦为23.47亩土地的承包权人。同时可以证明公绪营一审时提供的村委会证明系伪证。公绪营质证认为，证据1是照片打印加盖公章，无法核实公章的真实性，且借款用途为扩建大棚，地点为胡庄，当时公绪彦在胡庄承包大棚，承包期限为1998.10-2008.10，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3，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才能证明其陈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证据4，证据形式系复印件，且会议记录中并没有五个人的签字，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在认可承诺书中，并没有明确写明公绪彦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位置，无法证明关联性。本院认为，公绪彦提交的贷款资料上加盖了金融机构的公章，具备真实性，但资料中显示贷款用途为扩建大棚，地点是胡庄，无法证明与本案土地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公绪彦提交的证据2、3系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公绪彦提交的证据4村委会议记录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与加盖村委会公章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申请认可陈诺书》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 公绪营提交视频资料一份，其母亲作证公绪营承包土地的事实。公绪彦认为母亲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村委的工作人员，其证言仅是个人理解，也未出庭作证，对该视频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公绪营母亲未出庭接受询问，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 另公绪彦申请证人张某（时任村委会主任）出庭作证，张某作证当年村里对外发包土地的时候，对承包人的资格虽要求有承包经验或者组织经验，但存在无经验的人承包的情况，公绪营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承包。公绪营对张某证言质证称，张某对自己的具体任职时间都记不清了，那么对土地发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详细的陈述，其证言没有事实依据。公绪营申请证人李某（时任村支部书记）出庭作证，李某作证称，当年承包时，公绪营到村委说他想承包一块土地进行养殖种植，也是符合当时的政策，正好也有地，公绪营交了1万块的押金并签的合同，签的名字是公绪彦的名字。我当时问他为什么签他哥的名字，公绪营说公绪彦有种植经验。如果公绪营以个人名义承包，村里也会承包给他。公绪彦对李某的证言质证称，李某证言前后矛盾，一开始说有种植经验的承包，后来又说谁都可以，又说唯有公绪彦不可以，这说明他对公绪彦有成见，证言丧失了客观公平性。本院认为，张某与李某均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其证言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人证言均证明公绪营当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承包案涉土地。 另查明，公绪营于2012年起诉要求公绪彦返还其土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3民终75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4）临民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系公绪营，并判决公绪彦返还公绪营涉案20余亩土地。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23.47亩土地的租赁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认定。 本院认为，首先，从合同的签订情况来看，案涉租赁合同虽系公绪营所签订，但合同中载明的承包人为公绪彦，公绪营主张系借用公绪彦之名承包土地，但根据时任村委会主任张某及支部书记李某出庭时的证言，公绪营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承包土地，不存在借用公绪彦之名签订合同的必要性，且公绪彦也否认借名的事实，在公绪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合同的情况下，应当以合同的约定作为判断合同主体的基本依据。其次，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原件及交纳承包费的单据原件均由公绪彦持有，更符合公绪彦作为合同主体的权利外观。这与公绪营主张的借名承包、其为实际承包人的情形不符。再次，从土地的使用情况来看，公绪彦一直耕种使用涉案土地的大部分（20亩左右）直至（2017）鲁13民终750号案件执行。而公绪营仅使用了其中约3亩的土地。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人应认定为公绪彦，原一、二审认定为公绪营证据不足。再审判决虽认定“其中二审判决书中关于‘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应为被上诉人（公绪营），被上诉人是合同的当事人’的表述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但并未对合同的主体作出明确认定存在不当之处。 但是原审考虑到公绪彦与公绪营的兄弟亲情，且二人实际分割使用土地多年，公绪营一直实际使用其中3亩左右的土地并加盖了地上建筑物，亦向村委会交纳了该3亩左右土地的耕地使用税。原审驳回公绪彦要求公绪营腾退3亩左右土地的诉讼请求，保持双方分割使用案涉土地的现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公绪营又起诉公绪彦腾退约20亩土地之诉，公绪彦可另行申诉。 综上，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民再字第6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志芹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李召亮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郭 敏